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的中国人不知道的历史真相_刘博，杨柳著

第一章 这些“真相”不存在

第二章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第三章 没有到过日本

第四章 远嫁匈奴并非悲剧

第五章 美丽的传说

第六章 历代演变

第七章 少林武术的祖师爷

第八章 杨家将

第九章 杨宗保子虚乌有

第十章 苏小妹子虚乌有

第十一章 宋江是否征方腊

第十二章 顺治帝出家与董小宛无关

第十三章 周公原来已称王

第十四章 篡改历史从李世民开始

第十五章 岳飞并非“满江红”

第十六章 真实的包拯

第十七章 “康乾盛世”只是个假象

第十八章 说句公道话

第十九章 还原真相

第二十章 韩信并没有谋反

第二十一章 张飞战术素养极高

第二十二章 “暴君”杨广的雄才伟略

第二十三章 灭亡的内外原因

第二十四章 兔死狗烹

第二十五章 奸臣潘仁美其实是忠臣

第二十六章 登基的借口让人生疑

第二十七章 科技高度发展，学术趋向精致内省

第二十八章 雍正没有篡位，不葬清东陵另有隐情

第二十九章 苦闷的皇帝生活

第三十章 谎言——“亡秦者胡也”

第三十一章 《史记》中没有记载

第三十二章 压倒唐王朝的三座大山

第三十三章 “清明盛世说”

第三十四章 朱棣的生母是个朝鲜人

第三十五章 孙之獬何许人也

第三十六章 一场误会引发的冤案

第一章 这些“真相”不存在

西施原来不存在
西施名列中国四大美人之首，如果说这个人不存在，想必会引起一片哗然。然而，这是事实，翻遍史书，竟然找不到这个人物的确切事迹。难道她仅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西施的传说
春秋末年，我国长江下游和钱塘江一带有两个势不两立的政权，北边的叫吴，南边的叫越。越国宁萝山下若耶溪畔，有一位旷代绝世的美女，她就是西施。西施本姓施，叫夷光，因为住在西村，所以，人们称她为西施。西施美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她到附近的山上去采樵，天上的大雁看到她忘了拍动翅膀，掉了下来；她到溪边去浣纱，水中的游鱼羞得潜入水底。成语“沉鱼落雁”就来自西施。
西施一动一静皆是美，就连那不轻不重的心痛病发作的时候，捧着心，皱着眉，垂着髻的模样也有万种风情。东村的施家女儿想学她的模样，眉毛刚一皱起就吓得街坊们关门闭户。这又造就了中国语汇中一个最具讽刺意义的成语：东施效颦。颦，就是皱眉头。
话说吴越两国间不断发生战争，互有输赢。前494年，吴越再战于夫椒，越军大败，越王勾践同他的五千残部被困在会稽山上。要么投降，要么战死，越王勾践审时度势，选择了投降。他带着妻子和大夫范蠡，穿着奴婢的衣服乖乖地到吴国当了人质。勾践的专职是养马，吴王夫差出行的时候，勾践提着马鞭，吆喝开道，尽力扮演着奴婢的角色。有一次，夫差病重，勾践亲自煎药，并且亲口品尝夫差的粪便，祈福问安。两年后，他终于骗得夫差的信任，重新回到祖国。
勾践回国后，发愤图强，整天睡在硌人的木柴上，每次吃饭前都先尝一下苦胆，然后大声自问：“勾践，你忘了会稽之耻了吗？”在自强的同时，他还采纳了范蠡和文种的建议，向吴王夫差实施了三十六计中最温馨而又最恶毒的一计：美人计。范蠡在全国范围内遍寻美女，西施被选中。经过三年的教习，越王才恭恭敬敬地将她送到吴国。
在培训的这段时间内，西施与范蠡产生了感情。范蠡在送西施去吴国的路上，心中十分矛盾，一路上唉声叹气。西施也是病怏怏的。幸好途中遇到一位白发老者，他谆谆教导两位说：“国家事大，自己事小，复国重任寄托在你们身上。”说完还把手中的一篮又大又红的李子送给他俩。二人听了老者的话，顿时精神振奋，向老人行礼说：“老伯的话，千金难买，我们铭记不忘。”后人将这个地方称为携李。
吴王夫差一见西施，果然神魂颠倒、宠爱异常，为求美人一笑不惜大兴土木，把江山扔在了一边。此时，越国却在厉兵秣马，伺机复仇。十年后，勾践认为时机成熟，下令北伐。吴国被打得落花流水，夫差请和，勾践不肯，夫差只好自杀。
勾践灭吴后令西施与他一起回越宫。还未起程，越王夫人赶来了，她怕勾践立西施为后，诬说西施是亡国的狐狸精，密令大将秦泽给西施拴块大石头沉江。巧的是，秦泽的父亲正是当初给西施和范蠡送李子的老汉。他假装执行命令，暗中托老父把西施这位越国功臣藏了起来。
再说勾践，自灭吴后，他渐渐开始猜忌功臣。范蠡见勾践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决定归隐。临行前去看望秦老汉，得知西施未死，喜出望外，于是携同西施云游四海，浪迹天涯，最后定居在齐鲁一带，由于经商有方，成为巨富，人称陶朱公。
关于西施的结局，历史上有许多种说法。上面这个颇为浪漫的说法出自《越绝书》以及明代的戏曲作家梁辰鱼编成的《浣纱记》等著作。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吴越战争之后，西施回到了美丽的若耶溪畔，度过余生。初唐诗人宋之问在《浣沙篇》写道：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鸟惊入松萝，鱼沉畏荷花。
不过，此说在史书中找不到根据，应该只是后代文人的一个善良愿望。
另一种说法是：西施被沉水而死。《墨子》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死，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该书编写于战国时期，距西施生活的年代不远，其中所举的比干、孟贲、吴起之死，均与史实相符，由此推断，如果这个西施是我们所讲的西施，那么西施被沉也是真的。另外，古本《吴越春秋》也说：“吴亡，西施被杀。”《吴越春秋逸篇》更详细：“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而终。”“鸱夷”就是皮袋，按这种说法，西施是被装在皮袋里扔进江中而亡的，这与同时代的伍子胥是一个死法，伍子胥就是被装在“鸱夷”里投入了钱塘江中。根据民间传说，千古奇观“钱塘潮”就是由于伍子胥的怨怒形成的。
分析以上三种说法，最后一种更符合历史的必然。假如西施真有其人，也不过是一个天生丽质、在吴越政治斗争充当了工具的农家女子。灭吴后，“兔死狗烹”是情理之中的事。看一看范蠡出逃、文种被杀，就知端的。
西施真的存在吗？
西施的传说虽然在民间和各种野史中异彩纷呈，但是关于西施的有无，历来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反对者的理由是：
其一，翻阅《史记·越世家》《国语·越语下》等正史，其中都记载了吴越两次交战，也都写了勾践失败后到吴国为奴以及后来勾践报仇雪耻之事，但都未提到西施。《史记》中还记载了范蠡的结局：勾践复国后，范蠡“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范蠡“浮海出齐……父子孜产……致资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但是，只字未提西施其人。《国语》《史记》离春秋时代较近，也未记录为越国雪耻灭吴作出“卓越贡献”的西施，可见传说不是事实。
其二，西施是古代美女的通称，不是实指，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屡见。早于勾践两百年的《管子》中就说：“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
其三，所有与西施有关的先秦典籍，都不曾提到“美人计”。到了东汉的《越绝书》中，西施才开始与吴越战争挂靠，书中说：“越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文种）献之于吴王。”此后，西施作为吴越战争的历史人物，开始出现于民间传说。而《越绝书》是部连作者都不能确定的书，其内容多采传闻异说，所以此书的资料不太可靠。
其四，关于《越绝书》的作者，最常见的说法是东汉的袁康、吴平等人。与袁康同时代的赵晔在《吴越春秋》中，完善了《越绝书》中文种献西施给吴王的故事，使施行美人计更加完整。后代人根据《越绝书》《吴越春秋》大加宣扬，给西施故事的流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一些地方志如《吴地志》《姑苏志》《会稽志》等，对西施传说亦做了种种杜撰，更增添了西施这一古代美女存在的可信性。
疑问出来了，如果离春秋时期较近的《国语》《史记》都没有记载西施的故事，五百年后的袁康、赵晔又怎么可能知道这段历史陈迹？
其五，否认“西施美人计”者还认为，中国历史上一到国家败亡，就找出女子来当替罪羊，夏桀有妹喜，商纣有妲己，周幽有褒姒，不一而足。因此，吴越战争中的美人计，也不过是“女祸亡国论”的变种，是封建社会史学家和小说家的惯技，西施则是为这种观念而特意杜撰的一个人物而已。
唐代诗人罗隐在《西施》一绝中说得中肯：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

第二章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综合以上各种证据，一部分人认为西施实无其人，美人计也实无其事。
还有一部分人相信西施是存在的，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其一，《管子》一书，并非一时之作，也非一人之作，而是由后人不断补充完成的，因此，用它来论证西施有无是不足为据的。而战国时期的《墨子》《孟子》《庄子》都曾对西施的“美”交口称誉，西汉初年贾谊的《新书》、刘向的《说苑》、刘安的《淮南子》更是言之凿凿。因此，西施确有其人，是不容置疑的。
其二，施行“美人计”或者误中“美人计”，都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因此，西施之事不见于史书，是因为吴、越两国史家讳言。秉笔严谨的司马迁因没有正史所依，而未将其纳入《史记》是不足为奇的。然而这富于传奇色彩的人或事，必然在吴越地区广为流传。此事首先由籍贯吴越的作家袁康、赵晔分别披露，正是其存在的证据。
其三，浙江绍兴曾出土了两面汉代制作的吴越人物画像铜镜，画像内容、题款有吴王、伍子胥、越王、范蠡、越王和二女。画中吴王怒视伍子胥，伍子胥则慷慨拔剑作欲自刎之态，越王与范蠡窃窃私语，暗自得意，那宽袖长裙、亭亭玉立、风姿绰约的二女，当然就是西施和一同进献的美女郑旦了。况且，为西施教习歌舞的土城山遗址尚在，供西施居住游览的姑苏台、馆娃宫、西施洞、玩月池等遗址尚存，由此认为确有西施其人其事。
历史争论往往是因为有证据，却又不是铁证，所以在没有更确凿的证据前，公婆都有理。不过，根据以上的辩论，显然，西施其人其事不存在的可信度更高，因为故事和遗迹都是可以杜撰的。然而，我们更愿意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个绝世的、心系国家，却也多情的美人。我们依然会为这样一个美人的悲惨命运掬一抔泪。
秦始皇并未彻底统一天下
前209年7月，秦二世元年，也就是秦始皇死后第二年，各地农民起义一触即发，靠不光彩手段登上皇位的秦二世胡亥招来亲信赵高，二人合谋决定干两件大事给那些大臣们看看。
第一件事是诛杀自己的亲兄弟，这对于血雨腥风的封建王朝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二是出兵统一天下。这件事则让人产生疑问。根据我们熟悉的历史，秦二世的爸爸秦始皇在前221年就已经扫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晚唐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中提到的“六王毕，四海一”，更是深入人心。那么，胡亥又何来“统一天下”呢？
最后一个国家
事实上，秦始皇生前确实留下一个国家没有扫灭，它就是卫国。
卫国的开国国君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武王死时，成王年幼，由其叔父周公旦摄政。由于周公的名声越来越大，引起了他的哥哥管叔（文王第三子）、弟弟蔡叔（文王第五子）的嫉妒。这两个人四处散布谣言，说周公企图篡夺王位，谣言所至，连成王、姜太公、召公奭等人都将信将疑。见时机似已成熟，管、蔡拉拢被分封于殷的商纣王之子武庚，联络淮夷，一举起兵反叛。在这种情况下，周公一面向太公望、召公奭解释自己的良苦用心，一面组织力量，出师东征，讨平叛乱。在平定叛乱的战役中，康叔始终坚定地支持四哥周公，立下了汗马功劳。战争结束以后，论功行赏，周公把原来商都周围地区和殷商遗民七族分封给康叔，成为当时的大国，为十二诸侯之一，定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到了战国时期，卫国式微，沦为附庸，不在战国七雄之列。
说起来，卫国的命运真是曲折，在历史上两次被灭又两次被救了回来。第一次被灭发生在前660年，当时的国君是卫懿公。此公性喜养鹤，爱鹤胜过爱人，把最受宠爱的鹤全都封成“将军”，而不顾人民的生死，结果被狄（又作“翟”）族所灭。有趣的是，当狄族军队一拥而至时，卫懿公让手下的人出力杀贼，没想到，这些平时被他看得连鹤都不如的人来了个以牙还牙，让他去找那些鹤将军们出力。结果，懿公被杀，卫国被灭。
可能是天不灭卫，“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这时候拉了卫国一把。他亲率大军，在谋臣管仲等人的辅佐之下，挥师北上，帮助卫国复了国。齐桓公回国时，新立的卫文公为表感激，送他一程，不知不觉走出了卫国国境，深入齐国国境三十里。春秋时代，诸侯国君送他国国君有足不出境的规矩，齐桓公就立即把脚下的那块国土割给了卫国。卫国重新在楚丘（今河南渭县）建都。此是第一次复国。
后来卫国内乱不断，外忧不绝，渐渐衰败。四百多年后，即前254年，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为了在马陵之败后重振雄风，攻打秦国陶郡，顺便把附秦的卫国也灭掉了。卫国第二次被灭。如果没有意外，卫国该就此寿终正寝了，孰料，一向只肯弱肉强食的秦昭王竟然“仗义”帮助卫国复了国。事实上，秦昭王之所以帮助卫国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意借此打击魏国。卫国就这样第二次复国，自此卫国也成为秦王国的附庸国。
战国后期各大诸侯国争霸，卫国日渐式微，最后只剩下濮阳城这个弹丸之地。前241年，秦国取了濮阳等地，卫君角被迫迁往野王县，卫已是名存实亡了，但毕竟不算灭国。前209年，卫君角被秦二世废为庶人，卫国才算彻底灭亡。
卧榻之侧何以安睡十三年
宋太祖赵匡胤有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但卫国却偏偏在“少恩而虎狼心”、信奉唯我独尊的秦始皇眼皮底下“安歇”了十几年，这其中有什么微妙的原因吗？
通常的看法是，嬴政之所以没有灭卫，是因为卫国太小了，而且已经称臣，根本不值得去灭。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卫国虽小，终究还是个国，虽然是附庸之国，仍非郡县可比。因此，它被忽略的可能性较小，有意不灭更可信一些。
那么，秦王嬴政为什么有意不灭卫呢？可能是因为卫国当年是乃祖帮助复国的，而且已成为秦王国的附庸，于是就放他一马。再说，留下一个附庸国或许也是有颜面的事吧？
民间还有一些有趣的说法。有人说，秦始皇是商人吕不韦的儿子，而吕不韦的老家是卫国，所以，卫国是秦始皇的“祖国”。再说，让秦国崛起的商鞅也是卫国人。因此，不灭卫国，是秦始皇对“祖国”的尊重。
以上说法仅是猜测，似乎都有道理，但又都有漏洞。但是不管怎么说，秦始皇在前221年扫平了六国，却没有统一天下。而当四海归“一”时，秦王朝也走向了末路。

第三章 没有到过日本

徐福亦作徐巿，本名议，字君旁，齐国琅琊人（今江苏省赣榆县），是一个道家方士。据《史记》记载，徐福曾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和三十七年（前219和前210年），先后两次出海到三神山求仙药。在第二次出海时，秦始皇给他三千男女、五谷的种子以及各个工种的工匠一同前行。结果徐福到了“平原广泽”之地后，在那里称王，再也没有回来。这是我国史藉上有关徐福东渡的最早记录，之后在历代的史书中都有所记载，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有人认为，三神山即日本三岛，所到的“平原广泽”就是纪伊半岛上的熊野川，其登陆的地方就在今新宫市东北数里的波多须浦。在日本也有不少关于徐福东渡到日本的记载，最早的记录出自11世纪源隆国的《今昔物语》。在日本当地还有不少关于徐福的传说，仅他的登陆地点就有九处之多，并且至今在日本还留有不少与徐福有关的史迹。
如果以上记录属实，那以徐福为首的几千人，便是我国最早有记录的移居日本的移民集团。然而，关于徐福是否去了日本，各界至今依然争论不休。
徐福东渡的传说
传说前221年，秦始皇做了中国第一位皇帝后，便幻想长生不死。他遍访高人传授不死之术，并让探险家寻求不死之药。齐人徐福、燕人卢生上书愿意效劳。徐福说燕齐东面的大海之中，有三座仙山，叫瀛洲、蓬莱、方丈，山上住着长生不老的神仙，出产不死的仙药。当年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曾多次派人寻找，可是回来的人总是说，三座神山遥望如云，船到了跟前山就沉入海底，可望而不可即（今天看来，那可能是海市蜃楼）。卢生也说，燕人中有几位高人，他们能把灵魂从躯壳中解脱出来，可以和神仙直接对话，当初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福分浅，未能找到他们。秦始皇听了很高兴，立即委派卢生去寻找高人，派徐福下海寻找三座仙山和不老仙药。
徐福第一次出海无功而返。为了逃避惩罚，他对秦始皇诈称：“船只难以靠近仙山，需派善射者同去，射杀鲛鱼。还要派一些有特殊技艺的工匠和有关人士去。”秦始皇相信了他的鬼话，于是再派徐福出去寻找仙药。
210年，秦始皇再次派徐福携带童男童女以及百工巧匠技师、武士、射手两千多人，乘着装满五谷种子、粮食、器皿、淡水等的大船，入海去仙山求药。此时刚好发生焚书坑儒的事，徐福害怕寻“不死药”不得，难免一死，于是到了东瀛后，再也不回去了。
船上的男女都是秦国优秀儿女、专家人才，在这些人的帮助下，东瀛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说，这个东瀛就是今天的日本。
关于徐福东渡的传说，日本人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早五代十国时，有一个到中国取经的日本僧人义楚说：“日本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去而不返，止于此。”义楚称这一说法来自日本和尚弘顺；明初，日本和尚空海到南京，向明太祖献诗时也提到“熊野蜂前徐福祠”；清末，驻日公使黎庶昌、黄遵宪等人，都参观过徐福墓，而且在诗文题记中称，徐福传说在日本已是家喻户晓，人们为他建庙、祠、像，尊他为稻作、蚕桑、医药之神。
事实上，不但是日本人的肯定，日本的社会发展似乎也在证明徐福确实去了那里。日本有二千年之久停滞不前的状况，在前200年前后却突然进入稻作农耕的高度文明，同时在短期内进入高度文明的生活。
现代考古发现，日本各地与徐福姓名联系在一起的墓、祠、碑、宫、庙、神庄等遗址有五十余处，登陆点二十余处，古书记载四十多项，传说故事三十余个，覆盖日本的十七个县。传说的内容也大同小异，基本都是说“徐福为避暴秦，别觅见乐土，遂率众东渡来日”。日本徐福会会长称：“徐福是日本民族之开国始祖。”而徐福在中国的赣榆故里被发现不久，日本新宫市市长即以徐福当日登陆定居“第二故国”的故乡人身份，代表当地人民要求与赣榆县结成友好城市，并请求该县用徐福故乡特产优质大理石，为他们塑一尊徐福立像，以备将像竖立于徐福在日“故里”的墓前，供人瞻仰，“并作永久的、历史友好的象征”。
看来，徐福确实去了日本，可是根据国内正史记载，事实似乎不是这样。
徐福第二次出海到了哪里？
据《史记》等中国正史的记载，徐福第一次寻仙未果，回来谎称，蓬莱仙岛上有长生不老药，可是因为大鲛鱼捣乱，所以没有拿到。他请求秦始皇派善射者一起去射杀鲛鱼。一心追求寻访仙人，求得长生不老之药的秦始皇再次相信了徐福的鬼话，又给了徐福男女三千人，以及五谷种子及百工匠人，让他再一次出海远行。至此，史书的记载与传说基本相符。
关于第二次东渡的结果，《史记》中说：“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意思是徐福到了一个大平原上，在那里称起王来。这一次，徐福真的一去不返了。
这个“平原广泽”到底在何处？有学者认为就是日本的本州，理由是东海各岛中，只有日本本州有平原广泽。神武天皇（传统中的日本开国之君）建国的檀原一带，有琵琶湖与远淡海二大泽，二泽周围有九处平原，正符合徐福称王之地的地理特征。
这段推理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漏洞是，推论人是先认定日本的本州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平原广泽”，然后去寻找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如果按照这种方法推理，符合条件的地方可以找到很多。例如，中国大陆东部海域内的舟山群岛、刘公岛、台湾岛等等，都可以是徐福的隐居地。
我们不妨根据史书来个正推。
根据《后汉书·东夷传》的记载：“会稽海外有东澶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
根据这段记载，徐福最后到了澶洲。《后汉书》上说这个澶洲在会稽东冶县东海内。此处所说的会稽并非今天的浙江绍兴，而是指古会稽。汉代的会稽，辖境包括今江苏、浙江的一部分以及福建省的全部，东冶县在今天的福建福州。东冶临近海边，与旧交趾国有水上运通。交趾国相当大一部分在今天的越南境内，徐福一行说不定去了那里。
此外，在日本的称谓上也有漏洞。日本古称倭国，自汉代以后一直以“东夷”的身份出现于历朝的官修史书中，是中国最悠久的东邻。倘若徐福到的澶洲是倭国的话，《后汉书》中更可能直说倭国，而不必把澶洲从倭国中分离出来。
除了地理位置上不确定外，有关徐福到了日本的事迹在史书中也找不到铁证。此传闻起于唐、宋时代，但那个时代的官修史书，如《新唐书·东夷传》《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宋史·外国传》中，都没有只言片语提及徐福与日本有关。更有趣的是，连《列异传》《列仙传》《搜神记》这一类记载奇闻异事的小说书都没有关于徐福的记载。日本的主要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先代旧事本纪》也没有徐福的名字。
既然所有的正史都没有提到徐福到过日本或时称的倭国，那么，说徐福到过日本，甚至还是日本的开国之君神武天皇，似乎毫无根据可言。
至于历史上有日本人尊徐福为他们的祖先，更可能是套近乎。上古、中古时代的日本一直很仰慕中国文化，他们的君臣也以能够与中国套上关系为荣。这一点有史料为证。
据《晋书·四夷传》记载：“倭人，……至魏时，有三十国通好。户有七万。男子无大小，悉黥面纹身。自谓太伯之后。又言上古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纹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人好沉没、取鱼，亦纹身以获水禽。”
这段记载中提到，古代的日本人为了自高身份，自称是太伯之后，还学着夏朝太康之子，断发纹身。太伯是西周时代吴国的始祖。他本是古公亶父（即周太王）的长子，太王打算立幼子季历继承王位，长子太伯和二弟仲雍为了避嫌，远走蛮荒的江南。在那里，太伯等人跟随当地的风俗，断发纹身，成为当地的君长。但是，在这段记载中，古代的日本人自称是太伯之后，并没有说自己是徐福的后人。
徐福是否到了日本，其传说、事迹是否真实，现在看来，这还有待论证。

第四章 远嫁匈奴并非悲剧

王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名嫱，字昭君，晋朝时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或明妃，名列我国历史四大美人之一。
昭君的故事，在中国流传甚广，无数文学，艺术作品，都以她作为主角。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从大汉族主义以及大男人沙文主义的立场出发，一口咬定王昭君在塞外受苦受难。甚至还有文学作品称，王昭君因深恨被放逐蛮荒，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再嫁而自杀。更有版本说，王昭君在去塞外的途中就投水自尽了。
这些传说可能是中原人士一厢情愿的杜撰，真实情况可能是，王昭君自愿嫁入匈奴汗国，在那里所受到的是顶尖享受，终老于幸福之中。
我们来看一个流传最广的传说。
传说两千多年前在长江西陵峡秭归县宝坪村，住了个叫王忠的庄稼人，这个庄稼人因为一直没有孩子，便到附近的屈原庙进香许愿，祈求得到一个像屈原那样忠于国家、热爱人民的后代。结果真的很灵验，八月十五夜里，他的妻子梦见一轮明月投入怀中，不久便生下一个比天仙还标致的姑娘，这就是王昭君。昭君从小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心地善良，忧国忧民，特别喜欢望月吟唱，父母就为她建了一座楼，起名望月楼。
后来汉元帝挑选天下美女做后妃，昭君被选中。王昭君到京城长安后，和其他被选的秀女一样，先到画师毛延寿那儿画像。有的美女为了得到皇帝的青睐，重金贿赂毛画师，画师就将她们画得美貌非凡。王昭君不信这个邪，没有给毛画师金银财宝，毛画师就有意在王昭君眼睛下面点了一点，结果王昭君没能入汉元帝法眼，寂寞于后宫。
几年之后，匈奴汗国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向汉廷求亲，汉元帝决定在不受宠的美女中物色几位，赏赐给他，并许诺谁愿意前往，就给予公主的身份。王昭君挺身而出。临行前，汉元帝召见昭君，一见面就惊呆了，如此美丽的美人，我怎么没有发现呢？一席谈话，更觉昭君才智过人，整个后宫无人可及。元帝深深后悔，两眼望着昭君，不忍离开。昭君进宫多年，第一次见到多情而又年轻的皇帝，却又要离他而去，也是心酸不已。可是为了国家利益，昭君不得不北上。
送走昭君后，元帝立即翻看美人画册，终于在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了。细细一看，原来昭君眼下多了一个疵点，掩盖了昭君的美貌。皇帝大怒，下令将那个弄虚作假的画师毛延寿杀了。
昭君随呼韩邪来到塞外，在匈奴又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二人感情很深，但不久阴山山麓和大漠南北，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久旱不雨，水草枯死，牧民饥饿混乱，朔漠飞沙中又夹着一股邪风。当地居民说这些灾难都是汉女王昭君带来的，只有用她的血来祭奠匈奴先灵，草原才能化险为夷。呼韩邪终日愁闷，惶惶不安，昭君也愁眉不展，忽然她想起父母在她进宫前曾送给她一个锦囊。昭君打开锦囊一看，原来里面装有庄稼种子、金剪子和一张黄纸。昭君百思不得其解，伤心地流下了一串串泪珠。这泪珠滴落在冰凉的沙子上，沙地上竟然奇迹般地出现了一股蓝晶晶的小清泉。昭君又惊又喜，有了水，还要有牛羊、水草、庄稼。她拿起了金剪用黄纸剪了一只小羔羊，想不到刚剪成，小纸羊就变成了真羊。昭君又用黄纸剪牛羊、水草花瓣，顿时，身边出现大片的绿草香花，成群的牛羊在其中吃草、休息。最后昭君又将锦囊中的种子撒在沙地上，顷刻便长出了庄稼。牧民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世代传送着昭君的恩德。昭君最后死在漠北，也就是现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南郊。呼和浩特是“青色之城”的意思，所以昭君墓也被称作青冢。
再说元帝，因为思念昭君，一病不起，五个月后就死了。
关于昭君的结局，除了上面这个圆满的结局外，还有自杀说、投水说等。无论什么版本，在大汉族主义者的眼中都是一个悲剧，理由是：王昭君被毛延寿这个小人所害，被迫远离故土，就算她赢得了单于和匈奴牧民的尊敬和爱戴，但一个聪慧的水乡女子怎么可能和野蛮人有共同语言呢？
千百年来，人们就是在这种心结中感叹着王昭君的悲惨命运。然而，我们不得不打断延续了千百年的一厢情愿式的意淫。
关于王昭君的传说中，一切“悲剧”的源头来自宫廷画师毛延寿这个“奸臣”。京剧上就有“骂一声毛延寿卖国奸臣”“你不该投番邦丧尽了良心”，并且认为他被杀是大快人心。然而，王昭君传说中的一个最大破绽正是毛延寿。查《汉书》《资治通鉴》均无毛延寿画宫女画以及被杀的记载。在历史上，汉宫是否存在皇帝按图召幸宫女的规矩，也未见正史记载。
《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对昭君出塞的记载是这样的：汉宣帝时，匈奴发生内乱，五个单于分立，相互攻打不休。其中有一个呼韩邪单于，被别的单于打败，逃到汉朝来，向汉宣帝请求援助。因为呼韩邪单于是第一个到中原来朝见的单于，于是，汉宣帝亲自到长安郊外去迎接他，并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呼韩邪单于在长安住了一个多月后，汉宣帝派了两个将军带领一万人护送他到漠南，同时送给他三万四千斛粮食。呼韩邪单于非常感激。西域各国看见汉朝对呼韩邪单于这么好，也都争先恐后地同汉朝打交道。
汉宣帝死后，他的儿子刘奭，即汉元帝即位。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一次到长安，“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意思是自愿当汉朝的女婿，以便有所依靠。汉元帝同意了。以前匈奴强大，汉朝和匈奴和亲，都是挑选公主或者宗室的女儿，现在呼韩邪的匈奴已成了汉朝的附庸，于是元帝决定挑五个宫女给他。他吩咐人到后宫去传话：“谁愿意到匈奴去的，皇上就把她当公主看待。”民间选来的宫女，进宫后就像鸟儿进笼一样，都希望出宫，但听说要离开本国到匈奴去，却又不乐意。宫女王嫱，即王昭君，长得十分美丽，又很有见识，为了自己的终身，也为了汉朝和匈奴的和好，毅然报名，自愿到匈奴去和亲。呼韩邪临辞之前，元帝召见五女，只见“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汉元帝虽然阅美女无数，也大为震惊，想改变主意，却不能开口，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去了匈奴。
汉元帝为什么没有见过昭君呢？《汉书》只说“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怨”，并未提毛延寿作伪的事。事实上，皇宫是美人窝，如果没有特殊的际遇，从民间选来的王昭君见不到皇帝是非常正常的事。而史书中也根本看不到王昭君对西汉宫廷和皇帝的恋恋不舍，相反，却看出了她的大彻大悟、自愿脱离。
汉元帝时，宫女为取宠皇帝，用重金贿赂画工，画工向宫女索赂的情节，来源于西晋葛洪写的笔记小说《西京杂记》。这笔记是好事文人掇拾而成的杂记，不一定符合真实历史。《西京杂记》等文学作品将毛延寿与王昭君联系在一起，可能因为当时西汉政府恰巧处决了一批宫廷画家，毛延寿是其中之一且画技最高的原因吧。
王昭君到了塞外后，并不像传说那样，日日思念中原、思念皇帝，郁郁而终，甚至自杀而亡，而是享尽顶级待遇。
王昭君抵达匈奴后，与呼韩邪单于非常恩爱，被封为“宁胡阏氏”。据《汉书·匈奴传》等史书记载，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所生的儿子伊屠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婚后三年，呼韩邪去世，嫡子雕提模皋继位。依照匈奴汗国的风俗和律法，嫡子有跟庶母结婚的义务，于是王昭君再嫁给新皇帝。二人年龄相当，新单于更加爱慕王昭君。两人共同生活了十一年，王昭君继续当皇后，跟新单于又生了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匈奴贵族。由于王昭君的原因，匈奴和汉族和睦相处，有六十多年没有发生战争。
至于王昭君与汉元帝之间的爱情则根本没有可信度。后宫佳丽无数的汉元帝面对绝世美女，产生刹那间的眩晕是可能的，但产生爱情的可能性极低。并且，就在王昭君辞行之后五个月，汉元帝就死了。如果王昭君留下，哪有幸福可言。事实上，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她的幸福才真正开始。
至于王昭君卒于何年，不得而知。昭君死后，葬于青冢，而专家考证说，这只是她的衣冠冢，王昭君到底埋葬在什么地方，只能是一个永远的谜了。

第五章 美丽的传说

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中，最能使英雄豪杰竞折腰，并且最为倾国倾城的，当数三国时期的貂蝉了。
历来出名的美女都会与政治、文化有关，貂蝉也不例外，她是汉末三国纷争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人物。貂蝉利用美人计诛杀董卓的故事，在《三国演义》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中有精彩的描写。不过，就是这位家喻户晓的美女，至今身份仍扑朔迷离，尚未见底。
貂蝉有名无姓，不知出处。《三国演义》说她是东汉末年司徒王允的歌妓；《三国志评话》说她是吕布之妻，姓任，小字貂蝉；戏里说她是吕布的部将秦宜禄的老婆，也有人说她是董卓的婢女；元人说她是掌貂蝉冠的宫女，貂蝉冠是东汉武官帽冠，“附蝉为文，貂尾为饰”；民间则另有传说，说她是个孤儿，无名无姓，从小在郊野与大自然为伴，行同乞丐。一日大司徒王允去郊外巡视，偶然发现了头上长满癞疤的她，就叫随从上前问话。随从嫌她脏丑不愿近前，她就大哭起来，边哭边用又脏又破的袖子擦脸，用脏手抓头皮，结果丑女顿时变天仙。王司徒觉得此女不同一般，可怜可爱，就收为义女，视如亲生，爱如珍宝，貂是山野中的珍兽，蝉在古人看来也是美好的事物，于是为她起名为貂蝉。此外，还有人将貂蝉写作貂婵，认为婵是用来表现她美好的意思。
至此，我们发现，貂蝉的名字中“蝉”有两种说法：一为蝉，一为婵。其中“貂蝉”更被认同。那么，这样一位连名字都存在异议的美女真的存在吗？哪一个是真实的貂蝉？
传说中的貂蝉。
古籍上虽没有有关貂蝉的记载，但文学作品中多有描述。学者孟繁仁先生对文学作品作考证后得出结论：貂蝉，任姓，小字红昌，出生在并州郡九原县木耳村，十五岁被选入宫中，执掌朝臣戴的貂蝉冠，从此更名为貂蝉；东汉末年，各地军阀割据混战，社会混乱不堪，汉末宫廷风云骤起，貂蝉出宫被司徒王允收为义女。
当时东汉王朝被奸臣董卓所操纵，再加上有个勇冠三军的义子吕布，他更是目中无人，为非作歹。朝中大臣人心惶惶，一些人心中不免生出反抗的想法，司徒王允就是其中之一。
有天晚饭后，王允到花园里散步，脑子里琢磨如何除掉董卓。不过要除董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先离间他和吕布的关系，否则就是以卵击石。正在王允百思不得其计的时候，花园的另一边传来女子的叹息声，顺着声音，他悄悄走了过去，发现府中的歌妓貂蝉正坐在石台上闷闷不乐。平日里王允待貂蝉就像女儿一样，他上前问道：“貂蝉，你有什么伤心事啊，干吗深夜在这儿唉声叹气的？”貂蝉一听王允这么问她，就说出了原委。原来她一直因为王允收养了她而希望能够报恩。最近她见王允总是愁眉不展，特别是今晚，更是坐立不安，猜想肯定是有什么大事儿，而且还十分棘手，自己又帮不上忙，才唉声叹气的。接着，她表示，只要王允有用得着她的地方，她一定万死不辞。貂蝉的一番话，让王允立刻想到，吕布和董卓都是好色之人，可以利用貂蝉使一个连环美人计。王允先把貂蝉暗地里许给吕布，再明把貂蝉献给董卓。从此以后，貂蝉周旋于此二人之间，送吕布以秋波，报董卓以妩媚。
吕布自董卓收貂蝉入府为姬之后，心怀不满。一日，吕布乘董卓上朝之际，入董府探视貂蝉，并相邀于凤仪亭相会。貂蝉一见吕布，便假意哭诉被董卓霸占之苦，惹得吕布怒火中烧。此时董卓恰好回府撞见这一幕，怒而抢过吕布的方天画戟，直刺吕布，吕布飞身逃走，从此两人互相猜忌。王允趁机说服吕布，铲除了董卓。
以上内容多数出自《三国演义》。在以男性为主体的《三国演义》之中，貂蝉无疑是其中少数几位女子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正是有了貂蝉，才有了王司徒巧施连环计，才有了吕奉先大闹凤仪亭，才有了凶横无忌权倾一时的董卓于宫门前被戮。她的出现甚至加速了东汉末年军阀战乱时代的结束，促成了一代雄才曹操、刘备、孙权等人的崛起，从而使已经风雨飘摇的汉室江山得以延续。大文豪金圣叹评曰：“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
然而，在演义体小说中，自从吕布白门楼殒命之后，这位胆色俱佳的奇女子便不见了踪迹。关于她的后事，众说纷纭，却莫衷一是，这就不免令人疑窦丛生。
按照《三国演义》以及其他演义的记载，貂蝉涉及王允、吕布、董卓三人，如果真有这个人物，正史中一定会有她的记载。然而，其他三人的事迹均在，却没有貂蝉这个人物。
在《三国志》《后汉书·王允传》中详细记载了王允、吕布诛除董卓的事。其中提到，汉末初平元年（190年），董卓迁汉献帝于长安。董卓自为太师，非常骄横，大臣、将士只要说话不小心，触犯了他，就要掉脑袋。更有甚者，“法令苛酷，爱憎淫刑”，冤死者达“千数”，以致百姓在路上都不敢说话，只能用眼神交流。一些大臣怕保不住自己，都暗暗地打算除掉董卓，这其中就有司徒王允和尚书仆射孙瑞等人，他们常常一起密谋诛卓。当时董卓手下有一个心腹叫吕布，是一个出了名的勇士（并未提到义子关系）。董卓知道人们都恨他，所以叫吕布随身保护着他。人们慑于吕布的勇猛，不敢对董卓下手。后来，王允利用两人都是并州人的关系，设法买通了吕布。
《后汉书·吕布传》《三国志·吕布传》都记载了这么两件事。一则是：董卓叫吕布守中阁（内厅），而吕布“私与傅婢情通”。对此，吕布“恐事发觉，益不自安”。唐代颜师古在《汉书》上注称：傅婢，就是打理主人衣服衽席之事的侍女。这个与吕布私通的傅婢，应是董卓宠幸的侍女，否则吕布不会感到“益不自安”。
另一则是：有一次，吕布稍不如董卓意，董卓拔出手边的戟就扔了过去，幸亏吕布眼疾手快，把身子一侧，躲过飞来的戟。后来吕布向董卓赔了不是，董卓也表示宽恕他，但吕布“由是阴怨卓”。
吕布向王允讲述了自己差点被董卓杀了的事，王允觉得时机已到，就把诛杀董卓的密谋告诉吕布，让他做内应。吕布起初碍于“父子”般的情分犹豫不决，王允启发他道：“你姓吕，与董卓本来就是不骨肉至亲，如今你担心自己的性命还来不及，还提什么父子之情啊？董卓掷戟之时，想到过父子情吗？”吕布觉得有道理，于是答应了王允。随后，大家经过周密布置，趁董卓朝会之际，吕布终将董卓刺杀。
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都提到一个傅婢，勉强可以视其为传说中的貂蝉。但是她跟王允毫不相干，王允不可能利用她实施“美人计”。再说，这个傅婢，仅是董卓与吕布决裂的一个心理因素，不是形成诛灭董卓的核心人物。
在《后汉书·董卓传》中，则既没有貂蝉的身影，也没有傅婢的影子。书中是这样说的：当时王允与吕布及仆射士孙瑞密谋诛杀董卓。有人或许知道了此事，于是背着一块写着“吕”字的布在街上行走，边走边唱：“布乎！”有人将此事告诉董卓，董卓不知道什么意思。汉献帝三年四月，皇帝大病初愈，在未央殿大会群臣。董卓穿着朝服准备乘车进宫，还没起程，拉车的马忽然受惊，将董卓摔到泥里。董卓回家更衣，他的妻子觉得不吉利，阻止他进宫，董卓没有听妻子的建议，但是却加强了防卫，吕布等人捍卫前后。王允和士孙瑞秘密将此事告诉了皇帝。商量过后，士孙瑞带给吕布讨卓的诏书，同时令骑都尉李肃和吕布的十余个心腹勇士穿着卫士服，埋伏于北掖门内。董卓快到门前时，马受惊不行，董卓觉得古怪，准备打道回府，后经吕布力劝才继续前行。董卓进了北掖门后，李肃挥戟便刺，可是因董卓盔甲厚重，只伤了手臂。董卓掉下车来，环顾四周大声呼叫：“吕布何在？”吕布答：“有诏讨贼臣！”董卓知道大势已去，大骂道：“庸狗，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吕布也不答话，举矛就刺，周围的士兵很知趣，一拥而上斩了董卓。
这段记载中很明确地说，董卓被杀，王允是主谋，吕布是具体执行者，但与貂蝉无关。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貂蝉其人、其事纯属虚构。而《后汉书》《三国志》中都提到的傅婢，恐怕就是后世好事者和小说家笔下附会出来的貂蝉之样本。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貂蝉”一词倒非罗贯中所创，宋代大诗人陆游《草堂拜少陵遗像》中就有“长安貂蝉多，死去谁复还？”的诗句，不过那个“貂蝉”并非二八佳人，而是喻指达官贵人。
如果说貂蝉此人不存在，为什么民间津津乐道，说是王允设连环美人计，利用貂蝉杀董卓呢？首先是因为民间作品的渲染，如《刺董卓》《貂蝉女》《锦云堂暗定连环计》等杂曲的广泛流传，特别是《三国演义》的宣传，使人们以假为真。
此外，人们相信貂蝉的故事，或许还有以下三个原因：其一，董卓生性淫乱，连公主都不放过，让此狂暴淫乱的历史罪人死于女子的石榴裙下，解恨而且合理；其二，吕布此人品行很差，他在归于董卓帐下之前就有背叛丁原的劣迹，由这样的人物作为杀董大业的主角，人们不乐意，所以让他只是充当貂蝉、王允的杀董工具，合情合理；其三，王允为国为民，老谋深算，只有他有资格设计美人计，为此就得为他设计出个美人女儿貂蝉。
以上种种因素加在一起，貂蝉在民间的形象就坐实了。
貂蝉的七种下落：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推断貂蝉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物是不存在的。作为一个文学作品，貂蝉的命运也不完整。她在完成义举后，就被主流文人所抛弃，不知所终。但仍有一些人在孜孜不倦地追寻她的下落，并且形成了“惨死”和“善终”两大结局。
“惨死系列”至少包含四种不同的版本。
昆剧《斩貂》中称，吕布在白门楼被曹操斩首后，其妻貂蝉被张飞转送给了关羽。关羽拒绝受纳这位污点美女，又怕她被别人玷污，于是乘夜传唤貂蝉入帐，拔剑痛斩美人于灯下。
杂剧《关公月下斩貂蝉》中则说，曹操欲以美色迷惑关羽，使其为自己效力，遣貂蝉前去引诱。貂蝉使出浑身解数，上下挑逗，关羽心如磐石，断然铲除了这个情色祸患。
明代以后，在儒家文人的悉心改造下，貂蝉和关羽的故事又演变出第三种版本。明剧《关公与貂蝉》中的貂蝉向关羽详述了自己施展美人计为汉室除害的经历，痛说内心冤屈，赢得关羽的爱慕。但关羽决计为复兴汉室献身，貂蝉只好怀着满腔柔情自刎。
第四种版本是说貂蝉在关羽的庇护下逃走，削发为尼。后来曹操派人追捕，为保全桃园三兄弟，貂蝉毅然触剑身亡，一缕幽怨的香魂，追随国家大义而去。
“善终系列”则有三个版本，一是貂蝉削发为尼，以佚名方式写下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向世人言明自己的政治贡献，最后在尼姑庵里寿终正寝；第二种版本则称关羽不恋女色，护送貂蝉回到其故乡木耳村，此后貂蝉一直守节未嫁，终于熬成了一个贞烈老妪，乡人为其建庙祭奠。在这期间，为了谋生和丰富群众文艺生活，貂蝉还组织戏班演出，她所搭建的戏台，成为该村的一个诱人景点；第三种版本称貂蝉被关羽纳为小妾，并送往成都定居，本想在功成名就后终相厮守，不料自己兵败身死，貂蝉从此流落蜀中，成了寂寞无主的村妇。
1971年左右，还有人在成都北郊拾得一块古碑，其铭文约略为：“貂蝉，王允歌姬也，是因董卓猖獗，为国捐躯……随炎帝入蜀，葬于华阳县外北上涧横村黄土坡……”这里的“炎帝”，疑为“关帝”的讹记。直到1652年，清顺治帝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后，民间才开始出现“关帝”的简称，因此，这块墓碑可能只是好事者的伪作。

第六章 历代演变

刘关张并未“桃园三结义”
在《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是第一个著名的故事，也是后来许多精彩桥段的基础。提起刘备、关羽和张飞，人们总是会想到他们祭告天地，焚香而拜，结为异姓兄弟的故事。那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词至今还流传在中原大地，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后来中国社会流行的结拜异姓兄弟的风俗，在磕头换帖“义结金兰”的誓词中，总少不了桃园结义中的这两句话。可见，刘、关、张生死与共的深情，已深深地根植入中国人的心中。
那么历史上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是否真有其事呢？
刘、关、张三人的真正关系
虽然人们把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视为义结金兰的榜样，但是历史的真相却是三人并没有结义。三人结义其实是《三国演义》作者根据民间传说以及小说情节内容所需而编造出来的。
理由一：《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正史中从未提及此事。
《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刘备在乡里聚合徒众时，关羽、张飞就已投其门下。刘备后为平原相，与关、张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人多的地方），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关羽还说了一句话：“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
从以上两句话中可以看出刘、关、张三人关系密切，休戚与共，患难相携。关羽、张飞二人对刘备忠心耿耿，在人多的地方终日侍立在刘备左右，保驾护航，不避艰险。但此句只说三人“恩若兄弟”，未见得是结拜兄弟的关系。关羽那句话进一步确定，三人未结拜，因为他称刘备为“刘将军”。
《三国志·张飞传》也记载：张飞年轻时和关羽一起事奉刘备，“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其中，只提到张飞把关羽当兄长一样看待，未提刘备。而把比自己年长的人当做哥哥来看待，称呼某人为“哥哥”并不见得就是拜把子兄弟。
《三国志·刘晔传》中记载：关羽大意失荆州，被东吴人杀害后，魏文帝曹丕问群臣刘备会不会出兵伐吴，为关羽报仇，侍中刘晔回答说：“刘备和关羽‘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关羽被杀害，如果刘备不能为他报仇，对关羽的恩义就不算全始全终了。”刘晔形容他们的私人关系为“恩犹父子”，连“兄弟”二字都未用。
以上史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刘关张三人关系亲密，就像兄弟、父子一样；其二，没有史料证明三人曾经结拜兄弟。
理由二：年龄排序有误，如果结义，应是关刘张，而不是刘关张。
在《三国演义》的第一回中写到，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当时刘备“年已二十八岁矣”。随后，他在同一天先后认识了张飞、关羽两位豪杰，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次日，三人便举行了脍炙人口的“桃园结义”。《三国演义》中说刘备当时“年已二十八岁”似是有误。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卒于章武三年（223年）夏四月，“时年六十三”。由于古人计算年龄都算虚岁，照此逆推，刘备应生于161年。那么，中平元年他应该不到二十五岁。
再看关羽。史料记载关羽生年不详，死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元代学者胡琦经过考证，认为关羽大概生于159年，比刘备大两岁。
清康熙年间，有人在关羽的故乡解州（山西运城市）掘井时，掘到了关羽祖墓的墓碑，上面镌刻有关羽的家世。当时有个叫朱旦的官员据此写了一篇《关侯祖墓碑记》，文中称关羽生于汉延熹三年（160年）。按照这种说法，关羽也比刘备大一岁。
张飞的年龄相对比较好界定。据《关公年谱》记载，张飞小刘备四岁。
综合上面的信息，可以得出结论，刘关张三人中，关羽最长，刘备次之，张飞最小，假如真有桃园结义，应该是“关刘张”，而非“刘关张”。
由于“桃园结义”不但无太多的历史依据，且有漏洞，因此不可全信。民间之所以有桃园结义的传说，可能是对史书中“恩若兄弟”的想象与附会。至于民间传说和《三国演义》要称刘备为大哥，是因为刘备是君，关张是臣，从行政级别上看，刘始终大于关、张。
《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桥段是作者根据民间传说，配合小说情节内容所需而编造出来的。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在民间就已经流传很久了。
宋元时期成形
至迟在宋代，民间就开始流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宋末元初赫经在《重建庙记》中就有“初，王（关羽）及车骑将军飞（张飞）与昭烈（刘备）为友，约为兄弟”的说法。到了元代，该故事越来越完备，并且出现了不同的版本。下面举两个有代表性的版本。
元杂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中对该故事是这样描述的：蒲州州尹臧一鬼欲谋自立，请关羽为帅。关羽杀死此人，随后逃往涿州范阳。此时张飞正在当地开肉店。这天，张飞外出，故意在店前用千斤巨石压住一把刀，告诉伙计，如果有人能从巨石下取出刀，就将肉送给他，分文不取，并让伙计记住他的住处。不久，关羽路过此店，听说此事，轻松地搬开巨石，从石下取出刀，却拒绝要肉。张飞回店后得知消息，专门去到关羽入住的客店相访，并拜关羽为兄长。二人后来又遇到刘备，二人见刘备长相非凡，便邀其一起喝酒。刘备大醉而卧，只见有赤链蛇钻进刘备七窍之中，关羽觉得“此人之福，将来必贵”，于是又共拜刘备为兄长。三人在城外桃园杀牛宰马，祭告天地，并立誓“不求同日而生，只求同日而死”。
元代《三国志平话》中的“桃园三结义”描写得更为真实：关羽是平阳蒲州解良人，生得神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长九尺二寸，喜看《春秋》《左传》，每每看到乱臣贼子，就心生怒气。后来，因本县官员贪财好贿，残害黎民，关羽一气之下将县令杀了，而后亡命逃遁，跑到涿郡。
涿郡有一本地人，姓张名飞，身长九尺余，声若巨钟，是当地大富人家。这天，他正站在自家门前，恰逢关公走过。张飞见这个汉子生得状貌非俗，于是向前施礼问候。关公便把自己的事告诉了张飞，听了关公一席话，张飞觉得关公有大丈夫之志，于是邀其到酒店共叙。二人把盏相欢，言语相投，好像老朋友一样。
这时，恰逢刘备在街上卖草鞋，卖完后也来酒店中买酒吃。关、张二人见刘备生得状貌非俗，有说不尽的福气。于是，关公向刘备敬一杯酒，这刘备也不客气，一饮而尽。聊了几句之后，三人干脆坐在一个桌子上了。喝了一会儿，张飞说此处说话不方便，请刘、关二人去他家中一叙。在张飞家的后桃园内，三人在亭内摆酒畅饮。席间，三人各序年甲：刘备最长，关公为次，张飞最小。于是，三人结为兄弟，大者为兄，小者为弟，又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三人同行同坐同眠，誓为兄弟。
《三国演义》中达到顶峰
毫无疑问，是《三国演义》把桃园结义这个故事发扬光大，并推上了道德的最高峰。时间进入明代，桃园结义的故事在民间已经流传甚久，且版本众多。罗贯中将历代的“结义故事”去粗留精，删除了一些荒诞的成分，写出了“桃园三结义”的经典版本。在《三国演义》中，刘、关、张三人在国难当头，欲投军破贼、保国安民、共举大事这个目标一致的大前提下结为兄弟。这样一来，故事的立意较其他版本要高，朋友关系也拔高了一截。再加上，《三国演义》本身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的背景是真实的，因此，“桃园结义”也更加令人信服了。
民间为什么津津乐道
在以《三国志》为主的正史中，曹操其实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以刘备为首的刘、关、张、诸葛亮等也并不是正义、忠义的化身，而仅仅是当时三方政权割据中的一方而已。但在其后的几个朝代中，这两方的形象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曹操逐渐变成了奸雄，刘备一方成了正义的化身，尤其是关羽和诸葛亮更是被逐渐神化，被赋予了和皇帝平级甚至高于皇帝的地位。直至今日，我国各地的关帝庙有几千座，比孔庙还多。这个戏剧化的逆转主要是在唐、宋时期发生的，南宋时期是主要的转折点。
北宋末年，在经历了“靖康之耻”后，北宋政权被金兵所灭，其残余势力无力抗战，偏安一隅，在临安（杭州）建立了首都。当时，南宋人对占据北方的金人恨之入骨。在三国时代，曹操的魏国占据的就是北方，蜀国和吴国占据的是南方，因此，在南宋时期，凡是提及三国故事时，曹操就成了人们的假想敌。无能的政府和无辜的人民都一致把对金人的痛恨转移到了曹操身上。因此人们也就更加拔高刘、关、张的正义的形象。
另外，中国人向来推崇忠义、道义思想，而刘、关、张三人的故事正好满足了这个心理需求。加之，中国历史上向来把刘备作为正统的汉室宗族，曹操则被看作是篡权的奸雄，所以，人们也愿意让刘备有两个武功高强，赤胆忠心的兄弟。而《三国演义》明显是支持刘备而贬低曹操的。
知道了这个历史背景，在《三国演义》中出现刘、关、张结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第一个女皇帝不是武则天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女皇，但是中国第一个女皇帝不是她。历史上比武则天更早称帝的女人有两个：一个诞生于北魏，不过只是另一个女人布置的一场闹剧；另一个则唐高宗时期货真价实的女皇帝陈硕真。
闹剧女皇帝
515年，北魏宣武帝驾崩，时年六岁的肃宗孝明帝即位。由于肃宗年幼，其母胡太后临朝听政。孝明帝十九岁时密谋逼迫太后归政于己，没想到机密泄露，胡太后先下手为强，将孝明帝的嫔妃刚生下的女孩谎称男婴，立为“太子”，并大赦天下。不久，胡太后又毒死了孝明帝，立假太子为帝，改年号“武泰”。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早于武则天一百五十六年。
这个事情要从胡太后说起。
胡太后名叫胡承华或胡充华，她的发迹纯属偶然。她本是一介平民，历史记载她进入皇宫是因为她的母亲，还有一说是因为她的姑姑是个比较有名气的尼姑，而北魏是非常推崇佛教的，这个尼姑便利用经常进宫讲经的机会推荐胡承华进了皇宫。
能在历史上留名的女人肯定都是有本事的。胡承华的魄力在她怀孕之后就体现出来了。
早在北魏开国君主拓跋珪建国之初，因为看多了汉、晋时代的外戚专权，于是立了一个规矩：立太子则杀生母。胡承华进宫时，这个规矩还存在。那时候后宫的妃子们因为怕生下太子而丧命，在怀孕后就想办法把胎儿打掉，没在肚子里弄死的就在出生后弄死。胡承华有了身孕后，有人劝她把孩子弄死，她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天子哪能没有儿子！你们怎能那么自私，只顾个人生死而不顾国家前途！”而且祈祷能生个儿子，并立为太子。可见这个女人不简单。
她后来真生了个儿子，并立为太子，叫元诩。按规矩胡承华是要被杀头的。但是宣武帝爱极了这个女人，最后竟然让她在后宫、朝廷的斗争中活了下来。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很快，太子元诩当上了皇帝，这时的胡氏已成了胡太后，把持了朝政——开国皇帝拓跋珪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刚开始，胡承华勤政爱民，为她获得了声誉。接着，她开始铲除异己，独掌大权。
权利会让人失去理性。小皇帝长大后，按道理胡承华要还政于帝，但是谁愿意放开手上的权利呢？于是，胡承华毒死亲生儿子，立了皇帝刚生下一个月的女孩为皇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
胡承华当然不会错把女孩当男孩，她只是为自己称帝做铺垫。后来她还是因为各种原因把这个小女皇帝废掉了，立了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做了皇帝。虽然胡承华没有称帝，但是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她自己也自称为“朕”“寡人”。历史上把持朝政的女人很多，但是敢自称“朕”“寡人”的除了武则天，就是这个胡承华了。
也就是说，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女婴在另一只手的操弄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而是操弄这场闹剧的胡承华，却借这个婴儿成了名义上的皇帝。
义军女皇帝
如果说上一个女皇帝还有些遮遮掩掩，属于以假乱真，那么下面这位就是货真价实的女皇帝，她叫陈硕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称女皇的人！为何她名不见经传呢？那是因为她没有武则天那样大的影响，也没有武则天那样的宫廷秘闻和种种传说。
陈硕真，浙江淳安县梓桐镇人，唐代农民起义女领袖，她自称仙人，民间奉以为神。
唐高宗李治继位的第四年，即653年，睦州青溪县（浙江淳安）爆发了一次农民起义，为首的是位巾帼女杰，就是陈硕贞。她自称皇帝，建立政权，震动了一方。
陈硕贞，史书上又写作陈硕真。关于她的出身和年龄，由于史料缺乏，已无法知道。但据推断，她发动起义时年纪很轻，因为史书称她为“睦州女子”而不是“睦州女人”，古人在用词上一般是很讲究的。
青溪位于今天浙江西北部，与安徽相邻，这里山高谷深，河汊交错，物产十分丰富，尤其是漆、茶等经济物生长旺盛。正因如此，统治者对此地格外关注，索求无度，使得这一地区的百姓负担十分沉重。在这种背景下，尽管当时唐朝刚刚经历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政治、经济、文化形势一片大好，但在类似青溪这样的局部地区内，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仍很尖锐，人民对唐朝的统治还心怀不满。忍无可忍之下，陈硕贞发动了青溪起义。
陈硕贞发动起义是经过认真谋划的。一日，陈硕贞向邻居们说自己将要成仙而去，离开这里，为此特向乡亲们道别。不久，陈硕贞果然在乡里消失了。对此，邻居有的信以为真，有的半信半疑，还有些人根本不信，他们向官府告密说：陈硕贞成仙升天是假，图谋不轨是真。官府派人四出搜寻，并将其抓获。当地官员审讯后，以妖言惑众、图谋不轨之类的罪名将案情上呈。没料到，上司却以查无实据为由，将陈硕贞开释。
本来，陈硕贞想以成仙为名离开一段时间，一则让人相信她真已成仙，二则利用这段时间学习本领、思考起义计划，待时机成熟，再利用仙人的身份回乡组织起义。不料半途出现这场变故，幸而及时化解。这使陈硕贞明白了官府已在注意自己的行动，于是归乡后她决定马上举行起义。归山猛虎，入海蛟龙，必然会兴风激浪，风暴爆发在即。
陈硕贞有一位亲戚叫章叔胤，他积极支持陈硕贞的起义计划，并帮她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章叔胤对外宣传说，陈硕贞已从天上返回青溪，现在她法力无边，变幻莫测，可以召神将役鬼吏。这说法一传十，十传百，愈传愈玄，方圆百里的百姓无不对陈硕贞顶礼膜拜，陈硕贞的每一句话都被奉为神语仙音，足可令信徒赴汤蹈火而不辞。
用宗教迷信组织群众，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一大特色，也是有效的方法之一。秦末陈胜吴广的狐鸣鱼书，汉末张角的太平道，东晋孙恩卢循的五斗米道，以及清末洪秀全的拜上帝会莫不如此。宗教迷信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大批群众，主要源自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们那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所以，宗教迷信屡屡被运用且屡屡有效，也就毫不为奇了。
陈硕贞所运用的是道教。这一点古人未曾明言，但章叔胤称陈硕贞自天回还，而且能召神役鬼，这些都是采用了道教的说法。另外，当时人们把陈硕贞当成卢循、张鲁（汉末五斗米道的首领）一类的人物，可见陈硕贞运用的是道教。原因或许在于，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群众中很有影响，而浙江是道教广泛传教的地区之一。
653年秋，陈硕贞正式宣布起义，与官府进行对抗。她仿照唐朝官制建立了政权，任命章叔胤为仆射，总管各项事宜，而她自己则称为“文佳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参加农民起义的妇女不计其数，但做领袖的妇女却寥若晨星，而做领袖且又称皇帝的妇女，则只有陈硕贞一人。从这一点上讲，她比许多男性农民领袖更具魄力。
陈硕贞发动起义后，得到当地人民的广泛拥护，在很短的时间里，义军就发展到数万人。唐朝统治者十分不安，急于将其剿灭，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对起义地区实行封锁，限制其发展，控制人口流入义军。进入该地区的人，包括僧侣，一律受到盘查。
为了打开局面发展力量，陈硕贞指挥义军攻克了睦州许多属县，如桐庐、于潜（今浙江昌化东南）等地。然后，陈硕贞挥兵进入今天的安徽境内，攻打歙州（今安徽歙县）。由于唐军的顽强抵抗，义军攻势受挫，撤出战斗。陈硕贞进入安徽的意图没能实现。
从歙州撤出后，陈硕贞调整了战略，由集中兵力进攻改为分路出击，采用运动战与袭击战结合的方式扩大势力范围。在此方针下，陈硕贞命将领童文宝统兵四千，偷袭婺州（浙江金华）。不想，童文宝率兵进入婺州后，即被官兵发觉。于是，童文宝变更战术，强行推进。这时，担任婺州刺史的是崔义玄，此人在隋末群雄并起时也是个不甘寂寞的活跃人物，先投奔李密，未受重用，改投李渊。崔义率在城中收到义军攻来的警报后，立即集合文官武将，准备发兵抵抗。官员们慑于义军的声威，纷纷说：“陈硕真有神灵护卫，敢与其兵对抗者，无不杀身灭门，还是回避为上。”这时，一个叫崔玄籍的司空参军站出来说：“顺天心合民意的起兵，有时尚且不能成功，陈硕贞不过是个有点法术的女人，一定坚持不了很久。”崔义玄闻听此言，大喜过望，立即命崔玄籍为先锋官，他自己统率大兵跟进，阻止了义军的进攻。
陈硕贞闻知童文宝在婺州受阻，带领主力到婺州参战，参战的义军达数万人。然而，义军虽然在人数上占优势，但起义才一个来月，战士未经训练，战斗力有限，过去能克州陷府，凭的是声威和拼劲，如今声威和拼劲虽在，但面对训练有素的官兵就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这种你争我夺的对峙战又是义军所未经历过的。所以，婺州境内的相持，虽然官方很有压力，义军同样受到阻挫。双方都在寻求击败对方的办法。
陈硕贞为了改变客地作战、敌情不熟等不利条件，不断派出间谍，剌探敌情。有一次仅被唐兵擒住的间谍就达数十人。这个数字可能被敌人夸大过，但以常理推之，数万人的义军使用的间谍肯定不止此数。
崔义玄为尽快打败义军，主要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派人去邻近州府搬取援兵，二是稳定军心。一天夜里，崔义玄对手下人说，刚才看见有一颗星附入敌营，他断言，自己一定胜利，对方一定灭亡。其实这不过是崔义玄为鼓舞军心，煞费苦心编造的故事而已，但这故事在古代却能打动人心，因为，当时的人都相信地上的每个人都对应着天上的一颗星，人亡则星落。
当年十一月底，扬州长史房仁裕接到崔义玄的求援后，马上发兵进至婺州，与崔义玄联兵向义军发起进攻。此次战役的场面如何，由于缺乏史料，难以尽知。但从战斗结局看，参战的数万义军，除一万多人被俘外，其余大部分战死。数万人以命相抵，场面无疑惊心动魄、可歌可泣。“文佳皇帝”陈硕贞及仆射章叔胤在战斗中被俘，最后英勇就义。
当地百姓不肯相信陈硕贞已死，他们编造了一个传说，说当起义军最后被围困在一个山头上时，陈硕贞立马山头，回顾左右，义军已经所剩无几。她挥舞双剑，准备再冲下山去。房仁裕和崔义玄指挥官兵万箭齐发，顿时箭如雨下，陈硕贞舞动双剑，远远看去只见两团白光护着她的全身。官兵的箭轮番向那两团白光射去，最后，陈硕贞胸腹连中数箭，两团白光渐渐收敛了。就在官兵一拥而上，想抓住陈硕贞时，忽然天边飘来一朵彩云，一只巨大的凤凰降落在山头，吓退了官兵，然后载着陈硕贞腾空而去。于是，那山现在就叫“落凤山”。
陈硕贞的事业在婺州终结了，虽然她从起兵到兵败身亡，不过一个多月时间，但是在东南引起的震动极大。她以女子之身自称皇帝，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今天，在青溪的“天子基”、“万年楼”等遗迹中，似乎仍可找到当年的“文佳皇帝”的影子。
也许有人说北魏时期的傀儡女皇和唐高宗时期的女皇帝陈硕真，都不如武则天的影响大，也不够名正言顺，按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可能把二者并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女皇，谁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个女皇还有争议。但无论如何，就算北魏的傀儡女皇称不上是正牌的第一女皇，也轮不到武则天，因为还有陈硕真挡在武则天前面。虽说陈硕真起义并未波及整个中国，但她毕竟比武则天早称帝六十五年，从她的起义所引起的巨大影响，还有她的思想来看，她也足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女皇。
所以这么说来，武则天算不上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皇。

