L·S·斯塔夫裡阿諾斯

《全球通史》

目錄

1500年前的世界

第一編　文明之前的人類

第一章　引言：世界史的性質
第二章　人類——食物採集者

第三章　人類——食物生產者

第二編　歐亞大陸的古代文明

第四章　古代文明的起源
第五章　古代文明諸類型

第六章　古代文明的結束

第三編　歐亞大陸的古典文明

第七章　最初的歐亞文化高度發達的核心區
第八章　希臘和羅馬的文明（上）

第八章　希臘和羅馬的文明（下）

第九章　印度文明

第十章　中國文明

第十一章　古典文明的終結

第四編　歐亞大陸的中世紀文明

第十二章　歐亞大陸文化高度發達的核心區
第十三章　伊斯蘭教的興起

第十四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

第十五章　傳統的拜占廷文明

第十六章　傳統的儒家文明

第十七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第五編　1500年以前的非歐亞大陸世界

第十八章　非洲
第十九章　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

第二十章　歐洲擴張前夕的世界

後記

1500年後的世界

中文版前言
序言

第一編　1500年以前諸孤立地區的世界

第一章　導言：從地區史到全球史
第二章　西歐擴張的根源

第三章　西歐擴張時的穆斯林世界

第四章　西方擴張時的儒家世界

第五章　西方擴張時的非歐亞大陸世界

第二編　新興西方的世界

第六章　西歐的擴張：伊比利亞階段
第七章　西歐的擴張：荷蘭、法國、英國階段

第八章　俄國在亞洲的擴張

第九章　這一時期對世界歷史的意義

第三編　西方據優勢地位時的世界

第十章　科學革命
第十一章　工業革命（上）

第十一章　工業革命（下）

第十二章　政治革命（上）

第十二章　政治革命（下）

第十三章　俄國

第十四章　中東

第十五章　印度

第十六章　中國和日本

第十七章　非洲

第十八章　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上）

第十八章　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下）

第十九章　這一時期對世界歷史的意義

第四編　1914年以來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

第二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全球性的影響（上）
第二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全球性的影響（下）

第二十一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義起義

第二十二章　1929年以前歐洲的革命與和解

第二十三章　五年計劃和大蕭條

第二十四章　走向戰爭

第二十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性的影響

第二十六章　從大同盟到冷戰

第二十七章　諸帝國的終止（上）

第二十七章　諸帝國的終止（下）

第二十八章　兩極分化的結束

第二十九章　西方的衰落與成功

後記：我們的黃金時代嗎？
後記

1500年前的世界

第一編

文明之前的人類

本書的第一編論述人類在文明之前的200萬年的歷史，其餘卷編論述不足6000年的人類文明史。因此，本書顯然是以最短的篇幅來論述人類進化過程中最漫長的時期，筆者之所以偏重人類的文明史，是因為人類歷史的發展速度一直在不斷加快。地質年代以數十億年為計算單位，人類史前時代以數千年為計算單位，而自從文明到來之後，紀年單位不斷縮小，已是以數百年甚至數十年為計算單位。時至今日，每天都有重大的事件無休無止地蜂擁而來，無情地包圍着我們。變化之速確實已經引起了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人類是否能迅速適應變化，以避免被淘汰甚至被滅絶的命運呢？

由於諸重大事件發展的不平衡性，本書的研究也有所側重。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就可以因此而低估史前時代所發生的一切的意義。在史前時代的千萬年中，有兩大發展為以後的全部歷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一是靈長類逐漸轉變為人類，即人類的祖先轉變為真正的人類；其二是原始人從靠大自然恩施的食物採集者轉變為日益擺脫大自然束縛、掌握自己命運的食物生產者。這兩件劃時代的大事，即人類的形成和農業的產生，就是第一編前二章要討論的主題。

雖然早期的人類邁出了決定性的第一步，為以後的發展提供了先決的條件，但這畢竟只是最初的步伐。在轉變為能夠思維的動物的過程中，人類學會了使用語言、工具和火；在轉變為食物生產者的過程中，人類學會了種植、學會了使用鋤頭和鐮刀。這些技術的獲得使人類從周圍的動物中分離出來，但是，與後來的技術相比，這些技術還是最原始的。如果在現代的計算機或宇宙飛船的旁邊放上一把石斧或石鐮，就會顯出兩者間的霄壤之別。這種差別雖不言自明，然在這裡強調一下還是必要的。因為它說明了人類活動範圍的逐步擴展，這種擴展在本書各編的引言中也都特別提到了。

技術愈原始，其使用範圍也就愈有限；反之，技術愈先進，其使用範圍也就愈廣闊。史前時代，食物採集者的活動只能侷限在進行狩獵活動的方圓數英里內；原始耕作者的活動只能侷限在自己所在的村落及周圍的田野和牧場上。因此，史前時代人類各群體的活動範圍可以說是"地方性"的。本書後面各編和《1500年以來的世界》一書中所記述的人類後期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人類的活動範圍如何從當地擴展到地區、擴展到各地區之間，進而擴展到全球、擴展到星際的歷史。

第一章

引言：世界史的性質

……世界史不僅僅是世界各地區史的總和，若將其分割再分割，就會改變其性質，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學成份，便不再成其為水，而成了氫和氧。

傑弗裡·巴勒克拉夫

本書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點就在於：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國家或地區的歷史；關注的是整個人類，而不是侷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書的觀點，就如一位棲身月球的觀察者從整體上對我們所在的球體進行考察時形成的觀點，因而，與居住倫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觀察者的觀點判然不同。

一、世界史的目的

對歷史進行全球性深索的方法是現代歷史編纂學的嶄新起點。從十八世紀啟蒙時代起，歷史研究注重國別史，而不注重人類史。但是近年來，當代各重大事件的全球性日益顯著，人們對世界史的興趣也隨之大增。由於宇航員幾小時內即可繞地球飛行一周，甚至登上月球，由於報上刊載的有關亞非的文章，其數量並不少於有關歐美的文章，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觀察歷史的視野必須愈益擴大。要瞭解這個名符其實的"一個整體"的世界，研究世界史顯然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人們之所以致力於世界史的研究，並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實用價值。同樣重要的是，人類歷史自始便具有一種個容忽視，必須承認的基本的統一性。要確切認識西方的歷史或非西方的歷史，沒有一個包含這兩者的全球性觀點是不行的識有運用全球性觀點，才能瞭解各民族在各時代中相互影響的程度，以及這種相互影響對決定人類歷臾進程所起的重大作用。

確實，這種相互影響在哥倫布和達·伽馬進行海道探險之前，是時斷時續，微不足道的。哥倫布、達·伽馬及其後繼者在短短幾十年間使世界各地區開始直接交往，這種交往日益頻繁，持續至今。與此相反，1500年以前的各人類社會均處于不同程度的彼此隔離的狀態之中。不過，這種閉塞狀態從來不是絶對的。早在歐洲人地理大發現之前的漫長數千年中，人類各部分實際上已在相互影響，只是相互影響的程度隨歷史時期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異。本書論述1500年之前的歷史時期，本書的主題實質上就是由這一時期中人類各部分相互影響的詳細情況構減的。1500年以後，由於人類的通訊聯繫日漸加強、交通工具不斷髮達，整個地球以加速度日益縮小，現在，竟被人們稱為"宇宙飛船式的地球"或"地球村"。

二、世界史的結構

如果說世界史是全人類共同的歷史，那麼，便產生這樣一個問題：是否可以在課堂裡講授世界史呢？常有人發表這樣的看法，按其定義說來，世界史當包羅一切國家和地區的文明史，它包含的內容過于浩繁，因此不適宜在課堂裡講授。也有人指出，僅僅教西方文明史就已感到難以應付，如何還能把其他地區如中國、印度和中東的文明史也都包括進去呢？當然，回答只有一個"不能"，只能說，按照這種定義的世界史顯然是無法在課堂裡講授的。但是，上述定義並不准確，實屬誤解。正如西方歷史不是西方各國歷史的總和，世界歷史也不是世界上各種文明的總和。
如果研究西方文明須逐一考察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巴爾幹半島等國家和地區的歷史，那麼這一研究顯然會行不通。但實際上這一研究是可行的，因為我們不能採用搭積木式的方法，而應把研究的重點放在對整個西方發生影響的那些歷史力量或歷史運動之上，諸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十字軍東侵、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法國革命、科學和工業革命，等等。研究世界史也同樣如此，不過，世界史的舞台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地區，因此，研究重點應放在那些具有世界性影響的運動之上。

例如，舊石器時代，人類在非洲大陸上出現，並逐漸擴散到歐亞大陸、澳大利亞和南北美洲。新石器時代，農業取得了決定性進展，隨即產生了金屬製造和其他各種技術，從而導致了城市生活和文明的產生。這些技術發源於中東，並向四周擴散，從而發展了歐亞大陸諸偉大的文明，包括中國文明、印度文明、中東文明和歐洲文明。雖然這些文明由於某些強大的、跨地區的歷史力量，諸如希臘文化、基督教、怫教和來自歐亞大陸中部大草原的遊牧部族的多次入侵，而程度不同他相互影響，但幾千年來，它們的發展一直是平行而獨立的。1500年以後，歐亞大陸的這種平衡狀態逐漸為由新興的西方促成的全球性一體化狀態所取代，這種一體化狀態在19世紀時發展到頂點，轉而導致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霸權。20世紀的歷史，實質上是日甚一日地反對世界霸權的歷史，是西方的技術和思想的迅速傳播迫使人們冒險探索一條通向新的世界平衡的道路的歷史。以上是世界史的基本原理和結構的簡要說明。

三、世界歷史地理

正如世界史通常被認為是世界各地區文明史的總和，世界歷史地理也被認為是構成地球表面的各大陸地理的總和。其實；後一種觀點同前者一樣，是機械的，是一種曲解。把地球劃分為若干大陸這種傳統的方法，對學地理的學生也許有用，但對學世界史的學生，卻沒有多大意義。正如世界史的結構要求我們着重研究對人類的發展有重大影響的那些歷史運動一樣，世界歷史地理也要求我們着重研究發生那些歷史運動的區域。
如果這樣做了，我們就會發現，有一塊陸地在世界上跟有獨一無二、無可爭辯的地位，這就是歐亞大陸——它自新石器時代以來，一直是世界歷史的真正心臟地區。歐亞大陸占地球陸地總表面的五分之二，其人口為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人類最先進、最持久的文明就是在那裡發展起來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人類的歷史也就是歐亞大陸各文明地區的歷史。

歐亞大陸的地位何以會如此優越，其主要原因，也許可用著名人類學家弗朗茲·博亞茲的觀點來說明：

人類的歷史證明，一個社會集團，其文化的進步往往取決於它是否有機會吸取鄰近社會集團的經驗。一個社會集團所獲得的種種發現可以傳給其他社會集團；彼此之間的交流愈多樣化，相互學習的機會也就愈多。大體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長期與世隔絶的部落，因而，它們不能從鄰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獲得好處。

換句話說，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麼人類取得進步的關鍵就在於各民族之間的可接近性。最有機會與其他民族相互影響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實際上，環境也迫使它們非迅速發展不可，因為它們面臨的不僅是發展的機會，還有被淘汰的壓力。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相互影響的機會求得發展，這種可接近性就常會帶來被同化或被消滅的危險。相反，那些處于閉塞狀態下的民族，既得不到外來的促進，也沒有外來的威脅，因而，被淘汰的壓力對它們來說是不存在的，它們可以按原來的狀況過上幾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

歐亞大陸諸民族顯然是可接近這一原理的主要受益者。歐亞大陸的地理環境使它們全都可以互相接近，因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隨着科技的進步，歐亞大陸各地區之間的交往日益便利，它們日甚一日地相互促進、相互威脅。

歐亞大陸幅員遼闊，把它看作一個地理單位是不行的，因而，須將歐亞大陸諸地區劃分開來。將歐亞大陸劃分為歐洲和亞洲也是不行的，這樣的劃分在地理上和歷史上都是一種曲解。從地理上看，歐洲與亞洲顯然既不相等，也不能相比。打開地圖，一眼便可看出，歐洲只是歐亞大陸的一個半島，舉例說，約相當於印度半島。從歷史上看，歐洲也比不上亞洲，而只能與歐亞大陸的另一個文明中心如印度相比。無論從地域範圍、居民的數量和種類、或文化和歷史傳統的複雜性，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歐洲與印度極相類似。因此，從世界史的角度看，不應把歐亞大陸看作是由歐洲和亞洲這兩塊大陸組成的，而應看作是由中東、印度、中國、歐洲和歐亞大陸中部草原地區這五失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地區組成的。

中東、印度、中國和歐洲這四塊地區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歷史上最偉大的文明。這些文明使歐亞大陸成為起重大作用的世界歷史中心地區。更明確地說，中東的文明中心包括尼羅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及伊朗高鳳印度的文明中心位於印度河流域和恆河流域；中國的文明中心是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歐洲的文明中心在地中海北岸地區——這一地區從米諾斯文化時期至中世紀末期，一直在經濟和文化上佔有明顯的優勢。應該說明，這裡所說的歐洲包括北非。因為北非在歷史上與歐洲和中東的聯繫，比較起與撒哈拉大沙漠這一天然屏障以南地區的聯繫，要密切得多。因此，本書的"非洲"一詞僅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歐亞大陸中部草原地區擁有無邊無際的草地，從東方的中國東北部一直延伸到西方的匈牙利。它為由歐亞大陸邊緣地區向外伸展的各文明中心進行交往提供了一條陸上通道。靠大草原養活的遊牧民們總是趕着他們的牧群，到處遷徙，並隨時準備着，一有機會，就去攫取北京、德里、巴格達和羅馬的財富。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創造了歐亞大陸古老的核心文明，而大草原則便利了這些文明之間的接觸和聯繫。這種聯繫，有時取和平的方式，即通過陸上貿易的途徑；有時則取侵掠的方式，即貧瘠的內陸地區的遊牧部族不斷地去劫掠使他們饞涎欲滴的富庶的外國區域。因此，歐亞大陸的歷史基本上是在遊牧部族與定居文明相互影響的過程中形成的。來自遊牧部族的不斷的侵掠常常造成了涉及範圍廣泛的強大的部族遷徙運動。這種侵掠不僅具有很大的破壞性，而且也具有革新的作用。它將沒落的王朝、僵化的制度和陳舊的習俗掃蕩殆盡，而導入新的民族、技術和思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歐亞大陸歷史的發展進程。1500年之前的歐亞大陸的歷史分為上古時期、古典時期和中古時期——這是本卷所要研究的三大曆史時期。這三大曆史時期的主要轉折點的到來，大體均起因于遊牧部族的侵掠活動。

非歐亞大陸世界由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這三塊大陸組成。根據可接近性的原理，它們較之歐亞大陸，其缺點是顯而易見的。它們彼此之間沒有建立起任何聯繫。

只有非洲與歐亞大陸有過交往關係，但是，由於非洲與歐亞大陸之間及非洲本土的難以踰越的地理屏障，它們相互之間的影響斷斷續續、微乎其微。不過，非洲人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確是依靠外來的促進，如從外界引進農業、煉鐵技術、新的植物和動物，等等。因此，中古時期，在毗鄰撒哈拉沙漠南部的蘇丹地帶，非洲人能建立起一個又一個的帝國，這些帝國在某些方面可與同時代歐洲的帝國相比。

對比之下，美洲印第安人的發展受到了較大的阻礙，因為他們于15000年前，從亞洲東北部渡海到美洲之後，一直處于完全與世隔絶的狀態。雖然他們在墨西哥、中美和秘魯也發展起給人印象深刻的文明，但總的發展水平是不能與非洲人相比的。

澳大刮亞的土著居民生活在遙遠的海島上，與大陸完全隔絶達30000年之久，因而，他們在發展過程中受到的阻礙最大。他們全都停留在食物採集階段，與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照。非洲人除了霍屯督人和你相術人還處于食物採集階段外，在蘇丹地帶已建立起龐大的帝國；美州印第安人雖在加利福尼亞和火地島仍有部分食物採集者，然在其他地方已有了先進的阿茲台克人文明、印加人文明和瑪雅人文明。實際上，南太平洋給澳大利亞造成的隔絶狀態，既阻礙了人類文化的發展，又使古代的某些動植物如桉樹屬植物、單孔目動物和有袋目動物得以倖存下來。

歐亞大陸歷史悠久的高級文明、非洲和南北美洲同時並存的龐大帝國和食物採集者集團、澳大利亞普遍而單一的舊石器時代的生產水平——這些就是15世紀當歐洲人向海外探險時所遇見的各人類社會極為不同的情形。

全球的格局決定了本書的結構。在論述1500年之前的時代時，以歐亞大陸的文明為論述的重點，因為歐亞大陸的文明是當時最先進、在數千年中對人類發展的貢獻也最大的文明。因此，本書的第二、第三、第四編論述歐亞大陸文明的發展進程，而第五編則概述非歐亞大陸世界的發展情況。

第二章

人類——食物採集者

人類學為人類提供了一面巨大的鏡子使人類能看到自身無窮盡的變化。

克萊德·克拉克洪

對過去的研究和描述；是現代人取得的一項傑出成就，不過其重要性尚未被充分認識。古人對在他們之前發生的事瞭解甚少。希臘歷史學家中最無偏界的修昔底德開始研究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曾說過，在他所處的時代之前，沒發生過什麼重大事件。對歷史的不瞭解，使他對雅典的無與倫比的貢獻和光榮不能有所認識。相比之下，我們這一時代比過去任何時代更注重歷史。對埃及人、希臘人和中國人的早期歷史，我們比他們自己知道得還多。而且，地質學、考古學、人類學、古生物學和生物學諸領域的科學家們，已把我們的知識應用到有文字記載的文明史之前的史前時期。這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因為人類只是在大約5000年前剛學會書寫，而人類的祖先即原人的起源卻可以追溯到約200萬年前。在這一章裡，我們將研究文明史之前的十萬年。人類的真正形成；就發生在這一漫長的歲月裡。不過，那時的人還不象其後裔那樣，以耕種務農為生；而是如同周圍的其他動物一般，靠到處尋找、採集植物謀生。

一、人類的起源

我們所在的地球是一顆在小小的銀河系中不停地旋轉的小行星，與整個宇宙相比，小得出奇，就象太平洋上的一粒灰塵。地球形成於45億年以前，約15億年後地球上才出現最早的生命，即原生的單細胞生物。人們歷來都認為生物與非生物有質的區別；不過，現在的科學家們已不再接受這種將生物與非生物截然分開的設想，而把生物看作是由非生物自然進化而來的。他們按組織的分類等級標准將所有的物質加以分類；非生物就是在這一組織的某一等級轉變為生物的。說得具體些，電子、質子和中子相結合，形成各種原子；各種原子相結合，組成各種分子；各種分子再組成有機化程度不等的聚合體，其中某一類構成了生物。
生物又從低等級不斷地向高等級進化：由微生物進化到原始植物，如海藻；繼而進化到無脊椎動物，如水母、蠕蟲；再進化到脊椎動物。這些脊椎動物約于三億年前，和其旁系中的某些無脊椎動物、植物一起，開始成功地適應陸上生活。最早適應陸上生活的是兩棲動物，接着是史前時期的大批爬行動物、鳥，最後是哺乳類動物。哺乳類動物在地球生物界居統治地位已達6000萬年。

科學家們都毫無疑問地贊同這一說法：人類屬於動物王國——明確地說，屬於靈長類這一目；和人類一起同屬於靈長類的，還有樹鼩、狐猴、眼鏡猴、猴子及類人猿。好幾個研究領域都為這一說法提供了大量證據。解剖學家發現，從總體來看，人類與其他高級動物在骨骼、肌肉和器官構造方面，有不少基本相似處。胚胎學家注意到，人類的胚胎在不同的生長階段，顯示出某些低等生物的特徵，如：胚胎一個月時有半圓形的鰓，胚胎二個月時出現發育不全的尾巴。人類學家指出，對人類化石的研究證明，人類是由普通的類人猿進化而來的。其他科學家也發現了許多可表明人類與其他動物之間的聯繫的類似跡象，如：猿類血液的化學成份和人類的極其相似；猿類和人類身上有共同的寄生物；猿類和人類學習的方式也很相似。

人類祖先的演變發生在有四次大冰期和三次間冰期的更新世時代。當時急劇的環境變化迫使所有的動物必須能不斷地適應新的環境。能否適應的關鍵不是取決於蠻力，也不取決於耐寒的能力，而是取決於智力的不斷增長，取決於能否運用其智力使自己較好地適應環境的需要。當然，這也就是人類所以能在地球上居於無可爭辯的首位的秘密。首先，人類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人類與長臂猿或北極熊不同：長臂猿雙臂柔軟細長，只適應森林生活；北極熊白色的毛皮很厚，只適應北極環境；而人類，決不是隻適應一種環境，相反，人類對環境的適應是通過自己的大腦，人類利用自己的大腦能適應一切環境。

有一時期，曾假定人類和類人猿起於同一祖先，人類學家的任務就在於找出它們兩者間的"過渡環節"。現在已一致同意：在人類的祖先即近似人形的原人中，有一部分已能使用簡單的石製工具和武器；而人類就是好多代原人經過長期自然選擇後的產物。原人中出現最早的是現已絶種的靈長類。一般認為，它們最早出現在非洲東部和南部的熱帶草原上，距今約250萬年。不過，最近在埃塞俄比亞南部的調查結果表明，這一日期還可往前推，推至距今約400萬年。這種靈長類的骨盆和腿與現代人極為相似，只是其腦容量只有人類的三分之一，几乎還不及現存的類人猿的腦容量大。因之，這種與人相象的兩足動物的運動系統是與猿腦般的大腦結合在一起的。智力水平低，語言和創造工具的水平自然也相應地低。這一調查結果的意義就在於，它說明，不是先有了人類大腦，然後才開始創造人類文化；相反，這兩者是不斷地相互影響的，語言和工具是大腦發展的原因，也是大腦發展的結果。

對處于這種發展水平的靈長類來說，非洲大草原是很理想的環境。那裡氣候溫和，即使缺衣少穿。也能很好地生活下去。而且，遼闊的大草原與茂密的森林和荒涼的沙漠不同，那裡有水源，也有可供食用的動物。因此，儘管更新世靈長類動物的工具很簡單，只是些一端尖鋭、一端厚鈍的石器，但它們的食物卻很豐富，有蛋、蟹、龜、鳥和兔、鼠之類的嚙齒動物，還有小羚羊。小羚羊一遇危險便伏在草叢中一動不動，所以是很易捕食的動物。

約在50萬年前，人類的直系祖先——直立人取代了更新世靈長類動物。他們的大腦比他們的前輩大一倍，是現代人的三分之二。普遍採用的石器是手斧，比過去的石器複雜，是最早經過精心設計的一種工具。通常呈杏核狀，長六至八英吋，寬數英吋，厚一英吋。炳端是圓的，可抓在手掌裡；另一端呈尖狀，尖端的一面鋒刃鋭利。這種手斧具有多種用途。既可用作手斧、刀、刮削器，又可當作錐子。現發掘到的大量被屠宰的大動物——鹿、犀牛、豬、象、水牛、河馬、馬、羚羊和瞪羚——的遺骨可以證實，這種工具卓有成效。對大動物的大規模狩獵也反映了集團組織和集體行動的高效率以及當時的語言交際水平。社會生活的另一標誌是，那時對死者已有了尊敬的表示。在覆蓋死者的泥土上常可見到一些赭石或赤鐵礦。几乎可以斷定，這代表某種宗教葬禮。裝飾的觀念也開始萌芽，在化石中常可見到一些有孔小珠、穿孔的獸牙和貝殼。而最重要的是，那時已學會人工取火，泥地上直徑五至六英吋的黑圓圈可說明這一點。

火的控制產生了根本而深遠的影響。把人類祖先從本身能量供應極有限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使人類祖先得以經歷冰河時代而倖存下來。火的使用使大量過去不能吃的塊根植物和植物種子成為熟食，從而大大增加了食物來源。火的使用也使原人有可能衝出過去無法離開的溫暖的大草原，分散到全球各地。——火的使用所產生的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仍可感覺到。

二、人類一詞的含義

人類祖先在距今約35000年時終於完成了自己的整個進化過程，而轉變為人類——"能進行思維的人類"。從各方面看，這一轉變可視作地球上事態發展的第二個大轉折點；而生命從無機物中脫胎而出則是第一個大轉折點。在完成極其重要的第一個大轉折點之後，各種生物的進化是在通過突變和自然選擇而適應各自環境的過程中實現的，也就是說，是通過遺傳因子適應環境而實現的；這在更新世氣候劇烈變動的時期，表現得特別明顯。但是，隨着人類的出現，進化過程轉向相反方向。不再是遺傳因子適應環境——而是人類改變環境以適應自己的遺傳因子。今天，第三個劃時代的轉折點即將來臨。隨着人類對遺傳因子的結構和功能的瞭解日益加深，不久就有可能做到，在改造環境的同時，改變自己的遺傳因子。
人類，只有人類能創造預定的環境，即今日所謂的文化。其原因在於，對於此時此地的現實中所不存在的事物和觀念，只有人類能予以想象或表示。只有人類會笑，只有人類知道自己將死。也只有人類極想認識宇宙及其起源，極想瞭解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和將來的處境。

由於人類具備獨特的、徹底變革環境的能力，所以不用經過生理上的突變便能很好地應付周圍的環境。生活在北極離不開毛皮，生活在沙漠地帶需有水源，生活在水中要靠鰭；所有這些，通過人類創造的文化，也就是經過新的非生物學的途徑，都能得到解決。具體地說，人類文化包括工具、衣服、裝飾品、制度、語言、藝術形式、宗教信仰和習俗。所有這一切使人類能適應自然環境和相互間的關係。實際上，後面各章所述的歷史，也就是人類自舊石器時代誕生起，直至今日世世代代所創造的文化史。

三、食物採集者的文化

正如直立人比起他們的前輩——更新世靈長類動物來，製作的工具更有效一樣，人類憑藉優越的智力，發展起一種所謂的"石刀技術"。他們用壓製法從石核上取下長而鋒利的薄片即"石刀"，製作各種新型的工具以及"製作工具用的工具"。技術進步的程度可用以下數值來說明：更新世靈長類動物製作的石器，平均每磅燧石的利刃僅長5釐米；直立人製作的石器，平均每磅燧石的利刃長100釐米；而舊石器時代後期的人製作的石器，平均每磅燧石的利刃長300至1200釐米。
有些新型的工具是由不同材料組成的，如：以獸骨、獸角或燧石為尖端的長矛和裝有骨制或木製把柄、石製刃口的刮削器。這時'還有了拋射物給構的新發明，如：用於捕牛的一端系有重球之繩索、投石器、投矛器和弓箭。這些新發明物剛開始使用時效率比較低，但隨着不斷改進，終於成為近代火器發明之前最令人生畏的武器。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中，還有其他一些發明，如用骨頭和象牙制的錐子、有限的骨針、作腰帶用的扣件，甚至還有鈕扣。——所有這些表明，馬格德林時期的猿人已穿上了用獸皮縫製的褲子和袖子合適的上衣。

雖然舊石器時代晚期比起早50萬年的舊石器時代初期來，技術要先進得多，但由於生產率低，這種技術仍是很原始的。人們靠採集野生植物和捕捉動物過着朝不保夕、勉強餬口的生活。在正常情況下，他們的生活資料只夠維持自己和親屬的生活，沒有任何剩餘物品可作其他用途。這一點極其重要，因為它使食物採集者的文化發展受到難以突破的限制。

例如，要建立完備的政治機構，沒有足夠的人力和物力是決不可能的。實際上，當時也確實沒有出現過任何正式的配備專職領導人的政治機構。獵人們通常只是各自成群地結合成自治的集團，集團的人數大約是20至50人。不過，在食物來源豐富的地區，如馬格德林時期在盛產取之不盡的鮭魚的美洲西北部，在大馴鹿成群的法國南部的多爾多涅山谷，也曾出現過人數更多的集團。根據當時的狩獵集團判斷，舊石器時代，集團首領的權力受到嚴格的限制，那時還不存在由制度確立、為大家公認的強制性的權力。首領們由於特殊的目的而自然地產生：熟悉宗教儀式的老人被大家推舉為司儀，而狩獵本領出眾的年青人則當選為狩獵集團的首領。但最重要的是，所有這些首領都不是運用權力而是通過自身的影響來完成自己的職責，因為當時還沒有任何制度規定有誰可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其他人。

處于這一階段的社會組織與政治組織一樣簡單，如果說這兩者真可以區別的話。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是家庭，由父親、母親和他們尚未成年、未完婚的子女組成。一夫多妻通常是允許的，但實際上這樣的家庭極少。家庭內部和家庭與家庭之間的關係取決於血族關係。每一個人都要對他人承擔責任，也都享有同樣的權利和特權。他們在尋找食物、躲避風雨和防禦敵人的過程中互相幫助。有時部落與部落之間因個人世仇和爭奪狩獵、捕魚的地盤而發生爭鬥。但是，由於舊石器時代的社會缺乏維持大規模的戰爭所必不可少的人力和物力，大規模的戰爭直到有了農業、生產率大大提高、人口相應增多時才成為可能。總之，舊石器時代的社會組織的實質是協作。從根本上來說，家庭和集團都是相互協作的團體，他們共同為生存而進行艱巨的鬥爭。

相互協作不僅在社會活動中，而且在經濟事務中也是很明顯的。除了基于性別的分工外，在獵人們中間是不需要任何專門的分工的。每一個男子和婦女都掌握適合自己性別的一切知識和技能，並相應地發揮各自的作用。在舊石器時代早期，婦女採集水果、堅果、穀物，挖掘塊根植物和昆蟲，而男子捕捉小動物和魚類。由於採集經濟在當時居于主要地位，男子和婦女之間無多大差別。但是，隨着工具的改進，男子能組織起大規模的狩獵團體，殺死大動物，而婦女卻仍留在住地附近從事採集、照料孩子和燒煮食物。這就大大提高了男子作為食物供給者的地位。也許正是由於這一點，再加上他們在狩獵過程中體力大增、變得好鬥、狩獵本領高強，男子在舊石器時代末期佔據了對婦女的統治地位，就象今日盛行于澳大利亞士著居民中的情景。

現在，將我們對社會制度和習俗的探討轉向一般的信仰。我們發現，原始人對自己和社會基本上不是抱歷史的、發展的態度。他們以為，將來將與現在相同，就象現在和過去一樣。因而，在他們頭腦裡沒有變化的觀念，也不存在任何批評或干預現有制度和習俗的想法。在他們看來，天地萬物，包括他們自己、他們的文化和住處，都是早先創造出來的，而且肯定將一成不變地繼續到將來。各狩獵民族關於創造的神話，包括神話中半神式的英雄，都驚人地相似。這些英雄創造自然環境、安排供狩獵的動物、繁殖人類，並教人類各種技藝和風俗習慣。

下面安達曼群島的島民們關於世界起源的神話就是一個相當典型的例子：

第一個人是賈特波。他象蛋殼裡的鳥，出生在一根大竹子的接頭裡。大竹子破裂，他出來了。他還是一個小孩。天下雨時他替自己蓋了一間大茅屋，住在裡面。他製造了幾把小弓和一些箭。一天他找到一塊石英，用它在自己皮膚上劃了幾道花紋。賈特波一個人生活、根孤獨。他從白蟻的窩裡取出一些粘土，捏了一個婦女模樣的模型。那模型活過來了；做了賈持波的妻子，取名科特。他們一起住在蒂尤特—巴爾尤。後來，賈特波又用粘土捏了一些人，這些人就是人類的祖先。賈特波教他們造獨木舟，製造弓箭和狩獵捕魚，而他的妻子則數婦女們編織籃子、圍網、蓆子、帶子和用粘土製作各種式樣的用具。

原始人對於自然界的情況知道得很多。他們不能不關心周圍的一切，否則就無法生存。可是，他們對自然界的情況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遇到洪水、乾旱、或者捕捉不到很多的動物和魚時，不能從自然界本身給予說明。也就是說，他們不知道怎樣用自然主義的手段來對付大自然，結果只好求助于超自然的存在物，求助于魔力，並花費大量的時間和努力，愚蠢地祈求大自然使他們的生活富足起來。原始人相信：通過把每一種有用的動物或植物作為本團體的圖騰，通過樹立種種偶像、象徵和進行模仿性的舞蹈，可使各種動物大量繁衍、食物來源豐盛；只要嚴格遵守有關圖騰的種種規定，他們的團體就能壯大，食物的來源就能確保。

最初似乎所有的集團成員都參加宗教儀式，但是，到舊石器時代末期，出現了尚未完全脫離生產活動的巫醫或巫師。原始人認為，在他們生活的天地裡，食物最重要；食物的來源能否充裕，他們能否無病無災，交上好運，全受某些神力的支配而巫醫或巫師則與這些神力有着特殊的聯繫。巫醫、巫師們日甚一日地從專門的生產食物和製作工具的活動中脫離出來，他們的職責是施弄巫術，為大家祈求利益和幸福。今天，在食物採集文化倖存的地方，在南非的遊牧民族市希曼人中，在愛斯基摩人和澳大利亞土人中，仍可見到巫師。法國三弗雷勒斯山洞裡的"巫師"一畫，是描繪巫師的最早的畫。這幅畫現被稱為舊石器時代的"可怕的傑作"。畫上畫的是一個男子，身披鹿皮，頭頂一對牡鹿的角，臉象貓頭鷹，長着兩隻狼耳朵，上肢似熊臂，還拖着一條馬尾巴。這幅畫的附近還有一些別的畫；這些畫表明，這個山洞是當時的一位巫師召集氏族成員、主持宗教儀式的地方，他在這裡祈求動物的神靈保佑他們狩獵時能滿載而歸，並鼓勵他的聽眾們去勇敢地面對種種危險。

不過，在舊石器時代，由於生產力十分低下，象後來的等級森嚴的僧侶統治集團，那時還供養不起。也就是說，那時還不可能產生有很大的社會凝聚力的神學。人們着重於個人的幻想，對上帝和神靈的概念很模糊。宗教還沒有被當作控制社會的一種工具。人們的利益不是取決於個人的品行，而是受到了超自然現象的抑制。一位愛斯基摩人對北極探險家努特·拉斯穆森說的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他說："我們相信我們的巫醫、我們的魔法師。我們相信他們，是因為我們希望自己能活得長久些，是因為我們不願受到饑荒和餓死的威脅。我們相信他們，是為了使自己的生活安全、食物有保障。如果我們不相信魔法師，我們要狩獵的動物就會全無蹤影。如果我們不聽從他們的勸告，我們就會生病、死亡。"

對令人費解的超自然現象的恐懼和希望人類能控制它們的願望，不僅在宗教中，而且在藝術中也得到了反映。舊石器時代的藝術的最傑出的代表是非凡的洞穴壁畫；其中最好的一部分壁畫分佈在法國南部和西班牙西北部。洞穴壁畫通常以大獵物如野牛、熊、馬、毛茸茸的犀牛、猛獁和野豬等為題材。畫面豐富多彩，形象栩栩如生，充滿活力。儘管從畫中可以看出繪畫者具有非凡的藝術才能，但洞穴壁畫的創作顯然是為了某種實際的用途。原始人一般居住在山洞的前端，洞口附近，但這些畫卻都繪製在山洞深處，最黑暗、最危險的地方。而且這些畫往往相互重疊，顯然畫家們在繪製它們時，並沒想到要把自己的作品保存下來。由此看來，舊石器時代的畫家們跑到山洞深處，把他們狩獵的動物儘可能逼真地繪製出來，是出於這樣一種信念：他們可以因此使自己得到某種魔力。

用圖象來表示自己所想望的東西，這種做法在當代的原始人中間也很盛行。德國人類學家利奧·弗羅貝尼斯教授，1905年在剛果由一夥俾格米人帶路，進行探險時，曾親眼見到過這種令人吃驚的圖象。他說：

給探險隊帶路的俾格米人共三男一女；他們領了一星期左右的路，很快就同我們處得很好。一天下午，我發現貯藏的食品已快吃完，便請他們中間的一位去替我射頭羚羊，這對象他們這樣的狩獵好手來說、肯定是最容易不過了。他和他的夥伴們吃驚地望着我，然後大聲回答"行'，說他們很樂意做這件事、但是，由於事先毫無準備，當天自然是不可能的。經過長時間的交涉，他們宣佈，在第二天黎明時做好準備工作。說著就離開了，好象是去尋找一個合適的地點。最後見他們在附近一座小山的一塊高地上停了下來。

我極想知道他們做些什麼準備，就在天亮前離開營地，悄悄地穿過灌木叢，朝他們頭天晚上選定的那塊空曠的高地爬去。天色微明時，俾格米人來了，那位婦女也在內。幾個男的蹲下，拔去一小方塊地的野草，用手把地弄平。其中一人用食指在那塊乾淨的地上畫了些什麼，他的夥伴則在旁邊低聲唸咒語。接着是一片等待中的寂靜。當太陽從地平線上升起時，有一個男子將箭搭在弓弦上，在那塊平地的邊上坐下。幾分鐘後，太陽光線落在他腳邊的圖案上。就在這一片刻間，那婦女朝太陽展開雙臂，大聲地喊了些我聽不懂的話，持弓的人把箭射了出去，而那婦女又大聲叫喊起來。喊過之後，三個男子蹦蹦跳跳地穿過灌木叢走了，而那婦女仍站了幾分鐘，然後轉身朝我們的營地慢慢走去。她一走出視線，我忙跑上前去，低頭看那塊平整的沙地上的圖案；只見畫的是一頭大約四手之寬的羚羊，羚羊的脖子上插着一枝俾格米人用的箭。

看過沙地上的畫，我轉身回營地去拿照相機；打算在幾個男的回來之前把它拍下來。可是被那婦女發現了，她明白了我的意圖，大事紛擾，我只得放棄拍照的打算。那天下午，獵人們回來了，帶回一頭很大的"南非羚羊"，羚羊脖子上插着一枝箭。他們遞過戰利品，又掉頭朝我們身後的那座小山走去，隨身帶了一把羚羊毛和滿滿一葫蘆的羚羊血。兩天後，他們又追上我們。這三個俾格米人中；年紀最大的一個似乎最信任我。晚上，當我們在一起喝泛泡沫的棕櫚酒時，我就向他請教。他告訴我，他和另外兩個夥伴回到狩獵前做準備的地方去，是為了用羚羊的毛和血塗抹地上的畫，取回那枝箭，把整個事情消滅得不留一絲痕跡。他們這樣做的用意我不清楚，不過我猜想，他們一定以為如果不這樣做，那頭被殺死的羚羊的血會把他們全給毀了。"消除痕跡"也必須在黎明時進行。這位俾格米人懇求我，別告訴那位婦女，他跟我提到過這件事。他對自己談話的後果似乎非常害怕，因為第二天他就不見了，他的夥伴也一起不見了。

最後，舊石器時代的文化有許多方面極為有趣。在舊石器時代，由於親屬關係所具有的溫暖的結合力滲透並決定了整個社會關係，所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完全平等。每個人都有明確的為大家所公認的義務和報酬。雖然誰也不能確定或預測自己的前景，但他們並不因此而感到擔憂或彼此疏遠。直到現在，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的生活仍是這樣度過的：他拿起一塊碎玻璃，熟練地把它製成一枚箭頭或矛尖，裝在投矛器或已上弦的弓上，然後動身去射殺獵物。回來後，按照適當的儀式準備晚飯。晚飯後開始講故事，把白天的奇遇告訴很少離家外出的人，在故事聲中結束一天。這樣，舊石器時代的獵人成為佷完全的人；而且，其完全的程度是自農業革命以來的人所未曾接近過的。

但是，使舊石器時代的社會抱成一團的親屬關係的結合力既予人慰籍，又給人一種壓抑感。個人完全俯首聽命于團體或部落。團體或部落被看作是一支由死者、生者和未降世者所組成的無始無終的隊伍，受到神靈世界所有看不見的神力的福佑。個人完全隷屬於這支富有生命力的隊伍。無疑，絶大部分人沒有一種被拴住了的感覺，而是將自己視作這—隊伍的參加者。不過，事實仍然是，置身于這一隊伍雖有一種安全感，但隨之而來的是發展的停滯。舊石器時代的生活方式能滿足人們心靈上的需求，可這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衚衕。在澳大利亞的阿魯恩塔，不存在任何已制度化的權威，但是年長者可以和部落的敵人商定，去殺死那些不按部落傳統進行生活的人。

正是這種傳統，這種看來荒謬且帶有強制性的傳統，構成舊石器時代社會的另一十分重要的方面。今天，人類的生活方式通常區分為兩種：現代工業化的西方的"進步的生活方式"和不發達的農業的非西方地區的"傳統的生活方式"。後者與前者相比，確實是"傳統的"；但是與農業革命後它所取代的原始的部落社會相比，則決不是傳統的。

我們以後將看到，農業革命引起了都市化、階級分化和社會分裂的連鎖反應，從而從根本上破壞了原始社會引人注目的平等。不過，在這過程中，部落社會的因循守舊所造成的日甚一日的禁錮也被消除了；從而，不論好歹，使人類開始進入從狩獵場地發展為大城市，從依靠自身體力發展到掌握原子力這一重大的進展過程。不過，在考察農業革命之前，必須先探討舊石器時代的人是如何分散到全球各地以及由此產生的、至今仍可感覺到的影響。

四、人口分散和種族差別

通常以為人口爆炸是當今時代特有的現象，其實不然。每一次壯觀的人口激增都是在生產技術獲得重大突破時發生的。原因很明顯：技術的發展導致生產率的提高，從而使能供養的人口大大增加。從舊石器時代的初期到後期，技術實際上有了很大的進展，這就導致人口的急劇增長。據估計，舊石器時代初期，原人的人口數為125000人，而到了距今10000年的舊石器時代末期，即農業革命前夕，人類的人口增為532萬人。人口增長42倍以上，可見比得上後來隨歷次技術革命而出現的人口爆炸。
從舊石器時代，還可得出另一個人口統計模式（這一模式後來曾多次重複），這就是，在技術革命中居首位的人口的增長是不均衡的，這種不均衡使人口分散到更廣闊的區域。自地球上出現生命起，這一模式便一直成立，並且與人類學家M．D．薩林斯和E．R．塞維斯所提出的以下的文化支配定律相一致。後者認為："…能較有效地開發一定環境中的能源的文化體制，常常會犧牲開發效率較低的體制，以求得自己在該環境中的擴大。……高級體制的特點就在於能比低級體制更有效地開發各種不同的資源，因而在大多數環境中，它們比後者更有效，其活動範圍也更廣闊。"

無論何時，適應性最強的種類，即利用自然環境最有效的種類，總是那些在其活動範圍中占優勢、並不斷擴展其活動範圍的種類。因之，只有原始的卵石工具、缺衣少穿的更新世靈長類動物無法使自己的活動範圍超出溫暖的熱帶大草原。而持有良好工具、穿有衣服並能支配火的直立人，能將自己的活動範圍由非洲向北擴展到歐亞大陸的溫帯——現發掘出來的廣為散佈的爪哇猿人、北京人和海德堡人的化石遺骸可證實這一點。人類掌握更複雜的技術，因而對大自然的適應能力也更強，不僅能向南進入非洲和東南亞的熱帶雨林地區，而且能朝北跨入西伯利亞的凍原地帶。

跨入這些地區後，人類又經過一個陸橋進入澳大利亞，經過另一陸橋進入阿拉斯加，從而佔據了剩餘的大陸。人類一進入美洲大陸，即以扇形朝四面八方遷移，不過遷移的速度不等。朝南面的移動較迅速，從約公元前15000年至公元前8000年，人類由阿拉斯加推進到火地島。不過朝東面的移動頗緩慢，由於加拿大北極地區的環境惡劣，人類直到公元前4000年前後才達到格陵蘭島。至此，人類的足跡已遍佈除南極洲之外的所有大陸，和與人類分不開的狗一起，成了世界上分佈最廣的動物。

在人類向各地分散的同時，逐步有了種族上的差別，出現了各種在膚色、髮型和麵型上有顯著特點的所謂的種族。一般認為，這些種族的形成，主要是由於人類的各個地域集團適應了各自不同的環境，而且彼此較為隔絶。關於人種差別，有一點很重要，這就是人種差別發生得很晚，在人類出現之後。因此，現代的各個種族都源自作為人類已獲得充分發展的同一祖先。這就說明了為什麼歐洲人能與他們所發現的所有地區的各個種族通婚；也說明了為什麼人類現存的各個種族在與生俱來的智力方面彼此沒有很大差別——這一點實際上已為所有的人類學者所贊同。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原始人或當代的澳大利亞土人與其他任何種族的成員一樣，如有機會受教育，也大有希望獲得大學畢業。

各地區的種族在形成時所處的確切境況現還不清楚，也許永遠無法瞭解。不過，只要注意到下述這點就足夠了：到距今約1萬年即最後一次冰期的末期，各種族在全球已有了一個為今人所公認的大致的分佈。高加索種人分佈在歐洲、北非、東非和中東，並正在深入到印度和中亞；黑種人分佈在撒哈拉沙漠（那時的水源較現在充足）和沙漠以南一帶，而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與他們後來的情況不同，分佈在非洲的其餘地方；還有一部分俾格米人即小黑人生活在印度和東南亞的森林地帶，而印度、東南亞的其餘的遼闊地區和澳大利亞則為澳大利亞種人所佔據；分佈在東亞和南北美洲的是蒙古種人。

這一分佈雖與我們瞭解的情況大致相似，但圖3"全球的種族分佈"表明，到公元1000年時，全球各種族的分佈情況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並愈演愈烈，直至今日。我們後面就可以看到，這些變化是後來的技術革命所直接導致的。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亞種人所以會消失，美洲大部分地區的美洲印第安人所以會越來越少，其真實原因就在於他們的發展速度趕不上技術革命。換言之，1000年前，白種人與布希曼人的人口數差不多，而今天，布希曼人僅占白種人的十萬分之一，其實際原因也在於此。

正如前章所述，技術發展上的差別以及由此而致的人口數目上的多少，並不能相應地反映各種族天賦才能上的差異。前者的差別主要是由於各種族的分佈地區不同：蒙古種人和高加索種人分市在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黑種人分佈在非洲易受歐亞影響的地區，而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則時運不濟，被分隔在非洲的偏僻地區，澳大利亞種人被隔絶在遙遠的孤島上。地理位置的不同使各種族的發展速度有快有慢，從而決定了人類大家造今天的成員組成、各成員的地位及相互間的關係。

第三章

人類——食物生產者

現在，倘若我們要對最早出現的有效的食物生產所帶來的種種結果形成完整的概念（或者加以誇大），那麼，也許會感到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人類的整個生活範圍，從生物學方面（包括食物、人口統計、疾病，等等）到文化方面（社會組織、政治、宗教、美學，等等人已呈現完全新的面貌。

羅伯特·傑·佈雷德伍德

舊石器時代的人之所以能成為人，是由於他們學會了說話、製作工具和使用火。這些本領使他們遠遠地勝過周圍的其他動物；不過就下述這一基本方面而言，他們與其他動物仍是十分相近的。他們仍象獵食其他動物的野獸那樣，靠捕捉小動物為生；仍象完全倚靠大自然施捨的無數生物那樣，靠採集食物謀生。由於他們依賴大自然，所以就沒大自然所支配。為了追獵動物、尋找野果地或漁獵場地，他們不得不經常過着流動的生活；由於一塊地方所能供給的食物有限，他們只好分成小群行動。據估計，即使在那些冬季氣候也很溫暖、物產豐饒的地區，每平方英里也只能養活一至兩名食物採集者；如果在氣候寒冷的地方，在熱帶叢林區或沙漠地帶，那麼每養活一名食物採集者則需有20至30平方英里的地盤。

一、農業的起源

正如前章所述，人類對大自然的依附性在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留下了印記。但是，當人類作出劃時代的新發現——不僅靠採集食物，而且通過栽培植物也可養活自己時，這一依附性大大減弱了。於是，一個嶄新的世界展現在人類面前，使人類的眼界大為開闊；從此，人類告別了舊石器時代，跨入新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的人有兩個方面與他們的前輩——舊石器時代的人不同。新石器時代的人不再是用打製法，而是用磨製法製作石頭工具；他們的食物來源大半甚至全部是靠栽培植物和畜養動物，而不是靠狩獵或採集。這兩方面的變化，以後者更為重要得多。倒不是故意貶低新石器的重要性，新石器較舊石器要更鋒利、更經久耐用；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重大發明如犁和輪子正是由於經過用磨過的石頭製成的各種切削器的加工，使用起來才極為便利。但是，把打製成的石斧磨得斧身平滑光亮、斧刃鋒利的技藝，與人類由食物採集者變為食物生產者這一轉變相比，不能不退居到一個無足輕重的位置。

這一轉變不是源於突如其來的靈感，不是由於某些史前時期的阿基米得明白了農業是怎麼回事，高喊"我找到了"，於是這一轉變就到來了。確實，早在農業革命之前，人們已普遍知道促使植物生長的方法，就象在哥倫布航海之前人們已知道地球是圓的一樣。現已查實，現代的原姐人對農業毫無所知，可對當地植物的特性和生長情況卻非常熟悉。他們知道：種子萌芽，長出植物，有了水分和陽光，植物才會茂盛；植物在某種土壤可生長得很好，而在另一種土壤卻不行。這一類知識的獲得，對現代原始人來說，是必不可免、很自然的。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的生存取決於對周圍動植物的實際瞭解。我們沒有理由可懷疑，但有大量證據可相信，史前時期的人類是在與現代原始人相仿的環境下獲得有關動植物的知識的。

如果有關植物生長的基本原理早在農業革命之前的數千年前就已為人類所知道，那麼，為什麼還要推遲如此之久才付諸實踐呢？一個原因是，缺乏這樣做的動力。與我們通常設想的相反，靠捕捉小動物為生的原始人在正常情況下過的並不是受饑挨餓的生活。他們從來不使自己的人口增長超出食物來源所許可的範圍。相反，倒是採取墮胎、停止哺乳和殺死新生嬰兒等辦法來降低自己的人口數，以度過一年中食物來源不足的月份。因而，狩獵社會能在供求平衡的狀態下舒舒服服地過上數千年而未生長出一種要求根本變革的推動力。在正常情況下，原始人不僅有充足的食物，而且還有大量的空閒時間。只要狩獵到足夠的動物，採集到足夠的植物果實，他們就丕再有任何進一步工作的動機。有位權威人士說，"大量的資料表明，狩獵、採集者不僅有充足的食物，還享有大量的空閒時間，而且事實上，比現代產業工人、農業工人、甚至考古學教授所享有的還要多得多"。在這種情況下，所發生的問題自然不再是人類為什麼要長期地過漁獵、採集生活，而是為什麼不再過這種生活。

人類所以推遲很久才轉向農業的另一原因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馴養的動物為數較少。有史以來，人類所能馴化的正好具有某些必不可少的特性的植物只有幾百種，動物只有幾十種。因為適于栽培的植物須具有高產的可能性，最好能適應各種各樣的環境；如果不具備這些特性，即使加以栽培也見不到什麼成效。美國今日仍處于史前時期的印第安人能栽培莧屬植物、生長在沼澤地帶的接骨木、羊腿藜和嚮日葵，但是這些植物的產量非常低，對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起不了重大影響。同樣，適于馴養的動物必須能失去一見人就逃之夭夭的天性，能在人類的飼養下繁殖，樂意吃人類提供的食物。歐、亞、非三洲的各個民族非常幸運，他們找到了能提供肉類、牛奶、羊毛，並可作馱畜的各種動物。而美洲印第安人則沒有獲得類似的動物，所以，他們的發展受到很大的阻礙，他們只好與無峰駝、羊駝和駝馬這類産於安第斯山脈、屬於偶蹄目駱駝科的半馴化動物打交道。

由上所述。可見如果不發生某種變化來破壞使狩獵社會得以安逸舒適地存在下去的平衡，農業的發生是不可設想的；而且，即使當這種變化到來時，農業也只能發生在那些能找到適于栽培的植物的地區。實際發生的情況正是這樣。如前章所述，更新世末期是氣候劇烈變動的時期，氣候的劇烈變動破壞了人類和自然界之間由來已久的平衡。於是，人類適應這一情況。利用所掌握的有關植物生長的知識，來生產食物。

人類在全球各地區廣泛地試驗馴化各種動植物，曾有着悠久的歷史。而這時，已能在少數自然條件優越的地區，提高所馴化的動植物的產量，大大地增加它們在食物來源中所占的比例，使原始公社的生活主要以栽培植物和畜養動物為中心。這就是與純粹的馴化截然不同的農業革命一詞的涵義。正是從這幾個農業革命的中心地區，食物生產作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逐漸傳佈到全球大部分地區。

二、農業的傳播

我們已確鑿地知道，中東和中美洲是農業革命的獨立中心；新近的研究表明，中國北部也是這樣的一個中心。雖無確切的證據，但我們推測，在東南亞、西非和安第斯山脈，也許還有一些別的這樣的農業中心。就中東和中美洲來說，這兩個地區都具有某些獨特的特點，這些特點似乎可以說明它們在農業革命方面所起的先鋒作用。這就是它們都擁有大量的、品種多樣的植物和動物。
現代的小麥、燕麥、裸麥以及現代的山羊、綿羊、牛、豬均起源於中東。同樣，中美洲的兩個小共和國哥斯達黎加和薩爾瓦多，其面積雖然僅為美國的1%，可盛產的植物品種卻不亞於美國和加拿大兩國所產的品種。中美洲品種極其多樣的原因在於，在一個極小的區域裡，其海拔高度、氣溫和降雨量的分佈卻殊為不同，極其多樣，從而造成了各式各樣的植物生長環境。因此在中美洲，能成功地栽培植物，品種達幾十種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玉米、莧、蠶豆和南瓜之類。

各種植物從各自原有的產地到適應各式各樣的環境，進而在某個地區形成植物品種多樣的農業，是經過了許多世紀的。這樣形成的先進農業具有生產率水平高、使"人類生存有保障"的巨大優點。在這種地區，若一種作物因氣候原因而不能生存，其他對天時地理要求不同的作物則可以生長，從而使密集的人口有可靠的食物來源，使人類文明成為可能。

有一點應該強調：從最早的植物栽培過渡到農業革命，是一個漸進的、漫長的過程，稱之為"原始農業"階段。在中東，這一階段從約公元前9500年起，至公元前7500年止。在美洲大陸，這一階段似乎更長。墨西哥的特瓦坎山谷是美洲大陸最早的植物栽培中心之一，那裡的原始農業從公元前7000年前後開始。據估計，2000年後，當地印第安人從以玉米為主的植物栽培中得到的食物，僅占他們食物來源的10％；到公元前3000年時，也只占食物來源的三分之—。直到公元前1500年前後，由於玉米和其他植物雜交，使產量大大提高，才成為當地人食物來源的主要部分，從而完成了從原始農亞到農業單命的過渡。

新的生活方式從這兩個已初具規模的農業發源地——也許還有其比發源地，只是現在還不能確定——逐漸傳播到全球各地。原始農業有兩個特點促進了這一傳播過程。一個特點是，在原始農業階段，植物的栽培時斷時續，常要轉換地方。一塊土地經開墾、種植若干年之後，就得放棄，讓它在八年、十年、甚至更長的一段時間裡處于自然生長狀態，以恢復土壤的肥力。農業的這種粗放性，使被放棄即養生的土地與正在種植的土地在任何時候總是處于5～10：1的關係。這一點再加上人口不斷增長，就產生了這樣一種必要性，須經常進入新的區域，以擴大耕地面積。所以，人口過剩是一個密切相關的擴張因素。植物品種多樣的農業擴大了食物來源，使食物來源更加可靠，於是，人口也相應地增多。當人口增長超過農業生產率水平所能支待的人口限度時，一個很自然的解決辦法就是移居其他地方。因而，有了一個連續的發展，即"脫離"原來的農業居留地，進入食物採集者居住的人口比較稀少的地區。農業就是以這種方式從發源地向四面八方傳佈。

這裡並不意味着農業已最終推廣到全球各地。哪些地方的農業出現得早些，哪些地方的農業出現得晚些，哪些地方根本沒有農業，這完全由極其多樣的當地環境所決定。在亞非沙漠帶和北極地區，由於顯而早見的原因，農業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非洲、南北美洲的部分地區及整個澳大利亞，由於與世隔絶造成的愚昧閉塞和不利的自然環境，農業也是很缺乏的。在中歐和西歐等其他地區，由於那時還沒進入鐵器時代，沒有造價低廉且有效的工具，茂密的森林成了几乎難以踰越的障礙，所以農業的出現也推遲到很久之後。當石斧為鐵斧取而代之時，植物栽培的疆域大大擴展了，不僅從地中海沿海地區擴展到歐洲內地，而且從印度河流域擴展到．恆河流域，從黃河流域擴展到長江流域，從非洲的大草原擴展到熱帶雨林地區。最後，某些地區的農業之所以推遲很久的另一原因是，那裡的動植物極其豐富，向人類提供的食物比原始農業所能提供的還要多。例如：在美國西南部，只有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裡有選擇地培育中美洲盛產的玉米、蠶豆和瓜類，才有可能使它們的產量抵得上那裡所有的大量的橡樹果和小動物。這就說明了為什麼美國西南部的印第安人雖然居住在早期農業中心的附近，卻依然長期過着食物採集者的生活。

農業在諸地區間傳播的詳細情況，現還瞭解得很不夠。只有從中東傳播到歐洲的情況知道得最清楚。這一傳播是沿著好幾條路線進行的。一條路線朝北，經過土耳其到烏克蘭平原，並從那裡穿過東歐到波羅的海和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另一條路線向西，穿過直布羅陀海峽到巴爾幹半島，再沿著多瑙河流域進入中歐，最後達大西洋。第三條路線也向西，越過愛琴海諸島到希臘，再從希臘到意大利、法國南部、西班牙，並沿著大西洋海岸達不列顛島。此外。由中東向東，越過伊朗高原到印度河流域；由中東朝東北，沿著裏海海岸進入中亞平原；這兩條傳播路線也是為大家所一致公認的。

除了這幾條路線外，由於考古發掘所提供的證據不足，其他方面的情形只能憑推測了。中國的小麥和大麥是約公元前1300年前後從中東引進的。不過最近的研究表明，早在那時以前，中國當地生長的植物已被馴化，並已有了3000年的栽培史。要證明中國是最早的、獨立的農業發源地之一，是完全可能的，因為中國北部的黃土平原土質半乾燥，上面稀稀疏疏地覆蓋着一層草，即使只有古代挖掘用的木棍，也能夠進行植物栽培。所以，中國的土生植物如黍、高梁、稻、大豆、大麻和桑樹等早在公元前5000年時已作為旱地作物得到種植。這也就說明了最後出現的小麥和大麥為什麼在中國也被當作旱地作物進行栽培，而不象在它們的發源地中東，種植在水田裡。

非洲農業產生的情況至今仍不十分清楚。有些人堅持認為，非洲的農業是公元前5000前後在西非尼日爾河上游附近獨自發展起來的。還有一些人同意這一看法，只是認為日期應大大向後推，約在公元前1500年前後。不過，多數人認為，非洲的農業是約公元前4000年時從中東傳入尼羅河流域，約公元前3000年時傳播到蘇丹的黑人那裡，然後再傳播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草原。向大草原的傳播在柏柏爾人和阿拉伯人將黑人朝南面和西面驅趕時，表現得特別明顯。

在許多世紀裡，農業一直侷限在遼闊的大草原，而不能向南穿過熱帶雨林地區。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通常種植在大草原的粟和高粱在雨林地區不能很好地生長。公元初，這些障礙因兩個重大發展而得到克服，這就是在非洲大陸上出現了鐵器與芭蕉屬植物和亞洲薯蕷屬植物。前者是從它的發源地中東傳入非洲的；而後者則顯然是從東南亞傳入的。這兩種植物在雨林地區也能茂盛地生長，所以，它們和鐵器的傳入成為農業迅速傳播到非洲大陸南部的原因。

農業在美洲大陸的發展情況由於美國考古學家新近的調查結果而比較清楚。約公元前7000年時，在墨西哥中部高原半沙漠的凹地裡，開始了對玉米的栽培。在其後的數千年間，通過雜交得到了玉米的兩個新品種；一個品種適應于半乾旱的墨西哥高原，另一品種適應于潮濕的熱帶沿海地帶。與此同時，其他植物如兩種不同品種的南瓜、葫蘆、寬葉菜豆、紅番椒、莧和鰐梨等也都得到栽培。農業就是從中美洲這一中心發源地向南面和北面傳播的。玉米傳到美洲西南部的時間大約是公元前3000年，不過，在公元750年之前，玉米的傳入並沒產生很大影響，因為那時的玉米還處于原始狀態，食物採集具有更好的經濟效果。同樣，北美洲東部的印第安人直到約公元800年時，由於培植成功了玉米、蠶豆和南瓜的若干新品種，並在這基礎上進行了大規模的種植，才使農業成為自己的主要生活來源。起始於中美洲的農業向南傳播、到達秘魯的時間大約是公元前750年。不過秘魯還產有不是來自中美洲的玉米和豆類的變種，這些變種是從很古的時候傳下來的；這表明安第斯山脈的居民很可能同墨西哥高原的居民一樣，早就開始培植原始植物了。

三、農業的種類

農業只有在能夠適應各種環境的情況下，才能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的傳播。這就促使人們去培植能適應各種環境的各種植物。起初，小麥和大麥是中東最普通的作物，但是；當農夫們朝北遷徙時，他們發現這兩種作物的生長情況不及裸麥。裸麥原是播種小麥和大麥時無意間混入其中的一種雜草。因此，在中歐，開始用裸麥取代小麥和大麥。在農夫們進一步朝北遷徙時，類似的情況又發生了；燕麥的生長情況比裸麥好，燕麥開始成為主要作物。
同樣，農業朝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傳播，導致對當地生長的黍和稻的栽培，而向地中海沿海一帶的傳播，導致對橄欖樹的栽培，橄攬樹成為提供食油的最重要的來源之一。伊朗高原和印度西北部的農業實質上是一種中東類型的農業。不過，有一條自南而北、穿過印度中部的分界線，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氣候區之間的過渡地帶，在這一過渡地帶，相應地分佈着各種不同的植物。這裡正好屬於季風世界，季雨量大，長期高溫，叢林密佈。中東的結籽植物需要充足的陽光，在這裡不能茂盛地生長，所以為薯蕷、芋頭、香蕉和稻所取代，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植物。最後，遍佈南北美洲的主要產品是玉米；不過，在北美洲還有蠶豆和南瓜，在南美洲則有甜味的木薯和馬鈴薯，木薯和馬鈴薯均是"愛爾蘭"品種。

一般地說，以上所述的農業傳播的最後結果是形成三大穀類植物區：東亞和東南亞的稻米區；美洲的玉米區；歐洲、中東、北非、中亞以及從中亞到印度河和黃河流域這一地帶的小麥區。從農業革命到工業革命的數千年間，這三大穀類植物區如同工業革命後的煤、鐵、銅，對人類歷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農業的傳播不僅包括多種多樣的農作物，而且還相應地包括各種栽培技術以及由此所致的各種生活方式。起始於中東的新石器14代的農業是一種畜牧（牛、綿羊、山羊和豬）與穀物栽培訓。麥和大麥）相結合的混合型農業。隨着動植物馴化技術的傳播，適合于新環境的各種技術得到了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刀耕火種"的農業和牧民的遊牧生活，前者適于森林地帶，後者適于半乾旱的大草原。

原先不光熱帶森林地帶的農業用刀耕火種的辦法進行，溫帶的農業也是如此。但現在，這一辦法主要限于前者。目前仍有兩億人在面積大約14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用這一經受過時間考驗的技術進行耕種。這種農業的基本特點是：先在土地上種植一至兩季農作物，之後，使土地休閒一個很長的時期，以恢復地力；然後再開墾土地，進行下一輪種植，種植之後再是休耕。一塊土地上主要種一種農作物，如稻或玉米；但通常的做法是，在主要作物中還間種一些別的作物，如豆科植物、瓜類和薯類作物。因此，一塊土地全年能生產一種或數種糧食。這是一種精耕細作的農業，故生產率也相應地高。在許多地方，耕種兩至三英畝土地，生產的糧食足夠大戶人家吃一年。這種農業的主要缺點是需要大面積的可耕地，因為任何時候，公社必須有大量的土地處于休耕狀態，其數量遠遠超出正在耕種的土地。這轉過來就是說，這些地方的人口密度必須低，通常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數不得超過十人，所以人們總是分散住在一個個農舍或小村莊裡，小村莊的人口一般是100到50人。

牧人的遊牧生活與森林地帶的農業正相反，是同遼闊的大草原相適應的。今天，遊牧生活不僅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草原地區居主要地位，而且還盛行于自撒哈拉沙漠到中國東北部的其他許多遼闊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帶。這些地區沒有足夠的水來供給靠雨水澆注或人力灌溉的農業，所以那裡的人們無法栽培植物，只好把馴養動物作為自己的主要生活來源。畜牧業的興起比較晚等到馬和駱駝得到馴養，解決了空曠原野中的交通運輸問題時，才逐漸發展起來。公元前1500至1000年正是畜牧業興起的階段，在這—階段，發展起多種多樣的形式。有些地區的牧人僅靠一種動物為生，如阿拉伯半島主要是畜養駱駝，非洲西南部主要是畜養牛；還有一些地區的牧人則靠多種動物為生，如中亞地區畜養的動物有馬、牛、駱駝、綿羊和山羊，因為這些動物都能適應當地的氣候條件和牧場。不管取何種形式，過遊牧生活得有大面積的牧場，所以今天，遊牧團體的人數很少超過200人，常常是不到100人；因而人口密度大體上是每平方公里一至五人。

農業和畜牧業在傳播過程中適應當地環境而發生的種種變化，對後來的歷史有着深遠的意義。無論刀耕火種的農業還是遊牧性的畜牧業，就單位土地面積來講，其生產率遠遠不如後來在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發展起來的永久性的灌溉型農業。偉大的文明之所以能產生，之所以能在全球居統治地位直至今日，是因為這些大河流域和其他一些自然條件較好的地區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力和人力。這些富饒的文明中心區對歐亞中部大草原的較為貧窮的遊牧部落來說，就象—塊塊磁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此，迄今為止，歐亞大陸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歐亞大陸內地的遊牧部落和周圍的各大河流域文明區之間的關係史。在轉入後面篇章論述這段歷史之前，我們先考察一下農業革命對人類生活諸方面的種種影響。

四、食物生產者的文化

農業革命最明顯的影響是產生了定居這種新的生活方式。人類現在能夠定居了。事實上，為了照料新馴化的動植物，也不能不這樣做。於是，新石器時代約村莊取代舊石器時代的流浪團體而成為人類最基本的經濟文化單位。實際上，它構成了18世紀末期之前一直居統治地位的一種生活形式的基礎。這種生活形式即使到今天還存在於世界上許多經濟不發達的地區。
人們常常易把新石器時代的村落生活浪漫化。顯而易見，這樣做將會誤入歧途。為了生產食物和若干手工業品，每一個人，包括成年男子、婦女和兒童，都必須工作，而且必須努力地工作。由於人們對土壤、種子、肥料和農作物輪植諸方面知識的掌握是極其緩慢而費力的，所以生產率很低。儘管人們付出了艱巨的勞動，可天公不作美，有時久雨成澇，有時滴雨不下，有時瘟疫橫行，故饑荒是常客。定居生活使糞便和垃圾的處置成了棘手的問題，傳染病常常一次又—次地襲擊那些村莊。雖然狗愛吃糞，起到了清潔環境的作用，人出於傳統的害羞心理，跑到離住處較遠處解手，但是，這些並不足以防止因病菌由口而入所致的各種疾病。由於食物來源不足，通常的飲食很不全面，營養不良乃是最為常見的事。處于這些境況下，可以估計，那時人的壽命是非常短的；但是出生率高往往使各地村莊的人口有所增加，因而，食物供求之間的平衡總是通過饑荒、傳染病或移民來得到恢復。

但是，新石器時代的村莊生活也並非一片陰影、充滿了不幸和苦難。這是一個技術進步飛快的時代，速度遠遠超過了前二、三百萬年的舊石器時代。其根本原因，與其說是新石器時代的人比舊石器時代的人有更多的空閒時間——這種通常的設想現在是很可懷疑的，不如說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人們能擁有更為豐富的生活資料。過流浪生話的狩獵者．由於隨身可攜帶的物品有限，其生活水平受到很大的限制；而新石器時代的村民卻可以盡情地享用堅固的住房、住房裡的傢俱、生活用具、工具和各式各樣的裝飾品。在這樣的環境下，新石器時代的村民學會了用生粘土製作陶器。最初，自然只是仿製農業時代以前的籃子、葫蘆和其他容器，漸漸地他們掌握了陶器材料的特性和製作陶器的技術，能夠製作和過去的容器完全不同的器皿。到新石器時代末期，近東的居民們開始建造窯或爐。窯和爐燒火時溫度較高，因而能用於給陶器上釉。上過釉的表面可以密封陶器，防止液體滲漏或蒸發。這樣，農人們有了不僅能用來貯存穀物，而且能用來烹調食物、存放油和啤酒等液體的各種器皿。

紡織品方面也取得了類似的進步。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也許已能把荒山野嶺中的綿羊、山羊、狗或其他動物身上的毛捻紡成粗線，再把粗線織成帶子、束髮帶甚至粗毛毯。實際上，他們還可能已能用粘土製作粗糙的容器模型。但是，只有到了新石器時代，人類才能夠象發展制陶技術那樣發展紡織技術。新石器時代的人利用剛培育成功的亞麻、棉花和大麻等植物纖維，在逐漸得到發展的錠子和織機上進行紡織。新石器時代的人還學會了建造比較堅固、寬敞的住房。造房子用的材料因地而異。紐約州北部的易洛魁人住在能容納拾多戶人家的大房子裡，被稱為"長房子人"，這種房子是用樹皮和木頭建造的。在中東，住房的牆是用土坯做的；而在歐洲，最常用的建房材料是劈開的幼樹，上面厚厚地涂蓋一層粘土和牲畜的糞便；房頂可能一般是用茅草蓋的。這些住房內部設有固定的床；床上可能還覆蓋一層用布做的床罩。住房內還有現代式樣的、裡面至少有兩層擱板的食具櫃和各式各樣的壁櫥或存放東西的地方。房間的中央通常生一堆火，供照明和取暖用。房子沒有煙囪，只是在屋頂上開個洞或在屋檐下留條縫，讓煙排出。

定居生活也使部落政治組織取代諸遊獵民族的單獨的群體成為可能。部落由一個地區若干村莊的居民組成了每個部落都有獨特的語言和風俗習慣，把它們相互區別開來。有些部落，一般是那些處于原始經濟狀態的部落，發展很不充分，完全沒有定形，几乎還處于遊獵群體的水平。還有些部落則已有強有力的首領，原始貴族及平民。不過他們之間的界線模糊不清。那時還根本沒有後來的文明所特有的階級排外主義。

通常，構成新石器時代的村社的社會基本單位是由若干對夫妻和他們的孩于組成的大家庭。這種大家庭較適宜處理在勉強維持生活的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問題，所以比獨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更為常見。這種大家庭還收養外來的流浪者；當遇上"大忙"，需要眾多的人手來開伐森林、收割農作物或放牧家畜時，能更有效地發揮作用。這種大家庭還能有效地利用大面積的土地，常常留一部分成員在家料理家務和照管附近的田地，派其他成員長期在外管理遠處的菜圃果園或放牧牲畜。

經濟平等和社位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時代的村社的明顯特徵。每個家庭都擁有生產生活用品所必需的技能和工具；而且，同樣重要的是，每個家庭都有權利使用維持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自然資源。這一點有着充分的保證，因為所有的農田、牧場和其他自然資源皆為村社所有，而村社則是由各家庭自動組成的。所以，在部落社會，既沒有土地擁有者，也沒有無地的耕種者。美國有位人類學者說，"在印第安人的村莊裡，不可能村子的一頭是饑餓與貧困……而村子的其他地方卻生活富裕。"……

正是由於這種平等主義，無論是新石器時代的部落社會，還是今天的部落社會，其生產力都有着內在的妨礙因素。產品的產量只要適應每個家庭有限的傳統的需要就可以了，沒有要求生產剩餘產品的動力。也就是說，勞動只是生活中的一個插曲，其內容多樣，時間卻相當有限。一天工作八小時、每週工作五天的情況顯然是不存在的。一個典型的部落成員，每年的工作時間比現代人要少，而且工作對他來說是件很愉快的事。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是以社會一員的資格，以丈夫、父親、兄弟或村社成員的身份進行勞動或從事生產活動。工作對他來說，不是為了謀生而必須忍受的一種不幸；相反，是親屬關係和村社關係的伴隨物。一個人幫助他的兄弟幹農活，不是為了對方也許會給他一籃甘藷，而是出於親屬關係。

土地耕種者的新生活也意味着新的神——新的宗教信仰開始出現。過去狩獵者所崇拜的神靈和巫術這時已不合時宜。農夫們開始需要並設想了種種能保護他們的田地、牲畜和家庭的新的神靈。他們通常已模模糊糊地想象出在所有這些神靈的背後有一位造物主。但是，最重要的是，几乎每個地方都有了對土地女神即豐產女神——大地之母的崇拜。他們以為，農作物豐收、家畜興旺、婦女們多生兒女，皆歸功于豐產女神；生命與健康，每年的生死循環，最終也取決於她。因此，對豐產女神的崇拜日益盛行。現今發現的許多故意誇大女性特點——乳房懸垂、大腿粗壯——的粘土雕像便可證實這一點。這一類雕像不僅整個歐洲地區有。就是往東遠到印度這樣的地區，也時有發現；充分反映了發源地中東的農業的傳播。

當然，為瞭解釋各民族賴以為生的主要農作物的起源，這時還出現了神話。下面這個在美國緬因州瓦巴納基人中間流傳的"玉米的傳說"就是一個例子：

很久以前，當世上剛有印第安人的時候，有一個印第安人獨自生活着，和其他人離得很遠很遠。他不知道火，靠吃野果、樹皮和塊根過活。因為沒有夥伴，這個印第安人感到極為孤單寂寞。對挖掘塊根果實，他越來越厭倦，食慾也日益減退。他一連好幾天躺在陽光下做夢。當他做夢醒來時，發現附近站着個什麼東西。最初，他非常驚駭。可是，一聽見它說話的聲音，他內心高興極了：原來是一位美麗的女子；頭髮柔軟細長，和印第安人完全不同。他請她走到他跟前來，可她不願意；而他要試圖走近她時，她似乎又遠去了。他對她唱起了自己孤苦寂寞的歌，懇求她不要離去。終於，她告訴他，如果他願意按她的吩附去做，他就可以永遠和她在一起。他滿口答應了。她把他帶到一個放著一些乾草的地方，要他找兩根枯枝來，放在一起飛快地摩擦，然後把枯枝放進乾草裡。很快，乾草裡冒出了火星，草點着了，一剎那間，整個地面燃燒起來。接着她又說，"當太陽下山時，你抓住我的頭髮，把我從燃燒過的地面上拖過去。"這件事他可不樂意做，但她告訴他，凡是將她拖過的地方，會長出一些象青草一樣的東西。他將看到她的頭髮從葉子中露出來，這時；籽已結好。可拿來食用。他按她說的去做。迄今為止，當印第安人看到玉米稈上的玉米須（頭髮）時，他們就知道，她還沒有忘記他們。

新石器時代的人對生活的總的看法，對於應當是怎麼回事和實際是怎麼回事的觀念——也就是他們的世界觀，就其重要性來講，並不亞於他們的宗教信仰。他們的世界觀是靜止的，這主要是由於他們與世隔絶的村社生活。他們把將來看作是最近的過去的翻版。他們從來沒想到過，要按某種原則來改變社會，也沒想到，要象今天的學校非常自豪地宣稱的那樣，訓練他們的孩子去適應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在他們眼裡，世界過去沒發生過變化，將來也還是如此。因此，他們只是培養自己的孩子做他們所做過的一切，就象他們的父親和祖父先前培養他們時那樣。關於這一點，有個名叫克拉欣格·瑟德的溫內巴戈人（北美洲印第安人）向我們提供了一些很有啟發性的證據。他雖然生活在我們時代，但卻出生於一個仍處于新石器時代的部落環境。他在自傳中寫道，"父親往往還是守着過去的老習慣，把溫內巴戈人的風俗習慣教給我們。他一清早就把我們叫醒，讓我們圍着火堆坐下，然後開始同我們談話。…女孩們單獨受教育。現在談談父親和我說過的一些話……。"克拉欣格·瑟德在詳盡地描述了父親按照傳統用上述方式對他進行教育的情況後，最後寫道：

這些事都是老年人說的；也是我給你們的勸告。我自己從來不問這些事，但是我父親，也就是你們的祖父，是很關心的。凡是與人們的行為舉止有關的知識，他都想知道。等你們長大了，可決不要讓自己落入這樣的困境：不知道哪些事是正當的、是應該做的。孩子，要聽取長輩的教誨。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必須徹底弄懂的。你們也得弄懂。

五、對人口和種族的影響

農業革命導致又一次人口爆炸，其規模可與隨人類形成而出現的人口爆炸相比。在舊石器時代，正在進化中的人類不斷改進工具，使生產率提高，從而使人口相應增加。約100萬年以前，猿人的人口數還只有125000，可到了距金10000年時，以狩獵為生的人類的人口數已上升到532萬，約增長42倍（見第二章第四節）。現在，隨着農業革命的到來，一定地區的食物供應量比過去更多更可靠，因此，人口數的增長也比過去更迅速。在距今10000年至2000年的8000年中，人類的人口數從532萬直線上升到13300萬，與舊石器時代100萬年中的人口增長數相比，約增長25倍（見圖2"世界人口的增長"）。
人口的增長不是普遍的，而是有選擇性的。正如前文所述，在技術革新中領先的各民族，其人口的增長也遙遙領先。因而，就象從前的人類勝過並取代了他們的原始祖先那樣，現在的農人勝過並取代了狩獵者。"勝過"並"取代"的確切過程可能如下：由於實行組放型農業，各村莊很快受到了逐步增長的人口壓力。於是，過剩的人口散佈到周圍新的地區，在那裡開墾土地，建立起新的村莊。他們和當地居民的關係因當地環境而異。如果這些地區有一些邊沿地帶不適宜農業移民們開發，那麼當地人就可以把這些地方當作避難所，使自己生存下來。非洲的情況就是這樣，那裡曾廣為分佈的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被分別擠到了茂密的叢林地帶和荒涼的沙漠地區。北美洲的情況也是如此，那裡曾廣為分佈的操綬綬尼語的印第安食物採集者受普韋布洛農人們的排擠，而不得不離鄉背井。（見圖4"狩獵者的後撤"和圖5"農人的擴張"）。

農業移民和當地人之間還有另一種類型的關係，即共生關係。迄今仍在剛果森林區盛行的情形便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那裡過漁獵生活的俾格米人向耕種土地的黑人提供肉類、蜂蜜和其他森林產物，再從黑人那裡接受作為報等的穀類和鐵製武器。因而，這兩個種族能夠和平共處，並保持各自的特點。

農業移民和當地食物採集者之間最常見的關係是相互通婚，彼此逐漸融合。當人口壓力又逐步形成時，新的混血兒居民便又向新的地方遷移，進而又與那裡的當地人通婚，逐漸融合。農業技術和農作物就這樣被傳播到很遠很遠的地方，而在農業最後到達的那些地方出現的人，則成為其種族類型與最早的創始者完全不同的人。因之，儘管小麥、牛、輪子和犁發源於中東，然而把這些東西帶入中國北部的移民卻是純粹的蒙古種人。農業由中東向西傳入歐洲，由大草原傳入非洲南部時，發生了與上述情形類似的遷移和異族通婚。今天存在於贊比亞南部的黑人與布希曼人的混血兒就是對後者的一個證明。

一夥又一次的遷移使農業傳播到全球各地。遷移的最後結果是，1

（000年以前組成全體人類的狩獵者，到公元1000年時，減少到僅占人口的1%。職業的轉變轉而又導致種族的變動。全球種族分佈圖表明，10000年以前，高加索種人、蒙古種人、黑人、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亞種人這六個種族之間大致是平衡的。（見圖3"全球種族分佈。'）但到公元1000年時，這一平衡遭到了劇烈的變動，此變動有利於從事農業的蒙古種人、高加索種人和黑人，而不利於仍過漁獵採集生活的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澳大利亞種人之所以能維持原狀，只是由於他們居住在與世隔絶的島嶼上，還沒有被任何從事農業的人發現。這些島嶼直到18世紀時才被歐洲的探險者發現。當這一發現遲遲地但終於來臨時，島嶼上不幸的土著居民遭到了更加悲慘的結局。

農業革命對種族的影響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和東亞表現得最為明顯。東亞地區的蒙古種人犧牲散居各地的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亞種人的利益來向四面八方擴張，從而為他們今天在人口數量上占居壓倒其他所有種族的優勢奠定了基礎。同樣，非洲的黑人享有農業和鐵製工具給他們帶來的種種好處，他們衝出原來居住的大草原，穿過雨林地帶，擴張到非洲南部。於是，非洲的黑人、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到公元前4000年還一直保持的相當合理的種族平衡，到公元1000年時，從根本上遭到了有利於黑人的破壞。從整體上綜觀全球，農業革命對種族的影響是，給束了長達數千年的種族平衡，建立起一直持續到今天的蒙古種人、高加索種人和黑人的優勢。

第二編

歐亞大陸的古代文明

（公元前3500－1000年）

我們從第一編中已知道，農業革命是人類成為真正的人之後所取得的第一個重大成就。如果太空中的觀察員將行星地球置於監視下，定期報道他所注意到的地球上的種種發展情況，他對農業的出現大概會作這樣的描述：
迄今為止一直靠採集植物和狩獵動物生活的兩足人類，現在開始精心地培育某些植物和畜養某些動物，來生產自己的食物。以這種新方式生活的一群群兩足人類，其數量的增長是不均衡的。他們正在某些地方定居下來，在那裡建造經久耐住的隱蔽所。通常幾十個隱蔽所集中在一個地方，這些地方特別適宜種植植物和畜養動物。

幾千年後，我們想象中的這位觀察員也許會注意到，這些居住在地球上的富有進取心的人，有了完全新的發展；在他們中間出現了文明。對此，他大概會作這樣的報道：

大多數兩足人類仍在狩獵動物和採集食物，但是，種植農作物或飼養家畜的兩足人類的百分比現正在迅速地上升。某些地區還有了值得注意的新發展；在那些地區，有一些很大的村落，村落的四周圍着高牆，兩足人類的成員長期地居住在這些村落裡。其中有些人不生產糧食，也不從事任何職業的工作，而是勸誘或強迫居住在一起的其他人生產剩餘糧食和手工藝品，為他們服務。這一小撮人雖然不從事任何體力勞動，但是卻過着極為奢侈的生活，這種生活是過去任何人都沒有享受過的。

如果這些有關人類活動情況的報道能繼續進行數千年的話，那麼不僅有關人類活動的性質方面的基本變化多半能得到描述，而且其活動範圍方面的基本變化也將得到描述。因為文明的成就包括技術的進步，而且，正如第一編導事中所述，技術的進步轉而又導致人類活動範圍的相應擴大。食物採集者的活動範圍僅限於他們的狩獵場地，新石器時代農人們的活動範圍僅限於他們的村落附近，而文明人的活動範圍則必須擴大到遠離家鄉的地方。為了保護灌溉系統的水源，他們向上游地區擴展自己的控制範圍；為了千方百計地獲取建築工人所需的木材，冶金家所需的銅和錫，工匠所需的金和銀，他們向各地派出士兵和商人。因此，古代文明與史前時期原始公社的情況不同，其活動範圍並不限于發源地附近，而是不斷地向外擴展，直到最後把整片整片的大河流域，甚至流域周圍出產種種原料的地區，也都包括進去。

城市的建立，是為了生活，為了能過上好的生活。

亞里士多德

每個城邦又分為兩個城邦：多數窮人的城邦和少數富人的城邦。這兩個城邦總是處于交戰狀態。

柏拉圖

第四章

古代文明的起源

最早出現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曬、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養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時期，人們曾認為文明的搖籃是尼羅河流域，但現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蘇美爾，也就是《舊約全書》中的"希納國"（Land　of Shinar）。蘇美爾位於過去稱為"美索不達米亞"——大致相當於現在的伊拉克共和國——的南部，南臨波斯灣，由若干塊荒蕪的、被風亂吹的小平原組成。約公元前3500年時，一些已改進生產技術，正在耕種這片乾旱的荒原的農業公社，成功地完成了從新石器時代的部落文化到文明的過渡。

公元前3500年只是個大概的日期，確定這樣一個日期僅是為了方便起見。實際上，過渡的時間無論指定為一年、十年還是100年，都沒有任何意義。我們知道，從食物採集轉變到食物生產，並不是因為某人偶然想起農業而突然發生的。同樣，從部落文化過渡到文明，也不是因為當時有人想象出城市中心和城市文明才發生的。總之，當時發生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一個過程。本章的目的就是考察這一過程的性質和起源。

一、文明的性質

文明一詞的含義確切地說，究竟是指什麼呢？人類學者指出了將文明與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區別開來的文明的一些特徵。這些特徵包括：城市中心，由制度確立的國家的政治權力，納貢或稅收，文字，社會分為階級或等級，巨大的建築物，各種專門的藝術和科學，等等。並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備這一切特徵。例如：南美安第斯山脈的文明是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而埃及文明和瑪雅人文明則沒有通常所說的城市。但是，這一組特徵在確定世界各地各時期的文明的性質時，可用作一般的指南。
最終形成的不是同一種文明，而是"類型"極其多樣的文明。正如前一章所提到的，較早的新石器時代的各種文化是與各特定的環境相適應的；因此，隨着各環境中耕種和畜牧所居的地位的不同，隨着各環境中栽培的植物和畜養的動物的種類的不同，新石器時代的各種文化也彼此顯著地不同。現在，文明的情況也是如此，各種文明由於各自發展時與世隔絶的程度不等而相應地不同。美洲的瑪雅人文明、阿茲特克人文明和印加人文明是獨自發展起來的，因而，可以很清楚地將它們與歐亞大陸上較早形成的那些文明區別開來。歐亞大陸上的文明也是多種多樣的，它們的獨特性取決於各自的所在地與中東最早的文明中心地相隔之遠近。中國與中東之間相隔一片遼闊的、荒漠的地區，並有大山作屏障，因此，從古代最早時候起直至今天，中國文明一直與歐亞大陸的其他文明彼此相異。

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首先要走向文明，尤其是考慮到實行平等主義的新石器時代的社會有許多方面是很吸引人的。現代馬達加斯加島的塔納拉人的經歷對這一問題作出了回答。塔納拉人只是最近才過渡到文明階段，所以人類學者拉爾夫·林頓能把他們的經歷全都記載下來。塔納拉人在過渡到文明之前，是用"刀耕火種"的方法種植早稻。第一年他們可以得到豐收，但從第二年起產量逐漸下降。因此，每當田地的肥力耗盡時，他們就得遷移，重建村莊。經常的遷移使他們不可能實行土地私有制，土地的所有權歸村社掌握。村裡的長者儘可能公平地把土地分配給每個同堂家庭。每個同堂家庭都由若干家庭組成，這些家庭一起勞動，然後按需分配產品。這是個典型的實行平等主義的部落社會，無論在經濟、政治，還是社會地位方面。都沒有任何重大差別。

當有些家庭倣傚東面的鄰居改種水稻時，這一切全都改變了。天然水田的面積很有限，無須投入整個同堂家庭的勞動力，因而這種新型的農業就由某些家庭單獨經營。他們一年到頭在水稻田裡勞動，不再把田歸還村莊，重新分配。由於適合種水稻的田地很少，從前無階級的塔納拉社會現在分裂了：少數人成為土地所有者階級，而絶大多數人則沒有希望得到這種更能生產糧食的土地。

當種植旱稻的農夫被迫定期地向新的地方遷移，而種植水稻的農夫仍留在原來的小塊土地上時，這一階級分裂更為明顯了。戰爭也由於這種新型的經濟而受到影響，那些長期定居的村民現在不惜花費時間，努力建造結構複雜的城堡，來阻擋傳統的搶劫集團的侵擾；並致力於俘虜那些流民，把他們變成奴隷，因為奴隷正顯示出一種新的重要性。早先用"刀耕火種"的方法經營農業時，奴隷派不上什麼用處，但是現在，可以把奴隷派到田裡，讓他們一年到頭地勞動。早先的民主也由新發展起來的社會取代了；在這新社會的頂端是專制國王，國王的下面是貴族，他們擁有國王分給他們的土地，然後是占人口大多數的平民，社會的最底層是奴隷，由戰俘和他們的後代組成。最後，隨着財產成為提高自我的唯一手段，逐漸形成一系列新的社會準則。人類學者拉爾夫·林頓最後寫道，"從塔納拉村落到塔納拉王國，中間有一段很長的距離。在經常遷移、自給自足的塔納拉村落，沒有階級，只有牢固的同堂家庭；而到了中央集權，臣民定居的塔納拉王國，社會由於經濟差別而分裂為階級，門第有如禮儀，被看作是極為重要的…當一步一步地追溯塔納拉人的整個轉變的來龍去脈時，我們可以發現，轉變的每一步都是由種植水稻引起的。"

塔納拉人的轉變過程，只是公元前四千紀時瓦解中東的新石器時代的社會，最終導致城市革命和文明出現的那個轉變過程的一個小小的縮影。

二、美索不達米亞發源地

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上遊山巒重疊。在那裡，人們學會了馴化動植物，從而完成了農業革命。在那裡，人們現在又開始第二次偉大的冒險，他們從山區遷移到大河流域，逐步發展起新的、生產率更高的灌溉農業和新的社會制度。新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新的社會制度相互作用，引起一個連鎖反應，最終導致文明的出現。
從高地遷移到低地，使新石器時代的農人們遇上了一系列新問題，如：降雨量不足，烈日蒸曬，河水定期氾濫。沒有建築用的石塊，等等。但是低地的長處超過了它的短處：那裡生長的棗椰樹，不僅提供了充裕的食物，而且還提供了大量木材，不過這些木材的質地不太好；那裡的蘆葦蕩裡，有各種野禽小獸，還有魚類，提供了寶貴的食物蛋白質和脂肪；而尤為可貴的是，那裡的土壤是極其肥沃的沖積土。這一新環境中蘊藏了很大的潛力，這種潛力就是一種挑戰。最早的農人們以適應環境的非凡本領成功地響應了這一挑戰。公元前四千紀時，他們取得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偉大的技術進步。

在山巒重疊的高地種植農作物時，降雨量還勉強夠，但到了地勢很低的流域地區，降雨量則非常不足。要耕種這片肥沃的沖積上，就必須實行農業灌溉，所以最早的農人們開掘溝渠，把大河裡的水引到田裡。結果，農作物的產量較他們早先在多石的山坡上奪得的產量要高得驚人。公元前2500年的文獻記載說，一塊大麥田的平均產量是播種量的86倍！食物比過去充裕多了，品種也比過去多多樣，而且，由於實行農業灌溉，食物的來源也比過去更有保障。食物的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又使更多的灌溉溝渠，更多的新農田，更多的食物成為可能。

在灌溉技術不断發展的同時，新興的冶金術也被逐漸掌握。冶金術對燧石罕見的流域地區的移民們來說，用處特別大。最初，他們把天然金屬看作是極其堅韌、可鍛的石頭，用反覆錘打和磨製的方法對其進行冷加工。直到他們學會用熔煉的方法從礦石中提煉金屬時，才開始有了真正的冶金術。最早提煉的金屬大概是銅。後來人們發現，銅經過熱處理能成為液體，並能表現為各種容器或模型的形狀；而冷卻後，銅又變硬。而且其邊刃的鋒利比得上石頭。到公元前3000年時，中東和印度的居民已普遍知道，在銅裡面加少量其他金屬，可以冶煉出更為經久耐用的合金。最後，他們發現，在冶銅時接進一些錫，效果最理想，由此產生的青銅明顯地勝過石頭。用青銅製造武器特別受歡迎，因為石頭易碎，打仗時不可靠。但是，銅和錫這兩種金屬不多見，所以青銅在當時是很昂貴的，未能普遍採用，如用來製造工具等。

犁的發明在當時同樣很重要。最初的犁結構很簡單，用一棵小樹製成。樹上只留一根樹枝，在村干的三分之二處，向外突出；樹枝上的枝杈全部砍去，頭削很尖尖的。村干的上端系在兩頭牛的身上，下端由把犁人扶着；當牛拉樹幹時，突出的樹枝便入地翻土。這一原始的發明物用來耕犁中東半乾旱的沙土時，效率還挺高的。到公元前3000年時，整個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已普遍使用，並傳入印度；到公元前1400年時，還傳入遙遠的中國。牛拉犁的意義就在於，人類首次能利用自身體力以外的力量作動力。從這一意義上說，犁是蒸汽機、內燃機、發電機和核分裂反應堆的先驅。

公元前3000年時，風也得到了利用，成為人類在某種情況下——如抽水時——可以借用的一種力量。當時已有了製作粗陋的橫帆，最先使用的地點大概是波斯灣和尼羅河上。風的利用。橫帆的出現，表明人類第一次成功地利用人造的力量作動力。早期的帆船很粗糙，但對繁重的交通運輸來說，不失為一種比馱驢和牛車遠為經濟有效的工具。所以，古代文明時期的貿易大多取道水路。

車輪的重大發明也是在這富有創造性的一千年間取得的。美索不達米亞最早的輪子只是一些圓形的板，和軸牢牢地釘在一起。到公元前3000年時，已將軸裝到手推車上，輪子不直接和車身相連。以後不久，又出現了裝有輪輻的車輪。這種原始的手推車雖然笨拙得很，但比從前一直使用的人的肩膀和馱獸（通常是驢子）要好得多。車輪還很早就用於製造戰車。這種戰車先是用來衝入敵陣，迫使敵人潰散；後來又當作戰台使用，戰車兵可以站在戰車上朝敵人擲標槍，殺死敵人。輪子這一發明物也為和平時期服務，陶輪就是用輪子做的。最簡單的陶輪只需一對盤形的車輪，輪盤之間裝一根軸，軸直立豎放；陶工一面用腳旋轉下面的輪盤，一面用手將柔軟的粘土置於上面的輪盤中，塑捏成形。這一裝置使陶工能成批地生產人類最早的工藝品——陶器。

這些影響深遠的技術進步與相應的影響深遠的制度變革相伴而行。人口的增長使某些村落得以發展為由新的宗教顯貴及後來的軍事首領和行政首腦統治的城市。城市的出現之所以可能，是由於農業生產率的增長。農業生產率增長使食物有了剩餘，能夠供養新產生的祭司階級、士兵和官吏。這一發展過程不是突然的或單方面的。近來有不少人展開爭論：究竟是技術變革決定製度變革，還是制度變革決定技術變革？這使人聯想起關於人類進化的一個早期階段的爭論：是否先有了人的大腦，然後才創造出人類文化，包括語言和工具製造？現在大家已一致同意，前者與後者相互作用，語言和工具製造是大腦發展的原因，也是大腦發展的結果。看來技術變革和社會變革也是如此，先是相互作用，最後促使城市革命和文明到來。新石器時代的耕種者向居統治地位的顯貴們提供剩餘物品，從而由部落成員轉為農民，並不是由於他們從某個時候起同意這樣做，或被迫這樣做；相反，這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原因和結果相互作用、密切關聯。

後起的階級分化是文明的特徵。階級分化的起源可以從樸素的村社聖祠那裡找到；聖詞是當時的社會宗教生活的中心，不過那時還沒有專職的祭司。當村莊發展為城市時，聖祠也發展為寺院。寺院有祭司和仆從他們是最早不必直接從事生活資料的生產的人。如果把祭司看作是從前部落巫師的後繼者，那麼不難理解，他們應是最早的顯貴。由於墨守農業的種種儀式（如求雨的儀式）對新石器時代的農人來說，是至為重要的，所以巫師成為最有權勢的人物。而現在新出現的祭司，不僅要對傳統的各種超自然的現象負責，而且還要負起不斷增加的管理社會的各種職責。這些職責對一個日益複雜化的社舍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技術的不斷進步，剩餘食物的不斷增多，使新的祭司集團的出現成為可能；而新出現的祭司集團又對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起了促進的作用。文字就是祭司們出於記事的需要而作出的一大發明。從已知的最早的文字記載中，可以舉出不少例子來證明，祭司們不僅主管各項宗教活動，而且還管理大量的經濟活動。他們記載每年洪水氾濫時的情景，這些記載是計算每年洪水氾濫的時間所必需的。他們還承擔極為重要的管理水利灌溉的職責，如：分配水量，負責水壩和溝渠的建造及維修，等等；要讓不断發展的灌溉設施充分發揮作用，這些管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同時，他們還大大促進了各種技藝的發展，因為手工業品的產量不是取決於世俗市場的需要，而是取決於寺院的需要。

這時，社會的成分已日益多樣——宗教的顯貴們對此曾起過很大的促進作用——開始破壞宗教顯貴們的地位。城市發展得愈大，愈複雜，純粹的宗教法令愈不具約束力。此時，戰爭的規模也愈來愈大，而且次數愈益頻繁；雖然寺院擁有大量財富，屢遭劫掠，客觀上起了一定的促成社會混亂的作用，但主要可能還是由於人口增長超過了農業資源。大規模的、頻繁的戰爭的結果，使祭司們的權力轉到了世俗新貴們的手上。

早先，當一個公社偶遇外來進攻的威脅時，這個公社的成年男子便舉行大會，選舉一人擔任這一非常時期內的戰爭領導人。但是，隨着和平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這些戰爭領導人的任期便越來越長，直至成為永久的軍事首領，最後當上國王。於是，宮廷開始與寺院相競爭，直到雙方逐步結成一個夥伴關係。通常，祭司們仍保留他們佔有的大量土地，繼續履行他們的宗教職責，而宮廷的官吏們則忙於在城市四周建築城牆，招募大批的軍隊，以對抗鄰近的城市；後來，這些軍隊又用於建立帝國。

世俗的國家和帝國興起後，非農業商品的產量大大增加。陶器的成批生產，諸如圓柱形印章和金屬器具等物品的普遍使用，以及在某些較堅固的住房內發現的大量的各式各樣的物品——這一切都說明，當時出現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中產階級的新市場。人數漸增的宮廷成員們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断發展的軍事化需要各種武器，而且規模空前，不僅需要大量的金屬武器和盔甲，而且還需要象戰車一類更為完善的軍事裝備。所有這一切都說明，當時的生產已大大不同於從前規模較為有限的生產，因為從前的各種手工業只要能滿足寺院的需要就行了。不過，這裡應該指出，這一變化几乎只是表現在生產的量上面，而非技術方面。如果要說這是一種新的變化，那僅是就大量生產這一點而言；在生產方式和技術革新方面，並無新的進展。

大量生產與外交事務有重大關係。地勢很低的流域地區几乎不出產各種礦物和優質木材，大部分手工業的原料要靠從外面運來。例如：銅來自波斯灣南面的阿曼，銀和鉛來自小亞細亞的托魯斯山脈衝材來自伊朗的和格羅斯山脈和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為了償還這些進口原料，各種手工業就必須擴大生產，提供各種出口產品作為交換。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征服這些原料的產地。從公元前三千紀中葉的阿卡德國王薩爾貢的經歷中可以看出，這一辦法沒有被忽視。史詩《好戰的國王》描述了薩爾貢為了援助在小亞細亞經商時受當地統治者虐待的阿卡德商人，如何率領他的軍隊越過無名山關，侵入小亞細亞的中心地帶。最後，薩爾貢的帝國"從下游地區擴張到上游地區"，即從波斯灣擴張到地中海，從而控制了各種金屬、石頭和木材的產地。史詩《好戰的國王》問世後不久，又有另一則史料敘述道，薩爾貢在努力促進商業方面"沒有睡大覺"，"停靠船舶的碼頭上一片生氣勃勃的繁忙景象；四方的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富裕…大大小小的輪船暢通無阻地將各種貨物運到蘇美爾"。

建設軍隊和建築宮殿的支出，對早期的城市國家來說，是極為沉重的負擔，以致使傳統的議會的地位受到破壞。為了應付不斷上升的人力物力的支出，苛捐雜稅愈益繁重，對此，傳統的議會只敢畏畏縮縮地表示反對，結果，日益被永久的、世襲的王權所排擠，最後被取代。

階級分化隨政治權力的集中而日益加劇。從墓葬品的差別越來越大，可清楚地看出這一點。早期墓葬品的差別是極微小的，但時間愈往後移，差別愈明顯。絶大多數墳墓裡只有幾件陶器，有的甚至什麼也沒有，反映了平民的貧窮；富人的墳墓裡則擺着銅器和貴金屬製的珠子，顯示了"驚人的揮霍浪費"而國王的陵墓較之前者則更是差別懸殊，裡面不僅有大量奢侈品，如各種精美的武器和貴重的裝飾品，而且還有大批用來陪伴國王、證明國王的權力和富有的殉葬人，包括士兵、國王的妻妾、樂師、馬車伕和一般的僕人。

三、文明的傳播

先是自治的農業村社，接着是祭司集團控制的小國，最後是由王朝統治的、具備一切文明特徵的帝國——這就是以上所述的長達數千年的社會發展過程。
文明先在美索不達米亞生根，以後又在歐亞大陸和美洲的其他幾個地區生根，那之後，便向四面八方傳播。正象農業革命以部落社會取代狩獵社會那樣，現在部落社會又為文明所取代。在部落文化到達歐亞的邊緣地區時，歐亞中心地區的部落文化正在被文明所取代。隨着文明從大河流域的發源地向外傳播，並跨越鄰近的野蠻地區，這一取代過程不可抗拒地繼續着；到公元時，文明實際上已毫無間斷地從英吉利海峽擴展到中國海（見圖6"歐亞大陸的古代文明，公元前3500—1500年"）。

如果同意美索不達米亞出現文明的日期是約公元前：3500年前後，那麼，其他各地區出現文明的大致日期則應分別為：埃及文明起於約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於約公元前2500年，中國黃河流域的文明起於約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和秘魯的文明起於約公元前500年。

一般認為，美洲文明有如美洲農業，沒有受到歐亞大陸的任何影響，是獨自發展起來的。中國文明在其早期階段究竟是土生土長的，還是在中東文明的間接影響下發展起來的？這一問題目前尚不能回答。尼羅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則是在向外傳播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促進下發展起來的。這種發展與其說是由於採納了某些特定的技術和制度，毋寧說，是由於接受了某些基本思想或原則。有關文字的概念雖說取自蘇美爾，但各自獨特的文字系統卻是在埃及和印度逐漸形成的。國家組織、巨大建築物，等等的發展情況也同樣如此。

如此發展的最終結果，形成了具有共同的一般格局的各大文明，不過，它們各自仍顯示了與眾不同的特點或類型。這些不同的類型是在長達數千年的獨立自主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並定形的，所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一直持續到今天。

第五章

古代文明諸類型

食物的種類很多，因而，無論獸類或人類，都有許多種生活方式；沒有食物，誰也無法生存，食物的不同，決定了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

亞里士多德

距今數千年的人類最早的各大文明的發展情況，可以根據技術革新、地理環境和經濟組織加以分析。雖然這些因素對瞭解過去是極為重要的，但對於瞭解古代人本身——他們是如何看待生與死，如何看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卻用處甚微、每一較重要的古代文明，無論是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克里特、印度河流域的文明；還是黃河流域的文明，都有獨特的人生觀和實踐其人生觀的生活方式。古人的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在通過藝術、哲學、文學和法律表現出來時，亦呈現了各自的實質和特色。
由於一些根基本的問題至今尚不能回答，所以許多看法仍屬猜測。例如，我們至今仍不清楚，蘇美爾人到底是什麼人，他們來自何方，他們是不是美索不達米亞流域地區最早的居民，或者，他們是否在更早的居民提供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至于古代其他各民族的情況，我們知道得更少。不過，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這些還是可辨明的，這些也就是本章要討論的主題。

一、美索不達米亞

古代歐亞大陸諸文明的生活方式，有如它們早先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深受地理環境的影響。就美索不達米亞來說，地理位置的影響表現得非常明顯——這裡是指該地區易遭侵略這一點而言，因為該地區自古迄今的發展與一次又一次的外來侵略分不開。實際上，美索不達米亞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來自北面的入侵者印歐人與來自南面的入侵者閃米特人為爭奪這塊肥沃的大河流域地區而展開長達數千年的鬥爭的歷史。
最早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偉大創建者——蘇美爾人，似乎既不是印歐人的一支，也不是閃米特人的一支，這一點很可奇怪。他們的語言與漢語相似，這說明他們的原籍可能是東方某地。但不管怎樣，是蘇美爾人在美索不達米亞南部開掘溝渠，依靠複雜的灌溉網，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湍急的河水，從而創建了第一個文明。到公元前3000年時，蘇美爾地區已出現12個獨立的城市國家，如其中的烏魯克，占地1100英畝，人口約達五萬。各城市國家為了爭雄稱霸，相互征戰不休；戰爭愈來愈專業化，並付出了昂貴的代價。結果，大大削弱了蘇美爾人的力量，使他們臣服于閃米特人。閃米特人的著名領袖薩爾貢一世就是作為第一個帝國的奠立者而在歷史上聞名。他以流域地區中部的阿卡德為基地，首先征服了整個蘇美爾，然後向遠地進犯，最後建立起一個從波斯灣到地中海的龐大帝國。

阿卡德帝國在當時是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但它的壽命短暫。來自伊朗的新入侵者打敗了薩爾貢一世的孫子，毀滅了阿卡德，使其從歷史上消失。於是，蘇美爾人的城市國家又一個個重新出現，並享有一定程度的獨立，直到烏爾城邦崛起，建立起一個純粹的蘇美爾人的帝國。這一帝國從公元前2113到2006年，維持了一個世紀。在這期間，一批閃米特遊牧民即阿莫里特人侵入兩河流域，在他們著名的統治者漢穆拉比（約公元前1704－1662年）的率領下，經過長期征戰，建立起巴比倫帝國。正如後面章節中將要提到的，這種連續入侵的模式一直持續到近代，因為繼阿莫里特人之後的入侵者還有赫梯人、亞述人、波斯人、馬其頓入、羅馬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

儘管這些帝國額可誇耀，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文明實質上還是城市文明和商業文明。城市最基本單位，每個城市都尊奉一位主神，城市被看作是屬於主神的一個神聖的存在物。寺院和國王是當時最大的富豪，不過也有許多私人資本被投入土地、手工業、商業冒險和放債。大多數平民是靠當農夫、工匠、商人、漁民和養牛人謀生。每個城市都有一個手藝人階層，包括石匠、鐵匠、木匠、陶工和寶石匠。他們在自由市場上出賣自己的手工藝品，買主支付貨幣或以實物代貨幣。貨幣通常是很快或銀環，每次交易後都須稱其份量。

城牆外面是農田，城市居民的生活最終取決於農田的收成。大部分土地以大地產的形式被佔有，佔有者是國王、祭司和一些富人。他們將土地劃分成小塊份地，連同種籽、農具和耕畜一起，分配給為他們服務的農人。農人則提供勞動、自行經營，然後將生產出來的剩餘產品繳納結寺院、宮廷或地主，作為報答。當時的基本農作物是大麥和小麥。提供乳液的牲畜是山羊和母牛。綿羊提供羊毛，羊毛是美索不達米亞的主要的組織纖維。最普通的蔬菜有蠶豆、豌豆、大蒜、韭蔥、洋蔥、小羅卜、葛苣和黃瓜。水果包括甜瓜、椰棗、石榴、無花果和蘋果。

經營地產時需要記帳，如：從佃耕的農人那裡收到的地租，牧群的頭數，牲畜所需的飼料的量，下次播種所需的種子的量，以及關於灌溉設施和灌溉計劃的一切複雜的細節，都得上帳或記錄。管理事項和帳目，是用削成三角尖頭的蘆葦桿當筆，刻寫在泥版上然後將泥版烘乾，以便于保存。這種最早的文字形式稱為楔形文字，顯然不是為了智力活動才發明的；確切地說，這是經營管理時的一種工具。正如一位著名學者所說的，"文字不是一種深思熟慮後的發明物，而是伴隨對私有財產的強烈意識而產生的一種副產品。文字始終是蘇愛爾古典文明的一個特徵。"

最初的楔形文字由圖形符號組成。書吏用簡單的圖形把牛、羊、穀物、魚等畫下來，也就是說，用這一方式記錄所要記錄的事物。不久，圖形符號固定下來，不再取決於每個書吏的藝術想象力，從而保證了書寫和閲讀的一致。但是，還有一個基本問題尚未解決，圖形符號不能用來表達抽象概念。蘇美爾的書吏們應付這一困難的辦法是，在圖形符號旁加上別的符號以表示新的意義，而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還選擇了表示聲音、而不是表示物體或抽象觀念的音符。這是在以後若干世紀中逐漸發展起來的語音字母的精髓，但是蘇美爾人還不能系統地、全面地應用語音原則。到公元前2900年時，他們把圖形符號從早期的2000個左右減少到大約600個。這是一個巨大的改進，不過，楔形文字比起後來由腓尼基人和希臘人發展起來的字母文字，仍要累贅得多。書吏是不可缺少的，只有書吏掌握了困難的書寫藝術，因此，他們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權。

雖然文字的起源可以從生產剩餘產品所造成的新環境中找到，但文字的影響是極其重大而深遠的。文字使人們能記錄和積累各種真實的情況，世代相傳，從而促進智力的發展。同樣，文字又使人們能以書面形式記載宗教傳統、社會風俗、口頭上流傳的神話和傳說，使它們成為聖書、法典和古典著作而永久地保存下來，從而使各種獨特的文化更其鮮明、更為鞏固。文字成為使人類諸文明的文化結合成一體的主要手段。

蘇美爾人應日益複雜的社會的各種具體需要，不僅發展了文字，而且還發展了數學和其他一些學科。他們在最早的數學文獻中記述了對牲群的計算、對穀物的計量和對土地的測量。他們的主要貢獻在於發展了最早的計時、計量、測量距離和麵積的各種方法。而且，早在公元前3000年時，他們就在仔細地觀察和記錄天體的運動，他們這樣做有實用主義的目的。他們相信，諸神的意志決定天體的運動，弄清了天體運動，人類就能夠洞察神的旨意，作出相應的行動。因而，在許多世紀中，美索不達米亞的占星術家積累了大量的天文資料，這些資料後來被用於發展科學的天文學。

蘇美爾人和其後繼者的宗教信仰深受自然環境的影響，尤其是受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每年河水氾濫的影響。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河水氾濫的周期性，而是氾濫的時間和洪水量的不可預見性。北部地區的大雨加上札格羅斯山脈和托羅斯山脈上的積雪，常引起特大洪水，不只充滿灌溉溝渠，而且毀壞了農田。在蘇美爾人的眼裡，他們的洪水之神尼諾塔不是一位慈善的神，而是一位惡毒的神。蘇美爾人的文學作品中，常可見到這樣的詞句：

猖獗的洪水呀，沒人能和它對抗，
它使蒼天動搖，使大地顫抖。……
莊稼成熟了，猖獗的洪水來將它淹沒。

對每年洪水氾濫的恐懼，加之永遠存在的外族入侵的威脅，使蘇美爾人深深地感到，彷彿自己正無依無靠地面對著許多無法控制的力量。有一首蘇美爾人的詩寫道，"只有人，他的壽命不會很長，無論他做什麼，只是一場虛無。"美索不達米亞人的人生觀帶有恐懼和悲觀的色彩，這反映了自然環境的不安全。他們以為，人生來只是為神服務，神的意志和行為是無法預言的。因而，他們用種種方法來預測變幻莫測的未來。一個方法是解釋形形色色的預兆，尤其是各種夢。另一方法是剖肝占卜術，就是通過檢查被屠宰的動物的肝臟來預測吉凶禍福。還有一方法是占星術，如前所述，是以觀察星辰運行來預言人的命運，因為在他們的想象中，星辰運行對人的命運是有影響的。最後，每個人都尊奉一位屬於他個人的神，把它當作自己的良師。他們以為，一個人的願望和需要可以經它傳達給相隔遙遠、不便直接通話的諸位大神。

美索不達米亞人也試圖通過編製完備的法典來減輕籠罩人們的不安全感。漢穆拉比法典是其中最傑出的一部，後來成為閃米特人其他各族如亞述人、加勒底人和希伯來人制定法律的基礎。法典的開頭是漢穆拉比的一篇引言，他在引言中說，古時諸神早已預定，巴比倫應是世界上的至高無上者，巴比倫應擔負起"讓正義之光照耀整個大地，消滅一切罪人和惡人，使強者不能壓迫弱者"的使命。引言下面是法典本文，本文共300條左右，旨在明確地、永久地調整一切社會關係。因而，這部法典不僅闡明了古巴比倫的法律制度，也照亮了當時的社會。以下是法典的幾個主要特點：

1．施行同態復仇法，即奉行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原則："如果一個人傷了貴族的眼睛，還傷其眼。如果一個人折了貴族的手足，還折其手足。"（法典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一百九十七條）

2．階級歧視；對下層社會的賠償低於上層社會："如果貴族階層的人打了貴族出身的人，須罰銀一明那。如果任何人的奴隷打了自由民出身的人，處割耳之刑。"（法典第二百零三條，第二百零五條）

3．施行嚴格的、保護商業界財產的規定："如果一個人盜竊了寺廟或商行的貨物，處死刑；接受臓物者也處死刑。"（法典第六條）

4．頒佈許多"福利國家"的規定，包括：確定基本商品每年的價格，限制利息率在20%，周密地調整家庭關係，保證度量衡的信譽，城市負責對本偵破的搶劫案或兇殺案的受害者作出賠償。"如果沒有抓獲攔路的強盜，遭搶劫者須以發誓的方式說明自己的損失，然後由發生搶劫案的地方或地區的市長或地方長官償還損失。""如果是一條性命[已失去」，市長或地方長官須付銀子一明那給死者親屬。"（法典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

5．具有現代人之前各民族的共同特點——對過去、現在和將來持靜止的觀點。法典是作為神的命令，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能受到公正的對待而頒佈的。法典生動、尖刻地詛咒了以後任何敢於篡改法典的統治者："怨聲載道的統治，壽命不會長，將出現連年饑荒、一片黑暗、突然死亡，……他的城市將毀滅，人民將離散，王國將更換，他的名字永遠被人遺忘……他的幽魂'在地獄裡'喝不到水。"（法典，結語）

二、埃及

第二個文明即埃及文明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最早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形成的文明。一般認為，使這兩個文明的所在地發生聯繫並相互影響的地區有兩個，一處在尼羅河與紅海之間，那裡有吸引蘇美爾商人的金礦；另一處在黎巴嫩，那裡有埃及人需要的木材。在以後的貿易過程中，埃及人瞭解到蘇美爾文明，深受激勵，使某些已在他們的流域地區產生影響的力量加速發揮作用，從而促進了文明的早日到來。但是，埃及人創造的文明決不是蘇美爾文明的複製品。埃及文明反映了埃及人及其自然環境所獨有的特點，因而有它自己的特色。
尼羅河流域與美索不達米亞不同，它的西面是利比亞沙漠，東面是阿拉伯沙漠，南面是努比亞沙漠和飛流直瀉的大瀑布，北面是三角洲地區的沒有港灣的海岸，這些自然屏障使它受到特別好的保護，不易遭到外族的侵犯。埃及人生活在這塊安全的流域地區，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命運，無須應付閃米特人或印歐人不時地家洪水似的入侵，因而能使其種族本身從法老時期一直保持到今天。現在尼羅河兩岸的農民與古代神廟和金字塔上雕刻或描畫的人物極為相似，都是矮矮的身材、瘦小的體格、筆直的黑髮、深陷的眼睛、微帶鈎狀的鼻子。

埃及這種受到環境保護的生活不僅為種族的穩定，而且也為政治的穩定創造了條件。埃及沒有因不時地外族入侵而引起的萬花筒似的帝國更換。相反，尼羅河就象一根天然的紐帶，把整個流域地區連接成一個穩定、有效的整體。尼羅河平緩的河流使北上的航行極為容易，而盛行的北風、西北風又使返航毫不費力。因而，埃及人擁有對可靠的交通運輸極為寶貴的手段，它促進了整個流域地區在約公元前3100年時的統一。

在前幾個世紀中，埃及最早的農人象美索不達米亞的農業先驅者在更早的時候所做的那樣，開始在尼羅河兩岸進行耕種。肥沃的新農田生產出大量剩餘產品，足以供養很快在城市聚集起來的各種有專門技能的人。埃及形成兩個獨立的王國——下埃及王國和上埃及王國。每個王國由大約20個省或州組成。約公元前3100年左右，上埃及國王美尼斯統一上下埃及，開始了史稱的王朝時期。這時，埃及已具備文明的基本特徵，不僅有專職的行政官員、士兵、宗教首領和藝人，而且還有文字。

顯著的政治連續性是王朝時期的主要特徵。通常所說的古王國包括六個王朝，從公元前3100到2270年，持續了八個多世紀。象這樣長久的政治穩定期，在美索不達米亞的編年史上是找不到的。將近第六王朝末期時，國王的權力不再是絶對的，愈來愈受到獨立的各州州長的挑戰。結果，產生一個騷亂時期，史稱"第一中間時期"（公元前2270－2060年）。各自為政的州長以獨立的國君自居，互爭貴族的支燒來自利比亞和亞洲的侵略者趁機進犯埃及。最後，第十一王朝使埃及又逐漸恢復統一，進入第二個政治隱定期即中王國時期（公元前2060－1785年）。埃及的歷史又照過去重演，不過重演的過程明顯縮短。過了不到三個世紀；埃及開始經歷"第二中間時期"（公元前1785－1580年）。在這一時期，埃及遭到侵略，並且第一次為駕車作戰的喜克索人所征服。正如下一章將提到的，公元前二千紀時，一些民族蹂躪了歐亞大陸各文明中心，喜克索人僅是參與這種侵略活動的一個部落。

埃及文明一般是穩定而保守的，但決不是靜止的。從國王美尼斯統一埃及到喜克索人入侵的15個世紀裡，埃及的制度和習俗發生了許多變化。不過，也有某些特點始終保持着，如：埃及人與蘇美爾人相反，普遍地持有自信而樂觀的世界觀。正象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每年的氾濫不可預知、來勢兇猛，從而促成了蘇美爾人的不安全感和悲觀那樣，尼羅河每年的氾濫可以預知、趨勢平緩，從而助長了埃及人的自信和樂觀。蘇美爾人把他們的洪水之神視作惡神，而埃及人則把他們的洪水之神看作"它的到來會給每個人帶來歡樂"的神。一位古埃及詩人是這樣描述給萬物以生命的大河的慈善：

看，這位偉大的君主，
既不向我們征稅，
也不強迫我們服勞役，
有誰能不驚訝？
有誰，
說是忠於他的臣民，
其能做到信守諾言？
瞧，
他信守諾言多麼按時，
餽贈禮物又多麼大方！
他向每一個人餽贈禮物，
向上埃及，向下埃及，
窮人，富人，
強者，弱者，
不加區別，毫不偏袒。
這些就是他的禮物，
比金銀更貴重。……

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習俗非常複雜，由許多種成分——對自然力的崇拜，崇拜各自的城市之神和州神的諸地方教派，逐漸形成的對祭司集團的信仰，來自國外、尤其是東方的各種影響——組成。現在，至少有2000個神的名字已為我們所知，但這些神中沒有一個是它們的崇拜者所能完全順從或敬畏的。埃及人相信，他們可以為了個人或公共的利益而避開神或操縱神；可以為了道德的目的，也可以為了不道德的目的而求助于神。因而，神廟複雜的宗教儀式的奉行是一種崇拜神的活動，同樣也是一種唸咒求助于神的活動。在較後的王朝統治期間，今世正直善良者可以獲得永恆的來世的思想已逐步發展起來。但是，除了某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情況外，埃及人的宗教中，道德方面的內容很少。而且，他們的神話和神學缺乏連貫性，因為埃及人普遍地對他們諸神的起源、特點和關係不感興趣。

關心死亡，為來世——尤其是國王的來世——作好物質方面的準備，是埃及宗教信仰的一個主要特徵。因為國王的死並不是最終的結局，所以國王死後用香油等藥料涂屍防腐，然後將屍體和食物及其他必需品一起放入巨大的陵墓即金字塔內。金字塔中以第四王朝法老胡福的金字塔為規模最大。塔底占地13英畝，塔高481英呎，全塔約用巨石2，300，000塊砌成，平均每塊重約2．5噸。這一金字塔是用最簡單的工具即坡道、滾筒和槓桿建造的；那時甚至連鐵滑輪都沒有！

據說埃及的農民們在建造這些金字塔時熱情很高，相信他們正在為一位能決定他們共同的幸福的神建造宅邸。不管這一說法的理由是什麼——也許還可以設想，無論埃及的農民們對建造金字塔有無熱情，他們在這件事上沒有選擇的餘地——這一說法的確有力地表明了尚屬於推測的埃及王權的神威。法老始終被認為是神王，沒有神聖的法老與世俗的法老的區先這一觀念確令人費解。由於這個原因，埃及沒有任何與美索不達米亞的法典相應的法律。法老作為神王；其權力亦神化，他的話就是法律。

王權通過以"全國的管家"、"國王的耳目"——宰相為首的官僚機構而得到加強。宰相之下的官吏有：掌璽大臣（掌管尼羅河的交通運輸），賞賜大臣（負責所有的牲畜），財政大臣（掌管全國的財政分署；每一分署均沒有倉庫，負責徵收賦稅，可能年景不好時，還負責分配種籽和牲畜），管轄各州的州長及下屬的管理城市和周圍村莊的市試和其他帝國的情況相似，地方各州長逐漸積聚起大量財產，成為世襲的官僚階級：他們加強自己的權力和地位，最後公然與中央政權對抗。古三國的分裂及以後長達數世紀的混亂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此得到說明。中王國時期的法老們從來沒有恢復過他們原先為專制權力。雖然法老們一般仍被罩上一層神聖的光圈，但他們發現，實際上他們的權力得與祭司和貴族一起分享。因此；中王國時期有時被稱為埃及的封建時代，不過強有力的官僚政治的確也起了抑制貴族的作用。

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絶對控制是埃及文明的最後一個特徵。儘管當時已有了私有財產和私營企業，但不象在美索不達米亞那樣普遍。國家不僅控制了農業和手工業的大部分生產，而且還負責產品的分配。巨大的國庫和政府的糧倉裡裝滿了徵收來的實物稅：穀物、牲畜、布匹和各種金屬；用來支付國家的耗費，也作荒年時用的儲備物。據說，"所有人的食物供給部由國王負責"。除繳納賦稅地每個村社還得派男子服徭役即強制性勞役。金字塔就是這些勞工最著名的勞動成果，這些勞工還被派去採石、開礦和整修灌溉溝渠。

埃及工匠的技術，尤其是製造奢侈品的技術，是人們一致公認的。他們製作的珠寶飾物非常精緻，几乎到今天還沒有被超過。他們的搪瓷製品和象牙。珍珠鑲嵌物也非常精美。他們發明了玻璃着色，而且是最早鞣製皮革的人，鞣革的方法至今仍為世界的大部分地區改採用。他們織的亞麻布十分勻淨，不遜于今人所組的。埃及人可能極早就發明了美容品，發展了製造美容品的技術。他們的醫學文獻上記述了消除皺紋和染黑灰白頭髮的方法。用於化妝的物品有：畫眉毛和描眼角的化妝墨，將眼圈描成綠色和灰色的孔雀石和鉛礦石，作胭脂或口紅用的紅赭石，染指甲、手掌和腳底的散沫花，做假髮（這種假髮的頂上用融化的蜂蠟封住）用的人的頭髮，等等。希望把自己打扮得最為時髦的貴婦、淑女們還給自己的乳房塗上金色，給乳頭描上藍色。

三、克里特

克里特島的米諾斯文明是以傳說中的國王米諾斯的名字命名的。直到19世紀末，人們才不懷疑這一文明確實存在過。荷馬在史詩《伊里亞特》和《奧德賽》中敘述的英雄和諸神的故事，早先曾被學者們當作民間神話而不予考慮。但是，德國的浪漫主義作家亨利希·謝裡曼深信這些故事。他發誓要找到並發掘希臘人和特洛伊人為了海倫而進行戰爭的所在地特洛伊古城。他靠私運茶葉到俄國弄到了必需的資金，于1870年開始探索。他獲得了巨大成功，發現了小亞細亞的特洛伊和伯羅奔尼撒的美錫尼的遺址。雖然他的某些成果對考古學來說是災難性的——因為他熱情有餘，專業知識不足，令人失望地將若干文化層的遺物不加區分、雜亂地收集在一起——但是，希臘存在過古典期以前的文明這一點從此得到證明。19世紀末，英國考古學家阿瑟·伊文思在克里特島的克諾索斯發現了米諾斯文明的中心。
公元前三千紀初葉，當來自小亞細亞或敘利亞的外來移民帶著新技術到達克里特島時，當地的新石器時代的村社已建立很久了。這些外來移民所發現的這塊陸地土壤肥沃，以盛產魚、水果，尤其是橄欖油而出名。它位於地中海東部的中間，周圍的海面風平浪靜，氣候條件較宜于用槳或帆推動的小船航行，因而它的地理位置對商業貿易極為理想。水手從克里特島可乘風揚帆地北達希臘大陸和黑海，東到地中海東部諸國家和島嶼，南抵埃及，西至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島嶼和沿海地區；不管朝哪一方向航行，几乎都可以始終見到陸地。一點不用奇怪，克里特島成為地中海區域的貿易中心。它的地理位置不僅對商業發展，而且對文化發展也是很理想的。克里特島人與外界的距離是近的，近到可以受到來自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各種影響然而又是遠的，遠到可以無憂無慮地保持自己的特點，表現自己的個性。這一點使他們獲得極大成功，無疑，克里特島人的文明是古代世界最優美、最有特色的文明。

米諾斯文明的藝術家們並不試圖僅僅以藝術品的大小來引人注目，也不關心遙遠的、令人畏懼的神或神聖的國王。他們在日用器皿、住宅的牆上和自己的藝術作品中描繪周圍的生活。在他們看來，到處都有模特兒——自然景物如花、鳥、海貝和各種海生物，日常生活的情景如種田歸來的農夫、與公牛角斗的壯士和翩翩起舞向女神表示敬意的婦女。克里特島人建造建築物時關心的不是其外表，而是個人的舒適。克諾索斯城的王富規模宏大，結構複雜，千門百戶，曲折相通，顯然是在好幾個世紀裡建成的。裡面不僅有國王寶殿、接待室和起居室，而且還有占去了王宮一大半的眾多的倉庫和手工業作坊，這一情形與從事貿易的民族相符。最了不起的要算克里特人裝置的複雜的取水和排水系統，到近代為止，還沒有誰能超過他們。排水系統安置得非常巧妙，天一下雨，雨水便沖洗下水道，使下水道保持乾淨；下水道的入口很大，工匠可以入裡面進行修理。

婦女似乎享有與男子同樣的自由和社會地位。從某些壁畫中可以看到，婦女們擠滿了鬥牛場的露天看台，並實際參加與牛角力的活動．有些婦女甚至還參加戰爭，這與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和古典希臘的情況不同，那些地方的婦女深居簡出，以家庭為生活中心。

克里特島人似乎沒有給他們的神建造宏大的神廟或豎立巨大的紀念碑，而是在家裡留出數呎見方的場地作私人祈禱處。克諾索斯王宮規模宏大，卻只有一個很小的房間作禮拜堂。進行宗教禮拜的主要地點在自然界——山頂、森林或石灰石的山洞。最重要的神是一位女神，即古老的大地之母，祭祀大地之母時由女祭士而不是男祭士充任輔祭。沒有任何用人或大批動物作祭品的跡象，最普通的祭品為農產品。

克里特島人中種田的無疑占多數，不過確切地說，他們的文明具有水陸雙重性。他們掌握了制海權，他們的文明是海上文明。島上山區蓋滿森林，提供了建造遠航海船的木材。他們駕着單桅海船，滿載着埃及的糧食、象牙和玻璃，敘利亞的馬和木材，愛琴群島的銀、陶器和大理石，塞浦路斯的銅，自己島上的橄欖油和陶器，往返于地中海。只要有機會，克里特島人無疑還大肆進行海盜活動。史詩《奧德賽》中寫道，有一次國王涅斯托耳客氣地問奧德修斯的兒子忒勒瑪科斯，"你是商人還是強盜？"這兩種職業在當時都被看作是極受人尊敬的職業，沒有很大區別，只不過是海員獲取自己所需物品時可選擇的兩種方法。

克里特村社無論在社會地位還是經濟上，似乎都比大陸上的村社更奉行平等主義。克里特島不象大陸，在幾座宏大的神廟和王宮周圍是一片貧民區；克里特島主要由村莊組成，村莊很大，進行宗教禮拜的地點在室外，是村社生活的中心。各家各戶通常住在用木頭和灰泥造的單獨的房子裡。可能已有家庭奴隷，不過數目不會多，至今島上還沒有發現專門供奴隷住的房屋。所以克里特的單尾甲板大帆船大概是由自由民當劃手。各城市都不設城防，這表明克里特島人認為自己的海上力量足以保護本島的安全而且還表明克里特的各個村社和平相處，這與美索不達米亞傳統的各城市相互交戰的情況正好相反。總的說來，古代作家把克里特島稱作"偉大、富有、衣食充足"的有福人之島，是可以理解的。

四、印度河

公元前2500年左右，也就是人類第一個文明在蘇美爾出現約1000年之後，在印度河兩岸又出現另一個文明。這是一個光輝燦爛的文明，獨自存在到約公元前1500年，然後由於一些不十分清楚的原因，逐漸消失。後來，這一文明被完全遺忘，以致印度人以為，他們的歷史是從約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時開始的，就象古典時代的希臘人以為，他們的歷史起於公元前776年，即舉辦第一屆奧林匹克競賽會的那一年。20世紀20年代，印度河下游區一塊被當地人稱為摩亨約·達羅即死者之地的荒涼地方吸引了各地的考古學者。那裡有幾座古墳，這些古墳已遭到劫掠；進行劫掠的不僅有取用那裡無窮無盡的磚的當地居民，而且還有尋找磚塊作道碴的拉合爾—摩耳坦鐵路的施工人員。儘管摩亨約·達羅已遭到劫掠，發掘結果表明，它是一系列曾十分繁榮的城市的遺址；這些城市的每一個都建立在前一城市的廢墟上。隨後又對印度河流域其他地方和周圍地區進行發掘，結果發現，這一古代文明的分佈範圍比埃及文明或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要大上好幾倍。它地括一塊每邊長約1000哩的三角形地區，以印度河口以北、以南海岸為底邊，朝東北延伸到喜馬拉雅山脈的山麓丘陵地帶。
對這一文明的瞭解尚處于初步階段，進一步的發掘也許會使目前的設想完全改變。追溯這一文明的起源可以發現，它是由本土的新石器時代的村社與公元前三千紀初葉從俾路支山區向南遷移到印度河流域的外來農人共同創造的，兼備兩者各自的特點。一般認為，這些移民的到來使當地人瞭解到蘇美爾的城市和其他方面的情況，促進了印度河文明的出現，就象早先在尼羅河流域發生的情形那樣。考古學者已在這一偉大文明的三角區內發掘出兩座大城市、六七十個市鎮和村莊。可以預言，隨着進一步的發掘，將會有更多的古代居住地被發現。

和所有其他古代文明一樣，印度河文明主要是農業文明。主要農作物有小麥和大麥，不過，當地居民還種植紫花豌豆、甜瓜、芝麻、椰棗和棉花——印度河流域是最早用棉花織布的。已經馴養的動物有狗、貓、氂牛、水牛，可能還有豬、駱駝、馬和驢。與外部世界也有了相當的貿易關係；其中包括美索不達米亞，在那裡屬於公元前2300年的廢墟中發現了印度河流域的印章。在波斯灣的巴林島上還發現了一些別的印度河流域的產品，這表明巴林島是美索不達米亞與印度河流域之間進行海運貿易的一個中間站。

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在當時是獨特的，因為這些城市不是象養兔場那樣任意建造的，而是按照一個中央計劃精心建成的。各城市全盛期時占地六至七平方英里。城市佈局呈格子型，寬闊的主要街道環繞長方形的大街區，各街區約長400碼、寬200碼，比今日城市通常的街區要大得多。埃及的建築物用的是石頭，美索不達米亞的建築物用的是太陽曬乾的磚，而這些城市的建築物是用窯內燒的磚建造的。整個印度河流域做磚的模子只有兩種標準尺寸：11x5．5X2．5英吋和9．2x4．5X2．2英吋。可見，各地的度量衡也是一致的。如此整齊劃一的佈局和有條不紊的組織似乎遍佈整個印度河文明區。這一文明於公元前2500年左右達到成熟期，在以後的1000年中，實際上處于靜止不變的狀態而且，甚至達到這樣的程度，這些城市每遭到洪水毀滅性的破壞後，重建的新城市總是造得跟原來的城市一模一樣。如此一貫、連續的傳統世上從來沒有過，即使在埃及也沒有，因而，產生這樣一種假說：控制這一紀律嚴明的社會的也許是一種精神上的力量。沒有軍事裝備，沒有城防工事，也為這一假說提供了證據。但是，這一切畢竟只是推測，而且，在發掘更多的古城遺址，並能釋讀印度河流域的文字之前，始終只能是推測。印度河流域的文字為象形文字，上一行由左往右讀，下一行由右往左讀。這種寫法也為早期希臘人所倣傚，被稱為"由左而右，復由右而左交互成行之書法"——"就象牛犁地一樣"。

印度河文明衰落的起因和詳情尚不清楚。迄今為止，普遍認為主要由於雅利安人入侵才衰落；不過，最近有人提出，這一文明也許實際上是為泥漿所淹沒的。按照這種說法，地下的火山活動使大量的泥漿、淤泥和沙子湧出地面，堵塞河道，形成一個很大的湖泊，把摩亨約·達羅全給淹了。幾十年後，堵塞河道的堤壩漸漸磨損，河水流過堤壩，大河又恢復原來的水道，不過，摩亨約·達羅的城市已遭毀滅。從摩享約·達羅一層又一層的淤泥判斷，這一災難至少發生過五次以上。最後，給印度河文明的中心帶來了無可輓救的損害，使北部的邊沿地區十分虛弱，不能抵抗雅利安人的侵略，使南部的邊沿地區過于衰弱，不能抵擋本土文化的同化。

五、商朝

黃河流域的文明是在最早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繁盛約2000年之後才出現的。養育黃河流域文明的是一片密集的粉沙細土，這種泥土被稱為黃土，它覆蓋了從華北高原向東到大海的整個地面。一般認為，黃土是更新世時期的北風送來的，有些地方的黃土堆積得很厚，厚達二、三百英呎。由於其天然的肥力和吸水性，黃土不遜于世界上任何種植農作物的土壤。而且，由於華北的降雨量不足，黃河流域同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和印度河流域一樣，沒有茂密的森林來阻礙只有原始的石頭工具的早期農人。
黃河流域之所以成為最初的中國文明的中心，其原因還在於那裡是西方最易進入的地區。一道道山脈擋住了橫越歐亞大陸中部大草原的遊牧部落南下的去路，使他們折向華北。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這些遊牧部落不僅大肆侵擾劫掠各文明區，而且還起了傳播、交流各種文化的作用（見第一章第2節）。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商朝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土生土長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於受中東的間接影響而發展起來的？一般人公認的看法。商人是一小群蒙古種人，興起於西北大草原，他們通過間接的途徑掌握了中東人冶鑄青銅和製造戰車的技能，然後利用這些技術帶來的軍事優勢，侵入華北，征服了當地尚處于新石器時代的農業村社。

結果。中國獲得了一種新的發展形式：商人採用的新技術豐富了當地的文化，而商人最終又為當地文化所同化，使中國人的傳統毫不間斷地流傳下去。這種發展形式在中國每遭到侵略之後便重演，在以後數千年中曾重演過多次。商朝文明由諸多成分組成，如大麥、小麥、羊、牛、馬、青銅和輪子等若追溯到其新石器時代的起源，無疑將發現，它們最早發源於中東。但是，有一點不容置疑，東亞的本土文化有它自己的特點，正是這些特點與外來文化相結合，構成了偉大、獨特的中國文明，這一文明以舉世無雙的連續性從商朝一直持續到現代。

獨特的中國文化有不少特點，一個特點是養蠶和將纖細的蠶絲織成精美的絲織品；另一特點是避免將牲畜乳汁供人消費之用——這一點特別引人注目，因為乳汁和乳製品是歐亞大陸各遊牧部落的主食品。祖先崇拜從最古代起就一直是中國宗教的一個主要特徵，對一個人的姓十分重視與這一點有密切的聯繫。中國人的姓總是位於個人的名字之前，而不象西方那樣，位於個人的名字之後；這反映了中國社會歷來起主要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個人、國家或教堂。常見的中國建築物屋頂華麗，由一排排木柱支承，這種式樣也是從遠古時代起就有了。

商朝的青銅冶鑄技術尤其值得注意，它在世界上居遙遙領先的地位。商朝崇拜祖先、祭把祖先時用來存放和奉獻肉類、穀物和酒等祭品的禮器都是青銅製的。禮器的體積大小不等，形狀各式各樣，有四足大方鼎、各種酒罈、精緻的酒杯、奇特的船形調味汁壺，還有動物頭像和紀念用的假面。這些青銅製品的表麵價有豐富多彩的幾何形花紋和許多真實或想象的動物圖案。雖然這些花紋圖案與西方各地的截然不同，但與南太平洋和太平洋西北部印第安人的圖案極相類似，因而被公認為是一種太平洋區域的圖案。

在商朝廢墟中發現的複雜的表意文字，對中國和整個東亞後來的歷史極為重要。它是現代漢字的直系祖先；這一點也可用來說明中國文明的連續性。幾千年來，中東人一直不能釋讀他們祖先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而現代中國人卻能讀通商朝文字。倖存到今天的商朝文字大多發現于龜甲獸骨上，過些龜甲獸骨是當時占卜吉凶禍福用的——這也是中國人的一個獨特的習俗。他們把有關疾病、夢、田獵、天時、年成等方面的疑問刻在龜甲獸骨上，然後在甲骨的不同點上劃幾道切口，將用火燒得通紅的小棒子按在這些切口上，使其產生裂縫。卜人就根據這些裂縫的形狀、排列和方向來判斷所占問之事的吉凶情況。這些甲骨都被小心地埋藏起來，因而其中許多能倖存下來，不僅揭示了商前的文字，並使我們能瞭解到商人日常生活的許多情景。

商朝創立了中國第一個正式的政治機構。商朝在其統治期間建立起來的官僚機構是不能與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在好多世紀裡發展起來的官僚機構相比的。因而，管轄各地區的世襲的貴族家族擁有很大的自治權。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的權威主要取決於統治者本人的所作所為。

和歐亞大陸其他文明中的情況一樣，商朝農民也必須拿出一部分農產品來供養聚居在城市的貴族、書吏和官吏。而且，戰爭時期他們還得充當步兵，替他們的貴族領主打仗。不過，他們拿的只是一些輕武器，象兩匹馬曳引的戰車和衝鋒陷陣時穿戴的青銅盔甲，只有居統治地位的武士階層才配備得起。對青銅冶鑄業的壟斷使商朝社會的階級分化更其尖鋭。只要將結構複雜的宮殿和商王陵墓與老百姓居住的原始坑洞相映對照，便可清楚地看出這一點。置放在陵墓裡的貴重陪葬品，如青銅製的禮器、精美的絲織品、翡翠、大理石、樂器和精緻的武器等，也可用來說明這一點。而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商王死後還要屠殺許多人殉葬，通常一次要殺死幾十人。現在還不清楚，讓這些不幸的人——大概是奴隷或戰俘——作犧牲品，究竟是為了撫慰復仇之神，還是為了讓他們充當死去的君主的奴隷和妃妾。

第六章

古代文明的結束

只要勇于衝殺，便可達到征服的目的；因而，習慣于遊牧生活，習慣于在沙漠地區形成的野蠻風俗的民族，能夠很容易地征服較文明的民族，即使後者的人數比前者更為眾多。……

伊本·赫勒敦

無論哪個文明中，都有不少詩人和思想家在回顧過去時流露出思慕之情。他們把史前時期的人看作是"高尚的野蠻人"，未占染上文明的腐敗影響。很久以前，當人類生存的第一個精采篇章"剛剛開始"的時候，人間是一個樂園。印度史詩中有好些詩書謳歌了美好的過去，說那時的社會沒有等級差別，人們可以自在地、無憂無慮地享受生活的樂趣。公元前八世紀的希臘詩人赫西奧德也有過同樣的描述。他先描繪了很久以前的黃金時代，然後又從白銀時代、黑鐵時代直到作者當時所處的悲慘時代，勾畫出人類命運每況愈下的過程。
原始人極其幸福的觀念是以某些史實為基礎的，這一觀念普遍、長期的存在也可表明這一點。儘管古代世界的各種文明就其"類型"即看待生活和處理生活的方式彼此不同，但它們有一個基本方面是極為相似的。它們都以同樣的方式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用新的階級社會代替了文明之前的無階級社會，從而，給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不僅提高了生產率，而且使社會變得極其脆弱，極易遭受遊牧部落的侵略。本章的目的就是分析古代文明的歷史意義和公元前二千紀時為後來的古典文明奠定基礎的一次次大規模入侵的情況。

一、古代文明的歷史意義

就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而論，文明之前的部落成員對維持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資源的權利是平等的、不受約束的。經濟平等和社會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時代村社的標誌。但是，當部落成員成為農民時，他們對土地的權利不再是不受約束的，也不再享有自己的全部勞動成果。雖然他們須履行的義務因地區而異，但最後結果無論哪裡都一樣。在向國家、祭司、地主和高利貸者支付一定的勞動成果之後，剩下的几乎總是隻夠他們勉強維持生存。因此，與奉行平等主義的舊石器時代的狩獵團體和新石器時代的村社相反，古代文明及以後各時期的文明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富人與窮人兩大階級。
這兩大階級的出現意味着什麼呢？早在公元前三千紀，一位當父親的埃及人在送他兒子上學的途中說的話是一個很好的回答。他為了勸兒子發奮學習，將農人、工匠的不幸與有學問的書吏、官吏的幸福作了一番對比。他說：

學習寫字要用心，學會了什麼重活都可以甩得遠遠的，還能當名氣很大的官。書史是不用干體力活的，卻能指揮別人。……你不是有書吏寫字用的玩意兒嗎？就是那玩意兒，能把你和划槳搖櫓的區分開來。

我親眼見過在爐子口幹活的金屬製造工，十個手指就象鱷魚爪子，身上的臭味比魚卵還難聞。……石匠的活兒是對付各種堅硬的石頭，于完活時胳膊都累得抬不起來，晚上睡覺時還痠痛，只好整夜捲縮着身子睡，太陽一出來，又得幹活。他的膝蓋和脊柱骨都快碎了。……理髮匠從早到晚給人剃頭修面，除了吃飯，連坐的功夫也沒有。他匆匆地從這家轉到那家，兜攬活兒。就象蜜蜂吃自己釀的蜜那樣。他累斷了雙臂只是為了填個肚子。…種田的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嗓子粗啞得象老鴉叫，十個手指從來不得閒，兩條胳膊叫風吹得乾瘦如柴。他休息的地方——如果他真能休息的話，是爛泥地。他不生病時，和牲畜一起分享他的健康；得病了，就在牲畜中擠塊地皮躺下。…

用心學習吧。實在沒有什麼可與學習相比。在校學習一天，得到的好處一輩子也享用不盡。

文明的到來也使政治關係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過去，新石器時代的村民們無論就其內部或外部，受到的種種限制都是發展不完全所引起的。但現在，部落首領和年長者已為國王或皇帝和遍佈各地的官吏——如宮廷大臣、省或地區的官員、法官、辦事員和會計等——所取代。和帝國政府緊密勾結的是祭司集團，祭司集團也是文明的一個主要特徵。從前的巫師只是"業餘的宗教職業者"，而現在替代巫師的祭司則成了"專職的宗教職業者"。這就使官方神學的產生和祭司集團的形成成為可能。神學和祭司集團都是為加強世俗秩序服務的。它們賦予政治制度和領袖以神的制裁力和神的種種屬性。美索不達米亞的艾沙庫（ishakku）被認為是城市之神的副攝政，而埃及的法老則被尊為"活神"。神權和世俗權力相結合，強有力地維護了社會現狀；因為很少有人敢冒着今世的迅即處罰和來世的永久懲罰的風險而圖謀不軌。

至于文化方面，由文明引起的變革也是根本而持久的。過去，新石器時代村社的文化一向是自發而單一的。所有的村民都有着同樣的知識、共同的習俗、一致的看法，所保持的生活方式也不由外界決定。但是，隨着文明的到來，出現了一個更加複雜的新社會。除村社農民的傳統文化外，現在又有了種種新文化，即：書吏的文化——書吏通曉神秘的書寫藝術，祭司的文化——祭司知道天國的秘密，藝術家的文化——藝術家懂得怎樣繪畫和雕刻，商人的文化——商人與在沙漠和大海以外的所有地區交易貨物。因而，文化不再象過去那樣是單一的。被稱為"高雅"和"低俗"的兩種文化開始發展起來。高雅文化見于城裡的學校、寺廟和宮廷；低俗文化見于各村莊。高雅文化由哲學家、神學家和學者用文字傳世，而低俗文化則在目不識丁的農民中以口語相傳。

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間的區別，通常被忽略，因為我們信賴書面資料；書面資料自然只強調各種高雅文化的存在及它們各自的特點，而對各文明中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同時並存這一同樣重要的事實，則往往略而不提。為了充分瞭解人類自文明以來的經歷，不僅須將各文明綜合起來考察，而且還得一個個分別加以考察。用人類學者羅伯特·雷德菲爾德的話來說，必須"從村後溜進村子。……"如果做到了這一點，到處都會發現：新石器時代的部落成員已為農民所取代；而文明世界各地區的農民在許多基本方面，自蘇美爾時代迄今，又是完全相同的。雖然他們的膚色也許是黃的、白的或褐色的，種植的農作物也許是稻、小麥或玉米，但是無論哪裡都如歷史學家奧斯卡·漢德林所指出的，"農民們保持着穩定的一致性。"

各地區的農民都掌握了大量的與農業有關的實際知識，即關於天氣、植物種植、動物飼養、燃燒方法和發酵工藝等方面的知識。各地區的農民也都把從事艱巨的勞動看作是最好的美德，瞧不起那些身體虛弱、極易疲勞的城裡人。他們都渴望能擁有一小塊土地、幾頭牲畜、幾樣簡單的種田、做工的工具，因為這意味着獨立和安全為了獲得獨立和安全，所有的農民都頑強地抵制外來的干涉，不管這種干涉來自地主，還是來自當代的集體。不過，村落裡的公共生活和公共關係正好與農民這種"強烈的個人主義"相抵消。好的鄰居總是樂於同情和幫助那些需要同情和幫助的人，總是樂於參加造房子、生火、慶祝豐收節日和其他社會活動。

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間的關係通常是矛盾和緊張的。一方面，農民們有一種優越感，認為比較起城市生活和城裡的各種職業，農村生活和農業勞動更合乎道德：另一方面，他們在經濟和政治上又都受城市的支配。從城裡來的地主、稅吏、祭司和士兵，傲慢自大、武斷專橫，讓人一眼就能分辨出誰是統治者，誰是被統治者。農民們將艱巨的勞動理想化了，而顯貴們則把艱巨的勞動看作是最卑賤的，只適合于一無所能的平民百姓。雖然顯貴們是靠剝削農民才過上優裕的生活，但他們卻把這說成是由於他們智力出眾、品德高尚的緣故。幾千年來，這種看法不可避免地在歐亞農民的頭腦中深深地紮下了根，使他們變得卑屈、順從。而那些不甘屈從的農民，總是立即在肉體上遭到士兵們的打擊，在心靈上受到祭司們的傷害。這一切給人留下的傷痕從下面這段報道中可清楚地看出來。這段報道描述了在荷蘭官吏面前，當代的印度尼西亞農民打躬作揖，而巴布亞部落民卻直挺挺地站着。

一名荷蘭官員走進新幾內亞的一個辦事處。辦事處的桌子跟前，坐著一個仍在替荷蘭辦事的印度尼西亞官員和巴布亞人的兩個村長。那個印度尼西亞人一見荷蘭官員，忙起身，一動不動地站着；那兩個巴布亞人卻抬起頭，微笑着，依舊坐在那裡。

一天晚上，約九點光景，一名荷蘭官員走進骯髒的政府旅館的酒吧間，向那裡的巴布亞招待員要一杯啤酒。過了五分鐘，招待員把啤酒端來了，並不客氣地看了看手錶，問那個荷蘭人打算待多久。

一艘荷蘭驅逐艦駛入新幾內亞南部的一個海港。當地的荷蘭官員尋思，借這機會，讓那些仍保持獵取人頭的習俗的叢林人見識一下真正的武器倒不錯。

叢林人經過艱苦跋涉，來到船邊，其中有一人發表意見說：

"是的，你們有槍炮，但是我們手中的弓箭你們看到了沒有？這些強弓利箭想來你們是不會使用的。我們能使用。……"

曾在印度尼西亞待過、富有經驗的荷蘭官員，到了新幾內亞就得使自己重新適應環境。

在印度尼西亞，他們是進入一個有等級制度、有階級差別、已知道統治者的權威和權力的社會。在那裡，他們是主人，並被當作主人看待。

在新幾內亞，根本沒有主人和奴隷之分。巴布亞人過的是一種自由的生活。在那裡，既沒有鄉村議會，也沒有偉大的法典制定者或官府。除了各種守護神和神靈對生活有一定的影響外，一個人基本上是獨立自主的。

在荷蘭人和巴布亞人之間，不存在打躬作緝的情景、有個印度尼西亞教師曾努力想使巴布亞人相信，見了長官，彎腰駝背，是表示尊敬的恰當方式，可他得到的回答是：

"我們是人，人走路總是腰桿筆挺的。"

顯然，文明的到來，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不過，文明也給人類帶來了很大的利益，使人類取得很多成就。從歷史的角度看，文明是人類在進化過程中邁出的重要一步。在這方面，文明與工業革命相似。工業革命最初導致社會痛苦的分裂，使人類遭到無數的苦難，但最終決定性地促進了人類的生產率和福利。城市革命和文明的情況也是如此。新石器時代普通的部落成員的生活也許比一般的農民或城市工人的生活更完美、更令人滿意；但是，正因為部落文化使人輕鬆自在、沒有緊張感，所以那時的生產率也比較低（見第三章第四節）。稅吏、祭司和地主強征的稅收、地租是繁重的，但也有力地促進了產量的提高。大河流域地區人口的大量增加就是生產率提高的一個確鑿證據。"毫無疑問，從新城市的面積比在何原始'新石器時代'村落的面積更廣闊，從城市附近的大片墓地和市民們所做的驚人工作中，也可得出這一結論。"

生活水平也隨人口的增長而提高。教俗君主、高級教士和高級官吏們享有部落酋長做夢也想象不到的各種飲食、昂貴的衣服和陳設華麗的宅邸。新興的中產階級——商人、書吏、低級官吏和教士也過上和今天的中產階級同樣舒適優越的生活。甚至一般群眾——如果不從社會心理的角度，而從物質方面看——某些方面的境況也有所改善。有位英國考古學家指出，"從波斯灣運到拉加希、從阿拉伯海運到摩亨約·達羅的海魚……在當時也許是極為普通的消費品，可是石器時代的農民從未嘗過。哈拉帕工匠們的住房比新石器時代的小屋更寬敞。"

因為有了新的書寫藝術，文明也使知識的穩步積累和世代相傳成為可能。在今天的博物館裡，充滿了可代表古代技術方面的驚人成就的展品。各門科學如數學、天文學和醫學的開端也可追溯到這數千年間。城市中心的繁華使建築師、雕刻家、畫家、樂師和詩人們大開眼界。

誠然，這些寶貴的成就只是使少數人獲得極大的好處，而歸根到底為高雅文化付出代價的多數人，得到的好處則很少。但是，重要的是，就整個人類歷史而言，人類曾取得不少進步。正是這些在數千年中積累起來的進步，使現代人能通過科學和技術控制自然、獲得巨大生產力，從而使多數人現在能與少數人一起受益。在那漫長的中間階段，村落的低俗文化基本上沒什麼變化；但是各種高雅文化，在宗教、哲學、藝術和科學諸方面，都經歷了不斷的變化。這些變化將在第三篇和第四篇中論述，以下各節論述古代文明沒落、衰亡的情況。

二、遊牧民進入歷史

公元前二千紀，歐亞大陸正處于一個騷動時期，即遊牧民入侵、古老的帝國被推翻、舊的社會制度瓦解的時期。騷動是猛烈的，整個歐亞大陸都處于一片混亂之中。因此，公元前二千紀是古代文明從歷史舞台上消失，由古典文明取而代之的過渡時期。
諸帝國這種大規模的興亡交替，在歷史長河中不止發生過一次。這就提出了原因何在的問題。也就是說，整個歐亞大陸政治敗壞、社會離析，主要是由於內部的腐朽還是外部力量的侵入？要肯定、確切地回答這樣一個涉及面很廣的問題，是極困難的。為穩妥起見，雖然可以把內因和外因都說成是決定事態發展的主要因素，但這樣做，要確切地弄清歐亞各地區內因和外因各自所起作用的程度，則是不可能的。

首先是內部的虛弱。由於銅和青銅昂貴而又稀少，因而不能廣泛地用來製造武器和工具。這就使武器實際上為君主及其政治、軍事集團所壟斷，從而加強了他們的特權地位，使他們處于社會金字塔之頂。同時，這也意味着，在總人口中只有小部分人得以武裝起來；當古老的文明中心須面臨全體武裝的遊牧民的進攻時，這就成為一個極其嚴重的缺點。

銅和青銅的極其昂貴，也使農民們得不到金屬工具，不得不依靠石斧、石鋤、石刀和石鐮來從事生產。這就大大降低了生產率，因為石製工具不象金屬工具那樣效率高、那樣經久耐用。技術進步的停滯也阻止了生產率的提高。英國考古學家V·戈登·蔡爾德寫道："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1000年裡，人類所取得的卓有成效的發明和發現，也許多於公元16世紀以前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在這1000年裡，如前所述，人類學會了利用風力和畜力，發明了輪子、書寫藝術、灌溉技術和冶金方面的化學工藝（見第四章第二節）。相形之下，公元前三千紀和二千紀中、還未爆發過如此偉大的創造力；在這一時期中，可資比較的發明只有冶鐵技術（公元前1400年）和字母文字（公元前1300年）。

按照V·戈登·蔡爾德的意見，技術進步趨于停滯的原因之一，在於前一節中提到的階級分化。階級分化破壞了促進技術改革的因素。因為雖然統治集團可獲得大量的佃戶或奴隷這種聽話的勞動力，但佃戶或奴隷在產量的增加只能使其他人得益而不會給他們自己帶來任何好處的情況下，是不會積極主動地去發明或採用新技術、新方法。最近，一位印度村民在向美國傳教士發表議論時指出，由於社會不平等而阻礙技術改革的情況至今仍存在。他說：

新來這裡的人，也許會認為我們多疑、頑固、偏狹、落後，有着拒絶變革的一切持點。其實，這些特點並不是我們自己所樂意具備的，而是先由經驗強加於我們的前輩；前輩的告誡，加之我們自己的經驗，使我們也具備了這些特點。拒絶變革是我們學會保護自己用的盔甲。如果我們的前輩和我們接受別人提供的新思想和新習俗，我們也許能取得較大的進步。但是，一有進步，貪婪的世界便會把眼睛轉向我們。那時，我們的命運將比以前更糟。……去年春天，巴拉的兄弟從你們的展覽會上得到的那張犁是比其他犁要好些。那張犁很輕，和我們的犁一樣，用來犁田是挺不錯的。可是巴拉的兄弟不敢用。因為他很富裕，很怕別人看到他愈來愈富裕。這在你看來也許是愚蠢的，可我們對他的謹慎毫無責怪之意。

除內部的虛弱外，還經常有外來的遊牧民入侵的威脅。這些威脅主要來自南部沙漠地帶的閃米特部落民、歐亞大草原西部的印歐人和大草原東部的蒙古－突厥各族。

印歐人與其說是一個種族群體不如說是一個文化群體。他們早先大概發源於裏海地區，曾在那裡牧牛，並從事少量的耕作。因為主要靠畜牧為生，所以只要發現有更為理想的地方，他們就用大牛車載起所有行李，朝那裡遷移。遷移時，總是整個整個的部落一起行動，婦女、孩子及戰士全都參加。印歐人就這樣向西推進到俄國南部和歐洲東南部。到公元前2000年時，他們已分佈在從多瑙河平原到奧克蘇斯河和賈哈特斯河流域的廣闊地區。他們以這片廣闊地區為根據地，日益威脅在地理上可進入的各文明中心——中東、巴爾幹半島和印度河流域。

在地處大草原西部的印歐各族和地處大草原東部的蒙古—突厥人之間，有一條最早的分界線，這就是阿爾泰山脈和天山山脈。這條分界線以東的大草原，地勢較高、較乾燥，氣候通常也更惡劣。這裡的牧場沒有西部的牧場肥美，可以放牧羊、駱駝和馬，但放牧牛不行。這一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相應的歷史上的不平衡，即出現一個持久的、影響深遠的、由東向西的民族大遷徙。大草原東部的各民族或者以難民的身份，或者以征服者的身份，被吸引到西部。一批批部落前赴後繼地向西推進——西徐亞人從阿爾泰山脈遷徙到烏克蘭；突厥部落取代西徐亞人進入中亞，以後又尾隨西徐亞人西進；最後，蒙古人也從後面向西推進，直到13世紀，侵佔歐亞大部地區，建立起一個大帝國。這些東方的遊牧部落，由於其地理位置，不僅能進入歐洲、中東和印度，也能抵達中國；只要有機會，它們就不時地侵入中國。

由於由東向西的民族大遷徙，大草原西部請民族的種族組成情況逐漸發生變化，至少在西至裏海的地區內，由原先的高加索種人占優勢變為由蒙古種人占優勢。這一轉變自公元前一千紀末葉開始，一直繼續到中世紀結束。此後，操斯拉夫語的俄羅斯人用西方的技術裝備自己，先是憑藉滑膛槍和火炮，後又依靠機關槍和鐵路，使種族組成的發展趨勢轉到相反方向。

閃米特人大致佔據了從地中海到底格里斯河、從托羅斯山脈到亞丁之間的地區。他們最早出現于阿拉伯半島的沙漠地區，他們的歷史也是由接連不斷的浪潮似的遷移構成的。早先，閃米特人用驢作運輸工具，到公元前1100年前後，駱駝的馴養改變了他們的文化，就象馬的馴養改變了草原遊牧民的文化那樣。隨着文明的興起，閃米特的許多部落後住到城市附近，與城市居民形成了一種共生關係；而且隨時準備着，一有機會就去攻掠這些城市。

歐亞大陸邊緣地區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對周圍的部落來說，有如一塊塊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磁鐵。豐富的農作物、堆滿穀物的糧倉、城市裡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奢侈品，所有這一切都吸引着大草原和沙漠地區饑餓的遊牧民。因此，諸古老的文明中心不時遭到侵掠——尤其是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因為它們比克里特島、尼羅河或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更易受到侵掠。不過，直到公元前二千紀，整個歐亞大陸的力量均勢才開始轉變，偉大文明的生存才第一次受到遊牧民的威脅。

馬的馴養和較遲的冶鐵技術的發明是兩個十分重大的發展，它們使遊牧民獲得新的作戰能力。就目前所知，中東是最早馴養動物的地方，也是最早乘騎動物的地方。這兩者發生的時間約在公元前5000年前後。不過，在早期階段，乘騎動物的現象並不多見，因為那時所能得到的動物僅牛和野驢，牛速度太漫，野驢個兒太小。然而，馴養動物的做法後又向北傳到產有野驢和野馬的俄國南部。到公元前2500年，這兩種動物已在當地得到馴養；而且，由於馬個兒大、體格壯、速度快，很快就受到成國南部遊牧民的偏愛。他們採取擇優繁殖的方法，使馬的個兒愈來愈大。野馬的平均高度為13手之寬（一手之寬約四吋），而現代家馬的平均高度為15至16手之寬。如果不加選擇地讓馬繁殖數代，家馬的個兒很快又會縮小，就象美國西部的野馬那般大小。

遊牧民利用馬打仗時，最早的做法是將馬套到輕便的雙輪車上。這種車的輪子裝有輪輻，比起美索不達米亞笨重的實心四輪車，大大改進了。高大的馬和靈便的車相結合，使遊牧民得到了一種令人生畏的武器——戰車。公元前二千紀，遊牧民就是駕着這種戰車，掀起最早的入侵浪潮。駕車作戰時，一名戰士馭馬，其他戰士用強弩射箭。眾弩齊射，飛箭如雨，沒有幾個步兵能長時間地抵擋，更不用說抵抗緊跟着發起衝鋒的密集的戰車。

到公元前二千紀末，遊牧民用騎兵取代戰車，進一步提高了他們的戰鬥力。這時的馬既高大又強壯，可以直接騎人。而且，遊牧民還發明了役使馬的馬勒、馬嚼子、角狀的馬鞍和馬鐙，使他們能在策馬飛奔時騰出雙手，射出陣雨般的箭。毆亞大陸的遊牧民獲得前所未有的靈活機動性，能追上和打敗防守城市中心的軍隊。古典時代和中世紀時，遊牧民的軍事才能主要就建立在騎馬作戰這一基礎上；終於，在13世紀時，使成吉思汗能完成一系列驚人的征服。直到西方火器佔據優勢之後，諸文明中心才從遊牧民頻頻入侵的威脅中解脫出來。

對沙漠地帶的遊牧民來說，駱駝的作用不亞於馬。駱駝有兩種：阿拉伯的單峰駱駝和大夏的雙峰駱駝；前者適應于炎熱的沙漠環境，後者適應于寒冷的沙漠環境。這兩種駱駝都能在即便是驢也會餓死的地區生活，都能依靠駝峰裡貯存的脂肪和多室的胃裡貯存的水不吃不喝地行走幾個星期。最早馴養駱駝的時間和地點現在還不清楚，不過，到公元前1000年時，穿越中亞和中東的沙漠地區的交通運輸已全靠這種'沙漠之舟"。

鐵礦冶煉技術的發明也提高了遊牧民的戰鬥力。這一技術直到公元前二千紀中葉才在小亞細亞東北部發展起來；直到約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國滅亡後，當地的鐵匠才分散到各地，使他們的技術廣泛流傳。冶鐵技術之所以出現得晚，主要是由於冶煉鐵礦的工藝與冶煉銅和銅合金的工藝根本不同。

冶銅時，金屬溶液沉于爐底，而熔渣浮在上面。冶鐵時，至少在古代熔爐所能達到的溫度範圍內，鐵不能完全液化，而是形成一種灰色的多孔體，技術上稱之為鐵塊。反覆錘打熾熱的鐵塊，能使其成為熟鐵，這一發現來得遲是可以理解的。這種新金屬比起當時已能冶鑄的銅和青銅來，決不是一種進步，因為它不易鑄造，需要更多的燃料，而且其鋒刃較易失去。後來才發現，將鐵反覆錘打、加熱、投入冷水（淬火），並與木炭即一種不純的炭接觸，可以使其堅硬。當時所须發現的不僅僅是一種新金屬，而且還包括一種嶄新的冶金術——對此，憑以往經驗行事的早期鐵匠毫無準備。

雖然改進治鑄方法後鐵比過去堅硬了，但仍然很易生鏽。不過，這一缺陷由於鐵礦較之銅和錫分佈遠為廣泛、制鐵成本相應低廉，而得到補償，而且，這種補償已超過缺陷本身。這意味着，現在普通農民也買得起鐵製工具。農業生產率提高了，農業範圍擴展到從前石斧所無力對付的森林茂密區（見第七章第一節）。這種廉價的新金屬對歐亞大陸的軍事平衡也具有重大影響。從前，貧窮的遊牧民不能象城市中心的統治者那樣，以大量昂貴的青銅武器裝備自己。但現在，鐵礦几乎每個地區都可得到，每個村子的鐵匠都能鍛制比舊武器更優良、更便宜的新武器。因而，遊牧戰士現在不僅在靈活機動性上佔有優勢，而且和守衛文明地區的士兵一樣，擁有同樣優良、大量的鐵製武器。

三、遊牧民對中東的入侵

馬和鐵製武器的結合，促使遊牧民發起兩次席捲諸文明中心的大規模的入侵浪潮。第一次約在公元前1700至1500年之間，入侵者通常是手執青銅武器，駕着馬拉的戰車侵入文明中心；第二次約在公元前1200至1100年之間，入侵者通常是騎在馬上，用鐵製武器作戰。這些入侵不應看作是取代當地種族、完全改變種族分佈的大規模的遊牧部落的入侵。而應說，是為數不多的入侵者，憑藉軍事技術上的優勢，組成武士貴族集團，統治了在人數上遠遠超過他們的諸被征服民族。
最終結果，除中東外，各地文明均被摧毀。中東例外，並非因為它沒有遭到入侵；實際上，由於中東的地理環境使外界易於進入，中東地區遭到入侵的次數最多。雖然中東的帝國一個個迅速地崛起、迅速地衰亡，但中東文明本身依然經久不衰。一個原因是，中東的文明由來已久，因而文明的根子扎得較深。另一原因是，到公元前1700年，中東已有許多極為廣闊的地區達到文明，因而不可能全被征服或摧毀。最後，入侵中東的通常不是剛從大草原或沙漠地帶來的原始的野蠻人，而是早已居住在周圍地區的半文明的野蠻人，他們在進行征服的過程中，已部分地為中東文明所同化。

約公元前2000年時，印歐語系的赫梯人可能是通過翻越高加索山脈進入小亞細亞。他們與當地請民族聯合，在以後若干世紀中，建立起一個包括敘利亞大部和整個小亞細亞的龐大帝國。約公元前1590年前後，他們還攻掠巴比倫，不過，從未能在美索不達米亞立足。喀西特人是來自美索不達米亞東面扎格羅斯山脈的另一個印歐部落。他們利用赫梯人對巴比倫的攻掠，佔領了這個古老的都城，建立起第三巴比倫王朝，達數世紀之久（公元前1600－1100年）。還有一個入侵部落是胡裡安人，聖經上稱為荷裡特人，顯然來自亞美尼亞高地。他們在巴比倫帝國的北面即亞述地區創立了米坦尼帝國，約公元前1500年時臻于極盛。胡裡安人接受了大量的美索不達米亞文化，並將其傳佈到包括小亞細亞的赫梯人在內的周圍請民族中去。即便是得到環境的很好保護的埃及，在這混亂的數世紀內也未能免遭傷害。從公元前1720年到1570年，埃及為外來的入侵者喜克索人所統治。喜克索人是由一些種族成分複雜，不過主要是閃米特人的遊牧部落組成。他們憑藉馬拉的戰車、笨重的劍和護身的盔甲，以尼羅河三角洲為根據地統治整個埃瓦不過，他們一直被視作來自"亞洲的"外國人而遭到仇視。

到公元前1500年，第一次入侵浪潮在中東平息下來。占壓倒多數的土著民族展開了驅逐侵略者的鬥爭。埃及人採用喜克索人的作戰技術和武器，于公元前1570年將喜克索人逐出國境，建立了第十八王朝，從此埃及歷史進入新王國時期。經歷了這次外來統治之後，埃及人以拓疆擴土的方式來求得自身的安全。到公元前15世紀中期，他們控制了巴勒斯坦、敘利亞、腓尼基，其勢力範圍甚至還遠達幼發拉底河流域。他們允許當地統治者王位不變，但權力皆由埃及駐軍和高級指揮官執掌。同樣，亞述的土著領袖也成功地推翻了米坦尼帝國，進而征服喀西特人，建立了第一個亞述帝國，統治美索不達米亞流域。結果，在中東形成三大強國，北方的赫梯帝國，南方的埃及帝國和東方的亞述帝國。

約公元前1200年前後，第二次蠻族人侵浪潮掀起，上述三大帝國間的均勢遭到破壞。雖然新入侵者的破壞性不及第一次的入侵者，但給中東留下的印記卻是永久性的。由於赫梯帝國和埃及帝國長年征戰不休，財窮力竭，不得不從敘利亞—巴勒斯坦走廊撤走。所以新入侵者得到了很大好處。有三個閃米特民族填入這一真空地帶。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帶安家落戶，並在那裡建立了重要的工商業中心。阿拉米人定居在敘利亞、巴勒斯坦和美索不達米亞北部，並象腓尼基人發展成為海上商道的主人那樣，他們以大馬士革為根據地，當上了陸上商道的主人。希伯來人定居在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由於他們的宗教，他們注定將在歷史上起重大作用。與此同時，東面的其他入侵者如印歐語系的梅德人和閃含語系的加勒底人正在向伊朗和美索不達米亞南部滲入。

約公元前1100年，一個新的權力中心——第二亞述帝國形成。鐵製武器、訓練有素的軍隊、有效的官僚機構和架置在車輪上的鐵製的破城槌，使亞述人能穩步地擴展他們的統治。到公元前七世紀，第二亞述帝國以尼尼微為首都，囊括了整個美索不達米亞、伊朗高原的部分地區、小亞細亞、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向南遠至底比斯的埃及。但是，帝國的過分擴張和被征服民族的無法平息的敵意最終導致災難性的結果。公元前612年，梅德人和加勒底人結成聯盟，與北面的西徐亞遊牧民一道，摧毀尼尼微，永遠結束了亞述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

在尼尼微被攻陷之後的短短時間裡，梅德人和加勒底人共同瓜分了亞述帝國崩潰後的遺產。但這時，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巨人——波斯帝國，它是到那時為止最大的帝國。與梅德人有交往，並受過其統轄的波斯人，首先擊敗了他們過去的霸主，然後在國王居魯士（公元前550—529年）的率領下，利用亞述人的軍事技術，頻頻進犯小亞細亞，並蹂躪了巴比倫尼亞的加勒底帝國。在居魯士死後的十年裡，他的後繼者們征服了西方的埃及和東方的印度旁遮普。於是，波斯帝國臻于極盛期，其範圍從尼羅河伸展到印度河和更遠的地區。整個中東處于一國的統治之下，蠻族部落受到有效的抑制。

儘管在這些漫長的世紀中入侵的騷亂不斷，王國和帝國一個個不斷地崛起和衰亡，其統治者也換個不休，然而有一個頗有意義的事實始終沒變，這就是：文化具有驚人的連續性。如前所述，政治結構的破壞，並不意味着中東文明的滅絶。相反，請入侵蠻族由於受城市奢侈生活的引誘，由於需要當地書吏、官吏和祭司的合作，很快就適應了其臣民的生活方式和傳統。亞述人在這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從下面這段分析中可清楚地看出來。＆#9;…亞述人以及繼其之後的巴比倫加勒底人自覺地把自己看作是蘇美爾人和巴比倫人的古代文化的保護者。這是他們為自己選派的角色，也是他們引以為自豪的角色。偉大的亞達國王亞述巴尼拔曾搜聚一大批藏書，其中有一部分是關於美索不達米亞過去的文學名著。這筆有關美索不達米亞過去的重要遺產通過數千片楔形文泥版保今下來；受到人們的尊敬。我們今天對美索不達米亞的許多神話和倫理方面的知識就是從這樣的泥版發掘物中得來的。…文化的連續統一性也在亞述人和加勒底人所信奉的眾神身上顯示出來。這些神實際上就是過去的蘇美爾人的天神、大氣之神和土神，它們仍保留着原來的名字。…亞述人在藝術方面有傑出的成就，他們的藝術在某種程度上繼續了先前美索不達米亞的形式和傳統。雖然亞述人石塊的來源極為豐富，但他們的建築物，包括神廟，大多是倣傚較早的美索不達米亞的建築物，用磚塊砌成。……亞述人的藝術，儘管是現實主義的，但仍末能擺脫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某些框框。例如，他們的藝術缺乏透視力，總是從側面來描繪人物。

四、遊牧民對邊緣文明區的入侵

與中東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希臘、印度和中國這些邊緣地區文化上沒什麼絶對連續統一的東西。它們的文明在時間和空間上都缺乏支持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和埃及文明的那種深度，因而也都在公元前二千紀的入侵浪潮中被消滅。關於事態的發展過程，現得到的希臘方面的資料比起印度和中國這兩個地區，要豐富、可靠得多。一個原因是，希臘人和古代中東文明的接觸較密切，後者的文獻為瞭解希臘世界提供了重要線索，此外，希臘人本身比同時代的大多數民族更注重歷史，留下了較多的有關他們活動的記錄。
最早侵入希臘的印歐語系的入侵者是亞該亞人，他們在公元前20世紀不時地侵入希臘。這些手執青銅武器的戰車兵，歷未被認為是由多瑙河平原自南侵入希臘地區的，不過，最近有證據說，他們也許是由小亞細亞西北部橫渡愛琴海侵入的。他們總的發展水平遠遠落後於米諾斯文明的克里特島人，但到公元前1600年，這些新來的人已吸收大量的傳入大陸的米諾斯文化，從色薩利到伯羅奔尼撒半島南端建立了許多小王國。

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居留地由於距克里特島最近，所以最先進。邁西尼是伯羅奔尼撒半島的中心，那裡新興的文明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邁西尼希臘地區的居留地與克里特島上的城市不同，都設有牢固的工事。通常是，巨大的城堡建築在山頂上，供國王和他的臣僚居住；平民們的住房建在城堡外，但一遇危險，平民們便躲入城堡避難。

邁西尼人與定居中東和印度河流域的印歐語系的其他入侵者不同，他們倣傚古時的克里特島人，面向海洋，建立起一支可怕的海上力量。他們視各種機會，進行劫掠或經商活動，並在羅德島、塞浦路斯島和小亞細亞的西海岸建立海外殖民地。他們輸出陶器、橄欖油和各種獸皮以換取香料、象牙和珠寶等奢侈品。最後，他們的商品將克里特島的商品從南意大利、敘利亞和埃及的市場上排擠出去，從而瓦解了先前克里特島在地中海的經濟霸權，到公元前15世紀，他們還劫掠了克里特島本身。沒有城牆的城市，包括都城克諾索斯，均被攻佔、摧毀。這些災難連同一連串毀滅性的地震，使偉大的米諾斯文明到公元前1150年時，實際上已滅絶。

與此同時，邁西尼人在新入侵者多里安人的手下，遭到了與克里特島人相似的命運。多里安人出現于公元前1200年前後，他們用鐵武器裝備自己，一個接一個地攻佔了邁西尼的城堡和城市。於是，希臘的行政制度瓦解，農業人口消散，對外貿易蕭條，希臘又回覆到農業和畜牧的經濟狀態。黑暗時代降臨了，籠罩了整個希臘，直到約公元前800年造城邦崛起。

多里安人的主要據點在伯羅奔尼撒半島，入侵者由此向海外推進，在克里特島、羅德島和小亞細亞沿海一帶建立起殖民地。其他希臘人，可能是邁西尼的難民，從雅典渡海到基克拉澤斯群島，再渡海到小亞細亞西海岸的中部，在那裡建立起以愛奧尼亞聞名的居留地，這些居留地在一段時間裡成為整個希臘世界最先進的地區。再往北，一些操伊奧裡斯語的希臘人從色薩利和希臘中部航海到萊斯博斯島，再由此航海到小亞細亞北部。小亞細亞這些新建的希臘殖民地由於遭到為數眾多的當地居民的抵抗，只能侷限在沿海地區，從未能擴張到內地，不過，這些殖民地很繁榮，在希臘人的歷史上起了較大的作用。

現對希臘的這一黑暗時代的瞭解，比對印度相應的遭受入侵後那一時期的瞭解，要詳盡得多。這部分地是由於希臘人與古代中東文明的接觸比印度人要密切。從考古遺物和文獻資料中可找到這方面的蹤跡，找到瞭解希臘早期的歷史和文化的線索。其中較重要的是希臘人自己留下的寶貴遺產——四大史詩，即荷馬的《伊里亞特》和《奧德賽》，赫希奧德的《工作與時日》和《神譜》。荷馬描寫了戰爭、冒險以及貴族和國王的生活，而赫希奧德則描寫了農夫的生活和知識以及眾神的家譜。這些詩篇展現了那些世紀中原始的農牧業社會的生動畫面。那時的家庭大多自給自足，自己生產糧食，用羊毛織成衣料。專門經商的都是些外國人——腓尼基人或塞浦路斯島人。他們時常來，來時總是攜帶著供平民用的零碎日用品和供貴族用的更為值錢的貨物。這種單調沉寂的田園生活有時也為偶爾來訪的行吟詩人所打破，他彈唱着戰爭的榮耀和傑出先人的豐功偉績。

每個公社均由貴族家庭和平民組成。前者居統治地位，並領導戰爭；後者包括自耕農、佃農、為數不多的工匠、僱工和奴隷。地位最高的是國王，國王的權威取決於他指揮戰爭和領導貴族院會議的才能。偶爾，國王也召集包括全體成年男子在內的民眾大會，但召集大會的目的通常是動員人民支持已由國王與貴族們共同作出的決定。這些簡單的制度在處于這一發展水平的印歐語系的部落中具有典型性，表明了希臘城邦的政府機構處于萌芽狀態中的情景。印度

在印度，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經歷了與克里特島的米諾斯文明相同的命運。約公元前1500年，它遭到了一些軍事上佔有優勢，即擁有馬和戰車的部落的蹂躪。這些入侵者自稱為雅利安人，稱他們安家定居的地方為雅利瓦爾塔，即雅利安人之國，他們均屬於印歐語系的民族。其中位於西方的一些部落入侵了美索不達米亞和希臘，而位於東方的一些部落則入侵了伊朗。進入伊朗後，有些部落在那裡安居下來，其餘的則繼續向東進至印度河流域。雅利安人的入侵與較後幾個世紀裡穆斯林發動的有計劃有部署的戰役不同，確切地說，他們是小群小群地滲入已盛極而衰、無力進行有效抵抗的文明地區。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印度河文明的衰亡，主要是由於雅利安人的猛烈進攻，還是由於地震造成的災變？目前尚不清楚（見第五章第四節）。但不管原因何在，事實是，公元前二千紀下半期，印度河流域出現了一個原始的新社會。有關這一社會的情況現瞭解得很不夠，因為雅利安人其住房是用木頭或泥土建造的，沒有大城市，未留下任何有形的廢墟和遺蹟。因而，可用來設想雅利安人生活的材料與可據以設想印度河文明的材料正相反。印度河文明留下的是大量實在的遺物，但沒有任何可釋讀的文字記載；而雅利安人留下的是大量以吠陀的形式出現的文獻材料，但沒有任何別的遺物。

吠陀一詞意為知識。古文獻《吠陀》對於印度教徒來說，正如《聖經》之於基督教徒、《可蘭經》之於伊斯蘭教徒，是其宗教信仰的主要來源。最早的。《吠陀本集》共四部。其中最重要、也最古老的一部是《梨俱吠陀》。隨着時間的流逝，一些別的著作也加到這四部吠陀中，獲得與後者相似的神聖地位。荷馬史詩是瞭解希臘邁西尼文化的主要原始資料，同樣，《梨俱吠陀》是研究早期雅利安人的主要原始資料。它共有十捲，收集讚歌1028首，其篇幅之龐大，大抵與將《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加在一起相當。

雅利安人身材較高、藍眼睛、膚色白皙，他們很清楚，自己的體態特徵和他們所征服的土著大不相同。吠陀文獻在提到後者時，說他們身材矮小、膚色暗黑，沒有鼻子，稱他們為"達薩"，即奴隷；而在描述前者時，則把他們說成是頗有男子氣概的人，愛好戰爭、飲酒、賽車和賭博。雅利安人的戰爭之神因陀羅是理想化的雅利安武士；他快活地衝鋒陷陣，身披金色盔甲，一餐能吃300頭水牛的肉，能喝三大湖的酒。

雅利安人剛到印度時，還是遊牧民，主要依畜牛為生，財富的多寡根據牛群的大小來判斷。在肥沃的大河流域定居下來後，他們逐漸轉向農業。若干有親屬關係的家庭聚居一處，形成村莊；若干村莊組成氏族，若干氏族結成部落。部落的首領是國王。同希臘情況相仿，國王的權威取決於他個人的才能和開創精神，不過，也受到貴族會議的限制，在某些部落，還受到自由民的限制。

這一早期的雅利安人社會的顯著特點，在於它與後來的印度教根本不同；食牛肉，而不將牛作為崇拜的對象；快活地飲用醉人的烈酒，而不將其棄絶；有階級，然無種姓；祭士居于貴族之下，而不是位於社會金字塔之顛。總之，雅利安人社會與當時其他印歐語係為社會極為相似，而與較後救世紀中發展起來的古典印度教則有很大的差別。中國

約公元前1500年前後，手執青銅武器的戰車兵也入侵了遙遠的中國北部的黃河流域。在那裡，他們發現了一種繁盛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商文明就是由這種文化發展而來的。外族人侵與商文明的出現，這兩者間究竟有何關係，當前的考古學研究尚不能給于明確的結論。不過，一般都同意，商文明的出現，不是緣于大規模地移植外來成分，相反，是由於本士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而入侵者只是賦予了某種變革性的力量，起了促進的作用。因此，前一章在分析商文明時，說它是世界古代文明之一。可見，戰車兵侵入中國北部時，與他們侵入希臘和印度時的情況不同，沒有造成明顯的文化中止。相反，獨特的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連續地發展為獨特的中國文明，這一文明從商時期一直持續到現在。

這種連續性在公元前1027年由商朝到周朝的轉變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周人曾長期居住在文明邊緣區的渭水流域，所以他們在借用西、北方牧羊"蠻族"的軍事技術的同時，也分享到商的語言和主要文化。因而，當周人侵佔中國北部時，中國文明的發展並沒有中斷。文字系統同祖先崇拜、占卜術一起，依舊保存管社會依然分裂為貴族武士和農民群眾兩大階級；分封制也依然存在，而且在周統治下，變得更為明顯。周統治者將所征占的廣大領土分封給許多諸侯，諸侯們定期到周朝廷覲見述職，不過，這一制度以後漸被廢止。隨着朝廷對地方的控制力日漸衰微，居住在圍有城牆的城市裡的諸侯們，開始統治周圍的農村。

公元前771年，周都被"蠻族"和反叛諸侯聯合攻佔。周朝遷往不易遭受邊境蠻族進攻的東都繼續它的統治。因而，周朝公元前771年之前的一段時期，中國人稱為"西周"；之後的一段時期，稱為"東周"。東周時，周王只是名義上的統治者。雖然他們仍履行某些宗教職責，並受到某種形式上的尊敬，但擁有的土地比其名義上的諸侯們要少，所以他們的勢力更弱了。實際上，周王之所以能倖存到公元前256年，主要是因為他們提供了精神上的領導。周正朝還起了高級祭士的作用，而且，周王朝本身就被當作民族統一的象徵。

雖然東周時期政治不穩定，但文化大發展。這是一個生氣勃勃、富有創造性的時代；在這一時代裡，人們寫下了偉大的文學、哲學和社會理論著作。這也是中國古典文明形成的時代；在這一時代裡，希臘古典文明和印度古典文明也大約同時發展起來。這些古典文明的起源和性質是第三篇所要論述的主題。

第三編

歐亞大陸的古典文明

（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

歐亞的古典文明有幾個基本方面和過去的古代文明不同。一是範圍。隨着技術的不断發展，歐亞古典文明的範圍從大河流域擴展到諸如中國、印度半島和地中海區域等整個整個的地區。現在，不再是諸大河流域文明被大海般的野蠻狀態所包圍；相反，是諸地區文明穩步地向外擴展，直到相互連結起來，形成一條橫跨歐亞大陸的几乎不間斷的文明地帶。
諸古典文明不僅在範圍上，而且在內容上也有其特色。和古代文明一樣，每個古典文明都有自己的獨特風格。在古典時代的這些世紀裡，每個古典文明都逐漸發展起一直持續到近代的社會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學體系。諸古典文明的獨特風格是如何不同，從下列的中國文明和印度佛教徒文明的不同，點對照表中，可清楚地看出來。

中國人
印度佛教徒

語言：

無屈折變化，表意文字，（書寫形式中）主要是單音節；無系統的語法。
高度的屈折變化，字母文字，多音節，有很複雜的規範語法。

著作方式：

簡潔，隱喻取自熟識的自然界，想象範圍有限，具體。
散漫，隱喻誇張，想象力無限奔放，偏好抽象。

個人的心理：

不喜歡將人的個性分解成它的各個組成部分。
心理分析科學高度發展。

時間和空間：

有限的，一生，環境，注重一代。
無限的，注重永世。

社會政治價值：

家庭主義，世俗權力至高無上，追求美好的社會。
（在大乘和一般救世主義中）個人主義，宗教權力至高無上，追求非社會的種種利益。

儒教、印度教、基督教、等級組織和民主政府均來源於古典時代非凡的創造力。這裡應特別指出，這種創造力和古代文明時的情況不同，並不僅限于某一地方。古代文明時期，中東是創始力的中心，諸如農業、冶金術、文字和城市生活等重大發明都是從這一中心傳播到各地。而在古典時代的這些世紀裡，歐亞諸文明相互之間則處于均衡狀態，它們同等地相互作用。要說稍有區別的話，那就是中東現在落後了，而曾經是邊緣文明區的歐洲、印度和中國現在卻作出了構成古典時代特色的大部分發明。

從前，世界上發生的各種事情彼此間沒有任何聯繫。每一種活動僅引起當地人的注意。但那時以後，一切重大事件開始連結成為一個整體。波里比阿

第七章

最初的歐亞文化高度發達的核心區

古典文明時代最明顯、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在這一時代裡，首次出現了一個所謂最初的歐亞文化高度發達的核心區——一個內部各地區正開始相互影響、作為一個整體發揮作用的歐亞大陸。拿歐亞大陸約公元前1500年時的地圖與約公元200年時的地圖作一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歐亞核心區的實質（見圖6和圖10）。早期的各帝國几乎完全限于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地區內，看起來就象汪洋大海般的野蠻狀態中的幾座小島。不過，到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安息帝國、貴霜帝國和漢帝國一起，連成了一條從蘇格蘭高地到中國海、橫貫歐亞大陸的文明地帶。從而使各帝國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響。當然，即使早在古代文明時期，也始終存在着某種地區之間的相互接觸，如遊牧部落向四面八方的入侵就是一個證明。但是，在古典時代，地區之間的相互聯繫實際上已更為密切、持久、多樣化。不過，即使到古典時代末期，歐亞東端的中國和歐亞西端的羅馬帝國仍不能建立直接、正式的聯繫，仍未能相互掌握有關對方的具體、可靠的知識。因此，在整個古典時代的這些世紀裡，歐亞大陸的普遍性影響仍處于早期階段。這一早期普遍性影響的根源、性質和意義就是本章要論述的主題。

一、普遍性影響的根源

技術的進步是建立在新的歐亞大陸的普遍性影響的基礎之上。這是可以預料到的，因為從人類歷史真正開始之日起，人類的活動範圍就一直取決於它的技術水平。在人類處于食物採集階段時，人類各群體的活動範圍僅限于它的狩獵場所；當人類學會農業。冶金術和造船技術時，人類的活動範圍擴大了，舉例說吧，擴大到可包括大河流域的薩爾貢的阿卡德王國和法老們的埃及王國。到了古典時代，技術進一步發展，使農業和文明的擴展大大超越過去，因而，有了地區性的帝國，這些帝國繼續擴大自己的疆域，彼此鄰接起來，橫貫歐亞大陸。這時的技術進步主要表現為鐵的發明及其日益廣泛的使用。
如前所述，冶鐵技術是公元前二千紀中葉在小亞細亞率先發展起來的，並在約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國滅亡之後，從那裡傳播開來（見第六章第三節）。我們已經明白，這一技術的發明大大促進了公元前二千紀末的第二次蠻族人侵浪潮，不過，從發明鐵到日常生活中能大量使用鐵器，其間經過了好幾個世紀。當鋤、斧、犁等農具同武器一樣，也能用鐵來製造時，立即產生了深遠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影響。

不過，這一階段來得較遲——在印度，大約是公元前800年；在中歐，是公元前750年；在中國，是公元前600年。廉價的鐵在上述及其他一些地區的出現，首先使從前石斧和木犁對付不了的茂密森林遭到砍伐。現在，農人們能利用堅固、鋒利的鐵斧和鐵犁，將農業由中東向東，經伊朗高原，推廣到中歐；向西經地中海地區，推廣到北歐。同樣，新來印度的雅利安人也向東推進，砍伐恆河流域的森林；而中國的農人則將他們的活動範圍從黃河流域向南，擴展到偉大的長江流域。

農業疆域的擴展使文明核心區的範圍也獲得相應的擴大。文明核心區在公元前1000至500年之間的發展，較過去公元前4000至1000年之間的發展，要快得多。其根本原因在於這時的生產率獲得了驚人的增長。不僅經營農業的面積大大增加了，而且，中歐、季風帶的恆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土壤和氣候也使那裡的生產率比起較為乾旱的中東、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要高得多。

農業生產率的急劇增長，意味着這時可取得足夠的剩餘糧食來發展經濟和建立國家。貿易量也有了增長，尤其是在構成現成的交通幹線的大河沿岸一帶。各種工匠也愈來愈多地湧現，為新起的農業公社提供所需的服務，為新興的貿易提供所需的產品。最初，商品和勞務的交換是取物物交換的方式，這對買賣雙方來說，顯然有不便之處。於是，交換媒介開始發展，比如，以穀物、更常見的是以貴金屬條塊，為支付手段。不過，每成交一筆買賣，都須檢查貴金屬的重量和純度，以防其重量不足或貶值。

約公元前700年，小亞細亞西部的目底亞人開始在貴金屬塊上加蓋印戳以保證其質量和重量。不久，希臘各城邦又加以改進，鑄造扁平的圓形硬幣，在硬幣的正反兩面印上戳記。金幣和銀幣為大規模的批發貿易或地區間的貿易提供了便利條件；銅幣使農夫們可以出賣自己的產品而無須物物交換，使工匠們能以自己的勞動換取工資而不是食物。其最後結果，大大地促進了各種商業，進而相應地促進了製造業和農業的發展，並使經濟專業化隨着效率和生產率的提高而全面深化。這時，廉價商品的製造者第一次得到了一個巨大的市場，而小土地所有者則能從自給性農業轉向專門性農業，如在中國是種桑養蠶，在希臘是生產橄欖油。新的鐵製工具也使人們能製造較為精良、大型的船舶，從而使航海的距離更遠、貿易的規模更大、開拓的殖民地更多。最初，海外擴張受到海盜行為的阻礙；那時的海盜行為同陸上的土匪行為一樣，被看作是一種正常的活動。史詩《奧德賽》描述了墨涅拉俄斯和奧德修斯在愛琴海上半海盜、半經商的探險活動，說所有參加探險的人在海上和其他人相遇時，總是很自然地問他們是不是海盜。不過，由於海上貿易能帶來巨大的經濟好處，漸漸地在經常的大規模航海的基礎上發展起來。海路運輸比起陸路運輸，成本要低廉得多，所以，在中世紀發明有效的馬具和在18世紀修築良好的公路之前，一直是以海路運輸為主。

在公元前二千紀入侵浪潮之後，大部分地區盛行地方性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到了古典時代末期，情況大為不同，商隊的路線已遍繞整個歐亞大陸。除穿越歐亞大陸內地的商隊路線外，還有環繞整個歐亞大陸的海上航線——從北海到地中海西部，再到地中海東部沿岸諸國和島嶼；從紅海到印度，再到東南亞和中國（到中國的次數較少）。在海外貿易發展的同時，殖民活動也隨之擴張，尤其是在腓尼基人和希臘人獨步的地中海以及稍後由印度人控制的東南亞。

隨着經濟的發展，社會和政治也發生了同樣重大的變化。軍事貴族在公元前二千紀的入侵活動中獲得的顯赫的社會地位由於商人、工匠和海員階級的興起而正在瓦解；舊的部落社會由於鑄幣的出現而正在被改變；個人的效勞盡忠也正隨着市場需要的產生而消失。

由經濟發展所促成的政治上的統一同樣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無論在意大利、印度，還是在中國，部落酋長、部落議事會和民眾大會都正在由王國、繼而由帝國所取代。經濟的發展促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制，這並不是一個單向的過程；後者的建立反過來也促進了前者的發展。這些偉大的跨越歐亞大片陸地的新帝國加強了社會秩序和治安的維持，使陸路和海路的長途貿易得以發展；這些地區性帝國還建立並維護整個地區的驛道網，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例如，波斯帝國修築的所謂的"禦道"，從波斯灣北面的蘇撒城向西通到底格里斯河，再由此經敘利亞和小亞細亞，抵達愛琴海沿岸的以弗所，全長1677哩。沿途設有111個驛站，每個驛站都備有供宮廷信使掉換的馬匹。商隊走完禦道的全程得化90天時間，而宮廷信使只需一星期就夠了。隨着帝國疆域的擴大，從禦道上又開闢出幾條岔道，向西南通往埃及，向東南通到印度河流域。幾個世紀後，羅馬人也修築了一張舉世聞名的驛道網，這張驛道網設計得非常好，其中有些驛道連同道上的橋樑至今仍在使用中。

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中國人精心修築的交通網是由驛道和運河構成的。通過水路，可以將貨物從今天的廣州運到長江流域，從而促進了海外貿易。朝西北方向築的驛道與穿越整個中亞、直抵中東的長長的絲綢之路相連；有關絲綢之路的情況將在下一節中提到。主要驛道的兩旁種着樹，沿途設有驛站和客棧。修築並養護驛道，屬於中央和地方官員的職責範圍，要是他們玩忽職責，將會受到彈劾。印度的禦道也很長，從恆河三角洲直達西北部開伯爾山口附近的坦叉始羅，並在那裡與西抵中東、北達中亞的商路連接起來。

所有這些發展引起社會關係、政治組織、生活方式和謀生之道等方面的深刻變化。如此根本而全面的大動亂是使人不安、令人不舒適的。它促使人們內省——提出新問題、尋求新答案；促使思想家們重新考慮他們各自的傳統，或者將其拋棄，或者使之適應過渡時期的需要。當時引起人們思索的問題有：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礎，社會制度的作用，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等等。

約公元前六世紀前後，整個文明核心區到處都在提出、探討以上這樣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構成了古典時代偉大的哲學、宗教和社會體系。這些體系的代言人——中國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瑣羅亞斯德、希臘的理性主義哲學家，都是同時代的人，這並非偶然之事。因為上述地區，都遇上了同樣的動亂和挑戰，只是各自作出的回答極為不同，從而，各自的發展方向也明顯不同。實際上，這些文明的獨特的哲學觀念和社會制度正是在這一時期裡發展起來的，並在以後數世紀中成為它們各自的特徵而一直持續到現代。

這些觀念和制度的特殊性質將在以後專論各古典文明的章節中分析。本章餘下部分將考察這些文明的相互關係，也就是說，考察早期的歐亞核心區的實質。當時的歐亞混血人對各自文明的具體情況相互瞭解甚少，並未認識到這些文明是平行發展的。不過，他們肯定意識到，歷史的舞台正在擴大，生活愈來愈複雜，他們正受到大量的內外各種力量的衝擊。因而，希臘歷史學家波里比阿在論述從公元前220至145年清重大事件的歷史時說："在今天這個時代，歷史可說已成為一個有機整體。意大利和利比亞發生的一切與亞洲和希臘發生的一切密切相關，所有各種事件，最終只歸於一個結局。"

這一新的"有機整體"有兩個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即使對當時的人來說也是如此。這就是地區間的商業聯結和文化聯結，即以下兩節的論題。

二、商業聯結

地區之間的物質聯結主要是通過商業，儘管商業並非唯一的途徑。這是一個不僅貨物往返各地，而且身懷技藝、攜帶植物的人們也四處漂移的時期。例如，有一封波斯統治者大流士寫給他手下一位總督的信可用來說明這一情況。這封信批准了將植物和樹從一個地區移植到另一地區的建議。信中寫道："你提出將幼發拉底河對岸的果樹移植到亞洲更多的地方，以改善我的國家，這一計劃我很贊同。……"當時，交換的範圍有多廣闊，可由以下事實來表明。在這一時期裡，印度最先種養的棉花、甘蔗和鷄傳播到了中國和西歐。中國在這些世紀裡第一次獲得了葡萄藤、苜蓿、細香蔥、黃瓜、無花果、芝麻、石榴樹和胡桃樹；作為報答，中國人將自己的橘樹、桃樹、梨樹、牡丹、杜鵑花、山茶和菊花傳給了歐亞其他地區。與此同時，技術方面也發生了相似的交流。水車這一重大發明的傳播情況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西亞的第一部水車是在約公元前65年、本都國王米思裡代蒂茲統治時期誕生的，本都位於黑海南岸；中國的第一部水車是其後不久、約公元前30年製造的。這兩個日期靠得太近了，水車無論是從西亞直接傳到中國，還是從中國直接傳到西亞，都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由它們之間某一未為人知的中間發源地傳往兩地。歐亞各地區的這種相互影響和貿易有密切聯繫，要不是地方貿易和長途貿易在古典時代的這些世紀裡達到全面繁盛，毫無疑問，這種地區間的相互影響會小得多。
貿易的進行主要是通過穿越歐亞大陸中部的陸路和環繞歐亞大陸邊緣的海路。這兩條總的路線決不相互排斥，也不相互獨立。大部分貨物的運輸既靠陸路，也靠海路；通常是埃及和印度之間取道海路，印度和中國之間取道幾條陸路中的某一條。此外，各條陸路和海路均處于相互競爭的狀態；如果走某一條路線費用太高，或者極不安全，那麼，通常會使貿易轉向其他路線。

海上貿易早在古代文明時期便已進行。埃及商人大膽地順着紅海航行到東非，沿著地中海東部海岸航行至黎巴嫩。同樣，蘇美爾商人順着波斯灣、沿阿拉伯半島航行，而印度河流域的商人則以至今尚不清楚的某些方法，努力向西行進，直到和前者建立聯繫，其地點可能是波斯灣的巴林群島。但是，所有這些早期航海者與克里特島上那些既能在陸上、又能在水上生活的克里特島人相比，僅僅是一些外行水手。古代的克里特島人象希臘神話中的亞爾古英雄，是古代偉大的海上貿易者；他們往來于地中海兩端，成為這一內海至高無上的主人。

隨着亞該亞人和多里安人的入侵，這一範圍廣泛的貿易活動逐漸停止，地中海東部的人們退回到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中。最早恢復克里特島人的貿易活動的是腓尼基人。這個操閃語、沿地中海東部狹窄的海岸平原定居下來的民族，很快發展起繁盛的中介貿易（見第六章第三節）。他們向東來的商隊大宗買進沒藥、香料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各種工藝品，從海外國家進口各種金屬、獸皮、穀物、橄欖油和奴隷；而他們自己則製作精緻的傢具、珠寶飾物、金屬器皿和紡織品運銷外地。其中紡織品占主要地位，是用他們自己畜養的羊身上的羊毛織成的，並用從沿岸海生介殼動物中提取的負有盛名的紫紅染料加以染色。

在發展貿易的過程中，腓尼基人逐漸製造出一種由好幾排水手划槳的船，這種船速度快，適于越來越向西推進的遠航。公元前11世紀，他們開始與塞浦路斯進行貿易，還在該地建立了殖民地；然後，又從那裡向愛琴海擴展。到公元前九世紀末，他們已進入地中海西部，並在非洲西北岸、西班牙南岸、西西里島，馬爾他島和巴利阿里群島，建立起商業據點和殖民地。腓尼基人甚至還大膽地超過直布羅陀海峽，遠航到英格蘭的康沃爾，因為那裡盛產他們一心追求的錫。胖尼基人在伊比利亞半島西岸的商業據點加的斯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作為冒風險的大西洋貿易中的一個小站而建立的。

從約公元前11世紀到8世紀後期，眯尼基的水手和商人控制了地中海海上貿易的大部分。那時以後，希臘人在人口壓力的刺激下，以競爭者的面目出現了。他們首先設立商業據點；這些商業據點後來在土地資源許可的地方，都發展成為農業殖民地。儘管殖民地居民們仍採用母邦的制度和宗教習俗，但這些殖民地完全不受母邦的控制。因而，希臘殖民擴張運動的結果，是產生了大量獨立的城邦，而不是一個強迫人接受的帝國主義統治。

希臘的一個主要殖民區是在西西里島和意大利南部；那裡建有許多殖民地，以致這一地區後來被稱為"大希臘"。在大陸上，希臘人向北推進，遠達那不勒斯；在那裡，他們和來自小亞細亞的移民埃達魯斯坎人建立了聯繫。這些埃達魯斯坎人由於受當地鐵資源為吸引，早在公元前九世紀便已前來定居，並發展起意大利最早的城市文明。在地中海西部，希臘人雖然受到曾長期居于領先地位的腓尼基人的束縛，但還是在西班牙東北部和法國南部建立了牢固的根據尬馬賽是他們在那裡的主要殖民地。最後，希臘人發現黑海地區是一塊自由地；剛進入黑海地區時，他們曾為事冷、多霧的氣候所阻擋，但最終還是大批地定居下來，因為在那裡經濟上可獲得很好的機會：黑海本身提供了每年一度成群洄游的金槍魚；此外，希臘人用自己製造的貨物可向居住在相當於今日俄國南部的土著西徐亞人交換到各種原料。到公元前5世紀，整個黑海流域已為繁榮的希臘商業據點和殖民地所環繞。

當希臘人在海上一帆風順時，波斯人正在營建最後從尼羅河流域一直擴展到印度河流域的龐大帝國。雖然波斯人原居山區，對海上的事一竅不通，但為了促進其東部省區和西部省區之間的交往，對開闢航線的事仍很關心。他們利用其臣民中有航海經驗的腓尼基人和小亞細亞的希臘人來實現這一目的。他們曾派一個叫做斯西拉克思的希臘水手率領一支探險隊，于約公元前510年從印度河啟航，駛往位於紅海入口處的阿爾西諾。波斯人還計劃從尼羅河到紅海開一條運河，似乎還為這一計劃的實現做了相當多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貿易大大地繁榮起來，無論就貿易額還是貿易活動的地理範圍，都超過了已知的過去。希臘、腓尼基、阿拉伯和印度的水手川流不息地往返于印度、波斯灣、埃及以及地中海的許多港口之間。

波斯人的工作，亞歷山大和他的繼承者又繼續進行下去。他們派出了更多的、地理知識更為豐富的探險隊，並在紅海沿岸建造了一連串的港口；貨物可以通過港口、由陸路運送到尼羅河，裝上船，再順尼羅河運到亞歷山大港。這一時期的印度洋貿易分兩個階段進行。首先，印度和阿拉伯商人從印度諸港口啟航，緊靠海岸線西行到阿拉伯半島；再西繞半島，抵達目的地亞丁或穆哈。在那裡，他們與希臘和埃及的商人相遇。後者用自己的貨物交換前者的東方貨物，再將東方貨物經由紅海沿岸請港口運往亞歷山大港。

所有這一切僅僅是東西方之間貿易大發展的序幕。這一大發展于公元前不久開始，約持續了兩個世紀。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向西面的大力擴張，打通了好幾條陸上商路，促進了地區間貿易的最重要一項絲織品的運銷。中國在這方面所起的確切作用將在下文闡述陸上貿易時論及。貿易大發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包括整個地中海區域以及歐洲中部和西北部大部分地區的羅馬帝國的統治得到了加強，出現了所謂的"羅馬和平"時期；在這一時期裡，過去一直阻礙貿易的土匪和海盜行徑已絶跡，關稅壁壘也几乎全都消除。此外，帝國的富庶也促進了貿易的發展，特別是由於富裕的羅馬統治階級喜愛奇特的外國貨，又有錢購置。

因此，羅馬人和所有鄰近地區——北面的斯堪的納維亞、萊茵河對岸的日耳曼、多瑙河對岸的達契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貿易關係都很興旺。這對歐亞地區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不過，影響最為重大的，還是和東方的貿易交往。東西方貿易關係的迅速發展，與公元前一世紀某希臘水手的發現分不開。他發現，季風可用來加快輪船來回橫越印度洋的速度（這很可能是一個重新發現，因為阿拉伯水手似乎早在希臘人之前便已知道這情況。季風一詞就是從阿拉伯人的季節一詞派生來的）。每年十月至第二年四月，東北季風即冬季風從印度吹向東非，六月至九月，西南季風即夏季風以相反風向從東非吹向印度。現在，水手們可以順風直接橫渡大洋了，再也無須化費很多時間緊靠寬闊、弧形的海岸航行。一個商人從羅馬旅行到印度，包括陸上穿越埃及的時間，只需16個星期就夠了。

"羅馬"商人多半是希臘人和敘利亞人，他們不僅進行這樣的旅行，有些人還永久地在印度各城市安居下來；這已為印度的文獻資料所證實。"羅馬"商人隨身攜帶的主要是金幣，此外還有玻璃、　銅、錫、亞麻布和羊毛織品等，用來換取胡椒及其他香料、棉紡織品、寶石和他們最需要的。經由陸上絲綢之路運至印度諸港口的中國絲織品。有幾個更富有冒險精神的"羅馬"商人，即他們時代的馬可波羅，還進一步東越印度，于公元2世紀和3世紀到達緬甸、馬來亞、蘇門答臘，然後經馬六甲海峽抵達河內，進而終於和中國取得了直接聯繫。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聲稱自己是羅馬的官方使者。這種欺騙，漢朝廷無疑是能察覺的，因為他們帶來的帝國"禮物"僅僅是一些早已由商人買來過的、附近東南亞的產品。不過，奉獻"貢品"這一行為本身頗討中國人喜歡，因而，中國人很可能就允許這些西方人裝載可致厚利的絲織品而歸。

羅馬帝國與漢帝國之間的直接交往，似乎預示着一個經濟大發展的新時代即將來臨。人們也許會以為，在公元3世紀和4世紀時，歐亞大陸周圍諸海上的貿易量會空前增加。但實際上，情況恰恰相反，因為這時羅馬帝國和漢帝國內部動亂迭起，外部遭到了蠻族進攻。不過，雖然埃及和印度之間的貿易在2世紀以後衰落下去了，但印度和東南亞之間的貿易並未因此受挫。在羅馬和中國因陷于困境而軟弱無能時，印度情況正相反，在笈多王朝（公元320－647年）統治下，正達到極盛階段。印度文明也如同第九章中將提到的，這時進入了全盛時期，並對鄰近地區和國家產生着巨大影響。印度文明對北疆以北地區的影響主要在宗教和文化方面；對孟加拉灣對岸東南地區的影響則在經濟和政治方面（見下一節）。

對古代遺蹟的考古研究表明，印度和東南亞的交往從遠古時代就已開始。公元一世紀時，由於受香料和礦物資源的吸引，前往東南亞諸島嶼和沿海地區的印度商人愈來愈多，兩地之間的交往也愈來愈廣泛。當時的印度文獻常提到商人們航海到黃金之地——蘇瓦那拜赫米的事，說那地方的人比較原始，主要靠種稻為生，沒有複雜的政治組織或較為高級的文化傳統：因而，當印度商人和冒險者要與當地的首戶通婚，在那裡傳播印度宗教和習俗，並強行控制他們的經濟時，也比較容易做到。這種大好機遇不僅招引來許多商人，也吸引了印度的婆羅門和武士們；結果，印度文化被大規模地移植到東南亞諸島嶼和大陸上，並有許多印度王國在那裡建立。

這一印度化的過程並沒有深深地滲透基層。在通常情況下；被印度化的主要是那些受外來移民影響的當地首戶；一般村民們除了須交納新王國統治者強征的苛捐雜稅外，他們的生活仍一如以往，沒有多大變化。雖然印度的影響有點兒表面化，但範圍極其廣泛。從在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島開始，到公元4世紀時，印度人已在遠離印度的婆羅洲和中南半島站穩腳跟。開始時，那些島國很先選但將近公元三世紀末時，也許是海盜活動日漸猖撅的緣故，它們落後了。力量中心轉移到了印度移民可以沿著經馬來半島到中南半島的陸路而進入的大陸。

於是，在相當於今日柬埔寨的地方，出現了一個偉大的印度王國——坎布賈王國。當時的中國人稱它為扶南，他們留下的有關這一王國的記載清楚地反映了它的印度特徵。記載中說："來自印度的婆羅門成員有1000多個。人們奉行他們的教義，並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們，許多婆羅門成員因此在那裡居留下來。他們日夜攻讀宗教經典。……他們用青銅製作神像。那些有兩張臉的神像，都有四條胳膊；有四張瞼的神像，都有八條胳膊。每隻手上都拿着一些東西。"

以上所述，可說明東南亞大印度的性質。顯然，大印度的情況與早數世紀希臘人在地中海區域的擴張頗為相似。都是先由商人和拓居者在遼闊的海岸地區設立據點，然後將本國的制度移植到那裡。不過，當地居民既沒有全部希臘化，也沒有全部印度化；最終，倒是那些殖民地全被同化，僅留下了一些地理名稱和建築物遺址作為緬懷往昔事業的紀念品。對於歐亞地區的歷史來說，大希臘和大印度的意義在於它們為擴展文明的疆域作出了貢獻：前者將文明從巴爾幹山脈南部擴展到直布羅陀海峽和俄國南部；後者將文明從印度南部擴展到婆羅洲和中南半島。

就陸上貿易而論，其盛衰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秩序和治安的維護狀況。當大部分陸路處于國家當局強有力的控制下時，貿易就繁榮；反之，當社會一片混亂時，貿易就衰萎。這一點，只要觀察一下這些世紀中貿易的發展趨勢便可明白。由於技術進步和文明核心擴大的緣故，顯然，總的趨勢是貿易量上升。不過，在這一總趨勢中，也時有升降波動，這與當時的政治狀況有關。例如，在歐亞西部的西徐亞帝國、歐亞東部的中國諸朝代和囊括歐亞大部分陸地的蒙古帝國統治下的那些世紀中，由於帝國強大，因而，商路安全有保障，貿易獲得迅速發展。

關於最早的陸上貿易的情況，我們知道的極少。不過，有位生活在公元前6世紀或7世紀的希臘商人所寫的見聞尚有片斷保存下來；這位商人名叫阿里斯蒂斯，他聲稱曾與西徐亞海隊一起東行，遠至中亞的天山山脈。公元前5世紀時，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也寫了一篇詳盡的、有關西徐亞人的文章。西徐亞人是個擠馬奶、住馬車的遊牧民族，公元前700年至200年時，統治着頓河和喀爾巴阡山脈之間的大草原。希羅多德列舉了西徐亞人的各個部落，描述了他們的風俗習慣；可見，西徐亞人的詳細情況他能掌握到。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西徐亞人居住的地方和希臘人在黑海北岸的城邦相毗鄰，兩者之間有着廣泛的貿易往來。西徐亞人憑藉所控制的廣闊內地的豐富資源，用奴隷、牛、獸皮、毛皮、魚、木材、蜂臘和蜂蜜去交換希臘人的紡織品、酒、橄欖油和各種奢侈品。

公元前4世紀和3世紀時，西徐亞人的勢力由於來自東方的新的遊牧民入侵而大為衰弱。隨着繼起的混亂狀態，長途貿易不復存在，直到二個多世紀以後才恢復。這一次，促使長途貿易恢復的動力來自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中國人；他們正在將自己的統治遠遠地向所謂的"西域"即中亞擴張。其目的是為了反擊他們最危險的遊牧鄰居即歐洲歷史上所說的匈奴人。在那時以前的數十年中，中國人對匈奴人一直是採取寵絡的辦法，贈送了大批的禮物和金錢；而現在，則完全改變了這一"覊縻"政策，代之以在中亞尋找盟友，共擊匈奴。

公元前139年，偉大的漢武帝派官員張騫去尋找、聯絡數十年前為匈奴所破的大月氏。大月氏原是印歐語系的民族中最東面的一支，朝西南方向遁逃後，征服位於今日阿富汗的希臘人的大夏王國（亞歷山大帝國分崩後留下的一個王國），在那裡定居了下來。由於新地肥饒，生活安定，大月氏人不願東來再與強大的匈奴為敵；漢使者見此情景，只好返回中國，不過，隨身帶回了過去希臘文化的象徵葡萄樹苗以及大量有關西域地理的資料。這些資料是中國隨後在中亞開展軍事和外交攻勢的基礎。

漢武帝接連派出好幾支遠征大軍去討伐匈奴，最後迫使匈奴各部落或者歸順，或者逃往沙漠地區。實際上，正是中國人的勝利，引起了向西民族大遷徙、最終衝擊羅馬帝國、導致其崩潰的連鎖反應。中國人大破匈奴後，派了一個外交使團前往張賽報告中提到的西域各國。有兩個從前留下的希臘王國賈爾乾和粟特，大概自恃自己與中國之間遠隔一個帕米爾大高原，頗為安全，故大膽地辱罵了中國使者。但是，中國軍隊其軍事威力驚人，竟翻越帕米爾高原，迫使它們降服漢皇帝。這樣，漢帝國以一個巨大的楔形物插過中亞，最後於公元1世紀，與大月氏人在印度西北部組織的貴霜帝國建立了聯繫。

這時，貿易緊跟在勝利的中國旗幟之後。商路的安全有了保證，人們的需求也隨着外交使團的活動而大為發展。各國使團出訪時，根據當時的風俗，攜帶本國特有的物產作為禮品。這些官方交流促成了新的習慣和慾望，為私人經商打開了通路。對於中國絲織品來說，情況尤其如此。中國絲織品是各地最為需要的，至少占中國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黃和優質鐵。作為回報，中國也得到了各種物產，如：來自中亞的毛皮、毛織品、玉和牲畜，來自波羅的海的流浪，來自羅馬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亞麻布、羊毛織品和黃金，其中黃金占首位。

這些貨物由商隊沿著著名的"絲綢之路"來回運送。"絲綢之路"的主綫自中國西北部的長安（西安）開始，向西經河西走廊至塔里木盆地，分為兩道，一條道沿盆地的北部邊緣，一條道沿盆地的南部邊緣，繞過盆地，然後西逾帕米爾高原，穿過位於俄國土耳其斯坦的撒馬爾罕和梅爾夫，再繞過裏海南端王位於現代伊拉克境內的塞琉西亞，由此繼續西進，至地中海東部沿岸地區的羅馬邊境

儘管有了絲綢之路，但羅馬帝國和中國漢朝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商業往來。羅馬商人未能經由陸路直接去中國，中國人也未能取道陸路直接到羅馬。它們之間的商業往來全靠各種中間人，尤其是靠帕提亞（即今日伊朗）的中間人。中國人和羅馬人對建立直接的聯繫都很關心，但是，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帕提亞人對阻止這一聯繫的建立也同樣很關心。這可由中國使者甘英的經歷得到說明。公元所年，中國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羅馬帝國。當他到達波斯灣時，據中國官方記載說，那裡的帕提亞人告訴他：

大海煙波渺茫，浩瀚無邊。順風時，渡海可能三個月就夠了，但是，碰上逆風的話，也許得費時二年。所以，那些出航的人，都在船上備足三年的糧食。在海上還易患思家病，有些人就因此送掉了性命。"甘英聽說這話，停了下來。

帕提亞人不僅誇張取道海路的種種危險，而且也不提前往敘利亞還有更為直接的陸路可走，就這樣，把那位使者哄騙了回去。從中國的官方記載中可以看出，當時的中國人已意識到這一情況；記載中說，羅馬人"一直渴望派使者到中國來，但安息人'帕提亞人'想用中國的絲織品和他們做買賣，因此，就切斷了羅馬人前往中國的交通"。羅馬人對此進行了報復，為了將牟取暴利的帕提亞中間商排除在外，他們積極開展和印度的直接的海上貿易。於是，愈來愈多的商隊不再取道西去的絲綢之路，而是向南經過和闐前往印度西北部諸港口。候在那裡的"羅馬"商人接到貨物後，在季風的幫助下，將它們迅速地運過印度洋，至紅海諸港口卸貨。

這一貿易其規模之大，竟使羅馬歷史學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宣稱："昔日僅限于貴族使用的絲織品，現已不加區別地擴大流傳到社會各等級手中，甚至包括最低的等級。"無疑，這話言過其實了；實際情況是，許多身居要職的羅馬人見到大量黃金因支付受人歡迎的中國絲織品而東流，大為驚恐。

公元二世紀以後，隨着羅馬帝國和中國社會動亂迭起，這一繁盛的貿易漸漸衰弱；不過，並沒有完全枯萎。中國仍在生產絲織品；絲綢之路沿途的那些沙漠中的綠洲城市仍在竭盡全力地維持它們曾藉以致富的貿易西方消費者的需求仍沒有得到充分滿足。甚至在5世紀羅馬陷入蠻族之手以後，君士坦丁堡，也就是拜占庭，依然如同一個偉大的帝國首都一般，需求看慣常的各種奢侈品。據說，公元401年，為年幼的皇帝狄奧多西二世舉行基督教洗禮時，"整個城市［君士坦丁堡］被籠罩在花環之下，到處都用絲綢、金光燦燦的寶石和各種各樣的飾物裝扮起來，其裝飾之華麗，無人能加以描繪"。

不過，羅馬政權的衰微使中間人牟取暴利這一多年老問題更為突出。3世紀時，阿比西尼亞人的阿克蘇姆王國控制了紅海，對海上交通強征很重的稅。同樣，公元226年以後，在薩珊王朝而不是帕提亞人統治下的波斯人也充分利用了他們對陸上交通的控制。5世紀時，拜占庭帝國政府對絲織品的進口實行了國家壟斷，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想以集體談判的方式來對付這些中間人。到6世紀中期，這一問題終於由拜占庭人予以徹底解決，他們成功地將一些放在桑葉上孵化的蠶卵從東方偷運回國；於是，絲綢工業在敘利亞開始發展起來，並傳播到希臘和地中海西部地區。西方不再依靠來自中國的進口貨，絲綢之路漸被廢棄。

穆斯林阿拉伯人的突然興起，給陸上貿易以最後的打擊。7世紀時，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了整個中東，隨後，又擴張到中亞，並在751年的怛邏斯戰役中擊敗了中國人。於是，中亞成為穆斯林的天下；而且，在以後好幾個世紀裡，一直是中國和西方之間，以及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障礙，而不是橋樑。隨着陸上道路給最後關閉，貿易轉移到大陸周圍、正開始由阿拉伯水手和商人控制的海上。直到13世紀，蒙古人征服了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和黑海的整個歐亞大陸時，才有了再一次重新打開陸路，從而為中世紀的馬可波羅及其同行商人掃清道路的可能。

綜上聽述，儘管貿易方向發生過各種轉變，但有一基本事實始終未變；這就是古典時代與早先的古代時期大為不同，其貿易範圍和貿易量都有了質的提高。不管是在地中海，阿拉伯海，還是在歐亞大草原的某些地帶，其貿易範圍都不再限于單個地區，而是隨着貨物經由海陸兩路從歐亞大陸的一端運送到另一端而愈來愈成為跨地區的。這些構成了新興的歐亞核心區的經濟組成部分，下面一節將考察這一核心區的文化方面。

三、文化聯結

商業聯結和文化聯結這兩者不是互不關聯的，或者說，不是相互獨立的。印度文化移植到東南亞，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印度商人；同樣，希臘文化傳播整個東方，主要是靠追隨亞歷山大軍隊東進的希臘商人。印度佛教傳佈中國的過程可以沿著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瞭解到，而中國漢朝時期最重要的怫教中心洛陽城之所以聞名天下，則與它是"來自西域的蠻族商人"的聚居地分不開。
不過，各種文化運動有它們自己內在的動力，並非完全依靠商人和商路。公元前二千紀後期發明的簡單的字母文字。就是影響除中國以外整個古典世界文化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在那時以前，只有少數書吏能夠閲讀和書寫美索不達米亞的結構複雜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第一個字母系統是由西奈半島的閃族商人發明的。他們用自己所通曉的一些埃及字元來標示輔音，又用許多別的符號來標示單詞和音節，因而．他們的文字未能發展成為嚴格的音標文字。真正的音標文字是由腓尼基人完成的，他們于公元前13世紀將原有文字發展成由23個輔音音符所組成的字母系統。這一字母系統後經希臘人增補元音字母而進一步完備，形成希臘字母。希臘字母又經過一些改進後，由羅馬人向西傳播，由拜占庭人向東傳播。

字母文字的意義就在於它打開了智力交流的世界，使智力交流的範圍遠遠地超出了從前僅囿于祭司和官吏的那個圈子。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書吏對這種新型文字自然是取迴避的態度，他們繼續使用傳統文字，几乎一直到公元。中國因與世隔絶，也仍然使用自己原先的文字，這種文字是由表音和象形兩種文字結合而成的，經過幾次改進，一直使用到今天。但是，在歐亞其他地方，都採用字母文字，只是採用時稍許作了些變動，以適合各自不同的語言。這樣做的結果是，無論哪裡，在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之間、城市統治集團與農民群眾之間，隨文明的到來而不斷擴大的裂縫雖然沒有被完全地或大大地彌合，但多少都縮小了。享有特權的知識分子集團對這種現狀一般是支持的，他們在國家中居壟斷地位，因而，遭到了那些頭腦簡單的書吏的反對，書吏們不僅對傳統的愛國和知識表示褻瀆，而且在國內煽起了某種騷動。

在古典時代的這些世紀裡，歐亞各文明中顯著的、帶有全盤性的文化模式是，諸地方文化分解，併入擁有各自獨特的語言、宗教和社會制度的新的地區文明。對這些文明來說，交換有形的貨物比交流具有不同特點的文化要容易得多。紡織品、香料和各種奢侈品到處可用、悅人心意而祖先崇拜、種性等級制度和城邦一超出它們的發源地則成了不合時宜、不受人歡迎的東西。因而，在歐亞大陸具有普遍性影響的早期階段，地區間的商業聯結通常比文化聯結更廣泛，更有影響。

不過，後者的確存在，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具有極其重大的歷史意義。如希臘文化就是最突出的一例，它曾從希臘世界向東傳播到亞洲，向西傳播至歐洲。此外，將近古典時代末期興起的偉大的世界性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怫教，也是很好的例子；這些宗教不是要求任何一個團體，而是要求全體人類皈依它們。

先考察希臘文化。希臘文化一詞是從希臘人的"Hellas"意即"希臘"一詞派生的。希臘文化之所以能傳播整個中東，主要是由於亞歷山大對中亞和印度河流域進行了舉世聞名的東征。正如下一章將提到的，亞歷山大帝國僅在亞歷山大生前維持了數年。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去世，帝國即為他手下的將領所分割，以後；又為西方的羅馬和東方的帕提亞人所瓜分。公元前4世紀和3世紀，希臘士兵在軍事上佔有優勢，從而，為成千上萬的希臘商人、行政官員和各種專業人員成群地湧往亞歷山大及其繼承人所建立的許多城市鋪平了道路。這些城市從最著名的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到最東面的亞歷山大城即阿富汗的科賈特，都成為傳播希臘文化的中心。

有許多希臘移民和當地婦女結婚，因為亞歷山大本人就以身作則，娶了一名波斯貴族女子為妻，並于印度戰役之後，安排了3000名士兵和波斯婦女舉行大規模的集體婚禮。亞歷山大還招募波斯士兵入伍，他本人還穿戴波斯君主的袍服和頭巾，採用波斯朝廷的禮儀。雖然地統治下的居民多數沒有希臘化，但典型的城市基本上都希臘化了，都有選舉產生的地方行政官、議會和市民大會。一種新型的希臘語言即柯因內語成為整個中東的共同語。這種語言比古典時代的希臘語簡單，所以，那些已希臘化的土著學起來也比較容易。中東請民族中受同化程度最高的是小亞細亞的一些民族，它們已忘卻自己的本族語，操柯因內語。在其他地方，希臘的生活方式、娛樂活動、鑄幣和各種藝術也已為城市的上層階級改採用。

面對這種情況，希臘人的世界主義日漸發展，他們開始尊重過去一直稱之為蠻人的外國人。早先，亞歷山大的父親菲力浦國王入侵亞洲，主要是受了希臘學者伊索克拉底的慫恿，想把亞洲諸民族"從野蠻的暴政下解救出來，置於希臘的保護下"。而亞歷山大死了幾十年後，情況大為不同，希臘的另一位學者埃拉托色尼撰文批評了那些"把人類劃分為希臘人和蠻人兩大等級"的人，他說："較好的做法是根據善與惡來區分人類，因為希臘人中也有許多卑鄙小人，而蠻人中也可找到不少高度文明的人；只要看看其政治制度極其完善的羅馬人和迦太基人即可明白。"到公元1世紀，希臘傳記作家普盧塔克聲稱，亞歷山大"是受上帝的派遣，來當所有人的統治者和調解者"，"他吩咐所有的人都要把居住地看成自己的祖國。……。

希臘文化的影響向東擴展到印度北部和阿富汗的大夏和粟特。如前一節所述，這些王國在滄亡於來自蒙古的遊牧部落大月氏之前，曾繁榮了几乎兩個世紀。這些深入亞洲中心的希臘文化的前哨基地對周圍請民族產生了一種世所公認、範圍廣闊的影響。首先發生影響的是用高明技術製作的希臘硬幣，這些硬幣實際上導致了印度鑄幣的產生；接着是稱為《彌蘭陽王問經》的佛經（彌蘭陀即大夏的希臘國王，統治古印度西北部），它將希臘的對話體裁引入印度文學。在語言方面，有許多希臘詞，包括馬嚼子、鋼筆、墨水、書和礦等單詞，被併入梵文。在科學方面，也有一些希臘詞作為術語，被收入印度的星占學和醫學。

希臘文化對一個被稱為犍陀羅的宗教藝術流派有十分重大的影響。犍陀羅原是印度西北部一地區的名宇，該地區曾在希臘統治之下。犍陀羅藝術的主要作品是佛陀像和描繪佛經中各種場景的浮雕品。犍陀羅的佛陀像酷似希臘的阿波羅神，與印度其他宗教的佛陀像有顯著差別。前者是現實主義的，強調精確地表現人體解剖上的各種細節，如描繪各塊肌肉、添上鬍子等。後者是理想主義的，更注重精神的表現而不是外表的相似。犍陀羅藝術傳入中國的情況，可以沿著早先由商人以及佛教朝聖者踩出的絲綢之路瞭解到。佛教雕刻在移植中國的過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自然，變得簡樸、抽象；但原先的希臘現實主義仍表現在如衣服的裙子一類表面細節上。因而，希臘藝術風格明顯地影響了偉大的亞洲各文明。

儘管希臘文化的傳播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它並沒有在中東留下永久的印記，更不用說亞洲其餘地方了。其根本原因是，希臘文化的影響僅限于希臘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一些希臘王朝的宮廷所在地。雖然有些土著民族也受到了影響，但真正受到影響的几乎僅囿于少數上等階層。廣大農村甚至許多城市的絶大多數人，仍繼續說自己的語言，崇拜自己的神。因而，希臘文化並沒有深深紮根，未能經過幾個世紀仍倖存下來。當中世紀穆斯杯征服者前來時，他們沒費多大事就將小島似的希臘文化制服了。所以今天，希臘語言和文化僅倖存于巴爾幹半島南端的希臘本土。

希臘文化在地中海西部的生根要緩慢一些，因為當地土著居民的生活還不富裕，文明程度很低。要不足這一原因，希臘文化對該地區的長遠影響，會由於當地文化的競爭力較弱而更為持久。

早在公元前6世紀，羅馬人已受到意大利南部希臘殖民地的影響，但直到3世紀起，也就是羅馬人征服了巴爾幹半島和地中海東部地區的希臘文化的中心地帶時，他們才感覺到希臘文化的全部力量。這時，羅馬士兵和官吏與受過高度教育的希臘統治者和行政官員發生了直接交往，在他們帶回羅馬的人質和奴隷中有許多具有各種專長的希臘人——從倫理學家到柔軟雜技演員，從善於讚美的詩人到主廚。當上層階級的羅馬人聽到口齒伶俐的臣民們的令人眼花繚亂的雄辯和演說時，眼界大開，一個新的知識世界在他們面前展現。

希臘人給那些上層家庭當私人教師，講授希臘語言、修辭學，哲學和文學。到公元前1世紀，送年青的羅馬人到雅典或羅德島的哲學學校去受教育，已是很普通的事。希臘文學作品有極為強大的影響，由於這種影響，羅馬人在文學方面未能有重大建樹。開始時，受過教育的羅馬人給優美的希臘詩歌、戲劇和散文所迷住，滿足於翻譯或模仿希臘原作；漸漸地，羅馬貴族要求文學作品能以羅馬人的生活為主題，能表現羅馬人的生活理想。於是，一個民族文學開始產生，不過，無論是在維吉爾、賀拉斯和奧維德的"黃金時代"，還是在塞內加、塔西伯、老普林尼和小普林尼的"白銀時代"，這一民族文學始終帶有源自希臘的印記。

希臘對羅馬和帝國其他城市的外觀有最明顯的影響。希臘建築的特點是設計簡單、比例相稱、裝飾完美。雖然這些特點已由巴羅克式的富麗堂皇和龐大的規模所取代，但希臘的陶立克、愛奧尼亞和科林斯這三種石砫的形式仍被採用。建築物都用雕塑品裝飾，這些雕塑品最初來自希臘，是作為戰利品用貨車運回國內的，以後由本地的藝術家仿製。因而，意大利的城鎮和中東的一樣，開始呈現處于希臘藝術和建築的影響之下的相同的外觀。實際上，羅馬人對文明的主要貢獻在於將希臘文化據為己有，適度改變，然後傳播給從未直接接觸過希臘文化的不同民族——高盧人、日耳曼人、不列顛人和伊比利亞人。從這一角度看，羅馬的"陷落"也可說成是希臘文化在日耳曼人和克爾特人面前的退卻，就象它在中東與穆斯林相遇時的後撤一樣。

比希臘文化的影響要持久得多的是基督教和大乘佛教這兩大世界性宗教的影響。基督教和大乘佛教於古典時代後期從各自的發源地中東和印度向外擴張；在以後的幾個世紀中，前者爭取到了整個歐洲，後者贏得了大部分亞洲。這兩大宗教獲取成功的原因可從它們共同具有的某些新特點中找到。一個特點是，它們都着重於靈魂的拯救，允諾來世可獲得永恆的幸福。另一特點是，都堅持平等主義；其團體的大門向所有請求加入的人敞開，不論是男子或婦女、富人或窮人、自由人或奴隷，都一視同仁。最後，都強調很高的道德準則，強調要靈魂得救就必須遵守這些準則；這一要求加之有效的教會組織，使這兩大宗教能對信徒的日常生活施加有力的影響。

這些特點在古典時代較後幾個世紀裡特別吸引人。在那幾個世紀中，社會動盪、道德混亂，尤其在中心大城市，情況更是如此。城市裡許許多多人感到無家可歸、漂泊無定；對這些人基督和大乘怫教提供了安慰、保護和指導。當彼拉多問道"真理是什麼"、表達出時代的絶望情緒時，它們也給予了回答。因而，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都是些地位低殘、無所歸依的人，這並非偶然之事。同樣，大乘佛教的最大勝利是在中國，在漢朝崩潰之後全國處于混亂階段、人世間的一些問題似乎找不到解答時取得的。

實際上，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這些令人滿意、適合時宜的特點，正是應時代的需要而逐漸形成的。在基督教賴以發生的猶太教，或者後來分裂出大乘佛教的原始佛教中，均沒有這些特點。

猶太教是約公元前12世紀崇泰耶和華為民族之神的猶太人的地方性宗教。"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你應崇拜上帝而不可敬拜別的神"。這是耶和華的《十誡》中的第一條。這一條的原意，不是說耶和華是世界上唯一的神，而是說，他是以色列孩子的唯一的神。這一時期猶太教徒的信仰與其說是神秘的、超俗的，不如說是社會的、注重道德的。用一位猶太先知的話來說，耶和華對儀式和祭品滿不在乎，他關心的只是，人類應該"追求正義、援救被壓迫者，識別生父不明的人、為寡婦辯護"。

但是，從公元前6世紀起，猶太教徒在波斯人和其他一些統治者的宗教的影響下，改變了自己的宗教觀念。此外，他們也受到了許多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地方的猶太人的影響，這些猶太人長期受希臘文化的熏陶，試圖用希臘哲學的術語來解釋猶太教。因而，猶太教徒逐漸汲取了有關來世的信仰——順從上帝的意志，就可以升入天堂，獲得永恆的幸福，反之，將墮入地獄，遭到永久的懲罰。

不過，基督教在耶穌生前和他釘死在十字架上以後不久這段時間裡，仍然是猶太人的宗教信仰。是保羅使基督教廣為傳播。保羅生於小亞細亞的塔爾蘇斯城，是一位希臘化的猶太教徒。他大膽地否認耶穌僅僅是猶太教徒的救世主，認為仁愛的上帝差遣他唯一的兒子耶穌來人間是為了要他替全體人類贖罪。因此，基督教不再是猶太教的一個教派，而發展成為一個新宗教，一個既為猶太人，又為非猶太人的宗教。保羅的做法使基督教從此以後不僅能吸引少數猶太人，而且能吸引整個羅馬帝國千百萬非猶太人。

因此，儘管這一新宗教遭到官方的迫害，仍穩步發展起來。公元313年，基督教終於因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公佈米蘭敕令而受到寬恕，399年，被羅馬帝國接受為官方國教。羅馬帝國崩潰後，基督教由傳教士在600至800年期間，傳佈到英格蘭和日耳曼諸民族中；在800至1100年期間，傳佈到斯堪的納維亞和斯拉夫諸民族中。以後，隨着歐洲的擴張，又由傳教士和移民傳佈到世界各地。

佛教的發展情況同基督教有點相似，正如第九章第二節將要提到的，它是在印度人明顯地反對不公平的種性等級制度和婆羅門祭司階級的剝削的過程中產生的。佛教的創始人喬答摩·悉達多（約公元前563—483年）原屬釋迦族，貴族出身，因苦惱于在自己周圍見到的種種不幸而捨棄優選舒適的家庭，去過四處飄泊的苦行者生活。終於在似乎受到天啟的剎那間，達到了澈悟的境界；從此被稱為佛佗，意即"覺悟者"。

佛教的四大真理是：（1）人生是苦的；（2）苦的原因在於慾望；（3）只有消滅一切慾望，才能消滅苦因，斷絶苦果；（4）要做到這一切，只有通過"八正道"。"八正道"包括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以涅槃為終極目的。所謂涅槃，譯意為"無為"、"寂滅"。

佛陀並未打算建立一個新宗教，但佛陀死後，他的弟子們布講他的教義，並建立了一些開始支配宗教信仰的教團。這些教團的理想是通過苦修身心最終達到神秘的涅槃境界。雖然僧侶們對此很滿意，但俗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卻感到難以做到。因而，與"希那衍那"即小乘佛教相對立的"摩訶衍那"即大乘佛教逐漸發展起來。大乘佛教在其包容一切這一意義上說，是"大"了。它兼容并包了更多的佛教以前的印度思想以及人們改信大乘以前的某些宗教思想。它和原先的偏好默禱有點不同，採用了一些較易於領會、奉行的訓條。於是，只要信仰，甚至只要有一個不動腦筋、表示信仰的舉動，如念叨佛陀的名字，靈魂便可得救。涅槃的含義也改變了，至少對那些世故不深的信仰者來說，涅槃僅指天國中的來世，而天國是很有可能進入的，只要樂善好施便行。

由於大乘佛教從強調修道生活、苦行主義和默禱改為注重施捨行為、虔誠信仰和靈魂得救，所以，對於非印度民族來說，它比小乘佛教更合口味，儘管兩者在國外都贏得了皈依者。佛教在公元前3世紀時，首先流行于錫蘭和印度西北部的邊遠地區。公元前1世紀時，傳入中亞和中國。其傳入先是通過商人，以後又靠印度傳教士和中國皈依者。中國皈依者最為得力，他們在印度研習佛教，然後回國努力說服國內同胞信奉佛教，他們取得了很大成功，據說，到公元4世紀後期，中國西北部十分之九的居民都信奉佛教，到6世紀時，中國南部的居民也跟着信奉了。接着，佛教又從中國進一步向其他地方傳播：公元4世紀時，傳入朝鮮；6世紀時，傳入日本；以後，又傳入西藏和蒙古。在此期間，分裂為大乘和小乘兩大教派的佛教還流行于東南亞。象上述這種情況，在以前或以後的任何特定階段都未發生過，它體現了這一地區歷時許多世紀的普遍印度化的一個方面。

佛教取得這些成功後，在許多國家裡衰落下來。在中國，約700年時，佛教臻于極盛，但此後，由於內部的腐朽和政府的敵視，很快衰歇了。佛教的興盛使寺院擁有大量土地和財富，使眾多的僧尼脫離民族經濟，這一切引起官方的妒恨，從而招致官方的迫害。據官方記載，841至855年期間，有寺院4600余所和祠廟40000余個結拆毀，有僧尼26萬餘人被勒令還俗，和寺院奴隷約15萬人一起，重新成為納稅戶。佛教經過這次打擊後，再也沒有復興過，以後，跟道教和儒教一樣，僅僅成為中國信仰諸說融合論者感興趣的"三個宗教"中的一個。同樣，在印度，佛教最終讓位於再度盛行的印度教。所以如今，在佛教發源地，實際上已找不到佛教信徒（見第九章第二節）。不過，在錫蘭和東南亞許多地方，小乘佛教至今仍居支配地位。

儘管佛教在其極盛時期以後相對而言衰落了，但在古典時代後期和中世紀初期，仍是亞洲居支配地位的宗教。它廣為流行于除西伯利亞和中東之外的整個大陸，從而，使整個大陸的文化一體化達到空前絶後的程度。它在亞洲起了偉大的文明力量的作用，就跟同時期的基督教在歐洲所起的作用一樣。佛教帶給許多民族的不僅是宗教信仰和一套道德標準，而且還有文學體系、建築式樣以及偉大的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其他一切特徵——這些東西也是由傳教士在傳佈佛教時傳到大陸各地。同樣，在歐亞大陸另一端，基督教傳教士帶給野蠻的日耳曼和斯拉夫諸民族的，除了基督的教義，還有羅馬文化和君士坦丁堡文化。以上所述，就是這些強有力的"文化聯結"對新興的歐亞核心區的影響及其歷史意義。

在古代文明的數千年中，中東一直是創始力的中心。正是中東，在那一段時期裡對人類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貢獻，如發明了農業、冶金術、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帝國組織等。但是，到了古典時代，中東的優勢漸漸消失，只有一個領域除外，那就是宗教。不僅猶太教，而且還有瑣羅亞斯德教，都根源於中東。雖然後者如今只有印度的少數帕爾西人信奉，但過去在波斯帝國處于鼎盛期時，它對中東有過很大影響。而且，由於鎖羅亞斯德教試圖用光明、真理和正義等原則來取代當時盛行的波斯人的粗野習俗和迷信，因而，作為一種崇高的宗教信仰在宗教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

不過，在古典時代，除了這些宗教及其有關的教派外，中東不再是創造發明的重要發源地。有位權威人士寫道，在公元前二千紀後期的入侵浪潮之後，"古代近東的創造力似乎縮小了……大體上，我們看到的，（那時的古代近東）只是在整理和鞏固已獲得的知識。"古典時代時形成的，並在許多情況下一直存留到現在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原先從歐亞大陸諸邊緣地區發展起來的文明的產物。因此，以下三章主要論述這些地區的文明——希臘和羅馬的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

第八章

希臘和羅馬的文明（上）

雅典的學生已成為其他人的老師；雅典已使"希臘人"一詞不再表示一個種族，而表示一種精神面貌。

伊索克拉底

在論述三大古典文明的三章中，本章是最冗長的一章。原因在於，本章將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這兩個雖截然不同但互有聯繫的文明合在一起敘述，而其餘兩章則分別敘述單一的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筆者之所以這樣分，是由於古典時代西方的歷史發展與印度和中國的歷史發展根本不同。確實，這些文明早先都從範圍有限的中心發源地擴展到囊括整個周圍地區——從希臘半島擴展到地中海西部，從印度河流域伸展到印度南部，從黃河流域延伸到中國南部。其原因正如第七章第一節所述，鐵製工具為農業擴大到森林茂密地區，為商業和殖民地拓展擴大到新的海岸地區，提供了便利條件，從而使文明的擴展成為可能。但是，到了古典時代，這一共同模式不復存在。印度和中國的新興文明地區通常仍從屬於原先的文明核心地區，而西方則不同，羅馬由於發展起軍事上的優勢，因而不僅征服了巴爾幹半島的希臘本上，而且還征服了古代中東的西部地區——小亞細亞、巴勒斯坦、敘利亞和埃及。在征服過程中，羅馬使西方歷史進入一個新階段，開始了一個雖與過去有聯繫，然是新的西方文明。希臘和羅馬這對姐妹文明的歷史和性質是本章要論述的主題。

一、形成時期，公元前800—500年

公元前12世紀，隨着多里安人的入侵，希臘墮入"黑暗時代"（見第六章第四章）。這一時期的希臘以農業為主，實行部落制和貴族政治，活動範圍限于愛琴海區域。到公元前6世紀末，這一切都改變了。部落組織讓位於城邦；其他社會等級起來向貴族階層挑戰；工商業開始發揮重大作用；希臘殖民地逐漸遍佈整個地中海沿岸一帶。所有這些發展構成了形成時期希臘世界的全面轉變，為後來的古典時代打開了通途。
希臘地區的地理特點是促成這些發展的一個基本因素。希臘地區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廣闊的平原，而具備這些天然條件，併合理地開發和利用，是供養如中東、印度和中國所建立的那種複雜的帝國組織所必需的。在希臘和小亞細亞沿海地區，只有連綿不絶的山脈，這不僅限制了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而且把陸地隔成小塊。因而，那種可作為地區合併基礎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臘人是沒有的。入侵者入侵之後，在彼此隔離的村莊裡安居下來。這些村莊通常座落在易於防衛的高地附近，因為高地上既可設立供奉諸神的廟宇，又可作為遭遇危險時的避難處。這些由村莊擴大而成的居留地一般稱為"城邦"，而提供避難處的地方稱為"衛城"或"高城"。城邦常策略地設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因而吸引來更多為移民，成為該地區的主要城市。許多小城邦就是這樣形成的，彼此較為隔絶，而又生氣勃勃地獨立不移。

開始時，這些城邦主要靠自然農業、放牧和捕魚為生。但是，到公元前8世紀初，這一自給自足的經濟因人口密集而遭到破壞。渴望土地的農民不得不到海上去當海盜、商人或殖民者，或者如時常發生的那樣，三者兼而事之。到5世紀，包括黑海在內的整個地中海地區環布繁盛的希臘殖民地，這些殖民地成為與母邦一模一樣的海外城邦（見第七章第二節）。

這些發展引起一個最後改變整個希臘世界的連鎖反應。殖民地用部把以穀物為主的各種原材料運到人口過剩的希臘，作為回報，得到酒、橄欖油和諸如布、陶器等製成品。這種貿易使希臘本國的經濟急速發展。希臘土壤較適于經營橄欖園和葡萄園，而不適于作麥田。由於多岩石的山坡能用來種葡萄樹和橄欖樹，土地的開墾面積大大增加。因而，轉向商業性農業，使能夠養活的人口比從前經營自然農業時增長二至三倍；此外，對製造業的促進也是很大的，這可以從不僅在地中海周圍，而且深入內地，在俄國中部、德國西南部和法國東北部也發掘出大量希臘陶器這一點上看出來。與此同時，希臘商船隊在往返運送貨物方面也獲得很大成功。那時的貨物與奢侈品截然不同，體積龐大，以如此巨大的規模運銷各地，在歷史上確還是第一次。希臘人率先用硬幣作交換媒介，硬幣日漸廣泛的使用也有效地促進了所有這些經濟活動。有位經濟史學家斷言："公元前6至4世紀之間，希臘經濟正飛速上升。…若充分估計不同時代的具體情況，雅典經濟給人的印象與19世紀的歐洲有點相似。"

歐洲19世紀的經濟革命促進了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而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深入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經濟革命。希臘從公元前8世紀起也發生了相同情景。農業商品化不僅意味着獲利，也意味着負債，尤其對小土地所有者來說。從前，貴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農作物的形式進行的，所以年景不好時，只好大家一道勒緊褲帶度日。而現在，外國市場、貨幣經濟和新的奢侈品相結合，使小農們受到了各種傷害，如時常不得不抵押物品，喪失贖取權，甚至失去人身自由。這一切不可避免地導致激烈的階級鬥爭，使群眾吵吵閙閙地要求廢除債務、重新分配土地。同樣，城市裡新的富裕家庭也起來要求獲得與他們經濟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他們取得了手工業工人、碼頭裝卸工人和水手這些城市貧民的支持。於是，所有這些對現實不滿的人一道奮起反對由擁有土地的貴族掌權的傳統政治制度。

6世紀時，改革運動大大加強了。這是由於往昔在戰場上起決定性作用的貴族騎兵這時已由穿戴盔甲、沉重地武裝起來的步兵，也就是重甲兵所取代的緣故。重甲步兵左臂挎盾、右手執長矛，以密集隊報排列成堅固方陣，作戰時步調一致，因而與以往戰無不勝的騎兵對陣時，能以密密的陣勢將他們打敗。這一新事物不僅瓦解了貴族政治權力的軍事基礎，而且提高了那些獨立的、能為進入方陣而裝備自己的農民和工匠的地位，加強了他們的影響。

經濟變革和軍事變革一起，導致了相應的政治變革。在黑暗時代，各城邦開始時實行君主政體，後來漸漸地轉向貴族寡頭政治，到7世紀時，各城邦已由稱為僭主的獨裁者進行統治。這些雄心勃勃的領導者一般都是貴族出身，他們支持民眾的要求，因而贏得了群眾的支持，奪得個人權力。"僭主"一詞就是指那些沒有合法權力而進行統治，並且不感覺到受道德譴責的人。實際上，僭主通常是支持平民反對特權階級的，而且常常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來，不過並非總是如此。

伯羅奔尼撒半島南部的斯巴達是與其他希臘城邦發展趨向正相反的典型。約公元前1000年前後，斯巴達人的祖先多里安人侵佔了肥沃的歐羅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變成了奴隷，稱為希洛人。8世紀後期，斯巴達人征服了附近麥西尼亞的肥沃平原，從而排除了向海外擴張的需要。不過，因此付出的代價是沉重且無法避免的。斯巴達享受不到因與外國交往而帶來的經濟和智力上的促進，只能過一種很少變化的農業生活。而且，為了控制大批受管轄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國家組織得象一個軍營。一切都得服從軍事需要。體弱多病的嬰孩遺棄于荒野等死，只有體質好的嬰孩才許撫養。男孩從7歲起就住到兵營裡受訓練。所有年不滿60歲的男子都得受軍紀約束。奢侈品不受歡迎，個人生活几乎全被取悄。早晨跳入歐羅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餐桌上食品匱乏、用斧砍製成的木頭房子十分粗糙，這一些在整個希臘都已出名。有組織的娛樂活動、集體進餐、公眾事務、軍事訓練和執勤，這一些几乎構成了生活的全部內容。這種社會制度使斯巴達人成為整個希臘最好的步兵，但是，使他們對寫劇本、雕刻頭像或系統地闡述哲學，不感興趣，也沒有時間去做。

在此期間，雅典人發展起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的社會。雅典人不是紮營住宿在懷有敵意的居民中的一夥人侵者，他們自誇是阿提卡的土著居民。同其他城邦的希臘人一樣，他們最初是實行君主政體，以後讓位於由九個執政官主持的寡頭政治。這九個執政官是主要執政官，全部屬於貴族。不過，和斯巴達大不相同的是，雅典後來朝民主化方向發展。急速發展的貿易創造出一個強有力的中產階級，他們同失去產業的農民聯合，要求政治自由化。公元前594年，所有各派別一致同意任命梭倫為首席執政官，執掌政權，施行改革。梭倫採取的減輕社會痛苦的措施是簡單而又嚴厲的。他將債務人失去的全部土地所有權歸還債務人，讓因負債而變成奴隷的所有平民都重新獲得自由，並永遠禁止債務奴隷制。在政治領域，第一次准許沒有財產的平民參加公民大會，不過，公民大會擁有的權力仍舊很有限。另外，還規定富裕商人可擔任執政官；還設立新的、更受歡迎的陪審法庭來代替貴族最高法院的一部分權力。總之，梭倫的貢獻在於，在組織上為以後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礎。

梭倫改革之後的30年裡，由於許多問題仍未解決，因而充滿了鬥爭。雖然奴役這時已是非法的，但貧民們發現謀生仍很難。同樣，貴族們雖然多少受到些約束，但仍能阻攔人民立法。在這種情況本，約公元前5用年，庇西特拉圖使自己成為雅典第一個僭主。在他統治的30年間，他將貴族的土地劃成小塊，分配給沒有土地的農民，並讓城市貧民參加大規模的美化城市的公共工程以獲得幫助。庇西特拉圖死後，他的兒子繼位為僭主，昏庸無能，所以鬥爭更為尖鋭複雜，直到約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掌握政權為止。克利斯梯尼取消了原有的部落，建立了十個實際上是按地區劃分而不是基于氏族血緣關係的新部落。這一改革大大削弱了貴族的政治權力。克利斯梯尼還建立五百人會議，所有年滿30歲的男性公民都有資格當代表；五百人會議除了為公民會議準備議案外，並握有最高的執政權和行政權。由於克利斯梯尼的這些改革，到公元前500年時，雅典已出現民主政治，而斯巴達仍是一個嚴密地組織起來的軍事化社會。

二、古典時代，公元前500—336年

期裡克利在那篇著名的、為悼念公元前431年在和斯巴達人的戰鬥中倒下的雅典士兵而致的追悼辭中宣稱："我們的城市向全世界開放。……雅典是希臘的學校。"這番自我誇耀的話是完全正確的。公元前5世紀時，雅典使斯巴達和其他所有的希臘城邦黯然失色。這是伯裡克利時期雅典的黃金時代，與古典希臘的黃金時代同義。
雅典當時之所以能居有令人目眩的卓越地位，是因為它在打敗龐大的波斯帝國這場重大戰爭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此外，跟雅典人在希波戰爭前不久幸運地發現勞里昂銀礦也多少有關。他們得到這筆財富後決定建立海軍，建造了200余艘最新式的三層划槳戰艦；這支艦隊在隨後的戰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

能爭的根源在於，公元前6世紀中期，波斯人征服了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波斯人暴虐地干涉這些城邦的內部事務，使它們于公元前499年發動了反對波斯的起義。它們向希臘本土的城邦求援，並得到了積極的響應；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那時波斯帝國的對外擴張正穿越俄國南部，從北面威脅巴爾幹半島各國。小亞細亞諸城邦儘管得到來自愛琴海對岸的海軍的援助，但到公元前494年，還是給波斯帝國製服了。接着，波斯皇帝大流士決定對希臘本上頑固抵抗的希臘人進行懲罰，他派出一支遠征軍，于公元前490年在雅典西北面的馬拉松登陸。雖然雅典人由於諸城邦之間的敵對，几乎是獨自作戰，但他們的方陣還是予侵略者以沉重打擊，大大提高了希臘人的士氣。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寫道："在希臘人中，看到波斯服裝、看到穿波斯服裝的人而敢於勇敢地對付，這些人當屬最早；在那時以前，希臘人只要一聽到波斯人的名字就感到恐怖。"

十年後，波斯人又捲土重來，集結的武力比十年前要強大得多，這一次是取道穿越色雷斯和色薩利的陸路。一支由斯巴達人統率的混合部隊為阻擊波斯人，在溫泉關英勇地力戰至死。雖然波斯人攻入並洗劫了雅典，但雅典海軍在附近的薩拉米斯灣擊潰了波斯人；當波斯人從愛琴海撤退時，希臘聯合艦隊尾隨其後，贏得又一次海戰的勝利。不久，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陸續擺脫波斯人的統治，希臘人成為世界上最大帝國的戰勝者。

希臘人的勝利有着重大影響。首先，使希臘人免于遭到東方專制主義的統治，得以保持自己的特點，為人類文明作出其獨特的貢獻。這一點亦為柏拉圖所認識到；他寫道："倘若雅典人和斯巴達人的共同決心未能擋住迫近眉睫的奴役，我們也許已可以說，希臘各城邦已混雜一團，希臘人混同野蠻人，其處境與眼下生活在波斯暴政下的那些民族差不多，被拆得七零八落，或者可憐地雜聚在一起。"

希臘人的勝利，特別是雅典海軍的勝利，也促進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因為划船投入戰斗的劃手都是無財力將自己裝備成重甲步兵的公民，所以，城市貧民這時在軍事上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有財產的重甲步兵還要重大。這自然加強了民主政治運動的發展。民主政治在伯裡克利時期（公元前461－429年）達到最高潮。

伯裡克利雖然出身貴族，但是一個熱心誠摯的民主主義者；他將權力轉移到由全體男性公民組成的公民大會手中。公民大會是處理雅典事務的最高權力機構。它一年召開40次例會，如果需要的話，還召開臨時會議；不僅解決一般政策問題，而且還為政府在外交、軍事和財政等一切領域的活動作出詳細決定。伯裡克利還規定大部分公職實行薪給制，使貧民有可能擔任公職。另外，他還建立許多由陪審團作最後決定的民眾法庭，陪審法官由抽籤產生，所有公民都可擔任。因而，伯裡克利在悼念公元前431年因與斯巴達人作戰而倒下的雅典英雄的葬禮演說中，完全有理由自豪地宣稱：

我們的政體並不與其他人的制度相敵對。我們不模仿我們的鄰人，但我們是他們的榜樣。我們的政體確可以稱為民主政體，因為行政權不是掌在少數人手裡，而是握在多數人手中。當法律對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公正地調解人們的私人爭端時，民主政體的優越性也就得到確認。一個公民只要有任何長處，他就會受到提拔，擔任公職；這是作為對他優點的獎賞，跟特權是兩碼事。貧窮也不再是障礙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於國家，不管他的境況有多黯淡。

雅典在希波戰爭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導致其最終建立起雅典霸權，而斯巴達由於其固定不變的經濟和經常受到希洛人起義的威脅，仍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雅典帶頭聯合愛琴海各島及小亞細亞各希臘城邦組成一個同盟；因同盟總部原先設于提洛島上，故稱提洛同盟，同盟的宗旨是防備波斯人有可能進一步發動的進攻，以確保盟邦的共同安全。原則上各盟邦地位平等，召開全盟例會時，每一加盟城邦各只有一票表決權。但實際上，從一開始起，便由雅典派出將軍，掌握行政領導權；沒有戰艦或不願提供戰艦的盟邦須向雅典交納貢金。雅典還逐漸加緊對入盟各邦的控制：同盟金庫從提洛移至雅典；雅典鑄幣成為共同的交換媒介物；入盟各邦不得退盟。因而，到公元前450年，同盟已變成了一個帝國，用歐裡庇得茲的話來說，雅典的權力已從愛奧尼亞"向外擴大到大西洋"。

雅典的帝國主義是比較開明、仁慈的，從以下事實中可以看出來：雅典的大部分盟邦一直對雅典保持忠誠，直到後來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真正結束為止；而且，當它們真的發動叛亂時，煽動反叛的都是些主張寡頭政治的不同政見者，因為廣大人民通常並不認為雅典的公民大會是壓迫者，相反，把它看作是反對他們本國壓迫者的保護人。不過，由於雅典不斷向外擴張，並引起了斯巴達的恐懼；因而，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一方是海上強國，另一方是陸上強國，戰爭連綿十年之久。斯巴達軍隊雖然年年攻掠阿提卡，但未能突破連接雅典和大海的長城，也不能保證後繼物資的供給。而雅典人一方，由於公元前429年遭受到禍害嚴重的大瘟疫，人口死去近一半，連伯裡克利也罹疾而死，所以，只能胡亂地攻擊伯羅奔尼撒沿岸一帶。公元前415年，雅典決定派艦隊遠征西西里，切斷斯巴達的糧食供給，結果以慘敗告終。修昔底德寫道："艦隊和軍隊統統從地球表面消滅掉，什麼也未能保全下來。"於是，雅典盟邦紛紛叛離，斯巴達人終於擊毀長城；而雅典于公元前404年因受到圍困、饑餓逼迫，只好宣佈投降。雅典僅保留了一個城邦的地位，艦隊和帝國統統喪失，甚至連其自我標榜的民主政治也因得勝的斯巴達強加一個短命的貴族寡頭政權而失去。

這場毀滅性戰爭的結果，使整個希臘世界陷入民窮財盡的困境，而存在的問題一個也沒得到解決。斯巴達專橫跋扈，底比斯和雅典為求相互保護而結成新的聯盟。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使斯巴達人蒙受200年來第一次軍事上的慘敗，並在以後十年裡稱霸希臘本土；僅緊接着，血腥的相互爭鬥又一次盛行，各城邦再一次吞沒在由不斷變動的聯盟和小規模的戰爭所造成的一片混亂之中。這一混亂階段的存在使外來強國得以征服希臘和用暴力統一希臘。公元前335年，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在喀羅尼亞大敗底比斯和雅典聯軍。他剝奪了希臘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權，但是，還未來得及進一步實行東侵的計劃，便于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他的繼承人是他那世界聞名的兒子——亞歷山大大帝。

古典時代結束了，希臘化時代即將開始。在論述希臘化時代之前，我們先停下來考察一下古典時代的文明；一般認為，古典時代的文明是人類智慧和精神的一個偉大勝利。

三、古典時代的文明

"伯裡克利的黃金時代"、"希臘的奇蹟"、"希臘的光榮"——這是人們提到5世紀希臘文明時通常所用的一些誇張的說法。
我們以後會看到這一文明有它的缺點，不過，那些過分的讚揚是可以理解的，大半是應得的。這是為什麼呢？希臘"天才"的基礎又是什麼呢？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認為，這裡所說的天才不是字面意義上所指的天才；因為遷移到巴爾幹半島南部的印歐人不會恰好在遺傳方面優於那些移居中東、印度或西歐的印歐人。所以，只有將希臘人的歷史發展與定居歐亞其他地區的印歐人的歷史發展作一比較，才能找到答案。

比較的結果，對希臘人的非凡成就提出了兩點解釋。首先，希臘人住的地方離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夠從後者最早的成就中得到好處，但是，還沒有近到不能保持自己的特點的地步。實際上，希波戰爭的主要意義就在於，戰爭的結果使希臘人能同時做上述這兩件不相容的事而雙收其利。

城邦的出現並持久地存在，是促成希臘人取得成就的第二個因素，因為城邦為文化繁榮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上的保證。應該指出，城邦制並不是希臘人獨有的制度。例如，在印度，處于較早發展階段的雅利安移民也在某些地區建立過相當於城邦的組織。約公元前302年希臘塞琉西王國派往華氏城的大使麥加斯梯尼曾承認，在他當過大使的孔雀帝國有一些"自由城市"。但是，這些自由城市最後都給併入開始控制印度半島的地方君主國。只有希臘人能保持他們的城邦達數世紀之久。

一個原因是，希臘地區山巒重疊，不能提供建立地區性帝國所需的地理政治基礎（見本章第一節）。另一原因是，希臘多數城邦都享有直接通達大海的便利，使它們不僅在智力方面受到外來促進，而且能維持並發展自己的經濟。確實，希臘人為各自為政的城邦付出了沉重代價：城邦間彼此征戰不休，最終導致外部世界強加的統一，先來自馬其頓，後來自羅馬。但是，作為回報，他們在各自的城邦內享受到好幾個世紀的自由；而這，似乎至少是希臘5世紀迸發出巨大創造力的先決條件。

古典希臘文明不是原始文明。它和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樣，大量借用過去的文明——如中東文明。不過，希臘人所借用的，無論是埃及的藝術形式還是美索不達米亞的教學和天文學，都烙上了希臘人所獨有的智慧的特徵。這些特徵歸結起來，就是虛心、好奇多思、渴求學習、富有常識。希臘人常到國外去旅行，在這一方面，連其他民族中的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見絀；旅行時，他們總是保持着懷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他們探究一切事物，將所有的問題都搬到理性的審判台前加以考察。柏拉圖在《辯訴篇》中寫道，蘇格拉底主張，凡是為一個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為錯誤的東西，就不應該去想、不應該去做，哪怕受到當權者或任何法庭的強迫，也要不惜任何代價予以抵制——"……未受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蘇格拉底還指出了自由辯論對社會的重要性。他在受審時為自己性命所作的申辯就是以這一觀點為基礎。他說：

現在，雅典人，我要爭辯，可不象你們想的那樣，為我自己的緣故，而是為了你們。……因為你們要是殺死我的話，就不易找到另一個象我這樣的人；假如允許我用一個可笑的比喻，我就象一隻牛虻，總是整天地、到處地釘住你們不放，喚醒你們、說服你們、指責你們。……我要讓你們知道，要是殺死象我這樣的人，那麼，對你們自己的損害將超過對我的殘害。

這種不受束縛的自由思想是希臘人所獨有的，至少就其普遍和強烈的程度而言是如此。世俗的人生觀也是希臘人所獨有的；他們堅信，人活着，最主要的事是完滿地表現此時此地人的個性。理性主義和現世主義相結合，使希臘人能夠自由地、富有想象力地思考有關人類和社會的各種問題，並在偉大的文學、哲學和藝術創作中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們的作品至今仍引人注目、有重大意義。

希臘人這些獨有的特點在他們的宗教思想和習俗中清楚地反映出來。希臘人把他們的神看作實際上是和他們自己很相似的，區別僅在於神更有力量、更長壽、更美麗。由於信奉這樣的神，希臘人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由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力量統治的世界裡，因而感到無憂無慮、安適自在。希臘人和諸神的關係實質上是一種平等交換的關係；他們祈禱和獻祭的目的，是指望諸神能對他們表示好意。正如希羅多德所說，這種宗教關係是通過"普通的神龕和祭品"而不是通過教會組織和共同的宗教信仰來維繫的。儘管荷馬的《伊利亞特》和赫西奧德的《神譜》概述了當時流行的宗教思想，但希臘宗教從未系統地提出過共同的宗教教義或編出一部宗教經典。拿希臘宗教與美索不達米亞人的宗教相對比，希臘宗教的這一特點顯得非常明顯。據美索不達米亞人對事物起源的解釋，人類是主神特地創造出來、為諸神建造廟宇和奉獻祭品的。因而，建造廟宇和奉獻祭品等責任實際上也就構成人類存在的理由。這與公元前6世紀希臘哲學家色諾芬尼的觀念是多麼不同。他說：

人認為，神也是生出來的，會說話，有形體，穿戴和人相同。如果牛、馬或獅子也跟人一樣，有手，能用手畫畫，能從事藝術活動，那麼，馬會把神的模樣畫得象馬，午會把神的模樣畫得象牛，每一種動物都會把神的身體描繪得跟自己一樣。埃塞俄比亞人說，他們的神是黑皮膚、扁鼻子；色雷斯人說，他們的神是藍眼睛、紅頭髮。

古典希臘的宗教是城邦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因而滲透到城部生活的每一方面。它解釋了物質世界、日常獻祭活動和各種社會制度，也是激起詩人和藝術家創作靈感的一個主要源泉。每一座希臘廟宇都是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中心。有許多人專從事于發展某種特殊的技藝，多少是出於偶然的緣故。最先成為有技術的醫生的那些奇蹟創造者，就是在科斯島上在崇拜傳說中的醫神埃斯科技庇俄斯的活動中成長起來的。著名的希波克拉底是其中最傑出的一個。他寫的醫學論文極度客觀，他對每一病例的診斷都以客觀觀察為根據，避免將疾病的起因或治療與巫術混為一談。在論及"聖"病羊癎瘋時，他寫道："我覺得，這種被稱為聖病的疾病並不比其他任何疾病更神聖。它和其他疾病一樣，有自然的原因。人們之所以認為它神聖，是因為他們不瞭解它。……實際上，所有事物在這方面全一樣，都有前因可找。"

同樣，演員是在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活動中成長起來的。他們先是演戲似地表演崇拜酒神的祭儀，進而漸漸地創作出意義深遠的悲劇和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劇。這種文藝只有在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才能發展起來，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雅典城每逢宗教節日，便由國家出錢上演劇本，並組織公民集體觀看。雅典戲劇發展的平衡和正常狀態應歸於劇作者與觀眾的密切聯繫。埃斯庫羅斯在取得薩拉米斯戰役勝利的公民面前上演他根據該戰役所改編的《波斯人》一劇。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劇中常常提到諸神，可是他主要關心的不是宗教問題，而是各式各樣的人——高尚而可欽佩的人、面臨自己所不能駕馭的力量的人、作惡多端的人、受到嚴厲懲罰的人。俄狄浦斯面臨大難時勇于受苦的英雄主義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創作的悲劇的實質，它多少揭示了人生的意義，提出了所有人共同面臨的一些問題。

如果說索福克勒斯對傳統的宗教很不感興趣，那麼歐裡庇得斯則是持積極懷疑的態度。他毫不留情地刻劃諸神的缺點，諷刺那些相信神出人高明的人。他長於批評，是個一心一意為那些不受歡迎的事業而奮斗的戰士。他支持奴隷和外國人的權利，極力主張婦女解放，抨擊對戰爭的頌揚。阿里斯托芬就更是如此，他的喜劇充滿對社會的譏諷。他本人是個嚮往美好的舊時代的保守主義者，所以他嘲笑民主派的領袖和政策。在《呂西斯忒拉忒》一劇中，他描述了一群婦女，因被沒完沒了的殺戮嚇壞了，拒絶和他們的丈夫同房，直到他們放棄戰爭為止。在《騎士》一劇裡，阿里斯托芬通過一個將軍試圖勸服一個賣香腸的人去奪取民主派的領袖克里昂的職位，嘲諷了民主制度。

賣香腸的人：請告訴我，象我，一個賣香腸的人，怎樣才能成為那樣的大人物？

將軍：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經具備一切應有的條件：卑賤的出身，受過在市場中買賣的鍛鍊，蠻橫無禮。

賣香腸的人：我想我還不夠格。

將軍：不夠格？看來你似乎有一顆非常好的良心。你父親是一位紳士嗎？

賣香腸的人：老天爺作證，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無賴。

將軍：幸運兒！你要擔任公職的話，已有一個多麼好的開端啊！

賣香腸的人：可我几乎不識字。

將軍：唯一麻煩的就在於你什麼都知道。適于做人民領袖的不是那些有學問的人，或者誠實的人，而是那些無知而卑鄙的人。千萬不要錯過這個絶好機會。

希臘藝術也是城邦文明獨特的產物。由於神廟成為城邦文化非宗教和宗教的核心，藝術和建築在神廟上得到最高度的表現。這些神廟是受人尊崇的男女保護神的住處，如雅典衛城的聖地帕台濃神廟就是為雅典娜女神建造的。雕刻是建築的侍女，諸神的廟堂均用雕刻加以裝飾。雕刻大師如菲迪亞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不僅在神廟的牆壁和三角牆上進行雕刻，而且也為神廟內部塑造雕像。他們的作品與後來的羅馬雕刻的現實主義大不相同，帶有綜合性，即只是強調表規模型的基本特徵，而不是一個個模型照搬。談到希臘雕刻；也不應忽視希臘硬幣，它們為這一時代的雕刻提供了一些最好的例子。總之，希臘的一切藝術都體現了希臘人平衡、和諧和中庸的基本思想。若將帕台濃神廟與埃及的金字塔、美索不達米亞的塔廟，或者比較原始的希臘雕像和那時以前中東各族的浮誇的雕塑品作一比較，這一點就顯得更加明顯。

同樣的對比也明顯地存在於哲學思辨中。在世界的本質這一問題上，公元前6世紀小亞細亞沿海的愛奧尼亞的理性主義哲學家首先起來向傳統的超自然的解釋挑戰。他們提出了"世界究竟是由什麼組成的"這一根本問題。泰勒斯推測萬物始源於水，因為液體、固體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利特認為萬物的始基是火，因為火非常活躍，能轉變成萬物。阿那克西米尼主張氣為萬物的始基。他論證說，氣稀薄化，便成為火；氣逐漸凝聚就決策成為風、雲、水、土、石頭。據現代科學看來，這些觀點似乎是樸素的，但重要的是，他們不求神的幫助，是通過自由地運用理性來提出問題、尋找答案。這一時期的希臘人還以同樣方式採用了埃及人和美索不達米亞人在天文學方面的觀測資料，並將其中的占星術成份加以清除；而且，後者的仍處于經驗主義階段的數學知識，他們也汲取了，並加以發展，使其具有很有條理的邏輯結構。

約公元前5世紀中葉，隨希臘社會的情況日漸複雜，哲學家們將他們的注意中心從物質世界轉移到人和有關人的各種問題上。就智者派而言，尤其如此。其最傑出的代言人是普羅塔哥拉。他有一句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他說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異，所以，世界上決沒有絶對真理可言。對人的強調使智者派遣責奴隷制度和戰爭，並支持民眾的大部分事業。但另一方面，又有許多希臘人，特別是那些保守派，對智者派的相對主義很顧忌，擔心它會危及社會秩序和道德。蘇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當時腐敗的政治和沒有任何明確的生活準則使他深為憂慮。他永無休止地和朋友們談話，發展起一套辯證科學，即用一問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見解，直至確立普遍公認的真理。他堅持認為，用這種方法可以發現有關絶對真理、絶對善或絶對美的觀念，而這些觀念與成為個人放縱不覊、公共道德敗壞之藉口的智者派的相對主義大不相同，將為個人行為提供永久性的指導。

蘇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圖（公元前427－374年）出身貴族，他和他的朋友們引雅典為自豪，可對雅典人民並不信任。當雅典民主政體判處蘇格拉底死刑時，這種不信任加深而為仇恨。因此，柏拉圖的目標是要實現一個既能維持貴族特權、又可為貧苦階級接受的社會。他的"理想國"把人分為四等：護國者、哲學家、士兵和勞動群眾。這種等級劃分是永久的；柏拉圖用一則神話即"高尚的謊言"作為其理論根據，這則神話說，這四個等級是神用金、銀、銅、鐵四種金屬創造出來的。柏拉圖曾希望敘拉古的統治者能接受他的學說，付諸實踐，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但未能如願，他只好回到雅典，繪一批批弟子講學，達40年之久。他教導弟子們說，世界上存在的每一樣事物都是相應的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所以，整個現實世界是完善的理念世界的不完善的摹本。柏拉圖認為，善不是變動不盡的現實世界的知識，而是真實的理念世界的知識。

這一歷史時期的另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是亞里土多德（公元前384—322年）。他開始時是柏拉圖的弟子，但是，老師去世後，他創辦了萊森學院。亞里士多德是一個收集者和理性主義者，而不是一個神秘主義者；是一位邏輯學家和科學家，而不是一位哲學家。他為了創立自己的學說，汲取了所有各方面的知識涉及的知識領域之廣泛，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的卓越貢獻主要在邏輯學、物理學、生物學和人文學科諸領域，他實際上是這些學科的創始人。作為一個偉大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尋求自然界和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的秩序。他認為，整個自然界，最低級的是礦物，位於礦物之上的是植物，位於植物之上的是動物，人類處于最高級。他將人類社會的各個階級與自然界的各個等級相對應，從而證明，人類劃分為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隷是天經地義的。他說：

有些人生來就注定應該服從，另有些人生來就注定應該統治；……戰爭的藝術是一門關於獲取的自然藝術，因為它包括狩獵；是一門用來對付野獸和那些生來應該受統治、卻不願服從的人的藝術。這種戰爭當然是正義的。

論述古典希臘不能不提到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他們敘述了他們那個時代各種激動人心的事件，並在敘述過程中，創立了一種新的文學類型——歷史。希羅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淪于波斯人統治下的小亞細亞的希臘人中間，以後來到使波斯人遭到破天荒的慘敗的雅典。希羅多德把雅典人的這一重大勝利歸因於他們的民主政體，所以，他的《歷史》一書是最早謳歌民主政體的一篇偉大的領辭。這部作品隱含的意思可以用他贊同的某希臘人的幾句話來說明。那位希臘人在對波斯國王談及自己的同胞時說：'雖然他們是自由人，但並非在各個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們的主人，他們畏懼這位主人甚於你的臣民害怕你。法律規定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法律的條文始終如一。法律禁止他們臨戰逃脫，不管遇到的敵人有多少；要求他們作戰時堅如磐石，或者戰勝敵人，或者死於敵手。"

與希羅多德不同，修音底德撰寫的歷史是記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在這場戰爭中，雅典經過27年的苦戰，最後屈膝投降了。希羅多德頌揚了雅典的勝利和榮耀，而修昔底德則分析了雅典的失敗和苦難。毫無疑問，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他曾任雅典將軍，領導過雅典軍隊。但是，他堅決抑制自己的情感，為自己提出這樣一個任務：實事求是地弄清這場災難的原因。雖然他從未用過社會科學一詞，不過，他的某些話實際上已表明，他正在試圖創造一門社會科學。他寫道：

關於戰爭事件的敘述，我確定了一個原則，不要偶然聽到一個故事就寫下來，甚至也不單憑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為根據；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親自看見的，或是我從親自看見這些事情的人那裡聽到後，經過我仔細考核過了的。就是這樣，真理還是不容易發現的：不同的目擊者對於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說法，因為他們或者偏袒這一邊，或者偏袒那一邊，或者由於記憶的不完全。我這部歷史著作很可能讀起來不引人入勝，因為書中缺少虛構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瞭解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和將來也會發生的類似的事件（因為人性總是人性）的人，認為我的著作還有一點益處的話，那麼，我就心滿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隻想迎合群眾一時的嗜好，而是想垂諸永遠的。

在描述了希臘人在如此眾多領域裡的非凡成就之後，按照通常的做法，須指出他們的一些缺點。這就是，婦女的社會地位很低；奴隷們受到剝削；雖然奴隷和客籍民即居留的外邦人構成居民的大多數，但他們絶無雅典公民權。所有這些情況都是真實的，但無關大局。評價古典希臘，應該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而不應該依據現在的做法，或者更糟，按照烏托邦的標準。

在公民權這一問題上，雅典人和其他所有希臘人一樣，認為他們自己是一個大家庭，只有同一血統的人才能成為公民，外邦人居留時間再長也不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客籍民都是自願前來的移民，只要他們願意，隨時可以離開，但許多人還是長期地居住在雅典，為收養他們的這座城市慷慨地貢獻自己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對雅典的滿意和忠誠。同樣，奴隷制度儘管造成許多不好的後果（本章最後一書將予以分析），但並沒有象通常所設想的那樣廣泛。絶大多數公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公民——沒有奴隷，靠當農民、工匠、店主或水手謀生。常有人說，普通雅典人因有奴隷來養活，能夠整天看戲、擔任公職、討論哲學和政治，這是不符合實際的。

評價古典希臘，不應看它哪些沒做到，而應看它做了些什麼。如果這條標準可以確立，那麼古典希臘的貢獻及其歷史意義也就極其明顯而突出。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體的理論和實踐，多種形式的藝術、文學和哲學思想，對個人自由和個人責任心的強調——所有這些構成了希臘留給人類的光輝遺產。

四、希臘化時代，公元前336—31年

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以後，古典希臘文化普及整個中東，形成一個新文明；希臘化時代一詞就來源於這一新文明（見第七章第三節）。公元前336年，亞歷山大繼承其父親腓力二世的王位後，首先嚴厲地鎮壓了底比斯的反抗，使其他希臘城邦只好預設他的統治；接着，于公元前334年，他率領馬其頓士兵向東方的波斯人發動進攻。渡過赫勒斯滂海峽後，首先侵佔小亞細亞，然後攻佔敘利亞、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公元前330年，佔領大流士的國都波斯波利斯，征服整個波斯。第二年，征服者繼續東進至興都庫什山和大夏，再從那裡向印度進發，深入旁遮普。只是由於士兵們拒絶再前進，亞歷山大才不得不從印度退回巴比倫；公元前323年思惡性虐疾病逝，終年33歲。
亞歷山大病逝後，他的部將為爭奪對大帝國的控制權而長期彼此征戰；到公元前3世紀初，形成三個王國。一是馬其頓王國，它回覆原狀，成為一個疆域不大、希臘化的民族王國，雖未能直接統治其南面的希臘諸城邦，但基本上控制了這些地區。另外一個是托勒密王朝統治下的埃及王國，它自然資源豐富，又有大海和沙漠作堅固的屏障，是三個王國中維持最久的一個。最後一個是塞琉四王朝統治下的王國，它由帝國的亞洲諸行省組成，是三個王國中疆域最廣的一個。正因為這些王國擁有大量土地物產，它們只得跟周圍許多敵人進行連續不斷、難以取勝的戰爭。它們先把在印度的行省割讓給印度國王旃陀羅笈多（見第九章第三節），接着又將小亞細亞割與凱爾特族入侵者，將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割與帕提亞人。最後，公元前1世紀，羅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舊帝國遺留下來的行省，征服了馬其頓和埃及，從而結束了希臘化時代。開始了羅馬時代。

雖然亞歷山大的帝國是短暫的，但繼其而起的諸王國卻完整程度不等地生存了三個世紀；在這期間，中東也希臘化了。埃及和亞洲諸行省土地富饒，提供了種種前所未有的機會；成千上萬的希臘商人、行政官員、教師、專門職業者和僱傭兵受這些機會的吸引，從各自的城邦移居那裡。從而，為新的希臘化文明——一個實際上各方面都與其前身古典文明不同的混合創造物——奠定了基礎。

由於城邦遭到破壞，日漸衰微，所以政治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希臘城邦為了生存下去，試行建立同盟。亞該亞同盟包括除斯巴達以外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各城邦，埃托利亞同盟包括除雅典以外几乎整個希臘中部。雖然它們常給描繪成聯邦組織，但實際上只是些中心權力機關沒什麼權力的同盟。它們過于軟弱，建立得也太晚，使諸城邦在羅馬軍團到來之前，只能在鄰近一個或另一個帝國的勢力範圍內活動。

就後起諸王國的城市來說，它們與古典時代的城邦完全不同。它們內部由於希臘移民和土著民族間的區別而分裂。而且，它什總是完全從屬於一個或另一個帝國。如果城市居民由於暴虐的國君，或者更壞，由於懦弱的國君而遭難，城市無能為力。實際決定不是由公民大會作出的，而是在法庭或戰場上作出的。因而，可以理解，城市居民都全力以赴地積聚財富，貪圖享受，讓貧民和奴隷自己設法謀生。於是，舊城邦的公民精神和社會內聚力為自私自利和階級鬥爭所取代。

經濟狀況和經濟制度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希臘本土不僅政治晦暗，而且經濟衰落。過去，它依靠出口酒、油和各種製造品來換取海外殖民地的各種糧食和原材料。但是，到公元前全世紀時，這些殖民地已紮根下來，發展了自己的工業、葡萄園和橄欖園。如前所述，這些母邦曾與19世紀的歐洲相似，經歷過早期的繁榮；而現在，它們的發展已受到它們從前殖民地的阻礙，正象19世紀以後，歐洲的發展受到美國和蘇聯的阻礙一樣；而且，這兩種情形實質上都起於同一原因。

雖然希臘本土經濟衰微，但許多希臘人卻因移居如今向他們開放的中東而致富。他們以冒險精神和先進的商業、金融方法作出許多貢獻。他們發現了波斯王朝積蓄的大量金銀財寶，使之流通；採用或更廣泛地使用諸如空吸式活塞泵、水車、螺絲鑽子和水壓機等技術發明。希臘人還掌握大規模的公共工程和國營企業，包括灌溉系統、礦山、採石場、鹽田、"皇田"和製造華美織物和陶器的工場。結果，地區經濟一體化發展，地區貿易和生產率獲得相應增長。不過，收入的分配極為不當。雖然投機商利用收益的增長大發其財，但奴隷數目增加，自由勞動者的地位下降。總之，這是一個不僅生產率不斷提高，而且經濟不平等和社會衝突日漸加劇的時期。伊索克拉底寫道："那些佔有財產的人寧可將財產拋入大海，也不願資助窮人。那往最貧窮的人不滿足於奪取富人的財產，而要剝奪他們的全部財富。"

希臘化時代的普通人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心理上受到衝擊。隨着許許多多的人被逐出傳統的環境，他們在新的大城市感到不知所措。過去，在舊城郊，生活比較簡單。法律、道德、宗教和義務全有明確規定，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現在，所有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發現自己處于一個無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臘化城市常因種族、文化以及階級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後。統治者採用諸如救世主和保護人一類的稱號，努力培養個人效忠的神秘氣氛。但是，這種手段並不能持久地解決問題。每個人都仍然面臨着面對當時壓倒一切的非人力量該如何處世立身的問題。

知識分子的反應傾向于擺脫俗務，由理性轉向神秘主義。這反映在當時頗為風行的傳奇式的冒險活動和烏托邦的文學中。作者們描述理想社會時，描繪的不是希臘多石地面上的城邦，而是世界盡頭五彩繽紛的仙境。這一時代的小說中，描寫印度洋島上的烏托邦社會的小說特別受歡迎。這些烏托邦社會有幸享有能滿足一切物質需要的天然財富，居住在島上的人過着"簡單而有節制的生活……沒有妒嫉和鬥爭"。這種逃避現實的傾向也反映在當時諸如犬儒主義、懷疑主義、享樂主義和禁慾主義一類哲學中。這些哲學雖然有許多方面殊為不同，但通常關心的都是追求個人幸福，而不是社會福利。它們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政治上軟弱無力的人能順從這個經濟不穩定、充滿戰爭的世界中的變化無常的生活。

如果說哲學是有教養的上流社會的宗教，那麼下等社會的宗教則很不相同。下等社會信奉源自東方的宗教——密特拉教、諾斯替教、埃及的母親神伊希斯和加勒底人的星界宗教。所有這些宗教都允諾來世的靈魂得救；都令人寬慰地保證天國的到來，以滿足遭蹂躪的群眾的感情上的需要。因而，古典希臘的現世主義和理性主義現在讓位於神秘主義和修來世。　考慮到哲學和宗教的這些趨向，會使人吃驚地注意到希臘化時代在科學方面取得的進步超過了17世紀以前任何別的時期。這部分地是由於亞歷山大征服提供了經濟良機。大大擴展的市場激發人們改進技術、增加產量。後起諸王國間以及它們與外部強國間連繼不斷的戰爭產生了對較複雜的武器的需要。希臘科學與中東科學（不僅包括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科學，在一定程度上還包括印度科學）間的直接交流也同樣起了促進的作用。最後，希臘化國家的馬其頓統治者是在希臘學問享有盛譽的氣氛中成長起來的，他們慷慨地支持科學研究。埃及的情況尤其如此。埃及的亞歷山大圖書博物館實際上是歷史上最早由國家供養的研究院。它包括天文台、實驗室、解剖室、植物園、動物園和一個藏書達50萬至70萬冊的圖書館。當時，曾發生早級"人材流失"的現象，整個地中海世界的哲學家、數學家、醫生、植物學家、動物學家、天文學家、語言學家、地理學家、藝術家和詩人，由於受適意且激勵人的氣氛、極好的設備、免費的膳宿和令人羡慕的薪水的吸引，紛紛來到埃及。

數學方面的傑出人物是歐幾里得。他的《幾何原本》從公理和公設出發，用演繹法敘述平面幾何學，使大部分數學知識系統化。在天文學方面，希帕恰斯發明了一直使用到近代的大部分儀器，並編製了最早的星座圖表。托勒密根據希臘化時代的天文學知識編輯而成的書，是文藝復興時期以前最有名的一部權威性著作。最有獨到見解的是阿利斯塔克，他第一個瞭解到宇宙的宏大規模，認為居于宇宙之中心的是太陽而不是地球。他的觀點，支持的人寥寥無幾，被看作與日常經驗相違，是邪惡的。因而，托勒密的"地心說"體系在整個中世紀時代仍為人們所普遍接受。天文學的進步促進了科學地理學的發展。主持亞歷山大博物館的埃拉托斯特尼計算地球的周長，得出地球圓周為24700哩；這距實際數值僅相差250哩，直到18世紀才得到訂正。他還畫了一張標明緯度的世界人口居住圖，根據大西洋和印度洋潮水的漲落推斷出諸海相連，歐洲、亞洲和非洲組成一個巨大的島嶼。

希臘化時代，科學的卓越貢獻多半在醫學和力學方面。博物館鼓勵人們從事解剖學研究，因而醫生們現在首次瞭解到心臟在血液循環中的作用、脈搏的重要性、感覺神經和運動神經的功能以及人腦的腦回。這方面的知識，大都是通過偉大的百科全書式的醫學家加倫傳佈開來；他的著作給人以深刻印象，以致醫生們不敢對他表示疑問、也不敢朝新的方向努力，直到近代。力學方面的傑出人物是阿基米德，他是流體靜力學即後用來檢驗金屬純度的浮體定律的創立者。他還發明了精巧的戰爭中用的機器，制定了螺旋、滑輪和槓桿原理；關於後者，據說他有一句豪言：'給我以支點，我能翻轉地球。"

總之，希臘化時代的歷史意義在於：它打破了歷史上形成的東、西方各自獨立的模型，使它們合二為一。現在，人們首次想到把整個文明世界當作一個單位——一個文化高度發達的核心區。起先，埃及人和馬其頓人是以征服者和統治者的身份去東方的，他們強制推行希臘化模式。但是，在這過程中，他們自己也發生了變化，使隨後產生的希臘化文明成為一個混合物，而不是來自其他地區的移植物。最後，東方的宗教也傳播到西方，大大地促進了羅馬帝國和中世紀歐洲的轉變。

第八章

希臘和羅馬的文明（下）

五、早期共和國，至公元前264年

公元前217年，希臘舉行一次和平會議，試圖結束諸城邦間連續不斷的戰爭。埃托利亞同盟的一個代表在談到羅馬和地中海西部迦太基之間的巨大鬥爭時警告說，無論誰獲勝，都會成為對希臘的威脅。"因為即使對於我們中間那些不很關心國家大事的人來說，也是很明顯的：在這場戰爭中，不管迦太基人打敗羅馬人，還是羅馬人打敗迦太基人，戰勝者絶不可能滿足於意大利和西西里島的統治權，他們肯定會來這裡。"這一警告有先驗之明。和平暫時獲得了，但不出五年，戰爭又爆發了。在以後的百年裡，羅馬擊敗迦太基，轉而東進，先是強迫馬其頓和希臘城邦，最後是強迫整個希臘化東方，接受它的統治。
這一如此深遠地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意大利城市的起源是什麼呢？若觀察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早期歷史，會注意到它們兩者間實際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兩者均起於同一種族，正如印歐語系的亞該亞人和多里安人是沿巴爾幹半島進入希臘那樣，印歐語系的拉丁人是沿意大利半島抵達台伯河的南岸了羅馬是那時形成的拉丁社團中的一個，位於可以在台伯河上方便地架橋的地勢最低處和小船能夠抵達的地勢最高兒其戰略位置頗同泰晤士河旁的倫敦，使羅馬從一開始就比其他拉丁居留地更易於經營商業和接受外來影響。

主要的外來影響來自從海外移居意大利的兩個文明民族——埃特魯斯坎人和希臘人（見第七章第二節）。埃特魯斯坎人可能來自小亞細亞，于公元前800年前後移居台伯河北面，然後征服南面的拉丁人。在他們的統治被推翻之前，他們將自己所信奉的男、女諸神，有關拱門和拱頂的知識，以及通過檢查動物內臟來占卜的典型的東方習俗傳給了羅馬人。希臘人出現于埃特魯斯坎人之後不久，他們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建立起若干殖民地廣包括塔倫坦、敘拉古和那不勒斯。他們對拉丁人的貢獻有字母表、若干藝術和神話、某些宗教觀念和習俗，其中還包括識別羅馬神和希臘神——希臘神話中的宙斯、赫耳墨斯和阿耳忒彌斯即羅馬神話中的朱庇特、墨丘利和狄安娜。

約公元前500年，羅馬驅逐了它的最後一個埃特魯斯坎國王，開始了獨立城邦的生涯。在短短幾年裡，它征服了周圍請民族，控制了從亞平寧山脈到海岸的整個拉丁平原；羅馬城邦形成時期的制度與早期希臘城市的制度相似。最初，國王擁有帝權即最高權力，只有由貴族組成的諮詢委員會和僅能對立法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民眾大會對國王具有一定約束力。後來，如同在希臘那樣，君主政體被廢除，貴族成為社會的統治者。從前由國王掌握的帝權這時轉到兩名執政官手中；執政官由選舉產生，任期一年，總是由貴族擔任。元老院是主要立法機關，也是貴族團體，甚至在接納若干平民後其性質仍然不變。

當羅馬完成了希臘城邦力所不及的事業，即征服和統一整個半島之後，羅馬和希臘城邦的發展出現了很大不同。羅馬能夠制服意大利半島，而諸希臘城邦卻沒有一個能統一希臘本土，更不用說整個巴爾幹半島了，這是為什麼呢？一個原因是兩者地形顯著不同。巴爾幹半島山巒重疊，實際上，"巴爾幹"這一名字就是從土耳其語的山脈一詞派生而來的。希臘到處是交叉重疊的山脈，而意大利卻只有一條南北走向、中間沒有橫斷山脈、不難翻越的亞平寧山脈。因而，意大利半島沒有給隔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地區，相應地更易於統一和保持統一。例如，由於沒有象巴爾幹那樣的山脈，羅馬公路網，尤其是尾隨意大利靴子從羅馬通到布朗迪西恩的阿庇烏大道，將整個意大利聯結成一體。實際上，阿庇烏大道現仍存在，1943年英國和美國軍隊在意大利南部登陸時還使用過。

羅馬人獲得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他們對待意大利其他民族的做法很開明。早先，雅典徵收貢物，且從不擴大其公民權的授予範圍。而羅馬，則准許半島約四分之一的居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其餘的人享有拉丁公民權，即一種大而不充分的特權。所有的人都享有人身自由，由此造成的唯一不足僅在於不能控制外交事務，不能強徵人們服兵役。這一政策輓救了羅馬，因為在迦太基的漢尼拔在半島上轉戰南北、所向披靡的關鍵性幾年裡，羅馬的意大利諸同盟者仍對羅馬保持忠誠。

