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史一日一鉴
Author: 魏海岩
Date: 2006-12-01

目录
前言
第一篇勾践忍辱复国
第二篇陈涉忘本失霸业
第三篇孙武斩姬立威
第四篇蔺相如顾全大局
第五篇刘邦免税谢桑梓
第六篇袁盎宽以待人
第七篇窦婴田蚡斗气结怨
第八篇东方朔毛遂自荐
第九篇霍光废立君主
第十篇王莽欺世盗名
第十一篇刘秀临危不乱
第十二篇“大树将军”冯异
第十三篇曹操量才用人
第十四篇纸老虎曹爽
第十五篇羊祜以情胜敌
第十六篇周顗施恩不留名
第十七篇刘裕勤俭治国
第十八篇祖冲之不迷信权威
第十九篇梁武帝引狼入室
第二十篇陈后主好色亡国
第二十一篇拓跋珪教子无方
第二十二篇崔浩修史被灭门
第二十三篇兰陵王功高震主
第二十四篇高洋酗酒乱性
第二十五篇苏绰昆明池受封
第二十六篇独孤善妒无贤名
第二十七篇元胄交友不慎
第二十八篇赵绰严格执法
第二十九篇刘子业大逆不道
第三十篇贺若敦以言取祸
第三十一篇唐太宗鼓励进谏
第三十二篇唐代宗计收君权
第三十三篇李白为谗言所害
第三十四篇宋之问有才无德
第三十五篇冯道为臣不忠
第三十六篇李存勖逸豫亡身
第三十七篇史弘肇轻视文臣
第三十八篇曾巩剿灭霸王社
第三十九篇种世衡戍边
第四十篇岳飞主战招祸
第四十一篇韩延徽归去复来
第四十二篇天祚帝放虎归山
第四十三篇高汝砺理财
第四十四篇朵儿只力荐太平
第四十五篇林兴祖智惩土豪
第四十六篇马皇后以德辅君
第四十七篇魏忠贤窃取皇权
第四十八篇袁崇焕为流言所害
第四十九篇康熙智除鳌拜
第五十篇杨光先食古不化
参考书目

版权信息

书名：二十五史一日一鉴

作者：魏海岩，颜楠

出版方：哈尔滨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年12月

ISBN：9787806996874

定价：28.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二十五史》是一部历代官修的史书总集。从司马迁著《史记》开纪传体史书体例，班固修《汉书》定断代史之后，各朝代均以此为楷模修史。我们现在所说的《二十五史》，是指清乾隆皇帝钦定的由《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史》再加上一部《清史稿》构成。

对史书国人向来视为珍宝。从古代王朝更替之日必修前朝史书，到北宋帝王“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精彩论断，再到一代伟人毛泽东于日理万机之际，仍不忘点评二十四史都可见一斑。人们之所以重视这些典籍，不仅在于它们可以反映过去，还在于它们可以指导今天，昭示未来。

尽管时空转换，社会飞速发展，而且今天的社会内涵也远比古代丰富、复杂得多，但对修身、齐家、治国等问题的关注，却是古今同天，万世不移的。我们今天再打开历史古籍，观古人之所失，可以有所警醒。明前辈之所得，当可以有所启发，免得再生误入歧途之憾事。

但是，洋洋《二十五史》，不仅篇幅巨大，文字古奥，而且泥沙俱下，精华糟粕并存，使得很多人望而却步，痛失畅游史海、醍醐灌顶的机会。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编写了这本《二十五史一日一鉴》。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坚持去粗取精、历史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二十五史历朝历代的人物故事作了仔细的分析后，筛选出五十篇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并采取史、论结合的形式，对当下人们普遍关注的商贾之道、从政为官、修身养性、为人处世、就业成才、家庭生活、人际交往等社会热点问题一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分析。

在编写上，我们摒弃了以往对史书冗长的赘述，尽量做到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历史故事来说明道理。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卓尔不群的隐士的清高，也可以看到随波逐流的腐儒的丑态；既可以看到帝王将相之间的钩心斗角，也可以看到深闺侯门的恩怨情仇。我们在欣赏身居高位者的权谋奸诈、平民百姓的聪明才智、壮士豪侠的慷慨悲歌、红颜佳人的柔肠百结的同时，也可以拨开迷雾，找到一条通向成功的坦途。

当然，洋洋《二十五史》的内容非一本书所能涵盖，一本书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本书至少能够给你的人生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和启迪。

衷心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能够有所收益，使自己的事业和生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第一篇勾践忍辱复国

公元前494年，吴越两国争霸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越王勾践倾全国之兵力前去攻打吴国。吴王听到消息后，动用全国精锐部队迎击越军，在夫椒大败越军。越王只聚拢起五千名残兵败将退守会稽。吴王紧追不舍，迅速包围了会稽。

越王对谋臣范蠡说：“现在落到这个地步，该怎么办呢？”范蠡回答说：“能够完全保住功业的人，必定效法天道的盈而不溢；能够平定倾覆的人，一定懂得人道是崇尚谦卑的；能够节制侍理的人，就会遵循地道而因地制宜。现在，您对吴王要谦卑有礼，派人给吴王送去丰厚的礼物，如果他不答应，您就亲自前往侍奉他，把自身也抵押给吴国。”

勾践无奈之下只好同意了范蠡的建议，派大夫文种去向吴王求和。文种见到吴王后，跪在地上边向前行边叩头说：“君王的亡国臣民勾践让我大胆地告诉您：勾践请您允许他做您的奴仆，允许他的妻子做您的侍妾。”吴王听后便要答应文种。

这时，吴国大将伍子胥对吴王说：“天帝把越国赏赐给吴国，请您不要答应他。”吴王便拒绝了勾践的求和要求。文种回越后，将情况告诉了勾践。勾践想杀死妻子儿女，焚烧宝器，亲赴疆场拼一死战。

文种阻止勾践说：“吴国的太宰伯嚭十分贪婪，我们可以用重财诱惑他，请您允许我暗中去吴国通融他。”于是勾践便让文种给太宰伯嚭献上美女和珠宝玉器。伯嚭欣然接受，就把大夫文种引见给吴王。

文种叩头说：“希望大王能赦免勾践的罪过，我们越国将把世传的宝器全部送给您。万一不能侥幸得到赦免，勾践将把妻子儿女全部杀死，烧毁宝器，率领他的五千名士兵与您决一死战，您也将付出相当的代价。”

太宰伯嚭也借机劝说吴王：“越王已经服服帖帖地当了臣子，如果赦免了他，将对我国有利。”吴王终于赦免了越王，撤军回国。勾践也随吴王到吴国，对吴王俯首称臣。

勾践释放回国后，深思熟虑，苦心经营。他把苦胆挂到座位上，坐卧即能仰头尝尝苦胆，吃饭前也要先尝尝苦胆。还说：“你忘记会稽的耻辱了吗？”他还亲身耕作，夫人亲手织布，吃饭非常简单，从未有荤菜。他从不穿华丽的衣服，对贤人彬彬有礼，委曲求全，招待宾客热情诚恳，并能救济穷人，悼慰死者，与百姓共同劳作。在勾践的励精图治下，越国国力大增。

公元前482年，吴王率领全部的精锐部队到黄池去会合诸侯，只留下太子带领老弱残兵留守吴都。勾践得知这一消息后，觉得复仇的机会到了。于是率越国精锐五万，攻打吴国的首都。结果吴军大败，吴王太子被杀。

这以后四年，越国又攻打吴国。由于吴国这几年连续对外作战，军民已经疲惫不堪，精锐士兵又都在与齐、晋之战中死亡，所以越国大败吴军。最后，越军把吴王围困在姑苏山上。吴王在向勾践投降遭到拒绝之后，自杀身亡。

平定了吴国后，越军在长江、淮河以东畅行无阻，不仅各路诸侯都来庆贺，连周王也派使者赶来慰问。越王成为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选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智慧心得】

能屈能伸方能成就大业

越国原本属于化外蛮夷之地，经过历代君主的经营，实力渐增。直到勾践执掌政权时，战败劲敌吴国，才真正成为受四方诸侯尊重，雄踞一方的霸主。而决定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之间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胜负成败的关键因素就是忍辱负重。

自尊是极为宝贵的，它需要我们用一生的精力去争取、去维护。可是，古往今来富贵的欺辱贫穷的，高贵的欺辱卑贱的，强大的欺辱弱小的，凶恶的欺辱善良的，年轻的欺辱年老的，勇武的欺辱柔弱的，邪恶的欺辱正直的，人多势众的欺辱势单力孤的，却时常发生。因此，维护自尊的不失，往往要体现在不甘受辱上。对此，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成语、俗语与之对应。如“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等等。对于那些为了自尊而视名利如草芥，藐视强权暴力的人和事，大家更是争相传颂。像鲁仲连的义不帝秦，齐国隐士的不食嗟来之食，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些故事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但是我们一定不可以陷入盲目崇拜之中，认为只要是有辱人格的事就坚决不做。其实，做任何事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一个人暂时忍受屈辱，是为了将来获得更大的发展，不仅不会遭到世人的嘲笑，还值得我们去尊重和学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和能屈能伸都是大丈夫之举。

商朝末年，纣王无道，百姓苦不堪言，周文王遂有以周代商的政治野心，不想还未举事就被纣王发觉，将其囚禁于羑里。可是文王泰然处之，在羑里研究《易经》打发时光。直到手下大臣用宝物贿赂纣王，才得以脱身。汉朝初年，匈奴趁乱而起，越过长城，直逼中原。汉高祖已经灭强秦，败劲楚，对匈奴当然毫无畏惧之色。他亲率大军迎击匈奴，希望一举获胜，再奏凯歌。没想到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善于用兵，利用刘邦自大轻敌的心理，诱敌深入，将刘邦所带领的先头部队围困在平城。刘邦见四面八方都是匈奴的军队觉得突围无望，就采纳陈平的建议，派人携带重金贿赂单于的妻子，通过她吹枕头风，让单于网开一面，放了刘邦一条生路。

可以说，周文王由诸侯一下变成阶下囚，刘邦一个天朝大国的皇帝以卑贱的方式向夷狄之君求饶，他们的人格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屈辱。但是由于他们这样做的目的绝不等同于一般人的偷生保命，而是为了赢得开创伟业的机遇，因此，从古至今从未受到指责，而且还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

相反，楚汉相争时的项羽，垓下之战失败以后，本来有乌江亭长驾船相迎，并告知项羽，江东虽小，可还有一千多里土地，几十万人口。大王过了江，还可以在那边称王。他日卷土重来，胜负还未可知。项羽苦笑了一下说：“我在会稽郡起兵后，带了八千子弟渡江。而现在他们没有一个能回去，只有我一个人回到江东。即使江东父老同情我，立我为王，我还有什么脸再见他们呢。”项羽决意不肯只身过江，最后自刎而亡。

尽管项羽自第一次跃马沙场，到最后穷途末路，都没有受到侮辱，无论是敌是友，都对他怀有几分敬重。但更多的时候，项羽是作为我们批判的对象而出现的。为什么自甘受辱的扬名青史，铮铮铁骨的反而成为千夫所指？那是因为勾践折腰、文王忍辱、高祖摧眉，不单单是为了保全自己，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安危荣辱。项羽虽然显得意气风发，始终保全了自身的人格，却永远失去了振兴大楚的机会，这是为全小节而失大义呀！

有些人可能会说，直面死亡，不屈服于邪恶势力是最需要勇气的。一个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和尊严能够不惧死、不畏势，这才是勇士的表现，这才是最难的事情。其实，对于真正的仁人志士来说，慷慨赴死与忍辱负重相比较，并非是最难的。

春秋时期，晋国大司寇屠岸贾借追究刺杀晋灵公主谋之机，公报私仇，把赵朔全族诛灭。只有赵朔刚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赵武幸免于难。为了保护赵家唯一的血脉，赵朔的朋友程婴把自己的儿子交给赵家的门客公孙杵臼，然后他们商量好由程婴去向屠岸贾告密。这样，以牺牲公孙杵臼和儿子的性命换来了赵武的性命。然后，程婴便背负着卖友的恶名，忍辱偷生，设法把真正的赵氏孤儿带到了山里，隐姓埋名，将他抚养成人。十五年后，长大后的赵武寻机报了杀父灭门之仇。

程婴与公孙杵臼这两个人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在他们看来，在屈辱下生存与慷慨赴死相比，前者是更为困难，而后者只是一种解脱的方式，是很容易面对的。那种为了义气不计后果而以死相拼的行为与为了将来的胜利而委曲求全相比，无论是从困难程度，还是从人生价值上分析，都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是真正的勇士耻于选择的。

因为，人的一生并不总是充满阳光的，遭遇耻辱是经常的事。如果没有一点儿忍辱负重的精神，做到能屈能伸，是很难生存的。比如，有时一个人难免会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或者遇到难以预料的伤害，引来他人耻笑，使自己蒙羞。在这种境遇中，一个人能够做到不去怨天尤人，不去慨叹命运不公，迅速从阴影中解脱出来，迎着别人嘲讽的目光，重新开始，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才更值得我们提倡。

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一心一意创作《史记》时，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申辩而触怒汉武帝，被处以宫刑（割掉生殖器的酷刑）。这种刑罚对人的伤害不仅是肉体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以至于多年以后，司马迁还发出“哀莫大于心死，耻莫大于宫刑”的哀叹。但是，一想到自己《史记》还未完成，司马迁马上振作起来，背负着心灵和肉体的双重屈辱，继续创作。终于完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宏篇巨作——《史记》。后世的蔡伦、郑和境况则更为悲惨，他们遭受宫刑，成为众人鄙视的贱奴，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自甘堕落。后来，蔡伦因为造纸的功绩而流芳千古，郑和因七下西洋而享誉世界。

成功的光环不仅掩盖了他们的屈辱，反而使他们的形象更为高大。当后世子孙读到他们的历史时，会有一种悲怆之气迎面扑来，令人肃然起敬。

现实生活中，我们还经常会看到小人欺君子的事。如果我们对这种小人忍让，他们就会得寸进尺，肆无忌惮地对我们进行侮辱。因此，有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与其正面对峙，甚至不惜鱼死网破。其实这样做本身就是见识不高，自贬身价的表现。因为判断一个人的高下、优劣，有时不必去考察这个人本身，而只需打量一下他的对手就知道了。如果他的对手有龙凤之姿，他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如果他的对手是个泼皮无赖，那么这个人也高明不到哪里去。故而，聪明的人不以向愚蠢的人退避三舍为耻，勇敢的人不以在鲁莽的人面前表现怯懦为辱。

少年时的韩信家境贫寒，出身低微，经常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有时甚至还要依靠他人的施舍过活。但他成天挎着宝剑，气宇轩昂地行走于街市之中。有一次，正当他走在大街上的时候，被一个无赖拦住，嘲笑他说：“你虽然个子高大，喜欢佩带刀剑，表面看来勇敢无畏，内心却是胆小怕事的！”接着又当众侮辱他说：“如果你真的不怕死就用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吧！”韩信听了，把那故意挑衅的无赖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不慌不忙地弯着身子，趴到地上，低头从那人的胯下慢慢地爬过去了。满街的人看了这种场面，都讥笑韩信是个十足的胆小鬼。但后来的结果却是无赖者还是无赖，而韩信则战功赫赫，名震天下。

忍，就是在失败时能够忍气吞声，在胜利者嘲弄的目光下生存，蓄势待发，以备再战；忍，就是在处于劣势的时候，能够不急不躁，静观其变，等待时机；忍，就是以理想信念战胜意外的伤害，百折不挠。“忍”字心头一把刀，这种滋味是不好受的。但毕竟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成大事者无坦途，只有在必要的时候做到忍，才能存世保身，有所作为。

第二篇陈涉忘本失霸业

陈涉年轻的时侯，曾经和别人一起被雇用耕田。一次当他停止耕作走到田埂上休息时，感慨恼恨了好一会儿，说：“假如谁将来富贵了，大家相互不要忘记了。”和他一起被雇佣的伙伴们笑着回答说：“你是被雇给人家耕田的，哪能富贵呢？”陈涉叹息着说：“唉！燕子、麻雀这类小鸟怎么能理解大雁、天鹅的远大志向呢！”

秦二世元年七月，朝延征调贫民去防守渔阳，一共有九百人驻扎在大泽乡。陈胜（即陈涉）、吴广都被编入了这次征发的行列之中，当了屯长。当时恰遇天下大雨，道路不通，而按照法律规定，误期到达是要杀头的。于是陈胜、吴广就商量说：“如今逃走也是死，起义干一番大事业也是死，同样都是死，为国事而死好不好？”吴广认为很对，于是就用朱砂在一块白绸子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字，塞进别人用网捕来的鱼肚子里。戍卒买鱼回来煮着吃，发现了鱼肚中的帛书，觉得这事很奇怪。

陈胜又暗中派吴广到驻地附近一草木丛生的古庙里，在夜里点起篝火，模仿狐狸的声音叫喊道：“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在深更半夜听到这种鸣叫声，都惊恐起来。第二天早晨，戍卒们议论纷纷，都指指点点地看着陈胜。

吴广一向关心别人，戍卒中很多人愿为他效劳出力。一天，押送这批队伍的县尉喝醉了酒，吴广故意多次扬言要逃跑，以激怒县尉，惹他当众侮辱自己，借以激怒众人。那县尉果然鞭打吴广，还拔出佩剑要杀掉吴广，吴广奋起夺剑杀死了县尉。陈胜又帮助他杀死了另一个县尉。随即他们召集属下号召说：“各位在这里遇上大雨，误了到达渔阳的期限，误期按规定是要杀头的。即使不被杀头，但将来戍边死去的肯定也得十之六七。再说大丈夫不死便罢，要死就要名扬后世，王侯将相难道都是祖传的吗！”属下的人听了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心甘情愿地听凭差遣。”于是陈胜自命为将军，吴广做都尉。起义军首先攻占大泽乡，接着又陆续攻克蕲、铚、酂、苦柘、谯几个地方。当他们攻下陈县之后，陈胜就自立为王，国号为张楚。

陈胜称王之后，以陈县为国都。从前一位曾经与他一起给人家耕田的伙计听说他做了王，便来到了陈县，敲着宫门说：“我要见陈涉。”守宫门的长官要把他捆绑起来。经他反复解释，才放开他，但仍然不肯为他通报。等陈王出门时，他拦路呼喊陈涉的名字。陈王听到了，才召见了他，与他同乘一辆车子回宫。

进宫之后，客人在宫中出出进进，越来越随便放肆，常常跟人讲陈胜从前的一些旧事。有人就对陈王说：“您的客人愚昧无知，专门胡说八道，有损于您的威严。”陈王就把来客杀死了。从此之后，陈王的故旧知交都纷纷自动离去，没有再亲近陈王的人了。