第七章 少林武术的祖师爷

20世纪80年代，以金庸、梁羽生等人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大陆，其中几乎无一不提到少林派，并将其与武当派分别奉为僧、道的武学正宗，这让民间形成了“天下武功出少林”的印象。有正宗就有圣地——以河南嵩山少林寺为主，福建南少林（现已不存在）为辅；有圣地就有圣人，在新派武侠小说中，少林武术的创始人是一个名叫达摩的印度和尚。
然而有趣的是，中国佛教史上有名的高僧几乎都在正史中有稽可考，但达摩是个例外，他的来龙去脉扑朔迷离，是不是与少林寺有关还有待考证，更遑论是少林武术的鼻祖了。
达摩是谁？
去过嵩山少林寺的人都知道那里有个达摩洞。据说达摩当初在此地修炼，由于面壁时间过长，至今还可以看到达摩反映在石壁上的影像。这个说法当然有些超现实主义，我们姑且把它当作一种象征意义。
达摩又称“达磨”“菩提达摩”，被中国佛教禅宗当作开山祖师。但是，达摩是谁，生于何方止于何地、何时，却说法不一。
元代僧人觉岸的《释氏稽古略》及梁代释慧皎的《高僧传》上说他是南天竺人。《释氏稽古略》上明确地说他是“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初祖菩提达摩者，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名刹帝利”。另一种说法认为他是波斯人，北魏人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中说：“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以上三本书都是佛教研究的重要文献，但记载却相差甚远。南天竺相当于现在的印度，波斯相当于现在的伊朗，达摩究竟是印度人还是伊朗人？这是一桩无头公案。
达摩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也是一个无头案。目前较为流行的说法有520年、526年、527年三种，它们分别出自《释氏稽古略》《景德传灯录》《佛祖统记》。我们本来可以从中任选一种，但是，《景德传灯录》中又说“（达摩）太和十九年丙辰岁十月五日乃端居而逝。”而南北朝时期用过“太和”这一年号的只有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十九年是495年。这样，矛盾就出来了：一个已经在495年去世的人，如何到了520年（或526年、527年）又来到了中国？这除非是仙话。
达摩是哪一年去世的？这也很难确定。
除了上面提到的北魏太和十九年以外，还有528年、534年、536年、537年等几种说法，它们分别出自《释氏稽古略》《续高僧传》《旧唐书》。
达摩来华后到过少林寺吗？答案扑朔迷离。
根据《旧唐书·方伎传》记载：“后魏末有僧达摩者，本天竺王子，以护国出家，入南海得禅宗妙法，云自释迦相传，有衣钵为记，世相付授。达摩赍衣钵航海而来，至要，诣武帝。帝问以有为之事，达摩不悦，乃之魏，隐于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云于葱岭回见之，门徒发其墓，但有履而已。”
根据这段记载，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达摩来中土后的活动路线：达摩来中国以后先到了南朝的梁帝国，并且与梁武帝萧衍有过一面之缘。萧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曾三次舍身寺院，而且亲自召开无遮大会，亲自说法。然而，他对佛教的观点与达摩有非常大的差异，所以两人谈得很不投机。之后，达摩渡江北上，到了北朝的北魏帝国，并隐居于嵩山少林寺。
《旧唐书》的作者是谁，目前尚存在争论，通常的说法是五代时期后晋的刘昫。刘昫生活的时代距达摩所生活的时代达四百多年之久，而之前提及达摩其人的《洛阳伽蓝记》《高僧传》《续高僧传》中，均未提及达摩曾经到过少林寺一事，所以《旧唐书》中的说法值得怀疑。
在《旧唐书》之后，成书于北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的《景德传灯录》，再一次提到达摩曾“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居端而逝”。然而，按照该书另一处的记载，达摩于495年逝世，而少林寺在次年，即太和二十年（496年）才建成。在一本书中存在如此明显的漏洞，那么，书中所提及的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九年的事就很值得怀疑了。正是积于此，有学者认为，达摩和少林寺以及少林武术都没有什么关系。
倘若说达摩未去过少林寺，少林寺却有许多与达摩有关的遗迹、遗物，如千佛殿前的“达摩亭”、天王殿西北的“一苇渡江”石像、少室山脚下的“达摩庵”、少室山顶上的“达摩洞”、“面壁石”等，这又如何解释呢？唯一说得通的解释是，达摩确实曾经在少林寺建立之前到少室山修行过，因此后来的《旧唐书》等书把后事加诸前人头上，说达摩“寓止于少林寺”。这就像史书中把刚出生的刘邦称作“太祖”是一个道理。
达摩与少林寺武术有关吗？
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武术又源自何方？这一问题自明清以来就争论不休，其中以达摩或少林初祖跋陀创造两种说法流传最广。
我们姑且以为达摩确实到过少林寺，那么，他与少林寺武术有什么渊源吗？也没有。因为《洛阳伽蓝记》《高僧传》《续高僧传》，以及《旧唐书》《景德传灯录》等一大批史书中，均没有提到达摩与少林武术有关。真正把达摩与少林武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部名叫《易筋经》的武学著作。该书收录了两篇富有神话色彩的序，作者据说是唐初名将李靖和南宋名将牛皋。这两篇序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话说达摩面壁九年圆寂后尸解，即登仙，提着一只芒鞋奔行于“西天”，即葱岭之中。后来，其面壁处开始破损，少林寺僧重修时发现一个石箱子，寺僧慧可将封在石箱上的胶烤开后，发现内有两本书，一本是《洗髓经》，另一本就是《易筋经》，两书均以梵文写就。慧可拿走了《洗髓经》，其他僧人拿走了《易筋经》。僧人们将《易筋经》译出一小部分，发现这是一本武学著作，又是达摩老祖的遗物，于是便照着练了起来。后来有一个名叫般剌密谛的天竺僧人将《易筋经》全部译出，辗转传给隋末唐初“风尘三侠”中的虬髯客，虬髯客又传给其义妹夫李靖。李靖去世后数百年，这本书又神话般地传到一个老和尚的手里。老和尚自称是抗金名将岳飞的老师，他把这部奇书又传给了牛皋。老和尚为什么不把此书传岳飞呢？据说是因为他早就看出岳飞“名虽成，志难竟”，这显然是指岳飞被奸人秦桧害死之事。但是，牛皋最后也是被秦桧派人毒死的。牛、岳同样的结局，传牛却不传岳，似乎说不过去。再说虬髯客不过是一个传奇故事中的人物，历史上并无其人。因此，这篇序言毫无说服力。
近代的研究结果认为，把武术带到少林寺并发扬光大的是少林寺的第二任主持稠禅师。稠禅师又名僧稠，祖籍河北昌黎。
稠禅师在三十三岁或者之后来到少林寺，时间约在北魏宣武帝延昌年间（512年）。根据文献和实物的相互印证，稠禅师少年时期在另一所有大量武僧活动的佛教寺院——邺下寺院（遗址在现河南省安阳县善应镇境内）修行。邺下寺院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文献可考的寺院，这也就是说，稠禅师是“带艺进寺”。当时少林寺的方丈是高僧跋陀，在他主持之时，少林寺的文献中没有任何与武术有关的记载，由此可以判断，稠禅师应该是少林寺最早的武僧。稠禅师接任主持少林寺后，少林寺习武风气渐浓，并逐渐发展，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形成了精湛而丰富的少林武功。据考证，闻名天下的“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之事中的第一僧——少林寺主持志操法师，原先就是邺下清云寺的著名武僧。
稠禅师谢世后，骨灰一分为二，分别存于登封少林寺和安阳云门寺，也证明了稠禅师入少林寺之前与安阳寺院有很深的渊源。所以说，少林武术的源头应在河南省安阳市的邺下寺院，与达摩没有关系。
唐僧西行并不是公派出国学习
《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中唯一一部神鬼小说，这本成书于明朝中叶的小说，自问世以来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普及度超过了其他三部名著。书中所描述的几个典型人物——机智多变、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憨厚幽默、爱耍点小花招的猪八戒，忠厚老实、勤勤恳恳的沙和尚，不畏困苦、立志取真经、但不免又有些不明事理的唐僧，几乎是家喻户晓。“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三借芭蕉扇”等故事尤其为人熟悉。
小说《西游记》描述了唐僧师徒四人一路降妖捉怪，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从西天佛祖如来那里取得真经的故事。由于历史上真有位法名玄奘的唐代高僧去印度“西天”取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有些人难免会将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混为一谈。事实上，神话小说《西游记》虽取材于玄奘取经的故事，然而书中描述的那位玄奘已经被神化，求法取经情节几乎都是想象编造出来的，至于玄奘的三位弟子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也皆属虚构。
真实的唐僧一路上虽然没有遇到什么妖魔鬼怪，但其历程也极其惊险。
为什么出家？
在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中，唐僧的出生有着传奇的经历：唐僧的父母在船上被奸人所害，唐僧出生后也差点遭灭口，幸得母亲偷偷把他放入木盆顺江漂走，才算暂时保留性命。小唐僧在漂过金山寺时被法明和尚所救，取乳名叫江流，成人后取法号叫玄奘，从此与佛祖结下不解之缘。
真实的玄奘出生经历至今还是个谜，他生于何时、何地，目前还没有定论。一般认为，玄奘于隋仁寿二年（602年），生于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县），出家前姓陈名祎，玄奘是他出家后的法号。
那么，玄奘出生时是否有什么异常迹象呢？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曾有这样一段故事：大师初生时，他的母亲梦见一位白衣法师向她辞行，法师说：“为了求法，所以要西行。”这位白衣法师就是玄奘。虽然这只是一段传说，但玄奘法师小时候的表现不同常人确有其事。
另有一种说法是，玄奘大师是父母晚年所生，当时他的父亲大约在五十岁左右。晚年得子，让父母对他格外疼惜。玄奘幼年时聪颖早慧，过目不忘，日记千诵。
玄奘大师是佛学奇才，那么他是如何出家的呢？《西游记》中记载，玄奘是如来座下金蝉长老转世，踏上西天之路是命中注定的。在《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都将玄奘出家的动机解释为对佛法的崇信。相比之下，道宣在《续高僧传·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中的记载则颇为微妙，其中提到“少罹穷酷”四个字，似乎暗示玄奘是因为少年时期生活困顿才出家的。
按照《续高僧传》的记载，玄奘的家境开始还是不错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其父陈惠曾是县官，母亲是隋洛州长史宋钦之女，玄奘法师是第四子。玄奘的母亲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八岁前他的父亲又因年迈多病而辞官归故，这造成了玄奘幼年困顿的局面。
玄奘的二哥首先出家，法名长捷，住洛阳净土寺，玄奘经常跟随他去学习佛教经典。十三岁时玄奘也出家了。成年后玄奘便云游各地，参访名僧。先后向慧休、道深等高僧学习贯通众多佛教经书，造诣日深。
那么，是谁促使玄奘西行取经？他西去取经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在小说中是这么说的：观音菩萨在唐僧举办水陆法会时，问他是否会谈大乘法。唐僧正苦于在国内学不到大乘，就很虚心地向菩萨请教，菩萨趁机指点他到西天取大乘经普度众生。于是玄奘主动向唐太宗请缨，踏上了漫漫西行道路。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在中国历史上，早在玄奘之前就有很多人西行取经，这些事迹让玄奘心生向往。其中东晋僧人法显的成功及其所撰《佛国记》，更直接激发了玄奘求取佛教经典的决心。另外一个促使玄奘西行的重要原因是，玄奘在学佛过程中发现，当时佛教界对同一经典的诠释存在巨大差异，这种歧义不能相互统一、协调，对于佛教的发展是明显的隐患。
唐武德九年（626年），玄奘在长安遇到来自中印度的僧人波罗颇密多罗，他是印度纳兰陀寺权威佛学家戒贤的弟子，能记诵大小乘经典十万颂。玄奘听到这个消息如获至宝，亲自登门向这位印度高僧请教。玄奘听他说戒贤深谙百家佛学经典，并且正在纳兰陀寺讲学，于是立下西行求法的决心。
西行的真正障碍
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唐僧西行途中的最大障碍来自妖魔鬼怪。在小说中，唐僧是由唐太宗亲自任命去西天取经的。临行前，唐太宗亲自将通关文牒交给唐僧，还与他结拜为兄弟，对他非常支持。然而，真实的玄奘在西行伊始，最主要的障碍却来自朝廷。
初唐时期，国家初定，边界不稳，国人不允许出境。贞观元年（627年），玄奘几次三番申请“过所”（即通行证，小说中的通关文牒），以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此事并没有打消玄奘西行求法的念头，他决心寻找机会西行。根据当时规定，私度边关比私度内地关隘惩罚更重，所以他的这个决定非常危险。贞观三年（629年），长安遭遇大灾，政府允许百姓自寻出路，玄奘借机混入灾民中偷渡出关。那年，玄奘刚好二十七岁。从这一天开始，他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道路。
真实的玄奘具有坚定的勇气和过人的胆识，完全和小说中胆小怕事的唐僧不同。
玄奘的西方行历程虽没有九九八十一难，却也危机重重，多次险些被抓，但他最终都能顺利过关。
玄奘到达凉州（今甘肃武威）地界时，住了一个多月，为当地僧众祭坛说法，很受欢迎。凉州是甘肃河西走廊的一个大都会，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当时为防备颉利可汗的突厥军队侵扰，凉州都督李大亮接到朝廷圣旨：封锁边关，禁止人员西行。当玄奘打算继续西行时，凉州守关官兵不敢自作主张开关放行，只好先行呈报李大亮定夺。李大亮知道玄奘的名声，让部下转达他的命令：不许西行取经，立即回京。
玄奘顿时陷入进退两难境地。也许天无绝人之路，凉州有一位叫慧威的和尚帮了他。慧威是河西一带的佛门领袖，很有权威。慧威得知李大亮的限令后，决定帮助玄奘。他派了慧琳、道整两个弟子护送玄奘偷偷出关。白天官兵防守甚严，无法出关，于是他们夜半更深时找个无人处顺着绳索偷偷出城。
玄奘在慧琳、道整两个和尚的护送下，一路上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几日后到达瓜州（今安西）。瓜州刺史独孤达敬重佛法，听说玄奘法师来到，热情款待。此时凉州都督李大亮追访玄奘的公文很快也跟来了。他们对玄奘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一个叫李昌的官员私下将公文拿给玄奘看，并问道：“法师是不是此人？”玄奘迟疑着不敢作答。李昌又说：“请法师说实话，如果你就是玄奘，我为你想办法。”玄奘只得如实相告。知道实情的李昌为玄奘的行动和精神所感动，当着玄奘的面撕掉文书，让他尽快动身。离开瓜州后，他为了避开官府的盘查，不敢公然行官道，却又必须依傍官道，以免遭迷路，但随时有遇到官兵的危险。
在瓜州以前，玄奘虽然也遇到了困难，但基本上还算是一路顺利。从瓜州开始，直到伊吾（今新疆哈密）之间的九百里旅途，才是玄奘西行求经最为艰难的一段。
瓜州最大的自然特点是沙漠和大风。玄奘告别李昌后，景况就很不妙了。首先，他来时所骑的马死了，从凉州来的两个僧人也相继离他而去，再加上前路艰难，没有人愿意冒险给他带路，玄奘心里一片忧虑。就在这时，有个胡人石磐陀愿意与他同行。可是这胡人并非忠实的路伴，进入沙漠后，因为畏惧，中途丢下玄奘，回去了。无奈，玄奘只好一个人硬着头皮偷偷穿越五个烽燧，进入了八百里大沙漠——莫贺延碛大沙漠。在穿越中，他差点儿被守护的士兵射中。进入沙漠后，虽然没有官兵的威胁，但来自大自然的危险更恐怖。沙漠中独特的海市蜃楼现象，犹如鬼魅魔影，时时缠绕着玄奘，而遮天的大漠风沙不时从他身边裹挟而过。此时，唯一的水囊又不幸失手掉在地上，水洒得一滴不剩。玄奘想到了退却，并且真的退却了。他往回走了十多里，但最终又折回头，向西而去。五天后，在没有水又迷了路的情况下，玄奘奇迹般地走出了沙漠，到达西域第一站——伊吾，又过数日，到了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县）。
在高昌国内，玄奘再次遇到阻挠。
高昌国王麴文泰听说玄奘到来，遣使迎候，并与玄奘结拜为兄弟。他希望用盛情把眼前这位博学的僧人留在自己的身边。玄奘的西行路途再一次受阻，他以绝食抗争，以表他西行的决心。到了第四天，玄奘已经非常虚弱了，鞠文泰只好同意放他走，而且提供了难以想象的丰厚物资。临行前，麴文泰要求玄奘从印度返国路过高昌国时，留住三年。还要求讲经一个月后才能走，玄奘一一答应。
离开高昌时，玄奘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取经团队，总数达到了三十人。这个团队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随后的一场大雪崩和高原反应夺去了大多数人的生命，只有两个弟子和玄奘侥幸存活。
631年，玄奘穿越了二十多个国家的国土后，终于踏上印度国土，看到了那烂陀寺。
此后，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早的佛教大学里，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学习。这期间，在戒日王举办的一次全国性的辩论大会上，玄奘的声名大噪，自此，玄奘在印度声名远播，无人能及。
641年，玄奘辞别戒日王准备回国，他决定沿着丝绸之路北线，经过高昌国回长安。按照他与鞠文泰的约定，玄奘原本要在高昌国停留三年，但在东归途中得知，高昌王鞠文泰已经不在人世，此约定未能实现。两年后，玄奘回到中土，受到官方和民间热情的欢迎。
神话小说中，玄奘不仅在路上收服了四大弟子：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小白龙，还带了观音的三宝：锦蝠袈裟、九环锡杖、三个金箍，以及御赐的金钵等。神仙开道，白龙御行，这是何等的威风，然而现实中的唐僧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非但不幸运，简直是不幸。
玄奘一路西行得到很多人帮助，但不是徒弟，如果说一定要找一个徒弟的话，胡人石磐陀勉强算一个，只有他是主动请玄奘为他受戒的。
由前文可知，现实中的唐僧起初只有一人，步行五万里才到达西域。当地一个叫慧威的和尚很同情玄奘，派弟子惠琳、道正护送他西行，他们昼伏夜行至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东），两名僧人就回去了。玄奘在瓜州买到一匹马，但苦于无人相引。此时胡人石磐陀来请玄奘为他受戒，并自愿当玄奘的向导。有学者认为这个石磐陀就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化身。石磐陀是玄奘收第一个弟子，而且身份是向导，这一点和孙悟空的身份非常吻合。而且自从玄奘为石磐陀剃度以后，石磐陀这个胡人就成了一个胡僧，胡僧与孙悟空的俗称猢狲在发音上非常接近，可能是在流传过程当中发生了音变，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这个胡人没有像孙悟空一样坚持到底，走到中途就一去不复返了。
从这一刻开始，玄奘只剩下了孤身一人，而他的前方是茫茫沙漠。在沙漠中，玄奘迷路了，这本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没想到祸不单行，他的最后一个水囊也被打翻。在经过四天五夜滴水未尽的折磨后，玄奘奄奄一息，这位虔诚的佛教徒躺在沙漠中默念观音。对于玄奘而言，观音只是他保持生命的精神支柱，真正帮助他走出困境的是匹枣红色的瘦马。显然，这是一匹具有丰富旅行经验的老马，它把玄奘带到了一口泉水旁边。与英俊的白龙相比，这匹马连原型都算不上了。
玄奘在西天拜见到了谁？
在《西游记》中，唐僧要到达的目的地是西方天竺的大雷音寺，拜见的是如来佛祖。而现实中，玄奘西行的目的地没有雷音寺，更没有如来。真实的如来即释迦牟尼，诞生于前六世纪，并于八十岁涅槃，而玄奘西行已经是六世纪的事情，中间已相隔千年，玄奘到那里当然见不到如来了。
玄奘要去的是当时令众佛教徒无限神往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在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以东的巴腊贡村），它是当时印度佛教界的最高学府，在此大小乘并举，以大乘为主。玄奘到达这里时受到的迎接盛况和小说有得一比，那烂陀寺的僧众闻玄奘已抵金刚座，特派四位长老前往迎接，更有二百余僧与千余檀越捧幢盖花香前来迎引，在众人的赞叹围绕下将玄奘迎入那烂陀寺。
玄奘到那烂陀寺时，正是德高望重的戒贤大师住持此寺。这时，戒贤已百余岁，据说是留寿等候玄奘的，可见他对玄奘异常器重。玄奘在那烂陀寺学习五年以后，又四处游学，游历数十个国家，虚心向名师请教。随后又回到那烂陀寺，向他的老师戒贤汇报学习情况，受到戒贤的赞赏。
唐贞观十六年（642年），印度戒日朝的国王在曲女城举行了佛学辩论大会，请玄奘为论主，参加者有五印十八个国王、三千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两千人。当时玄奘讲论，大家可以随便提问题，但无一人能难倒他。此次辩论让他名震五印，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又坚请玄奘参加五年一度、历时七十五天的大法会。会后，玄奘决定启程归国。
玄奘回国的消息传开以后，戒日王千方百计地挽留他，迦摩缕波国的鸠摩罗王表示，只要他留在印度，就为他造一百座寺院。可是，这些优厚待遇并没有动摇他回国的决心。
回国盛况
小说中对唐僧归唐的经过简单带过，直接由如来座下的金刚驾着祥云护送回国。只提到师徒四人回到大唐后，受到盛况空前的迎接。
现实中，玄奘归国的路途确实是平坦无阻的，而且有人护送，但不是神仙，而是由几个国家的国王以接力形式护送回国。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五日，玄奘返回长安，迎接的阵仗也是空前的，“道俗奔迎，倾都罢市”，无论僧俗都来迎接，以至于整个首都的市场都停了。玄奘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在朱雀街之南陈列他从印度带来的佛经佛像。
《西游记》的结局，说唐僧师徒将经书送回大唐后，又由金刚带回西天，如来给几个人分别授了职位。真实的情况是，玄奘回国后，唐太宗曾让他还俗辅政，但被大师婉言拒绝，他的心思都在翻译带回的经书上。
玄奘回国后的大部分时间放在翻译工作上，他一生共译佛教经论75部1335卷，无论是翻译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空前的。他还创造性地发明了新译。以前的翻译方式叫旧译，旧译以真谛和鸠摩罗什为代表，旧译者多为外国人，这些人因不精通汉语，或者过于强调意译、直译，往往让中国人难以理解。玄奘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既精通梵文，又精通汉语，所译经典既不失原旨，又通顺流畅，便于中国人阅读。
玄奘回国后还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就是《大唐西域记》，此书记录了西亚、南亚广大区域内的国家、地区的社会历史变迁及当时的状况，玄奘此书中有些资料，是其他书中所没有的，因此，这不仅让国人开阔了视野，也对印度考古界提供了大量史料。现在几乎所有涉及古代印度问题的书都会引用这本书中的内容。
麟德元年（664年），一代佛学大师圆寂。在安葬玄奘那天，有一百多万人送葬，三万多人露宿墓旁。圆寂后，大师遗骨送往何处了，至今是个谜。

第八章 杨家将

“杨家将”是宋元以来在我国戏曲艺术和说唱艺术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历史传奇故事。老令公杨业、佘太君、七郎八虎（特别是杨六郎杨延昭）、杨宗保、穆桂英、杨文广、八姐、九妹，包括烧火丫头杨排风，几乎都是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特别是在戏曲舞台上，这传奇的一家人都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着崇高的英雄气概。“金沙滩”一战，杨氏兄弟死伤殆尽，接着又是令公碰碑、七郎被害，五郎出家，四郎、八郎失踪。仅剩的六郎依然在为国征战。六郎死后，他的子孙——杨宗保和杨文广，仍然是保卫国家的中流砥柱。杨家不仅男性上战场，女性也是不遑多让。穆桂英挂帅，百岁高龄的佘太君挂帅，让多少中华儿女热血沸腾。
然而，从史实角度来看，杨家将的故事只是戏曲小说对杨业血战陈家谷，最后忠勇殉国的悲剧性历史事件的艺术化演绎。历史上真正的杨业死后，只有他的儿子延昭（即六郎）、孙子文广曾是宋朝守边的名将。民间之所以演绎出“杨家将”这一反抗外族侵略的英雄“群像”，源于宋元以来深受外族侵扰的北方人民对这位民族英雄的纪念和向往。
民间小说、戏曲与历史最大的不同在于，传说中的诸多人物和事件是不存在的。根据传说以及演义等的记载，杨家将的谱系是这样的：杨门男将：第一代，金刀令公杨继业，继业有八个儿子，其中第六个儿子名叫杨延昭，又名杨六郎，六郎生子名文广，文广之子名宗保，宗保生子名怀玉。
杨门女将：主要人物有佘太君、王怀女、穆桂英等。
杨门谱系，特别是杨门女将是从《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及《杨家将》二书而来，由于这些人物艺术形象塑造得好，深为老百姓所喜爱。
然而，在正史中，杨业、杨延昭、杨文广三人确实存在，但他们的事迹远没有小说中描写的那么神奇。而其他人物则难寻踪迹，或者身影模糊。
杨业确有其人，身死另有隐情
杨业是杨家将的第一代，功名最盛，牺牲最为壮烈。
根据传说，北宋初期，辽兵来犯，朝廷立擂求帅。太师潘仁美之子潘豹想挂帅，于是摆台逞凶，打死多人，后被杨七郎劈死，杨家夺得帅印。不久老令公挂帅出征，潘仁美公报私仇，没有按原定计划接应，害死杨七郎，老令公杨继业被困两狼山，最后碰碑而死。其他杨家兄弟个个血染沙场，大郎、二郎、三郎三英捐躯，四郎、五郎或出家或流落异邦，只有六郎回到家中。杨继业的夫人佘太君上书皇帝，斥责潘仁美按兵不动；加上八贤王等人的帮助，潘仁美最终被贬官。民间传说中，杨继业有七子和八姐九妹，杨业死后，宋帝勉慰其家，赠太君龙头拐杖，可上打昏君，下打奸臣。
以上传说有部分事实，但不尽然。
历史上真正的杨业本名叫杨重贵，其父杨信是麟州（陕西神木北）的土豪，趁五代混乱的时候，占据麟州，自称刺史，后先后归附过后汉、后周。大约是在杨信归附后汉的时候，为了结交当时河东节度使刘崇，他派少年杨重贵前去太原。后杨信投靠后周，杨重贵则留在了太原。杨信死后，杨业的弟弟杨崇勋继任刺史，又以麟州归附了北汉刘崇。其后杨崇勋又归附了后周。
虽然杨家这样反复地归顺，但是在五代那个混乱特殊的年代，杨重贵在太原的生活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刘崇很看重年少英武的杨重贵，他认杨重贵为养孙，改其名为刘继业。刘继业先担任保卫指挥使，以骁勇著称，因功升迁到建雄军节度使。由于刘继业战功卓著，所向无敌，国人称其“无敌”。
刘继业在北汉时期的主要对手是辽国，有《辽史》为证。《辽史》中记载，刘继业归顺北宋后，与辽军对阵，辽将耶律斜轸责问已改名为杨业的刘继业说：“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北汉一直臣事辽国，杨业怎么会与辽国交战呢？原因是，当时处于强势的辽国经常侵掠北汉的边境，刘继业为北汉守边，必然经常与来犯的辽军交锋。根据耶律斜轸的话可以看出，刘继业与辽军对阵三十余年未处下风，虽然规模不大（只是“角逐”），但足以担当“无敌”的称号。这样的经历也让刘继业积累了丰富的边防经验。
北汉灭亡以后，刘继业归降北宋，宋太宗素知刘继业威名，授予他左领军大将军，郑州防御使。《续资治通鉴》中记载，刘继业在太原城头苦战防守，甚至北汉主刘继元投降以后，还在坚持战斗。后宋太宗派刘继元亲自招降，刘继业才大哭解甲归降。
刘继业归宋以后，恢复本姓“杨”，单名业。因为对防御辽国有丰富经验，被朝廷委任掌管代州（山西代县）和三交（太原北）一带的驻防事宜。任职第二年，杨业即破辽兵于雁门（山西）。雍熙三年（986年），宋军大举北伐攻辽，杨业、潘美率西路军攻克云（山西大同）、朔（今朔县）、寰（朔县东北）、应（应县），东路军曹彬克涿州。辽国萧太后南下应援，不久，宋朝的东路军在河北战败，杨业奉命护送四州百姓撤退，途中与辽国大军相遇。主帅潘美与监军王侁迫令杨业出战，杨业自知不敌，无奈之下仍旧孤军力战，终被陷于陈家谷口（山西朔县南），重伤被俘，绝食而亡，年约六十。杨业的事迹当时即被人传述，后逐渐演为“杨家将”故事。
根据演义、小说所述，害死杨业的罪魁祸首是潘仁美。据民间传说，在雍熙三年宋军北伐时，潘仁美是西路军主帅，杨业是他的副手。由于潘美对杨业的才能非常嫉妒，所以在杨业乘胜追击时，故意囤兵不动，又不给予粮草供应，最终导致杨业兵败身亡。在《宋史·杨业》中也有如此一段记载：“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大意是说：当时戍边的主将非常忌妒杨业，悄悄上书诽谤杨业，宋帝看了之后什么也没问，而是把奏书封好送给杨业。当时杨业尚未伐辽，还在驻守雁门关，任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而在杨业之上的“主将”是谁呢？民间一致认为就是指潘仁美。然而在杨业之死事件中，潘仁美并非是罪魁祸首，而是监军王侁。
也有人提出，害死杨业的最终祸首并非王侁，而是另有其人。当时与王侁同为监军的还有刘文裕。刘文裕官职在王侁之上（团练使高于刺史），并且是外戚，有一定的沙场经验，他在军中权力不应低于王侁。王侁监军权力再大，也不可能只手遮天。这样推论下来，杨业之死或许更应该由刘文裕负责。当然，无论如何，王侁决策失误的罪责是逃不掉的。
杨六郎应为杨大郎
传统戏曲中，杨老令公与妻子佘老太君一共生有七个儿子。还有戏曲中说杨继业有八个儿子，号称“七狼八虎”。《宋史·杨业传》记载杨业共有七子，而南宋李焘所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则说杨业仅五子。至于南宋王朝的《东都事略》中，则只提到杨延昭一个儿子。从诸种史料看来，到底杨业有几个孩子至今还是个谜团。
《宋史》记载的七个儿子分别是：杨延朗、杨延浦、杨延训、杨延环、杨延贵、杨延彬、杨延玉。其中杨延玉随乃父征战，于陈家谷口一战殉国，其余六子，后皆善终，延朗为崇仪副使，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官名）。可见，他们并无流落番邦、身死奸臣之手一说。
杨业的四子是颇受后人争议的人物。杨四郎在正史中名为杨延环，而在民间戏曲中叫做杨延辉。元曲中曾说杨四郎在两狼山战役后就不知所终，明代《杨家府演义》则称杨四郎在战斗中并未失踪，而是被辽兵捉住。萧太后喜爱四郎的一身好武功，又见四郎生得一表人材，于是将琼娥公主许配给他，这样杨四郎就做了契丹人的驸马。在后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屈膝乞降，叛君忘父的叛徒。《宋史·杨业传》中却记载，杨业战殁后，杨四郎被朝廷封做了殿直官，并未有变节行为。所以，四郎到底结局如何，不得而知。
此外，杨八郎也是个颇为神秘的人物，忽有忽无。
在“杨家将”传说的男性主角中，除了老令公杨继业，最著名的就是杨六郎和杨宗保这父子二人了。然而，这两个人物也非历史之本貌。
根据正史记载，杨六郎是杨业的儿子杨延郎（后改名为杨延昭），这没错，但他却并非杨业的第六个儿子，而是长子，只是被称为六郎。传说中杨六郎还是地位显赫的郡马爷，但从正史中杨六郎的生活轨迹看，他长年镇守边关，在京城没有什么根基，更没在京城生活过或任过职，不太可能是柴家的郡马。
根据史料记载，幼年的杨延昭沉默寡言，但是总是喜欢玩行军作战的游戏，杨业看了以后说：“此儿类我。”以后出征都会带他同行。杨业阵亡以后，杨延昭继续在河北的边防前线任职。北宋咸平二年（999年），辽国南下进犯。当时杨延昭正在遂城，由于遂城小，又没有作好防守的准备，遭到了辽军的猛烈围攻，城中人心惶惶。杨延昭召集城中壮丁，授予武器，配合宋军，全力固守。当时正值隆冬，杨延昭命人担水浇在城墙上，一夜之间就冻成了坚冰。城墙光滑难登，辽军的猛烈攻势无法继续，只好撤退，宋军缴获了辽军遗弃的军资器械。杨延昭出奇计保全了遂城，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他因功被授予莫州刺史。
澶州之役时，杨延昭反对议和，他的主张和当时的丞相寇准的主张不谋而合，然而北宋朝廷并未对此作出反应。杨延昭就自己率领人马进入辽国境内，攻破古城，取得不小的战果。以后澶渊定盟，杨延昭因为守边的功劳，屡次升迁，最终被授予高阳关副都部署。后来，杨延昭卒于任上，终年五十七岁。宋真宗听到这个消息后，极为悲痛，派使者护灵而归，河朔的百姓，多望柩而泣，为他落泪。
杨延昭镇守边防二十几年，辽国对他非常敬畏，称他为杨六郎。那么，辽人为什么称他为杨六郎呢？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因为辽人迷信，相信天上北斗七星中，第六颗星是专克辽国的。因为杨延昭对于辽人很有威慑力，辽人以为他是那第六颗星转世，因此称他为杨六郎。后人或许就是根据“杨六郎”这个称呼，将杨延昭演义为杨业的第六子。

第九章 杨宗保子虚乌有

按照小说的谱系，杨六郎之子为杨宗保，其孙为杨文广，然而根据《宋史》记载，杨延昭的第三个儿子叫杨文广，杨宗保这个人物不存在。
杨文广起初因为讨伐逆贼张海有功，被授予殿直。后来与安抚陕西的范仲淹相遇，范仲淹发现杨文广很有才能，就把他带在身边。名将狄青南征广西时，杨文广随军从征，此时的杨文广还是个无名之辈。后来，宋英宗认为杨文广是名将之后，而且还有功劳，于是提拔他为成州（甘肃成县一带）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兴州防御使，秦凤路副总管。他由此参加了对西夏的防御作战。
当时，名将韩琦派杨文广率领部队前往离秦州（甘肃天水市）西北修筑筚篥城。由于先前宋军修建城堡，西夏人都会出兵破毁。于是杨文广采取声东击西之计，扬言要到某地修建喷珠城，引西夏军队前去破坏。然后率军迅速赶往筚篥，连夜构筑好了防御工事，做好了战斗准备。第二天天明，西夏骑兵至，看到宋军已经占据有利地势，做好了准备，只能无奈地撤退。临走前遗书说将奏请以数万骑兵再来破坏。杨文广立即派兵遣将出击追杀，斩获甚众。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追击敌人，杨文广说：“这是先声夺人，可灭了敌人的气焰。再说，此处是必争之地，若让西夏人知道了并夺了去，就很难再夺回来了。”经此一击，西夏人果然不敢再来捣乱。
当年九月，甘谷、筚篥等三个城堡修成。皇帝下诏嘉奖，赏赐丰厚，并任命他为知泾州（甘肃泾州）镇戎军、定州路副总管，迁步军都虞侯。后来，辽国与宋朝在代州的边界划分上发生争执。杨文广向朝廷献上阵图以及攻取幽燕的策略，还没等到朝廷上的回音，杨文广就死于任上，北宋朝廷追赠他同州观察使。
杨门女将扑朔迷离
“杨家男将”已然半真半假，扑朔迷离，那么“杨门女将”又如何呢？答案依然是“扑朔迷离”。正史中，杨家将中没有佘太君，也没有穆桂英，但在一些史籍中却又能找到蛛丝马迹。
先来说说正史。有人会说，中国古代向有“男尊女卑”的传统，所以正史中没有记载杨门女将。然而，此说的漏洞是，正史中有其他女将女帅的记载。比如，王莽时期，山东琅琊就出了个奇女子——吕母，此女后来成为统领一方的女将军（见《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吕母以后，有名的女将还有隋末唐初时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李渊起兵反隋时，平阳公主和丈夫柴绍一起为李家招兵买马，“勒兵七万，威振关中”。李渊渡过黄河以后，平阳公主领精兵一万与李世民会师渭北，并开设幕府，俨然行军主帅，她的部队也号称“娘子军”。
以上这些巾帼英雄都是见诸信史的，但是，在民间人人皆知的“杨门女将”，在正史中却连影子都没有。倘若杨门女将确曾有过的话，正史不可能不记。退一步，即使《宋史》不记，专收“义妇节妇”事迹的《烈女传》也应该有记载。可见，杨门女将是否存在值得怀疑。
假如杨门女将只在小说中出现，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她们是艺术虚构的，然而，在一些历史资料却又隐约能看到她们的影子。
先来说说佘老太君，戏曲传说中，佘太君原名佘赛花，是杨业之妻，杨府的老祖宗。杨六郎、杨宗保相继去世后，杨家将中，除杨文广外都是清一色的巾帼英雄。那时，国家多难，边境吃紧，杨文广领兵出征西夏被重兵围困。朝中无将，佘太君以百岁高龄，率十二寡妇征讨西夏，将西夏击败，救出文广，其举让人敬佩。
有学者考证后认为，历史上确有佘太君其人。清代光绪《保德州志》载：“杨继业……事北汉为建雄军节度史，娶折德扆女。”折德扆是后汉隐帝时期的府州团练使，这个“折德扆女”据称就是佘赛花，封号太君。“佘”是“折”的讹传。
《保德州志》还说，折家屡世居住在陕西府谷，从折氏曾祖以来，世袭军职，多次参加抗辽战争，而杨家也是世居此地，代代习武，两家正所谓是门当户对。佘太君自幼受其父兄的影响，酷爱研习兵法，颇通将略，曾协助父兄练兵把关。折杨两家结亲后，佘太君随夫杨继业侍北汉。夫君边关打仗，她在杨府内组织男女仆人丫环习武，仆人的武技和忠勇之气不亚于边关的士兵。
此外，在山西代县杨忠武祠保存的《杨氏族谱》中也提到了佘太君。
既然佘太君确有其人，且如此出名，为何正史中没有为其立传呢？有人认为，对于杨门这样的习武家庭而言，女人能够助夫上阵，训练兵丁是平常的事，所以没有为佘太君立传也不足为奇。这个说法有些牵强。鉴于佘太君的事迹多见于清代的资料，所以佘太君这个人物是否真的存在，依然真假难辨。
穆桂英是杨门女将中另一个受人瞩目的女将。戏曲中称她是杨宗保的妻子，她的亮相非常精彩。
话说杨业死后，杨六郎挂帅抗辽，屡立战功。后被内奸王强陷害，好友任堂惠代他而死，杨六郎则化名去北国贩牛，大摆牤牛阵。大败辽兵后，他才恢复真名杨延昭，并第二次挂帅征辽。当时辽兵摆下天门阵，六郎无法攻破，有高人指点说，唯有寻来降龙木，才能破阵。这降龙木长在山大王穆柯寨内，寨主便是十八岁的女将穆桂英。杨延昭派部将孟良、焦赞前去借木，不想二人却变成偷木，被穆桂英打得落荒而逃。路上二人碰到元帅十七岁的儿子杨宗保，两人用激将法让杨宗保陪他们去会穆桂英，结果三人都被生擒。穆桂英对杨宗保很是倾慕，她说自己是忠良之后，愿献降龙木，并随军攻天门阵，但要杨宗保娶她为妻。杨宗保起初不同意，后被穆桂英一番言语所感动，答应结亲。第二天清晨，杨六郎见儿子三人未归，亲自来攻打山寨，结果被穆桂英生擒。幸亏孟良听到动静，才解除误会。杨六郎羞愧而归，杨宗保等人尴尬不已。
等杨宗保三人回到宋营，杨六郎准备处置儿子，正欲行刑时，穆桂英闯营，以献龙木，杀辽将，帮破天门阵为条件保杨宗保人头。几经周折，杨六郎终于认识到穆桂英的本领，不但答应了儿子的婚事，还保举她当攻打天门阵的大帅。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穆桂英带领众人终于破了辽人的一百单八阵。当穆桂英射杀天门阵主帅时，因用力过猛，儿子杨文广降生了。
以后，穆桂英又曾多次领兵挂帅，充当大将，频频扭转战局。然而这个威风凛凛的穆桂英元帅在正史中却未有记载，加上杨宗保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压根就不存在，所以不少人认为穆桂英也不存在。也有人说穆桂英这个人虽然是虚构的，却可以从杨氏的眷属中找到原型。杨延昭的儿子杨文广有位堂兄叫杨琪，此人曾娶慕容氏为妻。慕容氏是当时鲜卑大族，也是世代习武。所以，这位慕容氏或许是穆桂英的原型，“穆”也许是“慕容”氏的转音。而“桂英”是民间通俗的名字，戏曲小说本就允许改编，于是就有了以慕容氏为原型的穆桂英。
当然，以上终归是猜测，尚没有真凭实据。
杨家将因何走红
杨家将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历久弥新。那么，杨家将故事是如何家喻户晓的？这其中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
“杨家将”故事发生在北宋初年，到了北宋中叶就已迅速流传于天下。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写过一篇文章，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并且指出杨家将故事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广泛流传。这篇文章写于杨业去世后的第六十五年，篇名叫《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这位杨君是杨家的后人，名叫杨琪。北宋另一位大文豪苏辙也写过一首《过杨无敌庙》的诗，他的诗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杨家将故事在宋代的影响力。
到了南宋，民间艺人把杨家将故事编成了话本，在民间越传越盛。由于北宋最终为外敌所灭，面对屈辱求和的南宋政府，他们对那些血战保国的将领更加敬仰和怀念。南宋的民间艺人对杨家将的故事进行了大胆想象和艺术加工，不断加入了许多神奇的故事和人物。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南宋徐大焯所著的《烬余录》，书中根据与杨延昭同时代的将领杨嗣创造了七郎杨延嗣这个人物，又创造出了杨宗保，还构想了杨家将父子舍命救援宋太宗的情节。
到了元代，杨家将故事形式又有新拓展，出现了杂剧，比如《昊天塔孟良盗骨》等等。到了明代，杨家将故事进一步丰富，出现了《杨家将演义》《杨家将传》，杨家将故事以小说、评书的形式广泛流传。这些故事反映的时间跨度加大，从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一直写到宋神宗赵顼，约一百年的历史。
明朝中后期，朝廷积弱，外敌虎视，这种局面与宋朝相似，杨家将成了民间借古言今的最好武器。另一方面，明政府也非常推崇杨家将，希望借此宣扬忠君思想。在这样的氛围中，杨家将的故事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明代纪振伦的《杨家将通俗演义》和清代熊大木的《北宋志传》两部书，使得杨家将故事最终定型。明清两代，戏曲舞台上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剧目有三百六十出之多。直到今天，京剧和其他地方剧种还经常上演《四郎探母》《穆桂英挂帅》等剧目。这些小说和戏曲与历史事实出入已经很大，成了英雄传奇。
经过漫长的发展，原本只有三代的杨家将被铺写成了五代；原本只是男儿的铁血沙场，又融入了佘太君、穆桂英等生动如花的女英雄。
秦少游娶苏小妹，纯属拉郎配
唐宋八大家有三位是一家人，即苏老泉（苏洵）和他的儿子苏东坡（大苏）、苏辙（小苏）。在民间传说中，苏家还有一位聪明绝世无双、资质过人数倍的人物——苏老泉的女儿、大小苏的妹妹苏小妹。因为她是女的，按当时的制度无法参加科举，因此在政坛上没留下足迹，但在民间的名气很大。
根据民间传说，苏小妹与当时的大才子秦少游喜结良缘，还演绎出许多有趣的故事。然而，与本书中其他故事一样，这一对才子佳人的故事在正史中也无迹可循，两人的夫妻关系纯属拉郎配。
妙趣横生的传说
苏小妹的父兄都是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这已经很厉害了。但据说，苏小妹比起父兄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她的才情有多高呢？有民间传说为证。
传说一：与大哥斗诗。
据说苏小妹长得很俊俏，只是额头比较高，眼睛比较深。一天苏东坡拿妹妹的长相开玩笑，形容妹妹的凸额凹眼：未出堂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
几回拭泪深难到，留得汪汪两道泉。
苏小妹嘻嘻一笑，当即反唇相讥：
一丛哀草出唇间，须发连鬓耳杳然；
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传。
这诗是在讥笑苏轼那把乱蓬蓬的络腮胡须。念完诗后，苏小妹再一端详，发现哥哥额头扁平，了无峥嵘之感，又是一幅马脸，长达一尺，两只眼睛距离较远，整个就是五官搭配不合比例，当即喜孜孜地再占一诗：天平地阔路三千，遥望双眉云汉间；
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到耳腮边。
苏轼一听乐得拍着妹妹的头大笑不已。
传说二：堪破佛言。
苏东坡喜欢参禅，有许多和尚朋友，其中佛印是关系最密切的一位。两人经常斗法，苏东坡往往败北。一次苏东坡和佛印和尚在林中打坐，佛印对苏东坡说：“观君坐姿，酷似佛祖。”苏东坡心中欢喜，看到佛印的褐色袈裟逶迤在地，就故意对佛印说：“上人坐姿，活像一堆牛粪。”佛印和尚微笑而已。苏东坡心想这回让佛印和尚吃了一记闷亏，暗暗得意，回家禁不住将此事告诉苏小妹，想不到苏小妹却说：“哥哥，你又输了。人心如何，看外物便为何，佛印看你似佛，只因他心中有佛。你见佛印似牛粪，那你心里装的是什么呢？”
苏轼算是才高八斗，苏小妹此等见地比苏轼要高许多了。
传说三：对诗选婿。
春日一天，苏老泉在家欣赏盛开的绿球花，看到高兴处提笔作“绿花球”诗，写了一半便写不下去了。正好朋友黄庭坚来访，苏小妹就提笔代父续写了后一半。全诗一气呵成，天衣无缝，如出一人之手，黄庭坚大加赞赏，便为大才子秦少游说亲。苏小妹续诗之事，传到高太后及丞相王安石耳里，他们对苏小妹也很感兴趣，高太后欲娶她为侄媳，王安石想为儿子求婚。太后娘家侄儿是无赖，王安石是自己的政敌，苏老泉对两门亲事都不愿意，但不知如何推辞。苏小妹知道后，挥毫写了一本卜卦的书，标明是“天书”，装在玉石匣里封好，让人深夜放到皇宫围墙内。第二天，巡夜官发现“天书”，将它交给皇帝。皇帝发现里面的内容非常神秘，似能为世人指点迷津。高太后听说了这件事，就来为侄儿的婚姻问题查阅天书。结果发现侄儿属鼠，小妹属虎，虎即是猫，这是犯忌的婚姻，于是不再提亲事。王安石的儿子人品文才确实不错，秦少游也是青年才俊，苏老泉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他将秦、王二人的诗文放一起让女儿评点。小妹认为王才华横溢，但更喜欢秦少游的诗，苏老泉决定择秦少游为婿。
黄庭坚将苏小妹的情况告之秦少游。秦少游听说过苏东坡取笑苏小妹容貌的诗，以为苏小妹可能其貌不扬，至于才学，仅听传闻，未见其实。于是他决定先暗中调查一下，再决定是否去求这门婚。一天，苏小妹陪母亲入庙进香，秦少游装成道士，亲自考察。小妹出轿上殿，少游已看清其脸，虽不是国色天香，容貌却也不差，于是试验其才。少游问：“小姐有福有寿，愿发慈悲。”小妹答：“道人何德何能，敢求布施。”小妹说完便要上轿起程，秦少游又问：“小娘子一天欢喜，如何撤手宝山？”小妹随口答道：“疯道人恁地贪痴，那得随身金穴！”小妹一边说一边上轿，少游在一旁痴痴相望。小妹随行女仆打听跟随少游的书童，得知那道人是秦少游伪装的，回来将此事告诉苏小妹。小妹付之一笑，嘱咐丫环们不要多话。
秦少游经过此番考察，对苏小妹很是佩服，就择了吉日，带了财礼，亲往苏府求婚。苏东坡从旁赞成，苏老泉当即应允，但小妹不肯，提出要夫婿金榜题名后才可洞房花烛。少游只能依她，参加了礼部大试，中了进士。
结婚那天，亲朋好友齐聚苏老泉家，前来祝贺。是夜，月明如昼，前厅筵宴已毕，少游准备进婚房，只见婚房紧闭，庭院里放着一张小桌子，丫环守在桌边道：“奉新娘子命令，考你三道试题，全部答对，美酒三杯，请送婚房；二道答对一道答错，清茶解渴，直待来宵再试；一道答对二道答错，罚在外厢读书三月。”秦少游想这有何难，笑着接题。少游略一凝思，答出了前两题，到第三道试题时却为难了。该题是对联，上联为：闭门推出窗前月，要求续下联。秦少游起初觉得容易，仔细想来，实属不易。少游在院中左思右想，不得其对。正在慌乱之际，恰逢苏东坡前来打听妹夫的消息，他听少游在庭院中吟哦“闭门推出窗前月”七个字，右手做推窗之势，心想此必小妹以此对难之，少游为其所困，自己得帮帮他。正好少游走到庭院花缸旁边，花缸满贮一缸清水，东坡触动了灵机，想出了下联。他想过去将答案告诉少游，又怕妹妹发觉，连累妹夫失面子，于是在远处站着咳嗽一声，然后在地上捡了个小石子投向缸中。那水为石子所激，跃起几点，扑在少游面上。水中天光月影纷纷淆乱，少游当下领悟，遂提笔对曰：投石冲开水底天。丫环拿着第三道试卷进去后不久，只听“呀”的一声，房门大开，苏小妹手棒银壶，将美酒斟于玉杯之内，献给新郎。少游心花怒放，连饮三杯。而后，二人携手步入洞房。自此夫妻和美，白头偕老。

第十章 苏小妹子虚乌有

苏小妹的故事听起如此有趣动人，然而，历史上，苏老泉（即苏洵）、苏东坡（苏轼）、苏辙、王安石、秦观，即秦少游等人在《宋史》中均有传，却独独没有苏小妹其人。
根据史书记载，苏洵共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两个儿子是苏轼、苏辙（即大苏小苏），大女儿八娘，是苏轼的姐姐，嫁给程子才为妻。二女儿是苏轼的妹妹，嫁给柳子玉为妻。三女儿既未留下名字，也不知其是否婚配。大概是这个三女儿排行最末，后人给她取名苏小妹。但这个苏小妹绝不可能遇到秦少游。
因为，苏洵死于治平三年（1066年），大文学家欧阳修为他写了墓志，墓志中说：“君女三人，皆早卒。”说明苏洵的三个女儿都比他早亡。当时秦少游才十七岁，那时与苏氏一家尚不认识，所以不存在黄庭坚向老苏提亲之事。秦少游与苏轼相识时已是熙宁十年（1077年），当时苏轼在徐州做官。秦少游写了篇《黄楼歌》，苏轼大为欣赏，认为他有屈原、宋玉之才，两人至此为莫逆之交。按照以上记载推算，秦少游与苏家结识时，苏洵已死十一年，他的三女儿死了还不止十一年，这两人是不可能婚配的。
另外，从苏轼、苏辙来往的信件中亦找不到有关苏小妹的任何记载，可见是民间杜撰的结果。
其实，在史书中，秦少游的妻子有明确记载且有名有姓，叫徐文美，岳父是徐主簿。秦少游，名观，号淮海居士，高邮人，有《淮海集》流传至今。他在《徐居主簿行状》中明确地谈到徐主簿将大女徐文美许配给他为妻。这也证明秦少游之妻是徐文美而不是苏小妹。
其实早在清朝时，就有人提出秦苏婚姻的传说与事实不符。清朝赵吉山曾引用《云谷卧余》说：“世传苏子瞻（苏轼）有小妹嫁为秦淮海（少游）之妻，而造为无稽之谈以实之，皆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今所传苏小妹之诗词对话……原属不根之论”，“今俗传为秦少游之妻，误矣！”
那么，民间传说为何津津乐道，肯定秦少游娶了苏小妹呢？一是秦苏两家关系不平常。秦少游、苏小妹均比苏东坡小，让二人喜结连理，才子佳人相配，是门当户对的上上婚姻。二是苏洵教子有方，大家断定他教女肯定也行。他自己是文学家，两个儿子也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小姑娘受父兄熏陶，必定也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才女应配才子，小妹的父兄择秦少游作她的郎君，符合推理。于是明朝天启年间，文学家冯梦龙把传说整理加工，写出了《苏小妹三难新郎》，随后的一些文人墨客又据此为蓝本，添枝加叶，编造了许多有关秦、苏之间的婚姻趣事，不明真相的人往往就将此传说当成了历史。
如此一个有才情的女子原来是杜撰的，让人听起来不觉可惜。
苏州四才子无周文宾此人
提起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四大才子，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是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和周文宾。因为自古以来小说、戏曲乃至现在的电视剧，都是这么说的。唐伯虎的风流、祝枝山的阴谑、文征明的憨厚、周文宾的俊美，随着“三笑点秋香”、“王老虎抢亲”之类精彩剧目的演绎早已深入人心。
然而，查过史书才发现，原来占戏份很多的周文宾又是一个“不存在”。
传说中的“王老虎抢亲”
据说周文宾在四大才子中年龄最小，长得最帅。他出身名门，文采飞扬，才思敏捷，少年便中进士。有一年正月十五元宵夜，祝枝山在虎丘搞了场灯谜会，风度翩翩的新科进士周文宾猜谜得第一，获得第二名的是苏州大财主王大户的千金王小姐，那天她女扮男装，风流倜傥，自称王老弟。周、王二人一交谈，均为对方的学识才智所倾慕，于是相约在某日到寒山寺换帖结拜金兰。届时周文宾准时到了相约地点，发现来的是位绝色佳人，仔细一看，原来就是王老弟，爱慕之情顿生，王小姐也频送秋波。
周文宾回到家中，告诉父母自己对王小姐的爱慕，请父母去提亲。周父经过调查，发现王大户治财有方，老实本分，两家也是门当户对，于是决定促成此事，以成全儿子的心愿。但王大户脾气古怪，有许多官宦子弟欲与其女结为秦晋之好，均被谢绝，自己去提亲估计也不成。正在父子对此发愁的时候，唐伯虎给他们出了主意。他说，王小姐有一个哥哥叫王老虎，是个不学无术的浪荡公子，而且好色，可以在这个人身上做文章。
这天，周文宾打扮成少女模样，款款细步，招摇过市，出现在王老虎必经之地。王老虎是个好色之徒，哪经得住这般挑逗，就约好了几位纨绔子弟，备了一副花轿，打算强抢。这天中午，王老虎及随从蓦然发现，这个猎物独自伫立在北门桥上，裙裾飘飘，宛如天女下凡。王老虎觉得机会难得，于是让手下人一拥而上，将其绑架到轿中。“少女”见众恶少前来，先是惊慌失措，一句话也说不出。后到轿中，莺啼燕语，自诉是大户人家出身，愿侍奉王老虎左右，但必须要举办婚礼，否则宁死不从。王老虎听了，心花怒放，决定把此女抬进王府，暂放妹妹房中，晚间邀约亲朋好友，举办婚宴，拜堂成亲。王大户听说此事，大为不悦，但又害怕如不举办婚礼，儿子会因抢亲之罪受到惩处，于是只好同意。
周文宾与苏州才女王小姐同处一室后就露出了真面目，并且把计划说与了王小姐。第二天一早，王小姐说男女授受不亲，自己无脸见人，闹着要上吊自尽。王大户夫妇急忙跑来，左劝右劝都不听。此时绸缎布店、木器行、小百货等陆续送来嫁妆。家里正在忙乱不堪、尴尬万分的时候，大才子文征明前来凑热闹，假意欲与王大户做书画生意。由于文征明与王小姐母亲沾点亲，王大户遂把家中丑事谈了一二。文征明听后哈哈大笑，说不如假戏真做，以错就错，将小姐嫁给周文宾，两家门当户对，佳人配才子，是上上婚姻。王小姐听了此话才破涕为笑，王母也无意见，但怕男方不允。文征明说：“周家父子的工作，包在我身上，你们尽管做好迎亲的准备。”王大户到了这时也别无良策，只好答应这桩婚事。不一会儿，文征明前来报喜，称周文宾父母同意即日成婚。这时王老虎也赶回家来，只待晚上拜堂，没想到标致的“少女”变成了英俊的小生。
当晚，周王两家在周家举办了婚宴，周文宾、王小姐有情人终成眷属，成就了一段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
周文宾查无此人
查《明史》及其他正史，明朝中后期，苏州确有“江南四杰”“吴中四才子”之说。但是据《明史文苑传》记载：苏州四才子是祝允明（枝山）、唐寅（伯虎）、文征明、徐祯卿，而传说中的周文宾在任何典籍中都查不到。所以，可以断定是后人把徐祯卿换成了周文宾。
徐祯卿，字昌谷，吴县（江苏苏州）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国子监博士。徐祯卿出身贫寒，长相难看，但聪明好学，学识渊博。他在四才子中年龄最小，科举功名最高，官也做得最大。他与唐伯虎是邻居，也是“刎颈交”，与祝枝山是“忘年交”（年龄相差十九岁），与文征明是“文字交”。唐伯虎非常赏识徐祯卿的才能，曾将他推荐给画坛领袖沈石田，名士杨循吉等。徐祯卿以诗闻名，与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合称“诗中四杰”，再加上王廷相、康海、王九恩，又称明代“前七子”，在当时及整个文学史上都有极大的影响，《明史》称他为“吴中诗人之冠”。
按理说，徐祯卿记忆力超群，“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还绝顶聪明，少年时代即已“工诗歌”，这些都很符合“才子”的特征，可为什么偏偏要把他逐出“四才子”之列呢？可能有四个原因。
其一，徐出身清贫，他的婚姻状况如何，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人们主观地认为，他的婚姻不会那么浪漫风流，相反更可能因贫困而出现家庭危机。
其二，徐是一位丑男。根据史料记载，徐祯卿生就一双三角眼，眼神犀利（“双瞳烛人”），且多眼白。这种长相很可怕，会让人先入为主地认为此人阴森狡诈。所以当他考取进士时，明孝宗本想将他留在身边，但召见之后，便因为他的长相放弃了重用的念头。就长相而言，要他去演绎风流才子的韵事佳话，显然不合格。反之，虚构的“周文宾”风流倜傥，出身富家，与唐祝文三人的传说浑然一体。用周文宾取代徐祯卿，可以使四才子更有名气。
其实，从现有的史料看，徐祯卿虽是丑男却无劣迹，是个循规蹈矩，且颇有建树的文人。这真是应了“人不可貌相”的古训。
其三，与其他三位才子终老吴中不同，徐祯卿中进士之后便留京任职。后来，他的文学理念也发生了变化，与李梦阳、何景明交往频繁，渐渐“悔其少作”，改而推崇汉魏盛唐，在“前七子”中位列第三，从此跻身主流文人之列，同多少带有叛逆味道的吴中文人分道扬镳。这大概也是他被逐出“才子”之列的重要原因。
所谓“前七子”是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年）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为区别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世称“前七子”。前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可见，徐祯卿是一个颇有使命感的文人。
其四，在四才子中，唐、祝、文三人，都是文人兼艺术家，如唐寅、文征明的画，祝允明的字，都是各领风骚、卓有成就。他们尽管也能诗善文，但均不以此为“主业”，其主要成就应该在艺术领域。唯徐祯卿以诗名世，是个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家。就这点而言，徐祯卿与其他三位才子有着较大的差别。这或许也是他最终被逐的一个原因吧。
别把《水浒传》当真实的历史
简单地说，《水浒传》是一部写“土匪强盗怎么形成”的书。有不少人把它当历史看，事实上，严格地说，《水浒传》连历史小说都称不上，只是一部虚构的演义小说，其中的人物、故事一分真、九分假。所谓“演义小说”，指的是小说中的部分人物和故事，历史上的确有过，但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却是编造出来的。换言之，《水浒传》这部演义小说只是历史人物、事件的大合集。只是书写得太好了，以至于让后人以为这就是历史，而真正的历史反倒隐退了。
“一百单八将”原型只有三十六人
《水浒传》中塑造了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个个形象鲜明，故事生动。但是，与史书对比，其中只有三十六个人物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其余七十二个，大都是创作出来的，纯属子虚乌有。
据史家考证研究，在宋徽宗宣和年间，确有宋江其人及其领导的梁山泊起义，这就是淮南地区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的历史事件，但不像《水浒传》所写的有一百零八将，也没有那么多生动的戏剧性场面。这三十六个人在正史书没有客观具体的记录，大部分是根据民间传说再加工而成的，这样一算，整部小说中的人物就一分真、九分假了。
梁山泊位于山东西部，原是个很小的湖泊，后因从五代到北宋期间黄河多次缺口泛滥，它与四周的许多小湖泊汇成一片，到北宋末年便形成纵横八百里水域的大湖泊，湖中港汊交错，芦苇纵横，并有许多天然小岛，形势险要复杂。当时许多破产农民、渔民以及一些被政府通缉追捕的逃犯藏匿于此，成群结伙，靠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营生。有若干股势力日益增大，人数愈聚愈多，到北宋末年更掀起了多次反抗官府腐败、盘剥与压迫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起义。宋江起义军就是其中的一股。
宋江起义的导火线是宋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规定百姓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若有违规犯禁者，则以盗贼论处。贫苦的农民与渔民交不起重税，于是在宋江等人的领导下，铤而走险，凭借梁山泊易守难攻的地形，阻杀前来镇压的官兵。
最初四五年，宋江等人一直坚守在梁山泊，直至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才正式宣布起义，随后离开梁山泊，转战于青、齐、濮各州之间，官府也才开始注意到这支起义军的存在，并下令“（京）东、西路提刑督捕之”“招抚山东盗宋江”（见《皇宋十朝纲要》）。该起义军最终以被官府招安结束。
宋江起义规模到底有多大，从《宋史·侯蒙传》《宣和遗事》等的记载看，只有三十六人。据郎瑛《七修类稿》载，这三十六人为：宋江、晁盖、吴用、卢俊义、关胜、史进、柴进、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刘唐、张青、燕青、孙立、张顺、张横、呼延绰、李俊、花荣、秦明、李逵、雷横、戴宗、索超、杨志、杨雄、董平、解珍、解宝、朱仝、穆横、石秀、徐宁、李英、花和尚、武松。
这个名单有一个可疑之处就是，作为一次有影响的农民起义，仅三十六人就“横行齐魏”，官兵数万人不能抵抗，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有人认为这三十六人可能是起义军大小领袖的总数，也就是说与宋江一起举事起义的三十六条好汉，后来每一个好汉统率一支部队，但为了方便起见，仍以三十六人的名字称呼，这种解释倒也合理。那么，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到底有多少人？由于史无记载，确切数字无法统计，推测至少应有数千人。
史书记载宋江起义有三十六位英雄，为何到了《水浒传》却变成一百零八位呢？或许是作者“欲成其书，以三十六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郎瑛《七修类稿》载），使小说更添传奇色彩以迎合百姓喜好，琅琅上口，便于流传。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的朝代。有宋三百多年，农民起义大大小小有数百次之多，宋江起义只是其中规模与影响都较小的一次。但因南宋时编印出版了《宣和遗事》，把宋江起义史事演义化、故事化；明初又出现《水浒传》，将宋江起义故事描述得更加生动感人，因而使这次原本平常的农民起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但是，小说虽与历史有联系，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这是我们看《水浒传》时所要注意的。

第十一章 宋江是否征方腊

宋江接受招安以后，又干了些什么事情？小说中，宋江投降后被宋朝派去镇压方腊了。方腊起义是与宋江起义几乎同时发生的一次农民起义，从起义规模和影响上讲都比宋江起义大得多。
关于此说，史书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如《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皇宋十朝纲要》以及《大宋宣和遗事》都称宋江投降后随官兵前往镇压方腊起义，宋江从农民起义领袖变成了屠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但1939年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铭》中却明确地说，折可存是在征方腊胜利后才逮住宋江的，换言之，宋江没有征过方腊。同是史料，孰真孰假，史学界争论不休。由于这些史书的作者都是一流的史学家，基本上是当时人写当代史，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宋江投降、征方腊的记载不会有误，反倒是折可存墓志铭记载可能会失真。
然而，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却发现宋江征方腊一说疑点重重。
前述史书中虽然提到宋江灭了方腊后，被封为节度使，但没有具体的时间。此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皇宋十朝纲要》等书都提到，宋江曾经在宣和二年或三年去浙江征方腊。然而，根据《宋史》，宣和二年宋江还没有投降，又如何去征方腊？这一资料显然不准确，至于宣和三年，从《宋史》中看，也不太可能，这可以从下面两段文字中得到印证。
《宋史·徽宗本纪四》中说：“（宣和）三年（1120年）春正月……是月方腊陷婺州（浙江金华），又陷衢州……宋至道三年（1121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四月庚寅，忠州御使辛兴宗擒方腊于清溪。”
这段记载对方腊失败、宋江起义的时间、地点都记述得很清楚：1120年，方腊起义，先后攻下婺州、衢州、杭州等处，正激战中，宋江于1121年起兵犯淮阳军。到了四月，方腊起义失败。
至于宋江何时投降，上面这段中没有具体的日子，倒是《宋史·张叔夜传》中对宋江投降的经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张叔夜在连云港南面的海州当知州的时候，宋江等人在黄河的北边起兵造反，占领了十个郡，官军不敢抗拒。听说宋江等人将要到海州来，张叔夜派出探子打探宋江等人所走的方向。得知贼兵涌到海滨，于是组织了一支有一千人的敢死队，在城边和海边埋伏，然后派出一支尖兵去诱敌。等到宋江等人上岸作战，张叔夜派人把他的船都烧了。宋江的义军没了退路，失去斗志。这时候伏兵乘胜攻击，宋江损失惨重，退路又被切断。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率众投降，接受朝廷招安。
此段记载虽然没有详说宋江具体什么时间被诱捕，但粗略推算一下，从他于宣和三年二月起兵，接着又犯京东、江北，入楚（州）、海州界，最后被诱捕，总需要一两个月时间，这样就到了四月份，此时方腊已经全军覆没了，宋江不可能参与征方腊。
《东都事略·徽宗纪》中倒是明确说宋江投降的日子，是在方腊被擒以后的一个月，当然不可能也不需要他去征方腊了。遗憾的是此书不是正史，可信度不免要差一些。
此外，《宋史》中分明记载着生擒方腊的将军是宋代名将韩世忠，这说明平方腊战役和宋江并没有什么关系。
可见，宋江征方腊的故事很可能不存在。
那么，宋江最后是什么结局呢？
有人怀疑宋江投降后被杀。例如宋代学者洪迈的《夷坚乙志（六）·蔡侍郎》中记了一件颇有神话色彩的事件：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被罢官，后因背上疽疮发作，死了。没过多久，他所喜欢的一个叫王生的人死而复生，自言他在冥界见到蔡居厚正在受惩罚（冥谴）。蔡居厚让王生回来转告其妻说：“我如今只理郓州事。”夫人恸哭道：“侍郎你去年在郓州当差时，梁山泊五百名叛贼受降，你去把他们都杀了，我当时屡屡劝你不要这么做，你就是不听。”
有人据此认为蔡居厚所杀的就是宋江等人。《夷坚乙志》成书于乾道二年（1166年），离宣和六年（1124年）不过四十余年，尽管所述故事是道听途说，而且“冥谴”之说也荒诞不经，不过“杀降”一事大概不是虚构的。
但是此书与史书在时间上又有极大的出入：宋江投降，是宣和三年间事，蔡侍郎招降“梁山泺（梁山泊）贼五百人，既而悉诛之”，是宣和六年的事。即便宋江确实是宣和三年在山东梁山泊投降的，蔡居厚所杀的也应该是另一支土匪或起义军。也有人据此推测说：宣和三年投降后的宋江，命运不会比宣和六年投降的“梁山泺贼五百人”更好。不过推测不等于就是事实，这里只能“聊备一说”而已。
总之，宋江等人投降之后，如何结果，已经无法考证了。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历来研究者说法不一。在中国大陆最流行的说法是施耐庵，但是也有一些版本却标明著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其实，早在明、清两代，关于《水浒传》版本上的署名，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就有如下三种说法：一、罗贯中撰。这种说法不见于任何一种早期刻本。
二、施耐庵撰。这种说法最早的两种版本出现于明末崇祯年间。
三、施耐庵、罗贯中合撰。有这种题署的版本最早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也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二人合著的。不过他认为前七十回是施耐庵写的，后五十回才是罗贯中续的。所以他要“腰斩”《水浒传》，并在第七十回正文后面发表这样的评论：“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
不过，金圣叹并没有提出他所根据的是什么。
一般的评价，有两个共识：第一，都认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比《水浒传》写得好，特别是关于战争部分。《水浒传》最擅长写杀人越获，但战争场面却写得极为粗糙，漏洞百出。所以，不太像罗贯中的手笔。第二，都认为《水浒传》的前七十回比后五十回写得好。如果《水浒传》的后五十回是罗贯中所续，不应该写成这个样子。
可是，如果此书没有罗贯中什么事，为什么又会出现他是此书作者的传言呢？可见，其中必定另有原委。此外，还有人认为施、罗都不是《水浒传》的作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我们不妨梳理一下这二人的关系，试图从中找到答案。
“施耐庵”不是人名？
极少数的人认为施耐庵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简本书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几十年后出现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因此这个作者，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繁本的修订者，不过是编个人名随意加上去的而已。甚至有人认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施耐庵”是“是乃俺”的谐音，意思“就是我”，也就是编者罗贯中。
今天的人无法理解，完成一部文学作品是非常辛苦的事，作为一部优秀作品的作者，本该是一件荣耀的事，怎么会有人不愿意署名呢？原来，这中间，有一个对“小说”的认识演变过程。
在中国古代，“小说”算不得文学作品，“小说家”只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说书人”，高级点儿的在茶馆或“勾栏”也就是妓院里说，低级的只能在马路边说，跟叫花子差不多。给说书人写“话本”也就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穷困潦倒的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烟鬼、酒鬼、嫖客、败子。这些人幼年读过书，懂点儿历史，长大了闯荡江湖，见多识广，有的还特别善于言辞。落魄以后，无以谋生，就编一些历史故事，要么自己讲，要么把底稿卖给“说书人”让人家去讲。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家不但不敢争版权，还生怕别人知道，坏了读书人的“名声”。在读书人的眼中，写八股文章的才是“文人”，写诗词歌赋的才是“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文痞”甚至是作孽的“罪人”了。例如明代的庐陵（江西吉安）人李昌祺，学问不浅，官儿做得也不小，就因为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传奇小说《剪灯余话》，结果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后还被取消了进入乡贤祠的资格。
在“正人君子”们看来，小说家不但要受到世人责骂，还要受到天谴、遭到报应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清代的铁珊在光绪十五年刊印的《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已经到了不惜用造谣中伤来污蔑、侮辱小说家的地步了：“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高鹗）撰《红楼梦》，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房、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强盗，宣扬“善杀人者即英雄”，鼓励造反，作者不敢署名，毫不奇怪。
江浙人写不出山东话？
还有一种观点更有趣。有人认为施、罗是江浙人，而《水浒传》中满是山东、河南方言，江浙人施、罗不可能写出山东腔，所以二人都不是作者。
先来看看施、罗的生平。
施耐庵或者罗贯中历史资料，少得简直如凤毛麟角，许多专家考证，甚至连考古学家也参加进来发掘，所得到的资料，有的模棱两可，有的被批驳者所否定。目前一般的说法是：施耐庵，名子安，号耐庵，原籍钱塘（浙江杭州）人或苏州人，后来迁居江苏兴化或淮安，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与刘基同榜中进士，并与刘基结识，曾在钱塘当官两年，后来退出官场，终生不再仕，立志著书。大约在1296—1370年间去世，著书的时间共有三十多年。终年七十五岁。著书的地点，传说是在江苏兴化的白驹场。有一种说法：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冬，朱元璋与张士诚交战，施耐庵为避战乱，迁来白驹场西定居，此地现名施家桥。
张士诚是元末泰州白驹人，施耐庵后来定居白驹，与张士诚可以说是小同乡。许多有关施耐庵的文章都提到张士诚和朱元璋都想请施耐庵出仕，即便不是事实，至少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还有人说施耐庵曾经当过张士诚的军师，可惜张士诚目光短浅，不听施耐庵的良策，于是施耐庵离开了张士诚，张士诚也终于被朱元璋打败。张士诚的失败，施耐庵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也有一分责任，所以他在《水浒传》中特地把梁山军师智多星吴加亮改名为“吴（无）用”，意思就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帮助张士诚平定天下——是军师无用啊。
白驹场现在有不少与施耐庵有关的遗迹，如施耐庵陵园，还有施耐庵在白驹镇写作《水浒传》的书斋。清咸丰五年（1855年），施耐庵的十四代孙施涔将此斋加以修建，改成了“施氏宗祠”，供有第十五世始祖施耐庵的牌位。
据称当地施氏宗谱卷末有《施耐庵传》残页，为淮安人王道生作，其中提到施耐庵著有《江湖豪客传》，即《水浒》等多部著作，每一部著作完成都要仔细校对，其中得到弟子罗贯中的帮助最多。从文字看，作者王道生比施耐庵小七十来岁，比罗贯中小三十多岁，而且与罗贯中在福建见过面，所讲的事迹，应该可信。但是据《水浒》研究者及考古学家们的考证，此文仅见于清代的施氏族谱，不是明代的版本，也没有旁证，有伪造的嫌疑。
后来又陆续发现各种有关施耐庵的资料，如清咸丰年间的《施氏族谱》、施家桥出土的《施让地券》《施氏家簿谱》等文物，民间也有各种传说。整合这些资料后，可以大致勾勒出施耐庵的生平：施耐庵，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字彦端，耐庵是他的又字或者别号。祖居扬州兴化，后来迁居海陵白驹，至顺间“乡贡进士”，流寓钱塘，曾入张士诚幕，张败后隐居白驹著书，后因躲避朱元璋的征召而去淮安，死后骨殖迁葬白驹施家桥。
关于以上推测，学术界尚有争议。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在施耐庵死去几百年了，《水浒传》广泛流传之后才出现的，不是第一手材料，可信度不免要大打折扣。
再来看罗贯中。
通常的看法是，罗贯中（约1330—1400年），名本，一说名贯，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人或庐陵（江西吉安）人，终年七十一岁。也就是说，罗贯中比施耐庵小三十五岁，施耐庵中进士的那一年，罗贯中刚出生；施耐庵死的那一年，罗贯中四十一岁。罗贯中的著作比施耐庵多，除《三国演义》外，还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粉妆楼》《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共几十种。但是从这些作品的文字水平看，比《三国》相差太远，不大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很有可能是罗氏的早期作品或后人伪托。
有人从语言方面分析，认为《水浒传》中使用了大量山东、河南方言，据此认为《水浒传》不可能是身居钱塘的施耐庵或罗贯中编写。其实《水浒传》中同时也使用了大量江浙方言如“稿荐、桶盘、做人家、做羹饭”之类。再说，水浒故事的来源是宋元话本，而话本的主要流行地区是河南、河北、山东，话本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是当时的“官话”，即首都开封方言。因此，《水浒传》中出现许多河南、山东方言语词，很可能施耐庵就是直接照抄话本底稿的。因此，认为施、罗都与《水浒》无关的说法不可用。只是，到底谁是真正的作者，至今仍是个谜。
施、罗不可能同为作者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高儒《百川书志》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意思是说：《水浒传》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的，也可以理解为两人合作的。
如果前文对二人的生平考证属实，那么，二人同时著书似乎不大可能。从年龄上看，施耐庵辞官不做，开始著述时是四十二岁左右，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都已经成熟了，这时候罗贯中还是个三岁的小孩儿。等到罗贯中成人，施耐庵的小说已经写了近二十年，早应该定稿了。
另外，罗贯中的水平比施耐庵要高得多，这从《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对比中明显可以看出来。一般来说，老师的水平即使不高于学生，也不会相差太远。罗贯中写《三国》，战争场面写得十分生动，地理位置也大都与实际相符，而《水浒》所写的战争场面大都出于想象，有的近似儿戏，地理位置更是错误百出，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如果罗贯中参与《水浒传》的“编次”，总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老师的作品错误百出而无动于衷吧？
举几个典型的错误。
其一，为了救宋江，两百多梁山好汉来回六千里路从梁山到江州去劫法场。回来的时候，还收了四个好汉和近一千人马，一路冲州撞府，平安返回梁山。如此不要命的军事部署，写出精彩三国战争场面的罗贯中怎么可能看得下去？
其二，救史进和鲁智深时，梁山泊出动七千大军，来回三四千里，半路上还劫持了钦差大臣的“金铃吊挂”，最终平安回到梁山。这简直是军事神话。任官军的力量再薄弱，也不可能让宋江等人“横行”到这种程度，否则大宋的江山早就拱手让与他人了，怎么可能持续三百年之久。
其三，小说中称武松在沧州别了柴进和宋江，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路过阳谷县时顺便打死了一只老虎（景阳岗打虎）。然而，这个路线犯有严重的地理常识性错误。清河县在沧州的南面两三百里，阳谷县在沧州的南面五六百里，三个地方基本上是一条直线。武松本可以从沧州直接回到清河，没必要“路过”阳谷县。但是小说中，武松不但路过了阳谷县还在那里的景阳冈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后又折回头回到清河县。
再比如著名的“智取生辰纲”。书中说朝廷从大名府运送生辰纲到开封去，中途要经过黄泥冈、二龙山、桃花山等强人出没的地方，导致生辰纲最后在黄泥冈被劫。且不说这条道路有现成的“官道”，官兵根本没必要走荒山野岭。可见《水浒传》对这些地方位置描述就有错误。从山东大名府到开封几乎是一条由北向南的直线路线，按小说的说法，生辰纲在黄泥冈被劫，这些地方都应该在大名府的正南、开封府的正北面。可是，《水浒传》中又说，黄泥冈在大名府的正东面，属于济州管辖。二龙山、桃花山和清风山同属青州管辖，青州在济州的东北，离大名府到开封的路线相距千里。这显然是作者地理知识不足造成的。
书中类似地理和战争的硬伤还有不少，像这样的错误，不太可能在熟悉地理和战事艰辛的罗贯中笔下出现。
有一点要特别指出，即《水浒传》中的地理性错误，只错在北方地区，到了后面，宋江大军开到浙江去“征方腊”时，作者对浙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杭州地区的地理描述，几乎没有错误。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水浒传》的作者或编撰者是个没有到过北方的南方人，或者就是杭州人。这身份，与施耐庵、罗贯中完全符合。
此外，作者对北方气候的错误描述也可以证明作者是南方人。
例如“风雪山神庙”那一场。当时林冲的住处被奸人所烧，林冲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在严冬岁末走了十来天到了梁山。此时梁山泊不但没有结冰，还“山排巨浪，水接遥天”，林冲还能够坐着小喽啰划的船上了梁山。这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华北来说，简直就是亘古奇迹！
再例如，呼延灼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泊一节，先不说这种连环马根本不可能上战场（只要射倒一匹，其他马就会受影响）。就是当时正值冬令，在那冰封的湖面上任何马匹都无法奔跑，哪里还用得着徐宁的钩镰枪？连环马极有可能是从岳飞拐子马联想而来的。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将以上种种观点综合起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水浒传》并非成于一时，也不是作于一人之手，其中施耐庵可能是第一个进行编纂加工的“总其成者”，贡献最大。至于罗贯中是否是施耐庵的弟子并且参与修改，鉴于书中存在诸多历史、地理、气候方面的错误，我们更倾向于认为，熟悉历史、地理的罗贯中没有参与其中。