最後，羅馬人獲勝還由於他們擁有優勢的兵力，發明了高明的戰略。在與鄰邦作戰時，他們認識到，傳統的由8000人組成的方陣過于龐大，難以指揮，尤其在多山地區作戰時。所以，他們將軍隊組織成120人一支的"支隊"；30支支隊，即3600人，組成軍團。軍團還配有騎兵保護其側翼。除傳統的頭盔、盾、長矛和劍之外，羅馬人還用有效的進攻武器即鐵尖標槍裝備軍團。作戰時，軍團士兵先從遠處將標槍擲向敵人，然後巧妙地利用敵人隊形的缺口進攻逃跑者。

到公元前295年，羅馬人贏得了意大利中部，並向南推進，兵臨地處半島"胸背"、繁榮的希臘殖民城市塔倫坦城下。塔倫坦人向皮洛士求援，皮洛士是希臘伊庇魯斯的國王，被漢尼拔譽為其將才僅次於亞歷山大。皮洛上獲得兩次"皮洛士勝利"，但是他承擔不起為此付出的重大損失，而羅馬人雖然損失更為慘重，卻有75萬意大利戰鬥人員作其後備。所以，皮洛士于公元前272年撤退，臨走時，他頗有見識地說："我為羅馬和迦太基留下一個多好的戰場！"僅過了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64年，羅馬和迦太基在西西里島交戰。

在論述布匿戰爭——因腓尼基人的拉丁名詞叫布匿克斯（punicus），故名——之前，須先提一下羅馬制度的某些民主化。由於平民們曾為得勝的軍團提供人力，所以他們處于要求政治上得到讓步的有利位置。當他們的要求遭到拒絶時，他們就採取罷工這種新穎而有效的方式，即一起撤出城市，直到全部要求得到滿足為止。平民們運用這一方式率先取得的一個好處是，有權選擇被稱為保民官的官吏來保護自身的利益。保民官由新的平民大會選舉產生，平民大會還關心有關群眾的其他事務。政治上得到的其他讓步包括：寫下法律條文，公諸于眾；限制任何個人所能擁有的土地的數量。

因而，到公元前265年，意大利的霸主羅馬正在經歷一個民主化的過程。可以想象，這一民主化過程原本會使羅馬最終成為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民主民族國家。不過，這種可能性即便實際上是存在的，由於現把羅馬捲入其中的一系列對外戰爭，也會被有力地消除。戰爭將羅馬改造成一個偉大的帝國。不過，戰爭也深刻地改變了羅馬國內的制度，民主化趨向的夭折是許多災難中的一個。

六、後期共和國，公元前265－27年

羅馬從一個意大利共和國轉變為一個偉大的帝國，是突然而驚人的，這使人聯想起亞歷山大的征服。確實，馬其頓和羅馬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可用來解釋它們的暴發性擴張。它們都發展起優良的軍用器械和軍事技術，而且，與波斯帝國和清後起的希臘化國家不同，後者社會衰微、四分五裂，而前者卻都享有社會生氣勃勃、團結成一體這一極其重要的優勢。
羅馬的勁敵迦太基原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但是當亞歷山大於公元前332年擊滅提爾時，它已發展為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由於迦太基几乎壟斷了地中海西部的運輸貿易，它逐漸變得富裕、強大起來。它倚仗活動範圍廣闊的艦隊和僱傭軍，控制了非洲西北部、西班牙南部、撒丁、科西嘉和西西里島西部。最初，羅馬和迦太基之間沒有任何直接衝突，原因很簡單：一個是陸上強國，另一個是海上強國。但是，當羅馬人征服意大利南部時，衝突發生了：西西里島距羅馬人新獲得的殖民地非常近，迦太基對西西里島的影響日漸增長，使羅馬人深為憂慮。

第一次布匿戰爭（公元前264—241年）迫使羅馬人第一次轉向海上。他們建立起一支海軍，通過變海戰為甲板上的戰鬥，頑強地挫敗迦太基人，奪取了西西里島。這時，兩大強國間的殊死鬥爭已不可避免。羅馬花了20年時間征服波河流域的凱爾特族部落，從而增加了農民士兵的後備軍。迦太基為了補償西西里島的喪失，就加強對西班牙的控制。以西班牙為基地，迦太基偉大的戰略家漢尼拔干公元前218年率軍翻越阿爾卑斯山，大膽入侵意大利，從而開始了第二次布匿戰爭（公元前218—201年）。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戰役中，尤其在偉大的坎尼戰役（公元前216年）中，擊敗羅馬人。可是，羅馬同盟軍對羅馬的忠誠使他未能獲得最後勝利。當羅馬軍在迦太基附近登陸時，所向無敵的漢尼拔奉召從意大利返國馳援，在本國終遭失敗。羅馬又一次耗竭了它的對手。公元前201年，迦太基被迫締結和約，結果，僅保留一小塊本國領土、城牆和十艘艦隻——僅夠驅逐海盜。迦太基人儘管道到這一災難性的失敗，可在經濟上卻獲得非凡的復甦。但是，這只能使羅馬驚恐，無情地發動第三次布匿戰爭（公元前149—146年）。結果，迦太基被攻佔，城市遭到徹底的毀滅，殘存人口悉數淪為奴隷。

隨着這三次布匿戰爭，羅馬進入一個連鎖反應：征服導致進一步的征服。一個原因是羅馬擁有壓倒一切的力量；清除迦太基後，它成了地中海頭號強國。此外，征服能帶來明顯的好處，從每個新行省可獲得源源不斷的戰利品、奴隷和貢物。最後，挑戰和投入戰鬥總是不可避免地與遼闊的帝國疆域相聯繫。例如，馬其頓的腓力五世曾在第二次布匿戰爭期間援助漢尼拔，所以，羅馬滅掉迦太基後。就轉而攻擊馬其頓。接着而來的馬其頓戰爭只是羅馬人在中東幾大強國——馬其頓、塞琉西王朝的敘利亞、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希臘城邦的埃托利亞同盟和亞該亞同盟——之間巧妙地挑撥離間所引起的一系列戰爭中的頭—場。

這樣，羅馬人迅速地接連蹂躪、併吞了馬其頓、希臘、小亞細亞的帕加馬、比希尼亞和西利西亞，然後是塞琉西王朝的敘利亞，最後，于公元前31年併吞埃及。羅馬人還以這一方式接管了東方諸後起的希臘化國家，不過在亞洲，他們僅在地中海沿岸一帶獲得若干行省。整個內地則淪陷于帕提亞，因而帕提亞成為羅馬在東方的主要對手。當時，尤里馬斯·凱撒有很高的聲威，他（于公元前58一49年）征服了英吉利海峽與地中海之間的整個高盧。最後，公元1世紀時，羅馬開始對不列顛的長期佔領，並在克萊德灣和福斯灣之間修築一道防禦工事，鞏固佔領地。羅馬人在北歐的統治範圍大抵如此。

羅馬對待新獲得的行省並不象早先對待意大利同盟者那樣寬宏大量。元老院任命的諸行省總督只要向羅馬本國送交大量的貢物、稅款、穀物和奴隷，就可以為所欲為。結果，引起肆無忌憚的剝削和敲詐勒索。西塞羅在以下控告中描述了總督蓋尤斯·威勒斯在西西里島（公元前73－71年）的惡政，這種惡政在當時是很平常的，並不罕見。他說：

通過新的、無原則的管理，從農民錢袋中搾取無數的金錢；對待我們最忠實的盟友，就象對待民族之敵一樣；折磨和處死羅馬公民，好象他們是奴隷一般；罪大惡極的罪犯可以用錢買得無罪釋放，而最正直、最誠實的人卻未予審問即被判罪、受到放逐；聽任設防港口和城市遭受海盜和冒險家的攻擊。讓西西里士兵和水手、我們的盟友和朋友給活活餓死；尤使我們民族蒙受巨大恥辱的是，裝備精良的艦隊被擊毀，化為烏有。著名的古代藝術品，其中有些還是富有的國王們的禮物…全被這位總督劫奪、掠去。他不僅如此對待城市的雕像和藝術品，而且還掠奪最神聖、最受崇拜的聖殿；如果一個神，其神像的製作工藝超過古代一般水平，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那他就決不會留給西西里人民。

羅馬本國几乎和外部屬地一樣，受到這些政策的不利影響。意大利許多小農由於漢尼拔多次征伐所造成的破壞，以及戰爭期間長年在海外服役，而遭到破產。廉價穀物和成群奴隷又源源不斷地從征服地流入羅馬，故農民們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出賣給新的極其富有的階級。那些富人們急欲積聚大地產，因為在他們心目中，經營農業仍是有身分的人的唯一體面的職業。所以在意大利，公元前2世紀時，為不在地主所有、由奴隷們勞作的大莊園不斷增加。失去土地的農民流入城市，住在骯髒的屋子裡，再一次與奴隷們競爭可能得到的工作。官方關心的只是向他們提供"麵包和馬戲"，以免發生騷動。城市生活儘管也不安穩，但至少是令人興奮、有吸引力的。雖然詩人們大聲讚美鄉村生活的種種美好，可農民們自己並不這樣認為，仍繼續成群結隊地湧向當時的歷史學家薩盧斯特稱之為"公共廁所"的羅馬。

羅馬帝國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果和經濟方面一樣，也是苦澀的。早期的民主化趨向團元老院在海外指揮的戰爭節節勝利、其威望和權力大大增加而轉向相反方向。新的城市下層民眾也不再成為民眾政府的基礎，因為他們總是樂於出賣自己的選票或支持那些答應解脫他們困境的煽動者。此外，軍隊的性質也起了變化，成為一種破壞性力量。帝國的職責要求建立一支大規模的常備軍，徵召有產者服短期兵役已不再能滿足帝國的需要。所以，凡是志願當兵的皆可入伍，破產農民開始長期服兵役。結果，羅馬軍團由平民軍隊變為職業軍隊。現在，士兵們首先忠於的不是國家，而是他們的指揮官；他們指望從指揮官那裡分得一份戰利品和可供大家分配的土地。將軍們愈來愈開始把交給他們指揮的軍團看作自己的附庸軍，利用附庸軍來大發個人之財。

帝國的擴張也給文化帶來破壞性影響。原先，羅馬人傳統的美德也就是貧窮、勤勉的農民所具有的美德。但是，當大量財富開始源源湧入首都時，有關節儉、禁慾和勤勞的古老說教很快給遺忘了。瘋狂地爭奪金錢，暴發戶故意炫耀的揮霍浪費，以及對人類一切社會準則的冷漠無視，成為共和國末期的主要特徵。當時有人曾抱怨說："羅馬已成了這樣一個城市，在那裡，情婦的價格高於耕地，一盆醃魚的價格高於耕地人。"

根據以上所述，可以明白，從公元前146年布匿戰爭結束至公元前27年羅馬共和國結束這一時期是一個充滿危機——階級鬥爭、奴隷起義和不斷增多的軍人對政治的干預——的時期。開始時，提比留·格拉古和他的兄弟蓋約·格拉古勇敢地進行了一場改革運動。他們試圖利用店已由競選獲得的保民官的地位來實施溫和的土地分配方案。可是寡頭政治的執政者堅決反對，並不惜使用暴力來達到他們的目的。公元前133年提比留連同他的支持者約300人一起被殺。過了12年，蓋約也被迫自殺，元老院恢復了它的統治。

格拉古兄弟的結局說明，任何領袖人物若無優勢力量供其支配，就不能獲勝。因而，現在登上歷史舞台的是那些在長期邊境戰爭中贏得民眾喝采和支持的將領們。戰勝北非努米底亞部落的將領馬略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與在小亞細亞打敗米特拉達悌國王的蘇拉相對立。在蘇拉使自己成為羅馬唯一的主人之前，他們兩大派展開事實上的內戰達數年之久。蘇拉于公元前80年引退，引退以前，他一直力求恢復元老院在歷史上充當的政治裁決者的角色。實際上，此時的元老院已勢力強大、大權獨攬，使羅馬僅僅是名義上的共和國。不過，擁有最高權力的元老院並未能穩定局勢。公元前73年，偉大的斯巴達克奴隷起義爆發，並一時威脅到國家的生存。不過，最後還是財力雄厚的帝國獲勝。斯巴達克在戰鬥中陣亡，通向羅馬的大道兩旁是打死在十字架上的斯巴達克的追隨者。

羅馬及其帝國之所以能倖存，是因為建立了能吸收社會各分子的力量的個人獨裁統治。雖然這一點現回顧起來很明顯，但尤里烏斯·凱撒的偉大貢獻就在於他當時已清楚地看出這一點，並付諸行動。凱撒作為高盧的征服者而聲威顯赫，他還建立了一支強大、忠實的軍隊。公元前49年，他渡過把他的行省和意大利分開的魯比孔河，在一系列輝煌戰役中擊敗了由其對手龐培指揮的元老院的軍隊。現在，凱撒成了帝國無可爭辯的主人。凱撒得到統治權後，原本會做些什麼，我們不清楚，因為公元前44年，他被舊寡頭政治的代表人物謀殺。

凱撒死後，他的養子和繼承人屋大維與政治冒險家馬克·安東尼進行了一場長達13年的爭權奪利的戰爭。屋大維在亞克興角的海戰（公元前31年）中打敗了安東尼和克婁巴特拉，從此他一人總攬政權。那時他才33歲，偉大的亞歷山大在這一年紀時已與世長辭，而屋大維則又活了44年；在這期間，他為帝國的黃金時代、長達200年的和平和穩定奠定了基礎。

七、早期帝國，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

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維"奧古斯都"和'大元帥"的尊象。
遊覽者會注意到，在貧民居住的擁擠的住房裡沒有任何衛生設備，替代它們的是精心設計的設有大理石座位、飾以諸神或英雄雕像的公共廁所。結果，帶來不可避免的副產品：便壺都放到街上。這種情況是常見的，羅馬法中多處提到這一習俗。還有值得注意的是，街上沒有任何照明設備，遇到沒有月光的夜晚，整個首都使陷入一片漆黑之中。人人都躲在家裡，無人敢冒險外出，只有盲人們例外，因為他們外出時，有奴隷手舉火把護送，保護他們免遭強盜的攻擊。當時的詩人尤維納利斯嘲諷說，誰要是外出吃晚飯而不立下遺囑，就會受到別人的指責，說他粗心大意。

不過，我們想象中的遊覽者也會發現，羅馬還有一些其他特點，尤其是少數富人和多數窮人之間的懸殊差別，是他們所熟悉的。例如，西塞羅雖然並不是元老院議員中最富有的，可是他擁有六幢別墅，每幢別墅都配有全套班子的家仆和花匠。如果遊覽者對戰爭英雄盧庫盧斯發表議論，說他夏天用的某幢鄉間別墅設計得很好，可不適于冬天居住，盧庫盧斯就會哈哈大笑道："你難道認為我的感覺還遠遠不及鶴和鸛，不會隨着季節的變換而改變住處嗎？"另一方面，通常認為羅馬富人貪婪、腐化的看法也是完全不正確的。上流社會傳統的行為規範和禮儀是譴責那些公開炫耀其生活腐化、行為無節制的人。實際上，當時上流社會最普遍信奉的是斯多葛哲學，這種哲學強調忠於職守和人與人之間的兄弟相處、因而，羅馬上流社會的普通成員並非老是沉湎于縱酒宴樂之中，而是追求奢侈、歡樂而又不失理智的比較恬靜的生活。

然而，不管富人們過的生活有無節制，反正和窮人的生活很不同。窮人們住房缺乏、房租高、工資低。他們那擠滿人的住房都是些東倒西歪、易遭火災的建築物，尤其是樓上，雖然房租較低，可得不到水。供給羅馬大量水的渠道有11條，可是大部分水都由管道輸送到富人的住宅、公共澡堂和噴泉。住後樓下的街道人來人往，嘈雜極了。小販大聲叫賣貨物，兌換錢的人敲着硬幣，修補匠敲打鎚子，玩蛇人吹奏長笛，乞丐向過路人哀訴自己的不幸。夜間也不兩樣。由於白天禁止運輸車從街上通過，太陽一落，立即出現一長列由運貨馬車、馱畜和起馬車人組成的隊伍。據尤維納利斯說，這一夜間運輸使羅馬人注定要永久失眠，除非他們住到與世隔絶的別墅裡去。他曾問道："住在這種地方，有可能睡覺嗎？沿狹窄、彎曲的街道行進的馬車聲、趕牲畜人吃喝牲畜停下的咒罵聲，使海豹或者皇帝克勞狄本人都無法入睡。"

這種環境下的生活所以尚過得下去，是因為國家提供了大量娛樂活動。其中最受歡迎的是賽車和角鬥賽。羅馬大競技場有14萬個座位，是羅馬六個賽馬場中最大的一個。雖然駕駛賽馬的人出身微賤，通常是奴隷，但如果他們能一直得勝，也可獲得巨大聲譽和大量財產。街道和住房牆上貼著他們的無數張畫像。角鬥賽在有5萬個座位的羅馬大鬥獸場進行，角鬥形式多種多樣，場面殘酷。有些人讓各種兇猛的動物如熊、象、犀牛、獅子等互相拚鬥或與持有武器的人相鬥。還有些人讓通常裝備各種武器的角鬥士互相格鬥，直至倒地死去。特別使人震驚的是規模空前的大屠殺。在提留斯為羅馬大鬥獸場舉行落成儀式的那一天，殺死了5000頭牲畜。圖拉真曾讓10000名達契亞俘虜互相角鬥至死。

羅馬豪華的公共浴室也為較好地度過閒暇時間提供了條件。這些公共浴室是精心建造的，戴克里先時期的公共浴室占地32英畝，卡拉卡拉時期的公共浴室占地27英畝。這種公共浴室當然比結構簡單的浴池要多得多。它們除提供熱水浴、溫水浴和冷水浴以外，還沒有鍛鍊身體的設備、休息室、花園和圖書館。總之，它們是規模宏大的"運動俱樂部"，它們令人欽佩地促進了"健全的頭腦寓于健康的身體"這一思想。

最後，羅馬在這幾個世紀裡也是帝國文化的中心。這一文化如前所述，基本上源出希臘，尤其在文學、藝術和哲學諸領域（見第七章第三節）。但是在工程和法律方面，羅馬人因為愛好實踐，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貢獻。比較典型的是，羅馬人雖在理論科學上沒什麼建樹，可在開挖溝渠、鋪設下水道網、建造橋樑和公路方面是很出色的。公路築得極好，其底層是置於堅硬泥土中的大石頭，中層為沙礫，上層是大石板。路面被仔細地造成中凸形，使路面的水排入公路兩側的溝渠。這些出色的公路連同途中的橋樑因建造得好，一直使用到中世紀，有些甚至使用到現在。同樣，羅馬的建築物也和希臘的大不相同，主要是些世俗建築物，如浴室、圓形劇場、運動場和凱旋門等。

羅馬人在思想意識方面也許最重要的一個貢獻是，他們的法律是基於理性而不是習俗。羅馬人最早的法律是于公元前450年前後製定的《十二銅表法》，是一部簡單、保守、代表農業民族的成文法。隨着商業和帝國的發展，生活愈益複雜，原先的法律不再能滿足需要。外國人在羅馬可能遭到關押，他的財產可能被沒收，就是一個典型的問題。遇上這種情況，適用什麼法律呢，尤其是考慮到當時存在這樣的觀念：一個民族無論去何處，總攜帶它自己的法律。羅馬人設立專門法庭來審理這類案件。多次審理的結果使他們認識到，外來民族中有許多法律制度，但是近乎普遍適用的法律原則只有少數幾條。因而他們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萬國法》，即國際法。他們認為這部法律對羅馬人與非羅馬人皆可適用。

羅馬人發展的最終的法律觀念也就是自然法的觀念。自然法不是起源於司法實踐，而是從斯多葛派關於有一個理性之神統治宇宙的思想中產生的。或者，用西塞羅的話來說，自然法超出於單純的風俗習慣或公眾輿論之上，"是由大自然確立起來的，通過健全的理智方能發現，而且對所有的時代和所有的民族都一樣有效"。雖然法律專家們並不認為自然法無形中對羅馬民法起了限製作用，但是他們確實把它看作是人類立法應當順從的楷模。這一基本原則是羅馬的一個偉大貢獻，至今仍在起作用。實際上，羅馬法是後來公元6世紀中期在查士丁尼法典中系統化的，從而構成歐洲拉丁國家、拉丁美洲國家、魁北克省和路易斯安那州現存法律制度的基礎。

八、後期帝國，公元284—467年

羅馬的偉大時代隨着公元180年馬可·奧勒留的去世而告結束。他的前任們有一段時間是將繼承權傳給確有才能的養子們，這一制度使極有才能的統治者得以一個接一個地上任。但是，馬可·奧勒留讓他的親生兒子康茂德作繼承人。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康茂德無視其作為帝國首腦應盡的職責，將大部分時間用於觀看車賽和角鬥賽。公元193年，康茂德遇刺身亡，他之後的統治者絶大部分和他一樣不稱職。那時，奧古斯都為保護首都安全而創立的訓練有素、報酬優厚的禁衛軍已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衛軍支持時才得以掌權。從公元235年至284年這一段時期裡，有過近24個皇帝，可只有一個是因年老或患病而死。中央的分裂必然會削弱邊境的防禦。西方的邊遠行省遭到諸日耳曼部落的蹂躪，東方的邊遠行省受到薩薩尼亞人的重新崛起的波斯帝國的侵犯。
公元3世紀時，帝國的衰微由於堅強而有才幹的皇帝戴克里先（公元284—305年）和君士坦丁（公元312－317年）先後即位而一度中止。他們為加強帝國統一採取了不少政策，對各方面實行嚴格管制是其中的三項，是應種種急需而逐步實施的。由於某些農田無人耕種，帝國就要求村莊為這些被放棄的土地交納集體稅。由於通貨膨脹日益加劇，帝國就頒佈有名的物價敕令（公元301年），規定數千種商品和勞務的最高價格價格根據商品質量和勞務種類的不同而不同。由於利息率不斷猛漲，就將利息率限制在6—12%之間，利息率的高低取決於所冒風險的大小。某些產品的短缺引起對出口商品的禁止，如各種糧食和諸如鐵、青銅、武器、軍隊裝備以及馬等"戰略物資"。對這些方面的控制實質上一直擴大到等級制度方面。君士坦丁要求每個士兵的兒子繼續當士兵，除非他不適宜服兵役。同樣，農業勞動者須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務農。這一趨勢後來擴大到被認為必不可少或後繼無人的各行各業。

在這一困難時期採取的另一政策是實行分區治理。帝國經濟狀況的惡化證明這樣做是必需的。戴克里先將國土一划為二，東半部歸他自己管轄，西半部由他新任命的共同皇帝分掌。當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魯斯海峽西岸古希臘殖民城市拜占庭的所在地建立一個新都時，這一划分進一步強固了。新都選擇這一地點是很鼓舞人心的，因為這座不久後被稱為君士坦丁堡的新城由於海峽兩端狹窄而易於防守，併為抵達地處邊區的極其重要的多瑙河和幼發拉底河提供了便利的通路。因而，君士坦丁堡成為當時世界上的一座偉大城市，成為羅馬和西部帝國滅亡後的數世紀裡、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引以自豪的首都。

較後的數世紀裡，給後世以深刻影響的另一政策與基督教和帝國政府之間的關係有關。君士坦丁作出了通過與基督教合作而不是鎮壓基督教來謀求穩定和統一的重大決定。這表示歷時數世紀的對宗教的一貫態度和做法已告結束。帝國後階段，多變的日常生活使愈來愈多的人轉向各種救世宗教以尋求安慰，就跟早先在希臘化東方所發生的情況一樣（見本章第四節）。對皇帝和官方多神教的崇拜已不再能滿足人們精神上的需要。讚美神秘的東方諸神的各種宗教性團體為世界、行為準則以及如何免除罪惡和死亡，提供了令人滿意的解釋。

諸新宗教中，基督教最為成功。它提出了"一個上帝"即"全能上帝"的教義，來代替多神教的希臘、羅馬諸神和廣為傳播的一種教的東方崇拜對象。基督教帶來了救世主耶穌——耶穌不是神話中提到的迷宮裡的曖昧人物，儘管他是上帝的兒子，卻令人驚嘆地過着塵世生活——的安慰："我給你們帶來了所有人都將獲得極大歡樂的消息。"基督教還保證拯救信徒的靈魂，但是，它不是通過許諾一個星光燦爛的來世，而是通過基督本人復活所預示的個人的復活，使信徒醒悟過來。所有一切中最重要的也許是，基督教在一個混亂不寧的時代，在老百姓感到無家可歸、為生活所拋棄之時，提供了友誼。所有基督徒都是兄弟，他們的聚會常被稱作'阿加比"，意為希臘語中的"愛"。他們相互幫助，用自己的虔誠和克己樹立了一個能鼓舞人的、富有感染力的榜樣。因而，在舊秩序的法律和哲學日益落後於潮流、日益行不通之時，基督教為弱者和地位微賤者提供了順應潮流的東西和希望。

到公元64年羅馬城遭大火時，基督徒已數目大增，以致使尼祿相信，譴責基督徒為禍患、開始歷史上對基督徒多次迫害的第一次，是策略的。但是，這僅僅使殉難者死後得到神聖的名聲，驅使人們努力改變宗教信仰。在4世紀初對基督徒進行了最後一次大迫害之後，皇帝君士坦丁頒佈米蘭敕令（313年），承認基督徒不再為異教徒，准許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樣享有信仰自由。最後，皇帝狄奧多西（379－395年）使基督教實際上成為國教。雖然羅馬舊貴族和普教者尤里安皇帝（361－363年）為了改宗異教，曾打了一場頑強的維護異教的戰爭，但到4世紀末，還是基督教占居統治地位。

正象皇帝們採納基督教是為了促進社會統一那樣，他們採用華麗盛大的東方宮廷禮儀也基于這同一原因。戴克里先與授自己以"第一公民"稱號的奧古斯都不同，替自己取名喬維安，意即朱庇特在塵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後，也擺出付神聖的架式。自此以後，皇帝們的權力被認為是從神那裡得來的，而不是公民們授予的。因此，現在的朝廷儀式使皇帝顯得遙遠而不可接近。皇帝頭戴飾寶石的皇冠，身穿鎮金的紫綢長袍，所有臣民都須拜倒在皇帝面前，只有少數權貴在得到准許時可吻皇帝長袍的邊。帝國高級官吏也同樣享有榮華富貴——掌管財務的人成為"負責神聖的賞賜物的伯爵"，帝國議會被稱為"神聖的參議會"。

3世紀和4世紀的皇帝們採用這些措施，勇敢地力求阻擋帝國的衰落。如果光憑決心和努力便能成事，他們原本可取得驚人的成功。實際上，他們確也多少穩定了形勢，但只是暫時的。他們作巨大努力的最後結果是延緩而不是避免了帝國的滅亡。從406年起，西羅馬的皇帝們已無力阻止高盧、西班牙和非洲的法蘭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達爾人的長期的大規模入侵。他們也未能制止410年和450年蠻族人兩度洗劫羅馬這一最大侮辱。最後，也就是476年，西羅馬最後一個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圖盧斯在日耳曼即匈奴僱傭軍軍官奧多亞塞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位。

這一事件雖然現被普遍地當作西羅馬帝國滅亡的標誌，但在當時，只是說明帝國長達兩個多世紀的分崩瓦解的過程已告結束，並沒引起多少注意。如果要瞭解"羅馬陷落"的原因，如果可使用大動亂這一傳統說法，那就必須確定這一長期然而無情的衰落，直至湮沒無聞的過程的動力是什麼。

充當應對"陷落"負責的工具的，當然是日耳曼蠻族。因而，有位法國歷史學家斷言說："羅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殺的。"這一判斷可找到一些理由證明其正確性，尤其是如果至今還記得：在較早世紀中被稱為日耳曼人的無數小部落後來合併成法蘭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的較大的政治單位。然而，即使那樣，也不是不可抵擋的遊牧部落全憑數量上的優勢掃除一切。歷史學家們估計，入侵意大利的東哥特人只有10萬左右，征服西班牙和法自南部的前開德人也只有10萬左右，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北非的汪達爾人總共才8萬，占該地區土著居民的1%。

所以，問題仍然是——羅馬為什麼會"陷落"？最近，有位美國歷史學家說："雖然戰爭顯然是滅亡的原因……但帝國的機質性病是經濟。"實際上，這一"機質性病"不僅在羅馬帝國，而且在諸希臘化國家、古典希臘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見到。它們都為生產率低下這一基本問題所折磨。生產率低下是因為，在取得諸如冶金術、犁、輪子、帆和太陽曆這些核心發明的新石器時代之後，未能大大地促進技術的發展。

技術阻滯不前的根本原因看來在於奴隷制度，奴隷制度是所有這些文明的普遍公認的組成部分。甚至在古典希臘，雖然那裡的奴隷制度從未象在羅馬那樣猖獗過，但如前所述，亞里士多德已宣稱，有些人生來是統治者，有些人生來是被統治者；如果後者拒絶接受預先注定的命運，那麼象追獵"野獸"一樣追逐他們直至捕獲，"自然是正當的"。

奴隷制度的影響是有害且多方面的。它使奴隷失去改進其所操行業的傳統操作方法的積極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隷勞動力可獲取，它也使主人喪失促進技術革新的動機。因而，在韋斯巴薌統治時期，當在令羅馬聖皮特羅廣場堅立一座方尖碑時，雖然當時有位發明者提出了一項可以大大方便豎碑的技術措施，但皇帝為了不讓奴隷們有空可閒，寧願讓他們繼續從事體力勞動。同樣，水車雖然早在公元前1世紀已為帝國東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4世紀奴隷來源枯縮之時，才為羅馬改採用。

佔有奴隷的社會自然傾向于把體力勞動與奴隷相聯繫，從而認為從事體力勞動有損于自由民的尊嚴；這種傾向也是同樣有害的。古希臘散文家普盧塔克說，偉大的阿基米德並不認為發明各種軍用機械是值得他認真研究的，而僅僅把它們看作是他研究幾何學時的消遣。不過，他也沒有完全做到這一步，因為錫臘庫薩國王希倫一再懇求他，要他將自己的學問從抽象運動轉向實際事物，並要他通過將自己的推理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使它們更易為大多數人所理解。

最早把自己的思想轉向後來備受推崇的一門學科——力學的是歐多克索斯和阿契塔。他們通過切合實際的試驗和運用各種工具進一步證實，某些問題以當時的理論根據是不可解決的。但是，柏拉圖卻極為憤怒，痛斥他們，說他們貶低、敗壞了優秀的幾何學，讓幾何學由非物質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為物質的、實用的東西，迫使幾何學去利用物質，從而需要有大量體力勞動介入，使幾何學成為奴隷們從事的對象。結果，力學與幾何學相分離，並長期受到哲學家們的鄙視。

奴隷制度通過這些不同的方面，在實行平等主義的新石器時代之後的數千年中，不斷地阻止技術革新。奴隷制度對國內市場也起了抑制的經濟影響，因為奴隷顯然無力購買自己的勞動成果，這就限制了國內購買力。

帝國結構上這些根本的缺點在一段時間裡由於帝國擴張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量的戰利品、貢物、糧食和奴隷而得到遮蔽。但是，在當時那樣的技術發展水平上，帝國的擴張受到種種限制，這些限制是由後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決定的。羅馬同中國一樣，前進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進了。那一限度一經達到，帝國疆界就固定下來，甚或開始縮小，於是，從前隱藏的帝國結構上的缺點漸漸顯露出來。

軍隊從前一直是獲取奴隷和物質財富的有用的來源，而現在成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負擔。同樣，擴張時期腫脹起來的官僚機構，現到了收縮時期，證明是難以忍受的。過度的支出導致最終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例如，在埃及，公元1世紀時，一個計量單位的小麥的價格為六個德拉克馬，公元276年時漲為200個德拉克馬，314年時漲為9000個德拉克馬，334年時漲為78000個德拉克馬，334年後不久漲為200多萬個德拉克馬。面對這樣的通貨膨脹，貨幣變得毫無價值，在某些場合，又回覆到物物交換。物物交換的趨向隨工業不斷向農村和外省傳播而加速。工業傳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國交通工具的惡化和奴隷供給量的下降，後者使發掘新的勞動刀來源成為必需。工業從城市轉移到鄉村和大莊園意味着帝國在實行重新分配。大莊園不僅擁有農業勞動者，而且有各種工匠，因而變得愈來愈自給自足。而大莊園愈自給自足，帝國經濟則愈分解為一個個自給自足的單位。

經濟上的分散必然伴隨以政治上的分權。隨着貿易的衰落和國家歲入的減少，帝國大廈不再能支持下去，並慢慢地開始崩潰。這一因素促使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不顧一切地努力以帝國的法令來支撐帝國大廈。但是，帝國的疾病是"機質性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嚴格管制雖然起了維持、加強統治的作用，但最終還是沒有用的。不過，嚴格管制不是帝國衰微的原因，而是試圖阻止衰微的一劑無效的藥。正如一位經濟史學家所指出的，"危機先於嚴格管制"。

因此，西羅馬帝國"陷落"而東羅馬帝國卻沒有的主要原因就在於，西部的經濟不及東部的先進發達。意大利農業從未象中東衝積土流域的農業那樣多產。意大利的穀物產量"平均不過是播種量的四倍"。所以，中歐和北歐的沃土在中世紀的技術發展到能夠有效地開發它們之前，只好耐心地等待。同樣，西部的工業也發生得比較遲，普遍落後於東部的工業。意大利的情況就是這樣，高盧的情況更是如此，高盧是西部唯一的另一個曾有工業根基的行省。所以，雖然整個羅馬帝國是因"機質性病"而毀滅，但帝國的西部最不堅固，首先屈服，而東部則又生存了一千年。

西羅馬帝國儘管滅亡了，可確也留下了豐富的遺產。最顯而易見的是物質方面的遺蹟——圓形劇場、競技場、廟宇、導水管、公路和橋樑。還有就是語言方面的遺產——歐洲的羅曼諸語言。羅馬法如前所述，至今仍大量存留在歐洲和南北美洲許多同家的法律體系中。今日天主教會的組織和儀式也要大大歸功于昔日羅馬帝國的組織和宗教傳統。最後，"羅馬和平"曾帶來長達二個世紀的相對和平和繁榮，從而留下一個代替希臘人的城邦獨立原則的帝國統一的傳統。在此以後的數世紀裡，正是這一傳統做起全歐洲蠻族王公們爭當大元帥、東羅馬帝國統治者或沙皇的妄想和野心。

第九章

印度文明

政治學是一門關於懲罰的科學。

考底利耶

我認為，我的職責是為全世界謀利。

阿輸迦

當我們的研究從希臘和羅馬轉向印度時，我們便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這種差別並不只是對比它們的自然環境後自然呈現的差別，即在職業、飲食、居住和服裝等等方面的差別。這種差別要根本而廣泛得多。在西方，根本不存在與印度的諸如種姓、殺戒（非暴力主義）、再生和因果報應（關於道德行為所招致的結果的規律）等基本觀念和制度有細微相似的東西。這些東西不僅僅是印度思想中深奧的抽象觀念。更確切地說，它們構成了印度文明的基礎，決定了所有印度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所以，如此形成的印度模式也完全與眾不同，而且持續很久，以致印度文明至今仍具有將其與其他一切歐亞文明區分開來的明顯特點。
正如下一章將要說到的，這種獨特性也是中國文明的特點，不過，這是在假設中國在地理和歷史上都空前未有的與世隔絶的條件下才這樣說的。而印度，其早期階段似乎與西面雅利安入侵者所定居的地區——伊朗高原、巴爾幹半島和意大利半島——的早期階段基本相似。如前（第六章第四節）所述，約公元前1500年前後入居印度的雅利安部落擁有與諸如亞該亞人和多里安人同樣的生理特徵、同樣的畜牧經濟、同樣的社會制度、同樣的諸神和同樣的史詩。此外，印度雅利安人在他們的次大陸上與外界隔絶的程度也遠不及歐亞大陸東端的中國人。印度西北部的山脈不是不可踰越的，所以軍隊、商人和朝拜聖地者來來往往地翻山而過達許多世紀。實際上，在大部分時間裡，印度北部與中東和中亞之間的相互影響超過印度北部與半島南部之間的相互影響。

於是，自然產生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印度雅利安人能發展起一個與他們西面的親族如此根本不同的文明。現可得到的證據很少，不足以提供一個具體或明確的回答。但是，最簡單而又似乎可能的解釋是，印度雅利安人印度化了。印度雅利安人與定居不太開化地區的亞該亞人、多里安人或拉丁人不同，他們在印度河流域遇到了一個擁有大的都市中心和密集的居民的高度發達的文明。雖然印度河流域的土著居民已遭到征服、受到鄙視，但由於他們人數眾多，文化又很先進，所以不能被滅絶、趕走或同化，使原先的文化留存無幾。相反地，當雅利安畜牧者在那裡定居下來、改營農業時，他們不得不與原先的居民靠得很近地生活下去。這樣和平共處和互通婚姻達救世紀之後，其必然結果是文化融合。這一文化融合的情況、性質和結果是本章要論述的主題。

一、雅利安人的影響

雅和安人侵入印度河流域後，集中居住在旁遮普有大片草地供放牧牲畜的多雨地帶。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史詩《梨俱吠陀》中，旁遮普的河流經常給提到，而恆河僅被提到過一次。不過，漸漸地雅利安人開始擴散到森林茂密的恆河流域。他們的擴張最初很緩慢，因為手頭可用的工具只有石斧、青銅斧和銅斧。但是，約公元前800年時，鐵得到採用，擴張的步子大大加快了。這時，主要活動由畜牧業改為農業。此外，恆河流域的季風氣候也使栽稻成為可能。在旁遮普，栽稻比種小麥和大麥時的產量要高很多。因而，人口密度的中心從西北部轉向東部，東部成為最初的強大王國的所在地。
從畜牧業轉向農業，促進了建立新村莊所必需的各種行業，如木工業、冶金業、紡織業和製革業等。隨着以河流充當運輸剩餘糧食的天然交通幹線，農業也促進了貿易。貿易剛開始時，通常實行以貨易貨的辦法，母牛為大筆交易中的價值單位。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當鑄幣出現時，最早的度量衡恰恰正是雅利安印度文明之前所實行的度量衡。城市由原為貿易重地或專營某些行業的村莊發展而來。

經濟發展轉過來又促進政治上的合併。原先，印度雅利安人象他們西方的親族那樣，由得到長者議會和部落大會幫助的部落首領組織起來。隨着經濟的發展，恆河平原的部落讓位於王國，旁遮普和喜馬拉雅山山麓的部落讓位於共和國。在這些早期國家中，恆河下游區的摩揭陀王國由於地處兩條主要的商隊路線上，又控制鐵礦豐富地區，故很快強盛起來，超越其他國家。摩揭陀憑藉自身的有利條件，後來成為孔雀帝國和笈多帝國形成時的基地。說到這裡，有必要提一下孔雀王朝最初兩個皇帝的首席大臣考底利耶說的一段名言。他說："寶庫建立在開礦的基礎上，軍隊建立在寶庫的基礎上，擁有軍隊和寶庫的人可以征服整個地球。"

公元前4世紀的難陀王朝是最早為建立國家而有條不紊地開發摩揭陀資源的王朝。他們開築溝渠，織組灌溉工程，建立有效的征稅管理制度。難陽王們現被說成是印度最早帝國的創造者。事實上，他們雖然為帝國奠定了基礎，但並沒有實際建成第一個帝國。完成這一歷史任務的是一個名叫旃陀羅笈多·孔雀的青年冒險家，他于公元前321年奪取難陀王位，進而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著名帝國。

與這些經濟和政治的發展相平行的是社會結構方面的重大變革。最初，印度雅利安人跟其他雅利安人一樣，劃分為武士貴族、祭司和平民這三大等級。他們沒有與社會等級有關的種種限制，如世襲職業、限于同一等級內通婚的規定、宴請同伴時的禁忌，等等。但是，到公元前500年時，種姓等級制度連同它的所有基本特點開始起作用。關於種性等級制度的起源，雖然現已提出許多種理論，但普遍同意，膚色是一個基本因素。其實，梵文中的種姓——瓦爾納一詞，意即膚色。

雅利安移民非常清楚自己和當地黑土著在膚色上的差別，稱土著為達塞人，即奴隷。由於雅利安人有強烈的種族優越感，故極力阻止與受他們鄙視的臣民混合，從而發展起四大世襲種姓的制度。前三個種姓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職業等級即簽上（婆羅門）、武士貴族（剎帝利）和農民（吠舍）組成。第四種姓（首陀羅）留給達塞人。達塞人不得參加宗教儀式，也沒有其征服者享有的種種社會權利。

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一種族上的劃分不再與現實相符合。雅利安部落常常與達塞部落結成聯盟，進行對其他雅利安部落的戰爭。而且，雅利安移民還同採納雅利安諾言和習俗的土著混合起來。在這種情況下，達塞人的祭土開始成為婆羅門，他們的首領成為剎帝利。由於上述原因，今天，印度南部黑皮膚的婆羅門同樣具有貴族氣派，而印度北部某些地區的白皮膚、灰眼睛的賤民也不再因為他們的白皮膚而地位有所提高。為了切合這些現實，商人和某些地主被歸入吠舍，而耕種者和一般勞動者則成為首陀羅。

在這四大劃分內，現已成長起令人迷惑的各式各樣的種姓。它們都有四個基本特徵。一個特徵是具有獨特的職業，所以銀行家和商人常屬於吠會種姓。另一特徵是有世襲的原則，這體現在對婚姻的複雜的規定和限制中。此外，種姓對食物、水、接觸和禮儀的純潔還有更進一步的種種限制。最後，每一個種姓都有自己的"法"，即道德準則，用以規定各種義務和責任，如贍養家庭，履行為結婚、出生和去世定下的儀式，等等。

在這一種姓等級制度之外的是賤民，即不可接觸的人，今天約占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他們注定只可從事商業或那些被認為是不潔的行業，因為這些行業或是玷汙了某些儀式，或是獲取人或動物的生命。這些職業包括獵人、捕魚人、屠夫、劊子手、掘墓人、承辦喪葬者、製革工人、皮革工人和清道伕。從事這些職業的結果轉而導致社會隔離。賤民們居住在與世隔絶的材莊或城鎮外面的住房裡，只可以使用他們自己的寺院和水井．他們必須非常小心地避免玷汙各種姓中的成員，也就是說，不可與後者發生任何肉體上的接觸，在極端情況下，甚至不可進入後者的視線。因此，直到最近幾十年，每當他們走出自己的住處或村莊時，就必須敲打一對拍板，警告他人，他們正在走近。

賤民們今天還進一步遭受心理上的傷殘，這種傷殘同身體上的傷殘一樣使人殘廢和退化。按照因果報應的學說，一個人在現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為決定的。因此，賤民們應由於他們過去的罪孽而對他們現在的苦境負責。改善在來世中的地位是賤民們唯一的希望，而這只有通過恭敬地履行現世中的責任和義務來實現。

社會法令和宗教法令的結合，使種姓制度至今仍在起作用。應該指出，種姓制度還有關於相互幫助的種種規定，使一個人只要遵守其規定便可獲得安全。所以，種姓制度現在仍是印度社會鋼鐵般的框架。雖然它現已受到改革者們的攻擊，並由於現代工業社會的種種急迫需要而遭到破壞，但它實際上仍在印度四分之三人口居住的農村地區發揮作用。

二、改革與反改革

以法、因果報應和再生為基本原則的種姓制度是印度宗教制度的組成部分。最初，雅利安人信奉的典型的部落神都是自然力的化身，如因陀羅為雷和戰爭之神，阿耆尼為火神，蘇摩為神聖的令人致醉的蘇摩液之神。這些自然之神對畜牧者是很適合的，但是，當雅利安人定居下來改營農業時，他們就不得不轉向新的神。因而，出現了印度教的"三大神"——造物主梵天、仁慈的保護神毗濕奴、強大的毀滅之神濕婆。這些新神，尤其是濕婆，與在印度河流域的遺址中的發現物驚人地相似，並不是偶然的。園為那時，雅利安人自然會占用當地古代農業文明在數千年中形成發展起來的一些宗教思想和習俗。
與這些新的神相伴而來的是權力愈來愈集中到祭主階級即婆羅門的手中。這一變革可能也是來自雅利安人之前的宗教傳統。婆羅門在某些地區與印度文明中的土著宗教領導人發生交往，在交往中，大概學會了後者的巫術和習俗；那時留下的一些遺蹟也顯示了祭士集團統制一切的濃烈氣氛。不管在遙遠過去的歷史原型是什麼，婆羅門有效地利用了他們精通的《吠陀經》即讚美詩。這些讚美詩在舉行宗教儀式和獻祭時被大聲朗誦。它們通過口頭代代相傳而留傳下來，由於它們在人們心目中是非常神聖的，所以被逐詞逐音地熟記。作為這一寶貴遺產的保管人和傳送者，婆羅門能夠以高於世俗首長剎帝利的印度社會領導人的身分，宣稱並實施自己的主張和要求。

隨着時間的流逝，婆羅門甚至通過強調他們所主持的宗教儀式的重要性，來向神的地位提出挑戰。他們在用來闡釋《吠陀經》和指導宗教儀式的一些散文手冊《梵書》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這些要求常常是不成熟的思索與支持祭士種種權利的精明方案相結合的產物。在一個較世俗的水平上，婆羅門由於他們的職責所具有的神聖性質而享有很多特權和豁免權。而向婆羅門贈送禮物的人則得到保證，他們將在今世和來世獲得一定的報答。對"土地這種禮物"，評價最高，因為它"解除了贈送者的一切罪孽"。因此，婆羅門得到大量的地產，包括整座的村莊。除此之外，婆羅門還免交各種捐稅，因為人們認為，婆羅門巴以自己的虔誠行為清償了這種債務。由於婆羅門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所以他們不得被判處死刑或任何類型的肉刑。最後，有關法、因果報應和再生的教義實際上也為婆羅門控制人們的心靈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手段。因為，如果一個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是他過去所作所為的必然結果，如果一個人對來生的希望完全取決於他是否能忠實地奉行所規定的種姓義務而不管它們也許是多麼麻煩或多麼卑微，那麼，這個世界上也就不會有什麼個人作決斷的機會了。

婆羅門的種種要求和強征勒索是公元前6世紀和5世紀印度進行宗教改革的一個因素。另一因素是上文提到過的經濟發展，經濟發展造成一個富裕的商人等級即吠舍種姓，吠舍種姓對在它之上的兩個種姓享有種種特權極為怨恨。最後，婆羅門與非雅利安人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因為雖然非雅利安人可以被吸收為印度教信徒，但他們對祭士居支配地位很不滿。現在一般認為，佛陀所屬的尼泊爾山區的釋迦部落屬於蒙古種族。這些因素相結合，促成了那些世紀裡印度宗教界和知識界的動亂。對自由的要求提出了——自由是一種比規定的宗教儀式和死板的教義更富有意義且令人滿意的東西。

動亂的一個表現是出現了苦行主義的趨向。在最有活動能力、富有才智的人中間，有一部分人開始與社會疏遠，沉浸于純粹的內心反省。他們發展了種種訓練（瑜伽修習）心不弛散、最後進入出神或入迷狀態的修行方法。那種出神或入迷的狀態，神秘主義者稱之為"啟蒙"，無神論者稱之為"自我催眠"。通過內心的反省和沉思，又發展起許多改革運動。其中只有兩個改革運動一直存留到現在，這就是耆那教和佛教。這兩個宗教的創立者可能前面已提到過，開始時都是苦行者，後來以較重實際、更有組織的方式向婆羅門的地位提出了挑戰。

耆那教的思想早在公元前7世紀就已傳播；但是，使耆那教正式形成，並成為一個有制度的組織的，是教主大雄（約公元前540—467年）。他出生於一個非雅利安人的貴族家庭．30歲時，拋棄物質世界，出家為一個赤身裸體的苦行者，漫遊12年後得道。他建立的教派的成員稱為耆那教教徒，即耆那（勝利者）的信徒，耆那是他的稱號。耆那教義中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不僅動物和昆蟲，而且還有"木石和樹"，都各有一個獨立的靈魂。因此，他強調尊重任何形式的生命的重要性。耆那教的祭士去履行職責時，都先要清道，以免踩到任何小蟲。虔誠的耆那教教徒還要用布蓋住鼻子，以防止小蟲吸入鼻孔。今天，大約有100萬耆那教教徒居住在西印度（古吉拉特），但是他們對印度社會的影響比其人數所預示的要大得多。殺戒即非暴力主義這一主要教義的提出，應歸因于耆那教教徒和佛教徒；這一教義最後為印度教的一般團體所接受。聖雄甘地雖然不是耆那教的成員，但他受該教教義的影響極深。

耆那教從未傳播到印度以外的地方，但是佛教則不同，在歐亞中部、東亞和東南亞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對古典時代歐亞核心區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見第七章第三節）。就印度而論，佛陀教義的意義在於，它比起耆那教，向印度教提出一個更為根本的挑戰。佛陀不能容納種姓或婆羅門，而且象後來的新教徒那樣，認為聖典也應為俗人所理解。因此，他用恆河平原的方言傳教，並避開巫術、獻祭和晦澀難解的經文。

佛教除了在外部世界獲得驚人成功外，在印度本土也成為印度教的重要對手達數世紀之久。但是它從未成為居統治地位的宗教信仰，而且從公元600年起，漸趨衰落。到12世紀末，也就是穆斯林土耳其人到達之時，它僅存在於少數幾個地方，並處于沒落狀態。這一偉大的宗教運動從其誕生地反常地消失的一個原出是，它未能為應付通常的生活中的危機作好準備，未能為出生、結婚、去世和俗人生活中其他一些關鍵性的轉變提供種種儀式。對比之下，婆羅門則準備好自己的種種禮儀。這一事實保證他們儘管道到改革者們的攻擊卻仍能生存下去。此外，更重要的是，婆羅門自己也從事改革。他們在富於哲理性的經典《奧義書》中，提出了他們自己的通向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他們教導說，瀰漫宇宙的最高精神是婆羅門——一個具備一切知識和知覺的生命體。他是宇宙靈魂和無孔不入的精神，其他一切都不過是一種幻覺。個人靈魂——"自我"，是上帝的一為火花。它通過輪迴不斷地變換狀態，直到經重新吸收為婆羅門而獲得解放。識別個人靈魂和宇宙靈魂是獻身于宗教的人通過修行、反省和退出感覺世界而試圖達到的最終目標。因而，印度教信徒中追求真理的人能夠拋棄世界。

雖然佛教作為一個在從事活動的宗教信仰已在印度消失，但由於它的基本信條已為印度教所吸收，所以它至今仍存在。印度教的反改革所以獲得勝利，正因為它接受了佛教的思想。實行自然崇拜、獻祭和權力贖罪的原始印度教已為《奧義書》的哲學、殺戒的憐憫以及法的精神戒律和道德戒律所改變。

三、孔雀帝國

從宗教運動轉向政治發展，一個突出的事件是印度出現了第一個帝國——孔雀帝國。如本章前面所述，當雅利安人遷居恆河流域時，也就把重心轉移到該地區，特別是轉移到該地區的摩揭陀王國。當時，西北地區正獨自行動，憑藉同波斯文明的密切聯繫而與印度其他地區相分離。實際上，約公元前518年時，大流士皇帝已越過興都庫什山脈，使旁遮普西部成為其帝國的第二十塊轄地。
依照希羅多德的看法，這樣做是大有好處的。他說："印度人的人數比我們所瞭解到的其他任何一個民族都要多，所以他們交納的貢物也超過了別的每一個民族。"希羅多德還告訴我們，公元前480年，當澤爾士入侵希臘時，他的軍隊裡還有"身穿棉服、肩荷竹弓和鐵頭竹箭"的印度人。希羅多德的這些敘述很有意義，它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僅僅根據外國入侵和外國人留下的歷史報道，我們今天就可以掌握到有關印度早期歷史的真實具體的資料。可以理解，一個把整個物質世界看作不過是一種幻覺的文明，對如時間和地點一類細枝末節是不會感興趣的。印度歷史關心的僅僅是能否使印度哲學中的永恆真理清楚明白地顯示出來。因而，在現能得到的為數不多的印度原始資料中，歷史、神話和想象思是難分難離地結合在一起。因此，較注重唯物主義和歷史發展的外國來客留下的敘述也就顯得分外重要。

波斯人入侵之後，歷史的迷霧又降臨了，直到二個世紀以後，也就是公元前327年亞歷山大到來之時。亞歷山大的入侵與其說是一次正式的侵略，不如說是一場襲擊。他在印度僅待了兩年，而且在他去世不到十年的時間裡，旁遮普的希臘政權就完全消失了。在當時的印度文獻中，迄今未發現有任何提及亞歷山大之處。不過，他發動的戰爭確實對印度後來的發展有重大影響。

亞歷山大的同伴們留下的有關印度的印象記。當屬最不重要的。不幸的是，這些東西也全未存留下來，只有其中的部分見聞通過後來的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的著作支離破碎地流傳下來。這些東西描述了港口、買賣的商品、城市的外觀、土著的服裝以及諸如一夫多妻、種姓法規和死人火葬一類奇風異俗．但是，這些注重事實的報道也用講故事的形式說些離奇的事來增添趣味，說什麼有身高十呎、肩寬六呎的人，靠蒸氣維持生命的無嘴人，下銅球的雨，恆河里長300呎的蛇形魚，等等。

亞歷山大的陸海軍在開闢或增加陸海商路方面所作出的貢獻是較有實效的。它使從印度西北部經阿富汗和伊朗，然後通達小亞細亞和地中海東部諸港的東西向貿易迅速發展。亞歷山大在整個中東建立的希臘殖民地無疑也為這一貿易作出巨大貢獻。亞歷山大之後的希臘化國家促進這一貿易達二百年之久。

對印度歷史來說，最重要的是亞歷山大在印度西北部廢除當地的幾個王國和共和國、造成政治真空地帶方面所起的作用。旃陀羅笈多·孔雀迅速填補這一真空，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帝國。亞歷山大撤離三年後，也就是公元前322年，旃陀羅笈多還是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將領，他奪取了摩揭陀國難陀王朝的王位，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在以後幾年裡，他穩步地朝西北方向擴大自己的統治，直到他的帝國從恆河流域擴展到印度河流域，并包括這兩條大河的三角洲地區。與此同時，他還組織了一支強大的軍隊和一個有效的政府來維持他的國土。因而連塞琉古作為亞歷山大的繼承人之一而當上中東的國王，並試圖重新獲得亞歷山大的印度地區時，旃陀羅笈多毫不費力地擊退了希臘軍隊。

一年後，也就是公元前304年，塞琉古被迫媾和，把印度地區讓與孔雀皇帝，並將一位希臘公主嫁給他。作為回報，塞琉古得到500頭象，他利用這些象，成功地擊退了他在希臘化世界中的對手。塞琉古與孔雀皇帝之間的媾和標志著孔雀帝國已作為當時的一大強國立足於世。有一位名叫麥加斯梯尼的希臘使節曾在孔雀王朝的首都華氏城住過好幾年，他的觀察報告雖然現在只能以第二手的形式得到，卻是些很有價值的資料。旃陀羅笈多的兒子頻頭沙羅（約公元前298—273年）似乎征服了德干，而他的孫子，著名的阿育王（公元前273—232年）則征服了羯陵伽，即印度東部。因而，在後者的統治下，孔雀帝國包括了除南端以外的整個印度半島。

孔雀帝國的結構和履行的職責已在旃陀笈羅多的私人教師老底利耶所著的《Arthashastra》——《政治經濟理論》一書中予以闡明。考底利耶是一位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他獻身于"成千上萬的國王所拒絶接納的財富之女神"。他的目的是要將"象不好的母牛那樣不結果實"的荒原改變成一個"美好的國家"，他對美好的國家作了如下的解釋：

在王國的中心區和邊圍地區擁有首府和省會……力量強大，足以壓服部近地區的國王；沒有一片片泥濘的、多岩石的、凹凸不平的荒蕪的土地，也沒有陰謀家、虎狼之徒、野獸和大片的曠野……擁有肥沃的土地、礦山、樹林、成群的大象和牧場……用水不靠下雨……商品豐富多樣；能夠承擔起供養龐大的軍隊和交納繁多的賦稅的重擔；居住的農民都具有樂善好施、積極肯幹的品質……這些就是一個美好的國家所應有的優點。

無論如何，這些優點在孔雀帝國可見到一些。養護很好的公路上，成群的商人、士兵、王室信使和行乞的托鉢僧往來不絶，車輛眾多，使正式的公路法成為必需。對東海岸羯陵伽的征服促進了貿易，一個海事部專門維護航道和港口。許多寺院的題詞證實了向寺院捐款的商會和行會的富有和慷慨。首都華氏城被稱為"花城"，以它的公園、公共建築物、九哩多長的河邊地和吸引國內外學生的教育制度而聞名于世。

所有這一切全靠"國王提取的六分之一"的收成來供養，不過，國王提取的收成實際上常提高到四分之一，留給農民的僅夠維持生存。法律是嚴厲的，維持秩序的手段也是無情的。軍隊號稱有70萬人，配備9000頭大象和10000輛戰車。精幹的密探無處不在，通過信使和信鴿將一連串的報告送交首都。嚴酷的刑罰在《Arthashastra》》【政治經濟理論】一書中列有18種，常用作懲罰和逼供的手段。總而言之，這是一個高效率的、嚴厲的、官僚政治的社會，充分體現了考底利耶所說的名言："政治學是懲罰的科學。"

阿育王的統治表明，傳統型的帝國統治發生了根本而獨特的變化。他在通過特別殘忍的戰爭征服羯陵伽王國之後，內心經歷了一番變化，他在刻於岩石上的第十三條敕令中這樣寫道：

15萬人作為俘虜被帶走，十萬人被殺死，許多倍于這個數字的人死去。……為諸神所愛的羯陵伽的征服者，現感到很懊悔，感到深深的悲傷和悔恨，因為征服一個以前未被征服過的民族，包含着屠殺、死亡和放逐。……即使那些躲過災難的人也由於他們始終熱愛的朋友、熟人、同伴和親屬所遭到的不幸而極度痛苦。因之，所有的人都承受着不幸，而這，使國王的心情十分沉重。

從此以後，阿育王致力於促進和實現佛陀的教義。他渴望有一個"安全、理智、所有人內心都很平靜、溫和"的未來。他倣傚波斯的統治者，將自己的敕令刻在岩石、山洞和專門建造的柱子上。這些敕命與其說是正式法令，不如說是具有國家訓誡的性質。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告誡人們發揚偉的美德——樸素、同情、相互寬容和尊重各類生命。阿育王與首先考慮國家利益的考底和耶不同，他更關心的是人民。所以，他興辦了許多並不給國家帶來直接利益的公共事業——醫院和國家公費治療，大路兩旁的果園和休息場所，分配施捨物給各個教派，派佛教傳教團去外國。

阿育王並不象現在某些時候所宣稱的，是印度的君士坦丁。他沒有使佛教成為國教，也沒有迫害其他教派。相反，他對婆羅門和耆那教也予以慷慨的捐助，並幫助各教各派的傑出人士。這不是宗教上的變革，而是一般態度的改變。他最強調的是寬容和非暴力主義，不僅因為這兩者是道德上合乎需要的東西，而且因為它們會促進他那龐大且複雜的帝國的和諧。這在阿育王統治期間證明是很成功的，因為他在民眾的歡呼聲中統治了長達41年的時間。但是，在他去世後的半個世紀裡，他的王朝被推翻，他的帝國被消滅。

這已成為到現代為止的印度歷史的一個模式。印度與中國不同，在中國，是長期的帝國統一間隔以短暫的分裂；而在印度，則治恰相反——是短暫的統一和長期的分裂。這並不是說印度就沒有統一。印度有統一，但這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印度文化強調的是忠於社會秩序而不是忠於國家，正如種姓等級制度的地位比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高這一點所證明的。因而，在一個範圍裡增進了統一的文化又在另一範圍裡破壞了統一。

四、侵略者、商人和傳教士

公元前2世紀初，隨孔雀帝國潰滅而起的是長達500年的混亂和黑暗。不過，在這一時期中，可以看到一個經常起作用的因素，那就是印度與外部世界的相互影響日趨增長，並對政治、經濟和文化諸領域產生多方面的影響。
最初是來自希臘人的影響，希臘人在印度被稱為雅瓦納人，在亞歷山大之後的兩個世紀裡，仍是印度西北部的一支力量。如第七章第三節所述，希臘人發展了犍陀羅藝術，為印度鑄幣提供模型，而最重要的是，促進了印度與中東間的貿易。接着來的是取代希臘人，並在某些情況下進一步向南推進的一批批入侵者。被印度人稱為帕拉瓦人的帕提亞人，最早發源於裏海地區，他們先從塞琉西王朝手中奪取對伊朗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控制；然後，從約公元前140年起，一夥伙地滲入印度西北部，迫使希臘人北去，並最後佔據了印度河下游地區。

繼帕提亞人而來的是西徐亞人，即印度人所稱的沙卡人。他們在月氏人的逼迫下離開中亞，于公元前130年前後，制服大夏的希臘人，然後翻越興都庫什山脈，進入旁遮普，最後在古吉拉特定居下來。在那裡，他們與土著居民相混合，形成後來在印度歷史上佔據重要地位的馬拉塔民族。

最後到來的是貴霜人。貴霜人原是月氏中的一支，他們成功地統一了月氏遊牧民族；然後於公元前1世紀時，翻越興都庫什山脈，進入旁遮普。在後面一個世紀裡，他們將自己的統治向南擴展，可能擴展到遠至印度斯坦與德干之間的納巴達河。在他們著名的統治者迦膩色迦（他的統治自約公元130至160年）的領導下，他們的帝國包括旁遮普、克什米爾、印度河流域、恆河上游地區、阿富汗和今中國突厥斯坦的部分地區。這一帝國跨越當時最熱閙的幾條商路，所以國內諸地區深受印度人、希臘化國家、波斯人的影響，並在較小程度上受到中國人的影響。貴霜鑄幣現已在斯堪的納維亞、埃塞俄比亞、羅馬各行省以及亞洲諸國家中被發掘出。這些鑄幣上都刻有希臘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所倡奉的眾神中某些神的名字和雕像。迦膩色迦既在他的鑄幣上雕出佛陀和波斯諸神，同時又毫無偏袒地保護耆那教和婆羅門教。同樣，他既採用印度皇帝的稱號maheraja（"偉大的國王"），又採用帕提亞人的稱號，即梵文中的叫ajatiraja（"王中之王"），還同時採用中國人的稱號，也就是梵文中的devaputra（"天子"）。

3世紀時，貴霜帝國漸漸衰微。其直接原因似乎是由於在波斯出現了強盛的薩珊王朝（公元226年）。薩珊王朝將自己的勢力向東擴展到阿富汗，這就割斷了貴霜人原在中亞的根據地與他們在印度諸行省之間的聯繫。3世紀末，貴霜帝國土崩瓦解，於是，在恆河流域與波斯邊沿地區之間留下一個權力真空地帶。這就為印度第二個偉大帝國笈多王朝的崛起掃清了道路，正象早先與此相似的真空狀態曾是孔雀帝國的先導那樣。

現在回顧起來，印度與外部世界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300年這500年間的前所未有的相互影響顯然是很突出的。至少，希臘人、帕拉瓦人、薩卡人和貴霜人的帝國都既以印度為根據地，同樣也以中亞或中東為根據地。它們都促進了沿著由印度北部向西到中東、向北到中亞和中國的路線而進行的有利可圖的貿易。這也是一個使羅馬商人來到印度南部和西部、使印度商人來到東南亞的對外貿易欣欣向榮的時期（見第七章第二節）。

在文化領域，印度佛教傳教士也在這些世紀裡將他們的教義傳播到周圍所有的國家。以乞討為生的祭司們可以泰然地周游于彼此敵對或秩序混亂的諸民族中間，因為他們太窮了，不值得搶劫，而且，他們周身又為一種超自然的獻身氣氛所環繞。搶劫或傷害這種人的動機也是不存在的，因為唯一的報答只是有可能遭到來自上天的懲罰。因之，印度的佛教和婆羅門教傳播到周圍所有的國家，並在傳播過程中，使一切文化獲得大發展（見第七章第三節）。文化的交流決不只是單向的。來自北方的一批批入侵者隨身帶來了希臘、波斯和中亞的種種影響。公元1世紀時，一個新的宗教——基督教——由海路傳入印度。據傳說，聖多馬于52年前後抵達印度西南部的馬拉巴爾海岸，在那裡他建立了許多教堂。然後從那裡經陸路旅行到東海岸，不過到東海岸後，他的佈道遭到強烈反對，並于68年在馬德拉斯附近被人殺害。但是，他在馬拉巴爾地區的工作結下了豐碩成果，那裡有相當多的基督教團體一直存在至今無。

五、笈多古典時代

公元4世紀時，偉大的笈多時代——個前幾個世紀中的入侵者被同化、各種文化潮流結下豐碩成果的時代——開始了。這是印度文明的古典時代，可與西方的早期帝國或奧古斯都時代相比。笈多帝國同孔雀帝國一樣，以恆河流域的摩揭陀國為根據地。這一國家在孔雀帝國崩潰後設法維持了自己的獨立，然後乘貴霜帝國潰滅，開始再一次將勢力擴張到由貴需帝國潰滅所造成的權力真空地區。
笈多時代開始於約320年旃陀羅笈多一世登基之時，笈多帝國在他孫子旃陀羅笈多二世（375至415年在位）的統治下，臻于極盛。旃陀羅笈多二世極力擴張，直到將他的帝國從印度河擴展到孟加拉灣、從北部山區擴展到納巴達河為止。這些疆界構成印度斯坦傳統的邊界線——這是值得強調的一點。在政治上，笈多帝國是一個北印度帝國，並未包括整個半島。實際上，當時的南印度在許多方面是與世隔絶的，因為溫迪亞山脈仍是將半島一隔為二的有效屏障。南方諸民族操的是德拉維語，包括泰米爾語、泰盧固語和卡納拉語，與北方人所操的印度雅利安語不同。另一方面，南方又接受印度教、佛教及其社會習俗，並將梵語作為其經文和學習的用語。這樣，形成一個單獨的文明，它不管諸民族根本不相同的種族和語言背景，也不管南方數國獨立並存的局面，牢牢地將形形色色的民族結合在一起。

笈多帝國似乎享有過引人注目的繁榮，而這一繁榮由於旃陀羅笈多二世實行貨幣改革、採用標準的金幣和銀幣而又得到進一步的促進。當時，無論半島內的貿易還是對外貿易，其貿易量均達到新的高度。沒多統治之際，安全的程度也有了提高，這在對外貿易貸款的利息率的降低這一點上反映出來：孔雀時期，貸款的利息率為240%；笈多時期，降為20％。當時，最重要的一個工業是紡織業。紡織品包括絲綢、平組細布、印花布、亞麻布、毛織物和棉布。這些東西由於國內外市場的需要而被大量生產。其他重要的行業有治金業、制陶業、雕刻業和寶石切割磨光業。

從中國佛教朝聖者的報告判斷，笈多帝國的統治比孔雀帝國溫和。法顯曾在401至410年間在印度逗留，周游了一所所寺院；印度禮儀周到的服務和普遍的繁榮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發現，雖然王朝信奉印度教，但並不歧視佛教徒。鄉村是—派安寧、繁榮的景象，不象在孔雀帝國統治時，受到警察和密探的騷擾。法顯還注意到：

人民眾多，都很幸福；他們無需登記自己的家庭成員，也不用侍候任何地方行政官或留心他們訂下的規章制度；只有耕種王室土地的人需交納（一部分）收益。如果他們想去，則去；如果他們想留，則留。國王的統治不依靠砍頭或（其他）肉刑。罪犯只是被處以罰金，罰金的多少視罪行的輕重程度而定。即使遇上一各企圖進行萬惡的叛亂活動的人，也只是將他們的右手砍去。國王的警衛人員和隨從都有薪水。……市場上沒有肉店和賣酒的商人。

在語言學和文學方面，這是梵語獲得成功的時代。從前婆羅門學者使用的頗為陳舊的語言——梵語，現又捲土重來，傳播到政府和世俗文學中。詩歌和散文由於王室的慷慨資助而欣欣向榮。其中最傑出的是"印度的莎士比亞"迦梨陀婆的著作，他把古代傳說和民間故事改編成戲劇和抒情詩。18世紀後期，他的七幕劇《沙恭達羅》被譯成英語，從此以後，一直受到普遍的喝采，並被搬上外國舞台。將《摩呵婆羅多》和《羅摩衍那》這兩部偉大的民族史詩編成定本，可能是笈多時代最大的文化成就。這兩部史詩的早期改編本雖然在公元前的許多世紀以前就有了，但現在已完全失落。今天只能看到以笈多作家賦予的樣式出現的編定本。這些編定本仍是印度文學的經典和印度傳統的寶庫。書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書中大量的故事為世世代代作家改採用，書中的哲學詩《薄伽梵歌》成為印度教最重要的聖典。

在科學方面，笈多時代的成就也是很傑出的。與希臘人的交往使雙方的思想發生有益的交流。公元476年生於華氏城的阿耶波多是天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他教導說，地球是一個球體，它圍繞地軸自轉；月食是地球的陰影落在月亮上所引起的；太陽年的長度為365．3586805天——這一計算的誤差極小。另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彘田精通希臘科學，而且極有天賦，他實際上對所有各門自然科學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無疑，最偉大的貢獻是提出了"0"的理論和作為演算基點的十進制。這—基點可以是任何數；印度人選取10大概是因為他們靠10個手指計數。有了十進制，需要的單數僅為0，1，2，…9。而古代希臘人則不同，對他們來說，888中的每一個8都是不同的。對羅馬人來說，888就是DCCCLXXXVIII。若應用這些進位制，要進行乘、除法運算顯然是很困難的。這些簡單的印度數字被阿拉伯商人和學者傳到西方，並被稱為"阿拉伯數字"。儘管這些數字具有明顯的優點，卻長期受到藐視，被認為是異教徒的東西，而且太易偽造了，因為短短的一划可以把0變成6或者9。直到15世紀後期，印度阿拉伯數字才在西方流行，打開了現代數學和現代科學的大門。現在回顧起來，印度的這一貢獻是很突出的，可與輪子、槓桿或字母表這些發明相媲美。

第十章

中國文明

可得到賢明的人時，政治就興盛，得不到賢明的人時；政治就衰落。

孔子

與印度文明的不統一和間斷相比，中國文明的特點是統一和連續。中國的發展情況與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國人到來之後所發生的情況不同，沒有明顯的突然停頓。當然，曾有許多遊牧部族侵入中國，甚至還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國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語言、習俗或畜牧經濟，相反，是入侵者自己總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國化。
其原因在於中國較與世隔絶，它僅僅受到西北遊牧民的侵略。中國無需與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較複雜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種族和文化特點的民族打交道。中國人一開始都是蒙古種人，他們在向東擴張至太平洋、向南擴張到越南的過程中，同化了那些游收入侵者和較為原始的部落。因而，中國人在他們整個歷史上享有同一種族和同一文化。在古典時期，這種同一性如我們將看到的，得到進一步加強，因為中國人統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種極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而印度則不同，那裡今天仍有14種"民族語言"；英語是其中的一種，用尼赫魯的話來說，它在其他13種語言中起着"連結"的作用。

在中國，與文化同一性一樣重要的是，各時期都存在着驚人的政治上的統一。這一點在相當大程度上可解釋為：是由於中國文明，這個唯一在任何時候都未產生過祭司階級的偉大文明，具有獨特的現世主義。固然，皇帝也是祭士，他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蒼天獻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職責比起他的統治職責來，始終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於歐亞其他文明中的教士與俗人之間、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巨大分裂，在中國是不存在的。中國也沒有與印度史詩相當的東西，因為印度史詩飽含玄學，其內容多與個人的靈魂得救有關。中國人的經典都強調人在社會中的生活，尤其是強調家庭成員之間、國王與臣屬之間的關係。這種對現世的強烈偏好為政治組織和政治穩定提供了一個堅固的、根本的基礎。而這一基礎又由於中國人在這些世紀裡實行一種獨特的制度——在全國競爭性考試的基礎上選任文官——而得到進一步加強。與這類似的情況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過了二千年才出現。

以上所述的這些歷史背景情況，可用來幫助說明本章所要闡述的中國文明和中國歷史。

一、過渡時期

東周時期（公元前771－256年），王朝軟弱無力，封建主相互混戰不絶，表面上是個多事的時期（見第六章第四節）。不過，這也是一個社會經濟發生根本變革，從而決定而且永久地決定中國發展進程的時期。變革的根本原因如同在印度那樣，是由於鐵得到採用。鐵傳入中國的時間很晚，直到公元前600年前後才大量出現。但是，到公元前5世紀和1世紀時，它已給中國社會和中國政府留下了自己的標記。
鐵發生影響的方式是大家熟悉的。新的、更有效的鐵製工具使農業有可能從原先的黃河發源地向南擴展到森林茂密的長江流域（相當於從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擴展到恆河流域）。鐵製工具還促進了流域地區大批的排水工程、為長距離施運大批商品而進行的運河開挖以及西北乾旱地區的灌溉工程。

所有這一切都意味着生產率有了巨大增長，生產率增長又轉過來促進貿易和工業，並最後使大部分經濟商品化。貨幣在較早時候就已開始使用，通常以貝殼的形式出現。現在又出現了銅幣，並日趨廣泛地使用於各經濟部門。在經濟商品化的過程中，產生一個新的商人和匠人的階級。他們自由且富裕，因而不再象過去那樣依靠封建主；相反，他們組成新的貨幣貴族，並很快向封建主至高無上的地位提出了挑戰。

隨着經濟商品化，土地成為可以自由買賣的一種財產。富有的商人獲得了大筆地產，貴族們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不再象過去那樣向村社頭領收取一定量的地租，而是派人直接向農民索取更多的地租。

伴隨經濟變革而來的是重大的政治變革，即封建分封制轉變為中央集權制。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商品化為各封建國家的統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權所必需的財政資源。當時還新開墾了不少土地，這些土地的管理不屬於封建關係範圍之內，所以地租都直接交入諸侯們的府庫，這一點尤其增加了建立中央集權所必需的財源。除此之外，諸侯們還為了牟利，愈來愈對鹽鐵的生產和分配實行壟斷。其結果是，諸俟們能夠把從前分給貴族們的封地轉變為由他們自己的中央政府派官員管理的行政單位。這一發展過程是很緩慢的，可是在其發生的地方，大大增進了統治者的財力和權力，並相應地削弱了首都的周王朝。實際上，秦統治者所以能成功地征服整個中國，一個基本原因就在於他們率先採取了上述這些措施，並因此而得益。我們將在本章第三節論述秦朝。

二、哲學家和經典

我們前面論述的混亂和改革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思想象，迫使他們重新估價自己的傳統，或將其拋棄，或使之適應過時期的需要。因而，東周時期是一個思想文化大變動、富有創造力的時期，它使人聯想起希臘的理性主義哲學家和印度的怫陀以及其他宗教改革者在類似情況下所取得的成就。
由於中國文明具有注重現世的性質，所以中國傑出的思想家都傾向于首先當注重實際的政治家，對爭取各國統治者接受他們的觀點很感興趣。他們在旅行和辯論的過程中，吸引信徒，逐漸形成各哲學學派。當時思想十分活躍，以致中國人把這一時期稱為"諸子百家"時期。這裡，我們將探討存在過許多世紀、對中國文明的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幾家學派。

雖然這些學派的創立者往往是一些大膽的改革者，但他們几乎全都認為在遙遠的過去有一個黃金時代，渴望能從這一黃金時代得到啟發。這一傾向在大多數文明中都可見到。黃金時代不僅存在於中國作品中，也在《伊利亞特》、《埃涅阿斯紀》和《吠陀》中得到描述。但是，對過去的意識和崇拜在中國人中表現得特彆強烈。因此，他們小心地保存和研究較早時期的著作，認為這些著作是處理私事和公眾事務所必不可少的。

這些古代著作中最重要的是與儒教相聯繫的《五經》。按照通常論述它們的次序，第一部是《易經》，即占卜用書。這部書充滿民間流傳的預兆和占卜術。例如：

如果一隻公羊衝撞樹籬，而且回不來或進不去，那麼，你要做的事將完全失敗。

第二部是《書經》，即歷史書。此書由周朝早期的歷史檔案和演說辭組成，不過其中有些材料據現在所知，是後人偽造的。第三部是《詩經》，即詩集，由約300首詩組成，其中大部分詩始於周朝初期。第四部是《禮經》，即儀禮書，由最廣泛的哲學見解至最詳細的日常生活行為準則彙編而成。最後一部是《春秋經》，是一部簡短的編年體歷史書，記載了公元前722年至481年間影響魯國或在魯國發生的諸重大事件。魯國是孔子的祖國，這部編年史是孔于按照傳統，依據較早的地方記錄整理而成的。

從這些經典轉向研究、利用它們的哲學導師，比較起來最為傑出的是孔子。他的影響極度深遠且持久，所以過去2

（00年間，中國人生活方式的特點可以公正地用一個詞即"儒教"來表示。孔子（孔夫子的拉丁名字，即孔大師）于公元前551年出身于下等貴族的一個貧困家庭，他必須在這個世界上求得成功。而他當時面臨的世界是沒有希望的，到處是封建割據的混亂狀態，無論在宗教還是世俗方面，都沒有一個較高的權力可以贏得國民的忠誠。這種情形驅使孔子周游于諸朝廷之間，希望尋得一位統治者，能採納他關於理想政治的見解。他確實得到過幾個較小的職位，但他對實際政治的影響實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轉而教育年青人，希望他們能較有效地貫徹他的訓導。

孔子終於發現自己的特長並加以發揮。他證明自己是一個具有罕見的熱情和擅長教育的教師。他的教導和他個人的品格都記錄在《論語》一書中，此書最古老的本子似乎成於他去世約一百年時。這書不是一部以殉難結尾的充滿自我犧牲的史詩，但是它記錄了一個人的迷人的個性——明智、仁慈、為其成年時的愚笨而苦惱；這些記錄使人相信，他能夠恢復平靜，此外，他還具有一種可取的幽默感。
孔子的學說從根本上說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損害現存的社會秩序和社會關係，主張"君君、臣臣、父父、于子"。不過，在他堅持統治者有統治的權力的同時，他還堅持統治者應在正確的道德原則的基礎上進行統治。他和柏拉圖一樣，要國王做賢者；認為，如果他們具有一個紳士的五條美德——誠實、正直、忠誠、恩惠和仁愛（也就是通人情），他們就能成為賢者。

孔子在迷信嚴重、恐懼超自然物的時代裡，也是一個理性主義者。當時的人堅信夢在預言方面的重要性、種種占卜術以及死者的靈魂具有令人畏懼的力量。孔子雖然承認鬼神和上帝，但在其學說中基本上對它們持置之不理的態度。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又說，"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學說在他生前並沒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說貫徹了。但是它們最終流行了，並成為國家的正式教義。其一個原因在於，他的觀點從根本上說是保守的，他接受現狀，這自然受到上層統治者的歡迎。另一原因是，他強調道德原則，堅認道德原則是恰當地行使權力的先決條件。最後，孔子為在他去世兩個半世紀後，隨着帝國政府的建立而成為必不可少的官吏們提供了一門官場哲學。正如一位著名的儒家學者在提醒漢朝的締造者時所說的，"你可以在馬背上贏得天下，但不能在馬背上治理天下。"

公元前2世紀，孔子學說被宣佈為帝國的官方教義，其經典著作成為學者和政治家的主要研憲對象。直到2000多年後，也就是1911年滿族王朝覆滅為止，孔子學說一直在中國居統治地位。實際上，即使那時以後，孔子的影響也還繼續存在，因為總司令蔣介石權力主張要獻身于孔子學說，要運用孔學的原則來解決民國所存在的問題。直到現在，台灣的民族主義政權仍將孔子的生日作為國家節日——教師節來慶祝。

孔子學說之後，中國最有影響的哲學是道家學說。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兩家學說正好相互補充，滿足了中國人民在理智和感情上的需要。孔子學說強調的是禮儀、順從和社會責任，而道家學說則強調個人的種種奇念怪想和順從大自然的偉大模式。這一模式被解釋為"道"，也就是"路"，所以道家學說的信徒現被稱為道教徒。順從道的關鍵在於拋棄志向，避開榮譽和責任，在沉思冥想中回歸大自然。理想的臣民有粗大的骨胳、強壯的肌肉和空空如也的腦袋；而理想的統治者則是"清心寡慾地治理人民……填飽肚子。…無為而治。"

與孔子學說和道家學說完全不同的是法家學說。法家人物都是些注重實踐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學家；他們關心的是改革社會，以加強他們所奉事的諸侯的力量，使諸侯們能進行戰爭，用武力統一國家。他們認為貴族的存在已不合時宜，要用國家的軍事力量予以清除；而人民群眾則需被強迫從事生產勞動．他們把商人和學者看作是些可有可無或多餘的人，因此不可寬容待之。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詳細的規定，法律是專為促進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而制定的。指導統治者行為的不應是受儒家學者讚美的仁慈和公正這些傳統的美德，而應是現實政治中的種種需求，不管這些需求的內容是什麼。

法家的這些原則為秦統治者改採納時，其效能顯示了出來。秦統治者利用這些原則開始征服其他諸侯，建立第一個帝國。然後他們又用一慣無情的手段將嚴密的組織擴大到全國，不過，其結果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引起了一個反作用，使帝國在其創立者去世後沒幾年就被推翻。法家學說信譽掃地，而儒家學說則如前所述，被長期推崇為官方的教義。不過，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法家的一個勝利，因為要由政府來保護和支持一家官方教義，這正是法家的一個原則。誠然，勝利了的儒家學者從未掀起過官方正統思想守護者所特有的迫害異端的狂熱；相反，他們滿足於獨占社會尊重和政府職位。這樣，其他學派被漸漸淡忘了；道教因為吸收了民間流傳的各種迷信和有關精靈、惡魔的傳說，成為未受過教育的群眾的宗教，雖然受到儒家文人學士的鄙視，但也得到了一定的寬容。

三、秦帝國

在中國長達數千年的歷史上，有過三次大革命，它們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第一次發生於公元前221年，它結束了領主封建制，創立了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帝國；第二次發生於1911年，它結束了帝國，建立了民國；第三次在1949年，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政權。
策動第一次大革命的是秦國的領導人。秦地處中國西北部的渭河流域，這—地理位置本身有助于秦獲得勝利，因為渭河流域大部分地區難攻易守。秦統治者可以進攻東面的其他國家而無後顧之憂。地處邊遠地區的位置也使秦軍隊由於經常要對蠻族作戰而處于戰備狀態。事實上，秦人是最早用鋼製武器取代青銅武器、用騎兵取代戰車兵的中國人。秦勝利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公元前318年，秦佔領了四川的產糧大平原；這大大地擴大了秦的地盤、增強了秦的力量，使秦與中國其他國家的關係有點如同早先馬其頓與諸希臘城邦的關係那樣。最後，秦統治者是些能幹而又野心勃勃的現實主義者，率先應用法家學說，將所有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上。

憑藉上述這些有利條件，秦統治者不斷地擴大自己的屬地，征服周圍一個又一個國家。當時的人恐懼地稱"秦為野獸"，把秦無情的擴張比做"蠶食"。到公元前221年，秦統治者成為全中國的主人，他採用了始皇帝的稱號。始皇帝就是"第一個皇帝"。他的繼承人將為"第二個皇帝"，這樣一代一代傳下去，"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新皇帝開始將早先在本國取得輝煌成功的法家學說應用到全中國。他廢除了所有的封建國家和王國，將廣闊的國土劃分為若干行政區，每一行政區都配備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並向中央政府負責的官員。他還解除了除他自己軍隊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裝；下令遷徙各國的舊貴族到首都，以便監視他們；把秦原來的衛戍部隊派到全國各地。此外，新皇帝還通過絞一度量衡和貨幣來實行經濟集中化。

從後來的歷史看，中國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廢棄了早先在請王國發展起來的寫法眾多的語言文字，而代之以全中國都能理解的統一文字。這種統一文字由於中國文字所具有的性質，證明是一種非常有效且持久的統一的粘合劑。這種文字不是以表示一個詞的語音成分的若干注音符號為基礎，而是由大量的書寫符號即漢字所組戍，每一漢字表示一個物體或一個抽象概念。這種方法正同於西方的數字表示法。儘管西方人可以把"5"唸成five、funf、cinque或cinq，但所有西方人都知道符號"5"的意思是什麼。漢字這種表意文字的情況也是如此，它們有意義而無聲音。它們和數字一樣，可以表示既念，但每個讀者念的時候卻可以根據自己的方言發音。因之，秦朝這種新的統一文字（它經過數次修改後一直存在到現在〕是所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能閲讀並理解的，儘管他們所操的方言常常彼此聽不懂。基于同一原因，這種文字也是外國人所能理解的，所以，受過教育的日本人、朝鮮人或越南人都能閲讀漢文，但不會說一個漢字。這種文字對中國後來的民族統一，對中國文化對整個東亞的影響來說，其重要性是不難想象的。

從後來的歷史看，當時的這些改革不管其理由多麼充分，卻侵害了許多既得利益集團，引起了激烈的反對。就文人學士而言，情況尤其如此，因為法家的學說和政策是他們最憎惡的。因此，始皇帝決定下令"焚書"，使文人學士喪失知識方面的靠山。於是，所有的經典都被付之一炬，只有那些有實用價值的書，如醫學、農業和卜筮方面的書，給保存了下來。但是，"焚書"計劃實際上失敗了，因為那些文人學土不惜冒一切風險把書藏起來，或者在交出之前將它們整本地背下來。後來，秦王朝覆滅之後，傳統文獻中的大部分作品又由於先前藏下的書和老人們的回憶而恢復原狀。不過，秦的迫害有效地阻抑了周時期所特有的百家爭鳴的局面。中國思想上的黃金時代結束了。

知識方面的損失由於更有效地利用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所帶來的顯著經濟效益而得到抵銷。度量衡和貨幣的統一促進了經濟發展。修築的馳道網以首都為中心，向各方伸展到大部分邊遠地區。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些馳道，皇帝統一了中國兩輪車的車軸長度——這一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因為車輪在鬆散的沙土上留下了很深的車轍，使每一輛車子要麼循着現有的車轍走，要麼以新的車軸來適應之。皇帝還利用國家的統一和力量將疆界向南擴展到現在的越南。在西北面，擊退了遊牧部落，為了防止他們捲土重來，還修築了世界聞名的長城。長城西起內蒙古，東至大海，延袤1400哩。為了完成這一巨大工程，耗去了大量生命，以致2000多年後的今天，人們仍要談起這一事實：有100萬人為修築長城而死去，長城的每一塊石頭都值一條人命。正如文人學上詛咒皇帝"焚書"那樣，老百姓都為築長城的事咒罵皇帝。

正是這種普遍的憎惡，加上秦王朝缺乏能幹的繼承人，說明了民眾奮起造反和公元前207年、也就是始皇帝去世才四年時秦王朝覆滅的原因。不過，秦的統治雖然如此短命，卻給中國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印記。中國已由分封制的國家改變為中央集權制的帝國，並一直存在到20世紀。如果說中國的西方名宇（China）由秦（Ch'in）而來，那是恰當的。

四、漢帝國

秦始皇一舉廢除了分封制度，不過，繼秦而起的漢皇帝更重實際且謹慎，他先略微恢復一點分封制，然後再將其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開頭時，他將封地授予他的兒子們和近親，不過這些封地的面積比從前周時期的封建國家的面積要小；而且，它們被散置在由國家官員直接治理的行政區之間。後來，公元前127年時，漢皇帝又下了一道法令，規定嫡長子只可繼承封地的一半，餘下的封地分給其他子弟。於是，封地不斷縮小，其重要性也不斷下降，僅僅成為大地產。秦始皇建立的帝國結構又漸漸恢復，只是沒有原先的恐懼和壓迫。因之，漢帝國繁榮了四個世紀，約相當於羅馬帝國的統治時間。
漢帝國就其遼闊的領土來說，也和羅馬帝國相似。在最初的60年間，漢統治者主要是集中全力恢復國家的力量和鞏固王朝的統治。但是，到了"好戰的皇帝"武帝（公元前141—87年）時期，帝國的疆界大大地向四面八方擴展。南面的部落地區被併吞，不過在帝國的這一部分地區開始由操漢語的人居支配地位之前，經過了長達好幾個世紀的中國人移居該地區和當地諸民族被同化的過程。最大的擴張發生於西面，在西面，中國探險隊穿過中亞，與印度西北部的貴霜帝國建立了聯繫，從而大大增加了取道絲綢之路的貿易量（見第七章第二節）。

遊牧匈奴在騎兵方面佔有很大的優勢，因為他們擁有大量的取之不盡的馬匹。事實上，中國人為了他們騎兵部隊所需的馬匹，也只好與遊牧部落進行貿易交往。但是，中國人擁有一種起決定性作用的新式武器，那就是他們在封建戰爭後期發明的弩。弩上裝有鈎弓弦的機括，一板扳機，就射出矢來。比起普通的弓，弩的射程更遠，穿透力更強。由於這種武器和大帝國可調度的種種資源，漢朝時期的中國疆域已開始初步呈現現在所具的規模。

不僅在領土範圍上，而且在人口數量上，漢帝國也可與羅馬帝國相比較。公元1年的人口調查（據說是比較準確的）表明，漢帝國有1220萬戶人家，總人口是5960萬人。而奧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年）時期羅馬帝國的人口據估計是，在歐洲有3000至5000萬人，在亞洲要稍微少一些，在非洲有不到2000萬人。

居漢帝國之首的是皇帝，他不僅被授予全部的世俗權力，而且還要對其臣民的實際的幸福和繁榮負責。對皇帝本人尊嚴的強調體現在他日常活動的各個方面——體現在他主持的朝廷或神殿的長時間的儀式中，體現在為每一種場合所規定穿的長袍上，體現在有大群的官吏、朝臣、太監和妃妾侍侯在他身邊，有漂亮的馬車供他去旅行，還有宏大的陵墓供人們日後用莊重的儀式去安放他的遺體。

居皇帝之下的是兩名高級官吏，相當於現代的總理和首相。他們經常與皇帝接觸，負責政府的實際工作。在他們之下的是九卿，分掌如下職責：宗教禮儀，宮殿警衛，照管御用車馬，懲處罪犯，接受外國領導人的敬意和貢物，記錄皇族、宗室的名籍，徵收國家稅收，管理帝國財政。

除中央政府之外，還有往下依次管理州、郡、縣、鄉的地方官僚機構。基層官吏分派到如下任務：徵收捐稅（包括穀物、紡織品或現金），捉拿罪犯，維護公路、運河和糧倉，提供驛馬和一連串的驛站來維持帝國的郵政。

據說，公元1世紀時，官僚機構中共有官吏13萬名，平均每400或500個居民僅攤到一名。與總人口相比，官吏的數目夠小的；在中國整個歷史上，這也很典型，可以解釋為帝國政府所起的作用頗有限。中國有句諺語說，"治理國家猶如煮一條小魚：不宜過分"。因而，在現代世界中被認為理所當然的那些為社會服務的職責，中國歷代政府均不承擔，上述九卿的職責可清楚地表明這一點。更確切地說，中國政府的主要作用在於徵收捐稅、保衛國家免遭外來進攻和鞏固王朝不受內部顛覆。

官僚是個特權集團，但不是世襲的。漢時期，發明了一項獨特的制度，就是通過全國競爭性考試來選拔文職人員。公元前124年，建立了一種帝國大學，招收的學生是專為政府部門培養的。學校不斷擴大，到公元前1世紀下半葉，學生總數達3000人；在漢時代結束前，學生總數已達30000人。當考試這種形式後來獲得充分發展時，考試分三種級別舉行；通過任何一級的考試均可獲得三種學位中的一種。這三種學位大致相當於西方大學中的學土、碩士和博士。原則上，所有的人都可參加考試，可實際上，由於投考者需經過長期的學習，只有那些富家子弟才具備資格。不過另一方面，村莊、氏族或行會的捐贈也常常使窮人的孩子得到求學的機會。

由於考試是以儒家經典為基礎，所以帝國實際上是由儒家學者根據德家原則進行治理。每個官吏都被分派到自己家鄉以外的地方去做官，以保證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職位在當地發展家族勢力。結果，形成一個行政制度，其效率和反應靈敏的程度遠遠超過現代以前的任何別的行政制度。實際上，文職人員的選拔視功績而定，是中國帝国制度從秦始皇起一直持續到20世紀的一個主要因素。不過，考試制度還有另外一面。由於它是以只承認一家學說為基礎，這就產生一種頑固的正統觀念，並引起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傲慢，而這些東西正是若干世紀後中國隨西方的入侵而敗落的一個原因。

雖然中國跨入近代以後由於科學和工業的落後而受到極大損害，但在漢時期，中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那時，中國在技術上與歐亞其餘地區並肩而行；在許多領域還處于領先的地位，並一直維持到最近幾個世紀。在漢時期的數百年間，中國最重要的發明有水力磨、可大大提高馬的使用效率的馬肩軛、鑄鐵技術、造紙術和陶器上釉術。破布製成的優質紙從約公元100年起就有了，並很快取代了書寫用的笨重的木片和竹條。但是由於紙不象木片那樣經久耐用，而且它早在印刷術發明之前很久就有了，所以不能不有悖常理地認為，某些書的散失應歸咎于紙。雖然造紙術這一偉大發明對後世來說具有無可估價的重要性，但從保存中國文學作品的角度看，這一發明也許過早了。不過，最終使瓷器得以產生的陶器上釉術的發明是一個純粹的福音。那些上釉陶器不僅達到藝術創作的水平，而且從講究衛生出發也是一大進步；因為光滑的瓷器比從前使用的粗糙的陶器或木製器皿更易保持清潔。

漢時期在文學方面的卓越貢獻主要表現在撰寫歷史上。歷史著作是一個指望用過去的經驗來指導現在的民族所歡迎的。中國的五部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春秋》）裡包含有大量的各種史料。但是公元前1世紀時，出現了一部其內容比那時以前的任何一部著作都要全面、複雜得多的歷史著作。

這部歷史著作就是《史記》。《史記》是父子兩代人合寫的，不過通常認為原作者是兒子司馬遷，因為他寫了這部書的主要部分。司馬遷作為朝廷的史官，有博覽國家所藏圖書和檔案的權利。此外，他還廣泛地周游了全國各地，周游期間，利用了各地藏書樓的資料。所以他撰寫的這部史書與其說是一部有獨創性的著作，不如說是一部所有他能接觸到的史料的彙編。只是在撰述他所處時代的各種事件和人物時，他才表達個人的看法，寫出有獨到見解的歷史。正如他謙虛地解釋的，"我的敘述僅僅是使過去傳下來的材料系統化。因而，不是創作，只是如實地表述"。

這種方法有明顯的不足，尤其是使作品缺乏在早期歷史學家如希羅多德的著作中常可見到的戲劇性和前後統一的風格。不過另一方面，它確也為後世收集和保存了取自當時的圖書和檔案的數量驚人的史料。《史記》總共約150萬字，實際上是一部綜合性的通史。它共有130章，包括編年史、清王朝年表、漢朝名人傳記和有關禮儀、音樂、占星術、天文學、經濟、外國風土人情等的各種論述。後來的中國史學家對司馬遷都很推崇，照搬他的方法，所以，中國綿延幾千年的編史工作留下了其他任何國家所望塵莫及的大量史料。

所有的中國史學家也都相信"天命"這一觀念。他們認為皇帝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誠這些美德，就可以上帝代表的身份進行統治。當皇帝不再表現出這些美德，並施暴政于國家時，他就會被自動地剝奪天命；那時，反對他的叛亂就不是一種罪行，而是上帝借助反叛者給予他的懲罰。因之，中國史學家雖然常意識到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種社會和經濟的因素，但總認為這些因素與他們所相信的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因素——統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質——相比，處于次要地位。於是，中國的編史工作傾向于彙編各種原始資料而不是讓史學家本人對各種問題提出自己的分析。而史書的組織結構則是建立在根據天命的作用所解釋的諸朝代的盛衰興亡這一基礎上。

五、帝國的衰落

人們歷來把中國歷史解釋成是一再重複的王朝循環史，這一傳統的說法掩蔽了某些時期在循環表象背後發生的一些根本性變化。當然，諸王朝的興亡確是呈循環式。凡是王朝的創立者總是一個有才幹、有魄力的活動家，但是幾代以後，在宮廷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其子孫後裔，很可能變得軟弱無能、放蕩不覊。雖然有時會出現一個強悍的統治者或一個能幹、忠誠的大臣來設法阻擋這種墮落，但總的趨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義推翻王朝，重新開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環。
不過，比王朝循環更為根本的是所謂的經濟管理的循環。這種循環是從每個重要王朝剛建立時所共有的安寧和繁榮開始的。社會安定的恢復導致人口的增加和生產規模的擴大，從而相應地使收入增多、國庫充實。但是，個人野心、家族影響和制度的壓力這三者的結合必然遲早會使皇帝們去承擔過多的義務。他們將人力和財力分散到公路、運河、防禦工事、宮殿、宮廷鋪張和邊疆戰爭上。因而，每個王朝在它建立約100年後都開始面臨財政上的種種困難。

為了彌補虧空，政府提高賦稅，賦稅大部分沉重地壓在中國社會的主要成分自耕農頭上。每個朝代開始時，自耕農總是占農民的大多數。但是，隨着賦稅的增加，他們愈來愈被迫將自己的小塊土地讓與大地主，而自己則淪為佃農。地主憑藉與他們的財產相當的政治影響，只交納微不足道的稅，所以他們佔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歲入愈下降，落在數目日趨減少的自耕農頭上的賦稅愈增加。這樣，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賦稅增加，歲入下降，公路和溝渠的整修被忽視，生產率下降，最後是饑荒、盜匪活動和全面的農民起義。在這同時，邊防可能也被忽略，招致遊牧部落越境前來劫掠。常常正是這種內亂和外侵的結合，使搖搖欲墜的王朝潰滅，為新的開端掃清道路。

這實質上是漢朝初期的模式。"好戰的皇帝"武帝（公元前141—87年）贏得了一系列重大勝利，把中國的疆界遠遠地擴展到中亞。但是在這過程中，使帝國的資源耗糧過度。為了應付危機，他採取了種種措施，包括貨幣貶值、出賣官爵和重建國家對鹽、鐵、酒的壟斷經營。雖然在他統治期間，他仍能設法對付支出，但他的後繼者們由於納稅自耕農的數目下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之中。大規模的起義爆發了，甚至在朝廷，各種預兆也被解釋成是上帝的警告，說王朝的末日快到了。

實際上，王朝只是被王莽暫時地篡位（公元9—25年）。王莽原是很有權勢的大臣，已控制朝廷約30年。他大膽處理根本的經濟問題，下令將私有大地產收歸國有，重新分配給納稅的農民。這一改革和其他一些改革使富裕家族疏遠了他，他們激烈地反對這位篡位者。在這同時，黃河下游的災變使數百萬人無家可歸，驅使破產的農民加入盜匪和叛亂活動。遊牧部落也趁機利用這種混亂局面入侵中國，洗劫首都，並于公元23年在首都殺死王莽。繼承王莽王位的是前漢朝皇帝的一位遠親。

後漢（公元25－222年）的歷史基本上與前漢相同。在前、後漢交替之間的長期戰爭中，許多舊貴族和大地主被消滅。因此。在王朝復興後的開始階段，稅收是足夠的。但是，納稅農民又開始被壓榨，於是，向下的螺旋運動又一次開始了。184年，中國東部和四川爆發大起義，直到215年才被鎮壓下去。王朝經過這次打擊再也恢復不過來了。

當時的形勢與羅馬最後階段的情況頗為相象。自耕農的大批死亡也毀壞了原先的農民應徵軍，使其為職業軍隊所取代。職業軍首先忠於的是他們的將領，因而將領們可以對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大地主們也公然蔑視政府，他們逃稅，並用種種合法和非法的手段來擴大自己的地產。無依無靠的農民們為了躲避蠻族入侵者或政府稅吏，只好淪為地主們的實際上的農奴，以求得經濟和人身的保障。大的家族把莊園改變為要塞，實際上在各自所在地接管了政府的統治。他們的莊園基本上自給自足，所以貿易相應地衰落，城市相應地縮小。公元222年，漢朝在紛亂的農民起義、軍閥政變和遊牧部落的侵襲中退出歷史舞台。中國進入長期分裂和混亂的局面，正和西方羅馬帝國崩潰後的情況相似。

第十一章

古典文明的終結

總而言之，侵略給盛極之後停滯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擊。這使我們聯想起當今世界殘酷的轟炸，它摧毀了搖搖欲墜的古老建築，正因如此，我們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為現代化的城市。

羅伯特·洛佩斯

古典時期，偉大的希臘、羅馬、印度和中國文明，在歐亞核心區後統治地位。然而，邊遠地區的遊牧民，最終踐踏了這些文明，從而根本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在這些帝國貌似堅固的外衣下，潛伏着必將導致衰微和最終崩潰的禍根。技術停滯不前，生產力受阻，使古典文明在3至6世紀遭到蠻族的猛烈衝擊。
遊牧民的入侵所造成的影響因地而異。中國北部和印度北部雖遭蹂躪，但仍保持了各自獨特的文明；中國南方和印度南方，因與遊牧民族相距遙遠而倖免于難；拜占廷和波斯帝國勢力強大，足以擊退侵略者；而西方卻長期屢遭日耳曼人、匈奴人、穆斯林、馬札爾人和維金人的侵略，因此，其舊秩序遭到破壞的程度，比歐亞大陸其他地區遠為嚴重。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種破壞，成為西方在近代走在世界前列的基本原因。因為在舊文明的廢墟中，能產生出一種嶄新的文明，一種更能適應變化中的世界的需求的文明。本章將敘述古典文明的意義及其衰落，闡明西方開始走向世界統治地位的情況和原因。

一、古典文明的歷史意義

明確地說，古典文明同上古文明一樣，都是建立在階級分化的基礎上。歸根到底，它們都依賴于農民群眾的勞動，正是農民群眾的勞動，提供了維持統治者生存的剩餘產品。
歐亞大陸各文明地區，儘管在細節上彼此不同，但總的社會結構還是相似的。社會的頂層是統治一切的國王和皇帝。下一層是貴族和高級官吏——古羅馬的元老院議員、伊朗的武士貴族、印度的王子和中國的諸侯和大臣；另一特權階層是祭司集團，如：印度的婆羅門、伊朗的祅教增、基督教教士以及儒家世俗文人。再下一層是遍及各地、從事製造業、採礦業、批發零售貿易、交通運輸及施放高利貸的貿易者和商人。而在這座金字塔的最底層，是占人口絶大多數的農業勞動者和手工業者，他們中間有些是自由民，其餘都是農奴或奴隷，兩者間的比例隨地區和時代的不同而變化。

在這一般模式中，希臘最初是個例外，它由各小城邦組成，沒有通過選舉產生的地方行政官和以市民大會及議會為基礎的政府。希羅多德把這些共和制城邦和同時代的波斯帝國作了鮮明的對照，後者由專制君主統治，下設地方總督管轄各行省。然而，希臘的這一例外是短暫的。的確，澤爾士未能征服希臘，亞歷山大卻征服了波斯。但這並不意味着希臘城邦的勝利，因為亞歷山大及其繼承者採用了波斯專制統治的方式、方法和制度。同樣，在羅馬，專制君主取代了共和派，他們通過希臘化王國，以波斯和埃及為模式，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帝國官僚機構。君士坦丁時期，羅馬帝國與其說象伯裡克利的雅典或西塞羅的羅馬，不如說更象波斯帝國。

與社會階層的形成密切相關的是經濟差別的形成。貧富懸殊比比皆是。特權階級窮奢極侈，城鄉廣大勞動者則貧困悲慘。下面這段話，選自公元1世紀中國漢代的一篇散文，它是當時古典文明國家中廣大農民貧困處境的典型而又真實的寫照：

賭客偶然遇見一位正在除草的農夫，只見他頭戴草帽，手拿一把鋤頭，臉膛黑黝黝的，手腳佈滿了老繭，皮膚粗糙如樹皮，雙腳笨拙象熊掌，蹲在田裡，汗水淋淋滴在泥土上。賭客便對他說："炎暑盛夏，你卻在耕田種地，瞧你背後滿身汗鹼。你雙腿象燒焦的樹樁，皮膚猶如皮革，就是鞋錐也戳不進；你步履蹣跚，腿腳畸形且疼痛。說你是樹木吧，你的身體和四肢卻能動，說你是禽獸吧，你分明生就一張人臉。生來如此卑賤，真是命苦啊！"

我們不妨將人民大眾這種艱難貧困的生活，與下文中所描寫的富人的優裕生活作一番比較，此文根據漢代一份資料改編而成：

富貴人家住着高樓，房屋樑椽交錯，梁椽經過精雕細刻，外表裝飾富麗堂皇。……內室寢床選用頭等木材精製而成；華美綉幅懸掛窗前；片片屏風相互交搭，以保幽靜。質地優良的綾羅綢緞大批充斥富人家庭。……顯貴階層身着上等狐裘、鼠裘和野鴨絨羽衣。……宴筵中常有一道道燒肉、魚片、小羊肉、鵪鶉、柑桔以及泡菜等各類美味佳餚。……

自然，那些富貴人家還需要適當的交通工具，來往于長安城（漢朝首都）的各條街道。只見街上停放著一排排馬車，銀閃閃、金燦燦，配有各類器具。馬匹收拾得整潔乾淨，蹄上釘着蹄鐵，身上備有馬鞍，懸掛着珠寶，並由鍍金或上漆的嚼子以及金色或鑲嵌的繮繩予以控制。……除這些奢侈品外，還應記住飼養馬匹所需的相當大的費用：一匹馬所吃的穀物，相當於一個普通人家六口人的口糧。

富人們還有許多娛樂：他們常以觀看動物、鬥虎和異國伎人的表演自娛。演奏不再限於民間節日這樣的特殊場合，樂曲和舞蹈也比過去更加精彩。富人家這時還擁有配備鈴鼓的五人樂隊和家庭歌唱隊。……

在各文明中，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水準，必然意味着兩種迥然不同的文化。隨着古代文明的到來，鄉村的低俗文化和城市的學校、廟宇及宮廷的高雅文化，取代了新石器時代的同一的文化（見第六章第一節）。古典文明時期，文化上的分歧仍在繼續，這時，歐亞大陸所有高雅文化的核心是那些"聖書"——伊朗《亞吠陀》經解合刊、印度的《吠陀》、佛經、中國的諸子經典，以及基督教的《舊約·新約全書》。由於這些經文是知識的基礎，因此它們統治着教育，而這種教育往往帶有死記硬背和一味墨守成規的特點。中國的考試、印度的辯論、希伯來人和基督教的師生對話，都是用來測驗學生對某一指定的知識體系的掌握程度。

這些聖書還用來向人們灌輸忠誠和服從的思想。任何拒絶接受官府訓令，或反對社會制度的行為，都被認為是不恕之罪，今生來世均將受到懲罰。在所有高雅文化中，"地獄"佔據着極為突出的地位，是那些敢於反對世俗或宗教首領的人們的永久集中營。一般說來，來世受懲罰的威脅極其有效地維持着社會現狀。不過，各地農民的戲謔話表明，並非所有的人都是盲目的信徒。印度北方就流行着這麼一句俗語："世上三個吸血鬼：跳蚤、臭蟲、婆羅門。"

古典文明的低俗文化，和古代文明的文化基本相同；與農田、作坊及家庭的日常工作有關的經驗知識，大體上還是一樣。為平息或控制可怕的超自然力量，各處都有相似的儀式、典禮和迷信活動，而這些東西與高雅文化所信奉的正式的宗教信仰沒什麼關係。例如：印度農民對破義擬中富有哲理的玄虛闡述一無所知，但都知道殘忍的妖怪、食生肉的吸血鬼和夜間出沒人世、嘴裡噴火、吞噬死屍腐肉的魔鬼。同樣，有位研究中國宗教的學者這樣評論道：

……中國人的宗教生活不應分成儒、佛、道三家，更確切地說，應當分成兩個等級。即：普通百姓為一個等級，學者為一個等級。

普通百姓崇拜古代的、佛教的、道教的及其他來源的諸神和自然物。……學者們卻只信奉上帝和祖宗，有時也敬奉孔子、佛陀、老子和幾位偉大的歷史人物，但從不信奉其他神靈。……普通百姓相信占星術、曆書、釋夢、泥土占卜、巫術、骨相學、手相術、招魂術、各式算命、符咒、魔術以及各種迷信；學者們很少相信這些玩藝。普通百姓經常出入各類廟宇和神殿；學者們則迴避這些地方，只光顧聖堂、孔廟和詞堂，有時也去歷史偉人的廟地。無知的人認為宗教儀式是神秘的；學者們認為純屬形式而已。無知的人多是宿命論者，認為禍福均由神靈直接支配；學者們卻不相信命運。……無知的人們敬神，主要是為了求神賜福，尤其是為了求神保佑他們的子女平安，保佑他們生活富裕，長命百歲；學者們的崇拜，並不企求神靈恩賜，只是為了表示敬意。

除這一共同的階級基礎外，諸古典文明還都具有一種持久性和永恆性。儘管這些文明相互作用，反映了歐亞大陸新的普遍性影響，但實際上，這幾個世紀中，它們依舊保持了各自的特徵，從未有過一種文明統治另一種文明，或一種文明將其特徵永遠強加于另一種文明的情況。事實證明，希臘文化對中東的影響是短暫的，佛教在中國也未能取代儒教，相反，在其傳播過程中卻被漢化了。

造成地區獨立性的原因是，近代之前，以農業為基礎的文明缺乏技術和經濟資源，無法將其控制擴大到外部地區。近代科學和工業革命到來之前，地區間的霸權是行不通的；科學和工業革命賦予西方不僅控制歐亞大陸，而且控制全球的能力和動力。由於歐亞大陸各文明地區農業基礎相同，因此，誰也沒有占絶對優勢的能力和組織來戰勝各地所形成的地區自尊心和自我意識。看看中國佛教高僧玄奘的情況，便知這一點是何等強烈。玄奘在629年到645年的十幾年中，參觀了印度許多佛寺，然後，他決定回國。

那爛陀（佛寺）的僧侶們聽說他要走，都懇求他留下，說道："印度是佛陀降生之地，佛雖離開塵世，但卻留下許多遺蹟。我們依次朝覲，崇拜他，讚美他，有什麼比這更令人幸福的呢？你既千里迢迢而來，又為何要走呢？況且，中國是個…微不足道的蠻族的國家；他們鄙視宗教和（佛教）信仰，這就是佛陀為何不降生那裡的原因。那裡的人們思想狹隘，秉性極為粗暴，聖賢之人都不去；那裡的氣候寒冷，國土崎嶇，你應三思。"

法師（中國僧人）答道："佛祖既然創立了教義，就應傳播于天下，豈能獨自享有，而忘卻那些無知的人呢？此外，在我的國家裡，法官享有尊嚴，法律處處受到尊重；君主賢明，臣民忠誠；父母慈愛，子女孝順；人道和正義被推崇備至，年高望重之人受到尊敬；而且他們知識淵博，其智慧不亞於神明；他們以天堂為楷模，知道如何計算天體七星的運動；他們發明了各種器具，確定了一年四季……你們怎能說佛祖未去我的國家，是因為它無足輕重呢？"

這件事清楚地說明各古典文明保持到近代的原因。只是由於西方的分裂擴張主義，古典時期的哲學、宗教和社會制度才開始在歐亞大陸各地區衰退。即便如此，這些宗教、哲學和社會制度今天仍富有極大的生命力，羅馬法律和羅馬天主教會在西方、印度教及種娃制度在印度延續不斷的生命力，恰好說明了這一點。

二、衰落的根源

諸古典文明之所以能保持其同一性，是因為它們都是農業文明。或換句話說，幾千年來，它們始終處于生產技術停滯不前的狀態之中。約翰·梅納特·凱因斯察覺並着重強調了這一停滯狀態：
史前至近代初期，使本上缺乏重要發明的情況是很引人注目的。近代史開始時，世界擁有的每一項重大成就，已為歷史發端期的人們所知曉。……史前一定有某個時期……與我們今天所生活的時代一樣，技術進步，發明眾多。而人類進入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較長一段時期內，這種盛況卻不復存在。

凱因斯這一論點是完全有道理的。事實上，文明之前的新石器時代，技術已明顯成熟。正是在這一時代，人們發明了帶輪子的車，帆船和犁，發現了冶金化學工藝，計算出準確的陽曆，學會了怎樣使用畜力和利用風力。城市革命後，這一急速發展隨即受阻。以後幾千年中，只有三大發明具有重大意義，能與早期的發明相媲美，它們是：鐵、字母和鑄幣。意味深長的是，這三者都不是發明於尼羅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而是發明於束縛較少的邊緣地區，即：高加索山脈的邊沿地區和愛琴海沿岸的商業城市。

除這三大發明外，這一時期的進步都以早期發現為基礎，只不過是進一步提高原有技術，或擴大其應用範圍而已。儘管這些不大的改進能產生極大的效益，但在許多情況下仍被人們所忽略。例如：上古時期用於套牛的輓具，當時被用來套馬，這樣，馬在拉重物時容易窒息，結果至少浪費了馬匹三分之二的力氣。直到中世紀，一種合理、實用的輓具才被發明。在此之前，馬匹僅用於運載較輕的貨物，而沉重的貨物則靠人拖運。在描繪建造金字塔和塔廟的古代雕刻品中，成千上萬的人搬運石頭的場最便可證明這一點。再如，公元前1世紀，在小亞細亞和中國出現了水磨。這一發明對長時間從事碾米勞動的婦女和奴隷來說，可能是一個大大節省勞力的裝置。可是，直到4世紀，羅馬才建造水磨，即使那時，也較為罕見。

意味深長的是，唯有戰爭提供的動力，能稍微抵消這一普遍存在的技術上的蕭條狀態。希臘人發明了精巧的帶有棘輪裝置的石弩，靠滑車驅動的輪式攻城車合，以及所謂的"希臘火"（公元8世紀），即一種能有效地燒燬敵船和攻城機械的汽油燃燒劑。但這些發明顯然不能創造財富，不能解決文明古代的基本經濟問題。

既然新發明沒有提高勞動生產率，那麼，只有靠開墾荒地，或靠征服和剝削增加財富。但未開墾的土地畢竟有限；富饒遼闊的地中海盆地，由於日益嚴重的大面積土壤侵蝕，已不再是主要的產糧地。同樣，帝國也不可能無限擴大，因為有些嚴格的界限，憑藉他們的軍事技術水平是無法突破的。於是，當軍事和官僚機構急速發展，給生產力造成過大壓力時，必然會出現報酬遞減的情況。如上所述，當時開始了惡性循環，尤其在漢王朝和羅馬帝國衰亡之際，這種情況更有證可查。捐稅提高，貧困增加，激起了城鄉的暴動，從而招致蠻族入侵。最終，不是內部起義成功，就是外來侵略得逞，或兩者兼備。因而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國歷史周而複始的性質。一位歷史學家分析了羅馬帝國衰落的原因，最後着重強調了它的技術落後。他說：

不應忘記，羅馬帝國技術上比中世紀更為落後。農業上，它通常採用一種耕種和休閒交替的雙田制，潛在的最肥沃的土地很少得到利用。這時，馬軛還沒有發明，只得用牛耕地推車；水磨雖已出現，但似乎為數很少，一般用手推磨，靠牲畜和人力碾磨穀物。然而，技術如此落後的農業，卻要擔負起一個比中世紀任何國家都要龐大得多的野心勃勃的上層建築。中世紀，沒有一個王國家羅馬帝國那樣，既要供養一支專業常備軍和拿薪水的官僚階層，又要負擔土地貴族和教會的開支。

歷史清楚地表明，只有發展技術，為帝國大廈提供必要的經濟基礎，才能打破這種惡性循環。但技術已瀕于崩潰，其根本原因是，各地統治集團只知道剝削現有的財富，不知道開發新的生產力，創造更多的財富。就建造金字塔、塔廟、天主教堂和宮殿所消耗的大批人力、物力而言，顯然可見，統治者從農民身上搾取了大量的剩餘價值。但是，技術革命除需有力的組織和高壓統治外，還需要某種更為重要的東西，而所有農業文明都未能得到這一重要的東西，這就是它們之所以停留在農業階段的原因。

奴隷制的普遍存在，是造成技術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使用奴隷從事勞動，一般比設計、製造新機器簡單，成本也更低廉，因此，那時發明家製造某些新裝置，通常不是為了節省勞力，而是為了娛樂，或為了便利宗教儀式。公元1世紀，希羅用他掌握的有關蒸汽動力的知識，建造了一種能打開聖堂大門的裝置。同一世紀，羅馬皇帝韋斯巴薌禁止使用一種廉價的可豎石砫的機械，並說：'為百姓們提供食物吧！"儘管盛情可嘉，但實際上，正是這種觀點使古典時期帝國的城市變成了鄉村的寄生蟲，而不是產業中心。

另外，奴隷制對勞動持否定態度，也阻止了技術的發展。勞動既然是奴隷的事情，自由民便以此為辱。即使在奴隷制不很盛行的文明地區，這種輕視勞動的觀念依然存在。在中國，人們熱中于蓄長指甲就是例證。社會階層等級分明，自然導致上層階級輕視勞動，鄙視勞動者，而奴隷制只不過進一步加強了這種觀念。正如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中所述的那樣："在治理得最好的城邦中……市民們既不從事手工業，也不經商，因為這種生活缺乏高貴的色彩，與美好的名聲背道而馳。"公元65年，羅馬哲學家塞內加在給盧齊利烏斯的一封信中，對體力勞動表示了同樣的輕蔑，認為，體力勞動者應當"俯首垂目，畢恭畢敬"，他寫道：

眾所周知，有些東西僅僅出現在我們的記憶中。如玻璃窗的使用，它能讓克發的陽光透過一塊透明的玻璃照進房間；浴池下層結構及其嵌在牆上的管道，能發出熱量，便池內上下水溫相等。……還有速記，它能記下最快的演講，手舌並駕齊驅。但所有這些都是最卑賤的奴隷發明的。哲學則處于更高的地位，她並不訓練人的手，而是精神的導師。……是的，我說，她決不是一個僅僅為生產日常必需品而製造工具的工區。

正是這種哲學家與工匠相分離，阻止了歐亞大陸諸文明的技術發展，也正是哲學家的有條理的思維與工匠的實踐經驗及傳統知識這兩者間的相互影響，使得西方在近代完成了偉大的科學和工業革命，從而為人類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但由於明顯的社會分裂，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觀念，這種相互影響在諸古典文明中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高雅的知識分子沒有興趣，下層工匠缺乏動力。

這種技術上的停滯狀態，說明了近代以前幾千年中，歐亞大陸帝國歷史周而複始的原因。各帝國的興亡，情勢基本相同。沒有一個帝國能加以突破，以達到一個新的發展水平。因而，由此形成的反覆循環與充滿活力的現代化工業社會通然不同。W·W·羅斯托在以下商段話中描寫了在英國以工業革命開始劃時代的、開拓性的"起飛"以前農業文明所具有的共同特徵：

……技術上的種種限制規定了農業文明無法突破的最高限度。這些文明並不缺乏發明、革新和某些較高的生產率，但它們對所處的自然環境，確實缺乏系統的理解；這種環境能使發明成為多少有點規律的發展趨勢，而不是對過去遺留的特別成就的繼承。……

由於生產率的這一最高限度，僅食物生產就占去了75%，甚至75％以上的勞動力，而收入除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消費外，絶大部分用於非生產性或低生產性開支，如：建造宗教或其它性質的紀念碑，從事戰爭，以及維持那些地租支配者的奢侈生活。至于窮苦百姓，或為了土地你爭我奪，或把偶爾剩餘的一點收入揮霍在鋪張的婚禮和葬禮上。當時的社會準則與人們易得到且能領悟的有限的見識相適應，社會結構則趨于等級化。…

三、蠻族的入侵

3至6世紀是歐亞大陸普遍遭受人侵的時期，這時的入侵不亞於公元前二千紀使用青銅和鐵武器的入侵。正如公元前二千紀的入侵完成了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過渡一樣，3至6世紀的入侵結束了古典文明，預告了中世紀文明的到來。
遊牧民遷移方向一般是自東向西，因為歐亞大草原的地理坡度使大草原西部水源較充足、土地更肥沃，吸引着東方的遊牧民（見第六章第二節）。主要的入侵路線都起自北京附近，沿著橫貫歐亞大陸中部的草原走廊，止於中歐匈牙利平原。這也就是為何如此眾多的遊牧民族抵達今匈牙利後，不再四處遷移的原因。他們以匈牙利為基地，襲擊周圍各歐洲國家。

遊牧民族同周圍文明中心的互相影響日益增進，是導致入侵的基本原因。在許多文明中心，遊牧民被當作奴隷或僱傭軍使用，而這一點常常是帝國京都內的軍事政變，或蠻族僱傭軍的部落同胞入侵的起因。遊牧民族逐漸定居于帝國邊境鄰近地區，是導致入侵的另一因素。遊牧生活向農業生活的轉變，通常使人口增加，經濟、軍事力量增長；這種經濟、軍事力量，當帝國的弱點為入侵提供獲勝希望時，總是被採用。侵略還常常是一個衝擊力所產生的連鎖反應的最終結果。中國長城前的失敗，或蒙古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聯盟的形成管往往使遊牧民這支具有平緩的衝擊力的隊伍向西編斜，最終形成了渡過奧克蘇斯河、多瑙河或萊茵河的蠻族入侵。

由於侵略範圍遍及歐亞大陸，所以遭受侵略的民族非常多。中國漢朝、印度笈多王朝和伊朗薩珊王朝都遭到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猛襲；突厥人和蒙古人通常又稱為匈奴人。羅馬帝國因地處這條入侵線路的西端，時常遭受沿線各民族及周圍蠻族的進攻。這些侵略者包括日耳曼部落、伊朗人、波羅的—斯拉夫人、維金人以及突厥人和蒙古人。

侵略所造成的後果如同入侵者成份，多種多樣。在中國，公元222年，漢王朝最終被突厥—蒙古入侵者所打敗分裂成三個王國：長江以北的魏國、南部的吳國、西部的蜀國。相爭幾十年後，魏國擊敗了它的對手，于265年建立了一個新王朝——晉朝。晉朝統一了整個中國。316年，一批新入侵者佔領中國北半部，晉王室南逃，抵達南京，由此統治長江流域及漢族人居住的南部地區。從此，中國出現了兩部分割的局面，直到589年，隋朝重新統一中國。

中國史學家稱這幾個世紀為"亂世"。南半部由中國皇帝相繼統治；北半部則由各突厥—蒙古征服者管轄。中國人視南方皇帝為漢朝的合法繼承者，而否認北方統治者的帝王稱號。實際上，這幾個世紀中，南北兩部都支離破碎，只是北方由於長期連遭蠻族侵略，受到的破壞最為慘重。"在蠻族的衝擊下"，一位權威人士說："不難想象，牧畜經濟可能代替中國北方的農業經濟，阿爾泰語可能取代漢語。"

我們將看到，與中國情況相似的西羅馬帝國，確實經歷了這一根本變化。不過中國北方卻沒有發生這種變化，主要因為這裡的中國人數量上遠遠超過蠻族侵略者。當時的北方乃是中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即使遊牧民大批湧進，也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其實，在這幾個動亂的世紀裡，為逃避蠻族的劫掠，許多中國人由北方移居南方。因此，不但北方仍是中國的北方，而且南方也已中國化了。這樣，589年，當隋朝重新統一全國時，中國又恢復了正常的歷史進程，即同漢代一樣獨特的中國式的歷史進程。

至于印度，遭受侵略的時間要晚得多：中國陷于"亂世"之際，笈多王朝正處在鼎盛時期。然後，5世紀，東支匈奴人，即所謂的"白匈奴"，渡過奧克蘇斯河，向南推進，到達印度；西支匈奴人則越過俄羅斯平原，挺進歐洲。在匈奴人的猛烈進攻下，笈多王朝于6世紀前半葉崩潰。有關後半個世紀的情況，現在知道得很少。但可以推測，或許發生過許多戰爭，或許進一步遭受侵略。

7世紀前半葉，封建領主局利沙兼用外交、軍事手段，成功地統一了印度北方大部分地區，從而暫時揭開了印度歷史上這層模糊不清的面紗。但曷利沙帝國組織鬆散，由一些獨立強大的藩王組成；他們之所以承認曷利沙的宗主權，與其說是對帝國權力的歸順，倒不如說是對他個人的尊敬。因此，曷利沙經過41年英明統治，于647年去世後，其搖搖欲墜的帝國也隨之土崩瓦解，印度歷史再次蒙上一層模糊不清的面紗，直到13世紀穆斯林突厥人出現，並逐步強行統治了印度大部分地區。

這幾個世紀的特徵是侵略和分裂一再發生。象孔雀王朝或笈多王朝那樣擁有龐大官僚機構的帝國沒再出現，只有過一些以個別人物所作所為為基礎的曇花一現的氏族霸權或王國。另外，大規模遷入印度的移民，其人數之多足以組成新的文化和社會集團。其中最突出的是拉傑魯特人，這是一個勇敢堅強的民族，印度西北部的拉傑佈達納區即以其名稱命名。拉傑普特人屬軍事貴族，不久被吸收成為印度剎帝利種姓，即武士貴族。他們為信仰印度教而感到莫大的自豪，曾一度統治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區。實際上，直到19世紀，甚至可以說直到今天，他們仍是一個傑出的民族。

拉傑普特人的經歷意義重大，有助于說明儘管印度經受了漫長的幾個世紀的動亂和侵略，卻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原因。侵略者被盛行的種姓制度所同化，更確切地說，是他們適應了印度的文明，而不是相反的情況。因此，同中國一樣，印度在經歷了動亂時期之後，又出現在歷史進程中，她在古典時期形成的文明雖有輕微的變動，卻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四、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在西方

然而，歐洲的情形恰恰相反，這裡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而不是輕微的變動。這一地區的入侵者以日耳曼人為數最多，他們佔領了中歐和東歐，即從波羅的海到多瑙河，從萊茵河到俄羅斯平原的廣大地區。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組成，其中較重要的是法蘭克人、汪達爾人、倫巴德人、東哥特人和西哥特人。這些部落一般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社會制度，使用極為相近的語言，彼此之間都能聽懂。但對羅馬人來說，值得慶幸的是這些部落的統一意識非常薄弱。他們象反對羅馬人一樣，相互之間你爭我鬥，因而使羅馬帝國能如此長久地倖存下來。
這些日耳曼民族的制度和風俗，應當引起人們的注意，因為羅馬帝國崩潰之後，它們注定成為西方新興文明的基本組成部分。當時的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將日耳曼人描寫成畜牧民族，他們以牲口的數量來估計財富。事實上，偷牛是引起他們內部爭斗的主要原因。定居萊茵河沿岸的法蘭克人，最早完成了從畜牧業向農業的過渡，因此，人口和總實力的增長也最快。相反，分佈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人，較大程度上仍以畜牧為生。不過，這給他們以更大的機動性，至少最初彌補了人數不足的缺陷。

這些部落的社會結構由三大部分組成：最上層為世襲貴族，通常是大地主。大多數日耳曼人是自由民，一般擁有自己的小塊土地而沒有土地的人只好當佃農，替貴族勞動。最底層是既非自由民又非奴隷的階層，他們被束縛在土地上，但不能被單獨出賣。這種奴役形式同羅馬帝國的隷農制相似，是中世紀盛行于西歐的農奴制的先驅。

部落的主要權力來源於自由民大會。如果有"王"的話，"王"由民眾大會選舉產生。指揮作戰的軍事首領的產生亦如此。塔西陀指出，日耳曼人通常根據繼承權選舉"王"，但選舉軍事首領則依據他們在戰場上的英勇和能力。日耳曼人的主要武器，是一種又長又直的寬尖雙刃劍，多用於砍殺，而不是刺殺。青年人經過正式儀式，便獲得了佩劍的權力，中世紀由扈從晉陞為騎士的儀式就起源於此。每位傑出的武士首領都有一批年輕的隨員，即一支扈從隊，他們戰時守衛在首領身旁，效忠他，服從他；首領則向他們提供武器、給養，及一份戰利品。這種制度有助于後來封建制的形成，因為封建制正是建立在騎士對封建領主忠誠的基礎上的。

塔西陀一方面把日耳曼人描寫成貪婪的食客，粗暴的酒鬼和玩命的賭棍，另一方面又盛讚他們高尚的道德標準，並將這些道德標準奉為羅馬人的典範。他還強調了日耳曼人的慷慨大度，慇勤好客。嚴冬時節，日耳曼人喜歡成群結隊地走門串戶，挨家逐戶地逗留，直到吃光主人家所有的食物為止。這使人聯想到中世紀的情景，作為封建權益的一部分，國王或貴族應邀連續許多天參加為他和他的隨從舉行的宴會。日耳曼人知道織布，製造金屬器具和帶輪子的車，但不知道書寫，這就是他們的一般文化水平。

早在公元前1世紀，這些日耳曼人就開始進逼羅馬帝國的邊境。不過，當時羅馬軍團十分強大，穩守邊境毫不費力。隨着帝國的衰微，軍隊受到削弱，羅馬人對邊境的控制也頻頻告急。因而，只得採取外交手腕，挑唆一個部落反對另一個部落。但出於無奈，還得讓成群的日耳曼武士駐紮在羅馬邊境內，以此作為他們反對邊境外其他部落的報酬。羅馬人能控制他們的盟友多久，這種政策就能維持多久。4世紀，當他們不再能控制其盟友時，閘門便被衝開。

進攻由歐洲人前所未聞的、令人畏懼的新侵略者——匈奴人發起。他們可怕的外貌及其周密的恐怖政策，使羅馬人和日耳曼人聞風喪膽。當時的羅馬歷史學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把他們描寫成"几乎粘在馬上"的人、"體態奇形怪狀；相貌奇醜無比，不由使人認為他們是雙足野獸。……"

一經激怒，他們就奮起作戰，排成楔形隊形，發出各種狂叫聲，投入戰鬥；他們敏捷靈活，有意分散成不規則隊形，兵鋒所至，殺戮駭人。…他們沒有固定住處，沒有家，沒有法律，沒有穩定的生計；他們乘坐著大篷車，象難民一樣四處流浪。……他們沒有人能說出自己的起源，因為母親懷他在一處，生他在遙遠的另一處，撫育他又在更遠的一處。

很明顯，是一支新崛起的聯盟，迫使匈奴人離開他們的發源地——中亞牧場，向西遷移，並于372年渡過窩瓦河。在俄羅斯平原，他們迅速擊敗最東邊的日耳曼族的東哥特人。接着，又脅迫鄰近的西哥特人渡過多瑙河，進入羅馬帝國境內，尋求避難。兩年後，即378年，西哥特人認為他們受到了羅馬官員的虐待，大為惱怒，在阿得裡安堡戰役中擊敗羅馬軍，殺死東羅馬帝國的皇帝，從而，打破了羅馬人戰無不勝的神話。隨後數十年，日耳曼和匈奴侵略者的鐵蹄又踐踏了意大利、高盧以及巴爾幹半島。

西哥特人在亞拉里克的率領下，進軍意大利，于410年洗劫了羅馬城（這一事件當時轟動整個帝國，不久後再度發生），最後，在高盧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安營紮寨，建立了羅馬帝國境內的第一個日耳曼王國。匈奴人步西哥特人之後塵，在匈牙利平原建立基地，由此襲擊羅馬帝國東、西部諸省。452年，他們在令人畏懼的首領阿提拉的率領下，突然出現在未設防的羅馬城門前。據說羅馬教皇利奧一世說服了匈奴人的這位首領，羅馬城萬倖免于難。這雖不足為信，但不論怎樣，阿提拉的確沒有攻城而掉頭北上。一年後的一個早晨，人們發現他死於動脈破裂，身邊還躺着一天前剛和他結婚的日耳曼公主。阿提拉死後，他的帝國隨即崩潰，匈奴人從此從歐洲歷史中消失。

然而，匈奴人的大肆破壞，粉碎了羅馬帝國對西部諸省的控制，實際上，這時日耳曼部落可隨意越過邊境，移居帝國境內。汪達爾人遷渡萊茵河，經由高盧和西班牙，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北非，在此建立了一個王國。從新建的基地出發，他們轉而由海上進攻，455年，一支遠征隊洗劫了羅馬城。與此同時，勃艮第人佔領了羅訥河流域；法蘭克人則正在高盧北部擴張，並深深紮根于那裡；407年，當最後一批羅馬士兵撤離英格蘭時，盎格魯人、撒克遜人和朱特人迅速侵佔了該地。當地的凱爾特族居民逃進蘇格蘭和威爾士山區，盎格魯—撒克遜人從此成為英格蘭的主要民族。正是在這些相繼崛起的日耳曼三國的控制下，西羅馬帝國崩潰了。476年，末代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圖魯斯被日耳曼人首領奧多亞塞廢黜，這一事件標志著西羅馬帝國的終結（見第八章第八節）。

歐洲事態的發展，至此乃世所周知。西羅馬帝國同漢王朝和發多王朝一樣，最終屈服于蠻族。而且，6世紀時，帝國的崩潰給西方造成的後果，似乎與中國的情況相同。589年，隋朝最終統一了中國，大約與此同時，法蘭克國王和東羅馬帝國的皇帝似乎也在重新統一歐洲。

法蘭克人起源於萊茵河下游，5世紀由此移居高盧北部。在這段動盪不安的歷史中，他們只充當了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直到墨洛溫王朝的國王當政時，才成為西方最強大的民族。墨洛溫王朝最傑出的國王是克洛維（481－511年），他聯合法蘭克各部落，打敗羅馬人、拜占廷人和西哥特人，把從比利牛斯山脈，經高盧，到德意志的大片領土結合在一起，形成王國。克洛維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皈依了天主教，這不僅使他贏得教皇的支持，而且得到了當地高盧—羅馬人的援助。墨洛溫王朝似乎很有可能重建西羅馬帝國，並通過增加萊茵河東岸法蘭克人的領土。擴大帝國的版圖。

君主坦丁堡的統治者，同樣具有恢復帝國的雄心。西羅馬帝國土崩瓦解的同時，東羅馬帝國卻因強大的海軍勢力，豐富的財源以及首都的天然力量而安然無恙，它的首都位於歐亞兩大陸間的海峽的岬角上。蠻族的侵略雖摧毀了羅馬城，君主坦丁堡卻倖免于難。實際上，在1453年被突厥人攻克之前，它又生存了500年。這幾個世紀中，東羅馬帝國發展起一種獨特的文明，一種由希臘、羅馬、基督教及東方諸成分混合而成的文明。為強調這一獨特性，東羅馬帝國通常又稱為拜占廷帝國，如此命名是因為，首都君主坦丁堡是在古希臘殖民城市拜占廷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西部諸省成為各日耳曼王國後，拜占廷皇帝的宗主權自然只眼于原羅馬帝國的東半部，即：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敘利亞和埃及。這種限制是查士丁尼大帝（527—565年）所不能接受的。查上丁尼血統上更是伊利里亞人，感情深處卻是西方人。他用拉丁語說話、思維，決心收復西方領土，恢復原羅馬帝國。他的一位將領貝利薩留率領一小文裝備精良的部隊，一年內就佔領了北非的汪達爾人王國。他還從西哥特人手中奪回了西班牙東南部；經過18年的艱苦奮戰，又征服了意大利的東哥特人。這樣，20年間，几乎整個地中海又變成了羅馬湖。查士丁尼說，他希望"上帝將授我們以羅馬人因怠惰而喪失的那片帝國領土。"

五、蠻族對西方的繼續入侵

事與願違，西方並沒有步中國之後塵，相反，一股新的侵略浪潮粉碎了法蘭克人和拜占廷人剛剛形成的脆弱的帝國結構，使西方再度陷入混亂和分裂之中。又是蒙古的一個聯盟，迫使避難的遊牧部落沿入侵歐洲的路線向西行進。這些阿瓦爾人開始為西方所知曉，他們象前匈奴人那樣，以匈牙利平原為基地，向四面八方發起襲擊。
這些襲擊導致了具有深遠影響的大遷移。阿瓦爾人把日耳曼族的倫巴第八起到了意大利（568年）；倫巴第人又把拜占廷人從亞平寧半島的大部分地區驅逐出去，從而粉碎了查士丁尼恢復原羅馬帝國的夢想。阿瓦爾人還迫使斯拉夫部落向南進入巴爾幹半島；斯拉夫人則把那里拉丁化了的伊利里亞人和達基亞人趕進了孤立的山區。新來的斯拉夫人作為農業勞動者，從此紮根于巴爾幹半島北部，被趕走的伊利里亞人和達基亞人則湮沒無聞，直到近代，才作為阿爾巴尼亞人重新出現在巴爾幹半島西部，作為羅馬尼亞人重新出現在多瑙河北岸。因此，7世紀時，巴爾幹半島上的種族分佈已形成現在的格局：希臘人在南部，阿爾巴尼亞人在西部，羅馬尼亞人在東北部，斯拉夫人則居住在從亞得里亞海到黑海的廣闊地帶。

8世紀，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溫王朝，取得了一系列驚人的勝利，重新點燃起西方恢復帝國統一的希望之火。克洛維的繼承者們命運悲慘，他們被稱為"庸王"，即"一事無成的國王。"然而，身居"大宰相"要職、意志堅強的宮相們卻維持着王國的團結。其中以查理·馬特最為傑出。"馬特"意即"鐵鎚"，他從714到741年，一直在幕後執政。他的最大功績是，在圖爾戰役中打敗了侵佔北非和西班牙，並已挺進法蘭西南部的穆斯林軍隊（見第三章紹三節）。

馬特的兒子矮子丕平，不甘充任"一事無成"的國王的宮相，于751年廢黜墨洛溫王朝末代國王，創建了所謂的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以丕平之子查理曼的名字命名。查理曼是這一家系中最著名的國王，在765到814年的長期統治中，他不斷征戰，擴充疆域，征服了德意志西北部的撒克遜人，打敗了匈牙利的阿瓦爾人，吞併了意大利的倫巴第人王國，迫使穆斯林退回到比利牛斯山脈以南地區。到8世紀末，其帝國已從北海擴展到比利牛斯山脈，從大西洋擴展到斯拉夫人諸國，查理曼成為西方無可爭辯的征服者。800年聖誕節，教是利奧三世為他舉行加冕稱帝儀式，以承認他的最高地位。據查理曼的書記和傳記作者敘述，加冕那天，集會的民眾大聲高呼："生命和勝利，永遠屬於偉大上帝的受冕者，羅馬人溫和的皇帝查理·奧古斯都！"

這一情景說明，人們仍抱有恢復帝國統一的夢想，但這也只能是夢想。查理曼死後不久，來自南方、東方和北方的新侵略浪潮又淹沒了整個歐洲。在南方，穆斯林海盜和冒險者征服了克里特島和西西里島，襲擊了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區，給海上貿易以嚴重破壞。在東方，來自中亞的另一支遊牧部族馬扎爾人，于895年到達匈牙利平原，他們倣傚前匈奴人和阿瓦爾人，侵襲了周圍各國。

北歐人，即維金人的侵略範圍最廣，他們是與陸上遊牧民相同的海上遊牧民。維金人製造了一種船代替馬匹，這種船吃水淺，速度快、靈活性強。挪威的維金人正是乘這種船向西航行，到達冰島、格林蘭島和北美洲的。他們和從丹麥來的同胞一起，襲擊了不列顛群島和歐洲西海岸，甚至強行渡過直布羅陀海峽，劫掠了地中海兩岸。由於瑞典東面臨海，這裡的維金人渡過波羅的海，到達俄羅斯一些河流，並順流而下，經入海口，進入裏海和黑海。

這樣，整個歐洲被這些大膽的侵略者團團圍住。起初，8世紀末和9世紀，他們只是一味掠奪，並摧毀了無數寺院和城鎮。北歐人乘坐那種吃水淺的船，能溯河而上，進入遙遠的內地，因此，很少有地區倖免于難。當時的教堂裡，常可聽到這樣的祈禱："啊，上帝，把我們從這些北方人的懲罰下拯救出來吧！"到10、11世紀時，維金人開始在海外地區定居下來，佔領並統治了法蘭西北部大半地區和不列顛群島。但無論他們定居何處，最終都被現存的基督教國家所共吞。例如，法蘭克國王為進一步防止維金人的劫掠，于911年承認他們的首領，並授予他所謂的諾曼底公爵的稱號，諾曼底一詞源於定居那裡的北歐人。第一任諾曼底公爵羅倫的後代之一，就是征服者威廉，他于1066年成功地侵佔了英格蘭。

與此同時，加洛林王朝在穆斯林、馬扎爾人和維金人的三面夾擊下土崩瓦解，西歐再次成為屠宰場。10世紀為最不佳時期。自羅馬帝國滅亡以來，歐洲似乎從未有過如此悲慘的現狀，面臨如此淒涼的前景。

六、西方歷史的獨特性

縱觀這些標志著古典時期向中世紀過渡的侵略活動，很明顯，歐亞大陸各地區所受的影響迎然不同。由於地理上相隔遙遠，侵略者鞭長莫及，中國南方和印度南方均未受到侵擾。拜占廷帝國因擅長外交，財源豐富，海軍強大，幾個世紀內成功地擊退了一批又一批入侵者——日耳曼人、匈奴人、阿瓦爾人、斯拉夫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波斯在薩珊王朝時期，反對外來侵略也很成功，公元226年，薩珊王朝取代帕提亞人王朝。薩薩尼亞人喚起波斯民族的自尊心，恢復瑣羅亞斯德教為國教，組織穿戴沉重的鎧甲的騎兵部隊，統一了全國。因而，波斯能擊退奧克蘇斯河沿岸遊牧民的進攻浪潮；但同拜占廷的戰爭，弄得雙方兩敗俱傷，使即將到來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掠奪易如反掌。
如前所述，中國北方和印度北方的遭遇並非太好。兩者均遭到蠻族的蹂躪，不過都保存了各自在古典時期形成的獨特文明。因此，一個生活在公元前1世紀漢代的中國人，若在公元5世紀初復活，他一定會感到非常舒適、自在。他將發覺當時的唐朝與過去的漢朝大致相同，他會注意到兩朝民族相同、語言相同、儒家學說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國行政管理相同，等等。

這使西方歷史發展的獨特性顯得更為突出。如果公元前1世紀的羅馬人，于1000年、1500年或1800年在歐洲復活，他將會為居住在這一古老帝國許多地區的諸日耳曼民族，為嶄新奇特的生活方式而大吃一驚。他將會發現有幾種新的日耳曼語和羅曼語取代了拉丁語，上裝和褲子代替了古羅馬人的寬外袍，新興的基督教接替了古羅馬諸神；他還會發現，羅馬的帝國結構已為一群新的民族國家所替代，古老的謀生之道正受到新的農業技術、新的貿易、新的行業的挑戰；這種新貿易是與世界上一向無人知曉的地區進行的貿易，而種種新行業則是使用一些無需傳統的人力畜力驅動、可節省勞動力的奇特機器。

這無疑說明，只有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沒，被一種嶄新的東西所代替。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文明，或是免遭侵略（如印度南方和中國南方），或是擊退了入侵者（如拜占廷和波斯），或是遭受侵略，但卻倖存下來（如中國北方和印度北方）。唯獨在西方，古典文明被砸得粉碎，無法複原，儘管在這幾個世紀內，曾多次有人力圖恢復，但也無濟於事。

恰恰是這一獨特性，使西方在近代跑到了世界的前列，因此，它的起因必須予以重視。如本章第二節所述，技術停滯不前是諸古典文明結構上的一個主要弱點。那麼，既然所有的古典文明都具有這一弱點，為什麼唯獨西歐的文明會垮掉呢？

只要把西歐的制度及經歷與歐亞其他地區如中國作一比較，就能得出這樣一些結論：首先，古典時期，西歐並不象中國那麼富饒。適應農作物生長的夏季幾個月裡，季風給東亞大部分地區帶來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歐洲，雨水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幾個月裡。由於這一原因，加上緯度較低的地區能獲得較多的太陽熱，因此，東亞具有較長較集中的耕作期，許多地方一年二熟。而且，東亞的主要農作物稻米，比起西方種植的小麥、黑麥和其他糧食作物，每英畝產量要高得多。據估計，單位面積裡生產的稻米所含的熱值，是小麥所含熱值的五倍。結果，中國的生產率大大高於西方，中國的人口，自農業出現至今，也相應地比西方稠密。生產率及人口上的優勢，轉而又使能中國更好地維持帝國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更有力地抗擊蠻族侵略者，必要時，還能同化他們。

其次，西方缺乏可與中國相媲美的文字系統，也沒有中國的科舉制度。這種文字系統提供了文化上持久的同一性，而這一科舉制度使中國的行政提高了效率，增強了穩定性。最後，羅馬帝國邊境上的敵人更難對付。由於地處入侵路線的最西端，歐洲几乎在各遊牧民族的每次進攻中首當其衝。此外，羅馬帝國鄰近的日耳曼人，比中國西北邊境上的遊牧民族人數更多，而且，與帝國相鄰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比中國的蠻族近鄰更為先進，軍事威脅更大，更長久。因此，這些侵略在西方拖延的時間，遠遠超過在歐亞大陸其他地區持續的時間。

人們不會忘記，中國北方曾一度面臨畜牧業取代農業，阿爾泰話語言代替漢語的危險。隋朝重新統一中國，恢復了正常秩序，才使這一危險化為烏有。但在西方，侵略活動連綿不斷，阿瓦爾人摧毀了查士丁尼和克洛維建立的功績；穆斯林、馬扎爾人和維金人推翻了查理曼帝國。因而，西方出現了獨特的結局——帝國結構及其古典文明無可輓回地消亡了。

這一結果意義十分重大，被認為是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大規模的消亡為早應發生的技術革命掃清了道路。一位歷史學家最近對羅馬帝國的滅亡作了如下結論："總而言之，侵略給盛極之後停滯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擊。這使我們聯想起當今世界殘酷的轟炸，它摧毀了搖搖欲墜的古老建築，正因如此，我們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為現代化的城市。"這裡所說的"文化"，與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文化並無差異。因為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文化也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只是它們能設法從這些侵略中倖存下來，得慶重生。但是，這僅是舊生命的延續，而西方，在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卻能獲得新生，出現一個嶄新的開端。

回顧歷史，這一嶄新開端的重要性便十分明顯。古代時期，中東曾是創始力的中心，幾千年中，許多主要發明由此傳播出去。到了古典時期，大部分發明創造出自歐洲、印度和中國，中東卻遠遠落在後面。其原因恰恰因為中東的古代文明在公元前二千紀的侵略中得以倖存下來，邊緣地區的古代文明卻被毀滅，從而為新的開端——新的古典文明的出現——掃清了道路。

古典文明向中世紀文明的過渡也是如此。但這一次，所有地區的文明都倖存下來，唯有西方例外。因此，只有西方能毫無束縛地朝新的方向奮進，在中世紀發展起新的技術、新的制度、新的觀念，簡言之，新的文明。到了近代，這種新的文明，如早期農業文明必然戰勝部落文化—樣，遠遠勝過歐亞其他地區乃至全世界的"停滯不前"的文明，顯示出了它的優越性。

第四編

歐亞大陸的中世紀文明

（500—1500年）

同古典時期一樣，中世紀時期也是以各種侵略——前者是以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及中國周朝人的侵略，後者是以日耳曼人、匈奴人和突厥人的侵略——拉開序幕的。然而，與古典時期不同，中古時期的各個世紀，都是以相似的、連綿不斷的侵略宣告結束的；這些侵略實際上波及歐亞各地區。7世紀初，伊斯蘭教武士的侵略，不僅佔領了他們的發源地整個中東地區，而且最終佔領了北非、西班牙、巴爾幹半島、印度、東南亞以及中亞大部分地區。突厥人和蒙古人征服的地區更為廣闊，1000年至1500年的500年中，他們佔領了自波羅的海到太平洋的歐亞大陸大半陸地。
這些巨大的征服，儘管來勢兇猛，規模宏大，卻並不象前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和中國周朝人的侵略那樣，毀滅了歐亞大部分地區的文明。到中世紀時期，大多數地區的文明已根深蒂固，很難根除，因而各地的傳統文明得以倖存。例如，在中國，漢族的明朝取代了蒙古族的元朝，整個國家又完全回到老路上來。在龐大的穆斯林世界裡，土生土長的希臘—羅馬人、伊朗人、閃米特人以及埃及人的各自傳統，非但未被湮滅，反而溶匯成一種綜合的伊斯蘭教文明。同樣，東羅馬帝國又以拜占廷帝國的名稱繼續生存了整整1000年。因此，直至近代，其居民仍稱自己為"羅馬人"。

如前章所述，在這一般格局中，西方是個例外。在西方，也只有在西方，曾盛行一時的古典文明被連根拔起。因此，唯獨西方為新文明的形成徹底掃清了道路；這一新文明與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傳統文明完全不同，沿著嶄新的道路自由發展。

正是西方的這一獨特性，使西方能發展經濟力量，推動技術進步，產生向海外擴張、控制世界諸海路的社會動力。這一重大發展宣告了中世紀曆史的結束。但應該指出，中世紀時期與古代時期和古典時期不同，不是以歐亞大陸遊牧民族的陸上侵略為結束，而是以西方的海上冒險宣告終止的。西方探險家、商人、傳教士和移民的海外活動，標志著中世紀向近代的過渡，標志著世界歷史由歐亞大陸地區性階段向全球性階段的轉變．

羅馬時期和漢朝以後所出現的一切，使人感到西方和東亞之間的相互影響極為複雜。它包括了沿許多路線進行的多種項目的雙向交流；其交流量隨時期的不同而變化。……儘管交流十分困難，但至少東半球的人類已長期生活在一個比我們所要承認的更加統一的交流的王國之中。

小林恩·瓦特

第十二章

歐亞大陸文化高度發達的核心區

正如早期的歐亞大陸核心區的形成，把古典時期和古代時期區分開來一樣，如今，成熟的歐亞大陸核心區的形成，又把中世紀和古典時期區分開來。過去，技術的改進，尤其是鐵器的大規模生產及其對生活各方面的多種影響，促成了早期的歐亞大陸核心區的形成（見第七章）。現在，技術的進一步提高，尤其是造船業和航海業的發展，又促進了成熟的歐亞大陸核心區的形成。但這幾個世紀中，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因——歷史上首次出現了龐大的帝國；它們不僅僅象古代時期那樣，佔據着某些大河流域，或象古典時期那樣擁有整塊的地區，而且還橫亙數地區，地括整個歐亞大陸的大部分陸地。

眾所周知，亞歷山大大帝對恆河流域或中國一無所知；歐亞大陸兩端的羅馬帝國和漢帝國，彼此之間實際上也不存在着任何直接的聯繫。其原因是亞歷山大帝國主要侷限于中東，在印度，只有一個很不穩定的據點。而羅馬帝國和漢帝國，實際上被限制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與此形成鮮明對照，中世紀最早形成的伊斯蘭教帝國，到8世紀中葉，已將國土從比利牛斯山脈擴展到印度洋，從摩洛哥延伸到中國邊境。以後幾個世紀裡，伊斯蘭教進一步擴張到中亞、東南亞乃至非洲內地。13世紀的蒙古帝國，給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的版圖包括朝鮮、中國，整個中亞、俄國和中東大部分地區，它是歐亞大陸空前絶後的最大的帝國。

帝國的疆土如此空前遼闊，使歐亞各地區的直接聯繫和相互影響成為可能，從而消除了過去地區間的孤立狀態。本章將敘述由此產生的新的商業聯絡、技術聯結、宗教聯結和知識聯結的性質。

一、歐亞大陸的海上貿易

古典時期，歐亞大陸商路兩端的大羅馬帝國和大漢帝國的繼續存在，促進了貿業的全面發展。相反，這些帝國的崩潰，則破壞並削弱了這種貿易。不過，中世紀時期，伊斯蘭教帝國和蒙古帝國的相繼出現，又使這一貿易再度興盛，並達到了新的高度。
穆斯林的征服，統一了整個中東地區，而中東是所有橫貫歐亞大陸的商路的樞紐；這裡既有通往黑海和敘利亞各港口的陸路，又有穿過紅海和波斯灣的水路。其中渡過阿拉伯海，同印度西南部馬拉巴爾沿海地區的貿易尤為繁榮。大批穆斯林商人，多數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印度和錫蘭各港口定居下來，用船將馬匹、白銀、鐵器、亞麻布、棉花和毛織品從西方運到東方，以換取絲綢、寶石、柚木和各種香料。

穆斯林商人繼續航行，從印度和錫蘭到達馬來亞沿海的卡拉巴爾（吉打），由此，一部分人南下，到達蘇門答臘和爪哇，另一部分人則穿過馬六甲海峽，然後北上，抵達中國南方的坎富（廣州）。穆斯林商人的通常計劃是：9、10月份離開波斯灣，乘東北季風航抵印度和馬來亞，再及時趕到中國海域，乘南季風航達廣州。在廣州渡過夏季，然後乘東北季風返回馬六甲海峽，穿過孟加拉灣，次年初夏回到波斯灣——來回航程時需一年半。

671年，首批穆斯林來到廣州後，很多人如在印度洋各港口一樣，在此定居下來。地方當局允許他們自治，於是，他們選舉出自己的首領，負責維持其居住區的秩序。有些穆斯林家族的後裔，象後來的馬可·波羅一樣，在中國行政機構中任職。到758年，穆斯林人數眾多，足以進攻廣州，結果，中國人關閉了對外通商的港口。792年，港口重新開放，廣州緞續成為穆斯林商人經商的中心，直到878年，他們被中國的造反民眾所殺。從此以後，穆斯林商人和中國商人便在馬來亞的卡拉巴爾通商。

到了宋朝（960—1127年），中國的港口再次對外開放。宋朝期間，中國人在造船業和航海業上取得巨大進步，12世紀末，開始取代穆斯林在東亞和東南亞的海上優勢。蒙古人征服中國，建立元朝（1279—1368年）後，中國的船隻體積最大，裝備最佳；中國商人遍佈東南亞及印度各港口。1291年，馬可·波羅護送一位蒙古公主繞經東南亞去伊朗時，目睹並描寫了中國航海業的盛況；50年以後，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圖塔乘中國帆船，取道印度，前往中國時，也目睹並描寫了這一盛況。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情況也值得注意，它表明這一時期，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居主導地位。進口商品除細紋棉織品外，還有中亞的皮革、馬匹以及南亞的優質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原材料。而出口商品，除礦石外，還有書、畫，尤其是瓷器、絲綢等產品。

明朝（1368－1644年），中國的航海活動達到極盛，以15世紀初不平洋和印度洋上顯著但卻短暫的海上優勢為頂峰。1405年到1433年間，一位名叫鄭和的朝廷宦官率船隊七次下西洋的情況，可說明這一點。這七次遠洋航行規模盛大，功績卓著，是史無前例的。首次遠航28000人，乘船62艘，一直航行到爪哇、錫蘭及卡利卡特。歸途中，蘇門答臘的一支海盜船隊企圖攔韻，結果全軍覆沒。後來幾次航行更加遙遠，最遠曾達非洲東海岸、波斯灣和紅海海口。中國人還去過印度洋上30多個港口，每到一處，他們就勸導或強迫當地統治者承認明朝皇帝的宗主權。而這一切發生時，葡萄牙人只是剛開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進，直到1445年，他們才到達佛得角。

1433年，皇帝突然下諭旨終止了這些著名的遠航。遠航起訖的原因至今仍是個謎。據推測，遠航的發起，可能是為了彌補蒙古帝國崩潰所造成的陸上對外貿易的損失，也可能是為了提高帝國朝廷的威望，或是為了尋找皇帝的一位遁世隱居當和尚的前輩。另據推測，遠航的終止，或是因為耗資過甚，或是由於宮廷宦官和儒家官僚之間歷來存在的相互傾軋。無論如何，中國人的撤離，在東亞和南亞海域，留下了權力真空區。於是日本倭寇騷擾搶劫中國沿海，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又恢復了以往在印度洋上的優勢。儘管阿拉伯人善於經商，但他們一盤散沙，缺乏資源，沒能發展成中國人短期內就建立起來的強大海軍。因此，1498年，葡萄牙人繞過非洲，進入印度洋時，沒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便建立起他們的西方海上霸權。

二、歐亞大陸的陸上貿易

與此同時，由於蒙古帝國的興起，陸上貿易發生了一場大變革。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一個政權橫跨歐亞大陸，即：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從西伯利亞到波斯灣。14世紀中葉，意大利一本小冊子通過描寫一條起自頓河河口的塔那、橫穿中亞的商路，概述了蒙古和平時商業的重大意義。
據來往于這條大道的商人們說，無論白天還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國的路上行走，是絶對安全的。……你可能認為，從塔那到薩萊（位於窩瓦河岸）的這段路，沒有其他任何地段安全。然而，即使這段路最糟的時候，如果60個人同行，也會感到如獃在家裡一樣安全。

1264年，忽必烈從蒙古的哈拉和林遷都北京，無意之中向歐洲商人打開了中國的大門；這些商人通常沿橫貫歐亞大陸的商路經商。最早到忽必烈新朝廷來的歐洲人，並非外交使節，而是兩個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羅和馬費奧·波羅。然而，首次到達香料發源地印度和東印度群島，比到中國具有更大的經濟價值。香料向來由兩條路線運往歐洲；或經由紅海和埃及，到黑海或地中海東部各港口；或進抵波斯灣，再由商隊將貨物防運到這些港口。第一條路由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控制；阿拉伯人用船將香料運到埃及，威尼斯人再從亞歷山大港將貨物運往歐洲銷售。第二條路由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的（伊兒汗國）蒙古統治者和熱那亞人控制；熱那亞人在港口轉運站等候香料。

然而，熱那亞人並不滿足僅僅在黑海航行。他們乘小巧的輕舟從亞速海沿領河而上，或許是坐牛車穿過狹長的地帶，到達窩瓦河，再從這裡前往裏海和波斯。這樣，熱那亞人便可到達波斯灣，直接去印度和東印度群島。在那裡他們發現，香料在原產地非常便宜，而過去幾個世紀中，一批批經紀人在東南亞生產者和歐洲消費者之間撮合經售，從中謀取了巨額利潤。

蒙古統治下的和平時期，陸上貿易的恢復只是短暫的。原因之一是，1368年蒙古人被趕出中國，蒙古帝國全面崩潰，從而使中亞再度分裂，導致歐亞大陸間的貿易瓦解。更重要的是，伊兒汗國的合贊汗（1295－1304年）改宗伊斯蘭教，無意之中切斷了歐洲人去香料群島的運輸路線。從此，几乎所有的香料都是沿紅海至尼羅河航線，用船運輸，使阿拉伯和威尼斯經紀人獲得巨額利潤。但有些歐洲人不願繼續支付昂貴的價款，尤其是他們現已知道香料的產地及其價格，從此開始尋找避開穆斯林這一障礙的新道路，結果達·伽馬開闢了一條環繞非洲的劃時代的航線。

三、技術傳播

穆斯林帝國和蒙古帝國，不僅影響了歐亞大陸間的貿易交往，而且影響了技術的傳播，三角帆船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是一種高大的、三角形縱帆帆船，一直為阿拉伯人所使用。但在地中海，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臘人和羅馬人卻使用一種橫帆帆船；這種帆船氣候惡劣時較易於駕駛。不過，阿拉伯帆船操縱更加靈敏，能逆風航行，並能在河流和狹窄的水域裡搶風轉變航向。由於這一點，它不久便在地中海東部諸地區代替了橫帆帆船。到11世紀時，它已成為正式的運輸工具，遍及地中海。儘管這種三角形的帆船是阿拉伯人隨穆斯林入侵傳入地中海的，但今天卻被稱為"拉丁"或'三角"帆船。後來，這種帆船又從地中海傳到大西洋。15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船舶設計師，將橫帆帆船的前桅和三角帆船的主桅及後桅相結合，製造出了三桅船，它可以在任何天氣裡航行；使哥倫布和達·伽馬的遠洋航行成為可能。
穆斯林帝國橫跨北非、中東和南亞，同歐亞大陸各地區保持聯繫，從而疏通、調順了知識、技術以及商品的相互交流。850年至925年，居住在巴格達的一位阿拉伯醫生和科學家的下面這段敘述，可作為說明這種相互交流的一例。它告訴人們，中國人是怎樣從穆斯林那裡得知加倫；加倫（公元130－200年）是希臘一位名醫，他的許多著作早被譯成阿拉伯語。

一位中國學者來到我家，並在鎮上住了大約一年。五個月內，他學會了用阿拉伯語說話、寫字，而且，的確達到了口才流利、書法精通的程度。後來，他決定回國。臨行前一個月左右，他對我說："我要走了。走之前，如果有誰願口述加倫的16部著作，讓我筆錄下來，那我將非常高興。"我告訴他時間不夠，頂多只能筆錄一小部分。他卻說："我懇求你在我走之前，用你所有時間，以最快速度為我口述。你將看到，我記錄得比你口述還要快。"於是，我和一個學生一起，以最快速度為他口述加倫的著作，但他記得更快。我們不相信他記得都對，後經核對，才發現完全正確。我問他為什麼能記得這麼快，他說："在我國，有一種書寫方法叫速記，這就是你們所看到的。當我們想要快速記下某些東西時，使用這種寫法，事後，可以隨意將它們整理成原來的文字。"但他又說，即便是位敏于學習的聰明人，要掌握速記，至少也得20年。

這段敘述所描寫的情況較為獨特，因為中世紀時期，中國人在歐亞大陸的交流中，通常是捐獻者，而不是接受者。的確，早些時候的情況則相反。古代和古典時期，美索不達米亞的車輪、轆軲和滑輪，埃及的握桿和曲柄；波斯的風車和小亞細亞的煉鐵等，從各自的發源地向四面八方傳播。但在公元後的14個世紀中，中國則是技術革新的偉大中心，向歐亞大陸算他地區傳播了許多發明（見表1）。

1620年，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寫道：

我們應該注意到這些發明的力量、功效和結果。人們將看到，這些發明遠不如三大發明那麼顯著；這三大發明古人並不知道，它們的起源，即使現在仍模糊不清，無人知曉，它們是：印刷術、火藥和磁鐵。因為這三大發明首先在文學方面，其次在戰爭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變了整個世界許多事物的面貌和狀態、並由此產生無數變化，以致似乎沒有任何帝國、任何派別、任何星球，能比這些技術發明對人類事務產生更大的動力和影響。 　中國傳入西方的技術與發明 　大約與現在相隔的世紀　方板鏈泵 　15 　輪式碾磨機　13 　水力輪式碾磨機 　9 　水力冶金鼓風機械 　11 　葉片式旋轉風選機 　14 　活塞風箱 　14 　拉式紡機 　4 　手搖紡絲機械（11世紀出現的一種紡車上的均勻捻綫錠翼，14世紀水力已應用於紡機） 　3—13 　獨輪小車 　9—10 　航海運輸 　11 　車式碾磨機 　12 　有效耕畜輓具；胸帶（左馬馭者） 　8 　軛 　6 　石弓（單臂） 　13 　風箏 　12 　直升飛機螺旋漿（用繩索旋轉） 　14 　活動連環畫轉筒（靠上升熱氣流轉動） 　19 　深鑽孔法 　11 　鑄鐵 　10—12 　卡丹式懸架 　8—9　平圓拱橋 　7　鐵索橋 　10—18　運河船閘閘門 　7—17　航海製圖法 　10

西方傳入中國的技術與發明 　螺釘　14　液體壓力泵　18　曲軸 　3　鐘錶裝置 　8

培根正確評價了三大發明的歷史意義，而這三大發明都起源於中國。雕版印刷是一種把要印的書的每頁分別刻在每塊木板上的印刷術。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印刷的中國佛教經文。活字印刷也是中國人最早發明的，它由一位普通藝人試製成功；1041到1049年間，這位普通藝人製作了用泥土焙燒而成的活字。以後幾個世紀中，中國人用木頭和各種金屬活字代替了泥土活字。這些發明由中國傳到中東，再從中東傳入歐洲。在歐洲，1423年，首次使用雕版印刷，1456年，用活字印刷了第一本書——《谷登堡聖經》。

早在唐朝（618－906年），中國就用火藥製造煙火。1120年，中國人發明了一種武器，即"突火槍"它用一根粗毛竹筒塞滿火藥製作而成。這几乎就是金屬管槍的前身。金屬管槍大約出現于1280年，但不知道最先是由中國人發明的，還是由阿拉伯人或歐洲人發明的。

約公元前240年，中國的一本書中，最早明確提到了磁鐵。但以後幾個世紀中，指南針僅用於泥土占卜者的巫術活動。1125年，指南針開始用於航海，顯然是阿拉伯商人來到中國，學會使用這種儀器。並將其傳入歐洲的。

除這三大發明外，中國人傳給歐亞大陸各鄰邦的東西還很多。105年，中國人發明了造紙，為印刷術的發明提供了先決條件。751年，被帯到撒馬爾罕的中國戰俘，將造紙術傳給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將它傳入敘利亞、埃及、摩洛哥。1150年，造紙術傳入西班牙後，又從那裡傳到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所到之處，羊皮紙被取代。事實證明，它的價值十分顯著：過去，用羊皮紙製作一本《聖經》，至少需要300張羊皮。

傳遍整個歐亞大陸、具有深遠影響的其他中國發明是船尾舵、馬蹬和胸帶輓具等。船尾舵大約于1180年與指南針同時傳入歐洲；馬蹬使中世紀歐洲穿戴沉重的鎧甲的封建騎士得以產生；胸帶輓具與過去的頸環輓具不同，是套在馬身上，使馬能全力拉東西而不會被勒死。最後，中國人栽培了許多水果和植物；它們通常由阿拉伯人傳遍歐亞大陸。這些水果和植物包括菊花、山茶花、杜鵑花、茶香玫瑰、翠菊、檸檬、桔子等；桔子至今在荷蘭和德國還被稱為"中國蘋果。"

最後，應該指出，這些及其他一些發明的傳播，顯然與政治事件有關。因此，人們認為，12世紀指南許、船尾舵、造紙術和風車的廣泛傳播可歸因于十字軍東征。同樣，蒙古統治下的和平也促進了14世紀火藥、絲綢製造、印刷術和煉鐵高爐的大量傳播。

四、歐亞大陸的宗教

中世紀不僅以歐亞大陸間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技術交流為特徵，而且也以宗教信仰的空前傳播為特徵。就基督教和佛教而言，它們于古典時期末開始傳播，中世紀時期繼續流傳（見第七章第三節）。但中世紀諸世紀中，最為著名的宗教革新運動則是伊斯蘭教的出現。除其教義（這將於下章敘述）外，這一新宗教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後，突然從阿拉伯半島向外廣泛傳播，對歐亞大陸和非洲廣大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伊斯蘭教的傳播（詳情以後敘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632到750年，伊斯蘭牧首先傳遍中東地區，然後向西傳到比利牛斯山脈。向東傳到中亞地區；最終結果，實際上是把地中海變成了穆斯林湖。第二階段，從1000年到1500年，在這幾個世紀中，伊斯蘭教進一步傳播，傳入印度、東南亞和非洲，使印度洋也變成了穆斯林保護區。

伊斯蘭教領土的巨大擴張，自然使被圍困的基督教世界的統治者感到驚恐他們這時實際上已被孤立在歐亞大陸的西端。這一點，也是13世紀蒙古人崛起時基督教世界統治者的反應頗為矛盾的原因。蒙古人的劫掠和屠殺使他們喪魂落魄；這些屠殺、劫掠顯示了蒙古騎兵的挺進好象是不可抗拒的。1260年，教皇亞歷山大四世在他的訓令（Clamat　in auribus）中，呼籲所有基督教國家的君主們在共同的危險面前團結起來："……採取有遠見的行動，抵抗日漸迫近、顯然要降臨的危險……憤怒的上帝將懲罰這些野蠻的韃靼人，這些猶如從神秘的地獄裡突然冒出來的韃靼人。……"

然而，如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樣，情景並非一片漆黑。蒙古人雖征服了基督教俄羅斯人，即希臘正教教徒，但給伊斯蘭教的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打擊最具毀滅性。當絶望中的穆斯林請求基督教國家的統治者提供援助時，溫切斯特的主教的話，表達了人們通常的反應："讓這班畜牲們互相殘殺去吧！"有些西方人還認為，蒙古侵略者是支持基督教事業的天賜的干預者，是反對宿敵伊斯蘭教的有力的同盟者。他們甚至希望，新蠻族能象前馬扎爾人和維金人那樣皈依基督教。由於對文明一無所知，沒有高級的宗教信仰，缺乏有組織的教士的支持，這些蒙古人皈依和同化的時機似乎已經成熟。

然而，打蒙古人的生意的，並非只有天主教徒，那時其他三大宗教的代表正在亞洲爭雄。其中，伊斯蘭教最富有侵略性；他們從波斯渡過奧克蘇斯河，擴張到中亞，爭取到某些突厥部落的支持。佛教在從發源地印度沒突厥斯坦的"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過程中，也已為蒙古人所熟悉。最後是聶斯脫利斯派教徒；他們的起源要追溯到以弗所會議（431年），當時他們被指責為異教徒，於是，聶斯脫利斯教徒從羅馬帝國撤回波斯，後來，在不斷挺進的伊斯蘭教的逼迫下，沿陸路穿過中亞進入中國。因此，他們能使各突厥部落皈依；而當蒙古帝國擴張時，這些皈依基督教的突厥人便充任行政官員、文字或口頭翻譯和使節，為蒙古人服務。

正當這些聶斯脫利斯教徒渴望着蒙古人皈依時，天主教徒派出了兩個傳教團，前往設在蒙古北部哈拉和林的大汗朝廷。第一個傳教團（1245—47年）由意大利方濟各會的修道士約翰·卡皮尼·皮阿諾率領；第二個傳教團（1253－55年）由佛蘭德方濟各會的修道上威廉·魯伯魯克率領。兩位使者均到了蒙古朝廷，並發現可汗們對所有外國宗教都很感興趣。威廉修土應邀以西方方式吟詠讚美詩，並解釋《聖經》中的插圖。但是，幾天後，他發現大汗正專心致志地研究被燒焦的羊肩胛骨。如果它們完整無缺，大汗就認為他可以籌劃發動一場肯定能獲勝的戰爭。如果他看到最小的裂紋，他則會按兵不動。傳統術士，即巫師，在朝廷中很有勢力，修道士們不可能爭取皇家任何成員。"我們相信只有一個上帝"，蒙哥汗對威廉修上說，"但如上帝賜給我們不同的手指一樣，他也賜給人類各種不同的方法。上帝賜給你們《聖經》，你們基督教徒不應違背。……上帝賜給我們占卜者，我們就按照他們所說的去做，和睦相處。"同樣，要組成反伊斯蘭教聯盟也是不可能的，因為蒙古人需要別人向他們屈服，而不是和他們合作。"毫無例外"，蒙哥汗聲明說，"你們所有的人都必須為我們服務，並效忠於我們…我們所告知給你們的，就是上帝的誡命。"然而，傳教團成功地向西方提供了有關這一新蠻族的形成、習慣和軍事戰術等第一手可靠的資料。

威廉修士剛剛返回西方，成立基督教—蒙古勝利聯盟、永遠結束伊斯蘭教威脅的希望再次出現。成吉思汗的孫子旭烈兀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助長了這一希望。旭烈兀是個佛教徒，而他的妻子是基督教徒。在亞美尼亞和格魯古亞王國的基督教士兵的援助下，旭烈兀于1258年到1260年間，佔領並洗劫了哈里發的首都巴格達，隨後又侵佔了敘利亞到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地區。人們滿懷信心地期望，他將輕取埃及和北非，然後同天主教國家一起，征服西班牙，最終從地球上滅絶可恨的伊斯蘭教。

但事與願違，1260年，蒙古人在巴勒斯坦阿因扎魯特（繳利亞發源地）的決定性的戰鬥中，被埃及馬穆魯克軍隊擊敗。蒙古人的清退，輓救了埃及和伊斯蘭教世界。這次失敗顯然給迷信的蒙古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們確信穆斯林的安拉具有更大的力量，從而促使他們皈依伊斯蘭教。結果，不但沒有消滅伊斯蘭教，反而使中東和中亞地區的蒙古人最終皈依了伊斯蘭教，最東部的蒙古人皈依了佛教（有關這些戰役的詳情，見第十四章第四節）。

在西方，對偉大而又神秘的中國仍抱有希望；眾所周知，中國是不信伊斯蘭教的。卡皮尼和魯伯魯克都沒到過中國，但他們聽說，只需20天便可以從哈拉和林到達中國，而且，這是一個無比富饒的國家。1264年，當忽必烈遷都大都（也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今北京）時，歐洲人首次進入中國。最早來中國的是兩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羅和馬費奧·波羅。忽必烈給他們以熱烈歡迎，向他們詢問了有關歐洲的情況，並讓他們轉信給教皇。在這些信中，忽必烈請求，為他的朝廷派100名傳教士，向他的人民傳教，並同其他宗教代表辯論。

就提出這一要求而言，說忽必烈被基督教的熱情所激發，是難以令人置信的。他很可能是要為他的官僚機構收羅人材，因為他剛剛征服中國，不敢冒險在上層機構中起用太多的中國人。實際上他確僱用了大批外國人任職。為了維護他的權力，他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間的勢力平衡。不論忽必烈請求派教士的動機如何，羅馬教室只派遣了兩名多明我會修道大但因路上動亂不定，他們只到達小亞細亞使返了回去。

125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約翰·孟德高維諾前往蒙古朝廷；他是一位在地中海東部沿岸諸穆斯林國家工作了14年的、富有經驗的傳教士。約翰修士走海路從波斯灣到印度，穿過馬六甲海峽，前往坎富（廣州），再從廣州走陸路到達大都（北京）。他被允許留在首都說教，結果，在1292年到達大都後的六年中，他修建了一座帶鐘樓的教堂，擁有一支150個男孩的唱詩隊，他們唱的格列高利聖歌皇帝非常愛聽。羅馬教皇得知這一成功後，又派出了一些傳教士，使約翰修土能前在坎富，從事另一傳教活動。到1328年修士去世時，已在中國大地爭取到幾千名皈依者。

這一進展的取得，主要由於蒙古統治者的積極態度。他們深思熟慮，鼓勵所有外國宗教，無論是伊斯蘭教、佛教，還是基督教，與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儒教相抗衡。因此，基督教傳教士從皇帝的金庫裡獲得大筆津貼，從而建立了一座帶有"高級教土房間"的修道院。然而，外國教徒意外的彙集中國只是短暫的，因為它完全依賴于可汗的支持。但是，正如馬可·波羅所說的那樣："所有中國人都憎恨大汗的統治，因為…他將所有權力交給韃靼人，薩拉森人或基督教徒。這些人依附於他的王室，為他服務，是中國的外國人。"因此，1368年，當蒙古人被趕出中國時，受他們保護的所有外國人，也一起彼趕了出去，其中包括天主教傳教團。16世紀，達·伽馬的航行，開闢了一條直接連接歐亞大陸兩端的海上航線，為耶穌會的到達鋪平了道路，直到這時，天主教才又在中國獲得了一席立足之地。

五、擴展中的視界

儘管歐洲人未能爭取蒙古人為盟友，未能使他們信奉同一宗教，但蒙古統治下的和平，極大地開闊了他們的眼界，使他們對歐亞大陸有了一個新的認識。這種認識與中世紀早期的認識完全不同；當時，漢帝國和羅馬帝國的崩潰，隔斷了古典時期歐亞大陸間的聯繫。教區制度開始形成，而在西方，成功的基督教的信條又着重強調了這一制度。《聖經》成為地理知識的主要來源，於是，耶路撒冷被認為是大地的中心，而尼羅河、幼發拉底河和恆河則被認為是發源於同一源頭伊甸園。
七、八世紀，伊斯蘭教的擴張，築起了一道橫穿北非和中東的有害屏障，進一步縮小了歐洲人的視野。直到12世紀，十字軍帶著種種傳說，從地中海東部沿岸諸國返回西方時，才使歐洲人重新得到有關外部世界的第一手資料。儘管地中海那時仍是世界的中樞，但他們對東面和南面地區的瞭解卻非常貧乏。

蒙古統治下的和平帶來了偉大的突破，它使人們的視野從地中海轉向歐亞大陸，正如後來的哥倫布和達·伽馬使人們的視野相應地從歐亞大陸轉向全球一樣。商人、傳教士和戰俘的旅行告訴人們，在遠東有一個大帝國，它的人口、財富和文明程度，不僅等於，而且超過了歐洲。另一方面，東方這時也開始瞭解西方。馬可·波羅既使西方知道了中國，又讓中國和中東瞭解了西方。

眾所周知，在此期間，莫斯科、大不裡士和諾夫哥羅德都有中國僑商局地；在美索不達米亞，中國技師受僱從事水利工程建設。有資料記載，中國官僚曾陪同成吉思汗出征視察。從歐亞大陸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此外，生於北京的聶斯脫利斯教徒拉本·巴爾·索瑪，12788年曾旅行到伊兒汗國朝廷巴格達，被蒙古人從那裡派往歐洲，尋求基督教的援助，反對伊斯蘭教。他于1287年出發，去過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新、羅馬、巴黎和倫敦，途中會見了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愛德華一世。中世紀時期，遊歷範圍最廣的旅行家是穆斯林伊本·撥圖塔（1304—1378年）。他從自己的家鄉摩洛哥出發，去麥加朝聖然後，繼續旅行，取道撒馬爾罕前往印度，作為法官和使者從印度派往中國。回到摩洛哥後，他又繼續向北旅行，到達西班牙，隨後南下，進入非洲內地，到達廷巴克圖。當他最後返回摩洛哥定居時，至少旅行了75000英里。

西方世界最著名、最重要的旅行家是馬可·波羅。當父親和叔叔第二次航行中國時，他也一同前往，于1275年到達忽必烈的朝廷。他給忽必烈以良好的印象，並以各種身份為他服務了17年，遊歷了全國各地。作為一個官員，途徑之處，他特別注意觀察當地的居民和資源，曾記下這樣的東西："有一種黑石塊，象別的石頭一樣，從山裡挖掘出來，但卻象木頭一樣可以燃燒。"1292年，他護送一位蒙古公主航行，繞過東南亞，穿過印度洋，前往波斯，同伊兒汗國大汗結婚。到達波斯後，馬可·波羅繼續西行，于1295年回到了闊別25年的家鄉威尼斯。不久，在與熱那亞的戰鬥中被俘，于獄中口述了他的旅行見聞。

下面這段話便是書的開頭，它對當時人們十分驚奇的事物作了介紹：

皇帝、國王、公爵、侯爵、伯爵、騎士和市民們，以及其他所有的人們，不論是誰，如果你們希望瞭解人類各種族的不同，瞭解世界各地區的差異，請讀一讀或聽人念這本書吧！你們將發現，在這本書中，正如梅塞·馬可·波羅所敘述的那樣，我們條理分明地記下了東方各大地區——大亞美尼亞、波斯、韃靼地方、印度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的所有偉大而又奇特的事物。馬可·波羅是威尼斯市民，聰明而又高貴，被稱為"百萬先生"。他親眼目睹了這些事情。……所有讀或聽人念這本書的人，都應置信不疑，因為這裡所記敘的一切都是真實的。的確，自上帝用他的手創造了我們的祖先亞當以來，直到今天，從未有過任何人，基督教徒或異教徒，韃靼人或印度人，以及其他種族的人，家這位海塞·馬可那樣，知道並考察過世界各地如此眾多、如此偉大的奇聞軼事。…

馬可敘述的故事，確實和這一介紹所說的那樣激動人心。他講到了帶有花園和人造湖的大汗宮廷，裝載銀輓具和寶石的大象。他還講到了各條大道，高於周圍地面，易於排水；大運河上，商人船隻每年川流不息；各個港口，停泊着比歐洲人所知道的還要大的船隻，並談到了生產香料、絲綢、生薑、糖、樟腦、棉花、鹽、藏紅花、檀香木和瓷器的一些地方。馬可還描寫了他護送中國公主到波斯去時，訪問和聽說過的所有寓言般的國度——新加坡、爪哇、蘇門答臘、錫蘭、印度、索科特拉島、馬達加斯加、阿拉伯半島、桑給巴爾和阿比西尼亞。

書中的一切彷彿離奇古怪，言過其實，因此，人們給他起了個別號叫"百萬先生"，因為"他開口閉口總是說百萬這個、百萬那個。"其實，他向16世紀中葉的歐洲人提供了有關中國最為全面可靠的資料。這本書題名為《世界見聞錄》並非偶然。實際上，這部著作使西方人對世界的瞭解範圍突然擴大了一倍。馬可·波羅正如兩個世紀後的哥倫布一樣，為同時代人開闢了嶄新的天地。的確，正是他所描寫的有關中國和香料群島的迷人景象，召喚着偉大的探險者們，在穆斯林封鎖陸上道路之後，直接尋找一條海上航線，繼續前進。

第十三章

伊斯蘭教的興起

論海濱曠野的默示。有仇敵從曠野、從可怕的地方而來，象南方的旋風猛掃而過。

《以賽亞》

我們把阿拉伯《古蘭經》降給你，好教你警告"城市之母"麥加及其周圍的人們；好教你警告他們"末日審判"無疑來臨。那時，一些人將永居天堂，一些人則墮入火獄。

《古蘭經》第四十二章

600年至1000年的幾個世紀中，伊斯蘭教的出現，是歐亞及世界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穆斯林軍人的驚人征服，和大約1000年前亞歷山大大帝的征服一樣，再度統一了整個中東地區。亞歷山大帝國崩潰後，羅馬人最終強行統治了小亞細亞和敘利亞，使中東以幼發拉底河為界分為東西兩部。東部由伊朗和伊拉克構成，是波斯文明的中心；西部包括巴爾幹諸國、小亞細亞、敘利亞，埃及和北非，成為拜占廷文明的所在地。7、8世紀，伊斯蘭教的征服結束了這種分裂狀況，在伊斯蘭教的星月旗下，統一了從比利牛斯山脈到信德，從摩洛哥到中亞的所有地區。
比這些軍事擴張更為顯著的是伊斯蘭教文化上的成就。儘管被征服的地區曾是人類最古老的文明中心，然而，到11世紀時，它們語言上已阿拉伯化，文化上已伊斯蘭教化。阿拉伯語成為從波斯到大西洋廣大地區的日常用語，新出現的伊斯蘭教文明是前猶太教文明、波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和希臘—羅馬文明的獨創性的綜合體。這種語言和文化的轉變一直存留到現在，因此，伊拉克人和摩洛哥人與英國人和澳大利亞人一樣，在語言和文化上至今仍有着密切的聯繫。

一、伊斯蘭教以前的阿拉伯半島

穆斯林入侵前的中東由兩大帝國統治：拜占廷帝國和薩珊王朝。前者以君士坦丁堡為都，控制着地中海東部地區；後者定都泰西封，統治着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兩帝國長期不和，一個是具有希臘—羅馬文化的基督教國家，另一個是具有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傳統的瑣羅亞斯德教國家。603至629年，波斯和拜占廷之間爆發了一系列戰爭，使雙方兩敗俱傷，無力抵抗阿拉伯沙漠聚集的風暴。
這時的阿拉伯半島，在文明鄰邦的眼中，是遊牧蠻族的偏僻之壤。然而，6世紀後半葉，由於商路的改變，它已成為經濟要地。埃及的混亂和拜占廷—波斯戰爭，使傳統的紅海至尼羅河流域和波斯灣至紅侮的道路無法通行。商人們因此轉向更加艱難，但卻較為安全的道路，即從敘利亞經阿拉伯半島西部到也門，再從也門用船隻往返于印度洋之間運輸貨物。麥加因商路的改變而獲利，它地處商路中段、阿拉伯半島沿岸，是北往敘利亞，南通也門，東到波斯灣，西至紅海吉達港和走水路前往非洲的交通樞紐。

除從事農業和實行君主專制的南方外，阿拉伯半島其他地區都處于遊牧和部落狀態。酋長，即當選的部落首領，只是具有平等地位的年高德望的人，受統治一切的傳統習慣的約束。他們的主要作用是，戰時指揮打仗和領導人們保衛聖地。大多數部落信奉多神教，崇拜樹，泉水和石頭；這些東西被認為是無形的諸神的居住地。他們還信仰更多的屬於個人的神；並認為它們從屬於一個稱為"安拉"的更高級的神。猶太教和基督教曾從北面傳入阿拉伯半島，爭取了邊界地區所有部落以及半島其餘地區的孤立的部族。同這些宗教信仰相比，阿拉伯半島的多神崇拜、部落戰爭和政治分裂，對富有思想的阿拉伯人來說似乎太原始，是一種恥辱。據說，7世紀初，確實出現過幾個"先知"，反映出當時正在朝發展本土的神教方向努力。門每個成功的傳道士一樣，穆罕默德表達了他那個時代的願望，滿足了當時的要求。

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中世紀最有影響的歷史人物，生於569年，是麥加一位商人的遺腹子。六歲母親去世，先由祖母，後由伯父撫養長大。有關他青少年時期的情況知道的很少。傳說他12歲曾隨伯父跟商隊去過敘利亞，在這次旅行中，可能獲得一些有關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知識。穆罕默德25歲同一位富孀結婚，她為他生了幾個女兒和兩個兒子，兒子都早年夭折了。
穆罕默德40來歲時，經歷了一段精神極度緊張的時期。在此過程中，他開始相信上帝選他為先知，選他當亞伯拉罕、摩西和耶穌的繼承人。有人要他描述默示經過，他回答說，《古蘭經》的全部經文在天國裡，每次他所得到的只是一部分，通常由天使加百列傳授給他，並讓他一字一句地重複。而這時在他身邊的其他人，既看不到這位天使，也聽不見他講的話。穆罕默德的痙攣可能是癲癇病發作，尤其因為他說他聽到了銅鈴般的聲音，一種通常在癲癇病發作時才能聽到的聲音。無論如何，穆罕默德這時認為，他已接受了神的感召，要去證實安拉的唯一性和超然存在，去警告人們"末日審判"終將來臨，去告誡他們忠實的報答是上天堂，邪惡的懲罰是下地獄。

穆罕默德的教誨，在他死後不久被記錄成書，成為伊斯蘭教這一新教的聖典。"伊斯蘭"意為"順服上帝的旨意。"穆罕默德更沒有建立教士組織，也沒有確定專為拯救靈魂的具體聖事，但卻要求信徒們履行一定的儀式，即伊斯蘭教"五功。"它們是：（1）念功：信徒一生必須完全理解、絶對接受地背誦"除安拉外，再無神靈；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2）拜功：信徒應每日禮拜五次，分別在晨、晌、晡、昏、宵五個時間內舉行：脫掉鞋子，跪在一張地毯上，頭叩地，面朝麥加萬向祈禱。（3）課功：穆斯林應慷慨施捨，作為獻給安拉的貢品和虔誠的行為。（4）齋功：穆斯林必須在賴買丹月，每日自日昇前到日落，齋戒禁食。（5）朝功：穆斯林一生如條件允許應朝覲麥加一次。

這些儀式極大地加強了信徒們的社會結合。他們一起祈禱、齋戒，一起為不幸的兄弟們承擔責任；他們——富人和窮人，黃種人、白種人、棕種人和黑人——一起到麥加去朝覲。而且，《古蘭經》還對信徒生活的各個方面，對風俗和衛生、結婚和離婚，商業和政治、犯罪及懲罰、和平與戰爭等予以指導。因此，伊斯蘭教既是一種宗教信仰，又是一種社會法規和政治體系。它不僅為信徒們提供宗教戒律，而且為個人和公眾生活提供了明確的教訓。如在基督教世界一樣，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之間，現世和教會之間並無差別。在伊斯亞教中，凡屬於凱撒的就是上帝的，而屬於上帝的也就是凱撒的。"沙里亞"即聖典，直到近代仍是整個穆斯林世界的國法，至今在各個國家裡，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此。

穆罕默德漸漸說服人們皈依這些教義。首先是他的直系親屬和私人朋友，這些人後來作為"先知的同伴"，享有崇高的威望。隨着這一小股皈依者的發展，麥加的富商開始感到驚恐，害怕穆罕默德的教義將削弱過去的宗教信仰和阻止朝拜者對麥加聖物"黑石"的禮拜。由於反對勢力的增長，穆罕默德應邀前往麥地那。這是麥加以北約300英里處的商路上的一座綠洲城市。這裡雜居着阿拉伯部落和猶太部落的居民，因此，穆罕默德被當作仲裁者受到歡迎。622年，穆罕默德移居麥地那，阿拉伯人稱這一事件為"希吉拉"，伊斯蘭教歷則以事件發生的這一年為紀元。

由於他的教義主要基于猶太教的教義、傳說和經典，穆罕默德希望他能作為麥地那猶太人的先知的繼承者受到他們的歡迎，但麥地那猶太人嘲弄了他的要求。於是，穆罕默德轉而反對他們，最終將他們驅逐出城，並把他們的財產分給了他的信徒。從此，伊斯蘭教具有更加鮮明的阿拉伯民族的色彩，麥加取代耶路撒冷，成為穆斯林必須朝拜的方向。穆罕默德漸漸說服了麥地那的阿拉伯人接受他的宗教信仰，並以他的教義為基礎，建立了一個神權政治國家。

穆罕默德以麥地那為基地，組織了對麥加商隊的襲擊。這種襲擊是阿拉伯遊牧民普為接受的經濟活動。如今，他們聚集在"先知"的旗幟下，希望獲得戰利品，並順便得到靈魂的拯救。到630年時，穆斯林已十分強大，完全可以佔領麥加；在麥加，穆罕默德使收藏在天房克爾白中的黑石成為伊斯蘭教的朝拜聖物。於是，他實現和解，以此維護伊斯蘭教的基本信條，並使其紮根于傳統的阿拉伯習俗之中。到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時，大多數阿拉伯部落——雖不是全部——已承認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並向他進貢。

過去，在他本國，穆罕默德見過一些崇拜偶像的儀式。現在，他給它帶來了一個宗教和一部天啟的經典，帶來了一個具有良好的組織和武裝、統治了整個半島的社會和國家。一個世紀內，他的信徒們從勝利走向勝利，建立了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強大帝國，並傳播了他的教義。如今，這一宗教在世界上擁有5億信徒。如果以對事態發展的影響為標準，那麼，穆罕默德無疑是歷史上的一位巨人。

三、征服時期

正因為穆斯林社會是穆罕默德天才的結晶，所以他死後，這一社會的各組成部分報可能分裂。部落酋長認為，他們對穆罕默德的服從，已隨他的死一起完結。於是，他們停止納貢，恢復行動自由。這一撤回，伊斯蘭教歷史上稱為"變節"，即叛教，引起了一系列有計劃的戰爭。這些戰爭制服了"叛教的"部落，迫使他們回歸伊斯蘭教社會。但是，被征服的部落成員慍怒不滿，顯然一有機會還會叛離。理想的瓦解辦法是，以每個貝都因人所喜愛的戰利品為許諾，實施對外襲擊，故這些襲擊開始時並非宣傳教義的宗教戰爭。穆罕默德並沒想到，伊斯蘭教會成為世界性信仰，也不認為上帝選派他向阿拉伯人以外的其他人傳教。確切地說，讓騷亂的貝都因人一心忠於麥地那這一需求，是導致阿拉伯人襲擊的原因。
率領這些襲擊的首領為哈里發，即代理人，他受選代替先知的世俗地位。哈里發無疑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繼承人，但主要還是社會的世俗首領。因此，穆罕默德的岳父艾卜伯克爾當選為哈里發，只意味着他是伊斯蘭教的保護者，而不是宗教領袖。正是在艾卜伯克爾的領導下，叛教的部落被迫重新回到信徒行列中，阿拉伯人開始了最早的對外侵略。

634年，歐麥爾繼承文卜伯克爾當選為哈里發，在他的領導下，早期的侵略發展成正式的征服戰爭。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貌似強大的拜占經帝國和波斯帝國不久便暴露出外強中乾的實質。它們不僅被兩國間的一系列戰爭所削弱，而且它們的人民對繁重的捐稅和宗教迫害極為不滿。此外，當整個整個的部落被有關財富的迷人傳說所吸引，從阿拉伯半島各地向北遷移時，穆斯林軍隊也就由小股襲擊隊變成大規模武裝部隊，任何想讓他們返回貧瘠的家園的企圖，都將引起新的、很可能是致命的"變節"。結果，穆斯林首領率領貝都因軍隊進入敘利亞。因此，隨之而來的巨大征服表明，它們並非是伊斯蘭教的侵略，而是阿拉伯部落的擴張。最初幾個世紀中，這些擴張多次向北進入"肥沃新月"地帶。當時，這一擴張規模空前，部分是因為兩個帝國異常虛弱，部分是因為新的伊斯蘭教信仰所促成的團結和力量。

阿拉伯人一旦開始侵略，便充分利用他們沙漠作戰的經驗。他們不象拜占廷人和波斯人那樣騎馬作戰，而是騎駱駝作戰。這樣可以隨意發動進攻，且一旦需要，又可撤回到沙漠的安全地帶。正如後來的維金人，因控制着海洋而能劫掠歐洲沿海一樣，這時的阿拉伯人則利用他們的"沙漠之舟"，進攻富庶的帝國。無怪乎阿拉伯人在被征服的省份裡都選擇沙漠邊緣的城市，作為他們的主要根據地。當形勢安定的時候，他們就利用現成的城市，如大馬士革；在必要時，他們就建立新的城市，如伊拉克的庫費和巴士拉，埃及的伏斯泰特，這些軍事重鎮滿足了正在形成的阿拉伯帝國的需要，就象後來的直布羅陀、馬爾他和新加坡滿足了不列顛海上帝國的需要那樣。

636年，阿拉伯人在約旦河支流耶爾穆克河谷，決定性地大敗拜占廷人。他們乘迷眼的沙暴發動進攻，几乎全殲希臘、亞美尼亞和敘利亞基督教混合部隊。皇帝希拉克略逃進君主坦丁堡，將整個敘利亞丟給了勝利者。哈里發歐麥爾隨之轉而進攻富裕的鄰邦伊拉克。那裡的閃米特人已部分地皈依基督教，他們對波斯和瑣羅亞斯德教統治者不滿，這有助于阿拉伯人的勝利。637年夏，阿拉伯人在卡迪西亞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波斯皇帝倉量撤離位於卡迪西亞附近的首都泰西封，向東逃竄。

耶爾穆克和卡迪西亞的驚人勝利，給穆斯林帶來了前所未聞的財富，從而，進一步壯大了大批來自南部沙漠的貝都因人。邊境的壓力不可抵抗，阿拉伯軍隊如洪流滾滾向前，他們向西進入埃及，向東進入波斯。兩年內（639－641年）他們佔領了整個埃及，但在波斯，首次遭到頑強抵抗。儘管帝國統治軟弱無能。不得人心，然而，全民族人民為了自由，為了瑣羅亞斯德教信仰，已做好準備，決心同始終被視為"沙漠之害"的阿拉伯遊牧民作戰。隨着穆斯林的推進，當地的抵抗力量組織起來，迫使侵略者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直到651年，波斯才被征服。而在此之前，即644年，歐麥爾被一個波斯俘虜暗殺了。

歐麥爾的哈里發繼承者們，在宗教熱情和遊牧民貪婪之心的驅使下，繼續舉起伊斯蘭教的旗幟，乘勝對外征戰。在北非，阿拉伯軍隊得到當地柏柏爾皈依者的增援，迅速進入摩洛哥，然後，穿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西班牙。711年，他們戰勝西班牙的最後一個西哥特國王羅德里戈，越過比利牛斯山，進入法國。然而，732年，在法國的圖爾，他們卻被查理·馬特打敗。這場戰鬥通常被認為是西歐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不過，即使穆斯林取勝，他們是否繼續向遠離家鄉的地區挺進，還值得懷疑。穆斯林向東面的擴張也是如此。715年，他們佔領了印度西北部的信德省，但直到幾個世紀以後，當信奉同一宗教的突厥人從北面入侵印度時，才得以進一步推進。同樣，751年，穆斯林在中亞的怛邏斯，戰勝了中國人，但也未能再向中國進軍。於是，怛邏斯、信德和比利牛斯山，便成為穆斯林在其當時的軍事技術水平下所能達到的擴張的最後界限。

這清楚地表明了阿拉伯人圍攻一年（717—718年）未能佔領君主坦丁堡的特殊意義。由於君士坦丁堡緊挨帝國的中心，如果他們佔領了這座城市，勢必有可能佔領東歐大部分地區。當然，15世紀時的穆斯林土耳其人正好做到了這一點。但如果這一事件約早10加年發生，那麼東歐大部分地區將阿拉伯化和伊斯蘭教化，並成為今日穆斯林中東的一個組成部分。

儘管有這些失敗，事實仍然是：開始於沙漠中的一個宗教，在短短一個世紀內，已發展成為橫跨歐亞大陸的強大帝國。到750年，伊斯蘭教統治了從比利牛斯山到信德，從摩洛哥到中國邊境的廣大地區（見圖13"1500年以前伊斯蘭教的擴張"）。

四、從阿拉伯王國到伊斯蘭教帝國

第一階段的擴張完成之後，阿拉伯人便安頓下來，享受勝利果實。他們實際上是其屬國的佔領軍，大多數居住在軍事重鎮裡，由此控制着周圍的鄉村。由於哈里發歐麥爾曾有規定，他的追隨者不應在被佔領的行省裡享有封地，因此，他們這時享受政府津貼。支付這些津貼的資金來自伊斯蘭教國家沒收的土地和徵收的捐稅，向非穆斯林徵收的捐稅比向穆斯林徵收的高。除此之外，非穆斯林其實並未受到干擾，也沒有被迫改變信仰。實際上，皈依伊斯蘭教極不受歡迎，因為這意味着降低稅收。因此，信奉伊斯蘭教，其實是統治絶大多數屬國臣民的阿拉伯騎士貴族享有的特權。
不久，日益增長的"麥瓦利"，即非阿拉伯穆斯林的出現，打破了這種狀況。這些新教徒成群結隊湧入城市，充當僱員、工匠、店主和商人，為阿拉伯責族的需要服務。作為穆斯林，他們要求與阿拉伯人平等，但未得到承機。"麥瓦利"在伊斯蘭教軍隊中服役，通常只能作為步兵參加戰爭，因為步兵得到的薪俸和戰利品低於阿拉伯騎兵。

隨着帝國的擴張，以及財富從屬國行省源源不斷流入城市，"麥瓦利"的人數和財富也不斷增長，但他們仍被拒絶在統治集團之外。於是，他們成為城市中的不安定因素，決心取得與他們的經濟實力相等的社會地位。人們開始理由充分地認為，阿拉伯伍麥葉哈里發王朝是征服戰爭完成後毫無作用的一個寄生集團；伍麥葉王朝曾于661年，從麥地那遷都大馬士革。因此，對阿拉伯貴族的抵抗運動，既是民族的，又是社會的反抗運動。

為爭奪王位而突然爆發的十年內亂，以750年阿拔斯哈里發王朝的建立宣告結束；阿拔斯王朝建立的意義，遠遠超過單純的改朝換代。"麥瓦利"，尤其是波斯人，這時代替了過剩的舊貴族。阿拉伯軍人不再是享有薪俸的特權階層，而被皇家常備軍所取代；皇家常備軍開始時主要由波斯人組成。從前的軍事重鎮，如今在"麥瓦利"的控制下，變成了巨大的商業中心。一部分阿拉伯人開始加入市民和農民的行列，另一部分則重新返回到遊牧生活。

帝國的結構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尤其是762年，首都從大馬士革東遷到巴格達。這實際上意味着，阿拔斯哈里發政權，開始放棄地中海，接受波斯的傳統，尋求波斯的支持。哈里發不再是阿拉伯部落的酋長，而是一個神權君主，即"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地的權力並不依賴于部落的支持，而是建立在享有薪俸的官僚和常備軍的基礎上。因此，同前泰西封、波斯波利斯和巴比倫的許多村主政體相類似，哈里發統治已成為東方的君主政體。在這一君主政體所提供的秩序與保護下，一種融合了猶太文化、希臘—羅馬文化和波斯—美索不達米亞文化傳統的混合文明，在隨後幾個世紀中逐漸形成。伊斯蘭教不再僅僅是上層騎士貴族的法典，而成為一種新的與眾不同的文明。

五、伊斯蘭教文明

哈里發曼蘇爾選定巴格達作為阿拔斯王朝的首都所在地，並預見到這一選擇的輝煌遠景：
這個東瀕底格里斯河，西濱幼發拉底河的島嶼，是一個世界性的市場。從瓦西特、巴士拉、烏本拉、阿瓦士、法爾斯、阿曼、耶瑪麥、巴林以及更遠的地方溯底格里斯河而上的所有船隻，將在這裡停泊。由摩蘇爾、迪牙個—拉比阿、阿塞拜疆、亞美尼亞等地順底格里斯河而下的貨物，以及從迪牙爾—穆迪爾、拉卡、敘利亞邊境沼澤地、埃及和北非沿幼發拉底河運來的也貨物，將停卸于此。這裡將是山區、伊斯法罕和霍拉桑請地區的居民的交通要道。感謝安拉，為我保留了這塊地方，並使在我之前來這裡的人們忽略了它。真主啊，我要在這裡建築城市，並終居住在這裡，我的子孫、也將居住此地。無疑，它將成為世界上最繁榮的城市。

曼蘇爾的期望很快得到全面實現。一個世紀內，巴格達的人口約達100萬。城市中心是一座城堡，直徑約兩英里，裏邊有哈里發的宮廷，官員們的宅鄰和禁衛軍的營房。城堡外圍建立了巨大的商業中心，由富繞的兩河流域地區提供充裕的產品。主要作物有小麥、大麥、稻米、椰棗和橄欖。阿拔斯王朝通過排干沼澤地和發展灌溉工程，擴大耕地面積，增加了產量。和前統治者相比，他們還降低了稅收，減少了強加于農民的勞役。不過，這一改進很快就由於富裕商人和地主的投機，由於許多大莊園引進奴隷勞動而被取消。

各省還提供了豐富的金屬資源，如來自興都庫什山脈的白銀，來自努比亞和蘇丹的黃金，來自伊斯法罕的銅以及來自波斯、中亞和西西里島的鐵。帝國境內的許多地方蘊藏着寶石，波斯灣水域還盛產珍珠。工業也很繁榮，就從事生產的人數和產值而言，紡織業是最為重要的。許多地方生產亞麻布、棉花和絲綢商品，既用於地方消費，又提供出口。地毯製作几乎隨處可見，而以塔百里斯坦和亞美尼亞的產品最為出色。751年，許多中國人在怛邏斯戰場被俘；從這些俘虜身上學到的造紙術，迅速傳遍伊斯蘭教世界，900年，傳入西班牙。其他工業還有陶器、金屬製造、肥皂和香料等。

如此繁榮的經濟，遍及遼闊的阿拔斯帝國，激發了地區間空前廣泛的貿易。如前章所述，穆斯林商人，或走陸路經過中亞，或從水路同印度、錫蘭、東南亞和中國經商。他們還同非洲進行廣泛的貿易，由此獲得黃金、象牙、烏木和奴隷。在斯堪得那維亞半島上發現的、大批7至11世紀的穆斯林硬幣，證實了穆斯林商人同北方國家的貿易。他們就用這些貨幣換取了毛皮、蠟、琥珀、蜂蜜和牛。如此廣泛的貿易，促進了銀行業的高速發展，結果各主要城市都設有分行，在巴格達開的支票，可以在摩洛哥兌現。

有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阿拔斯哈里發們便在其奢侈豪華的宮殿裡縱情享受。《一千零一夜》描寫了最著名的哈里發哈倫·賴世德（786—809），作為放蕩而又有文化素養的統治者，他的身邊簇擁着一批詩人、樂師、歌手、舞女、學者和才子。室內常見的遊戲是象棋、骰子和十五子棋；室外的運動有打獵、鷹獵、放鷹、馬球、射箭、擊劍、擲標槍和騎馬比賽等。哈倫與查理曼處于同一時代，但他們各自的首都，巴格達和艾克斯拉沙佩勒簡直無法相比，如同今天的巴格達無法同巴黎相比一樣，不過兩者的位置需顛倒一下。10世紀初，有位拜占廷使者雖然熟悉君主坦丁堡的繁盛，但在巴格達的所見所聞仍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談到了這裡的23座宮殿，每座宮殿都擁有成千上萬張地毯和掛毯；大批僕人身着閃光的制服；婦人們穿著用絲綢和錦緞製成的五顏六色的華麗服裝；寬敞的公園裡，有各種各樣的家畜和野獸。

阿拔斯王朝不僅以富裕和豪華著稱，而且以一段時期內宗教信仰較為自由聞名于世，很明顯，這在當時的西方是絶對沒有的。伊斯蘭教教法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來說明這一點。這一神聖法律承認，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都是《聖經》的信徒，就象穆斯林是《古蘭經》的信徒一樣。兩者都有一部聖典，即成文的啟示書。他們的信仰被認為是真實的，不過還不完整，因為穆罕默德已代替了摩西和耶穌基督。因此，伊斯蘭教儘管寬容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允許他們堅持自己的信仰，但卻帶有某些限制和處罰。

例如，哈里發哈倫命令，所有在穆斯林征服後建立的教堂必須拆毀，所有非穆斯林，即迪米人必須穿規定的服裝。哈倫的孫子也頒佈法令：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必須把木製的魔鬼像貼在住房牆上；只能騎配備木鞍的騾子。伊斯蘭教法官還規定，拒絶接受基督教徒或猶太教徒反對穆斯林的證詞。迪米人交納的稅額總比穆斯林重很多。顯而易見，他們是二等公民。不過，他們的地位，同西方相類似的異教徒相比要優越一些。他們可以保持原有的信仰，享有正常的財產所有權，屬於一定的行會。他們常常受命在國家高等機構中任職，並與在基督教征服西班牙後的猶太教徒和穆斯林的遭遇不同，無須參加聖戰，也不會被流放。

阿拔斯王朝還以科學領域的成就享有盛名。誠然，這方面的趨勢是保存和發展原有的東西，而不是創造新的東西。最偉大的科學家比魯尼（973－1048年）曾說過："我們應限于從事古人所從事的事業，完善可以完善的東西。"然而，帝國的龐大規模，它同歐亞大陸各地區的實際聯繫，它從幾大文明中心獲得的極為豐富的遺產，都大大有助于伊斯蘭教科學的真實成就。例如，以"智慧之城"自譽的巴格達，就擁有一批翻譯，一個圖書館，一座天文台和一所學校。那裡的學者們翻譯並研究了希臘科學家和哲學家的著作，以及波斯和印度的科學論文。

在天文學方面，穆斯林一般接受了前希臘人的基本原則，理論上沒有什麼重大突破。但他們未間斷地延續了古人的天文觀察，從而使文藝復興時期的天文學家們獲得了約900年的記錄，為他們的重大發現提供了依據。穆斯林對數學非常感興趣，因為天文學和商業都需要數學。由於巴比倫和印度的影響，他們在數學上，尤其在推廣印度十進位算法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見第九章第五節）。儘管人們誤認為它是阿拉伯數字，但如早先發明的字母用於書寫一樣，這一系統可用於算術。它使數學大眾化，使之適用於非專家的日常用途。伊斯蘭教最偉大的數學家穆罕默德·伊本·穆薩（780－850年）是一位波斯人，因出生於裏海東部的花刺子模（現基發），故得名花拉子密。他用印度數字編寫的一本代數課本，系統地闡述了最早的三角函數表，許多世紀裡一直為東西方所使用。他還同其他學者一起，合編了一部地理百科全書。

在地理學方面，如天文學一樣，穆斯林理論上沒有取得什麼成就。但龐大的帝國疆土，廣泛的貿易範圍，使他們積累了有關歐亞大陸的系統、可靠的資料。例如，比魯尼關於印度的名著，不僅描寫了這個國家的地理特徵，而且描寫了印度人的社會制度、宗教信仰和科學成就。可以說，在這一點上，直到18世紀，才有人能與他相媲美。穆斯林還繪製了航海圖和地圖。在這些圖中，如當時的基督教製圖者們以耶路撒冷為中心一樣，穆斯林自然以麥加為中心。

伊斯蘭教醫學也以希臘醫學為基礎，但伊斯蘭教地理上的更大擴展，使穆斯林獲得了有關新疾病和新藥物的知識。他們在古老的藥典中增添了龍涎香、樟腦、肉桂、丁香、汞、番瀉葉和沒藥；還採用了新的藥劑，如糖漿、藥用糖水和玫瑰香水。的確，在意大利船長們在中東各港口裝運的貨物中，阿拉伯藥物居于首位。吸入藥物的麻醉法開始在某些外科手術中實行；海吸希和其他藥物被用作止痛藥。穆斯林首建了藥店和藥房，創辦了中世紀第一所藥劑學校：要求行醫者通過全國性考試，獲得執照，方可營業；他們還開辦了設備精良的醫院，其中為今日所知的約30所。被歐洲人尊稱為"拉齊斯"和"阿維森納"的穆斯林著名醫生穆罕默德·拉齊（844—926年）和艾布·阿里·侯賽因·伊本·西拿（980—1037年），是從天文學到植物學、化學等方面知識淵博的傑出人物，他們的著作在17世紀以前，一直被用作歐洲醫學院的教課書。

穆斯林在化學上所做的貢獻，對科學的全面進步具有更為重大的意義。他們在巴比倫人、埃及人和希臘人的傳統和實踐的基礎上，增添了印度人和中國人的廣泛的化學知識；他們花費了大量的才能與精力，尋找古代的兩種虛無縹緲的東西，即：能將賤金屬變成貴金屬的點金石和無限延長壽命的金丹。然而，穆斯林的論文表明，他們最先發展尖端實驗技術，處理藥物、鹽類和貴金屬。因此，他們能夠發展地方化學工業，生產出蘇達、明礬、硫酸鐵、硝酸鹽以及其他適用於工業，尤其是紡織業的鹽劑。

阿拉伯人自認的最高成就是詩歌。伊斯蘭教以前的詩，曾具有公眾性和社會性的作用，詩人常以頌揚者或諷刺者的姿態出現。描寫戰爭、崇尚勇敢、歌頌愛情、讚美恩主、咒罵敵人以及頌揚部落或駱駝、馬等是詩歌的主題。阿拔斯王朝時期，許多非阿拉伯人、尤其是波斯人的貢獻，豐富了阿拉伯詩歌。但是，阿拉伯文學絲毫沒有借鑒希臘—羅馬文學，這也就是它一直為西方人所陌生、不知的原因。穆斯林科學家漸漸為西方人所熟悉，但穆斯林詩人卻無人知曉。不過，直至今日，阿拉伯人仍能在他們的詩歌中，得到許多歡樂與靈感；這些詩歌韻律單調，具有令人陶醉的語言效果和催眠力。

除自身的成就外，穆斯林還在翻譯和改編古典著作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伍麥葉哈里發不信任任何非阿拉伯人，對他們的文明也不感興趣。阿撥斯哈里發則不同。他們曾得到基督教徒猶太教徒和波斯瑣羅亞斯德教徒的有力支持，同而心胸也更為寬宏。"智慧之城"巴格達擁有一大批翻譯家，其中著名的一位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809－573年〕則是基督教徒。他曾出訪希臘語國家；收集手稿，同助手一起翻譯了許多著作，其中包括希波克拉底、加倫、歐幾里得、托勒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作品。另一大翻譯中心在穆斯林西班牙的托萊多市。12、13世紀，這裡的翻譯家有猶太人、西班牙人和歐洲各地的外國學者。這一活動具有深遠的意義，因為西歐人對希臘知識已缺乏直接的瞭解，甚至長期不知道它的存在。因此，穆斯林這一學術成就在西歐準備重新恢復他們的研究之前，起到了保存希臘古典著作的作用。

最後應該強調，兩條基本紐帶，即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教，將哈里發統治的各不同民族連在一起。阿拉伯語的傳播，比阿拉伯人的征服成績更為顯著。到11世紀時，它已代替古希臘語、拉丁語、科普特語和阿拉術語，在從摩洛哥到波斯的廣大地區盛行，並一直持續到今天。這一人們共同使用的語言說明，在這一地區，儘管有蘇丹黑人以及占優勢的閃米特人，有基督教黎巴嫩人、科普特埃及人以及占優勢的穆斯林，但卻存在着一種彼此相同的感情。甚至在這片已經永久地被阿拉伯化的遼闊地區之外，阿拉伯語對其他穆斯林語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阿拉伯語彙在這些語言中，如希臘和拉丁語彙在英語中一樣被普遍使用；其中有些語言（烏爾都語、馬來語、斯瓦希裡語和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土耳其語）都是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寫的。

伊斯蘭教也是一條強有力的紐帶，一條比基督教更有力得多的紐帶，因為它不僅是一種信仰，而且是社會的和政治的體系以及生活的總方法（見本章第二節）。如同語言為阿拉伯世界打下基礎一樣，宗教信仰也為伊斯蘭教文明提供了基礎。眾所周知，伊斯蘭教文明在征服後幾個世紀中，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帶有基督教、猶太教、瑣羅亞斯德教和阿拉伯宗教的成分，帶有希臘—羅馬、波斯—美索不達亞米的行政、文化和科學各成分的綜合體。因此，它不僅僅是古代各種文化的拼湊，而是原有文明的新的綜合。它雖然來源不一，但卻明顯帶有阿拉伯伊斯蘭教的特徵。

六、哈里發統治的衰落

哈倫·賴世德統治時朝，阿拔斯王朝達到鼎盛，隨即便衰落下去，其情景使人聯想起羅馬帝國的崩潰。首先存在着帝國疆域廣闊這樣一個問題，這在用馬和船隻作為交通工具的時代裡，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邊遠省份遠離首都達3000英里，因此，不足為奇，西班牙于756年、摩洛哥于788年、突尼斯于800年，首先擺脫了帝國的統治。
同羅馬帝國的情況一樣，阿拉伯帝國也存在着開支問題；就當時的經濟和技術而言，帝國的開支顯然過大，無力補償。巴格達朝廷的極度奢侈和日益龐大的官僚機構的浩大開支，超過了技術的發展，結果，財政危機迫使哈里發委派各省總督為當地稅務的包收者。這些總督用他們征來的稅收，支付地方軍隊和官員的薪俸，並向國庫交納指定的款額。這一情況使總督兼包稅人不久便和軍事將領達成協議，兩者一起成為各省的實際統治者。到9世紀中葉，哈里發已失去對軍事和行政的控制，並逐漸被土耳其僱用軍隨意廢立。13世紀，穆林斯歷史學家邦德里，清楚地描述了由中央集權制帝國向封建自治國家過渡的情況：

歷來的習慣，都是從全國徵收賦稅，以供養軍隊，在此之前誰也沒有采邑。尼扎姆·穆爾克［11世紀的官員]已明白到，由於國家動盪不安，再要徵收稅款已不可能；生產也因社會混亂而毫無保障。因此，他將土地分封給士兵，指定產量和稅收。這樣，他們開發土地的興起大大增加了，很快便恢復了繁榮的景象。

毫無例外，帝國的衰弱導致了蠻族的入侵。正如羅馬帝國遭到來自萊茵河和多瑙河對岸的侵略一樣，哈里發統治這時也遭受了來自北部、南部和東部的進攻。十字軍由北入侵佔領了西班牙。西西里和敘亞利，而這三個地區穆斯林的不和卻便利於這一入侵。在西西里島；1040年，當地王朝滅亡後爆發了內戰，這對諾曼人從意人利南部入侵該島十分有利。到1091年時，整個西西里島被征服，混雜的基督教—穆斯林居民淪于諾曼底國王的統治。

同樣，在西班牙，伍麥葉王朝于1031年被推翻，整個國家分裂成許多小國，由各"黨派"即代表各民族的宗派統治。這些民族包括阿拉伯人、柏柏爾人、當地前穆斯林伊比利亞人和"斯拉夫人"。斯拉夫人，即歐洲奴隷，主要來自中歐和東歐。他們同突厥人受阿拔斯王朝僱傭一樣，被伍麥葉王朝僱來充當僱傭軍，並象突厥人那樣，最終統治了他們的主人。穆斯林西班牙的分裂，使北部基督教國家能向南擴張。到1085年，他們佔領了重要城市托萊多。到13世紀末，穆斯林只剩下半島最南端的格拉納達。

西西里島和西班牙失陷于基督教國家是長期的，但敘利亞的情況則不同。這裡，幾個穆斯林國家自相殘殺的戰爭，使十字軍從1096年起迅速向前推進，抵達敘利亞海岸，進入巴勒斯坦，建立了四個國家：埃澤薩伯國（1078年）、安條克公國（1098年）、耶路撒冷王國（1099年）和特裡波利伯國（1109年）。這些國家都以西方封建方式建成，然而，它們缺乏根基，從未同化穆斯林阿拉伯臣民。它們的存在依靠歐洲零星到達的援兵的支持。而且，這些國家都位於沿海地區，很容易遭受內地組織的抵抗運動的襲擊。但只要周圍的穆斯林世界處于分裂狀態，這些國家就能生存下去。薩拉赫丁，即西方人所稱的薩拉丁，結束了這種分裂狀態。他統一了穆斯林敘利亞和埃及，包圍了十字軍公國，于1187年開始反攻。他在1193年逝世以前已收復了耶路撒冷，把西方人從所有地區驅除出去，只剩下一條狹長的沿海地區。隨後一個世紀中，這一地區也被佔領，穆斯林的再征服宣告完成。

除北面這些十字軍的猛攻外，哈里發統治還遭到了來自摩洛哥南部、塞內加爾和尼日爾地區的柏柏爾人，以及上埃及地區的希拉勒和蘇萊姆兩個阿拉伯貝都因部落的進攻。這些部落席捲利比亞和突尼斯，到處劫掠破壞。正是這一入侵，而不是更早的7世紀阿拉伯人的入侵摧毀了北非文明。14世紀阿拉伯著名的歷史學家、北非人伊本·赫勒敦，這樣記載了他的祖國所遭到的破壞：

伊斯蘭教紀元5世紀初（公元11世紀中葉〕，當希拉勒和蘇萊姆達兩個部落經過突尼斯和西部，並蹂躪了這些國家之後，那裡所有的平原荒廢了大約350年之久。而過去，從蘇丹到地中海，所有平原都是一片良田，那裡殘存的石碑、建築、農田和村落的遺蹟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最後，第三股侵略軍是來自東方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他們的入侵持續了好幾個世紀，所侵略的地區實際上包括整個歐亞大陸，從而構成了世界歷史上重要的一章。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範圍及其影響，完全可以和阿拉伯伊斯蘭教的征服相匹敵。實際上，這兩者間存在着密切的關係，許多突厥人和蒙古人皈依了伊斯蘭教，隨後，又將池們的信仰擴張到遙遠的新地區。下章將敘述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過程及其意義。

第十四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

不，在世界走向末日和毀滅之箭，除了最終爆發的歌革和瑪各之戰外，人類不可能看到與這相類似的災難。因為，即使是假基督，也會寬容跟隨他的人，只是消滅那些反對他的人。然而，這些人（韃靼人）對任何人都沒有一點憐恤，他們虐殺婦女、男人和兒童，別開孕婦之腹，戕其胎兒。

伊本·阿西爾（穆斯林歷史學家，1160－1233年）

1000年至1500年的500年中，最顯著最驚人的發展是，突厥人和蒙古人從廣闊的原居住地中亞向四處擴張。這些遊牧民几乎佔領了除遙遠的邊緣地區日本、東南亞、南印度和西歐以外的整個歐亞大陸。
在這幾個世紀中，遊牧民的擴張明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000—1200年）突厥人興起。突厥人先是作為阿拔斯王朝的僱傭軍，隨後便統治了這個王朝。他們賦予行將滅亡的伊斯蘭教世界以活力和侵略能力，並擊敗拜占廷和印度斯坦，將其疆土擴張到小亞細亞和印度北部。第二階段（1200－1300年）蒙古人入侵。蒙古人不僅吞併了中亞、東亞和俄羅斯，而且侵佔了穆斯林中東，從而突然終止了穆斯林突厥人的擴張。最後一個階段（1300－1500年）蒙古帝國崩潰。蒙古帝國的崩潰為突厥人的復興，為伊斯蘭教突厥人再度進入基督教歐洲和印度斯坦掃清了道路。

本章將—一敘述這三個階段，以及它們在整個世界歷史中的意義。

一、突厥人在伊斯蘭教世界中的優勢

突厥人操同一語系的語言，但不是同一種族集團，他們因都說一種或另一種突厥語而共同聯結在一起。儘管他們種族上是一個混雜的民族，但一般說來，他們看上去更象高加索種人，而不象蒙古種人。到6世紀中葉，他們統治了從蒙古到奧克蘇斯河即阿姆河的廣大平原地區。從8世紀起，由於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並在怛邏斯打敗了中國人（751年），突厥人日益受到伊斯蘭教的影響。
突厥人對奧克蘇斯河對岸的偉大的阿拔斯王朝的反應，同日耳曼人對萊茵河對岸的羅馬帝國的反應極為相似。首先是文化上的影響：野蠻的突厥異教徒屈服于高級文明的物質誘惑，皈依了伊斯蘭教教義。與此同時，如前日耳曼人進入羅馬帝國的軍事機構一樣，突厥人開始進入哈里發王朝的軍事機構。由於他們是具有高度靈活性的騎兵射手，因此，很快就表現出優於他人的軍事素質，在哈里發軍隊中，日益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隨着哈里發王朝的日漸衰弱，突厥僱傭軍同日耳曼僱傭軍一樣，由原先的僕人變成了主人。他們在巴格達廢立統治者，並將哈里發們相繼監護起來。大約970年，突厥民族的一支塞爾柱人，順利通過邊境，進入穆斯林地區，不久便獨攬了這裡的政權。1055年，當哈里發宣佈塞爾柱酋長托格盧爾·貝伊為"蘇丹"，即"君主"時，這一政權被正式承認。儘管哈里發名義上仍是帝國的首領，但實際的統治者從此便是突厥人蘇丹。在好戰的突厥人的領導下，伊斯蘭教帝國的邊境這時進一步擴張到兩大地區。

一個地區是小亞細亞，幾個世紀以來，小亞細亞一直是基督教拜占廷勢力抵抗阿拉伯伊斯蘭教多次進攻的堡壘。但1071年，在小亞細亞東部的曼齊刻爾特戰役中，塞爾柱人大獲全勝，俘虜了拜占廷是帝羅曼努斯四世。這一戰役是中東歷史上決定性的轉折點，因為它隨即引起了拜占廷敵對派系間的內戰。事實上，曼齊刻爾特戰役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這種派系間的鬥爭；如今這種派系鬥爭的繼續，又使突厥人未受到任何抵抗便進入了小亞細亞。為在突厥部落酋長的行政部門中謀取職務，彼此不和的拜占廷官吏和軍官相互競爭，將許多城鎮和要塞奉獻給了侵略者。而且，農民因不滿拜占廷官吏的腐敗和剝削，雖不信任，但卻屈從地接收了他們的新主人。因此，11至13世紀，小亞細亞的大分部地區，從希臘和基督教地區變成了突厥和穆斯林地區，而且一直存留到現在。此外，拜占廷因小亞細亞的喪失，變得內部空虛；小亞細亞作為一個行省，過去曾為帝國提供了大量稅收和大批軍人。君士坦丁堡如今就象一個架在枯瘦的軀體上的大腦袋；因此，1453年其衰亡的原因應追溯到1071年。

曼齊刻爾特的勝利，對塞爾柱人來說，是前進中的一大步，使他們重建了即將滅亡的哈里發統治。馬裡克沙（1073—1092年）在位時期，塞爾杜帝國達到鼎盛，統治了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伊朗以及小亞細亞。在塞爾柱人的支持下，文化事業極為繁榮，以波斯的語言、文學和藝術的成就最為顯著。但塞爾杜的優勢只是短暫的，馬裡克沙死後，繼承人之間你爭我奪，封地成為世襲，帝國開始分裂（見第十三章第六節）。帝國的這一分裂，使12世紀十字軍征服聖地成為可能。另一個結果是，小亞細亞西部出現了奧斯曼土耳其人，他們繼續高舉伊斯蘭教的旗幟，兵臨維也納城下，並在20世紀前，統治着整個中東地區。

正當塞爾柱人向西挺進，追求名望，尋找戰利品時，其他突厥人也在東部擴張，向巨大的寶庫印度進軍。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個叫馬哈茂德（997－1030年）的人。他以阿富汗的加慈尼為基地，几乎每年都向印度地區進攻，最終吞併了旁遮普，此後，旁遮普一直成為穆斯林地區。馬哈茂德熱心于搗毀印度教徒的神廟，砸碎他們的偶像，因而得一綽號"偶像破壞者"；他的這一熱心以伊斯蘭教信條為基礎：對神作任何肉眼可見的描畫，都是有罪的。馬哈茂德及其追隨者們被狂熱的伊斯蘭教一神論所激發，來到印度，不僅為了掠奪，而且為了改變異教徒的信仰，或消滅他們。另外，這裡還涉及到社會衝突問題，即兩個不同社會的衝突：一個社會認為，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另一個社會則以種姓制度為基礎，而這一種姓制度以不平等為先決條件。因此，正是從這時起，這裡開始了兩種根本不同的文化的鬥爭，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印度半島分裂成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

12世紀，馬哈茂德的繼承者們被另一個以廓爾為基地的突厥王朝所取代，廓爾也在阿富汗境內。在一個名叫穆罕默德的人的領導下，廓爾突厥人向南挺進至古吉拉特，向東進入恆河流域。1192年，他們佔領了德里，並將德里作為印度突厥蘇丹的王國的首都。在這次戰役中，佛教寺院被破壞，大批僧侶遭屠殺，以致佛教在其發源地從此再也沒有得到恢復。

突厥人不甚費力地在一個人口絶對超過他們的國家裡安置下來，之所以能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印度古老的軍事戰術；這種戰術，同1500年前反對亞力山大時的戰術一樣，是不能適應當時的需要的。其步兵通常是一群渙散的暴民，而他們自吹自擂的象隊，對抵抗穆斯林騎兵毫無用處。印度的種姓制度同樣具有破壞作用，而且是一個更為致命的弱點，它使能參戰的人僅限于"剎帝利"，即武士階層。其他人都未經過訓練，而且對作戰也毫無興趣，這主要是因為階級分化將壓迫者地主同農民分隔開來，使社會等級更加支離破碎。因此，人民大眾或是採取不關心的態度，或是歡迎侵略者，信奉他們的宗教。這種情況後來反覆多次出現。在現代，英國統治者之所以能象前突厥人蘇丹那樣，從德里統治印度，原因也就在於此。

二、成吉思汗

在突厥人成為穆斯林世界的統治者的同時，遙遠的蒙古，有位不引人注目的首領正在開始他的征服生涯；這一征服最終導致了歷史上最大的帝國的形成。成吉思汗（也可拼成Chinggis，Chingis，Jenzhiz等），原名鐵木真，生於1167年，是一個較小部落首領的兒子。鐵木真12歲時父親中毒身亡，結果，這位未來大汗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慘。鐵木真精通部落政治這門複雜的藝術，它需要將忠誠、狡猾、無情的背叛及自身的勇猛等各種因素創造性地混合在一起。正是由於這一點，他能戰勝早年的地位低下，在轉而反對他的首領，並消滅所有對手之後，最後完成了蒙古各部落的統一。1205年，在"庫里爾台"，即蒙古各部落酋長會議上，他被推舉為全蒙古大汗，得尊號成吉思汗，意為"世界的統治者"。
現在，他能滿足野蠻的遊牧民族的征服和掠奪慾望。據說他曾說過："人類最大的幸福在勝利之中：征服你的敵人，追逐他們，奪取他們的財產，使他們的愛人流淚，騎他們的馬，擁抱他們的妻子和女兒。"在這方面，成吉思汗與在他之前的草原征服者們沒任何區別。那麼，為什麼只有他注定成為歐亞大陸絶大部分地區的統治者呢？這個問題頗為吸引人，因為，作為一個蒙古人，成吉思汗沒有其他游收征服者——主要是突厥人——所擁有的人力資源。蒙古各部落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不過100萬人，這最多只能為他提供125000名軍人。以如此有限的兵力，他怎能成為近乎名副其實的"世界的統治者"呢？

成吉思汗從各遊牧武士所具有的內在優勢入手。其實，他們的日常生活就是作戰演習的不斷訓練。這些武士身穿毛皮衣服，外備新馬作為補充，能在極少休息、吃飯的情況下騎馬連續行軍幾天幾夜，他們將"閃電戰"引入13世紀的世界。據說，他們在匈牙利平原作戰時，三天走了270英里。他們用皮袋裝水；皮袋沒有水時，又能充氣在游泳渡河時使用。他們通常靠農村居民生活，然而，如有必要，也喝馬血、馬奶。從小學到的打獵技術，使他們能控制長距離飛奔的馬群。蒙古人最喜歡的戰術是假裝潰逃，這時，敵人很可能會一連好幾天追逐他們；結果只能是受騙中計，遭到伏擊、全軍覆沒。其他戰略戰術還有：將樹枝拴在馬尾巴上，揚起灰塵，以及讓假人騎在多餘的馬上，給人以大部隊在行軍的假象。

蒙古人最基本的武器是大型混合弓，這種弓比英國人的長弓更具殺傷力，其穿甲箭能在600呎內殺死敵人。這是蒙古騎兵使用的一種可怕的武器；他們能在騎馬飛奔時射出所配備的30支箭。其他裝備包括鋼盔、輕便獸皮盔甲、馬刀，有時還有一支帶掛釣的長予和一把釘頭錘。蒙古馬僅在空曠的牧區牧放，漫長的嚴冬裡沒有避寒之地，沒有乾草或穀物作為補充飼科。這雖使得它們體格不很高大，但卻非常能吃苦，且適應性強。"即使今天"，一位權威人士說："在牧區用套索捕捉一匹蒙古馬，裝上馬鞍，不需要再喂食，能連續騎100多英里，這是常見的事。但第二天就不能再騎這麼遠了，得將它放牧好幾天才行。"這對蒙古人來說不是什麼問題，因為他們戰時備有大批新馬，能按需要連續不斷地換着騎。

成吉思汗為遊牧民族傳統的技術增添了新的技能和裝備。這些技能和裝備，絶大多數是從中國人那裡學來的，其中包括強有力的石弩、攻城槌和坑道工兵；坑道工兵能將地道挖到城牆底下，然後用火藥把城牆炸掉。這樣，成吉思汗為無與倫比的騎兵射手增加了攻城武器；這種武器在攻佔帶有防禦工事的城市時，是必不可少的。

蒙古人還是從事間諜活動和心理戰的能手。戰前，他們儘量收集有關敵人的道路、河流、防禦工事、政治和經濟狀況等方面的情報。他們還派間諜散佈蒙古勢力強大，任何抵抗都無濟於事的謡言，使敵人士氣低落。戰鬥中，他們採用殘酷的恐怖戰術，以削弱敵人的土氣。戰俘被迫站在隊伍前列向自己人進攻；而攻城時稍遇抵抗，便將全城居民屠殺殆盡。

最後，成吉思汗的偉大戰略獨具一格：他在進攻強大的帝國之前，十分注意征服他的遊牧鄰邦．他非常熟悉中國傳統的分而治之的戰略，或如中國人所說的，"以夷制夷。"過去，許多遊牧部落的酋長，因同時遭到帝國軍隊和敵對部落的進攻而被消滅。因此，成吉思汗的戰略是，首先聯合"所有住在氈制圍牆的帳蓬裡的人們"。

三、早期征服

即使具有軍事天才和精良的武器，如果不是恰好出現在適當的歷史關頭，成吉思汗也不可能成為世界的征服者。若在漢朝或唐朝，團結強大的中國能輕而易舉地制止他；最強盛時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阻止他。然而13世紀初期，歐亞大陸的力量對比卻完全不同了。中國這時已分成三個小國：統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西藏黨項人建立在西北的西夏王朝。中國的西面，是建立在綠洲城市如布哈拉和撒馬爾罕的基礎上的喀拉開國；喀拉汗國西邊，奧克蘇斯河畔，是穆斯林王國花刺子模，再往西就是巴格達的阿投斯王朝。但是，花刺子模和阿披斯王朝這時均處于衰落時期。
1205至1209年，成吉思汗首先征服了西夏，迫使它成為附屬國。1211年進攻中國的北方，佔領了長城以北地區，然後於1213年，突破長城防線，進入黃河平原。到1215年，他已劫掠佔領了北京，而且得到了那些知道如何圍攻城市的中國人和知道怎樣開發和管理農業社會的外國人的幫助。按照他的總戰略，這時，成吉思汗轉而進攻周圍遊牧部落的領土。1216年滿洲淪陷，1218年朝鮮失守，次年喀拉汗滅亡。

完成上述地區的征服後，他已接近花刺子模邊境，並于1219至1221年，佔領了這個國家。富饒且古老的城市如布哈拉、撒馬爾罕和巴爾赫均慘遭搶劫，居民們被大批屠殺，只有熟練工匠倖免于死，被送往蒙古。中國一位道士當時旅經此地，這樣記載道："我們經過偉大的城市巴爾赫，這裡的居民前不久因反抗成吉思汗而慘遭屠殺，不過在街上，我們仍能聽到狗叫聲。"其實，巴爾赫已變成一座鬼城，而且是遭到如此厄運的許多的城市中的第一個。花刺子模的受侵害的統治者躲到裏海的一座小島上避難，並死於那裡，而他的兒子則向東逃到印度。但在印度河上游沿岸，他又被無情的蒙古軍打敗，於是逃亡德里；這裡的突厥人蘇丹因被殘殺嚇獃，准許他在此避難。

蒙古人並不滿足在中東和印度取得的這些驚人的勝利。他們轉而向北進攻高加索，在那裡打敗了格魯吉亞人。隨後，繼續向烏克蘭挺進，1223年，打垮了數量上占絶對優勢的80000俄羅斯軍人。與此同時，成吉思汗因西夏反對他的統治而返回蒙古，再次指揮對西夏王朝的戰役，並獲得勝利。這是他的最後一次功績，不久以後，即1227年，他去世了。遵照遺囑，他被埋葬在家鄉，他生前選擇的一棵大樹下。為了確保墳墓的位置不被發現，護送屍體到現場的人全被殺害。

四、蒙古帝國

王位空缺兩年後，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台繼位為大汗。在位期間（1229－1241年），他繼續對歐亞大陸兩端約相距5000英里的中國和歐洲征戰。在中國，1234年蒙古人殲滅了北方金朝的殘兵，隨即進攻南宋。宋兵頑強抵抗，戰爭持續了45年，最終被徹底消滅。與此同時，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率兵15萬，被派往歐洲西部。1237年秋，他越過窩瓦河中游，進攻俄羅斯中部各公國，佔領了一個又一個城鎮，其中包括當時不太重要的城市莫斯科。到1238年3月，他已逼近波羅的海沿岸城市諾夫哥羅德，但他擔心春雪可能將騎兵困在泥濘中，因而突然撤兵南下。
兩年以後，1240年夏，蒙古人從高加索基地再次進攻俄羅斯南部，到12月，佔領了俄羅斯古都基輔。蒙古人對當地居民極為殘暴，當時一位僧侶記載說，倖存者寥寥無幾，他們"非常羡慕死者。"第二年，蒙古人繼續西侵，進入波蘭和匈牙利，在西里西亞的利格尼茲，大敗德意志軍3萬人。然後，穿過冰封的多瑙河，佔領薩格勒布，最後到達亞得里亞海岸。至此，蒙古軍隊控制了從亞得利亞海到日本海的歐亞大陸廣大地區。1242春，蒙古傳來窩闊台大汙去世的消息，於是，拔都穿過巴爾幹地區，撤回窩瓦河下游，在此建立汗國；因其帳殿金色，故名為金帳汗國。

這些來自東方的陌生的騎手影響甚大，以致在遙遠的、倫敦附近的聖奧爾本斯，馬修·帕裡斯修立在其編年史中這樣記敘道：

象成群的煌蟲撲向地面，他們徹底劫掠了歐洲東部；焚燒與屠殺使這裡變成一片廢墟。經過薩拉森人的國度後，他們剷平城市、伐光林木、推倒堡壘、拔掉蔓藤、搗毀公園、屠殺市民和農民。如果他們偶爾饒恕了某些哀求者，還要強迫這些淪為最低層的奴隷站在隊伍的前列，去同自己的鄰邦作戰。那些假裝打仗或幻想逃跑的人，被韃靼人追回後統統殺個掉；而(為他們)勇敢征戰的人，卻也得不到任何酬謝。可見，他象對待牲口一樣虐待俘虜。他們野蠻殘忍，與其說是人，不如說是鬼；他們酷愛喝血，撕吞狗肉人肉，身穿牛皮，手持鐵盾；他們身材矮胖，體格健壯，不屈不撓，戰無不勝；他們的背後毫無遮蓋，胸前披掛鎧甲；他們非常喜歡喝純羊血，騎高大健壯的馬；這些馬吃樹枝樹葉；他們由於腿短，只有借助于三級階梯才能騎上這些馬。他們沒有人類的法律，不懂得任何安慰，比獅子熊羆還要兇猛；他們擁有牛皮船，一般10至12人一條；他們會游泳，又會駕船，因此，他們能無阻礙地渡過最寬、最急的河流；他們在沒有血［作飲料」時，就喝濁水、泥水。他們配有單刃劍和匕首，是出色的弓箭手，當遇到敵人時，不論男女老幼、地位高低，一概不予饒恕。他們除本族語言外，不懂得其他任何語言，而他們的語言也無人知道。因為時至今日，沒有任何途徑可接近他們，他們也未曾離開過自己的國家，所以，無法通過人類的普通交往，瞭解他們的習俗或人們。他們同妻子一起，帶著羊群到處遊牧；妻子們也象男人一樣學習打仗。因此，他們閃電般地攻入基督教世界，燒殺搶掠，使每個人膽顫心驚，無比恐懼。

這些令人懼怕、帶來災難的人是否會撤退是歐洲人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蒙古的政治發展過程回答了這個問題。窩闊台去世五年後，其子貴由才繼位為大汗。在這一動盪時期不可能有較大的遠征，而在嗜酒如命的貴由統治的短短兩年間。遠征也不可能。貴由之後，王位又空缺了三年，最後，成吉思汗的有才能的孫子蒙哥（1251—1259年）繼位。魯伯魯克的威廉曾談到這位新大汗打算繼續入侵歐洲。他說蒙哥的大臣曾問過他"法蘭西王國的情況，那裡是否有許多羊、牛和馬，他們是否最好立即進攻那裡，並完全佔領它。"最後的決定是，完成對中國南部的征服和攻佔巴格達的阿拔斯王朝。蒙哥把這兩項非常艱巨的任務交給他的兩個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前者被派往中國，後者派往中東。

蒙古人迅猛地掃蕩了中亞、中東和東歐，可是，在中國則陷入困境：同中國人的大規模戰鬥打打停停地持續了數十年。按照中國人的標準，宋朝是一個軟弱無能的王朝，但對蒙古人來說，征服宋朝卻比征服中東的穆斯林統治者要艱難得多，儘管後者離蒙古權力中心更遠。在對中國的征戰中，蒙古人再度顯示了他們從事大規模戰略包圍戰的完善戰術。除沿長江推進並攻取宋朝首府杭州外，忽必烈還從西、南兩翼包圍宋朝。經過大規模戰役，他侵佔了四川、雲南、安南和東京，從四面八方將來王朝團團圍住。1277年，佔領南方大港廣州，三年後，在海南島沿海消滅宋朝海軍，從而完成了對中國的征服。

1259年，在進攻四川期間蒙哥去世，忽必烈當選為繼承人。作為大汗，他將帝國首都從蒙古的哈拉和林遷到華北的北京。他忠實于成吉思汗最初提出的征服世界的計劃，在戰勝宋朝後，又發動了新的戰爭，從陸路侵略印度支那和緬甸，經水路進攻爪哇和日本。難怪侍奉忽必烈17年的馬可·波羅這樣寫道：忽必烈是"從我們的祖先亞當到現在，人世間前所未有的最強大的統治者，他擁有的臣民最多，土地最廣闊，財富最充裕。"

與此同時，旭烈兀已渡過奧克蘇斯河；橫掃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1258年，阿拔斯首都巴格達淪陷，據說除少數技藝高超的工匠外，該城的80萬居民被屠殺殆盡。按照成吉思汗的禁令，為了不讓皇族的血玷汙戰刀，不幸的哈里發被裹在一張地毯裡被馬活活踩死。在以同樣的方式攻克阿勒頗和大馬士革以後，似乎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擋蒙古人繼續向埃及和北非進擊，從而完成對整個穆斯林世界的征服。

但是，在巴勒斯坦的阿因扎魯特（政利亞發源地），出現了意想不到的重大轉折。1260年，埃及馬木魯克軍隊在那裡大敗蒙古人。失敗的一個原因是，1259年，蒙哥大汙的去世使團結的蒙古統治集團內部發生分裂。旭烈兀支持他的哥哥忽必烈繼承空缺的王位，但卻遭到堂弟，俄羅斯金帳汗國大殲別爾克的反對。實際上，別爾克已皈依伊斯蘭教，對旭烈兀消滅哈里發政權極為憤慨，以致兩人漸漸開始公開對戰。作為防禦措施，旭烈兀再次渡過幼發拉底河，進入波斯，而在巴勒斯坦只留下一支精疲力盡的部隊，其中絶大多數是非蒙古人。這支軍隊的失敗輓救了伊斯蘭教世界，標志著蒙古帝國衰亡的開端。

五、蒙古帝國的衰落

儘管在巴勒斯坦吃了敗仗，但這時的蒙古帝國仍是一座給人以深刻印象的龐大建築，除成吉思汗最初征服的地區外，它還佔有俄羅斯、中東和中國南方。蒙古陸軍在從波羅的海沿岸到緬甸一帶活動，而海軍則在進攻日本和爪哇。不過，這個龐大的帝國這時確已開始崩潰，實際上僅幾十年後，它便不復存在。
當然，其原因並不僅在於敗給了馬木魯克軍隊。捲入那場戰斗的蒙古軍隊很少，蒙古人仍在期望能迅速前去報復；這種報復，是以往少數贏得個別戰鬥勝利的對手所逃脫不了的。然而，這種情況這次卻未再發生，其原因是帝國的崩潰過程已經開始。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崩潰與過分的擴張有着密切的關係。在擴張到歐亞大陸兩端之後，即使是具有高度機動性的蒙古人，這時也發現他們正陷入困境。除在歌利亞發源地的失敗之外，1285年至1303年，蒙古人對印度的進攻也被德里的突厥人蘇丹所擊退。在緬甸和越南，蒙古人還發現森林作戰完全不同於平原上的騎兵襲擊。蒙古海軍的海外征服也未能奏效。1291年，派去進攻琉球群島的艦隊甚至連這些島嶼都沒有找到；一支派往爪哇的遠征部隊，兩年後，損失慘重地撤了回來。最大的海外征服是進攻日本，1274年和1281年，蒙古人嚮日本派遣了大批遠征軍。日本人頑強抵抗，最後被一股西南颱風所營救；這股颱風吹毀了敵人的船隻，日本人感激地稱它為"神風"。這樣，在海上如同在森林裡一樣，蒙古人的擴張受到了限制。

然而，不僅僅是歐亞大陸兩端和海上諸島難以征服，對蒙古人來說，更嚴重的是他們發現無法保住已經征服的地區。首要的問題是：同屬國人民相比，他們人數太少，太不開化。正如普希金所說的那樣，蒙古人是"沒有亞里士多德和代數學的阿拉伯人。"因此，他們一旦從馬上下來，在征服的地區居住，就很容易被同化。在這方面，蒙古人與阿拉伯人迥然不同：阿拉伯人擁有自己的語言和宗教信仰，這一語言和信你為屬國人民所樂於採用，並成為帝國統一的強有力的紐帶。蒙古人沒有阿拉伯人先進，絲毫不具備這種優勢。恰恰相反，蒙古人採用了比他們更先進的屬國的語言、宗教信仰和文化，從而喪失了自己的特點。這就是其帝國創立後不久即崩潰的根本原因。

忽必烈將首都從哈拉和林遷至北京的決定，恰好表示了這一同化過程。他在中國人設計的宮殿裡進行統治，舉行複雜的儒教儀式，建立新的孔廟，因此必將成為中國式的皇帝。作為大汗，忽必烈只是蒙古各汗國名義上的君主，其實地的權力僅限于中國。最初，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曾與他爭奪大汗王位，經過四年的鬥爭，忽必烈才取得勝利。後來，他的堂弟，控制着突厥斯坦的海都也與他爭位，於是，爆發了長達40年的內戰，最後以雙方相持不下而告終。因此，蒙古帝國的毀滅，不僅是由於文化上受到同化，而且還由於王朝內部的爭鬥。

忽必烈成為中國皇帝的同時，旭烈兀也變成了波斯的統治者。他以大不裡士為都，建立了所謂的伊兒汗國（伊兒汗一詞意為"附屬汗"，即指波斯的蒙古統治者從屬於大汗）。1295年，旭烈兀的繼承者着伊斯蘭教為國教，這反映並促進了伊朗—伊斯蘭教環境對蒙古人的同化。同樣，高加索山另一邊的金帳汗國也自行其事，接受了當地東正教文化和正式的伊斯蘭教教義的影響。不久以後，只有蒙古本上的那些蒙古人仍保持着純蒙古血統；在那裡，他們受到佛教的影響，從此變得湮沒無聞。

六、穆斯林突厥人的復興

由於蒙古人人數極少，因此，他們源源不斷地招募大批突厥人入伍。然而，隨着蒙古帝國的分裂，這些穆斯林突厥人立刻佔據了顯著的地位，與蒙古人入侵前他們在哈里發王朝所佔據的地位相同。為了控制歐亞大陸中部平原，這時一批批軍事冒險家層出不窮。其中最著名的是帖木兒，歐洲人稱為塔米蘭。他于1369年佔領撒馬爾罕，由此向各處出擊。首先消滅了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的伊兒汗國，然後打敗了俄羅斯的金帳汗國和小亞細亞的奧斯曼土耳其人；甚至還侵入印度，洗劫了德里。他決心將首都撒馬爾罕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因此，每次戰鬥之後，他都要送回滿載戰利品的車隊，以及工匠、藝術家、占星術家和文人等。鼎盛時期，帖木兒帝國的疆土從地中海延伸到中國；他在1405年去世之前，正準備入侵中國。然而，在他去世之後，其帝國的分裂比蒙古帝國還要快得多。
繼帖木兒之後，最顯著的發展是穆斯林突厥人在印度和拜占廷的擴張。13世紀，在蒙古人的威脅的逼迫下，德里的突厥人蘇丹僅控制着印度北部。14世紀，隨着這一威脅的消除，他們開始向南擴張，抵達吉斯德納河，佔領了印度半島三分之二的領土。然而，帖木兒的侵略，使當時的印度北部和中部形成了許多小國，這些小國由突厥人統治，沒有一個有足夠的力量來恢復德里蘇丹的統治。同時，伊斯蘭教勢力對印度大部分地區的擴張，引起印度教教徒的反抗，結果形成了印度教大國維查耶那伽爾，其領土包括吉斯德納河以南整個印度地區。這就是16世紀，當另一個穆斯林突厥人王朝，莫臥兒帝國，從外部強行統一印度半島時，這裡所存在的分裂狀況。

與此同時，在中東，奧斯曼土耳其人在損害拜占廷的情況下；使伊斯蘭教的疆土不斷擴展。這些來自中亞的入侵者，乘塞爾柱帝國衰微之時，進入該帝國，在小亞細亞的西北角定居下來，那裡距分隔歐亞兩洲的、具有戰略意義的海峽不到50英里。1299年，這些土耳其人的首領奧斯曼擺脫塞爾柱君主的統治，宣佈獨立，並將他的國家從地位低下的小國，發展成為以其名命名的、偉大的奧斯曼帝國。

土耳其人征服的第一步，是佔領殘留在小亞細亞的拜占廷領土。由於基督教農民對拜占廷當局的不滿，以及從中東各地蜂擁而來、同基督教異教徒作戰的伊斯蘭教武士的大力支援，1340年，這一征服宣告完成。接着，土耳其人渡過達達尼爾海峽，首次插足於歐洲，于1354年在加利波利建立一個要塞。他們選擇了一個几乎沒有比這更好的時機進軍歐洲。這時，敵對的基督教教會之間的衝突，拜占廷、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諸國的相互競爭，將巴爾幹半島弄得四分五裂；而且這些國家均處于衰落時期。另外，同小亞細亞的農民一樣，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農民也對統治者不滿。西方基督教國家已經分裂，它們即使願意，也無法援助巴爾幹半島各國；何況，天主教和東正數之間早已存在着隔閡，它們並不願意予以援助。這便為奧斯曼土耳其人掃清了道路，並且，他們充分利用了這一大好時機。

1362年，土耳其人佔領阿得裡安堡；1384年，奪取索非亞，從而包圍了君士坦丁堡。然而，1402年，帖木兒打敗並俘虜了他們的蘇丹，隨後幾十年，他們被迫轉移。但帖木兒的統治只是曇花一現，1405年他的去世，使奧斯曼土耳其人獲得自由，得以重建他們的統治，繼續對外侵略。終於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從而結束了長達1000年的帝國歷史。15世紀末，除幾座由威尼斯控制的沿海堡壘外，他們已統治了多瑙河以南的整個巴爾幹半島（詳情見第十五章第四節）。

七、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的意義

1000年至1500年間，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的一個結果是在歐亞大陸出現了新的勢力平衡，其中伊斯蘭教是主要的、決定性的力量。15世紀後期，當西方開始海外擴張時，伊斯蘭教已在陸上朝四面八方擴張。奧斯曼土耳其人正渡過多瑙河進入中歐；中亞除東部邊緣地區外，全部皈依了伊斯蘭教；莫臥兒人將開始實際上對整個印度半島的征服。而且，伊斯蘭教正向歐亞大陸核心區的遙遠的邊緣地帶推進。在非洲，伊斯蘭教從兩大中心穩步傳入內地。它從北非沿岸穿過撒哈拉大沙漠傳入西非；在這裡，許多黑人穆斯林王國蓬勃興起。同樣，它從東非沿岸的阿拉伯殖民地傳入內地各國，其中包括基督教努比亞王國這一王國後被伊斯蘭教征服，並皈依了伊斯蘭教（見第十七章）。
阿位伯和印度商人還將伊斯蘭教帶入東南亞。在這裡，同在非洲和文明程度較低的其他地區一樣，皈依伊斯蘭教比較容易，因為這一新的宗教儀式簡單，適應性強。所有要成為穆斯林的人，只須反覆唸誦這句話即可："找證明，除安拉外，別無神靈，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新增加的伊斯蘭教儀式，通常接受並尊重當地的習俗和傳統。因此，這一宗教信仰的傳播不是靠劍，而是靠商人不引人注目的工作；這些商人通過學習當地居民的語言，接受他們的習俗，同他們的婦女通婚，改變他們的新親屬和商業夥伴的信仰，來爭取他們。下面這段話，描寫了這些商人傳教士所使用的方法，雖說是在菲律賓，但也能說明早期其他島嶼的類似情況："這些穆斯林採用當地人的語言，按受他們的許多風俗，同他們的女子結婚，購買奴隷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最後，成功地擠進了地位最高的首領的行列；這些對於他們將自己的宗教傳入這一國家較為有利。"

1292年，馬可·波羅訪問費萊克（今亞齊）時，發現那裡有許多穆斯林。"眾所周知，費萊克人民過去都是偶像崇拜者。但是由於同經常乘船來此的薩拉森商人接觸，現在，他們都改信了穆罕默德的教義。"到15世紀末，伊斯蘭教向東最遠傳到菲律賓的棉蘭老島。馬六甲的穆斯林國家，是著名的商業中心，控制着經過海峽的所有貿易，在傳播伊斯蘭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不僅吸引着來自印度和整個東南亞的商人，而且通過提供指導富裕的贊助人的機會，吸引了著名的教師和經師。馬六甲最大的成就是，使爪哇皈依伊斯蘭教；爪哇的穆斯林君主，推翻前印度教的麻喏巴歇王國的勝利，正是這一皈依的標誌。若把東南亞看作一個整體，那麼，穆斯林主要的中心正如所期望的那樣，是那些貿易交往最為活躍的地區：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群島。

在這五個世紀中，伊斯蘭教傳遍歐亞大陸，使其領土几乎增加兩倍，對世界歷史的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7、8世紀，在初期擴人階段，伊斯蘭教已將地中海變成了穆斯林湖；而在晚期擴張階段，它又使整個印度洋成為穆斯林湖。這意味着當時，尤其是1995年伊兒汗國信奉伊斯蘭教以後，從亞洲運往歐洲的所有貨物，實際上是沿穆斯林所控制的陸路水路運輸的。1240年後的幾十年裡，雖然蒙古帝國使歐亞大陸間的安全旅行和貿易成為可能，但這幾十年只是早期和晚期擴張階段中的一個插曲；而在這一時期，阿拉伯突厥人控制着中亞和中東，在中國和西方之間築起了一道屏障。到1500年，伊斯蘭教的繼續擴張，還使它成為一股世界力量，而不僅僅是中東的勢力。這一點至今仍深刻地影響世界事務的進程。如今印度半島之所以分成兩部，穆斯林政治集團之所以在東南亞影響甚大，伊斯蘭教之所以成為非洲的一股強有力的、迅速發展的勢力和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人們的信仰，原因就在於此。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具有深遠的意義，因為他們還促進了歐亞大陸間的相互影響。眾所周知，在技術領域裡，蒙古統治下的和平導致了中國發明的大批傳播，其中包括火藥、絲綢、機械、印刷術和煉鐵高爐等（見第十二章第三節人在伊兒汗國統治的波斯，也可看到這種相互影響的情況；波斯因所處的地理位置，受到了來自東方和西方的影響。據瞭解，中國炮兵曾去過波斯，在蒙古軍隊中服役；另外一位名叫傅夢之的人提出了中國的天文學原理；中國醫生曾在伊兒汗朝廷裡工作；中國藝術家曾對波斯的微型繪畫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另一方面，歐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貿易和外交領域中。在首都大不裡士，聚居的意大利商人們生意十分興隆；伊兒汗國從他們中間徵募了一些使者和翻譯，讓他們肩負着各種使命，前往歐洲。其中當然有馬可·波羅，他在護送一位蒙古公主從中國到波斯、同伊兒汗國的大汗結婚以後，繼續向威尼斯航行。

最後，由這種相互影響提供的機會，又被正在歐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這一點具有深遠的意義，直到現在，仍對世界歷史的進程產生影響。歐亞大陸其他各文明過于一成不變。最初，伊斯蘭教世界似乎很容易適應和改變新的東西。儘管伊斯蘭教有其興起於阿拉伯半島的原始背景，卻非常善干接受已形成的偉大文明，創造新的、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東西。但是，這引起了伊斯蘭教教義與希臘唯理論哲學及科學之間的必然、內在的緊張關係。哈里發馬蒙（813－833年）早年曾大力支持古典名著的翻譯，信奉唯理論者的學說，認為《古蘭經》是人創造的，並不是永恆的。但他的繼承者則完全不同，他們支持保守的神學家，這些神學家指責所有科學的、哲學的推測，認為這將導致異端和無神論。

在人們開始相信尋求上帝比瞭解自然更為重要的意義上，這一點意味着經院哲學的勝利。中世紀早期，蠻族入侵後，這種經院哲學在西方也很盛行。當時羅馬教皇統治了文化生活，神學被公認為各門科學的"皇后。"如今，在伊斯蘭教世界，隨着蠻族——十字軍、柏柏爾人、貝都因人、塞爾柱人和蒙古人——的一系列侵略，出現了同樣的發展情況。在這裡，如同在西方一樣，人們面臨巨大的災難，為了得到救濟和安慰，只得求助于宗教信機。但在西方，經院哲學最終追到駁斥並被取代，而在穆斯林世界，它卻一直居統治地位至19世紀末。

伊斯蘭教著名的神學家加扎利（1058—1111年），在其著作《哲學的矛盾》中，猛烈地攻擊了整個世俗學派。他爭辨說，神的啟示是真理的最終源泉，理智應用於摧毀信任本身。他受到了穆斯林亞里土多德學派的著名哲學家伊本·路西德（1126—1198年）的挑戰。伊本·路西德生於西班牙的科爾多瓦，被西方人稱為阿成羅伊。他在《矛盾的矛盾》一書中宣稱：認識應服從理性的判決，哲學對伊斯蘭教並無害處。但他決不是一個唯理論者，他強調民眾應接受"神學"教育，因為他們在理智上既不期望、也不具備哲學推理的能力。然而，他所認為的能接受"哲學"教育的知識階層，卻拒絶他的主張，指責他虛偽，懷疑他是無神論者。

偉大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之父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在其著作中反映了這一正統派反應的廣度。他最先將歷史看作是關於諸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的科學，而不是當時傳統的編年史和有關某一事件的作品。然而，這位學識淵博、富於創造力的思想家，卻認為哲學和科學是無用、危險的。他說："應該明白，哲學家所持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物理學問題對我們的宗教事務或日常生活來說，無關緊要，所以我們對此不必理會。……任何研究它［邏輯學］的人，只有在完全掌握宗教法規，且研究了《古蘭經》的解釋和法學之後，才應從事這項工作。不懂穆斯林宗教科學的人，是不應致力於此事的。因為缺乏這一知識的人，几乎無法躲避有害面的侵蝕。"

因此，在穆斯林世界中，智力的發展與創新停止了；在歐洲諸大學極度活躍的同時，伊斯蘭教學校卻滿足於死記硬背權威性的教科書。800至1200年，穆斯林世界遠遠超過西方，但到16世紀時，這種差距已經消失。此後，西方迅速發展，突然跑到了前面，而伊斯蘭教世界則停滯不前，甚至倒退。下面這段話生動地描寫了這兩個世界間的差別："白晝逝去了，伊斯蘭教醫學和科學卻反射出古希臘文化的太陽的光芒，它象一輪明月，照亮了歐洲中世紀漆黑的夜晚；有些明亮的星星也閃爍着各自的光芒。但在新的一天——文藝復興——的黎明，月亮和星星卻都變得暗淡無光。"

西方和歐亞大陸其他文明之間，也呈現出類似的差別。原因很簡單，只有西方實現了趨向近代思潮的重大轉變。印度和拜占廷均被伊斯蘭教征服，陷于停滯不前的狀態之中。中國雖然反抗蒙古人的統治，並于1368年將他們驅逐出去，但卻表現出強烈的民族優勢感——一種對外國以及蠻族的所有東西近乎本能的敵意和輕蔑。1480年，俄羅斯也取得了推翻蒙古統治的勝利，但長久的創傷依然存在。這個國家已拒絶西方吹來的清新之風達兩個半世紀之久；因此，蒙古人的思想和習俗已為莫斯科大公國和東正教的專制主義鋪平了道路。

在這一般格局中，唯獨西方是個例外。只有西方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出現了以新技術為基礎的現代文明。這一新文術立即表現出自身的優越性，不僅傳入歐亞大陸，而且傳遍全球。如前所述（第十一章第六節），蠻族侵略的毀滅性的衝擊，是形成西方這種獨特性的原因所在；它埋葬了古典文明，讓新觀念和新制度生根、繁榮。後面幾章首先介紹位於伊斯蘭教世界兩側的傳統的拜占廷文明和儒家文明，然後分析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革命的西方文明。

第十五章

傳統的拜占廷文明

拜占廷的1000年產生了滅絶；中世紀1000年的努力[在西方」產生了文藝復興、現代社會，最終產生了自由世界。

威廉·卡羅爾·巴克

愛德華·吉本認為，拜占廷生存1000年的歷史，"始終是一個衰弱、悲慘的故事"。但長期以來，人們重視和正確評價了它對人類文明的多方面的貢獻，從而忽視了吉本的這一論斷。不過，介紹拜占廷歷史的準確方法和背景多少仍是個謎。這1000年應描寫成羅馬帝國歷史的尾聲，還是斯拉夫文明的背景，或奧斯曼帝國的序幕呢？
如果從某一地區的角度觀察拜占廷歷史，上述任何一種方法都是正確的，但是，假如與本書所持的觀點一樣，從全球的角度予以觀察，那麼顯而易見，東正教拜占廷是歐亞大陸的歷經蠻族侵略而倖存、從古典時代一直不間斷地持續到近代的幾個傳統文明之一（見第十一章第六節）。

然而，這種持續不斷的歷史，最終意味着被廢棄和滅絶，尤其是從政治上說。因為拜占廷最易遭受攻擊，所以其文明最先遭到這種命運。例如，中國僅西北部面臨蠻族的侵略，它地處遙遠的歐亞大陸東端，19世紀中葉之前，連好戰的西方都一直無法侵入。拜占廷則相反，它不僅遭到來自多瑙河北岸的蠻族的一系列侵略，而且遭受了好擴張的西方的進攻，以及復興的東方的襲擊；蠻族的侵略同威脅中國的侵略相類似，西方的進攻是以威尼斯商人和諾曼底騎士為形式的進攻，而東方的襲擊首先指波斯薩珊王朝的入侵，然後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侵略。因此，傳統的中國文明持續到1912年，而拜占廷先於1204年崩潰，後又于1261年部分地得以恢復，苟延殘喘地生存下來，直到1453年最終滅亡（見圖18"拜占廷帝國的衰落"）。

一、拜占廷的出現

沒有一個西方國家的首都，在帝國統治的連續性和範圍方面，能與拜占廷首都君主坦丁堡的輝煌歷史相媲美。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重建此城為新羅馬時，這裡已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它的起源應追溯到公元前7世紀，當時，它是希臘城邦邁加拉的移民建立的一座殖民城市，取名拜占蒂翁；拜占廷是它的拉丁名字。儘管拜占廷的地理位置極為重要，但在以後的1000年中，它只是一座第二流的商業城市。只要蠻族色雷斯人的威脅還存在，並切斷了它同內地的聯繫，它就不可能上升到與其地理位置相稱的地位。圖拉真皇帝及其繼承者們的征服，使內地處于羅馬帝國的控制之下，從而結束了這種不利狀況。因此，當拜占廷變為君主坦丁堡，即君主坦丁城時，它的陸疆及水域已非常穩固，在隨後幾個世紀裡，在導致第一羅馬帝國滅亡的蠻族進攻的面前，它巋然不動。
君主坦丁堡扮演拜占廷帝國首都這一新角色歷時1000年，直到1453年落入奧斯曼土耳其人手中。此後，君士坦丁堡又成為一個新帝國的首都，其疆域隨着奧斯曼軍隊的征服而擴展，即從摩洛哥到波斯，從威尼斯到印度洋。君主坦丁堡統轄着這一廣大地區直到近代；而在土耳其共和國取代奧斯曼帝國之後，基馬爾·阿塔圖爾克使將首都從博斯普魯斯海峽沿岸遷移到安納托利亞高原的安全地帶。

君主坦丁堡這段顯赫的歷史，很大程度上應歸因于它地處歐亞兩洲之間的險要位置。這座城市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南端陡峭的岬角上；岬角從海峽的歐洲一面向對面的亞洲沿岸伸出，彷彿要擋住從黑海流入馬爾馬拉海的急流。因此，君主坦丁堡南有馬爾馬拉海，北有博斯普魯斯海灣，從而形成了重要的港口，即所謂的金角灣。　然，其他城市也有良好的港口和重要的地理位置，但君士坦丁堡的顯著特徵是，南北兩面都有一條狹長且能航行的海峽。所以，這座城市由兩扇海上大門保護着，可以禁止無論從愛琴海，還是從黑海來的敵船的通行。拜占廷皇帝為了加強這些天然防禦，又在陸上修築了兩堵高大的城牆：第一堵牆長四英里；第二堵牆長40英里，寬20英呎，位於第一堵牆西面約30英里處。這兩堵防禦城牆，同巴爾幹山脈這一天然屏障連在一起，保衛了君士坦丁堡的陸上進口。因此，在拜占廷長達十個世紀的統治期內，這座城市儘管在大部分時間裡是遭受圍攻的要塞，但卻得以保存下來。

關於君士坦丁堡的歷史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羅馬帝國階段是什麼時候結束的，拜占廷帝國階段又是什麼時候開始的。羅馬帝國的結束，並不以公元476年羅慕路斯·奧古斯圖盧斯皇帝被廢黜為界，因為那時以後，帝國統一的傳統又持續了幾個世紀。即使意大利、高盧、不列顛、西班牙和北非全都丟給了蠻族，東羅馬帝國的皇帝們仍認為他們是凱撒的繼承人。落後、保守的查士丁尼（527—565年）一心想將恢復帝國的夢想變為現實。因此，他征服了北非、意大利及西班牙部分地區，還編纂了羅馬帝國的法典（見第十一章第四節）。查士丁尼宣稱，"我們將重建過去的一切，儘管其價值現已降低到最低限度。……我們要重視羅馬人的名譽，確保過去的一切以更大的規模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中來"。

查土丁尼在恢復帝國方面所做的努力是短暫且代價沉重的。他在地中海西部發動的戰役使帝國的國庫耗之殆盡，使巴爾幹和亞洲各行省被忽略、易受攻擊。他死後不到十年，一個新的蠻族部落倫巴第人，佔領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區。同樣，在多瑙河邊境，阿瓦爾人同斯拉夫和保加利亞臣民一起，進入巴爾幹地區，取代拉丁化了的伊利里亞人，削弱了帝國的控制。在東部，查士丁尼統治時期。波斯人因受賄曾與拜占廷媾和；現在，他們在野心勃勃的大皇帝科斯羅埃斯二世的率領下，開始全面消滅東羅馬帝國。到615年，他們已佔領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埃及，並在君士坦丁堡對面的博斯普魯斯海峽沿岸安營紮寨。

偉大的希拉克略皇帝（610—641年）的繼位，使拜占廷得以調動一切資源，喚起人們的意志，以防止日益逼近的災難。雖然阿瓦爾—波斯聯軍正在圍攻君士坦丁堡，希拉克略卻採取攻勢，並于627年在美索不達米亞大敗波斯人；早1000年，亞歷山大大帝也正是在這一地區戰勝過波斯人。第二年，波斯人被迫取消所有征服活動，締結和約。

在消除東方的危險之後，希拉克略才發現，斯拉夫人這時已佔領並定居于巴爾幹半島北部大部分地區。他只得將就現實，為他們指定一定的地區。作為回報，他們承認他的宗主權，並同意每年納貢。於是，新來的斯拉夫人漸漸從侵略者變成了移居者。幾個世紀以後，這些散居在巴爾于半島廣大地區的斯拉夫人，循着不同的方式發展，具體形成了四大種族：居住在亞得里亞海岬角地區的斯洛文尼亞人；居住在德拉瓦河和亞得里亞海之間地區的克羅地亞人；居住在亞得里亞海和多瑙河之間的巴爾幹半島中部地區的塞爾維亞人；居住在黑海剩餘地區，不久採用保加利亞征服者稱號的斯拉夫人。後兩個種族，借鑒拜占廷文化，建立了短暫但卻偉大的中世紀王國。而斯洛文尼亞人和克羅地亞人則由於地處半島西部，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臣民，在文化發展方面，深受羅馬而不是君士坦丁堡的影響。

反對阿瓦爾人和波斯人的鬥爭，只是同穆斯林阿拉伯人進行更大、更決定命運的爭奪的一個序幕。如第十三章第三節所述，7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期間，伊斯蘭教軍隊迅速佔領了中東大部分地區。拜占廷和波斯之間的長期鬥爭，使得兩個帝國財資耗盡，十分虛弱。在單一性靈論的問題上，東部請省人民所表現的宗教上的不滿，進一步削弱了拜占廷；單一性靈論認為，基督只有單一的神性，而正統的拜占廷教義則認為，基督既有神性，又有人性。當時的爭論十分激烈，以致許多東正教教徒寧願接受伊斯蘭教的統治，而不願受君主坦丁堡的宗教支配。因此，這時在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埃及，長達1000年的希臘—羅馬統治，20年內便宣告結束，儘管年邁的希拉克略拚命努力，還是無濟於事。

7世紀較後階段，就連拜占廷帝國的生存都受到穆斯林海上襲擊和保加利亞人陸上進攻的雙重威脅。發展海上力量，是阿拉伯人在適應環境方面所取得的功績。、他們以此征服了塞浦路斯和羅德島，然後，從669年起數次圍攻君主坦丁堡。與此同時，拜占廷還受到來自北方的保加利亞人的威脅；這是一支亞洲民族，最初受拜占廷人利用反對阿瓦爾人。但這時的保加利亞人，正佔領着多瑙河與巴爾幹山脈之間的地區，並以此為基地，威脅着君主坦丁堡。

拜占廷這次再度被受神啟示的帝國首領，伊索里亞王朝的統治者利奧三世（717—744年）所拯救。利奧原為敘利亞軍事指揮官，趁阿拉伯人圍攻君主坦丁堡之際，奪取了政權。他不僅粉碎了阿拉伯人的圍攻，而且將他們趕出了小亞細亞。在他統治末期，帝國邊境比較穩固，但同查士丁尼時期的疆界相比已大大縮小。意大利已丟失給倫巴第人；巴爾幹北部丟給了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亞人；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丟給了阿拉伯人。

然而，這一縮小的帝國卻是一個民族更加單一的帝國，因為東部諸省主要是單一性靈論者和非希臘人。在這種情況下，撤回到托羅斯山脈，是加強而不是削弱了拜占廷；托羅斯山脈是希臘人的小亞細亞和正成為伊斯蘭教世界中心的地區的分界線。這一分界線因穆斯林世界的內部騷動而得以加強。阿拔斯王朝的建立（750年），伊斯蘭教首都從大馬士革遷移巴格達，結束了這種騷動。但這時，伊斯蘭教的擴張方向是向東，而不是向地中海。因此，在11世紀好戰的突厥人出現以前，拜占廷帝國和穆斯林帝國能和平共處。

拜占廷和西方之間正形成一條同拜占廷和伊斯蘭教之間相類似的分界線。由於倫巴第人的侵入，羅馬教是曾向君士坦丁堡尋求保護，但未能成功，因為拜占廷當時正在全力對付阿拉伯人。因此，教皇又轉向法蘭克人，結果雙方合作；500年，羅馬教皇為查理曼舉行世所聞名的加冕禮。而君士坦丁堡到812年才勉強給查理曼以"羅馬人的皇帝"的稱號，從而承認了西方的政治統一體。但以後幾個世紀裡，拜占廷與西方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語言、教會事務和普通文化上也都疏遠了。

8世紀時出現的拜占廷帝國，比查士丁尼時的短暫的帝國小得多，但它的民族更加同一。東、西方諸省的各種種族、文化和宗教的成分已被拋棄，剩下的核心基本上是希臘的東西，只是，並非絶對如此。以這一方式，完成了6世紀東羅馬帝國到8世紀拜占廷帝國的轉變。8世紀時的拜占廷帝國是一個文化上既與東方的伊斯蘭教，又與西方的新歐洲截然不同的帝國。

二、拜占廷的黃金時代

9世紀初至11世紀初，拜占廷帝國臻于極盛。當時帝國的行政區劃分完全以省為基礎；各省由主管行政和軍事事務的將軍統冶。這一行政軍事化，是作為外來危險迫近時的一項應急措施，由希拉克略予以實現的。帝國將各省的土地分給農民耕種，作為他們服兵役的報酬。在強有力的皇帝們的統治下，由於農民承受着巨大的捐稅負擔，這種分省統治確保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提供了軍需儲備，填滿了國庫。
拜占廷的經濟也牢固地建立在自由農民村社的基礎上，這種村社同大地主的莊園一起發揮着作用。自希臘—羅馬古典時期以來，在殘存的城市中心，工匠的技能水平很高。阿拉伯作家描寫了拜占廷的手工藝品，尤其是奢侈品的質量，認為只有中國的工藝品能與之相媲美。自歐亞大陸各地區經由君士坦丁堡的大量貨物同樣很重要，它們是黑海地區的奴隷和鹽，印度的調味品、香料和寶石，埃及的紙莎草和糧食，中國的絲綢和瓷器以及西方的銀、熟鐵產品、亞麻布、棉花和毛織品。

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的增長，使拜占廷皇帝們能夠發動再征服戰爭；這些戰爭雖不象查士丁尼所發動的征服戰爭那樣野心勃勃，卻較為實際。他們重新收復克里特島和塞浦路斯島，從而制止了阿拉伯海軍對愛琴海域的侵襲。帝國的疆土也擴大到敘利亞北部、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巴爾幹半島北部的保加利亞人，一直是帝國的威脅，1014年，巴西耳二世在巴爾幹半島北部取得決定性勝利，從此被稱為"屠殺保加利亞人的劊子手"。

這一時期文化上是一個穩定、同一的時期。拜占廷人仍稱自己為羅馬人，但希臘語無論作為書面語還是口語，都是帝國通用的語言。隨着持異議的東部諸省丟失給伊斯蘭教，隨着反對崇拜偶像者和崇拜偶像者，即聖像破壞者和聖像崇拜者之間猛烈、持久的爭論的消除，宗教的同一性也得到進一步的促進。解決爭端的折衷辦法是禁止宗教雕塑，但允許宗教繪畫，這一點至今仍是東正教宗教生活的一個重要特徵。

被再征服的克里特島上的穆斯林的皈依，以及巴爾幹北部地區的斯拉夫人的皈依，也使拜占廷教會顯得生氣勃勃。865年，保加利亞大公鮑裡斯為報答帝國對他的征服的承認，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以後幾年，拜占廷傳教士為保加利亞人提供了字母表，將《聖經》譯成了保加利亞語，並籌備了斯拉夫人的禮拜儀式。大約與此同時，象基輔公國的俄羅斯人那樣，塞爾維亞人也皈依了東正教（見本章第六節）。然而，再往西，羅馬天主教卻在克羅地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中盛行，克羅地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倣傚鄰近的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日耳曼人皈依了天主教，

皇帝和主教之間互相支持的密切關係，也使帝國更加穩固。附屬國教會的原則是因襲的、公認的，皇帝不僅自稱為"奧特克拉特"，即君主，而且自稱是"艾按波斯特羅"，即相當於傳道者的人。10世紀選舉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儀式書中，明確規定了這種從屬關係。教會大主教們按照皇帝的命令聚集在聖索菲亞大教堂，向皇帝提交主教的三位候選人的名單。皇帝可以隨意挑選三人中的任何一個，或者三個都拒絶，指定他自己看中的候選人；而這種候選人須得到大主教承認，認為能勝任其職才行。然後，在就職儀式上，"根據上帝和皇帝的旨意"宣佈教會的新領導當選為主教。

總之，在這幾個世紀中，由於同西方和穆斯林世界逐步形成了一種適度的和平共處的關係，拜占廷是穩定、強大、富裕。自滿和相當注重內部的。這些特點使人聯想起明朝的中國（見第十七章第五節）。實際上，拜占廷同中國一樣沒有大學，其主要任務是為官僚機構培養官員。不過，君主坦丁堡的大學時有時無，其作用也不正規，因而缺乏中國大學那種連續的有效性。6世紀拜占廷歷史學家普羅科匹厄斯對有關神性問題的長期爭論所作的儒教式的評論，也使人聯想到中國。他說："我認為，所有關於神性的爭論都是荒謬的、愚蠢的。人們連自己的本性都無法知道，因此，應該放棄對神性的一切評議。"

拜占廷文化從未解決它在自己的古典遺產和宗教傾向之間所存在的矛盾心理。拜占廷帝國滅亡的前夕，柏拉圖主義者吉米斯圖斯·普萊桑（約1355—1450年），對一個深受基督教及其組織約束的國家的前景公開表示懷疑。普萊桑作為一名著名的教師，在伯羅奔尼撤半島的拜占廷的省府密斯特拉度過了他的大半生。他夢想在伯羅奔尼撒半島上恢復古希臘社會；這一社會按照經過修改的柏拉圖式的烏托邦組成，以異教信仰而不是基督教信仰為基礎。但在拜占廷人的思想中，這種古典的、現世主義的傾向從來沒有盛行過。拜占廷社會仍以宗教信仰為主要傾向。在這個社會中，比普萊桑更有代表性的是傳教土約瑟夫·布萊尼斯，他的佈道為當時的種種罪惡提供了宗教上的解釋：

我們的統治者不講正義，監察員貪得無厭，法官受賄，調停者說謊，市民行騙，農民愚蠢，所有的人都毫無用處。婦女比娼妓還要無恥，寡婦好奇多事，婦人蔑視貞操、不守信義；青年人放蕩不覊，老年人酗酒成癮。修女玷污了自己的稱呼，教士忘掉了上帝，僧侶偏離了正道。……我們許多人生活在暴食、酗酒、私通、姦淫、邪惡、放蕩、仇恨、猜疑、妒忌和盜竊之中。我們已變得傲慢、吹牛、貪婪、自私、忘恩負義、拒不服從；變成了逃兵、強盜、叛徒；變得邪惡、不講正義、頑固不化、不可和解。…正是這些東西以及與其相類似的其他東西，使我們受到上帝的懲罰。

三、拜占廷的衰落

1025年，"屠殺保加利亞人的劊子手"巴西耳去世時，拜占廷帝國的顯赫地位顯得無可爭辨的穩固，北部邊境以多瑙河為固定界線。該時，阿拉伯伊斯蘭教世界已經分裂，不再構成威脅；凡是西方出現的東西，與博斯普魯斯海峽沿岸的第二羅馬帝國相比，都顯得十分原始，無足輕重。但在巴西耳去世後的半個世紀裡，帝國便陷入困境，大約不到兩個世紀後，即1204年，首都落入受人鄙視的西方蠻族手中。
急劇倒退的一個原因是，主管各省的軍事將領的反抗不斷增長，破壞了帝國的軍事體制。巴西耳二世十分強大，足以控制軍隊。但他的繼承者卻軟弱無能，無力控制軍隊，尤其是在軍事將領同各省大地主聯合起來以後。軍事領將帶利用為保衛邊疆而征慕的農民軍來反對君士坦丁堡的行政當局。作為回擊，官僚們遣散了農民軍，讓農民由服兵役改為交付現金。再用徵集來的資金僱傭外國僱傭兵，其中包括諾曼人、日耳曼人、帕齊納克人和亞美尼亞人。但與前農民軍相比，這些外國僱傭兵顯然不可靠，在支付給他們的軍餉尚來籌得時，他們經常轉而反對錶面上由他們保衛的帝國。

社會封建化的政治問題，是帝國衰落的一個密切相關的原因。軍事將領和地方地主們積聚起巨大的地產，使諸行省整個地落入少數家族的控制之中。皇帝們經常頒佈阻遏這種趨勢的命令，以下這條由君士坦丁七世于10世紀初頒佈的命令是很有代表性的：

我經常得悉，色雷斯的富人們無視皇帝頒佈的、由天賦的人權中導出的法律，拒不服從我們的命令，繼續侵入農村。他們壓迫窮人，購買授予權和遺囑，把窮人從屬於窮人的土地上趕走。因此，鑒於這些情況……儘管我們的前輩已有令在先，禁止購買窮人的土地，但我們仍再製定一條法令，……所有膽敢侵入農村或搶佔窮人土地的人，必須立即交出佔有的土地，不再拖延，不得申辯；無權要求賠償任何損失。……

這個命令以及其他類似的命令都未生效，原因很簡單，貫徹執行命令的階級正是命令中所針對的階級。巴西耳二世去世後，甚至連這些努力都基本停止。相反，皇帝開始准許做出過重要貢獻的人享有國家所有地用益權。這些賜地同服兵役連在一起，於是，開始形成了與西方的采邑相類似的東西，只是沒有效忠和封地。的確，1204年，拉丁人征服拜占廷後，將它分成了若干采邑希臘貴族承認，這種來邑就是他們的賜地的拉丁翻版。

嚴重的經濟失調也危害了帝國。私人和寺院的大地產使帝國的歲入減少，尤其是在巴西耳的繼承者減免了大地主的大部分捐稅之後。與此同時，朝廷的奢侈和外國僱傭軍的開支，使帝國的支出不斷上升。帕齊納克人和塞爾柱突厥人的騎兵襲擊，危害也很嚴重，它使某些地區土地荒蕪，顆粒不收。幣值穩定達七個世紀之久的拜占廷金幣索裡達，這時也連續貶值。

同其他許多帝國一樣，拜占廷的內部衰弱招致了外來侵略。在西方是諾曼人冒險者。他們最初是拜占廷的僱傭軍，這時轉而反對衰弱的帝國，佔領了自查士丁尼征服時期以來一直保留下來的意大利南部領地。同樣，在東方是塞爾柱突厥人。他們從家鄉中亞進入伊斯蘭教帝國，在那裡被巴格達哈里發僱為僱傭軍。這些僱傭軍逐漸變為主人，于1055年佔領巴格達，建立了塞爾柱帝國。這些突厥人使行將滅亡的伊斯蘭教世界得以復興，重新統一印度和地中海之間的廣大地區，並兵臨將拜占廷帝國和伊斯蘭教世界分隔數世紀的托羅斯山脈邊境。

這是1071年拜占廷帝國發生兩大災難時的背景，這兩大災難標志著南國長達數世紀的衰落開始了。一個災難發生於意大利南部的巴裡，在那裡，諾曼人佔領了拜占廷喉一殘存的一個據點。另一災難，也是更為決定性的失敗，發生於小亞細亞的曼齊刻爾特。在那裡，塞爾柱人在一重大戰役中擊敗了拜占廷皇帝，這一戰役使小亞細亞開始由希臘人的基地變成突厥人的根據地。這一戰役之後，兩位敵對的皇帝為爭奪拜占廷王位而開戰，他們各自僱傭了突厥軍隊互相爭鬥。於是，突厥人能隨意進入小亞細亞，漸漸將小亞細亞從東正教拜占廷勢力的基地變成了突厥民族的中心地。

精明頑強的皇帝亞歷克塞一世康危努斯（1081—1118年），輓救了似乎即將滅亡的拜占廷帝國。他給予威尼斯人極大的商業特權，以換取他們的支持，反對威脅要進攻君士坦丁堡的諾曼人。他還向天主教國家求援，反對穆斯林塞爾柱人。但他得到的不是所希望的數量有限的外國僱傭軍，而是大批渙散的十字軍；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些十字軍是由亞歷克塞極有理由不信任的諾曼人領導。這兩個社會的接觸，導致了彼此間的懷疑和公開敵對。希臘人和拉丁人各自都不喜歡對方的語言、宗教、政治和生活方式。

亞歷克塞機敏地慫恿十字軍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進入小亞細亞，在那裡，阿拜占廷軍隊一起收復了塞爾柱人佔領的部分領土。但第二次、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期間，希臘人和拉丁人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另外，在小亞細亞中部，當拜占廷人輕率出擊，進攻塞爾柱帝國的首都科尼亞時，遭到了慘重的失敗。他們在中途的密列奧塞法隆戰役（1176年）中被突厥人打敗。這一失敗使拜占廷在小亞細亞東山再起的任何可能化為烏有。與此同時，威尼斯人由於早先從財政緊迫的皇帝手中獲得的商業特權，正在破壞拜占廷的經濟基礎。他們獲准在全國各地免交一切捐稅，這一特權使他們對遭受苛捐雜稅的拜占廷商人占絶對優勢。因此，意大利人不僅束縛了帝國的貿易，而且使君士坦丁堡的國庫失去了主要的稅收來源。威尼斯人的富裕和拜占廷人的貧窮之間的懸殊差別，導致了1183年的暴動；暴動中許多拉丁人被殺死，其財產被掠奪。

這就是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時的背景。這次東征被恰當地稱為"商人的東侵"。威尼斯商人的經濟計劃，西方冒險家對財富和土地的追求，拜占廷覬覦王位者的奉承，拉丁人心中對所謂的狡詐、柔弱、貪婪和異端的希臘人的長期不滿，所有這一切，使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改變了方向，從解放耶路撒冷這一最初目的改為進攻君士坦丁堡。1204年春，法蘭克、威尼斯、佛拉芒和日耳曼聯軍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它接連三日遭到冷酷無情的掠奪和屠殺。"即使是薩拉森人"，一位拜占廷編年史家說，"也比他們仁慈。"然而，似乎有悖常理的是，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最後結果卻是為伊斯蘭教統治整個中東鋪平了道路。儘管1261年拜占廷帝國得以恢復，但再也沒能從拉丁人征服的創傷中複原過來，而是苟延殘喘地生存下去，直到1453年奧斯曼帝國佔領君士坦丁堡為止。

四、拜占廷的滅亡

獲勝的拉丁人在拜占廷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他們的封建國家。他們在君主坦丁堡建立了一個拉丁帝國，在塞薩洛尼基建立了一個拉丁王國，在希臘建立了幾個拉丁國家。熱心商業的威尼斯人，佔領了君士坦丁堡四分之一的領土，兼併了許多位於通往地中海東部的道路上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島嶼和港口。然而，這些新的國家一開始就注定要滅亡。當地的希臘東正教居民雖死對他們滿懷敵意。而且，拉丁征服者僅在巴爾幹半島的邊緣地區佔有幾塊孤立、不穩的小地盤，四周都被敵人包圍着。他們不僅面臨巴爾幹半島內地的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王國，而且面臨相繼建立的三個希臘國家，一個位於伊庇魯斯的阿爾塔，一個位於黑海南岸的特雷比藏德，還有一個位於小亞細亞西部的尼西亞。其中，第一個國家非常貧窮，難以提供有效的領導，第二個國家又十分孤立。因此，只有尼西亞，能憑藉它的戰略位置、豐富的資源以及有力的領導，組織希臘人抵抗拉丁人的統治。
憑藉外交手腕和軍事勢力，尼西亞統治者逐步削弱了拉丁帝國的力量，使其最後只剩下君士坦丁堡一座城市。結果，1261年，拉丁皇帝和威尼斯殖民者未進行任何抵抗，便逃離了君士坦丁堡；尼西亞皇帝米海爾·巴列奧略莊嚴地邁入首都，在公眾歡呼聲中，住進帝國皇宮。

拜占廷帝國最後一個階段的歷史，是從1261年米海爾·巴列奧略收復君士坦丁堡開始，到1453年他的繼承者君士坦丁·巴列奧略同突厥人作戰、在首都城門被殺結束。在這兩個世紀中，恢復的帝國僅由君主坦丁堡和塞薩洛尼基這兩座城市及其周圍小塊不穩定地區和兩個屬地組成。這兩個屬地是伯羅奔尼撤的米斯特拉和小亞細亞北部的特雷比藏德。

這個可憐、殘存的帝國的前景，並不比前拉丁帝國更有希望。在亞洲，它所面臨的是難以對付的突厥人；在歐洲，它被殘留在希臘的諸拉丁小國，被北面的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包圍着。除這些外部威脅外，還有內部危機。這時，帝國的經濟已經破產；意大利人對貿易的束縛仍在繼續。因此，14世紀中葉，君主坦丁堡熱那亞居民區的收入是帝國政府關稅收入的七倍。皇帝們被迫使自己的貨幣貶值，被迫將王冠珠寶典當給威尼斯銀行家。不斷增長的捐稅對政治上有權勢的言人通貨無效。為反抗出身高貴的富有貴族，窮人們舉行起義，結果，社會衝突使城市四分五裂。

1342年1349年，被稱為"狂熱派"的革命派領袖們統治了塞薩洛尼基。他們減輕窮人的捐稅，廢除窮人的債務，沒收寺院的土地，分給窮人；他們採取分享民主制，讓市民參加民眾會議，由公眾選舉官吏。他們的政治綱領似乎受意大利共和制城邦的綱領的影響。但垂死的拜占廷帝國，不能忍受蓬勃發展的西部所自然形成的這一政治和社會改革。在塞爾維亞人和突厥人的援助下，皇帝鎮壓了"狂熱派"，消滅了他們的共和政體。然而，這一事件表明了當時深刻且普遍的衝突，以下這段同時代的敘述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起義象可怕、殘酷的時疫席捲全國，衝擊着許多過去曾是溫和、穩健的人。……於是，所有城市都起來反對貴族。……整個帝國處于最為殘酷、最為激烈的鬥爭的痛苦之中。……人民動不動就發動武裝起義，行為凶暴，因為他們憎恨富人。…

除這一社會經濟的脆弱之外，帝國還因宗教糾紛而受到削弱。為了得到西方人的援助，反對日益逼近的土耳其人，皇帝曾分別三次（1274年在里昂聯合王國；1369年在羅馬；1439年在佛羅倫薩）許諾，讓東正教會歸順羅馬教皇。但這些許諾毫無意義，因為西方給予的援助微不足道，而拜占廷則因民眾激烈反對向可僧的拉丁人作任何讓步而進一步四分五裂。"伊斯蘭教比羅馬教皇更好，這就是人民大眾對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暴行，對意大利商人的剝削的針鋒相對的回答。

認為土耳其人更好的呼聲過去時常聽到，但15世紀中葉情況獨特，當時的土耳其人已能夠接受邀請。如第十四章第六節所述，奧斯曼土耳其人從塞爾柱人手中接管並佔領了殘留在小亞細亞的拜占廷領土；渡過達達尼爾海峽，進入歐洲，打敗了保加利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到1453年，他們已做好最後進攻被圍困的拜占廷首都的準備。

這時，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減少到50000至70000。所有能護城的力量，包括一小部分西方人在內，總共不過9000人。僅這些人要守住一道道城牆、修復被敵人大炮摧毀的缺口，是遠遠不夠的。而由能幹的蘇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領的奧斯曼軍隊，則至少也有80000人。4月2日攻城開始；在皇帝君主坦丁的英勇領導下，守軍屢卻侵略者；但君主坦丁堡終於在5月29日被攻克。城市陷落後，侵略軍縱兵屠掠，連續三日。當時的拜占經歷史學家杜卡斯在下面這段話中，描寫了拜占廷帝國1000年歷史的結束：

城市淪陷三天後，他[穆罕默德]同意放船。於是一條條滿載貨物，重得似乎要下沉的船離港出航，駛向各自的省市。這些船裝載些什麼貨物呢？有精美昂貴的布料和紡織品；有金、銀、青銅、黃銅的製品和容器；有不計其數的書籍；還有戰俘，包括教士、俗人、修女和僧侶。所有的船都滿載貨物，所有的軍營帳篷裡都關滿了俘虜，堆滿了數不清的東西和物品。在這些野蠻人中，只見一個人穿著大主教的法衣，另外一個人身着神父的金色聖衣，他們都領着狗；這些狗不象往常那樣帶著頸圈，而是身穿金色錦緞衣服（基督教教土製服）。其他人坐在宴席上，面前擺着盛滿水果和其他食物的大圓盤以及大酒杯；他們吃着圓盤裡的水果、食物，喝着酒杯裡的葡萄酒。他們將數都數不清的各種書籍裝上大車，運往東、西方各地出售。一個諾米斯馬能買到十本書，這些書包括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的著作、神學書和其他各種書籍．福音書多得數不清，都有各種裝飾，他們撕下書上的金銀飾物，有些書出售，有些書則扔掉了。他們將所有的肖像付之一炬，用這種火烤肉吃。