后来，陈王任命朱房做中正，胡武做司过，专门督察群臣的过失。将领们攻占了地方回到陈县来，朱房、胡武对命令稍有不服从的，就抓起来治罪，以苛刻地寻求群臣的过失作为对陈王的忠心。凡是朱房和胡武不喜欢的人，一旦有错，他们不是交给专事司法的官吏去审理，而是自己擅自予以惩治。陈王却很信任他们。将领们因为这些缘故就不再亲近依附陈王了。十二月，秦军攻占陈县，陈胜在逃跑的途中，被他的车夫庄贾杀死。

——选自《史记·陈涉世家》

【智慧心得】

处富贵之境不可忘贫贱之交

秦始皇灭掉六国一统天下后，对老百姓实行高压政策，加之统治极其残暴，天下百姓苦不堪言。到秦二世时，百姓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燃起了反抗暴秦的第一把火。所以称陈吴二人为亡秦的先驱是最合适不过了。可是我们在赞叹他们高呼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所包含的强烈反抗精神的同时，也要看到导致两个人失败的教训。那就是做人千万不能犯了“贵易交，富易妻”的错误。

中国有句古话，叫“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意思是说，一个人发达富贵以后，不能忘记自己贫贱困窘时的朋友，也不能抛弃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发妻。这是我们做人的基本准则。

一个人在不同的生活境遇中会有不同的交际圈，处于事业低谷和飞黄腾达时所结识的朋友以及所倾心的红颜知己，往往在身份地位上都会有所不同。很多人，一旦事业有成以后，就忘乎所以，六亲不认，深以过去自己曾经和某种层次的人有过交往为耻辱。还有些人，功成名就之后，便醉心于灯红酒绿，把牛衣对泣的连理忘在脑后，为人所不齿。

汉武帝刘彻雄才大略，是个早慧的典型。他四岁时到姑姑长公主家里玩耍，姑姑问他，愿不愿意娶自己的女儿陈阿娇为妻，这个情商开发很早的四岁孩子不仅满口答应，还信誓旦旦地说：“以后如果能娶阿娇做妻子，我就要亲自造一栋金屋子送给她。”长公主就把女儿许配给他，并怂恿汉景帝废长立幼，让刘彻当上太子，爬上皇位。可刘彻当上皇帝以后，身边美女成群，哪还顾得上什么阿娇啊。特别是有了卫子夫以后，汉武帝更不把阿娇放在眼里，还因为一点儿过错，将她赶入了长门宫。

有其君，必有其臣。大名鼎鼎的才子司马相如没有发迹的时候，十分贫困，只能寄食于临邛县令的门下。当地大富豪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因仰慕司马相如的才华，断然冲破世俗礼制，抛弃荣华富贵与司马相如私奔。卓文君看到司马相如家徒四壁，仍然不离不弃，主动提出夫妻二人当垆卖酒维持生计。终于有一天，司马相如因为自己的《子虚赋》得到汉武帝的赏识，青云直上。发达后的司马相如很快就忘了卓文君，另觅新欢去了。这使他的人品大打折扣，受到世人的指责。同样，雅俗共赏的传统戏剧《秦香莲》深受人们喜爱的原因，就在于它深刻揭露和批判了陈世美式的忘恩负义之徒。

这只是传统眼光看到的得志猖狂，忘乎所以造成的危害。其实，这种人的所作所为，除了要背负道德上忘恩负义的谴责外，还会使自己的事业蒙受巨大的损失。因为与布衣寒士交往的人，他所图的只是志向相投，而别无他求。因此，这样的朋友才能够如手足同胞一般，当你遇到困难时，他会鼎力相助，当你犯错误时，他会劝你悬崖勒马。一旦富贵时失去了这种人，就会有一些攀龙附凤的势利小人来填补真空，这种人花言巧语，惯于仰人鼻息，奉迎拍马，即使眼看着前面是万丈雷池，你若想跳，他们也决不会犯颜直谏。时间长了，你就会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进退无据，难免有一天会铸成大错，陈胜诛杀亲朋故旧以后，朱房、胡武把持朝政就是最好的例证了。而汉武帝晚年耗费国力，穷兵黩武，四处征伐，无人敢去劝阻，也是因为他身居高位，不念旧情，身边缺少真正知心故旧的结果。

此外，如果一个人对和自己同甘共苦的朋友和患难与共的妻子还如此绝情无义，那么，以后谁还能相信这种人对自己能够推心置腹，忠心不二？陈胜吴广最初举事成功，在于陈胜有过“苟富贵，勿相忘”的承诺，在于“吴广素爱人”的善举，吸引人们前来投奔，增强了军事实力。可是，一旦政权建立，陈胜就听信谗言，手刃故友。使得将士各个侧目，人人自危，失去人心。最终导致强盛一时的张楚政权分崩瓦解。战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军事家吴起，在鲁国当官。齐国进攻鲁国的时候，鲁国想任命吴起为将，可是吴起娶的妻子是齐国人，因此，鲁国人猜疑他。吴起为了获取功名利禄，就杀了妻子，以表明他不依附于齐国。鲁国终于任用了他，并一举打败齐军。可是，从此以后，鲁君却不再重用他。原因是他谋取将位的可耻行为在鲁君心中留下阴影——为了权利他连发妻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杀死，将来为了更大的权利，说不定弑君谋反的事他也干得出。没有办法，吴起只好离开鲁国，另谋出路。

相反，如果一个人能够贵而不忘本，富而不弃根，他在受到人们尊敬的同时，也会赢得领导的赏识，合作者的追随。东汉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新寡，看中了有妇之夫的宋弘。光武帝马上召见宋弘，旁敲侧击地问道：“古来有一句谚语：‘贵易交，富易妻’，这可是人之常情吗？”宋弘毫不迟疑地回答：“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坦诚而又委婉地拒绝了皇帝的好意。一个人对妻子能够信守白头到老的承诺，那么他对给与自己官爵俸禄的皇帝也绝对会尽忠职守鞠躬尽瘁的。想到这里，光武帝不仅没有责怪宋弘，反而愈加敬重和信任他。因此，宋弘的官职能够由太中大夫做到大司空，还被封为栒邑侯，除了他自身的才能以外，与光武帝对他的信任不无关系。

忠与义是判断一个人人格高下的重要标准，也是基本底线。多收了几斗米就要抛弃妻子，对其不忠，实属无情；人一富，脸就变，对昔日患难之际的布衣之交横眉冷对，就是不义。无情无义之人，还有谁敢对你推心置腹，还有谁愿意和你同心协力。即便慑于你的权势而接近你，他们也都会小心谨慎。失去了别人的真心帮助，你的生活和事业就像寄托于浮萍，风雨飘摇，无依无靠，短暂的成功迎来的将是永远的失败。在过去，君主和帮助自己创业、守业的臣子之间应该是主仆加朋友的关系。那些能够赢得人心，使得臣下为自己肝脑涂地的有为之君，都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老臣。

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流亡途中，又累又饿，五随臣之一的介之推偷着从自己的大腿上割肉煮汤给重耳充饥。当重耳发现肉是介之推从自己腿上割下来的时候，感慨地流下了眼泪。十九年后，重耳归国作了君主（即晋文公），开始封赏患难与共的大臣，唯独忘了功劳最大的介之推。然而介之推并没有表白，他同自己的老母悄悄地到绵山隐居去了。后来，有人在都城里到处为其鸣不平。晋文公听说后，亲自带人去请介之推。为逼其现身，晋文公命人火烧绵山，可介之推宁愿葬身火海也不愿意与其相见。为表示对好友永远的怀念，晋文公下令将介之推去世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各家各户都不得举火做饭。

晋文公归国赏赐功臣旧部，居然会忘记割肉让自己充饥的介之推，恐怕“忘记”一词说不过去。以介之推的功劳，晋文公的才智，这种事情决不会被淡忘的。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当时的晋文公已经有了一种志得意满的骄横。他觉得不论你的功劳多大，现在我毕竟是君主，你只有主动来求我赏赐的份儿，而绝不可能让君主对你感恩戴德。只是由于后来舆论压力太大，晋文公意识到如果再这样下去会失去民心，所以才有火烧绵山，设立寒食节等一系列的政治秀。但不论是否出于真心，这一举措的效果还是很好的，使晋国在短期内招募到不少人才，从而称霸诸侯。

“贵易交，富易妻”，古已有之，“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同样流传久远。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陋俗，后者是公理。陷于陋俗不能自拔的人，会先失名誉，后丧事业；牢记公理不肯随波逐流的人，会树德在前，立业于后。无论是仕途上的沉浮起落，还是商海中的此消彼长，历史都反复告诉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先从做人开始。做人失败，做任何事都不会成功。

第三篇孙武斩姬立威

孙子名武，齐国人。因为他精通兵法受到吴王阖闾的接见。阖闾说：“您的十三篇兵书我都看过了，可以用来小规模地试着指挥军队吗？”孙子回答说：“可以。”阖闾说：“可以用妇女试验吗？”孙子回答说：“可以。”于是阖闾叫出宫中美女，共约百八十人，请孙子演练。

孙子把她们分为两队，让吴王阖闾最宠爱的两位侍妾分别担任各队队长，让所有的美女都拿一支戟。然后命令她们说：“你们知道自己的心、左右手和背吗？”宫女们回答说：“知道。”孙子说：“我说向前，你们就看心口所对的方向；我说向左，你们就看左手所对的方向；我说向右，你们就看右手所对的方向；我说向后，你们就看背所对的方向。”宫女们答道：“是。”号令宣布完毕，于是摆好斧铖等刑具，旋即又把已经宣布的号令多次重复地交待清楚。就击鼓发令，叫她们向右，宫女们都哈哈大笑。

孙子说：“纪律还不清楚，号令不熟悉，这是将领的过错。”又多次重复地交待清楚，然后击鼓发令让她们向左，宫女们又都哈哈大笑。孙子说：“纪律弄不清楚，号令不熟悉，这是将领的过错；现在既然讲得清清楚楚，却不遵照号令行事，那就是军官和士兵的过错了。”于是就要杀左、右两队的队长。

吴王正在台上观看，见孙子要杀自己的爱妾，大吃一惊。急忙派使臣传达命令说：“我已经知道将军善用兵了，我要没了这两个侍妾，吃起东西来也不香甜，希望你不要杀她们。”孙子回答说：“我已经接受命令为将，将在军队里，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于是杀了两个队长示众，然后按顺序任用两队第二人为队长。

孙子再次击鼓发令，宫女们不论是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跪倒、站起都符合号令和纪律的要求，再没有人敢出声。于是孙子便派使臣向吴王报告说：“队伍已经操练整齐，大王可以下台来验察她们的演习，现在任凭大王怎样使用她们，即使叫她们赴汤蹈火也办得到啊。”

吴王回复使臣说：“让将军停止演练，回馆舍休息。我不愿下去察看了。”孙子感叹地说：“大王只是欣赏我的军事理论，却不能让我付诸实践。”吴王阖闾于是知道了孙子善于用兵，终于任命他做了将军。后来，吴国向西打败了强大的楚国，攻克郢都，向北威震齐国和晋国，在诸侯各国名声赫赫，这其中，都有孙子的功劳啊！

——选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智慧心得】

树立威信，才能更好的工作

孙武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吴国因为重用孙武而雄踞一方。他所撰写的兵书，也成为后世治军打仗的理论依据。但是，他在获取军事指挥权的过程中却遇到了困难，那就是威信不足。其实，这种困难也是很多人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年轻才俊提出自己的观点见解，会让人不屑一顾；一个人由基层平步青云，初次执掌权柄，会受到老员工的轻视。很显然，威信的缺失，就会政令不通，工作无法开展；威信的缺失，会使正确的建议主张无法推行。因此，一个人只有首先树立威信，才能扫除今后工作的障碍。可是，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立威的方式却各不相同。

树立威信第一法：适度顶撞上司，在职权范围内树立绝对威信。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官大一级压死人”。倘若你是单位的中层领导，这种体会就更加深刻。由于你的上面婆婆众多，他们会随时对你指手画脚，如果你一味盲从，就会让你在下属面前颜面尽失，他们会觉得我们的领导只不过是个传声筒，他下达的命令不急于执行，说不定一会儿会被哪位顶头上司给否决了。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就难以收拾了。

西汉时期的著名将领周亚夫统领军队驻扎在细柳营，随时准备与叛军进行激战。而正在这时，皇帝来检阅军队，其他的将领皆纷纷停止操练、备战，组织部队接受检阅。只有到了周亚夫的营地，所有人员仍处于临战状态，没有因为皇帝的到来而掉以轻心，改变军事计划。周亚夫的举动不仅赢得了皇帝的赞许，更树立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威信。所以，他指挥的军队才能够在以后的战斗中协调统一，所向披靡。

树立威信第二法：树立反面典型，杀鸡儆猴。当大家不知道尊重你的权威的时候，即使三令五申也是白费口舌的。这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抓住一个反面典型严厉处罚，暗示属下，不服从命令，藐视规章制度就是这个下场。

当年齐景公任命司马穰苴为将军，以抵御晋国的入侵。司马穰苴提出：“我出身卑贱，您把我从平民百姓中提拔出来做大夫，士兵和百姓都不会信服，这是因为人微权轻啊！希望您派自己的宠臣担任监军。”齐景公于是就派自己的宠臣庄贾担任监军。然后司马穰苴与庄贾约定，明天中午在军门相见。庄贾根本没有把司马穰苴放在眼里，第二天日已偏西才大摇大摆地赶到军营，司马穰苴毫不客气地将他斩首。这一举动令全军将士对司马穰苴另眼相看，个个唯统帅马首是瞻。结果还未交战，晋国就急忙撤军了。

树立威信第三法：退居幕后，引进权威。采用上述两种方法，虽然十分有效，但是，有时也容易造成内部矛盾的激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你就不能急于树立自己的权威，而是要把自己的主张通过其他权威者进行发布，等到日后你的方案获得成功，才能得到认可，权威自然而然就树立起来了。

这种方法对于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却又不属于管理阶层的人最为适合。因为这种人无法用行政处罚的办法树立威信，而且他最终的目的也不在于日后的工作管理，往往仅局限在议案主张的通过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的主张议案直接呈报给上司，得到上司的肯定以后，再以他的名义发布讨论，这样遇到的阻力就会小得多。

树立威信第四法：制服反对派的意见领袖。当一个人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张的时候，很容易引起一部分人的反对，而这些反对派有自己的领袖和权威人士。擒贼先擒王，只要先将意见领袖说服，就等于抬高了自己，使原来支持自己的人信念更加坚定，反对自己的人也会随之转变观念。

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为自强图存，决定实行胡服骑射制度。但由于胡服骑射不单是一个军事改革措施，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移风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因此在施行之初，朝廷内外的抵触情绪很大。赵武灵王知道自己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作为改革领袖的威望还是不够的。

为此，他决定首先说服反对派的领袖公子成，让人们觉得连公子成这么强硬的反对派都赞成胡服骑射，想必这种政策是正确的。于是，赵武灵王亲自登门拜访公子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让这个保守派领袖心悦诚服地赞成改革，带头改易服饰。这样一来，改革的阻力变小了，推行起来也就极为容易了。因此，“招安”反对派的意见领袖，是最理想的树立威信法。这样做既可以事半功倍，又能够保存实力，不至于出现流血冲突。

树立威信第五法：用成功和胜利来树立威信。尽管一个人的提议和主张完全正确，无懈可击，可是由于威信不够，总会有人找出各种凭空捏造的理由和论据来加以驳斥；尽管一个人的能力超群，足以担当重任，可总会有人从中作梗，蛊惑人心，使你丧失已有的威信。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建议与主张的正确与否，能力的有无，最有说服力量的还是事实。所以有时候，用成功来树立威信、验证自己是十分有效的途径。

东晋末年，刘裕掌握了朝中大权之后，就着手策划声势浩大的北伐，准备进攻实力强大的后秦。当时很多人主张放弃北伐，因为以晋国的实力来看，即使夺取后秦的土地和政权，也没有足够兵力去把守。果不出所料，刘裕灭了后秦之后，由于没有兵力把守，没过多久，刚刚夺得的土地又被当地的割据政权轻而易举地夺走，轰轰烈烈的北伐只落得个水中捞月。刘裕对此却并没有什么反应，因为他的真实目的不在收复失地上。原来刘裕早有代晋自立的野心，只是觉得自己出身卑微，在讲究门第出身的士族中缺乏威信，如果贸然行动，不会有人拥护。思虑再三，刘裕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战场上的胜利来树立威信。

刘裕也真是不虚此行，此次北伐，虽然没有夺取尺寸之地，却一改以往东晋在南北对峙中的颓势，使他成了士族心目中的救世主。大家觉得只有刘裕才能最终改变晋国在军事上被动防守的局面，只有刘裕才能驱走笼罩在晋国上空亡国的阴霾。刘裕见时机成熟，就派人“劝说”刚刚即位的晋恭帝禅位，他就在一片拥戴声中做了皇帝。

在领导工作中，树立威信是十分必要的。树立威信的具体方法有很多种，但方法之间并非有绝对的界限，要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相互结合，交叉运用，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第四篇蔺相如顾全大局

廉颇是赵国的杰出将领。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任赵国的大将，领兵攻打齐国，大败齐军，夺取了阳晋，被封为上卿。廉颇凭着他的勇气闻名于诸侯。

一次偶然的机会，赵惠文王得到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知道了这事，派人送信说，愿意拿十五座城池请求换这块璧。赵王与廉颇等众大臣左右为难：把璧给秦国吧，又恐怕不能得到秦国的城池，白白地受骗；若不给，又担心秦国发兵攻打赵国。所以，对策迟迟定不下来，想找一个能够出使秦国去答复的人，一时也没找到。这时，宦官头领缪贤就向赵王推荐了蔺相如。经过考核，赵王对蔺相如的才智表示认可，就派他护送和氏璧西行到秦国。

秦王接见了蔺相如，但是并没有按照当时的外交礼节接待他。秦王只是一味地把玩和氏璧，闭口不谈交换城池之事。蔺相如看出秦王没有交换的诚意，就上前说：“这璧上有点小瑕疵，请让我指给大王看。”秦王把璧递给蔺相如，蔺相如趁机拿过璧，倒退几步站住，靠着殿柱怒发冲冠地对秦王说：“赵王在派我出使之前，先斋戒五天，并在朝廷上拜送了国书。为什么这样呢？是为了尊重大国的威严而表示恭敬啊！现在我出使贵国，大王礼节甚为傲慢，我看大王没有诚意把十五座城池交付给赵国，所以我又重新取回了和氏璧。如果大王一定要逼迫我，我的头颅今天就跟这块璧一起撞碎在殿柱上了！”说完，蔺相如举着璧，准备向殿柱撞去。

秦王害怕他撞碎和氏璧，于是婉言道歉，并答应先斋戒五天，再进行交换。蔺相如利用秦王斋戒的时间，派他的随从偷偷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等到交换的日子到来，蔺相如在秦国的宫殿上，凭借出色的口才揭露了秦王的阴谋，使得秦王找不到任何加害他的借口，最后只好放他回国。蔺相如回国以后，赵王认为他出使秦国，不辱使命，就任命他为上大夫。后来，蔺相如又因为在秦、赵的渑池大会上维护了赵国的尊严而被封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