第十二章 顺治帝出家与董小宛无关

清朝从1644年入关到1911年灭亡，前后共历十位皇帝，顺治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皇帝名叫福临，是清朝二任帝太宗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无论是按照立嫡以长，还是按照立嫡以贤的传统，他原本都与皇位无缘。可这位九阿哥却天生有福，不仅坐上了皇帝宝座，而且还凭空捡来一只“肥鸭子”——从李自成、吴三桂的手里夺去了明朝的万里江山。登上皇帝宝座，福临靠的是皇叔多尔衮和母亲孝庄皇后，窃取明朝江山则因有了大汉奸吴三桂。
顺治六岁登基，在位只有十八年，二十四岁便病故。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顺治因爱妃董鄂妃之死看破红尘到五台山当了和尚。那么，顺治究竟是病死了，还是出家当了和尚，这已是一个历史疑案。紧接着，又有人说，董鄂妃是“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这是真的吗？此又是一个疑案。
浪漫的传说
明朝末年，江南有“八大名妓”和“四大公子”。当时八大名妓号称“秦淮八艳”，董小宛就是其中之一。“四大公子”指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慧、冒襄（冒辟疆）。
传说清军大举南下时，董小宛被督署江南的洪承畴抢走献给顺治。顺治一见董小宛龙心大悦，二人感情迅速加深。顺治先将董小宛册封为妃，接着又立为皇贵妃，一代名妓就这样成了董鄂妃。
但在孝庄皇太后看来，董小宛作为一个汉族女子，没有资格凌驾于其他后妃得到皇帝的专宠，更重要的是，她认为顺治的这种感情再发展下去会坏了国家大事。于是她以学佛的名义，将董小宛送到西山玉泉寺。但是这没有阻止顺治和董小宛的见面，顺治不但千方百计与董小宛约会，还一再威胁太后说，如果董小宛有什么不测，他肯定不当皇帝了。后来，孝庄设计烧了玉泉寺，谎称董小宛被烧死。顺治痛不欲生，从此沉迷于佛教中不能自拔。
自此，顺治的结局出现了不同的版本。
一种版本是，顺治在二十四岁得天花而亡。另一种版本是，一天，顺治打坐时恍惚看见董小宛出现在五台山，于是他毅然放弃皇位来到五台山，建了三间草房，从此做了和尚，年仅二十四岁。他的第三子玄烨继位成为康熙皇帝后，传说曾几次以进香名义到五台山去见父皇，但顺治根本不与康熙相认。康熙无奈，在寺庙墙壁上题写了“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的诗句，而后含泪辞别。
顺治的陵墓在清东陵，与他合葬的还有两位皇后，其中一位就是深得顺治宠爱的董鄂妃。董鄂妃死后被封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从充满赞美的封号上，不难看出顺治对她的感情之深。
后来，有人说董小宛就是顺治最喜欢的董鄂妃，那么董鄂妃与董小宛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呢？
董鄂妃不是董小宛
关于董小宛，《清史稿》和《明史》中都没有她的记载。民间虽有好事者的零星记载，如陈衍在《石遗室诗话》，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都对董氏作了一些记载，但关于她的最权威史料当推其夫冒襄（辟疆）的《影梅庵忆语》及《如皋冒氏严书》。
冒襄是江南“四大公子”之一，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在他的《影梅庵忆语》中，冒襄追忆了他和董小宛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以及他们婚后的生活。
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年），他到南都（南京）参加科举考试。方以智、侯方域对董小宛赞不绝口，称她“才色为一时之冠”，在两人介绍下，冒襄得以求见董小宛。但是，第一次没能见到董小婉。第二次，冒襄看到董小宛在保姆的陪伴下沿着曲廊走来，不禁感叹：“香姿玉色，神韵天然。”而当时才十六岁的董小宛一句话也没说。
三年后，在朋友帮助下，特别是通过“八大名妓”之一的柳如是和赎买柳如是的钱谦益从中周旋担保，冒襄终于以三千两银子的代价将董小宛赎身。董小宛嫁给冒襄后来到江苏如皋的冒家水绘园，与冒襄一家过着平静的生活。但不久就赶上明末清初的乱世，冒襄一家四处逃亡、颠沛流离。在以后的五年里，冒襄大病三次，全靠董小宛悉心照顾才保住性命。然而劳累的生活最终吞噬了董小宛年轻的生命。根据冒辟疆在《如皋冒氏严书》中所说，小宛自明崇祯十五年，亦即1642年嫁给他为妾，两个共处九年，于顺治八年，亦即1651年去世，死时年仅二十八岁。顺治皇帝生于1638年，小宛死时顺治只有十三岁。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点：董小宛嫁给冒襄以后，两人就再没分开，而且董小宛是死于冒辟疆的家中。据时人记载，董小宛死后的葬处即为有名的影梅庵，所以董小宛也就不可能再到宫里成为顺治的妃子。
第二点：董小宛去世时，顺治才十三岁，应该还是一个情窦未开的孩童，不可能对一个比自己年长十五岁的女子爱得死去活来。再者，也与董鄂妃死于顺治二十四岁的记载不符。
通过以上两点我们可以推断，董小宛与深得顺治皇帝宠爱的董鄂妃，根本就是两个人。
那董鄂妃又是谁呢？
董鄂妃是谁
据《清史稿》记载，董鄂氏（即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董小宛去世那年，祖籍辽宁的董鄂氏已经年满十二岁。
董鄂氏在顺治十年入选秀女，被指配给襄亲王。第二年，董鄂氏与襄亲王成婚，那年董鄂氏十六岁，襄亲王十四岁。襄亲王名叫博穆博果尔，是皇太极的第十一个儿子，顺治的同父异母弟弟。
那么，董鄂氏又怎么会成为顺治的妃子呢？
据当时在宫中任职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笔记记载：“顺治皇帝对一位满籍军人的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事申斥他夫人时，竟被顺治闻知，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位军人于是因愤致死。顺治皇帝就将这位军人的夫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汤若望说的这位满籍军人，就是襄亲王。
从史料中可以看到，襄亲王死时才十六岁。就在这年8月，顺治宣布立董鄂氏为妃。他让礼部挑选吉日举行典礼，并委派内大臣鳌拜前去告祭襄亲王，可能是因为顺治还是有些心虚吧！
董鄂氏入宫后，住在承乾宫。
顺治十三年八月董鄂氏被册立为贤妃，一个多月后顺治又准备立她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
册立典礼是在当年十二月初六举行的，这一年顺治十九岁，董鄂妃十八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保存了册立董鄂妃为皇贵妃的《诏书》。按常规，皇帝只有在册立皇后的大礼上，才会颁布诏书公告天下。董鄂妃享受到这种特殊礼遇，表明她得到了顺治不同寻常的宠爱。
董鄂氏入宫后，与顺治的感情与日俱增。顺治后来在《端敬皇后行状》中回忆，他下朝时董鄂妃总是亲自安排饮食，饭菜做好后更要先品尝。当他批阅奏章时，董鄂妃常陪伴在他身边。更难得的是，她时常劝说顺治，处理政务要服人心，审判案件要慎重。连宫女太监犯错误时，她也往往为他们说情。
顺治十四年四月初七，董鄂妃生下一个男孩，排行第四。随着新生儿的诞生，清朝后宫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得更加残酷。
顺治有过两个皇后，都出自母亲孝庄皇太后家族。第一个是孝庄皇太后的侄女，在顺治十年时被降为静妃；第二个皇后是孝庄的侄孙女，顺治仍想把她废掉。孝庄非常恼火，于是迁怒于顺治一心宠爱的董鄂妃。
董鄂妃即将生产时，孝庄搬到北京永定门外二十华里的南苑，这是专供皇家冬天狩猎阅兵的地方。董鄂妃生下皇子不久，孝庄便以自己身体欠安为由，令董鄂妃前往南苑伺候她。董鄂妃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前往南苑照顾孝庄，致使她的健康受到严重影响。更为不幸的是，新生的孩子活了不到三百天就突然夭亡了。这对董鄂妃是致命的打击，从此她一病不起，在痛苦中挣扎了三年，终于在顺治十七年病逝于承乾宫。
董鄂妃的死，令顺治难过万分。董鄂妃死后两天，顺治追封她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并亲自撰写了四千字的《端敬皇后行状》来悼念爱妻。
顺治送走爱妃后，就选择了净发出家。其实顺治并不是突然想出家的，据历史学家陈垣考证，顺治对佛教的启蒙始于一代高僧憨璞聪。顺治十年，这位高僧入宫，他对佛法的解释深深触动了顺治。
在憨璞聪推荐下，僧人玉林琇和茆溪森先后入宫讲授佛法。顺治开始信佛，法名“行痴”。这位行痴皇帝在爱妃火化后的当月，就请茆溪森为自己举行了净发仪式。
皇帝出家震惊朝野。孝庄将顺治的师父茆溪森绑起来，并架起干柴，要当众烧死他。就在这时，传来顺治决定蓄发留俗，不再出家的紧急口谕。
顺治没能当成和尚，三个月后，他在病中把身边的近侍吴良辅送到悯忠寺代替他削发为僧。五天后，顺治带着无限惆怅，在紫禁城养心殿闭上了眼睛，年仅二十四岁，死因是天花。顺治去世距董鄂妃病逝，仅隔三个多月。
董鄂妃的身世既已搞清，那么，我们可以断然否定董小宛与顺治皇帝的“生死恋”了。
尧舜禅让并非出于慷慨
中国历史上的黄帝时期是一个奇异的时代。虽然它只是一个传说时代，可是后世的人们都言之凿凿地记述这段历史，并且赋予了黄帝以及同时代人物亦神亦人的形象。黄帝以后又传了四世，一个比一个默默无闻，史书中只见名字，不见事迹。直到第六、七任君王尧帝和舜帝登场后，历史舞台又开始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起来，其中最热闹的就是“尧舜禅让”。在史学家以及儒家的笔下，“尧舜禅让”被描述成人类历史中最美好的景象，而尧舜两位主角则被美化得像两只雪白的羔羊。
按照诸如《春秋》《史记》等各类史书的说法，尧十六岁就显示出了治理天下的能力，到八十六岁那年，由于年迈体衰，就叫大家推荐和选举贤能的“接班人”，大家就推举了舜。
尧为了方便考察舜，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他。结果证明舜是一个品德高尚、能力超群的人，于是尧就把治理天下的权力交给了他，自己退居一旁养老。这就是历史上流行的“尧舜禅让”的故事。
禅让是假话？
“尧舜禅让”虽然是一段妇孺皆知的远古时代的政治传说，但史书中开始有明确记载这件事的时候已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期间时隔几千年，对于它的真实性当时就有人怀疑，而且历来说法不一。反对的意见一般有以下三种。
第一，畏劳说。
也就是“逃避劳动”的说法。有一些学者认为尧让位于舜没有那么神圣，只不过是尧不想再操那份心了，想找个人承担这份辛苦的职务罢了。
关于这个观点，韩非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尧在位之时，吃、住都很简陋，屋顶的茅草不整齐，房子的椽梁不雕饰，吃的是粗粮，咽的是野菜，冬天裹着兽皮，夏天披着葛布。生活比普通人还不如。例如，舜之后的禹即位后，也没有因为自己是帝王之尊就养尊处优，相反，他还经常亲自参加劳动，结果大腿被磨得没有成块的肌肉，小腿被磨得没有汗毛。所以，古代的让天下，只不过是当权者想远离奴隶般的辛苦，他们可不想自己辛苦一生，更不想把这份辛苦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庄子》《高士传》等书里就记载了尧让位不成功的事件。事情是这样的：尧曾经想让位于当时一个名叫许由的高士，许由不接受，逃避到箕山之下隐居起来。后来，尧知道了许由的行踪，就派人召他当“九州长”，许由觉得这句话很脏，就跑到颍水之滨洗起耳朵。正洗着，另一个高士巢父牵牛来喝水。巢父问：“老兄，你在这里洗什么呀？”
“我洗耳朵。”
“洗耳朵！为什么？”
“刚才尧派人来请我去做九州长，这么脏的话，污染了我的耳朵，因而来洗一洗。”许由解释道。
“哎呀，老兄，你只顾洗干净你的耳朵，却没有想到这么脏的话洗到水里，把水污染了，牛怎么能喝呢？”巢父一边埋怨，一边气恼地把牛牵到远远的上游去喝水了。
尧还曾想“让天下”给州支父子，州支的父亲推辞道：“我刚好得了忧郁症，准备治病，哪有心情治理天下？”后来，舜又要把天下让给善卷，善卷马上拒绝了，而且还躲进深山老林里不见了踪影。
这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这慷慨的帝位赐予，看来这“禅让”似乎并不如儒家渲染得那么神圣庄严。
当然，根据史书的记载，“畏劳说”不并完全成立，至少不适用于尧让位于舜。因为《史记》等史书中明确记载，尧起初想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丹朱，只是因为手下人反对而作罢。
第二，拥戴说。
荀子、孟子等人是这种说法的拥戴者，他们认为天子职位最高，权势最大，尧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让位。
那么舜是怎样获得天下的呢？荀子说，他们是靠本身的道德来赢得人心的；孟子认为，那是靠上天的赐予和民众的拥护。也就是说，不管尧禅让与否，民众和诸侯一起拥戴，天下就必然是舜的了，后世只不过是粗浅地猜测和附会而已。后来舜的故事重演，禹也顺利地登上了帝位。
这种说法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可以想象，舜早期的孝行让他争取到了来自朝野的广泛认可。而后来三年的摄政，更让他凝聚了人气。这个时候，尧其实已经被架空了，而舜接位是顺理成章的事。这种没有阻挠的“拥戴”，与几千年后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几乎如出一辙。
第三，篡夺说。
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极高，是“拥戴说”的后续，许多人认为，舜是直截了当地从尧的人手中夺了权，根本不存在禅让一说。
《史记》里有这样的记载：舜登上帝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改革：舜起用了尧在位时长期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的“八恺”、“八元”，历史上叫做“举十六相”——这显然是扶植亲信。与此同时，舜除掉了尧重用、信任的姒鲧、共工、三苗、驩兜，历史上叫做“去四凶”。舜赐给“四凶”的丑恶的绰号和不同的罪状是：姒鲧——梼杌（罪状：治水无功）
共工——穷奇（罪状：淫辟）
三苗——饕餮（罪状：不遵王命）
驩兜——混沌（罪状没有记载）
梼杌、穷奇、饕餮、混沌都是古时候出了名的猛兽，多用来比喻恶人。
其实事情明白得很，他们的罪名不值一提，只不过是舜排除异己的借口而已。经人事重新安排之后，已被架空了的尧，其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支持这一观点的事实，还有尧的结局。
尧让位以后，本以为可以安享天年，因为他毕竟是舜的岳父。但当他交出权力后，舜并没有放过他，而是将他流放（史书记载是出巡），死于途中。
然而，死在旅途还是幸运的，《竹书纪年》等史书则确定地指出，尧不是死于旅途，而是被舜放逐到尧城（山东鄄城西北七公里故偃朱城）囚禁，跟他所有的儿子隔绝，最后死在那里。后来，舜还把尧的儿子流放到了丹水。因此《韩非子·说疑》篇里有这样的感叹：“古之所谓圣君明王，都不过是构党羽，聚巷族，逼上弑君，以求其利也。”意思是：古代的那些所谓的圣明君王，都不过是拉帮结派，谋杀君主，来谋求个人私利罢了！有人问他原因，他清楚地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这些都是人臣弑君的典型例子。在此，一个“逼”字，就道出了尧舜禅让的真相。
如果“篡夺说”成立的话，尧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死于谋杀的帝王，而且沉冤千古。
值得一提的是，舜的结果比尧要惨得多。
根据史料记载，舜晚年也学尧将政权禅让给禹，然后起程南巡，那时候他已是近百岁高龄了，最后死于苍梧之野，埋葬在九嶷山。他的妻子娥皇、女英得知这个消息后，来到湖南一带，悲痛地抱着竹子，放声痛哭，眼泪滴到竹子上，留下了点点滴滴的斑痕，后人称这种竹子为“斑竹”，也叫“湘妃竹”。后来，两姐妹不愿苟活在这个世上，相继投湘水自尽。
舜的结局看起来跟尧如出一辙，却经不起推敲。试想，几千年前的苍梧一带是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既非知名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没有强邻劲敌，交出权力的舜实在没有南巡的理由。
再说，舜把首都建立在蒲坂，就是现在的山西永济县，与苍梧相距数千里，根据当时的交通条件，需要几年时间才有一个来回。这对于当时已近百岁高龄的舜来说，即使有心视察也没有这个能力了。因此，舜南巡只有一个解释，即他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去的。
尧舜禅让的真相到底如何？他们那个年代的民风是否真的如此纯朴，以至于出现尧甘心让位的高尚举动，今天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各种有限的史料看来，其中疑点重重，让人难以轻信。

第十三章 周公原来已称王

周公是我国政治史、文化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子，也是周朝开国之君周武王的弟弟。因其封地在周，爵位为上公，所以称为周公。
历史上对周公旦的称赞是至高无上的。
首先是因为他曾两次帮助周武王东伐纣王，开创了周王朝八百年的基业。武王建立周王朝后不久就去世了，由他的儿子成王继位。由于周成王还未成年，周公担心四方诸侯会趁机危害周王朝，于是留在朝中辅政。在辅政期间，周公毫无篡位之心，虽然受到许多人的猜疑，他还是兢兢业业为周室劳心劳力。当成王成年后，他毫无怨言地把政权还给成王，令人敬仰。
其次，周公在辅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并制作礼乐，使天下大治。周公的这些政策将华夏民族的第一个文明社会形式推向了巅峰，为民族融合、政治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所制定的“礼乐行政”，讲究重伦理、轻逸乐、好俭朴、乐献身的君子风度和集体精神，对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具有开山的意义。正因为此，司马迁把周公作为“立德立功立言”的楷模来学习仿效；孔子的儒家学派则把他树为后世为政者的典范，将他的人格奉为最高典范。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著名的《放言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此诗第一句说的就是周公没有篡位之心，却遭人诬陷之事。这些事迹在《史记》等正史中的有详细的记载。然而，在另外一些史书中则明确地记载：周公曾经称过王。
正史说：周公是个好大臣
《史记》等史书对周公摄政时的描述是这样的：周公旦在老爹姬昌在世时，比其他兄弟表现得更孝顺，也更忠厚仁义。到哥哥武王即位后，周公又全力辅弼，武王九年东征盟津，以及十一年讨伐殷纣，军至牧野，周公都陪伴在武王左右，立下赫赫战功。周朝建立后，武王大封功臣、同姓及亲戚，周公被封于曲阜（今天的山东曲阜），称鲁公，但是周公没有去自己的封国，而是留在朝廷辅政。
周公对哥哥武王非常爱护。武王战胜殷纣的次年，正值统一天下的关键时刻，武王突然患重病。群臣恐惧，太公望和召公奭想占卜一下吉凶。周公说：“占卜可以，但不能让我们的先王太为难。于是，他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抵押，设立三个祭坛，捧璧持圭，向先祖太王、王季、文王之灵祈祷。又命史官作册文祝告，大意是：如果三位先王欠上天一个儿子，请让我代替周王发吧，我甘愿替哥哥生病。我比周王发多才多艺，也更会侍奉鬼神。再说，周王发受命于天庭，如果让他活着，不但能使你们的子孙在人世安定地生活，诸位先王也能永享奉祀。现在我要通过占卜听命于先王，你们若能答应我的要求，我将会献上圭璧，听从你们的吩咐。你们若不答应，我就把圭璧收藏起来。”念完祝文后，他到三王祭坛前占卜，结果是吉象。史书说，第二天，武王“霍然痊愈”。占卜之事结束后，周公把册文收进柜中密封，告诫守柜者不许泄露。
周武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周成王继位。成王当时还在襁褓之中，周公怕天下人看不起这个小王，发动动乱，于是就登位辅佐成王主持国家大权。
周公对国家、对成王简直好得没话说。有一次，成王病得厉害，周公很焦急，就剪了自己的指甲沉到大河里，对河神祈祷说：“成王还不懂事，有什么错都是我的。如果要死，就让我死吧。”祷告完后，也把祝告册文藏在秘府中。
史书还载，周公为了周王朝可谓鞠躬尽瘁。当他正洗头时，刚好有贤人来拜访，为了不怠慢天下贤人，他竟然握着还没洗完的头发去见客；有时候恰逢吃饭时，他也好几次把口中的食物吐出来，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这些事件就是成语“握发吐哺”的来源，后用来比喻礼贤下士，求才殷切。
周王辅政时，周王朝刚刚建立，还面临着许多不稳定因素，一方面商朝旧贵族们准备复辟；另一方面，周公辅政也引起了周室集团内部的矛盾。周公的另外两个兄弟管叔和蔡叔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就连姜尚、召公奭等贤臣也对他产生怀疑。周王室内哄让亡国的纣王之子武庚看到了机会，他趁机联合管叔、蔡叔等人谋反。结果，在姜尚的帮助下，周公最终平定了动乱。
周公辅政七年后，成王已经长大成人，于是周公归政于成王，自己回到大臣的位子。这时候，有人在成王面前说周公有意篡位，成王有点相信。周公为了避嫌，逃到楚地。不久，成王翻阅库府中收藏的文书，发现在自己生病时周公的祷辞，感动得眼泪直流，立即派人将周公迎回来。剧幕以皆大欢喜收场。
有人说：周公曾经称王
虽然按照《左传》《史记》《孟子》等主流史书的说法，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王，并无篡权的意思。但是，《礼记》《尚书》《荀子》《淮南子》《韩诗外传》等史籍中却有周公曾登上天子之位的句子。
近代人在对《尚书·大诰》和《尚书·康诰》进行多方考证后，也得出周公称王的结论。《大诰》是周公讨伐叛逆的三公之前所做的诰文，其中的第一人称作“王”，而这个“王”称周文王为“宁考”。由于“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所以这个“王”只能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而不可能是文王的孙子成王。再看《尚书·康诰》。有一种说法认为，《康诰》是成王假借周公之口所做的诰文，如果是这样，其中一句诰文就非常奇怪，这句话是：“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这里的“封”是指周公的同母弟弟康叔。问题是，如果其中的“王”是指成王，不可能称自己的叔叔为弟弟。可见，这个“王”应该是周公。
以上这些史料都指出一个可能，即周公确实曾经身居王位，行使王权，并非仅仅为后世文献所言，只是摄政。
那么，周公为什么要践位称王呢？
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安抚天下。武王死后，东方的平定大业还未完成，而当时成王幼弱，不足以担此重任。周公或许是考虑到如果自己不即王位，则诸侯会欺负成王年幼而反叛，先王未竟的事业将要落空，自己无脸见九泉之下的先王，于是暂时践位。属不得已而为之。《尚书·金縢》中就记载，周公曾对召公奭和太公姜尚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弗辟”意思就是“不掌握政权”。此外，武王在弥留之际，因为担心年幼的儿子无力治国，也曾有过传位周公的想法，但是周公表现得诚惶诚恐，“泣涕共手”，表示不能接受。上面这些记载表明周公本没有篡位的想法。
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篡位。有一些记载显示了这种可能性。先秦学者荀况在他的《荀子·儒效》中写道：“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偃然如固有之”。有学者认为这句应解释为：周公废除成王以继接武王的天下，并且就像江山原本就是他的。这看起来就是篡位。
《史记》中也有记载，当时外界盛传周公篡位，召公、太公也表示怀疑，于是周公向二人进行解释。召公、太公都是当时的大贤人，当然也是非常聪明的人，肯定不会人云亦云，无来由地怀疑周公。再说，管叔、蔡叔作为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兄弟，不太可能因为莫须有的猜测而被前朝余孽所策反，起而反周。以上种种或许可以说明，周公至少有过篡位的打算。周公后来之所以还政成王，是因为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周公的意料。
往事已矣，周公到底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光明正大地代理王政，还是有篡位的野心，耍尽阴谋诡计而不能得逞呢？这个问题已很难找到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周公对中国大一统作出过不朽的贡献，在王权至上的社会里，有能者居上位也并非是坏事。
虚名堆出个关二爷
关羽是东汉末年的名将，最高官位至前将军，汉寿亭侯。《三国演义》中称他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是蜀国重要的大将之一。关羽的奇妙之处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被推向神坛，从一个人变成一个神。不仅中国人崇拜关羽，就是在朝鲜半岛也遍布关羽庙，受万家香火。中国的跨国英雄，关羽是第一人。
关羽可以说是“红”遍官方、民间，以及宗教、思想领域，这一点除了孔子外，没几个人可以比拟。
在官方，历朝历代政府给关羽的称号让人眼花缭乱：1102年被宋徽宗封为忠惠公，六年后再加封为昭烈武安王。1582年，明神宗封关羽为协天大帝，再过三十二年，还是明神宗，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到了1870年，清王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关羽身上找到了政治号召的取向，强调满洲人跟中华人是道义的结合，海枯石烂，情义不变。于是，同治皇帝给关羽封了一个超级长的封号——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帝君。自此，关羽完成了由侯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神，由神而圣的平步青云。
在思想和宗教领域，关羽铸造了一个任何圣都没有达到的高度——儒、释、道三教均尊其为神。关羽喜爱春秋，被视作是儒家学说的最好实践者，儒教徒奉其为武圣；594年，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授关羽菩萨戒，从此关羽便入了佛门，成为伽蓝护法神；1103年，宋徽宗封关羽为崇宁真君，关羽则正式地在道教取得了合法地位。于是，明清时期的关帝庙里常常出现这样的场面：庙里同时住着道士与和尚，儒生则奉朝廷之命前来拜祭。好一幅三教和谐统一的画面。
然而，抛开《三国演义》这本影响力巨大的小说，仅就史书上提供的为数不多的真实史料来看，关羽实在没有资格获得如此大的荣耀。在正史中，关羽勇如莽夫、谋下于人、心胸狭窄、不识大体，还不识抬举。严格地说，我们所尊奉的关羽，完全是罗贯中虚构的人物。
真实的关羽
要揭开关羽的真面目，得先从他的武功和武德说起。“温酒斩华雄”是《三国演义》中关羽刚出道时一个著名的亮相。然而，在正史中，斩华雄的其实是东吴孙坚。所以这个故事没有办法证明关羽的实力。
再说斩颜良。当时袁绍手下的大将颜良打败曹操手下的大将徐晃，曹营中无人可敌，此时关羽出马，一刀即斩颜良。颜良、徐晃在当时都是已经成名的大将，特别是颜良，以勇闻名。关羽竟然一个照面就杀了颜良，许多人就此断定关羽强过颜良，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颜良其实并非不能战，而是死于毫无防备。
首先，于情理上，颜良没把关羽当敌人。当时关羽的结拜大哥刘备是与曹操为敌的，而且当时正在袁绍军中，颜良见到关羽，自然以为他是来投奔己方的，故不准备迎敌，结果被关公斩于马下。
再者说，关羽纯属突袭，颜良根本没有还手的机会。《三国志》中对这一段的描写是：“（关）羽望见（颜）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
《三国演义》中还有更详细的描述：“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下土山，将盔取下放于鞍前，凤目圆睁，蚕眉直竖，来到阵前。河北军见了，如波开浪裂，分作两边，放开一条大路，公飞奔前来。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到来，恰欲问之，马已至近。云长手起，一刀斩颜良于马下……”这段话中，关公有两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一是“倒提青龙刀”，二是“将盔取下放于鞍前”。按常理，古时武将上阵都要将头盔、铠甲穿戴整齐，目的是保护自己，而关羽冲阵时，却是一副完全不设防的架势，河北军及颜良都以为关羽不是来投奔的就是来传话的，因此根本未做迎敌准备，河北军甚至放开一条大路。关公则抓住了对方的心理错觉，完成刺颜良这一极其困难的任务。
通过上面一虚一实的事迹，都难以看出关羽的武功实力到底有多强，但能推测其胆子倒是不小。如果考虑到斩颜良是一种谋略也就罢了，假如从两军对阵先通名报姓的规矩来说，关羽的武德似乎就欠奉了。
再说关羽的谋略。在《三国演义》里，关羽作为主帅只打过一场胜战，就是镇守荆州时，出兵攻打曹军，斩庞德，擒于禁，水淹七军。但胜利之后仍不能攻克樊城，等到徐晃前来增援后，又打不过徐晃，只得解除樊城之围，这说明他不是一个成功的军事家。即使如此，此时的关羽军队元气未伤，如果安然返回荆州，还有机会。然而，却突然被东吴的吕蒙使了一招白衣过江，夺了荆州。这当然与关羽的失策有极大的关系。
最显关羽低能的是，他竟然将后方基地托付给恨他入骨而又被他轻视的两位将领。当初，在荆州誓师出征时，关羽处罚糜芳、傅士仁两个留守基地的统帅，即播下危机的种子；待到进攻樊城时，关羽又因为这两位统帅不能完成供应军粮的任务，派使者去威胁他们：“如期把兵员粮草准备好，要不然我回来就斩了你们。”关羽此举就如将基地建立在沙滩上。他的行为完全不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大将，反而像是一个纵情任性的暴发户。结果，吕蒙稍一策反，就连糜芳这样的皇亲国戚也反了。
紧接着，在得知吕蒙占领荆州后，关羽不但不封锁消息，反而派使节与吕蒙联系，结果使节被敌方利用，在关羽军中传递家书，使全军瓦解。关羽此举让人颇为不解，如果他稍有头脑，封锁消息都来不及，怎会让使节往返于荆州与军营之间，不知他希望得到什么？难不成希望用外交手段让吕蒙主动归还荆州？如果真是这样想，可真是愚蠢到家了。
《春秋》中就有一个相似的战例：前482年，吴王夫差在黄池，探子回报首都姑苏陷落，夫差马上诛杀探子，为的就是不让消息走漏，军心动摇。而熟读《春秋》的关羽，不知道究竟读了什么。
再者，关羽大军撤退之日，曹军的大将曹仁并没有追赶，情势跟当年彭城落入刘邦之手，项羽回军一样。而当年项羽一举就击溃了刘邦部队，关羽大军却边走边散，最后只带着儿子败走麦城，被砍了头。
第三说关羽心胸狭窄、不识大体。在关羽眼中只有一个主子，和一个小圈子。当年刘备从隆中请出诸葛亮后，关羽就处处排挤诸葛亮。马超归降刘备后，因为马超声名极响，关羽不满，一定要跑到成都去与马超比武，还好诸葛亮故意把马超比作张飞和黥布、彭越之徒（二人均是秦末汉初的名将），然后拍马屁说你关二爷绝伦逸群，关羽这才作罢。刘备进位汉中王后，封关张马黄赵为五虎上将，关羽又开始排斥黄忠，嫌弃黄忠老迈，居然说出“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这样没有涵养的话来。如果不是费诗能言善道，谁都不能预料后事如何。
第四说关羽自大自负，不识抬举。最显著也是后果最严重的一个例子，就是以“虎女安肯嫁犬子”这样的恶言，拒绝孙权为儿子的提亲。在当时，孙权的权势只有曹操与刘备可与之媲美，其又与刘备是同盟国，怎么能以“犬子”来称呼一个友国头脑的儿子呢？就算不愿意，也不应该恶言相向。关羽这一冲动，破坏了诸葛亮十二年前的隆中对策，如果像隆中对策设计的，跟孙权保持和睦，吴、汉坚持联合对抗曹魏，局势当可改观。
这还不算，在关羽围攻樊城时，孙权一方面派使者告诉关羽，他将派兵前来相助；一方面又命令军队慢腾腾行军。关羽弄不懂孙权的心机，反而发脾气骂道：“攻破樊城后，看我不把你灭了！”关羽的骄狂和吹牛，终使孙权在两难之中作出了选择，主动写信给曹操，请求出兵讨伐关羽，为之效命。
第五说关羽的浅薄。关羽镇守荆州时，东吴年轻将领陆逊尚名不见经传。他看透了关羽骄傲自大的缺点，于是让大都督吕蒙假装病退，自己接替其职。在与关羽的书信来往中，陆逊极尽奉承之词，让关羽心花怒放，对其不加提防。这给吕蒙实施白衣过江之计打下了基础。
关羽身后被追赠为壮缪侯，此封号颇耐人寻味。“壮”是武勇、功高之意，而“缪”是一个多义词，包含有：同“绞”；假装；深思状；谬误；同“巧”。在封号中使用歧义很多、褒贬均有的“缪”字，只能理解为包含了最高当局乃至满朝文武对关羽既褒且贬的用心。因为，此字显然不是取“绞”、“假装”之意，纵观关羽的一生，同“巧”字也没有多大关系。以“深思”比喻似乎能说得通，但十分勉强，只有取“谬误”之意更为恰当，因为关羽荆州之败，给西蜀带来的损失太大了。
看了上面罗列的关羽事迹后，我们发现，关羽军事能力、智慧、心胸都有致命的缺陷，唯一可取的就是其对刘备的忠与义。然而，这个效忠并没有让刘备受益，而是替刘备把天下人得罪精光，并且是导致刘备死亡的重要原因。关羽死后，刘备悲伤过度，不顾诸葛亮劝阻，执意攻打东吴，结果夷陵一战被陆逊所败，死于白帝城。此战也使西蜀元气大伤。
有人会说，如此一个满身都是缺点的关羽，凭什么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始终光芒四射呢？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他的英勇，而在于他对刘备个人的效忠，这种效忠，又被解释为“道义”。
罗贯中笔下的关羽成了武圣，这当然是因为罗贯中佩服关羽。而封建王朝的当权者们极力吹捧他，则是出于愚民的考虑。在民间，关老爷也依然备受恭拜，其原因很简单：人们认可小说中所描写的这种忠、义。尽管罗贯中笔下的关羽徒有虚名，甚至还有移花接木之嫌，武圣的整个高大形象却早已深植人心。“千里走单骑”的故事，更是让人们为他的光明磊落而折服。
总之，读历史是为了发现真相，而民间传说自有民间的意义，不可将民间传说与历史混为一谈。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有哪些虚构？
绝大多数国人心目中的关羽形象，来自小说《三国演义》。然而，小说人物毕竟是虚构，与真实的历史人物有着极大的偏差。在此不妨将最突出的虚构事件罗列一二：桃园三结义——《三国志》上只是说他们恩若兄弟。
青龙偃月刀——正史中，关羽的兵刃是长矛。
三英战吕布——事实上，公孙瓒没有参加讨伐董卓的联盟，所以当时在公孙瓒手下效力的刘、关、张三人也未曾参加，更不会有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的事迹。
温酒斩华雄——事实上，华雄是江东猛虎孙坚所杀。
徐州诛车胄、古城斩蔡阳——这两件事都是刘备所为，被罗贯中嫁接到关羽身上。
斩颜良，诛文丑——斩颜良确有其事，文丑则是死于乱军之中，与关羽无关。
与曹操土山约三事——关羽是战败被擒，没有“土山约三事”如此堂皇之事。
过五关，斩六将——关羽离开曹操后，直接从许昌南下往汝南投奔刘备，并未发生“过五关，斩六将”之事。
华容放曹——在华容道拦截曹操的是刘备，因为他去晚了，所以让曹操逃过一劫。
战长沙——事实是，刘备当年南征荆南四郡，四郡守望风而降，黄忠随长沙太守韩玄同降，并未发生战斗。
单刀赴会——此事属颠倒黑白，实乃鲁肃单刀会关羽，“单刀”是指军士之佩刀。
水淹七军——此事并非如小说中所言是关羽使计，更多是因为天灾人祸的原因。
麦城凛然拒降——事实上是关羽诈降，在城头虚插旌旗，从别门撤退，被吕蒙算到，半路截杀之。
关羽与儿子的关系——《三国演义》中的关索乃虚构人物，关平也非义子，而是关羽的亲生儿子，次子名关兴，任文官，年轻的时候就死了。关羽还有一女，相传叫银屏，嫁与李恢之子。
赤兔马和周仓——赤兔马确为吕布所骑，但吕布战败后，不知去向。周仓这个人物在《三国志》中没有记载，即使在一些野史中有记载，也与《三国演义》多有不符，似乎是个虚构的人物。至于关羽死后追命吕蒙，玉泉显圣等，不用说也知道是子虚乌有。

第十四章 篡改历史从李世民开始

李世民是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是，众所周知，李世民得到皇位的手段不太光明正大，所以人们便怀疑他在开国的历史纪录中做了手脚，有意渲染自己开国伟业之君的高大形象，同时贬低父、兄、弟的功绩。
李世民的“标准照”
在正史中，李世民被描绘成建立唐王朝的绝对策划者和构建者，而他最终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也属正当防卫。但是一直有人质疑，正史中的李世民的“标准照”是被美化过的。
我们先来看看正史中的李世民是怎样的。
李世民出生于一个胡汉混血的贵族世家。其父李渊，自称是十六国时凉武昭王李暠的后代。而实际上，李渊很可能是在自己的族谱上做了手脚。目前通常的看法是，李家是北魏弘农太守李初古拔的后裔。李初古拔是鲜卑族，其后代跟汉族通婚，到李渊的祖父李虎时已经是胡汉混血。李虎是李家发迹的开端，西魏时位列八柱国之一，北周初追封唐国公，后来李渊袭封唐国公。李渊的母亲独孤氏与北周明帝独孤皇后、隋文帝独孤皇后均为八柱国之一独孤信之女，也是鲜卑族，其妻窦氏也是胡族血统。
窦氏共生四子，长子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元霸（早死），四子元吉。《旧唐书》称，李世民出生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足足待了三天才离去。《新唐书》则称，他母亲只打了个哈欠就生了他，毫无一般孕妇的阵痛。这两件事无疑是为了表现李世民的异秉而编造的。
李世民的异秉还有其他。史书称，他四岁的时候，有一个自称善于察人面相的相士，见到李渊，惊道：“公是贵人啊，且有贵子。”等见到李世民后更惊道：“此小儿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貌，只须年近二十岁时，必能济世安民。”说完后，相士便神秘消失了。而后李渊依“济世安民”之意，以“世民”名之，李世民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这李世民却也不负其名，自幼便显出聪睿之资，思虑深远，遇事常能果断处之，平日里则不拘小节，言行举止之间，有种不似常人的气度。-午后书社-
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杨广在雁门（今山西代县）被突厥围困，帝国各路军队急忙去援救，屯卫将军云定兴就是一路。行动前，营内站出了一名英姿少年，这个少年从容地对云定兴说：“如今前去救援，必得大张旗鼓才行。”接着他又侃侃道出理由：“始毕可汗敢倾全国的军队围困我们天子，必是仗着仓促之间，我们无从救援。现在我们若大张军容，数十里之内幡旗相续，夜间则击鼓相应，突厥军定会以为我们四方救兵已云集而至，惊惧之间，必然撤围而去。不然的话，敌众我寡，去打硬仗，只会吃眼前亏。”
云定兴稍加思索，立刻采纳了少年的建议，果然吓走了突厥大军。
这个英姿少年就是十八岁的李世民。少年李世民首次崭露头角，便显示了他不凡的军事眼光和英雄胆识。
隋炀帝末期，外与高丽的战争欲罢不能，内则危机四伏，群贼蜂起，帝国形势一泻千里。风云骤变之际，李渊亦被推到了举旗造反的路上。
正史载，李渊谋反是被李世民逼的。当时李世民与大臣刘文静先商量好起兵，然后告诉李渊，李渊闻之大惊，最后迫于形势，不得不勉强从之。
正史中还称，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秦王李世民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也因此得罪了身为太子的哥哥李建成。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率军一举击败窦建德，逼降王世充，从而扬名天下，威震四海。太子李建成见李世民勋业日盛，感到对自己继承帝位的威胁越来越大，于是利用自己的太子之位，与弟弟李元吉联手处处排挤李世民。
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李元吉借突厥进兵之机，谋划着调出秦王府兵将，以削弱李世民的兵力。李世民得知后，与亲信房玄龄、长孙无忌等密谋，于六月四日在宫城北门玄武门内设下伏兵。李建成、李元吉上朝时行至玄武门，发现异常，急忙转身返回。这时，李世民从后面大呼追赶，李元吉仓皇之中转身张弓，连发三箭，都没射中李世民。李世民还射，太子李建成中箭身亡。李元吉也被李世民的部将尉迟恭射死。
唐高祖李渊听闻此事大惊失色，与裴寂等大臣商议，有大臣提议：“建成、元吉本就没有参与起义，因为自己无功于天下而嫉妒秦王功高，狼狈为奸。现在秦王讨伐并诛杀他们，陛下可趁势将国事交给秦王。”李渊听从建议，三天后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两个月后让位，自称太上皇。
就这样，李世民通过“玄武门兵变”登上帝位。
几个质疑
质疑一：李渊太原起兵是自愿还是被迫？
关于李渊举兵反隋是被李世民所迫的说法，不少后世史学家都提出过质疑。他自称十八岁举义兵，也是一种有意的时间误导。
事实上，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常理推断，李渊身处乱世，戎马半生，官场捭阖不倒，绝不可能是个窝囊废。相反，李家一朝举旗，是李渊经过了数年经营的结果。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高祖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而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镇静之也。”也就是说，当天下乱势之中，李渊沉稳持重、深谋远虑，是太原起兵的主持者，是主角；而李世民则是“阴结豪杰”、勇而有为的得力助手，是积极的配角。
为了证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李家举旗的过程。
温大雅是在李渊任太原留守时的记室参军，他撰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李渊太原起兵的最原始记载。据该书所载，早在大业九年（613年），李渊与宇文士及在涿郡（今北京）“密论时事”，可见当时已生出反隋的念头。不久助隋炀帝称帝的大功臣杨素之子杨玄感起兵反隋，当时李渊为弘化郡（郡治在今甘肃庆阳）留守，握有关右（函谷关以西）十三郡兵，大舅子窦抗劝他起兵，李渊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所以没有同意。
杨玄感起兵被平定后，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依旧如火如荼，并迅速席卷全国。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因大将军李浑门族强盛，又因一句“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尽诛李浑及其宗族。李渊跟李浑处于相似的处境，此时恰有夏侯端劝他起兵，李渊对他的话深表认同。至此，其反隋之心已公开表露，只是等待时机。
大业十二年（616年）底，突厥乘李渊南下镇压起义军之机，攻取他管辖下的马邑（今山西朔县）。隋炀帝怪罪于李渊，命人前去囚捕李渊，后来或许是考虑到东都形势的紧张，隋炀帝又很快下令赦免了李渊。当时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尚在河东，力量分散，不是起兵的绝佳时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渊除了起兵已别无选择。
书中记载，当时李渊对李世民说：“隋朝气数将尽，我李家奉承天命，本该现在起兵，只是你们三兄弟尚未聚集。”于是李渊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为起兵招揽人才。紧接着李建成、李元吉和李渊的女婿柴绍陆续到达太原。与此同时，李渊命晋阳令刘文静等人四处征兵。
当时李渊身边有两个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这二人实际上是隋炀帝派来监视李渊的角色，自然成为李渊起兵的障碍。这年夏天，李渊借口此二人勾结突厥，杀之。
解决了内部障碍，李渊还要应对突厥的威胁。突厥是当时北方一支比较强大的少数民族力量。隋末的许多起事者，都曾向突厥称臣，如刘武周、窦建德、梁师都、高开道等。一方面是为了不使突厥成为捣乱的敌人，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突厥壮大自己的声势。李渊也选择了拉拢突厥的政策，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既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亦解除了受突厥攻击的后顾之忧。李渊所用的联络人是晋阳令刘文静。
当时有不识时务者如西河郡（治今山西汾阳县）丞高德儒坚决反对李渊起兵，李渊命建成、世民两兄弟前去攻打，又命太史令温大有同行。临行，李渊对温大有说：“此次的胜败关系着反隋大业的成败，我儿年少，所以才请你参谋军事。”言语之间，李渊显然是谋大局者，而李世民尚是一个被父亲寄予厚望，又不能让人完全放心的有为青年。
李建成、李世民无愧于将门之后，兄弟二人与众人同甘共苦，身先士卒，很快就攻下西河。城破后，李家军对城内军民秋毫无犯，只杀了高德儒，兵民闻之大悦。自发兵至返回，前后仅九日。李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像这样用兵，足可横行天下！”
随后，李渊认为时机成熟，于是以年方十五的三子李元吉留守太原，自己亲自统领三万人开向关中。同时发布檄文，宣布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西突厥阿史那部首领阿史那大奈，也率领众人配合李渊南下，拉开了李唐争夺天下的大幕。当时李建成二十九岁，李世民二十岁，皆是活力四射、矫健勇武的年龄。但李渊无疑是绝对的主角。
那么，正史中为什么如此贬低李渊、李建成以及李元吉呢？应该是李世民有意为之。李世民并非隋炀帝之流的昏庸无良之辈，他通过玄武门政变，由次子而入继大统，这种行动不合乎法统和伦理，不足以垂范后世。因此，李世民称帝后便试图篡改史实。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大肆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贬低高祖李渊的作用。又把晋阳起兵的密谋描绘为李世民的精心策划，而李渊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历史经过这样的描述，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霸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李世民改写历史的努力结果是：五代修《旧唐书》、北宋修《新唐书》，皆为其误导。而《资治通鉴》亦延续了两书的主要结论。
李渊算得上是历史上少有的倒霉开国皇帝。其他的开国鼻祖往往都被自己的子孙描述得英明盖世、威震寰宇，然而李渊却是例外。为了突出儿子的英明，老爹只好受点委屈了。在儿子的万丈光芒之下，李渊留在历史中的身影，显然被平庸化了。
质疑二：玄武门之变是被动还是主动
每一个鼎盛王朝都是踏着一条鲜血和白骨铺成的路而来。李世民就是通过发动“玄武门政变”，残杀自家兄弟，不光彩地登上帝王宝座。
不过，李世民不是个不讲人伦的人，因此，可以想象，“玄武门政变”是李世民一个解不开的心结。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李世民冒天下之大不韪，打破了历代皇帝不能调阅记录自己言行的《起居注》的惯例，成为日后修订历史的重要疑点。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就明确地指出，《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关于玄武门之变的部分不可轻信。
时至今日，经过千余年时间的冲刷，“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早就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而人们面对那千年的历史迷雾时，依然充满探求欲。
揭开这层迷雾，首先应该对太子李建成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历来史书所记载的李建成，阴险狡诈，好色贪功，让位于襟怀磊落、英明神武的李世民实属应该，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有大唐盛世。然而，透过历史的重重浓雾，我们隐约看到，李建成与上述形象是有很大距离的。
首先要说的是李建成的能力。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李家起兵之前，李建成与李世民兄弟并肩作战，所起的作用不相上下。李渊晋阳起兵之后，李建成西渡黄河，攻克隋都长安。随后李世民攻下王世充占领的洛阳。当时，长安的战略地位并不亚于洛阳，甚至犹有过之。李建成在战争初期即占据长安，顿时使唐军成为最有希望问鼎中原的一支割据力量。此后，蜀地的势力不得不下决心依附于唐，西秦霸王薛举被切断在西北成为孤军，王世充占据的洛阳以西也成了死路，当时蠢蠢欲动的突厥更是不得不顾忌强大的唐军，以及坚固的长安城而按兵不动。随后，李建成又与夏王窦建德相持，将当时气势正盛的夏军挡在太原之外，军功与李世民相比毫不逊色。虽说李世民更善于用奇兵，并且有虎牢一战的经典战例，但是并不能就此认定李建成的军事能力比李世民差很多。
李世民的军功高于李建成，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在于李建成是太子，后来只镇守长安，没有太多上战场的机会。这样的人物历史上比比皆是，诸如隋炀帝的哥哥杨勇、康熙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等等。
再看李建成的人品。史书上最不堪的记载大概就是其与父亲的妃子通奸。有史书说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即玄武门之变当年）密奏高祖，说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乱后宫，但李渊没有采取过激的行为。这一点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李渊脾气再好，也不会窝囊到让此事不了了之，并且到对当事人继续宠幸的地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含糊道“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或许这条罪名本就是莫须有的。
无论是在正史中，还是在稗史小说中，李建成搞内斗的智慧并不高明。虽然他一直以阴谋家的身份出现，但其阴谋却屡屡失败，而弟弟则一举成功。这一点让人不能不认为，李建成根本不擅长窝里斗。事实上，李建成不断排挤李世民，起初确实不完全是他的本意，其三弟李元吉在背后点了不少邪火。后来感受到了威胁，才开始主动地排挤这个弟弟。
反过来再看李世民。正史中，李世民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可谓一忍再忍，直至忍无可忍，是忠义孝悌的道德典范。那么，在玄武门之变之前，李世民究竟是否真的一直在被动地忍让呢？似乎不是，相反，根据史书的记载，李世民确有代替李建成的想法。
根据史书记载，武德四年，李世民攻打洛阳前带房玄龄拜访了远知道士，远知预言：“你将作太平天子，愿自惜。”李世民对此话非常重视，当年攻下洛阳后，他招贤纳士，设天策府、文学馆，俨然君王气派。大概此时他已坚定了夺位于建成的决心。
当时大臣封德彝便注意到，李世民自恃功勋卓著，不太甘心居于太子之下。可见，在与李建成、李元吉的斗争中，李世民于情于理都处在主动出击的位置。只是，李建成得到了弟弟李元吉以及后宫、朝中多数高官，甚至父亲的支持，李世民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形势要求李世民必须不断示弱退让，保存实力，营造环境，以求一击必杀。
史书中有一件事让人生疑。突厥退兵后，李渊命兄弟三人进行骑马射箭比赛，一分胜负，李建成将一匹劣马给了李世民，结果劣马失蹄三次，李世民都适时跳离马背，免于遭殃。此事疑点重重，更像是李世民设的陷阱，理由有三：第一，李世民与李建成明争暗斗多时，如何会让李建成为自己挑马？第二，李建成明知李世民久历沙场，骑术高超，不可能不识蹶弓劣马，却在父亲和众目睽睽之下使出这等拙劣手段，他的智商会如此之低吗？第三，李世民即便碍于情面骑上劣马，一蹶即当换骑，如何三蹶？只能理解为，李世民故意放大事态，让父皇和大臣看到李建成是有意加害于他。
玄武门之变前两三天的一件事，也是决定性的事件，疑点更大。当天，李建成、李元吉招李世民入宫宴饮，给他喝了毒酒，结果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斗”，却大难不死。更不可思议的是，“吐血数升”的李世民，竟然在几天后就生龙活虎地出现在玄武门前，力挽强弓射杀了长兄李建成。用现在话说，这真是把读者当白痴了。
由上可以判定，我们从史书中看到的李世民是被施以重彩的，费心费力为他上妆的，应该就是他手下主管编修《国史》《实录》的房玄龄等人。
当然，李建成也主动出击过。面对日益增加的秦王势力，太子李建成无疑比任何人都要焦虑。他的对策就是分化、瓦解秦王府的文武将佐，企图孤立李世民，再一举消灭他。然而，李世民的策略要高出一筹，他将计就计，让手下假装离开长安再偷偷潜回天策府。之后他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收买了许多东宫势力下的要人，其中两人在玄武门之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是王晊，他在玄武门之变前一两天向李世民密奏说“李建成、李元吉正在密谋害秦王”，结果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召集部下策划政变；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是玄武门总领常何。正是由于常何的合作，李世民才能够伏兵玄武门，袭杀李建成、李元吉。而这个常何早在洛阳之战时便追随李世民，后虽曾跟随李建成征讨河北，但入长安却是奉李世民之令。由此，不由得让人怀疑，常何是李世民处心积虑埋在建成身边的一颗棋子。
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资料，仅见于房玄龄等人删改的《国史》、编修的《实录》，后来的新旧《唐书》等正史均取材于此。在稗史中竟然找不到其他有价值的资料，不能不叹服李世民与其史官心思之缜密。只可惜，事实再怎么掩盖，总会露出些端倪，一点一滴留之后世，真相也就这样一点点重新见光。
李世民篡改历史对后世的治史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自此，历代正史收归官修，像太史公一样的个人修史，在原则上不被允许，称为“稗史”，相关文简不受国家的保护。而官修史书的最大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切以当局的利益为重，统一思想，删益由人。
中国的史书自从收为官修之后，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外，再未有散发生命力的作品。而之前，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未曾掩盖历史，司马迁则是千古史笔千古文章，班固、范晔虽然稍逊也是直道而为，陈寿虽有私于魏也还未曾昧心删改。自唐太宗开始，史家之风开始败坏。

第十五章 岳飞并非“满江红”

岳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其事迹至今让人神往。然而，近些来年，有学者认为，历史上对岳飞的评价过于神化，与真实的历史有一定的出入。目前普遍认可的不实不处有以下几个方面。
孙子给爷爷立传
世人对岳飞的了解多来自《宋史》中的《岳飞传》，而《岳飞传》是根据岳飞的孙子——南宋的岳珂，在岳飞去世几十年后所撰写的私传《鄂王行实编年》所改编。
孙子给爷爷立传，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果然，经过历史学家的考证，该传记中的很多“史实”的确都是杜撰的。如：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十四日爆发宋金颖昌大战，这是岳家军对金军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岳珂称此役岳家军“杀敌五千”，而岳飞的部将王贵在《王贵颖昌捷奏》中则说杀敌“五百余人”。岳珂在描述这次战斗时称，岳家军“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这个“夏金吾”也是岳珂自己杜撰出来的，其他相关史料均未有记载。此外，让后人大呼过瘾的“岳飞以五百骑破金兵十万”的“朱仙镇大捷”，历史学界普遍认为根本不存在，其实光看如此悬殊的数字对比，就足以认定掺假。还有所谓“一天连发十二道金牌催岳飞回师”，也明显是戏剧化的描写。
秦桧与兀术的交情不存在
正史中，岳飞的最大不幸之一，就是遇到了秦桧这个里通外国的大汉奸。《岳飞传》中就有“兀术遗桧书”的记载，说的是金兀术私下给秦桧写信，谋求讲和。而岳飞是主战派，所以最后被秦桧设计所害。然而，此说在其他史料中没有记载，是条孤证，况且也不符合情理。
首先，跟秦桧订约的是金国主和派大臣完颜昌（挞懒），不是兀术；其次，兀术是死硬主战派，正是他搜集证据，向金主旨称挞懒“卖国”，将其杀死，与南宋重开战端，根本不可能遗书秦桧求和。
挞懒之所以被认为“卖国”，是因为他和秦桧的和约约定把河南和陕西之地归还给宋朝。这件事从侧面说明一件事，即秦桧所签的和约是对宋朝有利的，秦桧被认为是汉奸不符事实。
“拐子马”只是传说
“大破拐子马”是岳飞的一个重要战绩，说的是在绍兴十年（1140年）郾城战役中，岳飞命步兵持长斧入阵，专砍金军马足，建立了大破“拐子马”的奇功。
何谓“拐子马”？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中称，金军铁骑，三人一组，用皮子做成的绳索相连，称“拐子马”。《宋史》《四将传》等所有官私史书及通俗小说无不沿用此说。直至清代，乾隆皇帝组织文人以他的名义编纂《御批通鉴辑览》时，才察觉此说不合情理，于是写了一段“御批”，大意是说：女真人没有马披铁甲的习惯，当时女真人也没有如此生产能力，更不可能把几匹马用链子连在一起，如果这样，马跑起来很容易摔倒。这都是没有骑过马、没有军事常识的人胡乱猜想。
后世的专家学者考证后也基本认定，“拐子马”并不是岳珂所说的用链子连在一起的所谓“连环马”，只不过是“两翼而出”的侧翼骑兵而已，是宋人的一种俗称。
“拐子”是北宋人的习惯用语，宋人笔记中不仅有“拐子马”，还有“拐子城”、“两拐子”等词。所谓“拐子城”，是指城门外有两道对立的垣壁拱卫城门，所谓“两拐子”是指左右两翼。因此“拐子马”，实际是指设置在正面大阵两侧的左右翼骑兵。北宋灭亡后，南宋政权迁至南方，“拐子”这一北宋人的语词仅存在于中原及华北居民的口语中，南方人对此很陌生，故南宋中后期人茫然不知其为何物，望文生义，才杜撰了“凡三人为联，……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的解释。
战绩水分颇高
岳家军百战百胜、所向披靡，是《宋史》以及有关岳飞的相关作品所着力描述的。事实上，岳飞并非百战百胜，《金史》就多次记载了岳飞兵败的战例。仅以1140年左右的几个战例为例：其一：金将王伯龙曾率军在今安徽采石矶一带，击败岳飞、刘立、路尚等兵，缴获大批粮草。
其二：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前去攻打被金军占领的东平。东平以公有的五千金军仓促应战。当时正值桑柘树生长茂盛之时，完颜昂命人在林间插了许多旗帜布下疑兵，自己则领精兵与岳家军对阵。岳飞不敢动，相持数日而退。
其三：金将仆散浑坦与岳家军对阵，浑坦曾以六十骑深入岳家军，俘获护送粮饷的七百余宋军。
其四：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复取河南后，完颜宗秀与海陵赴军中任职。当时岳家军活动于亳州、宿州之间，完颜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要冲，与其他诸军逆击败之。
由于《金史》出自元朝人之手，所以，不可否认《金史》有夸大金军战绩的嫌疑，但是也不可能都是杜撰。
此外，中原所作的宋史中常见到岳家军杀敌“数千数万”的记载，这也颇有水分。这其中除了伪造之外，还有一个偷换概念的问题，实际上，岳家军在大部分战斗中所歼灭的敌人，并不完全是女真“金兵”，还有金军扶立的“伪齐”政权的汉族“伪军”，以及被金兵抓来的汉族老百姓（被称作“签军”），还有一些是连“签军”的名义都没有的汉人，他们只是金军在交战时挡在前面消耗对方箭石的“炮灰”，蒙古人后来也经常使用这种手段。
史书中说，当时金兵中有人称岳飞为“岳爷爷”以示敬畏，恐怕也是一种误传。有人会说，西汉时期，匈奴人因敬畏李广也称其为“飞将军”，但这两种称呼从人格上讲根本不是一回事。从情理上来说，女真金人不可能去称呼异族敌人，而且曾是自己手下败将为“爷爷”。一种可能是，这些人是“金军”中的汉人部队。还有一种可能是，这只是宋人的误听。
岳飞的军队对于百姓也并非秋毫无犯。《中兴遗传》《三朝北盟汇编》等书都记载：岳飞部将韩顺夫攻讨曹成时“辄扎营解甲，以所掳妇人佐酒”，结果大意之下吃了败仗，岳飞大怒之下“尽诛其亲随兵”。
《满江红》或是伪作
《满江红》一词被认为是岳飞的传世之作，然而，史学界考评后却认为是明代人伪作，写作年代不早于明代中叶。理由是，该词从未出现于宋元人的任何著述中，即使是岳飞子孙收录的家集里也没有记载，一直到了明代才突然出现在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中，根据是弘治十五年（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的岳坟词碑。而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朝人考证也是伪作。
除了史料记载上的可疑之处，《满江红》本身就有一个极大的破绽，即词中“踏破贺兰山阙”这一句。贺兰山在今宁夏界内，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岳飞不可能以在西夏境内的“贺兰山”来比喻攻打金国黄龙府的志愿。实际上是，明代北方鞑靼族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因此有学者推测，“踏破贺兰山阙”是王越或者王越手下文人所作的歌颂胜利的诗词。
性格火爆
岳飞是什么性格？史书中很少有直接的描写，但是从一些历史事件中，却也可以看出端倪。
根据南宋徐梦莘编写的《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岳飞二十九岁那年，率军前往江南西路讨伐李成，家眷留在今天的宜兴。打仗归来后，宜兴的百姓找他投诉说，他舅舅仗势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岳飞将舅舅狠批了一顿，不想他舅舅怀恨在心，有一次外出时居然向岳飞放冷箭，于是岳飞将其捕获，让部将王贵和张宪捉其双手，自己拔出佩刀，捅进舅舅的心窝。岳飞杀死舅舅之后，仍然不解气，于是“碎割之归”。如果上述记载属实的话，那么岳飞这手段就太狠了。
岳飞对下属也过于严苛刑峻。有一次，他的一个幕僚私自为他向上表功，被他痛打五百皮鞭，并将其捆绑，自己则亲自上书请罪。还有一次，一个士兵仅仅因为拿了百姓一缕麻线捆缚马草，就被他小题大做斩了首。如果这些事属实，那么与曹操借粮官的人头来稳定人心和割发代首的手段如出一辙。
另外，根据《三朝北盟汇编》的记载，岳飞与同僚和友军也经常火拼。有一次，岳飞与江南兵马钤辖赵秉渊喝酒，大醉后爆打赵秉渊，差点将其打死，可见岳飞脾气之暴躁。另据史料记载，岳飞自此以后不再喝酒，赵秉渊后来回归岳飞帐下，并肩杀敌。
再比如，有人向岳飞告发，说同样是统制的刘泾阴谋吞并他的军队。于是，岳飞先下手为强，杀了刘泾，吞并了他的军队。另外，岳飞手下部将傅庆想去投奔南宋另一支军队的首领刘光世，结果被岳飞所杀。以上事件虽然另有隐情，但岳飞为了扩充实力难免有点不择手段。“岳家军”是带有军阀性质的私家军队，如果任其坐大，在当时那个混乱年代，很难说他不会演变成唐代的藩镇割据，这也是他受到皇帝赵构猜忌，导致被杀的重要原因。
上文屡次以《三朝北盟汇编》为证据，有人会问，这本书可信吗？答案是，半信半疑。这本书是宋代史学名著，由南宋高宗年间的徐梦莘作编写。书中汇集了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真假难辨。作者将各家所记兼收并蓄，未加考辨。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本书对岳飞的记载难免有不实之处，但终不会是子虚乌有。
近些年来，社会上刮起一股颠覆历史之风，岳飞在被颠覆者之列。这种风气引起很多争论。无疑，为颠覆而颠覆是不可取的，但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而颠覆历史则是有益的，唯有如此，才能思辨地借鉴历史。对岳飞的再认识也是如此。
包青天：一半是真实一半是虚构
如果让大家举出一个既是清官又断案如神的榜样，绝大多数人会脱口说出“包青天”。的确，包拯为官清明刚直，当时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只不过，我们所熟识的包拯多数来自演义、戏曲，这其中有一些情节与史实严重不符。比如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由大嫂带养成人，就是杜撰。再比如说包拯断案如神，也有夸大的成分。只能说，在小说、戏曲中的“黑包公”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是人们美好愿望的化身。
包拯传说
传说包拯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按理说文曲星一般长有一张清秀的白脸，可包拯这个文曲星却是个例外，脸黑得跟炭头似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包拯的来历，民间有这样的传说。一天文曲星包公与武曲星狄青在天上玩耍，突然玉帝旨到，说赤脚大仙已投胎人世，日后继位担任宋朝皇帝，这赤脚大仙就是做了四十二年太平天子的宋仁宗。这大仙有个毛病就是日夜啼哭。太上老君扮成道士前去查看，他在大仙耳边说了一句“文有文曲，武有武曲”，大仙立即不哭了。于是，玉帝令文、武曲星立即下凡去辅佐大仙。圣旨到时，两仙正在下棋，因为天太热，于是都将脑袋摘下来放在一旁。下凡钟声敲响，二人慌忙抓起脑袋就下凡了，哪知脑袋拿错了，结果本应是白面书生的文曲星包拯成了黑炭头，威风八面的武曲星狄青则成了英俊小生。
包公下凡后投胎到今安徽合肥一个姓包的穷苦人家，取名包拯，意思是要他长大后拯救百姓。包拯父母早逝，由兄嫂将其养大。文曲星下凡的包拯自然不同凡响，二十多岁就当了进士，做了家乡县官。包拯的嫂子有个独生子叫包勉，比包拯小几岁，二人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好得没话说。此时，包勉见叔叔当了父母官，顿觉飘飘然不可一世，对那些欺负过自己的恶少有仇报仇，有怨报怨，不料打错了人，将一无辜贫民打死。官司闹到包拯那里，嫂嫂多次求情，包拯亦痛哭流涕：“自古杀人偿命，不可赦免，我不能枉法包庇啊。长嫂待我如母，恩重如山，送老归终，自应由我承担。”最后他含泪斩了包勉。家乡父老被包拯大义灭亲精神所感动，亲切地称他为包公。
此事震动很大，甚至惊动了朝廷。当时陈州恰逢灾荒，灾民纷纷控告，说朝廷发放的救灾款被当地官吏贪污。朝廷听说了包拯的事迹，就委派他前去调查，并调理民情，宋仁宗还赐给他御札三道。包公将札改为铡，制成御赐铡刀三口，分别为龙头、虎头、狗头，分别铡不同等级的犯人。
在民间传说中，包拯用这三口铡刀做了几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一是怒铡庞昱。话说包拯到陈州后，明察暗访，克扣灾款的官吏及知情者知道包拯疾恶如仇六亲不认，纷纷自首和检举，供出无恶不作的人是朝廷派往陈州放赈的庞昱。庞昱是当朝太师庞吉的儿子。庞吉听说包拯要查办自己的儿子，说放出风来：打狗还要看主人，谁敢处理我儿子，我和他没完。包拯对此毫不为动，他在陈州架起了虎头铡刀，将庞昱铡成两段，为民除了一大害，当地人民称他为包青天。
包拯因功被提升为开封府尹后，又显示了他的办案能力。开封是北宋的京城，被称为汴京，属天子脚下。当时开封有个叫皮五的穷光蛋每赌必输，无家可归，只好寄宿在城隍庙内，不想却被一个富婆看中，招作女婿。当时该富婆的丈夫大孙押司刚去世不久，她就把丈夫前妻的女儿迎儿嫁给了皮五。后来皮五时来运转，每赌必胜，吓得赌徒不敢和他交手，皮五从此金盆洗手，开了个典当铺，妻子迎儿做他的帮手，夫妻店开得红红火火。就在这时，大孙押司三次在迎儿面前显灵，说自己是被富婆害死的。迎儿夫妇二人于是向包拯投了诉状。此案立案后，冤魂又给包拯托梦。包拯日间断人事，夜间断鬼事，终于断明了案情。原来，当初富婆与现在的丈夫私通，为了侵吞财产，两人密谋杀了大孙押司，并且将迎儿嫁给穷光蛋兼赌徒皮五。没想到皮五时来运转，更没想到包拯竟然破了这个无头案。后来，宋仁宗见包拯破案手段高明，就封他为龙图阁大学士。
包拯当了大学士不久，朝中有人向宋仁宗揭发了前朝发生的一起狸猫换太子案，并说仁宗生母李娘娘仍在民间。仁宗请包拯秘密侦破此案。包拯很快破了此案，但是李娘娘却不愿回京，她大骂皇帝忤逆不孝，让自己的亲娘在寒窑中苦熬数年。骂完了后下旨让包拯打宋仁宗。包拯妥善处理，将打仁宗皇帝改为打皇帝穿的龙袍。此事办得甚是得体，从此李娘娘、宋仁宗母子团聚尽享天伦之乐，包拯也成了皇帝的左右手、群众信赖的青天大老爷。
包拯怒铡陈世美是另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宋仁宗有个驸马叫陈世美，深受皇帝钟爱。后来，包拯接到民女秦香莲的诉状，说陈世美本来是她的丈夫，当了官后非但抛弃自己和孩子，还设计要杀子灭妻。包拯确定案情属实后拘禁了陈世美，并决定按律斩首。公主、皇帝轮番来为陈世美说情，但是包拯执法如山，最后竟把陈世美铡了。

第十六章 真实的包拯

民间将包拯描绘为一个半人半神的人物，真实的包拯是否真的有这么牛呢？其实，《宋史·包拯传》记载得非常详细，说包拯是个清官，是个破案能手，但是千古流传的包公斩包勉、侦破狸猫换太子、打龙袍、铡陈世美和庞昱、破孙押司凶杀案等，却不是事实。真实的包拯是怎样的呢？下面由我来给大家简要说说。
其一，包公父母健在，没有嫂娘
在传说中，包拯父母早亡，是那位贤惠的嫂子将其拉扯大。所以包拯对嫂子始终十分感恩，尊称为“嫂娘”。然而，如此动人的故事，不过是一个民间传说。根据史书记载，包拯不但父母双全，而且没有哥哥，更遑论嫂娘。此外，包拯的父亲包令仪曾做过知县，因此，他的家境非但不贫寒，还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二十九岁一举考中第一甲进士，授官知县。这种成绩在当时是很突出的，不但可以借此登上政治舞台，还预示在仕途上有着光明的前景。
包拯的孝顺是真实的。起初他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任职，但他因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因而请求到安徽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以便于侍奉双亲。就这样，父母亲还是认为离得远了，于是包拯干脆辞职回家，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三年，仍不想离开故土。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后来在家乡父老的劝告下，已经三十九岁的包拯才正式登上仕途，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
那么，嫂娘的故事出自哪里呢？也确实发生在包拯的家中。包拯有子二人：长子名繶，英年早逝，其妻崔氏誓不改嫁。次子名绶，是包拯家中陪嫁的丫头所生。包拯去世时，包绶才五岁，由长嫂崔氏照管。包拯一生居官清廉，没有给家里留下多少遗产，崔氏于是清贫度日，一直把包绶抚养成人，包绶对崔氏则像母亲一样对待。崔氏后来受到朝廷的表彰，被封为永嘉郡君，制书由大文豪苏轼起草。同时朝廷还批准在她的家乡建了一个节妇台，并为她作传。
其二，传奇大案，均是虚构
民间传说中，斩包勉、铡庞昱、铡陈世美、打龙袍，是包公故事中最精彩的桥段，可是，这些事迹在真正的历史中并不存在。其中“铡美案”是包公系列故事中最冤的一件。据考证，这个故事中的陈世美是清朝的顺治年间的清官陈世美，他之所以被冠以忘恩负义的名头，并且被“判”以极刑，完全是官场斗争的结果。陈世美的家乡人丹江口（原均州）曾一度为其鸣冤，至今均县还有“北门街不唱陈世美，秦家楼不唱秦香莲”的俗话。
铡庞昱倒是有点事实根据，却是张冠李戴，忠奸颠倒。真实的情况是：包拯任监察御史时，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密报，说陈州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包拯经过调查，发现事实刚好相反，苛剥农民的是王逵，任中师则是个廉洁的清官。最后包公请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的钱粮还给老百姓。整个事件并无庞昱此人。传说中的庞昱之父庞吉，是从庞籍演化而来，但他并未当过太师，而且是刚直果敢的大臣。宋仁宗即位时因年幼由刘太后垂帘听政，仁宗长大后，身为殿中侍御史的庞籍即上书，请求取消垂帘仪制。庞籍后来做过宰相，他仅有的一子庞元英，也没有被包拯铡死。
至于侦破狸猫换太子以及打龙袍均无据可考，而“斩包勉”一说，因为在包拯宗谱中没有侄儿包勉这号人物，也纯属虚构。
其三，包公也有糊涂时
断案如神是民间对包公的最重要评价之一，甚至在传说中还出现了“白天审人夜间审鬼”的离奇故事，前文所提到的“孙押司凶杀案”即属此类传说。但是因其只出于公案小说，且无正史记载，不足为信。
翻查正史和其他史料，发现包公断案如神的故事鲜有记载，倒是可以看到一则错判的案例。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记载：包拯在做开封府尹的时候，有个富户犯了法，按律应处脊杖十七下。那个富户贿赂了开封府的一个书吏，书吏得了钱后说：“我豁出去陪你一起受一顿臀杖吧。”当时的脊杖要打击人的脊背，很容易将人打残，臀杖就是打屁股，比打后背要轻得多。到了包拯审案时，那富户按书吏的指使大哭小叫，正在作记录的书吏装作不耐烦，大声插嘴道：“不就是脊杖十七下嘛，干吗哭哭啼啼纠缠不清？”包拯一听就火了：一个书吏竟敢这样狐假虎威！于是下令把书吏拖下去臀杖十七下，对那罪犯却从轻发落了。包拯这样做，目的是想压一压小吏的气焰，殊不知正好中了书吏的圈套。
万世景仰只为清明
包公虽然在断案以及传奇性事件上得不到史书的支持，但他确实是个清官，是个刚直不阿的谏官。因此，他虽然文采不如同时代的欧阳修，政绩不如同为官的王安石，但却被老百姓铭记于心。人民需要“清官”，而世上又少有清官，这样，“包青天”应运而生，戏越编越多，人越传越神。有几件事情可以证明他的高贵人品。
一是端砚事件。
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去端州（今广东肇庆）做知府。端州出产名砚端砚，当地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到任后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过要一方端砚。“端砚事件”很让朝廷赏识，三年后包拯就被调入开封。
二是不屈不挠的“牛皮糖”精神。
北宋是一个士大夫意识高度觉醒的年代，不少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敢于在朝堂上和皇帝正面交锋，包拯就是一个让皇帝宋仁宗相当头疼的“牛皮糖”。
宋仁宗宠爱张贵妃，她的伯父张尧佐的官职因此一路飙升，不但位居财政部长，还身兼四大要职，在北宋的外戚任命史上创下了绝无仅有的纪录。一干大臣为此吵闹不休，要求皇帝撤了张尧佐的职，身为监察御史的包拯是主干人物。争论达到高潮时，包拯站在宋仁宗跟前，慷慨陈词，唾沫星子横飞，溅了皇帝一头一脸，加之众大臣在旁边帮腔，宋仁宗气得说不出话来，拂袖而去。回到后宫后，一边举袖擦脸，一边对张贵妃发脾气：“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包拯还在当御史！”
对张尧佐的弹劾在宋仁宗的偏袒下进行得并不顺利，因此，包拯等人和皇帝之间的“战争”就一直持续着，老张的官职就在拉锯战中上下浮动——弹劾风头最盛时他地位稍低，风头过后又迅速攀升。直到老张死后，整场战役才算正式结束。此后，二弹郭承佑、七弹“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牛皮糖”包拯树立起了绝不放过一个贪官污吏的光辉形象。
三是刚正不阿的政治态度。
包拯有一条直白又充满写实主义的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贼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也。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意思是说，后世子孙若有做非法之事的，当逐出家门，死后不得葬入祖坟。
在他为官过程中，他也一直身体力行自己的道德原则。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掀起了“庆历新政”（1043—1045年，历时一年半）。朝中对范仲淹的改革有支持也有反对，不可避免地分为两派。当新政正值高潮时，包拯刚从地方调进中央，担任监察御史一职。
把包拯从端州拉到这个位子上的是保守派的王拱臣。王拱臣的举荐，很可能是为了给保守阵营壮大声势，并没有指望他能起多大的作用。然而，这场改革以吏治为第一目标，恰恰与包拯的政治观点不谋而合。他盯上了“按察使”——这是新政的重要举措之一，范仲淹向各地派出按察使，专门监督地方官吏。按察使的一句话，就能决定地方官是上中央、还是下监狱。包拯就此上了一道奏章——《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一针见血来势汹汹。顿时，关于“按察使”是否加重了吏治腐败的争论达到白热化。宋仁宗开始意识到，改革派官员也不是一潭清水，同样有人浑水摸鱼。
新人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扳倒改革派的作用，保守派大臣喜出望外，以为包拯是自己这一伙的。但接下来的事情让他们大跌眼镜。
1045年新春，范仲淹罢相离京，新政失败，保守派弹冠相庆。谁料就在这个当口，包拯又写了一篇《请依旧考试奏荫子弟》，洋洋洒洒，大谈应该维持范仲淹提倡的用考试选拔士大夫子弟的政策。保守派们对此瞠目结舌：此人犯浑吗？殊不知，在包拯的眼里，没有派系，只有公理，没有党争，只有实情。
六年后，官升知谏院的包拯，并没有以范仲淹改革的倒霉下场为前车之鉴，他向宋仁宗交了一篇著名的奏章《七事》——区别奸忠、不信朋党、信用贤能、治奸佞之人、用人不疑、访才用贤、起用贬逐之臣——赫然与“庆历新政”如出一辙。
群臣这下明白了：包拯，就是个实话实说的官场异类。因此，当包拯弹劾宋庠时，没人觉得惊诧了。宋庠文采风流，做宰相七年，一没贪赃枉法，二没苛政暴政，三没道德败坏，实在无错可挑。但是包拯说，无错，是因为你没干事，国之重臣，毫无建树，就是“尸位素餐”，当然应该弹劾。
四是勇于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像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沉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的立场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从主观上说，包拯的改革主张，目的是为了巩固宋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他也因此为天下百姓所爱戴。
前文所提到的不屈不挠地弹劾皇亲国戚张尧佐，以及随后的二弹郭承佑、七弹王逵等就是针对冗官灾害的举措。
1057年阳春三月，五十九岁的包拯担任开封府尹。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改革诉讼制度。北宋时期，平民告状必须通过“门牌司”层层上递案件，刁滑的小官吏就利用这个机会讹诈百姓。包拯到任后规定：裁撤门牌司，大开正门，告状的人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此事非同小可，无论从百姓申冤还是办案效率以及公正性上讲，这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良性改革。此举一出，顿时民心大悦：“开封有个包青天！”
包拯在开封任上只做了不到两年，就接到了仁宗又一项重任：出任三司使，打理国家财政。在这个位子上，包拯进行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改革——变“利率”为“和市”。当时，朝廷向百姓征用过度。包拯说，进贡物品也是商品，朝廷应该按照一定价格，在“和市”上向百姓购买；至于急需物资，跟富翁们要。此举为老百姓来说是极大的善举。此外，北宋时期，朝廷收税只要现金不要实物。百姓只得把粮食卖给官府“折变”为现金，官吏们趁机压低粮价，以至于到了灾荒之年就民不聊生。事出凑巧，包拯主管财政这两年，江淮、两浙灾荒不断。于是包拯一连上了四道奏章，请免江淮、两浙折变。
经济改革的成效让皇帝愈发信赖包拯，两年后（1061年），包拯又出任枢密副使（副宰相职），成为中枢重臣。当时包拯六十三岁，已是风烛残年之体，不久即病倒，宋仁宗亲自到他家里探视病情。这是君臣俩的最后一面。1062年5月，包拯病逝于开封，举国哀恸。
五是为官清廉，大公无私。
包拯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生活依然和当普通老百姓时差不多。他的铁面无私更是让他名声大振，即使在他死后，其威名依然不堕。据说，宋神宗时期，有一个少数民族官员归顺了宋朝，他听说包拯是忠臣，于是请求准许改姓包，取名为包顺。另有传说，有一次，边境士兵抢了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情急之下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恰巧这位女子生病，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前去探望。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后，巫女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限士兵们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士兵们以为是包拯显灵，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除了为政清廉，包拯在外交活动中也可圈可点。
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宋仁宗下令，派包拯为正使出使契丹，祝贺即将到来的契丹元旦佳节。当时契丹典礼官对包拯说：“宋国的雄州城新开了一个便门，是不是想招诱我国叛逆之人以刺探边疆情报呀？”雄州处于今天的河北，位于当时辽国的边境，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地位，契丹人故有此问。包拯反问：“你们国家的涿州城不是也曾经开过便门吗？其实，刺探边境情报何必用开便门的方式呢？”那人无言以对。
千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回顾真实的包拯，会发现他的仕途和生活其实很平淡：没有悲惨的童年，没有发明过三口威风的铡刀，没有铡过负心的驸马和骄横的贪官，身边没有英姿飒爽的七侠五义，甚至没有一张黑脸和额头上的月牙。他干得最得心应手的，是就事论事给仁宗写报告。他更多的时候，是个埋头苦干的良臣，他带人挖过井，给百姓免过税，他用实际行动，一点一滴，将他的改革进行到底。
神化了的包拯可以说集中了好官的所有特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断案如神，执法如山，忠孝两全。
包拯的被神化，除了其自身本事过硬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老百姓希望有这样一位“青天”。历朝历代贪官酷吏众多，而有作为的良吏清官则屈指可数。老百姓受尽欺压盘剥，一旦有爱民如子为民请命的官出现，他们自然欢欣鼓舞、爱戴有加，自然愿意用自己心中最美好的形象来装扮这位“青天”。
如今，我们不断揭开历史真相，为历史翻案。然而，有些传说虽然已被证明是神化，但我们依然愿意相信。包青天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例子。