五、拜占廷的遺產

回顧歷史，拜占廷顯然在各個領域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其一，它起到了保護盾的作用，使盾牌後面的西方能自由地發展自己的文明。這一點的全部意義，在1453年君主坦丁堡淪陷後變得非常清楚；土耳其人僅在半個世紀內便抵達歐洲的中心，包圍了維也納。同樣重要的是，拜占廷還促進了貿易和經濟的全面發展。幾個世紀以來，拜占廷一直是整個地中海盆地的經濟動力，而它的貨幣則是國際標準交換媒介、它的商人及其商品，對於使西歐擺脫其封建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對於使意大利城邦走上控制地中海商業的道路，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在文化領域中，拜占廷輓救了古代文化藝術珍品，並將它們同她自身的遺產一起傳給了子孫後代。拜占廷傳下了由查士丁尼編纂的羅馬法傳下了只是近來才得到正確理解和評價的一門宗教藝術。以及由認真的學者們加以彙集、註釋和保存的古典和希臘文化時期的文學、學術名著。最後，如下節所述，拜占廷對東斯拉夫人來說，如同羅馬對日耳曼人而言一樣，是偉大的教育者、偉大的引導者、宗教和文明的源泉。

這些成就與吉本有關拜占廷的歷史意義的著名論斷不相符合。然而，與此同時，拜占廷明顯缺乏古典時期雅典的生氣和光輝，儘管相比之下，後者在領土和年代上顯得微不足道。原因是拜占廷的作用是絶對保守的。這並不是說它靜止不變。它自始至終都在使自己適應時代和環境的變化。但命運注定它只是保存。而不是創新。它誕生在一個古老的國度，生活在過去的勢力和榮譽的陰影之中，這種勢力和榮譽正是它所試圖維持和恢復的。它造就了一大批傑出的領袖人物——行政官員、軍事將領、學者和神學家，但由於處在上述環境之中，他們很少有人真正具有創造力。

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東羅馬帝國整整生存了1000年，這一點一開始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優勢。5至11世紀，同博斯普魯斯海峽沿岸的第二羅馬帝國相比，西方顯得原始、無足輕重。但正是這幾個世紀中，恰恰因為西方必須重新開始，所以，西方為新的文明打下了基礎；而拜占廷卻一直躺在光輝燦爛、占壓倒優勢的遺產上。這就是從11世紀起，西方隨着經濟迅速發展、國家君主國崛起、新的知識水平出現、擴張主義生氣勃勃——首先是地方的十字軍東侵，然後是向海外推進，在數世紀內導致全球性霸權——而穩步前進的原因。故而，相比之下，拜占廷很可憐，在較後的幾個世紀中，它一直無力衝破過去的桎梏，因而，變成了一個陳舊的、與時代不合的存在物，它進行着一場勇敢且注定持久的鬥爭，直到1453年遭到恥辱的但卻不可避免的滅亡為止。

六、拜占廷和斯拉夫人

儘管拜占廷的歷史已經結束，但拜占廷的制度和文化，仍在北方的斯拉夫人中繼續生存，正如它們很大程度上仍存在於已屬土耳其人統治的、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徒中一樣。斯拉夫人起源於今俄國和波蘭的多沼澤的邊境地帶，他們以巨大的弧形向四周頗有吸引力的平原擴散。
向西遷移的矯拉夫人形成了今天的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波蘭人，他們都稱為西斯拉夫人。由於所處的地理位置，他們受到了西方的影響，因此，他們信仰的是天主教，使用的是拉丁字母。那些渡過多瑙河、移居巴爾幹半島的斯拉夫人，就是今天的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人、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如本章第一節所述，這些南斯拉夫人中的前兩者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而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的文化發展，則受到了君士坦丁堡而不是羅馬的影響。最後，向東遷移的是蘇聯斯拉夫人的祖先，這些東斯拉夫人就是個蘇聯北部的大俄羅斯人、南部地區的小俄羅斯人即烏克蘭人和西部邊境的白俄羅斯人；西部邊境顯然是斯拉夫人的最早發源地。

東斯拉夫人居住在北起北冰洋沿岸，南至黑海，東到烏拉爾山脈的廣闊的平原上。在北部平原，移住民一直以森林為居住地；在這裡，他們未遭到分散、組織鬆弛的芬蘭部落和立陶宛部落的什麼抵抗；這些人不是同他們通婚，就是被他們輕易排擠掉。相反，在南部平原，森林逐漸讓位於空曠的草原，移民們總易遭到其他民族的襲擊；這些民族常出沒于從中亞經烏克蘭到多瑙河流域的漫長的遊牧道路上。

這些東斯拉夫人，即今天所謂的俄羅斯人，從事漁獵和原始的刀耕火種的農業。因此，他們通常以分散的家宅和小村落，而不是以人口密集的村莊和城鎮為單位。出現的城鎮，很少發展成為主要河流沿岸的貿易中心。只有第聶伯河沿岸的基輔和伊爾門湖畔的諾夫哥羅德是當時的貿易中心；前者擔負著南北運輸，後者控制着東西貿易。

正是這種長途貿易，為第一個俄羅斯國家提供了基礎。據傳說，彼此不和的斯拉夫諸派別曾邀請北歐人的首領留裡克為其統治者。"我們的國家富饒遼闊，但卻沒有秩序，快來管轄和統治我們吧！"於是862年，留裡克成為諾夫哥羅德的第一任王公；不久以後，他的追隨者們南移基輔。有關這些北歐人，即東歐所謂的瓦朗吉亞人的確切作用，至今仍有爭議。過去的猜測認為，他們獨自創建了第一個俄羅斯國家，創造了最早的俄羅斯文化；現在普遍對此持懷疑態度。事實上，瓦朗吉亞人在文化領域中所做的貢獻，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而他們對早期俄羅斯人的政治體制的影響程度，至今也不明確。

不論確切情況如何，基輔已成為沿漫長的第聶伯河航線的、俄羅斯各公園自由聯盟的中心。基輔的卓越是建立在同南面諸古老文明中心——拜占廷、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和穆斯林世界——所進行的繁榮貿易的基礎上。俄羅斯農村的各種原材料如毛皮、獸皮、糧食、木材和奴隷等彙集基輔，以換取各種奢侈品，其中包括細紋衣料、玻璃製品、香料、珠寶和酒。

早期俄羅斯人不僅同南面請文明中心進行貿易，而且還借用了它們的某些主要的文化，尤其是拜占廷的基督教。在此之前，異教的俄羅斯人一直崇拜各種自然力量，將這些自然力量化身為某些神，如熱光之神達什伯格、雷電之神佩魯恩和風神斯特裡伯格。當時既沒有寺院，也沒有僧侶。宗教儀式僅限于向廣闊天空中的諸神的天然形象獻祭。據11世紀末至12世紀基輔僧侶編纂的編年史記載，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認為，斯拉夫人的原始的眾神崇拜很不合適。他—一考慮了諸宗教代表所闡述的各自的論點，甚至派使節前往信奉這些宗教的國家，聽取他們的彙報。最後，弗拉基米爾拒絶了天主教，因為"我們在那裡看不到榮譽"；拒絶了猶太教，因為猶太人的上帝太不強大，無法使他們繼續留在耶路撒冷；還拒絶了伊斯蘭教，因為它戒肉禁酒，而他認為，"喝酒是俄羅斯人的樂趣。沒有這種樂趣，我們就無法生存"。因此，弗拉基米爾決定贊成東正教；他的使者們為在君士坦丁堡聖索菲亞大教堂看到的儀式而傾倒："……我們不知道是在天空，還是在人間。因為人間沒有如此壯觀、如此美麗的景象，簡直叫我們難以形容。"

大約在988年皈依東正教後，弗拉基米爾命令搗毀所有異教神像，佩魯恩的像被掛在馬尾上，拖進了第聶伯河。另外，基輔公國的全體居民，都到第聶伯河去集體洗禮，如《編年史》所述："…看到如此眾多的人得救，天堂、人間一片喜悅。"同幾個世紀前歐洲西北部的天主教一樣，皈依是統治者及其顧問們的決定，人民大眾只是服從命令而已。雖然信奉多神教的斯拉夫人過去沒有教士階層，避免了有組織的抵抗，但人民大眾仍堅持他們的傳統信仰，相信巫術和預兆。因此，1274年，教會發現有必要頒佈一條規定：不得任命過去從事巫術的人為司祭。

弗拉基米爾接受東正教，並非僅僅是宗教信仰的改變，它對俄羅斯人的風俗及其以後的歷史產生了普遍、深刻的影響。以拜占廷為模式的教會統治集團，這時已經組成，首領是基輔大主教，由君主坦丁堡最高一級的主教伍命，且隷屬於他的管轄。在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裡，大主教都是希臘人，不過，由大主教任命的主教，除最初幾任外，絶大多數是俄羅斯人。基督教還給俄羅斯帶來新的宗教文學和法律文學，其中包括《聖經》、拜占廷收集的早期基督教作家的作品、聖徒傳記和法律書籍的譯本。石造教堂、鑲嵌工藝、壁畫、油畫、尤其是肖像畫等拜占廷藝術，這時也被介紹進來。而且，在這些方面，俄羅斯人更勝一籌，形成了獨具一格的俄羅斯—拜占廷風格。另外，東正教過給俄羅斯帶來了拜占廷教會的法律，建立了宗教法庭。如在西歐一樣，這些法庭擁有非常廣泛的司法權，處理包括道德，信仰、繼承權和婚姻等各個方面的案件。

在政治領域中，新教會加強了大公的權力。如在西歐，羅馬教皇曾將法蘭克國王從部落酋長改變成神權帝王一樣，如今，俄羅斯東正教將諸公國大公從一幫個人追隨者的首領改變成"上帝的奴僕"和神權統治者。而且，按照拜占廷的傳統，俄羅斯教會還接受了世俗的權力和控制權。在莫斯科，如在君士坦丁堡一樣，沒有強求皇帝和國王服從的、羅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諾森三世這樣的人物。例如：1389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安東尼曾寫信給莫斯科大公瓦西利，抱怨大公不尊敬他及他的主人拜占廷皇帝：

非常遺憾……我聽說，你不允許大主教在禮拜儀式中提到神聖的皇帝的名字，甚至還說，"我們有教會，但沒有皇帝，而且也不想知道有皇帝。"這是不恰當的。神聖的皇帝在教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他與其他統治者——地方王公和君主不同。當初，皇帝為整個世界創立併進一步確定了真正的信仰。皇帝們召開了全基督教會會議，還通過法律進一步確定了要遵守的東西，即要遵守那些崇高、神聖的教規宣佈為是教會生活的真正教義和正統觀念的東西。……對於基督教徒來說，有教會而沒有皇帝是不可能的，因為教會和帝國是一個整體，……不可能將這兩者分隔開來。

拜占廷及其皇帝被消滅後，東正教的這一順從性在俄羅斯教會對俄羅斯皇帝的屈從中顯現出來；這種情況具有重大影響，並一直持續到拜占廷滅亡後的沙皇帝國。

綜上所述，對俄羅斯來說，拜占廷的影響顯然是一大促進因素，但同時又是一種麻醉劑。俄羅斯人所借鑒的，不論是教義、儀式、音樂，還是建築，都已完全形成且相對穩定。在這一意義上說，拜占延對一個正在覺醒的民族的影響是毫無價值的，它只能阻礙，而不是鼓勵這一民族的創造力和獨創性。此外，俄羅斯人在接受拜占廷的基督教的同時，還繼承和維持了天主教與東正教之間的長期不和，從而，在他們和西方之間設置了一個障礙。這無疑是一種倒退，因為在此之前，俄羅斯人已同歐洲其他國家取得了多種聯繫，即貿易的、朝廷的和外交的聯繫。例如，11世紀，雅羅斯拉夫大公曾同歐洲一些主要王朝聯姻：他的妹妹嫁給了波蘭的卡齊米日一世；他的兒子娶了拜占廷的公主；他的兩個女兒分別嫁給了法國的亨利一世和挪威的哈拉爾三世。

不僅是宗教爭端，而且更大程度上是蒙古人的侵入和佔領，終止了俄羅斯同西方的這些聯繫。基輔因地處森林和平原交界處，總是最易遭受襲擊。遊牧民進攻的威脅如即將臨頭的危險籠罩全城，這種危險于1237年終於降臨。當時，蒙古人象他們席捲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那樣，橫掃了整個俄羅斯領土。除諾夫哥羅德因地處遙遠的北方而倖免于難外，基輔和其他俄羅斯城市均被夷為平地。用一位編年史家的話說："沒剩下一個能為死者流淚的人。'

七、第三羅馬

蒙古人雖自願撤離歐洲中部，卻願意繼續留在俄羅斯。他們在此建立了金帳汗國。其首都薩萊地處窩瓦河折向西流的拐彎處，是窩瓦河畔的戰略要地。隨後兩個世紀的蒙古統治，不可避免地給俄羅斯人留下深刻的印記。他們被迫放棄平原上的小塊居留地，撒進安全僻靜的森林之中。在那裡，只要他們承認蒙古大汗的宗主權，每年納貢，便可自行其是。的確，大汗們頒佈了某些豁免權，准許俄羅斯教會免交捐稅，承認大主教對東正教的管轄權。作為回報，俄羅斯牧師為大汗及其親屬祈禱。大汗及其親屬雖然是穆斯林而不是基督教徒，卻歡迎這樣的祈禱，因為它可以減少可能發生的反抗。
俄羅斯人漸漸恢復了他們的實力，發展起一個新的民族中心——莫斯科大公國。莫斯科遠離危險的平原，位於森林深處。莫斯科除了遊牧民難以接近它外，還具有其他一些優點。它是從第聶伯河到東北各地區的兩條重要幹線的交通要衝；幾條來自各方的河流也都彙集于這一地區，使它能利用內河水系得益。它所擁有的一系列統治者也是它的一個優勢；這些統治者愛好和平、勤儉節約、善於算計，他們耐心而又無情地增加自己的屬地，直到莫斯科成為新的民族核心。

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兼併俄羅斯各國"方面尤為成功，因此，他被認為是俄國的第一位民族統治者。他征服了鄰近幾個公國，如雅羅斯拉夫、特維爾和羅斯托夫；這些公國過去曾比莫斯科強大，但後來衰落下去。伊凡三世征服強大的諾夫哥羅德公國的勝利最為著名；諾夫哥羅德過去曾建立了自己的龐大的貿易帝國。伊凡三世到他統治本期，已使其疆土大大擴展，從距波羅的海幾英里處向北擴展到北冰洋，向東擴展到烏拉爾山脈的北部地區。

伊凡還通過利用蒙古人內部出現的分裂，在彼此敵對的各派別之間徘拔離間，成功地向蒙古人的統治挑戰。更重要的是，俄羅斯人與蒙古人截然不同，他們從西方進口了大炮和小型武器，並且擁有製造這些武器的兵工廠。由於具備了這些有利條件，伊凡便正式拒絶承認金帳汗國的宗主權。為此，1472年，金帳汗國大汗派出一支軍隊北進奧卡河；但伊凡在河對岸聚集軍隊予以抵抗，並堅守了三個星期。最後蒙軍撤退，從此承認他們對俄羅斯的統治實際上已經結束。

另外，還值得注意的是伊凡1472年同索菲婭的婚姻。索菲婭是1453年在君主坦丁堡城牆上被殺的拜占廷末代皇帝的侄女，她曾逃亡羅馬，皈依了天主教。因此，羅馬教皇竭力贊同這一婚姻，希望這能導致天主教和俄羅斯教會的聯合。結果相反，索菲婭立即恢復了對東正教的信仰；莫斯科宮廷的宗教儀式和信仰日益拜占廷化和東正教化。

早期的俄羅斯教會和宮廷，堅決反對在佛羅倫薩（1439年）達成的東正教會與天主教會聯合的協議。無疑，俄羅斯人認為君士坦丁堡最後落入土耳其人手中，是上帝對東正教向天主教無原則屈從的懲罰。君士坦丁堡淪陷五年後，大主教約拿尖鋭地評論了他所認為的這一事件的原因："我的孩子們，你們都知道，都城君士坦丁堡被保加利亞人和波斯人團團包圍達七年之久，在這七年中，曾有許多災禍降落其頭上，不過只要希臘人那時堅持他們的信仰，君士坦丁堡是不會蒙難的。"

君士坦丁堡陷落後，俄羅斯人將莫斯科視為真正信仰的中心。他們受上帝之命保衛它，維護它原有的純潔。15世紀末，修土菲洛修斯寫信給伊凡，清楚地表達了這一深刻信念：

古羅馬教會之所以滅亡，是因為阿波利那裡斯的異端那說；至于第二羅馬教會，即君士坦丁堡教會，則是被以實瑪利的後代的斧頭砍倒的；而新的第三羅馬教會——神聖使徒教會——在您強有力的領導下，燭照整個世界，比太陽還明亮。整個東正教世界都歸您統治，您是世界唯一的君主，基督教徒唯一的沙皇。……看呀！聽呀！哦，虔誠的沙皇，前兩個羅馬雖已滅亡，第三個卻依然聳立，而且決不會再有第四個。

伊凡完全理解地接受了這一信條，它極大地提高了他的地位，誇耀了他的使命。在索菲婭的慫恿下，伊凡採用了拜占廷宮廷的禮儀，選擇了拜占廷的雙頭鷹為他的徽章。他效法前君士坦丁堡皇帝，成為沙皇和專制君主，他的頭銜也相應地變得崇高輝煌："感謝上帝的恩賜，伊凡是全俄羅斯人的皇帝，是弗拉基米爾、莫斯科、諾夫哥羅德、普斯科夫、特維爾、彼爾姆、烏格拉和波爾法以及其他公國的大公。"

這樣，拜占廷在作為第三羅馬的俄羅斯領土上繼續生存。這一第三羅馬之所以能倖存下來，是因為它擁有豐富的資源和堅固的根據地——它包括了遼闊的歐亞大陸平原及不久之後烏拉爾山脈以東的廣闊無垠的西伯利亞地區。這完全不同於1453年前苟延殘喘了幾個世紀、縮小了的拜占廷。紅衣主教貝薩裡翁所提倡的維新，絲毫未在注定滅亡的、與時代不合的拜占廷引起過任何反應。（見第十七章第三節）但在俄羅斯，某些沙皇卻以貝薩裡翁的角色出現。作為龐大帝國的專制君主，他們擁有將自己的願望變為現實——不過是不完全地——的權力和財力，從而，如修土菲洛修斯所預言的那樣，保證第三羅馬不會遭到第二羅馬的厄運。

第十六章

傳統的儒家文明

我幸福，因為我是人，而不是動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國人，而不是蠻族人；我幸福，因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陽。

邵雍（新儒教徒，1011～1077）

漢朝最終由隋、唐繼承，使中國文明繼續沿著傳統的道路發展，這種情況與羅馬帝國崩潰後西方所發生的獨特變化形成鮮明對照（見第十一章第三節）。隨後1000年，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偉大的黃金時代。早在漢代，中國已成功地趕上歐亞大陸其他文明，而現在，即中世紀時期，中國則突飛猛進，仍是世界上最富饒、人口最多、在許多方面文化最先進的國家。
從6世紀隋朝重新統一中國，到16世紀西方人開始由水路侵入中國，這1000年是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空前穩定的時期。但似乎有悖常理的是，這種穩定性既是好事，又是壞事。說它是好事，是因為在這1000年中，中國社會比世界其他任何社會，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質保障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說它是壞事，是因為正是這種成就和舒適，使中國雖不是絶對靜止，但卻相應地保持不變。然而，在這同時，如下章所述，西方由於技術發展早、經濟繁榮以及社會、政治等多種因素，正在發生着變化。而所有這些形成一種推動力，最終導致世界性霸權。結果，極為穩定而又保守的中國社會，被西方的不可阻擋的擴張主義弄得四分五裂。但這一點不應抹殺：整整1000年，中國文明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和對人類遺產的巨大貢獻，始終居世界領先地位。

一、隋朝統一中國

隋朝（589—618年）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大約早八個世紀的秦朝一樣。兩者都在經歷長期的混亂之後，重新統一了中國，然後，都為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但是，在這過程中，它們都沉重地壓迫人民，都遭到了眾多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抗，以致都几乎是其創立者一死便崩潰。
秦朝統治者的偉大貢獻是：統一全中國，修建公路和開挖運民修築長城，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擴大並鞏固疆土。隋朝統治者的成就與此非常相似，且同樣窮極民力財力。他們重建部分失修的萬里長城，開挖後被稱為"大運河"的龐大的運河系統的主要河段。這一大運河滿足了將已成為全國經濟中心的長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連接起來的迫切需要，但為此付出的財產和生命的代價是十分昂貴的。後來，一位中國作家評論道：此項工程的發起者隋煬帝"雖使他的朝代縮短了許多年，但給子孫萬代卻帶來莫大的好處。他雖實行暴政，但其統治將被認為具有不朽的功績"。

拓疆擴土的一系列戰爭，同樣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這些戰爭使帝國的疆域擴大到包括台灣、印度支那的安南和占婆以及西北部的甘肅在內的地區。但是，征服朝鮮最北部領土的企圖卻慘遭失敗；當時的朝鮮分成三個王國。連續四次入侵，都被不屈不撓的朝鮮軍擊退。於是，不滿的士兵發動兵變；而全國各地的農民，也因賦稅過重而起來造反。隋煬帝逃到南方，618年被暗殺。幾個覬覦王位者隨後展開爭奪，獲勝者建立了唐朝，唐朝被中國和西方許多歷史學家稱為最輝煌的朝代。

二、大唐帝國

唐朝最明顯的特點是帝國擴張。通過一系列大的戰役，它的疆域甚至超過漢朝。唐朝在中亞建立了中國的宗主權，控制整個塔里木盆地，並越過帕米爾高原，控制奧克蘇斯河流域各國，以及個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區。另外，南部的西藏、西北的蒙古、東北的朝鮮和滿洲等廣大地區，這時也被迫承認中國的宗主權。當時世界上，只有中東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帝國能與之匹敵。中國人的勝利，不應完全歸於其優越的物質力量，下面這段東突厥人關於他們與大唐帝國的關係的敘述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
送來黃金、白銀、小米和絲綢的中國人，總喜歡使用奉承話，隨意處置其日漸減少的財富。他們用奉承話和其日漸減少的財富來引誘居住在遙遠地區的民族，使這些民族更接近他們……由於顯要人物"王子"和人民之間關係不融洽，由於中國人陰險、狡猾、詭計多端，由於兄弟們樂意接受於他們彼此間不利的勸告，引起顯要人物和人民之間的衝突，中國人使突厥人古老的王國土崩瓦解，使守法的可汗滅亡。貴族的兒子成為中國人的農奴，純潔的女兒變成了奴隷。

國內重建了強大的中央政府，使對外征服成為可能。如前所述（第十章第五節），漢朝被強有力的地方家族所削服這些地方家族積聚起巨大的、自給自足的、免稅的大地產，在這上面建造堡壘式的莊園，成功地與中央政權相對抗。佛寺的出現促進了國家的分裂，這些佛寺因擁有廣闊的、其面積不斷增長的土地，也向帝國政府提出了挑戰。

解決這一政治分裂的方法，在改朝換代間的幾個世紀中逐漸形成，並由隋、唐官僚加以完善。它由"均田制"組成，即：中央政府分給每個強壯的農民大約19英畝土地。這並不是去剝奪大家族所佔有的土地，而是通過其他途徑獲得土地，如開墾戰爭期間被荒廢的土地。此外，只有自由農民得到政府的贈與地，而且實際上，並非他們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土地。然而，"均田制"的確對削弱大家族的控制、加強唐朝統治有所幫助。它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產的增長。它也增加了國家稅收，因為雖然擁有政治權力的大地主不需要交稅，但廣大小農卻要納稅。此外，農民們還得接受軍事訓練，組成一支常備軍，從而加強了帝國政府的軍事地位。

唐朝還通過發展一支能管理全國的精幹的官僚隊伍，來鞏固帝國政權。前隋朝恢復了漢朝的在全國競爭性考試的基礎上選拔官吏的制度。唐朝根據儒家的基本信條——徵召有才能的人較之西方典型的、進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決國家的種種問題——繼承並發展了這一制度。這一制度完全形成後，由在一連串複雜的儀式中舉行的一系列考試組成。首先是地方和縣城的考試，每兩、三年舉行一次。大約有8％的考生能通過地方考試，參加幾星期後的縣城考試。有幸通過考試的人（約一半考生）有資格擔任較小的官職，並可進一步參加省城的鄉試；鄉試每三年舉行一次，成功者有權參加在京城舉行的會試。只有6%的人能通過這一"籬笆"，有資格擔任較高的官職。這些人中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過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最高一級的殿試，被吸收為中國最高貴的學術團體——翰林院的成員；史官和其他職掌文學的高級官員都是從翰林院中選拔出來的。

最初的考試完全是綜合性的，着重強調儒家經典著作，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教學和政治時事等。漸漸地，這些考試集中于文體和儒家正統觀念。最後給果是形成一種制度：從理論上說，官職之門向一切有才之上敞開，但實際上卻有利於那些有足夠財力進行多年的學習和準備的階層。這並不意味着，統治中國的是世襲貴族階層，相反，是一個由學者組成的統治集團即文人學士集團，他們為中國提供了一種贏得歐洲人敬佩的有效穩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這一制度，扼制了創造力，培育了順從性。只要中國仍相對地孤立在東亞，它就會繼續提供穩定性和連續性。但是；隨着生氣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轉而起了阻止中國人作出有效的調整和反應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終被徹底廢除為止。

京城設有三個最高管理機構，它們是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中節省直接在皇帝的領導下工作，制定政策；門下省審議中書省的決議，必要時，將決議駁回中書省重新考慮；尚書省負責貫徹執行中書省和門下省的決議。尚書省下設六部：吏部、戶部、兵部、刑部、工部、利部；禮部被授權掌管文職人員的考試。

京城長安是這些及其他一些管理機構的所在地，是一座約100多萬人口的大城市，寬闊的大道縱橫交錯，大道上時常擠滿了波斯人、印度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各種中亞人。他們是作為商人、使節和僱傭軍來到中國的。對外國人來說，除蒙古人的元朝這段短暫的時期外，唐朝比其他任何時期都更加開放。

這種開放在宗教事務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帝國疆土的擴大，陸上海上貿易路線的重新開放，致使外國許多宗教思想和大批傳教士湧入中國，其中佛教的情況尤其如此。佛教最早于漢朝由印度傳入中國（見第七章第三節），漢後王位空缺的混亂時期，開始向官方儒教正式挑戰。在這一動亂時期，儒教日益受到懷疑，因為它對孝道和家庭忠誠的強調，似乎削弱了一個已經衰弱的國家。因此，王位空缺時期，佛教影響迅速增長，唐朝初期，其影響達到頂峰。這一時期在中國歷史上有時被稱為"佛教時期。"

雖然佛教在中國獲得大量的財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在此過程中，它卻完全中國化了，同時還十分有助于新儒學的產生。當時，中國家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極為開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漸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禪宗派，後傳入日本亦稱為"禪宗"。這一宗派強調默坐專念和信賴自己，是唐後唯一繼續朝氣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中國化的另一特徵是，國家試圖按照典型的中國人的觀念——宗教應為國家利益服務，應作為國家精神機構發揮作用一來控制甚至賄賂拉攏寺院和廟宇。

控制的企圖結果失敗了，政府最後採取了徹底的迫害政策。佛教徒強調個人的靈魂得救，而不強調家庭義務的承擔，這與中國人的基本傳統正好相反。僧徒、尼姑與世隔絶，也與中國的傳統背道而馳，被認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會的。首先，政府垂涎于寺院在數世紀裡積累起來的巨大財產和地產，因而進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國雖不象在印度本上那樣完全消失，但卻遭到了極大的削弱（見第七章第三節）。這種迫害同西方的情況相似，僅限于佛教機構和僧侶，並不包括普通信徒。結果，就中國文明的全面發展而言，佛教的介入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的確，佛教對中國的哲學、玄學、藝術和文學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它並不象基督教改造了歐洲社會那樣，從總體上改造了中國社會。

最後，應該指出，雖然佛教是當時中國最有影響的外國宗教，但決不是唯一的一個。這塊適應佛教的自由土地也適應其他宗教，魯賓的經歷可清楚地說明這一點。魯賓是一位聶斯脫利派教徒，中國人稱他為阿羅本。他于公元635年到達後朝，受到了皇帝的接見。皇帝下令將他的書譯成中文。由於這位使者及其信仰給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皇帝頒佈了下列敕令：

"道"（一般真理或宗教的道）不僅僅是一個名字。世上聖人不止一個。教義也隨國家的不同而變化，它們給全人類帶來好處。阿羅本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他來自遙遠的大秦（羅馬帝國），從那裡帶來了他的偶像與經籍，在我們京城傳播。經檢查我們發現，他的教義深刻而又溫和；經研究我們發現，他的原理着重強調好的、重要的東西。他的說教簡潔，推論合理。這樣的宗教對所有人都有好處，特允許它在我們帝國自由傳播。

在其統治的最後一個半世紀中，唐朝統治者面臨一個王朝衰落時通常遇到的種種問題。帝國開支超過稅收。同樣，人口增長大於土地供給，農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塊土地。"均田制"被破壞，富貴人家再次搜刮農民，擴大其地產。由於稅收制是以人頭稅為基礎，因此，支付不斷增長的帝國開支的捐稅負擔，都落在農民頭上，而這時農民佔有的土地正在減少。

政府作出的反應是日漸把人頭稅改為土地稅。這雖使稅收增多，卻無法阻止自由農民人數的下降。這一下降意味着自衛軍和徭役方面的人力資源相應減小。帝國防衛日益依靠外國僱傭軍和邊境地區的"蠻族"部落；這些人遠沒有過去的自衛軍可靠。所以，751年，中國軍隊在南部的雲南和中亞的怛邏斯均遭失敗。後一戰役尤為重要，因為它使勝利者穆斯林阿拉伯人能夠讓曾是佛教的最早據點之一的廣大地區，開始皈依伊斯蘭教。

唐朝皇帝又設法繼續維持了一個半世紀的統治，但這是一個形勢不斷惡化的時期。京城不適當的刺激性的奢侈生活，加之連續的乾旱和普遍的饑荒，使許多省份發生叛亂。朝廷雖得到了地方軍事首領和邊境地區各"蠻族"部落的援助，但這些人很快就擺脫朝廷的控制，無視皇帝的命令，為爭奪注定滅亡的朝廷的繼承權，相互之間展開了鬥爭。結果，907年，一位叛軍首領廢黜了唐朝末代皇帝，洗劫了長安城。此時帝國已四分五裂，開始了為時半個世紀的所謂的"五代"時期。最後，一位有才幹的軍事將領重新統一全國，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宋朝。宋朝同唐朝一樣持續了大約三個世紀（960—1279年）。

應該指出，唐、宋之間僅相隔短短半個世紀的分裂，已成為中國以後歷史的模式。國家再也沒有象在漢朝崩潰以後那樣，經歷長達數世紀的混亂局面。其原因是，自唐朝起，中國文明規模巨大，根深蒂固，不可能形成長期分裂的狀態。如果帝國的統一被西方的多種多樣的變化所取代，或許這一文明會變得更富有革新精神，更具有創造力。這只是歷史上必須加以思索的一個"如果"。但有一點是無可置疑的：中國人自己認為分裂和隨之而來的混亂是反常的、不幸的。有句古話說道："猶如一個天空不能有兩個太陽，中國不能有兩個國家或兩個皇帝。"

三、宋朝的黃金時代

同漢朝和唐朝統治者相比，宋朝皇帝在對外關係方面顯然十分被動。他們並沒有發動大的戰役，恢復帝國在歐亞大陸中心地區的疆土。相反，宋朝第二任皇帝只想從遊牧民控制下收復北京和長城之間的領土，但他卻慘遭失敗。他的繼承者便放棄了對這一地區的要求，甚至每年向遊牧民"送禮"，這實際上是變相的納貢。因此，宋朝從未收復滿洲的東北領土，也沒收復西北領土；而西北地區可提供到達西方的陸上通道。
這是宋朝一個致命的弱點，它使遊牧民入侵十分容易。"送禮"政策實行了一個半世紀，當宋朝皇帝輕率地試圖收復東北領土時，災難降臨了。來自滿洲北部的新入侵者，擊敗了在東北地區居統治地位的遊牧民，宋王為之鼓舞，決定收復此地。他利用這一表面上的機會，派兵進入滿洲。結果，非但沒有輕易取勝，反而慘遭失敗，從而導致了中國北部大規模的入侵。宋朝防禦土崩瓦解，朝廷只得留在中國中部的長江流域和南方地區。因此，宋朝的後半期，即從1127到1279年被稱為"南宋"。前半期，即960至1127年被稱為"北宋"。

宋朝最初未能收復邊沿諸省，後來又丟失了北半個中國，這遭到中國後來歷史學家的嚴厲譴責。這種批評雖不可否認，但中國文明有許多方面在唐、宋幾個世紀中達到頂峰，這也是事實。文化領域尤其如此。在這幾個世紀中，出現了佛教經文和儒家經典的大百科全書；許多學者撰寫的各朝歷史內容全面；偉大的詩人和藝術家的傑作大批湧現；寫在書捲上的書法藝術同繪畫一樣受到高度評價；精美的瓷器几乎如玻璃一樣薄，一樣透明；印刷術的發明價值連城，被利用來複印和發行大禮佛經：科學技術取得了至今才得到充分理解的非凡的進展（見第十二章第三節）。

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的意義。商業革命的根源在於中國經濟的生產率顯著提高。技術的穩步發展提高了傳統工業的產量。同樣，水稻早熟品種的引進，使作物在過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達到一季兩熟，從而促進了農業。此外，宋朝興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擴大了水田灌溉面積。據估計，11至12世紀，水稻產量增加了一倍。

生產率提高使人口的相應增長成為可能，而人口增長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生產。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還增加了貿易量。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

對外貿易突飛猛進，這一點比國內貿易更為顯著。國漢代起，中國對外貿易的規模已相當大。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對外貿易量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候。這一貿易迅速發展的基礎，當然是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生產率。航海技術的改進——其中包括指南針，帶有可調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最後，穆斯林商人和水手從事貿易的積極性，也加快了對外貿易的發展；當時，他們是亞洲諸海的偉大創業者。

結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陸路；首次成為中國同外界聯繫的主要媒介。當時，中國的經濟居主導地位，這可以由以下事實看出來：中國的出口品大多是製造品，如絲綢、瓷器、書畫等；而進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礦石和馬匹等。最後應該指出，宋朝時期，中國人首次大規模從事對外貿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國中間商。因而，宋朝時的中國正朝成為一個海上強國的方向發展。但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潛在的可能從未實現。此外，同樣重要的是，宋朝時的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絲毫未對中國社會生產爆炸性的影響，而西方與此相應的商業革命卻對西方社會生產了爆炸性的影響（見本章第五節）。

四、元朝蒙古人的統治

南宋的統治儘管只限于半個中國，但這半個中國卻格外地安寧、繁榮。與此同時，中國北部則由滿族的一支女真人統治，稱為金。大約1215年，他們請求南宋援助，反對將他們趕出北京的、難以對付的蒙古人。南宋並不知道蒙古人的強大力量，派出擅長打圍攻戰的步兵予以援助。1234年，金朝滅亡，南宋皇帝草率地試圖使中國北部歸他所統治。蒙古人立即入侵中國南部以示報復。自于蒙古人先要佔領其他地方，所以戰爭持續了幾十年；但是，1279年，當宋朝末代皇帝死於一次海戰時，宋朝終於滅亡。一個新的蒙古王朝——元朝，從此開始了它的統治，直到1368年。
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國完全由遊牧民統治；這些遊牧民並非因早期同帝國的交往兩部分地中國化了。這些蠻族征服者採取的第一個行動是夷平各城市，將新臣民併入傳統的蒙古部落社會。但不久便有人向他們提出功告，說這是不可能的，還有更有利的選擇：

既然你們已征服天下所有地區，贏得四海所有財富，你們自然可以獲得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你們還未將到手的一切組織起來。你們應該向土地和商人征稅，從酒、鹽、鐵以及山區、沼澤地區的產品中獲利。這樣，你們一年就能得到50萬盎司的白銀、8萬匹絲綢和40萬擔糧食。你們怎麼能說中國人對你們沒有用呢？

蒙古人聽取了這一勸告，建立了與前中國統治者所建立的基本相同的行政機構。同時，他們還能保持自身的特點，因為遊牧生活的經歷使他們在語言、習慣和法律方面與其臣民相分離。他們還有意僱傭許多外國人任職，以與可疑的多數中國人相抗衡。馬可·波羅是外籍官員中最著名的一個，不過多數外籍官員是中亞的穆斯林。

忽必烈將蒙古首都從哈拉和林遷至北京，恭敬地履行傳統的儒家的帝國儀式，基本上變成一個中國皇帝。他還試圖通過免除儒家文人學士納稅的方法，來撫慰他們，但這些文人學士在很大程度上仍與他不和。他們對實際上是在一個國際行政機構中任職的許多外國人不滿，也對蒙古人寬容和庇護各種外國宗教不滿；這些外國宗教包括伊斯蘭教和聶斯脫利教等（見第十四章第四節和第五節）。

蒙古人在中國的統治由於其性質和持續的時間較短，沒有給這個國家留下深刻的印記。可能選擇北京為首都是最持久的一個貢獻。北京位於華北平原，地處西至中亞，東到滿州的交通要衝，至今仍是重要的軍事、經濟和行政中心。因為中國這時是地括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大蒙古帝國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統治還促進了陸上貿易的急劇增長（見第十二章第二節）。紙幣的廣泛使用也促進了商業。宋朝最早使用紙幣，蒙古人予以進一步發展。馬可·波羅一再對使用紙幣表示驚訝，正如他的同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下面這段話中所說的那樣：國庫，以其紙幣作為交換。……用這種錢你可輕易買到絲綢和你想要買的其他任何商品，這個國家所有的人都須接收這種紙幣。你不用再為你買的商品付較高的價格，因為你的錢是紙做的。

有才幹的忽必烈死於1294年，終年80歲，繼位的是他的孫子、同樣具有才幹的鐵穆耳。但鐵穆耳死的很早，他之後的大汗們軟弱無能，終日沉湎于宮廷生活。朝廷內爆發了自相殘殺的鬥爭，而更為嚴重的是，黃河時常氾濫，使華北普遍遭受饑荒。大多數省份紛紛爆發起義，只因起義領袖間的競爭，才使蒙古人的統治能維持這麼長久。最後，一位能幹的平民結束了這種混亂局面。他象漢朝創立者一樣，在危機時期憑藉天賦的才幹，抓住機會，揭竿而起，成為"天子"。於是，1368年建立了中國人的明朝，且一直統治到1644年。

五、明朝的民族優越感及後撤

從推翻蒙古人的統治到共和國的出現，明（1368－1644年）、清（1644—1912年）兩代統治了中國500多年。這幾個世紀構成了人類歷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會生活安寧穩定的一個偉大時期。出現這一空前持久穩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種被稱為"新儒學"的新的儒家玄學佔據了絶對統治地位。這種儒家思想的復興，主要發生在唐朝滅亡後的混亂時期；當時的時代所需要的東西顯然超出死記硬背儒家經典的範圍。因此，許多學者着手徹底地重新評价人類和宇宙的問題。
從事這項工作的主要人物是朱熹（1129－1200年）。他年輕時曾研究過佛教和道教，但對兩者都不滿意，又轉而研究儒家經典。憑藉其傑出的綜合才能，他發展了一種解釋方法。這種解釋方法綜合了佛教、道教諸成分，更令人滿意地適應他那個時代。他的方法基本上是經驗主義的唯理論者的方法。他教導說，宇宙受自由法則的支配，這一點應該得到理解和尊重。他還相信人的善良及其可完善性；把人比作一面落滿灰塵的鏡子，一旦抹去灰塵，將和過去一樣明亮。因此，邪惡是忽視和缺乏教育的結果，是可以糾正的。

朱熹對中國儒教世界的影響，可與托馬斯·阿奎那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響相比。恰如阿奎那不久將亞里土多德和聖保羅的哲學編成正式的經院哲學那樣，朱熹把當時中國人的思想併入新儒學綜合體。和阿奎那一樣，朱熹以其非凡的理解力和說服力，阻止了哲學的進一步發展。明朝時期尤其如此，作為一種反對前外來的蒙古人統治的反應，當時存在着明顯的民族優越感和對過去傳統的回顧。在這種氣氛中，朱熹漸漸被認為是最終的、絶對的權威。"自哲學家朱熹的時代以來，"明朝一位學者說，"真理已明白地顯示于世界。我們不再需要什麼著作，要做的只是實踐。"

自來票評註的儒家經典成為文職人員考試的根據以後，這一新儒學構成了帝國官方的正統觀念，直至19世紀後期。其結果是用理性的補充和對原理的闡述加強了不斷增長的社會僵化。這十分有利於無可比擬的中國文明的持續性，但其代價是形成了一種與外界所有的獨創性和新觀念相反的、顯得荒謬可笑的循規守舊。

中國社會的穩定不僅歸因于新儒學，也歸因于所謂的貴族統治階級的頑固勢力——一股在以農業為基礎的官僚帝國中兼有土地和官職的勢力。作為地主和放債者，貴族控制着鄉村和城鎮的經濟生活。土地和資本的缺少使他們能強行抬高租金和利率；頻繁的自然災害使破產的受押人實際上成為當地貴族家庭的契約農奴。明朝後期，擁有幾千家這類契約農戶的貴族家庭屢見不鮮。

這些貴族還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的確，這就是中國"貴族"一詞所表示的含義。但實際上，擁有土地是先決條件，它能為多年的學習提供必需的資金，使學習者成為社會地位的擁有者，獲得在官僚機構中謀一席職位的合格條件。因此，地方貴族和帝國官僚之間的聯繫是非常密切且互相支持的。在外省任職的政府官員，時常發現當地的方言很難懂，這時只得完全依靠當地貴族的指點和引導。

區分官僚和貴族雖有意義，但明、清兩代的中國卻是由他們聯合統治的。帝國當局和地方貴族都對維持于彼此有利的現狀十分感興趣，他們一直合作到最後。以前，偶爾有些王朝曾試圖強行重新分配土地，或進行其他類似的改革，而明清統治者卻儘量避免同貴族霸權發生任何衝突。

富有啟迪意義的是，與上述情況形成鮮明對照，明朝政府極力控制、壓迫商人階層。這是中國社會同西方社會根本的、最有意義的差別。在西方，資產階級由於所處的社會的多樣性，從一開始就享有相當大的自治權；而且，這種自治權隨着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長（見第十八章第四節）。在中國，的確存在着相應的商人階層，他們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業革命的益處（見本章第三節）。此外，中世紀主要的技術發明大多數出自中國。然而，不象在西方，商業革命和技術進步都未給中國帶來徹底改變社會的革命影響。其根本原因，如第十一章第六節所述，是中國歷史的持續性，即隋朝實質上是漢朝的延續，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續，如此下去，連續不斷，直到1912年帝國歷史結束。因此，傳統的官僚貴族統治集團，以新儒學為精神支柱，吞噬了新技術和經濟發展的作用。但在西方，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沒有後繼者。相反出現了一種新的複雜多樣的文明；在這裡，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和遠洋船隻不但沒有被埋沒，反而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對歐洲，然後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

這種爆炸性的影響，在中國是絶對不可能產生的，因為這裡的帝國機構太封閉、太受約束。例如，中國的商人和實業家通常加入由師傅領導的地方行會，但這些行會師傅需得到政府表示許可的證明，並奉命負責每個行會成員的經營。船商也在港口師傅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這些港口師傅同樣需對政府負責。更重要的是，政府壟斷了供朝廷和行政機構消費的許多商品的生產和分配，這些商品包括武器、紡織品、陶器、皮革製品、服裝和酒等。另外，政府還完全控制了全體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產和分配，如鹽和鐵。這些限制剝奪了中國商人成為無約束的企業家的機會，使經濟失去了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同時也助長了官員的腐化和墮落，因為朝廷官員可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操縱國家壟斷商品為個人牟利。

中國統治集團的另一對內限制政策是竭力反對對外經營。中國移民在歐洲人到達之前，且慢慢遷移到東南亞。在菲律賓，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時候都沒有中國人多。1603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馬尼拉建立32年後，這裡的中國人大約有20000，而西班牙人大概只有10000這些中國人實際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經濟生活，並將其控制擴大到這一群島的其他島嶼。正是這一年，1603年，馬尼拉的中國人遭到一次大屠殺；鄰近的大陸福建省的一位官員卻寬恕了這一屠殺，並譴責海外所有的中國人是祖墳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關心的人。馬尼拉的中國人及其東南亞的中國同胞至今仍定期遭到這樣的屠殺。同樣，1712年，皇帝頒佈了一條敕令，禁止中國人在東南亞經商和定居。五年後，另一條敕令允許那些已定居國外的中國人返回家鄉，不必擔心受到懲罰．1729年，又頒佈一條法令，規定了回國的具體日期，逾期未歸的那些海外的中國人將不許回國。這同西方國家洽成何等鮮明而又驚人的對照；西方國家不久就積極開闢海外殖民地，創立貿易公司，甚至隨時準備着用武力保衛這些事業，反對任何威脅。

在15世紀早期這段異乎尋常的歷史中，明朝的航海業以其傑出的技術和驚人的範圍，明確證明了中國在世界航海業中的領先地位。然而，皇帝卻下詔禁止進一步海外遠征，並強迫立即執行這一命令（第十二章第一節）。這就是中國官方對海外活動持消極態度的一個最鮮明、最重大的表現。

下這一詔書的確切動機雖無人知曉，但以下事實值得注意：頒佈這一詔書之所以可行，是因為中國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擁有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正是制度結構上和向外推動力方面的根本差別，在世界歷史的這一重要轉折關頭，使中國的力量轉向內部，將全世界海洋留給了西方的冒險事業。難以置信但卻不可避免的結局是，西方蠻族在幾個世紀裡使偉大的"天朝"黯然失色。

六、中國文明在日本

因為中國的文明和帝國以不間斷的連續性持續到近代，所以，它們控制了東亞，而西方卻沒有一個國家能控制西方。因而，在東亞，沒有發展起在西方自羅馬帝國崩潰後所盛行的那種政治和文化的多樣性。只有遙遠的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個例外；在這裡，由於氣候條件的限制，農業是不可能的，因此，遊牧民發展起一種獨特的、非中國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對比之下，在鄰近的越南、朝鮮和日本，卻不存在氣候方面的障礙，因此，農業得以發展，中國文明得到傳播。在這三個國家中，日本無論在政治方面，還是在文化方面，最不受中國巨人的支配，因此，在東亞歷史和世界歷史上，起到了相應的更為重要的作用。本章後幾節將敘述西方入侵前日本的發展。
日本歷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位置的影響，這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不列顛群島極為相似。然而，日本諸島比不列顛群島更與世隔絶：它們離大陸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峽只有五英里寬。日本人在被美國人打敗之前，僅于13世紀受到外國侵略的嚴重威脅。因此，可以說日本人離大陸非常近，足以從偉大的中國文明中得到益處；但又可以說非常遠，可以隨意選擇和拒絶。事實上，日本人對從國外引進的東西都異常敏感和警惕。儘管日本人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善借用的民族，但由於所處的與世隔絶的位置，他們較之其他任何人數和發展水平與其大致相等的民族，獨立地發展起一個更大部分是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

日本人基本上屬於從東北亞遷移來的蒙古種人的一支，但最初居住在北方諸島的、多毛的高加索蝦夷人，有助于該種族的形成；由南方遷移來的馬來人和玻里尼西亞人可能也有助于該種族的形成。早期的日本由許多氏族組成，每個氏族由世襲的祭司族長統治。將近公元1世紀末時，邪馬台氏族征服其它氏族，建立了一個鬆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權；其首領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為全民族的神。

6世紀起，中國文明大規模傳入日本，這一氏族組織遭到破壞。由朝鮮傳入日本的佛教，是文化變革的媒介，在日本起了與基督教在歐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完全相同的作用。學者、教師、工匠和僧侶從大陸渡海而來，隨身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宗教信仰。而那些遊歷"天朝"的日本人，作為熱情的皈依者，回國後所起的作用更為重大。他們對變革的推動，最終導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于645年開始，它試圖以中國唐朝為模式，將日本改變成中央集權制國家。按照中國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和地區，由從天皇和國家議舍那裡取得權力的總督和地方行政官統治。此外，以天皇名義將所有土地收歸國有，分給農戶耕種。新的擁有土地的耕種者需向中央政府納土地稅和勞務稅，前者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後者有時包括服兵役。

施行這些和其他一些變革的目的是加強帝國的權力，而且，他們是在與前氏族組織相比較後才這樣做的。但實際上，日本天皇離一個高度中央集權制國家的當然首腦相差甚遠。強有力的世襲貴族強行對這種中國式的、最終將導致其垮台的行政機構作某些變更。雖然任命官員可能同中國一樣要通過考試，任人唯賢，但實際上舊貴族仍成功地獲取了顯要地位和權力。同樣，舊貴族還保留着大片土地；而這些土地通常是免稅的，成為國家行政體制外的采邑。在這期間，藤原家族完善了兩頭政治，即雙重政府體制。他們實際統治國家，為天皇選擇是後，擔任行政和軍事的高級職務。而天星則過着奢侈的隱居生活，既不治理朝政，也不與民眾接觸，他的主要職責是保證世世代代有人繼承，延續不斷。這種雙重政府體制在中國是沒有先例的，始終以日本的形式保持下來直到19世紀日本的國門被歐洲人打開為止。

在文化上同樣改變了中國的模式。日本人借用了漢字，但發偎了他們自己的書寫體系借鑒了儒家學說，但更改了它的道德標準，調整了它的政治學說，以適應他們的社會結構。在保留其本族的神道教的同時，日本人還接受了佛教，但對之作了修改，以滿足他們自己的精神需要。以後都長安為模型，日本人首先在奈良，然後在京都建立了帝國新都。但十分清楚，廟宇、樓閣、神龕和花園都具有日本的特徵。帝國朝廷成為高度發展的文化和藝術活動的中心。11世紀，紫式部女士在她的著名小說《源氏物語》中，以輕快的筆調描寫了宮廷生活。但這部小說也反映了一個日漸頽廢、見卓完全熱衷于追求美感和肉慾的社會。這種墮落在下個世紀中變得更為嚴重，它有助于新的封建時期的到來那時，政權從帝國朝廷轉入強有力的鄉村武士的手中。

七、日本的封建制度

645年的大化改新所引進的中國的帝國體制，對日本長期有效。但到12世紀時，這種體制被日本的種種封建制度所破壞和取代。一個原因是，各省統治者太喜歡優美的京都，往往將他們的權力和職責授予地方部屬。另一原因是，有勢力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團體對土地總是垂涎欲滴，經常用武力強占土地。只要免稅制度繼續存在，他們就想開墾荒地。這些傾向使納稅土地的數量減少，意味着擁有耕地的農民的捐稅負擔增加；於是這些農民或是逃亡北部邊境地區，用武力趕走住居在那裡的蝦夷人，或是將自己連同土地一起交託給擁有采邑的貴族。這樣，他們可以免稅，並得到保護，但卻因此變成農奴。結果，到12世紀末，納稅土地只是整個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地方權力被新的農村貴族所接管。
與此同時，由於帝國軍隊的瓦解，這一貴族成為居統治地位的軍事力量。大化改新規定所有20歲到60歲的男人服兵役。但這些應徵士兵必須自帶武器和糧食，而且還不免除固定的捐稅負擔。這種做法是行不通的，于739年被廢除。國家軍事職務通常由軟弱的宮廷貴族擔任，只是掛掛名而且。結果，反對蝦夷人的戰爭則由農村貴族指揮。他們已成為騎兵武士，其軍事戰鬥力逐漸增強，最後完全超過了帝國軍隊。這時，在這些農村貴族和他們的侍從，即武士（字面上的意思是"為人服務的人"）之間形成了一種封建關係。這種關係以理想化的道德即"武士道"為基礎。武士在法律和禮儀上享有特權，但反過來必須絶對效忠於他們的封建領主。

到12世紀，日本已由相互競爭的各封建領主集團控制。一段時期內，藤原氏通過利用他們所具有的力量幫助一方或另一方，還能維持勢力均衡。最後，源賴朝在這些封建領主中獲勝。1192年，天皇任命他為"征夷大將軍"（征服蠻族大元帥），並有權指定他的繼承人。作為大將軍，賴朝是全軍的總司令，負責王朝的內外防禦。賴朝定鏡倉為大本營，以天皇的名義控制全國；天皇則繼續留在京都，過着隱居生活。正是在鎌倉幕府時期，蒙古人分別于1274年和1281年兩度入侵日本。兩次入侵，蒙古人都登上了日本領土，但均遭到日本人的頑強抵抗，後被大風暴擊潰；大風暴消滅了遠征軍。日本人認為，是神的干預解救了他們，故稱這些風暴為"神風"。

1333年，主要由於朝廷的陰謀詭計以及武士階層中不斷增長的不滿，鎌倉幕府滅亡。這時，足利尊氏獲得"征夷大將軍"的稱號，但他們的權力始終只限于京都及其近郊。在日本其他地區，地方封建主為控制儘可能多的土地而你爭我奪。結果，是大地主即"大名"的興起。16世紀初，這樣的大名有幾百個，他們都企圖獲得統治全日本的霸權。

八、日本的後撤與孤立

大名控制時期，經濟迅速發展，對日本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除手工業之外，農業也取得了重大的技術進步，國家某些地區的畝產量明顯地增加了一倍，甚至兩倍。生產率的提高使貿易更加繁榮，使物物交換轉變成貨幣經濟。15、16世紀，在各戰略要道、沿海港口或主要寺廟所在地，城鎮逐漸形成。在這些城鎮中出現了日本的行會即"座"，它們同西方的行會一樣，企圖得到某些貨物的生產或運輸的壟斷權，得到從事某種貿易或職業的壟斷權。他們向地方當局繳納酬金，以此獲得這些壟斷權，從而為行會成員爭得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會地位。
日本經濟生產率的提高加快了內外貿易的進行。早在12世紀，富有進取心的日本人就已開始大膽地渡海到朝鮮和中國，為貿易和海上掠奪作準備。他們漸漸擴大了活動範圍，到15世紀後期，這些海盜兼商人已活躍于整個東南亞。富有的日本移民和士兵也分佈各地，尤其是分佈在印度支那、暹羅和菲律賓。

如早些時候在西方類似的環境中所發生的情況一樣，日本社會經濟的發展開始消弱日本的封建制度。如果這一趨向無間斷地繼續發展下去，日本很可能步西歐之後塵，發展成為近代擁有海外帝國的、統一的民族國。但是，日本未能如此，而是撤回到與外界隔離的境地之中。

其主要原因似乎是西方強國對東南亞和東亞海域的入侵。它阻止了日本擴張主義的自然進程。如果西方人沒有出現，日本人很可能在台灣和東南亞各地區獲得立足點。然而這時，西方海上軍事技術的明顯優勢以及西方傳教士在日本各島上的驚人作用，使日本人感到驚恐。為此，17世紀初，德川幕府採取鎖國政策，使日本撤回到几乎完全與世隔離的境地之中。

鎖國政策規定，所有傳教士必須離開日本，其信徒必須放棄他們的宗教信仰。結果，所有外國人不得不離開日本，只有少數中國人和荷蘭人例外，他們獲准在有限制的條件下，在九州島上的長崎港經商。另外，鎖國政策禁止日本國民出國，違者處以死刑。這樣，日本開始了兩個多世紀的閉關自守。

最終結果，日本沒有成為近代擴張主義的民族國；相反，德川幕府鎖國政策的"圍牆"，擋住了外界的影響，保護了日本的封建制度。日本同中國一樣，付出的代價是社會制度變得陳腐、僵化。不過，兩國之間存在着根本差別：日本並不象中國，沒有形成極強大的、堅如磐石的帝國結構，德川幕府只是彌補了裂痕，因此，19世紀西方入侵時，與中國不同，日本能作出積極的、有創造性的反應。

第十七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中世紀後期主要可誇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詩，也不是經院哲學，而是綜合文明的建立；這一文明並非建立在辛勤勞作的奴隷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人力之上，這是史無前例的。

小林恩·懷特

"我們應該注意到這些發明的力量、功效和結果，但它們遠不如三大發明那麼惹人注目；這三大發明古人並不知道，它們是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因為這三大發明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和狀態。"英國哲學家、科學家弗蘭西斯·培根（1561－1626年）這一論斷的重大意義在於：他富有洞察力地選擇的三大發明都起源於中國。然而，這三大發明對中國並沒什麼作用，相反，卻在西方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中國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國的帝國組織滲透甚廣，決不允許這些發明破壞傳統的制度與習俗。於是，印刷術用於傳播古老的觀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藥加固了皇帝的統治，而不是正在出現的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針除鄭和用於著名的遠航外，並不象西方人那樣用於世界範圍的探險、貿易和帝國的建立。
這一重大差別的根基，在於新的西方文明的獨特性；它複雜多樣、適應性強，擺脫了束縛歐亞大陸其他所有文明的傳統枷鎖。結果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這一轉變不僅改變了西方，而且，如培根所預見的那樣，當革命的新社會的有力的擴張主義降臨時，改變了整個世界。

一、西方社會的多樣性

"為了避免即將降臨的災難，人們將自己分成三類：第一類是祈禱上帝的人；第二類是經商、種田的人；第三類是為了防護前兩類人使之免受不公和傷害而產生的騎士。"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的這一分析，簡單而又本質地描繪了中世紀西方社會的劃分：教士、勞動者和騎士。儘管這三個階層在歐亞大陸諸文明中都能找到，但在西方，由於羅馬帝國的崩潰和未能重新建立帝國組織，它們的地位和相互關係卻是獨特的。在這些情況下，這三個階層的作用究竟如何，將根據它們所體現的三種制度予以考慮；這三種制度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會。
封建制度是一種政體，在這一政體中，那些擁有地產的人也擁有政權，因此，封建主和封臣之間的契約取代了國家權力。封建製出現時的背景是這樣的：德意志君主已奪取羅馬帝國的權力，但缺乏資金維持官僚機構、法院和軍隊的給養。當時選擇的辦法是將地產作為服務的報酬，但接受者，即封臣們傾向于將地產當作私人領地來管理。查理曼十分強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們宣誓效忠，但在其軟弱的繼承者的統治時期，政權轉到了封臣們手中；封臣們的地產即采邑實際上已變得不可剝奪。這些強有力的封建領主再把他們的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給那些依靠他們而不是依靠國王的追隨者。封建主和封臣之間的封建契約，規定了彼此間的某些義務。其中最重要的是，封建主應既提供封地，又提供保護；而封臣則應根據當地習慣，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約40天。

在查理曼帝國崩潰後形成的各封建王國裡，這一封建化過程在迅速地進行。由於大封建主的采邑的正當、合法的權益名義上來自皇權，所以，封建主選擇國王非常謹慎，即使他們無意尊重他的統治權。但是，1000年之後，當西歐隨着外來侵略的停止而安頓下來時，統治者漸漸能夠維護他們的封建權力，並開始建立強大的君主國。在隨後幾個世紀中，國王與貴族間的鬥爭是西方政治歷史的實質。

正如封建制度隨着大規模的政治組織的崩潰而出現，采邑制度隨着大規模的經濟組織的崩潰而出現。因而，采邑是靠農奴經營的自足自給的村莊；農奴不能隨便離開，並以其勞動養活教俗封建主集團。采邑的大小極不相同，其居民的人數少者二十，多者數百。農奴與奴隷不同，他既有義務，又有公認的權利。他受到保護，擁有一塊土地，以維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並享受許多宗教假日和收穫節日，以得到辛勤勞動後的暫時休息。作為回報，他必需耕種耕地中留給封建主的那些田地，為封建主做家務及其他農田雜活，並將自己任何來源的收入的一部分交給他。

由於遠距離貿易、中央手工業生產、帝國貨幣等的實際消失，采邑必須為自身提供几乎所需要的一切。儘管是自給自足的經濟，或可能由於這種自給自足的經濟，來邑的技術同羅馬帝國時期的技術相比，一點也不原始。隨着帝國經濟的崩潰，奢侈品生產、灌溉工程、溝渠和公路系統也遭受損失。但是，自給自足的村莊，恰恰因為它們的自給自足的經濟，並不需要帝國組織。它們以穩步增長的效率，在當地村與村的基礎上發揮作用。采邑保存並改進了磨坊和鐵匠工場，因為鐵可以在地方上生產，所以這時使用的鐵比以前更多。於是，中世紀西方的農業技術，如本章第三節所述，取得了更大進展，超過了希臘—羅馬的水平對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至于教會，我們同樣發現了一個自相矛盾的發展，即恰恰因為羅馬的滅亡，教皇變得更為強大。他無需象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德里亞和安蒂奧克的主教們反對拜占廷皇帝的命令那樣同皇帝的統治作鬥爭。當某個皇帝試圖控制西方教會時，教皇基拉西烏斯（492－496年）送給他一封信，在這封著名的信中，他斷言，"是主教，而不是俗權，應對教會的行政負責。"更重要的是，教皇進而聲稱神權優越于俗權："兩者之中，神權的責任更為重大，因為他們甚至須對統治人們的君主們傳達神意。"

查土丁尼對意大利的征服；使他及其繼承者們能控制羅馬教皇的職位，結果，678室752年間的13任教皇中，至少有11位是希臘人或敘利亞人。但隨着倫巴第人入侵意大利和伊斯蘭教征服埃及、敘利亞和北非，拜占廷皇帝干預西方的能力大大減弱（見第十五章第一節）。羅馬教皇的職位如今從受困的君主坦丁堡轉入法蘭克人手中，教皇還同法蘭克人締結了盟約，這最終導致800年時教皇利奧三世為查理曼加冕。與此同時，教皇的傳教團改變了異教的北部地區的宗教信仰，使教皇的至高權力在西方得以進一步加強。由於他們的成功，新的教會相繼成立：597年成立了英格蘭教會，7世紀創立了倫巴第和弗裡西亞教會，8世紀創建了德意志教會；這些教會都接受了教皇的"天主教的"即"全世界的"教規。

當時西方新的多樣性社會的組成部分有以下這些：代皇帝的命令而起的獨立教會，代替帝國當局的一群封建君主和封建主，取代羅馬時期奴隷種植園、各自開墾荒地的自治的來邑，不久後以其來自城市的獨特有效力而于貴族、高級教士、最終於君主頗為不利的新興的商人階層。這一社會，這一全歐亞大陸獨一無二的社會，在1000年後的500年中如何發展和適應，以及最終怎樣發展起對外擴張的力量與動力，將在以後幾節中予以敘述。

二、地理背景

地理因素是中世紀歐洲跑到其他地區前面去的重要因素。其中之一是所處的有利位置。歐洲因地處歐亞大陸西端，1000年後未曾遭受侵略。西歐相隔遙遠的意義在13世紀蒙古人肆意侵佔俄羅斯、15和16世紀奧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巴爾幹半島、柏柏爾人屢次進攻北非等方面表現得十分明顯。由於免遭這種蹂躪，西歐同更易遭受侵略的東方地區相比，無疑享有極大的優勢。
同樣重要的是，歐洲擁有非常有利的自然資源。北歐大部分地區是一個大平原，它始於比利牛斯山脈西端，向東、北方向延伸出去，且越往前延伸越寬，最終形成了從黑海到波羅的海連綿不斷的大平原。由大西洋吹來的西盛行風徑直吹過這些橫跨整個歐洲的平原，進入俄羅斯。因此，地中海盆地北部地區氣候較溫和，長年多雨，加之士地肥沃，為農業生產提供了理想的條件。河流終年無冰，水量充足，為交通運輸提供了便利的手段。鋸齒形的海岸綫進一步加大了這一優勢，為內陸地區到達沿海口岸提供了較方便的通道。某些高原和山脈雖中斷了連綿不斷的大平原，但它們不是很高很大，沒有嚴重影響交通運輸。相反，這些山脈礦物資源豐富，是巨大的物質財富，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

當然，千萬年來，這些自然資源一直是人們可得到的，但是，只有在技術能力達到一定水平時，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這一對適當的技術的要求在各地和各時代都起作用。例如，上個世紀，美國從明尼蘇達州北部的巨大的梅薩比嶺鐵礦區獲得巨額利潤，但印第安人在這個地區漁獵了幾千年，卻沒有利用這些礦石，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如今在中東、阿拉斯加州北部和各海底開發的貯量豐富的油田，情況同樣如此。中世紀的西歐也是這樣，在那裡，先進技術首次使當地資源得到有效的利用。結果，生產率的提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歐洲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從傳統的地中海盆地向北轉移。

三、技術的格外早的發展

中世紀西歐取得的技術進步，比整個古典希臘和羅馬歷史時期所取得的進步還要多。一個原因是，西歐沒有奴隷制，而奴隷制往往阻止技術革新。另一原因是，邊遠地區的環境普遍地促進了節省勞力的發明。中世紀西方的采邑制度也有助于技術的發展。在這一制度下，社會階層的範圍並非從"神聖的"皇帝到非人的奴隷，而是從具有一定權力和義務的農奴到莊園主；莊園主為了對舉產過程有一些真實的瞭解，與農奴保持充分的接觸。因此，體力勞動獲得了一席地位，並受到尊重，這是古老的奴隷制文明所沒有的。
最後，基督教的人道主義倫理，也促進了西方技術的發展；人道主義倫理本身是在反對古老的帝國社會的無人性中發展起來的。修道院裡的修士們堅持認為，體力勞動是精神生活的組成部分。或者，如他們所說的："勞動就是祈禱。"這些修土作為最早的指甲下有污物的知識分子，是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他們最早將智能和汗水連在一起，在這一點上，他們十分有助于技術的進步。一個叫羅傑·培根的修士在13世紀就已預見到未來的許多技術成就，這並不是偶然的。

人們可製造機器，使用這種機器，最大的船隻需一個人駕駛，而且比那些乘滿劃手的船跑得還要快；人們能製造運貨車，它們無需牲畜牽引，而且速度驚人；人們能製造飛行器，一個人乘在飛行器上，可以用機械翅膀拍擊空氣，就象鳥一樣……；人們還能製造使人能潛入河底的機器。…

培根的見識不僅反映了他自身的天賦，也反映了西方社會的獨特性。正如在當時歐亞大陸的其他地區找不到與此相似的陳述一樣，這一陳述恐怕也是古典希臘和羅馬所難以理解的。它有助于說明，為什麼發源於中國的許多發明和希臘—羅馬人所知道的許多發明，只是在西歐人手中才得到全面發展和充分利用。

西方特有的技術成就包括原始農業方面的基本發明。其一是"三田"輪作制；"三田"輪作制從8世紀起逐漸被人們採用，並極大地提高了生產率，因為使用這一耕作制時，任何時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田休閒，而使用過去的"雙田"制時，則有一半田地閒着。其二是重型輪式犁的發展；這種犁裝有鋒利的鐵頭，翻土深度可達六至八英吋，甚至更深。犁頭的後面是犁壁，這樣裝置可以翻起被耕的草地。這種犁使耕種雜草叢生、難以耕作的肥沃的窪地成為可能。無疑，這是一種與原始的扒犁完全不同的農具；扒犁通常用於耕翻地中海盆地的貧瘠的砂土。

更有效地利用馬力也有助于農業的發展。在古代，由於使用的輓具是套在牲畜的肚子和脖子上，牲畜拖拉重物時往往會被勒死，所以，馬很少用於農業。然而，到10世紀時，人們發展了一種輓具，這種輓具套在馬的肩上，馬拖重物時不會被勒死，從而將馬的拖力提高了四到五倍。因此，馬同過去使用的牛相比，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成為農業生產必不可少的力源。馬蹄鐵的發明也很重要，它使馬施重物以及耕地變得更為容易。

最後談談十分重要的水車和風車。水車和風車在希臘—羅馬時期就已為人們所知道，但由於當時擁有充足的奴隷勞動力，缺乏終年不涸的河流，因此很少有人使用。北部地區因不存在着這兩大障礙，磨坊和磨坊主很快就几乎遍及每個采邑。在地中海盆地，水車原是專用於碾米的工具，中世紀時發展成一般性的原動機。於是，水力開始用於銀錘和鍛爐風箱，用於大型鋸機和車床，用於織布的漿洗機、造紙的紙漿機和碎礦的搗礦機。的確，英格蘭1086年編纂的《土地調查清冊》例舉了5000家磨坊。這就是說，每50戶人家有一家磨坊，其數量之多，足以大大地影響人們的生活水平。

西方這一獨特的進步，也反映在同近鄰傳統的拜占廷文明的正在變化的關係之中。1203年，當西方的十字軍開始圍攻君主坦丁堡時，他們對這座古都的富有和豪華充滿敬畏之感：

那些未曾見到過［君士坦丁堡］的人，難以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富麗的城市。當他們看到高大的城牆和城樓，看到豪華的宮殿和高聳的教堂，看到城市的長度和寬度時，無不為之悚然驚駭；城牆和城樓用於圍城；宮殿和教堂如此之多，若不是親眼目睹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城市的長度之長，寬度之寬是其他所有城市無法比擬的。毫不奇怪，他們都嚇獃了；料想不到，自世界創造以來，人類竟從事過如此巨大的事業。

對比之下，兩個半世紀後，希臘學者、紅衣主教貝薩裡翁在一封信中表達了完全不同的看法。這位紅衣主教因在羅馬住過多年，所以對意大利手工業的先進水平印象極深。1444年，他寫信給伯羅奔尼撒（摩里亞）半島的拜占廷自治省的統治者君士坦丁·帕萊奧洛古斯，建議他派"四個或幾個年青人"到意大利去，偷偷學習意大利的手工技藝，並學習意大利語，"以使精通信上所說的東西"。貝薩裡翁對消除手工勞動的水力鋸機的印象尤為深刻。他談到"木頭被自動鋸鋸斷，水車輪轉得又快又勻稱"。寫信時他還想到了水力風箱："熔煉和提煉金屬時使用皮風箱；這種風箱無需用手推拉，能將金屬從無用的、泥土似的現存物質中分離出來。"貝薩裡翁還談到，在意大利，"人們很容易獲得有關煉鐵的知識，而這一知識對人類是非常有用、必不可少的"。這一陳述的意義是很明顯的。中世紀西歐取得的技術進步如此巨大，以致歷史上第一次有東方人建議，派學生到西方去學習"實用工藝。"

四、發展中的經濟

與技術進步相一致的是相應的經濟發展。900至1300年，經濟穩步發展。然後出現了14世紀的經濟大蕭條。它由多種因素共同引起。這些因素是連年的糧食歉收和饑荒、黑死病、英法"百年戰爭"以及德國和意大利的其他鬥爭。糧食歉收和饑荒在1315和1316年期間尤為嚴重。黑死病首次流行于1349年，奪去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的生命；以後又多次周期性地發生。不過，1400年後不久，經濟開始復甦；從那時起，經濟發展的趨勢是普遍地上升。
經濟的全面發展自然同技術進步有關；技術進步促進了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率的提高。這幾個世紀未曾遭受任何外來侵略也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另外，10至14世紀，人口大約增長了50%這一增長率在全球性人口爆炸的今天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在當時卻是世界上任何一個面積大體相當的地區無法與其相比的。人口激增促進了維持人口增長的農業的改進；而食物供應的增加反過來又使人口的進一步增長成為可能。

歐洲經濟的發展在各個領域中都很顯著。新的採礦法提高了中歐和北歐地區的鹽、銀、鉛、鋅、銅、錫和鐵礦石的產量。同樣，不列顛、斯堪的納維亞和波羅的海沿岸的豐富的水材和松脂的開採範圍這時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北部地區的漁業的產量，尤其是愛爾蘭和挪威的鱈魚、波羅的海的鯡魚的捕撈量也大大增加。當然，最重要的是，大多數人所從事的農業的生產率也大大提高了。農民首次開墾了村莊周圍的荒地。這是一個驚人擔卻千真萬確的事實：12世紀，法國只有約二分之一、德國只有三分之一、英格蘭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被耕種，其餘的都是森林、沼澤地和荒地。在小塊耕地的周圍是大片有待殖民者去開墾的荒地。歐洲農民絡繹不絶地湧進這些無人居住的空地，砍伐森林，燒燬灌木叢，抽乾沼澤地，準備開墾和耕種。到1300年時，法國的耕地面積比今天還要大。

農民不僅在自己所在的地區開荒種地，而且隨人口的增長移居廣闊無垠、人煙稀少的邊遠地區。正如美國發起過向太平洋沿岸的西遷運動一樣，歐洲這時開始了向俄羅斯邊境的東遷運動。例如，到1350年，西里西亞地區有新殖民地1500個，由15萬到20萬移民經營。不僅日耳曼移民渡過易北河，排擠東歐的斯拉夫和波羅的海諸民族，而且其他移民也隨着征服進入西班牙，盎格魯撒克遜人挺進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

人口的增長，以及農業、採礦業、漁業和林業產量的提高，都相應地促進了商業和城市的發展。10世紀時，雖然歐洲各地已可見到商人，但他們經營的商品絶大多數是奢侈品。到14世紀時，商業已從日常生活的外國發展到日常生活的中心。當時交換的貨物有：英格蘭的原羊毛，佛蘭德的用英國羊毛製成的毛織品，德意志的鐵和木材，斯拉夫地區的毛皮，西班牙的皮革和鋼，以及東方的奢侈品等。儘管從事商業的人只占總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中世紀後期商業的巨大發展，對整個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城市作為地方貿易和地方行政的中心，開始慢慢地出現。意大利在這方面居領先地位，擁有威尼斯、阿馬爾菲和那不勒斯這樣的商業中心；這些商業中心的居民被倫巴第侵略者切斷了同內地的聯繫，於是開始出海謀生。後來，內地商路上和波羅的海沿岸相繼出現了一些城市。另外，定期大集市對商品銷售也很重要；這些集市出現在商路兩旁，以香檳地區的那些集市最為著名；香檳離佛蘭德、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距離相等，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人口和貿易量方面，中世紀西歐的城市同中國、印度或中東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由於擁有日益增長的自治權和政治力量，它們顯得十分獨特。恰恰因為它們再從頭開始，而且處於政治上支離破碎的歐洲而不是堅如磐石的帝國的結構中，所以自治市的自由民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自信和獨立，這種自信和獨立是歐亞大陸其他任何地區所沒有的。

由於自治市的自由民擁有權力和財政資源，他們通常從國王那裡獲得皇家特許狀；特許狀准許他們組成單獨的小自治市，享有自治體的權利，可以用自治市的印章簽定協議，擁有自己的市政廳、法院以及市外屬地。皇家特許狀還准許商人和工匠組織行會，或自願同盟會，用以自衛和互助，其中包括對產品標準、價格和工作時間的規定。因而，城市逐漸被公認為新的社會成分，市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約。這一點在下面這個慣例中得到反映：如果一個農奴逃到城市，在那裡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為自由人。正如當時的俗話所說的那樣："城市的空氣能使人自由。"

在某些地區，一批批城市聯合起來組成聯盟，這些聯盟成為強有力的政治及經濟統一體。當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企圖強迫意大利北部的米蘭、佈雷西亞、帕爾馬、維羅納等富庶城市納稅，並接受帝國管轄時，這些城市便結成倫巴第聯盟；聯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進行了反對皇帝的戰爭。同樣，1350年，不來梅、呂貝克、斯德丁、但澤等波羅的海沿岸的90個城市組成了漢薩阿盟，反對海盜，迫使外國承認它們的商業特權，實際上壟斷了北歐的貿易。

這一發展給歐洲商人帶來了地位及權力，這在歐亞大陸是獨一無二的。例如，在中國和印度，商人被視為下等人和不受歡迎的人：在西北歐，商人則擁有社會地位，其財富和政治權力也隨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長。在中國，各時代的商人在衣着打扮、攜帶武器、騎馬乘車和擁有土地方面受到種種限制；他們將商品從一處運到另一處、被認為是非生產性和寄生性的活動，他們被置於社會底層。同樣，在印度，由於印度教強調放棄財產，商人毫無聲譽。在印度，最理想的人物不是賺錢造宅第的、忙忙碌碌的商人，而是坐墊子、吃大蕉葉、無物質財產牽累的神秘主義者。因此，在東方諸帝國中，商人毫無機會上升到當權者的地位。中國是學者主管行政，日本是軍人治理國事，馬來西亞地區和印度拉傑普特諸國是地方貴族管理國家，但沒有一個地方是由商人當權的。

是的，沒有一個地方，除了歐洲。在歐洲，商人的政治權力及經濟力量正穩步增長他們正成為倫敦的市長、德意志帝國自由市的參議員、荷蘭的州長。這樣的社會地位和政治關係意味着國家更加重視、更加始終如一地支持商人利益以及後來的對外冒險事業。

五、民族君主國的崛起

到10世紀時，西歐已變成封建小國的聚集之地；這些封建小國一點一點地獲取巴滅亡的查理曼帝國的土地和權力。以後幾個世紀中，幾種傳統和勢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們不斷地與常領有較大封地、行使較多權力的封臣們相衝突。教俗封建公國揭出了棘手的敘任權問題。諸城市有時結成象倫巴第聯盟和漢薩同盟那樣強大的組織。它們都以自己為中心；然而其時，還存在着一股與它們相對抗、正在為實現一個以羅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繼承人"羅馬"皇帝為首的統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奮斗的勢力。這些互相衝突的勢力錯綜交織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產生了各種水平的同盟和聯盟，它們無限多樣、不斷變化。
廣義地說，查理曼死後，西歐政治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9至11世紀，教皇和皇帝一般說來是合作的。教皇幫助皇帝反對德意志世俗貴族；作為回報，皇帝支持教皇反對與羅馬教皇的權力相對立的拜占廷勢力。1073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任職，羅馬教皇的權力開始達到頂峰。為爭奪日耳曼主教的敘任權，教皇和皇帝發生衝突，結果格列高利獲勝，從而削弱了帝國的行政和皇帝的權力。到13世紀，教是英諾森三世實際捲入了歐洲各國的事務之中，國王和皇帝由他任命或廢黜。他宣稱："世界上的一切都逃脫不了教皇的關注和控制。"兩個多世紀以來，尤其由於虔誠的法王和英王相繼即位，羅馬教皇通常被認為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統治者。

羅馬教皇的最高權力，到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手中突然戲劇性地結束了；卜尼法斯八世曾頒佈《教皇訓令》（1202年），堅定地闡明教皇權力至上的學說："……我們要聲明，要陳述，要解釋，要正式宣告，服從羅馬教皇的統治，是眾生得救所完全必需的。"但是，前幾個世紀中所能接受的東西，這時卻不再合人心意。諸君主及其議員們把國家繁榮看得比教皇的願望更重。卜尼法斯遭到法王使者的威脅和虐待，受辱後不久便死去。1305年，法國大主教當選為教皇，稱為克雷芒五世。他未去羅馬，而是以法國東南部的阿維尼翁為教皇駐地。此後70年間，阿維尼翁教皇受制於法王，失去了前輩在天主教世界中的統治地位。

歐洲君主新權力的獲得，極大程度上取決於同新興的商人階層的非正式聯盟。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財政援助和管理才幹，成為國王的內待、監工、帳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幣廠經理等。最初，這些人組成國王的王室，主管國王私人事務。如今，隨着王室成員被派去管理整個王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發展起來。更明確地說，它與某些代議制議會一起，為官僚機構、法院和稅收制度打下了基礎。

作為回報，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護，以反對封建領主和主教的頻繁戰爭和苛捐雜稅。他們還為商人利益服務，廢除了五花八門的地方自治政權；這些地方自治政權各有其自己的關稅、法律、衡量制和貨幣。14世紀末期，易北河上有35個征稅站，萊茵河上有60多個，塞納河上也有許多，如果船載穀物沿塞納河行駛200英里，其費用將達這些糧食售價的一半。隨着這些障礙的消除，隨着是家法律和命令的實施，到15世紀，出現了民族君主國，初步形成了今天的英國、法國、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貝拉聯姻後的西班牙的版圖。

這些大而新的政治統一體，在調動從事海外冒險事業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資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早期探險者雖然絶大多數是意大利航海冒險家，但他們的資助者都是新興的民族君主國，而不是他們的家鄉、微不足道的城邦，這一點決非偶然。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給哥倫布和達·伽馬以大力支持；英國和法國朝廷也緊隨其後，熱情支持卡伯特、韋拉扎諾及其他許多人。

六、信仰的時代

西方中世紀文化和知識的發展，同經濟和政治的發展一樣意義重大，富有革新精神。從羅馬陷落到約1000年，前後的幾個世紀在完全缺乏文化創造力的意義上說，構成了西方歷史上的"黑暗時代"。極度貧窮、危機四伏、與世隔絶，不可能產生文學、藝術和學術傑作。的確，修道院的修土設法保存了部分古典文化，但他們自然致力於保存與其宗教信仰相一致的部分，而忽視了那些更為世俗的東西。結果形成了"基督教的"即"教會的"文化，這種文化對教會是一個補充，並依附於教會。
11世紀，主教們為了教育其管轄區內的教士，創辦了教會學校。一個世紀以後，以教會學校為基礎的早期大學逐漸形成。這些大學是具有合法身份的自治團體，這是它們與眾不同的特徵。此外，它們不象教會學校那樣只有一個文科，另外還有教會法規、民事法律、醫學和神學系。文科的全部課程包括三個低級學科（拉丁文法、邏輯和修辭）和四個高級學科（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12世紀，在博洛尼亞、巴黎和牛津出現了第一批大學。隨後一個世紀中，在帕多瓦、那不勒斯和薩拉曼卡創辦了一些大學；14世紀，在中歐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和維也納也建立了一些大學。

這些大學最初都是培養教士的機構。這一培養重點是自然的、適合時宜的，因為當時教士壟斷了文化職業和行政職位。但是，12世紀，當有人將亞里土多德的形而上學的著作和其他古典名著從阿拉伯語翻譯成拉丁語，後來直接從希臘語翻譯成拉丁語時，這一限制受到了挑戰。這些著作的翻譯使西方學者首次面臨體系完整的、唯理論的自然哲學，引起了歐洲思想界的大動盪。如今，他們的問題是要使這一哲學同傳統的基督教的設想和教義相一致。

實質上，早些時候，穆斯林神學家和哲學家如加扎利和阿威羅伊就已遇到相同的問題（見第十四章第七節）。他們的方法出自二難推理，是"雙重真理"論，即較高的神學的真理和較低的理性的真理。在尋求亞里土多德和基督教神學相一致的方面，著名的人物是巴黎大學傑出的多明我會修道上托馬斯·阿奎那（1226－1274年）。在其主要著作《神學大全》中，他闡述道，亞里士多德詳述了理性的真理，教會的箴言詳述了宗教的真理；這兩個真理雖在信仰的基礎上被爭論不休，但最終必須相一致；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的真理必須支持和贊同最高的、基督教信條的真理。這也是他在《反異教大全》中着手論證的觀點；《反異教大全》是一部經院哲學綜合思想的名著。他用論述每一論點的正反引證和最終總是支持正式教義的觀點，構成了一個綜合結構："……人們臨終時自然想知道第一推動力。上帝就是第一推動力。因此，人類最終是要知道上帝。……"於是，中世紀是一個信仰的時代，不存在不可知論者，因為上帝的最後審判日在人民的腦海中縈繞。

這一神學展示出中世紀世界的等級性。社會、自然界和宇宙以相似的等級關係表示出來。土在下，水在上，空氣再上，最貴重的元素火在頂層。教皇和主教、皇帝和國王、貴族和普通百姓在自然界中都能找到各自的位置。宇宙也是如此，月球和太陽在下，行星在上，恆星更上，萬星之上是天堂，出於神學的需要，與天堂相反的是地獄。這幅世界圖畫一直流行到科學革命時期；16世紀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17世紀牛頓的世界機器論推翻了地球中心的宇宙觀。

七、西歐的擴張主義

4至10世紀，歐洲曾遭到日耳曼人、匈奴人、馬扎爾人、維金人和穆斯林的侵略。但從10世紀到14世紀，這種局面卻戲劇性地顛倒過來，歐洲開始全綫進攻。各個字軍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荷蘭擊退了穆斯林，甚至佔領了基督教拜占廷帝國。與此同時，在歐洲東北部，德意志邊境地區的封建主正侵佔易北河東岸地區。隨之，德意志的擴張繼續向奧得河東岸伸展，反對異教徒普魯士人，形成了由條頓騎士指揮的十字軍東侵。他們建立了許多要塞，並在要塞周圍安置德意志移民；這些移民為進一步擴張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德意志商人隨即佔領沿海岸和河道的各戰略要地，建立城市。因而，到15世紀末，過去曾由斯拉夫和波羅的海諸民族佔據的廣大地區，這時都變成了德意志各階層——封建主、主教、市民和農民——的領土。
有個時期，人們曾認為，這些十字軍東侵實際上對促進中世紀後期的各項富有建設性的發展，其中包括貿易、城市和文化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現在，這種說法已不再為人們所接受。相反，人們普遍認為，十字軍東侵基本上是這些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不是先有技術進步、商業復興、人口增長和人們普遍的精神充沛，十字軍南侵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這些推動力繼續發展，並在14世紀大蕭條後加快了速度，結果，使擴張主義的征戰運動擴大到海外領土。

基督教及其傳統的普救說、改變異教徒信仰的熱情和十字軍的好戰精神，是向海外擴張的一個重要因素。早期的探險者及其支持者，其所作所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宗教方面的考慮。13世紀，馬可·波羅的旅行使歐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國的存在，並渴望到達這兩個偉大的國家。他們還知道這些國家的人們並不是穆斯林，因地，希望他們與基督教徒通力合作。另外，中世紀長期流傳着有關祭司約翰的傳說；約翰被傳說為東方某一基督教國家的強有力的國王。幾個世紀來，基督教首領夢想與他建立聯繫，從東、西兩方大舉進攻穆斯林世界。歐洲人雖未找到祭司約翰，卻在非洲和美洲偶爾發現了新的、陌生的民族。這些民族還未開化，不信教，因此，是適于征服、拯救、使之歸依的臣民。

在促使歐洲人開始海外冒險事業的許多動機中，為上帝服務和尋求黃金可能是最強烈的動機。瓦斯科·達·伽馬向驚訝的印度人解釋說，他來到他們的國家，是為了尋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樣，征服者伯納爾·迪亞斯在回憶錄中寫到，他和同伴到美洲去，是"為了象所有男子漢都欲做到的那樣，為上帝和皇帝陛下服務、將光明帶給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們和發財致富。"

所謂的"文藝復興運動"，強調了個人主義和現世主義，顯然比中世紀觀點更有助于對外擴張。關於人類本身逐漸形成了一種新觀念，一種對其高貴和創造力的新的信任。人們無需再一心想著神對來世會作何判決，而只需發展自己生來俱有的潛力，首先發展他的思考能力。德西迪裡·伊拉斯謨在其名聲達到頂峰時，表達了他的信任和歡樂。他大聲叫道："永恆的上帝啊！我看見一個多麼美好的世界正在出現！我為什麼不能再變得年輕呢？"

西方思想的活躍和豐富，是歐亞大陸其他地區所投有的。比如，在中國，儒家思想繼續統治着社會（見第十六章第五節）。它尊老鄙少，厚古薄分注重既成極力，忽略革新發明，成為在各方面維持現狀的非常有效的工具。同樣，在穆斯林國家，學校忽略天文學、數學和醫學，着重強調神學、法學和修辭學（見第十四章第七節）。這些學校畢業的學生，同儒家學者一樣，對西方的事情既一無所知，又不感興趣。因此，突厥人仍處于宗教矇昧主義的深淵，並象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樣，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基督教異教徒以其新學問，最終不僅成為他們所發現的美洲大陸的主人，而且成為古老的伊斯蘭教帝國和儒家帝國的主人。

西方技術的不断發展，也直接有助于對外擴張。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造船、儀器、航海技術和海軍裝備上所取得的進步。1200至1500年，歐洲船舶噸位平均增加一到兩倍。600噸到800噸的圓體帆船，代替了150噸到200噸的長型單層甲板帆船。13世紀開始使用的船尾舷，迅速代替了陳舊的、低效率的邊舵。14世紀，葡萄牙人對阿拉伯三角帆船的索具的改進同樣重要，它使船隻更適于迎風航行。船體結構和船帆索具方面的這些進步表明，這時的船隻綜合了北歐、地中海和中東早期船隻各自的特點。其結果是船體更大，速度更快，操縱更靈敏，同時也更經濟，因為它減少了100到200個劃手及其食物和裝備，大大增加了存放貨物的空間。

造船方面的這些進步總是同航海技術的進步，尤其同指南針、星盤和新地圖的日益有效的使用攜手併進的；這些新地圖是根據精確的羅盤方位和海岸綫及港口的詳情繪製而成。與此同時，歐洲人在海軍裝備方面正佔據着決定性的、明顯重要的領先地位。過去，海戰是指佔領敵船和甲板上的肉搏戰。16世紀的前20年，佛蘭德和德意志治金學家發展了鑄炮技術；這種大炮能射出彈丸，摧毀300碼內的船隻。海戰發生了變化，由佔領敵船的肉搏戰變成了舷炮齊射的炮戰。從此，歐洲人佔領並控制了世界各大洋達四個世紀之久，直到1905年日本人在對馬海峽全殲俄羅斯人，取得了劃時代的勝利。

伴隨造船業、航海業和海軍裝備的發展而來的是商業經營方面的重要的新技術。意大利複式簿記的發明使隨時確定商業上的財務情況成為可能。另外，貨幣的日益廣泛的使用和普遍為人接受的標準硬幣的鑄造，便利了商業經營。銀行的發展，商業證券的出現，中世紀基督教逐漸放棄對貸款利息的譴責和排斥，也有利於商業經營。最後，歐洲人開始對外擴張後，合股公司的興起極大地加強和促進了商業經營。這些合股公司以其有限責任，為投資提供了媒介，使歐洲大批資本用於海外冒險事業。東方商人因自身及其合股人的資力有限，沒有一個能與幾個東印度公司和東地中海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現存的哈得遜灣公司相競爭而最終獲得成功。

最後，上述諸因素使歐洲富有激勵人的、獨特的活力。這一活力究竟如何獨特，在歐亞大陸對15世紀穆斯林世界的擴張的各種反應中顯而易見。如第十四章第六節所述，當時的伊斯蘭教以扇形從中東向四面八方擴展。突厥人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後，佔領了巴爾幹半島；隨後渡過多瑙河，進軍匈牙利，兵臨維也納城下。同樣，在東方，富有魅力的巴布爾率領突厥人，正從阿富汗問南推進，開始建立偉大的莫臥兒帝國，統治印度，直到19世紀英國人接管為止。另外，在非洲，伊斯蘭教正從東部和北部沿岸的基地向內地穩步傳播。最後，穆斯林商人控制了歐亞大陸的海上航線，即從紅海和波斯灣穿過印度洋、繞過東南亞、到達中國海的航線。

由於伊斯蘭教的軍人、商人、傳教士所取得的這些進步，伊斯蘭教世界變成了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區。它佔領了這片大陸的戰略中心，而且，它愈擴張，歐亞大陸東端的中國人和西端的歐洲人就愈孤立。中國人和歐洲人對這一包圍的截然不同的反應，從當時到現在，都對世界歷史的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如前所述，儘管鄭和的遠征確切地表明，中國人擁有控制海洋的技術和財力，但他們卻自願地撤退了（見第十二章第一節和第十六章第五節）。蒙古統治結束後，明朝的中國人將自己與外世隔絶。中國商人階層缺乏西方商人所擁有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無力向禁止海外冒險事業的皇帝的敕令挑戰。因而，中國人將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轉向內部，從而自願放棄了在歐亞大陸，最終在世界事務中的領先地位。

歐洲人的反應恰恰相反。蒙古統治下的和平無止境地擴大了他們的地理視界和商業野心，因此，蒙古帝國的突然崩潰給他們以沉重打擊，留下了深深懷念。同樣，十字軍失去地中海東部前哨基地，伊兒汗國在波斯實行伊斯蘭教統治，突厥人征服巴爾幹諸國，所有這些都使歐洲人無法到達黑海、波斯灣和印度洋。因此，他們實際上被困在歐亞大陸的西端。誠然，由於意大利商人在地中海東部各港口繼續同阿拉伯商人發生貿易交往，將貨物轉船運往西方，所以十分重要的香料貿易仍很繁榮。這使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作為經紀人獲得厚利，他們為此非常滿意。但是，其他歐洲人並非如此幸運，他們迫切希望找到某種方法，到達東方，分享財富。

只要給他們專門技術、經濟實力和允許他們政治上自主發展，他們的尋找必定成功。歐洲沒有一個國王頒佈禁令，禁止海外冒險事業；相反，各民族君主國展開了狂熱的競爭。另外，歐洲確實需要並強烈要求外國產品，商人們完全有能力滿足這種需求。因此，即使哥倫布沒有發現美洲大陸，達·伽馬沒有繞好望角航行，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其他人也會這麼做。總之，西方社會已達到起飛點，即將起飛；而它一旦起飛，必將掃清海路，不可阻擋地向全球擴張。

第五編

1500年以前的非歐亞大陸世界

此編之前，我們在論述1500年以前的幾千年歷史時，全部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歐亞大陸部分。其原因如第一章第三節所述：歐亞大陸在這幾千年中一直在世界事務中居首位；而且事實是，人類1500年以前的歷史基本上是地區性的歷史，而不是全球範圍的歷史。一旦人類分散到各個大陸，其原始的技術水平就嚴格地限制了人類的活動範圍。隨後幾千年，人類生活、活動在孤立的地區中。澳大利亞和南北美洲各民族被完全地隔離在它們各自的大陸上，而非洲人，雖不是完全，卻也在很大程度上處于與世隔離的境地之中。

在人類歷史主要是地區性歷史的幾千年中，歐亞大陸的居民占世界總人口的絶大多數；由於他們生活在相互鄰近的地區中，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程度不同地相互影響。這種相互影響促進了歐亞大陸的較為迅速的發展。相反，與世隔離和缺乏外界的促進因素，阻礙了非歐亞大陸地區的發展。這就是1500年以前，人類文明中絶大多數具有歷史意義的進步發源於歐亞大陸，以及當今世界其實質上必然是歐亞大陸世界的原因所在。因此，本編之前，我們着重研究了歐亞大陸的民族與文明。

15世紀，隨着歐洲的海外擴張使各地區的民族相互發生直接交往，世界歷史的地區性階段宣告結束。傳統上，西方人的觀點認為，這是外力衝擊的結果。他們着重強調了哥倫布、達·伽馬和麥哲倫，強調了他們的發現以及隨之產生的影響。然而，這種態度對全球歷史來說是不適當的。全球性的觀點不僅要考慮擴張中的西方，而且要考慮西方擴張所至的諸地區。這些地區的民族儘管沒有歷史上更傑出的歐亞人那麼不辭勞苦，但他們畢竟構成了人類不可低估的部分，因此，其發展必須予以考慮。另外，非歐亞大陸的國家、民族和制度在決定西方擴張主義的結果方面，同西方人一樣，是十分重要的。鑒於這些原因，本書後兩章將敘述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的歷史。

在非洲地圖上，地理學家用野生動物填補空白；因此，對於那些無法居住的開闊的高地，就填上大象，以彌補城市的空缺。

迪安·斯成支特

第十八章

非洲

如果受外界促進因素的影響的程度，是決定某一地區發展速度的決定性因素的話，那麼，隨便看一眼地圖即可明白，非洲所處的位置還算不錯。它北與歐洲隔地中海相望；地中海是一片狹窄且容易渡過的水域，它在歷史上的作用，與其說是個障礙，倒不如說是一條大道。東面的西奈半島是通向亞洲的橋樑，而紅海比地中海更狹窄、更易通過。最後，季風抵消了印度洋的浩瀚無垠，便利了東非和南亞之間的來回交往。

然而，歷史上，非洲與歐亞大陸隔絶的程度，比根據上述情況得出的印象要嚴重得多。這一與世隔絶至今仍是非洲大陸發展中的一個首要而又持久的因素。本章將首先論述導致與世隔絶的地理環境，然後敘述非洲大陸的民族及其歷史發展的性質。

一、地理環境

本章將要研究的非洲，是指非洲大陸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部分。如此限定的原因如第一章第三節所述，在於撒哈拉沙漠是一大屏障、一大分隔者，而地中海相比之下卻是一條連接的大道。歷史上，北非人與地中海盆地周圍其他諸民族的相互影響之所以超過他們與沙漠屏障以南地區諸民族的相互影響。其原因就在於此。因此，本章研究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實際上是一座島嶼，它的北岸是撒哈拉沙漠，而不是地中海。
撒哈拉沙漠決不是與外部世界交往的唯一障礙。大沙漠的東面，沿尼羅河上游的是巨大的蘇德沼澤地。這些沼澤地在歷史上構成了一個可怕的障礙。而未被港灣、海灣和內海破損的、平直的海岸綫，也使非洲大陸難以接近。因此，儘管非洲的面積是歐洲的三倍，但海岸綫卻比歐洲的短。缺乏與地中海、波羅的海和黑海相仿的海洋，意味着非洲內地對外部世界來說是比較難以進入的。

沿東、西海岸的1000英里長的沙洲，以及東、西兩岸的巨大的隆起地，也是有力的障礙，它使乘小船登陸十分危險。即使成功地躲過了沙洲和激浪，仍然還有另一個障礙，即滾滾河流由內地高原順着一道道懸崖向低窪沿海傾瀉而下時所形成的急流和瀑布。非洲大陸的外形象一個翻過來的茶托，這在今天能提供巨大的水力發電的潛勢。但在歷史上，沿海岸的瀑布意味着，非洲既沒有象聖勞倫斯河和亞馬孫河那樣的為進入美洲內地提供通道的、水流平緩的河流，也沒有象萊茵河和多瑙河那樣的為進入歐洲內地提供通道的河流。另外，低窪的沿海地區炎熱、潮濕的氣候，以及由這種氣候引起的熱帶病，也擋住了進入非洲的道路。內地高原通常氣候涼爽，益於健康，但沿海地區的氣候卻嚴重影響了要到內地去的人們的健康。

與外部的難以接近同樣重要的是內部的難以進入，這就是說，從非洲某一地區到另一地區也很困難。綜觀非洲大陸，其南北兩端是小而肥沃的狹長地帶。這些狹長地帶很快讓位於廣闊無垠的大沙漠，即南面的卡拉哈里沙漠和北面的撒哈拉沙漠。再往下是綿延起伏的草地或大草原，北部以蘇丹草原最為著名："蘇丹"這一阿拉伯詞意為"黑人之國"。然後是熱帶雨林，在其最稠密的地區，比沙漠還難以穿越。

這些惡劣的自然環境，同海岸附近缺少出口、內地缺少不受阻礙的河流網一起，阻止了非洲大陸各地區間的相互影響。這必然阻礙非洲各民族的全面發展，從而解釋了草原上的複雜的大帝國和遙遠的沙漠、森林地區的狩獵團體問時並存的原因。

這一地理環境還有助于說明，歐洲人侵入非洲較其侵入美洲，在時間選擇上何以存在着反常的差別。非洲與美洲不同，幾千年來一直同歐亞大陸保持着聯繫，只是這種聯繫有時很微弱。但是，歐洲人侵入鄰近的非洲卻比侵入遙遠的美洲要遲緩很多。在美洲被開發、被殖民化以後的幾個世紀中，非洲仍是一塊"黑暗的大陸"。到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結束時，非洲還只是沿海地區和內陸幾個不重要的地區為人們所知曉。甚至到1900年時，大約還有四分之一大陸未被開發。非洲之所以不受歐洲推動力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應歸因于它的各種地理條件；這些地理條件結合起來，使非洲大陸有力地抵抗了外界的入侵。然而，地理環境決不是唯一的因素。車少，非洲黑人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組織的普遍的發展水平也很重要；這一發展水平甚高，足以有效地阻擋歐洲人達數世紀之久。但在論述黑人的文化之前，我們將首先考察他們的種族成份。

二、民族

與人們通常的設想相反，非洲諸民族決不是屬於同一種族。僅撒哈拉以南地區就可發現各種種族，這些種族存在於整個歷史階段。不過，他們的起源和擴散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個謎，而且權威們的觀點也大相逕庭。有一種種族的分類至少目前遭到的反對最少，它認為主要有四大種族：（1）布須曼人，他們操科伊桑語；（2）俾格米人，他們原先的語言不知道，因為他們接受了後來征服者的語言；（3）黑人，他們操尼日爾—剛果語；（4）高加索人，即卡普薩人、庫希特人和含米特人，他們操亞非語。這四大種族似乎起源於維多利亞湖地區，從那裡，布須曼人向南遷移到南非；俾格米人向西遷移到剛果和西非沿海雨林地區；黑人向西遷移到西非，向西北遷移到當時肥沃的撒哈拉地區；高加索人則向西北遷移到埃及和北非，以及向東北遷移到阿拉伯半島和西亞。
這裡應再次強調，上述分類和遷移的情況，並沒有被普遍地接受。實際上，有位權威人士已將當前的認識，或者說認識的缺乏，概括如下：

……我們所能說的僅僅是：如果一個人站在蘇伊士運河旁，面朝南和西南方向，那麼，越往前走人的皮膚就越黑。人們一定、甚至籠統地把布須曼人排除在外。……其實，就經驗而論，埃及人或多或少屬於地中海高加索種人；而當一個人朝南和西南方向走時，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在幾內亞沿海地區或剛果森林裡，黑種人居支配地位。不過，沒有一條能標在地圖上的明確"界線"，或者說，無法在部落之間（用統計學以外的方法）作出區分，聲稱一個部落明顯屬於高加索種人，另一部落屬於黑種人。甚至在黑種人占絶對優勢的部落裡，還會發現白皮膚綠眼睛的人。……

三、農業和鐵

同美洲和澳大利亞可能存在的情況相比，非洲文化更大程度上是與外界相互影響的結果。例如農業，它發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後於公元前五千紀在埃及生根，可能從那裡傳到其疆界從埃塞俄比亞高原伸展到大西洋沿岸的蘇丹。應該指出，有些權威人士認為，農業是由這一地區，即尼日爾河上游地區獨自發明的。不論情況是否這樣，事實是，最終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栽培的絶大多數植物，是由外地傳入的。其中最重要的有：從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經尼羅河而來的大麥、小麥、豌豆和小扁豆；來自東南亞的香蕉、甘蔗、薯蕷和新型水稻；從美洲由葡萄牙人及後來的奴隷販子傳來的煙草、玉米、賴馬豆、菜豆、南瓜和番茄。鐵器出現之前，這些植物已在蘇丹草原大量地種植。雨林地區很少從事農業，因為那裡能得到各種可吃的水果和蔬菜，無須用石製工具伐樹耕地、花費艱巨的勞動，便可獲得足夠的食物。
對非洲來說，與農業引進同樣重要的是冶鐵術的引進。冶鐵術肯定是從外地傳入的，它可能有三個來源。其一是迦太基，這門技術可能從那裡經商人向外傳播。公元前500年，或許更早些時，商人們開闢了兩條正式的、橫穿撒哈拉沙漠的商路。如我們從已發現的商路沿途的岩石雕刻品上所看到的那樣，當時的撒哈拉沙漠並沒有象後來那麼寬、那麼可怕，因此，商人們能用驢和馬拉著大車和馬車穿越而過。後來，當沙漠變得更難通過時，羅馬人從中亞引進駱駝，解決了這一問題。

冶鐵術的第二個來源是庫施王國；庫施王國位於尼羅河上游，首都設在喀土穆稍北的麥羅埃。庫施人以黑人為主，古埃及人稱他們為努比亞人。他們最初曾遭到埃及法老軍隊的襲擊，後來漸漸地建立起一個十分強大的國家，于公元前751年征服埃及，並統治了這個國家達一個世紀之久。此後，亞述軍隊由東侵入，迫使庫施人退出埃及。然而，正是從這些亞述人那裡，庫施人學到了冶鐵術。

庫施人能使他們的知識得到充分利用，因為他們國家與埃及不同，有着豐富的鐵礦石和燃料資源。麥羅埃很快成為巨大的產鐵中心。首都遺址旁至今仍能看到的大鐵礦渣堆表明，麥羅埃曾是中非的匹茲堡。鐵和文明地區的其他產品，可能用來換取非洲的傳統商品，如奴隷、象牙和鴕鳥羽。庫施王國在生存了1000多年之後，于公元4世紀衰落，在此之前，冶鐵術已傳入遙遠的南部和西部地區。

庫施王國衰落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埃塞俄比亞的入侵，埃塞俄比亞是冶鐵術傳入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第三個來源。現埃塞俄比亞阿姆哈拉人的祖先，大約在公元50年建立了一個帝國，以阿克蘇姆為都。這些阿克蘇姆人是在印度洋各國、中東和東非從事貿易的商人。儘管詳情還不知道，然而，是他們將冶鐵技術和先進的農業技術引入東非。

在向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廣泛傳播冶鐵術方面，迦太基人、庫施人和阿克蘇姆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到約公元前500年前後，當地居民已開始製造自己的工具和武器。到公元前200年，這項技術已向西一直傳播到尼日利亞中部，到公元1世紀，向南傳播到贊比西河。於是，非洲進入鐵器時代，其影響和前面提到的鐵器對歐亞大陸的影響一樣深遠。

早先，鐵鋤和鐵斧曾使農業伸展到中歐、恆河和長江流域的森林地區，如今，又使農業擴大到非洲的森林地區成為可能。結果，農業產量增加，出現可用於經商的剩餘產品。如在歐亞大陸一樣，這又轉過來導致了社會的分化，使人們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從而取代了從前簡單的親屬關係。因此，約公元9世紀前後，出現了明確的國家組織，它擁有軍事機構、行政機構和維持國家組織所必需的稅收來源。

對非洲的另一影響是使非洲大陸的種族成分發生根本的變化。採用農業和冶鐵技術並從中得益的，是蘇丹草原的易接近的黑林人和高加索種人，而不是雨林地區和南部地區的不易接近的俾格米人和布須曼人。因而，使人口不均衡地增加的也是黑種人和高加索種人；他們憑藉鐵製的工具和武器，在損害布須曼人和俾格米人的情況下向南推進。這種擴張主義在班圖人那裡表現得特別明顯；班圖人是一個主要操黑人語言的集團。他們從中心發源地喀麥隆高原出發，于公元初侵入剛果盆地，消滅或征服了人口稀少的俾格米狩獵者。公元600至900年間，一部分班圖人從剛果盆地向東南推進，到達肥沃、開闊的大湖地區。然後，繼續向南穿過熱帶大草原，征服了布須曼人；布須曼人遭受了和俾格米人相同的命運。與此同時，另一部分班圖人沿大西洋海岸直接南下，最後遇到了一個新的民族霍屯督人。現在認為，這些霍屯督人就是布須曼人，他們早些時候學會了牲畜飼養，從而改善了他們的飲食，變得比其他布須曼人更加高大，但在其他方面卻同布須曼人很相象。這些遷移說明，為什麼歐洲人入侵之前，黑人是非洲主要的種族集團；而早1000年時，他們卻同高加索人、布須曼人和俾格米人非常公平的分享着這塊大陸。

四、伊斯蘭教

發源於歐亞大陸的另一股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力量，即伊斯蘭教，加強了農業和冶鐵水的影響。7世紀，伊斯蘭教迅速傳入北非時，几乎未遭到拜占廷統治者的抵抗，但卻遭到當地柏柏爾人的頑強抵抗。不過，柏柏爾人最終還是接受了伊斯蘭教；然後，他們同阿拉伯人一起征服了西班牙，並越過撒哈拉沙漠，將穆斯林的信仰和文化傳入蘇丹。柏柏爾商人改變了他們沿橫貫撒哈拉沙漠的商路所遇到的非洲商人的信仰。寬容的黑人統治者允許穆斯林享有從事宗教活動和宣傳其信仰的充分自由。因而，大約9世紀時，伊斯蘭教首先出現于蘇丹西部諸商業中心。到13世紀時，它已成為當時大馬裡帝國的國教，並因官方的支持而穩步傳播。
伊斯蘭教還在東非取得一個規模小得多的立足點；在那裡，很早就建立了穆斯林阿拉伯社會。阿拉伯移民同班圖婦女通婚，創造了一個新民族"斯瓦希望人"，即"沿海居民"，其語言成為東非的混合語。在東非，他們僅以沿海飛地或島嶼為居留地，因為這裡更安全，不受大陸部落的侵擾。伊斯蘭教並不試圖征服內地，所以，在東非與在北非和蘇丹不同，伊斯蘭教從未獲得大塊基地。

伊斯蘭教對非洲的影響是深遠而又多方面的。其中最明顯的一點表現在生活的表面，即姓名、服裝、家庭擺設、建築風格、節日等方面。此外，也明顯表現在隨着與外界的交往範圍擴大而來的農業和技術的發展方面。在東非，阿拉伯人從印度引進了水稻和甘蔗。據記載，大約同英國伊麗莎白女王同時代的博爾努王國的國王海·伊得利斯·阿婁馬曾說過："在寬容、仁慈、慷慨、永恆的上帝賜給蘇丹的恩惠中，有難得的土耳其滑膛槍手和許多擅長滑膛槍射擊的家奴。"

伊斯蘭教還將非洲經濟同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歐亞大陸廣泛的商路網聯在一起，從而促進了貿易。穆斯林比起羅馬人，使用的駱駝要多得多，並相應地增添了幾條橫穿撒哈拉沙漠的商路，增加了貿易量。他們從北非基地出發，向南運送布匹、珠寶、貝殼念珠和占首要位置的鹽；鹽是整個蘇丹的急需品。作為回報，非洲人向他們提供象牙、奴隷、鴕鳥羽、製作香料的香貓和最重要的、來自尼日爾河上游、塞內加爾河和沃爾特河的黃金。這些黃金最終多數流入歐洲，其數量很大，對於調整中世紀歐洲同東方的貿易逆差平衡非常重要。這就是蘇丹經濟同國外貿易之間的相互促進、相互影響。因此，到1400年時，整個西非商業道路縱橫交錯，貿易中心星羅棋布。

與此同時，一種相類似的商業模式正在東非形成。沿海地區的穆斯林經紀人派代理商前往內地，購買羅得西亞的象牙、奴隷、黃金和加丹加的銅。這些商品是通過當時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印度洋上的商業航道運出去的。以後幾個世紀中，他們還從內地獲得了鐵礦石，用船裝運到印度南部，製成所謂的大馬士革劍。反過來，非洲人用自己的產品換得了中國和印度的布匹、各種奢侈品、尤其是中國的瓷器；至今，沿海地區還能發現這些瓷器的遺蹟。這種貿易是東非沿海一些繁榮的港市和城邦的基礎。到13世紀時，其中兩座城市基盧瓦島和桑給巴爾，已建立了自己的造幣廠，鑄造出大量的銅幣。

現在，談談伊斯蘭教在非洲的作用。伊斯蘭教還大大地促進了蘇丹的文化生活。隨着《古蘭經》學校的建立，識字的人愈來愈多。學者們可以在蘇丹各大學裡從事更高深的研究。在這些大學中，廷巴克圖的桑科爾大學最為出色，為非斯、突尼斯和開羅的其他穆斯林大學所倣傚。學者們習慣于自由出入這些學校和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大學，在某一導師的手下從事研究。穆斯林旅行家利奧（非洲的）曾于1513年訪問廷巴克圖，他發現，這一興盛的學習狀況應歸功于統治者阿斯基亞大帝的支持。"這裡'廷巴克圖'擁有大批醫生、法官、教士和其他學者，他們從國王那裡得到充足的生活費用。各種手稿或書籍從巴伯裡'北非'運到這裡，它們比其他任何商品更能賣錢。"

信奉伊斯蘭教還加強了蘇丹各王國政治上的團結。傳統上，蘇丹各王國的統治者只是要求有直接親屬關係的集團或家族，以及有親屬關係並承認血統上同屬某一偉大祖先的其他集團對自己效忠。但是，當王國擴大為大帝國時，這種親屬關係作為帝國組織的基礎，顯然不能勝任。帝國擴展的疆域越大，皇帝與大部分臣民的關係就顯得越不合。地方首領不可能被當作忠實的封臣予以信賴，相反，他們往往領導自己的人民反抗帝國的統治。伊斯蘭教通過加強帝國的行政機構，幫助解決了這一制度上的問題。穆斯林學校和大學培養出的一批文人，可以組成有效的帝國官僚機構。這些人不受親屬聯盟的支配，他們的切身利益同帝國權力控在一起，他們通常是可以被指望能忠心耿耿地為這一權力服務的人。

五、蘇丹諸帝國

農業和冶鐵術的發展，以及相應的經濟生產率的提高，地區間貿易的繁榮，伊斯蘭教的促進因素，所有這些結合在一起，說明了自8世紀起非洲大陸上的國家建立的過程。毫不奇怪，蘇丹出現了最複雜的政治組織，在那裡，長途貿易發展得最快，伊斯蘭教的影響最為強烈。因此，這個地區出現了三大帝國；加納帝國（700—1200年）、馬裡帝國（1200－1500年）和桑海帝國（1350—1600年）。
這三個帝國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特徵。首先，它們都以商業為基礎，因此每個帝國都將其權力範圍向外擴展，向北控制食鹽進口，向南控制黃金買賣。每個帝國的歲入的大部分都來自對這些和其他一些商品買賣的征稅。當時的一位學者貝克里，列舉出在加納帝國向出入邊境的"每頭驢所馱的鹽，"以及驢和駱駝所馱的其他商品所徵收的稅。他說："在這一帝國中所發現的每塊金子都屬於加納國王，而國王留給人民的只是金子上的灰塵。……"

來自這些捐稅的歲入漸漸地使帝國的行政管理更為複雜完善成為可能。因此，桑海帝國比前兩個帝國更複雜。全國明確劃為幾個省，每個省設一名長期任職的省長。帝國還有早期職業軍隊，甚至還有幾個部，分管財政、司法、國務、農業、林業以及"白人"，即帝國撒哈拉邊境地區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

馬裡和桑海帝國之所以能發展貿易，提供一個訓練有素的官僚階層和促進文化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因于伊斯蘭教的影響。伊斯蘭教還將蘇丹從非洲的一個與世隔絶的地區改變為穆斯林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14世紀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撥圖塔將馬裡包括在他的旅程之內；這一旅行東面最遠到中國。1353年6月，撥圖塔到達馬裡的首都，帝國的行政和人民的習慣給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說：

黑人們具備一些極好的品質。他們很少是不公正的，而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憎恨不公正的行為。他們的蘇丹不寬恕任何犯有最輕罪行的人。他們的國家絶對安全。在那裡，不論旅行者還是居民都無須害怕強盜或暴力者。在他們國家去世的白人，即使有數不清的財產，也不會被沒收。相反，他們將其財產交給白人中可信賴的人代管，直到合法的繼承人前來繼承為止。他們小心地遵守做禱告的時間，專心致志地聚眾祈禱，並以此教育他們的孩子。每逢星期五，清真寺裡十分擁擠，若不一大早去，便找不到一塊落腳之地進行祈禱。

在蘇丹諸帝國的形成及其作用方面，儘管伊斯蘭教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應該指出，它主要還是一種城市信仰。只有商人和市民變成了穆斯林，而鄉下人基本上仍忠實地保持傳統的諸神崇拜和信仰。因此，許多皇帝及其帝國行政機構對伊斯蘭教的依靠，既是強大的原因，又是衰微的根源。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伊斯蘭教曾有過很多貢獻，但它的基礎比當時去過城市中心和沿商路旅行過的觀察者心目中的印象要狹窄。因此，危機時期，以城市為中心的帝國會突然分裂，迅速崩潰。

蘇丹諸帝國的另一個弱點是，易受北方柏柏爾人的攻擊；這些柏柏爾人或是尋找非洲黃金的發源地，或是企圖將其特殊形式的信仰強加于別人。1076年，狂熱的阿爾摩拉維德人推翻了加納帝國。同樣，1591年，摩洛哥的入侵摧毀了桑海帝國。桑海帝國的滅亡，標志著蘇丹帝國時代的結束。用17世紀廷巴克圖一位歷史學家的話來說："從那時起，一切都改變了。危險代替了安全，貧窮代替了富裕，不幸、災難和暴力代替了和平。……"

六、王國與部落

上面提到的三個帝國，是非洲中世紀最著名的政治產物。不過，在非洲大陸其他地區，還存在着其他各種不同的政治結構。例如，在東南非，存在着某些同蘇丹相類似的情況。正如蘇丹以出口黃金聞名于地中海盆地一樣，東南非也以同樣原因聞名于印度洋盆地；正如某種商業養育了蘇丹諸帝國和北非諸國一樣，到15世紀，另一種商業也供養了內地的莫諾莫塔帕帝國和沿海的基盧瓦島城邦。
莫諾莫塔帕一詞，由葡萄牙人用國王的稱號"姆瓦納莫塔帕"改變而成。這個帝國包括今羅得西亞和莫桑比克，因而，同蘇丹諸帝國一樣，控制着產金區和通往沿海地區的道路。正是莫諾莫塔帕的君主們建造了津巴布韋大神廟；這座神廟四周的圍牆高達32英呎，為皇家舉行正式的禮儀提供了適當的環境。基盧瓦島的商人統治者，以蘇丹自稱，是貿易的經紀人，控制着莫諾莫塔帕和穆斯林商船之間的商品的交流；這些穆斯林商船往返于印度洋，甚至遠航到中國海。"基盧瓦島是世界上最美而且建造得最好的城市之一。整個城市的建築都是第一流的，"伊本·撥圖塔這樣寫道。後來，馬裡帝國又給這位撥圖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如蘇丹請王國被北方的柏柏爾侵略者劫掠一樣，莫諾莫塔帕和基盧瓦島也遭到了海外葡萄牙入侵者偽破壞。在瓦斯科·達·伽馬于1497年繞好望角航行後的十年內，葡萄牙人洗劫了東南非許多沿海城市，並繼續留在印度洋，好象它是一個葡萄牙湖似的。達·伽馬首次航行時並未發現基盧瓦島，但1500年一支葡萄牙艦隊曾在此避過難。五年後，另一支艦隊用無情的掠奪報答了這裡的好客。一位遠征隊員描述說，他們沒有遇到驚愕的居民的反抗，使佔領了這座"有許多堅固的高達數層的房屋"的城市。然後，"代理主教和方濟各會的一些長老帶著兩個十字架，唱着感恩讚美詩，列隊登上岸去。他們走進宮殿，放下十字架，船隊隊長做了禱告。然後，大家開始搶劫這座城市所有的商品和糧食。"

後來，葡萄牙人沿贊比西河進入上游地區，以相似的方式破壞了莫諾莫塔帕帝國。他們先佔領了沿河各戰略要地，向四面八方擴展其影響，直到1628年發起不可避免的最後的進攻為止。憑藉他們的火器，葡萄牙人輕而易舉地擊敗了莫諾莫塔帕的兩支軍隊，結果，在前帝國的廢墟上，出現了幾個小王國。

如果我們將視線從東南非轉向東北非，那麼，非洲舞台上的多樣性便十分明顯。在東北非，在埃塞俄比亞人和努比亞人中，存在着一些默默無聞、與世隔絶的基督教王國。公元4世紀以前，埃塞俄比亞的阿克蘇姆人一直是異教徒，他們信奉的諸神也就是阿拉伯半島南部的神。公元333年，敘利亞人弗魯孟提烏斯將基督教傳入這裡，並使國王皈依基督教。從那時起基督教—直是官方的宗教信仰，並滲入埃塞俄比亞人的生活的各個方面。7世紀，穆斯林的征服切斷了埃塞俄比亞同地中海的聯繫；8至10世紀，紅海各港口丟失給穆斯林，使這個國家同外界的聯繫完全切斷。但是，埃塞俄比亞擁有由山脈和高原組成的極為遼闊的內地，實際上一直與世隔絶地倖存到現代。在此環境中，形成並持續下來的是一個獨特的社會，一個擁有朝廷和國王的基督教封建社會；朝廷由牧師、官員、軍事將領組成，而國王同中世紀早期歐洲的國王一樣，由於經濟需要和政治壓力，被迫將其宮廷不斷地從一個地區遷移到另一個地區。

如本章第三節所述，325年，努比亞庫施王國被阿克蘇姆所擊滅。隨後相繼興起的國家，通過來自亞歷山大的一個傳教團，于6世紀皈依了拜占廷或科普特基督教。大量教堂的建立反映了對這一新宗教的信仰；有些教堂由於被沙埋沒而得以保存，其精美的壁畫至今仍呈現出原有的色彩。幾年前，波蘭的一個考古團發現了這些壁畫，將它們從埃及新建的阿斯旺高壩的不斷上漲的大水中搶救出來，分別珍藏在喀土穆和華沙博物館中。

同埃塞俄比亞一樣，這些基督教努比亞王國因7世紀伊斯蘭教征服埃及而與世隔絶。儘管努比亞邊境地區同穆斯林的戰爭不斷，但努比亞的基督教卻在不為外界所知的情況下又生存了六個世紀。13世紀，埃及歸順了好戰的薩拉森人的統治；這時的薩拉森人正在聖地同西方十字軍作戰，不願意寬容家鄉鄰近地區的其他基督教徒。因此，13世紀後期，他們蹂躪了努比亞大部分地區。不過，那些與世隔絶的地區又生存了兩個世紀。

在對非洲各種不同社會的個別考察——這僅僅是個別考察，而不是全面調查——中，有些最原始的社會不應被忽視，因為它們的長期存在反映了非洲大陸在地理上被劃分成幾個部分的情形。俾格米人和布須曼人因被限制和隔絶在難以進入的沙漠和雨林地區中，故仍停留在食物採集的發展階段。當他們作為狩獵者和食物採集者，以人類原始的生活方式繼續存在時，世界卻忽略了它們。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的文化沒有意義或影響。少數幾位仔細地觀察過俾格米人的人報導了他們在舞蹈、合唱、表演、模仿和講述故事方面的高度發展的才能。同樣，布須曼人也以其岩石繪畫和雕刻而聞名于世；這些繪畫和雕刻用自然、流暢、富有韻律的線條繪製而成，一般描繪動物、打獵和戰爭場面，以及伴以舞蹈的儀式活動。

七、結論

如果考慮到穆斯林和基督教文化潮流之間的差別，14世紀廷巴克圖的一位市民可能會發現，自己獃在14世紀的牛津城裡時也感到比較安適。16世紀，他或許仍能找出這兩座大學城之間的許多共同點。但到19世紀時，兩城之間的鴻溝則變得很深了。
英國的非洲問題專家托馬斯·霍奇金提出的這一論點，描述了一個肯定不是非洲所獨有的進程。從前幾章看，它顯然是一個世界範圍的進程。原因很簡單：西方在現代化中居領先地位，因而跑到了其他所有社會的前面。不過事實仍然是，西方和非洲之間的差距比西方和歐亞大陸其他地區之間的差距要大得多。君主坦丁堡、德里和北京，相對倫敦、巴黎和柏林而言，的確是衰落了，但它們並不象廷巴克圖那樣，衰落到實際上已經滅絶的地步。有關西方為什麼在現代化中居領先地位，並突然跑到其他地區前面的問題，第十七章已作了論述。但是，這裡又面臨另一個問題，即：為什麼非洲總的看來不僅落後於西方，而且還落後於整個歐亞大陸呢？

這一問題几乎沒有被提出過，更不用說回答了。前幾章在分析歐亞大陸各文明的發展時，提出了某些可能與之有關的因素，這裡暫且提出來予以考慮。這些因素的相對意義；如果它們確有意義的話，不作更多的研究和思考是不能評價的。

人們立即想到的非洲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徵是，由農業、冶金術和長途貿易引起的普遍的促進力不久便開始停滯不前，未能進一步發展下去。非洲沒有出現過在用鐵製工具開發和利用北歐、恆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時在這些地區所出現的連鎖反應的高潮。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非洲缺乏相應的肥沃的、具有潛在生產率的地區。土地貧脊、氣候惡劣和舌蠅等因素，使非洲的農民和工匠不可能象歐亞大陸的農民和工匠那樣，進行卓有成效的生產。即使是條件優越的蘇丹，也主要依靠出口黃金和販賣奴隷，而這不可能為經濟的不断發展提供十分廣闊的基礎。

第一節所述的外部和內部的與世隔絶似乎也阻礙了非洲的發展。例如；非洲既沒有能與歐洲相比的河流和沿海出口，也不象歐洲那樣，享有接近先進的拜占廷和伊斯蘭教文明隨有利條件。相反，這裡內地多沙漠、多雨林，而外部是煙波浩渺的海洋。這阻止了甚至是自然資源所允許的、有限產品的有效利用。確實，與美洲不同，非洲距歐亞大陸很近，近到足以從加農業和冶金術這樣的基本技術的傳播中獲得好處。但是，非洲距歐亞大陸又很遙遠，遠到無法接受數千年中歐亞大陸各地區一直在相互交流、使彼此得益的長長的一系列發明。

最後，非洲很容易遭受外界的進攻，因為發展停滯便意味着軟弱，而無論何地，軟弱將招致侵略。前面我們已敘述過柏柏爾人入侵蘇丹和葡萄牙人進攻東南非所造成的災難性的結果。它們具有重大的意義，如果考慮到這一事實；對比之下，西歐在1500年上升到世界領先地位之前的關鍵性的五個世紀中，沒有遭到任何侵略。這種易受攻擊的因素，後來以痛苦的奴隷貿易這一極為致命的形式表現出來；奴隷貿易不僅減少了廣大地區的人口，而且導致了經濟和政治混亂。

這些不同的因素可以說明，為什麼非洲的發展遠遠落後於歐亞大陸各社會所達到的水平。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繼續，城市中心未能控制非洲任何地區的經濟，反映出這種遲滯狀態。另一方面，這種遲滯狀態又轉過來維護了誘人的平等主義和緩慢的生活步調；而這後兩者在仍很有效地保持親屬關係和土地公有制的地區是很普遍的（見第三章第四節）。英國的非洲問題專家巴西爾·戴維森曾推斷："……非洲和歐洲之間的比較可能對非洲有利。……就這種比較所能有的任何價值而言，歐洲中世紀的日常生活，對一般人及其妻子來說，可能更加危險，更讓人討厭。"

這一明確的判斷無疑是有道理的。但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非洲社會引人注目的特徵之所以能倖存下來，就因為它缺乏歐亞大陸各社會的推動力和不斷的發展。只要非洲人與外界比較隔絶，他們就能維持和享有一種在歐亞大陸諸文明中早已消失的生活方式。但是，當西方的擴張主義抵達非洲沿岸時，非洲人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價。因為地區越不發達，越容易遭受侵略，結果遭到的破壞也越大。班圖農民犧牲"不發達"的狩獵民族的利益，向全非洲擴張，這是事實在近代，工業化的西方的代表犧牲"不發達"的農民的利益，尤其是犧牲那些仍停留在新石器階段的人們的利益，間向全球，這也是事實。

最後，應該指出，儘管非洲人沒有趕上歐亞人，但卻超過了更與世隔絶的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亞士著居民。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歐洲人進入非洲內地比進入美洲和澳大利亞晚得多的原因。如第一節所述，這裡也包括地理因素，但更主要的是非洲人，尤其是那些同歐洲人做買賣的非洲人所達到的較高的發展水平。這些人自然是最先進的，因為這也意味着他們是最具有生產能力的，因此，他們為有利可圖的貿易提供了最好的機會。

隨着歐洲人的到來而發展起來的商業，僅在規模方面使這些先進的非洲人感到新奇。商業活動本身並不是什麼陌生的東西，因為長期以來，他們一直同遙遠的摩洛哥和埃及地區保持着貿易關係。因此，非洲人對葡萄牙人的反應完全不同於這時的美洲印第安人對西班牙人的態度。確實，森林裡的居民由於同阿拉伯人沒有直接的接觸，對歐洲人的白皮膚、對他們的火器所產生的巨大聲響、對這些新來者從海上而來——沿海居民對此十分崇敬——感到非常驚奇。但事實仍然是，葡萄牙人的到來並沒有在非洲引起象西班牙人在美洲所引起的混亂和分裂。因此，非洲人按他們自己提出的條件同歐洲人進行貿易。幾個世紀以來，沿海地區的酋長不准歐洲人進入內地，因為他們想繼續保持他們作為歐洲買主和內地生產者之間的經紀人的有利地位。1793年，一位英國官員寫道，非洲之所以仍是一塊未知的大陸，"是由於沿海居民在允許白人旅行他們的國家方面所存在的猜忌，而不是由於伴隨進入非洲而來的危險或困難。"他把這種猜忌歸因于經紀人的害怕——"害怕同歐洲貿易的利益被減少，害怕同歐洲的貿易從他們一邊轉移到鄰居那裡，害怕內地王國"因得到歐洲武器而成為危險的競爭者。

亞當·史密認識到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在抵抗歐洲人入侵的能力方面所存在的差別，他于1776年寫道：

在非洲沿岸和東印度群島，各管歐洲人擁有許多重要的居留地，但在這裡的任何一國裡，與在美洲大陸及其周圍島嶼上的情況不同，他們沒有建立那麼眾多而又繁榮的殖民地。非洲以及屬於東印度群島的幾個國家由野蠻的民族居住着。但這些民族並不象可憐、孤弱的美洲人那樣軟弱無助；而且……他們的人口也稠密得多。……因此，在非洲和東印度群島，歐洲人更難以取代當地人，難以將其殖民地擴大利原居民居住的大部分地區。

第十九章

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

不過，對東印度群島和麵印度群島諸民族來說，所有由這些事件"歐洲的擴張"產生的商業利益已沉沒和喪失在由這些事件引起的可怕的災禍之中．

亞當·史密

11世紀，維金人偶然發現了北美洲，在長達約100年的時間裡，他們試圖在那裡保持居留地，但沒有成功。15世紀，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大陸，但這次結果完全不同。隨發現而來的不是失敗和撤退，而是對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大規模的、勢不可擋的入侵。這一對比反映了這500年間歐洲努力和活力的增長程度。
歐洲人對美洲的迅速入侵和開發，與遲至幾個世紀後才得以侵入和開發非洲，構成了同樣引人注目的對比。一個原因是地理環境；美洲大陸在地理上更易接近，更吸引人。另一原因如亞當·史密所述，是印第安人"可憐、孤弱的"困境。雖然他們並沒有處于同一發展水平，但印第安文化的總的發展狀況是，不能進行有效的抵抗。如果說這一點符合美洲印第安人的情況的話，那麼，對仍處于食物採集階段的澳大利亞土著來說，就更是如此。本章將敘述哥倫布登上西印度群島和詹姆斯·庫克船長登上新南威爾士之後請重大發展的自然環境和文化背景。

一、大陸和民族

同非洲相反，美洲向歐洲移民徹底開放。這裡沒有阻礙接近海岸的沙洲；美洲鋸齒形海岸線上的港口，常常比非洲平直海岸線上的港口更易進入。此外，美洲擁有發達的、相對來說沒有什麼障礙的內河航道，為進入內地提供了便利的通路。亞馬孫河、拉普拉塔河、密西西比河和聖勞倫斯河氣勢雄偉。水流平緩，這樣的河流是非洲所沒有的。探險者們不久就學會了使用當地樺木獨木舟。他們發現只需攜帶少量物品，便能划船從大西洋順聖勞倫斯河進入五大湖；由此南下，沿密西西比河到墨西哥灣，或者北上，沿馬更些河到北冰洋，或者西進，沿哥倫比亞河或弗雷澤河到太平洋。
一般說來，美洲的氣候也比非洲的氣候更有吸引力。確實，亞馬孫河流域氣候炎熱、空氣潮濕；南北美洲兩極地區氣候非常寒冷。但英、法移民在其殖民地格蘭德河北部地區卻很興盛。同樣，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魯也感到安適；墨西哥和秘魯是他們的兩大中心，那裡的氣候同西班牙的氣候相差無幾，無疑與氣候悶熱、流行疫病的黃金海岸和象牙海岸形成可喜的對照。

几乎美洲所有的本土民族都是從西伯利亞東北部渡白令海而來的移民的後裔。這句話必須用"几乎"一詞加以修飾，因為還有少數民族是在白令海移民到達之後從南太平洋諸島抵達南美西岸的。這些南太平洋的亞爾古英雄"發現"過南美洲多少次雖無人知曉，但僅從所培植的植物這一證據，足以確定他們橫渡大海遠征美洲的事實。當在太平洋兩岸發現相同的、高度馴化的、離開人的培植就無法生存的植物時，它們的分佈只能由人類的遷移這一點來解釋。

不過，有一點確鑿無疑：歐洲人在美洲發現的印第安人，至少有99％是渡白令海而來的種族的後裔。在近代之前，人們認為印第安人首次渡海來到美洲大陸是在約10000年以前。考古新發現和碳14年代測定法的使用，徹底修正了這一估計。現在普遍同意，人類肯定在20000年以前，很可能在20000年或更早些時候就已生活在美洲大陸。印第安人最後一次大遷移大約發生在3000年以前。接着來的是愛斯基摩人，他們不停地往返于海峽兩端，直到現代政治環境迫使他們留在海峽的這一邊或另一邊為止。總之，在離亞洲最近的美洲地區，這時的人口已十分稠密，從而阻止了進一步的遷移。

對這些早期的移民來說，過海到美洲大陸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困難。冰河時代末期，封凍了大量的海水，海面下降了460英呎，於是露出了一座寬1300英里、連接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的陸橋。如此大的"橋"實際上是一塊大而新的次大陸，為當時動植物的廣泛傳播提供了廣闊的範圍。而且，這一地區由於猛然低落下去，不是被冰覆蓋着，而是被湖泊、沼澤、草地和凍土帶的各類灌木所覆蓋；這些植物為當時的大型哺乳動物如乳齒象、猛獁、麝牛、騣犎、駝鹿、麋山羊和羚羊、駱駝、狐狸、熊、狼和馬提供了牧場。由於這些動物越過陸橋來到美洲大陸，因此，隨之而來的便是以捕捉它們為生的獵人。

即使在氣溫的回升使海面增高、淹沒了這塊連接地之後，最終形成的海峽也很狹窄，可以在看到對岸的情況下乘粗製小船毫不費力地渡過。後來的更先進的移民可能是乘船從亞洲來到美洲，然後沿西北海岸繼續航行，直到最後在今日所謂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登陸和定居。

渡海來到阿拉斯加的大多數移民，越過育空高原中部冰封的山峽，繼續進入北美內地。他們被促使他們移居美洲大陸的同樣的力量——尋找新的狩獵場地的動力和後方部落不斷向前挺進的壓力——推動着向前遷移。這樣，分散的狩獵部落不久便佈滿南、北美洲兩塊大陸。人們發現，有明確的跡象表明，到11000年以前，亞洲移民已到達南美洲的南端。

關於種族特性，所有印第安人都屬於蒙古種人。他們以顴骨高凸、頭髮硬直粗黑、臉上和身上汗毛稀疏、小時候脊骨背後帶有蒙古種人的斑點為特徵。不過，不同的部落變異甚大；美洲最早的印第安人比後來的印第安人更不象蒙古種人，因為在今天所謂的蒙古種人完全進化之前，他們就已離開了亞洲。移民以近親繁殖的小集團散居各地帶，也說明了諸獨特生理類型存在的原因。

二、文化

遷居美洲大陸的移民几乎沒帶來什麼文化，因為他們來自歐亞大陸最落後的地區之——西伯利亞東北部。當然，他們都是組成小集團的獵人，僅擁有粗糙的石器，沒有陶器，可能除狗外，也沒有其他已養馴的動物。由於他們進入一塊無人居住的大陸，因此，能毫無約束地形成自己的風俗，而沒有雅利安人遷移印度河流域或亞該亞人和多里安人移居希臘時所受到的當地居民的影響。
在以後幾千年中，美洲印第安人的確發展了豐富多彩的種種文化。他們不僅適應了所面臨的範圍廣闊的自然環境，而且他們彼此間也已相適應。有些印第安人仍停留在狩獵集團的階段，而另一些印第安人則發展起王國和帝國。他們的宗教信仰包括所有已知的種類，其中還有一神教。他們使用約2000種截然不同的語言；有些語言相互間的差異就象漢語和英語間的差別一樣。這表明在這裡如同在整個東半球一樣，語言的變化極為豐富；據悉，1500年，存在於東半球的語言約3000種。這些語言不論在詞彙，還是在其他方面都並不原始。莎士比亞使用了大約24000個詞，欽譯《聖經》使用了約7000個詞；而墨西哥的那瓦特語使用了27000個詞，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落後的民族之一的火地島上的雅甘人至少也擁有30000個詞。

鑒於各類制度和習俗，人類學者將美洲大陸分成大平原地區、東部森林地區、西北沿海地區等現個文化區。一種更簡單的分類法是以獲得食物的方式為標準，將其分成三類：漁獵採集文化、中級農業文化和高級農業文化。這種分類不僅更加簡單，而且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也更富有意義，因為它有助于解釋印第安人對歐洲人入侵的各種反應。

高級農業文化存在於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和安第斯高原地區（厄瓜多爾、秘魯、玻利維亞和智利北部）；中級農業文化一般位於高級農業文化的鄰近地區；而食物採集文化則位於更遙遠的地區——南美洲南部和北美洲西部和北部。

這種文化上的地理分佈，強調了這樣一個事實：同非洲相反，美洲最先進的地區並不位於離歐亞大陸最近的地方。一個原因是，與對非洲人起重大作用的中東地區和地中海盆地不同，西伯利亞東北部不是偉大的文明中心。另外，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極區的氣候條件，與蘇丹草原地區的氣候條件也不相同，明顯無助于文化的迅速發展。因而，美洲的發展速度並不取決於離歐亞大陸的遠近，而取決於適合農業發展的程度。因此，農業首先在美洲那些與歐亞大陸的農業發源地中東極為相似的地區，即高原地區發展起來，是有重大意義的。在高原地區，無需為準備農田而大面積地砍伐森林，那裡有足夠的降雨量使各種作物得以生長，而且還擁有大量可培植的、具有潛在高產特性的土生植物。

第三章第一節敘述了約公元前7000年中美洲地區的農業的起源，以及至公元前1500年，即食物種植最終成為社會決定性因素之前的漫長的"早期農業"階段。印第安人培植了100多種植物，與整個歐亞大陸所培植的植物一樣多，這確是一個非凡的成就。如今，美國50%以上的農產品都來自由印第安人馴化的各種作物。

玉米几乎是所有地區的主要產品，最初只是一種雜草，其穗還沒有一個人的拇指甲大。印第安人將它培育成一種長棒子上長滿一排排種子的作物。他們徹底培植了玉米，使它變得只有依靠人類才能生存；如果人們不種它，它就會滅絶，因為培植後的玉米已不能散播自己的種子——玉米粒。印第安人利用大量有毒植物的技術，也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中之一是木薯屬植物，即美國的木薯澱粉；印第安人去掉其中致命的毒素，保留了澱粉。印第安人種植的其他重要植物有：南瓜、馬鈴薯、西紅柿、花生、可可豆、煙草、以及含有大量蛋白質的豆類植物。印第安人留傳下來的藥用植物有：藥鼠李、可卡因、山金車花、因皮卡克和奎寧等。在這些發現最終證明兩半球的農業有其獨立的起源之前，美洲種植的植物沒有一種是在東半球培植的。

印第安人的農業發源地，也是他們最早進一步發展農業、並逐漸形成"高級農業文化"的地區。這又轉過來深深地改變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總的看來，其結果和在歐亞大陸一樣，大大增加了定居的人口和那些與最低限度的生存沒有直接聯繫的文化活動。換句話說，正是在這些高級農業文化中，有可能發展起在某些方面可與西非相比較的龐大帝國和複雜文明。不幸的是，美洲本土的這些文明突然被西班牙人所制服。結果，除他們培植的寶貴的植物外，几乎沒留下什麼東西。

三、文明

美洲印第安人的三大文明是：位於今尤卡坦、危地馬拉和英屬洪都拉斯地區的瑪雅文明、位於今墨西哥地區的阿茲特克文明和從厄瓜多爾中部到智利中部、延伸3000英里的印加文明。（見圖21"美洲印第安人的帝國"）瑪雅人以其藝術和科學的顯著發展而聞名于世。他們獨自發展了表意文字。用字母或記號作為表達思想的傳統符號。為了計算時間、預言未來和為獻祭和主要的喪葬事宜推算吉日，他們還研究了天體的運動。由經過專門訓練的祭司蒐集的天文學知識非常廣泛，據認為，至少與當時歐洲的天文學知識不相上下。瑪雅人的複雜的聖歷以共同周期為基礎；這種周期在其倍數與時間相一致時便併入更大的周期。他們的有些曆法計算跨越幾百萬年——這是一個給人印象極為深刻的時間範圍方面的觀念，如果我們回想起最近在歐洲，世界的創造是如何被確定在公元前4004年的話。
瑪雅人的城市，如果它們可以這樣稱呼的話，是舉行儀式的中心，而不是要塞、居住地或行政首都。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瑪雅人從事的是刀耕火種的農業；這種農業在兩、三年內便耗盡了土壤的肥力，因此，他們需要不斷地遷移村莊駐地。為了平衡這種暫時的生活方式，瑪雅的耕種者們在主要是舉行宗教儀式的中心建立了一些巨大的石頭建築物，以此來表承他們的社會的統一。這些建築物是巨大的金字塔廟宇和公共住宅，祭司和新教徒可能就住在這裡。這種建築物完全靠石製工具建成，用雕刻加以裝飾；這些雕刻在美洲是無與倫比的。現被列為世界偉大的藝術之一。

4至10世紀期間，瑪雅文明非常繁榮，但隨後便衰落下去，其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由於土壤的肥力耗盡，或疫病流行，更可能是由於反對供養包括祭司集團在內的宗教中心的農民革命。總之，這些巨大的石頭建築物被廢棄，被周圍的森林所吞沒，近幾十年才被考古人員發掘出來。

同愛好藝術、富有知識的瑪雅人相比，阿茲特克人顯得粗野好戰；這一對比使人聯想起東半球的羅馬人與希臘人之間的懸殊差別。實際上，阿茲特克人是後來才進入墨西哥的。幾個世紀內，這裡相繼形成了一系列高度發展的社會。這些社會很容易遭到來自乾旱的北方的蠻族的攻擊；自然，這些蠻族是被肥沃的土地所吸引而遷移南下的。最後一批入侵者就是阿茲特克人。他們在特斯科科湖的一些島嶼上定居下來，然後，佔據了阿納瓦克谷地的大部分地區。隨着人口的增長，島嶼變得非常擁擠，阿茲特克人通過建造"浮動園地"來擴大耕地面積。"浮動園地"是一些在湖底叢生的雜草上麵舖墊上湖土、由生長的雜草固定在湖底的浮島。直到今天，某些地區仍使用這種耕作方法。每次播種之前，農民們都要挖些新的湖上，鋪在"浮動園地"上，因此，其表面隨着一次次耕種而不斷增高。然後，農民們再挖去表層的泥土，用於建造新的"浮動園地"，於是開始了一個新的循環。

"浮動園地"使阿茲特克人的人口和財富劇增。15世紀早期，阿茲特克人與湖岸諸城鎮結成聯盟，並從他們的駐足點迅速地向四面八方擴大自己的影響。他們經常對外遠征襲擊，迫使其他民族以實物向他們進貢和為他們服勞役。在西班牙人到達之前，阿茲特克人的統治西至太平洋，東達墨西哥灣，南几乎到尤卡坦半島，北抵格蘭德河。首都特諾奇蒂特蘭這時已成為擁有20萬到30萬人口的大城市，通過幾條道路與海岸相連，征服者科爾特斯將這個首都同威尼斯相比。認為它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當他的副手貝爾納·迪亞斯·德爾·卡斯提略從大廟宇的頂端觀看全城時，也為首都的壯觀而感到敬畏：

在我們登上大廟宇的階梯之前，孟特庫蘇瑪正在頂端向他崇拜的神獻祭；他派了六名祭司和兩位主要官員領科爾特斯登上階梯。通向頂層的台階共有114級。……的確，這是一座地獄般的廟宇，從其最高點可以俯瞰四周近鄰的全景；從這裡，同樣可以看到三條通向墨西哥的大道。……我們還看到了來自查普特佩克的水渠，它向全城供應淡水。另外，我們還清楚地看到一座座橋樑橫架在水渠上，道路和水渠縱橫交錢湖水通過水渠漲落。湖面上，小船星羅棋布，它們將糧食、製造品和其他商品運往城市。從這裡我們還發現，在這座城市和建立在湖上的其他所有城鎮裡，家家戶戶僅以吊橋或小船作為交通工具。在這些城鎮中，一座座塗有白色膠泥的美麗的廟宇，從小建築群中拔地而起，猶如我們西班牙城市中的許多寶塔和城堡。可以想象，這是多麼壯麗的景象。

飽覽這一壯麗景象之後，我們又將目光轉向大集市，看到那裡群集着許許多多的買主和賣主。由這一龐大人群產生的喧閙聲和嘈雜聲，大得連四英里以外的地方都能聽到。我們中有些人曾去過君士坦丁堡和羅馬，旅行過整個意大利。他們說，從未見過系墨西哥這裡的集市：地盤這麼大，管理得這麼好，擁有這麼多的人。

阿茲特克人的勢力建立在持久備戰的基礎上。所有男人都要攜帶武器；國家軍火庫始終備有武器，供需要時使用。憑藉有效的軍事機器，阿茲特克人從其臣民那裡搾取到數量驚人的貢物。據其現存的資料記載，除其他各種物品如軍服、盾牌和寶石之外，他們一年還徵集到玉米1400萬磅、三類和莧菜各800萬磅、棉花200萬包。

首都的壯麗和源源湧入首都的大量貢物，自然使西班牙人斷定，孟特祖瑪是一個大帝國的統治者。其實並非如此。仆從國在履行國家職責方面仍相當獨立，並實行完全的自治。它們同特諾奇蒂特蘭的唯一的聯繫是納貢；它們所以納貢，是因為害怕阿茲特克人的遠征。除秘魯印加人的國家外。沒有一個美洲印第安人的國家組織得比城邦更大。阿茲特來人與印加人不同，並不試圖使他們的臣民受阿茲特克人的生活方式的同化，為所有人都享有公民權作準備。

西班牙人不僅為阿茲特克國家的富有和豪華而眼花緣亂，而且也為其宗教儀式上大肆屠殺一排排獻祭用的人而毛骨悚然。西班牙人不久便認識到，金字塔是人們獻祭用的祭壇；而就在這些到處可見的、用於宗教儀式的金字塔的頂端，獻祭用的人遭到屠殺。祭禮在中美洲很普通，但沒有一個地方象阿茲特克人那樣，實行着魔似的大屠殺。實際上，阿茲特克人的侵略目的就是去捕捉俘虜，用以獻祭，以及去迫使仆從國向其首都納貢。

阿茲特克人認為，第—個目的比第二個目的更重要，因為祭司告誡他們，世界經常處在被洪水淹沒、尤其處在太陽熄滅的危險之中。因此，需要用人來獻祭，以撫慰天上的神靈。但這一做法使阿茲特克人陷入一個真正的惡性循環之中：為防止普遍的災難，需用人來獻祭，而獻祭用的人只有通過戰爭才能得到；只有用人獻祭才能進行成功的戰爭，但轉過來只有通過戰爭才能得到獻祭用的人。貝爾納·迪亞斯是這一惡性循環的最終結果的見證人：

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鎮區"索科特蘭"中位於廟宇附近的那塊地方。這裡十分整齊地堆放著許多人的頭顱——可以肯定有10萬多個，我再重複一遍，10萬多個。同樣，在這個廣場的另一角落，你還能看到整齊地堆放著許多殘存的人的屍骨，這些屍骨是數不清的。除此之外，還有許多人頭懸吊在兩旁的柱子上。……在這個國家內地的任何鎮區，我們都能看到同樣可怕的情景。……

最後談談秘魯的印加人。應該指出，"印加"是其君主的稱號，因此，雖然習慣上稱印加人為印加印第安人，但嚴格地說，這樣稱呼是不正確的。實際上，他們是擅于飼養美洲駝和種植馬鈴薯、操克丘亞語、屬於克丘亞種族的許多部落中的一個。12世紀，他們在庫斯科谷地定居下來，不久便統治了這個地區。在早期階段，他們的戰爭首領逐漸建立起一個王朝，而他們的部落成員則成為其他部落中的貴族。世襲王朝和貴族階層相結合——這在美洲大陸是獨一無二的——構成了建立帝國的有效工具。由於一代一代印加即國家首領的傑出才能，這一點尤其符合實際。印加唯一合法的妻子是他自己的親姐妹，因此，每個印加都是兄弟姊妹通婚所生育的後代。這種近親繁殖大約持續了八代；而最早的祖先一定非常強健，因為正如西班牙人所看到的那樣，王子們都是些英俊、精力旺盛的人。

印加人從座落在秘魯高原上的帝國首都庫斯科城向外派出軍隊和使節，向西到沿海地區，向南和向北沿大山谷前進。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前，他們已將版圖從厄瓜多爾擴大到智利中部，南北長約2500英里。這樣，他們統治的領土比阿茲特克人的領土大得多，而且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帝國。

這一帝國在地理上由完整的道路系統緊緊地連接成一體；這一道路系統包括用蘆薈藤編織成的索橋和用有浮力的蘆葦製成的浮橋，其中有幾百英里道路至今仍可通行。大面積的灌溉系統同樣很重要，它使印加帝國成為繁榮昌盛的農業國；其中部分灌溉系統至今仍在使用。當時的通訊靠由驛站和信差組成的綜合系統維持；信差迅速地將信件送往全國各地。

複雜的朝廷儀式和基于太陽崇拜的國教，進一步促進了帝國的統一；這一宗教認為"印加"是太陽的後裔，在太陽禮拜中，他起着重要的作用。帝國統治的其他方法還包括：土地、礦藏和牲畜歸國家所有；為了稅收和軍事上的目的，編製詳細的人口調查表；廢黜世襲的地方首領；為同化被征服的民族，強迫居民在新地區定居；在國家的主持下，舉行集體婚禮。毫不奇怪，印加帝國被認為是有史以來世界上最成功的極權主義國家之一。

四、結論

美洲印第安人的這些成就雖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但事實仍然是，僅一小撮西班牙冒險者便能輕易推翻和徹底消滅美洲大陸的這三大文明。墨西哥和阿茲特克帝國各自至少有人口300萬，有些人估計，它們的人口多達這個數字的五倍，這是一個至今仍未解決、爭論不休的問題。西班牙單方面取勝的原因，最終應歸於美洲大陸的與世隔絶。應該指出，這種與世隔絶和非洲的情況一樣，既是外部的，又是內部的。這就是說，不僅美洲清印第安文明同其他大陸諸文明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促進被切斷，而且諸印第安文明彼此之間也很隔絶。
"關於秘魯和中美洲的相互關係，"一位考古學家說，"從形成時期[約公元前1000年]到西班牙人入侵這段漫長的時期內，沒有一件實物或一篇記錄足以證明這些地區之間確實存在着影響和接觸。……"換句話說，在2500年中，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可證明中美洲和秘魯諸文明之間存在着相互影響。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在這幾千年中，歐亞大陸各地區以及撒哈拉按漠以南非洲正處于頻繁的、成果纍纍的接觸之中（後者在程度上要低一些）。因此，最終結果是，美洲印第安人——甚至是安第斯山脈和中美洲地區的印第安人——遠遠落後於歐亞人，尤其是落後於技術發展格外早的歐洲人。到1500年時，美洲大陸剛進入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早在約公元前2500年就已達到的文明階段。

當西班牙人入侵美洲、雙方發生對抗時，這究竟意味着什麼呢？首先，它意味着：印第安人發現自己在經濟上和技術上都遠遠落後於侵略者所代表的文明。印第安人高度發展的藝術、科學和宗教，不應掩飾他們在物質領域極為落後這樣一個事實。這種懸殊差別在中美洲最為明顯，而在安第斯山脈地區也普遍存在。農業上，印第安人雖在培植植物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但在實際生產中卻很少生效。他們的耕作技術從未超過養活全體居民這一最低限度，而他們的人口很少達到東半球的人口的密度。他們的工具僅用石頭、木頭或骨頭製成。印第安人不會冶煉礦石，儘管他們也使用金屬，但几乎只用於裝飾目的。他們所製造的船隻有獨木舟和遠洋木筏。至于陸上運輸工具，印第安人還沒有利用輪子；他們雖已知道輪子，但只是用作玩具。除美洲駝和羊駝外，人的背是唯一的運輸工具；美洲駝和羊駝雖用於安第斯山脈地區，但不能運載重物。

這一技術落後的直接意義不應誇大。印第安人用長矛和弓箭對付西班牙人的馬和槍，顯然處于極為不利的境地。但在經歷了最初的打擊之後，印第安人漸漸習慣了火器和騎兵。此外，西班牙人不久便發現，印第安人的武器非常鋒利耐用。他們開始更加喜歡印第安人的棉製盔甲，而不喜歡自己的盔甲。一位征服者敘述道：阿茲特克人有……兩座軍火庫，裡面裝滿了各種武器，其中許多武器用黃金和寶石子以裝飾。這些武器包括不同規格的盾牌、軍刀和一種大砍刀。這種大刀需用雙手揮動，刀刃用燧石磨製而成，因此，極其鋒利，比我們西班牙人的劍更易於砍殺。此外，長矛也比我們的長，全長一噚，一端裝有尖頭，也是用幾種鋒利的燧石製成的。這種長矛非常鋒利堅硬，能利穿最堅固的盾牌，刺殺起來象剃刀一樣便利；墨西哥人甚至用這種石頭刮臉。另外，還有極好的弓箭、單頭和雙頭長槍、專門用於發射的皮條，以及為他們特製的圓石投石器和一種大盾牌。這種盾牌結構非常精巧，不用時可以捲起來，只是在戰場上才展開，能從頭到腳將整個身體遮蓋住。

這說明，除技術上的懸殊差別外，促使西班牙人獲勝的還有另外一些因素。一個因素是，印第安各民族之間缺乏團結。在墨西哥和秘魯，西班牙人能利用對庫斯科和特諾奇蒂特蘭的暴虐統治不滿的附屬部落。印第安人還被過于嚴格的統治所削弱。他們的頭腦裡被灌輸了絶對執行命令的思想，並對此習以為常，因此，當其首領被推翻後，他們不能自己組織起來進行抵抗。

這種服從思想回家教的禁錮而進一步加劇。墨西哥的科爾特斯和秘魯的皮薩羅最初都被當地人認為是返回大地、實現古老的預言的神。庫斯科的阿塔瓦爾帕和特諾奇蒂特蘭的孟特祖瑪之所以會出現自取滅亡的動搖，原因就在於此。對阿塔瓦爾帕來說，西班牙人就是造物神維拉科查及其追隨者。為此，這位統治者溫順地等待着皮薩羅的到來；皮薩羅和其手下的180人迅速控制了這個龐大的帝國。同樣，對孟特祖瑪來說，科爾特斯就是神靈魁扎爾科亞特爾；他正返回大地，要求他的合法王位。因此，這位統治者也無精打采地恭候着西班牙人在其首都安營紮寨。

阿茲特克人的戰爭觀念同樣使他們蒙受災難。他們認為，戰爭是短期的，是為宗教儀式儘力；而發動戰爭的主要目的是捕捉俘虜，用俘虜的心祭神。因此，他們發動的戰役常常是出於禮儀的爭奪；戰爭中，以最低限度的混亂和破壞捕捉俘虜。這種軍事傳統顯然是一大障礙，因為西班牙人—心想獲勝，而阿茲特克人只想捕捉俘虜。

如果說美洲大陸各大文明缺乏抵抗歐洲人的力量和內聚力的話，那麼，發展程度較低的食物採集文化和中級農業文化地區就更是如此。正因為它們發展程度低，其人口也就較少，不過各種估計大相逕庭。以歷來較低的數字為例，印加帝國有人口300萬，而南美洲其他地區僅有人口約100萬。同樣，居住在格蘭德河以南地區的人口有300萬，而居住在格蘭德河以北地區的人口僅100萬。當歐洲人到來時，那些發展較差的地區的美洲印第安人簡直沒有足夠的人力守衛他們的家園。而首批探險者傳給他們的疾病，更加深了印第安人的這一弱點；他們由於缺乏免疫力而大批死於流行病。因此，早期殖民者常常發現被遺棄的田地和無人居住的村落。於是，他們便接管過來。

後來，當大批移民開始從歐洲移居美洲時，印第安人被絶望地擊潰了。最早到來的是商人。他們几乎未遭到任何競爭和抵抗便遍及整個美洲大陸；因為美洲不象非洲，沒有與之抗衡的土著商人階層。其次是移民。他們被宜人的氣候和肥沃的土地所吸引，源源不斷地來到這裡，淹沒了不幸的印第安人。當印第安人在絶望中偶然拿起武器時，由於他們缺乏團結和基本的人力、物力資源，因此注定要失敗。於是，這種不相等的爭奪很快便告結束；獲勝的白人佔有上等土地，印第安人被趕進居留地或新主人不感興趣的、不大吸引人的地區。

很明顯，美洲的力量對比完全不同於非洲的力量對比。地理條件，人口較少，經濟、政治和社會組織的發展水平較低，所有這些都對印第安人不利，使歐洲人能佔領南北美洲；而這時在非洲，歐洲人僅在沿海地區佔有幾個不穩定的小立足點。亞當·史密稱印第安人為與非洲黑人不同的"可憐、孤弱的美洲人，"是完全有道理的。

五、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是世界上最與世隔絶的大陸，其與世隔絶的程度比南美洲南端和非洲南端的與世隔絶更加嚴重。這一與世隔絶使古代的生命類型得以倖存到現代，其中包括諸如桉樹屬的植物和諸如單孔目動物和有袋目動物的哺乳動物。在澳大利亞，古人類型也倖存下來；18世紀後期，當首批英國移民來到這裡時，他們仍處于舊石器階段。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情況一樣，土著居民最早到達澳大利亞的日期尚未確定。考古發掘漸漸將這一日期向後推。最新發現表明，土著居民到達這裡的日期至少在31000年以前。當時，澳大利亞與印度尼西亞群島之間僅由狹窄的海峽隔開，有三個不同的種族集團渡海來到這裡。這三個種族在今天的土著居民中仍可辨別出來。其中大多數屬於身材細長、四肢較長的民族，他們皮膚棕色，身上沒什麼毛，頭髮、鬍鬚捲曲如波。他們之所以大批生存下來，是因為他們居住在對白人沒什麼用處的沙漠地區。在氣候涼爽、土地肥沃的東南角，生存着一個人數不多、完全不同的土著民族。他們身材粗壯，皮膚淺棕色，身上多毛，鬍鬚濃密。而沿東北海岸，在澳大利亞唯一稠密的熱帶雨林地區，居住着第三個種族集團。他們是黑人民族的一支，身材瘦小，鬈髮蓬鬆，皮膚黝黑。
這些民族的文化並不相同。最先進的是居住在東南部的民族的文化這裡雨水充足，適合長期居住。但整個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由於完全與世隔絶，仍處于舊石器時代的食物採集階段。他們的停滯不前，在技術和政治組織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除為了裝飾外，他們一般不穿衣服。他們的住房，在乾燥地區由簡單的露天防風林組成，而在潮濕地區，則是低矮圓頂的小棚，這種小棚由任何可得到的材料拼湊而成。他們的主要武器是梭鏢、梭鏢發射器和飛鏢，所有這些都是用木頭製成的。他們不知道製造陶器，所使用的器皿只有少數編織的包和籃子，以及偶然用樹皮或木頭製成的碗。作為食物採集者和狩獵者，他們技藝高超，非常機靈。他們以範圍廣泛的植物及動物為食，熟悉這些食物的種類、習慣和特性，並竭盡全力地維持他們賴以生存的植物和動物的繁殖率。但土著居民不是食物生產者，他們保證充足的食物供應的方法是舉行宗教儀式，而不是耕種。其中典型的儀式是：在希望增加獵物和植物的地方，將血和土混在一起。

澳大利亞的政治織織几乎與技術同樣落後。象大多數處于食物採集階段的民族一樣，土著居民通常以群體和家族集團的形式生活、居住在一起，並轉徙于一定的地區。他們沒有真正的部落，只有以不同的語言和文化為標誌的區域劃分。因此，他們沒有酋長、朝廷或其他正式的政府機構。不過，這些土著居民具有非常複雜的社會組織和禮儀生活。獲得獵物的獵人，或採集一天歸來的婦女，要按嚴格規定，將其所獲分給本家族所有成員。在昆士蘭北部的土著中，當一個人打噴嚏時，所有聽到的人都要用手拍打自己的身體，拍打的具體位置隨他們同打噴嚏者的確切關係的不同而不同。

澳大利亞社會這些非物質方面的情況是如此複雜，以致對專門研究原始風俗的學者來說成為一件樂事。但這些事物的過早發展，在18世紀後期歐洲人來到澳大利亞時，對土著居民几乎沒有什麼幫助。如果說具有繁榮的文明和廣泛的農業社會的美洲印第安人無法抵抗白人的話，那麼，處于舊石器時代的澳大利亞人顯然也同樣如此。他們的人數極少，在歐洲人來到時總共約30萬。這意味着在有利的沿海或大河流域地區，每平方英里只有一、兩個人，而在乾旱的內地．每30到40平方英里才一個。除人數少這一弱點外，土著居民還缺乏進行有效的抵抗所必需的武器和組織。與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不同，他們不大想獲得和使用白人的"火棍"。因此，大批不幸的土著居民慘遭英國移民的屠殺；在這些移民中，有許多人是從擁擠的監獄用船運往此地的違法的囚犯。疾病、酒精中毒、肆意屠殺和大批沒收土地，使土著的人口下降，減少到今天的45000人，外加同異族通婚所生育的80000混血兒。1853年，一位維多利亞的移民在下面這段典型詳述中，暗示了澳大利亞人所受的待遇："澳大利亞土著民族同莫希坎人和其他許多已知的部落一樣，彷彿是天意注定要他們在文明進步面前從其本上消失。"

更悲慘的是大約2500名塔斯馬尼亞人的命運，巴斯海峽將他們同澳大利亞隔開，澳大利亞土著所缺乏的東西，塔斯馬尼亞人也缺乏，而且情況更加嚴重。他們沒有梭鏢發射器、飛鏢、漁網和其他所有捕魚的工具。英國向塔斯馬尼亞島運送了最殘酷的罪犯。1803年，這些罪犯登陸之後，象獵殺動物一樣大肆屠殺當地人。幾十年內絶大多數人被消滅。最後的一個男子死於1869年，最後的一個女子死於1876年。這位女子名叫特魯格尼尼，生於1803年，即白人入侵塔斯馬尼亞島的第一年；因此，她的一生跨越了其民族被滅絶的整個時期。她懇求不要解剖她的屍體，但連這一可憐的請求也得不到滿足，她的骨骼被陳列在霍巴特博物館。這是一個恰當地展現這一民族命運的紀念館；而塔斯馬尼亞人之所以毀滅，是因為他們恰好居住在地球上難以接近、未受到促進的地區。一位名叫雪弗倫德·托馬斯·阿特金的人，目擊了當地人的滅絶，從而推斷出某些不僅與塔斯馬尼亞島有關，而且也與所有這類地區——在那裡，歐洲人遇到了物質技術發展受阻礙的民族——有關的結論：

的確，從所歸納的大量事實來看，這似乎是天國裡一條普遍性的法則：當以漁獵為生、靠地上野草、塊根和果實過活的野蠻部落同以畜牧業、農業和商業為正業的文明種族發生衝突時，野蠻部落在文明種族進步的面前消失了……。

第二十章

歐洲擴張前夕的世界

……一場西方藉以發跡的技術革命戰勝了當時所有其他文明，並強行將它們聯合成一個差不多是世界範圍的社會。革命的西方人的發明是以"海洋"代替"草原"，作為全世界交往的主要媒介。西方首先以帆船，然後通過輪船利用海洋，統一了整個有人居住以及可以居住的世界，其中包括美洲大陸。

A·J·湯因比

中世紀500到1500年的1000年中，全球的勢力均衡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開始時，西方是歐亞核心區的一個多騷亂的前哨基地，因帝國的崩潰和一再發生的侵略而遭到毀壞。遲至12世紀時，英國編年史家馬姆斯伯裡的威廉還表達了這樣一種孤獨感和不安全感：
世界的劃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三大部分中，我們的敵人將其中一部分——亞洲占為他們的世襲家園；我們的祖先認為它等於其他兩部分之和是正確的。從前，我們的宗教就是在這裡伸展出它的分枝，所有的使徒除兩人外也都在這裡死去。但現在，這些地區若還有基督徒活着的話；他們是靠土地勉強維生，並向其故人納貢；他們在默默地期待着我們帶給他們已失去的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們的敵人用武力佔領了它200多年，這對基督教世界威脅更大，因為非洲人從前曾供養過這些最傲慢的、精靈般的人們；他們的所作所為將使這一停滯不前的時代象拉丁語生存得那麼長久地不受基督教《聖經》的影響。第三部分是世界剩餘的地區——歐洲。我們基督徒僅居住在歐洲的一部分地區裡，因為，誰願將基督徒的名聲給予那些居住在遙遠的海島上、象鯨魚似的在冰海中謀生的野蠻人呢？世界的這一小部分雖屬於我們，但也被迫接受了好戰的突厥人和薩拉森人：他們已佔據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島達300年之久，並期望着吞沒其他地區。

但那時，潮流已開始轉變。西方正在開發內部資源，發揮內在活力；這首先在長期、成功地反穆斯林和異教徒的十字軍東侵中表現出來，後來又在對世界各地的海外擴張中表現出來。對比之下，明朝的中國正撤回到與世隔絶的境地；而奧斯曼土耳其人則在從印度洋驅逐葡萄牙人毫無成效之後，屈從地斷定："上帝賜給我們的是陸地，海洋則是賜給基督教徒的。"同樣說明問題的是下面這一事實：莫臥兒帝國的創建者巴布爾在其著名的《自傳》中，從未提到過葡萄牙人；莫臥兒海軍也未曾試圖恢復穆斯林在印度洋上的優勢。這樣，世界的海洋空蕩蕩地留給了西方人，他們迅速利用了這一大好機會。世界事務的重要性在1625年一位奧斯曼帝國的觀察家的下述評論中清楚地表示出來：

現在，歐洲人已開始瞭解整個世界；他們將船隻派往各地，控制各重要港口。以前，印度、信德和中國的貨物常常運到蘇伊士，再由穆斯林發往世界各地。但現在，這些貨物卻被裝上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的船隻，運到了弗朗吉斯頓，再從那裡運往世界各地。他們將自己所不需要的東西運往伊斯坦布爾和其他伊斯蘭教國家，以五倍的價格出售，從中牟取暴利。因此，在伊斯蘭教國家，黃金和白銀變得越來越少。奧斯曼帝國必須控制也門沿岸地區和從那裡經過的貿易；否則，不久以後，歐洲人將統治諸伊斯蘭教國家。

如果將這一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同早500年馬姆斯伯裡的威廉的分析作一比較，世界結構的根本變化將顯得十分明顯。確實，這一變化是如此根本，以致它標志著西方占優勢的近代的到來。

前古典時期和中世紀時期都是以遊牧民的陸上侵略為開端的；這些遊牧民利用其優越的機動性，趁帝國衰弱之際，闖進文明中心。對比之下，近代是以西方人的海上侵略拉開序幕的；西方人以同樣的機動性在世界的海洋上活動，併進而無阻礙地開始全球規模的活動。

除公認的海上優勢外，西方人還擁有更為重要的、全面的技術優勢——這一優勢在以後幾個世紀中穩步增長。因而，16世紀時，歐洲人憑藉航海帆船和海上大炮，享有象鐵製武器化于銅製武器那樣的優勢，而到19世紀時，他們的輪船、製造工業和機槍，又使他們擁有如同農民優於獵人那樣的更加有利的優勢。因此，猶如班圖人取代布須曼人、蒙古人取代阿依努人那樣，歐洲人無情地建立了他們的全球霸權。在這過程中，歐洲人首次使各大陸相互間發生直接交往，從而結束了世界歷史中的歐亞大陸地區性的階段，開始了全球性的階段。

地圖

人類在整個歷史上的活動範圍是由技術發展的水平決定的。技術愈原始，活動的範圍愈有限；相反，技術愈先進，活動的範圍愈廣闊。因而，，據有原始的卵石工具、缺衣少穿的更新世靈長類動物的活動範圍僅限于溫暖的非洲大草原；持有良好工具、穿有衣服並能支配火的直立行走人將他們的活動範圍擴展到歐亞大陸的溫帶；而擁有更複雜的技術的人類則將活動範圍進一步推進到歐亞北部、美洲和澳大利亞。
技術進步不僅使活動範圍擴大，而且還導致人口增長。技術愈先進，對自然環境的開發就愈有效，因而，能在一定地區內生存的人口也就愈多。

人口爆炸自然僅限于那些參加技術革命的種族。因而，有些種族人口增長，上升到現在所居的統治地位，還有一些種族人口減少，淪于湮沒無聞的境地。

隨着農業革命的到來，人口增長方面的懸殊差別不僅使一些種族興旺、另一些種族衰落，而且還引起從事農業者的增長和狩獵者的減少。擁有較先進技術的農業者的人數遠遠超過狩獵者。

農業革命使文明的出現成為可能。文明最初僅出現在最適于農業生產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地區。因而，早期的文明如圖6"公元前3500－1500年的歐亞古代文明"所示，是汪洋大海般的野蠻狀態中的幾個小島。公元前二千紀期間，操印歐語和閃語的遊牧部落的入侵制服了這些古代文明，從而為繼其而起的古典文明掃清了場地。

這些古典文明區和帝國包括的不是與世隔絶的大河流域區，而是一個個完整的地區。例如歐洲、印度和中國的諸地區性帝國的發展情況。這些地區性帝國一起構成了歐亞核心區，即一長條由諸文明區和諸帝國組成的連續的橫貫歐亞大陸的地帶。

古典文明同古代文明一樣，在許多情況下為新的歐亞範圍的入侵浪潮所推翻。在歐亞大部分地區，一個個帝國組織最後被重新建立，並得到鞏固，但是在西方，短命的加洛林帝國由於穆斯林、馬扎爾人和維金人的新的入侵浪潮而被推翻。還有另外兩次大的入侵浪潮也深深地影響了中世紀時的歐亞大陸，這就是始於7世紀的伊斯蘭教的入侵和13世紀的蒙古人的入侵。

這些入侵雖然開始時具有破壞性，但確也起了聯結的作用，創立了一個比在古典時期時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歐亞核心地。這一新的中世紀核心區已有商路網和周游範圍廣闊的旅行者。

中世紀後期，西歐不再實行自衛，轉而採取攻勢。這一擴張主義是技術進步、經濟發展、人口激增和宗教好戰諸因素相結合的產物。其結果是出現了接二連三的十字軍東侵，促成東侵的有宗教方面的考慮，也有世俗方面的考慮；東侵向四面八方展開。

由於西歐在全球探險中起着領先的作用，所以人們常常忽略15世紀初期中國人進行的一系列探險活動。這一系列探險活動比起同時期西歐的探險活動，要雄心勃勃且範圍廣闊得多。

與中國人和葡萄牙人在航海方面的差別同樣驚人的是，東歐的拜占廷人和俄羅斯人有着迥然不同的命運。拜占廷帝國在查士丁尼一世的統治下曾地括整個地中海流域，但在以後數世紀裡，疆域不斷縮小，只是個別時期裡恢復過原狀；到15世紀時，僅剩兩個很小的立足點，一個在伯羅奔尼撒半島，另一個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北面，情況正好相反，俄羅斯人正在俄國的領導下四處掠取土地。

在這同時，與歐亞大陸類似的發展正在非歐亞世界展開，只是其速度比較慢。農業和冶鐵技術傳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後，促進了當地經濟、商業的發展和帝國的建立。在美洲，農業是獨自發展起來的，而且非常成功，因為那裡馴化、栽培了大量的植物。但是，由於美洲與世隔絶，冶鐵技術從未象它從歐亞大陸傳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那樣，到達過美洲。不過，繁盛的農業為建立可與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帝國相比的國家，提供了基礎。

作為上述所描繪的歷史發展的結果是，到1500年，也就是歐洲人開始海外擴張、第一次使所有地區相互發生直接交往之時，世界各地區已達到各種不同的發展水平。發展水平的不同具有根本的歷史重要性，因為它決定了歐洲人在以後數世紀裡進行擴張的路線和速度。海外地區的發展愈遲緩，歐洲人的侵入就愈迅速、愈具有壓倒之勢；相反地，海外地區愈先進，他們對歐洲人的抵抗則愈有效、愈持久。

後記

本書作者L.S．斯塔夫裡阿諾斯（L．s．stavrianos）是美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1913年生於加拿大溫哥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在克拉克大學獲文科碩士學位和哲學博士學位；現在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歷史教授、西北大學的榮譽教授和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斯塔夫裡阿諾斯博士曾因傑出的學術成就而榮獲古根海姆獎、福特天賦獎和洛克菲勒基金獎。他的著作甚多，主要有《1815－1914年的巴爾于各國》、《巴爾幹聯盟：現代巴爾幹統一運動史》、《1453年以來的巴爾幹各國》、《現代人的史詩》、《人類的全球史》、《希臘：美國的困境和機會》、《奧斯曼帝國：它是歐洲的病人嗎？》、《即將來到的黑暗時代的前途》、《全球歷史：人類的過去和現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充分發展》等。

本書是作者近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分為《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來的世界》兩冊。由於作者在本書中採用全新的史學觀點和方法，即將整個世界看作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的統一體，從全球的角度而不是從某一國家或某一地區的角度來考察世界各地區人類文明的產生和發展，把研究重點放在對人類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的諸歷史運動、諸歷史事件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聯和相互影響上，努力反映局部與整體的對抗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所以，本書一經問世，立即被譯成多種文字，流傳甚廣，影響很大。

本書原文厚達一千餘頁，上起人類的起源，下迄本世紀70年代多極世界相待時期，上下數十萬年，一氣呵成。本書材料新，範圍廣，除了政治、經濟外，還涉及軍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學技術、人口、移民、種族關係、道德風尚、思想意識等各個方面。本書吸收了近二十年來肚界歷史學研究諸領域的新成就，並以較大篇幅敘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歷史，故全書讀來頗覺新穎爽朗，有強烈的現實感。從文字內容來看，作者對龐雜的史料取捨恰當，對各種歷史事件着筆簡要，邊敘邊議，文字生動；從編寫技巧來看，每章前冠以簡明提要，承上啟下，便于掌握線索，每章末附有選讀書目，便于進一步研究（全書各章後所附選讀書目，我們沒有翻譯，仍以原文排印，以方便讀者查閲和研究），全書條理清晰，結構完整，可與一部小型的世界史百科全書相媲美。

本書的譯校和出版，得到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張廣勇同志的具體關心和大力幫助。他還為這一中譯本撰寫了導言，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書是分頭譯出的。前十章和地圖部分為吳象嬰所譯，餘下的後半部分和插圖說明為梁赤民所譯。第十一章前四節曾由許企平初澤，在此謹致謝意。

由於我們水平有限，譯文難免有舛誤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譯者

1987年7月29日于北京

1500年後的世界

中文版前言

當然，我很高興，也很滿意我的《全球通史》能與中國讀者見面。不過，我也感到有點不安，因為我擔心中國讀者在閲讀時將不會給予足夠的批評。人們閲讀任何東西都應提出批評，這是因為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沒有任何東西能作為純真理或完整的模式而被人接受的時代。

環顧20世紀後期的世界，我們將意到一個陷入重重困境之中的世界，看到一個一切都被弄得亂七八糟、一切都在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世界。不僅一個國家、一種社會制度如此，全球如此，不發達的第三世界、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世界和發達的資本主義第一世界也是如此。如今，這三個世界都在轉動着它們的車輪。

由於不發達的第三世界日益落後，因此，儘管在"聯合國發展的幾十年"期間，我們作了種種努力，但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正在加大。聯合國那幾十年的發展失敗慘重。以致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今天的處境比它們過去作為殖民地時更加惡化，因而，它們現在進入的不是"發展的幾十年"，而是"生存的幾十年"。

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世界同樣面臨着種種嚴重的問題。1961年，尼基塔·赫魯曉夫曾誇口說，到1980年，蘇聯的工業生產將超過美國。但事實恰恰相反。蘇聯在當今新的尖端技術方面，並不是一位領導者，而是一位追隨者。所以，它的工業產量已越來越落後於美國，實際上也落後於日本；蘇聯不但沒能趕上美國，而且落到了日本的後面。因此，蘇聯現在在全球工業等級中名列第三。今天，我們之所以聽到持不同政見者安德列·薩哈洛夫以及領袖人物米哈爾·戈巴契夫作出這樣的宣佈：根本的問題在於蘇聯的社會和實際做法需要徹底檢查，原因就在於此。

在富有想力的美國，我們發現太陽並不明亮，人民也並非幸福。相反，今日的美國也是一個動盪不安的國家，許多嚴重的問題日益加深。在過去的幾年中，它已從世界上第一債權國下降為第一債務國。工人失業，農民失去農場。美國報紙上儘是這樣的報道：無家可歸的人們露宿街頭；營養不良和饑餓的現象不斷增長、遍及全國；酒精中毒、吸毒成癮、少女懷孕和青少年自殺的比率與日俱增。

19世紀，整個世界接受了一種社會模式，那就是西方的資本主義。如今，再也不存在什麼世界性的社會模式，因為所有社會都處在深深的危機之中。當然，我們可以從國外學習某些獨特的技術，但就總的社會模式而論，卻沒有一個可鑒用。或許，我們應該記住毛主席的勸告：我們能從反面經驗中學到某些東西。的確，全世界有許多值得我們觀察、考慮、並可以從中得益的反面經驗。每塊大陸、每個地區的各個民族都有各自獨特的問題，他們有責任拿出自己獨特的解決辦法。這就是當今世界所做的社會實驗和社會改革比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多的原因。

我認為這是一種健康的、有前途的趨勢。人類過去歷史中的許多災難都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社會的變化，色是遠遠落後於技術的變化。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人們十分自然地歡迎和採納那些能提高生產率和生活水平的新技術；但是，人們卻拒絶接受新技術所必需的社會變化，因為採納新思想、新制度和新做法總是令人不快的。今天，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人民已發覺自己陷入困境，當今技術革命與技術革命所需要的相應的社會革命之間的時間滯差是造成這一困境的一個根本原因。

例如，由於現代技術的發展，世界目前生產的食物多於它的需求。如果林這些食物平均分配，我們將擁有一個人民過于肥胖的世界，但是，這些食物並沒有平均分配。由於我們拒絶接受社會的變化，每個民族中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差距，全世界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變得越來越大。因此，在我們的時代，古老的生產率問題首次得到解決之後，營養不良和忍饑挨餓的人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同樣，科學家警告我們，現代核武器以核冬天即人類自取滅亡的危險威脅着人類。然而，所有的國家都在繼續裝備自己，繼續備戰，彷彿我們不是在用氫彈、太空武器和毒氣，而是在用長矛和弓箭打仗一樣。上述例子說明，技術革命和社會革命之間的時間滯差多麼嚴重，多麼可怕。

愛伯特·愛因斯坦既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又是一位偉大的預言家。廣島、長崎事件發生後，他立即警告我們："原子彈的殺傷力已改變除我們的思想方法以外的一切，這樣，我們會逐漸陷入空前的大災難之中。"不幸的是，愛因斯坦告誡我們所要避免的向大災難的陷入一直持續到現在。我們有責任使人們警覺並認真考慮愛因斯坦對我們的警告。人類的前途取決於人們的覺悟程度；我希望，我的書能對人們的覺悟有所貢獻。

L·S·斯塔夫裡阿諾斯

序言

見是序言，就應該寫得簡明扼要；然而，本序言應是一個宇宙容器、一艘飛船，它將載讀者登上月球，使他能觀察到地球全貌，就象本序言之後的篇章使讀者瞭解到地球上諸重大事件那樣。

研究歷史的全球性方法並不是一種新方法。實際上，它表示啟蒙時代的編史傳統又得到恢復；在啟蒙時代，對世界歷史的意法如同當時所要求的那樣，是與關於進步的流行觀點相適應的。在啟蒙時代之前，西方歷史學家由於需要使所有已知的歷史事件符合于僵硬的《聖經》框架，受到了束縛。他們習慣將過去劃分成與《但以理書》中所預言的亞達、波斯、希臘和羅馬這四大世界帝國相對應的幾個歷史時期。但是，到17世紀後期，這一傳統的劃分面對有關中國和印度的新的歷史資料而愈益顯得不適當。首先明確打破這種世界史編纂舊模式的是伏爾泰的《論各國習俗和精神》（1752年）和多卷本的《世界史》（1736—1765年）；這兩部書不僅論述了《聖經》中古代的幾個傳統地區，也論述了中國、印度和美洲。

但是，到18世紀末，對全球歷史的興趣開始漸漸消失。而更科學的歷史觀念的產生，確立了資料須真實可靠的標準，這類標準是那時在論述除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時所沒有的。歷史編纂視野狹隘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也許是由於好戰的民族國家的興起，它推動了民族國家歷史而不是先前的世界歷史的編纂。這種侷限於民族國家歷史的歷史編纂至少一直盛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盛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不過，在過去數十年裡，對世界歷史的興趣又開始恢復。歷史研究的不斷進步現已大大擴大了可靠資料的范回，而兩次世界大戰和科學技術革命的影響，隨着通訊聯絡的飛快進步，迫使人們普遍承認"一個世界"的事實。表明這一新的歷史編纂趨向的是H．G.韋爾斯的《世界史綱》（1919年）、拉爾夫·特納的《偉大的文化傳統》（1941年）、威廉·H·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人類社會史》（1963年）以及當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歷史雜誌》和《人類史》。

這種新的興趣之所以迄今對課堂教學未產生什麼影響，顯然是由於對世界歷史的教學法是否切實可行這一點存有疑慮。倘若按通常的看法，認為世界歷史是世界上所有國家或所有文明的歷史的總和，那麼上述疑慮是完全有道理的。當然，這種看法是十分荒謬的。就歐洲近代史課程而言，它畢竟不是依次講述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家、巴爾幹半島和波羅的海諸國家的歷史。更確切地說，它雖然要講述諸主要國家內部的基本發展，但同樣重要的是，還要探討那些曾對整個歐洲大陸有影響的力量或運動。世界近代史課程與此相同，雖然其目的是分析世界諸主要地區的基本特點和發展歷程，但同樣重要的是，還要研究那些曾對整個世界有影響的力量或運動。因而，現在的問題並不是世界歷史課程涉及的史實繁雜，而是觀察角度不同，即世界歷史課是從全球的而不是從地區或民族的角度講述歷史。

如果考察從哥倫布航海到法國大革命爆發這一近代初期階段，觀察角度不同的含義也許可得到具體說明。在歐洲歷史課中，對於近代初期階段，通常主要講述的不外乎是：16世紀的王朝衝突、新教反抗、海外擴張；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專制君主國的興起、英國革命；18世紀的王朝戰爭和殖民戰爭、啟蒙運動、開明專制君主。

世界近代史課常常保留這些傳統課題，同時還增加其他有關非歐洲地區的歷史發展的課題。最後結果是，世界歷史課負擔過重，成了一門既不是專門講述歐洲歷史又不是專門講述世界歷史的課。因此，從新開始，將這門保建立在新的、真正的全球基礎上，是十分必要的。如果這樣做了，顯而易見，西歐的崛起是近代初期階段中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發展。在15世紀末，歐洲僅僅是歐亞大陸四個文明中心之中的一個，而且，決不是最重要的一個。到18世紀末，西歐已控制了外洋航線，組織起遍及全球、可謀取暴利的貿易，並征服了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亞的廣大地區。因此，這一階段作為從1492年以前的諸地區彼此隔絶到19世紀西歐建立世界霸權的過渡時期，在世界歷史上據有突出地位。

如果以這一觀點評價近代初期階段，那麼顯而易見，有關歐洲歷史的傳統課題與世界歷史是不相干的，必須拋棄。因此，本書中取代歐洲歷史課的傳統課題並予以強調的是以下三大課題：

1．歐洲擴張的根源（為什麼進行擴張的是歐洲而不是歐亞其他文明中心）。

2．歐洲擴張前夕的儒家世界、穆斯林世界和非歐亞大陸世界（它們的基本狀況、制度及其影響歐洲擴張的性質和進程的方式）。

3．歐洲擴張的階段（伊比利亞階段，1500－1600年；荷蘭、法國、英國階段，1600—1763年；西伯利亞的俄羅斯階段）。

這一結構使這些世紀裡世界歷史的主要趨向顯得十分清楚，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這一結構不比歐洲歷史課通常所遵循的截然不同的結構更難於理解。此外，還應該指出的是，西歐在近代初期階段中的作用之所以得到強調，並不是因為本書偏向西方，而是因為從全球觀點看，這時的歐洲實際上是世界變化的動力之源。19世紀和別世紀的情況也是如此。在19世紀，世界歷史的主要特點是歐洲在全球占支配地位；在20世紀，非西方世界開始反對歐洲的霸權。事實就是，從1500年以來，西方一直是在世界事務中起變革和決定性作用的地區。因此，在近代，世界歷史以歐洲為中心，正如出於同一原因。在公元前數千年裡，以中東為中心，在中世紀的若干世紀裡，以蒙古帝國和伊斯蘭教帝國為中心一樣。為什麼本書的結構實質上以歐洲的崛起、居支配地位、衰落和勝利為基礎呢？其原因就在於此。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和本書的章節標題所反映的那樣，以歐洲為中心並不排除全球性的觀點和範圍。後兩者是富有意義且能立足的世界歷史課所必不可少的。

第一編

1500年以前諸孤立地區的世界

本篇談了兩個基本問題：為什麼研究世界史應從1500年開始？為什麼是西方人在16世紀後期和16世紀初葉作出的巨大發現和驚人探險中起了主要作用？前一問題在第一章中予以回答；後一問題是本篇餘下各章要討論的題目。

人們往往想當然地認為：只有西方人才能作出那些改變人類生活道路、開劃世界歷史新紀元的富有歷史意義的發現。這種觀點是完全沒道理的，尤其是如考慮到中東的穆斯林和東亞的中國人所具有的偉大的航海傳統的話。那麼，為什麼西方會率先從事至今仍可感到其影響的海外事業呢？第二章將分析西方社會的推動力，其後各章將考察穆斯林世界、儒家世界和非歐亞大陸世界的不同類型的社會。

第一章

導言：從地區史到全球史

綜觀世界歷史，我認識到：世界史截然不同於由所有國家的歷史合併而成的歷史。它不是一盤散沙，而是一個不斷的發展；它不會成為記憶的負擔，相反，將照亮人們的靈魂。世界史連續不斷地朝請民族均附屬於它的方向發展。雖然它將根據諸民族對人類的共同命運作出貢獻的不同時間和不同程度來講過它們的故事，但不是為了諸民族本身，而是與一個高級的系統有關，且服從于這一系統。

阿克頓勛爵

世界史若就其確切意義而言，並不是由所有各自獨立、彼此間缺乏普遍聯繫或共同目的的民族史和國家史彙集而成的，也不是由大量時常以枯燥無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事件堆積而成的。……儘管世界上諸民族或者為時間、事件所分隔，或者為高山、大海所分隔，但世界史必須將所有民族的歷史集合為一體，將它們統一成一個協調勻稱的整體，並將它們譜成一首壯麗的詩。

尼古拉·果戈理

為什麼世界歷史應從1500年開始？人類及其祖先已在地球上生存了二百多萬年。為什麼要挑選這僅占人類全部歷史的百分之一的一小片斷歷史，予以特別注意呢？
回答是，1500年以前，人類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絶的地區中。各種族集團實際上以完全與世隔絶的方式散居各地。直到1500年前後，各種族集團之間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從那時起，它們才終於聯繫在一起，無論是南非的布須曼人、有教養的中國官吏，還是原始的巴塔哥尼亞人。

因此，1500年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我們可以拿哥倫布和宇航員進行比較：前者抵達聖薩爾瓦多，打破了地區間彼此隔絶的束縛；後者登上月球，打破了行星間彼此隔絶的束縛。

實際上，嚴格的全球意義上的世界歷史直到哥倫布、達·伽馬和麥哲倫進行遠航探險時才開始。在這以前，只有各民族的相對平行的歷史，而沒有一部統一的人類歷史。如果關於人類起源的一元發生說是正確的，那麼，在人類歷史開始時，就存在一種統一性或共同的起源。但是，在舊石器時代漫長的數百萬年中，人類逐漸分散到地球表面的大部分陸地上。後來，冰期的結束使各大洋的海面升高，從而將非洲和歐洲隔開，將南北美洲和東北亞隔開，將澳大利亞和東南亞隔開——這裡僅提及幾次主要的分隔。

從此以後，人類生活在不同程度的地區孤立中。有些人淪于完全與世隔絶的境地，如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從他們最後幾次由東南亞移居澳大利亞到詹姆斯·庫克船長抵達澳大利亞，他們與外部世界沒有任何聯繫達3000多年。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居民几乎同樣與世隔絶，他們最後幾批從西伯利亞渡海至美洲的時間是在哥倫市航海之前約10，000年時。其後，雖然挪威的探險隊曾抵達北美洲的東北海岸，玻里尼西亞人可能也曾到達南美洲，但都沒有對印第安居民產生任何持久的影響。約6000年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淪于與世隔絶的境地，因為那時的撒哈拉沙漠已變得非常幹燥，成為阻止人們遷移的一個巨大障礙。不過，儘管如此，非洲黑人實際上仍與外部世界有着有限的、斷斷續續的聯繫。多半是由於這些聯繫，他們享有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亞土著居民所沒有的某些有利條件。東南亞的航海者帶來了甘藷和香蕉，中東人傳來了開礦、冶煉和鍛鐵的技術，而阿拉伯人則將其文明以及宗教從他們在北非和東非的根據地傳播給黑人。這些和另外一些進步使黑人能更有效地開發自然資源、更大量地生產食物，從而使其人口相應增長、文化水平普遍提高。

世界的其餘部分由歐洲、亞洲和北非組成。北非在整個歷史上與地中海北岸地區的聯繫比起與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聯繫要密切些。為了方便起見，這塊從摩洛哥到堪察加、從挪威到馬來亞的大陸可稱為歐亞大陸。正是歐亞大陸，構成了世界歷史的"中心地帶"。它佔有世界陸地的五分之二，囊括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是人類最早、最先進的文明的發源地。1500年以前的世界歷史實質上正如這裡所闡釋的，是歐亞大陸的歷史。只有歐亞大陸，才存在各民族、各文明之間的巨大的、持續的相互影響。雖然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和美洲印第安人生活在完全孤立的狀態中、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非洲人生活在半孤立狀態中，達數千年之久，但歐亞混血人卻相反，在這期間一直在不斷地相互交流各種技術、思想、制度和物品。

歐亞大陸內部的相互影響在1500年以前比1500年以後要小得多，因為1500年以後，各地區之間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聯繫。在1500年以前，歐亞大陸內部的相互影響因時代而異。一般說來，早期數千年裡，這種相互影響最受限制，以後，其範圍漸漸擴大、速度漸漸加快。公元前的數千年中，在尼羅河流域、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繁盛起來的諸古代文明，大部分侷限于各自範圍有限的所在地。當然，它們彼此之間也有一些交往；實際上，這些地區的文明的真正起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各種技術的傳播來說明。不過，事實仍然是，這些早期文明象沙漠中的綠洲，四周為大片大片的野蠻狀態所包圍，越過野蠻狀態而發生的交往是很有限的。

在古典文明的數世紀裡，這一格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到公元100年即古典時代臻于極盛時，羅馬帝國擴展到整個地中海地區，帕提亞帝國伸展到整個中東地區，貴霜帝國征服了印度西北部，中國漢帝國囊括了東至太平洋的所有餘下的地區。因此，這一時期的政治實體佔有的是完整的地區而不僅僅是大河流域；文明世界象一條連續不斷的帶子從蘇格蘭高地伸展到東南亞。結果，各地區間出現了種種新的、大規模的交往。在這一時期裡，各種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開始傳播到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不僅對這些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宗教影響，還產生了廣泛的政治和文化影響。這時，以希臘文化著稱的混合的希臘－中東文化也從地中海東部向四面八方傳播——傳播到西歐、北非、印度，並在一定程度上傳播到中國和日本。在這一時期裡，地區間的貿易也大大增加。貿易通過陸路和海路進行。交換的貨物有：羅馬帝國的亞麻布、銅、錫和玻璃，印度的棉織品、香料和寶石，東南亞的香料和中國的絲綢；其中，絲綢居首要地位。

後來，到中世紀時，歐亞大陸諸民族間的相互影響甚至比過去更大，因為這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跨地區的龐大帝國。632至750年間，穆斯林攻佔廣大地區，建立起一個從比利牛斯山脈到印度洋、從摩洛哥到中國邊境的大帝國。在以後數世紀裡，伊斯蘭教還進一步擴張到中亞、印度、東南亞和非洲內地。給人印象更深刻的是13世紀的蒙古帝國，它囊括朝鮮、中國、中亞的全部、俄羅斯及中東的大部分地區。

這使人們大開新的眼界，當時一些著名旅行家的業績可表明這一點；他們利用穆斯林市國和蒙古帝國境內的和平與安全，來回橫穿歐亞大陸，周游各地。西方最聞名的旅行家是威尼斯的馬可·波羅（1254—1324年）。他曾為蒙古統治者忽必烈汗效勞，任中國某城市的總督，那城市有居民百萬；當他出遊25年後返歸故里、將自己的種種奇遇告訴同胞們時，他們都驚訝不已。遊歷範圍更廣的是穆斯林伊本·拔圖塔（1304—1378年）。他從老家摩洛哥起程，去參拜聖地麥加，然後經撒馬爾罕旅行到印度；在那裡，他當過法官，也出使過中國。後來，他回到摩洛哥，又繼續旅行，先渡海北上西班牙，再泛舟南下中非，最後抵達延巴克圖。景教僧侶拉班.巴·索馬的聞名程度要低一些，他出生於北京，他的旅行是由東往西，橫穿歐亞大陸。1287年，他抵達位於美索不達米亞的蒙古朝廷，然後經君主坦丁堡前往那不勒斯、羅馬、巴黎和倫敦；途中，他曾受到法蘭西國王腓力四世和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的接見。

在歐亞大陸內部，這種一體化和相互影響的進行並不是連續不斷的。諸帝國盛衰不一，時興時亡；交通渠道的情況也是如此，有時暢通，有時阻塞。中國和西方之間的絲綢貿易曾繁榮一時，但隨着羅馬帝國和漢帝國的崩潰，衰萎成一道涓涓細流。同樣，歐洲商人由於蒙古帝國過早的四分五裂，也不能長久地步馬可·波羅的後塵。不過，事實仍舊是，在整個1500年以前的時期裡，與非歐亞世界諸分散、孤立的地區相比，歐亞大陸是一個生氣勃勃、不斷自我更新的整體。

歐亞大陸內部各地區與世隔絶的程度與世界其餘地區相比，具有根本的差別；這種差別對世界歷史來說，最為重要。著名人類學家博厄斯曾發表評論，指出這種根本差別的意義。他說：

人類的歷史證明，一個社會集團，其文化的進步往往取決於它是否有機會吸取鄰近社會集團的經驗。一個社會集團所有的種種發現可以傳給其他社會集團；彼此之間的交流愈多樣化，相互學習的機會也就愈多。大體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長期與世隔絶的部落，因而，它們不能從鄰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獲得好處。

換言之，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麼，人類取得進步的關鍵就在於各民族之間的可接近性和相互影響。只有那些最易接近、最有機會與其他民族相互影響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而那些與世隔絶、缺乏外界刺激的民族，多半停滯不前。

如果將這一假說應用於全球，那麼，所有較大集團中發展最遲緩的應是遙遠的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其次是美洲的印第安人，然後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黑人，最後是發展最不受阻礙即最先進的歐亞大陸各民族——它們相互間不斷交往，而且交往的範圍日益廣泛。當然，1500年以後，歐洲探險者所發現的文化發展程度的不同正是如此：澳大利亞土著居民仍處于舊石器時代的食物採集階段；美洲印第安人的發展水平高低不等，既有加利福尼亞的仍處于舊石器時代的部落，又有高度發展的墨西哥文明、中美洲文明和秘魯文明；非洲黑人呈現了相似的多樣性，不過其總的發展水平更高；最後，處于完全不同水平上的是歐亞大陸的非常先進、複雜的文明——中東的穆斯林文明、南亞的印度教文明和東亞的儒家文明。

如果博厄斯的假說僅應用於歐亞大陸，那麼，它將有助于說明為什麼中東會在歷史上居首位。中東正好地處三大洲之間的十字路口；實際上，有史以來的大部分時間裡，中東一直是開人類進步之先河的地區。除了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以外，農業、城市生活和文明也都發源於中東。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文明在中東發展起來的時間早在約公元前3500年前後，在印度生根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2500年前後，而在中國和西歐開始生長的時間則在最後，約公元前1500年前後——因為中國位於歐亞大陸與世隔絶的東端，西歐位於歐亞大陸與世隔絶的西端。

1500年以前，西歐几乎一直是今日所謂的不發達地區。西歐諸民族地處邊緣地帶，從那裡窺視內地，它們充分意識到自己是孤立的、脆弱的；12世紀英國編年史家威廉（馬姆斯伯裡的）說的一段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他說：

世界的劃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的三大部分中，我們的敵人將亞洲占為他們的世襲家園。亞洲乃世界之一部分；我們的祖先認為它相當於其他兩部分之和，是正確的。從前，我們的宗教就是在這裡伸展出它的分支；除兩人外所有的使徒也都是在這裡死去。但現在，亞洲一些地區如果還有基督教徒活着的話，他們是靠務農勉強維持生活，他們向自己的敵人納貢，並默默地渴望、期待着我們去幫助他們重新獲得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們的敵人已用武力佔據了它200多年；這對基督教世界是一個更大的威脅，因為非洲從前曾供養過這些猶如最有心計的精靈一般的人們，他們的所作所為將使這一停滯不前的時代象拉丁語生存得那麼長久地不受基督教《聖經》的影響。第三部分是世界剩餘的地區——歐洲。我們基督教徒僅居住在歐洲的一部分地區裡，因為，有誰願意將基督教徒的名聲給予那些住在遙遠的海島上，彷彿鯨魚似的在冰海中謀生的野蠻人呢？世界的這一小部分雖屬於我們，但現在也被迫接受了好戰的突厥人和薩拉森人：他們已佔據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島這300年之久，並期望着吞沒其他地區。

這些膽怯的、中世紀的歐洲人是多麼不同於他們那自信的、敢作敢為的後代啊！他們的後代從被圍困的半島出發，贏得對外洋航線的控制，由被圍攻者成為圍攻者，從而決定了直到現在的世界歷史的主要趨向。這一出人意外的結局提出一個根本問題：為什麼起這一重大作用的是西歐人？為什麼是他們而不是阿拉伯人或中國人將世界各大洲聯繫在一起，從而開始世界歷史的全球性階段——尤其是若考慮到他們早先對世界事務的影響僅一般而已？

第二章

西歐擴張的根源

世界與西方之間的衝突至今已持續了四、五百年。在這場衝突中，到目前為止，有重大教訓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擊，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擊——狠狠的打擊。

阿諾德·J．湯因比

中世紀後期，歐亞世界有了一個不尋常的重大發展。一方面，伊斯蘭教帝國和儒家帝國閉關自守，愈來愈僵化；另一方面，歐亞大陸西端正經歷着一場空前的、徹底的變革。西歐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几乎都在發生深遠的變化。向海外的大規模擴張就是西歐所具有的新動力的一個表現。
這一擴張給整個世界後來的歷史以極其重要的影響。它使西歐人控制了外洋航線，能夠抵達、征服南北美洲和澳大利西亞的人跡稀少的廣闊地區，並移居那裡；從而，改變了世界各種族傳統的地區分佈。最後，通過擴張，西歐財富迅速增加、力量大大加強的19世紀時，已能滲入並控制位於中東、印度和中國的古老的歐亞文明中心。

所有這一切確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的一個地區成功地控制其餘地區，以前從未有過；因之，其影響必然深遠。世界達到了新的、獨特的統一。到世界歷史上的歐亞階段結束、全球性階段開始以前，地區間的聯繫——經濟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聯繫——已經形成；這種形成最初雖頗緩慢，然是平穩的、不可阻擋的。

這些重大發展有一個似乎有悻常理的特點，即它們是由歐亞大陸上一向最不發達、最默默無聞的地區引起並完成的。中世紀末以前，西歐大部分領域都很落後。在文化上，它從外界得到的多於它所能給予的；在經濟上，某些方面也很落後，它極想求得南亞的香料和中國的絲綢，自己卻沒有什麼可用以交換；在軍事上，可以肯定地說，東方對西方的入侵遠遠多於西方對東方的入侵。

那麼，如何解釋這一出乎意料的驚人轉變呢？為什麼西歐會突然成為世界事務中的一種原動力呢？僅從任何單獨的因素或事件——如哥倫布登上美洲大陸——中，是不可能得到解釋的。11世紀時，維金人偶然發現北美洲；他們花了約一百年時間，試圖保持在那裡的拓居地，但失敗了。與此相反，哥倫布發現美洲後，歐洲各國的人步其後塵，大批地、勢不可擋地侵入南北美洲。兩次事件的結局全然不同；這表明：在11世紀至15世紀的500年中，歐洲有了某些使它要求並能夠向海外擴張的發展。這些發展的性質及其進行的方式是我們現在要探討的題目。

一、好戰的基督教世界

歐洲的擴張在某種程度上可用歐洲基督教的擴張主義來解釋。與歐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濟主義、改變異端信仰的熱情和好戰精神。從一開始起，基督教就強調四海一家，宣稱自己是世界宗教；從使徒時代到現在，積極傳教一直是基督教會的主要特點。而且，為了使異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會總是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基督教的好戰性源自猶太遊牧民所崇拜的復仇和懲罰之神。基督教作家常用戰爭作比喻，將人間世界看作上帝與撒旦交戰的戰場。因之，絲毫不奇怪：基督教首領在執行"到世界各地去，將福音傳播給每一個人"（《馬可福音》16：15）的命令時，時常採用種種強有力的方法。
基督教世界的好戰也是對東方在較早幾個時期裡頻頻入侵歐洲的一種反應。歐洲是歐亞大陸的邊遠地區，落後、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蠻的、信異教的印歐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馬扎爾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躪。因此，中世紀時居住在這一大塊邊遠地區的歐洲人東臨信異教的斯拉夫和波羅的海諸民族、南迎穆斯林阿拉伯人。歐洲人的反應是發動接二連三的十字軍東侵；其中，矛頭指向"聖地"的幾次十字軍東侵最雄心勃勃、最舉世聞名，但是，也最不成功。13世紀時，基督教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立足點相繼淪于穆斯林手中，不過，其他幾次十字軍東侵取得了較持久的成果。約1100年前後，諾曼底人將阿拉伯人逐出西西里島。伊比利亞的基督教徒進行了長達二個世紀的反穆斯林的"再征服"運動；到1250年，已收復了除侷促于半島南部一隅的格拉納達王國以外的整個半島。條頓騎士團在12和13世紀時，用利劍將基督教傳播到普魯士和波羅的海諸國家。

因此，歐洲有歷時很久的遠征傳統，海外擴張在某種意義上是這一傳統的繼續。早期的探險者及其支持者之所以要東征，部分地是出於宗教上的考慮。他們想到達印度和中國；自13世紀馬可·波羅東遊以來，歐洲人已知道那裡有一些大國。歐洲人還知道，這些國家不屬於穆斯林，所以希望它們能同基督教徒聯合起來。此外，中世紀時有關約翰牧師的傳說也在人們中間長期流傳；人們傳說，在遙遠的東方，有一塊地方的人民信仰基督教，約翰牧師是他們的強有力的統治者。因此，好幾個世紀裡，基督教首領一直嚮往能同約翰牧師建立聯繫，從東、西兩方大舉夾攻穆斯林世界。歐洲人沒有找到約翰牧師，但是，他們確在非洲和南北美洲仍然碰見了一些奇怪的新民族——這些民族還未開化、不信教，因此，是適于征服、拯救、使他們歸依的合格臣民。

促使歐洲人開始海外冒險事業的動機很多，為上帝服務和尋求黃金可能是其中最強烈的動機。達·伽馬抵達卡利庫達時，曾向當地驚訝不己的印度人解釋說，他來這裡是為了尋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樣，征服者伯納爾·迪亞斯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和他的同伴去美洲大陸，"是為了象所有男子漢都欲做到的那樣，為上帝和陛下服務、將光明帶給那些尚處于黑暗中的人們和發財致富。"北歐的新教徒之所以從事海外冒險活動，也是出於宗教上的考慮，只是程度上比起伊比利亞人稍微差一些。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為美洲的殖民地進行宣傳時這樣寫道：

他們將得到的是有關我們宗教信仰的知識，

而我們將得到的是這一地區所擁有的那種財富。

這種好戰性和努力改變異端信仰的精神顯然是歐亞其他民族所缺乏的。確實，穆斯林用刀劍征服了遼闊的地區；在這一意義上說，他們也是好戰的。但總的來說，他們對自己臣民的宗教信仰漠然置之。通常，他們更感興趣的不是自己的臣民是否信奉伊斯蘭教，而是向自己納貢了沒有。穆斯林缺乏基督教徒那種必須將異教徒的靈魂從地獄中拯救出來的壓倒一切的熱情。同樣，佛教為印度以外地區所接受，與其說是因為僧人盡心竭力地從事傳教活動，不如說是由於愛好和平的旅行者和移民使印度文化逐漸傳播開來的緣故。彿教的傳播不是倚仗武力，而是憑藉其教義和儀式的吸引力。

中國人在宗教上可能是最不教條主義的。早期去中國的基督教傳教士對他們在那裡所遇見的人們互相容忍的態度，都有着極深的印象。他們對中國人允許他們自由地傳播福音這一點，又驚又喜。1326年，佩魯賈的安德魯主教曾這樣寫道："實際上，在這幅員廣大的帝國，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個民族、每個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因為他們持有這樣一種看法，或者更確切地說，持有這樣一種錯誤觀點：人人都能夠在他自己的宗教中得到靈魂的拯救。不過，儘管如此，我們仍可自由地、毫無阻礙地傳經講道。"傑出的意大利耶穌會會上利瑪竇曾在1582至1610年間居住中國，他對中國人的不好戰、不尚侵略和宗教信仰自由也同樣大為驚異。他寫道：

現在，我們對話宗教教派的探討即將結束。中國人中真正受過教育的那些人最一致公認的見解是，這些…信仰其實可以合併為一，所有這些信仰都是可以而且應該信奉的。當然，在作如此判斷時，他們也正在使自己和其他人陷于一個令人魂不守舍的錯誤，即相信談論宗教問題的不同方式愈多，對公眾利益就愈有好處。

……如果我們停下來細想一下，這一點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個几乎可以說其疆域廣闊無邊、人口不計其數、物產多種多樣且極其豐富的王國裡，儘管他們擁有裝備精良、可輕而易舉地征服鄰近國家的陸軍和海軍，但不論國王還是他的人民，竟然都從未想到去進行一場侵略戰爭。他們完全滿足於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並不熱望着征服。在這方面，他們截然不同於歐洲人；歐洲人常常對自己的政府不滿，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東西。現在，西方諸國家似乎已被稱霸世界的念頭消磨得精疲力竭，它們甚至不能象中國人在長達數千年的時期裡所做的那樣，保持其祖先留下的遺產。

世界諸宗教改變異端信仰的熱情，有着程度上的不同；這一點至今仍顯而易見。1958年，密西西比州首府傑克遜市的衛理公會主教馬文·A·富蘭克林在論述控制宇宙的問題時也闡明了自己的立場；很難想象，這種立場是除基督教教牧人員以外的其他任何人所能採取的。他說：

假定其他某些星球上也有居住者，那麼，我們將不得不先去查明上帝是如何向這些"別的羔羊"彰顯自己，然後才能確定基督教會對他們負有什麼責任。猜想出他們對上帝的觀念如何、是否對上帝讚美得不夠、走否需要我們所知道的那種對靈魂的拯救，是件頗有吸引力的事。由此，也許會發現：基督教會必須將我們所知道的神、人相逢的經驗告訴他們，並向他們介紹能引導他們贖罪的基督的福音。不管所發現的外界狀況需要什麼，基督教會將一馬當先，非常勇敢地迎上前去。

二、新的智力水平

西歐擴張的智力背景比起其宗教背景要模糊不清得多。所謂"文藝復興時期的騷動"使個人主義和現世主義增長。神學和基督教會對現實生活的控制受到當時由個人探究得出的新的道德準則和社會準則的挑戰，並最終為後者所取代。有關人類本身的一種新概念已逐漸形成——它體現了對人類的尊嚴和創造力的一種新的信心。人類無須一心想著神對來世會作何判決，而只須發展自己生來俱有的潛力，尤其是思考能力。荷蘭的司鐸兼學者伊拉斯謨曾得意洋洋地發表了人類既非野獸又非野蠻人這一認識。他說：
現在，人之所以為人，就因為人具有理性。如果樹木或者野獸在成長，那麼真的，人當然會發展成現在這個模樣。從前的人生活在森林之中，他們的所作所為沒有法律作指導，僅僅受其自然的需求和慾望的支配，其群體內部絶無秩序可言；因此，與其將他們看成人，不如把他們當做野獸。

對人類及其能力的新的強調，顯然比早先中世紀的觀點更有助于海外擴張。另一方面，這一點很易被誇大，故需認真糾正。實際上，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並不着重科學。當時一些最主要的人物看待事物，往往是從哲學和美學的角度出發，而不是持懷疑和客觀的態度。他們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某些中世紀的思想方式。他們堅持相信和讚美那些怪誕的和令人難以置信的東西。他們繼續尋找哲學家的點金石。他們仍然相信星占學，並將它誤作天文學。宗教改革運動也沒有改變這種反人文主義者的傾向。16世紀時，路德和加爾文認為人類孤弱無助和腐敗墮落的觀點，正如人文主義者對人類的頌揚，是一種新的見解，而且其影響較後者要大得多。實際上，宗教改革運動代表一種只是在16世紀變得更強烈的反觀世主義和反求實主義的傾向。

從事海外擴張的伊比利亞的先驅者肯定不是人文主義者。例如，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時代的人描繪成是一個剛直、虔誠、勇武的禁慾主義者而非人文主義者。雖然他總是慷慨地資助海員和測繪人員，但是，對於學問和各種技藝並不感興趣。人們傳說，他曾在薩格里什興辦一所教授天文學和數學的學校，那僅是一則虛構的故事。有位研究歐洲擴張的著名歷史學家說："不管對文藝復興作何解釋，……地理大發現的早期的進行是在中世紀的種種動機和設想的伴隨下，獨自開始的。亨利王子和他手下的船長們基本上都是中世紀的人。甚至哥倫布……從事他那舉世聞名的冒險事業時的思想大體上也是中世紀的，傳統的。"

因此，用"新的智力水平"所能解釋的與其說是1500年以前歐洲擴張的起因，不如說是1600年以後歐洲擴張的動力和具有不可抵擋的力量的緣由。不過。對後者加以解釋，其本身也非常重要。事實依然是，在西歐，曾有過一場思想騷動，而在歐亞其他地區則沒有。這一根本的不同之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在中國，儒教繼續在社會中居支配地位。它尊崇老年人，輕視年輕人；尊崇過去，輕視現在；尊崇已確認的權威，輕視變革；從而，使它成為保持各方面現狀的極好工具。最終，導致了處處順從、事事以正統觀念為依據的氣氛，排除了思想繼續發展的可能；這一點有助于說明為什麼中國儘管最初在發明造紙、印刷、火藥和指南針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但後來卻在技術上落後於西方。中國人在作出這些早期的發明之後，未能提出一系列科學原理。

歐亞其他國家的情況基本上與中國相同。例如，在奧斯曼帝國，穆斯林的學院為了強調神學、法學和修辭學而不惜捨棄天文學、數學和醫學。這些學院的畢業生對西方正在做些什麼一無所知，而且也毫無興趣去弄清楚。沒有一個穆斯林土耳其人會相信，一個信基督教的異教徒能教給他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雖然有時也會出現某個富有遠見的人，警告人們要注意這種將奧斯曼帝國與鄰近的基督教世界隔開的思想的鐵幕所帶來的種種危險，但這樣的人極為難得。土耳其著名的歷史學家、文獻學家和百科全書編纂者卡蒂布·切萊比是其中的一個。他生活在17世紀上半世紀。因出身于貧困家庭，他未能受到正規的高等教育。不過，結果是塞翁失馬。他可不必對穆斯林的聖學進行表面的、析理過細的專門研究，而這種研究當時已成為土耳其教育的主要特點。他靠自學成材，這一事實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他何以會對西方的學問毫無偏見。

切萊比一生著述頗多。在土耳其艦隊于1656年遭到慘敗後，他編了一本簡明的海軍手冊。在該書序言中，他強調了掌握地理學和地圖測繪學的必要性。他寫道：

對於負責國家大事的人來說，地理學是一門必須掌握的學科。他們可以不清楚地球的全貌，但他們至少應當熟悉奧斯曼帝國及其鄰國的地圖。這樣，當他們必須派軍隊作戰時，就可以在掌握知識的基礎上進行，入侵敵國和守衛邊疆也就會成為一件較容易的事。與那些對地理學一無所知的人商議，是決不會取得令人滿意的取代地圖的效果的，即使他們是當地富有經驗的人。這類富有經驗的人大多不能粗略地繪出自己家鄉地區的地圖。

異教徒們因尊重地理學一類學科並加以應用，故而發現了美洲大陸，並能橫行于印度市場；這一事實，足以令人信服地證明學習地理學的必要性。

切萊比抓住了歐洲在思想方面的進步和其海外擴張之間的聯繫。切萊比死於1657年，在去世前的最後一部著作裡，他警告他的同胞們說，如果他們不放棄自己的教條主義，那麼，他們很快就會"在觀察這一世界時瞪起猶如牛眼一般的大眼睛"。他的預言頗有先見之明。土耳其人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宗教迷信中，並同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樣，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基督教異教徒憑藉自己的新學問，最終不僅成為美洲的主人，而且成為古老的伊斯蘭教帝國和德教帝國的主人。

三、擴展中的經濟

中世紀時西歐地區經濟的顯著發展是促使西歐向海外擴張的一個無可爭辯、顯而易見的因素。西歐地區迅速增長的經濟資源和生氣勃勃的活力使西歐能對哥倫布發現美洲作出巨大反響。這種反響全然不同於早先對維餘人探險所作出的反應，因為後者是微不足道、毫無成效的。這裡應該指出，中世紀時期，歐洲經濟的發展並不是連續不斷的。從900至1300年，經濟穩步增長，但14世紀時，出現衰退，這由多種因素結合所致。這些因素包括：連年的糧食歉收和饑荒——1315年和1316年時，糧食歉收和饑荒的程度尤為嚴重；黑死病——它首次發生於1348至1349年，奪去了城市居民中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的生命，以後它又周期性地發生，持續了好幾個世代；英法兩國間的百年戰爭和德、意國內的其他衝突。不過，1400年後不久。經濟開始復甦，從那時起，經濟發展的趨勢通常是向上。
因此，西歐經濟除了在14世紀曾衰退外，在中世紀早期幾個世紀以後，一直保持相當穩定的增長。其原因之一是，1000年以後，外來入侵隨着馬扎爾人和維金人終止進攻而告停止。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它使西歐免遭東歐那種因接二連三的外來猛攻所致的破壞；這種外來猛攻在東歐一直持續到17世紀末土耳其人慘遭失敗時為止。在那些世紀裡，東歐對西方起着減震器的作用，從而大大幫助了後者的發展，這一點至今未得到充分認識。

這一點也部分地說明了在10至14世紀間中歐和西歐的人口顯著增長的原因。當時，那裡的人口約增長了50%；這一增長率在今天看來似乎微不足道，但在當時，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面積大體相當的地區所無法與之相比的。人口的激增促使人們努力改進災業技術以支持人口的增長，而糧食的增長轉而又使人口的進一步增長成為可能。

歐洲提高農業產量的途徑有兩條。一條是發展細耕農業，即改進耕作方法。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從8世紀起，逐漸採用三輪制的耕作方法。這種方法使休耕的土地由占耕地總面積的二分之一減至三分之一，放大大提高了生產率。更有效地使用馬力也幫助了農業的發展。在古代，馬在農田裡派不上什麼用以因為那時所使用的軛在馬使勁拉東西時，會將馬脖子扼得透不過氣來。此外，由於沒有釘固蹄鐵，馬常常折斷蹄子，成為廢物。不過，到10世紀時，歐洲發明了架在馬肩上、不會扼住馬脖子的馬頸圈。另外，還發明了馬蹄鐵和串聯式馬具；後者可用來使一對以上的馬共同拉一車貨物。最後結果是，速度較牛快、能力較牛強的馬從此以後成為農業經營中必不可少的動力之源。

歐洲提高農業產量的另一條途徑是發展大面積耕種，即開發以前未耕種過的地區。12世紀時，法、德、英三國得到耕種的土地僅分別占各自全部土地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這一事實頗令人吃驚，然而，是千真萬確的。當時，其餘的地方都是森林、沼澤和荒地。在小片已得到耕種的地區的周圍是大片尚未開墾、有待拓居的區域。歐洲的農民絡繹不絶地進入這些空無人跡的區域，清除森林、燒掉灌叢、排干沼澤，為犁和鋤頭開路。農民們不僅耕作他們所在地區中的處女地，而且還向東遷移，進入東歐和南歐的人口稀少的廣大地區。正如美國曾有過西抵太平洋的西進運動那樣，歐洲也有過東達俄國邊界的東進運動。例如，到1350年，在西里西亞已有1500塊新拓居地，由15至20萬名殖民者耕種。

新開闢地的召喚力鬆弛了農奴制的束縛。過去的種種勒索和限制已不能無限期地強加於人們，因為他們已知道，往東去，可得到個人自由和廉價土地。農奴主必須減少自己的要求，否則，就要冒農奴們紛紛逃跑的危險。確實，後來在15和16世紀時，農奴制曾被強加給易北河以東一向自由啟在的移民們。那時，糧食和林產品價格上漲、市場擴大，農奴主要趁此機會牟利，就必須確保勞動力的供應，為此，他們強制推行農奴制。但是，在此期間，西方的農民們大體上已自由起來，並保持了自由，只是種種約束的最終解除須待到　18世紀末即法國大革命開始後。農奴制的削弱是歐洲擴張的先決條件。它造成了一種更易變動的社會，這種社會能積聚起資本，為探險、征服和殖民提供所需的組織和自由的勞動力。因此，歐洲諸國從事海外冒險事業的成功的程度與其擺脫封建束縛的程度成正比，並非偶然。

人口的增長和農業的發展相應地促進了商業和城市的發展。剩餘糧食由船從新農田運回人口更稠密的西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則向新開闢地區提供其所需的各種工具和製成品作為回報。於是，商業繁榮，城鎮興起，尤其是在波羅的海沿海一帶。經濟的這種發展極其重要。它表示西北歐開始崛起；這一趨向後來幫助英國人和荷蘭人在全世界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黯然失色。

不僅歐洲內部的貿易在發展，而且歐洲和外部世界之間的貿易也在發展。這時的國際貿易的發展也是隨着維金人終止劫掠活動而開始；維餘人多次侵襲歐洲的恐怖曾在9和10世紀籠罩從北極區到西西里島的歐洲沿海地帶。國際貿易發展的另一動力來自從11世紀起的十字軍東侵。成千上萬的歐洲人參加了這一次次的遠征；他們回國後仍垂涎于自己在東方所見到和享受到的種種奇妙的奢侈品。此外，十字軍東侵還使歐洲人從穆斯林手中奪得地中海，使地中海如在古代那樣，再一次成為東、西方之間的商船的大通道。國際貿易發展的第三個原因是，13世紀時，蒙古帝國建立，它把前所未有的統一強加給遼闊的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歐洲的商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利用當時的和平、安全和妥善護養的道路，几乎直接與東方進行貿易。

貿易關係的擴大和加強產生了重大影響。歐洲經濟適應國際貿易的程度開始遠遠超過東方諸較為自給自足的帝國的經濟。歐洲的消費者和生產者變得習慣于並依賴于外國的商品和市場。隨着人口的增長，交易的規模也增大。人口壓力加之諸國家和城市國家之間的競爭的促進力，驅使商人們去尋找新的產地、新的路線和新的市場。他們的競爭態度截然不同於同時代的中國人；中國人雖曾航海數千哩，但完全是出於非經濟方面的原因（見本章第七節）。他們對貿易毫無興趣，只是將諸如長頸鹿一類的奇珍異獸帶回自給自足的祖國，以取悅他們的皇上。由於明顯的地理方面的原因，歐洲完全做不到自給自足，它迫切需要香料和其他外國產品。這一需要與迅速發展的經濟活動及蓬勃的經濟活力一起，最終使歐洲人航行于各大洋，使歐洲商人遍佈每一個港口。

四、技術的發展

與經濟的擴展有密切聯繫的是技術的發展，它是歐洲擴張的先決條件，因為歐洲人如果沒有適當的海船和航海設備，原本是不可能抵達印度和南北美洲的。歐洲人在發展航海裝備方面之所以能成功地取得技術上的重大進展，原因在於，中世紀時期，他們在改進各種工具和技術方面穩步地取得了雖並不驚人但極其重要的進步。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林恩.懷特教授評論說："中世紀後期最可誇耀的不是那時的大教堂、史詩或經院哲學，而是有史以來首次建立的一種複雜文明。這種文明並非建立在揮汙苦幹的奴隷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以非人力的動力為基礎。"為碾谷、伐木、排干沼澤和礦井而發明並使用的水車和風車，可代表這種"非人力"的動力之源。其他有用的發明包括木匠用的創、曲柄、獨輪小車、紡車和運河閘門等。確實，希臘人和羅馬人儘管在哲學和藝術上成就極高，但在以機器力量減輕人類的辛苦勞作方面，在長達千年的時間裡所取得的成績卻還不及中世紀的歐洲人在短短數世紀裡所取得的。這大概是因為歐洲較缺乏人力，而那種不發達的新開闢地的社會也頗需勞力，從而促進了發明的緣故。由於中世紀的歐洲人從奴隷或農奴經濟開始轉入由機器力量推動的經濟，西方的文化發展獲得了一種新的動力。

希臘語學者兼天主教樞機主教貝薩裡翁曾在1444年寫過一封信，對中世紀時西歐人在技術上所取得的進步作了有趣的說明。這位學者原先在羅馬住過多年，意大利手工業的先進水平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給拜占庭摩里亞自治省當時的統治者君主坦丁·帕萊奧洛古斯去信，建議悄悄地派"四或八名男青年"前往意大利學習手工業技術，並學習意大利語"以熟悉他信上所說的東西"。貝薩裡翁對排除手工勞動的水力鋸機的印象尤為深刻。他提到了"鋸木頭用的自動鋸機和運轉得極快、極整齊的水車"。他對水力風箱也唸唸不忘，他寫道，"在冶煉和分離金屬時，他們用的是皮風箱，這種風箱無須用手操作，便能膨脹和鬆弛，將金屬從原先泥土似的無用物質中分離出來"。貝薩裡翁還談到，在意大利，"任何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學到煉鐵知識，這種知識對於人類極為有用且必不可少"。這封信作為一個證據，其意義十分明顯：中世紀時，西歐在技術上所取得的進步是如此巨大，以致一個東方人首次建議應派學生去西方學習"各種實用的技藝"。

就歐洲擴張來說，最重大的技術進步表現在造船、航海設備、航海術和海軍裝備方面。在1200至1500年間，歐洲普通船舶的噸位增加了一倍或二倍。載重量為150至200噸的狹長槳帆船讓位於600至800噸的圓體帆船。13世紀時採用的艉舵迅速取代了舊時效率較低的側向操舵裝置。另外，同樣重要的是，14世紀時，葡萄牙人改制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具，使船能夠更直接地逆風航行。船的構造和索具方面的這些進步表示原先在北歐、地中海和中東發展起來的船的一些優點已結合成一體。最後結果是，船的規模更大、速度更快、操縱更靈便。此外，經濟效益也更高，因為這時的船排除了100至200名劃手及其口糧和裝備，從而大大增加了載貨容積。

與造船方面的進步緊相連的是航海術的進步。在航海水方面，最重要的貢獻來自地中海地區。那時，中國人似乎已擁有磁羅盤，但是，至今不能確定，歐洲人是從中國人還是從作為中間人的阿拉伯人那裡獲得磁羅盤。也許歐洲人的磁羅盤是12世紀時由他們自己獨力研製成的，地點可能在意大利的阿馬爾菲城。無論如何，雖然羅盤對航海者來說，是一種最有用的儀器，但使用時，須得到其他幾種儀器的配合。星盤，即一種用以觀測天體高度的銅製刻度盤，早在800年以前便已為世人所知，但直到1485年前後，才首先由葡萄牙人在西方的航海中予以使用。這種儀器頗為昂貴，故很快被結構較簡單、造價較低廉的象限儀所取代。經度測定引起的問題不只一個。雖然用砂漏可大致地估計時間，但要精確地計算時間，只有待到17世紀伽利略發現擺動原理時。

航海者也得到了航海情報彙編和地圖的幫助。中世紀地中海水手的一些航海因是最早額準確的地圖，圖上清楚地標明了精確的羅盤方位及關於海岸綫和港口的詳細情況。到14世紀時，繪製地圖的技術已有了相當的發展，發展的主要中心地在熱那亞和馬霍卡。中世紀時，一些博學的教條主義者老是爭論着人能否在赤道經受住致命的日光和翻騰的海水；與這些教條主義者的著作相比，中世紀的航海圖注重事實、客觀，使人耳目一新。以下這兩段話引自15世紀的航海圖，可作為圖上那些如實、精確的文字說明的例證：

駛入港口時，請當心暗礁淺灘。船的航行須貼近水道中間，但航嚮應朝着東北海岸，因為那裡可以拋錨泊船。謹防船航行時過于靠近最近在東面發現的暗礁淺灘。駛入港口時，應保持船離大陸的兩船頭之距，因為那裡水深6至6．5尋。……

從帕拉莫薩可以到方位東、東東北12哩處的阿克卡弗雷達的拋錨泊船處。船離陸地的距離不得近於由信標標誌的　　1．5哩。這一港灣的陸標是陡立於海邊的光禿禿的高山和遠處的島嶼。

當歐洲人抵達南亞和東亞清高度發達、軍事上強大的國家時，他們具有一叫決定性的有利條件，即在海軍裝備上占優勢。造一優勢大約只是在他們開始海外擴張時才取得，因為中世紀的海戰主要表現為攻入敵船和進行甲板上的肉搏戰。15世紀時，歐洲人的船艦已配備着火炮，但火炮體積很小，射出的石頭不是重達幾磅，而僅數啢而且。它們能殺死人，但不能擊毀船艦。因此，他們對於攻入敵船這種傳統的海戰戰術不是予以排斥，而是加以補充。當時，陸上已在使用大型火炮，1453年，土耳其人在成功地圍攻君士坦丁堡時，就是這樣做的。但是，這些火炮非常笨重。無法吊到船上，更不用說架置在船上、進行發射了。

在16世紀的前20年中，佛蘭德、德國和稍後的英國的冶金學家發展了鑄炮技術，鑄成的火炮雖然更易操縱，但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火力。這些新火炮長5至12呎，能發射重達5至60磅的巨石，後來，還能發射如此重量的鐵丸，因而，能擊毀300碼射程內的船體。這時，海軍的戰術已由設法攻入敵船轉為舷炮齊射；對軍艦也重新予以設計，很快每艘軍艦平均能架置40門炮。

這些發展給歐洲人以一個決定性的有利條件，使他們能奪取並控制世界各大洋。東方的統治者也趕忙裝備自己的船，但他們的船並不是為梁置火炮而設計和建造的，在他們能重新設計自己的船之前，歐洲的海軍裝備已迅速發展，以致它們兩者間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增大。因此，日本人于1905年在對馬海峽取得對俄國人的劃時代的勝利以前，西方人一直是世界海洋的無人挑戰的主人。

五、新的經商技術

造船、航海術和海軍裝備方面的進步，對於歐洲的海外擴張，具有顯而易見的重要性。不過，從長遠的觀點來看，處理商業事務的新技術的發展，也同樣重要。這方面，頗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發明的複式簿記。方濟各會修道主兼數學家盧卡·佩西奧利在1494年發表的《數學概論；幾何學及比值比例》，是一部專論複式簿記的經典著作。佩西奧利在這部曾用作全歐洲的教科書的著作中，極力主張商人們應將每筆帳在借方與貸方均登記一次。這種簿記方法使歐洲商人任何時候都能確定商業經營的財務狀況，併進一步激發他們更努力地工作、更其有貨幣觀念。
商業方面的另一重大發展是，鑄造出各地通用的標準硬幣、貨幣的使用日益廣泛。其起因：部分在於商業增加，部分在於礦產量上升，為鑄造貨幣提供了更多的金銀。佛羅倫薩城于1252年率先鑄造金幣弗羅林，不久，其他城市和國家也紛紛倣傚。具有標準的、可靠的價值的貨幣的出現，對商業極為有利。

這時，還出現了原始而重要的銀行和信用票據。雖然支票、匯票和有限公司如我們今日所知道的那樣，直到17至19世紀間西北歐大舉擴張時，才發展起來，但是，意大利人開始這一漫長的發展過程，為時要早得多。他們早在12世紀時，便已研製出種種形式簡單的匯票。到1408年，熱那亞的聖喬治公會已擔負起銀行的職責，使帳單和票據流通。漸漸地，首先在意大利，其後在北歐，出現了一些強大的金融家族。如果將下述三個世紀裡一些傑出的金融家族的財產（折合成1958年的美元）加以比較，可清楚地看出財富的數全及其位置方面的發展趨向：

1300年——佩魯齊家族（佛羅倫薩）＄　1600000
1440年——梅迪契家族（佛羅倫薩）＄　15000000
1546年——富格爾家族（奧格斯堡）＄　80000000

金融活動的驚人發展，不可避免地導致基督教放棄中世紀時它對利息的強烈譴責和排斥。本來，在一個貿易．活動不多、投資牟利譏會相應少的社會裡；對利息持嫌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行的。但是，到中世紀後期，情況起了變化，隨之，教義也有了改變。在早先數世紀裡，教士們一直猛烈抨擊導致高利貸的利息，說它"在上帝看來，是一種最醜惡、最可憎的罪惡"。但是，到1546年，法國的法學家查爾斯·杜穆林卻在懇求承認"適度且可接受的高利貸"。他說：

……日常的商業實踐表明，一筆數目可觀的錢在使用之後所帶來的效益，不是微不足道的。……這，並不有助于說明，錢獨自不會生錢：因為即使田地，假如沒有錢財的花費、勞動和人的勤奮，也不會獨自給出果實；錢，同樣如此，即便錢是借來的，過一段時間後仍須歸還，但在此期間，由於人的勤奮，它也會生出相當多的錢。……而且有時，錢借出後使債權人的所關與債務人的所得正好相等。……因此，對高利貸的一切憎恨、譴責和懲罰，應被理解為：僅適用於過度且不合理的高利貸，而並不適用於適度且可接受的高利貸。

最後，歐洲的擴張在最初的伊比利亞階段之後，因合股公司的激增而大大加強，其速度也大大加快。這些新組織是經濟動員和經濟滲透的最有效的工具。東方的商人，不管其資本多麼雄厚，都是單槍匹馬或以私人合作的關係經營商業；而歐洲則組織起在世界各地從事貿易活動的合股公司。東印度諸公司（荷蘭的、英國的和法國的）成立後，其他許多公司也相繼成立，其中包括地中海東部諸國的各種公司、莫斯科公司和至今仍存在的哈得孫灣公司。

這些合股公司是無與倫比的，因為它們所具有的合股性質限定了投資者的責任，使投資所起的作用與經營管理的職責相分離，同時，也使人們有可能動員大量資本以從事種種商業投機。任何想用少量錢做投機的人，都可以不冒自己整個前途之險而如願以償。對他們來說，有風險的僅在於他們用以買進公司股票的那一部分錢，對於公司可能遭受的任何損失，他們不用進一步負責任。而且，各投資者無須相識，無須彼此信賴，也無須關心市場的具體情況和公司的方針政策。具體的經營管理都委託給根據其責任心之強弱和經驗之多寡而選拔出來的董事們，而這些董事又可以挑選可靠的人管理公司某一方面的業務。這種安排方式吸引各種分散的人——倫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萊姆的捕鯡魚人、安特衛普的銀行家或約克郡的地主——將他們的儲蓄金投入各種商業冒險事業；因此，能輕而易舉地動員起歐洲資本，使大筆大筆的巨款投入各種海外事業。東方的商人由於受到自己或合夥人的財力的限制，由於是從家人或熟人中挑選經理，所以，誰也無法期望與強大的、非個人的合股公司競爭。

六、民族君主國的崛起

中世紀後期朝強大的民族君主政體發展的政治趨勢，使上面提到的宗教好戰精神、思想騷動、經濟活力和技術進步這四股力量結合成一體，並指向外部世界，從而大大促進了西歐的擴張。
814年，查理曼去世後，歐洲進入一個四分五裂、政治混亂的時期。當時，起作用的幾種傳統和勢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們不斷地與常領有較大封地、行使較多權力的封臣們相衝突。教俗封建公國提出了棘手的敘任權問題。諸城市國家有時結成教倫巴第聯盟和漢薩同盟那樣強大的組織。它們都以自己為中心；然而其時，還存在着一股與它們相對抗的勢力，即正在為實現一個以羅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繼承人"羅馬"皇帝為首的統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奮斗的勢力。這些互相衝突的勢力錯綜交織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產生了各種程度的無限多樣、不斷變化的同盟和聯盟。

概括地說，查理曼以後，西歐的政治發展可以分為三個時期。9至11世紀，教皇和皇帝通常是攜手合作。教皇幫助皇帝制服日耳曼的世俗封建主，而皇帝則支持教皇對付公開對抗羅馬教皇的權威的拜占庭對手。1073年，隨着格列高利七世繼位為教皇，開始了教皇權力至高無上的時期。格列高利在教皇與皇帝爭奪主教敘任權——任命日耳曼主教的權力——的鬥爭中，贏得了勝利；從而削弱了皇帝的權力和帝國的行政管理。在兩個多世紀裡，教皇一直被普遍地公認為天主教世界的首腦；對此，13世紀中葉相繼即位的法、英國主們起了尤為重要印作用，他們是非常虔誠的。教皇權力至高無上的時期結束于1296年即法國腓力四世在向教土征稅的問題上戰勝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時。那一年，教皇發佈敕令，申明俗人對教士沒有任何權力，並威脅要把任何試圖向教士征稅者逐出教會。腓力四世拒絶了教皇的要求，並完全成功地實施了自己的政策。他甚至還強迫教廷從羅馬遷到阿維尼翁，迫使教廷與法國君主公開合作。

法國和英國的君主們所擁有的新力量，多半來源於他們與新興的商人階級所結成的非正式聯盟。君主保護市民們不受頻繁的戰爭和封建主任意徵收的苛捐雜稅的侵害，而市民們則向君主提供財政支援作為報答。隨着民族君主的力量日漸增強、國家機構逐漸完備，君主們在動員人力物力以從事海外冒險事業方面，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他們廢除了五花八門的地方自治政權，因為這些政權都各有自己的關稅、法律、衡量制和貨幣。他們設立了許多征稅站；遲至14世紀末，在易北河旁有35個，在萊茵河兩岸有60多個，在塞納河沿河一帶也有許多，如果船載穀物活塞納河行駛B00哩，花費的錢將達所載穀物售價的一半。君主們還保持了一些比較完善的法庭，以支持手工業者，有時，還支持整個整個的手工行業，象法國的戈布蘭掛毯業和塞爾夫瓷器業就曾得到過法庭的支持。此外，君主們還發特許證給合股公司，如果必要的話，還用皇家海軍作它們的後盾。

最先的伊比利亞人的海外冒險事業就是王室鼓勵和資助的直接結果。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為哥倫布和達·伽馬取得較大成就提供了必需的支持。英國和法國的朝廷也採取了同樣的做法，只是時間上稍晚些；不過，它們的關注和支持與前者相同。實際上，在西北歐，商人與君主之間的關係比在伊比利亞半島更密切。尤其在西班牙，反對穆斯林的長期鬥爭使君主和封建主聯合起來，而少數大城市則往往反對他們，要求完全的自治權。相形之下，在西北歐，商人階級逐漸贏得在歐亞其他地區無可比擬的社會聲望和國家支持。

例如，在中國和印度，商人被看作是不受歡迎的下等人，沒人瞧得起；在西北歐，商人卻很有地位，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的財富不斷增加，政治權力逐漸增強。在中國，各時代的商人在衣服穿著、武器佩戴、車馬乘坐和土地佔有等方面受到種種限制。他們運送商品住返各地的作用被看作是非生產性和寄生性的，他們被置於社會等級的底層。印度的情況也一樣；由於印度教強調拋棄財產，商人不可能有任何聲譽。在印度，理想的人不是整天忙碌于發財致富、營造宅第的商人，而是端坐在蒲蓆上、吃大蕉葉做的食物、保持對物質財富無動于衷的神秘主義者。因此，東方任何帝國的商人都絶無上升為當權者的機會。在中國，學者進行統治；在日本，武士進行統治；在馬來亞諸國和印度拉傑普特人的一些土邦裡，地方貴族進行統治，但是，沒有一個地方是由商人統治的。

所謂沒有一個地方，是指除西北歐以外；在西北歐，商人不僅經濟力量而且政治力量都在穩步增長。在那裡，商人正在成為倫敦的市長、德意志帝國諸自由城市的參議員和荷蘭高貴的養老金領取者。這樣的社會地位和政治關係意味着：在西北歐，對商人利益和海外冒險事業有較多的關心，而且，國家予以較始終如一的支持。

七、處于前夜的西歐

西歐這一由各種勢力、制度和傳統交織在一起而形成的獨特複合體的意義，通過中國明朝派出的著名的遠航探險隊的驚人歷史，可得到有力的說明。1405至1433年間的七次遠航冒險都是在一個名叫鄭和的內宮監太監的指揮下進行的。這些探險隊的規模和成就之大令人吃驚。第一支探險隊由62般服船組成，共載28000人。當時有名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拔圖塔曾對這一時期的中國艦船作了如下描述：
每艘船築有四層甲板；船上有供商人使用的船艙和公用房間。有些船艙設有盥洗室和其他生活上的便利沒備，而且艙門上安有鎖，居住者可以用鑰匙將它們鎖上，可以攜帶妻妾一起住在裡面。打些船艙的船員還帶著自己的孩子，他們在木桶裡種上供烹任用的香蔥、生薑等。

一般的船寬150呎，長370呎，但是最大的船寬180呎，長444呎。它們與哥倫布的小旗艦——寬25呎、長120呎的"聖馬利亞號"相比，是名符其買的浮動宮殿，而"聖馬利亞號"比哥倫布的另外兩艘船"平塔號"和"尼娜號"要大一倍。中國探險隊不僅在規模上，而且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也給人以深刻印象。它們繞東南亞航行到印度；有些船繼續西航達亞丁和波斯灣口；而個別船則駛入非洲東岸的一些港口。我們應該記得，在這期間，葡萄牙人只是剛剛開始沿非洲海岸探尋航路，直到1445年才抵達佛得角。

然而，中國這些非凡的遠航探險到1433年由於皇帝的命令而突然停止。為什麼要使它們停止正如為什麼會使它們首先開始那樣，至今仍是個謎。但是，這裡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倘若在歐洲，這種停止是完全無法想象的。中國的皇帝能夠並的確發佈過一道道對其整個國家有約束力的命令；歐洲絶無這樣的皇帝，只有一些相對抗的民族君主國，它們在海外冒險事業方面互相競爭着，而且，沒有任何帝國當權者阻止它們這樣做。西北歐的商人也與中國的商人完全不同，他們有政治權力和社會聲望；這種權力和聲望保證了要實施任何禁止海外冒險事業的法令是不可能的。此外，歐洲有與外界進行貿易的傳統，歐洲對外國產品有真實的需要和強烈的需求，而中國完全不是如此。

總之，歐洲有一個強大的推動力——一個牟利的慾望和機會、一個使牟利得以實現的社會和體制結構。如果當時歐洲有什麼感到完全不能理解的，那就是：明朝的這些遠航，為何是為某些未知的但肯定是非商業方面的原因而進行的；為何是由宮廷太監而不是由合股公司組織和領導；為何返航時帶回的是供帝國朝廷觀賞的斑馬、鴕鳥和長頸鹿，而不是投入國內市場、可產生利潤的貨物；為何接到中國皇帝的命令便會完全地、無可輓回地停止。那時的西歐是無可匹敵的，它擁有向外猛衝的推動力——宗教動力、思想騷動、經濟活力、技術進步和有效地動員人力物力的民族君主國。

中世紀後期，這些被孤立和侷限在西歐人中間的發展已給合在一起，從而，進一步促進了西歐人天生的、面向海外的傾向。那時，十字軍在地中海東部請國的據點已喪失；蒙古帝國已崩潰；奧斯曼土耳其人已佔有巴爾幹半島，並擴張到中歐，逼抵維也納城下．歐洲商人因為原先由蒙古人強加秩序的地方又騷亂迭起而不再能穿越中亞。黑海也因為土耳其人將它政變成穆斯林獨占的區域而向信基督教的商人關閉。另一方面，十分重要的香料貿易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意大利商人繼續在地中海東部諸國的各個港口與阿拉伯商人相會，收取歐洲公眾所需要的種種商品。這種情況對牟獲中間人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來說，頗稱心如意；但是，其他歐洲人則大為不滿，他們熱切地尋找能直接抵達東方的途徑，以分享這筆厚利。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中世紀後期勞出現許許多多為突破或繞過將歐洲人限制在地中海地區的穆斯林屏障而制訂的計劃。那時的歐洲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繪的那樣，象一個靠他人"通過牆上的裂縫喂養的巨人"。但是，這位巨人的力量和知識正在增長，牢獄的圍牆已不能長久地禁錮住他。

第三章

西歐擴張時的穆斯林世界

如果有誰見到過他們最得意的這些時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個比土耳其更好的地方。

H．布朗特，1634年

儘管西歐15世紀時的推動力是由多種力量結合而成的，但是，這一推動力並非促使西歐在以後數世紀裡進行前所未有的擴張的唯一因素。要充分瞭解這一擴張，還須考察歐洲即將侵入的世界。海外諸社會的狀況深深地影響了歐洲擴張主義的趨勢和種種結果。本章和以後兩章將論述這些海外社會——中東和南亞的穆斯林世界、東亞的儒家世界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的非歐亞世界。
在回想大約1500年前後的世界時，西方人通常想到的是哥倫布、瓦斯科·達·伽馬和麥哲倫。回顧起來，那時的西歐乃世界之富有生氣、積極擴張的部分。當時，敢於從事性命相關的航海探險的不是中國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而是西歐人；是他們，駕着前程遠大的浪潮——最終將吞沒整個世界的浪潮——前進。

然而，如果當初火星上有一位觀察者，在觀察約1500年前後的世界，那麼，給他印象更深的將是穆斯林世界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在某些方面，穆斯林確實比歐洲基督徒更先進。可以肯定，這一時期的世界並非如現在所時常設想的那樣，由西歐據統治地位。那種設想只有在作歷史的回顧時才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用當時人的眼光米看1500年時的世界，那麼，將會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景象：穆斯林世界，還有儒家世界，在許多方面使基督教歐洲相形見絀。

一、約1500年前後的穆斯林世界

如果當初火星上真有一位神話中的觀察者，那他首先得到的印象是穆斯林世界的範圍之廣和它不斷進行的擴張。穆斯林于7和8世紀在中東進行了最初的迅猛擴張後，又在1000至1500年間進行了另一時期的擴張。到末尾階段，他們已向西進入中歐，向北穿入中亞。向東突入印度和東南亞，向南深入非洲內地；因此，穆斯林世界擴大了一倍，其面積遠遠超過歐亞大陸西端的基督教世界和東端的儒家世界。
不僅1500年左右，穆斯林世界是占地面積最為廣闊的，而且那一時期以後，它還繼續大力向外擴張。那一時期裡，向外擴展疆域的並非如通常所以為的那樣，只有西歐。在基督教世界抵達海外的同時，穆斯林世界也正在陸上進行擴張。16世紀初期，葡萄牙人在印度和東印度群島獲取立足點，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陸征服一個帝國。不過當時，奧斯曼土耳其人也正在闖入中歐，蹂躪匈牙利，並于1529年圍攻哈普斯堡帝國的首都維也納。同樣，在印度，莫臥兒帝國傑出的皇帝也正在穩步地向南擴展自己的帝國，直到他們成為几乎整個半島的主地在其他地方，穆斯林信仰繼續在非洲、中亞和東南亞諸"原始"民族中間傳播。

伊斯蘭教的不斷擴張，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它有力地改變了非穆斯林的信仰，不過，穆斯林並不象基督教徒那樣慣于使用強制的手段。然而，有部15世紀的穆斯林編年史記載道，突厥斯坦的穆罕默德可汗"是一位富有的王子和地道的穆斯林。他堅持走正義和公正的道路，而且不懈地作出種種努力，以致在他神聖的統治期間，蒙古人的大部分部落都成為穆斯林。他在使蒙古人皈依伊斯蘭教時改採用的嚴厲措施非常有名。例如，如果蒙古人有誰不戴穆斯林頭巾，那就將一根蹄釘打入其頭部。願真主賜福酬報他。"同樣，18世紀末葉考察尼日爾河的蘇格蘭人芒戈·帕克也敘述道，有位穆斯林酋長給他的異教徒鄰居送去這樣一封信："如果達梅爾信奉穆罕默德的信仰，阿卜杜勒卡德將屈尊用這把刀給他剃頭；如果達梅爾拒絶信奉，阿卜杜勒卡德將用另一把刀割斷他的喉嚨。何去何從，任你們選擇。"

但是，比起這些強有力的措施，穆斯林商人和傳道士的溫和的佈道說教要有效得多；他們在文明程度較低的民族中尤為成功。常常是，商人先露面，他把勸人改宗和推銷商品結合起來。商人的職業使他與所要勸服的人們建立起經常而密切的聯繫。商人到達異教徒村莊後，由於他一日數次按時禱告和跪拜，而且禱告跪拜時，似乎正在和某位隱身人交談，所以總是很快就引起異教徒們的注意。他只要擺出一副在智力和道德上非常優越的樣子，就引起了他們的尊敬和信任。此外，沒有種族歧視，因為即使商人與村民們不屬於同一種族，他多半還是會娶土著女子為妻。這種通婚常常導致該女子的家庭成員接受伊斯蘭教。很快，為了孩子們而需要有宗教教育，於是，學校建立，不僅穆斯林的孩子常去上學，異教徒的孩子也一樣。他們學習《古蘭徑》和伊斯蘭教的教義及禮儀。其中有些孩子甚至還進而去伊斯蘭教的高等學府求學，然後成為傳教士，回到本國的異教徒居民中傳經佈道。

這就說明了為什麼伊斯蘭教自它創立之時起，在爭取皈依者方面比其他任何宗教都遠為成功。基督教目前在信徒數目上的優勢僅始於歐洲海外擴張時，這一擴張為基督教打開了整個非歐亞世界。尤其在19世紀，基督教從西方技術所提供的無可比擬的物力中獲得了巨大動力。然而，即使在今天，伊斯蘭教在非洲反對基督教的鬥爭中也不僅僅是做到不被打敗而已，因為它不只極好地順應了當地人普遍接受的基督教站在外來白種主人一邊的認識，還獨特地適應了非洲的土著文化。

除了不斷擴展疆域外，約1500年前後的穆斯林世界還以它的三大帝國——地跨中東、北非和巴爾幹半島的奧斯曼帝國、波斯的薩菲帝國和印度的莫臥兒帝國——而聞名于世。這些帝國當時都已臻于強盛，統治着伊斯蘭教的中心地帶。

為什麼它們會在這一特定階段裡崛起，現在並不完全清楚。火藥的發明以及利用它造火器和火炮，似乎是一個重要因素。中國人是發明、應用火藥的先驅者，不過，為了軍事上的目的而率先對這一發明作出種種改進的則是後來的歐洲人。各種新武器大大地幫助了英國、法國、西班牙和歐洲其他國家的民族君主政體的發展，因為此時封建貴族再也不能躲在石頭建的城堡裡公然反抗配備着火炮的王室軍隊，而且，這些新武器很昂貴，只有金庫充裕的王室才購置得起。

火藥和火器不僅加強了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力量，也加強了穆斯林世界的中心力量。奧斯曼土耳其人能在小亞細亞和巴爾幹半島獲勝，主要因為他們是最先大規模地向西方借用火炮和開炮能手的穆斯林。在波斯，薩菲帝國傑出的統治者阿拔斯一世效法土耳其人，在英國冒險家安東尼·謝利和羅伯特·謝利的幫助下，建立了一支火炮部隊。莫臥兒帝國的創建人巴布爾干1523年侵入印度時，也以奧斯曼土耳其人為榜樣，將火炮排在自己軍隊的前面，用牛皮擰成的繩條將炮架連接起來，以粉碎騎兵的衝鋒。

不過，火器決不是可以說明這三個穆斯林帝國何以會崛起的唯一因素。建立王朝的首領極有才幹，當時的形勢特別有利於他們去征服各自的帝國，這兩點與火器同樣重要。現在，我們來仔細考察一下這些因素是如何結合起來、使這三個穆斯林帝國得以崛起。

二、近代諸穆斯林帝國的崛起

奧斯曼帝國　建立這一以他們自己名字命名的帝國的奧斯曼土耳其人，是原先來自中亞、廣為分散的突厥人的一支。在早先數世紀裡，突厥部落民一批一批、不斷地徙入中東富饒地帶。他們早在8世紀時就來到中東，滲入伊斯蘭教帝國，最初是當僱傭兵。10世紀時，蒙古西征的壓力迫使更多的突厥部落徙入中東，其中包括一支塞爾往突厥人。這些新移民于1055年攻佔穆斯林首都巴格達，從而建立了一個輝煌然而短暫的塞爾柱帝國。
這些塞爾柱突厥人使行將滅亡的伊斯蘭教世界恢復活力。他們再一次將這片東起印度邊界、西至地中海海岸、中間穿過波斯的廣闊地區統一起來，並在聖地成功地擊退了十字軍的進攻；而最重要的是，1071年，他們在決定性的曼齊卡特戰役中大敗拜占庭軍隊，突破了小亞細亞的沿托羅斯山脈的傳統邊界——這條邊界已保護羅馬和拜占庭達1400年。這一勝利成為小亞細亞的歷史轉折點。大批突厥移民尾隨着他們得勝的戰士向北遷移，而安納托利亞的土著居民則接受了伊斯蘭教，並突厥化。到13世紀，小亞細亞大部分地區已成為塞爾柱帝國的一部分，只有西北角留給了拜占庭人。

不過，塞爾住帝國後來也經歷了與較早的伊斯蘭教哈里發統治區相似的衰落。它分裂成許多獨立的公國或蘇丹國。13世紀後期，一夥伙新來的突厥移民使局面愈益混亂；其中有一夥人定居在塞爾扶帝國的西北最邊緣地帶，那裡距分隔歐、亞兩大洲的戰略要地達達尼爾海峽還不到50哩。1299年，這夥人的首領，一個叫做奧斯曼的人，向塞爾柱帝國最高統治者宣佈獨立；從這一低微階段開始，以這位原無名氣的奧斯曼的名字命名的奧斯曼大帝國發展起來。

這一令人目眩的成功的第一步，是在小亞細亞奪取剩餘的拜占庭地區。較為原始的突徽部落民之所以能戰勝歷史悠久的拜占庭帝國，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宗教的重要影響。奧斯曼及其後繼者的力量大部分來自源源而來的伊斯蘭教勇士，他們不斷地從中東各地前來與伊斯蘭教的基督教敵人作戰。而信基督教的農民因受到不法地主和教會官員的殘酷剝削，也大為不滿，他們接受這些土耳其人，甚至向土耳其人歡呼致賀，把他們當作將自己從無法忍受的命運中解救出來的救助者。

到1340年，整個小亞細亞已在伊斯蘭教勢力的控制下。1354年，土耳其人渡過達達尼爾海峽，在加利波利設置要塞，從而獲得了他們在歐洲的第一個立足點。恰好一個世紀後，他似成為包括君士坦丁堡這一堂皇的帝國首都在內的整個巴爾幹半島的主人。在那以後，他們又耀武揚威地闖過匈牙利平原，逼抵維也納城下。

奧斯曼帝國對拜占庭的勝利是十分驚人的。這些土耳其人為數較少，如何能保持進攻的鋭氣、長驅直入歐洲的中心地區呢？回答是：14世紀時，整個基督教世界已非常衰落，分裂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可怕的瘟疫黑死病整批整批地奪去了許多基督教國家的居民的生命；災難性的百年戰爭使英、法兩國無力動彈（這場衝突的起訖日期頗值得注意：戰爭開始於1338年，這一年土耳其人正在完成他們對小亞細亞的征服；戰爭結束于1453年，這一年土耳其人攻佔了君士坦丁堡）；意大利諸國因威尼斯和熱那亞之間的長期爭鬥，也無力反對土耳其人；巴爾幹半島則由於天主教徒、東正教徒和異教的鮑格米勒派三者間的宗教鬥爭以及全都早已過了全盛時期的拜占庭帝國、塞爾維亞帝國和保加利亞帝國相互間的競爭而被無可輓回地分裂了；而且，在巴爾幹半島與在小亞細亞一樣，基督教農民的不滿情緒已達到使他們對土耳其人的猛烈進攻很少抵抗甚至不加抵抗的程度。

土耳其人如要侵入歐洲，不大可能找到一個比此時更有利的時機。到1362年，他們已奪取阿德里安堡城，進而侵佔了馬其頓平原。1384年，他們攻佔索非亞，其後不久，控制了整個保加利亞。5年後，他們在歷史上著名的科索沃戰役中大敗南斯拉夫人的軍隊，致使塞爾維亞帝國滅亡。這些勝利使君士坦丁堡為土耳其人的領地所團團包圍。1453年，這座經圍困的首都被攻佔，從而結束了長達千年的拜占庭帝國的歷史。

接着，土耳其人又南下進犯穆斯林富國敘利亞和埃及。經過一場旋風似的大戰，他們于1516年佔領了敘利亞，次年佔領了埃及。土耳其人最後階段的征服是在中歐進行。他們在著名的蘇丹蘇里曼一世的率領下，渡過多瑙河，在1526年的莫哈奇戰役中，一舉擊潰匈牙利君主國。3年後，蘇里曼率軍圍攻維也納，但被打退；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當時驟雨陣陣，使他無法將笨重的火炮運至前線。土耳其人儘管受到這一挫折，但以後仍取得了一些不大的進展：1570年，攻佔塞浦路斯島；1669年，奪得克里特島；在此後10年中，又佔領了波蘭的烏克蘭。

奧斯曼帝國臻于鼎盛時，確是一個十分龐大的帝國。它地跨三大洲，擁有人口5千萬，而那時英國只有人口5百萬。無怪當時的基督教徒對這一不斷擴張的奧斯曼帝國都很敬畏，把它形容成是"一團日益增長的火焰，不管遇上什麼，都緊緊抓住，併進一步燃燒下去。"薩菲帝國　這一時期的第二個穆斯林大帝國是波斯的薩菲帝國。前面提到過，波斯和小亞細亞一樣。曾為塞爾柱突厥人所征服。但是，小亞細亞突厥化了，而波斯卻依然保持了波斯即伊朗的種族和文化。結局之所以不同，很可能是因為波斯與從前曾為基督教拜占庭帝國之一部分的小亞細亞不同，早已接受了伊斯蘭教。因此，波斯沒有象小亞細亞那樣遭到穆斯林武士的蹂躪，波斯社會也沒有在人數較少的突厥行政官員和士兵的統治下發生根本的變化。

塞爾柱突厥人對波斯的統治從約公元1000年維持到1258年蒙古人入侵時。這些新來的蒙古統治者稱為伊兒汗，起先是佛教徒或基督教徒，但約1300年前後，變為穆斯林。蒙古人毀壞了許多城市和灌溉工程，使波斯遭到相當長久的破壞；但是，這一苦難到1500年伊兒汗王朝為薩菲王朝所取代時，也終止了。

薩菲王朝的君主們是數世紀裡波斯最早的土著統治者；沙·伊斯梅爾一世是這一新王朝的締造者。他在位24年，靠自己的軍事才能和宗教政策統一了整個波斯。他宣佈伊斯蘭教的什葉派為國教，並無情地鎮壓敵對的遜尼派。穆斯林這兩派之間的分歧早在穆罕默德生前沒有指定他的繼承人即哈里發時就開始了。由穆斯林內部選舉產生的最初的三任哈里發都不是穆罕默德的親屬；直到第四次選舉時，穆罕默德的女婿（也是堂弟）阿里才當選為哈里發。什葉派堅持主張選舉必須在天賦之權屬於穆罕默德家族的基礎上進行，他們認為只有阿里及其後裔才是哈里發的合法繼承人。而遜尼派則相反，他們認為哈里發只是"信仰者社會的首領"；凡是由穆斯林內部選舉產生的哈里發，他們都接受——因此，他們承認穆罕默德去世後的幾位繼任者。教義上的分歧也使這兩派相對立。遜尼派將傳統的《古蘭經》教義和由該派學府中有名望的阿匐們口頭流傳下來的教義作為他們行使宗教權力的依據。而什葉派則予以拒斥，認為這樣做就是提倡凡事都依賴穆罕默德以後幾代人的互相矛盾、難免有錯誤的意見。對於《古蘭經》上未闡明的問題，什葉派以獨立的個人判斷來代替傳統。

這種教義上的爭論對於當時的波斯具有很大的意義，它為統一波斯、發展某種民族感情奠定了基礎。波斯人認為自己是什葉派；這就將他們與基本上是遜尼派的土耳其人和周圍其他穆斯林民族區別開來。實際上，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一系列戰爭，是由這簡個相毗鄰的強大王朝之間的不可避免的政治上的競爭引起的，同樣，也是由它們宗教上的分歧引起的。

薩菲王朝的統治者中最傑出的是國王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他建立火炮部隊，使波斯軍隊現代化。為了完成這一任務，除了別的人以外，他還僱傭了兩位英國冒險家謝利弟兄。當時有位作者描述了這一政策的結果：

這位頗有勢力的波斯人[阿披斯一世]學會了謝利弟兄的戰略和戰術。以前，他不知遣使用大炮；現在，他已擁有500門大炮和6000名滑膛槍手。……因此，這位阿拔斯已從土耳其人那裡奪得七個大行省，包括從傑爾賓特到巴格達之間的地區；現在，他仍瞪大着眼、張大着嘴、展開着雙手，企圖搜尋、吞嚥和獲取更多的東西。

事實上，波斯在薩菲王朝的統治下確已成為一大強國。當時，歐洲一些國家紛紛派使節前往波斯，請求與波斯結成反對奧斯曼帝國的聯盟，就是一個明證。實際上，那些年代裡，這兩個穆斯林國家在歐洲各國的外交上據有突出地位。例如，法國的弗蘭西斯一世曾與蘇里曼一世合作，向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開戰；而神聖羅馬帝國皇室又與波斯人合作，反對他們的這兩個共同敵人，基督教國家和穆斯林國家之間的這些關係在當時被譴責為"不虔誠"和"瀆聖"；但事實是，奧斯曼帝國和薩菲帝國已成為歐洲任何外交家都無法予以忽視的世界強國。莫臥兒帝國　正象薩菲王朝兩位傑出的統治者在波斯創建了一個"民族"王朝那樣，莫臥兒王朝兩位傑出的統治者巴布爾和阿克巴也在印度締造了一個"民族"王朝——這對在印度教占優勢的地區中的穆斯林統治者來說，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穆斯林入侵印度的浪潮共有三次，每次都相隔很長時間。第一次入侵浪潮由阿拉泊穆斯林掀起，他們于712年侵入印度河河口附近的信德地區。這些阿拉伯人未能深入內地，所以，他們對印度的影響很有隊

第二次入侵浪潮發生於約公元1000年左右，即突厥穆斯林開始從阿富開境內的根據地不斷侵略印度之時。這些侵略斷斷續續地進行了四個世紀，使生命和財產遭到巨大損失。最後結果是：在北印度，有許多穆斯林王國被建立，而在南印度，繼續存在着一批印度教國家。但是，即使在北印度，大部分人依然在種族上是印度人，在宗教上信奉印度教。他們並未象小亞細亞的人那樣伊斯蘭教化和突厥化。其原因仍在於，從北方下來的突厥人與印度原有的千百萬人相比，僅是微不足道的少數。他們能填滿的只是政府和軍隊中的高級職位，種田人。商人和大部分官吏要靠他們的印度教臣民來充當。確實，在某些地區，大批大批的居民已改宗伊斯蘭教，尤其是一些低級種姓——他們想通過這一新宗教擺脫剝削。然而，當1500年第三次穆斯林入侵浪潮隨着莫臥兒人的到來而開始時，印度事實上仍是一個印度教占壓倒優勢的地區。

這些新來的人也是突厥人，他們的首領是偉大的突厥征服者帖木兒（別名為'跛帖木兒"）的直系後裔、引人注目的巴布爾。巴布爾從父親那裡繼承了在突厥斯坦的費爾干納小公園，但他早年便將它喪失。以後，他曾佔領帖木兒的華美異常的故都撒馬爾罕，但又很快地失去。此後，他又進行了多次的冒險、征服和逃跑，直到他本人承認他對這種"象棋盤上的王在格子之間移來移去"的流浪生活已十分厭倦時為止。1504年，意外的幸運突然降臨，他率領300名衣衫檻褸的部下攻佔了阿富汗的喀布爾。從那裡，巴布爾將貪婪的目光投向南面的印度肥沃平原。大約20年後，勝利來了：他在由奧斯曼土耳其人操縱的火繩點火滑膛槍和火炮的支援下，竟奇蹟般地以12，000人的小部隊打敗了印度的10萬大軍。他乘勝佔領德里，作為他的新首都。四年後，巴布爾去世，但他的兒子們繼續走他的道路，帝國迅速發展。在巴布爾的孫子、著名的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統治期間，帝國臻于鼎盛。

阿克巴是莫臥兒王朝最傑出的皇帝。他征服了西方的拉傑佈達納和古吉拉特、東方的孟加拉和南方德干高原上的幾個小國，使帝國領土大為擴展。當時，莫臥兒人的統治已從喀布爾和克什米爾擴大到德干高原，後來，在奧期則布（1658—1707年在位）的統治下，更進一步擴大——几乎擴大到半島南端。除了赫赫戰績外，貝克巴還是一位興趣廣泛、多才多藝、極為了不起的人物。他雖然未受過教育，但多思好問、智力敏捷；對此，就連那些熟識他的耶穌會會士也不得不表示欽佩。他活動範圍之驚人，會使人聯想到彼得大帝一世。阿克巴同這位俄國沙皇一樣，酷愛機械，他在冶金方面的研究以及對火力更大的槍炮的設計，就是很好的證明。他學習繪畫，愛好音樂，是打馬球的好手，而且會演奏各種樂器——鍋鼓是他最喜愛的一種。

阿克巴對宗教和哲學的興趣尤其濃厚，他不斷地尋找一種能滿足他個人及其臣民的需要的教義。最初，他的思考侷限在伊斯蘭紙範圍內；但1575年，33歲時，他修建了一座禮拜堂，在那裡，他與各種宗教的學者討論神學。阿克巴被印度教徒、印度襖教徒、祆教徒、耆那教徒和基督教徒講解的教義強烈地吸引住了。耆那教徒使他不食肉、禁止殺害動物。葡萄牙耶穌會會士使他派人將《福音書》譯成波斯文、使他在自己的脖子上掛上聖母瑪利亞大像章和參加集體聖禮。此時，耶穌會會士認為阿克巴可能會皈依他們的宗教，但最終他卻創立了良己的一種全新的宗教"丁一伊拉赫教"，即"神聖宗教"。其主要特點是：含糊的一神論；阿克巴為神主在人間的代理人，是教義的唯一解釋者。這一新家教的教義是折衷主義的，它揉合了許多宗教各自的一些內容，尤其是印度祆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的部分教義。

阿克巴的動機不僅是為了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而且還想提供一種能使他的印度教臣民和穆斯林臣民聯合起來、能錘煉出一個新印度的共同的宗教信仰。無論"神聖宗教"多麼滿足他自己的宗教需要，它對國家沒產生什麼影響。這一宗教過于需要智力，不能吸引群眾，甚至在宮廷，也沒有多少皈依者。但是，阿克巴借助他的合成宗教未能得到的東西，他在結束對印度教徒的歧視、規定他們與穆斯林地位平等時獲得了。他廢除了印度教徒前往聖地朝拜時須繳納的香客稅。取消了對印度教徒的人頭稅——這種稅，所有穆斯林國家都向它們國內的非伊斯蘭教徒徵收。阿克巴還讓印度教徒擔任國家高級職務；印度教徒不再把莫臥兒帝國看作是敵國。阿克巴夢寐以求的新印度——一個民族國家而不是一個由穆斯林主人和印度教臣民組成的分裂的國家開始出現。

不過，這裡應該強調一下：莫臥兒帝國與無疑是穆斯林的波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大不相同，其上層建築是穆斯林的，而基礎則是印度教的。統治國家的王朝和宮廷是穆斯林的，一般的藝術和高級文化大多受到波斯模式的影響，波斯語是宮廷、公眾事務、外交、文學和上流社會的語言。可是，在這莫臥兒統治機構和居支配地位的波斯文化的底下，流着一股強大的印度教的潛流。大部分人依然忠於與嚴格地信仰一神的伊斯蘭教極其不同的、剛開始發展的、信仰多神的印度教。鄉村群眾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與統治集團的截然不同這一事實已為當時的外國人所知道。有位研究這一問題的權威說，"1700年時，莫臥兒帝國在普通的外國人看來是印度人的，就象19世紀時，滿族帝國在居住中國的外國觀察者看來，是中國人的一樣。"

三、穆斯林帝國的輝煌

軍事力量　這三個穆斯林帝國都是頭等軍事強國。關於這一點，在法國國王弗蘭西斯一世于1525年12月發給奧斯曼帝國蘇丹蘇里曼一世的呼籲書中，可找到有力的證明。這份呼籲書的內容是請求土耳其人進攻哈普斯堡王朝的首腦、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蘇里曼于1526年作出響應：渡過多瑙河，侵入匈牙利，從而減輕了弗蘭西斯所受到的壓力。這僅僅是土耳其人多次遠征中的一次；這些遠征不僅援助了法國（和順便為土耳其人提供了更多的領土和戰利品），而且還援救了路德教異教徒——因為土耳其人的遠征使哈普斯堡皇室的注意力從德意志轉移到受威脅的多瑙河邊界區。穆斯林軍事力量竟然大大地有助于正處在關鍵性的形成階段的新教事業，確似乎有悖常理。反過來，波斯人通過與哈普斯堡皇室合作、反對他們共同的土耳其敵人，也大大地影響了歐洲的發展。波斯為了反對奧斯曼帝國，開闢了第二戰場，使奧斯曼帝國無法以全部力量攻擊歐洲；這一做法頗同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對付德國的手段。
穆斯林軍隊在火炮裝備方面通常落後於歐洲軍隊。他們靠歐洲人供給最先進的大炮和最富有經驗的炮手。不過，這種差異僅僅是程度上的。因缺乏火炮而無力抵禦進攻的情況，對穆斯林帝國來說，並不存在。穆斯林軍隊可獲得大量裝備，只是這些裝備並不象當時最好的歐洲軍隊的裝備那樣有效和得到很好的操縱。

另一方面，穆斯林世界的龐大兵力給歐洲觀察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據估計，阿克巴時期，整個印度常備軍總數達一百多萬人，較1914年時的印度軍隊多一倍以上。而且，這些龐大的軍隊在諸穆斯林帝國臻于鼎盛時，都紀律嚴明、訓練有素。由於明顯的地理上的原因，歐洲人對土耳其軍隊非常熟悉，與他們打交道有大量的直接經驗。這種經驗使歐洲人對土耳其軍隊印象深刻，並很尊敬。蘇里曼一世統治期間，哈普斯堡皇室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奧吉爾·吉斯萊恩·德巴斯貝克的報告是頗有代表性的。1555年，德巴斯貝克參觀了一所土耳其兵營，之後，他在給家裡的信中這樣寫道：

"象哈普斯堡皇室和奧斯曼帝國"那樣不同的世界之間的鬥爭必定會導致怎樣的結果呢？我一想到這一點就不寒而慄。…在他們方面，他們所屬的帝國極為富有、資源未受損耗、使用武器熟練、軍隊富有作戰經驗、勝利一個接一個連續不斷、甘願忍受艱苦、團結一致、秩序井然、紀律嚴明、崇尚節儉、行事謹慎。在我們方面，則是國庫空虛、習慣奢侈、資源耗盡、精神頽喪、軍隊缺乏作戰經驗且桀驁不馴、將領們貪得無厭、紀律無人注重、到處是胡作非為、人們沉溺于酗酒和淫逸放蕩，而最糟的是，敵人們習慣于勝利，我們習慣于失敗。這種截然不同的情況會導致怎樣的結果，難道我們還拿不準嗎？對我們的敵人來說，唯一的障礙是波斯；波斯地處這些侵略者的後方，迫使他們須謹慎行事。他們對波斯的畏懼使我們獲得喘息時間，但這僅僅是暫時的。

行政效率　所有穆斯林國家的皇帝都對他們的臣民有着絶對的權力。因此，國家行政管理的好壞取決於帝國首腦的才能如何。16世紀時，穆斯林國家的皇帝都是些才能非凡的人。可以肯定地說，蘇里曼、阿撥斯和阿克巴比得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君主。例如，在波斯，有位英國旅行者說，"這位國王[阿投斯]登基後，徹底制服了這一國家；一個人只要手執棍棒，無須攜帶其他武器，便可安然無恙地在這一國家旅行。……同樣，在印度，阿克巴擁有一支組織得很好的官僚隊伍，官吏的品級用騎兵的軍銜來表示。在莫臥兒帝國的行政部門任職，待遇優厚，且有希望得到迅速的晉陞，因而，吸引了在印度的和從國外來的最優秀的人物。據估計，百分之七十的官吏是外國人，如波斯人和阿富汗人；其餘的是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官吏去世後，其財產由皇帝繼承，其職位成為空缺。這就減少了貪污腐化和世襲佔有之類的弊病，這些弊病當時正困擾着西方諸國。稅收工作由一位有資格直接覲見皇帝的大臣掌管。稅務部門不受各省總督支配，有完全的自主權。它負責估定和徵收土地的收益，也負責徵收關稅和營業稅。為了促進農業發展，官吏們有權在新開墾荒地的地區減少賦稅。

由於阿克巴向所有臣民開放他的官僚機構，所以，任命和擢陞官吏的標準是才能而不是宗教。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巴斯貝克對奧斯曼帝國的這一行政管理制度也確切地作了同樣證明：

蘇丹在任命官員時，並不重視那些因擁有財產或地位而自命不凡者。……他根據是非曲直來考慮每件事，並仔細調查所要提升的人的品行、才能和性格。在職人員只有立功才能得到晉陞；這一制度保證了各種職位僅僅分配給那些有能力的人。……因此，在土耳其人中間，榮譽、重要職位和法官職務是作為對傑出才能和卓越貢獻的報答。如果有誰不誠實、懶惰或租枝大葉，他就會繼續留在階梯的最低一級，成為人們蔑視的對象。……我們的思想與此不同，在我們那裡，空着的職位決不留給那些立功的人；衡量一切的標準是出身；顯赫的出身才是在公共事業中得到晉陞的唯一的關鍵所在。

經濟的發展　就經濟標準而言，近代初期諸穆斯林國家用現在的話來說，都是發達國家。無疑，當時的西歐人也這樣認為；他們為了遠遠地抵達傳說中的印度和香料群島，願意麵對任何艱難或危險。奧斯曼帝國離西歐人的老家較近，是一個給人以深刻印象的經濟單位。它範圍廣闊，氣候多樣，這就保證它實際上能做到自給自足。匈牙利、瓦拉幾亞、小亞細亞和埃及的肥沃平原生產了充裕的糧食和原料。君士坦丁堡、薩洛尼卡、大馬士革、巴格達、開羅和其他古老城市的熟練工匠製造出大量手工業產品。帝國還擁有巨大的木材資源和重要的礦藏，尤其是鐵、銅和鉛。奧斯曼帝國遼闊的邊地提供了巨大的自由貿易區，所有這些貨物都可以在那裡暢通無阻地買進賣出。帝國地處陸、海會合處。這一戰略位置也大大地促進了對外貿易和過境貿易。

帝國的繁榮也在國庫裡留有大量的剩餘物資上反映出來．1526至1550年間，蘇里曼的歲入總數約達600萬個達卡銀幣；他的歲出總數約達450萬個達卡銀幣。當時，帝國繁榮的另一跡象是，即使信基督教的農民，在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境況也較為不錯。他們只須繳納小額的人頭稅和約占農產品十分之一的什一稅；至于封建領地上的佃戶，還須為封建領主盡少量義務，這些義務並不沉重。當時的旅行者常評論說，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農民負擔的稅不太重，他們的經濟情況普遍地比鄰近的基督教國家的農民要好些。實際上，馬丁·路德也曾說過，"一個人在德意志地區會發現，有些人期望着土耳其人及其政府的美好前景，有些人寧可隷屬在土耳其人之下，也不願受皇帝和諸侯們的統治。"

對大部分歐洲人來說，比奧斯曼帝國更令人着迷的是遙遠、奇異的印度。印度，能織出令人難以置信的紡織品，尤其是細紋棉織品；這種綿織品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是無與倫比的。印度，還充當從香料群島向西運送的貨物的集散地，有着極為豐富的香料。正是印度，從羅馬帝國早期起，使歐洲的金銀向外流盡——這一事實是那一時期裡注重金銀的歐洲人極難以忘懷的。正如他們中的一個人所說的，"所有國家都帶來了貨幣，同樣地運走了商品；而這些貨幣到了印度就給埋藏起來，不再外流。"確實，當歐洲人能直接看到印度農村時，他們不免會注意到實際上過着僅能餬口的生活的農民群眾的悲慘境況。但是，那時的印象不如今日那麼深刻，因為當時，歐洲的農民也過着接近最低生活水平的生活。對那時的歐洲人來說，有關莫臥兒統治者極其慷慨以及朝臣和最高行政官員財產驚人的傳說更富有吸引力。這些傳說是正確的；後來，當英國人從衰落的莫臥兒人那裡奪得對印度的控制時，證實了這一點。羅伯特·克萊夫在到達印度後的幾年裡，曾寫信告訴父親，他得到的財富使我能在祖國過上我做夢也想不到的好生活。…我已給姐妹們每人匯去2000英鎊，並將在適當時候照顧弟兄們。我想勸拉斯姐妹儘快結婚，她們沒有時間可浪費。你沒有必要再當律師。……你現在可以吩咐教區長作好修繕舊斯泰克"克萊夫一家在什羅郡的住宅；過去，他們因貧困而被迫離棄了它"的一切準備工作。……如果我能進入議會，我會非常高興的。……

穆斯林商人對南亞貿易的控制，與穆斯林帝國的財富一樣，具有重要意義。香料貿易尤其重要；香料一詞在當時包括各種各樣的東方物產：芬芳的甘松香；可用以止血和清洗血腥的檀香；婦女們極為欣賞的樹膠脂格篷香膠；龍誕香、樟腦、苦艾和象牙；諸如錫蘭肉桂、肉豆蔲干皮、肉荳蔻、丁香、多香果、姜和辣椒之類的調味品，其中，辣椒居首要地位。香料在只曉得用鹽處理食品、對其他食物保存技術知道得很少的世界裡，是極受歡迎的。好幾個世紀裡，香料與其他許多商品如中國的絲綢和印度的棉織品一起，由人們沿著南、北部的商人路線來回運送；南部的路線是從東印度群島和印度沿著印度洋、再上溯波斯灣或紅海而抵達敘利亞和埃及諸港口，北部的路線是從遠東穿過中亞而進抵黑海沿岸和小亞細亞諸港口。隨着蒙古帝國的崩潰，中亞的局面變得非常混亂，1340年以後，北部的商路實際上已堵塞。此後，大部分產品彙集到那時以前受控于穆斯林商人的南部的海路，順海路運往各地。

這一貿易大大促成了穆斯杯世界的繁榮。它不僅以關稅形式提供了政府稅收，而且還為與貿易有直接或間接聯繫的、成千上萬的商人、職員、水手、造船工人、趕駱駝者和碼頭工人提供了生活來源。印度商品賣給亞歷山大的意大利中間人時，按成本漲價20成以上；這事實可說明牟利程度。開羅從這一貿易中獲取了厚利；15世紀的旅人在描述開羅時說，其規模有巴黎的三倍之大，人口有五倍之多，城內設有街道照明系統、一所很大的公共醫院和幾家孤兒院，此外，還有學校、學院、莊嚴的清真寺、豪華的宮殿和宏偉的公共建築物。

葡萄牙人于1498年闖入印度洋，迅即控制了這一可獲厚利的貿易的大部分。但是，他們能做到這一點，並非因為他們的商品優良或者經商技術高明，而是由於他們的海船和槍炮佔有優勢。實際上，我們將發現，葡萄牙人最初境況窘迫，他們沒有什麼可用來換取自己所垂涎的物品，只是不久從墨西哥和秘魯的礦井中源源湧來的大批金銀才將他們從這一窘境中解救出來。

宗教信仰自由　伊斯蘭教在基督教徒心目中，通常等於宗教狂熱。但16世紀時，基督教世界中的宗教狂熱很可能較穆斯林世界中的更普遍。這是個宗教戰爭不息的時期：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老是互相殘殺，而且兩者都不斷地迫害、劫掠猶太教徒。確實，在伊斯蘭教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也存在着不寬容或殘酷的迫害。然而，事實依舊是，印度教徒在穆斯林莫臥兒人統治下享有的自由，比起任何居從屬地位的宗教團體在基督教歐洲享有的自由。要大得多。此外，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待遇較穆斯林和猶太教徒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待遇要好些，也是無可懷疑的。

這一點可由穆斯林和猶太教徒在基督教西班牙的命運得到說明；眾所周知，他們在那裡遭到殘忍的蹂躪，不得不逃走。但是，人們不十分清楚，大批猶太難民逃到奧斯曼帝國後，卻找到了他們在西方所得不到的寬容。猶太移民常是些身懷技藝、頗有辦法的人，因此，他們為自己的新祖國作出了大量貢獻。實際上，有位奧斯曼蘇丹曾說過，他無法理解西班牙國王為何會愚蠢地准許如此寶貴的臣民離開自己的王國。"這位斐迪南，怎麼能說是'英明的'——他讓自己的國家貧困，以便使我的國家富裕。"下面這段話也值得注意，它是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夫人、瑪麗·沃特利·蒙塔古女士于1717年寫的，描述了猶太教徒在奧斯曼帝國的境況：

我注意到，絶大部分有錢商人都是猶太教徒。在這國家，猶太教徒勢力驚人。他們享有所有矇昧的土耳其人所享受不到的許多特權；他們在這裡建立了一個非常大的團體，由他們自己的法律管轄；他們控制了帝國的全部貿易——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內部有着牢固的聯盟，一方面是因為土耳其人生性懶散、不夠勤奮，而他們在這方面恰好相反。每個帕夏手下都有猶太教徒，他是柏夏的管家，參與帕夏的所有機密，經管帕夏的一切事務。不管是訂立契約、接受賄賂，還是轉讓商品，都要經過猶太教徒之手。他們是達官貴人的醫生、管家和譯員。

奧斯曼帝國的絶大多數非穆斯林臣民都是基督教徒，而不是猶太教徒。這些基督教徒和其他穆斯林國家的基督教徒一樣，可以自行按自己的願望做禮拜，受到的限制較少。其原因主要在於伊斯蘭教法。伊斯蘭教法承認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跟穆斯林一樣，是聖經的臣民。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都奉有一部暴典——一部成文的啟示錄。他們的宗教信仰被認為是合法的，只是不夠完全，因為穆罕默德已取代摩西和耶穌基督。因此，伊斯蘭教對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頗為寬容，允許他們在受到某些限制和付出若干代價的情況下奉行其宗教信仰。

伊斯蘭教也對生活的各個方面作了恰當規定。它是一部宗教法典，也是一部民法典。因之，伊斯蘭教在寬容非穆斯林的宗教時，也允許他們保持自己的風俗習慣。這一政策是通過准許非穆斯林臣民組織成米勒特即擁有自己的教會首領、享有自治權的社團，得到落實。各宗教團體都有各自獨立的米勒特：希臘東正教的、由啟蒙者聖格列高利創立的亞美尼亞教會成員的、羅馬天主教的、猶太人的以及新教徒的米勒特。這樣，土耳其人便使他們的非穆斯林臣民能比較自在地管理自己。

誠然，奧斯曼帝國的非穆斯林享受不到完全的宗教平等。他們不得騎馬或攜帶武器，必須穿獨特的服裝以和真正的信仰者區別開來。他們的住宅不能高於穆斯林的。他們不可以修繕自己的教堂或敲鐘，除非經特別許可；而這種許可很難得到。他們必須繳納額外的人頭稅，這種稅在印度已為阿克巴所免除。不過，儘管有這種種不公平待遇，不遵奉國教者在蘇里曼統治下的境況比在查理五世或斐迪南和伊莎貝拉統治下的境況要好些。他們可以自由地保持自己的宗教，可以去自己的教堂或猶太教堂做禮拜，可以有自己的牧師；他們只要接受蘇丹的統治，便可在管理自己社團的事務時很少受到土耳其官吏的干涉。

處于威尼斯人統治下的塞浦路斯、克里特及其他一些島嶼上的希臘人，比較起來也都更喜歡早先土耳其人的統治，因為土耳其人讓他們的公社享有自治權，並給他們以宗教自由。而威尼斯人則使他們受到中央集權的控制，並讓天主教神父不斷地勸誘他們改變宗教信仰。1710年，法國旅行者莫特雷耶在希臘西海岸的莫頓登陸時，發現市民們對他們的統治者即大約11年前趕走土耳其人的威尼斯人，都極其仇視。當地有位居民向莫特雷耶抱怨說，"他們的神父到我們跟前來攻擊我們的宗教，還老糾纏着要我們信奉他們的宗教；這種事，土耳其人可從來沒想到去做。正相反，他們給了我們本想要的全部自由……"文化成就

穆斯林世界在文化上和在宗教政策方面一樣，取得了很高成就。16世紀時，諸穆斯林帝國的文化已很豐富、複雜、多樣。其根源可以追溯到過去在中東和南亞曾繁榮一時的諸偉大文明——拜占庭文明、埃及文明、敘利亞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諸穆斯林國家地處中心地區，從來自外界——歐洲和中國——的相當大的文化影響中獲益匪淺，促使它們的文化雖然也許不象古希臘或近代西方世界的文化那樣生氣勃勃、富有獨創性，但也取得了高度成就。

尤其是在建築藝術上，穆斯林留下了至今仍保持其原有地位的精美作品。那時的建築風格實際上因地而異，反映了地方傳統和附近地區的影響。今天，聳立在開羅的屬於這一時期的清真寺禮尖塔就和建在北非西部的清真寺禮尖塔大不相同；前者輪廓優美，而後者則呈方形、較厚實。在印度，莫臥兒人將波斯和印度建築中的一些成分揉成一種獨特的建築風格，其特點是採用球形穹窿頂（即將其穹隅的頂點支在細長住上的圓屋頂）和高聳的拱門。可代表印度伊斯蘭教建築藝術的傑出紀念物有不少。其中，有阿克巴所建的法塔赫布爾西格里城，城中建有瑰麗壯觀的清真寺、陵墓、公共浴室和宮殿；還有沙.賈汗在德里所建的、內庭設有著名的孔雀寶座的宮殿以及這位皇帝在阿格拉郊外所建的更為著名的泰吉·瑪哈爾陵。

這一時期的波斯建築具有一個特別令人愉快的特點：將色彩鮮明的建築物造在有着池塘溪流、令人賞心悅目的花園裡。薩菲王朝的君主的許多宮殿都建在這樣的大花園裡。奧斯曼帝國的建築也處于生氣勃勃的狀態。世界聞名的錫南帕夏的了不起的一生可作為這方面的一個例證。他最初是一名打仗時負責架橋築渡口的軍事營造官，不久，受帝國統治者和高官顯貴們的委託，專門從事建造清真寺和宮殿。在他長達90年的一生中，他工作起來總是幹勁十足、成績卓著，所以，他贏得了"土耳其的米開朗琪羅"這一國際聲譽。帝國各地，從波斯尼亞到麥伽，他都留下了顯露自己才華的標記。到1679年去世前，他至少建造了343座建築物，其中包括81座清真寺、55所學校、50座小教堂、34座宮殿和33所公共浴室。他有兩個弟子還是印度泰吉·瑪哈爾陵的設計者。

歷史和傳記類著作在穆斯林國家也很流行。埃及人在編纂將過去的知識分類編排的百科全書性著作方面，尤為積極。社會科學方面，最傑出的人物要數突尼斯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他在自己的大部頭傑作《通史導論》一書中，試圖把歷史當作一門科學來論述，概括地提出一種世俗的歷史哲學。由於他研究了伊斯蘭教帝國的盛衰，所以他能對所有帝國的興亡作出概括。他特彆強調了諸如民族的團結精神、奢侈淫逸的腐敗影響以及缺乏過危險生活的機會之類的因素。赫勒敦思考的範圍之廣泛，使人不免會聯想起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

文學，是穆斯林國家的人們極感興趣的又一領域。這方面，波斯人可為世所公認的大師，他們創作了不少受到普遍讚美和模仿的作品。不過，按西方的鑒賞標準，穆斯林的散文和詩歌似乎有些矯揉造作、過于講究修辭。其作品內容服從于表達形式。主要關心的是許多修飾方法的運用：移字母構新詞，同音異義詞（發音相同但意義不同的詞，如reed和read，回文（可順讀、也可倒讀的詩句），裝飾（詩句排列成幾何圖案），四邊形（詩句排列成矩形，可橫讀，也可豎讀），隱匿（故意避免採用字母表中的某一字母），謎語（一些用數字表示的日期可由某些詞中預定的字母數值的總數獲得）。除了這些精巧的修辭方法外，波斯作家還忠實地重複某些傳統的用語和聯繫。"圓臉"、"絲柏狀身材"和"鮮紅魚嘴唇"都千篇一律地經常出現。如果"夜鶯"給提到了，"玫瑰花"就決不會在遠處。穆斯林作家在這種狹窄的框架內關心他們所熟悉的少數主題，反覆不斷地用愈益美麗的語言和愈益巧妙的措辭來加以表達。

除這些主要的文化活動領域外，穆斯林在其他幾個方面也很出色，其中包括繪細密畫、編織地毯和紡織品、燒製瓷器、鞣製皮革和製作珠寶飾物等方面。

四、穆斯林帝國的衰落

16世紀的穆斯林世界給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蘇里曼、阿克巴和阿拔斯統治的帝國至少堪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帝國相匹敵。然而，17世紀時，這些帝國開始突然衰落。到18世紀，它們已遠遠落後於西歐，而且至今仍落後。
一個解釋是，統治這些帝國的王朝都很腐敗。1566年，謝裡姆二世繼承蘇里曼一世。他懶惰、愚鈍、放蕩，嗜酒如命，其臣民都稱他為酒鬼謝裡姆。然而，他的腐化墮落還不如他以後的許多可恥的繼任者那麼嚴重。這一時期，有位奧斯曼帝國的朝臣曾寫道，易卜拉欣一世于1649年成為蘇丹後，便"落入後宮的親信和同伴、侏儒、啞巴、宦官及女人們的手中……他們一道把所有的事都弄得一團糟。"這同樣的情形也發生於波斯；在波斯，阿拔斯的繼承人于1629年登上王位後，也受制於後宮的影響。

在印度，帝國的衰落始於奧朗則布（1659—1707年在位）執政時。奧朗則布是一位能幹的將軍、出色的行政官和一位謹慎、勤勉的統治者。但是，他有一個致命缺點：不能容忍其印度教臣民，尤其是在他漫長統治的後半階段。他將阿克巴制定的建立一個民族國家的政策視作恰恰是對伊斯蘭教思想的否定。1669年，他下令"廢除異教徒的所有廟宇和學校。"10年後，他又向印度教徒重行徵收一世紀前已由阿克巴取消的人頭稅。奧朗則布還儘可能完全地把印度教徒趕出軍隊和官僚機構。這種種歧視手段自然引起廣大印度教徒的強烈反抗。戰爭爆發了，並延續到固執的奧朗則布91歲去世時。奧朗則布把印度留在緊張、虛竭的狀態中，而他的後繼者都是些可悲的怪傢伙，根本無能力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問題。這個曾產生過傑出的巴布爾、阿克巴和同樣傑出然而誤入歧途的奧朗則布的王朝，此時又出現了"無頭腦者"巴哈都爾沙和"快活人"即"貪圖享樂者"穆罕默德沙。所以，18世紀，隨着穆斯林反對印度教徒、波斯人和阿富汗人自西北部進犯以及歐洲人竊據沿海立足點，印度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

這種王朝的腐敗對穆斯林世界來說，尤為嚴重；在穆斯林世界，政治權力集中于統治者本人之手。土耳其諺語道："魚爛頭先臭。"不過，王朝的沒落並非造成穆斯林國家遭摧毀的唯一因素。所有歐洲王室都有過昏聵無能、不負責任的統治者，但他們的國家並未因此而衰亡。

對於穆斯杯世界的種種不幸，還有一個較根本的解釋：它缺乏歐洲的動力。它未經歷過前章所提到的、這些世紀中正在使歐洲社會發生徹底變革的種種影響深遠的變化。

例如，在經濟領域，無論農業、工業、金融方法或商業組織，均末發生根本變化。如果17、18世紀中，有位旅行者進入穆斯林國家，那他一定會看到早500年時十字軍戰士已目睹的經濟慣例和經濟制度。事實上，17世紀末，有位英國人確訪問過君士坦丁堡；他對那裡的蕭條和衰微作了十分生動的描寫：