这下可激怒了廉颇，他气愤地说：“我身为赵国的大将，有攻城拔寨的大功；而蔺相如仅凭着口舌立了点功，却位列我之上。况且蔺相如本来是个微贱之人，我感到羞耻，不甘心位居他之下。”并公开扬言说：“我见了蔺相如，定要羞辱他。”

蔺相如听了廉颇的话后，每逢上朝时常常推托有病，不愿跟廉颇争位次的先后。后来蔺相如出门只要远远地望见廉颇，就调转车头绕道回避。蔺相如的门客们看不过去了，他们对蔺相如说：“我们之所以离开亲眷家人来侍奉您，只是仰慕您的高尚德行啊。现在您和廉颇职位相同，廉将军说了一些无礼的话，您却害怕而躲避他，怕得太过分了。平常的人对此尚且会感到羞耻，何况身为将相的人呢！我们这些人没用，请让我们走吧！”

蔺相如平静地说：“诸位看廉将军的威风比秦王怎么样？”门客们回答说：“自然不如秦王。”

蔺相如说：“凭着秦王那样的威风，我蔺相如敢公开在朝廷上呵斥他，羞辱他的大臣们。我虽然才能低，难道会惧怕廉将军吗？但我想到，强暴的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施加武力，只因为我们赵国武有廉将军，文有我蔺相如。现在假如两虎相斗，势必不能同存。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把国家的急难放在前头而把个人的恩怨放在后头啊！”

后来廉颇听到蔺相如的话，非常惭愧，就光着膀子背上荆条，由门客引导着到蔺相如府上赔罪，说：“我这粗野之人，不知道您竟宽容我到了这种地步啊！”两人终于彼此和好，成了同生共死的朋友。

——选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智慧心得】

为人当识大体，不可陷入意气之争

虽然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是现实世界里，并非所有的合作者，所有的同事都能成为意气相投的兄弟手足。一方面，人们之间性格的差异，工作中的磕磕碰碰很可能使彼此间的相处十分困难；另一方面，面对有限的利益和荣誉，产生的竞争和嫉妒之心，也会成为建立融洽关系的障碍。这些都属于人之常情，不必刻意去追求尽善尽美。但是，历史反复证明：一旦政权内部的成员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就会导致集体战斗力的下降，并且会给敌人带来可乘之机。春秋时期的鲁国孟孙氏、季孙氏和叔孙氏同属鲁国宗室，本应该合力同心，共同对付觊觎鲁国国土的周边强国。可是，三氏却为了一己私利相互攻伐，瓜分国土，直闹得鲁国民生凋敝，国力衰弱，最后被楚国吞并。

经过安史之乱的大唐王朝已经元气大伤，本来应该借助宝贵的和平环境，朝臣同心同德，群策群力，重振国威。但是，朝臣李德裕、牛僧孺却因为私人恩怨各自广结朋党，相互倾轧，导致人事更迭，政策多变，使大唐丧失了最后一次复兴的良机。最可笑的还要算南明政权。明朝都城陷落以后，宗室子弟急于混水摸鱼，纷纷自立门户，裂土称王。当清军南下时，他们不仅没有做到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辱，反而继续钩心斗角，结果相继沦落为亡国奴。

即使抛开集体的利益不谈，这种你死我活的意气之争对于个人也没有什么好处。两个人相互争斗到一定程度，难免要采取不理智的行为，而这种行为超出法律和道德的界限的时候，就难免要落个悲惨的结局。因为这种争斗既不是为了坚持真理，也不是为了维护集体的利益，更谈不上为了正义，所以他们的悲剧不会赢得人们的丝毫同情和尊重，只能作为后世的教训或者笑柄罢了。

蜀国的魏延和杨仪都是十分优秀的人才。作为武将的魏延，智勇兼备，战功不在关羽、张飞之下。身为长史的杨仪也非寻常之辈，刘备同他“语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大悦之”。但是就是这样两个了不起的人物，却势同水火，常常发生激烈的争执，幸有诸葛亮从中调解，才不至于闹得不可收拾。但是，等到诸葛亮病殁，魏延和杨仪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将魏延逼上反叛之路，被杨仪派遣的马岱追上杀死。马岱将魏延的首级献给杨仪后，杨仪竟然一边用脚踢，一边大骂：“庸奴！还能作恶吗？”魏延死了以后，杨仪又开始与蒋琬、费祎为敌，终因结怨太多，落个被迫自杀的下场。

那么，如何妥善处理私人恩怨与合作共事之间的矛盾呢？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像廉颇、蔺相如一样彻底化解怨恨，“相逢一笑泯恩仇”，成为生活中的朋友，事业上的合作伙伴。但是，这种理想化模式的出现，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那就是其中一方保持清醒，在矛盾将要激化的时候，能够主动退让，而另一方又勇于反省，过而能改，不会做出得寸进尺的事来。东汉名将贾复的部将在颖川杀人，太守寇恂依法将其处斩，贾复认为这是寇恂在故意侮辱他，深以为耻。一次路过颖川，告诉左右说：“这次见到寇恂一定要亲手杀了他。”寇恂知道以后，决定回避贾复。

他的外甥谷崇以为舅舅害怕贾复，就请求带着宝剑在身边保护。寇恂说：“不是这样。过去蔺相如不害怕秦王而避让廉颇，是为了国家呀。”于是命令治下各县准备酒食招待贾复的队伍。然后寇恂出来迎接，半路又称病返回。贾复想带兵追赶，将士们却都喝醉了，只好作罢。后来，光武帝亲自为二人调解，告诉贾复国事未平，不可意气用事，最后二人尽释前嫌，成为挚友，共同辅佐光武帝，实现中兴大业。

如果两个人个性相似，谁都不肯率先放下架子，主动做出和好的姿态，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首先是双方保持清醒，正视彼此之间的矛盾和这一矛盾扩大将会带来的危害。进而将生活与工作划分得泾渭分明，绝对不会做出公报私仇，或因私废公的事来。像西汉开国功臣萧何与曹参，二人无论在才能上，还是在功劳上都处于伯仲之间。西汉君臣就曾经为确定两人的功劳谁为第一，谁为第二伤透了脑筋。

这样的人中翘楚，本应英雄相惜，可是两人的私交却一直不好，甚至势同水火。但这只是在私下相处中出现的不快，在公事方面，史书中从没有出现过关于两人正面冲突的记载。后来，曹参得知萧何去世，马上嘱咐手下做好准备，说自己要出任丞相了。这除了曹参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以外，还因为曹参知道在萧何心目中，自己是能够继承发扬萧何施政方针的最佳人选。而萧何决不会因为和自己私交不好而放弃举荐自己的。果然，萧何在临死之际，亲自向皇帝推荐曹参接替自己的位置。最后，曹参顺利接任丞相的职位，并继续推行萧何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得西汉政权在平稳中前进，为以后的文景之治树立了典范，对汉武帝时期的国富民强也有着奠基之功。

人与人之间一旦出现矛盾裂痕，有时真的很难弥补。特别是让两个积怨甚深的人在一起合作，更是难上加难。但是，如果为了泄一己私愤而损害集体利益，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又会受到怎样的良心谴责？更何况，团队、集体往往是承载个人利益与荣誉的航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身在集体，就应该相互团结，合作共进。一旦出现矛盾和摩擦，也应该顾全大局，不能意气用事。

第五篇刘邦免税谢桑梓

汉高祖刘邦是沛郡丰邑县人，姓刘，字季。他整日里游手好闲，不干平常人家生产劳作的事。以至于父亲经常责怪他，说他没有才能，不会经营产业，比不上老二刘仲勤苦努力。懒惰的人又往往好吃，刘邦经常带着狐朋狗友到嫂子家里混饭吃，弄得嫂子也瞧不起这个没出息的小叔子。

一日，嫂子见刘邦又来混吃混喝，就把饭菜藏好，然后敲着锅说什么也没有了。等刘邦走了以后再拿出来，以此羞辱他。刘邦到了成年以后，他试着去做官，当了泗水亭这个地方的亭长，对官署中的官吏，刘邦没有不捉弄的。他又喜欢喝酒，贪恋女色，常常到王媪、武负那里去赊酒喝，喝醉了躺倒就睡。

后来，沛县县令的好友吕公为躲避仇人到沛县安了家。沛中的豪杰、官吏们听说县令的朋友来了，都前往祝贺。刘邦也去凑热闹，还在进见的名帖上写上“贺钱一万”，其实他一文钱也没带。名帖递进去了，吕公见了大为吃惊，赶快起身，到门口去迎接他。负责接收礼物的萧何偷偷告诫吕公说：“刘季一向满口说大话，很少做成什么事。”刘邦进来以后果然趁机戏弄那些宾客，还直接坐到上座去，一点儿也不谦让。

酒席结束以后，吕公示意刘邦留下，对他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给人相面，经我给相面的人多了，没有谁能比得上你刘季的面相，希望你好自珍爱。我有一个亲生女儿，愿意许给你做你的洒扫妻妾。”刘邦走了以后，吕媪对吕公大为恼火，说：“你起初总是想让这个女儿出人头地，要把他许配给富贵人家。沛县县令跟你要好，想娶这个女儿你不同意，今天你为什么随随便便地就把她许给刘季了呢？”吕公说：“这不是女人家所懂得的。”结果吕公还是把女儿嫁给了刘邦。

多年以后，刘邦真的做了皇帝。一次他出征平叛，凯旋而归。途中路过老家沛县时停了下来。在沛宫置备酒席，把老朋友和父老子弟都请来一起纵情畅饮，并挑选沛中儿童一百二十人，教他们唱自己编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酒喝得正痛快时，刘邦自己弹击筑琴，并伴着歌声起舞，激动感伤之情溢于言表，并忍不住洒下行行热泪。

他对沛县父老兄弟说：“远游的赤子总是思念着故乡。我虽然建都关中，但是将来死后我的魂魄还会喜欢和思念故乡。而且我开始是以沛公的身份起兵讨伐暴逆，终于取得天下，我把沛县作为我的汤沐邑，免除沛县百姓的赋税徭役，世世代代不必纳税服役。”沛县的父老兄弟就这样天天陪着刘邦快活饮酒，尽情欢宴，叙谈往事，取笑作乐。

过了十多天，刘邦要走了，沛县父老坚决要高祖多留几日，刘邦说：“我的随从人员太多，父兄们供应不起。”于是离开沛县。这天，沛县城里全空了，百姓都赶到城西来敬献牛、酒等礼物。刘邦又停下来，搭起帐篷，痛饮三天。沛县父兄都叩头请求说：“沛县有幸得以免除赋税徭役，丰邑却没有免除，希望陛下可怜他们。”刘邦说：“丰邑是我生长的地方，我最不能忘，我只是因为当初丰邑人跟着雍齿反叛我而帮助魏王才这样的。”沛县父老仍旧坚决请求，刘邦才答应把丰邑的赋税徭役跟沛县一样也免除掉。

——选自《汉书·高帝本纪》

【智慧心得】

为人不可轻易受人恩惠

回顾刘邦早年，虽然说不上危害乡里，但是通过父亲、嫂子对他的态度和好酒好色的恶习，以及在吕公家宴会上的丑行来看，也可以称得上臭名远扬了。要不然怎么准岳母刚刚搬到沛县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刘邦，坚决不同意将女儿嫁给他呢？可是，当他一朝得势以天子的身份回到故里时，就像暴发户一样，请乡亲们吃了十多天大席，并许诺免除沛县的赋税。于是，原本淡漠的亲情立即高涨起来，当刘邦想回京的时候，全县父老献酒献肉“深情”挽留。

三天的美酒佳肴，决不是为赚取刘邦的几滴眼泪这么简单，而是要为丰邑换取永世免税的待遇。刘邦本来没这个打算，可是吃了人家的嘴短，最终还是答应了。聪明一世的汉高祖，竟然在家门口让土里土气的乡下人占了大便宜。听起来似乎可笑，但仔细想起来，刘邦只是犯了一个大众化的错误，那就是无缘无故接受了别人免费的午餐。

中国人总是不习惯换位思考，我们在给别人发工资、奖金的时候，在给别人提供帮助的时候，心里总是盘算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今天给你的，明天你要加倍还给我。可是转过身来，我们在接受他人恩惠的时候，却总是忘了想想，人家也不是白痴，他这样做是不是有什么动机？当我们把这“飞来横福”享受得差不多的时候，才发现有人会慢条斯理地提出种种要求。

从原则上讲，就人情而论，我们原本没有理由答应他。可是，刚刚接受的恩惠，已经成为最充分的理由——让你无法拒绝的理由。要不然，对方会有“知恩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之类的千言万语等着你。要是碰上抛下香饵钓大鱼的可怕人物，说不定还会把你拉下难以自拔的泥潭。多少有着远大前途的领导干部，就是因为拿了人家的东西以后，先是变得手软，接着是腿软，最后再也站不起来了。

不仅这些手中掌握一定权力的人要保持警惕，不能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就是普通人也不要平白无故地接受他人的馈赠。欠人家的恩情，总是要还的。而且中国人向来讲究“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有些人就是利用这一心理，善于用小恩小惠，俘虏别人，让他失去自我，甘心受自己的摆布，为自己卖命。

战国时，魏国大将吴起领兵打仗的时候，与军队中最下层的士兵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伙食。士兵中有一个人生了痈疽，吴起替他吸出脓液。士兵的母亲听说后，放声大哭。有人问她：“你的儿子是小兵一个，如今将军亲自替他吸脓疮，为什么还要哭呢？”那位母亲回答说：“当年吴将军替他的父亲吸脓疮，他父亲在战场上勇往直前，结果死于敌手。如今吴将军又为儿子吸脓疮，我不知道他又会牺牲在什么地方了，所以我才哭啊。”果然不出这位母亲所料，不久，她的儿子就战死沙场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对一切的帮助都怀有敌意，觉得凡是对自己有扶持、接济举动的人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将来利用自己。这样就显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有等价交换的公式，既有投入就要有产出的理论还没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终究还有那么多善良的人，愿意无偿的帮助别人，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弱势群体，需要得到我们无偿的援助。

对于这些人，我们不能机械地套用这些警句。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告诉我们：面对一份充满诱惑的赐予拒绝与否，首先要考虑站在我们面前的人是谁，他是否是个正人君子，是否居心良善。就像战国时期的列子，在他穷得吃不上饭的时候，郑国子阳慕其名望，命人赠送列子十几车粮食，列子认为子阳是个不义之人，就拒绝接受。他的妻子用手按在胸口说：“现在我和儿女们都饿肚子了，国君来送粮食给先生，为什么要辞掉呢？”列子对她说：“接受他人的供养，不为他而殉难，这是不义；可是替这个人殉难，就是替无道之人而死，又哪里是义呢？”后来郑国老百姓果然发难，杀死了子阳。

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虽然辛苦，却也安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可轻易受人恩惠。要不然，飞来横福的背后很可能就是飞来横祸。

第六篇袁盎宽以待人

袁盎是楚地人，字丝。他的父亲从前曾经与强盗为伍，后来定居安陵。吕后时期，袁盎曾经当过吕后侄子吕禄的家臣。待汉文帝登上皇位后，袁盎的哥哥袁哙保举他做了中郎的官。

当时绛侯周勃担任丞相，每次散朝之后，周勃便匆忙地走出朝廷，很是得意。文帝对他也非常恭敬，常常亲自送他。袁盎进谏说：“陛下以为丞相绛侯是什么样的人？”皇上说：“他是国家的重臣。”

袁盎说：“绛侯是通常所说的功臣，并不是国家的重臣。国家的重臣能与皇上生死与共。当年吕后当政的时候，诸吕掌权，擅自争相为王，以致刘家的天下就像丝带一样的细微，几乎快要断绝。在这个时候，绛侯周勃当太尉，掌握兵权，不能匡正挽救。吕后逝世，大臣们一起共同反对诸吕，太尉掌握兵权，又恰好遇到那个成功的机会，所以他是通常所说的功臣，而不是国家的重臣。丞相如果对皇上表现出骄傲的神色，而陛下却谦虚退让，臣下与主上都违背了礼节，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汉文帝觉得袁盎的话也有道理，于是，在以后上朝的时候，文帝逐渐威严起来，丞相绛侯也逐渐敬畏起来。过了不久，绛侯怨恨袁盎说：“我与你的兄长袁哙有交情，现在你却在朝廷上毁谤我！”袁盎也不向他谢罪。

后来，绛侯周勃被免除了丞相的职位，回到自己的封国。封国中有人上书告发他谋反，于是绛侯被召进京，囚禁在监狱中。皇族中的一些公侯都不敢替他说话，只有袁盎证明绛侯无罪。绛侯得以释放，袁盎出了不少力，绛侯于是与袁盎倾心结交。

汉景帝登基以后，采纳晁错的建议，削减诸侯的封地。这引起了吴王刘濞的不满，欲起兵作乱。汉景帝派遣袁盎以太常的身份出使吴国进行安抚。而吴王想借机胁迫他担任将领，袁盎不肯，吴王就想杀掉他，并连夜派一名都尉带领五百人把袁盎围困在军中，但袁盎并不知情。

当围困袁盎的士兵到达驻地后，一名校尉司马知道被围之人是袁盎后，便想办法搭救。原来袁盎当初担任吴国国相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从史偷偷地爱上了袁盎的婢女，与之私通，袁盎知道了这件事，没有泄露，对待从史仍跟从前一样。有人告诉从史，说袁盎知道他跟婢女私通的事，从史便逃回家去了，袁盎亲自驾车追赶从史，还把婢女赐给他，仍旧叫他当从史。所以从史一直非常感激袁盎。

待袁盎出使吴国被围困，从史刚好是围困袁盎的校尉司马，于是他把随身携带的全部财物卖了，用这些钱购买了许多好酒送给围困袁盎的士兵，刚好碰上天气寒冷，士兵们又饿又渴，喝了酒后就都醉倒了，于是，校尉司马连夜去见袁盎，并让他马上逃走，因为吴王明天一早就会杀掉他。袁盎不相信，说：“您是干什么的？”校尉司马说：“我是原先做从史与您的婢女私通的人。”袁盎向他表示感谢，便在校尉司马的引导下逃出了军营，最后安全返回。

——选自《汉书·袁盎晁错列传》

【智慧心得】

胸怀宽广，学会包容

我们常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意思就是成大事者必须心胸开阔，懂得包容别人，哪怕是有缺点、犯过错误的人。袁盎身为朝廷命官，竟然能够容忍手下人与自己的侍女私通，可谓大人不记小人过，有容人之量了。无独有偶，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成功平定叛乱以后，举行盛大的庆功宴。他命令自己的爱妃出来给大家斟酒助兴，正在这个时候，一阵风吹灭了灯烛，当时就有人借着酒劲儿暗地里牵王妃的衣袖，意图非礼。不想，非礼之人被王妃扯断了帽子上的缨带。王妃请求楚庄王立即查办，庄王听后，连忙命令暂缓点燃灯烛，还叫所有的官员都扯下冠缨，尽情痛饮。调查之事自然就抛之脑后了。几年过后，晋、楚交战，楚国有一个臣子作战异常勇敢，总是冲在最前面，最后终于以晋国的失败停止了战争。楚庄王很是奇怪，忍不住问那个勇士：“我平时对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恩惠，你打仗时为何这样勇敢呢？”勇士回答说：“我就是那天夜里被扯断帽子缨带的人。”