第十七章 “康乾盛世”只是个假象

“康乾盛世”与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并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然后，当我们仔细查看历史，就会发现，所谓的“康乾盛世”，虽然有其辉煌的地方，但其背景是持续数十年的大屠杀和大破坏。其成就与其他几个盛世，甚至是非盛世相比，也稍有逊色。
盛世不过徒有虚名
“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一十五年。有些中国历史学家们将“康乾盛世”称为“辉煌”，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然而，如果把“康乾盛世”和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历史时期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逊色于前代。
首先是人口损失严重。明清易代之际，人口损失至少四千万，其中直接死于清军屠城的就高达七百万。据《扬州十日记》所载，仅扬州一地，焚尸“约计八十万余”。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四川人口的变化。《清史稿》中记载的王骘给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祸变频繁，荒烟百里。待变乱平定之后，全省只有一万八千多男丁，还没别的省一县的人口多。有学者认为真实的数字并没有这样极端，有大量逃亡隐匿人口没有被统计出来，但是人口损失惨重却是真实的：从1626年到1661年三十年间，四川人口由三百五十六万降到九十五万，损失了四分之三。
除了人口方面，经济方面的损失也是惨重的。为了限制明末以来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发展，也为了恢复农业生产，清政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导致明末强大的资本主义发展苗头被扼杀，从此落后于世界潮流。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概括康熙四十年盛世的经济状况是“四空”——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说，清政府统治中国五十余年，四海之内，日益贫困。粮食不值钱，但百姓吃不起（谷贱而艰于食）；布匹虽然便宜，百姓却穿不起衣服（布帛贱而艰于衣）；商人用来运送货物的舟船都卖了，货也都换成了钱，没人做生意了；当官的离职后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金钱是用来互通有无的。然而当时，即使是中产之家，一个月也见不着几个钱，没钱买东西，更不用说更穷的人了。当时农民多被冻死饿死，农作物皆亡，丰年也与凶年无异。精明的商人也无计可施。走在大街上，两旁的店铺里摆满了美玉、华服，看起来一片繁荣。然而走入百姓家中，则是另一番景象：早上没有粮食做饭，只好不开火；冷天没有东西御寒，只好蜷着身体驱寒。吴中的百姓因为贫穷，只好把儿女们卖到远方，美貌的男子卖身为戏子，长得丑的去做奴才。美貌的女子给别人当妾，长得丑得只好去做奴婢。
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也写道：“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第一个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的中国人大概是鲁迅，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后，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事实上，“康乾盛世”的工业总产量还不及明末万历年间。
文字狱是“康乾盛世”时期对学术文化最大的破坏。清政府为了防民之口，制造了几百起文字狱，还将数百万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康乾对文人的极端摧残导致文化凋敝，明末的学术繁荣毁于一旦。而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呆板的方向发展。知识界彻底进入了“考古期”，八股文与考据之风茁壮成长。
清代在康、雍、乾三朝都致力于统一战争，尤其是与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战争。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以一统新疆为标志，才恢复了前几代的疆域，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顶峰。在“康乾盛世”中，中国的总面积达到过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千米。成为当时世界最辽阔的疆域。然而为了这所谓的“鼎盛”，康雍乾三代却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庞大的军队规模和频繁的战争，让康熙驾崩时整个国库只剩下八百万两白银。而号称“十全武功”的乾隆，其后期更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
危机重重的政治
“康乾盛世”的政治制度也同样危机重重。
在“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实际上已经注定了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是不能处理好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吏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
首先是吏治腐败。清朝统治者对政风向来不大重视，所以官员自上而下贪污成风。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康熙竟然几十年来视而不见。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为官者完全丧失了廉耻之心，个个唯利是图。上至大学士和珅这样位至宰辅且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下至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且贪污之巨空前绝后。仅和珅一人，为官二十年，贪污折合白银达十亿两，相当于清朝十五年的财政总收入。即使在看起来还算清明的时代都如此腐败，可见清朝的灭亡是必然的。
政治、军事、科技上的落后也是“康乾盛世”的真面目。“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将农民牢牢地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等于扼杀了任何工业革命的苗头。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的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政治上难有作为。康乾时代的科举也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丢弃了原先的先进意义。文字狱等则让文人们只敢埋首于故纸堆中，不敢有发明创造，中国的科技水平几乎止步不前乃至倒退。清朝的军制更是盲目坚持“骑射为本”，抛弃火器而抱着冷兵器不放，以至于太平军破武昌后，挖出两百年前明朝所造大炮，竟然打得清军大败。
清朝时期，西方国家已经日益强盛。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简单而又愚蠢，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先后采取严厉禁止天主教传播、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等一系列措施阻止与西方的交流。
为了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清政府制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结果导致中西交流减少，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是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
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得到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
灾难性的沿海迁界
除了上面这些已成定论的“真相”，顺治、康熙年间的“沿海迁界”，其残忍程度和对历史的影响程度也是空前绝后的。
1656年7月（顺治十三年），清王朝颁布“禁海令”：“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禁止沿海渔船商船出海捕鱼贸易，外船也不准进入内陆，企图以此困毙郑成功的海上抗清武装。可是郑成功未被困死，沿海经济却备受摧残。1661年3月，郑成功经澎湖顺利在台湾登陆，一路所向无敌。清廷闻讯大为恐慌，颁布了更为残暴的“迁界令”：从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
清廷的“沿海迁界”不像现在的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地，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而是以屠杀和强制为主要手段：“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瞭望，违者死无赦。”这一次“迁界令”，事实上是剥夺了沿海士民一切赖以生存的资源。
1662年（康熙元年）2月1日，盘踞台湾的荷兰总督在投降书上签字，郑成功全面收复台湾。为了抵御郑成功，3月，清廷颁布第二次“迁界令”，勒令广东二十四州县居民内迁五十里，除澳门以外的附近海岛洲港皆遭封港毁船的厄运。清廷还下令将界外地区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不准出海捕鱼，出界者立斩。
这一次迁界的时限只有三天，以至“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两天后，骑兵突然而至，人们来不及收拾，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带着妻子儿女，全部流离失所。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地全部荒废。不愿迁走的居民全部惨遭屠杀。而仓皇迁走的人也生计无着，不得不卖妻卖子。实在没有办法的，只好合家饮毒，或上吊投河。粗略估算，仅粤东八郡死亡人数就有数十万。迁界的同时，就是烧，烧房子，烧船，目的是“无资寇用”，不给郑成功这些“贼寇”留下任何可用的东西。
不仅烧房子，杀人民，清廷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放过，树全部被砍，草全部被割。至于为什么对果树、松柏乃至青草都斩尽杀绝，大约也是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复明的力量利用吧。
到了这种地步，清王朝还嫌不够彻底，1664年（康熙三年）5月，下令再内迁三十里。划界时，清官吏往往先确定一界的两端，用绳拉直，作为定界，很多居民的房子被一分为二，被迫放弃半边房子。为了分内外，界线上被掘了深沟。百姓稍有越界者便是死罪。清政府甚至还以潮水涌至的河面定为划界的标准。这番折腾下来，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两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了一个无人区。
清政府对海洋的恐惧到了病态的地步，然而，列强终于还是从海洋上来了，而清政府毫无还手之力。
总之，无论从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任何一方面来说，“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不过是徒有虚名。如果真要套用“盛世”的名号，那也是相对于整个腐败的清朝来说，康乾时期的统治力量还算比较强吧。
纪晓岚是个纵欲狂
纪昀，字晓岚（1724—1805年），河北献县人，他可以算是有清一代，在文化界屈指可数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汉人，除了在做官方面表现不凡，一直做到了协办大学士的职位之外，纪晓岚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乾隆皇帝的授命并亲自督导下，领衔编纂了当时最大的文学形象工程——《四库全书》。同时，他还编著了一部以谈鬼怪故事为主的《阅微草堂笔记》。
纪晓岚向以“风流才子”著称。在中国的历史上，风流才子往往才华横溢，洒脱不羁，处处留情，但不会被人们认为与色情相关。比如柳永，一辈子与青楼女子为伍，但世人并不认为他是好色粗鄙之徒，反倒会觉得这才是才子本色。因此，如果我们说大才子纪晓岚是一个超乎寻常的纵欲狂，或许有人不相信，甚至会鄙夷地认为是在编噱头。然而，纵欲确实是纪大才子的怪癖。
超凡的欲望
纪晓岚的纵欲主要表现在食和色两个方面。
就食的一面，他的癖好是只吃猪肉，不喜欢吃米、面，面还偶尔吃一两口，米则是从来没沾过。他的食量奇佳，动辄每顿吃掉十盘以上的猪肉。有一次，他正在用饭时适逢友人光临。仆人捧上一个足足装了三斤猪肉的火锅，纪晓岚如风卷残云般把锅中之肉装于腹中，看得来客目瞪口呆。
有趣的是，纪晓岚虽然嗜肉，但对鸭肉却毫无兴趣，即便是手艺高超的厨师也很难吊起他的胃口。对此，他曾赋诗加以解释：灵均滋芳草，乃不及梅花；
海棠倾国姿，杜陵不一赋。
诗中，他以屈原（灵均）《楚辞》遍及万花百草却不曾歌及著名的梅花，杜甫为众多奇葩异草赋诗却未涉及美丽的海棠作比，借此为自己的怪癖引据解嘲。
相对于食的一面，纪晓岚在色字上面的表现，更是强烈得令人瞠目，以至于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患有性欲亢进的疾病。《虫鸣漫录》上说他：“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不可缺者。此外乘兴而幸者，亦往往而有。”《啸亭杂录》中也说：“（公）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真奇人也。”
《栖霞阁野乘》中还记载了一则“奉旨纳妾”的故事。
编纂《四库全书》时，由于工作繁杂，纪晓岚有时要留在宫中几天不回家。结果时间一久，纪晓岚因为数日未有房事，两睛暴赤，两颊如火。有一天晚上，乾隆皇帝闲逛至此，看到纪晓岚的样子吃了一惊，问他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纪晓岚如实回答说：“没病，只是数日未近女色，内火外攻，才弄成这个样子。让皇上您见笑了。”乾隆听后哈哈大笑，当即给他留下两名宫女。工作告一段落后，纪晓岚休假回家，乾隆当然不能要回两名宫女，就正式赐给他当妾。纪晓岚得此殊遇，高兴不已，对外声称“奉旨纳妾”。
怪癖何来
关于纪晓岚的这两个近乎偏执的怪癖，人们多把它归因于单纯的生理现象，说他是奇人，具备特异功能。事实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当一种嗜好超出理性的范围而近乎偏执时，就必定有精神层面的原因。如果说“只吃猪肉”还可以理解为偏执型的偏食的话，堂堂一代文宗，一位才情冠绝一时的知识分子，竟然好色到了近乎色情狂的病态地步，甚至在皇帝面前也不加掩饰，就不应该只是单纯的生理现象了。
有人认为，纪晓岚之所以嗜肉好色近乎狂，与他的经历有关。
纪晓岚的文化成绩主要有两项：一是奉旨领导编纂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型图书——《四库全书》；二是在晚年写了一部追录旧闻的随笔杂记《阅微草堂笔记》。
关于《四库全书》，今人早已达成一个共识，即它是一部阉割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之作。清廷借助这项庞大的工程，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工作，取缔了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研究军事或边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特别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统统在禁毁之列。在编著过程中，大量古籍遭到销毁，许多人遭到迫害。编纂者们为了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搜寻。
这项以思想统治为目的的大工程，是一项前无古人的、阉割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纪晓岚是个有思想的文人，当他秉承皇帝的谕旨从事这项事业时，不可能不明白此事的目的和后果，加之耳闻目睹诸多人受迫害，不可能不留下心理阴影。
至于《阅微草堂笔记》，虽然煌煌二十四卷，也不过是一本明显受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影响的笔记体杂记，除了语言文采斐然、行文亦庄亦谐、故事引人入胜等几个优点外，内容和思想性实在是贫乏得很。
事实上，纪晓岚本人对这部消遣之作也并不看好，他曾经写诗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平生心力坐消磨，纸上云烟过眼多。
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
前因后果验无差，琐记搜罗鬼一车。
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作为一个具有绝世才情和旺盛精力的才子，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文人，纪晓岚却没有留下能够表现自己真正水平的著述，这不能不说是憾事。
那么，纪晓岚为什么不著述呢？清人陈康祺在他的《郎潜纪闻二笔》中引用了纪晓岚自己的解释。书中说，纪晓岚平时会给别人写个序文、撰个碑文，往往是随写随扔，不留底稿。有人问他原因，他的解释是，自己阅书无数，认为该写的前人都写完了，后人无论如何竭尽心思也超不过前人，所以自己不写。
这个解释更像是借口，因为以纪晓岚的博学和睿智，他应当知道不同的时代，思想感悟是不会完全重复的，前人的著作不可能包涵所有的真理。他之所以没有尽心著述，显然另有隐衷，而且应该是与当时政治气候和文化气候有关。
当时清政府采取的是高压的文化政策，文字狱大行其道，而这些文字狱中的相当一部分，恰恰就发生在乾隆皇帝授意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根据统计，整个乾隆年间一共有文字狱一百多起，而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则发动了四十八起，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
纪晓岚帮着乾隆阉割中国的古书，自然清楚满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他眼见着许多著作因为有政治问题而被禁毁或者篡改，耳闻目睹许多文人因言惹祸，他对文字工作所具有的危险性与所产生的恐惧是可想而知的。因此，聪明的纪晓岚只好选择鸵鸟政策以自保，干脆什么也不写了。此外，主持编撰《四库全书》对纪晓岚的思想冲击是相当严重的，这足以让他打消潜心著述的念头。
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一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来领衔编纂《四库全书》，其中固然有满族当中找不出修文好手的现实，但也应该是想借编纂《四库全书》，给汉族知识分子做一次洗脑或警示。对清政府来说，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以纪晓岚为代表的汉族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对古人的著作进行了全面阉割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精神有意无意地阉割了，再也不可能成为像前辈黄宗羲、顾炎武那种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有志文人了。
但纪晓岚毕竟不是普通人，按照心理学上的易情效应，当绝世的聪明才智和旺盛的创造欲望被压抑后，他必然会寻求一种新的发泄渠道——食与性。这与魏晋时期，在司马氏强权统治下的许多先辈知识分子的宣泄方式如出一辙。

第十八章 说句公道话

商纣王并非顶级暴君
纣王是商朝的亡国之君，他的名字并不叫纣，他的正式名字叫子辛，也叫帝辛。“纣”是后人硬加在他头上的丑恶谥号，“残义损善曰纣”，也就是指凶恶不义的意思。
在中国历史上，商纣王和夏朝的亡国之君桀一直都是暴君的代名词，我们多数人也都传承着这个观点。然而，历史上为纣王翻案的声音一直没有断过。孔子的弟子之一子贡就为纣王平过反，他说纣王的罪行不像史书所言那样夸张。清朝李慈铭也说，纣王的罪行比起后世的暴君，算不得什么。此外，毛泽东也为商纣王翻过案，他曾多次说过：“殷纣王很有本事，是个能文能武的人，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甚至有一位教授偏激地称：商纣王是一位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被冠以“暴君”称号两千多年，是历史上最悠久的“冤案”。
的确，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发现，纣王虽称不上功勋卓著，但将纣王的昏庸和残暴说成是史上之“最”，也是不合理的。
纣王的六宗罪
《尚书》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有两篇檄文式的誓言，即《尚书》中的《秦誓》和《牧誓》，其中开列了纣王的六条罪状：近女色，喜淫声，不敬鬼神，荒于国政，耽于饮酒，杀害忠臣。
纣王喜欢的美女，其中最有名的是妲己。史料和传说都认为，纣王对妲己言听计从，后来的恶事都是在妲己的撺掇下做的。在《封神榜》之类的神话小说中，妲己被描述成狐狸精附体，是一个陷害忠良、搅乱江山、荒淫风骚的“祸水”。
纣王的荒淫表现在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然后让男女裸体在肉林之间穿梭，他在旁边看着取乐。“酒池肉林”这个典故就来自于商纣王。
纣王还极度残忍，有两件事情为他留下千古恶名。
第一个，发明了炮烙之刑，即在一个空心（或不空的）铜柱底下架上柴火烧，令犯人行走在铜柱上，然后堕入火中活活烧死。这个酷刑是怎么来的呢？相传纣王和妲己在森林里郊游，恰逢阵雨过后，有一棵树被雷劈倒还在燃烧，但奇怪的是，却有很多蚂蚁从树的一端爬到另一端，受不了烫的蚂蚁便从树干上掉入火中。纣王只觉得蚂蚁笨，没什么好看的，妲己却从这一现象里想出了惨绝人寰的炮烙之刑。所以也有妲己发明这一酷刑的说法。
第二个，剖心杀比干。比干是商纣王的叔父，忠直敢言，屡屡劝谏纣王。次数多了，商纣王动了杀机，有一次，比干又一次劝谏时，纣王说：“你自以为是圣人。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把他的心掏出来，让我看看是不是真的。”于是活剖比干，比干大骂而死。由于纣王昏庸至此，他身边很多大臣纷纷离开他。
不敬鬼神，这一罪名在今天看起来似乎不足以为罪名，但在当时，商人颇重迷信，敬鬼神是道德问题，任何重大举措，都要求神问卜。纣王的一个太师带着祭器投奔了周。古人看来，祭祀的礼器是神圣的，礼器丢了，这个国家也差不多完了。
在《封神榜》中，纣王不敬鬼神的事件更具体。有一次纣王去女娲娘娘庙祭祀，见娘娘的塑像美貌非常，于是在墙上提了一首轻薄之诗，结果惹恼了娘娘。于是，娘娘派出以狐狸精为首的三个妖精迷惑纣王，断了商朝的江山。
为纣王说句公道话
直到20世纪初，关于纣王的历史多数都是根据《尚书》中的记载编写的。后来，随着殷墟中大量文物的出土，人们对纣王有了接近真实面貌的评估。
首先，妲己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妲己是有苏氏之女，而有苏氏一族在商朝并未得势。纣王晚年热衷色、食是实，虐杀比干也确有记载，但把这些归因于妲己，明显不实。妲己的恶名是周人加上去的，目的是坐实纣王“唯妇人之言是听”的罪名。
其次，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广闻博见，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身材高大威猛，力大无穷，可以徒手和野兽搏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或许正是由于他的智慧超群，而且能言善辩，所以他不愿意听取臣子的忠言。这一点与隋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有些相似。荀子在《非相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也明确表示，世间对纣王残暴的传说有夸大之嫌。
更奇怪的是，纣王的罪状跟夏王朝亡国之君桀的罪状如出一辙。当然也可能真是如此巧合，不过，炮烙酷刑是夏桀发明的，这在史书中已登记在案，后世的人又把他安在纣王身上，显然是宣传家们一时情急，忘了六百年前的往事。由这一漏洞推论，纣王的“罪行”会不会很大一部分是后人硬加给他的？说不准。中国向有“胜者王侯败者寇”、“痛打落水狗”的说法和做法，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后朝之君与前朝之君不共戴天，后朝之君不会给前朝之君太好的褒扬，皆在理情之中。即便是英明大度如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颜面也篡改了历史。能够不给前朝之君抹黑，已经十分难得，客观公正的评价更是庶几难求。
况且，中国直到周王朝的第十任国王姬胡时期，才进入信史时代（即文字记载获得妥善的保存的时期），那么，处于半信史时代的周初，史料可信度有多高，实在难以估计。
纵使纣王的罪行都是事实，跟后代的君王比起来，似乎也称不上“暴虐荒淫”得后无来者。远的不说，就说被后世视为仁德之君的周武王，在商纣王已自焚身亡之后，还要砍下他的脑袋悬挂在白旗上，同时还割下纣王的两个妃子苏妲己和有莘氏的脑袋示众，其手段之残忍已不输于纣王。
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在《论语》“子张篇”里，提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意见：“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说，纣王的不好，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么严重。子贡是公认的七十二贤人之一，他的话明白地载在儒家经典中，应该不是随便乱说的。
子贡以后的数千年间，虽然“大一统”的文化氛围使得真知不能广为世人所知，但也不乏后来者。宋朝的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王建宫室，营酒池肉林，近女色，害忠良等罪恶，与夏桀的罪行如出一辙，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史学家的恶意模仿。另一个宋朝学者李慈铭也认为，仅就史料而言，纣王的主要罪行不过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而已，与后世的暴君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韩非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有过一段关于费仲劝告纣王的记载。费仲对纣王说：“西伯昌贤良，百姓都拥戴他，诸侯都依附他，必须把他杀掉，否则一定会成为殷商的祸害。”商纣王说：“你既然说他是一个贤良的诸侯，怎么可以杀呢？”费仲说：“帽子虽然破旧，必定是戴在头上；鞋子虽然华美，一定踩在地上。现在西伯昌是您的臣下，他实行仁政，人们都归向他。终究会成为天下祸患的，难道不是西伯昌吗？臣下如果不用他的贤能为君主效忠，这样的臣子就非杀不可。况且君主诛杀臣下哪用得着那么多理由？”商纣王说：“仁义，是君上用来劝勉下面的人的。现在西伯昌是个好行仁义的人，杀他不合适。”费仲三次劝说，商纣王都不采用。
西伯昌即周文王。据《史记》记载，他继任西伯以后，遵循西周祖上贤者遗留下来的法度，敬老慈少，礼敬贤者，常常是忙到正午了也来不及吃上一顿饭，很得当时人的爱戴。作为一个新生代中的翘楚，自然吸引了许多贤人，当时一些对商王朝心怀不满的人如伯夷、叔齐、散宜生等都去投奔他。后来，一个名叫崇侯虎的人向纣王进谗，骗得纣王下令把西伯昌囚禁起来。上面所引韩非子的这段记载，当是发生在西伯被囚以后。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纣王尽管听取了崇侯虎的进言，但在大事上还是有分寸的，至少他没有听信费仲的建议，像夏桀杀关龙逄那样杀了西伯昌。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就不能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暴君。
客观地来看商纣王，这个帝王当然荒淫、暴虐、残酷，但也做了一点利在千秋的事情。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开拓了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当时这些地区生产力低下，小部落还处在原始社会，正向中原地区伸展，纣王的祖父、父亲都在步步退让。直到纣王时期，组织大规模军队与之对抗，最终平定东夷，打到长江下游，中原文化也随之传播到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一带，这为后来中国形成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创造了先决条件。然而，开疆拓土就要用兵，用兵就要消耗国力，就要征兵，就会导致民怨沸腾，这是商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商朝灭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大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无法消化，结果被周武王乘虚而入，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国。
由此可见，纣王在历史上是个暴君、昏君，但有过也有功。
“尽信书不如无书”，面对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书还是多提几个疑问，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比较好。过去，将纣王说得“暴虐荒淫”是一种极端，如若只看见其功勋卓著，将是另一个极端。
不过，不管是否全面真实地看待这些帝王将相，都不能完全洗脱他们的罪恶，在极权统治之下，帝王将相之间的差别只在罪恶的多少，而不是有无罪恶。
秦始皇曾打算禅让，“焚书坑儒”另有隐情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帝，也是最有争议的皇帝之一。褒之者认为他统一了天下，统一了文字、车轨、度量衡等等，功大于过。贬之者则认为他阴险、残忍、暴虐。如此残暴的君主，似乎在他的专制统治下发生过的一切残暴血腥之事都不足为奇，诸如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那是在秦始皇一生中永不可抹掉的污点。
秦始皇一直为后人诟骂，甚至连长相也被描述得极其阴险——“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但以常理而言，这种长相可能跟他少年时期在赵国颠沛流离，营养不良有关。秦始皇被世人误解的，不只是他的长相而已，还有他的真实为人。
秦始皇曾有“禅让”的念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用新的帝号，自称始皇帝，并规定继任者称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这是《史记》所记载的。但是自西汉起，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起初秦始皇曾经有过要用禅让制传位的念头。这似乎与人们心目中乖张、暴戾而且疑心病重的秦始皇扯不上边。然而，近现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个说法，因为确实有史料显示了蛛丝马迹。
西汉刘向所著《说苑·至公》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召集群臣商议国家政权交接的事，他说：“古代有五帝禅让，又有三王代代相传，你们认为哪一种更好？我想采用最好的方法。”在场的博士都不说话，只有鲍白令之回答说：“如果以天下为公，就会禅位给贤能者；如果把天下当私家财产，则会在家族内代代相传。由此可知，五帝以天下为公，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叹道：“我的德性可比五帝，我将让天下人共管社稷，可是，谁能接替我呢？”鲍白令之毫不留情地说：“陛下行的是夏桀、商纣之道，却想学五帝让位于贤者，这不是陛下你所能做的事。”泰始皇帝闻听此言大怒，道：“令之你往前站！你凭什么说我行桀、纣之道？如果说得通则罢了，如果说不通你就别想活了。”令之不紧不慢地说：“陛下你大兴土木，后宫女人数百，倡优过千。为了自己的享受，耗尽天下民力。你还偏驳自私，不能推己及人。陛下你还说自己的功德压过一切君主。以你这样的德性怎么能和五帝比，你又怎么有资格管天下呢？”一席话说得始皇面有惭色，过了很久才说：“令之所言，是让我当众出丑啊。”于是罢谋，自此再也不提禅让了。
在上面这段话中，秦始皇起初自比于五帝，打算仿效他们以禅让的形式传递王位。“五帝”在历史上有三种常见说法，一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见《世本》；第二种说法是太白皋、炎帝、黄帝、少白皋、颛顼——见《礼记·月令》；第三种说法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见孔安国《尚书序》。三皇五帝在历史上被奉为德性的最高典范，当时参加会议的博士们可能都认为秦始皇比不上五帝，又不敢说，于是集体沉默，只有鲍白令之出言将秦始皇斥责了一番，秦始皇才因此取消了原来的想法而“无禅意”。
对于《说苑》中的这段记载，过去人们一般都不大相信，大概是因为人们对《史记》的绝对信任。此事在《史记》中没有记载，而《史记》不记的内容，后世学者们往往会不予以承认。再说，说那个赫赫有名的专制暴君秦始皇有禅让思想，像是天方夜谭。所以《说苑·至公》的这段材料，长期以来没有受到人们重视。
然而，我们若将《说苑》中的这段资料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有关内容相对照的话，就可以发现，两者在某些方面是相吻合的。而且，按照当时的客观事实，此事也是可能发生的。
首先是博士议政的说法一致。
秦始皇时期曾设置很多博士官以充当顾问。凡朝廷要制定或要实施某些重要政策之前，往往先叫博士们或臣僚们加以讨论，最后由秦始皇斟酌参考，决定是否执行。用什么方式传王位是有关秦王朝当局加强政权建设、巩固统治利益的大事，所以秦始皇自然要召博士们来议论一番。这一点在《说苑》和《史记》中都有记载。只是接下来，两本书有了分歧，《说苑》提出“禅让”的说法，但没有了下文，而《史记》则根本没有“禅让”的记载。联系到秦始皇后来“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的打算，人们选择相信《史记》。不过，看历史不应该只看一家所言。《史记》本身孤证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不少，所以以它作为评判其他史书的标准难免有失偏颇。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让后人对《说苑》的记载产生怀疑，那就是，《说苑》的作者刘向是王莽的得力助手，而王莽是假借“禅让”篡位的。当时刘向为了给王莽篡位造势，不惜篡改前史，特意制造了新五行学说，这种行为难免让后人对他的人品产生质疑，也会自然地想到刘向这段文字是为王莽造势用的。
实际上，秦始皇有禅让思想是有可能的。战国时曾一度流行“让贤”说，很多人不但深信尧舜禅让是真事，而且还有人效而行之。魏惠王曾打算让位给惠施、秦孝公想要让位给商鞅，燕王哙则是真真实实地让位给予之。虽说“禅让”之说是儒家吹捧的，而秦国向来崇尚法家思想，但是其统治者也难免受到影响。
秦始皇成功地统一全国，认为自己的功德足以压倒一切帝王，应该与尧、舜等古圣贤王在一个高度，所以极有可能想搞一番行禅让的举动，以显扬美名。这或许只是作秀，却是有可能发生的。刘向虽然有过劣迹，但《说苑》中的记载也不可能完成是无中生有的荒诞之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苑·至公》中这篇记载可以作为《史记》的补充资料，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那么，如此有参考价值且甚为重要的材料为什么会长期被人们忽视和否认呢？总结一下，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尧舜历来是人君的典范，而秦始皇则向来是被唾骂的暴君，特别是在西汉初期，人们对秦始皇的残暴、苛政耳闻目见，认为秦始皇不配与尧舜相提并论，因此不愿意讲述秦始皇欲仿尧舜行禅让这件事，史料难免不完善。司马迁是汉初人，一来不能免俗，二来作为治史严谨的他，在资料不确定的情况下，不记此事也是可能的。
其二，人们对《史记》的可靠性过分迷信。作为正史之首的《史记》，其内容往往是史家们、学者们考证史事和研究历史问题的权威性材料。汉代一流学者、史学家班固在所著的《汉书·司马迁传》中评价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基本上是学术界评价《史记》的主流态度。再加上有关秦始皇的事迹多见于《史记》，其他的书籍记载甚少。因此很自然地，《史记》中这部分内容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最高标准。
其三，人们对《说苑》的史料价值认识不够。《说苑》一般被看做是杂史，其史料价值及学术地位大大低于《史记》。但这并不能说它的材料就不可信，也不能因为与《史记》相左就完全摒弃其他材料了。
一方面，秦始皇一生事迹颇多，司马迁在有限的篇幅中有遗漏或忽略，甚至是有意识地不记，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说苑》是刘向根据朝廷秘藏档案、书籍写成，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已散佚，只在《说苑》中保留了一点遗文琐语。从这方面讲，《说苑》的确值得珍视了。再者说，刘向所处的西汉与秦始皇时代相距不远，西汉人所记述的秦始皇事迹该不会有太大的走样与讹误。加上西汉后期的人对秦始皇已不像汉初人那样憎恨，不会排斥在一定的场合下提及并且认可秦始皇的某些具有善行性质的行为。刘向或许正是掌握了这则资料，并且在编撰《说苑》时用上了。
秦始皇真的想过禅让吗？《说苑》中的内容是司马迁写史时所遗漏或有意不用的内容吗？由于还没有更多的证据加以论证，还无法确定最终的答案，但是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应该给秦始皇的人品作一个新的评价，所谓的专制暴君竟还有如此深明大义的事迹。
只“焚书”未“坑儒”
对于秦始皇的为人，无论是贬是褒，大家似乎都有一个共识，即这位始皇帝统一中国之后“焚书坑儒”，大开杀戒，一次就活埋了四百多位儒生。然而，对于秦始皇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事件，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秦始皇并未坑儒，他坑的是一些江湖术士。那么，秦始皇坑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关于“焚书坑儒”，《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秦始皇建立政权以后，视天下苍生为刍狗，贪婪暴虐，滥施刑罚，弄得民不聊生。特别是他为了控制思想，听从丞相李斯的建议，尽烧天下之书，引起了读书人的强烈不满。
当时有两个为始皇求长生药的人，一个姓侯，一个姓卢，两个人私下议论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因为灭了诸侯，统一了天下，就以为自古以来的圣贤谁也比不上他。他高高在上，听不到批评之声，日益骄横；官员们为了讨好他，只能战战兢兢地说谎欺瞒。他还颁布法律，规定方士之术不灵就要被处死。如今大家因为畏惧，谁也不敢指出始皇之过，致使天下之事无论大小皆取决于皇帝。他竟然还用秤来称量大臣们的上疏，如果大臣们每天呈上的疏奏（竹简）不足一百二十斤，就不让休息。像这种贪权专断的人，我们不能为他求长生不死之药。”
于是，二人脚底抹油，跑了。
秦始皇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又因为有人举报咸阳的诸生中有人妖言惑众，扰乱老百姓的思想，于是，始皇下令逮捕了一些散布“妖言”的读书人，并且严刑拷打，令其互相检举揭发，有四百六十多名儒生被牵连进来。秦始皇一声令下，这四百多号人遂被活埋于咸阳。这就是发生于前212年的“坑儒”事件。
关于坑儒之事还有一种说法：由于秦始皇把文字统一为大篆和隶字，引起国人的诽谤怨恨。考虑到识字最多的是儒生，为了防止他们带着天下人闹事，秦始皇决定对儒生下手。他先是广召儒士书生到咸阳当郎官，共召到七百余人，然后密令亲信在骊山硎谷的温暖向阳之处种瓜。瓜成熟之时正值冬天，他又指使人上奏：“骊山竟然冬天长出瓜来了！”秦始皇假装不相信，令诸生前去察看。诸生到谷中之后，正在辩论不休之时，忽然四面土石俱下，所有的人都被压死了。
骊山硎谷后来又叫“坑儒谷”，在汉代，这里叫“愍儒乡”。有人考证，坑儒谷在今陕西省临潼西南部五里处，是一个狭长幽深的山谷，地况很符合这个记载。
“骊山坑儒”说仅见于东汉初年卫宏作的《诏定古文尚书序》，而且也没有注明出处。因此有人认为，骊山坑儒其实就是咸阳坑儒的误记。但是，卫宏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的著名学者，治学严谨，以他的治学态度，应该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错。况且，《史记》记载的秦始皇咸阳坑生，与卫宏所记骊山坑儒在地点、人数、坑埋方式上都不同。所以，有人认为，如果卫宏和司马迁的记载都是真的，那么秦始皇至少坑过二次儒。
需要注意的是，《史记》中提到这段时，用的是“诸生”而非“儒生”。而“坑儒”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西汉初年的典籍中，此时距秦始皇死后已经一百多年。
西汉始元六年（前81年），汉武帝的财政管家桑弘羊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发表了一通宏论，大意是，儒生们只知夸夸其谈而不切实际，表里不一，就像那些鸡鸣狗盗之徒一样，自古以来就是祸害。鲁国国君将孔丘驱逐，弃之不用，就因为他首鼠两端，貌似圆滑其实迂腐，并没有切合实际的主张。基于同样的道理，秦始皇才烧掉儒生们的著作而使其言论不得传播，宁愿将他们活埋也不任用。（见《盐铁论》）之后，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明确地提出秦始皇“坑杀儒士”。此后，《史记》中所说的“诸生”渐渐演变成“儒生”。
魏晋时期，伪书《古文尚书》中有篇“孔安国序”，序中说：“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这大概是“焚书坑儒”一词的最早出处。这一说法被后世广泛引用，流传至今。

第十九章 还原真相

先来说“焚书”。
焚书源于周青臣与淳于越的一段论争。
前213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年，为了庆贺秦王朝修筑长城及取得南越地，始皇在咸阳皇宫里大宴群臣。
有一个名叫周青臣的仆射借给皇帝敬酒的机会称颂始皇说：“以前，秦国很小，地不过千里，亏得陛下你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接着，他又大赞郡县制，说秦始皇改诸侯分封制为郡县制，使国家无战争之患，人民得以久享太平。其功德从古至今没人能比。
周青臣的话虽然不无阿谀奉承的成分，但陈述的也基本上都是事实。不料，却引起了一个名叫淳于越的人的不满。
淳于越一向主张厚古薄今，认为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当代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当他听周青臣赞美郡县制，贬低分封制时，奋然而起说：“我听说商周时代都因分封子弟而传国近千年，因为分封子弟功臣可以让他们与国君互相照应。如今始皇您富有四海却不分封子弟以作呼应，倘若出现像篡夺齐国政权的田常式的人物，那将何以应付？周青臣不向陛下您指出这一点，反倒当面奉承，不是忠臣！”
淳于越与周青臣并无过节，这场争论纯属观点之争，也有文人相轻的味道，本不应该产生什么实质的后果。不料此时丞相李斯却突然插了一杠子，使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
李斯说：“三皇五帝治国各有其法，都搞得好好的。这是因为他们能根据天下大势，来用不同的政策。如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愚腐的儒生不明其理，淳于越拿三皇五帝来举例，这值得去效法吗？那时候诸侯相争，大家都想招徕天下的读书人，现在天下已定，以法治国，老百姓致力农工业，知识分子要学习法律，这才是正道。现在这些儒生不从当下出发，反而以古代的例子说现在的不是，迷惑百姓，我冒死劝皇上：过去天下大乱，各执一词，才有诸侯并起，都借着古代说事儿，花言巧语没有一句是有用的，大家都尊崇乱七八糟的学术，而不是国家的制度。如果皇上统一天下，应该统一思想……臣请求：如果不是我朝撰写的历史都烧了，除非是博士官的职责，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都让地方官烧毁……”
李斯啰里啰嗦说了许多，中心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应当厚今薄古，而不能以古非今，为此，他建议烧书，而且要以严厉的措施去执行。
注意，李斯要烧的是“秦纪”以外的历史著作，并没有建议秦始皇连儒家的《诗经》《书经》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全部都烧掉。
另外，在《史记·李斯传》中也提到了此事，司马迁转引李斯的话说：“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李斯对于那些诗书百家语，仅用了一个“去”字，并没有肯定地要“烧”。紧接着这段话还有一句：“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注意这里是“收”而不是“烧”。
结合以上三段话，可以明显地看出，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并没有烧，只是由秦王朝中央政权和相应的政府官员收藏，目的是为了“愚百姓”，而不是为了损毁。
《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一段记载也可以证明秦始皇并没有烧书。这种记载是：“何（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意思是说，当初刘邦军队攻下咸阳城后，萧何先行没收了秦朝丞相、御史所藏的律令、图书；后来，刘邦坐了天下后，从这些图书中获得了天下要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等等资料。
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秦始皇只不过下令收缴民间图书，藏在官府和学官之手，并没有将它们烧了，至少没有全烧了。否则，萧何收什么？汉代又怎么可能“得百家言四百二十篇”。
烧掉前代所著史书，无疑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犯罪，但事情应该一分为二，对于“烧尽天下书”这样的误解，还是应该澄清的。其实始皇也不是傻子，如果把书都烧了，上层建筑也就全完了，统治的基础同样会受到极大的动摇，他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
如果说“焚书”不是烧尽所有的书，那么，“坑儒”又是否真的是“坑杀儒生”呢？也不完全是。
“坑儒”一事缘起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这一天，嬴政驾幸梁山宫，随行的人马车骑甚众。把酒临风，驻足山顶时，秦始皇偶一抬头，发现丞相的随从很多，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当时秦朝的丞相设左右两名，分别是李斯和冯去疾，不知超标的是哪位。这一细微的举动被随侍在侧的一个中贵人（宦官）发现了，这个中贵人与超标的这位丞相是朋友，就将皇帝对他的车骑过多似有不满这一情况泄露了出去。
几天以后，秦始皇不知道如何听说了此事，于是大起诏狱，把当时在身旁的中贵人全部处死，弄得人人自危。随后就发生了侯生和卢生逃跑，四百多人被迁怒而丧命的事。
这杀死的四百六十多人都是些什么人呢？自西汉以后，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儒生。然而，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叙及这段史实，原文是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术士不等同于儒生。术士者，方士也，是我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如秦始皇时“入海求仙”的徐福，汉文帝时“望气取鼎”的新垣平，汉武帝时主张“祠灶”的李少君，自言能“致鬼”见李夫人的齐人少翁，等等。
再者说，骗秦始皇钱财“以巨万计”的是方士，如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的徐福，以及诽谤秦始皇并逃跑的侯生、卢生，秦始皇为什么要拿儒生泄愤呢？退一步说，即使侯生、卢生是儒生，秦始皇也不会放过骗走他钱财的方术之士而单单去惩治儒生。换言之，根本没有证据证明秦始皇当年坑杀的都是儒生。
人们之所以认为秦始皇坑的是“儒”，有一个理由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称所坑者为“生”，而司马迁在《史记》索引中的说“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所以，“生”即“儒者”。其实，这明显是断章取义，因为汉代以前，方术之士也可以叫生，如《史记》中有载的安期生就是著名的术士。所以，秦代的“生”不完全是儒生。况且，“坑儒”是秦始皇去世一百多后才出现的说法，于是有人认为，“坑儒”应是西汉文人出于对秦始皇暴政的愤怒，而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如章太炎、顾颉刚等人，就认为秦始皇并没有坑过儒，他坑的其实是“方士”。
至于“骊山坑儒”的历史记载，由于是个孤证，所以尚不能作为定论。
方士中可能有儒生
前面虽然论证了秦始皇并没有专门坑儒，但是所坑的“生”中，是否有一部分是儒生或准儒生呢？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秦始皇“焚书坑生”之后，其长子扶苏谏道：“如今天下初定，远方的人民未必心服。这些儒生（原文是“诸生”）都是学习孔子的，陛下这么严厉地惩罚他们，我怕天下百姓因此而恐惧不安。请皇上明察。”秦始皇闻谏大怒，把扶苏赶到遥远的北方边境，让他当蒙恬的监军去了。此举，导致了后来的沙丘之变。
司马迁在记载秦始皇咸阳坑生一事时，只是笼统地说“诸生”或者“术士”，扶苏在进谏时，则把“诸生”的意思解释得非常明白：“诸生皆诵法孔子。”——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徒子徒孙自然就是儒生。
为什么同一本书记述如此混乱呢？可能是因为秦始皇喜鬼神之事，派人到处求仙药，于是有一些儒生便投其所好，混进术士的队伍，本想借此博取功名利禄，不想却被秦始皇所坑，所以司马迁才说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另外，方术之士多数也是读书人，可算是准儒生。更何况，一旦杀戮就可能伤及无辜，这些被坑的“生”中难免会有一些被错杀的儒生。
秦始皇“坑生”的行为对秦王朝的打击是巨大的。在司马迁看来，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对当时人们研习“六艺”是个致命打击。陈胜吴广起义之时，山东一带的儒生毅然参加义军，孔子的八代孙孔鲋还做了陈胜的博士，后来与陈胜一起遇难。陈胜能够在一个月内就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这些儒生功不可没。
按理说，儒生应该是最维护君臣纲纪的一批人，此时却纷纷跟随陈胜造反，一方面或许是因为“焚诗书”式的文化专制政策剥夺了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权利，使他们无以为生，忍无可忍之下走上武装反抗之路。同时也应该与一部分儒生被杀有关。试想，假如秦始皇坑杀的都是些装神弄鬼、招摇撞骗的方术之士，不会对儒生们产生那么沉重的打击，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不会那么恶劣。
综合上述各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秦始皇焚过书，但并非尽毁；发生咸阳的坑“生”事件，其矛头主要指向方术之士，但也波及到儒生。秦始皇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蛮横无理，他所作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那些真实存在的事情虽然不能抹去，但通过揭示其背后的真相，可以帮助我们后人看清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希望世人对秦始皇的误解由此篇开始化解。
项羽没烧过阿房宫
传说中秦始皇爱上过一个美丽的民间女子，芳名阿房，但这段美丽的爱情终究没有换来美丽的结局，为了纪念这位他深爱过的女子，秦始皇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了极度奢华的阿房宫。数十年后，楚霸王项羽入关推翻秦朝暴政，听说爱妾虞姬被擒，一时恼怒，竟一把火烧掉阿房宫，大火烧了整整三个月，方圆百里尽成灰烬。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唐代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成了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的证据。《史记》上似乎也说得明确：“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寝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然而，项羽真的烧了富丽堂皇的阿房宫了吗？抑或只是历史学家的一厢情愿的想像呢？这段众人皆知的火烧阿房宫历史，直到两千年后才有了逆转性的结论。
惊人的考古发现
阿房宫建于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位置在渭河以南的上林苑中。它位于今陕西西安市以西十三公里处，与秦都咸阳隔渭河相望。阿房宫的工程非常浩大，秦始皇在位时只建成一座前殿。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光这座前殿的规模就大得惊人，“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继续修建。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中写道：“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足见阿房宫之宏大。
按照今天的度量计算，阿房宫占地面积达八万平方米，容纳万人自然绰绰有余了。相传，阿房宫大小殿堂七百余所，一天之中，各殿的气候都不尽相同。宫中珍宝堆积如山，美女成千上万。如今，在陕西西安西郊三桥镇以南，还保存着面积约六十万平方米的阿房宫遗址。可见，阿房宫宫殿之多、建筑面积之广、规模之宏大，它是世界建筑史上无与伦比的宫殿建筑。
2002年，中国考古工作者组建了阿房宫考古工作队，他们试图从这座被累累黄土尘封了两千多年的遗迹中，找到那一片被大火焚毁的宫殿。然而，挖掘的结果却出乎人们的意料——阿房宫并没有被火烧的痕迹！
会不会因为两千多年过去了，无数次风霜雨雪的侵袭，已经把大火留下的痕迹抹去了呢？不是。有例子作参考。汉代长乐宫曾经是西汉首都长安城中最为华美的宫殿之一，是汉武帝母亲的居所。相传两千多年前，年幼的阿娇就在这里遇到了同样年幼的汉武帝刘彻，成就了“金屋藏娇”这段千古佳话。东汉末年，长乐宫被焚毁，火烧过的痕迹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阿房宫与汉代长乐宫的建筑年代相差并不遥远，如果同样是被烧毁，为什么看起来如此不同呢？只能有一个可能：阿房宫并未被项羽烧毁。
“阿房宫根本就没有被烧过”，这一论点引发了中国考古界的争论。有人指出：是不是考古队把地点搞错了。考古队认为没有错。根据史书记载，为了修建阿房宫，秦始皇曾经请来众多术士，寻找咸阳附近的风水宝地，最后他认为在周朝两个都城之间的地方最为合适。考古队发掘的位置正在此范围内，而这个地点也是前人广泛认可的。
《史记》错了？
如果承认阿房宫没有被烧过，那么是不是千百年来一直被奉为最佳历史典籍的《史记》错了？这种可能是有的。当初人们破译殷商历史的时候，也碰到过相似的情况。据《史记》记载，殷商拥有近千年的统治，这使它成为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然而根据人们的考古发现，商灭亡的时代比司马迁所记述的早得多，这其中的谬误足足有五百多年。
这一次在阿房宫的问题上，《史记》会不会也发生了错误呢？
经过仔细分析史料，发现《史记》中并没有记载项羽放火焚烧阿房宫，而是说项羽火烧秦都咸阳的宫殿建筑。《史记·项羽本纪》中说：“（项羽）遂屠咸阳，烧其宫室……”、“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这一记载已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也就是说，《史记》中所说的“宫室”，是被火烧过的秦都咸阳宫和其他秦朝宫室，而不是地处渭河以南的上林苑中的阿房宫。是后人误会，把它说成是阿房宫。
明确地提出阿房宫被大火焚毁过的人，最著名的要算唐代的大诗人杜牧，今天的人们坚持说考古队有误的结论，也多是以他的《阿房宫赋》为依据。有人认为，杜牧是个文学家，他虚构出火烧阿房宫的事件，或许是为了达到以古讽今的目的。不过，仅以杜牧是文学家为理由，就证实考古队的观点，显然也是不够的。所以项羽是否烧过阿房宫还有待考证。
争论虽然还存在，但到了2004年初，考古界已基本一致认为“阿房宫没有烧过”。
既然都说阿房宫没烧，那让人费解的是，项羽既然烧了咸阳宫，兵马俑等秦代瑰宝，又为什么会独独放过阿房宫呢？考古队抛出爆炸性的观点——阿房宫根本就没有建成！因为考古中发现了三个疑点。
疑点一：2003年底，阿房宫考古队在阿房宫遗址的北墙上发现了大量的汉代瓦片。汉代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秦代的建筑上呢？难道阿房宫一直沿用到汉代，这些瓦片是修缮时所为吗？
疑点二：阿房宫前殿遗址是迄今所知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宫殿夯土台基基址。仅就前殿五十四万多平方米的台基来看，这样规模的建筑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另外，从秦始皇晚期至秦二世，再到秦王子婴的全部政治活动，都是在咸阳宫或望夷宫举行的，而从未提到过阿房宫。
疑点三：阿房宫存在与否的铁证只能是当时的文字记述或实物。然而，迄今没发现任何实物例证。如果宫殿建成，无论怎样焚毁，都应像秦咸阳宫遗址那样，有一米多厚的瓦砾堆积遗存，而阿房宫遗址没有。况且，如果宫殿建成，金银财宝会被洗劫，怎么可能连一个破碗都没有遗存呢？
同时，文献资料也透露出阿房宫并没有建成的信息。《史记》里说：秦二世即位时，阿房宫“室堂未就”，因始皇崩，阿房宫被迫停工，将七十万劳力全赶去修秦陵。等到这年四月“复作阿房宫”，七月陈胜吴广就起义了。如此短的时间内显然建不成阿房宫。
至于杜牧那篇声情并茂的《阿房宫赋》，考古队认为，那可能是他根据生平所见过的宫殿想象出来的。而明代以后出现的阿房宫图，则是以杜牧的想象为基础的。
事实上，历史上早就有人指出过阿房宫前殿没有建成，关于其规模的描述都是图纸上而非实际上的。南宋程大昌就在《雍录》中写道：“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者，乃其立模，期使及此。”后两句的意思是：那是设计的模型，希望达到这种样子，事实上并没有付诸实施。可惜的是，这种声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至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断定，在历史之中，阿房宫没有建成，更没有被烧毁过，它只是秦始皇一个未竟的梦想。虽然它在历史上未曾建成，但那个前所未有的美丽与奢华的设计梦想，让它获得了“天下第一宫”的盛名，同时也让它成为一座骂名昭著的宫殿。阿房宫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早已深入人心。
如果阿房宫没有存在过，那么，后人给项羽安了一个“火烧阿房宫”的莫须有的罪名，确实是冤枉了这个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一代霸王！

第二十章 韩信并没有谋反

在楚汉相争的历史大决战中，韩信叱咤风云、纵横捭阖，谱就了辉煌的历史篇章。然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位旷世名将，最终因“谋反”之罪横遭杀戮，死非其所，实堪哀伤。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瞻仰韩信庙时的感慨：“将略兵机命世雄，仓皇钟室叹良弓！”
古往今来，许多人认为韩信并未谋反，这是刘邦、吕后制造的一大冤案，是谋杀。那么，韩信是谋反还是被谋杀？又是如何被谋杀的呢？
社会经验等于零
韩信是西汉开国功臣，其军事才能在太史公如椽巨笔的描述下，早已为世人熟知。作为军事家，韩信是继孙武、白起之后，最为卓越的军事将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兵，是中国战争史上最善于灵活用兵的军事家。他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军事典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背水为营”“拔帜易帜”“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等。而他指挥的陈仓之战、安邑之战、井陉之战、潍水之战、垓下之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都是战争史上的杰作；作为战略家，他在拜将时的言论，成为楚汉战争胜利的根本方略；作为统帅，他自出山起，“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见《史记》），天下莫敢与之争锋，其卓著战绩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观。
然而，韩信虽然是个军事天才，但他在政治斗争上几乎等同于白痴。
韩信早早丧了双亲，家道贫寒，因生计无着，常食不果腹。曾“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就是去蹭饭，甚至蹭到一位以洗衣服为生的老妇人漂母那里。结果亭长家讨厌他，每次都故意提前吃饭时间，让韩信扑个空。漂母起初一直给他饭吃，最终也忍不住批评他无所作为。
他还时常遭到同乡地痞流氓的欺辱。韩信之所以总被流氓欺负，虽与他孤苦无依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太特立独行了。韩信从小熟读兵书，学成后总觉得自己是大将之才，常常挎着把剑四处招摇。这种特立独行的装扮难免会让那群流氓产生好奇，不免想试试他是否与他的那副很酷的装扮相符。韩信兵书读得多，体力难免不及乡民，更流行的说法是，韩信不屑于与宵小之辈争斗而误了大志，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信钻了一个流氓的裤裆，后人称之为“胯下之辱”。
项羽与刘邦纷纷揭竿而起反秦后，韩信先是投奔了项羽，项羽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军事天才，只让他当了一个小小的粮库站长。韩信当然认为自己的才能不至于干这个，于是又跑去了刘邦那里。结果，刘邦也没有看上他。倒是刘邦手下的萧何发现此人是个天才，多次向刘邦举荐，刘邦勉强给了他个小官做。
楚汉战争前期，刘邦总是失败，汉军中的许多人不看好他，都逃跑了。韩信也逃跑了，却被萧何追了回来。“萧何月下追韩信”讲的就是这段。刘邦在萧何的建议下任韩信为将，韩信正式登上了楚汉战争的舞台。
韩信被起用后，其展现的军事才华令人瞠目结舌。刘邦对韩信生出相见恨晚之意，对他言听计用。因此，韩信对刘邦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在刘邦为其提供的宏大舞台上运筹帷幄，自由驰骋，恣意挥洒其军事才情。
在刘邦与项羽两军对垒的严峻关头，韩信握有可与刘邦、项羽三足鼎立的实力。所以，项羽派武涉游说韩信反汉，与楚连和，三分天下。韩信不为所动，他在拒绝武涉时，说出了肺腑之言：“想当年，我投奔项王帐下时，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守卫）。项王对我言不听，计不用，因此我才弃楚而投奔汉王刘邦。汉王对我十分器重，授我上将军印，交给我数万兵将，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把自己的食物给我吃，对我言听计用，我才有如今的成就。他对我如此信任，如果我背叛他会招来报应的。所以，你也别劝了，就算我死了也不会背叛汉王！”
当时齐国有一个著名的辩士蒯通，也来游说韩信。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分析利害关系，两次奉劝韩信反叛，并向他指出继续听命于刘邦的危险性，“韩信犹豫不忍背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意思是说韩信有些心动，但仍然不忍心背叛刘邦，又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刘邦不可能对他怎么样，所以最终还是拒绝了蒯通的劝说。
韩信被刘邦重用四年后，也就是前202年末，韩信率各路汉军约四十万大军，在垓下（安徽灵壁东南）将项羽的十万兵马团团包围。入夜，韩信令汉军四面唱起楚歌，终使楚军丧失斗志，被汉军一举聚歼灭。项羽仅带二十八人冲出重围，逃至乌江，又被韩信的部队追击，项羽吟颂了著名的《垓下歌》后，挥剑自刎，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结束。
韩信为汉王朝的建立所作的贡献是决定性的，司马光就认为：“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韩信之功也。”然而，楚汉战争结束后，韩信的不幸也来临了。垓下之战结束后，刘邦还至定陶，只带了几个随从，在韩信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冲进他的军营，把韩信的官印和兵符全都收缴。韩信一下就成了光杆司令。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邦对帮助他得到天下的功臣，猜忌心很重，韩信功高至伟，尤其被猜忌。
被夺印后的第二年，刘邦大封功臣，把韩信封为楚王，理由是，那里是你的家乡，你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但并没有给他任何兵。此时，韩信成了没有牙齿的老虎，只能听从刘邦的摆布。
谋反之谜
韩信在楚王位上只待了四个月，朝廷就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刘邦急急召见群臣，说：“有人告发楚王韩信要谋反，怎么办？”
这个告密者到底是谁，《史记》中没有说，只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当时韩信已经是个光杆司令，假如是刘邦想收拾韩信，直接动手即可，没有必要采用欺诈的手法。所以，可以断定，这个告密者是存在的，而且摸透了刘邦的心理。韩信与刘邦并非心心相印，早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被项羽围困固陵，急切希望韩信来解救。但韩信却趁火打劫，向刘邦讨要自己刚攻占下来的齐地，而且要封他为齐王。起初刘邦不肯，但因为保命要紧，再加上手下人的劝说，最终咬着牙让韩信做了齐王，但是心里一定记着这个仇。所以，即使韩信没有造反之意，由于偏见，刘邦也会相信韩信要造反。大臣们都认为告密属实，所以异口同声地骂道：“亟发兵，坑竖子耳！”翻译过来就是：“赶快派兵攻打，活埋了那个王八蛋！”但是考虑到韩信是个打仗的天才，刘邦的臣子中没有与之对抗的人物，于是刘邦最终采取了陈平的调虎离山之计：刘邦假装巡视云梦（今湖北江陵一带），把韩信诓去，然后只用一个壮士就能生擒他。
韩信收到消息后，意识到刘邦来者不善。他左思右想，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最后想到了自己的老乡，曾经追随项羽的大将钟离昧身上。
当年项羽自杀，钟离昧并没有陪项羽共赴黄泉，而是逃到楚地，投奔好朋友韩信。在此期间，刘邦曾通缉过钟离昧，但一直毫无线索。韩信认为，大概是有人告密，捅出了此事。韩信有点后悔当时收留钟离昧了。这时有人建议韩信杀了钟离眛去谒见高祖，高祖必定高兴，也就不用担心祸患了。韩信思之再三，当面与钟离眛商议此事，钟离眛说：“刘邦之所以不攻打楚国，是因为我在你这里，如果想逮捕我去讨好刘邦，我今天死，随后亡的定是你韩信。”说完钟离昧自杀而亡。据说钟离昧自杀前，说韩信：“你真不是一个仁厚之人！”这件事说明韩信并不是一个好朋友，但也说明，他在当时没有背叛刘邦的念头。
不过，韩信想错了。当他提着钟离昧的首级见到刘邦时，还没来得及解释，就被刘邦命武士绑了起来，放在随从皇帝后面的副车上，启程回临时国都洛阳。韩信被绑后，长叹道：“果然像人们说的那样，‘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当然应该被烹了。”刘邦不想让人当作是这样的人，他争辩道：“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抓你。是因为有人告密，说你要谋反。”韩信听了，也不多辩，任其缚绑。
回到洛阳，刘邦思来想去，认为韩信谋反并无实据，再说韩信就算有谋反的念头，但毕竟功大于过，于是只把他贬为淮阴侯，让他住在长安，软禁在自己身边。
韩信无故被贬，自然牢骚满腹，常常称病不朝。他自视甚高，认为和绛侯周勃、颖阳侯灌婴等处在同等地位是羞耻的事。一次韩信去拜访樊哙，樊哙行跪拜礼恭迎恭送，并说：“大王竟肯光临臣下家门，真是臣下的荣耀。”韩信出门后，怅然叹道：“我这辈子居然同樊哙等同列！”刘邦当然明白韩信这是心中不服，但也没有采取措施，对他的软对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又有告密者告发了韩信。这一次，告密者留下了姓名，这个人叫栾说。
在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载了韩信“谋反”的故事：阳夏侯陈豨被封为巨鹿郡郡守，前来向韩信辞行。韩信支开左右，与陈豨在庭院里散步。他拉着陈豨的手仰天长叹道：“你可以同我说知心话吗？我有话想同你讲。”陈豨也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他表示“唯将军令之”。韩信说：“你所管辖的地方，是屯聚天下精兵的地方，而你又是陛下亲信宠爱的臣子，若有人说你谋反，陛下一定不相信；如果再有人告你谋反，陛下就会产生怀疑；如果第三次有人告你谋反，陛下定会大怒而亲率军队征讨。你去上任后，我为你在京城做内应，就可图谋天下了。”陈豨了解韩信的才能，表示一切听从韩信的指示。汉十年（前197年），陈豨举兵谋反，自立为王。刘邦亲率大军前去征讨，韩信称病，没有跟随出征。
栾说的哥哥是韩信的舍人，也就是家臣。很可能是在处理一些事情上不符合韩信的心意，韩信就把此人囚禁起来，同时还声称要严厉制裁他。就在栾说与哥哥见面的时候，这位家臣把韩信要谋反的消息告诉了栾说，栾说毫不迟疑，立即上书吕后，告发韩信与陈豨密谋造反一事。他说，韩信还与家臣谋划：在夜里假传诏旨，赦放官府中的囚徒和官奴，然后率领他们去袭击吕后和太子。
不久，陈豨果然自称代王，联合韩王信、燕王绾举赵代之兵反叛，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征讨，吕后及萧何守卫国都长安。吕后和萧何秘密商量后，认定韩信肯定是和陈豨商量过谋反的事情。
听了吕后的话，萧何也觉事态严重。经过密谋，两人决定：由萧何去见韩信，诈说叛军已经被刘邦平定，陈豨已死，诸侯与群臣皆入朝祝贺，也请韩信入朝致贺。韩信相信了萧何，跟着萧何到了长乐宫。结果可想而知，韩信进宫见不到皇帝，只见到了一大批武士。吕后可没有刘邦那么仁慈，连问都不问，就将他杀了。随后，吕后又下令灭了韩信的父、母、妻三族。
韩信被杀后，刘邦回到洛阳，听了这个消息后，又喜又叹。至于韩信是否真的要谋反，刘邦没有问。于是，“韩信谋反被杀”就成了历史上的重大谜案之一。
死于谋杀？
韩信临死前，并没有亲口承认谋反之事，根据《史记》的记载，韩信似乎的确与陈豨探讨过谋反事宜。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他在齐王任上时，具备与刘邦、项羽三足鼎立的实力时不反，却在无兵无卒的情况下造反，实在是玩火自焚。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韩信之“谋反”是被诬陷，而司马迁则是用了曲笔，明肯暗否。韩信临刑前说：“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大祸临头之际，韩信才后悔未用蒯通反汉之计，这足以说明：韩信终其一生，始终未动谋反之念。
事实上，分析《史记》等史籍对韩信“谋反”事实的相关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出有许多矛盾之处，令人质疑。
其一，韩信在刘邦胜负未卜的时候，拒绝蒯通游说他另起炉灶的劝诱，等到了刘邦功成名就之时却心生异志，这对于一个深谙兵法的将帅来说太过于违背常理。
其二，韩信两次被刘邦袭夺兵权，早已从中察觉到刘邦对他的猜忌与畏惧。但是，他在刘邦被项羽兵困固陵时不反，到楚地为王时不反，迎刘邦于陈地时不反，为何偏在无权无兵、蛰居长安之时谋反呢？一代名将怎么可能如此没有谋略？
其三，以韩信的智慧，他怎么可能在受到监视的情况下，还与陈豨“辟左右与之步于庭”密商谋反之策？这不是欲盖弥彰吗？再说，韩信与陈豨商定谋反之时无第三者在场，外人如何知道谈话内容？司马迁的记录何以那么详细？
其四，陈豨向来是刘邦的亲信，与韩信关系一般，韩信怎么会愚蠢到贸然向皇帝的亲信吐露心曲，而且是谋反这种关系身家性命的大事？再说，陈豨到巨鹿赴任后数年，与韩信一直不通音信，这样的同谋也太奇怪了吧。
其五，凡谋反者，矛头一般指向最高当权者，即皇帝。而韩信谋反的目标竟是吕后和太子，不合常理。况且刘邦当时统帅大军在外，韩信即使得手，也名不正言不顺，且并未消灭刘邦的有生力量，这样的谋反毫无意义，韩信的见识怎会低下到如此地步？
其六，韩信向来熟谙兵法，怎么可能将未经训练的囚徒和自己的家人作为造反的主要力量。且不说这些人是否能攻占戒备森严、层层设防的皇宫，靠伪造刘邦的诏旨赦免的囚徒就一定会听韩信的指挥，跟着他谋反吗？这些问题韩信不可能没想过。
其七，韩信“谋反”仅是由其舍人之弟告发，舍人弟告发的最初动机，是因为韩信要杀他的哥哥，怎见得舍人之弟不是诬告？而且舍人之弟又怎能知道如此重大的机密？韩信难道会如此粗心大意？考虑到吕后杀梁王彭越时，就是令鼓越的舍人诬告彭越“谋反”，那么，韩信舍人之弟告发韩信“谋反”是否也是吕后所指使，实在值得怀疑。
其八，如果韩信确有谋反意图，当萧何骗韩信入宫时，韩信怎会不做任何防备，而是坦然涉险，轻易进宫？韩信死前，为什么只感叹自己平定齐地之时未听蒯通之言，而没有悔恨自己谋划不周？
其九，韩信“谋反”虚实尚未可知，吕后就诱而杀之。对于朝中第一功臣被杀，刘邦为何不责吕后，甚至不详加调查。是否说明刘、吕设谋于前？
综观历史，历朝历代的开国功臣大都很少得到善终，这是历史规律。韩信虽然没有造反的实证，却有造反的实力，这不能不让刘邦有所顾忌。况且，韩信当初要挟刘邦的事，总不能让刘邦痛快。再说，汉朝初年，刘邦辛苦奔波，全是为了各地造反的诸侯王，他不能不对韩信心生惧意。所以，韩信之死是必然的，只是如何死法而已。韩信如果真的要造反，那么是告密者毁了他；如果他没有想过造反，那么，是刘邦利用告密者毁了他。当时，还有什么能比“谋反”之罪更能达到杀鸡儆猴，震慑其他异姓王的目的？
韩信被杀之后，其他几个在楚汉战争中和韩信同样起过重大作用的异姓王，都被以种种借口所杀，只有一个长沙王吴芮早死，幸得善终。又因他的势力弱小，封国处在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起缓冲作用，因此其后人幸免于杀戮，封国得以保存。直到五代以后，因绝嗣而亡。
刘邦在剪除韩信、彭越等异姓王后，曾经与诸大臣杀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见《资治通鉴》）可见，剪除异姓王是刘邦的既定国策，这才是韩信被杀的真正原因。
“莽汉”张飞原来文武双全
《三国演义》中，张飞以一张赛过锅底的黑脸和有勇无谋的莽夫形象出现。最终因为责罚手下过重，被部下所杀。
不过，根据一些历史资料记载，真实的张飞并非如此。袁枚在《随园随笔》卷十九中说：张飞似乎不是粗俗鲁莽的人，也并非大字不识一个，涪陵有张飞所作的刁斗铭，流江县有张飞所题写的名石，前明张士环也有诗称赞张飞说：“江上祠堂横配剑，人间刁斗重银钩。”
张飞的刁斗铭并没有流传下来，他的书法除了上述那块题石外，似乎也没有其他传世之作，倒是四川云阳县的张飞庙前所筑碑亭上有联云：徒令上将挥神笔，
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样看来，张飞非但是文武双全，而且还是位书法家。
张飞是位美男子？
张飞，字益德，汉族，涿郡（治今河北涿州）人，三国时期蜀汉重要将领，以勇猛、鲁莽、嫉恶如仇而著称。
在人们的心目中，张飞的长相应该是威猛无比的。“红脸的关公、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这句耳熟能详的歌词，反映了千百年来民间为猛将张飞勾勒的艺术形象。
然而在史书中，我们似乎看不到对张飞的相貌描述。《三国志》里对刘备“大耳垂肩，双手过膝”、关羽“美髯公”、“相貌堂堂”等均作过比较详细的描述，独独对张飞的长相只字未提，这确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正因为这样，也就使罗贯中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在《三国演义》里，张飞被描写为“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活脱脱就是一个捉鬼的钟魁。而在戏剧里张飞不仅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还加了一张黑脸。小说和戏曲里的红脸关公是有根据的，但黑脸的张飞则完全是艺术家的想象和戏剧艺术的需要，一个红脸的关公与一个黑脸的张飞同时出现在舞台上，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无疑是十分显著的。
那么，张飞到底黑不黑、丑不丑呢？虽然没有正面的资料，但我们可以从侧面资料加以推断。据史料记载，张飞有两个女儿，先后被刘禅立为皇后。在注重美貌的古代后宫，张飞的两个女儿都能够当上皇后，她们的相貌至少是不错的。由此推断作为父亲的张飞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还有一个佐证，让人们对张飞的真实长相有了更具体的想法。2004年，文物部门在四川简阳张飞营山上发现一个石人头像。该石像大约高四米，宽三米多。据当地人说，这是唐代工匠为纪念张飞曾扎寨于此，特别雕刻的。该“张飞”慈眉善目，长耳厚唇，脸上白净无须，与《三国演义》和人们心目中的那个虬髯黑面的张飞形象大相径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石像做了测量和鉴定后，发现该石像的确建于唐代。对于它是否就是张飞，虽然考古专家没有给出答案，但该石像的发现，使人们对张飞的真实面容不得不重新加以考证。
虽然人们对张飞的相貌猜测颇多，但由于缺少正史的记载，张飞的真实相貌如何，还是一个待解之谜。