在君士坦丁堡，假如哪位遠道而來的異鄉人需要合身的衣服，需要佈置房間用的傢具，需要可供學習、消遣的書籍或地圖，需要紙、筆、墨水、餐具、鞋、帽子，總之，需要那些几乎在世界各城市都可找到的物品，那麼，他將會發現，除了一些質量極為低劣、叫人都弄不清可派什麼用場的物品外，几乎啥也沒有。擺出來待售的少數商品；要麼是英國的、不適宜其他任何市場的出口貨，要麼更糟，是德意志和荷蘭倣傚英國造的仿製品。……假如哪位外國人丟逛集市，他能見到的只不過是拖鞋、用爛皮革制的粗陋的長筒靴、粗劣的棉布、煙斗、煙草、咖啡、餐館、藥材、花卉、舊手槍、短劍以及世上最差的製成品。……如果從君士坦丁堡的外表看，它似乎是歐洲最富裕、最繁榮的城市；如果細察其內部，它的慘狀和缺陷教人觸目驚心，只能把它看作世界上最低劣、最貧困的都城。

以上引文的作者即那位旅行者，在結束自己的敘述時還下了這樣一句評語："要是隷屬英明的政府，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說不定會得到地球上所有商國的財富。"這句話意味深長，因為經濟上的停滯不前與穆斯林帝國政府的腐敗密切相關，是無可置疑的。正如巴斯比卡所說的，只要統治者精悍、開明，專制帝國就能順利、有效地發揮作用。但是，如果中央政府衰弱了，那麼，朝臣、官吏和軍官們就會勾緒起來，詐欺社會的生產階級，不管後者是農民、工匠或商人。他們的敲詐勒索無人管束得了，扼制了私營企業和對個人富有激發力的因素。平民百姓中凡是稍微露富的，均為肆意搜刮者的攻擊對象。因此，商人們都藏匿自己的財產，而不公開進行投資，以擴大自己的買賣。這一點已一再明確地為外國觀察者所證實。例如：17世紀中葉，法國醫生弗朗索瓦·伯尼埃在埃及、波斯和印度獃了幾年，他寫道：

農民、工匠或商人受了傷害，卻找不到一個能傾聽自己訴苦的對象；象法國那種能制止殘忍的壓迫者"總督、封建主和稅吏"胡作非為的傑出的君主、議會或地方法院的法官，在這裡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沒有什麼能鼓勵人們去從事商業。經商者若取得成功，生活並不會過得更好，相反，只會激起附近暴君的貪慾；暴君手執權柄。老在伺機攫取任何人辛勤勞動的果實。假如有誰得到財產……他的生活決不會過得比以前舒適，他也決不可擺出付生活優裕自在的樣子，相反，他須琢磨裝窮的辦法：衣着、住所和傢具得依然簡陋不堪；尤其是，得始終注意看，不可沉迷于飲食之樂。同時，他的金銀錢財還須深深地埋藏在地底下。……

農民不能不向自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暴君也許明天就會來，用貪婪的手奪去我所擁有並看重的一切，連能使我的悲慘生活得以苟延下去的東西……也不留下，我幹嗎要為一個暴君賣命呢？

我所提及的一些事實，足以說明亞洲國家迅速衰落的原因。正是由於這種糟糕的政體，在印度斯坦，大多數城市都是用泥土和劣質材料建造的；而且，所有的城鎮，只要不是已經毀滅和遭到遺棄的。都具有行將衰微的明顯標誌。

得出這些結論的，並不只是外國觀察者。有位叫約翰·普里戈斯的希臘商人，離開受土耳其人統治的祖國後，在阿姆斯特丹發了隊在那座城市裡，人們能夠平安、公平地做商業買賣；這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過一番很能說明情況的抱怨的話：

但是、在土耳其人統治下，誰也無法生活。土耳其人不講秩序，也不講公道。如果資本為一千，他們就要讓它增加10倍，結果，他們去劫掠其他人，讓其他人受窮，他們不明白，其臣民的財富也就是其王國的財富。……他們是完全不講公道的，而且，他們什麼都創造不了，只會搞破壞。願上帝把他們毀了，使希臘能成為基督教的，使正義能占上風，使政府能象左歐洲那樣得到建立；在歐洲，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權益，不用擔心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

帝國衰微的又一癥狀和原因是，穆斯林對西方有一種優越感：妄自以為自己是不可戰勝的。當時，他們根本沒想到，自己或許能從邪教徒即異教徒那裡學到些什麼。他們這種態度，部分是源於宗教偏見，部分是源於伊斯蘭教在早先數世紀裡的驚人成就。伊斯蘭教已從沙漠灘上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教派成長為世界上是大的、發展最迅速的宗教——它在1500年時便已達到這一境地。因此，凡是有關基督教歐洲的東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學者就看不起，示以輕蔑和傲慢。1756年，當法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宣告法奧同盟（它標志著歐洲外交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成立時，還得到草率無禮的通知：奧斯曼帝國政府"對一頭豬與另一頭豬的聯合"不感興趣。這種態度，在16世紀也許是可理解的；在18世紀，則是荒唐的、自取滅亡的。

這種唯我獨尊的態度所帶來的最有破壞性的一個後果是，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之間，特別是在愈益重要的科學領域，放下了一道思想鐵幕。實際上，穆斯林學者對於帕拉切爾蘇斯在醫學方面、維薩裡和哈維在解剖學方面、哥白尼、開普勒和伽利略在天文學方面所作出的劃時代的成就一無所知。不但他們不瞭解這些科學進步，而且他們自己那時什麼也沒做，也不打算將來做些什麼。

這種無知和唯我獨尊不能歸因于伊斯蘭教本身。據傳說，"去尋求知識吧，哪怕遠到中國"這句格言就是穆罕默德說的。中世紀穆斯林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方面的輝煌成就也表明，不能將伊斯蘭教與思想發展的停滯相提並論。所以，穆斯林落後於西方的原因不該到伊斯蘭教的信條中去找，而應用近代初期伊斯蘭教奄奄一息的狀況來解釋。近代初期，伊斯蘭教已沒落到它只是意味着履行一系列宗教儀式和熟記天賜教典的程度。這種狀況又影響到教育，使教育倒退到只是以穆斯林的宗教研究為中心，而這種研究頗為膚淺，只是以瑣細無意義的分析為主要方法。

關於這一點，伯尼埃的觀察報告和繪論特別有價值。伯尼埃曾受業于法國著名科學家皮爾·伽桑狄，是位訓練有素的醫生；後來，1656至1668年，他一直生活在中東和印度——主要是在印度。伯尼埃認為，穆斯林世界的教育和科學之所以毫無成效，一方面是因為剝削人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是因為極其缺乏從事實驗性的、可檢驗的科學研究的觀念或願望。他寫道：

普遍、極度的無知是我所努力描繪的那種社會狀態的必然結果。在印度斯坦，即便有人適當地捐贈基金，難道就能創辦起專科學校和學院？我們上哪兒去找創辦人？或者，就開院校建立了，上哪兒去聘學者？其財力足以資助子女上學的人又在哪兒？或者，就算有這樣的人，誰又敢於露出如此明白的證據表明自己很富有呢？……

這些異教徒"印度教徒"對於解剖學一竅不通，並不出人意外。他們從未切開過人或牲畜的軀體。我們家裡的那些人每當我剖開一頭活的山羊或綿羊，以便解釋……血液循環時，總要大為驚異，恐怖地逃走。……不過，儘管他們也承認自己對這門學科一無所知，卻斷言，人體的血管不多不少，正好五千條，彷彿他們已仔細計算過一樣。

關於地理學，他們同樣全然無知。他們認為：世界是扁平而呈三角形的；它由七塊美麗、完善和居民各各不同的獨特聚居地組成，每塊聚居地都為自己特有的大海所圍繞；一個是牛奶海，另一個是糖海，第三個是黃油海，第四個是酒海，等等……最後，這整個世界靠許多大象用頭支撐，大象偶爾一動，便是地震的起因。

可說明穆斯林帝國何以衰落的最後一個因素是，這三大穆斯林帝國都是陸上帝國。它們的締造者土耳其人、波斯人和莫臥兒人都是沒有航海傳統的民族，因此，他們的帝國都面向陸地、背朝大海。誠然，這些帝國確也包括了某些長期以來一直進行海上貿易的地區。奧斯曼帝國版圖內的埃及，作為南亞和歐洲之間交換香料和其他商品的一個貿易中心，在當時已有幾百年的歷史。莫臥兒帝國疆域內、位於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屢屢派遣船隊來抵東南亞、西達中東，在當時也已為時很久。埃及于1517年為土耳其人所征服，古吉拉特則于1572年為莫臥兒人所征服。這些新來的統治者對海外貿易極不感興趣，因此，當葡萄牙人開始奪取印度洋上所有的戰略位置時，他們未採取行動加以制止。土耳其人確曾派出幾支遠征隊順紅海而下，但是，這些遠征隊與他們派往波斯和中歐的陸上遠征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莫臥兒帝國的皇帝在葡萄牙私商奪取對印度洋商船航線的控制時，也未有效地幫助他們的古吉拉特邦臣民進行抵制。

這種形勢的意義在於，歐洲人能在不遭受以往一向控制歐、亞之間大部分貿易的穆斯林的反對的情況下，成為世界商船航線的主人。其影響是深遠的，因為對世界貿易的控制使歐洲人極大地富裕起來，進一步促進了他們經濟、社會和政治的發展。於是，一個惡性循環逐步形成：西歐因從事世界性貿易而愈來愈富裕、愈來愈擁有生產力和動力、愈來愈實行擴張政策，而一度令人生畏的穆斯林帝國則因很少參與新的世界經濟而仍處于靜止狀態，並愈來愈落到後面。

後面論述儒家世界。那裡的情況儘管與穆斯林世界有些局部的不同，但基本上相似——同樣的一般性力量在起作用；較西方而言，同樣地處于衰落階段。

第四章

西方擴張時的儒家世界

我們不必被中國人的成就迷住心竅，以致竟承認其帝國的體制真乃世界有史以來最好的。

伏爾泰，1764年

與中東和南亞的穆斯林世界相對應的是東亞的儒家世界。正如穆斯林世界為奧斯曼、薩菲和莫臥兒帝國所統治那樣，儒家世界為中國所統治；其外圍的朝鮮和日本則獨立存在。這兩個世界有一基本方面頗為相似：它們都是以農業為基礎、面向內部的社會。它們的變化侷限在從較早時代承襲下來的基本結構內，變化速度緩慢。另一方面，儒家世界由於其無與倫比的統一性而與穆斯林世界大為不同。這種統一性的獲得，是因為中國在所有領域——文化、政治和軍事——內都極其傑出。而且，中國本身還具有任何一個穆斯林帝國都無法與它相比的一種內聚性。類似奧斯曼帝國境內各種巴爾幹基督教團體的那種令人費解的少數派集團、類似莫臥兒帝國境內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那種宗教不和，在中國是不存在的。中國的這種內聚性，並非當時才有的一種新現象從數千年前中國文明的早期階段起就有了，並一直存在到今天。實際上，中國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連續不斷的文明。這一事實具有相當大的意義；它有助于說明中國和日本對西方入侵的反應何以會極其不同。

一、中國文明的連續性

中國為什麼會擁有世界上最古老的、連續不斷的文明？一個原因在於地理方面——它與人類其他偉大文明相隔絶的程度舉世無雙。地中海將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和羅馬連接在一起，印度洋使印度能與中東、非洲和東南亞相互影響；然而，可與地中海或印度洋媲美的地理條件，中國卻一點也不具備。相反，中國在其有史以來的大部分時間裡，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斷。它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脈；東面，是直到近代方能踰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則為沙漠和大草原，它們起着很大的保護作用——這種保護作用，中國人又進一步加強了；他們為了防止凶險可怕的遊牧部落入侵，在那裡築了一道長達1400哩的長城。這種與世隔絶的意義就在於，它使中國人能在較中東或印度諸民族更少面臨外來入侵的情況下，發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他們的文明更為連續不斷，也更為獨特——中國與歐亞其他偉大文明之間，有着較後者相互之間更為根本的差別。
中國的人口龐大無比，也有助于文明的連續性。中國從一開始起，就能供養很可觀的人口，因為那裡的土壤和氣候結合得很好。每年天氣暖和的幾個月裡，季風雨降臨，使農作物能一年兩熟；這種情況與中東和歐洲的迥然不同。而且，中國水稻的畝產量比歐亞大部分地區種植的小麥或大麥的畝產量高得多。因此，公元2世紀的人口調查結果是，中國漢朝擁有人口5950萬——比羅馬帝國在其疆界達到最大範圍時的人口還要多。16世紀初葉，葡萄牙人首次到達中國時，中國的人口為一億多，超過整個歐洲的人口。到19世紀中葉西方用炮艦強行打開中國大門時，中國人口已激增到4億以上；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從美洲引進了諸如花生、玉米和甘藷之類的糧食作物。1953年的人口調查披露，中國大陸的人口為58300萬；以啟，中國的人口一直以每年增長1300萬至2000萬的速度上升。今天，中國人大約已達7億左右，占全人類的四分之一！

如此巨大無比的人力資源，使中國人能夠不管事態發展如何，始終保持自己的特點。他們被蒙古人和滿人征服、統治過，也遭受過西方的一再打擊和破壞，但最終，由於人數和文化上的優勢，他們總能同化或者驅逐入侵者，總能選擇外來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變，使適合于自己的傳統文化。中國從未象歐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時，或者，象中東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時那樣，被迫接受來自外界的大規模變革。

有助于中國文明連續性的，還有中國的農業生活方式。農業是中國社會的基礎；土地是否適宜耕種這一點，確定了中國文明的分佈範圍。在適合農業的地方，就發展起中國文明；反之，則實行一種畜牧的生活方式，不管它是屬於蒙古人、滿人還是突厥人的。在農業區，可見到典型的中國農民，頭戴草帽，在麥田或水稻田裡辛勤勞動；而在北部和西部，因降雨量不足、無法經營農業，存在着非中國的遊牧民，騎在馬上，牧放羊群。中國同穆斯林世界一樣來經歷過商業革命和工業革命。相反，村莊仍然是中國藉以支撐的基礎；而農民，始終至少占總人口的五分之四，他們用自己寬厚的背脊，擔負著供養城市居民、朝臣和士兵的重荷。

構成中國的內聚性的又一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種可追溯到數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書面語。這種書面語具有特殊意義，因為各地區的中國人，儘管各自操的方言彼此間猶如意大利語之於西班牙語、瑞典語之於德語，頗為不同，但都懂得這種書面語。其原因就在於，它由表示意義或物體的漢字組成。這些漢字的發音，中國不同地區是用不同方式；但是，任何漢字，不管其發音如何，含意卻是同樣的。這好比有一位意大利人、一位瑞典人和一位英國人，寫下數字已按各自不同的語言發音；此時，8的含意對他們當中的每一位來說，仍然相同。這種共同的書面語是為中國提供統一性和歷史連續性的一種重要力量。實際上，它對整個東亞也起了如此的作用，因為中國的文字書寫方法已全部或部分地為周圍包括日本人、朝鮮人和部分東南亞人在內的大部分民族改採用。

與共同的書面語有關的，是非凡的國家考試制度。這一制度，中國推行了近二千年之久；他們通過考試，品評人才的優劣，為政府機構配備文官。"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這句引自儒家經典之——《中庸》的箴言，表達了中國人的基本信條：徵召有才能的人較之西方特有的、進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決國家的種種問題。這一制度達到充分發展的，是由一系列的考試組成的。首先是地區和縣城的考試，每兩、三年舉行一次。大約有2％的考生能通過地區考試，參加數星期後的州縣考試。有幸通過考試的人（約一半考生）有資格擔任較小的官職，並可進一步參加省城每三年舉行一次的鄉試。成功者有權參加在京城舉行的會試。只有6％的人能跨越這一障礙，有資格擔任較高的官職；這些人中間，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過最後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被吸收為中國最高貴的學術團體——翰林院的成員；史官和其他職掌文學的高級官員都是從翰林院中選拔出來的。

最初的考試完全是綜合性的，着重強調儒家經典，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數學和政治時事等。不過，漸漸地，這些考試開始集中于文學體裁和儒家正統觀念。最後結果是形成一種制度：從理論上說，官職之門向一切有才之士敞開，但實際上卻有利於那些有足夠財力進行多年的學習和準備的階層。這並不意味着，統治中國的是世襲貴族階層，相反，是一個由學者組成的統治集團即文人學士集團，他們為中國提供了一種贏得歐洲人尊敬和羡慕的、有效穩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這一制度扼制了創造力，培育了一味順從的性格。只要中國仍相對地孤立在東亞，它就會繼續提供穩定性和連續性。但是，隨着生氣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轉而起了阻止中國人作出有效的調整和反應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終被徹底廢除為止。

但是，促成中國文明的內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許是通稱為儒家學說的道德準則和文學、思想方面的遺產。它主要由孔子的經過後代人修改和潤色的教誨組成。據傳說，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他的英文名字Confucius是K'ung—fu—tzu即"孔先生"的拉丁語化的詞形——原是名小吏，因享有學者的名聲，吸引了許多學生。孔子為了尋訪到一位願意實踐他的政治原則並委他以與其才幹相符的職位的統治者，曾帶著弟子們周遊中國。尋訪落空後，他回到家鄉，繼續開辦私學，直到去世。孔子作為一名他所愛好的注重實踐的政治家，完全失敗了，但是，作為一名附帶而為的教師，他取得了永垂史冊、只是姍姍來遲的成功。

同中國大多數思想家一樣，孔子主要關心的是，在這世界上建立一個組織得很好的、幸福的社會。雖然他相信鬼神和天帝，但對於玄學或者推測來世，並不很感興趣。當有人問起死的意義時，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這種對來世的不關心，後來導致儒家思想中的不可知論傾向；這一點，與印度、中東和西方傳統地對神感興趣，形成鮮明對照。

孔子的首要原則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闡釋了社會地位不同的人們之間應該有的社會關係。如果各人都按自己身份行事，家庭就會有秩序；家庭有秩序時，國家就會安寧，天帝治下的一切就能和諧共存。

孔子還為中國提供了一種政治哲學。他的創新在於提出了政治基本上是個倫理問題這樣一種觀念。既然社會的和諧全靠有德行的統治者為其臣民提供福利和幸福，所以，他沒有區分政治和倫理。正如個人應服從家庭那樣，家庭該服從皇帝。然而，皇帝又應當做慈父的楷模；這，只有遵循儒家倫理觀而非某種法律制度，才能做到。孔子以前，中國人思想上一向主要以占卜和獻祭為中心，實質上，是沒有道德準則的；孔子的觀點代表了中國人思想上一個根本的新起點。因此，他是中國文明中前所未有地開始專注于道德價值的偉大倫理傳統的創立者。

儒家學說取得了非凡成功。一個原因，它在道德上為當局和社會不平等所作的辯護，很受統治者和富人歡迎。而且，其高度的道德原則為現狀提供了較純粹的世襲權力更牢固的基礎，從而，對改善政治和社會關係起了不斷的促進作用。儒家學說取得成功，還因為它合乎時機。它為中國和東亞大部分地區提供了儒家生活方式的準則，並作了合理說明。結果，在長達二千多年的時間裡，它一直充當中國文明的基礎。到20世紀中葉，蔣介石總司令還竭力鼓吹恢復儒家道德標準，以支撐其反對共產黨人的民族主義政權！

中國文明始於約公元前1500年前後。以上這些因素也許都是解釋自那時以來中國文明的連續性所必不可少的。中東的歷史有着明顯不同：亞歷山大大帝的征服傳播了新興的希臘化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引起了種族、語言、文化以及宗教方面的根本變化。印度的情況也一樣：約公元前1500年左右，遭到雅利安人入侵，公元1000年後，遭到穆斯林入侵。這些入侵都使印度發車了根本變化。中國歷史的發展則從未被這種地震般的劇變動搖過。儘管整個國家曾多次遭到入侵，並二度為外來皇朝所統治，但這些入侵只是擾亂而非改變中國。中國有史以來經歷到的，僅僅是侷限于傳統框架的皇朝的興亡遞嬗，而非大規模的碎裂和新的開始。

二、皇朝的循環

19世紀，有位觀察力敏鋭、名叫托馬斯·梅多斯的西方人評論道："在所有已達到某種程度的文明的民族當中，中國人是最缺乏革命性，卻又最富有反叛傾向的。"他這話係指，皇朝的興亡遞嬗已成為中國歷史的特點；它引起的不是革命，而僅僅是統治家族的更換。這種周期性改朝換代的模式，可以用致使皇朝衰落的、一再發生的某些趨向來解釋。
每個新皇朝開始時，通常都能有效地統治國家，開創一個比較和平、繁榮的時期。新皇朝促進了思想和文化生活，並通過派遣遠征軍對付遊牧民和擴展帝國疆域，保護了國家。但漸漸地，皇朝由於個別統治者本人的腐化墮落和貴族集團與宮廷宦官之間的宮廷鬥爭而遭到削弱。這種腐化墮落和派別活動，暗暗破壞了中央權力，助長了官僚機構的腐敗。腐敗加之宮廷生活愈來愈奢侈，意味着終究靠生產勞動供養整個帝國組織的農民所負擔的賦稅更繁重了。賦稅趨于增長，還因為對外戰爭耗資巨大，而皇帝又採取了准許多數貴族、佛寺和廟宇免稅的做法。於是，隨着政治不清明，農業所必需的灌溉系統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被忽視。

因此，愈來愈陷入窮困的農民不得不承擔起日益加重的稅收負擔。當農作物歉收和饑荒也不可避免地到來時，爆炸點降臨：反抗政府稅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義爆發了。這些局部的起義隨着時間的推移，擴大為普通的暴動。普遍的暴動、尤其是帝國軍隊本身到這一階段已淪于勉強維持的境地，轉而又招致遊牧民入侵。內部造反和外來侵略相給合。通常預示着新循環的開始——舊皇朝瀕臨滅亡，新皇朝日漸來臨。

第一個皇朝為商朝（公元前1523一前1028年），興起於黃河流域北部。那時，中國人已學會織造絲帛，發明了他們獨特的文字系統，掌握了製作美觀的陶器和青銅器的技術，而且，已開始根據文化上而非種族上的優勢明確區分"中國人"和"蠻人"。

繼商之後的是周朝（公元前1028—前221年）：雖歷時很久，卻未能建立穩固的中央政府。周的政治結構略相似於中世紀歐洲。周有許多封國；它們無視周名義上的共主地位，彼此征戰不休。不過，這種動亂不寧的政治局面致使中國知識分子急急反省。他們對人性和社會本質的思索，終至成為中國文明諸偉大的哲學體系和文學經典。儒、道兩派學說就是此時發展起來的；因此，與歐洲整個中世紀一樣長久的周的數百年，作為奠定中國文化基礎的時代，至今尚惹人注目。

周以後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儘管存在時間短暫，卻用一個組織得很嚴密的帝國結構取代了周的分封制；這種帝國結構一直持續到1912年最後一個皇朝被推翻時才告終。它包括一個獨攬大權的皇帝、一個秩序井然的有效的官僚機構、軍用馳道網和北方的長城；所有這些使中國受到了世界上最穩定、最持久的統治。

繼秦之後的漢朝（公元前即6—公元220年），以向四方擴展中國疆域——西至中亞、北抵滿洲、南達印度支那——而著名。這一漢帝國在範圍、人口、財富和文化成就方面，起碼堪與當時的羅馬帝國相媲美。那時，中國絲綢極受羅馬富有階級歡迎；出色的中國釉陶已聞名國外，被稱為"China"；中國的紙和印刷術開始慢慢傳向西方。

漢帝國同羅馬帝國一樣，由於內部的腐朽和來自北方的侵略而崩潰。但是，在西方，羅馬陷落引起的混亂和騷動長達數世紀，直到一個類型根本不同的社會出現時。公元1000年的歐洲與羅馬時代的歐洲極其不同;此時，各種入侵終於逐漸停止。這新歐洲是日耳曼的、基督教的以及羅馬的成分相互結合的產物，它擁有一個新宗教、若干新的種族血統、新的口耳爾曼系語言和拉丁系語言，以及在帝國廢墟上興起的一些新的民族國。在中國，情況相反。漢以後，經過一段時期的混亂，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先後繼起；它們雖然有了某些變更和改進，並受到了某些外來影響——如自印度傳入的佛教的影響，但仍代表着傳統文明的繼續。

宋以後的元朝（1279—1368年）是獨特的，因為它是蒙古人而非中國人的皇朝。那以前，遊牧民也時常入侵中國，但只能偶爾控制個別地區。而那時，一支蠻人的入侵隊伍卻首次成功地征服、統治了整個中國。實際上，這些蒙古人當時已侵佔了歐亞大部分地區，那時的中國僅是一個東起太平洋、西至黑海的龐大帝國的一部分。但是，這些蒙古統治者，人數上較之他們千百萬的中國臣民，少得可憐，而且，得不到中國貴族和農民的擁護。他們以征服者身份進行統治，對中國的制度或者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沒作什麼讓步。他們起用外國人參與行政管理，推崇趨于衰退的佛教而不提倡儒家學說，並普遍地剝削國民。因此，當他們的軍事力量衰落時，其政權也就為起來造反的農民和心懷不滿的士大夫所消滅。

中國驅逐蒙古人後，又受到另外兩個皇朝即中國人的明朝（368－1644年）和滿人的清朝（644—1912年）的統治。滿人跟蒙古人一樣，是外族人，然而，成功地統治了中國，因為他們在維持對政府機關的控制時，給中國士大夫以顯赫地位和參政機會。他們尊重並利用中國的制度，但同時，又創設一套控制制度，以保護他們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地方政府基本上仍掌握在中國人手中；另一方面，只有極少數中國人實際上能在帝國最高統治機構中任職。因而，由明到清的轉變比較容易。儘管改朝換代時，不可避免地有起義和盜匪活動相伴隨，但比較起同時代歐洲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期間的殘殺和破壞，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從14世紀中葉到19世紀歐洲人開始真正侵入中國為止，這整個時代是人類有史以來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的偉大時代之一；傳統的制度和習俗——農業經濟、儒家生活方式、選拔政府官員的考試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統治——一直在順利地、令人滿意地繼續着。

假如在普通的時代，這種秩序和持久性或許可看作是件幸事。但是，在這些世紀裡，一個生氣勃勃的新歐洲正在崛起——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運動、商業革命和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統治迅速擴大到全球的強大的民族國家的崛起，都發生在這些世紀裡。在這樣一個時代，穩定成了可咒詛的東西，而非幸事。相對地說，中國不僅看起來，而且事實上是靜止的、落後的。不斷變化和"進步"的觀念，儘管那時在西方被認為理所當然，但依然不合中國人的思想。變化只有侷限在傳統秩序的範圍裡，才是可接受的、在一個發生全球規模的革命性變化的時代裡，安逸自在、心滿意足的中國人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過去。

三、中國和納貢制度

明朝時，中國人決定停止規模驚人的遠航探險（見第二章第七節）；這清楚地表明，中國人與歐洲人對他們周圍世界的態度截然不同。中國帝國乃農業國，所以，明朝人和滿人如同莫臥兒人，對從事海外事業有可能獲利這一點，並不感興趣，遂將海洋留給了阿拉伯人和歐洲人。
中國用以調整與外國的關係的納貢制度，是表明這種不同的又一證據。早在商朝時，中國人就將外國人看作文化低劣的野蠻人。以後，他們把儒家關於家庭的道德規範應用到他們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上。由諸國家組成的家庭，自然須以天子為首。中國，即占優勢的"中國"，為處劣勢的納貢國所圍繞；這些納貢國都被看作是子女。正如子女理當服從、尊敬他們的父母那樣，小國也須如此對待中國。具體地說，這表現為，小國定期派出納貢使團，向中國皇帝奉獻禮物並表示敬意，其中，還包括磕頭，即三跪九拜。派出這類使團的次數，各國不同，取決於和中國的接近度，如朝鮮，一年數次，而緬甸或寮國，則每10年一次。

這種納貢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證中國漫長的邊疆一帶的和平與秩序；實際上，它通常是成功的。諸小國接受這一制度，原因在於：與中國朝廷交往可提高它們的聲望；從偉大的文明中心可獲得文化方面的好處；而且，居于從屬地位，經濟上也有利可圖，因為中國人賜予它們的貴重禮物多於它們所奉獻的，此外，還授它們以某些貿易特許權。但是，在另一方面，恰恰是中國人的這一成功促成他們的毀滅。這一成功使他們更加以為，中國是一個沒有相競爭的國家或政府的世界體系的中心。納貢關係是他們唯一承認的處理國際關係的一種形式。諸國家法律上平等的思想，對他們來說，難以理解。因此，中國人關於國際關係的觀念，與歐洲的原始國際法直接相牴觸。中國和西方世界沒有共同的立場可作為它們之間關係的基礎。

四、與西方的早期關係

中國與西方之間的關係，直到歐洲繼哥倫布和葡萄牙航海者遠航探險之後、進行海外擴張時，才持續不斷起來。那時以前，歐亞大陸東、西兩端間的相互影響，時有時無，通常是間接的。最早的相互影響，是與羅馬的絲綢貿易。這一貿易由中東的商人進行。它曾達到非常大的規模，給果，由於中國人對進口羅馬或其他任何國家的貨物不感興趣，羅馬的金銀只好不斷外流，使其經濟受到影響。這種情況，實質上是19世紀以前中國與外部世界的經濟關係的特點；它反映的，不是中國人的偏見，而寧可說是那些世紀大部分時間裡中國人在財富和技術上的優勢。
唐宋時期，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在中國南方沿海和長江下游諸港建立了一些大的商業團體。其中，有些外國商業家族僑居中國相繼五代之久。他們娶當地女子為妻，子女中，有人甚至還成為學者，通過參加考試，進入中國官僚機構；他們完全中國化了。

蒙古人時期，中國與西面國家的相互影響比以往要大得多。由於蒙古人征服了整個大陸，1240年以後的那個世紀裡，安全地在中國和歐洲之間旅行第一次成為可能。當時，有相當多的歐洲人向東方旅行。其中，一部分是牧師，他們希望能使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另外的則如同波羅一家，是商人，他們為新的、令人眼花繚亂的經商機會所吸引。但是，隨着蒙古帝國的崩潰，穆斯林再一次封鎖了東、西方之間的通路；於是，直接的交往停止了（見第二章第七節）。

1514年，葡萄牙商人與廣州通商，1577年，他們又在澳門設立了永久的商業根據地；這時，中國開始直接感受到生氣勃勃的新興歐洲的影響。這些葡萄牙人收購中國的絲織品、木刻品、瓷器、漆器和黃金；同時，作為回報，他們又推銷東印度群島的肉荳蔻、丁香和肉荳蔻干皮，帝汶島的檀香，爪哇島的藥材和染料，以及印度的肉桂、胡椒和生薑。歐洲的貨物一樣也沒捲入；原團很簡單，它們在中國沒有市場。這些葡萄牙人充當着純粹是亞洲內部的貿易的運貨人和中間人。

荷蘭人和英國人終於前來向葡萄牙對中國貿易的壟斷挑戰。荷屬東印度公司和英屬東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分別于1604和1637年抵達廣州。他們均未得到中國官方關於通商的許可，因此，在以後數十年中，荷蘭人和英國人在中國南方沿海一帶劫掠葡萄牙人的航船，併進行非法貿易。到18世紀中葉，中國人向所有國家開海貿易，不過，貿易地點僅限于廣州和澳門。英國人不久便獲得了這一貿易的最大部分；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日漸增長的商業和工業優勢，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設在印度的無可比擬的活動根據地。

值得注意的是，當歐洲在贏得對亞洲海上貿易的控制時，中國統治集團正在積極地反對海外事業。早在歐洲人到達以前，中國移民已慢慢遷徙到東南亞。在菲律賓群島，西班牙人可能從來沒有象中國人那麼多。1603年，也就是馬尼拉作為西班牙殖民地建城32年時，那裡的中國居民大約有20，000，而西班牙人恐怕才1000。因此，這些中國人實際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經濟生活，並正在將他們的控制擴展到這一群島的其他島嶼上。1603年那一年，馬尼拉的中國人遭到一次大屠殺；這種大屠殺。是他們及其在東南亞的同胞至今每隔一段時期便要忍受一次的。然而，當時附近大陸福建省的一名官員卻對此持寬恕態度，並譴責所有華僑都是愧對祖墳的逆子，不值得陛下關心。同樣，1712年，皇帝下了一道敕令，禁止中國人去東南亞經商和定居。5年後，另一道敕令准許已出國的中國人返回家鄉，不用擔心受懲罰；1729年，又一道敕令規定了華僑回國的日期，逾期則不得退回。這同西方國家是何等鮮明而又驚人的對照；西方國家不久就積極開闢海外殖民地，創立貿易公司，並隨時準備着用武力保衛這些事業，反對任何威脅。

當時，西伯利亞的俄國人也正在試圖開展同中國的貿易關係。中國人以同樣方式作出反應：嚴密地控制和限制貿易。尼布楚條約（1689年）和恰克圖條約（1727年）規定，俄國人可以在兩國的三個鄰接點經商，每隔三年方可派遣商隊前往北京。中國人允許他們在北京建一所教堂，留一名牧師和三名副牧師，不過，其教團在中國京城的人數限制在300人。在這些條件下，少數貨物得到交換——俄國的毛皮、皮革製品、紡織品、牛、馬和玻璃製品同中國的絲綢、茶、漆器和瓷器交換（見第八章第四節）。

這些較早的世紀裡，中國和西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影響，僅限于耶穌會會士努力傳佈天主教方面。耶穌會會士已認識到，在一個象中國那樣有先進文化的國家裡，如果採用在民眾中間佈道說教以改變人們信仰這種通常的手段，那是不會奏效的，因此，他們專在結交、說眼朝廷和官僚方面下功夫。1582年，利瑪竇經許可定居廣州，20年後移居北京；居留期間，他的數學和天文學知識給中國官吏和知識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當他終於敢起來辯論宗教問題時，他力圖證明基督教教義與儒家學說是相容的。較後的耶穌會神父繼續實行這種做法；他們擔任技術專家、導師和外交代表，使自己成為對明朝皇帝和滿族皇帝有用的人。耶穌會神父幫助中國人鑄造了他們的第一門大炮和議定了他們與俄國的第一份條約。這些做法並沒招致大批人皈依天主教，但他們的確贏得了對西方的基督教和科學的尊重；到18世紀，參加天主教的中國人已有30多萬。

耶穌會對儒家學說的遷就，導致了它與天主教其他修會之間的爭論及其最後的災難；這對基督教事業來說，是頗為不幸的。當時的主要問題在於"儀式之爭"，即中國的祖先崇拜與基督教是否相容。耶穌會堅持認為，祖先崇拜權僅是一種世俗儀式，旨在保持家族傳統的連續性。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則完全相反地認為，它是異教的宗教儀式，與基督教不相容。1745年，羅馬教皇最後判耶穌會敗訴；這時，中國皇帝早已因這種長期的爭吵和偶爾來其朝廷的教皇使節的傲慢無禮而心懷敵意，所以，進行了報復，禁止基督教的一切傳教活動。從那時起，基督教在中國迅速衰落了。

耶穌會這數世紀的傳教活動的最後結果已證明是微不足道的。實際上，當時，中國的考試制度和儒家倫理觀給歐洲留下的印象，較之歐洲的科學和數學給中國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這時期的一位歐洲旅行者稱中國人為Di　nostra　qualita——"具有我們優點的人"。中國人大概根本沒想到過要回敬別人的這種稱讚。

羅馬教皇作出裁決後的那個世紀裡，中國和西方之間無任何思想交流。中國人在與歐洲發生第一次衝突之後，依然極度自信和獨立。他們將西方商人限制在少數海港和邊境貿易站；處理國際事務時，僅有些例外地承認納貢關係；他們只是對耶穌會關於科學和神學的教導表示過一時的興趣，但這些教導最終還是為他們所拋棄和遺忘。有史以來，從未有過一個民族面對未來竟如此自信，卻又如此缺乏根據。

五、日本吸收中國文明

日本甚至比中國更與歐亞其他地區相隔離。很少有旅人抵達日本海岸，因此，它引起許多猜測和神話。如馬可·波羅，儘管他遊歷頗廣，且有甚多的官方關係，然提及日本時，卻只能重複少數謡傳。他寫道："日本這一大島上的人們，屬白種人，業已開化，且長得漂亮；是些不依賴于任何人的偶像崇拜者，擁有不計其數的黃金。"
較之中國，日本在16世紀歐洲人首次來到時，顯然是一個邊緣國家、一個邊緣文明區。這並不意味着日本人是原始的；實際上，他們已發展起一個複雜的、生氣勃勃的社會。歐洲人剛剛到來時，日本人最初的反應是積極的，有許多人皈依基督教。可隨後，他們同中國人一樣，反抗這些"橫蠻無禮的蠻人"，並事實上斷絶了與後者的一切聯繫。但是，日本人最終認識到，鎖國政策並不可行，遂開始研究西方的方式，並加以改變，使之適應自己的需要。由於其獨特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日本人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迅速地將長久以來一直是他們良師益友的中國人遠遠拋在後面。

就日本歷史而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尤其明顯。這方面，日本列島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不列顛群島極相類似。不過，前者較後者更與世隔絶；分隔日本列島和大陸的水域寬115哩，而英吉利海峽僅寬21哩。所以，日本人到近代為美國所敗之前，僅遭受過一次外來入侵的嚴重威脅，那是在13世紀。因此，就日本離大陸的距離來說，近到日本人可以從偉大的中國文明中受益，然而。又遠到他們能夠隨意地對外界事物進行選擇和抵制。事實上，日本人對他們從國外輸入的東西具有異乎尋常的敏感性和警覺性。他們雖然被普遍地看作是個借用者民族，但由於它與世隔絶，比起其他任何人口和發展水平大體相似的民族，已獨立地發展起一種其更大部分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

日本人基本上屬於從東北亞移來的蒙古人種，不過，其種族的形成也得力於原先居住日本島北部的多毛的高加索人種的蝦夷人，可能還得力於來自南洋群島的馬來人和玻里尼西亞人。早期的日本社會由許多部族組成，各部族均由一位世襲的祭司酋長統治。將近公元1世紀末時，邪馬台部族征服其他部族，建立起一個鬆散的政治和宗教霸權。其首領成為皇帝，其部族之神被奉為民族之神。

6世紀，中國文明開始大規模地傳入日本，破壞了這種部族組織。自朝鮮傳入的佛教是文化變革的媒介，在這裡起了同基督教在歐洲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中間所起的一樣的作用。由大陸渡海而來的學生、教師、匠人和僧侶，不僅隨身攜來了新的宗教，還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要求變革的動力最終導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始於645年，試圖仿照中國唐朝，把日本改變成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按照中國模式，全國劃分成若干國和郡，分別由國司和郡司治理；國司和郡司皆由天皇及其國家議會任命。此外，以天皇的名義，將全部土地收歸國有，分配給農戶。新的自耕農有義務向中央政府納田賦和為國家服徭役；前者取稻米的形式，後者常包括服兵役。

籌劃這些和其他一些改革，是為了加強天皇的權力；而且，是在將它們與前部族結構相比較後才付諸實踐的。但實際上，日本天皇遠非一個中央高度集權的國家的當然首腦。強大的世襲貴族強行對這種最終導致世襲貴族垮台的中國式管理施行某些調整。雖然任命官員大概同中國一樣，是在舉行考試、任人唯賢的基礎上進行，但實際上，舊貴族成功地獲取了重要地位和權力。同樣，他們還保留了許多大地產；這些大地產通常是免稅的，成為政府行政體制以外的莊園。這一時期裡，藤原家族徹底實現了兩頭政治即雙重政府體制。他們向天皇提供配偶，擔任高級行政、軍事職務，把持朝政，成為實際統治者。而天皇則過着淫靡奢侈的隱居生活，既不為國家大事所擾，也不接觸平民百姓，以致降低自己身價。他的主要責任是保證皇位後繼有人，傳之無窮。這種兩重政府體制是中國所沒有的，它在日本一直以原來的格局持續到19世紀國門被歐洲人打開為止。

在文化方面，同樣是對中國的模式加以更改。日本人借用了漢字，但發展起自己的文字系統。他們借來了儒家學說，但修改了其道德標準、調整了其政治學說，以適合自己的社會結構。他們接受了佛教，但又加以改變，以滿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同時，還保留了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他們以唐都長安為榜樣，在奈良和京都先後建立了新的京城，但無論寺院、樓閣、神龕或庭園，都確實無誤地具有日本特徵。天皇宮廷成為高度發展的文化、藝術的中心。11世紀紫式部女士在其著名小說《源氏物語》中對宮廷生活作了可喜的描繪，不過，這部小說也展現了一個愈益驕奢淫逸、几乎完全耽于美妙享受和聲色肉慾的社會。這種腐化墮落在後一世紀中更為嚴重，促成了新的封建制時代的到來；在封建制時代，政治權力從天皇朝廷轉入強有力的鄉村武士手中。

六、日本的封建制度

645年大化改新所引進的中國的帝國組織體制明顯地生效了很長一段時期。不過，到12世紀，它已為日本種種封建制所破壞和取代。一個原因是，國司們過于喜歡京都的優美，往往將自己的權力、職責委託給地方部屬。另一原因是，強大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團體總是渴求着土地，並常以暴力奪取土地。只要免稅達一刺激性因素依然存在，他們便樂於耕種新的土地。這些趨向使納稅土地的數量減少，也就是說，使自耕農的稅收負擔增加。於是，自耕農們或者逃亡北部邊境地區，用武力驅走那裡的蝦夷人，或者將自身連同土地寄託給莊園主。這使他們免除賦稅，得到保護，可付出的代價是自己轉淪為農奴。這一過程的最後結果是，到12世紀末，納稅土地僅占全部耕地的10％甚或10%以下，地方政權已由新興的農村貴族接管。
同時，由於帝國軍隊瓦解，農村貴族還成為居支配地位的軍事力量。大化改新規定，凡20至60歲之間的男性國民，都須服兵役。但是，應徵土兵得自備武器和給養，而且，其固定賦稅不予減免。這一規定證明是難以實行的，于739年被廢棄。政府軍職成為通常由頽靡的宮廷貴族擔任的掛名職務。給果，對蝦夷人的戰爭由農村貴族指揮。他們成為騎馬武士，並逐漸增強自己的軍事力量，直到完全超越帝國軍隊。這時，一種封建關係在農村貴族和他們的隨從即"侍"（字意上是"為人服務者"）之間發展起來。這種關係以一種理想化的道德規範即"武士道"為基礎。侍享有一些特殊的法定權利和禮儀上的權利，作為回報，他們須絶對服從其主子的調遣。

到12世紀，日本為一些相互競爭的封建領主集團所控制。有一段時間，藤原氏通過利用自己的力量支持一方或另一方，尚能保持勢力均衡。最後，大封建主源賴朝起兵獲勝。1192年，他從天皇那裡取得征夷大將軍稱號，並有權指定自己的繼承人。作為幕府首領，賴朝是所有軍事力量的總司令，負責國家的內外防禦。他在鎌倉紮下大本營，以天皇的名義統制全國，而天皇繼續在京都過着隱居生活。在賴朝幕府時期，蒙古人曾分別于1274和1281年兩次試國侵入日本。蒙古人兩次登陸時，均遭到日本人的奮力抵抗，併為隨後的大風暴所擊潰，團為大風暴給了遠征軍以毀滅性的破壞。日本人相信，他們的得救是由於神靈的干預，故稱這些大風暴為"神風"。

1333年，主要由於天皇朝廷的密謀以及武士階層中日益增長的不滿，賴朝幕府覆滅。其時，足利家族獲得幕府將軍稱號，不過，他們的權力從未遠遠超出京都近郊。在日本其餘地區，地方封建主們在竭力控制儘可能多的土地。結果，出現了各持一方的大地主，稱為"大名"。16世紀初，大名有數百之多，個個都在試圖獲得對整個日本的霸權。將近這一世紀末，織田信長（1532－1582年）經過對相競爭的大名和獨立的佛教團體的長期征戰，統一了大約半個日本，置於自己統治之下。

繼承織田的是其最能幹的部下大將豐臣秀吉（1536－1598年）。豐臣原為農夫的兒子，步兵出身；是日本歷史上最傑出的軍事領袖之一。他不僅統一全國，還分別于1592和1597年兩次派遠征軍入侵大陸，旨在征服中國。1598年，豐臣去世，使第二次遠征撤兵告退。經過短期爭鬥，德川家康繼承豐臣，于1603年被天皇任命為幕府將軍。這標志著偉大的德川幕府的開端；德川幕府對全國的統治一直繼續到1868年王政復古和明治維新開始。

七、德川幕府

德川家康及其直系繼承者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使其家族統治永存的政策。德川政權的物質基礎在於幕府直轄領地。它占全部可耕地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由分佈在全國諸形勝要地的大莊園組成；這些大莊園構成了防範有可能心懷敵意的大名的控制點。幕府最高級職務均由德川家族成員或其家臣擔任。天皇從幕府得到的財政收入能維持其本人及一小群宮廷貴族的日常用度，但天皇沒有政治職責或政治權力。幕府大本營先建在江戶，後設于東京。大名須定期到大本營所在地居住；返回自己領地時，要留下妻、子，作為人質。德川幕府還限制大名修築城堡，對每個大名所能保留的家臣的數目，也加以限制。
使嚴格、世襲的等級結構永存，是德川幕府為防止任何可能破壞其統治的變化而作出的部分努力。居這一等級結構之首的，是占人口百分之六的貴族。它包括宮廷貴族和封建貴族。前者擁有優越的社會地位，但無權力或財產，故靠幕府將軍供養；後者則重要得多，它以幕府將軍為首，包括大名及武士家臣。

絶大多數日本人是農民，為第二等級；它包括無地的佃農以及擁有11/4至85英畝不等土地的地主。不管其地位如何，這些農民生產了稻米，歸根到底，供養了貴族。實際上，地主也是用稻米來衡量其收入的。

德川幕府確認的最後兩個等級，依次為手工業者和商人。德川幕府時，長期的和平與安定使城市居民的人口、財富大大增加。貨幣日益成為支付媒介，稻米中間人和貨幣兌換商成為最重要的商人。他們處理封建貴族的剩餘產品，提供高利信用貸款，這種貸款通常以借貸人次年的收入作抵押。許多大名，有時連幕府將軍本人，都成為這些商業資本家的債戶。一個原因是，要在江戶維持落實人質制度所需要的大第宅，得付出大筆開支。由於稻米價格跟不上其他商品價格的上漲，農村階級亦受到損害。因此，國家財富愈來愈流入商人的銀櫃。商人在江戶和大阪這樣的大城市裡，過着奢靡的生活，併產生了自己的文化形成，如歌舞伎、木版畫和描繪奢華生活的小說。

德川幕府通過提倡儒家朱熹學派。為其政權奠立思想基礎，因為儒家強調孝順長者、忠於上級的美德，認為任何社會集團裡都該如此。在理想的日本家庭中，父權是絶對的、無可爭辯的；這一點甚至比在中國得到更為明確的表達。對德川幕府來說，尤具吸引力的是，儒家還強調了政治上的合法正統地位的倫理基礎和一切守舊的品德。德川家康本人在他頒發的《武家諸法度》中，為武士規定了着重於個人盡忠、尚節制、守儉樸和接受等級區別的行為準則。這種意識形態帶來的一個結果是，日本的家庭制度，尤其是武士制度，由於服從于幕府將軍或大名的利益而與社會緊密地合為一體。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協調遠遠超過中國，因而，為民族團結和民族活動提供了根本基礎，便利了日本19世紀的明治維新。

八、與西方的早期關係

德川幕府維持現狀的政策，一度因西歐人的闖入而受到威脅。最早來的是一夥葡萄牙水手，他們因船隻失事而漂抵日本島，時間在1542年，即德川幕府創立前約半個世紀時。當地大名對葡萄牙人的火器印象極深，學習了槍械和火藥的製造；這也是日本人的特點。
繼最初的接觸之後，葡萄牙商人經常來說他們發現，經營中、日兩國間的中介貿易可牟取厚利。由於倭寇的騷擾搶劫，明朝皇帝禁止與日本的一切貿易交往。葡萄牙人迅速地乘隙而入，用中國的黃金和絲綢交換日本的白銀和銅，使生意大為興隆。這一運輸業的範圍和獲利的性質可由澳門和長崎這兩個終點港的迅速發展得到說明。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首次來訪時，它們還是默默無聞的小漁村，到這一世紀末，卻已加入亞洲最繁榮的港口之列。

葡萄牙人將傳教事業和貿易活動結合起來。方濟各·沙勿略和耶穌會其他神父于1549年抵達日本，經許可到民眾中間傳道說教。他們取得了罕見的成功，原因顯然在於，他們的福音傳教士的改宗方法滿足了當地內戰時期遭蹂躪的農民的感情上的需要。織田信長允許這一新的宗教信仰興旺，歡迎它與獨立的佛教團體相抗衡，因為後者正在給他增添麻煩。到1582年豐臣秀吉繼承織田時，皈依天主教者已達15萬，大半在日本西部。

豐臣對這新貿易和新宗教頗為擔憂。例如，葡萄牙人當時正在要求管理長崎市的權力，並威脅道，如果他們遭到拒絶，便予罷市。同樣，外國傳教土的富有戰鬥性的活動在這位新上任的幕府將軍看來，似在顛覆傳統的日本社會。1587年豐臣下令所有傳教士都須離境，但這個命令沒有嚴格執行，因為擔心這樣會影響有利可圖的貿易。

到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時，荷蘭商人，還有少數英國商人，與葡萄牙人並肩活躍于日本。這些歐洲人之間的劇烈競爭使日本人獲得了新的行動自由。他們此時能對傳教士來取行動而無須擔心失卻貿易。而且，歐洲人為了討好日本人、爭取貿易特許權，互相極力搗鬼。例如，荷蘭人曾向幕府將軍告發，說葡萄牙人密謀武裝對他不滿的大名，以推翻他的統治。1614年，德川家康頒佈命令：所有傳教士都必須離境，他們的信徒（這時已達30萬）必須放棄自己的宗教信仰。這個命令得到了無情的執行。作為一種控制手段，德川幕府還強迫天主教徒隷屬某一佛寺；許多教徒因拒絶而被處死。傳教士也遭到殺害，但是，區別商業活動和宗教活動往往是很困難的。因此，日本人採取了進一步的行動。1624年，驅逐所有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以往最目中無人，看去最富有侵略性。1637年，強迫所有葡萄牙人離境，僅留下了荷蘭人；荷蘭人對傳佈天主教從未表示過興趣。此後，只有荷蘭人和中國人得到通商的許可，不過通商僅限于長崎港的弟子麻小島上，並受到嚴格的限制。這一孤立主義政策到1636年被進一步擴大到日本臣民中，禁止日本人出國，違者處死刑。為了加強這一禁令，幕府還對造船業加以限制，僅允許建造適于沿海貿易的小船。這樣，開始了日本長達二個多世紀的閉關自守時期。

制定這一排斥所有外來影響、保持國內現狀一塵不變的政策，是為了使德川幕府的統治永存。實際上，這一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再度統一，並象法國大革命以前任何歐洲國家那樣，受到中央集權制政府的徹底、有效的政治控制。但是，為了這種安全和穩定，日本付出了沉重代價。日本沒有經歷到西歐在這一時期中所經歷的種種使自己充滿活力的歷史變革運動；在日本，封建制度仍在繼續，沒有宗教改革運動或反宗教改革，沒有海外擴張，也沒有商業革命。對日本人來說。和中國人一樣，兩個世紀的令人寬慰的閉關自守的代價是，制度和科學技術方面落後了。這一點，在19世紀中葉歐洲人強行闖入與世隔絶的東亞世界時，變得非常明顯；而且，這種明顯對日本人來說，較之對中國人來得更快。

第五章

西方擴張時的非歐亞大陸世界

不過，對東印度群島和西印度群島諸民族來說，由這些事件[歐洲擴張]產生的所有商業利益已沉沒。失卻在它們所引起的可怕的災禍之中。

亞當·斯密

當歐洲人由海路進入穆斯林世界和儒家世界時，他們最初的反應通常是尊敬和欽佩。這些西方人僅在海戰方面享有明顯優勢。在其他所有方面，他們發現，中東、南亞和東亞諸民族實際上至少能與他們相匹敵。這就說明了為什麼逝去三個世紀後歐洲人才能對印度和中國稍加控制。
然而，在非歐亞大陸世界，情勢完全不同。那時以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諸民族在政治組織、經濟發展和軍事戰鬥力方面，均未達到與歐亞大陸相似的水平。因而，它們都較早地屈服于歐洲人的統治，只是程度上殊為不同。本章論述西方入侵時非歐亞大陸世界的形勢和盛行的制度，着重說明為何19世紀以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除沿海地區外，仍是不可滲入的，為何南北美洲較易於侵入，為何澳大利亞從一開始起便門戶敞開。

一、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地理環境就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以下稱非洲）與歐亞大陸的關係而言，非洲呈現了一幅似乎有悖常理的古怪圖景。非洲完全不同於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一直與歐亞大陸保持着持續的、只是有時頗微弱的聯繫。然而，歐洲人對非洲的侵入卻比對南北美洲或澳大利亞的侵入要緩慢得多。在其他新發現的大陸被開發和殖民後，非洲依然為"黑暗大陸"達數世紀之久。到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結束時，非洲還只有沿海邊緣地帶和內地少數孤立地區為外人所知。甚至到1900年，非洲尚有四分之一內地未被勘探。直到比較近代時，製圖員在繪製這黑暗大陸的地圖時，仍大量地依靠自己的想象。正如迪安·斯威夫特所描繪的：
在非洲地圖上，地理學家們用野生動物填補空白。因此，對於不適于居住的丘原，便填上大象以代替城鎮的缺乏。

儘管東半球的非洲和歐洲相鄰近，而且，自最古代起便保持着聯繫，然而，非洲卻奇妙地不為歐洲力量所滲透；其原因何在呢？從某些地理因素的作用中，可找到部分而非全部的回答。一個因素是炎熱、潮濕的氣候以及與之密切聯繫的許多熱帶疾病；這些疾病特別流行于地勢低窪的沿海地區。並非整個非洲均有害身體健康：沒非洲大陸北部、南部和東部邊緣區的是小而重要的地中海氣候區和亞熱帶氣候區；今天，大多數歐洲移民就居住在那裡。但是，非洲大陸的大部分地區有着不適于居住的氣候，而這些地區卻是歐洲人通常首先遇到的。一位最偉大的非洲探險家評論說：

非洲是真正的魔王——自然界的反對人類興旺的反動勢力——的主要堡壘。在這裡，眾蠅之王別西卜集結起由昆蟲、扁虱和綫蟲組成的一支支蠕蟲狀的、禽獸似的軍隊。它們……將一些微生物傳送到人類和其他脊椎動物的皮膚、血管、腸和脊髓中去；這些微生物引起了種種致命的、毀形的或招致衰弱的疾病。

非洲大陸也是極難進入的。一個原因在於，海岸綫未被大小海灣或內海所破損；雖然非洲面積為歐洲的三倍，其海岸綫卻比歐洲的還短。缺乏象地中海、波羅的海或黑海那樣的內海，意味着非洲內地不向外界開放。非洲的這種難以進入，由於北部令人生畏的障礙——撒哈拉大沙漠和尼羅河大沼澤地而得到進一步增強。沿東、西海岸的長達千哩的沙提也是有效的屏障。即使這些屏障被穿越，還存在別的阻礙，即內地高原的大河沿一道道懸崖朝低窪的沿海地帶飛流直瀉時形成的許多急流和瀑布。

而且，非洲內地還缺乏可與美洲大陸的金銀或東印度群島的香料相媲美的、易到手的財源；這，也令早期歐洲人沮喪泄氣。後面（第六章第一節）將看到，葡萄牙人率先從事歐洲海外探險，是為了開闢非洲內地的黃金和奴隷貿易；這種貿易可獲厚利，以往一向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着。但是，在葡萄牙人找到繞好望角前往東印度群島中的香料群島的航線和西班牙人偶然發現墨西哥和秘魯的寶藏之後，非洲貿易似乎微不足道。歐洲人為了獲得美洲種植園所需的奴隷，繼續保持着非洲西海岸的據點。不過，這些沿海據點已足夠歐洲人用來實現其目的，因此，直到1788年非洲協會于倫敦建立時，他們才開始為侵入內地作出認真的努力。

然而，地理環境並非阻礙歐洲人侵入的唯一因素。至少同樣重要的是，非洲黑人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組織的總的發展水平非常高，足以有效地抵擋歐洲人的侵入達數世紀之久。在探討黑人的文化之前。我們先考察一下黑人的種族成分。

種族與人們時常設想的相反，非洲諸民族決非起於同一種族。撒哈拉沙漠以南，可發現各種種族，並存在於整個歷史上。不過，它們的起源和擴散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個謎，故權威們的意見也大相逕庭。目前，最少遭到異議的種族劃分承認，有四大種族：（1）布須曼人，操科伊桑諸語言；（2）俾格米人，由於他們採用後來的征服者的語言，其原先的語言至今不知；（3）黑人，操尼日爾—剛果諸語言；（4）高加索人，亦稱為嘎普薩人、庫希特人和含米特人，操亞非語系諸語言。這四大種族似乎發源於維多利亞湖地區；由此，布須曼人向南遷至非洲南部，俾格米人向西移入剛果和西非沿海雨林地區，黑人向西遷至西非、向西北遷至當時肥沃的撒哈拉地區，高加索人向西北移入埃及和北非、向東北移入阿拉伯半島和西亞。

這裡，要再次強調，這些種類和遷徙並沒有為人們所普遍承認。實際上，有位權威人士將當前的認識，即認識的缺乏，概括如下：

……我們所能說的僅僅是：如果有誰站在蘇伊士，面朝南和西帶方向，那麼，他念往前走，見到的人往往皮膚愈黑。即使下這一判斷，也得將布須曼人排除在外。……其實，就經驗而論：埃及人大體上是地中海的高加索人；倘有誰朝南和西南方向走去，會見到一個逐漸的變化；沿幾內亞海岸或在剛果森林裡，是黑人的陳規舊習居支配地位。然而，在地圖上，並不能因此劃一條無可爭辯的"綫"，即（用統計學以外的方法）區分部落，聲稱一個部落確為高加索人的，另一部落確為黑人的。即便在黑人占絶對優勢的部落裡，也會發現白皮膚、綠眼睛的人。……

文化　非洲諸文化是非洲與外界相互影響的結果，這種相互影響就其程度而言，遠遠大於南北美洲或澳大利亞與外界所可能有的相互影響。以農業為例，農業發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公元前五千紀在埃及生根，可能由那裡傳播到了蘇丹。蘇丹是一片開闊的大草原，位於撒哈拉南側和熱帶雨林北緣之間，東起埃塞俄比亞高地，西至大西洋海岸。應該指出，有些權威認為，這地區的農業是沿尼日爾河上游獨自發生的。不管情況是否如此，事實依然是，最終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得到栽培的植物，絶大多數是從外界引進的。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自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經由尼羅河傳入的大麥、小麥、豌豆和小扁豆，由東南亞傳進的香蕉、甘蔗，亞洲薯蕷和新型水稻，從美洲通過葡萄牙人和後來的奴隷販子傳來的煙草、玉米、利馬豆、萊豆、南瓜和西紅柿。

對非洲來說，冶鐵術的採用與農業的引進一樣，是根本性的。冶鐵術的確從外界傳入，最可能的發源地有兩個。一個是迦太基，冶鐵術可能從這裡由經常來訪的商人傳播開來；當時，商人仍能騎馬穿越面積很小但正在擴大的撒哈拉沙漠。其後不久，馬不再能活着走完沙漠時，羅馬人從中亞引進駱駝解決了這一問題。另一發源地是地處尼羅河上游區、以喀土穆稍北的麥羅埃為都的庫施王國。庫施人主要為黑人，他們向亞述人學來了冶鐵術，並能很好地加以應用，因為他們國家不同於埃及，擁有豐富的鐵礦和燃料資源。麥羅埃很快就成為巨大的產鐵中心。如今，在都城遺址周圍尚可見到的一座座小山似的礦渣堆亦表明，麥羅埃曾充當過中非的匹茲堡。庫施人大概是用鐵和文明的其他產物來交換傳統的非洲商品，如奴隷、象牙和鴕鳥羽。庫施王國生存了一千多年後，于公元3至4世紀衰落，不過在這之前，冶鐵術已遠遠地傳播到南面和西面。

農業和冶鐵術的傳播對非洲有深遠影響。由於新的糧食作物和鐵製工具使農業得以擴展到雨林區，人口獲得驚人增長。此外，非洲的種族組成發生根本變化，也對非洲有重大影響。採用農業和冶鐵術並從中得益的，是易受到外界影響的蘇丹的黑人和高加索人，而非外界進不去的雨林區和南部地區的俾格米人和布須曼人。因此，也正是前者，能大大地增長人口，能憑藉鐵製工具和武器，犧牲布須曼—俾格米人的利益而向南椎進。

就主要操黑人語言的集團——班圖人來說，這種擴張主義表現得特別顯著。班圖人從其原先的中心地即喀麥隆高地出發，于公元初滲入剛果盆地，消滅或征服了那裡稀少的俾格米狩獵者。由此，一部分班圖人向東南推進，于公元600至900年抵達肥沃、開闊的大湖地區。然後，他們繼續向南犧牲布須曼人的利益，穿越大草原；布須曼人遭到了與俾格米人相同的命運。在這期間，其他班圖人則沿著大西洋海岸直接向南驅進，最終與一個新的種族霍屯督人相遇。現認為，霍屯督人只是較早學會畜牧的布須曼人，因改善了飲食，故身材比其他布須曼人高大，別的方面則仍與後者相象。這些遷移說明了為什麼歐洲人到來時黑人已成為居支配地位的種族集團，而早一千年時他們卻與高加索人、布須曼人和俾格米人一起相當公平地分享這塊大陸。

從根本上影響非洲發展的，不僅是農業和鐵的引進，還有伊斯蘭教的多方面的貢獻。這些貢獻有一部分來自東非沿海的穆斯林殖民地，但更大一部分來自穆斯林北非。儘管羅馬帝國把沿全長4，000哩的非洲地中海海岸的所有可耕地全包括到自己境內，但其權力從未能伸展到沙漠南面。似乎橫越撒哈拉沙漠的貿易是在利克蘇斯（今摩洛哥境內）、大萊普提斯（今利比亞境內）與南面的尼日爾河大彎曲地區之間進行的。非洲人提供了黃金、制香水用的靈貓香、作軟飲料用的可樂果、奴隷，1300年後，還提供了銅；作為回報，他們得到的是布匹、寶貝珠，尤其是鹽，鹽為整個蘇丹所急需。

與北非的交往從公元7世紀穆斯林阿拉伯人侵佔整個北非起，大大增加了。以後，穆斯林還沿著非洲東海岸擴展其影響，他們先是以商人身份，自13世紀起，又以殖民者面目出現。他們的殖民地統治了向南遠至桑給巴爾的沿海地區，而他們的影響則更遠地伸展到贊比西河口。

穆斯林阿拉伯人從他們在非洲北海岸和東海岸的根據地，對整個非洲施加了深遠影響。他們對駱駝的使用遠遠超過羅馬人，因而相應地擴大了橫穿撒哈拉沙漠的貿易。同樣，在東海岸，他們向黑人內地換取象牙、黃金、奴隷，後來還換取鐵礦石。鐵礦石由船運到印度南部，煉成鋼鐵，再裝船運至波斯和小亞細亞，製成所謂的大馬士革劍。他們從外界進口、換取非洲商品的產品中，有中國、印度的布匹和中國瓷器；至今，在整個沿海地區仍可找到中國瓷的遺蹟。

這些貿易交往導致了穆斯林文化的滲透。伊斯蘭教沿東海岸一直傳播到桑給巴爾，並斷斷續續地傳播到更遠的地方。它從地中海沿岸南越撒哈拉沙漠傳入蘇丹。通常和一種新的宗教信仰的傳播情況一樣，伊斯蘭教首先為黑人統治階級改採納，然後滲入人民中間。如此，黑人非洲一個重要部分皈依了伊斯蘭教，成為龐大的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因此，14世紀阿拉伯大膽的旅行家伊本·拔圖塔將蘇丹也納入自己的旅行範圍，他曾東行遠抵中國。

蘇丹伊斯蘭教化所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宗教事務範圍。這在生活外觀如姓名、服裝、家庭擺設、建築式樣和節日等方面能非常清楚地覺察出來。此外，在隨着與外界聯繫的擴大而到來的農業進步和技術進步方面，也能覺察出來。在東非，阿拉伯人從印度引進了稻和甘蔗。有一篇記述博爾努王國的梅·伊德里斯·阿洛馬（大約與英格蘭的伊麗莎白女王同時代）的文章還談到，"在寬大、仁慈和慷慨的上帝（至高無上者）授予這位蘇丹貝的種種恩惠中，有土耳其滑膛槍手和許多擅長滑膛槍射擊的家奴。"

伊斯蘭教還大大促進了蘇丹地區的文化生活。隨着《古蘭經》學校的建立，識字活動傳播開來。學者們能在蘇丹各種大學裡從事較高深的學習；這些大學中，以廷巴克圖的桑科爾大學最為聞名。它是仿照非斯、突尼斯和開羅的其他穆斯林大學建立起來的。學者們習慣于逍遙自在地在穆斯林世界的這些和另外一些大學中間巡遊，以便拜在某位大師門下受業。穆斯林旅行家利奧（非洲的）于1513年訪問了廷巴克圖，發現學習氣象的興旺是由於得到了統治者阿斯基亞大帝的支持。他寫道："這裡'廷巴克圖'聚集着極為眾多的醫生、法官、祭司和其他學者，他們由國王慷慨地供養。這裡還有自柏柏裡'北非'運來的各種手稿和書籍，它們比其他任何商品更能賣錢。"

伊斯蘭教的採納也提高了蘇丹諸王國的政治內聚力。王國統治者們歷來能要求對自己效忠的，只是他們的嫡系親屬群體或氏族以及被承認為是同一偉大的原始祖先的後裔的旁支親屬群體。但是，當王國擴大為龐大帝國時，這種親屬關係顯然不足以作為帝國組織的基礎。帝國愈擴大，皇帝似乎愈不為大部分臣民所容受。皇帝無法將地方首領視作忠實的家臣而予以依靠；後者往往率領自己的人民起來反抗帝國統治。這一制度問題由於伊斯蘭教幫助加強了帝國政府而得到解決。穆斯林學校和學院培養出一批有學問的人，他們能組織起一個有效的帝國官僚機構。這些人不受親屬關係聯盟的支融他們的切身利益與帝國當局相聯繫，因而，當局通常能指望他們忠心耿耿地為自己服務。

農業和冶金業的進步、經濟生產率的相應增長、地區間貿易的繁榮和伊斯蘭教的促進作用相給合，說明了從8世紀起非洲國家的建立過程。毫不奇怪，最複雜的政治結構出現在蘇丹；那裡，長途貿易非常興盛，伊斯蘭教影響最為強烈。因此，蘇丹地區崛起了三大帝國：加納帝國（700－1200年、馬裡帝國（1200－1500年）和桑海帝國（1350—1600年）。桑海帝國從大西洋到內地，几乎伸展了1500哩；在這片廣闊的疆域裡，對許多不同的臣民實行法律和同一行政體系的統治。桑海傑出的統治者阿斯基亞大帝（1493—1528年）是當時最出色的君主之一，比得上同時代的歐洲君主，在人道、宗教寬容和勤奮好學方面更是勝過他們中的許多人。穆斯林作家將阿斯基亞描繪成是"逐走黑暗的耀眼之光，是幫助上帝的僕人擺脫盲目崇奔、拯救國家于毀滅的救星；是信徒的保護人，樂善好施，遍撒歡樂和禮物。"

應該強調一下，與人們往往設想的相反，伊斯蘭教不是促成這些帝國的唯一力量，甚至不是主要力量。實際上，加納帝國的創立遠遠先於伊斯蘭教影響，伊斯蘭教直到11世紀才影響到蘇丹地區。而且，伊斯蘭教世界對非洲不僅起了建設性作用，也起了破壞性作用。蘇丹諸帝國的崩潰在某種程度上是阿拉伯人穿過撒哈拉沙漠、進行毀滅性入侵的結果。這些肆意擄損的遠征軍大批殺死當地居民，毀壞繁盛的農業區，破壞生利的貿易格局。確實，在這方面，非洲歷史與歐洲歷史之間有驚人的相似處。中世紀後期，西歐能領先於東歐，是因為後者遭到了東方的連續入侵，而前者自10世紀以後便不再受到侵略。同樣，蘇丹諸帝國一度擁有可與同時代的歐洲相媲美的文明，到了近代卻遠遠落後了;原因在於，遭到了來自北方的侵略。這些侵略相當於蒙古人和突厥人對東歐的入侵，而且事實上，就其後果而言，更具毀滅性。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一般發展水平因地區而殊為不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陸被顯著地分隔成小塊。自然障礙阻擋了諸大草原、雨林區和沙漠間的交往和遷移，所以，一致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大體上，一地區的進步之大小，取決於它以往與歐亞諸文明中心的交往程度。因此，政治單位既有僅承認地方酋長的單獨的村社，又有蘇丹的大帝國。經濟上的變動範圍同樣很大：從仍處于食物採集階段的布須曼—霍屯督—俾格米人到歷世紀利奧（非洲的）在廷巴克圖所見到的下述複雜情景：

奇怪的是，這裡每天可見到有那麼多的商品為人們所購買，而且，所有商品都非常昂貴。從歐洲以每匹10個達卡銀幣購進的馬，在這裡又以每匹40個、有時是50個達卡銀幣的價格賣出。當然，沒有任何歐洲布匹，歐洲布匹每伊爾在這裡賣不到4個達卡銀幣；如果是優良的布匹，他們肯以每伊爾15個達卡銀幣的價格購買：一伊爾深紅色的威尼斯布或土耳其布在這裡值30個達卡銀幣……但是，其他所有商品中，鹽是最昂貴的。

葡萄牙先驅者首先與高度發展的西非諸民族建立了聯繫。他們這樣做是很自然的；西非人口稠密、經濟發達，使貿易交往有利可圖。由於種植香蕉和薯蕷，不僅西非蘇丹地區，還有南面即幾內亞的森林區，也經濟生氣勃勃、非常活躍。繁盛的農業供養了較密集的人口、支持了興隆的貿易。有位荷蘭商人在1602年訪問今尼日利亞境內的貝寧，對這座城市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城市好象非常大；進城時，是走在一條路面未經鋪設的大馬路上，馬路很寬，看去比瓦爾克魯克寬七、八倍……；估計除邊緣外，馬路長一哩（系荷蘭的哩，約等於英國的四哩）。在我騎馬所入的城門口，我見到一座很高的堡壘，其土牆很厚，周圍有一條又深又寬的溝渠。……城門外，是一大片郊區。當走在前面提到的那條大馬路上時，可見到它兩側還有許多大馬路，也是筆直向前的。……城裡的住宅排列得很整齊，一幢緊挨一幢，間距均等，就象荷蘭的住房一樣。…裡面的房間呈方形，其屋頂中間沒有閉合，雨、風和光線可以由此而入。居民就在那裡休息、用餐；但是，他們還有一些別的地方作廚房和其他房間。……

國王的宮廷非常大，內有許多方正的大廣場，四周長廊環繞，總有人在那裡守衛着。。…國王似乎有許多士兵，還有不少名門貴族，貴族來宮廷時都騎馬。……城裡可見到眾多男奴，正在手提肩挑水、薯蕷和棕櫚酒，他們說這些東西是為國王準備的，還有許多人在搬運馬吃的草料；所有這一切都運送到宮廷中去。……

凡此種種意味着，這個正在同葡萄牙人做買賣的民族有着很複雜的背景，能夠既不畏怯，也不好奇地跟葡萄牙人打交道。對西非人來說，伴隨葡萄牙人而來的貿易交往僅就其規模而言是新的。商業活動本身並非一種陌生東西；那時以前，他們長期地同遠至摩洛哥和埃及那樣的地區保持着貿易聯繫。因此，西非人對葡萄牙人前來所作的反應在方式上截然不同於當時美洲印第安人對西班牙人所作的反應。誠然，森林區居民以往與阿拉伯人無直接交往，對白皮膚的歐洲人、對其火器的巨大響聲、對這些陌生人自海上而來的事實（沿海諸民族對這一事實也非常敬畏），感到十分驚訝。然而，實情仍然是，葡萄牙人來到非洲後，並沒有象西班牙人在南北美洲那樣，引起混亂和崩解。因此，非洲人按自己決定的條件與歐洲人做交易。好幾個世紀裡。沿海酋長們一直拒絶讓歐洲人穿入內地，他們希望能保持自己作為歐洲買主和內地生產者之間的中間人這一有利可圖的位置。1793年，一位英國官員寫道，非洲仍是一塊未知的大陸，這"與其說是因為伴隨穿入內地而來的危險或困難，不如說是因為海岸居民對允許白人通過他們的國家頗存猜忌"。他把這種猜忌歸因于中間人的害怕，害怕"他們與歐洲通商的好處會減少並轉移到鄰人那裡；或者，內地王國會獲得歐洲人的武器"，成為危險的對手。

美洲印第安人與非洲黑人在抵抗歐洲人侵入的能力方面所存在的這種差別，亞當·斯密早認識到了，他在1776年寫道：

儘管歐洲人在非洲沿海和東印度群島擁有許多重要的居留地，他們在這些地區還是未能象在美洲大陸及其島嶼上那樣，建立如此眾多、繁榮的殖民地。非洲以及東印度群島這一總的名稱下所包含的幾個地區，由諸野蠻民族居住着。但是，這些民族並未如同可物、孤弱的美洲人那樣軟弱、無備；而且…他們的人數也多得多。……因此，在非洲和東印度群島，要取代當地人，要將歐洲種植園擴展到原先居民所佔據的更大部分的土地上去，是較為困難的。

二、南北美洲

地理環境　歐洲人能輕易地侵入南北美洲，迅速地將這兩大洲置於自己的控制和開發之下。這一情景發生了，儘管東半球和美洲大陸為一片汪洋大海所分隔，儘管它們之間在哥倫布航海之前的歷史時期中未曾發生過有效的聯繫。亞當·斯密所提到的印第安人的"可憐、孤弱"的困境，確妨礙了印第安人堅持不屈地抗擊歐洲人；但是，某些地理因素也使他們更易遭受到侵害。
南北美洲和非洲大不相同，總的來說是易於進入的。南北美洲沒有阻礙外人進抵海岸的沙堤；其海岸綫呈鋸齒形，使沿海港灣較海岸綫平直完整的非洲多得多。而且，南北美洲內河水系十分發達，水路障礙甚少，為進入內地提供了便利通道；在非洲，則沒有象雄偉的、水流平緩的亞馬孫河、密西西比河或聖勞倫斯河那樣的大河。探險者很快就學會了使用當地的樺樹皮獨木舟，他們發現，經過較少的陸上搬運，能從大西洋划獨木舟溯聖勞倫斯河而上，進入五大湖，然後，從那裡向南，沿密西西比河進入墨西哥灣；或者朝北，順馬更些河進抵北冰洋；或者往西，沿哥倫比亞河或弗雷澤河進達太平洋。

南北美洲的氣候通常也比非洲的氣候更富有吸引力。確實，亞馬孫平原炎熱、潮濕。大陸南、北兩極異常寒冷，但是，英、法移民在他們于格蘭德河以北開拓的殖民地內繁榮起來，西班牙人也在墨西哥和秘魯感到安適自在，墨西哥和秘魯成為他們的兩個主要中心。那裡的氣候跟西班牙沒很大差別，無疑與酷熱的黃金海岸和象牙海岸形成可喜的對照。

種族　几乎全部土著民族都是從西伯里亞東北部渡過白令海而來的移民的後裔。所以說几乎全部，是因為還有少數民族是在白令海移民到達之後，從南太平洋的島嶼抵達南美洲西海岸的。這些南洋的亞爾古英雄發現過南美洲多少次，至今不知，但是，僅僅從已馴化的植物得到的證據，便足以證實他們多次渡洋遠征的事實。當業已高度馴化、離開人類的幫助就無法倖存的同樣植物在太平洋兩岸均被發現時，它們的分佈只有用人類的遷移來解釋。

然而，歐洲人在南北美洲發現的印第安人中，至少有99%的人是渡白令海而來的種族的後裔；這一點仍是千真萬確的。不久以前，人們認為，印第安人最早渡海去南北美洲的時間大約在距今10000年時。新的考古發現和碳—14年代測定法的使用，使這一估計得到大幅度修訂。現在，普遍同意人類出現于美洲大陸的時間為距今20000年時，而且，這僅是個大概數，也可能早于20000年。印第安人的最後一次大遷移大約發生在3000年前。然後是愛斯基摩人，他們繼續來回橫渡白令海峽，直到近代政治環境迫使他們留在海峽的一邊或另一邊時。無論如何，到這時，在美洲最接近亞洲的地區，人口已相當稠密，阻止了進一步的遷移。

實際上，渡海到美洲大陸對早期印第安人來說，並不困難。那時，由於地球表面的水大半被凍結成冰床，海面比現在低得多。因此，最早的移民穿過了寬130哩、連接亞洲東北部和北美洲西北部的陸橋。海面上升後，乘原始小船能輕易地渡過白令海峽，因為海峽很窄，渡海時能一直看見陸地。後來較先進的移民可能是先從亞洲駕船到美洲，然後繼續沿西北海岸航行，直到最後在今日所謂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登陸，直接在那裡定居下來。

渡海到阿拉斯加的人，大多繼續前進，穿越育空高原中部的一個冰床峽谷，進入北美洲中心地。推動他們奮力前進的力量也就是驅使他們遷移到美洲的力量——尋找新的狩獵場地，並受到了來自後方部落的源源不斷的擠壓。這樣，南北美洲很快就為分散的狩獵者部落所佔據。

所有印第安人，不論其起源如何，都可以歸入蒙古種人。他們頭上都長着獨特的、筆直烏黑的頭髮，臉部和軀體則汗毛稀少；他們頰骨高凸，幼兒脊骨基部還出現蒙古種人斑點。不過，在不同部落中，存在着相當大的變化；最早的各種美洲印第安人比起後來的美洲印第安人，與蒙古種人的差別要大得多，因為他們在我們今日所認識的蒙古種人充分進化之前，便已離開亞洲。這些移民到美洲後，立即向四方分散，並以近親繁殖的小群體在各種地帶定居下來；這一點也可以說明存在種種獨特生理類型的原因。

美洲印第安人在所操語言上的差別較其生理外表上的差別要大得多。的確，要概括他們的語言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實際上，每一種語音和語法結構都可以被找到。這種語言上的多樣性和生理上的多樣性一樣，是由於印第安人在很長時期內小群小群地遷徙到南北美洲，到達後繼續四處漫遊、不斷分散，才發展起來的。方言的變化很快變得很突出，發展成為各別的語言。彼此密切聯繫的語言可發現于美洲廣為分隔的各地區，它反映了諸部落四下遷移的程度。最後結果是，現已有2，000種獨特的印第安語被分類。這說明，印第安人語言方面的變化几乎不亞於整個東半球；在東半球，據今所知，公元1500年時存有語言3000種。印第安諸語言無論就其詞彙量或其他任何方面而言，均不原始。莎士比亞使用了約24000個詞，欽譯《聖經》使用了約7000個詞，而墨西哥的那瓦特語使用了27000個詞；火地島的雅甘人員被認為是世界上發展最遲緩的民族之一，卻也擁有至少30000個詞的詞彙量。文化人類學者已在美洲大陸劃分出大約22個文化區——大平原區、東部林地、西北海岸區，等等。還有一種基于食物獲取方式的分類法較為簡單，它將美洲大陸的文化分為三大類：漁獵採集文化、中間農業文化和高級農業文化。這種分類法不僅較簡單，而且從世界歷史角度看，也頗有意義；它有助于解釋何以印第安人對歐洲人入侵的反應十分多樣。

高級農業文化位於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和安第斯高原區（厄瓜多爾、秘魯、玻利維亞和智利北部）。中間農業文化通常在鄰近地區，而食物採集文化則在更遙遠的地區——南美洲南部、北美洲西部和北部。

文化的這一地理分佈有力地表明了如下事實：南北美洲與非洲相反，其最先進的地區不是位於距歐亞大陸最近的地方。原因在於，西伯利亞東北部並未如同對非洲人作出了大量貢獻的中東和地中海流域那樣乃一大文明中心。而且，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極區的氣候條件也明顯地無助于象蘇丹草原區所具有的那種迅速的文化發展。因此，在南北美洲，進步的速度不是取決於某地區與歐亞大陸的接近度，而是取決於它是否適合農業的發明和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南北美洲的農業首先是在與歐亞大陸的農業發源地美索不達米亞驚人相似的一些地區，即無需為準備農田而大面積地清除森林、有足夠降雨量供農作物生長的高原區，發展起來的。

大約公元前7000年，玉米開始在墨西哥中部高原半沙漠的谷地得到培植。以後數千年中，兩種主要的玉米品種通過雜交發展起來一種適應于半乾旱的墨西哥高原，另一種適應于潮濕的熱帶沿海地區。同時，其他植物如不同種類的兩種南瓜、葫蘆、寬葉菜豆、辣椒、莧和鰐梨等，也得到了培育。農業從中美洲的這一最初的發源地向北面和南面傳播。約公元前3000年時，玉米傳到美洲西南部，不過，直到公元750年才發生很大影響，因為在這以前，玉米尚處于原始狀態，食物採集的生產率較高。同樣，在北美洲東部，印第安人直到公元800年才開始主要以農業為生；800年前後，他們發展起基于若干種玉米、蠶豆和南瓜的田間種植。在這期間，農業已從中美洲向南傳播，于公元前750年前後傳到秘魯。但是，秘魯還存在着很古時代的、非中美洲的玉米和蠶豆品種，這表明不僅墨西哥高原，而且安第斯高原可能也有過原始的植物馴化地。

總的說來，印第安人馴化的植物有100多種，也就是說同整個歐亞大陸馴化的一樣多——這確是個非凡的成就。如今，美國農產品的50％以上皆從印第安人培植的作物中得來。在人們作出種種發現、令人信服地證實東、西兩半球的農業各有獨立的起源之前，美洲的植物沒有一種曾在東半球得到栽培。

印第安人發明農業的地區，也是他們最先進一步發展農業並逐漸創立起"高級農業文化"的地區。這轉而又深深地改變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一般說來，其結果和在歐亞大陸一樣，使定居人口大大增加，併產生了與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無直接聯繫的複雜的文化活動。換句話說，也正是在這些高級農業文化中，有可能發展起在某些方面可與西非相媲美的龐大帝國和複雜文明。不幸的是，這些土生土長的美洲文明突然為西班牙人所制服，從而，除了所馴化的寶貴植物外，未留下什麼東西。

美洲的三大文明是位於今尤卡坦、危地馬拉和英屬洪都拉斯境內的瑪雅文明，位於今墨西哥境內的阿茲特克文明以及北起厄瓜多爾中部、南至智利中部、縱貫3，000哩的印加文明。瑪雅文明以其藝術和科學方面的巨大發展而聞名于世。它的成就包括獨特的石頭建築，列名于各時代偉大藝術中間的雕塑，以字型或記號為傳統表意符號的表意文字，以及可表明瑪雅人勝過同時代任何歐洲天文學家、表明瑪雅人是能幹的數學家的天文知識。同愛好藝術、文化的瑪雅人比較起來，阿茲特克人粗野、好戰——這一對比可使人聯想起東半球羅馬人和希臘人之間的懸殊差別。阿茲特克人更注意軍隊，他們訓練所有強壯的男子從事戰爭，規定所有男子都有服兵役的義務。他們的國家也組織得更為完善，有十分發達的法院系統和照管窮苦人的種種安排。

印加人在物質成就方面甚至比阿茲特克人更先進。他們的出色的公路、堡壘和神廟是用巨人的石塊建造的，石塊銜接嚴密，即使500年後的今天，也無法將小刀插入石縫間。廣泛的灌溉系統使印加帝國成為繁榮的農業區，其中有些灌溉設施至今仍在使用中。最重要的是，印加人創立了南北美洲唯一的、一體化的、生氣勃勃的國家——一個適合于對外無限擴張、對內嚴格控制並施以家長式統治的國家。國家統制的手段包括：實行土地、礦藏和牲群的國家所有制，強制信奉官方的太陽教，仔細地編製供征稅和徵兵用的人口調查表，廢黜地方世襲酋長，強迫居民到新地方定居以同化被征服民族，以及由國家主辦集體婚禮等。印加帝國很可能是有史以來世界上最成功的極權主義國家。

雖然上述成就給人以深刻印象，事實卻仍舊是，相當少數的西班牙冒險家能推翻並無情地摧毀這三大文明；而且，這是在墨西哥和印加帝國至少各有300萬人口（現有些估計數為這一數字的5倍以上）的情況下發生的。其原因，最終可以用南北美洲的與世隔絶來解釋；與世隔絶使印第安人遠遠落後於歐亞混血人，尤其是落後於技術發展格外早的歐洲人。到公元1500年，美洲大陸才達到了西歐在公元前1500年、中東在公元前3500年便已達到的文明階段。

當衝突隨着西班牙人的到來而發生時，這恰恰意味着什麼呢？首先，意味着印第安人發覺自己在經濟和技術上遠遠落後於侵略者所代表的文明。印第安人高度發展的藝術、科學和宗教，不應用來遮掩他們在更多的物質領域嚴重落後的事實。這種發展的不均衡以中美洲為最甚，在安第斯山區也很普遍。如農業，印第安人馴化植物曾取得了輝煌成就，但在實際生產中卻生效甚微。儘管他們人口很少達到東半球的人口密度，其耕作技術的發展還是從未能超出供養自己人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他們的工具僅僅是用石塊、木頭或獸骨製作的。他們不會熔煉礦石，雖然他們確也同金屬打交道，但几乎只是出於裝飾上的目的。他們唯一能建造的船是獨木舟和遠洋筏。他們沒有為了陸上運輸而利用輪子，他們知道輪子，但只是將它當作玩具。除了安第斯山區所使用的、不能馱運重擔的美洲駝和羊駝外，人的背脊是他們唯一可得到的運輸工具。

對這種技術落後的直接意義不應過于誇大。雖然印第安人用長矛和弓箭來對付西班牙人的馬和槍炮時，顯然處于嚴重的劣勢，但遭受了最初的打擊以後，他們漸漸習慣于火器和騎兵。而且，西班牙人不久便發現印第安人的武器鋒利耐用，開始喜歡印第安人的棉製盔甲而不喜歡自己的。有位征服者敘述道，阿茲特克人擁有兩座裝滿各種武器的軍火庫，其中有許多武器飾以黃金和寶石。它們包括大小不等的盾、軍刀和一種大砍刀。大砍刀得用雙手揮動，刀口鑲以燧石，極其鋒利，比我們西班牙人的劍更能砍殺。此外，長矛較我們的長，加上一端的矛頭，足足長一尋，也鑲有若干塊鋒利的燧石。矛頭鋭利、堅硬無比，能刺穿最堅固的盾，而且切割起來象剃刀一樣快；因此，墨西哥人甚至用這些燧石刮臉修面。弓、箭也非常出色，箭頭有單尖端和雙尖端兩種，弓上置有射箭用的合適的皮帶；拋石索則配有特意為其製作的圓石；還有一種大型的盾，設計得很巧妙，不用時可以捲起來，僅在戰場上才展開，能將人的整個身體從頭到腳完全遮蓋住。

這表明在西班牙人獲勝的背後，除技術上的懸殊差別外，還存在其他因素。一個因素是印第安請民族的政治組織鬆散。除西班牙人征服前一個世紀裡建立的印加帝國外，任何地方的印第安人都沒有超出部落髮展階段。而印加人則似乎為其帝國的極其嚴格的統制所削弱，因為當皮薩羅殺死他們的皇帝時，他們便缺乏繼續進行抵抗的主動性。此外，西班牙人能到處利用印第安人之間的不和，唆使一方反對另一方。例如，科爾特斯倘沒有曾為阿茲特克人所征服的、心懷不滿的土著部落的積極援助，便無法贏得他的勝利。

在墨西哥，西班牙人還因阿茲特克人的戰爭觀念而得到幫助。阿茲特克人認為戰爭是一種短期的宗教儀式上的努力；他們主要感興趣的是捕獲俘虜，用其心臟供奉神靈，以保證勝利。這種做法導致一種可怕的惡性循環。為了捕獲俘虜，印第安人不得不進行戰爭，而為了贏得戰爭，他們又不得不提供更多的俘虜以博取神靈的歡心。最後結果是，征服前不久，阿茲特克人沉溺于一次次大規模的人祭。印第安人為了維持獻祭用的犧牲品的供給，進行着單一的為戰斗的戰鬥，即所謂的"花之戰"；這是一種屬於禮儀的爭鬥，目的是獲得獻祭用的俘虜而又不遭受正規戰爭所引起的經濟混亂。這類軍事傳統顯然是一種嚴重的障礙。西班牙人殺人以爭勝，阿茲特克人則努力捕獲俘虜。

中美洲和安第斯高地以外，是食物來集文化區和中間農業文化區。這些經濟生產率更低的地區，總的發展水平也相應地更低，因而，更易受到歐洲人的侵入。首先，其人口稀少，不過，現有的各種估計數大相逕庭。以目前愈益受到懷疑的較低的數字為例，印加帝國有人口300萬，而南美洲其餘地區才100萬左右。同樣，格蘭德河以南地區有人口300萬，而以北地區也才100萬。當歐洲人到來時，這些更不發達的地區的美洲印第安人簡直缺乏足夠的人數來堅守陣地。他們這方面的弱點由於最早的探險者所帶來的疾病而變得更加嚴重。印第安人缺乏免疫力，被時疫奪去了大批生命，因此，早期殖民者常會發現有空無一人的村落和遭遺棄的田地可予以接管。以後，當大批移民從歐洲遷來時，印第安人毫無希望地給淹沒了。首先來的是商人，他們的足跡遍佈南北美洲，很少遇到競爭和抵抗，因為南北美洲不同於非洲，沒有競爭的士著商人階級。接着出現的是移民，他們為宜人的氣候和肥沃的土地所吸引，前來的人數不斷增加，淹沒了不幸的印第安人。雖然後者有時在絶望中拿起武器，但他們注定要失敗，因為他們缺乏團結和基本的人力物力資源。因此，隨着得勝的白人佔有上等土地，隨着印第安人被驅逐到居留地或令新主人不感興趣的更不可取的地區，這場不平等的爭鬥較迅速地結束了。

顯然，美洲的力量對比截然不同於非洲。地理環境、較少的人口以及經濟、政治和社會組織的較低發展水平，所有這些都不利於印第安人，使歐洲人得以接管南北美洲，而這時，歐洲人在非洲仍被限制在少數沿海據點。對比起黑人，亞當·斯密稱印第安人為"可憐、孤弱的美洲人"，確是頗有道理的。

三、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與世隔絶的程度超過了南美洲南端和非洲南端，是世界上是孤立的一塊大陸。這種孤立使某些古代形態的生命得以倖存到現代，其中包括桉屬植物和諸如單孔目動物和有袋動物的哺乳動物。18世紀後期，最初的英國移民到達時，澳大利亞還倖存着仍處于舊石器時代階段的古代類型的人。這些土著居民是大約30，000多年前渡海而來的三個不同種族集團的後裔；30000多年前，澳大利亞和印度尼西亞群島之間僅為狹窄的海峽所分隔。這三個種族在當代土著居民中依然可分辨出來。人口占多數的是身材高條、四肢細長的種族，他們皮膚褐色、體毛很少、頭髮波狀、鬍鬚捲曲，因為居住在對白人無用的沙漠地區，所以能大量地生存下來。在大陸的氣候涼爽、土地肥沃的東南角，則住居着另一截然不同的、只有少數倖存者的土著種族；他們身材粗壯、皮膚淡褐色、體毛很多、鬍鬚濃密。沿東北海岸，是澳大利亞唯一為茂密的熱帶雨林所覆蓋的地區，那裡棲息着第三個種族集團。他們是黑人中的一部分，個子矮小、體格單薄、有着蓬鬆的鬈髮和黝黑的皮膚。
這些種族的文化決不是相同的。文化最先進的是生息在東南地區的種族；那裡雨量充足，適宜長期居留。不過，整個大陸的土著居民由於完全與世隔絶，仍都處于舊石器時代的食物採集階段。其發展的遲緩在技術和政治組織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他們除了出於裝飾上的目的，一般不穿衣服。他們的住房在乾燥地區是由簡單、露天的防風林構成，在濕潮地帶則由低矮的圓頂棚屋組成，這些棚屋都是用任何可到手的材料匆匆拼湊而成的。他們的主要武器為長矛、擲矛桿和飛標，都是木製的。他們不知道陶器，所用的器皿只是少數編織而成的袋子和籃子，偶爾還有用樹皮和木頭製作的碗。作為食物採集者和狩獵者，他們具有高超的技能且足智多謀。他們以範圍廣泛的植物和動物為食物，對動植物的種類、習性和特徵有詳細的瞭解。他們竭盡全力地維持他們所賴以為生的動植物的繁殖率。但是，因為不是食物生產者，他們用以保證充足的食物供給的方法不是栽培，而是舉行宗教儀式。典型的儀式是，將血液和他們渴望獵物或植物會增多的地方的泥土混合在一起。

澳大利亞的政治組織几乎與技術同樣落後。象大多數處于食物採集階段的民族一樣，土著居民通常以群體和家族集團的形式生活、居住在一起，並轉徙于一定的地區。他們沒有真正的部落，只有以不同的語言和文化為標誌的區域劃分。因而，他們沒有酋長、朝廷或其他正式的政府機構。不過，這些土著居民具有非常複雜的社會組織和禮儀生活。獲得獵物的獵人，或採集一天歸來的婦女，必須按照嚴格的規定和所有親屬一起分享自己的勞動果實。在昆士蘭北部的土著中間，若有哪位男子打噴嚏，凡聽見者都得用手拍打自己身體，拍打的部位隨他們與打噴嚏者的確切關係的不同而不同。

澳大利亞社會的這些非物質方面如此複雜，以致對專門研究原始風俗的學者們來說成為一件樂事。但是，這些方面的過早發展在18世紀後期歐洲人到來時，幫不了土著居民什麼忙。如果擁有繁榮的文明和廣泛的農業社會的美洲印第安人無法抵抗白人，那麼，處于舊石器時代的澳大利亞人顯然更沒希望了。他們人數極少。在歐洲人到來時，總共才30萬左右。他們缺乏進行有效的抵抗所必需的武器和組織，而且，他們與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不同，對獲取、使用白人的"火棍"不大感興趣。因此，不幸的土著居民大批地被英國移民殘忍地殺死，這些移民中，有許多人是用船從擁擠不堪的監獄裝運來的不法囚徒。疾病、酒精中毒、徹底的屠殺和大批土地的沒收相結合，使土著人口減少到今天的45，000人左右，外加約80，000混血人。1853年，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一位移民在以下這番頗有代表性的話中，暗示了澳大利亞人所受到的待遇："澳大利亞土著種族同莫希坎人以及其他許多已知的部落一樣，由於天意，似乎注定要在文明的進步面前從其本土消失。"

因巴斯海峽而與澳大利亞相隔絶的約2500名塔斯馬尼亞人的命運更是悲慘。澳大利亞土著居民所缺乏的東西，塔斯馬尼亞人也缺乏，而且更為缺乏。他們沒有擲矛桿、飛標、網和其他一切捕魚的工具。英國把他們最冷酷的罪犯送上塔斯馬尼亞島，這些人于1803年登陸後，便開始追豬土著，彷彿土著都是野獸一般。在短短數十年間，大部分塔斯馬尼亞人被消滅。最後一名男于死於1869年，最後一名女子死於1876年。這位女子名叫特魯加尼尼，生於1803年，即白人入侵的頭一年，因此，她的一生跨越了其民族遭滅絶的整個時期。她臨終曾懇求不要解剖她的屍體，但是，儘管她的請求很可憐，她的骷髏還是被陳列在霍巴特博物館——這是一個因為恰好定居在地球上某一難以進入、也受不到外界促進的地域，故而注定滅亡的民族的命運的適當紀念物。托馬斯·阿特金牧師曾親眼目睹這些土著的滅絶，不禁推斷出某些不僅適合于塔斯馬尼亞，也適合于世界上所有類似區域——在那裡，歐洲人遇到了物質技術發展受阻礙的民族——的結論：

的確，從所歸納的大量事實來看，我以為這是神授的政治學的一條普遍法則：如果靠狩獵、捕魚和挖掘地上的野草、塊根果實過活的原始部落同以畜牧業，農業和商業為正業的文明種族發生衝突，那麼，原始部落會在文明種族的進步面前消失。……

歷史對我們今天的意義

歷史與關於歷史的流行理論

5個世紀前，哥倫布踏上了聖薩爾瓦多這座巴哈馬群島中的小島。他以為自己已經到達東南亞，因此他把當地的土著居民稱為印第安人——這個名稱一直沿用至今。哥倫布死後不久，1513年，巴爾博亞（Balboa）到達了太平洋，1519年至1522年，麥哲倫（Magellan）的探險隊完成了環球航行，這時哥倫布的假設被證明是錯誤的。

美洲是一個"新世界"這種認識引起了人們對印第安人起源的思索。他們要麼起源於新世界，要麼就是從其他地方遷徙到那兒去的。認為美洲大陸人類單獨起源的觀點是不可思議的，因為那將意味着存在二元的創造——在大西洋彼岸的伊甸園裡也有一對亞當和夏娃——這種信條與舊約的教義是水火不相容的。於是人們一致同意，印第安人必然是亞當和夏娃的子孫。現在又產生一個新的問題，這些子孫是怎樣從舊世界移居到新世界的呢？關於這個問題歷來有激烈的爭論，在過去四個世紀裡差不多提出了幾十種理論，而且到今天仍然不斷有新的理論冒出來。

絶大多數理論都是錯誤的，因為它們依據的是信念而不是理性。各種各樣時髦的理論象走馬燈似的，盛行一時便一閃而過，每一種都反映了當時時代的知識和偏見。關於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最早的一種流行理論是猶太失落部落說，因為對當時來說舊約所記載的古代希伯萊人種學材料几乎是"原始"生活方式的唯一已知的樣式。因此早期的理論家確信，印第安人是公元前721年為亞速王所征服、從撒馬利亞帶走的希伯萊部落的後裔。一些失落部落說的擁護者認為，那些希伯萊人是通過穿越神秘的亞特蘭蒂斯大陸到達新世界的，但大多數人則認為，他們是經波斯到中國、再到白令海峽這條路線到達那裡的。

18世紀時，歐洲人對古代地中海各民族尤其是腓尼基人成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腓尼基人以其航海本領而聞名，據信，他們曾繞過非洲的好望角，並曾跨越大西洋到達美洲。然而，隨着19世紀埃及的考古發現，埃及開始被認為是美洲印第安文明的發源地。由於中美洲的金字塔與埃及金字塔非常相象，所以人們廣泛地把這一理論當作事實。還有其他許多關於美洲印第安人起源的時髦理論隨興隨滅。這樣，我們的"印第安佬"便被追溯到希臘人、特洛伊人、羅馬人、伊特魯里亞人、塞西亞人、蒙古人、中國佛教徒、曼丁哥人或其他非洲人、早期愛爾蘭人、威爾士入、北歐人、巴斯克人、葡萄牙人、法國人、西班牙人甚至繆和亞特蘭蒂斯這兩個"消失的大陸"的倖存者那裡，而這兩個大陸據傳在11，000年以前就分別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中沉沒了。

所有這些說法都證明是不能成立的，或至少是值得懷疑的，只有一個例外：10世紀末期北歐人定居紐芬蘭得到了科學的證明。為什麼這麼多人曾經相信或者仍在相信這麼多毫無根據的理論，一個原因就是他們錯誤地認為，相同的習俗就意味着共同的起源。相反，你可以到任何一所第一流大學有關人類關係領域的檔案處，要一份世界上所有民族具有某些特定習俗——如表親聯姻的詳細目錄。你可以很快從全世界的民族中得到幾十個具有相同婚姻習俗的例子，他們這種相同的婚姻習俗不可能來自一個共同的源頭。但是，由於早期的作者不熟悉現代人類學這門科學，所以會想當然地認為遙遠過去年代的相同習俗之問存在着歷史聯繫。

同樣，表面上相似的制度或結構經仔細研考，也證明是截然不同的。埃及和中美洲都發現了金字塔，但是中美洲的金字塔是宗教儀式的中心，而埃及的金字塔則是巨大的陵墓。下面這個事實也同樣重要：最新的發掘工作揭示出中美洲的金字塔幾千年來是不斷演進的。中美洲金字塔經歷長期發展這一事實，推翻了金字塔建造技術是從大西洋彼岸完全成熟地移植過來的理論。同樣，在加利福尼亞一種叫"尤基"（Yuki）的土語中，KO這個詞意指"go"（"去"），horn意為"come"（"來"），然而沒有人根據這個例子能得出結論說，尤基語和英語歷史上曾存在聯繫。

即使古代舊世界的多數航海者到達了新世界，他們的文化將立即統治新世界的習俗這種說法也是大有疑問的。那些認為希伯萊人、希臘人、羅馬人、腓尼基人或其他民族的小群體能夠到達新世界，並且在廣大範圍的土著居民中傳播他們的文化的人，必須考慮一下18個西班牙人（16個男人和2個女人）的經歷，他們在科爾特斯（Cortes）到來的6年前曾因船隻關事到達尤卡坦海岸。除兩個男人淪為當地酋長的奴隷外，所有的人都作為犧牲獻祭並被吃掉。其中一個倖存者完全成了土著人，他戴着精巧的鼻塞以及他所歸依部落的耳環，並且拒絶放棄其新的生活去重新加入科爾特斯的隊伍。同樣，我們知道威金人確實到過紐芬蘭，但他們都因當地印第安人的敵對行動而被迫放棄了建立殖民地的努力。因此，直到現代的連發槍和機槍出現之前，小群體的到達要麼被全部消滅，要麼就被當地的文化所同化。

這就是為什麼1968年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的聖菲召開的一次學術專題討論會得出如下結論的一些原因。其結論是："到目前為止——除了威金人的接觸（那是在紐芬蘭）——在哥倫布之前的歷史條件下，還沒有從這一半球到另一半球的人工造具的確鑿的考古發現"。這次討論會還一致認為："目前並沒有確實可靠的證據證明，在哥倫布之前人類曾跨越大洋把任何一種植物或動物從舊世界引進到新世界，或者從新世界引進到舊世界。但這絶不是說，沒有發生這種事情的可能"。

對於研究歷史的人來說，這類討論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呢？首先，它提出了人類文明如何發展的基本問題——人類文明是從一個或若干旱期的中心擴散開去，還是世界各個不同地區的獨立創造。這個問題不僅觸及美洲印第安文明的起源，而且牽涉到全球各個文明的起源。文明是從中東向西北歐、北非、南亞和東亞傳播呢，還是在這些不同的地區獨自發展成長起來的呢？擴散傳播論者和獨立創造論者之間的爭論長期持續着，

我們日益認識到，這個問題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而是關於擴散傳播和獨立創造兩者的不同程度的問題。這種不同的程度並不取決於先入為主的看法基礎上的虛幻想象，而是取決於艱苦的研究和對結果的客觀評價。考古學家對人類史前史的發現越多，就越發認識到人類的所有分支對其環境的反應都是具有創造力的。他們的反應和成就的性質及其程度有很大的不同，這取決於他們各自的歷史和地理背景，尤其是前面述及的他們受外界刺激影響的程度。

歷史研究者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許多門外漢仍然認為，各色歐洲人、亞洲人或非洲人高舉文明的火炬，在前哥倫布時代踏上了新世界的海岸。事實上，今天的人類象舊石器時代最初的人類一樣，沉迷于對神秘事物的崇拜。他們墨守虛幻而簡單化的解釋，即使這種解釋與已知事實不符時仍是如此。我們以採集為生的祖先迷信他們的圖騰、巫師或者巫醫。現代人對於飛碟、占八卦、紙牌算命以及占星術也有同樣的迷信。本文的讀者將會認識到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礬分校的天文學教授埃布爾（G．Abel）所作的下述報告的重要性：

"我曾對選我的天文學概論課程的普通大學生進行民意測驗，發現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對占星術感興趣，並且相信占星術。通過與國內其他地方同行們的討論，我瞭解到同樣的比例到處存在，而且它也許相當準確地反映出美國人信仰占星術的比例。據估計，美國大約有不下5，000名占星學家在這個領域謀生，有1200家以上的日報闢有占星術的專欄。"

埃布爾教授的報告作於1975年。那以後的民意測驗表明，相信占星術的人在逐步增加。1980年到1985年間，美國13歲至19歲的青少年中，相信占星術人數的比例從40％上升到55％。

（張宇宏　張廣勇　譯　李國海　校）

第二編

新興西方的世界

（1500—1763年）

中世紀大半時間裡，西歐人一直感到自己被孤立在歐亞大陸百端，並受到了威脅。由於地處傳統的侵略路線——從中國北部橫貫歐亞大陸、直抵中歐多蹬河流域的廣闊無垠的大草原——的末端，他們歷來易受到來自東方的進攻。因而，出現了一批批遊牧入侵者——匈奴人、日耳曼人、阿瓦爾人、馬扎爾人、蒙古人和突厥人；只要帝國衰落、使他們有機可趁，他們便利用自身無與倫比的機動性闖入諸文明中心。
近代初期，隨着生氣勃勃的新興西方的崛起，這一古老的格局被顛倒了。新興西方在技術上，尤其是在武器和船舶製造方面占上風，這就使西歐人在世界各大洋上獲得了以往一向為歐亞大草原的遊牧民所享有的同樣的機動性和優勢。結果，世界局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整個歐亞大陸這時為一隻巨大的鉗子所包圍。其中一條鉗臂由俄國的挺伸組成，俄國從陸上橫越嶲伯利亞，挺進到太平洋；另一條鉗臂由西歐的擴張構成，西歐繞過非洲，擴張到印度、東南亞和中國。與此同時，其他西方人以哥倫布打頭陣，向西大膽地越過大西洋，發現了美洲大陸並環航全球。

誠然，在這數十年間，土耳其的禁衛軍以亞洲的無數前輩為榜樣，正進逼多輜河流域、圍攻歐洲的中心維也納。但是，若將此事置於世界歷史舞台上，這只不過是一次僅具有局部意義的小規模行動。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真正具有重要意義的是最初伊比利亞人的海外擴張、稍後西北歐洲人的話動以及與此同時俄國人朝太平洋方向的陸上擴張。這些也是本編以下各章要論述的主題。

第六章

西歐的擴張：伊比利亞階段

（1500—1600年）

美洲的發現、經由好望角前往東印度群島的航道的發現，是人類歷史上所記載的最偉大、最重要的事件。

亞當·斯密

伊比利亞半島的兩個國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世紀的歐洲擴張中居首位。乍一看，這似乎有悖常理。16世紀以前的數百年中，伊比利亞半島一直是穆斯林的一個據點。由於有許多摩爾人和猶太人留居該地區，種族和宗教的多種多樣成為穆斯林統治留下的一份剩餘遺產。此外，眾所周知，16世紀以後，伊比利亞的國家迅速衰落了，並在整個近代中始終居于微不足道的地位。那麼，如何解釋16世紀時西、葡兩國短暫而輝煌的擴張呢？本章首先探討伊比利亞擴張主義的起源問題，然後論述東方和美洲大陸的帝國建立過程，最後闡明16世紀末伊比利亞半島衰落的原因和徵兆。

一、伊比利亞擴張主義的根源

宗教是促成歐洲海外擴張的一個重要因素，但無論哪裡都沒有象在伊比利亞半島那樣顯得更其重要。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對他們長期反穆斯林的聖戰記憶猶新，始終為這種記憶所激勵着。對歐洲其他民族來說，伊斯蘭教是一個遙遠的威脅，但在伊比利亞人眼裡，則是一個傳統的、永遠存在的敵人。半島大部分地區曾處于穆斯林統治之下，即便到15世紀，南部的格拉納達仍為穆斯林的據點。此外，穆斯林還控制着附近的北非海岸，而土耳其的海上力量又在不斷增長，使整個地中海都感受到它的影響。其他歐洲人參加十字軍遠征是憑一時高興，而虔誠、愛國的伊比利亞人則認為，進行反伊斯蘭教的鬥爭是不可動搖的、必須履行的責任——是宗教義務和愛國需要的結合。
航海家亨利王子率先於1415年以他在攻佔直布羅陀海峽西岸的城市和要塞仲達時表現出來的勇敢而出名。同樣，伊莎貝拉女王為強烈的宗教信念所鼓動，決心消滅穆斯林據點格拉納達，並將戰爭推入敵人在北非的領地，就象葡萄牙人先前在仲達所做的那樣。伊莎貝拉干1482年開始對格拉納達的討伐，一個村莊接一個村莊地向前推進，直到1492年獲取最後勝利。勝利後，西班牙人立即渡過直布羅陀海峽，佔領梅利利亞城。1492年，女王還下了一道法令，要求西班牙的所有猶太人或者接受天主教，或者離開西班牙；10年後，又對留居卡斯提爾的穆斯林頒佈了一道類似的法令。

當地理大發現揭示有更多的穆斯林有待于消滅，有新的異教徒有待于從盲目崇拜中解救出來時，伊比利亞人的討伐運動擴展到了大洋彼岸。葡萄牙的印度殖民地總督阿方索·德·亞伯奎在圍攻馬六甲時，曾用這樣一些讚美之詞激勵手下士兵，他說："我們將為我們的主出色地效勞，把摩爾人從這地區驅逐出去，撲滅穆罕默德教派之火，使它今後永遠不會重燃。"同樣，曾追隨科爾特斯前去墨西哥的征服者之一貝爾納·迪亞斯在回憶錄中記述道："我們廢除了印第安人中間的盲目崇拜和其他令人憎惡的東西之後，上帝保佑了我們的努力，我們給男人、婦女和所有征服後出生的孩子施洗扎，要不然他們的靈魂可能已下到地獄。"

誘使伊比利亞人去海外的還有四群島嶼——沿非洲海岸而依次南遞的馬德拉群島、加那利群島、佛得角群島和西越大西洋的亞速爾群島。這些群島所以很有吸引力，不僅是因為它們富饒多產，還因為它們提供了戰略基地和泊船港口。葡萄牙人于1420年開始拓居馬德拉群島，他們首先獲取高質量的木材，然後生產可致厚利的蔗糖。當巴西人制低糖價與他們搶生意時，他們從克里特引進了白葡萄；直到現在，獨特的馬德拉甜葡萄酒仍是用這種葡萄釀製的。

馬德拉群島無疑隷屬葡萄牙人，加那利群島則大不相同，西班牙和葡萄牙都要求佔有它。經過上訴羅馬教皇和在當地進行兇猛的爭鬥之後，葡萄牙人放棄了對加那利群島的要求，而西班牙人則承認其他三個群島歸屬葡萄牙人。這一解決辦法迫使葡萄牙人南下時須遠遠駛入大西洋，以避免以加那利群島為基地的西班牙私掠船。因此，他們的第一個泊船港口是亞速爾群島。他們有條不紊地勘探亞速爾群島，至15世紀中期，已抵達最西面的島嶼；到那裡，約需橫越大西洋的四分之一。

整個15世紀中，水手們不斷髮見位於大洋遠處的島嶼。自然，他們會設想有更多的島嶼尚待發現和開發。為了替前往東方提供踏腳石，大西洋航海圖上密佈了這種想象中的島嶼。1492年，哥倫布與伊莎貝拉達成的協議規定，他應率領一支探險隊"去發現和獲取汪洋大海中的島嶼和大陸"。

不過，在15世紀的海外冒險事業中，起帶頭作用的是葡萄牙而非西班牙。西班牙姍姍來遲，而且，它投身海外事業通常是出於對葡萄牙首創精神的反應。葡萄牙居于領先地位的原因有兩個。其一是疆域不大，且位於大西洋沿岸，三面為西班牙領土所包圍。這有效地保護了葡萄牙人不會因受誘惑而將自己的財力浪費到歐洲戰爭中去。由於亨利王子的領導，他們開始致力於遠洋事業。其二是葡萄牙掌握較多的航海知識，主要是從意大利人那裡獲得的。里斯本地處熱那亞人和威尼斯人與佛蘭德人之間的經由直布羅陀海峽的海上交通線上；葡萄牙人通過在皇家海軍中僱用意大利船長和領航員，趁機獲取了航海知識。亨利王子還進而加以發展，他集合起一群出色的、頗有才能的海員，其中包括意大利人、加泰隆人，甚至還有一名丹麥人。此外，亨利去世後，"國王繼續從事亨利的工作，使葡萄牙人在航海術和地理學方面成為所有歐洲人中最有知識的。由於這種穩定的、始終如一的政府的指導和支持，葡萄牙人取得了對西班牙鄰人和競爭者的決定性的優勢。

1415年佔領休達以後，葡萄牙對探險的興趣迅速增強了。穆斯林戰俘泄露了有關穿過撒哈拉沙漠、同蘇丹諸黑人王國進行古老的、有利可圖的貿易的情報（見第五章第一節人那時以前的數百年中，後者一直用象牙、奴隷和黃金來換取各種製成品和鹽。由於西歐那時普遍地極缺乏金銀，葡萄牙尤其如此，所以，開發這一黃金貿易的可能性引起了亨利王子的興趣。據他的副手迪戈·戈麥斯說，亨利聽說了"商人們從突尼斯沿海到延巴克圖和岡比亞的坎托的通道"。戈麥斯還說，這一消息"使他'亨利'想經由海路探尋這些地方"。換句話說，亨利最初的目標僅限于非洲，未擴展到東方。

1445年，葡萄牙早期的探險前進了一大步，因為這一年，亨利王子的船長們通過了沙漠海岸，並在它下方發現了一片綠葉繁茂的新地區；這片新地區"為棕櫚樹和其他美麗的綠色樹木所覆蓋，甚至那裡的平原也如此"。到亨利去世時，葡萄牙人已沿海岸勘探到塞拉利昂，並建立了許多沿海兩站，使他們至少能吸引自己想得到的一部分商隊貿易。後來，至1487年，葡萄牙人又在內陸貨物集散地沃丹設立了一個商行駐外代理處，使他們能獲得更大一部分南北向的商隊貿易。

在此期間，甚至在亨利去世以前，葡萄牙人所嚮往的目標已開始不僅僅是非洲，還包括印度。當時，歐洲前往東方的通路為控制整個北非和中東的穆斯林勢力所封鎖，對歐洲人來說，地中海是一所牢獄，而不是一條大道（見第二章第七節）。因此，除了作為中間人牟利的威尼斯人外，歐洲人渴望找到一條"前往香料產地東印度群島"的新路。亨利王子最初開始他的行動計劃時，並未想到印度，但是，隨着他的船隊沿非洲海岸越來越往前駛去，他的視界自然會從非洲的商隊貿易擴大到東印度群島的香料貿易。從那時起，發現和控制香料路線成為葡萄牙人政策的首要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當亞伯奎激勵圍攻馬六甲的部眾去'撲滅穆罕默德教派之火"時，他也強調了得到物質利益的前景。他說："我確信，如果我們從他們（摩爾人）那裡奪去馬六甲的貿易，開羅和麥加將會徹底毀滅，威尼斯將得不到香料，除非它的商人到葡萄牙去購買。"

二、哥倫布發現美洲

如果考慮到葡萄牙在遠洋航海的理論和實踐方面所做的開創性工作，第一個偉大發現即美洲大陸的發現乃在西班牙的贊助下取得，似乎是有悖常理的。似乎更有悖常理的是，取得這一成果的原因竟在於，葡萄牙人在地理知識方面比西班牙人更先進，並正確地估計出哥倫布的計算給果是錯的。15世紀有知識的人都知道地球是圓的。問題不在於地球的形狀，而在於它的大小以及大陸對海洋的關係。哥倫布根據馬可·波羅對亞洲東西寬度的估計（一個過高的估計），根據這位旅行家關於日本距亞洲大陸有1，500哩的報告（一個極為過高的估計）以及托勒密對地球周長的估計（一個過低的估計），推斷出分隔歐洲和日本的海洋寬不到3，000哩。因此，他認為前往亞洲的最便捷之路是通過橫渡大西洋的短期航行；這也是他向各朝廷提出的方案。葡萄牙人由於亨利王子的緣故而富有較多的實踐經驗，並較好地掌握了當時最先進的知識。他們確信地球比哥倫布所認為的還大，諸海洋也更寬，前往東方的最近便之路是繞過非洲而不是橫越大西洋。為此，1484年哥倫布向葡萄牙國王請求資助時，遭到拒絶。兩年後，哥倫布來到西班牙朝廷，起先也遭到拒絶，但最後贏得了伊莎貝拉女主的支持。
1492年8月8日，哥倫布率領由可靠的水手和飽經風霜的能幹的船員操縱的三艘帆船，從帕洛斯角啟航。到9月6日，遠征隊已把加那利群島丟在後面，駛入煙波浩淼的海洋。很幸運，一路順風，但是，隨着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的過去，船上的人們煩操不安起來。為了平息他們的憂慮，哥倫布發佈了有關已行航程的假消息。10月7日，發現了飛鳥，但在地平線上仍沒出現陸地。甚至哥倫布也焦慮起來，這時他已西航很遠，按他的計算；應已見到日本。10月9日，他許諾要是三天內再看不到陸地，就返航。恰好在三天期滿前，瞬望台發現了巴哈馬群島中的一個小島，哥倫布命名它為聖薩爾瓦多。這是預示着整個人類命運的一個時刻。

世界歷史的最大嘲弄之一是，哥倫布至死還確信，他已抵達亞洲。他確信聖薩爾瓦多島離日本所在的位置非常近，下一步是找到日本。當他向西南航抵美洲大陸時，他相信自己到了馬六甲海峽附近某地。哥倫布堅持自己的錯覺這一點，帶來了重大結果：它鼓舞人們進一步勘探南北美洲，直到在墨西哥和秘魯發現大筆財富。但是，如果西班牙人從一開始就認識到，他們僅僅偶然發現了一個遠離亞洲大陸的新世界，那麼，他們完全有可能會離開這片最初看來既沒吸引力、也無利可圖的荒原。假使那樣的話，美洲大陸也許會在數十年內無人理會，尤其是因為葡萄牙的達·伽馬在此期間已開闢了繞好望角到印度的極為有利的航路。

西班牙君主忠實地支持哥倫布，投入大筆資金為他裝備了另外三支遠征隊。但是，直到1518年西班牙人才在墨西哥偶然發現富裕的阿茲特克帝國。從哥倫布首次探險至這次意外的發現，時近四分之一世紀；在這段時間裡，隨西班牙人踏勘西印度群島中看來似沒什麼前途的無數島嶼而來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首次遠航中，哥倫布在回國以前探勘了古巴和海地。1493年，他又率領一支由17條帆船組成的、令人敬畏的艦隊離開西班牙。他這次遠航的目的是要在海地建立起殖民地，以此為基地，繼續航行到附近的日本和印度。儘管對西印度群島的探險很勤奮，還是未能發現與他所尋找的東方諸王國有一點相象的任何國土。而更糟的是，哥倫布雖是一位老練的航海家，卻是一名拙劣的行政官。他作為海地新殖民地的總督是失敗的；當他于1496年返回西班牙時，土著在反抗，殖民地處于一片騷亂中。二年後，哥倫布開始第三次航海，這次他發現了特立尼達島和奧裡諾科河河口。但是，由於海地再次爆發騷動，他的總督職務被取代，繼任者用鐐銬將他解送回國，他的君主仍支持他，于1502年派他進行第四次亦即最後一次的航海。他探查了洪都拉斯和哥斯達黎加的一長片沿海陸地，但是仍未見到有中國的跡象。西班牙君主明智地拒絶進一步支持他；他雖沒有窮困潦倒，卻滿懷怨恨，于1506年死去。

哥倫布的偉大發現最初看來象是一個重大失敗。數千名冒險家成群結隊地前往西印度群島，只是令人掃興地找到少量黃金。然而，美洲大陸的發現確引起了具有偉大意義的直接反應，它促使葡萄牙人環航非洲，由海路直接抵達印度。

三、葡萄牙在亞洲

在此期間，葡萄牙人一直在從他們沿非洲幾內亞海岸的貿易中獲取相當大的利潤。粗胡椒、黃金、象牙、棉花、糖和奴隷這時已通過葡萄牙進入歐洲貿易。僅僅奴隷貿易就供養了里斯本的六、七十個商人。值得注意的是，征服者迪亞斯在阿茲特克首都看到奴隷拍賣時，曾情不自禁地評論道："這奴隷市場的規模和葡萄牙人在幾內亞的黑奴市場一樣大。"
亨利王子的後繼者繼續進行亨利對西非海岸的開發。1487年，取得了驚人的進展；因為這一年，當巴托洛米烏·迪亞斯沿海岸探險時，遇上大風，大風連續13天將他的船隊向南颳去，其時一直見不到陸地，當風變小時，迪亞斯朝西非海岸駛去，但發現他們早已不知不覺地經過了海角。他在印度洋的莫塞爾貝登陸，並想要進一步探險，但手下那些疲倦的、受驚嚇的船員迫使他返航。返航途中，迪亞斯第一次見到這個大海角，定名為風濤角；他返回後，葡萄牙國王重新命名為好望角。

1487年，葡萄牙國王派身為語言學家、士兵、間諜和外交家的佩羅·達·科維利亞由陸路出使印度；以蒐集有關這一國家的情報。科維利亞會說阿拉伯語，他沿傳統的商人路線行進到開羅和亞丁，接着乘一條阿拉伯獨桅帆船到印度的卡利庫特。他偵察了印度西海岸即馬拉巴爾海岸諸港口，然後搭另一條阿拉伯船返回東非。在東非，他先訪問了許多阿拉伯城鎮，再回到開羅，最後在阿比西尼亞結束全部行程，在那裡，他度過了自己一生的最後13年；不過，在離開開羅之前，他已將自己的調查結果寫成一份千金難買的報告，寄回里斯本。

這些探險與其他幾次取道陸路和海路的探險一起，使葡萄牙人成為歐洲地區內對世界地理學和商路最有知識的人。然而，由於政治和財政方面的困難因素，他們在迪亞斯繞過好望角後未能繼續前進。結果如前所述，哥倫布成為抵達美洲大陸的第一人，儘管他堅持聲稱美洲為東方。較有見識的葡萄牙人雖然從最初起就半信半疑，但這時也加緊開闢和佔有繞好望角到印度的航路。1497年7月8日，達·伽馬率領四條帆船從葡萄牙啟航，于1498年5月底駛入卡利庫特港。這一航海功績不及哥倫布的偉大。達·伽馬能在南航途中停靠葡萄牙各貿易站，而且，他通過各種來源知道了東非沿海諸阿拉伯城市。他曾停靠其中一座港市米利恩迪，在那裡結識了著名的阿拉伯領港員艾哈邁德·伊本·馬德吉德，後者指導地渡過了印度洋。由於這次航海的後果，伊本·馬德吉德對自己所做的悔恨莫及；他死後名聲很壞，至今仍受到他同一教派的人的咒罵。

達·伽馬在卡利庫特未受到熱烈歡迎。居住那裡的阿拉伯商人自然會因他們傳統的壟斷受到威脅而驚恐，儘力阻撓這些歐洲闖入者。此外，葡萄牙的貿易貨物多半為零碎小物件和羊毛織物，不適合印度市場。事實上，葡萄牙人完全低估了印度文明的水平和高級程度。這從達·伽馬奉獻給卡利庫特統治者的禮物的品種——羊毛織物、帽子、成串的珊瑚珠子、臉盆以及罐裝的油和蜂蜜——上可清楚地看出來；這類禮物肯定不會給人以好印象。因此，達·伽馬與卡利庫特通商之所以有困難，不僅因為當他阿拉伯商人的敵視，更重要的是，還因為葡萄牙（和整個歐洲）當時生產不出什麼能使東方諸民族感興趣的東西。歐洲製造品通常比東方產品質量差、價格高。達·伽馬的一位同伴說："我們沒能……使這些貨物按我們希望的價格出售……因為在葡萄牙能賣得300里爾的一件很漂亮的襯衫，在這裡僅值……30里爾，而30里爾在這國家是一筆巨款。"

達·伽馬費了很大努力收集了一船胡椒和肉桂，離港回國，于1499年9月到家。這船貨的價值相當於整個遠征隊的費用的60倍。令人眼花緣亂的視野展現在滿心歡喜的葡萄牙人面前，曼努埃爾國王接受了"埃塞俄比亞、阿拉伯半島、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航海和貿易之主"的稱號。對這些稱號的接受是相當認真的。葡萄牙人決心壟斷沿新航路的貿易，不僅將其他歐洲人排除在外，也把數百年來一直在印度洋上經商的阿拉伯人和其他東方民族排除出去。為了堅持這些要求，葡萄牙人採取了無情的恐怖主義，尤其是在遇上他們所憎恨的穆斯林時。達·伽馬曾在後來的一次航行中發現幾條從麥加返航的無武裝船隻。他捕獲了這些船隻，並且，用他的一個葡萄牙同伴的話來說："在搬空船上的貨物之後，禁止一切人將船上的任何摩爾人帶出來，然後下令把船燒了。"還有一個同時代的葡萄牙人宣稱：

誠然，對所有在海上航行的人來說，確存在着一種共同的權利；在歐洲，我們還承認其他人有反對我們的權利，但是，這一權利不得超出歐洲範圍，因此，葡萄牙人作為海洋的主人，沒收任何未經許可使航行于海上的人的貨物，是完全有道理的。

經過數千年的地區隔絶之後，使歐亞大陸的兩種文化首次面對面的這一划時代的會合的性質就是如此。歐洲人是好斗的侵入者。他們奪取並保持着主動權，直到漸漸地但不可抗拒地上升為世界各地的主人。這種對世界的前所未有的統治，乍看起來是難於理解的。為什麼只有大約200萬人口的葡萄牙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高度文明的、擁有大得多的人力物力資源的亞洲諸國家呢？

一個原因是葡萄牙人運氣極好，能利用不久就開始從美洲大陸源源而來的巨大的金銀供給。大批大批的金銀來自阿茲特克帝國和印加帝國的金庫，也來自墨西哥和秘魯的銀礦；它們來得恰是時候，使葡萄牙有足夠資金與東方通商。如果沒有這筆天祐的橫財，葡萄牙人本會受到非常嚴重的限制，因為他們既沒有自然資源，也沒有令東方諸民族感興趣的製成品。正如達·伽馬所發現的，葡萄牙製造的襯衫的價格等於印度襯衫價格的10倍這一事實表明，葡萄牙人原本很難找到可用以交換他們所需要的香料的東西。這種東西由美洲的銀礦提供了。東方總是渴望接受金銀。達·伽馬離開印度時，卡利庫特國王讓他轉交一封給葡萄牙國王的短簡，內容是，"貴王朝的瓦斯科·達·伽馬先生來我國，我很高興。我國盛產肉桂、丁香、生薑、胡椒和寶石。我請求您用來交換這些東西的是黃金、白銀、珊瑚和鮮紅的布。"美洲提供了國王所需求的金銀，從而使繞好望角航路的貿易得以充分發展。因此，有人評論說："哥倫布的航海是對達·伽馬的航海的必不可少的補充。"

葡萄牙人取得成功的另一原因在於印度次大陸的不統一。葡萄牙人到場時，印度北部被新來的莫臥兒侵略者控制着，他們感興趣的是征服而不是貿易；印度南部，尤其是馬拉巴爾海岸，則在印度教的一些小封建主的控制之下，他們彼此不和。相形之下，葡萄牙人及其歐洲後繼者有着單一的、持續不變的目的，這種目的綽綽有餘地抵消了他們資源方面的低劣狀況。歐洲人顯然是不團結的；他們之間充滿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紛爭。但是，有一點他們完全一致——需要向東擴張，以獲取利潤並戰勝伊斯蘭教。在追求這一目標時，歐洲人所表現出的志在成功的決心比亞洲諸民族進行抵抗的意志更堅定。整個15世紀中，葡萄牙人不惜花費大量的精力和財富，派出一支又一支遠征隊；這種持續不變的遠征運動是亞洲所沒有的。當達·伽馬完成歷史性的航海而歸來時，葡萄牙朝廷準備迅速地擴大成果。它為有組織的貿易制訂了詳細的計劃，其中包括在馬拉巴爾諸港口設立商行駐外代理處和每年派出若干持有皇家特許狀的艦隊。

葡萄牙人取得成功，還因為他們的海軍力量佔有優勢。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葡萄牙人具有將艦艇編隊佈陣的本領，而不是依靠組成艦隊的艦艇各自單獨作戰。更重要的則是葡萄牙人的海軍火炮和射擊技術。西歐人當時正發展起新的、有效的海軍火炮，這種火炮使他們能將艦船用作流動炮台，而不是用作為部隊提供膳宿的運輸船（見第二章第四節）。火炮而非步兵這時成為海戰的主要工具，火炮是用來攻擊敵艦而不是攻擊艦上人員的。正是由於這些新的發展，葡萄牙人才能在印度洋上粉碎穆斯林海軍力量，從而控制香料貿易。

當然，由此並不可以得出，葡萄牙人能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其海軍火炮控制範圍以外的陸上地區。實際上，印度人很快就開始僱用意大利人和其他歐洲人來加強他們原始的大炮。大約12年後，有個葡萄牙指揮官評論說："我們與之作戰的民族不再和過去一樣……火炮、槍支和要塞都依照我們的慣例。"這意味着，葡萄牙人以其非常有限的人力，沒有希望征服一個陸上帝國。他們很早就認識到這一點，因此，調整了自己的目標和戰略。

他們的目標是壟斷香料貿易，並在可能的地方擊敗穆斯林敵人和傳播自己的宗教信仰。要達到這些目標，就必須排斥以往一向把香料從產地運送到地中海東部諸港口的阿拉伯中間人。這並非一個輕而易舉的任務，因為阿拉伯人經營這一貿易已有數百年歷史，在從亞歷山大到馬六甲的整個地區建立了許多殖民地，有着很深的根基。此外，阿拉伯人是愛好和平、品行端正的居民。他們在經濟上為自己所定居的地區提供了頗有價值的服務；只要受到當地統治者的公正對待，他們就不企圖奪取政治權力。因此，隨着每個外僑社團都能享有習俗、宗教和貿易方面的自由，大部分地區呈現着一派互相容忍的景象。1442年，即葡萄牙人到來前僅半個世紀時，有位波斯旅行者訪問了卡利庫特，之後，他報道了一種理想的、放任主義的統治方式；

安全感和公正原則已穩固地確立，因此，商人們把許多貨物從沿海各國運到那裡；他們不會想到有必要檢查帳目或照管貨物，便卸下貨，毫不猶豫地送貨利市場和集市上去。……每艘船，無論它來自哪裡或將開往何方，入港時都會得到和其他船一樣的待遇，不會遇到任何須忍受的麻煩。

根據上述背景，可以理解，要求作為"海洋主人"的貿易壟斷權的葡萄牙人，會被看作是無法容忍的野蠻人和狂妄之徒。因此，葡萄牙人不僅不得不與阿拉伯商人的敵對行為作鬥爭，還不得不和當地印度教的大多數王公的敵對行為作鬥爭。葡萄牙人儘管遭到反對，還是成功地建立起一個範圍廣泛的、在數十年間使他們大發橫財的亞洲帝國。

這一帝國的締造者是傑出的阿方索·德·亞伯奎，他從1509至1515年任葡萄牙的印度殖民地總督。他的策略是，通過奪取對出入印度洋的狹窄的海上通道的控制，粉碎阿拉伯人的貿易網。他攻佔了索科特拉島和霍爾木茲島，這兩個島是分別通往紅海和波斯灣的關口。在印度，他企圖佔領卡利庫特，但失敗了，遂攻取位於馬拉巴爾海岸中部的果阿城。他以果阿作為主要的海軍基地和大本營，果阿直到1961年以前一直是葡萄牙的屬地。在東面，他攻克馬六甲，控制了與遠東通商的必經之地馬六甲海峽。兩年後，即1513年，第一艘抵達中國口岸的葡萄牙船駛進廣州港。這是自馬可·波羅時代以來第一次有文字記載的歐洲人對中國的訪問。葡萄牙人起先同中國政府閙糾紛，因為馬六甲的統治者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他們逃到北京控告凶暴、野蠻的歐洲人。但是，葡萄牙人及時地獲得了在廣州下游的澳門設立貨棧和居留地的權利，他們從那裡繼續從事在遠東的交易（見第四章第四節）。

亞洲的葡萄牙帝國就其實際範圍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它僅包括少數島嶼和沿海據點。但是，這些屬地據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使葡萄牙人控制了跨越半個地球的商船航線。每年，葡萄牙船隊沿西非海岸——那裡密佈着向船隻提供糧食和整修的貿易站——南航，繞過好望角後，駛入葡萄牙的另一屬地、東非的莫桑比克港；然後，乘季風越洋航抵科欽和錫蘭，在那裡，把從周圍地區收購來的香料裝上船。再往東去是馬六甲，馬六甲使葡萄牙人得以進入東亞貿易；在東亞貿易中，他們充當了中間人和運輸業者的角色。因此，葡萄牙人不僅在歐洲和東方之間的貿易中獲利，還從純粹的亞洲貿易——如中國、日本和菲律賓之間的貿易——中牟利。

憑藉這張由貿易站和要塞構成的網，亞伯奎實現了他在圍攻馬六甲期間向部下提出的目標。他打破了阿拉伯商人對印度洋的傳統壟斷，並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和威尼斯商人爭奪他們以往通常在地中海東部請港口獲得的"香料"。亞伯奎取得成功的程度可由以下事實中估計出來：在1502－1505年的四年中，威尼斯人在亞歷山大獲得的香料平均每年僅100萬英鎊，而在15世紀的最後幾年中，他們曾獲得過平均每年為350萬英鎊的香料。與此相反，葡萄牙人的香料進口卻從1501年的22萬4千英鎊上升到1503—1506年間平均每年的230萬英鎊。

這些統計數字說明了為什麼埃及人會在威尼斯人的全力支持下，于1508年派遣一支海軍遠征隊，去幫助印度王公把葡萄牙的侵佔他人權利者從印度洋中趕出去。埃及人的努力失敗了，但是，于1517年征服埃及的土耳其人繼續從事反對葡萄牙人的運動，在以後數十年中派出了好幾支艦隊。他們也沒有成功，香料依舊繞過好望角流向歐洲。不過，不該因此以為那些經由中東的老路已完全廢而不用。實際上，它們經過最初的混亂之後，又重新獲得大部分已失去的貿易。

結果表明，並非所有優勢都在外洋航線這一邊。誠然，葡萄牙人的船比較起往返于紅海、波斯灣與地中海諸港口之間的商隊的有限運輸量，能承運較多的貨物。此外，若取道繞好望角的航線，只須進行一次長距離運輸，而若取道從香料群島到印度、再到紅海和波斯灣、再到地中海東部諸港口的路線，則須進行多次代價很高的裝貨、卸貨和重新裝貨。

但是，繞好望角長距離航行時，船隻常失事，代價高昂，而且，葡萄牙人由於沒有任何商品可用來交換有利可圖的海外貨物，就用船裝運美洲大陸的金銀去收購香料；因而，他們出售香料的價格得高到足以支付往海外和朝國內航行的費用。結果，葡萄牙人進口的香料在西歐比起由陸路從中東購進的香料，常便宜不了多少。此外，人們普遍認為，香料在長距離的海上航行期間往往會失去香味。這也許是威尼斯人散佈的流言，但很有可能也有某些事實根據。葡萄牙人的貨物是裝入口袋，由漏水的船運送，它們得通過有劇烈的氣候變動的地域。

還有，葡萄牙人未能對外洋航線建立完全的壟斷，因為葡萄牙的貪官污吏為求報酬，通常樂於讓阿拉伯人的船駛入紅海和波斯灣。最後結果是，在達·伽馬遠航之後，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遠遠沒有被逐出貿易領域；整個16世紀中，他們成功地與葡萄牙人相競爭。直到下一世紀印度洋上出現更能幹、經濟上更強大的荷蘭人和英國人時，老資格的意大利中間人和阿拉伯中間人才被排擠掉，傳統的中東商隊路線才因外洋航線而黯然失色。

四、世界的分割

哥倫布和達·伽馬的發現引起了關於新發現地區的專有權問題。這一問題以往從未攪亂過中世紀歐洲，因為同其統治者們有任何真正的關係的整個歐洲地區，已為一些在情感和體制方西相象到足以能開始相互交往的國家所佔有。當歐洲開始擴張時，歐洲各國彼此心照不宣地採用了一種便利的原則，即基督教國家有權把野蠻人和異教徒的土地占為己有而無須顧及有關的諸土著民族。還有一種至少得到葡萄牙和西班牙承認的原則是，羅馬教皇有權分配任何不為基督教統治者所擁有的地區的世俗專有權。早在1454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就下過一道訓令，授權葡萄牙人佔有他們在沿非洲海岸向印度行進時所發現的一些地區。這篇訓令的措詞和其條款一樣是頗能說明一些問題的：
經過細緻的審議，並在考慮了我們所作的審議之後，我們頒發教皇的許可證，授予阿豐索國王以侵入、征服和統治所有尚處于基督的敵人薩拉森人或異教徒統治之下的國家的權利，這種權利是完全而絶對的；我們頒發教皇的許可證，是希望這位阿豐索國王、王子及其所有繼承人以獨有的權利佔領和佔有上述的島嶼、港口和下述的海洋，因此，所有虔誠的基督教徒未經這位阿豐索國及其繼承人的允許，決不可侵犯他們的專有權。在已經獲得或有持獲得的征服地中，凡是伸展到巴賈多角、幾內亞海岸的諾恩用以及整個東方的征服地，從今以後永遠歸阿豐索國王專有。

當哥倫布從他確信自己已抵達東印度群島的首次遠航中返回時，西班牙朝廷擔心葡萄牙人會提出反要求，遂敦促教皇亞歷山大六世承認西班牙的專有權。1493年5月4日，亞歷山大教皇在亞速爾群島和佛得角群島以西100里格處劃一分界線，綫以西地區授予西班牙，以東則授予葡萄牙。1494年6月7日，西班牙和葡萄牙議定托爾德西拉斯條約，將分界線再西移270里格。這一改變的結果是使葡萄牙獲得對美洲巴西的所有權。當時，西班牙人相信通達東印度群島的路線是向西，以為自己在談判中占了便宜。實際上，這一分界線使葡萄牙獲得當時前往印度唯一可行的航線。

葡萄牙繼達·伽馬遠航之後在香料貿易中獲得的財富，使其他歐洲國家狂熱地深尋別的通達東印度群島的航線。哥倫布尋找中國的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並沒有毀掉向西航抵亞洲的希望。從到那時為止發現的種種荒涼地帶之間穿過也許仍是可能的。西班牙冒險家瓦斯科·努涅斯·德·巴爾博亞在巴拿馬地峽的達連勘探黃金時，看見太平洋；這一偶然發現促進了探航的希望。兩片汪洋為一狹長陸地所分隔的這一新知識，鼓勵着探險者們去尋找前往東方的無從捉摸的航路。

在這些情況下，一類新的職業探險家于16世紀初出現。其中多半是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他們是當時最有知識、最富經驗的探險家），所以，他們忠於本民族的精神不太強，為任何願意資助他們的君主進行探險。意大利人中包括為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的阿美利哥·韋斯普奪，為法國航海的約翰·韋拉扎諾和為英國航海的卡伯特父子；葡萄牙人中則有胡安·迪亞斯·德索利斯、胡安·費爾南德斯和斐迪南·麥哲倫，他們都為西班牙航海。

只有麥哲倫找到了通往亞洲的航道。西班牙派遣他，是因為隨着香料貨物經常運至里斯本，西班牙認識到在圍繞香料群島的這場競賽中自己正被打敗。西班牙聲稱托爾德西拉斯條約中規定的分界線是筆直環繞全球的，遂派麥哲倫去開闢西往亞洲的航道，希望他至少能找到位於分界線的西班牙一邊的香料群島中的一些島嶼。

麥哲倫的遠征是航海事業中一篇偉大的史詩。他率領一支由五艘均為100噸位的帆船組成的船隊，于1519年9月10日從塞維利亞啟航。3月，他到達巴塔哥尼亞，在那裡發生了一場叛亂，這可能是由葡萄牙奸細煽動起來的，因為葡萄牙激烈反對這種對它在東方的優勢的挑戰。麥哲倫設法鎮壓了叛亂，處死了反叛首領；至10月，抵達如今刻着他名字的海峽。大海洶湧澎湃，他足足花了一個多月才越海駛入太平洋。其間，一艘船失事，另一艘船被遺棄，他率領剩下的三艘船沿智利海岸向上方航行，至南緯15　o處時折向西北。

後面80天中僅見到兩座杳無人跡的荒島。一名船員生動地敘述了這數月間忍受的苦難。

我們所吃的餅乾不再能稱為食物，它們只不過是些粉末和吞噬了餅乾的蛆蟲，而且，粉末浸透了耗子撒的尿，散髮着叫人無法忍受的臭氣。我們不得不喝的水是同樣惡臭、令人作嘔。為了不餓死，我們甚至被逼得吃一張張皮革，這些皮革是遮蓋大桅下桁、防止其磨損繩索用的。它們經常受水浸、日曬、風吹，變得非常堅硬，得先在海裡泡上四、五天才能變軟；我們將它們泡軟後就煮來吃。實際上，我們常不得不靠吃木屑過活，就連耗子這種極叫人憎惡的食物，大家都貪婪地尋找，一個耗子能賣得半個達卡金幣。

苦難不止於此，我們最大的不幸是正遭到疾病"壞血病"的侵襲；得病後，牙床腫得老大，把上下領牙齒都包藏起來，使病人無法咀嚼食物。我們有19個夥伴死於這種疾病。……除開已死去的人，我們還有25至30個水手患病，他們的胳膊、腿和身體其他部位都遭受着可怕的痛苦。……

3月6日，他們駛抵一座島嶼，可能是關島，他們在那裡得到了糧食。同月16日，他們到達菲律賓，麥哲倫和手下40名船員在當地一次戰鬥中被殺。殘存的西班牙人靠當地領港員的幫助，航行到婆羅洲，再從那裡抵達他們的目的地摩鹿加群島即香料群島，他們最後抵達香料群島的時間是在1520年11月。葡萄牙人那時已在那裡，他們毫不遲疑地進攻剩下的兩艘西班牙船（還有一艘船已被離棄在菲律賓）。儘管遇到所有的障礙，西班牙人仍能獲得丁香貨物，然後，取道不同的航路啟航回國。試圖重越太平洋的一艘船因遇逆風而折回，被葡萄牙人捕獲。另一艘船則成功地完成了一飲令人難以置信的航行；它先穿過望加錫海峽、越過印度洋，然後繞過好望角，沿非洲西岸向上方駛去。1522年9月3日，這最後一艘倖存的船——船體嚴重漏水、船員已大批死亡的"維多利亞號"，緩慢費力地駛入塞維利亞港。不過，這一船香料貨物的價值足以支付整個遠征隊的費用。

西班牙人又派出一支遠征隊，它于1524年到達香料群島。但是，這次遠征是一次慘敗，因為葡萄牙人已在那裡站穩腳跟，向他們挑戰已無利可圖。此外，西班牙國王當時正同法國交戰，亟需金錢作軍費。因此，1529年，西班牙國王同葡萄牙籤訂薩拉戈薩條約。通過這一條約，他放棄了對香料群島的全部要求，並接受在香料群島以東15　。處劃定的分界線；作為回報，他得到35萬個達卡金幣。這一條約標志著地理大發現史上一個重要章節的結束。葡萄牙人對香料群島的控制一直持續到1605年該群島丟失到荷蘭人手中之時，而西班牙人則繼續對菲律賓群島感興趣並最後於1571年征服它們，儘管該群島位於薩拉戈薩條約規定的分界線以東。不過，在這之前很久，西班牙已將注意力轉向美洲大陸，因為在那裡發現了其價值和東方的香料不相上下的大筆財富。

五、征服者時期

1519年是麥哲倫離開塞維利亞、開始著名的環球航行的一年，也是埃爾南多·科爾特斯離開古巴、發動對阿茲特克帝國的同樣著名的遠征的一年。科爾特斯在遠征中，迎來了所謂的征服者時期。從1500至1520年這前20年，已是探險者時期；那時，許多航海者打着各種旗幟探查整個南北美洲的東西兩側，以尋找通路。在隨後的30年代，數千名西班牙冒險家贏得了第一個龐大的歐洲海外帝國。
這些冒險家當為伊比利亞征伐傳統的產物。他們成群結隊地湧到美洲是希望發財，就象留在歐洲的冒險家受僱于外國統治者或去與穆斯林土耳其人或阿拉伯人作鬥爭，也是期待發財一樣。這樣的人不會成為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島中的屬島的理想移民。他們太驕傲、太不安定，不適宜做持久的工作。他們互相爭吵，虐待印第安人，並老想去尋找經常聽說到的金礦。然而，恰恰是這些令他們與定居社會格格不入的品質，使他們能在侵佔由美洲印第安人發展起來的兩大文明中心方面立下驚人的功績。

埃爾南多·科爾特斯就是這些運氣頗好的戰士中的一個。他出身于貴族家庭，曾是位學法律而未成功的學生。1504年，他到達伊斯帕尼奧拉島，5年後，參加了對古巴的征服。在這場征服戰中，他戰功卓著，遂當選為派往尤卡坦的一支探險隊的總指揮，其任務是調查傳說中生活在內地的文明城市的居民。1519年3月，科爾特斯在今韋拉克魯斯附近的大陸海岸登陸。他只有600名部下、幾門小炮、13支滑膛槍和16匹馬。然而，憑藉這支微不足道的力量，他將贏得巨大的財富，並成為一個異乎尋常、高度先進的帝國的主人。他能取得這一驚人成就的原因前面已提到過——是西班牙人的勇氣、無情和優良武裝，印第安人的不切實際的作戰戰術，以及科爾特斯能巧妙而又果斷地加以利用的印第安人內部的不和。

科爾特斯上岸後先毀壞所有的船隻，以向部下表明，如果他們失敗，已無返回古巴的希望。接着，經過幾次戰鬥之後，他與仇視阿茲特克霸主的各部落達成協議。假如沒有這些部落提供的食物、搬運夫和戰鬥人員，科爾特斯原不可能贏得他所贏得的一些勝利。科爾特斯通過利用阿茲特克人的軍事首領蒙提祖馬的迷信，沒有遇到抵擋就進入首都將諾奇蒂特蘭城。他雖然受到蒙提祖馬的禮遇，卻奸詐地將蒙提祖馬囚禁起來，扣作人質。這種厚顏無恥的欺騙不可能長久維持。印第安人在人數上佔有巨大優勢，他們的祭司鼓動他們起來反抗。西班牙人毀壞當地神廟的政策激起了印第安人的一次起義，起義期間，蒙提祖馬被殺。科爾特斯在黑夜奪路逃出都城，出逃時，失去了三分之一部下和大半輜重。但是，他的印第安盟友仍保持忠誠，而且，他從古巴得到增援。數月後，他回來了，以一支由800名西班牙士兵和至少2，500名印第安人組成的部隊圍攻都城。戰斗十分激烈，並拖延了四個月。最後，1521年B月，殘存的守城者交出了他們的城市，城市几乎已完全化為碎磚破瓦。如今，墨西哥城就坐落在它的位置上，原先的阿茲特克人的首都几乎沒留下一處遺蹟。

更為魯莽冒險的是一支有180人、27匹馬和8門火炮的西班牙遠征隊對印加帝國的征服。遠征隊的總指揮是弗朗西斯科·皮薩羅。他是一個西班牙軍官的私生子，目不識丁，當過流浪者。他在經過最初的幾次探險、獲悉印加帝國大體的位置後，于1531年同他的4個兄弟一起，動身進行偉大的冒險。皮薩羅在翻越安第斯山脈時耽擱頗久，之後，于1532年11月15日到達已荒廢了的卡哈馬卡城。第二天，對這些陌生的"蓄絡腮鬍子的男子"感到好奇的印加統治者阿塔瓦爾帕正式訪問了皮薩羅。皮薩羅倣傚科爾特斯，把這位手無寸鐵的、輕信的皇帝監禁起來，並殘殺了他的許多隨從。皇帝為獲得自由付出了一大筆贖金——占地長22呎、寬17呎、高達7呎的一堆金銀物品。皮薩羅攫取這筆財物後，卻以慣常的背信棄義和固執向阿塔瓦爾帕提供這樣的選擇機會：或者作為異教徒在火刑柱上被燒死，或者作為基督教徒受洗禮，然後被絞死。這位不幸的皇帝選擇了後者。於是，印加帝國處於無領袖的境地，而印加居民已習慣于家長式管轄，所以，他們進行不了什麼抵抗。數星期後，皮薩羅開進首都庫斯科，將它洗劫一空。第二年，即1535年，他動身去沿海地區，在那裡興建利馬城；利馬至今仍是秘魯的首都。

科爾特斯和皮薩羅的成功鼓舞着其他征服者進入南、北美洲大陸的廣大地區，尋找更多的戰利品。他們沒有找到可與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金銀財寶相媲美的東西，但是，在這過程中，他們卻掌握了整個南美洲和很大一部分北美洲的主要地形。到16世紀中葉，他們已從秘魯沿著亞馬孫河抵達其河口。至這一世紀末，他們已熟悉了從加利福尼亞灣南達火地島、北至西印度群島的整個南美洲的海岸綫。同樣，在北美洲，弗朗西斯科·科羅納多為了尋找傳說中的錫沃拉的七座黃金城，跋涉數千哩，發現了大峽谷和科羅拉多河。曾在征服秘魯過程中嶄露頭角的埃爾南多·德索托廣泛探察了後來成為美國的東南地區。他于1539年在佛羅裡達登陸，向北前進到南卡羅來納和北卡羅來納，再往西行進至密西西比河，然後，從密西西比河與阿肯色河的匯合處沿密西西比河抵達其河口。這些人和其他許多同他們一樣的人為西班牙人開闢美洲大陸的方式，與後來的拉薩爾、劉易斯和克拉克為操法語和英語的諸民族開闢美洲大陸的方式一樣。

六、歐洲的第一個殖民地帝國

到1550年，征服者們已完成他們的工作。西班牙人繼續發展其海外屬地的道路這時已暢通。由於美洲大陸的土著居民不象亞、非兩洲的土著居民那樣密集或被高度地組織起來，伊比利亞人有可能大批地在美洲拓居並強行推廣自己的文化。因此，他們建立起歐洲的第一個真正的殖民地帝國——一個完全不同於非洲和亞洲的純粹商業帝國的國家。
這些恃強凌弱的征服者作為帝國締造者是頗為能幹的，但作為帝國行政官員則平庸無能。他們不能過安定的生活；他們陷于內訌中，在長期的爭鬥和目相殘殺的戰爭中使自己的士兵大批死亡。例如，曾征服秘魯的皮薩羅兄弟5人中，只有一人歷經這些戰爭而倖存，而且，他是在西班牙監獄裡給束自己的一生。這些征服者如果不受干涉，也許本可以逐漸發展起建立在剝削土著勞力基礎上的、分散的、實際上獨立的封建社區。但是，西班牙王室無意讓這樣的事態得到實現。它已抑制了西班牙國內的封建傾向，不會容忍出現新的海外封建貴族。因此，征服者們被強行樹立王權和王室公正原則的官僚所取代。

居于這一帝國行政結構頂端的是西印度事務院，它設置在西班牙，受到君主的嚴密監督。它負責作出一切重要的任命，並對殖民地事務行使一般管轄權。美洲的最高權力是委託給分別坐鎮在墨西哥城和利馬的兩名總督。墨西哥城的總督領導新西班牙總督轄區，它包括北美洲所有的西屬殖民地以及西印度群島、委內瑞拉和菲律賓群島。利馬的總督負責秘魯總督轄區，它包括南美洲剩下的西屬殖民地。這兩大總督轄區再分成較小的單位，由檢審法院即地方議會統轄；檢審法院是仿照以往為管理新從穆斯林手中解放的地區而在西班牙設立的機構建立的。這些檢審法院配備的工作人員是專業律師，他們通常沒有過多的家族自豪感或軍事野心，因而成為理想的王室僕人。16世紀時，這種檢審法院在美洲有10個。

西班牙在南北美洲的行政管理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如何對待印第安人。征服者及其後裔要求擁有放手對付印第安人的權力。他們論證說，土著無能、不可靠、奸詐，唯一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是建立基于強迫勞動的、無拘無束的地方領主統治權。強大的天主教會強烈反對這種論點。天主教傳教土——尤其是著名的多明我會修士拉斯·卡薩斯——堅持認為，印第安人是君主的臣民，和西班牙移民一起享有同等的權利。他們堅決主張，希望居住美洲大陸的歐洲人應撇開印第安人過活，應靠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同時，印第安人將生活在他們自己的酋長的治理下，不過，他們得服從于仁慈的王室官員的權力，得接受傳教士給予的幫助。

最後結果如同通常在這種情況下所發生的，是採取有點折衷的解決辦法。君主准許以"保護者"即大授地主聞名的有功的征服者有權向指定的印第安村莊提取規定的貢物，還有權徵集強迫勞動。作為回報，大授地主必須服兵役並支付教區牧師的薪水。徵集強迫勞動的規定顯然打開了酷待土著的大門。因而，在16世紀中葉得到修改。迫使土著勞動的做法仍能實行，但這種強制是來自政府機構而非私人權力，而且，須按官方工資標準向如此徵求來的勞動者支付報酬。毋庸置言，這些保護措施並不總是得到執行。諸殖民地距馬德里太遠了，它們彼此間也過于隔絶。然而，事實依舊是，西班牙人嚴肅、認真地討論了一個無先例可援的問題；雖然他們實施了一種肯定是剝削印第安人的制度，但不象西班牙的敵人所聲稱的那麼嚴重。

對西班牙殖民地帝國的經濟來說，最重要的事實是金銀源源而來。首先，存在着以往由世世代代的土著匠人製作的無數金銀物品，征服者們迅速地將它們熔成錠塊。接着，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玻利維亞發現了豐富的銀礦，派土著勞力大量開採。他們必須向國王的官員登記自己的所有權，將所有貴金屬運至官署加蓋戳記，並按其價值的五分之一的比率納稅，即繳納五一稅。從歷貼至1660年，西班牙從美洲得到了總計18，600噸註冊的白銀和200噸註冊的黃金。未經註冊、私運入西班牙的金銀現被不同地估計為從占總數的10%至50%；較小的百分比可能更接近實情。

除了開礦外，拉丁美洲的主要生產事業是大莊園的農業和牲畜飼養業以及位於熱帶沿海地區的種植場的單一經營。大莊園僱用印第安勞力生產糧食，以供自己消費和出售給附近的城市及礦區。種植場則完全不同，主要使用從非洲進口的奴隷，而且僅僅生產一種供應歐洲市場的作物。最早的種植場是在大西洋諸群島——亞速爾群島、馬德拉群島、佛得角群島和加那利群島——種植甘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以後，這種經營方式又在巴西和西印度群島的甘蔗種植場以及稍後南北美洲的煙草、棉花和咖啡種植場中得到進一步發展。

七、伊比利亞的衰落：歐洲的背景

16世紀時，伊比利亞國家在歐洲海外事業中遙遙領先，從東方的香料貿易和美洲的銀礦中獲得了巨大財富。但是，到這一世紀末，它們卻從各自的領先地位急速倒退。法國、荷蘭和英國正愈益成功地侵犯葡屆東方帝國和西屬美洲殖民地的權益。要找到伊比利亞國家的這一衰落的根源，就須簡要地考察當時各國的政治和戰爭。因為正是伊比利亞國家捲入歐洲當時的衝突這一點，可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它們精疲力竭和衰落的原因。
16世紀歐洲政治的顯著特點是王朝的競爭和衝突。15世紀時，西歐已有一些強大的民族君主國發展起來；16世紀時，這些王朝間的均勢被通過聯姻而驚人地崛起的西班牙王室所破壞。斐迪南和伊莎貝拉將他們的女兒胡安娜嫁給哈普斯堡王室的腓力。胡安娜和腓力的兒子查理繼承了西班牙聯合王國、西班牙在美洲和意大利（撒丁、西西里、那不勒斯）的殖民地以及哈普斯堡王室在中歐的世襲領地（奧地利、施蒂里亞、卡林西亞、卡尼奧卡等四個公園和蒂羅爾州）。另外，查理的祖母勃艮第瑪麗還傳給他勃艮第領地，包括弗朗什孔泰、盧森堡和富裕的尼德蘭。為了給這座堂皇的大廈作最後點綴，查理不顧分別來自法、英兩國年青的君主弗蘭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的反對，于1519年當選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因而，查理五世在19歲當上統治者時，領有的地區比從早7世紀查理曼帝國崩潰以來任何一位君主所擁有的地區還要大。

西歐一度看來似乎會再一次以一個龐大的國際組織統一起來。但是，歐洲其他王朝，尤其是法國的瓦盧瓦王朝，決心阻止哈普斯堡王室的霸權。結果，爆發了長長一系列的哈普斯堡——瓦盧瓦戰爭；戰爭主要在法國人和西班牙人之間進行。弗蘭西斯一世極想找到援助，便與穆斯林奧斯曼帝國的蘇丹蘇里曼一世結盟。這一結盟使當時的基督教徒大為震驚，他們譴責它是"邪惡的聯盟"，是"百合花和新月的瀆聖的給合"。然而，法國人和土耳其人繼續協力反對哈普斯堡王室，從而反映了中世紀統一的基督教世界的觀念已為王朝利益所取代的程度。應該記住，查理在進行這些戰爭時，主要耗費的是西班牙人的鮮血和西班牙的財富，特別是在意大利進行的戰爭中。

那時的歐洲不僅為王朝鬥爭，也為宗教鬥爭所分裂。正是在1517年，馬丁·路德開始公開反對教會的某些做法，從而導致一場後來使西方基督教世界永久地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這兩大陣營的運動。由於路德拒絶放棄其主張，查理於1521年宣佈路德為歹徒。但當時，土耳其人正向多瑙河上游進逼，在1529年，他們實際上已包圍並几乎攻佔地處歐洲中心的維也納城。查理不得不在土耳其人的猛攻面前首當其衝；這就阻止他迅捷對付新教異教徒。待到查理能抽身對付時，他們已與中世紀時期的其他各種異教徒運動迅然有別，強大得教人無法把他們消滅。經過曠日持久的反新教徒鬥爭之後，查理被迫于1555年接受奧格斯堡宗教和約；該和約允許德國各諸侯和城鎮在天主教和路德教之間作選擇。

第二年，查理五世退位，隱居于一家修道院，他失望了。他已對付不了那些極其巨大、使他無法控制的力量。他將奧地利及其屬地傳給其弟斐迪南（斐迪南還被選為繼查理之後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人將帝國餘下部分——西班牙、意大利屬地、美洲殖民地以及包括尼德蘭在內的勃艮第領地——傳給其于腓力二世。腓力同他父親一樣，是個謹慎、勤勉的統治者，但也注定要遭受挫折和失敗。他不僅從父親那裡繼承了同法國的王朝鬥爭，還繼承了和新教的宗教鬥爭。奧格斯堡和約僅適用於德國，因此，當新教傳播到北歐其他地區時，新的緊張局勢和衝突發展起來。尼德蘭的情況尤其如此，腓力試圖強迫那裡所有的臣民接受天主教。1567年，荷蘭人反叛，由此產生的一場劇烈的鬥爭到1598年腓力去世之際仍在蔓延。此外，注意到以下這點是很重要的；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腓力几乎完全依靠西班牙的人力和財富來進行，而且，這場戰爭不僅在陸上進行，也在海上進行，不僅同荷蘭人打，也和英國人打。

除這些王朝勢力和宗教勢力之外，16世紀的歐洲還深深地受到經濟競爭的影響。整個歐洲貪婪地注視着源源流入葡萄牙的香料和大量流進西班牙的金銀。法國人、荷蘭人和英國人都渴望打破葡萄牙人在東方的壟斷，都希望同日漸發展的西屬美洲殖民地通商，都想要建立他們自己的殖民地，儘管教皇亞歷山大已將海外世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間作了劃分。因此，英國人論證說："尚未實際佔有的權利不起作用"——也就是說，領土要求只有在業已有效佔據的地區才會得到尊重。同樣，法國人堅決認為"在西班牙國王未曾佔有的地帶，他們〔法國人」不該受到干擾，他們在海上航行時亦如此，他們也不會同意被剝奪海洋或天空。"

荷蘭人進行叛亂的重要原因在於經濟方面。腓力向尼德蘭徵收繁重的稅，併為了西班牙的商業利益，對荷蘭人的商業實行限制。同樣，英國人援助荷蘭人，不僅是出於宗教上的考慮，也有經濟上的原因。他們預計，如果西班牙對尼德蘭的控制被打破，西班牙殖民地就會更易受到英國海上力量的攻擊。這對英國人來說是何等重要，可由以下事實表明：1562年，即荷蘭人開始叛亂的5年前，約翰·霍金斯開始其著名的航行，非法將一船奴隷販運到伊斯帕尼奧拉島，回來時成為普利茅斯最富裕的人。1564年，他又將另一般奴隷販運到委內瑞拉和巴拿馬地峽，返回時成為英國最富裕的人。他的第三次遠航因受到西班牙人的伏擊，慘遭失敗。但是，霍金斯作出了示範，以後數十年間，英國船長們在援助荷蘭人的同時，還劫掠西班牙的西印度群島。1588年，腓力為了報復，派遣無敵艦隊遠征英國。伊麗莎白的富有經驗的船長們擊敗無敵艦隊，從而打破了腓力欲使天主教西班牙統治歐洲的希望。10年後，腓力和他父親一樣，失望地去世了。西班牙再也沒能從這一世紀人力物力過度的、無效的浪費中恢復過來。

現回顧起來，西班牙統治者的過分擴張，顯然對他們來說是致命的。他們試圖不僅在海上，也在陸上扮主要角色。這與英國後來實行的頗為成功的戰略形成鮮明對照。英國的戰略是，置身于大陸事務的外圍，只有在勢力均衡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才進行干涉。這種戰略使英國人能全力以赴地保護、發展自己的殖民地。而西班牙則和法國一樣，集中注意力於歐洲大陸，並不斷地捲入歐洲戰爭。最終結果是，英國人能建立起一個世界範圍的龐大帝國，而西班牙人卻先後失去了對自己帝國的經濟控制和政治控制。

八、伊比利亞的衰落：起因和徵兆

雖然伊比利亞國家無可置疑地為國外糾紛所削弱，但致使它們長期衰落的一個更實質的原因是，它們經濟上一向長期依賴西北歐。它們在開始海外擴張以前是這樣，在那以後依然如此。結果，它們不能利用自己新贏得的帝國所提供的經濟良機，相反，這些帝國同母國一樣，作為母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受到西北歐國家的控制。
伊比利亞國家的經濟從屬性同中世紀後期歐洲經濟中心從地中海盆地整個地轉移到北方是有關係的。這一轉移的原因在於，北歐的生產力不斷加速發展（見第二章第三節），使波羅的海——北海地區新的大宗貿易（穀物、木材、魚和粗布）能超越地中海傳統的奢侈品貿易（香料、絲綢、香水和珠寶）。隨着歐洲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迎合一般平民的大宗貿易的增長速度遠遠高於投合少數富人的奢侈品貿易。

北方的貿易由漢薩同盟控制，漢薩同盟在波羅的海和北海起了威尼斯和熱那亞在地中海所起的作用。16世紀，荷蘭人建立起一支龐大、有效的商船隊，很快將他們的控制擴展到大西洋沿海一帶，從而逐退了漢薩同盟。以往，大西洋貿易一向由隨帶奢侈品向北航行的威尼斯人和熱那亞人控制，而如今，則由攜帶散裝貨朝南行駛的荷蘭人控制。在這新的貿易格局中，伊比利亞國家的經濟從屬性在輸出品方面表現得很明顯，它們的輸出品几乎全是原料——西班牙出口的是酒、羊毛和鐵礦，葡萄牙出口的是非洲的黃金和塞圖巴爾的鹽。作為回報，它們得到了各種冶金產品、鹽、魚以及它們自己的羊毛——這些羊毛已由外國加工成織物。

這些經濟落後的伊比利亞國家能率先從事海外擴張，僅僅是因為它們幸運地兼備有利的地理位置、航海技術和宗教動力。但是，這一擴張沒有經濟實力和經濟動力作後盾，這就說明了伊比利亞國家為什麼不能有效地利用它們的新帝國。它們缺乏從事帝國貿易所必需的航運業以及能向西屬美洲殖民地提供其所需的製成品的工業。誠然，有數十年西班牙的工業由於海外製造品市場的突然發展而受到促進，然而，約1560年前後，工業的發展停止了，隨即開始了長期的衰落。

似乎頗有停常理的是，一個原因在於大批金銀財寶源源流入國內，引起了急速的通貨膨脹。西班牙的物價大致上漲為北歐物價的兩倍，西班牙的工資僅略微落後於劇增的物價，而歐洲其餘地區的工資則控制得很低。這使西班牙工業處于嚴重不利地位，因為其產品過于昂貴，無法在國際市場上競爭。

至少與物價和工資的膨脹一樣重要的是西班牙貴族即伊達戈對國民經濟和國民準則的破壞性影響。雖然貴族和高級教士合起來還不到人口的2％，他們卻擁有95一97%的土地。因此，約占西班牙人總數的95%的農民几乎全都沒有土地。剩下的3%是教士、商人和專門職業者，其中不少人為猶太人；就任何經濟或社會的意義來說，他們不能算一個中產階級。比較起享有社會地位和聲望的貴族，他們大大地黯然失色。因此，由於貴族看不起經營商業或從事工業的職業、認為它們有損于任何紳士的身份，這一偏見便成為國民準則。這也不僅僅是無謂的虛榮，因為伊達戈確擁有一切好處——榮譽、免稅和地產；地產比商業或工業財富更可靠。所以，有成就的商人的志向是獲取地產、購買陷入窮困的王室所出賣的爵位，從而拋棄自己的階級，成為伊達戈。這種伊達戈精神的破壞性影響在經濟的各部門——在對牧羊業而非農業所顯示的偏愛裡，在對勤勞的猶太人和穆斯林的驅逐以及議會對商業和工業利益所持的否定態度中——均可感覺到。因此，16世紀上半世紀中西班牙突然繁榮的經濟最終衰退了。

這一衰退結束了克服伊比利亞傳統的經濟落後和對西北歐的經濟從屬的任何可能性。它也注定伊比利亞的殖民地陷于相應的落後和從屬地位。先是荷蘭人，接着是英國人，控制了同西、葡兩國殖民地的大部分運輸業。西北歐人不久還供應了巴西和西屬美洲所進口的製成品的90％以及伊比利亞半島本身所消費的製成品的大部分。雖然塞維利亞商會壟斷着與殖民地的全部貿易，並以法律嚴禁外國人參與其間，但是，控制航運業並擁有殖民地所需的製成品的正是外國人。不可避免地，西班牙商人以他們自己的名義輸出原屬於外國商行、由外國製造的商品。此外，外國的商人和金融家還煞費苦心地編造一連串謊話，通過代理人來成為塞維利亞商會的成員。於是，合法成員為外國人經營的巨額代辦交易很快就超過他們自己的合法交易。最終結果從當時一位西班牙人的以下這番抱怨話中可清楚地看出來："西班牙人在經過漫長而危險的長期航行之後從西印度群島運來的一切，他們以鮮血和努力獲得的一切，外國人輕易、舒適地奪走了，運回自己的祖國。"

富有諷刺意味的是，西班牙海外事業的最後結果是進一步刺激西北歐迅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而在伊比利亞半島，它僅僅提供了足夠的財富，以阻擋早該實行的基本的制度改革的壓力。這就是帝國繁榮數十年後隨即突然地、無可輓回地衰落的根本原因。

對美洲殖民地、墨西哥和秘魯的剝削，使調整西班牙半封建的、以陸地為基地的、貴族的經濟和社會成為多餘之事。…1600年以後，當歐洲諸維新國家正在對關於特權、"專制國家"、戰斗的教會、公共權力的私人收益享用以及堪稱財富的是金銀而非產品的觀念和做法來示懷疑時，這些慣例和觀念卻在西班牙和西屬美洲紮下新的根。

第七章

西歐的擴張：荷蘭、法國、英國階段

（1600—1763年）

我希望看到亞當的遺囑，他在遺囑中將地球劃分給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國王弗蘭西斯一世

1600至1763年期間，西北歐強國荷蘭、法國和英國趕上並超過了西、葡兩國。這一發展對於整個世界具有首要意義。它使西北歐成為世界上最有影響、最生氣勃勃的地區。西北歐國家在政治、軍事、經濟以及一定程度的文化上控制了世界，直到1914年為止。它們的實踐和制度成為各地諸民族的典範。
西北歐的世界霸權實際上直到1763年以後才實現。但是，1600至1763年是為這一霸權奠定基礎的階段。正是在這些年裡，英國人獲得了他們在印度的第一個立足點，荷蘭人把葡萄牙人趕出東印度群島，西北歐各強國在非洲海岸設立貿易站，英國人和法國人成為格蘭德河上游一側北美洲的主人，還控制了格蘭德河以南伊比利亞殖民地的大部分貿易。

本章將分析西北歐居首位的根源以及荷蘭、法國和英國爭奪領導權的鬥爭——這一斗爭以1763年英國發展為世界占統治地位的殖民強國而告終。

一、西北歐居首位的根源

西北歐在歐洲大陸的貿易和海外事業中，並非從完全的默默無聞躍居領導地位。如前章所述，基礎是在中世紀後期隨歐洲經濟中心從地中海盆地向北轉移、主要商船航線也從地中海移到大西洋而打下的。除經濟優勢外，西北歐還擁有對經濟利益格外敏感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氣氛。荷蘭、英國甚至法國的貴族決不是輕蔑地看待經商事業，他們總是樂於參加任何有可能獲利的商業冒險。此外，由於商人和金融家就象紳士參與商業那樣加入貴族行列，北方具有大得多的階級流動性。1726年，丹尼爾·笛福評論說："英國的貿易造就着紳士，而且已使紳士佈滿這一國家，因為商人的孩子，或至少是他們的孫子，開始與出身最高貴和出身于最古老家族的人一樣，成為地道的紳士、政治家、議員、樞密院官員、法官、主教和貴族。"這番評述所反映的社會觀念與極大地促成伊比利亞衰微的缺乏辨別力的伊達戈精神恰好相反。
最後，西北歐從物價—工資—地租的差異中得到了幫助。16、17世紀時，英國的物價上漲256%，而工資僅上漲145%。西北歐的地租也嚴重地落後於物價，1549年，英國一個鄉紳抱怨說，地主們正窮困起來，因為"這王國大部分田地仍維持過去的地租"。這就是說，社會的三個主要成分——勞動者、地主和企業主——中，企業主是在通貨膨脹的這些世紀裡獲得極高利潤者。這些利潤再被投資于開礦冒險事業、工業企業和商業經營，結果，西北歐的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發展。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因斯曾將1550至1650年這一時期描述如下："近代世界編年史上，從未存在過對商人、投機者和暴發戶來說如此持久、如此可貴的一個良機。在這些黃金般的歲月裡，近代資本主義誕生了"。近代資本主義誕生於西北歐說明了為什麼西北歐國家會領先於西班牙和葡萄牙並在世界事務中取得支配地位——這一地位官們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

二、西北歐早期的擴張

西北歐國家自然妒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這些生利的帝國。然而，它們長久地忍住不去侵犯這些帝國的活動範圍，這不是出於對教皇訓令的尊重，而是因為害怕伊比利亞的勢力。因此，英國人和法國人轉向超出伊比利亞活動範圍的北大西洋。1496年，也就是哥倫布第二次西航返回的那一年，英國亨利七世派遣約翰·卡伯特朝北大西洋方向航行，卡伯特發現了一種最終證明甚至比西班牙人的銀礦更有價值的資源：他發現了魚。紐芬蘭島周圍的海洋裡盛產魚——魚，大概是15、16世紀歐洲貿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是人們冬季裡的主要依靠及全年齋戒日中規定的食物。
然而，首先開發紐芬蘭淺灘的卻是葡萄牙人，大批鱈魚很快就源源流入葡萄牙。法國人和英國人不久追隨葡萄牙人之後，到16世紀頭10年，布列塔尼、諾曼底、康沃爾、德文和薩默塞特的漁民們經常前往紐芬蘭淺灘。隨着漁船的增加，貿易的性質起了變化，由直接出售"鮮"魚改為每隔較長時間後在市場上銷售數量大得多的"干"魚。夏季幾個月裡，漁民們為了曬乾、修補漁網，為了煙熏、醃制捕獲物，在陸上搭起臨時掩蔽所。捕魚作業達到很大的規模，因而至少在兩個方面給歐洲以重大影響。當時，歐洲每年部分時間裡有許多人過着近於忍饑挨餓的生活；鱈魚的經常、巨量的供應，對這樣一個大陸來說，相當於一大筆意外收入。此外，紐芬蘭漁場培育了接連好幾代訓練有素、能勝任遠洋航行的海員。後來探察北極區、尋找一條東北或西北航道的船隻，開始拓居北美洲的遠征隊，與西、葡兩國的艦隊作戰的英國和荷蘭的艦隊——所有這些基本上都配置了由紐芬蘭淺灘漁場這所嚴格的學校培養出來的海員。

西北歐沿海各國並不滿足於捕獲鱈魚。他們仍渴望香料，但是，他們還不准備向葡萄牙對繞好望角航道的控制進行挑戰。因此，他們為了尋找一條可通達東方的東北或西北航道，開始了長長一系列無效的探險。他們推想道，既然事實已出人意料地證明熱帶是可通過的，北極也應如此。1553年，一支由三艘帆船組成的遠征隊懷着取道東北航道駛抵中國的明確目的離開英國。領隊休·威洛比爵士帶了愛德華六世的一封用拉丁語、希臘語和其他幾種語言寫成的公開信，信中聲明道："發現和貿易為遠征隊的唯一目的"。這封信是寫給"居住在靠近強大的中國帝國的世界東北地區的國王、君主及其他統治者"。

這三艘船在颳大風期間分散了，其中兩艘船在威洛比的率領下抵達巴倫支海。船被凍牢在那裡過冬，全體船員無一倖存，可能死於壞血病。第二年夏天，俄國漁民發現了船、屍體和威洛比的日記簿。日記簿上的最後一段記錄作為歐洲擴張所帶來的犧牲和悲劇的紀念品是值得注意的：

因而，留在這一避難所"巴倫支海"，過上一星期，就如度過一年，而且，天氣非常惡劣，嚴寒、大雪和冰雹，使天氣彷彿冬季似的（當時正值9月），我們認為最好是在那裡過冬。為此，我們派出三人朝西南南方向走，看看能否找到有人煙處，他們走了三天的旅程，可什麼也沒發現；之後，我們又派另外三人向西行了四天的路程，他們也一無所獲地回來了。接着，我們再派三人往東南方向走三天，他們回來了，同樣沒有找到別的人們或任何有人聚居的地方。

在此期間，剩下的一艘船在理查德·錢塞勒的率領下駛抵白海的德維納河河口。威洛比枉費辛苦地尋找的"聚居地"在這裡發現了。經過與當地人長久的討價還價，錢塞勒和他的一些船員于冬季坐上馬拉的雪橇，開始了從白海到莫斯科的驚人旅行。這是一次有歷史意義的旅行。錢塞勒知道了俄國沙皇伊凡四世（雷帝）的勢力和財富。後者也很高興首次和一個西歐國家建立直接聯繫。1555年，英國商人為利用這新的貿易機會，創辦了莫斯科公司。

其他探尋東北航道的試圖總是面對一道冰牆而告終。因此，人們的興趣轉移到發現一條西北航道的可能性上。對西北航道的尋找是從英國人馬丁·弗羅比歇在1576至1578年間的三次航海開始的。弗羅比歐努力組織這幾次航海，因為他認為發現西北航線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完成之事，一個出色的有才智的人若能做成這件事，就會聞名于世，交上好運"。他第三次航海返回時，用船滿載了他以為是含金礦石的黑石頭。當這些石頭被發現毫無價值而拋棄在達特福德港時，他對名聲和財富的希望亦隨之煙消雲散。

繼弗羅比歇之後還有長長一連串探險家，其中包括約翰·戴維斯（1585至1587年間探險）、亨利·哈得孫（1607至1611年間探險）、羅伯特·拜洛特和威廉·巴芬（1615至1616年間探險）。他們都是英國人，因為在早期探險項目中，尋覓西北航道基本上是英國人自己的事業。他們誰都沒有成功地航抵太平洋。過了三個世紀後，才有挪威探險家羅爾德·阿蒙森越過包覆于北美洲大陸北端的、充滿冰塊的海域。不過，早期探險家的工作確取得了實際成果。他們發現了相互連接、為進入美洲大陸最盛產毛皮的地區提供一道後門的哈得孫海峽和哈得孫灣。這一知識後來使英國人能在一個如果他們不瞭解這情況、本會讓法國人獨占的地區進行競爭。

北歐人尋找前往東方的新航路的失敗，驅使他們侵犯伊比利亞人的勢力範圍。由於葡萄牙的東方屬地仍受到非常強大的保護，北方人首先攻擊西班牙最薄弱的美洲殖民地。法國人自從開始他們同哈普斯堡王室的斷斷續續的戰爭（自1516年查理五世即位迄1559年卡托—康佈雷齊和約簽訂）以後，一直以拉羅歇爾為基地，從事對南美洲北岸的海盜活動和私掠巡航。法國襲擊者所造成的損害是相當大的。1556年，弗朗索斯·勒克萊爾船長——西班牙人管他叫Pie　de　Palo（"獨腿航海者"）——以10艘船進攻哈瓦那，洗劫了這座城市，並徹底毀壞了港內所有的船舶。

當時正在西屬美洲露面的英國闖入者則試圖在和平的、商業的基礎上進行貿易。他們想做的不是劫掠，而是利用衰弱的西班牙工業不能滿足殖民地需求這一點所提供的機會占便宜。西班牙殖民地最需要的兩種商品是布匹和黑奴，英國人生產了前者，並能在西非購買到後者。約翰·霍金斯爵士的著名航行前文已提及。霍金斯作為英國奴隷貿易的創始人贏得了名聲和大量財產，因為他很精明，能意識到這種形勢下可能發生的事情，同時，又大膽得不顧法律上的考究使採取行動。1562年，他作了第一次航行；他在塞拉利昂覓得奴隷，再運到伊斯帕尼奧拉（海地）換取獸皮和糖。利潤高得驚人，以致伊麗莎白女王和她的幾名樞密院官員也對他的第二次航行進行秘密投資。他遵循與前次相同的步驟，然後，滿載一船白銀返回，成為英國最富裕的人。

西班牙駐倫敦大使強烈抗議這種非法貿易。儘管霍金斯以和平方式用奴隷交換殖民地商品，但實情依舊是，同西班牙殖民地通商對外國人來說是非法的。這不是海盜行徑，但肯定是一種侵犯行為。伊麗莎白希望仍與西班牙保持和平，不准霍金斯再去西印度群島，然而，1567年，霍金斯說服她改變主意，允許進行一次最後的航行。這次冒險結果是一場災難；由於每年一度的護航隊出乎預料地早數星期自西班牙到達，霍金斯的船隊在西印度群島一港口內遭到伏擊。船隊五艘船中，有三踱被擊沉或捕獲，其餘兩艘分別由霍金斯和其表弟弗朗西斯·德雷克指揮，在即將沉沒的狀態下于1569年返抵英國。

第三次航行的厄運標志著英、西兩國關係的一個轉折點——它結束了與西班牙殖民地和平地、合法地通商的希望。如果貿易不能以和平、合法的方式經營，必然要用其他手段進行。獲利的機會對英國人和其他北方人米說太大了，使他們抑制不住自己，也無法忘卻。在以後數十年中，新教的船長們是作為海盜和私掠船船長。而不是作為和平但違法的商人前往西屬西印度群島。

此外，當時歐洲的其他一些事件使天主教和新教兩大勢力間的攤牌日漸逼近。在霍金斯去進行第三次航行時，尼德蘭已起來反抗西班牙統治，並促成一場拖延多年的激烈戰爭。1570年，教皇開除伊麗莎白女王的教籍，並准許英國臣民解除他們對女王的效忠誓約。兩年後，數千名法國新故徒于聖巴托羅繆節前夕在巴黎和外地被屠殺。新教和天主教兩大陣營顯然正在趨向戰爭，戰爭的爆發只是個時間問題。1588年，西班牙國王腓力派無敵艦隊侵犯英國時，遇到的最可怕的兩個對手是約翰·霍金斯和弗朗西斯·德雷克。霍金斯和德雷克使無敵艦隊慘遭失敗；這對他們來說，是對他們在西印度群島所蒙受的災難的甜蜜報復。

歐洲的這些發展極度地影響了海外事態的發展。同西班牙的正式開戰（葡萄牙其時已捲入）消除了可能已限制新教勢力的任何抑制性因素。他們大膽且公開地闖入伊比利亞帝國範圍——不僅闖入西班牙的美洲，還闖入葡萄牙的東方，而且，他們愈是侵入，愈是受到進一步侵入的鼓勵，因為他們發現自己的對手出乎意外地虛弱。荷蘭人是最先能利用伊比利亞衰落所提供的機會的人。17世紀對荷蘭來說，將是"黃金世紀"。

三、荷蘭的黃金世紀

17世紀，荷蘭的勢力和繁榮顯著增長，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其地理位置頗為有利。斯海爾德河、馬斯河和萊茵河這些大河的入海口皆在荷蘭境內，為荷蘭提供了西朝英國和大西洋的優良港口。此外，荷蘭背靠巨大的德國內地，面傍歐洲兩條古老的商船航線——一條為北南方向，從卑爾根到直布羅陀；另一條為東西方向，從芬蘭灣到英國——的交通樞紐。沿這些航線運送的基本貿易商品有：比斯開的鯡魚和鹽，地中海地區的酒，英國和佛蘭德的布匹，瑞典的銅和鐵，以及波羅的海地區的穀物、亞麻、大麻、木材和木製品。
荷蘭人是通過從事這些商品的運輸開始他們的偉大發展。其商船隊的崛起全靠當地沿海漁業以及較後生利的鯡魚水產業；後者是在大群大群的鯡魚不可思議地從波羅的海迴游到北海時才發展起來的。荷蘭人充分地利用這新的富源。他們發明了保存、醃制和煙熏的新方法，並向歐洲各地出口他們的捕獲物，以換取穀物、木材和鹽。隨着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外帝國的建立，荷蘭人在塞維利亞和里斯本得到新的殖民地出產的貨物，運銷歐洲各地。作為回報，他們向伊比利亞國家供應波羅的海的穀物和海軍補給品。

1566年，尼德蘭對西班牙的反抗鬥爭的爆發，大大地幫助了荷蘭人。當時，工業、商業地位重要且為歐洲主要金融中心的安特衛普，屢遭西班牙人劫掠，數千名手工業者、商人和銀行家逃往北方，尤其是逃往阿姆斯特丹。1585至1622年，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從30，000增至106，000；促成這一人口增加的安特衛普人還為荷蘭的海外擴張提供自己的金錢和技術。

荷蘭人在其事業中也因他們的三桅商船即大型平底沿海船——一種造價低廉、卻擁有巨大容積的普通運輸船——而得到很大幫助。以往，典型的商船一向用笨重的木材建造，船尾設炮座平台，可架置火炮，在必要時作軍艦用。荷蘭人首先冒險建造一種為僅能運送貨物、不可裝置火炮的目的而專門設計的商船。三桅商船船身寬、船底平、居住艙室有限，因此，具有最大的貨艙空間，而且極其節省建船材料。這種緩慢、醜陋但便宜、寬敞的大輪船是開始控制世界海洋的荷蘭商船隊的主要依靠。

16世紀末葉，各種意外的事相結合，驅使荷蘭人公開地向葡萄牙在東方的霸權挑戰。一件事是，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進行了著名的環球航行（1677—1580年）；經這次航行發現，葡萄牙人遠非東方主人，他們樹敵甚多，要防守極長的商船航線和廣為分散的據點。葡萄牙的東印度群島似乎不再是無懈可擊的，而且，1580年西、葡兩國王權的聯合，使諸新教國家以從前對西班牙的恐懼和仇恨來對待葡萄牙。葡萄牙這時在歐洲和海外都被視作敵人，因此，它的帝國成為諸新教強國攻擊的對象。此外，尼德蘭的反抗運動妨礙了殖民地商品在北歐的運銷。因為荷蘭人不再能從伊比利亞各港口得到貨物。以往有一段時間，英國人一直是在地中海東部諸港口獲得東方產品，但這一貿易也因西班牙和葡萄牙軍艦封鎖穿越直布羅陀海峽的航道而被抑制。在這些壓力下，荷蘭人和英國人決定，既然他們不再能從里斯本和亞歷山大得到香料，那就直接到東印度群島去取。

首要的任務是蒐集可靠資料，以指導航海者找到繞過好望角的漫長航線。葡萄牙人為了將這類情報秘而不宣，採取了最有力的預防措施。1504年，國王曼努埃爾一世頒佈法令，嚴禁地圖中包含有關遠于剛果的航線的任何說明。凡是泄露這類情報的早期地圖均被蒐集、銷毀或篡改。儘管有這一檢查制度，葡萄牙人的航海秘密還是逐漸泄露出去。對北方人來說，最重要的情報來源是荷蘭人簡·哈伊吉恩·馮·林索登于1595年發表的描繪世界地理情況的《旅行日記》。林索登曾作為葡屬果阿的大主教的僕人在印度生活7年，所以，他能在書中為取道繞好望角的航線提供詳細的航行指導。

林索登的著作在發表那年即被用來指導第一支荷蘭船隊前往東印度群島。為期二年半的遠征蒙受了重大損失，原先的289人中只有89人返回。然而，貿易是如此生利，儘管人力和裝備遭到損失，荷蘭人仍獲得了巨大利潤。第二支遠征隊更幸運，淨得400%的利潤。於是，荷蘭人紛紛湧入東方海域；1598年一年中，遠航東方的船隊就不少於5支，有船22艘。從一開始起，荷蘭人就勝過葡萄牙人。他們是更好的海員，能夠用他們的三桅商船較便宜地運輸香料，而且，由於他們本國的工業優於伊比利亞國家的工業，他們的貿易商品也較後者價廉物美。一個出乎意外的複雜情況是，印度尼西亞的統治者和商人往往利用荷蘭人和葡萄牙人之間的競爭提高物價和港務費。1602年，荷蘭人採取對策，將他們的各種私營貿易公司合併成一家國營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

就荷蘭人而論，根據公司從國會收到的特許狀的條款，公司享有從好望角到麥哲倫海峽之間的貿易壟斷權。公司還被授予開戰或講和、奪取外國船、建立殖民地、修築城堡和鑄幣的權力。公司在和土著統治者打交道以及成功地驅逐畏縮的葡萄牙人時，充分利用了這些權力。早兩年即1600年時，英國人已組織了他們自己的東印度公司，但是，他們故不過荷蘭人。英國公司的認購資本較荷蘭公司小得多，而且只能定期地得到，因為英國商業股東僅供資金給單獨的航行。每次航行之後，他們就分配資本和利潤，結束他們的帳戶。此外，英國公司從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那裡得不到什麼支持（這是可理解的，因為英國大體上仍是農民國家），而荷蘭人則從其注重商業的政府那裡獲得強有力的支持。

荷蘭人儘管居于有利地位，最初卻容忍了英國人在東印度群島的競爭。他們仍在為擺脫西班牙統治的獨立而戰鬥，無力再樹敵。但是，1609年，荷蘭人與西班牙締給安特衛普休戰協定後，便轉身反對英國人。爭奪壟斷權的鬥爭結果是明白無疑的。荷蘭人有多達五倍于英國的船隻，而且在印度尼西亞群島修築了一系列使他們得以控制形勝要地的城堡。此外，荷蘭人還有天才的總督簡·皮特斯佐恩·科恩的服務，科恩為其國家做了先前阿爾布克爾克為葡萄牙所做的事。他在任職期間（1618—1629年）把葡萄牙人從東印度群島趕走，並使其後任們能夠將葡萄牙人逐出馬六甲（1641年）和錫蘭（1658年）。科恩也騷擾英國人，阻止他們對印度尼西亞群島的滲透，迫使他們退回到自己在印度的據點。同樣重要的是，科恩還培養和發展了亞洲國家之間的貿易，使亞洲間的貿易量遠遠大於繞好望角到歐洲的貿易量。那時以前，葡萄牙人已參與這一貿易，然而，科恩大大深入一步，他在"福摩薩"（台灣）建立一個基地，從那裡控制了前往中國、日本和東印度群島的商業航線。

起先，荷蘭東印度公司行意識地試圖避免獲得領土所屬地。阿姆斯特丹的理論家和政治家把葡萄牙勢力在東方的衰落歸因于它將力量和資本消耗在領土征服上，警告荷蘭公司不要犯類似錯誤．但是，公司在努力建立貿易壟斷權的過程中，被逐步導向它所希望避免的領土擴張。壟斷權只有通過設防據點網才能得到加強。設立據點需要與當地統治者訂立條約，條約導致聯盟，而聯盟促成保護關係。到17世紀末，荷蘭人實際管理的地區僅一小塊，然而，已成為荷蘭的保護國的國家卻很多，構成一塊大得多的地區。接着，18、19世紀期間，荷蘭全部併吞了這些保護國，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地域帝國。

約1700年以後，出口香料到歐洲的益處減少了，不過，科恩發展起來的亞洲國家間的貿易彌補了這一點。此外，大約在這同時，荷蘭人通過將咖啡樹引進東印度群島，發展起一種新的經濟資源。1711年，他們才收穫100磅咖啡，而到1723年，他們卻在銷售1，200萬磅咖啡。因而，隨着歐洲人養成喝咖啡的嗜好，荷蘭人成為這種外來飲料的主要供應者。荷蘭東印度公司通過這種種手段，在整個17和18世紀中平均每年得股息18%。

然而，荷蘭人的海外活動並不僅限于東印度群島。在環繞斯匹次卑爾報群島的北極海域，荷蘭人實際上壟斷了捕鯨業。在俄國，他們遠遠勝過英國莫斯科公司。他們還控制了繁盛的波羅的海貿易，成為西歐的最重要的海軍補給品——木材、瀝青、焦油、制繩索用的大麻以及制風帆帆布用的亞麻——的主要供應者。

他們的商船隊早在1600年時就擁有10，000艘船，是世界上最大的船隊。荷蘭的造船廠高度機械化，几乎一天能生產一條船。此外，船的製造和操作頗經濟合算；荷蘭船主可以削價與競爭者搶生意。因而，他們充當了西班牙、法國、英國和波羅的海之間的運輸業者。英國人直到18世紀才能在商船運輸方面與荷蘭人競爭。

在美洲，荷蘭人于1612年在曼哈頓島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城。這一殖民地從未擴展起來，到1663年也只有1900人。然而，對幹在歐洲與美洲的西班牙、英國和法國殖民地之間經營生利但違法的運輸業的大量荷蘭船隻來說，它起着基地和票據交換所的作用。實際上，英國人在1664年攻佔新阿姆斯特丹，主要是為了堵住他們重商制度上的一個無法容忍的漏洞。

在南北美洲較南面，荷蘭人通過荷蘭西印度公司開展活動。公司創辦于］621年，目的是開發西、葡兩國在美洲殖民地的未曾牢固佔有的財富。經過10年打打停停的戰鬥，荷蘭人控制了從巴伊亞一直到亞馬孫河的巴西海岸。但是，公司不願意、也無力承擔維持足夠的駐軍所需的開支，這段沿海地帶到1654年全部丟失。荷蘭西印度公司也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加拉加斯、庫拉索島和圭亞那建立殖民地。他們在這些地方留下了持久的印記，因為他們引進了甘蔗，甘蔗很快成為整個西印度群島的帶來巨大收益的作物。

荷蘭所有殖民地中最持久的是1652年在南非好望角開拓的一小塊殖民地。這不是一個貿易站，而是為了向去東方的途中的船隻提供燃料、水和新鮮食物而建立的一塊真正的殖民地。公司一名官員得知中國人是所能得到的最廉價的殖民者，希望讓中國人移居好望角。要是我們推測一下，如果他的建議被採納，後來的事態發展原本會如何不同，那是很有趣的。但是，東印度群島的荷蘭官員拒絶提供中國苦力，而是勸誘荷蘭的許多布爾人即農民和法國一些胡格諾派教徒一起移居那裡。這塊殖民地很快使證明了它的價值。它向荷蘭船和其他一些船隻提供的鮮肉和新鮮蔬菜幫助制服了壞血病，拯敕了數千名海員的生命。如今，這些布爾人的後裔占居住南非的300萬歐洲人的五分之二。他們組成了唯一約、持續至今的荷蘭語言和荷蘭文化的海外核心。這與今天佔據地球很大一部分表面的大量操英語的民族形成鮮明對照。這一對照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為什麼荷蘭人不能保持他們在其黃金般的17世紀中享有的首要地位。

四、荷蘭的衰落

18世紀時，荷蘭在經濟發展和海外活動方面落後於英國和法國。其衰落的一個原因在於，英、法兩國政府通過頒佈一系列針對荷蘭人的歧視性法令。堅持不懈地努力建立起他們自己的商船隊。從1651年起批准通過的若干《航海條例》可作為上述立法方面的例子；這些《條例》規定，凡是商品均不許進、出口于任何英國殖民地，除非運送商品的船隻是英國船隻，即為英國或英國殖民地所製造、擁有並由它們配備至少三分之二的船員的船隻。立法之後，英國商船隊獲得了極其迅速的發展。這些《條例》的通過和英國航運業的增長有多大程度上的聯繫，至今仍是個未解決的問題。荷蘭人以及對要價較高的英國運貨者頗為不滿的西印度群島種植園主的持久的抗議表明，這兩者間至少有若干聯繫。
荷蘭人還為一系列勞民傷財的戰爭——1652至1674年因商業糾紛而與英國交戰，1667至1713年因路易十四的領土野心而與法國交戰——所削弱。荷蘭人在這些戰爭中特別易受到敵人的傷害。他們的商船速度緩慢，實際上無人操縱。他們的正規海軍由於他們專注于商船隊，通常受忽視。因此，當荷蘭船隻從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為駛回本國港口而穿越英吉利海峽時，受到兩面夾攻，而攻掠它們的英國私掠船，尤其是法國私掠船，則得到絶好的收穫。塞廖爾·佩皮斯敘述道，他在一艘被捕獲的荷蘭的印度貿易船上，發現了一個人在世界上所能見到的處于混亂中的最大量的財富……。胡椒通過每個漏縫散落出來。人踩踏在胡椒上，我在沒了膝蓋的丁香和肉荳蔻中行走，整間整間的房艙都堆得滿滿的。還有大捆大捆的絲綢和一隻隻銅板箱，我看見其中有隻箱子打開着。"這些劫掠達到很大的規模，使英國人在1652年戰爭開始後的兩年裡，從荷蘭人那裡奪得大約1700艘商船作為戰利品。

《航海條例》以及與英國和法國的戰爭並不能完全說明荷蘭衰落的原因。事實上，荷蘭的貿易量在1698至1715年期間達到頂峰，而且，在那些年月裡，荷蘭商船隊的規模仍為英國的兩倍，可能等於法國的九倍。但當時，荷蘭在全部貿易中所占的份額正在下降。團此，所出現的是一個相對而非絶對的衰落。荷蘭人並沒有漸漸不行，而是法國人和英國人正在迎頭趕上。其根本原因在於荷蘭人缺乏保持自己原先的擴張速度所需的資源。法國人擁有眾多的人口、繁榮的農業和一個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均有出海口的富裕的祖國。英國人也擁有較荷蘭人豐富得多的自然資源，並享有海島位置帶來的巨大禆益；地處海島，使他們無須付出時常遭受入侵的代價。此外，英國人還有其海外殖民地的迅速增長的財富和力量作後盾，而荷蘭人僅在南非南端有一小塊孤立的殖民地。因而，我們發現，英國輸出品的價值從1720年的800萬英鎊上升到1763年的1，900萬英鎊，法國輸出品的價值由1116年的12000萬里弗爾增長為1789年的50000萬里弗爾。已經達到頂峰的荷蘭人完全不能和如此的增長相匹敵。歸根到底，18世紀時，荷蘭讓位於英國和法國，其原因與20世紀時英、法兩國讓位於美國和蘇聯的原因正相同。

五、英、法競爭

18世紀的標誌是英國和法國之間爭奪殖民地霸權的鬥爭。這兩個國家面對面地在全世界——在北美洲、非洲和印度——競爭。
在北美洲，英、法兩國的殖民地有許多共同特點。它們大約于同一時候極拓居。它們都位於大西洋沿海地區和西印度群島。那裡土著居民較為稀少、原始，使英國人和法國人不象西班牙人，無法希望靠土著勞動者生活，儘管他們在一些產糖的島上確是依靠黑奴勞動者。由於英國人和法國人找不到貴金屬，他們只好靠農業、捕魚、伐木、商業和皮毛貿易養活自己。

北美英屬殖民地大致可分成三類：主要生產煙草的弗吉尼亞及其緊挨着的鄰地；從事捕魚、伐木、商業和皮毛貿易的新英格蘭及其小批小批的不信奉國教的居留地。由於帶來極大利潤的甘蔗種植園而最受高度評價的英屬西印度群島。總的來說，這些英屬殖民地的一個特點是人口稠密，遠遠多於法屬殖民地人口。它們的另一主要特點是政治上難駕禦。每個殖民地都有一名總督、一個諮詢會議和一個法院系統，三者都由英國任命。几乎每個殖民地還有一個民選的立法議會，它通常與委任的官員們不和。

議會是英帝國的一個與眾不同的特徵，當時，歐洲其他殖民帝國中均沒有起重大作用的代議制機構。這是可理解的，因為英國與法國和伊比利亞國家不同，是在代議制政府正在母國獲得力量的時期裡開始殖民地拓居的。總之，英屬殖民地民選的議會狂熱地捍衛他們所認為的是其不可剝奪的權利的東西。他們與倫敦政府最通常的爭吵的原因在於，後者堅決認為所有殖民地產品都應用英國船隻送往英國。這在皇家官員看來，似乎是個合情合理的要求，因為他們也給了殖民地用自己產品壟斷國內市場的權利。然而，殖民地的商人和種植園主由於不能使用較便宜的荷蘭船隻、不能將產品輸往更有利可圖的非英國市場而強烈抗議。1677年，即美國革命前一個世紀，馬薩諸塞議會公然致函倫敦樞密院說：

根據法律學者通常的言論，我們恭順地認為，英國的法律僅限于四海之內，不施及美洲……我們在議會裡沒有代表，故考慮，我們不該在自己的貿易中受到英國法律的妨礙。

北美法屬殖民地因其戰略位置而非常出色。最初的法國據點于1605年、1608年及1642年分別在阿卡迪亞（即新斯科會）、魁北克及蒙特利爾建立。法國人以聖勞倫斯河流域為開拓殖民地的主要根據地，利用無與倫比的內陸水系向西推進到蘇必利爾湖，向南推進至俄亥俄河。1682年，法國貴族拉薩爾划船沿密西西比河而下，聲稱整個密西西比河流域為法國所有，並命名為路易斯安那，以紀念路易十四。因而，法國人在非常短暫的時間裡便已侵入北美大陸的中心。

這引起了複雜的情況，因為18世紀英國王室發出的殖民地特許狀大多附文授予"從大海到大海"即從大西洋到太平洋之間的地區。顯然，每當英國殖民者到達並越過阿巴拉契亞山脈時，相競爭的英、法兩國對土地所有權的要求便將經受考驗。不過，開始時，法國人在土地佔有方面占很大優勢。他們的探險者最先開闢了這些地區，然後，他們的官員沿著從聖勞倫斯河到路易斯安那的路經修築了許多堡塞。大西洋沿海的英屬殖民地有效地被從聖勞倫斯灣到墨西哥灣的一條巨大的弧形地帶所包圍。

法國人不僅佔有北美洲的制高點，還擁有紀律和團結方面以巨大優勢。法屬殖民地不存在難駕馭的民選的機構。負責各殖民地防禦的總督和處理財政、經濟事務的地方行政長官皆由巴黎任命。這種安排較之嘎吱嘎吱響的英國代議制制度更靈敏、更有效。英屬殖民地的總督只能請求和慫恿他們的議會採取某種行動步驟；他們几乎不能下命令，尤其是從他們的薪水基金由議會投票決定以後。在法屬殖民地，總督和地方行政長官下命令，而他們的部下則加以執行。

法國人和英國人在西印度群島也是近鄰。這地區主要的法屬殖民地為馬提尼克島和瓜德羅普島，英屬殖民地則為牙買加、巴巴多斯和巴哈馬群島。這些殖民地作為同南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通商的貿易站是很有價值的，但是，它們最可貴的東西是它們的熱帶產品——糖、煙草和靛青——這些產品補充了法、英兩國的經濟。

在非洲，到18世紀初，法國人已在馬達加斯加島、戈雷島和塞內加爾河河口安家，英國人則在岡比亞和黃金海岸落戶。非洲沿海的這些殖民點起了經營黃金、象牙、蜂蠟和奴隷交易的貿易站的作用；其中，奴隷占極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西印度群島產糖殖民地的發展增加了對當地勞動力的需求之後。不過，非洲很少受到18世紀英、法競爭的影響。爭奪這塊大陸的真正的鬥爭直到19和20世紀才來臨。

相形之下，印度與北美洲的那些殖民地相似，是英、法激烈衝突的地區。17世紀初，英國人被荷蘭人逐出東印度群島後，便退到印度次大陸。到這一世紀末，他們已在印度營建了四個較大的據點，東海岸的加爾各答和馬德拉斯，西海岸的蘇拉特和孟買；蘇拉特是印度最早的英國貿易站，孟買則是葡萄牙公主于1662年嫁給查理二世時作為嫁妝帶給英國的。1604年，法國人已組織了他們自己的東印度公司，但它很快就開始不起作用。它于1664年復興，到這一世紀末，法國人在兩個較大的據點——加爾各答附近的金德訥格爾和馬德拉斯附近的本地治裡——安置下來。

17世紀時，凡在印度居住、經商的歐洲人都是經強大的莫臥兒皇帝容許後才這樣做的。如果他們不是舉止規矩、不是謙卑地請求享有從事商業活動的特權，後者原可能會輕易地把他們趕進大海。18世紀時，形勢完全顛倒過來了。歐洲人從被勉強容忍的、限制在少數沿海前哨基地的外國商人變為逐漸控制印度整片整片地區的愛尋釁的入侵者。

這一轉變的原因在於莫臥兒帝國的崩潰。1605年，傑出、開明的皇帝阿克巴去世後。他的繼承者們未能信奉其宗教信仰自由和薄賦輕稅的英明政策。1658年即位的莫臥兒最後一位有名的皇帝奧朗則布尤其如此。奧朗則布是一個穆斯林狂熱者，他的宗教迫害，特別是其晚年階段的，使印度教臣民和他疏遠；他不得不進行連續的戰爭，而戰爭又導致賦稅更加繁重、人民更為不滿。1707年，隨着他死去，莫臥兒帝國開始土崩瓦解，由於他沒有固定的繼承人，其兒子們為王位爭奪了兩年。然後，1712至1719年，五位傀儡皇帝相繼在德里進行統治。在這些情況下，地方統治者開始宣稱獨立，建立起世襲的地方王朝。馬拉塔人代表模糊的、早期的意義上的印度民族主義，從他們在西面的孟買以南約100哩處的首都薩達拉擴張到離東面的加爾各答不到200哩的地方。中央政權的瓦解給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和法國東印度公司以可乘之機，使它們得以從純粹的商業組織轉變為地區霸王和貢物收集者。它們修築堡塞、供養士兵、鑄造貨幣以及與周圍的印度統治者締結條約，因為印度已不存在能拒絶它們行使這種主權權利的中央政權。

六、英國的勝利

當時，相競爭的英、法兩國在印度、非洲和南北美洲控制的一批地區的情況就是如此。這兩個帝國在17、18世紀中的相互爭鬥以英國的壓倒的勝利而告終。一個原團在於，法國更感興趣的不是海外殖民地，而是歐洲霸權。從16世紀起，法國波旁家族就首先全力以赴地侵犯意大利，與奧地利和西班牙的哈普斯堡王室作鬥爭。路易十四曾有位大臣叫讓·巴蒂斯特·柯爾貝爾，真正地對發展法國的經濟感興趣，試圖鼓勵貿易和殖民地拓殖。但是，其有名對手是國防大臣弗朗索斯·盧瓦，他只關心在歐洲大陸的軍事戰役和領土擴張。最後，盧瓦占上風，並在這種情況下，樹立起一個介入歐洲大陸事務的傳統。1758年，當勇敢的將軍蒙卡爾姆派使者到巴黎去說明加拿大危急的軍事形勢、要求立即予以援助時，他得到的答覆是，一個人在住宅着火的情況下，不會試圖去救馬廄。直到19世紀波旁王朝被推翻後，法國才又致力於海外事業和海外擴張。
英國勝利的另一原因是，移居殖民地的英國人較法國人多得多。到1688年，集中在大西洋沿海狹窄的山麓地區的英國移民有30萬，而散居在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廣大地區的法國人僅2萬。這種差別在某種程度上起因于巴黎拒絶讓法國新教徒即胡格諾派教徒移居殖民地，而馬薩諸塞大部分地區卻由因不能遵從聖公會教義而離開英國的不從國教派聚居着。再一重要因素是，法國土壤較英國土壤肥沃。法國的農民群眾深深地依戀自己的土地，他們能夠得到足夠的收入，無須求助于移居外國。但是，在英國，為了替不断發展的紡織工業生產更多的羊毛、替迅速發展的城市生產更多的糧食，大規模的目地已進行了一些時候。在聯成一片的、科學經營的土地上，比在從中世紀繼承下來的、小而分散的條塊式田地上，能更有效地生產羊毛和糧食這些商品。圈地意味着更高的生產率，然而，也意味着社會混亂和不幸。這正是托馬斯·莫爾爵士所譴責的，他憤怒地寫道：

其祖國的一種貪婪、不知兄的水老鴉，一種真正的瘟疫，可以繞地一圈，把成千上萬英畝土地圖進一道柵欄或樹籬內，農民們被推出他們自己的……他們這些貧窮、單純、不幸的人，男子、婦女、丈夫、妻子、沒有父親的孩子、寡婦、悲哀的母親及其幼小的嬰兒，不得不用種種方法上路。……在他們到處遊蕩、直至精疲力竭時，除了去偷竊，然後被公正地、理所當然地絞死，他們還能做什麼別的呢？要不然，去乞討。然而那時，他們還將被當作無賴而關進監獄，因為他們四處閒逛、不幹活。沒有人願意給他們一份工作，儘管他們從未象現在這樣樂於貢獻自己。

正是這些被逐出家園的人們提供了從英國移居殖民地的群眾基礎。

此外，還有不少英國紳士動身去美洲。他們因不斷上漲的物價和固定不變的地租的共同影響而處于困境，於是，去政府部門尋找工作，但是，如果他們恰好是清教徒，尋找工作只能是徒勞無益。實際上，許多清教徒在查理一世統治期間丟了自己的官職。薩福克的約翰·溫思羅普就是典型的一例。他在沃茲法院被撤職後，不再能維持他的莊園、莊園主的住宅、僕人和他已漸漸習慣的生活水平，他便賣掉田產，率領一夥清教徒移民前往馬薩諸塞，在那裡，他當選為殖民地的總督。

這些因素共同說明了英、法兩國移民數量上的巨大差別。對這差別的意義估計再高，也不過分。美國革命爆發時，英屬殖民地的人口不少於200萬，即相當於操英語的世界的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這種大規模的殖民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1763年英國對法國的勝利和20年後美利堅共和國對英國的勝利。

英國工業的驚人發展也有助于英國在海外競爭中的成功。英國在1550至1650年這100年中的工業發展只是在1760年以後的工業革命期間才被超過。事實上，後來的重工業發展的基礎正是在這較早的時期裡打下的。英國工業最初的急速發展之所以會出現，部分地是由於歐洲大陸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這場戰爭引起了對軍需物資的需求。英國人響應這一需求，在由法國、德國及佛蘭德的難民和移民引進的許多新技術的幫助下，大大地發展了他們的採礦、冶金和化學工業。

在整個17世紀中，從中世紀就已開始的呢絨製造業仍是英國的主要工業和最寶貴的輸出品來源。在新工業中，採煤業的發展極其驚人。煤這時已廣泛地用作燃料並使用於需要高溫的工業如製糖業。煤的產量從1550年的20萬噸左右增長到1700年的300萬噸。這一發展包括了採礦設備和排水機械的改進，這些改進促進了後來蒸汽機的發明。水力也比以前得到更廣泛的利用，水擊錘已使用於鍛工廠。當時顯著發展的其他工業還有製造火炮、黑色火藥、硝石、玻璃、紙、明礬和鹽的那些工業。

法國工業在產品數量方面大致和英國不相上下。但是，應記住，法國人口為英國的三倍以上，而且，法國人與生產布匹和金屬器具的英國人大不相同，傾向于製造奢侈品。此外，法國的技術進步受到行會系統的妨礙，行會系統在這國家被組織得有條有理，非常強大。大體上，可以說，工、商業界與其說是在法國受到鼓勵，不如說是在英國，因為法國工、商業界缺乏英吉利海峽對岸的工、商業界的政治勢力。

英國繁榮的經濟以各種方式促進了英國的海外事業。它為殖民地發展提供了更多的資本；這是一個須考慮到的重要事實，因為英國和法國的殖民地最初需要大量經費。它們和西班牙殖民地不同，出產不了金銀，提供不了可利用的土著勞動力。因此，英、法兩國的殖民地化的發起人不得不完全用歐洲人的勞動力來移植整塊整塊的社區。他們必須為這些人提供運輸、工具、種子和裝備。所有這一切都包括大量的資本支出；通常，資本從倫敦較之從巴黎更有可能隨時可得。在英國，按人口平均計算的金錢更多，而且，不是象在法國那樣投資于龐大的常備軍和精心裝飾的宮廷，而是取可得到的、流動的形式。英國的工業也提供了更便宜、更耐用的商品，使英國殖民者和商人勝過他們的法國競爭者。例如，在北美洲，英國皮毛商人能向印第安人提供較為價廉物美的毯子、水壺及火器，以換取後者的毛皮。

此外，英國工業對海軍建設有充分準備。這一事實，加之英國統治集團對海上力量的重要性有更多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英國海軍在長長一系列英法戰爭中占優勢的原因。路易十五宣稱，"在法國，除行家維尼特的海軍外，決不會有別的海軍"與這類似的情況，英國歷史上是肯定不存在的。英國的海軍優勢是個決定因素，因為在佈雷斯特附近海面上巡航的一支英國分艦隊能切斷法屬殖民地與其母國的聯繫，使它們無依無靠，這種情況曾一再發生。

英、法兩國在殖民地和貿易方面的競爭直到17世紀末葉才導致相互開戰。那時以前，英國人與荷蘭人的矛盾要多得多，他們之間有遍佈全球的衝突點——北大西洋的漁業、東方的商站、美洲的殖民地以及非洲和西印度群島的奴隷貿易。這些爭端促成1652至1674年的接連三次的英荷戰爭。其後，當英國人認識到法國人正取代荷蘭人、成為他們最可怕的對手時，形勢改變了。荷蘭資源有限，且已過了其全盛時期；法國卻是個遠為富饒、人口多得多的國家，而且正在急劇地加緊海外活動。大不列顛的光榮革命（1688年）也促成了英、法相互間的疏遠：它攆走了在英國復辟專制制度和恢復天主教時依靠路易十四的友好幫助的斯圖亞特王朝。取代斯圖亞特王朝的是荷蘭的尼德蘭聯省執政、奧蘭治親王威廉三世，他是個堅定的新教徒，也是路易十四的主敵。因而，威廉三世的繼位使英國和荷蘭聯合反對法國。1689年，開始了几乎拖延一個世紀、直到1763年英國大獲全勝為止的接連四次的英法戰爭。

所有這些戰爭都有兩個方面：歐洲方面和海外方面。歐洲方面的戰爭是圍繞王朝野心、尤其是法國路易十四和普魯士腓特烈大帝的野心進行的。海外方面的戰爭則起因于各種各樣的問題——印度的勢力均衡、在美洲的相衝突的領土要求、西班牙殖民地的貿易條件以及對世界商船航線的控制。由於這些戰爭的歐洲方面和海外方面的區分極其明顯，每次戰爭都是在歐洲以一名字相稱，在美洲以另一名字相稱。因此，這些戰爭載入歷史的名字為：奧洛斯堡聯盟之戰或威廉王之戰（1689—1697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或安妮女王之戰（1701－1713年），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或喬治王之戰（1743一1748年），七年戰爭或法國和印第安人戰爭（1756－1763年）。

前三次戰爭就其海外方面而言，是非決定性的。在歐洲，它們的確解決了一些重要問題：路易十四被有力地擊敗，腓特烈大帝成功地佔領了西里西亞地區，使普魯士迅速躋身于歐洲強國的最前列。但是，在大部分海外戰事的發生地美洲，只有孤立的、非決定性的戰役。法國人享有大部分印第安部落的支持，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們的傳教士比英國傳教士活動力強得多，一方面是由於法國殖民者人數很少，不象無情地向前推進、開始湧滿阿巴拉契亞山脈的英國殖民浪潮那樣，對印第安人構成巨大威脅。法國人和其印第安盟軍一起，屢次掠奪和燒燬英國人的邊遠村莊。但是，英國人利用其優勢的人力和海軍力量，進攻易受海路攻擊的今新斯科舍和布雷頓角島境內的法國殖民地。

前三次戰爭的最後結果是，英國人獲得新斯科會、紐芬蘭和哈得孫灣地區。但是，這些征服留下一個未解決的基本問題：法國人是否會保持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從而把英國人限制在大西洋沿海地區呢？這問題由第四次戰爭作最後答覆，第四次戰爭也解決了印度的前途問題。

這場重大的戰爭稱為七年戰爭，因為它在歐洲從1756至1763年進行了七年。但在美洲，由於佔有俄亥俄河流域的競爭愈益加劇，它早兩年就開始了。1749年，當英國政府向弗吉尼亞和倫敦資本家為拓殖流域地區而組織的俄亥俄公司頒發特許執照時，英屬殖民地居民已開始越過阿巴拉契亞山脈、絡繹不絶地進入流域地區。但當時，法國人正在西賓夕法尼亞修築一系列堡塞——普雷斯克艾爾堡（伊利）、勒伯夫堡（沃特福德）和文南古堡（富蘭克林）。1754年，俄亥俄公司通過在莫農加希拉河和阿勒格尼河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匯合處設立一城堡，反擊法國人。法國人迅速攻佔這城堡，加以擴建，併為紀念加拿大總督而命名為迪凱納堡。一個名叫喬治·華盛頓的年青的弗吉尼亞州人趕緊率兵前往那裡增援英國駐軍。不幸的是，他到得太晚了，未能提供任何援助，而且，他本人于1754年7月4日被法國人及其印第安盟軍擊敗，不得不撤回到山脈的另一邊。

第二年，為了奪回迪凱納堡，英國將軍佈雷多克率領一支正規軍到達美洲。但是，他拒絶接受手下殖民地官員關於如何進行新開闢地戰爭的勸告，其部隊遭到慘敗，他本人陣亡，英國人的敗北一直繼續到1756年底。法軍司令官是馬奎斯·蒙卡爾姆，他是一位在歐洲久經沙場的將軍，不過，他很快就使自己適應新開闢地環境，卓越地領導了法國和印第安軍隊。1757年，戰爭發生重大轉折，主要是由於威廉·皮特（老）進入英國內閣。這位後來成為查塔姆伯爵的皮特，是一個有遠見卓識和富有感染力的自信的人。"我相信我能拯救這個國家"，他說，"別的人都不行。"他將財力集中于海軍和殖民地，同時資助在歐洲繼續作戰的同盟者、普魯士的腓特列。他的戰略正如他所說的，是在德意志平原上爭取到一個帝國。

皮特的戰略取得輝煌的成功。他的得到加強的海軍清除了海洋上的法國人，而美洲殖民者則為他的領導所鼓舞，加入英國正規軍，組成一支大約5萬人的軍隊。按美洲戰爭的標準，這是一支龐大的軍隊，它攻克了一個又一個法國堡壘。戰爭的高潮隨圍攻魁北克而到來；魁北克是法屬加拿大的中心，是由厲害的蒙卡爾姆防守的一個天然大堡壘。直立聖勞倫斯河兩岸的峭壁似乎是攻不破的，疾病又削弱了圍攻的部隊，失敗着來無可避免。英軍司令官、33歲的將軍詹姆斯·沃爾夫在絶望中決定採取十分冒險的行動。他派3，600名士兵在深夜渡河到魁北克城上游一側的某個地點，在那裡登陸，然後沿一條險峻的小道爬過灌木叢和石坡，爬上一塊高地即俯瞰魁北克城的著名的亞伯拉罕平民1759年9月13日早晨，決戰打響了。沃爾夫和蒙卡爾姆均陣亡，但英國老兵們獲勝。幾天後，魁北克投降。第二年，蒙特利爾也陷于向前推進的英國人手中。這是美洲法國殖民帝國的結束，因為英國對海洋的控制阻止了巴黎的任何援救。

在印度，英國人亦取得了完滿的成功。那裡的形勢截然不同於美洲，因為英、法兩國政府對印度都沒有領土野心。英國東印度公司和法國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也是如此，他們堅持認為他們在印度的代理人應絶對地專心于商業。他們僅對利潤感興趣，而且對花費在非商業目標上的每個便士或蘇表示不滿。然而，與在印度的代理人聯絡要花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時間，後者常利用這一事實獨自行動，使公司捲入印度事務中。後者這樣做還因為當時莫臥兒帝國正在崩潰，為擴大個人財源和建立帝國提供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機會。

第一個大規模地干涉印度事務的歐洲人是法屬印度總督約瑟·杜佈雷。即便是他，至少開始時，似乎也不是為了領土擴張而對領土擴張感興趣。相反地，他希望獲得領土，是為了能從稅收和其他政治收益中得到更多的經營商業的資本。雖然杜佈雷減少了由他指揮的法國軍隊，但他通過以歐洲軍事方式操練土著印度人來擴大自己的影響。這些經過訓練的印度軍隊即印度兵使他能支持對印度各種王位提出要束者，能逐步建立起對他本人感恩圖報的土著統治者的庇護制度。這種做法十分有效，因為少數歐洲軍隊或印度兵能在對陣戰中戰勝人數多得多的純粹的印度軍隊。然而，杜佈雷于1754年被召回法國，因為公司擔心他的侵略策略將導致同英國的戰爭

隨着英、法之間大規模戰爭的爆發，戰爭破干1756年降臨到印度。開始時，由於杜佈雷的活動，法國人處于較強大的位置。他們佔據較多的領土，擁有大一倍以上的戰鬥力量，而且還在土著王公中間施加較廣泛的政治影響。但最後，英國人贏得壓倒的勝利。這裡，又是海軍優勢為決定性因素。英國能從歐洲運來軍隊、金錢及供應品，同時阻止法國這樣做。英國人還得到了羅伯特·克萊武的鼓舞人心的領導。克萊武是一名多年前當職員出身的公司官員，他具有傑出的軍事才幹和領悟印度政治的才能。1756年，他得知歐洲的戰爭後，立即向孟加拉進軍。在以往靠與歐洲通商致富的印度商人的支持下，克萊武在1757年的普拉西戰役中打敗親法國的穆斯林統治者，他把自己的傀儡安插在王位上，併為自己和公司勒索了巨額賠款。在戰爭的剩餘階段中，英國海軍使克萊武能隨意地將其軍隊從印度的一個地區轉移到另一地區，同時，還切斷了法國各據點之間以及它們與法國之間的聯繫。1761年，隨着法國交出在本地治裡的主要根據地，戰爭結束。

七年戰爭的海外方面是由美洲的魁北克和印度的本地治裡的陷落決定的。但是，歐洲的戰爭一直拖延到1763年即交戰國締結巴黎和約時。美洲法屬殖民地中，法國僅保有南美洲的圭亞那、紐芬蘭沿海的無足輕重的聖皮埃爾島和密克隆島以及包括瓜德羅普島和馬提尼克島在內的西印度群島的少數島嶼。因此，英國從法國得到了整個聖勞倫斯河流域和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全部地區。這些區域几乎杳無人煙，被認為其價值不及盛產蔗糖的瓜德羅普島和馬提尼克島；這兩個島已歸還法國。實際上，它們是由於西印度群島的英國種植園主的堅決要求才被歸還的；這些種植園主擔心法國糖島的競爭，如果糖島給包括在英帝國商業結構內的話。

西班牙于戰爭晚期站在法國這一邊參戰，因此，被迫將佛羅裡達割讓給英國。作為補償，法國把路易斯安那西部即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區給予西班牙。在印度，法國人保有他們在本地治裡和其他城市的商業設施——事務所、貨棧和碼頭。但是，他們被禁止修築防禦工事或在印度王公中間尋求政治目標。也就是說，法國人是作為商人而不是作為帝國建立者回到印度的。

巴黎和約簽訂時，英國政治領袖霍勒斯·沃波爾評論道，"燒掉你們的希臘和羅馬書籍——有關微不足道的人們的歷史記載吧。"這句頗有遠見的評語有力地說明了這一和平解決辦法的長遠的、世界性的涵義。就歐洲而論，條約允許普魯士仍佔有西里西亞、成為奧地利爭奪德意志領導權的對手。然而，對世界歷史來說，具有遠為重要的意義的是巴黎和約的海外影響。根據和約條款，法國遭到了甚至比荷蘭在17世紀、西班牙在16世紀所蒙受的更為恥辱、更為徹底的失敗。西班牙和荷蘭雖然威信掃地，但各自仍保有大量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在美洲和菲律賓群島，荷蘭殖民地在東印度群島，而法國，不僅威信喪盡，還被剝奪了其几乎所有的海外殖民地。

誠然，法國在19世紀逐步建立起一個僅次於英殖民帝國的新的殖民帝國。但是，對世界歷史而言，重要的事實是法國在18世紀丟失了北美洲和印度。這意味着格蘭德河以北的美洲以後將發展成為操英語的世界的一部分．俾斯麥後來評論說，美國和英國操同種語言這一事實，是近代外交中最重要的一個成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事態發展已支持了這個觀點。

法國被逐出印度也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歷史事件，因為它意味着英國人將在那裡代替莫臥兒人。英國人一旦在德里安頓下來，就完全走上通往世界帝國和世界首位的道路。正是由於範圍廣闊、人口稠密的次大陸所提供的這塊無與倫比的根據地，英國人能在19世紀擴張到南亞其餘地區，然後遠遠地擴張到東亞。

英國歷史學家J．R．格林對1763年的和平解決所引起的這些發展的世界性涵義作了很好的概述：

七年戰爭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也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到現時為止，歐洲國家的相對重要性已從它們在歐洲範圍內的屬地獲得。但是，從戰爭結束起，英國較其周圍國家重要還是不重要，已無關緊要。英國不再僅僅是一個歐洲強國，不再僅僅是德國、俄國或法國的對手。正如英國自己的海上帝國聲稱它是北美洲的霸主和印度未來的霸主那樣，英國突然遠遠勝過那些由於其位置僅在一塊大陸內、注定要在以後的世界歷史中處于較低微的地位的國家。

第八章

俄國在亞洲的擴張

在整個俄國歷史上，一個處于支配地位的主題是疆界，是關於控制一個奔放不覊的國家的自然資源的鬥爭的主題；這國家，由於俄國人的不斷遷移的運動，由於他們對其他民族的征服以及與其他民族的混合，已擴張到一個大洲裡。

B．H．薩姆納，《俄國簡史》

在西歐人向海外擴張到世界各地的同時，俄國人正在陸上進行橫貫歐亞大陸的擴張。對西伯利亞的一片片廣闊的陸地的控制，是可與美國朝太平洋岸的西進運動相媲美的一篇史詩般的傳奇。實際上，不斷向前推進的疆界給俄國人的性格和俄國的制度留下了如同它給美國人所留下的一樣持久的標記。
不應設想，在歐洲諸民族中，只是俄羅斯人為一條疆界所影響。中世紀時期，中歐和東歐的大部分地區人口稀少（見第二章第三節）。好幾個世紀中，歐洲各民族，尤其是日耳曼人，將殖民界線沿波羅的海海岸、順多瑙河向東推進。但是，隨着中世紀的結束，這種內部的拓殖不再是一個處于支配地位的主題。它由海外殖民取而代之，西歐諸民族把精力集中于開闢和勘探新世界中的新的邊遠地區。相反，俄國人繼續由陸路擴張到從其門階向外伸展的遼闊的歐洲平原上去。這一巨大的事業迅速地進行了若干世紀，直到1895年中亞的最後一個穆斯林汗國被征服為止。因此，疆界在整個俄國歷史進程中就象在整個美國歷史上那樣，是一個主要因素，並不出人意外。本章將探討俄國向西伯利亞和烏克蘭擴張的性質和過程。

一、俄國擴張的地理環境

為了理解俄國人橫越歐亞平原的驚人擴張，必須瞭解這些平原的地理情況。打開地圖，首先看到的是它們的令人驚愕的面積。確實，俄國與巨大——無限的空間相聯繫。有句農諺說："俄國不是一個國家；它是一個世界。"這世界包括地球陸地表面的六分之一，比美國、加拿大和中美洲合在一起還大。當夜晚降臨到波羅的海海岸的列寧格勒時，在太平洋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天正破曉。這兩座城市間的距離是5000哩，而紐約和聖弗朗西斯科間的距離為3000哩。在考察俄國向東、美國向西的擴張時，應該記住這一對比。
俄國大片陸地的另一顯著特點，是其驚人的地形上的一致。它在極大程度上是一塊平坦的平原區。烏拉爾山脈確以南北方向橫亙在這些平原上；通常認為，它把俄國分成不相連的、獨特的兩部分——歐洲俄國和亞洲俄國。但實情是，烏拉爾山脈只是一道平均高度僅2，000呎、狹長的、久經消蝕的山脈，而且，它們逶迤南下到北緯51　o處便不再延伸，留下一塊伸展到裏海的、寬闊平坦的沙漠區為缺口。在這些情況下，整個平原區必須看作是一個地理統一體——歐亞大陸的次大陸。這種地形上的一致有助于說明為什麼俄國人能如此迅速地擴張到這整個地區、為什麼這地區至今仍在莫斯科的控制下。如果要劃一條穿越歐亞平原的分界線，那麼，這條分界線不應是沿烏拉爾山脈豎穿南北，而應是橫貫東西，把東南面有着沙漠和半沙漠環境的中亞同北面有着森林和冰凍的首原的西伯利亞區別開來。

地括當代大半個俄國的歐亞平原為一條從黑海伸展到太平洋的天然邊界所圍繞。這條邊界由連續不斷的一系列山脈、沙漠和內海組成——它從西面的高加索山脈起，往東依次為裏海、烏斯秋爾特沙漠、鹹海、克孜勒庫姆沙漠、興都庫什山脈、帕米爾山區、天山山脈、戈壁沙漠，最後是東至太平洋的大興安嶺。圍繞歐亞平原的山脈圈擋住了來自太平洋的濕風和來自印度洋的溫暖的季風；這一點可解釋中亞的沙漠氣候和西伯利亞的寒冷、乾燥的氣候。西起波羅的海、東迄太平洋的整個遼闊的西伯利亞實質上有着同樣的大陸性氣候：夏季短暫炎熱，冬季饅長酷寒。氣候的一致和地形的一致一樣，促進了俄國向東的擴張，因為邊疆開發者在東西5，000哩的整個平原區感到同樣的安適。但是，邊疆開發者發現，中亞沙漠區是陌生、可怕的。他們還發現，這些沙漠被迥然有別于西伯利亞軟弱的部落的、軍事上強大的穆斯林汗國佔據着。結果，俄國人直到他們抵達更北面的太平洋已有250年時才控制中亞沙漠地帶。

俄國的擴張不僅受到地形和氣候的影響，還受到河流系統的影響。由於地形平坦，俄國的河流普遍漫長、寬闊，沒有湍流的阻礙。因而，它們作為貿易、殖民和征服的通路和交通工具，是非常寶貴的。此外，它們不僅夏天適于小船航行，冬夭還適于雪橇滑行。在烏拉爾山脈以西，著名的河流有流入波羅的海的西德維納河、向南流入黑海的德涅斯特河、第聶伯河和頓河以及先往東、再折向南流入裏海的窩瓦河。在烏拉爾山脈以東，灌溉西伯利亞平原的四大河流是西面的鄂畢河、中央的葉尼塞河、東北面的勒拿河和東南面的阿穆爾河。由於整個西伯利亞從巨大的西藏高原往下傾斜，這些河流中的前三條都向北流入北冰洋，而第四條是向東進入太平洋。鄂畢河、葉尼塞河和勒拿河的出口在北冰洋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它們的經濟效用。然而，事實依舊是，這些河流和它們的許多支流一起，提供了一直伸展到太平洋的一張天然的交通幹線網、俄國人一旦越過烏拉爾山脈。用不了做多少搬運工作就能從一條水路轉入另一條水路。這樣。他們以之字形不斷東進，追捕有毛皮的動物。

影響俄國人擴張的速度和進程的最後一個地理因素，是存在於俄國各地區的土壤和植被的結合。有四種主要的土壤——一植被帶並行橫穿俄國東西。在遙遠的北方，沿北冰洋海岸的是荒蕪的凍土帶，全年除夏季6至8個星期的生長期外，一直封凍。在生長期階段，太陽從不下落，將短暫然而旺盛的生命賜予無數野花——紫羅蘭、雛菊、勿忘草、黃水仙和藍花。

冰土帶的南面為泰加林帶即森林帶。它是四個植被區中最大的一個，寬600至1，300哩，長4，600哩，占世界森林總面積的五分之一。在其北部區域，主要的林木是針葉樹和樺樹；再往南，則混合生長着榆、歐洲山楊、白楊和楓。在這些森林中，俄國人感到非常安適，他們能在始終不失去這種熟悉的保護性覆蓋物的情況下穿越整個歐亞大陸。許多俄國作家描寫了他們森林的美麗和森林對於他們人民的意義。下面這段引自高爾基的小說《在人間》中的描寫是很有代表性的：

森林象一隊黑幢幢的軍隊，向着我們迎面開來。樅樹撐開翅膀，象大鳥，白樺樹象小姑娘，沼地的酸氣從田野上吹來。狗吐着紅舌頭挨着我走，它不時停下來嗅嗅地面，莫名其妙地搖晃着狐狸似的腦袋。外祖父披着外祖母的短褂子，戴一頂沒有遮檐的舊帽，眯縫着眼，莫名其妙地笑着，輕輕移動着瘦腿，好象偷偷兒似的。外祖母穿著藍上褂，黑裙子，頭上蒙着白頭巾，象在地上滾着一般地走，要跟上她是很難的。

越近森林，外祖父的興緻越高；他用鼻子報很吸着空氣，咳嗽着；開始他斷斷續續、模模糊糊地說，後來，他陶醉了，說得快樂而且美妙：

"森林是上帝的花園，它不是誰種植起來的，是上帝的風，神聖的呼吸把它吹大的……年輕的時候我當船伕，到過日古裡地方……唉。列克塞，我經歷過的事物，你是見不到的了！奧卡河上的大森林，有從卡西莫沃一直到穆洛姆的，也有從窩瓦河對岸一直伸到烏拉爾那麼大的，是呀，這一切都是無窮無盡的，神奇的……"

在森林帶的南部邊緣，森林漸漸稀疏，林木漸漸矮小，直到完全讓位於開闊、無樹木的大草原。在這裡，可見到由數千年的腐草形成的肥沃黑土。如今，這裡是俄國的麵包籃，但過去好多世紀中，一直是苦難和災禍的發源地。大草原曾是歐亞大陸中部騎馬擄掠的遊牧民的老窩。當這些遊牧民足夠強大時，他們就沿最少遇到抵抗的路線出擊——往往向西侵入中歐或向東侵入中國。他們對東歐易受侵害的俄羅斯人的進攻更頻繁。俄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森林區的斯拉夫農民與大草原的亞洲遊牧民之間的這種連續不斷的衝突。起先，遊牧民獲勝，結果是蒙古人對俄國的長達兩個世紀的統治。但最終，森林中的斯拉夫居民強大起來，不僅能贏得自己的獨立，而且能擴張到歐亞平原以外的地方。

第四個區域即沙漠區，面積最小，從中國開始，向西僅伸展到裏海。我們已知道，由於種種原因——不易進入、惡劣的氣候和土著民族的軍事才能，沙漠區直到19世紀末葉才為俄國的擴張浪潮所吞沒。

二、俄國的早期擴張

約1500年前，俄羅斯人從他們在德涅斯特河、第聶伯河、涅曼河和德維納河的上游區的發源地向東推進。他們從發源地以巨大的弧形成扇狀展開，在遼闊平原的召喚下，繼續前進到北面的北冰洋沿岸、南面的黑海和東面的烏拉爾山脈及更遠的地方。遷移到東面或東北面的俄羅斯人仍在森林的遮蔽下。他們在森林區內很少遇到抵抗——那裡只有分散的、組織不嚴密的芬蘭部落；他們或與之通婚，或輕易地將其逐走。
這些早期的俄羅斯殖民者把農業和林業結合起來。農、林業間的比例取決於位置。在北部林區即針葉樹林區，由於氣候酷寒、土地貧瘠和空曠地很少，農業是次要的。因而，這一地帶的殖民者把大部分時間花費在誘捕動物、捕魚和採集蜂蠟、蜂蜜、樹脂、鉀鹼及其他森林副產品上。往南去，在混合林地帶，經營農業是主要活動。殖民者由於森林的各種資源，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賴森林，但是，更多的時間是花費在耕作上。黑麥為主要農作物，不過，大麥、燕麥、小麥、亞麻和大麻也得到種植。主要的耕作方法是在被火清除植被的森林或灌叢地帶的灰燼上，或者在偶而尋得的荒涼草原的空地上，進行臨時性播種。這些空曠地經過連續幾年的種植之後，或者被離棄、回覆為荒地，或者作為粗陋的牧場被保留、直至其生產率得到恢復。這種做法使人聯想起美洲的邊遠地區，是原始、浪費的，但關係不大，因為森林無窮盡地連綿不斷。

在這些情況下，家宅分散、村落根小，是普遍的規則——沒有集中的村莊或城市。當時確已出現的少數城鎮是沿主要水路作為貿易中心發展起來的。位於擔負南北交通的第聶伯河沿岸的基輔和地處控制東西貿易的伊爾門湖畔的諾夫哥羅德的情況就是如此。正是長途貿易為公元9世紀發展起來的第一個俄羅斯國家提供了基礎。基輔是這國家的中心，但這國家仍是水路沿岸各公國的一個鬆散的聯盟。基輔本身由於坐落在森林區和大草原的交界處，極易受侵犯。因而，它不得不為了生存而對遊牧騎兵進行不斷的鬥爭。某些強大的基輔統治者時常能對南抵黑海、西達多淄河的地區宣稱自己的權力。但是，這一力量的顯示是短暫的；俄羅斯殖民者無法移居到基輔以南和以東150哩外的地方，因為遊牧民侵略的威脅就象達摩克勒斯劍懸掛在他們頭上。

1237年，劍降臨了；蒙古人象橫掃大半個歐亞大陸那樣掃蕩了俄羅斯地區。蒙古人入侵前，基輔被當時的旅行者描繪成是一座有豪華的宮殿、8個市場和400所教堂——包括聖索菲她大教堂——的宏偉的大都會。然而，入侵8年後，當方濟各會修士喬安尼斯·迪·普蘭諾·卡皮尼在去蒙古首都的途中經過基輔時，發現這座昔日的首都只有200所住宅，都城四周屍橫遍野。

蒙古人繼續將其毀滅性的侵略推入中歐，推抵意大利和法國的大門口。然後，他們自動撤退，僅保留了歐洲的俄羅斯地區。他們的向四面八方延伸的龐大帝國沒有作為一個統一體而長久地倖存。它分裂成地區性的幾部分，其中所謂的金帳汗國包括了俄羅斯地區。金帳汗國的首都，亦即其後兩世紀的俄國首都，是位於今史達林格勒附近的薩萊。如此，森林和大草原之間的古老鬥爭隨着大草原及其遊牧民族的勝利而決定性地解決了。

俄羅斯人這時交出他們在大草原的一些小飛地，撤回到森林深處。在那裡，他們只要承認可汗的宗主權、每年向可汗納貢，就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漸漸地，俄羅斯人恢復了自己的力量，發展起一個新的民族中心——坐落在遠離危險的大草原的森林區深處的莫斯科公園。莫斯科除了較不易為遊牧民所接近外，還具有其他有利條件。它位於從第聶伯河通往東北地區的兩條交通要道的交叉處。由於流向不同方向的許多大河流經莫斯科地區時相互也最接近，莫斯科能通過內陸水系得益。公園還享有它的一系列統治者愛和平、尚儉樸、工心計的有利條件。這些統治者耐心而無情地增加他們的領地，直到莫斯科成為新的民族核心。14世紀開始時，公國的面積大約為500平方哩，而到15世紀中葉時，已增長到15，000平方哩。一個世紀後，即伊凡雷帝統治期間（ID33—1584年在位），所有俄羅斯公園都已納入莫斯科的統治之下。

"俄羅斯士地的增長"完全改變了俄羅斯人和蒙古人即當時更通常地所稱的韃靼人之間的均勢。原先，韃靼人獲勝是因為他們與充滿鬥爭的基輔國家迥然相異，內部團結一致，而且還擁有行動快速的騎兵部隊，軍事上更先進。然而，到16世紀時，俄羅斯人統一在莫斯科之下，而金帳汗國除去在烏拉爾山脈東面的西伯利亞韃靼人的汗國外，還分裂為喀山汗國、阿斯特拉罕汗國和克里米亞汗國這三個敵對的國家。此外，俄羅斯人的軍事技術也正向前發展，因為他們能從西歐所取得的巨大進步、尤其是火槍和火炮方面的巨大進步中得益。1552年，當伊凡進攻喀山的韃靼人時，他在火炮方面的優勢加之一名丹麥技師在監督用地雷炸燬喀山要塞圍牆時所提供的幫助，證明是決定性的。地雷爆炸以後，俄羅斯人成功地迅速攻佔要塞，然後佔領整個喀山汗國。他們順窩瓦河而下，掃蕩流域地區，于1556年輕易地攻克阿斯特拉罕。為了鞏固佔領地，俄羅斯人沒窩瓦河岸修築一系列設防據點，一直修築到位於阿斯特拉罕的窩瓦河河口處。於是，俄羅斯人成為巨大的窩瓦河流域的主人，抵達南面的裏海和東面的烏拉爾山脈。

這時，俄羅斯人向窩瓦河和烏拉爾山脈的那邊進行無限擴張的路敞開了。有些新地區是以武力贏得的，西伯利亞的情況就是如此。這種類型的擴張將在後面兩節中予以論述。還有一些地區則是按照歐洲人向美洲印第安人購買曼哈頓島以及俄亥俄河和其他大河流域的大片土地的方式、通過與土著首領的個人交易獲得的。俄國著名作家塞吉·阿克薩科夫在其回憶錄《一個俄國紳士》中生動地描寫了這種方式的擴張：

……你只須邀請某些地區12個土生的巴什基爾人首領接受你的款待：向他們供上兩三頭肥羊，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宰殺、整治，再拿出一桶威士忌酒、幾桶發酵的烈性巴什基爾蜂蜜酒和一桶自己制的家鄉啤酒——順便說說，這證明即使在過去的日子裡，巴什基爾人也不是嚴格的穆斯林——其餘的事就極其簡單了。確實，這種款待據說一次也許要維持一星期甚或二星期：巴什基爾人不可能匆匆忙忙地辦事，每天都得向他們問這樣一個問題，"喂，好朋友，現在是討論我那事兒的時候了嗎？"毫不誇張地說，賓客們一直在整日整夜地大吃大喝；但是，如果他們對款待尚未感到完全滿意，如果他們唱自己的單調的歌曲、吹奏長苗和跳他們那種在同一地點站起或蹲下的奇特舞蹈尚未非常盡興的話，那麼，他們當中地位最高的首領就會嘖嘖地咂巴着嘴、搖晃着腦袋、滿臉尊嚴、不朝詢問者瞧上一眼地回答說："時候還沒到，再替我們拿頭羊來吧！"當然，羊隨時可得，啤酒和烈酒也是現成的；於是，醉醺醺的巴什基爾人又開始唱歌、跳舞，一個一個地在他們感到合適的地方倒身睡去。然而，世界上的每件事都有個結束；這樣的日子終於到來：一天，大首領坦率地正視主人說："我們感謝你，非常感謝！現在，你想要的是什麼呢？"交易的其餘方面是遵循一種固定的方式。買主開始以真正的俄羅斯人天生的精明說話：他向巴什基爾人保證他完全不需要任何東西；不過，他聽說巴什基爾人是非常仁慈的，所以前來烏法想和他們建立友誼，如此等等。然後，不知怎麼地，話題會轉到以下方面：巴什基爾人的領土廠袤無垠；現在佃戶的情況不能令人滿意，他們會繳納一、二年地租後便不再繳納，然而繼續生活在這土地上，好象他們是土地的合法所有人；驅逐他們未免有些魯莽，因而訴訟已不可避免起來。這些話是符合事實的；接着，買主有禮貌地提出，他樂意幫仁慈的巴什基爾人減去一部分已成為他們的負擔的土地。結果，整片整片地區的買賣以非常低廉的價格成交。交易由一個法律檔案確定，不過，對土地的數量，檔案上從不作規定，也無法規定，因為土地從未得到過測量。通常，邊界由下述這種界標確定："從某某小河口直到狼道上的死椈樹，從死椈樹直到分水嶺，從分水嶺到狐穴，從狐穴到索爾塔姆拉特卡的空心樹，"等等。圈起一萬、二萬甚或三萬俄畝土地的界標是非常明確、持久的！而所有這些土地的代價也許是100盧布和價值100盧布的禮物，款待的費用不在內。

三、越過烏拉爾山脈

俄羅斯人的勝利使喀山汗國和阿斯特拉罕汗國不復存在。但是，克里米亞和烏拉爾山脈另一邊的韃靼人仍保持獨立，並繼續以不斷的襲擊騷擾俄羅斯殖民者。由於本章後面所要討論的種種原因，俄羅斯人在18世紀末葉以前，不得不遭受克里米亞韃靼人的劫掠。不過，他們能輕易地消滅西伯利亞汗國，並在這樣做時，不知不覺地開始向太平洋岸的史詩般的進軍。
翻越烏拉爾山脈和征服西伯利亞的主要是豪爽能幹、稱為哥薩克人的邊疆開發者。這些人有許多方面與美國西部的邊疆開發者相象。他們大多是為了躲避農奴制的束縛而逃離俄國或波蘭的從前的農民。他們的避難所是南面荒蕪的草原區，他們在那裡成為獵人、漁夫和畜牧者。正如美國的邊疆開發者變為半印第安人一樣，他們變為半韃靼人。他們熱愛自由、崇尚平等，然而，橫蠻任性、喜歡搶劫；只要似乎有利可圖，他們隨時樂意去當土匪和強盜。俄國著名小說家果戈裡對哥薩克人的生活方式作了如下生動的描寫：

沒有一種行業一個哥薩克不懂得：蒸酒、造車、制火藥、干鐵匠和鉗工的活幾，此外再加上拚命遊蕩，象一個俄羅斯人那樣地喝酒和酗酒，——這一切都是他能夠愉快勝任的。除了認為戰時應召是一項義務的登記過的哥薩克之外，需要迫切時，還可以在任何時候募集到一大群一大群的志願兵，只要副官走過所有村莊和小鎮中的市場和廣場，站在貨車上，扯開噪門喊道："喂，你們，釀啤酒的人，釀蜜酒的人！你們別再釀啤酒，躺在後灶上，用肥胖的身體去喂蒼蠅啦！快去贏得騎士的光榮和榮譽吧。你們，耕田的人，制蕎麥的人，牧羊的人，跟娘兒們胡攪的人！你們別再跟着犁走，把黃皮靴踩在泥土裡，別再偎在老婆身邊；消耗騎士的精力啦！該是去獲得哥薩克的光榮的時候了！"於是這些話就象火花落在乾燥的木材上。耕田的人折斷了犁，釀蜜酒和釀啤酒的人丟掉了桶，砸破了琵琶桶，手藝匠和商人把手藝和店舖都打發到魔鬼那兒去，敲碎了家裡的罐子和其他用具，縱身騎上馬去。

這種邊疆環境的一個典型產物是葉爾馬克·齊莫非葉維奇；他是一個頓河哥薩克和一個丹麥女奴的兒子，生着藍眼睛和紅鬍子。他24歲時，因盜馬被判處死刑，所以他逃到窩瓦河，成為河上一夥強盜的首領。他不加區別地劫掠俄國船隻和波斯商隊，直到政府軍隊前來圍剿。於是，他率領手下那夥人溯窩瓦河逃到上游的支流卡馬河。在卡馬河流域，有個叫格里戈裡·斯特羅加諾夫的富裕商人已于那時以前得到當地大片土地的特許權。斯特羅加諾夫努力開拓自己的領地，可是，來自烏拉爾山脈另一邊的遊牧民的襲擊使他一再受挫。組織這些襲擊的是西伯利亞韃靼人的穆斯林軍事首領、雙目失明的古楚汗。面臨這種困境，斯特羅加諾夫對葉爾馬克及其手下人很是歡迎，僱傭他們來保衛拓居地。

強盜葉爾馬克這時表明他具有一個龐大帝國締造者的品質。先前皮薩羅和科特斯在美洲為西班牙所做的事，他在西伯利亞為俄國做到了。葉爾馬克憑着征服者的大膽，決定最好的防禦是進攻。1581年9月1日，他率840人出發，深入古楚汗的本土向他發動進攻。葉爾馬克同西班牙征服者一樣，享有武器優良的巨大優勢。他充分配備了使土著感到恐怖的火槍和火炮。古楚雖然已得到入侵者能指揮雷和閃電刺穿最堅固的欽于甲的情報，但為了輓救其首都錫比爾，仍拚命作戰。他聚集起30倍于葉爾馬克軍的兵力，派其兒子馬梅特庫爾指揮防禦。韃靼人躲在砍倒的樹木後面頑強地戰鬥，用陣雨般的箭抵擋向前推進的俄羅斯人，似乎逐漸占上風。然而，在一個緊要關頭，馬梅特庫爾負傷，韃靼軍處於無首領的境地。雙目失明的古楚絶望地南逃，葉爾馬克佔據了他的首都。俄羅斯人遂將這都城的名字給予烏拉爾山脈東面的整個地區，這地區開始稱為錫比爾即英語中的西伯利亞。

葉爾馬克把遠征的結果報告斯特羅加諾夫，並直接給沙皇伊凡雷帝寫信，請求寬恕他過去的罪行。沙皇得知葉爾馬克的成就，非常高興，取消了對他及其手下人的所有判決，而且還示以特殊恩惠，賜予他一張取自自己肩上的昂貴毛皮、兩套裝飾華麗的盔甲、一隻高腳杯和大量金錢，作為禮物。葉爾馬克這時顯示了一位帝國締造者的遠見，試圖與中亞建立商業關係。他派出的使團最遠到達古老的布哈拉城。但是，葉爾馬克注定不能活着完成其野心勃勃的計劃。南方的老古楚一直在煽動兇猛的遊牧民反對俄羅斯人。1584年8月6日夜間，他的一支突擊部隊趁葉爾馬克及其同伴在額爾齊斯河岸睡覺之機，向他們發動進攻。葉爾馬克為保住性命濟死作戰，並試圖游過河去逃走。據傳說，因沙皇賜予他的盔甲過重，他淹死了。

韃靼人儘管取得這一勝利，卻是在打一場不可能取勝的仗。他們的敵人過于強大，他們無法把敵人向後推到烏拉爾山脈以西。甚至古楚最後也意識到作進一步抵抗無濟於事，提出投降。隨着他的降服，俄羅斯人挺進西伯利亞的第一階段結束。通向太平洋岸的路打開了。

葉爾馬克的功績給民眾留下的印象反映在描述他冒險活動的一首民歌中。以下兩節敘述了葉爾馬克在遠征之前對哥薩克們的告誡，還表明了他與沙皇的關係：

"哈，兄弟們，我的勇敢的首領們！
為你們自己準備好船隻，
預備下杉木漿架，
預備下松木漿！
靠上帝的幫助，我們將上路，兄弟們；
讓我們翻越陡峭的群山，
讓我們到達異教徒的王國，
讓我們征服西伯利亞王國，
那將使我們的沙皇、我們的主人喜歡。
我要上公正的沙皇那裡，
我將披上黑色斗篷，
我將歸順公正的沙皇。"
"啊！賢明的沙皇，您是我們的希望；
請別下令將我處死，而叫我講出我要說的話，
因為我是葉爾馬克，齊美菲葉的兒子！
我是頓河強盜的首領；
是我，曾渡過藍色的大海，
渡過藍色的大海——裏海；
又是我，曾毀壞許多船隻；
而現在，我們的希望、我們賢明的沙皇，
我給您帶來了我那叛逆的腦袋，
還一起帶來了西伯利亞帝國。"
賢明的沙皇開口了；
他—一令人敬畏的伊凡·瓦西里維克說：
"哈！你是齊莫菲葉的兒子葉爾馬克，
你是頓河勇士們的首領。
我寬恕你和你的那夥人，
我寬恕你，是因為你那忠實的服務，
我將壯麗的、靜靜的頓河作為永恆財產賜予你。"

四、征服西伯利亞

俄國對西伯利亞的征服是一個非凡成就。西伯利亞的俄羅斯人同美洲的西班牙人一樣，以小得驚人的力量在短短幾年中贏得一個龐大帝國。事實證明，古楚的額爾齊斯河流域的汗國僅僅是一個內部沒有堅固實體的薄弱外殼。一旦外殼刺破。俄羅斯人便能行進數千哩而遇不到嚴重對抗。他們的推進速度是令人驚0愕的。葉爾馬克在1581至1584年間出征。當時，沃爾特·雷利爵士也于1584年在北卡羅來納的羅厄諾克島登陸。到1637年，半個世紀內，俄羅斯人已到達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跨越的距離比美國的太平洋岸至大西洋岸間的距離多一半，而英國殖民者在這期間還沒翻越到阿勒格尼山脈的另一邊。
俄羅斯人推進迅速的原因可用各種因素來說明。正如我們已知道的那樣，氣候、地形、植被和河流系統均有利於入侵者。各土著民族由於人數少、武器差、缺乏團結和組織而處于不利地位。此外，還應考慮到哥薩克的毅力和勇氣；他們跟法屬加拿大的非法獵取毛皮者一樣，在荒原忍受了極大的困苦和危險。他們這樣做的原因可概括為一個詞——"毛皮"。黑貂皮引誘他們從一條河流經過陸上搬運繼續前進到新的河流、如此地不斷東進。

哥薩克一邊椎進，一邊修築象美洲邊遠地區的碉堡那樣的設防據點或要塞，來保護他們之間的交通。西伯利亞的第一個要塞建在靠近錫比爾、位於托博爾河與額爾齊斯河匯流處的托博爾斯克。俄羅斯人發現這兩條河流是鄂畢河的支流後，就划船順鄂畢河而下，結果，發覺自己把船搬上陸地運一段距離便可進入下一條大水路葉尼塞河。至1610年，他們已大批到達葉尼塞河流域，並建立了克拉斯諾亞爾斯克要塞。在這裡，他們遇到自征服古楚以來最先極力抵抗他們的一個好戰的民族布里亞特人。俄羅斯人避開布里亞特人，折到東北部，遂發現勒拿河。1632年，他們在那裡建立雅庫茨克要塞，並與土著、溫和的雅庫特人進行可牟厚利的貿易。但是，布里亞特人不斷進攻他們的交通綫，因此，俄羅斯人發起一場野蠻的滅絶性戰爭。最後，俄羅斯人獲勝，並繼續推進到貝加爾湖；1651年，他們在那裡建立伊爾庫茨克要塞。

在此期間，一支支探險隊已從雅庫茨克朝四面八方進發。1645年，一夥俄羅斯人到達北冰洋岸。兩年後，另一批人行抵太平洋岸，建立鄂霍茨克要塞。次年，1648年，哥薩克探險家西米諾·傑日尼奧夫從雅庫茨克出發，進行一次非凡的旅行。他順着勒拿河往下游航行。他發現某些河段非常寬闊、令他見不到兩岸；有如大陸般大小的三角洲填滿了一道分水嶺的碎石。傑日尼奧夫經過三角洲之後，便沿北冰洋海岸向東航行，直至到達亞洲真正的頂端。然後，他順一條後來被稱為白令海峽的水路而下。在一次風暴中失去兩條船後，他駛抵阿納德爾河；在那裡建立阿納德爾要塞，距莫斯科不少於7，000哩！傑日尼奧夫送了一份有關其旅行的報告給坐鎮雅庫茨克的總督；總督將報告歸檔後便遺忘了。這份報告直到維圖斯·白令進行官方的探險之後才被重新找到；白令是于1725年出航去確定美洲與亞洲是否在陸上相連的——這問題，傑日尼奧夫早77年就出色地解決了。

至此，俄羅斯人未曾遇到任何能阻擋他們的力量。然而，當他們從伊爾庫茨克向前推進、抵達阿穆爾河流域時，他們不僅僅遇著對手，他們碰到了當時正臻于鼎盛的強大的中國帝國的前哨基地（見第四章，第二節）。

饑餓驅使俄羅斯人來到阿穆爾河流域。嚴寒的北方出產的是毛皮而非糧食，而歐洲俄國的穀倉則好比是在另一行星上。因此，俄羅斯人懷着希望、向南折到阿穆爾河流域；據土著傳說，那裡土壤肥沃、長着金黃色的穀物，是一塊極好的地方。哥薩克瓦西里·波雅爾科夫接受了從勒拿河到阿穆爾河開闢一條小道的任務。他的非凡的遠征和傑日尼奧夫治北冰洋岸的旅行一起，在西伯利亞探險史上據有突出地位。

波雅爾科夫于1643年6月15日率132人從雅庫茨克出發。他溯勒拿河及其支流而上，在一個地方穿過42道急流，失去一條船隻。他在途中過冬後，次年又順阿穆爾河而下。當波雅爾科夫駛抵松花江時，他派遣地人去勘探這條支流。這群人除兩人外，全遭伏擊，一天後被殺死。主力隊伍到達阿穆爾河口，他們在那裡過冬，因天氣寒冷和缺乏食物，備嘗了可怕的艱辛。轉年春天，他們大膽地駕小船駛入公海。他們向北沿著海岸前進，抵達鄂霍次克海，然後經由陸路返回雅庫茨克。几乎占原探險隊的三分之二的80名成員，在這為期3年、行程4，000哩的旅行中喪生。波雅爾科夫帶回480張黑貂皮，還寫了份報告；他在報告中宣稱對阿穆爾河的征服是可行的。

一連串冒險家繼波雅爾科夫之後進入阿穆爾河流域。他們攻佔阿爾巴津城，修築一系列要塞，以典型的哥薩克方式屠戮搶掠。他們在中國邊緣犯下的這些暴行最終使中國皇帝極其惱怒，他于1658年派一支遠征隊北上。中國人奪回阿爾巴津，把俄羅斯人從整個阿穆爾河流域清除出去。但是，他們一撤離，俄羅斯冒險家就成群結隊地回來。於是，又一支中國軍隊被派到阿穆爾河，與此同時，兩國政府為解決邊界問題開始談判。經過許多爭論，尼布楚條約于1659年8月27日簽訂。

這條約除了極其重要的條款外，還對兩個問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中國與歐洲一大國簽訂的第一份條約；由於中國代表團有耶穌會會士任譯員，條約用拉丁語擬定。邊界確立在沿阿穆爾河以北的外興安嶺一線上，所以，俄羅斯人不得不完全地從有爭議的流域地區撤走。作為回報，第四條條款授俄羅斯人以商業特權；該條款規定，兩國臣民可以自由地超過邊界、不受干涉地從事買賣。以後年代中發展起來的貿易是由商隊從事的，它包括了黃金和毛皮；俄羅斯人用黃金和毛皮交換茶葉。正是從中國人那裡，俄羅斯人獲得了日後成為其民族飲料的東西。俄羅斯人很快就成為甚至比英國人更愛喝茶的人。

隨着尼布楚條約的簽訂，俄羅斯人在亞洲擴張的第一階段終於結束。以後170年中，俄羅斯人一直遵守條約規定，停留在阿穆爾河流域以外的地區。他們直到19世紀中葉才又繼續南進；那時，他們比在瓦西里·波雅爾科夫的時代時強大得多，而中國人則相對地衰弱了。

五、西伯利亞的行政管理和發展

既然西伯利亞是俄羅斯人在短時期內，通過一陣連續不斷的擴張浪潮獲得的，俄國政府自然將把它看成一個整體，並作為一個整體加以管理。負責西伯利亞事務的政府機關乃西伯利亞管理局；它先設在莫斯科，在彼得大帝于1703年把首都轉移到聖彼得堡後，它也遷往那裡。行政中心在托博爾斯克，除有過一度短暫的間斷外，它在那裡一直保持到1763年。那年，葉卡捷琳娜大帝把西伯劉亞劃分為其行政中心分別設在托博爾斯克和伊爾庫茨克的兩個地區。這一措施之所以成為必需，是因為貼近祖國的西伯利亞西部地區比遙遠的東部地區發展得快。
整個17世紀中，皮毛貿易一直支配着西伯利亞，而且在程度上甚至超過了它對法屬殖民地的支配。政府是主要的皮毛商；實際上，毛皮是政府最重要的歲入來源之一。政府通過各種手段獲取毛皮：它向土著收取毛皮形式的貢物即稅，向俄羅斯的設陷井捕獸者和商人徵收10％的以最好的毛皮繳納的稅；另外，它還保留了購買土著和俄羅斯人所獲得的最好的毛皮的權利。到1586年，國庫從上述各種來源收到了20萬張黑貂皮、1萬張黑狐皮、50萬張松鼠皮以及許多海狸皮和貂皮。此外，政府還對毛皮方面的對外貿易實行有利的壟斷。現在，關於17世紀中葉從西伯利亞毛皮中得到的歲入的估計數，從占國家總收入的7％到30％不等；較低的數字可能更接近事實。有位研究這問題的最傑出的學者下結論說，"政府從皮毛貿易中支付掉在西伯利亞的行政開支後，保有大量盈餘，並使國家增加了一塊巨大的地區"。

俄國擴張對西伯利亞諸部落的影響同美國擴張對北美印第安人的影響一樣，是災難性的。一方面，莫斯科政府再三指示官員們要"寬厚、仁慈地"對待土著，另一方面，又命令這些官員"熱忱地為君主尋求利益"。由於官員的晉陞受到他們所收集的毛皮數量的影響，土著的福利得不到基本的關心，是可以理解的。這種毛皮貢物制度的一個學果是，它抑制了俄國東正教會的傳教潔動。因為皈依東正教者無須繳納貢物，所以，傳教工作作為國家金庫負擔不起的一種奢侈品而被長久地中止。結果，伊斯蘭教在森林區南部邊緣的諸韃靼民族中間廣泛地傳播，佛教的喇嘛教在蒙古的布里亞特人中間也同樣如此。因而，我們看出，俄羅斯人在西伯利亞的擴張和西班牙人在南北美洲的擴張這兩者間的一個基本差別，是天主教和東正教在改變異教徒宗教信仰的熱情高度方面的巨大差異。不能想象，天主教會會允許另一種宗教在美洲它所照管的人們中間得到傳播。

18世紀，在葉尼塞河以西地區，商人和設陷井捕獸者開始讓位於永久的殖民者。有些殖民者是囚犯，他們被遣送到西伯利亞，就象西歐國家的囚犯被船裝運到美洲、澳大利亞和法屬西印度群島一樣。這些囚犯大多是冷酷的罪犯；不過，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政治犯，他們組成社會中最有知識、最有教養的一些階層。還有些殖民者是應官方之召、不得不去的。歐洲俄國各地區每年都須為拓殖西伯利亞提供一定數目的農民。這些人享有某些免稅權和國家的幫助，因而能在新環境中開始生活。

西伯利亞大部分永久的移民既不是囚犯，也不是被強迫去的殖民者，而是為了逃避債權人、兵役、宗教迫害、尤其是農奴制的束縛而自願移居那裡的農民。16、17世紀在歐洲俄國發展並傳播開來的農奴制從未在西伯利亞生根，這一點極其重要。原因似乎在於，農奴制主要是為了滿足國家行使職能所必不可少的那些貴族的需求，才發展起來的。但是，貴族並不遷移到西伯利亞，因為西伯利亞不具備可與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相媲美的吸引力。因此，西伯利亞避免了貴族，從而，也避免了農奴制。政府法令的確規定，逃跑的農效應送還給他們的主人。然而，西伯利亞地方當局對需要獲得移民這一點的印象比對需要實施法律這一點的印象更深，常常庇護逃亡者。

1763年之前西伯利亞人口增長的情況可由以下數字得到說明：

土著　　　俄羅斯人和外國人　　　 總數

1622年　173，000　　　23，000　　　　　　196，000

1662年　288，000　　　105，000　　　　　 393，000

1709年　200，000　　　229，227　　　　　429，227

1763年　260，000　　　420，000　　　　　680，000

值得注意的是，到1763年，生活在西伯利亞的俄羅斯人僅42萬，而北美英屬13個殖民地的人口那時卻已上升到150萬至200萬之間，大約為前者的四倍。換句話說，俄羅斯人先前在進行探險和征服時速度快得多，如今在移居殖民地時速度又慢得多。一個原因在於，西伯利亞只能靠俄國獲得移民，而美洲殖民地卻從歐洲好幾個國家得到移民。甚至更重要的是，美洲對想要成為殖民者的人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如果我們設想，沿美國的墨西哥灣海岸有一系列極高的山脈，擋住了來自南方的、飽含水分的暖風，那麼，我們可以想象出西伯利亞環境的一些缺點。由此引起的寒冷和乾旱正是前往西伯利亞的移民所不得不面臨的。相反，如果他們當初發現一個可與大西洋沿岸或美國中西部各州的氣候相媲美的氣候，那麼，西伯利亞無疑本會從俄國，甚至可能從更西面的國家，吸引來為數多得多的移民。事實是，西伯利亞的氣候條件更類似於加拿大的氣候條件。到1914年，這兩個地區的人口大致相同——加拿大800萬人、西伯利亞900萬人，並不是偶然的，而美國，面積小於加拿大或西伯利亞，其人口至1914年卻已增長到1億。

六、征服烏克蘭

我們前面已提到，16世紀中葉，伊凡雷帝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但還留下兩個獨立的汗國——南面的克里米亞韃靼人的汗國和烏拉爾山脈另一邊的古楚的韃靼人的汗國。後者在短短幾年中為葉爾馬克及其後繼者所征服。但是，克里米亞的韃靼人一直堅持到18世紀末。他們得以倖存的一個原因是，他們享有奧斯曼帝國的強有力的支持。克里米亞汗國國都巴哈奇薩賴城中的可汗承認君士坦丁堡的奧斯曼蘇丹的宗主權，並在戰時向後者提供騎兵部隊。作為回報，蘇丹每當可汗受到基督教異教徒的威脅時，便給可汗以援助。此外，可汗通常能在對烏克蘭大草原提出相衝突的要求的各種異教徒——俄羅斯人、波蘭人和哥薩克人之間挑撥離間。
最後，可汗還因其領土的不易接近而得到巨大幫助。守衛克里米亞半島的入口的彼列科普地峽離莫斯科的直接距離是700哩，但騎馬行走的實際哩數卻多得多。最後300哩要穿過一種特別乾旱的草原區；在那裡，侵略軍極難找到水和糧食。因而，俄羅斯人直到他們的拓居界線已大大地向南推進、為他們提供了一塊幫助打過草原去的根據地時，才能對克里米亞的韃靼人開展重大的軍事行動。即使那時，彼得大帝在1687和1689年的對韃靼人和土耳其人的戰爭中，仍不能成功地解決供應問題。

以上種種因素說明了為什麼克里米亞汗國能倖存到18世紀後期葉卡捷琳娜大帝在位時。從伊凡雷帝到葉卡捷琳娜大帝的250年，是黑海以北烏克蘭草原上發生殺戮和混亂的年代。烏克蘭是一塊荒蕪的無主地區；俄羅斯人、波蘭人、哥薩克人和韃靼人在那裡打打停停地交戰，並不時地改變彼此間的種種聯合。韃靼人的頻繁的襲擊特別具有破壞性，它們實際上是獵取奴隷的遠征。韃靼人"象騎在靈玃身上的猴子那樣"伏身在馬背上，沿著三條主要的小道行進，深深地侵入莫斯科中心地，去搜尋強壯的男人、婦女和孩子。研究俄國歷史的英國權威人士伯納德·佩爾斯爵士生動地描寫了這種由韃靼人帶來的災難的性質：

每年，韃靼人湧出他們在克里米亞的要塞，穿過四哩寬的彼列科普地峽，去襲擊和劫掠俄國。他們有3萬名精選出來的騎兵，他們的步兵因得到來自東面另一由韃靼人聚居的整個地區的增援，多達12萬人，有對增達20萬人。…韃靼人在作戰期間，靠馬奶和乾麵包過活。他們的馬背上備有筐，用來裝綁架來的俄羅斯小孩，特別是女孩。他們隨身攜帶長皮條，用來拖拉俄羅斯男俘虜跟他們一起行進。他們在卡法的市場上向小亞細亞各地區、非洲甚至歐洲的某些地區出賣這些人。這些奴隷有好幾十萬。約翰（令人畏懼者）統治時期，韃靼人在對莫斯科的一次襲擊中，帶走了13萬名俘虜。有位猶太商人坐在彼列科普地峽的入口，看到有這麼多的人經過，不禁問道：留在俄國的人是否更多？

1571年，韃靼人燒燬了莫斯科本身。但是，1591年以後，他們再也沒有成功地渡過莫斯科前面的奧卡河，而且漸漸地，他們遠遠侵入北方的次數愈來愈少。不過，數百人一夥的小隊人馬還是繼續騷擾俄羅斯農民，他們悄悄溜入他們看出有良機的地方，然後帶著劫來的人迅速地撤走。

終於，葉卡捷琳娜大帝能從俄國邊上除去韃靼人這根刺。她所以能在其如此多的前任失敗過的地方取得成功，是因為有幾個對她有利的因素在起作用。一個因素是，波蘭和土耳其這兩個以往一向與俄國爭奪對烏克蘭的所有權的強國迅速衰落了，而俄國，一方面由於其驚人的領土擴張，一方面由於其強固的中央集權制政府，正在穩步地變得更加強大起來。俄國的力量在葉卡捷琳娜統治期間特別有效，因為女皇是一位極好的外交家，巧妙地利用了國際形勢所提供的每一機會。女皇與奧地利的約瑟夫二世和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分別締結協約；這些協約使她能在不和歐洲任何主要強國發生糾葛的情況下，放手進行對土耳其的戰爭。葉卡捷琳娜還具有選拔第一流的顧問和將軍的才能。最傑出的是亞歷山德·蘇沃洛夫將軍，他是一位敵得上拿破崙的軍事天才，是執行葉卡捷琳娜的政策的無與倫比的工具。此外，在從彼得大帶髮動戰爭以來的80年中，俄國農民謹慎、耐心地把他們的拓居界線向南推進，因此，蘇沃洛夫得到了一個比彼得所曾有過的更堅固的作戰基地。

葉卡捷琳娜對韃靼人和土耳其人發動了兩次戰爭。第一次戰爭在1768至1774年間，使俄國有效地控制了克里米亞半島。1774年的庫楚克—凱納吉條約割斷了巴哈奇薩賴與君士坦丁堡之間的聯繫，並使俄國獲得了克里米亞半島上的幾個戰略據點。第二次戰爭是從1787至1792年，同第一次戰爭一樣，以蘇沃洛夫所贏得的輝煌勝利為標誌。實際上，蘇沃洛夫的勝利之巨大，已引起一些困難，因為普魯士和奧地利對俄國朝地中海的勢不可擋的推進驚恐起來。不過，葉卡捷琳娜機敏地利用了法國革命的爆發，她向奧地利和普魯士的統治者指出，巴黎的革命運動比起俄國在近東的擴張，是一個大得多的危險。因而，葉卡捷琳娜能把她對土耳其人的戰爭堅決進行到1792年土耳其人接受推西條約時。這一條約使俄國獲得了從東面的庫班河到西面的第聶伯河的整個黑海北岸。

整個烏克蘭這時已在俄國的統治之下，森林終於戰勝了大草原。中亞的沙漠區仍在堅持不屈，但它也注定要在下一世紀中受到莫斯科的統治。國際形勢所提供的每一機會。女皇與奧地利的約瑟夫二世和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分別締結協約；這些協約使她能在不和歐洲任何主要強國發生糾葛的情況下，放手進行對土耳其的戰爭。葉卡捷琳娜還具有選拔第一流的顧問和將軍的才能。最傑出的是亞歷山德·蘇沃洛夫將軍，他是一位敵得上拿破崙的軍事天才，是執行葉卡捷琳娜的政策的無與倫比的工具。此外，在從彼得大帶髮動戰爭以來的80年中，俄國農民謹慎、耐心地把他們的拓居界線向南推進，因此，蘇沃洛夫得到了一個比彼得所曾有過的更堅固的作戰基地。

葉卡捷琳娜對韃靼人和土耳其人發動了兩次戰爭。第一次戰爭在1768至1774年間，使俄國有效地控制了克里米亞半島。1774年的庫楚克—凱納吉條約割斷了巴哈奇薩賴與君士坦丁堡之間的聯繫，並使俄國獲得了克里米亞半島上的幾個戰略據點。第二次戰爭是從1787至1792年，同第一次戰爭一樣，以蘇沃洛夫所贏得的輝煌勝利為標誌。實際上，蘇沃洛夫的勝利之巨大，已引起一些困難，因為普魯士和奧地利對俄國朝地中海的勢不可擋的推進驚恐起來。不過，葉卡捷琳娜機敏地利用了法國革命的爆發，她向奧地利和普魯士的統治者指出，巴黎的革命運動比起俄國在近東的擴張，是一個大得多的危險。因而，葉卡捷琳娜能把她對土耳其人的戰爭堅決進行到1792年土耳其人接受推西條約時。這一條約使俄國獲得了從東面的庫班河到西面的第聶伯河的整個黑海北岸。

整個烏克蘭這時已在俄國的統治之下，森林終於戰勝了大草原。中亞的沙漠區仍在堅持不屈，但它也注定要在下一世紀中受到莫斯科的統治。

第九章

這一時期對世界歷史的意義

……在這80年內的人們的記憶中，新發現的國家和地區比以前5000年中發現的還多，而且，半個以上的世界是由現在仍活着的（或者就其年齡來說，也許是很健康的）人們發現的。

喬治·貝斯特，馬丁·弗羅比歇的遠征隊的一個成員

從1500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人類歷史上一個較關鍵的時期。正是在這一時期裡，地理大發現揭示了新大陸的存在，從而預示了世界歷史的全球性階段的來臨。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裡，歐洲人憑藉他們在海外活動中的領導能力，上升到世界首位。這些世紀中發展起來的某些全球性的相互關係自然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更加緊密起來。在1763年，這些相互關係比起它們在早一、二個世紀時要重要得多，但是，比起它們發展到1914年時則極其微不足道。換言之，從1500至1763年的這些歲月構成了從1500年以前時代的地區孤立主義到19世紀歐洲的世界霸權的過渡時期。本章的目的是分析發展于各頜域的全球性關係的確切的性質和程度。

一、新的全球性視野

歐洲的海外擴張和陸上擴張的第一個最明顯的結果是，人類的眼界前所未有地擴大了。地理知識不再侷限于一個地區、一塊大陸或半球。整個地球的外形首次被確定和繪入地圖。這工作主要是由帶頭從事渡洋探險的西歐人進行的。在葡萄牙人于15世紀初開始沿非洲海岸摸索着前進以前，歐洲人僅掌握有關北非和中東的準確知識。他們關於印度的知識是模糊的；關於中亞、東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知識則更模糊。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的真實存在當然是未曾料想到的，更不用說南極洲的存在了。
到1763年，情況全然不同。世界大部分地區的主要海岸綫，包括南北美洲的大西洋岸、南美洲的太平洋岸、整個非洲的海岸輪廓以及南亞和東亞的海岸，都已詳細程度不等地為人們所瞭解。在某些地區，歐洲人的知識已超出海岸綫範圍。俄羅斯人相當熟悉西伯利亞，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相當熟悉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部分地區。在格蘭德河的北面，西班牙人已勘探了很多地區，徒然地尋找黃金和傳說中的城市，而法國人和英國人則利用獨木舟和印第安人所知道的河流和湖泊的路線，在更北面的地區廣泛地漫遊。

但是，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大半未探明;澳大利亞雖然其西海岸已被荷蘭航海者發現，但整體上几乎尚未為人們所瞭解。同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內地基本上仍是塊空白；中亞的情況也一樣，13世紀馬可·波羅的敘述仍是關於中亞的知識的主要來源。總的來說，歐洲人在直至1763年為止的這一時期中，已獲得有關世界大部分海岸綫的知識。在下一時期中，他們將侵入幾塊大陸的內地，還將探察南、北極地區。

二、人類、動物和植物的全球性擴散

歐洲人的發現不僅導致新的全球性視野，還導致新的全球性種族分佈。實際上，1500年以前，存在着世界範圍的種族隔離。尼格羅種人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太平洋的少數島嶼上，蒙古種人聚居在中亞、西伯利亞、東亞和南北美洲，高加索種人集聚在歐洲、北非、中東和印度。到1763年，這一格局已根本地改變。在亞洲，俄羅斯人開始慢慢地越過烏拉爾山脈，遷徙到西伯利亞。在非洲，荷蘭人已在好望角建立起一塊永久的殖民地，因為那裡氣候宜人，土著又非常原始，不能進行有效的抵抗。到1763年，也就是荷蘭人在開普敦登陸後過了111年時，他們已向北推進了相當大的一段距離，並開始渡過奧蘭治河。
種族組成方面的最大的變化發生在南北美洲。關於1492年以前印第安人口的各種估計數，從100萬至高達1億，極其不同。不管其數目原本也許是多少，歐洲人侵入所帶來的災難性影響是人們所一致承認的。征服期間遭受的有形損失、文化模式的破壞、征服引起的心理創傷、強迫勞動的負擔、酒精和新疾病的傳入——所有這些因素多式多樣地結合起來，使各地的印第安人大批死亡。一個世紀內，土著居民的總人口似乎已下降90％至95%。遭受打擊最嚴重的是加勒比海島嶼和熱帶沿海區的土著，他們在大約30年時間裡完全從那裡消失。熱帶高地地區如巴西和熱帶低地地區如巴拉圭的土著則較有恢復力。他們雖然蒙受了非常慘重的損失，但能夠複原，能夠組成繁衍出當代大部分美洲印第安居民的種族。只是到了20世紀時，美洲熱帶區的印第安人口才接近其原先的數字，而在別處，仍遠遠地落後。

取代日漸消失的印第安人的是來自歐洲和非洲的移民浪潮。由此產生的居留地有三種類型。一種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組成；在這些殖民地中，伊比利亞移民組成一個永久居留的貴族階層，統治高地被征服的印第安人和低地從非洲輸入的黑人奴隷。由於歐洲移民中男子比婦女多得多，他們通常娶印第安女子為妻，或者找她們做情婦。於是，出現了混血兒居民；在南北美洲許多地區，他們已開始在人數上超過歐洲人和印第安人。

第二種居留地發展于西印度群島；在那裡，歐洲人——英國人、法國人及西班牙人——也組成一個居留的貴族階層，不過，所統治的僅僅是從外面輸入的黑人勞動力。最初，種植園主僱用來自歐洲的契約僱工為他們經營煙草、靛籃和棉花種植園。但是，由於17世紀中葉他們轉向蔗糖生產，需要的勞動力便要多得多，遂從非洲運進奴隷。例如，在英屬巴巴多斯，1640年時僅有數百名黑人，然而，到1685年，黑人已達46000人，而白人才20000人。同樣。在法屬島嶼，到1700年時有44000個黑人和18000個白人。

南北美洲的第三種居留地見于大西洋沿海一帶。那些地方的土著印第安人或者人數太少，或者非常難駕禦，無法作為充足的勞動力來源，而且，除了南部的殖民地外，那一帶的作物也不成為輸入黑人勞動力的根據。在這些情況下，英國和法國移民自己開墾土地，當農夫、漁民或商人，靠自己的勞動過活，發展起完全以歐洲人為其成分的社會。

總之，來自歐洲和非洲的大規模遷移把南北美洲從純粹是蒙古種人的大陸改變成世界上種族成分最混雜的地區。黑人的遷移繼續到19世紀中葉，使奴隷的總數達1000萬左右，而歐洲移民的人數一直在穩步增長，到Z0世紀初因每年有近100萬的人到來而達很高的數字。最後結果是，如今，居住美洲的是多數的白種人與明顯少數的黑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與白人的混血兒以及黑白混血兒（見第十八章第一節）。

由某些種族的人口減少和遷移引起的新的世界種族格局已為人們所非常熟悉，以致現在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因而，其極為巨大的意義也被普遍忽視。在直至1763年為止的這一時期中，所出現的情況是，歐洲人提出要求說大片大片新地區應歸他們佔有；在後面一世紀中，他們佔據了這些地區——不僅是南北美洲，而且還有西伯利亞和澳大利亞。如果設想一下，那時最先到達並拓居人口稀少的大陸的是中國人而非歐洲人，那麼，這種從根本上重新繪製世界種族圖的意義便可得到估計。假使那樣的話，如今中國人占世界總人口的比例大概會更接近於四分之三而不是現在的四分之一。

人類諸種族的混合必然伴隨以動植物的相應的混合。除了少數無關緊要的例外，凡是今天得到利用的動植物都是由史前時期世界各地區的人們馴化出來的。它們從各自發源地向外的傳播一直緩慢地進行到1500年；這時，它們開始由橫跨地球的人們在各大陸中間來回移植。各種圈養的動物，尤其是馬、牛和羊，是東半球的一個重要貢獻。美洲大陸投有可與之媲美的動物，那裡的美洲駝和羊駝價值較小。東半球的穀類植物也很重要，特別是小麥、黑麥、燕麥和大麥。西班牙人是果園愛好者，除了給美洲帶來橄欖樹和歐洲葡萄樹外，還帶來了種類繁多的水果。在早期的拉丁美洲，几乎所有的傳教機構和高大住宅的周圍都有一個照料這些歐洲輸入物的、帶圍牆的果園。

作為回報，美洲印第安人貢獻出非常豐富的糧食作物，特別是玉米和馬鈴薯，此外還有木薯、番茄、鰐梨、白薯、花生以及若干品種的蠶豆、南瓜和筍瓜。可可樹是美洲的另一種土生植物，阿茲特克人和馬雅人曾用可可豆製成使征服者喜歡的巧克力飲料。這些印第安植物非常重要，今天，世界生產的全部肥料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供它們用的。

除這些糧食作物之外，美洲印第安人還培植了兩種主要的經濟作物：煙草和棉花。印第安人很早就已以今日所知道的各種形式——煙斗、雪茄煙、用玉米苞皮捲成的香煙、鼻煙——吸用煙草。煙草迅速地從美洲大陸傳播到全世界，而且在這過程中，還有幾種新品種給培植出來，通常所說的地中海東部的土耳其煙草就是其中一例;現在，這種煙草又被傳回到美洲大陸。各種棉花在1500年以前就已為東半球和美洲的人們所知道，但是，今日的商品棉花多半來源於印第安人馴化的棉花品種。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藥物學上佔有顯著地位的幾種美洲土生藥材，尤其是制可卡因和奴佛卡因用的古柯葉、制麻醉劑用的箭毒、提取奎寧用的金鷄納樹皮、制鎮痛劑用的曼陀羅以及制輕瀉劑用的藥鼠李。

當然，動植物的交換並不限于歐亞大陸和南北美洲之間。整個世界曾捲入這種交換，澳大利亞的情況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澳大利亞現今是諸如羊毛、羊肉、牛肉和小麥之類初級產品的世界主要輸出者，而所有這些農牧產品都來源於從外界移入的物種。盛產橡膠、咖啡、茶葉和煙草的印度尼西亞與盛產蔗糖和菠蘿的夏威夷的情況也是如此。

三、全球性的經濟關係

到18世紀的後一段時期，規模巨大的洲際貿易已在歷史上首次發展起來。1500年以前，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已在歐亞大陸一地區和另一地區之間販運大部分奢侈品——香料、絲綢、寶石和香精。到18世紀末葉，這種有限的奢侈品貿易由於新的、體積龐大的必需品的交換而轉變為大規模貿易。大西洋貿易的情況尤其如此，因為美洲種植園為供應歐洲，先生產了大量煙草和蔗糖，以後又生產了大量咖啡、棉花及其他商品。這種種植園實行單一經營，所以它們進口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包括穀物、魚、布匹和金屬產品。它們還必須輸入勞動力，從而，導致繁榮一時的三角貿易：歐洲的朗姆酒、布匹、槍炮及其他金屬產品給運到非洲，非洲的奴隷給運到美洲，美洲的蔗糖、煙草和金銀給運到歐洲。
這一時代新的、大規模的全球性貿易的另一重要方面在西歐與東歐之間。這裡，西歐又得到種種原料，尤其是做麵包用的穀物；由於人口增加和大量可耕地轉變為牧場，穀物的需要量很大。在從事波羅的海穀物貿易的主要港口但澤，黑麥、大麥和燕麥的價格在1550至1600年間分別上漲了247%、187％和185%。這種情況促使穀物及其他原料的出口量大大增加，因此，波蘭和匈牙利銷往西方的出口商品的價格在這數十年間通常兩倍于進口商品的價格。波蘭、匈牙利、俄國，最後還有巴爾幹半島各國，得到了紡織品、武器、金屬產品以及殖民地商品；作為回報，它們提供了穀物、牛、獸皮、船用補給品和亞麻。它們還提供毛皮；毛皮是西伯利亞的俄羅斯人（見第八章第四節）通過採用西班牙人在美洲獲取金銀的同樣方法即剝削土著勞動力而獲得的。

歐洲與亞洲的貿易比不上與南北美洲或東歐的貿易，其主要原因有兩個。一個原因是，歐洲紡織行業反對從亞洲各國進口棉織品。這些棉織品在英語和歐洲其他一些語言中的名稱反映了它們的原產地。"Gingham"（條格平布）來自馬來語中意為"有條紋的"一個詞，"chintZ"（磨擦軋光印花布）來自興都斯坦語中意為"有斑點的"一個詞，而"Calico"（印花平布）和"muslin"（細平布）則分別來源於地名"卡利庫特"和"摩蘇爾"。這些外國產的棉織品由於份量輕、顏色鮮明、價格低廉、尤其是耐洗，在歐洲非常受歡迎。它們開始被大量進口，因此，本地紡織界和一部分人——這部分人擔心為支付外國棉織品而造成的金銀流失會危及國家的安全——一提出了反對。英國一些小冊子作者污衊這些進口商品為"適于輕佻女子的低劣商品"。但是，他們關心英國女子的端莊和品行同他們猛烈攻擊這些棉織品一樣，其動機是顯而易見的。歐洲組織界為了保證禁止進口印度棉布的法律獲得通過，對他們各自的政府施加了足夠的壓力。這些法律並沒有被普遍遵守，然而，它們確起了明顯地減少與亞洲的貿易量的作用。

限制歐洲與亞洲的貿易的另一原因，在於難以找到能在亞洲市場上出售的物品。這問題從古典時代起就有了；那時，羅馬帝國為支付中國絲綢和印度紡織品而耗盡黃金。16、17和遇世紀時，情況還是如此，亞洲仍然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而歐洲則勉強地用金銀去支付它所想要的亞洲產品。西方商人在努力找出擺脫僵局的途徑時往往是竭盡全力的。阿姆斯特丹公司曾向泰國出口"數千幅有待在帕塔尼的市場上出售的荷蘭雕版畫。其中，有聖母像（是根據加爾文教商人的指示，防備賣給佛教徒和穆斯林的）和描繪聖經中情節的作品；有記載李維的歷史故事、適合于重視古典作品的暹羅人的版畫，最後，還有對更普遍的人們具有吸引力的圖片，即一批裸體畫和更不合乎禮儀的插圖。"事實上，歐洲直到18世紀末葉發展起動力機器時才解決與亞洲貿易中的這一問題。18世紀末葉，形勢完全改變，因為歐洲能用機器織的廉價紡織品淹沒亞洲。但是，那時以前，東西方貿易由於亞洲樂於接受歐洲的金銀、很少接受歐洲的其他物品而一直受到妨礙。這種形勢解釋了18世紀後半世紀伏爾泰的以下這段頗揭示問題的評述：

人們詢問，所有正從秘魯和墨西哥不斷地流入西班牙的黃金和白銀的結果如何？它們落入法國人、英國人和荷蘭人的口袋；他們在加的斯經商，並把自己的工業產品送到美洲作為回報。這些金錢的大部分流到東印度群島，支付絲綢、香料、鉀硝、冰糖、茶葉、紡織品、鑽石和古董。

這種新的世界性經濟關係的意義何在呢？首先，第一次國際分工已大規模地完成。世界正在成為一個經濟單位。南北美洲和東歐（與西伯利亞一起）生產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亞洲提供各種奢侈商品，而西歐則指揮這些全球性活動，並愈益傾全力於工業生產。

新的全球性經濟在原料生產區提出了勞動力供應問題。美洲種植園通過大規模地輸入非洲奴隷解決這一問題（見表1）。黑人如今正是在以往專門從事種植園農業的那些地區——巴西北部。西印度群島和美國南部——為數非常眾多。這就留下一傷痛苦的遺產，因為這些地區至今仍由於始於殖民地時期的基本問題——種族問題和不發達問題——而遭受嚴重破壞。當前，美國少數民族聚居區和加勒比海島嶼的種族鬥爭是長達四個多世紀的橫渡大洋的奴隷貿易的最終結果，而整個拉丁美洲的不發達只不過是西、葡殖民地（與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對於西北歐的經濟依賴關係的繼續。

為參加這新的全球性經濟，南北美洲付出的代價是實行奴隷制，東歐付出的代價則是實行農奴制。其基本原因相同——即需要有充裕的、可靠的廉價勞動力供應，以便為生利的西歐市場生產商品。在此以前，波蘭和匈牙利貴族要求農民提供的勞動是最低限度的——一年義務勞動3至6天——因為不存在增加產量的誘因。但是，當面向市場的生產變得有利可圖時，貴族很快作出響應，大幅度地將義務勞動時間增至每週一天，到16世紀末，增至每週6天。為了保證農民繼續承當這強派的勞役，還逐漸通過了限制農民自由遷移的法律。終於，農民被完全束縛在土地上，從而成為沒有遷居自由的農奴，遭受貴族的強征勒索。

在土耳其統治下的巴爾幹半島各國，存在着一個類似的發展過程。那裡，征服時期中有功的武士（騎士）都給分封以來邑即提馬爾。這種提馬爾制度允許農民世代使用其小塊土地，以作為他們繳納輕微賦稅和承當勞役的報酬，而騎士，如果不履行其軍事義務，可以被剝奪他們的提馬爾。16世紀時，這種格外仁慈的制度由於帝國當局的衰弱和西方市場的吸引力，遭到破壞。騎士把他們的提馬爾改變為奇夫利克即可繼承的私有地產；地產上的農民被迫接受租佃條件，否則，就要被逐出土地。佃戶在繳納國家徵收的稅和騎士需要的部分收成後，留下的通常僅占其產品的三分之一左右。雖然他們在法律上並沒象波蘭、匈牙利和俄國的農奴那樣被束縛在土地上，但實際上，由於欠騎士的債，他們被同樣有效地固着在土地上。這種奇夫利剋制度在諸如色薩利、馬其頓、馬裡查河和多膨河流域之類的肥沃平原區傳播開來，並不是偶然的，因為那裡可進行面向西方市場的大規模生產。此外，農民起義與奇夫利剋制度的傳播在時期上一致，也不是偶然的；正象奴隷起義是美洲種植園奴役的結果一樣，農民起義是東歐農奴制的結果。

輸入地區　1451—1870年

英屬北美洲　399000

西屬美洲　1552100

加勒比海（英、法、荷、丹殖民地）

3793200

巴西　3646800

總計　9391100

新的全球性經濟還在消極和積極兩方面給非洲以極其重要的影響。據估計，被拐運到南北美洲的非洲人有3500萬至4000萬，奴隷貿易是造成這一損失的主要原因；不過，這數字還要靠充分的調查予以證實。實際上，只有大約1，000萬奴隷到達目的地。其他人都在途中死於非洲或海上。奴隷貿易的影響因地區而遇然不同。安哥拉和東非受損失嚴重，因為那裡的人口一開始就比較稀少，經濟上常常接近於僅能餬口的生活水平，所以，即使損失的人口很少，其影響也是毀滅性的。相形之下，西非經濟上較先進，遂人口較稠密，因此，奴隷販子的劫掠也不是那麼具有毀滅性。從整個大陸看，由於運走奴隷的時期從1450延續到1870年，而被運走奴隷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其總人口據估計有7，000萬至8，000萬，故人口方面的影響是比較微小的。不過，奴隷貿易對非洲從塞內加爾到安哥拉的整個沿海地區和方圓四、五百哩的內地，有一種腐蝕性的、擾亂性的影響。攜帶朗姆酒、槍炮和金屬器具等貨物的歐洲奴隷販子的到來，引起了一個連鎖反應：侵襲內地獵取奴隷，各種各樣的集團為控制這有利可圖的、軍事上起決定作用的貿易而相互征戰。隨着有些組織和地區如阿散蒂聯盟和達荷美王國上升到支配地位、其他組織和地區如約魯巴、貝寧文明區和剛果王國日漸衰落，奴隷貿易的總的影響肯定是破壞性的。