袁盎因为不与一个从史计较而得以绝处逢生，保全性命；楚庄王因为“糊涂断案”而获得退敌勇士，保住疆土。这说明，容忍他人的过错，放别人一条生路，才能得到他人的真诚回报，有朝一日，当你遭遇磨难的时候人家才会以实际行动来报答你。所以说放人一条生路，也是为自己多留了一条后路。

当然，对他人所犯错误的宽容，并非都能够赢得对方的结草衔环，更不可能像佛教宣传的那样种善念得善果。但是，如果做领导的对犯了错误的下属，揪住不放，就会给下属造成巨大的压力，使他无法安心工作，并且，他可能还会另寻出路。相反，如果一个领导给下属以宽容大度的印象，就能使他甩掉思想包袱，以更大的工作热情来回报对方的宽容和理解。

三国时期，官渡一战，曹操把袁绍打败，在缴获的大量战利品中，发现有不少自己的部下过去写给袁绍的表忠信。信中的内容大多是贬低曹操，表示希望投靠袁绍。有些谋士向曹操提出建议，把这些怀二心的人抓来统统杀掉，以儆效尤。而那些曾想叛曹投袁的将士，则惶惶不可终日。不料，曹操却下令把这些信件全部烧掉，不追究任何人的过失。曹操对周围的将士说：“大战在即，敌强我弱，连我亦自身难保，何况属下将士呢？谋个好出路，人之常情。”这样一来，打消了这些人的疑虑，稳定了军心。使曹操得以进一步扩大战果，一举统一北方。曹操就利用了自己的宽容营造了一种和谐的工作环境，使得这些下属不需扬鞭自奋蹄，真是御人有术。

包容犯过错误和冒犯过自己的同事、下属是一件很难得的事，但是如果做到了就一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依此类推，对敌人、对手进行包容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如果做到了，是不是会有更加意想不到的结果来等着我们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昔日的朋友，为了眼前的利益有可能反目成仇；昨天的敌人，为了今日的利益也有可能握手言和。而且这样做也并非是纯粹的世故或者圆滑。有些时候，一个人只有洒脱地忘记过去的仇怨，才能够赢得为你带来更大利益的合作伙伴。古往今来，凡建立不世功勋者皆有此胸襟。

春秋时期，齐国的公子小白（后来的齐桓公）与公子纠为了王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当时管仲正追随公子纠，曾经带人追杀公子小白，还亲自向他射了一箭，幸亏小白命大，箭只射中了带钩，才逃过一劫。后来，公子小白在齐国即位以后，得知管仲是个难得的人才，不仅没有报一箭之仇，反而拜管仲为宰相。管仲也不负桓公之望，协助他内修国政，外联诸侯，终成霸业。可以说没有管仲，齐桓公就难成盟主。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有十三家、七十二营之说。但力量最雄厚、成就最大的还要首推李自成。他之所以脱颖而出，与其胸怀宽阔、不计前嫌旧怨、化敌为友是分不开的。明朝总兵陈永福因为自己曾经射瞎了闯王的左眼而固守孤城，不敢投降。闯王得知以后，命人取来一支箭，当众折箭起誓，一定不会自食前言，陈永福这才放心归降。陈永福归降之后，见闯王果然不计前嫌，深为感动，每次战斗都不惧危险，冲锋在前，极大地推进了战争的进程。很快就将起义军送进北京。

《管子·形势篇》中说：“天之裁大，故能兼覆万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载万物。”又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意思是说，不论自然界还是社会，凡事业有成者，无不具有宽容的精神。齐桓公不记一箭之仇，化敌为友，得到治国良相，终于成为春秋霸主；李自成不念旧恶，化干戈为玉帛，得到冲锋陷阵的虎将，得以败明军入北京。这些都是最好的例证。

其实，我们如此提倡以德报怨，除了知道宽容能够给我们带来好处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害怕怨怨相报，会加剧仇恨，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因为历史上有这样的前车之鉴。东汉时的李皓与苏谦之间有仇怨。于是，李皓就找了个机会，将苏谦判了死刑。苏谦的儿子苏不韦，埋葬了父亲以后，就开始实施报仇计划。他首先招募刺客暗杀李皓，可惜没有成功。后来他又暗中在李皓官署外挖洞，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挖到李皓的寝室。只可惜行刺那天，李皓碰巧去了厕所。李皓虽躲过一劫，却让自己的小儿子和妾身首异处。李皓只得在室内布置许多荆棘来防止苏不韦挖洞行刺，但仍然吓得睡不着觉。苏不韦见李皓有了准备，杀死他已经不可能了，就挖了李家的坟，砍下李皓父亲的头到集市上示众。李皓听说此事，心如刀绞，却又不敢声张，没过多久就吐血而死。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事事不肯迁就，必然会将他人逼上绝路。而在这一瞬间，也就注定了将来有一天，你也同样会陷入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只恐怕到时候后悔已来不及了。

第七篇窦婴田蚡斗气结怨

魏其侯窦婴是汉文帝窦皇后堂兄的儿子。武安侯田蚡是汉景帝王皇后的同母弟弟。汉武帝即位之初，两人分别担任丞相和太尉。由于二人与当时掌握实权的窦太后政见不和，双双被解除了职务。汉武帝建元六年，窦太后逝世，武安侯田蚡出任丞相，天下的士人都依附他。魏其侯失去了窦太后的屏障便没了权势，诸宾客渐渐离去，只有同样失势的将军灌夫与他经常来往，引为知己。

有一次，灌夫去拜访田蚡，田蚡与他约定第二天一起去拜会魏其侯。灌夫回去告诉了魏其侯。魏其侯和他的夫人特地买了酒肉，连夜打扫房子，准备酒宴，一直忙到天亮。天刚亮，就让府中管事的人在宅前伺侯。等到中午，魏其侯和灌夫二人还不见丞相田蚡到来。灌夫很不高兴，于是亲自前去迎接。

其实，田蚡前一天只不过开玩笑似地答应了灌夫，他根本就没有打算去。等灌夫来到丞相府时，田蚡还在睡觉，见灌夫到来，便故作惊讶地道歉说：“我昨天喝醉了，忘记了跟您说的话。”说完，便驾车前往。但又走得很慢，灌夫更加生气。到了魏其侯家，便开始宴饮，等到酒喝多了时，灌夫舞蹈了一番，舞毕邀请田蚡，田蚡竟不起身，灌夫便在酒宴上用话讽刺他。魏其侯便扶灌夫离去，向田蚡表示了歉意。

后来，田蚡依仗自己的势力，派人去向魏其侯索取田地。魏其侯大为气愤，当面拒绝。在一边的灌夫也为这一无礼的要求激怒，大骂来人。田蚡听说后非常生气，从此十分怨恨灌夫和魏其侯。

汉武帝元光四年的春天，田蚡向皇上说灌夫横行乡里，百姓都受其苦，请求皇上查办。同时，灌夫也抓住了田蚡曾经接受了淮南王的金钱，并表示出拥戴之意这个把柄。后来，宾客们从中调解，双方才停止互相攻击，彼此和解。

这年夏天，丞相娶亲，王太后下诏，命令列侯和皇族都去祝贺。魏其侯就拉着灌夫一同去道贺，希望借此机会缓解矛盾。酒喝到差不多时，田蚡起身敬酒，在座的宾客都表现得十分恭敬。过了一会儿，魏其侯起身为大家敬酒，大多数人却极不尊重。灌夫见了很不高兴，就起身向田蚡敬酒，田蚡借故推辞。敬到临汝侯，临汝侯也没有理会他，灌夫气得大骂临汝侯。

田蚡见状大怒，命令卫士扣留灌夫。一边的籍福想大事化小，就起身替灌夫道了歉，并按着灌夫的脖子让他道歉。灌夫越发火了，不肯道歉。田蚡便指挥卫士们绑了灌夫放在客房中，上书弹劾灌夫，说他在宴席上辱骂宾客，侮辱诏令，犯了不敬罪。接着派遣差吏分头追捕所有灌氏的分支亲属，与灌夫一同判决为杀头示众的罪名。魏其侯感到非常惭愧，出钱让宾客向田蚡求情，也不能使灌夫获释。魏其侯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向皇帝求情。

汉武帝本来就觉得这样做很过分，于是就答应魏其侯释放灌夫。不想，田蚡和王太后不依不饶，一个在朝堂上争辩，一个在后宫哭闹，最后不仅灌夫一家没有获救，魏其侯也被以伪造证据欺骗皇帝的罪名给斩首示众了。

仇人都被处死以后，田蚡却病了，嘴里老是叫喊有人在打自己，还不停地说承认罪过的话。不久也一命呜呼了。

——选自《汉书·窦田灌韩列传》

【智慧心得】

学会自我克制，不要轻易动怒

七情六欲，人之所共，喜怒哀乐，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不懂得自我克制，任意宣泄自己的怒火，放任自己暴躁的坏脾气，是极为有害的。它既容易引起矛盾又容易激化矛盾。在魏其侯、武安侯、灌夫三人的交往当中，最初的矛盾就是由因为爽约和酒桌上的争执引起灌夫的不快造成的。在这里矛盾就如同细微的火星，而怒气就像火药的引信，二者稍一接触，后果不堪设想。幸好魏其侯与武安侯虽然心中不满，但还是进行了克制和谦让。及至后来的强夺田地、使酒骂座、大兴刑狱和当事人的坏脾气就起了推波助澜、激化矛盾的作用。最后才酿成魏其侯、灌夫身陷囹圄不得善终；武安侯也因为事情做得太过分而饱受良心谴责，最后惊惧而死的悲剧。因此，才有人们常说的“气是惹祸的根苗”这句话。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矛盾，从街头争吵到刑事案件，都是由于当事人不懂得冷静克制，大动肝火造成的。而祸患一旦造成，又后悔莫及，因为心平气和之后，都会觉得为这点小事太不值得。

脾气暴躁不仅能够引发激化矛盾，也不利于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蜀汉名将张飞威猛无比，连敌人都不得不称他为“万人之敌”。可是张飞为人脾气暴躁易怒，经常为一点小事而鞭打士卒，轻慢将官。虽然经刘备的多次教诲也不知收敛，最后在伐吴途中，被手下的张达、范疆杀害。明朝的嘉靖皇帝也因为脾气暴躁，稍不如意就对宫女非打即骂。终于有一个叫杨金英的宫女忍无可忍，一天夜里，趁着嘉靖熟睡的时候，用黄绸子将嘉靖勒得半死。后来经御医抢救了四个时辰，“吐紫血数升”，才保住性命。从此以后，嘉靖变得胆战心惊，晚上睡觉的时候，在一个屋子放二十七张床，不让别人知道他睡在哪个床上。

人总要工作，而大多数的工作并非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如果你老是喜欢使性子、发脾气，就不会有人愿意和你共事，即使勉强合作，要么消极怠工不肯配合，要么就背地里使绊子，阻碍你的工作，破坏你的成绩。何况一天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要在工作中度过，如果同事之间关系恶化，将极大地影响我们的情绪，更不会有快乐人生。

脾气暴躁，除了不利于工作的合作之外，也有损于自己的声誉，不利于正常的人际交往。因为中国人最为称道的交际对象是像颜回那样的“不迁怒，不贰过”。其中的“不迁怒”就是要做到不迁怒于别人。一有了烦恼就打孩子骂老婆的，是素质低下的人，一有不愉快就如同灌夫、武安侯一样不顾自己的身份，如泼妇骂街的人，是不值得称道和交往的。

东晋王述袭爵蓝田侯，人称王蓝田，他性子很急。有一次吃鸡蛋，他用筷子扎鸡蛋，没有拿到，便十分生气，把鸡蛋扔到地上。鸡蛋在地上旋转不停，他就从席上下来用鞋齿踩，又没有踩到。愤怒至极，他从地上拾起鸡蛋放入口中，把蛋咬碎了再吐掉。王羲之听到这事大笑着说：“假如王安期（王述的父亲，很有名气）有这种性子，尚且无一点可取，何况王蓝田呢？”从此，王羲之就极为轻视王述，一生不愿与之交往。

与王蓝田、王羲之同时代的王忱、王恭本为同族叔侄，一次，两人到何澄家里做客。席间，因为劝酒二人发生冲突，叔侄俩双方竟然叫来近千人对峙。最后，在何澄的一再劝说之下，才平息了争执。从此以后，叔侄之间势同仇人，人们也因此瞧不起他们，不喜欢与其交往。我们身在工作场合，还有工作关系相互约束。而人际交往，却不受此限制，人们没有必要为了与你交往而迁就你的火爆脾气，聪明人会对你敬而远之，愚蠢的人会与你争锋。时间一久，你就只能是孤家寡人了。

除了在日常交往中要注意克制自己的脾气之外，当我们处理事务，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平心静气。因为一个人只有在安静的状态下才能够仔细思考，谨慎从事。如果一个人脾气不好，一时脑袋发热，就会不计后果鲁莽行事。后周世宗柴荣，励精图治，英明神武。却总是因为自己的脾气暴躁，经常不加思考地处理问题，因而“及事行之后，亦多自追悔”。

此外，喜欢动怒也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中国传统的养生之道讲究“静以养生”，认为保持精神状态的宁静祥和，对于维护身体的健康是第一位的事情，而最容易打破这种宁静的就是人们的火爆脾气。美国科学家用现代科学也证明了，那些从大学时代就显现出脾气暴躁的年轻人在今后岁月里出现健康问题的概率较那些脾气温和的同龄人要大。史书记载，东晋王逊派部将姚崇追击李骧，姚崇认为道路遥远，穷寇莫追。王逊以为姚崇不愿意接受任务，十分震怒，以至于怒发冲冠，头上的帽子都裂开了。他把所有的部将都囚禁起来，还鞭打姚崇进行发泄。但是当晚王逊便气绝身亡。一时动怒，竟搭上了自己的性命，真是不值得。所以，为了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人们在年轻时就应该学会不要暴躁，遇事要冷静，不让自己情绪随意发作。

人们早就注意到坏脾气的害处很多，所以许多专家都对它作了细致的研究。最后发现，坏脾气是由遗传因素和后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遗传因素从医学角度讲，是父母给的，后天因素是慢慢形成的情感习惯。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个人的后天的努力，即提高修养，努力克制。听起来这似乎很困难，但并非是不可能的，比如前面提到的王蓝田，在听到人们的批评之后，十分注意克制自己的情绪。有一次，因为一件事他和谢无奕意见不和，谢跑到他家里来骂。王蓝田表情严肃地转身对着墙，一言不发。过了半天，谢无奕自觉无趣退了出去。他回过头来对手下人说：“走了没有？”手下人说：“已经走了。”他才回到原处。

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黄公略原名黄汉魂，少年时性情刚烈，一言不合便拔拳相向，经常惹出事端。他的父亲特地抄录了苏轼的《留侯论》让他背诵：“……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接着，老人家还为他讲起张良路遇黄石老人折节奉师的故事，说：“你脾气暴躁，心里藏不住半点秘密，这样只能做绿林好汉，当不了大英雄。”父亲的话，令黄汉魂羞愧难当。此后，他改名黄石，字公略，发誓以精通韬略的张良为楷模。终于成为一个沉稳冷静的军事指挥家。

第八篇东方朔毛遂自荐

东方朔祖籍山东，自幼胸怀大志，希望有所作为。但是，由于他并非世家显贵出身，又没有得到地方上的推荐，因此愿望迟迟难以实现。

汉武帝即位初年，颁布诏书，宣布无论出身贵贱，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一律加官进爵。一时间，天下英才群情振奋，纷纷上书朝廷自我推荐。东方朔当然不能放过这么难得的机会，于是急忙写了这样一篇自我推荐的奏章：

“臣东方朔自幼失去父母，依靠兄嫂的抚养长大成人。我十三岁才读书，勤学刻苦，三个冬天读的文史书籍已够用了。十五岁学击剑，十六岁学《诗》、《书》，读了二十二万字。十九岁学孙吴兵法和战阵的布置，懂得各种兵器的用法，学会了指挥作战时士兵进退的号令。这方面的书也读了二十二万字，总共达四十四万字的文献。如今我已二十二岁，身高九尺三寸。双目炯炯有神，像明亮的珠子；牙齿洁白整齐得像编排的贝壳。勇敢像孟贲，敏捷像庆忌，廉洁像鲍叔，信义像尾生。像我这样的人，该能够做天子的大臣吧！”

很快，东方朔这篇自命不凡的奏章，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汉武帝十分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气魄，于是将他作为贤士留了下来。东方朔虽然获准留在长安，但生活待遇却很低，而且始终没有机会接近皇上得以抒己见，展鸿图。

为了能够再次引起皇帝的注意，东方朔煞费苦心。一天，他走到御厩前，欺骗看马管车的侏儒说：“皇上说你们这些人毫无用处。要你们去种田，你们不能耕地扛锄；叫你们去当官，你们没有理政、治民的本领；要你们去当兵，你们又不能横枪跃马、杀敌夺虏，留着你们对国家来说是个累赘，不如统统杀了的好。”

侏儒们听罢吓得魂不附体，纷纷向东方朔讨教。东方朔见他们信以为真，就接着说：“我给你们拿个主意，等什么时候皇上过来，你们跪下向他求情，不就没事了吗？”

不久，汉武帝果然来到御厩看马，侏儒蜂拥而上跪在他的面前嚎啕大哭。这一下把汉武帝弄糊涂了，一问才知道是东方朔搞的鬼。汉武帝很生气，就命人将东方朔带来，亲自责问。

东方朔振振有词地说：“侏儒身长不过三尺，他们一月能得到一袋口粮，还有二百四十钱俸金。他们撑饱了还有余有剩。我身高九尺三，每月也是一袋口粮、二百四十钱俸金，食不饱肚，衣不蔽体，这实在是不公平。如果陛下认为我是一个可用的人才，就应该给予优厚的待遇才对。如果认为我是无用之辈，就应该早早遣散我回家。可您怎么能忍心让我沦为长安城中的一名乞丐呢？”

汉武帝听罢，哈哈大笑。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下诏封他为待诏金马门（供皇帝随时征召咨询的官员）。从此，他的待遇得到了改善，更重要的是获得了接近皇上的机会。他在滞留长安的这段日子里，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终于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选自《汉书·东方朔列传》

【智慧心得】

要善于毛遂自荐，表现自我

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这说明，一个人的才华被发现是多么的不容易。如果遇不到独具慧眼的识才之主，再有能力的人也不得施展，甚至连普通人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正如韩愈所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可是，伯乐的高明之处，只在于当马处在静态之中，通过观察马的体形、四肢就能辨别马的优劣。一旦马奔跑起来，孰优孰劣，就连刚刚懂事的小孩子都可以一目了然。所以，真正的人才不应该默默无闻，被动地等待别人去发现，而应该毛遂自荐，大胆推销自己，主动为自己赢得机遇。