第二十一章 张飞战术素养极高

民间有一句俗话：“张飞穿针——粗中有细”，意思是说张飞并非莽汉。有三件军事事件可以证明张飞有勇有谋。
其一是在当阳桥独退曹军。据《三国志》记载，208年，曹操南下，刘备从襄阳狼狈撤退，被曹操追杀了一日一夜，来到当阳长阪坡。刘备抛妻弃子逃命而去，留下张飞带领二十余骑断后。张飞临危不乱，他命人拆了当阳桥，一人横矛立马于河边大喝：“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曹军慑于他的勇猛，不敢上前，从而解了刘备之危。
《三国志》对这段史实记载得过于简略。实际上单凭张飞的那几声吼，哪怕是吼破了喉咙，恐怕也是吼不退曹操数万大军的。曹军害怕中了诸葛亮的埋伏才是退兵的原因。但是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并非是孔明的妙计，而是出自于猛张飞的计谋和胆识。
《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把这段历史写得有声有色，即所谓“喝断了桥梁水倒流”。说得是张飞为了阻挡曹操的追兵，故布疑阵，命士兵在马尾巴上扎上树枝，在桥后树林中来回奔跑，弄起滚滚尘埃，好似有千军万马埋伏其间，他自己则“怒目横矛，立马于桥上”，曹军“又以为是诸葛孔明之计，都不敢近前”。曹操也亲自赶来，张飞见此，更是邀敌来战，“声如巨雷”，唬得曹操有退却之心。张飞见状，更加有恃无恐，邀战之声更大，吓得曹操身边的大将夏侯杰“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曹操惊得急命退兵，刘备得以脱逃。
想来，曹操事后知道就这样被张飞用计耍了一次，不气煞才怪。
其二是攻取益州，义释严颜。当时，刘备攻取巴蜀，与诸葛亮齐名的军师“凤雏”庞统战死，张飞独率一军从荆州增援。他用计攻取巴郡，生擒巴郡太守严颜，之后所过必克，是刘备夺取益州的最大功臣。注意“所过必克”，这在战争中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也说明降服严颜是多么重要的事。而最可圈可点的是张飞捉了严颜后并没杀他，而是亲自为其松绑，一方面显示了张飞爱才敬才的品格，另一方面也说明张飞并非只知莽撞杀人的莽夫。
其三是巴西大战张郃。215年，曹操命大将张郃领兵三万进攻巴西郡宕渠（四川渠县），当时任巴西太守的张飞率万人迎击。两军相持了五十余日后，张飞突生妙计，将曹军引入一条狭窄的山道上，自己则率精兵绕到敌军后面发动突袭。曹军人马虽多，由于地势所限，前后不得相救，被打得晕头转向，曹军大将张郃仅带十余残兵弃马而逃，狼狈至极。张飞这一仗对蜀汉事业的贡献极大，不但从战略上挫败了曹操进窥巴蜀的图谋，还让刘备有机会乘势攻取汉中，最终实现了占据巴蜀鼎足天下的战略构想。
后世以及同时代的对手对张飞的勇谋和品格都多有溢美之词。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说：关羽和张飞都有万人不挡之勇，是虎臣。关羽报效曹公，张飞义释严颜，也都有国士之风。然而，关羽自负且刚愎自用，张飞性格粗暴并且不知道施恩，所以最终因为短处而失败。
此外，同时代的对手郭嘉、程昱、刘晔、周瑜、宋朝的傅干等人都曾赞美张飞“万人敌”“勇冠三军”“勇而有义”；杨戏在《季汉辅臣赞》中对其更是赞美有加：“关、张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携上，雄壮虎烈。藩屏左右，翻飞电发，济于艰难，赞主洪业，侔迹韩、耿，齐声双德。交代无礼，并致奸慝，悼惟轻虑，陨身匡国。”
能得到如此多的赞美，想来张飞不会是一个有勇无谋的莽夫吧？
张飞是个书画家？
张飞无疑是一员勇猛的战将。不过，张飞的能耐不只如此。据《三国志集解》等一些史料记载，他还能写诗，擅画美人，擅草书。
《三国演义》中说，张飞是一个靠杀猪卖猪肉为生的屠户。然而，根据涿州当地的传说，张飞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性情刚烈，脾气暴躁，他父亲给他请了几位老师，都被他气走了。后来他舅舅特地推荐了一个叫王养年的先生来教他。王老先生做过朝廷将官，兼有文武之才，因朝政腐败弃官回乡，以教书为生。张飞对这位先生十分敬佩，在其指点下习文练武，十三岁时就练就一身好武艺，同时遍览群书，对当时的乱世极为不满，立志要荡平天下救百姓。王先生担心张飞惹出祸来，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教张飞练书法、画美人，来缓和他的刚烈性格。三年下来，张飞的书画果然大有长进，特别是他的书法别具一格，大受称赞。著名学者邓拓先生曾专门著文《由张飞的书画说起》的文章，其中谈到张飞的书画。
元代吴镇有一首题为《张益德祠》的诗中写道：“关侯讽左氏，车骑更工书。文武趣虽别，古人尝有余。横矛思腕力，繇像恐难如。”车骑便是张飞，他于章武元年（221年）拜车骑将军。照吴镇的说法，张飞的书法造诣极高，连三国时著名书法家——魏的钟繇、吴的皇像恐怕也比不上。这个评价实在很高。
明代文献学家、曾任四川右参政的曹学佺在他的《蜀中名胜记》第二十八卷中记载，顺庆府渠县（即三国时的宕渠县）有一座八濛山，山下有一石，石上题有“汉将张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立马勒石”两行隶书大字。这段题字是张飞以少胜多，大败名将张郃后，以石代纸，以矛代笔所书。后人也认为这句话是张飞亲笔题写的。今陕西岐山县博物馆就收藏有一幅张飞“立马铭”手书碑石原拓，碑刻共二十二个文字，其字体、大小均与史载吻合。题字丰满遒劲，气势刚健凝重，不失为一篇难得的书法作品。
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三国演义》中许多关于张飞鲁莽的事件，其实都是杜撰。鞭打督邮就是一例。按照《三国演义》中的说法，刘备率关、张等人起兵不久就屡立战功，但始终不见朝廷委派官职。有一次，虽然他们救了董卓的性命，就因刘备等人无官无衔，董卓不但不表示感谢，还甚为无礼，气得张飞差点杀了他。后来在宛城一战中，刘备等人再立战功，好不容易被赏了个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的小官。哪知才干了四个月，就被朝廷免了职。不仅如此，朝廷派来的督邮还对其进行辱骂和陷害。张飞闯进后堂，见督邮坐于厅上，将县吏绑倒在地，大喝：“害民贼！认得我么？”督邮急起，唤左右把张飞捉下。但却被张飞用手揪住头发，一直扯出馆驿，掀到县前系马的柳树上缚住，用柳条鞭打督邮的腿。在前厅的玄德正纳闷间，听得县前鼎沸，慌问左右，答曰：“张将军绑一人在县前痛打。”玄德慌去观之，见张飞大骂不止，而被绑缚的人是督邮，玄德惊问其故，张飞答曰：“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督邮告曰：“玄德公救性命！”玄德终是仁慈的人，急喝张飞住手。
但据《三国志》记载，真实的情况却是这样的：刘备当了安喜县尉后，督邮以公事到县。刘备去拜见他，结果碰了钉子。刘备大怒，冲进了他的住所，将这位督邮捆绑起来，用腰带套着他的脖子像马一样绑在拴马桩上，自己弃官而逃。对这件事还有另一种说法，据《典略》称：督邮到了该县，准备解除刘备的官职。刘备听说督邮在传舍，便去求见督邮，督邮称病不肯相见。刘备气愤之极，便冲入传舍。将其捆绑在树下，“鞭杖百余下，欲杀之。督邮求哀，乃释去之。”不管哪种说法属实，都说明鞭打督邮的是刘备而不是张飞。
虽然鞭打督邮是假，但也颇符合张飞疾恶如仇、不恤小人的性格。
张飞对有学问的人礼遇有加，如荆州零陵郡人刘巴初降，张飞立即登门拜访，不想刘巴根本不理他。张飞虽然气愤，但没有抱怨一句。再比如他很敬重片刻断决百日积案的奇才庞统，当发现诸葛亮才能出众后，也是立刻“纳头便拜”。张飞还惜英雄重英雄，如捉到严颜时，严颜宁死不屈，张飞敬重其为人放了他，严颜最终被感动而归降。这些事例都说明张飞具有爱敬君子、能人的好品格。
只可惜，张飞脾气暴躁，对士兵过于严苛。刘备时常劝张飞：“你治军刑罚太重，每天都要鞭打手下的将士，又不防备他们，任他们待在你左右，这是为自己埋下祸患啊。”张飞不听，果然就是死在其部下之手。
史书记载，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张飞迁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同年，刘备为了给死于东吴之手的关羽报仇，发兵征东吴，张飞也在阆中准备出兵与刘备会师江州。由于过于心痛，张飞暴饮，而后鞭打士兵，结果在出发前夕，被其部将张达﹑范强（《三国演义》中作范疆）谋杀。远在成都的刘备闻得张飞都督有表来到，未卜先知，大呼：“噫！飞死矣。”所以，后主刘禅时追谥他为桓侯。
张飞死于阆中，自然葬在阆中。阆中人仰慕张飞的忠勇，在墓前还修建了张飞庙，现存的墓是明清时重建的。
民间有句话，说张飞“身葬阆中、头葬云阳”又是怎么回事呢？
据说范强、张达趁张飞醉卧之机，将其斩杀，并割下他的头颅前往东吴，准备到孙权那里去邀功请赏。走到云阳时，听到吴蜀讲和的消息，慌乱中把张飞的头颅丢入长江之中。张飞头颅顺水漂流，被一位老渔翁捞了起来。张飞托梦给渔翁，叫渔翁背他的头走，到了走不动的那个地方就给他安葬建庙，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云阳张飞庙。据史料记载，这座张飞庙又名张桓侯庙，始建于蜀汉末年，后经宋、元、明、清历代扩建。原址位于长江南岸飞凤山麓，依山傍水，与云阳县城隔江相望。这里的老百姓将张飞奉为神明，每当张飞生日、祭日以及逢年过节都要焚香供奉。
魏延的千古奇冤
《三国演义》中说，西汉三国时期，魏延在南部四郡之一的长沙，为救同为大将的黄忠，杀了太守，而后开门献城，投降了刘备。诸葛亮见其脑后有反骨，要杀他，因刘备求情方留下为将。三国后期，先主刘备死于白帝城，其子刘禅继位。诸葛亮因帐下虎将不多，继续使用魏延。但因忌讳其脑后的反骨，所以不给兵权，也不让其任要职。后诸葛亮星落五丈原，死时算定魏延不久必反，随叫马岱在其反时，伺机杀之。果然诸葛亮死后，魏延马上就反了，马岱按诸葛亮之计，方才杀了魏延。
因受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魏延是一个脑后长有反骨的人物，被诸葛亮设计所杀似乎是罪有应得。虽然后来不乏替魏延翻案者，但《三国演义》塑造的反贼魏延形象实在是深入人心，很难在世人的心目中抹杀。
什么是“反骨”？一种说法是指过于突出的枕骨，也称后山骨。长这种枕骨的人的脑袋，从侧面看就像一个刻意夸张了的问号。反骨也可以指特别突出的额头，叫额前反骨，民间俗称“锛儿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以几块长得显眼点的骨头判断一个人的品性，实在是件可笑的事。事实上，在正史中，魏延不但没有“反骨”，而且是一个军事奇才，假如被委以重任，西蜀的命运或许不会那么悲惨。
军事奇才
魏延出身和履历不详。《三国志·魏延传》说他是“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因其“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义阳县在今河南信阳市西北，属东汉荆州之南阳郡。所谓“部曲”，是汉代军队中三级编制的名称，在东汉末年，以世家和豪族地主为社会基础的军阀割据形成，部曲便成了豪强地主割据势力的私人武装。
《三国志》中的这段文字说明，魏延以部曲身份随刘备入川，其地位虽然不高，但却是刘备军中的嫡系，绝非降将。《三国演义》中，魏延被描写为本是刘表部将，后杀韩玄，献长沙于刘备，完全是杜撰。
建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217—219年），刘备用法正之谋，举倾国之师，历时岁余，从曹操手中夺得军事重镇汉中郡。至此，三国鼎立正式形成。刘备自称汉中王，表示与曹操分庭抗礼。不久，刘备返回成都，临行前选拔重将镇守汉中。
刘备之所以如此慎重，是因为蜀汉的基本统治区域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汉中郡坐落在关中和巴蜀之间，属于两大区域交界的地带。蜀国为了保障自己根据地的安全，有必要将重兵部署在敌我接壤之处。
当时刘备手下著名的大将有关羽、张飞、马超、赵云、黄忠。刘备对关羽最为倚重，但他当时正镇守荆州，不可能调离原来的防区。赵云当时的主要职责为“掌内事”，主管刘备的宫中之事，也不可能入选。黄忠虽然勇猛，但毕竟年事已高。马超威名显赫，但因其是降将，刘备对他不甚信任。在此情况下，似乎镇守汉中的最佳人选非张飞莫属了，大臣们和张飞本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刘备破格任用了魏延。这不仅反映了魏延具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反映了魏延深得刘备的信任。
刘备在任命魏延时大宴群臣，并且故意当着众人的面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威壮其言。（见《三国志·魏延传》）
当然豪言壮语谁都会讲，那么魏延镇守汉中的实际功绩如何呢？据《三国志·姜维传》记载：魏延镇守汉中时，在汉中城外设置外围防御据点，采用坚壁不战，让来犯的敌人力竭撤兵的策略，让敌人束手无策。后来在兴势之役中，继任者王平迫使曹爽大军无功而返，正是因为承袭了这种策略。到了姜维守汉中，他认为魏延的军事部署过于保守，只能保证不丢土地，却不能大量杀伤敌人，于是一改魏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撤除了外围大部分据点，将驻军撤守汉、乐二城，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到盆地内部的做法。
历代史家认为姜维此策略是重大失误，为后来汉中失守、蜀国灭亡种下了祸根。因为魏延守汉中十五年，汉中固若金汤，接任的王平按照魏延的既定方针办，也以少胜多，在兴势击退曹爽率领的十余万魏军。而姜维轻易改变魏延的战略部署，导致蜀汉的北线防御体系崩溃，直至亡国。后来曹魏大将钟会率十万余万大军来攻，到达汉中时，竟然未遇到一人抵抗。钟会遂得全师而进，长驱直入，直抵乐城。此时蜀国的北部战线已告崩溃，蜀军兵力上明显不如魏军，姜维旁顾无暇，被邓艾偷渡阴平，迫降刘禅，蜀汉灭亡。
郭允蹈在《蜀鉴》中很中肯地说：汉中是蜀汉的门户。姜维退屯于汉寿，撤了汉中之备，试图犯险以行侥幸之计，等于拔了防线的根基。就算没有邓艾偷渡成功，蜀国也已经支持不了多久了。他的结论是“姜维之亡解蜀也”，由此可见，诸葛亮选拔的接班人姜维远不及魏延。魏延和姜维的军事才能之高低对比，也可以侧面看出刘备在用人和识人上，要比诸葛亮高明得多。
除了排兵布阵有过人之智，魏延驰骋沙场也是所向披靡。
《三国志·魏延传》记载，蜀汉建兴八年（230年），魏延率兵西入羌中，在阳溪大败曹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此次战役是魏延单独领军作战。对手郭淮乃曹魏关西首屈一指的重将，曾败马谡，破廖化，擒虏句安，即使诸葛亮亦畏惧他三分。可见魏延实属将才，有独立领军作战的能力。
另外，在诸葛亮的几次北伐中，魏延也立下赫赫战功。据《汉晋春秋》载，在司马懿与诸葛亮唯一的一次对战中，诸葛亮派魏延、高翔、吴班等人前去迎敌，“大破之”。司马懿的能耐大家都知道，魏延等人能“大破之”，其军事能力可见一斑。
最能体现魏延卓越军事才能的当属诸葛亮首次北伐时，他与诸葛亮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
诸葛亮第一次对曹魏帝国发动攻击前，召开军事会议，当时担任司马的魏延建议：“听说，夏侯楙是曹魏皇家的女婿，既没有胆量，又没有谋略。请交给我精锐部队五千人，另交给我五千人的后勤补给。从褒中（陕西省汉中市西北褒河镇）出发，沿着秦岭南麓东行，到达子午谷（长三百三十公里，北起陕西省长安县西南，南至石泉县，悬崖绝壁，栈道桥梁无数，至为险要），然后从谷中向北挺进，不用十天就可进抵长安。夏侯楙一听说军临城下，必然逃走。那时候，长安城里只剩下督军御史和西都京兆太守，不足为患；曹魏政府以及民间粮食，足够维持我们部队给养。曹魏在东方集结兵力，最快也要二十天左右，而丞相的大军，从褒斜谷（陕西省太白县西南褒河山谷）北上，也应抵达长安城下。如此，咸阳以西，就可一举收复。”诸葛亮认为这个战略危险性太大，不如从平坦的大道进军，直接夺取陇右（陇山以西），可以有万全的把握取得胜利，却不必有任何冒险，遂拒绝魏延的计划。
诸葛亮认为子午谷战略太过冒险，但魏延并不是盲目冒险，他的计划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并非刚愎自用。
首先，魏延久镇汉中，对汉中一带的地理状况十分熟悉，所以他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至于魏军是否会在子午谷埋下伏兵。在已知的史料上，看不出子午谷设有伏兵，夏侯楙的智谋，还不到这种水准。而且，从稍后曹军的反应来看，不仅子午谷一线，而且是曹魏全国都没有戒备。所以乍听到一向静悄悄的西南边陲忽然大军压境，全国立刻震动。
其次，魏延对对手的判断也是准确的。因为对手是花花公子夏侯楙，而非司马懿，所以奇谋可以奏效。夏侯楙何许人也？《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略》中说，此人是曹魏名将夏侯惇之子。曹操将女儿清河公主嫁给他，并将他任命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关中。“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在西时，多蓄伎妾，公主由此与楙不和。”可见，夏侯楙是个凭借裙带关系上位，却没有什么能力的典型的纨绔子弟。魏延深知其人，故判断“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是完全有道理的。一些学者认为，假如诸葛亮采用魏延的奇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诸葛亮谨慎得近乎胆小。
魏延的大战略这次被否决，便永无再行的可能。因为，随后蜀军遇到的是司马懿，假如大军一进入谷口，就等于进入地狱。从此，曹魏安如磐石，诸葛亮的出兵祁山，对曹魏帝国的伤害，不过是隔山打牛，白白消耗蜀汉的士卒性命而已。
除了卓越的作战才能，魏延治军也是一把好手，《三国志》称魏延“善养士卒”，与张翼德“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不可同日而语。
以此观之，魏延统领大军能独当一面，对阵能斩将，治军有方而勇猛过人，绝不逊于关羽、张飞等蜀汉一流大将。只可惜，或许是诸葛亮看不惯魏延这种类型的人物，始终疑而不用，从而失去了北伐大业成功的机会。
魏延为什么反？
魏延是否真的有反心？根据史料看，这是一大冤案。
《三国志·魏延传》载，建兴十二年（234年）秋，诸葛亮病重，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于是密召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人安排死后退军事宜。他安排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并说，如果魏延不从命，军队可以不用理他，自主行事。这是诸葛亮临终前召开的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导致了严重后果。
首先，主帅病危，为了怕引起军心动摇，只与少数人商定后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少数人，应该既有自己的亲信，也有军中最重要的高级将领。魏延当时是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南郑侯。而诸葛亮是以丞相之身兼尚书、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武乡侯。二人均假节，封侯。可见，魏延在蜀汉朝廷中的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而杨仪时任丞相府长史，费祎为丞相司马，姜维任中监军征西将军。以官位论，杨、费、姜三人均不能与魏延相比。而诸葛亮召开如此重要的军事会议，却偏偏将魏延排斥在外，显然是有意为之。
其二，诸葛亮没有安排身后谁任全军主帅，只是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在前后军中间起衔接辅助作用。至于杨仪，看以后事态发展，似乎全军上下都认定诸葛亮让杨仪暂时代理全军统帅之职。而事实上，杨仪并无蜀汉朝廷或诸葛亮临终前的正式任命，统率全军名不正、言不顺，这就为魏、杨内讧伏下了祸根。
第三，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似乎已经将魏延日后抗命定性为“叛逆”。诸葛亮为什么如此安排，史书中没有明文记载。其因可能有三：一是诸葛亮一生用兵谨慎，魏延则主张出奇制胜，诸葛亮不能不担心魏延得到军事指挥权后会违背他的既定军事路线，实施他自己的作战方略，这是诸葛亮不能容忍的；二是诸葛亮历来以“奉职循理”为标准选拔官员和人才，他所推荐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费祎、董允、蒋琬、姜维、向宠等人，无一不是循规蹈矩之人。而魏延为人高傲，有自己独立见解，不一味对上级唯命是从，他以韩信自诩，认为诸葛亮胆怯，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在刘备死后，他时常不买诸葛亮的账，这些必然会招致诸葛亮的嫉恨；三是诸葛亮排斥魏延，是为他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扫除障碍。魏延在朝中、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当时人们都私下议论，诸葛亮死后一定是由他代替。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不惜毁掉蜀汉的国之栋梁，欲将魏延置于死地。
魏延被害的起因虽然同诸葛亮有密切关系，但毕竟不是诸葛亮的临终遗命，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是杨仪，费祎、蒋琬、董允等人也脱不了干系。
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骄狂，杨仪自负，两人关系势同水火。两人坐在一起争论时，魏延有时候会举刀向杨仪比划，杨仪总是“泣涕横集”，哭得一塌糊涂（见《三国志·费祎传》）。对魏、杨冲突，诸葛亮的态度是“不忍有所偏废”。然而，在五丈原交代临终决定时，将魏延排斥在外，显然是将权力和情感的天平倾斜到杨仪一边。而将魏延安排为断后将军，这就等于授予杨仪对全军的最高指挥权。
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又命费祎试探魏延的意图和打算。魏延对费祎说：“丞相虽亡，我还健在，可以让府亲官属护送尸体回去安葬，我留下来率诸军击贼，怎么可以因丞相身故而废了天下之事呢？何况我魏延是什么人，怎么可以被杨仪所指挥，作断后之将！”魏延此话，于公于私都没有问题。伐魏乃天下大事，因诸葛亮一人身死，便将兵临渭水、逼近长安的十万大军撤回，弃北伐之大业，确实是不太合理。
另外，魏延官爵在杨仪之上，也没有理由服从杨仪的指挥。正因为如此，魏延与费祎重新商量了治丧的步骤：谁护送诸葛亮灵柩回蜀，谁带兵继续北伐。两人共同签署了新的作战安排，准备向部队传达。可费祎却口是心非，只想着赶紧脱身。他骗魏延说：“我替你去说服杨仪杨长史，长史是文官，不太懂军事，一定不会反对这个决定。”等他脱身后即背信弃义，助杨仪整军退回蜀中。等到魏延发觉上当时，大军已经按诸葛亮的计划撤退了。
魏延当即大怒，“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趁着杨仪行军迟缓，抢先一步，并且烧了所过之处的所有阁道。魏延的意图很明确，因杨仪掌握了全军的统帅大权，故无法与之较量，所以只能赶回成都，向后主奏告事情原委。杨仪也不甘落后，于是二人都向刘禅上表，皆称对方“叛逆”，双方的表书在同一天交到刘禅手中。毫无主见的刘禅不知孰是孰非，就询问蒋琬和董允。蒋、董都是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与同僚关系一向不好，因而二人都偏向杨仪。于是刘禅命令蒋琬率军去讨伐魏延，但不等蒋琬兵至，魏延已被杨仪所杀，原因是他拒守南谷口，与赶上来的杨仪对战。
魏延为何不赶回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势兵力对抗杨仪呢？大概是他已经得到刘禅派蒋琬前来讨伐的消息，他知道自己已没有机会进入成都，向后主辨明事实真相了，于是只好回身与杨仪一拼。
此时形势对魏延本就极为不利，又被当初接替他固守汉中的王平临阵一顿叫骂：“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魏延所部立刻军心动摇，“众知曲在延”（军士们知道错在魏延），于是都不愿为他卖命，全都散了。其实，所谓“曲在延”只不过是表象，试想，当兵的怎会知道上层斗争的内幕，他们只知服从刘禅和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杨仪这一边，认为魏延反叛，当兵的因此反水，也是正常的事。
手下将士皆散，魏延无奈，只得与其子数人向汉中逃亡，杨仪派遣马岱追斩之。当魏延的首级送到杨仪面前时，杨仪用脚踩着魏延的脑袋，嘲笑说：“庸奴，看你还能再做恶吗？”之后杨仪又“夷延三族”（见《三国志·魏延传》）。一代名将魏延，没有死于对敌战争，也丝毫看不出有任何反叛之心，却被诬以“反骨”，身死族灭，可叹可惜可泣。
魏延之死虽然与诸葛亮多年的打击和排斥，以及杨仪、费祎等人的嫉恨有关，但是，魏延本人在这场突发事件中的处置也有失宜之处，他不该轻信费祎，也不应在退军途中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阁道，给人以谋反的把柄，更不该据南谷口，以数千之众去对抗杨仪的十万大军。这完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对头杨仪反倒似乎长有反骨。杨仪诛杀魏延后，自以为功勋至伟，代替诸葛亮者非己莫属。岂知诸葛亮生前早就安排蒋琬作继承人了，后主仅给杨仪一个虚衔。于是杨仪口出怨言：“当年丞相刚死之际，我如果举军投奔曹魏，怎么可能落到如此地步呢，真是追悔莫及啊！”费祎将此“大逆不道”之言密报后主，结果杨仪被废为庶民。杨仪不知悔改，“复上书诽谤”，结果入狱，而后自杀。杨仪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毕竟也甚为可惜，因为他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怪只怪诸葛亮生前用人不当，又不能协调好部属的关系，死后导致蜀汉政权的这场内讧，这对人才资源匮乏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加快了蜀汉的衰落。

第二十二章 “暴君”杨广的雄才伟略

隋炀帝杨广（569—618年）是隋朝开国皇帝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杨广作为暴君、昏君，其名声之响绝对可以坐前几把交椅，其罪行罄竹难书：他营建东都、开通运河、巡游江南、三征高丽，他荒淫无耻、残忍毒辣、祸国殃民，最终葬送了短命的隋王朝。
从史书看来，隋炀帝这个旷世恶人，犯下了几乎人类所有能犯下的罪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逆天、虐民……而他的身上也集中了人类所能有的全部邪恶品质：淫荡贪婪、狡诈阴险、残暴血腥、昏乱无能……
客观地说，杨广的人品确实很差，但并非昏庸透顶。杨广之所以被描述得如此不堪，与中国的史官们一贯不写“中间人物”，只塑造神或者鬼的传统有关。文武周召、孔孟程朱等人构成“神”系列，他们是天纵神圣，完美无瑕；隋炀帝杨广被列在“鬼”系列，与他做伴的有夏桀、商纣、秦始皇、曹操、秦桧，这些“鬼”个个面目丑恶。
其实，杨广也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且相当勤奋敬业的君主，也是有才学有政治作为的。如果我们以一种新的眼光来评价杨广，就会发现，他对历史并非毫无功绩，至少他为唐太宗李世民提供了最直接的警示作用。
谋兄、淫母、弑父、幽弟的背后
杨广与父亲的妃子宣华夫人陈氏的暧昧关系给杨广蒙上了乱伦的恶名，即后世所称的“淫母”。杨广还被说成是荒淫无度，宫女数万。但是不论史书如何贬损杨广，都不得不承认，他的元配妻子萧皇后从来没有被彻底冷落过。
杨广十四岁时即与江南大族之女萧氏结婚，直到他去世，两人始终情投意合。作为封建帝王，这样感情专一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杨广曾把南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可见，他对淫乐之事还是有清醒的认识的。
如果说“淫母”是对杨广淫乱品性的批判，“谋兄”、“弑父”、“幽弟”则是对杨广丧失人伦的指责。
根据史书和演义的记载，起初隋文帝杨坚立长子杨勇为太子，杨广被立为晋王。杨坚和独孤皇后都喜欢节俭，杨勇不知收敛，生活非常奢侈，杨广则伪装出生活俭朴，不好声色的样子。每当文帝夫妇到他府中，他就把浓妆艳抹的姬妾藏进里屋，只安排几个又老又丑的妇人，穿着粗布衣服在左右侍候。他又故意将乐器的弘弄断，使乐器上布满了灰尘，放置在引人注目的位置上。这些假象让文帝夫妻俩十分称心。
有一次，杨广外出狩猎，正逢大雨。侍卫给他送上油衣（雨衣），他拒绝说：“兵士们都在大雨中淋着，我一人岂能穿上独自避雨呢？”文帝听说此事，认为杨广颇有仁爱之心，日后必成大事，对他更加喜爱。与此同时，杨广又勾结越国公杨素，让他在文帝和独孤皇后面前极力中伤杨勇，诬陷杨勇在文帝生病期间盼望父皇快死。文帝和独孤皇后本来就不太喜欢杨勇，听后立刻将他逮捕。随后在孤独皇后的坚持下，将其废为庶人，改立杨广为太子。
604年7月，文帝病重卧床，杨广认为登基的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杨素，请教怎样处理文帝的后事。不料送信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给了文帝。文帝读后大怒，马上宣召杨广入宫，要当面责问他。此时，宣华夫人衣衫不整地跑进来，哭诉杨广乘她换衣时无耻地调戏她，文帝更醒悟到受了杨广的蒙骗，拍着床大骂：“这个畜生如此无礼，怎能担当治国的大任，皇后误了我的大事。”急忙命在旁的大臣柳述、元岩草拟诏书，废黜杨广，重立杨勇为太子。杨广很快得到安插在文帝周围的线人的密报，他与杨素商量后，带兵包围了皇宫，赶散宫人，逮捕了柳述、元岩，谋杀了文帝。随后，杨广又派人假传文帝遗旨，要杨勇自尽，杨勇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派去的人拖出杀了。就这样，杨广以弑父杀兄的手段夺取了皇位。
这些事件记载于正史书，应该都是真实的，由此可见杨广的狡诈和冷血。但是，历史上为了争夺王位骨肉相残的事件比比皆是，宫廷杀戮是封建帝王专权制度下无法回避的问题。杨广弑父杀兄，只不过是历史上为数众多的宫廷流血事件中的一桩，对其特别加以苛责并不公平。李世民就曾通过玄武门之变，杀害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逼父亲李渊退位。只不过因为李世民做得相当高明，通过篡改史实，把李建成和李元吉贬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残忍无能之辈。加之他自己是一位实力超群的君主，所以后世并没有特别指责他。
“多欲好动、劳民伤财”的真相
隋炀帝最为传统史家所厌恶的，是其“多欲好动”。在即位的十四年中，隋炀帝待在宫中时间只有四年，其余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巡游的路上。
有两件事是史学家用来证明隋炀帝为了自己寻欢作乐而劳民伤财的铁证。
其一是修建大运河。
605年（大业元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征发百万士兵和夫役开凿大运河，前后花了大约六年的时间。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隋炀帝在修运河的同时，还在运河两岸筑起御道，种上杨柳树；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造离宫四十多处；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
史学家们认为，杨广如此大费周章地开通大运河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为了自己能坐船去江都游玩。如果真是这样，杨广真是昏庸得可以。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杨广开凿大运河的目的不仅是便于游玩，而是有战略上的意义。
隋文帝杨坚曾于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通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大致沿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一百五十多公里，名广通渠。604年改名永通渠。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这段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沟通南北水道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这应该是杨广修建大运河的原因之一。
南北“大运河”开通后，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
后世虽然极力诋毁杨广修建大运河的行为，但是却一直享受着“大运河”带来的益处。直到清代，大运河一直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连接南北，使中国水运畅通、发达。到了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退居幕后。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隋炀帝为中国后代子孙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其功绩是不朽的。只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导致灭国，这是杨广作为一代君主的失败之处。
杨广是个高智商的人，他不至于单纯为了享乐而发动如此大的一个项目。如果说享乐，充其量也是将国家利益与私人享乐联系在一起。
“三游江都”是隋炀帝只知享乐的重要罪证。如今却有人对此举提出新的看法。他们认为，当时江南分裂于中国已经有几百年了，隋炀帝作为一个刚把江南归于自己统治之下的王朝君主，为表示对江南的统治与重视，进行巡游理所当然。南巡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促进了国家统一，其实质是以文化联络来巩固政治统一，具有重大的政治文化意义。
隋炀帝每次巡游江都时都要动用超大规模的船队，以及空前盛大的仪仗，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这也是深受诟病之处。但是若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可以有合理的解释了。当时中国经过长期的分裂后，刚刚才靠武力被重新统一，君主在新统一的帝国内炫耀其威仪，是有必要的。
当然，片面地看待上述观点，难免有拔高杨广之嫌，但如果全面去衡量历史，绝不会是虚言。再说，比起后世的皇帝，诸如乾隆六下江南等行为，隋炀帝三下江都实在不应该背负如此重的罪名。即使紧跟在他后面的圣君李世民，其奢华也胜于杨广。
史书记载，631年，李世民不顾大臣们一再劝告，命令整修隋代宫殿。当他看到完工后的宫殿过于华丽时，又下令把它拆毁。在同一年，李世民重修隋代仁寿宫，随后又建造了至少四个新宫殿，其中建于634年的大明宫，后来成为皇帝的主要常居之处；建于640年的襄城宫，用了大约两百万个工时。即使这样费工，当该殿竣工时，太宗发觉它是建立在暑热之地，不合自己的心意，又命人把它夷为平地。647年，大量工程费用使朝庭不堪重负，导致在次年举行的封禅活动被推迟。
李世民还替自己营建昭陵，在唐代十八陵中属于规模最大的一个陵园。
如果说杨广的奢华还有益于政权，李世民的奢华不过是纯粹为了个人享乐奢侈而已。可惜的是，成王败寇，墙倒众人推，隋炀帝只好背负骂名了。
修建洛阳城是隋炀帝奢侈浪费的又一罪证。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派杨素等人负责修建洛阳城。当时，每月都有二百万人在工地上劳动，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完成。隋炀帝为什么修建洛阳城？只要仔细分析当时的局势，就可以看出修建洛阳完全是有必要的，而非为了享乐。
当时首都长安在西北面，其所处的关中地区作为基地过于偏僻，难以由此遏制东部的敌对势力。洛阳则处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可以有效地治理江南，控制北方，巩固国家基础。此外，洛阳是当时水陆运输的自然中心，及储藏和转运贡粮的要地，洛阳作为中转站，大大减少了各地向首都长安运送粮食的人力物力。正是洛阳据有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促使唐朝在将近三百年期间以洛阳为东都。
隋炀帝所做的上述几件事，从某个角度来看，都是功在千秋的。当然，其初衷不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以及好大喜功和个人享乐。而且，因为这些浩大的工程都是在短时间集中完成的，显然加重了本就劳顿的民众负担。所以，我们既不能一味地强调其负面，也不能只看到他的功绩。
对外用兵的功与过
隋炀帝一生对外多次用兵，被认为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特别是三征高丽，被认为是为隋王朝敲响了丧钟。然而，客观地说，杨广四处征战，也为维护中国统一作出了的贡献。
有三个事件可以作为证据。
其一，统一南北。
589年，年仅二十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五十一万大军南下，向富裕的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当时人们称长江为“天堑”，当年符坚百万大军都没能突破，可见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可隋军在杨广的指挥下，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所向披靡，一举突破长江天堑。而对百姓则秋毫无犯，对于陈朝库府资财，一无所取，博得了人民广泛的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此语出自唐朝人所撰的《隋书》）。
590年，杨广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并平定了江南高智慧的叛乱。此后，杨广学江南方言，娶江南妻子，亲近江南学子，重用当地的学者来整理典籍。自此南北朝之后和北方隔离多年的江南才开始归顺中央，更使得之后唐朝在南方的统治得以顺利进行。二十岁的杨广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结束了上百年来中国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放眼历史，这种成就并没几个人能轻易达到。
其二，收复辽东。
早在东晋年间，中国北方高句丽部族兴起并占据辽东，改襄平（古辽阳）为辽东城。612年（隋大业八年）正月，隋炀帝率军一百多万，东征高句丽，并将高句丽兵逼入襄平城（即今辽阳）固守。隋炀帝一面围城，一面安抚辽东人民，建置郡县，以为统治。这时，另有一支大军会师鸭绿江西岸，进逼平壤，但战斗不力，丧师三十万，败回辽阳。因此，炀帝于七月二十五日撤辽阳之围，引军归还，并以所收复之地，置辽东郡。
隋炀帝杨广是个好胜的人，拿不下辽东城并不甘心。他对身边的侍臣说：“高丽小虏，侮慢上国。今天，我要拔山移海，也能够办到，何况这小虏呢！”于是，在第二年（隋大业九年）春天再次出兵，渡过辽河，挥军直下辽东城，利用飞楼撞、云梯、地道等一切工具和办法，四面俱进，昼夜不息。但因高句丽兵固守城池，一连二十多天也不能攻下。随后炀帝又号令军士制作布囊，装满泥土，垒起阔三十步的土墙，高于城齐，名“鱼梁大道”，准备登城攻杀。就在此时，后院起火，隋朝礼部尚书杨玄感以李密为谋士，聚众造了反，其中包括一些文武官僚的子弟。杨玄感是帮助隋炀帝篡立帝位的开国元老杨素的儿子，文武全才，四方知名。杨玄感反书传到辽东，炀帝无奈，只好于夜间悄然撤离，领兵回去平息杨玄感的叛乱。
隋大业十年（614年）二月初三日，炀帝第三次征伐辽东。这时，高句丽已经困顿不堪，无力抵抗隋朝的大军了，到七月末，高句丽王派使臣向隋军下了降表。从此，辽东又归回到隋朝的管辖内。
其三，亲自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
609年（大业五年），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地出发，经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西部自古是大漠边关，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在翻越大峡谷时，由于当地温度终年在零度以下，士兵冻死大半，随行官员大都失散，隋炀帝本人也狼狈不堪，在路上吃尽了苦头。可见，这次出行绝不是游山玩水。隋炀帝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在封建时代，足迹远涉西北的皇帝，只有隋炀帝一人。隋炀帝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610年（大业六年），隋政府又置伊吾（哈密）郡。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此举无疑使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与中原的关系进一步紧密了。
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使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原与西方在多个方面的联系与交往，这是实实在在的功绩。为炫耀中华盛世，隋炀帝杨广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万国博览会，游人及车马长达数十百里，也可谓举世创举。丝绸之路的畅通，让隋朝成为更开放的国度。
隋炀帝除向西北开拓疆土外，隋朝大军还向东南发动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些战争的胜利使大隋王朝南部的领土疆域扩大到印度的安南、占婆（今越南地区）及台湾等地。在海南岛上分置儋耳、珠崖、临振三郡。北边有五原郡（内蒙河套一带）。此外隋朝还把强大的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并在和东突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这也为以后唐太宗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修订法律，创立科举制
杨广创建的科举制对后世影响深远。科举制度重才学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机会，是一个了不起的制度创新。
杨广还恢复了被杨坚废除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并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和《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这为保存我国古代的典籍作出了贡献。杨广还兴办学校，访求遗散的图书。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最多时有三十七万卷，七万七千多类。相比较而言，唐朝盛世玄宗时期藏书最多时也不过八万卷，其中唐朝学者自著的就有两万八千多卷。
此外，杨广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随后的唐朝基本沿用了隋朝的制度。
单就以上这些成就而言，隋炀帝就不能被说成是一个昏庸的暴君。

第二十三章 灭亡的内外原因

无论杨广的功绩如何，隋王朝的天下确实是败在他的手上，这无话可说。他之所以败得如此惨，应该与他的性格有关。
《隋书》记载杨广“美姿仪”。中国第一美男子潘安，史书也仅是说“美姿仪”，可见杨广长得非常帅。杨广的文学修养也极高，秦观的名句“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就取自杨广的诗句“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炀帝在西巡途中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被认为是千古名篇，通篇气势磅礴，颇有魏武之风。另一首《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也显示了他不凡的文采。后代文人对他的诗文十分推崇，认为“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隋炀起敝，风骨凝然。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隋炀帝一洗颓风，力标本素。古道于此复存”。后人不吝于给一位恶名昭著的人如此高的赞美，足以证明其文采之斐。
杨广的口才也非常了得，经常把下面的大臣辩得无话可说。
除了这些，杨广的军事才能也非常出色，十三岁时被封为晋王，并做了并州的总管，拱卫京城；二十岁时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五十一万大军南下攻陈，并完成统一。杨广还在隋朝抗击突厥的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最后给突厥致命一击，奠定了隋朝对突厥的胜利。继位后，他还派军灭了吐谷浑（古代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打通了与西域的商贾往来，即使是隋朝灭亡前夕，西域各国依然臣服于大隋王朝，给隋朝纳贡送礼。
优秀的人往往容易刚愎自用，目空一切。杨广就是如此。他的嫉妒心极强，容不得比自己有才华的人，遇到诗比他写得好的大臣，往往要找借口除掉。当时内史侍郎薛道衡名冠天下，所作《郎王胄文词》被天下人追捧，杨广妒其盛名，终于找借口置薛于死地。
他还听不得任何反对意见。他曾对大臣宣称：“我天生不喜欢听人唱反调，那些所谓敢犯颜直谏的人，都说他们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就别学这一套。”这样一搞，谁还敢说真话？久而久之，包围在他身边的必然是一帮奸佞小人。一个帝王，无论多么聪明，智慧毕竟有限。如果心胸狭窄，与臣子的距离自然就远了，很难成大气候。所以杨广的下场是可以想象的。
杨广的灭亡除了与他自大和狭隘的性格有关之外，还与他过于好动且不满足现状的特性有关，这可让他犯了大忌。
在他统治期间，规划和改革一直在进行当中，没有一天不在兴建工程、外出巡视和进行战争。迁都洛阳、重修长城、开凿运河、招徕四夷，每一个举措都是大动作。同时，因为胆大好胜，他一生做了许多出人意表的事。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唯一一个远至青海巡游的人。
他对中国之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遣使远至中亚、波斯等地，收集了“玛瑙杯”、“狮子皮”、“火鼠毛”、“五色盐”等物而返。他对南方烟波浩渺的大海也十分神往，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时还是未知岛屿的台湾探险。
所有这一切，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都相悖离。中国传统文化讲求清心寡欲，对于锐意进取抱着警惕和怀疑态度。炀帝的这种个人气质，总的来说，并不为历代文人所喜，而历史其实是由文人所记录，在他们的笔下，炀帝难免多被非议了。
客观地说，隋朝的灭亡不仅仅是因为隋炀帝的“过”，而隋炀帝“过”也不只是他个人的错，而是有深层的历史背景。
隋朝的建立，并不是杨氏集团艰苦卓绝打下来的，而是杨坚通过“和平的手段”从北周皇帝手中抢来的。因为缺乏农民战争及体制上彻底的改造，前朝的社会矛盾和制度弊病被全盘继承下来，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谈不上积极地去解决。事实上，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势力并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尾大不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十分尖锐。这种矛盾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南北文化的差异，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第二，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间的矛盾日益激烈。隋炀帝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些矛盾，用人不当，这也是隋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隋文帝杨坚聚敛财富，恰好支撑了炀帝杨广的挥霍奢靡。
每一个皇帝都有贪婪、贪图安逸的一面，当条件充分时，这一面便暴露出来。即使明君代表李世民也逃不出这个规律。贞观初年，动乱刚结束，社会经济萧条，所以李世民提倡节俭。到了贞观后期，社会经济恢复，李世民也是“锦绡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帐烦劳”。可见，炀帝与太宗被传统史家一个称作暴君，一个称作明君，实在是时势造就，他们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难怪有人提出了“如果隋炀帝早死几年，秦始皇、唐太宗多活几年，他们的历史评价是否要掉个个儿”的假设！
唐高宗不是窝囊废
唐高宗李治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也是武则天的丈夫。武则天从他的手中夺走了政权，建立了短暂的大周王朝，让李姓男人们着实丢了一把脸。因此，历史上对唐高宗的评价是“昏懦”。最晚从欧阳修撰《新唐书》以来，就把他当作“昏懦之主”。那么，高宗果真是一个“昏懦”之君吗？不尽然。
有人认为李治并不昏懦，他之所以被如此评价，只是因为后世的历史学家为了防范武则天式的改朝换代再次出现，因而不遗余力地丑化武则天，连带着也把唐高宗弱智化了。在这个丑化的过程中，以宋代史学家如司马光等人发挥的作用为大，这又与宋代曾有多位太后深入参政的政治现实相关。
文治武功不逊于李世民
唐高宗是掩盖在李世民和武则天光环之下的一个男人：不争气的儿子，懦弱的丈夫。对于高宗，自古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他放在太宗的光环中考察，即使对他在位期间的政治评价，也会和贞观之治联系起来：“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明了高宗的政绩。
那么，究竟是他本身懦弱，还是历史学家把他写懦弱了？答案应该是后者，有几点可以证明。
其一，唐高宗做太子的时候已经跟武则天发生了不正当关系。那时候武则天是庶母，是母子关系。如果二人暧昧之事被唐太宗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至少要被废掉太子之位。他敢做这件事，可见他不胆小。
其二，唐高宗继位之初，他的舅舅长孙无忌把持朝政大权，唐高宗不服，要夺权。当时唐高宗的势力还无法与长孙无忌相抗衡，但是他经过不懈的努力还是夺了权，最后把长孙无忌贬至外地，致其自杀而亡。
其三，从高宗时期的历史发展来看，他的功绩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任何一个皇帝，包括他的父亲。
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暂停了对辽东（高句丽）的战争及土木工程的营造。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650年），召集众地方官询问百姓疾苦，鼓励臣下就国计民生发表意见。
他也很善于听从劝谏。有一次，他出外打猎遇雨，就问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一点水？”臣下说：“要是用瓦做，就不会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应出来打猎游玩。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评。显庆元年（656年），高宗再次征询如何能够减轻百姓负担。大臣来济指出：过多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误农时，出钱又花费很多，应该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征发。高宗虚心采纳。这种虚心求谏的政治作风与太宗如出一脉。
高宗对于法律建设也十分重视。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议》（与《罗马法》并称），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长孙无忌等大臣修订而成的。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宽平公正，犯罪率较低。史载，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高宗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只有两人需要判死刑。
高宗时期的军事成就也不容忽视，唐朝在这一时期灭亡了东西两个大敌：西突厥与高句丽，也顺带压制了一下日本的气焰，换来了中日千年和平。单从征伐高句丽的战果来说，太宗李世民曾亲征却徒劳无功，而后来高宗先后派大将苏定方、李绩（即李世绩）、刘仁轨以及薛仁贵经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灭了高句丽，并在辽东设立九都督府。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显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
从高宗对于长生之术的冷静态度和对医学的信任来说，比起乃父太宗也胜出一筹。太宗最终由服食丹药而死，而高宗身体状况虽一直不佳，却能够客观坦然地面对。他对于胡僧的长生药从不迷信，认为“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他对于御医的治疗都能够积极配合，即使是在他的头上扎针也不介意。另外，他还命令宰相组织名医修订了《唐本草》行世。单就这种对生死的科学态度来看，说他“昏懦”就很不客观公平。
高宗在处置危及皇权和皇位的事件时，也不见昏懦。最有代表性的是发生在永徽三年（652年）的宗室谋反案。当时，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巴陵公主的驸马柴令武、高祖李渊的女儿丹阳公主的驸马薛万彻、高祖六子荆王元景等人勾结在一起，阴谋发动政变，欲推举自称有做皇帝征兆的荆王元景为帝。事情败露以后，高宗立即命长孙无忌负责调查，房遗爱称太宗三子，即李治同父异母的哥哥吴王恪是主谋。高宗果断下令，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人斩首，赐荆王元景、吴王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人自尽，吴王恪之弟被废为庶人，房遗爱之弟遭贬，薛万彻之弟被流放。另有一大批有牵连的人，如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江夏王李道宗等人被流贬。其中，虽然有长孙无忌趁机专权，打击异己的情况，毕竟是假手皇帝。观一叶而知秋，看高宗处理这件事情的手段，恐怕不太可能容忍武则天“专作威福”吧？而这样的铁腕作风，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昏懦”挂钩。
综观高宗执政时期，国力在增强，到永徽三年（652年），全国人口就从贞观时期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此外，民族关系在改善，疆域在拓展，这个被认为是唐朝最弱的皇帝，拥有唐朝最大的版图。这样的人能说弱吗？
退一步说，对于一个守成之君，能够继续执行被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沿着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开拓前进，怎么能够给他一个“昏懦”的评价呢？
被称“昏懦”是因为武则天
李治被冠以昏懦的主要原因就是委政于武则天。显然，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此事绝难以被以男性为主的文臣武将们接受。历史学家们把武则天描绘成一个十足的野心家，整个唐高宗时代基本被武则天的阴谋所笼罩。为了说明武则天的强势，就必须把李治描写成一个很懦弱的皇帝。
那么，高宗为什么把政事委托给武则天？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不佳，晚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患有类似今天的高血压、青光眼之类的疾病，不能不倚靠他人处理国政；二是因为武则天自身素质高，而且与高宗在许多政事处理上观点相同，从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再说，唐朝世风开放，女性参政的阻碍相对较弱，所以高宗委政于她并不稀奇。也就是说，武则天参与朝政应该是出于高宗的意愿，并非如历史上评价的“专作威福”。
另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自从麟德元年（664年），高宗处置了宰相上官仪以后，每逢上朝，武则天都垂帘于后。无论政事大小，高宗都会与她商议，中外谓之“二圣”。从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而此时距高宗撒手人寰还有约十年，可见，这种帝后同尊的政治格局是在高宗思维清晰之时确立的。
高宗虽然委托政事于武则天，但不是完全放任。在他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直亲自处理国政，即使到了弘道元年（683年）三月，即临死前的几个月，仍然关注朝廷宰相的任职状况，并罢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义琰。与此同时，他还常常命令皇太子监国，代他处理国政，而不是完全依赖武则天一个人。所以，在高宗活着的时候，不存在武后把持朝政，一手遮天的情况。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断定，说唐高宗是个窝囊废是政治的需要，是后世史官的曲意刻画。
奸臣胡宗宪曾是“抗倭英雄”
一提起明朝的抗倭英雄，大家马上就能说出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名字。如果提起胡宗宪的名字，知道他的人会说：这是个奸臣，哪能沾上“英雄”的边！
确实，胡宗宪阿附奸相严嵩的义子——大明朝十大奸臣之一的赵文华，并伙同赵文华参与陷害抗倭功臣兵部侍郎张经，冒领张经抗倭的战功。这些劣迹是他人生的一个无可原谅的污点。
然而，胡宗宪虽然有劣迹，但并非一无是处。他足智多谋且胆略过人，与倭寇作战时，每每能身先士卒，冒着炮火羽矢，在前线指挥作战。虽然他在报捷请功的奏折中常常有夸大之词，但与倭寇数十仗，也确实是少挫多胜，是戚继光之前对倭寇最具威胁的人物。
可惜的是，胡宗宪的政治污点，让他永久地失去了与后来的抗倭英雄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同受敬仰的资格。
临危受命
胡宗宪（1512—1565年），字汝贞，号梅林，安徽龙川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他在初入仕途，任山东益都县令时就显示出了卓越的政治才干，先是组织当地人民扑灭多年不遇的旱蝗之灾，后又招降当地的强盗，不仅使群盗解散，还将其中可用的近千人编为义军。胡宗宪的精明强干引起朝廷的注意，因此屡获升迁。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嘉靖皇帝钦点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按理说，一个巡按监察御史算不得什么大官，但是，这个任命对胡宗宪来讲却意义非凡，决定了他的前程和他的后半生，这是因为，这个职位与“倭患”有着紧密的联系。
元末明初，岛国日本由于多年的战乱，使得很多战败的将领、武士和破产的农民无以谋生，纷纷逃亡海上。同时，中国原本割据江浙一带的张士诚、方国珍部在被朱元璋打败后，其残余力量流窜到海上，再加上两国的不法商人，这样，几股势力互相勾结，形成庞大的海盗集团。他们经常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疯狂的侵扰和抢劫，形成了“倭患”。
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两批使臣前后来华进行朝贡贸易，因市舶司的太监对待不公，互争贡使资格，引发大规模的仇杀，史称“争贡之役”。所谓朝贡是指古时的藩属国或外国使臣入朝，贡献方物。到了明朝，朝供制度演变成一种贸易往来，再加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厚往薄来”的政策，因此，“贡使”是一个肥缺。此后不久，明朝罢市舶司，并严令海禁，致使正常的贸易渠道被堵死。在暴利的诱惑下，更多的亡命之徒加入海上掠夺，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地区的倭患骤然加剧，而浙江和南直隶尤甚，沿海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此背景下，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可见朝廷对他寄予厚望。胡宗宪也感到责任重大，临行前立下誓言：“我这次任职，不擒获王直、徐海，安定东南，誓不回京。”
不久，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受内阁首辅严嵩的推荐，以祭海神的名义，前往江南督察沿海军务。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为人奸诈骄横。为了和赵文华搞好关系而不至于误了正事，胡宗宪联手赵文华扳倒了兵部侍郎张经及其继任者杨宜，并取而代之成为兵部侍郎，总督东南军务，统领整个东南的军队，担任起平复倭患的重担。自此，胡宗宪由一介文人变身为一个儒将。
张经是当时抗倭前线的重臣，因坚决抵制赵文华的错误部署和胡乱指挥，得罪了赵文华。胡宗宪助纣为虐陷害张经，留下了政治污点。
智取倭寇首领
赵文华也曾与倭寇作过战，但被倭寇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还连带着让胡宗宪也吃了一场大败仗。不过，赵文华明知倭寇不好打，还争着要掌管浙闽军务，就是因为手下有胡宗宪这员大将。由于他的兴趣全在两浙、江淮、闽粤几省所征召的丰厚的军饷上，所以乐得把除征发粮饷以外的所有军务爽快地交到胡宗宪手上。
胡宗宪知道自己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了。他一方面招揽、重用各种杰出的人才，如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以及颇负盛名的文人徐渭等；另一方面支持部下练兵，其中成就最大者当属戚继光训练的戚家军，后来发展为抗倭主力军。
在胡宗宪的抗倭斗争中，最能表现其才干、最有影响力的两件事就是他与两大倭寇首领王直、徐海的斗智斗勇。
胡宗宪对海上倭患的形势作过认真细致的分析，他认为：“海上的贼匪只有王直机警难治，其余的都是鼠辈，不足为虑。”胡宗宪认为，之前朝廷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来抗倭，但见效甚微，倭寇之祸反而愈演愈烈，原因在于只以武力剿杀倭寇，却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最后不但没有完成朝廷交给的使命，还招来了杀身之祸。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胡宗宪制定了剿抚并举的抗倭策略。使用计谋招抚、擒拿王直，这是胡宗宪抗倭斗争的关键一招。
王直是东南沿海地区倭寇的首领和中坚人物，徽州府歙县人。此人脑子快，主意多，再加上徽州人特有的商业头脑，因此得到周围人的信赖和拥护。起初，王直只是违反明朝的海禁政策，从事海上贸易。后来随着东南沿海局势的日趋紧张，王直为增强自身实力，大规模招集各种亡命之徒，甚至还和日本倭寇相勾结，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海盗集团。
王直最大的特点是讲江湖义气。胡宗宪抓住他这个特点，与王直自认同乡，还特地将王直的母亲、妻子从金华府的监狱中释放出来，并妥善安置她们。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胡宗宪秘密派遣两个知海情、有谋略的生员蒋洲和陈可愿前往日本。他们此去的任务，表面上是宣谕日本诸岛停止侵犯中国，实际上是侦探王直等人的详情，并试探性地进行招抚。蒋洲、陈可愿的这次行动很成功。他们意外地见到了王直的义子王滶，并得以见到王直本人。蒋、陈二人对王直恩威并施，一方面以明朝抗倭的决心和沿海布置的数万军队进行威慑，另一方面，以王直的家人为筹码，说服王直立功赎罪，保全家人。王直原先误听传言，以为妻母已被明朝诛戮，今天听到家人安然无恙，心有所动。为了表明立功赎罪的诚意，王直向蒋、陈二人报告了另一倭寇首领徐海要率领倭寇进犯明朝的情报。蒋、陈二人要回国汇报消息，诡计多端的王直将蒋洲扣留下来，陈可愿同王直部属叶宗满等人回国报告消息。过了将近两年，王直以亲自送蒋洲回国的名义，乘巨舰，带领精兵数千，满载火炮等器械，停靠在舟山岑港。胡宗宪知道来者不善，他一方面紧急部署沿海各卫所高度警戒，另一方面为了稳住王直，派通事夏正与王直进行谈判，以便摸清王直的底细。
自王直的船停靠在岑港之后，胡宗宪就派了一位姓王的千户长装扮成卖菜人，接近王直。王千户是个有勇有谋的人，很快得到王直的赏识和信任。一天晚上，王直到王千户的船上饮酒，乐而忘归。王千户将船的缆绳悄悄解开，使船顺水漂至岸边。胡宗宪终于有机会见到王直，并将王直奉为贵客，对他礼待有加。会面结束后，胡宗宪也任由王直大摇大摆地离去。至此，王直对胡宗宪的防范稍有松懈。
但是，王直一日不降，胡宗宪一日不安。为了能让王直释疑，尽快归降，胡宗宪又使一计，他特意邀王直义子王滶同居一室，并将早已写好的请求朝廷赦免王直的奏疏和十多篇诸将的请战书都放在书桌上。后来，胡宗宪假意出门赴宴，大醉而归，让王滶有机会看到这些文稿。王滶果然中计，他偷偷将书桌上的奏疏抄录下来，次日告辞去给王直送信。胡宗宪自然爽快地让他离去。王直听了义子的汇报，疑惧减去了许多，便带着两名部下拜见胡宗宪。胡宗宪对之安慰备至，让他们去杭州见巡按御史王本固。王直等人一到杭州就被王本固逮捕入狱。
胡宗宪原本想上疏请求朝廷宽宥王直，让他在海上立功，以贼制贼，利用他的声望招抚其他海寇，但是，王本固坚决要求处死王直，而群臣也传言胡宗宪受了王直的重贿。胡宗宪无奈，只得改词上奏，同意了王本固的意见。接着，胡宗宪调结兵力，围剿王直在舟山岑港的余部。直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十一月，岑港残寇终于被肃清。俞大猷、戚继光等人都参加了这次战斗。一年后，王直于杭州被斩。
嘉靖年间横行海上的倭寇海盗集团首领除了王直以外，位居其次的就是徐海。徐海也是个有几分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徽州歙县人，少时曾经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后来随其叔徐惟学以及王直等人从事海上贸易。有一次，徐惟学将徐海抵做人质，向倭寇贷了大批银两，后无力偿还被杀。徐海走投无路，被迫与倭寇勾结，开始了烧杀抢掠的海盗生涯，并逐渐组建了一支以徐海为主，叶麻、陈东为辅的数万人的海盗集团。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徐海与陈东、叶麻等集结兵力逾万人，兵分三路，猛攻江浙。当年四月，倭寇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桐乡之围”。桐乡属嘉兴府，乃江浙战略要道，若陷入倭寇手中，将直逼杭州和陪都金陵。浙江巡抚阮鹗亦被困城中，急得快发疯，连连发急报催促解救。徐海的实力可见一斑。当时，新任总督的胡宗宪曾率军与徐海等部发生激战，但没讨到便宜。激战让胡宗宪认识到以武力剿灭倭寇颇有难度，需要另图他谋。他召集各方人士商讨退倭之计策。后决定采取反间计，一面调兵遣将，一面派说客接近徐海，用封官许愿和重金收买徐海，并暗中挑拨徐海、陈东、叶麻之间关系，引起互相残杀。胡宗宪的说客中有严世蕃门客、歙县人罗龙文。徐海先后缚叶麻、陈东献给胡宗宪，又送其弟徐洪到总督府做人质，以表归降心迹。至此“桐乡之围”才解。桐乡城被围四十日，幸亏有军民严防死守，城内居民才免除一场浩劫。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八月，徐海入平湖城向胡宗宪请降。城中的官员和百姓听说徐海进城都吓得惊慌失措，惟胡宗宪镇定自若。徐海向胡宗宪谢罪，其后，徐海率众屯聚在平湖城外的沈庄。徐海虽然名义上归顺了，但数千倭寇屯于城外，胡宗宪知道这是很大的隐患，于是一边稳住徐海，一边加紧部署兵力。这时，已经投降的陈东秉承胡宗宪的命令，率领其部攻击徐海部。徐海仓皇出逃，途中负伤。第二天，官军又将徐海团团围住，经过一场激战，徐海投水而亡，余部被歼，两浙倭患才算暂时得以平息。
关于徐海之死还有一种非常凄美的说法。
话说胡宗宪曾派人给徐海送去招降的书信，徐海的回信言辞得体，胡宗宪感到很意外，说：“想不到海寇中还有这样才华出众的人。”一问送信人才知道，这回信是徐海的爱姬王翠翘所写。王翠翘本是官宦人家的女子，因父亲获罪，卖身救父，后来流落金陵青楼。王翠翘的容貌和才情都称冠一时，后与徐海一见如故，被徐海迎娶回家。王翠翘才思敏捷，徐海军中的大小文书都出自她手。徐海对王翠翘非常宠爱，不仅让她在生活上锦衣玉食，而且还非常敬重她，军中的事务多听从她的意见。胡宗宪当时正无计可施，了解了这些情况，如获至宝，他决定利用王翠翘招抚徐海。
随后，胡宗宪一方面送给徐海和王翠翘大量的礼物，以表示招抚的诚意。同时，又派人私下游说王翠翘说：“徐将军如果早上投诚归顺，晚上就是大官了，你将受到朝廷赏赐的诰命，衣锦还乡。这不比在海上为寇强吗？”王翠翘为之所动，力劝徐海归顺，并让徐海设计将陈东和叶麻等倭寇头目捆绑起来献给胡宗宪。徐海听从了她的话。胡宗宪认为徐海名义上虽降，但隐患仍在，于是派兵攻打，最后徐海兵败投海自尽，王翠翘被俘。
传说，王翠翘曾向胡宗宪请求埋葬徐海，胡宗宪不许；请求去做尼姑，胡还是不许，并要将她许配给一个小兵。王翠翘怒斥胡宗宪道：“你诛杀归顺的人，把天道放在什么位置？”继而她面对大海痛哭，高喊：“明山，我辜负了你呀！”然后赋诗一首，投水而死。诗曰：建旗海上独称尊，为妾投诚拜戟门；十里英魂如不昧，与君烟月伴黄昏。
关于王翠翘的事迹在明末清初流传甚广，但多是小说演义等文学作品，所以上面这段传说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后世有人认为，胡宗宪最终也没得好结局，大概就是对他言而无信的报应。
胡宗宪擒王直、杀徐海后，又接手主持剿灭福建的倭寇。在经历多年的血雨腥风之后，大明王朝的海疆终于稍稍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胡宗宪是可以节制数省军务的封疆大吏，一旦倭患平息了，他手中的重权就成了危险。之前，胡宗宪曾多次遭到弹劾，但因其抗倭有功，嘉靖皇帝又有意保全他，所以，每次他都是有惊无险。可是，当他没有了利用价值，前景就不美好了。何况他还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

第二十四章 兔死狗烹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内阁首辅严嵩被罢官，其子严世蕃被捕。胡宗宪是由严嵩义子赵文华的举荐而屡屡升迁的，在朝中很多大臣的眼里，他属于严党。当时赵文华已死，严嵩失宠，胡宗宪的处境也就岌岌可危。这年年底，南京给事中陆凤仪以贪污军饷、滥征赋税、党庇严嵩等十大罪名上疏弹劾胡宗宪。按照同时代的王世贞所说，这一切都是新任内阁首辅徐阶直接操纵的，胡宗宪自然无力与其抗衡。
很快，嘉靖就下令将胡宗宪的一切职务悉数罢免，并将其逮捕押解进京。陆凤仪弹劾胡宗宪的任何一条罪名都可以置他于死地，此时的胡宗宪已经被推到了悬崖的边缘。幸亏皇帝念其抗倭有功，改变了主意，宣布他不是严嵩一党，只贬他回原籍闲住。胡宗宪虽然逃得一死，但仕途也走到了尽头。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春天，胡宗宪回到绩溪县的龙川故里，虽然心中有无尽的委屈和不甘，但他不准备辩斥，打算从此不问政事，度过余生。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他的政敌们却不想让他全身而退。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月，灭顶之灾从天而降。曾经协助胡宗宪抗倭的罗龙文因罪被抄家，在罗的家中，御史意外发现了胡宗宪被弹劾时请罗龙文贿求严世蕃作为内援的信件，信中还附有自拟圣旨一道。假拟圣旨，这次就算天王老子也救不了胡宗宪了。当年十月，胡宗宪再次被押赴至京。胡宗宪还希望皇帝能够念在旧功给他一条生路，他在狱中写下洋洋万言的《辩诬疏》为自己进行辩解，可是皇帝迟迟没有回应。胡宗宪彻底绝望了，十一月初三日，胡宗宪写下“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诗句后，自杀身亡，时年五十四岁。
人生的污点
胡宗宪的死，虽然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但祸根却是他自己亲手埋下的。他能够控制了困扰明王朝多年的倭患，其才干固然不容小觑，但为人却不够光明磊落，而且还有几个致命的弱点。
其一，胡宗宪与严嵩一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且助纣为虐，帮助赵文华陷害忠臣张经，致使其被问斩，全然不顾当时抗倭战争的大局。这种助纣为虐的行为，反映了他道德上的缺陷。
其二，胡宗宪侵吞军饷、生活奢侈，也是不争的事实。他在江浙任上时，通过加派“提编”等额外税赋和请求留存浙江盐银等手段，聚敛了巨额钱财，有“总督银山”之称。其中，有一些花费是用在招抚倭寇上，其余大部分都是供他自己挥霍的。据说，有一次，胡宗宪宴请织造太监等人，居然有两百名侍女陪饮。晚上宴会结束时，这名太监拿出五两金子表示感谢，胡宗宪冷笑一下，不予理睬。另有一个拿出一两金子，胡宗宪笑称：“您这是在羞辱我吧！”当场将金子扔进水里。还有一次，严嵩的义孙锦衣卫严鹄路经杭州，胡宗宪盛情款待，极尽奢华之能，宴后还推荐丽妓让其留宿。严鹄推辞不就，胡宗宪说：“你这是为难我吗？那我就先行了。”然后拥着别的丽妓走了。以上事迹虽然都是出自笔记杂谈，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胡宗宪如此高调地露富，自然会引起朝中大臣们的非议，而他成为众矢之的，也就不足为怪了。
综合看来，胡宗宪人生中最大的亮点是在主持抗倭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胆略和智谋，称得上是一位能臣，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他同时又结交权贵、趋炎附势、挥霍无度，使他的人品备受争议。按照普遍观念，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够得上是英雄。像胡宗宪这样才干突出，能力非凡，但品行上不够光明磊落的人，值不值得肯定？这是个问题。今天看来，尽管胡宗宪在官场中钩心斗角、趋炎附势，但不应该抹杀他在抗倭中的功劳。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称得上是一个被历史冷落了的“抗倭英雄”。
“奸臣”严嵩，贤多于奸
严嵩（1840—1567年），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曾在嘉靖朝内任首辅大臣、内阁大学士，是历史上著名的奸相，在《明史·奸臣》中有列传。所谓“奸臣”，在史书中的解释是“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生阴贼者”。然而，翻看记录嘉靖朝事的正史、野史，严嵩似乎不应列入“奸臣传”。
其实，从严嵩下台后，就有人认为他被定性为奸臣很冤枉。即便是在修《明史》时，写作班子对于严嵩是不是奸臣就有很大争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
“窃弄威柄”的真相
严嵩是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但很快病休归里，读书八载，后因诗文峻洁，声名鹊起。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还朝复官。到了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奉命祭告显陵，回来后大说吉祥话，说得嘉靖眉开眼笑，严嵩因此快速升迁。到了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他可以专权了。
嘉靖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几个不勤政的主儿，在位四十五年，竟有二十七年不上朝。但是别以为他对朝政大事撒手不管了。他虽深居大内，却是紧握皇权，任中不曾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明史·严嵩传》载，严嵩任首辅后，皇帝虽然非常亲近严嵩，但是对他的意见也不全信，有时候会让他独断专行，有时候又会故意表示反对他的做法，目的是杀杀他的气势。这说明严嵩不但没有机会弄权，连自己的位置都随时可能丢失。再如《宾退录》卷四上说：都察院左都御史欧阳必进与严嵩为儿女亲家，严嵩欲安排欧阳必进为吏部尚书，经严嵩哀求再三，嘉靖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即斥去。试想，严嵩想安排一下儿女亲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谈把持朝政、结党营私！由此看来，说严嵩“窃国柄政”实不可信！
嘉靖继位之初，对百年积弊和朝政是颇多革新的，这让朝政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过于果断革除镇守中官。镇守中官之设是明成祖利用宦官强化皇权背景下的产物，《明史·张忠传》记载，嘉靖在位四十几年，不设镇守内臣和掌管京城仓储的官员，此举让长期猖獗的宦官势力得到了强有力的控制。此外，嘉靖十年行“一条鞭”法，变革赋税，社会经济大有发展。可以想象，嘉靖有鼎革之力，与世宗厮守了那么多年的严嵩岂能无守成之功？
严嵩与嘉靖的关系
《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一方面，严嵩并非一意媚上，他得罪嘉靖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
嘉靖是个极难侍候的皇帝，他生性猜忌、多疑、嗜杀。不仅如此，他待人冷漠，对自己的妻儿、侍婢、臣僚无不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因为无法忍受他的残暴，要将他勒死。这就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的“宫婢之变”。严嵩任首辅十五年，与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杀的皇帝能相处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
严嵩一向被人讥为“青词宰相”，说得是嘉靖皇帝崇奉道教，热衷于玄修、炼制丹药。在那些颇为神秘的仪式中，经常需要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青词是一种赋体文章，需要文笔华丽，而严嵩正好深谙此道，所以颇得皇帝喜爱。人们认为严嵩就是因为以此拍皇帝的马屁，才得以步步高升的。可是，当时力赞玄修、进献青词几乎是所有阁臣的要事，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媚，只不过他的文采更好一些而已。严嵩并不热衷于奉承，相反，他还曾非常刚正。
正德十一年（1516年），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他多次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对于武宗的许多其他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例如反对运楠木北上。或许是因为为官刚正，直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嘉靖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才升为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到嘉靖四年（1525年），又升为国子监祭酒，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为止，嘉靖对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有不清白的行为。
进入北京后，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
尽管如此，严嵩也并非一味谄媚，对嘉靖不正确的做法也会据理力争。例如“宫婢之变”后，嘉靖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嘉靖欲重修宫殿。严嵩考虑嘉靖久不上朝，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会引起民怨，故不同意重修宫殿。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对此，时人支持严嵩，认为徐阶太过于阿谀了。可见，严嵩也有刚性的一面。关于这一层，嘉靖应该是心中有数的，因此，嘉靖对严嵩也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名为“琼翰流辉”，奉玄之堂名为“延恩堂”，赐字幅“忠弼”等。即使是嘉靖令他辞官之时，在谕旨里他还是说“嵩小心忠慎”，并且允许他乘驿车回家，每年还给他百石禄米。（《世庙识余录》有载）能得到嘉靖这样一位薄情寡恩的皇帝的优待，并非只是会拍马屁就可以得到的。而严嵩卸任赋闲在家时，生活也未见比其他首辅优越。
关于贪污
“贪鄙”与“专权”是令严嵩声名狼藉的两大主要原因。“专权”的问题已在上文有所阐述，这里再来谈谈“贪污”。
严嵩到底贪污了多少？
据《明史》、《世宗实录》等记载，查抄严嵩家时，一共查出来三万多两黄金，两百多万两白银，以及其他珠宝珍藏几千件，还有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田地山塘近三万亩。
嘉靖下令将籍没的财产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奇怪的是，当时仅有十万两入库。嘉靖也觉得奇怪，于是问道：“从严嵩三月被处决到今天已经十个月了，抄没的财物尚未至，尚不见。巨额资财既不在犯家，国家亦未收，也未隐匿流失，它们真的存在吗？在哪里呢？”（《世宗实录》有载）嘉靖的怀疑很有道理，而对此唯一的可能就是，所谓的严氏巨额家产根本就不存在。
当时主持籍没之事的是首辅徐阶。徐阶是严嵩的政敌，是不是他故意虚报，以夸大严嵩父子的过恶呢？从史料来看这是有可能的。
严嵩彻底被扳倒就是徐阶设的圈套。
嘉靖崇尚道教，他经常召徐阶推荐的方士蓝道行入禁中预卜祸福。一日，严嵩有密札言事。徐阶事先通报蓝道行，蓝道行装神弄鬼一番后说：“今日有奸臣奏事。”接着嘉靖刚好看到严嵩的密札，于是对他究竟是忠是奸产生了疑问。这时，正在内侍处避雨的御史邹应龙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时机，于是上疏论严嵩父子不法之事。结果，严嵩被勒令致仕，即告老还乡，儿子严世蕃先是发配戍边，后以通倭罪被杀。严家随即被抄没。
退一步讲，严嵩虽背着贪名，其家产却远比不上素有廉名的徐阶。徐阶光田产就有四十万亩。根据史书记载，严嵩和徐阶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任了十五年首辅，徐阶仅任了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家的十几倍。仅以田产相比，孰贪孰廉已昭然若揭。何况徐阶还有纵容子弟侵占民田，诬陷清官海瑞被罢官的劣迹。至于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虽是无法统计，但从当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的感叹中可见一斑：“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四友斋丛说》）
如此说来，把“巨贪”的名头加诸在严嵩头上太名不副实了。
严嵩之为人
《明史·严嵩传》称严氏“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其中“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在上文中已证明并不完全正确，“无他才略”则更不符合实情。
严嵩的文采是有史可循的，而他也正是凭借一手青词得到嘉靖的喜爱，向有“青词宰相”之称。与他同时代的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文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
严嵩出生于寒士家庭，自小学习声律，少年聪慧，善于作对。有一次地方官口占一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他随口应对：“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对得很是工整。弘治十八年（1505年），他中了进士，以二甲第二名的身份入翰林院就读，当时包括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咸伟其才”，都对他的才华叹为观止。
严嵩的书法成就也很令人敬佩，北京百年老店“六必居”的金字招牌就是他写的。什刹海、景山公园、北海、故宫等地都有他的书法作品，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也是他的手笔。
关于他的人品，也非《明史》等正史中所说的心胸狭窄，热衷于打击报复，相反却是极有度量。《罪惟录》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有个叫林一新的官以佥事的身份外出巡查，恰有严嵩的家仆有不法行为，被林一新抓住打了一顿。后来，林一新回到京师，严嵩非但没有报复，还对他礼敬有加。严嵩能够约束家人，顾及大义，这与徐阶纵容子弟横行乡里，何啻天壤之别。
史料中还记载了严嵩擢选人才以为国用的事迹，如《列朝诗集·尹耕传》中说：“分宜（严嵩）能用子莘，能用胡瓒宗，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
崇祯年间做过大学士的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说，当他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国史唯疑》中还记录了一段颇耐人寻味的对话：徐阶曾对张岳的儿子说：“严氏把持朝政二十年，你父亲镇守一方却没有给他送过一钱。严嵩垮台后，忠贞之士只有你父亲一人得完其身。”张岳是明代有名的贤臣，为人刚正不阿。徐阶此话虽然有攻击严嵩贪婪、排除异己的意思，但也隐隐透出推崇之意。黄景昉随后发表评论说：“能让贤者得完身名，可见严嵩并非全毒。严嵩擅长诗文，喜好收罗名士，偶尔也能够抑制私欲，可见此人还是值得可怜可恕的。”万历年间的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也提到，江右人，特别是袁州人对严嵩尚有余思。
事过数十年，乡人还记得严嵩的好处，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谈论严嵩时也有推崇之意，这是否意味着严嵩有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
《列朝诗集·胡瓒宗传》还记载：嘉靖二十九年，王联诬陷胡缵宗一案，株连一百一十余人，当时，皇帝的意思不明朗，身为大学士的严嵩敢于挺身而出排解这件事，使得皇帝的怒意消解不少。这类颇值嘉许的事，在《明史·严嵩传》中竟没有记载。
严嵩在升官过程中与朝中两位大臣进行过政治斗争，虽然用了些手段，但至少算是就事论事，打击范围较小，比起徐阶罗织“严党”逼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
严嵩所参与的这场政治斗争是从与夏言的争斗开始的。
嘉靖十一年（1532年），严嵩升任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年），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嘉靖对仪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嘉靖的好感，并且成为皇帝的亲信之一，时任阁臣的夏言也是亲信之一。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严嵩曾为该科会试的同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夏言比严嵩早发达。入阁以后，他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视之，两人关系迅速恶化。恰在此时，夏言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嘉靖不满。严嵩适时地攻击夏言，更使嘉靖下决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首辅夏言被革职赋闲，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这是他经历第一场重大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首辅翟銮因事削籍，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任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但是世宗仍对夏言有眷恋之情，他曾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的字）二字。严嵩闻知此事，主动提出召回夏言。有人说，世宗复思夏言，是因为觉得严嵩有些贪婪、傲慢。不管怎么说，反正夏言再次成为首辅。复位的夏言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严嵩。凡有批答，他独自拟稿。凡是他憎恶的官僚，或与严嵩亲近的官僚，一概逐斥。严嵩知皇帝眷宠所在，噤不敢言。
与夏言的趾高气扬相反，严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一直保持谦恭的态度，并注意不让嘉靖感到他在独执朝政。在生活细节上，他也颇为留意。这种情况嘉靖看在眼中，自然会有一番想法。
随后的“复套”事件直接导致了夏言的失败。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提出收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嘉靖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但就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时，他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变化未必由严嵩引起，而严嵩却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当，且借机攻击夏言擅权。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夏言再次被迫辞官。接着，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以及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
夏言死后，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后，仇鸾受宠，他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于是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嘉靖的重视。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严嵩受到冷淡，有一次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向皇帝汇报了仇鸾的不轨行为。嘉靖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才告消除。
从上面的过程来看，严嵩非但不是搞政治斗争的高手，还差点在阴沟里翻船，比起历史上不可胜数的朋党之争，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关于严嵩“屠害忠良”
严嵩入阁后，弹劾他的大臣甚多。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
沈炼，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明史》中称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然颇疏狂”。沈炼与严世蕃过从甚密。沈炼嗜酒，经常跟严世蕃一起喝酒。严世蕃喜欢以酒虐客，沈炼心中不平，久而久之两人反目。此事可以看出沈炼的性格有些偏狭。严嵩曾说过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他怕前途无着，于是上疏弹劾严嵩，疏中历数严嵩十大罪状。但后来的人认为，沈炼所列的严嵩十罪，并不属实，“俱空虚无实”（徐学谟《世庙识余录》）。世宗阅疏后，大怒，廷杖之，而后将其谪贬到保安。沈炼在保安并不安分，常常说严嵩父子的坏话，当地不明事理的民众也跟着起哄。沈炼大喜，整天以骂严嵩父子为乐。这还不解气，他又扎了几个草人，代表李林甫、秦桧及严嵩，喝醉了就聚集子弟射着玩。这种“游戏”似乎不是君子所为。后来，沈炼常与地方政府闹纠纷，被总督杨顺所杀。反对严嵩的人称是严嵩授意杀害沈炼的。事实上杨顺根本不是严党，沈炼之死，完全是其性格上的弱点所致。
杨继盛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在国子监时，是徐阶门生。《明史》称他颇精律吕之学，此外不见他有甚所长。杨继盛的性格与沈炼颇似。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也就是沈炼上疏两年后，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杨继盛指责严嵩没有把国家治理好，并且说“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这让嘉靖认为是影射他的，因为严嵩做的许多事是按他的旨意去办的，至于“或召裕、景二王”之言无疑是认为嘉靖昏聩，只能请已经死了的君王来主持正义了。这等于戳了老虎屁股，结果，嘉靖一看此疏，大怒，将杨继盛下狱，派人去责问他为什么要提到二王。然后，打了他一百杖，令刑部定罪。杨继盛上疏后，严嵩一再请求辞职，世宗挽留再三，说杨继盛上疏是冲他而来的。可见，杨继盛之死与严嵩何干。
明末清初史学家查继佐在所著的《罪惟录》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大意是说，皇帝在位很久，事事都出于皇帝自己的意思。严嵩当了首辅后，很少敢有违逆，偶尔提出不同意见，也只敢小心翼翼地说几句而已。他的过失在于，身为首辅，皇帝要杀人时，他没有及时劝阻。结果，本来是皇上想杀人，大家都认为是严嵩出的主意。这段话一语道破了严嵩“屠害忠良”的真相。
严氏一族所做的恶事，更多的来自严嵩的家人。
严嵩对独生儿子严世蕃极为宠爱和放纵，史称，严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他以“东楼”（严世蕃别号）称呼儿子，这在明代恐怕没有第二例了。严世蕃的长相非常丑陋，“短项肥体”，还瞎了一只眼。但他奸猾机灵，通晓时务，熟悉国典，而且颇会揣摩别人的心意。严嵩任首辅后期，已经年近七旬，精力不济，所以票拟多由严世蕃拟定。票拟就是内阁在接到奏章后作出批答，再由皇帝审定，是阁臣权力的重要体现。世蕃的票拟多能迎合嘉靖的心意，因此多次得到嘉靖的嘉奖。后来，严嵩干脆就将政务都交给儿子，严世蕃一时间权倾天下。严世蕃虽然有些才学，但贪酷成性、生活糜烂，掌权后自然招人忌恨。
至于对其他家人，严嵩并非一味放纵。但是，由于严嵩的权势过大，严府的仆隶亦成为士大夫结识的对象。例如，公卿“得与萼山先生一游者，自谓荣幸”，而这个萼山先生不过是严府的管家。
当然，对于严世蕃和严府家人的作为，严嵩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加上严嵩还有一些如赵文华之流的干儿子，给他的罪名添砖加瓦，严嵩大祸临头是意料中的事。