然而，奴隷貿易除佔有奴隷之外，確還包括了貿易。非洲人親自把自己的同胞賣給歐洲人後，作為報酬，不僅得到了酒精和火器，而且還得到了某些實用商品和經濟上的生產性商品，包括紡織品、工具和供當地鐵匠鋪和作坊使用的原料。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一個更重要的積極影響是，從南北美洲引進了新的糧食作物。玉米、木薯、白薯、胡椒、菠蘿和煙草被葡萄牙人引進非洲後，非常迅速地在各部落中間傳播開來。用這些新食物實際上能供養大量的人，其數目或許會超過在奴隷貿易中失去的人員總數。

各大陸中，亞洲受到的影響最小，因為它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已強大到足以避免直接或間接的征服。亞洲大部分地區完全沒注意到正出現在沿海地區的、固執的、令人討厭的歐洲商人。只有印度的少數沿海地區和東印度群島的某些島嶼大大地感覺到歐洲經濟擴張的影響。就整個亞洲而論，亞洲的態度由中國皇帝乾隆在答覆1793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要求建立外交和貿易關係的一封信時作了最好的表達，他說："在統治這個廣闊的世界時，我只考慮一個目標，即維持一個完善的統治，履行國家的職責：奇特、昂貴的東西不會引起我的興趣。……正如您的大使能親眼看到的那樣，我們擁有一切東西。我根本不看重奇特或精巧的物品，因而，不需要貴國的產品。"

歐洲也受到新的全球性經濟的影響，但是，所受到的影響全是積極的。歐洲人是世界貿易最早的中間人。他們開闢了新的外洋航線，提供了必需的資本、船舶和專門技術。當然，他們會從奴隷貿易、甘蔗和煙草種植園以及東方貿易中得益最多。有些利益慢慢地為歐洲的人民群眾所獲得，茶葉的情況叮表明這一點；茶葉于1650年前後被引進英國時，每磅的價值大約為10英鎊，然而一個世紀後，已成為普通消費品。比對生活水平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新的全球性貿易對歐洲經濟的促進性影響。以後將提到，18世紀末葉開始進行的工業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從海外事業中積聚起來的資本和海外市場對歐洲製造品的日漸增長的需要。

因此，正是在這一時期中，歐洲突飛猛進，迅速上升到世界經濟首位。總的結果是積極的，因為世界分工導致世界生產率的增長。1763年的世界比1500年的世界富裕，而且，經濟增長已繼續到現在。但是，從一開始起，西北歐就作為世界創業者，得到大部分利益而損害了其他地區。從當前的種族鬥爭、富國與窮國間的顯著差異以及農奴制在整個東歐留下的至今依舊可覺察的傷痕中，可清楚地看出這種損害所包含的內容。

四、全球性的政治關係

在直至1763年為止的這一時期中，全球性的政治關係同經濟關係一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西歐人不再被擴張中的伊斯蘭教圍在歐亞大陸西端。相反，他們已通過贏得對印度洋的控制，從南麵包圍穆斯林世界，而俄羅斯人則已通過征服西伯利亞，從北麵包圍穆斯杯世界。當時，西歐人還發現了美洲，為經濟開發和殖民開闢了大片大片地區。在這樣做時，他們蓄積起巨大的資源和力量；這些資源和力量進一步加強了他們同伊斯蘭教面對面的地位，並在下一世紀中證明是越來越起決定性作用的。
所有這一切說明世界均勢已起了一個根本的、重大的變化——一個可與先前人口均衡方面的變化相比較的變化。以往，穆斯林世界一向是創始力的中心，它向四面八方探查並推進——伸入東南歐、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亞和東南亞。現在，一個能以全球規模而不僅僅是以歐亞大陸規模起作用的新的中心已崛起。在這新的中心，先是從伊比利亞半島，以後是從西北眈一條條貿易和政治影響的路線向各方伸展，圍繞整個世界——向西到南北美洲，向南繞過非洲，向東到印度並繞過東南亞。

這並不意味着歐洲人到1763年時已實際控制了所有這些地區。然而，它的確意味着歐洲人已有效地支配着那些人口稀少的地區——南北美洲、西伯利亞以及後來的澳大利亞——雖然他們以大陸規模進行的實際佔據須等到19世紀才開始。但是，在非洲和亞洲，除荷蘭人侵入好望角和東印度群島外，西歐人在這一時期中僅獲得一些沿海據點。在別處，諸土著民族非常強大，且有高度的組織，不允許在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亞發生的情況在他們那裡重演。

例如，在西非，沿海地區的酋長們小心翼翼地保護着他們作為內地部落與歐洲人之間的中間人的有利位置；由於他們的反對和氣候方面的困難，歐洲人對內地的入侵被阻止。因而，歐洲人只好滿足於設立沿海商站，通過商站從事奴隷貿易以及其他任何也許會產生利潤的商品的貿易。

在印度，在達·伽馬于1498年到達以後的250年中，歐洲人一直被疏遠。這兩個半世紀裡，他們能在少數港口經商，不過，顯然是經土著統治者勉強同意才得以這樣做的。例如，1712年，威廉堡的司令官、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外孫約翰·羅索用以下敬辭作為給莫臥兒皇帝的一份請願書的開端："英國東印度公司總經理約翰·羅素伏地叩首，以奴隷應有的恭敬提出最小的沙粒般的請求。……"直到18世紀末，英國人才強大到足以利用莫臥兒帝國的解體、開始他們對印度領土的征服。

在中國和日本，如同俄羅斯人在進入阿穆爾河流域時所發現的那樣，歐洲人侵略領土的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由於受到不容挑戰的任意法令的支配，甚雖與遠東的貿易也是很不穩定的。1763年，即葡萄牙人到達遠東已有兩個多世紀時，西方商人只能在廣州和長崎經商。即使奧斯曼帝國，已失去的也僅僅是它在多瑙河對岸的邊遠地區，儘管它當時正處于奄奄一息的狀態並易受到歐洲的陸軍強國和海軍強國的侵略。

我們可以得出給論，在政治領域和在經濟領域一樣，1763年的歐洲正行進在半途中。它不再是歐亞大陸的一個比較孤立、不重要的半島。它已在海外和陸上擴張，確立起對比較空寂、軍事上軟弱的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亞的控制。但是，在非洲、中東、南亞和東亞，歐洲人必須等到19世紀時才能宣稱他們的統治。為了強調這些世紀的過渡性質，應該著重指出，當西歐人正在由海路實現他們從翼側包抄的全球性運動時，穆斯林仍有足夠的推動力從陸上繼續挺進中歐，于1683年圍攻中歐的維也納，並且侵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東南亞，在那裡贏得新的皈依者。

五、全球性的文化關係

歐洲文化的強加和歐洲政治統治的強加一樣，取決於各土著社會的狀況。例如，英國人和法國人能把各自的文化整個地遷移到南北美洲，是因為諸土著民族或者被消滅了，或者已被攆走。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印第安人仍然對格蘭德河以北的白人的文明有着明顯的影響。英、法移民與印第安人之間剛發生接觸時，印第安人對自己的社會準則感到放心，認為自己的文化至少比得上正在入侵中的白人的文化。　1744年，當有人在一次會議上提議易洛魁人送他們的一些孩子去威廉斯堡接受歐洲式的教育時，易洛魁人的反應表明了這一點。他們用以下建議來表示反對："如果英國紳上把他們的孩子送12個或24個到奧農達加，聯盟議會會關心他們的教育，用真正最好的方式撫養他們，使他們成人。"印第安人這種堅定的獨立心促使本傑明·富蘭克林在1784年寫道："我們稱他們為野蠻人，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同於我們的，我們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完美的文化：他們也如此看待他們的生活方式。"誠然，白人擁有掠奪印第安人和接管整個大陸的人數、組織和力量。但最後，白人發現，他們已不知不覺地在自己的詞彙、文學、服裝、藥物以及他們所種植和消費的作物中接受了當地印第安文化的許多特點。
印第安人對在格蘭德河以南發展起來的拉丁美洲文明的影響也是很大的。不幸的是，這種影響至今沒得到充分調查，因為大部分研究是集中在相反的過程即伊比利亞文化對印第安人的影響上。然而，即便是偶然來到拉丁美洲的旅人，也不能不注意到印第安文化殘餘物的跡象。例如，用土磚砌造房屋，用沒有鋸過的松樹原木作稿條即椽子。同樣，披在肩上的毛毯即塞拉普毛毯起源於印第安部落，用兩塊毛毯縫合在一起、正中開領D製成的龐喬頭篷也是如此。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普遍信奉的羅馬天主教，是基督教的教義和慣例與印第安人的信仰和習慣的混合物。雖然印第安人已放棄當地諸神的名字，但他們把這些神的特性分派給聖母瑪利亞和聖徒們，期望天主教萬神殿中的這些偶像能象他們的神那樣，治癒疾病、控制天氣和使他們免受傷害——他們相信，他們的神以往這樣做過。在拉丁美洲的菜餚方面，也許可找到印第安影響的最明顯的跡象。玉米粽子、玉米粉圓餅和各種辣萊都是以印第安兩大名產蠶豆和玉米為基本原料。

在1763年以前的這一時期中，除了前面已提到的新的、最重要的糧食作物的傳播外，歐洲人對非洲和歐亞諸土著文化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在西非，土著酋長們把歐洲商人基本上限制在他們的沿海貿易站。這些酋長的態度在1482年1月20日黃金海岸一個叫克瓦米·安薩的酋長所說的以下這番話中驚人地顯露出來。這番話是對葡萄牙一位高官顯貴的答覆。他帶著一支令人敬畏的扈從隊到達那裡，請求允許在當地修築一座要塞。

我並不是感覺不到你們偉大的主人、葡萄牙首腦今日給予我的很高的榮譽。為了不辜負他對我的友誼；我在和葡萄牙人做買賣時總是努力做到嚴守規矩，總是儘力為商船快速搞到船貨。但是，在今日以前，我從未看到其臣民的外表上出現過這麼大的不同：他們向來只是穿著簡陋的服裝，輕易地滿足於他們所得到的商品；他們極不希望留在這片土地上，直至能弄到全部船貨時才會高興起來，然後返回。現在，我注意到一個奇怪的不同。許多衣着華麗的人渴望能在這裡建造房屋，留在我們中間。這些地位很高的人由一位指揮官帶領，按這位指揮官自己的說法，他似乎是製造白天和黑夜的上帝的後裔；這些人決不能使自己忍受這裡的惡劣氣候，也不能在這裡獲得充斥於他們國家的奢侈品。因此，我們所有男子漢所共有的激情將不可避免地引起種種爭端；更可取得多的做法是，我們兩個民族應當留在至今已確立的立場上，允許你們的船象通常那樣作短暫的過訪；雙方偶然相見的願望會保持我們之間的和平。大海和陸地始終是近鄰，所以老是不和，爭辯着誰該退讓；擁有巨大暴力的大海試圖征服陸地，同樣頑強的陸地則決心反抗大海。

在中東、印度和中國的古老的文明中心，諸土著民族如人們可能預料的那樣，對歐洲入侵者的文化根本沒有印象。穆斯林土耳其人雖與基督教歐洲人關係最密切，但極其看不起他們。甚至在17、18世紀土耳其人本身每況愈下時，他們還毫不猶豫地表達對基督教異教徒的輕蔑。1666年，土耳其首相對法國大使突然叫嚷道：'難道我不知道你、你是一個邪教徒，不信上帝的人，是一頭豬、一條狗、一個吃糞的東西嗎？"

對歐洲和歐洲人的這種傲慢不恭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由來已久的不和來解釋。歐亞大陸其他地方對歐洲人的反應不是那麼傲慢無禮，但同時也沒有尊敬的表示，更不用說敬畏了。當葡萄牙人到達錫蘭時，科倫坡的土著官員將以下這份對新來的人的頗為客觀的評價送交在康提的國王："在我們的科倫坡港口，來了一些皮膚白皙但長相頗不難看的人；他們戴鐵帽、穿鐵農；他們不在一個地方停留片刻列也們老是到處走來走去；他們吃大塊的石頭'硬餅乾'，喝血'碰巧，地道的馬德拉葡萄酒'；他們用兩、三塊黃金或白銀買一條魚或一隻酸橙。……"這位科倫坡官員是個目光敏鋭的人，接着又說，"他們的槍炮非常好。"後面一句評語特別予人以啟示：凡是在歐洲人給別的人們留下印象的地方，必定是由於其技術成就的緣故。

在印度大陸，當已在果阿安身的葡萄牙人于1560年引進宗教法庭時，諸土著民族的反應是非常消極的。從］600至1773年，因有異教觀點而被處火刑的受害者有73名。印度居民不能不注意到天主教的一種不一致性：它監禁、折磨和以火刑燒死那些其唯一罪行是持異端觀點的人，而同時，又阻止那些將自焚視作一種崇高美德的寡婦自願讓火燒死。此外，歐洲冒險家在印度的不法和狂暴行為進一步降低了印度人民對天主教徒的評價。1616年，有人對英國牧師特裡先生說："基督教是魔鬼的宗教；基督教徒時常酗酒；基督教徒時常幹壞事；基督教徒時常打人；基督教徒時常辱罵別人。"

由於耶穌會傳教士的卓越才能和學問上的造詣，中國人對歐洲人的反應開始時比較良好（如第四章第四節所提到的）。耶穌會會土成功地贏得了一些皈依者，包括少數學者和一些皇室成員。然而，即使是具備天文學、數學和地理學知識的能幹的耶穌會會土，也沒有給中國人留下過深的印象。有位作者因為基督教接近於儒教，並驚奇地發現有些歐洲人是"真正的紳士"，所以讚揚歐洲人，寫了一篇最表示讚賞的評論：

天主國（上天之主的國家，即天主教國，可能指意大利）較遠地位於佛教國（印度）的西面。那裡的人們懂得文學，而且同中國人一樣博學且舉止優雅。有卜利瑪竇（馬特奧·裡奇）的人來自該國；他取道印度，經過四年遠足，抵達廣東邊界。他們的宗教是崇拜天主（"上天之主"，意指上帝的天主教名詞），正如儒教徒崇拜孔子，佛教徒崇拜佛陀一樣。他寫的著作中，有一本題名為《天學實義》（基督教的真實含義）；該書常運用與儒教相比較的方法闡明真理，但是，尖鋭地批評了佛教和道教有關虛無和空寂的理論。……我非常喜歡他的思想。其思想接近於儒教；但是，在規勸教區居民時更誠摯，這方面他不同於佛教徒，佛教徒總是喜歡用晦澀難解、無條理的話來愚弄和嚇唬平民百姓。……他和人談話時，很有禮貌；如果受到挑戰，他辯論起來是不知疲倦的。因此，在外國也有真正的紳士。

這篇頌辭是個例外。中國大部分學者都拒絶西方科學和西方宗教。在教皇克雷芒十一世于1715年3月頒佈"自該日"訓令、禁止基督教徒參加祭祖或尊孔的儀式之後，中國皇帝康熙輕蔑地說："讀了這篇訓令，我所能說的是，西方人，象他們那樣愚蠢的人，怎麼能反對中國的偉大學說呢？他們當中沒有人能透徹地理解中國的經籍；當他們說話時，其中大部分人是可笑的。我現已閲完的這篇訓令頗類似於佛教徒和道教徒的種種迷信玩意兒，但是，沒有任何東西象這篇訓令那樣充滿了大錯。"就當時中國民眾對歐洲人的看法而論，它或許準確地反映在以下這句格言中：只有他們中國人擁有雙眼，歐洲人是獨眼，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居民均為瞎子。假如是這種氣氛，那麼可以理解：1763年以前，除諸如夭文學之類的某些專門的知識領域外，歐洲人對中國文明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

雖然這一時期中，中國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對歐洲人的文化沒有印象，但歐洲人卻相反，對他們在君士坦丁堡、德里和北京所看到的東西印象非常深。他們首先熟悉奧斯曼帝國，他們的反應是尊敬、欽佩和不安。遲至1634年即帝國開始衰落後，一位富有思想的英國旅行者還下結論說，土耳其人是"近代唯一起偉大作用的民族"，"如果有誰見到過他們最得意的這些時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個出土耳其更好的地方。"在較早的年代裡，在蘇里曼一世統治期間，哈普斯堡皇室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富有見識且觀察力敏鋭的奧吉爾·吉斯萊恩·德·巴斯貝克也表示過類似的讚美。1555年，巴斯貝克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把蘇里曼比作雷電——"他猛擊、毀壞和消滅一切擋道的東西。"巴斯貝克不僅對奧斯曼帝國的力量，而且對基于嚴格的人才制度的奧斯曼官僚機構的效率也印象很深。

17世紀期間，奧斯曼帝國失去了在歐洲人中間的聲譽。許多衰敗的徵兆日益明顯起來，其中包括王朝的墮落、行政管理的腐敗和軍事上的軟弱。但當時，歐洲知識分子正被有關傳說中的遙遠的中國文明的許多詳細的報道所強烈地吸引住。這些報道以耶穌會傳教士的報告為根據，引起了對中國和中國事物的巨大熱情。實際上，17世紀和18世紀初葉，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比歐洲對中國的影響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國的歷史、藝術、哲學和政治後，完全入迷了。中國由於其孔子的倫理體系、為政府部門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對學問而不是對作戰本領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藝品如瓷器、絲綢和漆器等，開始被推舉為模範文明。例如，伏爾泰（1694－1778年）用一幅孔子的畫像裝飾其書齋的牆，而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年）則稱讚中國的康熙皇帝是"如此偉大、人間几乎不可能有的君主，因為他是個神一般的凡人，點一下頭，就能治理一切；不過，他是通過受教育獲得美德和智慧……，從而贏得統治權。"

18世紀末葉，歐洲人對中國的欽佩開始消逝，一方面是由於天主教傳教士正在受到迫害，一方面是由於歐洲人開始對中國的自然資源比對中國的文化更感興趣。這種態度的轉變反映對1776至1814年間在巴黎出版的16卷《關於中國人的歷史、科學和技術等等的學會論文集》中。該書第十一卷于1786年問世，裡面几乎僅收錄關於可能會使商人感興趣的資源——硼砂、褐煤、水銀、氨草膠、馬、竹以及產棉狀毛的動物——的報告。

正如歐洲人的興趣在17世紀從奧斯曼帝國轉移到中國一樣，到了18世紀後期，歐洲人的興趣又轉移到希臘，並在較小程度上轉移到印度。古典希臘人成為受過教育的歐洲人極其喜愛的人．1778年，一位德國學者寫道，"我們怎麼能相信，在歐洲的導師希臘人會閲讀以前，東方諸野蠻民族已產生編年史和詩歌，並擁有完整的宗教和倫理呢？"不過，歐洲有少數知識分子確開始熱中于印度文化。歐洲一般公眾在這時以前很久就已知道印度，而且，有關德里"莫臥兒大帝"的財富和豪華生活的報道已使他們為之激動。1658至1667年間在德里侍候皇室的法國醫生弗朗索斯·伯尼埃，曾對著名的孔雀寶座作了以下描述；我們可以想象出當時的人們對這段描述的反應。

莫臥兒大帝有七張豪華的寶座，一張寶座完全鑲嵌以鑽石，其餘的則鑲嵌以紅寶石、綠室石或珍珠。……但是，據我看來，這豪華的寶座的最奢華之處在於：支撐華蓋的12根支柱由一串串美麗的珍珠環繞着；這些珍珠又圓又明亮，每顆重六至十克拉。在距離寶座四呎的兩側，各有兩頂固定的傘；傘桿高七、八呎，傘上鑲滿了鑽石、紅寶石和珍珠。這些幸是用紅色的天鵝絨製成的，綉有花紋，四周圍以珍珠作緣飾。

隨着歐洲人逐漸注意到印度人的古代文學，他們對印度及其文明的膚淺認識開始深化。印度博學家不願意把自己的神聖的學問傳授給外國人。但是，少數歐洲人，多半為耶穌會神父，獲得了梵語、文學和哲學方面的知識。德國哲學家叔本華（1788—1860年）就象萊布尼茨被中國人迷住那樣，着迷于印度哲學。1786年，英國學者威廉·瓊斯爵士向孟加拉亞洲學會宣佈，"無論梵語多麼古舊，它具有奇妙的結構；它比希臘語更完美，比拉丁語更詞彙豐富，比希臘語和拉丁語中的任何一者更優美得多。"

六、歷史展望中的近代初期

從1500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前幾個時代中的地區孤立主義與19世紀的歐洲世界霸權之間的一個中間階段。在經濟上，這一時期中，歐洲人將他們的貿易活動實際上擴展到世界各地，不過，他們還不能開發那些巨大的本陸塊的內地。雖然洲際貿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但貿易量仍遠遠低於以後世紀中所達到的數量。
在政治上，世界仍完全不是一個單一的整體。震撼歐洲的有名的六年戰爭未曾影響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南北美洲、非洲內地、中東大部分地區和整個東亞。雖然歐洲人已牢固地控制了西伯利亞、南美洲和北美洲東部地區，但到當時為止，他們在非洲、印度和東印度群島僅擁有少數飛地，而在遠東，只能作為商人從事冒險活動，而且，即使以商人身份活動，他們還必須服從最具有限制性、最任意的規章制度。

在文化上，這是一個眼界不斷開闊的時期。整個地球上，一些民族正注意到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總的講，歐亞大陸諸古代文明給歐洲人的印象和影響較後者給前者的印象和影響更深。當歐洲人發現新的海洋、大陸和文明時，他們有一種睜大眼睛的驚訝感覺。他們在貪婪地互相爭奪掠奪物和貿易的同時，還表現出某種謙卑。他們有時甚至經歷了令人不安的良心的反省，如在對待西屆美洲的印第安人時所顯示的那樣。但是，在這一時期逝去以前，歐洲對世界其餘地區的態度起了顯著變化。歐洲的態度變得愈來愈粗暴、冷酷和偏狹。19世紀中葉，法國漢學家紀堯姆·波蒂厄抱怨說，在萊布尼茨的時代曾強烈地使歐洲知識分子感興趣的中國文明，"如今几乎沒有引起少數傑出人物的注意。……這些人，我們平日視作野蠻人，不過，在我們的祖先居住于高盧和德意志的森林地帶的數世紀以前，已達到很高的文化水平，如今，他們卻僅僅使我們產生極大的輕蔑。"本書第三篇將論述歐洲人為何開始感到自己勝過這些"劣種"，以及歐洲人如何能將自己的統治強加於他們。

歷史對我們今天的意義

從世界歷史看地區自治與全球統一

公元1500年之後的時代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時代，因為它標志著地區自治和全球統一之間衝突的開端。在這以前，不存在任何衝突，因為根本就沒有全球的聯繫，遑論全球統一。數萬年以來，人類一直生活在地區隔絶的狀態中。當最初的人類大概從非洲這個祖先發祥地散居開來時，他們就失去了與其原先鄰居的聯繫。當他們向四面八方擴散開來，直到佔據了除南極洲以外的所有大陸時，他們持續不斷地重複了這一過程。例如。最初的蒙古種人穿越嶲伯利亞東北部到達阿拉斯加後，他們又向整個北美和南美地區繼續推進。他們在彼此相對隔絶的新的社會中定居下來。幾千年來，他們各自形成了獨特的方言和文化，甚至在形體特徵上也產生了差別。這一過程擴展到全球，因而一直到公元1500年，種族隔離現象遍存於全球。所有的黑人或黑色種人都生活于非洲，所有的白人或高加索種人都生活于歐洲和中東，所有的蒙古種人都生活于東亞和美洲，而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則生活于澳洲。

公元1500年前後，當西方進行海外擴張時，這種傳統的地區自治便開始讓位於全球統一。各個種族不再互相隔絶，因為成千上萬的人自願或不自願地移居到新的大陸。由於歐洲人在這一全球歷史運動中處于領先地位，所以正是他們支配了這個剛剛聯成一體的世界。到19世紀，他們以其強大的帝國和股份公司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控制了全球。他們還取得了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於是西方文化成了全球的典範。西方文化被等同於文明，而非西方文化天生就下賤。這種西方的霸權在19世紀時不僅歐洲人而且非歐洲人都認為是理所當然。在人們看來，西方的優勢地位几乎是天經地義，是由上帝安排的。

如今20世紀，鐘擺開始再次擺向地區自治。歐洲用了四個世紀（1500－1900年）才建立起世界範圍的統治。而時間僅過去40年，歐洲這種統治就土崩瓦解了，這一瓦解過程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又加快了步伐。政治瓦解表現為帝國統治的終結。經濟崩潰與共產主義社會的興起同時，即開始於1917年蘇俄的建立，並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主義擴展到中國、東南亞、非洲和古巴而不斷加速。文化分化範圍更為寬廣，西方文化不再被認為與文明同義，而非西方的文化也不再等同於野蠻。

目前，西方文化在全世界不僅直接受到挑戰。甚至被抵制。1979年11月，美國使館人員在德黑蘭被扣留為人質時，西方記者曾書面向那些年輕的捕手提出許多問題。後者集體作出回答，他們的答覆如下："西方文化對殖民主義者來說是一種極好的手段，一種使人疏遠本民族的工具。通過使一個民族接受西方和美國的價值觀念，他們就能使之服從其統治。"這些捕手還表達了對受西方教育或影響的伊朗知識分子的不信任。"我們要這些滿腦子腐朽思想的人有什麼用呢？讓他們到他們想要去的地方去吧！這些腐朽的傢伙就是那些跟在西方模式後面亦步亦趨的知識分子，他們對我們的運動和革命毫無價值。"

具有這種觀點的並不侷限于年輕的激進派。許多持各種各樣政治信仰的非西方人都具有這種觀點。印度政治理論家梅達（V.R·Mehta）在其頗具影響的著作《超越馬克思主義：走向另一種前景》中提出，無論是西方的民主還是蘇聯的共產主義都不能為印度的發展提供合適的準則。他反對自由主義的民主，因為他認為這會把人貶低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從而導致一個自私自利的以個人為核心的社會。他也同樣抵制共產主義，因為共產主義強調經濟事務和國家活動，因而個人沒有什麼選擇餘地並且破壞了生活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梅達因此得出結論說，"每個社會都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都有充分發揮其功能的自己的道路。……支離破碎的印度社會不能以西方社會為榜樣加以改造。印度必須找到適合其特殊情況的自己的民族建設和發展戰略。"

反對西方的全球統治不足為怪。這種統治是一種歷史的偏差，它由錯綜複雜的特定情況而產生，因而必定是暫時的。但是令人驚奇的是，當前地區自治的力量同樣也正在主要的西方國家內興起，一些已沉睡了幾十年或幾百年的民族群體或亞群體現在也活躍起來並要求自治。在美國，存在着少數民族群體，即黑人、操西班牙語者以及美洲土著居民。在鄰近的加拿大，法裔魁北克人要求脫離的傾向已威脅到加拿大版圖的統一。同樣，英國正在對付蘇格蘭、愛爾蘭和威爾士的所謂脫離主義者。法國也正面臨着科西嘉、布列塔尼和巴斯克解放陣線的同樣的挑戰。

地區自治的要求並非僅僅針對西方的中央政權。在伊朗，對西方影響的普遍反抗與反對德黑蘭中央政府統治的地方暴動——即由庫爾德入、阿拉伯人、俾路支人以及土庫曼人這些少數民族發動的叛亂齊頭併進。由於這些少數民族几乎占到全國總人口的一半，伊朗百臨地區自治要求的威脅遠遠超過來自任何西方國家的威脅。蘇聯也有類似的情況，那兒聚居着幾十個非斯拉夫族的少數民族。由於他們的出生率大大高於斯拉夫族，他們同樣很快將達到總人口的半數。蘇聯少數民族對政府不滿的詳細情況並不十分清楚。一位蘇聯逃亡來的歷史學家安德烈·阿馬爾裡克（And－rei　Amalrik）在其《蘇聯會生存到1984年嗎？》一書中這樣預測，少數民族將在蘇聯這個國家的瓦解中起到重要作用，而這是他滿懷信心地期待和盼望着的。

我們時代的眾多動亂均由兩大互相對抗的力量之間的衝突而引起。一方面，由於現代通訊媒介、跨國公司以及環球飛行的宇宙飛船，現代技術正在前所未有地將全球統一起來。另一方面，全球又因那些決心創造自己未來的沉睡至今的大眾的覺醒而正被搞得四分五裂。現代衝突這種歷史性根源可以追溯到公元1500年以後的那幾個世紀。在那幾個世紀中，西方探險家和商人首次把全世界所有居民聯繫在一起。直到今天，我們仍然面臨着這種決定性影響的積極面和消極面。埃及記者穆罕默德·海卡爾（Mohammed　Heikl）寫道："陷入重圍的民族主義已經集中精力，準備為了未來而不是過去而背水一戰。"

第三編

西方據優勢地位時的世界

（1763—1914年）

（一）優勢的基礎

從1763至1914年的一個半世紀，作為歐洲獲得對世界大部分地區的霸權的時期，在世界歷史進程中據有顯著地位。1763年時，歐洲僅在非洲和亞洲有一些沿海據點，還遠遠不是世界的主人。然而，到1914時，歐洲諸強國已併吞整個非洲，並有效地建立了對亞洲的控制；這種控制或者是直接的。如在印度和東南亞，或者是間接的，如在中國帝國和奧斯曼帝國。歐洲之所以能進行這種前所未有的擴張，是因為三大革命——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給了歐洲以不可阻擋的推動力和力量。
這些革命有兩個特點可以在這裡特別提一下。一個特點是，它們在1763年以前就在紮實地進行着。英國內戰即政治革命的一個主要階段發生於17世紀40年代。科學革命主要發生在從哥白尼發表《天體運行論》（1543年）至牛頓發表《自然科學的數學原理》（1687年）之間的一個半世紀裡。同樣，工業革命的根源可在歷和17世紀中找到；那時，西北歐國家"充滿着如系統的機械發明、公司組織以及對金融財團和貿易公司的股票的投機之類真正的資本主義現象"。但是，這些革命的世界性影響都是直到19世紀才被充分地感覺到。這就是在本篇而不是在本書前面部分中考察它們的主要原因。

關於這些革命，須特別提到的另一特點是，它們並不是平行或獨立地進行的。它們互相依賴，連續地一者對另一者起作用。牛頓對支配天體運動的若干定律的發現和達爾文關於生物進化的理論，對政治思想有着深遠的影響。同樣，近代民族主義若無印刷和電報之類的技術新發明，是完全難以想象的。反之亦然，政治影響了科學，給科學進步以強有力的促進的法國革命就是其中一例。政治還影響了經濟，這一點英國製造商約翰·威爾金森講得很清楚；他直截了當地說，"製造業和商業總是在教會和國王干預最少的地方最繁榮。"

在分析了歐洲三大革命的性質和發展以後，我們將在本卷第三編以下章節中探索它們對世界各地區的影響。我們將看到，它們是如何使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的歐化、非洲的分割以及對亞洲的支配成為可能。

第十章

科學革命

所謂科學革命……勝過自基督教興起以來的一切事物，使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均降為僅僅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個事件，僅僅是中世紀基督教世界體系中的內部的替換。…科學革命作為現代世界和現代思想的起源如此赫然地聳現，以致我們對歐洲歷史時期的通常的劃分已成為一種時代錯誤，成為一種阻礙物。

赫伯特·巴特菲爾德

不到400年的時間，即大約6個平均生命期，把哥白尼的成果與愛因斯坦的成果分隔開來。不過，在這短暫的一段時間內，科學已從少數熱心之士的秘密副業發展為也許可恰當稱為現代文明的支配力量的東西。今天，科學的主要特點在於其不斷加快的發展速度。1899年，英國著名博物學家艾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出版了一部著作，題名為《奇妙的世紀》。他指的是他所處的19世紀；在他看來，19世紀經歷的科學進步較人類先前所有世紀經歷的還要多。然而今天，我們又能誇口說，20世紀上半世紀中所做的科學工作比以往全部歷史中所做的還要多。
回顧起來，似乎科學革命甚至比新石器時代的農業革命具有更大的意義。農業革命使文明成為可能，但是，一旦前進了這一大步，農業就沒再作出進一步的貢獻。科學則相反，恰好借助于它的研究法而不斷地穩步發展。科學本身包含了無限進步的可能性。如果我們記住過去數世紀的科學成就和它現今日益加快的發展速度，那麼，我們對科學的驚人的可能性和意義即使不瞭解，也可以正確估價。此外，科學是人類全體的；由於科學以客觀的研究法為基礎，關於科學的種種提議已為人們所普遍贊同。科學是非西方民族所普遍尊重和追求的西方文明的一個產物。實際上，正是科學及與它有關的技術，使19世紀歐洲對世界的支配成為可能。因此，從前的從屬民族如今正力求通過弄清楚西方對人類作出偉大而獨特的貢獻的秘密來矯正不平衡狀態。

這就是為什麼科學革命對研究世界歷史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的原因所在。本章將探索這一重大的科學革命從它在近代初期的早期階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發展過程。

一、科學革命的根源

科學的根源可追溯到古代的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古典時代的希臘和中世紀的穆斯林世界。不過，科學革命是西方文明的獨特產物。原因似乎在於，只是在西方，科學才成為一般社會的組成部分。或者換句話說，只是在西方，哲學家—科學家與匠人才實現聯合，互相促進。因此，正是這種科學與社會的聯合、科學家與匠人的聯合，大大促成科學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榮。
所有人類社會中的匠人都發展了狩獵、捕魚、務農以及加工木頭、石塊、金屬、禾本科植物、纖維、塊根植物和獸皮等方面的某些技術。他們通過觀察和試驗，逐步改進自己的技術，有時使技術達到很高的水平，如愛斯基摩人就是這樣。不過，所有近代以前的社會所取得的進步的程度都受到了明顯的限制。原因在於，匠人僅僅對製作罐子、建造房屋或製造小船感興趣，並不為根本的化學原理或機械原理操心。他們對因果現象之間的關係不探究。總之，明確說來，匠人關心的是技術上的實際知識，而不是科學上的潛在原因。

這一點的意義可用詹姆斯·布賴恩特·科南特給科學下的定義予以表明；科南特將科學定義為"通過實驗和觀察發展起來並引起進一步的實驗和觀察的一系列互相聯繫的概念系統。"按照科南特的定義，"概念系統"構成科學的基礎。顯而易見，匠人缺乏"概念系統"。相反，這樣的系統歷來是哲學家（在近代以前的時代，知識分子通常稱為哲學家）所關心的。然而，眾所周知，這些哲學家對於日常生活中的問題既不瞭解，也無能力處理。他們認為自己是超脫世事的，把時間用於思索永恆的真理或試圖使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成為人的頭腦所能理解的東西。無容置疑，哲學家和匠人在某些時代裡確曾一道工作，使複雜的曆法、導航設備和古代的日常儀式得以產生。然而，實情仍舊是，直到近代以前，發展的趨勢始終是朝着分離——朝着思想家與勞動者相分離的方向進行。

西方的偉大成就是使這兩者聯合起來。知道實際知識與瞭解潛在原因的結合，奠定了科學的基礎，推進了科學的發展，使科學成為今日的支配力量。

為什麼這一划時代的發展會出現在西方呢？一個原因在於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學術成就。學者和藝術家強烈反對中世紀的整個生活方式，努力創造儘可能與古典時代的生活力式相似的新的生活方式。他們不再希望通過穆斯林和經院哲學家的變形眼鏡來看古人，而是直接求助于原始資料，親自掘起雕像、閲讀原文。他們可以接近的不僅有柏拉圖和亞里土多德，還有歐幾里德和阿基米德；這些學者曾促進了物理學和數學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從各門生物科學中得到的鼓舞。醫生們研究了希波克拉底和加倫的全部著作，博物學家們則研究了亞里士多德、迪奧斯科裡斯和泰奧弗拉斯托斯的著作。但是，應該強調，文藝復興還有反科學的另一面，巫術和對魔鬼的研究的復興就是一個例證（見第二章第二節）。

若無西歐的縮小匠人與學者之間的鴻溝的有利的社會環境，人類學識上的這些成果獨自原不可能引起科學革命。匠人在文藝復興期間並不象在古典時代和中世紀時代那樣受鄙視。人們尊重紡紗、織布、制陶術、玻璃製造、尤其是日益重要的採礦和冶金術方面的實用工藝。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所有這些行業都由自由民而不是象在古典時代那樣由奴隷經管。這些自由民在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上並不象中世紀的匠人那樣與統治集團相距很遠。文藝復興期間工匠的地位的提高，使工匠與學者之間自文明開始以來一向非常脆弱的聯繫能得到加強。他們各自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工匠擁有古代的舊技術，並在舊技術上添加了中世紀期間發展起來的新發明。同樣，學者提供了關於被重新發現的古代、關於中世紀的科學的種種事實、推測及傳統做法。這兩條途徑的融合是很緩慢的，但最終，它們引起一個爆發性的聯合。

與工匠和學者的這種聯合密切聯繫的是勞動和各學者或科學家的思想的相應的聯合。在古代，存在着一種反對創造性的學習與體力勞動相結合的強烈偏見。這種偏見大概起因于古代的體力勞動與奴隷制度相聯繫；它甚至在奴隷制度几乎消失以後，仍存留于中世紀歐洲。"中世紀經院哲學家在"自由"藝術和"奴隷"藝術之間、在僅僅靠頭腦完成的工作和改變了物質形態的工作之間劃界線。例如，詩人、邏輯學家和數學家屬於第一類別，雕刻家、釉工和鐵器工人則屬於第二類別。這種兩分法的有害影響在醫學領域表現得非常明顯。內科醫生的工作沒有改變物質形態，所以被認為是"自由的"，而外科醫生的工作按照同一標準則被看作是"奴隷的"。因此，實驗受到輕視，活體解剖被認為是非法的、令人厭惡的。

威廉·哈維（1578—1657年）之所以能作出關於心臟和血液的運動的偉大發現，是因為他堅決不理睬對體力勞動的這種藐視。數十年間，他一直進行各種艱苦的實驗。他切開從大動物到小昆蟲的種種生物的動脈和靜脈，謹慎、耐心地觀察和記錄血液的流動和心髒的運動。他還利用新的放大鏡來觀察螞蜂、大黃蜂和蒼蠅。這一步驟在今天似乎是切合實際、明擺着的，但在哈維的時代，肯定是既不合理，也不顯而易見的。據當時傑出的神學家理查德·胡克所說，理性而非實驗，才是"人類獲得關於合理和不合理的事物的知識"的手段。胡克的這句話是我們難以理解的；這表明科學革命對我們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響是如何根本且無孔不入。但是，對哈維來說，工作於17世紀初葉、堅持實驗的方法，是一個需要勇氣和獻身的、令人難於忍受的智力上的嚴峻考驗。

地理大發現和海外地區的開闢也促進了科學的發展。新的植物、新的動物、新的恆星甚至新的人們和新的人類社會相繼被發現，所有這些都向傳統的思想和設想提出了挑戰。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國偉大的科學倡導者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的著作中，有許多地方是借用遠航探險作比喻。培根表示自己渴望成為新的知識世界中的哥倫布。穿過直布羅陀海峽兩岸的懸岩（舊知識的象徵），駛入大西洋，以尋找新的、更有用的知識。事實上，他曾明確地說過，"通過在我們時代已開始習以為常的遠距離的航海和旅行，人們已揭露和發現了自然界中許多可使哲學得到新的光亮的事物。"

歐洲的科學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同時發生的經濟革命。近代初期，西歐的商業和工業有了迅速發展。歐洲各國之間的貿易隨着遠東、東印度群島、非洲和南北美洲的新的海外市場的出現而大幅度增長。工業也取得了顯著收益，尤其是在英國；英國採煤和煉鐵業的發展為後來的工業革命打下了基礎。這些經濟上的進步導致技術上的進步；後者轉而又促進了科學的發展和受到科學的促進。遠洋貿易引起對造船和航海業的巨大需求。為了製造羅盤、地圖和儀器，出現了一批新的、有才智的、數學上受過訓練的工匠。航海學校在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法國相繼開辦，天文學由於其明顯的實用價值而得到認真的研究。同樣，採礦工業的需求引起動力傳送和抽機方面的進步。這證明是重新開始關心機械原理和液壓原理的起點。同樣，冶金業是化學取得顯著進步的主要原因。日漸擴大的採礦作業使新礦石甚至新金屬如鉍、鋅和鈷顯露出來。分離和處理這些新礦石和新金屬的技術必須用類推法找到，並以痛苦的經驗予以矯正。但是，這樣做時，化學的一般原理開始形成，其中包括氧化和還原、蒸餾和混合的原理。

這些成就給了科學家即哲學家以自信和信心，使他們堅信自己是一個新時代的先驅。早在1530年，法國國王的醫生瓊·費尼爾就寫道：

但是，倘使我們的長者及其前輩如他們的先人一樣只是沿著同樣的道路前進，將會怎樣呢？…不，正相反，在哲學家看來，轉移到新的道路和體繫上，不讓貶低者的聲音、古代文化的影響和掌權者的成熟嚇住那些要宣佈自己觀點的人，是很有益的。那樣，每個時代就會產生其自己的大量的新的創造者和新的藝術。在長達12個世紀的神魂顛倒以後，我們這一時代看到藝術和科學光榮地重新興起。現在，藝術和科學的輝煌比得上古代，或者說超過了古代。當今時代在任何方面都無需鄙視自己，無需思暮古人的知識。……如今，我們對代正在做古人夢想不到的事。…由於我們的航海者的傑出才能，大洋已被越過，一些新的島嶼已被求現。印度遙遠的隱密地方已展現出來了。我們的祖先所不知道的西方的大陸，即所謂的美洲，在很大程度上已開始為人們所瞭解。在所有這一切中，在有關天文學方面，帕拉圖、亞里士多德和舊哲學家曾取得進步，托勒密曾進而作出更大量的貢獻。然而，他們中間若有誰今日返回人間，就會發現，地理學改變了過去的認識。我們時代的航海者給了我們一個新的世界。

一個世紀後，這種自信已增長到憑直覺興奮地期待取得人類的未來成就的程度。1661年，約瑟夫·格蘭德著文先提到"那些傑出的英雄人物"——笛卡爾、伽利略、哈維及其他人，然後開始頗有先見之明地讚美他們正在創造的新世界：

要是那些英雄人物如他們愉快地開始工作時那樣繼續工作下去，他們會用奇蹟填滿這個世界。因此，我並不懷疑後代將發現眼下僅僅是傳說的許多東西在實際現實中得到了證實。也許若干時代以後，前往南部未探明的地帶的航行，甚至可能是飛往月球的航空，並不比前往美洲的航海更不可思議。對於跟在我們後面的人們來說，買一對翅膀飛入最遙遠的地區，也許同現在買一雙長統靴去騎馬旅行一樣平凡。通過合意的運輸工具與東印度群島那樣遙遠的地方進行協商，對後世來說，就象用書面通信交換意見對我們來說那樣平常。將現在比較荒蕪的世界改變為天堂，從新近的農學來看，或許是可期待的。

1662年，英國有理二世頒發特許狀，成立"促進自然知識的倫敦皇家學會"。皇家學會的成員們已意識到在技師與科學家之間進行合作的好處，鼓勵並協調全國各專業的成果，以蒐集可能促進科學知識的各種資料。"所有地區都忙於並熱心于這項工作：我們發現每天交給[學會]的許多極好的奇物珍品不僅出自博學的、專門的哲學家之手，而且來源於技工的工場、商人的航海、農民的耕地以及紳士的種種運動、養魚塘、獵園和花園。……"

最初，科學從礦山和工場得到的東西比礦山和工場從科學得到的東西多得多。在這早期階段，科學並不是經濟生活的組成部分，對科學的利用是少量、偶而的。甚至在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初葉工業革命的早期階段也是如此。但是，到19世紀末，形勢起了根本的變化。科學不再處于附屬的、諮詢的地位：它已開始改造舊工業，甚至創造完全新的工業。

二、17世紀的新宇宙

近代科學最主要的進步發生在與地理學和航海術有密切聯繫的天文學領域，是可理解的。由於15世紀的意大利在經濟和文化上是歐洲最先進的國家，意大利是這一進步的發生地，也是可理解的。因而，我們發現，以拉丁化名字哥白尼聞名于世的偉大的米科技·科泊尼克（1473一1543年）離開自己的祖國波蘭前往博洛尼亞上大學。經過6年的學習之後，他回到波蘭，在教會開始了一種積極的生涯。但是，他還繼續分析研究他在意大利時便已從事的天文學方面的問題，特別是因為當時對設計一種更精確的曆法人們普遍感興趣。他採納某些古代哲學家認為太陽而非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觀念，然後論證這種觀念為天體運動提供了一種比傳統的托勒密體系更簡單的解釋。
最遠的是恆星大球，包羅一切，本身是不動的。它是其他天體的位置和運動必須的參考背景。有人認為，它也有某種運動；但是，我們將從地球運動出發對這種視變化作另外的解釋。在行星中土星的位置最遠，30年轉一周；其次是木星，12年轉一周；然後是火星，兩年轉一周。第四是一年轉一周的地球和同它在一起的月亮。金星居第五，9個月轉一周；第六為水星，80天轉一周。中央就是太陽。在這華美的殿堂裡，為了能同時照亮一切，我們還能把這個發光體放到更好的位置上嗎？太陽被稱為宇宙之燈，宇宙之心，宇宙的主宰。於是，太陽好象是坐在王位上統率着圍繞它轉的行星家族。……因此，我們發現，這種順序顯出宇宙具有令人讚嘆的對稱性和軌道的運動與大小的和諧，而這是其他方法辦不到的。

1530年，哥白尼印發了其著作的簡短提要；1543年即他去世那年，《天體運行論》全書出版。雖然哥白尼是有名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但他的假說最初卻受到蔑視。當地陳述地球每日繞着地軸轉動、每年圍繞太陽運轉時，他是在發表左道邪說，因為按照基督教《聖經》，約書亞已使太陽靜立在天空中不動。此外，他的假說與常識不一致。如果地球在旋轉，它的運動不就會產生強大的風嗎？向上拋的物體不就會落後於旋轉中的地球的表面嗎？哥白尼的新天文學使新物理學成為必需。這一需要由富有的佛羅倫薩人伽利略（1564－1642年）予以滿足。

伽利略的方法是嚴格地以經驗為根據的。他以實驗上的、可證實的事實反對亞里土多德和經院哲學家的傳統多言。他起初是個物理學家，關心的是找到地面上運動的規律，以解決軍事工程和土木工程方面的問題。他還進一步做了力學方面的實驗；在實驗中，他發明了測定微小的時間間隔的更精確的方法，找到了估算空氣阻力、摩擦力和存在於自然界的其他阻力的手段，並設想出用抽象的數學術語表達的純粹或絶對的運動、力量和速度。

當時，伽利略在天文學方面的成果影響更大，只是並非同樣地根本和具有獨創性。他利用了在荷蘭作為製造眼鏡的副產品而剛被發明的望遠鏡。據傳說，約1600年前後，荷蘭船上的一個孩子最先通過兩個鏡片觀看窗外，發現外面的事物似乎被放大了。無論如何，已成為哥白尼的忠實信徒的伽利略熱情地利用這新儀器察看天空中的實際情形。即使在這些有着驚人的科學發現的日子裡，人們也能意識到伽利略的戲劇性的言行，因為他發現了一個全新的世界，並正確評價了他所觀察到的東西的意義：

將引起最大的驚訝之處、實際上也是特別促使我提請所有天文學家和哲學家予以注意之處，在於這一點，即我已發現了四顆行星，它們是在我之前的任何一位天文學家所未曾瞭解和觀察到的。……　借助于望遠鏡，任何人都可多少觀察到這一點；它如此清楚地出現在感官前，以致古往今來煩擾哲學家們的所有爭辯立刻為我們眼睛看到的無可辯駁的證據所破除，從而，使我們擺脫了有關這一科目的羅嗦的爭論，因為銀河系只不過是一團成串地聚集在一起的數不清的星體。如果有誰把望遠鏡直接對準銀河系的任何部分，眼前就會出現一大群星體；其中許多星體還算大，而且極其明亮，但是，小星體的數目完全無法確定。

伽利略對木星有若干衛星、衛星象月亮圍繞地球那樣繞着木星轉這一發現印象尤其深。所有這一切證據都使他確信哥白尼理論的正確性。它表明天體也許具有和地球一樣的實質，是一團團在空間轉動的物質。地球和天空之間的傳統區分開始引起懷疑。這對哲學和神學是一次粉碎性的、令人吃驚的打擊。伽利略被宗教法庭判罪，並被迫假裝認錯。但是，他的發現對富有思想的人們的影響是不可抵擋的。詩人們一再把他比作哥倫布和其他發現者。

屈服吧，韋斯魯奇，讓哥倫市也屈服吧。
誠然，他們各自都掌握了通過未知的大海的航路。……
但是，只有你，伽利略，給了人類以一連串的星體，
天上的新的星座。

約翰·多恩表述了新天文學的這種使人不安、擾亂人心的影響，他寫道，"一切都破碎了，一切都失調了。"不過，這一時期中，知識界有兩位領袖並沒因這種表面上的混亂而心煩意亂。他們是思想謹嚴的笛卡爾（1596－1650年）和弗朗西斯·培根；他們指出了科學的潛力，並在上流社會中把科學提高到可與文學相比的地位。他們實質上是預言家和宣傳員——他們已看到了這門新學科的前景，把教導世人作為自己的職責。
笛卡爾和培根看問題的方式完全不同。笛卡爾是偉大的數學家，是解析幾何的發明者。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他把從希臘人那裡得到的幾何學與從穆斯林那裡學來的代數學統一起來。從此以後，有可能用代數方法解釋幾何學，發展起種種新的數學。笛卡爾深深地被數學方法的前景吸引住了，以致把數學方法作為其整個哲學的基礎。他堅決認為，唯一正確的認識方法是依靠數學上的推理和抽象。在他看來，實驗僅僅是演繹推理的輔助手段。他相信，通過清晰的思考，能發現理性上可認識的任何事物。

到這一世紀末，笛卡爾的弟子已大量增加，不計其數。用一位歷史學家的話來說："各大學都信奉笛卡爾哲學，侯爵、科學業餘愛好者、柯爾貝爾和國王是笛卡爾哲學的信徒。法國將動詞'使成為笛卡爾主義者'變位，歐洲熱烈地倣傚。"這種普及的意義在於，理性的探究和判斷被擴展到各領域。所有的傳統和權威都必須接受理性的檢查。

相反，培根使用歸納法；歸納法是從事實開始的，然後進行到普遍性的原理。為了獲知根本的原因，培根說，我們必須研究關於各種現象的博物學，蒐集有關各種現象的一切觀察資料，將它們列成表，注意哪些現象是以彼此不同的方式相聯繫的，然後，僅僅通過機械的排除方法，發現某已知現象的原因。作為對中世紀經院方法的一種補救，培根的成果在思想史上具有最大的價值。不過，應該注意到，科學的發現很少甚至從未用純粹的培根方法作出過。任何問題都存在着極多的現象，若不借助于靠科學的想象力設想出來的假設，就無法予以成功的研究。蒐集事實是為了證明或駁斥從假設中演繹出來的推論，因而，有待檢查的事實的數目是易駕馭的。

培根在強調科學的功利主義的價值方面也是非常出色的：

科學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標只在於這一點，即人類生活因新的發現和力量而豐富。…城市創立者、法律制定者、人民的神父、暴君的根除者和某階級中的英雄人物所造成的有益影響僅僅擴展到一些範圍狹小的空間，僅僅持續短暫的時期，而發明者的成果雖是一種不太壯觀和炫耀的東西，卻是到處都被感覺到且永遠存留下去。

為了從科學取得最大的好處，培根極力主張創辦促進科學研究的學會。早在1560年，那不勒斯就已建立自然分泌學院。1603年，羅馬成立林琴科學院21661年，佛羅倫薩成立科學分析學院。與此同時，在英國，一個以往以"哲學院"或"無形學院"的名義偶爾舉行會晤的科學團體于1662年被改組成皇家學會。在法國，一個相應的科學院于1666年由路易十四創立；在其他國家，一些相似的學會也相繼成立。這些機構促進了科學的發展，尤其是從它們大多很快就發行定期刊物以取代個人之間通信這種較陳舊的方法以後。

科學早期階段最傑出的人物是牛頓（1642—1727年），他誕生於伽利略去世的那一年。由於出身于英國的世代農家，牛頓克服種種困難才讀完劍橋大學；他就讀劍橋時，擅長數學。在漫長、忙碌的一生中，他擔任過劍橋數學教授、造幣廠廠長和皇家學會會長。牛頓的貢獻表明他是科學上最偉大的人物，可與歐幾里得和愛因斯坦媲美。

在數學上，牛頓創立了微積分學，制定了二項式定理，發展了關於方程式的大部分理論，引進了字母標誌。在數學物理學方面，他推導出可藉以預測月亮在諸星體中的未來方位的數表——這對航海來說，是最有價值的一個成就。他創立了流體動力學，其中包括波動傳播理論，他還對流體靜力學作了許多改進。在光學上，他在瞭解光束、光的折射及色彩現象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正是在物理學領域，牛頓進行了最有意義的研究。在這方面，他以伽利略的研究為基礎，將後者的成果發展到輝煌的頂點。伽利略主要關心的是地球的運動，牛頓則發現了有關宇宙本身的定律。

伽利略發現，運動中的物體若無一定的外力使它轉向，便作勻速直線運動；這一發現要求人們必須能解釋：為什麼行星不以直線飛離，而趨于落向太陽，結果形成其橢圓形的運行軌道；為什麼月亮同樣地趨于落向地球。牛頓的一個朋友敘述了這位偉大的科學家是如何在觀察果園裡的蘋果從果樹上掉下來時，受到解決這一難題的暗示的：

午飯後，天氣暖和，我們走進果園，在一些蘋果樹的樹蔭下喝茶，只有他和我兩人。在閒談中，他告訴我，以前，他就是在這同樣的情況下，想到萬有引力的概念。那是由一隻蘋果的下落引起的；蘋果落下時，他正坐在一旁沉思。他心裡想，蘋果怎麼總是筆直地落到地上呢？蘋果怎麼不落向旁邊或往上升，而始終不變地落向地中心呢？無疑，原因在於地球吸引着蘋果。物質必定具有一種吸引力：吸引力的極點必定在地球中心，而不在地球的任何一邊。因此，蘋果垂直地下落，即落向地中心。如果物質如此吸引物質，吸引力必定與物質的份量成正比。所以，不但地球吸引着蘋果，而且蘋果也吸引着地球。真沒想到會存在着一種象我們這裡所稱的引力那樣的力量，它將自己擴展到宇宙中。

牛頓將這一思想發展成方有引力定律；他在其名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1687年）——按照其拉丁語的書名，通常稱為《原理》——一書中，用大量數據論證了這一定律。根據這一定律，"宇宙中物質的每個粒子都對其他每個粒子有引力；引力與兩個粒子之間距離的平方成反比，與它們質量的乘積成正比。"

以上是撕開天空的面紗的一個轟動一時的、革命性的解釋。牛頓已發現了一個數學上能證實的根本的宇宙定律；這定律可適用於整個宇宙，也可適用於最微小的物體。實際上，自然界好象是一個巨大的機械裝置，按照通過觀察、實驗、測量和計算可予以確定的某些自然法則進行運轉。人類的各門知識似乎可縮減為有理性的人所能發現的少數簡單的、始終如一的定律。因而，牛頓的物理學的分析方法現今開始不僅被應用於物質世界，而且被應用於思想和知識的整個領域及人類社會。正如伏爾泰所說的，"整個自然界、所有行星竟會服以永恆的法則，而有一種身高5呎的小動物竟能不顧這些法則、完全按照自己的怪想隨心所欲地行動，這是非常奇異的。"尋找決定人類事務的這些永恆法則，是法國革命之前的所謂啟蒙運動的實質。

三、18世紀初期的平靜

18世紀初葉，人們主要關心的是制定構成啟蒙運動的社會理論、政治理論和經濟理論，沒有作出任何可與17世紀時相媲美的科學發現僅是，由於應用以實驗為基礎進行研究的新方法，科學的某些領域獲得了顯著成果。
例如，在進行了研究靜電的實驗之後，1746年，萊頓大學的兩名教授發明了儲存和急速釋放電能用的所謂的萊頓瓶。本傑明·富蘭克林意識到在萊頓瓶發電產生的火花與天空中的閃電之間有相似之處，就用風箏試驗加以證明。富蘭克林以其典型的實踐方式于1753年研製出預防雷擊的避雷針；雷擊在美洲特別多，曾使人們付出很高代價。他還進一步發展起最早的、全面的電學理論，這理論至今仍被運用於實際的電路學中。

18世紀初葉，人們對自然界即當時所稱的博物學也有着極大的興趣。自然界几乎被視作神，視作能永遠加以研究、能永遠給予合乎道德的真實指導的極其重要的東西。博物學熱的明顯證據見于博物學陳列品，這些陳列品是所有花費得起時間和金錢的人收集來的。他們勤奮地蒐集礦物、昆蟲、化石及其他物品，並將它們編目。一些海外國家也以其奇特的標本促進了人們在這一方面的興趣。有些人的收藏品達到巨大的規模，如富裕的漢斯·斯隆爵士（1660—1753年）的收藏品就是一例，它們構成不列顛博物館的核心。

這種蒐集和編目使人們能對系統的植物學和動物學作更為根本的闡述。這些領域的一個先驅者是約翰·雷（1627—1705年），他是《植物史》、《昆蟲史》以及關於動物、鳥類、爬行動物和魚類的一些《概要》的著者。例如，關於植物，雷為了按照它們真正的、自然的親緣關係將它們分類，利用了它們的一切特徵——果實、花、葉子，等等。雷在其全部工作中排斥魔術、巫術和對各種現象的所有迷信的解釋，緊抓住通過觀察揭示出來的自然原因。在《從創世的工作中看上帝的智慧》一書中，雷拋棄了從奧古斯丁到路德這一時期中不斷重現的一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自然界雖然對宗教沒有敵意，但與宗教是不相干的，自然界的美麗是一種誘惑，對自然界的研究是浪費時間。雷寫道，"沒有一種工作比細心觀察自然界的美妙作品、尊重上帝無限的智慧和仁慈更有價值、更令人愉快。"

在系統的植物學方面，繼雷之後的是瑞典教授林奈（卡爾·馮·林奈，1707—1778年），他制訂了將植物分類的最早的、令人滿意的方法，他還將動物劃分成哺乳動物、烏、魚和昆蟲幾大綱。在林宗以後，開始有可能系統地研究植物和動物，發展起比較種種構造和功能的方法。若無這種初步的澄清工作，生物學的進一步發展原是不可能的。

博物學方面的另一傑出人物是法國貴族布豐（1707—1788年）。1739年，他擔任皇家花園即現在的植物園的管理人，他把它改變成一個巨大的研究院，法國許多著名科學家曾在那裡受到鼓舞和培養。他還寫成36卷的巨著《自然史》，他試圖把有關各門自然科學的所有可得到的知識都編到這部巨著中去。布豐拒絶接受認為地球有大約5，000年的歷史的古老觀點，認為地球最初是一團熔化的物質，漸漸冷卻下來，結出一層地殼，上面最後出現了各種動植物。他估計這過程約花了10萬年左右；雖然這一估計數比現代科學確定的30至50億年要低得多，但至少市豐已開始走上正確的軌道。這位法國博物學家不能不注意到人類與低級動物在動物學方面的驚人的相似之處。他曾大膽提出這樣一種見解：如果不是因為基督教《聖經》上已作了明確聲明，人們也許會有興趣去尋找馬和驢、猴子和人類的共同起源。不過，這一見解他後來又收回了。

大約這時，地理學方面也正在取得巨大進展。地球開始得到系統的勘察和研究。1672年，法國政府派遣讓·裡奇到法屬圭亞那"作於航海有用的天文觀測"。1698年，英國海軍部委派威廉·丹皮爾去"新荷蘭"即澳大利亞探險。丹皮爾不僅對自然地理和動植物作了精確的觀察記錄，而且還增加了原有的水文學、氣象學和地磁學方面的知識。探險的興趣穩步增長；經皇家學會的提議，詹姆斯·庫克于1768年奉命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島觀察金星凌日的情況。庫克的以後幾次旨在找到一個南極大陸的航海沒有達到目的，但是，這幾次航海不僅提供了有關澳大利亞海岸、新西蘭海岸和太平洋海岸的新知識，而且還給予了其他具有科學價值的情報。也許要特別提到的是，庫克船長在其首次航海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手下人死於疾病，主要是壞血病。到他進行以後幾次航海時，醫學知識已進步，因此，海員的飲食中增加了柑桔屬水果，結束了令人畏懼的壞血病。

四、化學革命，1770—1850年

在18世紀的最後25年中開始進行的工業革命對英國和歐洲的經濟、最終對世界的經濟，已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工業革命還影響了科學革命，並轉而受到科學革命的影響。不過，應該強調的是，在整個18世紀和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這種影響几乎只是朝着一個方向——從工業到科學的方向進行。紡織工業的許多發明是由未受教育的技工作出的；由於有利的經濟環境，他們找到了發揮自己的天賦才能的機會。在這些早期的年代裡，科學以從屬的身份為工業服務。例如，當布匹的增大了的生產超過天然的植物染料的有效供應時，科學便被要求提供人造代用品。同樣，當從家庭釀酒到大規模釀酒的轉變導致災難性的失敗時，科學又被要求去找出原因和解決辦法。對科學的這一類要求大大地有助于科學的發展。以下這一事實可證明工業和科學間的親密關係：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初葉的大部分科學進步不是象在17世紀那樣來自牛津、劍橋和倫敦，而是來自利茲、格拉斯哥、愛丁堡、曼徹斯特、尤其是伯明翰。
蒸汽機的情況是一個重要的例外。1769年，詹姆斯·瓦特採用了一個始終保持低溫的單獨冷凝器，以後不久，又用曲軸將蒸汽機的往複運動變為旋轉運動，這樣，他利用技術獨創性和科學知識的結合，將蒸汽機的效率提高到一個適當的水平。如果不是可得到蒸汽機的相對無限的動力，工業革命完全有可能在僅僅增加紡織品生產的速度後便漸漸消失，就象發生在中國那樣；在中國，早幾個世紀時曾取得類似的技術進步。

19世紀前半世紀中取得進步最多的一門科學是化學，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化學與組織工業有密切聯繫，紡織工業在那數十年間經歷了非常迅速的發展。化學可追溯到人類文明的最早階段，追溯到出現烹調技藝和金屬加工技術、出現藥草的採集和藥物的提取時。從一開始起，人們就因尋找把戲金屬變為黃金的手段、尋找可以發現治癒人類一切病痛的長生不老藥的方法而轉移了化學的目標。雖然這些試圖注定要失敗，但它們仍然揭示了許多化學物質和化學反應。這些東西后來被傳到西歐人那裡，主要是從中國和穆斯林世界傳去的。

那時以前，希臘人已提出一種理論體系，該體系認為有四種基本元素——土、火、氣、水，它們以循環的方式依次轉化18世紀期間，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燃燒問題上——物質燃燒時會發生些什麼呢？由於物質消失在煙和火焰中、留下了灰燼，人們斷定，無論如何，在燃燒過程中有某種東西釋放出來。這種東西長期被稱為硫，並被賦予燃素即火的要素的名稱。在對氣體的研究揭示出空氣是一種較向來所想象的要複雜得多的物質以前，這觀念一直支配着化學思想。科學家們被吸引到氣體問題上，是由於礦井和沼澤中存在着能用氣泡加以收集並能燃燒的易燃空氣。早在1755年，愛丁堡的約瑟夫·布萊克就通過加熱石灰石而成功地分離出二氧化碳。然後，1781年，亨利·卡文迪什證明水是由兩份氫和一份氧組成。接着，約瑟夫·普里斯特利（1733－1804年）又取得重要進展；他分離出氧，並證明正是氧元素在燃燒和呼吸中被消耗。他還進一步證明，在日光下，綠色植物從它們吸收的二氧化碳中分解出氧。從而，他解決了由產氧的植物與產二氧化碳的動物的平衡引起的碳循環的問題。

從氣體研究工作中引出完備結論的是傑出的化學家安托萬·洛朗·拉瓦錫（1743—1794年），他在法國革命期間犧牲于斷頭台。拉瓦錫的典型的氧化實驗非常簡單。他將汞放在一個裝有空氣的密封罐子里加熱，發現他得到了氧化汞，並發現空氣的量減少了五分之一，亦即失去了空氣中氧的成分。然後，拉瓦錫加熱氧化汞，再一次獲得汞加氧。他極仔細地稱其所有物質的重量，發現每道步驟後失去或獲得的重量等於燃燒過程中增加或減去的氧的重量。因而，他能摒棄傳統的燃索說，用其著名的平衡原理來取代。

我們可以規定這樣一個無可否認的原理：在技術和自然界的全部活動中，沒有什麼東西被創造出來；在實驗以前和實驗以後，存在着同樣份量的物質；種種元素的質量和份量正好依然如故；除了這些元素的結合方面的變化和改變以外，沒產生什麼東西。

這樣，拉瓦錫使化學先前的所有混亂現象變為一條元素結合定律。他在自己于1789年出版的教科書《化學大綱》中，提供了至今仍被使用的全新的術語。拉瓦錫將化學安置在堅固的科學基礎上，因此，他的後繼者知道了他們正在做什麼、正在朝哪裡進發。

在拉瓦錫的後繼者當中，傑出人物要數約翰·道爾頓（1766—1844年）和瑞典化學家喬恩斯.雅各布.貝采利烏斯（1779—1848年）。道爾頓正式提出了有關物質的原子論（氧原子與氫原子結合而形成水);貝采利烏斯通過把電流應用於化合物、將它們電解（金屬移向陰極，非金屬移向陽極），分離出許多新元素。貝采利烏斯還將近代符號系統引入化學，從而極大地促進了化學工作。他利用諸元素的拉丁名字的第一個字母或前兩個字母作為元素的符號。

19世紀的另一重要進步是出現了有機化學。原來，化學家們認為有機化合物——由生物產生的碳氫化合物——是由一種"生命力"以某種方式控制的。但是，隨着化學家們發現有機化合物能用合成法合成，這一看法被拋棄了。1828年，弗裡德里希·維勒取得了第一個成功，合成了見于尿中的有機物質尿素。他沒有借助于腎，是通過普通的化學方法從無機化合物中獲得尿素。他的朋友賈斯特斯·馮·李比希（1803—1873年）做了非常寶貴的工作，他證明植物從土壤中攝取的養料是由氮、磷酸鹽和鹽組成的。因而，他能製備出他曾用來使一塊荒地肥沃並成為多產的園圃的化合物，為大規模的肥料工業的發展掃清了道路。

對工業的另一重要貢獻由英國化學家威廉·亨利·珀金（1838－1907年）作出。1856年，他在尋找奎寧的代用品時，偶然發現了第一種人造苯胺染料——品紅。他的發現在英國受到忽視；在英國，化學仍僅僅是少數人的業餘消遣，化學行業以"注重實際"而自豪。然而，德國工業界較關心科學的廠長們看出，珀金的發現能為氣體工業一向作為廢品的煤焦油提供一條寶貴的出路。由於他們資助這項研究，許多合成染料給製造出來，提供了巨大的利潤。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人已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化學工業，實際壟斷了合成染料的生產。

對工業來說，同樣重要的是法國傑出的化學家路易·巴斯德（1822—1895年）的工作。他在里爾大學工作期間，當地酒廠老闆曾紛紛向他請求幫助，因為他們在從甜菜中提取乙醇時遇到了麻煩——果漿往往莫名其妙地變壞了。巴斯德沒有找到化學上的解釋，就用顯微鏡檢查麥芽漿，發現上面滿是奇怪的、伸長的生長物，而未受損害的麥芽漿上則是圓的小球。通過實驗室證明，他指出了如何才能控制這些有害的生長物、阻止它們妨礙發酵。由於這一經歷，他做了進一步的實驗，使他能駁斥傳統的生物自然發生說，提出現在公認的生源論——生物只能通過生物的繁殖產生——來取代。為了證實生源論，他指出，通過排除空氣中看不見的微生物，能夠使肉體物質和植物性物質不腐敗。這一點後來成為大規模的罐頭食品製造工業的基礎。

1865年，巴斯德接受了一個更艱巨的任務。法國蒸蒸日上的絲綢工業由於蠶的一種神秘的疾病而正遭到毀滅的威脅。當巴斯德開始調查研究時，他並不知道蠶是什麼東西，也不知道一條醜陋的毛蟲以後會變成一隻美麗的蛾。但是，經過一段時期的深入細緻的探究，他發現疾病是由生活、成長在蠶體內的一種微生物引起的。他很快找到了治療辦法，絲綢工業得救了。巴斯德接着為家畜的炭疽病、特別驚人的是為人的狂犬病製備血清。此外，由於他的疾病病菌說的普及，人們採取了衛生預防措施，使有可能控制由來已久的災禍——傷寒、白喉、霍亂、鼠疫和瘧疾。這些醫學上的進步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是在歐洲，然後是在全世界，導致人口迅速增長。

五、生物學革命，1850—1914年

正如牛頓因發現支配宇宙中的物體的定律而統治17世紀的科學那樣，查爾斯·達爾文（1809—1882年）因發現支配人類本身進化的規律而統治19世紀的科學。
然而，進化的思想對達爾文來說，決不是新的：在他以前，這思想已被提出並應用於科學的各領域。讓·德·拉馬克（1744－1829年）較早時候就已向一種傳統的觀念挑戰；這種觀念認為，一度被創造出來、此後一直存在下去的物種具有不可改變的穩定性。拉馬克想象有一種從蠕蟲到人類的全面進化，並試圖用獲得性理論來解釋這一進化過程。馬由於需要迅跑而獲得敏捷的腿，長頸鹿由於需要吃高處的樹枝而獲得長脖子。任何這類身體上的變化通過遺傳過程被傳下去，成為下一代的起點。

拉馬克以後，還有查爾斯·賴統地出版了有名的《地質學原理，三卷（1830—1833年），普及了有關地球表面的形成的"均變論"或漸變論。以往，人們一向認為地球表面是由過去的災變如火山、地震和洪水等造成的。存在於高山地區的海貝被簡便地認為是挪亞時的洪水留下的。相反，賴爾認為，現在的地球表面是億萬年間諸如冰蝕、風和水的侵蝕、冰凍和融化之類的地質力量活動的產物。

當時，進化的思想不但在自然科學中，而且在社會科學中也是突出的。從19世紀40年代起，卡爾·馬克思就寫道，所有社會制度都處于不斷的變化過程中。自人類有史以來，一種社會已讓位於另一種社會——原始的部落制讓位於古代的奴隷制、奴隷制讓位封建農奴制、農奴制讓位於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所以，他滿懷信心地預言，資本主義制度將讓位於未來的社會主義制度。那時，有影響得多的是赫伯特·斯賓塞（1820—1903年）提出的包括一切的進化學說。他將其學說應用於所有的事物，包括物質的、生物學的、文化的和社會的。斯賓塞在1857年發表的《進步：其規律及原因》一書中寫道，"無論是在社會的發展中還是在政治、製造業、商業、語言、文學、科學及藝術的發展中，這種由簡單經過連續的變異而進入複雜的同樣的進化始終保持着。"

這就是達爾文創立其劃時代的理論時的環境。達爾文出生於一個在他以前已有兩代人顯露科學才能機他起又有兩代人顯露科學才能）的家庭。他上劍橋大學時，將時間更多地不是用在學習上，而是花費在收集和研究動物及昆蟲方面。有位教授認識到他的潛力，推薦他到政府的即將開始環球科學考察的"比格爾號"船上當不拿薪水的博物學家。這次遠航從1830年持續到1836年；遠航期間，達爾文對在個別物種身上觀察到的許多變異印象極深。例如，在與世隔絶的加拉帕戈斯群島上，他發現了一些顯然是起源於在大陸的祖先但不知怎麼地已漸漸變得不同的物種。這一點粉碎了古老的物種不變論，但是，變異是怎麼發生以及為什麼會發生的問題仍未得到解答。

考察回來的兩年後，他認托馬斯·馬爾薩斯寫的一本書中得到了啟示；馬爾薩斯在那本書中提出了一種理論：如果不消除過剩的人口，人口要比食物增長得快。

1838年10月，我為了消遣而偶然讀到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而我由於長期不斷觀察動植物的習慣，對這種到處都在進行看的生存鬥爭，思想上早就容易接受，現在讀了這本書立刻使我想起，在這些情況下，有利的變異常常容易保存，而不利的變異就常常容易消滅。它的結果就會形成新的物種。這樣我終於得到一個能夠說明進化作用的學說了。

達爾文以其通常的謹慎和不辭勞苦的細心發展這一學說。1839年，他開始擬草稿；3年後，它仍僅僅是一份用鉛筆寫成的35頁的提綱。到1844年，他已將它擴展成230頁的論文。那年，他給一位朋友寫信說：

……我己閲讀了大量的農藝和園藝方面的書，從未停止過蒐集事實。終於來了一點光明，我几乎確信（和我開始對的看法完全相反）物種並不是（這就象供認一件謀殺罪似的）永遠不變的。上帝不讓我相信拉馬克的一個"進步的趨向"、"源於動物的緩慢的意欲的適應"之類的廢話。但是，我得出的結論並非全然不同於他的結論，只是更換的方法完全不同於他的。我想我已發現（這裡是推測！）物種微妙地適應各種結局的簡單方式。

然而，達爾文仍不能使自己發表其研究結果。他繼續進一步按集證據，直到1858年收到另一位博物學家艾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土（1823—1913年）的一封驚人的信時。華萊士曾居住巴西和荷屬東印度群島多年，在那些地方吸收了極大量的動物學知識。1858年2月，當他在摩鹿加群島的特爾納特島上患瘧疾臥床休息時，他想到了他也讀過的馬爾薩斯的著作，突然，最適者生存是實現進化的途徑這一念頭在他腦子裡掠過。華萊士的脾性和達爾文完全不同，他立即將自己的思想訴諸文字。當天夜裡，儘管仍受着發燒的折磨，他還是起草了自己的新學說。以後兩晚，他將它寫成文章，然後寄給了達爾文；他與達爾文是經常通信的。

1858年6月，達爾文收到了這份手稿；他因讀到的是一份他已寫成的東西的概要，驚獃了。"我從未見過比這更驚人的巧合"，他給查爾斯·賴爾去信說，"即使華萊士已得到我在1842年寫下的手稿，他也不可能寫出比這更好的簡短提要！甚至他的話現在可放在我每章的上端。"達爾文對於公佈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事不再猶豫了。1858年7月1日，他在倫敦向學會宣讀他自己的論文和華萊土的論文，所謂達爾文的進化假說給提出來了。達爾文在他于1859年出版的主要著作《物種起源：借助于自然選擇即生存鬥爭中的適者生存》中更詳細地闡述了自己的思想。

達爾文的主要論點——他的進化學說——是，處于現在各種不同形式中的動植物種類不是作為單獨的、特殊的創造行為的結果而固定不變的，而是有共同的原始起源的、不同的、變化中的自然結果。達爾文認為，變異藉以發生的主要方式是"自然選擇"。他將這一過程闡釋如下：

因為所產生的每一物種的個體比可能生存的多的多，遂各生物間便經常不斷地發生生存鬥爭，所以，任何生物如果能以任何方式發生縱然微小但有利於自己的變異，它在複雜的而且時常變化的生活條件下，將會獲得較好的生存機會，因而它就自然地被選擇了。由於強有力的遺傳原理，任何被選擇的變種，將會繁殖它的新的和變異了的類型。

也許很難把自然界中所有的變種都設想力似乎是象"自然選擇"所提供的那樣一個不規則的、緩慢的變化過程的產物。不過，統計學上的計算結果表明，即使一次突變僅僅導致百分之一的較好的生存機會，它也會使一個物種經歷100世代以後有為數一半的個體發生了突變。換句話說，即使101個發生過突變的個體活下來後有100個失去了突變，突變仍會在生物學上所說的短時間內傳遍該物種。一種具有淺顏色和深顏色的小蛾子為"自然選擇"是如何起作用提供了一個具體例子。人們已注意到，在淺色的樺樹林裡，淺色種類的蛾通常是深色種類的蛾的6倍；相反，在深色的松樹林，深色種類的蛾通常為淺色種類的蛾的16倍。從這兩種樹林中鳥類的身上遺留下來的蛾翅膀的顏色上，也可找到"自然選擇"如何起作用的證據。

達爾文的學說雖然在後來的研究基礎上得到了詳細修改，但其要點實際上已為現在所有的科學家所接受。1958年7月1日，在慶祝達爾文發表其論文一百周年的大會上，英國傑出的科學家加文·德比爾爵士稱讚道："進化的事實如今已普遍地為所有有資格發表意見的人所承認，進化的作用過程大體上已闡明。自然選擇的理論已建立在非常堅固的基礎上，因此，現代的工作只不過是進一步證實這一理論，儘管隨着知識的增加而需對它作新的表述。"

然而，達爾文的學說在他生前遠沒有被普遍接受。確實，它由於當時幾位傑出的科學家的研究和著作而得到加強。地質學家查爾斯·賴爾在他于1863年發表的《人類的古代》一書中接受了達爾文主義。兩位最主要的植物學家——英國基尤植物園的主任約瑟夫·胡克爵士和哈佛大學教授阿薩·格雷也成為達爾文主義者。在達爾文主義的最熱烈的擁護者當中，還有兩位著名的生物學家——德國人恩斯特·海克爾和英國人托馬斯·赫胥黎，後者稱自己為"達爾文的鬥犬"。

但是，在某些方面，特別是在教士中間，卻存在着激烈的反對。這是可理解的，因為正如以往哥白尼的天文學體系廢除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一樣，達爾文主義似乎廢黜了人類在地球歷史上的中心地位。當達爾文于1871年發表另一部著作《人類的由來》時，教士們自然得出如此結論。達爾文在這部著作中安排了人類與整個動物生活有關的證據，斷定"如果有誰不願意象野蠻人那樣把自然界的各種現象看作是支離破碎的，那他就不再能相信人類是一個單獨的創造行為的成果"。也就是說，達爾文否認了神的創造材為。由於他說人類起源於猴子，損害了人類的尊嚴、道德和宗教，他受到了不公正的譴責。本傑明·迪斯累裡曾在嚴宣告：如果要在猿和天使之間作選擇，他將站在天使這一邊。

儘管達爾文主義受到宗教界和其他集團的敵視，它還是對西方社會有着深遠的影響。根本原因在於它對最適者生存和生存鬥爭的強調極妙地與時代傾向相適應。例如，政治上，這是俾斯麥以血和鐵統一德國的時期。他在各國的民族主義讚美者認為達爾文主義給了他們支持和正當理由。他們認為在政治活動中和在自然界一樣，最強有力者是得勝者，好戰的品質決定誰將在國際"生存鬥爭"中獲勝。經濟生活中，這是自由經營和粗魯的個人主義的時期。舒適的、心滿意足的上、中層階級激烈反對國家為促進較大的社會平等而作出的任何干預。他們論證說，他們應得到幸福和成功，因為他們已證明自己較無能的窮人更"適合"，而且，大公司對小公司的兼併是"生存鬥爭"的一部分。19世紀後期也是殖民地擴張的黃金時期，達爾文主義被用來為帝國主義辯護。有人爭辯說，殖民地是強國的繁榮和生存所必需的；還有人爭辯說，按照世間的成就判斷，諸土著民族軟弱、低劣，需要優越的、較強大的歐洲人的保護和指導。

這種將達爾文的學說應用到社會舞台的做法，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達爾文本人從沒想到他的研究結果會以這一方式被利用，更不用說有這種打算了。然而，事實仍然是，它們被如此地利用了；原因在於，它們似乎為當時由於其他緣故而開始支配歐洲的唯物主義即現實政策提供了科學的支持。簡言之，達爾文主義合宜地與吉卜林的以下這句名言相一致：

有力量者應該有所獲，能有所獲者應該保持住。

另一位英國作家希萊爾·貝洛克在提到歐洲人在非洲的地位時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們已得到馬克沁機槍，而他們卻沒有。

六、結論

隨着19世紀的過去，科學成為西方社會的一個日益重要的部分。在19世紀初，科學仍處于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邊緣。但是，到它為久已建立的工業作出基本貢獻的19世紀末，它正在創造全新的工業，正在不但深深地影響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並且深深地影響他們的思想方式。此外，由科學革命造成的這種變化還以無數方式直接和間接地影響整個世界。科學使歐洲在技術上對世界的霸權成為可能，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一霸權的性質和作用。科學還為19世紀西方在智力方面的優勢提供了基礎。歐洲的藝術、宗教或哲學沒有給非西方民族以巨大影響，因為非西方民族已在這些領域作出了類似的貢獻。但是，在科學和技術方面，就不存在如此的平等。只有西方掌握了自然界的種種秘密，併為了人類的物質進步而對它們進行了利用。這是一個不可否認、有說服力的事實。非西方人不再輕視歐洲人，不再將歐洲人看作碰巧在帆船和火器方面擁有某種優勢的不文明的野蠻人。他們勉強地承認了歐洲科學革命的意義。因此，從前的殖民地民族在今天的主要目標是親自經歷這場他們因偶然的歷史環境而錯過的獨特的革命。甚至在1914年以前，遙遠的烏茲別克的一位土著民族主義領袖已勸告他的人民要求助于科學，將科學作為恢復他們自由的唯一手段。
科學是一個政府欣欣向榮的原因。科學是一個民族進步的起因。科學是那種非常強有力的手段；科學的存在使野蠻的美洲人上升到他們現在所據的很高的地位、擁有力量，科學的缺乏使波斯人淪於他們現在所處的低下地位、蒙受恥辱。科學是使英國人成為印度、埃及、俾路支和阿拉伯半島部分地區的主人的手段，也是使俄國人當上韃靼人、吉爾吉斯、突厥斯坦和高加索穆斯林的統治者的手段。最後，正是由於科學，土耳其遼闊的領土給移交到外國人手中，法國的三色旗在非斯的伊斯蘭教徒頭上招展。……

如果你們學習當代科學，你們將能夠製造電報機，鋪設鐵路，在20天內把幾十萬名士兵從地球的一端運送到另一端，……將能夠領會《古蘭經》的秘密含義，為捍衛伊斯蘭教製造步槍和大炮，把祖國從外國人手中解放出來……將能夠使我們民族擺脫異教徒的枷鎖，使伊斯蘭教恢復其早先的崇高地位。

傑出的歷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德將科學革命的世界意義總結如下：

古代世界在其遺產被分散以前正在銀象科學革命那樣的事物發展的任何徵兆似乎是不存在的；拜占庭帝國不顧其古典傳統的連續性、老是抓住古代思想並以巨大的變化中的力量予以改造的任何徵兆似乎也是不存在的。因此，我們必須將科學革命意作是西方的一個創造性的產物——它取決於僅存在於西歐的一系列複雜的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或許還取決於大陸這一半的生活和歷史中的某種能動性。因此，當時不僅在其他因素中有一新因素被引入歷史，而且它是僅能生長的，並在其活動中發揮了多方面的作用，以致從一開始起它就自覺地擔任了一個指揮的角色，可以說，它開始控創了其他因素——正如中世紀的基督教滲透到生活和思想的每一角落後開始支配其他一切事物一樣。因此，當我們談及在最近幾個世代中被傳入象日本那樣的東方國家的西方文明時，我們不是指希臘——羅馬哲學和人文主義者的思想，也不是指日本的基督教化，而是指在17世紀後半世紀開始改變西方面貌的科學、思想方式和文明的所有器具。

第十一章

工業革命（上）

我們發覺自己處于這樣一個世界中：在這世界裡，有着迅速的運動和不平穩的退卻；在這世界裡，前所未有地擠滿了人——人們在巨大城市的人行道上互相推擠，人們不自在地隱居在高大公寓的小房間內沉思或空想；在這世界裡，充滿了流綫型汽車、有軌電車和飛機；這世界受到了來自傳聲筒的唱聲的干擾，遭到了新聞標題以及電影和電視中的不斷變化的鏡頭的攻擊。這世界是有史以來唯一的一種經濟統治——工業文明的統治——的一部分；它不但為西歐諸民族所分享，也為俄國人、美國人和日本人所分享，甚至還在某種程度上為中國人和印度人所分享。

約翰·尤·內夫

人類的物質文化在過去200年中發生的變化遠甚于前5000年。18世紀時，人類的生活方式實質上與古代的埃及人和美索不達米亞人的生活方式相同。人類仍在用同樣的材料建造房屋，用同樣的牲畜馱運自己和行李，用同樣的帆和槳推動船，用同樣的紡織品製作衣服，用同樣的蠟燭和火炬照明。然而今天，金屬和塑料補充了石塊和木頭，鐵路、汽車和飛機取代了牛、馬和驢，蒸汽機、內燃機和原子動力代替風和人力來推動船，大量合成纖維織物與傳統的棉布、毛織品和亞麻織物競爭，電使蠟燭黯然失色，並已成為只要按一下開關，便可做大量功的動力之源。
這一划時代的變化的起因一方面見于前章提到的科學革命，一方面見于所謂的工業革命。人們之所以要修飾以"所謂的"，是因為對使用工業革命一詞感到很不自在。我們已指出過，在某些方面，工業革命早在18世紀以前已開始進行，並由於各種實際的目的而繼續到現在。顯然，在一個突然地開始和結束的驚人變化的意義上說，這不是一場革命。

然而，事實仍舊是，18世紀80年代間，生產力確有了驚人的進展，或者，如現在的經濟學家所認為的，生產力有了"一個進入自驅動的發展的起飛"。更明確地說，當時產生了一個機械化工廠體系，它以迅速降低的成本極大量地生產商品，以致它不再是依能原有的需妥，而是創造出其自己的需要。汽車製造業就是這種現在很普通但以往一向無前例的現象的一個例子。不是存在於本世紀初的對汽車的需求創造了今天巨大的汽車製造業，而是製造廉價的T型"福特"牌汽車的能力促進了現代對汽車的大量帶求。

工業革命對世界歷史來說具有頭等重要性，因為它不但為20世紀的不發達世界提供了主要目標，而且為19世紀歐洲的世界霸權提供了經濟基礎和同事基礎。今天，每個新國家在政治上獨立生存的意義上功地"起飛"之後，又把朝相應的經濟上獨立生存的方向"起飛"作為自已的目標。

一、為什麼工業革命會在它實際開始的那個時間開始

考察工業革命時出現的第一個問題和其時間的選擇有關。為什麼工業革命是在18世紀後期而不是在100年或1，000年時發生？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從海外大擴張之後歐洲驚人的經濟發展中找到，這一發展我們前面已提到過，是如此顯著，以致現在通常被稱為商業革命。
商業革命的首要特點在於世界貿易的商品起了變化。16世紀以前，最重要的項目是由東方運往西方的香料和朝相反方向運的金銀。但漸漸地，新的海外產品成為歐洲的主要消費品，其商業價值增長。這些產品包括新的飲料（可可、茶和咖啡）、新的染料（靛藍、胭脂紅和巴西蘇水）、新的香料（多香果和香子蘭）和新的食物（珍珠鷄、吐綬鷄以及其供應量已大大增長的紐芬蘭的鱈）。商業革命的另一重要特點是貿易量顯著增長。1715至1787年間，法國從海外地區輸入的進口商品增加了10倍，而出口商品增加了7至8倍。英國的貿易也有了几乎同樣驚人的增長——從1698至1775年的這一時期中，進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長到500％至600％之間。歐洲的總的貿易在增長，但是，殖民地貿易正在其中占一個愈來愈大的部分。例如，1698年，英國約15％的海運貿易是與其殖民地進行，但是，到1775年，這一數字已上升到33％。此外，由於殖民地商品的再出口，法、英兩園與歐洲其他國家的貿易也大大增長。

商業革命在好幾個重要方面有助于工業革命。首先，它為歐洲的工業、尤其是為製造紡織品、火器、金屬器具、船舶以及包括製材、繩索、帆、錨、滑輪和航海儀器在內的船舶附件的工業提供了很大的、不斷擴展的市場。英國偉大的工業中心伯明翰之所以變得重要，就因為它為殖民地提供了種種產品；"供印度用的斧子和供北美洲土著用的戰斧，銷往古巴和巴西、適用於貧窮的奴隷的枷鎖、手銬和鐵頸圈。……在美洲的原始森林裡，伯明翰的斧子欣倒了古老的樹木；在澳大利亞放牛的牧場上，迴響着伯明翰的鈴擋的聲音；在東印度和西印度，人們用伯明翰的鋤頭照料甘蔗田。"

為了滿泛這些新市場的需宴，工業必須改善其組織和技術。英格蘭中部地區的釘子製造業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它為了適應殖民地對釘子的不斷增長的需要，研製出機械化的、提高了產量的軋制機和縱切機。它還發展起一種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生產釘子的鐵器商即鐵工廠老闆將一堆難針條分發給制釘工人，由他們在家里加工，然後再運回去銷售。到1775年，釘子製造業每年用去10，000噸鐵，僱用約10，000名工人。當時有觀察者評論說，凡是"知道美洲對釘子的需要量的人。如果沒見到過美洲極大量的用木頭建造的房屋，是會感到驚異的；然後，他又會對建造這麼許多木頭房屋所必需的釘子是在哪裡製成的這一點感到詫異。"

釘子製造業為使自己適應美洲市場而採取的步驟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它獲得了技術上的進步2這些進步和其他工業所取得的進步一起，為工業革命提供了一個穩固的機械基礎。因而，工業革命的先驅者是在許多新研製出來的機械發明物的幫助下開始前進的；這些發明物包括印刷機。手搖織機、紡車、捻絲機、採礦設備、冶鐵爐、自動織帶機和織襪機。釘子製造業和其他工業改採用的那種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根本不同於傳統的手藝行會制度；在手藝行會中，同一個人生產一件商品，然後將它賣給消費者而獲取固定的利潤。現在，一個中間人即有資本的中間商介於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他用自己的資本購買原料，將原料"分發"給不是行會成員的工匠，由他們在計件工價的基礎上進行加工。然後，他撿起成品，賣給消費者，以獲取儘可能多的利潤。於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為新的中間商所分隔；中間商的目的——與行會的固定價格和固定利潤大不相同——是廉價買進，高價賣出，以獲取最大利潤。可以補充說一下，這種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有時也被稱為家庭包工制；其原因在於，工匠全然不同於在僱主的工場裡幹活的行會會員，通常是在自己家裡做計件工作。

無論如何，這種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的意義是，它不受到無數的行會限制的約束，從而使工業產量的大幅度增長成為可能。有些中間商發現，如果將他們的工匠集合在一個屋頂下，向他們提供原料和工具，那麼既方便又有利可圖。有一首詩講到了紐伯裡的傑克；他在16世紀初建造起自己的房屋，安裝上200多台織機，僱用了大約600個男子、婦女和兒童來進行操作。

在一個長長的大房間裡，
豎放著二百台非常堅固的織機：
確實，有二百個男子，
在操作這些排成一長行的織機。
每台織機旁，坐著一個機靈的男孩，
正高高興興地把綫繞在筒管上。
近旁的另一地方，
有一百個快樂的婦女，
坐在那裡放聲歌唱，
同時心情愉快地努力梳理棉花。
另外緊挨的一個房間裡，
獃着二百個少女，
身穿鮮紅的粗毛布裙子，
頭紮乳白色的頭巾。……
那些漂亮的少女從不停歇，
整天在那裡紡紗。……
接着，人們又走進一個房間，
那裡有一些衣着破舊的孩子：
全都坐著揀羊毛，
從粗羊毛中挑選中最纖細的。……
在另一地方，
傑克正暗中監視着整整五十個規矩的男子，
這些人個個都是剪羊毛者。…
他們近旁，還有着
整整八十個正在努力於活的劃手。
那對，傑克己擁有一個染房，
在那裡，他僱用了整整四十個男子；
同祥，他還為自己的漂洗機
僱用了整整二十個人。

傑克和其他工業的中間商夥伴一起發展了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和工廠體系。只需要有節省勞力的動力機械，就可以發動工業革命了。
要為工業革命建造工廠和製造機器，就得籌措資金商業革命也提供了這方面所必需的大量資本。資本以利潤的形式從世界各地源源流入歐洲。在西伯利亞，俄羅斯人把鐵罐賣給土著，以換取足以裝淄鐵罐的毛皮。在北美洲，哈得孫灣公司的商人向印第安人每出售一支步槍，索取的價錢是一支步槍那麼高的一堆海狸皮。在墨西哥和秘魯，西班牙人利用土著勞動力挖掘出許許多多的銀子。德雷克在對西班牙人的一次私掠巡航中，獲得了等於其遠航投資額的4，700％的利潤。伊麗莎白女王為他提供了幾條船，也分得一些股份，淨賺250，000英鎊。她將其中一部分投資于黎凡特公司，該公司的利潤後又用於創辦為英國贏得印度帝國的東印度公司。"確實"，約翰·梅納德·凱因斯說，"德雷克用'金鹿號'船帶回來的掠奪物完全可以看作是英國對外投資的源泉和起源。"非洲也以有幾十萬奴隷被掠去充當美洲種植園的勞動力的形式為歐洲冒險家提供了巨大利潤。實際上，布里斯托爾因為是奴隷貿易和蔗糖貿易的中心，才在18世紀的前75年中成為英國的二等城市。當地有位善於分析者寫道，"這城市中沒有一塊磚不是用奴隷的血凝成的。豪華的宅第、奢侈的生活、穿特殊制服的僕人都是財富的產物，而這種財富是用被布里斯托爾商人們買賣的奴隷的苦難和呻吟製成的。"比奴隷貿易本身更有利可圖的是由奴隷勞動力經營的甘蔗種植園。西印度群島的甘蔗種植園主是當時的巨頭，只有以往在印度發了財的"大富翁"能與他們相比。這些人揮霍無度、開銷驚人，但是從長遠的觀點看來，更值得注意的是幾個東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非洲公司和其他各式各樣的公司如莫斯科公司、哈得孫灣公司以及南北美洲的種種陸上殖民地公司的生利的收益。

正是這一商業革命引起了被稱為資本主義的生氣勃勃的、擴張型的社會。在這社會中，"要求利潤的慾望成了起推動作用的動機……人們通過各種複雜的、往往是間接的方法，將大筆大筆積聚起來的資本用於謀取利潤。"以往在中世紀期間，一個人若試圖去賺得比保持在他生來就有的生活地位中舒適地生活所必需的更多的錢，會被認為是邪惡的。但是，隨着商業革命的到來，渴望得到財富的精神出現于經濟事業的各個方面。在商業上，有着固定價格和固定利潤的商業公會被試圖為其股東獲得可能的最高收益的合股公司所取代。在工業上，對質量、生產方式和利潤有着許多規定的手藝行會被實行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的中間商所掃除。在金融上，中世紀教會對高利貸的種種禁令被提供貸款、出售匯票和提供其他許多金融服務的大銀行所忽視。

所有這些現象在中世紀後期是新生的，但是，商業革命大大地促進了它們。1500年以後，資本主義的各種制度和精神迅速地發展起來。當然，那些世紀中的資本主義完全不同於今天的資本主義。由於商業事業比工業或農業更加按照資本主義方式組織起來，這種較早的資本主義形式通常稱為商業資本主義。然而，不管給16至17世紀期間盛行于歐洲的經濟制度以什麼名稱，重要的一點是，它是生氣勃勃的、富有擴張性的。資本家在其不斷的、要求利潤的運動中，將其活動範圍擴展到整個世界。這樣做時，資本家多方面地促進了工業革命的到來，也促進了歐洲的世界經濟霸權的建立。

二、為什麼工業革命會在它實際開始的那個地方開始

工業革命首先開始於英國。這是個極重要的歷史事實，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19世紀時英國對世界事務起首要作用的原因。因此，為什麼工業革命會在它實際開始的那個地方開始這一問題遠不僅僅具有學術上的探討價值。
如果排除那些由於某種原因而未能引起工業革命的國家，這問題也許可簡單化。意大利曾在經濟上居營位，但是，隨着地理大發現、隨着主要的商船航線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它落後了。西班牙16世紀時在經濟上占優勢，但是，由於前面已提到的種種原因，它後來敗給了西北部國家。荷蘭在17世紀時享有其黃金時代，但是，它缺乏機器生產所必需的原料、勞動力資源和水力。中歐和東歐各國沒受到商業革命的什麼影響，因而未發展起工業化所必需的專門技術、貿易市場和資本儲備。

於是，僅剩下法國和英國為可能的領導者；這兩者中，英國具有使它能遠選領先於其對手的某些有利條件。例如，在商業方面，1763年時這兩個國家大致不相上下，或者，如果有區別的話，法國稍微領先些。但是，法國擁有三倍于英國的人口。法國還因1763年時被逐出加拿大和印度而在對外貿易中失利。此外，獨立戰爭和拿破崙戰爭期間英國艦隊的封鎖使法國的貿易值下降到1788年時的一半左右，這一降低直到1825年才恢復到原有水平。

英國享有的另一重要的有利條件是，它早已在基本的採煤工業和煉鐵工業中領先。由於英國的保存林正被耗盡，它很早就開始用煤作燃料，利用煤末冶煉鐵。到1789年法國革命時，英國每年大約生產1，000萬噸煤，而法國僅生產70萬噸煤。當時有位詩人已意識到這種無限的動力之源對英國工業的意義，他寫道：

英國是個完美的世界！它還擁有東印度群島！
修正你們的地圖吧！新的城堡是秘魯。

英國還率先發展起高爐；這種高爐迥然不同於舊時的熔鐵爐，能成批生產鐵。1780年，英國的鐵產量是法國的三分之一，到1840年，卻是法國的三倍多。所有這一切都意味着，英國正在生產被大規模消費的、其需求量又大又穩定的商品方面向前推進，而法國則更專門地生產其需求量有限且不穩定的奢侈品。可能伏爾泰已想到了這一點，他在1735年寫道，"事實上，我們是歐洲的摜奶油。"
英國還擁有更多的、可作工業革命的資金用的流動資本。源源流入英國的商業利潤比流入其他任何國家的多。英國的宮廷支出和軍費較法國的低，因此，英國征稅較少，英國政府的財政狀況較好。此外，銀行業在英國發展得更早、更有效，為個人企業和社團企業提供了共同基金。到17世紀末，倫敦已在與世界的借貸中心阿姆斯特丹競爭；倫敦的證券交易所于1698年建立，而巴黎直到1724年才有正式的證券交易所。

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企業家中的人才令人印象深刻地集中在英國。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從非國教徒如從事制鐵業的達比全家、製造瓷器的庫克沃西、經營棉紡織廠和參與政治活動的布賴特父子以及投身于科學的道耳頓和愛丁頓等人所作出的卓越貢獻中得到說明。擺脫常規和對個人責任的強調使在非國教徒中間產生很大一部分實驗者和發明者，而他們的節儉使他們把利潤再投資于實業而不是為奢侈的生活揮霍掉。非國教徒在英國的影響由於來自大陸的同教派的人的流入而增大。例如，隨着1685年南特敕令的撤銷，法國失去了相當多的經管企業的人才，尤其是在紡織工業中；他們都流入了英國。

英國還在勞動力供應方面占優勢；由於行會較早瓦解，由於對傳統的條塊農田的圈占，英國獲得了充裕的流動勞動力。行會及其多方面的限制的消失，使採用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和建立擁有動力機械的工廠更為容易。圈地于16世紀開始，繼續了三個世紀，在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初葉達到最高潮。自耕農時常不得不出賣勞動力，因為對公地和荒地的圈占使他們沒有土地放牧，也得不到燃料。較早時期的圈地是由羊毛價格的上漲促成的，因此，土地多半用於放牧。在較後的時期中，為迅速發展的城市生產糧食的需要變得更為重要，因此，被圈占的土地由人們用最新的、有效的方法加以耕種。這些方法包括用輪作制代替讓田地休閒這種浪費土地的舊方法、選育優良種無用科學培育法改良牛的品種以及研製某些農業機械如馬拉的耕耘機和自動的播種機。

如果處于從中世紀繼承下來的條塊農田的耕種制之下，這些改革本不可能實現。然而，由於圈地，人們有可能完成這些改革，而且，這樣做是很有利的。當時，農產品市場正在擴大，種種新技術使產量的顯著增長成為可能。湯森子爵曾園致力於用蕪菁進行輪作而被稱為"蕪菁湯森"，他在自己的土地上使小麥每英畝的產量從10蒲式耳增至24蒲式耳。1710至1795年間，羅伯特·貝克韋爾的科學培育法有可能使小牛的平均重量從50磅增至148磅，使菜牛的平均重量從370磅增至800磅，使綿羊的平均重量從28磅增至80磅，使羔羊的平均重量從18磅增至50磅。因而，從經濟觀點看，因地顯然使人們能向前邁進一大步。

但是，從社會觀點看，情況究全不同。1714至1820年間，英國有600萬英畝以上的土地被圈占。這意味着嚴重的混亂和苦難。貧窮的農民失去了自己的部分甚至全部的土地，被迫當租地人或做散工的人，否則，就不得不去城裡尋找工作。英國自耕農被大批地逐出家園這一現象把關心社會的個別人嚇壞了，他們直言不諱地起來反對。雖然圈占土地的過程是使人不安、令人不快的，但就工業革命而言，它履行了兩個必不可少的職責——它為工廠提供了勞動力，為城市提供了糧食。因此，因地可以看作是英因工業在19世紀居首位的一種先決條件。圈地確也在歐洲一些別的國家發生過，但在程度上要小得多。例如，在法國，法國革命為農民提供了更多的土地，從而增加了他們對故鄉的依戀，使他們不願意收拾行李上別處。

三、工業革命：第一階段，1770—1870年

工業革命不能僅僅歸因于一小群發明者的天才。天才無疑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18世紀後期起作用的種種有利力量的結合。除了在強有力的需要的刺激下，發明者很少作出發明。作為種種新發明的基礎的許多原理在工業革命前數世紀已為人們所知道，但是，由於缺乏刺激，它們未被應用於工業。例如，蒸汽動力的情況就是如此。蒸汽動力在希臘化時代的埃及已為人們所知道，甚至得到應用，但是，僅僅用於開關廟宇大門。不過，在英國，為了從礦井裡抽水和轉動新機械的機輪，急需有一種新的動力之源。結果引起了一系列發明和改進，直到最後研製出適宜大量生產的蒸汽機。
這種由需要導致發明的模式從棉紡織工業的發展中可清楚地覺察出來。棉紡織工業最先實現機械化，因為英國公眾已癒來愈喜愛最初是從印度進口的棉織品。事實上，對棉織品的使用已非常廣泛，因此，強大的舊毛紡行業在1700年設法通過了禁上進口棉布或棉織品的法律。不過，這條法律並未禁止棉布的製造。這就為當地工業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機會，有魄力的中間人很快就完全利用了這一機會。當時的問題在於如何充分地加速紡紗和織布，以滿足巨大的、受保護的國內市場的需要。那時改採用的工具基本上和羅馬人所使用的工具相同。唯一的例外是約翰·凱發明的、于1733年取得其專利權的"飛梭"——一種能使緯紗來回穿越經紗的速度得到加快的簡單的彈跳裝置。但是，僅有"飛梭"是不夠的，於是，人們為鼓勵那些促進了生產的發明，謹慎地開展了一場協調一致的運動。1754年，"技藝、製造業及商業獎勵會"成立，該會為已被確定的成就提供金錢、獎章和其他報酬。例如，1760年，它為一台紡紗機提供了一筆獎金，並解釋道，"毛織品、亞麻織物和棉布的製造商發現，要在夏季即紡紗工人忙於收割莊稼時獲得足夠數量的人手，是極其困難的。"

這些有利條件導致一系列發明，使棉紡織工業有可能到1830年時完全實現機械化。新發明中，理查德·阿克賴特的水力紡紗機（1769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多軸紡紗機（1770年）和塞繆爾·克朗普頓的走錠紡紗機（1779年）是十分出色的。水力紡紗機能在皮輥之間紡出又細又結實的紗；用多軸紡紗機，一個人能同時紡8根紗線，後來是16根紗線，最後為100多根紗線；走錠紡紗機也稱為"繆爾"（騾子）紡紗機，因為它結合了水力紡紗機和多軸紡紗機的優點。所有這些新紡紗機很快就在生產出比織布工所能處理的多得多的紗線。有位名叫埃德蒙·卡特賴特的牧師試圖矯正這種不平衡狀態，他在1785年取得了一種最初由馬驅動、1789年以後由蒸汽驅動的動力織機的專利權。這種新發明物製作粗陋，在商業上無利可圖。但是，經過20年的改進之後，其最嚴重的缺點得到了糾正。到19世紀20年代，這種動力織機在棉紡織工業中基本上已取代了手織織布工。

正如紡紗方面的發明導致織布方面相應的發明一樣，某一工業中的發明促進了其他工業中相應的發明。新的棉紡機引趄對動力的需要，這種動力較傳統的水車和馬所能提供的動力更充裕、更可靠。約1702年前後，一台原始的蒸汽機已由托馬斯·紐科門製成，並被廣泛地用於從煤礦裡抽水。但是，比起它所提供的動力來，它消耗燃料太多，所以經濟上僅適用於煤田本身。1763年，格拉斯哥大學的技師詹姆斯·瓦特開始改進紐科門的蒸汽機。他同製造商馬修·博爾頓結成事業上的夥伴關係，博爾頓為相當昂貴的實驗和初始的模型籌措資金。這一事業證明是極其成功的；到1800年即瓦特的基本專利權期滿終止時，已有500台左右的博爾頓—瓦特蒸汽機在使用中。其中38％的蒸汽機用於抽水，剩下的用於為紡織廠、煉鐵爐、麵粉廠和其他工業提供旋轉式動力。

蒸汽機的歷史意義，無論怎樣誇大也不為過。它提供了治理和利用熱能、為機械供給推動力的手段。因而，它結束了人類對畜力、風力和水力的由來已久的依賴。這時，一個巨大的新能源已為人類所獲得，而且不久，人類還能開發倘藏在地球中的其他礦物燃料，即石油和燃氣。如此，開始了一種趨向，它導致目前的局面：西歐和北美洲每人可得到的能量分別為亞洲每人的11．5倍和29倍。這些數字的意義在一個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直接依賴于所能獲得的能源的世界中是很明顯的。實際上，可以說，19世紀歐洲對世界的支配與其說是以其他任何一種手段或力量為基礎，不如說是以蒸汽機為基礎。

新的棉紡機和蒸汽機需要鐵、鋼和煤的供應量增加——這一需要通過採礦和冶金術方面的一系列改進得到滿足。原先，鐵礦石是放在填滿木炭的小熔爐裡熔煉。森林的耗損迫使製造人求助于煤；正是在此時即1709年，亞伯拉罕·達比發現，煤能夠變為焦炭，正則木頭可以變成木炭一樣。焦炭證明是和木炭一樣有效的，而且便宜得多．達比的兒子研製出一個由水車驅動的巨大風箱，從而製成第一台由機械操縱的鼓風爐，大大降低了鐵的成本。1760年，約翰·斯米頓作了進一步的改進；他拋棄達比所使用的、由皮革和木頭製成的風箱，用一個泵來代替，這泵由四個裝有活塞和閥門的金屬氣缸組成，並由水車驅動。更重要的是亨利·科特作出的改進，他于1784年發明了除去熔融生鐵中的雜質的"攪煉"法。利特把熔融生鐵放在一個反射爐裡，加以攪動或"攪煉"。這樣，通過在熔融體中環流的空氣中的氧，除去熔融體中的碳。除去碳和其他雜質後，就生產出比原先易碎的熔融生鐵或生鐵更有韌性的熱鐵。當時，為了跟上制鐵工業的不斷上升的需要，採煤技術也有了改善。極為重要的是蒸汽機用於礦井排水，還有，就是1815年漢弗萊·戴維爵士發明了安全燈；安全燈大大減少了開礦中的危險。

由於這種種發展的結果，英國到1800年時生產的煤和鐵比世界其餘地區合在一起生產的還多。更明確地說，英國的煤產量從1770年的600萬噸上升到1800年的1200萬噸，進而上升到1861年的5700萬噸。同樣，英國的鐵產量從1770年的5萬噸增長到1800年的13萬噸，進而增長到1861年的380萬噸。鐵已豐富和便宜到足以用於一般的建設，因而，人類不僅進入了蒸汽時代，也跨入了鋼鐵時代。

紡織工業、採礦工業和冶金工業的發展引起對改進過的運輸工具的需要，這種運輸工具可以運送大宗的煤和礦石。朝這方向的最重要的一步是在1761年邁出的；那年，布里奇沃特公爵在曼徹斯特和沃斯利的煤礦之間開了一條長7哩的運河。曼徹斯特的煤的價格下降了一半；後來，這位公爵又使他的運河伸展到默西河，為此耗去的費用僅為陸上搬運者所索取的價格的六分之一。這些驚人的成果引起運河開鑿熱，使英國到1830年時擁有2，500哩的運河。

與運河時代櫥平行的是偉大的築路時期。道路起初非常原始，人們只能步行或騎馬旅行；逢上雨季，裝載貨物的運貨車在這種道路上几乎無法用馬拉動。1750年以後，一批築路工程師——約翰·梅特卡夫、托馬斯·特爾福德和約翰·麥克亞當——發明了修築鋪有硬質路面、能全年承受交通的道路的技術。乘四輪大馬車行進的速度從每小時4哩增至6哩、8哩甚至10哩。夜間旅行也成為可能，因此，從愛丁堡到倫敦的旅行，以往要花費14天，這時僅需44小時。

1830年以後，公路和水路受到了鐵路的挑戰。這種新的運輸方式分兩個階段實現。首先出現的是到18世紀中葉已被普遍使用的鋼軌或鐵軌，它們是供將煤從礦井口運到某條水路或燒煤的地方用的。據說，在軌道上，一個婦女或一個孩子能拉一輛載重四分之三噸的貨車，一匹馬能幹22匹馬在普通的道路上所幹的活。第二個階段是將蒸汽機安裝在貨車上。這方面的主要人物是採礦工程師喬治·斯蒂芬森，他首先利用一輛機車把數輛煤車從礦井拉到泰恩河。1830年，他的機車"火箭號"以平均每小時14哩的速度行駛31哩，將一列火車從利物浦牽引到曼徹斯特。短短數年內，鐵路支配了長途運輸，能夠以比在公路或運河上所可能有的更快的速度和更低廉的成本運送旅客和貨物。到1838年，英國已擁有500哩鐵路；到1850年，擁有6600哩鐵路；到1870年，擁有15500哩鐵路。

蒸汽機還被應用於水上運輸。從1770年起，蘇格蘭、法國和美國的發明者就在船上試驗蒸汽機。第一艘成功的商用汽船是由美國人羅伯特富爾頓建造的；他曾前往英國學習繪畫、但是，與詹姆斯·瓦特相識後，轉而研究工程學。1807年，他使自己的"克萊蒙脫號"汽船在哈得孫河下水。這艘船配備着一台驅動明輪的瓦特式蒸汽機，它溯哈得孫河面上，行駛150哩，抵達奧爾巴尼。其他發明者也以富爾頓為榜樣，其中著名的有格拉斯哥的亨利·貝爾，他在克萊德河兩岸為蘇格蘭的造船業打下了基礎。早期的汽船僅用於江河和沿海的航行，但是，1833年，"皇家威廉號"汽船從新斯科舍行駛到英國。5年後。"天狼星號"和"大西方號"汽船分別以16天半和13天半的時間朝相反方向越過大西洋，行駛時間為最快的帆船所需時間的一半左右。1840年，塞繆爾·肯納德建立了一條橫越大西洋的定期航運綫，預先宣佈輪船到達和出發的日期。肯納德宣揚他的航線是已經取代"與帆船時代不可分離的、令人惱火的不規則"的一條"海洋鐵路"。到1850年，汽船已在運送旅客和郵件方面勝過帆船，並開始成功地爭奪貨運。

工業革命不但在交通運輸方面，而且在通訊聯絡方面引起了一場革命。以往，人們一向只有通過運貨馬車、驛使或船才能將一個音信送到一個遙遠的地方。然而，18世紀中葉，發明了電報；作出這一發明的主委是一個英國人查爾斯·惠斯通與兩個美國人塞繆爾·F·B·莫爾斯和艾爾弗雷德·維耳。1866年，人們敷設了一道橫越大西洋的電纜，建立了東半球與美洲之間直接的通訊聯絡。

如此，人類征服了時間和空間。自遠古起，人類一直以坐馬車、騎馬或乘帆船所需旅行的小時數來表示不同地方之間的距離。但現在，人類穿著一步跨七里格的靴子跨過了地球。人類能夠憑藉汽船和鐵路越過海洋和大陸，能夠用電報與世界各地的同胞通訊。這些成就和其他一些使人類能利用煤的能量、能成本低廉地生產鐵、能同時紡100根紗線的成就一起，表明了工業革命這第一階段的影響和意義。這一階段使世界統一起來，統一的程度極大地超過了世界早先在羅馬人時代或蒙古人時代所曾有過的統一程度；並且，使歐洲對世界的支配成為可能，這種支配一直持續到工業革命擴散到其他地區為止。

四、工業革命：第二階段，1870—1914年

18世紀後期開始的工業革命已穩步地、不懈地繼續到現在。因此，將其發展過程劃分為不同的時期，實質上是武斷的。然而，若把1870年看作一個過渡日期，還是可以作一划分。正是在1870年前後，出現了兩個重要的發展——科學開始大大地影響工業，大量生產的技術得到了改善和應用。
我們在前章中曾提到，科學開始時對工業沒什麼影響。我們迄今所握到的紡織工業、採礦工業、冶金工業和運輸業方面的種種發明，極少是由科學家們作出的。相反，它們多半是由響應非凡的經濟刺激的、有才能的技工完成的。不過，1870年以後，科學開始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漸漸地，它成為所有大工業生產的一個組成部分。工業研究的實驗室裝備着昂貴的儀器、配備着對指定問題進行系統研究的訓練有素的科學家，它們取代了孤獨的發明者的閣樓和作坊。早先，發明是個人對機會作出響應的結果，而如今，發明是事先安排好的，實際上是定製的。沃爾特·李普曼已恰當地將這種新形勢描述如下：

從最早的時代起，就有機器給發明出來，它們極為重要，如輪子，如帆船，如風車和水車。但是，在近代，人們已發明了作出發明的方法，人們已發現了作出發現的方法。機械的進步不存是碰巧的、偶然的，而成為有系統的、漸增的。我們知道，我們將製造出越來越完善的機器；這一點，是以前的人們所未曾認識到的。

1870年以後，所有工業都受到科學的影響。例如，在冶金術方面，許多工藝方法（貝塞麥煉鋼法、西門子—馬丁煉鋼法和吉爾克里斯特—托馬斯煉鋼法）給發明出來，使有可能從低品位的鐵礦中大量地煉出高級鋼。由於利用了電並發明了主要使用石油和汽油的內燃機，動力工業被徹底改革。通訊聯絡也因無線電的發明而得到改造。1896年，古利埃爾莫·馬可尼發明了一台不用導線就能發射和接收信息的機器，不過，他的成果是以蘇格蘭物理學家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和德國物理學家亨利希·赫茲的研究為基礎的。石油工業迅速發展，因為地質學家和化學家做了大量工作；地質學家以非凡的準確性探出油田，化學家發明了從原油中提煉出石腦油、汽油、煤油和輕、重潤滑油的種種方法。科學對工業的影響的最驚人的例子之一可見于煤衍生物方面。煤除了提供焦炭和供照明用的寶貴的煤氣外，還給予一種液體即煤焦油。化學家在這種物質中發現了真正的寶物——種種衍生物，其中包括數百種染料和大量的其他副產品如阿司匹林、冬青油、糖精、消毒劑、輕瀉劑、香水、攝影用的化學製品、烈性炸葯及香橙花精等。

工業革命的第二階段也以大量生產的技術的發展為特點。美國在這一方面領先，就象德國在科學領域中領先一樣。美國擁有的某些明顯的有利條件可說明它在大量生產方面居首位的原因：巨大的原料寶庫；土著和歐洲人的充分的資本供應；廉價的移民勞動力的不斷流入；大陸規模的巨大的國內市場、迅速增長的人口以及不斷提高的生活標準。

大量生產的兩種主要方法是在美國發展起來的。一種方法是製造標準的、可互換的零件，然後以最少量的手工勞動把這些零件裝配成完整的單位。美國發明家伊萊·惠特尼就是在19世紀開始時用這種方法為政府大量製造滑膛槍。他的工廠因建立在這一新原理的基礎上，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受到了許多旅行者的訪問。其中有位訪問者對惠特尼的這種革命性技術的基本特點作了恰當的描述："他為滑膛槍的每個零件都製作了一個模子；據說，這些模子被加工得非常精確，以致任何滑膛槍的每個零件都可適用於其他任何清膛槍。"在惠特尼之後的數十年間，機器被製造得愈來愈精確，因此，有可能生產出不是几乎相同而是完全一樣的零件。第二種方法出現于20世紀初，是設計出裝配綫。亨利·福特因為發明了能將汽車零件運送到裝配工人所需要的地點的環形傳送帶，獲得了名聲和大量財產。有人對這種傳送帶方式的發展作了如下生動的描繪：

製作傳送帶的想法是從芝加哥的罐頭食品工人那裡得來的，他們利用一台空中吊車沿著一排屠夫弔運菜牛軀體。福特先是在裝配發動機上的小部件和飛輪磁電機時，然後又在裝配發動機本身和汽車底盤時，嘗試了這一想法。

一天，一個汽車底盤給縛在一根鋼索上，當絞盤將鋼索拖過工廠時，6名工人沿鋼索進行了一次長250呎的歷史性旅行；他們邊走邊拾起沿途的零件，用螺栓使它們在汽車底盤上固定就位。實驗做完了，但產生一個困難。上帝造人不象福特製造活塞環那祥精確。裝配綫對個子矮小的人來說，太高，對身材高大的人來說，太低，結果是勞而無功。

於是，進行更多的實驗。先升高裝配綫，接着又降低裝配綫，然後試行兩條裝配綫以適合高矮不同的人；先增加裝配綫的運行速度，再減低裝配綫的運行速度，然後做各種試驗以確定一條裝配線上需安置多少人、每道工序應相隔多遠、是否要讓上螺栓的人再上螺帽、使原先上螺帽的人有時間將螺帽上緊。終於，為每個汽車底盤上的裝配而規定的時間從18小時28分鐘縮短到1小時33分鐘，世界有可能得到新的、大量的T型汽車；隨着工人成為其機器上的更為有效的輪齒，大量生產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然後，借助于先進的機械設備，對大堆大堆的原料的處理作了改善。大量生產的這種方法也是在美國得到改善的，其最好的例子見于鋼鐵工業。以下這段對製造鐵路鋼軌的過程的描述，說明了這種方法：

鋼鐵工業在一個巨大的地區範圍裡發展了這種……連續生產……。鐵礦石來源於梅薩比嶺。蒸汽鏟把鐵礦石舀進火車車廂；車廂被拖運到德盧斯或蘇必利爾，然後進入某些凹地上方的碼頭，當車廂的底部向外翻轉時，車廂內的鐵礦石便卸入凹地；滑運道使鐵礦石從凹地進入運礦船的貨艙。在伊利湖港0，這礦船由自動裝置卸貨，礦石又被裝入火車車廂；在匹茲堡，這些車廂由自動兩卸車卸貨，傾卸車把車廂轉到自己的邊上，使礦石瀑布似地落入箱子；上料車把焦炭、石灰石和這些箱子裡的礦石一起運至高爐頂部，將它們倒入爐內。於是，高爐開始生產。從高爐裡，鐵水包車把仍然火熱的生鐵轉移到混軼爐，然後再轉移到平爐。就這樣，實現了燃料的節約。接着，平爐開始出鋼，鋼水流入巨大的鋼水包，從那裡，再流入放在平板車上的鑄模，一輛機車把平板車推到若干凹坑處，除去鑄模後赤裸裸地留下的鋼錠就放在這些凹坑裡保溫，直到扎制時。傳送機把鋼錠運到軋機處，自動平台不時地升降，在軋制設備之間來回地拋出所需形狀的鋼軌。由此產生的鋼軌具有極好的形狀，如果有少許偏差，就會被拋棄。電動起重機、鋼水包、傳送機、自動傾卸車、卸料機和裝料機使從礦井中的鐵礦石到鋼軌的生產威為一件不可思議地自動的、生氣勃勃的事情。

從純經濟的觀點來看，這一規模的大量生產所意味的東西，從鋼鐵大王安德魯·卡耐基的以下這番無可非議的大話中可覺察出來：

從蘇必利爾湖開採兩磅鐵石，並運到相距900哩的匹茲堡；開採一磅半煤、製成焦炭並運到匹茲堡；開採半磅石灰，運至匹茲堡；在弗吉尼亞開採少量錳礦，運至匹茲堡——這四磅原料製成一磅鋼，對這磅鋼，消費者只需支付一分錢。

科學和大量生產的方法不僅影響了工業，也影響了農業。而且，這又是發生在科學應用方面領先的德國和大量生產方面領先的美國。德國化學家發現，若要維持土壤的肥力，就必須恢復土壤中被植物攝取的氮、鉀和磷。最初，是利用天然肥料來達到這一目的，但是，將近19世紀末時，天然肥料讓位於形式上更純粹的、必需的無機物。結果，無機物的世界性生產大大增長，在1850至1913年間，硝酸鹽、鉀鹼和過磷酸鈣的產量從微不足道的數量分別上升到899，800公噸（其中四分之三用於制肥料）、1，348，000公噸和16，251，213噸。

在美國，由於農場規模巨大和缺乏足夠的農業勞動力，農業機械的發明得到了促進。取代馬匹的拖拉機一天能拉旋轉式犁翻耕多達50英畝的土地。聯合收割機能自動地收割莊稼、打穀脫粒，甚至還能自動地將穀物塞進布袋以供應市場。與這些新機械同樣重要的是高糧倉、罐頭食品製造廠、冷藏車、船和迅速的運輸工具，它們導致一個不僅提供工業產品、也提供農業產品的世界市場。加拿大的小麥、澳大利亞的羊肉、阿根廷的牛肉和加利福尼亞的水果可在世界各地的市場中找到。因而，農民受農業革命的影響並不亞於先前工匠受工業革命的影響。歷來是提供獨立的生活手段的農業正在成為一種與面向全國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生產相適應的、大規模的商業事業。

第十一章

工業革命（下）

五、工業革命的傳播

19世紀期間，工業革命從英國逐漸傳播到歐洲大陸甚至世界的非歐洲部分。起初，在傳播方面存在着各種障礙。英國有條法律禁止出口機械，歐洲大陸的形勢也無助于工業化，這尤其是因為行會的力量以及與獨立戰爭和拿破崙戰爭相聯繫的動亂。但是，戰爭于1815年結束，英國的那條法律也于1825年被廢除。很快，19世紀30年代在英國開始的敷設鐵路熱影響到歐洲大陸。此外，在這個時候，英國實業家正在積累剩餘資本和尋找向大陸投資的機會。到1830年，僅僅法國就僱用了15000至20000名英國工人來操縱新機器。
一旦工業革命開始傳播，某些因素就決定了傳播的方式。自然資源、尤其是鋼鐵的充分供應和不受行會限制或封建義務妨礙的、自由的流動勞動人口，是非常重要的。比利時滿足了這兩方面的要求，因此，成為歐洲大陸上第一個有待工業化的國家。這一過程在1830年以前開始，進行得非常迅速，到1870年，大多數比利時人已居住在城市，直接依靠工業或貿易過活。早在1830年，比利時每年就生產600萬噸煤，而到1913年，這數字已上升到2300萬噸。不過，工業的其他部門也發展得非常迅速，所以，從1840年起，比利時必須從英國進口煤。

繼比利時之後的是法國，不過，由於若干原因，其發展速度要怪得多。法國的煤、鐵資源的所在地相隔一定的距離，而且，1871年，鐵資源豐富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割讓給德國，進一步削弱了法國的地位。法國工業傳統上專門生產極不適合機械化和大量生產的奢侈品。此外，勞動力供應受到限制，因為行會力量很強大，農民們又不願意離開土地，尤其是在革命期間分配土地之後。不過，工業化確逐漸影響了法國，特別是在法國北部——在阿爾薩斯—洛林以及里爾、魯昂和巴黎的周圍地區。蒸汽機的數量從1815年的15台增加到1830年的625台、1871年的26146台和1910年的82238台。1870年以後，工業化的發展速度最為迅速；1870年時，法國製成品的價值為50億法郎，而到1897年時，已增長到150億法郎。然而，事實仍舊是，到1914年，法國並未象比利時、英國或德國那樣徹底工業化。

德國的工業化方式截然不同於法國。由於政治上不統一、交通工具不良、行會強大以及其他種種原因，德國開始時發展速度很慢。但是，1871年以後，德國工業以巨人般步伐前進，使歐洲其他所有的經濟。包括英國的經濟，都落後了。1871年，德意志帝國的建立，促成了這一驚人的進步。同時，阿爾薩斯—格林地區的獲得，使德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又增加了寶貴的鐵儲備物。德國還佔有這樣的優勢：一開始就擁有比英國較陳舊的設備更有效的新式機械。而且，德國政府還通過建立運河網和鐵路網、必要時提供關稅保護和津貼以及制定能培養出一連串馴練有素的科學家和技師的有效的教育制度，提供了巨大的幫助。這些因素使德國到1914年時能在鋼鐵、化學和電力工業方面超過歐洲其他所有的國家，能在採煤和紡織工業方面跟隨英國之後。1914年，德國工業中的工人人數上升為總勞動力的五分之二，而農業中的勞動者人數則下降為總勞動力的三分之一。

到1914年時，歐洲其他幾個國家也已發展了巨大的工業，其中最重要的國家是俄國、奧匈帝國和意大利。在海外國家中，美國已以非凡的速度前進，而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也取得了明顯的進步。尤其是美國，憑藉前面提到的獨特的有利條件，到20世紀初已成為世界頭號工業強國。例如，在鋼鐵生產方面，1910年時，美國生產26512000公噸鋼，而其最勢均力敵的競爭者德國則生產13698000公噸鋼；在煤的生產方面，美國的產量是61700萬公噸，而居于第二位的大不列顛的產量則為29200萬公噸。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到1914年，工業革命已從它在不列顛群島的最早的中心地大大地向外傳播。實際上，這一傳播已達到如此巨大的規模，以致英國這時不僅面臨可怕的競爭，而且已為另外兩個國家——德國和美國所超過。表1列舉的各強國是按照它們在工業生產方面的次序排列的，它表明了在世界的工業均勢方面所發生的變化。

1860年　大不列顛　法國　美國　德國

1870年　大不列顛　美國　法國　德國

1890年　美國　大不列顛　德國　法國

1900年　美國　德國　大不列顛　法國

1970年　美國　蘇聯　日本　德國

六、工業革命對歐洲的影響

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工業革命對歐洲的一個影響是改變了資本主義的性質、我們早先已提到，商業革命造成了商業資本主義；之所以稱為商業資本主義，是因為商業比農業或工業更多地受到了資本主義組織形式的影響。同樣地，工業革命在1770至1870年的第一階段中造成了工業資本主義。這意味着，工業愈來愈建立在一個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並正在逐步控制經濟生活。1870年以後，在工業革命的第二階段中，經濟組織的主要形式又發生另一變化，這一次是出現了金融資本主義。這種新形式的突出的特點表現在投資銀行家方面；投資銀行家開始成為在經濟事業中居支配地位的人物。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工業生產正在達到非常巨大的規模，以致公司無法籌集到必需的資金。在多數情況下，要完成大批定貨，就需要有信用貸款以購買原料和支付工資。同樣，如果得不到貸款，工廠的擴大或現代化往往就無法實現。這時，銀行通過提供由大批儲戶和投資者的資產彙集而成的資本，滿足了這些金融需求。這樣做時，銀行能控制許多公司，並能通過對有表決權股進行少量投資而維持自己的控制。因而，金融家開始在對經濟生活的決定性控制方面取代了實業家。或者，換句話說，金融資本主義代替了工業資本主義。
為了說明經濟組織方面的這一變化，我們可以把福特汽車公司作為工業資本主義的一個例子。實際上，這一公司在20世紀初是反常的事物，因為它是在金融資本主義居支配地位的一個時期裡興旺起來的。但是，重要的一點在於，亨利·福特能從其異常巨大的、穩定持續的利潤中獲得他所需要的資本，因而，無須依靠銀行。與獨立存在的福特汽車公司相反，創辦于1901年的巨大的美國鋼鐵公司正象是鋼鐵企業家安德魯·卡內基的創造物一樣，也是銀行家J·P·摩根的創造物。

人口的增長　工業革命對歐洲的另一影響，是使人口的前所未有的增長成為可能。儘管19世紀期間有數百萬歐洲人移居海外，1914年時歐洲大陸的人口卻是1750年時的三倍以上。這一人口爆炸的原因在於經濟和醫學的進步。農業和工業生產率的大幅度增長，意味着在農、食、住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方面的生活資料的增長。俄國以西的歐洲大部分地區的饑荒已成為對過去的回憶。即使農作物歉收，新的運輸工具也保證了來自外界的充分供應。人口的增長還由於醫學的進步、由於採取了許多公共健康措施。雖然當時出生率很少增長甚至沒有增長，但死亡率卻因預防或治癒疾病而急劇下降。接種疫苗、隔離受傳染的病人、保護供水、掌握有關抗菌劑的知識——所有這一切都使西北歐的死亡率從1800年至少每千人的30%降低到1914年每千人的15%左右。因而，歐洲的人口從1750年的14000萬急劇地上升到1800年的18800萬、1850年的26600萬、1900年的40100萬和1914年的46300萬。歐洲的這一增長率比世界其他地區高得多，以致改變了世界的人口對比（見表2）。

城市化　工業革命還引起世界社會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城市從新石器時代起就有了；新石器時代時，農業的發明導致能供養城市中心的餘糧的產生。在以後數千年間，城市的規模取決於周圍地區所能生產的糧食的數量。因而，人口最稠密的城市都存在於流域地區和澇原如尼羅河流域、肥沃新月和黃河流域。隨着大規模的河上運輸和海上運輸的發展，城市能專門從事貿易和工業，因而，能使其人口增長到超過其農業內地的人口限度。

不過，工業革命所引起的近代世界範圍的城市化要重要得多。由於工廠系統取代了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大批的人湧入新的工業中心。巨大的新的城市人口因為能從世界各地取得糧食而得到供養。技術和醫學上的進步使有可能消除以前曾大批害死城市居民的瘟疫，甚至有可能使城市生活較可忍受、較合意。這些進步中較重要的包括：充分供應潔淨的水、改善集中式排水系統和垃圾 　1650年 　1750年 　1850年 　1900年 　1950年 　歐洲(百萬) 　100 　140 　266 　401 　593 　美國和加拿大 　100 　1 　26 　81 　168 　拉丁美洲 　12 　11 　83 　63 　168 　大洋洲 　不詳 　不詳 　8 　6 　13 　非洲 　100 　95 　95 　120 　199 　亞洲 　330 　479 　749 　937 　1379 　總數 　645 　728 　1171 　1608 　2515 　歐洲(百分數) 　18.3 　19.9 　22.7 　24.9 　24.0 　美國和加拿大 　18.3 　0.1 　2.3 　5.1 　6.7 　拉丁美洲 　2.2 　1.5 　2.8 　8.9 　6.5 　大洋洲 　2.2 　0.3 　0.3 　0.4 　0.5 　非洲 　18.3 　13.1 　8.1 　7.4 　7.9 　亞洲 　60.6 　65.8 　63.9 　68.3 　55.4 　總數 　100 　100 　100 　100 　100

處理系統、保證充足的糧食供應以及預防和控制傳染病。因而，世界各地的城市以極快的速度發展，到1930年，它們已包括41，500萬人口即人學的五分之一。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巨大的社會變化，因為居住城市意味着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西方的許多國家如英國、比利時、德國和美國，到1914年時，已使它們的絶大多數人民生活在城市裡。19世紀期間城市化的速度和範圍反映在表3所列的數字中。

表3 挑選出來的城市的人口（以千為單位） 　1800年 　1850年 　1880年 　1900年 　1950
（城市） 　1950
（大都市） 　紐約 　64 　696 　1912 　3437 　7900 　13300 　倫敦 　959 　2681 　4767 　6581 　8325 　10200 　東京 　800 　365 　1050 　1600 　5425 　8200 　莫斯科 　2590 　250 　612 　1000 　4700 　6500 　上海 　300 　76 　612 　1000 　4700 　6500 　布宜諾斯艾利斯 　40 　500 　236 　821 　3290 　5300 　孟買 　200 　600 　773 　776 　2180 　3050 　悉尼 　8 　20 　225 　482 　1775 　1700 　開普頓 　20 　不詳 　35 　77 　440 　575

財富的增長工業革命以世界性的規模有效地利用了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使生產率的史無前例的增長成為可能。大不列顛首先受到這方面的影響，使其資本從1750年的英幣50，000萬鎊增長到1800年的150，000萬鎊、1833年的250，000萬鎊和1865年的600，000萬鎊。在19世紀後半世紀中，整個世界都受到了不斷增長的生產率的影響。新西蘭的羊毛、加拿大的小麥、緬甸的稻、馬來西亞的橡膠、孟加拉的黃麻以及西歐和美國東部的熱氣騰騰的工廠——所有這些資源都陷入了生氣勃勃的、不斷擴大的全球性經濟的網中。表4的數字表明了19世紀後半世紀中工業生產在歐洲和全世界發展的速度。

表4 工業生產的上升（1913年—100） 　1860年 　1870年 　1880年 　1890年 　1990年
1910年　1913年　德國 　14 　18 　25 　40 　60 　89 　100 　英國 　34 　44 　53 　62 　79 　85 　100 　法國 　26 　34 　43 　56 　66 　89 　100 　俄國 　8 　13 　17 　27 　61 　84 　100 　意大利 　8 　17 　23 　40 　56 　99 　100 　美國 　14 　11 　17 　39 　64 　89 　100 　世界 　19 　26 　43 　60 　80 　100

財富的分配近年來，關於工業革命期間所產生的財富的分配問題，權威們的看法大相逕庭。一部分人相信，所有的階級都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得益，其他的人則堅持認為，少數人獲得了巨大的財富，而多數人卻在遭受無情的剝削，其生活水平不斷下降。

無疑，在工業化的早期階段，存在着大量的剝削和社會分裂。佃農被逐出家園，織布工和其他手工業者由於新的機制商品的不可抵抗的競爭而被掃除。這些人同別的和他們一樣的人一起，面臨着遷居城市、尋找工作、適應不熟悉的環境及陌生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嚴峻考驗。他們沒有土地、住宅、工具和資本，完全依靠他們的僱主。總之，他們成為純粹的僱傭勞動者，除了自己的勞動力外，沒有什麼可提供。

當他們找到工作時，他們發現工作時間很長，16小時工作日決不是罕見的。當工人們最後爭取到分兩班輪換的12小時工作制時，他們把這一改變看作是一件幸事。如果僅僅是工作時間漫長，原本可以忍受，因為他們的工作時間並不比實行家庭包工制時在家裡工作的時間更長久。但是，在變得習慣于工廠的紀律和管理機器的單調方面，遇上了真正的困苦。工人們隨着工廠汽笛的鳴聲而上、下班。他們必須跟上機器的運轉，並始終處于老是在場的監工的嚴格監督下。工作是單調乏昧的——拉控制桿、刷去污物、接上斷線。僱主自然把他們的工資帳單看作是一筆應該儘可能降低的開支。因而，他們中的許多人。尤其是紡織工業中的，更喜歡僱傭婦女和孩子，因為婦女和孩子願意接受較低的工資，而且更服從命令。對婦女和童工勞動的剝削達到了很大的規模，以致議會的許多委員會在進行調查時發現了種種令人震驚的情況。1842年，有位名叫薩拉·古德的8歲的女孩向阿什利勛爵的礦山委員會提供了如下證言；

我是高沃煤礦的礦坑通風口值班工人。工作並不累人，但我必須在沒亮光的情況下值班，我很害怕。我早晨4點鐘，有時3點半就起來，5點半以前出門。我從來不入睡。有時，心情愉快時，我就唱歌，但不是在黑暗中；在黑暗中，我不敢唱。我不喜歡待在礦坑裡。有時清晨上班時，我非常瞌睡。我上主日學校，朗讀"閲讀使人充實"。（她認識字母，能夠讀少量單詞。）他們教我祈禱。（她背誦主禱文，背得不很流暢，她還喋喋不休地講以下這些話："願上帝保佑我父母、姐妹、兄弟、伯父母、堂兄妹和其他所有的人，願上帝保佑我，使我成為一個好僕人。阿們。"）我已多次聽說過關於耶穌的傳說。我不知道他究竟為什麼要來到人世間，真的，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死，但是，他已得到了可以供腦袋枕着休息的石頭。我希望上學，不想待在煤礦裡。

正是象這樣一類情況，驅使確西·比希·雪萊寫下他那革命的詩《給英國人民的歌》：

英國人民呵，何必為地主而耕？
他們一直把你們當作賤種！
何必為你們的昏暴的君王
辛勤地紡織他豪富的衣裳？
你們撒的種子，別人全收成；
你們找到的財富，別人留存；
你們織的衣袍，別人穿戴；
你們鑄的武器，別人取過來。
播種吧——但別讓暴君搜刮；
尋找財富吧——別讓騙子起家；
紡織吧——可別為懶人織綿衣；
鑄武器吧——保護你們自己。

不過，工業革命對工人階級的影響這一問題還有着另一方面。首先，議會的一些委員會僅僅調查了如採礦和紡織之類的工業；那些工業的情況是最糟的。證人們向委員會所提供的令人震驚的證言確以事實為根據，但是，那些事實並不適用於整個英國工業。而且，對於19世紀初葉工人們的困境，必須從當時的而不是從現在的標準來看。實情是，這些工人原先所在的村莊在許多方面同城市一樣骯髒和顯得荒謬可笑。老鼠和虱子大批出沒于稻草褥子，風噓噓吹過薄薄的茅草屋頂和蹩腳地塗著灰泥的牆。鄉下做散工的人所得的報酬非常低，以致他們不斷地湧入新的工業城市。成千上萬的愛爾蘭人也渡海去新工廠做工。此外，在工業革命的這些較早的日子裡，英國人口劇增——這一事實與通常的、未得到緩和的、造成衰弱的苦難情景是不相符的。完全有可能，這些早期工廠的多數工人比其祖先享有較高的實際收入。有位英國權威在1955年撰文總結道，"無論情況對於當時的勞動者來說變得較好還是較壞，誠實的觀察者們的意見是無法保持一致的。"
雖然我們不能肯定工業革命在18紀世後期和19世紀初葉對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的影響，但我們完全確信，在19世紀後半世紀中，生活水平大大上升。生產率的大幅度增長和巨大的海外投資所帶來的利潤一起，漸漸地甚至使西歐的下層階級也得到了利益。"饑餓的四十年代"中，失業造成了大量的苦難，但那時以後，西歐的工人享有普遍的繁榮和不斷上升的生活水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表5的數字表明，1850至1913年間，英國和法國的實際工資几乎增加了1倍。 　大不列顛 　法國 　1850年 　57 　59.5 　1860年 　64 　68 　1870年 　70 　69 　1880年 　81 　74.5 　1890年 　90 　89.5 　1900年 　100 　100

當然，國民收入的顯著增長並不意味着所有的階級都同樣地得益。普遍的繁榮所帶來的收益確緩緩地淌下來一些，但其大部分在頂層被吸收。例如，在大不列顛，1911至1913年間，25歲以上的人中占4.93%的人擁有60％以上的財富。同樣，在普魯土，1911年時，3425人的平均財富為5321400馬克，而另外1608050人的平均財富卻為23295馬克。這種差異意味着相應的生活方式的不一致。雖然窮人不再挨餓，但他們確住在擁擠的房屋裡，靠吃單調的食物過活，而且被限制在教堂或酒店裡尋求娛樂和休息。相形之下，中產階級實得起較好的住房和食物，能上戲院和參加音樂會，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充分的教育。在社會頂層，富人享有市內住宅和鄉間宅第，擁有藝術收藏品，能參加被廣泛宣揚的娛樂活動和去國外旅行；他們的生活方式几乎是社會底層的群眾所不能理解的。英國後來的首相本傑明·迪斯累裡曾在其小說《西比爾》中強調了這些階級的生活是多麼不同、多麼互不相關：

兩個民族；它們之間沒有往來、沒有同感；它們好象不同地帶的居住者即不同行星上的居民，不瞭解彼此的習慣、思想和感情；它們在不同的繁育情況下形成，吃不同的食物，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不受同樣的法律支配……富人和窮人。

這種建立在金錢基礎上的階級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歐洲政治的格局。在下一章中，我們將考察歐洲政治的詳細情況，但是，這裡應該指出，對經濟或階級的考察說明了為什麼富裕階級大體上更喜歡維持現狀，為什麼中產階級僅僅需要充分的政治改革，以使他們能參加政治生活，為什麼工人階級需要徹底的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以便在獲取工業革命的成果方面得到較公平的分配。更明確地說，富裕階級傾向于保守；中產階級傾向于自由主義；有政治覺悟的工人傾向于社會主義。應該補充說明，這種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主要屬於和平的或修正主義的種類範圍：雖然工人們對階級不平等不滿，但他們也讚賞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

七、工業革命對非歐洲世界的影響

較早的帝國的歐化 1763年以前的那一時期中，歐洲諸強國僅在亞洲和非洲擁有少數立足點，它們主要的佔有地是在南北美洲。1763年以後，它們從政治上控制了亞洲的大部分地區和几乎整個的非洲。不過，在南北美洲，它們所能做到的比這要多得多。它們利用美洲的人口比較稀少，真正地使北美洲和南美洲歐化了。這一點在亞洲和非洲是辦不到的，因為那裡土著居民為數太多，而且已有高度的發展。但是，在南北美洲，尤其是在澳大利亞，歐洲人從各個方面——種族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方面——整個地移植了他們的文明。
工業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這一歐化的主要原因。我們已經看到，生產率的增長和醫學的進步導致19世紀歐洲人口的急劇增加。由此引起的人口壓力是通過海外遷移找到出路。鐵路和汽船有效地把大批大批的人運過海洋和大陸，而種種迫害進一步促進了遷移；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5年中，150萬猶太人從俄國逃往美國，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主要例子。這種種因素相結合，導致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遷移。每過去10年，人口遷移的潮流便有巨大的增長。19世紀20年代中，總共才14．5萬人離開歐洲，19世紀50年代中，有大約260萬人離開歐洲，而在1900至1910年間，移民人數高達900萬，也就是每年有近一百萬移民。表6和表7說明了歐洲移民的來源和目的地。

1885年以前，大部分移民來自北歐和西歐；那時以後，多數移民來自南歐和東歐。一般說來，英國移民前往英帝國的自治領和美國；意大利人前往美國和拉丁美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前往拉丁美洲；德國人前往美國，其中還有小部分人前往阿根廷和巴西。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這種極其巨大的遷移的意義在於：除很大一部分人湧入亞洲俄國地區和一小部分人慢慢流入南非外，遷移的目標是完全對著美洲和大洋洲的。結果，北美洲和澳大利亞在種族方面几乎完全歐化。雖然南美洲的印第安居民設法活下去，但倖存下來的只是少數。換句話說，1763年之前這一時期中的殖民地分枝，在19世紀期間已成為與舊歐洲相併排的若干新歐洲。

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不但在種族上，而且在經濟上被歐化。1763年以前，這些大陸上的歐洲殖民地主要限制在沿海一帶。但在後一世紀中，大陸的內地被橫越。工業革命通過提供必需的機械和技術，使由陸路侵入成為可能。如果沒有從海岸導向內地的道路、沒有連接河道的運河、沒有橫跨大陸的鐵路和電報、沒有往返于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船、沒有能割除大草原草皮的農業機械、沒有征服諸土著民族的連發槍，荒野原是不可能被征服的。這

表7 歐洲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目的地 　時間範圍 　美國 　1821—1932年 　34200000 　亞洲俄國地區 　1800—1939年 　12000000 　阿根廷 　1856—1932年 　6400000 　加拿大 　1821—1932年 　5200000 　巴西 　1821—1932年 　4400000 　澳大利亞 　1861—1932年 　2900000 　英屬西印度群島 　1836—1932年 　1600000 　古巴 　1901—1932年 　900000 　南非 　1881—1932年 　900000 　烏拉圭 　1836—1932年 　700000 　新西蘭 　1851—1932年 　600000

那些征服大陸的廣闊區域用的機械裝置對拉丁美洲人和澳大利亞人來說，如同對於美洲邊疆居民一樣，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有個阿根廷人曾在1878年撰文評論道："'印第安'野蠻人的軍事力量被完全摧毀，因為雷明頓已使他們認識到，一支軍隊能越過整個南美大草原，使地面上蓋滿敢於反對它的人們的屍體。"

新大陸在殖民和經濟方面的發展，也自然地導致歐洲文化的移植。誠然，文化在移植過程中發生變化。文化不僅被採納，也被改變。如今，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美國與大不列顛並不完全相同，拉丁美洲也不是伊比利亞半島的一個精確的複製品。然而，事實依舊是，語言基本上是相同的，雖然美國俚語使英國人着迷、陳舊的法屬加拿大方言使法國人好奇。宗教也是同樣的，儘管存在着營火復興會和摩門教信徒。文學、學校、報紙、政體——所有這一切都有着可以追溯到莢國、西班牙、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根源。

當然，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也存在着某些並非起源於歐洲的文化。美洲的黑人保留了有着其非洲背景的某種殘餘物。倖存的諸土著民族，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促成了一種混合文化人們也不應忘記荒原的影響；它給歐洲移民及其風俗留下了難以去除的印記。所有這種種力量說明了為什麼紐約、墨爾本和多論多迥然不同於倫敦，為什麼布宜諾斯艾利斯、巴西利亞和墨西哥城迥然不同於馬德里。

不過，從全球觀點看，相似之處顯得多於不同之處。阿拉伯諸民族在從它們地處中東的家鄉向西擴張期間，曾越過北非擴張到大西洋岸。今天，摩洛哥的文化不同於阿拉伯半島的文化之處，遠遠多於美國文化不同於英國文化之處或者巴西文化不同於葡萄牙文化之處。然而，摩洛哥現被看作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無疑地，它自己也這樣認為。在同樣意義上，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如今是歐洲世界的一部分。

新帝國主義征服新帝國 工業革命不僅是美洲和澳大利亞被歐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歐洲龐大的殖民地結構在亞洲和非洲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這種帝國的營建在1763年出現巨大的殖民拓居地之後的數十年間穩步地進行着。確實，19世紀初葉，在英、法兩國的某些集團中存在着不少反帝國主義的情緒。自由貿易的擁護者認為殖民地僅具有極小的經濟價值，而英國與13個殖民地打交道的經歷似乎也為他們的意見提供了證據。然而，事實依舊是，英、法兩國在那數十年間繼續獲得屬地。例如，英國于1815年獲得開普殖民地和錫蘭，于1840年獲得新西蘭，于1842年獲得香港，于1843年獲得納塔爾。同樣，法國在1830至1847年間征服阿爾及利亞，在1858至1867年間征服交趾支那，此外，1862年時，還試圖在墨西哥得到一塊立足地，沒有成功。不過，這些獲得物與1870年以後營建帝國的巨大浪潮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870年以後，"新帝國主義"使地球的很大一部分表面成為歐洲少數強國的附屬物。

殖民地可以作為數量日漸增多的製成品的市場；從獲取殖民地的不斷增長的慾望中，可以看出新帝國主義與工業革命之間的密切聯繫。19世紀期間開始工業化的幾個歐洲國家和海外國家很快就在互相爭奪市場，並在這過程中，提高各自的關稅，以抵制別國的產品。不久，有人主張，每個工業化國家都應當擁有能夠為其製造商提供"不受外國競爭影響的市場"的殖民地。1898年，共和黨參議員艾伯特·J·貝弗裡奇就這種看法向波士頓的一群商人作了頗有代表性的說明：

美國的工廠正在製造比美國人民所能利用的更多的東西；美國的土地正在生產比美國人民所能消費的更多的東西。命運已經為我們制訂了我們的政策；世界的貿易應該而且必須是屬於我們的。因此，我們將如同母國（英國）所告訴我們的那樣，去得到世界的貿易。我們將在全世界建立貿易站作為美國產品的分配點。我們將派我們的商船隊駛過誨洋。我們將建立起一支真正偉大的海軍。自治的、掛起我們的旗幟並與我們通商的巨大的殖民地將在我們的貿易站周圍成長。

工業革命還產生了剩餘資本，剩餘資本又致使各強國尋找殖民地作為其投資的去處。資本在國內積累得愈多，利潤降得愈低，對國外更有利可圖的投資市場的需要也就愈大。實際上，各強國，尤其是英國、法國和德國，對外國進行了大量的投資。例如英國，到1914年，已在國外投資了40億英鎊，等於其國民財富總數的四分之一。那時，法國也已在國外投資了450億法郎，約合其國民財富的六分之一。德國雖然是後起者，一直將其大部分資本用於國內工業發展，但也在海外投資了220億至250億馬克，約合其國民財富的十五分之一。因而，到1914年，歐洲已成為世界的銀行家。在19世紀上半世紀，這些海外投資的大部分是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在白人的世界。但是，在19世紀下半世紀，這些海外投資多半是在亞洲和非洲的非白人的、相對不穩固的國家。提供資本的成千上萬個私人小儲蓄者和一些大的金融組織自然為其資本的安全而憂慮。他們寧願在其投資所在的地區出現"文明的"行政管理，而且這種管理最好是由他們各自的政府來進行。如此，投入剩餘資本的需要促進了新帝國主義。

工業革命還引起對供給機器用的原料的需要。這些原料——黃麻、橡膠、石油和各種金屬——的大部分來自世界"未開化的"地區。在多數情況下，要充分地生產這些物品，就需要有大量的資本支出。這種投資如我們已知道的那樣，通常導致政治控制的強加。

新帝國主義的源起並不完全是經濟性的；它也並不僅僅與工業革命有關。當時，還有其他種種因素在起作用。一個因素是，希望得到象在馬爾他和新加坡那樣的海軍戰略基地以加強國家安全。另一因素是，需要獲得另外的人力來源，就如法國人在北非所做的那樣。再一因素是傳教士的影響，他們在19世紀中特別活躍。這些傳教士一直試圖使土著皈依，他們有時受到土著的虐待，甚至被殺死。雖然傳教士本身為了自己的事業起見，也許樂於容忍這樣的危險，以為是可接受的，但是，輿論時常要求反擊。因此，政府知道，可利用這類事件作為進行軍事干涉的藉口。最後，社會達爾文主義及其生存鬥爭和適者生存的學說的流行，自然導致種族優勢的觀念和白人有"責任"統治世界上諸"劣等的"有色民族的觀念。傑出的帝國創立者塞西爾·羅得斯在這一問題上是十分坦率的。他說："我堅持認為，我們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種族；在這世界上，我們居住的地方愈多，對人類就愈有利。如果有上帝的話，我想，它希望我做的是，在非洲英國人的地圖上，儘可能多地繪上紅色。"

這些經濟的、政治的和思想——心理上的因素的最後結果，是導致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土地攫取，這種土地攫取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征服無法與之相比的。在1871至1900年的30年間，英國使其帝國的土地增加425萬平方哩、人口增加6，600萬，法國使其土地增加350萬平方哩、人口增加2600萬，俄國在亞洲增加了500萬平方哩土地和650萬人口，德國增加了50萬平方哩土地和1300萬人口。甚至小小的比利時也設法獲得了90萬平方哩土地和850萬居民。這些征服地加上原有的殖民地，產生一種奇怪的、前所未有的形勢：世界的一小部分地區統治了其餘地區。

工業化的歐洲強國不僅完全地擁有這些巨大的殖民地。而且還控制了那些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被實際共容的、經濟和軍事上軟弱的地區。中國、奧斯曼帝國和波斯就是例證；它們名義上都是獨立的，但實際上，卻經常遭到掠奪、蒙受恥辱、受到強國以直接和間接的種種方式進行的控制。拉丁美洲也是各強國的經濟附屬物，只是在這一地區，歐洲的軍事行動因門羅主義而遭受挫折。不過，門羅主義並不妨礙美國海軍陸戰隊為"恢復法律和秩序"而一再進行的武裝干涉。大俄羅斯帝國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歐的經濟控制，但其時，沙皇政權的軍事力量是很強大的，足以阻止外來的經濟影響擴展到其他領域。

因此，我們看到，歐洲的控制不僅擴展到其遼闊的帝國，也伸展到同樣廣闊的附屬地區。事實上，投入附屬國的歐洲資本比投入殖民地的更多。這些投資通過各種手段和政治、經濟壓力——如：訓練當地軍隊的軍事代表團、監督並通常控制當地財政的金融代表團、給居住這些地區或在這些地區經商的歐洲人以專門特權的治外法權以及與治外法權有關的種種安排——而得到保護。如果必要的話，還始終有美洲的海軍陸戰隊或東半球的炮艦作為最後的一種手段。

有關諸強國與各種殖民地和附屬地之間的關係的詳細情況，將在後面幾章中加以考察。這裡的目的僅在於描述這些關係的一般格局。這一格局清楚地表明，到1914年，地球的大部分表面和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已受到歐洲少數國家以及俄國和美國的直接或間接的支配。這一發展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今天，在別世紀中葉，世界上的大部分混亂就是對這種歐洲霸權的不可避免的反應。

新帝國主義的影響為什麼歐洲在19世紀後期的大擴張應被稱為新帝國主義呢？帝國主義畢竟不是什麼新的東西。如果將帝國主義定義為是"一個國家、國族或民族對其他類似的集團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政治或經濟的統治或控制"，那麼，帝國主義就同人類文明一樣古老。無疑，羅馬人是帝國主義的，因為他們征服了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和近東，並統治那些地區達數世紀之久。而且，在羅馬人之前和之後，世界各地還有許多別的帝國為各種民族所征服。

然而，"新帝國主義"一詞是頗有道理的，因為這種19世紀後期的歐洲擴張就它對殖民地和附屬地的影響而言，完全是前所未有的。雖然羅馬通過掠奪、通過收集主要以糧食為形式的貢物，簡單、直接地剝削其殖民地，但是，它的剝削並不特別地影響殖民地的經濟生活和結構。殖民地繼續以與過去相同的方式生產几乎同樣的糧食和手工藝品。將這種帝國主義與後來侵擾並改造整塊整塊大陸的那種帝國主義相比，就象將一把鏟子與一台蒸汽挖掘機相比。傳統的帝國主義包含剝削，但不包含根本的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貢物僅僅歸於某一統治集團而不歸於另一統治集團。相形之下，新帝國主義迫使被征服國家發生徹底的變他這與其說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政策，不如說是西歐的生氣勃勃的工業主義對非洲和亞洲的靜止的、自給自足的農業政權的不可避免的影響。換句話說，歐洲的工業資本主義太複雜、太擴張主義了，不能說是與殖民地的一種簡單的貢物關係。

開始時，歐洲征服者肯定毫不遲疑地進行掠奪和徵收貢物。英國人在印度就曾這樣做過，就象西班牙人早先在墨西哥和秘魯所做的那樣。但是，經過這一最初的階段之後，歐洲的生氣勃勃的經濟開始以各種方式包圍和改變殖民地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如我們已知道的那樣，工業化的歐洲需要為它的剩餘資本和製造品獲得原料來源和市場。例如，英國曾用船把大量組織品和資本運到印度，資本主要是用於鋪築鐵路。到1890年，印度已鋪築了約17000哩鐵路，大致與英國的鐵路網相等。但是，從1890至1911年，印度的鐵路網大約增加一倍，達33000哩，而在這同一時期中，英國的鐵路僅增加了300哩多一點。

應該指出，鐵路和其他大項目如灌溉工程和港口設施是用英國資本換來的。換句話說，印度並不是必須待到它積聚起足夠的資本時才發展其經濟和增加其出口商品。因而，在這早期階段，印度的經濟發展因與英國的聯繫而得到促進。但是，重要的一點是，印度的經濟不僅受到促進，也得到重建，並在後一階段中歸於無效。英國的紡織品非常便宜，這時能通過鐵路網而分配到全國，從而，象在早一個世紀時使英國工匠破產那樣，無情地使土著工匠破產。不過，這兩種形勢之間有一個極其重要的不同之處。英國工匠到城市中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的工廠裡去做工，印度工匠卻由於他們的城市裡沒有出現工廠而無處可去。英國人自然並不希望在印度建立一個相競爭的工業結構。他們喜歡印度的經濟補充他們自己的經濟，而不喜歡印度的經濟與他們自己的經濟競爭。因而，印度供應原料給英國，作為回報，印度得到製成品和建設項目所需的資本。

這是一種自然的、可理解的安排，但是，它深深地影響了印度人民。他們以往歷來是通過農業和手工業謀生。而這時，工匠須削價與競爭者搶生意，沒有可替換的生活來源。農民也不能不受到影響，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開始捲入為英國工廠生產黃麻和其他商品的過程中。這意味着他們不再僅僅供養他們自己和附近城鎮的人們。這時，他們已成為世界經濟的組成部分，受世界經濟的波動和危機的支配。歐洲還通過傳入醫學科學和種種衛生措施而從根本上影響了印度，因為醫學和衛生措施導致人口急劇增低這種情況早先在歐洲也發生過，但是，歐洲有數百萬人進入城市或去了海外，而印度人卻做不到這些。因此，最後結果是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受阻。

這就是新帝國主義對殖民和附屬地的影響的性質。印度已用作這種影響的一個例證，但是，在其他地區，一般格局是相同的，只是自然地帶有一些地方的變化。這一格局應當記住，因為它說明了為什麼今日的世界被劃分成發達世界和不發達世界，為什麼這兩個世界的生活水平有着如此驚人的差異，為什麼不發達世界的人民在獲得政治獨立之後，其首要目標是成為發達世界——儘可能迅速地達到西方的經濟水平。

對新帝國主義的回顧不應該得出結論，說新帝國主義對於世界，甚至對於諸從屬殖民地民族，是十足的災難。按照歷史的觀點，新帝國主義無疑將被看作是世界的一大進步，正如工業革命是歐洲人的一大進步一樣。實際上，新帝國主義的歷史作用在於將工業革命推進到其邏輯上必然的結局——使工業國家即工業資本主義能以世界性的規模起作用。這導致了對世界物力人力資源的遠為廣泛、協調和有效的利用。無疑，當歐洲的資本和技術與不發達地區的原料和勞動力相結合、首次導致一個完整的世界經濟時，世界生產率無法估量地提高了。事實上，世界工業生產在1860至1890年間增加了三倍，在1860至1913年間增加了七倍。世界貿易的價值從1851年的64100萬英鎊上升到1880年的302400萬英鎊、1900年的404500萬英鎊和1913年的784000萬英鎊。

對於蛋糕的體積增大所帶來的好處，人們沒有不同的意見。更確切地說，爭論集中在蛋糕該如何切開的問題上。諸殖民地民族已感覺到，過去，他們所得到的少於他們應得的份額。他們所得到的總的量已明顯增加，要不然，他們的日漸上升的人口就無法得到供養。例如，有位英國經濟學家指出，1949年，在礦物豐富的北羅得西亞從事開礦的歐洲公司將他們的產品總共賣得8670萬英鎊。這筆錢中，他們花費在北羅得西亞的僅為1，250萬英鎊；這意味着，有三分之二的錢給轉移到國外。而且，花費在北羅得西亞的1250萬英鎊中，有410萬英鎊是支付給在那裡生活、工作的歐洲人。3670萬英鎊中，只有200萬英鎊是給了在礦井裡幹活的非洲人。然而，這些工人平均一年得到41英鎊，而殖民地每個成年非洲人的平均收入是一年27英鎊。

在這些情況下，可以理解，諸殖民地民族對增長了的生產率或外國公司付給的工資，印象並不很深。他們印象較深的是自己的可憐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在與西方的生活水平相比較時。他們對於讓自己擔任干苦活者的角色這一點也很不滿；甚至在有着工業發展所需的人力物力資源的地區，也是如此。

顯然，在西方工人對工業資本主義的反應與殖民地民族對新帝國主義的反應之間，有着一個相似之處。兩者都對自己的命運不滿，而且，兩者都支持旨在引起根本變革的運動。但是，又有一個基本差別：諸殖民地民族並不反對自己民族的皇帝，而寧可說，反對外國統治者。因此，至少在最初階段，它們的反對運動並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西方的一系列政治學說——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尤其是民族主義。

我們接着將考察這些主義，它們構成了歐洲的政治革命。瞭解這一革命對世界歷史來說，和瞭解工業革命一樣，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世界不僅受西方的棉織品、鐵路和銀行的影響，而且還受西方的思想、口號和政治制度的影響。

第十二章

政治革命（上）

一旦個人和民族使關於充分發展的自由的抽象概念進入他們的頭腦，就沒有什麼比這更具有控制不了的力量。

G．W．F．黑格爾

19世紀歐洲對世界的支配不僅建立在歐洲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的基礎上，也建立在歐洲政治革命的基礎上；政治革命的實質是結束了人類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由神注定的這種觀念。人們不再認為政治高於人民，也不再認為人民在政府之下。政治革命有史以來首次在一個比城邦更大的規模上顯示了政治和人民是密不可分的——民眾已覺醒並行動起來，不僅參與了政治，而且把這樣做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權利。在本章中，我們將考察歐洲政治革命的一般格局，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起因以及19世紀歐洲政治革命的各種表現形式和世界性的影響。

一、政治革命的格局

政治革命同經濟革命一樣，分幾個階段發展起來，我們曾提到，經濟革命開始於英國，然後擴展到歐洲大陸和美國，後來再擴展到世界其他地區。政治革命也相同，17世紀的英國革命標誌其開始，隨後的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標誌其更進一步的發展。然後，它在19世紀時影響了整個歐洲。在20世紀時則影響了整個世界。
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其擴展情況的相同並非偶然。實際上，這兩種革命是密切聯繫的。經濟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政治革命，因為它產生了有着新的利益、有着使其利益合理化的新的思想意識的新的階級。如果我們簡要地追溯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一般過程，這將變得很清楚。

中世紀初期，在西歐可發現三個界線分明的社會集團：組成軍事貴族階層的貴族、構成教會和知識界顯貴集團的教士和從事勞動以供養以上兩個上層階級的農民。隨着商業的發展，中世紀社會等級的這種狀況由於一個新的成分即城市資產階級的出現而開始改變。隨着這一階級的財富增長、人數增多，它對各封建階層的特權、對妨礙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的許多限制，日益不滿起來。因此，資產階級與民族君主政體結成了相互有利的聯盟。國王們從資產階級那裡獲得財政支援，從而能夠維護自己對各封建階層的權威；回過來，資產階級則從整個王國建立起法律和秩序這一點中得益。這種聯盟一直持續到它使不斷成長的中產階級感到厭煩時為止，因為此時，中產階級為了擺脫王室對商業的種種限制、擺脫日漸增加的納稅負擔、擺脫對宗教信仰自由的種種約束，轉而反對起國王。中產階級的這些目標是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的重要因素。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着自由主義——為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目標提供了合理解釋的新的思想意識——的成功。在這意義上，自由主義也許可稱為是不斷成長的中產階級打算藉以為自己獲得它指望得到的那些利益和那種控制的特殊綱領。

有自由主義信條的中產階級轉而又受到城市工人即無產階級的挑戰。隨着18世紀後期工業革命的到來，住在擁擠的城市中的工人開始日益具有階級覺悟。他們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利益與其僱主的利益並不相同，他們的境遇只有通過自己方面的聯合行動才能得到改善。因而工人們，或者更確切地說，領導工人的知識分子，發展起一種新的思想意識——社會主義。它直接向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挑戰，不僅提倡政治改革，而且還要求社會變革和經濟變革。我們將看到，社會主義在19世紀後期，成為歐洲事務中的一種主要力量；在20世紀，成為世界事務中的一種主要力量。

賦予歐洲政治革命以動力的不僅有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有力信條，而且還有民族主義——一種影響到各階級、使廣大人民群眾活躍起來的思想意識。傳統上，這些人首先忠於的一向是地區或教會。近代初期，效忠的對象擴大到新的民族君主。但是，從英國革命開始，特別是在法國革命期間，越來越多的歐洲人使自己的忠心服從于新的民族事業。民族教會的興起、民族王朝的興起、民族軍隊的興起、民族教育制度的興起，所有這一切結合起來，把從前公爵的臣民、封建農奴和城市市民改變成包括一切的民族。19世紀期間，新的民族思想意識從其發源地西歐傳播到歐洲大陸各地，而如今，到了20世紀，它又成為促使全世界從前的從屬殖民地民族覺醒的推動力量。

這三個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歐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它們共同激勵歐洲各民族的愈來愈廣泛的階層行動起來，賦予這些階層以世界其他任何地區所無法與之比較的推動力和內聚力。如此，政治革命同科學革命和經濟革命一樣，極大地促成了歐洲的世界霸權。當歐洲人開始向海外擴張時，他們遇到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關係不怎麼和睦的一些社會。民眾的冷淡——他們缺乏對自己政府那種息息相關之感——說明了為什麼歐洲人能不太費力地在一個又一個地區建立並維持他們的統治。印度也許是那些保持着全然不同的民族聚集體、宗教聚集體以及相衝突的地方性忠誠的社會易遭受歐洲擴張主義侵害的一個最主要的例子。在長達一個半以上的世紀裡，這塊擁有千百萬人口、擁有燦爛的文明和古老的歷史傳統的巨大的印度次大陸被為數較少的英國官員和高級職員不太費力地統治者。當1857年爆發反對英國統治的起義時，不僅英國軍隊，而且還有印度人也前去鎮壓。倫敦《泰晤士報》的記者驚訝地報道了這一事實。"我對正在我周圍和我面前流過的戰爭潮流中的這一巨大支流越來越感到驚異。所有這些男人、婦女和孩子都高興地湧向勒克瑙，去幫助歐洲人制服他們的兄弟。"

但是，歐洲的政治控制和經濟控制必然意味着歐洲政治思想的傳播。正如整個世界感受到斯蒂芬森的機車、富爾頓的汽船和加特林的機槍的影響一樣，它也感受到《獨立宣言》、《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和《共產黨宣言》的影響。那些已成為我們當代標誌的世界性的動亂就是這些易使人興奮的檔案的直接結果。

二、英國革命

歐洲政治革命的第一階段是17世紀的英國革命。英國這場大變動的根源可以在國會和斯圖亞特王朝之間的衝突中找到；這場衝突後來演變成一場公開的內戰，內戰中，國會獲勝。這種結果並不是史無前例的。其他代議制機構也曾壓下君主的鋭氣，如波蘭的情況就是如此。但是，這兩種情況之間有個很大的差別：得勝的英國國會實質上代表中產階級的利益，而波蘭的代議制機構則代表封建貴族。因而，英國國會勝利的結果是建立起代議制立憲政體——這是英國對歐洲、對世界的最大的政治貢獻。相形之下，波蘭的由貴族控制的議會的勝利是導致後來以國家的完全滅亡而告終的封建混亂局面。
斯圖亞特王朝之前的都鐸王朝普遍受人歡迎，尤其是受中產階級和紳士們的歡迎。它使敵對的貴族家族受到中央的控制。它通過建立國教英國聖公會來切斷基督教會與羅馬的聯繫，並在這過程中，分配了原屬於天主教機構的廣大土地和其他財產。它還建立海軍和實行獲得民眾贊同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斯圖亞特王朝第一代國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與他的兒子和繼承人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很快就浪費掉這種信譽。他們企圖把英國聖公會的教義和儀式強加于所有的人，從而引起不信奉國教的臣民即清教徒的敵視。他們還企圖進行無國會的統治，但遇到了困難，因為國會控制了國家的資財。他們試圖通過出售進出口貿易、國內貿易和許多製造行業中的專利權來繞過這一障礙。這帶來了很大的收入，但也引起資產階級的反抗；資產階級要求"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經營其行業的繼承權"。

當蘇格蘭人舉行起義反對查理將英國聖公會教義強加於他們的企圖時，危機降臨了。為了獲得鎮壓起義的資金，查理被迫召開國會。而這一于1640年召開的長期國會不理查理對金錢的需求，反而提出許多影響深遠的要求，其中包括處決國王的首席顧問和徹底改組英國聖公會。查理拒絶服從；1642年，在保皇的"騎士黨"和清教徒的"圓顱黨"之間爆發了戰鬥。

英國几乎有半個世紀沒有平靜下來，直到1688年的所謂光榮革命時為止。那幾十年中的一系列激動人心的事件構成了英國革命。革命的詳情除了在它們有助于說明革命藉以促成自由主義信條、民族主義信條和社會主義信條的方式及其程度的範圍內，對我們沒有關係。因此，這裡只要注意到英國革命經歷過五個階段就夠了。從1642至1645年的第一階段為內戰階段，在這階段中，保是黨人被奧利弗·克倫威爾組織的著名的新模範軍擊潰。在1645至1649年的第二階段間，一種後來在1792年的法國革命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中也得到重複——不過，帶有某些變化——的形勢發展起來。在得勝的情教徒當中，出現了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的分裂。溫和派由克倫威爾領導，戰勝了約翰·利爾伯恩領導的激進派。當查理於1649年被處死時，克倫威爾當上了稱為共和政體的英格蘭共和國的首腦。

從1649至1660年的第三階段間，克倫威爾和他的清教徒追隨者極其有效、虔誠地統治着英國。這是各種宗教權利受到抑制、宗教問題得到解決的時期。克倫威爾死於1658年，繼他之後擔任共和政體的護國公的是他的兒子理查。後者是個庸碌無能的人，而且，國民已對在清教徒治下的受限制的、簡樸的生活感到厭倦。因此，斯圖亞特王朝得到復辟；結果，從1660至1688年的第四階段稱為王政復辟時期。

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和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在位）沒有取消、也不能夠取消共和國的種種改革。但是，他們確試圖恢復個人統治。這一點，加之他們追隨法國王室、鼓勵天主教，使他們愈來愈不得人心。最後，詹姆斯二世隨着1688年的光榮革命的到來而被推翻；光榮革命標志著英國革命的第五個、也是最後一個階段。新的統治者是詹姆斯一世的女婿、奧蘭治的威廉。1689年，威廉接受了闡明國會至高無上的基本原則的權利法案。這一法案規定：國王不能中止法律;除非經國會同意，不得提高稅收或保持軍隊；若沒有法律手續，不可逮捕和拘留臣民。這些規定並不意味着英國已成為一個民主國。直到19世紀後期確立起普選制時，才實現這一目標。但是，1689年的這一法案確一勞永逸地確立了國會的最高權力，並在這情況下，結束了几乎早半個世紀就已開始的美國革命。

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英國革命的主要意義在於確定並貫徹了自由主義的原則。這是可預料到的，因為英國革命實質上是中產階級的事。支持國會的商人和小貴族考慮着兩個主要目標——宗教信仰自由和個人及財產的安全。但是，在清教徒方面，關於這些事並沒有取得一致意見。許多相衝突的觀點得到闡述和熱烈的辯論。例如，就宗教來說，一股名符其實的非正統見解的急流噴湧而出，許多新教派相繼出現，其中包括公理會教派、浸禮會教派和貴格會教派。當時，長老會教徒正在力求將他們的教派建立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對所有公民實行其教規。這些宗教分歧顯然必須得到調解，否則國會的勝利就會受到破壞、國家本身也許會垮掉。正是在這些情況下，宗教信仰自由這一基本的自由主義教義被制訂和確立。不僅基于權宜之計，也基于原則，人們開始普遍同意，試圖強迫人們接受某種信仰是不道德的、也是無效的。誠然，英國聖公會仍然是官方的、受國家支持的教派，其成員在擔任政府職務和其他方面受到優待。但是，總的講，當時已確立這一原則：良心的自由應授予所有既不威脅公共秩序也不干涉其他人的崇拜儀式的基督教徒。

關於人權和財產權利的問題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這問題甚至比宗教問題更明顯地在清教徒中間劃分出右翼和左翼兩派。分裂是隨着新模範軍的普通士兵開始感到他們的利益正受到官員和國會的忽視而逐漸發生的。這些士兵經過四年成功的作戰之後，獲得了新思想和新觀點。他們已在戰鬥中擊敗了較優者，作為勝利者，跨進了英國某些最堂皇的大廈。這導致他們對大人物們的權威表示懷疑，並相信他們自己的能力。正如一位權威所說的，"簡單地說，繪普通人一個機會，讓他們嘗嘗權力的可能性並說出自己的見解，是英國內戰的偉大成就之一，只是這些成就是偶然的。"

普通人確實說出了自己的見解！在提出大量的意見時，普通人除了要求良心的完全自由以外，還要求有一個民主共和國和消除經濟上的苦難。這方面表達得較清楚有力的是平均派；平均派是給予一個主要由城市下中層階級和農村佃戶發起的群眾運動的一個輕蔑名宇。平均派的首領是約翰·李爾本即"生而自由的約翰"，他的艱苦的一生反映了其追隨者所受到的磨煉和他們的抱負。

17世紀30年代，內戰爆發前，他因散髮未經許可的印刷品而被國王的星法院關押；由長期國會釋放後，他應徵入伍，在布倫特福被俘，因重大叛國罪而受審，險些地在國王手下被絞死；後來，他被交換遣返；他作戰勇敢；他在戰鬥中受傷；他因不接受與蘇格蘭人聯合後被強加的[長老會的]嚴肅盟約，退出國會軍隊；接着，他因未經許可的印刷業而坐牢（內戰期間，他與整整一系列秘密的印刷機有關）；因為誹謗下議院議長、誹謗曼徹斯特伯爵和其他人，他經常進出倫敦塔監獄；他試圖改革倫敦商業中心區的政府，試圖打破冒險商公司對羊毛貿易的壟斷；他在新模範軍中組織反對國會的活動；然後，他成為平均派運動的代言人；他經常起來反對克倫威爾，他相信克倫威爾背叛了他們曾為之浴血奮戰的自由的事業；他曾兩次在民眾響亮的歡呼聲中被宣判無罪；他也遭到過流放，回來後，又受到被激怒了的政府的監禁，1655年，離去世僅一、二年時，他成為一名貴格派教徒。

平均派為根本的政治上的不滿提供了領導，制訂了成文的綱領；在綱領中，系統地提出了模範軍普通士兵們的種種要求。如此，一份宣言《人民公約》給制訂出來；這份公約于1649年呈遞國會，現被說成是"歐洲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憲法"。它明白地宣佈了自由主義的某些基本原則：首先，個人從自然界得到某些不可分割的權利即國家和教會所不能剝奪的天賦權利；其次，是人民主權的原則，即一切政治權力僅僅是由人民授予的。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軍隊的代言人要求實行許多具體的改革，這些改革如今被大家公認為是一個民主立憲國家的基礎。它們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一部成文憲法、男公民普選制、兩年一屆的國會、財產和公民權利的更大範圍的傳播以及死刑、債務監禁、長子繼承權和一切封建佔有權的終止。

國會從未被迫按《人民公約》行事。克倫威爾有足夠的力量監禁李爾本和鎮壓軍隊中的不滿集團。這並不意味着平均派對他們同時代的人沒有影響。下議院為建立共和政體而通過的法規中也包括了平均派的基本原則："就人間而言，人民是所有公正的權力的起源，"下議院議員"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人民，擁有這國家中最高的權力"。

如果國會如此樂於接受人民主權的原則，那麼，使國會與平均派對立的爭端又是什麼呢？回答可以在"人民"一詞的定義中找到。克倫威爾及其追隨者認為，應該參加對下議院議員的選舉的"人民"是那些在王國中有着"真正的或永久的利益"的人——即財產所有人，而平均派則堅持認為，"任何出生在英國的男子都應當……對議員「國會成員〕的選舉有發言權。"因而，爭端在立憲議會政體和民主政體之間。贊成民主政體的人們中的許多人之所以贊成，是因為他們打算利用自己的選票引起社會改革，而克倫威爾及其追隨者因害怕這類改革，則堅決反對平均派。

事實上，17世紀在英國進行着兩種革命。第一種是小貴族和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小貴族和資產階級感興趣的是贏得在社會上有地位所必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種是下中層階級和佃農的社會革命；下中層階級和佃農要求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要求給窮人以豐富的食品，具有小財產所有人階層的眼光。17世紀英國的社會革命失敗了，就象後來18世紀法國的社會革命失敗一樣。在前後兩種情形下，領導者都缺乏獲取勝利所必需的人數優勢、組織和成熟度。他們的時機到19世紀後期才來臨；那時，工業革命已培養出極其大量的、有階級覺悟的城市無產階級。城市無產階級又發展起與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截然不同且反對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自己的思想意識——社會主義。

三、啟蒙運動

17世紀英國發生大變動以後，歐洲政治革命的第二階段是在1789年法國革命之前的一個世紀中出現的所謂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一詞源自以下事實：這一運動的領袖們認為他們生活在一個啟蒙時代。他們將過去基本上看做是一個迷信和無知的時代，認為只是到了他們時代，人類才終於從黑暗進入陽光。因而，啟蒙時代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有了"進步"這種一直持續到20世紀的觀念。由於啟蒙運動，人們開始普遍認為，人類的狀況會穩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況都將比前一代好些。
這種不斷的進步是如何保持住的呢？回答簡單而又令人信服：通過利用人類的理性力量。這種對理性的信任是啟蒙運動的另一基本特點。實際上，兩個關鍵的概念就是進步和理性。而這些概念的倡導者是通稱為哲人的一批表達力很強的人。不可將這些哲人誤作正式的哲學家，他們不是任何特定領域的學識淵博或系統的思想家。他們多半是文人或普及工作者——與其說是哲學家，不如說是報刊撰稿人。他們更接近的是H．G．威爾斯和G.B．蕭伯納，而不是G．E．穆爾和A．N．懷特海。這些哲人同威爾斯和蕭伯納一樣，通常反對現存的社會秩序，他們寫劇本、小說、隨筆和歷史作品，以普及他們的思想、說明變革的必要性。

這些哲人受萬有引力定律的影響很大，相信存在着不僅象牛頓所證實的那樣控制物質世界、也控制人類社會的自然法則。按照這一設想，他們開始將理性應用於所有領域，以便發現種種有效的自然規則。他們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傳統——受到理性的檢驗。雖然這對任何時期的任何社會來說，都是一個嚴峻考驗，但是，對於已過了全盛時期、許多關節嘎嘎作響的法國舊制度，是尤其嚴峻的考驗。因而，這些哲人使法國和整個歐洲的舊制度受到毀滅性的批判的猛擊。更重要的是，他們發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則，打算通過這些原則實現大規模的社會改革。其中特別使我們感興趣的是他們在經濟、宗教和政治三個領域中提出的一些具體建議。

他們在經濟領域中的主要口號是自由放任——讓人民做他們願意做的事，讓自然界自然地發展。這種對政府幹涉的反對，是對於通常稱為重商主義這種對經濟生活的全面、嚴格的控制的一種反應。在國家建立的早期階段，重商主義被認為是國家安全所必需的。但是，到18世紀，它似乎是多餘的，甚至是有害的。受到專利權、國內稅或過多的關稅和雜稅妨礙的商人們熱情地接受了自由放任的口號。我們已提到過，英國商人們的情況就是如此；他們攻擊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所出售的專利權。但是，重商主義在法國甚至更具有限制性，所以，哲人們自然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向重商主義。他們尋找構成經濟行為的基礎的自然法則，提出了自由放任主義的一般原則——國家對自然經濟力量的自由發揮作用不得干涉。

自由放任主義由蘇格蘭人亞當·斯密在其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書中作了出色的系統闡述。他論證說，就個人的經濟活動而論，自我利益乃個人活動的動機；國家的福利只不過是在一個國家中起作用的個人利益的總和；每個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用斯密自己的話來說：

每個人，只要他不違反正義法則，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勤奮和資本與其他任何人即任何階層的人的勤奮和資本相競爭。君主就完全給免除了一種職責；在試圖履行這種職責個君主總是遭受無數的欺騙，因此若要履行這種職責，人類的智慧或知識永遠不可能是足夠的——這種職責就是監督私人的勤奮，並將它引導到最適合社會利益的工作中去。

在宗教方面，主要口號是"Ecrasez　i'infame！"——砸爛可恥的東西，即消滅宗教的狂熱和不容異說。這種對不容異說的強烈反對有着兩方面的原因。一個原因是人們確信不容異說妨礙了科學討論和得出真理。另一原因是不容異說似乎危及政治上的統一和穩定。因而，宗教信仰自由的傑出擁護者伏爾泰說，"如果在英國僅允許有一種宗教，政府很可能會變得專橫；如果只有兩種宗教，人民就會互相割斷對方的喉嚨；但是，當有大量的宗教時，大家都能幸福地生活、和睦相處。"

更準確地說，哲人們拒絶接受上帝支配世界並任意地決定人類的命運這種傳統的信仰。相反，他們尋找一種與理智的判斷相一致的自然宗教。結果產生了種種根本違背宗教正統觀念的東西。有些人成為徹底的無神論者，否認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是教士和政治家的工具。另外一些人成為不可知論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多數人是自然神論者，樂於贊同上帝存在並創造了世界的主張，但堅決認為，上帝創世後，允許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則起作用而不加以干涉。因而，自然神論者能同時做兩件不相容的事而雙收其利。他們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義，同時，又能拒絶接受某些帶有超自然特色的東西如聖靈感孕、耶穌的復活、基督的神性和《聖經》中的神的啟示。這裡值得指出的重要一點是，所有這些新的信條——無神論、不可知論和自然神論——反映了理性主義者對"天啟"或"超自然"宗教的懷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長。自基督教在歐洲獲勝以來，基督教傳統首次出現了明確的破裂。

同樣，在政治方面，哲人們也有一個關鍵性的用語——"社會契約"。關於統治的契約論並不是一種新理論：英國政治理論家約翰·洛克在1690年發表的《政府論》一書中已系統地提出了這一理論。洛克在這部論著中說，如果統治者對其臣民管理不當，"他們就會因這種失職行為而喪失早先人民為著完全相反的目的而授予他們的權力，權力就會被移交給人民，人民有權利恢復自己原先的自由。……"換句話說，洛克將統治看作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一種政治契約。但是，法國哲學家讓·雅克·盧梭把它改變成一種社會契約而非政治契約。在他看來，契約就是人民之中的一個協議。盧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是《社會契約論》（1762年）一書中說，所有公民在建立一個政府的過程中，把他們的個人意志熔合成一個共同意志，同意接受這共同意志的裁決作為最終的裁決。盧梭關於共同意志的觀念是抽象的，可以有種種解釋。20世紀的獨裁者們就是利用這一學說為自己的極權主義政權辯護。然而，從歐洲政治革命的觀點看，重要的一點在於盧梭強調了人民的主權。他把統治權看作只是一種"代辦權"，從而證明把人民的合法權力歸還給擁有最高權力的人民這種革命是正當的。"行政權的受託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辦事員；它（人民）能如心所願地使他們掌權和把他們拉下台；對受託人來說，不存在契約的問題，只有服從。"

以上簡短的評述表明了啟蒙運動對歐洲政治革命的意義。"砸爛可恥的東西"、"自由放任"和"社會契約"這些口號破壞了傳統的制度和習俗。此外，它們不僅對法國的現狀，而且對整個歐洲甚至海外地區的現狀，也是一個挑戰。實際上，哲人們並不把自己看做法國人或歐洲人，而是把自己看做人類的成員。值得注意的是，伏爾泰普批評了博緒哀主教的《世界史教程》一書，其理由在於，這部著作主要論述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歷史，忽視了異教的古人和其他文化的歷史。這一批評頗為典型地表明了哲人們有意識地試圖從全球的而非西方的角度來思考和行動。他們試圖發現與牛頓的物質世界的定律相當的、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法則。

雖然哲人們並未發現支配整個人類的、永遠不變的法則，但他們的著作確影響了世界許多地區的好思考的人們。他們的最大的、直接的成就是說服歐洲的許多君主至少接受他們的某些學說。這些君主仍然堅持他們以天賦之權進行統治的理論，但是他們已改變了關於其統治目的的思想。政府權力仍然是君主們的天賦特權，但這時已用於為人民謀利。因此，這些統治者被稱為仁慈的專制君主。

這些仁慈的專制君主中最聞名的是普魯土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俄國的葉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和哈普斯堡帝國的約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葉卡捷琳娜也許是最有說話才能的。常常說出啟蒙運動的富有代表性的口號，如："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應當平等，""君主應為其人民服務""一個國家若劃分成少數大地產，是危險的"等等。但是，葉卡捷琳娜和其同時代的君主們並不僅僅談論改革。葉卡捷琳娜大大地改善了自己國家的行政制度和教育制度；腓特烈為促進普魯土的農業做了大量工作；而開明的專制君主中最真誠、最認真的約瑟夫二世在其統治期間由於試圖將其帝國改造得與新的原則相一致而弄得筋疲力盡。不過，儘管這些統治者擁有極大的權力，取得的成就卻很有限。他們的繼承者常常破壞他們的成果，而教士和貴族則毫不退讓地反對威脅其既得利益的種種改革。

啟蒙運動的學說不僅鼓舞了少數君主，也鼓舞了他們的一些臣民。例如，在俄國，貴族亞歷山大·拉季謝夫于1790年發表了一部題名為《從聖彼得堡到莫斯科施行記》的著作。拉季謝夫是哲人們的一個忠實信徒，他在其著作中尖鋭地譴責了自己國家的基本制度——官僚政治、專制主義的君主政體和農奴制。同樣，在哈普斯堡帝國，也可找到哲人們的許多忠實信徒。其中有個叫傑爾傑·貝塞恩耶的貴族被普遍地稱為匈牙利的伏爾泰。18世紀末，一個叫尤莉婭·恰凱的女伯爵擁有一個有5，160卷書的藏書室，其中有3，600多卷是法文書，包括了伏爾泰和盧梭的全部初版的著作。甚至在穆斯林的奧斯曼帝國，蘇丹謝裡姆三世也是啟蒙運動的學說的熱情支持者，他似乎是從在君士坦丁堡的法國商人和外交官那裡吸收到這些學說的。雖然他儘力將自己的思想付諸實踐，但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非常猛烈，他在統治18年後於1807年被殺害。蘇丹的臣民，尤其是與西歐有某些交往的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徒，也受到了啟蒙運動的影響。這方面較傑出的是塞爾維亞的一名到處走動的修道士，名叫奧布拉多維奇，他曾在英國、法國和德國廣泛地旅行。旅行期間，他成為啟蒙運動的一名直言不諱的信徒；這一點，從其著作的以下這段話中能覺察出來：

我有兩個主要目的：首先，說明寺院對社會是無用的；其次，說明充分地學習的巨大必要性，充分地學習是一種極有效的方法，能使人們擺脫迷信，能引導人們真正地崇敬上帝、擁有理性的虔誠和有知識的優點，從而使一個富有理性的人真正地走上現世的和永恆的幸福之路。……我將毫不注意任何人屬於什麼宗教和信仰，那也不是在當前的文明時代裡所需考慮的事。

在南北美洲，啟蒙運動也有着直接的、非常重大的影響。在拉丁美洲，新的學說由於官員、商人和移民川流不息地到來而得到傳播。有位歷史學家在分析了哲人們的著作在拉丁美洲的大學和私人圖書館中的廣泛傳播之後，下結論說，"啟蒙運動顯然影響了……約1808年前後達到成熟的整整一代人，導致了爭取獨立的鬥爭。至于英國的十三個殖民地，我們將在下面論述美國革命的一節中詳細考察。這裡只要提一下托馬斯·潘恩、本傑明·富蘭克林和托馬斯·傑斐遜正象伏爾泰、盧梭和孟德斯鳩那樣完全是哲人就夠了。畢竟，正是傑斐遜宣佈每個人都有兩個祖國："他自己的國家和法國。"

啟蒙運動的種種學說的影響並沒有隨着18世紀甚至19世紀的結束而消失。伏爾泰和潘恩的著作至今仍有影響，仍鼓舞着生活在普遍的狀況和制度限早先哲人們與之鬥爭的狀況和制度相似的國家裡伯人民。例如，開羅的愛資哈爾大學的教授K．M．哈立德于1950年出版了一本名為《我們從這裡開始》的書，提出了一個要使穆斯林世界恢復活力的綱領。哈立德在書中大量地引用了伏爾泰、盧梭和活息的話，並引用盧梭的話來闡明他寫這本書的動機。他在序言中寫道；"就撰寫這本書的動機的崇高而言，我完全是問心無愧的。"也許盧梭的話最能表達我的這種感情："正是我們對上帝的信仰和對人類的信心，激勵我們決心把愚蠢的、奴性的動物變成為有知識的、有人性的人。"

四、美國革命

我們不應誇大仁慈的專制君主貫徹啟蒙運動的種種學說所取得的實效。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啟蒙運動才大大地影響了歐洲的人民群眾。但1789年以前，在英國的十三個殖民地已爆發了一場革命，這場革命提供了將新學說付諸行動的一個實驗性的示範。
我們早先已提到，十三個殖民地的一個主要特點是政治上難駕禦，它們的民選議會者是與從倫敦派來的總督和其他官員不和。我們還提到，英國在七年戰爭中決定性地打敗了法國，並通過1763年的巴黎和約獲得了北到北冰洋、西要密西西比河的法國殖民地。英國人和美國人對他們巨大的共同勝利感到非常自豪。但是，這一勝利在解決了舊問題的同時又引起了新問題。一個新問題是，由於法國進攻的危險已消除，十三個殖民地的獨立精神正在不斷增強。另一新問題是，英國政府在獲得巨大的新殖民地以後，決定加緊對帝國組織的控制。這種加緊在早期階段也許是可行的，但這時，在長期的"有益的忽視"之後，在消除法國的威脅之後，殖民地居民確信他們能夠照料自己並有充分的權利這樣做。因而，美國革命基本上起因于帝國權力和殖民地自治這兩種相衝突的要求；馬薩諸塞的總督弗朗西斯·伯納德在他于1765年11月23日寄給在倫敦的上司的信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美利堅的所有政治上的弊端皆起因于沒有確定大不列顛和美利堅殖民地之間的關係。因此，在不列顛和美利堅存在着關於這種關係的種種意見，它們互不一致、互相矛盾。在不列顛，美利堅諸政府給看作是被授權制訂地方法、只是在議會高興的時候才得以存在的社團，議會……隨時有權力解散它們。在美利堅，他們自稱……是完備的國家，除了有同一個國王外，其他方面均不依靠大不列顛；他們從容不迫地完善了立法機關，一點也不受大不列顛的立法機關的支配。……在一個如此巨大的矛盾中，誰將作出決定呢？

對這一決定性的問題作出回答的是軍隊。在美利堅殖民者當中，並非所有的人，甚至也不是大部分人，贊成求助于暴力。事實上，他們分裂成兩個敵對的陣營。保守主義者僅僅希望恢復1763年以前普遍地存在於母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那種鬆散的關係。但是，激進主義者要求帝國關係中發生使殖民地能完全控制自己的事務的變化，他們還要求殖民地內部出現有利於平民百姓的政治權力的轉移。關於後面一點，保守主義者激烈反對。他們不想引進民主政體；相反，他們希望象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一樣，保持上層階級的領導。最後，由於不列顛無能的官員屢犯大措，激進主義者得以獨行其是。

導致革命的步驟是眾所周知的，無需詳細敘述。首先是1763年時宣佈禁止向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移民。這原是作為在能夠制訂出有條理的土地政策以前保持和平的一項臨時措施，但是，那些可能成為移居者和投機商的人以為自己將為了英國少數毛皮商的利益而被永遠排除在外。然後，是施行一系列財政措施，公佈了"糖稅法"、"駐兵法"、"印花稅法"和"湯森稅法"；其目的是為了將英國繁重的稅收負擔的一部分轉嫁到美利堅殖民者肩上。這些征稅在英國人看來，尤其是考慮到近來擊敗法國人的戰爭所帶來的花費以及將來保護美利堅邊疆所必需的預計的花費，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殖民地居民由於都受到這些征稅的影響，一致加以反對。他們召開了一次洲際大會，組織對英貨的抵制，直到這些財政措施被取消為止。然而，英國政府又施行了另外一系列欠考慮的措施，引起了一場導致革命的新風暴。

一連串富有戲劇性的事件——東印度公司對茶葉的壟斷、波士頓茶黨案、作為對在波士頓港口的破壞行為的懲罰的強製法令即不可容忍法令——是人們所熟悉的。當時，1774年，英國國會還通過了魁北克法案，為被征服的法商加拿大人規定了一個政府體制，並劃定了魁北克的邊界，邊界內包括俄亥俄河以北的全部領土，即現在的威斯康辛州、密執安州、伊利諾斯州、印第安納州和俄亥俄州。在捍衛魁北克法案方面，可說的東西很多，但是，美利堅殖民者譴責它是為了天主教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利益而阻擋他們向西擴張的又一道不可容忍法令。1774年9月，第一屆大陸會議在費城召開，組織了對英貨的又一次抵制。第二年，當英國軍隊從波士頓前往康科德搜奪那裡的秘密軍需庫時，戰鬥開始了。正是在這次戰鬥中，有人在列剋星敦草坪打響了"聲聞全世界的槍聲"。結果是英國軍隊發現自己被圍困在波士頓。第二月即1775年6月，第二屆大陸會議召開，它需要負責一場正式的戰爭，開始招募一支美利堅軍隊。

大會對於與母國實行最後的決裂，仍很勉強。但是，隨着戰斗的蔓延，要求獨立的情緒增漲。1776年l月，潘恩出版了富有鼓動性的小冊子《常識》。潘恩只是兩年前剛從英國來到美洲，他痛恨英國社會的不公正。現在，他在小冊子中熱情地激勵殖民地居民拋棄"舊世界"的暴政：

假定一塊大陸永遠要由一個島嶼來支配，那是件荒謬的事。大自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使衛星大於其主要的行星；由於英國和美洲就彼此間的關係而言，顛倒了大自然的通常秩序，所以它們屬於不同的體系，是很明顯的。英國屬於歐洲；美洲屬於它本身。

啊！熱愛人類的人們！敢於不僅反對暴政、也反對暴君的人們，站出來吧！舊世界的每一處都有着重重壓迫。自由在世界各地受到驅趕。亞洲和非洲很久以來一直驅逐自由，歐洲把自由看作是個陌生人，英國對自由發出了離開的警告。啊！接受這一逃亡者吧，為人類準備一個避難所！

讓我們每一個人向鄰人伸出熱情的友誼之手……讓輝格黨和扎利黨的名字滅絶；讓我們不是聽別人，而是聽誠實的公民的話；他們是坦率的、堅定的朋友，是人類權利和美洲自由的、獨立的國家的勇敢的擁護者。

《常識》在殖民地各地得到傳閲，它大大地有助于大會在1776年7月4日作出接受《獨立宣言》的決定。一旦軍事行動開始充分進行，決定性的因素證明是法國對革命者的援助。戰爭的前兩年間，法國並沒有正式捲入，不過，它把軍火源源輸送到殖民。1777年決定性的薩拉托加戰役中，美利堅人所使用的武器的十分之九都來源於法國。第二年，法國與起義者訂立同盟，向英國宣戰。荷蘭和西班牙加入法國一方，而歐洲其他大部分強國則組成武裝中立聯盟，以保護它們的貿易不受英國海軍的攻擊。法國海軍和一支擁有6000人的法國遠征軍的援助，大大地有助于喬治·華盛頓所率的軍隊的勝利，大大地促成了英國最後於1781年在約克敦的投降。1783年在巴黎簽訂的和約，正式承認了美利堅共和國的獨立，其邊疆以西一直伸展到密西西比河。但是，加拿大仍屬於英國，並接受了仍忠於英國的60000名美利堅托利黨黨人，他們在人數上與原先在聖勞倫斯河流域的法國居民相等。

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美國革命之所以重要，並不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新的、不同類型的國家。《獨立宣言》已宣佈："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於是，美國人民在革命期間和革命之後，通過了旨在使這一宣言不僅在紙上而且在生活中得到實現的種種法律。

首先，這些法律廢除了東半球的限嗣繼承地產權和長嗣繼承製。被指定繼承人的土地不能在該家庭以外出售，而長嗣繼承製則要求土地須移交給長子。施行這些制度的目的是使大地產在其因襲的所有人的管理下保持完整無損。但是，《獨立宣言》發表10年後，除兩個州外，每個州都廢棄了限嗣繼承地產權，宣言發表15年後，每個州還廢棄了長嗣繼承製。換句話說，新的美利堅共和國是建立在由農民本人經營的小地產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由少數人控制的大地產的基礎上。托利黨黨人如弗吉尼亞的費爾法克斯家族擁有600萬英畝的土地；對托利黨黨人所擁有的大地產的奪取和分配也促進了上述的過程。這些地產被奪取後，被小塊小塊地出售，從而明顯地改變了新共和國的土地所有制。

美國革命也導致公民權大大地擴大，不過，男公民選舉權直到50年後才確立。革命還促進了反對奴隷制度的運動。一個接一個州政府通過了禁止輸入奴隷的法律——羅德島和康涅狄格于1774年通過，特拉華于1776年通過，弗吉尼亞於1778年通過，馬里蘭于1783年通過，到1784年，規定逐步地、完全地廢除奴隷制度的法律己在賓夕法尼亞、馬薩諸塞、康涅狄格和羅德島得到通過。甚至在弗吉尼亞的蓄奴中心，1782年時也通過了使解放奴隷較為容易的法律，8年之內，該州有1萬多名奴隷獲得自由。

較大的宗教信仰自由是革命的另一成果。先前，十三個殖民地中有九個殖民地已設立州教會。這意味着居住在馬里蘭的公理會教友必須幫助支持該州的主教派教會；居住在馬薩諸塞的主教派教會成員必須幫助支持當地的公理會教會；即使那些根本沒加入教會的人，也看到他們所納稅款的一部分被用於支持一個州教會。但是，革命開始之後，馬上就有五個州的已確立的教會被廢除，從而，開始了已成為當代美國之特點的宗教信仰自由。

立憲制度也因革命而得到加強。十三個州都接受了以《獨立宣言》的原則為基礎的憲法。這些憲法給財產所有人以專門特權，並不是完全民主的。但是，它們通過政府權能的分立而對統治權加以限制，並附上《人權法案》；該法案規定了公民的天賦權利和以往沒有一個政府會公正地去做的一些事情。

1787年的《西北法令》確保西部諸地將分享美國革命的來之不易的好處：它規定新的州應建立在俄亥俄河以北地區，它們在所有法律方面與舊的州相同，但不能實行奴隷制度。西部諸地將無須經受原先各州的殖民地附屬的制度或競爭擴張的制度。相反，當它們能取得州的地位時，它們將因有彈性的聯邦制的原則而享有原先十三個州在戰爭和革命中贏得的權利和自由。

這些變化並不象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所帶來的變化那樣廣泛和深刻。這些較後的革命，特別是俄國革命，促成了較美國革命多得多的社會改革和經濟改革。然而，美國革命在當時具有深遠的影響。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在美洲的建立，在歐洲被廣泛地解釋為：它意味着啟蒙運動的思想是切實可行的——一個民族有可能建立一個國家，有可能制定一種建立在個人權利的基礎上的切實可行的政體。

美國各州所通過的憲法尤其給當時的歐洲人以深刻印象。他們向列舉人類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宗教信仰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不受任意扣押的自由——的《人權法案》歡呼。我們將看到，〈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育》的發表形成了法國大革命的高潮，這並非偶然的。起草該宣言的委員會承認，"這一崇高的思想"產生於美洲。"在北美洲確立起自由的那些事件中，我們已進行了合作；北美洲向我們表明了我們應將對於自身的保護建立在什麼原則的基礎上。…"當挪威人和比利時人分別于1814和1830年起草各自的憲法時，美國又充當了一個樣板。

重要的一點是，美國已成為自由和機會的一個象徵。它作為沒有以往數千年的負擔和積澱的一塊新的土地而受人羡慕。例如，德國的音樂家和詩人舒伯特宣稱，在美國，十三扇"金色的大門向不容異說和專制政治的受害者們敞開着"。同樣，傑斐遜的意大利朋友菲利普·馬澤伊寫道，絶大多數意大利人是美國的讚賞者——他們"大聲地稱它為人類的事業，儘管他們生活在專制政府的統治下"。在愛爾蘭，民族主義領袖亨利·格拉頓因美國革命者的成功而受到鼓舞，他告訴自己的同胞們，"在你們確定當奴隷的可行性以前，請始終朝美國看。"隨後，他在對英國的一次警告中說："當美國派遣其大使……前往歐洲並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獨立和政權時，你會想象自己將說服愛爾蘭滿足於一個為它制定法律的英國國會嗎？"

當時的美國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已意識到美國革命的意義，他宣稱：

一場偉大的革命已經發生——這一革命的發生不是由於任何現存國家中的力量的變化，而是由於在世界的一個新地區出現了一個新的種類的新國家。它已在所有的力量關係、力量均勢和力量趨勢方面引起一個巨大變化，就象一個新行星的出現會在太陽系中引起一個巨大變化一樣。

即使今天，在巨大的變化已改變美國社會、新的更激進的革命運動已控制世界大部分地區時，美國革命對世界歷史進程的影響仍可感覺到。

第十二章

政治革命（下）

五、法國革命

革命的根源　法國革命在世界歷史舞台上較美國革命或美國革命顯得突出得多。它比那些較早的大變動引起更多的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並影響了世界的更大一部分地區。法國革命不僅標志著資產階級的勝利，而且標志著以往一向蟄伏着的民眾的充分覺醒。雖然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已引人注意，但對各階層的人們有號召力的民族主義也已出現。這些人以往長期地獃在舞台兩側，這時大踏步地走到舞台前方，此後一直留在那裡。換句話說，正是在法國，世界首次強烈地、清楚明白地感覺到至今仍在我們腳下隆隆響的地震。
為什麼這一巨大的變化會發生在法國呢？基本原因存在於以下事實中：啟蒙運動的故鄉——法國，直到拿破崙登台後才由一個開明的專制君主統治。因而，法國是一個極其無能且不公正，以致統治機構吱吱嘎嘎地陷于停頓狀態的國家。正是這種停頓狀態，使野心勃勃、心懷不滿的資產階級有機會成功地奪得政權。

這一模式從成為革命爆發的直接原因的財政危機中能清楚地覺察出來。1789年，法國政府的債務几乎達40億裡費爾；其價值大致接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40億美元。這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但決不是空前的，也不與當時其他國家的國家債務不一致。例如，它僅相當於大不列顛的國家債務的一半，若按人頭分配，沉重的程度尚不及後者的五分之一。然而，法國由於它的兩個特權階級——教士和貴族基本上是免稅的，不能承受這一債務負擔。

法國的舊政權就其組織而言是貴族政權。所有法國人在法律上屬於某一"等級"即社會階層，這種成員資格決定了他們的法定權利和特權。第一等級由教士組成，教士在2，450萬的總人口中總共有10萬左右。第二等級由貴族組成，總數約達40萬。第三等級包括其他所有的人——2000多萬農民、約400萬城市商人和工匠。因而，前兩個等級僅占總人口的2%。但是，他們擁有約35％的土地，並享有政府保護人的大部分好處。儘管他們取得這些不相稱的利益，卻被免除几乎所有的稅；實際上，他們認為納稅是有失其身份的。

因而，稅收負擔落在第三等級肩上，尤其是落在農民肩上。後者占人口的80％以上，但僅擁有30％的土地。而且，農民須向教會交納農產品什一稅，向貴族交納各種封建稅，向國家交納田賦、所得稅、人頭稅和其他各種稅。由於1720至1789年間總的物價水平上漲了65％，而農產品的價格遠遠落後，這一稅收負擔特別繁重。

城市中的工匠也心懷不滿，因為他們的工資在上述數十年間僅上升了22%。相形之下，資產階級並沒在納稅方面感到困窮，因為他們比工匠和農民更能保護自己。而且，大部分商人從物價上漲、從1713至1789年間法國貿易增長5倍中獲利。然而，資產階級對舊政權極不滿意。他們憤恨自己受到貴族的冷落、被王室看作二等臣民並被排除在官僚機構、教會和軍隊中的高級職位之外。簡言之，資產階級想要獲得與他們日漸增長的經濟力量相稱的政治權力和社會聲望。貴族革命當大變動開始時，法國舊政權的性質就是如上所述。法國革命同古往今來的其他革命一樣，先是溫和地開始，逐漸地變得愈來愈激進。實際上，它不是作為資產階級革命開始於1789年，而是作為貴族革命開始於1787年。然後，它通過資產階級階段和群眾性階段而向左轉，直到發生一個使拿破崙執掌政權的反應為止。

貴族開始革命，是因為他們希望恢復自己在16和17世紀期間丟失給王室的政治權力。國王的州長已取代了貴族總督，國王的官吏已控制了全國各級統治權。君主們的權力反映在以下事實中；從16j4年起，他們已不必費心召開三級會議即國家議會。因此，當路易十大發現自己由於支持美國革命時所承擔的大量支出而處于經濟困難中時，貴族試圖利用這一機會來恢復權力，這是可理解的。

1787年，當路易試圖不顧佔有者的社會地位、向所有地產徵收一種統一稅時，貴族和教士硬要路易就權力問題作出決定。特權階層譴責這種新的稅為非法的，宣稱唯有集會于三級會議的全體國民才能制定如此重大的變革。由於金錢的匾乏非常嚴重，國王最終讓步，允諾在1789年春天召開三級會議。貴族以為他們能控制這一會議，從而重新獲得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但是，他們的估計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三級會議的召開所導致的不是貴族的勝利，而是一個巨大的革命浪潮的掀起；這一浪潮將掃除法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已確立的制度和統治階級。

資產階級革命　1789年5月5日在凡爾賽召開的三級會議並不代表法國人民，而是代表以往所劃分的三個等級。從一開始起，第三等級就證明是最有生氣、最決定性的。第三等級佔有人數上的優勢，有代表600名，而其他兩個等級的代表各為300名。實際上，第三等級的代表超過了另外兩個等級代表的總和，因為不僅一些教士，而且一些思想解放的貴族（如曾為美國的革命事業奮鬥過的拉法夷特侯爵），都與第三等級站在一起。中產階級的代表還在擁有思想方面占優勢。他們知道自己要改變法國的舊制度，並從哲人們的著作中至少掌握了應如何實現這種變革的一般思想。他們還擁有政府極度需要的現金，並毫不猶豫地利用這一有力武器去爭取他們所期望得到的各種權益。

平民們通過迫使國王路易把三級會議改變成國民議會而贏得他們的第一個勝利。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改變，因為只要決議是在等級的基礎上作出，第三等級就永遠處于三居一的少數地位。而一旦三個等級的代表聯合組成國民議會，平民（包括他們在另外兩個陣營中的盟友）就會處于多數。國王路易是個相當愚蠢且缺乏想象力的人，他最初在這一關鍵性的問題上猶豫不決，然後，定要保持傳統的等級。但當平民大膽地反抗他、並宣佈自己為國民議會時，路易於6月23日投降了，指示三個等級合併為一。

國王的讓步並不表示他內心的轉變。他繼續重視所謂的"王后黨"——瑪麗婭·安東內特的反動顧問們的勸告。可表明國王的真正意圖的是，他于7月11日解除雅克·內克的職務，因為這位大臣被認為是最贊成改革的。同時，忠實的王軍的幾個團被秘密地調至凡爾賽。國王正準備用武力解散議會的謡言傳播開來了。而且，似乎沒有什麼能阻止國王這樣做。國王有刺刀，而平民只有口舌和決心。但是，在這緊要關頭，國民議會中的平民因巴黎平民的起義而得救。民眾作了決定性的干預，發動了第三階段即群眾性階段的革命。

民眾革命　這時拯救法國革命的民眾並非街頭賤民。實際上，他們是小資產階級，由店主和作坊老闆組成。他們傳播消息、組織示威遊行，而他們的不識字的僱工和職員則追隨他們的領導。革命是在內克被免職以後爆發的。下層民眾湧上街頭，要求較廉價的麵包，並抬着身披喪服的內克的半身雕塑像遊行。7月14日，他們攻破並拆毀了巴黎的一座用作監獄的王室古堡——巴土底獄。這一事件本身並沒有什麼實際作用，因為巴士底獄這時已很少被使用。它裡面關着7名入獄者，其中，兩人是精神病患者，四人為弄虛作假者，第七個是個變態的年青人，由其家庭託交監護和支付其費用。不過，巴士底獄在平民的心目中是壓迫的象徵，此時這一象徵被摧毀了。為什麼"巴土底日"在法國如同"獨立紀念日"在美國那樣，現在仍得到慶祝，其原因就在於此。

巴士底獄的陷落標志著民眾登上了歷史舞台。他們的干預輓救了資產階級，從此以後，後者不得不在關鍵時刻依靠街頭下層民眾提供"一次革命"。這樣的時刻在後來的歲月裡有過許多次，如資產階級為爭得權力而進行反對國王、反對特權階層、最後反對整個歐洲的舊秩序的鬥爭時就是如此。

民眾革命不僅發生在巴黎，也發生在農村。農民在其長期存在的苦難的刺激下，在攻破巴士底獄的激動人心的消息的激勵下。拿起了武器。在農村的許多地方，他們拆除籬笆，奪取土地，燒燬莊園主的住宅。面臨這種革命形勢，國民議會中的貴族和教士只得屈服于現實，和平民一起投票贊成廢除封建制度。在1789個著名的"八月的日子"裡，通過了廢除一切封建稅、免稅特權、教會徵收什一稅的權利以及貴族擔任公職的專有權的法規。在國民議會所規定的其他許多重要的措施中，較突出的是沒收教會土地、改革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以及通過《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這份宣言闡明了關於自由、財產和安全的基本原則—一"就人們的權利而論，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終如此……國家實質上是所有主權的來源……法律是公眾的意志的表達……自由存在於做任何不損害別人的事情的權力中……"最後一個條款表明，資產階級並沒有失去對革命方向的控制："財產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除了在有明顯的公共需要、法律上得到確定和先前規定的損失賠償是公正的情況下，沒有一個人應當被剝奪這種權利。"這份宣言是革命的基本要旨。用一位法國歷史學家的話來說，它相當於舊制度的死亡證書。宣言被印成許許多多的傳單。小冊子、書籍並被翻譯成其他語言，使"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口號傳播到整個歐洲，最後傳播到整個世界。

國王路易決不願意接受8月4日的徹底改革和宣言的革命原則。他告訴一位大主教；"我決不答應讓我的教士或貴族遭受掠奪。我不會批准使他們受到掠奪的法令。"巴黎下層民眾再一次戰勝了王室的反對。國王的敵視、巴黎糧食供應的短缺，激起了民眾的鬥爭。10月初，以婦女為主體的饑餓民眾襲擊了巴黎的麵包鋪子，然後向凡爾賽的王宮進軍。在這些民眾的壓力下，路易同意將宮廷還到巴黎。民眾興高采烈地往回行進，自誇他們帶來了"麵包師傅、麵包師傅的妻子和孩子"。王室成員住進了土伊勒裡宮（巴黎的一座宮殿），在那裡，他們成為實際上的囚犯，而國民議會則設在附近的一所騎兵學校裡。10月的這些充滿騷動的日子確保了對8月法令的批准。由於王室和國民議會受到民眾行動的左右，這些日子巴黎民眾的影響大增。戰爭和恐怖雖然巴黎的國王實際上沒有力量，但許多教士和貴族決心恢復他們所失去的地位和特權。其中有些人逃亡國外，在國外努力設法使外國列強捲入反對法國革命政權的糾紛中去。他們成功了，不過應該注意到，國民議會中的激進派即吉倫特派也贊成戰爭，因為後者相信一個共和國可以由此在法國得到建立，革命學說可以由此傳播到整個歐洲。隨着奧地利和普魯土站在反對法國的方面，戰爭于1792年4月爆發。最初，裝備很差的法國人被擊潰，但是，無數的志願者在全國性的愛國主義浪潮中成群結隊地湧到法國旗幟下。同時，巴黎民眾加入反對不得人心的路易及其受人憎恨的奧地利籍王后瑪麗姬·安東內特的行動中。在民眾的壓力下，國民議會于8月10日暫時停止了國王的職權，號召人們參加國民公會的選舉。

經男子普遍選舉產生的國民公會于1792年9月21日召開，在解決最迫切的問題即保衛祖國、反對奧地利—普魯士侵略者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功。革命幹勁和民眾支持相結合，證明是不可抵抗的，普魯士人和奧地利人被趕出了邊境。1793年，英國、荷蘭和西班牙加入了反對法國的聯盟。革命者的反應是進行著名的全民總動員。有位演說家慷慨激昂地演講道："讓每個人都為正在進行中的全國性的軍事努力盡一份責任。青年們將戰鬥，已婚的人將鍛造武器……提供給養，婦女們將為士兵製作衣服……去醫院當護士照料傷員，孩子們將用舊亞麻布製作作繃帶用的軟麻布……老人們將被送到公共廣場上去激勵青年戰士的勇氣、宣傳對國王們的仇恨和共和國的統一。"人民起來保衛祖國。14支軍隊在行伍出身的青年將領們的指揮下，奔赴戰場。在"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口號的鼓舞下，法國平民軍隊以破竹之勢前進。到1795年，敵人的聯盟已被粉碎。

其時，國民公會愈來愈向左轉，在一定程度上，這不僅是因為它經男子普選產生，還因為對戰爭的努力引起了革命熱情。到1793年6月，吉倫特派已由更激進的雅各賓派取代。這時，居支配地位的統治機關是救國委員會。這一委員會以革命熱情和熱烈的愛國精神任命和罷免將軍、鼓舞群眾參加英勇的行動、實施對外政策、對無數的問題立法，並通過一個無情的恐怖時期來鎮壓反抗。許許多多的人因叛國罪或者僅僅因愛國精神不夠而受到指控，並被送上了斷頭台即當時所稱的"國家剃刀"。

但是，恐怖統治失去了控制，革命開始"吞滅它自己的子女"。在不斷的權力鬥爭中，一個接一個革命領袖繼路易和安東內特之後被送上了斷頭台。對資產階級來說，同樣擾亂人心的是革命的社會激進主義不斷增長。無套褲漢（字義上指缺乏上流社會的短褲的人們）正在迫切要求建立一個更平均主義的國家。他們相當於英國革命的平均派，而且他們要求更公平地分配土地、實行政府對物價和工資的控制和實現一種社會安全制度。這類措施完全超出法國資產階級的計劃。因此，法國資產階級同英國資產階級一樣，努力阻擋革命向左的方向發展。在英國，結果是平均派被擊敗、克倫威爾進行統治。在法國，無套褲漢先是于1795年受到一個5人督政府的控制，後又于1799年受到拿破崙·波拿巴的控制。

拿破崙　拿破崙作為在意大利取得輝煌成就的將軍而贏得聲望，他利用自己的聲望推翻了督政府。他先是作為1799至1804年的第一執政，後又作為1804至1814年的皇帝，統治了法國。對我們的論題來說，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法國的15年統治有兩個特點：國內改革和軍事戰役。前者鞏固了革命成果；後者在鄰國激起了二個民族主義反應並最後導致他垮台。

就國內政策而論，拿破崙可比得上開明的專制君主。他感興趣的是技術效率而不是抽象的意識形態。雖然他對國家實行獨裁統治，但有效地統治了國家。他把法律編整合典，使行政機關置於中央集權制下，組織國民教育體系，建立法蘭西銀行，並就法國的教會和國家間的關係與教皇達成協議。拿破崙這些實在的成就使他受到普遍的歡迎。渴望復辟舊制度或認為拿破崙背叛了革命的政敵是存在的，但是，大多數人因他結束騷亂和建立起一個可信任的、強有力的政府而向他歡呼。

拿破崙因不斷地進行戰爭而浪費了這種友好親善。作為一個軍事天才，他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到1810年，他達到成功的頂峰，他已使法國的疆界越過萊茵河伸展到呂貝克、越過阿爾卑斯山脈伸展到羅馬。歐洲的其餘地區由法國的附屬衛星國或盟國組成．只有英國仍保持獨立並懷有極大的敵意。

拿破崙在其所有征服地區貫徹法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原則。他廢除封建制度和農奴制，承認所有公民的平等，實施其著名的法典。這些改革意味着進步，或至少意味着維新。雖然各地極為不安的既得利益集團反對這些變革，但變革也在許多地方得到普遍的支持。資產階級和許多知識分子不僅在他們所居住的一些地區，而且在法國外面贊成這些變革。法國的統治是進步的，但事實仍然是，它乃一種外來統治，在必要的地方，是憑武力強加的。1792年12月15日，國民公會通過了一項法令，該法令規定："法蘭西國家宣佈，凡是因拒絶或拋棄自由和平等而希望維護、恢復或寬待君主和特權階級的人，它都將把他們作為敵人來對待。"這是專橫的，但是拿破崙對臣民甚至更專橫、更苛求。他的非法國臣民終於漸漸對徵購、賦稅、徵兵、戰爭和關於戰爭的謡言感到厭煩。法國的統治通常意味着行政管理質量的提高，但是，人們對行政管理的法國式性質的印象比對行政管理的質量的印象更深刻的時候來臨了。

換句話說，這些人已成為民族主義者，而且他們的民族主義已發展為反抗拿破崙統治的運動。這不僅解釋了意大利的動亂、西班牙的武裝抵抗和德國的日益增強的民族團結，而且也解釋了一位意大利愛國者發自內心的話；他在1814年寫道："我這樣說是痛苦的，因為沒有人比我更意識到我們應向拿破崙表示感激，沒有人比我更懂得濕潤意大利土壤並使之恢復生氣的每一滴慷慨的法國人鮮血的價值，但足，我必須說這樣一句真實的話：看到法國人離開是一種巨大的、說不出的歡樂。"

對拿破崙來說，最致命的是他于1812年侵入俄國時所遇到的俄國各階層人士的激烈抵抗。這種抵抗正象冰天雪地一樣，造成拿破崙大軍的災難性的毀滅。從俄國冰凍的平原上開始，拿破崙的事業一落千丈、不可避免地在厄爾巴島上結束了。因而，法國革俞的思想意識對其創始人發生了反作用。拿破崙所"冒犯"的人民先是因"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而覺醒並充滿熱情，然後又在其導師背叛自己的原則時轉而反對其導師。

維也納的解決方案　維也納會議在1815年召開，重新炮製了拿破崙垮台之後的歐洲地圖；指導這一會議的原則有三個——正統主義、遏制和補償。根據正統主義的原則，法國、西班牙、荷蘭和意大利諸國的君主均恢復王位。根據遏制的原則，與法國接壤的國家都要儘可能地強大起來。荷蘭得到比利時，奧地利得到倫巴第和威尼托，普魯士除了得到薩克森的部分地區外，還得到沿萊茵河的一些地區。得勝的同盟國以各種領土補償自己——挪威劃歸瑞典，馬爾他、錫蘭和好望角劃歸英國，芬蘭、比薩拉比亞和波蘭的大都分地區劃歸俄國，達爾馬提亞和加利西亞（以及倫巴第和威尼托）劃歸奧地利。在預想到以後的事件時，應注意到德國和意大利仍是分裂的：德國是個由39個州組成的鬆散的德意志聯邦；意大利是個包括9個州的"地理名詞"，這9個州因為奧地利在倫巴第和威尼托所居的統帥地位而由奧地利統治。

六、民族主義

我們所已研究的三個偉大的革命——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對世界歷史的意義是什麼呢？于1821年率領其同胞反抗土耳其霸主的一個不識字的希臘游擊隊首領對這一問題作了最好的回答。他宣稱："依我看，法國革命和拿破崙的所作所為使世人知道了世界真相。以前，世界各民族瞭解的情況很少，人民曾認為國王是地球上的神，認為國王有理由說自己不管做什麼都做得很好。通過現在這一變化，統治人民更困難了。"
這位游擊隊首領以這種樸實的語言不僅概括了法國革命的實質，也概括了英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的實質。我們已看到李爾本、潘恩和羅伯斯比爾，還有平均派、後備民兵和無套褲漢，是如何使世人瞭解了世界真相。瞭解世界真相意味着一場深遠的政治革命。它標志著有史以來積極的、有組織的群眾首次開始投身於政治。這一革命在興盛于19世紀的許多主義中表現出來。在本章的餘下部分，我們將考察其中的三個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它們從那時起已對歐洲歷史和世界歷史的進程產生了最大的影響。

民族主義是近代歐洲歷史上的一種現象。它並沒以可辨認的形式存在於中世紀。中世紀時，所有西方基督教徒都屬於天主教會，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語；羅馬帝國的普濟主義存在於天主教會，存在於拉丁語，存在於神聖羅馬帝國中，雖然神聖羅馬帝國是個搖搖欲墜的國家。因而，在那些世紀裡，民眾應忠於國家這一點是無人知曉的。相反，大多數人認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區如勃員第或康沃爾的居民，只是最後——知果實在要說的話——才是法蘭西人或英吉利人。

三個發展逐漸更改了忠誠的這一尺度。一個發展是各種方言的興起和這些方言在文學表達方面的運用。另一發展是若干國家教會脫離了天主教會。、最後一個發展是西歐的一些王朝建立並鞏固了幾個性質相同的、獨立的大國——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麥。這些發展為民族主義的興起打下了基礎，不過應該注意到，18世紀末葉以前，人們一直把國家與君主本人混為一談。例如，路德認為"主教們和諸侯們"構成了德國，而路易十四則聲明法蘭西國家"完全屬於國王本人"。

民族主義直到18世紀西歐資產階級開始分享或獲得全部權力時，才呈現其近代的形式。西歐資產階級是以國家的名義分享或獲得全部權力的，因此，國家不再是國王、國王的領土和國王的臣民。更確切地說，國家這時由公民（僅指19世紀末葉以前有財產的公民）組成，"這些公民居住于一個共同的地區，在其共同的政府裡擁有一個發言權，並意識到其共同的（想象的或真實的）遺產和其共同的利益。"

民族主義的這種近代的形式在法國革命和拿破崙時期中得到了最大的促進。革命的領袖們為了從歐洲舊政權的猛攻中逃生，不得不動員國民軍隊——由樂於並渴望為祖國而戰的、有政治覺悟的公民組成的軍隊。法國革命還以其他幾種方式促進了民族主義的發展。它要求所有法國公民都說法語即"中央的或國家的語言"，來代替許多地區方言。它建立了公立小學網，來教授法語和灌輸對國家的熱愛。法國革命也促進了報紙、小冊子和期刊的出版；這些讀物寫得粗淺、通俗，因而給全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法國革命還創立了象國旗、國歌和國家節日那樣的民族主義儀式和象徵。

所有這些發展使民族主義能壓倒人們對宗教和地區所承擔的傳統義務。這種對國家的新的忠誠的性質和程度反映在1793年一位年青的雅各賓派士兵給他母親所寫的以下這封信中：

當祖國召喚我們去保衛她時，我們應該衝到她跟前，就象我會衝向一頓美餐一樣。我們的生命和才能並不屬於我們。所有一切都屬於國家、屬於祖國。我確實知道，你和我們村的其他一些居民並不持有這些看法。你和他們都沒察覺到遭蹂躪的祖國的呼喚。但是，我是在良心和思想的自由中給培養出來的，我在靈魂深處始終是一個共和主義者，雖然我不得不生活在一個君主的統治下；就我而論，熱愛祖國、熱愛自由、熱愛共和國的原則不僅銘記心頭，而且已化入我心中，只要統治天地萬物的上帝樂意讓我保持這些必不可少的東西，它們將繼續留在我心頭。

我們前面已提到，對國家的這種息息相關之感從法國傳到了鄰國。它是通過民族主義思想意識的自然擴散而傳到鄰國的，而且，也是作為對法國侵略和統治的一種反應。民族主義因工業革命而得到進一步促進，因為工業革命憑藉其新的大眾交流工具，使對公民進行有效的、無所不包的教導成為可能。因而，民族主義成為19世紀歐洲歷史中的一個主要因素，以後又成為20世紀世界歷史中的一個主要因素。但是，隨着19世紀的逝去，民族主義的性質起了變化。它起初是一種人道的、寬容的信條，這種信條不是建立在各種民族主義運動相競爭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這一概念的基礎上。但是，在19世紀後半世紀，它變得愈來愈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其原因在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在於俾斯麥用馬基雅維裡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稱的"鐵血"戰爭成功地統一了德國。

民族主義在1815年以後立即強烈地表現出來，因為1815年維也納會議的領士解決方案使一些民族的數百萬人或者陷于分裂，或者遭受外族統治。德國人、意大利人、比利時人、挪威人以及哈普斯堡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許多民族的情況就是如此。其必然結果是，1815年以後，在歐洲各地爆發了一系列民族反抗運動。希臘人于1821年成功地進行了起義，從土耳其人統治下贏得了獨立。同樣，比利時人于1830年也進行了反抗，擺脫了荷蘭的統治。意大利人在經歷了干1820年、1830年和1848年舉行的三次無效的起義之後，在1859至1871年間建立了一個獨立的、統一的國家。德國人在普魯土的領導下，于1866年擊敗奧地利，于1870至1871年擊敗法國，然後，建立了他們的德意志帝國。

到1871年，民族主義的原則已在西歐獲勝。但是，在中歐和東歐，哈普斯堡帝國、沙皇帝國和奧斯曼帝國仍是"各民族的牢獄"。不過，這些牢獄中的居住者正變得愈來愈難以控制，因為民族主義運動已在他們四周圍取得成功。這三個帝國的統治者已認識到民族主義將給他們的多民族國家帶來的後果，因而試圖通過各種限制性措施、通過故意在一些從屬民族中間挑撥離間，來遏制民族主義。這些措施起先是成功的，但不可能無限期地奏效。這些帝國組織的最初的缺口是由土耳其人的巴爾幹臣民打開的。到1878年，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和黑山人已贏得獨立，1908年，保加利亞人也贏得了獨立。更為重要的是，1914年6月，哈普斯堡王室的弗蘭茨·斐迪南大公被塞爾維亞的愛國者加夫裡洛·普林西普暗殺。這一重大事件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其結果是中歐和東歐的所有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和土耳其帝國——均遭到毀滅。結束這場大戰的一些和平條約（將在第二十章第七節中探討）一般都建立在民族主義原則的基礎上，因此，出現了幾個新國家——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它們體現了以往的一些從屬民族這時已能獨立存在。不管怎麼樣，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民族主義已在整個歐洲獲勝。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之後，民族主義的思想開始使歐洲海外殖民地諸從屬民族的億萬人民覺醒並行動起來。這一覺醒的詳細情況將在以後章節中考察。這裡只要注意到以下這點就夠了：20世紀以前，殖民地諸民族一直保持着西歐人在18世紀以前所具有的宗教和地區方面的忠誠。只是20世紀時，他們才開始具有民族意識，這一方面是對西方統治的一種反應，另一方面是由於歐洲民族主義思想意識的傳播。再一方面是因為特別易受這種思想意識影響的土著中產階級的興起。無論如何，民族主義連續地出現在中東、南亞、遠東和非洲。這種傳播中的思想意識具有不可抵擋的力量，它反映在以下事實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20年中，有50多個國家贏得獨立。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斷言的，"20世紀是有史以來整個人類接受同一政治觀念即民族主義觀念的第一個時期。"

七、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是歐洲第二個影響世界的偉大的主義，其主要特點是把個人從階級、社團或政府的約束中解放出來。它的興起與資產階級的崛起有密切關係．不過，在中歐和東歐，由於那裡的資產階級很軟弱，自由主義為一些開明的貴族改採納。還有，自由主義是以其古典形式在西歐發展起來，就其信條和支持者來說，它實質上仍是一種中產階級的運動。
自由主義的學說在英國革命期間首次被明確地提出來並得到貫徹。當時，這些學說的主要內容是反對王室任意干涉的宗教信仰自由、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更準確地說，這包括議會對統治權的控制、獨立政黨的存在以及對反對黨的必要性及其權利的承認。另一方面，由於公民權受到財產條件的限制，構成人口的絶大多數的中下層階級和勞動者無投票權。因而，17世紀英國的自由主義增進了資產階級的利益。例如，克倫威爾不顧平均派的"一張選票是一個評價"的口號，力求使代表席位與繳納的賦稅成比例。

自由主義隨着美國革命而得到進一步的解釋和應用；美國革命期間，在限制奴隷制度、擴展宗教信仰自由、擴大公民權和確立立憲政體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1791年改採用的聯邦憲法是以分權原則為基礎，也就是讓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互相牽制和平衡，目的在於制止暴政。《人權法案》保證了宗教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集會自由。因此，美國憲法同英國的解決辦法一樣，通過限制公民權、通過規定對議長和參議員的間接選舉和對不同時期的政府各部門的選舉，仔細地保護有產階級的利益。這些安排的目的是要使一個激進的民眾運動在任何一個時候都無法獲得對整個政府的控制、都不會引起危險的變革。

在自由主義信條方面，甚至比美國革命更進步的是法國革命。它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是18世紀自由主義的典記陳述，因為它以響亮的詞語宣佈了個人自由權。但是，法國自由主義主要也是一種資產階級運動。宣言同法國革命者改採納的所有憲法一樣，強調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因此，拿破崙的已得到證明是最持久、最有影響的著名法典，明確禁止組織工會和進行罷工。這類現定的哲學基礎由一個法國立法者概述如下：

我們應該由最好的人來統治；這些人受過很高的教育，十分關心法律的維持。如今，極少例外，這樣的人只有在財產所有人當中才能找到，因為財產所有人熱愛他們的國家，熱愛保護其財產的法律，熱愛使其財產得以保存的社會安寧。……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從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出現的自由主義採取了立憲議會政體的制度形式，關心平等的公民權利，不過，並不關心平等的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即使在這一有限的意義上。自由主義在維也納會議之後的歲月裡仍是採取守勢。這是一個反對革命年代的過激行動、在貴族和教士的援助下恢復君主制、企圖倒退到1789年以前去的時期。多數情況下，君主們不受憲法制約，專制地進行統治。而在憲法的確起作用的地方，公民權受到非常嚴格的限制，以致中產階級大多沒有投票權，更不必說勞動者了。因而，1815年以後的時期不僅是民族主義騷動的時期，也是自由主義騷動的時期。

凡是由外族進行統治的地方，其革命運動就性質而言是民族主義的，如希臘反對土耳其、波蘭反對俄國、比利時反對荷蘭、匈牙利反對奧地利的情況就是如此。凡是在政府是本土的但不代表人民的地方，革命運動就性質而言是自由主義的。一個例子見于法國，在那裡，復辟的彼旁王朝于1830年被推翻並由自封的"資產除級國王"路易·菲利普取代。另一例子是1832年英國的《改革法案》，該法案多少擴大了選舉權，不過十分有限，僅使選舉者人數從大約50萬人增加到約81．3萬人左右。

隨着19世紀的逝去，自由主義同其他歷史運動一樣，性質上起了明顯的變化。在群眾通過接受愈來愈多的教育和參加工會組織而變得更加自信的同時，自由主義不可能繼續主要關心資產階級的利益。因而，早期的古典自由主義轉為一種更加民主的自由主義。投票箱前的平等補充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到19世紀末葉，成年男子選舉權已在西歐大部分國家起作用。甚至受崇敬的自由放任主義原則也逐步得到修改。以往，政府對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干涉一向被看作是對自然法則的作用的干涉，是有害的、無效的。不過，就勞動者而論，這一理論上的主張與基本事實並不相符。公民自由權和選舉權不能使勞動者免受由失業、疾病、傷殘和老年引起的貧困和不安全。因而，他們利用選舉權和工會組織迫切要求實行社會改革。在這種壓力下，一種新的、民主的自由主義發展起來，它承認國家對全體公民的福利所負的責任。囚此，西歐各國由德國帶頭，紛紛採納了種種社會改革方案，其中包括老年養老金，最低工資法，疾病、事故和失業保險，以及有關工作時間和工作條件的法規。民主的自由主義的這些改革是已成為我們當今時代的標誌的福利國家的前奏。

儘管對一個變化中的世界作了這種調整，自由主義從19世紀末葉起還是連連失利。主要原因似乎在於它未能贏得新興的工人階級的支持。一般說來，工人們已轉向各種社會主義，或者是轉向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或者是轉向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因而，一個接一個國家的自由主義者被擠在右翼的保守主義者和左翼的社會主義者之間。不僅歐洲是這樣，而且連從前的殖民地也是如此。在殖民地，絶大多數有政治覺悟的人或者為民族主義所吸引——這是對外來統治的一種反應，或者為社會主義所吸引——這是對貧窮、落後以及缺乏地方資本和本土中產階級這一現狀的一種反應。

八、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在多數方面是18世紀和19世紀初葉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對立面，因為社會主義提倡有利於整個社會利益的社會管理或生產資料所有制。自由主義強調個人和個人權利，社會主義則強調社會和社會的集體福利。自由主義聲稱社會是自然法則的產物，否認通過立法人為地增進人類幸福的可能性，而社會主義則認為人類通過理性的思考和行動能決定自己的社會制度和社會關係。此外，社會主義堅持認為，人的本性主要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因此，如果特別地建立一個社會，其目的在於促進集體福利而不是促進個人利益、促進合作的社會態度和行為型式而不是促進競爭的社會態度和行為型式，那麼，當代的弊病就可以被消除。簡言之，社會主義強調的是社會和有計劃的社會變革，而不是個人和自由放任主義。
改革社會的種種計劃決不是我們當今時代所特有的。從文明興起以來，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一直集中在少數人手上。由於這種情況，各時代的預言者和改革者提倡促進社會正義和社會平等的種種計劃。例如，在古典世界，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要求實現一種貴族式的共產主義、一種共產主義哲學家的專政。在中世紀時期，英國農民領袖約翰·保爾告訴其追隨者說："我的善良的人們，——直到所有的商品為人們所共同擁有時，直到既沒有農奴也沒有紳士、我們人人平等時，英國的事情才能辦好，在任何時候都會辦好。"在近代初期，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中描繪了一種理想的國家，其公民不是因其財富或祖先，而是因他們對國家的貢獻才受到尊敬。

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騷動和激情自然激勵人們提出更多的促進公共福利的方案。我們已知道，在17世紀的英國，李爾本和其平均派的成員不僅爭取政治改革，而且．爭取社會改革。法國革命中和李爾本酷似的人是"格拉古"巴貝夫，他于1795年組織了"平等會"。巴貝夫把法國革命看作"僅僅是遠為重大、遠為神聖的另一次革命的先驅，而這另一次革命將是最後一次革命。"為了實現這最後的革命，巴貝夫宣佈必須採取以下嚴厲措施："將國家現有的全部財富置於共和國手中……使所有的公民工作……實現產品和享受的平均分配。……"

巴貝夫提倡廢除私有財產，這在當時的法國沒有可能被接受。連城市工人都不准備採取如此激進的手段，而構成人口的大多數的農民則激烈反對一種將剝奪他們新近獲得的、十分珍愛的土地的綱領。因而，督政府毫不困難地逮捕、處死了巴貝夫，並驅散了他的追隨者。因此，在法國同在英國一樣，占優勢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建立在私有財產的神聖性的基礎上的自由主義。

這種情況並不意味着社會抗議和社會騷動隨着克倫威爾和拿破崙的勝利而終止。事實上，新的朝氣蓬勃的一派社會改革者——空想社會主義者——于19世紀初葉出現。原因在於，法國革命雖然已喚起民眾的期望，但未能使民眾全都滿意。仍然存在着富人和窮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實際上，工業革命的到來帶來了貧民窟和重新出現的失業狀態，似乎使富人和窮人之間的衝突更劇烈了。空想社會主義者對這些狀況作出了反應，試圖把人類從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度下解放出來，就象他們的前輩早先把人類從約束人的封建制度下解放出來一樣。

傑出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是兩個法國人聖西門（1760－1825年）和傅立葉（1772一1837年）與英國企業家羅伯特·歐文（1771－1858年）。這些人由於他們所提出的各種理論和方案，至今仍未為人們所忘記。聖西門極力主張國家應把資本借給將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起作用的合作社。傅立葉提倡把社會改組為各有1600人和5000英畝土地的小的合作團體即"法郎吉"。歐文通過把其工廠所在的新拉納克改變為一個模範村、通過在印第安納建立一個短暫的共產主義的"新和諧"村而贏得廣泛的注意。

所有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都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特點。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們所設計的模範社會的原則和明確的活動方式上。但是，這些模範社會將如何取代現存社會的問題，他們從未認真地考慮過。他們對於從富裕的或有權勢的資助人那裡得到幫助這一點抱有模糊的期望。例如，聖西門曾試圖謀取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傅立葉曾于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間裡，等候人們對他在報上的請求支持的呼籲作出響應，白白等候了12年。也就是說，空想社會主義者都不是革命者。他們雖然有社會變革的方案，但並不期望和打算通過無產者的起義來實現社會變革。他們肯定沒有從革命或階級鬥爭的觀點來進行思考。實際上，他們几乎沒考慮過自己精心製作的藍圖如何才能付諸實踐。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他們被稱為空想社會主義者。

現代社會主義之父馬克思（1818—1883年）几乎在每個方面都根本不同於空想社會主義者。馬克思是唯物主義者，而空想社會主義者是唯心主義者。馬克思用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時間研究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發展和確切作用，而空想社會主義者則制定模範社會的種種藍圖。馬克思根據自己的歷史研究堅信階級鬥爭是社會變革的唯一手段，而空想社會主義者則期待富裕的捐助人的支持。

馬克思是一個才華橫溢的德國猶太人，24歲時就當上一家激進報紙的編輯。他在一些國家受到警察的不斷迫害之後，終於在倫敦定居下來；在倫敦，他在不列顛博物館裡工作了30年，為其劃時代的著作《資本論》（1867年）收集資料。這部著作對後來歷史的影響絲毫不亞於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馬克思著作中的三個基本學說是唯物史觀即經濟史觀、階級鬥爭學說和剩餘價值觀念。

1848年，馬克思與其終身的朋友和捐助人恩格斯合著了《共產黨宣言》；他在這部早期著作的序言中將唯物史觀概述如下："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例如，古典世界的奴隷經濟說明了古典世界的政治狀況——自由民的民主政治和奴隷所受到的束縛。它也說明了古典世界的文化成就——由於奴隷的勞動，少數人能夠閒居，能夠致力於文化。

階級鬥爭學說也在《共產黨宣言》中得到了最好的概述。"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隷、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座迫者，……進行不斷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關於各階級具有相衝突的利益的思想就馬克思說來並不是新的。但是，馬克思的新的、非常重要的見解是：正是通過階級鬥爭，人類從一種社會結構轉到另一種社會結構。例如，馬克思主義者說，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出現了中產階級；他們的利益與封建領主的利益相對立，因此，他們領導了最後推翻封建主義的革命運動。

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學說構成了馬克思對過去歷史的解釋的基礎。就未來而論，馬克思確信資本主義將讓位於社會主義，他的確信是基於他的第三個主要學說——剩餘價值理論。根據這一理論，商品的價值取決於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例如，一片樹林是沒有價值的，然而，如果將樹木砍倒、運送到工廠、鋸成木材、製成傢具，那麼，這最後的產品就由於其中所耗費的勞動而具有一定的價值。但是，傢具出售的價格高於該傢具基于勞動的價值，出為價格中還包括了資本家所需要的利潤。這意味着提供勞動的工人以工資的形式收到的報酬實際上低於向消費者所索取的價錢。馬克思論證說，這是資本主義的唯一致命的弱點，因為工人作為一個階級不能以自己的工資購買他們所生產的東西。最終，這將導致生產過剩，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消費不足；這種消費不足起因于不充足的工資所造成的不充足的購買力。因而，結果是工廠倒閉、失業、購買力進步下降和最後的全面蕭條。此外，馬克思認為，這種蕭條將變得日益頻繁、日益嚴重，直到最後失業的無產階級在絶望中被迫起來革命為止。這樣，資本主義將由社會主義取代，正如早先的封建主義已由資本主義取代一樣。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將是抗蕭條的，因為隨着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不再存在私人僱主、利潤，從而也不再存在購買力的不足。

自19世紀中葉馬克思寫下自己的著作以來，事態的發展並未遵循他所預示的明確的模式。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裡，窮人沒有變得更窮，相反，工人們變得愈來愈富裕，因而也就愈來愈滿足於現狀。儘管如此，馬克思的學說對整個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如今已成為決定歷史進程的最重大的力量之一。其原因可在馬克思學說的性質和吸引力中找到。首先，這些學說給各地的工人以一種自信的感覺，使他們確信未來是屬於他們的。因為剩餘價值理論不是已證明資本主義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嗎？馬克思主義還使工人們行動起來、富有戰鬥精神，因為階級鬥爭理論已證實：要贏得社會主義的美好社會，不是靠慈善的捐助人的幫助，而是靠工人本身的努力。最後，馬克思主義通過強調國際的階級聯繫而不是強調對國家的忠誠，給全世界工人以四海一家和團結的意識。《共產黨宣言》的最後一句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馬克思不僅是理論家和作家，而且是鼓動家和組織者。他在1864年建立國際工人協會即通常所稱的第一國際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這一團體接受了馬克思關於無產者為了以社會主義方式改革社會而奪取政權的綱領。它以自己的宣傳工作和參加各種罷工的行動引起了很大的注意。但是，它于1873年分裂，主要是因為其成員除了有社會主義者以外，還包括缺乏紀律性、經常不和的各種浪漫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

1889年，社會黨國際即第二國際在巴黎成立。這是一個鬆散的組織，當時，已出現于各國的許多社會黨都加入了該組織。第二國際迅速發展，到1914年，它由27個國家的社會黨組成，總共擁有1，200萬工人成員。不過，注意到以下這點是很重要的：就其學說和行動而言，第二國際比第一國際溫和得多。它基本上是一個修正主義組織，而不是一個革命組織。

側重點有了這一改變的原因在於，組成第二國際的主要政黨本身正在背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轉向所謂的修正主義。有許多因素可解釋側重點的這一改變。一個因素是，在西歐各國，選舉權逐漸擴大，這意咪着工人能利用選票而不處利用子彈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另一因素是，1850年以後，歐洲的生活水平穩步上升，這往往使工人們久樂於接受現狀。德國修正主義領袖伯恩施坦表達了這種新觀點，他宣稱，社會主義者應該"為更好的未來少工作一些，為更好的現在多工作一些"。換句話說，這一新策略就是通過漸進主義的改革手段來獲得直接利益，而不是通過革命為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而奮鬥。第二國際的口號不是階級鬥爭和革命，而是"鼓動！教育！組織！"

並非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願意跟着這種修正主義走。他們當中有些人仍忠實於他們聽認為的是馬克思的學說的東西，所以，大部分社會黨皆分裂成"正統"派和"修正主義"派。不過，修正主義者更適合時代的趨向，通常控制着他們各自的政黨。確實，他們能組織起強大的工會運動，能在選舉競爭中贏得數百萬張選票。事實上，到1914年，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的社會黨已在各自的國民議會中比其他任何政黨擁有更多的席位。而且，力量大小不等的社會黨簡直已存在於整個世界——存在於中歐、俄國、巴爾幹半島各國、奧斯曼帝國、美國、加拿大、拉丁美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中國和日本。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于1914年開始時，第二國際為它的修正主義付出了代價：其大多數成員證明他們首先是民族主義者，其次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響應了各自國家政府的主張，結果是數百萬工人戰死在壕溝兩側。因而，第二國際被扯碎，雖然戰後它又復興，但再也沒有獲得其從前的力量和聲望。

然而，社會主義並沒有隨着第二國際的四分五裂而漸趨消失。實際上，俄國社會主義者即通常所說的布爾什維克，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成功地奪取政權，建立起有史以來第一個無產階級政府。此外，布爾什維克組織了第三國際印共產國際，向第二國際即社會黨國際挑戰。我們以後將考察俄國共產主義政權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性質和活動。這裡只要注意到以下這點就夠了；如今，許許多多人生活在自稱的社會主義國家裡，還有無數的人生活在共產黨的國家裡；共產黨國家的龐大的宣傳機構天天宣告馬克思的預言很快就會實現——資本主義的壽命不會很長了。因此，很顯然，包括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今天已成為世界事務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就其推動力和普遍的吸引力而言，可與民族主義相匹敵。

第十三章

俄國

俄國渴望與西方的歐洲交往已有300年了；300年來，俄國已從那裡獲得最重要的思想、最富有成效的學說和最生動的、令人愛好的事物。

彼得.Y.恰達耶夫

考察歐洲對俄國的影響似乎是有悻常理的，因為俄國畢竟是歐洲的一部分，俄羅斯人是歐洲的一個民族。但是，俄國位於歐洲的邊緣，由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一大塊緩衝地帶構成。由於這一位置的緣故，俄羅斯人的歷史經歷完全不同於其他歐洲人，他們所發展起來的文化也相應地不同。因此，俄國的思想家一代一代地以民族方向和民族目標這一基本問題來煩擾自己。
俄國同西方的關係通常一直是被動地接受的關係。只是在過去一個半世紀裡，俄國才能報答西方，先是報答以俄國偉大的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以後又報答以由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產生的經濟計劃技術和社會促進手段。但是，20世紀以前，歐洲對俄國的影響比俄國對歐洲的影響大得多，而且這種影響一直是俄國發展中的一個主要因素。

一、1856年以前的俄國和歐洲

第一個俄羅斯國家于公元9世紀以基輔公國為中心發展起來（見第八章第二節）。這個早期的俄羅斯國家與歐洲其餘地區有許多聯繫。它不僅越過黑海與拜占庭進行大量的貿易交往，還越過波羅的海與西北歐進行大量的貿易交往。值得注意的是，11世紀時，雅羅斯拉夫大公同歐洲諸主要王朝建立了姻親關係：他的妹妹嫁給了波蘭的卡齊米日一世，他的兒子娶了拜占庭的一位公主，他的兩個女兒分別嫁給了法蘭西的亨利一世和挪威的哈拉爾三世。
以後數世紀中，兩個決定性的發展結合起來相當有效地孤立了俄羅斯。一個發展是，弗拉基米爾六公在公元990年前後決定接受拜占庭東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而不接受羅馬天主教形式的基督教。當時，這兩個宗教之間的差別並不很大。但是，由於有關羅馬教皇的最高權力的教義和實踐在以後數十年間的發展，這兩個教會于1054年分道揚鑣。俄羅斯不可避免地開始捲入天主教世界和東正教世界之間由此發生的長期不和。在君主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1453年）以後，情況尤其如此，因為君主坦丁堡的陷落使俄羅斯成為東正教的唯一獨立的堡壘。這些事件使俄羅斯人自鳴得意、自以為是、自我孤立。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善是俄羅斯東正教的生活方式，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惡是西方的拉丁思想方式。由於藐視和忽視正在改變歐洲其餘地區的偉大變革，東正教統治下的俄羅斯只有一個目標——保持不為異教的天主教徒所污染。

切斷俄羅斯與西方的聯繫的另一發展是1237年蒙古人的入侵（見第八章第二節）。蒙古人只要其俄羅斯臣民承認可汗的宗主權。每年向可汗進貢，就不干涉他們的事務。不過，蒙古人的統治割斷了俄羅斯與歐洲其餘地區的大部分剩下的聯繫。這種聯繫的斷絶在蒙古人統治的兩個世紀中一直存在，它是在西方正在經歷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運動、海外擴張和商業革命時到來的。但是，未受損傷的俄羅斯基本上保持不受這些意義深遠的經濟運動和文化運動的影響。東正教的東方沒有與伊拉斯謨或文奇酷似的學者，沒有與富裕爾家族或梅迪契家族極相似的家族，也沒有與里斯本或安特衛普一模一樣的城市。此外，蒙古人給俄羅斯社會留下了他們自己的印記。他們的思想和管理方法為後來的俄國沙是建立半東方的專制主義統治鋪平了道路。17世紀末，莫斯科上層階級中有大約17%的成員具有非俄羅斯或東方的血統；這一點也不是沒有意義的。

當俄羅斯人于15世紀擺脫蒙古人時，顯露出來的俄國文明完全不同於西歐的文明。在東正教影響、左右人們的觀點和行動的意義上，這是一種諧和一致的文明。但是，它也是一種基本上缺乏使西方如此生氣勃勃、如此擴張的商業、工業和科學的文明。那些較不盲從、較有遠見的俄羅斯領袖很快就看出他們的經濟和技術的落後是對自己的國家安全的一種無法容忍的威脅。因此，16世紀的俄羅斯人同以後世紀中的土耳其人、日本人和中國人一樣，開始借用西方的東西，作為一種自衛手段。他們首先感興趣的是向西方借用軍事技術。

這一政策不是不切實際或無實際意義的。更確切地說，這是一個生死問題，因為俄羅斯被西面強大的瑞典人、立陶宛人和波蘭人與南面的土耳其人和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包圍着。值得注意的是，當沙皇伊凡四世（1533－1584年在位）向英格蘭的伊麗莎白女王提議建立軍事聯盟甚至聯姻時，波蘭國王急忙給伊麗莎白去信，懇求她拒絶這一提議。"到目前為止，"他寫道，"我們之所以能戰勝它（俄羅斯），僅僅是因為它對教育是外行，也不懂得技術。"因此，當伊凡于1563年一路打到波羅的海的納爾瓦時，這位波蘭國王向伊麗莎白抱怨說，莫斯科大公國的不斷增長的力量是由英國的技術援助造成的。

莫斯科人是天下一切自由的敵人，由於外界帶給他們的東西不斷增多，其力量日益強大。外界帶給他們的不僅是商品，而且還有他們以前所不知道的武器，甚至把能工巧匠即[這類武器的］製造者也帶給了他們。他們憑藉所施展的手段，使自己強大得足以征服其他所有的人。陛下不知道這一改人的力量，也不知道他們對為他們服務的人們所行使的權力。

因此，俄羅斯的鄰國故意地試圖阻止俄羅斯獲得西方的武器和技術。就俄羅斯人方面來講，他們自然企圖打破這種孤立他們的包圍，他們這樣做時不斷地取得了成功。17世紀期間，俄羅斯人僱傭了許多外國軍官來訓練和領導他們的軍隊。這些新成員中，幸運的蘇格蘭士兵尤其傑出。雖然其中多數人在俄羅斯僅服役了很短一個時期，但有一部分人永久地定居下來，變得俄羅斯化了。例如，17世紀時，有個叫利爾蒙特的船長，停止為波蘭人服務，轉而為俄羅斯人服務，他就是19世紀俄國著名詩人萊蒙托夫的祖先。同樣，阿伯丁郡的托威的巴克利在里加定居下來，他的一個後裔就是巴克萊·德托利將軍，這位將軍曾率領俄軍反對拿破崙的大軍。

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大大加快了這一西方化的過程。他以鋼鐵般的意志和極其巨大的幹勁頒佈了3000多條法令，其中許多法令由他親手寫下，几乎所有的法令都是由他授意而制定的。他以西方的方式改革了他的行政機關和軍隊，建立起供養其軍隊的工業，引入成千上萬的各種類型的專家，派出一群群年青的俄羅斯人到國外去學習，並建立起許多學校——所有學校都具有實利主義的性質：數學和航海學校、海軍學校、陸軍學校、計算學校和居于最高地位的科學院。彼得還打破所有先例，去西歐旅行，直接學習外國的種種制度和慣例。他對法國文化和英國議會制度沒有興趣，但是，他象一個普通的勞動者那樣在英國和荷蘭的造船場場作工，以便瞭解在他看來對他國家最有用的東西。

通過所有這些手段，彼得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他所說的打開一扇"面向西方的窗戶"的目標。此外，在嚴格的意義上，他是通過打敗瑞典、獲取波羅的海沿岸地區而打開這一窗戶的；在波羅的海沿海，他建立了新都聖彼得堡——新俄羅斯的象徵，就象莫斯科是舊俄羅斯的象徵一樣。不過，這些變化是在遭到全體居民中為數眾多的幾部分人的激烈反對的情況下完成的。彼得的父親、沙皇阿列克謝曾因這類因循守；日的人而不得不放棄他在建立一座永久的戲院和放鬆對外國服裝的禁止方面所作的努力。同樣，彼得在整個統治期間，不僅必須與群眾的冷漠和懷疑作鬥爭，而且還必須與保守的大貴族和教士的公開或隱蔽的反對作鬥爭。甚至他確已引起的一些變化也在兩個重要方面受到限制：這些變化就性質而言，基本上是軍事的、經濟的和技術的變化，而且，它們僅影響了全體居民中人數不多的上層階級的一些持贊同態度的成員。

彼得的工作由富有才華、引人注目的葉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繼續下去。葉卡捷琳娜認為自己及其宮廷是俄羅斯歐化的媒介。她比獨斷的彼得有知識得多，積極地贊助文學、藝術、戲劇和報刊。她雖然不是一個有創見的思想家，但樂意吸收其他人的思想，尤其是哲人們的思想。事實上，她以自己是一個開明的專制君主而自豪，並常常引用啟蒙運動的箴言。在她統治期間，俄羅斯高等貴族已開始歐化到脫離民族傳統的程度。在彼得統治期間蓄鬍子、穿飄垂的東方長袍的貴族，這時在他們的言語、服裝、住宅和社會職來方面模仿起凡爾賽宮廷。在這時期裡，貴族的子女由法國家庭女教師教育，首先學習法語，作為他們的母語，然後撿起只夠管理僕人用的少量俄語。因此，俄羅斯的歐化不再僅限于技術方面，儘管它繼續限制在上層階級內。實際上，歐化的上層階級與作為農奴被束縛在莊園裡的農民群眾之間的鴻溝正愈來愈寬，愈來愈富有刺激性。這種分隔反映在以下這篇對靠農奴勞動供養的驕奢淫逸的統治階級的描寫中：

必須記住，在那些日子裡，一個富裕的俄羅斯貴族保留着他自己的裁縫、鞋匠、鞍工、木匠、馬夫、小馬倌、奶場女工、藥劑師、樂師、男女演員、詩人、建築師、畫家和整整一大群更貼身的僕人如廚師、麵包師傅。糕餅師傅、洗盤子的人、洗燙衣物的女工、男仆、主管酒飯的侍役、切肉人、煮咖啡的人、侍女、隨從和這一類別中的其他所有的人。通常，這些工作的每一種，都有若干人去做，他們配有協助他們的大、小助手。此外，隨着大部分較富裕的貴族不僅擁有許多本內住宅，而且還在鄉下擁有無數的地產，每一住處都充分地配有及自己的一個服務班子。

有個紳士在其住宅的前廳安排了17個男仆，他們必須日夜待在那裡，其中一人準備去替主人取煙斗，另一人準備去瑞一杯水，第三人準備去拿一本書，如此等等。另一紳士保留着300個僕人，在其住宅裡，已確立的儀式包括每日四十道菜的一餐飯。每道菜各由一名身圍白圍裙、頭戴高帽子的廚師端上，他必須把菜放在桌子上，舉起帽子，深深地鞠一個躬以後退下，而12個主管酒飯的侍役和切肉人則身穿紅制服、頭戴搽發粉的假髮，侍候在桌旁。順便說一下，這位紳士還養着七隻貓，這些貓夜間被拴在一張有七條腿的桌子上，如果其中一隻貓碰巧掙脫出來，專門看管這些貓的全體女仆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每個"顯貴"都對為其賓客發明某種新式的娛樂或者提供某種特別的、新的菜餚，感到一種勢利的驕傲。……几乎在一夜間把一塊田變成一個湖或一座山、几乎在幾小時內建起一個亭子或一座塔或一道凱旋門或其他建築上的裝飾物，是一種流行的消遣。有個紳士以他的"愛之島"而出名，在這座島上，他把從村子裡挑來的最美貌的姑娘交其賓客們支配；另一紳士提供了最好的藝術和音樂方面的娛樂。

俄羅斯社會的這種顯眼的不公平與葉卡捷琳娜誇耀地提出的啟蒙運動的原則簡直不一致。但是，葉卡捷琳娜是一個十足的現實主義者，無法過分地關心理論和現實的脫節。她知道自己的地位依靠貴族的支持，所以，她從未認真地向貴族的利益和特權挑戰。正相反，當法國革命爆發時，她轉而激烈地反對哲人們的學說。她譴責革命是"一種反對宗教的、不道德的、無政府的、可惡的、凶暴的瘟疫，是上帝和君王的敵人"。她還說："國民議會應該燒死所有最厲害的法國作家，燒死所有將這些作家的語言傳遍歐洲的人，儘管所有這些人都表示反對他們所已製造的可惡的混亂。……至於人民和他們的意見，那是無關緊要的。"

葉卡捷琳娜能如此輕率地不考慮"人民"的意見，但是，其後繼者們的情況就不同了。在俄國贏得對拿破崙大軍的巨大勝利之後，情況尤其如此。1815至1818年間，一支俄國佔領軍駐紮在法國。這些事件自然給俄國的輿論以很深的影響。多數人對西方的優越感和屈尊感得到了加強，但是，佔領軍的許多軍官對他們在其中已生活了4年的比較自由的西方社會有着極深的印象。他們吸收了當時法國的自由主義思想和激進思想，深受這些思想的影響。當他們于1818年回到俄國時，他們發現沙皇的獨裁是無法容忍的。有位老兵將他回到祖國時的反應描繪如下：

我們從法國取道海路回到俄國。皇家禁衛軍第一師在奧拉寧鮑姆登陸，聽副主教傑爾查文吟詠感恩讚美詩。祈禱時，警察冷酷無情地毆打着試圖移近排列成行的軍隊的人們。這給我們留下了回到祖國對第一個令人不快的印象。…最後，皇帝[亞歷山大一世]在衛兵隊的伴隨下出現了，他騎在一匹漂亮的慄色馬上，手執一把出鞘的劍，他準備在皇后面前放下這把劍。我們都高興地看著他。然而，就在那時，一個農民几乎是在他的馬底下穿過了街。皇帝催馬前進，握著出鞘的劍衝向那個正在奔跑的農民。警察也用棍棒攻擊那個農民。我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背過臉去，替我們敬愛的沙皇感到羞愧。那是我對他的第一次失望；不自覺地，我想起了一隻貓，它轉變為一個美人，不過，她不能看見一隻老鼠而不撲向它。

1814年，在彼得堡的生活對青年來說是令人厭倦的。二年中，決定各國命運的一些事件已從我們眼前過去，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還是這些事件的參加者。如今，在彼得堡守着空虛的生活，聽老人嘮嘮叨叨地讚揚過去、指責每一個進步的運動，真叫人忍受不了。我們離他們有100年。

正是象上述這樣的情感說明了所謂的十二月黨人起義的原因。這次起義爆發於1825年12月即亞歷山大一世死後。其首領多半是希望廢除農奴制和專制制度、使俄國西方化的軍官。由於得不到群眾的支持，起義不幸地失敗了。當時，俄羅斯人的生活環境完全不同於西歐普遍的生活環境，所以，他們的確沒準備接受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更準確地說，俄國缺乏商業、工業和已在西方的政治發展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中產階級。相反，那時存在的是處于社會低層的、被束縛的、無生氣的農奴群眾即通常所說的"黑民"與處于社會頂端的貴族和宮廷。因而，種種改革和十二月黨人所想望的西方式社會皆得不到群眾的支持。

俄國和西方之間的這些基本差別的意義在於使俄國思想家們分成了兩派——西歐派和斯拉夫派。西歐派痛惜上述的差別，把它們看作是俄國發展速度較緩慢的一個產物。因此，他們心目中的英雄是彼得大帝，他們極力主張其他統治者要和彼得一樣為驅使俄國趕上西方而作出巨大努力。但是，斯拉夫派否定西歐派關於人類文明是統一的基本看法。他們堅持認為，每個國家都體現和表達了其人民的特殊的民族精神，如果試圖使一個國家模仿另一國家，必然結果將是矛盾和不一致。他們認為，俄國和西方之間的差別是根本的、內在的，反映了民族精神方面而不是進步程度方面的深深的不同點。因此，斯拉夫派把聖彼得以前時期的諧和一致的俄國社會加以理想化，並把彼得看作是俄羅斯文明和民族團結的主要敵人。他們完全不認為西方社會要好些，他們不接受西方社會，認為它是唯物主義的、無信仰的、被衝突和革命撕裂了的。

"和俄羅斯的力量、團結及和諧成對比，"斯拉夫派的一個成員寫道，"那裡只有爭吵、分裂和軟弱，面對這些東西，我們的偉大顯得更加突出——正象光亮對著陰影一樣。……"因此，站在反對方面的一個西歐派成員反駁道："那裡［西歐」的文明全是勞動的成果；科學和技術已花費了那麼多代人的那麼多的汗！如果你們丟掉迷信，如果你們拋棄偏見，如果你們不唯恐失掉自己野蠻的過去，如果你們不誇耀自己千百年來的無知，如果你們志在佔有所有民族的成果和世界各地的人類精神所獲得的財富，那麼，那一切全都能成為你們的。"

二、俄國和歐洲，1856—1905年

斯拉夫派和西歐派之間的爭端不是由於一方對另一方的說服，而是由於迅速發展和擴張的西方社會的不可抵抗的壓力，才得到解決。這種壓力通過俄國和一些西方強國——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國和法國——之間的克里米亞戰爭（1854－1856年）而得到戲劇性的說明。戰爭是在俄國的土地——克里米亞半島上進行的，不過，俄國被打敗了，不得不接受恥辱的巴黎條約。這一條約要求俄國撤回它在黑海的海軍部隊和拆毀它在黑海沿岸的防禦工事，而且還強迫他國交出它在多瑙河沿岸的某些小的但具有戰略意義的地區。
克里米亞的失敗對俄國的民族主義者和斯拉夫派來說，是一個嚴重打擊。他們已很有信心地預言，俄國專制制度的優越性會導致一個可與1812年對拿破崙的勝利相媲美的勝利。斯拉夫派的一個成員宣稱："西方將瞭解到它所誇耀的自由和自由主義制度在危險時候沒有什麼用處，讚美這種制度的俄國人將被迫承認強有力的、指導一切的專制制度是保持民族偉大的唯一手段。"關於戰爭的結果，西歐派並沒分享這種樂觀。實際上，他們預言了災難性的失敗，他們作出這樣的預言，就是因為俄國未能跟上歐洲。

文明現正以它的力量反對我們，我們已為與文明的這場鬥爭做什麼準備工作了嗎？我們不能以我們所有廣闊的領土和無數的人。來對付這場鬥爭。當我們談論反對拿破崙的光榮戰役比我們忘記了自那時以來，歐洲一直在進步的道路上穩步前進，而我們卻一直停止不前。我們不是在走向勝利，而是在走向失敗，我們唯一得到的一點安慰是，俄國將通過這一經歷學到今後對它有用的一課。

西歐派的這一預言證明在每一方面都是正確的。俄國被打敗了，這場失敗起了暴露舊制度的腐敗和落後的作用。俄國的士兵在1855年和在1812年時一樣勇敢地作戰。但是，形勢令人絶望地對俄國士兵不利：他們所使用的步槍的射程只有西方軍隊的步槍射程的三分之一。他們只有用帆船來對付英國和法國的汽船。他們沒有名符其實的醫療服務或軍糧供應服務。由於克里米亞半島上缺乏鐵路，他們不得不用大車來拉軍需品，不得不在抵達前線以前步行數百哩。總之，戰爭失敗了，其原因正如西歐派所察覺的，"歐洲一直在進步的道路上穩步前進，而我們卻一直停止不前。"

舊制度所顯示的破產導致舊制度的變革。第一個變革是解放農奴；農奴甚至在戰爭以前也一直是極不安定的。事實上，在1825至1855年尼古拉一世統治的30年間，已爆發了500多次農民騷動。隨着克里米亞的災難，農奴的不斷上升的壓力變得不可抗拒起來，尼古拉的繼任者亞歷山大二世把解放農奴當作代替革命的唯一辦法。亞歷山大作這決定時也受到許多貴族的鼓勵，這些貴族贊成解放農奴是為了利用日益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歐洲對穀物的不斷增長的需求。他們發現，只要全部土地是分配給農奴，他們就無法生產大量的供出口的剩餘糧食，因為農奴種植的糧食在勉強滿足他們自己的需要後，能給貴族地主的只是很小一部分。因此，較有遠見的貴族都贊同把農牧從以往一向將他們束縛在小塊土地上的契約中解放出來。這樣，貴族打算將小塊土地聯成一片，採用有效的、大規模的農業技術，並僅僅僱傭那些其勞動力實際上為他們所需要的從前的農奴做散工，如此，他們就無須供養整個迅速增長的農奴人口。換句話說，思想進步的俄國貴族贊成解放農奴的原因與英國貴族在前三個世紀中支持和實行圈地的原因是同樣的。

由於這些情況相結合，亞歷山大二世能在1861年3月1日頒佈廢除農奴制的法令。根據該法令的條款，所有農牧都被宣佈為是自由的，農奴耕種的土地在農奴和貴族地主之間進行分配。貴族地主因土地被分配給農民而得到政府付給的長期國庫券。作為回報，農民必須交納49年的贖地費以償還政府。這是俄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甚至比美國歷史上1863年的《解放宣言》更重大。在美國，《解放宣言》僅關係到少數黑人，而在俄國，廢除農奴制的法令涉及到占壓倒多數的人口。解放農奴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致其他一系列改革證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包括法院系統和地方政府的改革。

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後的數十年間，西歐因決定性地促成了俄國的工業化而進一步削弱了俄國的舊制度。工廠工人的數目從1865年的381000人上升到1890年的162000人，進而上升到1898年的3000000人。到1913年，俄國生產的鐵和法國生產的一樣多，俄國生產的煤為法國生產的四分之三。工業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半個世紀中的這一迅速發展，並不僅僅是由於西方的援助。沙皇政權採取了加速工業化的各種措施，包括提供津貼和實行保護關稅。但是，西方所作出的貢獻的意義從以下事實中能覺察出來：1917年，投入俄國工業的5億英鎊的總額中，正好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由外國投資構成的。外國資本控制了50%的煤和石油產量、60％的銅和鐵礦產量以及80%的焦炭產量。

這些發展意味着1914年的俄國比起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時的俄國更與歐洲相似得多。然而，這些不斷增長的相似之處正如斯拉夫派所警告的，引起了俄國社會中的某些分裂和衝突。其中之一是農民群眾的不斷增加的騷動和不斷增長的政治覺悟。他們決沒有滿足於廢除農奴制的法令中的條款，他們覺得，這些條款把太大的一部分土地留給了貴族。在以後數十年中，隨着農民人數迅速增加，他們對土地的渴望也相應增長，變得愈來愈不滿足於現狀。農民不滿的另一根源是難以忍受的沉重的稅收負擔。他們不僅要為他們在1861年時得到的土地交納贖地費，而且還要交納各種地方稅。此外，他們還要負擔俄國工業化的大部分費用，因為很高的保護關稅使他們所購買的製成品的費用上升。農民不滿意的範圍和強烈程度隨着農民對地主和不得人心的政府官吏的強烈反抗的日益頻繁而變得明顯。以下這段文字中描寫的事件發生於1917年，但是，還有許許多多具有類似性質的其他事件發生於19世紀末葉和20世紀初葉。

關係重大的1917年的9月的一天，在南方中央大草原的一條路邊，一個男子爬上一根電話柱，割斷了把北面地平線上的一個莊園主的住宅與沿著向南的鐵路線的城市、警察局和兵營連接起來的一根繳細的通訊聯絡綫。在某種意義上，這個莊園主的住宅此時十分孤獨地坐落在那裡，然而，情況並非真是如此，因為在見得到這一住宅的園林的地方，有幾個農莊。因而，兩個成分——農民和地主——暫時處于相互孤立地起作用的境地。幾小時內，莊園遭到了洗劫，宅第陷號火焰之中，在火焰圍內的某處，宅第的主人死在那裡。

這種農民的不滿由1898年組織起來的社會革命黨從政治上表現出來。因為在1905年革命爆發以前，俄國不允許有政黨存在。所以社會革命黨只好作為一個非法的秘密團體從事活動。其政綱的主要點是把國家和貴族的土地分配給農民。他們在兩個重要方面不同於各種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首先，他們認為農民而非城市無產階級是俄國的主要革命力量。其次，他們提倡並實行個人的恐怖主義行動，而不是依靠群眾的組織和壓力。在社會革命黨內部，有一個指揮恐怖主義活動的非常秘密的戰鬥組織。它的成功可以從其著名受害者的長長的名單上得到估計，這些受害者包括地方的省長、國家的大臣甚至沙皇的叔父塞爾吉大公爵。這個戰鬥組織每成功地作出一次行動之後，就要發表聲明解釋並誇讚那次行動。它在暗殺內務大臣D·S·西皮亞金以後宣佈："在我們的大臣們學會理解人類的語言和傾聽國民的意見以前，槍彈聲是我們與他們交談的唯一可能的手段。我們無須解釋為什麼要處死西皮亞金。他的罪惡太昭彰了，他的生命受到非常普遍的詛咒，他的死受到非常普遍的歡迎。"

與農民的騷動相一致的是隨着工業的發展而出現的城市無產階級的騷動。俄國工業化的早期日子裡。同歐洲其他地方一樣，包括了對勞動力的嚴重剝削：16小時工作日、低工資、童工、惡劣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根據關於1895年莫斯科工人階級住房建築的一份報告，"不加誇張地說，這些地方只能與養牛的地方相比。即使在冬天，門窗打開時，空氣也是沉悶的；沿牆壁一帶和在睡覺用的長凳上，可見到發霉的痕跡。地板是看不見的。因為上面蓋滿了污物。"

在這些條件下，俄國工人與中歐和西歐的工人一樣，受到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影響。因而，一個社會民主黨于1898年成立，正如類似的社會黨已在歐洲其他地方得到成立一樣。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也象其他社會黨那樣，分裂成修正主義派和正統派，即在這種情況下所稱的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

這一分裂發生在1903年在倫敦舉行的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爭論點與黨的成員資格和黨的紀律有關。正統派的領袖尼古拉·列寧堅持認為，由於沙皇的實行鎮壓的獨裁政府，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必須截然不同於其他社會黨。成員資格不應該給予任何交納黨費的同情者，而應該僅給予一小批專職的職業革命者。這精選出來的全體成員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開展活動。黨面臨的任何重要問題都可以由成員們自由地討論，直到以民主的方式通過投票作出決定為止。但是，作出決定後，原則的"集中制"部分開始起作用。黨的每一個成員，不論其個人傾向如何，都必須堅定不移地支持這時的"黨的路線"，違者開除出黨。

列寧強調，只有實行這種嚴格的紀律，俄國的社會主義者才能有效地進行地下工作。列寧贏得了1903年代表大會的大部分代表的支持，因此，他的擁護者從此以後被稱為布爾什維克——這一俄語單詞的詞義為"多數派"，而他的反對者被稱為盈什維克，也就是"少數派"。不過，應該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布爾什維克仍是一個極小的團體。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前線的失敗引起的混亂和苦難給了布爾什維克以機會，使他們能利用其優良的組織來動員和領導心懷不滿的群眾。

20世紀初，除農民和城市工人以外，俄國還有一個中產階級也對沙皇政權愈益不滿起來。反映這批人的觀點的政治組織是立憲民主黨，通常以其縮寫名稱稱為卡德茨（Cadets）。這個黨建立於1905年，其綱領和英國自由黨的綱領相似：實行君主立憲制度，並設立一個類似於英國下議院的議會機構與它相平衡。立憲民主黨包括了俄國許多傑出的知識分子和商人。當沙皇在1905年革命以後不得不接受一個民選議會（杜馬）時，立憲民主黨由於它對議會程序的知識和明確表述而在審議方面起了領導作用。然而，立憲民主黨從未贏得可與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的擁護者相比較的大批追隨者。一個原因是，由於商業和工業的發展受到阻礙，俄國的中產階級人數較少。中產階級還因為國民經濟的很大一部分為外國勢力所控制而受到進一步的削弱。此外，立憲民主黨特別易屈服于沙皇獨裁政府的壓力，因為出於他們的中產階級的背景，他們不太願意用暴力對付暴力。當時的一位英國觀察者對他們的地位之軟弱作了如下分析："立憲民主黨雖然應該得到他們是帝國中組織得最好的一個政黨的聲譽，但沒有牢牢控制住國家，因為他們不具備這種控制力，他們不能實踐自己的觀點，不能正確評價自己的世界哲學，沒有在人民中生根。因此，他們沒有得到農民和工人對他們這一政黨的支持，他們僅代表他們自己。"

20世紀初西方對俄國的影響就是如此。西方的侵入已逐漸破壞了一個獨特的、諧和一致的社會；由此產生的種種壓力和衝突的反響終至成為1905年和1917年的偉大革命。在考察這些大變動以前，我們將概述俄國在亞洲的政策和日俄戰爭，日俄戰爭為1905年革命準備了舞台。

三、1905年以前的俄國和亞洲

正如俄國和歐洲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由歐洲的經濟、技術優勢決定的一樣，俄國和亞洲之間的關係由俄國的優勢決定。由於這一優勢的緣故，乃至18世紀的俄國已能制服西伯利亞的部落民，向東擴張到太平洋。但是，在東南部，俄國人由於強大的、人口稠密的中國帝國而停止前進，不得不接受了把他們限制在阿穆爾河以北地區的尼布楚條約（1689年）。
18、19世紀期間，俄國人重新向東面和南面推進，獲得阿拉斯加、阿穆爾河流域和中亞，從而完成了他們的帝國。阿拉斯加的獲得只不過是較早時期橫越嶲伯利亞、向較空寂的地區推進的一個繼續。但是，在阿穆爾河流域，俄國人戰勝了中國帝國，在中亞，他們把自己的統治強加于古老的穆斯林開國。這些成功之所以能取得，是因為俄國在技術上穩步前進。這種進步同西方相比是不充分的——實際上是從西方得到的——不過它足以使俄國人在與東亞的中國人和中亞的穆斯林交往時佔有決定性的優勢。因此，俄國人繼續擴展他們的帝國疆界，直至受到那些技術方面不相上下或占優勢的勢力的阻擋為止——那些勢力也就是在阿拉斯加的美國人、在印度和波斯的英國人以及在滿洲的日本人。

阿拉斯加俄國人向阿拉斯加的推進是在彼得大帝統治期間開始進行的。這位西方化的沙皇對遠東和對歐洲一樣感興趣，因此，他挑選丹麥血統的海軍軍官、維圖斯·白令船長率領一支探險隊前往美洲大陸。彼得的指示簡明、扼要，這也是他作指示的一個特點。

在堪察加或其他某一地方建造一、二條裝甲板的船。駕着這些船沿北去的海岸航行；這條海岸的界限尚不清楚，看來象是美洲海岸的一部分。要確定它在哪裡與美洲相也要航行到在歐洲人管轄之下的某一居留地，如果遇到歐洲船，要向它瞭解這海岸的名稱，記錄下來，登陸，獲取詳細的情報，畫一張地圖，把它帶到這裡來。

白令于1728年和1740年進行了兩次探險。他沒有解決西伯利亞和美洲是否在陸上相連的問題，因為他先東航越過白令海，然後才抵達至今還帶有他名字的、把兩個大陸分隔開的海峽。但是，白令和他的同事確踏勘了阿留申群島，而且在阿拉斯加海岸登陸。俄國商人為有利可圖的海獺皮貿易所吸引，緊跟在探險者後面。商人們首先剝削阿留申群島的島民，然後沿阿拉斯加海岸建立貿易站。1799年，各種私營貿易公司聯合組成俄美公司。俄國在阿拉斯加的傑出領導人是亞歷山大·巴拉諾夫，他積極地、獨斷獨行地指揮各種活動達派年。他的主要問題是要把糧食從西伯利亞運過世界上風暴和霧最多的一個海洋。因此，巴拉諾夫派遠征隊沿著美洲海岸去建立能在那裡為阿拉斯加的貿易站種植新鮮糧食的殖民地。1811年11月，俄國人在聖弗朗西斯科以北的俄羅斯河旁設立羅斯堡，到1819年，他們已在美洲海岸建立了19塊殖民地。

這一擴張導致俄國與西班牙和美國的不和。實際上，俄國人在太平洋西北部的存在明顯地有助于1823年門羅主義的發表。最後，俄國人決定放棄他們在美洲佔有的土地。皮毛貿易的衰落使俄美公司瀕于破產。俄國人擔心阿拉斯加太遙遠了，他們無法保護它不受美國擴張主義的侵害。他們預料自己遲早會失去這一地區，就于1867年以700萬美元的價格把它賣給了美國，也就是說每英畝土地的價格不到2分錢。

阿穆爾河流域其時，俄國人在北美洲的活動重新引起俄國人對阿穆爾河流域的興趣。俄國人需要在太平洋有一個出口作為向他們的美洲殖民地供應物資的基地。他們的確有了鄂霍茨克港，但這是完全不夠的，因為這港口每年一直冰凍到6月，而且几乎不斷地被霧籠罩。此外，這港口瀕臨一條淺河，河內有危險的沙堤阻塞河口。因而，俄國人文重新以渴望的目光前寬闊的、可通航的阿穆爾河看，因為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已將他們從這條河那裡逐走。

俄國人的興趣由於中、英之間1839至1842年的所謂的鴉片戰爭而得到進一步的促進（見第十六章第一節）。作為戰爭的結果，英國併吞了香港，並在長江流域有了極大的勢力。俄國人這時決心在阿穆爾河流域定居，以免英國人下一步獲得對阿穆爾河河口的控制，從而堵住他們通往太平洋的天然出口。在僅僅10年的時間裡，俄國人實現了他們在這一極其重要的地區的所有目標。他們取得成功的一個原因是年青購民古拉·穆拉維約夫伯爵的野心和幹勁，他于1847年38歲時被任命為東西伯利亞總督。另一原因是中國的軟弱，那時的中國與17世紀中將俄國人從阿穆爾河流域逐走的強大帝國相比，只是一個空殼子。

穆拉維約夫伯爵擁有總督的廣泛權力，但是，他仍越權派遣從事探險的遠征隊把俄國旗幟插到外國土地上。他手下的一名軍官、來維爾斯科伊船長（後來的海軍上將）在堪察加半島建立了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要塞，在攆走薩哈林島上的日本移民後，踏勘並佔領了該島，使汽船在阿穆爾河下水，鼓勵俄國殖民者定居阿穆爾河流域，並沿阿穆爾河河口和朝鮮邊界之間的海岸建立了許多貿易站。對一個巨大地區的這種侵入的顯著特點是僅使用了少量的人。東維爾斯科伊只有其船上的全體船員可由他支配，因此，他派6個人守衛一個貿易站，派7個人守衛另一貿易站。再各派8個人守衛其他兩個貿易越。由於整個地區是一片中國人對它只有模糊的宗主權、沒有任何控制的無人地帶，這種小規模的行動是可行的。實際上，中國朝廷完全不知道俄國的做法，是俄國政府自己于1851年5月把所發生的事通知了中國人。

5年後，也就是1856年，戰事再一次在中國和英國之間爆發。中國人又遭慘敗，不得不因天津條約（1858年）而向西方商人開放更多的港口和作其他的讓步。穆拉維約夫抓住這一機會警告中國人注意英國人控制阿穆爾河的危險，並提議俄、中兩國共同防守這一地區。結果是訂立璦琿條約（1858年）；根據這一條約，俄國獲得阿穆爾河的至烏蘇里江為止的左岸，此外，俄國和中國對阿穆爾河的直到大海為止的兩岸行使共同的主權。

穆拉維約夫這時仔細地勘探了新贏得的地區，發現由於阿穆爾河下游區的冰的形成情況，控制該河的兩岸對航行方面的目的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他還在朝鮮邊界附近的海岸發現了一個極好的港灣。他不顧璦琿條約的規定，在那裡建立了一個城市（1860年），用意深長地把它取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東方的王后。當時，中國已捲入與西方強國的進一步的糾紛中，1860年，北京被英、法聯軍佔領。俄國駐北京的公使尼古拉·伊格納蒂夫伯爵作為調解人提供了幫助，成功地使同盟國在不太煩苛的條件下撤離首都。作為對這一幫助的報酬，中國政府心甘情願地議訂了北京條約（1860年），把阿穆爾河的從烏蘇里江直到大海為止的兩岸以及從阿穆爾河河口到朝鮮邊界的整個沿海地區給了俄國。隨着贏得這些新的遼闊的（存在到今天的）邊遠地區，俄國在遠東的擴張開始停止。這種擴張直到別世紀初才又重新開始，因為20世紀初，沙皇尼古拉二世試圖向南侵入朝鮮和滿洲，從而加速與日本的一場災難性的戰爭。

中亞在此期間，俄國人也正在侵入中亞，不過，他們向這一地區的推進是直到19世紀第二個25年時才開始的。之所以會耽擱，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缺乏可與北方有利可圖的皮毛貿易相比的經濟刺激。但是，還有其他一些原因：中亞的氣候和植被全然不同於俄國人所習慣的氣候和植被。緊靠着西伯利亞南部的是居住着哈薩克遊牧民的草原區。再往南去，是大沙漠，上面點綴着供養了布哈拉、希瓦和浩罕這些古老的穆斯林汗國的肥沃綠洲。19世紀末葉以前，這些汗國在軍事上比分散的西伯利亞部落強大得多，能夠一直避免與俄國人親近。實際上，俄國人為了擋住遊牧民對其西伯利亞居留地的襲擊，已在18世紀期間從奧倫堡到鄂木斯克修築了一系列防禦工事。

在1824至1854年的30年間，俄國人征服了直到錫爾河的哈薩克草原，從而首次進入中亞。他們希望錫爾河充當一條永久的天然邊界，但情況證明並非如此。遠離首都、渴求榮譽和晉陞的地方指揮官野心勃勃，時常通過造成既成事實來迫使政府有所行動。擄掠集團的經常性的騷擾也致使俄國人不顧聖彼得堡的疑慮和英國的抗議，進一步奮力前進。甚至英國政治家寇松勛爵也承認："由於缺乏實際的障礙，由於所面臨的敵人對生命的統治是劫掠，而且他們除了失敗外不懂得外交上的邏輯，所以，俄國正象地球理應要繞太陽轉一樣，不得不前進。"

中亞穆斯林文明的傳說中的中心，一個又一個地陷入正在前進中的俄國人之手——塔什干于1865年陷落，布哈拉手1868年陷落，希瓦于1873年陷落，格奧克—傑彼于1881年陷落，梅爾夫于1884年陷落。這些猛烈的推進使在印度的英國人大為驚恐，遂戰爭的危機和謡言一再發生。然而，這一世紀是在沒有公開衝突的情況下過去的，主要原因在於英、俄相隔的距離非常遙遠、運輸工具又十分有限。英、俄之間的鬥爭不是圍繞武器的較量，而是圍繞控制介於它們之間的國家、尤其是波斯和阿富汗而進行的。

俄國的統治大大地改變了中亞，不過程度上仍不及美國的統治對印度的改變。在積極方面，俄國人廢除了普遍的奴隷制度和奴隷貿易，僅僅在撒馬爾罕及其附近地方就解放了10，000名奴隷。俄國人還鋪築鐵路，其中著名的是奧倫堡—塔什干鐵路線，它幫助俄國人進行征服和實現現代化。由於廉價的運輸和俄國紡織工業的不斷增長的需要，棉花栽培有了驚人的增長。1884年，在俄國人的倡議下，有300俄畝土地（1俄畝=2.7英畝）用於種棉花；到1899年，棉花的種植面積已猛增到90000俄畝。俄國人還引進某些土地改革，包括減少農民的稅和農民對國家及地主所須履行的義務勞動。

另一方面，由於俄國人有計劃地徵用哈薩克人的放牧地，牲畜的數目減少，並出現普遍的饑荒。俄國人沒有為土著的教育做什麼事，把這一工作几乎完全留給了穆斯林的毛拉。在其他諸如法院系統和地方政府之類的領域，他們不及在印度的英國人活躍。最後結果是，在給中亞和沙皇帝國的其他地區一樣帶來許多變化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前，眾多的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土庫曼人、烏茲別克人和塔吉克人並沒有因俄國人的到來而受到什麼影響。儘管有了鐵路建設和棉花栽培的傳播，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還是生活在為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的障壁所分隔的不同世界裡。

滿洲19世紀90年代，俄國的興趣從中亞轉移到遠東。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正慢慢地接近完成，為俄國的經濟擴張和政治擴張提供了新的機會。新任命的財政大臣塞奇·維特伯爵向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呈遞了一份報告（1892年11月6日），他在報告中說，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線將代替蘇伊士運河、成為前往中國的主要商人路線。他預見到俄國將處于亞洲和西方世界之間的仲裁人的地位，主張建立中俄聯盟作為實現上述地位的最好手段。

1895年中日戰爭的爆發（見第十六章第一節）為維特所贊成的聯盟鋪平了道路。中國又輕易地被打敗，再三懇求英國和美國進行調解。英、美兩國的拒絶迫使中國接受馬關條約（1895年4月17日）；根據條約，中國割讓台灣、澎湖列島及遼東半島給日本。但是，俄國這時與德國和法國一起進行干涉，迫使日本人歸還遼東半島。

這一幫助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中國人心甘情願地與俄國簽訂一個秘密條約。該條約規定在日本侵略的情況下相互援助，而且還將建造穿過滿洲、直抵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東鐵路的特許權授予一家共同的中俄銀行。這家銀行名義上是一個私營公司，但實際上卻為俄國政府所擁有、歸俄國政府管理。到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時，它已在滿洲敷設了總長為1596哩的鐵路。

1898年，為了對包括戰略港口旅順在內的遼東半島進行為期25年的租借，俄國跟中國談判；隨後，俄國開始了在遠東的下一步推進。兩年後，俄國人利用伴隨義和團起義而來的動亂佔領了整個滿洲地區。俄國這種穩步的侵佔使日本人驚恐，因為日本人對亞洲大陸有他們自己的野心。日本人不能獨力阻擋俄國人，所以決定通過獲得同盟國來加強自己的力量。1902年1月30日，他們與英國締結軍事聯盟（詳見第十六章第八節）；這一後盾增強了日本人的力量，他們決心向俄國進行清算。1903年7月，日本人提議，俄國應該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占優勢的利益"，作為回報，他們將承認俄國在滿洲鐵路事業方面的"特殊利益"。

對日本人的這一提議，俄國人的意見有分歧。財政大臣維特伯爵贊成接受提議，因為他感興趣的是經濟侵入而不是帶有戰爭危險的政治併吞。但是，有影響的俄國冒險家們在朝鮮北部有巨大的木材租借地，希望能使自己的政府專心一意地促進他們的個人財富。俄國軍界由於他們在旅順港的現有基地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間的漫長距離，想在朝鮮沿海一帶獲得一個基地。俄國某些政治家因為擔心國內不斷高漲的革命浪潮，贊成以一次"小小的勝利的戰爭"充當民眾騷動的避雷針。無疑，在他們的心目中，或者說在軍人的心目中，俄國將在與日本的戰爭中取勝。事實上，他們輕蔑地稱日本人為"馬卡基"即"小猴子"，而且他們還認真地辯論一個俄國士兵是否抵得上一個半甚至二個日本士兵。

這批冒險家、軍國主義者和政治家獨行其是，設法免去維特的職務，實際拒絶了日本人的提議。由於有與英國的聯盟作保障，再加上擔心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即將竣工，日本人迅速、果斷地發動了攻擊。1904年2月5日，日本人停止談判，三天後，他們未經正式宣戰就進攻在旅順港的俄國艦隊。

日俄戰爭在隨後的戰役中，日本的大衛始終擊敗俄國的歌利亞。由於俄國軍隊在離歐洲俄國的工業中心數千里遠的地方作戰，橫貫西伯利亞的單軌鐵路完全不能滿足他們的供應需要。在戰爭的第一階段，日本人包圍了旅順港，經過148天的圍攻，于1904年12月19日佔領了這座要塞。第二階段由在滿洲平原上的一系列戰役構成。日本人在這些戰役中也獲得了勝利，把俄國人趕到瀋陽以北。然而，這些戰役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為俄國軍隊仍未受損，而且還隨着交通的改善而得到增援和加強。但是在海上，日本人贏得了一個導致和平談判開始的壓倒的勝利。由於令人難以置信的目光短淺，俄國人把他們的經過倉促整修的波羅的海艦隊派往日本；這支艦隊沿著歐洲和非洲的整個西海岸往下航行，繞過好望角，然後穿過印度洋，向北沿東亞海岸駛嚮日本——航行的距離相當於地球圓周的三分之二以上。1905年5月27日，俄國艦隊終於到達日本和朝鮮之間的對馬海峽。它立刻遭到在數量和實力上均占優勢的日本艦隊的攻擊。實際上，短短幾小時內，所有俄國艦船就被擊沉或捕獲，而日本人僅僅失去幾艘驅逐艦。

由於這一毀滅，特別是由於戰爭在國內很不得人心、1905年革命已經開始，俄國人準備討論和平。日本人也需要和平談判，因為儘管他們贏得了勝利，但他們的貧乏的資源已因戰爭負擔而被濫用。1905年9月5日，樸次茅斯和約被簽訂；根據和約，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最高的政治利益、軍事利益和經濟利益"，放棄在滿洲的所有優惠減讓或獨家特許權，並將薩哈林島南部割給日本、把遼東半島的租借權轉與日本。

如此，日本人阻擋了俄國在遠東的擴張。直到40年後，也就是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慘敗時，俄國才能夠恢復在樸次茅斯和約中失去的領土。不過，俄國在1905年僅被迫放棄了數平方哩的邊緣地區。它仍然象今天那樣，是一個巨大的亞洲強國，擁有包括西伯利亞的廣闊區域和中亞的沙漠地帶的領土。因此，在所有歐洲強國中，只有俄國如今擁有一條穿過亞洲中心——從黃海邊的朝鮮到黑海沿岸的土耳其——的邊界。在歐洲強國中，只有俄國如今在亞洲之內朝外看，而不是象西方強國那樣，僅留有如澳門和香港之類的帝國殘餘物。對我們自己的時代來說，這就是從葉爾馬克越過烏拉爾山脈到日、俄兩國在滿洲平原上交戰這三個世紀中俄國陸上擴張的意義。

四、第一次俄國革命和結果1905—1914年

當日俄戰爭在遠東打響時，革命正在戰線後面的俄國內部傳播開來。革命的根源可以在農民、城市工人和中產階級的長期的不滿中找到。這種不滿由於與日本的戰爭而更趨嚴重，因為與日本的戰爭一開始就不得人心，在遭受一連串失敗後愈來愈如此。最後，發生了1905年1月22日的所謂的"流血星期日"——這一事件提供了使第一次俄國革命爆發的火星。
在那個重大的星期日，由數千人組成的一大群人平靜地朝聖彼得堡的冬宮行進，這是一次獨特的示威，實際上是一支宗教隊伍，以教士喬治·加邦神父為首，後面跟隨帶著聖像、唱着俄國讚美詩、手無寸鐵的男人、婦女和兒童。他們的情願包括恭敬地請求實現諸如代議制議會、免費教育、八小時工作日、漲工資和較好的工作條件之類的改革。如果當時抄皇或其代表接受請願、答應予以仔細的考慮，那麼人群本來很可能會平靜地散去。相反，沙皇的叔父莫名其妙地命令是家禁衛軍向聚集的群眾開槍。75至1，000人被槍殺，200至2，000人受傷。傷亡數字之所以會有這麼大的差異，是因為某些目擊者僅報告了星期日的傷亡人數，而騷亂在首都又繼續了兩天。