要想获得施展才华的机会，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竞争者中显露出自己能力的与众不同，引起对方的注意和好感，先跨入门槛再说。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思想开放，人员流动性大，这样的成功案例较多。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向君主们推荐自己的治国才能，虽然屡屡碰壁，仍痴心不改；纵横家苏秦、张仪巧舌如簧，终日奔波于诸侯之间；兵家的孙武、孙膑也是主动送货上门，展示自己的能力才获得任用。只是，要想让用人一方注意自己，仅仅依靠百折不挠的精神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在正常的职场竞聘中，我们可以学习东方朔如何在自荐书中表现自己的优势。很多人在写自荐书的时候，为了取悦用人单位，往往要罗列自己的很多种特长，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在人才市场供大于求的今天，面对众多的应聘书，没有哪个招聘主管会仔细通读全文，往往一目十行，看到你有适合本单位要求的技能，就把你列入复试名单，反之则弃置一边。如果你把关键的内容淹没在冗长的文字里，很可能因为用人单位未加注意而惨遭淘汰。

过去我们常说，酒香不怕巷子深，认为好的商品，不用吆喝自然顾客盈门，那是适合于卖方市场时代的观念。在今天，商品要有销路，一半靠质量，一半靠宣传。人才也是一种商品，除了自己本身具有一技之长以外，如果懂得包装，用广告的形式推销自己，那么在职场上才能更具竞争力。唐朝时的陈子昂在四川一带是无人不知的才子，到了长安就成了无名小卒。为了在京城占有一席之地，陈子昂不惜花费千金买下一把古琴，约文人雅士于某日某时听其抚琴。

当人们如约到来时，陈子昂当着众人举起古琴，愤然道：“我虽没有二谢的才华，但也有屈原、贾谊的志向。我从四川来到京城，携诗文百轴，竟无人赏识，此种乐器是低贱的乐工所用，我岂能弹之！”说罢，将千金购得的古琴摔得粉碎。众人见状大惊，却见陈子昂取出自己的诗文，分赠众人。大家都被陈子昂的行为所震惊，待看了他的文章后，更加佩服他的才华。于是陈子昂在一日之内便声震京城。

公平竞争是如今人才选拔的主流，但是，这并非意味着绝对排斥人际关系。特别是对比较重要的岗位，用人方一般都比较慎重，希望通过熟人向自己推荐人才，以降低风险。因此，建立发达的人际网，通过能够影响招聘单位主管的朋友或者熟人进行引荐，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式。

战国时期，秦国作为一支后起的政治势力，十分重视人才的引进。特别是具有革新精神的秦孝公当政期间，更是求贤若渴。但是，一直以来，在丞相这一关键岗位上，秦孝公却十分慎重，不敢轻易委任。而此时从魏国慕名而来的商鞅，还是个默默无闻的落魄士人，别说谋取相国的职务，就是想一睹龙颜都十分困难。为此商鞅首先结交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然后通过景监的引荐被秦孝公召见。君臣畅谈霸王之道后，商鞅受到重用，在主持秦国的变法革新大业中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

进入门槛还仅仅是成功推销自己的第一步，试问，一家企业一起聘用的人并非一人，哪一个不是当做人才招进来的？同时，企业原来的老员工又不乏能人强手。为何领导会偏偏青睐于你？因此，你就必须抓住实践机会，使自己写在履历表上的才能付诸行动。可是，这样的机遇不会无缘无故的给你，需要你说服领导，主动争取。

当年，毛遂在平原君门下三年而无人知其才能，后来他主动请缨跟随平原君赴楚国说服楚王出兵秦国，解除了赵国亡国的危机才一举成名。平原君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一生以善于招募人才著称，他尚且有所遗漏，不能够发现毛遂这样的人才，就更不要说其他人了。因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一旦获得任用就万事大吉，当初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大部分竞争对手才能有限。现在，与你一同工作的同事，他们的水平即使不是与你旗鼓相当，也都不可小视，如果不能主动进攻抓住机遇，就很难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

当然，如毛遂这样一举成名的机会是不多的，大部分人还是要从处理日常小事开始展开工作，聚少成多，成为将来升迁的阶梯。可是，这样漫长的等待和大材小用，无疑要耽误你的青春和前途，故而，懂得自我推销的人总能够从小事上做大文章，赢得跳跃式前进。

商朝的开国名相伊尹最初担任汤武王的厨师。他利用一次向汤武王介绍烹调的机会，谈到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推行王道。令汤武王十分钦佩，就把他由厨师提拔为宰相。冯谖在担任孟尝君的门客时，一直不得重用。他就利用到薛邑为孟尝君收债的机会，为孟尝君赢得薛邑百姓的信任，并张扬了他善良的名声。从此以后，冯谖成为孟尝君最得力的幕僚。

像伊尹、冯谖这样的人都有经天纬地之才，当他们的才能没有充分显示的时候，只能做烹饪、收账这样的工作。可是，他们却能够借题发挥，把一件小事办成大事，让领导由此发现他们的才能，并加以提拔。想一想，由厨师到宰相，从三千门客中的默默无闻者一跃成为座上宾，这种跨越有多大。

伊尹、冯谖虽然最初职位低微，但是他们还是经常有机会接触到上层领导。如果在等级划分严格，又缺乏民主氛围的工作环境中，你的同事又嫉贤妒能，不想让你的职位超越他们，并想方设法设置障碍，你的才能和成绩就不会为上司或者领导见到。这时，作为真正的人才，就没有必要以“是金子总要发亮”来自我安慰，也没有必要怨气冲天，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妥善的途径或渠道穿越这些鼠肚鸡肠的小人，直接向领导展示自己。

传说唐朝名将薛仁贵，虽智勇双全，屡立功勋，却一直为自己的主管上司张士贵所不容，多年来一直不得升迁。直到有一天，征朝大军进攻安地城，薛仁贵为了引起唐太宗李世民的注意，故意穿上显眼的白袍，手持大戟，大呼一声，率先突入敌军。唐太宗在山坡上督战，在几十万混战的大军中，一眼就注意到了白袍小将。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他急忙命人寻找白衣先锋，委以重任。

后唐王彦章，祖父王秀，父亲王庆宗，都是平头百姓，没有做过官。当初王彦章应募从军时，同时有数百人一同参军，王彦章请求自己做队长，众人都不同意。王彦章径直对当时在场的主将说：“我天生的一身雄壮之气，觉得他们确实比不上我，所以请求让我做他们的队长。”说罢，他光脚在有蒺藜的地上走了三、五趟，脚上一点事儿也没有。朱温听说之后，视王彦章为神人，因此提拔重用了他。

由于中国过去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以上这种勇于自荐的优秀人物在历史上是凤毛麟角的。建国以后，整个国家又实行计划经济，社会缺乏一种竞争机制，所以，人们习惯于默默奉献，而不喜欢主动展示自己。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默默奉献的精神当然还要讲。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鼓励一种毛遂自荐、自我表现的精神。这样做，一方面是对自己负责，为自己赢得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也是对集体和社会负责。因为当你有充分的把握能够胜任某项工作却不主动争取，上层领导就可能会让能力差的人狗尾续貂，这样无疑会给集体或者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故而，在新的时代，我们应该摒弃那种酒香不怕巷子深，过分谦虚的陈腐观念，树立毛遂自荐，表现自我的新意识。

第九篇霍光废立君主

霍光，剽骑大将军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跟随汉武帝近三十年，是武帝时期的重要谋臣。汉武帝死后，他受命为汉昭帝的辅政大臣。由于即位的汉昭帝只是个八岁的孩子，所以霍光成为真正的掌权者。昭帝成年以后，仍继续委任霍光主持国政。在此期间，霍光尽忠职守，兢兢业业，将国家治理得非常好。用史书上的话说是“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只可惜，汉昭帝不是个万岁天子，仅仅作了十三年皇帝便撒手人寰。由于昭帝没有子嗣，霍光等人便拥立他的侄子昌邑王刘贺继承帝位。但这个刘贺本是纨绔子弟，荒淫无度。汉武帝死时，他竟于服丧期间四处游猎，虽有属下苦谏不止，他仍放纵自若。昭帝死后，霍光等大臣以太后的名义派车迎接他入京登基，他喜不自胜。在进京途中，就派人掠取民间女子、财产，并让其属吏、家人都穿上刺史的官服，封官进爵，任其胡作非为。

看到这种情况，霍光感到事态严重，如果不及早处置，将会使汉家天下断送在刘贺的手里。于是霍光就询问大司农田延年，这事该怎么办？田延年说：“将军是国家的柱石，既然确实知道这个人不行，为什么不向太后说明，另选贤明的拥立？”霍光说：“现在想这么办，在古代有先例吗？”田延年说：“伊尹做殷朝的相，废黜太甲来安定宗庙社稷，后世称颂他的忠诚。将军如果能办这件事，也就是汉朝的伊尹啊！”

霍光听了以后，更坚定了废黜新君的念头，于是他立即召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在未央宫共同议事。霍光说：“昌邑王行为昏庸淫乱，恐怕会给国家带来危险，怎么办？”群臣全都大惊失色，谁也不敢发言，只是随声附和不置可否而已。这时，田延年离开座席走上前摸着剑说：“先帝把幼年太子托付给将军，把天下托付给将军，是因为将军忠诚、贤明，能保刘氏子孙的平安啊，现在臣民扰乱不安，国家行将崩溃。而且汉朝历代相传，谥号里都有孝字，意思就是要长保天下，让祖先能享受子孙的祭祀啊。如果让汉家断绝了祭祀，等将军死了，拿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先帝呢！今日的讨论，不能有一时的耽搁。有谁赞成得晚一些，我就请求让我杀了他！”霍光谢罪说：“九卿对我的责备是正确的。天下人心浮动，议论纷纷，我应当受到责备。”

在这种情形下，参加会议的朝中大臣都叩头说：“百姓的命运都在将军一个人了，我们都只听将军的安排。”霍光就和群臣一起去谒见太后，并以太后的名义废掉了昌邑王。而后，霍光又将长期生活于民间的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立为皇帝，这就是汉宣帝。

——选自《汉书·霍光列传》

【智慧心得】

弃愚者之忠，为智者之忠

霍光靠了同父异母兄长霍去病的提携，从一个小县吏的儿子平步青云，后来因为得到汉武帝赏识，受遗诏，辅少主，权倾朝野，前后秉政二十年。这二十年间，霍光做的最有魄力的一件事就是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打破传统，力排众议，废昏君立贤德。他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们做人要摒弃“愚者之忠”而坚持“智者之忠”。

“忠”作为中国的传统道德准则，既含糟粕，又有精华。需要我们区别对待，有所取舍，不可囫囵吞枣。而所谓的糟粕就是“愚者之忠”，所谓的精华就是“智者之忠”，两者相互对立，区别很大。在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方面：“愚者之忠”表现为忠于个人，负于集体；“智者之忠”正相反，表现为宁负个人，保全集体。

霍光不慎拥立了酒色之徒刘贺继承皇位，使得朝纲混乱，民怨沸腾。如果这时他遵从传统“愚者之忠”的道德准则，如贞妇烈女从一而终，到头来不仅汉朝统治岌岌可危，恐怕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难保证。权衡利弊得失，霍光抱定“宁负王，不敢负社稷”的信念，毅然决定废掉刘贺，推选贤德的刘病已为皇帝。事实证明，霍光的选择是正确的。刘病已由于有在民间生活的经历，深知百姓疾苦。所以，当上皇帝以后，勤于政事，日理万机。对内赏罚分明，与民休息，使百姓安居乐业；对外扬威于匈奴夷狄，令其俯首称臣。史书上把他比作周宣王一样的中兴明主，延续了西汉政权的统治。霍光也因此成为一代名臣。

相反，有的人面对这种情形坚持“愚者之忠”，就会带来负面的后果。比如于谦就深受其害。

土木堡之役，亲自督战的明英宗被蒙古军俘获，京城震恐，人心涣散。于谦果断拥立英宗的弟弟继承皇位，以安定民心，组织抵抗，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于谦因此被称为“救时宰相”。实际上，于谦对自己拥立的皇帝——景宗，并不满意，只是在当时的危急时刻迫不得已而为之。可是，囿于忠臣不事二主的传统道德，于谦在英宗返京以后，没有主动提出请英宗复位。结果英宗发动宫廷政变成功以后，将其处死。这样一来，不仅使政权内部矛盾激化，削弱了国家实力，也使得个人深受其害，实在令人惋惜。

现实生活中，愚忠现象在选举的过程中，表现最为明显。人们投票时，往往不是看候选人的个人素质、领导才能如何，而是看候选人是不是自己的老领导，老上级。如果老领导参选，哪怕新面孔有三头六臂，也不能投他一票了。理由是，做人不能见风使舵，而应当忠厚老实。话虽说得冠冕堂皇，有情有意，但是，有没有想过集体的利益，团队的前途被置于何地？可以说，在后果上，这样的忠诚和损公肥私毫无二致。所以，一个聪明的人不会为了忠于某个领导，而贻害集体。

智者之忠和愚者之忠的又一个区别是：智者忠于真理，而愚者只忠于门户。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究竟应该接受哪一种观点？智者只接受合乎真理的。一旦发现新的观点和自己的不一致，智者会毫不犹豫的投入真理的怀抱。而愚者首先考虑自己属于哪一门户，然后再进行表态。与自己门户意见一致的就赞成，否则一概反对。有时候，即使认识到自己的观点完全错误，也要固守下去，不是因为性格执拗，只是出于对门户的忠诚。听起来似乎难以理解，可犯这种错误的还大有人在。

著名的维新变法人士梁启超，就曾犯过这种错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接触了一些流亡海外的革命鼓吹者。觉得老师康有为主张的维新救国道路似乎在中国难以推行，应该借鉴一下国外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梁启超的这一态度转变，令康有为十分震怒，急忙对其进行指责。梁启超出于对老师的忠诚，决定与革命派彻底决裂。从此追求真理，走在时代前列的梁启超彻底沦为保皇派，带着对师门的忠心退出历史舞台。

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没有走出这一误区。一项议案、一个论点被提出来，大家先不急于分析它的合理性，而是先看议案或观点是否和自己的派系一致。如果一致，就挖空心思证明它的可行性、科学性，否则就处心积虑地找漏洞，挑毛病。长此下去，必然会使自己的知识得不到及时的更新，思维变得僵化，最终落后于时代。

第十篇王莽欺世盗名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莽从小就谦逊有礼，而且节俭勤奋，拜名士为师，虚心学习，苦读经书。回到家里，也是很恭敬地孝顺母亲和寡居的嫂子，负责教育已亡兄长的孩子。他对掌握朝政大权的叔叔伯伯们，更是表现得恭敬有加，谦和温顺。

尤其是对王氏集团的关键人物他的伯父王凤，他更是小心翼翼，百般讨好。王凤生病的时候，王莽衣不解带地侍奉了好几个月，其孝道超过了伯父的儿子们，这使王凤极其感动，临死时请求皇太后和成帝委任王莽官职。不久，王莽就当上了黄门郎，后又升任射声校尉。后来由于很多的名士联名上书，赞誉王莽的人品和才德，汉成帝又加封他为侍中。

职位的升高，反而更促进了王莽演技的成熟，他拿出家中的钱财救济贫困的亲友。侄子王光没了父亲，王莽就把他送到太学学习，每到休假的时候，王莽就坐着车子，载着酒肉、礼物去太学慰问王光的老师，还分给他的同窗，引得京师的读书人和长老们都来围观，人人赞叹称颂。

一次，王莽在家设宴。席间仆人报告说老夫人有点不舒服，王莽立即向众人道歉，忙去为母亲找药，返回后又表现得坐立不安的样子，数次起身回去看望母亲。还有一次，王莽买了一个年轻的侍婢，十分喜爱。可是这一行为引起兄弟们的议论，说他这样做是不讲恭谨品行。王莽马上分辩说：“后将军朱博至今没有儿子，我听说这个女子能生育，就专门为将军买了下来。”当日便把这个侍婢送到朱家。这样精心导演的一出出好戏，又迅速抬高了王莽的声誉。不久，成帝升王莽为大司马，执掌朝政。

高升后的王莽依然是那么谦逊有礼，他找来贤德的人做官，皇帝赏赐给自己的钱都拿来分给大家，而他自己却极其节俭。有一次，他的母亲生病，大臣们纷纷让自己的夫人来府上探视，王莽的夫人到门外迎接，但众夫人却将她当作王府家的仆人了，因为王夫人的穿着太普通、太节俭了。

成帝去世后，汉哀帝刘欣即位，王莽失势还乡。但他并没有消沉，反而更加疯狂地为自己造势宣传。他的儿子杀死了一个奴隶，按当时的法律规定，主人对奴隶有生杀之权，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王莽借题发挥，逼迫儿子自杀偿命。王莽的这招的确很灵，众多大臣纷纷为他求情，要求恢复他的官职。汉哀帝只好下诏将王莽召回京城。

王莽回京一年之后，汉哀帝死去，王莽选择了一个九岁的皇子做皇帝，自己则当上了“安汉公”。这一时期，王莽就更会收买人心了。他捐赠钱百万、地三十顷救助贫民；遇到灾害，他戒荤吃素，为天下祈福。为了表现自己威服四夷，他秘密贿赂匈奴，让其臣服。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当上皇后，他先主张为皇帝选妃，接着又主动提出自己的女儿决不能参加。一时间庶民百姓、儒生名士，乃至满朝文武倒纷纷上书呼吁，应该让安汉公之女母仪天下，王莽终于如愿以偿。接着又通过同样的手段，逐步博取天下的信任，由安汉公做到摄皇帝，最后窃取了刘氏政权，建立新朝。篡权后的王莽开始原形毕露，什么俭朴清廉、爱民如子、举贤荐能全都不见了，随之而来的是挥霍无度和对百姓的残酷盘剥。