第二十五章 奸臣潘仁美其实是忠臣

《杨家府演义》是一部称得上家喻户晓的演义小说，读者一方面对杨家将大仁大义、大忠大烈感动不已，另一方面对害死杨业的大奸大佞潘仁美恨之入骨，惟食其肉寝其皮才能解恨。这段历史仿佛已是铁板钉钉，无可置疑了。可是如果人死后有灵魂，潘仁美一定会跳出来大喊冤枉！因为潘仁美非但不是杀死杨令公的真凶，而且还是个忠臣。他实是被“明朝作家”给大大的冤枉了。
潘美借刀杀杨业不是事实
《杨家府演义》中潘仁美的原型是宋朝的一代名将潘美。潘美被认定为大奸臣，最关键的证据来自杨业战死的一场战役，很多人认为是他借机害死了杨业。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宋史》的记载，杨业的死，主要责任应归于缺乏作战经验却大权在握的监军王侁。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辽国集合十余万兵力大举入侵北宋，宋军分东西两路迎击敌人。东路由名将曹彬统帅，西路以潘美为主将，杨业为副将，王侁和刘文裕任护军。
两军在朔州交战。交战中，辽军强大，宋军失利退守代州。王侁邀功心切，主张强取。他命令副帅杨业进军，杨业以为不可，他提出不与辽军正面交锋、改由小路进袭朔州的策略，但王侁拒而不听，硬逼杨业率军迎战辽军主力。王侁还蔑视杨业道：“君侯你一向号称无敌，今日却不愿交战，难道是有其他打算吗？”
杨业本是辽国盟邦北汉的大将，后归降大宋。作为降将，杨业明知王侁的指挥错误，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唯有听从命令。
出发前，杨业对潘美等将领含泪道：“此行必不利。我是太原降将，本就当死。幸得皇上不杀，并且授我兵权，让我为帅。此次并非我不愿意进攻，而是想寻找最佳时机，立尺寸之功以报国恩。现在诸位责备我避敌，我只好先各位死于敌前。”随后，他与王侁、潘美约定，请他们在陈家谷口安置伏兵接应。
杨业与辽军鏖战，自午至暮，部众伤亡大半。他带领余众撤退到谷口，陈家谷口却空无一人。原来，王侁等在陈家谷口设置了伏兵，但一直到中午也没见到杨业，王侁以为杨业取胜继续追击敌人了，为了邀功，随即领兵撤离谷口。潘美阻止不了，只好跟着撤退了。此事在《宋史》有记载。
杨业知道大势已去，拊膺大哭，再率帐下兵士力战。最后士卒死伤殆尽，其子杨延玉阵亡，杨业身中数十处创伤，犹手刃近百人，终因力尽被俘。杨业被俘后，辽国将帅都劝杨业投降，被杨业拒绝，绝食三日而亡。
不可否认，杨业之死，潘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他是统帅，却未能节制王侁的轻敌妄动。把责任全部归于潘美，并不公正。有历史学者认为，宋太宗一朝，监军权力甚大，其实就是皇帝派往前线的耳目。潘美虽是外戚和主帅，但也受制于监军王侁，故此害死杨业的大半责任，应该在王侁而不在潘美身上。《宋史·杨业传》中就说：“美不能制（王侁）”。
可见，潘美在此事件中主要负有领导责任，此外实在不能再追究他什么了。
再者说，历史上的潘美老成持重，是一员骁将，与杨业共事七年，一直配合默契，两人之间根本不存在演义中所讲的过节，所以他没有理由对杨业蓄意陷害。或许是小说家们认为王侁官职太小，不足以突出杨家，所以潘美很倒霉地摊上了这件事。
历史上真实的潘美
据《宋史·潘美传》记载，潘美是河北大名人，骁勇善战、有勇有谋，为维护大宋江山统一，抵御外敌立有汗马功劳。
潘美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其父潘璘是后周时期一名普通军官。潘美从小受家庭熏染，酷爱研习历代兵书，有机谋勇略。面对当时的混乱局势，他发感慨说：“大丈夫不以此时立功名，取富贵，碌碌与万物共尽，可羞也。”起初，潘美仅仅是大名府的一个典谒，类似通报传达工作的门童。他对柴荣非常敬佩，所以当柴荣任开封府尹时，潘美即在其帐下任职。柴荣即后周世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潘美后来随柴荣参加高平大战，以军功授西上阁门副使，深得当时任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的赏识。
柴荣英年早逝，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谎称“黄袍加身”，但他心里担心京城不服，出现动乱，即派心腹大将先进京安定局势，其中就有潘美。赵匡胤登基时，特命潘美前去安抚后周宰辅，使这些人对新朝俯首称臣，甚至连改朝换代的圣旨，也是由潘美晓谕天下的。由此可见，潘美与宋太祖赵匡胤的关系非同一般。
当时陕西军阀袁彦心怀异志，赵匡胤命潘美前往西北监其军，胆勇过人的潘美单骑入长安劝说袁彦，迫使袁彦入朝称臣。潘美因此被赵匡胤称为“孤胆英雄”。
此后的数十年中，潘美作为一位将领南征北战，为巩固宋王朝的基业立下了赫赫战功。他先随太祖征讨淮南叛将李重进，而后单师挥戈讨平湖南叛将汪端，接着继续南下，攻克南汉的北部屏障郴州，继而荡平南汉，将南汉后主刘继兴擒至京师。太祖开宝七年（974年），潘美与曹彬分率大军进攻秦淮，经数日短兵接战，为曹彬主力杀开一条血路，一鼓破金陵，南唐被灭，后主李煜成了曹、潘大军的阶下囚。太宗赵光义即位的第四年（979年），潘美又挂帅征讨北汉，大败刘继元，北汉亦归宋朝所有。不久，他又北伐契丹，节节胜利，以功封代国公。
在北宋初期，潘美的显赫军功是有口皆碑的，他治军有方，使“北方以宁”。他手握兵权，却令朝廷十分放心。赵匡胤坐稳江山后，玩了一招“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大批开国将帅的兵权，唯独剩下一个潘美，不仅没有解其兵柄，还十分重用。由此可窥见潘美为人之一斑，也可说明潘美在朝廷的地位几乎是不可动摇的。
潘美正直的一面在野史中也有迹可循。据一些野史笔记记载，潘美心地慈善，知恩图报，不像小说戏剧中所描述的心狠手辣，不近人情。明王巩《随手杂录》记载，赵匡胤夺取皇位初入宫时，见一宫女抱着一个小孩，问之，宫女答道：“是世宗（指柴荣）的幼子。”当时潘美与范质、赵普都在场，赵匡胤问如何处置。赵普等都说“杀掉”，潘美在旁不语。赵匡胤问潘美为什么不说话，潘美说：“臣与陛下都曾做过世宗的臣子，现在如果我劝陛下杀之，有负于世宗；如果劝陛下不杀，则陛下必定会怀疑我。”赵匡胤说：“坐了别人的位子，又要杀别人的孩子，我不忍心做这样的事。”潘美于是向赵匡胤要求自己来收养这个孩子，把他抱回了自己家中，改姓潘，取名惟吉，抚养成人。赵匡胤后来也不问，潘美也不复言，这个孩子长大后也在朝为官。
潘美之死
在《杨家府演义》中，潘仁美死于忠臣开封府尹寇准的刀下，这也是与事实不符的。
《宋史·太宗纪》记载，潘美于淳化二年（991年）六月死于太原。原因是北伐契丹失败，并致杨业全军覆没，被宋太宗赵光义官降三等，令其反省。不久，又官复原职，淳化二年还被加为宰相。但潘美戎马一生，晚年却因北伐大业功败垂成，心中怏怏，不久便病死于太原，终年六十七岁。
寇准任开封府尹则在咸平五年（1002年），有北宋《开封府题名记》碑（现藏开封市博物馆）为证。所以，潘美之死与他扯不上半点关系。
历史学家冯君实先生曾这样评价潘美：“平心而论，潘美一生的战功要比杨业大得多，宋朝廷实际将他看做是大忠臣。”这在《宋史》中可以找到佐证。此外，《宋史》有专门的《佞幸列传》，潘美并不在其中，由此可见时人并不认为潘美是个奸臣。换言之，《杨家府演义》中的潘仁美不过一个虚构的人物，是“戏说”，做不得真。
赵光义没有弑兄
959年6月，正值壮年的周世宗柴荣在统一中国进程中已大获进展，却不幸地一病而亡，七岁的周恭帝即位。在这种“主少国疑”的动荡局势下，当时任禁军最高统帅，且身兼数职的赵匡胤趁机夺了权。
事情发生在960年正月初，忽有传闻称契丹将南下攻周，后周宰相范质等未辨真伪，急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赵匡胤率大军到达开封东北二十里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时，赵匡胤之弟赵光义和谋臣赵普等密谋策划，发动兵变，授意众将把象征皇权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并下拜三呼万岁。赵匡胤假装推让了几下，就把黄袍穿在了身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随后，赵匡胤也不去抵御契丹了，而是率军回师开封。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接赵匡胤入城，小皇帝就乖乖地将皇位禅位给赵匡胤。因为赵匡胤在北周时兼领宋州（治在今河南商丘南）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军为古宋国的疆域，又属宋州，赵匡胤就以宋为国号，建立宋朝，史称北宋，从此开始了赵姓统治天下三百余年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是，赵匡胤篡位后，契丹进攻一事也不了了之，因此后人普遍怀疑，契丹攻周的传言是赵氏集团编造的，目的就是为赵匡胤夺权制造机会。
976年10月，赵匡胤突然身亡，其弟赵光义继位。
赵光义名声向来不好，他对待自己的兄弟及哥哥赵匡胤的儿子非常恶毒，对功臣多疑，在私生活上也是荒淫无耻，为了霸占已归降的南唐皇帝李煜的妻子小周后，竟以写反诗的名义将李煜杀掉，令人不齿。再加上赵光义继位有违古法，因此人们对他继位的合法性也表示怀疑。纵观历史，自夏商周开始，直至隋唐五代各个皇朝，几乎都是“传子不传弟”，而且“传长不传次”，但宋朝却是兄终弟及，于是有人质疑赵光义是以不光彩的手段获得的帝位。历史上著名的“烛光斧影”谜案由此产生。
“烛光斧影”之谜
“烛光斧影”这个谜在野史、民间传说和戏说中有诸多版本，但都有一个相同的核心思想，即宋太宗赵光义谋杀了他亲哥赵匡胤，是篡位。这种大逆不道，丧失人伦之事，做得太不隐秘，以至于很多野史家们都知道了，并且留下许多版本，其中以北宋文莹所著的《湘山野录》最具代表性。该书描述宋太祖赵匡胤崩逝之际的情状：宋开宝九年（976年）10月19日晚，天气陡变，雪雹骤降，赵匡胤心生不祥之感，他令守宫的宦官急召晋王赵光义入宫。赵光义被引入寝宫时已是深夜，太祖摒退宦官和宫女，与他酌酒对饮。无人知道他们密议什么，近侍宦官只能通过寝殿的窗棂，影影绰绰地看到殿内烛火摇晃不定，赵光义突然起身，避席（辞让）后退，似在躲避和谢绝什么，接着两人继续对饮。不久，又看见赵匡胤手持柱斧（一种水晶做的小斧子）戳地，像是戮击什么，同时大声喊道：“好为之，好为之（好好干）。”接着，兄弟二人继续饮酒，直至深夜。赵光义告辞兄长出去后，赵匡胤解衣就寝，很快传出如雷的鼾声。然而到了次日凌晨（五鼓时），赵匡胤忽然驾崩，年仅五十岁。天亮后赵光义即位，宣遗诏，是为宋太宗。大臣们哀恸着瞻仰赵匡胤的遗容，却见他的脸色温莹好像刚刚洗过一样。
《湘山野录》中这段文字本身就扑朔迷离，语焉不详，既没有说明这一夜赵光义是否一直待在寝宫周围没有离开，也未说明遗诏从何而来，只给后人留下“烛光斧影”之谜，令人耿耿于怀。
其中所描述的情形也让人颇多联想。首先，赵匡胤为什么深更半夜急召赵光义入宫，肯定不可能是为了喝酒，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那么，是什么事？或许就是王位继承的事情。其次，“赵光义的人影突然离席起身，摆手后退，似在躲避和谢绝什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样一幕——赵光义在酒里下了毒，赵匡胤喝下后毒性发作，他顺手抓起桌上的柱斧刺向赵光义，但已经体力不支，只能拿着“柱斧”痛苦地戳地，口中喊道：“好为之，好为之。”而赵光义惊慌离席起身，本能地躲避。另外，赵匡胤在说“好为之”这句话之前，两人之间肯定有一段谈话，谈话内容会是什么呢？有可能是赵匡胤要将皇位传给赵光义。但赵匡胤是主动传位还是赵光义相逼？人们更愿意相信是后一种可能。甚至有人怀疑，当夜不是赵匡胤主动召见赵光义，而是赵光义请求见赵匡胤，谈话的主题就是讨论谁继位的问题。
北宋司马光的《涑水纪闻》里说：太祖去世时已是四鼓。宋皇后叫内侍王继恩把皇子赵德芳叫来。王继恩考虑到太祖早就打算传位于晋王赵光义，于是没去见德芳而是找来了赵光义。两人进宫后，宋皇后问：“是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回答：“晋王来了。”宋皇后先是一惊，继而突然醒悟，哭着对赵光义说：“官家，我母子的性命，都托付给你了。”这一情景让人不由得怀疑赵光义继位的合法性。
赵光义为什么被怀疑
首先是赵光义的身份。
赵光义是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重要人物，其地位自不必说。此人的情商和智商也很高。北宋定都开封后，赵光义担任开封府尹长达十六年，在这期间他培养了大批党羽，帐下人才济济。加之赵光义礼贤下士，善于交友，所以他在朝中的势力也是根深蒂固。开宝九年三月，也就是赵匡胤去世前六个月，朝中群臣中爆发了“迁都之争”。赵匡胤有意迁都洛阳，大臣们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赵匡胤拒不听从，他认为开封城中所需物资全仗水路由外地运送，万一开封被围，后果难以想象。这时候，也反对迁都的赵光义说了一句微言大义的话：“在德不在险。”意思是要巩固政权靠的是施行仁德，而不是依仗地形的险要。赵匡胤听了这句以后，默然无语。迁都之事最终没有成行。
赵光义一句话就能说动赵匡胤，一方面因为他在赵匡胤心目中的地位极重极高，另一方面这句话本身确实合情合理。但是，他说出这样一句话，或许不是为赵匡胤着想，而是出于自己的忧虑。因为一旦迁都，他的势力肯定会被削弱。假如此假设成立，就说明他有继位当皇帝的野心。而事实上，在“迁都之争”六个月后，赵光义就由晋王变成了皇帝。
人们怀疑赵光义毒杀亲兄还有“烛光斧影”事件之后的事情为证。
976年10月19日晚上，宋太祖赵匡胤召见晋王赵光义，到午夜时分赵光义告辞兄长回去。到了凌晨，赵匡胤在万岁殿驾崩。四鼓时分，宋皇后立即命宦官王继恩去召时任贵州防御使的皇子赵德芳入宫。王继恩并没有去请赵德芳，而是径直去了开封府请赵光义进宫。到了开封府后，王继恩看见赵光义的心腹、精通医术的程德元站在府门外，便很惊讶地问：“你怎会在这里？”程德元回答：“前夜有人在我家大门口叫我出去，说是晋王召见，但我出门一看，没有看到人。反复几次，还是没见到半个人影。我担心晋王生病，特意赶来府上看看，刚到门口，就遇见您了。”于是，两人一起进入府中。
这段对话听起来很诡异，很显然两人是想表明，双方只是偶遇，而非事先约定。更大的可能是，赵光义早就收买了王继恩。王继恩是个审时度势的人，他知道赵光义是储君候选人中实力超强的，如果有他的帮助，赵光义便有机会获得拥立之功。所以，他违背宋皇后的懿旨，直奔开封府。
更离奇的是，凌晨时分，赵光义居然还未就寝。当他听说兄长赵匡胤暴亡，立刻做惊异状，犹豫着不肯前往皇宫，提出要和家人商议。如此紧要的大事，又是危急关头，和家人商量什么呢？家人又不能参与朝政。很明显，赵光义在作秀，他边说边走进内室。这时候王继恩说了一句话：“时间久了，恐怕被别人抢了。”“时间久了”好理解，宋皇后派他出宫，久不见他回，必定派其他人去召皇子赵德芳。那么，“恐怕被别人抢了”这个“别人”是谁，“抢”什么？这个关头，王继恩口中的“别人”除了赵德芳还会有谁？除了“皇位”还有什么可以抢的呢？“抢”的意思就是夺，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赵光义早有夺取皇位的野心和计划。通过这句话，还可以进一步推断，王继恩是赵光义在宫中的耳目。此刻他唯恐生米煮不成熟饭。
据《宋史·程德玄传》记载，王继恩是带着赵匡胤的遗诏来找赵光义的，这显然是个漏洞。如果是这样，王继恩就不会说出“时间久了，恐怕被别人抢了”的话了。关于这一点，在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中，也只说是王继恩自己决定去找晋王的，没有提到遗诏一说。
在王继恩的催促下，赵光义等三人冒着风雪赶往宫中，并且未经通报，直接闯入殿内。宋皇后见赵光义来到，先是一惊，然而哭着对赵光义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托付于官家了。”赵光义则故作悲伤，泪流满面地说：“共保富贵，不用担心。”至此，赵光义抢在侄子赵德芳之前登基为帝。

第二十六章 登基的借口让人生疑

太祖赵匡胤死得不明不白，赵光义为了显示自己即位的合法性，便抛出其母杜太后的遗命。
《宋史·后妃传》详细记载了杜太后临终嘱咐太祖传位于弟弟的事：杜太后在临终之际，召赵普入宫记录自己的遗命。当时太祖赵匡胤也在场，杜太后问太祖何以能得天下，太祖说是祖宗和太后的恩德和福荫。杜太后说：“你想错了，若非周世宗传位幼子，使得主少国疑，你怎能取得天下？你当汲取教训，他日帝位要传给光义，光义再传光美，光美传于德昭，如此，国家有长君，才是社稷之幸。”
太祖听完这番话，哭泣叩拜。杜太后便让赵普将自己的遗命写为誓书，在纸尾上写上“臣普书”三字，藏之于金匮之内，命谨密宫人保管。
有人认为，这段史料是伪造的，疑点有五：疑点一：赵匡胤在世时，只字未提太后临终嘱咐和金匮之盟。如有兄终弟及一说，为什么太祖在生前不公示于众，早早立光义为“太弟”，而要等母子都死后才宣布？
疑点二：赵光义是在哥哥的灵柩前宣布遗诏的，其时，主要当事人都已死，死无对证，而唯一的见证人赵普人品也有争论。因此，赵匡胤临终嘱咐、金匮之盟的真实值得怀疑。赵普是太祖的主要谋臣，在太祖赵匡胤一朝做了近十年宰相（964—973年）。这个人刚愎自用，专断独裁，他常在衙署座位后边，放置两口大瓮，凡是不合他意的内外表疏，就擅自丢在瓮内，一烧了之，因而得罪不少人，最终被罢相。此后一直郁郁不得志，屡遭大臣欺凌。而赵光义一登基，即任赵普为太子太傅，当年又被任命为司徒兼侍中，封为梁国公，再度出任宰相。这虽有报恩的可能，但也有封口之嫌。
对于太后遗诏之事，支持赵光义合法继位的人认为：宋太祖生前虽然没有立太弟，但也没有立太子。从杜太后死后的事实看，赵光义的政治地位始终排在最前面，随后则是赵匡胤的另一个弟弟光美，赵匡胤的儿子德昭、德芳，这正是按照兄终弟及顺序排列的。可见，金匮之盟，实有其事。
但反对者对此提出了第三个疑点。
疑点三：既有此盟，为何赵光义不执行兄终弟及的遗嘱，而是加害弟弟光美以及侄儿德昭、德芳？据史书记载，其弟光美，在赵匡胤活着时未有劣迹，但在赵光义即位后忽然变得劣迹斑斑。史书称，他得知自己是内定的皇位接班人后便骄傲自大，阴谋发动叛乱，结果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三月被赶出京城，四月因“逆天大罪”被勒令归还西京的私宅，五月降为涪陵县公，遣送到房州（湖北房县）。赵光美到房州不久就死了，年仅三十八岁。他的侄儿德昭在征讨北汉时，将士有功不赏，德昭怕诸将抱怨，请奏论功行赏。赵光义大怒道：“你急什么？等你自己做皇帝，再赏也不迟。”德昭为表明自己无意追求皇权，自刎殉志。其弟德芳见胞兄如此下场，一病不起，死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年仅二十三岁。
弟弟、侄儿都死绝了后，北宋的天下都是赵光义的龙子龙孙的。
有人说，赵光义本人其实是想传位于光美的，但赵普训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故而恢复皇位传统制度：传子不传弟。此事怨不得赵光义。
总之，议论纷纷，谁也说服不了谁。
疑点四：杜太后死时，赵匡胤才三十五岁，正值壮年，他的两个儿子也已经长成。杜太后怎么能预测出儿子活不长，孙子长不大，要他死后传位给弟弟光义？而且，杜太后临终遗言，当事人赵光义不知道，反而赵普知道，令人不解。
疑点五：赵光义即位后就更换年号，而一般皇帝要到第二年才更换；赵光义是守成皇帝，他所使用的太平兴国则是开国皇帝称号，这有违常礼；历代皇朝，开国者称祖、继位子孙为宗，太祖太宗为同胞兄弟，后人追谥，不将太宗称祖。以上这些都不合常规。
以上种种原因，让旁人不能不怀疑赵光义继位的合法性。至于为什么官方史书没有留下篡位的证据，是因为北宋一朝的皇帝，除赵匡胤外，余皆赵光义的嫡系子孙，所以官史不可能留下篡位的痕迹。
前文多处引用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成书于南宋孝宗时期，其内容之所以敢于对赵光义不利，是因为南宋的皇帝多数是赵匡胤的后人。该书作者李焘在编写这本书时，遵循“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原则，只要有关史实，均加以采集，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此书在宋代曾被列为禁书，作者李焘险些被当时主管司法刑狱的提刑何熙志所害，而何熙志出自赵光义一脉。后来，多亏宋孝宗出面，称李焘记事真实可靠，而没有追究。宋孝宗之所以支持李焘，因为他是赵匡胤的后人。
另外，还有一些史料有赵光义篡位的记载，如辽国所写的《辽史》中就说太宗篡位。
总之，从太祖离奇死亡，到那夜的几个疑点，以及赵光义登基后的一系列举措，都不能不让人猜测和推断，所谓“烛光斧影”之谜，就是赵光义精心策划毒死兄长赵匡胤的一桩谋杀案。
赵光义果真弑兄吗
尽管野史、传说中异口同声地说赵光义弑兄篡位，正史中似乎也隐隐透着古怪，但是仔细推断，赵光义弑兄篡位之说经不起推敲。最大的疑点就是，如果事实如野史所说，那么，野史家们都知道的事，赵匡胤的儿女们能不知道吗？有人说，赵匡胤的儿女们可能知道，但不敢说，因为怕祸及全家。可是，观察赵匡胤的子女，并非都是软弱之辈。赵匡胤的大儿子赵德昭因为赵光义的一句话就负气自杀，可见其性格的刚烈。试想，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被谋杀的，怎么可能没有激烈的反抗或异常表示？
这样看来，“烛光斧影”可能纯属捏造。
历史上有许多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而形成的悬案，就算事实证明那不是真相，人们还是更愿意相信传言。“烛光斧影”之谜就属此类。就算有一天铁证如山，证明赵光义没有弑兄，这个故事还是会流传下去。
宋朝真不是很差的朝代
宋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朝代，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让人感到困惑的朝代。宋朝在军事上的软弱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先说北宋，别说长驱漠北，直捣黄龙，朝廷连自己的安全都保不住，每年不断地给敌人送钱，还老是挨揍。有两个皇帝做了俘虏，还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事迹”都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南宋就更糟了，非但被外敌打得偏安一隅，还不思进取，“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除此之外，在这个朝代还发生了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冤案：冤杀岳飞。所以宋朝向来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积弱积贫”这顶帽子一直被扣在这个统治了中国三百多年之久的朝代头上。
虽然明朝以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对宋朝持批评态度，但是与此同时，又有人对它做出了极高的评价：王夫之认为它“郁郁乎文哉”，并且北宋的前中期都是可以和唐朝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媲美的“治世”；陈寅恪说“华夏文明历数千载演进，盛极于赵宋之世，其后势衰，终必复振”，认为华夏文明在宋朝达到顶峰；邓广铭认为“无论是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宋朝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绝后的”。而国际上的汉学界对宋朝的评价更是超越了汉唐：“东方的文艺复兴”、“最伟大的时代”、“最令人激动的时代”。
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朝代，当我们仔细梳理史料时会发现，如果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宋朝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不堪。
它被认为积贫积弱，却在强敌环伺之下维持了三百余年，甚至在历史上最强悍的蒙古铁骑面前也有诸多出色的表现；在那个时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有历史学家甚至将其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可惜的是，这一时期没有对中国历史产生类似西方“文艺复兴”的效果；它的开国君主制定了最开明的政策——“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它的经济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远远超越了汉唐，明清二代充其量也不过是重复着宋朝的状况。相比于其他朝代，特别是明清时代，宋代的成绩是斐人的。
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人文环境宽松，知识分子的福期
一部《说岳全传》让老百姓都知道了岳飞冤死风波亭、秦桧奸臣害忠良的故事。于是，人们印象中的宋朝皇帝都是不讲道理的暴君，朝廷的官员都是沆瀣一气的腐败份子。再加上明清小说《水浒传》的推波助澜，更加坚定了宋朝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昏君在位，奸臣弄权，朝政一片昏暗，士子们处境艰难，社会民不聊生。然而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背后的真实情况与我们的想象相谬千里，除了军事上的屡屡受挫外，大宋王朝是一个在各个领域全盛的时期，对于“十年寒窗，一朝登科”的知识分子来说，宋朝更是一个任何朝代都无法媲美的“黄金时代”。
之所以说宋朝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福期，是与历史上其他朝代相对比的结果。宋朝前后的历朝历代都有杀谏臣的例子：夏启剿灭不同政见者有扈氏、商纣王剖了忠臣比干的心、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令太史公“以言获罪”，等等，不胜枚举，屠刀挥舞处，士人人头纷纷落地。这种对士人的迫害到了元明清时期更是登峰造极，朱元璋连隐居山野的士子也要赶尽杀绝，朱棣连杀方孝孺十族还怨气不消，清朝的文字狱更是使整个中国几乎成为文化荒漠。
而宋代的士大夫又如何呢？
鉴于宋太祖黄袍加身的切身体会，也鉴于五代十国之乱、武人跋扈的教训，赵匡胤在立国之后就对知识分子礼遇有加，以文治代替武治，以文官来统摄武官。他留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遗训，这个政策奇迹般地被宋朝历代帝王所遵守。士大夫们即使失势不得志，也最多被削职在家，或被贬官在外，但不会赔上性命。宋朝的皇帝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尊崇士大夫以及加强他们的自豪感。例如让宰相上朝时站在亲王的前面，在东华门外“唱状元”，在启蒙书中开宗明义地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这个国策的最直接结果是，宋代的知识分子没有性命之忧，因此敢于直抒胸臆。宋朝的大臣是最敢于管事的。例如，李沆当着宦官的面烧了真宗进封皇妃的诏书；包拯多次当面要求仁宗收回对爱妃伯父的任命；御史鞠永公开和宋真宗的皇后刘氏叫板，称如果她敢任命钱惟演为相，他就在朝廷上撕毁诏书；真宗去世，刘太后专政，她曾试图以美差拉拢高级官员，但这些官员大都不为所动，主动和刘太后保持距离，等等。这在无形中抑制了皇亲国戚等干政。
宋朝的士大夫是经过正当的程序从底层选拔上来的精英人物，系统、良好的教育让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治理国家的能力。加之士大夫能进入朝廷完全靠皇室的提拔，因而他们对皇室的认同感最强，他们对皇室的稳定和安宁非常关注，绝不容忍有篡位的行为，甚至哪怕是企图也不行。正因为如此，北宋被金国灭掉以后，仅有皇室血统，并无特殊才能和功绩的赵构被奉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南宋时期虽然出了一些权臣，如秦桧之流，但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取代皇帝的地步。无论什么时候，皇帝都是最高统治者。
此外，古代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思想在宋朝士大夫的身上得到浓重体现，如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南宋被蒙古所灭之后，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一大批朝臣仍在为复兴宋室而努力。
重视、重用士大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即士大夫来自底层，没有强大的政治背景，一旦被朝廷罢官，影响力就急剧消失，没有尾大不掉之虞。中国历史上，有外戚、女主、武臣、宦官、宗室篡位，但却没有士大夫篡位。
宋朝是最重视读书人的朝代，科举进士的人最多，只要考上了，就是官，而且是真正的高薪。宋朝的官和职是分开的，官就像现在的职称，不代表职权。由于官多职位有限，没有职位的人就被朝廷白白供养起来。到神宗时，十个官里可能就有七八个官只拿钱不做事。
官多的坏处是造成“冗官”，所耗官银几乎是天文数字：真宗时，耗银九千七百八十五万；仁宗时，耗银一万二千万；英宗时，视情况又增加十分之三。好处是一大批文人衣食无忧，宋朝又有祖训，不能杀士大夫，所以也过得很自由，致使文化空前发达，甚至有几项了不起的发明。
宋朝的政治：君子政治
从制度文明角度来看，宋朝的制度建设已经相当成熟，比起其他朝代，其政治运作更加文明化、理性化，更加重视以文治国。
每一个开国君主在夺取天下后，都要面临一个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人才来治理天下？先贤们总结了各种经验教训，提出了“唯才是举”、“唯贤是举”等种种用人策略。但基于古代的政治体制是皇权至上这个弊端，所以，政治清明与皇帝的素质有着直接的关系。英明的君主或许能够任用贤才，但如果碰到一个昏君，则必然是小人乘机占据高位。由于宦官、外戚、后妃、宗室离皇帝近，所以往往更容易窃取高位，专政擅权。即便是英明的君主，也可能因为过分信任宗室而给国家带来祸乱，如汉高祖刘邦大封宗室从而导致震动极大的“吴楚七国之乱”；唐玄宗后期任用奸佞，引发十年之久的“安史之乱”。
反观宋朝，这一时期的政治整体而言是君子政治，是历史上少见的清明时期。在宋朝，宦官、武臣、外戚、后妃、宗室等靠裙带关系上位，并且在历史上风光一时的政治势力都风光不再，只剩下士大夫一枝独秀，加之宋太祖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所以使得宋朝的政治斗争不再像其他朝代充满血腥气。
宋朝的士大夫中虽然也有小人，但小人的势力总体上难以压住君子的正气，北宋一朝自不用说，南宋时期即使在秦桧专权之时，也有正直之士敢于对他直面抨击，所获之罪最多就是流放岭南。即使是专权的权臣，其嚣张程度也远不如之前的汉唐、后来的元明。汉唐的宗室、外戚风头常常盖过皇帝，元明的权臣手握生杀予夺大权，明朝的太监甚至能罚满朝文武下跪。这些在宋朝是不可能出现的。
至于宋朝政治家的君子风度也是别的朝代无法比拟的。如范仲淹多次激烈抨击时任宰相的吕夷简，但吕夷简仍然提拔范仲淹；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因改革而起的政见之争更是不夹杂着私利，纯粹为了国家利益，所以虽然激烈但却充满君子之风。这样的例子在宋史中随处可见。
宋朝的人文文化也到了一个典范的极致。当时士大夫如包拯可以在朝堂上当面指责皇帝，皇帝却只能举起袖子挡住飞溅的唾液，回到后堂才敢发牢骚，并且对这个唾沫星子乱飞的包拯一直加以重用。或许正因为有如此宽松的环境，才出现了“打龙袍”、“铡美案”一类美好的传说。
另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明宋朝的人文环境。秦桧在南宋大多数时间都被看做反面典型，但他所创的“宋体字”是整个南宋时期的官方文书通用字体，可见当时的中国人是理性的。
正因为宋朝采取“君子政治”，使它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也都不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西晋只存在了五十一年，它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因为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第二十七章 科技高度发展，学术趋向精致内省

宋朝的科学成就虽然没有达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高度，但宋朝知识分子的群体创造力是世所罕见的。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中有两项（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诞生于宋代，另两项则在宋代开始得到广泛应用：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代表作有《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有很多先进的土木工程、航海术和冶金学方面的发明，如风磨。宋朝发明了纸币。这些都推动了宋朝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
南宋数学家秦九韶最晚在1247年就已经发现一元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欧洲人在四百多年后才发现，尽管如今课本上这个公式仍以那个欧洲人卡当的名字来命名。
中国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理论的不是马寅初，而是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内阁首辅申行时，而最早实施计划生育却是在更早的宋朝。
宋朝出现了众多通才式的科学家，如沈括的学识涉及多个领域，包括数学、地理学、地质学、经济学、工程学、医学、艺术评论、考古学、军事战略、外交等等。他曾经接受一个边境调查的任务，用木头和锯末制作了一个三维的地图来表现山脉、河流、道路等。他计算了棋局所有的可能性，还计算了用限定的人力物力携带食物能支撑的最长战争时间。沈括还提高了漏壶计时的准确性，改进了浑天仪、日晷，还扩大了天文望远镜的宽度，可以更好观察北极星和其他星球。沈括还做了关于照相机暗箱的实验，只比首位实验者海什木晚了几十年。
宋朝任用了许多像沈括这样具备科学知识的官员，这些人的知识对宋朝的管理、军事和经济发展极为有利。
除以上提到的，宋朝的其他科技发明创造不一而足，在当时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导论中提到：“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曾评论：“华夏文明，历数千载演进，盛极于赵宋之世。”
同时，宋代的学术开始向精致内省发展，是继春秋战国时期的又一个学术高峰期，出现了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张载、邵雍、王安石、陆九渊、叶适等一大批历史上一流的学者。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的序中说：“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为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而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而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今国家之制，民俗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他认为宋代的成就在尧舜、汉、唐之上，明代的国家体制、民俗、法律、儒家理论，等等，无不承袭于宋代。
宋代这种经济、学术文化高峰期的出现，是和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同时和宋代皇帝并不妄自尊大的性格有关。宋太祖曾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答：“道理最大。”宋代朝廷能够允许学者充分探索真理，而不至于获罪，怀疑经典之风盛行，同时宋廷对经济、科技、文化事业都比较注重，促进了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
商业经济萌芽
我们后人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本书虚构成分极多，就从《水浒传》里的描述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很少有人是没有饭吃，活不下去的。
北宋欧阳修抱怨世风奢靡时说：“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意思是说连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士人的服装、丝制的鞋子。有西方学者认为，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的生活水平比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还高。又有记载说，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京城所有的人都烧得起石炭，可见，当时的老百姓相对是富裕的。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代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就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是否真有其人，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公认《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见闻是真实的。
另据史料记载，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四十个，汴京和临安人口超过百万。可见，宋朝的老百姓是安居乐业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宋朝经济极其繁荣的极好例证。
有一个数字很值得关注——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一亿六千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八九千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一亿贯文。要清楚地理解这个数字，可以跟后来的明清做个对比。
明隆庆五年（1571年）国家岁入白银两百五十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岁入四百万两。到了明末，明政府为了应付后金侵略和农民起义，采取了著名的“三饷加派”措施，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这种被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也只为国家增加了大概每年一千万两左右的财政收入，此时期合计财政收入约一千五百万两左右。如果我们以一两白银等于一贯文计算的话，那么明朝财政收入鼎盛时期还不到北宋的1/10，不到南宋的1/6。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但直到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
这么庞大的收入从哪里来呢？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宋朝的商税甚轻，如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住税3%，行税2%。但是宋朝的主要税收却来自工商业，如熙宁十年（1077年）的总税收中，农业税占30%，工商税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工商业的兴起使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这使宋朝得以采取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土地兼并向来被视作国家大害，历朝政府都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随后，土地逐渐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揭竿而起，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结果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同时也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经济牢牢束缚在自然经济框架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地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制土地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成功地发展了工商业，不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
此外，宋朝时首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这在世界上也是第一次。
北宋时期，在唐代“飞钱”的基础上，产生了更容易携带的纸币——交子，南宋有会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宋代开始兴起了市、镇及乡村集市贸易。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人口首次达到一亿。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独立或政府资助的工业开始发展。例如，除了独立的纸币印刷外，政府还在惠州、成都、杭州等处成立了几个铸币厂。这些工厂吸纳了数目庞大的工人，据记录仅在杭州就超过一千人。此外，宋朝的对外贸易也极其发达，利用当时的国际贸易，宋朝廷获利颇丰。
可以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都被来自北方的蒙古铁骑扼杀了。当然，即使宋朝取得了宋元战争的胜利，也不敢断言中国就能发展到资本主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
恼人的军事
宋朝最遭人诟病的是军事的羸弱，不仅未能像汉唐一样在草原上大展雄风，而且连本属于汉地的幽云十六州都丢了，最后北宋被金国所灭。南宋则更加屈辱，先是向金称臣，后被蒙古所灭。所以，宋朝历来被认为是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丧权辱国的一个朝代，因而也被汉民族认为是最屈辱的一个朝代。
从表面现象来看确实如此。但如果深入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则会发现宋朝能在当时的强敌环伺的历史条件下维持三百二十年，说明宋朝的军队并非是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
在批评宋朝军事软弱的同时，我们首先要看到，宋朝的军事科技在当时是领先的，这也使宋朝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住了北方邻国的侵袭。试举几例：932年，狼山江（江苏南通附近狼山的江面）之役，钱元瓘应用火油（即石油）击败了淮南杨渭，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将火药应用到战争中。
宋人将双活塞应用到油泵中，以连续喷射火焰。
宋朝后期研制成功世界上最早的炮管和大炮射弹。
大约创作于950年的敦煌佛教壁画中出现了中国火枪。12世纪初期，这些火枪被大量使用。先是用中空的竹管作为枪管，其中装有火药沙、铅弹、尖锐的金属屑或瓷器碎片，后来又发展出大的火药推进的箭。最后，易损坏的竹子被铸铁管所取代，同时新武器名称也由原来的“火枪”变为“火铳”。13世纪还研制出了“百子连珠炮”，在铜管或铸铁管中可以填充大约一百粒铅弹。
宋人后来发明了包裹炸药的炮弹。1126年（靖康元年），金人围攻汴京，李纲在守城时曾用霹雳炮击退金兵。“飞云霹雳炮”是一种轻型爆炸性火炮，炮身用铁铸造，能射出由生铁铸造的球型爆炸炮弹。
宋朝研制出了投石机。
宋人发明了类似炸弹的武器。据《宋史》记载，1277年，元兵攻破静江（广西桂林）外城，邕守马成旺及都统应麒投降，部将娄钤辖（官职名称）退守内城，他以二百五十人守城。元将阿里海牙围攻十余日，不下。后来，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娄和手下将城内的仅有粮食食尽之后，他命手下推出一个火炮，点燃与敌同归于尽。火炮爆炸声如雷霆，震得城土皆崩，烟气弥漫天空，许多元军被炸死，娄和守城将士全部被炸牺牲。有人等火熄灭后前去查看，发现尸体连灰烬都没有留下。可见此火炮威力之大。
根据14世纪《火龙经》的记载，地雷被应用在1277年宋人与蒙古人的战争中，宋军使用埋设于地面的“火药炮”（即铁壳地雷）作战。地雷后来在元朝得到进一步发展。
从上面的资料可以看出，宋朝的军事技术并不弱，可是为什么在军事上又表现得那么弱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其一，“冗兵”影响了军队质量和经济。
这个问题来自于“募兵制”。由于经济实力雄厚，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
每当一个地方出事，或发生天灾，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由于宋朝的兵一直到六十岁才退役，这些兵要在部队当三四十年兵，不说身体原因，精神状态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兵能打仗吗？当然不能，那怎么办，只有不断募兵，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例如，庆历年间，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一亿人左右，军人总数却达到了一百二十五万之巨。要命的是这一百二十五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年间军费和其他开支竟然占当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冗兵拖累了经济，出现了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讽刺为“积贫”。但是，从现代的经济观点来看，这样的支出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颇有些现代味。
其二，重文轻武是宋朝军事积弱的重要原因。
赵匡胤从北周手中夺取政权后，给了士夫夫们很高的地位。鉴于自己的夺权的经历，他对军官则采取了抑制的政策。建国之初他就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将主要将领都封为没有实权但薪俸很高的节度使，让这些手握兵权、从战争中杀出来的优秀将领，彻底做富翁去了，另由一些年轻的、资历浅的人补上来。为了防止发生“陈桥兵变”式的夺权情况，赵匡胤改革了以往军队任命、训练制度。他规定，军队的将领全部由皇帝临时指定；设枢密院为军事最高机关，管理部队调动；设三衙管部队日常训练。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将领们基本没机会造反。缺点在于，彻底分权致使兵不知将，将不识兵，战斗力大为减弱。在开国之初，面对强敌时就削弱了战斗力，这不能不说是遗憾。
重文抑武的结果就是，当年童贯领兵二十万，进攻被金国打得抱头鼠窜的辽国，却被辽国拼凑的二万部队打得几乎全军覆没。等辽国的都城被金国攻下以后，宋朝想沾一点便宜，派遣十五万禁军前去打辽国。辽国前来求和，宋朝不答应。辽国又拼凑了一万部队应战，结果又打得宋军大败。宋军只好求金国来帮忙，金国轻松地消灭了辽军，并且有了一个更重要的收获：天朝上国原来只是一只纸老虎啊。于是非常轻松地打垮了北宋。
当然，赵匡胤抑武自有他的考虑。历史上武将造反称帝的事太多了。唐代在最鼎盛的时候，积军、政、财权于一身的节度使安禄山起兵造反，让唐朝迅速衰落；五代十国时，更是造反纷纷，让中国残破不堪。同样是以武将身份夺来江山的赵匡胤不能不有所防范。所以他以温和的办法，消除了那些功勋们作乱的可能，也是那个时代比较好的选择。
其三，地理位置不利。
宋朝立国时，北方的契丹已经立国几十年，并占有幽云十六州。北宋的首都开封四周地势平阔，无险可据，北方的辽国铁骑几日就可杀到黄河边。宋朝在地理上就先天不足。同时，西夏和辽国占据了产马区，所以北宋一直少马，难以和北方的少数民族骑兵对抗。到了南宋，偏安一隅，就更谈不上主动出击了。
其四，宋朝碰到的对手无论是实力还是数量都空前强大。
宋朝的对手多达四个：契丹、党项、女真、蒙古。一伙强于一伙，而且其文明都处于上升期，这与之前王朝的敌人完全不同。如两汉的对手只有匈奴，唐朝的对手也只有突厥，后来的明朝也只有蒙古和满族两个对手。这些外族的文明程度很低，多数处于靠天吃饭、逐水草而居的阶段，除西汉的匈奴正处于上升阶段以外，东汉的匈奴、唐朝的突厥都处于自然条件恶劣、正处于衰落阶段时期，消灭起来相对轻松。
另外，早期的外族还没有国防意识或国防意识很弱，如西汉时期的匈奴没有国防观念，因此卫青、霍去病攻打时可以长驱直入。宋朝的对手们则已经有很强的国防观念，并且修筑了坚实的国防设施。打起来自然困难得多。
更重要的是，早期的敌人到中原就是来抢劫，对土地没有野心；而宋朝的对手们则不同，契丹已经知道了土地的重要性，因而对幽云十六州非常看重，女真、蒙古则一直想统一天下做皇帝。
此外，宋朝的强敌们有非常杰出的军事家，如耶律阿保机、萧太后、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等。宋朝虽然也有能力挽狂澜的军事将领，如杨家将、岳飞等，但却亡于内讧。自毁长城，这是极大的遗憾。
《岳阳楼记》中的滕子京不是清官
历史上长江流域有四大名楼：一是湖北武汉黄鹤楼，传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曾在武昌剪桔皮为鹤，并驾鹤一去不返，后人建楼纪念。唐代诗人崔颢游至此地，有感而作七律《黄鹤楼》，更使此楼声名远播。二是江苏镇江北固楼，又称“天下第一楼”，始建于东晋，后崩坏，只余山顶一座小亭。据说三国时期，孙尚香正是在此楼第一次窥见夫婿刘备，而后刘备身死白帝城后，尚香在此遥祭夫君，而后投江而亡。三是江西南昌滕王阁，为唐高祖李渊的儿子滕王元婴为洪州都督时所建。上元二年（675年），洪州牧阎伯屿在此阁大宴群僚，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当场作《滕王阁序》，成为千古名篇。四就是本文要讲的湖南岳阳的岳阳楼，修建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因范仲淹作《岳阳楼记》而闻名。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应岳州知府滕子京之邀所写。然而，事实上，岳阳楼造好后，范仲淹并没有到过岳阳。
《岳阳楼记》开篇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范仲淹是当时有名的大清官，也是文坛名流，能得到他的推崇，人们自然而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滕子京是一位能臣廉吏。否则，怎么可能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使得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呢？同时，他还是位风雅文士，否则不会在重修岳阳楼时，要“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并且，想必与大文学家范仲淹交情不错，才能请得动这位文坛大腕“作文以记之”。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首先，要弄清楚滕子京因何谪守巴陵郡。据《宋史·滕京谅传》（滕京谅即滕子京）载，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时，监察御史梁坚弹劾滕子京，在泾州为官时挪用公款十六万贯，其中数万下落不明，朝廷遂派人前往泾州勘察。滕子京采取销毁账簿，把钱分给所辖的属羌各个部落，或者不时馈赠边关将兵、遗属等手法，造成证据不足，因而无法定罪。
范仲淹和滕子京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的同科进士。在事实未查明的情况下，范仲淹连上两道奏章力救滕子京，结果，滕子京只被降官一级。对此，朝野人士均有看法，如学者苏洵就认为，范仲淹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挺身为藤子京辨解，是不恰当的。欧阳修也认为此案“无可恕之理，无可赎之功”（见《论葛宗古等不当减法札子》）。后在御史中丞王拱振的一再上奏之下，滕子京被贬谪到远离京城的岳州，而经济问题则不了了之。
到了岳阳后，按《岳阳楼记》的说法，“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事实上，他在岳州任上，并未做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也未使岳州出现太平兴盛的景象。相反，却是致力于四处敛财，重修岳阳楼，为自己树碑立传，邀功请赏。
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说：“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意思是，滕子京在重修岳阳楼的过程中，又故伎重演，表面上不用公款，也不直接向民间征款，但是却贴出告示，鼓励那些有旧债收不回来的人举报债务人，拿出一部分钱帮助官府，官府代其追债。一时间，百姓们纷纷献钱，滕子京因此获得近万缗钱。他私设金库，亲自掌握这笔钱，不设账册，不记录支出明细。因此，造楼虽然花了不少钱，但也有不少流入他的私囊。
滕子京这一招从表面看，没有用国库的钱，但是从手段上来看，却是搜刮民脂民膏，私设个人金库，其贪污手法巧妙，亦无账可查。
滕子京是个值得品味的人物。和一般的贪污犯相比，他自有其高明之处。他最重要的就是利用了人们的一种思维惯性：有文化造诣的人就是高雅之士，高雅之士即为君子，而“君子不言利”。于是，在重修的岳阳楼上，要刻许多“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以充门面。而且，据一些史料记载，滕子京平时也好赋诗、填词，水平如何且不说，但俨然已是高雅之士，可跻身于“君子”之列了。
此外，滕子京比较重视教育，所到之处都会建造学校，以湖州最盛，培养出来的学者遍布江、淮一带。范仲淹之所以保他、荐他，想必是看重了他的这些才能。而滕子京也善于借助“名人效应”，他让当时很有声望的范仲淹来“作文以记之”，其产生的社会效应，足以让他树立起良好的政治形象。若非司马光以史家的严谨态度抖搂出滕子京的底细，随着《岳阳楼记》的广为流传，对滕子京这位岳阳楼的重修者，谁能不景仰有加呢？
至于范仲淹的“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等溢美之词，则大可不必以为然。范仲淹是个清官，当清官没有认清贪官的丑恶嘴脸时，为其写褒奖文章，这种事并不少见。再者，写这篇文章时，范由景生情，因情而发感慨，其重点抒发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抱负，此文早已超出歌功颂德的高度。
虽然多数人认为滕子京是沽名钓誉之辈，但也有人认为滕子京是被诬告。关于滕子京被贬岳州还有另一种说法。
滕子京在甘肃泾州任知州时，西夏大举攻宋，滕子京镇守城池，手中兵卒无几，于是征集了当地数千农民以及当地少数民族守城。后来，范仲淹曾引番、汉兵前去支援。之后，他动用公款犒劳边关将士，祭奠英烈，抚恤遗属。事隔一年，便有人弹劾滕子京滥用公款，“其间数万贯不明”。“泾州过用公款案”闹得沸沸扬扬。幸得欧阳修、范仲淹从中解释，方未处刑，仅贬官而已。于是就有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当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滕子京也只是“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大哭）十数声而已”，以表其忍辱负重仍然勤于政绩的惨淡心境。
滕子京谪守岳州三年，于庆历七年（1047年）初调任苏州，离开岳阳三个多月之后不幸病逝于苏州任所，时年五十六岁。《宋史》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宗谅（滕子京）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意思是说，滕子京讲义气，风流倜傥，我行我素，好施舍，去世后没留下多少财产。
如果上面的记载都是真实的，那么，也可能说明，滕子京表面上并不贪财，而是贪图名声。贪名往往就会贪财，虽然贪财往往是暗中操作，不太为人所知。
另有一件事或许可以证明藤子京贪图名利。
重修岳阳楼之后，滕子京又想在洞庭湖边筑一道堤，方便来往船只靠岸停留。这回他想请另一位大文豪欧阳修来做堤记，于是派人带着他的信和图纸向欧阳修约稿，欧阳修欣然应诺，写下了《偃虹堤记》一文。文中详细记载了这条堤的尺寸和形状，还说修这条堤用民力一万五千五百人，不超过原定的工程时限就修建完工。又说如今来往船只要到岳州都停靠在偃虹堤下，到城里办事既方便又安全。接下来的一大段话便是对滕子京的颂扬和推崇。此文写于庆历六年（1046年），载于《欧阳文忠公集》。
《偃虹堤记》虽没有《岳阳楼记》有名，但因为出自欧阳修之手，所以也广受关注并传为美谈。二十年后有一位叫王得臣的人，在宋英宗治平年间到岳州做官，因为读过欧阳修的那篇记文，所以一到岳州就去看有名的偃虹堤，却不料当地人告诉他，堤还没有施工，那位滕大人就调走了。原来所谓的“偃虹堤”不过是停留在计划中，建筑在图纸上的蓝图。王得臣将他的所见所闻记入他那颇有名气的笔记《麈史》之中。
欧阳修是一个十分严谨的人，尤其是在写作上的审慎态度，更为世人所称道。宋人何薳在《春渚纪闻》中说：欧阳修每写完一篇文章都会将它贴在墙上，坐卧观之，不断修正，直到自认为尽善尽美才拿出来示人。吕希哲在《吕氏杂记》中也说：欧阳公每次写完文章都会不断修改，有时候，终稿甚至与初稿没有一个字相同。宋人另一部笔记《寓简》上说：欧阳修晚年常为改文章所苦，他夫人说：“你何必自苦如此呢，难道还怕先生训你吗？”欧阳修笑说：“不怕先生训，却怕后生笑。”正是因为怕后生笑，所以他写文章无不精思细改。没想到，这一篇为朋友歌功颂德的文章却让他难免为后人所讪笑了。
客观地讲，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实在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本来，他的名字是可以和岳阳楼一起流芳百世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动机。按滕子京的作为来看，他此举的初衷应该不会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

第二十八章 雍正没有篡位，不葬清东陵另有隐情

1722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去世。七天后，皇四子胤禛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雍正。不久，有关雍正篡位的传说就开始流传，并引发后来史学界“篡位说”与“合法继位说”两派的激烈争论。“篡位说”的其中一个有力论据是：雍正没有遵循“子随父葬”，是因篡位心中有鬼，死后无颜见地下的老爹康熙。这个说法对于封建迷信者来说，似乎合情合理。但历史的真相是：雍正并没有篡位，不随父葬另有隐情。
民间传说众说纷纭
关于雍正篡位的传说，有五种之多。
一是“雍正改诏说”。这种说法流传最广。话说康熙本来是把皇位传给十四子允禵的，可雍正却暗中把诏书中的“十”字改成“于”字，这样诏书就成了“传位于四子”。雍正继位后，为了扫除障碍，将一母同胞的弟弟允禵调回北京关押起来，太后想见见这个小儿子，雍正不准，太后一气之下撞柱而死。
二是“雍正投毒说”。康熙病重时，雍正进了一碗参汤，康熙喝了就归天了。而后雍正假传圣旨，登基当了皇帝。
三是“隆科多改诏说”。康熙病重时发谕旨叫远在西宁的允禵紧急回京，要传位给他。可是遗诏被当时的步军统领隆科多扣压下来。等到康熙驾崩，隆科多假传圣旨立了四皇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
四是“隆科多改诏说”的另一版本。康熙刚咽气，隆科多赶紧从“正大光明”匾后取出密藏在那里的诏书，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
五是“年羹尧改诏说”。年羹尧在康熙时期任川陕总督，传说他与雍正的母亲私通，生下雍正。为了自己的儿子，年羹尧设法改了诏书。
雍正是否篡位这个问题，不但民间传得神乎其神，清史学者和档案学者也一直在研究争论。随着研究的深入，专家们否定了上述民间传说的真实性。
首先，“传位十四子”被改成“传位于四子”不可能。其一，康熙诏书中汉文的“于”字是繁体字“於”，同时还有满文，想改诏书并非将“十”改成“于”那么简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康熙的遗诏，上面写的是：“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从遗诏看，所谓改成“传位于四皇子”之说是完全不存在。其二，清朝的文书中，在提到太子、皇子时，均写作“皇太子”、“皇某某子”，从未写成“太子”“某某子”。康熙一生注重文墨，在立储这一头等大事上，竟漏写“皇”字，将“於”写成别字“于”，岂不是天大笑话。
雍正进参汤下毒说也站不住脚。康熙对医道颇有研究，认为人参“害人而人不知”，多次表示反对喝参汤。所以雍正要做手脚也不会用进参汤这一招。再说，皇帝进膳历来防范极严，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不会让人轻易下毒。康熙晚年身体一直不好，“手颤头摇，须发皆白”，死前御医有其病亡的详细记载。说雍正弑君，无证据可言。
隆科多偷改诏书同样不符合历史，因为将传位谕旨放在“正大光明”匾后的制度，是从雍正才开始的。
雍正是年羹尧私生子之说更是无稽之谈，雍正比年羹尧还大！
学者间的争论
民间传说虽然站不住脚，但学者们通过研究，还是得出两种结论，一种认为雍正是篡位，另一种则认为雍正是正常继位。
篡位派的说法
20世纪30年代，史学家孟森在《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中认为，康熙本拟传位十四子允禵，雍正伪造遗诏夺得皇位。这是雍正继位问题由民间传说成为学术课题的重要标志。随后多位学者发文支持并发展了孟森的说法。
篡位派学者认为，在康熙病危昏迷时，雍正在步军统领隆科多的帮助下伪造遗诏，变相软禁其他皇子，并且编造了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听到康熙口传遗诏的重要情节，乘机篡位。
这派学者提出了如下理由：
第一，康熙临终前是否曾召见皇子和隆科多，并口授传位遗旨，是雍正继位是否合法的关键。但是，雍正继位之初对这一关键问题一直没有明确表述，直到敌对势力被打压后才抛出此说，所以很可能是编造的。还有学者称，在清宫秘档中发现了两份内容不同的康熙遗诏，其中一份是满汉文，另一份则只有汉文，可见雍正公布的遗诏很可能是假的。
第二，康熙晚年最喜欢允禵，让他去西北打仗是为了让他树立威信，可见康熙有意传位于允禵。
第三，雍正在年龄上也处于劣势。雍正继位时已四十五岁，比允禵大十岁，学者们认为康熙不可能选一位年龄过大的皇子接班。
另有一种说法称，康熙因为非常喜欢雍正的儿子弘历（即乾隆），所以将皇位传给雍正，以便弘历能接班。有学者认为此说过于牵强，从档案记载看，康熙对皇孙们都非常喜爱，而且对废太子允礽的儿子和允禵的儿子的喜爱更突出一些。
篡位派的学者们还推论：正因为雍正心里有鬼，才没有遵循“子随父葬”的习俗，葬在康熙陵所在的清东陵，而是另选了清西陵。当然这一推论是错误的，后文将详细分析。
合法继位论者的说法
与篡位论者不同，合法继位派学者认为，康熙确实在临终前召见了七位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皇子和隆科多等人，并且下达了传位给皇四子的遗命。这之前已经有迹象表明康熙有意传位于雍正。
从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等档案中可以看到，康熙曾对大臣们说，要找一个“坚固可托之人”，可见康熙对谁继位早已心中有数。而众皇子中，雍正性格坚毅，治理国家的能力有目共睹，应是重要人选。
康熙六十年（1721年），康熙谕令雍正清查京通各仓，并明确表示，若派其他人不一定能办成。康熙曾多次说雍正“诚孝”，说明他对这位皇子的人品也十分嘉许。
康熙病危时派雍正代他祭天，而祭天一般都是由皇帝亲自祭祀，这就有了特殊意味。康熙在召见几个皇子时，下旨让正在天坛祭天的雍正赶回康熙寝宫，显然是要把皇位交给他。再说，雍正对外宣称康熙召见皇子们的事时，这些皇子都在世，如果此事造假，总会露出蛛丝马迹，可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档案材料。
为什么说康熙最后没有选中皇十四子呢？这也是有原因的。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让十四子允禵到西北指挥对准噶尔的战斗，就算这是有意让他建功立业。可是，康熙六十年，立下战功的允禵被召回北京述职后，第二年又被已经体弱多病的康熙派回前线，显然，康熙没打算把皇位传给允禵。雍正继位后，将允禵召回北京软禁起来，这只是雍正认为允禵对皇权有威胁而采取的措施，不能据此说雍正就是篡位。
雍正沾了儿子的光，这话也有些来历。
康熙第一次见到雍正的第四个儿子弘历时，见年仅十二岁的弘历天资聪颖、品貌端正，顿生好感，当时即令弘历搬到皇宫中，并亲自指导他读书。康熙到围场打猎或批阅奏章，都要弘历在一旁侍奉，俨然当作未来的继承人来培养。清东陵乾隆陵前的《裕陵神功圣德碑》可以为此说作个旁证。此碑记述了乾隆一生的丰功伟绩，也明确表述了康熙默定乾隆为继其皇位的第三代皇帝。这是最早明确表述康熙默定乾隆继帝位的官方说法，也间接说明雍正是正常继位。
至于雍正没有“子随父葬”，是因篡位死后无颜见康熙的说法，纯属臆想。清宫档案已证明，雍正没有随康熙葬于清东陵，而是另觅清西陵，完全是因为风水问题，后面再论述。而且，如果雍正不敢见地下的老爹，那他应该也不敢进太庙，因为太庙供奉着清朝历代皇帝，在那里雍正不还是能见到康熙和他的祖先吗？
合法继位更趋于真相
近代以来，一批研究雍正的专著问世，有力支持了雍正合法继位说。
关于雍正篡改康熙密诏，将“传位十四子”为“传位于四子”这一传法最早出自《大义觉迷录》。该书的完整说法是：“圣祖皇帝（康熙）原传十四阿哥胤祯（即允禵）于天下，皇上（雍正）将‘十’字改为‘于’字。圣祖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故，圣祖皇帝就驾崩了，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禵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
《大义觉迷录》是由雍正亲自主持编写的，书中却出现严重对他不利的内容，难道说雍正疯了吗？当然不是。事实上，上面这段话在书中是作为伪证陈述的。
《大义觉迷录》是本什么书呢？这要从雍正七年（1729年）曾静谋反案说起。当时，湖南永兴士人曾静叫弟子张熙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岳明里假装同意接受策反，暗地里却将此事密报雍正。雍正将计就计，将案犯统统调往北京审讯。曾静经“开导”和优抚，供出他的策反理论“夷夏之防”的思想源于师傅吕留良，有关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流言则来自与雍正争夺皇位的允祀、允禟等人的追随者。
曾静案直到雍正十年（1732年）十月才告结束，其时吕留良已死，被“剉尸枭示”，诗文著作被禁毁，其长子吕葆中及门生严鸿达被开棺戮尸，其他被株连者上百人。曾静因为检举出了“幕后黑手”，所以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得到任用。雍正让曾静往湖南观风整俗史衙门听用，以赎本该万死之罪。同时，雍正就此案亲自主持刊印了《大义觉迷录》。书中对曾静的供词采取问答方式，由承审官员转述雍正的问话，曾静供答。全书试图用君臣“大义”来“觉悟”民众对清统治者的“迷惑”，达到天下之人趋向“自新”的目的。也就是说，该书中的这段话非但不能作为雍正篡位的证据，还起了辟谣的作用。
雍正既未篡位，那康熙最终为何选中雍正呢？这有其历史背景。
起初康熙选的太子是皇二子允礽，后允礽被两立两废。以允礽为首的太子党第一次被废后，以允祀为首的皇八子党夺嫡呼声最高，皇九子允禟、皇十四子允禵均是其党羽，朝中许多大臣也均表示支持八阿哥当太子。康熙认为这是结党营私，就拘禁了允祀。允禵、允禟身带毒药，愿与允祀同死，允禵还公开保奏允祀无罪，康熙大为震怒，拔刀欲杀允禵，被皇五子劝阻后，拿起板子要打，又被允禟跪地抱住，气得康熙打了他两个嘴巴。允礽后来又被立为太子，但因结党营私再次被康熙废除并囚禁。此后，直到康熙病故，康熙一直不设太子。后来康熙重用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西征，平定准噶尔叛乱，允禵战功显赫，原来的皇八子党转而支持允禵，允禵也认为自己有接班可能。在康熙在位最后四年里，越来越多的朝中大臣把允禵作为实际上的皇太子看待，康熙也不以为忤。康熙临死前，允禵远在西北边疆，朝中诸皇子中，能与允禵匹敌的，只有同母胞兄四皇子胤禛及三皇兄允祉。允祉有文才，曾参与编纂我国第二部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也参与过祭祀及处理一些政事，但是他政治能力差，做皇帝并不合适，所以康熙不太可能选他当接班人。四子胤禛没有参加夺嫡派系，他自己的集团形成较晚，人数虽不多，但能量极大。由于他平时活动隐蔽，锋芒未露，康熙未曾觉察他结党营私，认为他是孝子。另外，康熙多次让他执行一些国家公务，胤禛都完成得很好，很得康熙的赏识。以当时的情况看，他最有可能当选。因为，允禵当时远在数千里之外，处于弥留之际的康熙随时都可能离世，如选择他，而允禵未能及时赶回，君位悬虚，众皇子虎视眈眈，必定发生内乱。所以康熙迅速召回在天坛斋宫的胤禛，同时召集七位皇子和国舅隆科多，宣布由皇四子胤禛即皇帝位，即雍正皇帝。（见《清圣祖实录》）
雍正登基后，确实如传言所说，对众兄弟大开杀戒。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允祀、允禟、允禵结党，势力很大，对其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于是他暗令朝臣上奏弹劾。隆科多等人领会圣意，上疏陈述了允祀四十大罪，允禟二十八大罪，允禵十四大罪。雍正趁势下旨：“把允祀、允禟削去宗籍，改名为阿其那（满语“狗”）、塞思黑（满语“猪”）。”不久，允祀、允禟在张家口和宗人府几乎同时暴病身亡。雍正对自己的同母弟弟允禵宽容得多，先是将他禁锢于寿皇殿，后改禁圆明园旁的关帝庙内。雍正曾打算将其释放，并委以重用，但允禵始终不屈，不为所用。（见《清史稿诸王子传》）
雍正铲除政敌后，又迫令他的亲信年羹尧自杀，隆科多被“圈禁”，这决不是杀人灭口，而是因为他们结党擅权，罪恶太多。年羹尧狂妄自大，给内阁呈文时，不依规矩，竟然在封筒上用“右仰内阁”的文字。“右仰”原本是一句客套话，但是，年羹尧在正式公文上这样随意用词，显然不是客套，而是没把内阁放在眼里。接听圣旨时，年羹尧也不摆香案跪听。同时他还贪污受贿，可谓劣迹斑斑。隆科多则结党营私，还企图将允祀党人作为自己党羽，且目无法纪，包庇违法之人。两人死有余辜。
尽管雍正即位后实施了一系列“弑兄屠弟”、“兔死狗烹”的行动，但反对派依然存在，因此，关于他玩弄阴谋的传言仍然此起彼伏，从未中断。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夜，做了十三年皇帝的雍正驾崩于圆明园。由于史书没有记载雍正的死因，结果又引出了“雍正暴死之谜”，纷纷扰扰数百年。
雍正不葬清东陵并非心中有鬼
前文提到雍正没有“子随父葬”，随前辈祖先埋在清东陵，而是另选清西陵，以致被诬为是心中有鬼。本节就来详细说说这件事。
清朝定都北京后，顺治皇帝把“万年吉地”定在北京以东的河北省遵化县昌瑞山麓，史称“清东陵”。
清东陵的地理环境确实不同凡响，北有昌瑞山，南有金星山，中有影壁山，东有鹰飞倒仰山，西有黄花山，群山环抱，似四方来朝。东西两条大河似两条玉带环绕夹流，更使此地雍容不迫。据说当年顺治皇帝到这一带打猎，被灵山秀水所震撼，当即传旨“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从此昌瑞山下便有了规模浩大、气势恢宏的清东陵。
清东陵是清王朝首要的帝王后妃陵墓群，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共建有皇陵五座——顺治帝的孝陵、康熙帝的景陵、乾隆帝的裕陵、咸丰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以及东（慈安）、西（慈禧）太后等后陵四座、妃园五座、公主陵一座，计埋葬十四个皇后和一百三十六个妃嫔。
看了上面这个名单，你可能会奇怪，按照清王朝以孝治天下的规矩，雍正皇帝应该在康熙景陵旁边选址建陵，以求子随父葬，然而雍正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在远离父亲陵墓的易县另起陵墓。其中有什么隐情吗？
对于这个问题，有人说是因为当年雍正篡改了父亲康熙的遗诏才当上了皇帝，因此不敢葬在父亲的旁边，怕百年后无脸见父亲。前文已对雍正篡位一事作了澄清，事实上，雍正另辟陵区完全是因为风水问题。
雍正登基后，起初打算在清东陵为自己建陵墓，并且已经确定自己的陵墓在孝陵、景陵附近的九凤朝阳山。后来，经堪舆之人再三相度，又觉得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因此雍正废掉了这处陵址另寻佳处，但一直没有找到佳穴。后来，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雍正将目光转向京师西南一带，终于在易州境内（河北省易县）永宁山下发现了一块风水宝地。寻找陵墓的人称赞此处“乾坤聚秀之区，阴阳合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山脉水法条理详明，诚为上善之福壤。适符盛治之昌期，此天心之誉佑，默然非人力之相度偶遇也！”
雍正对此处甚是满意，于是决定在这里另建清西陵，希冀以此“万年龙虎抱，每夜鬼神朝”的风水宝地庇佑大清江山延绵万代。但是，若在此处选择陵址，显然违背了子随父葬的制度，他不便马上表态，只说那地方虽美，但距父亲的景陵和祖父的孝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私下则暗示群僚们为自己寻找依据和借口。臣僚们果然不负众望，很快就引经据典，找出了一大堆依据来。怡亲王允祥联合大学士们奏称道：“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汉高祖、汉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却分布于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唐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则分散于三原、礼泉、乾县、蒲城等地。据此典法，在易州建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与易州都属畿辅之地，离京师不远，完全可以建陵。”这样一番铺垫后，修建清西陵成为顺理成章的事。雍正八年（1730年），位于易州的泰陵开始动工兴建，至乾隆二年（1737年）竣工，同年三月初二日，雍正帝的梓宫（棺材）被安葬于泰陵地宫。至此，清朝入关后沿袭的“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丧葬规范，被雍正击破，历史在这里无声地拐了弯。清朝自入关后，帝王的陵寝开始以京师为坐标，逐渐分为两大陵区——清东陵和清西陵。
清西陵占地有方圆两百华里、面积八百平方公里，其中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位皇帝，九位皇后，五十七位妃嫔，两位王爷，六位阿哥，共计七十八人。
看了清东陵、清西陵的随葬名单，不禁又会产生疑问，西陵既然如此好，为何乾隆以及后面几位皇帝都不随父葬，而是东一个西一个的错开呢？
原来，登基不久的乾隆本来也打算跟随其父葬在西陵，但是当吉地选好后，他却突然改变主意，又派臣僚到东陵选择，最后相得胜水峪。
乾隆这么做，主要是考虑到，若从自己开始，以后的皇帝都葬于西陵，那么东陵势必会因为香火渐衰而荒废。为兼顾东西两陵的盛衰，他做出了这样的抉择。关于这一点，乾隆在六十一年（1796年）传位于其子嘉庆的谕旨中说的很明了。在这道诏谕中，乾隆除说明了他将寿宫选在东陵的原委外，还做了“兆葬之制”的硬性规定，即若父在东陵，则子在西陵；父在西陵，则子在东陵。也就是说雍正在西陵，乾隆应在东陵，而乾隆在东陵，他的儿子嘉庆则在西陵。以此类推，不可违旨。为了防止哪位不肖子孙像他父亲那样独出心裁，东、西二陵都不选，另立门户，再选出个南陵或北陵，乾隆又特别规定，以后的子孙选陵非东即西，不能再随便另选，这样就断了后世不肖子孙别出心裁的念头。
至此，清王朝丧葬规制的长河，在雍正朝拐弯之后，又在乾隆这里改道分岔，一分为二，一条支脉流向东陵，另一条流向西陵，从而形成了中国历代王朝丧葬史上的独特规制和景观。只不过，乾隆本人以及随他入葬东陵的后世子孙都没有想到，一百年后，他们这些东陵的“主人们”共同迎来了陵寝被盗，尸骨被抛的厄运。
光绪不是慈禧毒死的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傍晚，光绪皇帝在冰冷寂静的中南海瀛台涵元殿中悲愤地离开了人间，年仅三十八岁。第二天下午，在光绪驾崩不到二十小时后，他的“母后”，操纵晚清政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在中南海仪鸾殿内。这对母子冤家，在一天之内双双死去，消息一出，就震惊了海内外。人们普遍认为，光绪在慈禧前一天死去，这不是巧合，而是处心积虑的谋杀……
传闻：光绪被害致死
从光绪死的那天开始，就有人怀疑他死于谋杀，但是直到慈禧死后第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皇朝被推翻后，人们才开始敢说出心中的怀疑。曾是清宫御医的屈桂庭公开发表文章，说他曾在光绪死前三天进宫为其看病，发现光绪本已好转的病情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三天后便猝然而逝。这位御医认为，虽不能断定是谁害死了光绪，但却可以肯定光绪是被人暗中害死的。
此文激起千层浪。是谁害死了光绪？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慈禧太后身上。
晚清文人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和徐珂编著的《清稗类钞》中摘抄的清代笔记认为，慈禧太后病危期间，害怕自己死后光绪重新执政，令人将光绪害死。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传》和德龄（曾做过两年慈禧秘书）的《瀛台泣血记》中都称，清宫大太监李莲英等人平日仗着慈禧的权势中伤和愚弄光绪，他们怕慈禧死后光绪找他们算账，于是在慈禧将死之前先把光绪害死。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谈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的信任，出卖了皇上。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死去，光绪决不会轻饶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毒，将光绪毒死。
从上面的各种文字中可以发现，有人认为是慈禧直接指示毒死光绪，有人认为是慈禧的亲信毒死了光绪。无论怎样，总之都认为光绪是非正常死亡，且与慈禧有关。人们之所以会有如此怀疑，是事出有因的。看看光绪苦闷的皇帝生涯和不幸的个人生活，就可以理解人们的种种猜测了。