無緣無故的大屠殺在全國激起猛烈的反應。向來愛好和平的加邦神父的感情的迸發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在流血星期日傍晚的一飲演講中宣稱：

親愛的親兄弟們，帝國士兵的槍彈已毀掉了我們對沙皇的信任。讓我們向他和他的整個家族報仇。向他的所有大臣和俄國土地上的所有剝削者報仇。去吧，去劫掠帝國宮殿！所有殺死我們無辜的妻子和兒女的士兵和軍官、所有的暴君、俄國人民的所有的壓迫者，我要用教士的詛咒懲罰你們。

流血星期日無可輓救地打碎了這麼許多俄國人歷來所珍愛的沙皇的仁慈的"小父親"的形象。整個帝國的公民轉而反對沙皇政權，使1905年俄國大革命突然發生。這一初步的大動亂在帝國政府能夠再宣稱自己的權力以前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在1905年1月至10月之間，是革命浪潮興起的階段。所有的階級和勢力都起來反對獨裁政府：諸從屬民族要求自治，農民搶劫莊園主的住宅、奪取地產，城市工人組織地方議會即蘇維埃進行革命活動，各地的大學生走出教室，黑海艦隊的水兵發動兵變、奪取他們的艦船。世界目睹了整個民族舉行罷工的非凡景象。沙皇除了屈服外別無選擇，因此，他頒佈了著名的。十月宣言，（10月30日）。這個宣言讀起來象是政府的一份罪行自供狀。它允諾給予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而且還准許俄國有一部憲法和一個民選的國民議會即杜馬。

在1905年10月至1906年1月的革命的第二階段中，起義繼續處于高潮，但是，革命者已不再團結。主要由中產階級分子組成的溫和派接受了《十月宣言》，而包括社會民主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的激進派要求制憲議會而不是沙皇的大臣來制訂新憲法。為了達到目的，激進派試圖通過組織更多的罷工和騷動來延長革命。然而這時，政府已強大起來。能夠進行回擊。1905年9月5日與日本的樸次茅斯和約的簽訂，使許多軍隊能夠被派回國內去恢復秩序，而從巴黎和倫敦得到的4億美元的適時的貸款大大地加強了搖搖欲墜的沙皇政府。因而，它能夠撲滅12月22日至1月1日在莫斯科猛烈進行的危險的工人起義。其時，溫和派因長期的暴力行為而和激進派疏遠，正轉移到政府一邊。因此，到1906年初，革命浪潮的高峰已經過去。

從1906年1月至7月21日的革命的第三階段，是沙皇政權得到鞏固的階段。政府軍隊追捕緝拿激進派成員和反抗的農民，在有些情況下，還燒燬整個的村莊。5月6日，政府頒佈了所謂的《基本法》；按照這一法律，沙皇被宣佈為專制君主，對行政部門、軍隊和外交政策保持完全的控制。民選的杜馬可以與上議院一起分享立法權。而它的預算權則受到嚴密限制。杜馬于5月10日開會，拒絶接受《基本法》，並激烈地批評政府。隨即出現了一個僵局；7月21日，沙皇解散杜馬。杜馬的不受束縛的成員以牙還牙，號召國民拒絶納稅，然而，響應是微弱的。事實上，到這時，革命的潮流已經衰退，第一次俄國革命已走完其應走的歷程。

雖然革命失敗了，但它給俄國的歷史進程留下了自己的印記。俄國這時有了一個立憲政體，儘管杜馬是柔弱的。1907年2月，第二屆杜馬經選舉產生，但結果證明它甚至比第一屆杜馬更敢於挑戰。於是，政府大幅度地減少選舉權，使分別于1907年和1912年選舉出來的第三屆和第四屆杜馬變得令人滿意地保守和屈從。不過，專制主義的沙皇獨裁政治確隨着《十月宣言》的頒佈而終止；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杜馬愈來愈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直到隨着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到來而被掃除為止。

1905年的種種事件之所以重要，還因為它們對俄國的革命經驗和革命傳統作出了貢獻。關於沙皇的"小父親"的觀念已永遠一去不復返了，政治氣候也受到相應的影響．蘇維埃已在一些城市中成立，並已證明了它們作為進行革命活動的機關的價值。誠然，1906年以後，一種平靜似乎降臨，但事實證明這是一種短暫的平靜。例如，舉行罷工的工人人數從1905年的100萬人下降到1908年的9萬人，進而下降到1910年的4，000人。但是，到1912年，罷工人數又上升到100萬人，並在以後兩年中保持在這一水平上。然後，所有的衝突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突然停止。但是，由於在前線所遭到的災難性的失敗，新的暴風雲聚集起來，沙皇政權進入了它再也未能擺脫的一個新的動亂時期。因此，1905年的俄國革命作為震撼世界的1917年革命的一次綵排而惹人注目。

五、結論

19世紀的俄國呈現了這樣一個不發達國家的悲慘景象：它試圖使自己現代化，但僅獲得不充分的成果，產生破壞性的影響。現代化的偉大倡導者是1892至1903年的財政大臣塞奇·維特伯爵。他曾在1900年8月給沙皇的一份報告中，告誡沙皇注意迅速工業化的需要，他當時所說的話與25年後史達林說的話驚人地相似：
國際競爭並不等待我們。如果我們不採取有力的、決定性的措施以便使我們的工業能在以後數十年間滿足俄國以及處於我們的影響之下——或者應該在我們的影響之下——的亞洲國家的需要，那麼，正在迅速發展中的外國工業就會突破我們的關稅壁壘，在我們的祖國和以上提到的亞洲國家中立足，並深深地紮根於我們的經濟。…我們的經濟上的落後也可能導致政治和文化上的落後。

維特不顧一切地試圖實現他所想望的工業化。他採用金本位制，給予某些工業以津貼，給外國資本家以特許權，在國外募集大量貸款，並設立很高的保護關稅。俄國工業在這些刺激下確取得了良好進展，但整個國家與西方相比仍明顯地、令人痛苦地落後。1897年1月的統計數字揭示了人們所熟悉的所有不發達的癥狀——文盲率高、嬰兒死亡率高、按人口計算的公路和鐵路的哩數很低、農業生產率和工業生產率也同樣地低。

俄國不僅是落後的，而且正在進一步落後於西方各國。例如，它的經濟增長率儘管在20世紀初突然上升，但仍趕不上德國的經濟增長率。俄國愈是試圖迎頭趕上，便愈是落後。同樣使人驚恐的是，俄國社會多數成員從根本上反對維特的工業化綱領。不僅心懷不滿的工人是如此，農民和土地貴族也是如此，因為農民承擔了工業化的大部分費用，而土地貴族生來就希望保持其傳統的土地制度、憎恨上升中的資本家，無論他們是本國的還是外國的。

因而，維特成為沙皇的一個政治包袱，于1903年8月被免職。他的免職使沙皇俄國的致命的困境顯得更為突出——一方面渴望工業化的西方的物質成就，另一方面從根本上偏愛本國的農民傳統。關於這一矛盾的結果，有位高級官員在1914年2月準備的、關於與德國的戰爭的含意的一份備忘錄中作了描述。他強調了俄國工業的"未發達的狀況"、國家"對於外國工業的過于巨大的依賴"、"技術的落後"和"戰略鐵路網的不充分"。他下結論說，戰爭將象在1905年那樣帶來失敗，而失敗又將通過被喚醒的群眾而帶來革命。

立法制度和知識分子反對黨在人民的眼中缺乏真正的權威，將無力阻擋由他們自己喚起的民眾的潮流，俄國將被拋入無法預見其結局的沒有希望的混亂之中。

第十四章

中東

無可置疑，在過去大約一個世紀中，近東的所有社會變化都是直接或間接地起因於我們西方社會的影響以及西方的技術和思想的侵入。

H·A·R·吉布

西方對中東的影響完全不同於它對俄國的影響，中東諸民族的反應也同樣地不同。誠然，受到影響並作出反應的有不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可是，還存在着一個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的組織。奧斯曼帝國在19世紀期間包括了中東的大部分地區，仍然是諸民族、諸宗教以及種種相衝突的忠誠的一個聚集體。我們在第三章中已提到，這帝國是在教士居民群而非種族集團的基礎上作為一個神權國家被組建起來的。這些居民群——其中最重要的是希臘正教居民群、羅馬天主教居民群和猶太居民群——能在他們各自的教會領袖的領導下享有充分的自治。因而，若干世紀以來，各種穆斯林民族（例如：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庫爾德人）和各種基督教民族（例如；塞爾維亞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羅馬尼亞川一直以自治的、自給自足的居民群並肩生活在一起。每個居民群只要承認蘇丹的權力、向帝國國庫納稅，就能夠擁有自己的教會、語言、學校和地方政府。
這一鬆弛的帝國組織的意義在於西方的思想和壓力遇到了種種文化和環境。因而，西方對奧斯曼各地確沒有相同的影響。所以，在分析這種影響的性質時，必需考慮各種地區環境和各種地區反應的明顯變化。由於這個原因，我們現在將不是整個地考察奧斯曼帝國，而是依次考察它的三個主要地區——擁有占優勢的基督教居民的巴爾幹半島、擁有居統治地位的穆斯林土耳其居民的小亞細亞和擁有諸穆斯林阿拉伯民族的小亞細亞以南各行省。最後，我們還將考察波斯王國的某些重要的發展。波斯王國構成近東的一個重要成分，儘管不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

一、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徒

巴爾幹諸民族在土耳其統治下生活了四個多世紀。人們常常以為，這些世紀是暴政未得緩和的世紀，被壓迫的基督教徒渴望自由，急切地等待反抗的機會。這一解釋未能說明實際的事態發展的原因。巴爾幹的各種民族在人數上大大地超過生活在他們中間的少數土耳其人。他們生活在密集的群體之中，並保持着自己的語言和宗教。如果他們渴望反抗，他們給土耳其人所帶來的麻煩原可能超過他們實際上帶來的。然而，在早期的世紀裡，土耳其人在統治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臣民時並不比統治亞洲的穆斯林臣民時更麻煩。
解釋在於，土耳其征服者與從前統治過巴爾幹各國的拜占庭皇帝、法蘭克貴族、威尼斯貴族及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君主相比，是有能力的、仁慈的。土耳其的行政管理嚴格而公正，稅收很輕，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基督教歐洲所空前未有的信仰自由。然而，18、19世紀期間，這種形勢急劇地改變了。這一時期中，由於土耳其的勢力和實力已衰落，出現了普遍的腐敗和敲詐勒索；這種情況又驅使此時身受壓迫、心懷怨恨的巴爾幹基督教徒拿起武器進行自衛。當時，由於各種原因，巴爾幹諸民族正受到來自西方的種種影響，併為這些影響所喚起。

巴爾幹諸民族較奧斯曼帝國的其他任何種族集團更早、更深深地受到西方的影響，他們多半是基督教徒，所以比穆斯林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更易於接受基督教西方的影響。由於巴爾幹各國在領土上與歐洲的其餘地方鄰近，人、商品和思想較易於從多瑙河、亞得里亞海、地中海和黑海的那一邊集中到巴爾幹半島上。因此，隨着18、19世紀期間商業、工業和中產階級的發展，西歐對進口糧食的不斷增長的需要促進了巴爾幹半島的農業，尤其是促進了新的殖民地產品棉花和玉米的栽培。這些商品的出口又轉過來有助于巴爾幹一批土著商人和土著水手的成長。貿易的擴大也促進了手工業產品的需要量和產量。重要的製造中心出現干半島各地，時常是出現在孤立的山區；在那裡，工匠們能在最少受到土耳其人干涉的情況下從事其行業。因此，商業和工業的興起還有另一激響：它們促進了沿達爾馬提亞海岸、阿爾巴尼亞海岸、伊庇魯斯海岸和在愛琴群島中間行駛的商船隊的發展。新興的巴爾幹商船隊運走諸如棉花、玉米、染料、酒、油和水果之類的產品，通常運回殖民地產品和製成品——香料、糖、毛織品、玻璃、手錶、槍炮和黑色火藥。

這一經濟復興的意義在於，它產生了一個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員組成的、對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特別敏感、特別有好感的中產階級。這些人本來就對奧斯曼的統治不滿，因為奧斯曼的統治這時已變得無能、腐敗起來。商人和海員旅行到外國，並時常僑居那裡，他們不僅把自己在國外所親眼目睹的安全和開明的狀態同國內的悲慘狀況作對比。不用說，他們會得出結論：他們自己的前途和他們的同胞的前途取決於儘可能早地除去土耳其的夢魔般的壓迫。希臘商人約翰·普里戈斯的以下那番悲嘆的話可代表這種看法。他曾在阿姆斯特丹發財；當居住那座城市時，他對處理商務時所能有的安全和公正印象很深。

然而，所有這一切在土耳其人統治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土耳其人既不講秩序，也不講公正。如果資本為一千，他們就要使它增加十倍，以便可以劫掠其他人、使其他人窮困，而不認識到其臣民的財富也就是其王國的財富……土耳其人是完全不公道的，他們除了只是破壞外，不創造任何事物。願上帝將他們毀了，使希臘可以成為基督教的，使正義可以占上風，使政府可以象在歐洲一樣得到建立；在歐洲，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權益而無須擔心任何不公正。……

普里戈斯式的商人之所以能對巴爾幹的民族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不僅是因為他們從事政治活動，而且還因為他們在自己的祖國和外部世界之間起了中間人的作用。匈牙利南部的塞爾維亞商人、俄國南部的保加利亞商人以及廣泛地散佈在歐洲各主要城市的希臘商人，都促進了其同胞的智力發展。他們能這樣做，是因為他們以本國語出版書籍和報紙，在自己的家鄉和村莊創辦學校和圖書館，併為本民族的年青人去外國大學受教育提供資金。所有這一切不僅意味着更多的教育，而且意味着一種新型的教育。它不再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相反，它深深地受到當時西歐的啟蒙運動的影響。當時的一個新教傳教士抱怨說："希臘的受過教育的那部分人，也就是希臘人後裔中有才華的傑出人物，習慣于呷吸伏爾泰和盧梭的毒汁，因為後者的著作已被翻譯成現代希臘語。我遇到過一些希臘人，他們熱心地為自然神論的使人毛骨悚然的學說辯護。要對付他們的詭辯，需要才能。"

西方對巴爾幹半島的影響在法國革命和拿破崙一世時代變得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和煽動性。有政治覺悟的人對巴黎的起義、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對拿破崙推翻一個又一個王朝的景象印象極深。一個當時的希臘革命者證明："總的來說，法國革環喚醒了所有人的理智。……近東的所有基督教徒都向上帝祈禱說，法國應該進行反對土耳其人的戰爭，他們相信他們將得到自由。……然而，當拿破崙沒有作出行動時，他們開始採取使自己獲得解放的措施。"

巴爾幹各民族的民族覺醒的速度迥然相異。最先覺醒的是希臘人，因為他們具有某些有利條件：他們與西方的交往頻繁，他們的古典的和拜占庭的光榮傳統促進了民族自尊心，他們的希臘正教體現和保護了民族覺悟。繼希臘人之後的是塞爾維亞人，他們除了享有匈牙利南部的一些很大的塞爾維亞新拓展地的促進性影響外，還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希臘人和塞爾維亞人的這些有利條件暗示了巴爾幹其他民族的民族復興速度較緩慢的原因。保加利亞人與西方沒有直接的聯繫，並定居在靠近奧斯曼首都的地方和土耳其在色雷斯和馬其頓東部的堅固的新拓居地附近。羅馬尼亞人遭受着巴爾幹半島上獨特的尖鋭的社會分化之苦，這種社會分化產生了有教養的上層階級和無生氣的農民群眾。阿爾巴尼亞人因為其原始的部落組織和由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這三個宗教所致的分裂而境況最壞。

這些因素說明了為什麼從19世紀初葉到20世紀初葉，在巴爾幹半島上不是出現一個反對奧斯曼統治的共同革命，而是發生一系列單獨的起義。希臘人在經過1821至1829年的持久的獨立戰爭之後，從土耳其人那裡贏得完全的獨立。塞爾維亞人更早在1804年時就舉行起義，但只是到1815年時在奧斯曼帝國內部獲得一個自治地位。塞爾維亞公國直到1878年才獲得完全的獨立，成為塞爾維亞王國。其後是羅馬尼亞人，于1859年贏得自治，于1878年贏得獨立。保加利亞人更遲些，至1878年獲得自治，至1908年獲得獨立。巴爾幹的這三個民族——塞爾維亞人、希臘人和保加利亞人于1912年結成聯軍，把土耳其人完全逐出半島。他們在戰場上是成功的，而且，儘管勝利者之間發生了自相殘殺的戰爭，土耳其人還是不得不于1913年交出他們在巴爾幹半島所剩下的全部領土，僅保留了從君土坦丁堡到阿德里安堡的海峽周圍的一塊飛地。

如此，奧斯曼帝國的邊界自1653年起從維也納城牆開始退縮，至1815年退縮到多瑞河，至1878年退縮到巴爾幹半島中部，至1913年退縮到君士坦丁堡近郊。隨着帝國的退縮，巴爾幹諸獨立國家——希臘、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1912年獨立的阿爾巴尼亞起而代之。西方通過提供革命的民族主義的思想意識，通過促進準備在這一思想意識的基礎上採取行動的中產階級的發展，通過不時地幫助巴爾幹革命者從事反對土耳其統治的鬥爭，決定性地促進了巴爾幹各民族的復興。

二、土耳其人

西方對土耳其人的影響比它對巴爾幹基督教徒的影響小得多，也為時晚得多。有各種因素可以說明這一差別；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或許是土耳其人信奉伊斯蘭教和缺乏土著中產階級。
如果說巴爾幹諸民族的基督教信仰構成與西方的一種聯結，那麼土耳其人的伊斯蘭教信仰就是一種障礙，而且是一種非常可怕的障礙，因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有着相對抗和衝突的漫長歷史。不僅存在着相互敵視的這一傳統，而且就土耳其人方面來講，由於其宗教信仰的緣故，還存在着一種干自身不利的優越感。以往好幾個世紀裡，土耳其人一直打敗歐洲的基督教勢力，勝利地越過多瑙河、將他們的星月旗插到維也納城牆下。誠然，17世紀末葉和18世紀時，他們曾在奧地利人和俄國人手上吃敗仗。但是，直到19世紀末葉以前，他們繼續統治着擁有數百萬基督教臣民的巴爾幹半島的大部分地區。因而，一般士耳其人不管其地位如何，在他們的心目中，對其本身的優越、對其宗教信仰的優越、對其生活方式的優越，是沒有疑問的。因此，這種優越僅僅被認為是一個穆斯林和一個土耳其人的一種自然屬性。土耳其人對所有非穆斯林的屈尊和輕蔑反映在他們在提到歐洲各種民族時通常所使用的一些稱號中。他們稱阿爾巴尼亞人為"賣香腸的人，稱保加利亞人為"流浪者"，稱荷蘭人為"乳酪商"，稱英國人為"無神論者"，稱法國人為"瘋狂的異教徒"，稱羅馬尼亞人為"吉普賽人"。不用說，這種態度無助于奧斯曼帝國和西方之間的相互影響。

土耳其人還因為他們從未發展起自己的中產階級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彩響。他們對商業不感興趣，或者說不尊重商業，因此，奧斯曼的資產階級基本上是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相形之下，土耳其人或是農民（他們一般是麻木不仁的），或是穆斯林教會組織中的教師和審判員（這几乎總是意味着他們是激烈地反西方的），或是帝國官僚機構中的官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通常僅僅對保持自己的職位和晉級感興趣）。這種形勢的意義在考慮到希臘、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商人在各自的國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時可清楚地看出米。正是他們，建立起與西方的聯繫、宣傳西方的思想並從事政治活動。然而，在土耳其人當中並不存在一批履行類似職責的人。因而，土耳其人中間難得出現的改革提倡者發現自己沒有任何追隨者。換句話說，他們發現自己所處的困境與1825年俄國十二月黨人所處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

蘇丹謝裡姆三世的命運明顯地說明了改革缺乏群眾支持這一點。謝裡姆于1789年——如果就他的思想和抱負的革命性質而言，這是具有象徵性的、合適的一年——登上奧斯曼王位。謝裡姆並不是第一個認識到有必要在帝國中進行改革的蘇丹，然而，他是第一個認識到改革措施必須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的蘇丹。他最先根據借用西方的東西而不是回到蘇里曼一世時代這一點來考慮改革。他的計劃包括改革行政管理、改進教育和徹底改造近衛軍。

近衛軍從切曾是奧斯曼步兵的精鋭部隊，這時已蛻化成無用的、不順從的禁衛軍。這一點在18世紀末葉與俄國交戰時變得很明顯，那時，近衛軍的一些團在前線露面的總共才5、6個人。近衛軍士兵一見敵人，多半潰散和逃跑，僅僅停一停劫掠自己的兵營。過去，有幾個蘇丹已試圖控制或除滅這支有害的軍隊。他們都失敗了，因為法律和宗教的統稱為烏力馬的首腦站在近衛軍一邊。重要的經濟利益也支持現狀，因為從對近衛軍的發薪證的投機買賣中可得到收入。每個近衛軍士兵都有一個密封的發薪證，用作領取薪金的摺子。1740年，蘇丹允許買賣這些發薪證。它們很快成為一種股票，由那些與近衛軍毫無聯繫的官員和投機商迫不及待地大量買下。由於爭奪發薪證的緣故，不可避免地出現大量虛報的名冊。已死去的近衛軍士兵的名字給保留在名冊上，他們的發薪證被買賣。

軍事、宗教和經濟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強有力的結合，說明了為什麼早期的蘇丹未能改革近衛軍，為什麼謝裡姆也注定要失敗、注定要喪失他的王位和生命。開始時，由於近衛軍對俄國人的惡意中傷引起民眾的反感，謝裡姆能取得某些進展。他先採取旨在改進帝國防禦的各種表面措施，然後，1793年時，他採取了決定性的步驟：建立一支稱為新制軍隊的新的軍事力量。這是一支西方式的軍隊，有着一式的制服、明確的募兵和徵兵措施、歐洲的訓練方法以及現代化武器，包括最新式的火炮和代替傳統的短彎刀的刺刀。這些計劃要求最初徵兵1600人，以後逐步增加到12000人。

新軍在幾次交戰中證實了它的價值，但是，這僅僅加劇了近衛軍及其盟友的恐懼和反對。他們以旨在利用穆斯林居民的畏懼、偏見和狂熱的一個精心組織的運動來進行反擊。他們散佈謡言說，新軍是基督教異教徒的一個發明，謝裡姆創建新軍就是因為他不再是伊斯蘭教的真正的保護者。如此，引起了大量的騷亂，使近衛軍能迫使謝裡姆于1808年5月退位。兩個月後，當謝裡姆的支持者們試圖將他從囚禁他的宮殿住室裡營救出來時，他被絞死了。

回顧起來，很清楚，謝裡姆試圖做俄國的彼得大帝在早一個世紀時就已完成的事情。他失敗了，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並不象俄國沙皇那樣是一個強有力的、起決定性作用的人物。然而，他的失敗更多的是由於這一事實：近衛軍與他們在烏力馬委員會、官僚機構和宮廷中的盟友們一起組成了一個比彼得所曾面臨的任何反對派強大得多的反對集團。此外，謝裡姆沒有可依靠的中產階級、群眾黨或群眾運動。給果，奧斯曼帝國在1808年末時似乎與以往任何時候一樣沒有變化且不可改變。

然而，19世紀期間，奧斯曼帝國同俄國人一樣，為西方以直接和間接的許多方式所滲透、影響和控制。滲透的幾條途徑中，最早的、在某些方面最有效的是軍事途徑。土耳其人同俄國人一樣，發現要自我保存就必須採用歐洲的軍事技術。19世紀後半世紀中，西方諸強國為了阻擋俄國對中東的擴張，積極地鼓勵土耳其人使自己的軍事力量現代化。但是，軍事西方化不僅僅包括外國軍事代表團的訪問。事實證明，要支持一支現代化的軍隊，除了必須教授軍事科目外，還必須教授歐洲的語言、數學和科學。必須建立醫科學校、醫院、技術工廠、製造重武器的鑄工廠、海軍兵工廠和造船廠。而且，被派到國外去上外國軍事學院的許多年青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吸收西方的軍事技術外，還吸收西方的思想意識。因此，土耳其所有的機構中，軍隊成為不僅在組織上而且在觀點上最西方化的機構。1908年當舊制度在奧斯曼帝國被最後推翻時，實行這政變的不是一個政黨，也不是一個群眾運動，而是一個軍隊集團，這一點並不出人意外。

在宗教領域，西方也對穆斯林中東有影響。傳教士在整個帝國傳道和建立學校。到1875年，僅僅美國傳教士就開辦了240所學校，有學生8000人。學生中大多是亞美尼亞人，其餘的是基督教徒，因為改宗在穆斯林當中是受禁止的。但是，在分散于整個帝國的外國學院如美國人經辦的君土坦丁堡女子學院和羅伯特學院（也在君士坦丁堡）以及在貝魯特的聖約瑟夫的法國耶穌會大學裡，可發現相當數目的土耳其學生。土耳其人自己這時也已建立了幾所高等學校，包括醫科學校（1867年）、帝國高級中學（1868年）、君士坦丁堡大學（1869年）、法律學校（1870年）和政治學學校（1878年）。這些年裡，土耳其的新聞業也正在迅速發展。1859年時。帝國中只有一份官方周報和一份半官方周報。到1872年，已有三份日報和幾份周報。此外，在諸如君士坦丁堡、士麥那和亞歷山大之類的城市裡，出現了6份法國日報，為受過教育的土耳其人所閲讀。

至少與這種文化影響同樣重要的是西方對奧斯曼帝國的經濟滲透。由法國外交官和創辦人斐迪南·德·雷賽布為首的一家歐洲辛迪加經過10年的開鑿之後，于1869年使蘇伊士運河通航。這運河的作用是使奧斯曼帝國再一次位於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主要的商人路線上。當時，奧斯曼政府正絶望地陷入對歐洲一些政府和私人金融家的債務中。他們于1854年借了第一筆貸款，到1875年，他們的債務總數達英幣2億鎊。他們每年約需英幣1200萬鎊來支付年金、利息和償債基金，這筆款子等於帝國總歲入的一半多一點。事實證明負擔是沉重的，部分付息被拖欠，因此，歐洲諸強國于1881年強行設立奧斯曼國債管理處。這一機構主要由外國代理人組成，其任務是照管來源於各種專利事業和關稅的歲入、為償清帝國的債務服務。

外國勢力除控制了土耳其的財政以外，還控制了土耳其的金融系統、鐵路系統、灌溉工程、採礦企業和市公用事業。此外，帝國仍受制於外國人自15世紀起就在奧斯曼帝國享有的領事裁判權條款即治外特權。這些治外特權包括免受奧斯曼朝廷的管轄和免交包括個人稅和關稅在內的某些賦稅。這些賦稅被規定在一個很低的水平，奧斯曼政府不得擅自提高，除非經歐洲諸強國同意；不用說，歐洲諸強國是不會輕易同意的。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奧斯曼帝國甚至出俄國更多地處于與歐洲的半殖民地的經濟關係中。

西方的所有這些壓迫和控制的影響不可能得到精確的估計。但是，毫無疑問，它們逐漸地打碎了以往一向堅如磐石、難以攻破的伊斯蘭教結構。運河、鐵路、銀行、傳教士、學校和報紙構成了一個背景，從而說明了19世紀後半世紀在土耳其人中間發生的文化思想方面的覺醒。

這一覺醒的最著名的領袖是易卜拉欣·希納西、那米克·凱馬爾和阿卜杜勒·哈米德·齊亞。這些人並不在所有問題上都意見一致，然而，他們確具有某些共同的經歷，確分享某些根本的原則。他們都曾在西歐生活過，都不僅對西方的物質成就而且對西方的思想和文學印象極深。他們回到君士坦丁堡，決心消滅他們這時認為是波斯的古典主義的暴政的東西，這種東西以往長期地支配着奧斯曼的語言和文學。他們丟開波斯和阿拉伯的言詞、措詞而採用更純正、更簡單的土耳其語。他們翻譯外國的著作，尤其是法國作家加拉辛、拉封丹，盧梭、孟德斯鳩和孔多塞的著作。他們創辦了第一份獨立的土耳其報紙；這份報紙雖然發行量有限，但在咖啡館和市場有廣泛的讀者群。

這些早期的改革者沒有組成一個政黨。當時，奧斯曼帝國僅有的真正的政黨是在個別的政治領袖周圍聚集起來的"執政黨"和"在野黨"。但是，到1865年，由傾向于西方的青年作家們組成的一個界線相當分明的集團已圍繞報紙"Mushbir"即《喜訊先驅報》而形成。這家報紙除了支持別的事物外，還主張引進某種形式的立憲代議制政體。這一點是帝國政權所忍受不了的，它于1867年查禁了這家報紙。報紙編輯及其同事這時發現他們所處的境況與19世紀初謝裡姆三世所處的境況相同，由於缺乏群眾支持，他們不得不逃到巴黎和倫敦，在那裡繼續從事新聞工作、抨擊帝國政權。

當時，土耳其少數政治家已認識到，一個按照西方方向的全面改革綱領是帝國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其中傑出人物是雷希德帕夏（1802—1858年）和米德哈特帕夏（1802－1858年），他們兩人都擔任過最高的大臣，頒佈過許多改革法令。1876年5月，米德哈特利用國內的一次財政危機和巴爾幹地區的一次革命而迫使蘇丹阿卜杜勒·阿齊茲退位。然後，他制訂了一部憲法，該憲法規定了一個民選議會、一部權利法案和一個獨立的法院系統。新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得不接受這一憲法，然而，他無意遵守憲法。1877年1月，他撤銷米德哈特的職務，將他逐出君士坦丁堡。當時，僅有的抗議跡象是在牆上出現了少數標語。土耳其的改革者仍面臨着一種群眾的惰性，這種惰性可與1825年使俄國十二月黨人徹底失敗的那種群眾的惰性相比。因而，阿卜杜勒·哈米德能在19世紀其餘的時間裡作為其帝國的無人挑戰的主人進行統治。

在那數十年間，阿卜杜勒·哈米德通過無情地反對民族主義和立憲主義的分裂性力量來執掌政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阻止人們去國外旅行、學習，保持一大批密探，並對新聞界實施嚴格的檢查制度。他的特務們時常將小批小批的不滿分子攆走；這些不滿分子多半是知識分子和官員，通常逃到巴黎避難。他們在那裡出版批評哈米德獨裁政權的期刊和小冊子，因而在西歐一般被稱作青年土耳其黨。阿卜杜勒·哈米德統治下的包括阿拉伯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庫爾德人和猶太人在內的各從屬民族的革命領袖們也加入這些土耳其的流亡者。所有這些民族的代表為了組成一個反對獨裁政權的共同戰線而于1902年2月在巴黎舉行一次大會。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除了他們都不喜歡這個蘇丹外，他們在任何問題上都沒取得一致意見。一群人希望土耳其人占優勢和實行中央集權制統治，而另一群人則贊成實現一個權力分散的、各從屬民族享有充分自治的帝國。

當流亡的知識分子在巴黎爭吵不休時，傾向于改革的土耳其軍隊的領袖們正為打破蘇丹對帝國的控制而採取決定性的措施。他們大多在西方學習過，或者與在帝國國內的西方軍事代表團有過交往，因此，他們已開始認識到蘇丹的僵硬的維持現狀的政策是過時的、危險的。他們組織了"奧斯曼自由協會"，總部設在薩洛尼卡。陸軍軍官是這一團體的骨幹，不過，他們得到了其他團體的大力援助，尤其是得到了在薩洛尼卡的人數最多、最富裕的猶太人的大力援助。自由協會被組織成5人小組，因此，每個人僅瞭解組內的4個成員。新加入者必須由一個正式成員做保證人，並在預備期內受到仔細觀察。為了通訊聯絡，每個小組都有一個"指導者"，他從另一小組的"指導者"那裡接受最高中央委員會的命令，而且必須立刻傳遞命令。有人對協會的活動作了如下描述；

為了應付開支，每個成員不得不將自己固定的一部分收入捐獻給委員會的金庫，而富裕的成員除交納這筆會費以外，還要在委員會需要資金時作慷慨的捐贈。委員會秘密地購置武器和彈葯，並每年撥出很大一筆款子供那些在為事業奮鬥時失去了生命或自由的成員的家屬維持生計。分派給成員們的任務有好幾種。有些人任通信員，以各種方式喬裝打扮之後，往返于帝國各地傳送口頭的報告和指示。……有些男子必須暗殺那些被委員會到處死刑的人——正在以危險的熱情反對運動的政府官員和正在找到獵物的臭跡的宮廷密探。另有一些成員為了事業起見而奉命充當間諜，終於將反間諜活動進行得非常徹底，以致挫敗了宮廷的間諜活動。……當然，最重要的任務……是說服馬其頓駐軍即第三軍站到事業一邊。……漸漸地，許多青年軍官被接納為會員，接受指示去把普通士兵們爭取過來。……最後，整個馬其頓軍隊被爭取到青年土耳其黨的事業一邊。

這些謀反者于1908年7月公開造反，迫使他們採取行動的發展有兩個。一個發展是外來干涉的威脅。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于1908年3月提出成立馬其頓自治政權。這時，所有土耳其人，不論老少，都知道自治是獨立的序幕。稍後，有人宣佈，英、俄兩國的君主將於6月10日在雷瓦爾會晤，討論馬其頓的改革問題。薩洛尼卡的組織這時被稱為"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它擔心雷瓦爾會晤的最後結果是瓜分奧斯曼帝國，所以決定立刻來取行動。

委員會用電報向蘇丹發出最後通碟，威脅說，如果1876年憲法不在24小時內得到恢復，他們就要向君士坦丁堡進軍。國務會議勸阿卜杜勒·哈米德答應最後通牒的要求。伊斯蘭教法典權威即帝國最高的宗教和法律的權威拒絶作出同意鎮壓造反者的判決。因此，7月24日，阿卜杜勒·哈米德宣佈恢復憲法。為了充分利用這一形勢，他又說，他以往一直贊成立憲政體，但是，被邪惡的地方議員們引入了歧途。英國大使說："我想，這位蘇丹是當代喜劇演員中最偉大的一個，而且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他在大眾面前擺出了這樣一付姿態：他是人民的純樸的、慈愛的父親，只是40年來在關於人民的真正願望的問題上一直為其顧問們所欺騙。"

蘇丹投降的消息受到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的熱烈歡迎，他們欣喜若狂、在街上互相擁抱。青年土耳其黨的領袖恩維爾帕夏大聲說；"不再有保加利亞人、希臘人、羅馬人、猶太人和穆斯林。我們都是同一藍天之下的兄弟。我們人人平等，我們為自己是奧斯曼人而自豪。"這種欣快的氣氛並沒有持續很久。以往使在巴黎的流亡者分裂的中央集權與權力分散的問題，這時必須作為一個迫切的政策問題而不是作為一個理論問題來予以正視。此外，新的領袖通常被稱為青年土耳其黨人，而保守分子不信任所有的青年土耳其黨人。1909年4月12日保守主義者在君士坦丁堡進行反革命活動、奪取對首都的控制時，這種不和達到了頂點。青年土耳其黨聚集起他們在馬其頓的力量，向君士坦丁堡進軍，經過數小時的戰鬥之後佔領了這座城市，然後強迫阿卜杜勒·哈米德退位，儘管他在這場政變中的同謀犯罪未得到證實。根據新蘇丹穆罕默德五世自己所講，他10年裡沒讀過一份報紙。因此，他充當了青年土耳其黨的溫順的傀儡，青年土耳其黨這時已成為君士坦丁堡的無可爭辯的主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幾年中，他們試圖加強他們的帝國，使其現代化，但是沒取得什麼成功。他們試着推行中央集權和土耳其化的政策，但是他們愈堅持這樣做，引起的反對愈多。這時，要拒絶接受阿爾巴尼亞人、阿拉伯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其他從屬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覺醒，已為時太晚。因而，結果是鎮壓和反抗的惡性循環。阿爾巴尼亞人于1910年拿起武器，兩年後，巴爾幹各國結成一個聯盟，反對土耳其人。其時，意大利也已于1911年侵入非洲的的黎波里塔尼亞地區。因而，直到1914年青年土耳其黨決定與同盟國共命運以前，他們發現自己几乎不斷地處于交戰狀態。

顯而易見，土耳其人為適應于西方而作的努力證明是異常無效的。因為宗教傳統和歷史傳統，他們比俄國人更不受西方的影響，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們最後更易受到西方的攻擊。他們沒有發展起自己的工業，因此。他們的軍隊除一直依靠西方的指導者外，還一直依賴于西方的武器。實際上，奧斯曼帝國本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因為諸強國的相衝突的利益和政策而不是因為它自己的力量。它的倖存不應掩蓋以下事實：這帝國僅僅經西方的勉強同意才生存下來，它在政治團結、經濟發展和軍事力量方面們毫無希望地不如西方。

三、阿拉伯人

阿拉伯諸民族同巴爾幹基督教徒一樣，受到奧斯曼的統治達四個世紀。他們並不象巴爾幹基督教徒那樣認為這種統治是一種沉重的外來枷鎖。首先，早期的奧斯曼的行政管理是有效的、通常可接受的。阿拉伯人如同穆斯林那樣，用西方的神權政治的思想方法而不是用西方的世俗的思想方法進行思考，他們認為土耳其人與其說是外國人，不如說是同道的穆斯林，因而，感到對他們生活在其中的穆斯林奧斯曼帝國有一種真正的密切關係。在近代，這種感覺由於歐洲人的侵略性而得到增強；歐洲人征服了北非、中亞和南亞的古老的穆斯林王國。面臨如此可怕的威脅，阿拉伯人很自然地把土耳其人看作是保護捲土耳其人雖然在後期變得愈來愈腐敗和暴虐，然而仍比異教徒好得多。這些原因說明了為什麼阿拉伯人在感受西方影響和發展民族主義抱負方面遠遠地落後於巴爾幹基督教徒。
西方對近代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可以說從1798年拿破崙率領侵略軍在埃及登陸那一天就已開始。拿破崙的真正目標是打擊英國在東方的地位，但是，在海軍將領納爾遜在亞歷山大附近殲滅拿破崙的艦隊以後，拿破崙放棄他的目標，回國了。不過他的遠征對埃及有持久的影響，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軍事事件。它也是西方對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區的一次文化入侵。拿破崙除了將解釋古代象形文字的科學家和制訂把地中海和紅海連接起來的計劃的工程師帶到埃及外，還給埃及帶來了第一台印刷機。有個阿拉伯學者曾參觀由這些新來的人建立的一個實驗室，法國科學家的影響就反映在他以下這番表示驚訝的話中：

我在那裡看到了一些最奇妙的事，其中有件事是，一個負責人拿一個裝有蒸餾水的瓶，從瓶裡取一點蒸餾水倒入一個試管中，再從另一瓶裡取少量液體倒入蒸餾水中。兩種液體上升，一朵彩色的雲從液面上升起，直到它消失為止。試管裡的東面完全變干，成為一塊黃色的石頭……一塊我們摸過、檢查過的干石頭。他又用不同的水如法炮製，製造出一塊藍色的石頭。他第三次用其他的水重複這一實驗，製造出一塊鮮紅色的石頭。接着，他取一撮白粉放在一塊鐵砧上，用錘輕輕地敲，結果是響起一種可怕的聲音——類似於槍聲的聲音，使我們十分驚訝。所以，他們都嘲笑我們。

拿破崙在他出征埃及的短暫時間裡，還粉碎了埃及原有的統治階級的權力。這為天才的阿爾巴尼亞冒險家穆罕默德·阿里當政鋪平了道路。穆罕默德·阿里的歷史意義在於他是第一個意識到西方技術的意義並有效地利用西方技術來為自己的目的服務的中東的統治者。他取得的成就很多，都是革命的。他開始興修近代的灌溉系統；引進棉花的栽培，棉花迅速地成為國家最大的資源；重新開闢亞歷山大港；鼓勵對外貿易；派學生到國外去學習；開辦各種學校，不過他自己是文盲；建立一所翻譯學校，在1835至1848年間將大約2000本歐洲的著作譯成阿拉伯語。穆罕默德·阿里還聘請外國專家幫助他建立中東第一支新式的陸海軍。他甚至勇敢地試圖在埃及建立一個近代化的工業結構，而且他的確在開羅和亞歷山大興建了大量的工廠。不過，這些企業最後由於國內的不足之處和歐洲諸強國的反對而失敗。

這些成就使埃及轉變為一個可怕的強國。穆罕默德不太費力地侵佔了阿拉伯半島、蘇丹、克里特島和包括今日巴勒斯坦、黎巴嫩及敘利亞在內的整個黎凡特海岸地區。這些征服提出了穆罕默德與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名義上的霸王馬哈茂德蘇丹之間的關係的問題。馬哈茂德曾試圖阻止穆罕默德沿黎凡特海岸擴張，但是，也很快就被決定性地打敗了。實際上，只是外國的干涉才阻止了埃及軍隊開進君士坦丁堡去結束有500年歷史的奧斯曼王朝。同樣，也正是外國的干涉阻止了穆罕默徳實現他似乎已考慮到的一個備用計劃。這一計劃是要在小亞細亞以南的奧斯曼地區創立一個阿拉伯帝國。穆罕默德已在進行中，因為他控制了大部分阿拉伯地區，包括一些聖城。但是，一個控制前往印度的路線的強大的阿拉伯帝國是與英帝國的利益相違背的。1833年3月21日，帕默斯頓勛爵對穆罕默德的野心作了如下的評論：

他的真正計劃是要建立一個包括所有說阿拉伯語的國家在內的阿拉伯王國。就這樣一件事本身而言，也許沒有危害，然而，由於它意味着土耳其的解體，這件事我們就不能同意。此外，土耳其是前往印度的道路的佔據者，而一個有活動力的阿拉伯君主同樣會成為這樣的一個佔據者。

這意味着建立一個阿拉伯王國的任何可能性的結束。穆罕默德在外力強迫下不得不交出除埃及之外的所有屬地；在埃及，他仍然是世襲的、自主的統治者。諸強國的利益使阿拉伯的統一和獨立的實現延遲了一個多世紀。不過，應該指出，即使穆罕默德·阿里被允許實行他的計劃，他原本能建立的也只是一個個人的帝國而不是一個統一的阿拉伯民族國。情況不可能不是這樣，因為在19世紀初葉諸阿拉伯民族中間缺乏民族覺悟的觀念。

由於拿破崙的遠征和穆罕默德·阿里的極其巨大的努力，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成為西方思想的最重要的橋頭堡。1870年以後，包括當時的整個黎凡特海岸在內的敘利亞，作為西方影響的一個中心可與埃及相匹敵。一個原因是，敘利亞和歐洲之間的貿易日益繁榮，大量的敘利亞商人去國外從事商業活動，然後對國內的同胞施加同樣的催化影響，就象巴爾幹商人在早幾十年時所做的那樣。另一原因是主要由法國耶穌會會士和美國長老會教徒從事的廣泛的傳教、教育活動。到1865年，美國人已創辦了敘利亞新教學院，這所學院後來作為貝魯特美國大學而聞名整個中東。幾年後，耶穌會會士在貝魯特建立了聖約瑟夫大學。英格蘭、蘇格蘭、德國和俄國的學校隨後相繼建立，不過它們的規模較小。這些學校培養阿拉伯學生，印刷和分發阿拉伯書籍。如此，敘利亞阿拉伯人重新發現了他們的過來，瞭解了西方的文學、思想意識和技術。

這種來自外界的刺激導致最早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出現。開始時的領導人多半是基督教阿拉伯人，因為穆斯林直到較後的年代才進入教會學校。1860年，新教的一個皈依者布特魯斯·布斯塔尼開始發行報紙《敘利亞號聲報》。10年後，他建立了一家政治的、文學的和科學的雜誌《盾》。這家雜誌的箴言是"對我們國家的熱愛是一種信仰"—一這種情感以往一向為阿拉伯世界所不知。

由於奧斯曼當局的鎮壓措施，布斯塔尼和其他最早的民族主義者不能公開地進行政治鼓動。因而，第一個被公認的政治活動，是1875年新教學院的5個學生組織一個秘密的革命團體。他們制訂了一個民族綱領，該綱領要求實現自治、出版自由和採用阿拉伯語作為官方語言。土耳其官員進行了調查，試圖查出這一秘密團體的領導人員。後者驚恐起來，于1878年解散了他們的團體。然後，他們動身到埃及，因為帝國特務對埃及沒有什麼控制，那裡的形勢對有現代頭腦的阿拉伯人來說更有希望。

克迪夫·伊斯梅爾從1863至1879年統治埃及，同穆罕默德·阿里一樣野心勃勃。在他統治期間，鐵路得到敷設，亞歷山大港給擴大，蘇伊士運河通航，近代銀行建立，貨幣被穩定。外僑的人數從1836年的3000人增加到1878年的68000人，表明了新的經濟機會。教育機構的巨大發展也同樣重要。到1875年，創辦宗教小學4685所，有學生111896人，創辦宗教中學3所，有學生15335人，創辦平民學校36所，有學生4778人，而開羅的歷史悠久的愛資哈爾大學有來自穆斯林世界各地的學生15000人。

這種活動把敘利亞商人和受過西方教育的敘利亞知識分子吸引到埃及。後者出版可使埃及人熟悉法國和英國的自由主義的、科學的思潮的報刊雜誌。同時，象形文字的解釋、博物館的建立、埃及學的發展，促進了埃及人對埃及古代歷史的認識，促使埃及人對埃及的成就感到自豪。這種初期的民族主義由於西方對埃及的不斷增長的支配而被進一步喚起。這種支配是強加的，因為伊斯梅爾在歐洲貨幣市場上借貸大筆的錢，導致了破產並最終導致了外來的軍事干涉和統治。在伊斯梅爾統治的16年間，長期借款從300萬英鎊上升到6800萬英鎊。這筆錢大部分用於建設性項目，但同時，埃及正遭到被恰當地稱作"金融騙子"的人的無情掠奪。埃及人同土耳其人一樣，不習慣於無恥的國際金融家的欺騙，受到殘忍的剝削。例如，在建造亞歷山大港時，英國承包人多收費80%左右。貸款通常的利息為6％或7%，然而，提供給各處的埃及人時，利息在12%至27%之間。

到1876年，伊斯梅爾已破產，不得不接受一個國際的"公債委員會"。這一機構努力使所有的債務得到迅速的償付，但是，埃及在這過程中被榨盡血汗。1877年的總收入達9543000英鎊，其中7473000英鎊必須用於償還債務，另外一部分錢必須用來履行固定的義務，如每年向蘇丹交納的貢金。只有100萬英鎊多一點的錢留作國家的行政管理之用，這筆錢顯然是不夠的。

在這些情況下，一次民族主義的起義于1882年在埃及軍官艾哈邁德·阿拉比的領導下爆發。這次起義一方面是反對外國對埃及事務的干涉，一方面是反對埃及總督與壟斷了軍隊和官僚機構中的所有高級職位的土耳其寡頭政治集團。在亞歷山大出現一些騷亂和傷亡之後，英國先後邀請法國和意大利來共同干涉起義。干涉的目的顯然是為了支持埃及總督反對起義者。當英國的提議遭到拒絶時，英國開始獨自行動。一支英國艦隊于1882年7月炮擊亞歷山大要塞，兩個月後，一支遠征軍在埃及登陸，擊敗阿拉比。

當時，首相格萊斯頓宣稱，無限期佔領"與陛下的政府的所有原則和觀點是絶對地不相符的"。但是，陛下即維多利亞女王本人卻持有不同的意見。幾個月後，她寫道："女王極力希望，有人能說沒有什麼可束縛或妨礙我們在埃及的行動；我們必須一勞永逸地牢牢控制住埃及。"正是這種觀點占了上風。遠征軍留下成為佔領軍。埃及名義上仍然是土耳其的一個省，但英國這時在各個方面——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控制了埃及。

這些事件自然在埃及激起強烈的仇外情緒，但是，它們針對的與其說是土耳其人，不如說是西方人。當時，只有少數基督教阿拉伯領袖希望擺脫君士坦丁堡。穆斯林群眾基本上仍然是冷漠的，而少數有政治覺悟的穆斯林想要的只不過是奧斯曼帝國結構內的自治。

隨着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的起義，這一願望看來會得到滿足。阿拉伯人同帝國的其他民族一樣，熱情歡迎這一起義。敘利亞的一位傳教士對民眾的喜悅作了如下報道："穆斯林的普遍的聲音是，'現在，我們都是兄弟，我們能平平安安過日子。今後，我們將僅僅作為奧斯曼人而互相認識。自由萬歲！軍隊萬歲！蘇丹萬歲！'這似乎好得叫人難以相信，我們這裡數星期來，外國人和敘利亞人一樣，似乎生活在一場夢中。黃金時代似乎正開始出現。"

這種開端證明是虛假的。青年土耳其黨領袖很快就採取嚴厲的土耳其化的措施，不顧一切地試圖團結整個帝國來反對外來的軍事侵略和內部的民族主義者的顛覆。阿拉伯人蒙巴爾幹基督教徒那樣，對這種抑制不滿。1908年，貝魯特的一家報紙厲害地評論道；

幾天前，只有一個哈米德，

而現在，有了一千個左右的阿卜杜勒。

然而，大多數阿拉伯人仍渴望自治而不是渴望獨立。例如，在巴黎的穆斯林阿拉伯學生於1909年11月14日建立了一個秘密團體，稱為"青年阿拉伯協會"，其更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al－Fatat（青年），它在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中起了領導作用。它的目標是要在以奧匈帝國的方式成立的土耳其和阿拉伯兩種族的奧斯曼帝國的範圍內實現阿拉伯自治。1913年10月，另一秘密的阿拉伯團體"盟約"在伊斯坦布爾成立。其成員大多是奧斯曼軍隊中的阿拉伯軍官，其綱領几乎與巴黎那個團體的綱領完全相同。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大多數阿拉伯人的情結就是如上所述。然後，青年土耳其黨領袖作出與同盟國共命運的決定，一下子改變了形勢，加速了一系列事件的連鎖反應；這些事件終至成為1916年反對長達數世紀之久的土耳其統治的阿拉伯大起義。

應該提到，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已受到歐洲的直接統治。遠在16世紀，土耳其人已將他們的統治擴展到除遙遠的摩洛哥之外的這些地區。如果根據諸如"中東"和"遠東"之類的西方流行的用法，注意到穆斯林稱摩洛哥為"al—Maghrib　al—opa"即"遠西"，相反地稱北非剩下的地區——的黎波里塔尼亞、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為"al—Maghrib"即"西方"，那是很有趣的。在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土耳其人從君士坦丁堡派出總督，直接統治了上述三個地區。然後，當奧斯曼力量衰落時，這些遙遠的地區隨着世襲王朝的出現而成為完全自治的，不過它們繼續承認土耳其蘇丹的宗主權，並在需要時提供海軍部隊。

北非這些政權的黃金時期是在16和17世紀，那時，他們在地中海劫掠基督教船舶。但是，到18世紀時，穆斯林私掠船愈來愈受到歐洲艦隊的不斷增茂的技術優勢的妨礙。從前繁榮的阿爾及爾城的人口急劇地下降，而它的基督教俘虜的人數在1830年法國入侵時也從過去最多時期30000名下降到僅僅100名。

法國入侵的主要目的是用一個軍事勝利來支撐查理十世的搖搖欲墜的王位。軟弱的土耳其軍隊被輕易地擊潰，但是，法國君主仍然在此後不久被廢黜。他的後繼者路易·菲力普經過一番躊躇之後，決定保持新獲得的北非屬地。這就使平定土著阿爾及利亞人的長期的、殘忍的戰役成為必需，因為阿爾及利亞人比為數不多的土耳其駐軍進行了猛烈得多的反抗。一旦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安身下來，他們將自己的控制擴展到兩邊的國家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他們于1881年和1912年先後接管了突尼斯和摩洛哥。在每種情況下，這一個過程涉及到的與其說是軍事力量，不如說是外交手腕，這與先前在阿爾及利亞的較粗暴的做法完全不同。法國新獲得的國家享有的不是被征服地的地位，而是法律上的保護國的地位；這意味着法國的控制是間接的，不過，不是那麼非決定性的。最後，歐洲對阿拉伯北非的猛攻于1911年隨着意大利對的黎波里塔尼亞的入侵而結束。正如在阿爾及利亞一樣，土耳其駐軍被輕易地擊敗，但是，在意大利統治牢固地確立以前，需要對土著抵抗力量進行長期的鬥爭。

四、波斯人

當這些事件在阿拉伯世界發生時，同樣重要的發展正在鄰近的波斯出現。我們在第三章中已看到，17世紀初葉，波斯在沙·阿拔斯一世統治下達到的偉大的頂點可與奧斯曼帝國在蘇里曼一世統治下達到的偉大的頂點相比。然後，波斯陷入軟弱無能、默默無聞的狀態，經歷了又與土耳其人的衰落相似的衰落。波斯也未曾遇到過讓外界影響使沉悶的氣氛變得活躍的拿破崙遠征、活動範圍廣闊的敘利亞商人和大量的外國傳教士。因而，1887至1888年居留在波斯的一位英國學者在那裡發現了早救世紀已在西方消失的一種類型的世界：
……氣氛是中世紀的：政治和進步几乎無人提及，談話多半是圍繞神秘主義、玄學和宗教；最熱烈爭論的政治問題是那些與我們時代第七世紀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繼承人有關的問題；官方雜誌的偶然出現僅僅喚起人們對外界事務的沒精打來的興趣…；在基爾曼，每星期一次的郵車維持着與外部世界的通訊。

然而，大約正是在19世紀後期的這一時候，波斯開始明顯地受到無所不在的西方的影響。這種影響的根源和性質通常與在土耳其人中間的影響的根源和性質相似。最初是試圖借用西方的軍事技術，這轉而又需要更大的中央集權和一個新的官僚機構。傳統的穆斯林宗教學校（即madaris）顯然不能提供可以充當新官僚機構的官員的畢業生，更不用說提供可以充當新軍隊的軍官的畢業生了。因此，學生們給派到國外，而種種西方式的新學校在波斯得到建立。漸漸地，出現一批知識分子，他們對西方的物質進步印象很深，希望把西方的制度和習慣做法引進自己的祖國。

19世紀後期，由於西方的不斷加強的經濟入侵和剝削，這一小批知識分子能在城市裡喚起群眾的相當的支持。早在1828年，俄國人就已獲得與後來強加于中國的領事裁判權相似的治外法權。歐洲大部分強國迅速地倣傚俄國交替自己的國民弄到特別權利。波斯國王為了增加供他們恣意揮霍的資金，願意將壟斷特許權授予外國人；這一點促進了上述過程。波斯卡扎爾王朝最能幹的一位統治者是納綏爾丁國王，1848至1896年在位。然而，甚至他也發現，要為他在國外的花費很大的旅行籌措資金，就必需允許外國人開設銀行、發行鈔票、敷設鐵路和享有出售煙草及其他商品的專利權。1896年，這位波斯國王遭暗殺，表明人們對這些做法極為反感。這一暗殺沒有解決什麼問題，因為繼任的統治者不大能幹，同樣地奢侈，並樂於將自己的國家出賣給出價最高的人。

到1905年，波斯的形勢就是如此；那時，先後傳來了俄國在滿洲遭到失敗和俄國內部出現巨大的革命高潮的消息。由於相當數量的波斯學生在俄國的大學裡上學、數量大得多的波斯工人受僱于外高加索的油田和工廠，這些富有戲劇性的發展對波斯產生重要的影響。1910年，駐聖彼得堡的波斯領事估計，每年有不少於20萬的農業季節工人轉入俄國。這些勞工不可避免地受到震撼當代俄國工人階級的那些革命運動的影響。因而，1905年的激動人心的事件不僅在國西方侵犯而驚恐的波斯宗教領袖中間引起了反應，而且在波斯的許多工人和知識分子中間引起了反應。

一陣罷工和騷亂的浪潮席捲波斯，直到波斯國王于1906年7月同意免去他的不得人心的首相的職務、召集一次國民議會即波斯議會為止。第一屆波斯議會于1906年10月在德黑蘭召開，制訂了一個自由主義的憲法，波斯國王在兩個月後即他臨死前簽署了這一憲法。新的統治者、反動的穆罕默德·阿里國王決定廢止這一憲法，但是，他有已覺醒的大眾要由他照管。近代以來，波斯第一次正在為一個有真正的群眾追隨者的改革運動所震撼。由於在外國人手下蒙受的恥辱和遭受的剝削，這一運動是強烈地民族主義的、反西方的。一個消息靈通的英國觀察者對波斯改革者的動機因素和目的作了如下描述：

正是在他們認識到他們的國家被國外人看不起、他們的利益以微不足道的價錢被出賣、他們的宗教和他們作為一個民族的獨立存在均遭到毀滅的威脅時，他們開始要求參與國家的政府。歐洲的許多記者和其他作家嘲笑一個波斯議會的思想，几乎在每一頁上象這麼多的鸚鵝一樣重複着"喜歌劇"這個詞。……然而，波斯人已自覺地在為他們作為一個民族的真正的存在而戰鬥，在這意義上，這個民眾的式符合憲法的政黨可以被非常恰當地稱作"民族主義者"。……實質上，正是這個愛國的政黨代表着進步、自由、寬容，尤其是代表着民族獨立和"波斯人的波斯"。

因而，改革者們採取西方的政治策略和口號，不顧一切地努力反抗西方的侵略。但是，他們的努力是注定要失敗的，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這一時期中，維持現狀的勢力太強大了。沙皇時代的俄國國明顯的原因而堅決地反對改革者，並堅定地支持波斯國王反對波斯議會。英國有矛盾心理：對溫和的改革者有好感，可是，不讚成革命的或反王朝的活動。如果這兩個強國互相牽制，改革者原可能有一個經過努力獲得成功的機會。但是，當俄國和英國締結1907年的協議時，這一微弱的可能性消失了。協議條款之一指定波斯的北部和中部為俄國的勢力範圍，波斯的東南部為英國的勢力範圍，介於它們之間的地區為中立的緩衝地帶（見第二十章第一節）。不用說，關於這些安排，俄、英兩國沒有同波斯人協商過。在1907年10月2日一期《笨拙報》上發表的一幅漫畫恰當地表現了波斯人的反應。畫上描繪英國獅子和俄國熊正在粗暴地對待它們之間的一頭不幸的波斯貓，獅子在說："你能玩弄它的腦袋，我能玩弄它的尾巴，我們兩個都能撫摩它的腰背部，"而可憐的貓呻吟着說："我不記得你們和我商量過這件事。"

貓的確進行過勇敢的戰鬥，但是完全無用。當時，波斯的主要軍事力量是由俄國人訓練和指揮的哥薩克旅。1908年6月，這支軍隊按照波斯國王的命令，解散波斯議會，擊潰它在德黑蘭的支持者。但是，第二年，巴哈蒂亞里部落民向德黑蘭進軍，佔領首都，廢黜波斯國王，讓他的12歲的兒子繼位。這時，波斯的真正統治者——波斯議會邀請美國財政顧問W·摩根·舒斯特前來幫助補救經濟創傷。舒斯特組織了一支國庫憲兵隊去收集賦稅，並部署了一系列廣泛的改革，但是，他激起了有影響的波斯人和俄國人的對抗。後者要求驅逐舒斯特，經過一次力量的顯示之後，于1911年11月迫使波斯議會解除舒斯特的職務。第二月，波斯議會突然被解散，從那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波斯几乎一直為俄國所支配。

第十五章

印度

印度是一個巨大的非西方社會，不僅受到西方武器的進攻和打擊，而且為西方武器所蹂躪和徹底地征服，不僅為西方武器所征服，而且在那以後為西方行政官員所統治。……因而，印度與西方相處的經歷比中國或土耳其與西方相處的經歷更痛苦、更恥辱，比俄國或日本與西方相處的經歷要痛苦、恥辱得多；然而，正因為這一原因，印度與西方的關係也密切得多。……我們西方的鐵很可能更深地進入印度的靈魂。

阿諾德·J．湯因比

在英國人到來以前，印度已一次又一次地為雅利安人、希臘人、西徐亞人、土耳其人和莫臥兒人所侵略。這些侵入者都給這塊巨大的次大陸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印度的傳統社會的發展。英國人的歷史作用是分裂並改造了這一傳統社會。其他侵入者主要造成社會頂層的變化，但英國人的影響下至村莊一級都能感覺到。英國人與前者之間的這一差別的原因可以在英國社會的能動的、擴張的性質中找到，這種性質逐漸破壞了比較靜止的、自給自足的印度社會。要瞭解侵入和改造的這一過程，首先必需研究傳統的印度社會的性質。然後，我們將考察英國的影響的性質和印度對這種影響的反應。

一、印度的傳統社會

在工業前時代，傳統的印度社會的基本單位與包括歐洲在內的世界其餘大部分地區一樣，是村莊。在村莊內部，關係重要的不是個人，而是聯合家庭和種姓。這種組織的集體形式不僅是社會穩定的根源，也是民族衰弱的根源。對家庭、種牲和村莊的忠誠是主要原因，這種忠誠阻止了民族精神的形成。
按古老的風俗，土地被認為是君主的財產；君主有權利領取全部產品中的一部分或這部分的等價物。這構成田賦，田賦是國家歲入的主要來源，也是耕種者的主要負擔。交納給國家的產品份額因時期而不同：從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甚或一半。通常，以村莊為單位的集體負責以產品或貨幣來交納田賦。在印度的某些地區，由於根據每個家庭的勞動者人數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維持了一種大致上的平等。除了這種習慣做法外，農民只要交納他的一份賦稅，就擁有使用土地的世襲權利。

運輸工具和交通工具是原始的，因此，村莊往往會在經濟上和社會上變得自給自足。每個村莊都有自己的陶工、木匠、鐵匠、書記員、村鎮牧人、祭司和教師及永遠存在的占星術家。陶工用陶輪生產農民所需要的簡單器皿；木匠建造、修理建築物和犁；鐵匠製造斧子和其他必需的工具；書記員處理法律檔案，寫出不同村莊的人們之間互通的信件；村鎮收入白天放牛，晚上把牛還給各所有人；祭司和教師常常由同一人兼任；占星術家為播種、收割、婚姻和其他重要的事情指明吉祥的時間。這些工匠和專門家以近似物物交換的方式為他們的村莊服務。他們提供服務的報酬是從耕作家庭得到穀物或從村裡得到供他們自己使用的免稅土地。這些職業和職責的世襲的、傳統的劃分由種姓等級制度打上了義務性的標記。

村莊的政治結構由一個每年經選舉產生的五人以上的地方自治會構成，今日稱作鄉村自治委員會（即panchayat,"Pancha"的意思是"五"）。鄉村自治委員會通常由種姓首領和村里長者組成；他們定期開會，來執行地方審判、收集賦稅、讓村裡的井、道路和灌溉系統得到修理、設法使工匠和其他專門職業者得到供養、慇勤地招待穿過村莊的旅行者並給他們提供嚮導。除了交納田賦和滿足對強迫勞動的不定期的需求外，村莊與外界沒有什麼交往。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使得每個村莊除少數必需品如鹽和鐵之外，基本上不依賴印度的其餘地區。因而，印度原有的城市就性質而言是非工業的。相反，它們是宗教中心如貝拿勒斯、布里和阿拉哈巴德，是政治中心如浦那、坦焦爾和德里，或者是商業中心如位於從印度中部到孟加拉的商人路線上的米爾扎布爾。

印度作家往往使這一傳統的社會浪漫化，描繪出鄉村生活的一幅田園詩的情景，說這種生活以緩慢而令人滿意的節奏平靜地一代一代繼續下去。誠然，集體組織如聯合家庭、種姓和鄉村自治會的存在為農民提供了心理上和經濟上的安全感。每個個人都認識到在其當地村莊中的責任、權利和地位。如果中央政府強大到足以維持秩序、足以將田賦限制到通常收成的六分之一，那麼，農民群眾確過着安寧的、滿意的生活。但是，中央政府常常衰弱得不能保持秩序，因此，村民們受到貪婪的稅史和強盛團夥的冷酷無情的敲詐勒索。17世紀莫臥兒帝國結構崩潰時的情況就是如此。葡萄牙傳教士塞巴斯蒂昂·曼裡克神父曾在1629年和1640至1641年居留印度，注意到孟加拉的田賦不僅被再三地增加，而且預先4至6個月就被徵收。他說，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官員經常調換，官員們總是任職很短時期後就被免職或調離。"因此，他們過去老是預先收稅，還時常採用暴力，當可憐的人們無法納稅時，他們就奪取這些人的妻子兒女，使他們成為奴隷並將他們拍賣，如果後者是異教徒的話"（也就是說，是印度教徒而不是象居于統治地位的莫臥兒人那樣的穆斯林）。

然而，甚至在如此艱難的時期，印度村莊在任何基本方面均沒有被改變。單個單個的地區遭到蹂躪，但最後，耕種者回來恢復其傳統的制度和傳統的生活方式。遲至1830年，英國總督查爾斯·梅特卡夫還提到並強調了印度村莊的這種永恆的、不可毀滅的特點：

村社是小小的共和國，几乎擁有他們心裡想要的一切東西，几乎不依靠任何外交關係而自立。他們似乎在其他東西無法保持原狀的地方繼續處于原狀。一個王朝接着一個王朝崩潰；一場革命接着一場革命發生；印度人、帕坦人、馬拉塔人、錫克人、英國人依次成為主人，然而，村社依然如故。在動亂時期，他們武裝自己，增強自己的力量；一支敵軍穿過鄉下鄉村社將自己的牛關進圍牆，讓軍隊平靜地通過；如果掠奪和破壞是對準他們自己、敵方使用的力量又不可抵抗，他們就逃到遠處友好的村莊，但是，當風暴過後，他們便回柬重操自己的營生。即使當地連年出現不斷的掠奪和殘殺，以致村在無法被居住，但每當恢復和平的力量復活時，村民們仍然會回來。一代人也許死亡了，但下一代人會回來。子孫代替他們的前輩，村莊建於原來的地點，住宅造在原來的位置上，同樣的土地由那些在村莊人；減少時被趕去的人的後備再占用；將他們趕走不是件小事，因為他們常常會在騷動、動盪的時代裡保持自己的陣地，並獲得足以成功地反抗掠奪和壓迫的力量。

二、英國的征服

相對地說，英國人到來以前，印度的村莊是不變的、自給自足的。但是，在探討這些西方入侵者的影響之前，我們將考察他們為什麼能在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期間不太費力地征服整個印度的原因。這是一個實際問題，因為在亞布奎于16世紀初佔領果阿之後的250年裡（見第九章第四節），歐洲各國在印度的地位實質上一直是相同的。250年裡，他們僅能堅守沿海的少數根據地。然後，在短短數十年間，勢力均衡決定性地轉變了，整個印度次大陸受到英國的統治。
這一結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用西方各國的經濟、軍事力量的不斷增長來解釋。但是，這不是唯一的因素，因為它不能說明為什麼印度對西方的屈服較中國對西方的屈服要早得多。因此，必需考慮印度本身普遍存在的狀況。首先，莫臥兒的力量和權力已衰落（見第二章第四節）。這使穆斯林軍閥和地方總督能在各地區宣告獨立、建立個人王朝。用這種方法，海德拉巴的尼扎姆于1724年開始當權，海德爾·阿里和他的兒子提普·蘇丹把自己安置在邁索爾（父親于1761年執政，兒子較晚）。同時，信奉印度教的人通過組織一個其中心設在浦那城的強有力的「馬拉塔］聯盟來堅持自己的權利。馬拉塔人贏得對整個德干的控制，然後，約1740年前後，開始侵入印度北部，打算取代正在衰落的莫臥兒人。因而，18世紀時，隨着各種官員試圖把自己的職位轉變為世襲的諸侯權位，隨着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而與印度或外國的任何勢力私通，印度處於無政府狀態。因而，英國人能夠挑撥一個印度王公反對另一個印度王公，直到他們成為整個半島的主人為止。這種情況全然不同於中國；在中國，滿族帝國結構仍然完整無損，從而迫使所有的外國人與在北京的皇帝直接打交道。換句話說，18世紀時，印度經歷了一定程度的分裂，而中國，在20世紀滿人被推翻、地方軍閥崛起以前，卻用不着經歷這種分裂。

大大地促使印度易受攻擊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強大的商人階級的興起；這一商人階級的經濟利益與西方公司的經濟利益有密切關係。這些公司能比較自由地在印度經商（它們在中國几乎遭到完全的排斥）。16世紀時，印度的經濟很少受到貿易的影響，因為貿易主要限于香料和紡織品。但是，17世紀時，除了硝石外，還有各種商業性作物如靛藍、芥子籽和大麻被大量出口。孟加拉是這一貿易的中心；在那個地方，這時出現了富裕的土著商人，他們控制了當地經濟，並在莫臥兒官員的腐敗、無能的統治下變得愈來愈不安分。正是這些商人中的一個叫活躍的塞斯的人，收買了那些想來該遵照孟加拉的納瓦布即總督的命令行事的將軍的忠心。在普拉西戰役中（1757年），這些將軍避免與英國人作戰；英國人在這場重大的遭遇戰中僅失去了65人。正如一個印度歷史學家所說的，普拉西是"一筆交易，不是一場戰鬥"。

英國人這時是孟加拉的實際統治者，不過他們繼續在形式上承認傀儡納瓦布。176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擊敗莫臥兒軍隊之後，被授予"底瓦尼"即在孟加拉、比哈爾和奧裡薩這些富裕的地方收稅的權利。這為謀取利潤和露骨地敲詐開闢了多種多樣的機會，英國代理人充分利用了這些機會。通過增加賦稅、控制貿易和接受土著官員的許多"禮物"，他們為自己和在倫敦的上司積聚財富。公司官員和他們的印度代理人也不承擔問印度商人徵收的很高的稅。兩位英國歷史學家說："人們已明白，策動革命是天下最有利可圖的把戲。歇斯底里曾支配着科爾特斯和皮薩羅的時代的西班牙人，而對黃金的貪慾是自那時以來所無可比擬的，它充滿廠英國人的頭腦。特別孟加拉，直到被榨盡血汗時才重新經歷和平。"1769年5月24日，公司僱員理查德·比徹在給他在倫敦的主人的信中這樣寫道："如果有理由認為，自'底瓦尼'落入公司手裡以後，這國家的人民的狀況比以前更壞，那必定會使一個英國人很痛苦。……這一美好的國家在最專制、最任意的政府的統治下曾繁榮一時，現正瀕于毀滅。"

由於在孟加拉的立足點，英國人得到了在印度進一步擴張所必需的基地和資源。當時，對於莫臥兒的領地，還有另外四個競爭者——法國人、邁索爾的統治者、海得拉巴的統治者和馬拉塔聯盟。法國人在七年戰爭期間遭驅逐，不得不通過1763年的巴黎和約在實際上交出他們在印度的所有要塞（見第七章第六節）。然後，美國革命期間，英國人在印度也受到由三段主要的土著勢力組成的一個聯盟的挑戰。總督沃倫·黑斯廷斯先是設法頂住，後來採取了攻勢。到1800年，僅剩下英國人和馬拉塔人；在以後幾年中，由於馬拉塔聯盟內部不和，英國人逐漸占上風。到1818年，馬拉塔人已被打垮，不過，英國人除了與旁遮普的錫克人的一些戰鬥外，與馬拉塔人的某些戰鬥仍在繼續。

英國人在這塊次大陸的中心定居下來之後，開始向北推進、尋找天然邊界。在東北面，在喜馬拉雅山脈的尼泊爾，他們擊敗了廓爾喀人，後者從此以後站在英國人的一邊戰鬥。同樣，在西北面，他們最後戰勝了旁遮普的高傲的錫克人。因而，到19世紀中葉，英國人成了從印度河到布拉馬普特拉河、從喜馬拉雅山脈到科摩林角的整個印度的主人。少數主要王國仍倖存下來，包括克什米爾、海得拉巴、巴羅達和特拉凡哥爾，不過，這些王國這時都是附屬地，彼此隔絶，無力反對英國勢力。

這時，英國人由於其權力在印度被牢固地確立，就侵佔了鄰近的國家。印度以前的統治者，除了一個例外，都不試圖擴張到大海彼岸，因為他們缺乏海上力量。相形之下，英國人在東方海域沒有對手，而且他們還有一個統一的印度的巨大資源作後盾。早在1819年，斯坦福德·萊佛土爵士就已佔據了馬來半島的新加坡。這一佔據的意義在當時得到了充分認識。"你們只須看一下地圖……我們停留的地方完全地從側翼包圍了馬六甲海峽，為我們開往中國的船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獲得了一條通道。新加坡在東方可以變得象馬爾他在西方那樣。"英國人接着轉向印度東部邊界的緬甸。他們同這一國家進行了三次戰爭，第一次在1824年，第二次在1852年，最後一次在1886年，以併吞這一國家告終。

除了這些徹底的共吞外，英國人還在印度四周建起一張由聯盟和勢力範圍組成的防禦網。英國人雖然在相繼的保守黨政府和自由黨政府的領導下執行不同的政策，但為了要提防中亞的擴張主義的俄國，通常試圖在他們的印度帝國周圍建立一個保護性的緩衝地帶。這一點說明了他們在1839年和1879年兩次入侵阿富汗的原因。最後，英國人承認了這一國家的獨立，並給予它一筆財政援助，以換取控制其外交關係的權力。同樣，俄國人侵入西藏的謡言使英國人于1904年派遣一支遠征隊到西藏。結果，產生一個使西藏同意不承認任何外國代理人的協議。再往西，英國人為了對波斯具有首要的影響而一再與俄國人發生衝突。鬥爭來迴轉向，直到這兩個競爭者達成1907年的英俄協定、同意將波斯劃分成南部的英國人的勢力範圍、北部的俄國人的勢力範圍和中部的緩衝地帶為止。

1899至1905年的印度總督寇松勛爵清楚、坦率地陳述了支持這些軍事行動和外交安排的理論基礎：印度就象一座要塞，以大海為其兩面的巨大壕溝，以山脈為其剩餘部分的圍牆。但是，這些圍牆往往並不具有難以超過的高度，容許人們輕易地穿過，在圍牆的那邊，伸展着具有不同的寬度和長度的緩斜坡。我們並不想要佔據它，但我們也不能看到它為我們的敵人所佔據。我們十分願意讓它留在我們的同盟者和朋友的手中，但是，如果競爭者和敵對勢力偷偷地靠近它，直接安置在我們圍牆的底下，我們就不得不進行干涉，因為某天也許會威脅我們的安全的一種危險會由此逐漸形成。以上是在阿拉伯半島、波斯、阿富汗、西藏和東到暹羅那麼遠的地方的簽個立場的秘密。一個指揮官如果僅僅給他在印度的要塞圍牆配備人員而不住遠處看，那就是個目光短淺的人。

可以補充說一下，當英國人在印度和周圍地區定居下來時，法國人正在征服印度支那。他們迫使中國政府于1883年放棄它對印度支那的宗主權的要求。由於英國人希望在英屬緬甸和法屬印度支那之間保持一個緩衝國，暹羅避免了外國統治。東印度群島仍在荷蘭人的統治下，荷蘭人在17世紀時從葡萄牙人那裡佔領了東印度群島。

三、英國的統治

我們已看到，東印度公司最初在管理它所控制的印度地區時，進行了殘暴的剝削。這種暴行在英國引起公眾的看法；這一點，加之某些政治原因，促使國會在1773和1784年通過了置公司于倫敦政府的監督之下的法令。公司繼續經商，它的僱員和士兵繼續在印度進行管理和戰鬥，但是，公司是在國會和英國政府的警惕的目光下行使職責。下一個變化發生於1833年，那年，公司失去了它的商業壟斷機，從此以後，它主要充當國王的行政機構。這時，公司的主要特權和公司存在的理由在於任命文職人員，這構成極大的、有影響的官職任命權。但是，1853年的一條法令通過為補充文職人員制定一種公開的競爭性考試，消除了這種官職任命權。於是，公司的繼續存在几乎不能被證明是有道理的，事實上，許多人已預測到公司的較早的垮台。毫無疑問，即使1857年的印度起義不突然地硬要英國作出決定，公司最後也會被正式取消。
這場起義不是某些印度作家所稱的民族運動和獨立戰爭。相反，它主要是為某些心懷不滿的王公和地主所利用的一次軍事暴動，這些王公和地主的利益受到了英國人的損害。1848至1856年的總督達爾豪西勛爵攆走了許多王公，在留下的王公中間引起了不安和猜疑。其他集團也是不滿的：印度居民中的保守分子受到極大的擾亂，因為當時引進了鐵路和電報、開辦了西方式學校、某些基督教傳教士進行了侵略性活動、法律上認可了寡婦再嫁並廢除了諸如殺嬰和寡婦殉葬即寡婦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自焚之類的習俗。印度兵即在英國軍隊中服役的印度士兵，也由於長期地在遙遠的地區作戰並得不到這種服役的額外津貼而不滿。採用塗有牛脂和豬油的子彈是使起義爆發的火星，因為用牛脂和豬油涂子彈引起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反感。所有這些因素相結合，使這場起義在某些分散的地區呈現民眾起義的規模。

當起義于1857年5月10日開始時，英國人感到很意外，被迫採取守勢。但是，起義主要限于北方，並沒有擴大到全國。甚至大多數重要的土著之邦仍忠於英國人並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援助。因而，大約4個月後，英國人能夠反攻；到1858年7月，起義已被鎮壓。雙方都犯下了暴行：印度人屠殺許多俘虜，英國人燒燬村莊並不分青紅皂白地殺死居民。

在鎮壓起義後一個月時，國會通過了結束東印度公司的統治、用君主的統治來代替的"印度法令"。從此以後，統治印度的是一個巨大的統治集團，其基礎在印度，其頂點即印度國務大臣在倫敦。印度國務大臣是內閣的一個成員，通常，其同僚們允許他有放手處理的權力。印度的最高級官員是總督，充當君主的直接代表，一般任期為5年。總督得到一個5人行政會議的幫助；1909年以前，這5個人沒有一個是印度人。在這些最高級官員之下，是徵集稅收、維持法律和秩序、監督司法系統的著名的印度文官。1919年以前，這一小而高貴的集團的成員几乎全部是牛津和劍橋的英國畢業生。印度文官及管理一個下級的地方行政機構，該機構的人員全部是印度入正是通過官僚機構下層等級中的這些印度官員，政府的權力滲入到群眾當中。

英國對印度的統治的效率反映在以下事實中：1900年時，在印度的英國文職行政官員總共有4000人，而印度文職行政官員有500000人。1910年時，印度軍隊由69000個英國人和130000個印度人組成。應該注意到，英國在印度的地位不僅建立在軍隊和官僚機構的基礎上，而且建立在倖存下來的印度王公的基礎上。起義以前，英國人常常在形勢合適時毫不內疚地接管一些公國。但是，起義之後，這一政策被完全改變，因此，印度從那時起仍象一條用碎料縫成的褥子：由大約550個土著之邦組成，它們和一些英屬印度省混合在一起。起義之後的第一任總督坎寧勛爵于1860年闡明了政策發生這一變化的原因："如果我們能保持許多沒有政治權力、僅僅作為王室工具的土著之邦，那麼，我們只要維持自己的海上霸權，就能在印度生存。"另一位總督利頓勛爵在20年後宣佈："從今以後，我們應使英國君主支持強大的土著貴族的希望、抱負、意見和利益。"

顯然，無論在印度的英國官員怎樣真誠，他們與印度人的看法沒有什麼直接的接觸。他們大多誠心誠意地試圖瞭解和糾正一個巨大的、沒有代表性的官僚政體所固有的種種弊病。但是，他們的先入之見自然是英國人的，這就阻止他們看出他們所作出的決定的全部含意和影響。例如，作為英國人，他們通常把採用英國法律看作是一種很大的恩惠，而實際上，這常常起了社會分裂的媒介物的作用。我們現在將考察英國對其印度帝國的故意的或無意的影響。

四、英國的影響

經濟的影響　英國對印度的影響首先表現在經濟領域，從英國人到達印度尋找市場和商品起，情況自然會這樣。特別是在美國人成為印度的主人後，他們決定性地影響了印度的經濟，雖然常常是無意的。康華里勛爵以其1793年重大的固定賦額法在恆河下游區引進一種土地私有財產的形式時，情況就是如此。以往，收稅人一向是國家官員，負責從指定給他們的許多村莊那裡獲得國家的一份收成。但這時，造些收稅人轉變成英國式的地主即地稅包收者，而大部分村民雖然從前享有使用土地的世襲權利，可這時卻處于地主可隨時令其退稅的租傭人的地位。
據估計，新地主每年從農民那裡收到300萬英鎊多一點的地租，但是，他們必須將其中的十一分之十轉交給英國當局，留下十一分之一歸自己。這種安排的"永久"性在於要求地稅包收者每年轉交的地租總數在以後所有時間裡依然如故。事實證明，這對新地主來說是一筆橫財，因為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新地主每年收集的地租在1，200萬英鎊至義000萬英鎊之間，而他們交納給國家的依舊是原先的300萬英鎊。後來的總督威廉·本廷克勛爵對這種奇怪的合同背後的動機作了如下解釋：

如果……要得到安全就需要反對民眾的騷動或革命的話，我應該說，固定賦額法雖然就其他許多方面和其最重要的實質而言是一個失敗，但至少具有這樣一個巨大的優點：創造了一大批富裕的土地擁有者，他們極其關心的是繼續英國的統治和完全控制人民群眾。

英國人的確獲得了地稅包收者的忠心，但是，他們也在村莊引起一個他們完全沒有預見到的革命。過去的公地安排這時在個體所有制、契約法、抵押權、扣押財物和拍賣面前讓位。從前，對田賦的徵收相當靈活，而這時，稅額固定，賦稅必須在規定的一天被交納，否則就得拿出私有財產進行由公家主持的拍賣以償還欠稅。此外，這些奇怪的新法律由說外國語的外國官員實施，通常，這些外國官員几乎不瞭解當地的問題和習俗。在這些情況下，許多印度農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或者絶望地陷于負債的境地。印度村莊傳統的、非商業的、自給自足的生活漸漸地然而不可抗拒地結束了。

為了履行新的與財政有關的職責，農民們必須放棄他們的自然經濟，致力於生產能在世界市場上出售的商品。這些商品通過新建的鐵路網被運送到海港；鐵路網到1870年時全長4，000哩，到1880年時全長7，000哩，到1939年時全長41，000哩。蘇伊士運河的通航使貨船在倫敦和卡拉奇之間行駛的距離從10，800哩減少到6，100哩，從而便利了印度原料的出口。因而，印度成為世界重要的原料產地。小麥、棉花和黃麻分別從旁遮普、孟買和孟加拉源源地流出。

此外，運走商業性作物的同樣的鐵路又把廉價的、機械製造的工業產品帶回給村莊。這些情況逐漸破壞了自遠古以來努力從事其手藝的鄉村工匠的地位。能夠靠為同村人服務所得的東西過活的鄉村工匠愈來愈少。正是這同樣的情形早先隨着工業化的到來曾發生於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但是，在這些情況下，工匠們能在城市中出現的新工廠裡找到工作。不過，在印度，沒有發生過這種能吸收大批被迫離鄉背井的人的工業化。英國並不試圖促進印度的製造業，而且在關鍵時刻還積極地加以阻止。甚至在19世紀初葉，進入印度的英國棉織品和絲織品交納3.5%的稅，毛織品交納2%的稅，而輸入英國的印度棉織品、絲織品和毛織品分別交納10%、20%和30%的稅。在1814至1844年的30年間；輸入英國的印度棉織品的件數從125萬件下降到63000件，而出口印度的英國棉布從100萬碼不足上升到5100萬碼以上。不僅印度的紡紗工和織布工，而且還有製革工、熔鑄工、鍛工、造船水工和其他許多人，都屈服于來自英國工廠的浪潮。這無數受排擠的人能走向何處呢？他們只能轉而依靠農業，從而對土地產生了可怕的超壓力！土地至今仍是印度經濟的最緊迫的問題之一。同時，這一人口壓力因人口的穩步增長而加強。由於西方的醫療科學、衛生措施和饑荒救濟安排，印度的人口從1872年的25500萬上升到1921年的30500萬。

社會的影響　這些經濟的發展自然對印度人民產生深遠的影響，但是，這一影響有益還是有害是一個需要辯論的問題。事實不全支持一種觀點或另一種觀點。無疑，英國的統治促進了印度的經濟發展；這反映在灌溉工程的擴大、鐵路網的敷設、孟加拉煤田和緬甸油田的開闢、拉尼甘傑近代鋼鐵廠的建立、茶葉種植園和咖啡種植園的發展以及金融機構和合股組織的增多等方面。所有這一切意味着更大的生產率，這一生產率使印度在1914年時供養的人口比在18世紀時所可能供養的人口大得多。

但是，問題仍在於這一較大的人口是否比在英國統治前時期較小的人口更富裕。由於證據不完全，無法給予明確的回答。可以肯定的是，土地佔有制方面的變化和鄉村手工業的衰落帶來了普遍的苦難。這不僅在農村產生人口壓力和失業，而且還引起社會混亂和心理上的不安全感。農民不再對村莊的一份土地擁有世襲的權利。相反，農民成為無助的佃農，為貪婪的地主即佔有土地的農民幹活，而後者則受他們既無法理解又不能控制的一個變動的世界市場的支配。隨着時間的推移，愈來愈大的一部分農田落人放債者和大富豪的手中。

此外，鄉村經濟的轉變逐漸破壞了鄉村制度。聯合家庭由於其成員在村在外面找到工作機會、由於傳統的公共精神讓位於個人主義而受到削弱。種姓等級制度仍然是一種宗教的、禮儀的制度，但工，其重要性和有效性由於外部世界對鄉村日常生活的衝擊而減弱。同樣，鄉村自治委員會由於各種政府部門接管愈來愈多的鄉村自治委員會的職責而衰退。無疑，所有這一切變化對印度普通村民來說，是使人非常不安、令人非常不快的。

農村的經濟、社會混亂應該由新的城市中心所提供的機會來加以平衡。商業和工業的增長導致大城市如孟買、馬德拉斯和加爾各答與工業城市如艾哈邁達巴德和賈姆謝德布爾的發展。在這些中心出現了一個中產階級，它由地產和城市財產的所有人、政府官員、商人以及各種專門職業者如律師、醫生和記者組成。到1914年，城市人口大約相當於印度總人口的10％。印度人民並沒有由於西方的影響而境況更好，很可能境況更壞。為什麼呢？其基本原因就在於上述發展不足以吸收農村大批被迫離鄉背井的人。不過，應該提到，城市中的新興中產階級代表了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政治改革，這一改革最後將改變印度的面貌和印度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中產階級取代了已為英國征服者所驅逐的舊的統治集團，並提供了促進正在迅速發展的。民族主義運動和新的思潮的推動力；民族主義運動和新思潮正在使印度恢復生氣。

文化的影響　在英國人征服印度之後的大約半個世紀裡，英國人沒有試圖把自己的文化強加于印度。他們忙於作出行政、財政和司法方面的安排。因此，他們使原有的教育制度沒受到干擾，但也未得到支持。初等教育繼續由印度教或穆斯林的鄉村學校提供。但是，高等學問衰落了，因為它不再受到土著王公和貴族的通常的贊助。到1811年，總督明托勛爵警告說，印度的科學和文學正在非常迅速地退化，如果政府不干預，文藝復興也許會因為書籍和教師的缺乏而變得沒有希望。兩年後，政府確作出了反應：為"復興、改善文學和鼓勵有學問的當地人"而提供了每年10000英鎊的補助金。

1823年以前，政府沒有為履行這一立法做過什麼事；1823年時，政府任命了一個公共教育委員會來花費已積累起來的補助金。這個委員會決定它應該贊助的不是英國式的教育，而是基于梵語。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東方式的教育。這並不出人意外，因為英國學者已發現了印度的文化遺產，並對印度的文化遺產、尤其是對印度和歐洲的雅利安人的共同起源印象極深。例如，威廉·瓊斯爵士讚美梵語，說它"具有奇妙的結構，比希臘語更完美，比拉丁語更詞彙豐富，比這兩者更優美得多"。但是，有些印度人反對這一決定，因為他們希望學習英語以便在新政府中找到工作。這些反對者中更有遠見的人為了使他們的同胞可得到整個西方學問的主體，贊成西方式的教育。最傑出的是著名的孟加拉學者拉姆·莫漢·羅伊，我們不久將考察他的生涯。羅伊曾于1823年給總督會信，斷言傳統式的教育僅僅是"用語法上的細微之處和形而上學的區別來裝滿青年人的頭腦，而這些東西對學習者或社會投有什麼實際用途或根本沒有實際用途"。他要求實行"一種更自由主義的、更開明的教育制度，它包括數學、自然哲學、化學、解剖學和其他有用的學科"。

爭論使公共教育委員會分裂成兩派——"英國語言和文學的研究者"和"東方文化研究者"。爭論點並不完全明確，因為東方文化研究者樂於設英語課程，甚至設關於西方思想家的課程，但是，僅僅是在傳統課程的範圍內。僵局一直持續到1834年托馬斯·巴賓頓·麥考利被任命為委員會主席為止。第二年，他制訂了其著名的教育備忘錄；在備忘錄中，他全心全意地採納羅伊的觀點，下結論說，"英語出梵語或阿拉伯語更值得瞭解。……"麥考利還說，"用我們有限的手段，我們不可能試圖教育全體人民。我們現在必須儘力培養出可以在我們和由我們統治的無數人之間充當譯員的俗之類的改革。"

對西方的第三種、也是最通常的一種反應是居于盲目崇拜和徹底拒絶之間的妥協。它接受西方的現世主義和學問的精華，但也試圖從內部改革印度教，試圖在擺脫印度教的腐朽和粗俗的外殼的同時保持它的基本真理。這一學派的傑出領袖是被廣泛地尊稱為"近代印度之父"的拉姆·莫漢·羅伊。他于1772年出生於一個虔誠的婆羅門家庭，由於看到他姐姐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受折磨的場面，他與父母斷絶了關係。他是一個不知足的學生，掌握了波斯語、阿拉伯語和梵語，然後又學習英語，進入政府部門任職。他被西方的思想和宗教強烈地吸引住，為了閲讀《聖經》原文而學習希臘語和希伯萊語。羅伊拒絶形式上的教條的基督教而接受基督教的人道主義的啟示。他的著作《耶穌的箴言：和平與幸福的指南》是個人對基督教所作的解釋——是對傳教土的答覆而不是對他的同胞的召喚。羅伊還向梵社（神社）即他創立的一個新的印度教改良派重新解釋了印度教。梵社並不如通常所說的那樣，是印度教的一個被基督教沖淡了的組織，而是歐洲啟蒙運動的學說與《奧義書》的哲學觀點的一個綜合物。羅伊首先是一個理性主義者，認為印度教直接建立在理性之上。這一原則被確立後，他開始削減當時的印度教習俗，自由地借用西方的東西。因而，他給他的追隨者們留下了一個信條，這一信條使追隨者們能面對西方面不失去自己的特點和自尊。

羅伊于1833年去世，在他死後的60年裡，梵社仍然是努力淨化印度教的中心。然後，創始力轉到達耶難陀大師（1824—1883年）那裡，他排斥當時的"梵社"，認為梵社過多地受到西方的影響，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印度教的文化和傳統。達耶難陀創建了雅利安社。這名字強調了這一新組織代表印度的原則而不是代表"外國的"原則。雅利安社的綱領強調梵文教育和《吠陀》的權威。達耶難陀決不是一個反動分子，因為他利用《吠陀》作為他攻擊不可接觸的賤民的社會地位、童婚、性別不平等和偶像崇拜的根據。

印度復興的另外兩個傑出的領袖是羅摩克里希納先生（1836—1886年）和辨喜大師（1863一1902年）。羅摩克里希納是個道德高尚的神秘主義者，他的自然的純潔和對神的無私的獻身吸引了印度各地甚至國外的信徒。他的最著名的弟子是辨喜；1893年，辨喜在芝加哥第一屆世界宗教會議上講話時，引起了國際上的注意。他在美國和歐洲講演了四年之後，作為一個民族英雄回到印度。然後，他獻身于其同胞的精神上的新生，使羅摩克里希納教會致力於社會工作和宗教教育。39歲時，他因過分勞累而去世，但是，他在向世界宣講印度教的原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已使他的同胞獲得尊嚴感和自豪感。這樣，印度教對西方的挑戰所作出的響應是兜了一個圈子：從拒絶、模仿到批判地再評價和滿懷信心地肯定。

五、印度的民族主義

拉姆·莫漢·羅伊不僅是印度宗教復興的最早的領袖，也是印度政治覺醒即民族主義運動的最早的領袖。這在印度是一種新現象；以往，印度一向存在着文化統一和地區忠誠，但是，不存在全印度的愛國主義感情。民族主義能在英國統治下發展起來，有着幾方面的原因。一個原因在於英國人的"優越感"——英國人深信他們是種族的精華，由神注定要永久地統治印度。正如英國政治家約翰·斯特雷奇所說的：
尤其是在暴動之後，有關種族優勢的重要學說開始愈來愈支配在印度的英國人的想象力。我自己的家史也許可具體地說明這方面的墮落。18世紀和19世紀初葉，我的兩個旁系祖先柯克帕特裡克上校和愛德華·斯特雷奇與19世紀後期的英國人非常冒犯地稱之為土著婦女的女子結了婚。柯克帕特裡克娶了出身于名門望族的一位孟加拉小姐，斯特雷奇娶了一位波斯公主；在每種情況下，照家史記載來看，他們這樣做沒有引起一點惡評，也完全沒有毀壞他們的前途。我的叔祖父約翰爵士和理查德·斯特雷奇爵士是19世紀70年代的總督議會的成員，上述聯姻在他們看來是多麼不可思議啊。真正的人類社會的這種可怕的後退已大大地消除了——在某些方面不僅僅是消除——英國管理的巨大改進原可能為兩大民族的關係帶來的好處。

這種種族主義在起義以後特彆強烈，在各個方面顯示出來——在軍隊和官僚機構中，印度人不論其條件如何，不可能陞遷到某些等級以上；在社會生活中，印度人被拒絶在某些旅館、俱樂部和公園之外。在這些情況下，一種對立的文化、民族意識也許不可避免地會漸漸地發展起來。

英國人還由於他們強加于印度半島的前所未有的統一而促進了民族主義。整個印度首次處于一種統治之下，英國統治下的和乎遍及整塊陸地。英國人還用他們的鐵路、電報和郵政設施鍛造了一種有形的統一。在採用英語作為受教育者的共同語言之後出現的前所未有的語言的統一也同樣重要。

英國的教育制度把西方的文學和政治思想的整個主要部分引入印度，也促進了印度的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原則、個人自由和民族自決的原則，不可避免地變得對外來的英國統治不利起來。印度的領袖們不僅運用西方的政治原則，而且運用西方的政治技術。報紙、講台上演說、編寫小冊子、群眾集會、規模巨大的宿願——所有這些都被用作適合於民族主義磨坊的制粉用穀物。一個民族主義領袖寫道："在政治方面，印度的民族主義已由於歐洲民族主義的力量而得到鼓舞和加強。……新印度所信奉的民族主義偉大人物的一覽表中包括如下名字：伯爾達布、羅姆達斯、古魯·戈文德·辛格、西瓦吉、提普·蘇丹和占西的拉尼；在這些名字的旁邊，是華盛頓、加富爾、馬志尼、俾斯麥、科蘇特、埃米特和巴涅爾。"西方的獨立運動和印度的獨立運動之間有着密切的聯繫；從以下的《美國獨立宣言》和印度國民大會黨的成員在"獨立日"（1950年1月26日）所發的誓言的節錄中，可找到這方面的明顯例子：

美國獨立宣言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系得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種形式的政府變成是損害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權利來改變它或廢除它。

國民大會黨誓言

我們認為，擁有自由、享有自己辛勤勞動的成果、佔有生活必需品，以致可以有充分機會發展——這，是其他任何民族的不可轉讓的權利，也是印度人民的不可轉讓的權利。我們還認為，如果任何一個政府使一個民族喪失這些權利，並壓迫他們，那末，這個民族就有改變它或廢除它的進一步的權利。

拉姆·莫漢·羅伊以他的政治、社會改革運動為印度的民族主義打下了基礎。他曾設宴慶祝巴黎的1830年革命，由此可以看出他對政治、社會改革的強烈興趣。基本上，正是因為他發起了反對寡婦殉葬的運動，英國政府才禁止殉節風俗。羅伊還為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而工作，幫助創辦了英語學校和報紙。後來許多傑出的印度民族主義領袖就是在與羅伊有聯繫的著名的加爾各答印度教學院首次接觸到新的學說。

在印度早期的民族主義領袖當中，有三個人尤其值得注意。第一個是印度商人達達布黑·挪羅齊（1825—1917年），他在倫敦住過多年，事實上，1892年時，還經自由黨提名當選為下議院議員。挪羅齊強調了印度的財富外流到英國這一情況，設法任命國會的一個委員會去調查英屬印度的財政管理。另一個傑出的領袖是血G.拉那德（1842—1901年），他因為擔任法官而被取消進入政界的資格，所以，他傾全力於社會、經濟改革。在仔細研究了印度的問題之後，他下結論說，最大的需要是在英國的贊助下達到迅速的工業化，他致力於實現這一目標。拉那德的信徒是G·K·戈卡萊（1866—1915年），他也主要對經濟問題感興趣。作為立法會議的成員，他提出了"沒有代表席位就不納稅"的口號，他每年關於帝國預算的演說迫使當局多次減稅和進行財政改革。

所有這些人在他們接受英國的統治、僅僅試圖獲得某些讓步的意義上說，都是"溫和派"。因此，他們進行合作，支持于1885年建立的印度國民大會黨。這一團體所提出的目標是要為"印度仍然完全不適于任何形式的代議制機構這一主張"提供"一個無可辯駁的回答"。但是，這種對議會制政體的渴望決不是與對英國的真心實意的忠誠不相容的。曾三次擔任國大黨主席的挪羅齊在一次主席致辭中宣佈：

喂，那麼，我們這次開會的宗旨是什麼呢？……我簡單地提個問題：這個大會是進行煽動、促成反對英國政府的叛亂的場所（眾人喊道："不對，不對。"），還是英國政府的穩定的基礎中的另一塊鋪石呢（眾人喊道："是的，是的。"）？只能有一個回答，你們已經給了。……讓我們家男子漢一樣直言不諱，宣佈我們忠於脊骨（歡呼聲），宣佈我們瞭解英國的統治所帶給我們的好處，宣佈我們充分地意識到英國所給予我們的教育——新的光明，它已源源不斷地湧向我們，使我們從黑暗轉入光明，並教給我們以新的一課：國王為人民而存在，不是人民為國王而存在。這新的一課，我們是僅僅靠自由的英國文明之光、在亞洲專利主人的黑暗中學到的（響亮的歡呼聲）。

這第一代的印度民族主義者是大不列顛的讚賞者和合作的提倡者。但是，1890年以後，這些"溫和派"受到由"印度革命之父"巴爾·甘加德哈·提拉克（1856—1920年）領導的極端派的挑戰。提拉克是一個鬥志昂揚的戰鬥者，試圖把民族主義事業從上層階級的運動改變為人民群眾的運動。這一點解釋了他對印度教的許多社會習俗的武斷的支持，他甚至于組織了一個母牛保護會和支持童婚。但同時，他為工人的法定最低限度工資、工會組織的自由、平民軍隊的創立、普選權以及沒有性別差別的自由的義務教育而奮鬥。提拉克是個才華橫溢的演說家和報刊編輯，使他的報紙《獅報》成為宣傳和教育的強有力的機構。他以諸如"教育、鼓動、組織"、"好戰，不要行乞"以及"自由是我與生俱來的權利，我將得到它"之類的口號在全國贏得追隨者。

19世紀90年代的一系列饑荒和瘟疫促使不滿情緒增長；這一點幫助了提拉克的改革運動。1905年的俄國革命和同年日本對俄國的勝利也激起印度的戰鬥精神。後一個事件特別振奮人心，被看作是對西方占優勢這一斷言的一個實際的、明顯的駁斥。此時，印度政府于1905年通過了一條法令，把孟加拉劃分成兩個省：擁有1800萬穆斯林和1200萬印度教徒的新的東孟加拉與擁有4200萬印度教徒和1200萬穆斯林的剩餘的孟加拉。政府的公開聲稱的目的是要改善行政管理，因為原先的省太大了，恆河以東的地區已被忽視。但是，對印度民族主義者來說，這似乎是，英國人通過把孟加拉劃分成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別占優勢的兩部分，正在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這一問題使全國的民族主義者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團結起來。他們以口號"自治"即英帝國範圍以內的自治和"抵制外貨運動"即聯合抵制英貨來十分有效地與政府作鬥爭。大批的學生擔任商店的糾察，婦女們首次積極投身於政治活動，出現在糾察的行列裡。由於孟加拉問題所激起的強烈感情，激進派能控制印度國大黨1906年的大會，能獲得贊成"自治"和"抵制外貨運動"的多數投票。有些民族主義者更進一步，學習愛爾蘭和俄國的地下組織的榜樣和方法，採取恐怖主義行動。僅僅孟加拉，1906至1917年間，就發生168起暴行，奪去了61人的生命。

這一民族主義運動雖然很普遍，但主要是印度教的。在賽義德·艾哈邁德殲爵士的領導下，穆斯林多半置身于印度國大黨之外。他們預見到，如果國大黨的實現代議制政體的要求得到滿足，穆斯林就會作為永久的少數派而遭受惡果。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不斷增長的力量和戰鬥精神也使穆斯林驚恐，尤其是從一些最熱情的印度教愛國者稱穆斯林為"外國人"以後。為了自衛，穆斯林組織了穆斯林聯盟，它同印度國大黨一樣，每年舉行大會。英國人自然歡迎和支持穆斯林聯盟作為反對國大黨的一個平衡力。但是，穆斯林聯盟的存在基本上不是由於英國人的詭計，而是由於許多民族主義領袖如提拉克把他們的運動建立在復興印度教的基礎上的錯誤。例如，母牛保護會的組成無疑幫助了民族主義運動，但它使穆斯林印度人疏遠，因為穆斯林印度人自然對他們在一個由印度教控制的印度中的前途感到憂懼。

其時，恐怖主義傳播開來，甚至"溫和派"也愈益不滿起來，這種情況使英國政府確信作某種讓步是必需的。因此，1909年，印度事務大臣莫利勛爵和總督明托勛爵提出了所謂的莫利—明托改革方案。這些方案規定，在很高的財產資格、收入資格或教育資格的基礎上挑選出來的為數極少的一群印度選民應該選舉省總督的立法會議的多數成員，並應該選舉印度總督的立法會議的少數成員。在立法會議中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保留着一定比例的代表席位，穆斯林的代表席位受到相當大的重壓。例如，要成為一個有選舉權的人，穆斯林在年收入達3，000盧比時須交納所得稅，而非穆斯林在年收入達300，000盧比時才交納所得稅。此外，甚至在民選議員占多數的地方，如在省議會中，英國政府能夠並準備着制服任何反對。因而，這些改革的目的決不是引進責任政府制。相反，它們的意圖是允許存在代議制政府的一個成分，而把全部權力和最後決定留在英國人手中。莫利本人在上議院的辯論中對此作了明確的闡述：

如果能夠說改革的這一重要章節是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一種議會體制在印度的建立，那麼至少我，會與這件事毫無關係。

在論及這一類的體制時，有三種人我們必須加以考察。極端派懷有某一天他們將把我們趕出印度的無法實現的夢想。……第二種人不抱有這類希望，但期望獲得殖民地種類和殖民地式樣的自主或自治。而第三種人所要求的僅僅是獲准享有我們管理下的合作。

我認為，改革的作用在於改革以來、現在和將來都會使希望獲得殖民地自治的第二種人投入到滿足於獲准享有正當的、完全的合作的第三種人中間去。

這一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已恢復對國大黨的控制的溫和的民族主義者通過了一項表示"對改革計劃深深地、普遍地滿意"的決議。1911年，他們得到進一步的安撫，因為這年英國人又作了另外幾個讓步，包括取消分裂孟加拉的不得人心的法令、釋放某些政治犯以及提供大筆教育專款。因而，雖然個別的恐怖主義行動仍偶爾發生，但印度在1910至1914年間是比較平靜的。

在整個這一時期中，民族主義運動基本上僅限于知識分子中間。誠然，國大黨在它于1885年建立之後的25年中已有了顯著發展。它的全體成員來自英屬印度各地而不是如在原先情況下來自孟加拉和西海岸少數城市。不過，事實仍舊是，它几乎只是律師、記者、教師和商人的中產階級運動。這些人更熟悉的是約翰·斯圖爾特·穆勒、赫伯特·斯賓塞和查爾斯·達爾文，而不是他們在鄉村的大批大批的同胞的痛苦、不滿和願望。很自然，在民族主義領袖和未受教育的農民之間沒有什麼友好關係。這一鴻溝繼續存在到戰後時期才由莫漢達斯·甘地越過。甘地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他意識到其人民的實質上的宗教觀點，他宣傳的不是抽象的政治觀念，而是他已給了它們以政治含意的宗教概念（見第二十一章第五節）。

六、結論

西方對印度的影響全然不同於它對俄國或中東的影響。在俄國的情況下，西方施加了決定性的文化和經濟的影響，但是，俄國在政治和軍事上仍然是強大的、獨立的。另一方面，近東在經濟和軍事上受到西方的支配，不過，由於戰略上的原因，奧斯曼帝國設法將它的獨立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相反，印度在遇世紀後期和19世紀期間被英國徹底地征服。英國的統治在孟加拉維持了差不多二個世紀，在旁遮普維持了一個多世紀。因而，西方對印度的影響比對其他地區的影響更直接、更全面。印度人沒有挑揀歐洲文明中對他們最有吸引力的那些成分的特權。他們不喜歡的某些東西被強加於他們，而他們讚賞的、希望採納的另外一些東西則被拒絶給予他們。
在西方的軍事技術方面可找到一個例子；印度人同俄國人、土耳其人、中國人及日本人一樣，很想學習和利用西方的軍事技術。事實上，印度王公聘用歐洲冒險家訓練他們的軍隊，因此，從前混亂的封建隊列讓位於有紀律的部隊。例如，旁遮普的錫克教徒建立了一支同央國人的軍隊一樣訓練有素並在火炮使用方面占優勢的軍隊。最後，英國人取勝，不是由於純粹的軍事因素，而是由於他們的更大的經濟資源、由於他們的與印度統治者中間的分裂形成鮮明對照的團結。一旦英國人取勝，印度人就不再能跟上西方的軍事技術。英國人不允許印度人在軍隊方面上升到某一等級之上，完全不准印度人擁有炮兵部隊和空軍部隊。因而，在這一軍事領域以與其他非歐洲民族恰好相同的方法起程的印度人不得不由於西方的征服而遵循一種不同的模式。正如我們已看到的，在其他領域——經濟、政治和文化領域，情況也是如此；結果，印度比亞洲其他任何主要地區更無選擇地承受西方的影響。

第十六章

中國和日本

瞭解日本在迅速西方化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的歷史學家，也掌握著遠東近代歷史的線索。

費正清

遠東是歐亞大陸上最後受到歐洲擴張影響的主要地區。中國和日本之所以在俄國、近東和印度之後才受到這一影響，是由於各種因素。首要的也是最明顯的事實是，遠東明確地說是歐亞大陸上距歐洲最遠的部分。中國和日本並不象俄國和奧斯曼帝國那樣與歐洲相鄰；它們較之印度在更東和更北面。或許遠東這兩個國家政治上的團結比地理上的孤立更為重要。歐洲入侵者不能在中國和日本實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而這一政策在印度卻非常有效。在中國和日本，沒有可唆使其反對北京和東京中央政府的獨立的地方統治者。而且，由於這兩個政府推行強硬的閉關自守政策，這裡也沒有潛在的第五縱隊可讓歐洲人利用。日本大批基督教皈依者在17世紀中已被無情地消滅，中日兩國與外部世界的貿易也被硬性削減，從而阻止了中、日國內同印度一樣的人數頗多的商人階級的發展，因為中國和日本商人同外國公司的聯繫多於同本國政府的聯繫。
因此，遠東這兩個國家能將它們同歐洲的聯繫限制在嚴格監督下的、僅僅是斷斷續續的貿易之中。但到19世紀中葉，這一形勢發生了突然而劇烈的變化。首先是中國，然後是日本，被迫敞開國門，接受西萬的商人、傳教士、領事和炮艦。這衝擊並不象在印度那樣勢不可擋；在印度，一個被征服的民族几乎沒有機會對外國文化中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挑挑揀揀。但是，這兩個遠東國家都受到了根本的影響，不過是以完全本同的方式。日本能採納和利用西方強國的原則，並將它們用於自衛及後來的勢力擴張。相形之下，中國卻不能以已改變的西方方式重新組織自己。另一方面，中國太大，太具凝聚力，不可能象印度和東南亞國家那樣被徹底征服。這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甚至在此之後的數十年中，中國仍處在動盪不定的狀態之中。

一、中國的開放

4000多年中，中國人在歐亞大陸的最東端發展起一個獨特、自治的社會。這一社會同亞洲其他社會一樣，以農業而不是商業為基礎，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統治。正是這一明顯地自給自足、自滿自足的社會認為世界上其他社會都是低下的、從屬的社會。
1514年，當葡萄牙人出現在東南海岸附近的海面上時，中國人首次開始了同西方的直接交往。繼葡萄牙人之後是荷蘭人和英國人，他們也是由海路到達中國；而在北面出現了俄羅斯人，他們最從陸路到達阿穆爾河流域的。中國人堅決避免同所有這些人侵者親近（見第四章第四節）。他們將貿易關係限制在少數幾個港口，拒絶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外交關係。事實上，中國人對外部世界毫無興趣。這表現在他們對歐洲和歐洲人一無所知方面。他們几乎不知道歐洲的位置，而且也很少問津。關於歐洲的各個民族，他們完全混淆不清，只是籠統地將他們稱為"長鼻子蠻族"。他們認為不需要任何歐洲產品；這一點，乾隆皇帝在1793年給喬治三世的著名的信中曾煞費苦心地加以闡明（見第九章第三節所引）。

由於中國人閉關自守、驕傲自滿，三次災難性的戰爭使他們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39—1842年同英國的戰爭，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法的戰爭，第三次是1895年同日本的戰爭。在這些戰爭中所遭到的恥辱性失敗，迫使中國人打開大門，結束他們對西方的屈尊態度，重新評價自己的傳統文明。其結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連鎖反應；它產生了一個新中國，產生了至今震撼着遠東和全球的影響。

英國之所以能率先打開中國的大門，是因為它在印度擁有強大的基地，並控制着諸海洋。英國強行挑起爭端的主要目的是要除去中國設在經商道路上的無數障礙。不應忘記，英國人到19世紀中葉几乎已開始相信有一種在世界各地經商的神聖權力，並認為一些政府禁止自己的國家自由貿易是不合自然規律、應受譴責的。

促使中、英兩國交戰的直接問題是鴉片貿易。17世紀，歐洲水手將吸鴉片的惡習傳入中國，這一惡習便從各港口迅速蔓延開來。中國人對鴉片的需求解決了英國支付中國產品的貨款問題。在此之前，英國人一向不得不主要支付黃金和白銀，因為中國人對西方的商品很少感興趣。但現在，鴉片市場完全改變了貿易差額，而對英國人有利。北京政府曾于1729年和1799年頒佈法令，禁止鴉片進口。但這一貿易非常有利可圖，以致中國官員接受賄賂，允許走私。到1833年時，這一罪惡的貿易已達年值1500萬美元。

當中國人試圖強行禁止鴉片交易時，便爆發了第一次中英戰爭，即通常所稱的鴉片戰爭。皇帝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事實證明他是一個堅定正直的人。林則徐查封了2萬箱價值600萬美元的鴉片，並當眾予以銷毀。這一舉動引起的糾紛導致了中國戰船與英國戰艦的衝突21839年11月，戰爭爆發了。以後的戰爭過程清楚地表明了中國人的毫無希望的軍事劣勢。英國人僅以一支分艦隊和數千人便能隨意佔領一個又一個港口。中國人英勇作戰，他們的守衛隊常常戰鬥到最後一個人。但是，英中兩國的力量差距比西班牙征服者和阿茲特克人之間的力量差距還要大得多。16至17世紀，歐洲的軍艦和大炮已得到巨大發展，而中國人的軍事技術仍停留在比阿茲特克人的技術高不了多少的水平上。1842年，北京政府宣佈投降，接受了《南京條約》，這是後來蠶食中國大部分主權的長長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的第一個。

按照《南京條約》，中國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並開放五個對外通商口岸——廣州、福州、寧波、廈門和上海。英國領事可以居留于這些港口，英國商人也可以在此租借土地，用於居住和經商。中國還同意實行一種按照價值的5％固定下來的統一關稅，若要變動這一關稅，須經雙方同意。這一條款剝奪了中國的關稅自治權，因而控制了中國的國家歲入。此外，第二年締結了一個補充條約，承認英國人在刑事案件方面的治外法權；條約還包括一項最惠國條款，保證英國人享有中國在將來准予其他國家享受的任何附加特權。當時，可能雙方都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些條款最終將導致一種複雜局面：外國居住區和租界遍及全國各地，它們全都成為外國政府管轄下的外國城市。

《南京條約》並未結束中國人和歐洲人之間的摩擦。歐洲人感到很失望，因為通商口岸的開放並沒有帶來他們所期望的那麼大的貿易擴張。他們認為，補救的辦法是獲得更多的租界。曼徹斯特商會聲稱："我們同中國的貿易直到買賣權擴展到我們現在所侷限的港口以外的地方，才能得到充分發展。"另一方面，中國人卻認為，這些條約承認的特權太多，因此經常不履行條約所規定的義務。此外，當時歐洲商人和許多聲名狼藉的冒險家成群結隊地來到通商口岸，這在中國人中激起了強烈的排外情緒。1841年，廣東地區張貼了一張佈告，以強有力的措詞表達了這種感情。在向"難以對付的野蠻的狗和羊"提出抗議之後，佈告反問道："儘管你們已侵入我們的內河……，但你們有什麼本領？……除你們的船是堅固的，炮火是猛烈的，火箭是強大的以外，你們還有什麼其他本領嗎？"然後，佈告威脅外國人說，假如他們繼續留在中國，結果將是最為可怕的。"如果我們不徹底消滅你們這些豬、狗的話，我們就不是頂天立地的勇敢的中國人。……我們一定要殺了你們，砍掉你們的腦袋，燒死你們。"

由於雙方存在着這樣的情緒，1856年再次爆發戰爭就毫不奇怪了。這次戰爭的起因是中國官員關押了一艘懸掛英國國旗的中國船隻上的中國水手。當北京政府拒絶釋放這些水手時，英國人轟炸了廣東。法國人以一位法國牧師被殺為藉口，也加入了這次戰爭。英國人的行動因印度爆發兵變而推遲了一段時間。但是，當援兵一到，英法聯軍如同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一樣不可抗拒。1858年6月，中國人被迫簽訂了《天津條約》，但他們拒絶執行條款，拖延正式批准的時間。英法聯軍再次發動進攻，1860年佔領了首都，迫使中國簽訂了《北京條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又開放了沿海和內地的幾個通商口岸，再次明確並擴大了治外法權，允許在北京設立外國公使館和在全國各地建立基督教傳教團。人們應該回想起，也正是在這時，俄國人趁中國危難之際，通過外交手段獲得了阿穆爾河流域和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領土。（見第十三章第三節）

中國遭受的第三次失敗是最為恥辱的，因為這次是敗在鄰近小國日本的手下。在本章的後半部分我們將看到，日本人和中國人大不相同，他們已有能力使西方技術適應他們的需要，有能力建立一支有效的軍事力量。在達到其他東方國家當時所不能達到的水平之後，日本這時便迫使朝鮮接受一些內容不十分明確的要求。傳統上，朝鮮人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但他們還定期嚮日本納貢。因此，1894年，當朝鮮為鎮壓起義請求援助、中國為此向那裡派遣一支小部隊時，日本人的一支海軍分遣隊也登陸了。兩支軍隊發生衝突，1894年8月，中日雙方正式宣戰。中國軍隊又輕易地被擊潰了，1895年4月，北京不得不接受了《馬關條約》。條約的條款要求中國賠款，承認朝鮮獨立，割讓台灣島、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給日本，並再開放四丁通商口岸。歐洲某些強國對在中國出現一個新的租界競爭對手極為不滿。因此，俄國、法國和德國聯合提出將戰略要地遼東半島歸還給中國的要求，日本勉強地接受了這一要求。

日本人的戰爭給中國的傲慢和自滿以毀滅性的打擊。這個大帝國在受輕視的、配備以現代戰爭武器的鄰國面前顯得十分無能。而且，早幾年，歐洲列強趁中國衰弱之際，吞併了傳統上承認北京宗主權的邊遠地區。俄國侵佔了阿穆爾河流域、沿海各省，一時還佔領了中亞伊犁河地區。法國和英國分別佔領了印度支那和緬甸，日本在朝鮮戰勝中國、確立了自己的優勢，接着又于1910年完全吞併了這個國家。除獲得這些領土外，西方國家還將中國本身劃分成若干勢力範圍；在這些勢力範圍內，列強的政治和經濟最高權力得到承認。這樣，雲南和印度支那邊境地區變成了法國的勢力範圍，廣東、長江流域和兩者之間的廣大地區是英國的勢力範圍，滿洲、山東和福建分別成為俄國、德國和日本的勢力範圍。

中國19世紀末的狀況同奧斯曼帝國的狀況大致相同。正如歐洲列強併吞土耳其從前的從屬地區即外多瑙河地區、俄國南部、埃及和北非一樣，這些列強也並存了中國從前的從屬地區如印度支那、緬甸、朝鮮和阿穆爾河流域。而且，西方對中國帝國其餘省份的控制比對奧斯曼帝國其餘省份的控制更加直接，更加廣泛。歐洲的炮艦可在中國的內河上巡邏，而土耳其人卻控制着他們的海峽。當歐洲人在奧斯曼帝國享有治外法權時，他們對土耳其人的宗主權的侵犯從未達到他們在中國各租界、尤其在上海公共租界對中國人的宗主權的侵犯程度，一般說來，歐洲以控制土耳其的相同方式控制了中國，不過這一控制在中國更直接、更廣泛。另一方面，中國又不象印度那樣被徹底征服和受外國人的直接統治。這一區別的主要原因在於，這時中國無防禦能力已變得十分明顯，不止一個強國對這個國家感興趣，因此，沒有一個國家擁有英國19世紀早期在印度所享有並利用的那種行動自由權。

19世紀後半葉中國所經受的屈辱和災難使傳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中國進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評價和重新組織。下面我們將沿著這一過程的軌跡，看看中國人是怎樣慢慢地、勉強地試圖首先在軍事領域，其次在經濟領域，再次在社會和文化領域，最後在政治領域倣傚西方模式的。

二、軍事影響

中英鴉片戰爭期間，有位是中國皇帝的親戚的軍事將領想出一個打敗西方蠻族的計劃。他建議在猴子的背後掛上鞭炮，然後把猴子拋到停泊在岸邊的英國軍艦的甲板上。這個計劃被批准後，19隻猴子關在籠子裡被帶到了中國人的司令部，但卻找不到一個敢到英國軍艦的射程內去拋猴子的人。
這一事件反映出19世紀中葉中、西方軍事技術方面的奇異的差別。中國總督林則徐曾試圖禁止鴉片流入國內，並頂住了英國人的第一次強攻，但他也認識到外國軍事力量的優勢。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同英國軍艦抗衡是不可能的，並斷定："船隻、大炮和水軍是絶對不可缺少的。"但林則徐決不願意散佈這些觀點。"我只請你對此保密"，他這樣要求他的朋友，"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他不願意公開這些觀點，說明他擔心這會在同僚和上司中引起敵對反應。這種擔心決不是沒有道理的。統治中國的士大夫除少數人外仍然極其厭惡和藐視西方的一切。雖然失敗的打擊迫使他們採取某些措施，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術，但在實際中他們只是做做樣子而已。官吏們在機械事務方面的無能已無可救藥，縱然他們真誠地想模仿西方——從根本上說，他們並不想模仿西方。因而，在1842年到1858年兩次戰爭之間的十幾年中，中國面對歐洲擴張主義的挑戰几乎沒有做什麼。

三、經濟影響

在西方列強手下遭到的第二次失敗，使中國少數有遠見的知識分子再次重新考慮他們傳統的準則和政策。他們的對策是所謂的"自強"運動。這一詞語本身出自儒家經典著作，在19世紀60年代，用來相通過移植西方的機械製造來保護中國文明。在這一點上，中國的領導者這時已準備超越純軍事範疇，廣泛地將鐵路、輪船航線、機械工廠和應用科學包括在內。用當時一位改革者的話來說，"中國應獲得西方在武器和機械方面的優勢，但仍保持中國的儒家道德至尊地位。"這一"自治"運動注定要失敗，因為它所基于的基本設想是荒謬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個不徹底的過程，要麼完全照抄，要麼全盤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導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學不可能用來維護儒家文明，相反，必將削弱這一文明。
部分現代化的謬論對中國保守的士大夫來說是明了的，他們因而拒絶全盤西方化。由於他們占中國統治階級的絶大多數，他們有效地阻止了使中國的經濟現代化的企圖，正如他們早些時候阻止軍事現代化的企圖一樣。一個由120名穿長袍的學生組成的留學生團的命運可以作為例子說明他們的影響；1872年，中國派這些學生去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學校學習。為了讓中國這些未來的現代化人物準備傳統的經典著作的考試——這仍是走上仕途的一個先決條件——這些學生由舊式的中國老師陪伴着。而他們採取的每一項措施都是為了確保同西方的這一前所未有的接觸不會玷污這些青年學生的儒家道德。儘管他們採取了周密的預防措施，對從事這一事業的明智與否和必要性還是大為擔憂，最後，在學習計劃完成之前，保守力量于1881年將整個留學生團召回國。

類似的態度還妨礙了極少數人的工業化的企圖。例如，為了建造輪船，將長江三角洲的稻米運往北方首都，1872年成立了輪船招商局。由於船隊需要煤，1878年，天津以北的開平礦務局開局。為了運輸這些煤炭，1881年，中國第一條永久性鐵路開始使用。這幾家企業聯合在一起，有很好的經濟基礎，原本很可能興旺發達。但是，它們的主管人員按照中國的傳統方式，用人處事不是為企業考慮，而是從自己家族出發。他們任命貧窮的親戚和貪婪的親信擔任各種職務，結果，這些企業負債纍纍，最後為外國人所控制。

中國在振興經濟和改建軍隊方面的失敗，必然導致西方與日俱增的滲透和控制。歐洲列強向北京政府提供了許多貸款，但貸款前它們常常施加壓力、以准許債權人控制中國部分經濟為貸款條件。歐洲列強在中國各港口獲取租界是它們施加經濟影響的另一手段。最大的租界是上海"公共租界"，它已發展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城市國家；在那裡，中國的法律不適用，中國的法院和警察設有管轄權。這些租界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經濟。中國的經濟以往一向是自給自足、以田地為基礎，但現在，它愈來愈依賴外國人控制的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西方列強除了控制沿岸港口外，還控制了一些大的內河航道，他們維持着幾支炮艦艦隊，在從上海到重慶1500哩長的、橫穿中國中心的長江中巡邏。實際上，英國海軍中有位軍官還擁有"長江海軍少將"的頭銜，這一頭銜是頗能說明問題的。

四、社會和文化影響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對西方挑戰的反應從軍事和經濟領域擴大到社會和文化領域。這種擴大反映在中國人選來翻譯的西方書籍的類別有了改變。在1850年到1899年這段時期中，中國人所翻譯的自然科學、尤其是應用科學方面的著作在數量上超過了社會科學和古典文學方面的著作，比例為四比一；1902年到1904年的兩年中，後者卻以二比一的比例超過了前者；而在1912年到1940年這一時期中，得到翻譯的社會科學和古典文學方面的著作比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方面的著作多兩倍。
這一興趣轉變的一個原因是1894—1895年日本打敗了中國，使居統治地位的土大夫階層的傲慢和自滿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另一個原因是西方大規模的、似乎不可抗拒的入侵。中日戰爭以後的幾年中，這種入侵在各個領域都達到很大的規模，使中國的生存似乎都受到威脅。結果，愈來愈多的中國領導人被迫得出這樣的結論：重大的變革是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而且這種變革不能僅限于軍事和經濟方面。此外，西方在滲透過程中創造了有利於變革的力量和條件。

外國商業擴大到中國內地，促進了中國商人階級的發展，他們不久就接管了西方商品的銷售。早在1869年，英國一位官員說道："由於在語言上占優勢、擁有市場、開支較低，中國人几乎壟斷了商業經營。"後來，中國製造商開始建造火柴廠、麵粉廠、紗廠和紡絲廠。這些新的經濟領導人往往是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他們不喜歡歐洲的統治，因為這種統治授與外國商業競爭者以特權。但他們也不太喜歡北京反動的帝國朝廷，因為它既不有效地抵抗外國人，也不去瞭解現代經濟的性質和需要。因此，這些中國商人認為無需忠於北京的滿族政權，就象印度商人早先認為無需忠於德里的莫臥兒政權一樣。結果，正是他們提供了促進革命的民族主義運動的動力，這一運動在動世紀初發展起來。第一次排外運動由沿海城市發動，推翻滿清王朝的1911年革命也爆發在這些城市裡，所有這些都不是偶然的。

中國的這一危險形勢也影響了居統治地位的士大夫，不過他們是被迫傾向于改良而非傾向于革命。他們由於自己的官位和既得利益，只需要"傳統範圍內的改革。"他們仍然認為，改革中國的儒家文明，就可以滿足現代的需要。這種觀點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激進的廣東學者康有為（1858—1927年），他以其論著《孔子改制考》而震驚同僚。這部反傳統觀念的著作將孔子描寫成人民權利而不是帝國權力的維護者。康有為的一位弟子在下面這段話中清楚地說明了這一激進觀點：

一般說來，當帝國的權力來自一個人時，它便軟弱；而當它來自千百萬人民時則強大。……如果學者、商人和老百姓都能關心民族的危難，那麼，這樣的人民將是聰明的，否則是愚昧的。因此，如果我們不依靠人民的權威，就不可能變精神渙散為精誠團結、變無知為智慧。

這種擁護人民權利、提倡人民參政的主張對中國來說是新東西。以柱，西方的民主和民族主義觀念在中國顯然一向是不存在的。相反，中國強調的是家庭；就更廣泛的忠誠而言，它採取"文化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的形式。所謂文化主義，指的是要對本土文化傳統有息息相關之感，中國人簡單地認為這是對付外國野蠻行為的唯一可取的方法。中國的士大夫統治階級沉緬于這一傳統，其中許多人仍公開宣稱，"寧願看到民族滅亡，也不願看到其生活方式改變"。但是，與這一傳統的文化主義的保守政策相反，維新派領導人這時則肯定西方的革命觀念。"什麼是民族主義呢？"一位改革者問道。"民族主義就是：在所有地方，同一種族、同一語言、同一信仰、同一習俗的人民互相之間都視為兄弟，併為獨立和自治而努力，建立一個為公眾謀福利、反對其他種族侵犯的更為完善的政府。……如果我們想在中國提倡民族主義的話，那麼，除通過人民的革新以外決無別的辦法。"

五、政治影響

1895年中國敗給日本人之後，維新派代言人便找到了發言的機會。他們使年輕的光緒皇帝傾聽他們的意見；光緒皇帝暫且擺脫了皇太后慈禧的影響。慈禧自1860年以來一直決定着中國的政策，但現在，維新派已將皇帝爭取到他們那一邊。皇帝對他們的口頭和書面奏章印象極深，1898年夏頒發了一系列徹底的改革法令；那段日子稱為"百日維新"。這些法令將使中國社會的大多數方面能得到基本的改革。許多閒職將被取消；地方政府將更加集中在北京的領導之下；新學校將傳播歐洲的學風西方式的生產方法將受到鼓勵，國家將按西方的方式建立一支由應徵入伍者組成的軍隊。
但是，這些措施始終停留在紙上。維新派缺乏經驗，他們的法令只得讓內心極不讚成的保守官僚去貫徹。維新派確信，不除掉反對派領導人，他們的計劃必將失敗，因此，他們密謀策劃，企圖除掉皇太后和她周圍的頑固分子。但是，皇太后卻先行一步，她在軍隊的支持下發動政變，廢黜了不幸的皇帝。然後宣佈由她自己攝政，廢除所有的改革法令，殺害了六位維新派領導人。

"百日維新"的失敗使保守派獲得了所有的權力。他們積極、熱忱地引導社會和政治上對外國人的不滿情緒。排外的秘密團體在朝廷保守派和地方統治者的鼓動下，組織了地方民兵以反對外國的侵略。這些團體中最為著名的是義和團，即人們通稱的義和拳。義和團因得到官方的默許開始襲擊外國人，到1900年時，華北的許多中國基督教徒和外國人被殺。當歐洲海軍分遣隊開始在天津登陸時，義和團便向所有的外國人宣戰，並且包圍了北京的外國公使館。但幾個月內，八國聯軍救出了公使館人員，帝國朝廷逃離首都。中國再次被迫接受喪權辱國的和約，其條款包括進一步承認商業特許權和賠款33，300萬美元。

"百日維新"和義和團運動的失敗清楚地表明，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來使中國現代化是無效的。唯一的辦法是從下面進行革命；1911年爆發了這一革命，它最終推翻了滿清王朝，以共和政體來取代。

革命派的領導人和思想家是孫中山博士（1866—1925年）。同前著名的維新派領導人相比，孫是一位奇特的人物。他並不是上流社會的文人，事實上，他所受到的西方教育並不少於他所受到的中國教育，因此，他在傳統經典著作方面的知識很不牢固。孫中山出身于廣東三角洲；這裡受外國影響的時間長於中國其他任何地區。他13歲時來到在檀香山的哥哥那裡，住了五年，並在一所英國教會寄宿學校唸完了中學。然後，他進了香港女王書院，畢業後又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1892年獲得醫學學位。因此，孫中山受到的是良好的、科學的教育，他完全可以憑着這一點獲得財富和地位；但他卻同窮人在一起，總是為窮人的福利牽腸掛肚。"我是一個苦力，一個苦力的兒子"，有一次他這樣宣稱。"我出身貧窮，現在仍是個窮人。我始終同情那些為生計而掙扎的民眾。"

孫中山懷着這種感情，不久便離開了自己的職業。1895年中國慘敗於日本這一點使他確信，這個國家的政府已腐敗透頂，只有革命才能提供救世良方。因此，他開始了一個革命者的生涯，首先去日本，然後去美國，後來又去了倫敦。在倫敦的街上他遭綁架，被送往中國公使館；在那裡關了12天。不過，他與詹姆斯·康德黎取得了聯繫；後者過去在香港西醫書院曾是他的老師，現在住在倫敦中國公使館附近。康德黎立刻告訴英國當局。使他獲釋。這無疑是救了孫中山的命，因為中國公使館官員打算把他偷偷送回中國；而在中國他肯定是要被處決的。

獲釋後，孫中山前往歐洲大陸，花了幾年時間研究社會和政治制度。正是在這個時候，孫中山在思想上明顯地成為共和主義者。他過去一直是一位革命者，希望推翻滿清王朝。但以往他的富有建設性的建議一向侷限在培養有能力的人員和實行技術改進方面。這時他決定，革命的目標應該是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1905年，在東京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孫中山組織了同盟會。同盟會的綱領提倡通過"國民"選舉，建立共和政府，同時還提倡將土地分給農民。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從未有人將土地分配問題作為自強或改革的一個合理的組成部分提出來。原因在於，沒有人曾認真地考慮過在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方面進行一場根本革命。孫之前，沒有人提出過農民大眾可以轉變成有文化、有財產、政治上積極的公民這樣的見解。

孫中山主要得到了海外的中國商人和洗衣工人的支持。在國內，只有少數學生和商人受到他的思想的影響，而廣大民眾仍無知、冷漠。當1911年革命到來時，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些省份的地主紳士和商業界的事；這些地主紳士和商業界人士反對滿清政權為將鐵路建築收歸國有而作的為時已晚的努力。這些地方領導人煽動罷工和暴亂，他們表面上以國有化將導致外國控製為理由，而實際上是害怕國有化將排除他們獲利的可能性。無論如何，革命者利用了這種不滿，並在學生和士兵中做了有效的工作。在廣東，小規模的革命黨人起義雖遭鎮壓，可是在漢口，1911年10月10日，革命者的一家炸彈製造廠的意外爆炸，導致了附近帝國軍隊的兵變。儘管缺乏配合，革命運動仍迅速傳遍全國。這時在美國的孫中山立刻回國，並于1911年12月30日被臨時革命議會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顯然，這一推翻滿族統治的運動所體現的遠不僅僅是孫中山所提供的革命領導。因此，即使孫中山是名義上的領導人，但卻未能控制全國。實際權力在一位能幹的、野心勃勃的帝國官員袁世凱（1859－1916年）手中，他統率着中國最有戰鬥力的軍隊。孫中山不願意冒必將招致外國干涉的內戰的危險，于1912年2月將總統的位子讓給了袁世凱；後者則同意與國會和責任內閣一道工作。然而，這一安排並沒有真正解決根本問題，即以什麼樣的政體取代被推翻的滿族政權的問題。袁世凱十分讚賞西方的軍事技術和管理方法，但不讚成西方的政治制度，包括由人民代表監督行政部門這種制度；他認為，這與中國的傳統相反，無疑也與他的個人野心相悖。

這件事立刻引起爭端。孫中山建立了一個新的政黨——國民黨。袁世凱為將他的追隨者組織起來而成立了進步黨。1913年4月選舉國會時，國民黨獲得了大多數席位。但這一挫折對袁世凱的限制並不太大，因為他有軍隊、官僚和外國列強的支持。事實上，最後的較量集中在2，500萬英鎊這筆貸款上；這筆錢是袁世凱從五個列強那裡借來的。由於意識到袁世凱可能將其中一部分錢用來加強他對政府的控制，國民黨領導人曾警告各國政府：我國憲法規定各種貸款須經國會批准；由於國會永遠不會批准這種特殊的貸款，因此它將不受法律的保護。但各列強寧願支持獨裁者袁世凱，正如他們早些年支持滿清王朝一樣。於是，袁世凱得到了這筆錢，而且如國民黨所擔心的那樣，他將這筆錢用於鞏固他的地位。他這時採取的措施包括暗殺國民黨的一位主要領導人；這些措施致使孫中山于1913年夏舉行武裝起義。但起義尚不成熟，結果被袁世凱輕易地鎮壓下去。

孫中山和他的主要追隨者一起流亡日本，袁世凱則在為實現自封為皇帝這一不可告人的野心做準備。1913年10月，他使自己當選為永久性大總統；然後，下令解散國民黨和國會。為了不遭到反對，他策劃了要求他履行對國家的職責、當皇帝的"自發的"請願。1915年12月，袁世凱宣佈，他將於1916年1月1日接受皇帝的稱號。中國一位哲學家已預料到反對派極其強烈的反應，當時他這樣寫道：

我們用木頭或泥土雕塑出一個人的偶像，稱它為神。把它放在美麗的廟宇裡，讓它坐在輝煌的神龕裡；人民崇拜它，認為它是不可思議地強有力的。但是，假如有個瘋子把它推倒、踩在腳下，並把它拋進骯髒的池塘裡，假如有人發現了它，再把它撿回來，放在原來神聖的地方，那麼，你將發現它的魅力已經失去。

結果如他所提示的一樣。1915年12月，雲南爆發了起義，並迅速蔓延開來。袁世凱發現，首先有必要推遲稱帝的時間；1916年3月，他終於放棄了恢復君主制的野心。同年6月，袁世凱在恥辱和痛苦中死去。他死後。手下的各軍隊首領將中國分割成各自的勢力範圍。1926年以前，這些軍閥几乎一直無視名義上在北京統治這個國家的民國政府。他們殘酷地掠奪農村，把中國拖進了野蠻的無政府動亂狀態中。民國初期若干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壞的時期之一。

以下幾個因素可解釋對西方作出反應的幾十年中所產生的這一悲慘結果。首先，中國幅員遼闊，這使得中國內地許多年來未受到與西方交往的影響。內地相當於一個巨大的貯藏所，幾十年來注重傳統的文官候選人一直是從那裡產生。他們組成的官僚階層由知識分子構眈而這些知識分子專心于儒家經典著作，因而，他們更強調的是倫理原則，而不是手工技藝或戰爭技術。這一統治階級因以下事實而進一步受到約束：陳佛教外，中國沒有或几乎沒有借用國外東西的傳統。因此毫不奇怪，儘管19世紀後半葉中國的確發生了變化，但它的變化速度卻遠遠落後於對西方作出反應的其他國家。

不過，不能讓官僚承擔中國失敗的全部責任。年輕的、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人也應負部分責任。他們中的一些人雖然在民國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們卻試圖在中國建立一些與他們從國外，尤其是從美國觀察、學習到的制度完全一樣的制度。他們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對中國人民毫無意義。很快就在中國的政治現實面前土崩瓦解。美國一位權威人士對這些不老練的政治家的這一失敗作了生動的描寫：

1911年在中國建立起美國共和政體的仿製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種共和政體是一個大失敗，因為它在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經歷、制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毫無根基。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它隨着時間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學生的漫畫。……這種共和政體悲慘地結束了，即悲慘地失敗了。然而，失敗的並不是共和政體……而是一代人。

六、閉關自守的日本

歷史學家所提出的幾個因素可解釋中國和日本對西方的挑戰所作的不同反應。日本諸島地理位置的緊湊既促進了民族團結，又促進了新價值觀和新知識在全國的傳播。它也使這個國家容易遭受和認識到外國的壓迫。佩裡的艦隊在能看得見首都江戶的地方航行；幾星期內，全日本便都知道了這一重大事件。相反，面積遼闊、人口稠密的中國內地諸省長期以來很難受到或不受西方的影響，反而充當傳統觀念和傳統勢力的貯藏地。此外，由於日本有向偉大的中國文化世界借用某些東西的悠久傳統，因而，19世紀在同樣地借用西方世界的東西時，發生的衝突較少、痛苦較小。過去，日本以"日本精神、中國知識"為口號，適應了經過挑選的中國文化的某些方面。現在，日本又以"東方道德、西方技藝"為口號，向西方借用了它所盼望的東西。因此，同中國帝國的鐵板一塊的特點相比，日本的政體和社會結構具有多元化的特點。地理上的分隔。即起伏不平的山區地形加強了日本的氏族傳統和地區獨立主義。日本的商人階級擁有更大的自治權和更強的經濟實力，而且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在西方入侵的緊要關頭迅速擴大了它的勢力。日本軍人在社會的最高層，而不象中國軍人那樣在社會的最底層。這意味着日本擁有一個比中國的文人階層更易受西方軍事技術的影響、並對此反應更迅速的統治階層。總之，地理環境、文化傳統和多元化的體制諸因素，都使日本比中國更易遭受西方的入侵，且能更快地對這一入侵作出反應。
儘管有這些基本差別，日本卻同中國一樣，19世紀中葉以前一直與世隔絶。不錯，16世紀日本人曾歡迎過葡萄牙人，而且許多人還皈依了基督教（見第四章第八節）。但德川幕府發覺，西方的宗教和貿易是一股威脅他們的權力、使人不安的力量。為此，他們逐一地斷絶了日本同西方世界的聯繫。到17世紀中葉時，唯一保留的是和少數荷蘭商人的接脅他們被限制在九州島上經商，甚至受到了最為嚴厲、最為屈辱性的控制。

德川幕府領導人的目的是要使日本與世隔絶、一成不變，以便使他們的統治永存。但是，儘管他們作出種種努力，還是有了某些發展；這些發展漸漸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力量對比，打破了現狀。德川幕府治下的長期和平促使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和商人階級的實力增強。人口從1600年的1，800萬猛增到1725年的2，600萬。城市不均衡地發展21700年，江戶人口接近100萬，大皈和京都的人口各達到30萬。人口的劇增增加了商品的需求量，鼓勵商人和富農將剩餘資本投于新的生產方式——包括家庭包工制即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他們向農民和工匠提供原料和設備，而將製成品拿到市場上出售。到德川幕府統治末期，似乎某些地區的這一工業發展已達到了創辦工廠的水平．以可利用的原料和地方技術為基礎的地區專業化開始普遍起來，因此，某些地區以其漆器、陶器、組織品或米酒而聞名。

產品的增加導致了商品的廣泛交換，這種交換又促進了貨幣經濟的發展。貨幣最初是從中國和朝鮮引進的，但在17世紀，日本建造了一座金幣製造廠。貴族開始靠經紀人把他們的稻米變成貨幣，依靠商人來滿足他們的消費需求。在這些交易中，由於商人通過壟斷操縱了價格，由於稻米價格跟不上其他商品價格的飛漲，貴族失敗了。此外，貴族嘗到了奢侈生活的甜頭，往往在浮華的生活上互相攀比。最終結果是，他們一般都欠商人的債，儘管後者的社會地位遠比他們的低。但是後來，商人家族通過通婚或繼嗣等手段獲得了貴族頭銜。這些家族不僅控制了經濟，而且支配了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的文學和藝術。

應該指出，這些變化不但影響了最高層的貴族，而且影響了武士階級，因為在這一長久的和平時期，並不那麼大量地需要武士的服務。廣大農民也因稻米價格下降而損失慘重。他們中的許多人流入城市，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找到工作，因為國民經濟的增長始終跟不上人口的增長。

因此，日本社會正處于轉變之中。它正經歷着深刻的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而這又釀成了政治上的緊張局勢；這種緊張局勢在海軍准將佩裡迫使日本打開貿易大門時達到極很。日本人之所以很樂於在西方的影響下改造他們的社會，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中的許多人已充分認識到這個社會需要改造。

19世紀初期以來，由於北太平洋水域的商業活動日益增加，外國對日本的壓力也不斷加大。從事捕鯨和毛皮貿易的船隻需要停靠港口，以獲得食物和進行維修，但它們都被拒絶靠岸。相反，日本人常常殺害或虐待那些在其沿海失事的外國船員。到19世紀中葉時，由於採用汽船需要創建煤港，因而使局勢更為惡化。最後，美國政府決定採取主動，強迫日本表態。1853年7月8日，海軍准將馬修·佩裡在江戶港拋錨，轉交了菲爾莫爾總統的一封信，信中要求經商特權、開放裝煤港和保護失事船上的美國人。一星期內佩裡的艦隊離開日本時警告說，他來年春天來聽答覆。1854年2月，當他再次來到日本時明確表示，要麼簽定條約，要麼交戰，二者任擇其一。日本人被迫讓步，于3月31日簽定了《神奈川條約》。條款規定，開放下田和函館港口，用於美國船隻的維修和補充給養；向美國失事船員提供適當的待遇並將他們護送回國；在日、美兩國中的任何一方認為必要時允許選派領事，並答應給予美國以最惠國待遇。

依照這一條約的條款，美國將非常能幹的湯森·哈里斯作為第一任領事派往日本。哈里斯憑藉他那非凡的機智和耐心漸漸贏得了日本人的信任，並于1856年簽定了《通商條約》。該條約規定：日本要再開放四個通商口岸；雙方互派外交代表；美國人享有民事治外法權和刑事治外法權；禁止鴉片貿易；給予外國人以宗教信仰自由。同美國簽定這兩個條約後不久，日本又同荷蘭、俄國、英國和法國締結了類似的條約。

這一系列條約在西方世界並沒有引起極大的關注。但對日本來說，它們卻是其歷史的巨大分界線。几乎長達3個世紀的閉關自守結束了。不論好壞，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國一樣，這時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對這一入侵的反應完全不同於中國。

七、日本的現代化

西方入侵的主要影響是產生了促使德川幕府倒台的危機。由於簽定了那些條約，幕府遭到了兩種互相衝突的壓力：一種來自要求履行條約各條款的外國列強；另一種來自竭力排外的日本人民。反德川幕府的氏族，尤其是薩摩、長州、服前和土佐四潘即通常所稱的薩長集團，利用了人民的這一情緒。1858至1865年間，他們以"尊王攘夷"為口號向歐洲人及其僱傭者發動了進攻。外國列強對此進行報復，于1863年轟炸了鹿兒島上的薩摩港，于1864年轟炸了長州沿岸的防禦工事。這一行動給氏族首領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時，他們丟開排外主義，企圖得到西方的武器裝備。兩年後，天皇去世，德川幕府倒台，為所謂的"明治維新"掃清了道路。德川氏族的權力和封地被剝奪，他們的地位為薩長諸氏族所取代；薩長諸氏族從此以新的明治天皇的名義控制了全國。正是為這些氏族服務的青年武士們，這時為日本提供了卓越的領導，使日本能成功地實行現代化。
應該指出，這時的日本正象中國一樣也已完全淪于西方的控制之下。外國在諸港口建立租界，這些租界利用其治外法權之類的種種特權，按照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市政機構的方式在當地建立起市政機構。由於日本國內紛爭四起，這些外國機構都希望日本能象亞洲其他國家一樣，迅速淪于西方的統治之下。但是，與中國的文人學土完全不同，日本年輕的新領導人認識到，他們已在某些領域受到阻礙；更重要的是，他們願意並能夠對此做些事情，並且知道應該做些什麼。

如果有人指出，即使在日本閉關自守的幾個世紀中，日本領導人也不怕麻煩地去瞭解歐洲發展的情況，那絲毫不令人奇怪。事實上，允許荷蘭人繼續留在日本經商，主要是為了向他們打聽外部世界的情況。幕府和諸氏族都提倡軍事工業，維持學習外國語言和外國課本的學校。當時，總的知識水平已達到這樣的程度：在自然科學方面，物理學已從化學中分離出來；在醫學方面，學生們在諸如外科學、兒科學、產科學和內科學之類的專門領域裡受到培養。在長崎海軍學校，只是在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的基礎打牢之後，才開始教授航海和射擊課程。換句話說，日本人對西方文化始終更具鑒別力，更易產生反應。這一點在下面這段讚揚美國的頌文中得到清楚說明；這篇頌文大約是在中國皇帝傲慢地通和喬治三世國王，說中國不需要西方蠻族的任何東西的同時，由一位日本學者撰寫而成的。

談到漂亮的建築物，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與英國相比。在製造精美產品方面，也沒有一個國家能比得上英國。在荷蘭人輸入的商品中，沒有什麼比表更珍貴的了。有些表做得非常精緻，以致于要有剖開頭髮的本領方可製作。倫敦被認為是世界上將這種工藝品製作得最好的地方，其次是法國的巴黎，再就是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實際上，在這三個首都中生活的人民是這個世界上無與倫比的，他們是最高明的人。……這三座城市的人民儘管同其他人一樣都是凡人，卻如此出類拔萃，這是為什麼呢？

根據上述背景，不難理解：為什麼一旦西方人入侵，日本人的做法就完全不同於中國人。這種差別從一開始就很明顯；當時的英國官員埃爾金伯爵在以下這段值得注意的話中對這種差別作了描述：

中國人和日本人在習慣和感覺方式方面存在着差別，這一差別無疑有這樣一個結果：在中國人不斷後退，並很可能會繼續後退到帝國徹底崩潰時，日本人即使不實際處于逐漸進步的狀態之中，也處在從即將灑向他們的一片強光中得益的狀態之中，處在利用那些中國人不屑一顧、而日本人在開始更加瞭解我們對多半不但能夠採納並急於採納的進步和發明的狀態之中。

埃爾金伯爵的預言的正確性很快得到證實。1868年，天皇頒佈了一篇警文（即"五條誓文"），其目的在於平息全國騷亂，闡明新政權的目標。這個檔案着重強調了兩大點："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破除舊習。…求知識于世界"。事實上，西方思想和西方物品在19世紀70年代已大為流行起來。吃牛肉、穿長褲、攜帶雨傘、炫耀手錶和鑽石戒指等現象開始風靡一時。1878年創作的一首兒歌是這種觀念的最好說明。據G．B．桑塞姆說，"這首兒歌叫作'文明球歌'，創作它的目的是要使青年人深深感到西方文化的優越性。拍球時，他們通過背誦被認為最值得採納的10種東西的名字即氣燈、蒸汽機、馬車、照相機、電報、避雷針、報紙、學校、信箱和輪船來計算球彈跳的次數。"

日本新領導人不讚成這種不加區別地奉承所有西方東西的做法。他們並不對西方文明本身感興趣，而僅僅對其中增強了民族力量的那些組成成分感興趣。在閉關自守時期（當印度的拉姆·莫漢·羅伊在啟蒙運動的思想體系方面與孔多塞相一致時），日本人已瞭解歐洲人在數學、科學和經濟學方面的成就，但沒有注意文學、哲學和社會科學。同樣，他們現在提出了一個非凡的改革方案，宗旨在於建立一個強大的日本，而不是完全模仿西方國家。

例如，在宗教領域，明治時期的政治家贊成神道教為國教，因為神道教認為國民性與天皇是一致的，認為天皇是太陽女神的後裔。換句話說，神道教促進了民族統一，激勵了愛國主義精神；如果日本想在現代世界中保持原有的地位，這些屬性恰恰是必不可少的。在教育方面，日本明確規定，其目的是促進國家利益，而不是發展個人。它頒佈法令，實施義務初等教育，因為國家需要有文化的公民。大批外國教育家來到日本創辦學校和大學；成千上萬的日本人出國學習，回國後在新學校任教。但是，為了既確保行政管理的一致性又確保思想的一致性，國家對整個教育體系實行了嚴密的監督。1890年頒佈的教育詔書告誡所有學生，"要勇敢地獻身于國家；以此來保衛和維持我們的與天地同存的帝國王權的興盛。"

在軍事方面，日本人廢除了舊時的封建徵兵制，創造了以歐洲最新模式為基礎的現代化軍隊。他們在德國軍事代表團的幫助下征摹了一支陸軍部隊；在英國人的指導下建立了一小支海軍部隊。明治領導人預見到，這些新軍隊需要現代化經濟為它們提供軍需品。因此，他們通過發放津貼、購買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來確保所需工業的建立。為了促進工業的發展，他們首先致力於金融機構、商品交易所、航運公司，鐵路和電報線路的建設。政府領導人不僅注意支持輕工業如紡織工業，而且注意支持重工業如採礦業、鋼鐵工業和造船業，因為後者是提供軍需品所必不可少的。這些企業建成後，政府通常以極低的價格將它們出售給各種享有特權的私人行業。少數富貴人家，即通常所稱的財閥，正是以這種方式扼制了國民經濟的發展；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現在。可以補充說一下，這種工業發展所需的資本主要是從農業中獲得的。日本人通過引進良種、改進土地使用方法、擴大排灌面積，以較低的成本使農業產量顯著提高。1878年至1892年間，耕地面積憎加了7%，產量增加了21%，人口增加了15%。由此產生的農業剩餘產品被稅收吸走了，而這些稅收則為工業化提供了資本。

日本人還仔細檢查了他們的法律制度。西方人到來時，日本的法律制度正處于使西方人對治外法權的要求至少是可理解的這樣一種狀態中。法律混亂而又苛刻，個人權利被輕視，警察專橫且獨掌大權，監獄的條件令人噁心。1871年，日本成立了司法部，隨後幾年來用了新的法規，並將司法部門和行政部門的權力區分開來。

與此同時，日本實行了各種政治改革，以便至少為自己提供議會制政體這種裝飾品。首先成立了內閣和樞密院，然後，按正式儀式于1889年頒佈了憲法。這一憲法規定：不得隨意逮捕公民，財產權受到保護，公民享有宗教、言論和結社的自由。但在每種情況下，政府只要願意使有權制止這些權利。大體上說，這一憲法裡從德國模式中借來的東西遠多於從法國或英國模式中借來的東西。其原因在於：日本同德國一樣，當時正處于鞏固階段，因而對增強國家實力比對保護公民自由更感興趣。因此，這一憲法只為日本提供了議會制的門面，同時卻維護了寡頭政治的統治和天是崇拜。的確，憲法第一條規定："日本帝國將由永不間斷的一代代天皇統治和管轄，"同樣第三條規定："天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由於採用這一憲法和實行法律上的改革，日本人能夠迫切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他們完全可以認為這時的日本已在文明的國際禮讓中佔有一席之地，不再需要治外法權，不再允許對其主權的其他侵犯。經過長期的外交努力之後，1894年，他們說服英國和美國在五年之內結束其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同年，日本人出人意外地贏得了對中國帝國的驚人的勝利。從此以後，不再有任何理由將日本看作是一個劣勢國家，其他列強也步英、美之後塵，很快放棄了他們的特權。到1899年時，日本已獲得對其國土上的所有外國人的法定裁判權，在這情況下，它成為亞洲第一個砸碎西方控制的鎖鏈的國家。

八、日本的擴張

在完成自身的現代化之後，日本開始了向亞洲大陸擴張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戰傳統，看看它的軍事領導人從最古時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這一點也就毫不奇怪了。另外，很顯然，遠東當時是國際競爭和爭奪地盤的地區。講究實際的日本領導人得出了這一明確結論：每個民族必須為自己去掠奪，軟弱和膽小者將一無所獲。一位文職官員表達了如下這一觀點："這就象乘坐三等火車一樣；最初這裡有足夠的座位，但是，當更多的旅客擁進來後，這裡就沒有位子給他們坐了。假如你在肩肩相擦、用雙臂支撐自己時失去了自己的地方，那麼，你就不可能再恢復原來的位置。……必然的邏輯要求人們既要站穩腳跟，又要將雙肘伸向任何可能出現的空間；如果你不這樣做，別人就會佔據這塊空間。"
日本首先對朝鮮發動了擴張主義運動。尤其是與中國相對照，日本政府起初對保護朝鮮的自主感興趣。如本章前面所述，這一政策導致了1894年挑起中日戰爭的武裝衝突。戰事的進程向受驚的世界揭示出日本在以往20年間取得了多麼大的進步。中國軍隊雖英勇作戰，但卻無力對付一架現代化的軍事機器。根據1895年的《馬關條約》，日本獲得了台灣島、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不過，遼東半島由於法國、俄國和德國的堅決要求而不得不歸還給中國。如果注意到，在和平談判期間，中國代表李鴻章和日本使節伊藤博文之間曾有過以下談話，那是會有啟發的。

伊藤：十年前，我在天津時曾同大人（李鴻章）談過改革問題，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沒有一件事情得到改變或改進呢？為此我深感遺憾。

李：先生，當時聽你談論此事，不勝欽佩，而且，我對先生您在日本有力地改變你們的習俗，以致達到現在的水平，也十分羡慕。可是，我國的事情受傳統束縛太深，我簡直不能按照自己的願望行事。

伊藤："除對善良的人外，天意沒有任何影響"。如果貴國願意努力行動，上天無疑會幫助資國實現自己的願望，因為上天對地上的人們一視同仁。根本的問題在於每個國家都應該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戰勝中國之後，日本人面臨着遠為強勁的對手——俄國。俄國不僅同法國和德國一起迫使日本將遼東半島歸還給中國，而且這時還侵佔了朝鮮和滿洲。中日戰爭期間，朝鮮簽訂了一個條約，同意接受日本人的指導和資本。戰爭剛一結束，日本駐朝使節便開始了一項全面的改革計劃，將日本官員安插在各主要的位置上。但是，領導保守派的朝鮮皇后卻與日本使節對抗。結果，後者組織了一次反叛，謀殺了皇后，但這次政變是短命的。皇帝這時已轉向俄國，用俄國人取代日本顧問，並授與俄國一家公司以伐木權。

俄國人在朝鮮取代日本人的同時，又在滿洲獲得了種種特許權。我們前面已提到，1896年的"中俄密約"允許俄國敷設一條穿越滿洲、直達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鐵路（見第十三章第三節）。我們還提到，1898年，俄國獲得了遼東半島的期限25年的租借權；兩年後，即義和團運動期間，又佔領了整個滿洲。俄國的這些進展在東京統治集團內部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些人讚成以平分戰利品為基礎設法與俄國保持一致。另一些人則寧願與英國聯盟，因為日本同這個國家几乎具有共同的目標。如果有這樣一種聯盟撐腰，日本便能頂住俄國的擴張主義。

於是，試探者被同時派往英國和俄國的首都，很快便十分清楚，聖彼得堡難以對付而倫敦就易於為人所接受。對英國人來說，古老的、顯赫一時的孤立政策這時已失去它的光輝。由於面臨蓬勃興起的德國和好戰的俄國的挑戰，他們歡迎在遠東有一個能牽制俄國的盟友。1902年1月30日，英、日締結盟約，它規定中國和朝鮮獨立，承認英國在華中、日本在朝鮮的特殊利益。日、英任何一方若對第三國作戰，另一方應守中立；但如果有別國介入，那麼，另一方則應援助它的同盟國。由於俄國和法國已結盟八年，因此，英、日同盟顯然是為了防止法國在戰時援助俄國。

這時，日本已能夠迫使俄國作出決定。1903年年中，日本提出，如果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地位的話，日本就承認俄國在滿洲的地位。談判因自負的俄國人採取拖延和迴避的做法而耽擱下來。日本人有充分的理由斷定，俄國人毫無誠意談判，於是，于1904年2月6日同俄國斷絶外交關係。兩天後，未經宣戰和下最後通謀，日本人就襲擊了俄國在遼東半島旅順港的基地。

如前面所提到的，日本人贏得了對俄國人的勝利，這一勝利甚至比10年前他們對中國人的勝利更出人意外。根據《樸茨茅斯和約》（1905年9月5日），日本獲得了庫頁島南半部和俄國對遼東半島的租借權，日本在朝鮮的特殊利益也得到了承認。回顧起來，這場戰爭是遠東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毫無疑問，它確立了日本的強國地位，改變了遠東地區的力量對比。但更有意義的是，歷史上第一次一個亞洲國家戰勝了一個歐洲國家，而且是一個大帝國。這對整個亞洲產生着令人振奮的影響。它向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萬人表明，歐洲的統治並不是神聖的、命中注定的。自征服者時代以來，白人第一次被打敗，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滿了令人激動的希望。從這種意義上說，日俄戰爭是近代歷史上的里程碑，是非歐洲民族充分覺醒的序幕；這種覺醒今日正震撼着整個世界。

第十七章

非洲

不論怎樣，古老的非洲已一去不復返；白人必須面對他們自己所創造的新形勢。

簡·克里斯琴·斯穆茨

歐洲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響遠遲于對歐亞大陸的影響。在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擴張之前，歐洲列強就已將它們的統治加于印度、東印度群島和北非大部分地區。法國分別于1830年和1881年奪取了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英國則于1882年佔領了埃及（見第十四章第三節）。歐洲人向南入侵的時間通常較晚，其原因多種多樣，其中包括氣候惡劣、疾病流行、地理障礙以及非洲人那種與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相比頗為優勢的組織和頗為有力的抵抗（見第五章第一節）。另外，與墨西哥和秘魯擁有金銀的情況不同，這裡缺乏誘使歐洲人進入內地的可利用的財富。因而，19世紀末葉以前，除某些沿海地區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基本上仍未受到歐洲的影響。不過，在19世紀最後20年中，歐洲列強卻追回了失去的時間，實際瓜分了整個非洲大陸，掠奪了它的人力物力資源。到1914年時，非洲諸民族在許多方面已受到歐洲人的影響，這種影響甚至比亞洲人所受到的影響還要大不過，內地的許多村民仍過着基本上未受到歐洲侵略者影響的生活。

一、奴隷貿易

對歐洲人來說，幾個世紀以來，非洲最有價值的資源就是奴隷，而這些奴隷無需進入內地在沿海港口便可獲得。儘管奴隷貿易站被限制在沿海地區，奴隷貿易還是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許多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貿易始於1442年，當時，航海家亨利王子的兩位船長將12個非洲奴隷帶到了里斯本。的確，奴隷制這時在非洲已是一個固定而又普遍存在的制度。戰俘被迫成為奴隷，債務人或犯有嚴重罪行的人也淪為奴隷。但是，這些奴隷通常被當作家庭中的一分子；他們享有明確規定的權利，他們的身份也不一定世襲。但在歐洲，奴隷制卻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制度，並有着完全不同的歷史。它從一開始就主要是經濟性質的，所以，古典時代，奴隷們被迫在礦井裡一直勞動到死。當歐洲人開始大規模投入非洲的奴隷貿易對，種族主義又加強了這種非人格性。也許是出於潛意識的掩飾，他們漸漸地開始鄙視黑人，認為他們是天生低劣的野蠻人，因而命中注定要為他們的白人主子效勞。潛意識的掩飾可能還體現在歐洲人用了教為奴隷貿易所作的辯護中。他們認為，奴役確保了非洲異教徒不僅向文明而且向真正信仰的轉變。當時有位觀察者在以下這段話中談到了葡萄牙的奴隷制勝過非洲的自由，這段話是頗有代表　性的。
從此，他們的命運與過去完全相反；因為以前他們生活在靈魂和肉體的地獄中；就他們的靈魂而言，他們仍是異教徒，沒有明確、光明的神聖信仰；至於他們的肉體，因為他們象畜獸一樣生活，所以沒有任何有理智的人所具有的習慣——他們不知道麵包和酒，沒有衣服穿，也沒有房子住；而且，比這些更糟的是，由於他們的極度無知，他們不懂得美德，只知道寡畜獸一樣懶惰地生活。

葡萄牙人以這種自鳴得意的精神將成千上萬的非洲奴隷用船運回本國。奴隷數目非常之大，異族通婚又相當自由，致使葡萄牙某些地方的種族成分受到了極大的影響。但這只是奴隷貿易的新的重大階段的一個小小序幕；該階段始於1510年，當時向新大陸運送了第一船非洲奴隷。這次冒險非常成功，因為南北美洲，尤其是甘蔗種植園，迫切需要勞力。奴隷市場几乎不受限制，其他幾個國家也捲入了這一奴隷貿易，以便分享厚利。控制奴隷貿易16世紀時是葡萄牙，17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是荷蘭，18世紀時則是英國。大約40個歐洲要塞分佈在西非沿岸；它們用來防禦敵對的貿易國，用來關押等着運過大西洋的奴隷。

奴隷販子最典型的航線是三角形的。第一段航程是滿載貨物的船隻從本國港口駛向非洲；這些貨物有：鹽、布匹、火器、五金、念珠和朗姆酒等。然後將這些貨物換成由非洲當地人從內地運到沿海地區的奴隷。再把這些不幸的受害者裝進條件惡劣的船艙，沿著所謂的"中央航路"運過大西洋。在目的地新大陸。這些奴隷不是當即被全部出售就是被圈起來零售。最後一段航程是船隻滿載種植園的產品如糖、糖漿、煙草、稻米等返回本國。

由於貿易風的盛行，"中央航路"的航行通常是速度快、時間短。然而，在這一航行中，奴隷的平均死亡率從10%至55%不等，它取決於旅程的長短、流行病的出現次數和奴隷待遇的好環。奴隷的待遇几乎都一樣：難以忍受的擁擠、令人窒息的炎熱和少得可憐的食物。飲食標準為每24小時供一次玉米和水。如果奴隷絶食，就會遭到鞭打；若鞭打不奏效，就用通紅的烙鐵強迫他們進食。由於奴隷通常處在骯髒的環境中，因此，當流行病爆發時，為了防止疾病傳播，生病的奴隷便被拋進海裡淹死。奴隷不願忍受痛苦而跳海的事情屢屢發生。的確，這種事在當時非常普遍，因此，不得不在甲板的周圍裝上網，以防自殺。這說明，為了防止奴隷死亡和船上的奴隷暴動，販奴船都採取了安全措施。

在此之前，即從內陸到沿海的行進中，奴隷的死亡率還要高。突擊隊為尋找強壯的青年男女而掠奪村莊、拆散家庭。俘虜們被迫從早到晚在酷熱和大雨中趕路；他們穿過茂密的叢林或乾燥的平原，忍受着使人不得安寧的昆蟲叮咬的痛苦。如果他們精疲力盡，走路踉踉蹌蹌，就會遭到毒打，如果他們實在走不動，就會被一刀殺死或一棍子打死。到達沿海地區的倖存者則象牛一樣一絲不掛地被趕進市場。然後，他們又被烙上公司或買主的名字，趕進要塞，等待着運過大西洋去。因此，毫不奇怪，雖然向美洲種植園提供的奴隷約為1000萬名，但非洲損失的人口據估計有3500萬到4000萬人（見第九章第三節，關於對非洲的全面影響的部分）。

歐洲人對這些駭人聽聞的做法全然不顧，繼續買賣非洲人達四個世紀之久。由於這樣做能獲得巨額利潤，各大既得利益集團都堅決反對任何控制或廢除奴隷貿易的建議。首先，所有的非洲酋長就反對，因為他們用一個強壯的奴隷可換得20到30英鎊。當人們要一位酋長停止這種貿易時，他說："什麼！貓能停止抓老鼠嗎？哪個貓不願嘴裡叼着老鼠死去？我要嘴裡叼着奴隷死。"非洲經紀人曾從這種貿易中獲得巨額利潤，他們也竭力反對所有廢除這種貿易的建設。但不管廢除奴隷貿易的運動如何，非洲大地上確發生過反對歐洲人的暴動。

同樣，南北非洲的種植園主，尤其是18世紀在英國議會席位中擁有一個重要集團的巴巴多斯的種植園主，也支持奴隷貿易。另外，歐洲諸既得利益集團，不論是販織者還是國內各種酒商和產品製造商，都擁護這種奴隷貿易。據估計，英國一年運往非洲的產品價值100萬英鎊，而歐洲其他國家為了同一目的也運去了同等數量的產品。這一支出所得的利潤非常大，因此，18世紀，象利物浦和布里斯托爾這樣的城市主要是依靠這一交易繁榮起來的。人們建造了很多酒廠，為販奴船提供酒。英國的毛織品以及後來的棉紡品也大量運往非洲。冶金工業提供了鐐銬、鎖、鐵條和各類槍支。造船廠也忙於奴隷貿易，18世紀末，僅英國就有200多艘船從事這種貿易。著名的廢奴主義領袖威廉·威爾伯福斯正確地評論道："利益能給人們的眼睛蒙上一層厚厚的隔膜，即使雙目失明也不過如此。"

奴隷貿易的擁護者除了用經濟上的論點外，還用軍事上的論點來支持他們的立場。捲入這一貿易的許多船隻不僅養活了造船廠，而且為成千上萬的水手提供了工作。因此，人們堅持認為任何帶頭廢除奴隷制的國家都將削弱自己，使之不能成為一個海軍強國。有些人如替塞繆爾·約翰遜作傳的蘇格蘭著名傳記作家詹姆斯·鮑斯韋爾也為奴隷製作種種掩飾、進行辯護。他寫道："廢除一種古往今來上帝已承認、許多人一直在繼續的狀況，不僅是對我們無數同胞的劫奪，而且是對非洲野蠻人的一種極端的殘忍，因為那種狀況將後者中的一部分人從殘殺中拯救出來，並將他們引入較為幸福的生活之中。"

儘管存在着這些難以應付的障礙，一小群改革者仍大力從事廢奴運動。1787年，他們在英國成立了廢除奴隷貿易協會。工業革命的進步援助了這些廢奴主義者；它正在使奴隷制過時。因為不斷進步的技術所需要的是海外市場而不是廉價勞動力的供應。事實上，廢奴主義者爭辯說奴隷貿易已無效，因而堅決認為在非洲能發展起一種更加有利可圖的"合法"貿易。

1807年通過的一項法令標志著廢奴主獎者的首次成功；它規定英國船隻不得參與奴隷貿易，並禁止向英國殖民地運送奴隷。1833年，議會終於通過了一項在英國本上徹底廢除奴隷制並向蓄奴者提供2000萬英鎊賠償費的法令。英國政府進而說服歐洲其他國家以它為榜樣，允許英國軍艦捕捉掛別國國旗的販奴船。有一個時期，英國動用了海軍四分之一的力量，即56艘船隻、9000名水兵，在非洲、古巴和巴西沿海巡邏。20年中，這些巡邏船俘獲了1000名奴隷販子，並釋放了他們的奴隷。不用說，仍有許多奴隷販子為正在南北美洲等待着他們的財富所誘惑，繼續滑過這一封鎖。直到新大陸各國逐漸廢除奴隷制時——海地、美國和巴西分別于1803年、1863年和1888年廢除奴隷制，古巴大約也在1888年廢除奴隷制，此後還有一些別的國家相繼廢除奴隷制——這種封鎖才有可能獲得徹底成功。

當非洲西海岸的奴隷貿易正被取締時，在中非和東非，阿拉伯人仍在繼續這一貿易。遠在歐洲人出現之前，阿拉伯人就已開始從事這一貿易，而整個19世紀中，甚至在進入20世紀以後，他們還在進行這一貿易。被俘的奴隷或被迫穿過撒哈拉大沙漠抵達北非市場，或被帶到東非沿岸的港口，再由船運往桑給巴爾、馬達加斯加、阿拉伯半島、土耳其、波斯乃至印度。這一貿易比西非沿岸的貿易更難禁止。儘管英國海軍在紅海和印度洋上巡邏，但這一貿易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即使在今天，埃塞俄比亞的偏僻地區可能還存在着奴隷制；奴隷買賣也時有出現，尤其是在阿拉伯半島的一些國家中。

二、非洲探險

廢奴運動直接促成了對這塊"黑暗大陸"的探險和開發。廢奴主義者希望進入許多奴隷被俘的內地，取消奴隷貿易，並試圖發展起"合法的"即正規的貿易，以取代奴隷貿易。與此同時，由於對地理學的科學愛好日益增長，歐洲人極其渴望瞭解未經勘探過的地區。所有這些因素相結合，使19世紀許多非凡的、引人注目的探險家來到非洲。
對非洲大陸進行系統的探險是始於1788年"非洲協會"成立時。這一協會以英國著名科學家約瑟夫·班克斯為首，其宗旨是"促進科學和人類的事業，探測神秘的地理環境，查明資源，改善這塊招致不幸的大陸的條件。"協會首先把注意力放在尼日爾河問題上。到當時為止，這條河僅是個名字。甚至在歐洲人的奴隷貿易開始之前，還流傳着許多謡言，說有些傳說中的城市就坐落在一條稱為尼日爾河的大河兩岸。沒有人知道這條河發源於何處，流向何方。為瞭解開這個謎，1795年，協會派蘇格蘭醫生芝戈·帕克去探險。在忍受酷熱、疾病、囚禁和饑餓之後，他成功地到達了尼日爾河，但是，病魔又迫使他返回海濱，未能沿河而下到達河口地1805年，帕克率領一支相當大的探險隊再次去尼日爾河探險，但是，他的大多數夥伴甚至在到達尼日爾河之前就死於途中。這一時期探險者的精神在帕克給家裡的一封信中得到了反映：

很遺憾，離開岡比亞時十分健康的45個歐洲人，現在只剩下5個還活着，即3個士兵（其中一個人已精神錯亂）、海軍上尉馬丁和我自己。……我親愛的朋友安德森先生和斯科特先生都已死了，但是，即使和我一起的所有歐洲人都死去，如果我不能成功地實現這次旅行的目的，我至少也要死在尼日爾河上。

帕克的確死在尼日爾河上，同他18歲的、出來尋找父親的兒子一樣。其他許多人也曾試圖解開尼日爾河的秘密，直到最後，理查德·蘭德沿尼日爾河而下于1830年到達該河河口處。這時，蘭德證明，長期以來被歐洲人視為棕櫚油和奴隷發源地的所謂的"棕櫚河"由尼日爾河三角洲構成。19世紀50年代，海因裡奇·巴爾特醫生進一步對西非進行了最為全面的探險、這位非凡的日耳曼人訪問了蘇丹西部最重要的城市，然後穿過撒哈拉沙漠，于1855年返回英國。巴爾特的旅行是非洲旅行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他對其旅行所作的描述也同樣出色，因為他全面介紹了他所訪問過的國家的地理環境、歷史和民族。

對尼日爾河上游的一次損失慘重的商業性探險證明，那裡缺乏商業機會，於是，人們將興趣轉到了東非。尼羅河的源頭問題乃東非的重大問題。敵對的當地人、巨大的沼澤地和無數的急流使所有過尼羅河而上直達其源頭的企圖成為泡影。1856年，兩位英國人約翰·斯皮克和理查德·伯賴從非洲東海岸向內地進發。他們發現了坦噶尼喀湖；伯賴生病後斯皮克又向前推進20英里，發現了維多利亞湖。在第二次旅行中（1860－1863年），斯皮克看到了從維多利亞湖的裡彭瀑布傾瀉而下的白尼羅河，然後順這條大河而下，到達喀土穆，繼而又穿過埃及進抵地中海。

偉大的戴維·利文斯敦的形象遠遠高出其他所有的探險者。最初，他為去中國當懂醫術的傳教士進行學習，但鴉片戰爭的爆發使他轉向非洲，他在開普敦登陸後取道北上。1849年，利文斯敦渡過卡拉哈里河，看到了位於前方的開展傳教事業的大好場所。他發現了恩加米湖；在那裡他聽說，前面那個國家人口稠密、水源充足，與他剛剛穿過的沙漠完全不同。1852年，利文斯敦開始了一次漫長的旅行；他首先到達大西洋，接着返身橫穿非洲大陸，于1856年到達印度洋。然後，他返回英國，在劍橋大學發表了促使整個西方世界關注非洲的歷史性演講。

1857至1863年間，利文斯敦率領一支探險隊考察了贊比西河地區；1866年，他又啟程去解決有關尼羅河源頭的各種問題。他消失在非洲的叢林中之後，整整五年未向外界傳遞出消息。最後，《紐約先驅報》派外國著名記者亨利·M·斯坦利去尋找利文斯敦。1871年，斯坦利在坦噶尼喀湖找到了他；這是非洲探險史上令人難忘的一幕。儘管這時的利文斯敦虛弱、憔悴，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只剩下一把骨頭"，但他拒絶同斯坦利一起回國。相反，他仍繼續探險，直到1873年5月1日他的隨從發現他以祈禱的姿勢死於他的小屋旁為止。

利文斯敦的品格和一生深深地感動了斯坦利，使他回到非洲，去解決"這位好醫生"留下的一些問題。他發現，利文斯敦認為流入尼羅河的盧阿拉巴河其實是剛果河的河源，剛果河向西流進了大西洋。1877年11月26日，在離開桑給巴爾正好999天之後，斯坦利到達了位於西海岸的博馬。這樣，非洲四條大河中的最後一條終於也被人們從源頭到出口探索了一遍。

兩年後，即1879年，斯坦利再次來到剛果河畔，但這次他是作為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的代理人，而不是作為探險者來到這裡的。這時，去非洲探險的時代已讓位於瓜分非洲的時代。

三、非洲的瓜分

1870年以前，歐洲列強在非洲只佔有一些無關緊要的地區。它們主要是海港、設防的貿易站以及少數作為從事貿易的附屬地而不是作為領土擴張的基地而獲得的鄰近地區。隨着歐洲奴隷貿易的結束，大多數沿海據點實際上已被放棄，因為合法的貿易不足以維持它們。只有非洲大陸的兩端，即法屬阿爾及利亞和英屬南非在一般狀況中是個有特殊意義的例外，實際上這兩個地區的殖民地化已在進行。但是，即使在這兩個地區，各種活動也都是隨意的，並沒有明確的擴張和吞併的計劃。這一時代初期的歐洲政治家都反覆申明他們反對獲取殖民地。例如，俾斯麥就宣稱他自己'不是一個殖民主義者"，並把德國殖民地比作是一位裡面不穿襯衣的波蘭貴族披在背心上的柔軟的黑貂皮外衣。同樣，在英國1865年，受命考慮西非事務的眾議院一致同意，"所有進一步地擴大領土或霸佔統治權即訂立向土著部落提供任何保護的新條約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
1870年後，各種因素（見第十一章第七節）的結合使這種反殖民主義的態度完全改變。這時，殖民地被看作母國的財產，未被佔領的、無防禦的非洲大陸變成了帝國主義者渴望爭奪的中心。法國經濟學家保羅.勒魯瓦博呂對這種新殖民主義作了典型的表述，他于1874年寫道："殖民地化對法國來說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法國要麼成為一個偉大的非洲強國，要麼在一、兩個世紀內仍不過是歐洲第二流的國家；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將差不多同希臘和羅馬尼亞在歐洲的地位一樣重要。"

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是帝國主義爭奪非洲的領導人。作為一個狡詐的君主，他察覺到了正被探險者開發的內地大高原所提供的良機。1870年，利奧波德以幫助非洲引進文明為名，在布魯塞爾召集了一次會議。他在開幕辭中宣稱："今天將我們團結在此的目標之一就是應當最大程度地去佔有對人類有幫助的東西。我敢說，開發全球唯一未受文明滲透的地區，衝破籠罩該地區全體居民的黑暗，是與我們這個進步世紀相稱的一次聖戰。！"布魯塞爾會議的結果是創立了"中非洲探險與開化之國際協會"。儘管這個協會名義上由若干國家集團組成，但執行委員會則為利奧波德所控制。

起初，利奧波德主要對東非感興趣。但在斯坦利於1876至1877年間考察剛果盆地之後，他立刻看出了這一巨大的中央地區的潛力。其實，斯坦利本人也看到了這一機會，但他未能得到英國的支持。於是，1878年，斯坦利開始為利奧波德效勞，第二年回到剛果。1879年至1880年間，斯坦利同酋長們簽訂了許多條約，將至少90萬平方哩的土地移交給"國際剛果協會"；"國際剛果協會"是在利奧波德的指導下成立的一個新組織。這些酋長根本不知道簽訂這些條約、接受象徵性報償使意昧着永遠失去他們部族的土地。傳統上，非洲酋長是受託掌管其人民的土地。他出賣土地就象市長出賣"他的"市政廳一樣。然而，這卻是整個非洲大陸的標準做法，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利奧波德的種種陰謀詭計的直接後果是促使歐洲其他領導人採取行動。這時，法國人已派著名探險家布拉柴伯爵前往剛果河下游，他為他的國家獲得了剛果河以北的土地。德國人也參與了這場競爭，于1884年獲得了西南非洲、多哥蘭和喀麥隆。這時的葡萄牙人也捲入了競爭；這尤其是因為過去一段時間裡他們一直要求獲得對北至南緯5　。12'的西海岸即剛果河口兩岸和無限內地的權利。英國從來不願承認葡萄牙人的這些要求，但這時，為了抑制好戰的比利時人和法國人，它改變了主意。1884年2月26日，英、葡兩國簽訂了《英葡協定》；該協定承認葡萄牙人對剛果河河口的主權，並規定由英葡兩國共同控制這條河上的航行。

這一協定遭到其他列強的強烈譴責，於是，1884至1885年，在柏林召開了一次國際會議，為進一步瓜分非洲領土作出了若干規定。會議同意：任何國家若要兼併土地或建立保護國，應該先將其意圖通知其他國家；對領土要求的承認必須取決於有效的佔領；各種糾紛應通過仲裁予以解決。會議還承認利奧波斯的"國際剛果協會"對剛果盆地的大部分地區即"剛果自由邦"的權利。最後，會議發表了有關提高土著地位、傳播福音、根除奴隷制的動聽的宣言。所有這些在所謂的"自由邦"裡是不存在的，因而引人注目。

由於會議對領土擴張的國際法規達成了協議，整個非洲大陸在不到20年中就被瓜分了。在剛果，利奧波德為了消除對其事業可能存在的批評，于1887年買下了所有非比利時人的產業。隨後，他將面積十倍于比利時的最富有的橡膠產地留作王室領地，以補償自己的損失。在這裡同在剛果其他地區一樣，開發天然產物的特別壟斷權，包括利用土著勞力的權利，都投給了貿易公司，而利奧波德則是大多數貿易公司的大股東。因此，他的利潤既來目特許權獲得者付給國家的定期津貼，又來自他們在極為成功的經營中所賺得的紅利。總之，在剛果所獲得的財富是通過無情地剝削當地民族才搾取到的。因而，各種強迫勞動的方法殘忍得令人難以置信，致使剛果人在利奧波德所統治的1885至1908年間下降了一半（從2000萬下降到1000萬）。

如果非洲人生產的橡膠和象牙達不到所規定的數量，他們就會被斷肢或槍殺。斷肢就是砍掉一隻手或一隻腳，或手腳並砍。工頭們為了證明他們工作盡職，將一個個裝滿人手的籃子交給他們的上司。由於氣候炎熱、潮濕，有時就用煙熏的方法保存這些手。一位在"剛果自由邦"旅行的旅行者對他的見聞作了如下記述："居民們已無影無蹤。他們的家被燒燬；在無人看管的棕櫚樹籬笆裡和荒棄的田地中是大堆大堆的灰燼殘忍的鞭打、屠殺、掠奪和誘拐。……人們或是逃進荒野，或是在法國或葡萄牙的領地裡尋求保護。"

有關這些暴行的消息漸漸泄漏出來，利奧波德不得不幹1908年將他的剛果領地轉交給比利時政府。過去曾為私人財產的領地這時變成了比利時的殖民地。政府採取措施結束了那些暴行，不過變相形式的強迫勞動依然存在。利奧波德這位極其唯利是圖的創辦人勸誘比利時議會慷慨地賠償他在剛果的"犧牲"。

在西非其他地區，法國人最為活躍。他們設想出一個龐大的計劃，企圖從過去在象牙海岸、達荷美和剛果河北岸的貿易站出發，向內地推進，建立一個從阿爾及利亞到剛果、從塞內加爾到尼羅河乃至紅海的法屬西非帝國。由於德國人和美國人在西海岸也擁有據點，法國人在爭奪內地的競賽中不得不迂迴繞過他們的對手。大體上，他們是成功的。只有尼日利亞的英國人和喀麥隆的德國人能有效地向內地擴張。西非其他所有地區，連同遼闊的撒哈拉大沙漠，這時變成了由巴黎統治的巨大的法國領地。

法國人為了將他們的領地向東擴展到整個非洲，派遣馬爾尚上校進行了一次危險的遠征。這次遠征使他從法屬剛果來到尼羅河旁的法紹達；他是于1858年7月抵達法紹達的。幾個星期後，基欽納將軍率領一支從埃及溯尼羅河而上的探險隊也到達此地。基欽納以英國的名義要求馬爾尚從法紹達撤走。兩人當時都聰明地決定將這一爭端提交各自的政府。以後幾個月中，英法兩國一直處在戰爭的邊緣，但是，1899年春，法國讓步了，讓英國佔有了上尼羅河。

在北非，16世紀以來葡萄牙人一直佔據着莫桑比克，法國則對馬達加斯加擁有種種權利。德國人和英國人是其餘領土的主要爭奪者。1884年底，柏林會議期間，德國一位熱衷于殖民的青年人卡爾.彼得斯博士在東非秘密登陸。十天內，他就說服當地酋長簽訂了割讓60000多平方哩土地的條約；這些土地几乎相當於他本國領土的三分之一。第二年，德國政府宣佈卡爾·彼得斯獲得的地區為保護領地。

德國人的活動喚起了英國人，他們開始簽訂將肯尼亞領土割讓給他們的條約。這種攫取土地的做法引起了桑給巴爾蘇丹的一再抗議；桑給巴爾蘇丹長期以來一直對他的桑給巴爾島對面的東非沿海地區擁有主權。但英國人和德國人無視他的抗議，分別于1886年和1890年簽訂兩個協定，解決他們之間的領土爭端。德國人繼續保有稱為德屬東非保護地的廣大地區，英國人則分得英屬東非保護地以及烏干達保護地；德屆東非保護地在1919年以後取名為坦噶尼喀，英屬東非保護地後來則稱為肯尼亞殖民地。桑給巴爾蘇丹繼續佔有桑給巴爾島，但必須承認英國為他的宗主國。

與此同時，姍姍來遲的意大利人也參加了對非洲領土的爭奪。他們設法獲得了紅海沿岸兩個土地荒蕪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亞和索馬里蘭；後來，1896年時，他們進行了更大的冒險活動，派遣了一支軍隊去征服埃塞俄比亞王國。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亞人並不象非洲大多數地區的人那樣是原始的部落民族。他們的國王曼涅裡克擁有一支由法國軍官訓練、用法國武器裝備的80000人的軍隊。他能打敗10000人的意大利小部隊，因而他的王國仍不受歐洲人的統治。到1914年時，除西海岸的利比亞這個小共和國外，埃塞俄比亞是整個非洲大陸唯一獨立的國家。即使是建立於1882年、作為獲得了自由的美洲黑人的新拓居地的利比里亞（名字取自拉丁語Liber，意為"自由"），由於財政崩潰和內部混亂，到1911年時也已成為實際上的美國保護地。

同時，在非洲大陸的南端，由於德國人在西南非洲建立了一個保護地，由於葡萄牙人制訂了將西海岸的安哥拉和東海岸的莫桑比克連結起來的計劃，英國人也因此行動起來。英國人控制了三個地區——巴蘇陀蘭、貝專納和斯威士蘭；這三個地區都變成了土著居留地，並被置於英國專員的控制之下。在林波波河北面，英國人為富饒的採金地和適于白人拓殖、益於健康的高地所吸引。1889年，英國政府授英國南非公司以特許狀，規定該公司的活動範圍"以南非共和國的西、北面和葡萄牙領地的西面為界"。殖民者開始遷入；1890年，在林波波河和贊比西河之間風景美麗、氣候宜人的高原上建立了索爾茲伯裡城。英國的這些殖民地如果沒受到來自兩方面的挑戰——一方面的挑戰來自雖然為時已晚但仍試圖趕走白人入侵者的當地國王羅本古拉，另一方面的挑戰來自懷有野心的鄰近的葡萄牙人——是不會紮下根來的。羅本古拉被迫向占優勢的英國勢力讓步，而葡萄牙人則于1891年簽訂了一個條約，將大部分有爭議的領土讓給英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南非公司放棄了它的特許狀，將其屬地組成南羅得西亞和北羅得西亞兩個殖民地。

表1　1914年非洲的政治區劃分 　　　平方英里　法國（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法屬西非、法屬剛果、法屬索馬里蘭、馬達加斯加）　4086950　英國（南非聯邦、巴蘇陀蘭、貝專納、尼亞薩蘭、羅得西亞、英屬東非、烏干達、桑給巴爾、索馬里蘭、尼日利亞、黃金海岸、塞拉利昂、剛比亞、埃及、美—埃蘇州）　3701411　德國（東非、西南非、喀麥隆、多哥蘭）　910150　比利時（剛果）　900000　葡萄牙（幾內亞、西非、東非）　787500　意大利（厄立特里亞、意屬索馬里蘭、利比亞）　600000　西班牙（里奧德奧羅、木尼河居留地）　79800　獨立國家（利比里亞、埃塞俄比亞）　393000　總計　11458000

英國人在南非地區也遇到了麻境在那裡，他們同布爾人殖民者的年期不和突然爆發為1899年的全面戰爭。戰爭之後，英國人允許布爾人在奧蘭自由邦和德蘭士瓦實行自治；1907年，這兩個殖民地與納塔爾和開普殖民地聯合組成了"南非聯邦自治領"。

這種史無前例的領土擴張的最終結果是：整個非洲大陸為歐洲列強所瓜分。如前面所提到的，只有利比亞和埃塞俄比亞這兩個動盪不安的國家例外。表1對1914年的非洲大陸作了具體的分析。

四、歐洲的影響

經濟影響　由於瓜分非洲出於明顯的經濟動機，因此，毫不奇怪，隨瓜分而來的是劇烈的經濟變化。歐洲不再滿足於沿海港口的一船船奴隷。工業化了的西方不再需要奴隷，因為技術已提供了大量的多種多樣的機械。相反，西方需要非洲內地所發現的原料，因為它現在擁有提取這些原料的技術手段。
隨着在金伯利發現金剛石（1867年）和在威特沃特斯蘭發現黃金（1884年），對非洲資源的開發邁出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步。在羅得西亞和剛果也發現了同樣大量的礦物財富；在羅得西亞發現了金和銅，在剛果發現了金、銅和金剛石。西海岸的許多地區都盛產熱帶森林產品，如棕櫚油、橡膠和象牙等。歐洲和美洲的一些公司在剛果、喀麥隆和法屬赤道非洲等地區購買了大種植園；費爾斯通公司就是一個例子，它于1926軍在利比亞租借了一塊期限為90年、面積為10萬英畝的土地。

不僅外國公司租借了大片土地，而且外國移居者也接管了許多肥沃的耕地。探險者曾報告說，內地有些高原不僅氣候宜人，而且土地肥沃。結果，歐洲移居者成群結隊地蜂擁而入，尤其是擁入南羅得西亞和東非。不久以後，他們就在這些地區獲得了最理想的農業地產。

為了運輸當時生產的礦物和農產品，歐洲人着手在非洲敷設鐵路網，正如他們早先在亞洲所做的孤樣。敷設這些鐵路是為了便利產品出口，而不是為了促進經濟的全面發展。因此，西非的鐵路系統只是由北到南，東、西之間卻沒有鐵路直接相連。

在擴大生產和建造交通工具的激勵下，貿易達到了使傳統的物物交換讓位於貨幣制度的程度。非洲人不再用奴隷、砂金、羽毛和象牙同歐洲人交換鹽、料器、布匹、朗姆酒和社松子酒等。到19世紀末時，英國銀幣、奧地利元和美元已在這裡普遍使用。

所有這些經濟上的發展自然對土著民族產生了深遠影響。氣候溫和的高原區的居民由於土地被白人移民侵佔，受到的影響最深。在某些情況下，整片整片的地區全供白人使用，非洲人不能耕種那裡的土地，即使田地有時在休閒中。因而，非洲人不得不在白人的種植園裡勞動，領取工資；有些人甚至就"定居"在白人農場主的土地上，為他們勞動，以取得為自己耕種一小塊土地的特權。在其他地區，非洲人發現必須離開他們的家園，到礦山上去幹活。如果非洲人拒絶提供種植園和礦山所需要的勞力，那麼，白人就會採用各種強迫勞動的方法。最通常的方法是徵收人頭稅，迫使非洲人為了掙錢交稅而去幹活。由於上述種種發展，非洲人傳統的經濟上自給自足的程度降低了。他們不再僅僅為養活自己及家庭而工作，而愈益被捲入貨幣經濟中，並受到世界經濟條件的影響。例如：工業化國家中的經濟蕭條直接影響了銅礦的開採，而世界棕櫚油價格的暴跌立即減少了西非許多個體生產者的收入。由此可以看出，歐洲經濟影響的結果是雙重的：一是使非洲人捲入世界範圍的貨幣經濟中；二是直接或間接池使他們從屬於在任何地方都是"老闆"的白人。

文化影響　同商人、投資者、移民一起從歐洲來的還有歐洲的傳教士。他們對非洲文化有深遠的影響，因為他們是最先有意識地試圖改變非洲文化的歐洲人。其他人對非洲文化的影響是間接的、偶然的，如他們強迫非洲人離開他們祖先的村莊、到城市或礦山去工作時的情況就是如此。但傳教士卻帶著改變非洲人生活方式的公開目的來到這裡，為實現這一目的他們運用了三大工具：教育、醫學和宗教。

提供西方教育和西方思想的學校是每個傳教站的一個主要部分。這些學校特別有影響，因為大多數殖民政府都將教育交給了傳教士。在許多方面，教會學校就其影響而言是建設性的：他們經常教學生如何建造較好的房屋、如何改進自己的農業方法、如何遵循健康法和公共衛生的基本原理。他們不僅向學生傳授歐洲語言，還教學生用非洲語言進行閲讀和寫作。傳教士確立了非洲語言的書面形式，從而給非洲本土文學打下了基礎。絶大多數選擇文字生涯的非洲人都在教會學校受過教育。

另一方面，這些學校不可避免地對非洲人民產生一種破壞性的影響；它們常常教導學生說，傳統的生活方式是原始的、錯誤的。經過一段時間後，這些學生不太聽從父母和長輩的教導，而更多地聽從他們認為應予以尊敬的歐洲教師的教導。此外，教會學校使用的是歐洲課本，講授歐洲多於講授非洲。在法國殖民地中使用的早期歷史教科書就是以講述"我們的祖先高盧人"的課文開頭的。教會教育鼓勵個人主義，這與非洲人的村社生活方式格格不久。毫不奇怪，受過幾年這類教育的非洲人通常都不願意返回他們的村莊。相反，他們在殖民政府、傳教團或私人企業中尋找工作，因而進一步脫離了他們的傳統文化。

傳教團還將醫學知識和醫療器材帶入非洲，輓救了許多非洲人的生命。不過，除了救人之外，醫學還迫使非洲人對有關致病原因和死亡原因的傳統思想提出疑問。白人甚至能在非洲人正式祈求神靈但卻毫無作用之後將病人治好。因此，人們不再指望靠傳統的宗教來應付一切緊急情況和提供所有的答案。儘管大多數非洲人仍堅持他們過去的信仰，但傳統的宗教不再象以前那樣是一種使非洲人的整個生活方式結成一體的有效的接合劑。

政治影響　歐洲的印記在政治領域如同在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一樣顯著。首先，各殖民地的邊界必須確定下來（其結果完全取決於歐洲的勢力平衡）。當地的土著居民並不關心這些邊界，因此，他們經常發現自己處在兩個甚至三個歐洲列強的統治之下。例如，在索馬裡，一些人由法國人統治，另一些人由英國人統治，還有一些人歸意大利人統治，少數人甚至發現自己處在埃塞俄比亞國內。

一旦邊界確定下來，組織管理體系的問題便隨之而來。歐洲各國政府沒有足夠的人力去直接統治遼闊的非洲大陸上的所有民族，因此，他們採取了各種形式的間接統治；允許部族酋長保留某種權力，通過他們進行管理。通常，英國人給酋長的迴旋餘地比法國人所給予的要大，但即便這樣，法國人也不能控制一切，因為他們的非洲領地太大，而他們所能配給的官員非常有限。

從表面上看，非洲人仍保留了他們傳統的政治制度。他們仍有自己的長者議會、自己的法律、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酋長。但實際上，這種政治機構已遭破壞。當地的歐洲行政官員能任免酋長；酋長的決定不再具有法律的力量，因為部族成員可以越過他們的首領向歐洲官員反映情況，而歐洲官員的話才是決定性的。有位殖民地官員曾談到他是如何治理所轄地區的，他的下面這段話清楚地說明了酋長權力被剝奪的程度：

1917年年中，我到達"坦噶尼喀"一個偏僻的、無人管理的地區……奉命至少建立一個基本的民政權力機構。我手下有幾個僕人、一位非洲軍人和數名貨物搬運工，攜帶著大約20套警察制服、步槍及少量彈葯。到達選定地點即一個傳教站之後，我把當地酋長召來，向他們說明我就是政府，並問他們是否願意為我提供20個人當警察，是否願意注意到：從現在起，人們不得殺害他們的妻子和生牙次序不吉利的孩子；酋長如果未曾與我商量，也不得向其部族開戰。事實上，他們必須放棄許多習以為常的、常常令人愉快的東西。

或許，歐洲人的統治所引起的經濟變化和文化變化是破壞傳統政治制度的最主要的因素。過去，人們常常認為酋長的權力是部族之神賜給的，因此他們的宗教領導權加強了他們的政治權力。很明顯，在人民政信一個新宗教的地方，或者在他們對過去的信仰發生動搖的地方，酋長的宗教領導權和政治權力都被削弱了。同樣，那些因在城市或礦山工作而掙得錢財的人獲得了地位和獨立，而這是他們繼續獃在村莊裡所得不到的。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新富起來的人實際上比過去的酋長更有威信和權力。

對傳統的部族當權者的最嚴重、最直接的挑戰來自非洲人中受過西方教育的一個階層；這一階層在几乎所有殖民地中逐漸發展起來。他們往往不僅向當地酋長挑戰，而且向歐洲官員挑戰。他們通常是最先提出允許受過教育的非洲人參與國家管理這一要求的人。這些人是最早的民族主義者；他們為今天強大的民族主義運動打下了基礎。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在西方學校吸收了某些政治思想，如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等；他們不明白為什麼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原則應適用於歐洲而不應適用於非洲。他們在受僱於政府和私人時經常遭到歧視，這一點也驅使他們發動政治運動。通常，他們只能是歐洲公司中薪水微薄的職員，或者殖民地行政機構中職位很低的官員。此外，他們無法明白為什麼他們在獲得所需的教育和經驗之後，僅僅因為自己的皮膚是黑的而仍應被置於從屬地位。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之所以會喚起民族主義，就因為它強調了個人的判斷力和主動性。安哥拉一家雜誌的作者闡明了這一點："告訴一個人他能隨意解釋《聖經》，就是向他暗示一種過分的自治權，使他變成反叛者。……一個皈依新教的土著已傾向于——並不是說積極投身于——反抗文明的民族。"

正是種種力量的結合，驅使受過西方教育的非洲人去接管本民族的政治領導權。1914年以前，他們並不要求完全的獨立，但堅持要更多地參與政治，從而為今天成功的民族主義運動準備了條件。

五、結論

上述概況表明，在許多方面，歐洲給非洲留下的印記比給歐亞大陸留下的要深得多。歐亞大陸並不存在着通過奴隷貿易使非洲人力枯竭的類似情況，雖然非洲的總人口並未因此而受到嚴重影響。除了南亞外，歐亞大陸也不存在農業土地轉讓的情況，儘管這種轉讓在非洲也僅限于東非和南非。同樣，歐亞大陸不存在運輸、財政、外貿、採礦業和製造業實際上完全為歐洲人所控制的情況。最後，除菲律賓外，歐亞大陸還不存在歐洲基督教和歐洲語言廣泛傳播、歐洲傳教士通過他們的學校和醫療機構擴大文化影響的情況。
歐洲對非洲和歐亞大陸的影響程度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在於非洲和歐亞大陸所達到的總的發展水平完全不同。這種明顯的差別在各個方面——文化的複雜、經濟和技術的發展以及與此相關的人口密度等方面——都普遍存在。正是這種差別使撒哈拉以南非洲更遠遠地易受到歐洲傳教士、企業家和移居者的傷害。

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極不發達提供了鄉村水平的天然抵抗（這與受歐洲影響的城市中心的情況截然不同）。1914年以前，非洲大陸大多數地區的內地村莊仍保持着自給自足的經濟和完整的傳統文化；這使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西方的影響。在承認歐洲在某些基本方面的決定性影響的同時，人們還應認識到，即使在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許多村莊仍保留着傳統的生活方式而未發生較大的變化。

第十八章

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上）

後來，西班牙人決意去追獵"古巴"山區的印第安人；他們在這裡進行了驚人的大屠殺。於是，他們毀滅了我們不久前還看到的這整個島嶼，消滅了這裡的人口；人們十分遺憾、極度痛苦地看到它已無人居住，變成了一片荒野。

巴托蘭姆·德·拄·卡薩斯，1552年

這些人（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在白人侵略者面前消失了，就象狼在一個日漸文明、人口日漸稠密的國度裡絶跡一樣。

詹姆斯·斯蒂芬，1841年

19世紀，歐洲對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的影響比它對亞洲和非洲的影響深遠得多。因此，本章標題所指的不是"影響"，而是徹底的歐化。
歐化所涉及的不僅僅是政治統治或文化滲透。它還包括實際的生物取代即一個民族對另一民族的有形的取代——這種情況曾發生於西半球和南太平洋中人煙較稀少的地區。人口稀疏的土著居民或是被消滅，或是被趕走，千百萬歐洲移民帶著他們的政治制度、謀生方法和文化傳統蜂擁而入，佔據了土著居民的領土。因此，隨海外地區種族上的歐化而來的必然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歐化。

早期的遷移　歐洲之所以能提供如此多的移民，千百萬人之所以願意離開他們祖先的家園，到遙遠的大陸去冒尚不知曉的危險，其原因前面有一章已作了說明。1763年就已存在的歐洲狹長的帶狀形殖民地，到1914年時已擴大到覆蓋整塊整塊的大陸，其中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而這兩個地區早些時候還無人去過。

表1　南北美洲的種族分佈（單位：百萬）
白人　黑人　印第安人　1835年　1935年　1835年　1935年　1935年　北美洲　13.8　124.3　2.6　12.4　1.8　中美洲　1.9　6.9　2.7　8.4　21.4　南美洲　2.9　40.9　4.5　18.7　29.2　合計　18.6　172.1　9.8　39.5　52.4

表1－3說明，歐洲移民絶大多數去了南北美洲。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歐洲最早的殖民地就建立在南北美洲，而且這兩塊大陸還提供了遠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極多的經濟機會。不過，自歐洲最早的殖民地出現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後，令人吃驚的是，這些移民中有為數極多的人定居到北美洲。

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與英國殖民地截然不同的特點可說明這一點。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殖民于印第安人人口較稠密的地區。儘管人們對歐洲人入侵之前的美洲印第安人人數的各種估計大相逕庭，但卻一致認為印第安人集中在所謂的拉丁美洲。這些土著民族提供了所需的全部勞動，所以，歐洲移居者不再需要從事勞動。因此，前往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移民大多是士兵、牧師、政府官員和少數必需的工匠。

相反，洛朗德河以北的印第安人比較稀少，不能提供勞力資源。因此，大西洋沿岸的英國人和聖勞倫斯河兩岸的法國人，無論是砍伐森林、耕作已開墾的土地，還是在沿海水域捕魚，都得自己去從事。在這種情況下，北美洲需要所能得到的所有移居者，為此，英屬北美殖民地向所有種族、各種語言、不同信仰的移民開放。到1835年時，中美洲和南美洲僅有480萬歐洲移居者，而北美洲卻有1380萬。

19世紀的遷移　19世紀後半葉。歐洲移民不斷增加，1900至1910年間達到頂峰；這10年中，每年几乎有100萬人遷移。這一前所未有的人流湧進了每一塊大陸，結果，儘管北美仍是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區，但這時的澳大利亞、南非和南美也為相當多的歐洲人所拓居。

就移民的具體來源來說（見第十一章第七節各表），拉丁美洲各國的移民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主要來自伊比利亞半島，不過，19世紀後期也有大批移民來自意大利和德國。1890年以前，北美洲的絶大多數移民來自西北歐；而1890年以後，只有近三分之一的移民來自西北歐，其餘三分之二的移民則來自東歐和南歐。至于英國自治領，移民來源卻受到限制，主要來自不列顛群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為了讓更多的人進入這些遼闊的地區，自治領放寬了移民政策。澳大利亞人由於附近的亞洲國家人口稠密，對自己較缺乏人口這一點特別敏感；同樣，南非白人也因黑人在南非占絶大多數而感到擔憂。

種族上的結果　這些遷移的最終結果是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種族上的歐化。這些地區的人口已變得以歐洲人為主，不過，也有某些重要的例外，例如：在中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仍占優勢（為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在南美洲，印第安人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因奴隷貿易而被運入美洲的大批黑人是種族歐化的另一個例外；據估計，近1，000萬奴隷在橫穿大西洋的航行中倖存下來，到達新大陸。如今，他們的後代在北美洲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在中美洲占百分之三十，在南美洲占百分之二十一。南非是種族政化的第三個例外；在這裡，土著非洲人以大於三比一的比例在數量上超過了白人（不論是布爾人還是英國血統的人）。

直到今天，新大陸的印第安人和黑人都未產生過決定性的政治影響，甚至在他們的人口占多數時——如中美洲的印第安人那樣——也是如此，因為印第安人或黑人從未在新大陸任何一個較大的國家裡佔據統治地位。無論在哪裡，他們都接受了歐洲白人的政治統治和文化。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們才開始組織起來，有效地堅持自己的權利，投身到殖民地民族的世界範圍的覺醒和反抗的運動中去。在南非，黑人占多數有着截然不同的意義。儘管這一多數從一開始起就享受不到平等的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但他們的態度與新大陸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態度大不相同。南非黑人認為，現在生活在非洲大陸其他地區的17500多萬黑人同胞是支持他們的；這些黑人同胞多數已贏得獨立。換句話說，他們因生活在一個黑人占壓倒之勢的大陸上而對黑人充滿信心。而南北美洲的黑人和印第安人由於生活在一個白人在人數和力量上都遠遠超過他們的新世界裡，自信心要小得多。

二、政治上的歐化

殖民地時期　歐洲殖民地從一開始起就有着各種各樣的政治制度。這種政治制度的多種多樣起因于諸母國不同的政治背景。例如，西班牙由馬德里朝廷實行專制統治，自然，西班牙殖民地也受到同樣方式的統治。派往殖民地的官員實際上具有絶對的權力，因此，殖民者除接受命令外几乎別無他法。殖民者很少被授予行政職務。672名在拉丁美洲殖民地任職的總督、總司令和地方長官中，只有18人是殖民地的長期居民，其餘97．4%的人都是西班牙的長期居民。法國殖民地也受到專制統治，因為那裡的權力集中在總督和地方行政長官的手中；總督負責每個殖民地的防禦，地方行政長官則處理經濟事務。
相反，英國各殖民地都有民選的代議制機構，這反映了母國欣欣向榮的議會制政體。這些代議制機構的確切性質因殖民地不同而多少相異。在弗吉尼亞，移居者早在1619年就獲准選舉地方議會。這一機構的權力日益增長，到美國革命時，它的影響已超過王室總督。在新英格蘭，不是個別移居者去荒原冒險，而是成群結隊的人遷移到邊遠地區，建立新的城鎮。在那裡，他們發展了一種市政際它定期召開"市政會議"，在會議上作出種種決定和選舉各種官員。儘管政權的確切形式存在着這些差別，但十三個殖民地都有一個共同點：民眾參與公共事務，而這導致了民選議員和王室官員之間的不斷摩擦。1774年，一位名叫威廉·諾克斯的官員悲哀地將英國殖民地的桀驁不馴同法國殖民地的良好紀律作了對比：

法國殖民地的治理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值得我們效仿；他們采您了明智、謹慎的國家所來政的每一項預防措施，以確保良好的秩序和治理；任命總督時給總督以適當的權力，而建立議會不僅是為了維護王室的權利，還為了給總督以幫助。……由於沒有我們的同胞為之得意的民眾政府的那些傲慢思想，人民是幸福的。……如果採納這樣的計划來治理我們的殖民地，我們這個王國也將是幸福的。

革命時期　諾克斯對英國殖民地居民的"傲慢思想"的擔憂證明是完全有道理的。這些思想促使人們于1776年發出武裝起來的號召；而這一號召導致了獨立的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此外，十三個殖民地的革命引起了爆發類似起義的連續反應；這些起義在1776年到1837年的60年中席捲了新大陸的所有殖民地。

有各種因素促成了拉丁美洲的反抗，十三個殖民地作出的榜樣就是其中一個因素，它們的成功的革命立即得到了同情和倣傚。拉丁美洲人非常熟悉他們所謂的費拉德爾菲亞哲學，正如他們非常熟悉法國哲人的學說一樣。所謂的"啟蒙運動之舟"橫渡大西洋，將法國哲人的著作大批地偷運到美洲。據一位歷史學家說，委內瑞拉得到的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非常之多，以致1807年時，商店將其一頁頁撕下來用於包裝食品。西班牙的殖民地政策，尤其是經濟剝削和缺乏自治，是導致革命的另一個明顯的因素。由於權力集中在來自西班牙的官員手中，克里奧爾人（出生於美洲的西班牙人）和梅斯蒂索人（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兒）非常不滿。長年的法國革命和拿破崙一世進行的戰爭也促進了革命的思想，因為在法國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期間，歐洲的西班牙被先佔領，使西班牙殖民地只好自謀其生。西班牙殖民地不願意放棄它們所嘗到、所享有的新的自由，而且它們還得到了對行將滅亡的西班牙殖民地帝國感興趣的外國列強的支持。

拿破崙·波拿巴統治西班牙及其長兄約瑟夫登上馬德里王位是導致拉丁美洲革命的直接原因。西班牙殖民地居民拒絶承認約瑟夫，聲明效忠於彼廢黜的斐迪南七世。他們的效忠宣言並沒有說服西班牙當局，1809年，愛國者和效忠者之間爆發了全面的戰爭。這場獨立戰爭一直延續到1825年；在這場戰爭中，英國人提供的幫助對拉丁美洲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象早先法國人的援助對十三個殖民地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一樣。

南美北部偉大的革命英雄是"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將軍。這位卓越的領導人堅持不懈地戰鬥了15年，實際上創立了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巴拿馬、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等獨立的國家；玻利維亞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南美南部傑出的領導人是喬斯·德·聖馬丁將軍。聖馬丁于1816年解放阿根廷之後，又翻越安第斯山脈——這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行動——參加了智利和秘魯的解放運動。

墨西哥的革命始於1810年，由克里奧爾牧師曼紐爾·伊達爾戈領導，他死後由另一位思想開明的副牧師喬斯·瑪麗亞·莫雷洛斯繼續領導。這兩位領導人試圖把克里奧爾人要求獨立的理想同幫助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的社會改革計劃結合起來。但克里奧爾人的保守派認為這一計劃太激進，他們與保皇派聯合起來鎮壓了1815年的起義。後來，這些保守分子擔心1820年西班牙的自由革命可能危及他們的特權，於是就為脫離母國而活動。一位克里奧爾官員阿古斯丁·德·伊圖爾維德制定了一個聯合大多數派別的折衷方案。保是派勢力被輕易擊敗，1822年9月，國民代表大會宣佈墨西哥獨立。

事實證明巴西不經過流血就贏得獨立是可能的。1807—1808年法國軍隊佔領葡萄牙之後，國王約翰六世逃離里斯本，在里約熱內盧建立了葡萄牙流亡政府。1821年，約翰返回里斯本，讓他的兒子多姆·佩德羅暫時負責處理巴西的公共事務。多姆·佩德羅最後決定，不再隨他的父親返回里斯本，並宣佈巴西獨立。約翰並沒有派軍隊反對他的兒子，而是接受了這一宣言，於是，巴西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國家。

這樣，几乎整個拉丁美洲都從歐洲統治下贏得了獨立。只有巴西以北的英、荷、法屬圭亞那與諸如牙買加、維爾京群島和古巴之類的某些加勒比海島嶼例外；牙買加在1962年贏得獨立之前一直由英國統治；維爾京群島在1917年以前仍在丹麥統治之下。古巴1898年以前一直歸西班牙統治。

拉丁美洲的獨立戰爭結束手1825年，但南北美洲的革命並沒有結束。十多年後，即1837年，英國的兩個殖民地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爆發了起義。這次起義的根源應追溯到1763年和1774年；1763年時，英國奪得了聖勞倫斯河兩岸的新法蘭西殖民地，1774年時，《魁北克法案》將魁北克邊界擴展到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並禁止邊疆居民越過阿勒格尼山脈進入俄亥俄河流域。我們已知道，這一限制導致了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的爆發，然而，極為有悖常理的是，由於這場獨立戰爭，法屬加拿大變成了英國領土。獨立戰爭期間及其之後，成千上萬的托利黨人——在英帝國中被稱為聯合帝國的親英分子——離開居住的地方。他們有些人返回英國，有些人逃往加勒比海各英屬島嶼，但許多人則向北進發，進入沿海諸省（新斯科舍；新不倫瑞克和愛德華太子島）和現在屬安大略省的荒原。這些親英分子是加拿大的"清教徒前輩移民"。他們的居留地和早期法國人的居留地一起為幅員遼闊的加拿大自治領創立了基礎。

按照《魁北克法案》的條款，住在現安大略省的那些親英分子不享有早先在十三個殖民地中享有的代議制類型的政體，所以，他們很為不滿。因此，1791年，英國議會通過《憲法法案》，將魁北克分成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並在這兩個地區設立了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但這時，帝國權力和殖民地自治之間再度發生了早先震撼過十三個殖民地的那種同樣的衝突。在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以總督和指定的議會為一方，以民選議會為另一方，兩方之間展開了憲法上的鬥爭。鬥爭的焦點集中在以下這些問題上：濫用官職任命權、控制稅收、控製法院系統以及把公有土地僅僅分配給國家教會英國聖公會而不顧衛理公會教派和長老會教派聲稱他們有更多的成員。

到1837年時，事態已陷入嚴重的僵局，民眾領袖（上加拿大的威廉·羅耀·麥肯齊和下加拿大的路易·約瑟夫·帕皮諾）決定使用武力。儘管戰鬥在蒙特利爾和多倫多周圍發生，但人民中的大部分仍持消極態度。起義者被輕而易舉地擊敗了，其領導人逃往美國。英國政府作出的反應是，派德拉姆伯爵任加拿大各省總督，並授與他進行管理和調查的一切權力。

德拉姆在加拿大隻獃了五個月，但他充分利用了這段時間，在各省聽取了各種意見。回國後，他提交了一份具有歷史意義的報告；這份報告成為英帝國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除了建議兩個加拿大再次合併外，他的偉大貢獻還在於提出了允許殖民地實行"責任政府制"的重大建議：

採納真正的代議制政體的原則，並將這一原則交給代議制機構所信任的人，以促進對公共事務的處理——這種態度是明智的，然而，這種明智的態度在北美殖民地政府中從未得到承認。…如果以其他任何方式，而不是根據在大不列顛是非常有效的那些原則管理政府，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諧調。…但是，君主必須忍受代議制機構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如果君主得組織與代議制機構相一致的政府，就必須同意靠代議制機構所信任的那些人來使這種政府維持下去。

德拉姆所說的責任政府制即代議制政體，指的是要讓帝國權力和殖民地自治之間由來已久的衝突得到有利於後者的解決。他準備允許殖民地議會擁有與英國議會所亭有的—樣多的權力，不過還有某些限制，即：帝國政府將繼續控制對外關係、管理貿易、支配公有土地和確定殖民地法規。

如果這一大膽的、前所未有的建議被早一點提出和採納，美洲殖民地可能永遠不會爆發起義。然而，甚至在1839年這份報告提出時，它還邀到了廣泛的抨擊，被認為是一份必將削弱英帝國的帶有空想的檔案。但是，後來一系列事件所造成的壓力很快就迫使英國政治家試驗德拉姆伯爵的新原理。儘管試驗進行得謹小慎微，而且是嘗試性的，但卻立刻在英屬北美獲得成功。於是，責任政府制被推廣到其他殖民地，並帶來了同樣的好處。因此，德拉姆伯爵的思想為英聯邦在不幸的加拿大起義之後的數十年中的建立提供了基礎。這就是那些起義和由此引起的著名的"德拉姆報告"所具有的歷史意義。

國家時期　一旦前歐洲殖民地贏得獨立或自治，它們便進而發展各自的政治制度和習俗；這些制度和習俗極為多樣，取決於諸如地理背景和前殖民地時期的經歷之類的因素。

美利堅合眾國　1777年的《邦聯條例》是為管理新的美利堅合眾國而準備的第一份檔案。它是自由主義者的傑作；自由主義者確信：暴政和中央集權是連在一起不能分離的；民眾的自由通過權力分散能得到最好的維護。因此，十三州邦聯的創立者允許中央政府對純國家事務有管轄權，而將其他所有事務交給各州管理。條例第二條規定："各州保有其主權、自由和獨立以及國會召開時十三州邦聯設有專門授予美利堅合眾國的一切權力、司法權和權利"。

這一安排並沒有給國家政府控制諸州和個人的足夠權力。這一點在1785至1787年的大蕭條時期變得很明顯；當時，聯邦政府發現它几乎束手無策。在有些地區，失業者組織起來，向州首府挺進，通過暴力獲得救濟（如1787年馬薩諸塞州的謝司起義）。在其他州，即在下層社會控制州議會的地區，則通過了減輕債務人負擔的法律。這些發展使保守的有產業者確信，需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來制止"暴徒統治"。所有這些就是1787年5月25日在費城獨立廳召開制憲會議的背景。

出自憲法大廳的那個檔案是為了抑制民眾的民主政治而精心擬定的。其主要特點是制訂了完善的制約與平衡制度。四個獨立的政府機構——眾議院、參議院、總統和最高法院——將通過不同的方法被選定，它們的任期各不相同。普選產生的眾議院受制於以下幾種東西；對選舉權的限制、兩院制、總統否決權和最高法院。兩院制規定參議院可以制止過于衝動的眾議院；至于總統否決權，國會能以兩院三分之二的反對票使之無效；而最高法院則擁有對國會的司法審查權。長達十六周的辯論于1787年9月17日結束後，制憲者來到市立飯店共進在一起的最後一頓晚餐，這時，他們有充分的理由來自豪地估量他們的勞動成果。憲法將十三州聯合在一起，組成了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持久的聯邦政府。

制憲者規定，新憲法一旦有九個州的特別代表會議同意貫徹實行便立即生效。對參加這些會議的代表的挑選在美國歷史上引起了第一次民族政治運動。一方是所謂的聯邦主義者：富裕的商人、律師和地主；他們能從新的政治結構中獲得最大的好處。另一方是憲法反對者：小農場主、工人和工匠；他們根本不需要一份沒給他們什麼政治權力的檔案。儘管後者占人口的大多數，但還是失敗了，因為他們分散、無組織、無準備。經過激烈爭論後，憲法得到批准；1788年秋，選舉產生了第一任總統和第一屆國會。

直到1789年4月30日，才有足夠的國會議員陸陸續續地來到紐約，為總統選舉團一致選舉的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舉行就職典禮。這些最早的官員面臨着許多令人驚愕的問題；沒有官僚機構、沒有基金和稅收制度，沒有新政府可以用來作為根據的種種先例。然而，恢復穩定僅花費了短得驚人的時間，聯邦政府很快就發揮了作用。華盛頓總統的有力領導、戰後數年曾困擾美國的不景氣的經濟的回升和憲法本身都有助于使制度見效。雖然憲法規定了強有力的國家領導，但同時，它又很有彈性，完全能適應時代和環境的變化。《人權法案》就是一個較早的例子；它儘管遭到了大多數富人的反對，還是于1791年被接受。這一法案闡明了公民的若干權利，其中包括言論自由、宗教信仰和集會自由、出版自由以及辯護人的權利等。

開國者的一個獨特貢獻就是解決了聯邦制這一難題。他們通過使權力競爭降到最低限度這樣的方式謹慎地在國家政府和州政府之間分配政治權力。如果出現任何爭端，獨立的法院系統便採取措施作出裁決。事實上，國會依據新憲法作出的最早的決議之一就是通過了闡明聯邦法庭的職責和權力的《司法條例》。1787年的《西北法令》規定，新州應建立在俄亥俄河以北地區；它們在法律上除不採用奴隷制外，其他方面都與舊州完全一樣。這確保了西部各地在有資格成為州時會在相同的原則和條件下加入聯邦。在這些情況下，美國不斷向西擴展疆土，從阿勒格尼山脈一直擴展到太平洋。它通過各種方式獲得了大片大片的領土：通過從法國手中購進"路易斯安那購地"獲得密西西比河流域；通過強占和購買從墨西哥手中獲得西南地區；通過同英國談判奪得西北地區；通過購買從俄國手中獲得阿拉斯加。在這些新地區又建起一連串的州，最後增加到50個州，組成了今日的美利堅合眾國。

拉丁美洲　國家時期拉丁美洲的政治發展與美國的政治發展截然不同。拉丁美洲的趨勢是政治分裂而不是政治統一。山脈和密林等障礙將一個地區同另一個地區分隔開來，交通工具的缺乏意味着這些地區同歐洲的聯繫常常比它們相互之間的聯繫更為密切。西班牙統治下的幾個世紀的與世隔絶因助長了分離主義傾向，也促進了分裂。個別領導人寧願在小國中名聲顯赫，而不願在大的聯邦中湮沒無聞，這些人的個人野心也必須予以考慮。於是，西班牙最初的八個殖民地這時變成了至少18個獨立的國家：過去的拉普拉塔聯邦總督轄區已變成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維亞和烏拉圭諸獨立的共和國；從前的新格拉納達總督轄區變成了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委內瑞拉和巴拿馬諸國，危地馬拉都督轄區分成危地馬拉、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獨立的國家。

長期的不穩定性是國家時期拉丁美洲政治的另一個特徵，它表現為政府經常因軍事政變而被推翻。相反，美國至今仍保留了1787年的憲法，儘管這一憲法經過多次修正。此外，美國歷史上絶大部分時期政局比較穩定；通常由兩個政黨在通過正規選舉而當選的基礎上輪番執政。但是，在拉丁美洲，20個共和國自獨立以來總共採用了186部憲法，平均每個國家有9．3部。政府的興起和倒台更是屢屢發生。的確，據說巴西皇帝多姆·佩德羅二世（1831－1889年在位）在1876年參觀費城博覽會時曾講過，這裡展出的新機器雖然很多，但拉丁美洲每分鐘裡發生的革命比他在這裡所看到的新機器還要多。

不過，几乎所有這些拉丁美洲的"革命"都僅僅是名義上的革命。真正的革命是那種能使制度發生根本變化、能使社會和政治秩序從根本上得到重建的革命。拉丁美洲大多數所謂的"革命"只不過是一個軍事獨裁者取代另一個軍事獨裁者，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的秩序。這種軍方對政治事務的干涉，部分地起因于許多拉丁美洲國家所存在的明顯的階級差別和人民大眾對政治的冷淡態度或牴觸情緒，因此，這種干涉使少數富有的地主和高級軍官能象做遊戲一樣地操縱政界。一批批軍事和文職領袖相繼執政，他們几乎不注意人民的願望或國家的需要。因此，毫不奇怪，秘魯80%以上的總統是軍人，厄瓜多爾的軍校就教導學生："軍事生涯的最後一步是獲得共和國總統的職位"

加拿大與拉丁美洲和美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9世紀期間英國殖民地在維持與帝國的關係的同時逐漸贏得了自治。如前所述，這一獨特發展的基礎就是德拉姆伯爵1839年提出的責任政府制的原則。這個觀念太新、太激進，不能馬上為人們所接受，但是，英國政府的確迅速實行了他的將兩個加拿大重新聯合起來的建議。1841年生效的《加拿大法案》規定，加拿大聯合議會由上院和下院組成；上院由總督任命，是終生的，下院在相當廣泛的選舉權的基礎上選舉產生。行政部長將由總督選拔，這使總督能任命屬於下院中多數黨的那些人，從而建立責任政府制。

好幾年中，英國政府不願冒險嘗試。1839年，殖民大臣約翰·羅素伯爵指出了他認為責任政府制不可能實行的原因："很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總督在接到女王命令的同時，又得到他的行政議會的勸告，而這兩者是完全不相一致的。如果他服從來自英國的命令，立憲責任之類的事就會徹底失敗；但是，如果他聽從其議會的勸告，他就不再是一位從屬的官員，而是一位獨立的君主。……因此，我瞭解到了採納[責任政府制]原則時所難以踰越的障礙。"羅素伯爵說，擺脫這種僵局的方法是雙方"採取明智的節制態度。總督必須只反對議會的極大地影響女五名譽或帝國利益的請求；而為了協調一致，為了虔誠地依附大不列顛的權力，議會必須準備修改它的某些措施"。

這一妥協方針在實際中證明是行不通的，一任又一任總督都未能阻止充分實行責任制的要求。1846年，一位新殖民大臣格雷勛爵察覺到不可能阻止德拉姆所提倡的責任政府制的實施。他在給新斯科合總督的命令中大膽宣佈："……讓上院長期阻撓輿論所要求的、議會的民眾部門所提出的某些措施的通過，是不可能的。……在北美任何英屬殖民地繼續維持與居民意見相違背的政府，既不可能，也不會令人滿意；對於這一點，無論怎樣明確承認也不為過。"

於是，責任政府制首先在新斯科舍，隨即在加拿大得到實施，從而成功地證明了德拉姆伯爵的先見之明。施行責任政府制幾年後，加拿大總督下結論說："我已有這樣一種想法：在北美大陸這塊土地上，在共和國美國面前，維持同英國的關係和英國的制度是可能的，倘若你慷慨地、信任地授予英國的制度的話。當信仰是真誠的時候，它始終是有感染力的。……"1837年的起義領袖威廉·羅耀·麥肯齊給了最驚人的頌辭。他在經過十年流放遇大赦返回家園時說道："如果我1837年時就看到了我在1848年時見到的情形，那麼，不管我們也許會犯下什麼錯誤，我會一想到那種造反的念頭就不寒而慄。"

如此，在英國與其北美殖民地之間的關係上開始了一場徹底的革命。由於責任政府制原則被推廣到其他殖民地，英帝國轉變成直至今天仍很繁榮的持久的英聯邦。

由於沿海各省乃至加拿大聯合省人口太少、不能有效地孤立獨處，加拿大政治上的進一步發展——1867年加拿大聯盟的成立——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加拿大西部廣大地區及其未經勘探過的資源正有待于開發，這是加拿大的責任。隨着美國南北戰爭結束而來的是美國愛國狂的大國沙文主義的雄辯，他們把眼光貪婪地盯着北面的英屬殖民地，因此，統一不僅保證了經濟上的利益，而且保證了軍事上的安全。在經過極短時間的討論之後，加拿大政治家們一致達成聯合協議，1867年7月1日通過《英屬北美法案》，成立了加拿大自治領。在以後的幾十年中，自治領象美國那樣將領土向西擴展到太平洋。馬尼托巴、不列顛哥倫比亞、阿爾伯達和薩斯喀徹溫分別于1870年、1871年和1905年成為自治領的省份。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其時，類似的發展正在歐洲人移居的帝國的其他地區出現。澳大利亞的殖民地化始於1787年，當時，一支由750名罪犯和250名看守組成的遠征隊從英國到達這裡。由於失去了十三個殖民地，澳大利亞使被選作新的罪犯傾倒場。到1793年時，自由移民開始到達此地，並在今昆士蘭、維多利亞、南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乃至遙遠的西澳大利亞建立了殖民地。

與此同時，成群的捕鯨者、捕海豹的人和商人動身到更加遙遠的新西蘭諸島去，至1792年，他們已屢次到達那裡，儘管當地的毛利人即玻里尼西亞人比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先進、好戰得多。到1839年時，新西蘭已有2，000移民，於是，倫敦正式宣佈它為英國的領地。隨後幾十年中，殖民者接連不斷地從英國來到那裡，而這主要是由於愛德華·吉本·韋克菲爾德的活動；他是一位精力旺盛的發起者，曾創辦土地開發公司，向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輸送了相當多的移民。

至19世紀中葉，一系列殖民地已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大部分沿海地區紮下根來，而且，由幹這些殖民地人口日漸增加、局勢日趨穩定，它們開始要求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要求自治的騷動愈益頻繁，正如早些時候加拿大的情況一樣，但是，加拿大的先例這時卻圍作使太平洋殖民地輕易獲勝的模式。1850年，英國議會通過了《澳大利亞殖民政府法案》，授權各殖民地組成它們自己的議會、確定選舉權、修改它們的憲法、規定自己的關稅等，但所有這些須經女王批准後才能生效。不過，若依照在加拿大經過試驗並得到證實的程序，女王的批准隨時可得。同樣，在新西蘭，1852年也通過了一項法規：建立六個擁有較大的地方治理權的省份和一個實現地方的種種目的的大議會。四年後，責任政府制在新西蘭得到正式批准。

將澳大利亞六個互不相連的殖民區統一為聯邦這一最終任務的完成在澳大利亞比在加拿大更為容易，因為這裡不存在擴張主義鄰國的壓力。但到19世紀末時，即使與世隔絶的澳大利亞也感到了外界影響的拉力。外來國家正吞併着澳大利亞人認為在他們的保護範圍之內的太平洋諸島嶼。另外，亞洲人遷入的問題也被認為是對澳大利亞白人霸權的威脅；所以，1899年的公民表決表明，各殖民地絶大多數人都贊成聯邦。1900年，英國議會通過一個法案，1901年1月1回澳大利亞聯邦正式出現在多民族大家庭中。

南非如前所述，南非殖民地是荷蘭人建立的，但到1814年時卻歸英國人統治。荷蘭的農場主，即他們自稱的布爾人，是一批頑強的、難以對付的傢伙，他們要求的僅僅是聽任他們在遼闊的內地牧放牲畜，象過去的族長那樣統治他們的家族和土著奴隷。當英國人干涉布爾人對土著的所作所為時，布爾人便開始了1836年的大遷徙。一些人移居奧蘭治河那邊的地區，另外一些人則越過瓦爾河繼續向前推進。但英國人繼續要求對布爾人的統治權，並在東海岸的納塔爾建立了一個由英國移民拓展的殖民地。

1853年，開普殖民地獲得了代議制機構，不過，責任政府制直到1872年才得到採納；而納塔爾到1893年時才達到相同的階段。這兩個地區之所以被耽誤下來，很大程度上由於土著的人口優勢；土著的待遇是帝國政府所關心的事情。此外，兩個白人民族即布爾人和英國人之間的摩擦繼續存在。從某一點上說，問題似乎已通過。布隆方丹協議，（1854）得到解決；在此協議中，英國人接受奧蘭治河為他們的北面邊界，並承認奧蘭治自由邦和德蘭士瓦這兩個布爾人共和國的獨立。但是，1871年，在奧蘭治河北面的金伯利發現金剛石礦；到1890年時，大約開採了六噸金剛石，價值3，900萬英鎊。同樣重要的是，1886年在德蘭士瓦南部發現金礦。4年內，450家公司相繼成立，資本總額為110萬英鎊。

如此巨大的財富自然吸引採礦者從世界各地蜂擁而來，這轉而又導致了使《布隆方丹協議》過時的糾紛。一方面，布爾人憎恨入侵者，企圖限制他們的特權，而另一方面，英國政府正遭受着不顧《布隆丹協議》中所承擔的義務、去吞併礦藏豐富的地區的強大壓力。擴張主義最有力的鼓吹者是傳奇人物塞西爾·羅得斯；他的一生從當一個身體虛弱的移民開始，以帝國主義的大富翁代表者的身份而告終。同早些時候的征服者一樣，他以極端殘忍的手段，首先在金剛石產地，然後在金礦礦山中積聚起巨大的財富。但是，對羅得斯來說，財富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達到更大目標——擴大英帝國統治——的手段。"那就是我的夢想——全歸英國所有"，當他在金伯利還是個小伙子時常向北朝着遼闊的非洲內地揮舞着手這樣說道。

發財之後，他進入政界，成為開普殖民地的總理，然後，開始為實現他的夢想而制訂計劃並採取行動。由於倫敦政府猶豫不決，有些人接受羅得斯的計劃，有些人則予以強烈的反對，羅得斯決定用暴力手段強行解決爭端。1895年，他為一場反對德蘭士瓦總統保爾·克留格爾的革命提供資金，並在他的朋友L．S．詹姆森博士的指導下，組織了對德蘭士瓦的襲擊。但革命和襲擊都失敗了，羅得斯不得不辭去總理職務。然而，這些事件進一步惡化英國人和布爾人之間的關係，直到最後即1899年使全面戰爭爆發。

布爾人憑藉游擊戰術使戰爭拖延了三年，並迫使英國人調動了30萬軍隊來對付60000至75000布爾人。最後，布爾人不得不簽訂了承認英國的宗主權的《弗里尼欣和約》（1902年），但作為回報，他們也得到許諾，一旦情況允許，即可成立代議制機構。起初，英國人不願讓一個最近一直在為完全獨立而鬥爭的民族實行全商責任政府制，但1905年執政的自由黨新政府決定採取安撫與平等的政策。因此，1907年，德蘭士瓦和奧蘭治河殖民地都獲准實行全面責任政府制。次年，這兩個殖民地同開普殖民地和納塔爾一起為成立聯邦開始談判。一個憲法草案得到一致同意，英國議會將其編入1909年的《南非法案》。第二年，《法案》開始生效，南非聯邦成為英國自治社區的成員。

結論顯而易見，歐洲人在其海外殖民地中發展了各種各樣的政治制度和習俗。這些制度和習俗的差異非常明顯，因而，如果一位加拿大、澳大利亞或新西蘭的政治領導人發覺自己在領導一個其派系利益、民族集團及大城市領導機關的平衡頗不穩定的美國政黨，他會全然不知所措。如果他面對拉丁美洲的政治及其接連不斷地出現的種種憲法和形形色色的軍事首腦，他會更為手足無措。然而，在這些明顯的差別之下，由於所有這些政治制度都源於歐洲這一共同發源地，產生了某些潛在的類似點。這一共同起源解釋了各種法典——美國和英國自治領的盎格魯—撒克遜法典，拉丁美洲和魁北克的羅馬法典——的相似之處；它還解釋了信奉立憲制度這一點，儘管嚴格信奉或避免信奉的方法各不相同。

第十八章

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下）

三、經濟上的歐化

殖民地時期　經濟領域的歐化同政治領域的歐化一樣十分普遍。就歐洲諸列強來說，起初他們的經濟目的和方法基本相同。它們都信奉使殖民地經濟從屬於母國經濟的重商主義原則。下面這一命令是1763年倫敦下達給魁北克總督默裡的，它與其他無數個由巴黎、馬德里或里斯本發出的有關這一問題的命令沒有任何差別：
……我們的明確的願望和意志是：你們不得以任何藉口、不得以使我們最不愉快的痛苦，對任何一個或幾個建立任何製造業和從事任何貿易的法律表示贊同，這類法律對這個王國是有害的、不利的；你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來阻止、反對和限制任何可能建立上述製造業或確立上述貿易的企圖。

儘管有這一共同的重商主義背景，歐洲各殖民地不久便發展了獨特的經濟；這些經濟不僅不同於歐洲的經濟，而且它們彼此間也互不相同。我們將看到這種多樣性起因于幾大因素，其中包括諸母國經濟發展的不同和諸殖民地自然資源及人力資源的不同。

拉丁美洲　如第六章第八節所述，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既決定於可得到大量的金銀和土著勞力這一點（金銀和土著勞力是英屬美洲和法屬美洲所缺乏的），又決定於以非洲奴隷勞力為基礎的單一經營的種植園的發展，還決定於伊比利亞諸國的經濟落後（這種落後還傳給了它們的殖民地）。最終結果是，拉丁美洲從未取得格蘭德河以北地區所特有的平衡的經濟發展，相反，卻長期從屬於西北歐，後來又從屬於美國。

十三個殖民地和新法蘭西　十三個殖民地和新法蘭西的經濟史與拉丁美洲的經濟史根本不同，因為那裡缺乏土著勞力資源和貴金屬。這種情況迫使英國和法國移民自己勞動，根據可得到的自然資源來發展某種可行的經濟。巴黎和倫敦政府從一開始起就都試圖以傳統的方式影響其殖民地經濟的發展。在聖勞倫斯河兩岸，法國人建立了以法國封建制度為模式的莊園制。居民必須以金錢和勞動的形式向其莊園主納稅。同樣，在十三個殖民地，英國試圖強行建立各種僵硬的經濟制度。弗吉尼亞和馬薩諸塞設立了與現代股份有限公司相似的公司，資金由股東們籌集，公司向股東們保證將按他們的投資額分紅。弗吉尼亞公司着手建立一種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到弗吉尼亞來的人沒有一個人私下擁有土地，每個人都為公司工作。生產出來的產品全都存放在一個公共倉庫裡，人們只能從公司的這個倉庫裡領取所需要的東西。

這些規定和限制在法屬和英屬殖民地證明是行不通的，因為在法屬和英屬殖民地有大量的土地可為不滿的移民所依靠。這些殖民地不可能象拉丁美洲那樣，依靠母國提供封建的"監護徵賦制"這種獎品，因為要實行"監護徵賦制"，就必須能得到大量的土著勞力。居民的確要向莊園主納稅，但這些稅比法國通常的賦稅較得多。教會力圖徵收居民所獲產品的十三分之一作為什一稅，但一也只能徵收到其中的一半。當局為防止青年人逃走、為防止他們成為非法的毛皮販子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在荒地的誘惑和有利可圖的毛皮貿易面前失敗了。因此，新法蘭西以自己的方式發展，大多數人經營自給自足的農業，少數人從事毛皮貿易；毛皮是唯一重要的出口商品。

同樣，在十三個殖民地，諸公司不能長期控制它們的移民。弗吉尼亞一位總督報告說，當他到達這裡時，他發現人們"正在街上疾走，忙於日常活動"。在土地比勞力充裕這一事實的激勵下，英國殖民者制定出自己的經濟制度和做法。由於地理環境決定了農業這一型式和農業的成功，大多數人必須致力於農業。

在氣候溫和、土地肥沃的南部殖民地，移民們發現這裡最好的作物是煙草、稻米和靛藍。在中部殖民地——賓西法尼亞、新澤西、特拉華——穀類作物生長得很好，因此這個地區很快成為諸殖民地的麵包籃。新英格蘭大部分地區也曾轉向農業，但漫長的冬季和多岩石的土地是一個巨大的障礙。因此，他們只得從事其他職業，主要是漁業、航運業和製造業。

於是，我們看到，十三個殖民地的經濟比拉丁美洲的經濟遠為多樣化，而且更有生氣，因為那裡的土著勞工被抑制在僅能勉強生存的水平上，並沒有成為當地經濟的基礎。在十三個殖民地，航行七大洋的快速大帆船、沿河兩岸的一系列工廠以及靠槍和斧頭在荒原上建立家園、並把新拓居地的界線不斷向西推進的邊疆開發者代替了用同樣的工具和技術世世代代做苦工的印第安農奴和非洲奴隷。

革命時期　十三個殖民地　正因為十三個殖民地的經濟如此生氣勃勃，它才同母國發生了糾紛，使英國難以控制十三個殖民地的經濟、難以使其從屬於英國自身的經濟利益。新英格蘭的製造業和航運業就同重商主義的法規如《航海法》相牴觸；1763年取消法屬殖民地之後，英國政府開始對違背其法令的行為採取嚴厲措施。為了避免同印第安人發生糾紛，他們禁止移民超過阿巴拉契亞山脈進入俄亥俄河流域。殖民者一再大聲抗議這些限制，最後，他們訴諸武力。美國獨立戰爭不僅是一場爭取政治獨立的鬥爭，而且是一場爭取經濟獨立的鬥爭。

為了既滿足以前由英國人提供各種物資的市民的需要又滿足美國軍隊的需要，戰爭本身就致使殖民地製造業大大發展。美國的航運業在獨立戰爭期間擴大了，並轉變成一支臨時的海軍；在贏得獨立之後，它繼續以擴大了的形式發展。美國船長們在和平條約簽訂才幾年時就開始了同加利福尼亞和中國的極為有利可圖的貿易。獨立戰爭對仍為絶大多數人所從事的農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州法令這時廢除了陳腐的土地所有權制度；這類制度體現在為使土地貴族永久存在而制定的長子繼承權和限定繼承權的法律中。大地產，尤其是在南方，都分給了農民；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的土地則作為居留地向邊疆居民開放。生氣勃勃的美國經濟以這些不同的方式迅速地向整個大陸和海外擴展。

拉丁美洲經濟上的不滿除了促成英國殖民地的革命外，還促成西班牙殖民地的革命。在出生於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克里奧爾人）和出生於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半島居民）之間存在着衝突；後者在政府職務的任命和得到某些職業的權利方面受到優待。因此，希望結束這種不平等待遇的克里奧爾人在許多殖民地發起並領導了革命運動。對促進革命同樣重要的是限制殖民地與母國的貿易的西班牙重商主義法規。這種法規尤其令人難以忍受，因為西班牙既不能吸收殖民地生產的新原料，又不能象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那樣向殖民地提供所需的價廉物美的製成品。因此，大規模的非法貿易發展起來了，尤其是在西班牙陷入同拿破崙法國的拚死鬥爭中、不能同其殖民地保持正常的經濟關係的那幾年裡。戰爭結束後，西班牙企圖將其貿易限制再強加給它的殖民地，但殖民者終於拿起武器進行反抗。他們得到了英國人的支持和援助，因為如人已同西屬美洲建立起有利可圖的貿易關係。下面這一充滿熱情的呼籲是阿根廷牧場主的代言人在1809年時發出的，它反映了拉丁美洲革命背後的經濟動機：

因為倒霉的西班牙諸省不再能消費我們農業勞動者生產的農產品，它們就應該白白浪費，這合理嗎？因為西班牙海軍太無能，不能將這個國家豐富的產品運出去，它們就應該爛在我們的倉庫裡，這合理嗎？……當一個友好、慷慨的國家的國民出現在我們的港口，並向我們廉價提供我們所需要的、西班牙所提供不了的商品時，我們就應拒絶這個建議，從而將他們的良好意願轉變成通過非法貿易使自己統治這個國家所有進口貨物的少數幾個歐洲商人的專門利益，這合理嗎？

獨立在拉丁美洲並沒有象在美國那樣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這主要是因為拉丁美洲的經濟仍由礦山、種植場和種植園所控制；礦山、種植場和種植園是由過着僅能餬口的生活的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隷提供勞動的。自由貿易的確給沿海地區帶來了更大的經濟活力，但這對靜止不變的內地几乎沒有什麼影響。由於缺乏資本、缺乏技術、缺乏健全的社會經濟結構，獨立的拉丁美洲在世界經濟中仍處于停滯的狀態。

英屬殖民地經濟上的不滿促成了1837年加拿大大起義的爆發；促成起義的一個明顯因素是人民大眾對女王保留地和教士保留地的憤慨，因為這兩者各占去該殖民地全部土地的七分之一。留出這大片大片土地的目的是為了支付政府和已確立的英國國教的費用。人們對此極為不滿，因為它們阻礙了殖民地的發展，因為只有少數人依附擁有基金的教會。此外，一個稱為"閥閲世家"的擁有特權的小集團在加拿大享有半島居民在拉丁美洲所享有的那種官方優待。而且，加拿大諸省不象邊界那邊的美國各州那麼繁榮，許多人認為英國的統治應對這種經濟上的差別負責。起義領袖威廉·羅耀·麥肯齊提出的以下這一指責使這一點變得十分明顯：

例如，假定密西西比河曾是上加拿大的西部邊界，那麼，密執安州、印第安納州、伊利諾斯州或威斯康辛州現今會是什麼樣的呢？是否會有幾十萬居民已在短短幾年內、在西部諸州人民所特有的勤奮、熱心公益的精神和冒險心的驅使下密集到那裡？或者，迄今為止已使希望破滅、已阻礙我們這個管理不當的殖民地發展的那種可惡的障礙是否會已阻止這幾個州的發展，使它們失去活力？

在1837年起義時達到高潮的那種情緒就是如此。由於這些起義證明是無效的，在以後幾年中，加拿大並沒有發生根本的改革。相反，這個國家平穩而又有節制地發展：人口穩步增長，新地區不斷開發為居留團道路和溝渠相繼建成；少數工業開始滿足當地需求——鋸木廠為建築提供木材，磨坊供應麵粉，梳棉廠和梳毛廠生產紡織用的絨線，並將絨線織成布匹，乾酪廠加工農場主剩餘的牛奶。不過，加拿大不具備南面那個共和國所擁有的豐富、多樣的資源，因此，經濟發展速度上的差別在1837年以後同以前一樣繼續存在。國家時期在歐洲人所拓居的海外殖民地大多已贏得獨立的國家時期，經濟上的歐化卻進行得極為徹底、極為驚人。歐洲在那些年間的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和擴張主義可從根本上解釋這種自相矛盾的情況。如前所述，這一時期是大批移民從歐洲向外遷移的時期，這種遷移不僅意味着種族上的歐化，而且意味着歐洲和海外殖民地之間更牢固的經濟關係。科學技術的進步使歐洲能夠提供鐵路、輪船、機槍和農業機械，而這些東西是征服和有效地開發一塊塊遼闊的大陸所必不可少的。歐洲除了輸出為那些耗資巨大的活動提供資金所必需的資本外，還為來自海外的源源不絶的糧食和工業原料提供了市場。所有這些發展都意味着歐洲對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對歐洲移民所移居的那些地區的空前的經濟影響。

美國　美國的經濟在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之間以飛快的速度發展。1816年採取保護關稅之後的工業尤其如此。在紡織工業中，紗錠的數目從1810年的87000個增加到1820年的25萬個，至1860年又上升到1200多萬個，鋼鐵工業從東部沿海地區向西擴展，1860年到達蘇必利爾湖。與此同時，道路得到改進，溝渠、鐵路得到修建。1830年時，鐵路還不存在，到1860年時，鐵路哩數已上升到30000多哩。

不過，在南北戰爭以後的幾十年中，美國經歷了最驚人的經濟發展。南北戰爭本身就促進了工業的大規模擴展；戰爭結束後，由於西部的開放和橫貫大陸的鐵路的建成，這一擴展仍在繼續。大量的糧食和各種原料通過鐵路和輪船運到美國東部和歐洲西部那些正在迅速發展的城市中心。同時，數以百萬計的移民為美國實業家和農場主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進一步擴大了國內市場。最終結果是美國經濟在19世紀後半葉以當時所不能比擬的速度突飛猛進：1860年，美國在世界工業國家中排在第四位，而到1894年時卻躍居首位。1860年至1900年間，工業企業的數目增加了三倍，工業僱傭勞動者的人數增加了四倍，工業製成品的價值增長了七倍，工業投資的總額增長了九倍。1890年，工業製成品的價值與農產品的價值相等，到1900年時，它卻比農產品價值多一倍。1860年，工業基本上仍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而到1900年時，它卻擴展到大湖地區，而且還擴展到南部和西部的許多地區。

拉丁美洲如前所述，在拉丁美洲贏得獨立之後的幾十年中，其經濟仍很蕭條；然而，19世紀中葉以後，經濟開始快速發展。在建造鐵路、輪船、冷藏船以及提供如此裝備所必需的資本方面，歐洲所起的作幾大很量要的，同樣，歐洲對食品（如：穀物、肉、咖啡、糖及可可）和工業品（如：礦物、木材、羊毛及皮革）的不斷增長的需要也很重要。表4中有關英國同阿根廷的貿易以及英國在阿根廷的投資的統計數字可說明這一點。

表4英—阿貿易及投資（單位：千鎊）

年份　英國從阿根廷的進口　英國對阿根廷的出口　英國在阿根廷的資本　1857　1574　1287　2605　1865　1014　1951　5975　1874　1271　8128　23060　1885　1879　4660　45602　1900　13080　7143　189040　1911　28933　19120　291110

對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如出產硝石和銅的智利、出產金和銀的墨西哥、出產咖啡和橡膠的巴西和出產錫的玻琍維亞，可提出類似的統計數字。因此，拉丁美洲已進入世界經濟之中，而這是它以前從未有過的。另一方面，這一經濟發展在許多方面是片面的、不健康的。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只在一、兩種商品方面發展迅速，而其他經濟仍停滯不前。基于土地所有權和勞資關係的半封建的大莊園制度實際上仍未改變，因此，大部分人繼續當散工過着僅能餬口的生活。外國經濟滲透並控制了大多數有利可圖的企業，不論是飲路、公用事業還是礦山資產。這種經濟發展的好處並不象在美國那樣廣泛傳播，而最為外國和本國的少數地主、商人和特權者所獲得，引起了一直持續到今天的社會衝突和政治動盪。

英國自治領同拉丁美洲一樣，英國自治領的經濟發展速度也落後於美國。這倒不是因為半封建的社會制度，而是因為自然資源不如美國。例如，加拿大確實擁有豐富的資源，但直到20世紀中葉，當航空運輸使這些資源能接近時，當美國較易得到的資源已耗盡時，它們才得到有益的利用。而在19世紀，加拿大無法與其繁榮的鄰國競爭。貧瘠的勞倫琴高原是殖民地發展難以踰越的障礙。加拿大沒有與土地肥沃的中西部地區、盛產棉花的南部地區和工業發達的東部地區極相似的地區；而這三個地區各自都能補充和促進其他地區的發展。相反，加拿大移居者所面對的是西邊1，500哩的青苔沼澤地和北邊的北極荒地，這使他們除了穿過邊界進入美國各州外別無他法；他們成群結隊地擁進了美國。美國的吸引力非常之大，以致在1881－1891年的十年中，有100多萬加拿大人穿過邊界進入了美國，儘管當時加拿大的總人口還不到500萬。據估計，50年前在加拿大結婚的年輕人，其後代今天有一半生活在美國。

英國其他自治領具備的天賦有利條件甚至比加拿大更少。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均位於南半城它們都遠離西歐人口眾多的工業中心。佩思離倫敦9，500哩，開普敦離倫敦6，500哩，而紐約離利物浦只有3，000哩，因而形成了巨大的差別。另外，這三個自治領的資源都不如美國那麼豐富、多樣。連澳大利亞都如此，它的版土同阿拉斯加除外的美國一樣大。然而，澳大利亞大部分為乾旱地區，它的河流几乎不適用於灌溉，而且它缺乏森林、石油礦床和賤金屬。

這些欠缺都是相對於得天獨厚的美國而言的，其實，英國自治領仍擁有可供經濟充分發展的豐富資源。在加拿大，1885年建成了第一條橫穿大陸的鐵路，1915年又敷設了兩條鐵路。這些鐵路同大批移民一起加快了阿爾伯達、薩斯喀徹溫和馬尼托巴這三個草原省份的拓居。1906年至1911年間，這些省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工業也得到了相當大的發展，尤其是在1878年採取保護貿易主義的"國策"之後。

在澳大利亞，牧羊業長期以來一直是經濟的主要支柱。羊的數目從1820年的20萬頭猛增到1860年的2000萬頭，到1890年增至1億頭。這個國家依靠牧羊業就象美國南部依靠棉花一樣。生產的逐步多樣化包括昆士蘭的甘蔗種植和更為重要的金礦開採（19世紀50年代出現了巨大的淘金熱）。在1851年到1860年的十年中，澳大利亞生產的黃金占世界黃金產量的39%（而美國占41％）；而且，這個國家的人口也從1841年的431000人猛增到1860年的114萬人（而美國1860年的人口是3140萬人）。

新西蘭同澳大利亞一樣，發展了一種依靠歐洲市場的經濟。這種經濟主要集中在牧羊業和奶品製造業方面，它出口的多為羊毛、牛肉、乾酪和黃油。

南非的經濟則以1870年在金伯利開始開來的金剛石礦和1886年在威斯沃特斯發現的採金地為基礎。另外，到1914年時，煙、糖、茶葉和其他熱帶產品也有少量出口。

結論　至1914年為止的國家時期是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的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期，但我們不應忘記，這是經濟上歐化的結果。正是歐洲，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人力、資本、技術和市場。歐洲對獨立國家的貢獻同對仍與母國保持關係的自治領的貢獻一樣大。英國的資產階級為建造加拿大的橫穿大陸的鐵路和發展南非的礦業提供資金，這也許是不難理解的。但是，在沒插英國國旗的國家，英國的資本和商業也同樣非常活躍。例如，十三個殖民地在贏得獨立之後，同英國的貿易不是下降，而是急劇上升。1765年是獨立戰爭爆發前正常貿易的最後一年，在這一年，英國向十三個殖民地出口的貨物價值為1944114英鎊。1784年是戰後恢復正常的第一年，在這一年，英國向十三個殖民地出口的貨物價值為3679467英鎊。1820年至1830年間，占美國總出口的36％的商品是運往英國，占美國總進口的43%的商品是來自英國。19世紀期間，尤其是在敷設鐵路時，歐洲的資本——主要是英國、荷蘭和德國的資本——源源不斷地湧入美國。到1914年時，外國總投資額不少於72億美元。在較不發達的拉丁美洲各國，歐洲的投資對民族經濟的控製程度比在美國要大得多。

四、文化上的歐化

拉丁美洲　隨着種族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歐化而來的必然是文化上的歐化；仍留在英聯邦內的地區是如此，許多贏得獨立的地區几乎也同樣如此。在拉丁美洲，除葡萄牙人的巴西外，主要的文化形式是西班牙式；這種形式的明顯標誌是絶大多數人說西班牙語，而且他們信奉羅馬夫主教。人們看到，它還表現在建築式樣方面，如房屋帶有庭院或院子、窗戶裝有鐵條和房屋的正面朝向人行道等。城鎮規劃以中心廣場而不是以主要街道為基礎同樣說明了這一點。許多服裝也是西班牙式的，其中包括男人用的寬役氈帽或草帽、婦女用的棉布遮頭物——薄頭紗、頭巾或裝飾用的毛巾等。在家庭結構方面也倣傚了男子支配和嚴密監督姑娘——包括陪伴時期在內——的典型的西班牙形式，這是一種認為體力勞動對有身份的人是不體面、不合適的傾向。
雖然拉丁美洲的文化基本上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文化，但印第安人的影響仍然很大、很普遍，尤其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西北部地區，因為那些地區的印第安人在總人口中占很大比例。這一影響（見第九章第五節）在烹任、服裝、建築材料和宗教習俗方面至今仍能覺察出來。

拉丁美洲由於運進了數以百萬計的、在種植園裡從事勞動的奴隷，因此，它的文化還含有相當大的非洲成分。這種非洲的影響在大多數奴隷居住的加勒比海地區最為強烈，不過，有關這種影響的種種例子，尤其是音樂方面的例子，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區也能看到；在這裡，黑人貢獻了傳統的鼓樂。

美國　美國的文化較之拉丁美洲的文化更少受到土著印第安人的影響，主要原因是美國的印第安人人數較少，也較落後。然而，印第安人的影響也不可全然忽視：25個州是以印第安語命名的；英語中現在至少有300個印第安語詞彙；印第安人的許多發明，包括鹿皮靴、獨木舟、平底雪橇和雪鞋，都得到了普遍的利用。

同樣，美國同加勒比海地區的某些拉美國家相比也較少受到非洲文化的影響。但這一影響在美國還是相當大的；黑人占美國總人口的10%，而印第安人僅占0.5%。黑人的影響主要在民間文化方面。其一是民間故事，如《雷默斯大叔史詩集》中那些被喬爾·錢德勒·哈里斯通俗化了的故事；其二是民間音樂，包括所謂的聖歌和世俗歌曲，如勞動號子、囚歌、鐵路界和輪船界的歌曲、"弗蘭克與約翰尼"及"約翰·亨利"這樣的敘事曲和世界著名的爵士樂等。

儘管美國文化含有這些印第安文化和非洲文化的成分，它主要還是起源於歐洲，不過，它的歐洲特性在其移植和適應的過程中已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自殖民時代以來，許多歐洲旅行者都注意到了這一點。法國人讓·克雷夫科爾于1782年提出的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那麼，美國人，這種嶄新的人，是什麼樣的呢？"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涉及到美國人的民族特性，從克雷夭科爾時代到今天，許多人曾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從大量相互矛盾的回答中，確現出了"這種嶄新的人"的明確形象。

生活在一個必須不斷地勞動，以便首先建立殖民地，然後征服整個大陸的國度裡，這種人自然會認為勤勞光榮、懶惰可恥。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就表達了這種民族感情，他說："我覺得那些不勞動的傢伙很可憐——無論他們處于社會階梯的哪一端。"英國的《名人錄》列舉了名人的種種嗜好，而美國的《名人錄》卻沒有；這一事實也是頗說明問題的。

美國人相信社會平等，與此密切相關的是，他們還相信社會的可變動性。他們認為自己同其他人一樣好，堅決主張所有的人都應通過才能和努力，而不是靠階級出身來自由地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

反映了美國人的農場和邊疆背景的是，美國人是積習很深的修補匠，經常從事小裝置的發明，以加快其所須完成的工作的速度。19世紀中葉一位觀察家評論說："除美國人外，有誰發明過擠奶機、攪蛋機或擦皮靴、磨刀、削蘋果和能做一百件事情的機器？而這些事情自遠古以來其他人一直是用十個指頭做的。"

在論及自己的未來時，這種"嶄新的人"是樂觀主義者：他們堅定不移地相信事物進程的必然性。那位注意到了美國人在機械上的獨創性的觀察家還寫道："美國人十分自信，認為只要能找到對症的藥物，任何弊病都可醫治；他們看不出為什麼他們不應該努力去找到醫治生活中所有弊病的種種藥物。"這種樂觀主義常常用自我吹噓的民族之愛來表達。由於生活在資源極為豐富、機會完全均等的國境裡，美國人發現，讚美未來，並彷彿它已實現似的談論未來，是件很自然的事。邊地的幽默就是基于"大話"，而民間英雄則是同保爾.班楊和佩科斯·比爾一樣的超人。

在正規的文學藝術這一更為高深奧妙的領域裡，19世紀的美國人顯然感到自己不如同時代的歐洲人——這是有非常充足的理由的。美國人忙於制服荒原，根本無暇假裝斯文和講究美學。此外，清教徒的傳統認為，辛勤勞動和拯救靈魂比藝術修養價值更大。　1835年，法國旅行者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寫道："除了星期回去做禮拜外，將一周中的每一天都花在掙錢上的人們，沒有什麼可用來招待喜劇女神。"

遲至1820年，美國還至少有80％的書籍是從英國引進的，到1830年時，這個數字仍高達70%。就歐洲知識分子來說，美國文化是不存在的。英國評論家西德尼·史密斯的態度頗有代表性，他于1820年反問道："在全球各地，有誰讀過一本美國的書，看過一場美國的戲，見過一幅美國的畫或一尊美國的塑像呢？"這種高高在上的態度漸漸為美國人自己所容納。亨利·亞當斯寫道："縱觀一生，人們已看到，美國人在文學上總是向歐洲人屈膝。"

因此，19世紀的美國人認真地努力模仿歐洲的文化。他們前往倫敦、巴黎、維也納和羅馬求學，建造希臘式聖堂作為公共建築物和教堂，引進歐洲的音樂家和歌唱家，幫助建立歌劇院和管絃樂團。有些富豪巨頭派代理人到歐洲去購買"18世紀前歐洲大畫家的作品"。有些人甚至購買城堡，將城堡的石頭一塊一塊拆下來，然後在美國重新建造起來。正如預期的那樣，這些努力並沒有給歐洲大多數知識分子留下深刻印象；他們仍輕視美國人，認為美國人是一個"正在衰弱、被人唾棄、愛猜測、善算計、好打賭、喜毆打奴隷、愛淺斟慢飲的民族"。

將近19世紀末時，這種態度開始有一些明顯的轉變。"隨着歐洲一切的衰弱，隨着封建文化最後一點殘餘的消失"，瓦爾特·惠特曼和馬克·吐溫，尤其是馬克·吐溫，成為地地道道的美國作家，他們的風格"既是當地的、西方的，又是北美大陸的"。1888年，詹姆斯，布賴斯的頗具鑒別力的名著《美利堅共和國》的出版也具有重大意義。隨着19世紀的結束，歐洲知識分子越來越注意到一群日益顯赫的美國明星：約翰·杜威、威廉·詹姆斯、奧利佛·溫德爾，霍姆斯、索爾斯坦·凡勃論和威廉·迪安·霍威爾斯。然而，歐洲的監護仍難以動搖。19世紀末，亨利·卡博特·洛奇仍能這樣寫道："美國人開始文字生涯的第一步就是要自封是一個英國人，以便得到認可，並不是得到英國人的認可，而是得到本國人的認可。"

英國自治領　歐洲文化對英國自治領的影響比對美國或拉丁美洲的影響更大。一個原因是保持了帝國的團結，從而引起了自治領與母國之間更大程度上的相互影響。另外，除南非外，原籍歐洲的居民在自治領所占的比例比在有着很多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美國和拉丁美洲所占的比例大得多。不過，這並不意味着各自治領發展了相同的文化；獨特的地方環境產生了獨特的文化。

例如，加拿大文化的發展決定於兩個壓倒一切的因素：占總人口三分之一的法商加拿大人集團和地理上與美國的接近。由於這一龐大的法商加拿大人少數派的存在，加拿大使用兩種官方語言；從鑄幣、紙幣、政府公告以及由國家分配的商品的刻印文字上可瞭解到這一情況。更重要的是法商加拿大人的觀點和民族作用。從十分現實的意義上說，他們是一個沒有母國的民族。1763年法國放棄加拿大之後，他們在其最強大的天主教會的教導下背棄共和主義的、非宗教的法國，並對他們認為是操英語的加拿大人和美國人的商業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東西加以蔑視。因而，他們的主要願望是不受干涉，在新教徒盎格魯撒克遜人占優勢的大陸上保持自己的特點。

對加拿大來說，更為重要的也許是南方大國的勢不可擋的衝擊力；這種衝擊力的影響不僅如前所述導致了加拿大人力的大批外流，而且決定性地導致了加拿大人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形成。一般的加拿大人早晨通常由美國製造的閙鐘叫醒，然後用美國生產的牙膏和牙刷刷牙，用美國生產的刮鬍膏和剃刀刮鬍子。他在晨報上看到的新聞有四分之一是談美國的事情。他將駕駛美國汽車去上班；走進辦公樓中的美式電梯；整天使用大多由美國製造的辦公設備工作。回家後，他很可能收聽、收看美國廣播或電視節目，閲讀美國小說或雜誌，也可能驅車到附近的電影院去看美國電影，如此來結束這一天。

所有這一切並不意味着加拿大文化就是南方文化的直接翻版。例如，在加拿大和美國的政治會議和政治運動的形式、廣告和推銷術、法律實施以及法庭程序之間几乎就不存在相似之處。不過，加拿大有位著名的記者已下結論說："加拿大是一個聯盟，而不是一個國家。1949年，加拿大政府任命了"國家藝術、文學和科學發展是家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報告包括下面這段話：

美國對加拿大人生活的影響至少可以說給人以深刻印象。不應該有任何這樣的想法：干涉所有加拿大人接受美國影響的自由。文化交流本身是極好的。它們擴大了消費者的選擇範圍，刺激了生產者的競爭。但不能否認，如果來自一個國家的物資其數量大得不成比例，那也許會窒息而不是激發我們的創造力；而且，如果沒有任何比較標準、只是消極地接受，那還有可能削弱批判能力。我們現在正花費數百萬元來維護一個國家的獨立，而這種獨立如果沒有生氣勃勃、頗有特色的文化生活，將只是一個空殼子。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文化發展很大程度上受其種族同一性的影響。這兩個自治領既不象美國那樣有占其人口十分之一的黑人少數民族，也不象加拿大那樣有占其人口三分之一的法裔天主教少數民族。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有相當多的非英國移民，但澳大利亞仍有90％的人、新西蘭仍有98％的人是英國血統。因此，這兩個自治領都不同尋常地與母國保持着密切的文化關係。新西蘭人通常認為英國是他們的"家"，而新西蘭只是謀生之地。澳大利亞人則沒有如此強烈的依戀之情，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愛爾蘭移民占相當大的比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澳大利亞軍隊在加利波利和其他地方作戰時同新西蘭人一樣勇敢。相反，在加拿大，法商加拿大人卻製造猛烈的騷亂，因為他們認為，除了為保衛自己的土地外，他們沒有義務為其他任何目標而作戰。

或許值得注意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澳大利亞人和新西蘭人同加拿大人一樣都對美國文化的滲透表示擔憂。美國的影響已擴大到南太平洋，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美國近幾年的巨額投資，同時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軍隊駐紮那裡的結果。一位年輕的澳大利亞作家羅賓·博伊德已表達了他的許多同胞的擔憂："澳大利亞'在文化上'正沉入太平洋，一個我們也許可稱之為'澳斯特利加'的新國家正在興起。……澳斯特利加的主要工業是仿造美國蘇打汽水飲料上的泡沫。它的宗教信仰是'魔法'，信徒們從心理角度說是難民；他們將天堂想象成拉斯韋加斯旅館的賭場。"

結論　我們已看到，在文化領域如同在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一樣，歐洲文明的大規模移植已經發生，不過其中有許多變更。這種文化傳播和文化適應在語言方面表現得極為明顯。一個英國人在訪問澳大利亞、美國或加拿大時，能容易地理解他所操的語言在這些國家中發生的變化；不過，以下這些情況也是真實的：在澳大利亞，他可能給諸如"aboes"（土著居民）、"sheilas"（姑娘）、"galahs"（嘮叨多言的人）和"dills"（笨人）之類的同弄得莫名其妙；而在加拿大和美國，他很快就會瞭解到他所說的petrol（汽油）、silencer（消音器）、boot（行李箱）和demister（除霧器）這些詞已變成gas、muffler　trunk和windshield wiper。他還會發現加拿大人不受英國人和美國人影響、仍保持自己個性的一些例子。如果他要"chesterfield"，在英國他將得到一件男式大衣，在美國他將得到一包香煙，而在加拿大他將得到一張墊得又厚又軟的沙發。

然而，這種種差別常常被過分誇大，而忽視了其潛在的、基本的相似點。其實，英國人即使周游廣為分散的使用英語的世界，也極少會遇到使他費解的詞。法國人在魁北克、葡萄牙人在巴西、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區的情況也是如此。在海外發現的大多數特殊的慣用法都可追溯到母國的地方方言。西班牙人能在本國找到他在國外所遇到的大多數變化，而這種情況對英國人或法國人來說也一樣。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文化上的歐化既普遍又持久。歐洲人只須訪問紐約、墨西哥城、蒙特利爾或墨爾本，然後訪問開羅、德里、東京或北京，就會瞭解其文化在海外傳播的真實情況及其所達到的程度。

第十九章

這一時期對世界歷史的意義

首先，我想向你們再次強調由於東方諸民族新近被喚起的雄心和願望而展現出來的充滿困難和可能的危險的巨大前景。這一沖突的最終結果將會怎樣……這是無法預言的。然而，這一點卻是確鑿無疑的——接觸西方思想和西方觀念已對東方各民族產生了富有生氣的影響。那些與西方接觸最密切的民族已極其明顯地表現出西方的影響。

羅納德謝勛爵，1909年

1763年至1914年這一時期是歐洲直接或間接地成為全球主人的時期，在世界歷史上居有突出地位。歐洲的霸權不僅在政治領域——以大殖民地帝國的形式——表現得很明顯，而且在經濟和文化領域也表現得很明顯。但是，1914年前的十年中，還發生過對歐洲優勢的嚴重挑戰，其中最重大的一次挑戰是日本打敗俄國。當時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以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的地下騷動也值得注意。我們將首先考察歐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優勢，然後考察對這種優勢的早期挑戰。

一、歐洲的政治優勢

1500年至1763年間，歐洲由於控制了各大海洋和西伯利亞及南北美洲人煙比較稀少的地區，已從默默無聞的地位中崛起。但對亞洲和非洲來說，歐洲的影響在倡世紀末時仍然很小。在非洲，僅在沿海地區有一些奴隷貿易站，在大陸南端有一個小小的布爾人居留地。同樣，在印度，歐洲人也被限制在沿海少數幾個貿易站，實際上還沒有開始影響遼闊的內地。在東亞，儘管西方人要求進一步的交往，但還是被嚴格限制在廣東和九州。如果18世紀後期歐洲同非洲的關係以及同亞洲的關係由於某種奇蹟而突然中斷的話，那麼，三個世紀的相互影響就會沒有什麼成績可言。几乎只有幾座破壞了的貿易站和教堂才會讓人想起那些曾越海而來的入侵者。日常生活就會象過去幾千年那樣以傳統的方式繼續下去。
到1914年時，這種形勢已起了根本的變化。歐洲的影響已在廣度和深度方面大大增強；世界大片大片的地區——美國、拉丁美洲、西伯利亞和英國自治領——都已歐化。歐洲人向所有這些地區遷移，不同程度地取代了土著民族。的確，到1914年時，美國和拉丁美洲已贏得政治上的獨立，英國自治領也已實現自治。然而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這些地區已成為被歐化的地因它們在種族結構、經濟關係和文化制度等方面與歐洲有着密切的關係。

大片大片的地區，包括除利比里亞和埃塞俄比亞之外的整個非洲大陸和亞洲大部分地區在內，全都變成了歐洲列強的殖民地。在面積達16819000平方哩的亞洲地區，至少有9443000平方哩的土地處在歐洲統治之下。其中6496000平方哩的土地由俄國統治，1998000平方哩的土地歸英國統治，587000平方哩的土地被荷蘭統治，248000平方哩的土地由法國統治，114000平方哩的土地歸美國統治，193000平方哩的小塊領土被德國統治。與這些遼闊的殖民地領土形成鮮明對照，日本，這個1914年亞洲唯一真正獨立的國家，僅有161000平方哩的土地。

除這些殖民地和歐化了的地區外，世界的其餘部分則由那些名義上獨立，實際上半殖民地化的國家組成。這些國家除了包括象伊朗、阿富汗和尼泊爾之類的較小國家外，還包括中國和奧斯曼帝國這樣的大國。所有這些國家都由歐洲的經濟和軍事勢力控制；它們之所以能保持名義上的政治獨立，僅僅是因為歐洲列強對其瓜分事宜不能達成一致意見。

這樣，到1914年時，歐洲已稱霸全球。這是一個漫長過程的非凡頂峰，這一漫長過程從500年前葡萄牙船長開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進時就開始了。現在，隨着權力的史無前例的集中，歐亞大陸的一個半島已成了世界的中心。

二、歐洲的經濟優勢

1914年時的歐洲霸權不僅在廣度上，而且在深度上也是前所未有的；這一點能從歐洲所實行的經濟控制中覺察出來。歐洲已變成世界的銀行家，為建造橫穿大陸的鐵路、開鑿溝通海洋的運河、開發礦山、建立種植園提供所需的資金。到1914年時，英國在海外的投資已達40億英鎊，占其全部國民財富的四分之一；法國的投資達450億法郎，相當於其國民財富的六分之一；德國的投資達220至250億馬克，為其全部財富的十五分之一。
歐洲不僅成了世界的銀行家，而且已成為世界的工業工場。1870年，歐洲的工業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64．7%，而唯一的對手美國僅占23.3%。到1913年時，雖然美國已向前發展，達到了35.8%，但這一年歐洲工廠的產量仍占世界總產量的47.7％。

歐洲資本和技術大量輸出的結果是全球經濟空前統一：到1914年時，除了在全球陸地上架設了巨大的電報和電話線路網外，還在諸大海的海底鋪設了516000多公里的電纜。到1914年時，已有總噸位為5000萬噸的3萬多艘船隻裝載貨物往返于世界各地。幾條運河的開鑿便利了世界貿易，其中最重要的是蘇伊士運河（1869年）和巴拿馬運河（1914年）；前者將西歐到印度的航程縮短了4000哩，後者將紐約到舊金山的距離減少了近8000哩。幾條橫穿大陸的鐵路的建成打開了諸大陸經濟開發的大門，美國和加拿大分別于1869年和1885年敷設了第一條鐵路；橫穿西伯利亞的鐵路于1905年建成；柏林到巴格達和好望角到開羅的鐵路也于1914年基本鋪設完工。

諸大陸這一經濟上的一體化導致了全球生產率的驚人增長。1860年至1913年間，世界工業總產量至少增加了6倍，1851年至1913年間，世界貿易額增加了12倍。正如所預料的那樣，歐洲在這一經濟騰飛中得益最多。雖然得不到有關全球狀況的統計數字，但據一位經濟學家估計，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區的生活水平是歐洲宗主國生活水平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更準確地說，我們知道，英國在19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中，其生活費用下降了三分之一，而在這同一時期內，工資卻略略增長了5%，從而使生活水平提高了35％以上。西歐其他國家在這些年間也取得了類似的進步。

三、歐洲的文化優勢

傳統的自然經濟向貨幣經濟的轉變，急速地影響了殖民地地區農民群眾的日常生活。貨幣在較早的時期裡就已得到使用，但只是以一種輔助的方式被使用；那時，農戶進行生產，主要是為了滿足家庭的需要。可能已有人在當地市場上出售少數農產品，但並不是為了賺錢。相反，其目的只是弄點錢納稅，或者買一些必需品如鹽、小件鐵器等。由於人們常常通過簡單的物物交換來進行交易和履行納稅義務，所以，根本沒有貨幣轉手。但是，隨着歐洲人及其鐵路和機制商品的出現，以及他們對糧食和工業原料貪得無厭的要求，一種新的市場經濟被引進。不久，農民們發現自己正在為國際市場，而不是為自己和鄰居而生產這本身又意味着他們不僅日益受這時已在這種新經濟中富裕起來的商人和放債人的支配，而且日益受變化莫測的經濟波動的支配。封閉的、靜止的自然經濟向充滿活力的貨幣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轉變，對生產能力來說是有益的，但它最初的影響無疑是具有破壞性的、令人不快的。19世紀中葉克羅地亞一位農民的以下這番具有諷刺意味的感想，在海外的千百萬農民中很可能一再引起共鳴：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奇蹟的時代，
賢哲告訴我大車行駛不需馬拉，
富麗堂皇的船隻無帆無風也能航行得象箭一樣快，
神奇的醫生能截肢而病人卻不叫喚也不痛，
新聞通過環繞地球的電線能在一瞬間傳遍世界，
鐮刀自動收割，紡車自行轉動，鐵犁自動開溝，
而我們仍象過去一樣渴望得到麵包。

歐洲的入侵不僅影響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而且影響了人們的思維方式。不過，這時智力上起變化的主要是殖民地世界的少數上層階級，而不是農民群眾；正是上流社會的極少數人，懂得西方語言，閲讀西方報紙和書籍，熟悉歐洲的歷史和現行政治。對接觸這種外來文化的最初反應常常是熱情地、不加鑒別地讚美西方的一切，但隨之而來的反應通常是敵視西方，並企圖至少保持和扶植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印度一位知名人士寫於1925年的以下這段回憶，清楚地表達了這種對西方文化充滿矛盾心理的反應：
我們的前人是英國教育最初的結果，是極端的親英派。他們根本看不到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的缺點，而是給它的新穎和奇妙所迷住。個人公民權的授與、私人裁判權對傳統權力的取代、關稅的提高，所有這些在一個東方民族所意想不利的情況下突然而有力地到來；這個東方民族不知道遠古習俗和古老傳統的訓令，同樣也不知道要履行的義務。……英國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喝白蘭地酒也是一種美德；凡不是英國的都值得懷疑。……到時候反作用力就會突然出現，由於崇拜西方的一切，我們現在正處于混亂之中；這種混亂可能將我們召回到我們古老的文明、久享盛名的生活方式和風俗中去，這種文明、生活方式和風俗是不為已經流逝的時代的影響和現代生活的力量所約束的。

四、白人的責任

由於19世紀末歐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居于優勢地位，歐洲人自然會這樣認為：他們的卓越地位起因于其文明的優越性，而這又反映出他們作為一個種族的優越性。他們深信，上帝創造了不同的人。它將白人造得更聰明，所以白人能指揮勞動，能指導寬背、低能的劣等種族的發展。因而有了"白人的責任"這一概念——用理想主義的忠於職守的罩在來遮蓋當時的帝國主義的一種說教。19世紀末（1899年），拉迪亞德·吉卜林在其著名的短詩中恰如其分地寫道：

承擔起白人的責任——
將你們培育的最好的東西傳播開來——
讓你們的子孫離家遠去
去滿足你們的俘虜的需要。……

歐洲主子在所有大陸上都接受了"弱小種族"的效忠，認為這種效忠是事物神性的一部分——是"適者生存"的必然結果。在印度，他們被恭敬地稱為"大人"（sahib），在中東被稱為"先生"（effe　ndj），在非洲被稱為"老爺"（bwana），在拉丁美洲則被稱為"恩主"（Patron）。在這些情況下，歐洲人開始用近視的眼光、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自我中心的觀點去觀察世界，也就不足為奇了。阿諾德·湯因比描述了他的同胞在19世紀末時的世界觀："據他們看，歷史對他們來說已經結束。在外交事務方面，歷史已于1815年隨着滑鐵盧戰役的結束而告終；在國內事務方面，歷史已于1832年隨着《改革法案》的產生而完結；在帝國事務方面，歷史已于1859年隨着印度兵變的被鎮壓而終止。他們有一切理由為歷史的這種結束所賜予他們的永久幸福而慶賀。……英國中產階級19世紀末的這種幻覺似乎純屬神經錯亂，然而，西方其它國家的中產階級也同樣具有這種幻覺。"
這種幻覺的確並不只限于不列顛群島。在大西洋彼岸，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在1904年致國會的一份咨文中告誡拉丁美洲說："……長期錯誤的行為，即一種導致文明社會的關係全面鬆懈的軟弱無能，在美洲同在其他地方一樣，最終可能需要由某一文明國家來予以干涉。"同樣，1904年，美國一位傳教士、著名出版家的父親亨利·W·盧斯也從中國報道說：那裡的條件對他們的活動很有利，"我們可以一起為上帝、為中國、為耶魯大學工作。"最令人吃驚的還是塞西爾·羅德斯的極度自信和好戰心理；他走在時代的前面，夢想征服其他星球。他說："這個世界几乎已分配完畢，它所剩下的地區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們永遠無法到達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這樣想，如果可能的話，我將吞併這些星球。看到它們這樣清楚而又那麼遙遠，真使我感到悲傷。"

五、對歐洲優勢的最初挑戰

歐洲的全球霸權在1914年時似乎是牢固的、永恆的，但只要人們較清醒地回顧一下，便可輕易發覺，殖民地世界中潛伏着的復仇者正在慢慢覺醒，正在對西方統治權發起最早的攻擊。
在整個歷史上，每逢較弱的社會受到較強的、好戰的社會威脅時，就會產生兩種相反的反應：一種是割斷同入侵勢力的一切聯繫，撤回到與世隔絶的境地中，在傳統的信念和習慣中尋求安慰；另一種卻是力圖採納外國社會的許多特別吸引人的東西，這些東西是人們以平等的地位對付外國社會、從而有效地抵抗外國社會所必需的。第一種反應表現為退卻和逃避；第二種反應則體現為調整和適應。前者的口號是"返回美好的從前"；後者的口號是"向西方學習，以與西方作戰"。

19世紀期間，對西方入侵的這兩種反應的例子很多，逃避現實這種反應的典型例子是1857—1858年的印度兵變和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我們知道，印度兵變是心懷不滿的印度兵在王公和地主的煽動下發動起來的；這些王公和地主因其利益已受到英國人的損害，希望回到過去的生活方式中去。同樣，義和團運動是秘密排外社團在朝廷官員和地方長官的暗中慫恿下發動的一次起義；這些朝廷官員和地方長官對傳統儒家學說的造詣很深，十分保守（詳見第十五章第三節和第十六章第五節）。印度兵變和義和團運動都是悲慘的流血事件，但兩者都未能給歐洲霸權以有力的挑戰，因為它們實質上都是消極的造反，只圖用武力趕走令人憎惡的歐洲人，以恢復以往的美好歲月。這顯然是空想，是注定要失敗的；這種方法既不能趕走西方列強，也不能阻止它們的入侵。西方的軍事力量和西方經濟事業的活力是不可抗拒的。但是，當諸土著民族開始採納西方的思想和技術，以便運用這些東西來反對西方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日本人是亞洲第一個成功地實行這種通過適應來進行抵抗的政策的民族。如前所述，由於種種情況的偶然結合，日本人能夠接受西方的經濟技術和軍事技術，併進而能夠使自己擺脫西方象強加給中國人一樣強加給他們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日本人還進一步倣傚他們的歐洲良師，着手實行一項海外擴張計劃：1894—1895年他們打敗了衰弱的中國帝國，1904—1905年又戰勝了強大的俄羅斯帝國（詳見第十六章第七節和第八節）。

亞洲一個小王國對歐洲一個強大國家的這一勝利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這一事件給整個殖民地世界以巨大希望和極大刺激。與日俄戰爭的結果同樣很有影響的是俄國大革命，這場革命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日俄戰爭激起的（見第十三章第四節）。沙皇獨裁政府即將垮台的消息同來自滿洲戰場的報道一樣，使各地被壓迫民族激動不已。一位當時正在波斯的英國人感覺到了各殖民地國家中一股已被喚起的感情和希望的潛流。他在1906年8月的一封信中說道：

我以為東方必將發生一場變革。日本的勝利似乎已對整個東方產生了非常明顯的影響，即使在這裡，在波斯也不是沒有影響。……此外，俄國革命也在這裡產生了極為驚人的影響。俄國的事件已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一種新的精神似乎已開始支配人民。他們厭惡統治者，並以俄國為例，開始認為有可能得到另一種較好的政體。……看來東方正從睡夢中覺醒。在中國，爆發了一場著名的排外運動，這是一種"中國人的中國"的思想趨勢。在波斯，由於鄰近俄國，這種覺醒看來象是採取了民主改革運動的形式。在埃及和北非，覺醒突出地表現為狂熱行為的明顯增加以及泛伊斯蘭教運動的擴大。這些動亂癥狀的同時出現太驚人了，不能完全歸因于巧合。誰知道呢？或許東方確實正從其長久的睡眠中覺醒，我們即將親眼看到千百萬有忍耐力的人正起來反對無所不為的西方的剝削。

這一分析證明是有先見之明的。在以後幾年中，亞洲各地，從西部的奧斯曼帝國到東部的中國帝國，爆發了一系列革命這些革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日俄戰爭和俄國革命的鼓舞，儘管當地的環境和歷史傳統自然是更為基本、更為決定性的因素。這些革命的結果既是向歐洲列強的挑戰，又是向通常可用來掩飾外國控制的腐朽的地方王朝的挑戰。

1905年12月在波斯爆發的革命，就是當時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起義的極好例子。我們知道，這次革命主要是一場反對西方的經濟控制、反對本國卡扎爾王朝無能的、不負責任的領導的運動。我們還知道，波斯革命實質上是由俄國促成的，因為1905年的俄國革命不僅提供了富有感染力的榜樣，而且暫時阻止了沙皇對波斯改革者的鎮壓。

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黨革命也值得注意；它結束了阿卜杜爾·哈米德在君士坦丁堡的獨裁統治。這次革命明顯受到了俄國和波斯早些時候的大動亂的影響。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位英國外交官當時向他的政府報告說：

俄國是土耳其人的傳統敵人。日本對俄國的勝利使土耳其人身上的每根神經纖維都感到刺痛。土耳其人的民族自尊心——一個有着光輝歷史的民族的自尊心，遭到了傷害，因為他們看到；"應受蔑視的"波斯人正在試圖得到一種新的民族生活，而土耳其適時卻由於蘇丹的專制統治，正在比以往更多地受到西方列強對[奧斯曼帝國]歐洲諸省的卑劣的、日益增強的監護的威脅。

甚至奧斯曼帝國的非洲諸省也受到了俄國革命和波斯革命的影響。例如，開羅的一家報紙時常介紹俄國和波斯的發展情況，並極力主張讀者要麼去實現"俄國革命的崇高理想"。要麼在波斯所取得的成就面前"無地自容"。

由於大批穆斯林韃靼難民為躲開沙皇專制政權的俄羅斯化措施而象流水般地湧入奧斯曼帝國，俄國對奧斯曼帝國的影響得到增強。許多人在1905年俄國革命之前就已來到這裡，更多的人則是由於革命失敗之後的反動統治而流亡到這裡。難民們隨身帶來了革命的文學作品、報紙和小冊子，這些東西在土耳其廣泛流傳。

我們知道，青年土耳其黨領導人于1908年7月展開起義的旗幟，他們這樣做的原因與先前促使波斯改革者行動起來的那些原因非常相似。他們希望廢除年邁的專制君主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權力，因為哈米德對變革的堅決反對正危害着帝國的生存。同樣重要的是，人們擔心英國和俄國將象瓜分波斯一樣把奧斯曼帝國劃分為它們的勢力範圍。

與波斯的革命者大不相同，土耳其的革命者是成功的，這主要是因為歐洲列強在君士坦丁堡不能象在德黑蘭那樣自由地、專橫地行動。在波斯，一旦英國和俄國聯合行動，革命事業就注定要失敗。但是，其他許多列強也對奧斯曼帝國感興趣，並且能夠堅持自己的權利。因此，青年土耳其黨人能推翻蘇丹，成為帝國的主人。然而，由於諸從屬民族的勢不兩立的民族主義，由於同意大利、巴爾幹半島諸國及協約國的一系列戰爭，他們為使帝國西方化、為使帝國復興而作的種種努力卻遭到了挫敗。有效的西方化必須等到土耳其共和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崛起之時再實現。

在亞洲另一端的中國也經歷了反對西方干涉和本國軟弱領導者的革命。既然是這樣，俄國敗在日本手下的慘狀就特別令人興奮，因為這場戰爭主要是在中國國土上進行的，此外，中國有大批學生在日本留學：1905年有8000人，1907年達17860人。因而毫不奇怪，孫中山後來這樣宣稱："我們認為日本對俄國的勝利是東方對西方的勝利。我們認為日本的勝利就是我們自己的勝利。"繼這場戰爭之後的俄國革命也在中國產生了極大的反響。中國一位改革者曾在他寫的一篇文章中把俄國的事件看作是滿清王朝可能要發生的一些事件的前兆。他指出，沙皇俄國——"世界上唯一的專制國家"——已無法避免革命。他斷言，既然羅曼諾夫王朝所處的地位比清朝所處的地位更牢固，所以後者只有立即進行改革才能解救自己。

滿族人沒有注意到這一警告，結果正如所預言的那樣，發生了一場推翻王朝、建立共和國的革命（見第十六章第五節）。沒有人能預見到在1911年的起義之後會出現幾十年的混亂和苦難。但這裡所要指明的一點是，中國革命的目標同早些時候波斯革命和土耳其革命的目標一樣，是要採納西方的技術和制度，以便抵抗西方。

印度則較少地受到這些年動亂的影響，這不僅是因為它遠離動亂的中心，而且也因為英國的直接統治帶來了抑制動亂的影響。然而，即使是溫和派領袖達達巴依·瑙羅吉，也于1906年向印度國民大會黨提出了下列尖鋭的問題：

正當日本已經覺醒、東亞的中國和西亞的波斯正在覺醒、俄國正在為擺脫專制統治而鬥爭的時候，英帝國的印度自由公民——最早創造了世界文明的人民——還能繼續處在專制政治的枷鎖之下嗎？

我們可以下結論說，儘管1914年時歐洲的全球霸權似乎是不可抗拒的、永久的，但實際上，它卻正在許多地方和許多方面受到挑戰。這種挑戰有時是直接的，如在印度和中亞，一些最早的民族主義者正開始要求擺脫英、俄統治而獨立。這種挑戰有時又是間接的，矛頭是對準衰弱的奧斯曼王朝、卡扎爾王朝和滿清王朝，因為它們未能擊退西方的入侵。在1914年以前的這一時期中，歐洲列強能夠鎮壓反抗，其手段或者是直接訴諸武力，或者是支持伊朗國王反對伊朗議會、支持保守的袁世凱反對激進的孫中山。然而，這一早期的反抗的確是一個開端——是民族主義運動的起源；這些運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將以破竹之勢前進。

歷史對我們今天的意義

馬克思的預期與世界歷史的發展

卡爾·馬克思認為，各工業化國家將先於其各自的殖民地爆發革命。他指出，西方資本家正不斷將其剩餘資金投向殖民地，而在那裡可以獲得更高的利潤。與他那個時代的所有社會生義者一樣，馬克思認為這些投資將持續下去，並且這些殖民地將成為象其西歐母國那樣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馬克思在其名著《資本論》（1867年）中寫道："工業化發達國家結果卻向那些不發達國家展示了其未來的景象。"

馬克思也曾預期，隨着各殖民地走向工業化和繁榮昌盛，原先西方的製造業中心將會因此衰落，並造成工人失業。這反過來最終會迫使受苦的西方工人階級起來反抗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因此，馬克思得出結論：革命將首先在西方爆發。實際上，在一封致他的摯友恩格斯（1858年10月8日）的信中，馬克思就曾擔心一旦歐洲實現社會主義，由於強盛的殖民地仍然維持着資本主義，因而會攻擊並"扼殺"新生的西方社會主義社會。

今天，一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看到實際發生的情況與馬克思所擔心的完全相反。革命的爆發不是在西方，而是在原先西方的殖民地，即現在的第三世界。這樣，歷史把馬克思的結論整個顛倒了過來。世界歷史的這種發展原因是什麼呢？

一個原因就是，西方的工人階級贏得了投票選舉權和組織工會權，他們運用這些權力來增加其工資，並組建福利國家，從而在遇到事故、生病或失業時可以得到救助。因此，西方的工人階級相對來說比較滿足，他們變成了改良者，而不再是革命者。第二個原因是，各殖民地或第三世界並沒有實現工業化。西方的製造商並不希望出現來自海外的競爭，因而他們積極阻撓殖民地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結果，殖民地依然一直是西方工廠原材料的生產者和製成品的進口者。這種格局造成的困境是，1880年以後原材料的國際價格不斷下跌。而製成品的國際價格則穩步上升。從1880年到1938年，第三世界國家以一定數量原材料所能獲取的製成品數量下降了40%。

這種經濟學家稱之為"貿易關係"的入超趨勢是造成今天第三世界國家嚴重經濟困難的一個主要原因。還有另外一些因素也造成了這些困難（見第二十九章第七節）最終結果就是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即發達的第一世界與不發達的第三世界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這兩個世界之間人均收入的比率以如下速率增長：1800年為3：1，1914年為7：1，到1975年達到12：1。

這些數據解釋了世界歷史的發展之所以呈現出與馬克思所預期的截然相反的情況的原因。在馬克思之前的時代，所有重大的革命都發生在西方——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但在20世紀，所有重大的革命至今都發生在第三世界：1917年——俄國，1949年——中國，1959年——古巴。1975年——印度支那，1976年——葡屬非洲，1979年——伊朗和尼加拉瓜，1980年——津巴布韋。

世界歷史的發展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第三世界扼殺歐洲的社會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的第三世界向歐洲輸出革命。例如：一些葡萄牙軍事指揮官被派往葡屬非洲地區去鎮壓那裡的叛亂集團，結果他們最終被與之交戰的非洲遊擊隊的革命思想爭取了過去。這些歐洲軍官們把他們的政治觀點輸入到其祖國，這樣，非洲殖民戰爭這些歲月最終導致了軍人運動推翻葡萄牙的獨裁統治。如果馬克思聽到海軍上將安東尼奧·羅薩·孔延奧（Antonio　Rosa　Continho）向。群葡萄牙商業人士的演講，他定會感到驚奇，他說："軍人運動本身可以看成是象在非洲那樣的解放運動，它不僅僅是要求正式的獨立，而是要解放全體人民。"

未來世界歷史的進程將取決於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之間的差距是繼續擴大還是逐漸縮小。而至今這種差距一直在擴大，如果這種狀況持續下去，第三世界仍將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1966年，時任國防部長的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在一次演講中提出了這個觀點。他指出，1958年世界上各個地區爆發了58次起義；其中只有一次是發生在人均收入超過750美元的國家。麥克納馬拉這樣總結道："無疑，暴力和經濟落後之間存在着無可辯駁的聯繫。而這種暴力的趨勢正在上升而不是下降。"