——选自《汉书·王莽列传》

【智慧心得】

不要被事物的表象所蒙蔽

哲学的有关原理告诉我们，一切事物的本质都是抽象的，难以把握和认知的。但是，再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一定的外在形态表现出来。这一外在形态是具体的、可以感知的，是人们认识事物本质的必经之路，我们称之为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却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现象有真相和假象之分。真相是对事物本来面目的表现，一般情况下，抓住了真相，也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但很多个复杂的事物却有自己的伪装，外在的表现形态不是直接表现其内在的本质，有时可能是歪曲或者从反面表现事物的本质，我们称之为假象。我们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首先对真相和假象进行区分，如果判定是真相，那么就直接揭示出本质，反之，则要换个方向，从反面揭示其本质。否则，我们一旦将假象当做真相，就会作出错误的结论。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没有识破骗子的伪装而受到欺骗。在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很多生物都学会了伪装的本领，以迷惑天敌或者猎物。不过在所有的生物中，人才是最善于伪装自己的动物。上帝为我们创造了一张表情丰富的面孔的同时，还赋予了我们随机应变的本领。使我们能够在伤心的时候，强颜欢笑；在高兴的时候，泪眼婆娑；在仇深似海的时候，纵酒高歌。王莽狼子野心，虚伪贪婪，却被天下人爱戴，最后窃取政权，不正是得益于他高超的演技吗？像他这样欺世盗名的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三国时期的马谡善于包装和宣传自己，当时人都认为他有经天纬地之材。以至于诸葛亮都信以为真，在北伐中原的时候，委派他坚守街亭。结果马谡有名无实，违背军事常识安营扎寨，导致整个战局的失败。西晋大臣王戎，自幼聪慧，神采俊秀，与阮籍、嵇康并称为“竹林七贤”。实际上王戎却是个俗不可耐的家伙。他为官期间，不思尽忠报国，只知道谄媚和敛财。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每天从早到晚拿着牙筹算计自己搜刮来的钱财。晋朝的潘岳因为长得漂亮，又有文采，被当时的人们所推崇，最终步入仕途。可是这个人只是空长了一副好皮囊，其内心实际上是极为肮脏下贱的。他依附于外戚贾氏，为虎作伥，陷害忠良。最后还帮助皇后贾南风诬陷谋害太子。搞得好端端的一个升平盛世迅速陷入分裂混乱的局面。因此，才有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等警句名言广为流传。

还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因为没有识破假象，而误解别人，或者无法正确鉴别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有一次在野外休息。负责做饭的颜回不小心将灶灰掉进锅里。他将粘上灶灰的饭挖出来，想扔掉又觉得可惜，于是就吃了。恰好这一举动被一旁的子贡看见了，子贡就对孔子说，颜回根本就不是一个贤德的人，哪有贤德的人在老师没有吃饭的时候自己偷吃的。孔子不相信，当面问颜回，才解除了误会。西晋的杜预一身儒雅，不喜欢骑马舞刀，射箭也穿不透盔甲上的铁片。人们最开始都瞧不起他，可是杜预带兵打仗却每每获胜，最后亲自将吴国灭亡，实现统一。

其实，不仅言行举止可以给我们造成假象，就连相貌也可以误导我们的是非标准，从而低估轻视别人。连孔子那样的圣人，也会有看走眼的时候。一次，他的学生子游给他介绍了一个学子，此人叫澹台灭明，字子羽，长得十分丑陋。孔子见了之后，认为以他这副尊容，难以成才。但又不好当面拒绝，就勉强收留为弟子。澹台灭明在孔子那里学了三年左右，孔子才知道他是个貌丑而才高德隆的人，所以惭愧地自责“以貌取人，失之于羽”。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错误，正确认识一个人的本质呢？

第一步就是摒弃以貌取人的陋俗。鲜艳的蘑菇往往有剧毒，不饱满的谷穗才喜欢抬头望天。外表的美丑决不能折射出内心世界的善恶。所以，交朋友也好，招聘职员也罢，一定不能把长相作为最重要的标准而不及其余。

第二步就是听其言、观其行。言行举止最能够表现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但是人毕竟是会说谎的动物。有时候，单单通过语言还无法断定其能力和品质，这时就要观察他的行为。言行不一，就是心口不一。汉代一个名叫魏昭的小孩去拜访名士郭林宗，希望郭林宗能够收自己为徒弟。郭林宗答应了，但是并没有急于教他学问，因为并未真正了解他。后来郭林宗生病了，让魏昭给他熬粥。魏昭把粥熬好以后端到郭林宗面前，郭林宗尝了一口以后，愤怒地斥责说：“你给师长熬粥，却不尽心，粥里的沙粒没有去掉，怎么吃？”说完，把碗丢在地上。魏昭赶紧重新熬粥，送去以后又遭斥骂。这样反复几次，魏昭依然面不改容，和颜悦色。郭林宗这时才说：“我开始知道你的面，现在才知道你的心地。”从此以后，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第三步就是综合分析。像王莽那样的人城府极深，隐蔽也极深，有时候真的让人难以在言行举止上抓到他的狐狸尾巴。这时，我们就需要动用大脑，进行理性的分析：王莽说自己不爱功名，为什么到了最后他博得那么多的功名？王莽屡次推辞封赏，为什么到了最后都没有推掉？有那么多的皇子他不拥立，为什么挑选最小的没有独立执政能力的当皇帝？王莽说自己没有野心，为什么要安汉公、摄皇帝这样的封号呢？

此外，不仅认识一个人的本质需要透过假象，处理事情的时候也同样需要这种技能。有些人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目的，大放烟雾弹，声东击西，指南打北，只有仔细辨别，才能做好布防，不至于措手不及。西汉时，汉景帝派周亚夫统帅大军平息七国叛乱。双方展开决战的时候，敌人进攻东南角，周亚夫却命令部队防守西北角，将士们不理解。周亚夫解释说，敌人进攻东南角，是要吸引我军主力。而他的主力再进攻我们的西北角。果然，不久以后，敌人的精兵强将集中进攻西北角，由于汉军早有准备，致使叛军无功而返。

现实生活中，还有些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狐假虎威，时常假借某某领导的名义招摇撞骗，如果信以为真就会落入圈套。也有些人大摆空城计，本来没有任何实力与他人合作，故意装出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许下很多空头支票。合作以后，发现上当，却悔之晚矣，对方已经像狗皮膏药一样粘在你身上。兵书上所说的“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十一篇刘秀临危不乱

光武帝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因为王莽篡汉，禁止刘氏子孙为官，所以刘秀一度沦为平民，后来以汉室宗亲的身份加入了反抗王莽统治的义军。由于刘秀所属义军在战场上推进得异常迅速，引起了王莽的恐慌。情急之下的王莽决定孤注一掷，派大将王寻、王邑率领精兵四十余万，号称百万，立即从洛阳出发，直奔起义军占据的昆阳而来。为了虚张声势，王莽还特意任命一个名叫巨无霸的巨人为校尉，带领着经过驯化的老虎、豹、犀牛、大象上阵助威。

当时，驻守在昆阳的起义军只有八九千人。闻听数量上百倍于己的敌军就要到来，守城将领个个惊惶不已，纷纷主张放弃昆阳，带着家眷和财宝退回原来的据点。

在这关键时刻，刘秀站出来对诸将说：“如今确实是我军人少，粮食又不足，而王莽军队又有上百万之多。但如果我们齐心合力抗击敌人，胜利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可如果分散兵力，必败无疑，况且现在义军大部分都在攻打宛城，不可能分兵支援我们，一旦昆阳失守，不到一天，其他各部包括攻打宛城的军队也将灭亡。今天我们如果不能同心同德、共图大事以成功名，难道能守住自己的老婆、孩子和财富吗？只怕到那时连性命也保不住了！”大家听了之后，还是举棋不定。

恰在这时，忽然有探马来报：王莽大军已经到了城北门，扎营数百里，望不到尽头。诸将一听，都面面相觑，没有了主意，只能请刘秀为之谋划。最后，大家都同意刘秀的意见：由王凤、王常率主力坚守昆阳，刘秀则另率十二骑突围去定陵、郾城，调集救兵。

刘秀等十三骑在千军万马中，左冲右突，毫无惧色，杀出一条血路，到定陵、郾城征集近万人的兵力回援昆阳。由于大军行动缓慢，刘秀亲自带着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一支一千多人的先锋部队赶到昆阳，他们在离王莽军四五里的地方摆开了阵势。当时，王莽军队中为首的将领王寻、王邑正在加紧进攻昆阳，见刘秀兵少，想杀他个下马威，于是派几千骑兵与刘秀对阵。

刘秀趁敌军还没有站稳阵脚，先发制人，亲自指挥先锋部队冲杀过去，一连杀了几十个敌人。起义军将士见刘秀奋勇冲杀，非常惊讶地说：“刘将军平时见小敌怯阵，今见大敌，反而勇猛异常。小敌容易立功，大敌几乎可以丧命。刘将军为人仁厚，大智大勇，请大家帮助刘将军。”于是各路将士都勇敢冲上去，敌军哪里抵挡得住，纷纷逃窜而去。汉兵乘胜猛击，越战越勇，接连取胜。刘秀又乘势带着三千名敢死队，向王莽军的中坚部队冲杀过去，阵前斩杀敌将王寻。

王莽军一听主将被杀，全都慌了神，乱奔乱逃，自相践踏，沿路一百多里，丢下大批王莽军的尸首。当王莽军大将王邑逃回洛阳的时候，四十三万大军只剩下几千人。

在昆阳大战中，刘秀充分显示了他智勇双全的军事才华，一跃而成为起义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奠定了他在起义军中的领导地位。

——选自《后汉书·光武帝纪》

【智慧心得】

处变不惊方为英雄本色

一个政权、企业、集体在成长、发展过程中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和变故是常有的事。当危机和变故来临之际，领导者是否能够像刘秀一样处变不惊，临危不乱，将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

这是因为，不管多大规模的集体、团队，也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而且越是在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大家越是看领导行事。如果在这个时候，领导者也像普通人一样惊慌失措，那么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带来更大的恐慌，使整个系统完全陷入瘫痪。很多政权、集体往往不是被危机本身所摧垮，而是被危机所带来的恐慌所击溃。

东晋时代，秦王苻坚控制了北部中国。公元383年，苻坚率领步兵、骑兵共90万大军，攻打江南的晋朝。晋军大将谢石、谢玄领兵8万前去抵抗。苻坚得知晋军兵力不足，就想以多胜少，抓住机会，迅速出击。谁料，苻坚的先锋部队在寿春一带被晋军出奇兵所击败，损失惨重，大将被杀，士兵死伤万余。此时，苻坚在寿春城上望见隔河对峙的晋军队伍严整，士气高昂，再北望八公山，觉得山上一草一木都像晋军的士兵。苻坚回过头对弟弟说：“这是多么强大的敌人啊！怎么能说晋军兵力不足呢？”身为六军统帅的苻坚都这样想，手下的将士就可想而知了。这时晋军将领谢玄提出要求，要秦军稍往后退，让出一点地方，以便渡河作战。苻坚暗笑晋军将领不懂作战常识，便想利用晋军忙于渡河难于作战之机，给它来个突然袭击，于是欣然接受了晋军的请求。谁知，后退的军令一下，被恐惧所笼罩的秦军如潮水一般溃不成军，而晋军则趁势渡河追击，把秦军杀得丢盔弃甲，尸横遍地，苻坚也中箭而逃。

反过来，如果在这一关键时刻，作为领导者能够冷静下来，表现得沉着稳重，那么其他人就会觉得有了主心骨，情绪也就自然稳定下来。局面首先被控制住了，才有群策群力，共渡难关的可能。楚、汉相争时，有一次刘邦和项羽在两军阵前对话。刘邦历数项羽的罪过，使项羽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命令暗中潜伏的弓箭手向刘邦放箭。其中一支正好射中了刘邦的胸口，伤势十分严重，疼得刘邦俯下身子。但是，一想到自己是大军统帅，如果带头撤退，必然会动摇军心，刘邦很快恢复了平静，假装捂着自己的脚说：“幸好只是给他们射中了脚趾。”将士们听了，顿时稳定下来，抵御住了楚军的进攻。

因此，一个卓越的领导人或者能够成大事的人，在面对危机能够做到举重若轻，闲庭信步，才能够控制局面，不至于被恐慌所吓倒。

处乱不惊，临危不乱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能够稳定局势，更主要的是这种素质能够帮助领导者排除干扰，以最快的速度想出解决危机的方案。当前秦苻坚率领号称百万的大军气势汹汹地杀到淮河、淝水岸边时，东晋君臣一时间竟个个惊慌失措，因为他们毫无思想准备。面对十倍于己的大军，只有谢安镇定自若，当谢玄问他如何破敌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早已经有了安排。”然后还和人若无其事地下棋，请大伙儿一起游山玩水。大家看到谢安这样镇定自若，也增强了信心，这样原本乱作一团的朝野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其实，谢安并非真的胸有成竹，他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稳定人心演一出戏罢了。等到客人散去，他便开始仔细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然后连夜将谢石、谢玄等将领召集到自己家里，把每个人的任务一件件、一桩桩交代清楚，部署明白。最终，以少胜多，赢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化解了危机。

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人们都希望追随具备这一能力的领导者或者招募具备这一能力的员工，使集团或集体利益处于危机时能够帮助大家渡过难关。因此，从古至今，能否在重大变故或者危机来临的时候保持沉着冷静也就成为判断人才优劣的重要标准。三国时的司马懿可以算一个处变不惊的典型。在和诸葛亮的多次交锋中，无论诸葛亮怎样激他，甚至羞辱他，他都淡然处之，致使诸葛亮的六次北伐均无功而返。后来魏明帝死后，魏国的实权掌握在司马懿和曹爽手中。司马懿为了独揽大权，暗中准备除去曹爽。他行事非常机密，只和长子司马师商讨筹划，直到发动政变的前一个晚上，他才把消息透露给次子司马昭。当夜，司马懿对身边随从说：“这兄弟俩身体不好，你去看看他们睡得怎么样？”那个随从看后回报说：“大公子睡得又香又甜，二公子不知有什么事牵肠挂肚，翻来覆去睡不好。”司马懿一听就明白大儿子司马师的才能要优于二儿子，并因此决定将来由司马师继承自己的职位。

既然具备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能力不仅决定着一个人能否独自领军，开创一番事业，还关系到能否得到领导的赏识、群众的认可，才能成长为优秀的管理人才。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却只能临渊羡鱼，而不思退而结网呢？这是因为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心理素质是与生俱来的，决不能通过后天学习而获得。

其实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先天素质肯定会发生作用的，但它的作用是有限的。无论任何人在遇到突发事件和危机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吃惊和慌乱。以前面提到的司马师为例。公元225年，扬州刺史文钦兴兵作乱，司马师率军讨伐。一天夜里，文钦之子文鸳前来袭营。司马师原来左眼生有肉瘤，刚刚让医生割去。文鸳这一惊吓，左眼球竟然夺眶而出。为了不使六军知道自己的病情而产生慌乱，司马师用被蒙住脑袋，疼极了，就咬被子。最后将被子咬烂了，也未发出一声，终于稳住军心，赢得战争的胜利。

可是，为什么以司马师为代表的优秀人物对突发事件，却会有不同常人之举呢？这是因为这些人有着强烈的角色意识，能够随时随地想到自己的一举一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这种角色意识的获得，需要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通过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等行为进行不断的强化。真有危机发生时，也就形成了习惯成自然的随机反应。至于像谢安那样在山雨欲来的危急关头还能够保持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则得自于他们快速的分析能力和准确的判断力。这种素质也不全是天生具备的，同样是源于工作、生活中的点滴积累和有意识地锻炼。

比如，生活在晋代的王戎小时候曾经与一群孩子去看老虎。老虎突然发出愤怒的吼声，除了王戎之外，其他孩子都吓得四散奔逃。王戎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淡淡地说：“老虎在笼子里有什么可害怕的。”正是这种从小就具有的快速反应的习惯，才使得王戎长大以后，能够在动荡不安、多事之秋的年代里应付自如，游刃有余。

总之，一个人在局势安定，处理常规事务的时候，思维清晰，全面考虑问题是很正常的。一旦自己处于明显的劣势，或者有突发事件来临，还能够安之若素就不容易了。只要我们在日常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加以锻炼，还是完全有可能做到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的。

第十二篇“大树将军”冯异

冯异，字公孙，东汉颖川父城人，熟读《左传》、《孙子兵法》，文武双全。王莽篡汉后，因其改制不得人心，加上天灾不断，各地群雄并举，盗贼横行。当时冯异与苗萌共守父城。义军首领刘秀率兵进攻颖川，但久攻父城不下。后来冯异出巡父城属县时，被义军抓住。这时冯异的从兄冯孝及同乡多人极力向刘秀推荐冯异，刘秀就召见了他。冯异表示愿意归降刘秀，但老母尚在父城中，请先放自己回城，愿意献出五县来报答刘秀。刘秀答应了他。后来冯异不仅说动苗萌一起归降，还把勇将姚期等人推荐给刘秀，从而壮大了刘秀的势力。

刘秀起兵之初，辅佐更始皇帝刘玄。但刘玄嫉贤妒能，猜忌功臣，刘秀的哥哥刘縯就因为功高震主而被他杀害。刘秀虽侥幸躲过一劫，但久留昏君身边，还是凶多吉少。为此，冯异劝刘秀结交刘玄的宠臣曹诩，通过他的帮忙，最后终于说动更始帝同意刘秀驻守河北。刚到河北，冯异就劝说刘秀：“更始帝诸将暴虐，劫掠百姓，失去民心。我们应该派遣官员巡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建汤、武之业。”刘秀采纳了他的建议，迅速收买了人心，为以后称帝做好了准备。

刘秀立足稍稳，就传来王郎在邯郸起兵造反的消息。刘秀急忙率领军队昼夜奔驰南下，到达饶阳所属的无萋亭时已经深夜，正值天气严寒，大家都感到饥饿和疲劳，冯异急忙煮好豆粥供应。次日，刘秀感慨地对诸将说：“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大军继续南行到南宫，又遇大风雨，刘秀率领随从避雨道旁空舍中，冯异又亲自煮麦饭为之充饥，真可谓不辞辛苦，辛勤备至。王郎所统叛军被击破之后，冯异被封为应侯，是诸将中最先封侯的。

冯异虽然劳苦功高，但为人谦逊礼让，从不矜夸。平时走在路上和别的将领相遇，他总是先驾车让开路。他指挥军队前进、驻扎都有清楚的标记，军队中号令严明、军容整齐。每当驻扎的时候，众将一起坐着谈论自己的功劳，冯异常常一个人退到树下坐着。军中都称他为“大树将军”。等到打下了邯郸，朝廷整编军队，士兵们都说愿意跟随大树将军。刘秀因此很赞赏他。

后来，冯异在收复河内、拥立刘秀称帝、经营关中、平定隗嚣叛乱的过程中，更是屡立功勋。不过自古以来，功高震主总归不是好事。冯异一想到这些也觉得心神不宁，就向光武帝要求还朝，刘秀不同意。这时有人上奏章说冯异专制关中，欲自立为咸阳王。光武帝就把奏章给冯异看。冯异更加害怕，急忙上书申辩。光武帝特意下诏书安慰他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后来冯异病死于军中，光武帝极为悲痛，追封他为节侯。冯异的一生也真可谓生前备受信任，死后极尽哀荣。

——选自《后汉书·冯岑贾列传》

【智慧心得】

为人要谦虚，不可居功自傲

《尚书·大禹谟》中有一句道德名言：“满招损，谦受益。”意思是说，自满必将招致损失，谦虚则使人时时受益。冯异戎马倥偬一生，建立了盖世功勋。除了得益于他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以外，与他能够始终保持谦虚，永不自满有很大关系。