第二十九章 苦闷的皇帝生活

光绪与慈禧虽以“母子”相称，但他并不是慈禧亲生。光绪名载湉，是同治皇帝的堂弟。其父醇亲王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皇帝的弟弟，他的母亲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的妹妹。因此，光绪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慈禧的外甥。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的深夜，慈禧的独生子同治皇帝因患天花突然去世，由于临终没有留下遗命，慈禧太后压制了其他一切意见，坚持由四岁的载湉入宫来继承皇位，这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
载湉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一方面因为同治皇帝没有留下儿子，更重要的还是慈禧想找个儿皇帝，为她再次垂帘听政创造机会。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四岁的载湉在太和殿正式即位。从这一天起，光绪就被慈禧牢牢抓在手里，成为其争夺权力的工具。
光绪虽然当了皇帝，但自从入宫以后，陪伴他的只有孤独。没有童年的欢乐，致使他从小就心情抑郁，身体积弱，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按照清朝祖上留下的规矩，皇帝到了十六岁就要亲政。随着光绪年龄的增长，他的大婚和亲政日期逐渐临近，慈禧把大权交给光绪皇帝已不可回避。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十九岁的光绪举行大婚典礼。光绪的皇后和两个妃子都是慈禧选的。皇后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叶赫那拉氏，这位皇后长得实在不漂亮，瘦弱驼背，光绪极为不满，但也无奈。光绪的两位妃子是瑾妃和珍妃，二人是亲姐妹，瑾妃相貌一般，性格脆弱；珍妃貌美端庄，性情机敏。
活泼的珍妃入宫犹如一块石子投入一潭死水，她激起了光绪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同时，也引发了他要在政治上摆脱束缚并有所作为的欲望。大婚后的数年间，他专宠珍妃，度过了一生中较为轻松的时光。而这一点，是慈禧最不愿看到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相传她临行前命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推到宁寿宫外的井中害死。这件事情在正史上没有记载，但珍妃确实是那时死的，因为从那以后再没见过有关珍妃的记载。而且后来有个太监在回忆录中专门谈到了珍妃被慈禧害死的情况。当光绪得知珍妃的死讯后，旧病复发，再也无法康复了。
重创：戊戌变法失败
光绪亲政后，五十三岁的慈禧表面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际上一如既往地把持着国家政务。她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国家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办理；一方面又通过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等人，暗中监视光绪的行踪。
慈禧规定，每隔一日，光绪必须亲往颐和园向她汇报政务，听候训示。光绪经常披着星星来，顶着月亮去，饱受奔波之苦，名为皇帝，实为傀儡。光绪的政治抱负不能得以实现，日久天长，精神抑郁，旧病不去，又添新愁。
从记录光绪身体状况的《脉案》看，相当一段时间内，光绪体质没有见好，但是看病和吃药的次数却相对减少。这主要是光绪力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整天忙于政务，另外，他还要随时应付慈禧的训斥，无暇顾及看病吃药。这就更使得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光绪疾病缠身的一生中在政治上最大的举动，就是戊戌变法了。光绪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是遭逢日本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
光绪帝违背母后之意，决心援朝抗日。但腐败的体制导致战争失败，清廷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失地赔款，这虽使他受到重大打击，加深了与慈禧的不和，但也激发他力图改革政治，富国强兵的雄心。光绪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以及在珍妃的积极支持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强调博采西学，推行新政，授予康有为“专折奏事”特权。
那些守旧的亲贵重臣害怕改革会触动他们的地位，纷纷投靠慈禧并竭力挑拨他们的关系。慈禧也深恐光绪改革成功会影响到她的独裁。这样朝廷大臣里出现了“后党”与“帝党”，双方展开激烈的斗争。光绪亲政的十年，是他与慈禧进行政治和权力斗争的十年，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运动，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化。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到颐和园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明确表示要废掉光绪帝，并密谋由北洋总督荣禄，在九月初皇帝、太后到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废除光绪帝。形势危急，光绪帝当天就给“帝党”人物杨锐发下密谕，让他和康有为、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人设法相救。光绪在信后还特别说：“朕十分焦灼，不胜期望之至。特谕。”
不想，杨锐此人胆小怕事，将密谕扣住不传他人。光绪等不到回音，急不择路，只好重用袁世凯，希望袁世凯能感恩报德，效忠皇帝。同时，光绪帝于八月二日发给林旭一道密谕，让他转告康有为迅速离京。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看到密谕十分感动，但都束手无策，最后也觉得只有拉拢袁世凯。于是由谭嗣同出面请袁世凯，马上举兵，先杀掉荣禄，回兵包围颐和园。袁世凯表面上满口答应，八月五日回到天津，却在八月六日马上向荣禄告密。荣禄又即刻将此事密电正在颐和园的慈禧。慈禧马上乘轻轿返城，立即传光绪来见，对其破口大骂。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镇压下，变法运动最终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光绪本人亦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他的政治生涯实际上到此已经结束。此后，光绪度过了十年没有人身自由的囚徒生活。他虽然名义上仍保持着皇帝的名位，但实际已没有了皇帝的权力。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又将光绪挚爱的珍妃囚禁在钟粹宫后北三所，并且不许她觐见皇上。
中南海瀛台，与水云榭岛、琼华岛分处太液池三海之中，象征东海三仙岛蓬莱、瀛洲、方丈。瀛台四面环水，只在北端架一板桥，通至岸上，板桥中间有一段是活动的，光绪被囚此之后，慈禧太后便命令人把桥板撤掉了，以免光绪帝走出瀛台岛。
冬天三海结冰，从瀛台不通过木桥也可以从冰上到达岸边。据说有一次光绪带了小太监踏冰离开瀛台，被发现后，总管太监李连英立刻下令凿冰，以防光绪离开。光绪十分想念心爱的珍妃，传言他让小太监暗中给珍妃送信，偷偷相会。每到此时，他更加痛恨出卖自己的袁世凯，临死之时，他不言不语，用手在空中写着“斩袁”两字。
光绪被囚后还曾试图求得慈禧原谅。例如他在送给慈禧的画轴、匾额斗方等题款时，都写着“臣全忠敬书”，其目的是试图以对慈禧太后称臣，表明自己忠于慈禧太后的心迹，来换取老佛爷的谅解。可此时，慈禧太后已经不可能让光绪再次亲政了。
光绪深知慈禧的险恶用心，日夜担惊受怕，他对天长叹：我连汉献帝都不如啊！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病情日益加重。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正月初二，御医在光绪的《脉案》中写下：“皇上脉搏微弱，面色发黄，鼻子溃疡，吃饭不香，消化不良，心情烦躁，时常叹息，气短而懒得说话，精神恍惚，常常半夜醒来，对墙无故发笑。”病势日渐加重，自不待言。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仓皇出逃。相传临行前还不忘处置珍妃，命太监将其推入井中。当光绪得知珍妃的死讯后，精神和身体都彻底崩溃。由此可见，从光绪自幼多病，到青年以后的病情逐步加重，都与他的政治处境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可见慈禧的长期压制和打击，是光绪致病的重要原因，从这一点看来，民间传说是慈禧置光绪于死地，则并非全无道理。
为什么早死一天
尽管清宫医案明确告诉人们，光绪是病死的。但是，从光绪死的那天开始，人们就怀疑他不是正常死亡。人们总觉得他只比慈禧早死一天，这太奇怪了。光绪当时身体很弱不假，但为什么这一天也拖不过去呢？是不是慈禧手下最后几天在药里下了什么东西，或者做了别的手脚呢？这些猜疑只是猜测，因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查《清史》、《清通鉴稿》等正史，均没有光绪被害死的记载。
据清宫医案记载：光绪自幼多病、体质很弱，病情复杂，十六七岁便患遗精症，以致“昼间一闻锣声，自觉心动而自泄”。他多次亲自书写的症状也称“耳鸣脑响，梦遗滑泄，虚火上冒，下部痿冷”。戊戌政变遭囚后，因精神极度忧郁恼恨，更加重了病情。至死前数日，已呈必死之象，不仅御医无可奈何，连应召入京、想治好帝疾以博取功名的各地名医也都束手无策。最终，光绪帝终因五脏俱病、六腑皆损、阳散阴涸、阴阳离决而死。
也就是说，光绪的死亡是病入膏肓，自然死亡。
而慈禧太后则是死于年老和疾病。她早年就有月经不调之疾，以后又患过喘咳、痔疮、腹泻、肠胃不和等病症，到了七十岁后身体更加衰弱，疾病不断，长期患有慢性肠胃病，但这些均未能影响她的生活起居和政务活动。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以后，她的病势才稍有加重，多日腹泻不止，又新增“周周疼痛，面目发浮之病象”，但其政务活动仍很频繁。十月十日是其寿辰，她又接连忙了几天。在光绪死亡的当天，她的病势仍无危险迹象，神志也非常清醒，如颁旨封醇亲王为摄政王，立其幼子溥仪为皇帝。第二天又召集多人谈话。至午时，她才用饭，不料突然晕去，及至醒时，左右皆认为是因前几日太过劳累以致旧病复发。御医诊断其脉息后称“脉息不匀，精神委顿，势甚危笃”，后来就“六脉已绝”。可见慈禧患的是慢性病，直到光绪死前都未呈凶险症状。她的病情突变，与她老、病、劳累过度，特别是与光绪帝之丧而又精神松懈有关。这样一对比，就可以看出，光绪在死前数日已呈必死之象，慈禧在光绪死前并不知道自己很快死亡，也就没有必要杀害光绪。
再者，光绪死后，有人在整理崇陵地宫时取出光绪发辫进行化验，证实光绪并未中毒，实乃病情过重而药力不达所致。以上可知，光绪是病死，而不是被慈禧等毒死。
那么，光绪之死，是否与慈禧没有一点关系呢？也不是。慈禧、李莲英等人长期对其百般迫害凌辱，是导致光绪病重、早死的重要原因。
关于慈禧及亲信害死光绪的传言，其消息均来自清宫内部。这些人中，有的是光绪的医生，如屈桂庭；有的是皇帝起居官和御吏，如恽毓鼎；有的是慈禧女官，如德龄；有的是老太监，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他曾亲听老太监说，光绪死前一日还好好的，只因服了袁世凯送的一剂药便坏了”，“坏了”就是“不行了”；有的是亲王家属，如醇亲王戴沣之女爱新觉罗·韫欢等。猛一看，似乎消息非常可信，但是仔细考究之下，则是矛盾重重。以上这些传说虽系清宫皇帝、大臣、宫女、太监等所见所闻，但矛盾重重，各执一词。如光绪被害的凶手，有人说是慈禧太后，因为慈禧说光绪：“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但有知情人说这句话是慈禧对一个下棋赢了自己的小太监说的。有人说，光绪闻慈禧病了面有喜色，慈禧怒道：“我不能先你死。”于是派人毒死了他。此说最初见于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及徐珂所编《清稗类钞》，但无当事人佐证。还有人说是杀害珍妃的崔玉贵密令名叫宋小胖子的太监身怀利刀，伺机杀了光绪。又有人说是李莲英、袁世凯下毒。众说纷纭，不能作为证据，只能作为怀疑线索。再说，其他正史、野史也无慈禧等密谋的记录，更让人觉得传言不可信。
光绪之死的真相
光绪究竟是怎么死的？还是让我们看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当年光绪病情档案是如何记载的。
档案一：光绪三十七岁时的《病原》说，他遗精将近二十年，腰腿肩背经常酸沉，耳鸣也有近十年。可见，光绪一直身体不好。
档案二：光绪二十六年《脉案》记载，从这时起，光绪的病情不断恶化。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光绪已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关节炎和骨结核以及血液系统疾病，这是导致光绪壮年死亡的直接原因。
档案三：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九《脉案》，御医曹元恒记载：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到了无药可用的严重程度。
档案四：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十《脉案》，御医陈秉钧写有“调理多时，全无寸效”的话。江苏名医杜钟骏为皇帝看过病后也表示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错，说明医生们对光绪的病已无能为力了。
档案五：光绪三十四年九月《脉案》记载，此时光绪的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全部失调。
档案六：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七，三名御医会诊，《脉案》记载，这时光绪的病情已进入危急阶段，出现肺炎症及心肺衰竭的临床症状。御医会诊后私下对朝臣说：“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
档案七：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九《脉案》记载，光绪出现胸闷气短，咳嗽不断，大便不通，全身乏力的症状，御医们“甚感棘手”。
档案八：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脉案》记载，当晚光绪开始进入弥留状态，神志昏迷。
档案九：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脉案》记载，当天中午，光绪脉搏似有似无，张嘴倒气，傍晚，光绪怀着满腔怨恨与世长辞。
从光绪去世前八年的档案记录来看，光绪病状是一步步恶化的，应该属于正常病死。
1980年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在清理崇陵地宫时，发现光绪遗体完整，体长一点六四米，无刃器伤痕。通过化验颈椎和头发，也无中毒现象，与清史档案专家、医学专家的分析判断相吻合，应该说光绪属正常死亡的结论是正确的。至于为什么光绪偏偏比慈禧早死一天，我们姑且说这是偶然的巧合吧。
另有隐情
“炎黄”原本是“黄炎”
中华民族历来自称“炎黄子孙”，所谓“炎黄”是指炎帝和黄帝。一般来说，称谓可以反映出辈份高低、先后顺序，例如“康乾盛世”。从论资排辈的角度看，并称“炎黄”，说明炎帝和黄帝地位相当，而“炎”在“黄”之前，说明炎帝的地位应在黄帝之上的。但是事实上，读过《史记》的人都应该记得，炎帝是被黄帝收服的，地位理应黄帝高于炎帝，那么为什么后世偏要称“炎黄”而不是“黄炎”呢？
原因是，从某一个时期，史学家们将炎帝与另一个更早的人物神农氏混为一人。
炎帝与神农氏是中国神话传说时代的人物，两人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混乱。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炎帝和神农氏是一人；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二者是不同时期的人物，神农氏生活在母系氏族社会，炎帝则生活在父系氏族社会。两派人争论激烈，于是一些书籍中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措辞，如新版《辞海》对“神农氏”的注解是“一说神农氏即炎帝”，而对“炎帝”的注解是“一说炎帝即神农氏”。
那么，炎帝与神农氏是否是同一个人？如果不是同一个人，是何时被分为两人？又是为什么被分成两人呢？
西汉前两人不是一家
翻看史书会发现一个现象，即从先秦至西汉中叶的古籍对神农氏和炎帝都是分开叙述的，二人的事迹不同，时代也有先后。
神农氏大约在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之后，黄帝之前。他的主要事迹是教民农耕，尝百草治病，是原始农业和原始医药的发明者。《易·系辞下》中罗列了几个神话人物的顺序：包牺氏（即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庄子·盗跖》中说：“神农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说明他生活在母系氏族社会。此外《战国策》《吕氏春秋》《左传》等比较靠谱的古籍中，也都没有把神农氏与炎帝扯到一起。
炎帝的活动年代约与黄帝同时，他是一个氏族部落的首领，与黄帝有亲属关系。炎帝先与黄帝部落发生过战争，后又与黄帝联合击败蚩尤。关于这一点，《国语》、《逸周书》等古籍中均有记载，其中也将炎帝称作“赤帝”，绝没有与神农扯上关系。
西汉中期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介绍黄帝时同时提到了神农氏和炎帝。该文开头写道：“轩辕（即黄帝）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随后，司马迁提到，诸侯中蚩尤最为残暴，谁都打不过他。后来炎帝准备攻打其他诸侯，诸侯打不过他，所以都归顺了轩辕。轩辕于是修德振兵，与炎帝大战于阪泉之野，并且打败了炎帝。后又与炎帝联手打败了蚩尤。随后，司马迁又写道：“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在这段记载中，“神农氏世衰”、“神农氏弗能征”、“炎帝欲侵陵诸侯”、“战于阪泉之野”、“代神农氏”这些句子显然说明，神农氏和炎帝不是一个人，神农氏应该是早期的诸侯盟主，而黄帝、炎帝同为诸侯。《史记·封禅书》还引管仲的话，说“神农氏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如果二人系一人，根本没有必要分开说，可见，先秦时神农氏和炎帝是互不相干的两人。
东汉后，神农氏、炎帝关系突变
神农氏与炎帝是在东汉时期被突然合为一体的，此时一些学者在注解前人的史书时开始将神农氏与炎帝合并，如贾逵注《国语》时说：“炎帝，神农也。”高诱在注《淮南子·天文训》和《吕氏春秋》时说“炎帝即神农氏，是姜姓的祖先”。随后的魏晋时期此说开始流行。
神农氏与炎帝合二为一之初，就有一些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因而出现了争论。如三国时学者韦昭在注《国语·晋语四》时指出：“神农，三皇也，在黄帝前。黄帝灭炎帝，灭其子孙耳，明非神农可知也。”可是这样的反对意见在当时是受冷遇的少数派。
那么，历史记载和学者观点为什么会在两汉之交发生突变呢？
刘歆是“合二为一”的主创者
从文献资料来看，刘歆应该是将神农氏与炎帝合二为一的始作俑者。刘歆是西汉末年的皇族子孙，王莽新朝时曾任“国师”，撰有《七略》《世经》等书。刘歆的《世经》中称：“太昊帝，属于木德，因为发明了打猎捕鱼的工具，让世人能够打猎捕鱼，因此被天下人称为包牺氏（即伏羲氏）”；炎帝，以火德承袭包牺氏的木德，因为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这里，刘歆不仅把炎帝和神农氏合而为一，同时还把古史传说中的东夷族首领太昊与伏羲氏合二为一。
而后，班固在《汉书》中承袭刘歆的说法，并做了大力的宣传。《汉书·郊祀志》中称：“刘向父子以为……包牺氏始受木德，……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可见，伏羲、神农、黄帝这一套组合编排，是出于刘歆的精心策划。刘歆和班固都是在学术界深具影响力的人物，经过他们二人的宣传，炎、神为一人的说法遂在学术界普遍流行。
为什么篡改历史
刘歆为什么要将炎帝与神农氏合一呢？有学者认为，这是为了给王莽新朝代汉制造理论根据。
战国末年，邹衍创立了“五德终始”说，他用五行相胜的理论来解释历史上朝代兴替的原因。这种学说在此后的统治者中大行其道，例如秦始皇就认为自己是以“水德”代替周的“火德”。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从黄帝开始的，依次是夏、商、周。如果按照他的排序，王莽是没有资格称帝的。因此，王莽篡权后，需要有一个有利于自己的“五德终始”，这个编制工作就落在刘歆身上。为了给王莽篡位造势，刘歆重新排列了古史系统，在黄帝和颛顼之间加入少昊，使战国时承认的“五帝”多出一帝，而黄帝则升为三皇之一。与此同时，又将秦王朝排挤出正序之列，这样推算下来，东汉为火德，为尧后，王莽为土德，为舜后，意在重演尧舜禅让的故事。
在排列三皇五帝时，刘歆遇到了一个问题。按照邹衍的排列，黄帝是土德，按照火生土的理论，黄帝的前面一帝应该是火德，而炎帝这个名字正与火德相符，用他很合适。但根据之前史书记载，炎帝与黄帝是同时代人，而且还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弟，黄帝为兄，炎帝为弟。若把炎帝说成是黄帝的前辈总有些不合史实，难于服众。于是编制者把传说中黄帝之前的神农氏与炎帝合为一人，编造出一个“炎帝神农氏”。就这样，新“五德终始”说的黄帝前一帝出炉了。
身为东汉人的班固在修《汉书》时认为，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对东汉王朝是有利的，便把刘歆的《世经》加以转载，对其体系进行宣传，并在《古今人表》“上中仁人”栏中称：“少典，炎帝妃，生黄帝”，将黄帝与炎帝的兄弟关系变成了父子关系，这与《国语》中“少典生黄帝、炎帝”的记载大相径庭，显然是对上古历史的重大篡改。
刘歆和班固对上古历史的篡改，其影响巨大而深远。在先秦的古籍记载中提到黄、炎二帝时，总是黄帝在前，炎帝在后。如《国语·周语下》“皆黄、炎之后也”，《左传·昭公十七年》“昔黄帝氏……炎帝氏……”等等。但到刘歆、班固之后，黄、炎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先秦古籍中的“黄炎”变成了“炎黄”，而这一颠倒影响至今，直到现在我们仍习惯说“炎黄子孙”。
一句谎言让秦始皇修起万里长城
长城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被视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曾有人做过统计，修筑长城所用的砖石，如果用来修建一道厚1米、高5米的墙，这道墙足以环绕地球一周；而如果用来铺筑宽5米、厚35厘米的马路，则可以环绕地球三周以上。如此浩大伟岸的工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无法估量的。
尽管秦始皇不是历史上修筑长城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但是长城与他有着不尽的渊源。“万里长城”的称号是在他手中成为事实的，而修建长城也是导致秦帝国灭亡的一个重要诱因。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千多年前修筑长城的起因竟是因为一个方士的谎言。这听起来难免有些荒唐。

第三十章 谎言——“亡秦者胡也”

秦始皇是一个有着强烈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的帝王。大秦帝国是在暴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建国以来，大规模的暴动从未间断过。因此，一统天下后，秦始皇不但没有陶醉，相反却一直为谋求大秦帝国的长治久安而忧心忡忡。
为了帝国的安定长久，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的第二年，即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开始了贯穿其一生的巡行，其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国，这在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漫长得令人生畏。
起初，秦始皇希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或许他认为这样才能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这让他对求仙问道以及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因此，他的巡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寻找长生不老之术。后来因为寻药不得，才转而希望帝国在自己的子孙手中传递万世。在这种大环境下，一批方士聚集到了秦始皇的身边，其中有一位名叫卢生的方士尤其得宠。卢生本是燕国人，虽然只是一个方士，但对秦始皇的施政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说到秦始皇的残暴统治，都绕不开两件事，一是修长城，二是坑儒，这两桩事都与卢生有关。
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他在东巡的过程中遇刺，虽然幸免于难，但受到的打击非同小可。过了不到两年，他在咸阳微服巡行时再次受到袭击。更恐怖的是，这次危险发生在首都咸阳，这件事带给他的恐慌可想而知。
严重的危机感让秦始皇对神秘主义更加倚重，他急于找出威胁秦帝国的准确原因以及与自身安危有关的症结所在。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卢生欺骗始皇说，他可以见到仙人。于是始皇派他去求仙人指点未来的发展方向。卢生此去没有任何收获，只是带回一堆肉麻的阿谀奉承之辞。始皇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对巩固政权真正有益的东西，于是他再派卢生入海求仙。这次，卢生带回来一本谶书，书中有句谶语：亡秦者胡也。
这本是卢生为逃避罪责而编造的谎言，不想却引发了中国一场空前的战略大震荡。
秦始皇相信了这句谶言，并且认定这个“胡”就是位于北边的胡人，即后来的匈奴，当时称西戎。可以说，秦国的早期建国史就是一部与胡人的斗争史。秦昭襄王时，胡人威胁到秦国的北部边境，秦国出于东进的考虑，对胡人采取了筑城防守的策略。而秦穆公作为战国时期的霸主，也主要是霸西戎。秦始皇统一全国时，匈奴人逐渐由一盘散沙汇合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国家，实力也有所增强。当时双方边境相对稳定，秦军与匈奴间没有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方面是因为秦军善战，匈奴人不敢轻易挑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匈奴强敌环伺，西有大月氏，东接东胡，南临强秦，个个都不好惹，匈奴不敢轻举妄动。按照当时的情势，如果秦始皇不主动挑起事端，匈奴是绝不敢轻易南下的。
秦始皇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早有征伐匈奴之心。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也就是秦国刚刚完成统一时，秦始皇就有意趁热打铁，一举收服匈奴，但因为受到丞相李斯的强烈反对，只好暂时作罢。
此时，卢生献上的谶书让始皇再起雄心，他立刻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征匈奴，把匈奴逐出河套赶到阴山以北。始皇此举还有一个原因，即，中原局势一直不稳，让他感到秦帝国处于威胁之中，却又找不到威胁来自何处。这让他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这种恐慌需要有地方发泄，卢生带回来的这句谶语正好让他找到了可以发泄的方向，他认为找到了打击目标。
秦军对匈奴此战，表面上看来大获全胜，但正如李斯当年所指出的那样，胡人居无定所，没有城池需要守，也没有财富需要保护，所以秦军的胜利不但没有实际收益，反而劳民伤财，还为自己引来了麻烦。
匈奴人善骑射，一马平川的地方适合他们行动，为了有效地防止他们的侵扰，秦始皇决定修筑长城，以绝胡人亡秦之患。于是他不惜血本，征用七十万劳工，历时多年，修筑了临洮（甘肃岷县）到辽东，长达一万多里的长城。秦始皇不仅把赵、秦、燕、韩等国的旧有长城连成一线，又增筑扩充了许多部分，同时还修建了直道。他的想法是，长城可以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保证秦不为胡所灭，而直道可以使秦国的骑兵在三天三夜之内直抵阴山，给胡人以致命一击。
从军事角度来看，用城池来限制善于骑射的匈奴人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在今天看来，长城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奇迹。但是，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秦代，修筑长城对秦帝国的黎民苍生来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与劫难，为秦帝国的最终灭亡埋下了祸根。
秦始皇死后，他的二儿子胡亥设计害死了长子扶苏夺得帝位，称为二世皇帝。二世继位后，横征暴敛，变本加厉，终于引发农民起义。大秦帝国最终亡在二世胡亥手中，这种巧合让人们又想起了那句“亡秦者胡也”的预言。汉朝大儒郑玄曾对“亡秦者胡”加过注解，称这里的胡指的不是胡人而是胡亥。这种事后诸葛亮似的解释，不值一哂。但笑过之后不免感慨，正如杜牧那篇传诵千古的《阿房宫赋》里所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亡秦者非胡人，也非天下，而是秦自己。
秦陵兵马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
1974年2月，西安城东的农民在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处打井时，无意中挖出一个陶制武士头。自此，一个埋藏了两千多年的地下博物馆被挖掘出来，并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这一奇迹刚被发现不久，便被认定为秦始皇陵的陪葬俑坑，这几乎成为一种“公论”。但近些年来，有人却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兵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而是另有其人。此论一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兵马俑的主人到底是不是秦始皇？如果不是秦始皇又是谁呢？
几点争论
对兵马俑的主人是秦始皇这一观点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南京建筑学家陈景元先生。1961年，陈景元先生曾参与秦始皇陵的保护规划，并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对兵马俑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从服饰、军事、交通等角度对兵马俑进行了剖析，指出兵马俑的主人并非秦始皇，很可能是秦始皇的高祖母——把持秦国朝政四十一年的秦宣太后。主要依据有下面几点。
其一：奇怪的“歪髻”
兵马俑一向被视为秦始皇的士兵，但其装束与一般战场上的士兵不同，他们不仅没有戴头盔，而且梳着奇怪并且复杂的“歪髻”、“偏髻”，而且多数偏。
对此，一般学者认为，兵马俑发髻多数偏右，可能与秦人尚右，以右为上的观念有关。根据文献记载，当时富贵人家就住在“右闾”，穷人则住在“左闾”，右丞相也比左丞相地位高。另外，多数人习惯右手梳理头发，所以也可能导致发髻偏右。再说也有个别左髻的，所以这不算问题。甚至还有专家认为陶俑头上梳着偏于一侧的发髻，再现了古代秦人的俏皮性格，是出于艺术的需要。
陈景元对这些解释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艺术来源于生活，因此，现实生活中必定有这种偏右的“歪髻”。要将自己头发精心编成发辫，盘出各种花式的发髻，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军营里的士兵不可能如此装扮自己。再说，在水源不丰富的西北地区，成千上万的大军要洗一次如此长的头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此这些秦俑不可能是秦国的士兵。
其二：他们的衣服怎么敢如此绚丽
兵马俑刚出土时身上还残留着一些颜料，对这些颜色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秦俑身上衣服的色彩是以红、紫为主调的，衣服的色彩总共达13种之多。这与秦始皇“尚黑”的记载显然不符。
依据战国时期邹衍所创的五德生克理论推断，周朝是“火德”，始皇认为自己灭了周王朝，因此将秦国定为“水德”。五行学说中水所对应的颜色是黑色。因此，秦始皇把“尚黑”作为一项法令颁布，衣服、旄旌、节旗都以黑为上。甚至秦始皇的陵墓所在地骊山北麓也与“黑”有关——骊，即指黑马。很难想像如此“尚黑”的秦始皇，会允许自己的陪葬军队穿得如此花哨。
关于这一点质疑，有专家驳斥说，“尚黑”是指黑为上、以黑为贵，它恰恰表明了黑色是很贵重的颜色，不是谁都能随便用的。秦始皇虽然下令有重大祭祀活动时朝官要穿黑色服装，但不能理解为要求全国老百姓都穿黑色衣服。事实上，秦国流行的服色是黄、绿、白等。另有史料记载，秦军士卒都是自备服装，既然秦俑来自生活，那么它们的服装颜色驳杂就完全合乎情理了。
以上两种观点似乎都有道理，所以尚不能用兵马俑的色彩繁杂来否定兵马俑遗址是秦始皇陪陵。
其三：为何有如此多的“胡子老兵”
考古学家王玉清在其《秦俑面形和表情》一文中列出了二十九个陶俑，其中只有三个陶俑属于年轻人，其他二十六人皆是年长者或年老者，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九。有其他学者也曾发文提到这一现象。据此，陈景元先生认为，秦始皇不可能为自己选取这样一支情绪低沉、神情黯然的陪葬队伍。要知道，秦国士兵向以骁勇善战而闻名，因为秦军在选用士兵时的标准与条件是非常严格的。《荀子·议兵》中曾对战国时魏国的士兵选拔作了一番介绍：魏氏选拔士兵时，第一步是选择身材合适的，而后让入选者穿着一种由三部分相连的铠甲，操十二石（大约三百三十公斤）的弩，身背装有五十只箭的箭囊，头戴盔，再带上戈、剑，带三日之粮，以这样的装备出发，如果半天之内可以行军百里，就算合格。可见，魏国士兵的素质不可小觑。纵然如此，“魏氏之武卒，不可遇秦之锐士”。由此可见秦国士兵的素质是何等优良。秦始皇怎么可能舍弃精华而取其糟粕呢？
关于这一点，反对者提出的观点是，兵马佣可能不是秦始皇陪葬军队，而是秦始皇的近臣侍卫——“郎系统”，整个一号坑呈现的是秦始皇出行或举行盛典时的生活场景。因为，以“军阵”陪葬违背中国人崇尚死后安宁的理念。
其四：为何没有“车同轨”
与兵马俑一起出土的还有不少车辆。不少专家依据秦俑是士兵的论断，将这些车辆定性为“战车”，但有专家持反对意见，因为这些车辆的型制不利于军事作战。陈景元明确指出，这些车辆的型制显然不统一，不是秦始皇时期的产品。因为，早在战国时期，道路的宽度不一样，各国车辆的尺寸也不一样。秦始皇统一后，在全国实施“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明确规定了车辆的型制标准，要求车轮间的宽度一致。但秦俑坑里出土的车辆，车轨的宽度从一米到一米五不等，显然与“车同轨”的规定不符。秦始皇怎么会允许自己的陪葬品违反自己颁布的规定呢？
关于“车不同轨”现象，支持兵马俑是始皇陪陵的专家解释说，由于陶车是由手工制作，产生几厘米的误差在所难免。这样看来，“车不同轨”的质疑也有待进一步商榷。
虽然陈景元先生的几个疑点都遭到了反驳，但他的疑问并非没有道理。
大胆假设：真正的主人是秦宣太后
根据对以上质疑的分析，陈景元先生认为，兵马俑的真正主人很可能是秦始皇的高祖母——秦宣太后芈氏。
秦宣太后芈氏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女子，她以“八子”这个极低的身份嫁给秦惠文王，并深得惠文王宠爱。前311年，秦惠文王去世，其子秦武王继位。本来芈氏可能就此无声无息地老死宫中，不想秦武王勇武好斗，继位四年就因为举重把自己砸死了。在一番激烈的王位争夺战后，芈氏帮助自己的儿子胜出，是为秦昭王。芈氏一跃成为宣太后。由于昭王年幼，宣太后主政，把持秦国朝政四十一年，被称为“两千年前之慈禧”。
宣太后是楚国人，而秦俑的一些特点正是楚风的体现。比如秦俑身上以红、紫为主色调的彩衣与楚人的习惯相吻合。根据《墨子·公孟篇》记载，楚庄王就喜欢穿着“绛衣博袍”上朝。绛衣，就是赤色的衣服。湖北一些楚墓出土的衣衾也以赤色为主。另外，在陶俑身上还发现了“芈”字，这正是秦宣太后的姓。“歪髻”也是楚人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很可能与苗人有关系，现在西南地区有的面具艺人还会将古代先人捏成“头梳歪髻”的样子，在湖北发现的楚墓中也曾发现梳着“歪髻”的古尸。所以，身为楚人的秦宣太后很可能将这些楚国习俗用在自己的陵墓中。
秦宣太后当然不会带着一支军队为自己陪葬，因此，秦俑很可能是多年侍奉她的随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陶俑年龄偏大、情绪低沉的现象了。此外，如果兵马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而是秦宣太后，“车不同轨”现象也好理解了，当时秦始皇还未出世，自然没有“车同轨”的措施。
陈景元先生还从兵马俑的位置论证了他的观点。他认为，秦始皇曾经下令将陵墓向外扩展“三百丈”，但秦时的“三百丈”只有六百九十米，所以在秦始皇陵封土之东两公里处的兵马俑不可能被包括在其中。而秦宣太后的墓陵则可能在这一带。根据《史记·正义》及《陕西通志》《临潼县志》等史料记载，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六里；秦始皇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十里；秦宣太后陵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由此可以推测，秦宣太后陵就在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兵马俑坑附近。可见，兵马俑极有可能是秦宣太后的陪葬而不是秦始皇的。
但学者们也提出一些反驳的证据，如在兵马俑中有铜戈上刻字“三年相邦吕不韦”，吕不韦是秦始皇还是秦王时的相国，不可能出现在根本没见过他的宣太后墓中。另外，一号坑前的五个探方内还出土了刻有“四年”、“五年”、“七年”等字样的十余件铜戈，这些字样实际上可以成为确定兵马俑年代的直接证据。又如像“十六年寺工‘某’造”的字样，“寺工”作为中央管理手工业的一个官署，只有在秦始皇时代才有。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兵马俑真是秦宣太后的陪葬，那么哪里是宣太后的陵墓呢？目前考古学者还没有发现足以与兵马俑匹配的宣太后墓。
还有人认为，秦宣太后晚年被迫还政于昭王，无权无势，秦昭王不可能为她修建大规模的陪葬墓。再说，按照《战国策》的记载，秦宣太后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知觉，所以不可能为自己弄如此大规模的陪葬。因此，规模巨大的兵马俑陪葬墓与秦宣太后没有关系。
众说纷纭，究意兵马俑是谁的陪葬？一时间扑朔迷离。或许随着后续的考古发掘，这个谜团终会真相大白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董仲舒无关西汉初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统治思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拐点，自此，人们的思想被彻底套牢。这一套就是两千多年，人们的想象力被彻底毁灭了。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将董仲舒视为千古罪人。然而，当我们仔细翻看历史，却发现董仲舒是被莫名其妙地扣了个“屎盆子”。
“屎盆子”是怎么来的？
先来看看“屎盆子”是怎样的。
据《汉书》《资治通鉴》等记载，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刘彻下诏征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由刘彻亲自主持考试，题目是“古今治国之道”。参与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广川（今河北冀县）人董仲舒也在其中。
董仲舒是治《公羊春秋》学的经学大师，在刘彻的父亲景帝时任博士，为官方讲授儒家经典。武帝时期，虽然也做官，但一直未被重用。董仲舒从这次策问中，读出了武帝求贤若渴的心情，因此他对这次策试抱有极大的期望。
策试结束后，汉武帝亲自审阅策试文章。他发现董仲舒的文章与自己的想法很契合，文章中有勃勃向上的进取精神。但是，武帝也发现这篇文章闪烁其词，似言犹未尽。于是汉武帝又连续两次策试董仲舒，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董仲舒接受汉武帝三次策试的三篇文章，史称“天人三策”，它与贾谊的《治安策》同称为西汉的“大文”。在策试中，董仲舒畅所欲言，他以《公羊春秋》为骨干，融合阴阳家、黄老、法家的思想，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回答了天人关系、灾异性命、古今之变等重大问题。最后，董仲舒大胆地提出了思想大一统的政治方略：将儒家以外的百家学说“皆绝其道”，使“邪辟之说灭息”。汉武帝部分地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发布了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董仲舒有关，这似乎是板上钉钉的结论。然而，当我们仔细查看历史时，却发现，其中疑点重重。

第三十一章 《史记》中没有记载

司马迁与董仲舒和汉武帝是同时代的人，还做过董仲舒的学生。《史记·儒林列传》中对董仲舒有专门的介绍。在这里，司马迁不仅简述了董仲舒的一生，还提到了与董仲舒有关的许多人，包括他的同行兼同僚胡毋生和公孙弘，研习《谷梁春秋》的江生，董仲舒的弟子褚大、殷忠和吕步舒等，还有董仲舒的儿子和孙子，却独独没有提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而且，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从刘邦到汉武帝的汉初学术还有个精辟的总结，他提到了萧何定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定礼仪，曹参推荐盖公宣扬黄老之说，贾谊、晁错提倡申子、商鞅的刑名之说，还有提倡儒学的公孙弘。司马迁认为，他对汉初思想史的概括是完整和科学的，没有遗漏（“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但是他没提董仲舒。试想，如果当时确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等重大的事实，司马迁怎么会不记呢？
有人会说这可能是司马迁的疏漏。然而，《史记》中又确确实实提到过，在武帝初期，治国思想由“黄老之治”向“儒治”转变。只不过，这一关键人物是田蚡，时间在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史记·儒林列传》说：窦太后驾崩后，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废绌了“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又重用了数百个儒家学派的人。这一转变过程并没有杀人烧书，主要是将“黄老”从占统治思想的宝座上“绌”退。汉武帝采纳了田蚡的建议以后，只是将儒家的五经博士考试制度化了。同时，他大力宣传儒家的其他经典《论语》和《孝经》，尤其是《孝经》，还将其思想具体化为“举孝廉”，但并没有取消一般的文学贤良考试，非儒家的一般文学贤良可通过文学贤良考试当官。“黄老”和“刑名”虽遭“绌抑”，即取消了这两家的博士考试资格，但这两家的人物可以上书言事，如果说得有道理，而本人又有能力，照样可以当官。
不独司马迁，从司马迁到东汉班固之间的两百年间，也没有人提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件事。要知道，这两百年中，中国历史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如西汉元帝和成帝之间的史学家褚少孙，他距汉武帝时期不远，听过许多宫廷逸闻，曾缀补过《史记》，但对此事不知；西汉后期，著名的大学者刘向、刘歆父子，相继做过国家图书馆馆长，校理过秘书，熟谙西汉的皇家档案，他们对此事也不知；甚至东汉前期的知名学者，史称“才高而好述作”的班彪对此也是一无所知。
上面提到的这些大学者，多是董仲舒的崇拜者，他们都曾为董仲舒鸣不平。如刘向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比尹伊、吕公望（姜尚）强一点，跟管仲、晏婴属于一个级别，至于其他王佐之臣，都无法望其项背”。刘歆认为父亲对董仲舒的评价过高，认为董仲舒比不上尹、吕，但认为董仲舒“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班彪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董仲舒的名字、籍贯等介绍不完整，表示不满。试想，假如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件事，他们怎么可能会不提及？
那么，为什么后世就言之凿凿地认为“罢”说与董仲舒有关呢？
班固是此说的始作俑者
东汉班固是班彪的儿子，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始作俑者。以班固为主要著作人的断代史书《汉书》成书时间，距汉武帝时期大约有两百三十余年。在这本书中，与《史记》相重的西汉史，除《董仲舒传》外，差不多都抄《史记》，或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关于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只是将“绌”改为“黜”。然而，《董仲舒传》却别有洞天：他增加了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对策之事，以及与此相连的《天人三策》，第三策中还有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认为这一建议曾被汉武帝所采纳。
然而，班固的说法实在值得怀疑，一来是因为班固距事件发生时间过远；二来，班固向有篡改历史的劣迹，而司马迁的人品、文品则一向被后人肯定。这么一对比，《汉书》作伪的可能性极大。
此说到了1084年，在中国史学界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再一次被认可。由于《资治通鉴》受到了北宋皇帝的赞许，后有胡三省注，又有朱熹作的《资治通鉴纲目》，于是，这种说法伴随理学的兴起，开始深入人心。自此，董仲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学术界成了气候。
到了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的高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首当其冲受到批判，自此，董仲舒与“罢”说的关系终于被坐实。
蔡伦造纸的真相
中国有四大发明，造纸术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影响中华文化传承的重大发明。通常，教科书将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归功于东汉宦官蔡伦。此说来源于《后汉书》。
根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在蔡伦之前，古人一直用竹简来记载文字，后来出现了绢帛之类的书写载体。但是，简太重、绢又太贵，用起来都不方便。蔡伦见此情况，萌生了造纸的念头，他用树皮、麻头以及破布、鱼网等为原材料，做成了“纸”，后人皆称此纸为“蔡侯纸”。
然而，到了近代，一些学者认为，蔡伦顶多只能算是造纸术的改进者，中国古代至迟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造纸术。这种观点不但在学术圈子引起争议，还在部分程度上影响了新出版的教科书，甚至被外国学者引用，出现在国际相关的学术刊物和典籍上。
难道“蔡伦造纸”又隐藏着一段历史真相吗？
蔡伦造纸的传统说法
105年阴历四月，执政达十七年之久的汉和帝刘肇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元兴”。通常来说，改年号一定意味着国家出了大事。
的确，上一年七月，全国大旱，本年度春季，一向为藩邦属国的高句丽又大举入侵，占领了汉王朝的辽东六县。为了振奋民心，刘肇决定改元。多事之秋，让本就多病的皇帝倍感疲惫。此时，时任中常侍，兼少府尚方令的宦官蔡伦不失时机地给皇上打上一针“兴奋剂”，献上了一种书写用具——“纸”。
东汉初年，政治稳定，思想文化十分活跃，对传播工具的需求旺盛。而当时的书写工具主要是竹简和丝织物，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形势需求。如果有一种更好的记载工具出现，自然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事件。
当左右内侍把蔡伦的纸进上来之后，汉和帝高兴得合不拢嘴。原来，这种纸质地柔软，便于书写，其最大优点是造价便宜，是用树皮、破布、麻头、旧鱼网制造的。要知道，先祖们在记载文字的道路上经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的历程。起初，先民们是在龟甲、牛骨上刻画文字，这就是甲骨文。后来，他们开始在铸造的金属器皿上铭刻，称作金文。甲骨和金属不但过于笨重，刻画的方式“写”字也很麻烦。到了周朝，人们才找到了相对好用的一些材料：竹简或者绢帛（缣帛），这些东西要么不方便，要么太贵，根本不利于普及。所谓“竹简”就是将植物（主要是竹子）用刀切成狭长的条状，烤干刮净后，以绳索相穿联，然后在上面书写。绢帛则是丝织物，薄而轻便，有动物丝（主要是蚕丝）和植物丝（主要是麻类）之分，其中动物丝的编织物更适宜于毛笔蘸墨书写。
竹简和丝织物虽然使得文化发展大大进步，但缺陷也非常明显。竹简比较笨重，搬运、传输都很费劲。据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规定自己一天要看章奏（竹简）一百二十斤（秦一斤合今半市斤），不看完不休息。可算是一个“体力劳动者”了。晋朝人挖掘了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坟墓，从中得到竹简古书十五篇，约有十万余字，装了数十车。这样算来，当时所谓“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只不过读了五万字而已，也没读过多少书。蚕丝织物则价格昂贵，一般人用不起，便宜点的麻布织物的纤维较粗不好书写。因此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书籍文件，还是以竹简为载体。
蔡伦的纸出现后，大大降低了纸的造价，并且好用，汉和帝能不高兴吗？于是，他马上通令天下采用。这样，蔡伦的造纸方法很快传遍各地。114年蔡伦被封为“龙亭侯”，民间便把他制作的那种纸称为“蔡侯纸”。
以上记载来自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所著的《后汉书·蔡伦传》，是“蔡伦造纸说”最普遍的说法。但是有人根据其他史料或考古方面的资料，对蔡伦造纸提出了质疑。
专家的质疑
有专家认为，蔡伦之前就已经有纸了，论据来自两方面。
其一，在中国境内，陆续出土的汉代文物，有少数类似纸的残片。
1933年，考古学家在中国新疆境内罗布泊考察时，在一座建于西汉时期的汉烽燧遗址中发现了一张纸片。富有考古学知识的人们将它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这种说法联系起来，头脑一下子兴奋起来：难道，在蔡伦以前就有了纸？由于当时正值动荡年代，此事并没有深究下去。
时间转眼到了1957年，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十公里处的灞桥再次成为文化热点。
灞桥，又作霸桥，是中国历史上一座颇富文化气息的古桥。早在春秋时代，“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为与东方诸侯争雄，改滋水为灞水，建桥于其上。随后灞桥就成为长安向东方出入的要道。大约在隋开皇三年（583年），隋朝官员在距秦汉古桥以南一里左右的地方新建了一座南桥，是为如今的灞桥。唐人送客多到灞桥，折柳赠别，心情为之黯然，灞桥因之又得名销魂桥。“灞桥风雪”也是古代“关中八景”之一。
1957年，考古学家在发掘这里的一座土墓时，在出土的一面青铜镜上发现垫衬着麻絮纤维组成的纸状物残片。据考证这座墓室的年代不晚于汉武帝时期。经过对这些残片的切片化验分析，有关专家认为：这是西汉初年所造的纸，其成分为大麻和少量的苎麻叶。由此，专家们得出结论说，灞桥古纸乃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联系到1933年新疆罗布泊汉代烽燧出土的古纸片，学术界出现一种观点：纸并不是蔡伦的发明创造，造纸术的发明时期可以前推两百年。
有一个名叫德博诺的西方科技史专家也认为，“曾经主管宫廷御用手工作坊造纸的蔡伦，可能只是把贫民的一项更早的发明通过官方进行宣扬罢了”。换言之，这不过是中国人惯常使用的“名人效应”手法而已，就像在肉前面加上“东坡”二字变成“东坡肉”一样。
蔡伦在汉和帝时期任过小黄门、尚方监、中常侍，是主管御用器物制造的人。皇帝觉得蔡伦有才能，所以很喜欢他。所以有人认为，皇帝因为爱屋及乌，所以将在民间流传的用树皮、麻头、破鱼网造出的纸冠以“蔡侯”的名义。
其二，除了考古发现，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史书中便有了“纸”的记载。例如，《汉书》记载，西汉时期，汉成帝的宠妃赵昭仪（赵飞燕的妹妹）要害死女官曹伟能，派人送去的毒药，便是包在写了字的“赫蹄”上的。赫蹄，东汉人应邵解释为“薄小纸也”。汉武帝的废太子刘据，因为鼻子长得太大，也曾在觐见父皇时，用“纸”遮挡。再如《风俗通》记载，东汉初期光武皇帝刘秀迁都洛阳时，搬运的简、纸等文化用品，装满了二千辆车。这些“纸”的记载都在蔡伦之前，说明中国当时已经有纸了。
否认“蔡伦造纸”的人还认为，《后汉书》称蔡伦进呈的纸为“蔡侯纸”而非“纸”，这除了与“古以缣帛为纸”的“纸”有所区别以外，可能还意味着当时还有其他的纸。
除了上面两条强硬理由外，反对“蔡伦造纸”的人还有一个论据。
与蔡伦同时代的刘珍、延笃等人写过一本《东观汉记》，其中只记有“蔡伦典尚方作只纸”，意思是他在任尚方之职时做过少量的纸，而不是“发明”。有人认为，如果蔡伦发明了纸，这本书是不会不记载的。
以上种种证据，似乎都不利于蔡伦。难道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而是一个欺世盗名的骗子？
事实并非如此。
“灞桥纸”的真相
1957年出土的“灞桥纸”，被很多人作为“西汉时期有造纸术”的论据。它是否真的具有了“蔡侯纸”的特性呢？似不尽然。“灞桥纸”的成分主要是麻，但其麻的纤维丝较长，人工切断的痕迹较少。而且纤维丝常有纠缠成团现象，造成这“纸”厚薄起伏，质地很不均匀。由此可判定，“灞桥纸”的制作过程中，其原料并没有经过切碎、打浆的过程，而这些却都是“蔡侯纸”的主要工序。
部分专家认为，“灞桥纸”属于絮纸，即由败絮残丝纠合成片的东西。更有人说，“灞桥纸”根本就是一堆乱七八糟堆积成团的麻丝，经过铜镜两千年的重力挤压，才形成薄薄的片状。这种东西，压根与造纸术史无关。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从应用来看，“灞桥纸”被用于垫衬铜镜，而没有任何书写文字的标记，靠它来推翻“蔡侯纸”的历史地位，力量太过于薄弱。
再来看看史书中提到的“纸”是什么样子的。
前面所提到的太子用来蒙脸的“幡纸”，经考证，也就是较厚的缣帛。它质地光滑轻柔，被用于书写重要的文字。但它更倾向于是编织物，就像林黛玉题诗的手帕，与造纸术扯不上关系。
《汉书》等书中还提到过一种叫“赫蹄”的纸。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一种絮纸，它是在生产丝织品的过程中发明的一种简单的加工物。当时，为了将蚕丝中的杂质去除，并使得原本纠结一团的丝纤维能够分离开来，先民们往往用水对丝进行浸泡，然后将丝铺在垫板上用木棒等进行击打。这个过程中，蚕丝中一些松散的渣滓（称为“絮”）脱落到水中。当处理丝的量很大时，水中这种“絮”也能达到很高的浓度，它们附着在垫板上的席子表面，晾干之后可以揭下来，形成薄薄的一片。用它来写字，很不错。
多次偶然发现之后，有人开始有意识地将那些劣质的丝麻进行浸泡和捶打，以得到这种片状物。这种东西就是絮纸。它与缣帛的区别在于，缣帛是抽出完整的丝编织而成，絮纸则是用抽丝剩余的残絮彼此附着粘合后形成的。两者的原材料质地相同，但成型原理截然相反。
比起缣帛，絮纸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纸”，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发明的一个前奏。“灞桥纸”应该就是这种絮纸。但这种纸由于做工粗糙，难登大雅之堂，不少文人雅士并不看好纸张。蔡伦看到了这种絮纸取代简帛的前景，利用自己任少府尚方令（尚方是皇家的手工场，专门监督制造各种御用器物）的有利条件，改革造纸技术，独创了切碎、打浆、抄纸、脱水等一整套专业的造纸工艺，制造出了质地精良的纸。这与他之前的“纸”——缣帛或赫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
根据上面两方面的分析，对于“蔡伦造纸”的说法这样理解会比较合理，即，在蔡伦之前，中国人在制造文字载体的方面，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尝试和积累，发明了竹简、缣帛、絮纸，以及树皮纸等。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些产品已经采用了同蔡伦造纸术相似的工艺；有的产品也具有了蔡伦造纸术的某些特征。但这些方法并未形成统一的技术和标准，只能算作“萌芽”或“雏形”。从民间到宫廷，用于记录文字的，始终还是以竹简和缣帛为主。而蔡伦在民间流传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探索研究，从而发明出了现代意义上的纸。“蔡侯纸”自发明出来之后，就迅速取代了竹简和缣帛，成为文化用品的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蔡伦作为造纸术的发明者，是当之无愧的。
蔡伦的另一面
蔡伦改进造纸术，对我国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来受到人们的崇拜和敬仰。然而，可惜的是，蔡伦还具有丑恶的另一面。这虽然与造纸无关，但难免会让他的荣光大打折扣。
蔡伦为了巴结权势，曾昧心地参与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人命案。东汉建初七年（82年），汉章帝的贵人宋敬隐曾生下一男，后被立为太子，这引起了在宫中实权在握，且未生育的窦太后的怨恨。她在宋贵人身边布下爪牙，伺机置宋贵人于死地。恰巧宋贵人病后想吃鲜兔，并委托娘家代办。这下机会来了。窦太后向汉章帝进馋言，说鲜兔是巫蛊的象征，意在诅咒皇上早死。昏愦的皇帝竟信以为真，将宋氏拿下大狱。而审判此案的宦官蔡伦，明知是冤案，不仅不从中斡旋，反而助纣为虐，严刑逼供，致使宋贵人不堪受辱，买通看守，服毒自杀。
《礼记》中说：“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然而当瑜（美玉）上的瑕疵太大时，瑜也就看不到了。如秦桧、严嵩之流，虽颇有文才，但依然为后人所不齿。
然而，蔡伦也没有逃过宫廷斗争的泥淖。汉安帝时，宦官和外戚轮流执政，相互倾轧。蔡伦难于应付这种政治斗争，于121年服毒自杀。
压倒唐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季风气候吗？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之一，其疆域辽阔，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一时无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朝代，也最终灭亡了。从政治的角度分析，唐朝的灭亡，主要有三大因素：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朋党之争。不过，在政治因素之外，有人研究发现，压倒唐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竟是季风气候。

第三十二章 压倒唐王朝的三座大山

先来看看宦官专权。在中国历史上，东汉、唐朝和明朝是宦官专权最严重的三个朝代，其中唐朝的宦官专权程度尤甚。东汉王朝和明朝的宦官虽然专权，但是还不敢在皇帝头上撒野，唐朝的宦官却能操纵皇帝，连宰相的任免、国策的制订都由其左右。唐朝宦官的权力逐渐扩大是从唐玄宗李隆基的天宝年间开始的，当时诸王和公主要称宦官高力士为“阿翁”，驸马称其为“爷”。到了唐代宗时期，宦官李辅国仗着曾经拥立唐代宗即位有功，非常跋扈，曾经对代宗说：“大家（指代宗）但在内里坐着，外事皆听老奴处分。”唐代宗听了龙颜大怒，但也只能干瞪眼。唐朝后期的皇帝大都是由宦官拥立，这些皇帝们不但无权插手中央政权，甚至连性命都不能自保，唐宪宗、唐敬宗竟为宦官所杀。
为了反对宦官专权，皇帝们也曾经试图联合朝臣共同对付宦官。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唐顺宗时期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和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但是这些斗争都以失败告终。宦官的权力不但未能得到削弱，反而更加强。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
藩镇割据是唐王朝灭亡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唐睿宗景云年间（710—712年），为了保卫边疆地区，唐廷在边疆地区设置了节度使，这些节度使手握重兵，对中央政权造成一定的威胁。唐玄宗时期引发“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就身兼三地节度使。“安史之乱”之前，节度使主要设在边疆，之后，唐朝为了保护中央政权，设立了更多的节度使，节度使成了割据一方的势力。各个藩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是实际上的土皇帝。他们垄断了地方的税收，藩镇之间以及藩镇与中央之间为了争夺人口和土地，不断进行着战争。这些藩镇大都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节度使一职通常由上一位传给儿子或者亲信的部将，中央毫无干预权。例如在唐宪宗元和末年，唐朝的统治区域内除了都城以外，共有藩镇四十六处，其中只有某些事关唐朝安全的重要藩镇由中央控制，其他都是各行其是。藩镇割据极大地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严重地威胁着国家的统一。
出现在唐后期的朋党之争是唐王朝灭亡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唐朝中央官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靠门荫入仕的官宦贵族子弟，一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他们大多来自庶族地主。科举出身的官员，由于政治地位相近，情趣相合，极易结成党派。是时，同榜进士称“同年”，进士对主考官称“座主”，被录取的进士为“门生”，门生、座主往往互相援引，形成一个个政治上的小圈子。另一方面，士族地主虽已衰落，而且其地位每况愈下，但是，他们仍然以自己的阀阅自矜，看不起庶族地主。这两种官员不断进行明争暗斗，极大地削弱了唐朝统治力量。这其中以长庆（821—824年）至大中（849—860年）年间的“牛李党争”历时最久，斗争最为激烈。牛党主要人物有：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等，他们都是权德舆的门生。李党主要人物有：李德裕、郑覃。李德裕是赵郡士族，他“不喜科试”，以门荫入仕。朋党之争没有多大的积极意义，徒然消耗了大量的政治力量，让统治阶级内部成为一盘散沙。
以上三大因素最终导致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瓦解了唐朝的统治。唐王朝终于被唐末农民起义军的叛徒朱全忠所建立的后梁所取代。
季风是压倒唐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近些年来，有学者认为，唐王朝统治晚期，罕见的季风气候异常致全国灾荒连连，影响了农业生产，进而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
所谓季风，是由于大陆及邻近海洋之间存在的温度差异而形成大范围盛行的、风向随季节有显著变化的风系。季风是由海陆分布、大气环流、大陆地形等因素造成的，以一年为周期的大范围对流现象。亚洲地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季风区。季风会带来明显的天气气候变化。例如，冬季风来时空气寒冷干燥，夏季风来时空气温暖潮湿。
据科学家研究，在最近一万五千年中，世界上曾出现过三次冬季季风过强而夏季季风过弱的异常现象，每次都引发了一段异常寒冷的气候，其中前两次出现在最近一次冰川期，最后一次就出现在700年至900年间，与唐王朝统治时期吻合——唐朝统治始于618年，结束于907年。根据地质研究，750年前后，唐王朝经历了一段相对干旱的时期，在这一段时间内，曾不止一次出现为期三年的极干旱时期，导致大面积灾荒，进而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与此同时，干旱加剧了沙漠化进程，边境地区的游牧民族由于生存环境恶化，对内陆地区的侵略也加剧。这一切都加速了唐朝的灭亡。-午后书社-
科学家们还发现了另一个惊人的秘密：同样的气候变化也曾在中美洲出现。9世纪左右，加勒比海地区出现了持续一百多年的干旱，著名的玛雅文明也因此消亡。
但也有专家认为，史料中并没有当时气候干旱的记载，相反，根据史料记载，中国在700年到900年间经历了两段湿润的气候期，其中只夹杂了一个短暂的干旱期。他们认为，相比于实验仪器得出的结论，前人留下的历史记载应该更可信。
虽然历史资料并没有记载气候对政治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断然否定季风异常气候的存在。首先，由于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大多是定性的，很少有定量的，所以往往语焉不详。其次，对于古人来说，由气候导致王朝灭亡的结论听上去有些“刺耳”，甚至不可理喻。这是因为，依照惯常的思维，一个王朝的灭亡，应该是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有关。所以史书对自然灾害的记载普遍比较简略，我们后人无法从中知道当时自然灾害的程度。再说，古代的交通、通讯手段相对落后，所以可能会有很多漏记的情况。此外，史料记载也会受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例如有些不重要的灾害记得比较详细，有些重要的灾害却很简略。所以，通过古代文献研究古代气候变化的方法并不特别可靠。
在此，我们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王朝灭亡的因素之一，并非是托辞。唐王朝的灭亡毫无疑问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王朝内部的腐败导致的，但是气候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这是因为，如果气候宜人，物质丰富，人就“懒得动”，社会就会比较稳定。一旦物质缺乏，人连吃饱肚子都成了问题，就会到处寻找资源，从而引发社会大动荡。如果说政治因素是内因，有时自然灾害便可能是外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唐朝末年，气候恶化是“压弯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或是“盖棺的最后一根钉子”。
《清明上河图》背后的重重谜团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末年画院待诏张择端的著名画作，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不朽之作。它用现实主义手法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绘，生动地再现了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的繁荣景象。画作以细腻的笔法，将近千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车轿船只，浓缩在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的画卷中，人物、景物安排精妙，错落有致，繁而不杂，多而不乱，表现出了作者极高的艺术造诣和丰富的社会信息。
这幅誉满中外的艺术珍品“一生”际遇坎坷，历经兵火，几遭劫难，被众多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和鉴赏，为后人留下了无数妙语佳话和待揭之谜。
作者年代之争
因为史书中找不到相关的记载，所以张择端的身世千百年来一直是个难解之谜，现在常见的观点有三种：北宋人、南宋人、金人。
认为张择端为南宋人的人，主要是根据明晚期书画家董其昌在《容台集》中对《清明上河图》的推测：这张画是南宋人追摹北宋首都汴京景物所画的。清代孙承泽也在《庚子消夏记》中说：“《清明上河图》乃南宋人追忆故京繁盛也。”
认为张择端是金人的人，则是因为《清明上河图》最早的题跋出自金人之手，并且两宋画院均不见张择端著录。
然而，更多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对此有两个证据。
其一，这幅画的最早收藏者是宋徽宗赵佶，画卷上有他用瘦金体书写的“清明上河图”真迹和双龙小印（宋代皇帝的闲章，用于鉴赏或收藏艺术品时钤记），由此可证明此画作者是北宋人，画卷最初收藏在宋朝皇宫。后因汴京陷落，这幅名画随宫中其他名贵文物，统统被金人掠去。
其二，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上面有金代张著的题跋，他是最早为此画作跋的人。在题跋中，他转引的《向氏评论图画记》中称宋人张择端作有《清明上河图》及《西湖争标图》等作品，这样《清明上河图》的名称始定下来。题跋中还注明了张择端的身份为“翰林”，并且进一步指出，张择端游学于京师，善画“界画”，尤其喜欢画舟车市桥郭径。“界画”是中国绘画技法中很有特色的一个门类，因在作画时使用界尺引线得名。张著的题跋是关于张择端身世最早的记载，也是唯一的记载。他所提到的向氏究竟是何人，已经无法考证，《向氏评论图画记》一书也无处可考，但是，根据这段题跋来看，此画得自于宋朝，再参考画作上的景物更倾向于北宋京城开封等诸多细节，张择端应该是北宋人。
张择端的身世虽不见于史籍，但在民间却有流传。至今，开封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传说当年在北宋东京（开封市）的相国寺里，住着一些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其中有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画师就是来自山东诸城的张择端。
当时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和宰相蔡京都是绘画高手，听说相国寺里有这么一位绘画高手，便将他召进翰林图画院，赵佶亲自命题让张择端描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宋徽宗赵佶应张择端的请求，为他在东京汴梁的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当宋徽宗赵佶看到张择端绘制的长卷时大喜过望，将此画收入皇宫内府。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赵佶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金人俘虏到北方，藏于北宋内府的《清明上河图》及六千件艺术品也被金兵掠获。随后，宋徽宗赵佶的第十一个儿子宋高宗赵构在杭州称帝，史称南宋。
张择端为了让宋高宗赵构不忘国仇家恨，闭门谢客，呕心沥血，又绘制出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献给宋高宗赵构。宋高宗赵构对画根本不感兴趣，将画退了回来。张择端一气之下，将新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抢出一半。在悲愤中，张择端不久就忧郁而死。
版本之争
《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历朝历代都有仿本和临摹本。据统计，国内外现存的各种版本多达六十余种，仅1945年从溥仪手中截获的就有四本之多。哪个版本才是真迹？学术界曾经展开过一场争论。最终认定从金代的张著的题跋到明代李东阳的题跋都有的那幅是真本，版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此幅画作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妥善保存《清明上河图》这件国宝，所展出的是按照真迹精心临摹的。
季节之争
如果有人问，《清明上河图》描述的是什么季节的景色？多数人会答是春景；更进一步则会答是清明节前后的景色。
如果你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这个看似一目了然的问题，却被考证出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清明节之意；二，清明坊之意；三，清明盛世之意。
“春景说”
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这个观点，从金代以来，基本已成主流观点。明代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这幅画上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这无疑说明画卷描绘的是春天景色。近现代一些美术史家，如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等均主张“清明节之意”之说。
“秋景清明坊说”
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开始对“春景说”提出质疑，认为《清明上河图》所描画的是秋景，“清明”是指“清明坊”。
此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开封教师孔宪易。1981年他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相关文章，列举了八项理由支持《清明上河图》上所绘是秋景。
一，画卷右首有驮负十篓木炭的驴子，这是秋天才有的。据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农历十月，汴京始“进暖炉炭，帏前皆置酒作暖会”。孟元老和张择端生活在同一时代，《东京梦华录》是研究北宋汴京风土民俗的重要资料，所述史事当是可信的。所以这幅画描绘的一定不是春景。
二，画面有一农家短篱内长满了像茄子一类的作物，还有几名孩童赤身嬉戏追逐，这些事物都不可能出现在还有凉意的清明时节。
三，画面上的人物拿扇者有十多人，有扇风状，有遮阳状。常识告诉人们，并不炎热的初春似用不着扇凉。
四，画面中多处出现草帽、竹笠。草帽、竹笠的作用是御暑或御雨，图中既不下雨，这肯定是遮阳用的，根据当时开封的气候，清明节似无此必要。
五，画面上有酒肆多处，酒旗上均写着“新酒”二字。新谷下来往往是秋天，所以当时必是秋天。另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这也说明，新酒出现在中秋节前后。
六，画面上有一个小茶水摊的招牌上写着“口暑饮子”。这个“暑”足以说明它不是初春。
七，河岸及桥上有好几处小贩的货桌上都摆着切开的西瓜。宋时不比现在，早春不可能有西瓜一类鲜果，就算有，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地摆在市井大街上。
八，画面上有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从的行列，这些人虽然有上坟扫墓的可能，但也可能是秋猎归来。再说，上坟四季皆有可能，不能作为“清明节”的佐证。
根据以上证据，孔宪易认为，画的是秋景，而“清明”是指“清明坊”。

第三十三章 “清明盛世说”

除了“春景说”、“秋季清明坊说”，现代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清明上河图》属于瑞应图。它表面上是对东京汴梁的如实描画，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祥瑞的标志，是对徽宗统治的颂扬。“清明”的意思即“清明盛世之意”。
瑞应图是徽宗时期的特殊产物之一，它们对于物象的描画往往是具体细致的，而所要传达的意图却是特意虚构的。像这样带有明显吉祥征兆，歌咏太平盛世的作品史称“瑞应图”。“瑞应图”的出现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徽宗掌权并不那么名正言顺。哲宗死后，后继无人，本应由哲宗的亲弟弟即位，但皇太后以“端王（徽宗即位前被封为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为由力保徽宗当政。徽宗为了显示自己是真命天子，所以有意作出众多瑞兆。其次，在他统治期间，宋朝常年遭受外敌入侵，并且被迫进行了一系列屈辱的政治妥协。为了维护皇权的尊贵与威严，徽宗颁布了许多公众节日以营造欢愉祥和的盛世气氛，并且特别着眼于绘画之事，绘制了上千张瑞应图以创造出一番太平的视觉幻象。
此外，北宋时期国家经济趋于繁荣，出现了唐朝之后的又一个太平盛世。这一时期的文人官宦，或为了仕途腾达，或出自真心，对当朝皇帝大肆歌功颂德。《清明上河图》中展现出的磅礴气势和繁盛景象，最能迎合宋徽宗的政治理想。
尽管“清明盛世说”最具说服力，但是其中也有一个破绽，即《清明上河图》中不仅描绘了盛世的繁华，也刻画了众多不太正面的小人物，如正在乞讨的乞丐，官衙门口的懒散士兵，这些景象似乎与太平盛世相违背。但或许是作者为了让画作更真实有说服力而有意为之，也未可知，关于这一点，还待进一步的论证。
无论“清明”究竟是何意，都不影响《清明上河图》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它浩瀚的画卷，严谨的结构，生动的人物活动，博得了历代帝王名士的青睐，也在历史的长卷中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蒙古帝国因为大风没有攻上日本岛
13世纪初，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领导下，冲出高原，并在极短的时间横扫欧亚大陆。1209年到1218年，蒙古人先后征服高昌回鹘与西辽，打开了挺进中亚与欧洲的门户，紧接着，蒙古人又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战争。三次西征奠定了这个世界性帝国的大部分版图，将现在的俄罗斯与欧洲大部、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波斯与印度西北皆纳入势力范围。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加快了蒙古帝国扩张的速度，他以中国为基础，在东方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扩张战争，日本成为其首要目标之一。元朝和日本两族政权之争和两族关系之争由此拉开序幕。
日本四面环海，西面与中国隔高丽相望。这种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它免受了元军的战火侵害。在陆地上所向无敌的蒙古铁骑，在远征海上时，多次无功而返。其中，由忽必烈所发动的两次最著名的远征——1274年和1281年的远征，都因为大风而失败。
总体看来，元朝与日本的关系以军事上的征服和反征服为主线，以元朝两次东征开始，又以元朝彻底失败而告终。
进攻的起因
早在唐代武宗灭佛时，日本和中国已经脱离外交关系。忽必烈即位后，征服了高丽，但日本仍不与蒙古通好。忽必烈自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存在。
从至元三年（1266年）起，忽必烈连续五次遣使往日本，要求日本臣服。在致日本的国书中，忽必烈以委婉的语气表达了如果日本拒绝投降元朝，元朝将用兵日本的意图。元朝信使去日本需要借道高丽，并在高丽籍导诏使的陪同下前往日本。第一次元朝使节因为高丽的阻挠没有到达日本就返回中国。高丽人劝阻元朝使者前往日本的真正意图在于，他们不愿因为元朝与日本之间的战争使自己遭殃。忽必烈对此非常不满，他当即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谴责高丽国王。在忽必烈的压力下，至元五年（1268年），高丽国王对忽必烈派出的第二批使节给予了充分的合作和帮助。蒙古使节到达日本大宰府后，传达了忽必烈要求日本“派遣纳贡使节”的指示。当时日本执政者镰仓幕府当即拒绝了元朝的要求，并令使者回国。蒙古使节可能是不想无功而返，也可能是怕不好交差，于回途中掳走两个日本人。忽必烈此时正与南宋紧张交战，他不想当即与日本翻脸，于是释放了两个日本人，并让他们带话回去：“你们国家来朝觐中国，是礼尚往来。现在我希望你们国家前来朝觐，不是逼你们，只是希望名垂千古罢了。”与前几次一样，这次依然没有任何回音。后来忽必烈又三次遣使前往日本，并威胁如不从就要用兵，但均被当时十八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年）坚决拒绝。这在当时的日本幕府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绝大多数日本官员都畏惧蒙古军队，他们都认为天皇是引火烧身。忽必烈终于抑制不住一再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攻打日本。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
失败的远征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八月，忽必烈任命忻都为征东都元帅、洪茶丘为右副帅、刘复亨为左副帅，统帅蒙汉军两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高丽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万两千余人，东征日本。第一次元日战争爆发，日本史书称之为“文永之役”。
十月三日，元军从高丽合浦（今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三日后成功登陆对马岛，全歼岛上守军。十四日傍晚，元军四百余人登陆壹岐岛，与百余个守岛日军激战。日军战败，退守城内。次日城破，守岛将领平经高自杀。元军准备到博多湾登陆，在逼近肥前沿海岛屿时，遭到肥前守护松浦一族（松浦党）的英勇抗击，松浦党死伤惨重。十九日，元军成功登陆博多湾，但由于地形不利于大部队展开，距太宰府也有一日行程，所以当晚元军撤回船上，准备次日进攻太宰府。
二十日晨，元军分两路在博多湾登陆。西路军在百道原登陆，与日军交火。日军的作战方式明显比元军落后，元军占绝对优势。此时，元军东路军在博多湾东部的箱崎方向成功登陆，击败守军，从背后突袭与西路元军作战的日军。日本武士腹背受敌，死伤惨重，向太宰府水城方向撤退。元军乘胜追击，但却由于副帅刘复亨在追击中中箭受伤，攻势减弱，而且天色已晚，元军便停止了进攻。
当晚，元军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只有高丽将领金方庆认为当时的形势对元军有利，主张坚持苦战，攻取太宰府，以待援军。其余将领皆认为形势不利，并且高估了日军数量，而且国内没有派遣援军，主张退往公海。于是忻都下令撤退，但很不幸，撤退当晚遭遇到了风暴。据史料记载，在这次征战中，元军损失兵力一万三千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不是战死，而是死于这场风暴。
失败的消息让忽必烈感到震惊，他无法容忍这个耻辱，但苦于当时与南宋交战正酣，无法分兵日本。因此，他希望以口头威胁征服日本。
1275年，忽必烈再向日本派出使者，要求日本天皇和北条时宗向蒙古称臣。日本人的反应是处死了不幸的使节，并积极备战。他们的主要防御方式是沿着博多湾竖起一道石墙。这项工程需要耗时五年才能完成，但它却能在未完成前，面对元军的随时进攻提供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修筑这面墙垣会迫使元军寻找其他沿海登陆地点。
忽必烈为日本人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项防御工事。在第一次蒙古入侵七年以后，忽必烈才组织了第二次远征日本的战役。忽必烈当然并非有意给日本人七年时间做准备。一方面是由于他忙于征服南宋的战争而无暇兼顾。同时，高丽人作为征日战争的重要依靠力量，也需要时间从1274年的那次远征中恢复元气。那次战争严重破坏了高丽经济。蒙古人不仅强征了大批粮食，消耗了大量的当地居民的物资，而且征召了大批成年高丽男性为这次远征服役，只留下很少壮劳力耕田。因而，造成了当地粮食短缺现象，以至于忽必烈需要定期向高丽供应食物来纾困。
1279年，南宋最后一位皇帝蹈海淹死，忽必烈终于腾出手来，把注意力放在征服日本上。当年，忽必烈最后一次派遣使节去劝说日本人改变态度。然而，北条时宗声称这批使者是由间谍组成的，把他们全部砍头。为了报复，忽必烈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远征。为了保证成功，忽必烈做好了详细的入侵方案，远征军的统帅构成也仔细地进行了平衡，包括一个蒙古人、一个汉人和一个高丽人。海军统帅由高丽人洪茶丘担任，因为高丽国王坚持要由高丽人指挥海军中的本国水手。远征军汉军指挥官由刚刚投降蒙古的南宋将领范文虎担任，蒙古军指挥官仍是忻都。元军有十几万大军，高丽则组织了一万人的军队和一万五千名水手以及九百艘船只，并提供粮食供应。出于对高丽积极协助的感激，忽必烈特别指示元军在穿越高丽国土时不得扰民。第二年，忽必烈又向远征军补充了大量给养，包括军饷、盔甲和弓箭等。
1281年，第二次远征正式拉开大幕。按照元军统帅部的计划，四万名士兵从中国北部乘高丽船只开往壹岐岛，与从福建泉州开往那里的十万蒙古大军会合，联合攻击日本其他地区。然而，这次远征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偏差。先是各个方面的将领意见不合，争论不休。继而是从南部乘坐中国船只出发的主力部队延误了战机。从北方先期到达的军队，在高丽统帅的指挥下于六月十日攻占了壹歧岛。在久候主力不到的情况下，这支部队只好在两个星期之后独自继续向九州本岛进发。他们在宗像附近登陆，此处距日本人辛苦修建的主要防御工事的北边不远。此时，南部的中国军队终于完成了准备工作，并且在得知他们的盟军已经登陆以后，决定在九州与他们会师。他们在九州南部登陆，打算向北进攻，与其他元军会合。以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看来元军的胜利显然是唾手可得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军人凭借用墙垣构成的防线，成功地阻止了南、北两路蒙古军队。汉、蒙、高丽统帅间的矛盾也削弱了远征军的力量，再加上占远征军绝大多数的汉人军队，士气低落，根本不愿投入到这场艰苦的战斗中去。结果，这两支军队打了将近两个月，不分胜负。
随后，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让忽必烈发动的这次远征以惨败告终。八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九州沿岸。蒙古军试图把船开往公海躲避危险，但是失败了。这次台风让四万名北方战士损失了三分之一，十万名江南军损失一大半，靠近海岸的士兵或被日本人屠杀，或在企图借助留在岸边的小船逃跑时被淹死。
蒙古人的失败让自我膨胀的日本种族主义情绪一度甚嚣尘上。日本人认为这次台风是从神那里刮来的保护日本的神风，是来保护他们的土地的。他们认为，神绝不会允许敌人征服和占领他们的疆土。
第二次失败并没有让忽必烈汲取教训。相反，他被这奇耻大辱激怒了，并顽固地坚持再次远征日本。他下令南方商人和东北的女真人为这次战役建造战舰，要求高丽人为这次进攻提供大量大米。但是，这次他遇到了强烈的反对。1283年，中国南方的商人抗议为这次远征必须建造五百艘战船的沉重负担。1285年和1286年初，忽必烈收到了他的幕僚的几个报告，都是劝阻他再次进攻日本的。1286年，面对巨大的反对声浪，他表示让步，计划中的第三次战役被迫中止了。至此，蒙古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以蒙古的败北而结束。
这两次远征的失败对忽必烈的政权乃至元政权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然而，所有的资料都显示，忽必烈派遣特别远征军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惩罚曾经伤害过蒙古使节的外国人。而这来自他的不安全感。首先，他是通过不合法手段登上汗位的，他企图利用外国统治者的臣服向自己国内臣民炫耀自己的权威。其次，作为中国皇帝和众汗之汗，他遇到了持续不断的压力，使得他必须通过扩张帝国版图来证明自己治理国家的能力。最后，通过征服战争获得经济利益无疑也是他的动机之一。然而，13世纪这两次失败的远征非但没有增加忽必烈作为众汗之汗的荣光，反而给蒙古人和忽必烈本人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它打破了蒙古人在东亚战无不胜的神话，这让维持他们政权的一个重要基础，即让对手感到恐怖的震慑力被动摇了。这几次远征也对元朝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以至于忽必烈不得不起用阿合马和卢世荣等遭到汉人鄙视的财政管理官员。至此，忽必烈的声望和财政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同时，元朝本就不稳定的统治也变得更加风雨飘摇。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纯属谎言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马可·波罗可谓大名鼎鼎。马可·波罗，也译作马可·孛罗，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此人生于1254年，死于1324年。原本，他只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威尼斯商人”。然而，人以书显，那本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游记”让他名声大噪。
据《马可·波罗游记》称：大约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随其父亲、叔叔，由两河流域，经中东，历时四年多来到东方。1275年5月，马可来到蒙古帝国的上都（内蒙古多伦县），并获得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在元朝当了十七年官，游历足迹几乎遍布中国。曾到过今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及北京等地，期间一度到达缅甸。1292年，因伊儿汗国可汗遣使向元室求婚，马可·波罗奉命护送公主出嫁，离开中国，从海上经苏门答腊、印度等地到达波斯，并于1295年末回到祖国威尼斯。
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可·波罗确曾到过中国，游记记载的情况基本属实。不过，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七百多年以来，就一直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以及他的游记是否是伪作，并形成了“马可·波罗学”的两种观点：怀疑论和肯定论。
质疑和肯定
对马可·波罗这段经历，早在他在世时就有人表示怀疑。1298年，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发生过一场战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马可·波罗身陷囹圄。在狱中，由他口述，由狱友鲁斯蒂谦记录，写下了这本《马可·波罗游记》。1299年马可出狱，并从他的“老乡”那里获得一个新名字——百万马可，意思是说他善吹牛皮，这可能与那部游记有关，他们认为一个囚徒的话当不得真。关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临终前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
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视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但还是有人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一些可疑之点如襄阳献新炮、扬州做了三年官等等，这一切都使人对波罗一家曾长期住过中国发生怀疑。
19世纪初，德国学者海尔曼认为，《马可·波罗游记》是一部冒充为游记而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用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并且说，马可·波罗一家最远就到过中亚布哈里亚（Bucharia）境内，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过该地的商人们口中听来的，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亚的叙述则抄自阿拉伯著作。1965年，德国史学家福赫伯也在一篇报告中说，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还是个没确切答案的问题。
随后，英国人克鲁纳斯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出了四个极具重量的疑问：第一，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没有一件可以证明马可·波罗所言的事情属实。关于这点似乎有点武断，或许仅仅是没有发现。
第二，《马可·波罗游记》中很多统计资料充满疑点，把中国丰富多彩的景象搞得灰蒙蒙的。
第三，中国两件最具特色的文化产物茶和汉字，以及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在书中都没有提到。
第四，《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都是波斯叫法，这可能是因为他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国家。
但是，有学者驳斥了这几点疑点。
第一，虽然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还没有发现直接记载马可·波罗的史料，但有间接资料。有一个名叫杨志玖的中国人和一个叫伯希和的法国人，在中国的《永乐大典》和外国的《伊尔汗史》、《蒙古史》中，找到过一条反驳的“证据”。这几部史书中提到1290年阿鲁浑王的三位使者兀鲁斛、阿必失呵、火者的名字，与《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阿鲁浑王三位使臣的名字以及所处的年代完全吻合，这便是证据。第二，马可·波罗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著书环境又在监狱里，没什么图书资料可供参考，而且是同狱难友记录的，所以难免有错误疏漏之处。第三，他可能保持着本国的习惯，不喝茶，所以没提到茶。同样，他不认识汉字，文化水平不高，因而不提汉字书法和印刷术实属正常。第四，书中地名多半用波斯语或蒙古、突厥语表达，说明他接触的主要是波斯人、蒙古人和突厥人，而很少接触汉人，因而中国地名多用波斯拼法。
上面的反驳有些道理，但由于没有直接证据，不能成为铁证。第一条虽然有《永乐大典》等旁证，但由于仅是“孤证”，也很难成立。而且《永乐大典》与更早的《元史》有出入。《元史》中根本没有提到《永乐大典》中记载的那三位使臣。《元史》成书早于《永乐大典》，我们自然更相信《元史》。
襄阳献炮的真伪
有人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大加渲染的“襄阳献炮”事件，是证明他本人确实来过中国的铁证。
关于蒙宋襄阳之战，在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力作《神雕侠侣》中有精彩的描写，其中除了郭靖、黄蓉、杨过等一班武林高手是虚构的外，所叙襄阳战守的情况基本符合史实。
《元史》中记载了襄阳献炮的经过。襄阳作为战略要地，是南宋王朝的“国之西门”，元宋在此地多次交战，互有胜负。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采纳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派阿术率军再次进攻襄阳，继而又进围樊城。1269年，宋将张世杰驰援樊城失败，夏贵、范文虎往援又败，襄樊军民奋勇坚守。次年，宋任命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1272年，李庭芝派张顺、张贵率水师突破封锁往援，张顺战死，张贵入城后又突围应接援军，被俘牺牲。1273年，元军切断襄樊通路，攻破樊城，守将牛富力战而死，襄阳城被元军用“回回巨炮”轰破，守将吕文焕出城投降。
根据以上记载可以看到，元军之所以能够攻下城池，“回回巨炮”功不可没。那么，“回回巨炮”是谁制造出来献给元军的？
《马可·波罗游记》中说是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叔制造巨炮并献出的，而《元史》等史料上却记载说，献炮者是一个叫“亦思马因”的回回人。
也许有人会说，亦思马因会不会就是马可·波罗？
这个提问很大胆，但却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根据游记记载，马可·波罗卒于1324年。而《元史》上说得很清楚，亦思马因早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亦即1274年就因疾而死。可见二人无关。
亦思马因有个儿子叫布伯，这个名字听起来与“波罗”相似，他会不会是马可呢？也不可能。因为他卒于天历三年，即1330年。更能说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点证据是：马可·波罗死在了欧洲，而布伯却卒于中国。
“襄阳献炮”事件还有另一个更大的疑点，时间对不上号。《马可·波罗游记》中称他一家来华的时间为1275年，而襄阳城早在1273年就已被元军攻下，何用他们再献炮攻打？
马可是否在扬州做过官？做过什么官？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当时扬州是中国十二行省之一，而马可·波罗曾受元朝皇帝委任，治理扬州达三年之久。但由于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他当过什么官，因此，马可·波罗是否在中国做过官？究竟做过什么官？就成为一个悬案。
为《马可·波罗游记》做序的法国学者颇节根据《元史·地理志》的记载，推测马可·波罗在1277至1289年间曾做过扬州及其附属的二十七个城池的长官，即行省长官。
另一位英国学者则认为马可·波罗到中国时才二十岁出头，不可能做到行省这样地方最高一级职位的长官，可能只是一个达鲁花赤或副达鲁花赤，即行省属下的一个行政区划的一个小官。
然而，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马可·波罗在扬州什么官也没做过。因为，当时的扬州经济繁荣，交通发达，是闻名中外的国际贸易港口。当时有许多来自东南亚、西亚各国的商人、传教士、僧侣到过扬州，其中有人在扬州定居、做官。这些资料在扬州的地方志中都有记载，但是，无论《元史》还是江苏、扬州等地的地方志，都没有记载马可·波罗在扬州为官的事。另外，假如马可·波罗在扬州一带长时间为官，扬州地区不可能没有留下他的遗迹和民间传说。因此，我们只能说：据马可·波罗本人讲，他曾在扬州做过官。至于他是否在扬州做过官，做过什么官，尚不得而知。
马可·波罗可能去过哪里？
《马可·波罗游记》中既然存在着这么多的疑点，那么，马可·波罗本人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就是个十分值得怀疑的问题了。
或许真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马克·波罗到了中亚一些国家，却误以为是来到了中国——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我们都知道旅行家兼探险家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但他本人至死都认为自己发现的是印度，他坚持称他在美洲附近所见到的第一片陆地为“西印度群岛”。哥伦布不是骗子，马可·波罗也可能不是有意撒谎，只是把所到的中亚的某些国家当作了中国。
马可把中亚国家当成中国，这可能吗？当然可能。
蒙古帝国的版图曾一度横跨欧亚大陆，面积达三千万平方公里，是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在当时以马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大汗几乎无法作有效的统治。为了便于管理，蒙古人采取地方分权制度，把疆域划分为六个子国，平等地并列于最高元首——大汗之下。这六个子国是：元帝国（辖区中国大部）、吐蕃宗教国（辖区中国西藏、青海）、察合台汗国（辖区中亚细亚北部）、窝阔台汗国（辖区中亚细亚南部）、钦察汗国（辖区俄国、东欧洲）和伊儿汗国（辖区伊朗、伊拉克）。
六个汗国都是蒙古大汗的属地，其子民都可以自称为蒙古国人。因为元帝国皇帝之位由蒙古大汗忽必烈担任，六个汗国的子民也都可以自称为中国人。这些子民中有不少来自中亚细亚的波斯人（色目人），他们可能到过中国的中原，并且在中亚细亚的某个地方遇见马可·波罗，以“中国人”的身份向马可一家人讲述了在遥远的东方所发生的一切。这些色目人虽然在元帝国的政治地位很高，但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至少汉文化水平相当低，所以，讲到许多中国的地名时用的大多是波斯叫法，而且往往把元帝国皇帝的家谱搞错。这一点可以理解，蒙古人建立的六个汗国的开国君王虽然都是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后裔，但其继任者们却往往乱了辈分，尤其是元帝国，其皇帝又兼任蒙古大汗，要搞清如此复杂的关系确实不容易。
色目人不熟悉汉文化，所以根本没把汉人使用的汉字、印刷术及茶当成一回事，自然也就不会向马可提起。同样，由于不熟悉汉文化，他们提供给马可一家人的中国资料是感性的、支离破碎的。
如果以上分析属实的话，最合理的说法是，马可·波罗并没有真正到过中国，至少，他没有到过中国本土，只是自认为他所到的中亚细亚国家就是中国。“襄阳献炮”则是他为了抬高身份而编造的故事，以便为元朝皇帝“接见”做铺垫。纯属虚荣心在作怪。
尽管《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但是目前国内外学者们都承认这本书在开拓东西方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本书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宗教的谬论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同时，《马可·波罗游记》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本书引发了国外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对东方的兴趣，他们纷纷东来，寻访中国，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这些人包括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因此，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第三十四章 朱棣的生母是个朝鲜人