第四編

1914年以來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

1914年以來的幾十年中，西方一面在衰落一面又在獲得成功。實際上，這兩種表面對立的趨勢正在互相加強。由於全球前所未有的一體化，西方的技術、觀念和制度一直在以加速度擴散，從而使其影響的強烈程度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但是，正是這一新的成功，逐漸削弱了1914年以前似乎不可侵犯的世界霸權。諸殖民地民族通過有選擇地採納西方文明來對西方進行更有效的抵抗。

1925年，土耳其領導人凱米爾·阿塔圖克熱烈地讚揚了西方，他直截了當地認為西方等於"文明"：

對文明洪流的抵抗是徒然的；文明對那些忽視或違抗它的人極為冷酷無情。文明能穿通山脈，翱翔天空，能看見、照亮和研究從看不見的原子到星球的所有東西。力圖以中世紀精神、靠原始迷信發揮作用的國家，在它那巨大的威力和崇高的尊嚴面前注定耍毀滅，至少也要被奴役，受恥辱。

這段話的意義在於：正是凱米爾這位舉足輕重的人物，最清楚地看到了這一新"文明"的力量和活力，也最成功地解決了文明問題。正由於這個原因，他的土耳其共和國能成為中東最西方化的國家，又能最不受西方的支配。"衰落"和"成功"實際上是一枚硬幣上的兩個面。

第二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全球性的影響（上）

用亞洲人的觀點來看，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歐洲國際社會內的一場內戰。

K．M.潘尼卡

1914年秋，正當一個又一個歐洲國家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屠殺之際，英國外交大臣格雷伯爵評論道："燈光正在整個歐洲熄滅。"他的評論的確很有道理，而且其正確的程度比他當時所能預見的還大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戰注定要使格雷伯爵所熟悉的整個歐洲變成廢墟。它毀滅了數世紀之久的哈布斯堡、霍亨索倫、羅曼諾夫和奧斯曼等王朝。代之而起的是格雷伯爵這樣的貴族政治論者所朦朦朧朧意識到的新的領袖、新的制度和新的意識形態。1918年的歐洲不同於1914年的歐洲，就象1815年的歐洲不同於1789年的歐洲一樣。
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標志著曾在19世紀十分完全、十分反常地支配全球的歐洲的結束。到大戰末時，歐洲的控制已明顯削弱，而且正在各地受到挑戰。這些挑戰在世界大多數地區被設法成功地阻止了。但這種緩解只持續了20年，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完成了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這一削弱過程，使歐洲各地的帝國處于大混亂之中。

不但從歐洲歷史的角度看，而且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也作為一個歷史轉折點而惹人注目。本章目的是分析這一重大事件的根源、過程和全球性的影響。

一、戰爭的根源

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凡爾賽和約》包括一項條款，明確指出這場戰爭是"由德國及其同盟國的侵略"引起的。這一"戰爭罪行"的條款不僅僅具有學術價值，因為它還被協約國用來證明它們向戰敗的同盟國提出支付賠款的要求是有道理的。結果，它激起了一場熱烈、持久的爭論；這場爭論不僅導致了數以千計的文章和著作的發表，還導致了一批批檔案的出版，總計達6萬多份。到20世紀30年代中葉時，這場論戰才平息下來，出現了較少地關心"戰爭罪行"、更多地注意引起戰爭的歷史條件和歷史性力量的較有學術價值的研究。如今，大多數歷史學家已能分清曾在數十年裡一直起作用的背景原因和在1914年6月28日弗蘭茲·斐迪南大公被刺後的緊張的數星期中開始起作用的直接原因。最重要的背景因素有四個：經濟上的競爭、殖民地的爭奪、相衝突的聯盟體系和勢不兩立的民族主義願望。
經濟上的競爭　歐洲大多數強國都捲入了關稅戰和對外國市場的競爭。例如：1888—1889年意大利和法國之間、1879－1894年俄國和德國之間、1906—1910年奧地利和塞爾維亞之間，均爆發了關稅戰。由於19世紀後期德國工業化的速度異常迅速，英國和德國之間開始了最為激烈的經濟競爭。1870年，英國的工業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1．8%，而德國僅占13．2%。到1914年時，主要由於美國的產量從占世界總產量的23.3％猛增到35.8％，英國工業產量所占的比例已下降到14%。不過，德國的產量卻得到了充分的增長，以致它的比例略有上升，為14.3%，大於英國所占的比例。

德國工業總產量的激增意味着在海外市場它同英國的競爭十分激烈。英國雖然能在其殖民地保持經濟上的優勢，但在拉丁美洲、中東和遠東卻徹底輸給了好斗的德國商人。要確切說明這一經濟競爭的政治影響是不可能的，不過，它顯然使兩國關係變得緊張起來。它還通過刺激海軍軍備競賽而進一步促成了國際緊張局勢。這兩個國家都竭力叫囂，必須建立起海軍力量，以保護商船航線和商船運輸。

殖民地的爭奪　由於歐洲列強竭力尋求新的殖民地，以確保剩餘資本和剩餘產品有海外市場，經濟上的競爭還激起了對殖民地的爭奪。由於德國人直到1871年國家統一之後才參與殖民地爭奪，所以，他們特別積極，要求建立一個與其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相稱的帝國。泛日耳曼同盟把目標對準了葡萄牙、荷蘭和比利時這樣一些小國的富裕的殖民地，並堅決認為德國還必須擁有"顯要的地位"。但是，德國人發現，他們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區都受到了英國遼闊的殖民地的阻擋；他們痛罵英國人是"占着毛坑不拉屎的"的自私鬼。

然而，殖民地競爭決不只限于英國和德國。19世紀後期，几乎所有的強國都捲入了這場對絶對統治權的爭奪，因此，它們在一個又一個地區再三發生衝突：英國和德國在東非和西南非、英國和法國在追羅和尼羅河流域、英國和俄國在波斯和阿富汗、德國和法國在摩洛哥和西非，相繼發生了衝突。

聯盟體系　這些殖民地競爭轉而又促成了互相衝突的聯盟體系的形成；這些聯盟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戰爭的到來。1914年8月，當戰爭爆發時，一位德國官員絶望地評論道："這一切都來自這種該死的聯盟體系，它們是現代的禍根。"

這一判斷決不是沒有根據的。聯盟體系始於1879年德國宰相奧托·馮·俾斯麥與奧匈帝國締結兩國同盟條約之時。這是一個防禦性的盟約，旨在保護德國免受法國人的攻擊。保護奧匈帝國免受俄國人的攻擊，因為法國人想收復1871年失去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而俄國人則在巴爾幹半島同奧匈帝國接連不斷地發生衝突。1882年，兩國同盟因意大利的加入而變成了三國同盟。它的目的還是防禦：保護意大利免受法國的攻擊，因為意、法兩國在突尼斯發生了尖鋭的衝突。當時，三國同盟無論就其宗旨或盟約條款來說，都決不是侵略性的。德國和奧匈帝國都是易滿足的國家，它們主要感興趣的是維護歐洲大陸的現狀。

但是，從另一方的立場來看，三國同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法國和俄國看來，它是一個控制歐洲，使法、俄孤立並易受攻擊的勢不可擋的集團。此外，法國和俄國在好幾個地區的殖民地問題上都與英國有大的爭論。俾斯麥在締結兩國同盟時就十分清楚法、俄建立友好關係的危險，但是，他能施展狡猾的外交手腕阻止它的實現。然而，1890年，俾斯麥辭去宰相職務之後，他的繼承者們不能繼續他那巧妙的外交花招。結果，1894年法俄同盟締約成立；它的兩個目的是反對三國同盟和抵制英國對殖民地的爭奪。法俄同盟因1904年英法協約和1907年英俄協約的簽訂而成為三國協約。實質上，這兩個協約是事實上的殖民地協約。例如，英、法同意承認各自在尼羅河流域和摩洛哥的利益；英、俄也商定將波斯劃分為兩大勢力範圍。

這樣，所有強國這時都已加入兩大敵對的聯盟體系，給國際關係帶來種種災難性的結果。每當發生重大爭端時，兩大集團的成員即使對爭端持懷疑態度，也不得不支持各自的直接參與爭端的盟國。否則，它們擔心自己的同盟會瓦解，使自己孤立而遭受危險。因而，每次爭端往往會擴大為重大的危機，而兩大聯盟的所有成員國不論願意與否都將捲入其中。例如，在1914年的危機中，奧匈帝國的外交大臣貝希托爾德伯爵聲稱："……我們正在做一個大遊戲；在這一遊戲中有一些重大困難要克服，在這一遊戲中我們可能會失敗。除非三國同盟的各盟國堅定地團結在一起。"這一態度解釋了為什麼1914年以前的十年中危機日益頻繁，為什麼當集因成員國膽怯地、不由自主地相互支持時，這些危機反而變得越來越難以解決。

民族主義願望　最後一個背景原因是歐洲諸從屬少數民族的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願望。這種願望在阿爾薩斯—洛林地區是難以對付的，那裡的法國人仍不服從德國的統治。但在中歐和東歐，它卻是一場惡夢，由於對民族自決的要求日益增長，那裡多民族的帝國正處于差不多被撕成碎片的危險之中。例如，在哈布斯堡帝國，居統治地位的奧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就受到了覺醒的意大利人、羅馬尼亞人以及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羅塞尼亞人、波蘭人、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在內的偉大的斯拉夫民眾的對抗。因而，不難理解，哈布斯堡官員作出了帝國要生存，就必須採取強硬措施的決定。這決定對好戰的塞爾維亞人尤其適服他們正吵吵閙閙地要束與多瑙河對岸獨立的塞爾維亞統一在一起。所以，在大公于薩拉熱窩被塞爾維亞愛國者刺殺後，苛刻的條件便送到了貝爾格萊德。不過，塞爾維亞的背後是俄國，而俄國的背後是法國和英國。同樣，奧匈帝國有德國支持，理論上還有意大利支持，因而，民族自決與相互衝突的聯盟體系的結合使歐洲陷入大決戰之中。

二、薩拉熱窩

1914年6月28日，弗蘭茲·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新近吞併的波斯尼亞省首府薩拉熱窩遇刺。刺客是波斯尼亞的一個塞爾維亞青年學生，名叫加弗裡洛·普林西普。在事後的審判中，普林西普大膽地陳述了他的信念和動機。"我毫不後悔，因為我堅信我消滅了一個給我們帶來災難的人，做了一件好事。……我看到了我們的人民每況愈下。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知道鄉村中所發生的一切…這一切都對我產生了影響，而且，我還知道他'大公'是德國人，是斯拉夫民族的敵人。……作為未來的君主，他會阻止我們聯合，實行某些顯然違背我們利益的改革。"
普林西普行制決不是孤身一人。在他的背後是塞爾維亞秘密組織"不統一，毋寧死"。即眾所周知的"黑手社"。黑手社1911年成立於貝爾格萊德，其公開宣稱的目的是實現"民族理想：團結所有的塞爾維亞人。"它的社章規定："該組織寧願採取恐怖行動也不願進行理性宣傳，因此必須對非組織成員絶對保密。"同這一秘密命令相一致，該組織吸收新成員是在一個陰暗的房間裡面對一張小桌子進徐房間裡只點一根蠟燭，那張小桌子上鋪着一塊黑布，上面放著一個十字架，一把匕首和一支左輪手槍。黑手社的社章刻有一幅骷髏圖、一把匕首、一顆炸彈和一瓶毒藥，並題有"不統一，毋寧死"口號。

這些放縱的言行反映出黑手社成員的狂熱與忠心；黑手社成員在波斯尼亞尤為活躍。塞爾維亞政府並不支持這一組織，它認為該組織的確是一個十分危險的、激進的、好戰的組織。但這並不妨礙黑手社組織成為一個進行有效的鼓動和恐怖活動的地下革命組織。一位當時駐維也納的塞爾維亞外交官證明："在波斯尼亞，1913年是革命組織紛紛成立的一年。……人人都在叫嚷：'行動、行動，不要再空談了。'青年人不想別的，只想用炸彈、暗殺、炸葯來毀掉一切、消滅一切。"

不幸的弗蘭茲·斐迪南因同意正式訪問波斯尼亞首府而授這些塞爾維亞革命者以可乘之機。選定出訪的6月28日這一天是聖維多夫丹節，科索沃戰役的紀念日；1389年的這一天，土耳其人征服了中世紀的塞爾維亞帝國。這是一個不能原諒的缺乏遠見的決定，因為在這一天塞爾維亞人的民族感情必然受到刺激，尤其是由於黑手社當時的鼓動。當大公及其妻子在陽光燦爛的星期天早晨進行訪問時，至少有六位刺客身帶炸彈和左輪手槍等候在指定的路線上。就象命中注定的一樣，當隊伍在街的拐角處停下來時，普林西普正好站在那兒。他掏出左輪手槍，連開兩槍，一槍射向弗蘭茲·斐迪南，一槍射向波斯尼亞總督波西奧萊克將軍。可是第二槍射偏，擊中了大公夫人。醫生還未來得及搶救，大公及其妻子就已死去。

這時，"該死的聯盟體系"開始採取無情的、致命的行動。首先，德國保證，不論奧匈帝國決定採取什麼行動它都給予全力支持。來自柏林的這張有名的"空白支票"並不表明德國人就需要戰爭。更確切地說，他們以為俄國未必敢支持塞爾維亞反對德國和奧地利，以為一開始就十分明確地擺出這種通常的姿態正是為了和平。若考慮到以下事實，這種設想是可以理解的；這正是1908年奧地利從土耳其人手中併吞波斯尼亞時所發生過的情景。塞爾維亞人長期注視着這個斯拉夫人的省份，強烈反對這一併吞，並得到了俄國的支持。但是，當德國支持奧地利時，俄國人因斷定自己還不能冒戰爭之險，決定退卻讓步。

然而，這種結果在1914年不可能再發生。因為俄國這時的勢力比1908年時更強大。它已從1904—1905年的遠東失敗中恢復過來。這時，俄國還得到了法國的有力支持；而這是它在1908年時所沒有的，那時法國並不熱心挑起波斯尼亞的爭端。因此，德國人以為薩拉熱窩的危機只會侷限于某一地區，這顯然失算了，其實，大變動時期已經來臨。

7月23日，奧地利向塞爾維亞提出了條件苛刻的最後通牒，要求塞爾維亞對事件進行解釋和道歉，禁止反奧刊物，鎮壓反奧組織，與奧地利官員一起共同追究罪犯的責任，並對策劃該事件的同謀提出起訴。塞爾維亞7月25日的答覆初看起來好象是要調解，但實際上卻受着種種條件限制。是推諉，無法令人滿意。奧地利立刻斷絶了同塞爾維亞的外交關係，並于7月28日向塞爾維亞宣戰。

俄國為了報復，于7月30日命令全國總動員。第二天，德國向俄國發出了為期12個小時的最後通碟，要求停止總動員。德國沒有得到答覆，便于8月1日向俄國宣戰，並于8月3日向俄國的同盟國法國宣戰。就在同一天，德國入侵比利時，開始了實際的戰爭行動。這一侵略為英國在8月生日對德宣戰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藉口。這樣，歐洲各強國在薩拉熱窩謀殺事件才過去5個星期時就已開始互相進攻。

三、戰爭的歐洲階段：1914—1917年

1914年：西線的消耗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從興高采烈的群眾和開拔的士兵高唱《馬賽曲》、《在故鄉》或《蒂珀雷裡》等歌曲開始的。交戰雙方的軍列上都用粉筆寫着"聖誕節回家"的題詞。所有的民族都滿懷信心地期待着一場短暫而又勝利的戰爭。但是，他們不久便發現自己捲入了一場持久的、殘酷的戰爭折磨之中，在這場戰爭中損失的財富和傷亡的人數是前所未有的。這場戰爭同樣摧毀了社會制度和政治結構。7月30日，沙皇簽署全國總動員令時，他向大臣們說："想一想你們要我承擔的責任吧！想一想千千萬萬個被派去送死的人吧！"當時，他几乎沒有認識到他正在簽署數百萬人而不是數千人的死亡通知書，其中還包括他的家族和王朝的死亡通知書。
傳統戰略的失敗可解釋破壞歐洲文明的流血的僵持局面。為防止鄰國侵略或鄰國間的聯合，歐洲各國軍隊的參謀部好幾年裡一直在精心備戰。德國人早在1905年時就有了由其參謀總長阿爾弗雷德·馮·施利芬伯爵制定的一項計劃。這項"施利芬計劃"要求先對法國發動迅速的、勢不可擋的進攻，然後進攻東線上緩慢移動的俄國人。德軍主力應集中在西線北段，準備迅猛地席捲出利時和盧森堡，以便將法軍殲滅在巴黎以東地區，從而在30天內結束戰爭。

8月4日，這一計劃開始實施；當時，雖然德國是比利時中立的保證國，其軍隊卻越過了比利時邊境。其時，法國人也對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發動了進攻，決心在德國人攻取巴黎之前到達柏林。但是，法國人因損失慘重而被迫停止前進，主要原因是他們沒有配備足夠的機槍；機槍在這場戰爭中報快證明了它們的效力。與此同時，德國人正按計劃穿過比利時，進入法國北部。他們到達馬恩河。到9月2日時已來到離巴黎只有25哩的尚蒂伊。

這時，形勢出乎意料地開始倒轉。由於德軍司令部未能使快速前進的諸部隊的行動協調一致，第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之間形成了30哩長的間隔。法國飛機偵察到這一缺口，霞飛將軍立即抓住了這個機會。他把軍隊從阿爾薩斯—洛林戰區和這時仍保持中立的意大利邊境調了上來，猛攻德軍的這一薄弱點。由於德國兵力比對方少四分之一，又被長時間的行軍弄得筋疲力盡，他們只得退到埃納河這一天然防線的邊上。而對方軍隊這時卻開始了一系列向側翼和後翼的迂迴運動；只是當戰線從佛蘭德海岸擴大到瑞士邊界時，這種行動才告結束。

在以後三年中，儘管雙方動用了大量的武器，再三發動攻勢，但在這條戰線上任何一方的移動都未超過10哩。造成這一流血的僵持局面的原因是：防禦性武器從戰爭一開始起就優於進攻性武器。傳統的進攻方式是大批步兵在炮火的掩護下發起衝鋒。但是，這在深壕溝、鐵絲網、巧布的地雷和機槍掩體相結合的防禦設施面前卻完全無效。因而，前四個月中西線的傷亡人數為：德國70萬人，法國85萬人，英國9萬人。與各總參謀部的計劃相反，西線的戰鬥這時變成了陣地戰和消耗戰。

在俄國戰線和巴爾幹戰線，情況並非如此；那裡向于彼此相隔報遠，又缺乏運輸工具，必需採取運動戰。為了減輕西線上法國人的壓力，俄國人一開始就以驚人的速度和強有力的攻勢攻入東普魯土。這一戰略很奏效，因為德國人從比利時調集了四個師去支援東線。他們在到達目的地之前，就已通過徹底擊潰進入東普魯士的兩支俄國軍隊而解決了問題。德軍指揮官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利用其十分良好的鐵路網，集中兵力首先進攻俄國的一支軍隊，然後進攻另一支軍隊。到9月中旬時，東普魯士的入侵者已被清除．

與此同時，在巴爾幹戰線上，奧地利人正遭受着屈辱的挫折。在薩拉熱窩差點讓普林西普的子彈送了命的波西奧萊克將軍急於搗毀"毒蛇的洞穴"。8月12日，他率兵25萬人渡過德里納河，進入塞爾維亞。但是，他遭到了35萬塞爾維亞軍隊的抵抗；他們當中90%的人是參加過1912—1913年巴爾幹戰爭的老兵。在不到兩個星期中，這些塞爾維亞人就迫使奧地利人在損失三分之一兵力的情況下退回到德里納河以西。9月，波西奧萊克再次發動進攻，于12月2日佔領了貝爾格萊德。但是，塞爾維亞人再次反攻，到這個月底時，塞爾維亞指揮官得意洋洋地宣佈："在塞爾維亞的領土上不再剩一個自由的敵軍士兵。"

1915年：東線上俄國的退卻　1915年的一些戰役為德軍新任總司令埃裡希·馮·法金漢推翻"施利芬計劃"的決定所左右。鑒於西線上的僵持局面，法金漢把兵力集中到了東線，力圖擊敗俄國人。5月1日，德奧聯軍發動進攻，戰績卓著，將敵軍防線打開了一個30哩長的缺口。俄國士兵由於其領導者無能、武器裝備不充足等不利條件而倉卒撤退。至夏末，同盟國各部隊已平均推進了200哩。俄國除軍事上共傷亡250萬人外，還丟失了15%的領土，損失了10%的鐵路，失去了30%的工業，、喪失了20%的平民人口。沙皇專制政權遭到了使它再也無法複原的打擊。

其時，西線的消耗戰仍在繼續。霞飛將軍堅信，密集的炮火轟炸加上大部隊的正面攻擊必將帶來勝利。但是，接二連三的進攻並未使戰線發生變化，結果只是人員傷亡慘重。

與此同時，西方列強為了擊敗土耳其、開闢一條通往俄國的補給路線，正企圖強行渡過達達尼爾海峽。1914年11月2日，土耳其加入同盟國後，達達尼爾海峽便對協約國自動關閉，使大量急需物資難以用船運到俄國。因此，1915年3月18日，一支由14艘英國戰艦和4艘法國戰艦組成的分艦隊炮聲隆隆地駛進了達達尼爾海峽。但在第一天，就有三艘戰艦被擊沉，兩艘戰艦遭重創。這一損失與其說是沿海炮火造成的，不如說是水雷造成的。負責指揮的英國海軍將軍認為損失慘重，下令撤退。他這樣做時丟掉了一次最大的取勝機會。現在人們知道，當時土耳其人已用掉了大部分彈葯，對堅持到第二天已不抱希望。在達達尼爾海峽的德國主要官員報告說："我們以為英國人明天清晨會回來，如果他們回來，我們也許只能堅持幾小時。"假如這支分艦隊再折回的話，世界歷史的進程會何等不同——推測這一點是極其有趣的。君士坦丁堡將會被攻克，土耳其將被迫退出戰爭，俄國就會得到所需的供給物，其軍隊的處境也會比當時好些，沙皇專制政權很可能得救，或者，至少可避免布爾什維克革命。

事實上，協約國撤回了船艦，試圖從陸路攻取達達尼爾海峽。4月25日，協約國在加利波利海灘登陸後，面對毀滅性的機槍火力，只獲得了幾個淺灘立足點。土耳其人牢牢守住了海灘上的高地，直到協約國最後面對事實、于1916年1月永久地撤退為止。

達達尼爾海峽的失敗和俄國戰線上的慘敗一起，促使保加利亞於1915年10月14日加入同盟國。這一介入意味着勇敢的塞爾維亞人的滅亡。10月6日，德國、奧地利和保加利亞軍隊以壓倒優勢的兵力從三面進攻塞爾維亞。到年底時，整個國家全被佔領。在有關這次戰爭的許多敘事詩中，有一首記敘道，隆冬時節，塞爾維亞軍的殘兵敗將超過阿爾巴尼亞山脈逃走了。由於寒冷、疾病和饑餓——更不用說敵對的阿爾巴尼亞人了——倖存下來的人寥寥無幾，他們在亞得里亞海岸被協約國的船隻救了上去。

意大利決定加入協約國的事業，使協約國的力量得到加強，從而彌補了巴爾幹半島上的這些失敗。儘管意大利人表面上曾是同盟國的盟友，但戰爭一開始他們就決定保持中立。絶大多數意大利人都贊成這一方針，尤其是因為奧地利佔據了亞得里亞海對岸"未收復的"領土。協約國這時慷慨地提出將這些領土以及戰勝土耳其後的另外一些領土分給意大利。這一誘餌征明是很有效的，4月29日，意大利簽署了《倫敦條約》，同意在一個月內加入戰爭，作為對協議國在領土方面所許下的諾言的回報。實際上，意大利的介入並沒有影響戰爭的進程，只是迫使奧地利人從東線調走了幾個師。

1916年：凡爾登戰役和索姆河戰役　到1916年時，同盟國在軍事上的好運已達到頂點。它們的軍隊侵佔了比利時、法國北部、波蘭和西伯利亞。協約國對達達尼爾海峽的遠征已經失敗。意大利對奧地利的多次進攻也無多大結果。但是，儘管同盟國取得了這些勝利，可它們仍沒有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雖然它們控制了從漢堡到波斯灣的這塊歐洲大陸，但它們仍不能把一個和平解決方案強加于協約國。

1915年聖誕節，法金漢將軍向皇帝陛下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在這份備忘錄中他分析了這一困境，並指出了一條出路。在綜述各條戰線的形勢之後，他指出，由於俄國即將完蛋，法國這時是最易受攻擊的協約國國家。雖然英國在英倫海峽的那邊仍很安全，但是，法國自1915年的血戰之後正處在崩潰的邊緣。因此，他建議全力進攻易攻難守的法國要塞凡爾登。他斷定，法國最高指揮部將不得不動用一切後備軍來守衛凡爾登，這樣一來，法國將流盡鮮血，它的抗戰決心也將破滅。

1916年2月21日，凡爾登戰役爆發。德國人在短短八哩長的戰線上集中了1400門大炮。經過毀滅性的狂轟濫炸之後，他們攻佔了杜奧蒙炮台。正如所預料的那樣，法國人趕緊調集增援部隊，並提出了"不讓他們通過"的戰鬥口號。德國人的進攻一直持續到7月以前，進入7月之後，他們則由進攻轉為防守。最終結果是：法軍總共傷亡35萬人，德軍的傷亡人數也几乎同樣地多。凡爾登血戰並沒有帶來法金漢所希望的決定性勝利。實際上，將近年底時，法國人已開始反攻，重新奪回了春季時失去的陣地。

在凡爾登戰役激烈進行的同時，英國人正向索姆河西北地區發動一次強大的攻勢。經過一周的炮轟之後，6月1日進攻開始。英軍第一天就損失了6萬人，其中包括一半以上的參戰軍官——這不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是最高的傷亡率。這種殘殺一直持續到11月以前，進入11月以後，由於天下雨、地面泥濘，戰爭陷于停頓狀態。英法的進攻最多向前推進了大約七哩，英軍總共損失了40萬人，法軍損失了20萬人，德軍損失了50萬人。

令人吃驚的是，俄國人于1916年在東線展開了一次成功的攻勢。為了加強對意大利的進攻，奧地利人已減少了他們在加利西亞戰線上的兵力。結果，當勃魯西洛夫將軍開始發動最初僅僅旨在減輕凡爾登所受的壓力的佯攻時，奧地利戰線"象撕餡餅皮一樣"被撕開了一個200哩長的口子。吃驚的俄國人讓所有的後備軍湧進這個缺口，佔領了加利西亞省。

德國人在凡爾登戰役中的失敗和勃魯西洛夫的進攻所獲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功促使羅馬尼亞於1916年8月27日站在協約國一邊參戰。同盟國這時決定教訓一下羅馬尼亞，以警告其他企圖效仿羅馬尼亞做法的中立國。德國、奧地利、比利時和土耳其軍隊全速前進，以壓倒優勢的兵力突波襲擊了羅馬尼亞。到這一年年底，羅馬尼亞人巴丟失了三分之二的國土，其中包括他們的首都。

羅馬尼亞捲入戰爭使希臘成為巴爾幹半島上唯一的中立國家。這個國家在保持中立還是參戰的問題上分成勢均力敵的兩派。最傑出的政治家埃留特里奧斯·韋尼澤洛斯完全贊成加入協約國，但德國皇帝的妹婿、國王康斯坦丁則主張中立。1917年，這一僵局被打破；當時協約國斷定，要想在馬其頓獲勝，希臘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它們在這裡同保加利亞人的戰鬥一直沒有結果。因此，協約國採取了各種違法措施，例如扣押希臘艦隊，封鎖希臘港口，甚至派兵在比雷埃夫斯登陸。1917年6月27日，希臘終於站在協約國一邊參戰，從而為1918年進攻馬其頓、迫使保加利亞退出戰爭鋪平了道路。

1917年：流血和失敗主義　與此同時，西線可怕的流血戰仍在繼續，旦絲毫沒有減弱。1916年，德國人曾在凡爾登採取攻勢，而現在，1917年，協約國卻處于領先地位。在凡爾登戰役中戰功卓著的、大膽的尼韋勒將軍這時接替了謹慎的霞飛將軍。尼韋動以極大的熱情鼓吹一種新型的閃電戰，說這種閃電戰能以極少的傷亡贏得勝利。儘管法國和英國的許多軍事將領對此都持反對意見，但尼韋勒的進攻型戰略還是被接受了。

當時，德國人已用領導東線部隊的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取代了法金漢。在經歷了前一年在凡爾登戰役和索姆河戰役中的毀滅性打擊之後，他們決定在西線繼續採取守勢，而在海上展開無限制的潛艇戰。他們希望由此迫使英國因饑餓而投降，使法國孤立在歐洲大陸上。德國人十分清楚，潛艇戰將冒美國參戰的危險，但他們孤注一擲，以為英國將在美國的援助起作用之前被打敗。

我們不久將看到，這一冒險差點兒獲勝，儘管它最終帶來了災難。但是，陸上的防禦戰略卻使德國人獲益匪淺。為了鞏固和加強各條戰線，興登堡將其部隊撤回到一個新的設防陣地"齊格菲防線"，即人們通常所說的"興登堡防線"。這條防線更直、更短、築有更多的防禦工事。這一撤退徹底打破了韋尼勒的進攻計劃，但他仍堅持實行這些計劃。法國、英國和加拿大軍隊按照預定計劃躍出壕溝發動進攻，但卻遭到了自大戰以來最殘忍的一次還擊。然而，韋尼勒不顧一切，頑固地堅持進攻，直到最後，法國軍隊舉行起義，堅決反對這種毫無意義的大屠殺。於是，當時被稱為"吸血鬼"的韋尼勒由貝當將軍取代；貝當轉而採取守勢，並儘力排解土兵們的不滿。再往北去，黑格將軍指揮的、完全由英國軍隊發動的一次戰役同樣損失巨大、同樣徒勞無益。興登堡的防禦戰略對德國人非常有用。他們使協約國蒙受了40萬人的傷亡，而自己只傷亡25萬人。

到這時，歐洲各民族進入了歷史上最具毀滅性、最殘酷的戰爭的第四個年頭。人們儘管作出了種種犧牲、遭受了種種災難，但還是看不見戰爭的盡頭。厭戰和失敗主義情緒不僅在戰壕中出現，而且也在兩大陣營的平民百姓當中出現。其中一個最驚人的表現是：1917年7月19日，德國國會以218票對126票通過了《和平決議》。在奧匈帝國，1917年11月21日，受人尊敬的、年邁的皇帝弗蘭西斯·約瑟夫的去世消除了忠誠和戒律的神聖信條。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始終不安分的諸從屬民族國家，這時開始為獲得獨立的主權而採取具體措施。新繼位的年輕皇帝查理不相信搖搖欲墜的帝國結構能支持到第二年冬天，便派妹婿西克斯圖斯親王到法國去議和。同樣在英國，前外交大臣蘭斯多恩侯爵寫了一封公開信，預言若不採取某種方法給束衝突，西方文明將崩潰。戰壕裡的英國土兵在一首歌中表達了同樣的反戰情緒；這首歌中有這樣幾行：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子彈噓噓，大炮隆隆，
我不想再獃在這裡…

第二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全球性的影響（下）

四、戰爭的全球階段：1917年的俄國革命

從歐洲階段到全球階段　1917年出現于全歐洲的厭戰和失敗主義情緒在俄國表現得最為強烈、最為普遍；在俄國，3月和11月爆發了兩次大革命，它們不僅深刻地影響了戰爭的進程，而且深到地影響了戰後數年世界歷史的模式。實際上，1917年因兩大發展——俄國革命和美國參戰——而證明是決定性的一年。這些事件改變了戰爭的性質——從最初為歐洲問題而開戰、實質上是歐洲的戰爭轉變成全球範圍的戰爭。誠然，1914年8月23日日本已參加這場戰爭，但它只是私自佔據了太平洋上幾個分散的德國殖民地。而現在，美國的介入意味着一個迅速決定了戰爭勝敗的非歐洲大國的介入。
關國參戰和俄國革命還導致了一種立即產生世界性影響的新的思想點識。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和列寧的革命口號就其影響而言是普遍的、具有破壞性的，它們與諸如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命運或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諸從屬民族國家的命運之類的歐洲地方性爭端大不相同。因此，正是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從歐洲階段轉變到全球階段。

革命的根源　1914年8月1日，當俄國對德國開戰時，俄國各階層都團結在其政府的周圍。與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大不相同，這場衝突深受民眾的歡迎；民眾確信，這是一場反對傳統的日耳曼仇敵的侵略的保衛戰。8月8日，當杜馬召開會議時，以往一向對政府極端不滿的立憲民主黨領導人米留可夫教授聲稱："我們必須集中一切力量保護我們的國家免受外國仇敵的侵略；這個敵人一心要把我們擠掉，以走上統治世界的道路。……我們要為我們的祖國不受外國侵略而鬥爭，為歐洲和斯拉夫民族不受日耳曼人統治而鬥爭。……"猶太人儘管長期遭受歧視和迫害，他們的一位代表卻也表達了同樣的感情："我們猶太人生活在異常苛刻的法定環境下，而且還將如此生活下去。不過，我們……將象一個人一樣堅定地站在俄國的旗幟下。……猶太人民將至死履行他們的義務。"

對社會各階層靠攏在政府周圍唯一提出異議的是極端急進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他們的領袖列寧將戰爭視為帝國主義對市場和殖民地的爭奪。因而，全世界的工人沒有任何理由為這樣一場衝突而獻身。相反，列寧號召工人們轉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煽動者。他反覆不斷地提出了"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不過，這一口號是1914年中唯一的反調，因而當時不受人注意，也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布爾什維克那時是俄國一個極小的黨派，而且其傑出的領導人都流亡國外，其中列寧在瑞士，托洛斯基在紐約。因此，布爾什維克的鼓動並沒有破壞沙皇專制政權統治下的給人深刻印象的民族團結。

俄國人不僅團結一致同德國人作戰，而且確信他們將在短期內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事實上，公眾募捐了大筆的錢，準備給與第一個進入柏林的俄國士兵。但是，俄國人不但未能迅速取勝，反而遭到了慘敗。誠然，俄國為戰爭所作的努力大大地促成了協約國的最後勝利。1914年，俄國人出人意料地迅速挺進東普魯士，迫使德國人從西線調出部隊，從而大大地有助于阻止馬恩河的德國人的前進。不過，事實仍然是，1914年侵入東普魯土的俄國的兩支軍隊遭到了毀滅性的失敗。第二年，當俄國軍隊面對德、奧的強大進攻向後退卻時，出現了大潰敗。帝國人口最稠密、工業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丟給了同盟國。1915年的失敗是沙皇專制政權滅亡的開端。

俄國再也沒有從軍事失敗中恢復過來，其原因之一在於它完全沒有經濟實力來進行反對第一流工業強國的現代化戰爭（見第十三章第五節）。這對前線的俄國士兵究竟意味着什麼呢？1915年夏一位俄國將軍在寫給法國大使的下面這段評論中對此作了生動的描述：

想一想參加最近幾次戰斗的幾個步兵團吧，他們中三分之一的人沒有步槍！這些可憐的傢伙在暴風雨般的榴霰彈片中耐心等待，等待着拾起倒下的同伴的步槍。他們在這樣的條件下居然毫不恐慌，這真是一個奇蹟。……這種磨難我們的士兵要忍受多久呢？這種殘殺太可怕了！

這一經濟上的弱點由於1915年帝國工業化地區的丟失而變得更加嚴重。此外，無能的軍事領導者也妨礙了俄國為戰爭所作的努力。戰爭爆發後，沙皇尼古拉挑選他的叔叔尼古拉大公擔任總司令。大公顯然不能勝任這一職務，正如一位有能力的俄國將領在以下評價中所指出的那樣："他好象是一個完全不能勝任這項工作的人，而且，據他本人說，每當接到皇帝的命令。他總要花很長時間喊叫一通，因為他不知道怎樣對待他的新任務。"

俄國人也因大後方的政治分歧而受到妨礙。杜馬和帝國官僚機構經常為各自的管轄權和特權爭執不休。這兩者又為軍需品匱乏以及最終前線失敗的責任問題而與軍方發生衝突。如果最上層的領導堅強有力的話，這種不和本可以減到最小程度並得到控制。不幸的是，沙皇尼古拉智力有限，想象力貧乏，是一個好心但卻軟弱無能、優柔寡斷的統治者。他那意志堅強而又十分敏感、反覆無常的妻子常常慫恿他維護自己的權力，採取嚴厲手段。"你從未放過機會顯示你的愛和仁慈，現在讓他們嘗嘗你的拳頭吧！"但尼古拉依然是個軟弱的、傷感的人物，他通常聽從最後跟他講話的人的勸告。他所犯的最大錯誤是：1915年8月，當前線陷于災難之中時，他決定解除尼古拉大公的職務，親自掌握軍事指揮權。他甚至比他的叔叔更不勝任這項工作，在總司令部中他是一個令人討厭的人物。然而，他有一個不可思議的信念，認為他的自我犧牲可以輓救這種局面。"或許需要一個贖罪祭品來拯救俄國。我就是這個犧牲品。上帝的意志也將如此。"最後，他確實成了這一犧牲品，因為從此以後軍事上的失敗都被認為要由他自己負責。因此，最終結果是他家族的毀滅、沙皇專制政權的結束和布爾什維克的出現。

三月革命　1917年俄國爆發了兩次革命：第一次在3月，第二次在11月；前者結束了沙皇專制統治，成立了臨時政府，後者推翻了臨時政府，確立了蘇維埃政權。第一次革命是一個使每個人大吃一驚的意外事件。3月8日，彼得格勒爆發了罷工和暴動，原因是運輸工具不充足，從而導致了食品和燃料的極度缺乏。當局命令軍隊前去維持秩序，但士兵們卻發生嘩變，同示威者親近起來。始終對杜馬疑慮重重的沙皇懷疑它與此事有牽連，于3月11日下令解散杜馬。杜馬領導人拒不依從這一命令，因而，沙皇發現他不再能夠強迫杜馬服從自己。實際上，認識到自己無權力的本身就是革命。沙皇政府只是名義上的政府，並不擁有維護其權力的手段，這一點突然變得十分明顯。換句話說，俄國不再擁有一個起作用的政府。這就是既從事實上又從法律上來說的俄國形勢；當時沙皇尼古拉干3月15日讓位給他的兄弟米哈伊爾，而米哈伊爾又于第二天放棄了王位。

沒有人料到會發生這第一次俄國革命，更不用說策劃這次革命了。相反，情況是這樣：腐朽的沙皇專制政權因戰爭的壓力和災難而逐漸遭到削弱，直到最後整個搖搖欲墜的機構倒塌下來。為了避免街上的激進分子取而代之，必須立刻建立一種新的機構。3月12日，臨時政府成立，管理國家，直到能通過選舉產生立憲會議時。新政府由自由黨人格奧爾基·李沃夫公爵領導，立憲民主黨領導人保爾·米留可夫教授任外交部長，唯一入閣的社會黨人亞歷山大·克倫斯基任司法部長。

這是一個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中間派的內閣，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改革。實際上，它的確宣佈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集會自由；宣佈大赦政治犯和宗教犯；承認所有公民法律上一律平等，不遭受社會、宗教或種族方面的歧規它還通過了勞動法規，其中包括八小時工作日。儘管臨時政府在改革方面取得了這些成績，但它從未紮根于這個國家。它拚命奮鬥了八個月，卻未能提供適當的行政管理。最後，這一新政府並不是被人推翻了，而是象沙皇專制政權在3月時那樣，孤弱無助地、屈辱他突然崩潰了。繼臨時政府之後的是一種全新的政治制度——蘇維埃制度。

兩次革命之間　1917年3月至11月是臨時政府和蘇維埃之間為權力而鬥爭的時期。在這場鬥爭中，臨時政府處于極其不利的地位，因為它從一開始起就拒絶考慮絶大多數俄國人所需要的兩樣東西——和平和土地．李沃夫公爵及其部長們堅認，土地重新分配這樣的重大改革必須等到能真正代表人民並有權決定這一基本問題的立憲會議召開時才能進行。同樣，政府也不願結束戰爭，因為俄國對它的盟友負有某些不可推卸的義務。這些論點是合情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但在政治上卻是自殺性的。臨時政府採取權宜手段，懇求人們忍耐，而蘇維埃則要求立刻實現和平，立即分配土地，以此爭取人民大眾。

蘇維埃的起源可追溯到1905年的革命，當時工人們選舉產生了工人代責會議即蘇維埃，以協調他們反沙皇專制統治的鬥爭。儘管蘇維埃當時遭到了鎮壓，但它們作為鼓動和直接行動的機構已證明了自己的價值。它們恰恰具有臨時政府顯然缺乏的品質——同人民大眾有着密切的關係。1905年革命時的一位觀察家在下面這段話中描述了有關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這一特點：

起初，它是一個混雜的集會；不過，人民是傾向于它的，就象傾向于能真正代表人民的事物一樣。它變成了從兵營裡逃出來的士兵的聚會場所、罷工工人的聚會場所、僕人的聚會場所、趕車人的聚會場所。……它是避難所、避風港、待領場。人們去那裡閒談、喝酒、抽菸、甚至睡覺。它確實是人民之家。

蘇維埃隨着世界大戰所引起的危機而再次出現，是很自然的。由於其起源和成份的緣故，它們一點也不象臨時政府那樣過于拘謹，非要等到選舉之後才進行和平談判和土地分配。它們毫不猶豫、毫無保留地表達了人民大眾的心聲，因此，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民眾的支持。蘇維埃不僅出現于城市，而且很快地出現于鄉村和軍隊。因而，蘇維埃運動迅速地遍及全國，實際上發展成為一種不斷地向彼得格勒政權挑戰的基層政府。鄉村蘇維埃在組織人們奪取貴族的財產；城市蘇維埃在支持人們不斷地上街示威和舉行暴動；而士兵蘇維埃則在逐漸地奪取軍官的權力，達到了控制所有武器以及所有命令須經士兵蘇維埃副署後方纔生效的程度。

起初，選入蘇維埃的代表主要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在其領導人從瑞士返回之前仍處于較次要的地位。4月16日，列寧及幾位助手乘坐在密閉的車箱裡，穿過德國，回到了彼得格勒。德國最高指揮部推測，這些革命者將破壞親協約國的臨時政府，他們的推測證明是正確的。列寧即刻發表了他那著名的"四月提綱"，提出了立即實現和平、將土地分給農民和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要求。

從即將發生的事情來看，列寧的要求似乎是合乎自然、合乎邏輯的。但實際上，這些要求在蘇維埃內部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中，甚至在一些布爾什維克中，都引起了許多異議。尤其引起爭論的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要求。這在當時似乎是十分荒謬和不負責任的。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大多數蘇維埃代表把三月革命看作是一次資產階級的起義，並認為，在俄國經歷長期經濟發展之前，要進行第二次革命即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因而，他們的策略是允許臨時政府繼續執政，同時經常督促它進行適當的改革和社會變革。

列寧几乎是孤身一人向這一政策挑戰，孤身一人號召立刻進行第二次革命。然而，時間證明他是正確的，因為戰爭繼續得越久，公眾的不滿情緒就越大，他的要求也就越得人心。那些在4月份似乎還是希奇古怪的口號，半年之後聽起來就完全合理了。到1917年年底時，許多人準備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而戰鬥，以便擺脫臨時政府，因為臨時政府阻礙人們獲得極為想望的和平、土地和麵包。

輿論轉變的最早跡象是5月17日外交部長米留可夫的被迫辭職。米留可夫極力主張俄國繼續進行戰爭，這使他極不得人心，結果被迫辭職；李沃夫和克倫斯基組成了新的臨時政府。新臨時政府一直執政到7月20日以前；從7月20日起，一直以有影響的掌權者形象出現的克倫斯基組成了一個以他自己為總理的新政府。到這時，國民的傾向已完全轉向左派，以致新部長們大多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認為立憲民主黨人是俄國政界的激進分子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為了反對列寧和他的布爾什維克，克倫斯基這時正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合作。

布爾什維克革命　克倫斯基聲稱，他的主要目的是"拯救革命，使其擺脫極端分子"。在努力制止人們對財產的越來越嚴重的侵奪時，他警告說，將來的立憲會議對7月25日以後進行的土地轉讓不會予以承認。他還試圖通過對某些罪行再採用死刑的辦法在軍隊中恢復嚴守紀律的風貌。這些措施自然使克倫斯基極不受布爾什維克和其他激進分子的歡迎，對他來說不幸的是，他並沒有因此而得到軍人和其他保守分子的支持。他們認為他是一個軟弱的、愛高談闊論的政治家，要求他立刻採取措施擊潰蘇維埃。當他拒絶這樣做時，一位名叫拉弗爾·科爾尼洛夫的將軍發動了反克倫斯基的軍事叛亂，公開宣佈其目的是使政府不受蘇維埃的操縱。

科爾尼洛夫叛亂的結果與原來的打算正好相反。正是蘇維埃帶頭組織對科爾尼洛夫的抵抗，帶頭在他的軍隊中進行宣傳，使許多士兵最後開了小差。因此，科爾尼洛夫主要是被蘇維埃打敗的；克倫斯基因而也發現自己處在蘇維埃的控制之下。此外，隨着輿論越來越轉向左派，布爾什維克這時在蘇維埃中也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到10月時，他們已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蘇維埃中占多數。列寧這時斷定，推翻克倫斯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已經來臨。但他自己的政黨仍不准備最後決戰，因為他們擔心，即使他們能推翻臨時政府，也不可能維持政權。列寧的回答是，24萬布爾什維克黨員完全能統治俄國，為窮人的利益反對富人，正如過去13萬地主統治俄國，為富人的利益而對付窮人一樣。最後，在以辭職相威脅之後，列寧說服了黨中央委員會投票贊成革命，起義日期定在11月7日。

實際的革命卻是高潮突降。布爾什維克的軍隊几乎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佔領了彼得格勒的重要地點——火車站、橋樑、銀行和政府大廈。只是在冬宮發生了流血事件，傷亡人數共計一個紅軍戰士和五個紅軍水兵。克倫斯基設法脫身，在努力組織抵抗而毫無效果之後便逃亡國外。於是，臨時政府屈辱、輕易地垮台了，這使人聯想起沙皇專制統治的滅亡。這裡沒有戰鬥，因為11月時的克倫斯基如同3月時的尼古拉一樣，几乎沒有什麼虔誠的支持者。

布爾什維克輕易的勝利並不意味着他們就得到了所有俄國人民、或至少說大多數俄國人民的支持。最終於11月25日選舉產生的立憲會議的組織成分就證明了這一點，其成分為：社會革命黨人占370個席位；布爾什維克占175個席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占40席；立憲民主黨占17席；孟什維克占16席；各民族團體占86席。立憲會議于1918年1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召開，在舉行了一次會議之後，就被這時已掌握軍權的布爾什維克驅散了。然而，立憲會議的結構揭示了各黨派當時各擁有多少追隨者。

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和約　其時，列寧正在認真地爭取和平，雖然僅僅是因為俄國不能夠繼續打仗。11月25日，托洛斯基在電台上向所有交戰國發表講話，請求它們立即締結停戰協定。各協約國對此避而不答，它們不願在布爾什維克所提出的"不割地、不賠款"的口號的基礎上接受和平。但同盟國卻願意談判，12月5日，它們同布爾什維克簽訂了停戰協定。在以後的談判中，德國人要求割讓波蘭和波羅的海沿岸諸省，這種割讓可能是以民族自決為基礎。當布爾什維克提出異議時，德國人便撕毀了停戰協定，繼續向彼得格勒推進。此時，列寧決定妥協，這不僅是因為他缺乏抵抗的手段，而且是因為他推測德國人很可能戰敗，無法保住他們所征服的地區。

1918年3月3日，列寧接受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其嚴厲的條款比原先提出的要求苛刻得多。他不僅放棄了波蘭和波羅的海沿岸諸省，而且放棄了芬蘭、烏克蘭和高加索部分地區。這些割讓包括已200萬人口和125萬平方哩的領土；這些領土上，有俄國的一半工廠和三分之一的產糧區，併產有俄國四分之三的鐵和煤。

這樣，俄國便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新的布爾什維克統治者着手創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其影響至今仍波及世界各地。

五、戰爭的全球階段：美國的介入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威爾遜總統立刻號召他的同胞嚴守中立。191麼年8月B日，他在向美國人民發表的講話中聲稱："我要冒昧地向你們提一個嚴重警告，不要出於黨派偏見，不要因為熱烈地偏袒某一方，而作出最強烈、最巧妙、最根本地破壞中立的行為。在這些即將考驗人們靈魂的日子裡，美國必須不但在名義上而且在事實上做到保持中立。"
這一呼籲得到了普遍的贊成，因為絶大多數美國人都不希望捲入這場戰爭。然而，到1917年時，威爾遜本人卻正在將這個國家引入戰爭。為什麼會不顧如此強烈地贊成中立的情緒而介入戰爭呢？

一個因素是擴軍運動。成立於1914年12月1日的國家安全聯盟得到了軍人、軍火製造者和喜歡爭論的政治家的有力支持。他們宣傳同德國作戰的可能性，要求進行義務軍事訓練，要求大大增加常備軍和海軍。威爾遜最初反對這種鼓動，但由於政治原因他不可能完全不理睬它。最後，他親自領導了紐約和華盛頓的擴軍運動遊行，並于1916年6月3日主持通過了《國防法》；這一法案將常備軍增加了一倍，改組了國民警衛隊，並規定在各學院和夏令營中訓練軍官。兩個月後，另一項法案批准了一個大規模地擴建海軍的三年規劃。與這一擴軍相聯繫的深入細緻的鼓動和宣傳也有助于在心理上為全民族參戰作準備。

與此極為相似的是美國1916年3月至1917年8月武裝入侵墨西哥所帶來的影響。這次入侵是突然發生的；當時半為革命者半為匪徒的弗朗西斯科（潘喬）·比利亞襲擊了新墨西哥州的邊境城市哥倫布，殺死了19個人。比利亞的目的是驅使美國進行干涉，從而使卡蘭薩總統名譽掃地，並將其推翻。威爾遜對此確作出了反應，立刻下令由約翰·潘興將軍率兵討伐。儘管派遣了10萬多人越過邊境，但事實證明要抓到比利亞及其同夥是不可能的。相反，比利亞又襲擊了德克薩斯州的格倫斯普林斯，殺死了四個人。這在美國引起了對墨西哥宣戰並佔領其北部地區的叫囂。不過，卡蘭薩和威爾遜都希望避免戰爭行動，最後作出了使美國撤軍的安排。然而，通過這些無災難、無犧牲的軍事行動的刺激，這一不可思議的插曲有助于在美國樹立起一種戰爭精神。

有利於介入戰爭的另一因素是美國在金融和工業上受到協約國事業的約束。布賴恩預見到這種壓力，從一開始就極力主張"道義上禁止"貸款給交戰國。這一主張被威爾遜拒絶了，結果，到1914年年底時，摩根商行已對協約國在美國購買軍用物資一事作了"安排"。為支付這些軍用物資，各協約國先是給現金，然後賣掉了它們在美國所擁有的公債券和股票，最後不得不大筆大筆地借款。這種情況必然產生了使美國參戰的壓力。蓬勃發展的美國工業依賴于協約國接連不斷的定貨單，而美國銀行家的保險箱裡裝滿了英、法鈔票，如果德國獲勝，這些鈔票將變得一文不值。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交戰國雙方為影響美國人的思想而搞的宣傳運動。總的來說，協約國在這方面做得更成功些，這不僅是因為它們的技術和通訊設施優良，而且還因為它們的情況更易證明是正當的、是出於防衛。英國人在海上的專橫在德國人對比利時的入侵與佔領面前相形見絀。當德國潛水艇開始使美國人遭受傷亡時，由英國的封鎖造成的所謂德國的饑餓很快就被忘卻了。

這導致了襲擊商船的德國潛艇戰的發生，潛艇戰證明是促使美國參戰的最重要的一個因素。1917年以前，德國不打無限制的潛艇戰，是由於一個簡單的軍事原因——得不到足夠的潛艇，以保證在美國的軍事力量施加壓力之前打敗英國。但是，德國潛艇的數量在迅速增加——從1915年2月的27艘上升到1916年8月的74艘，再上升到1917年2月的103艘。這樣，到1917年初時，德國軍方認為，如果讓他們自由行動的話，他們能在6個月內使英國屈服。這就是為什麼德國政府下令于1917年8月1日開始實行無限制潛艇戰的根本原因。這一命令發出時，德國政府已充分認識到它勢必導致美國參戰。但從邏輯上推測，美國作為交戰國給協約國的經濟援助不可能比過去作為中立國所提供的援助更多，而且其軍隊到達歐洲的時間也將太晚，無法使英國免于被迫投降。

威爾遜這時斷絶了同德國的外交關係，但他對真正參戰仍猶豫不決。他在給國會的咨文中聲稱，他相信德國人將不會實現其消滅美國人、摧毀美國船隻的威脅。如果事實證明他錯了，他將回到國會去爭取立法權力，以保護美國人在公海上的權利。

威爾遜的剋制未能阻止當時不可抗拒地捲入戰爭的趨勢。1917年3月1日，美國新聞界公佈了臭名昭彰的齊默爾曼密電；這份密電是由當時這位德國外長髮給駐墨西哥城公使的。假如德國同美國發生戰爭，公使將向卡蘭薩政府提議組成聯盟，墨西哥將參加德國一方，作為回報，墨西哥將得到"慷慨的財政援助"，並恢復"在德克薩斯、新墨西哥和亞利桑那的失地"。卡蘭薩還應該為當時處于交戰狀態的德國和日本進行調解，並請求日本加入聯盟。這份密電被英國人截獲並破譯了，他們把它送交給佩奇大使。當把它公佈給美國新聞界時，美國的輿論自然非常震驚。有關日本的問題以及割讓領土給墨西哥的問題，甚至在過去反應比較冷淡的中部和遠西地區也喚起了人們的參戰情緒。與此同時，德國人正用魚雷襲擊美國的船隻，不少美國人正在喪命。最後又加上沙皇專制政權這時已被推翻，美國于3月20日承認了俄國新成立的臨時政府。此時，美國能毫無保留地加入正在與中歐的獨裁國家作戰的民主勢力聯盟。

4月2日；國會召集了一次特別會議。威爾遜總統向與會議員宣讀了他的《戰爭咨文》："我們很高興為世界的最終和平和各民族的漸放可戰。……我們必須使世界對民主無害。……我們不希望征服，不希望支配。……我們只是人類權利的一個衛士。……"4月4日和6日，參、眾兩院通過一項聯合決議，宣佈美國與德國之間存在戰爭狀態。隨後總統發表公告。美國開始進入戰爭。

威爾遜在《戰爭咨文》中闡明戰爭目的時，其措辭必然抽象、籠統。但是，在1918年1月8日對國會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說時，他以其著名的《十四點和平綱領》的形式，具體、詳細地陳述了戰爭的目的。這十四點中著名的幾點是："訂立公開和約"以反對秘密外交、海上航行自由、消除國際貿易中的障礙、削減軍備、根據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必須同諸殖民地國家的要求同等予以重視的原則公正地調整殖民地的全部要求、運用民族自決的原則處理中歐和東歐各從屬少數民族的問題。

六、協約國的勝利

英、美著名的海軍專家一致認為，德國只要稍多幾艘潛艇便能贏得這場戰爭。這一判斷的準確性在表1所提供的有關船隻損失和建造的數字中能覺察出來。這些數字表明，協約國不僅通過加快船隻建造，而且通過減少船隻沉沒來獲得成功。這種成功是通過種種方法取得的，其中包括發展有效的護航體系、偽裝商船、使用含有大量高爆炸葯的深水炸彈、發明能探測附近潛艇的水聽器。多虧這種種方法，協約國才幹1918年初渡過了危險的關頭，1918年建造的新船總噸數首次超過了被擊毀船隻的總噸數。
一旦德國潛艇的威脅被制服，美國便能有效地利用其巨大的經濟潛力。這一點具有多大的決定性，在表2所列舉的有關交戰國生產率的統計數字中表現得非常清楚。

美國的參戰使協約國不僅在軍需品方面，而且在人力方面占決定性的優勢。在1918年3月這個月中，共計84，889名美軍到達西線，6月，這個數字上升到306350人。這樣，協約國的指揮官每月都可得到一支新的生力軍。為了免遭失敗，德軍最高司令部做了最後的、孤注一擲的努力：1918年春向巴黎發動了全面攻勢。他們的努力受助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這一和約使他們能將幾個師從東線調至西線。德國人以當時最強大的戰爭攻勢設法到達了離首都40哩的地方，但隨後就被阻止了。7月18日，當協約國軍隊在坦克隊的援助下發動反攻時便出現了轉折點。這一進攻不僅證明了坦克作為陣地戰武器的價值，而且首次暴露了德軍中普遍存在的失敗主義情緒。德軍整營整營地投降，有時甚至是向孤立無援的步兵投降，而退卻的德軍則以"工賊"、"延長戰爭者"等叫喊聲歡迎那些開往前線的新部隊。

表1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協約國和中立國損失和建造的船隻

時期　損失的船隻　建造的船隻　1915年　1744657　1202000　1916年　2799772　1688000　1917年　6623623　2937786　1918年第1季度　1146920　870371　1918年第2季度　963370　1243274　1918年第3季度　892546　1384110

其時，德國的盟國處境更加困難。當薩洛尼卡的協約國軍隊司令弗朗謝·德斯佩雷將軍于9月中旬發動進攻時，保加利亞戰線便崩潰了。1918年9月29日，保加利亞代表簽訂了停戰協定，10月3日，國王費迪南讓位給他的兒子鮑裡斯。同樣，在土耳其，英帝國軍隊正以兩股力量乘勝前進——一股從埃及向地中海東部沿岸推進，另一股從波斯灣向美索不達米亞流域推進。同時，從薩洛尼卡來的協約國軍隊正向君士坦丁堡進發。土耳其人為這些挫折所驚嚇，因保加利亞人的投降而孤立，于1918年10月30日接受了停戰協定。

奧匈帝國的境況十分嚴重。許多少數民族紛紛成立國民議會，宣佈自己獨立。甚至以往一向統治這個帝國的日耳曼—奧地利人和匈牙利人，這時也在談論各自國家的獨立問題。與此同時，意大利人正渡過皮亞韋河，而弗朗謝·德斯佩雷正向多瑙河挺進。11月3日，奧匈帝國停戰委員會接受了意大利最高司令部提出的條件，11月6日，匈牙利自由黨領導人米哈伊·卡羅伊伯爵代表匈牙利在貝爾格萊德簽訂了單獨的停戰協定。11月11日，國王查理放棄了他的最高權利，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國終於滅亡。

其時，德國人在西線上的處境日趨惡化，由於美軍士兵源源而來，協約國軍總司令福煦元帥能隨意攻擊任何地方。德軍傷亡人數超過了補充人員，逃兵擁進了汽車站和火車站。這些失敗加之保加利亞人投降的消息，使魯登道夫將軍緊張不安。9月29日，他帶有幾分恐慌地要求政府趁軍隊受損還不大，"立刻"着手停戰談判。為了準備談判，德皇任命他的表弟巴登親王馬克斯為新首相。以自由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聞名的馬克斯親王要求同威爾遜總統在《十四點和平綱領》的基礎上進行談判。隨後出現了柏林和華盛頓之間持續數星期之久的意見交換。一個主要的障礙是德皇堅決拒絶退位。然而，11月3日，基爾港德軍艦隊發生兵變，迫使他表態。兵變從一個港口迅速波及到另一個港口，然後傳向內地。11月9日，馬克斯親王強行作出決定，宣佈德皇退位；兩天後，簽訂了停戰協定，結束了西線的戰爭。

這樣，第一次世界大戰便告結束——這場戰爭歷時4年零3個月，涉及到30個主權國家，推翻了4個帝國，產生了7個新的國家，死亡人數為：戰鬥員約850萬，非戰鬥員約1000萬，直接經濟損失達1805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1516億美元。

七、和平解決

和同盟國各國簽訂的和約有：1919年6月28日對德國的《凡爾賽和約》、1919年9月10日對奧地利的《聖日耳曼條約》、1919年3月22日對匈牙利的《特里亞農條約》、1919年11月27日對保加利亞的《納伊條約》和1920年8月20日對土耳其的《塞夫爾條約》。這一全面和平解決有三個特點對世界歷史來說是十分重要的，這三個特點是：建立了國際聯盟，將民族自決的原則應用於歐洲，未能將這一原則應用到歐洲以外地區。
國際聯盟作為第一個立誓共同防禦侵略、以非暴力方法解決爭端的世界範圍的國際合作組織，在世界歷史上居有突出地位。大戰期間，人們曾屢次提出建立這一類聯盟的想法。1915年，英國成立了一個國際聯盟協會，美國也成立了一個堅持和平聯盟。世界上的各種領導人，包括教皇本尼狄克十五世、英國當時的外交次官羅伯特·塞西爾子爵和南非當時的國防部長斯穆茨將軍，都為未來的和平組織提出了建議。威爾遜總統在其《十四點和平綱領》的最後一點中宣稱："必須成立廣泛的國際聯合組織，制訂專門條款，使各國不論大小，相互保證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因而，當戰爭結束晚國際聯盟是已被認真考慮過的有關和平的唯一問題。

《國際聯盟盟約》是《凡爾賽和約》的一個主要部分，它于1920年1月開始生效。在一個對民主無害的世界中——這是當時所希望的《盟約》自然應提供議會、內閣和行政機構這種標準的民主格局。大會就是國聯的議會，原42個成員國中的每一國在大會中都有一票表決權。理事會是國聯的內閣，由各擁有一個常設席位的五個"主要協約國與聯繫國"的代表和"大會定期選出的"其他四國的代表組成。原常任成員國是英國、美國、法國、日本和意大利，但美國沒有參加國際聯盟。隨後，德國和俄國獲得了常任國席位，而非常任成員國的數目增加到10個。最後是秘書處，它的作用相當於國聯的行政機構，由一名秘書長和全體職員組成。

國際聯盟的首要目的是維護和平。它的成員國應互相承擔起共同防禦侵略、仲裁或調查爭端和在裁定後的三個月以前避免戰爭的義務。國聯的第二個目的是關心國際範圍的衛生、社會、經濟和人道等問題。由於這一目的，國聯建立了專門的機構，如衛生組織、智力合作委員會、國際勞工組織以及許多臨時的諮詢委員會。總的說來，國聯在履行其第二個職責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功。它在改善國際勞動條件、促進世界衛生、同毒品交易和奴隷貿易作鬥爭、克服經濟危機等方面證明是很有價值的。但是，我們將看到，國聯未能維持和平，正由於維持和平是它存在的理由，所以這一失敗便意味着整個組織的結束。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和解還具有在民族自決原則的基礎上重新劃分歐洲邊界的特點。重新劃分歐洲邊界這一點在《十四點和平綱領》中已明確提出，以後，通過各種和平條約而正式得到落實。最終結果是歐洲地圖被大幅度修改。阿爾薩斯—洛林地區毫無疑問歸還給了法國。俄國由於芬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等獨立國家的建立而失去了它在波羅的海沿海的大部分地區。獨立的波蘭在前俄國、德國和哈布斯堡帝國割讓的諸省領土上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出現在前哈布斯堡帝國的版圖上。南斯拉夫也形成了，它由戰前的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和南斯拉夫人居住的前哈布斯堡帝國的一些地區組成。羅馬尼亞因從奧匈帝國、俄國和保加利亞獲得領土而使其面積增加了一倍多。最後，在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國剩餘的地區出現了奧地利和匈牙利這兩個小國家。

不能因此就說民族自決的原則在劃分新邊界時一定受到尊重。的確，關於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許多日耳曼少數民族、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數民族、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的俄羅斯少數民族，還存在着相當大的異議。其原因一定程度上在於以下這一事實：中歐和東歐的許多民族集團密不可分地混居在一起，以致只要劃分邊界，就必然會在一邊或另一邊形成相當多的少數民族。不過，這種不可避免的少數民族之所以會大大增加，是因為劃分邊界時除了要滿足民族主義願望，有時還要服從戰略方面的考慮。為什麼蘇台德日耳曼人被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為什麼提洛爾日耳曼人被留在意大利，為什麼《聖日耳曼條約》明確禁止德奧聯合，至少在戰後最近的幾年裡不許聯合，儘管德奧聯合符合民眾的意願——其原因就在於以上所述的。然而，儘管有這些偏差，新邊界卻遠比舊邊界更符合民族主義願望。少數民族的數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比大戰前要少得多。

人們有時責備說，調停人在遵循民族自決原則方面所犯的錯誤達到了徹底瓦解哈布斯堡帝國的程度。例如，溫斯頓·丘吉爾曾寫道："主要的悲劇是奧匈帝國因《聖日耳曼條約》和《特里亞農條約》而全面崩潰。……對構成哈布斯堡帝國的各民族或省份來說，獲得獨立並不是沒有帶來古代的詩人和神學家所一直詛咒的痛苦。"民族自決並沒有開創某些空想家所天真地期望的太平盛世，這是事實，而《聖日耳曼條約》和《特里亞農條約》不應對哈布斯堡帝國的崩潰負責，這也是事實。由於軍事上的失敗和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對諸從屬民族的破壞性影響，哈布斯堡帝國于戰爭後期開始崩潰。國王查理拚命努力，企圖阻止帝國結構的崩潰，曾于1918年10月16日發表聲明，將奧地利改變成聯邦國家。在匈牙利，米哈伊·卡羅伊伯爵也准許少數民族完全自治。但這兩個提議都立即遭到拒絶。捷克人在布拉格宣佈獨立，日耳曼人也在維也納宣佈獨立；南斯拉夫人聲明同貝爾格萊德聯合，特蘭西瓦尼亞的羅馬尼亞人也聲明同布加勒斯特聯合。

因此，諸從屬民族國家對古老而專制的哈布斯堡帝國和所提出的新的聯邦形式都不予理睬。不管哈布斯堡帝國是多麼希望自己能以一種或另一種形式保存下來，事實仍然是，它缺乏可作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任何實際的支持。哈布斯堡帝國同羅曼諾夫王朝、霍亨索倫王朝和奧斯曼帝國一樣，並非目光短淺的外交家的犧牲品，而是成功的民族主義的犧牲品；民族主義雖然過去在中歐和東歐長期受到抑制，但這時卻正在整個中歐和東歐獲得應有的承認。

儘管調停人通常將民族自決的原則運用於歐洲，但他們絶對不在歐洲以外地區這樣做。這種差別對待在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中能清楚地覺察出來；這一綱領明確闡明了該如何滿足歐洲各種少數民族的願望。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綱領》第五條宣稱：在殖民地，"有關居民的利益必須同政府的合理要求同等予以重視；政府的權利範圍應予確定。"這裡重要的一點是，它提到的是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願望"。不用說，正是歐洲人自己決定這些"利益"是什麼，結果是變相形式的帝國統治，即所謂的託管制度。

《國聯盟約》第22條把從同盟國手中獲得的殖民地居民看作是"在現代世界的緊張形勢下還不能自己站立的民族。"因此，這一條款規定："這些民族的監護應該委託給那些先進民族，即因其資源、經歷或地理位置而最能承擔這一責任的民族……同時，這一監護應由他們作為'受託者'、代表國聯來執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由"受託者"來"監護"的規定並沒有擴大到獲勝的協約國的殖民地，雖然這些殖民地的居民在許多方面都處于相似的發展水平或缺少發展。

託管條款將德國和奧斯曼帝國的國外和海外領土分為一級、二級和三級託管地。其類別隨有關領土發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在此基礎上，前奧斯曼帝國的屬地為一級託管地，德國的殖民地屬二級和三級託管地。在奧斯曼帝國的領土中，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受託給受託管理國英國，敘利亞和黎巴嫩受託給法國。在德國殖民地中，坦噶尼喀大部分地區劃給英國，其餘部分劃給比利時；多哥蘭和喀麥隆由英、法瓜分；西南非洲分給南非聯斯至于德國在太平洋上的島嶼，赤道以北的歸日本，赤道以南的歸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受託管理國對託管地的居民承擔著特定的義務。它們應向常設託管委員會說明履行這些義務的情況，並必須每年向國際聯盟會議作彙報。雖然，常設託管委員會和國際聯盟本身都無權強迫不服從的受託管理國，但值得注意的是，歐洲諸國首次接受了某些規定的程序。這些程序隨託管地類型的不同而不同。就一級託管地來說，託管條款特別期望在可能的情況下立即准許獨立。受託管理國的任務僅僅是"給予管理方面的指教和幫助……直到他們[託管地的人民]能自立獨處時為止。這些社會的願望在選擇受託管理國時必須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但對於二級和三級託管地，卻沒有提到最後的獨立。其受託管理國的義務是提供符合居民利益的管理。

儘管託管制度是對戰爭中的勝利者瓜分殖民地戰利品的傳統方法的一種改進，然而，它仍強烈地使人聯想起1815年那種忽視民族願望的解決辦法。我們將看到，奧斯曼帝國領土上的居民並不想處于被託管的地位，並強烈反對法國作為受託管理國。當敘利亞和黎巴嫩劃給法國時，他們的願望直接遭到了蔑視。甚至是非洲一些二級託管地，也對所作的安排表示強烈不滿。因此，毫不奇怪；正如1815年對民族主義願望的忽視導致19世紀期間歐洲的一系列革命一樣，這一託管制度也將導致戰後數年間殖民地世界中的一些起義。

似乎有悖常理的是，歐洲諸從屬少數民族贏得獨立需要整整一個世紀，而海外大多數殖民地民族雖然在許多方面落後於歐洲人，但獲得自由只需半個世紀、其原因一定程度上也許能在現代大眾交流媒介的影響中找到。由於無線電廣播響徹鄉村的每一塊地方，當代印度尼西亞人、埃及人或巴基斯坦人對世界大事、世界趨勢的瞭解和作出的反應達到了19世紀的加利西亞人、波斯尼亞人或阿爾巴尼亞人根本無法想象的程度。兩次世界大戰比1815年至1914年間的一系列較小的衝突更加削弱了歐洲強國，這一點也可解釋當代殖民地的覺醒。

八、世界歷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粗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全球，它顯露出的變化相當少。歐洲的邊界雖因四大帝國的消失而不同，但就整個世界而言，歐洲的統治似乎並沒有減弱。英國、法國和其他帝國仍然統治着與1914年以前一樣多的海外殖民地。實際上，它們的領地甚至更大，因為它們這時控制了以前曾在蘇丹統治下的中東領土。因此，歐洲的全球霸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比大戰前更完整。
不過，在這表面之下，形勢卻完全不同。實際上，從全球的觀點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意義恰恰在於它開始了對歐洲霸權的削弱——這一過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宣告完成，這一削弱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經濟衰落、政治危機和對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削弱。

1914年以前，歐洲的經濟很大程度上依靠大規模的海外投資，這些投資每年產生大量的利潤。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失去了其對外投資的四分之一，法國失去了三分之一，而德國則失去了全部對外投資。這一趨勢的完全改變從美國新的金融實力中可看出來。戰前，美國靠歐洲提供所需的資本。到1914年時，美國欠歐洲投資者的債務約為40億美元；如果用現在的標準來衡量，這是一筆微不足道的款項，但卻是那個時期國債的三倍。然而，戰爭完全改變了這種關係，因為協約國政府為了支付戰爭物資款，先被迫出售了它們在美國的股份，然後又向美國政府以及私方借款。因而，到1919年時，美國已成為一個借出款項達37億美元之多的債權國，到1930年時，這個數字已上升到88億美元。

在工業上，與此相同的格局也很明顯，因為歐洲許多工業區已遭破壞，而美國的工廠卻在戰時極大需求的椎動下，猶如雨後春筍驚人地發展起來。到1929年時，美國的工業產量至少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42．2％，這一產量大於包括蘇聯在內的所有歐洲國家的產量。因此，歐洲與美國的經濟關係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完全改變。歐洲已不再象在19世紀時那樣，是世界的銀行家和世界的工場。這兩方面的領導權已轉到大西洋彼岸。

戰爭不但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也使歐洲內部遭到摧殘。1914年以前，歐洲已是近代基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發源地。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這些思想和制度的影響已波及全球每個角落。然而，戰爭的浩劫使歐洲人士氣沮喪，失去信心。在歐洲大陸的各個地方，古老的秩序正受到懷疑和挑戰。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在1919年3月的一份秘密備忘錄中寫道："在反對戰前形勢的工人中間，存在着一種不僅是不滿，而且是忿怒和反抗的強烈意識，所有現存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歐洲各地廣大人民的懷疑。"

在這一革命的緊要關頭，許多歐洲人都期待兩位非歐洲人、美國的威爾遜和蘇俄的列寧的指導。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引起了一場民主願望和期望的騷動。1918年12月，當威爾遜踏上歐洲血染的土地時，廣大民眾以發狂的熱情把他當作"人類的國王"、"救世主"、"和平王子"來歡迎。他們貪婪地聆聽著他的有關和平和安全的遠景規劃。

與此同時，另一個拯救福音正從東方傳來。數百萬死傷的人和城鄉冒着煙霧的廢墟使得廣大民眾易於接受進行革命和實現社會新秩序的號召。為了模仿布爾什維克革命，柏林、漢堡和布達佩斯都建立了蘇維埃。倫敦、巴黎和羅馬街頭也舉行了示威遊行。威爾遜的密友豪斯上校在1919年3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不滿的呼聲每天都有。人民需要和平。布爾什維主義正越來越為各地的人們所接受。匈牙利剛剛屈服。我們正坐在一座露天火藥庫上，總有一天，一顆火星便能將它點燃。"

18、19世紀，歐洲人的思想曾喚醒和激勵過美國人和俄國人。現在的情形正好相反。歐洲人正在別處尋找領導者，尋找思想。下一章我們將看到，20世紀20年代以前，歐洲一直是"一座露天火藥庫"，隨後，在1929年的經濟颶風到來之前，安定、繁榮了幾年。

最後，歐洲的霸權被第一次世界大戰削弱，因為這次大戰對海外殖民地產生了影響。歐洲列強的一個集團同另一集團血戰到底的慘狀不可彌補地損壞了白人主子的威信。白人不再被認為几乎是天命注定的統治有色人種的人了。數以百萬計的殖民地居民作為士兵或勞工加入戰爭，同樣具有破壞性。印度幾個師在西線和美索不達米亞作戰；許多身着法軍制服的非洲人在法國北部作戰；大批的中國人和印度支那人在後方的勞動營裡服勞役。不用說，有過如此經歷後返回家園的殖民地居民對歐洲領主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樣恭順。例如，法國一位行政官員說，"1914至1915年間應徵入伍的175000名士兵在法國和佛蘭德的戰壕中挖掘了古老非洲的墳墓。"法國駐印度支那總督于1926年寫道："這場用鮮血覆蓋整個歐洲的戰爭……在距我們遙遠的國度裡喚起了一種獨立的意識。……在過去幾年中，一切都發生了變化。人們、觀念和亞洲本身都在改變。"

革命思想還因與戰爭行為有關的宣傳而在殖民地中得到傳播。誠然，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所提到的只是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願望"。但在戰時，這是一個極其細微的差別，"民族自決"這一革命術語已不僅在歐洲而且在殖民地世界留下了印記。同樣具有影響的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亞洲的知識分子已為西方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所激勵。他們引用過伏爾泰、馬志尼和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的話。但現在，他們的後裔很可能引用馬克思、列寧或哈囉德·拉斯基的話。1919年7月25日，孫中山博士為這一轉變提供了證據，他宣佈："如果中國人民希望自由的話……中國人民在爭取民族自由的鬥爭中的唯一的夥伴和兄弟是蘇俄工農紅軍。"

第一夥世界大戰對殖民地世界的所有這些影響不可避免地帶來深刻的政治結果。只有少數幾個人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美國黑人領袖W·E·B·杜波伊斯就是其中的一個；他于1918年寫下了以下這一有關即將到來的世界的非凡預測：

這場戰爭既是一個結局，也是一個開端。世界上較矇昧的人們決不再僅僅佔據他們以前所佔據的地方。在他們所佔據的地方，遲早將出現獨立的中國、自治的印度、代議制的埃及、非洲人的、而不僅僅是供他人進行商業剝削的非洲。從這場戰爭中，還將出現一個不受侮辱、有權選舉、有權工作和有權生存的美國黑人民族。

第二十一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義起義

自日本戰勝俄國那天起，亞洲各國人民就抱有擺脫歐洲壓迫的希望；這一希望在埃及、波斯、土耳其、阿富汗、最終在印度引起了一系列獨立運動。……如果我們要恢復自己的權利，就必須訴諸武力。

孫中山，192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殖民地地區出現了革命的浪潮。雖然這些革命的根源可追溯到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裡，但正是戰爭本身直接促進了革命。最終的結果各不相同：一端的土耳其人達到了他們提出的大多數目標，另一端的里夫部落成員卻遭到了慘敗，而位於兩者之間的埃及人、伊拉克人、印度人和其他種族則獲得了憲法上的適度讓步。回顧歷史，這些起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20年中最終摧毀歐洲諸帝國的大動亂的序幕。

一、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所有反對歐洲人統治的殖民地起義中，土耳其人的起義最為驚人、最為成功。大戰期間，他們遭到了慘敗，接着，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停戰協定與和平條約。然而，他們很快輓回了敗局，在武裝衝突中擊敗了他們的敵人，贏得了一個有着較為有利的條款的新條約。因此，在所有的同盟國中，只有原始的、受人輕視的土耳其有能力反抗獲勝的協約國，迫使它們接受對媾和條約所作的修改。要理解這一異乎尋常的結果，就必須回顧一下戰時有關奧斯曼帝國的複雜的外交活動。
戰時的外交　英國是大戰幾年中有關中東的大部分外交活動的主要幕後發起者。它應對三組時常相衝突的協約——與其盟國的協約、與阿拉伯代理人的協約以及與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協約負責。

協約國之間的協約共有四個，全是為瓜分奧斯曼帝國作準備的秘密條約。第一個條約是《君士坦丁堡協定》，它包含了1915年3月至4月的五個星期中俄、英、法三國在外交上所作的交易。西方強國勉強同意，如果獲勝，俄國就可以併吞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海峽及其兩岸的大片內地。作為交換，英法規定，它們以後將明確各自對波斯、阿拉伯半島以及奧斯曼帝國的要求。幾個星期後，即1915年4月26日，為了使意大利成為協約國，英、法、俄三個協約國同意大利簽訂了秘密的《倫敦條約》。條約規定，除阿爾卑斯山脈和達爾馬提亞沿岸的領土外，意大利還將得到小亞細亞西南部的省份阿達利亞，另外還將獲得對多德卡尼斯群島的全部主權；意大利在1911－1912年的意土戰李中已佔領了該群島。

這些密約中影響最大的條約——1916年4月26日簽訂的《賽克斯一皮科協定》——明確了英國、法國和俄國的全部要求。俄國可得到已許給它的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以及亞美尼亞、庫爾德斯坦部分領土和安納托利亞北部地區。英國將獲得美索不達米亞和地中海港口海法及阿卡。法國的勢力範圍將包括提爾以北的敘利亞領土、阿達納省和安納托利亞西南部的西里西亞地區。最後，約旦河以西、從加沙到提爾的巴勒斯坦因是聖地所在，將置於國際管理之下。

意大利人獲悉《賽克斯一皮科協定》的安排後，擴大了他們的要求，並堅決要求外交上的認可。這些要求因英、法、意三國于1917年4月簽訂的《聖讓—德莫里耶訥協定》而得到滿足；根據這一條約，意大利除得到已分給它的阿達利亞省外，還將獲得小亞細亞西岸的大部分地區。

這些密約是對奧斯曼帝國的死刑執行令。它們不僅切掉了阿拉伯的一些省份，而且切掉了小亞細亞半島的大部分地區。除去法國、意大利和俄國的勢力範圍，留給土耳其人的僅是其故國北部的20000平方哩土地。更重要的是，這些密約與英國當時正同阿拉伯代理人締結的某些條約直接相牴觸。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英國就已對阿拉伯人感興趣，將阿拉伯人看作是可與當時正向德國靠攏的土耳其人相抗衡的力量。某些阿拉伯集團無疑受到了關注，這尤其是因為青年土耳其黨的土耳其化政策（見第十四章第三節）。阿拉伯人中最主要的權貴要數哈希姆系家族的埃米爾·侯賽因，他是聖地的保護者和麥加的國王。早在1914年，侯賽因的第二個兒子阿卜杜拉經過開羅時，便已就英國為阿拉伯人反對土耳其人的起義提供可能的援助一事試探過英國人的意見。1914年11月，土耳其一加入同盟國，英國人就熱切地恢復這些接觸。侯賽因同英國駐埃及高級專員亨利·麥克馬洪爵士經過長期談判，最終締結了軍事聯盟，並達成了一個在以後幾年中引起無數麻煩的不明確的政治協議。作為對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的回報，英國人同意承認北緯37度以南、包括阿拉伯半島在內的各阿拉伯國家的獨立。在1915年7月到1916年3月的長期信件交換中，麥克馬洪堅持要求這一協議應以不侵犯法國人在敘利亞的未加詳細說明的利益為條件。侯賽因回答說，他決不同意任何阿拉伯國家成為任何強國意即法國的殖民地。為了避免阿拉伯起義延期，這一有爭議的問題一直沒有澄清，致使幾年後產生了不幸的結果。

在英國外交部與侯賽因交涉的同時，印度部正同內志的蘇丹伊本·沙特談判；沙特的領地離波斯灣更近。1915年12月26日，雙方達成一項協議，根據這一協議，印度部承認伊本·沙特的獨立，作為對他在戰爭中友好地保持中立的回報。另一個英國政府機構的介入並沒有改變英國已向伊本·沙特和侯賽因許下了互相矛盾的諾言這一事實。

另一個相衝突的許諾，即對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羅思柴爾德勛爵所作的許諾，對未來更為不祥。猶太復國主義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早在19世紀最後25年中已作為對愈演愈烈的排猶主義的一種反抗而在歐洲猶太人中間發展起來。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1897年成立於巴塞爾，曾多次請求奧斯曼帝國政府允許他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居民團體。當時，土耳其人已為各屬國民族主義者的種種要求所困擾，他們拒絶了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請求。反過來，猶太復國主義者也拒絶了英國人提出的在烏干達建立一個居留地的建議，因為沒有錫安山的猶太復國主義是不可想象的。

由於土耳其捲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和美國的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乘機要求協約國允許他們在奧斯曼帝國滅亡之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由於為這一目的施加了政治壓力，猶太復國主義者逐漸爭取到了英國政府主要領導人對其主張的贊同。英國政府主要領導人還希望為協約國事業贏得俄國和美國許多有影響的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支持，這一願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們的立場受到了影響。此外，他們還擔心德國和土耳其會樂於作出讓步以取得國際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支持；這種擔心是有幾分道理的。目此，1917年11月2日，貝爾福勛爵寫信給羅思柴爾德勛爵，宣稱英國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家園……但不言而喻，不能做任何有損于巴勒斯坦現存的非猶太人社會的公民權利和宗教權利的事情。……"很明顯，這一《貝爾福宣言》與《賽克斯—皮科協定》以及《侯賽因—麥克馬洪協定》都是相衝突的。

既然有這一大堆矛盾，調停人在巴黎沒有作出任何有關中東問題的永久性決定也就不足為奇了。最後，正是英國和法國，決定瞭解決方案，因為那時美國正撤回到與世隔絶的境地，俄國因內戰和外國干涉而陷入混亂，意大利則由於內部糾紛而動彈不得。因此，《塞夫爾條約》（1920年8月10日）實質上是英法擬訂的，它的條款也反映了這一點。法國得到了敘利亞託管地，而英國除保護國埃及外，還獲得了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意大利分得了多德卡尼斯群島，希臘因其首相韋尼澤洛斯巧妙的外交手腕而獲得了愛琴海上的幾座島嶼、東色雷斯以及士麥拿地區的五年管轄權；五年後，對士麥拿地區的最後處置將由公民投票決定。亞美尼亞和漢志王國的獨立得到承認。最後，蘇聯由於同協約國干涉勢力發生武裝衝突，由於公佈和否定了沙皇的大臣們所簽定的秘密條約，沒有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相反，君土坦丁堡這一戰略要地卻處于土耳其的主權之下，不過，土耳其海峽將被解除軍事管制，置於國際控制之下。

這些條款與過去給阿拉伯人的許諾完全相反，與協約國公開聲稱的民族自決的原則也完全相反，它們在整個中東引起了武裝抵抗的浪潮。諸因素的結合使土耳其人能徹底廢除《塞夫爾條約》，而阿拉伯人經過幾年的頑強鬥爭贏得了一個又一個的讓步。

共和國的勝利　近代土耳其的喬治·華盛頓是穆斯塔法·凱末爾，他後來被稱為"土耳其之父"。他因在戰爭中成功地保衛了達達尼爾海峽而成名，不過，這時他的名聲並沒有達到頂峰，因為他與已使土耳其捲入戰爭的青年土耳其黨不和。凱末爾的機會出現在停戰之後，當時他帶頭反對《塞夫爾條約》。他完全樂意放棄舊帝國的阿拉伯諸省，但拒絶割讓東色雷斯，拒絶接受有關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的條款。此外，獲勝的協約國已進一步將小亞細亞劃分為若干勢力範圍，殘餘的土耳其似乎注定要遭到與中國相類似的命運。

凱末爾大膽的民族主義思想引起了君士坦丁堡的反感，於是他被派往小亞細亞東部負責遣散軍隊。在那裡，他遠離停泊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協約國艦隊的炮口，很安全。他在土耳其內地到處旅行，組織人們抵抗協約國及其在首都的傀儡蘇丹。到1919年9月時，凱末爾已召集了一次民族主義大會；大會採納了共有六項原則的"國民公約"。這些原則包括民族自決、廢除投降條約、保衛君士坦丁堡和制定一個新的海峽解決方案。在1919年10月的選舉中，凱末爾的支持者贏得了多數席位；1920年1月召開的議會接受了"國民公約"。協約國對此進行報復，于3月16日佔領了君士坦丁堡，以阻止民族主義運動的傳播。這時，凱末爾實行最後的決裂，將他的民族主義代表召集到小亞細亞中部的安卡拉。1920年4月23日，他們在此宣佈廢除蘇丹政權，並建立了以凱末爾為總統的臨時政府。

民族主義者戰勝了似乎是勢不可擋的對手。一個原因是凱末爾勇敢而又富有靈感的領導。另一個原因是廣大土耳其人民忠實的支斯他們由於協約國在君士坦丁堡的橫暴行徑，尤其是由於1919年春希臘軍隊在士麥拿的登陸而空前團結。最後一個原因是，凱末爾利用協約國之間的嚴重分歧與它們分別締結條約，從而孤立了士麥拿的希臘人，為打敗他們鋪平了道路。協約國之間的不和起因于這一事實；法國人和意大利人都有充分理由認為，英國人以及受他們保護的希臘人得到了中東戰利品的絶大部分。因此，意大利人于1921年3月13日自願締結了一個條約；按照該條約，作為得到小亞細亞東南部某些經濟特許權的回報，意大利人同意從該地區撤走他們的軍隊，並在外交上支持土耳其人努力奪回士麥拿和東色雷斯。法國人很快倣傚了意大利人。1921年10月20日，他們同土耳其人簽訂了一個協定，協定規定了敘利亞和土耳其之間的邊界，並解決了鐵路和其他經濟方面的各種爭端。

其時，土耳其人還一直在同俄國人談判。這些宿敵因這時都在同英國交戰而互相接近。1921年3月16日，他們簽訂了一個條約，規定高加索山脈為他們的共同邊界，此後俄國人用武器和金錢援助土耳其民族主義者。

這一系列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中東的勢力均衡。此時，土耳其和俄國結成了一條統一戰線，而協約國已四分五裂，只有英國和希臘還堅持《塞夫爾條約》的條款。英國因其世界範圍的種種許諾和國內的輿論狀況，只能將它的艦隊保持在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換句話說，這時只有希臘人獨自留在士麥拿面對小亞細亞的土耳其民族主義高潮。

1921年3月底，希臘人和土耳其人之間爆發了戰爭。起初，希臘人遇到的抵抗很軟弱，因為這只不過是游擊隊的抵抗。但是，他們越向前推進，這種抵抗就變得越頑強，而且，當地居民滿懷敵意，致使希臘不得不動員其整整三分之二的人力來守衛運輸綫。當入侵者到達小亞細亞中心地區的薩卡爾亞河時，戰事出現了轉折。凱末爾開始反攻，戰線拉得過長的希臘人被完全截住了，然後被逐退。退卻使希臘人士氣低落，最終導致了全面崩潰。1922年9月9日，凱末爾騎着馬勝利地進入士麥拿。不僅是希臘軍隊，連世代居住士麥拿地區達數百年之久的希臘平民也都被迫撤退。

這時，凱末爾能夠要求修改《塞夫爾條約》。經過長期談判，1923年7月24日簽訂了《洛桑和約》。這一和約將東色雷斯和愛琴群島中的幾座島嶼歸還給了土耳其。此外，土耳其還無須償付任何賠款，投降條約內的全部條款也被廢除；作為回報，土耳其答應進行司法改革。海峽仍為非軍事區，在和平時期或者在戰時而土耳其仍保持中立時，向所有國家的船隻開放。如果土耳其參戰，敵國船隻將不准通過，但中立國船隻仍可通行。最後，一項單獨的協定規定，用君士坦丁堡的希臘少數民族強行交換西色雷斯和馬其頓的土耳其少數民族。

新土耳其　《洛桑和約》意味着凱末爾個人的巨大成功。衰朽的奧斯曼帝國在經歷了500年盛衰無常的歷史之後終於滅亡了。1923年10月29日，以凱末爾為總統的土耳其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在創立了新土耳其之後，凱末爾又致力於創造新土耳其人這一同樣艱巨的任務。1921年，他提出了生存鬥爭中的指導原則：

就我們這場運動的哲學觀來說，我們的眼光要轉向西方。我們將把西方的利度移植在亞洲的土壤上。我們將按西方的模式改造我們的學校。亞洲的新口號不再是泛伊斯蘭教主義，而是民族主義。……我們希望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我們的頭腦願意接受現時代思想，但我們仍得保持自身不變。我們並不希望被看作是一個渴望孤立在道德屏障背後的亞洲民族。

按照這些觀點，凱末爾無情地清除了過去那些陳舊的制度。在變革的巨大洪流中進行了一個又一個的改革。

1923年10月14日——土耳其國家的首都從君士坦丁堡遷移到土耳其安納托利亞高原中心地帶的安卡拉。

1924年3月3日——廢除哈里發制，奧斯曼帝國皇室的所有成員被逐出土耳其。

1924年4月20日——通過設立總統、總理、內閣和大國民議會的憲法；大國民議會每四年一次由選舉產生，選舉方式為間接投票。

1925年9月8日——取締所有的宗教社團和寺院，禁止個人以宗數社團威員的身份生活，禁止穿戴與之有關的服裝或擁有與之有關的頭銜。

1925年11月——規定官員和平民必需戴禮帽以代替傳統的土耳其帽。婦女是否戴面紗任其自使，但不鼓勵戴面紗。

1926年1月至2月——採用新的民法典、刑法典和商法典，它們分別以瑞士、意大利和德國的體係為藍本。

1926年8月17日——廢除一夫多妻制。

1926年9月19日——強制推行世俗婚禮。

1928年11月3日——推行拉丁字母以代替複雜的阿拉伯字母；首先在報紙上，然後在書籍中實行這一改革。

1930年3月28日——更改地名：君士坦丁堡改名為伊斯坦布爾，安哥拉改名為安卡拉，士麥拿改名為伊茲密爾，阿德里安堡改名為埃迪爾內，等等。

1934年12月14日——給予婦女以選舉權，並允許她們參加議會。

至1938年11月10日凱末爾去世時，新土耳其已經確立。誠然，這種"新"僅具有廣度而不具有深度。農民構成了人口的絶大多數，他們當中大部分人仍墨守其古老的穆斯林的思想和習慣。但另一方面，統治這個國家的新的傑出人物在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方面已歐化。許多農民也已大大改變，同政府建立了過去幾個世紀中從未有過的友好關係。土耳其較之其他穆斯林國家，已在一個大得多的程度上成為凱末爾所設計的"現代國家"。

二、阿拉伯中東

反抗的格局　正當土耳其人成功地撕毀《塞夫爾條約》之際，阿拉伯人正在頑強地抵抗指派給他們的受託管理國。與《侯賽因—麥克馬洪協定》相反，敘利亞—黎巴嫩已作為託管地分給法國，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已成為英國的託管地，而埃及則已完全由英國人控制。對阿拉伯國家的這種橫暴的瓜分行徑必然導致騷動，因為戰爭本身已在阿拉伯人中激起了強烈的民族感情。協約國有關民族自決的宣傳已不可避免地對阿拉伯人的見解產生影響。阿拉伯軍隊的成功作戰也喚起了民族意識和民族自豪感。在解放大馬士革、阿勒頗和阿拉伯其他歷史中心地區的戰役中，阿拉伯士兵曾與英國人並肩作戰。同樣重要的是因戰時貿易的破裂而引起的普遍存在的苦難和遍及各地的饑餓。據估計，至少有30萬人死於饑餓或由營養不良引起的疾病。
最後，還有最為重要的宗教因素，這對村莊的農夫來說尤其如此。20世紀50年代，埃及一位社會學家在經過直接調查之後斷定，"對於村民來說，世界根據穆斯林的信仰分成信仰者和非信仰者，"而且"他們几乎不知道如種族或階級之類的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後的幾年中，無疑有更多的人發表了這種圍繞着宗教的觀點。城市裡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領導人以往與農民沒有什麼交往，而農民支持他們的程度卻常使他們吃驚；這個事實也可證明上述這一點。其結論是，鄉村起義是由反對外國異教統治者的宗教感情激起的自發運動。

上述諸因素的結合說明了戰後阿拉伯人為獨立而進行的鬥爭。可以看出，在這一斗爭的發展過程中，存在着一種共同的格局。首先，在和平條約剛簽訂後的幾年中爆發了反抗和武裝起義。然後，英國和法國逐漸恢復了秩序，重申了它們的權力。最後，它們允許不同程度的自治；這一點雖沒有完全使民族主義者滿意，但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維持了一種不安定的和平。

反抗過程　嚴格地說，在埃及，委託關係並不存在。但形勢與阿拉伯國家基本相似，因為英國在戰爭一開始就否定了奧斯曼帝國名義上的宗主權，並宣佈埃及為英國的保護領地。民族主義的華夫脫黨立即組織了猛烈的抵抗。1922年，英國宣佈埃及為"獨立的主權國家"，但為自己不僅保留了保護少數民族和外國利益的權力，還保留了控制外交事務和外部安全的權力。民族主義者拒絶了這種虛幻的獨立，繼續進行鬥爭。他們的鬥爭手段之一是恐怖主義，1924年，他們成功地暗殺了埃及軍隊的英國首腦李·斯塔克爵士。這些民族主義者還依靠了民眾的支持，他何多次贏得的選舉勝利可表明這一點。最後，英、埃兩方于1936年達成和解的解決辦法，締結了為期20年的同盟條約，英國答應結束它對這個國家的軍事佔領，並安排埃及進入國際聯盟。作為回報，埃及同意戰時支持英國，答應英國守備隊駐守蘇伊士運河，另外，繼續實行英埃對蘇丹的聯合管理。民族主義領導人完全不滿足於這種和解。但他們還是接受了，認為這是當時情況下所能得到的最好東西，他們等待着一有機會就去清除那些令人厭惡的外國控制的殘跡。

伊拉克的民族主義反抗運動經歷了與埃及大致相同的過程。1920年，爆發了遍及全國的武裝起義。英國首先恢復了秩序，然後企圖通過立侯賽因的第三個兒子費薩爾王子為國王來贏得民族主義者的好感。第二年，即1922年，英國議定了一個同盟條約．條約中，他們保留了那些他們認為對保護其利益必不可少的控制權。民族主義者仍不滿意，繼續騷動。最後於1930年締結了一個同盟條約，根據這一條約，英國同意結束託管，並支持伊拉克的加入國際聯盟的請求。作為回報，伊拉克同意英國在該國維持三個空軍基地，並同意英國在戰時可充分使用鐵路、河流或港口。1932年，伊拉克成為國聯成員國，成為第一個獲得此榮譽的阿拉伯國家。至于埃及，民族主義集團仍不滿意。他們聲稱只是外表發生了變化，因為英國通過締結盟約這一權宜手段仍保留了所有想保留的特權。

在敘利亞和黎巴嫩，法國卻沒有英國那麼靈活，因而也不及英國那樣成功。民族主義的反抗時常發生，最嚴重的一次是在1925年，當時，法國為了維持對大馬士革的控制不得不炮轟了該地。最後，1936年，法國政府仿照1930年的英—伊條約，同敘利亞和黎巴嫩分別議定了條約。不過，這些條約都沒有得到法國下院的批准，因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衝突仍未解決。

巴勒斯坦三角關係　在巴勒斯坦，情況獨特，因為那裡的形勢很快惡化成由英國、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三方參加的一場苦鬥。阿拉伯人堅持認為，有關猶太人的"民族家園"的《貝爾福宣言》公然違背了以前麥克馬洪在其信件中給阿拉伯人的許諾。英國企圖通過于1921年分出巴勒斯坦的內地部分成立獨立的外約旦國家來撫慰阿拉伯人。這就免除了所有關於建立猶太人之家的託管條款。此外，英國還任命費薩爾的哥哥阿卜杜拉為外約旦的統治者。這一策略對外約旦來說是令人極為滿意的。阿卜杜拉始終忠心耿耿地與英國人合作，尤其是因為其國家的貧窮使得他要依靠倫敦的財政援助。或許，阿拉伯世界中戰鬥力最強的軍隊就是由英國資金供養、由英國將軍約翰·格拉布統率的外約旦的阿拉伯軍團。

然而，在真正的巴勒斯坦地區，隨着猶太移民的不斷湧入和憂慮重重的阿拉伯人對猶太人和英國人的回擊，這種三方間的衝突變得日趨激烈。託管條款第六條要求英國為猶太人的遷移"提供方便"，並"鼓勵猶太人秘密移居該地區。"但是，這同一條款還規定，"居民中其他幾部分人的權利和地位"將受到保護。顯而易見，英國人當時認為這兩條規定未必相矛盾。他們預料，猶太人的遷移永遠不會達到侵犯阿拉伯人的"權利和地位"這樣的程度。他們未能預見到1933年希特拉上台將產生的影響。猶太移民從1932年的9553人猛增到1933年的30327人、1934年的42359人和1935年的61854人。巴勒斯坦猶太人的總人數從1919年的65000人上升到1939年的45萬人。

只要猶太人的湧入始終適度，阿拉伯人也不會提出強烈的反對。其實，他們曾歡迎過有錢、有幹勁、有技藝的猶太人。他們自己早些時候已從猶太人在恢復肥力耗盡的土地、建立工業和控制疾病方面所創造的種種奇蹟中大大得益。但是，當移居的小溪變成一股洪流時，阿拉伯人便進行了猛烈的反擊，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一位阿拉伯人驚恐地、迷惑不解地所說的那樣："我不懂他們的語言；我不懂他們的習慣；他們使我覺得我在自己的國家裡就象一個外國人一樣。"其他阿拉伯人指出，他們沒有任何理由因西方的排猶主義而失去自己的國家。"排猶主義是西方的一種可悲的弊病。……我們不是排猶主義者；我們也是猶太人。然而，西方的這個問題如今卻是在使我們受損害的情況下予以解決。你們認為這樣做公正嗎？"

阿拉伯人對猶太人的攻擊變得愈益頻繁和猛烈。其中最重要的幾次是1929年的哭牆騷亂、1936年的阿拉伯人"民族政治總罷工"和1938年的阿拉伯人大起義。英國的反應是在這些大暴動之後派出了皇家專門調查委員會。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幾個調查委員會已對情況進行了調查，他們企圖滿足三方不同的、相互衝突的利益——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願望、阿拉伯人的民族主義要求和英帝國的利益，所以他們的建議搖擺不定。例如，1939年5月的白皮書提出，巴勒斯坦在10年內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並提出對猶太人的遷移和土地購買加以明確的限制。白皮書的最後一段包含了這一富於哲理性的見解："陛下的政府在託管所引起的這場爭論中不能指望做到使這一黨派或那一黨派的黨徒們滿意。"這一見解證明是完全有道理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都拒絶了英國人的建議，巴勒斯坦的爭論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還遠沒有得到解決。

三、北非

19世紀期間，埃及以西的地區即所謂的馬格里布，已漸漸淪于歐洲的統治之下（見第十四章第三節）。1830年，法國開始入侵阿爾及利亞；1911年，意大利完成了對利比亞的侵略。意大利的入侵遭到了頑強的抵抗，這一抵抗一直持續到戰後，是馬格里布為爭取解放而進行全面鬥爭的開端。
1911年，意大利人在利比亞几乎沒遇到什麼困難就打敗了小股土耳其駐軍。但是，當地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用撤離的土耳其人留下的武器繼續進行鬥爭。塞努西教團極為有效地組織和領導了人們的抵抗活動，至1915年夏，意大利人已被限制在沿海地區的六個據點裡。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意大利人又試圖將他們的權力強加給整個利比亞，但沒有獲得什麼成功。他們只佔據了沿海地區，而大部分內地仍在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

意大利人在利比亞的失敗是對歐洲威望的一個嚴重打擊。但是，它很快就因摩洛哥的里夫山地人使西班牙人遭受的驚人慘敗而相形見細。好幾個世紀裡，西班牙在摩洛哥的領地一直限于地中海沿岸四塊極小的飛地。其時，法國已在從阿爾及利亞向外擴展，于1881年在突尼斯建立了保護領地，並在1906年的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之後開始佔領摩洛哥。這促使西班牙人採取同樣的行動，他們與法國達成了一項瓜分摩洛哥的協議，並于1909年開始向內地推進。他們推進的速度十分緩慢，因此，幾年來几乎未遇到抵抗。接着，1921年夏，他們突然遭到了一次慘敗——這是自1896年埃塞俄比亞人在阿多瓦打敗意大利人以來西方軍隊所遭受的最慘重的失敗。

予以這一出乎意外的打擊的是里夫部落民的領袖阿卜杜勒·克里姆。他在西班牙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懂得西方技術的價值，並知道如何利用西方技術。受驚的西班牙人不斷湧入摩洛哥，達15萬人，但是，未能克複大部分地區。1923年夏，他們提出給克里姆以自治權，但是，因勝利而洋洋得意的克里姆要求完全獨立。到1924年時，西班牙人又被限制在沿海地區，在內地只有少數幾個要塞，而且這些要塞通常都處在里夫人的包圍之中。實際上，這時的克里姆已成為整個西屬摩洛哥的主人。

第二年，克里姆不僅向西班牙人挑戰，還向法國人挑戰——這是一個直接導致他滅亡的舉動。這一失策一方面起因於他需要法國防線後面的某些產糧地，一方面起因於他錯誤地估計了法國的政治形勢。他對法國人中存在的厭戰情緒的程度估計過高，而且還對法國共產黨許諾的支持印象太深。1924年9月20日，法國共產黨領導人雅克·多里奧致電克里姆，祝賀他戰勝西班牙人，並表示希望"他聯絡法國和歐洲的無產階級，與包括法國帝國主義在內的一切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直到徹底解放摩洛哥領土。"多里奧在表示他的良好願望時無疑是真誠的，但是，他不能以有效的援助支持他們。

1925年4月13日，克里姆趁法國援軍尚未到達，開始了他的進攻。里夫勇士們穿過法國人的防線，喚起了內地的一些部落。法國要塞由於被切斷了同根據地的聯繫，不得不一個接一個地撤除。徹底的大失敗只是由於法國正規軍和占外籍軍團的絶大多數的非法國人的忠誠才得以避免。當時的形勢非常危急，致使西班牙和法國締結盟約，決定採取聯合行動對付里夫人，其中包括從陸路和水路封鎖里夫領土，以阻止軍火走私。不過，克里姆最初的進攻就未能取得勝利，這意味着他滅亡的開端。法國和西班牙的資源合在一起佔有壓倒的優勢，因此，里夫人的最終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到1925年秋時，6萬里夫軍隊所面臨的是28萬法西聯軍。這種力量懸殊實在太大，尤其是自克里姆在法國人的後方舉行全面起義未獲成功以來。冬春兩季，克里姆遭到了一連串的失敗，直到1926年5月27日他宣佈投降為止。他被流放到印度洋上的留尼汪島。克里姆雖未能趕走法國人，但他的功績已喚醒了整個馬格布里，激勵着別世紀測年代成立的各民族主義黨派；這些民族主義黨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成功地為自由而戰鬥。

四、波斯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不久，波斯已被劃分成英國和俄國的勢力範圍（見第十四章第四節）。大戰爆發後，國王宣佈了保持中立的官方政策；由於他缺乏力量實施這一政策，這個國家的北部地區不久便被土耳其和俄國軍隊佔領，南部被英國侵佔。波斯政府的權力几乎沒有超出首都郊區。這場大混亂十分嚴重、普遍，因而促成了1918年的饑荒；據估計，在這場饑荒中，有200萬人餓死。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低得驚人，這一點在一位外國觀察家的報道中得到暗示。他說："毫無疑問，1918年饑荒所帶來的不幸由於那些擁有最高權力的人的操縱而大大加重。"
大戰結束時人們發現，由於俄國人忙於革命和內戰，英國人控制了波斯大部分地區。英國人決心維持這種控制，一方面是因為波斯對保衛印度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因為英波石油公司的石油開採地；這些石油開採地對帝國海軍的極端重要性在大戰期間已得到充分證明。因此，英國人通過重金賄賂，誘使波斯總理及其兩名內閣成員于1919年8月9日簽訂了一個協約；協約規定：提供一筆貸款，修訂關稅稅則，向政府各主要的部提供英國顧問，提供英國軍官以組建憲兵隊，重建軍隊和敷設一條鐵路。這些條款顯然對英國極為有利，因而許多人擔心，戰前兩大強國的控制這時會為一大強國的控制所取代。經過多次辯論後，波斯議會拒絶批准這一協約，協約失效了。

其時，俄國人並沒有閒着。1918年1月14日，他們通告廢除1907年的《英俄協定》及其"之前和之後［沙皇時期」以任何形式限制和約束了波斯人民自由、獨立生存的權利的一些條約"。更準確地說，1918年6月26日，他們宣佈取消俄國人在波斯的所有租界和特權以及波斯火沙俄的所有債務。推測起來，布爾什維克在面臨內戰和外來干涉的情況下，作出這些徹底的讓步，是希望撫慰他們的波斯鄰人、促進殖民地世界反西方的民眾起義。這些打算或許可解釋布爾什維克當時向土耳其人和中國人所作的類似的讓步。

俄國人進一步奉行他們的政策，于1921年2月26日簽訂了正式的波斯—蘇聯友好條約。此條約給波斯人的好處是：正式取消所有的未償債務，交出在波斯的所有有形貿易設施，廢除所有租界、治外法權和其他特權。另一方面，某些條款則對俄國人有利，其中包括：波斯無權將俄國交出的北方五省的租界讓給其他任何強國，如果外國列強用波斯領土作為反俄國的作戰基地，俄國人有權派軍隊進入波斯。

在磋商這一條約的同時，波斯的政治生活正變得更加混亂。例如，1921年1月19日，一位總理辭職，四天後，他復職，並于2月3日組成一個內閣，這一內閣于6日辭職，16日，他又組成另一內閣，這一內閣又于21日被一次政變推翻。策劃這次政變的是禮薩·汗，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由俄國人組織的波斯哥薩克旅的一位上校。波斯以後20年的歷史就是這位統治者的歷史，他上升為這個國家偉大的具有革新精神的國王。

禮薩是一位嚴肅、真誠、有異乎尋常的膽量和決斷力的軍人。由於他專心致志地履行軍人職責且才能出眾，他由士兵升為軍官，並贏得了其部下的尊敬和忠誠。1920年秋，當英國人強迫哥薩克師的俄國軍官辭去他們的職務時，他的機會來了。禮薩進入了權力真空，到1921年2月時，他已強大得可以領導推翻政府的政變。從此，他的地位迅速上升。政變之後，他馬上成為波斯軍隊的總司令。幾星期後，他被任命為軍事大臣。在成立和撤銷了幾個部之後，他于1923年10月28日自任首相。這時，卡札爾王朝的統治者艾哈邁德國王離開波斯前往裡維埃拉；兩年後，即1925年12月15日，禮薩接受王位，建立了一直倖存到現在的巴列維王朝。

儘管禮薩國王為人有怪僻之處和過分行為，但他的統治猶如吹入腐敗、無能和矇昧主義占優勢的環境中的一股新鮮空氣。的確，這位國王使人聯想起他所欽佩和效法的凱末爾。他的第一個措施是加強軍隊、使軍隊現代化，以便消除波斯遭瓜分的危險。在他掌權之前，俄國軍官統率的哥薩克師控制了北部諸省，英國軍官統率的南波斯步槍隊控制了南部諸省，而瑞典軍官統率的憲兵隊只是在理論上維護波斯的民族利益。在通過大不列顛的干預去掉俄國軍官之後，禮薩國王這時又擺脫了英國和瑞典同僚。然後，他將被遣散的部隊組成一支擁有4萬人的統一的現代化民族軍隊；他對這支軍隊非常關心，並將大量錢財用於這支軍隊。禮薩國王由於有了這支聽他支配的軍隊，能夠抵抗不正當的外來壓力，還能維護中央政府對那些自19世紀中葉以來事實上一直獨立的部族首領的權力。

禮薩國王還試圖使其國家的經濟現代化。最驚人的表現是敷設橫貫伊朗的鐵路。這是英國人和俄國人長期以來一直夢寐以求的；英國人企圖通過伊朗使印度同歐洲的鐵路網連在一起，俄國人希望將他們的已到達大不裡士的鐵路延長到波斯灣。禮薩國王既不管英國人也不顧俄國人，設計出他自己的路線。這條路線雖然在經濟上並不切合實際，但頗為驚人：在全長870哩的路線上需要架設4000多座橋樑、開鑿200多條隧道。這條鐵路于1939年竣工，它注定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把軍用物資運至蘇聯方面起決定性作用。

這條鐵路可代表禮薩國王的經濟冒險。當時沒有協調一致的計劃，因此各個建設項目都不是根據國家經濟的總需求設想出來的。到1941年禮薩國王讓位時，相當多的工廠已經建成，其中包括紡織廠、水泥廠、製糖廠和捲煙廠等；然而，儘管國家實行很高的保護關稅，但几乎所有的工廠都虧本。

同覬末爾一樣，禮薩國王攻擊過去的各種信條。他禁止使用名譽稱號，廢除婦女戴面紗的習俗，命令男子戴歐式帽子。另外，最重要的是，民族主義得到強調，外來影響在可能存在的地方均被肅清。阿拉伯詞語從波斯語中給清除出去，現代建築物按照在從前宏偉宮殿的廢墟中發現的阿契美尼德建築式樣建造。這種民族主義的象徵是1934年用名字"伊朗"取代了"波斯"，"伊朗"這一名字可追溯到3000年前操印歐語的祖先那裡。

禮薩國王的統治隨着他1941年9月16日的讓位而突然結束。在前幾年中，他已越來越傾向于納粹德國。同德國的貿易上升到第一位，德國在伊朗的專家、教師、商人和旅遊者的人數不斷增加。由於1941年6月希特拉進攻蘇聯，禮薩國王收到了幾份蘇—英聯合照會，要求他將德國人從伊朗驅逐出去。他的答覆不能令人滿意，於是，1941年8月25日，蘇聯和英國軍隊佔領了這個國家。9月16日，禮薩國王將王位讓給了他的兒子、現在的統治者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

回想起來，禮薩國王對他國家的影響不象凱末爾對土耳其的影響那麼深遠。凱末爾從先前的一場軍事災難中得到了好處，這場災難非常之大，使凱末爾更容易廢除那些過時的制度和習俗。因此，土耳其人受西方影響更久，也更能夠接受西方影響。不過，禮薩國王遠遠超過了他的前輩，他的統治是伊朗近代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五、印度

20世紀初，英國對印度的統治在直到可預見的將來這段時間內似乎十分牢固。1912年，為了慶祝國王喬治五世的加冕，在德里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皇帝接見儀式。儀式在泰吉·馬哈爾陵建造者沙·賈汗（1592—1662年）的接見大廳裡舉行。在富麗、豪華的大廳當中，國王喬治接受了印度王公和權貴們的眾口一詞的宣誓效忠。1914年，印度齊心協力地支持英國參戰。王公們提供了大量的財政援助，同時至少有90萬印度人在英國軍隊中當戰鬥員，另外，還有30萬印度人當勞工。甘地特別熱心于支持英國人的事業。他曾給印度總督哈丁爵士寫信說："在帝國的緊要關頭，我願讓印度將其所有強壯的兒子作為供品奉獻給帝國…我們只能默默地、真誠地、全心全意地致力於將帝國從即將來臨的危險中解救出來的工作，從而加快我們達到'地方自治的'目的的進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過了30年，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便告結束。這一意外結果的一個原因在於戰爭本身的影響——有關民族自決的種種口號的影響和海外服役對成千上萬名帶著新思想和新觀念返回家園的土兵所起的擾亂性影響。戰爭剛結束後的幾年中的一系列災害也促進了動亂。1918年的季風不足給印度許多地區帶來了饑荒。早一年的淋巴腺鼠疫使許多人喪命，但它同1918—1919年的流行性感冒相比則是微不足道的，後者至少造成了1300萬人的死亡！促成動亂的另一原因是，與甘地預期的相反，戰後英國奉行壓制政策。1919年3月的《羅拉特法案》准許政府不經審判就能拘押宣傳鼓動者，授權法官不用陪審團即可判案。甘地組織了一次消極抵抗和不合作運動，來進行回擊。在隨後發生的騷亂中，英國將軍戴爾製造了1919年4月13日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則血案"。他試圖向老百姓強調政府的力量，命令軍隊不經警告便直接向舉行政治集會的赤手空拳的市民開槍。近400人被打死，1000人受傷。英國下議院的一個委員會指責戴爾將軍，解除了他的指揮權。但上議院卻支持戴爾，通過公開募捐為他籌集了26000英鎊的安慰金。然而，強烈的抗議浪潮立即席捲全國，甘地指責政府是"惡魔"。

甘地無疑是戰後這場反英運動中的傑出人物。成立於1885年的印度國民大會黨在1914年以前並沒有對英國人構成嚴重威脅（見第十五章第六節）。它實質上仍是極少得到鄉村民眾的支持的中產階級運動。甘地的偉大貢獻就在於他設法來到村民中間，與他們建立友好關係，使他們參加為獨立而進行的鬥爭。甘地雖然是一位受過倫敦訓練的律師，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印度的和非西方的——實際上是反西方的——本色，國此，他能用意味深長的話語與他的人民溝通思想。

甘地的講話樸素、富有感染力。他指出，1914年時，英國人僅以9000名行政官員和69000名士兵就統治了3億印度人。這一點之所以可能，僅僅是因為各階層人當時正以一種或另一種方式與英國人合作。如果取消這種合作，英國的統治必將崩潰。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教育和訓練人民實行不合作主義即非暴力的消極抵抗。甘地還號召人民進行抵制運動，即聯合抵制英貨的運動。甘地勸誡人們用家裡紡的布代替進口的機制織物。這會削弱英國統治的經濟基礎，還會復興鄉村工業。他本人就曾繫了一條土布腰帶，當眾操作紡車。甘地教導說，將不合作主義和抵制運動結合起來，就有可能實現地方自治。一旦印度的村民理解這些教導並按教導行事，英國統治的日子就不會長久了。

倫敦政府努力阻止這場正在集聚起來的風暴，于1919年12月23日提出了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方案，確立了通稱為"兩頭政治"的行政體制。這使德里的中央政府與過去大致相同，擁有一個委派的總督、一個指定的諮詢會議和一個立法議會；立法議會的成員為140人，其中有100名成員是通過範圍極其有限的投票選舉產生的。兩頭政治的原則在各省政府中生效，每個省政府均由一個委派的省長、一個指定的諮詢會議和一個立法議會組成，省立法議會70％的成員是通過極受限制的投票選舉產生的。重大事務"保留"給省長及其諮詢會議處理；次要事務如公共衛生、農業、醫療救濟和教育等將"移交"給印度部長們處理。人們推測，如果這種"兩頭政治"即責任的分開證明是切實可行的話，那麼，就會有更多的事務從"保留"名單轉入"移交"名單。

甘地領導的國民大會黨拒絶接受英國人的改革建議，這一定程度上是對戴爾事件的一個反應，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實際存在的政治原因——穆斯林首次願意同印度教徒合作。印度穆斯林認為英國及其盟國強加給奧斯曼帝國的《塞夫爾條約》過于苛刻，他們對這一條約感到震驚。為了向被圍困的土耳其人提供支持，他們發動了所謂的"基拉發運動"。甘地抓住這一機會與穆斯林達成了協議，於是，所有的印度人這時都團結起來，既要求修訂《塞夫爾條約》，又要求印度自治。1920年9月，他們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不合作運動。這種反應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它逐漸失去了控制。甘地堅決主張嚴格的非暴力主義，但罷工和暴動卻在許多城市發生，在農村，農民們也起來反對地主和放債人。1922年2月4日，動亂達到了頂點，當時，起義的農民進攻了喬裡喬拉地方警察局，殺死了22名警察。

大為震驚的甘地立即命令停止不合作運動，但他還是被逮捕並被判了6年徒刑。兩年後，他因身體不好而獲釋，但這時，民族主義運動已由於印度教徒中的混亂和穆斯林熱情的冷卻而基本消失，穆斯林因凱末爾廢除哈里發制和提出強有力的世俗主義綱領而感到沮喪。

甘地獲釋出獄後好幾年沒有涉足政界。在這期間，新的、更激進的民族主義領導人正在出現，其中包括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到這時為止，國大黨領導人就其出身和觀點來說，基本上是中上層階級。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時，帶有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政治傾向的工人團體開始出現。這一趨勢導致了國大黨內部左翼力量的發展，導致了以尼赫魯為主席的全印獨立聯盟的成立。全印獨立聯盟的顯著特徵是：它不僅要求擺脫英國人的統治而完全獨立。而且要求在印度內部按照社會主義的方式進行根本的社會變革。正加尼赫魯所寫的那樣："國大黨中過去經常看布賴斯所寫的有關民主主義的著作和莫利、基思、馬志尼所寫的著作的青年男女，如今正在閲讀所能到手的有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俄國的書籍。"

尼赫魯本人就是這種新趨勢的一個很好的實例。他是一位富有的律師的兒子，曾在哈囉公學和劍橋大學讀書，1912年取得律師資格。回國後，他投身于為自由而進行的民族主義鬥爭，成為甘地的追隨者和敬慕者。然而，尼赫魯完全不同於他的這位神秘的、苦行主義的領袖。他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一位社會主義者、一位堅信科學技術是將人類從存在已久的苦難和愚昧中解放出來的工具的人。後來，尼赫魯與甘地分手了，因為甘地拒絶接受現代世界，他指責說："解救印度的辦法在於忘掉印度在過去50年中所學到的東西。鐵路、電報、醫院、律師、醫生等諸如此類的東西全得廢棄，所謂的上層階級必須自覺地、虔誠地、慎重地瞭解簡樸的農民生活，懂得這是一種給人以真正幸福的生活。……每當我坐上火車或公共汽車，就感到我這樣做是在褻瀆我的良知。"

不過，尼赫魯承認甘地在喚起印度農民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即使是因個人競爭和學說上的爭論而分裂的國大黨，也還得依靠甘地。1928年12月，甘地重返政治舞台，並說服國大黨接受了激進派和保守派都能接受的一項妥協決議。幾個月後，英國工黨戰勝保守黨，組成了新內閣。前景似乎很有希望，因為工黨以往一直批評保守黨對允許印度自治這一問題採取拖拉做法。然而，印度自治的希望並沒有實現；事實證明，1930－1939年的10年是令人失望的10年。

一個原因是政府在鎮壓和讓步的循環之間搖擺不定。繼民族主義暴力之後是大規模的逮捕和放逐，然後又是企圖通過逐步讓選舉制生效來進行安撫。不過，許多責任要由印度人承擔，因為他們日益分裂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兩大敵對的集團。早在1919年，全印穆斯林聯盟就已成立，但許多年裡它几乎一直沒有什麼追隨者。不僅穆斯林人數不到次大陸總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國大黨聲稱它代表所有的印度人，不管他們的宗教信仰如何。實際上，國大黨內確有一個由著名的阿布爾·卡拉姆·阿札德領導的穆斯林派。因而，穆斯林聯盟直到1935年以後由孟買的律師穆罕默德·阿里·真納領導時才變得重要起來。真納提出在聯合的基礎上與國大黨合作，但國大黨拒絶了這一建議，只願與以個人名義加入國大黨的穆斯林打交道。於是，真納進行報復，他向穆斯林民眾大聲呼籲說"伊斯蘭教正處于危險之中"。對此，反應是熱烈的，因為印度許多穆斯林認為，他們與穆斯林世界其他人的共同之處比他們與鄰近的印度教徒的共同之處更多。真納在選舉中的成功使後來建立獨立的穆斯林巴基斯坦成為可能。

在此期間，總督歐文勛爵已于1929年10月宣佈，英國明確地制定了給印度以自治領地位的計劃，並將召開會議作出安排。然而，國大黨卻于1929年12月31日通過了一項要求完全獨立的決議。3月12日，為了迫使英國人撤離印度，甘地又發起一場國民抵抗運動。他的戰術是向170哩以外的大海進行偉大的食鹽進軍。在海邊，他舀取海水，放在火上煮——這是向被他譴責為極不公正的政府鹽稅進行挑戰的一個象徵性行為。這場運動不僅得到很好的宣傳、非常激動人心，而且十分猛烈，因為廣大農民都痛恨鹽稅，積極支持甘地。普遍的騷亂爆發了：人們攻擊政府的鹽場，恐怖分子襲擊官員，受到世界性嚴重經濟蕭條的沉重打擊的失業工人舉行暴動。5月5日，甘地再次被捕入獄，與他一起被捕的還有約6萬名追隨者。

歐文勛爵知道單靠武力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在秩序稍微得到恢復之後，他于1931年1月26日釋放了甘地，並說服甘地于3月4日簽訂了《德里協定》。政府同意釋放未犯有暴力罪行的政治犯，作為回報，國大黨將結束抵抗運動。還將參加早幾個月就已開始的圓桌會議。甘地親自參加了在倫敦舉行的會議，但沒有達成協議，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當時工黨政府已被保守黨占優勢的、不太靈活的"國民政府"所取代。甘地返回印度後，于1932年1月再度被捕。抵抗運動再次爆發，但這時，這個國家已疲憊不堪，因而這一運動幾個月後，便漸漸消失了。

最後，1935年8月2日，英國議會通過了《印度政府組織法》，將它作為制止暴力和推進自治這一雙重政策的組成部分。該組織法規定緬甸和亞丁將與印度分離，成為英國政府直轄殖民地。印度本身經各王公之國同意後將成為一個由各省和各王公之國組成的聯邦。同1919年憲法中的規定一樣，總督仍保留對外交事務和防務的權力，但聯邦的其他所有事務全交給兩院制議會處理，議會的大多數成員是由約600萬名受到限制的選民選舉產生的。在各省，用省議會和向省議會負責的各個部代替已被事實證明是無法實行的兩頭政治的方案．近3，800萬印度人獲得了選舉省議會的權利，省議會將享有處理本省事務的絶對自治權。如果某個省政府出於任何原因未能行使職責，當地的英國省長有權處理公共事務。

由1935年的組織法提供的聯邦證明是不成功的。印度王公不信任民族主義者，拒絶合作。因此，成立於1919年的中央政府繼續起作用。不過，對諸省所作的新安排已隨着1937年各省議會的選舉而付諸實施。民族主義者控制了11個省中的7個省份，並立即着手釋放政治犯、恢復公民自由、準備土地改革。1939年，當總督宣佈印度參加新的世界大戰時，這一切便突然結束了。由於這事根本未與印度人商量，7個省的民族主義部長全都辭職。於是，英國省長們接管了這7個省，以法令進行統治。民族主義者再次提出了完全獨立的口號，而真納領導的穆斯林則要求將次大陸分成兩個國家，一個是印度教徒的國家，另一個是穆斯林的國家，即所謂的巴基斯坦。

六、中國

中國儘管名義上已經獨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也經歷了可與印度相比的反西方運動。1917年，中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希望收復1914年被日本佔領的山東省。當凡爾賽的調停人沒有將這個丟失的省份歸還給中國時，在北京的學生和知識分子中間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抗議很快波及其他城市，商人們以罷市的方式參加抗議。這場運動後來發展成抵制日貨運動，並伴有與日本僑民的衝突。新成立的工會也通過舉行罷工參加了這場抗議運動。總之，事實證明，這場運動是中國歷史上民族感情的最強烈、最普遍的表露。
由於西方列強樂意讓日本保留它在中國大陸的戰利品，它們也成為這場猛烈爆發的運動的靶子。相形之下，蘇聯卻得到中國人的同情和欽佩。一個原因在於列寧的反帝國主義的教導有着可以理解的吸引力。另一原因是蘇聯政府象它當時在土耳其和波斯所做的那樣，放棄了沙皇在中國的特權。不難理解，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這時越來越依靠蘇聯而不是依靠日本人和西方人。

這些變化給了孫中山用新政策和新方法重新開始革命的機會。在建立共和國的1911年革命以後，他遇到了艱難時期（見第十六章第五節）。袁世凱將他撇在一邊，而各省軍閥則不理睬中央政府，作為獨立的當權者統治各省。這時，孫決定，為了打敗軍閥、創立一個統一的、現代化的國家，必須增強國民黨的實力。他呼籲國際援助，但遭到了西方政府的拒絶，不過，蘇聯卻積極響應，因而開始了一直持續到1927年的"國共合作"。

1923年1月，孫中山和蘇聯代表阿道夫·越飛一致同意，國共合作的目的並不是要在中國建立共產主義，而是要"實現國家統一，獲得國家的完全獨立"，俄國人接着又派能幹的米哈伊爾·鮑羅廷去廣州，在那裡，他成為孫的得力助手。他們一起實現了三大基本變革：按共產黨的方針改組國民黨，組織一支強有力的現代化軍隊，發展一種更有效、更有吸引力的政治思想體系。

在改組國民黨的過程中，孫通過由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開始控制了該黨。國民黨這時首次能作為一個從總部到最小的支部的紀律嚴明的單位發揮作用。同時，在俄國武器和以瓦西里·布呂歇爾將軍為首的俄國軍官的幫助下，一支新的軍隊正在建立。1924年5月，為培養軍官，黃埔軍校在廣州成立。黃埔軍校的正式校長是孫的參謀長、剛從莫斯科紅軍學校學習了一段時間後回國的蔣介石，但真正的領導人則是布呂歇爾。也許該注意到，該校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來，他後來成為共產黨中國的外交部長和總理。最後，孫中山將其政黨的思想體系改造成著名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民權主義旨在實現民主政治，不過，一黨統治下的一段時期的監護被認為是必要的。民生主義旨在通過平均分配土地和實現國家對工業的管理或控制來為人民謀求經濟上的改善。

1925年，正當孫中山為實現他的抱負而製成種種工具之時，他卻去世了。他雖未能活着看到軍閥被挫敗和國家的統一，但今天，大陸的共產黨人和台灣的民族主義者都公認他是現代中國偉大的創造者之一。孫中山的去世使蔣介石有可能成為國民黨的領導人。1926年5月，他擔任了"北伐"的總指揮，"北伐"是一場旨在消滅北洋軍閥從而統一中國的戰爭。國民黨軍隊以宣傳團為先導，以破竹之勢前進，于10月到達長江。這時，首都遷到了由左翼分子和共產黨人控制的漢口。

這一點清楚地表明了國民黨內部置身于漢口的左翼分子和蔣將軍領導下的右翼分子之間日益增大的分裂。蔣介石贊成民族主義而不讚成社會革命。他因一直行進在他的各師前面的左派宣傳團的活動而變得驚慌起來。這些宣傳者在農民和城市工人中間活動。發動了一場反對擁有土地的紳士，城市資產階級和西方企業界的革命運動。儘管蔣介石曾與他的俄國顧問密切合作，但他肯定是反共產主義的，他決心阻止左派對國民黨的控制。

由於這種情況普遍存在，無疑，右派和左派兩大相互對立的勢力必將進行最後的較量；1927年3月24日攻克南京時，這一較量終於到來。正如其他城市所發生的情況一樣，當國民黨軍隊逼近時，工人和學生組成隊伍。他們發起了總罷工，並能在軍閥軍隊離開和蔣介石軍隊到達之間的間隙時間裡接手控制這座城市。蔣介石一點也不樂意得到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革命委員會的歡迎。由於國民黨保守分子和上海金融界的支持，蔣介石這時對共產黨人及其左派盟友進行血洗。鮑羅廷返回俄國，蔣介石改組了國民黨，因此，他成為國民黨無可爭辯的首腦。1928年6月，他的軍隊佔領北京，摧毀了北洋軍閥的勢力，完成了國家的正式統一。這一新的中國的首都遷到了南京。

這時，蔣介石參觀了北京城外的佛寺，這裡安葬着孫中山的遺體。他向已故領袖的在天之靈報告說，他已獲得勝利。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後的幾年相比，中國這時的情況的確有了極大的改善。在以後的10年中，中國在蔣的指導下取得了明顯的進步。鐵路的哩數几乎增加了一倍，現代化公路的哩數也增加了三倍。1932年取締了國內關稅關卡，這類關卡過去大約有500個。而且，首次製造了統一的貨幣。在政府議事程序、公共衛生、教育和工業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進步。同樣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在外交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政府奪回了關稅控制權，收復了割讓給外國的一些領土，收回了西方列強奪去的許多特權。到1943年時，所有外國都已放棄了在中國的治外法權。

但是，蔣介石的改革方案有着嚴重的漏洞，這些漏洞最終證明是致命的。極其需要的土地改革因農村地區的國民黨為反對任何改革的地主所控制而被忽視。蔣介石的一黨制的獨裁政府阻止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因此，反對黨黨派不可能通過法律手段堅持自己的權利；革俞才是唯一的選擇。最後，國民黨未能發展起能贏得人民支持的思想。民族主義的呼籲對渴望獲得土地的農民和貧困的城市工人几乎沒有什麼吸引力。蔣介石認識到有些東西丟失了，於是他求助于儒家有關禮儀和正當行為的古老說教。這些說教在20世紀的中國顯得又無效又離奇。

如果國民黨政權享有長期的和平，那麼，它的這些弱點也許會逐漸得到克服。但是，它卻沒有這樣的機會，因為它有兩大死敵：國內的共產黨人和國外的日本人。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在隨後幾年中，它的支部遍及全國各地。許多學生和知識分子在共產黨的行動起來的號召和在將來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平等社會的保證的吸引下，加入了共產黨的陣線。眾所周知，共產黨最初曾與孫中山合作，後來，于1927年同蔣介石決裂。共產黨的大多數領導人被蔣介石殺害，但有些人設法逃進了華南山區。他們的領導人之一是毛澤東，毛澤東這時無視莫斯科的第三國際，制定出新的革命策略。他拒絶了只能依靠城市無產階級進行革命這一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原則。他根據對農村的直接考察斷定，占人口70%的貧農是"革命的先鋒。……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這對莫斯科來說純屬異端邪說，但毛自行其是，將農民組織起來，在南方建立了獨立的軍隊和政府。

蔣介石所作的反應是發動了五次所謂的"剿匪戰役"。由於共產黨的沒收地主的大地產分配給農民的政策爭取了農民，共產黨人得到了農民的支持從而倖存了下來。第五次圍剿確成功地將共產黨人逐出了根據地，當時，這些共產黨人被國民黨軍隊團團圍住。最後，9萬人設法突破了重圍，這些人中只有不到7000人在歷經長達6000哩的驚人艱難的跋涉後倖存下來。在這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368天（1934年10月16日到1935年10月25日）的"長征中"，他們几乎平均每天都要同總數達30多萬的國民黨軍隊發生衝突。最後，共產黨的倖存者到達西北諸省，在那裡，他們艱苦奮鬥，建立了根據地。他們的土地改革政策又贏得了農民的支持，因此，他們能擴大力量，最終發展成南京國民黨政權的重要對手。

蔣介石在捲入同共產黨的這一內戰的同時，還遭到了來自國外的日本人的進攻。我們以後將看到（見第二十四章第一節），這一侵略從1931年佔領滿洲開始，一直繼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日本人控制整個東部沿海地區時。共產黨的顛覆和日本人的侵略加在一起最終使蔣介石于1949年逃往台灣，讓毛澤東在其新首都北京統治大陸。

第二十二章

1929年以前歐洲的革命與和解

我們未能將布爾什維主義扼殺在萌芽狀態中，未能通過一種或另一種手段將當初已屈服了的俄國引入全面的民主制度之中——這一失敗如今成為我們的沉重負擔。

丘吉爾，1949年4月1日

在殖民地世界處於民族革命的痛苦中的同時，歐洲本身正充滿着社會革命。在整個歐洲大陸，舊秩序正受到懷疑，這一方面是因為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創傷，一方面是因為偉大的俄國革命的影響。因此，1929年以前十年的歐洲歷史主要是革命勢力和反革命勢力之間進行鬥爭的歷史。在蘇俄，共產主義在經曆數年內戰和干涉之後正勝利地興起。在中歐，激進的革命力量遭到鎮壓，各種非共產主義政權，從德國的自由魏瑪共和國到匈牙利的右派霍爾蒂政府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國家，已相繼出現。西歐未遭到如此猛烈的騷擾，然而，即使在西歐，傳統的議會機構的權力也因經濟困難、大規模失業和內閣不穩定而被濫用。到20世紀20年代末期時，秩序似乎正在歐洲得到一定的恢復。繁榮程度在增長，失業人口在減少，各種國際問題似乎也因《道威斯計劃》、《洛迪諾公約》、《凱洛格一白裡安公約》和蘇聯作出的進行五年計劃而不進行世界革命的保證而得到解決。在大蕭條促成最終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系列國內危機和國際危機以前，歐洲正在恢復到正常狀態，或者說著起來如此。

一、共產主義在俄國的勝利

反革命和外來干涉的起因　布爾什維克于1918年3月　3日簽訂了條件苛刻的《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和約》（見第二十章第四節），希望他們終於能從戰爭轉到建立社會新秩序這一更合意的任務上來。但是，他們卻注定要再打三年多仗，以對付反革命和外來干涉。從某種程度上說，進行反革命的是有產階級的成員——軍官、政府官員、地主和商人；他們由於種種明顯的原因而希望擺脫布爾什維克。不過，非布爾什維克左派的各種成員也同樣熱中于反革命活動，他們中社會革命黨人人數最多。他們在需要進行社會革命的問題上同布爾什維克意見一致，但非常憎恨布爾什維克壟斷革命。他們視布爾什維克1917年11月7日的政變為十足的背叛，尤其是因為1917年11月25日選出的立憲會議中，布爾什維克只占175席，而社會革命黨人占370席，其他各黨派代表占159席（見第二十章第四節）。因此，非布爾什維克左派帶頭組織地下反對活動，而右派分子則領導軍隊進行從哥薩克地區開始的公開叛亂。
這些反布爾什維克集團得到了西方列強的支持與援助，後者這樣做是出於各種原因—一如布爾作維克爭取世界革命的使人惱火的運動。在歐洲和殖民地地區，布爾什維克號召"勞苦大眾""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西方許多領導人作出的反應自然是企圖在這些馬克思主義煽動者點燃遍及全世界的革命的導火線之前把他們消滅掉，另外，英法某些政治家錯誤地認為布爾什維克是德國總參謀部的工具，也希望除去他們，以便讓俄國重新回到戰爭中來。與此密切相關的是協約國以往大量貯存在俄國的軍用物資的處理問題，這些軍用物資有16萬多噸貯存在摩爾曼斯克，80萬噸貯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西方列強擔心布爾什維克會情願或不情願地讓這些物資落入德國人手中。協約國干涉的背後還隱藏着經濟動機：布爾什維克將外國財產收歸國有和拒付外國債務的做法自然使有勢力的既得利益集團開始持敵對態度，這些既得利益集團利用他們的權勢來促成干涉。內戰過程在這些情況下，俄國邊境地區——阿爾漢格爾一摩爾曼斯克北部地區、波羅的海沿海諸省、烏克蘭、頓河地區、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亞——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簽訂後不久便成立了幾個反革命政府。這些政府除了在某些戰線得到軍事顧問和小股分遣部隊外，還得到了大量的資金和軍用物資。軍事行動開始後不久，西方的戰爭便結束了，於是提出了協約國的干涉是否應進一步進行的問題。原先有關讓俄國重新回到戰爭中來和阻止德國人奪得軍用物資的爭論這時已毫無意義。

在巴黎的會議上，協約國領導人討論了是否繼續進行干涉的問題。威爾遜總統和勞合·喬治首相都贊成立即停戰。但是，喬治·克列孟梭堅持認為，整個歐洲已受到革命的威脅，必須將布爾什維主義消滅在其發源地。為了在國內履行自己的政治職責，威爾遜和勞合·喬治不得不離開會議，因此，他們都未能堅持自己的意見。他們留下的代表、國務卿羅伯特·藍辛和陸軍大臣溫斯特·丘吉爾都持有與克列孟橫較接近的觀點。因而，達成了繼續進行干涉的決議；這一重大抉擇將意味着三年多的戰爭和戰後數年國與國之間互不信任這種令人難以接受的遺產。

起先，布爾什維克遭到了一個又一個失敗，其原因僅在於舊的俄國軍隊已四分五裂，且沒有別的東西可代替。國防人民委員列甫·托洛斯基逐步建立起一支新的軍隊——紅軍，到1918年年底時，紅軍的人數約達50萬。當全國各地發生叛亂、協約國軍隊在沿海地區登陸時，這支軍隊時常不得不在24條不同的戰線上作戰。

1919年，布爾什維克的主要對手是西伯利亞的高爾察克海軍將軍、克里米亞和烏克蘭的鄧尼金將軍和愛沙尼亞的尤登尼奇將軍。從他們發動的戰役中可看出一種共同的格局。他們首先從基地發動突然進攻；輕易地取得最初的勝利，進入距全面勝利不遠的階段，然後，他們被阻擋住了，漸漸被擊退，最後被擊潰和"肅清"，"肅清"是布爾什維克最喜歡用的一個字眼。1919年3月，高爾察克攻佔了烏拉爾山脈西面的烏法城；8月，鄧尼金已向北推進到基輔；到10月時，尤登尼奇已深入到彼得格勒郊區。這時，列寧的政權被限制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地區，這一地區大約相當於15世紀的莫斯科大公國。然而，到1919年年底時，形勢已轉變：鄧尼金已被迫撤退到克里米亞，尤登尼奇被迫撤退到波羅的海地區，高爾察克不僅被迫退到烏拉爾山脈另一邊，而且被捕獲和處決。

1920年初，這場嚴峻的考驗似乎終於結束了。但是，由於波蘭人的出現和法國人重新開始的大規模干涉，戰爭又進行了整整一年。波蘭人決心儘可能地向東擴展他們的邊界，于1920年4月趁俄國人混亂和疲憊之際侵入烏克蘭。前一年作戰的格局這時又再次出現。波蘭人快速推進，5月7日便佔領了基輔，但5個星期後他們就被趕出了這座城市；到7月中旬時，他們已後撤到自己的國土上。得勝的布爾什維克繼續向前推進，8月14日到達華沙郊外。但是，波蘭人得到了法國人的有力支持。阻止了俄國人的前進，並設法將他們趕了回去。這場戰役于10月中旬結束，1921年3月18日的《里夫條約》規定了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波—蘇邊界。

其時，弗蘭格爾將軍已取代鄧尼金，在法國人的慷慨援助下，佔領了俄國南部大部分地區。布爾什維克在結束了同波蘭人的戰爭之後，便將軍隊掉轉過來對付弗蘭格爾，向南把他趕到了克里米亞半島。這座半島從前是沙皇和大公的遊樂地，這時卻擠滿了大批混雜的難民——高級教士、沙皇的官員、貴族地主和白軍的殘存者。法國軍艦將儘可能多的人撤走，疏散到從君士坦丁堡至馬賽的各個港口，剩下的人只好聽憑得勝的紅軍任意擺佈。

這時，唯一留在俄國國土上的外國軍隊是以符拉迪沃斯托克為基地進行軍事活動的日本人。原先，西伯利亞東部除日本的分遣隊外，還有美國和英國的分遣隊，但後兩者已于1920年撤走。日本人則繼續留下來，希望通過傀儡政權來控制這些幅員遼闊但人口稀少的地區。美國曾再三嚮日本人施加外交壓力，要他們離開，最後，在1922年召開的華盛頓海軍裁軍會議上，終於說服他們撤走。

布爾什維克獲勝的根源　隨着日本人的撤離，進行內戰和干涉的這一悲慘時期順利地漸近結束。列寧領導的共產黨這時控制了全國。1919年時，几乎沒有人會預言這一結果，當時，受圍困的共產黨似乎注定要被得到協約國軍隊支持的反革命武裝力量所消滅。但事實是，與蘇聯歷史學家所斷言的相反，協約國從未將它們的注意力和財力集中到在俄國繼續進行的那場鬥爭上。除了某些擔任次要職務的、狂熱的反布爾什維克分子外，協約國領導人認為干涉只不過是枝節問題，因此，他們懷着各種相衝突的動機斷斷續續地支持干涉。他們的確為白軍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和軍用物資，但卻很少派遣軍隊。只是在俄國北部，這些協約國的分遣隊才有效地參加了實際的戰鬥。事實上，在西伯利亞東部，日本、美國和英國軍隊更經常參與的是互相爭斗的陰謀，而不是反對紅軍的戰鬥。美國外交家和歷史學家喬治·凱南已斷言，干涉"在各地起了損害布爾什維克的敵人、加強共產黨人本身力量的作用。這一因素非常重要，因此我認為，如果西方政府沒有通過這種設想欠妥的干涉幫助布爾什維主義逐步獲得力量，布爾什維主義是否會在整個俄國占上風，是很值得懷疑的。"

協約國的不團結和優柔寡斷是布爾什維克取勝的一個原因。白軍中不團結的情形更為嚴重，這不僅是因為各領導人的互相衝突的野心，而且是因為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各種右翼分子的根本對立。相形之下，共產黨人享有某些最終證明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優勢。他們的堅如磐石的黨組織強行建立了一種其反對派未曾有過的團結和紀律。共產黨得到了卓有成效的秘密警察組織——契卡的有力支持，契卡無情地查獲了種種反對派集團。軍事人民委員列甫·托洛斯基巧妙地將無產階級自願兵的熱情與前沙皇軍官的不可或缺的技術知識結合起來，締造了一支新的、強大的紅軍。而且，這支軍隊還享有控制國內交通綫的巨大優勢，這與白軍的情況截然不同，白軍各部隊之間、白軍同其西歐和美國的補給品供應地之間相隔着極大的距離。最後，布爾什維克在爭取農民群眾的支持方面通常做得更成功。這並不意味着布爾什維克已說服俄國農民贊成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實際上，大多數農民對紅軍和白軍都極其不滿，他們寧願獨自獃着。但是，當不得不作出選擇時，他們常常決定支持紅軍，他們認為，紅軍站在他們這一邊，允許他們保留從地主那裡奪得的土地。

回想起來，長期的內戰和干涉對有關的所有黨派都是一場災難。它使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岸的俄國農村的土地荒廢，使俄國人民大批死於橫禍、饑餓和疾病。同樣嚴重的是新成立的蘇聯與西方世界之間的關係惡化了。蘇聯領導人懷有的"被資本主義包圍"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擔心進一步加深，而西方政治家則對1919年建立的共產國際的無用的宣言過于認真。這種相互的不信任既深刻又持久，因此毒化了隨後10年的國際關係，大大地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

二、共產主義在中歐的失敗

德國的勢力均衡　當內戰在蘇俄猛烈進行時，歐洲面臨的關鍵性問題是共產主義是否會向西方傳播。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認為，如果共產主義不能向西方傳播，他們的事業注定要失敗。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他們不能想象他們的革命會在一個國家、尤其是在以農業為主的俄國生存並紮根，因此，他們密切地、滿懷希望地注視着中歐、尤其是德國的事態發展，因為德國顯然是關鍵性的國家。如果德國變成共產主義國家，那麼它的工業實力和俄國的自然資源結合起來，就會是不可摧毀的，革命的前途也就會有保障。
最初，布爾什維克的這些希望似乎有可能實現。在海軍發生兵變和革命從波羅的海諸港口傳入內地以後（見第二十章第六節），德國皇帝不得不于1918年11月9日退位。與俄國蘇維埃相類似的工人士兵委員會出現在包括柏林在內的各大城市。革命運動非常強大，共產主義似乎很有可能容沒歐洲大陸，至少抵達萊茵河。然而，最後的結果並不是產生一個蘇維埃德國，而是產生一個資產階級的德意志共和國。

有幾個當時未被注意到的因素可解釋這一重大結果，一個因素是戰前德國的繁榮，它使工人階級比較心滿意足、無心革命。誠然，1914年時的錯國社會民主黨是歐洲最強大的政黨，但它很保守，專心致力於社會改革而不是致力於革命。同樣重要的是德國農民的富裕，他們的境況比俄國農民要好得多。在戰爭的幾年中，他們的日子也過得並不太壞，因此，布爾什維克的"把士地分給農民"的口號雖然在俄國非常有效，但對德國的影響卻很小。而且，戰爭在德國革命的時候已結束，這又與俄國的情況截然不同。對和平的要求也許比其他任何東西更多地幫助了布爾什維克，但在德國卻毫無意義。此外，儘管德國軍隊被打敗，但它決沒有象1917年的俄國軍隊那樣士氣沮喪、進行叛亂。在德國，當最後的較量到來時，革命的反對者能號召可靠的軍隊支持他們。

最後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因素是德國社會主義者陣線的分裂。當然，這決不是唯一的分裂。1914年，在支持還是反對戰爭的問題上，歐洲所有的社會主義政黨都不同程度地分裂了。在德國，弗裡德里希·艾伯特和菲利普·謝德曼領導的社會民主黨多數派從一開始就支持德國的戰爭努力。由於他們比較保守，他們這時拚命反對革命的工人士兵委員會。"我憎恨社會革命"，艾伯特坦率地宣佈，"我非常憎恨社會革命"。社會民主黨的另一派是斯巴達克斯同盟，它相當於列寧的布爾什維克，由兩位傑出、能幹的革命者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領導；前者出身于著名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家庭，後者的祖先為波蘭—猶太人。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斯巴達克思同盟支持工人士兵委員會，希望在德國建立一個蘇維埃式的政權。在社會民主黨多數派和斯巴達克斯同盟之間的是獨立社會民主黨；它也贊成建立蘇維埃德國，但又希望同社會民主黨多數派合作。

魏瑪共和國的建立　當馬克斯親王宣佈德皇退位時，他自己也辭去了首相職務，將政權交給了弗裡德里希·艾伯特。艾伯特成立了由"6位委員"組成的內閣即人民代表會議，其中3名為社會民主黨多數派成員，3名為獨立往會民主黨黨人。斯巴達克思同盟情願獃在內閣外面，其原因很簡單，他們只對使革命進一步向左的方向發展感興趣。菲利普·謝德曼在議會大廈的陽台上宣佈德意志共和國成立，但與此同時，李卜克內西也在一哩以外的帝國宮殿的陽台上宣佈蘇維埃德國成立。這時，最大的問題是哪一派會取勝。

1917年3月，臨時政府成立，當時的形勢可與俄國的形勢相比。艾伯特十分潭楚俄國的結果，他不想成為第二個克倫斯基。因此，11月10日即德皇退位的第二天。他為了鎮壓斯巴達克思同盟和工人士兵委員會而與總參謀長威廉·格勒納將軍結成了秘密同盟。每天晚上11點到凌晨1點，這兩個人都要用連接柏林的總理公署和斯帕的司令部的專用電話進行交談。由於有了這一強有力的支持，艾伯特開始積極反對極左派。獨立社會民主黨拒絶一起行動，並退出了內閣，但這無關緊要。11月30日，斯巴達克思同盟改名為德國共產主義勞動黨，並制訂了起義計劃，但在這些計劃完成之前，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態堡已被逮捕，並"在企圖逃跑時"被擊斃。他們的1，000多名追隨者在隨後爆發的殘酷的巷戰中被殺害。到1919年1月中旬時，來自左派的危險已經消除。

德國已度過了極為關鍵的時刻，1919年1月19日，全國舉行了國民議會而非蘇維埃代表大會的選舉。當選的代表絶大多數為溫和的左派。國民議會在魏瑪召開，一方面是為了避開柏林的騷亂，一方面是為了把世界輿論中的新德國與和平的文化象徵如歌德和席勒聯繫在一起。艾伯特當選為共和國第一任總統，謝德曼為第一任總理。

1919年7月通過的憲法無疑是民主主義的憲法，至少大體上如此。它包含了當時各民主國家所贊成的一切方法，其中包括普選制、比例代表制、權利法案、政教分離和學教分離。當選的總統任期為7年，由他任命總理，又由總理遴選人員，組成一個必須得到國民議會即下院多數成員支持的內閣。參議院即上院由18個州的代表組成，它可以延遲但不能阻止立法。

在這新憲法的幌子背後，舊德國的許多東西依然如故。官僚機構、司法系統和警察局完好無損地存留下來。在大學裡，最不民主的和反猶太人的教授會和學生組織以學術自由為理由繼續保持原狀。新組成的國際軍是舊帝國軍隊的縮影。除法定的八小時工作日外，實際上沒有推行任何社會改革。工業上的卡特爾和壟斷公司依然如故；東普魯士的容克地主同德皇和各地方統治者一樣仍保留着他們的地產。總之，德國革命保留的東西要比它改變的東西多。權力主要落在舊統治者手中，而這些舊統治者永遠不會接受新秩序。最初，魏瑪共和國在外國的財政援助下確能成功地保持自身的穩定。但是，當大蕭條削弱了國家的基礎時，這些不順從的官僚、軍官和擁有土地的紳士大多攻擊起共和國，加快了共和國的滅亡。美國一位觀察家對魏瑪共和國的這一內在的致命弱點作了如下描述：

想象一下一個讓擁護君主制度的法官解釋法律、讓在忠於舊政權的環境中培養起來的舊官員管理政府的共和國吧；想象一下一個消極地聽任反動的教師和教授教孩子們藐視現有的自由、贊成被美化的封建時代的共和國吧。……這個驚人的共和國向成千成萬名毫無顧忌地希望推翻共和國的前官員和文職人員支付了大量的津貼。

中歐的革命與倒退　對斯巴達克思同盟的鎮壓和魏瑪共和國的建立確保了中歐其餘國家不會變成共產主義國家。然而，許多年裡，歐洲的這一地區一直充滿着騷亂和起義。波羅的海和愛琴海之間的廣大農民政治上的覺醒和活躍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個原因是無數的農民新兵已因其戰爭經歷而大大地擴大了視野。他們不僅觀察到了城市和農村生活之間的差別，而且觀察到了各國生活水平和社會制度的不同。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倫王朝和羅曼諾夫王朝的推翻也給農民以深刻影響。按照長期以來的傳統，這種推翻是喚起民族主義願望和階級意識的大地震。最後，長年的戰爭造成的空前的破壞和苦難使革命形勢更趨嚴重，尤其是在那些已遭受失敗的國家裡。

這種革命騷動的確切表現因各國當地情況的不同而不同。各國共產黨並沒有起着突出的作用，只有匈牙利例外；在匈牙利，具有教會主義與和平主義學識的貴族哈伊·卡羅伊伯爵已于1918年11月16日宣佈成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卡羅伊切斷了同奧地利的聯繫，然後試圖通過諸如普選制、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政教分離和沒收大地產之類的改革來使匈牙利自由化。但這樣做未能把捷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少數民族爭取過來，這些少數民族需要的是獨立而不是改革，因此他們指望布拉格、貝爾格萊德和布加勒斯特而不是指望布達佩斯。此外，協約國要求的停戰條款非常苛刻，卡羅伊無法接受。1919年3月，他辭職並離開了這個國家。

包括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在內的匈牙利國際革命社會黨填補了這一空白。在工人士兵委員會的支持下，這一政黨創立了蘇維埃共和國。它的主要人物是庫恩·貝洛，他是一位中產階級的猶太人，過去曾是匈牙利軍隊中的一名軍官，曾作為戰俘在俄國生活過。在俄國，他遇見了列寧和其他布爾什維克，回國後成為一位職業革命者。由於是事態的發展使他一步登天取得政權，他不能保住他的權力。鄉村的農民通常仍懷有敵意，他們拒絶出售糧食來換取共產黨的紙幣。與此同時，羅馬尼亞軍隊正侵入匈牙利，1919年8月4日，他們佔領了布達佩斯，迫使庫恩·貝洛逃往維也納。1920年2月，當羅軍撤離時，以霍爾蒂·米克洛什海軍上將為首的右翼政府在協約國的支持下宣告成立。霍爾蒂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整個時期裡一直執政；在這段時期裡，匈牙利是中歐唯一几乎完全沒有進行土地改革或其他改革的國家。

在其他大多數中歐國家中，農民政黨道出了人民大眾的不滿。下列農民領袖曾在戰後數年中就職：1919年亞歷山大·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在保加利亞就職；1925年斯蒂芬·拉迪奇在南斯拉夫就職21926年文森特·維托斯在波蘭就職；1928年尤利烏·馬紐在羅馬尼亞就職。然而，由於他們奉行和平主義、不喜歡暴力，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能長期保住自己的權力。他們很易受到那些處于牢固地位的軍人和官員的傷害，那些人在其利益受到威脅時就毫不猶豫地儘力爭奪政權。農民領袖失敗的另一原因在於為政治機會所吸引的律師和城市知識分子愈來愈控制了農民政黨。在這種領導下。各農民政黨通常代表富農的利益。與廣大貧農几乎沒有什麼聯繫。

農民領袖一個接一個地被革職。1923年，斯塔姆博利伊斯基遭暗殺，鮑裡斯國王建立了一個獨裁政府。1928年，拉迪奇遭晴殺，第二年，亞歷山大國王建立了他的獨裁政府。在波蘭，維托斯只維持了幾天就被約瑟夫·畢蘇斯基將軍除掉；後者統治了全國，直到1935年他死去為止。1930年，馬紐被國王卡羅爾二世解除職務，卡羅爾二世一再建立和廢除內閣，直雖10年後被迫逃離羅馬尼亞。

這同樣的格局也在奧地利和希臘占上風；由於各種原因，農民政黨從未在這兩個國家生根。奧地利最後於1934年建立了由陶爾斐斯總理領導的獨裁政府，希臘于1936年建立了由邁塔克薩斯將軍領導的公然的法西斯政權。因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整個中歐全處于獨裁統治之下，只有一個國家例外，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這個國家擁有某些可說明其獨特性的有利條件：高水平的文化、從哈布斯堡王朝繼承下來的受過訓練的官僚、揚·馬薩裡克和愛華德·貝奈斯的強有力的領導以及能比以農業為主的東方國家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大的安全感的平衡的經濟。

三、意大利成為法西斯國家

正當布爾什維克主義、平均地權論和傳統的議會主義為在東歐和中歐居首要地位而鬥爭之際，一個全新的主義——法西斯主義正在意大利出現，它是歐洲戰後數年中最突出的政治創新。布爾什維主義的歷史至少可追溯到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而平均地權論則是在20世紀初隨着農民政黨的出現而在政治上逐漸形成。相形之下，法西斯主義是1922年10月隨着墨索里尼向羅馬的進軍才突然地、戲劇性地出現。
意大利戰後的狀況為猛烈的、驚人的、反理智的運動如法西斯主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919年的意大利只有過兩代人的民族獨立和統一。實際上，議會政府是個腐爛的泥淖；黨"魁"們在這泥淖裡巧妙地操縱着各種短命的聯合集團。這個不穩定的政治給構在戰後數年中因嚴重的經濟混亂而被進一步削弱。數百萬複員軍人中有許多人找不到工作。對外貿易和旅遊業在戰爭結束後的一個時期裡正在衰落。移居外國在過去幾十年裡起着保險閥和海外匯款來源的作用，這時卻由於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限制性法規而逐漸停止。這種經濟壓力引起了民眾的不安，而巴黎和會藐視意大利的要求的做法則使民眾的不安更趨嚴重。鮮血和財富的支出似乎已是徒然的，由此導致的失望和受傷的自尊心造成了一種一觸即發的局面。

這一點隨着1919年11月的選舉而變得十分明顯，這次選舉社會黨獲得160席，天主教人民黨獲103席，而傳統的自由黨和激進黨分別獲得93席和58席。當議會開會時，社會覺人拒絶向國王致意，並高呼"社會主義萬歲！"　1920年9月，事態達到高潮，當時，整個意大利北部的工人開始接管工廠。已于1920年6月組閣的戰前老政治操縱者喬凡尼·焦利蒂決定讓那些"露營者"佔有工廠，因為他以為他們會把工廠的經營搞糟，會不得不自動地撤離工廠。最後，工人們的確同意撤離，作為增加工資和參與工業管理的回報。

一次又一次的"靜坐示威"證明了政府和工廠主的不起作用的、無力的地位，使人們突然瞭解了當時的政治舞台。更重要的是，這一次次"靜坐示威"強調了意大利社會主義者的無用的"最高綱領主義"。雖然這些大聲嚷叫的革命者在要求立即的社會主義化方面令人覺得很象列寧，但他們並沒有奪取政權的意圖和計劃。他們無疑有一切機會接管政權，因為焦利蒂沒有動手對付"靜坐示威"，這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他不知道士兵們是服從命令還是加入工人的行列。進行革命的所有第一流的條件都已具備—一只是沒有開始革命的願望。當時社會黨的口號是："革命不是靠人發動的。革命是自己到來的。"兩年中，這一口號被一個準備發動革命的人證明是錯誤的。

貝尼托·墨索里尼是貧窮的羅馬涅斯村一位具有社會主義觀點的鐵匠的兒子，乃工人階級出身。他設法獲得了一張教師證書，但卻很少利用它。就性情而言，他更適合做革命鼓動工作，而不是在課堂講學。在1911年的的黎波里戰爭中，他因其煽動性演說而引人注目，在演說中，他把意大利國旗稱作"只配插在糞堆上的破布。"第二年，他成為官方的社會黨報《前進報》的編輯。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仍是一位革命者，一位和平主義者，但第二個月，他便在法國政府所提供的資金的促進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法國政府這時迫切希望意大利成為它的盟國。墨索里尼已有可能創辦自己的報紙《意大利人民報》，通過這份報紙，他開展了一場猛烈的主張進行干涉的運動。

1915年9月，墨索里尼應徵參戰，在戰壕裡戰鬥了幾個星期，直至因受傷奉命退伍。此後，他默默無聞地遭冷落，直到1919年他建立其第一個"戰鬥隊"即"戰斗的法西斯"為止。"法西斯"指一束棍棒，中間綁着一柄刀鋒凸出的斧頭，是古羅馬侍從官為地方行政長官開道時掮荷的權標。因而，它是統一和權力的象徵，成為墨索里尼反對當時政治混亂和社會衝突的口號。起先，他只得到一小撮失意學生和複員軍人的支持。在1919年11月的議會選舉中，他提出了兩位候選人，其中一位是他本人；但他和另一候選人都未當選，他僅得到4，975票，而他的對手社會黨人卻獲得18萬票。但是，在1921年5月15日的選舉中，法西斯黨贏得了22席，而社會黨代表的席位則從160席降到了122席。最大的勝利者是自由黨，獲得275席，天主教人民黨仍保留了107席，新成立的共產黨只得16席。

墨索里尼離當權者的位置還很遠，但在選舉時，他的政黨至少已擁有一個其成員約達25萬名的全國性組織。從那時起，這個黨穩穩地迅速前進，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社會黨人的消極情緒造成了一個使墨索里尼能立刻填補進去的空白。同樣重要的是墨索里尼這時從實業家、地主和有產階級的其他成員那裡得到了巨大的支持。這些人給普遍地奪取工廠和地產的景象嚇壞了，希望依靠法西斯暴力小組作為對付可怕的社會革命的堡壘。實際上，隨着1920年9月底工人們撤離工廠，革命的危險已經消失。這時。正是法西斯暴力小組在警察仁慈地保持中立這種做法的幫助下擾亂着社會的安寧。他們不受懲罰地進攻工會辦公室和社會黨總部，襲擊工人階級居住的地區，驅逐身為社會黨人的市長和其他官員，搗毀反對派報社。政府和社會上的富人不但容忍這種暴力恐怖運動，甚至還秘密地給它以支持和援助。

1922年秋，墨索里尼以尊重君主政體和教會的利益的明確保證贏得了國王和教會的支持，從而為一場政變作好了準備。由於正規軍和警察已明確表示他們仁慈地保持中立，墨索里尼信心十足地着手動員他的黑衫黨黨員進行一次已被廣泛宣傳的向羅馬的進軍。路易吉·法克塔首相請求國王維克托·伊曼紐爾頒佈戒嚴令，但國王拒絶了，反而請墨索里尼組閣。因此，黑衫黨黨員只須象徵性地向羅馬進軍，而墨索里尼則虎頭蛇尾地于10月27日乘一輛臥車抵達羅馬。

墨索里尼通過專門的符合憲法的方式當上了首相，但是，他卻無意尊重憲法程序，這一點不久就變得很明顯。他的黨在1921年的選舉中獲得35席，而這些席位僅占全部席位的6％。墨索里尼警告議會說："我本來是可以使這個骯髒、陰暗的會議大廳變成暴力小組的宿營地……但我不想這樣做，至少現在不想這樣做。"為了恢復秩序和推行改革，議會和國王授予墨索里尼以獨裁權力，這種權力可一直行使到1923年12月3I日。在這段時期中，他允許新聞界、工會和議會各黨派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與此同時，他正通過任命贊成法西斯的人為省長和法官、組織一支自願參加的法西斯民兵隊伍來控制國家機器。

最後的較量隨着1924年4月6日的選舉而到來。法西斯黨通過任意使用暴力小組，獲得了65%的選票，贏得了375席，而在這之前他們僅擁有35席。兩個月後，人們發現傑出的社會黨議員賈科莫·馬泰奧蒂被暗殺。他曾寫過《法西斯蒂真相》一書，描述了法西斯黨徒數百件非法暴行的詳情。人們普遍猜疑，馬泰奧蒂是墨索里尼本人下令殺害的，這一點後來得到了證實。大多數非法西斯議員退出了議會，發誓馬泰奧蒂事件不澄清決不返回議會。墨索里尼面臨着重大危機，但由於反對派的優柔寡斷和國王的堅決支持，他設法倖存了下來。

到1926年秋時，墨索里尼認為自己已強大得可以採取攻勢。他宣佈缺席議員的席位為空缺的席位，解散了各種老的政黨，加強了新聞檢查制度，建立了秘密警察組織。由於議會僅起通過法西斯議案的橡皮圖章作用，意大利已成為一黨制國家。

新的法西斯政權逐步形成了某些獨特的特點。一個特點是實行組合國；在組合國中，議員不是作為地區性選區的代表，而是作為行業和職業的代表當選的。從理論上講，它通過將勞資雙方一起置於國家善意的保護下，消除了階級衝突。實際上，只有資方享受到了真正的自治，而勞方則被否定了罷工或選擇自己的領導人的權利。工人和農民的地位在組合國中基本上都沒有得到改善。

墨索里尼統治下的意大利的另一特點是精心設計的市政工程規劃；制訂這種規劃是為了提供就業機會、樹立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建造物，以頌揚法西斯主義。過去的紀念碑得到了修復，許多城市被裝飾以高大的新建築物、工人住宅和運動場。有些沼澤地被抽乾用來耕種。使旅遊者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準時運行"的火車和廣泛的新公路或高速公路。

這個法西斯政權奉行對外侵略的政策，這一政策以當時的一種新學說——戰爭和帝國擴張的內在價值和必要性——為依據。墨索里尼在官方的《意大利百科全書》中寫道："只有戰爭能使人類的能力達到最高水平，能在敢於從事戰爭的人身上打上高貴的印記。……法西斯主義認為獲取最高統治權的趨向……是生命力的表現。"1923年，墨索里尼企圖將這些理論付諸實踐，以駐希臘的一些意大利官員被暗殺為藉口佔領了希臘的科孝島。當時的國際氣候對這樣的冒險很不利，墨索里尼發現，在得到某些賠償之後必須撤退。但在20世紀30年代，外交上的勢力均衡起了變化，給予他更大的行動自由。他立刻趁機入侵埃塞俄比亞，結成羅馬—柏林軸心（見第二十四章第三節，第四節）。

四、西歐的民主主義問題

西歐不存在可與俄國內戰和中歐左、右派之間劇烈衝突相比的種種動亂。民主制度在西方更為根深蒂固，因此主要的社會結構更健全，並享有民眾更多的支持。此外，西方列強已是戰爭中的勝者，而不是敗者，這一事實進一步促成了政治和社會的穩定。不過，不能因此就說西歐在戰後數年中沒有遇到因難。實際上，它也有許多問題，其中最嚴重的是經濟問題，雖然這些問題有着深遠的社會和政治影響。西歐兩個主要國家英國和法國的經歷可說明這一點。
英國　英國的主要問題無疑是長期、嚴重的失業問題。戰爭結束後緊接着有過一時的繁榮，當時工廠加班加點地生產，以滿足波長期抑制的消費需求。但1920年，經濟蕭條開始出現，到1921年3月時，已有800多萬人失業。80世紀20年代失業仍在繼續，而20世紀30年代形勢變得更糟。因此，英國的不景氣實際上從1920年而不是從1929年就已開始，而且無較大間斷地一直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要瞭解這一長期的嚴峻考驗，就應該注意到，英國戰前的經濟是以進口食品和原料、出口製成品為基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建造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新船隻，出口它所生產的九分之七的棉布、三分之一的煤和四分之一的鋼鐵。此外，英國還從海外投資、金融業務和商船運輸中得到大量的無形收入。

世界大戰刺激了諸如美國、日本和英聯邦自治領之類國家的工業化，打破了這一經濟平衡。這意味着英國海外市場的減少，尤其是紡織品市場的減少；在紡織品方面，英國面臨着日本的激烈競爭。英國商船隊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壞，和英國不再是世界金融中心這一事實一樣，也使無形收入減少。布爾什維克革命進一步損害了英國的經濟，因為它不僅消滅了大量的投資，還消滅了一個重要的製成品市場。

在解釋英國的經濟困難時，至少與戰爭同樣重要的一點是，英國人本身在提高工業效率方面未能跟上世界其餘國家。最初，他們曾在工業革命中走在世界的前列，但現在，他們卻在使其設備現代化方面落在後面。因為他們往往不是到機器過時時，而是到機器用壞時，才更換機器，所以，每工時的生產率與其他國家相比落後了。例如，假定1913年礦山每一工人在一個輪班中所作的工作量為100，那麼到1938年時在英國礦山僅增加到113，而在德國礦山卻增加到164，在荷蘭增加到201。

面對效率更高的外國工業的競爭，英國製造商常採取的手段是削減工資、相互間達成確定價格、分配生產定額和分享日益縮小的外國市場的協議。這些措施並沒有面對英國工業日益過時這一根本問題。這種失敗某種程度上起因于英國社會傳統的價值觀。英國各大學最能幹的畢業生很可能進入行政部門而不是經商，因此，工業常常留給那些能力較差、未受過充分的技術訓練的人管理。他們往往認為他們的職責是與工會鬥爭、使工資保持低水平，而不是提高工廠的效率和生產率。同時，工人不僅為提高工資而鬥爭，而且常常為阻止可能降低就業率的技術進步而鬥爭。

這些情況結合在一起造成了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裡籠罩着英國的几乎未得到緩和的不景氣。數百萬家庭靠國家救濟即通常所說的"失業救濟金"維持生活。整整一代人在沒有就業機會的環境中成長。這種情況使人們在心理上如同在經濟上一樣不健全。最後，失業者變得情緒低落，依賴失業救濟，對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這些狀況必然產生政治上的影響。最重要的是自由黨的衰落，當時工人們因希望擺脫困境而愈來愈轉向工黨。因而，這種經濟危機往往使英國政界趨于兩極分化：有產階級一般擁護保守黨，工人階級支持工黨，中產階級則在兩者之間搖擺不定。每一個黨都有自己醫治國家弊病的靈丹妙藥：保守黨提倡保護貿易制；日益衰落的自由黨提倡自由貿易；工黨提倡資本課稅和重工業國有化。最終結果是保守黨和工黨一個接一個地交替組閣，但沒有一個內閣能大大地改善國家的命運。

隨着大戰的結束，勞合·喬治首相于1918年12月14日舉行了所謂的"非常時期大選"。他的聯合政府因極端民族主義政綱而贏得了絶大多數席位——484席；這一政綱包括將戰爭賠償金全部送回本國和嚴厲懲辦德國"戰犯"。儘管勞合·喬治獲得了絶大多數席位，但他的地位仍不牢固，因為他的支持者中有70％的人是保守黨人，而自由黨人則分裂成他的支持者和在野的阿斯奎斯的26名追隨者。這使工黨成為主要的反對黨，但由於它只佔有63席，它不能指望向占絶對優勢的保守黨挑戰。

勞合·喬治從一開始起就因長期存在的愛爾蘭問題而感到窘迫。1914年大戰的爆髮結束了自由黨讓愛爾蘭自治的嘗試。新成立的新芬黨在1918年的選舉中獲得了73席，這時，它正要求完全獨立。這些代表拒絶在威斯敏斯特擔任下議院議員，于1919年1月在都柏林聚會，並直布愛爾蘭為自由邦，因而導致了殘酷的游擊戰爭；這一戰爭一直拖延到1922年勞合·喬治同意愛爾蘭自由邦享有與其它自治領相似的地位時為止。

愛爾蘭的這些騷動與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一起逐漸破壞了勞合·喬治的地位。1922年10月，勞合，喬治被迫下台，讓位給安德魯·博納·勞，後者組織了一個清一色的保守黨政府。11月舉行的選舉中保守黨獲得了多數席位，但工黨令人吃驚地贏得了142席，而自由黨仍意見分歧、軟弱無力。1923年5月，博納·勞因健康不佳而辭職，斯坦利·鮑德溫繼任首相。新首相提出了更高的保護關稅，作為解決失業問題的辦法，他要求1923年報月舉行選舉，對這種徹底背離英國自由貿易傳統的辦法作出裁決。在選舉中，保守黨失去了他們的多數票，但保有未超過半數的最多票數，其次是工黨和新統一的自由黨，分別獲得192席和158席。

鮑德溫拒絶組織新政府，因此，拉姆夫·麥克唐納在自由黨的支持下，成為第一個工黨內閣的首腦。他當政僅10個月（1924年1月至11月），除採納一種更具和解性的對德政策和承認蘇聯外，几乎沒有什麼成就。承認蘇聯的做法給保守黨提供了推翻政府所短要的論點。他們提出了"紅色"恐怖的問題，並用它在隨後的選舉中擊敗了工黨，在這次選舉中，他們贏得了占多數的200個席位。鮑德溫這時組織了一個持續了5年的政府。它的政策反映了其領導人的謹慎、平庸。失業仍在繼續，最終導致了1926年的總罷工。儘管罷工有250萬工人的支持，但還是失敗了，政府成功地通過了《勞資爭議法》，宣佈所有的"同情"罷工均為非法的．

依照法規，議會的任期滿了；1929年5月舉行了大選。鮑德溫特有的口號是"安全第一"，但這一口號在不斷增長的失業率面前並不受人歡迎。工黨獲得了289席，保守黨獲259席，自由黨獲58席。麥克唐納在自由黨人的支持下再次組閣。他不能料到，這個國家會在半年內遭到大蕭條的打擊；這次大蕭條使英國經濟更加癱瘓，最後掃除了麥克唐納的新政府。

法國　法國在戰後數年中也為經濟困難所困擾，不過，它的境況在某些方面比大多數鄰邦要好些。法國有一個十分平衡的經濟，因此，它不象以農業或工業為主的國家那樣易受傷害。戰爭的和平解決使法國收回了擁有煤礦的薩爾盆地和擁有紡織工業及豐富的鉀鹼、鐵礦資源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從而加強了法國的經濟。反過來說，法國早幾年日因損失140萬年富力強的男子和財產遭到空前破壞而被削弱。西線的戰爭主要在法國國土上進行，這給村莊、城鎮、工廠、礦山和鐵路帶來了價值230億美元的損失。而且，法國先前是通過貸款而不是通過稅收來為戰爭籌措資金，這在戰後就意味着需要進一步的貸款來重建家園。政府採取了多印鈔票的手段，結果導致了法郎貶值，而這又產生了政治上的影響。

與英國只有兩、三個政黨的情況大不相同，法國擁有好幾個政黨，因此，一屆內閣的生命力取決於它有無能力為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而將這些政黨組成一個足夠大的聯盟或集團。這一點說明了法國內閣與英國內閣比較起來更換得較快的原因。從左派到右派的主要政黨是共產黨和社會黨、激進社會黨以及諸如共和民主聯盟和民主聯盟之類的右派各黨。共產黨和社會黨主要代表城鄉工人；激進社會黨是中間派，為中下層階級所支持；右派各黨通常為扭有力的天主教徒，代表財團和巨額融資。

如同英國發生的情況一樣，法國1919年的選舉選出了一個由保守派和民族主義者占優勢的議會。在以後5年中，法國由主要建立在右派諸黨的基礎上的"民族集團'內閣統治。這一時期裡舉足輕重的人物是雷蒙·普恩加來，他決心要德國人賠償重建家園所需的費用。他的政策最終導致了1923年法國對魯爾的侵佔，這是一次代價昂貴、几乎一無所獲的行動。到1924年初時，一法郎的價值已從戰前的19．3美分降到3美分多一點。法國公眾因這種經濟上的不穩定和對魯爾的冒險行動而與政府疏遠，魯爾行動使人們擔心會重新爆發戰爭。因此，在1924年5月的大選中，"左翼聯盟"即"左派集團"獲得多數席位。激進社會黨領導人愛德華.赫裡歐在社會黨人的支持下當選為總理。在外交事務方面，他結束了對魯爾的侵佔，同意和平解決賠償問題，承認蘇聯。但財政難題仍未得到解決；在這難題上，放任主義的激進社會黨人和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黨人不能取得一致意見。社會黨人要求資本課稅，赫裡歐卻反對，結果他的內閣于1925年4月垮台。法郎立即貶值，第二年，一法郎僅值2美分——其價值相當於戰前的十分之一。

法國這時再次轉向右派。1926年7月，普恩加來組織了一個除社會黨和共產黨外有其他所有政黨參加的"全國聯合會"內閣。為表明形勢的嚴重性，新內閣包括6位前總理，其中還有赫裡歐。普恩加來採取了保守但卻嚴厲的措施，以緊縮開支，增加歲入。到1926年年底時，法郎的幣值達到一法郎值4美分，並穩定在這個水平上。由於這只是戰前法郎價值的五分之一，政府使自己免去了五分之四的國債，不過，這是在法國債券持有人受損害的情況下取得的。法郎的貶值吸引了許多旅遊者，尤其是美國人，同時還促進了法國商品的出口。普恩加來的成功使他當了三年總理，創造了兩次大戰之間的最高紀錄。1929年夏，普恩加來辭職，恰好避開了一股經濟旋風，這股經濟旋風將破壞他先前所已實現的不牢固的穩定局面。

五、歐洲的穩定與和解

賠款問題的解決：道威斯計劃　1924年至1929年是歐洲和平與和解的時期之一。1924年，《道威斯計劃》——一項有關賠款支付的協定——的協商是這一穩定過程的第一階段。《凡爾賽和約》要求德國人承擔戰爭責任，要求德國人答應貽償戰爭所造成的損失。在凡爾賽，對賠款支付的數額和時間表沒有達成協議；在以後幾年中，這一問題不僅是協約國與德國之間，而且是各協約國之間長期不和的根源。
1920年，賠款委員會——一個受命擬定詳細計劃的機構——決定，德國的賠款應按下列方案分配：52%給法國，22%給英國，10%給意大利，8%給比利時，剩下的8%給其他協約國。第二年，委員會規定德國的賠款總額為320億美元，可用現金和實物（煤、機車、紡織機械和德國工廠及礦山的其它產品）支付。協約國的企業界很快就提出抗議，因為這些商品正形成一股與他們自己的商品相競爭的力量。因此，協約國要求德國主要以現金支付賠款，但這只有在德國的出口額大大超過進口額時才能實現，這一點自然是絶對辦不到的，因為世界各地的關稅正在提高，德國也正在增加進口商品以滿足重建家園的需要。

1921年和1922年，德國支付了部分賠款，但與此同時，它正遭受着災難性的通貨膨脹。1914年時，一馬克值25美分，到1922年7月，已貶值到僅值2美分，一年以後，它變得一文不值——一大堆馬克才兌換一美元。在這種情況下，德國人要求延緩兩年償付賠款。英國人正在受失業之苦，急欲加快國際貿易的復興，因此同意了這一要求。然而，遭受損失最慘重的法國人確信，只要德國人願意就一定能償付，並着手使用武力。1923年1月，法國軍隊不顧英國人的批評，與意大利和比利時小股部隊一起侵佔了魯爾工業區．

德國人的反應是進行總罷工，結果，法國人不得不為佔領付出了得不償失的代價。由於德國經濟毫無生氣、法國人又受到阻礙，賠款問題陷入僵局，於是，成立了一個由美國銀行家查爾斯·道威斯主持的經濟專家委員會。1924年9月1日，協約國和德國雙方通過並開始實施所謂的《道威斯計劃》。這個計劃建立在"商業，而不是政治"這一口號的基礎上，它要求每年支付的賠款額從23800萬美元開始，達到最高額59500萬美元。這些金額可依據一定年份的繁榮指數予以調整。另外，德國須廢除其惡性膨脹的貨幣，並在協約國的監督下改組它的國家銀行。作為回報，德國將得到8億美元的外國貸款，而法國必須撤離魯爾。

然而，這一安排同其它許多安排一樣，將被大蕭條的衝擊帶走。即使在1928年9月以前《道威斯計劃》生效的4年裡，德國人支付的現金和實物也僅相當於他們從外國市場、主要是美國市場所借款項的一半。不過，《道威斯計劃》的確緩和了歐洲的緊張局勢，為政治問題的解決開了路。

尋求和平：洛迦諾公約　在大戰剛結束後的幾年中，歐洲的外交為法國及其中歐和東歐的盟國所支配。由於奧匈帝國的消失、德國和俄國的屈服，法國這時成為歐洲大陸的頭號強國。因為德國和俄國顯然遲早會設法重申自己的主張，所以，法國外交的目標是為國家安全建立一個可靠、持久的基礎。

從理論上說，國際聯盟以其《盟約》第十條提供了普遍的安全，這一條耍求各成員國"尊重並維護國聯所有成員國的領土完整和現有的政治獨立，反對外來侵略。"困難在於國聯缺乏實施這一條款所必需的力量。國聯大會能請求成員國運用經濟抵制甚至武裝報復來反對侵略者，但這種經濟和軍事制裁的任何一項措施都只能由各國政府來實施。國聯本身既沒有武器，也沒有軍隊法；法國曾提出成立一支由國聯支配的國際警察部隊，但這一建議被否決了。因此，歸根到底，國聯所作的決定的份量取決於國際輿論，而國際輿論在重大問題上通常是混亂的、有分歧的。

法國在不到50年的時間裡就遭到了德國的兩次侵略，因此，它不願將其安全交託給沒有權威的國聯。最初，它建議結成英法美三國同盟，這將保證法國在遭到德國侵略時得到英美的援助。當這一計劃因美國參議院拒絶批准同盟條約而失敗時，法國轉向了較小的歐洲國家，這些國家在支持和平解決、反對修訂條約方面與它有着共同的利益。它于1920年9月、1921年和1924年分別與比利時、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協商建立了正式的軍事聯盟。捷克斯洛伐克先前已在1920年至1921年間與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一趙成立了所謂的"小協約"，以便在遭到匈牙利的進攻或面臨哈布斯堡王朝的復辟時，互相提供援助。波蘭因于1921年與羅馬尼亞給成同盟而與小協約國連在一起；在與羅馬尼亞締結的盟約中，波、羅兩國保證在遭到俄國侵略時互相援助。由於法國與小協約國的關係，法國能擴大自己的聯盟組織，分別于1926年和1927年將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拉入聯盟。

這一聯盟組織基本上是反德的，它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孤立德國來保護法國及其盟國。不過，大約1925年前後，法、德兩國的關係有了改善，這一方面是因為《道威斯計劃》的實施暫時獲得成功，一方面是因為兩國外交部長即法國的阿里斯蒂德·白裡安和德國的古斯塔夫·斯特來斯曼持相互和解的態度，他們斷定各自國家的安全可以通過直接談判和達成協議來加強。他們受到了英國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爵士的鼓勵；張伯倫還說服意大利人接受了這一觀點。給果產生了稱為《洛迦諾公約》的一系列協定，這些協定是于1925年10月簽訂的。

這些協定規定，德國可加入國際聯盟，並成為常任理事會成員。作為回報；德國同意不通過武力來謀求條約的修訂，和平解決同法國、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一切爭端。德國確保留了通過和平手段設法更改其東部邊界的權利，但它承認其西部邊界的永久性。德國、法國和比利時答應任何時候都尊重它們相互間的邊界，英國和意大利保證遵守這一規定。

洛迦諾精神　《洛迪諾公約》在當時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張伯倫表達了那時普遍存在的一種觀點，他宣稱，公約標志著"和平年代和戰爭年代之間的真正分界線"。同樣，白裡安也發表了有關"洛迪諾精神"的動人演說；"洛迪諾精神"禁止了戰爭，用"調解、仲裁與和平"代替了戰爭。在這種樂觀主義的餘輝中，美國國務卿弗蘭克·凱洛格按照白裡安的建議，提出各國保證擯棄戰爭、不把戰爭當作"推行國策的一種工具"。這一建議得到了實施，1928年8月27日，《凱洛格—白裡安公約》被簽訂。由於公約只拒絶戰爭並未規定製裁措施，它很快就得到60多個國家的簽署。雖然公約只依靠世界輿論這種道義上的壓力，但僅如此多的國家簽署公約這一事實便足以促成國際緊張局勢的進一步緩和。

同樣有希望的是同德國關係的改善。1926年，德國被允許加入國聯，並成為常任理事會成員。另外，關於賠款的支付問題，也與德國達成了進一步的解決辦法。《道威斯計劃》沒有規定德國應支付的賠款總額，因此，第二個經濟專家委員會在另一位美國財政家歐文·揚格主席的領導下，于1929年在巴黎開會，制訂了一個于1930年初被採納的新的賠款計劃。這一計劃規定德國應支付的賠款總額為80億美元，58年內分期付清。作為對德國接受《揚格計劃》的回報，法國于1930年，即比《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期限早四年撤出萊茵蘭。

與此同時，一系列裁軍會議正在舉行，這不僅是因為國際輿論的壓力，而月、是因為協約國已用旨在"普遍限制各國軍備"的說法迫使德國裁軍。此外，國聯盟約聲明"維護和平需宴裁減各國的軍備，"並規定國聯理事會"制定計劃"。不過，儘管有這些保證，但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裡並沒有實現全面裁軍。擁有被徵集的軍隊的國家不希望將受過訓練的後備兵作為實際可作戰的士兵包括在軍隊兵額之內，而那些擁有自願軍的國家則堅持認為後備兵應包括在內。有些國家要求軍備限制以財政支出為基礎，但英國和美國堅決反對，因為他們每個士兵的財政支出比別的國家高得多。此外，法國及其盟國堅決主張軍備應受到國際的控制和監督，而英美則寧願依靠信義。根本的困難在於：各國考慮到缺乏一個國際安全體系，便靠自己的軍隊來謀求安全。不過，在限制海軍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海軍強國的數目比陸軍強國少。但即使在這方面，也只是對某類艦隻的噸位比例取得一致的意見，並沒有限制艦隻的總噸位。

儘管裁軍失敗了，但20年代末期人們都有一種感覺，認為歐洲終於恢復到了正常狀況：德國和它以前的敵人似乎已經和解；法國軍隊撤出了萊茵蘭，德國人加入了國聯；賠款問題似乎終於得到瞭解決；60多個國家已擯棄戰爭"作為推行國策的工具"；繁榮程度在增長，失業率正相應下降。甚至來自蘇聯的消息也是令人鼓舞的，因為這個國家已于1928年開始實行一個新的、宏偉的"五年計劃"（見第二十三章第一節）。西方大多數權威人士認為這一計劃是不切實際、注定要失敗的，但是，它至少可使蘇聯人的注意力從國際冒險活動轉移到國內經濟發展中去。因此，"洛迦偌精神"似乎是有意義、有內容的，人們可以想當然地認為歐洲這時能安定下來，象在19世紀那樣去享受幾十年的和平與繁榮。

第二十三章

五年計劃和大蕭條

1931年這一年因一顯著特徵而不同於"戰後"前幾年，也不同於"戰前"前幾年。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認真地思考並坦率地議論着西方的社會制度也許會失敗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阿諾德·J·湯因比

20世紀20年代快結束時，歐洲似乎正安定下來處于一個和平、安全和相對繁榮的時期。然而，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卻被突然到來的大蕭條徹底破壞了，由此產生的經濟混亂和大規模失業逐漸損害了前幾年所已取得的和解的基礎。各地政府在日益增長的貧困和不滿情緒的壓力下興亡更替。這種政治上的不穩定直接地、災難性地影響了國際形勢；有些政府把對外冒險作為改變國內緊張局勢的手段，另一些政府則因自己國內的緊迫問題而無視這種侵略行徑。因此，大蕭條是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分界線。1929年以前的幾年是充滿希望的幾年，歐洲逐步解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各種爭端。相反，1929年以後的幾年充滿了憂慮和失望，危機一個接一個，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大蕭條的影響和意義因蘇聯的幾個五年計劃而增大。在西方的經濟確實是一團糟的同時，蘇聯正在繼續進行經濟發展方面的獨特實驗。雖然五年計劃伴有嚴厲的壓制和民眾的窮困，但實質上是成功的。蘇聯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迅速上升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這種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國際性的影響，尤其是因為當時種種經濟困難正使西方陷于困境。

因此，五年計劃和大蕭條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裡居有突出的地位，它們一者襯託了另一者，兩者都產生了至今仍可感覺到的影響。

一、五年計劃

戰時共產主義　布爾什維克一發現自己處于俄國的主人地位，就面臨着創建太平盛世的挑戰；關於這種太平盛世，他們過去已宣傳很久了。他們很快發現，他們對迎接這一挑戰毫無準備。過去的歷史中沒有模式可遵循，馬克思主義著作也沒有多大用處，因為它們几乎只是論述如何奪取政權，而沒有論及奪取政權以後該怎麼辦。社會主義社會——國家擁有生產資料的社會——的傳統定義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真正實現不起指導作用。列寧本人就承認："我們在奪取政權後便知道，不存在將資本主義制度具體改造成社會主義制度的現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會主義者處理過這些問題。……我們必鬚根據實驗作出判斷。"
起初，几乎沒有實驗的機會，因為生存鬥爭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所謂的"戰時共產主義"盛行于1917年至1921年間；當時，為了向前線提供所需的物資和人力，採取了種種非常措施，戰時共產主義就是從這類措施發展而來的。戰時共產主義的一個特徵是對土地、銀行、對外貿易和重工業實行國有化。另一特徵是強行徵收供養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餘農產品。原先的計劃是向農民提供工業製成品作為補償，但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几乎所有的工廠都在為前線生產。

內戰的結束意味着不再需要'戰時共產主義"這種權宜制度。於是它立即被屏棄了。農民們拿起了武器，反對無償的徵收。正如一位農民所說的那樣："土地屬於我們，麵包卻屬於你們；水屬於我們，魚卻屬於你們；森林屬於我們，木材卻屬於你們。"同時，這個國家的經濟已陷于癱瘓狀態，這主要是由於1914年至1921年間的接連不斷的戰爭。工業已下降到戰前水平的10%，糧食產量從1916年的7400萬噸下降到1919年的3000萬噸。最大的災難是1920年和1921年的全國性乾旱，它促成了俄國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無數的人死於饑餓，還有無數的人只是由於美國救濟署提供的救濟品才活了下來。甚至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雖然以往一向是布爾什維克的最堅定的支持者，這時卻也起來造反，提出了"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的口號。

新經濟政策　注重實際的列寧認識到讓步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于1921年採取了"新經濟政策"，這一政策允許局部地恢復資本主義，尤其是在農業和貿易方面。農民們在向國家繳納約占其產量的12%的實物稅之後，被准許在公開市場上出售他們的農產品。私人可以經營小商店和小工廠。農民和新商人即當時所稱的"耐潑曼"，都能僱傭勞力，並能保留他們在經營中獲得的利潤。不過，列寧設法使國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權，控制了他所稱的"制高點"（銀行業、對外貿易、重工業和運輸業）。對列寧來說，新經濟政策並不意味着社會主義在俄國的結束，而是暫時的退卻，"後退一步為的是前進兩步"。

隨後幾年中、最大的問題是這"前進兩步'應該怎麼走。新經濟政策的確給了人民一段喘息時間，並使經濟從1921年的普遍蕭條中恢復過來。到1926年時，工農業產量已達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這對蘇聯領導人來說還不夠。從1914年起，人口已增加了800萬，因此，戰前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標準還未達到。而且，這些標準對19世紀的沙皇俄國來說已是不充分的，更不用說20世紀的蘇聯了。更令人不安的是富裕農民即富農（kUlak,其字面上的意思為"拳頭"）及其支持者的力量不斷增長。由於農產品價格已降到1913年時的一半多一點，而工業製成品的價格卻几乎增加了一倍,富農公開敵視蘇維埃政權。他們生產了大部分剩餘糧食，所以，採取的報復手段是：或者減少自己的產量,或者不把糧食拿到市場上出售，以迫使價格上漲。因此，蘇維埃發現為城市居民提供糧食越來越困難了;敵對的富農能夠隨意使城市居民挨餓。這就是在預示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即將到來的偉大革命之後十多年中的令人不愉快的形勢。

國家計劃委員會　1924年，列寧去世，於是，關於用什麼來取代新經濟政策的經濟問題便同由誰來繼承列寧這一政治問題連繫在一起。在布爾什維克黨內，有一派基本上要求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而且，還認為在價格問題上應向富農作出讓步，以便鼓勵他們增加產量。一些剩餘產品可以賣到國外，所得的收入用於發展工業。這一計劃遭到了另一派的反對，理由是它不會帶來工業化所必需的大量資本。因此，這一派希望通過全面規划來加速工業的發展，依靠所增加的工業產品去鼓勵農民提高他們的生產率。當約瑟夫·史達林成功地出頭當黨的領袖時，他採納了第二派的有計劃的工業化的建議，不過，他也作出了自己的同樣重要的貢獻：農業集體化；這一計劃的目的是在不作經濟讓步的情況下強迫農民生產剩餘糧食，從而獲得工業化所必需的資本。1928年，史達林開始實行旨在使這一計劃生效的一系列五年計劃中的第一個。由於國家安全方面的原因，蘇聯利用了各種資源、採用了各種說服和強制的手段來加速這些五年計劃的實現。

這些計劃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它們為國家的整個經濟的改造和運轉提供了藍圖和辦法。"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lan）是中心，它由相當於西方內閣的蘇聯內閣——人民委員會任命。直到今天，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職責仍是根據政府提出的總方針和全國各地送來的統計資料制訂計劃。

政府（實際上是共產黨的領導者）作出種種基本的決定，如某項特定的計劃是應全力以赴生產武器還是建立重工業，是應全力以赴生產更多的消費品還是減少糧食作物以增加工業作物。國家計劃委員會以這些方針為指導，動手處理源源不斷地彙集到總部的大量統計資料。蘇聯所有的組織——不論是農業、工業、軍事還是文化組織——部必須依法向國家計劃委員會提供有關資源和經營的具體資料。大量資料先由一批受過高度訓練的統計學家、經濟學家和技術專家進行處理，由他們進而制訂出臨時的五年計劃。在經過評議和聽取有關組織的不同建議之後，再起草制定最後的計劃。這些五年計劃中的第一個雖然與現在由計算機制定的計劃相比非常原始，但也有三大卷，達1600頁之多，其中包括的表格和統計資料涉及到重工業、輕工業、金融、合作社、農業、運輸、通訊、勞力、工資、學校、文學、公共衛生和社會保險等各方面。

農業集體化　史達林曾說過，富農對集體化的抵抗是他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危險的挑戰。然而，他除了將其計劃強加給富農之外別無選擇，因為集體化是他所制訂的新經濟的基礎。富農們自然反對集體農莊，因為他們必須以與几乎一無所有的貧農相同的條件加入農莊。有時候，富農們燒燬集體農莊的房屋，毒死耕牛，散佈謡言嚇走其他農民。蘇聯政府毫不容情地鎮壓了這種反抗，通過發動貧農反對富農，激起了鄉村中的階級鬥爭。警察將成千上萬戶富農趕出了村莊，把他們關進了監獄和西伯利亞勞動營。最後，政府能獨行其是，到1938年時，几乎所有農民的土地都被合併到242400個集體農莊和4000個國營農場中去了。

集體農莊的大部分土地由農民共同耕種，到年底時農民根據所做的工作量和具備的技能分紅。每個家庭可以擁有自己的房屋、傢具。少量的牲畜、農具、數量不受限制的家禽和房屋周圍一個0．25至2．5英畝的菜園。在這菜園裡，各家可以種自己想種的東西，所得的產品可以由自己消費，也可以拿到附近城鎮的公開市場上去出售。相反，集體耕田裡的產品則以低價賣給政府、工業企業和自治市。政府雖然未在理論上但在事實上還規定了每個集體農莊應生產什麼、應由誰當管理人。

國營農場與集體農莊有兩點不同：它們的工人象工廠裡的工人一樣拿固定工資，它們土地的面積比集體農莊大得多——1938年時大約大五倍。國營農場主要是用來作為周圍集體農莊的實驗性農場，即模範農場，其產品屬於政府，政府是國營農場的所有者。

雖然蘇聯成功地消滅了几乎所有的私人農場，但集體化農業的產量一直令人非常失望。俄國農場已800萬工人生產的東西大約僅相當於美國農場400萬工人所生產的80%。造成這一懸殊差別的一個原因在於蘇聯的氣候比起美國的氣候對農業的影響要不利得多。另一原因是蘇聯政府對發展工業更感興趣，因而使農業處于挨餓的狀態。這意味着俄國農場所能得到的機械和肥料比美國農場少。這還意味着國家稅收高，農產品價格低，使集體農莊農民到年底時几乎兩手空空。缺乏刺激這一點對生產率的影響極為不利，因此，它大大地促成了1964年10月赫魯曉夫的下台。

雖然從生產的觀點來看農業集體化並不成功，但它還是為五年計劃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礎。它消滅了曾經極大地威脅蘇維埃政權生存的富農。農民不再是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蘇維埃的權威在農村被牢固地確立。這又使蘇聯政府能強迫農民承擔工業化的大量費用。國家以征稅的形式吸走剩餘產品，然後將剩餘產品出口，以便為工業化籌措資金。儘管農民一直取不合作的態度，但由於農業集體化制度，政府已能夠向農民搾取足夠的東西，用來供養城市居民、幫助支付新的工業中心的費用。赫魯曉夫的繼承者們決定把極大量的資本投入農業，這一決定可以說從根本上改變了為工業的利益而對農民征稅這一傳統政策。

工業的發展　在蘇聯農業停滯不前的同時，工業一直徑穩步前進。實際上，這兩種趨勢是直接相聯的。農業之所以落後，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農民喜歡私人農場而不喜歡政府強加給他們的集體農莊，同時也因為政府通過為工業的利益而吸走資本直接犧牲了農業。為了使蘇聯在軍事上和經濟上不依賴世界其他地區，蘇聯領導人優先發展重工業是十分必要的。

大多數農場是作為農業合作社經營的，而工廠主要歸政府所有，由政府經管。除了為工業提供必需的資本外，政府還為促進最高產量而採用了軟硬兼施的做法。工人和經理都必須完成某種定額，違則罰款或開除。另一方面，如果他們超額完成定額，就會得到獎金．工會雖可以成立並得到承認，但未獲得罷工的基本權利——因為罷工會與蘇聯計劃經濟的目標和作用相對立。罷工的目的是確保工人以較高工資的形式得到他們所生產的較大部分，而國家計劃委員會早已決定多少歸工人，多少由政府用於工業的再投資。

實際上，蘇聯的工業已經象事實上那樣迅速向前發展，因為政府提取了大約40%的國民收入用於再投資；相比之下，美國只提取了大約20%國民收入。而且，在計劃經濟中，政府能隨意分配投資資本。因此，蘇聯工業總產品中大約有70%是資本貨物，30%是消費品；而在美國，這一比例大致相反。到193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的工業產量已從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這一驚人的激增不僅是因為蘇聯生產率的提高，而且還由於大蕭條所造成的西方生產率的下降。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其中除了工業產量外還包括落後的農業產量）在1928年至1952年這25年中增加了三倍半——這一發展速度超過了同一時期其他任何國家。今天，蘇聯仍是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不過它的產量大約只有美國產量的一半。

應該強調指出，蘇聯經濟的發展是在不顧蘇聯公民的願望、使他們受損害的情況下取得的，蘇聯公民被迫為將來而努力工作，忍受現在的貧困。根據計劃，消費品匱乏、昂貴、質量低劣。蘇聯國民生產總值（產品與勞務的總市場價值）在過去幾年中一直是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46%至48%。按人均計算，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大約是美國的五分之二。

對世界歷史的意義　從全球影響的觀點來看，國家計劃委員會很可能將證明比共產國際具有更大的意義。五年計劃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尤其是因為同一時期西方經濟的崩潰。社會主義不再是空想家的夢；它是發展中的事業。美國新聞記者林肯·斯蒂芬斯從蘇聯回國後聲明："我看到了未來，它行得通。"因此，原先的懷疑態度轉變為真正的興趣，有時轉變為模仿。為國家資源的投資確定重點是實行計劃的實質，蘇聯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了種種經濟政策。有些國家甚至開始了自己的持續時間不一的計劃，希望來減輕本國的經濟困難。

五年計劃給西方國家留下的印象似乎不象給發展中國家留下的印象那麼深，一個原因是，按照西方人的標準，蘇聯公民受到了嚴重的剝削。蘇聯人的衣衫襤樓、食物單調、住房糟糕和消費品匱乏給訪問蘇聯的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反映在一黨制政治結構中的個人自由缺乏、工會受束縛、教育受統一管理和所有交流媒介受嚴格控制同樣使他們感到震驚。儘管蘇聯取得了五年計劃的成就，但蘇聯社會在大多數西方人看來，似乎並不是一個值得倣傚的社會主義樂園。

不發達世界中前殖民地各民族的反應則完全不同。對他們來說，蘇聯是一個在30年內成功地將自己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轉變成世界第二大工業、軍事強國的國家。使這一驚人的變化成為可能的種種制度和技術對這些民族來說非常重要。儘管大多數民族最近已贏得政治獨立，但他們還遠沒有獲得經濟獨立。因此，他們是用羡慕而不是同情的眼光來看待蘇聯的生活水平。他們不太注意蘇聯人缺乏個人自由這一點，因為這些人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裡通常還享受不到這樣的自由。

蘇聯既是一個歐洲大國，也是一個亞洲大國，這是一個重要的事實。它的邊界從朝鮮起，經過蒙古、新疆、阿富汗、伊朗一直延伸到土耳其。在几乎所有這些地區，邊界兩邊都居住着同族人，因而促進了相互情況的比較和相互影響。由於五年計劃對蘇聯東部地區的有力影響，在多數情況下，蘇聯的情況相比之下很順利。在漫長邊界的另一邊很少有與蘇聯中亞諸共和國所取得的巨大的物質成就相類似的成就，這些共和國的成就除識字的人由1914年的約20%上升到1940年的75%、進而几乎上升到今天的100%外，還包括185哩長的費爾干納灌渠、900哩長的特克西伯鐵路、新建的紡織廠、卡拉干達產煤區、萊克·巴契煉鋼廠、化肥廠和農機廠等。

蘇聯的中亞政策並沒有獲得全體一致的贊成。為了逃避五年計劃早期階段的鎮壓，有10萬到20萬哈薩克人逃進了中國的新疆。老一輩人中有許多人堅決反對其共和國的日益俄羅斯化——這些共和國的日益俄羅斯化是政府故意制定的政策的結果，也是大批斯拉夫人遷入的結果。但是，這種內部的不滿實質上並沒有影響蘇聯的計劃經濟對生活在前殖民地地區的許多人所具有的吸引力。其原因在一位美國通訊員的以下報道中闡述得很清楚，這位通訊員于1953年遊歷了中亞廣大地區。他的觀察所含有的全球性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從曼德勒到開羅，從開伯爾山。到馬拉巴爾，從中國到蘇伊士，塔什干的發射機每天都將蘇聯的消息傳播到遼闊、動盪的大陸的最邊遠地區。

如果全亞洲越來越具有接受能力的聽眾都認真收聽這些消息，那麼，許多原因中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在於首都塔什干本身就提供了一種櫥窗。……

能在地圖上標出塔什干的美國人並不多，但在有文化的亞洲人中，說不出塔什干在什麼地方、它象徵著什麼的人卻很少。……

給訪問塔什干的亞洲人留下如此"美好"印象的是什麼呢？是一座亞洲大城市的景象：極好的健康標準、出色的教育、完善的衛生設備、清潔的街道、迅速改善的住房、完好的電力設施、除高檔商品之外的大量消費品、豐富的食物、大量的工作、迅速擴大的工業化規劃和不斷提高的農業生產率。

除此之外，他們還看到法律規定各民族平等，許多烏茲別克人和中亞其他民族共同參與政治、工業和教育事務。

在這種背景情況下，西方人有關民主政治的辯論不可能給亞洲的訪問者以太多的影響，單獨的人性問題也不可能給亞洲的訪問者留下深刻印象，因為他們很可能十分清楚本國的死亡率來。

訪問塔什干的歐洲人得出的一組結論很可能是建立在與歐洲的比較以及那裡缺乏他們所習慣的便利設施的基礎上，而亞洲人直接得出的一些結論也許完全相反。亞洲人的結論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塔什干的最重耍的一點在於它是亞洲的象徵而不是歐洲的象徵。

二、大蕭條

經濟崩潰的根源　隨着1929年的開始，美國似乎日趨繁榮。美國工業生產指數1921年時平均僅為67（1923—1925年=100），但到1928年7月時已上升到110，到1929年6月時上升到126。給人印象更為深刻的是美國股票市場的行情。在1929年夏季的三個月中，威斯汀豪斯公司的股票從151上升到286，通用電氣公司的股票從268上升到391，美國鋼鐵公司的股票從165上升到258。實業家、學究式的經濟學家和政府領導人都表示對未來充滿信心。財政家伯納德·巴魯克于1929年6月寫道，"世界的經濟形勢似乎即將大幅度地向前發展。"1929年秋，耶魯大學教授歐文2費希爾宣佈："股票價格所已達到的高度看起來象是持久的。"財政部長安德魯·W·梅隆也于1929年9月向公眾保證："現在沒有擔心的理由。這一繁榮的高潮將繼續下去。"
這種自信證明是毫無道理的；1929年秋，股票市場的價格跌到了最低點，世界範圍的經濟蕭條跟隨而來，而且蕭條的強烈程度和延續時間的長久都是空前的。造成這一意想不到的結局的一個原因似乎是嚴重的國際經濟不平衡，這種不平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大規模地成為債權國時發展起來的。英國在大戰以前已是債權國，但它將來自海外投資和貸款的收入用來支付長期的入超。相反，美國通常是貿易順差，而且由於國內政治原因使關稅保持在高水平，這種貿易順差被加大。此外，20世紀20年代，因不少國家支付戰爭債務，金錢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美國的黃金貯藏量在1913至1924年間從192400萬美元增加到449900萬美元，即世界黃金總貯藏量的一半。

有好幾年這種不平衡因美國在國外的大規模的貸款和投資而被抵消：1925年至1928年間，美國平均每年的對外投資總額達11億美元。當然，這種情況最終加強了不平衡，不可能被無限期地繼續下去。由於支付款到期，債務國不得不減少從美國進口的商品，美國某些經濟部門，尤其是農業受到了損害。此外，有些國家感到必須拖欠欠款，這動搖了美國的某些金融公司。

美國經濟的不平衡與國際經濟的不平衡一樣嚴重，其根本原因在於工資落後於不斷上升的生產率。從1920年到1929年，工人每小時的工資只上升了2拖，而工廠中工人的生產率卻猛增了65%。同時，農民的實際收入由於農產品價格的不斷下跌、租稅和生活費用的日益上升而正在減少。1910年，每個農業工人的收入還不到非農業工人收入的40%，而到1930年時，已低於30%。農村的這種貧窮是個嚴重的問題，因為當時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五分之一。

固定不變的工廠工資和不斷下降的農場收入這兩大因素結合在一起，導致了國民收入嚴重的分配不均。1929年，5%的美國人得到全部個人收入的三分之一（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為六分之一）。這意味着人民大眾不充分的購買力與那些拿高薪水、得高報酬的人的高水平的資本投資同時並存。20世紀20年代中，資本貨物的產量平均每年的增長率是6.4％，而消費品產量的增長率為2.8%。這最終導致了經濟的受阻；這種低下的購買力不能支持如此高比率的資本投資。結果，1929年6月到10月間，工業生產指數從26下降到117，從而造成了促使這年秋天股票市場崩潰的大蕭條。

美國銀行業的弱點是促成1929年股票市場崩潰的最後一個因素。當時，許多銀行是單獨經營的，有些銀行缺乏足夠的財力來戰勝金融風暴。當一家銀行倒閉時，恐慌便傳播開來，儲戶紛紛趕到其他銀行去提取存款，從而引起了一個逐漸破壞整個金融結構的連鎖反應。由於1929年投機熱滲透經濟，使得一些商號和銀行放棄正常的預防措施，去從事投機性質的冒險活動，因此，銀行業的這一弱點變得更為嚴重。

世界範圍的大蕭條　美國股票市場的崩潰始於1929年9月。一個月內，股票的價值下降了40%，而且，除了少數幾次股票價值有短暫的回升外，這種下降持續了三年。在這期間，美國鋼鐵公司的股票從262下降到22，通用汽車公司的股票從73降到8%。國民經濟的每個部門都受到了相應的損失。在這三年中，有5000家銀行倒閉。1929年，通用汽車公司生產了550萬輛汽車，但在1931年，它們僅生產了250萬輛。1932年7月，鋼鐵工業僅以12％的生產能力運轉。到1933年時，工業總產量和國民收入暴跌了將近一半，商品批發價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商品貿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

大蕭條不僅是無比強烈的，而且具有獨特的世界性影響。美國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它們在國外的短期貸款；不用說，這產生了種種影響。1931年5月，維也納最大的、最有聲譽的銀行、奧地利信貸銀行宣佈它已無清償能力，從而在整個歐洲大陸引起了一片恐慌。7月9日，德國丹納特銀行也跟着這樣做了，隨後兩天裡，德國所有銀行都被命令放假；柏林證券交易所——伯爾施交易所關閉了兩個月。1931年9月，英國放棄了金本位制，兩年後，美國和几乎所有大國也都這樣做了。

工業和商業的崩潰與金融世界的崩潰極為相似；不包括蘇聯在內的世界工業生產指數從1929年的100下降到1930年的86.5、1931年的74.8和1932年的63.8，共下降了36.2%。在以前幾次危機中，最大的下降數是7%。世界國際貿易的衰退更為急劇，它從1929年的686億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億美元、1931年的397億美元、1932年的269億美元和1933年的242億美元。還應該指出，在過去，國際貿易的最大下降數是7%，出現在1907—1908年的危機中。

社會影響　這些經濟上的大變動引起了種種相應重大的社會問題。最嚴重、最棘手的是大規模失業的問題，這問題已達到了悲劇的程度。1933年3月，美國的失業人數據保守的估計為1400多萬，相當於全都勞動力的四分之一。在英國，失業人數將近300萬，在全部勞動力中所占的比例與美國的大致相同。德國的情況最糟，失業人數至少有600萬：工會執行委員會估計，他們的成員中有五分之二以上的人完全沒有工作，另外還有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全日性工作。法國由於農業與工業較平衡，受影響最小；這個國家的失業人數從未超過85萬，不過，這一數字並不包括農村地區相當大的未充分就業的人數（東歐一些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的情況更是如此，在這些國家中，許多工人離開城市，回到已人口過剩的村莊，與他們的親屬共患難）。

如此大規模的失業大大降低了各國的生活水平。即便是富裕的美國，也廣泛地存在着苦難和貧窮，尤其是在早期階段，當時受託負責救濟的是一些資金不足的私人機構和地方機構。這是一個排隊領救濟麵包、尋找施粥所、退役軍人在街角賣蘋果的年代。成千上萬的男人，甚至還有些女人，從東岸到西岸來來回回地"偷乘火車"，希望找到工作，或者只是因為無別的事可做。更多的人則離開了德克薩斯和奧克拉荷馬的乾旱塵暴區，前往加利福尼亞，正如約翰·斯坦貝克在小說《憤怒的葡萄》中所描寫的那樣。

在英國，由於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中長期存在着失業，這時的形勢變得更糟。整整一代人中，有相當大一部分人是在几乎沒有機會、沒有希望找到工作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一些人痛苦地將他們無目的的生活稱作"活地獄般的生活"。另一些人則放棄了希望，變得聽天由命起來："任何人現在找到工作的機會都不會比愛爾蘭抽彩中獎的機會多些"。在德國，由於失業者所占的比例較高，失望情緒更為嚴重，局勢也更為緊張；所有這些最終使希特拉的成功成為可能。也許最悲慘的是東歐農民群眾的命運。雖然他們以往一向過着僅能餬口的生活，但1939年對一個頗能代表東南歐的地區——南斯拉夫德里納地區所作的調查報告揭示，219279個家庭中，有46.4%的家庭沒有床，54.3%的家庭沒有任何種類的廁所，51.6%的家庭是以泥地為地板。從人的方面來說，這意味着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希臘的嬰兒死亡率（一年每一千個活產嬰兒的死亡數）分別是183、144和99，而德國、英國、荷蘭的嬰兒死亡率分別是66、55和37。

政治影響　如此大規模的社會混亂必然產生深刻的政治影響。即便是資源豐富、有着政治穩定這一傳統的美國，在這些年裡也充滿了不可思議的思想和騷動：由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組成的補助金大軍；專家政治——贊成專家治國的反資本主義運動；發展成農業上的靜坐罷工的農場假日；主張重新分配收入的各種建議，其中包括要求豐厚養老金的《湯森計劃》；路易斯安那州參議員休伊·朗的"分享財富"運動，等等。政治動亂的另一表現是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32年的選舉中取得了徹底勝利。隨即而來的"新政"起了政治上不滿情緒的安全閥的作用，從而有效地使種種極端主義運動歸於無效。

這幾年中，英國和法國的政治發展大體上與美國相同。這兩個國家雖然都遭到了政治風暴的襲擊，但設法在其傳統制度的範圍內經受住了風暴。英國工黨于1929年6月開始執政，但它几乎立刻就遇到了向越來越多的失業者發放"失業救濟金"的問題。與此同時，美國金融公司正收回它們的短期貸款，並拒絶考慮新的貸款，除非英國政府採取某些節約措施。1931年8月，拉姆齊·麥克唐納首相屈服于這些壓力，同意解散他的工黨政府，領導一個新的國民政府。事實證明，這一政府與勞合·喬治1916年至1922年的聯合政府一樣，僅僅是為托利黨的統治裝門面，因為保守黨人在內閣中仍占多數。雖然新政府的組成是為了輓救英鎊，但它立刻放棄了金本位制，於是一英鎊的價值從4.86美元降到3.49美元。1932年採取的保護關稅和對帝國成員國採取的限額優惠貿易待遇是與過去的又一決裂。三年後，年老多病的麥克唐納辭職，讓位於斯坦利·鮑德溫，因此，英國這些年實際上是在保守黨的統治下渡過的，雖然聯合政府名義上依然存在。

在法國，左派也因大蕭條的壓力被迫下台。左派在1932年的選舉中獲勝，激進黨領袖愛德華·赫裡歐如在1924年那樣在社會黨人的支持下組織了一個內閣。這—次，這個左派內閣同樣因不斷增多的財政困難而逐漸遭到破壞。激進黨人和社會黨人在如何對付經濟危機的問題上無可輓回地分裂了。赫裡歐僅執政了6個月，隨後的其他4位總理也在短期內相繼讓位。1933年12月，最後的較量隨着斯塔維斯基醜聞的敗露而到來；斯塔維斯基是一個俄國出生的法國公民，他夥同一家地方當鋪發行欺騙性債券，據謡傳，許多重要的官員和政界人物與此案有牽連。極右翼團體趁機在街上挑起騷亂，企圖推翻共和國本身。儘管他們未能做到這一點，但的確迫使內閣于1934年2月辭職。一些保守黨內閣相繼執政，但沒有一屆內閣能治好國家的根本弊端。

更引人注目、更決定命運的是希特拉在德國的上台。大蕭條也直接地、決定性地影響了這個國家種種政治事件的進程。1919年，隨着《魏瑪憲法》的正式通過，這裡建立起一個西方式的共和國（見第二十二章第二節）。在第一年中，這個新共和國除要對付君主主義者卡普在柏林的叛亂外，還得對付共產黨人在巴伐利亞和魯爾的起義。動亂持續到1923年，這時，法國和意大利軍隊因賠款糾紛佔領了魯爾。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席捲全國，消滅了各階層的儲蓄金。只是由於1924年《道威斯計劃》的議定和法意從魯爾的撤軍，德國才終於開始安定下來。在以後幾年中，德國接受了《洛迦諾公約》並加入國際聯盟，它的經濟也因美國的大量貸款而不斷好轉。

大蕭條給德國的打擊特別嚴重，使五分之二的勞動力失業，使另外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全日性工作。當時的政府是一個中間偏左的聯合政府，由社會黨人赫爾曼·米勒總理領導，而總統則由年邁保守的戰爭英雄保爾·馮·興登堡擔任。同其他國家的社會黨內閣一樣，德國的米勒內閣也因如何解決大蕭條造成的失業和其他問題方面的爭論而逐漸遭到破壞。左派贊成增加失業救濟，右派則堅持削減經費和平衡預算。後者的方針得到了大多數經濟學家的支持，因為赤字財政的基本原理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還沒有被制定出來。1930年3月，米勒內閣被迫辭職，從那時起，德國由中間派和右派的政黨統治。

起先，海因裡希·布呂寧組織了一個聯合政府，布呂寧是中央黨的一位冷酷、嚴厲但卻聰明、正直的成員，他所博得的是尊敬而不是友誼。這位好心的愛國者的悲劇在於他為德國的民主政體挖掘了墳墓。由於缺乏議會中多數議員的支持，他向憲法第48條求助；該條款授權總統在緊急時刻頒佈各種法令，這些法令具有法律效力，除非遭到國民議會多數票的明確否決。實際上，國民議會的確曾投票反對最初的緊急法令，但布呂寧通過說服興登堡解散國民議會、下令于1930年9月舉行新的選舉進行了反擊。布呂寧預計中間派和右派的各種政黨會在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使他能以正規的議會方式治理這個國家。然而，選舉卻表明希特拉的國社黨已作為一種全國性的力量在興起。

阿道夫·希特拉是奧地利海關一位小官員的兒子，早年曾去維也納，渴望成為一名畫家。由於缺乏才能，他靠從事各種最卑賤的工作來餬口，過了5年悲慘的生活——這是據他自己說的，似乎言過其實了。他的悲慘境遇——不論是真實的還是想象出來的——連同毫無疑問的職業上的失敗一起，有助于解釋他這時所獲得的熱烈的信仰：仇恨馬克思主義者和猶太人，憎惡議會制政體，蔑視富裕的資產階級及其"頽廢的"文化。希特拉從維也納流浪到慕尼黑，在那裡，于1914年進巴伐利亞團服役。雖然他在戰爭中作戰勇敢，曾三次負傷並榮獲令人羡慕的鐵十字勛章，但顯然沒有表現出特別的才能，因為儘管他專心服役，卻也只升到下士為止。然而，在軍隊的這幾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期，軍事訓練為他提供了他以往一向所缺乏的辨別方向的能力。

戰爭結束後，希特拉轉而猛烈反對新魏瑪共和國。"我認為現在的德國既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也不是一個共和國，而是馬克思主義者和猶太人的國際豬圈。"1919年，他加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這一戰鬥組織，不久便成為該黨的領袖，即元首。在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民族主義和反猶太人的煽動性演說之後，他和陸軍元帥魯登道夫一起參加了1923年在慕尼黑舉行的一場滑稽歌劇式的暴動。這場暴動被警察輕易地鎮壓下去了，希特拉被關押了9個月。當時，他35歲，他在獄中寫下了《我的奮鬥》——一部誇張的長篇自傳體回憶錄，在書中，他發泄了對民主政體、共產主義和猶太人的仇恨，還詳細說明了戰敗的德國怎樣才能成為"全人類的君主"。"種族純淨"是取得這一勝利的關鍵："一個在種族被毒化的時代裡致力於培養其最優秀的種族成分的國家，總有一天會成為全人類的君主。"

從獄中獲釋後，希特拉繼續從事鼓動工作，但結果卻令人失望。在1924年12月的選舉中，他的納粹黨僅獲得14個席位和908000張選票，在1928年5月的選舉中獲得的席位和票數則更少——12席和81萬張選票，即總票數的2.6%。1930年9月的選舉是一大轉折，當時納粹黨獲得了107席和6407000張選票，即占總票數的18.3%。這些似雪片般飛來的選票並非來自工人，因為社會黨和共產黨在1930年得到的席位比1928年時還多13席。希特拉這時正從在猛烈的經濟風暴中拚命尋找避難所的各種中產階級分子那裡得到他新發現的支持。

納粹黨的政治綱領為小職員和破產的商人提供了安慰和希望。它要求廢除不勞所得和"利息奴役制"、使所有托拉斯國有化、對大企業實行分紅制、對高利貸者和好商處以死刑。同時，它還向所有愛國的德國人保證要砸碎《凡爾賽和約》的枷鎖，要迫害猶太人；猶太人不但被污衊為從事剝削的資本家，而且被污衊為唯物主義的共產主義者。應該強調指出，希特拉在過去幾年裡一直在為這一政綱奔走遊說，但反應卻極小。大蕭條是使他的政治命運起變化的直接的、首要的原因。在人們感覺到這一政綱的全部影響以前，希特拉被大多數德國人看作是一個愛高談闊論而又毫無危害的狂熱者；而當將近一半的勞動力失業時，他便成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愛戴的元首，因為他為他們的不幸提供了替罪羊，為個人和國家願望的實現提供了行動綱領。

由於1930年9月的選舉，納粹黨使其在國民議會中的代表人數從12人增加到107人，從而成為這個國家第二大政黨。這一意想不到的結果逐漸破壞了德國的議會制政體，因為它不但剝奪了布呂寧所渴望的中間派—右派聯盟的多數票，而且剝奪了曾在米勒領導下執政的中間派—左派聯盟的多數票。因而，布呂寧在兩年多的時間裡只得依靠總統的法令來制定所有必需的法規。他對興登堡的依賴程度在他提出分散東普魯斯地產的法規時得到了征實；興登堡總統本人就是一個容克地主，他堅決反對這一法規，並迫使布呂寧于1932年6月辭職。

新任總理是弗朗茨·馮·巴本，名義上是中央黨的成員。實際上他是一個反動貴族，被人們恰當地描繪為"一個文雅、仁慈、溫和的無足輕重的人物，一個聰明絶頂的笨蛋"。他所領導的那個軟弱的聯合政府僅得到國民議會的微不足道的支持，因此，他于1932年7月舉行新的選舉，希望加強他的地位。然而，納粹黨卻成為最大的獲勝者：他們的選票猛增到13799000張，即占總票數的87.4%，他們的席位也猛增到230席。而且，這些進展是在使右派和中間派的各政黨受損害的情況下取得的，因為，與1930年相比，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席位加在一起實際上增加了2席。

希特拉這時成為全國第一大政黨的首腦。在與興登堡總統的談判中，他要求完全的行政權。"你提出這一要求是什麼意思呢？"興登堡問道。希特拉回答說："我就是要求得到與墨索里尼在進軍羅馬後所行使的同樣的權力。"興登堡拒絶了，對這個他所稱呼為"波希米亞下士"的人沒有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議會制政體這時已行不通．既然納粹黨人和共產黨人都不會加入聯合政府，這個政府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

1932年11月，巴本又舉行另一次選舉，企圖打破這一僵局。這歡，納粹黨人丟失了200萬張選票和在國民議會中的34個席位，使他們的議員人數減少到196人。雖然他們仍是這個國家最大的政黨，但他們不再能假裝成未來的不可抗拒的潮流。的確，納粹黨領導人突然感到恐慌。希特拉的副手約瑟夫·戈培爾在1932年12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整個組織極為消沉。缺少資金不可能使事情做得很好。元首在旅館的房間裡來來回回踱了好幾個小時。顯然，他是在苦思冥想。……突然，他停了下來，說道：'如果黨一旦崩潰，我就立即開槍自殺。'可怕的威脅，極端的沮喪。"

不到兩個月後，這位想要自殺的人成了德國的總理。這一驚人轉變的一個原因在於德國工商企業界領導人這時給了納粹黨以大量的財政援助，因為他們擔心，如果納粹黨崩潰，這幾百萬張選票可能轉到左派手中。1月4日，希特拉會見了科隆的銀行家庫特·馮·施羅德，從那時起，戈培爾所抱怨的"缺乏資金"已不再成為一個問題。另一原因在於當時柏林的政治被人看作是陰謀詭計的泥淖。興登堡這時已年老體衰，每天只能神志清醒地工作幾個小時。他被說服解除了巴本的職務，任命庫特·馮·施萊謝爾來接替巴本；施萊謝爾甚至比他的前任更狡猾。

施萊謝爾決定試用蠱惑人心的方法。他取消了巴本對工資和救濟的削減，恢復了分割東普魯斯地產的計劃，並通過政府制定的農業法規着手調查地主所得的非法利潤。地主和商人都滿腔仇恨地指責他，並把興登堡拉了過去。施萊謝爾很易受到傷害，其原因與布呂寧和巴本先前易受傷害的原因相同：不能在國會中組成多數。1933年1月28日，施萊謝爾被迫辭職，兩天後，希特拉成為一個由民族黨人和納粹黨人組成的聯合內閣的總理。

6個月內，希特拉就已根據他關於種族和領導權的思想，將整個德國組織起來。3月5日，繼前所未有的宣傳和恐怖主義運動之後，一個新的國民議會選舉產生了。納粹黨人得到了288席和550萬張選票，但它們仍然只占總票數的44%。當議員們聚會時，希特拉宣佈共產黨人的席位無效，然後，與天主教中央黨做成一筆交易，由後者給予他足夠的票數，于1933年3月23日通過《授權法》。《授權法》給了他長達4年的以法令進行統治的權力。但到1933年夏時，他已在實際上消除或控制了德國人生活中所有獨立的成分——工會、學校、教會、政黨、交流媒介、司法系統和聯邦各州。早在1933年4月22日，戈培爾就在日記中寫道："現在，元首的權力在內閣中完全占支配地位。將不再有投票。元首個人決定一切。所有這一切的取得比我們所敢期望的要快得多。"

希特拉就這樣成為德國的主人，而且正如他不斷自誇的那樣，是通過法律上的合法手段當上德國主人的。大蕭條使他的勝利成為可能，不過，這決不是不能避免的；這種可能轉變為現實是由於其他因素的結合，其中，包括希特拉本人的才能、各種既得利益集團提供的援助和他的對手們的缺乏遠見——他們低估了希特拉，未能作為反對派聯合起來。1934年8月2日，興登堡去世了，他死得正是時候，使希特拉能把總統和總理的職權合為一體，由他一人掌握。第二個月，納粹黨代表大會在紐倫堡召開，希特拉宣佈："德國今後一千年的生活方式已被清楚地確定。"

國際影響　英國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爵士在將1932年的國際形勢與洛跡諾時代的國際形勢作比較後說道：

我察看了當今的世界，並將現在的情況與那時的情況作了對比，我不得不承認，由於某種原因，由於某種難以確切指出的東西，世界近兩年正在倒退。各國相互之間不是更加接近，不是在增進友好的程度，不是在向穩定的和平邁進，而是又採取危及世界和平的猜疑、恐懼和威脅的態度。

張伯倫所不能確定的"某種東西"就是大蕭條及其各種國際影響和國內影響。洛迦諾時代的各種國際協定，尤其是關於賠款和戰爭債務的國際協定，已無法實行。不久就變得很明顯；各國政府由於被不斷衰退的經濟和日益嚴重的失業準到崩潰的邊緣，已不能履行幾年前所作的承諾。1931年7月，在胡佛總統的倡議下，各強國同意延緩償付所有政府間的債務。這種延緩償付表明，在協約國間的種種債務和賠款之間實際上存在着一種密切的聯繫，儘管胡佛一再重申不存在這種聯繫。第二年夏天，在洛桑會議上，各強國雖然不是在理論上但在事實上完全取消了德國的戰爭賠款。同時，結束了對美國的戰爭債務的支付，雖然在以後幾年中作過幾次象徵性的支付。因此，賠款和戰爭債務這一棘手的老問題終於被大蕭條釋放出來的經濟風暴掃除了。

經濟風暴的另一影響是使地方性的經濟民族主義發展到妨害國際關係的程度。在總崩潰的大潮流中，各國的自衛措施都採取了諸如較高的關稅、更嚴格的進口限額、結算協定、貨幣管制條例和雙邊貿易協定之類的形式。這些措施必然引起各國間的經濟摩擦和政治上的緊張關係。為轉變這一趨勢人們做了各種嘗試，但都沒有成功。1933年在倫敦召開的世界經濟會議就是一次使人驚恐的大失敗，"經濟上的獨立"即經濟上的自給自足逐漸成為通常公認的民族目標。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為裁減軍備所作的種種嘗試逐漸停止，讓位於各種大規模地重整軍備的計劃。始於1932年8月的裁軍會議斷斷續續地開了20個月，但與經濟會議一樣沒有成效。隨着20世紀30年代的漸漸逝去，各國都將越來越多的力量用來重整軍備。事實證明，這一趨勢是不可能停止的，因為軍火製造不僅提供了想象中的安全，還提供了就業機會。例如，美國的失業人數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開始重整軍備時才大大減少。同樣，希特拉因實行龐大的重整軍備的計劃，才迅速解決了他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失業問題。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希特拉之所以能最成功地使其國家擺脫經濟蕭條，是因為他在其國家的備戰方面做得最徹底。此外，大蕭條對社會造成的破壞和伴隨而來的失業給人們以極大的傷害，因此，各地民眾都歡迎新的工作，哪怕是軍工廠裡的工作。很可能沒有一項措施能象給絶望的失業者以工作的大規模的重整軍備一樣，使希特拉為其人民所愛戴。

這時正在積聚起來的武器裝備必然遲早會得到使用，但使用它們還需要有某種理由；"生存空間"便是最明顯的理由。這是希特拉新創的術語，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的軍事領導人也使用了與此類似的說法和論點。按照這一學說，失業和普遍存在的苦難是由生存空間的缺乏引起的。少數幾個幸運的國家奪取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人煙稀少的海外領土，使其他國家沒有維持其人民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資源。明顯的出路是擴張，必要時可使用武力，以糾正過去所遭受的不公正行為。這就是所謂的"窮"國反對"富"國時所使用的論點。

大蕭條除破壞了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外，還同樣地、不偏不倚地破壞了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由這一事實看來，上述論斷顯然是似是而非的。不過，生存空間的思想起了使"窮"國的人民團結起來、去支持各自政府的擴張主義政策的作用。它還為那種公開宣佈其目的是為窮人提供食物、為失業者提供工作的侵略提供了表面上看來合乎道義的正當理由。實際上，即使在"富"國中，也有某些人接受了這些理論解釋，為隨之而來的侵略進行辯護。甚至連一些不願輕信這些似是而非的推理的西方政治家有時候也不得不因國內的緊迫問題而對侵略行徑視而不見。20世紀30年代中，公然違犯《國聯盟約》的做法之所以能一再取得成功，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西方領導人首先須予以往意的是那些壓倒一切的國內問題。

引起張伯倫于1932年所說的"猜疑"、"恐懼"和"倒退"的各種勢力的結合就是這樣。在隨後幾年中，這些勢力完全破壞了已于20年代達成的和解，促成了一個又一個危機，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十四章

走向戰爭

（1929—1939年）

這不是和平。這是20年的休戰。

福煦元帥，　1919年

20世紀20年代後期是繁榮、穩定與和解的幾年；20世紀30年代則是蕭條、危機和戰爭的10年。20年代的和解在歐洲是以法國聯盟體係為基礎，在遠東則是以華盛頓會議的協定為基礎，兩者的目標都是為了維護這兩個地區的現狀。這一目標在20世紀20年代中得到實現，但在隨後的10年中，一切又突然地、決定性地顛倒過來。德國和日本的新領導人決意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領土和約，並有辦法、有決心這樣做。他們大規模重整軍備的計劃和驚人的侵略行徑急劇地改變了勢力均衡。較弱的意大利不再是徒勞無益地企圖向現狀挑戰的唯一的修正主義國家；第三帝國和日本帝國也給修正主義運動增添了力量，導致了一個全新的力量佈局，由於英國、法國及其歐洲大陸盟國堅持維護現狀，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努力要求改變現狀，因五年計劃而變得強大的蘇聯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日此，一種三足鼎立的局面發展起來了，這三方力量的相互影響解釋了20世30年代一再發生的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爆發的原因。

一、日本入侵滿洲

第一個重大的侵略行動是日本作出的，因為它要實現其獲取大陸領土這一蘊藏已久的野心。為了利用看去是不可錯過的良機，日本人早些時候已迅速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不太費力地接管了德國在太平洋上的島嶼和在山東半島上的特權。不過，他們的全部野心表現在1915年1月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中。這些條款若得到實現，就會把中國改變成日本的保護國。日本遠征軍在英國和美國軍隊于1920年撤離西伯利亞後繼續留在該地是其大陸野心的又一表現。
日本人的這些願望多半未得到滿足。"二十一條"被成功地抵制了，這一定程度上是由於美國國務卿威廉·詹寧斯·布賴恩的警告，他說，美國不會承認任何破壞中國領土完整或違反"門戶開放"原則的條約。在巴黎和會上，日本確保住了從前的德屬島嶼，但只是作為三級託管地而不是作為地道的領地。威爾遜總統拚命反對日本對無可爭辯的中國領土山東的要求。作為妥協，日本被准許"暫時"佔有這座半島，但日本退一步承認它的"政策"是在某一日期把這片領土歸還中國，"只保留'以往一向'授與德國的經濟特權"。

在華盛頓限制海軍軍備會議上，日本正式放棄了它也許仍懷有的領土野心。與會九國簽訂了《九國公約》（1922年2月6日），保證中國領土完整，重申"門戶開放"原則。在這個會議上，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還簽訂了《四國條約》（1921年12月13日）；通過這一條約，他們同意互相尊重各方在太平洋"島嶼領地"上的權利，通過協商解決今後的一切爭端。此外，經過美國的積極調解，日本同意將山東歸還給中國並從西伯利亞撤軍；這兩個諾言于1922年被履行。

在結束了——至少是暫時結束了——對外冒險之後，日本這時把注意力轉向國內問題：1923年大地震的善後問題和引起騷動的投票問題。大地震摧毀了東京四分之三的地區，造成了16萬人的重大傷亡和價值20億美元的財產損失；投票問題引起了騷亂和政治動亂，直到1925年接受男性普選制，將選民從300萬人增加到1400萬人為止。

最嚴重的是經濟問題，尤其是貧困農民的經濟問題。日本同美國一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通過提供軍需品和商船運輸大大繁榮起來。1914年至1920年間，對外貿易的價值增加了近4倍，即從12億美元增加到43億美元。不過，這一繁榮的分佈情況很糟，因為經濟權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在所謂的財閥（Zaibatsu；Zai意為富豪，batSS意為集團）手中。"財閥"是四個以家族為中心組成的大企業（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的通稱；這四家大企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資本總額的四分之三，擁有日本私人銀行全部存款的三分之一、全部信託存款的四分之三和全部人壽保險單的五分之一。占總人口一半的農民因很高的地租和沉重的債務而窮困不堪。他們中只有7％的家庭擁有5英畝或5英畝以上的土地；平均每戶佔有的土地不到3英畝。城市工人則遭受着食品價格高、工資低、工會沒有自由的痛苦。由於投機商將物價抬得很高，1918年爆發了米糧暴動，使政府必須動用軍隊來恢復秩序。

工人和農民生活水平的降低意味着國內市場受到嚴格限制。因此，日本工業主要依靠外國市場銷售產品；這種依賴在大蕭條到來時帶來了災難。1929年至1931年間，對外貿易減少了近50%。農民以往靠養蠶來增補微薄的收入，這時因向蕭條中的美國出口的絲織品的數量急劇下降而受到嚴重傷害。城市工人也相應地遭受着失業的痛苦。

軍隊領導人和其他擁護擴張領上的人這時能頗有說服力地爭辯說，依賴外國市場是日本處于困境的根源。日本應徵服一個使日本能自給自足、在經濟上不依賴世界其他地區的帝國。軍方代言人在過去幾年裡一直在鼓吹這一學說，但大蕭條的破壞這時為他們提供了易起反應的聽眾，正如希特拉在德國所遇到的情況一樣。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將軍在給天皇的建議書中寫道：英國可得到印度和澳大利亞的原料，美國可得到加拿大和南美洲的資源。"但是在日本，糧食供應和原料同人口相比在減少。如果我們只希望發展貿易，最終必將被打敗。……最後，我們將一無所獲。……景好的政策在於採取積極措施，去獲取日本在滿洲和蒙古的權利和特權。……"

日本的擴張主義者不僅為經濟上的原因所驅使，還對蘇聯力量的日益增長和蔣介石統一中國的日趨成功感到不安。此外，他們充分意識到當時正引起西方政治家注意的失業情況和其他問題。這些周密的分析思考反映在1931年夏即日本軍隊侵略滿洲前僅6個月時本莊將軍提交給軍事大臣的備忘錄中：

為了加強我國的地位和力量，有必要立即利用蘇聯還未完成五年計劃和中國尚未成為統一國家的形勢，同時還要利用世界經濟的困難處境。所有這些因素都必須加以利用，以達到更進一步佔領滿洲和蒙古的目的，實現早先遠征西伯利亞時的積極目標。中國的統一、蘇聯的存在和美國的入侵遠東，所有這些都不符合我們的利益。

田中和本莊都把滿洲列為他們擴張主義計劃的第一個目標，這並不是偶然的。中國東北角上的這個省份具有兩個有利條件：與南京中央政府的聯繫鬆散，並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其中包括鐵、煤和遼闊、肥沃的平原。此外，日本已通過過去商定的條約獲得了在滿洲的某些特權；這些特權可以用來為其侵略行徑找藉口。當日本軍方于1931年秋斷定入侵時機已戍熟時，他們正是這樣做的。

1931年9月18日晚，一顆炸彈將日本人控制的、通往瀋陽北部地區的南滿鐵路炸壞了一小段。由於幾分鐘後一列南去的火車毫無困難地通過了那段鐵路，日本人又在以後5天裡拒絶讓新聞記者前往"事故"——日本人當時審慎地稱這一爆炸事件為事故——現場採訪，因此，當時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整個事件是捏造的。現在，人們才弄清，這件事的確發生過，因為幣原喜重郎男爵在1946年6月東京國際戰犯法庭上證明了這一點。這位男爵曾于1931年任外務大臣，他承認，當時一些軍官籌劃了這一事件，他雖設法阻止但未成功。他的證言可通過駐紮在關東半島上的日本軍隊即當時所稱的"關東軍"立即行動起來時所具備的速度和精確性得到證實。關東軍未經宣戰就在24小時內攻佔了瀋陽和長春，然後成扇形向四面八方展開。1932年1月下旬對哈爾濱的佔領意味着滿洲各種有組織的抵抗的結束。1932年3月，勝利者將他們的佔領地重新命名為"滿洲國"。因需要一個傀儡皇帝，他們便將1911年垮台的滿清王朝的倖存者、退位的皇帝博儀拉了出來，正式任命他為攝政王。

其時，中國政府根據《國聯盟約》第11條和《巴黎公約》（《凱洛格—白裡安條約》）向國際聯盟和美國求助。給果只是一再商討而沒有實際的援助。國務卿亨利·L·史汀生表示"由衷的同情"，但拒絶引用《巴黎公約》。國聯理事會于9月19日、10月13日和11月16日三次開會討論滿洲的局勢；這些會議的特點是表示好意、致以問候，然而又拖拖拉拉、一片混亂。日內瓦和華盛頓的許多人始終堅信，日本內閣能約束軍隊，結束危機。11月21日，日本代表團接受了中國人原先提出的成立公正的調查委員會的建議，但委員會成員直到1932年1月14日才被選定，而且他們實際上直到4月21日才抵達瀋陽；這時，滿洲已變成了滿洲國。

1932年1月7日，美國政府宣佈了所謂的"史汀生主義"，它規定，凡有損中國獨立和領土完整、違背"門戶開放"政策的條約，凡使用違反《巴黎公約》的手段而造成的條約，美國一概不承認。這一規定几乎沒有產生實際效果，因為日本軍隊只對優勢力量起反應，而當時沒有一個國家強大得可以勇敢地與在遠東的日本相對抗。此外，所有西方政府都為緊迫的國內問題所頒擾。例如，胡佛總統就面臨着國民選舉和大蕭條兩大問題；大蕭條當時正嚴重到極點。因此，他希望"擺脫"國際糾紛，全力以赴解決國內問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此期間，國際聯盟調查團即李頓調查團已在團長李頓勛爵的領導下，在日本、中國和滿洲收集證據。它于1932年10月提交的報告為了避免冒犯日本人，措辭很謹慎。它否認日本人的侵略是正當的自衛手段，譴責新滿洲國是日本的傀儡政權。但是，它沒有命令日本撤軍。相反，這份報告提出這樣一種解決辦法：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利益，將滿洲變成在中國主權範圍內但又在日本管轄下的自治國。1933年2月25日，國聯正式通過了這份報告，第二個月，日本退出了國聯。

回想起來，滿洲事件作為對國際聯盟和旨在維護現狀的整個外交結構——《凡爾賽和約》、華盛頓會議的協定和《巴黎公約》——的第一次沉重的打擊，是很惹人注意的。日本毫不費力就獲得了大片富饒的新領地，這對意大利和德國的修正主義領導人並不是不起作用的；滿洲事件引起了一連串的侵略，這些侵略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外交上對希特拉的反應

日本人征服滿洲是對遠東現狀的野蠻挑戰，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希特拉對歐洲現狀的威脅。在此之前，法國聯盟體系几乎是毫不費力地統治着歐洲大陸。墨索里尼曾試圖組織反對集團，但是，他與下等修正主義國家如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簽訂的協約几乎沒有什麼價值。同樣，蘇聯被"封鎖綫"切斷了同外界的聯繫，而且，不管怎樣，它只埋頭于"在一國中建設社會主義"。只有德國獃在一旁，這個國家在接受《洛迦諾條約》和加入國聯時，已在斯特來斯曼的領導下與戰時的敵國講和。
1933年，當希特拉成為德國總理時，這種令人欣慰的形勢被急劇地改變了。這位納粹黨領導人一段時間以來一直在為德國人要求更大的生存空間。引自《我的奮鬥》（1924年）中的以下幾段話反映了他的基本思想和目標，在以後幾年中，他一直不斷地、沒有重大改變地重提這些思想和目標。

……如今，不能靠強烈的抗議，而要靠一把巨大的劍，使被蹂躪的地區回到共同的德意志帝國的懷抱。

鍛造這把劍是一個國家內部政治領導人的任務；維護鍛劍工作和尋找戰友則是外交領導人的職責。……

恢復1914年時的邊界的要求在政治上是十分荒唐的，其荒唐的程度和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使提出這一要求就象是在犯罪一樣……德意志帝國1914年時的邊界是根本不符合邏輯的。因為實際上，這些邊界從包括日耳曼民族的人民的意義上說，是不完整的，從地理軍事是否合宜的角度而言，也是不切實際的。……

因此，我們國社黨人自覺地……關注我們600年前放棄的領土。我們不允許德國人繼續不斷地向南方和西方遷移，要把注意力轉向東方領土。如果我們今天談到歐洲領土，我們首先能想到的只是俄國及其邊境上的仆從國……新德意志帝國必須各次使自己沿著過去條頓騎士團的道路前進，用德意志的劍為日耳曼人獲得耕地，為這個民族獲得每日食糧。

几乎一點也不奇怪，當這幾段話的作者成為德國的主人時，外交上立即有了反響，首先是幾年來一直處于休眠狀態的小協約國開始恢復元氣。1933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建立了由三國外交部長組成的常設委員會，來促進其外交政策的協調和執行。同樣，這年春天，法國外交部長路易·巴爾都周游了小協約國各國首都及華沙，加強了法國與其東歐盟國的聯繫。

甚至連後來同希特拉結成"羅馬—柏林軸心"的墨索里尼，一開始也強烈反對他的這位獨裁夥伴。由於許多德意志少數民族在南蒂羅爾，墨索里尼對以"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元首"為口號的擴張主義的納粹政權感到不安。因此，1933年7月15日，他主動與英、法、德締結了《四國公約》。公約重申，簽約國必須堅持《國聯盟約》、《洛迦諾條約》和《凱洛格—白裡安條約》，未經四國同意不得對《凡爾賽和約》作任何改動。這一做法證明是無用的，因為希特拉一再違反這些諾言——甚至無視與他一同簽約的國家。1933年10月，他宣佈德國退出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雖然他沒有立即透露其重整軍備的計劃，但這一計劃的存在——如果不是就其進度和規模而言——已普遍地為人們所知道。

這些發展促使土耳其、希臘、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組成另一個地方性集團，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擁有相當多的德意志少數民族。1934年8月9日，四國簽訂了《巴爾幹公約》，公約規定四國相互合作、共同維護東南歐的現狀。

比巴爾幹協約國的組成更值得注意的是蘇聯的對外政策這時有了根本的改變。傳統上，蘇聯領導人認為國聯是掠奪成性的各帝國主義強國保持一致的組織。但是，1933年12月，當美國記者沃爾特·杜蘭蒂問蘇聯對國聯是否始終持否定態度時，史達林答道：

不，並非始終，並非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持否定態度。你們可能不十分理解我們的觀點。儘管德國和日本都退出了國聯——可能正是因為這一點——國聯也許仍然多少能起制止或阻止軍事行動爆發的作用。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要我們不顧國聯的嚴重缺點而支持國聯，並不是不可能的。

這段話反映了蘇聯政府對希特拉的出現極為擔心。由於這種擔心，蘇聯人這時認為，國聯是一種組織共同抵抗、以擋住納粹先發制人的侵略的可能的工具。這一新態度得到了法國外交部長路易·巴爾都的鼓勵。巴爾都在國內問題上是保守派，在外交事務方面，他的簡單的、始終如一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強大到可以勸阻希特拉不從事擴張主義冒險活動的聯盟。除了鞏固法國、小協約國和波蘭之間的關係外，巴爾都這時還力圖使蘇聯加入維護現狀集團。基本上正是由於他的努力，國際聯盟才邀請蘇聯加入它的行列，而蘇聯也于1934年9月19日接受了這一邀請。

第二個月，一個刺客在馬賽槍殺了巴爾都和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這是歐洲外交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巴爾都的繼承者們奉行一種比較錯誤的、自相矛盾的對德政策。皮埃爾·賴伐爾尤其如此，他的陰謀詭計曾使羅馬尼亞外交部長尼古拉·蒂圖列斯庫破口大罵："賴伐爾這頭豬。"頗為典型的例子是1935年1月7日賴伐爾同墨索里尼達成的和解協定，在這個協定中雙方同意，如果希特拉採取行動，他們就一起對付；他們還解決了有關其非洲領地的各種爭端。法國將一些與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亞和厄立特里亞接壤的荒涼地區割讓給意大利，墨索里尼則放棄了對擁有許多意大利居民的突尼斯的要束。不過，有關埃塞俄比亞的口頭協議導致了很大的爭議：墨索里尼聲稱，他得到了在那個國家裡行動完全自由的許諾，而賴伐爾堅持認為，這個協議僅限于經濟事務方面。安東尼·艾登斷定："這一口頭協議的真實內容人們將永遠無法知道。……這兩位詭辯能手……在賴伐爾垮台之後還會繼續爭論。……瞭解了他們的解釋後，我本人的看法是，賴伐爾當時把話說得十分模棱兩可，給了墨索里尼利用他這種暖昧態度的機會。"無疑，這位"領袖"得到了最壞的書面協定和最好的口頭許諾。

兩個月後，也就是1935年3月雙日，德國正式背棄了《凡爾賽和約》中關於解除德國武裝的條款，再次提出徵兵，並直布德國軍隊將增加到36個師。英、法、意在4月11日的斯特雷薩會議上作出了反應，它們一致同意共同行動，反對德國的威脅。事實證明，這一"斯特雷薩陣線"與兩年前的《四國公約》一樣無用。各簽約國很快就開始自行其是：意大利忙着準備入侵埃塞俄比亞；英國于6月18日與德國簽訂了一份單獨的海軍協定，允許德國建立起一支相當於英國海軍力量的35%的海軍；法國于5月8日與蘇聯締結了一份為期5年的同盟條約，雙方同意，如果一方遇到無端的進攻，另一方將予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于5月16日與蘇聯簽訂了類似的條約，不過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取決於按照1924年的同盟條約也必須提供援助的法國。

總之，在希特拉掌權的刺激下，兩年內出現了好幾個旨在阻止這位"元首"的任何侵略行徑的新的外交集團——巴爾幹協約國、復活的小協約國、法蘇同盟和捷蘇同盟。但是，在這些外交集團中也存在着嚴重的分歧，例如，《英—德海軍協定》就引起了巴黎的不滿，1934年1月簽訂的《德—波互不侵犯條約》也沒得到巴黎的賞識，令人捉摸不定的賴伐爾根本不信任他的蘇聯盟國，寧願自己私下另外做交易。隨着埃塞俄比亞危機的爆發，這些分歧成為徹底破壞國際聯盟和戰後整個外交結構的日益豁開的裂口。

三、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亞

1935年10月3日，墨索里尼的軍團侵入獨立的非洲王國埃塞俄比亞。促成這一赤裸裸的侵略的因素有好幾個，一個因素是法西領主義者為擴展疆土而釀場擴展疆土。墨索里尼宣稱："帝國的發展是生命力的主要表現，反之則是衰退的表示。"對帝國鼎盛的這種熱望因回想起1896年在阿杜瓦的失敗——當時，一支25，000人的意大利軍隊慘敗於部落民之手——一而得到加強。大蕭條的影響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因為意大利的失業人數從1926年的11萬人上升到1931年的73萬人，進而上升到1933年的100多萬人，從而導致了這樣一種通常的理論解釋，即斷定殖民地擴張是減輕國內經濟壓力所必需的。意大利人對這一點特別熱心，因為英國和法國已獲得非洲所有上等的領地，留給意大利人的只是利比亞、厄立特里亞和索馬里蘭的多沙的荒地。
當時，一位意大利工程師表達了這種擴張的決心，他抱怨說他在厄立特里亞我不到黃金。"但在阿比西尼亞"，他又說，"卻還有鉑白金，付很少的代價就可以找到它們。但是，它們都被埋藏在地底下。人們除了在陽光下遊蕩其他什麼事都不做。當你真正地觀察到這一點時，如果你還認為，一個民族可以出十足的懶惰而對無數的財富實行禁運，而其他民族卻必須在貧瘠的土地上與各種自然力作鬥爭，那將是不道德的。"墨索里尼拿定主意後就立即決定採取行動，因為他認為當時的外交形勢對他很有利。他認為賴伐爾已給他開了綠燈，並以為來自其他地區的反對不會堅決到足以阻止他的地步——這一設想證明是完全有道理的。

意大利人發動侵略的藉口使人聯想起日本人在滿洲製造的事件。1934年12月5日，埃塞俄比亞軍隊與意大利軍隊在靠近意屬索馬里蘭和埃塞俄比亞邊境地區的瓦爾瓦爾發生了衝突。海爾·塞拉西皇帝提出，把瓦爾瓦爾是在意大利領土上還是在埃塞俄比亞領土上這一問題交給仲裁委員會解決。墨索里尼拒絶接受這一提議，相反，在公開準備入侵的同時提出了種種要求。1935年9月11日，英國外交大臣塞纓爾·霍爾爵士在國聯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演講，在演講中他保證，英國將支持反侵略的行動："依照國聯明確規定的義務，為了共同維護整個《盟約》，尤其是為了共同堅定地抵抗所有無端的侵略，國聯將站在反侵略的一邊，我國也將站在反侵略的一邊。……"正如一位代表所說的那樣。這篇演講是"國聯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一頁"。但是，霍爾似乎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即將投票選舉的英國選民身上，因為他以後的行為不是在支持而是在破壞"共同抵抗無端的侵略"。

在意大利人開始侵略的一個多星期之後，國聯理事會宣佈意大利為侵略者，國聯大會根據盟約第十六條投票贊成對意大利實行經濟制裁。這些制裁于1935年11月18日生效，它們包括禁止給意大利以武器、貸款和原料，但不包括主要原料——石油、煤、鐵和鋼等。儘管有這樣的侷限，這些制裁仍然是阻止意大利前進的重要開端。而且，世界輿論也以壓倒之勢反對墨索里尼的侵略。埃塞俄比亞人在頑強地進行抵抗，不過，意大利人最初很難向前推進不是由於其對手的戰鬥力，而是由於几乎完全沒有道路。

此時，狡猾的賴伐爾濫用了阻止意大利人前進的小小機會。1935年12月初，他說服霍爾接受了一個計劃，根據這個計劃，意大利將徹底地獲得大約半個埃塞俄比亞，並將控制餘下的半個埃塞俄比亞，把它作為"經濟擴張和拓居的地區"。這兩位談判者都同意對這一計划進行保密，直到將它提交給意大利、埃塞俄比亞和國際聯盟這些有關方面為止。不過，賴伐爾預料這一計劃會在英國遇到麻煩，因此，他同意讓法國新聞界開始注意到這一計劃。使他吃驚的是，有關這一秘密協議的消息在倫敦和巴黎引起了人們極大的憤怒。霍爾被迫辭職，由安東尼·艾登繼任外交大臣。第二個月，賴伐爾在受到議院的痛擊之後也不得不辭職。

這種情況一時看來象是那些支持國聯反侵略的人的一場大勝利，但根本的爭端仍然存在，這就是要不要通過禁運主要原料、尤其是石油來使經濟制裁有效。艾登贊成這樣做，但新上任的法國外交部長皮埃爾·弗朗丹則故意拖延。文登說："弗朗丹的態度與賴伐爾的態度很難區別，只是顯得更巧妙、更始終如一而已。"弗朗丹的主要論點是，如果投票通過石油制裁，墨索里尼就會退出國眹；他堅持認為應設法達成另一種解決辦法。由於英國內閣未能團結一致、支持艾登，弗朗丹能獨行其是，有效的制裁從未得到實施。這種決定的意義從希特拉的譯員保羅·施密特博士所透露的下面這段話中可看得很清楚：

1938年，慕尼黑會議的前夕，墨索里尼承認，國際聯盟差一點靠集體安全體系成功地制止侵略。"如果國聯當初遵照艾登的意見處理阿比西尼亞爭端"，他對希特拉說，"並把經濟制裁擴大到石油方面，那麼，我會不得不在一星期內撤出阿比西尼亞。那對我來說將是一個極大的災難。"

隨着1936年3月7日希特拉佔領萊茵蘭，任何余留的實行有效制裁的希望均成為泡影。佔領萊茵蘭這一重大行動有着深遠的影響（見下一節），它使英國和法國政府更易感受到德國的威脅，也更下定決心去安撫墨索里尼，以便讓他站在他們一邊，並留在國際聯盟內。因此，國聯理事會于1936年4月20日投票決定，繼續實行不包括石油在內的經濟制裁，從而招致了這時几乎僅憑着勇敢與意大利人作戰的埃塞俄比亞軍隊的滅亡。

墨索里尼決心排除出現第二個阿杜瓦慘敗的任何可能性，他準備了一支25萬人的軍隊，這支軍隊加上非洲的援軍和勞工隊伍共達40萬人。這支軍隊裝備着難以對付的坦克隊、摩托化部隊和飛機。相形之下，埃塞俄比亞軍隊不到30萬人，且几乎所有人的裝備都比意大利非戰鬥人員的裝備差。與缺乏坦克、飛機和重型大炮同樣嚴重的是埃塞俄比亞領導人的水平低得驚人。摩洛哥里夫人的勝利已證明用游擊戰術來對付裝備優良的歐洲軍隊是十分有效的，但埃塞俄比亞部族首領以其自取滅亡的傲慢和無知藐視游擊戰，認為它毫無價值、有失身份。相反，他們企圖進行陣地戰，結果遭到了無情的炮擊、轟炸，甚至還遭到了芥子氣的噴灑。

在經過一場長達7個月的戰役之後，巴多格里奧元帥于1936年5月5日耀武揚威地進入亞的斯亞貝巴。同一天，墨索里尼宣佈"羅馬和平，它體現在'埃塞俄比亞是意大利的'這一簡單的、不可改變的、明確的短語中"。四天後，意大利國王接受了"埃塞俄比亞皇帝"的稱號。於是，在犧牲了3000人和損失了10億美元之後，墨索里尼贏得了一個擁有35萬平方哩土地、1000萬人口和豐富的自然資源的帝國。

就歐洲和世界其餘地區而言，埃塞俄比亞事件的意義在於它削弱了國際聯盟。許多小國家如希臘、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在危機期間曾忠實地支持國聯，對意大利實施經濟制裁，但它們得到的唯一報償卻是經濟上受到嚴重損失，並使自己受到獲勝的"領袖"的懲罰。顯而易見的教訓是，要是西方主要強國懦弱膽小，集體安全使是圈套和欺騙。因此，小國從此以後背棄國際聯盟，奉行一條四散潰逃的政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國聯的犧牲並未使意大利站到西方列強一邊反對德國，而這曾是那些堅持要安撫墨索里尼的國家的最大目標。撫慰收到了恰恰相反的效果；墨索里尼和希特拉對他們在埃塞俄比亞和萊茵蘭所取得的驚人勝利印象很深，並察覺到他們的侵略活動若協調一致、所能帶來的巨大可能性。因此，最終的結果不是納粹德國的孤立，而是"羅馬—柏林軸心"的形成。

四、羅馬—柏林軸心

在埃塞俄比亞危機初期，希特拉採取觀望的策略。如果墨索里尼失敗，希特拉就少了一位中歐的對毛如果他獲勝，集體安全體系就會遭到破壞，希特拉的"生存空間"計劃就會相應地得到加強。1936年3月7日，希特拉戲劇性地結束了這種消極政策，派遣一支35000人的軍隊長驅直入萊茵蘭。《凡爾賽和約》已規定，德國不得在萊茵河左岸、也不得在右岸50公里地帶擁有防禦工事或軍隊。希特拉違背這一規定的做法是一次最具戰略意義的行動：法國聯盟體系以法國軍隊易進入中歐為基礎；隨着萊茵蘭的被重新佔領和立即動工的齊格菲防線防禦工事的建立，法國不再易進入中歐。法國被切斷了與其盟國的聯繫，而德國的力量卻大大增長，因為它的命脈不再因非軍事化的萊茵蘭而處于易受傷害的境地。總之，希特拉對萊茵蘭的突然行動意味着徹底打破了歐洲軍事和外交上的勢力均衡。
法國不能對這一重大挑戰作出適當的反應，因為這個國家當時正準備大選，而且是由一個臨時的內閣在執政。總理薩羅和外交部長弗朗丹想通過調動軍隊和發出最後通碟來制止希特拉。如果實施這一計劃，原本是能奏效的，因為現在已知道，當時希特拉是在不聽几乎所有將軍勸告的情況下決定對萊茵蘭採取行動的。德國軍隊還沒有準備好進行重大的戰爭，除兩人外，德國軍事首領都反對重新佔領萊茵蘭，他們自然認為這會導致與法國的衝突。因此，希特拉命令，如果法國調兵，並將其軍隊派過邊界的話，他的各個師應一槍不放地主動撤退。希特拉同墨索里尼一樣是在虛張聲勢嚇唬人，兩人都在玩策略。

薩羅和佛朗丹受到勸阻，沒有採取行動，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軍事顧問反對與戰爭冒險直接有關的任何行動，同時也因為英國政府與先前法國政府在埃塞俄比亞危機期間一樣躊躇不前。當弗朗丹找英國首相鮑德溫商量時，後者拒絶與調派法國軍隊去萊茵蘭的建議有任何關係。鮑德溫說："你可能是對的，但是，只要有1%的因你的警察行動而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我就沒有權利把英國牽扯進去。……英國現在不處于進行戰爭的狀態。"

法國政府由於本身意見不一，無法在沒有英國支持的情況下來取斷然行動，正是因為這一點，希特拉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取得了重大勝利。這一勝利的一個結果是法國聯盟體系開始結束。不僅"齊格菲防線"切斷了法國與中歐和東歐的聯繫，而且與此同時，德國還對東南歐發動了經濟攻勢，使這一地區實際上成為一個經濟附屬地。到1936年時，德國接受了土耳其全部出口物的51%、保加利亞全部出口物的48%、希臘的36%、南斯拉夫的24%和匈牙利的23%。如此密切的經濟聯繫必然產生政治影響，尤其是因為這時出現在東南歐的一些獨裁政權在意識形態上特別愛好的是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體而不是西方的民主政體。無疑，邁塔克斯將軍、卡羅爾國王和保羅親王的外交政策與韋尼澤洛斯、蒂圖列斯庫和亞歷山大國王的外交政策通然不同。

對萊茵蘭的突然行動還起了使以往一向敵對的"元首"和"領袖"言歸於好的作用。希特拉在石油制裁仍有可能實行的時候轉移了國聯的注意力，墨索里尼對此深表感激。短時間內，這兩個獨裁者結成了有效的夥伴關係，迅速打破了現存的外交結構。

根據1936年7月且日簽訂的奧—德協定，希特拉答應尊重奧地利的領土完整，從而消除了羅馬和柏林之間不和的主要根源。一個星期後，西班牙爆發了內戰，這一悲慘事件（見下一節）拖延了3年，在這期間，希特拉和墨索里尼聯合行動，促成了西班牙共和國的滅亡。1936年10月24日，"羅馬—柏林軸心"正式結成；意大利和德國不僅就德國以承認意屬埃塞俄比亞作為取得某些經濟讓步的回報這樣的具體問題達成了協議，還就全面的合作取得了一致意見。第二個月。日本通過與德國、然後又與意大利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加入了這一軸心。

因此，到1936年年底時，外交上的均衡已完全不同於希特拉開始執政時的情景。意大利和德國這時結成了有效的夥伴關係。法國已失去從前的霸權，落入比較孤立的境地。它在中歐的舊盟國正漸漸散去，而與蘇聯建立的新聯盟基本上仍是紙上的東西。法國政府很不信任蘇維埃政權，以致拒絶簽訂使它們的聯盟完全生效所必需的軍事協定。同樣，法國和英國的關係也不十分密切，彼此之間互不信任。由於滿洲和埃塞俄比亞事件使維護現狀集團陷入混亂，使國際聯盟遭到嚴重削弱，"羅馬—柏林軸心"能在以後3年中掌握主動權，在實際未遇抵抗的情況下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

五、西班牙內戰

西班牙內戰不僅僅具有通常的意義，因為它實質上是把兩種戰爭合在一起——一種是由西班牙社會的腐敗和緊張局勢引起的根深蒂固的社會衝突，一種是由思想體系的衝突和大國利益的衝突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綵排。
20世紀的西班牙截然不同於16世紀的西班牙，16世紀時，這個國家是歐洲最強大、最令人畏懼的國家。在16至20世紀之間的幾個世紀中，西班牙衰落的象徵是1898年的西—美戰爭；美國輕易地奪走了西班牙的大多數剩下的殖民地，使西班牙丟盡了臉．這次戰爭不僅暴露了西班牙軍事上的弱點，而且暴露了統治這個國家的、已處于牢固地位的寡頭政治集團的腐敗和無能。構成這一寡頭政治集團的主要成分有三種：大地主、軍隊和教會。

大地主由舊貴族和購買了許多地產的富裕的中上層階級組成。大約35，000名這樣的地主佔有了全都可耕地的50％左右。占地情況各省之間大不相同，土地佔有最為不均的地區是南部和西部。相形之下，北部地區几乎沒有大地產，不過那裡的農民由於他們的土地面積很小，只能勉強維持生活。整個國家的農業生產率很低，占總人口70%的農民與歐洲其他地區的農民一樣貧窮。地主都為在外地主，住在馬德里或外國首都揮霍他們的收入，沒有為生產作出任何貢獻。

西班牙軍隊是值得注意的，其原因有兩個：一是軍官人數與士兵人數相比多得驚人，二是軍方常常幹預國家的政治。實際上，軍官們認為他們有權利監督政治事務，並照着這種看法他明確地說，這意味着保護現狀，反對所有的挑戰者，不論他們是贊成共和政體的中間派還是左派各政黨。

定為國教的羅馬天主教教會是一個極為富有、極有影響的機構，雖然它在19世紀初葉和中葉已失去其地產，但作為補償，它獲得了工業股票，並從政府那裡得到了大量津貼，這些津貼在20世紀20年代中占國家年度預算的2拖。西班牙教會與國家的關係頗類似於俄國東正教會與沙皇專制政權之間的關係。主教由國王提名，他們中有些人還是參議院議員；但最重要的是，教會控制了國家的大部分教育。西班牙不象西歐其他國家，沒有完整的國家教育體系，因此，現存的學校大多數都在教會的管轄之下。此外，教會通過某些重要的報紙、勞工團體和各種世俗組織施加了很大的影響。正如在天主教組織起類似作用的其他國家裡發生的情況一樣，這股巨大的勢力在西班牙引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教權運動。普遍地攻擊教士和修女、內戰期間大規模地破壞教會財產——這類現象在西班牙歷史上決不是絶無僅有的。

1902年阿方索十三世登基時所要統治的西班牙就是如此。從1902年到1923年德里維拉獨裁政府建立這段時間裡，西班牙除多次發生罷工、兵變和暗殺外，還換了33次內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班牙保持中立，從而帶來了相對的繁榮，但是，這種繁榮僅持續到大戰結束；隨着和平的到來，長期的不安和動亂又重新出現。這些不安和動亂在20世紀20年代因西班牙軍隊在摩洛哥慘敗於里夫人之手而變得更為嚴重。由此產生的不滿情緒為1923年9月普里莫·德里維拉將軍的軍事政變鋪平了道路。

這位新"獨裁者"崇拜墨索里尼，學他的樣消滅殘餘的立憲政體、審查新聞報道和限制各大學。他還以這位"領袖"為榜樣，建築公路和舉辦國際展覽。但是，這些僅僅是表面的東西，因為潛在的、傳統的西班牙社會已因它的不公平現象和落伍過時而運轉不靈。最後，普里莫·德里維拉失去了軍隊和國王的支持，不得不幹1930年1月辭職。

隨着這位獨裁者的辭職，公眾的不滿情緒轉而對準了國王本人。大蕭條使形勢變得更加不穩定，直到最後阿方索決定恢復憲法，于1931年4月舉行國內選舉。投票結果對現政權極為不利，共和黨人獲得了50個省會中46個省會的選票。公眾輿論已很明顯，阿方索象1789年以來他的四位前任一樣，悄悄地離開了這個國家。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宣佈成立共和國，隨後舉行了立憲會議即議會的選舉。當這一立憲會議于7月召開時，其成員分成三大派：右派、中間派和左派。右派代表貴族、軍隊和教會的利益。它要求維護現狀；如果改革證明是不可避免的，那麼至少應朝着獨裁主義的方向進行。中間派主要反映中下層階級、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的觀點。他們多半是共和黨人，擁護起源於法國大革命的自由主義原則，其中包括反教權主義、個人自由和適度的社會改革。左派則由形形色色的社會黨人、史達林主義的共產黨人、托洛斯基派的共產黨人和工團主義者組成，工團主義者人數特別多，通常不願意同其他黨派一起工作。儘管這些左翼政黨之間存在着相當大的意見分歧，但它們都一致認為需要進行制度上的根本改革，即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改革。

在立憲會議中占絶大多數的中間派和左派聯合採納了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義的憲法。憲法宣佈西班牙為"各種勞動者的民主共和國"，不論男女都有普選權，內閣對一院制的議會負責。此外，這一憲法還宣佈，宗教信仰絶對自由，政教分離，教育世俗化和教會財產收歸國有。

在這一新憲法下產生的第一任總理、能力出眾的共和黨人曼努埃爾·阿薩尼亞還得到了溫和的社會黨人的支持，他們迅速通過了種種法律來履行憲法的各項規定：廢除政府給教會的津貼，明令取消修道院的某些等級，將農業工人每日的工資提高到通常的20美元以上，在給大地產所有人部分賠償的情況下將少數大地產分配給農民，讓數以百計的軍官退役，准許加泰羅尼亞省自治。這些典型的中間路線的改革引起了右派和左派的反對。事實上，政府不得不動用武力來鎮壓何塞·聖胡爾霍將軍在塞維利亞發動的軍事暴動和工團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在巴塞羅那和其他城市發動的起義。

隨着1933年年底立憲會議的解散，第一次正規議會的選舉選出了一個保守的多數派。隨即進入了教土派議員復辟的"黑暗的"兩年。加泰羅尼亞的自治被取消，有關教會和土地分配的許多法規不是被廢除，就是沒有得到實施。此外，武裝抵抗突然爆發。尤其是在阿斯圖里亞斯的礦工中間，最後只是因為動用了摩洛哥軍隊才將他們鎮壓下去。

為了替1936年2月的大選作準備，左派和中左派的各政黨這時聯合起來，組成了與剛剛在法國出現的人民陣線相類似的人民陣線。這一聯盟贏得了勉強的勝利，阿薩尼亞組織了左派政黨所支持但未參加的共和黨新內閣、加泰羅尼亞的自治得到恢復，反教權措施與溫和的社會改革一起也得到恢復。回想起來，共和黨人強調反教權主義而不強調土地改革，那似乎是一個大錯，因為土地改革是大多數西班牙人所接受的。這種政策使熱情的天主教徒和中間階層的許多人開始持敵對態度。同時，大蕭條連同它所帶來的普遍的失業一起增強了極端分子的實力，削弱了溫和派政黨的力量。為了控制因絶望而不顧一切的工人，社會黨人只得不斷地向極左派靠攏；中間階層的許多人作出相應的反應。使自己與極右派結成同盟——因此；不斷高漲的思想上的激情和政治生活的兩極分化達到了使議會制政體變得日益脆弱的程度。

在這個時候；西班牙的右派分子在德國和意大利的縱容下，在弗朗內斯科·佛朗哥將軍的領導下，舉起了反革命的旗幟。1936年7月17日，摩洛哥軍隊發動叛亂。第二天，本土上的許多將軍拿起了武器。叛軍即自封的民族主義者迅速佔領了西班牙南部和西部地區，這些地區在整個長期的鬥爭中一直是他們的主要基地。佛朗哥曾希望他能出其不意地迅速佔領主要城市和要塞，從而控制全國。然而，鬥爭卻拖延了近3年，其殘酷程度使人聯想起16世紀的宗教戰爭。

在叛亂的頭幾個星期中，忠於共和政府者失去了大約一半國土，之後，他們重整旗鼓，設法控制了中部地區的馬德里、北部地區的巴斯克諸省和高度發達、擁有巴塞羅那和巴倫西亞這樣的大城市的東部沿海地區。忠於共和政府者這時處于強有力的地位，因為在他們的背後有工業中心、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和擁有非常巨大的黃金儲備的首都。然而，儘管有這些有利條件，忠於共和政府者最終還是被打敗了，這主要是因為他們未能從國外獲得與民族主義者所得到的同樣多的武器。

事態發生這樣的轉變似乎是有悖常理的，因為忠於共和政府者建立了這個國家的合法政府，他們不但有錢進口武器，而且有權利根據國際法去這樣做。不過，英、法政府不允許向共和派政權出售武器。它們受到各自國家中有關內戰的極不一致的輿論的約束，它們擔心，武器無限制地流入相爭斗的各黨派手中會引起全歐洲的戰爭。因此，英國和法國率先提出不干涉協定，這一協定既為幾個較小的國家所接受，也為德國、意大利和蘇聯所接受。

這一協定規定，簽約國不應該向西班牙運送武器，然而，德國和意大利從一開始就違背了它們的誓約，蘇聯不久也這樣做。意大利不僅向西班牙運送武器，而且向那裡派遣正規部隊，其人數隨着戰爭的繼續迅速增加。根據意大利的官方資料，在1936年12月到1937年4月的4個月中，墨索里尼向西班牙派遣了10萬人，連同4萬噸軍需品和750門大炮。俄國與德國一樣，雖沒有派地面部隊，卻提供了各種軍用物資，外加技術顧問和飛行員。忠於共和政府者還得到了國際縱隊的援助，國際縱隊干1936年11月為保衛馬德里首次參加了戰鬥。它由自願兵——絶大多數是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年輕的理想主義者——和來自意大利和德國的反法西斯主義的流亡者組成。大多數人入伍時並不是共產黨人，但少數倖存下來的人多半確已加入共產黨，這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他們的親身經歷，同時也由於他們政委的教導。20世紀30年代後期，西歐知識分子普遍地對西班牙共和國抱有強烈的同情心，支持這種同情心也許是國際縱隊的主要意義。

外國的干涉從兩個重要方面影響了這場內戰：它無疑有利於民族主義者，是他們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它還有助于使民族主義者更接近法西斯主義、使共和黨人更接近共產主義，而後一種趨勢更為明顯。開始時，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黨人在共和派中占優勢，整個內戰期間，溫和的社會黨人擔任了共和政府中的各種最重要的職務。但是，由於忠於共和政府者對蘇聯軍用物資的依賴，共產黨人變得越來越居支配地位，到1937年末時，蘇聯控制的國際縱隊、蘇聯飛機和西班牙的共產黨將領正領導着共和派軍隊，支配着它的政策。這不僅意味着共和派的力量更為有效，還意味着非共產黨團體、尤其是曾擁有大批追隨者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滅亡或黯然失色。

如果忠於共和政府者獲勝，新的內戰說不定還會發生，因為共產黨人站在反對社會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斯基分子的一邊。結果表明，軸心國提供的地面部隊和軍用物資是不可抗拒的，尤其是在史達林決定放棄西班牙共和國之後。在過去兩年裡，隨着民族主義者控制以農業為主的西部和南部地區、忠於共和政府者按制更加發達的北部和東部地區以及惹人注目的馬德里，雙方處于僵持狀態。但到1938年中期時，由於西方民主國家仍不願結束不干涉的閙劇，蘇聯政府決定減少它的損失、停止給西班牙的援助，從而使佛朗哥的軍隊能打破這一僵持狀態。1938年12月底，民族主義者開始向加泰羅尼亞大舉進攻；一個月內，他們佔領了巴塞羅那。馬德里和巴倫西亞這時已孤立無援，不過它們仍堅持了兩個多月。隨着3月底馬德里和巴倫西亞的淪陷，內戰宣告結束。

對西班牙來說，這種長期的苦難使2500萬人口中有75萬人遭受傷亡，每7個未受傷害的人中有一個人已無棲身之地。對西方列強來說，這場內戰是又一次令人吃驚的失敗。正如在埃塞俄比亞的情況下一樣，面對軸心國的侵略，它們再次責現出自己的軟弱和優柔寡斷，這種情況也出現在德國吞併奧地利的時候，德國是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吞併奧地利的。

六、吞併奧地利

1938年是軸心國未流一滴血就取得偉大勝利的一年。導致這些重大發展的中心人物是內維爾·張伯倫，他于1937年5月接替斯坦利·鮑爾溫出任首相，並逐漸地接手確定英國對外政策的方向，儘管安東尼·艾登是他的外交大臣。溫斯頓·丘吉爾已對這位在這一關鍵時刻如此決定性地影響了歐洲外交進程的人物作了其特有的尖鋭、深刻的評價：
內維爾·張伯倫……機警、講究實際、固執且非常自信。他與鮑爾溫不同，認為自己能夠瞭解整個歐洲乃至整個世界。我們當時從他所信奉的政策中看到的不是一種模糊的但仍然根深蒂固的直覺，而是一種有限的、鋒芒畢露的能力。……他已對當今國內外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作出明確的判斷，認為自己對付得了他們。他的全部希望是使自己作為偉大的和平使者載入史冊；為此，他準備不顧種種事實而不斷奮鬥，使自己和國家冒着很大風險。不幸的是，他碰多到了他無法估量其力量的潮流，遇到了他無法在其面前退縮但又對付不了的颶風。

希特拉的譯員在描述標志著捷克斯洛伐克滅亡和中歐均勢發生根本轉變的重大的慕尼黑會議（1938年）時，對張伯倫作出了類似的評價：

張伯倫老是問，誰肯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賠償同蘇台德區一起轉讓給德國的建築物和各種設施？這顯然不是首相和政治家、而是前財政大臣和商人在說話。希持勒變得越來越煩躁。"這些設施和建築物是蘇台德的德國人納稅的結果"，他愈益不耐煩地說道，"這裡決不存在賠償的問題"。但是，這未能打消張伯倫對財產會受到影響這一問題的疑慮。希特拉終於暴跳如雷。他對張伯倫大聲叫道："我們的時間太寶貴了，不能浪費在這樣的小事上。"正是在這時，張伯倫又另外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否將家畜留在蘇台德區，是否可以不把一些牲畜趕到捷克斯洛伐克所剩餘的地區。

在與墨索里尼打交道應奉行什麼政策的問題上，張伯倫與其外交大臣首次發生了衝突。張伯倫決心撫慰這位"領袖"，誘使他退出新結成的軸心國，回到西歐陣營中來。他希望通過承認意大利對埃塞俄比亞的統治權而達到這一目的，但他的想法遭到了艾登的反對，艾登仍支持集體安全的觀念和國際聯盟。1938年1月，這種爭執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當時，羅斯福總統派人給張伯倫送來一封私信，建議有關國家在華盛頓召開會議，討論日益惡化的國際形勢。丘吉爾寫道："這是非常艱難、無法估量的一步。"但是，張伯倫未和他的外交大臣商量就送去了冷冰冰的答覆，建議推遲所提議召開的會議，因為這個會議也許會危及他與意大利就埃塞俄比亞問題所進行的談判。

這件事導致了艾登于1938年2月的辭職，揭露了當時決定英國外交政策的那些人的動機。艾登寫道："事實是，內閣中我的一些前輩……不能相信墨索里尼和希特拉象我所描述約那樣靠不住。歸根結底，墨索里尼不是打敗了共產黨人，使意大利的火車準時運行了嗎？此外，他們作為老派的保守黨人，不太贊成羅斯福，本能地認為他有點象蠱惑人心的政客。"這一觀點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軸心國這幾年獲得驚人勝利的原因。保守派認為他們可以與獨裁者交往，並認為這樣做出與羅斯福總統合作更可取，因為與羅斯福的合作只是侷限在以集體安全原則為基礎的一些"模糊的"、"空想的"計劃內。同樣，法國的保守派也寧願與墨索里尼和希特拉打交道，不願求助于名義上與他們結盟的俄國人。這種思維方式的直接後果是犧牲了奧地利、阿爾巴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獨立的國家——這種犧牲並沒有帶來人們所天真地想象的"我們時代的和平"，而是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拉在《我的奮鬥》第一頁上寫道："德屬奧地利必須回到偉大的德意志母國。……一個血統要求一個帝國。"依照這種哲學，奧地利一夥納粹分子試圖干1934年7月控制這個國家。他們刺殺了陶爾斐斯總理，佔領了維也納電台，但民眾卻沒有起義，這一暴動失敗了。兩年後，為了打消墨索里尼的疑慮，希特拉與奧地利簽訂了一個協定，答應尊重奧地利的獨立。以後的一段時間裡，希特拉極力主張和平與友好，但與此同時，德國正以極快的速度重整軍備。1937年，德國用在軍備上的開支為45億美元，而英法兩國的軍備開支合在一起還不到20億美元。第二年，這一巨大的差異依然如故，儘管雙方的軍備開支都比以前大。這種大規模的重整軍備，連同1936年萊茵蘭的重新軍事化的成功，大大地加強了德國的軍事地位，致使希特拉能滿懷信心地朝自己的目標進發。

1938年2月12日：希特拉把奧地利總理庫特·馮·舒施尼格召到貝希特斯加登的尼伐利亞高山別墅進行會談。在那裡，博學、謙虛、虔誠的舒施尼格受到了長達幾個小時的拍桌子打板凳的指責和辱罵。

我只要一聲令下，一夜之間，你所有那些可笑的防禦設施就會被炸得粉碎。你並不確信你能阻止我甚至拖延我半小時，是吧？……一刻也不要認為地球上有誰會阻撓我的決定。意大利嗎？我與墨索里尼的看法完全一致。……英國鳴？英國不會為奧地利幫一點忙。法國嗎？是的，三年前，我們曾派小股部隊進軍萊茵蘭，那是我事事都要冒險的時候。那時，如果法國出來阻止我們，我們只有撤退。……但是現在，對法國來說已為時太晚了。

希特拉說完話後，德國的將領和德國及奧地利的納粹領導人又重新開始軟攻。這樣，舒施尼格被迫接受了種種要求，如：赦免被囚禁的奧地利納粹分子，任命納粹分子擔任各種職務，包括內政部長的要職。但是，舒施尼格一回到維也納，就在電台上發表講話，闡明他維護奧地利獨立的決心。"我們完全知道，我們曾能到達，也的確到達過那條邊界線，在邊界線的那邊，清楚而又明確地出現幾個大字：'到此為止，不能再走'。"然後，他禁止懸掛帶有卐字的納粹黨黨旗，禁止穿納粹黨黨員的褐衫，禁止納粹分子舉行示威遊行。這些堅定的措施得到了人民大眾的充分支持，因此，舒施尼格更大膽地規定於3月13日就以下問題舉行公民投票："你贊成一個自由的、獨立的、日耳曼人和基督教的奧地利嗎？"

這一挑戰激怒了希特拉，他開始把軍隊集中到邊界。在隨後的危機中，希特拉對舒施尼格提的大國不會幫奧地利一點忙的警告被證明是有道理的。法國當時正處于兩屆內閣交替之時，根本沒有政府。墨索里尼是不愉快的、憤怒的，尤其是因為他的獨裁者夥伴沒有事先告知他，但是，他因"羅馬—柏林軸心"而被捆住了手腳，因此，他只好告訴舒施尼格，他"在這種情況下不能提供任何意見。"張伯倫已在2月22日對眾議院的講話中宣佈了他的不干涉政策："在坐的各位有誰相信，象今天這種狀態的國聯能提供集體安全？…如果我說國聯…不能為任何人提供集體安全是說得對的話——我確信我說得對——那麼，我要說我們不可設法欺騙自己，更不可在我們知道集體安全毫無指望時，去設法騙得弱小國家相信國聯將反對侵略並採取相應的行動來保護它們"。

3月11日，面對兩份最後通蝶，舒施尼格被迫首先取消了公民投票，然後將總理位子讓給了納粹內政部長阿圖爾·馮·賽斯—因克瓦特博士。賽斯—因克瓦特過去一直同柏林保持着電話聯繫，這時，他發佈了一項由柏林授意的聲明，要求德國政府"儘快派遣德國軍隊……來維持和平與秩序……制止流血事件。"實際上，軍隊因誤解而在要求提出的前兩個小時就已越過邊界。3月13日，來自柏林和維也納的法令宣佈奧地利為德國的一部分，第二天，希特拉耀武揚威地進入了他的出生地。這樣，德國通過電話就接管了奧地利；這一事件在國際聯盟中竟未被提起。

七、捷克斯洛伐克的滅亡

隨着平安地吞併奧地利，希特拉又把目標對準了鄰國捷克斯洛伐克，這是一個較大的、強大得多的國家，除擁有東中歐唯一倖存的民主制度外，還擁有一支富有戰鬥力的現代化軍隊和相當多的工業企業（見第二十二章第二節）。但是，蘇台德邊沿地區300萬日耳曼少數民族的存在使捷克斯洛伐克易受納粹的宣傳和顛覆。事實上，蘇台德的日耳曼人所享有的自由比歐洲其他少數民族要多得多，因此，他們過去一直比較滿足和安定。希特拉上台後，納粹密探開始工作，他們的煽動加上由大蕭條造成的嚴重失業引起的不滿情緒，使大多數日耳曼少數民族轉而反對布拉格。
隨着納粹德國對奧地利的吞併，蘇台德問題突然成為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嚴重威脅。這個國家這時三面被擴張了的德國所包圍。更為嚴重的是，有某些跡象表明英、法政府準備放棄捷克斯洛伐克，就象它們先前放棄奧地利一樣。3月24日，張伯倫在眾議院宣佈，他不能保證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也不能保證在法國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下援助法國，因為英國的利益"與法國和比利時的利益並不相同"。與英國相比，法國受到了幫助捷克斯洛伐克反對無端侵略的條約義務的束縛。但是，法國的將領們警告說，他們的軍隊不能到國界以外的地方作戰，因為整個軍事機構只適應防衛用的馬奇諾防線的防禦工事。因此，法國政府在理論上不得不尊重它對條約承擔的義務，但在實際上根本不願這樣做；當最後的較量到來時，它斷然地拒絶援助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危機始於9月12日，當時，希特拉發表了一次煽動性的演說，在這一演說中，他猛烈地抨擊貝奈斯總統對蘇台德區日耳曼人的"迫害"，並警告說，"如果這些受折磨的人得不到權利和幫助，他們將從我們這裡得到。"希特拉的要求得到了對中歐事務毫無經驗的英國富裕商人朗西曼勛爵的支持，朗西曼曾被張伯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擔任他的私人"調查者和調解人"。朗西曼當時報告說："絶大多數居民渴望與德國合併"（這是一種未經證實的看法，因為蘇台德的納粹分子以往一向所要求的是自治而不是脫離捷克斯洛伐克，並以這一綱領贏得了蘇台德區日耳曼人的支持），因此，他建議"日耳曼少數民族占多數"的地區脫離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少數民族"不占多數"的地區實行地方自治。

以上是張伯倫和希特拉舉行決定捷克斯洛伐克命運的著名的貝希特斯加登會晤時的背景。促成這一會晤的是蘇台德的日耳曼人，他們在希特拉發表演說之後挑起了普遍的騷動。布拉格政府宣佈了軍事管製法，納粹領導人逃往德國，於是，希特拉把軍隊集中到捷克斯洛伐克邊境一帶。張伯倫擔心，如果希特拉真的入侵，很可能會引起一個使法國、最終使英國捲入糾紛的連鎖反應。為了避免這一危險，張伯倫接受了達拉第總理的意見，向希特拉建議舉行一次私人會談。希特拉接受了這一建議，張伯倫于9月15日抵達貝希特斯加登。

希特拉不加掩飾地提出了在民族自決原則的基礎上併吞蘇台德區的要求，並表示，為了達到其目的，他寧願"冒世界大戰的危險"。張伯倫回國後，首先說服他的內閣，然後說服法國接受了希特拉的條件。兩國政府又催促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這些條件；當後者提出反對時，它們便向它施加了一切壓力，其中包括拋棄捷克斯洛伐克這樣的威脅。9月21日，布拉格終於屈從德國的要求，作為回報，英法答應保障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國界。

第二天，張伯倫飛往戈德斯貝格，他認為只需同希特拉一起制定出割讓領土的具體辦法就行了。然而，"元首"卻提出了新的要求：不等公民投票就立即交出日耳曼人占多數的地區，而且不能撤除或破壞這些地區的任何軍事機構或經濟機構。此外，希特拉這時還支持波蘭和匈牙利對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領土要求。

這些新要求引起了嚴重的國際危機。捷克斯洛伐克下令全國總動員，法國也動員60萬後備役人員入伍，蘇聯外交部長馬克西姆·李維諾夫在9月21日的國聯大會上宣佈："我們打算按照《蘇捷條約》履行我們的義務，並準備與法國一起以我們可採用的方式問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援助。"

正如丘吉爾所指出的那樣，西方列強對"這種公正的、無條件的宣言雖說不上蔑視，但很冷淡"。相反，它們按照墨索里尼的建議，召開了英、法、德、意四國會議。會議于9月29日在慕尼黑舉行，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沒有參加；會議決定答應希特拉的所有要求，唯一的更改是作出若干保全面子的規定：德國對蘇台德區的佔領應分階段進行，邊界的最後劃分應由一個國際委員會來決定。

正如丘吉爾向眾議院所指出的那樣："德國獨裁者沒有從飯桌上抓取食物，而願意讓人一道菜一道菜地侍候他——這就是首相為捷克斯洛伐克所獲得的一切。"不過，事實仍然是，慕尼黑的妥協受到了英、法兩國民眾的歡迎。張伯倫和達拉第被熱情的群眾歡呼為和平的使者。當張伯倫宣佈"我認為這是我們時代的和平"時，人們向他熱烈喝采。當希特拉聲明"這是我不得不向歐洲提出的最後的領土要求"時，人們輕易地相信了。第二年發生的事件以災難性的結局證明了這類聲明的價值。

逐漸佔領捷克斯洛伐克的許多邊境地區是德國即將提出進一步要求的第一個信號。按照慕尼黑會議作出的規定，當時成立了一個國際委員會來決定新國界。不久就變得很明顯，儘管英國和法國作出過承諾，但它們對委員會的活動並不感興趣。因此，沒有舉行公民投票，種種決定是由委員會成員中的兩名德國將軍作出的。最後，德國獲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10，000平方哩領土和350萬人口，其中五分之一是捷克人。同時，波蘭奪得了擁有豐富煤礦的特申地區，匈牙利佔領了斯洛伐克和盧西尼亞的大片地區。在德國的幫助下，殘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這時分裂成三小塊：自治的斯洛伐克、自治的盧西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波希米西省和摩拉維亞省。

1939年3月，最後一場戲開幕：希特拉把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區的傀儡政府首腦召到柏林，要他們解散各自的國家；3月15日，德國軍隊開入布拉格。波希米西和摩拉維亞被宣佈為德國的保護國，斯洛伐克也被置於德國的保護之下。同時，希特拉還允許匈牙利人入侵、併吞東部的盧西尼亞。這樣，不僅打破了人們認為希特拉的目標僅僅是重獲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區這樣的幻想，而且消滅了捷克斯洛伐克這一國家。對斯拉夫人占優熱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使那些完全相信"元首"的話的人猛然意識到事情不妙。張伯倫尤其感到震驚，因為，作為一個信奉正教的英國商人，他先前認為希特拉會遵守他的不再對歐洲有任何領土野心的諾言。希特拉對這一諾言的違反不僅迫使達拉第，也迫使張伯倫痛苦地重新考慮他們的政策，在希特拉突然攻擊波蘭時採取了較堅定的立場。

八、戰爭的到來

隨着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被佔領。隨着西班牙和匈牙利加入軸心國陣營，情況變得日益明顯：西方列強必須和蘇聯聯合起來，以便制止進一步的侵略。丘吉爾寫道："結成大聯盟的關鍵是和蘇聯達成諒解。"就蘇聯政府方面來說，它非常樂意達成這一"諒解"。3月18日，蘇聯通知柏林，它拒絶承認對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三天後，蘇聯政府提議召開六國（英國、法國、蘇聯、波蘭、羅馬尼亞和土耳其）會議。商討對付以後侵略的措施。倫敦答覆說這一建議"為時過早"，因此，它沒有得到進一步的落實。張伯倫在3月26日的一封私信中說出了他否定這一建議的原因：
我得承認我最不信任蘇聯。我根本不相信蘇聯有能力保持有效的攻勢，即使它想這樣做。而且，我懷疑蘇聯的動機，在我看來，它的動機與我們關於自由的思想几乎沒有聯繫，而只與使別人不和有關。此外，許多較小的國家，特別是波蘭、羅馬尼亞和芬蘭，也都既憎惡蘇聯又懷疑蘇聯。

不過，就在同一個月，希特拉強迫立陶宛交出了梅梅爾市，並就但澤和波蘭走廊問題向華沙提出了強硬的要求。面對德國無限制地擴張的情景，張伯倫于3月31日保證，在發生"任何明顯威脅波蘭獨立的行為"的情況下，英法將給波蘭人以援助。一個星期後，這一保證發展為互助條約。軸心國的下一個行動是，意大利于4月7日開始侵略並佔領阿爾巴尼亞。英國和法國又針鋒相對，于4月13日作出保證，如果羅馬尼亞和希臘的獨立受到明顯威脅，英法將全力支持這兩個國家。第二個月，英—土和法—土互助條約正式簽訂。

英國對東歐各國所作的這些承諾表明英國的對外政策有了一個革命性的開端。半年前，張伯倫還因捷克斯洛伐克是一個"遙遠的國家"、英國與它沒有切身的利害關係而拒絶幫它一點忙。現在，他正答應去援助更遙遠的、更難到達的、與英國更沒有利害關係的國家。實際上，這些國家的難以到達使張伯倫的許諾變得毫無價值，除非英國和蘇聯一致行動。正如丘吉爾于5月19日向眾議院所宣佈的那樣，"果沒有一條有效的東方戰線，我們在西方的利益就不可能有令人滿意的保障，而如果沒有蘇聯，就不可能有一條有效的東方戰線。"最終，張伯倫于4月15日開始與蘇聯人談判。

到這時，雙方相互間仍很不信任，因此，沒有取得什麼進展。西方領導人仍為先前張伯倫對蘇聯紅軍的戰鬥力、蘇聯領導人的動機和蘇聯鄰國的反應所表露的懷疑和擔心所困擾。同樣，隨着軸心國在西班牙、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節節勝利，史達林的疑慮也在不斷增長。他越來越懷疑，西方外交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德國轉而向東方擴張、反對蘇聯；這種懷疑在他于1938年中期放棄西班牙共和國和于1939年5月1日派冷酷無情的老黨員維亞切斯拉夫·M．莫洛托夫取代國聯不屈不撓的支持者李維諾夫的做法中表現了出來。