首先，保持谦虚的作风，使冯异既能够拥有群众基础，又能够赢得君主的信任。今天，如果让一个普通职员说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领导者形象，他一定会提到谦虚。因为只有一个人保持谦虚的作风，才能够做到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使处于被领导地位的人觉得自己没有受歧视，能够维护自己的尊严。如果让一个领导者勾勒一下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下属形象，他也会提到谦虚。因为只有谦虚的人才能够发自内心地尊重领导，毫无逆反情绪地执行命令，才可能具有很高的忠诚度。如果让一个寻找合作伙伴的人描绘他心中理想的合作者的形象，他也会提到谦虚。因为只有谦虚的人才能够相互协商，而不是飞扬跋扈，独断专行。

从这一角度分析，冯异能够赢得下属的争相追随，能够赢得光武帝的信任，正是拜谦虚作风所赐。反之，如果一个人骄傲自满，就很难处理好人际关系，从而导致事业的失败。如西楚霸王项羽，为人骄傲自大，对上不把楚王放在眼里，结果引起楚王的猜忌，派宋义随军监督项羽，使项羽在伐秦的过程中受到很大的制约；对下不把谋士、将军放在眼里，结果韩信、张良等纷纷离他而去。最后在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窘境中自刎而亡。

其次，谦虚不仅帮助冯异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还减少了同僚对他的嫉妒，以及由此带来的中伤。刘秀起兵之时，可以说名将如云，备受后世称道的就有云台二十八将。在这些名将之中，冯异的功劳显著，受到的赏赐和恩宠超乎寻常。这种情况下，有人嫉妒是不可避免的，由嫉妒而心生仇恨进而加以陷害也是司空见惯的。但是，除了偶尔有不知名的小人造谣中伤之外，冯异一生都没有被这类事件所困扰。这是因为冯异的谦虚礼让精神弱化了造谣中伤者的敌对情绪，甚至使原本嫉妒他的人感到自己这样斤斤计较，是十分渺小的。

谦虚的这种力量在历史上不乏例证。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是欧阳修了。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一代文宗，曾与文坛前辈宋祁奉命修《唐书》。书成以后，御史说：“按照过去的惯例，只能官职最高的人才能在书上署名，现在只能署您的名字了。”他谦辞说：“宋公在写列传方面是有功的，并且工作了那么长时间，怎么可以掩盖他的功劳呢？”于是，只在纪志上署了自己的名字，列传仍然署了宋祁的名字。本来觉得在后生晚辈手下工作很是羞愧和嫉妒的宋祁听到以后，高兴地赞扬他：“自古文人不相让而相凌，此事前所未闻也。”

再次，保持谦虚的作风，还为冯异屡战屡胜提供了保证。在激烈的竞争场所，骄傲是最大的敌人。古人云：“骄兵必败。”骄傲容易让人产生轻敌的心理，不去审慎地分析双方的实力对比，不能仔细地观察现象后面隐藏的本质。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怎么可能克敌制胜。冯异一生身经百战，几乎每战必胜，称得上常胜将军。我们不能不承认谦虚的作风在里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与冯异构成鲜明对比的是蜀汉名将关羽。

赤壁之战结束后，刘备首先率军入川，只留关羽镇守荆州与曹操、孙权对峙。面对强敌，关羽毫无惧色，斗智斗勇屡败曹军，以至于曹操想通过迁都来避其锋芒。最后，无计可施的曹操只能派遣使者与孙权通好，前后夹击关羽。但关羽绝非一勇之夫，他对东吴早有戒心，在进攻曹军的同时，特意留下部分军队镇守荆州，以防不测。为了使关羽放松对后方的防守，把驻防的部队调到作战前线去，孙权以治病为名将与关羽对峙多年的东吴名将吕蒙召回吴都建业，并让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但很有心计的年轻书生陆逊接替他。陆逊上任到陆口，马上写信给关羽，称颂关羽的功德，表明自己才疏学浅，担当此任实在是勉为其难，进一步麻痹关羽。本来关羽对吕蒙还稍有顾忌，现在见对手换成了无名鼠辈，就变得麻痹大意，于是调遣防守兵力帮助自己去围攻曹军。结果，陆逊趁虚而入，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荆州。

最后，从个人发展的轨迹来看，完全符合一条耳熟能详的真理“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因为，激励我们拼搏进取的动因主要是内心深处的不满足感。当我们一旦失去了这种感觉，认为自己已经很了不起，那么也就意味着前进动力的丧失。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年轻的时候，总是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就，每天都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实验研究上，因此才有1093项发明成果问世。但他步入晚年后却变得非常骄傲。他认为除了他，世界上似乎没有人再能有所成就。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惰性心理，导致他再也没有什么新的发明。相反，如果一个人保持谦虚的态度，就总能看到他人的优点，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采众人之长，补一己之短，让自己的修养和能力不断地提高，保证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

宋代的钱惟演镇守洛阳时，建了一座驿舍。驿舍落成之日，钱惟演邀请好友欧阳修、谢希深、尹师鲁三人为驿舍撰写一篇记文。三个文人，苦思冥想，各自成文。欧阳修的文章写得短小精悍，全文仅五百字。可再看尹师鲁的文章，叙事清晰，结构谨严，遣词造句，恰到好处，却仅用三百八十多字。当时已经在文坛上颇具影响力的欧阳修读罢尹文，心悦诚服，甘拜下风。晚饭后，欧阳修提着酒壶，诚恳地向尹师鲁讨教。尹师鲁说：“作文最忌格弱字冗，你的文章不错，可就是文字欠简炼。”欧阳修便按好友讲述的要领，重新撰文。改后的文章更完善、精粹，较尹师鲁少了二十个字。尹师鲁看后不禁惊叹：“欧阳修进步真快，真是一日千里啊！”正是因为欧阳修始终保持着谦虚的精神，不耻下问，才最终成为文坛上的一代宗师。

总之，一个人只有谦虚，才能自觉尊重他人，从而得到他人的亲近和拥护；只有谦虚，才能事事谨慎，避免失误；只有谦虚，才能不满足于自己的成绩，做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只有谦虚不自以为是，才能善于向他人学习，做到博采众长。相反，如果一个人总是骄傲自满，那么一定不会有多大成就的。

第十三篇曹操量才用人

曹操，字孟德，西汉相国曹参之后，祖父曹腾在汉桓帝时担任官职，封为费亭侯。年轻时期的曹操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修品行。但他极为好学，机智警敏，有随机权衡应变的能力。以至于当时以知人著称的许劭认为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也自认不是德才兼备的人，所以，在他一生当中对人才的录用也坚持用人之长，而不计其短的原则。这可以从曹操在不同时期颁布的三条求贤令中窥见一二：

赤壁之战失败后，曹操觉得凭借自己的实力一时难以统一全国。于是，他收缩战线，一心经营北方。建安十五年春，曹操颁布求贤令，招募能够帮助自己治理国家的人才。

曹操在令文中写道：“自古以来，受天命开国和中兴的君主，何尝不是得到贤人君子，同他们一道治理天下呢！当这些君主得到贤人的时候，连闾里街巷都没有出去过，这难道是侥幸相遇吗？其实贤人并不难得，只不过居上位的人不去求取罢了。现在天下尚未平定，正是急需求贤的时候。

“孔子说：‘孟公绰做赵、魏诸卿的家臣是力有余的，但不能用他作滕、薛这类小国的执政大夫。’这说明人的德才各有长短，不可求全责备。如果一定要廉洁之士才可以使用，就连管仲也不能用，那么齐桓公又怎么能称霸天下？现在国内是否有像吕尚那样身披布衣，怀抱高才，在渭水边钓鱼的人呢？是否有像陈平那样与嫂子私通、接受贿赂、还没有遇上魏无知推荐的人呢？你们要帮助我发现和提拔那些地位卑微的贤人，唯才是举，我一定量才录用他们。”

建安十九年，曹操感到缺乏管理型的合格人才，于是又下招贤令说：“有德行的人未必能进取，能进取的人未必有德行。陈平岂是品行敦厚的君子？苏秦岂是守信义的人呢？然而陈平安定了汉朝的江山，苏秦挽救了弱小的燕国。由此说来，一个人总有缺点，怎能弃而不用？望有关官员清醒地考虑这个道理，这样就能使人才不致遗漏滞留，政事不致荒废了。”

建安二十二年，汉献帝下旨准许曹操使用天子的旌旗，进出时同天子一样警戒清道。就在曹操威望与日俱增的时候，他又下了一道招贤令：

“古时候，伊挚、傅说出身卑贱，管仲曾经是齐桓公的敌人，这些人都是因为得到重用而使国家兴盛。萧何、曹参过去只是小小的县吏，韩信、陈平曾背过受污辱的名声，有被人讥笑的耻辱，但最终能帮助帝王成就基业，名传千古。吴起为了作将领，杀了妻子以取得信任，散发金银以求官职，母亲死了不回家归葬，但是他在魏国时，秦国就不敢侵犯魏国；他在楚国时，赵、韩、魏三国就不敢侵犯楚国。现在天下怎么会没有德才极高的人流落在百姓中间呢？比如果断勇敢不顾一切，遇到敌人拼死作战的；比如身为小吏却才能极高、气质优异，可以做将领守备的；背负受污辱的名声，有过被人嘲笑的行为或不仁不肖，但有治理国家和用兵打仗的本领的。大家都要推荐自己所了解的人，不要有所遗漏。”

——选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智慧心得】

用人不可求全责备

东汉末年，硝烟四起，群雄逐鹿。经过一番兼并战争，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可是，从实力的对比和最终的结局来看，还是曹操建立的魏国最为强大。究其原因，除了曹操占尽天时，挟天子以令诸侯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曹操不用求全责备的眼光选用人才。

人各有短长，在一方面表现很突出的人，往往在另一方面就显得很平庸。战国时的智者鲁仲连说：人各有所长，亦有所短，若弃长取短，人人都成了愚人；若用其所短，就更为不明智。因此，善于用人的人不在于他能够发现人才，而在于他能够量才录用，因人之长短委以相应的职务。

战国时，卫侯想任用很有指挥才能的苟变为将，然而考虑到苟变当税务官时，曾收过别人两个鸡蛋的贿赂，就迟迟下不了决心。这时子思劝谏说：“圣人用将，犹匠人于木，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闻于邻国也。”卫侯闻其言，茅塞顿开，立即擢用苟变为将。苟变也不负卫侯的期望，成为国之栋梁。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责成大臣封德彝荐选贤才，过了许久仍无结果。李世民责问此事，封德彝回答说：“不是臣子未尽心，只是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奇才。”李世民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其长而避其短。古代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的那些贤明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朝代借得的人才吗？”

不仅仅在人才的选用上，我们要坚持量才录用，取长避短的原则，即使在与人交往的时候，也不能过分苛求他人，认为不能够如美玉般洁白无瑕的人就不能与之交往，认为在品德能力上低于自己的人就不与之相处，这样的人只能变得孤傲而令他人难以接近。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没有了朋友，缺少必要的人际往来，这种人就被大家归入智商高而情商低的行列。不仅在当今的社会很难生存，就是在过去也不被称道。西汉吴王刘濞的叛乱被平定以后，功臣袁盎因病免官在家，经常和乡里的轻浮子弟来往，大家整天斗鸡走狗，不务正业。雒阳人剧孟来拜访袁盎，袁盎待他非常友善。安陵有个富家子弟劝袁盎说：“我听说剧孟是个赌徒，将军何必与他这种人交往呢？”

袁盎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剧孟虽然是个赌徒，但是他的母亲去世时，来送丧的客人所乘坐的车就有千余辆，这也是他的过人之处啊！并且谁都免不了遭遇困难，一旦登门求助，能够不以双亲健在作为托辞，拒绝伸出援助之手的，普天之下也只有季心和剧孟而已。如今你身后常常有几个骑兵随从着，一旦有急事，这些人难道可以依靠吗？”袁盎痛骂富人，从此不再与他来往。众人听了这件事，对袁盎更加推崇了。

此外，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一判断对任何人都适用。再了不起的人总有缺点和陋习，再平庸的人也有他值得称道的地方。我们总是习惯于挟己之长比他人之短，这样不仅会增长自己的傲气，还会失去学习进步的机会，导致固步自封。孔子身为儒家的创始人，言为世规，行为世矩，身前身后有颜回、子路等高徒，还要虚心向老聃、师旷请教，因为孔子知道自己虽然精通礼、乐、射、御、书、术，但是就礼制而言不及老聃，就乐而言不及师旷。这恰好也体现了孔子所提倡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交往原则。

对人不可求全责备，对事亦然。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完美主义的倾向，无不追求卓越、渴望完美。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环境的变化，以及各种不可预见因素的干扰，你所面对的结果可能并不尽如人意。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分析辨别，分清主流和支流，如果眼前的结局主流是好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胆地接受；反之，我们可以弃置一边，从头再来。切不可因追求太高而身心俱损，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携真经返回大唐的途中不慎将经书掉入水中，晾晒时弄得残缺不全，唐僧为此伤心不已。孙悟空劝说唐僧道：“俗话说天地尚且有所不全，更何况是经书呢？”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佛家哲学的内涵，也是我们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因此，古人在做事时极为推崇“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就是指行大事要大处着眼，不必讲究琐细小节。

楚汉相争时，刘邦拥兵10万，驻霸上；项羽则拥兵40万，驻于鸿门。项羽得知刘邦胸有大志，不甘久居人下，就打算与刘邦决一死战。刘邦知道自己力量不及项羽，为了缓和矛盾，保存实力，便到鸿门向项羽谢罪。项羽的谋士范增提议设宴款待刘邦，并借机将其除掉。可是，席间范增数次示意项羽动手杀死刘邦，项羽却犹豫不决。范增就召项庄到席上舞剑，寻机行刺刘邦。项羽的叔父项伯是刘邦的亲家，见情况危急，便起身与项庄对舞，暗中保护刘邦。刘邦的谋士张良则趁机出帐外，把情况告诉了刘邦的武将樊哙。樊哙持盾仗剑冲到席上，揭穿了项羽君臣的阴谋。项羽理屈词穷，只好请樊哙入座对饮，掩饰尴尬。坐了一会儿，刘邦借上厕所之机，招呼樊哙出去。刘邦想趁机溜走，但是觉得这样不辞而别，不仅不符合礼节，也缺少大将风度，恐怕将来让人耻笑。樊哙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家是刀和砧板，我们是鱼肉，还告辞干什么？”于是刘邦不告而别，逃回自己军中。

欲行大事，必须胸有全局，大处落墨。患得患失，锱铢必较将一事无成。刘邦不拘小节，不辞而别，固然情形狼狈而贻笑大方，却捡得了一条性命，赢得了决胜的机会，胜利者的光辉足以掩盖住他昔日的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狼狈；项羽虽然能够终生保持着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可是，当年的大义凛然，威风八面却掩饰不住失败者的悲哀。

对人也好，对事也罢，决不能求全责备。以小过掩大德，因为一个人在某一方面的过错或者不足而彻底否定他，就会失去发现人才和与人交往的机会；为人处事追求绝对的完美，因为一点儿瑕疵而否定所有的成果，就不能够客观公正地作出判断。

第十四篇纸老虎曹爽

曹爽，魏室宗亲，大将军曹真之子。因为他自幼便受到魏明帝的赏识，所以步入仕途之后便平步青云，由散骑侍郎一直做到武卫将军。魏明帝临死前，又加封他为大将军，都督国内外军事，与太尉司马懿共同辅佐八岁的小皇帝曹芳。

曹芳正式登基之后，曹爽又被升任为侍中，加爵武安侯，享受带剑上殿等特权。景初三年（239年），在丁谧的谋划下，曹爽又使魏少帝下诏，提升司马懿为太傅。表面上看，这是提升了司马懿，实际上是削夺了司马懿的兵权。而且朝中奏事也得先经曹爽。曹爽还把自己的弟弟曹羲、曹训、曹彦等分别提升为中领军、武卫将军、散骑常侍。经过这番精心策划，司马懿的权力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削弱，整个国家的军政大权基本上都为曹爽所把持。把权力看作生命的司马懿岂能善罢甘休，但考虑到目前曹爽已经占了先机，自己正处于不利的形势下，所以他采取以退为守的策略，告病居家，不问朝政。

嘉平元年（249年）正月，丧失警惕、思想麻痹的曹爽兄弟，离开了京城，陪同小皇帝曹芳拜谒高平陵。装病蛰居而暗中准备的司马懿立即抓住时机，发动了政变。他上奏永宁太后废免曹爽兄弟，夺了他们的兵权。然后，亲率太尉蒋济等屯兵于洛水浮桥，切断曹爽的归路，并派人给魏帝送去罢免曹爽的奏章。他还指洛水为誓，保证曹爽等人仅予免官，决不加害。

由于事发突然，形势晦暗不明，留在京城里的大臣一个个不知所措。但有一个人却非常清醒，他就是素有智囊之称的大司农桓范。他当机立断，抢到了大司马印，斩关夺锁突围出了洛阳。司马懿听到他逃走的消息，跺着脚叹息到：“糟糕了，要坏事，‘智囊’走脱了。”蒋济对司马懿说：“桓范逃走自然很可怕，不过我看曹爽那个胆小鬼未必敢听他的计谋。”

当桓范赶到曹爽军中时，曹爽等人早已乱成一团。桓范仔细地向曹爽分析了形势，并慷慨激昂地说道：“这里到许昌，不到半宿，城中粮草足可以支撑好几年。调动天下兵马的大司马印现在就在我手里！阁下还怕什么呢？且如今天子在手中，打着皇帝的旗号号令天下，国中的将领一看就知道该跟随谁了！”可是曹爽此时早已变得颓废沮丧，根本听不进去任何建议，最后竟然把刀往地下一扔，说：“我现在不指望再掌权了，回家守着几亩地当个富家翁总可以吧。”桓范气得哭骂：“你父亲曹真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可是生下来的儿子怎么这么懦弱啊！”

曹爽放弃了这次绝佳的机会，他以为只要交出大权，司马懿就能保全他的性命，可是曹爽等人回到京城不久，司马懿便以“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越，外专戚权”的罪名，将曹爽兄弟及其党羽全部处死，并夷灭三族。

——选自《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

【智慧心得】

树立正确的挫折观

曹爽因为自己出身的先天优势，在仕途上一帆风顺，轻而易举地控制了魏国的朝政，成为左右政局的实权人物。可是，当他在与司马懿正面交锋的第一个回合惨遭失败后，便一蹶不振。尽管身边的智囊反复鼓励他现在胜负未知，他们还保存着足以扭转时局的力量，可是，这个扶不起的阿斗最终还是斗志尽失，甘愿束手就擒。曹爽的失败，就在于他没有树立正确的挫折观。

在曹爽这类人看来，挫折的出现是宿命式的，上天决不会将它们降临在自己宠爱的人身上。所以，一旦哪个人遭遇挫折，就意味着命运之神已经放弃了你，在有意为你设置一条鸿沟，它是不可逾越的。其实，任何一个人在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的过程中都会经历挫折和失败，这里绝没有天之骄子和上帝弃儿的区别。成功还是失败的最终决定因素是谁能够毫无惧色地直面挫折而不轻言放弃。