明成祖朱棣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皇帝，作为一国之君，他曾经五征漠北，三讨安南，安抚了新疆、西藏、海南等地区，组织编纂《永乐大典》，七次派遣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与海外诸国的交流，成就可圈可点。然而从人性的角度看，他又凶狠残暴、滥杀无辜，曾经残忍地虐杀了三千宫女，引起了强烈民怨。但关于他的争议还有另外一个焦点，就是他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他的母亲是个朝鲜人。这是真的吗？
关于朱棣的生母的四种说法
其实，朱棣生母是谁这个问题自从他登上皇位便开始有争议，只是当时迫于形势，这种争论只是在民间口耳相传。几百年来，这个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显得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朱棣的生母是谁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一是说孝慈高皇后，也就是朱元璋的原配夫人，大脚皇后马秀英。这种说法基本出自官方的权威资料，诸如明朝官修史书《太祖实录》《太宗实录》《靖难事迹》等。随后的清代史书也大多沿用了明代官方史书的说法。这些史书都记载说，马皇后共生了五个儿子，朱棣是第四子，所以朱棣自己也是反复强调“朕高皇后第四子也”。但据民间传说，马皇后并没有生育能力，太子朱标、四子燕王朱棣等都不是她的亲生儿子，而是由宫中的妃子所生，被她抢了过来据为己有。
二是说高丽美女碽妃李氏。此说的主要依据是《南京太常寺志》，该书明确记载碽妃生成祖文皇帝，即朱棣。太常寺是明朝管理祭祀礼乐的机构，主要负责皇家宗庙的祭祀。《南京太常寺志》是记录皇家宗庙祭祀的重要文献，因而它的记载具有较高的真实性。
另外，明朝的沈玄华在《敬礼南都奉先殿纪事十四韵》中描写了南京奉先殿（家祭之处，象征内朝）内的牌位排列，似乎也说明朱棣不是马皇后所生。文中写道：“高后配在天，御幄神所栖。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马皇后的牌位居中，众妃在东，只有一位妃子的牌位单独放在西边。沈玄华认为，之所以出现“一妃独在西”的情况，是因为她是成祖皇帝朱棣的亲生母亲，因而被朱棣单独摆在一边，以突出她的地位。这种观点得到了后世很多学者的支持。傅斯年、吴晗等历史学家都认为朱棣的生母就是碽妃李氏。
三是说朱棣根本不是朱家血脉，而是遗元后代。蒙古《黄金史纲》中说元大都城破时，元顺帝的妃子弘吉剌氏已经怀孕三个月，没有来得及逃出，躲在一个大瓮中避难。后被明军搜出，因其貌美，被朱元璋纳为妃子，称为翁（瓮）氏。弘吉剌氏当时心想：“如果七个月后产子，则孩子必然会被朱元璋当作野种所杀。如果分娩在十个月后则会被朱元璋当作他自己的亲儿子抚养。”于是她向天祈祷再添三月孕期，结果真的怀孕十三个月才分娩，产下一子，就是朱棣。当时朱元璋梦到东西二龙相斗，西龙被东龙打败。解梦的巫师告诉他这代表他的两个儿子争位。西龙是汉族后妃的子孙，而东龙是翁妃的子孙。朱元璋听后认为翁妃来自蒙古，本属自己的敌人，让她的儿子继承大统不好，于是就把朱棣贬去边疆镇守。
清代《广阳杂记》中也记载，明成祖朱棣不是马皇后生的儿子，而是蒙古女翁氏的儿子，翁氏是元顺帝的妃子，史书为了避讳这一点，所以都没有记载。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明成祖朱棣不仅不是马皇后所生，而且还不是朱元璋的亲儿子，而是元顺帝的遗腹子。假如朱棣是蒙古人，那么历史上曾经统治中国差不多三百年的明朝皇帝从第三个皇帝开始就是姓弘吉剌的蒙古人了。这个结局太有震撼力和戏剧性了，但这不是事实。根据史书记载，元大都失守是至正二十八年，即1368年，而明成祖朱棣生于至正二十年，即1360年，中间相差七八年之久。因此，这种说法存在太大的漏洞，很可能是民间流传的谣言。至于《广阳杂记》，它本来就是一部记叙佚闻趣事的书，作者刘献廷也说这是他听到的古老传说，没有指出确实的根据，它很可能是弘吉剌氏之说的另一个版本，因而也是不足为信的。
这样，明成祖朱棣的亲生母亲就集中在马皇后和碽妃李氏身上。
朱棣的生母究竟是谁
虽然朱棣由马皇后所生的说法明确见载于《太祖实录》《太宗实录》《明史》等官修正史，但是大多学者却认为这并不可靠，因为朱棣曾经下令修改过国史。
朱棣的天下是从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手里抢过来的。当年朱棣因为建文帝削去了他的藩王之位，于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从北平起兵讨伐建文帝。四年后朱棣攻陷当时的首都南京，建文帝失踪，朱棣登上皇位，史称“靖难之役”。由于皇位毕竟来得名不正言不顺，朱棣未免有些心虚。为了让自己显得名正言顺，他再三宣称自己是马皇后所生，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同时两次下令修改了《太祖实录》，而《靖难事迹》《玉牒》等更是在朱棣的授意下编写的，清代的《明史》则是沿用了这些记载。因此，这些史书都不可靠。
明成祖的权力再大，却限制不了外国的记载。朱元璋洪武年间，朝鲜使臣权近曾在北京拜见了燕王朱棣，后来他在《奉使录》中记载了这件事，其中写到了成祖生母的忌日是七月十五日，而马皇后的忌日却是八月初十，以此论断，朱棣的母亲显然不是马皇后。另外，朱棣即位后，曾在南京修建了大报恩寺，声称是报答马皇后的养育之恩，然而寺中正殿的大门经常紧闭，外人无法看见里面，据说里面供奉的其实是碽妃李氏。
还有一件事情也可以证明朱棣不是马皇后所生。《明史·黄子澄传》《明史·周定王》《永乐实录》中都记载了一件事，即燕王朱棣和周王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明史·孙贵妃》又记载：孙贵妃去世后，太祖朱元璋因为她没有儿子，于是命周王橚以亲生儿子的身份为她服孝三年，东宫（即太子）以及其他诸王子也为其服周期。《明史》总结说：“庶子为生母服三年，众子为庶母期，自妃始。”说明周王朱橚为庶出。如果燕王和周王是兄弟的话，那么朱棣也是庶出，不是马皇后的亲生儿子。
可见，虽然朱棣反复修改了史书，并消灭了许多证据，但破绽还是存在的。因此，可以断定他不是马皇后所生，极有可能如《南京太常寺志》所说，是高丽人碽妃李氏。甚至清末李清之著文称，明末北京城破后，南明弘光皇帝复去南京建都，检修太庙时发现，碽妃的牌位还在，与《南京太常寺志》所记完全一致。他由此才领悟到，朱棣即位后，在北京所建的太庙只设一帝一后，并且规定皇帝的生母皆不配享太庙，其目的就是抹杀生母，不留痕迹。
这样看来，明成祖朱棣的生母很有可能是高丽人碽妃李氏。但这还需更充实的资料证明。假如事实果然如此的话，朱棣也真是煞费苦心。
巨富沈万三，其实很可怜
沈万三是中国历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之间的纠葛最为世人津津乐道。《金瓶梅》里，潘金莲不止一次说过，“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可见沈万三的大名在明代市井中的普及程度。江浙闽皖等地，至今也还有将巨富们喻为“沈万三”的习俗。
沈万三是真正的富可敌国。据《明史》记载，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沈万三晋见了朱元璋，并出资帮助朱明王朝营建首都南京，他自己就包了明城墙从洪武门到水西门十余公里长的城墙，工程量占整个工程的三分之一。此外，他还出资修建了廊房、街道、桥梁、水关、署邸等建筑。关于沈万三有个聚宝盆的故事则在民间传得神乎其神。
看神话传说总是让人心旷神怡，甚至心生向往。然而，查看历史，却发现，传说中连老天都眷顾的沈万三，其真实的命运不但不让人羡慕，甚至让人可怜。
沈万三与聚宝门的传说
民间传说沈万三与朱元璋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沈万三富甲天下，朱元璋贵为天子。这是上天安排的，命也。
沈万三为什么这么有钱呢？一说是祖上积德。传说沈的外祖父陆通判在苏州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一套闹鬼的住宅。一天深夜，陆正在读书，有两个女鬼在他面前笑个不停，陆通判就用剑将她们砍走。第二天，陆通判发现他昨晚砍的是院中两棵冬青树，挖掘树下，发现了金银无数。作为外孙的沈万三自然也跟着发了。
另一种说法是他的运气好。话说沈万三小时候家里很穷，但他为人善良。有一天，沈万三见一打鱼的老渔翁网网落空，便帮助拉网，结果网网是鱼。最后一网网上来一只泥瓦盆，老渔翁将泥瓦盆送给他以示感谢。谁知这是只聚宝盆，一颗米放进去，一盆米倒出来；一锭银放进去，满盆银变出来。“沈万三的家资——用不了”这一歇后语就是这么来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致富，总之沈万三很富，而且还带动原本就富足的家乡——浙江湖州南浔镇更上一层楼，让南浔镇有了“一个南浔镇，半个苏州城”的说法。后来，沈万三觉得南浔地方太小，难以发挥自己的才智，于是举家乔迁到苏州周庄。有一年，当地闹瘟疫，只有乌梅能有效救治，沈万三做起了乌梅生意。他有一个竞争对手，是农民军将领朱大麻子。沈万三用薄利多销的手段把朱大麻子挤了出去。
后来，明朝建立，南京成为明朝首都。极有商业头脑的沈万三立即进京，买了九十九间半大房子，将生意做进了京城。一天，皇帝朱元璋带了大臣刘伯温到沈万三开的酒楼用餐。沈万三一看，当今皇上竟然就是当年与他竞争卖乌梅的朱大麻子，非常尴尬，执意不收餐费，算是请客谢罪。朱元璋可不领情，他拿了一枚洪武通宝（朱元璋时期的货币）寄存沈家，要求每日翻倍，月后来取，算下来一月本息合银几万两。沈万三明知是皇上找茬，也只能按期按数上交。
1366年，朱元璋开始修筑南京城墙，营建皇宫。明代南京城墙长三万多米，面积合七十四平方公里余，从1366年一直修到1386年，历时二十一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砖石城。朱元璋把难度最大的一段城墙，即今洪武门到水西门近二十里的一段让沈万三建造。沈万三按约完工，朱元璋却让扒掉重建，理由是城墙比金銮殿高。
奇怪的是，沈万三重修城墙时，砌起即塌，怎么也修筑不成。有人说是惊动了秦淮河中的水怪，并建议沈万三用聚宝盆去堵住水眼。聚宝盆一扔下去，秦淮河果然就此风平浪静了。那段城墙筑成后，城门洞就叫聚宝门，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中华门。朱元璋借聚宝盆时承诺五更时还，为了永远不还，他下令不准敲五更的鼓，沈万三就此失去了聚宝盆。
朱元璋不但收了真正的聚宝盆，还把沈万三本人当作了王朝的聚宝盆。当时有个叫田艺蘅的人写了部《留青日札》，其中写到，朱元璋初定天下时，沈万三与弟弟沈万四（沈贵）付税万担，献白金五千两，以佐用度。但朱元璋嫌少，要他一年“献白金千鋋，黄金百斤”。
沈万三虽然为朱元璋出了不少力，但朱元璋总觉得他不可靠，有可能造反。后来朱元璋北伐灭元，班师回朝，让沈万三出钱犒赏三师，并且要他当场交付。沈万三要回家取钱。朱元璋不允，说：“听说你左脚生金，右脚生银，往地下挖掘就可得到金银，何必回去？”说着就命人揭去沈万三脚下的方砖，动手开挖。结果当然一无所获。于是朱元璋借机诬说沈万三“造谣惑众，扰乱军心”，将其打进天牢，准备处死。多亏马皇后说情，最后沈拿钱消灾，用五个儿子顶罪充军，才回到周庄。
朱元璋放了沈万三后，思前想后还是不放心，于是又下圣旨，对其杀无赦。谁知秉笔大臣笔误，将沈万三写成沈万山，结果把苏州那个为沈万三经营典当的沈万山杀了。沈万三见自己境况危险，就烧掉周庄自家住宅，逃往云南避祸。朱元璋听说此事后大怒，派了三千御林军准备尽诛周庄百姓。周庄有个书生叫徐民，冒死上疏皇帝，慷慨陈词，为全镇百姓辩护，为沈万三说情。朱元璋被他感动，亲笔赐御书“尔是好百姓”，并赦全镇百姓不死，对沈万三也网开一面。周庄百姓为表感谢，抬着徐民游街庆祝，并世世代代以徐家后人为周庄镇长。
流落外地的沈万三不久病死，其妻将他的棺椁悄悄运回周庄，葬于银子浜水底。据说水冢至今犹在，去周庄的游客，都喜爱去寻踪一番。
关于沈万三的结局，在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即他在云南得道成仙，康熙年间还有人说在云南见到了长生不死的沈万三。这可能是善良的老百姓不太愿意一个财富传奇老死边陲，编造的故事。
“聚宝盆”子虚乌有
以上传说是野史以及《宋史》的结合体，与《宋史》内容相对照，大方向上无误，但细节上却有诸多杜撰。首当其冲的是关于聚宝盆的传说，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根本不值得一驳。那么，沈万三哪来的那么多钱呢？说不清楚。
历史上富甲一方的名人，史料中通常都会对其致富原因交代得清清楚楚，比如战国时期的吕不韦，是在赵都邯郸经商致富的；晋朝与皇亲比富的石崇，他的钱是令手下人装强盗抢劫富户得来的；清朝乾隆时期权臣和珅，他的财富是贪污受贿而来的。只有沈万三致富原因不明。目前大致有三种说法：“垦殖说”、“分财说”和“通番说”。
“垦殖说”在许多史料上都有记载，大意是说沈万三的先祖从躬稼（即种地）起家，继而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致家财亿万，田产遍于天下，号称“江南第一富”。
“分财说”也有史料记载。例如《周庄镇志》中说：“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沈万三）。”也就是说，沈万三是得到了吴江富商陆氏的资财，才成为江南巨富的。
“通番说”，是说沈万三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持这种观点。《吴江县志》则明确记载：沈万三在吴江县有二十九处房产，故居在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
事实上，沈万三之所以成为江南巨富，以上三个因素缺一不可，是密切关联的。其先祖以躬稼起家，而后大富，说明他有立业的根本。沈万三由于治财有方得到了汾湖商人陆氏巨资，显示了他出色的经商才能。当他有了巨资后，一方面继续开辟田宅，另一方面利用白砚江（东江）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入走浏河的便利，把江浙一带的丝绸、陶瓷、粮食和手工业品等运往海外，使他迅速成为江南第一豪富。所以说，沈万三一跃而为巨富，是以垦殖为根本，以继承财产为经商的资本，以大胆通番为手段而成功的。
所谓“聚宝盆”一说，乃明、清两代好事者所编造的故事。而南京的聚宝门一名的由来，是因为城门外有一座聚宝山（今称“雨花台”）而得名。
沈万三败落的真实原因
沈万三与朱元璋的过节的确存在，这在《明史》中有明确记载，但并不是因为抢了朱大麻子的乌梅生意，而是因为沈万三富得连朱元璋都眼红，因此，遭到朱王朝三次沉重打击，最终衰落了。
第一次打击是在明洪武六年（1373年）前后。在《明史》马皇后的传记里，白纸黑字写得明白：吴兴的富民沈秀，也就是沈万三，帮朱元璋修筑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又请求出资犒劳军队。朱元璋发怒说：“匹夫敢犒劳天子的军队，绝对是乱民，该杀。”马皇后进谏说：“我听说法律这个东西是用来诛杀不法之徒，而不是用来诛杀不祥之人的。老百姓富可敌国，是老百姓自己不祥。不祥之民，苍天必然会降灾祸给他，陛下又何必再杀他。”朱元璋听了有些解气，饶过沈万三没杀，把他流放到云南去了。几年后，沈万三客死云南，临终前，沈万三关照子女一定要将其尸骨安葬到周庄故里的银子浜底。
这一段在《周庄镇志》中也有记载。除沈万三充军云南之外，他的第二个女婿也被流放潮州。在此之前，沈万三除筑洪武门至水西门城墙外，还出资修建了南京的廊庑、酒楼等，另外又献了大量金银、马匹等。
第一次打击不仅使沈家失去了沈万三这个当家人，也让沈家的富气减去了大半，可谓人财两空。不仅如此，沈万三被捕时，周庄镇上株连甚多，有尽诛周庄居者之说。幸亏镇人徐民等人不畏生死，告御状至京城，才救下周庄全镇老小。
第二次打击是在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春，这次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至、沈庄（伯熙）因为田赋坐了牢，伯熙当年就死在牢中，后移葬于周庄杏村。这样，从根本上动摇了沈家的基业。
第三次打击是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这次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被指称参与胡蓝党祸，结果株连妻女及其他七十二家。《周庄镇志》记载：“万三曾孙德全六人，并顾氏一门同日凌迟。”近八十余人人头落地，没收田地，可谓是满门抄斩。自此，沈万三苦心经营的巨大家业，急剧衰落。当时，“沈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亦不甚宏大”，沈家大族遭受如此三次沉重的打击，只能家破人亡。
朱元璋与沈万三的较劲故事，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大政治家与大商人的角斗。至高无上的皇权，必然地取得了胜利。
沈万三是元朝人
虽然《明史》等史书言之凿凿地说有沈万三这个人，但是有人考证后却说，正史、传说中的沈万三根本是个虚构的人物。倒是在正史中发现，元朝时有一个货真价实的沈万三，他非但不可能帮助朱元璋去修什么城墙，甚至极可能一生从未见过朱元璋。
生是元朝人，死是元朝鬼
乾隆年间编纂的《吴江县志》里有一句注释说，“莫旦说张士诚占领吴会的时候沈万三早已经死了”。莫旦家和沈家是儿女亲家，所以莫旦的话有很高的真实性。
张士诚的军队是元朝至正十六年（1356年）占领吴会，朱元璋是1366年开始修建南京城。按照莫旦的说法，沈万三当时至少已经死了十个年头，既然是死人，就不可能修城墙。但《明史》里又说沈万三帮高皇帝朱元璋修南京城，请求犒劳军队，被高皇帝抄家流放。谁对谁错，很难说清。
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沈万三与朱元璋没有什么渊源。
《吴江县志》提到沈万三有“二子茂、旺”，但是根据沈家后人的墓志铭，沈万三有一个叫沈荣的儿子，由于记载不详，沈荣是“二子”之外的一个儿子，还是“二子”之一？不得而知。我们在此只根据沈荣的墓志铭推算沈万三的年龄，其他细节不做深究。
沈荣的墓志铭中说，沈万三的长子沈荣死于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秋八月，享年七十一岁；他的儿子沈森与父亲死于同年，享年四十八岁。倒推上去，朱元璋1368年建立明朝的时候，沈万三的年龄应该在八十岁上下。这个年龄的沈万三既使看到了明朝的建立，也无力得罪朱元璋了，被充军流放云南就更不可能了。因为，明军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才正式对云南用兵，次年平定该地，云南正式纳入明政府的版图。此时的沈万三如果活着，至少也已经在一百岁上下，如此高龄还活着且被流放，似乎不太可能。
沈荣的墓志铭里还提到：“初，荣父之先君子（即沈万三）游于故侍讲袁文清之门……”沈荣在洪武九年的时候去世，墓志在提到沈万三时，使用了“先君子”这个称呼，这已足以证明沈万三在洪武九年时早已去世。
如此，结论也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依据莫旦的记载和沈荣的墓志铭，可以推断沈万三死于元朝灭亡之前，大约活了六七十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元朝人。不但没做过一天朱元璋的子民，甚至极有可能没见过朱元璋，也不知朱元璋为何方神圣。
谁是沈万三？
既然“明朝沈万三”是虚构的，那么，有原型吗？答案是有。他应该是江浙富户的一个代表符号。
沈万三传奇的版本极多，但大致都离不开一个主题：出巨资帮朱元璋修筑南京城、犒劳军队、家产被没收，本人却遭流放。
元朝富翁沈万三自然赶不上修筑南京城这项大工程，更不可能与朱元璋“对半而筑”，或者独力承包三分之一的工程。南京城的修筑之所以会跟沈万三扯上关系，其实与朱元璋大肆强行迁徙江浙地区的富户来“充实都城”有关。
早在还是吴王的时候，朱元璋就将大批苏州的富户强行迁徙到濠州。建立明朝之后，这一政策变本加厉。洪武三年，将苏州、杭州、嘉州、湖州等地四千多家富户集体迁往濠州；洪武十三年的声势更大，苏浙地区四万五千多户富户被朱元璋强行迁到南京以充实首都的经济。
在大批的富户被强行连根拔离本乡的同时，南京城的修筑工程也正如火如荼。富户们带到南京城的大量财富被征用是不可避免的。南京城的许多建筑，像铁桥、酒楼、水关等等，或许都是用这些富户的钱财所建。这可能就是传说中将南京城墙以及其他建筑，都说成是沈万三一人所建的原因。
充军云南这段传说也可以找到出处。
自洪武十五年（1382年）云南平定，朱元璋就不断从内地往云南移民，美其名曰“充实边疆”。这些移民当中，江浙地区的富户占了很大一部分。以至于移民人数多于当地土著，这些人的服饰、礼法、语言、习尚，都与南京类似。（见明朝谢肇淛的《滇略》）
在虚构的传奇里，富翁沈万三被朱元璋流放到了云南。在真实的历史里，一批又一批的江浙富户们，也正千里迢迢，拖家带口，像牲畜一样被赶往那烟瘴之地。
几乎所有的沈万三传说里，都少不了沈万三被抄家、或者被课以重税以致破产的情节，当时江浙富户们也同样遭遇到这样的悲惨命运。
强制迁徙、课以重税是朱元璋打击富户们的常规手段。罗织罪名将富户们牵扯进“朋党案”，则属于非常规手段。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事发，杀了三万多人，江浙富户被牵连者甚多，沈万三的女婿、豪富不逊于沈家的陆仲和，就不幸成了胡党成员，全家几乎被杀了个鸡犬不留。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谋反案，都是遍地人头乱滚，许多江浙富户一夜醒来，都莫名其妙地成了蓝党成员。
朱元璋是个对富人缺乏好感的人。一方面可能源于其早年的坎坷经历，做乞丐、当和尚，应当遭遇过不少富人的白眼；另一方面，和他本人对明帝国的整体设计有关。小农出身的他希望自己的帝国是一个绝大部分由小农组成的社会，做过游民的他见识过游民们的威力——他们摧枯拉朽般推倒了庞大的元帝国，所以他自然更希望自己的帝国是个静态社会。在这套设计蓝图里，没有富户们的存身之地——富户们作为地主，他们与生俱来的“兼并”欲望会破坏小农社会，小农们失去土地，又会成为游民，破坏静态社会；富户们作为商人，商业的流动性对静态社会的威胁显而易见；即使不农、不商，而仅仅通过权力“致富”，也无法为朱元璋所容忍，因为那样会损害他的统治。总而言之，财富，在朱元璋眼里是有原罪的，于是他不遗余力地扫荡江浙富户。
由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沈万三故事里的具体情节虽然是伪造的，但历史背景是真实的。
农业社会里，富户阶层的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其中有很多是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表达愤怒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们就有可能捏造传奇故事，以发泄自己的不满。依附在沈万三身上的那些故事，虽然不是沈万三自己的故事，但却是整个朱元璋时代，江南富户们集体遭遇过的故事，沈万三不过充当了这些故事的一个巧妙载体罢了。
这些传奇故事被后世治史者当真，甚至添油加醋，并煞有介事地传播，终于将传奇变成了“史实”。
清朝“剃发”灾难的始作俑者是汉族人满人入关后，推行“剃发令”，此令一行，天下哗然。有的边哭边剃，有的宁死不屈。对于不合作者，清王朝采取了强硬的举措，既然“衣冠发型比命重”，那么“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一时间，清初护发抗清运动风起云涌。腥风血雨中，有了“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汉人的血流成了河。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清末民初，辫子又成了落后、愚昧的象征，剪辫子成了全国范围内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的革命运动，与当初留发一样的风起云涌，大动干戈。
强迫汉人剃发留辫子，被认为是清代最显著的“愚民”政策，是满人对汉人的污辱，但是这个愚蠢的“愚民”政策的始作俑者却是个名叫孙之獬的汉人。

第三十五章 孙之獬何许人也

如果不是因为剃发这件让人至今为之诟骂的事情，孙之獬在中国历史上不可能占据一席之地，他会和无数先人一样，默默地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然而，为虎作伥的“剃发”事件让他声名狼藉，遗臭万年。
孙之獬是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进士，授检讨，迁侍读。起初他投靠宦官魏忠贤，过了一段吃香喝辣的好日子。1628年，崇祯皇帝继位，惩办魏忠贤阉党，下令毁掉由阉党编写的以排斥、诛杀异己为目的的《三朝要典》。孙之獬不识时务，居然抱着《三朝要典》哭告太庙，结果被列名逆党，削籍回乡。随后十几年一直赋闲在家，为士林所不齿。
清兵入京后，孙之獬认为翻身的机会来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清廷派明朝降臣王鳌永招抚山东，孙之獬投降。为了赢得清政府的宠幸，他散家财，组织军队镇压了明永镇的抗清义军，得到山东巡抚方大猷的赏识，旋即被招入北京，擢升为清廷的礼部左侍郎。
提议剃发
清朝入关之初，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下来，也还没有像后来那般严格规定汉臣上朝必须穿清廷规定的朝服。所以汉臣和满臣上朝时，服装是不一致的，满臣身着满服，汉臣皆博冠大秀，汉人装束，而且满、汉大臣各站一班。
求宠心切的孙之獬投降后就剃发、改穿满服，却两头受歧视。自认高人一等的满臣不认可他，不让他站在满人的队伍。汉官对他的行为感到不齿，也不让他入班。在两边都不受待见的情况下，孙之獬恼羞成怒，向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上了一道奏章，奏请给汉人剃发，并且说，如今汉人的衣冠束发之制仍保持以前的习惯，那就是陛下你顺从中国，而不是中国顺从陛下。
孙之獬的话击中了多尔衮的神经。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政府颂布“剃发令”，规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从者治以军法。清廷推行“剃发易服”的态度非常坚决，对反对者的处罚极其严厉。1654年，降清后一直深受多尔衮信任的汉臣陈名夏只因私下议论“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即遭人弹劾，并被处以绞刑。
对于习惯了汉儒发式和盛唐袍服的汉族人来说，剃发易服是不能接受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对于一直以孔孟伦理为原则的汉人来说，衣冠发型比命还重。很多汉人视“剃发易服”为一种侮辱，认为这种文化习俗上的改变是数典忘祖，是对祖先的不敬，死后会没有面目见先人于地下。因此，“剃发易服”成为清初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并且加剧了汉人对满清的敌对情绪。
发布剃发令之前，当时的汉族老百姓和大部分官员已经基本接受了满人统治的既成事实。然而，剃发令让部分汉人遭到了比改朝换代更加强烈的刺激，他们保卫本民族精神和风俗的立场空前统一，清政府遭遇了比改朝换代更为激烈和持久的反抗。本来渐趋平静的江南地区顿时如水入沸油般四处爆发起反抗的怒潮，各地的义民纷纷揭竿而起，杀死清军安排的地方官吏，开始了反清复明的抵抗运动。其中著名的领袖有嘉兴的徐石麒、松江的沈犹龙、常熟的何沂、太湖的徐云龙、昆山的朱集璜等。清廷对此采取了血腥的镇压政策，数百万人头因此落地，整个中国大地陷入“留发与不留发”的血雨腥风之中。
清朝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的原因，大多历史学家认为是满族统治者希望通过“剃发易服”来打击、摧垮汉族人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以便更好地维护满族的统治地位，保持满族不被汉族同化。满族统治者的这一目的后来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时，居然有些汉人不愿剪辫子，其中有不少人恐怕是害怕剪去辫子后被官府杀头。可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易服”政策对汉族影响极深。
孙之獬的建议让百万人头落地，但他自己的结局也并不好。
“剃发令”颁布的第三年，孙之獬因受贿卖官被弹劾，又一次被革职遣还老家淄川。当时山东谢迁等人起义，攻入淄川城后，将孙之獬一家男女老少全数杀死。据《烈皇小识》《顺治实录》等记载：孙家的男女皆被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孙之獬的下场更惨烈，被五花大绑达十多天，羁押期间，他的身上被下了五毒，嘴被用大针缝了起来，头皮上还被扎满细洞，人们争相用猪毛给他重新“植发”，惨遭如此蹂躏之后，最后被肢解碎割而死。
清朝发型的真相
受清装影视剧的影响，现代人都认为清朝男人的发型是前半部分剃掉，后半部分辫成粗长发辫的阴阳头。实际上，清朝真正的发式比这个丑陋，可以说是极其丑陋：四周头发全部剃光，只在头顶中心处留有金钱般大小的一小撮头发，辫成细细的发辫，垂下来形如鼠尾，并能穿过铜钱的方孔，故称为“金钱鼠尾”辫。
1644年因海难旅居北京的日本商人竹内藤所著的《鞑靼漂流记》，以及1648年七峰道人所著的《七峰遗编》，均记载清人发式为“金钱小顶”。1793年英国访清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的纪实画稿也证明乾隆时期男子发式还是“金钱鼠尾”辫。
现在清装剧中的阴阳头发式，如果根据“剃发令”中的标准，也是要处死的，因为清廷规定：“剃发不如式者亦斩。”有一个叫丁泉的人因为头发四周环剃太少，留顶太大，皇上御批处斩，当地县官也以失察罪被从重处罚，由此可见清政府对剃发令的重视。
到了清朝末期，男子的发型才发展成我们所熟识的阴阳头，这期间大致经历了一个“鼠尾——猪尾——蛇尾”的演变过程。但是，直到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男子发式还有“金钱鼠尾”的痕迹。可见，清朝男子的发式，大部分时间是以“金钱鼠尾”辫为主，只是到了清末才逐渐变成我们现在在清装剧中看到的阴阳头。
除了上面提到的精神上的原因，“金钱鼠尾”辫不堪入目、令人无地自容的丑态，或许是令广大汉人激烈反抗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已经投降的地区的民众因剃发令降而复返。不难想像，自汉唐两千多年来，中原男子一直是束发别簪的儒雅发式，陡然间要替之以形象猥琐的“金钱鼠尾”辫，无疑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冲击和震撼。而改朝换代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该种地还是要种地，该交税还是要交税，说不定他们还盼着遇上一个好皇上呢。
回过头看那段历史，清政府虽然最终达到了其剃发易服的目的，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惨重的。而整个汉民族受到的伤害也是巨大的。至于孙之獬，就像《顺治实录》所说：枉作小人，反而连累举家老小，其错之大“恐聚十六州铁铸不成一错也”！
太平天国灭亡的真相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场农民革命运动，这场运动建立了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政权。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从起事到覆灭仅仅维持了十一年的时间。这其中的教训实在太多，比如没有明确的纲领，领导集团决策失误，没有长远眼光，领袖没有足够的凝聚力和决断力、领导层尔虞我诈、贪腐、好色、好杀戮等等，然而，导致这个政权迅速瓦解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腐败。
太平天国官员的腐败是前所未有的。
大兴土木，穷奢极欲
太平军进入天京（今南京）后，就广为宣扬两句话：“正是万国来朝之候，大兴土木之时。”其实当时根本没有一国来朝，而大兴土木却是从大军进城第二个月就开始了。自洪秀全以下，各个封王纷纷大造宫殿，一个赛一个奢侈。
以洪秀全的天王府为例。整个宫殿群以原两江总督署为基础，拆毁万余间民宅，向外扩展十里。每天参与工作的建筑工人达万余，主要是征用没有随军的妇女、老人，工匠则是专门从安徽、湖北招募来的且都是无偿劳动。天王府一共修建了两次。第一期工程半年即建成，可惜被突起的大火烧毁了一部分。于是，次年正月又开始了第二期工程。两期工程所用的砖石木料都是从明故宫、庙宇、民房拆取搬来的，可谓劳民伤财。本来还有第三期的天王府工程，计划扩建到周围的二十里，但因局势动荡未能实施。
天王府的防卫甚是严格，四周有三丈高的黄墙环绕的宫殿群，宫墙外面是一道深宽各二丈的御沟，沟上有三孔石桥称五龙桥供行人进出往来。过桥迎面第一道大门为天朝门，门外悬挂着十余丈的黄绸，上有天王洪秀全御笔手书五尺大的朱字诏令：“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云中雪。”意思是说，大臣等闲杂人等，到了天朝门时就别往前走了，有天王的诏书才可以进去，否则就别怪我杀人了。云中雪是太平军形容“杀头”的隐语。
天王宫的装修极为华丽。据史料记载，这座宫殿内雕梁画栋，用黄金作装饰，绘以五彩，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天王所用王冠、浴盆、夜壶等许多器皿俱以金造。宫中奇珍异宝无数。
不独天王，诸王与各级官员的腐败也不逊色。各王都纷纷修造自己的王府，驻外的也不例外。东王杨秀清的府第同样富丽堂皇，尤其是所藏珍宝，甚至超过了天王府。即使到了王朝的后期，讲求排场的恶习依然没改。如忠王李秀成驻扎在苏州，一直与敌人紧张作战，但忠王府一直没有停止装修，直到苏州城陷落前夕仍在动工。其豪华程度令人惊叹，据说仅次于天王府，连后来进占苏州的李鸿章看到后都叹为观止。
在大兴土木的同时，天京诸王豪贵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争奢赛富，大讲排场。如舆马定制，最底层的管辖二十五人的“两司马”就可以乘四人抬的黑轿，以上官员的规格层层加大，到东王杨秀清时，每次出行要乘四十八人抬的大黄轿，夏日乘轿下设玻璃器皿注水养金鱼的水轿，每次出行时前后仪仗长达数里。而天王洪秀全自从进京后再不踏出宫门，但宫内有美女牵的金车，宫外常备六十四人抬龙凤黄舆。为了配合豪华的排场，宫内专设典天舆一千人、典天马一百人，还有典天锣、典天乐……等等，奢侈至极。
天朝各官员的奢侈腐败还表现在穿戴装饰上，普通官员的一顶王冠，一件衣袍就可抵一个中产之家的全部财产。而天王洪秀全的金纽扣和八斤重的金冠，更是无价之宝。
争吃争穿争排场的现象是全国范围内的，除了诸王，参与者还包括朝里朝外文武各级官员三十一万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王亲国戚和洪秀全起事时的功勋兄弟。如此庞大的蛀虫队伍，很快就把掠夺来的金山银海挖空吸干了。
当时在天京北王府典舆衙内潜伏着一个清廷间谍，他是当书手的张继庚。张继庚在1853年9月向清军统帅向荣投送的第一封情报中讲到太平天国的库存金银情况，他写道：“伪圣库初破城时运存一千八百余万两，此时只有八百余万两。”两个月后投送的第六封情报又说：“伪圣库前九月禀报时尚存八百余万两，现只存百余万两不足，不知其用何以如是浪费？”
被如此空前的奢靡风气所笼罩，太平天国想不亡都难。
妇女的牢笼，百姓的恶魇
太平天国的前身是1843年创立的“拜上帝会”，倡导“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然而，太平天国对妇女的压迫却是前所未有的。
太平天国实行一夫多妻制，至于有多少，则没有限制。东王杨秀清在答复美国人的一份外事文书中就公开承认：“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妻妾。天王洪秀全拥有的妻妾倒是有准确的数字：金田起义后不久十五人，一年后占领小小的永安后就增加到三十六人。进天京后，甚至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到1864年太平军败亡时，幼天王洪福瑱被俘后的口供中说：“我现年十六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有八十八（也有说法是一百零八）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九岁时就给我四个妻子。”这里，就算天王只有八十八个后妃，也已远远超过了历代封建帝王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后妃的人数了。
洪秀全因为妻妾太多，记不清名字，干脆给她们编号，还写了几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王诗》，其中规定了许多奇怪的清规戒律，如禁止女子抬头看他，“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均引自《天父诗》）
洪秀全可以说是将皇帝和教主对妇女的占有发展到了极致。英国翻译兼代理宁波领事富礼赐在其所著的《天京游记》中提到，有一次他在王宫前调查时，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交作，原来是天王进膳的时间，直至膳毕，这些声音才停止。此时：“圣门半开，好些软弱可怜的女子或进或出，各提盘碗筷子及其他用品，以侍候御膳用。各种物品大都是金制的。”天王有王冠，以纯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项链一串，亦重八斤。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纽。他由内宫升大殿临朝，亦乘金车，名为圣龙车，用美女手牵而走。
上行下效，一国之主的天王尚且如此，下面的官员也好不到哪里。这个时候，我们丝毫看不到太平天国教条中所倡导的“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只有对妇女的绝对权威和压制。
太平军的杀戮也过于严重。洪秀全本人为人暴虐，还未当天王时，就经常将妻子打得半死。在天王的带领下，太平军杀人如割草，只看太平军如何除“妖人”的就可见一斑。
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都被太平军视为妖人。太平军辨别妖人的方法极是荒谬：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都被指作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有些人不堪刑讯自认是妖被杀，还有一些人干脆自杀。对于满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杀光。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
在太平军内部，大家互相残杀起来也绝不心慈手软。对于违反天条、禁令的太平军将士，大多数被斩首。对于“反叛通妖”的，更是处以“点天灯”、“五马分尸”极刑。搞得广大太平军成为没有思想感情，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人的尊严的“三无”工具。诸王之间更是全然不讲情谊。如洪秀全与杨秀清内讧，不但杀了杨全家，还将杨的部下两万多人统统杀掉。接着又让韦昌辉杀了石达开的全部家属，随后，慑于石达开的威信又杀了韦昌辉。整个内部毫无仁爱信义可言。
领袖无能，等级森严
太平天国从建都天京之日起，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领袖层就集体丧失了进取心，实行无为而治。作为第一领袖的洪秀全，其腐败不但表现在生活的糜烂上，在政治上也是一塌糊涂。在起义后的十几年里，洪秀全多数时间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他从1853年3月进入天京到1864年6月五十二岁时自杀（一说饥饿病死），十一年中从未迈出过天京城门一步，只有一次坐六十四人抬的大轿出宫，去看望生病的东王杨秀清。其余时间都在他的天王府里，享受着极具威仪和奢华的帝王生活。
1864年，当淮军和湘军包围了天京以后，李秀成等一些较为清醒的将领劝说洪秀全突围再求发展时，他不但拒绝突围，还幻想天兵天将来帮助他。直到天京即将告破前，他还说自己的江山是“铁桶江山”，幻想着“朕之天兵过于水，何惧曾妖乎”（曾妖指曾国藩）。试想，这样一个整天生活在虚幻生活中，腐败透顶的领袖，怎么可能领导太平天国走向最后的胜利。
太平天国的封建等级之森严，也是史所罕见的。君臣上下之间称呼、服饰等个方面都有严格规定，违者都要受到惩罚。在洪秀全旨准颁行的《幼学诗》中充满“生杀由天子”、“王独操威柄”的帝王思想。洪秀全本人以“朕”自称，自比“太阳”、“日头”。太平天国还给诸位王排定座次，依次为：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王长兄洪仁发，巨王洪和元，长王洪瑞元，王次兄洪仁达，次王洪锦元，天四驸马黄栋梁，天西驸马黄文胜，西王父蒋万兴，南王冯云山，等等，说明太平天国十分讲究上下尊卑。官员朝见天王时必须下跪三呼“万岁”，见王爵则要下跪三呼“千岁”。当诸王外出时，所有官民都必须回避或跪在道路两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倘若有继续步行者则斩无赦，一些高官也因此受到惩罚。
当一个政权中所有的人都把精力放在严苛的排座次、讲规矩上时，这样的政权显然不可能长久。
王爷遍地走，争权夺利葬送江山
太平天国的王爷数量之巨也是空前绝后的。太平天国前期共封了五个对起义和建朝有过贡献的外姓王。这五王是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以及翼王石达开。这其中除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战死之外，其他人则死于内讧。天京事变中，东王杨秀清被北王韦昌辉所杀，随后天王洪秀全又捕杀了北王韦昌辉。
天京事变后五个外姓王就只剩下翼王石达开一个人了。事变后，石达开回朝辅政，受到满朝文武臣民的拥护。此时洪家兄弟不是忙着安定政局，而是急于封王。洪秀全先是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又封其出狱不久的次兄洪仁达为福王，用以牵制石达开。石达开忿然领兵出走，发誓不再回来。此举引起满朝文武臣民的抗议，洪秀全不得不把两个王兄的爵位革掉以谢天下，但还是未能把石达开及其率领的几十万精兵召回天京，从而丧失了一次振兴天国的机会。
天京事变让太平军损失了几万名精华骨干，加上翼王石达开分裂出走带走了几十万精兵，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形势岌岌可危。此时，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四路围攻安庆，扬言年内攻破天京活捉洪秀全。幸而有新起的青年将领陈玉成在安徽重振军威，与李秀成及捻军合力向敌人反攻，解了安庆之围，保卫了天京上游的门户。陈玉成又回师皖北，大破清军于庐州，活捉了清朝安徽巡抚李孟群，这才把天京事变后两年来十分危急的局势扭转并稳定下来。
洪秀全鉴于封王兄引起的风波，宣布天朝永远不再封王，在原来的侯之前，增设义、安、福、燕、豫，共六等爵位。天京之围解除后，陈玉成因功被封为成天豫，李秀成被封为合天侯。同时恢复前期的五军主将制，以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其他各个人等也有不同的封赏。不久，陈玉成再次破格被封为成天义，再封为英王。
这新的爵位的制订及封号，大体上反映了天京事变后，各路太平军的隶属关系，以及按照军事才能而形成的指挥系统，上下悦服，太平天国又一次出现了乱后重建的中兴景象。可是陈玉成被封王却又引起其他有功的战将攀比。首先是驻在浦口防守天京北大门的后军主将李秀成，与他原来的部将、而后叛变投敌的李昭寿秘密通信，被人发现后报到天朝。天王洪秀全骇得不知所措，一面下令封江防变，一面亲书“万古忠义”的手诏把李秀成封为忠王。接着封中军主将杨辅清为辅王、左军主将李世贤为侍王。然而，封王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适得其反。剩下的右军主将韦俊因是韦昌辉之弟受封较晚，一怒之下，率部数万人叛变投敌。
到了后期，洪秀全给无功、无才、无德的洪氏族人大肆封王，引起他人的强烈不满，互相攀比，纷纷要求封王。几个王兄更是仗势卖官鬻爵，随便滥封。结果，总共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特权阶层，大大加重了平民百姓的负担。
这些被封的大大小小洪家王爷成为京城一霸。尤其是当了“京内又正总鉴”的信王洪仁发、“御林兵马哥”勇王洪仁达为首的洪氏家族王党，总揽朝政，横行天京。如他们规定进出城门的人须持“洪氏票”进出，结果，有一次忠王李秀成出城调兵也得拿出十万两银子的买路钱才得出城。又如在天京陷入最后一次重围前，朝中有人建议提前购运粮食回京储备，以备战时之需。但由于进出城门的“洪氏票”价格昂贵，运粮回来后须交纳重税，运粮无利可图，贩运粮食的人不肯去购粮，以致后来天京被围后出现粮荒。此时，洪秀全号召军民吃草，美其名曰“甜露”。他本人就是因吃草生病，无药医治而死（有的记载是服毒自尽）。
不但滥封王，太平天国的各王、从高官到基层官员如两司马都世袭，打破了封建统治者只袭爵位不袭职位的惯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受封为王的人得到封号后，立即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至今浙江还流传说，侍王李世贤出门坐五十四人抬的龙凤黄轿，轿上可以召集部下开会。王爷轿舆所到之处，小官和军民百姓都要回避，回避不及的要就地低首下跪迎送，如果不小心撞了仪仗，轻则杖责，重则斩首。因为当时王爷太多，百姓们迎不胜迎，遂流传出民谣：“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
这么多的王爷需要大量的杂役服侍，人不够就抓兵拉夫，招降纳叛。反过来为了养兵，为了营造安乐窝，他们又巧立名目，设置各种苛捐杂税，诸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等等，不下二三十种。
为了敛财致富，新封诸王一个个拥兵自重。当陈玉成为保卫天京上游门户安庆而浴血奋战的危急关头，拥有百万大军的李秀成、李世贤兄弟一心经营其苏浙领地，始终未发一兵一卒前往皖北助战，坐视安庆和庐州相继失守、陈玉成牺牲而不顾。直到庐州失守后十七天，天京再一次陷入湘军重围的时候，李秀成才看到大局动摇的危险性，组织起十三王、六十万大军，救援天京。但因诸王各怀私念而消极畏战，对阵四十六天，竟未把饥病交加的二万湘军打退，借口缺寒衣而各自散去，直到天京沦陷为止，再也没有哪个王来解围了。
这些王爷们各回到自己的安乐窝，享受荣华富贵，小王不听中王，中王不听大王，最后纷纷叛变。李秀成苦心经营的苏州，也被其叛变投敌的心腹部属四王完整地奉送给李鸿章了。算起来，李秀成也是一个卓越的将领，可是他从占领苏州到苏州失守，仅隔三年半时间。并非他能力不足，是腐败吞噬了他的百万大军。
李秀成最终还是栽在钱财上。
在苏州失守后只率数百亲随狼狈逃回天京，但天京也在半年后失守。他在天京的两座新旧王府被抢后也被大火夷为平地，与天王府一样只落得一片废墟。天京失守时，李秀成保护幼天王突围出城后，与大队离散，孤身逃到方山。当他解下缠在腰上的百宝囊休息时被人发现，宝囊被人哄抢，他也被捉住送到清营成了阶下囚。想来，这个时候，他会为自己当年的贪婪、愚蠢而悔恨吧。
《红楼梦》中，探春说过一句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唯有从其内部杀死，才是死透了。太平天国就是如此，它不是被清军所灭，而是自己从内部烂死的。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成为清末四案之首的玄机清末有四大奇案，其中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居首，盖因为这个案件历时最长、涉案人员最多、酷刑最重、影响也最为广泛。此案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十一日，止于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十六日，历时三年零四个月，先后历经县、府、按察司、省、刑部等七审七决，最终在清朝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亲自干预下才得以终结，有一百多名涉案官员被革职查办。
这究竟是怎样一起案子，牵扯面竟至如此之广呢？

第三十六章 一场误会引发的冤案

杨乃武是浙江余杭人，同治年间的举人，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当时有“天下文章数浙江，浙江文章数余杭”之说，而杨乃武的文章又被公认为余杭第一，此人文采之高可见一斑。杨乃武这个人生性刚正，喜欢打抱不平，为贫穷百姓写诉状，帮助受欺负的百姓对付恶霸贪官，因而得罪了很多权贵。
小白菜本名毕秀姑，因容貌俏丽，又喜欢穿白衣绿裤，人送绰号“小白菜”，后嫁给豆腐店伙计葛品连，又称葛毕氏。葛氏夫妇租住在杨乃武家（另有说法称小白菜自小在杨家帮佣），时间久了两家相处得非常亲密。小白菜生性活泼，杨乃武经常教她识字读书。这样一来二去，邻里间就传出“羊吃白菜”的闲话。
后来，葛品连突然因病暴死，死时“口鼻流血”。一个好端端的人突然死亡，而且死状异常，葛品连的家人和邻居都认为另有原因，联想到平日时小白菜与杨乃武过从甚密，葛品连的母亲葛喻氏当即报官。
知县刘锡彤带领仵作（官府检验死尸的吏役）和衙役前去验尸。按照当时的理论，如果经皂角水擦洗的银针刺入尸体，银针变黑，则说明死者是中毒身亡。仵作沈祥在忙乱中忘了用皂角水擦洗银针，结果银针变黑，加之又看到死者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入眼耳，腹部有大泡十余个。沈祥由此断定葛品连是中毒而死。
知县刘锡彤对“羊吃白菜”的传言早有耳闻，况且对爱打抱不平的杨乃武早有不满，此刻一听是“中毒身亡”，立刻联想到情杀。他当即派人把小白菜抓到县衙，逼她说出毒害丈夫的实情，并厉声质问她和杨乃武的关系。起初小白菜拒不承认，但刘锡彤认定内中必有奸情，为了让小白菜招供，他动用了残酷的刑讯：用拶夹手指，用烧红的铁丝刺双乳，用滚烫的锡水浇背。在如此酷刑的折磨下，小白菜最终招认了和杨乃武串通毒害亲夫的“实情”：说是十月初五，杨乃武买到了砒霜交给她，让她找机会毒死葛品连，以达到他们通奸居住的目的。十月初九，葛品连有病，她就把砒霜倒在药汤中，葛品连服下后就中毒身亡。
刘锡彤得到小白菜的招供如获至宝，马上传讯杨乃武。杨乃武矢口否认，并明确表示案发时他不在余杭，有大批亲友可为他作证。依清朝法律，如果当事人没有口供就不得定案，刘锡彤认为必须用严刑逼供的办法才能取得口供。可是，按《大清律例》：有举人功名者，依律不能上刑。刘锡彤无奈，只好先将杨乃武押入大牢，然后在第二天向杭州知府陈鲁报告此事，请求革去杨乃武举人身份，陈鲁见事关重大，立即呈报浙江巡抚杨昌浚，再由杨昌浚呈报朝廷。在等待朝廷批文的这段时间里，杨家人联合作证，证明杨乃武初五至初九日并不在余杭县城。刘锡彤于是安排小白菜与杨乃武当堂对峙，可怜的小白菜此时惧怕再受刑，一口咬定原供属实，气得杨乃武破口大骂。刘锡彤以杨家人作伪证为由不再过问。
官官相护
虽然杨乃武没有招认，求功心切的刘锡彤仍然以杨乃武与小白菜通奸共谋害死葛品连定案之论呈送杭州府，请求二审定案。按照《大清律例》，虽然朝廷批文仍未下达，杨乃武也并未招供，但小白菜所说“合情合理”，依然可以认定结案。但定罪权在于知府，不在知县。为了让案件看起来滴水不漏，刘锡彤擅自将案卷改为“试毒银针已经皂角水擦洗且中毒情形与《洗冤录》所载砒霜中毒一致”。
杭州知府陈鲁接到案卷后，很快发现纰漏众多。在审问时，杨乃武称刘锡彤审讯时并未传卖砒霜的证人钱宝生上堂，陈鲁于是派人取证。刘锡彤早有准备，他一方面派人控制住钱宝生，一方面重金贿赂陈鲁。此时，同治皇帝批准革去杨乃武举人身份的批文也已下达，于是，陈鲁非但不积极取证，反而采用酷刑，最终将杨乃武屈打成招，并判小白菜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
所幸的是，杨乃武有一个好姐姐杨淑英和好妻子杨詹氏，她们在杨乃武受刑的时候一直在为他奔走，最终找到了他的好友姚士法。姚士法又找到浙江巡抚杨昌浚的首席师爷杨同瑞帮忙。在杨同瑞的帮助下，浙江巡抚杨昌浚读过案卷，发觉众多纰漏，决定亲审此案。当时杨淑英也终于说服小白菜翻供。看上去似是峰回路转，不曾想此次局势更糟，知县知府不但掩盖真相，还联合向巡抚杨昌浚、按察使司贺荪行贿。杨昌浚最终决定不再提审此案，将案卷原封不动地上交刑部。
浙江士绅听闻此事后对杨昌浚非常不满，杨淑英在他们的支持下上京告状，并找到了族叔杨增生，杨增生又找到了翁同龢。在翁同龢的努力周旋下，朝廷终于发下谕旨，要求将此案发回浙江重审。这次审案很是热闹，不仅小白菜翻供，钱宝生也否认杨乃武买砒霜一事。然而由于审案的官员还是原本的那批人，再加上官官相护，案件仍然维持了原判。恰巧适逢同治皇帝驾崩，朝廷忙着新皇登基之事，杨、毕二人没有当即被处死。
慈禧掌权后，此案旧事重审。在杨增生的努力下，慈禧于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下旨派浙江提督学政胡瑞澜为钦差大臣再审此案。不料胡瑞澜虽然清正廉明满腹经纶，办起案来却糊涂得很。他没有从源头上去查案，而是在诸多证词之间来回游走、推测。当时杨乃武的有利证人钱宝生突然离奇死亡，在没有人证的情况下，胡瑞澜认为，杨乃武的好口才好文笔就是在为自己开脱，企图掩盖事实，于是仍然采用逼供的做法屈打成招，并上报刑部审核，维持原判。
峰回路转
审理过这起案子的陈鲁、杨昌浚等人基本都是两湖籍官员，是追随曾国藩的湘军派系官僚。湘系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矜功自傲，引起了江浙派官员的强烈不满，而此案的主角都是江浙人士。因此在对待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上，江浙派官员力主查个水落石出。于是浙江众多官员联名向督察院递交呈词，要求重审此案，慈禧最终应允。
这个时候，事情已经远非人命官司这么简单，而是牵扯到江浙派官员与两湖派官员之间的政治斗争。
这次重审规格非常高，由刑部尚书主审、户部和礼部尚书陪审、醇亲王和刑部侍郎听审。会审推翻了以前的结果，得出两个全新的结论：其一，虽然被指称卖砒霜给杨乃武的钱宝生已经死亡，但杨家早就提供了杨乃武不在余杭的证词，此证词得到采信；其二，对葛品连重新开棺验尸后，确认尸体中并无有毒成分，故葛品连确属因病而死。至此，历时近四年的案子终于真相大白，杨乃武与小白菜无罪释放。此案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涉案的官员达三百多名。慈禧太后连续发布旨意，将其中三十多人革职、充军或查办，一百多人革除顶戴花翎，永不续用。
本案中杨乃武的背景无疑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慈禧的支持，很难昭雪。因此，慈禧在此案中展现了少有的功德。然而，慈禧的本意并不想要替杨乃武与小白菜做主，而是隐藏着深刻的、尖锐的官场权力斗争。当时两湖派官员的势力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朝廷的统治，慈禧早就想削弱他们的势力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于是在醇亲王的坚持下她选择了彻查此案。
可见，“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之所以成为清末四大奇案之首，并不是因为案情本身，而是因为牵连到了两派官员的政治斗争。否则，这个普通的人命官司可能会成为无以计数的冤案之一，永远尘封在了历史的尘埃里。
“盗墓将军”孙殿英盗掘清朝皇陵之谜葬入清东陵的最后一位清朝最高统治者是慈禧太后。慈禧生前享尽人间荣耀与辉煌，死后更是气派非凡。且不说给她陪葬的不计其数的金银珠宝，仅仅是盛殓她尸体的棺椁本身就造价不菲，单木料自云南的深山老林运往京城的运费就耗银数十万两。全部算下来，她的殡葬共耗费白银达一百二十多万两，为大清历代帝王后妃葬礼之最。-午后书社-
当慈禧的幽灵在华贵地宫里自在穿行时，大清帝国已经快速地步入彻底衰败的暮色之中。更让她想不到的是，十九年后，一个她曾经的“子民”率军盗掘了清东陵。在大掠其财的同时，又将她本人特别“关照”地抛尸棺外，大加污辱。
这个人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盗陵将军——孙殿英。
1928年，孙殿英的军阀部队以野蛮手段用七天七夜的时间大肆盗掘清东陵文物，他也因此丑行臭名远扬。那么，孙殿英为什么会萌起盗陵的念头？盗掘中的一些内幕又是怎样呢？
清东陵有什么
清东陵是清代的皇陵之一，位于河北省遵化县的马兰峪，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系顺治皇帝亲选的陵地。另一处则是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与东陵相对。
东陵的中心是昌瑞山主峰下顺治的孝陵，其他各陵均以孝陵为中心依次排列两边，包括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同治的惠陵五座帝陵，以及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孝忠章皇后的孝东陵、孝贞显皇后的普祥峪定东陵、孝钦显皇后（即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等皇后陵，此处还葬有一百三十六位妃嫔（其中有包括身体能够发出异香的维吾尔族女子香妃）、三位阿哥、两位公主。诸陵中以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规模较大，后来受损也最大。
孙殿英为什么要盗墓
孙殿英，名魁元，河南省永城县孙家庄人，人称孙老殿，因其脸上出过天花，因而也被称为孙麻子。孙殿英幼年丧父，老妈的溺爱娇惯让他养成顽劣任性的性格，十几岁时就跟着当地地痞流氓鬼混，很快成为当地闻名的赌棍。他还当过鸦片贩子、“庙会道”的头目。他二十二岁时，作为有名的毒贩被吴佩孚在洛阳严令缉捕，无奈之下，孙逃往陕州躲避。在那里，他贩运毒品时结识了一个官佐，从此弃赌从戎，在河南豫西镇守使署谋了个机枪连连长的职位，摇身一变成了军官。以后他利用当时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见风使舵，谁强就跟谁，最后投靠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被任命为第十二军军长，打起青天白日的旗帜。
1928年正值军阀混战，国贫如洗之时，孙殿英部是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被蒋介石看轻，常被克扣粮饷，以致军心浮动，常有士兵开小差，甚至有哗变的危险。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孙殿英不得不苦思“良方”。蓦地，他想到了盗墓！
孙殿英当然不是一拍脑门想到的这个主意，而是之前早已耳闻目睹了东陵陵区被破坏的景况。当时孙殿英的部队正驻扎在河北省遵化县境内。东陵自建陵以来，一直设有护陵机构守卫，还有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承担陵寝一切事务。但是自1914年（民国三年），经内务部将东陵红桩以内地区划归清室管辖后，守陵人员就以薪饷无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名，在皇陵周围开垦土地。此后，对东陵土地和林木的破坏逐渐升级。1921年，东陵落入北洋军阀之手，东陵陵树被公开盗伐，至1928年已变成秃山了。
东陵的地面建筑也被军阀和当地居民偷盗拆毁，部分嫔妃的墓也被盗。孙殿英部开驻遵化县时，沿途屡见被拆毁的东陵殿宇木料大量外运。再加上前有马兰峪匪首马福田盗卖东陵珍宝一事，这些都让孙殿英心里发痒。他决定对清东陵下手了。
满载而归
1928年7月1日，在马兰峪各街道路口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第十二军的告示，称从即日起在东陵进行军事演习，限令演习区域的居民必须从速迁出，严禁进入陵区，否则发生意外概不负责。老百姓看了布告，哪敢逗留，连那些守护陵寝的旗丁，也一个不剩地撤出了陵区。孙殿英还不放心，又派兵严守陵园各处机关要道，并散出谣言，说陵园四周布有地雷。这样一来，更没有人敢靠近陵区一步了。
盗墓开始前，孙殿英假模假样地做了动员报告，宣布崩皇陵也是革命，是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是革命。7月4日，掘墓开始，首要目标是最豪华的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没找到地宫入口，孙殿英急了，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地保听说是要自己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抖若筛糠，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自己也不知道入口，建议孙殿英找几个附近的老旗人问问。这话提醒了孙殿英，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地宫入口，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于是软硬兼施，不到半天工夫就折磨死了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这罪，道出了离此地十多公里有个姜石匠，曾参加修筑慈禧的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按常规，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古时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的匠工，往往都被处死，这个姜石匠又怎么能活下来呢？原来，当时已四十多岁的姜石匠，刚从老乡那里得知老婆给他生了个独生子。此时骤然听到自己被留下来做最后一道工程的恶讯，心想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心里很是难过。心中有事，工作时难免心神恍惚，一不小心被一块大石头砸晕了。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寝宫，便叫人将他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姜石匠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
也有说法称，孙殿英能找到陵墓入口，是因为他的手下潭温江挟持了曾在定陵料理过慈禧丧事的定陵郎中苏必、聪林。
总之不管是什么方法，墓道口找到了。接下来又遇到了麻烦，道口被多层花岗石堵得严严的，石头与石头之间又用的是桐油糯米石灰浆粘固，怎么也凿不开。孙殿英干脆叫部下运来炸药强炸。慈禧陵墓的墓道在轰隆声中被炸开一个大窟窿，一股股阴霉气从墓地里窜出。在孙殿英的逼迫下，掘墓官兵提着马灯战战兢兢地沿墓道往下，孙殿英又命谭温江带一排士兵堵在墓道口，谁敢携宝潜逃就打死谁。
这些官兵穿过墓道进入地宫后，顿时被石条供桌上的珠宝闪花了眼。他们早把恐惧抛诸脑后，一拥而上，将供桌上的殉葬宝物抢得精光。接着他们又以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打开，那满棺的金银珠宝更是灿灿莹莹。匪兵们又群起向棺里扑去，将棺内珍宝劫掠一空。抢掠中，慈禧尸骸被扯出棺外，尸首被分拆，惨不忍睹。有三名军官为争夺宝物互相残杀，死于地宫内。匪兵们在撬动棺木时又发现一个地洞，复又将地洞宝物抢光。
慈禧墓盗毕，孙殿英又命挖乾隆的裕陵，也是用炸药炸开墓道入口。乾隆的地宫更富丽堂皇，匪兵们进去后，同样将乾隆棺的宝物抢劫一空。好在乾隆的尸身已腐化，仅剩头发和肋骨，才没有落得抛尸棺外的下场。可叹的是，匪兵们只认金银珠宝，乾隆倾其一生搜集的旷世名帖字画、孤本秘籍，都被扔在污泥浊水之中毁于一旦。之后孙殿英又准备挖掘康熙的景陵，正欲动手，不料石下沟中流出黄水，越流越大，顷刻地上已积水二尺余，故未动手。7月11日，经过七天七夜的疯狂盗掘，孙殿英部满载而归，盗掘财宝装满了三十大车。孙撤退时，躲在附近的土匪以及一些军阀散兵游勇又对东陵进行了多次洗劫。曾经风光的皇陵，一时间变成了乱坟岗。
盗到了什么
关于乾隆裕陵中的宝物，无详细记载可查，但考虑到他是清史上最虚荣、最会享受的皇帝，其陵墓中的随葬珠宝一定是车载斗量。慈禧墓的葬品则有详细的记载。
慈禧最宠幸的大太监李莲英的侄子写了一本《爱月轩笔记》，该书中对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作了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八万四千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二万二千两；翡翠荷叶估值八十五万两；陀罗经被铺珠八百二十颗，估值十六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一百二十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八两，玉佛每尊重六两，翡翠佛每尊重六两，红宝石佛每尊重三两五钱，各二十七尊，共一百零八尊，约值六十二万两；翡翠西瓜两枚，约值二百二十万两；翡翠甜瓜四枚，约值六十万两；玉藕约值一百万两；红珊瑚树约值五十三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四两重的大珠系外国人进贡，价值一千万两，总价约一千零五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五百粒，小珠约六千粒，估值二十二万八千两。
根据以上所载，可以看出慈禧墓的随葬品数量之巨，价值之高。
孙殿英盗掘东陵后急于想销赃，四处活动联系国内外有关人士。当孙的手下谭温江等人潜入北平（北京），暗中委托古玩商黄百川代销珍宝时，被卫戍司令部截获。天津警备司令部也在海关查获了企图外运的东陵文物，计有三十五箱，预备出口，运往法国，所报价值两万二千元。在东陵案发两个多月后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上交东陵文物中，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三百余件。由此可见孙殿英部所盗宝物之巨。
此外，盗墓官兵私自藏匿的宝物数量也很巨大。青岛警察厅侦探队曾在大港码头缉获孙殿英部逃兵张岐厚等三人，查获其携带的宝珠三十六颗。据张交代，他在天津已经卖了十颗，得币两千二百元，这四十六颗宝珠是在慈禧地宫捡到的。一个士兵尚且能拥有四十六颗宝珠，那连、营、团、旅、师、军长所得的宝物就可想而知了。
盗墓案不了了之
东陵被盗之时，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党政军要员正在离东陵仅一百多公里的北平举行告祭孙中山、庆祝北伐胜利的活动。由于孙殿英严密封锁消息，故北平的要员们竟一无所知。直到8月初，由于谭温江到北平销赃时被擒，才东窗事发。一时间举国哗然，东陵盗案成为1928年夏季最受瞩目的大事件。许多民众团体纷纷电请国民政府，呼吁究查主谋。国宝整理委员会吁请当局，速收缴被盗国宝，严防流出海外。
在全国声势浩大的声讨声中，国民政府不得不摆出一副整饬军纪、维护公理、严惩主犯的阵势。8月10日，盗案发生一个月后，以国民政府委员刘人瑞为首的调查人员才起身前往东陵开始调查。他们在盗墓现场捡到孙殿英部下柴云升盗陵时遗失的名片，又在裕陵墓道捡到铁尖锄一把，这种尖锄系工程兵所特有，还在马兰峪街头发现孙殿英和旅长韩大保贴的告示。根据附近居住的陵户报告，当时曾听到陵墓方向传来的爆炸声，并不时看到有军人到街上购燃料，人人腿脚都沾有地宫灰泥。又有人禀报，正值盗墓的7月9日、10日两天，见到孙军长夜间乘汽车到了马兰峪。
一切证据都指向孙殿英。然而，国民党要员们在谁是盗陵主犯上却含糊其辞，有时称之为“直奉联军某部”，有时称之为“逆军残部”，或“某方残军”。孙殿英本人也很坦然自若，竟以十二军军长和案情以外的“第三者”身份，向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递交呈文，为被捕的部下谭温江辩护，称谭与盗陵案绝无关系。徐源泉看了孙的呈文，叫人捎信给孙，给他指点迷津，要他下大本钱打点各方关键人物，甚至各军团长、各军长门前也要设法打点，只要这些人不群起而攻之，民众方面是可以压服的。孙殿英心领神会，他立刻从东陵赃物中挑选出一批珍贵的物品，开始四处打点。蒋介石、何应钦、戴笠、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以及宋蔼龄等人都得到了价值连城的随葬品。阎锡山也收到了价值五十万元的黄金。
一番打点下来，政府大员对盗墓事件查办起来就不太积极了。后来，要犯谭温江被保释出狱，其他盗陵人犯也多逃出北平。
东陵被盗一个多月，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国民政府方面虽派大员勘查过，却无善后办法。寓居天津张园的末代皇帝溥仪闻讯后痛哭，即在张园设灵祭奠，并电召北京皇室宗亲以及清室遗臣速来津商讨善后事宜，最后派人前往东陵勘查，办理一切善后事宜。8月31日，乾隆、慈禧的遗体才得以复葬。
各界人士对国民政府的不作为表示不满，纷纷电请政府，要求从速秉公处理。清皇室也不断敦促政府严惩凶犯。不得已，南京国民政府电催阎锡山尽快办案，阎锡山又电令卫戍司令部从速组织军事法庭，由商震上将任审判长。保释在外的谭温江重新收押，听候审判。1928年12月中旬，军事法庭对东陵盗案开庭调查。孙殿英故伎重施，四方打点，不久，这一策略果然奏效，案件审理重又归于沉寂。
次年4月20日，案件终于开庭预审。预审中，主犯谭温江拒不承认盗掘一事，主谋孙殿英更是逍遥法外，他接到阎锡山的暗示，主动请求开赴前线，协同任应岐讨伐老上司张宗昌去了。6月15日，军事法庭将审判书呈报中央，将谭温江等嫌疑犯在押，久悬未决的东陵盗案宣告结束。但因案情盘根错节，此案一直难以判决。这时孙殿英已经因为围剿张宗昌有功，深得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器重。经孙殿英与阎锡山交涉，谭温江再次被释放。以后孙殿英不断加官进禄，担任安徽省主席、暂编第五军军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庞炳勋投敌组织新五军。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为“曲线救国”的“忠臣”，被委派为先遣军总司令，与人民解放军为敌。1947年4月，孙部全部被俘。1948年10月死于战犯收留所。这个二十多年来一直逍遥法外的盗陵主犯，忧郁成疾，病死于战犯收留所中。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