這種相互間的不信任使1939年夏蘇聯與西歐兩大強國的談判流產，而關於哪一方應對這一失敗負責的問題至今仍處于爭議中。美國兩位歷史學家斷定："總的說來，蘇聯在這一階段後期的政策是一種無恥的欺騙。"相反，英國一位歷史學家堅持認為，"人們無論怎樣旋轉占卜用的水晶球、試圖根據1939年8月23日（《德一蘇互不侵犯條約》）的觀點去研究未來，都很難看出蘇聯還有其他什麼路可走。"也許這些評價中的每一個都是相當確實的，因為當時相互間的疑心非常大，以致雙方不僅仔細考慮了與希特拉打交道的可能性，而且也在這一方面採取了措施。

從表面上看，蘇聯和西歐強國都贊成組成"和平陣線"。不過，若考慮到當時的環境，這一點卻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例如，5月31日，莫洛托夫宣佈，組成和平陣線是不可能的，除非英法接受互惠與平等義務的基本原則。具體地說，他要求蘇聯的鄰國——芬蘭和波羅的海的三個國家——必須得到與波蘭、希臘、羅馬尼亞和土耳其所得到的同樣的保證。但是，波羅的海各國已與德國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拒絶接受蘇聯和西方的任何保證。倫敦認為這就結束了提供保證的可能性，而蘇聯人則把這種見解說成是對這一問題的墨守成規的推托和迴避。同樣，波蘭人拒不同意戰時讓蘇聯紅軍在波蘭領土上作戰。他們堅持認為，蘇聯的援助應僅限于提供軍用物資方面。從波蘭人的觀點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蘇聯元帥伏羅希洛夫卻反駁道："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和美國軍隊如果不能在法國領土上作戰就不可能同法國軍隊實行軍事合作一樣，現在，蘇聯軍隊如果不能進入波蘭領土，也就不可能同法國和英國軍隊實行軍事合作。"

在這一爭論的背後是倫敦方面的令人痛苦的懷疑——懷疑蘇聯人的真正目的是要獲得隨意進入波蘭和波羅的海各國的正當理由；當蘇聯人堅決主張向波羅的海各國提供的保證除了要針對直接的侵略外還應針對間接的侵略時，這種懷疑被進一步加深。蘇聯人的這一主張意味着如果波羅的海某國的政治變化看上去有利於侵略者，蘇聯就會立即採取行動。對倫敦來說，這樣的安排是招致蘇聯擴張主義的一個無法容忍的因素。

就蘇聯人方面來講，他們擔心，如果他們答應在德國人進攻波蘭時參戰，而他們又不能派軍隊開入波蘭領土迎戰向前推進的德國人，那麼，德國人就會很快地佔領波蘭而到達蘇聯邊界。那時，英國和法國是向德國正式開戰，還是按兵不動，讓蘇聯獨自對付德國人的猛攻呢？7月，當張伯倫的兩位代表按照他的指示向在倫敦的一名德國官員提及簽訂英—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可能性時，蘇聯人的擔心被進一步加重了；這一條約將使英國擺脫它對波蘭所承擔的義務。當時，張伯倫因向波蘭所作的保證而感到不愉快，因與蘇聯的談判而更感到不愉快，因此，他是在抱著恢復他的綏靖政策的目的試探德國人的態度。德國政府對英國的這些主動姿態毫不感興趣，而這些姿態無疑可用來證實克里姆林宮的懷疑，即張伯倫最感興趣的是孤立蘇聯，促使希特拉轉向東方。

所有這一切促使史達林作出了轉向以往一向是他的不共戴天的敵人——軸心國的重大決定。8月中旬，他通知"元首"說他準備談判。莫洛托夫與德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裡賓特洛甫會談，這是一位現實主義者與另一位現實主義者的會談。8月23日，他們宣佈了震驚世界的外交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敵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並同意締約國之一如與他國交戰，另一締約國將保持中立。十分重要的是，這一條約不包含如果締約國之一侵略他國就會使該條約無效的所謂的"例外條款"，而包含這種例外條款是蘇聯與其他國家締結的互不侵犯條約的特點。也許這種省略與條約中的一個秘密議定書有關，這個議定書規定，如果發生"領土或政治上的重新安排"，立陶宛和波蘭西部將屬於德國的勢力範圍，而波蘭其餘地區連同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比薩拉比亞則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

希特拉因為他的東側受到了保護，便認為他可放手出擊了。8月25日，他命令軍隊于第二天早晨五點四十五分開始入侵波蘭。這時，希特拉希望，失去蘇聯支持的西歐列強不會設法援助波蘭。但是正相反，就在希特拉發佈命令的同一天，英國政府的代表與波蘭正式簽訂了聯盟條約。與此同時，希特拉聽說墨索里尼已決定不參戰，至少暫時不參戰。這兩個挫折使希特拉確信，暫時的退卻是必須的，8月25日晚，他取消了入侵命令。

這位納粹領袖這時滿懷希望地等待着外交上的另一個慕尼黑。在以後幾天中，歐洲各國外交部紛紛提出了各種和解、調停和公民投票的建議，而緊急關頭的這些努力沒有一個產生實際的效果。其時，德國將軍們正提醒希特拉，只要再過一個月，便是使我們無法在波蘭平原上調動坦克的秋雨季節。因此，8月31日，"元首"發佈了向波蘭進軍的最後命令。同時，他發表了相當有節制的十六點建議要求波蘭政府考慮；這十六點建議是僅供記錄在案用的。在建議送到華沙之前，希特拉就宣佈它遭到了拒絶，他企圖利用這一欺騙手法來證明這時已發生的對波蘭的猛攻是有理的。1939年9月1日清晨，德國軍隊、坦克和飛機未經宣戰就已全綫越過波蘭邊界。9月3日，英國和法國都對德國宣戰。墨索里尼儘管發表過有關軸心國"鋼鐵般條約"的演講，但仍保持中立。第二次世界大戰已開始。

第二十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性的影響

下一次世界大戰將用石頭打仗。

愛因斯坦

在與史達林簽訂條約時，希特拉的目標是要在他消滅波蘭期間確保蘇聯的中立。然後，他能調集部隊進攻英國和法國，他的確也是這麼做的。當時，他私下宣佈："讓我們把這一條約看作是確保我們後方的東西吧。"至于蘇聯，這個國家也被列在他將來的犧牲者的名單上。"目前蘇聯並不危險"，他說道，"只有當我們在西歐的行動自由時，我們才能反對蘇聯。在以後的一、兩年中，目前的局面將繼續存在"。因此，希特拉從一開始就已制訂出他的征服計劃：首先是波蘭，其次是西歐，最後才是蘇聯。他按照這一計划行事，並由此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程，直到蘇聯和西歐變得十分強大，足以掌握主動權為止。
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是作為由東歐少數民族爭端挑起的歐洲各國間的衝突開始的。在最初的兩年中，諸戰役只在歐洲戰場上進行。然後，日本於1941年襲擊了珍珠港，從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戰變成了全球性的戰爭，正如美國1917年的參戰改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性質一樣。但此時，兩次世界大戰間的相似處已不存在。隨着日本閃電般地佔領整個東亞和東南亞，第二次世界大戰包括的地區比前一次世界大戰多得多。兩次大戰在所運用的戰略和武器上也根本不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以戰壕和機槍群為基礎的防守證明優於進攻；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坦克和飛機為基礎的進攻證明強於防守。這一點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所特有的戰線的極大的流動性。整個整個的國家乃至整塊整塊的大陸來回易主，這與1914年至1918年間西部戰線流血的僵持局面形成了鮮明對照。

一、戰爭的歐洲階段

對波蘭的瓜分　在波蘭，德國人第一次顯示了其新式的"閃電戰"的致命效力。首先，一批批俯衝轟炸機轟炸通訊線路，擴大恐怖氣氛和混亂局面。然後，裝甲師在敵人的防線上打開一個個缺口，深深地侵入後方，摧毀運輸和通訊設施，將抵抗的部隊切割成碎片。最後是較輕便的摩托化師和步兵師出擊，必要時在飛機和大炮的援助下，"肅清"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敵軍。
不幸的波蘭正好是一個適合這種戰爭的"機構"。這個國家差不多全是大平原區，几乎沒有能阻擋坦克前進的自然障礙物。波蘭軍隊已毫無希望地成為過時的了，它雖擁有12個用馬匹、長筒靴和踢馬剌裝備起來的騎兵旅，但只有一個裝甲旅。此外，波蘭最高指揮部已將部隊稀稀拉拉地分佈在整個邊界線上，妄想守衛全國的領土。德國裝甲師几乎沒費力就突破了選定的目標，切斷了補給綫，包圍了波蘭的步兵師，而德國空軍轟炸目標時僅遇到了波蘭小規模空軍軟弱無效的抵抗。由此造成的混亂使波蘭170萬軍隊中只有三分之二的部隊被動員起來，而這些部隊中只有不到半數的軍人能到達他們的集中地。

10天內，這場戰役的勝負實際上已被決定。德國的坦克飛機大隊迎着日漸衰弱的抵抗迅速通過波蘭農村。德軍推進的速度迫使史達林採取行動，以便接管他在與希特拉簽訂條約時所堅持要求的領土。9月17日，蘇聯紅軍穿過邊界進入東波蘭，兩天後，與得勝的德國人建立了聯繫。9月27日，華沙淪陷，波蘭政府領導人逃到羅馬尼亞，然後從那裡逃往法國。兩天後，他們的國家被瓜分，德國人佔領了擁有2，200萬人口的37，000平方哩土地，蘇聯人佔領了擁有1，300萬人口的77，000平方哩土地。不到一個月，歐洲最大的國家之一就已完全地從地圖上消失。

蘇聯政府這時利用《莫斯科條約》中的秘密議定書來加強它在波羅的海地區的戰略地位。1939年9月和10月，它強迫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同意在它們的領土上建立蘇聯軍事基地。作為補償，立陶宛得到了長期渴望的、以往一向是波蘭之一部分的維爾紐斯城及其周圍地區。然後，蘇聯人向芬蘭提出了在卡累利阿地峽和北冰洋沿岸的佩薩莫周圍割讓某些領土的要求。儘管蘇聯人在別處提供了大量的領土作為補償，但芬蘭人還是拒絶了，因為那將意味着失去他們在卡累利阿地區的一個堅固的防禦工事體系——曼納林防線。由於這些防禦工事在列寧格勒的大炮射程之內，因此，蘇聯人堅持他們的要求，最後，蘇聯紅軍于11月30日向芬蘭發動了進攻。

芬蘭向國際聯盟發出呼籲，於是國際聯盟將蘇聯開除出國聯，可以說，蘇聯是遭到如此待遇的唯一國家。芬蘭人對蘇聯人猛攻的抵抗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們在曼納林防線擊退了蘇聯人一次又一次的進攻。西方輿論也一邊倒地支持芬蘭。自願軍，尤其是瑞典的自願軍，加入了作好戰鬥準備的芬蘭人，到1940年2月時，英法兩國政府也在認真考慮派遠征隊去援助芬蘭。但這時，曾嚴重低估了芬蘭力量的蘇聯人正在以正規軍而不是以地方部隊向芬蘭發起大規模的進攻。他們用大炮猛轟，摧毀了曼納林防線，到3月中旬對，已迫使芬蘭人求和。隨後產生的條約使蘇聯人獲得的領土比他們原先要求的還多些，包括佩薩莫地區、維堡港口、芬蘭灣中的幾座島嶼和漢科海軍基地。

蘇聯人對芬蘭和波羅的海其他國家的這些行動的主要意義，也許在於它們反映了在蘇—德合作的幌子背後存在的競爭和不信任。波羅的海地區的日耳曼人數世紀以來一直在梅梅爾和里加這樣的城市中心居支配地位，但由於蘇聯的堅決要求，他們撤退到德國——這一情況也充分表明了上述這一點。

對丹麥和挪威的征服　當時，西方戰線處于令人不安的平靜中。波蘭被瓜分時，英國和法國無能為力地站在一套。他們不能進入德國人已嚴密封鎖的波羅的海；他們的空軍無法飛越德國領空；他們的陸軍則遇到了希特拉自1936年佔領萊茵蘭後所精心修築的防禦工事的阻擋。因此，法國人只得牢牢地守在馬其諾防線上，而在齊格菲防線那邊的德國人也沒採取任動行動。希特拉趁這種僵持局面，向西方列強作出願意和平的表示。他立即遭到了拒絶，但僵持局面仍在繼續，於是這種衝突被通俗地稱為"空頭"戰爭、奇怪的戰爭、膠着戰。

這種表面的平靜證明是靠不住的。1940年4月9日，德國軍隊突然採取行動，橫掃了丹麥，並登上挪威海岸。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要控制挪威海岸的峽灣，這些峽灣能為德國潛艇提供非常寶貴的基地，還能保護船隻將瑞典的鐵礦石沿海岸運到德國。丹麥人沒能抵抗，但挪威人因有英國的支持而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最後，德國人對天空的控制證明是決定性的。到4月底時，同盟國不得不撤離挪威的南部和中都。在北部，在納爾維克港的周圍，抵抗又持續了一個月。但到6月初時，法國本身也處在生死攸關的危險之中，於是，同盟國遠征軍駛離挪威，挪威政府也相隨而去，去倫敦避難。德國人在挪威建立了由賣國賊吉斯林領導的他們自己的政府；吉斯林的名宇成為追求私利的賣國賊的同義詞。

法國和低地國的淪陷　同盟國在挪威的挫折不久就因在7周內便橫掃法國和低地國家的驚人的閃電戰而相形見絀。5月10日，德國人進攻荷蘭和比利時，兩天後又進攻法國。荷蘭人的防守5天內使土崩瓦解。比利時人堅持得稍久些，但到5月28日時，國王利奧波德宣佈投降，比利時軍隊停止抵抗。其時，德國人已繞過馬其諾防線的最北端——這條防線從來沒有伸展到海洋——並穿過阿登森林，在色當把法國人的防線打開了一個50哩長的缺口。裝甲師這時向西迅速穿過亞眠朝英吉利海峽沿岸的阿布維爾城挺進，5月21日到達該城。

德國人的突破性進展使法國北部的英國、法國和比利時軍隊與法國主力部隊的聯繫被切斷。法國最高指揮部試圖進行反擊，切斷德國坦克橫穿法國北部時形成的帶狀突出部。但是，普遍的混亂和麻木狀態妨礙了有效的行動，德國機械化部隊繼續沿英吉利海峽的海岸呈扇形展開。佛蘭德的同盟國軍隊，主要是英國軍隊，退縮到了敦刻爾克這個唯一仍無敵軍的港口。由於港口的一半已被毀壞、只剩下幾哩長的空曠海灘，撤退的前景似乎令人絶望。人們希望也許能使45000人得救；事實上，有336000人乘船渡過了英吉利海峽，撤回到英國。這一"敦刻爾克奇蹟"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希特拉的決定——希特拉當時決定重編軍隊、向南對法國進行決定性的戰爭，而不是力求取得一個已成為外圍作戰的戰役的完全勝利。同樣重要的是英國海軍部的勇氣，它調集了850艘包括河裡的拖船、摩托艇、漁船和海邊的明輪船在內的、屬於各個製造時期和不同種類的船隻，組成了一文混雜的援救船隊。皇家空軍掩護了這次撤退，取得了它對納粹德國空軍的首次勝利。不過，英國人除13，000人死亡、40000人被俘外，還被迫丟棄了所有貴重的裝備。

隨着6月4日敦刻爾克撤退的完成，法國的苦難開始了。第二天，德國軍隊繼續向南推進。到6月13日時，未設防的、被政府拋棄了的巴黎已被佔領。兩天後，德國人到達1916年時他們曾在那裡遭到慘敗的凡爾登。這時，法國總理保羅·雷諾（他于3月底接替達拉第）已完全泄氣，處于其內閣中綏靖者的影響之下。原先，他已打算將其政府遷移到北非，但6月16日，他疲倦地將總理職位交給了貝當元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位"凡爾登的英雄"這時卻向德國求和。6月22日，就在1918年簽署德國停戰協定的貢比涅，法國接受了條件苛刻的停戰協定，其中包括釋放所有的德國戰俘，遣散法國軍隊，交出法國軍艦，由德國佔領包括主要的工業區和產糧區以及直到西班牙邊界為止的整個法國海岸綫在內的法國一半略多的領土。

德國閃電戰的驚人影響反映在低得令人難以置情的傷亡數字中。整個戰役中，法國損失了約10萬人，其他同盟國損失了2萬人，德國損失了45，000人。這些損失還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次進攻所蒙受的損失的一半。法國被認為是西方最強大的國家，它的迅速崩潰自然是一個最令人痛苦的打擊。有人指責說，叛國和怯懦是造成這一巨大災難的原因。雖然這些指責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但另一些因素似乎更具決定性。一個因素是蘇—德條約的影響，這一條約使希特拉能將軍隊集中在一條戰線上。1914年，法國曾得到在東線作戰的沙俄軍隊相當大的援助；現在，法國必須單獨與德國對抗，僅得到英國比較微薄的支持。也許最重要的是德國在好幾個方面、尤其是在飛機和坦克的數量以及新的閃電戰技術的發展方面所占的優勢。法國最高指揮部之所以處于不利地位，不僅是因為裝備不充分，更重要的是因為它不能有效地利用它所擁有的人力和物力。

不列顛戰役　敦刻爾克撤退和法國淪陷之後，希特拉自然想當然地認為：英國會明白的，會屈服的。但是，他沒能考慮到英國人民和溫斯頓·丘吉爾。丘吉爾是馬爾伯勒公爵的後代，倫道夫·丘吉爾勛爵和《紐約時報》前業主的女兒珍妮·傑羅姆的兒子，一個天生的戰士和持異見者。丘吉爾26歲以前就已在古巴、印度西北邊界、蘇丹和南非作過戰，在南非，他曾在布爾戰爭中被俘，隨後又逃了出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因加利波利遠征隊的失敗而几乎名譽掃地，因為他曾是加利波利遠征隊的主要支持者。20世紀30年代後期，他几乎是單獨地主持重整軍備的活動，儘管重整軍備在當時是不受歡迎的事業。他的特點是不願通過避開棘手的問題或妥協來獲得名望。因此，在張伯倫實行綏靖政策的幾年中，他帶頭要求立場堅定地反對軸心國的侵略。

如此一貫的勇敢和直率使他成為張伯倫理所當然的接班人，1940年5月10日，張伯倫因草率援助挪威和未能動員全國打一場生存戰而被迫辭職。丘吉爾組織了一個所有黨派參加的內閣，這裡既有保守黨領袖安東尼·艾登，又有工黨領袖克萊門特·艾德禮和歐內斯特·貝文，艾登曾因抗議當時的綏靖政策而于1938年辭去外交大臣的職務。丘吉爾從一開始就證明自己是一位無與倫比的軍事領袖。他以特有的膽識和果斷告訴他的人民——告訴全世界："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我們將在着陸地作戰。我們將在田野和街道中作戰。我們將在山區作戰；我們決不投降。"他的同胞們以同樣方式作出響應，他們堅韌不拔地、充滿自信地努力從事擺在他們面前的這種艱巨的工作。

其時，希特拉正猶豫不決，拿不準下一步該怎麼走。法國出人意料地迅速淪陷使他大為吃驚。最初，他試圖同他始終十分尊敬的英國人達成協議。當他的提議被置之不理時，他便于1940年7月16日發出了入侵英島的指令，即"海獅計劃"。但是，對兩棲作戰，德國最高指揮部既沒有適當的裝備，也沒有除入侵挪威以外的必需經驗，故組織一次兩棲作戰還需要時間。德國武裝部隊的首腦們把許多時間浪費在關於橫渡英吉利海峽的種種難以對付的技術問題的激烈爭論上。不過，他們都同意，如果不掌握制空權，"海獅計劃"是實行不了的。因此，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調動了他的空軍，確信只需通過空襲、無需採用危險的渡海方法便能征服英國。

接着發生的空襲發展成重大的不列顛戰役，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較大的轉折點之一。在這一大規模的空戰中，納粹德國空軍擁有的飛機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了英國皇家空軍——2670架對1475架。但是，皇家空軍的噴火式戰斗機和颶風式戰鬥驅逐機更為先進，因為英國人大量生產飛機比德國人晚幾年。英國人還使用了雷達，雷達是一種新發明，能使敵機在距離其目標還有50至100哩時就被"看見"。即便如此，如果納粹德國空軍傾全力對付皇家空軍的基地和戰斗機，那麼，這種近二比一的數量上的優勢仍會證明是決定性的。然而，戈林卻不斷地變換他的目標：最初是東南岸的港口和英吉利海峽中的船舶，然後是皇家空軍的基地和雷達站，最後，在1940年9月是倫敦、考文垂和其他工業中心。一個月裡，這些城市天天遭到轟炸，但死亡人數卻低的驚人，工業生產也沒有受到嚴重影響。據醫生們說，全國人民的士氣非但沒有降低，反而通過這一嚴峻考驗得到了提高與增強。此外，戈林把目標轉向城市就是預設，他無法摧毀皇家空軍的戰鬥力量。9月17日，希特拉下令將"海獅計劃"的實施延遲到來年春天。事實上，這一入侵英國的計劃已被永遠地擱置一旁。英國和英聯邦自治領的幾千名飛行員同少數分散的波蘭、捷克、法國和比利時的飛行員一起成功地擊退了納粹德國空軍。丘吉爾在戰鬥最激烈時說道："在人類發生衝突的領域中，從來沒有這麼多的人如此感激這麼少的人（指皇家空軍飛行員）。"

對巴爾幹半島各國的征服　1940年7月31日，即不列顛戰役前兩個星期，希特拉召開了陸軍和海軍最高指揮官會議。會上有人勸告希特拉說，要想在那年秋天成功地侵佔英國是極不可能的。於是，希特拉作出了來年春天入侵蘇聯的重大決定。他是通過以下推論作出其決定的：

如果入侵"英國"不能實現，我們的行動目標就應當是消除所有讓英國有希望改變形勢的因素。……英國把希望寄託在蘇聯和美國身上。如果蘇聯被打敗的話，英國也將失去美國，因為消滅蘇聯將極大地增強日本在遠東的勢力。……蘇聯是英國最想依靠的國家。……隨着蘇聯的被擊潰，英國最後的希望也將破滅。那時，德國將成為歐洲和巴爾幹半島各國的主人。

決定：因此，必須使蘇聯的滅亡成為這場戰爭的一部分。1941年春。

消滅蘇聯越早越好。只婆一舉徹底打垮蘇聯，進攻就達到了它的目的。……如果我們5月14日開始進攻，那麼，我們將有6個月時間可用來完成這項使命。

為了為預定的入侵蘇聯作準備，1940年10月，希特拉向羅馬尼亞派遣了部隊。他通知莫斯科說，這些部隊是派去"指導"羅馬尼亞軍隊的"訓練部隊"。但與此同時，德國的一道秘密命令卻說明，這些軍隊的"真正任務"是讓羅馬尼亞軍隊作好參加即將到來的入侵蘇聯的準備。

就在希特拉佔領羅馬尼亞時，墨索里尼向希臘發動了笨拙的侵略。長期以來一直以獨裁者的老前輩自居的"領袖"開始妒忌獲得驚人成功的"元首"。儘管他們已通過軸心國條約正式結盟，但希特拉在從勝利走向勝利時從不與他的意大利同伴商量，也不通知他。"希特拉總是讓我面對既成事實"，墨索里尼向他的女婿、外交部長齊亞諾伯爵抱怨道："這一回，我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將從報紙上發現我已佔領希臘。"

墨索里尼以為這將是一次毫不費力的佔領，但事實卻證明它是一次恥辱的大失敗。1940年10月28日，意大利軍隊從阿爾巴尼亞越過邊界，進入希臘，希望勝利挺進雅典。但在越過希—阿邊境問前推進了一段距離之後，他們便于11月11日在梅索沃戰役中遭到了決定性的失敗。意大利的精鋭部隊——高山型白種人的"尤利亞"師依仗自己的坦克和空軍的援助，沿著峽谷向梅索沃推進，沒有費心佔領他們背後的一些高地。希臘的高山團連夜急行軍，佔據了這些俯臨着峽谷裡的意大利人的高地。拂曉，他們突然發起進攻，經過激烈的戰鬥，意大利人紛紛潰逃。

梅索沃戰役成為希臘人以後獲勝的楷模。希臘人常常利用意大利人笨重的裝甲師在伊皮魯斯山脈中的不便佔領高地，從那裡切斷并包圍下面的敵人。到11月中旬時，他們已將意大利人逐出邊境。趕回到阿爾巴尼亞。在以後的幾個星期中，他們攻佔了科爾察、阿季羅卡斯特隆和埃達港等阿爾巴尼亞大城市。一時間，墨索里尼似乎還得忍受亞得里亞海的敦刻爾克大潰退的痛苦。

此時，墨索里尼的軸心國盟友進行了干涉，將他從今人難堪的困境中解救了出來。希特拉這樣做並不是出於忠於其夥伴的感情；事實上，他對戰爭已延伸到巴爾幹半島大為惱火。但是，他不能對意大利人笨拙的行動袖手旁觀，尤其是因為英國人正將空軍部隊派往希臘。此外，1940年11月25日，莫洛托夫要求德國承認蘇聯在保加利亞、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的首要地位。希特拉對此未作答覆；相反，他于12月發出了實施"馬裡塔作戰計劃"和"巴巴羅薩作戰計劃"的指令——這些指令將被證明對整個世界來說是決定命運的。馬裡塔作戰計劃要求"經由保加利亞佔領愛琴海北部的沿海地區，必要時……佔領整個希臘本土。"巴巴羅薩作戰計劃規定，"德國軍隊必須準備通過一次迅速的戰役征服蘇聯，這一戰役甚至可以在結束對英戰爭之前進行。…準備工作應在1941年5月15日之前完成。"

為了替馬裡塔作戰計劃作準備，希特拉強迫保加利亞同意駐紮在羅馬尼亞領土上的德國部隊渡過多瑙河進入該國。1941年1月，當這些部隊出現在保加利亞時，丘吉爾針鋒相對，向希臘派遣了部隊，儘管這樣做削弱了韋維爾將軍當時在北非的攻勢。最後，南斯拉夫政府迫于最後通牒的威力不得不接受了加入軸心國的條約（3月25日）。但是，由於這一投降條約非常不得人心，第二天夜晚，南斯拉夫政府便被一次軍事政變推翻了。滿腔熱情的群眾在貝爾格萊德街上列隊遊行，高呼"寧要戰爭也不要條約"。

過了不到兩個星期，即4月6日，戰爭真的來臨。如同在波蘭和法國一樣，納粹德國的裝甲師和空軍以破竹之勢前進。巴爾幹半島的高山地形並沒有象人們所期望的那樣成為有效的障礙，英國的陸軍和空軍部隊也太軟弱，未能擋住潮水般湧來的德軍。到4月13日時，德國人已進入貝爾格萊德，10天以後，英國人將他們的部隊從希臘南部撤到了克里特島。德國人隨即對克里特島發動了空降突擊，英國人大吃一驚，他們沒有料到會遭到來自克里特島以北180哩處的希臘本土的空襲。儘管德國人遭受了重大損失，但到6月初他們終於還是完全控制了這座島嶼。

由於每次都有成功的可能，由於侵佔整個中東地區的前景，希特拉這時在地中海有了一個他原可以利用的良機。除在巴爾幹半島的勝利外，他的軍隊還在有才幹的、精力旺盛的埃爾溫·隆美爾將軍的領導下在北非取得了同樣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勝利。1940年12月至1941年8月間，韋維爾曾將意大利人從埃及邊境趕回到的黎波里塔尼亞，取得了在北非的最初勝利。但此後，英國軍隊立即因為撤出一部分部隊去參加希臘戰役而被削弱。同時，德國人為了支持他們的意大利盟軍，趕緊向北非派去了援軍。英國情報機構低估了這些援軍的力量，因此，當隆美爾于1941年3月31日發動進攻時，他能以破竹之勢前進。不到一個月，他就佔領了班加西、巴迪亞和昔蘭尼加整個地區。

在巴爾幹半島和北非的勝利為希特拉提供了一邊通過利比亞和埃及、另一邊通過土耳其和敘利亞向蘇伊士發動大規模鉗形攻勢的機會。但是，元首放過了這個機會，其原因正如德國一位外交官所說的那樣，希特拉正沿著"思想上的一條反蘇聯的單行道"行進。他沒有利用中東的有利形勢，而是將他的各個師從巴爾幹半島調到了東線。1941年6月22日，強大的德國軍隊終於衝過蘇聯邊界，由於巴爾幹戰役，這一時間比預定的時間整整晚了5個星期。

二、戰爭的全球階段

對蘇聯的入侵　1939年8月，史達林因種種原因同希特拉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這些原因包括極不信任西方領導人和希望贏得時間來加強軍隊和工業建設。他還預料德國和西方列強遲早會發生衝突，進行一場消耗戰，蘇聯則可因互不侵犯條約而隨意避開戰爭，直到戰爭對它有利時再介入。"如果戰爭爆發"，他告訴他的同志們，"我們絶不可能按兵不動。我們將不得不參戰，但我們必須是最後一個參戰。我們參戰的目的是為了在天平上放上一個決定性的砝碼，這個砝碼將使天平傾斜。"這一戰略是精明的，然而，它卻使蘇聯自食其果，差點毀了這個國家。它基于這樣一種假設：德軍和西方軍隊勢均力敵，雙方會互相殘殺，從而使蘇聯紅軍成為歐洲大陸上居支配地位的軍隊。事實正相反，德國軍隊簡直不費吹灰之力就征服所有的對手，使德國成為歐洲大陸的主人，使蘇聯孤立無援，處于危險的境地。
史達林決不是唯一因希特拉的一系列快速的、決定性的勝利而感到吃驚的人。人們所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麼史達林對6月22日德國人的進攻沒有準備。據赫魯曉夫後來的證言，史達林對德軍日益明顯的備戰跡象根本不願相信。他忽視了丘吉爾和他自己的情報機構的再三警告。相反，他繼續向希特拉的戰爭機器提供愈來愈多的糧食和軍用物資，直到最後一刻。為什麼史達林這位總是持懷疑態度的現實主義者在與希特拉的關係上會如此不幸地盲目，這個問題至今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不解之謎。

最初，蘇聯似乎會象波蘭和法國那樣恥辱地土崩瓦解。德國各裝甲師以他們這時已熟悉的方式衝破邊境上的防禦工事，深深地侵入後方，包圍了蘇聯所有的軍隊，抓獲了成千上萬名俘虜。到年底時，德國軍隊已向東入侵600哩，佔領了蘇聯工業化程度最高、人口最稠密的地區。

德國人獲勝除出其不意這一重要因素外，一個原因在於他們一開始就在數量上占優勢。希特拉以一支約300萬人的軍隊攻擊對方近200萬人的軍隊。當然，蘇聯人有大批後備兵可利用，但納粹德國空軍的轟炸使蘇聯很難迅速地、有效地利用這些後備兵。德軍在波蘭、法國和巴爾幹半島的各種環境下作過戰，還擁有具備作戰經驗這一顯著的優勢。此外，蘇聯近來的刊物披露了以往一向未為人們所料想到的蘇軍的弱點。蘇聯紅軍航空隊的大部分飛機都集中在靠近邊界的小機場上，其中多數飛機頭一天就被炸燬。蘇聯紅軍沒有足夠的反坦克炮來對付德軍裝甲師大規模的、有時每公里就有100輛坦克的進攻。1941年，德國步兵大多已有衝鋒槍，而蘇聯人只有步槍。最後，我們應該想到，這不是蘇聯和德國之間的一場鬥爭，而是蘇聯和歐洲大陸之間的一場鬥爭。也就是說，蘇聯紅軍不僅要對付德國軍隊，而且還要對付芬蘭、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大量軍隊，蘇聯的兵工廠除了與德國的兵工廠競爭外，還要與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兵工廠競爭。因此，儘管1941年蘇聯的鋼產量與德國的鋼產量几乎相等，但要比德國和歐洲大陸其他國家的鋼產量少一半以上。

希特拉的戰略是沿著從芬蘭到羅馬尼亞的1000哩長的戰線前進，向東推進到從列寧格勒到莫斯科、哈爾科夫和羅斯托夫的這條線上。德國軍隊打算將蘇聯紅軍包圍和消滅在這條綫以西的地區，因此，他們無需將他們的戰線延伸到烏拉爾山脈和烏拉爾山脈那邊。由於上述因素，德國人几乎達到了他們所提出的所有的領土目標、他們佔領了哈爾科夫和羅斯托夫，差不多完全包圍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在列寧格勒，每日口糧即代用麵包減少到4盎司左右；近300萬城市居民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可怕的冬天尚未結束前就已餓死。

德國人儘管取得了這些給人以深刻印象的進展，但1941年發動的戰役並未達到基本的戰略目標。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都未被攻克，蘇聯紅軍雖受到重創，但仍然很完整。事實上，蘇聯紅軍于12月10日發動了一次反攻，粉碎了德軍對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鉗形攻勢，而且還奪回了羅斯托夫——這是德軍佔領後又被迫放棄的大小城市中的第一座城市。因此，儘管蘇聯紅軍損失慘重，但它所做的仍比預期的好很多。蘇聯紅軍的倖存也不象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由於"普遍的冬天"。德軍于10月向莫斯科發動首次最大的進攻時，天氣異常暖和。直到11月16日以後發動第二次進攻時，冬天的氣候才妨礙了德國人，不過，它也同樣破壞了蘇聯人的反攻，要不然，蘇聯人的反攻會比實際上的更成功。

珍珠港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襲擊了珍珠港，從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歐洲範圍的衝突轉變為全球性的衝突。戰爭剛開始時，几乎所有的美國人都決心保持中立。羅斯福總統同伍德羅·威爾遜總統一樣，公開表明了這一決心；1939年9月3日，他向全國宣佈："和平將不會停止"。但是，希特拉出人意料的勝利，尤其是法國的淪陷，迫使美國的決策人開始提出疑問：中立態度能否自動地提供保護免受捲入戰爭之害。如果希特拉征服英國，然後控制大西洋——這在當時似乎決不是不可能的事——征服計劃中的下一個目標會不會是美洲大陸？

這些因素使華盛頓斷定，避免捲入戰爭的最好辦法是向那些仍在與德國作戰的國家提供除戰爭外的一切援助。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美國會簽訂《驅逐艦與基地的交換協議》（1940年9月2日）、從中立立場逐步轉入非交戰立場，為什麼美國會制訂《租借法》（1941年3月旦日）、簽署《大西洋憲章》（1941年8月12日）和發佈若干命令（1941年8—9月，這些命令要求美國海軍為紐芬蘭和冰島之間的所有交戰國和中立國的商船護航，並要求美國海軍一看到出現在這些水域中的軸心國軍艦就立即向它們開火），從非交戰立場轉入不宣而戰立場。

羅斯福總統在努力限制軸心國在西方的擴張的同時，還試圖制止日本在太平洋的侵略。然而，一屆又一屆的東京政府由於歐洲事態的發展所提供的所謂的良機而變得越來越好戰。希特拉的勝利使法國、英國和荷蘭在東亞和東南亞的富饒領地几乎沒有設防。因此，1940年9月27日，日本同德國和意大利簽訂了《三國條約》。這一條約承認德國和意大利在歐洲、日本在亞洲的霸權，要求在任何一個簽約國遭到美國進攻時互相提供充分的援助。

不過，日本人對歐洲的戰爭不直接感興趣。他們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于1941年4月13日與蘇聯簽訂了一個條約，在這個條約中，雙方保證，如果一方"成為一國或其他幾國的進攻目標"，他方將保持中立。1941年6月，當希特拉侵略蘇聯時，他曾要求日本與他合作，從東面進攻蘇聯。日本人懷疑德國人在亞洲的目的，拒不答應這一要求。此外，他們還看到了東南亞的更迷人的地區，那裡正動盪不安，為他們提供了明顯的機會。到1941年夏時，他們已佔領法屬印度支那上的基地，同泰國簽訂了聯盟條約，並且，正要求獲得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石油和橡膠產品。那時，英國人在歐洲的處境非常困難，所以他們撤離了上海，只在香港和新加坡保留了一些毫無戰鬥力的部隊。因此，只要美國不干涉，日本人佔領整個東亞和東南亞的時機似乎已經成熟。

日本領導人在與美國的關係這一問題上意見不一。陸軍準備直接向英國、法國和美國挑戰，但海軍、外交家和實業家多半不同意這種做法。1941年10月，贊成與美國和解的首相近衛又麿辭職，於是出現了轉折點。"剃刀腦袋"東條英機將軍接替了近衛，組織了一個由陸、海軍軍官組成的內閣——據說這是一個"充滿火藥味的內閣"。東條決定，通過外交或武力手段，在這年年底之前跟美國算帳。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野村吉三郎海軍上將和來棲三郎特使一起同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在這最後時刻舉行了一系列會談。雙方的立場相差甚遠，因此，達成和解根本不可能。

當時，東京政府每天的決定赫爾都知道，因為日本的電台密碼已被破譯。因此，一份份"注意戒備"的警告送到了珍珠港，送到了駐紮在菲律賓的美國遠東軍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手中。12月7日，參謀長喬治·C．馬歇爾將軍從華盛頓向珍珠港發出了最後一份警告。由於靜電故障妨礙了美軍電台的使用，因此，這一消息只得通過商業渠道傳送。在火奴魯魯島，這份電報交給了一位騎自行車的郵差。當他還在送信途中，即上午7點剛過，日本的炸彈已開始落在這座島嶼上。幾小時之內，除三艘巡洋艦和三艘驅逐艦被炸燬外，珍珠港上的八艘戰列艦中有五艘被擊毀。與此同時，日本另一支特遣部隊摧毀了美軍在菲律賓的大部分飛機。

遵照《三國條約》的條款，德國和意大利向美國宣戰。這樣，美國不但在歐洲，而且在亞洲，完全捲入了這場戰爭。此時，在華盛頓圍繞要戰爭還是要和平這一問題展開的激烈爭論突然停止了。總統向這時已團結起來的全國人民發表了講話，他宣佈："我們現在已處于戰爭之中。我們一直都在這場戰爭之中。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是我們美國歷史上這一最巨大的事業的參與者。"美國作為參與者的作用就是成為"各民主國家的兵工廠"。1943年至1944年，這家"兵工廠"的最高生產紀錄是每天生產一艘船，每五分鐘製造一架飛機；6年的戰爭中，它生產了87，000輛坦克、296，000架飛機和5，300萬噸位的船隻．

1942年：軸心國勝利的一年　1942年，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几乎在各處都取得了勝利。強大的攻勢蹂躪了蘇聯、北非和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區，就象一隻帶有三個爪的巨大爪子在抓取歐亞半球。與此同時，德國的潛艇和水面艦船正威脅着同盟國的航線，1942年，同盟國船隻的損失平均每月為40萬噸位左右。

日本人取得了最為驚人的勝利，他們迅速征服了太平洋廣大地區，從阿留申群島擴張到澳大利亞，從關島擴張到印度。日本人之所以獲得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每次都是在對手實際上不可能進行抵抗時發動進攻。法國和荷蘭已被佔領，英國正在為自己的生存而拚命鬥爭，美國則剛開始從和平時期的經濟轉向戰時經濟。這樣，日本人便進入了一個真空，他們迅速而又輕易地填滿了這一真空。西方列強將它們的殖民地作為原料的提供者和製成品的消費者的傳統做法，也有助于日本的成功。儘管這種安排對母國也許有利，但它卻阻礙了殖民地地區的經濟發展。即便是印度這樣資源豐富、人口眾多的國家，也不能生產一輛吉普車、一架飛機或一艘登陸艇。這意味着所有基本的軍用物資都必須從幾千哩以外的歐洲或美國運來。殖民國家傳統的政治政策也在這最後較量的時候使它們自食其果：普通的印度人、緬甸人或印度尼西亞人都不明白為什麼他們應該為保衛他們心目中的暴虐的異族政權而戰鬥。他們在沒有積極地歡迎和幫助日本侵略者的同時，採取了一種你們兩家都該死的態度。日本人狡猾地利用這種感情，提出了諸如"亞洲人的亞洲"之類的口號。十分有意義的是，日本人只是在菲律賓群島才遇到了有力的抵抗，菲律賓群島後來于1946年成為一個自治共和國，擁有一支自己的、10萬人的國民軍隊。

就在珍珠港事件發生三天後，日本人又取得了一個勝利：他們的以地面為基地的飛機在暹羅灣擊沉了英國戰列艦"威爾斯親王號"和戰列巡洋肌"擊退號"。因為這是兩艘由精選的船員操縱的新軍艦，所以，它們的損失給英國人的打擊與珍珠港事件給美國人的打擊一樣大。"在整個戰爭中"，丘吉爾後來寫道，"我從未受到一個比這更直接的打擊……多少努力、希望和計劃與這兩艘軍艦一起沉沒了。……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除珍珠港倖存的、正急忙駛回加利福尼亞的美國軍艦外，再沒有英國和美國的主力艦了。日本在所有這些浩翰無垠的水域上都是至高無上的，而我們在各處都是較弱的、無防備的。"

到聖誕節時，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發生兩個多星辨後，日本人已佔領了關島、威克島和香港。他們侵入了以往一向被認為是堅不可摧的馬來半島的叢林。由於有多年與中國游擊隊作戰的經驗，日本人已使他們的官兵學會繞過敵軍陣地，從兩翼和背後發起進攻。他們攜帶輕型迫擊炮和給養，利用輕型坦克、自行車和當地的運輸工具，在地面交通很差的地區迅速行進。這些戰術證明是非常成功的，到1942年2月15日，隨着8萬士氣沮喪的英國、澳大利亞和印度軍隊向5萬日本軍隊投降，新加坡這一大要塞陷落了。丘吉爾將這一失敗描寫為"英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難和最大的投降。"不僅僅如此，新加坡長期以來一直是西方帝國主義在亞洲的光輝象徵。它的淪陷對20世紀後半世紀的影響同蘇聯在對馬海峽的失敗對20世紀前半世紀的影響一樣重大。

實質上，這同樣的格局也在緬甸和印度尼西亞重演。1941年12月10日，日本軍隊越過了緬甸邊界。到4月時，他們已佔領了仰光和曼德勒，英國、印度和中國聯軍沿著隱蔽的叢林小道逃到了印度。在印度尼西亞，荷蘭軍總司令于3月8日在萬隆率部投降。1月2日，日本人在菲律賓登陸並佔領馬尼拉時也沒有遇到更大的麻煩。但是，美—菲聯軍在麥克阿瑟和韋恩賴特將軍的先後領導下，在多山的巴丹半島上一直堅持到5月6日。日本人再進一層，佔領了印度洋上的安達曼群島和阿留申群島中的阿圖島和基斯卡島。這樣，在5個月內，日本人只傷亡15000人就贏得了一個擁有1億多人口、能提供世界95%的橡膠原料、90%的大麻和三分之二的錫的帝國。正如丘吉爾向眾議院秘密吐露的那樣："……日本的暴行、兇猛、技術和能力遠遠超過了我們原先所預料的一切。"

其時，在蘇聯戰場上，希特拉于1942年6月又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進攻。由於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在前一年已被證明是堅不可摧的，因此，他這時命令部隊南下。他的目標是到達窩瓦河和裏海，由此將蘇聯分成兩半，切斷蘇聯紅軍的來自高加索的石油供應。正如在1941年那樣，裝甲師首先迅速地席捲了平坦的草原地區。7月初，他們佔領了克里米亞的塞瓦斯托波爾大要塞，7月底，又重新佔領了羅斯托夫。然後，他們渡過頓河，東南朝高加索油田、東北朝窩瓦河畔的史達林格勒，呈扇形展開。到8月22日時，納粹的坦克已佔領邁科普石油中心，不過，他們沒能佔領格羅茲尼的大油田。希特拉派了大量的裝甲部隊去參加高加索方向的進攻，不過，愛德華·馮·克萊斯特將軍後來說："我不需要裝甲部隊的援助，它們堵塞了我正要使用的道路。"據克萊斯特說，他們本來"無需戰鬥"就能在7月底佔領史達林格勒。但是，直到一個月以後，從高加索姍姍來遲的裝甲師才推進到史達林格勒略北的窩瓦河。這時，蘇聯人已將大量增援部隊調入這座城市，它已不再是一座能攻克的城市了。然而，1942年被德國人佔領的領土的總面積給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柏林，希特拉宣佈，他的部隊已到達蘇聯心臟地區的窩瓦河兩岸，而且永遠不會被擊退。

在北非，1942年也是德國人取得勝利的一年。這一定程度上是由於英國人因不幸地試圖阻止德國人進入希臘而削弱了自己在北非戰線上的力量。同時，英國地中海艦隊被水雷和潛艇摧毀了一大半，而納粹德國空軍十分猛烈地轟炸了馬爾他，使這座島嶼一時不能用作空軍和海軍基地。此外，希特拉在1941年初就已決定，派他的最有才幹的指揮官埃爾溫·隆美爾將軍去北非，支持正在動搖的意大利人。隆美爾雖然不是普魯士軍事階層的成員，但由於他在法國戰役中的突出功績而晉陞得很快。作為一位精明的戰略家和有闖勁的領導人，他迅速地把他有名的非洲軍團訓練好。1941年3月，他發動了一次進攻，迫使英國人穿過利比亞向埃及邊境撤退。1942年5月，他繼續發動進攻，越過邊境進人埃及，到達離亞歷山大隻有50哩的阿拉曼。隆美爾深信自己將取得徹底勝利，他為勝利進入開羅挑選了一匹白色的戰馬，而表示感激的"元首"則將他提升為陸軍元帥。

即使在海上，1942年，德國人也取得了驚人的成功。英國人和美國人都在幾千哩長的補給綫的盡頭作戰，而蘇聯人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經由北角或波斯灣運來的軍用物資。這是一種有利於日本和德國海軍的、如預先計劃那樣的形勢；日本和德國的海軍分別是（繼美國和英國海軍之後）世界上第三大和策四大海軍力量。比起日本人，德國人使同盟國船隻遭受的損失要大得多，這主要是因為德國的潛艇艦隊更大，更有力，離同盟國的主要航道也更近。在整個戰爭過程中，同盟國和中立國損失了總噸位為23506000長噸的船隻，相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損失的船隻的1.5倍。其中，四分之三的船隻是在大西洋損失的，70%的船隻是被潛艇擊沉，只有30%的船隻是被水雷、水上船隻和飛機擊沉的。船隻沉沒的噸數從1940年的3992000噸上升到1941年的4329000噸，1942年達到了頂峰，為8330000噸。在以後的兩年中這種損失下降到4065000噸和1495000噸。1942年出現了船舶危機，直到這年秋天同盟國造船廠的產量才超過損失的船隻。

1942年，軸心國在每條戰線上都處于最幸運之時。在北非，隆美爾正準備進攻開羅，在蘇聯，德國軍隊已到達窩瓦河，在太平洋，日本人似乎正準備猛撲澳大利亞和印度，只有公海上的艦艇戰在這年年底以前一直打得難分難解。

1943年：形勢的倒轉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三年，軸心國沒有遭受任何阻礙。1942年底，隨着蘇聯人在史達林格勒的巨大勝利、英國人在埃及的突破性進展、盟軍在法屬北非的登陸、墨索里尼的垮台、盟軍對德國的連續不斷的轟炸和日本艦隊在太平洋的失敗，戰爭開始出現了轉折。

史達林格勒是一座很難防守的城市，它沿著一哩寬的窩瓦河兩岸不規則地延伸出去30哩，蘇聯的軍隊和給養必須靠這條河用船運輸。不過，史達林命令要不惜任何代價守住這座城市。它是重要的工業中心，平時生產拖拉機，戰時生產坦克。它位於窩瓦河最西端的拐彎處，戰略位置也十分重要。如果它落到德國人手中，這個國家實際上就會被切成兩半，高加索的石油不再能沿著窩瓦河上運到北部戰場。史達林格勒的淪陷將同底特律或芝加哥的丟失一樣，後兩個城市的丟失會切斷沿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的交通運輸。

爭奪這座城市的戰鬥始於8月22日。到9月中旬時，德國人已打到這座城市的中心，在那裡，他們陷入了困境。他們的飛機已將這座城市炸成一片廢墟。似乎有悖常理的是，這使德國人不能利用他們的坦克優勢，而坦克在開闊的草原地帶已被證明是十分有效的。史達林格勒戰役已不是運動戰，而變成了"老鼠戰"，人們在地下室裡、在屋頂上、在小巷、院子和下水道里短兵相接。接連數日，從被炸碎的磚瓦中升起的塵霧几乎遮住了太陽。一位觀察家寫道："史達林格勒已變成由被炸燬的樓房、搖搖欲墜的牆壁和腐爛的屍體構成的一塊巨大的墓地。"

其時，史達林一直在準備冬季大反攻。1942年11月19日，蘇軍在格奧爾基·朱可夫將軍的指揮下開始了這場反攻。兩個新集團軍從東渡過了窩瓦河，一個軍從這座城市的北面進攻，另一個軍從這座城市的南面進攻。德軍圍攻部隊漸漸處于被包圍的危險之中。德軍司令弗裡德里希·保盧斯將軍想奮力衝出這一危險的陷阱，但希特拉命令他堅決死守，戈林答應派空軍支援他．其時，蘇軍已向前推進，以巨大的鉗形運動包圍了德軍。一支從東南面過來的德軍救援部隊遭到了阻擊，損失慘重，而蘇軍則不斷前進，佔領了越來越多的飛機場，使戈林無法進行空運。德軍這時已絶望地陷入困境。由於希特拉的固執，他們將忍受挨餓、受凍和患病的痛苦。1943年2月2日，終於出現了結局，保盧斯率部12萬人投降，他們是原先那支有334000人的部隊的可憐的倖存者。希特拉曾希望不久前由他提拔為陸軍元帥的保盧斯自殺，從而上升到"永生和民族不朽"的境界；但事與願違，"元首"尖刻地評論道，"他寧願到莫斯科去"。

蘇軍在史達林格勒消滅德軍的同時，又在這條戰線上的其他地方發動了一系列攻勢。到3月底時，他們已收復1942年丟失的全部領土。為拚命阻止蘇聯紅軍無情的推進，德軍在庫爾斯克向蘇軍陣地的一個突角發動了全面的進攻。儘管他們在每一哩的範圍內就集中了160輛坦克，但只推進了20哩，併為此損失了40000人，1400架飛機和3000輛坦克。7月12日，蘇軍反攻，迅速奪回了他們失去的陣地，然後不斷向前推進，直至後勤方面的困難迫使他們停止前進為止。

庫爾斯克戰役成為蘇—德戰爭的轉折點。它是納粹在東部戰線的最後一次大規模進攻。從這以後，蘇聯人掌握了主動權，德國人則反攻為守，以防止他們的撤退變成大潰逃。勢力均衡的這一轉變一定程度上是由於西方對蘇聯紅軍的大規模援助，這種援助大約始於史達林格勒戰役時。但西方給蘇聯的40萬輛吉普車和卡車、22000架飛機（主要是戰斗機）和12000輛坦克總共只占蘇聯紅軍所使用的全部軍用物資的10%左右。如果蘇聯不能生產出另外90%的軍用物資，如果蘇聯最高指揮部面對頭兩年驚人的軍事和經濟損失不能建立和訓練新軍隊，蘇聯的勝利原是不可能的。

希特拉本人也促成了蘇聯的勝利，因為他為了給德國移民騰出地方而推行消滅或削弱東方諸"低劣的"斯拉夫民族的種族主義政策。希特拉明確表示，他準備對英國和法國進行一場"常規的、有紳土派頭的"戰爭，但在東方，德國應消滅蘇聯，應除去它的古老的首府，應殺戮它的官員和知識分子，應大批殺死它的農民群眾，使他們成為優秀種族的奴僕。這一政策使被佔領區的數百萬蘇聯人除了為自己的生存進行抵抗外別無選擇。情況原本可以完全不是這樣，因為戰爭初期大規模的逃亡和投降表明，相當多的蘇聯人至少對布爾什維克政權是冷淡的。如果希特拉當初為這些人提供的東西比史達林給予他們的東西更多，他們原會以足夠的人數作出響應，從而決定性地影響了戰爭的進程。但是，希特拉的為優秀種族獲取"生存空間"的政策迫使整個東歐的斯拉夫人加入地下組織和游擊隊。

在德國人在蘇聯被迫撤退的同時，他們及其意大利盟軍也在被徹底地趕出北非。1942年8月底，隆美爾企圖繼續向埃及發動攻勢，但被徹底擊退了。這時，在這條戰線上，英國人有了一位新的指揮官伯納德·蒙哥馬利爵士，他是一位很有個性的人，同時又是一位嚴格執行紀律者、一位謹慎的戰略家。在來自美國的新的重型坦克的援助下，蒙哥馬利於10月8日發動了他自己的攻勢。1000門大炮的預先轟擊為前進的坦克掃清了道路。經過12天的苦戰之後，德國人和意大利人被擊潰。當他們沿著沿海的道路撤退時，又遭到了空軍和海軍的轟炸。到1943年1月24日時，蒙哥馬利已佔領的黎波里，於是，通往突尼斯的道路暢通無阻。

其時，英美聯軍已于1942年11月7日至8日在北非的另一端即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登陸。他們的作戰方針是從東、西兩面把軸心國軍隊置於巨大的鉗形攻勢之中，從而將他們從這一戰場上徹底消滅。1942年巨月7日夜晚，約850艘船隻由三支龐大的護航隊護送抵達卡薩布蘭卡、奧蘭和阿爾及爾，這三支護航隊一支來自美國，另外兩支來自英國。三個星期之內，有185，000人制服維希法國軍隊的象徵性抵抗，登上陸地。英美聯軍向突尼斯挺進，打算在聖誕節前征服該地。然而，由於希特拉趕緊派增援部隊渡過地中海，這一計劃被打亂。突尼斯的戰鬥非常艱苦，由西進攻的英美聯軍得到了從東推進的蒙哥馬利和由南而來的"戰斗的法國人"的軍隊的支持。最後，到1943年5月中旬時，盟軍征服了突尼斯。

這些軍事上的發展伴有幕後激烈的政治鬥爭。同盟國已承認一位名叫讓一弗朗索瓦·達爾朗的海軍上將為被佔領的法屬非洲的首腦。他是以貝當元帥為首的、統治着未被希特拉佔領的法國南部的維希政權的主要支持者。坦率地說，選擇達爾朗是軍事上的權宜之計，它既激怒了西方各自由黨黨派，也激怒了"自由法國"的領導人戴高樂將軍。1942年的聖誕節前夜，達爾朗被一名刺客槍殺，但戴高樂卻又被忽視了，這主要是因為羅斯福本人對他反感。新當選的領導人是亨利·吉羅將軍，一個勇敢的但政治上不起作用的人。他缺乏戴高樂所享有的民眾的支持，這一點很快就變得十分明顯，固此，羅斯福終於在他人的勸說下允許"自由法國"的領導人去阿爾及爾分享權力。吉羅一開始就因其強有力的對手而黯然失色，到1943年秋時，吉羅下了台，戴高樂成為法蘭西帝國臨時政府實際上的——即使不是名義上的——首腦。由於同盟國剛侵入摩洛哥和阿爾及爾，希特拉使佔領了維希法國，因此，戴高樂這時顯然已成為所有未投靠德國人的法國人的無可爭議的領袖。

英美聯軍在征服北非之後，又向西西里島推進，並于7月10日侵入該島。儘管德國軍隊奮力作戰，但意大利人由於因接連不斷的失敗而土氣沮喪、因其夥伴的飛揚跋扈而心懷不滿，只進行了象徵性的抵抗。7月22比西西里島首府巴勒莫失陷，到8月中旬時，盟軍正迫擊退卻的敵人，放過墨西拿海峽，進入意大利大陸。

墨索里尼為這些災難付出了他的職位，最終付出了他的性命。國王維克托·伊曼紐爾三世在君主主義者和法西斯持不同意見者的勸說下解除了墨索里尼的職務，將他關進了監獄。這件事發生在巴勒莫淪陷後的第三天即7月25日。這時，最高權力歸屬國王和埃塞俄比亞征服者皮埃特羅·巴多格里奧元帥。巴多格里奧試圖在儘可能不再流血、不再遭受破壞的情況下使意大利退出這場戰爭。在這個目標上，他無疑得到了絶大多數意大利人的支持，因為意大利人對這場戰爭、對同令人憎惡的德國人的結盟，極為厭惡。但是，和平不是這麼容易得到的；意大利人還得面臨第二階段的戰爭，這一階段的戰爭將證明比第一階段的戰爭殘酷得多。

9月3日，巴多格里奧經國王批准與同盟國簽訂了一個停戰協定。與此同時，英國軍隊在意大利半島最南端的卡拉布里亞登陸，美軍則在那不勒斯南部的薩勒諾發動進攻。德國人立即作出反應，攻取了羅馬，佔領了這個國家的中部和北部地區。納粹傘兵大膽襲擊，將墨索里尼從監獄裡營救出來。這位飽經風霜的"領袖"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一個"法西斯共和國"，並表示了他將戰鬥到底的決心。自然，他的新政權完全依靠德國人。艾伯特·凱塞林將軍負責軍事行動，他能將盟軍限制在南部沿海的據點中。儘管丘吉爾再三將南歐稱為歐洲大陸"易受攻擊的區域"，但事實是，多山的地形使它決不是易受攻擊的軍事目標。以後的一年半裡，意大利成為分裂的、遭受戰爭破壞的國家；德國人與他們的傀儡墨索里尼在北部，同盟國與巴多格里奧的臨時政府在南部。

其時，第三帝國本土正遭受着日益增多的飛機的轟炸。這種轟炸在1941年6月之後首次開始進行，當時，納粹德國空軍的大多數飛機已轉向蘇聯戰線，從而使皇家空軍在西方佔據了優勢。1942年，英國的空襲擴大到魯爾河流域和德國北部所有的大城市。到1943年時，美國人也加入了這種空襲，從而使晝夜不停的轟炸成為可能，即英國人在夜裡襲擊，美國人在白天襲擊。德國城市遭到了所謂的每小時800架轟炸機的"集中"進攻和每小時1，800架轟炸機的"超集中"即"飽和"進攻。這時，每小時扔在德國城市裡的炸彈比整個不列顛戰役中所扔的炸彈還要多。整個戰爭中，德國由空襲造成的平民死亡數據估計為305，000人。西方列強將這種前所未有的空襲用作對蘇聯不斷提出的在法國開闢第二戰線這一要求的部分回答。不過，所有這些轟炸的有效性仍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工廠和鐵路通常在大空襲之後的幾天內就已全面運轉。據德國人提供的數字，1944年，德國的軍用品生產達到了最高峰，而這一年也是轟炸最厲害的一年。

當時，日本人正遭受着與其軸心國同伴在歐洲所遭受的相類似的失敗。日本人在取得最初6個月的驚人勝利之後，終於受到了阻止，然後被迫以不斷加快的速度後退。造成戰爭進程中這一轉變的根本原因是美國資源和生產率的絶對優勢。戰爭開始時，在生產率方面，日本的經濟大致比得上法國的經濟。但如表1所示，它與美國的經濟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表1　世界生產的百分比

1914年8月1日　1914年9月15日　1917年　　　協約國　同盟國　協約國　同盟國　協約國　同盟國　生鐵　22　22　16　25　50　15　鋼　19　21　16　25　58　16　煤　394　331　846　355　851　340

為什麼美國經濟一旦轉入戰爭狀態，就能不顧日本人的狂熱精神而完全壓倒日本經濟，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例如，戰爭初期的災難使美國只剩下3艘第一綫的航空母艦，但珍珠港事件後的兩年內，航空母艦的數目便猛增到50艘。同樣，海軍飛機的數量從1941年的3638架上升到1944年的30070架，潛艇的數量也從1941年的11艘增加到1944年的77艘。給人印象最深的是登陸艇即從小型浮橋到能使坦克和步兵團登陸的300呎長的運輸船的生產。這些船隻的總數從1911年的123艘猛增到1945年的54206艘。

日本人甚至不能同美國工廠的這股浪潮相對抗。雖然他們所征服的帝國擁有豐富的原料資源，但他們卻無法將這些原料轉變成軍需品。一個原因是美國飛機和潛艇炸燬了他們的大部分商船。戰爭開始時，日本擁有大約700萬噸位的商船；到1945年夏時，僅剩下100萬噸位。因此，日本人發現，不論是將物資運給他們在國外的軍隊還是將原料源源不斷地運到國內各個工廠，都越來越困難。同樣嚴重的是日本重工業的薄弱。即使日本能得到足夠的原料，但它缺乏利用這些原料的工業手段。人力供應也不足，儘管當時擁擠在本國諸島上的人口有7300萬。因為這一人口中，至少有40%的人從事精耕細作的稻米生產，沒有剩餘的人力來從事工業的大規模發展。如果日本那時能有10年或20年的和平時期來開發它新贏得的地區，它原可能成為世界上的強大帝國。但是，它並沒有獲得和平，而是遭受了災難性的失敗。

1942年8月7日，美國海軍陸戰隊在瓜達卡納爾島登陸，邁出了通往東京的漫長道路上的第一步。美國和澳大利亞聯軍在付出沉重代價之後，逐步攻佔了新不列顛和新幾內亞的重要基地。被俘的日本人極少極少，因為日本人認為當俘虜是可恥的，很少有人願意當俘虜。拒絶投降的日本官兵所進行的自殺性的拚死衝鋒几乎已成為盟軍攻取日本人陣地的出現的一般高潮。儘管有這樣的抵抗，美國人的反攻還是席捲了新喬治亞的蒙達、新不列顛的拉包爾、新幾內亞的薩拉莫阿和萊城、吉爾伯特群島的塔拉瓦島、馬紹爾樣島的誇賈林島、阿留申群島的阿圖島和基斯卡島。到1944年年中時，美國人已佔領馬里亞納群島的塞班島和關島，使日本本土諸島處于新型的B—29轟炸機的射程之內。這是結束日本短暫的全盛時期的開端。

歐洲的解放　1944年至1945年，歐洲基本上已被由東挺進的蘇聯紅軍和從西面的諾曼底登陸海灘入侵的英美聯軍解放。在這期間，意大利的戰鬥還在繼續，但它同北部的戰役相比只是外圍戰。同盟國試圖儘快結束意大利的戰爭，于1944年1月在離羅馬僅30哩的安齊奧登陸，並襲擊了德國人在蒙特卡西諾修道院裡的據點。這兩次行動均告失敗，因而意大利戰役陷入令人沮喪的僵持狀態。直到5月中旬，主要由於來自北非的"自由法國"山地部隊的參戰，卡西諾才被攻佔。這時，通往羅馬的道路暢通無阻，美法聯軍順着半島的西側推進，英波聯軍則沿著東側挺進。6月5日，馬克·克拉克將軍率美軍第五軍進入羅馬，受到了當地居民的熱烈歡迎。羅馬是歐洲大陸上第一個從納粹統治下解放的首都，但這一勝利因第二天盟軍在諾曼底的登陸而黯然失色。

早在1944年2月，同盟國就已開始通過轟炸敵人的工廠、鐵路和海上運輸工具、海岸防禦工事來為"霸王"作戰計劃作準備。在預定進攻發起日之前的最後幾天裡，盟軍已對英吉利海峽擁有絶對的制空權，他們派出了每批達1，000架的一批批轟炸機，每批轟炸機都攜帶5，000噸炸彈。在英國，進攻的計劃者能從早些時候在地中海和太平洋進行的兩棲作戰中吸取經驗教訓，不過，"霸王"行動具有完全不同的規模。必須將150萬人連同他們的全部裝備，包括重型大炮、卡車和坦克，一起運過英吉利海峽，還必須保證他們在作戰行動展開時的給養供應。因而，盟軍建造了兩座建用於灘頭陣地的巨大的預製碼頭。每一座都和多佛爾港一樣大。其時，在英吉利海峽的另一邊，德軍正忙於加固由獨立小地堡、機槍網、大炮以及水雷和水下障礙物構成的"大西洋壁壘"。

隨着時間的流逝，當月光和潮汐允許盟軍橫渡英吉利海峽到歐洲大陸時，暴風雨卻來了，它好象要無限期地拖延這次遠征。盟軍最高指揮官艾森豪威爾將軍將遠征推遲了一天，然後決定於6月6日冒險發起進攻。幸運的是這時暴風雨有所減弱，不過，海上仍波浪滔天，許多士兵是在嚴重暈船的情況下到達對岸。巨大的艦隊由4，000艘商船和700艘軍艦組成。清晨6點30分登陸開始，到第一天結束時，已有326，000人和20，000艘船到達對岸。在奧馬哈和猶他灘頭發生了劇烈的戰鬥，好幾個小時裡，整個遠征隊的命運處于危急關頭。對同盟國來說幸運的是，德國最高指揮部懷疑，諾曼底登陸只是佯攻，主攻會出現在加來，因為在那裡，英吉利海峽最窄。因此，德國人一直將裝甲部隊留作預備隊，直到最後才動用，但那時已為時太晚，不能擊退入侵者。到預定進攻發起日之後的第五天，灘頭陣地已出現在60哩長的戰線上。應該指出，盟軍從一開始就得到了法國地下游擊隊的寶貴援助，游擊隊炸燬了橋樑，切斷了通訊線路，弄翻了德軍列車。

盟軍作戰計劃通常認為是由蒙哥馬利制訂的，這一計劃要求左翼的英國和加拿大軍隊擊退德軍的主要進攻，而右翼訓練有素、機動靈活的美國軍隊則衝出據點，從背後襲擊德軍。7月25日，1500架重型轟炸機將德軍防線炸開了一個缺口，美軍在這些轟炸機的掩護下攻入聖洛的開闊地帶。他們在向前推進時在瑟堡半島俘虜了10萬名德軍。到8月初時，勇敢的坦克部隊指揮官喬治·巴頓將軍正迅猛地穿過法國北部，進逼尼黎。8月15日，美國一個新集團軍在亞歷山大·M．帕奇將軍的率領下，同強大的法國增援部隊一起在裡維埃拉海灘登陸，迅速地向羅納河流域挺進。其時，襲擊敵軍駐地和交通綫的法國游擊隊已下山，正在解放法國中部。德國人由於遭到四面八方的進攻，便向本國邊境撤退。8月19日，抵抗力量在巴黎公開起義，6天後，法國一個裝甲師和美國一個步兵師解放了這座首都。這時，眾所公認的法國人民的領袖戴高樂將軍揚揚得意地驅車前往巴黎聖母院，去聆聽感恩節的感恩讚美詩。

這些巨大的勝利使人們產生了在聖誕節前結束戰爭的希望。德軍已退卻到齊格菲防線的後面，在萊茵河前作最後的拚死抵抗。這時，艾森豪威爾在荷蘭東部的阿納姆附近空投了大約3000名美英傘兵。這是一次大膽的冒險行動，其目的是奪取萊茵河上的橋樑，為打過萊茵河、攻入德國心臟地區掃清道路。這一行動最初獲得了成功，但增援部隊未能奮力打過去，結果，德國人包圍並消滅了傘兵的據點。只有四分之一的傘兵撤回到盟軍的防線。其時，巴頓將軍的坦克部隊正缺乏燃料，由南挺進的法美聯軍也正在阿爾薩斯遇到頑強的抵抗。到10月時，勢態已很明朗，要在這一年取勝是不可能的。

在西方列強解放法國的同時，蘇聯紅軍正從東方迅速地向前推進。至1944年春，已將德國軍隊趕出克里米亞和烏克蘭，然後，蘇聯紅軍開始向近200萬德軍發動總攻（而盟軍在法國和意大利面臨的德軍僅100萬）。在北部，到9月時，蘇聯人已擊敗芬蘭，使其退出戰爭；在中部，他們越過了波蘭的新、老邊界，挺進到華沙城門下；在南部，他們到達了羅馬尼亞中心地區的多瑙河河口。9月，羅馬尼亞年輕的國王米哈伊乘機讓他的國家退出了戰爭，從而為蘇聯紅軍打開了巴爾幹半島的大門。保加利亞也仿照羅馬尼亞的做法，向蘇聯求和並站在蘇聯一邊重新參戰。巴爾幹半島上的德軍這時處于被圍殲的危險之中，開始儘快地撤退。當他們撤退時，南斯拉夫和希臘共產黨領導的抵抗力量從山上下來，接手控制了他們各自的國家——這一發展不久促成了蘇聯和西方列強之間即將到來的"冷戰"。在當地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的援助下，蘇聯紅軍向多瑙河流域上游地區推進，直到在匈牙利遭到德軍的頑強抵抗為止。

這時，德國人于1944年12月16日在比利時阿登山脈突然發起進攻，將盟軍打了個措手不及。由於使用了大量的重型裝甲部隊，多霧的天氣又妨礙了同盟國空軍的反攻，所以德國人開創了一塊縱橫50哩的突出地。令人不安的是，他們差點兒攻佔了安特衛普的主要補給基地，如果真發生這樣的情況，那就會打亂盟軍的整個作戰計劃。12月24日，天氣終於放晴，盟軍5000架飛機猛轟了德軍的補給綫，巴頓和蒙哥馬利分別從南面和北面發起反攻。到1945年1月底時，德國人已被迫退回到原先的位置，此後，他們在盟軍的無情壓力下不得不節節敗退。

在西部的"突出地戰役"猛烈進行的同時，蘇聯人正向波蘭和匈牙利不斷椎進。到1945年2月時，他們佔領了華沙和布達佩斯，不過在這之前進行了激烈的戰鬥，使這兩座都城成為一片廢墟。由於那年冬天格外溫和，蘇聯紅軍能開進奧地利和德國。4月13日，蘇聯人佔領了維也納，並侵佔了北部的東普魯斯和西里西亞。到3月末時，他們正在奮力渡過距柏林只有40哩的奧得河。

其時，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法國軍隊正在西線取得相應的進展。從在阿登遭受的打擊中恢復過來之後，他們攻破了"齊格菲防線"，推進到萊茵河。在那裡，他們驚訝地發現，退卻的德軍竟忘了炸掉位於波恩以南雷馬根的魯登道夫鐵路大橋。盟軍成群地擁過大橋，不到一個月，就佔領了萊茵蘭，並俘獲了25萬名俘虜。這時，盟軍的7個軍迅速地向東穿過正在土崩瓦解的德意志帝國。4月25日，美國一支偵察隊同蘇軍先頭部隊在將德國一分為二的易北河河邊的托爾高村會師。

當時，馬克·克拉克將軍正率領他的混合部隊將德國人趕出意大利；他的混合部隊中除了有美國的白人、混血人和日裔美人外，還有英國人、澳大利亞人、新西蘭人、南非人、印度人、巴勒斯坦人、波蘭人、法國人、巴西人和自由意大利人。意大利游擊隊同法國游擊隊一樣使敵人不得安寧，盟軍在他們的大力援助下，于4月10日發起了最後的攻勢。兩個星期內，德軍防線就已崩潰，盟軍源源不斷地湧入波河流域，並越過波河到達阿爾卑斯山脈。在米蘭和其他工業城市，抵抗陣線的戰士成功地組織了起義，在盟軍到達前就控制了這些地區。5月2日，德軍駐意大利指揮官簽署了無條件投降的協定。早5天，墨索里尼在企圖逃往瑞士時已被游擊隊逮住，並立即被處決。在米蘭，他的屍體和他情婦的屍體一起被吊起來示眾。

此時，希特拉仍堅持不屈，儘管他的東部戰線和西部戰線全已垮掉。他始終抱著只要挑起蘇聯與西方列強之間的矛盾就能避免徹底失敗這樣的希望。宣傳部長戈培爾不斷提到那些可以擊敗敵人的"新武器"，並安慰他的同胞說："我確信元首將找到一條出路。"這種給自己壯膽的做法是無效的。4月16日，朱可夫元帥向德國首都發起了最後的進攻。9天後，他已包圍這座城市，炮彈不斷地落在希特拉設在總理官邸花園裡的混凝土掩體的周圍。4月的最後一天，希特拉和幾天前剛同他結婚的伴侶愛娃·布勞恩一起自殺。他們的屍體在總理官邸的院子裡被澆上汽油焚燒了，人們始終沒有找到痕跡。5月8日，柏林向蘇聯人投降，在以後的一個星期中，納粹密使在蘭斯向西方列強、在柏林向蘇聯無條件投降。

日本的投降　德國的投降使日本人在太平洋上的前景更加慘淡。到1944年年中時，他們的本士諸島已遭到以馬里亞納群島為基地的B—29轟炸機的轟炸。這年年底，美軍在菲律賓登陸，到1945年2月底時．他們已迫使日本駐軍投降。對敵人來說更為嚴重的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3個師于3月攻佔了硫黃島。這場戰斗的野蠻程度反映在以下傷亡數字中：美國海軍陸戰隊的30，000人中有20000人死傷，日本人死亡20000人，被俘200人。硫黃島離日本本土只有750哩，而沖繩島離日本本土只有350哩，6月，經過另一次殘酷的戰鬥之後，沖繩島也被佔領。這時，美國空軍將這兩座島嶼用作基地，使日本人口擁擠的城市象德國那樣遭到暴風雨般的轟炸。日本人更易受傷害，因為他們的薄木板和紙板結構的房屋在烈火中就象許多引火物一樣被燒燬。在1944年11月至1945年9月日本人投降的9個月裡，B－29轟炸機對日本進行了32000架次的轟炸，平均每天100多架次。日本人中死亡的或無家可歸的人數猛增到800多萬。

更糟糕的是，日本人還得準備對付來自東方的進攻，因為蘇聯政府已于1945年4且終止了蘇日互不侵犯條約。不過，應對日本參戰負責的軍國主義者不願承認他們的錯誤，不願開始認真的和平談判。就在他們遲疑不決、試圖維護自己的尊嚴時，一連串前所未有的大災難突然來臨，結束了他們的優柔寡斷。

1945年8月6日，美國的一架B－29轟炸機將一顆原子彈扔在廣島上，炸燬了五分之三的城市，炸死了78，150個居民。第二天，杜魯門總統在電台講話中直布："16小時前，一架美國飛機嚮日軍重要基地廣島投了一顆原子彈，這顆原子彈的威力比20000噸梯思梯炸葯的威力還大。它的爆炸力相當於英國'大滿貫'爆炸力的2000多倍，是戰爭史上迄今為止所使用過的最大的炸彈。"在杜魯門發表講話的第二天，即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蘇聯紅軍迅速地越過邊境進入滿洲。蘇聯在德國投降3個月後入侵，其目的是為了履行史達林1945年2月在雅爾達會見羅斯福和丘吉爾期間所同意承擔的義務。除蘇聯從陸路入侵外，英國太平洋艦隊在6天航行25000哩之後也加入了海軍對日本的日益猛烈的進攻。最後的打擊是8月9日在長崎市上空投下了第二顆原子彈，結果使這座城市遭到了同廣島一樣的破壞。極端的日本軍國主義者這時仍反對全面投降，一時間，戰爭似乎將惡化成由頑固的軍官領導的游擊戰。但是，天皇在內閣和政界元老的勸說下決定投降，干8月14日接受了同盟國的最後通牒。9月2日，在停泊在東京灣的美國"密蘇里"號戰艦的甲板上，舉行了正式的投降簽字儀式，麥克阿瑟將軍、尼米茲海軍上將和盟軍高級軍官出席了這一儀式。

三、世界歷史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完成了對歐洲的全球霸權的破壞，這一破壞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此，總的說來，這兩次大戰對世界歷史具有相似的意義。不過，它們在細節上存在着種種差別，這些差別對當今的國際舞台有着重要意義。比起先前的霍亨索倫王室和哈布斯堡王室，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者對歐洲和亞洲舊秩序的破壞要大得多。德國人侵佔了整個歐洲大陸，日本人則侵佔了整個東亞和東南亞。但是，這兩大帝國都是短命的。它們到1945年已不復存在，留下了兩大包括具有重要的經濟和戰略意義的地區在內的權力真空。同任何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差不多，這兩大權力真空的存在導致了冷戰的爆發，使各交戰國不能在1945年之後立即達成全面的和平解決辦法。
兩次大戰戰後時期的另一差別是1945年以後殖民地臣民進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這與1918年以後帝國權力的加強形成鮮明對照。20年內，歐洲諸幅員廣大的帝國几乎全已消失。從這一意義上說，這20年是歐洲在政治和軍事上衰落的20年。但與此同時，由於全球日益統一，西方的思想、制度和技術正以不斷加快的速度傳遍全球。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時期既是歐洲衰落的時期，又是歐洲勝利的時期——這一點似乎是有悖常理的。

第二十六章

從大同盟到冷戰

戰時，要保持團結並不太難，因為有一個打敗共同敵人的共同目標，這一點誰都清楚。艱難的工作在戰後，那時，各種不同的利害關係往往會使同盟國分裂。

史達林，于雅爾達

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了中歐和東歐的革命，導致了革命對西歐的威脅。第二次世界大戰卻沒有激起類似的動亂。革命並沒有震撼歐洲大陸，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了更大的物質損失和政治混亂。一個原因是平民大眾極度疲乏。過去6年中，他們經常遭到來自空中的轟炸，經歷了大規模的戰亂，許多人還因逃難、作苦力或被監禁而不得不離開家園。平民中被打死的達1000萬，其中600萬為猶太人，士兵中被打死的則達1500多萬。這一傷亡數字大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傷亡數字的兩倍，所蒙受的物質損失則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物質損失的13倍。
那些倖存下來的人已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窮困和混亂。單在戰爭的前三年半中，就有3000萬歐洲人逃離或被趕出他們原來的家園，戰爭給束後，同盟國軍隊和國際救助機構將1200多萬"難民"遣送回國，不過，仍存在着一個由100多萬不願回家的人組成的堅強核心，他們多半為來自東歐的反共產主義者。諸民族的這種大規模的重組和伴隨而來的寒冷、饑餓和疾病一起使大多數歐洲人疲憊不堪、垂頭喪氣，不想革命。

獲勝的同盟國軍隊對整個歐洲的佔領同樣是決定性的。蘇聯紅軍與英國人和美國人一樣，鎮壓了反抗，消除了混亂。社會結構方面的革命確在東歐出現過，但它是一種由莫斯科指揮的、強加的革命。歐洲各共產黨都是蘇聯對外政策的馴服工具，而不是本國革命的鼓動者。因此，蘇聯、英國和美國在希特拉垮台後有效地控制了歐洲的發展。正是這三大強國應對逐漸破壞戰時大同盟、引起冷戰的那些政策和事件負責。

一、戰時的團結

在戰爭年代中，西方列強和蘇聯不得不結成統一戰線，以反對不共戴天的敵人的威脅。就在希特拉入侵蘇聯的那一天，丘吉爾宣佈；"蘇聯的危險就是…我們的危險，也是美國的危險，正如蘇聯人為保家而戰的事業是全世界自由的人們和自由的民族的事業一樣。"
兩個月後，即1941年8月14日，丘吉爾和羅斯福發表了《大西洋憲章》，在這一憲章中，他們以理想主義的措詞宣佈了他們的共同目標和共同原則。1942年5月，英國和蘇聯簽訂了為期20年的互助條約，第二個月，美國和蘇聯又簽訂了《美—蘇租借協定》；這兩個協約是同盟國合作的具體表現。合作的另一表現是1943年6月蘇聯人決定解散他們為推翻世界資本主義而于1919年建立的共產國際、鑒於他們同西方列強的友好關係，蘇聯人這時斷定共產國際已沒有用處，不過應該指出，這一決定實際上並不意味着什麼，因為到1939年時共產國際的主要官員已轉入黨中央書記處，他們在那裡繼續發揮作用。同盟國戰時合作的另一結果是1943年11月成立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這一國際機構緊跟在軍隊的後面，向已被解放的國家提供各種救濟，直到新的國民政府能負起責任時為止。它于1944年春開始工作，到1948年9月解散時，它已分發了主要源自美國的2200萬噸物資，包括食物、衣服和藥品。它的主要活動範圍在希臘、南斯拉夫、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和意大利。如果沒有它所作的貢獻，戰後歐洲的貧困和苦難實際上會更嚴重。

戰爭臨近結束時，這種由共同的危險促成的合作開始動搖。合作者們為了各自心目中的戰後的國家利益寧願犧牲團結。因此，隨着和平的到來，大同盟因內部不和而分裂了，兩、三年內便為時常象要變成熱戰的冷戰所取代。

同盟國的政治家在戰爭年代中未能認真地為戰後的和解擬定計劃，這一點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戰爭初期，他們確制定了《大西洋憲章》，這一憲章由丘吉爾和羅斯福于1941年8月14日在美國巡洋艦"奧古斯塔號"的甲板上簽署。它規定，戰後的世界應沒有貧窮和恐懼，在這個世界中，未經有關民族同意不能改變領土現狀，每個民族自己決定政府的形式，所有國家的經濟機會均等，解除侵略國的武裝。不幸的是，人們沒有為明確地、切合實際地應用這些理想主義的原則去解決等待着和平結局的各種問題而作出什麼努力。1943年，在卡薩布蘭卡、魁北克和德黑蘭召開的會議都主要致力於軍事戰略，戰後問題只是偶然地、籠統地被提及。

到1944年秋時，政治上的爭端已不再能避免。蘇聯紅軍向多瑙河流域上游的推進正迫使德國人撤離巴爾幹半島，共產黨領導的抵抗陣線的戰士正填補這一真空。一個由共產黨控制的巴爾幹半島的前景驅使莊吉爾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同史達林會晤。這兩位領導人很快就對在這一有爭議的半島上劃分的勢力範圍達成一致意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希臘屬於英國的勢力範圍，南斯拉夫則是英蘇共同勢力範圍內的緩衝地帶。這樣，丘吉爾為了應付戰略形勢不利這一燃眉之急，不得不承認蘇聯在巴爾幹北部的優勢，以便維護英國在希臘的傳統的首要地位。

就在丘吉爾與史達林在莫斯科談判的同時，英國軍隊正開始在希臘登陸。他們緊隨撤退的德軍之後向北推進，但發現希臘抵抗部隊已在他們之前佔領了所有的城鎮。這些由紀律嚴明的共產黨人領導的抵抗部隊沒有進行抵抗，因為這些共產黨人忠順地遵循克里姆林宮會時的方針。如果這些共產黨人知道史達林滿不在乎地處置他們的國家，他們是否還會如此與人方便呢？思索一下這個問題是很有趣的。總之，他們向英國的小股部隊表示歡迎，雖然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他們能象有民族主義精神的鐵托當時在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樣，輕易地阻擋英國軍隊前進。

儘管希臘抵抗部隊一味順從，但事實仍然是：在德國人撤離時，他們是這個國家中占優勢的軍事力量。對丘吉爾來說，這是一種無法容忍的局面。11月7日，丘吉爾告訴他的外交大臣艾登說："依照我的看法，在為換取在希臘的行動自由而向蘇聯付出我們的代價之後，我們應毫不猶豫地動用英國軍隊去支持由M．帕潘德里歐領導的皇家希臘政府。"明確地說，丘吉爾的問題是如何有把握地做到解除抵抗部隊的武裝，以使國家政權轉到合法的皇家政府手中。各種解除武裝的方案給提了出來，但沒有一個能使雙方滿意。這一爭端促成了一場最終發展成激烈、殘酷的雅典戰役的武裝衝突。英國和印度聯軍從意大利迅速地開進了雅典，經過一個月的戰鬥之後，抵抗部隊撤離了該地區。

2月12日，雙方簽訂了和平協定（《瓦爾基茨停戰協定》），協定規定，抵抗部隊交出他們的武裝，作為回報，英國應許希臘進行選舉和就國王回國問題舉行公民投票。這樣，丘吉爾保住了在莫斯科時分配給他的勢力範圍：在戰後數年中，希臘一直站在西方一邊。同樣重要的是，在丘吉爾驅散左翼抵抗部隊的戰士時，史達林意味深長地保持沉默。英蘇有關巴爾幹問題的秘密協議在當時是生效的、起作用的．

二、雅爾達會議

1945年2月，雅典的戰鬥剛剛停止，羅斯福、丘吉爾和史達林便在雅爾達聚會，舉行了他們在戰時的最後一次會議。隨着盟軍從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國，有關戰後解決辦法的種種問題這時不得不予以專門的、實際的考慮。他們在就遠東問題達成協議時几乎沒遇到什麼困難。史達林同意在歐洲戰爭結束後的60天內嚮日本宣戰。作為回報，蘇聯將重新獲得千島群島和1905年丟失給日本的領土和特許權，其中包括薩哈林島南部、旅順港海軍基地的租借權以及與中國共同經管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的權利。
關於德國，這次會議推遲了對包括賠款和邊境問題在內的大多數問題作出決定的時間。不過，會議一致同意，德國應劃分成四個佔領區（其中一個屬法國），由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管轄。位於蘇聯佔領區內的柏林應由四國共同佔領和管理。引起戰後重大衝突的一個原團是未能就保證西方進入首都柏林這一問題達成明確的協議。

在雅爾達進行的大多數談判都與東歐新解放的國家有關。史達林在這一地區處于強有力的地位，因為他的軍隊已解放並實際佔領了這一地區。此外，西方盟國和蘇聯早些時候已同意，在戰爭結束之前，每個大國應對其軍隊在作戰過程中所經過的那些地區的政治發展實行監督。正如美國一位代表詹姆斯·F，貝爾納斯後來所說的那樣："問題不是我們將讓蘇聯人做什麼，而是我們能說服蘇聯人去做什麼。"

假定是這種情況，那麼，從西方的觀點看，就東歐問題達成的種種協議在紙面上是十分令人滿意的。關於邊界，蘇聯將得到經過修訂的寇鬆線以東的波蘭領土；寇鬆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故後劃定的，但隨後被忽視了。作為補償，波蘭將得到東德的領土；對於這一點，雅爾達會議原則上一致同意，但推遲了作出最後的、明確的決定的時間。關於波蘭和南斯拉夫政府，史達林同意，已在蘇聯支持下建立的各共產黨政權應通過接受面向西方的流亡政府的代表來加以擴大。流亡政府的代表對這種安排感到憂慮，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種安排使蘇聯紅軍和共產黨政府實際上合法地控制了國家。一種明白的政策聲明即《關於已被解放的歐洲的雅爾達宣言》在理論上駁斥了流亡政府代表的疑慮。這一宣言使三大強國承諾幫助已被解放的歐洲諸民族"建立能廣泛代表所有民主人士、能保證通過自由選舉儘快成立關心人民意願的政府的臨時政府機構。……"

從表面上看，這一《宣言》意味着史達林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讓步。儘管史達林控制了東歐，但他已同意進行有可能使反蘇政府執政的自由選舉。不過，這一讓步實質上是不重要的。事實證明，《宣言》是毫無意義的，是經常發生摩擦的根源，因為各簽字國對它作了極為不同的解釋。美國照字義解釋了這一宣言——即可以進行自由選舉，在東歐沒有勢力範圍。美國可以自由接受這種主張，因為前一年10月丘吉爾和史達林在莫斯科達成的協議對它沒有約束力。但是，英國對《宣言》有矛盾情緒，原因是莫斯科協定使它能確保它在希臘的地位。不過，《宣言》是誘人的，因為如果照字義去實施這一宣言，那就會使英國有機會去重新獲得它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已放棄的地位。

相反，史達林堅持莫斯科協定，認為《宣言》只是用來裝飾門面的。當英國人鎮壓希臘抵抗部隊時，他完全保持沉默。在雅爾達談判期間，他明確地向丘吉爾保證說，丘吉爾可以"完全信任"他的希臘政策。作為回報，史達林希望西方列強能尊重他在巴爾幹半島北部的首要地位。當英國人逐漸與美國人一道要求嚴格實施《宣言》時，他既吃驚又憤怒．史達林在這一點上不肯讓步，認為東歐各"友好"政府是蘇聯安全的先決條件。

這一關係重大的爭端在1915年7月至8月在波茨坦舉行的下一個三國會議上變得十分清楚。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爾納斯告訴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說："美國真誠地希望蘇聯能與友好的國家為鄰，但我們認為，它們應尋求人民的友誼，而不是尋求某一政府的友誼。因此，我們希望這些政府能代表人民。"如果貝爾納斯未察覺到他的建議從根本上說是矛盾的，史達林準備以其粗暴的坦率開導他說："這些國家中任何一個由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都將是反蘇的，我們不能容許。""友好"政府和"由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之間的矛盾是大同盟在以後幾個月中分裂的一個主要原因。

不過，這還是以後的事。雖然在雅爾達的對話很坦率、談判很艱難，但會議總的來說是在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所達成的決議在當時也受到了歡迎，被認為是合理的、極有價值的。當時，人們並不象某些人後來所聲稱的那樣認為史達林已得到了一個"贈品"。相反，人們普遍地對雅爾達會議表示歡迎，認為它是大同盟的頂峰。

三、聯合國

戰時同盟國的合作隨着聯合國的成立而再次表現出來。1944年秋，在華盛頓郊區的敦巴頓橡樹園，四大"發起國"——美國、蘇聯、英國和中國—一擬定了聯合國憲章的最初草案。在1945年4月至6月在舊金山舉行的會議結束時，50個國家的代表簽署了最後的憲章，大約4個月後，波蘭也簽署了這一憲章。到1964年年底時，聯合國會員國已增加到115個（1965年3月減為114個，當時印度尼西亞退出了聯合國）。新會員國中有些是戰時的敵人或中立國，但大多數是亞洲和非洲新獨立的國家，亞非會員國在1964年時共有59個，而在1945年的51個創始會員國中，亞非會員國只有13個。
同前國際聯盟一樣，聯合國的建立是為了完成兩大任務：維護和平與安全，妥善處理國際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問題。同國際聯盟一樣，聯合國也是作為各主權國家的聯盟而建立的，它的憲章明確一規定，這個組織不得"干預基本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範圍內的事項"。

維護和平的任務主要交給安全理事會執行。安理會由11個理事國組成。其中5個是常任理事國：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和中國。其他6個是非常任理事國，經理事會推薦，由大會選出，任期兩年。所有實質性問題的決議必須以5個常任理事國的同意票（和兩個非常任理事國的同意票）通過，因為人們已認識到，只有大國意見一致時和平才能得到維護。安理會擁有解決國際爭端的廣泛權力。它可以採用諸如調解或仲裁之類的和平方式，也可以強行實施經濟或政治制裁。如果這些措施解決不了問題，安理會還有權"通過海、陸、空部隊來採取維護或恢復國際和平所必需的行動"。為此，憲章規定成立一支由各會員國提供人員和裝備的"國際治安部時。當冷戰的破壞性影響使這一部隊無法成立時，聯合國在朝鮮、蘇伊士和剛果危機期間便依靠在此基礎上建立的軍事部隊來進行干涉活動。

冷戰大大減小了安理會的作用，因為蘇聯對所有使它與西方列強發生衝突的重大問題都行使了否決權。由於安理會不能發揮作用，聯合國大會能扮演比原先所預定的更重要的角色，因為1950年，大會被授予以下權力：在安理會因常任理事國意見不一致而不能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時，大會有權考慮安理會的事務。還應該指出，亞非國家的加入改變了大會中的均勢。所有聯合國會員國都派代表參加大會，但每國只有一個投票權。重要問題的決議必須以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其他問題上，有簡單多數票就夠了。由於亞非國家已開始構成全體會員國中的絶對多數，因此，它們的觀點顯然須予以充分的重視。

聯合國的第二個任務——反饑餓、反疾病和反愚昧——交給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執行，這一理事會制定了種種計劃，這些計劃的目的是要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挨餓的人提供較多的食物，治癒占世界人口八分之一的患瘧疾的人，拯救占兒童總數40％的、不滿一歲就已死去的嬰兒，教育占世界成年人總數一半的、不會讀書寫字的文盲。為了達到這些目的，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建立了許多專門機構，其中包括國際勞工組織、糧食及農業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同國際聯盟一樣，聯合國在各種非政治性活動方面十分成功。但又同國聯一樣，它在執行維持和平這一主要任務方面卻成績時好時壞。它通過提供保持友好關係的媒介，幫助防止了大國間的全面戰爭。它已制止了不涉及大國重大利益的印度尼西亞、以色列和克什米爾這些地區的戰爭。但是，它未能阻止朝鮮、阿爾及利亞、埃及和越南的一系列局部戰爭即"灌木林火"戰爭。在1962年的極度危險的古巴危機中，聯合國也沒有舉行任何磋商會議。尤其在歐洲大陸，聯合國被證明几乎是軟弱無力的。在那裡，冷戰擴大了共產黨集團和非共產黨集團之間的鴻溝，這一鴻溝最後寬到不可踰越的程度。因此，各大國自行其是，組織了相對抗的安全防衛體系，對每次危機都獨自作出反應。同國聯一樣，聯合國的主要困難在於：在一個由主權國家組成的世界中，它能提供一台解決爭端的機器，但卻不能下令使用這台機器．

四、和平條約

聯合國成立兩個月後，日本投降，遠東的戰爭結束了。這時，獲勝的同盟國能專心致志地籌建和平。它們的外交部長在倫敦、巴黎和紐約進行了長期談判。最後於1947年2月頂日在巴黎與意大利、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和芬蘭分別簽訂了和平條約。所有這些條約都強迫戰敗國賠款，限制它們的軍隊，重新劃分它們的邊界。意大利將多德卡尼斯群島讓與希臘，將薩扎尼島割給阿爾巴尼亞，將幾塊小飛地讓與法國，將威尼斯朱利亞割給南斯拉夫，意大利還失去了的裡雅斯特地區——這一地區被建立為"自由區"。當最後提到的這項安排直到1954年仍不能實行時，意大利便併吞了這座由意大利人占優勢的的裡雅斯特城，而南斯拉夫則佔領了"自由區"周圍的農村地區。意屬非洲殖民地被置於英國的暫時託管之下，它們的最終地位有待以後決定。
在巴爾幹半島，保加利亞將它佔領的希臘和南斯拉夫的領土歸還給了這兩個國家，但它得到了它在1919年丟失給羅馬尼亞的多布羅加南部地區。羅馬尼亞將比薩拉比亞（從1812年到1918年曾為俄國所佔有）和布科維納北部地區（主要由烏克蘭人居住）讓給了蘇聯，但它收復了戰爭期間曾為匈牙利所侵佔的特蘭西瓦尼亞北部地區。在東歐，還有一些不包括在衛星國條約內的領土變更，如：蘇聯從捷克斯洛伐克手中獲得烏克蘭人占多數的喀爾巴阡—拉瑟尼亞地區，並得到了三個波羅的海國家——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儘管蘇聯對這些波羅的海國家提出主權要求的理由是它們原為沙皇帝國的一部分，但西方列強仍不願正式承認蘇聯對它們的併吞。

與這些衛星國條約的條款同樣重要的是在他們的談判中長期存在的外交上的爭論，它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和冷戰的來臨。這次談判的氣氛完全不同於雅爾達會議上的氣氛，蘇朕力求為軸心國的那些現在其勢力範圍內的衛星國獲得有利的條款，而西方列強則因類似的原因而捍衛意大利的利益。到條約簽署時，意大利已被接受為西方的軍事盟國，而保加利亞、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則已成為蘇聯的忠順的衛星國。這些條約也許會因為承認了東歐的新的共產黨政權而為以後的人們所記得。戰爭期間，丘吉爾時常宣稱、他決不允許蘇聯的勢力範圍向西擴展到北起什切青、南到的裡雅斯特的一條線上。然而，正是西方列強在巴黎簽訂和約時同意蘇聯將其勢力範圍擴展到這條線上。這樣做時，它們承認了歐洲的一種新的均勢——在這一均勢中，布加勒斯特、索菲亞、布達佩斯與布拉格和華沙一起面向莫斯科，而不是面向巴黎和柏林。

五、東、西方衝突的根源

同盟國在簽署衛星國條約之後未能馬上與其他敵國締結相應的條約。過了幾年之後，才同日本和奧地利達成和平協議，但與德國的和約仍未簽訂。調解的中止反映了東、西方之間日益嚴重的不和。這種不和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用德意志帝國和日本帝國崩潰後在歐洲和亞洲出現的巨大的權力真空來予以解釋。這些真空在政治領域同在物質世界中一樣是不自然的、暫時的。很明顯，戰爭一結束它們就注定要被填補。問題僅在於由誰來填補、如何填補。
這一重大問題涉及到權力關係的根本性的再調整。即便在最好的情況下，這樣的再調整也是難以作出的、充滿危險的，正如拿破崙戰爭後的危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危機所表明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傳統的權力鬥爭中新增了意識形態方面的爭端，權力關係再調整的進行變得更複雜、更危險。

在遠東，由於美國在對日戰爭中起主要作用，並毫不猶豫地在和平解決及戰後事務中扮演相應的角色，形勢變得很單純。在歐洲問題卻複雜得多。美國對它在歐洲的地位有矛盾情緒，因為美國人歷來討厭在和平時期捲入舊世界的事務。這種厭惡在美國民眾的立即"讓孩子們回家"的呼聲中表露出來——其實，這個任務完成得很迅速，戰後不出兩年，美國軍隊已從1200萬人減為150萬人。

美國的決策者們以為，由聯合國處理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恢復這類較大的問題會抵消他們從歐洲的突然撤離。他們還以為，戰爭結束時在已被解放的歐洲各國建立的臨時政權很快就會為自由選舉後產生的政府所接替。因此，他們預計，隨着蘇聯在東歐居支配地位、英國在地中海和中東居支配地位、法國在西歐居支配地位，隨着所有戰時的同盟國互相合作、牢固地控制德國，舊世界會找出公平的解決辦法。

這些設想一個一個地都被證明是沒有道理的。聯合國安理會因蘇聯行使否決權而陷于癱瘓狀態。在東歐，沒有出現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而是出現了蘇聯控制下的、略加偽裝的工具——"人民民主國家"。所預計的歐洲均勢也被打破了，因為英國和法國雖在名義上仍有"大國"的稱號，但實際上已不是蘇聯的對手。

當美國正在撤離歐洲時，蘇聯卻正在使自己在其東歐保護區內處于穩固地位。蘇聯的目標是：擴張領土，恢復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沙皇的疆域；索取巨額賠款，以幫助補償毀滅性的戰爭破壞所造成的損失；在東歐建立能防止西方進一步入侵的"友好"政府。由於蘇聯努力追求這些目標，便與西方列強發生了直接的、愈來愈尖鋭的衝突。西方列強拚命反對"人民民主國家"，認為它們代表蘇聯地方總督，而不代表有關國家的人民。作為答覆，蘇聯人一再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有關希臘右派恐怖主義的報道；在希臘，雅典戰役之後的各屆政府都得到了英國的支持。正如詹姆斯·貝爾納斯所說的那樣；"每當蘇聯人遇到使他們煩惱或使他們處于守勢的問題，總是從希臘收集英國和美國的新聞報道，發動反攻，這是他們標準的工作程序"。

東、西方在德國的衝突更為嚴重，因為東、西方在那裡下的賭注更大。戰爭的結束使德國沒有中央政府。有的只是地方官員，在東部甚至連地方官員也沒有，因為他們在不斷推進的蘇聯紅軍到達之前就已逃走了。為了佔領德國，同盟國將它分為四個佔領區：東區（蘇占區）、西北區（英占區）、南區（美占區）及與法國接壤的、較小的西南區（法占區）。柏林也同樣被劃為四個區，為確保政策的一致性，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就設在這座城市裡。

當佔領國面對管理德國的具體問題時，它們發現各自的目標和政策根本不同。蘇聯人要求巨額賠款，還想進行一場將他們的佔領區轉變為另一個"人民民主國家"的社會革命——如果可能，他們還希望這場革命能將整個德國轉變為另一個"人民民主國家"。為此，他們贊成建立一個能促進其最終的共產化、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德國。同蘇聯人一樣，法國人也決意要索取大筆賠款，但他們願意建立一個鬆散的聯邦，他們認為，鬆散的聯邦對法國安全的威脅較小。英國人和美國人同法國人一樣贊成建立一個聯邦制國家，但他們在經濟問題上反對法國人和蘇聯人。

1944年9月，羅斯福和丘吉爾接受了條件苛刻的"摩根索計劃"，該計劃是由美國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提出的，其目的是要把德國改變成一個工業結構大為縮小的田園式國家。儘管這一目標在當時很誘人，但最終還是被放棄了，因為這一目標無法實現，除非讓大多數德國人挨餓。當美國和英國發現必須將大量的糧食運入其人口稠密的佔領區時，經濟上的現實問題變得更加明顯。大批德國難民已從東德和日耳曼少數民族在那裡生活了數世紀之久的中東歐各地區源源不斷地湧入這些佔領區。為了供養人數已劇增的全體居民，倫敦和華盛頓認識到必須擴大而不是壓縮德國的工業生產。蘇聯人的反應自然是對此表示懷疑和不滿。

圍繞賠償問題的爭論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先前，在1945年7月召開的波茨坦會議上，美、英、蘇三國已一致同意蘇聯應從德國得到100億美元的賠款，主要的辦法就是提取德國的國外資產，拆除蘇聯佔領區內的工業設備和西方佔領區內不為當地經濟所需要的工業設備。蘇聯人立即着手拆除東德的工廠，將工廠設備運回本國，同時還拿走了德國工廠當時的產品；後一種做法是違背波茨坦協定的，這也是蘇聯人不願讓他人檢查東德經濟的原因。作為報復，美國人和英國人于1946年5月停止將他們佔領區內的賠款交給蘇聯，並一再提高所允許的德國工業的水平。1946年12月，英國人和美國人又採取了下一個行動，將他們的佔領區合併成一個經濟"雙占區"。

到1947年初時，對德國實行的四國管理已經失敗。為瞭解決衝突，四巨頭會議于1947年3月在莫斯科舉行。美國人和英國人堅決主張對德國實行經濟統一，法國人和蘇聯人則表示反對。經過6周徒勞無益的爭論之後，會議宣佈休會。會議的失敗連同此時宣佈的"杜魯門主義"一起被有些人認為是冷戰開始的標誌。

六、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

隨即到來的冷戰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現是1947年3月杜魯門總統對希臘內戰的干預。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前一年秋天就已在希臘北部山區出現。重新爆發內戰的一個原因是經濟狀況太糟，使許多窮困的農民加入了起義者的隊伍。另一個原因是國際形勢日益惡化，使蘇聯集團嗽使和援助游擊隊反對英國支持的雅典政府。最後一個原因是雖然結束雅典之戰的《瓦爾基茨停戰協定》規定實行大赦和正常的政治程序，但右派分子卻不顧這一規定，迫害政治上的對手。右派分子的鎮壓十分殘酷，以致克萊門特·艾德禮首相干1945年8月5日致電雅典說，他很關心有關"右派分子違反《瓦爾基茨停戰協定》的暴行"的報道。
這些情況促使民眾大力支持起義，起義從北部山區擴大蔓延到伯羅奔尼撒半島和一些較大的島嶼。鎮壓起義可能成功的跡象似乎很不明顯，因此，希臘面臨着長期內戰的前景，存在着共產黨最終獲勝的可能性。1947年2月24日，這一形勢變得十分危急，因為英國政府這時宣佈它不能提供確保戰勝起義者所必需的大規模援助。如果沒有倫敦的進一步援助，雅典政權很可能無法維持到這一年年底。杜魯門總統為應付這一緊急情況宣佈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原則。這一原則的主要內容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必須支持那些正在抵抗擁有武裝的少數派集團或外來壓力的征服企圖的自由民族。"杜魯門在闡述這一原則時說，"希臘的生存如今正受到威脅，"他要求國會撥出4億美元援助希臘和土耳其。這樣，英國交出了它在希臘維持了一個世紀的首要地位，而美國則負起了阻止共產黨在地中海東部擴大其影響的責任。

事實證明，這一任務比預料中的還要艱巨。美國向雅典派遣了經濟和軍事代表團；1947年3月至1919年6月間，美國為軍事上的目的大約花費了4億美元，為經濟援助大約花費了3億美元。希臘政府軍儘管得到如此慷慨的援助，還是不能制服敵人。游擊隊每當處境困難時就分散開來，在新的地方又大幹起來。1947和1948年的戰役證明都是非決定性的。1949年，這種均勢發生了對希臘政府有利的決定性的轉變。由於鐵托元帥和史達林閙翻，鐵托封鎖了南斯拉夫邊境，阻止蘇聯向站在史達林一邊的游擊隊提供任何援助。同時，雅典軍隊為了打一場靈活的進攻戰而不是鎮守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正在重新接受美國軍官的訓練。因此，1949年秋，國家軍隊能將游擊隊趕出他們的山區據點，並能到達和封鎖北部邊界。

在經濟領域中，與杜魯門主義相似的東西是馬歇爾計劃。1947年6月5日，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在哈佛大學講話時指出，至少在以後幾年中，歐洲的需要大大超過了它的支付能力。他又說："美國應盡最大努力幫助恢復世界正常的經濟繁榮，如果不這樣做，就不會有政治上的穩定和有保證的和平——這是符合邏輯的。"在馬歇爾主張提供援助後的第二年春天，歐洲復興計劃即通常所稱的馬歇爾計劃業匕已定。到1951年12月31日這一計劃終止時，美國為支持馬歇爾計劃的實施總共支付了125億美元。這一巨大投資和歐洲的人力物力一起，使歐洲能迅速複原，使歐洲的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超過了戰前的水平。但是，從東、西方間的關係這一角度看，馬歇爾計劃是走向冷戰的最後一步。援助是不分意識形態，向所有國家提供的。然而，莫斯科卻把這種提供說成是反共產黨的策略，命令曾有意接受援助的捷克人和波蘭人予以拒絶。1949年1月，莫斯科設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莫洛托夫計劃），將它作為東歐的、與馬歇爾計劃相當的東西。

這樣，共產黨世界和西方世界給區分開來了。這時，冷戰已全面展開，在以後的5年中，一個又一個危機不幸地接踵而來。

七、歐洲的冷戰

為了有效地進行冷戰，東歐各共產黨聯合法國和意大利的共產黨，于1947年9月成立了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這一名稱使人想到成立這一新機構只是為了收集情報，但實際上，它重新開始了1943年5月解散的共產國際的工作。它使各成員黨在反對"英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互相配合，例如，支持1947年年底由共產黨控制的法國工會發起的起義性總罷工。
1948年2月，共產黨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奪取了全部控制權，從而消除了西方勢力在蘇聯勢力範圍內的最後一個橋頭堡。這個小共和國早些時候已試圖在東、西方之間走一條中間道路。在外交方面，捷克人接受了蘇聯的領導，但在內政方面，他們力圖維護某些個人自由，這些自由曾使他們的國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幾年中成為中東歐唯一實行民主政體的國家。當共產黨人利用他們控制的警察和富於戰鬥性的"行動委員會"來接管政府時，這種維持民主政體的嘗試結束了。據說，因精通西方學問而聞名的外交部長揚·馬薩裡克已在1948年3月自殺身亡。5月舉行的選舉使共產黨獲得了所期望的多數選票。第二個月，大戰前也領導過這個國家的年高德助的愛德華·貝奈斯總統被迫辭職。共產黨領袖哥特瓦爾德接替了他的職務，這樣，除芬蘭外，整個東歐這時全在共產黨的控制之下。

比共產黨接管布拉格更引人注目的是始於1948年6月的拖得很久的柏林空運危機。由於蘇聯人未能勸阻英國人和美國人不建立單獨的西德政府，便採取報復行動，切斷了通往柏林西方國家三個佔領區的鐵路和公路。他們這樣做的理由是：隨着柏林四國政府的結束，西方列強沒有必要再留在這座城市裡。美國人進行了回擊，他們通過前所未有的空運向西方國家佔領區的200萬居民提供糧食、煤和其他必需品。到1949年春時，空運已取得明顯的成功，5月，蘇聯人宣佈停止封鎖。是月，西德議會正式通過了即將成立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基本法》，而東德人民代表大會則完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憲法。9月，聯邦共和國在西德正式成立，第二個月，民主共和國也在東德成立。冷戰就這樣將德國切成兩半。

共產黨各種好斗的表現——捷克斯洛伐克的政變、柏林的封鎖和希臘的連續不斷的內戰——使西方列強相信，有必要建立一些防禦聯盟體系。1947年3月，英國和法國締結了一個軍事盟約（《敦刻爾克條約》），1948年3月，這一盟約擴大到包括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三國（《布魯塞爾條約》）。不過，很明顯，西歐如果沒有美國的援助便不可能得到保護，因而，新大陸也參與了1949年4月4日華盛頓《北大西洋公約》的簽署。這一公約包括美國、加拿大、《布魯塞爾條約》的5個參加國：意大利、葡萄牙、丹麥、冰島和挪威。後來，希臘和土耳其（1951年）以及西德（1955年）也加入了這最初的12個締約國。這一公約規定，"武裝進攻一個或更多的"締約國，無論是在歐洲、北非還是在北美，"都將被認為是對所有締約國的進攻"。最初，公約僅要求建立北大西洋理事會，但是，韓戰的爆發促使北約組織成立了一支由一個司令部指揮的聯合防禦部隊。這支部隊主要由美國提供資金。它的最高統帥也是美國人，不過各締約國按規定提供了若干師。這支部隊從未強大到足以阻止蘇聯的大規模侵略，但它能打一場代價高昂的阻滯戰，能促使蘇聯人在向西推進前三思。

其時，蘇聯已在東歐作出相應的政治和軍事安排。甚至在大戰結束前，史達林就已與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波蘭分別締結了互助條約，到1948年時，又與前軸心國的衛星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簽訂了類似的條約。1955年5月，蘇聯與東歐各國締結了一個更正式的、更廣泛的軍事盟約。這就是《華沙條約》，它是東方集團對《北大西洋公約》所作的反應。於是，除德國外，歐洲也被冷戰切成兩半——在美國保護下武裝和組織起來的西歐和在蘇聯保護下武裝和組織起來的東歐。

八、遠東的冷戰

1950年，冷戰的焦點入歐洲轉移到遠東。這時，東方與西方在歐洲已成均勢。但是，遠東的均勢卻為一個重大發展——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一所打破。正如布爾什維克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副產品一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副產品。
蔣介石在1928年就已成為中國的主人，但從一開始起，他的國民黨政權就受到了兩大不共戴天之敵—一國內的共產黨人和國外的日本人——的威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處境變得特別困難。這個國家被分割成三部分：由日本人控制、由南京傀儡政府進行管理的東部，由以延安為首都的共產黨人控制的西北部，由以重慶為首都的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政府統治的西部和西南部。

蔣介石的政權正是在戰爭的幾年中遭到了無可彌補的破壞。以往，蔣介石一向依靠保守的地主階級和較開明的大商人的支持。日本人侵佔東部沿海地區時，大商人多半被消滅，蔣介石只剩下內地自私自利的、目光短淺的地主的支持。他的政府變得越來越腐敗，不能對遭連年戰爭蹂躪並因此而覺悟起來的農民的需求作出反應。共產黨人則與日益腐敗的國民黨截然不同，在他們控制的地區實行土地改革，從而贏得了農民群眾的支持。他們還有一個紀律嚴明、十分有效的組織，這一組織使他們控制的地區擺脫政治和經濟混亂、恢復秩序。此外，他們還比民族主義者更成功地將自己描繪成是為趕走外國侵略者、恢復中國的統一、自尊和偉大而獻身的愛國主義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的形勢就是如此。日本的投降使民族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為接管日本人在中國的佔領區而展開激烈的爭奪。共產黨人命令他們的軍隊接管日本人佔領的地區，蔣介石立刻取消了這些命令，堅持認為，沒有他的命令共產黨人不得採取任何行動。但共產黨人並不理睬他，於是，共產黨軍隊和國民黨軍隊之間發生了衝突。隨着內戰的迫近，美國派來了一個以喬治·馬歇爾將軍為首的代表團，企圖使雙方通過談判達成解決辦法。但無論哪一方都不能克服自己對另一方的恐懼和懷疑，馬歇爾的調解失敗了。到1947年時，最後的較量已即將到來。

共產黨人佔領了大城市周圍的農村，他們得到了蘇聯人的支持，蘇聯人將日本人在滿洲交出的武器轉交給了他們。民族主義者由於得到美國海、空軍在運輸方面提供的幫助，佔領了包括南京在內的各大城市，還速調軍隊北上進入滿洲。後一行動在戰略上是一大失策。國民黨軍隊發現自己在滿洲處於無法防守的境地，不得不于1948年秋向中國紅軍投降。一連串類似的軍事失敗很快接踵而來。共產黨軍隊從滿洲突然發起猛攻，攻克了華北各大城市。到1949年4月時，他們已在橫渡長江，向華南地區成扇形展開。當時，美國駐南京大使向華盛頓報告說："共產黨之所以能極為輕易地渡過長江，是因為［國民黨］丟失了一些極重要的據點、最高指揮部意見不一、空軍未能給予有效的支持。"

共產黨的強大軍隊在南方甚至比在北方推進得更迅速。到1949年年底時，它已佔領整個中國大陸。蔣介石逃往台灣島，而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則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實際上，也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1949年以後的幾年中，共產黨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了中國。他們強行推行一種統一的、全能的結構，並將它擴大到每個城市、每個村莊和每個家庭，以取代過去那種權力分散的鬆弛的政治狀態。在這一結構頂端的共產黨人能深入到每個公民中去，安排他們從事新的工作，迫使他們以新的方式生活和思維。他們削弱陳舊的家庭體制、結束婦女的低下地位、無視古老的經典而支持有助于建設新社會的新的文學藝術，從而根除了傳統的儒家文化。由於共產黨人的管轄達到如此嚴密的程度、他們的工作效率又如此之高，他們能在短短幾年內實現農業集體化並大大地加速工業化。而這，又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的一大強國，被人不安地看作是一個令人畏懼的好斗的國家，而不是一個被授以貪婪的目光、即將被瓜分的弱國。

這一巨大變化影響到整個世界。華盛頓和其他首都都在密切注視着新中國，尤其是在它介入朝鮮、西藏和印度北部的戰爭之後。莫斯科同樣地關注着中國，特別是在赫魯曉夫和毛澤東之間出現歷史性的分裂以後。那些不發達的獨立國家也很有興趣地注意着中國——注意着中國共產黨為了自力更生地改善中國的境況而正採取的種種辦法。中國的人口極其眾多——據北京國家統計局統計，1953年時的人口為582603417人——因此，即使中國仍是一個不發達國家，它也會是世界上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當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進入一個極為生氣勃勃的階段時——中國1949年時的情況就是如此——人們完全有理由斷言，世界歷史上已出現一個轉折點。

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對美國來說是一大失敗。不過在日本，戰後的佔領由美國作主。日本與德國大不相同，由同盟國的一個最高指揮部管轄；該指揮部包括了各同盟國的代表。最高指揮官麥克阿瑟將軍和絶大部分佔領軍都是美國人。

麥克阿瑟下達的命令是：解除這個國家的武裝、使它非軍事化，發展民主制度，建立一種能獨立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因此，他遣散了帝國的陸軍和海軍，取締了愛國主義組織，剝奪了加在天皇裕仁身上的神性，除去了教育中的軍國主義成分。1947年，他頒佈了一部將天皇的統治權轉交給人民、保障個人權利、允許婦女與男人享有同等地位的民主主義憲法。在經濟領域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大規模地重新分配土地。到1952年時，90%的可耕地已歸從前的佃戶所有。但是，搞垮曾控制了戰前的工業、財政和對外貿易的財闊的嘗試卻不太成功。最初的反財閥措施被廢除，因為人們認為這些措施阻礙了經濟的恢復。

儘管對日本的佔領遠不象共產黨在中國造成的大變動那樣具有革命性，但還是對這個國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日本人以往一向願意接受外國的方式，但從未達到過他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有的程度。在這場鬥爭中遭受的巨大失敗使人們對舊秩序產生了懷疑。年輕的一代在尋找新的模式、新的領袖，而且他們這樣做受到了很大的鼓勵。

到1951年即這一佔領已達到其大部分目的時，美國和大多數同盟國與日本締結了和約，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和蘇聯不在締約國之內，它們認為和約的條款過于寬厚。和約恢復了日本的主權，但這一主權僅限于日本的四個大島。和約除了允許美國在日本保留軍事基地外，對日本沒有任何軍事或經濟限制。美國還獲得了對琉球群島、小笠原群島和日本原太平洋託管他的託管權。日本除了放棄台灣外，還讓出了千島群島和薩哈林島南部（千島群島和薩哈林島南部已劃給蘇聯），但是，以後如何處置這些島嶼的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實際上，這一和約使日本成為美國在遠東陣地的主要堡壘。為了支持這一堡壘，美國在戰後的頭6年中花費了約20億美元。由於美國在韓戰和越南戰爭期間需要各種商品，日本取得了十分驚人的經濟進步，到1970年時，它已成為僅次於美國和蘇聯的世界第三大工業強國。

當時，在遠東同在歐洲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了冷戰。蘇聯支持毛澤東，儘管這種支持來遲了些，美國則妄想讓蔣介石繼續充當中國的統治者。相反，在日本，美國對佔領起了決定性影響，並利用這種佔領進一步為自己謀利，蘇聯代表則進行抗議，儘管這種抗議不起作用。一旦在中國和日本使上述結局明顯地穩定下來，便出現了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所說的象在歐洲一樣"結束混亂"、形成均勢這種希望。1950年，當朝鮮爆發戰爭、冷戰變為熱戰時，這種希望破滅了。

九、朝鮮的熱戰

朝鮮的悲劇在於：它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中國和日本之間的一座天然橋樑。中國和日本曾多次為爭奪朝鮮而交戰，俄國偶爾也為爭奪朝鮮而參戰。從1895年起——正式地說從1910年起——朝鮮已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此後，它實際上是一個殖民地，不過，獨特的是它由亞洲人而不是由歐洲人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美國、英國和中國宣佈，朝鮮應"在適當的時候"再次獲得自由和獨立。但是，日本30餘年的統治使朝鮮缺乏自治所必需的經驗。因此，獲勝的同盟國決定，在不超過5年的時間內，朝鮮雖然獨立，但仍由美國、蘇聯、英國和中國託管。
隨着日本的投降，美國和蘇聯軍隊源源不斷地開入朝鮮。為了軍事上的方便起見，他們將北緯38度綫定為其軍事行動的分界線。同在德國一樣，冷戰的到來使分割朝鮮的這一臨時分界線牢牢地固定下來。蘇聯人在他們的佔領區建立了一個由共產主義新人民黨控制的政權，美國人則在南方依賴說英語的朝鮮人，這些人通常都是保守的上層階級的成員。1948年8月，"大韓民國"在南方宣告成立，由李承晚博士任總統。一個月後，北朝鮮人也成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金日成任首相。

這兩位領導人本身就是兩大佔領區之間根本差別的象徵。金日成當時只有30多歲，是莫斯科培養的朝鮮共產黨的書記，從1931年起，一直是反日的地下抵抗組織的戰士。李承晚是一位70多歲的老資格的政治家，從20世紀初起，就在同日本人作戰。他是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生，是伍德羅·威爾遜的學生和信徒，是衛理公會派的傳教土，曾作為朝鮮流亡政府的首腦在中國和美國生活了幾十年。聯合國的一個委員會曾企圖在分別以金日成和李承晚為首的兩個政權之間進行調解，但沒有成功。這兩位領導人互相極力反感，因此，1949年9月，這個委員會警告說，朝鮮有爆發內戰的危險。

1950年6月24日，內戰真的爆發了，當時，北朝鮮軍隊為了"解放"南韓，突然越過了三八綫。幾小時之內，聯合國的那個委員會報告說。南韓已成為侵略的犧牲品。第二天，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美國提出的要求立即停火、要求北朝鮮軍隊撤回到三八綫以北的提案。同天下午和第二天，杜魯門總統與他的顧問們協商，決定給南韓以全面的軍事援助。6月27日，安理會要求聯合國會員國"向大韓民國提供擊退武裝進攻、恢復該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所必需的援助。"於是，聯合國在其短暫的歷史上第一次決定使用武力。安理會的決定之所以能獲得通過，僅僅是因為蘇聯為了抗議安理會不准共產黨中國取代民族主義中國加入聯合國而暫時拒絶參加安理會會議。

聯合國有40個會員國響應安理會的呼籲，提供了糧食、運輸工具和醫療隊，有些會員國還提供了作戰部隊。但是，作出主要貢獻的，除南韓之外，便是美國了，麥克阿瑟將軍擔任了總司令。韓戰可分為兩個階段——中國介入前為第一階段，中國介入後為第二階段。第一階段開始時，北朝鮮軍隊迅猛地長驅直入到離半島南端的釜山港不到50哩的地方。此後，1950年9月14日，一支美國軍隊在仁川登陸，遠遠地向三八綫附近的海岸推進，並在12天內奪回了南韓首都漢城。北朝鮮軍隊因其交通綫被切斷，倉卒地向後撤退，正如他們先前輕率地向前推進一樣。到9月底時，聯合國軍隊已到達三八綫。

這時的問題是要不要越過三八綫。由於擁有否決權的蘇聯已回到安理會，這一問題被轉交給聯合國大會。1950年10月7日，大會決定"……為在朝鮮這一主權國家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的民主政府而採取一切有組織的行動"。第二天，美軍越過三八綫，迅速地佔領了北朝鮮首都平壤。到11月22日時，他們已到達朝鮮和中國滿洲之間的分界線鴨綠江。

此時，隨着中國"志願軍"在蘇聯製造的噴氣式飛機的支持下發起大規模進攻，韓戰開始進入第二階段。中國軍隊迅速地向南推進，看上去就象在重複戰爭的第一階段。1951年1月初，他們重新佔領了漢城，但聯合國軍隊這時恢復並堅守陣地。3月，漢城再次易主，到6月時，戰線大體上固定在三八綫一帶。戰爭第二階段最重要的特點是：儘管中國和美國都捲入了戰爭，但戰爭還是被嚴格地限制在局部地區。這種情況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美國和中國都不認為朝鮮的未來是真正關係到重大的民族利益的問題。因此，美國沒有使用原子彈，蘇聯也沒有出兵。戰爭保持在一個"小事件"的水平上，儘管戰爭的規模很大。

到1951年年中時，很明顯，整個戰線已處于僵持狀態。大規模的戰鬥逐漸停止了，停戰談判開始進行。經過兩年激烈的、時常中斷的談判之後，1953年7月27日，交戰雙方締結了一個停戰協定。協定的條款反映了軍事上的僵持狀態。南、北朝鮮之間的分界線大體上仍與戰前相同。西方列強成功地遏制了朝鮮的共產主義，維護了聯合國的權威。中國人保衛了北朝鮮，使它成為滿洲和西方勢力範圍之間的一個由共產黨統治的緩衝國。當時，朝鮮的大部分農村已遭破壞，大約10%的朝鮮人已被打死。

第二十七章

諸帝國的終止（上）

今後，那些[海外]國家的土著也許會越來越強大，歐洲的當地人也許會越來越軟弱，因此，世界各地居民的勇氣和力量也許會達到相等的程度；勇氣和力量的相等引起相互間的懼怕，從而能使獨立國家因懼怕而放棄他們的不公正行為，使他們的不公正行為變成對相互權利的某種尊重。但是，所有國家之間的廣泛交往自然會——或者更確切地說，必然會——帶來知識和各種進步的相互交流，而世界上似乎及有什麼東西能比這種交流更有可能造成以上所說的力量的相等。

亞丹·斯密

我們寧要帶有危險的自治，也不要平靜的奴役。

克瓦米·恩克魯瑪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主要差別在於歐洲殖民地的結局。歐洲對殖民地帝國的控制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被削弱，但還沒有遭到徹底的破壞；實際上，歐洲因獲得作為託管地的阿拉伯地區而擴大了它的殖民地範圍。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可阻擋的革命浪潮席捲諸殖民地帝國，極其迅速地結束了歐洲的統治。i93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利比里亞和南非是獨立的國家，它們的獨立全靠其非典型的歷史背景。其中一個國家在19世紀初期已由解放了的奴隷居住，另一個國家為居住那裡的少數歐洲人所控制。25年以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殖民地只剩下葡屬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及南非的幾塊屬地：南羅得西亞、西南非洲、貝專納、斯威士蘭和巴蘇陀蘭。正如歐洲在19世紀最後的20年中迅速地獲得其大部分殖民地那樣，歐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同樣短的時期內又失去了其大部分殖民地。1944年至1970年間，總共有63個國家贏得了獨立。這些國家擁有10億多人，大約占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見表1）。歐洲人在海外取得那麼多非凡的勝利和成就之後，到20世紀中葉似乎又在退回到500年前他們曾從那裡向外擴張的小小的歐亞半島上去。
表1　亞非獨立的進程

所擺脫的國家　年份　敘利亞　法國　1944　黎巴嫩　法國　1944　約旦　英國　1946　菲律賓　美國　1946　印度　英國　1947　巴基斯坦　英國　1947　緬甸　英國　1948　北朝鮮　日本　1948　南韓　日本　1948　以色列　英國　1948　錫蘭　英國　1948　印度尼西亞　荷蘭　1949　利比亞　意大利　1952　柬埔寨　法國　1954　寮國　法國　1954　北越　法國　1954　南越　法國　1954　蘇丹　英國　1956　摩洛哥　法國　1956　突尼斯　法國　1956　加納　英國　1957　馬來亞　英國　1957　幾內亞　法國　1958　剛果共和國　比利時　1960　索馬裡　意大利　1960　尼日利亞　英國　1960　喀麥隆　法國　1960　馬裡　法國　1960　塞內加爾　法國　1960　馬達加斯加　法國　1960　多哥　法國　1960　塞浦路斯　英國　1960　象牙海岸　法國　1960　上沃爾特　法國　1960　尼日爾　法國　1960　達荷美　法國　1960　剛果民主共和國　法國　1960　內非共和國　法國　1960　乍得　法國　1960　加蓬　法國　1960　毛裡塔尼亞　法國　1960　塞拉利昂　英國　1961　坦噶尼喀　英國　1961　阿爾及利亞　法國　1962　布隆迪　比利時　1962　布隆迪　比利時　1962　盧旺達　比利時　1962　烏干達　英國　1963　肯尼亞　英國　1963　桑給巴爾　英國　1964　馬爾他　英國　1964　馬拉維　英國　1964　贊比亞　英國　1965　岡比亞　英國　1965　馬爾代夫群島　英國　1965　新加坡　英國　1966　圭亞那　英國　1966　搏茨瓦納　英國　1966　萊索托　英國　1966　巴巴多斯　英國　1967　南也門　英國　1968　毛裡求斯　英國　1968　斯威士蘭　英國　1968　赤道幾內亞　西班牙　1968

一、冷戰和殖民地革命

殖民地臣民和帝國當局之間的鬥爭與東方和西方之間的冷戰是同時進行的。這兩種運動互相聯繫，互相影響。蘇聯，尤其是共產黨中國，支持殖民地革命，將殖民地革命看作是破壞西方的威望、削弱西方的力量的一種手段。相反，西方國家由於冷戰方面的原因而在殖民地問題上互相支持，儘管他們這樣做時是很有保留的——因此，美國在塞浦路斯問題上支持英國，在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問題上支持法國。同樣，由於冷戰中的迫切需要，東方和西方在爭取殖民地民族和前殖民地民族方面展開了奇特的競爭。殖民地民族和前殖民地民族迅速地利用這種形勢，設法不僅從華盛頓、倫敦和巴黎，而且還從莫斯科和北京獲取最大的援助。
儘管有這種相互聯繫，但殖民地革命並不是冷戰的副產品。殖民地的覺醒遠遠先於冷戰，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俄國革命和日俄戰爭（見第十九章第五節）。此外，儘管冷戰在某些情況下的確影響了殖民地起義的速度和形式，但即使沒有冷戰，殖民地革命無疑也會發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諸帝國的領導人闡明了他們將抓住殖民地不放的決心。1942年，丘吉爾發表了他那常被引用的聲明：他"當國王的首相不是為了眼巴巴地看著英帝國被清理掉"。同樣，1944年在自由法國政府支持下召開的布拉柴維爾會議宣佈："即使在最遙遠的將來，也決不准許殖民地獲得自治。"

在大戰的幾年中，英國和法國的行動與這些聲明是一致的。這兩個大國都很少注意殖民地民族的願望和利益。在《大西洋憲章》中，它們曾保證："尊重每個民族選擇自己政府形式的權利；……設法使被強行剝奪主權和自治權的民族恢復其權利。"同盟國的政策很快就證明，這些原則被認為只適用於歐洲，而不適用於海外地區。

例如，英國人未徵求國大黨領導人尼赫魯和甘地的意見就把印度拖進了大戰，並與蘇聯人商定共同佔領名義上已獨立的國家——伊朗。在埃及這另一表面上獨立的國家，英國人利用其條約所授予的特權，在開羅和亞歷山大建立了他們在中東的主要基地。法國人根據軍事需要決定其"土著"的命運；各殖民地是忠於維希政府還是忠於戴高樂，不是取決於當地居民的願望，而是取決於法國總督或軍事指揮官的決定。不過，儘管有這些單方面的行動，但實際上，亞洲所有殖民地都在戰後10年內成為獨立國家，非洲所有殖民地都在戰後20年內成為獨立國家。

二、殖民地革命的根源

1945年6月正式通過的《聯合國憲章》規定了殖民地託管制度，用這一制度取代了國際聯盟的委託管理辦法。《憲章》第76條規定，受託管國應促進被託管地居民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方面的進步，應促使他們朝自治或獨立的方向發展，這種自治或獨立可能適合各被託管地的特殊環境和民族以及各有關民族所自由表達的願望。……"
戰前的委託管理這時轉變為受託管理，而且聯合國為其成員國將各自的殖民地置於託管狀態下作好了準備。事實證明，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將自己的殖民地置於託管狀態下——南非聯邦堅決要求將西南非洲作為"三級"託管地來加以管理。毫不奇怪，儘管聯合國對有些殖民地如荷屬東印度群島贏得獨立確有相當大的貢獻，但偉大的殖民地革命的動力並不是來自聯合國。相反，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極其有利的國際形勢的產物，是以往幾十年裡殖民地世界中愈來愈強大的某些歷史性力量的產物。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初的殖民主義列強空前地衰落；法國和荷蘭被侵佔，英國則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遭到削弱。同樣重要的是反帝國主義的民主主義情緒在諸帝國國內得到發展。殖民地中的白人早先曾十分自信地斷言"我們之所以在這裡，是因為我們比別人強"，如今，作如此斷言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了。他們的存在不僅受到了其臣民的懷疑，而且受到了本國同胞的懷疑。1935年墨索里尼對埃塞俄比亞的進攻在西歐被普遍地認為是一種該受譴責的倒行逆施，而1956年英、法兩國對蘇伊士的襲擊則在兩國國內引起了民眾的強烈反對。西方全球霸權的結束是由於西方缺乏統治的力量，同樣也是由於西方缺乏統治的意志。

此外，戰後的兩個頭等強國美國和蘇聯對在損害戰敗的敵人和被削弱的盟國的情況下獲取海外殖民地並不感興趣，這種情況也有助于殖民地革命。美國和蘇聯的確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太平洋和東歐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島嶼和衛星國，但它們並沒有仿照英國和法國的做法——英法兩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急不可耐地瓜分了德國和土耳其的殖民地。然而，非常奇怪的是，這時卻出現了相反的情況：殖民地利用冷戰在蘇聯和美國之間挑撥離間，並利用這兩大強國贏得了獨立，獲得了經濟援助。

亞洲短命的日本帝國也大大地促成了殖民地革命。由於日本人輕而易舉地將英國人趕出了馬來亞和緬甸，將法國人趕出了印度支那，將荷蘭人趕出了印度尼西亞，將美國人趕出了菲律賓，所以，西方的軍事威望遭到徹底的破壞。由於日本人以"亞洲人的亞洲"為口號，進行宣傳，所以西方帝國主義的政治基礎也遭到了破壞。當日本人最後被迫交出他們的佔領地時，他們故意將武器留給當地的民族主義組織，承認這些組織為獨立的政府——如承認印度支那的胡志明的越盟和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的印尼黨，從而儘可能地使西方的統治難以恢復。

不過，應該指出，未曾遭到日本人侵略的非洲人也同亞洲人一道贏得了自由，從而有力地說明了這一事實：雖然日本人的影響很重要，但它僅僅加深了從20世紀初起愈來愈劇烈的大動亂和愈來愈廣泛的覺醒。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系列殖民地起義反映了這種迅速發展的運動（見第二十一章）。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裡，這種運動隨着受過西方教育的土著知識分子的成長而獲得了力量，實現了目的。成功的民族主義領導人不是頑固守舊的馬來亞蘇丹、尼日利亞酋長或印度王公，而是那些曾在西方大學裡學習並注意到西方現行制度的人——如甘地、尼赫魯、蘇加諾、恩克魯瑪、阿齊克韋和布爾吉巴，這一點並不是偶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數百萬殖民地居民在同盟國和日本的軍隊和勞動營中服役，這種世界範圍的殖民地覺醒得到了進一步的促進。許多非洲人在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旗幟下作戰，而200多萬印度人自願加入了英國軍隊，另外還有在香港、新加坡和緬甸被俘的4萬名印度俘虜簽約參加了日本人資助的印度國民軍。當所有這些人返回家園時，他們必然以新的眼光來看待當地的殖民地官員和本民族領導人。當時，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樣，老百姓不僅受到了某些地區的戰爭造成的窮困和苦難的影響，而且還受到了同盟國關於自由和民族自決的宣傳的影響。

三、印度和巴基斯坦

殖民地革命中最重大的一個事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贏得了獨立。印度次大陸因其巨大的人力物力資源，從一開始就是英帝國所依賴的部分和歐洲帝國權力的縮影。英國的一個多世紀的統治為印度的自治做好了優於其他殖民地的準備。行政機構人員基本上已由印度人充任;大學已培養出一代代受過西方教育的領導人；國大黨表達了民族主義願望，並把這類願望轉到適當的方面去了（見第十五章第四至六節）。
當英國于1939年9月3日對德國宣戰時，總督林利斯戈侯爵在同一天宣佈印度也將參戰。國大黨領袖尼赫魯抱怨地說："一個人，而且是外國人和令人憎恨的制度的代表，能夠不與4億人作最起碼的商討就使他們陷入戰爭。…在英聯邦自治領，這種決定是經充分討論後才被民眾代表接受的。……在印度卻不是這樣，這讓人感到痛苦。"對國大黨的抗議，倫敦粗率無禮地不予接受，直到法國的淪陷和不列顛戰役的爆發造成全國緊急狀態時。這時，總督宣佈，戰爭期間不可能實行根本的變革，但戰後印度將被授予自治領地位。國大黨立即拒絶了這一提議，因而僵局仍在繼續。

1942年初，日本對東南亞的突然征服從根本上改變了印度的形勢。隨着日本軍隊逼近孟加拉國邊境，印度從位於平靜的偏僻小路上的勉強的同盟國轉變為直接處在迅速向前推進的敵人的道路上的國家。丘吉爾的反應是于3月22日派內閣成員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去印度。克里普斯的意見是，在整個戰爭期間不能進行重大改革，但戰爭一結束，印度就能完全實行自治，並有權退出英聯邦。國大黨拒絶了克里普斯的提議，于1942年8月7日通過了"退出印度決議"，要求"為了印度、為了聯合國事業的成功"而立即獨立。國大黨還進一步威脅說，如果它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將進行'非暴力的群眾鬥爭"。英國的反應是實行大規模的鎮壓：6萬多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國大黨所有的領袖；14，000人未經審問就被拘留；940人被殺死；1630人在與警察和軍隊的衝突中受傷。

這是一個不僅對印度、而且對同盟國也是極關鍵的時刻。德國人此時已到達窩瓦河，離亞歷山大隻有30哩，日本人則侵佔了緬甸。德國人和日本人的巨大的鉗形攻勢只是由於印度和阿拉伯國家才被隔斷；印度這時因充滿着不滿情緒而動盪不安，阿拉伯國家與其說是站在同盟國一邊，不如說是站在軸心國一邊。德國人和日本人原本無需作什麼努力便能深深地進入這些國家，使無焰悶燃的火種燒起來。如果他們這樣做了，他們便能完全封鎖歐亞大陸，從而產生無可估量的影響。

西方之所以能避免這種快降臨的災難，只是因為希特拉決定將他的各個師投入俄羅斯平原，只是因為日本人儘管進行威脅和軍事演習，卻從未真正打算侵入印度。即便如此，如果並非不可能，如果國大黨當初作好了武裝起義的準備，英國在次大陸上的地位原會很不穩固。然而，在甘地的影響下，印度只進行了非暴力抵抗。不過，儘管這一抵抗缺乏富有戰鬥精神的領導人，但國大黨領導人的被捕卻促成了城市和鄉村中的罷工和暴動；但是，這一抵抗沒有計劃，缺乏協調，因此，英國人能搗毀一個又一個暴動中心。

在戰爭剩下的幾年中，英國人堅決拒絶釋放國大黨領導人，除非他們改變"退出印度"的要求。國大黨領導人則拒絶這樣做，因而在這幾年中，他們一直被監禁着。其時，穆斯林聯盟領導人真納趁國大黨陷入困境之際，說服印度的穆斯林加入了他的組織，從而為戰後獨立的穆斯林國家準備了條件。他不知疲倦、滿懷激情地宣講他關於一個獨立自主的巴基斯坦的教義。"穆斯林印度不能接受任何必將導致一個由印度教徒占多數的政府的憲法……眾所周知，穆斯林不是一個少數派。……根據任何有關民族的定義。都可說穆斯林是一個民族，他們應當擁有自己的家園、自己的領土和自己的國家。"

1945年7月，工黨在英國大選中的勝利是印度事務中一個新的、決定性的轉折點。工黨歷來主張印度獨立，這時，艾德禮首相為實現這一目標立即採取了行動。若不考慮其政黨的許諾和同情，事實是他除承認印度獨立外几乎別無他擇。純粹的外界勢力已不再能抑制因戰時經歷而愈益強烈的印度民族主義，這一點在政府于1945年年底審判日本資助的印度國民軍的一些軍官時變得很明顯。這些人頓時成了民族英雄，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曾同日本人合作，而是因為他們的目標是趕走可恨的英國人。當時，遍及全國的這種情緒非常強烈，以致審判只好中途停止。事實上，英國已不再能不顧這個國家人民的願望而統治這個國家，也不再存在着企圖這樣做的意向。戰爭期間，印度行政機構人員已癒來愈多地由印度人充任，而英國在印度的投資則大大減少；英國公眾對沒完沒了的印度問題已厭倦起來。因此，艾德禮這時能在不太遭到國內反對的情況下割斷帝國與其從前的寶貝之間的聯繫。

1946年3月，內閣的一個三人代表團前往印度，負責自治的準備工作。兩個月後，他們公佈了一項計劃，但這一計劃未能贏得長期不和的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的支持。於是，工黨政府派海軍上將蒙巴頓勛爵為新任總督。在經過倉促的會商之後，蒙巴頓斷定，任何維持印度政治統一的計劃都是行不通的，他建議印、巴分治，使印、巴政府均享有自治領地位。這時，國大黨領導人已認識到分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接受了這一計劃。1947年7月，英國議會通過了《印度獨立法案》，8月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聯邦成為英聯邦中的兩個獨立的國家。英聯邦的伸縮性被進一步擴大到允許這兩個新國家作為共和國分享一種必然保持一位君主作為其象徵性首腦的制度。

四、東南亞

與印度相反，東南亞在戰爭期間被日本人佔領了。可以看出，在1942年至1945年這一短暫的佔領期間，整個東南亞地區存在着一種共同的模式。几乎在每個國家中，對西方統治的普遍不滿已大大地促成了日本人的迅速征服（見第二十五章第二節）。當時，日本人同德國人一樣，宣佈他們的征服是"新秩序"的開端。這一"新秩序"的口號是"亞洲人的亞洲"、"大東亞共榮圈"和"沒有征服、沒有壓迫、沒有剝削"。
如果日本人當初實行這些原則，他們原本能得到東南亞大部分地區的民眾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在當地居民普遍地歡迎他們、將他們當作解放者以後。然而，日本軍方另有打算，因此，這些原則仍是很快就讓人覺得空洞、難以置信的宣傳性口號。這些軍事領袖不是將大東亞視為一個"共榮圈"，而是視為由處于不同程度控制下的衛星國組成的一個地區。各地的日本軍隊都儘可能地靠當地供應給養，常常造成當地的糧食和物資嚴重短缺；他們無情地徵收本土諸島所需要的一切糧食和工業原料。反過來，日本人能提供的東西卻很少，因為他們的經濟還不夠強大，不能生產戰爭物資和消費品。

不言而喻，日本人與當地民族主義者之間的關係在經歷最初的蜜月時期之後迅速地惡化了。如果日本人延長他們的佔領，他們無疑會遇到嚴重的起義。對日本人來說幸運的是，他們在1945年不得不撤退。撤退時，他們千方百計地在西方恢復其統治的道路上設置種種障礙。在印度支那，他們推翻了維希政權，承認了胡志明的臨時政府；在印度尼西亞，他們將政府交給了民族主義領導人蘇加諾；在許多地區，他們把武器分給了當地的革命組織。

毫不奇怪，日本人撤退後的10年內，東南亞所有國家都贏得了獨立。各國贏得獨立的方式各不相同，它取決干與之有關的帝國統治者。英國人在被迫正視印度的現實之後，在處理東南亞的民族主義問題方面是最現實主義的。1918年1月，他們承認緬甸為英聯邦之外的獨立共和國，第二個月，准許錫蘭在英聯邦內享有完全的自治領地位。不過，馬來亞的獨立卻被拖延到1957年2月，一個原因是這個國家的種族成分混雜，那裡的馬來亞人和中國人各占總人口的40％多一點，此外還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少數歐洲人。中國人是始於1948年的一次共產黨起義的幕後發起人；抬着發生的叢林戰付出了非常昂貴的代價，一直拖延到1955年。1963年，馬來亞同新加坡、沙撈越和沙巴（英屬北婆羅州）聯合起來，組成了一個新的國家——馬來西亞。馬來亞與由中國人占優勢的新加被之間的緊張局勢致使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馬來西亞，成為英聯邦中的一個獨立國家。

法國人和荷蘭人的臣民也要求獨立；事實證明，法國人和荷蘭人不太靈活，因此其境通要糟得多。日本人甚至在1945年9月投降後仍繼續佔領着印度尼西亞，因為荷蘭沒有力量來取代日本人。蘇加諾的民族主義政府已于8月17日宣佈成立，與這一政府打交道的任務落到了海軍上將蒙巴頓的肩上。第二年，當荷蘭人返回時，他們願意給印度尼西亞以某種程度的自治，但這種自治仍不足以使民族主義者滿意。雙方的談判破裂了，荷蘭人依靠武力來重申自己的權力。戰爭拖延到1947年，最後，荷蘭人承認了獨立的印度尼西亞聯邦。武裝衝突遺留下來的影響使兩國以後的關係惡化，儘管在同一國王管轄下的荷蘭—印度尼西亞聯邦生存了好幾年，但1954年蘇加諾退出後它便解散了。在以後幾年中，兩國的關係因荷蘭人拒絶將荷屬新幾內亞交給這個新共和國而變得更加緊張。1957年，印度尼西亞為了報復，沒收了荷蘭人價值10億多美元的資產，1960年，斷絶了同海牙的外交關係。三年後，蘇加諾控制了西伊裡安，從而清除了一個比英帝國大部分地區還要古老的帝國的最後殘餘。

法國人為了保住他們的殖民地在印度支那進行了更長期、更頑強的戰鬥，但最後，他們也被迫撤退了。印度支那由三國組成，它們是越南、寮國和柬埔寨。越盟即越南獨立同盟領導了反對法國恢復其統治的抵抗運動。雖然越盟由許許多多成分組成，但它卻由一位曾在巴黎、莫斯科和中國生活過的共產黨人——一胡志明領導。正如印度尼西亞發生的情況一樣，由於戰爭結束後驅逐日本人的事受到耽擱，胡志明能于1945年宣佈成立臨時的越南共和國。

法國人拒不承認這一新政權，因而戰爭隨即爆發。法國人輕而易舉地重新佔領了寮國和柬埔寨，但在越南，一場消耗戰卻拖得很久。

當中國成為共產黨國家並支持胡志明時，法國獲勝的機會便不再存在。隨着冷戰的到來，美國把在財政上支持法國人作為"遏制"政策的一部分。到1954年時，北越大部分地區已控制在越盟手中，同一年，法國人在奠邊府遭到慘敗。隨即召開的日內瓦和解會議承認了整個越南的獨立，規定以北緯17度為界將越南暫時劃分為兩部分，要求于1956年在國際監督下舉行選舉，以使國家重新統一。這一解決辦法實際上給了胡志明半個國家，並使他期望兩年內得到另外半個國家，因為他的抵抗經歷已使他成為一位民族英雄。

為了避免這一結局，美國在南越支持反共產主義的天主教領導人吳庭艷。吳庭艷的政策激起了農民和勢力強大的佛教徒的強烈反對，致使他的政權于1963年被推翻，接着發生了一系列政變，直到華盛頓支持的阮高其和阮文紹先後掌權為止。他們之所以能在西貢堅持下去，僅僅是因為美國不斷升級的干涉：先是援助以資金和武器，然後發展到派"顧問"和戰鬥部隊，東京灣事件（1964年8月）後，開始轟炸北越。這一轟炸的目的是強迫早些時候已在派軍隊進攻南越的河內放棄南越，並承認它為獨立的國家。儘管這一轟炸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韓戰的水平，儘管50多萬美軍投入了戰鬥，但勝利仍不能持久，1968年1月敵軍的春節攻勢令人痛苦地證明了這一點。因此，約翰遜總統決定，停止對北越的轟炸，並開始在巴黎舉行和談，這一和談後由他的繼任者尼克森總統繼續進行下去。

第二十七章

諸帝國的終止（下）

五、熱帶非洲

在非洲，殖民地革命甚至比在亞洲更引人注目。在亞洲，由於古老的本土文化和過去幾十年中一直在進行鼓動的當地政治組織，民族主義的勝利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而在非洲，民族主義運動則幼稚、弱小得多，此外，日本人對其他地區的侵佔也沒有震動和喚醒這塊大陸。但是，正如亞洲在戰後第一個10年中獲得解放一樣，非洲在戰後第二個10年中獲得解放。在這10年中，至少有31個非洲國家贏得了獨立；剩下的少數殖民地作為過去的不再時興的遺留物令人痛苦地顯得十分突出。非洲各地區的這種民族主義覺醒的過程因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當時的不同發展而遇然相異。因此，殖民地革命不應看作是非洲大陸上的革命，而應分別看作是在熱帶非洲、南非和北非的革命。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重大的民族主義運動才在熱帶非洲出現。它們改採取的形式取決於殖民國家所制定的政策和行政制度。在英屬西非，權力控制在總督手中，總督由倫敦任命，並由行政會議和一院制議會幫他出主意。行政會議完全由英國官員組成，但一院制議會還包括幾位非洲人。在這些殖民地中，非洲人的首領試圖把一院制議會改變成非洲人的議會，再把行政會議改變成對這種議會負責的非洲人的內閣。相反，在法國殖民地中，權力更大程度上由巴黎掌握，法離非洲人力圖加入宗主國的政黨，以便能影響首都的決定。

這些策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几乎沒產生什麼影響。只有少數受過西方教育的領導人是清醒的、積極的；人民大眾大多數麻木不仁。少數民族主義組織與其說是政黨不如說是辯論社團，他們將更多的精力用於中傷歐洲的行政官員而不是與自己的人民交往。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大改變了這種傳統的非洲模式。首先，在戰爭的幾年中，由於對非洲原料和糧食的迫切需求，非洲經濟開始大規模擴展。1939年至1953年，剛果的出口額增加了14倍，政府稅收增加了4倍。同一時期，北羅得西亞的出口額增加了9倍，政府稅收增加了20倍。在英屬西非，政府為可可、棕櫚油之類的基本產品設立了收購處。這些收購處打破了歐洲貿易公司對農民經濟的束縛；導致了戰後由地方控制的銷售局的建立。這些銷售局確保以穩定的價格收購農民的產品，同時還積累了大量的儲備物資，以用來資助地方經濟和社會事業。

由於這種普遍的經濟高漲，非洲在興建學校、鋪設道路、改善住房、衛生設備和醫療設施等方面有了迅速的發展。與此同時，非洲人在看到亞洲許多民族贏得獨立之後，自然要問為什麼他們還不應該掙脫殖民主義的枷鎖。這個問題隨着退役軍人的回國而變得十分尖鋭，這些退役軍人絶大多數在歐洲法國軍隊中和在緬甸和中東英國軍隊中服過投。所有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震動並喚醒了熱帶非洲，使它擺脫了傳統的麻木狀態。新的道路、新的學校和新的經濟機會意味着新的眼界、更大的能動性和更高的願望。一種與繼續存在的歐洲統治不相容的新氣候正以種種方式發展起來。

1948年，民族主義運動在黃金海岸首次爆發，在那裡，小農場主這時的收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但消費品卻供應不足且非常昂貴、他們懷疑歐洲商人在牟取暴利、因而組織了對歐洲商行的廣泛批制。隨後城市中發生了暴動，農村中發生了普遍的騷亂。這時，出現了一位能十分成功地利用這種不滿情緒的新領導人：克瓦米·恩克魯瑪—一他曾在美國和英國大學裡學習，在大學裡，他已轉向在殖民地學生中流行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並會見過非洲其他領導人，如肯尼亞的喬莫·肯雅塔。他要求立即獨立，並于1949年建立了真正以民眾為基礎的人民大會黨，從而迅速地使西非老民族主義者黯然失色。

在根據新憲法于1951年舉行的全國大選中，這個黨贏得了占壓倒多數的選票。大選那天，恩克魯瑪正在坐牢，因為他被指控犯有煽動暴亂罪，但英國總督認清形勢後，釋放了恩克魯瑪，並在行政機構中給他和他的同事們安排了主要職位。在以後幾年中，內閣變成了全由非洲人組成的內閣，並享有除國防和外交事務以外的一切權力。由於有了這種自治方面的見習，結果證明，要在不訴諸暴力或出現混亂的情況下過渡到完全獨立，是可能的。到1957年時，由於恩克魯瑪的倡議和英國人的政治家風度，黃金海岸成為英聯邦中獨立的加納國。

一旦對殖民地的控制在加納被打破，要使其不在別處被打破便是不可能的。尼日利亞事態的發展是最具決定性的，這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共有3500萬人。這個國家的三個地區——北部、西部和南部——在種族成分、文化傳統和經濟發展方面彼此間完全不同；這種差異導致了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嚴重衝突，這種衝突使尼日利亞遲至1960年才贏得獨立。其他的英屬西非殖民地如塞拉利昂和岡比亞分別于1961年和1963年贏得獨立，這兩個國家之所以獨立得很遲，主要是由於它們十分貧窮，而且面積又小。

英國人並沒有預見到他們的新殖民政策會這麼快地影響熱帶非洲其他地區。周圍的法屬殖民地首先受到了影響。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巴黎政府對北非的態度非常固執，而對撒哈拉以南非洲卻採取和解政策。1956年，他們頒佈了"組織法"，允許在法屬西非12個地區和馬達加斯加島建立代議制機構。兩年後，因阿爾及利亞危機（見本章第七節）而掌權的戴高樂新政權決定要避免在熱帶非洲出現類似的折磨。這一新政權同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地有權投票贊成完全獨立或者投票贊成在即將代替帝國的法蘭西"共同體"中作為獨立的共和國實行自治。最初，這一策略似乎是成功的；在隨即到來的公民表決中，除受工會領袖塞古·杜爾影響的幾內亞外，所有地區都投票贊成自治。然而，這一安排證明是短暫的。1959年，塞內加爾和法屬蘇丹要求作為馬裡聯邦在法蘭西共同體中完全獨立。當這一要求得到應許後，其他4個地區——象牙海岸、尼日爾、達荷美和上沃爾特——更進一竿，獲得了脫離法蘭西共同體的獨立。到1960年年底時，法屬西非和法屬赤道非洲的所有前殖民地都贏得了獨立，而且除一國外，所有的國家都已成為聯合國成員國。

與法屬西非和英屬西非順利過渡到獨立截然不同，比屬剛果經歷了一場痛苦的、代價高昂的鬥爭，捲入這場鬥爭的不僅有比利時和剛果各派，還有一些大國。比利時人嚴格的家長式統治是這一災難的一個根源。雖然比利時官員常常開明地採取促進經濟發展和技術訓練的措施，但他們卻不允許非洲人有政治訓練的機會，也不允許常住非洲的比利時人有這方面的機會。土著中受過教育的傑出人士為數極少且缺乏經驗，而部族間的結盟和競爭仍然很突出。這就是剛果對面的法屬殖民地獲得自治時剛果的形勢，法屬殖民地獲得自治激起了剛果人對歐洲統治的潛在敵意，使自詡有不止一個地區的追隨者的剛果唯一的領導人帕特裡斯·盧蒙巴嶄露頭角。由於他用激進的、全國性的方法來解決剛果獨立問題，他不僅在各地的泛非主義者中，而且在本國贏得了大量的追隨者。

1959年初，在民族主義暴動已震撼剛果之後，比利時人草率決定，他們可通過允許自由選舉和立即獨立來最有效地保護他們巨大的經濟利益。其結果無疑是發生衝突和混亂。盧蒙巴成為第一任總理，但他發現，他只有依靠比利時軍官和文官的幫助才能統治這個國家。一些土兵起來造反，反對比利時軍官，襲擊白人的事件在全國各地發生。同時，乘機報宿怨的部落之間也爆發了戰爭。最嚴重的是，由於當地非洲政治家和比利時礦業集團結成邪惡的聯盟，礦藏資源豐富的加丹加省實際上脫離了剛果。不斷擴大的混亂狀態迫使比利時政府重新進行考慮，將其軍隊派回要寨和飛機場。

當蘇聯在支持剛果人反對帝國主義恢復其統治的幌子下威脅要進行單方面干涉時，冷戰已降臨。面對非洲將出現朝鮮式形勢的前景，聯合國承擔了用主要由非洲人組成的國際部隊來維持剛果秩序的責任。經過數月的暴亂之後，秩序似乎有了一定的恢復，不過，盧蒙巴和聯合國秘書長達加·哈馬舍爾德卻為此犧牲了；盧蒙巴被加丹加分裂主艾分子暗殺，哈烏舍爾德在肩負調解使命訪問剛果時因飛機失事而罹難。

其時，在大陸另一邊的東非，由於氣候宜人的高原上有着白人移民，民族主義事業遭到了非常頑固的抵抗。在肯尼亞，由於白人移民佔據了大部分最好的耕地，非洲人和白人移民之間的衝突尤為劇烈。這導致了"茅茅"起義，"茅茅"是由吉庫尤部落成員組成的秘密的恐怖主義團體。白人移民在許多孤立的農場上被殺死，不過，許多拒絶參加起義的吉庫尤人也遭到了屠殺。在戰爭結束前，茅茅中有近7000人被殺死，83，000多人被監禁，更多的人被關在臨時收容所裡。這次起義雖致使雙方都犯了令人作嘔的暴行，但確迫使英國人承認，企圖在西非執行一種和解政策而在東非卻推行一種強硬政策是無用的。因此，他們釋放了吉庫尤人的傑出領袖喬莫·肯雅塔。肯雅塔曾在倫敦受過教育，著有研究吉庫尤人傳統生活的論著，因涉嫌同情茅茅起義而被捕入獄，儘管他的通敵罪實際上從未得到證實。這時，他被釋放了，並象恩克魯瑪一樣在大選中贏得了多數選票，于1963年獲准成為總理。同一年，肯尼亞在內羅畢為獲得渴望已久的自由而舉行的慶祝活動中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在鄰近的烏干達，由於以往不許白人占用土地，問題要簡單些，烏干達于1962年和平地獲得自由。坦噶尼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曾是德國的領地，1922年成為英國的託管地，它的兩個地區——盧旺達和烏隆迪則成為比利時的託管地。1962年，這三個地區都獲得了獨立，在這一轉變中，坦噶尼喀的朱利葉斯·K·尼雷爾起了關鍵的作用。

1953年，中非聯邦在坦噶尼喀的南面建立，它包括南羅得西亞、北羅得西亞和尼亞薩蘭。儘管聯邦成立則聲稱以"種族合作"為目的，但它卻危機重重，不断發生暴亂，其根本原因是30萬歐洲人在政治和經濟上統治着900多萬非洲人，這些歐洲人大多居住在南羅得西亞這一與南非共和國北部邊境接壤的自治區裡。民族主義運動在北羅得西亞和尼亞薩蘭取得了很大進展，1962年，這兩個地區都獲得了由非洲總理當政的自治。由於南羅得西亞不願跟着這樣做，拒絶給非洲人以投票權，聯邦已不可能存在下去，遂於1964年1月1日解散。這一年年底，北羅得西亞和尼亞薩蘭分別成為完全獨立的國家贊比亞和馬拉維。

於是，鬥爭的中心轉移到南羅得西亞即現在所稱的羅得西亞，在那裡，占多數的黑人要求有投票權。倫敦政府尋找一種旨在逐步給非洲人以選舉權的折中辦法。占少數的白人堅決反對，1965年，南羅得西亞在伊恩·史密斯總理領導下拒絶了英國人的統治，到1970年成為完全、正式獨立的國家。新成立的羅得西亞的憲法規定，23萬白人在議會中享有50個席位，而450萬非洲人只有16個席位。史密斯在解釋這一差異時說，60年前，非洲人是"穿獸皮四處遊蕩的野蠻人"，他們雖然取得了一些進步，但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熱帶非洲剩下的地區——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葡萄牙一直試圖阻止殖民地革命的浪潮，它散佈的陳詞濫調是：葡萄牙沒有殖民地——只有葡萄牙自己的海外諸省。里斯本得到了南非強有力的支持，因為南非這個國家為了阻止非洲民族主義的不斷傳播而對維持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現狀很感興趣。然而，這兩個殖民地都爆發了起義，在一些孤立的地區，零星戰鬥不断發生。游擊隊從國外獲得武器並得到訓練，因此，以安哥拉為例，在那裡，葡萄牙人發現，要維護他們的統治就須設置一支5萬人的守備隊。即便如此，里斯本政府仍于1970年3月承認，配備迫擊炮和自動武器的游擊隊已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進攻，使葡萄牙人蒙受"重大"傷亡。

六、南非

熱帶非洲與北非及南非之間的根本差別在於：前一個地區歐洲移民較少，後兩個地區則有着大批歐洲移民。這一差別解釋了1954年至1962年間使阿爾及利亞遭到破壞的殘酷的武裝鬥爭的原因，也解釋了70年代中徹底毀壞南非的緊張的地下衝突的原因。1909年，布爾戰爭（見第十八章第二節）之後，南非成為英聯邦中的一個自治領。半個多世紀以後，即1961年5月，南非脫離了英聯邦，成為獨立的共和國。這一脫離的主要原因是南非同英聯邦的新成員國加尼日利亞和印度在種族隔離問題上發生了衝突。
種族隔離包括兩項基本政策：不讓所有的非白種人分享任何政治生活；將非洲人趕進隔離區（班圖斯坦，即"班圖人"——非洲人通常被稱為班圖人——的保留地），有人籠統地推斷他們總有一天會在那裡組成獨立的國家。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1960年，在南非2000萬總人口中白人只有380萬，而控制南非政治並製造種族隔離的南非白人（布爾人）在身為少數的白人中僅占五分之二南非白人之所以能為所欲為，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安排對以南非白人占優勢的農村地區有利的人當議會代表，一方面是因為許多說英語的白人出於經濟原因而支持種族隔離。工黨在這一點上尤其如此，它擔心，如果給非白種人同等機會的話，他們會在就業方面與白人競爭。事實上，第一屆南非白人（民族主義者）政府之所以能于1924年執政，就因為有南非工黨的支持。

人們普遍認為，種族隔離不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不是一項可行的計劃。假如非洲人當初真被隔離在預先指定的班圖斯坦，南非的整個經濟是會崩潰的。除了200萬混血人和60萬印度人的勞動外，非洲人的勞動也是經營農業、商業、採礦業和其地工業所必不可少的。此外，班圖斯坦甚至不能養活三分之一的非洲人，政府也不願意花費大筆資金來增強班圖斯坦的接收能力。最重要的是，絶大多數非洲人都不願意作為孤立的"部落'被隔離。相反，他們是南非聯邦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他們要求在南非聯邦中得到他們應得的一份，他們的這一要求得到了非洲大陸其他地區不斷增長的非洲民族主義勢力的支持。

七、北非

北非殖民地革俞的進程不僅受到了歐洲大居留地繼續存在所帶來的影響，而且受到了非洲大陸其他地區所沒有的另外兩大因素的影響，這兩大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北非領土上進行的一些戰役和更為重要的、全北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高漲。
1940年至1943年間，英法美聯軍曾在北非沿海地帶和東北非與意德聯軍作戰。戰爭結束後，埃塞俄比亞重新成為獨立的國家，並得到了過去屬於意大利的厄立特里亞。而意屬索馬里蘭仍由意大利統治了10年，然後才與英屬索馬里蘭聯合起來組成獨立的索馬裡共和國。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亞直到1951年12月24日才擺脫英國的軍事統治，成為由伊德里斯.埃爾·賽努西國王領導的獨立國家；伊德里斯是曾帶頭反對意大利統治的賽努西穆斯林教團（見第二十一章第三節）的宗教領袖。准許利比亞自治這一點削弱了英、法帝國在北非其他地區的權力。由於利比亞是北非最不發達的地區，因此，它的獨立使英國對埃及和蘇丹的影響、法國對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的統治在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看來似乎特別不合時宜、令人難以忍受（至于埃及和蘇丹的民族主義鬥爭見本章第八節）。

在北非同在印度支那一樣，法國人為保住他們的領地進行了長期、頑強的鬥爭，一個主要原因是這個地區擁有相當多的法國移民——突尼斯有25萬，摩洛哥有40萬，阿爾及利亞有100萬。這些殖民者與在北非的法國強有力的經濟利益集團勾結在一起，拚命反對所有的自治建議，破壞了巴黎某些內閣會議在這方面提出的許多臨時動議。

突尼斯和摩洛哥具有保護領地的合法地位，法國聲稱它是代表這些保護領地的傳統統治者對它們進行管理。這兩個地區都受到了法國的獨裁統治——甚至居住那裡的歐洲人也得不到政治權利。這種外國統治刺激了民族解放運動：在突尼斯，由哈比卜·布爾吉巴領導的新憲政黨于1934年成立；在摩洛哥，得到穆罕默德·本·優素福蘇丹支持的摩洛哥獨立黨于1944年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突尼斯和摩洛哥不太費力地贏得了自由。法國人決心繼續保住阿爾及利亞，為了集中力量實現這一主要目標，他們不惜在其他地區受損失。因此，當突尼斯于1952年開始武裝抵抗時，法國人經過兩年游擊戰之後便同意它享有自治地位；在突尼斯作出這一讓步後，他們準備在摩洛哥作出同樣的讓步。他們准許曾因同情摩洛哥獨立黨而被放逐的穆罕默德蘇丹恢復其王位；穆罕默德隨即提出了完全獨立的要求，1956年3月2日，法國人勉強承認了這一要求。是月，突尼斯也成為完全獨立的國家，布爾吉巴成為這一新共和國的總統。

這時，法國人能集中精力處理關係重大的阿爾及利亞問題。從法律上說，阿爾及利亞不是法國的殖民地，而是法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在巴黎國民議會中有代表。實際上，在阿爾及利亞盛行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的雙重標準，因此，這個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由僅占1000萬總人口的十分之一的歐洲人統治。另一方面，這裡的殖民者同大陸另一端的南非白人一樣，並不認為自己僅僅是殖民者。阿爾及利亞是他們的家鄉，就象是當地阿爾及利亞人的家鄉一樣。他們的祖輩曾在這裡勞作並葬在這裡，他們決心保衛他們祖先的遺產。這意味着他們堅決反對向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作任何讓步。

反對法國統治的武裝起義于1954年秋爆發。法國人因4個月前剛被趕出印度支那，所以不想在這裡妥協。在仍在因印度支那的屈辱而感到痛苦的殖民者和軍官的熱情支待下，巴黎政府決心鎮壓這一起義。結果導致了一場耗盡人力物力的殘酷鬥爭，這場鬥爭一直拖延到1962年。在戰爭最激烈時，法國人不得不向阿爾及利亞派遣了50萬人，從而把分派在歐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的所有的師几乎全部調走，除此之外，這場戰爭還每年消耗了巴黎近10億美元。阿爾及利亞人在人力方面的損失更為慘重，有100萬人死亡，占其總人口的九分之一。另有100萬人被強行趕進了"重編"營地，法國人試圖以此來孤立反叛者，但沒有成功，此外還有30多萬人作為難民逃進了鄰近的摩洛哥和突尼斯。

除財政方面的耗費外，比較起來，法國人遭受的損失很小，但是，他們所付出的也比所預料的要大得多。法國土兵被迫參與了這類鎮壓性戰爭的獸行，受到了其代價無法估量的精神創傷；法國的牧師和許多知識分子都懷着內疚的心情公開反對這種"骯髒的戰爭"。而政府的反應是肆意抓人和不時地審查新聞界。實際上，法國人所付出的最沉重的代價是使他們的人身自由遭到不斷的侵害，最終導致了第四共和國本身的垮台。

1958年5月，為了用獨裁政體取代共和國，北非的一個"公安委員會"奪取了阿爾及利亞的政權，他們推測，獨裁政體會更成功地使整個帝國團結一致。士氣沮喪的國民議會向這一勢力低了頭，尤其是因為大多數軍隊還在阿爾及利亞。1958年6月，國民議會投票決定將全部權力交給戴高樂，由他按自己喜歡的方式統治法國6個月，並着手制定一部新憲法。在這一年結束之前，第四共和國已讓位給第五共和國，政權從立法機關決定性地轉移到行政主管部門——明確地說，轉移到總統手中。

戴高樂總統這時儘管遭到了曾使他掌權成為可能的殖民者和軍人的反對，但仍利用其無比的威望來結束阿爾及利亞的流血衝突。1962年3月，在法國公民投票贊成這一舉動之後，戴高樂同意停火，並同意舉行公民表決來決定阿爾及利亞的前途。一個"秘密軍事組織"立即在阿爾及利亞和法國發起恐怖運動，企圖推翻這一協議，但由於有人民大眾的支持，戴高樂堅持了他的行動方針，1962年7月3日，在阿爾及利亞人民以壓倒之勢投票贊成獨立之後，戴高樂宣佈阿爾及利亞獨立。這時，整個北非自1830年法國士兵在阿爾及利亞登陸以來第一次全部獲得了自由。准許阿爾及利亞獨立標志著曾擁有近400萬平方哩土地、包括4100多萬人口的法屬非洲帝國的結束。

八、中東

其時，阿拉伯的民族主義在中東同在北非一樣富有戰鬥性。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月中，英國人放棄了對埃及和伊拉克的控制，這兩個國家都加入了國聯。但阿拉伯的民族主義者遠沒有得到滿足，因為英國人對這些國家仍行使着控制權。他們保留了各種特權，包括在蘇伊士運河保留守備隊、在伊拉克保留3個空軍基地以及同埃及一起管理蘇丹的權力。法國人的頑固態度更令人憤慨，他們繼續將敘利亞和黎巴嫩作為託管地加以控制。最重要的是，由於20世紀30年代中大批猶太人遷入英國控制的巴勒斯坦託管地（見第二十一章第二節），阿拉伯的民族主義已被喚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富有政治意識的阿拉伯人或是保持中立，或是公開反對西方列強。一位阿拉伯學者在提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數年中的痛苦經歷時這樣說道："……在以民主主義的名義實行的壓迫和以法西斯主義的名義實行的壓迫之間，沒有什麼可選擇的。"許多阿拉伯領導人確信希特拉會獲勝，他們想站在勝利者一邊。這些因素說明了為什麼1941年5月伊拉克會爆發親軸心國的起義，為什麼埃及國王法魯克一世會不顧他的條約義務，只給英國人極勉強的援助。

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未能實現他們的抱負，但戰後新的勢力均衡卻為他們提供了極好的機會，他們立即利用了這一機會。戰前控制中東的英國和法國這時開始急劇地衰退。一個權力真空產生了，美國和蘇聯都想填補進去。阿拉伯人巧妙地利用英法的衰弱和美蘇的競爭，挑撥一方反對另一方，從而使他們能取得在幾年前會是十分荒謬的讓步。阿拉伯人還因他們對中東巨大的石油儲藏量的控制而使自己獲益匪淺，這種巨大的石油儲藏量在戰後頭幾年中對西方來說似乎尤其不可或缺。

1944年10月，阿拉伯人組成了阿拉伯國家聯盟，以協調它們的政策，充分擴大它們的勢力。阿拉伯聯盟在敘利亞和黎巴嫩首次獲得了反法國人的成功。1945年5月，法國一支遠征隊在貝魯特登陸，並着手轟炸大馬士革，企圖嚇倒當地的民族主義者；這種戰術早先在20世紀20年代很盛行，但此時卻沒有奏效。阿拉伯聯盟理事會立即舉行會議，並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所有法國軍隊部撤走。丘吉爾支持阿拉伯人。尤其是因為戰爭尚未結束；他不想同中東已被喚起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相對抗。在英國的壓力下，法國人撤走了他們的軍隊，1945年7月，同意結束他們對中東的統治。

戰後，在埃及，民族主義頜導人的目標是廢除或修改1936年的條約，這一條約是英國控制運河區和蘇丹的合法依據。1946年，雙方的直接談判未達成協議便終止了。第二年。埃及將它的問題提交給聯合國安理會，但又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1951年，埃及採取了直接行動，宣佈廢除1936年的條約。法魯克被宣佈為"埃及和蘇丹的國王"，自願軍發動游擊戰，進攻駐守運河區的英國部隊。結果證明，無論是宣佈法魯克為國王還是進行遊擊戰，都是無效的。由此產生的失望加上對巴勒斯坦戰爭中慘重失敗的普遍不滿，最終導致了1952年7月的軍事政變。穆罕默德·納吉布將軍奪取了政權，並迫使國王法魯克退位。

1953年8月12日，納吉布清除了埃、英之間閙摩擦的一大根源，因為他在這一天同英國締結了一個協定，根據該協定，蘇丹人有權對獨立、與埃及聯合或其他行動方針作出選擇。蘇丹人決定獨立，1956年，蘇丹加入了自由國家的行列。埃及人剩下的不滿——英國人繼續獃在蘇伊士運河區——一是由代替納吉布成為埃及新政權首腦的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消除的。1954年10月19日，在經過長期的談判之後，納賽爾同英國簽訂了一個協定，根據該協定，英國守備隊將按所規定的條件撤離運河區，那裡的英國設施將轉交給埃及。

阿拉伯民族主義在敘利亞和黎巴嫩、在埃及和蘇丹都獲得了成功，但在巴勒斯坦卻遭到了慘敗。希特拉控制下的歐洲大肆滅絶猶太人引起了要求向絶望的倖存者開放巴勒斯坦的巨大壓力。1945年8月，杜魯門總統提議，讓10萬猶太人進入這一託管地；1916年4月，一個英美調查委員會提出了贊成總統這一建議的報告。阿拉伯聯盟的反應是發出警告說，它將堅定不移地反對猶太人的流入，如果必要的話，它還準備使用武力制止這種流入。干是，聯合國派了一個實情調查委員會去巴勒斯坦，聯合國大會在收到該委員會的報告後，于1947年11月29日投票贊成將這一託管地劃分開來。第二年的5月14日，猶太人根據這一划分決議，宣佈建立猶太人的國家，稱為以色列；同一天，杜魯門總統承認了這個新國家。第二天，阿拉伯人實行了他們一再威脅要採取的行動，派軍隊越過以色列邊界。

戰爭的進程與人們所期望的相反。阿拉伯軍隊缺乏紀律、團結和有效的領導；以色列人差不多是背水一戰，因而完全具有這三種優點。他們不僅擊退了來自四面八方的阿拉伯人的進攻，而且因此，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進攻西奈半島，兩天後，英法進攻蘇伊士運河。

從一開始起，進攻計劃就被無可輓回地搞糟了。以色列人迅速通過了西奈半島上埃及人的防線，但英國人和法國人卻沒有作好充分準備，直到11月5日才開始真正登陸。埃及人的抵抗軟弱無力，一位英國上校說："這很象一次極好的演習。"但到這時，進攻已為時太晚。來自四面八方的批評和反對愈來愈猛烈。正如所預料的那樣，蘇聯就竭力進行反對，並發出事實上的最後通牒，要求英法停止進攻。美國事先沒得到進攻的消息，這時也激烈反對它的盟國，儘管未和蘇聯人採取一致步驟。聯合國以壓倒的多數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所有外國軍隊都"立即"撤出埃及。侵略國最初拒絶了這一要求，但最後，它們還是因國外不可抗拒的壓力和國內嚴重的意見分歧而不得不讓步。聯合國向西奈半島派遣了一支緊急部隊，以維持以埃之間的和平，到12月底時，英法聯軍的最後一支部隊乘船返回了本國。

蘇伊士危機的直接後果對西方來說是一次慘重的失敗，對納賽爾及其蘇聯支持者來說卻是一次徹底的勝利。美國同其歐洲盟國之間的關係遭到了嚴重的損害，儘管是暫時的。納賽爾的軍隊雖然被以色列人輕而易舉地擊潰，但他本人卻成為整個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因為他奪取並保住了蘇伊士運河。

從更長遠的觀點看，可以認為遠征蘇伊士是老牌帝國主義的最後立場。如果考慮到納賽爾援助阿爾及利亞反叛者、靠近蘇聯、進行持續不斷的反西方廣播宣傳運動和最後奪取蘇伊士運河這些所作所為的挑釁性，那麼，對英法採取那樣的行動也就不會感到奇怪了。以過去的觀點和慣例來判斷，遠征蘇伊土似乎完全是可解釋的、正當的行動，它的發起者就是這樣認為的。

然而，意味深長的是，這一遠征並沒有被20世紀中葉的世界承認為是情有可原的、正當的。相反，它遭到了亞洲和非洲國家的堅決反對。英國決定讓步的一個原因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提出了直截了當的警告：如果英國不讓步，它們將退出英聯邦。即使在英國和法國國內，也存在着嚴重的意見分歧。例如，英國絶大多數報紙就支持譴責這一遠征為"艾登的戰爭"的無數次集會和示威遊行。蘇伊士危機的意義在於，它象一道閃電，揭示了納賽爾和尼赫魯的世界與羅得斯和吉卜林的世界儘管僅相隔半個世紀，卻有着很大的不同。帝國主義的時代已讓位於殖民地革命的時代。

十、國際影響

25年內，几乎擁有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的63個國家贏得了獨立。如此空前規模的一場運動必然產生深遠的國際影響。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影響實質上是消極的——即殖民地的喪失並沒有毀滅殖民國家。在過去幾十年裡，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在宣傳說：資本主義歐洲的繁榮依賴于對其巨大的海外帝國的剝削，這些帝國的喪失會削弱資本主義。這一學說也為帝國主義者自己所堅信。1895年，塞西爾·羅得斯說：
為了將聯合王國的4000萬居民從殘酷的內戰中拯救出來，我們的殖民政治家必須獲得新的土地來安置這個國家過剩的人口，為工廠和礦山生產的產品提供新的市場。正如我始終所說的那樣，帝國就是一個涂黃油的麵包。如果你們想避免內戰，就必須成為帝國主義者。

今天，隨着英帝國几乎被完全放棄，英國正在享有前所未有的繁榮。人民大眾並不象羅得斯所預言的那樣正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起來造反，而是得到了這個福利國家的關心，這種關心的程度在19世紀是不可想象的。同樣，雖然荷蘭失去了印度尼西亞、比利時失去了剛果、法國失去了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但所有這些國家的生活水平均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高，西德這個不再有殖民戰爭須資助的國家也絶非偶然地成為經濟上進步最快的國家。相反，葡萄牙因拒不放棄其殖民地，所以一直處在其特有的貧困之中。因此，可以斷定，發達國家的繁榮並不依賴于對海外不發達地區的征服——事實上，一切正相反。這一後朝帝國主義時代的一個迫切問題是如何利用發達世界的人力物力資源來完全改變富國愈來愈富、窮國愈來愈窮的趨勢。

雖然殖民地革命未對帝國主義國家的繁榮產生不利影響，但它無疑影響了這些國家的帝國組織體系。在憲法上作些改動顯然是沒有什麼實際意義的宣傳手段。安哥拉爆發革命後，葡萄牙急急忙忙地准許所有非洲人都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做法就是如此。戴高樂的做法則屬於另一種類型：他向法屬殖民地提議，給它們選擇完全獨立或在法蘭西"共同體"內實行自治的權利。如前所述，這些殖民地最終都選擇了獨立。因此，仍留在法蘭西帝國勢力範圍之內的只是少數極小的前哨基地，如馬提尼克島、瓜德羅普島、留尼汪島、圭亞那和法屬索馬里蘭。另一方面，巴黎同前殖民地的聯繫並沒有完全斷絶；過去的交往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新獨立的國家在教育、商業、金融和技術等領域仍在指望法國提供指導與援助。

戰前帝國最重要的遺留物是英聯邦，即從前的英帝國和英聯邦的後繼者，到1970年時，它由29個獨立的成員國和27個附屬國組成。這些附屬國多半是面積很小、無法獨自生存的保護領地。1926年的《貝爾宮宣言》對聯合王國與戰前自治領（見第十八章第四節）之間的關係下了如下權威性的定義："英帝國內部的各自治社區，地位平等，它們在其內政或外交事務的任何方面都決不使一個社區從屬於另一社區，不過，共同效忠英王這一點使它們合成一體，它們是作為英聯邦的成員自由地聯合在一起的。"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條例》給了聯合王國的這一定義以法律效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聯邦因許多已贏得獨立的前亞非殖民地的加入而得到擴大。這些國家的加入引起了有關英聯邦前途的新的基本問題。以往，英聯邦的成員國一向僅限于那些主要由原籍聯合王國的人拓居的國家，這些人同"母國"有着牢固的、天然的聯繫，而新的戍員國則是亞非國家，它們有着敵視英國統治的政治傳統。經受了兩次世界大戰嚴峻考驗的英聯邦中的這種微妙關係能使這些不同的成員國團結在一起嗎？或者，英聯邦會象法蘭西共同體那樣迅速地解散嗎？結果是：英國人體面地、迅速地放棄了帝國權力，這種頗有先見之明的做法贏得了令人愉快的讚頌。確實，似乎十分有悻常理的是，兩個離開英聯邦的國家都是前自治領——愛爾蘭和南非。

今天的英聯邦可以定義為由完全獨立的國家組成的自由聯盟，這些國家有着廣泛的共同利益，這種共同利益一定程度上源於如下事實：每個國家都曾經與英帝國聯繫在一起。英聯邦中的一些國家是共和國，另一些則是效忠於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君主國。但所有國家都無例外地承認女王是英聯邦象徵性的首腦。使英聯邦團結一致的這種聯繫一半是無形的、一半是有形的：無形的聯繫包括共向的遺產、共同使用的英語以及政治、法律、司法和教育方面的共同傳統；有形的聯繫包括提供關稅優惠的貿易協定網和通過許多常設委員會和總理們的定期會議就外交事務不斷進行的意見交換。所有討論都基于自願合作的原則，尼赫魯將這一原則形各為"環繞着英聯邦的絲一般的聯繫。"

殖民地革命不僅導致了舊的帝國組織的改組，而且導致了前殖民地國家新的國際聯盟的形成。這些新國家相信，如果它們同心協力，就能更有效地對付共同的問題，隨意地施加影響；為此，它們舉行了幾次會議。

第一次會議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舉行，參加會議的是代表世界近一半人口的29個亞非國家．這些國家包括新解放的殖民地國家如利比亞和錫蘭，不完全自治的殖民地國家如黃金海岸和蘇丹、共產黨國家如中國和北約組織成員國如土耳其。由於這次會議規模很大、有各種不同的國家參加，因此，几乎沒有可能就具體問題達成協議。但是，代表們對某些基本問題麥達了一致的意見，例如，他們一致譴責殖民主義和種族歧視，主張全面裁軍和經濟合作，對冷戰普遍地抱著認為"兩家都該死"的態度。

非洲的與萬隆會議極為相似的會議是1963年5月由所有非洲國家參加的亞的斯亞貝巴會議。在這次會議召開前，所謂的卡薩布蘭卡集團（加納、幾內亞、馬裡、摩洛哥、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和阿拉伯聯盟共和國）與蒙羅維亞集團（包括尼日利亞和大多數前法屬殖民地）之間正在閙分裂；前者往往更好戰、更積極地保持中立，後者通常較溫和。這種危險的分裂在亞的斯亞貝巴會議上被消除了。大多數代表要求建立某種持久的、大陸範圍的組織，不過也有些代表寧願有一個強有力的集權制組織；還有一些代表要求建立不同程度的鬆散的自治共同體。最後，大會宣佈成立非洲統一組織，下設秘書長、秘書處並規定定期召開國家首腦會議。這個組織採納的憲章以所有成員國主權平等、和平解決爭端、支持所有剩餘的非洲殖民地的解放和在冷戰中不結盟的原則為基礎。

雖然自萬隆會議以後召開了好幾次第三世界會議，但它們都沒有象所預期的那樣有效。一個原因是許多傑出的領導人消失了，他們的消失或者是由於去世（如尼赫魯），或者是由於政治上的垮台（如蘇加諾和恩克魯瑪）。另一方面，亞非國家在聯合國中憑藉其數量上的優勢大大地增加了它們的影響。聯合國剛成立時，在51個成員國中亞非國家僅占13個，到1970年時，在124個成員國中它們已占70個——絶對多數。這一大批新成員國從根本上改變了聯合國中的均勢。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61年，原先由斯堪的納維亞人擔任的聯合國秘書長職務已由緬甸人吳丹擔任。與此同時，一位印度人代替美國人成為吳丹的行政秘書，兩名非洲人成為副秘書。

由於表決力量中的這一變化，于1969年12月結束的第24屆聯合國大會已被稱為"小國會議"。各種決議儘管遭到一兩個核超級大國——蘇聯和美國的反對，但還是被通過了。這些決議中有些要求立即暫停大國間的核武器競賽，有些要求成立一個國際組織來開發海底資源，有些要求取締所有的化學武器和細菌武器，包括美國在越南戰場上使用的催淚毒氣和脫葉劑。當然，小國的這種表決力量並沒有改變國際政治生活中的嚴酷現實。1964年初，美國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在下面這段話中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現在，能組成聯合國大會三分之二的多數的國家僅擁有世界總人口的10%，也就是說，他們總共只捐助攤派預算的5%。……聯合國如果沒有那些問它提供資源並有能力採取行動的會員國的支贊，根本無法採取重大行動"。確實，小國越將他們的觀點強加給聯合國大會，大國越趨向于獨自在外界作出真正重大的決定。正如一位不再抱幻想的代表在1969年底所說的那樣；"小國管理着東河岸邊的美麗建築物，兩個大國管理着世界其餘地方。"

第二十八章

兩極分化的結束

我們沒有永久的盟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我們的利益才是永久的。

帕默斯頓勛爵

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就在歐洲諸殖民帝國土崩瓦解時，歐洲大陸正在恢復經濟上的繁榮和政治上的獨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遭受的損失與接踵而來的冷戰的壓力一起迫使西歐依靠美國，東歐依賴蘇聯。幾十年前還統治全球的歐洲大陸的前途這時似乎是暗淡的、危險的。但是，20世紀50年代時，東歐和西歐各國卻驚人地東山再起。這一復興同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和自信一起導致了一種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美蘇短暫的首要地位讓位於一種新的多元化社會。這實質上意味着全球地方主義的恢復——至少從政治上來看是如此——這種全球地方主義是1500年以前的數千年中世界事務的特點。

一、美蘇全球霸權

1947年，丘吉爾問道："現在的歐洲是什麼呢？它是一堆瓦礫，是一個藏骸所，是瘟疫和仇恨的發源地。"這是對包括西歐和東歐在內的整個歐洲大陸的生動描繪。西歐和東歐都被第二次世界大戰弄得荒蕪不堪、民窮財盡。這兩個地區在戰後都不得不向兩個新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尋求支持。在軍事方面，西歐依靠美國組織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東歐則依靠蘇聯組織的華沙條約組織。在經濟方面，西歐依賴于由美國提供資金的馬歇爾計劃，而東歐則依賴于經濟互助委員會，從理論上說，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輸送蘇聯援助的物資，但實際情況正相反。
這種形勢與人們所熟悉的19世紀和20世紀初占優勢的歐洲全球霸權的格局驚人地相反。19世紀和20世紀初時，全世界的人已習慣于整塊整塊的大陸為歐洲列強所瓜分，並開始認為這几乎就是事物正常秩序的一部分。但這時，發生的情況卻恰恰相反：歐洲本身正在被外來的兩個大國劃分成兩大勢力範圍；同時，歐洲的殖民地不管帝國的首都同意與否，全都在擺脫歐洲的控制。因此，在戰後頭幾年中出現歐洲死亡的訃告並不令人奇怪。歐洲這時與希臘化時代的希臘相似，那些標題為《歐洲的末日審判》、《歐洲的政治崩潰》和《歐洲時代的消失》的論文都認為歐洲已滅亡。正如德國歷史學家奧斯瓦爾德·施本格勒在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創傷之後寫下了《西方的衰落》一樣，德國社會學家阿爾弗雷德·韋伯在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更大的創傷之後寫下《別了，歐洲歷史》。

二、冷戰的緩和

人們雖然不願承認華盛頓和莫斯科的首要地位，但最終還是勉強地承認了，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面對冷戰造成的壓力和緊張局勢，人們需要華盛頓和莫斯科的支持。但是，冷戰在愈演愈烈地進行數年之後（見第二十六章第七節），到1953年開始減弱。一個原因是在晚年變得越來越多疑和強硬的史達林于1953年4月去世了。他的較年輕的繼承者準備緩和國外的冷戰和國內的獨裁統治。與此同時，在美國，新的艾森豪威爾政府正在取代杜魯門政府。這也有助于國際形勢的"緩和"，因為艾森豪威爾能在朝鮮締結和約，而杜魯門則會由於國內的政治原因而認為這樣做是極為困難的。因此，1953年7月，韓戰宣告結束，從而消除了國際緊張局勢中最大的一個根源。
第二個月，蘇聯政府宣佈，它也掌握了氫彈的秘密。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由於蘇聯掌握氫彈這一事實有力地說明了戰爭已不再成為解決國際爭端的可能方法，結果反而加強了和解運動。眾所周知，美國在比基尼島上引爆的那顆氫彈相當於1500萬噸梯恩梯炸葯。它比投在廣島上的那顆原子彈的威力還要大750倍，而那顆原子彈已炸死了78000人。1955年3月1日，丘吉爾在對眾議院的一次演講中指出，新式武器除改變戰爭外，還改變了國際關係。它不僅威脅着象英國這樣的小國的生存，而且威脅着美國和蘇聯這樣的超級大國的生存。丘吉爾斷言："通過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過程，我們完全有可能達到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安全成為恐怖的健壯的孩子。"

新的國際氣氛的一個引人注目的表現是1955年7月艾森豪威爾總統、布爾加寧部長會議主席、艾登首相和富爾總理在日內瓦舉行了"最高級"會議。這是自10年前波茨坦會議以來舉行的第一次"四巨頭"會議。雖然會議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的決議，但氣氛是熱烈誠摯的。僅美蘇領導人能會面併進行友好的討論這一事實便是前幾年關係凍結之後的一大進展。

軍事上的僵持局面與冷戰的緩和一起立即對全世界產生了影響。人們越來越確信世界大戰不大可能爆發；這一點緩和了國際緊張局勢，也緩和了各敵對集團的強硬態度。西歐各國不再十分擔心有蘇聯入侵的危險，因而也不再認為須如此依賴于華盛頓，而是更樂於制訂並實施它們自己的政策。東歐在較小的程度上也是如此，這多少說明了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發生騷亂的原因。甚至在殖民地世界中也存在着這種影響。英法遠征蘇伊士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他們比納賽爾軟弱，而是因為他們不敢在一個有可能爆發氫彈戰爭的時代裡冒點燃國際戰火的危險。同樣，由於這一原因，西方列強沒能援助匈牙利的革命者，蘇聯人沒能對波蘭的民族主義共產黨人採取軍事行動。

大國受束縛的最明顯的例子可在1962年的古巴危機中見到，這次危機的突然發生是因為美國通過空中偵察發現蘇聯正在古巴建造導彈基地，而且美國大部分地區不久就會在其射程之內。1962年10月22日，甘迺迪總統在一次引人注目的廣播講話中宣佈，美國將採取斷然措施來消除對美國的這一威脅，但是不會使赫魯曉夫過于難堪，惹得他作出危險的反應。甘迺迪宣佈實行"封鎖"，禁止艦船將進攻性武器運往古巴，並要求蘇聯撤走戰略性導彈。但是，他沒有要求取消卡斯特羅政權，也沒有要求拆除古巴的防預性導彈。當開往古巴的蘇聯船隻改變航線時，當美國確信蘇聯油船未帶進攻性武器而允許它繼續前進時，很明顯，這兩個國家都不想打仗。最後，10月28日，赫魯曉夫宣佈，他已下令將蘇聯導彈撤出古巴，並在聯合國觀察下拆除蘇聯設在古巴的所有基地，作為美國結束封鎖並保證不入侵古巴的回報。

古巴危機再次表明，兩個核大國都不敢採取以戰爭作為推進國策的工具的傳統做法。雖然對抗和平地結束了，但這是很僥倖的事——非常僥倖，因此，它捉使雙方為緩和世界緊張局勢而重新作出努力。1963年8月5日，美國、英國和蘇聯簽署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這一條約得到了大多數國家的歡迎，它們也都簽署了這一條約，只有當時正在向美蘇首要地位挑戰的兩個大國——法國和中國拒絶簽署。

1967年2月，拉丁美洲14個國家簽署了禁止製造、使用或擁有核武器的條約。同一年，98個國家簽署了禁止向環繞地球的軌道發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禁止在月球或其他天體上安置這類武器、禁止任何國家將這些天體占為己有的條約。1968年初夏，包括美國和蘇聯在內的許多國家簽署了防止核擴散條約，該條約規定，簽約的核國家不得向非核國家提供核武器，禁止簽約的非核國家製造核武器。這一條約于1970年3月5日開始生效，到這時已有47個國家簽署。這些條約都有助于極大地緩和冷戰所造成的國際緊張局勢。

三、西歐的獨立自主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期間，西歐國家已無需美國提供經濟援助，因而在政治問題的處理方面獲得了更大的機動性。顯著增長的生產率、全面的繁榮和共同市場的建立使經濟獨立成為可能，使西歐具有能與美國相比的經濟實力。
在歐洲歷史的長河中，共同市場的根源可追溯到很久以前。從中古時代起，哲學家和政治家就提出了統一西歐的種種方案。但實際上人們什麼也沒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創傷使人們對基于完全主權國家的國際秩序產生懷疑時。20世紀20年代後期，法國和德國的外交部長考慮了建立歐洲合眾國的計劃。但是，大蕭條的來臨、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的侵略結束了歐洲一體化的任何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其對人力物力資源的空前破壞再次使人們充分注意到有必要找到某種方法來擺脫國際混亂局面。1950年5月9日，問題有了突破性進展，當時，法國外交部長羅伯特·舒曼提出以煤鋼聯營作為發展歐洲一體化的小規模試驗廠。這一建議旨在將為法國、德國、比利時和盧森堡這四個國家所分割的萊茵河流域的煤鐵資源合併起來，做到使戰爭象舒曼所說的那樣"不僅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從而減輕法國對工業復興的西德的擔憂。

舒曼的建議立即得到了熱烈的響應。1951年4月18日，《歐洲煤鋼聯營條約》被簽訂，根據這一條約而成立的組織就稱為"歐洲煤鋼聯營"（ECSC），它于1952年正式成立。最早成員國有6個：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這些成員國給了歐洲煤鋼聯營以決定價格、確定進出口稅和分配原料的全部權力。它們還成立了一個管理機構——高級委員會，其總部設在盧森堡市。重大的政策性決議由經成員國議會選舉產生的歐洲煤鋼聯營聯合大會作出；各成員國之間的爭端則由聯營機構自己的法院解決。歐洲煤鋼聯營在短期內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它不僅去掉了聯營成員國中煤、鋼產品的所有關稅，而且消除了各種限制，如定額、進出口許可證、差別性運價或價格級差等。到1954年年中時，運過聯營成員國邊界的煤和鋼比歐洲煤鋼聯營出現以前大約多40%。

但這僅僅是西歐一體化的開端。下一步的行動是，1957年3月25日，6個成員國又簽訂了兩項條約，建立了歐洲原子能聯營（Euratom）和歐洲經濟共同體（EEC）即共同市場。歐洲原子能聯營的目的是為了消除將來同核大國之間的能源差距而做好必要的準備。它包括共同進行原子能研究、自由交換原子能情報和建立一個共同市場進行原子能裝備及物資的貿易等。歐洲原子能聯營與美國的原子能委員會相似，所不同的僅在於它只關心將原子力量用於和平目的。共同市場的建立更為重要，園為它的目的是將歐洲煤鋼聯營的工作擴大到所有產品和所有部門，在規定的時期內減少所有的內部關稅，到1969年12月31日時，取消所有這些關稅，使6個成員國組成一個巨大的自由貿易區。

這時，歐洲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發展，這一方面是由於這種一體化，一方面是由於其他方面的發展，如引進美國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術。1950年至1964年間，西德、意大利和法國的國民總產值增長率分別為7.1%、5.6%和4.9%，而美國的國民總產值增長率只有3．5%。西歐經濟力量不斷增長的另一跡象是：1948年至1962年間，美國在自由世界的黃金中所占的份額已從71％下降到40％，而西歐所占的份額則從15％上升到44%。

與西歐和美國之間經濟關係的變化相似的是政治關係的相應變化。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尤其如此，戴高樂在各個領域裡都推行其獨立自主的政策。這一點在1963年他不批准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申請時得到了清楚的證明。起初，英國拒絶加入共同市場，一方面是因為如果它加入，就意味着放棄它與英聯邦的優惠貿易協議，一方面是因為它歷來不願意與歐洲大陸牽連在一起。丘吉爾曾對眾議院這樣說："我們和它們意見相同，但不屬於它們。"因此，1960年，英國組織了更具限制性的歐洲自由貿易聯盟（英國、瑞典、挪威、丹麥、奧地利、瑞士和葡萄牙），稱為"外七國"，以區別于"內六國"。這一聯盟規定，逐步取消內部關稅，但和共同市場不一樣，它沒有規定超國家的控制手段和協調手段，也沒要求對外部世界設立一種共同的關稅。"外七國"並未有效地起作用，這反映在英國較低的經濟增長率中。1962年，英國開始進行談判，要求加入"內六國"，但有關英聯邦經濟關係的問題引起了麻煩。另外，還有政治上的難題，戴高樂在1963年1月不批准英國的申請時闡明了這一點。他解釋說，如果讓英國及其"外七國"夥伴加入，就意味着最終會出現"一個依賴美國並由美國領導的龐大的大西洋共同體。"這是不能接受的；他想要的是一個由他扮演領導角色的"嚴格的歐洲組織"。

戴高樂的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戰略和核武器的獨立自主方針同樣具有決定性。美國的決策者們希望北約組織的軍隊裝備常規武器，而美國仍準備在必要時用其強大的核突擊部隊進行干涉。戴高樂拒絶了這一戰略，因為它使決定性力量掌握在外國人手中，而且只有華盛頓才能決定什麼時候使用這種力量。因此，他着手發展法國自己的核武器和空中突擊部隊，以便及時得到核潛艇和氫彈的支持，戴高樂認為核潛艇和氫彈是他執行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所必不可少的力量基礎。例如，1962年12月，他拒絶了麥克米倫首相和甘迺迪總統簽訂的有關建立一支配備帶英國彈頭的美國北極星導彈的北約組織核力量的協定。對戴高樂來說，這有點象在受他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勢力的支配，他討厭受這種支配，尤其是因為他同羅斯福和丘吉爾戰時的那種不幸關係。同樣，戴高樂拒絶遵守1963年7月美國、英國和蘇聯在莫斯科簽訂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該條約禁止進一步在水下、大氣層和外層空間進行核爆炸，這一點是法國不能接受的，因為它會妨礙法國核力量的進一步發展。

更引人注目的是戴高樂的不受約束的外交活動。1964年1月27日，他不顧華盛頓的一再抗議，在外交上完全承認了共產黨中國。三天後，他解釋說，他只是在"承認世界的現狀"。他又說："在這塊（亞洲）大陸上，不能想象會出現不牽涉到它（中國）的和平或戰爭；難以讓人相信，沒有中國的參加，也能締結一個關於東南亞國家的中立協定，而我們法國人對締結這樣一個協定特別關心。"因此，這位將軍也在東南亞發起挑戰，而美國當時正在那裡用金錢、武器和軍事代表團支持越南當局鎮壓越共的共產主義反叛者。戴高樂確信，美國的這些努力注定要失敗，美國人將被趕出去，正如法國人10年前被趕走一樣。因而，他極力主張整個地區中立化，因為這將"驅除各種形式的外國干涉"。

這就是戴高樂對美國政策和美國領導地位的挑戰。而且，這是一種全球範圍的挑戰，他派遣法國外交代表團和貿易代表團去拉丁美洲以及他自己訪問墨西哥（1964年3月）的做法就證明了這一點；在訪問墨西哥時，他着重強調了拉美各民族的共同傳統和大國集團的"獨立'。1969年，蓬皮杜接替戴高樂出任總統，他雖然沒有戴高樂那麼好鬥，但也很有主見。這一點在1970年初表現得很清楚，當時，他在美國向以色列提供鬼怪式噴氣式飛機之際同意將幻影式戰斗機出售給利比亞。

四、東歐贏得自治

在西歐不依賴美國而獨立的同時，東歐正從蘇聯獲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東歐之所以能有這種變化，也是由於美蘇的軍事僵局和冷戰的緩和。對東歐來說，另一重要因素是蘇聯領導人的變動。史達林的去世不僅在蘇聯國內事務方面，而區在蘇聯與其東歐衛星國的關係上，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新的、穩定的領導層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才在莫斯科出現的。最初，統治這個國家的是一個非正式的五人執政團——代表官僚機構的格奧爾基·馬林科夫、代表老牌史達林主義者的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代表軍界的布爾加寧元帥、代表秘密警察的拉夫連季·貝利亞和代表黨的機構的不太出名的尼基塔·赫魯曉夫。三個月中，這個執政團因貝利亞的下台而少了一人。貝利亞下台前是秘密警察的首腦，因此他成為這個國家最令人憎恨、最令人畏懼的人，尤其是在史達林于獨裁統治後期過分猜疑的幾年中。這時，他的同僚首先剝奪了他的權力，然後於1953年12月將他處決。事實證明，這是蘇聯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雖然蘇聯的普通老百姓仍遠遠享受不到充分的個人自由，但對深夜敲門和隨即而來的槍決或流放到苦役拘禁地的擔心已越來越小。蘇聯領導人也比較安心了。從此以後，他們若在經常性的政府改組和清黨運動中失去權力，已無須付出他們的性命，而是在被降職或發配到鄉下以後屈居于默默無聞的地位。

在剩下的四位中執掌領導權的馬林科夫將史達林的發展軍備和重工業生產的重點轉移到為長期受到忽視的人民大眾提供更多的消費品方面。他通過放寬政府對集體農莊的控制、減少上交定額和增加農產品灼報酬來鼓勵農民。在對外事務方面；馬林科夫准許衛星國享有更多的自治權，甚至還對西方列強作出願意友好的表示。他在向最高蘇維埃發表的就職演說中宣佈："沒有一個有爭議的、未決的問題是不能通過和平手段來加以解決的。……這就是我們對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的態度。"

這一對內對外的緩和計劃根本不能為好戰、正統的史達林主義者所接受。他們聯合各種力量，設法使馬林科夫于1955年2月下台。在經歷接踵而來的權力鬥爭之後，軍方最初居于支配地位。布爾加寧元帥成為部長會議主席，柏林的征服者、曾被史達林解職的末可夫元帥出任國防部長。工作的重點重新回到了發展軍備和重工業上，1955年5月中旬，各衛星國首次被聚合在一起與蘇聯結成正式的軍事聯盟。該聯盟稱為華沙條約組織，它實質上是蘇聯及其衛星國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尤其是對當時正在重整軍備的西德作出的反應。"

占優勢的蘇聯軍方不久就讓位於逐漸獲得政權的傑出政治家赫魯曉夫。他利用他在共產黨隊伍中的權力基礎，排擠掉了他的一個又一個同事。到1958年3月時，他已接替布爾加寧出任部長會議主席，這樣，他不但成為黨的領袖，而且成為政府的首腦。這標志著"集體領導"這一過渡時期的結束；赫魯曉夫這時成為史達林的無可爭議的接班人。

早在兩年前，即1956年2月25日，赫魯曉夫就已投過一顆震動整個共產黨世界的炸彈。他在對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講話中，嚴厲指責已故史達林的極度自負和惡劣透頂的背信行為及恐怖行徑。據說，他當時不時流淚，將這位前獨裁者描述為"有着病態疑心、極不信任他人的傢伙"，認為他應對官方屠殺"數千名城實、無辜的共產黨人"的做法負責。在發表這篇驚人的長達4小時的抨擊演說的過程中，赫魯曉夫還攻擊史達林篡改和歪曲正式的共產黨歷史，甚至批評他的戰爭行為，指控這種行為導致慘重的失敗，使死亡人數高得駭人。

感情奔放的赫魯曉夫也許是被他自己的雄辯和長期受壓抑的感情沖昏了頭腦，泄露了比他打算說的還要多的東西。無疑，其影響比他所期望或預料的更強烈、更深遠。史達林的遺體從紅場上列寧墓旁的陵墓中被挖了出來；他的塑像被砸碎；他的名字從蘇聯和東歐數千個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和街道中被抹掉。新的意識形態領域的"解凍"使藝術家和作家能享有更多的批評蘇聯社會的自由。以往一向被史達林的親信牢牢控制着的外國共產黨經歷了一種逐漸削弱其意識形態和組織紀律的痛苦的反省。"自由的"、具有民族主義精神的共產黨領導人這時開始堅持自己的權利、反對過去親克里姆林宮的黨魁。赫魯曉夫的這顆炸彈的"影響"就是如此，這種影響同軍事僵局和冷戰緩解的催化作用一起，改變了蘇聯與其衛星國之間的關係。

大約早10年時，南斯拉夫爆發了東歐第一個反蘇運動。根本的問題是，已成為各國首腦的共產黨領導人是否還應繼續服從克里姆林宮的紀律。甚至在戰爭年代裡，鐵托已堅決主張各國政黨要獨立，並按照這一主張行事。戰後，他繼續這樣做，並能不受懲罰，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南斯拉夫與西方海軍強國接近。更重要的是，鐵托和東歐大多數共產黨領袖不同，他一直獃在自己的國家裡，並建立了一支強有力的抵抗軍；由於有了這支軍隊，他在戰後幾年中成功地反抗了史達林。例如，他認為蘇聯人不支持他對的裡雅斯特的強烈要求，並把這種不支持歸因于蘇聯人希望加強意大利共產黨的力量。鐵托宣佈："據說這是一場正義的戰爭，我們也一直這樣認為。但是，我們現在要尋求一個公正的結局。我們要求每個人都不受別人干涉。我們不想因別人而遭受痛苦，我們不願被當作國際交易中的賄賂。"

莫斯科對這種有關共產黨和共產黨國家的獨立的異端觀點立即作出了反應。"告訴鐵托同志"，蘇聯大使警告說，"如果他再允許對蘇聯進行這樣的攻擊，我們將不得不在報上提出公開批評進行回擊，而且不承認他。"這位持異端者拒不改變自己的主張。相反，他又犯了更多的罪。他批評了在南斯拉夫的蘇聯軍官和官員的行為。他還試圖建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聯盟，不過，由於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亞人退出，這一聯盟未能成立。當鐵托發現自己正受到暗中監視時，他便讓手下的特工人員盯住在南斯拉夫的蘇聯外交官和技術人員。最後，1948年6月，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憤怒地宣佈，將南斯拉夫共產黨開除出情報局。但是，由於鐵托在國內有牢固的地位，又從西方國家得到巨大的經濟、軍事援助，所以他沒有屈服。1949年底，東歐流行着一句俗話："馬克思是上帝，列寧是耶穌，史達林是聖保羅，鐵托是第一個新教徒。"

這種新的異端邪說雖漸漸地傳播開來，但仍須處于地下狀態，因為蘇聯在東歐其他國家有着很大的權勢。而"鐵托主義"——馬克思主義詞典中的一個新詞——仍限于局部地區，正等待着有機會衝出來。1956年，它的確衝了出來，因為那年出現的各種情況的結合對它很有利。最猛烈的劇變發生在兩個有着悠久的反蘇傳統的國家——波蘭和匈牙利。在赫魯曉夫2月講話的鼓舞下，這兩個國家中出現了文人學士的討論小組；接着，知識分子與口才較好的城市工人建立了聯繫。1956年春、夏兩季，匈牙利和波蘭的事件經歷了相似的進程。但到秋天時，它們開始大不相同：匈牙利事件以武裝起義和鎮壓告終，波蘭事件的結果則是贏得了一定程度的個人自由和國家的獨立自主。

波蘭最傑出的"民族"共產黨人弗拉迪斯拉夫·哥穆爾卡曾于1948年因鐵托主義罪而被清除出黨，到1956年春，又恢復了職務。他的思想不久就開始在共產黨的中間階層中得到傳播。波茲南（前普魯土城市波森）的工人起義反映了波蘭史達林主義者的影響在不斷減弱。波蘭的史達林主義者被一個個地從黨內主要位子上撤了下來，最後，這種危機落到了波蘭出生的蘇軍元帥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頭上，羅科索夫斯基當時還是波蘭的國防部長和波蘭政治局的成員。赫魯曉夫以前所未有的舉動支持羅科索夫斯基，于1956年10月19日同蘇聯政治局內除兩人外的全部成員一起匆匆趕到了華沙，與此同時，蘇聯紅軍也調動軍隊進行威脅。但最後，正是赫魯曉夫作出了讓步，同意罷免羅科索夫斯基，同意哥穆爾卡于10月21日當選為波蘭共產黨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之所以願意遭受這一嚴重挫折，是因為他確信，哥穆爾卡是一位有主見但卻忠實的共產黨人，他決不會轉而投靠西方。事實證明，這種看法是正確的，在以後幾年中，雙方發展了一種互相滿意的關係，波蘭雖然越來越不依賴克里姆林宮而獨立，但的確仍是共產黨國家，仍是華沙條約組織可靠的支持者。

在匈牙利，形勢更加複雜。黨的領袖馬加什·拉科西是一位猶太人，這使這一有反猶傳統的國家中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他還是一位老牌的史達林主義者，曾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內在匈牙利監獄裡獃了16年，因而這時不願與"民族主義的"匈牙利共產黨人分享權力。於是，同在波蘭一樣，上層的變革受到了阻礙。相反，下層爆發了革命，由於這一革命無法預測，因此，赫魯曉夫向匈牙利派遣了蘇聯紅軍。

1956年10月23日，布達佩斯開始出現騷動，當時，一大群示威者在波蘭事件的激勵下，要求拉科西辭職，讓位給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共產黨人伊姆雷·納吉。秘密警察的反應是向示威者開火，從而使抗議示威轉變成一場公開的革命，這場革命使納吉一下子當上了總理，並使他作出了種種許諾、採取了種種行動。而這些許諾和行動都是蘇聯人所無法容忍的。為了撫慰很快就不僅活躍于首都、而且還活躍于各省的示威者，納吉邀請兩位非共產黨人加入他的內閣，廢除了集體化，宣佈大赦反叛者，答應舉行自由選舉，並說服蘇聯人將他們的坦克撤出布達佩斯。

這一切並沒有滿足革命者的需要，他們這時進攻共產黨總部，甚至不時襲擊正在撤退的蘇軍。這樣做時，他們暴露了自己全力反共、反蘇的立場。和波蘭人不同，他們並不滿足於蘇聯勢力範圍內的自治。相反，他們要求西方式的民主，要求完全擺脫莫斯科或《華沙條約》的約束。這些發展對蘇聯在東歐的安全體系構成了無法容忍的威脅。11月1日，蘇聯人掉轉坦克，重新開進了布達佩斯。於是，納吉總理立即直布匈牙利為中立國家，拒絶摸受《華沙條約》，並向聯合國發出了呼籲。外界沒有給予任何幫助，因為美國正忙於總統選舉，法國和英國正在遠征蘇伊士。革俞者被勢不可擋的力量制服，以亞諾什·卡達爾為首的新的共產黨獨裁政府宣告成立。

蘇聯人雖然能為所欲為，但付出了在道義和精神上遭受巨大失敗的代價。匈牙利工人和學生朝蘇聯坦克扔燃燒瓶的情景使許多忠實的共產黨人及其同路人覺醒。這與共產黨人原來所夢想的國際無產階級兄弟關係相差太遠了。蘇聯人的做法對西歐知識界的震動特別大，西歐的許多知名作家和藝術家這時交出了他們的黨證。

蘇聯人完全明白這種消極反應，急忙賠禮道歉。在匈牙利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他們宣佈，他們準備改變同衛星國之間的關係。他們聲稱，他們的目的是以"國家主權、互利與平等"的原則為基礎，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聯邦"，他們提議修改《華沙條約》，以便將蘇聯軍隊撤出東歐。這既不是蘇聯人的仁慈，也不是他們玩世不恭的騙局。相反，他們認識到，他們不可能作為無恥的干涉者和佔領者遙遙無期地繼續駐紮在東歐。或許，19世紀的沙皇能經受住被全世界指責為東歐"自由的劊子手"的責罵。但對一個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來說，在一個有着大眾交流媒介、世界各地人們的見解易於互相交流的時代裡遭到這種指責，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赫魯曉夫逐漸改變對鄰國的政策，直到與鄰國建立起真正新的關係。

在這以前，各衛星國不僅被史達林蓄意切斷了同西方的交往，而且被他割斷了相互間的聯繫。此外，它們還因對蘇聯有利的各種不平等的貿易條約和發展協定而受到無情的剝削。克里姆林宮讓東歐不加區別、毫無經濟意識地執行其"工業化、工業化、再工業化"的命令。在東歐這一地區，到處是史達林的"累贅"——巨大的工廠，這些工廠很難弄到所需的原料，其產品也只有通過向工人支付標准以下的工資才能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因為許多新工廠按照莫斯科的命令從事軍工生產，公眾的負擔越來越重。甚至農業也因強迫實行集體化和強制種植諸如棉花和亞麻之類的經濟作物而遭到破壞。最終結果是，整個地區食物不足，消費品短缺，失業者很多，工資極低，生活水平相應地下降。應該指出，所有這一切決定性地促成了普遍的動亂，最終導致了1956年的劇變。

1956年以後，這一模式發生了迅速、重大的變化。貿易條約和發展協定被重新商訂，並被制訂得更加公平合理。各國都能逐漸對其經濟發展的速度和進程作出自己的決定。工業不必再同蘇聯或其他共產黨國家的工業結合在一起。相反，其趨勢是國民經濟的發展更加獨立，工業和農業的迴旋餘地更大，同西方的貿易更多。例如，1960年至1964年間。羅馬尼亞同西方的貿易從占其全部貿易的20%上升到33%。赫魯曉夫也發現，有必要修訂他為經濟互助委員會制定的雄心勃勃的計劃，他曾希望經互會能成為蘇聯與東歐盟國和蒙古全面一體化的媒介。後來，由於東歐國家反對莫斯科通過經互會指揮它們的經濟計劃，這種一體化未能實現；於是，蘇聯同東歐國家于1963年和1964年議定了一系列雙邊協定。赫魯曉夫認為，當他不能得到經互會範圍的一體化這整塊麵包時，必須同意接受雙邊一體化這半塊麵包。

同這種經濟上的緩和與放寬相對應的是文化領域中的緩和與放寬。同西方國家締結文化協定、減少對外國廣播的干擾、增加旅遊業、給外國記者以更大的自由、允許更自由地放映西方電影、發行西方書籍和刊物——所有這些都可表明上述這一點。由於這種總趨勢非常明顯，約翰遜總統于1964年5月23日宣佈："不再是一道鐵幕。而是有許多道鐵幕。每道鐵幕的強度和厚度不同，因而能穿過它的光線和能在它後面增長的希望也不同。……我們將繼續建造一座座能跨越把我們同東歐分割開來的這一鴻溝的橋樑。它們將是增加貿易的橋樑、思想的橋樑、訪問者的橋樑和人道主義援助的橋樑。"

1968年8月，由於蘇聯軍隊同東德、匈牙利、波蘭和保加利亞軍隊一起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東歐的這種自由化趨勢一下子被完全改變。入侵的原因在於，以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為首的一群共產黨革新主義者于1968年1月在布拉格發動了一場"民主社會主義革命"。當時，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第一次享受到了出版、言論和出國旅行的自由。蘇聯入侵的動機可能是，他們十分害怕捷克新政權會漸漸斷絶同東歐鄰國之間的關係，而轉向西方陣營。無疑，他們害怕捷克新獲得的自由可能加強東歐人民大眾對類似自由的要求，從而危及現存的共產黨政權。

為了替入侵辯護，蘇聯人發表了所謂的"勃列日涅夫主義"。在1956年的匈牙利危機之後，他們曾聲稱，他們的目的是以"國家主權、互利與平等"的原則為基礎，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聯邦"。但這時，在1968年9月25日《真理報》的一篇文章中，蘇聯領導人實際上保留了入侵那些被他們認為正背離他們陣營的社會主義鄰國的權利。"社會主義世界體系中任何環節的削弱都會直接影響所有無法冷淡地看待這一點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了向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盡國際主義義務，為了保護自己的社會主義利益，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它們的確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會主義勢力採取了行動"。

儘管蘇聯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並主張"到列日涅夫主義"，但它在東歐的地位遠沒有史達林時代那樣高。捷克斯洛伐克的輿論仍是一邊倒地反蘇，這一點在公開場合如國慶節和運動會上人們的大聲嚷叫中得到證明。即使是那些遵守《華沙條約》的國家，也保留了相當大的自治權，它們木支持蘇聯反對中國就是一個明證。其時，南斯拉夫繼續在東、西方之間沿著獨立的中立主義道路前進。羅馬尼亞沒有參與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它在對內、對外事務方面也是獨行其是。它同中國和阿爾巴尼亞這兩個反蘇國家有着友好的關係，同西德和以色列保持着外交關係——這一點與一些《華沙條約》成員國形成鮮明對照——而且，正在同美國發展更加密切的經濟和文化關係。1969年8月，尼克森總統在羅馬尼亞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他利用訪羅這一機會聲明："美國的立場是不僅尊重包括大國和小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維護自己民族地位的權利，而且尊重它們的主權和平等權。"

五、中國向蘇聯挑戰

當得勝的中國共產黨人于1949年建立他們的人民共和國時，他們立即得到了蘇聯的承認。另外還有20個國家，包括英國和印度，也承認了這個共和國。但是，美國繼續把台灣的蔣介石流亡政府當作中國的合法政府。在這種情況下，華盛頓同北京的關係甚至在因朝鮮問題而公開決裂以前就已很緊張。相反，1950年，莫斯科和北京簽訂了為期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根據該條約的條款，蘇聯須幫助中國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軍隊和實現全面的工業化計劃。雖然蘇聯人提供了條件優惠的貸款，但貸款畢竟還是貸款，而不是補助金。中國為了償還大量的資本貨物、技術援助和軍用物資，將自己一半以上的出口物運到了蘇聯。
1960年，這一中蘇聯盟開始出現破裂的跡象。北京用攻擊"南斯拉大修正主義者"、的略加掩飾的刺耳之言間接地批評了赫魯曉夫，而莫斯科發言人則以對"教條主義者"和"左傾幼稚病者"的攻擊來進行反擊。1961年10月，在蘇聯共產黨第22次代表大會期間，赫魯曉夫和周恩來公開發生了衝突，周恩來離開大會，飛回了北京。大約在這時，蘇聯人從中國召回了几乎所有的技術專家；1964年2月，中國人明確指責說，蘇聯人撤走了1，390名專家，取消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從中國人的觀點看，最糟的是蘇聯人拒絶中國人分享他們的原子武器或製造原子武器所必需的技術資料和資源。因此，這兩個共產黨大國之間的不和發展到了徹底分裂的程度，包括不體面的誹謗，意識形態方面的謾罵和全球範圍的公開競爭。1964年初，毛澤東對一個法國議會代表團說，赫魯曉夫注定要垮台，1950年的中蘇聯盟也因"蘇聯在意識形態和其他方面一再違反條約"而無效。

共產黨世界中這一驚人的重大分裂的根源似乎一定程度上在於國家利益方面的衝突，一定程度上在於意識形態方面的衝突。國家利益方面的問題由傳統的物質原因造成，這些原因包括"生存空間"、邊界劃分和由不同的發展水平造成的不同的經濟利益，等等。蘇聯的版圖相當於中國的兩倍半，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哩24人，而中國則是190人。分隔兩國的2，000哩長的分界線在蘇聯地圖上已得到精確詳細的描繪，但在中國地圖上，有些地段仍劃為"未定界"：帕米爾高原的東部邊緣地區、穆爾河和烏蘇里江匯合處的一些島嶼以及與蒙古相接的几乎整個邊境。這些地區過去曾是中國帝國的一部分，19世紀被沙俄併吞了，現在共產黨中國要求收回。在這些有爭議的邊界地區發生了種種衝突，從而導致了相互間的強烈譴責。1969年3月4日，中國共產黨日報的一篇社論指責說，蘇聯人"認為沙皇一度佔領的那些地區是他們的，而且，正將他們的領土擴張到沙皇未曾佔領的地區。他們甚至比沙皇還要貪得無厭。"另一方面，蘇聯著名詩人葉夫根諾夫·葉夫圖由科回憶了庫利科沃戰役，1380年，莫斯科大公季米特裡·頓斯科伊在這場戰役中打敗了蒙古人。

你能看到在陰暗的黃昏
新的蒙古可汗們正索索發抖地拿着炸彈
但如果他們進攻警鐘就會敲響
而且將會有太多的勇士
去進行一場新的庫利特沃戰役。

國家利益另一方面的衝突起因于蘇聯和中國經濟發展的時間上的差別，這種差別導致了生活水平的不同。嚴酷的但卻可理解的事實是，赫魯曉夫和他的人民都不想同他們的中國同志分享他們辛苦得來的報酬。蘇聯一位歷史學家在對美國記者的以下這番談話中清楚地表明了這一態度：
是的，我們是兩個社會主義大國，兩國都反對帝國主義；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一致的。但是，我們有着各自的民族經歷，處于不同的革命發展階段。中國現在所經歷的一些階段我們在30年前就已經歷。我們希望中國能從我們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但不會總是如此。我們有較高的生活水平，我們的人民需要和要求更多的東西，我們不可能要求他們象中國人那樣作出犧牲。僅此而已。我們說過，要放鬆一點；社會主義世界是安全的。但中國人不肯這樣認為；他們要一天三班地工作，如果我們的機器因使用過度而壞了，他們就發牢騷。他們非常傲慢。他們要求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我們已贏得了這種地位；他們仍在為此而奮鬥。他們將按照自己的辦法、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這種地位——他們的辦法或許最適合他們。我們俄國人有一句諺語可以概括這種情況。"你不可能將這個人的頭安在那個人的肩上。"

從長遠的觀點來看，與國家利益方面的這種劇烈衝突同樣重要的也許是與之相對應的意識形態方面的衝突。這種衝突比通常所認為的更微妙、更複雜；通常的看法是：瘦弱、饑餓的中國人為了促進社會主義事業寧願冒熱核戰爭的危險，而肥胖的蘇聯人更願意以和平共處的策略謹慎行事。更確切地說，蘇聯人和中國人對世界正在經歷的歷史時期性質的解釋、對巧妙地利用現有的種種歷史性力量加速社會主義勝利所需採用的適當策略的解釋是根本不同的。

蘇聯人先研究了世界最重要的問題是戰爭還是和平這一基本課題。他們認為，如果熱核戰爭爆發，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都將毀滅或倒退幾個世紀。但是，如果能避免戰爭，那麼，在經過幾十年的和平競爭之後，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將清楚地顯示出來，這個範例將說服整個世界信奉社會主義。這就是蘇聯人在理論上所作的分析，蘇聯人的要求裁軍、要求和平共處、要求從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政治策略和對這些策略所抱的希望就基于這種理論分析。

中國人宣稱，他們也贊成這些目標，但他們懷疑能否達到這些目標。最大的障礙是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因為帝國主義就其本性而言是擴張主義，是戰爭的根源。因此，正確的策略不是象蘇聯那樣直接爭取和平與裁軍，而是同阻撓和平與裁軍的帝國主義作鬥爭。中國人堅持認為，同帝國主義鬥爭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支持不發達世界的迅速發展的革命運動。人類的大多數生活在不發達國家中，他們的這種革命精神構成了帝國主義的致命弱點。

要獲得世界和平，就必須主要依靠世界人民大眾的力量，依靠他們的鬥爭。在維護世界和平的鬥爭過程中，有必要同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包括美國政府，就這個或那個問題進行談判，以便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達到某種和解，達成某些協議。……但是，世界和平僅僅通過談判是永遠實現不了的，我們決不能把希望寄託在帝國主義身上，決不能脫離人民大眾的鬥爭。……民族解放運動和革命久平起發展，越能維護世界和平。

總之，中國人堅信，和平只有通過不發達世界的革命運動瓦解帝國主義才能得到維護。相反，蘇聯人認為，社會主義世界（實質上指蘇聯）的日益繁榮與強大將制止西方帝國主義的戰爭傾向，社會主義世界僅靠榜樣的力量就可以加速帝國主義的衰落，從而使不發達國家的革命能輕而易舉地獲得成功。。

中國人關於不發達世界的理論同樣是好戰的，在不發達世界中，他們與美國人和蘇聯人相反，有着作為非白種人和不富裕人的優勢。中國人告誡說，不發達國家受到了帝國主義強國的統治和剝削，這些帝國主義強國既包括美國也包括蘇聯。這種不平等的關係只有通過革命才能結束，但革命不能出口；被壓迫民族必須依靠自己。毛澤東的當然繼承人林彪元帥的一篇著名文章引起了西方的恐慌，因為林彪在這篇文章中把當時的世界形勢看作是"農村包圍城市"。他說這些城市是北美和西歐，這些農村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國農民曾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佔領了他們的城市；林彪預言，不發達世界的人民大眾將打敗進行剝削的帝國主義國家，取得類似的勝利。但林彪也強調，勝利只有通過自力更生才能取得，不能依靠中國或其他國家的大量援助。他警告說，那些主要依靠外國人的革命者必將失去同本國人民的聯繫，變得十分無能。因此，中國的革命學說不是為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的征服規定行動計劃的"我的奮鬥"，而是一套指導外國共產主義革命者的"自製工具"。

中國不僅在革命學說方面，而且在爭取近90個國家的共產黨的擁護方面向蘇聯提出了挑戰。1964年初，莫斯科聲稱，90個共產黨中至少有65個忠於它，但中國人反稱道，世界上4250萬共產黨員中有一半站在他們一邊。1969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黨國際會議遭到了15個親中國的政黨的抵制。在75個派代表參加會議的政黨中，14個黨以各種方式提出了反對意見，例如拒絶簽署會議的最後聲明、儘管這一聲明謹慎地避免提到諸如中蘇爭吵和蘇聯侵捷之類有爭議的問題。主要由於中國的緣故，世界共產主義不再承認馬克思主義教皇式的人物。儘管中國充當了一個多世紀國際外交的卒子，但它今天正在向世界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提出有力的挑戰。

六、兩極分化的結束

到1970年——第二次世界大依結束後僅僅25年時，一個嶄新的世界政治格局開始出現。在戰後頭幾年中十分盛行的世界力量的兩極分化已經消失。歐洲不再是世界棋盤上的一個卒子——或兩個卒子，東歐和西歐；中國也不再是蘇聯的衛星國或地位較低的夥伴。
法國對共產黨中國的承認顯然象徵著新的全球均勢。對法國來說，這是對美國的一個大膽的、有意的挑戰，它標志著美國發起的對共產黨中國的貿易禁止和把北京排斥在聯合國外的做法開始失敗。對大陸中國來說，同法國的新關係標志著蘇聯的經濟束縛開始結束，而且，用北京自己的話說，它還標志著北京發起的團結所有"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一渴望擺脫"美國侵略、控制、干涉、欺侮"的國家和反對"蘇聯領導人所希望的美蘇聯合統治世界"的國家——的運動前進了一大步。

如果按照前面對過去5個世紀的世界歷史的分析來考察所有這些世界性的發展，那麼，這些發展將表明全球關係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人們將回想起，在歐洲發生決定性的轉變和進行擴張之前，幾大地區或是自治地並存着，或是完全孤立地並存着——自治的歐洲地區、穆斯林地區和儒教地區，基本孤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完全孤立的美洲和澳大利亞。哥倫布、達·伽馬和麥哲倫之後，這種隔絶狀態讓位給了由歐洲支配、為歐洲所利用的日益增長的相互影響和一體化。到19世紀時，這一趨勢最終導致了前所未有的歐洲幾個大國的全球霸權。兩次世界大戰打破了歐洲的這一統治，取而代之的是莫斯科和華盛頓的僅維持一、二十年的兩極統治——這一階段的短暫反映了世界事態不斷加快的發展速度。

雖然兩極化狀態的消逝現已不言而喻，但人們卻說不清什麼將取代它。中國由於它在東亞和整個不發達世界中日益擴大的影響，似乎正在獲得可與美國和蘇聯相比的地位。但除此之外，有關各地區相互關係的未來形式仍然模糊不清、無法預料。人們也許會預言，隨着現代化進程的迅速加快，其他非西方地區將仿照中國的做法，建立新的權力中心。無疑。現在已有了種種為了獲得政治和經濟的完全獨立而試圖統一各自的地區、並使之現代化的"泛"字運動，如泛阿拉伯主義和泛非主義。如果這些運動證明是成功的，那麼，新的全球多極化狀態會逐漸形成。各地區如中東、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拉丁美洲和歐洲新的權力中心會以各種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形式同美國、蘇聯和中國並存。如果出現這樣的結果，在政治領域中便意味着傳統的、1500年以前的地區自治得到恢復，而同時，在其他所有領域中，現代化的進行卻會使所有這些地區空前地統一起來。

可以想象，地區間的關係也許會以這些方式發展，儘管這種發展至少對可預見的將未來說是不大可能的。事實上，現在，在大多數地區，離心力似乎大於向心力。非洲已因家教衝突和毫無意義的邊界而四分五裂；這些宗教衝突包括尼日利亞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衝突以及蘇丹的穆斯林和異教徒的衝突，這些邊界是19世紀的歐洲外交家劃定的，現在卻被各獨立國家當作神聖的民族遺產來加以保護。在中東，除王朝間的世仇以及富國和窮國因石油產地使用費問題而發生的常年對立外，還存在着相應的宗教衝突，如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基督教阿拉伯人之間的衝突以及敵對的穆斯林教派之間的衝突。印度半島已被分割成兩個地區，但這兩個地區極不穩固，印度的語言騷動和東、西巴基斯坦之間的緊張局勢可表明這一點。同樣，儘管歐洲在經濟一體化方面取得了進步，但戴高樂的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的幻想在實際政治領域裡仍是一個幻想。

除各地區中引起分裂的這些力量外，還存在着同樣引起分裂的大國政策。這些政策的效力將在全球各地——在分裂的德國、在分裂的朝鮮和在分裂的越南——得到證明。由於在過去20年蘇聯和西方的競爭之外又增加了中蘇競爭和中西競爭，大國的這種分裂作用在將來很可能得到進一步加強。

那麼，對最近的將未來說，更有可能出現的不是一個由自治的區域集團組成的世界，而是一個由若干傳統的大國勢力範圍組成的世界。沃爾特·李普曼幾年前寫道：

對勢力範圍的承認可以真正代替全球主義。它可以代替公開宣揚世界革命的共產黨的全球主義。它可以代替允諾在各地進行反共戰爭的反共產黨的全球主義。

對勢力範圍的承認已是蘇聯和西方在歐洲緩和相互間關係的主要基礎。最終，它將為紅色中國和美國提供和平共處的方案。

隨着20世紀70年代的到來，這一預見似乎被事態的發展證實了。蘇美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在赫爾辛基舉行；中美在華沙重新開始了正式的外交接觸；蘇中也在北京舉行了談判。如果這些試探性的接觸能取得成果並導致李普曼所預料的緩和，那麼，大國將可以自由地着手處理它們所面臨的基本問題——諸如日益加劇的種族衝突、全球環境污染和富國與窮國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之類的問題。這種建設性的全球合作是否能實現是人類今天所面臨的基本問題。雖然現在的某些趨勢是令人鼓舞的，但是，美國人仍在干涉越南，蘇聯人的確侵略了捷克斯洛伐克，中東的戰鬥仍在繼續。1969年9月，聯合國秘書長吳丹在向聯合國大會所作的年度報告中對當前的形勢顯然是很悲觀的："在過去的12個月中，國際形勢仍在惡化。……我几乎說不出整個世界在實現《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目標方面取得了什麼進步。……而且，我強烈地感到時間愈來愈不夠用。"

第二十九章

西方的衰落與成功

蘇聯和美國的參戰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負。在這場大戰中，傳統的歐洲體系的崩潰已成為不可改變的事實。通常所稱的"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歐洲"現已死去，而且無復活希望。

哈喬·霍爾本，1951年

西方世界如今是人類命運的主宰者。似乎十分有悖常理但又千真萬確的是，對西方實際統治的反抗已大大有助于完成西方文化對世界的征服。為了確保自己的生存，世界其餘地區不得不模仿西方。正是西方的方式，信仰和目標已為人們所接受，並被用來同西方的控製作鬥爭。

F，L．K．胡斯，1953年

在某種意義上說，20世紀曆史的進程意味着西方的衰落。倫敦、巴黎和柏林不再左右世界的新聞。它們也不再控制世界上的帝國。它們的陸軍、海軍和聯盟體系已不再統治全球。例如，1860年，西歐的工業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72%；到1931年時，這一百分數下降到42%；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下降到30%到1960年時下降到25%。不言而喻，歐洲19世紀的全球霸權已經結束，而且永遠地結束了：歐洲已不可能恢復它的殖民帝國，也不可能重新建立以前的軍事和政治優勢。另一方面，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歐洲看來根可能會從首要地位下降到從屬地位，但後來發生的情況並非如此。相反，儘管歐洲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勢力相對地衰落了，但它的文化卻正以前所未有之勢橫掃整個世界。
歐洲除了在進入一個衰落的時期外，還在進入一個成功的時期：它的思想、技術和制度正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迅速地傳遍全球。從根本上說，這意味着歐洲三大革命——工業、科學和政治革命——的傳播，這些革命早些時候曾賦予它向全世界擴張並征服巨大的殖民帝國的力量、動力和知識（見第十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但是，歐洲劃時代的成功卻產生了適得其反的結果：因為諸殖民帝國正是以它們的存在促進了三大革命的傳播。諸從屬民族深受這些革命的影響，他們的反應是有選擇地採納這些革命中的某些特別吸引人的東西，以便更有效地抵抗入侵的西方。

工業革命在19世紀從英國傳播到了歐洲和美國。在20世紀前半個世紀中又傳到了日本和英國自治領。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種傳播迅速加快。當各個新國家贏得獨立時，它的首要任務便是促進經濟的發展。在全世界，各國正在制定和執行各種經濟計劃，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最典型的是加納的七年計劃（1963—1970年），這一計劃旨在每年增加國民收入5.5%，七年中共增加42%。加納總統克瓦米·恩克魯瑪在說明這一計劃的基本原理和目標時所說的話清楚地反映了歐洲經濟革命所產生的影響：

七年發展計劃為加納整個國家未來的進步與發展提供了藍圖。這是一個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它建立在利用科學技術來徹底改革我們的工農業這一基礎上。我們的目的是在加納建立一個強大、進步的社會在這裡，貧窮和文盲不再存在，疾病得到控制；在這裡，來們的教育機構為加納所有的孩子提供發展他們的潛力的最好機會。恩克魯瑪的繼承者們宣稱，他們的目標一如既往，但他們的新政策也許更能確保這些目標的實現。

科學也從歐洲迅速地傳播開來，而且實際上已成為所有民族都渴望獲得的一門知識。科學的客觀方法論已使科學為非西方民族所接受，雖然這些民族可能對歐洲的藝術、宗教或哲學並不感興趣。人們之所以熱切地追求科學，還因為它是技術進步和經濟全面發展的基礎。因此，歐洲已失去了它對科學的壟斷；60年代中期，美國和蘇聯所做的科研工作比西歐任何國家都多。到1970年時，美國在科學方面已獲得81個諾貝爾獎，而它最主要的對手英國和德國分別只獲得7個和6個。科學革命也開始波及非西方國家，不過，在非西方國家，由於科學和工業之間的相互關係，障礙一直很大。雖然純科學的研究確可以不依賴工業，但科學發明的推廣需要有相當大的工業基礎。即使一位科學家掌握了分裂原子的理論並發展了分裂原子的技術方法，但只有擁有大量的財務資源和工業資源的社會才能從事原子能的生產。因此，只有在先進的工業國家裡才有可能從事先進的科研工作。

亞非許多新國家陷入了這一惡性循環之中，因此，實際上，較窮和最不發達的新國家甚至連最小的科學進步都不可能取得。不過，另有一些新國家已擁有必不可少的人力物力資源，並充分利用了這些資源。印度和中國這兩個大國的情況尤其如此，到1964年，它們已在科學方面分別獲得1個和2個諾貝爾獎。印度一開始就擁有最強大的科研基地，因為英國人先前已在那裡建立了一些技術學院，而且更重要的是，工業巨頭賈姆希德吉·塔塔于1905年創辦了印度科學院。它的活動範圍在印度獨立後得到了擴大，因此，印度的科學已開始在各個領域作出重大貢獻。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中國政府同大多數共產黨政權一樣，將國民收入的極大一部分用於科學研究。

對科學的進步來說，同正式的計劃和學院一樣重要的是科學知識和技術在非西方地區人民大眾中的逐漸傳播。在馬來亞，邊遠落後地區的巫醫治病時除使用傳統的咒語外，還開始依靠現代醫學。在接受了政府機構關於抗瘧藥、維生素藥丸、消毒劑和衛生基本知識的指導後，他們戴着表明他們享有作為"醫生助理"的新地位的畢業證章回到了自己的村莊。現在，他們正在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新知識和急救藥箱，儘管他們在治病時仍同時使用古老的咒語而使科學蒙上神秘的色彩。

同樣，在中國，科學技術知識傳播協會到1964年時已有會員30萬名，他們是教授、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這個協會還出版了幾份發行量很大的科普雜誌。英國一位科學家在1965年訪問中國時報道說：

過去，農民們把莊稼得病看作是天禍，對得病的莊稼不採取任何措施。現在，在我所訪問的公社裡，每個生產隊都對社員進行了訓練，讓他們認識最普通的蟲害和各種類型的作物病害，並讓他們懂得在發現病蟲害時該採取什麼補救措施。在中國各地，人民正在受到這樣一種教育：人類不僅能掌握自然規律，而且往往還能利用這種知識來實現自己的目標。這種為大眾所普遍接受的認識的意義還可以證明這種認識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歐洲的第三大革命即政治革命也正在席捲全球。這種政治覺醒的最明顯的表現是在殖民地革命和帝國滅亡中顯示出來的民族主義的迅速發展（見第二十七章）。但是，民族主義決不是從西方吹來的唯一的一股風。其他各種主義也正在包圍全球，其中包括立憲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軍事獨裁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立憲主義曾因民主主義熱情的浪潮而流行一時。不過，議會政體在一個又一個國家中向軍事獨裁統治或馬克思主義的一黨統治屈服了。應該指出，這種趨勢在歐洲也是大有先例的。除捷克斯洛伐克外，中歐和東歐各國到1939年時已處于一種或另一種形式的獨裁統治下。當時，出現了與納賽爾、蘇加諾和吳奈溫將軍酷似的人物——斯托亞迪諾維奇、邁塔克薩斯和畢蘇斯基元帥。後三人同前三人一樣，之所以能強行建立各自的獨裁統治，也是因為議會制度腐敗無能並缺乏必要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儘管存在着各種不同的制度形式，但所有新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政治特徵：民眾正在逐漸覺醒並活躍起來，不管他們是否正在正式參加自己的政府。這就是政治革命的實質——上帝注定人類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這種古老的觀念已不復存在。更概括地說，它意味着用現代主義的合作、知識和主動精神取代傳統主義的隔絶、無知和預設。這一政治革命在一位美國記者的下面這段報道中得到了生動、明確的說明，這段報道描述了一位對自己國家的政府顯然沒有什麼發言權的埃及工人。

在一個能俯視埃及南部尼羅河流域中即將建成的阿斯旺高壩工地的高地上，這位記者要一位衣衫襤褸的工人擺好伸出胳膊、指着工地的姿勢讓他照一張相。

照完相後，記者掏出一枚硬幣作為賞金。賞金——一種小費——長期以來一直是埃及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少上了年紀的埃及人是通過獲得一袋硬幣來開始一天的生活的。

但是，阿斯旺的這位工人看到記者給他賞金時急忙轉過身去，記者同他熱情握手、向他再三致謝後，他的情緒才又好轉。這位嚮導解釋說，默罕穆德知道他指的是什麼，代表什麼意思，如果因為他擺了這樣的姿勢而給他小費，那是對他的一種侮辱。……許多埃及人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了一種民族尊嚴民一種他們正在為國家做事、為國家儘力的感覺。

民族主義不是民眾的覺醒和活躍改採取的唯一形式，這一點從下面這段話中能看出來，這段話描述了1964年6月使尼日利亞癱瘓的總罷工中的一件事情：

"你們有默西迪絲牌汽車開嗎？"一位工會領袖大聲問道。

"沒有！"人群怒吼道。

"你們有大房子住嗎？"

"沒有！"

"誰去跳舞？誰喝威士忌和杜松子酒？誰悄悄地接受錢財，又造房子，又買汽車？"

一片沉默。

"那麼，我們怎麼辦？"這位領導人大聲叫道。

"罷工！"

"大聲點！"

"罷工！"人群又怒吼道。

我們可以斷定，歐洲的成功是歐洲衰落的潛在原因。一者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另一者。如果歐洲失去了它作為世界統治力量的地位，其根本原因便是歐洲三大革命在全世界的傳播。而且，這種傳播的勢頭正在不斷增長，因為它首次影響了人民大眾。20世紀以前，只有一個微不足道的有閒階級加入了西方化的進程。只有這少數人因懂得歐洲語言、瞭解歐洲文學併到歐洲各國旅行過而理解"西方"的念義。相反，在戰後的年代裡，越來越多的民眾積極地、自覺地捲入了西方化的進程。

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工廠為他們提供了就業機會，公路使他們不再與世隔絶。但同樣重要的是小報、收音機和電影等新的傳播工具，它們使書籍和旅行這類舊的傳播媒介黯然失色。由於西方化越來越依靠的不是牛津的大學和巴黎的沙龍，而是對鄉村廣場上不識字但卻反應迅速的群眾大聲播送消息的喇叭，西方化已獲得了巨大的推動力。為了動員民眾支持革命綱領，新的政權和新的領導人已開始有意識地充分利用這類傳播工具。納賽爾總統說，"的確，我們的人民大多數還是文盲。但政治上的文盲人數加比20年前少得多。……收音機改變了一切。……今天，人們在最偏遠的鄉村也能得知各地所發生的一切，並作出自己的判斷。領導人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樣統治國家。我們生活在一個新的世界裡。"

納賽爾所說的"新世界"正在全球形成。這一點可從。紐約時報，的下面這些標題中看出來——這些標題還可以無限地增加，因為世界各地的報紙上每天都有大量標題出現：

電視的影響在日本擴大。整個文化受到了2000萬台電視機的影響（1967年8月17日）。

西貢姑娘的服裝樣式正在改變。少女們用超短裙代替了襖代（1969年3月31日）。

巴庫的生活符合蘇聯的模式。阿塞拜疆的首府顯示出標準化的影響——舊秩序正在消失（1960年10月16日）。

學生要刷牙。埃及為學校免費提供牙刷和牙膏（1960年4月22日）。

民間音樂在肯尼亞衰頽。正式的研究表明藝術園西方的方式而失去原有的價值（1959年11月8日）。

牧童上了開羅的電視，孩子們非常喜歡看。但父母們卻為節目的效果而煩惱（1962年11月25日）。

中國的民間藝術遵守黨的路線。文化成為藝術家破舊創新的武器（1960年9月25日）。

巴布亞人離開石器時代。荷屬新幾內亞的高地入採用了鋼鐵工具，停止了戰鬥（1960年7月1日）。

外蒙古試圖趕上20世紀的發展。教師在領導改變遊牧民的運動（1959年8月3日）。

如果回想起僅一個世紀以前，所有的穆斯林實際上都非常瞧不起異教徒的基督教世界，確信那個世界中沒有任何東西值得他們注意，那麼，這些標題的意義會變得很明顯。同樣，1793年，中國皇帝斷然拒絶考慮同英國發展更密切的關係，因為"那裡沒有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我們從不重視那些古怪的或者精巧的東西。……"今天的情況正好相反，世界各地所有的人不僅渴望得到這類"古怪的或者精巧的東西"，而且，如上述標題所表明的那樣，還渴望得到現在通常稱之為"文明"的其他東西。這表明了歐洲的成功即現在通常稱之為現代化進程的廣度和深度。現代化這種說法比'歐化"或"西化"的說法更可取，因為改革的推動力儘管歸根結底起源於歐洲，但今天，除來自歐洲外，還來自美國、蘇聯甚至中國。

不論採用何種說法，其根本的一點是，世界各地的社會如今正在或多或少地受到這種不可阻擋地向前發展的改革的影響。於是，自然會出現這樣一個問題：正在政治領域中發展的區域性自治是否會因上述標題所表明的全球同質化過程而無效。有些人堅持認為，由於各種極其不同的本土文明的殘餘影響，同質化永遠不會是完全的、包羅萬象的。有人提出，儘管工業化在迅速擴大，但今天日本工廠的社會組織完全不同於蘇聯或美國工廠的社會組織。同樣，農業現代化正在迅速發展，但是，就組織形式而言，美國的家庭農場、以色列的合作農場和蘇聯的國營農場彼此間截然不同。還有人提到了"蘇聯一黨統治的持久性、法國多黨政治的不穩定狀態和眾望所歸的政治團給的交香以及英國議會制政體的適應性很強的生存。"

在這方面，布拉格東方研究院的著名漢學家雅羅斯拉夫·普實克的評論是很中肯的，他說："亞洲所有的新文學與當今世界文學的聯繫比與'過去'它們自己文學的聯繫更密切"。對於其他領域的發展，我們可以確立同樣的基本論點。現代美國和蘇聯的農民以極其不同的方式耕作他們的土地，但是，他們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比起各自疆域內的祖先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有更多的共同之處。在政治方面，各國的體制結構迥然相異，但如上所述，它們的民眾都在覺醒和活躍起來，不管他們實際上是否正在參加自己的政府。同樣，工業化的擴大導致了工廠組織的不同形式，但同時，生活的某些基本方面卻受到了相同的影響，其中包括接受勞動紀律，使生活與時鐘相適應，拋棄傳統的服裝和在大城市集中區生活，等等。

可以斷定，同質化的確正在發生，雖然它帶有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多樣化的區域性變化。今天，歐洲三大革命向全球的傳播雖然是在不同方商的支持下進行的，但似乎仍在以加速度創造一種儘管在細節上不同、但在基本特徵方面將是一致的世界文化。

後記：我們的黃金時代嗎？

人類是一件多麼了不得的傑作！多麼高貴的理性！多麼偉大的力量！多麼優美的儀表！多麼文雅的舉動！在行為上多麼象一個天使！在智慧上多麼象一個天神！

莎士比亞，《哈姆萊特》

有時候，在恐怖時刻，我總要懷疑是否有理由希望人這樣的動物繼續生存下去。

伯特蘭特·羅素

當今世界實質上是歐洲的擴張和全球霸權的產物，也是這種擴張和霸權所激起的反應的產物。影響和反應已導致了各種各樣的情況，引起了眾多的問題，也產生了許多希望。所有這一切意味着當今世界處于不斷變化之中，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實際上都在經歷變革。確切地說，每個時代都是一個過渡期。但今天，變化的過程在速度、廣度和深度方面卻是空前的。這必然導致混亂和不幸，但也展現了新的前景，揭示了新的機會。本章首先考察各種問題，然後討論種種希望，最後探討決算表根據調查人類過去500年歷史後得出的觀點深討未來的前途。

一、二十世紀的問題

種族衝突　歐洲擴張的一個明顯的但卻常被忽視的結果是人類各種族的混合（見圖"世界的種族分佈"）。1500年以前，黑人集中在非洲；蒙古種人集中在中亞、北亞、東亞和南北美洲；高加索種人集中在歐洲、北非、中東和印度。1500年以後，由於自願的和被迫的大規模遷移，這種種族隔離的狀況逐漸有了改變。今天，在南北美洲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種族混合，在非洲、中亞和西伯利亞也有較小程度的種族混合（見第九章第二節）。
有種族混合的地方自然遠比几乎沒有種族接觸的地方更有可能發生種族衝突。英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情況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戰前，英國几乎沒有種族糾紛。但戰後，除不少黑人從英屬西印度群島遷入英國外，還有相當多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移居英國。英國的某些城市中心首次出現了很大的有色人種的居住區。英國第一次經歷了突然發生的種族暴力行動。

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世界種族地圖上的變化使種族衝突成為不可避免的事。的確，引起衝突的是歐洲擴張的環境——即這樣一個事實：由於歐洲人享有技術和軍事優勢，他們能佔領人煙較稀少的西伯利亞、澳大利亞和南北美洲，能將數百萬非洲人運到新大陸的奴隷種植園；能征服非洲和亞洲的巨大殖民地；然後，能編造出種族優越的神話，以使他們的最高領主和最高統治者的權位合理化。羅得斯公開宣佈："我認為我們是世界上最優等的種族，我們在世界上佔據的地區越多，對人類越有利。"這種自命不凡的樣子可能比經濟剝削更激起有色人種的憤怒——近幾十年來尤其如此，因為各個領域的科學家几乎一致認為，沒有一個種族在智力上優於其他任何種族。

目前的種族關係因國家的不同而迥然相異。處于一個極端的是夏威夷和巴西，在那裡，種族混合十分廣泛，而且正在繼續進行，因此，種族歧視較少。處于另一極端的是南非，南非實施嚴格的種族隔離政策，這一政策不僅正在迅速地使北面的黑非洲開始持敵對態度，而且很快遭到了全世界輿論的反對。處于這兩個極端之間的是美國，在美國，黑人的地位近幾十年來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各種因素的結合現已引起一場規模空前的民權運動。這種黑人運動的高漲十分明顯，它打破了美國社會傳統的自滿情緒，引起了國際上廣泛的關注。

種族衝突的一個新特點是，它現已成為一個具有全球性影響的全球性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種族糾紛被認為純粹是有關國家的事情，但今天，情況已不再如此。各種事件，無論是發生在南非礦山、美國校園還是英國工業城鎮裡，都立即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有關種族歧視或暴力行動的報道在非西方地區的人民大眾中激起了強烈的反感。在馬來亞，美國邊遠落後地區的黑人將他們的黑人聚居區看作是受剝削的殖民地，將他們自己看作是受壓迫的殖民地居民。蘇聯人在進行多年的反西方"種族主義的帝國主義者"的刺耳宣傳後，現在自己也在經歷亞非學生在蘇聯城市中舉行的示威遊行，這些學生打着諸如"莫斯科是第二個亞拉巴馬"之類的標語，抗議蘇聯的種族主義。現在的危險是世界範圍的反殖民主義將越來越帶有反對白人的特色，產生無法預料的影響。英國著名的權威人土巴巴拉·沃德說：

目前，大多數西方人認為種族問題主要是這樣一個問題：非洲血統的男子和婦女在非洲或美國能否獲得完全平等的地位。但是，這種意法可能已過時。現在的問題不再是非洲人能否獲得平等，而是變成一個更大的疑問：白種人的男子和婦女是否將失去平等。人類在經過300年的白人統治之後是否將平安進入種族平等的社會，這一點還無法確定。

富國和窮國　近代以前，西歐並不是一個發達地區，而是一個不發達地區。11世紀，中國生產的鐵是1640年英格蘭和威爾士合在一起生產的鐵的兩倍半。到12世紀時，中國幾大城市各擁有人口1300萬左右，相當於當時整個英格蘭的人口。1203年，當西歐人開始圍攻君士坦丁堡時，他們對"那些高大的城牆和巨大的塔樓……那些富麗的宮殿和高聳的教堂"充滿敬畏之心，"這類建築如此之多，若非親眼看見，真教人難以置信。"

在近代，這一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轉變，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來自海外貿易和海外殖民地的刺激作用和利潤以及對整塊整塊大陸的拓居和開發。因此今天，世界工業總產量的90%來自歐洲和由歐洲民族佔據的地區。世界上大約三分之二的人平均年收入約200美元，而其餘三分之一的人平均年收入高達2400美元，如美國的情況就是這樣。由於占多數的窮人大部分生活在北緯30度以南地區，這一全球的經濟上的劃分是緯度方向上的。這種以經濟方式作出的全球的南北劃分在許多方面比根據國界或意識形態集團作出的傳統劃分更有意義。

世界不僅分成了富裕的北方和貧窮的南方，而且兩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人均年收入在200美元以下的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每年大約僅為2%左右，而較富裕的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通常為前者的兩倍甚至兩倍以上。

造成全球收入分配中的這一差異的一個原因是出生率的不同。一般地說，窮國的出生率高，富國的出生率低。經濟增長率2%而出生率2—3%意味着生活水平的停滯不變或下降，經濟增長率4%而出生率約1%則意味着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造成全球收入分配中的這一差異的另一原因是文盲率為60%或60%以上的不發達國家缺乏受過專門培養的人才，而培養出經濟發展所必不可少的技術工人、工程師和專業人員比掃盲更難。最後，全球的不平衡還起因于歧視不發達國家的國際貿易協定。不發達國家生產的糧食和原料的價格趨于下降，而它們購買的工業製成品的價格卻趨于上漲。這損害了不發達國家的購買力，因此，它們今天以一定數量的原料換得的工業品比10年前大約少三分之一。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兩次會議分別于1964年和1968年召開，但是，用出席1968年會議的巴西代表的話來說，這兩次會議的給果僅僅是"含糊的許諾和友好的表白。……因此，我們几乎還處在4年前所處的狀況中，我們中的有些人可能還認為我們實際上已遠遠落後於我們1964年時所處的狀況。"因此，如表1所表明的那樣，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巨大差距繼續存在，倫敦《經濟學家》警告說，最終結果也許是"白人的1789年"。

表1　世界的不平衡：富國和窮國——1970年（表中數字表示世界總數的百分數）

人口　國民總產值　糧食　識字的人　發達世界（新西蘭、日本、澳大利亞、西歐、加拿大和美國）　18.0　45.0　5.0　96.0　共產黨歐洲和蘇聯　11.0　30.0　23.0　90　拉丁美洲　6.5　8.0　6.5　67　非洲　8.5　3.5　6.0　19.0　近東　3.5　7.5　2.5　36.0　遠東（不包括中國）　31.0　3.5　14.0　40.0　中國　22.0　2.5　13.0　50.0

世界大同中的民族主義　幾內亞總統塞古·杜爾已聲明；"幾內亞寧願要貧窮中的自由，也不要卑屈中的富裕。"這一口號清楚地表明了當今時代的一個矛盾和問題——民族主義正在一個在其他方面均日趨統一的世界中迅速發展。這個問題也可直接歸因于歐洲的影響，因為民族主義起源於歐洲，並隨着歐洲的擴張而傳播到全世界。

事實上，民族的團結和好戰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歐洲人能成功地建立起他們對全球的統治。征服者的專城努力和冷酷無情使他們能輕易地在美洲大陸取得勝利，這種專誠努力和冷酷無情與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的招致毀滅的不團結和軟弱無力的抵抗形成了鮮明對照。一小撮英國人之所以能征服印度次大陸，與其說是因為他們在技術上占優勢，不如說是因為印度當時缺乏一種把所有印度人團結在一起的民族主義，不能結成反對西方入侵者的統一戰線。如果印度人當時受到民族意識的激勵，情況就會完全不同，相反，如果少數印度冒險家出現在英國，而不是少數英國冒險家出現在印度，其反應也會完全不同。在中國，情況同樣如此，孫中山已認識到了這一點，他抱怨說，他的同胞"只有家庭和家族的團結；沒有民族精神"，因此。他們"只是一盤散沙"，他們的國家是"世界上最窮、最弱的國家"。

然而，正如拿破崙的征服刺激了歐洲的民族主義那樣，歐洲的征服也刺激了海外的民族主義。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爆發了殖民地起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了歷史性的大動亂。但是，帝國統治的結束並不意味着新的海外民族主義已得到滿足，也不意味着政治穩定已得到保障。相反，民族主義似乎又繁殖了民族主義。英國統治的結束導致了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間、塞浦路斯的希臘人和土耳其人之間、錫蘭的僧加羅人和泰米爾人之間的衝突。同樣，肯尼亞總理喬莫·肯雅塔于1964年宣佈，他的政府"決不答應作任何止步，決不答應交出一寸領土"給鄰近的索馬裡。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對索馬裡對他的歐加登省提出的主權要求作了同樣的答覆。於是，非洲諸新國家準備為保護各自的邊界不受侵犯而戰鬥到最後一個人，雖然這些邊界是人為的、是19世紀歐洲南國主義者在几乎不考慮當地民族和資源的情況下劃定的。

與此同時，老民族國正牢牢抓住各自的國家主權不放。的確，由於這些國家的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痛苦早已過去，它們這時能對民族主義情緒的種種熱烈的表現進行詆毀和採取一種傲慢的態度。的確，在歐洲，共同市場需要成員國在有限的範圍內放棄某些國家特權，但是，共同市場決不在重大的國家利益發生衝突的地方證明自己的存在。因此，蘇伊士危機和古巴危機揭示出，在發生關係重大的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時，大國總是準備不與盟國或聯合國商量就單方面地採取行動。這些危機的過稷清楚地表明了在原子時代中這種不受限制的國家主權的實質。

科學的潘多拉盒子　1962年7月9日夜晚，美國在太平洋中部的約翰斯頓島上引爆了一顆氫彈，其爆炸力相當於200萬噸梯恩梯炸葯。整個天空都亮了起來，紅色、紫色、桔黃色和白色的光芒交織在一起，象令人眼花緣亂的萬花筒，持續了15分鐘。2000哩以外的美屬薩摩亞群島上的土著都驚慌地衝進家裡或教堂裡去祈禱。當他們得知這種可怕的空中景觀的起因時，紛紛說道："瘋狂的白人。"

比這些薩摩亞島人老練的其他目擊者大體上作出了同樣的反應。這次爆炸同前前後後的其他爆炸一起提出了有關科學及其前景的根本問題。科學無疑是人類智慧的一個偉大成就。但現在，它不是已成為潘多拉盒子了嗎？不是已代表對人類的一種無法控制的威脅嗎？

這個問題的實質遠不僅僅是核爆炸。在整個歷史上，技術的變革已對人類的文化——人類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處事方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農業革命使人類的人口大大增加，並迫使人類適應定居的生活方式，最終信奉新的上帝，逐漸建立起具有新形式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同樣，工業革命不僅大大提高了生產率，而且帶來了與工廠和新的工業城鎮有關的種種問題。今天，隨着核力量、計算機、自動化技術和航天科學的出現，我們正在經歷實際上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這場革命最終至少產生與第一次革命同樣深遠的影響。

此外，應該注意到，技術進步的速度正在何等迅速地加快。人類大約經過了100萬年才達到農業革命，但是，僅僅再過10000年便達到第一次工業革命，僅僅再過不到兩個世紀的時間就達到第二次工業革命。我們不知道還將從這裡到達何處，但的確知道我們將很快到達那裡。我們知道這一點是因為我們為促進科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過去出生的科學家中，有90%的人如今仍在世並在工作。1970年這一年，美國花在科研上的費用比從美國革命到1945年這整個時期內所花的費用還要多。無疑，科學是當今時代的標誌。如果金字塔是古埃及的象徵，如果巴黎聖母院是中世紀西方的象徵，那麼，我們這個時代相應的象徵便是高能加速器和強力流研究反應器，以及伴隨而來的技術象徵如自動化工廠和宇宙飛船。

科學技術的這種高速發展首次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作為一個物種的人類能否柔順到足以適應一種他們正在如此迅速地改變、並在許多情況下予以污染的環境。人類能改變自己傳統的習慣和制度以妥善處理作為科學技術有害的副產品而源源不斷地產生的大量難以對付的問題嗎？以下是若干例子：

自然界的失去平衡　現代技術正在創造無數的產品，這些產品除了在自然環境中，還在人類組織中結合起來，引起目前几乎還不甚瞭然的種種反應。輻射是一個已受到關心的主要原因，但它只是許多原因中的一個。在城市裡，有來自工廠和汽車的廢氣，在農村，則有施進田裡、然後溶進河溪裡的滅草劑和殺蟲劑。生態學，即研究生物與環境的相互關係的科學，已成為世界各地許多人越來越關心的一門學科。

人口爆炸　在整個歷史上，阻止人口下降一直是人類的一個問題。今天，由於醫學的發展和生產率的提高，這個問題變成完全相反的問題——如何控制正在阻止不發達國家的發展、給富裕國家造成嚴重問題的人口爆炸。

城市化的問題　整個世界，不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不發達國家，人們正在離開農村，湧進城市。這種遷移的規模遠遠超過了19世紀的海外遷移。由此產生的混亂和緊張局勢——失業、令人難以忍受的貧民窟、交通擁擠、傳統生活習慣的中斷、由不斷增長的希望和停滯不前的經濟之間的差距引起的日趨嚴重的社會緊張局勢——同樣令人吃驚。

可怕的開端　科學家正開始創造人造生命，期望最終能人為地培育出有才智的動物。現在，科學家還懂得了那些為製造自動檢修的機器和自動再生產的機器提供根據的一般原理，因此，有些科學家認為，他們最終能製造出這種比人更聰明、更能幹的機器。除這些人工創造物外，人類還越來越能夠通過精液冷凍庫和操縱脫氧核額核酸分子來控制人類自己的遺傳特性。精液冷凍庫開闢了讓不僅為空間、而且為時間所分隔的雙親生育後代的可能性，而操縱脫氧核糖核酸分子則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問題，例如，對人類遺傳特性的控制是否應系統地進行？如果應系統地進行，要達到什麼目的呢？

蘑菇狀雲　自廣島、長崎事件以來，全世界的人一直在擔心會爆發大規模的核戰爭，由於氫彈的威力超過了最初的原子彈，這種擔心已大得教人無法想象。現在，核武器的儲備已達到這樣的程度：據估計，美國能用過多的核力量摧毀蘇聯1250次，蘇聯能用過多的核力量摧毀美國145次。與核戰爭的幽靈同樣折磨人的是不少國家將多得駭人的人力物力用於戰爭目的。在美國，大約國民總產值的10%、全部勞動力的9%、聯邦預算的50%、科學家和工程師的60%被直接或間接地用在國防方面。美蘇兩國的軍費合在一起相當於人均年收入在100美元或100美元以下的所有不發達國家的人民的年度總收入。如果一位觀察家在月亮上觀察地球，他很可能會下結論說，這是一個有着滿滿的軍火庫、空空的食品室、到處佈滿恐怖的古怪星球。

綜上所述，可以斷定，科學技術的傳播已為人類創造了一個新環境，引起了一系列新問題。早先的人類必須面對自然環境，但主要是作為個人——農夫、獵人或漁民——來對付大自然。今天，新環境和新問題使個人的行動和解決辦法無濟於事；它們需要人類採取有組織的集體行動。與較早的幾個時期大不相同，現在需要的是社會調節和社會控制。這立刻引起了與管轄相對的自由的問題，即以人身自由和個人主動權為一方面、以社會組織和紀律為另一方面的問題。這個問題已是現代社會緊張局勢的主要根源，很可能在將來導致更緊張的局勢。

二、二十世紀的希望

全球的責任　人類今天的危險狀況反映在對當代問題的上述分析之中，其實，當代問題的數量還可以大大地予以增加。不過，對這些問題中的每一個來說，也都存在着一個希望——一個如果得到承認和鼓勵便有可能給未來留下印記的希望。例如，湯因比曾說道："人們將記住我們這個時代，這主要不是因為它的令人恐怖的罪惡，也不是因為它的令人驚訝的發明，而是因為它是自大約五、六千年以前文明起始以來的第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人們敢於認為讓文明的益處為整個人類所利用是行得通的。"
這種由全球意識和全球責任組成的觀念的確存在，應該同諸如種族衝突和引起分裂的民族主義之類的趨勢一起得到承認。這種觀念是從人們承認對本國較不幸的公民的福利負有責任開始的。遲至1839年，英國議會還只為全國的學校撥款15萬美元，而為照料維多利亞女王的馬匹撥款35萬美元。贊成大眾教育制度的改革者們被指責為危及社會基礎的幻想家。但今天，這同一個英國卻已成為一個福利國家，它承擔了照顧其公民"畢生"福利的責任。

近幾十年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已被擴大到不僅包括本國公民，而且包括全人類。這種全球責任已時常得到重申和履行，因此，現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它的新奇和意義也被忽視了。但在本世紀初，几乎沒有人能預見發達國家會每年對外援助幾十億美元。即便這種援助決不是完全利他主義的，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利他主義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就是證明，它要求人身的自由權和安全權、遷移和居住的自由權、財產所有權、思想和宗教的自由權、教育權、工作權和適當的生活標準。

貧困的終止　今天，不僅存在着日益增長的全球責任感，而且同樣重要的是，還存在着履行這種責任的方法。如前所述，當今世界的主要問題是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不過，這個問題也有一個希望：消除這一差距的方法的確存在，正有待于利用。由於科學的進步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這一目標首次有可能在不損害先進國家的生活水平的情況下得到實現。現在，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大約是4．3%，即400億美元左右。如此大的年增長率使美國除能進行國內的社會改革外，還有可能撥出大筆大筆的款項支持窮國的發展。由於其他富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也具有相似的增長率，今天，改善全球經濟的不平衡有史以來已第一次成為一個可實現的目標。

這並不是否認世界上還有一半的人是文盲，每晚仍餓着肚子睡覺。但即便如此，也完全不同於14世紀中葉，當時，歐洲總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被黑死病奪去了生命。這也不同於1846年和1876年；1846年，100萬愛爾蘭人死於饑餓，1876年，500萬印度人餓死。瘟疫和饑荒的這些犧牲品不可能得救，因為人類當時極度缺乏必要的醫學和農業知識。今天，仍有數目多得使人悲哀的犧牲品，但不是因為無知，而是因為政治和體制方面的種種障礙。生產能力巨大的、不斷加快的增長正在使人類至少能在可預見的將來擺脫有史以來一直在折磨人類的種種災難。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成就，可與農業的發展或文明的到來相媲美。

人類的覺醒　當前全世界各民族的覺醒同樣重要，因為這種覺醒是有效地利用技術潛力的先決條件。這種大規模的動盪有許多歷史的根源，包括兩次世界大戰的衝擊、西方思想意識的傳播、現代運輸工具和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以及表明貧窮和苦難不是人類天意注定的命運的富裕社會的影響。因此，爆發了抱有越來越大的希望的革命，或者更準確地說，爆發了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的革命。這種革命解釋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63個國家贏得獨立這種驚人的景況。種種"變革之風"確已在史無前例的範圍內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吹了起來。現在，它們仍在以几乎沒有衰減的力量不停地吹，每天有關暴動和革命的重要新聞報道可表明這一點。

一些懷唸過去當主人、做老爺的美好時光的人對所有這些騷動和動亂深表遺憾，另一些擔心偏執的、易引起分裂的新民族主義在日益擴散的人也對所有這些騷動和動亂深表遺憾。但是，這種覺醒所意味的遠不僅僅是民族主義的極度表現。它還代表一種新的思維方式、行動方式和觀察生活的方式。它承認社會變革是合乎需要的、不可避免的。它認為個人能夠並應該參與和促成這種變革。它希望得到新的必需品和物質享受，確信苦難不是天災。最後，它堅信所有公民都應該有機會學習和提高自己，這種機會不是取決於他們的錢財或社會等級，而是取決於他們的能力和努力。

科學的神燈　這所以是一個有希望的時代，還因為人類的認識——對人類本身和人類過去的認識，對人類周圍的物質世界的認識——在迅速發展。在上個世紀中，由於人類學、考古學、生理學和其他許多學科的進步，人們得到了有關人類本身的可靠資料。同樣，在上個世紀中，人們還收集到了相當多的有關人類過去的資料。事實上，我們這個時代在所具備的歷史知識的範圍和關心歷史的程度上是獨一無二的。亞洲、希臘和羅馬的古典文明就它們的觀點而言基本上是非歷史的。總的來說，它們的作家對過去如同對將來一樣几乎不感興趣：古代歷史學家中最無偏見的修昔底的在開始敘述伯羅奔尼撒戰爭時說道，在他所處的時代之前，沒發生過什麼重大事件。令人驚訝但又不可否認的是，對希臘人、羅馬人、埃及人、中國人和印度人的早期歷史，我們遠比這些民族自己瞭解得還多。

比對過去的新認識更引人注目的是對物質世界的新的認識和掌握。哥白尼的工作和愛因斯坦的工作相隔不到400年，即大約6個正常生命期。然而，在這短短的一段時間內，科學已從少數熱心之士的一種秘密的業餘愛好發展成文明的支配力量。而且，科學和以科學為基礎的技術正在對人文主義研究和人文學科作出重要的貢獻。碳—14年代測定法大大地幫助了考古學家的工作：X射線螢光光譜法證實了闢爾唐人的顱骨和顎骨是偽造的；計算機已能解釋瑪雅人的象形文字，而且現在正開始用來翻譯各種外語。

儘管有這些成就，科學仍常常被看作是帶來威脅的、無法控制的潘多拉盒子。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科學已把人類引入以上所述的可怕的開端。但是，又存在着希望：這些開端除了因它們所引起的新危險而使人畏怯外，還因它們所展示的新前景而令人敬畏。原子能可摧毀人類，但又能改變全球的生活環境。火箭可用於洲際戰爭，但也能用來載人繞地球飛行和飛往其他星球。遺傳特性的控制提出了一些令人驚恐的問題，但又產生了種種令人興奮的可能性。更準確地說，科學家現在期望在以後幾十年中使以下所述的成為事實：

自動導向汽車和原子能火車
通過無線電將原動能傳送給飛機
橫貫寒冷的海洋、改變世界氣候的氣候壩
將淺海改變成海上農場
勘探地殼深處的自動採礦機
生產在價格上有競爭力的淡水的脫鹽法
產生無限能量的核聚變
在登月後進行廣泛的宇宙空間探索

因此，科學既能成為潘多拉盆子，又能成為神燈。1984年可以是一個壞年份，也可以是一個好年份。選擇權掌握在人類手中，因為科學是中立的。

三、我們的黃金時代嗎？

可以斷定，這是一個有着重大問題和重大機會的時代，也是一個有着巨大危險和巨大潛力的時代。這不是一種使人安寧和舒適的形勢，而是一種令人不安和不舒適的形勢。但是，這是過去所有偉大時代的特徵。事實上，我們這個時代與現在所讚頌和懷戀的過去那些"黃金"時代極為相似。每個黃金時代都有緊張、危險和恐懼這類成分。伯裡克利時代的雅典、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和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的情況就是如此。
例如，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曾面臨與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十分相似的許多危險。首先，當時存在着接連不斷的戰爭威脅或戰爭現實。英國人不得不勇敢地對付歐洲頭號軍事強國——對英國構成威脅的西班牙，不得不為保護他們的特權而進行冷戰和熱戰。

這也是一個經濟和社會混亂的時代，這種混亂是由從傳統的自然農業向大規模的畜牧業和羊毛生產的轉變引起的。由此產生的圈地迫使成千成萬的自耕農流落大路旁，在那裡，他們被當作游民抓起來。這些"乞丐"的苦境可從下面這首兒歌中看出來：

聽！聽！聽！狗兒叫；乞丐們進城了。
有人給他們白麵包，有人給他們黑麵包，
有人用馬鞭使勁拍，把他們趕出城外了。

伊麗莎白黃金時代也有可與今天相比的"宇宙空間探索"。哥倫布和達·伽馬開闢了新大陸和新海洋，哥白尼和伽利略使地球離開了宇宙的中心。這種視界的開闊要求對傳統的定論和假設進行通常是令人不安的修正。約翰·多恩象現代詩人一樣表達了他的憂慮，他寫道：

一切都破碎了，一切都失調了；
到處都在提供機會，一切都互相關聯。

最後，伊麗莎白時代的人們還生活在經常破壞倫敦和其他城市的鼠疫的陰影廠。詩人和說教者者在翻來覆去地說死亡已迫在眉睫，它會立刻把"你漂亮的面孔、美麗的鼻子、明亮的眼睛、雪白的手、優美的身材"變成"泥土、灰末、塵埃和蠕蟲的食物。"當今世界的確在擔心會發生一場熱核大屠殺。但是，這種情況也許可與部鐸時代的英國相比；在都鐸時代的英國，用一位權威人士的話說，"几乎每一種想象都帶有一種戀屍癖的色彩。"
因此，伊麗莎白時代的人們生活在一個並非與今天過于不同的時代。他們經歷了冷戰和熱戰、經濟混亂和社會混亂、令人不安的智力挑戰和一再發生的鼠疫。如果他們當初放棄希望、陷于絶望，那是可以理解的。回顧過去，很清楚，如果當初出現這樣的反應，那是無益的、會帶來災難的。

20世紀後半世紀這一時期的情況也是如此。將來的歷史學家也完全有可能認為這個時期是又一個黃金時代，不過它遠遠超過了以往任何黃金時代。現在對將來抱有更大的希望，今天的歷史舞台已不是地中海上的一個半島，也不是北海中的一座島嶼，而是整個地球本身——不久以後將更大。既然人類已離開其無數代的祖先爬行過的這一地球的表面，登上了地球以外的其他天也人類就已到達其生涯中的一個新舞台。正如哥倫布、達·伽馬和其他探險者的發現深深地影響了人們的思想和世界觀一樣，現在的宇宙空間探索也必然產生相應的影響。探索中會發現什麼、這些發現會帶來什麼影響，目前尚不能預知，正如沒有人能預見到1492年8月3日哥倫布從西班牙帕格斯起程遠航的結果一樣。但是，有一點是無可置疑的：人類現在正在取得的成就是無與倫比的，人類在即將到來的幾十年中所能取得的成就几乎是出乎意料的。

其實，人類是否將實現這一令人眼花縧亂的希望完全是另一回事。因為這既是一個有希望的時代，又是一個有空前危險的時代。本章標題後的問號是完全有道理的。原子時代之父愛因斯坦留下了一句令人清醒的話："原子釋放出來的能量已改變了除我們的思想方式以外的一切，因此，我們正走向空前的災難。"

歷史對我們今天的意義

從世界歷史看人類的前景

天外來客將會發現我們的星球首先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星球。例如：1985年，穀物產量可以為全世界每個人提供3000卡路里的熱量，或提供遠遠足夠有餘的營養。然而，那年營養不良或忍饑挨餓的人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全世界每年有3500萬人死於與饑餓有關的疾病，而另外有7億人營養不良。再如：1985年7月曆日出版的《紐約時報》報道說，現已研製出一種藥物可以治癒"處于死亡邊緣"的那些非洲嗜眠症患者。但是，同期的這份報紙又報道說，"各種新的核武器正在高速設計、研製和試爆"，其中包括各種鈷彈、中子彈、X射線彈頭、低殘留炸彈、反衛星武器、X射線激光器、電磁脈衝炸彈（EMP）、微波武器、粒子束武器、γ射線激光器、反物質炸彈以及"自動制導炸彈"。

為什麼我們生活在如此觸目驚心和危機四伏的自相矛盾之中呢？一個基本的原因在於，我們沒能適應為第二次產業革命所迅速改變的世界。對於人類來說，這並不是什麼新的困境。至今世界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連續不斷的技術革命的歷史，技術革命要求進行相應的社會革命，而同時代人則不願進行這樣的革命。多少世紀以來的根本問題是，技術革命一直受人歡迎，因為它促使了生產率和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但是，世界歷史上所有的技術革命——無論是一萬年以前的農業革命，還是二百年以前的第一次產業革命，抑或是今天的第二次產業革命——都導致社會分裂，這種分裂要求在制度、思維方式以及人際關係等方面實行變革。然而，這種社會變革總是遭到人們的拚命抵制，其激烈程度一如人們之熱烈歡迎技術變革。正是由於技術變革和社會變革之間所產生的時間滯差，才造成了幾千年以來世界歷史上眾多的苦難和暴行。

為什麼這種時間滯差持續如此之久呢？歸根結底，人類的顯著特徵在於其大腦，尤其是大腦皮層的前部，這一部分的容量在過去幾百萬年增長了一倍。正是大腦皮層賦予了人類特有的判斷能力，預見其行為後果和按照目的支配其行為的能力，這賦予人類以巨大的生存優勢，並使人類戰勝其他數千種與其競爭的物種，儘管其體質虛弱。

從理論上說，人類這種判斷能力不僅可促進人類擅長的技術變革，而且也可促進其遲滯不前的社會變革。但是，現存的體制和習慣總是受到歷史傳統、啟蒙教育以及社會秩序的維護。因此，對社會現狀提出挑戰總要遇到排斥、恐嚇甚至迫害，很少有人能夠或者願意忍受這些。另外還存在既得利益集團的作用，這種集團顧名思義必然會因社會變革而喪失既得利益，因而通常總是反對變革。他們的反對通常總能成功，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具有雄厚的財力和良好的組織，而且因為他們利用人們對於社會革新的普遍厭惡態度。因此離經叛道者就被輕易地孤立起來，並且身上被打上褻瀆神聖、顛覆或者在其他情況下對社會構成危險的烙印。

社會變革遲滯性這一不利影響在過去之所以被人們所承受，是因為技術革命並非迅猛到勢不可擋的地步。然而這種情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混過去的傳統策略已經過時。首先，現在的技術變革象一股洶湧的急流，不僅新發明的數量急遍增加，而且從發明、應用到市場銷售的整個過程大大縮短。其次，當今的技術變革正在全球範圍內展開，而不是象過去那樣僅侷限于西歐。再次，最新的科學發現，如核能、計算機以及遺傳工程的動力和破壞性遠遠超過兩個世紀以前英國發明的紡紗機和織布機。因此，1969年5月，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發出警告說，立即在全球範圍內採取行動是當務之急。他說："我並不想聳人聽聞，但從我在聯合國秘書長這個職位上所能獲得的信息來看，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聯合國各成員國還剩下大約十年時間來緩和他們各自之間由來已久的爭端。開展全球合作以控制軍備競賽，改善人類環境，防止人口爆炸以及提供各種發展項目所必需的經費。如果這樣的全球合作在下一個十年裡還沒有迅速開展的活，那麼恐怕我所提及的這些問題將會達到令人吃驚的地步，以至于超出我們的控制能力。"

吳丹寬限的十年期早已過去，而他所警告的環境問題、人口問題以及軍備競賽問題從那時起已變得十分嚴重。可以這樣說，我們的地球不僅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星球，而且是一個發發可危的星球。

未來的前景如何呢？歷史學家象氣象學家一樣，面前只有一個變幻莫測的水晶球。儘管未來的特定事件無法預見，但是，倘若對世界歷史具有正確的認識和解釋，我們就能根據各種歷史模式來洞察未來的一般趨勢。所以，倘若同意吳丹提出的警告並接受他提出的適度的目標，我們就能得出關於20世紀末人類前景的若干結論。

首先，所有的人類社會都正受到第二次產業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衝擊，前者以不斷加快的速度正在改變着社會，而後者正在喚醒和激勵人們去把握自己的生活。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兩種革命將成為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最重要的力量。

其次，這兩種革命都明確反映了西方的勝利，因為它們都是近代早期科學革命、產業革命、政治革命的繼續和擴大。但同樣清楚的是，這兩種革命也造成了西方的衰落，因為西方所創造的這種新世界已不再顯示其在全球軍事和經濟事務中的優勢地位。就在數年前，報紙上還充斥着關於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大標題新聞，而今日的電視屏幕已儘是關於那些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還不存在的國家的革命、饑荒和財政危機等情況的報道。

第三，在全球的大動盪中誕生的新世界將因其多重政治格局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局面。縱覽世界歷史，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和平持續了整整一個世紀，而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統治下的和平至多也不過持續了25年。粗看起來，跟着到來的似乎是美蘇兩極對立的時代，但是這種局面原來更為短命。隨着中國形成對蘇聯的挑戰，美國在越南的挫敗，西歐和日本的經濟復興，以及正為第三世界其他地區所重演的伊朗、津巴布韋和尼加拉瓜的動亂，美蘇兩極對立業已煙消雲散。取代全球霸權或全球兩極對立格局的，正如周恩來總理一語破的所指出，就是我們目前所處的"空前大混亂狀態"。這種混亂狀態遍及一切方面，包括北南矛盾（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對立）、西西矛盾（美國和正在蓬勃發展的西歐與日本之間的經濟競爭）、東東矛盾（蘇聯和中國，蘇聯和東歐諸國以及中國和越南之間公開和非公開的衝突）以及東西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戰以盡的第一次冷戰以及80年代的第二次冷戰）。

第四，初生的新世界的特徵不僅表現為政治格局的多重性，而且表現為文化發展的多元性。世界歷史表明，西方文明在19世紀實際上已成為全球社會的典範。即使是那些倡導反對西方統治的殖民地領導人，他們都要求用以歐洲母國為典範建立起來的獨立國家來取代西方的殖民統治。然而今天，再也不能斷定只存在一條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也許要加上第二條蘇聯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人們已不再同意諸如延續持久的家族結構、庇護關係、氏族和部落忠誠以及象中東地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那樣土生土長的宗教運動之類的"傳統"制度注定是歷史的糟粕的觀點。1980年伊朗人質危機時，墨西哥外交家來小說家富恩特斯（C·Fuentes）針對當時情況所說的一段話反映了這種文化發展地區自主的堅定態度，他說："我瞭解今天的伊朗，並且我能夠瞭解1915年的墨西哥。我們有潘喬·維拉、查巴塔以及拉戈斯·查薩羅。當時是一片混亂，並且經過數年才得以安定下來，但是卻得到了某些教益……如果有什麼事在今天世界上正在發展的話，那就是人民決定不再簡單接受兩種進步發展必由之路的模式——西方的資本主義和蘇聯的社會主義——而是尋找能將技術力量與他們自身傳統的活力結合起來的發展道路。"

地區自主的優勢是不言而喻的。一個聚居着50億毛澤東主義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和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新教徒的世界，必定還有許多有待完善之處。幸運的是，世界歷史的趨勢是向全球多樣化發展而不是走向同一化。當前的各種問題困擾着所有的社會，已經到了非進行改革不可的時候了。縱覽當今世界，無論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內部，從美國到瑞典，再到日本，還是在共產主義世界內部，從蘇聯到阿爾巴尼亞，再到北朝鮮，抑或是在第三世界內部，從秘魯到坦桑尼亞，再到印度尼西亞，都廣泛存在着差異。在這樣一個活躍多變的世界裡，任何地方所取得的任何創造性成就都可能成為大家共同的知識財富，人們加以討論、學習、採用或予以拋棄。最終結果將是全球範圍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融。生物學領域中雜交優勢的法則在文化領域中也會起作用。

然而，當前對人類未來的思索更多地集中于核毀滅的危險，而不是雜交優勢的期望。因此，諸多戰略的推行都是為了避免危險而實現希望。從全體人類的觀點而不是某一民族或某種意識形態的觀點出發來考察這些戰略，它們可以歸納為兩種截然對立的哲學。倘將這兩種哲學簡化到標語的程度，則分別可稱之為"大體尚好"哲學和"懸崖勒馬"哲學。將前一種哲學的樂觀派對當前趨勢一般表示滿意，持後一種哲學的悲觀派則認為當前人類發展趨勢會走向自我毀滅，因而必須懸崖勒馬以避免全球大災難。這兩種哲學的直接對立明顯地表現在對待兩大基本問題，即生態環境惡化和核威脅問題的態度上。

關於生態環境，樂觀派堅持認為技術造就了現代文明，並且可以依賴技術來解決當前和未來的各種問題。

與此針鋒相對的那些持"懸崖勒馬"哲學的鬥士們認為，技術確實有作用，但是它不能單獨承擔生產和消費的無限增長。發達國家的公民現在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財富和舒適，但他們這樣的生活並不僅僅是得益於技術事業。同樣不可缺少的是，他們不但利用了過去已貯藏幾百萬年的有限礦物能源，而且以礦石、表土和地下水的形式支用了未來的資源。我們今天之所以生活得很好，是因為我們不久前學會轉化和消費過去和未來的資源。然而在這樣做時，我們便在生態賬戶上不斷地賒賬，這生態環境是自古以來大自然對我們的恩賜，但是未來我們不能繼續無限土地亨受這種恩澤。甘地曾表述過這種觀點，他說大自然能滿足人類的所有需求，但不能滿足人類的所有慾望，尤其是在漫無節制的消費主義惡性膨脹的時候。。《致總統（吉米·卡特）的2000年全球報告》在對本世紀末的世界情況作如下的預測時也表述了這種觀點："如果目前的發展趨勢持續下去，2000年時世界的人口擁擠、環境污染、生態失衡以及社會混亂將比現在更為嚴重。……如果要避免日益嚴重的貧困和人類的痛苦，防止環境的惡化，緩解國際緊張關係和衝突，那麼就必須具有新的充滿活力的、堅定不移的主動創業精神。而這並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樂觀派和悲觀派的直接衝突不僅表現在生態環境問題上，而且反映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在這裡，樂觀波同樣贊成"維持原狀"，而這種看法意味着遵循古老的遺訓，即"維護和平、防止戰爭"。廣島和長崎的創傷曾使某些人一時猶豫不決，但冷戰又迅速恢復了他們備戰的信心。兩個超級大國很快發現他們都已陷於行動——反應的惡性循環中。當一方研製出一種新的武器系統，另一方則儘可能快地研製出一種類似的武器系統加以回擊——其結果是，由於軍備競賽，今天全球武庫中已積聚了5萬件核武器。

原子彈：美國1945年，蘇聯1949年。
洲際轟炸機：美國1948年，蘇聯1955年。
熱核炸彈：美國1952年，蘇聯1953年。
洲際彈道導彈（ICBM）：蘇聯1957年，美國1958年。
人造衛星：蘇聯1957年，美國1958年。
照相偵察衛星：美國1959年，蘇聯1962年。
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SLBM）：美國1960年，蘇聯1968年。
多彈頭導彈（MRV）：美國1966年，蘇聯1968年。
反彈道導彈（ABM）：蘇聯1968年，美國1972年。
多彈頭分導式導彈（MIRV）：美國1970年，蘇聯1975年。
遠程巡航導彈：美國1982年，蘇聯1984年。
新型戰略轟炸機：美國1985年，蘇聯1987年。

自動升級軍備競賽的最新進展是發起戰略防禦或稱"星球大戰"計劃。這代表了最終的"一攬子解決方案"——一種旨在抵消迄今為止的所有核武器的新型武器系統。1983年里根總統宣佈："我要求我國科學界提供使所有這些核武器變為無效和過時的方法。"但是，正如甲的恐怖分子對乙來說是自由戰士一樣，因此，乙的戰略防禦武器對甲來說則是戰略進攻武器。蘇聯科學家宣稱，星球大戰武器系統剛一建立，他們就已掌握"一種有效對抗手段"的技術。
這種狂熱的、自動升級的戰爭準備在"懸崖勒馬"哲學倡導者看來，並不是和平的序曲而是核毀滅的前奏。這一結論是基於他們與技術樂觀源看法根本不同的對當今世界發展趨勢的分析。這種分析的基本主張首先是，在現代，人類已經從"零和關係"發展到"非零和全球關係"。也就是說，以往人類始終生活在短缺世界中。由於技術的落後，所有工業化之前的文明社會需要有四分之三的勞動力用於糧食生產，而只剩很少的勞力從事其他勞作或應急。這種狀況不可避免地導致個人之間和國家之間為了生存而進行損人利己的爭奪。它造成了一個"零和關係"的世界，即一國勝利，另一國就失敗。在這種世界中，戰爭準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戰爭本身就是國家政策的一種合理工具，因為戰勝國通常能夠依靠成功的戰爭而崛起成為強國。所以，德國在打敗法國（1870—1871年）及吞併阿爾薩斯—洛林地區之後，美國在打敗墨西哥（1816—1845年）及吞併德克薩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之後，便都自然成為強國。

相比較而言，20世紀的世界則完全不同，因為它已成為一個"非零和關係"的世界。在這種世界中，大家不是都贏就是全輸。之所以發生這種轉變，是因為有兩項重大的事態發展。首先，早期的產業革命及其節省勞力的技術，當前的產業革命及其替代勞力的技術，已使世界能夠生產足夠的農業和工業產品以滿足所有人類的需求，儘管還不能滿足所有人類的慾望。其次，發動戰爭將使勝利者和失敗者同歸於盡，因為其前景是一場核毀滅。在這種根本變化的新形勢下，"懸崖勒馬"哲學的倡導者堅持認為，倘人類停留在從1945年廣島的原子彈爆炸到未來可能爆發的星球大戰的升級過程中，就不啻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族滅絶升級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全體滅絶。

愛因斯坦早在1916年5月的公眾演講中就曾這樣認為："原子釋放出來的能量已改變除我們思維方式之外的一切事物，因此，我們將日漸走向空前未有的大災難。"為了制止人類這種發展趨勢，愛因斯坦在其晚年除了撰寫科學論著，還撰寫了大量關於倫理道德和社會問題的文章。他這樣寫道："光有知識和技能並不能使人類過上幸福而優裕的生活，人類有充分理由把對高尚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念的讚美置於對客觀真理的發現之上。人類從象佛陀、摩西以及耶穌這樣的偉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來說要出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設性的見解更為重要。"

這位原子時代之父的觀點是眾所周知的。而不為眾人所周知的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佈雷德利（Q·Bradley）將軍提出的相同的觀點，1918年11月10日，他在波士頓商會舉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紀念日午餐會上的演講中指出："我們有無數科學家卻沒有什麼宗教家。我們掌握了原子的奧密，但卻屏棄了耶穌的訓喻。人類一邊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蹣跚而行，一邊卻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險的秘密。這個世界有光輝而無智慧，有強權而無良知。我們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們精通戰爭遠甚于和平，熟諳殺戮遠甚于生存。"

這就是今天全體人類面臨的困境和前景。這種困境和前景令人不安而不是令人快慰，使人感到焦慮而不是使人感到安然。但世界歷史上所有偉大時代的情況無不如此，並且必然如此。因為偉大的時代顧名思義就是轉折的時代。這是急劇變革的時代，其時舊觀念和舊制度遲遲不願退出歷史舞台．而新觀念和新制度則逐漸而痛苦地成長起來。世界歷史上所有的黃金時代都是緊張和恐懼的時代，伯裡克利的雅典，文藝復興的意大利，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無不如此。

當今時代同樣如此，雖然存在兩個重大區別：一是當今時代的變革不僅僅影響象英國這樣的小島，以及象希臘或意大利這樣的狹小半島，而是影響整個地球及其所有的居民；二是當今時代的希望和危險遠遠超過世界歷史上的任何時代。人類還從未看到展現在他們面前如此燦爛奪目的前景，但人類同樣也從未見識過潛伏在這種景象後面的蘑菇雲。

後記

本書作者L·S·斯塔夫裡阿諾斯（L·S·Stavrianos）是美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1913年生於加拿大溫哥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在克拉克大學獲文科碩士學位和哲學博士學位；現在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歷史教授、西北大學的榮譽教授和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斯塔夫裡阿諾斯博士曾因傑出的學術成就而榮獲古根海姆獎、福特天賦獎和洛克菲勒基金獎。他的著作甚多，主要有《1815－1914年的巴爾于各國》、《巴爾幹聯盟：現代巴爾幹統一運動史》、《1453年以來的巴爾幹各國》、《現代人的史詩》、《人類的全球史》、《希臘：美國的困境和機會》、《奧斯曼帝國：它是歐洲的病人嗎？》、《即將來到的黑暗時代的前途》、《全球歷史：人類的過去和現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充分發展》等。

本書是作者近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分為《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來的世界》兩冊。由於作者在本書中採用全新的史學觀點和方法，即將整個世界看作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的統一體，從全球的角度而不是從某一國家或某一地區的角度來考察世界各地區人類文明的產生和發展，把研究重點放在對人類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的諸歷史運動、諸歷史事件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聯和相互影響上，努力反映局部與整體的對抗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所以，本書一經問世，立即被譯成多種文字，流傳甚廣，影響很大。

本書原文厚達一千餘頁，上起人類的起源，下迄本世紀70年代多極世界相待時期，上下數十萬年，一氣呵成。本書材料新，範圍廣，除了政治、經濟外，還涉及軍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學技術、人口、移民、種族關係、道德風尚、思想意識等各個方面。本書吸收了近二十年來肚界歷史學研究諸領域的新成就，並以較大篇幅敘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歷史，故全書讀來頗覺新穎爽朗，有強烈的現實感。從文字內容來看，作者對龐雜的史料取捨恰當，對各種歷史事件着筆簡要，邊敘邊議，文字生動；從編寫技巧來看，每章前冠以簡明提要，承上啟下，便于掌握線索，每章末附有選讀書目，便于進一步研究（全書各章後所附選讀書目，我們沒有翻譯，仍以原文排印，以方便讀者查閲和研究），全書條理清晰，結構完整，可與一部小型的世界史百科全書相媲美。

本書的譯校和出版，得到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張廣勇同志的具體關心和大力幫助。他還為這一中譯本撰寫了導言，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書是分頭譯出的。前十章和地圖部分為吳象嬰所譯，餘下的後半部分和插圖說明為梁赤民所譯。第十一章前四節曾由許企平初澤，在此謹致謝意。

由於我們水平有限，譯文難免有舛誤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譯者

1987年7月2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