美国的林肯总统，出身于社会底层，23岁那年他失去了自己千辛万苦谋得的一份工作。这使他很伤心，决定从此以后改行从政。可是，在那一年的州议员竞选中，他又以失败告终。为了生存，他着手开办企业，不到一年，这个企业也倒闭了。一年中接连两次失败，并未让他灰心。他再接再厉，参加了第二年的州议员竞选，并成功当选。正当他心中希望的星火及将熊熊燃烧的时候，又一个沉痛的打击在等待着他。就在离结婚还有几个月的时候，他深深爱着的未婚妻不幸去世。这对林肯的打击太大了，他为此数月卧床不起，还患上了精神衰弱症。

林肯34岁的时候，他参加了美国联邦众议员的竞选，结果以失败告终。两年以后，他再度角逐这一职位，又以失败告终。可是林肯并没有被这一串的打击所征服，而是重整旗鼓，继续向政坛冲击。他每次在失败后总是对自己说：“这不过是滑了一跤而已，并不是死了爬不起来了。”然后，继续为下一次冲锋做准备。天道酬勤，最终林肯在1860年的大选中获胜，并成为美国历史上与华盛顿齐名的伟大领袖。

林肯的经历是上面提到的观点的最好注解。正如洛克菲勒在给儿子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林肯的一生就是化挫折为胜利的伟大见证。没有不经失败的幸运儿，重要的是不要因失败而变成一位懦夫。如果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仍然不达目的，我们所应做的就是吸取教训，力求在接下来的努力中表现得更好就行了。”

曹爽的最终失败除了归咎于他个人对挫折的错误观点之外，还与其个人的成长历程有很大关系。纵观曹爽的一生，从出生到遭遇政变之前这段时间，完全处于顺水顺风的状态。根本不具备应付挫折的经验，所以，才能被对方一击即溃。因此，挫折不光是通向成功道路上必经的痛苦和不幸，它还是一种值得珍惜的阅历和财富。现在的挫折很可能变成促成将来更大成功的动力。

世界上最著名的快递公司DHL的创办人利奇，在面试员工的时候，总喜欢问这样一个问题：“你过去是否有过失败的经历？”如果对方回答“不曾有过”，利奇很可能会将其淘汰。因为在利奇看来，第一，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经历过失败，这样回答问题的人一定是不诚实的。第二，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没有经历过挫折的话，他不是一个成熟的职业者，既不懂得如何规避风险，也无法游刃有余地处理工作中的困难。无独有偶，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两个人视挫折如珍宝。

宋朝年间，西川成都府有个名叫赵伯升的人，聪明颖异，少年时便能出口成章，下笔成文。有一年，他入京赶考，在考场上连作三篇诗文之后，自认为才高于世，非人能及，此次必中无疑。后来，伯升应召入宫后，仁宗见他少年俊爽，文如其人，心里十分高兴。又询问了许多事情，伯升对答如流，毫无偏差。仁宗见他年纪轻轻，才华出众，庆幸朝中又多了一个人才。可转念一想，如果一个人在事业上过于一帆风顺了，没受到什么打击，就很难懂得处世、为政的艰辛。如果不加以锤炼，绝对应付不了日后的挫折。于是，仁宗对赵伯升的考卷吹毛求疵，使他由独占鳌头，变成名落孙山。

赵伯升本是乘兴而来，却没想到得了个败兴的结果。平时颇为自负的他羞归故里，只好沦落京城再等三年了。可是京城米贵，居住不易。不久，赵伯升盘缠用尽，只好每天到街上为人代写文书，勉强维持生计。一年以后，仁宗带着一名侍从出宫私访，在一家茶馆里找到了穷困潦倒的赵伯升。赵伯升并未认出眼前坐着的客人就是仁宗皇帝。仁宗在言谈之间故意试探他对一年前名落孙山的感受，发现赵伯升不但对落榜的事毫无怨言，人也变得虚心了。仁宗这才放心，对赵伯升委以重任。

还有一个视挫折为人生之必经过程的，便是清朝的张廷玉。雍正十一年（1733年）三月，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结束了。雍正在批阅时，发现中了一甲第三名的原来是大学士张廷玉的儿子张若霭。雍正十分欣慰，为了让张廷玉尽快得到这个喜讯，立即派人到张家报喜。不想，张廷玉得到消息以后，并没有将喜讯告诉家人，而是立即进宫，恳求皇上将张若霭降为二甲。要知道，这一甲和二甲比起来，在待遇上可是有天地之别。中一甲的只有三人，即状元、榜眼、探花，可以立即授官，进入翰林院，这是将来高升的台阶；二甲的人则要数年后才能授官。即使当时授官，也只能到州县做地方官。雍正起初坚决不同意他的请求。最后，张廷玉只得跪下恳求，说为臣这样做并非是沽名钓誉，实在是爱子心切。张若霭生于官宦之家，未曾经历风雨，现在又高中探花，绝非美事。不如对他适当压制，“留其福分，以为将来上进之阶，更为美事”。雍正皇帝听后，觉得很有道理，终于应允。

身为政治家的宋仁宗求才心切，但为了得到真正的栋梁之材，却一定要巧设磨难，刻意锤炼，达到了苦心孤诣的程度。身为父亲的张廷玉，为了让儿子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故意挫其锐气，也称得上用心良苦。二者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们经历挫折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一种十分宝贵的财富和资历，大可不必视为耻辱和痛苦而遮遮掩掩。

因此，正确的挫折观不仅仅局限于一个人把挫折视为自己奋斗旅途的必经阶段，拥有足够的勇气战胜它，还在于他能够将暂时的失败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种人，他们具有坚强的意志，曾经战胜过重重困难，在一次次跌得头破血流后重新站起来。可是，他们却不愿提及过去的这些经历。在他们看来，这些挫折或者是一种耻辱，或者是一种痛苦。其实，万事万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挫折也不例外，它在为我们带来不幸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走向成功的机会。一方面，它使我们变得更有心理承受能力，今后再遇到类似的事件不会被纠缠得心力交瘁；另一方面，它也在提示我们，如果有一条道路走不通，那就要及时改变方向。正如著名的成功学者拿破仑·希尔所说：“这种暂时性的挫折实际上是一种幸运，因为它会使我们振作起来，调整我们的方向，使我们向着不同的但却是更正确或者更美好的方向前进。”

第十五篇羊祜以情胜敌

羊祜，出身于名门世家，是西晋著名的军事谋略家。他相貌英俊，德才兼备。魏末历任中书侍郎、秘书监、相国从事中郎等职，掌管军事机要。晋武帝时，升任尚书左仆射、卫将军。西晋泰始五年（269年），晋武帝为平定东吴，派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驻守襄阳。

羊祜到任后，一改前任残暴嗜杀的作风，对东吴军民实行怀柔政策。晋军每次对吴作战，从来都是光明正大，决不采取偷袭的方式。一旦有人欲献狡诈之计，羊祜就以美酒将其灌醉，使他不能说话。一次部下从边境抢回来两个小孩，羊祜立即命令将他们遣送回去。不久，孩子的父亲便带家人来降。吴将陈尚、潘景率兵来犯，战败被杀，羊祜佩服两人的勇武，予以厚葬。陈尚、潘景的家人前来迎丧，羊祜又以礼遣还。吴将邓香侵犯夏口，被活捉，羊祜以礼相待，教育一番之后，又放回东吴，邓香感其恩，也前来归顺。羊祜率众游猎，每遇到吴国将士射伤的野兽被手下捕获，总是命人送还。每次攻入吴国境内，晋军都要割当地百姓的谷物以为粮，但羊祜总是要求士兵一定要按照收取的数量，以同等价格的绢来偿还。于是吴国人都对羊祜心悦诚服，尊称他为羊公，而不直呼其名。

羊祜又与对峙的吴国主帅陆抗相交往，互有馈赠，宛若友人。陆抗患病，羊祜特意派人送药给他，陆抗也毫不迟疑地服用。陆抗的属下认为这样不妥，还是要有一点防人之心才好。陆抗却说：“羊祜岂是能够做出下毒这类事情的人！”陆抗还不断告诫属下说：“羊祜专行德，我们专行暴，是不战而败呀！所以，我们应该立足于各保边界，千万不能为了求细利而挑起战争。”

羊祜与陆抗之间的交往，传到吴主孙皓耳朵里。孙皓便派人质问陆抗。陆抗解释说：“一邑一乡，不可以没有信义，更何况大国呢！臣不如此，不仅对羊祜毫无伤害，还是替他彰显德行。”尽管陆抗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依然无法阻止羊祜的德行在东吴军民中的传播，无法阻止投降事件的上升。陆抗去世以后，这种趋势更是越来越不可逆转。

羊祜见时机已经成熟，就于公元276年上书伐吴。虽然晋武帝很赞成他的主张，可是由于多数朝臣的反对，伐吴大计未能实行。后来，羊祜因积劳成疾，不幸与世长辞，没能够完成伐吴大业。羊祜去世的消息传到荆襄一带，当地军民无不悲痛欲绝，就连东吴将士也为之泪下。

不过，仅仅两年之后，晋国名将杜预便率军渡江，平定了东吴，完成了羊祜未竟的事业。在庆功宴上，晋武帝端着酒杯流着泪说：“这都是羊太傅（羊祜死后被追赠为太傅）的功劳啊！”

——选自《晋书·羊祜杜预列传》

【智慧心得】

动之以情，攻心为上

蜀汉灭亡以后，司马昭篡位，夺取曹魏政权，建立晋国。传位到晋武帝时，开始对孙吴跃跃欲试，而最先承担起过江灭吴重任的就是羊祜。

本来两军对垒，势同水火，必欲杀之而后快。可是，羊祜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对敌国的百姓仁爱有加，就是对敌国的士兵、将领也赤诚相待。这是因为羊祜看到了情感的力量要胜过刀兵。两国交战，驱使人们在战场上相互厮杀的动力是什么？除了荣誉、利益之外就是由主战双方煽动起来的和历次冲突积累的仇恨。现在羊祜向敌方的百姓士兵主动示好，必然会降低他们的仇恨心理。仇恨心理减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就不强了，百姓对占领军的袭扰也会随之减少。这样就可以兵不血刃的征服敌人的军队和百姓。既减少了战争中的伤亡，又利于将来的统治，真是一举两得。

所以，面对强大的敌人或对手，以真挚的情感去感化他，远比用强大的武力进攻他更容易令他屈服。在这时情感胜过刀剑。与羊祜相比，蜀汉的诸葛亮在平定南方孟获的叛乱时，遵循攻心为上的原则，对孟获七擒七纵，终于使他心悦诚服，重新归附蜀汉，并且一直到诸葛亮去世，都一直没有反叛过。

情感不仅是克敌制胜的利器，更是赢得忠诚的良方。如今，市场经济大潮之下，很多人高呼物欲横流没有人会有什么忠诚报主之心，今天的部下，说不定明天就会成为敌人。可是，这些人有没有想过，你可能为属下或者合作伙伴进行过重大奖励，给与过显赫的职位，可是有没有在他们偶感不适的时候进行过深情的问候，有没有在他们拥有幸福的时候献上一份祝福？作为情感动物的人，毕竟不会将利益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如果在增加物质投入的同时，适当加大情感投资，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与高湖、重连、铜马三路敌军的鏖战中大获全胜，并收降了很多将士。为了让他们不对自己有戒心，刘秀特意对他们进行了加封，给予高官显爵。但是这些人仍然惴惴不安，觉得刘秀不会真正信任自己。刘秀得知他们的忧虑以后，就命令他们各自回营操练兵马，自己单人独骑前去检阅。这些降将看了以后相互说：“萧王（刘秀）这是把赤诚之心放入我们肚子里啊，我们怎能不为他舍生忘死呢！”从此以后，这些人都真心实意地听从刘秀的调遣。

这个世界是充满着个性的，人和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就构成了我们交流、合作的鸿沟。可是，差异中必然还存在着共性，找到了这些共性也就建立起了跨越鸿沟的桥梁。在我们的共性中最突出的恐怕就是情感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具备的，是作为万物灵长、宇宙精华的最主要的特点。

战国时期，楚国都城被吴国攻破，楚王被围攻追杀。楚国的申包胥到秦国去求救。可是无论申包胥从利害关系的角度说明楚国灭亡，吴国强大将会给秦国造成威胁，还是从道德的角度说明见死不救是不义之举，秦哀公都不为所动。最后，申包胥只能站在秦国的朝堂上放声大哭了，一直哭了七天七夜都没有终止。秦哀公被打动了，他说：“楚王虽然无道，但是有这样的大臣，难道有理由灭亡吗？”于是，秦国出动了五百辆战车去进攻吴国，终于解救了楚国。

战国七雄为了领土尔虞我诈，相互攻伐，都以对方的灾难为幸事，希望能乘虚而入。可是，有了情感的投入，一样可以感化对方，使对方生出恻隐之心，取得最好的沟通效果。既然如此困难的有求于人的外事活动都能够以感情作为破冰船，其他的交往就更不在话下了。

美国凯特朗电子电气公司有一位名叫弗兰克的专家，脾气古怪，性情暴躁，他几乎和所有的人都吵架，别人很难和他交流，对他提出意见，更是不可能。一次，弗兰克为了一个科研问题又和同事争吵起来，利维前去阻拦也被大骂一顿。正在弗兰克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的小女儿看到父亲盛怒的情形吓哭了，弗兰克马上停止争吵，换了一幅笑脸哄女儿。利维觉得这个女儿是弗兰克的精神支柱，可以化解他的烦恼和坏脾气。于是便想从他的女儿身上做文章，利维通过侧面了解到弗兰克非常爱他的女儿，可是由于没有足够的钱在公司附近租房子，所以父女两个不能住在一起。于是，利维立即在公司附近为这父女俩租了一栋非常漂亮的房子。弗兰克知道以后非常感动，因为他清楚当时公司的效益并不是很好。从此以后他开始对利维言听计从，与其他人的沟通和合作也不再困难了。

总而言之，感情是最优秀的说客，它可以令最强大的敌人举手投降；感情是最强效的黏合剂，它可以帮助我们赢得更多的合作者；感情也是最优秀的外交家和公关者，能够跨越各种鸿沟，架设最稳定的友谊桥梁。

第十六篇周顗施恩不留名

周顗，字伯仁，是安东将军周浚的儿子，小时候就很有才气，闻名乡里。弱冠之年就袭父爵为武城侯，官拜秘书郎，由于他得到权臣王导的器重，后来更是官运亨通，一直做到尚书。

晋元帝永昌元年，司空王导的堂兄大将军王敦起兵造反。大臣刘隗劝说晋元帝将都城的王氏家族全部诛杀。王导非常害怕，只好每日带着同族的人到朝廷请罪。周顗很为王氏一家担忧，所以心情十分忧虑。当他走进皇宫时，王导急忙过来招呼他说：“伯仁，一家大小百余口性命都交到你手上了！”不想周顗却根本没答应，照直走了进去。进宫以后，周顗极力向皇帝说明王导的忠诚，晋元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放过王家人。周顗见事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非常高兴，喝得醉醺醺的才走出来。

这时，王导还在门口等着，见到老朋友周顗出来，连忙打招呼。周顗对其保持沉默，并且对周围的人说：“今年把乱臣贼子都消灭了，一定会拿到斗大的金印挂在胳膊肘上。”他回到家以后，为了确保王导一家的平安，又写了一篇奏疏，向皇帝表明王导是难得的忠臣，一定不能杀害，这才救下了王家的性命。可是，王导却对此一概不知，而且还觉得周顗见死不救，因此怀恨不已。

后来，王敦攻陷都城，操纵了政权，大肆捕杀曾经与自己为敌作对的大臣。因为周顗曾经公开反对过王敦的叛乱行为，所以护军长史郝嘏劝周顗暂且避一避，可周顗却说：“我身为朝廷大臣，朝廷倾覆，难道还能贪生怕死，去叛国投敌吗？”正说到这儿，王敦兵士已经拥戈执刃进了大门。周顗与骠骑将军戴渊同时被捕。在路上经过太庙，周顗对着太庙，大声喊道：“周顗禀告先帝之灵：贼臣王敦倾覆社稷，枉杀忠臣，暴虐天下；先帝显灵，应当马上杀了王敦，不要让他继续作恶，颠覆王室！”话没说完，兵士用戟刺伤他的口颊，鲜血直流到脚跟上。路边观看的百姓都流下了眼泪，周顗却神色自若。最后，周顗血溅刑场，年仅五十四岁。

当时的人们都为王敦的残暴忿忿不已，其实，他们哪里知道王导才是促成这一悲剧的真正凶手！原来王敦在下决心处决周顗之前，曾经与王导商量过。他问王导：“周顗、戴渊两人，一为北方之士，一为南方之士，威望甚高，他们应该升任三公之列吗？”王导为了上次的事耿耿于怀，心想我有难的时候你不搭理我，今天你有麻烦了，我也没必要管你了。索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来个闭口不言。王敦又问：“如果不能升任三公之职，那么就让他担任尚书、仆射之类的官职？”王导还是默不做声。王敦就说：“既然不能升任三公，又不让他担任尚书、仆射，看来只有杀掉他们了。”王导还是不做声。这样实际就等于同意了王敦的想法。

王导后来清理中书省文件，发现了周顗为营救自己一家而写的奏疏，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殷殷关切之情，令王导悲痛不已，拿着奏折痛哭流涕。他伤感地说：“我虽然没有杀伯仁，可是伯仁因我而死。在幽冥之中，我有什么脸面见他呢？”

——选自《晋书·刘隗刁协戴若思周顗列传》

【智慧心得】

有恩于人，留名又何妨

中国人自古讲究施恩不图报，扶危济困，不能留下姓名。今天，当新闻媒体介绍优秀人物乐于助人的先进事迹时，就会用类似这样的语句结尾：当人家请他留下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时，某某总是说这是我应该做的，然后转身离开。按一般的逻辑，如果哪个人做了好事，给对方留下姓名仿佛就是有所企图，从而降低了爱心的含金量。其实，判断一个人帮助他人是否有沽名钓誉、贪图回报之心，不应该就以能否做到缄口不言为标准。如果一个人不是出于爱心，不是出于真诚，只是为名利，那他决不会有几十年如一日与人为善的动力。退一步来说，即使一个人出于功利的目的而作出善举，也总比那些见死不救，袖手旁观的冷漠之徒强得多，获得他人的赞誉或者物质回报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如果做好事者一味地隐姓埋名，并不见得就是什么好事。

从人际交往上看，总是甘于默默奉献，悄无声息地帮助他人，不仅不能增强友谊，还容易造成彼此关系的僵化，甚至出现误解。礼尚往来，帮助是相互的。我们在此不要盲目贬低王导的鼠肚鸡肠。扪心自问一下，当我们在危难的时候，一个朋友对你置之不理，还打着酒嗝说些风凉话，你的内心会生出什么样的感觉？当我们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一个同事主动鼎力相助，一个冷眼旁观，以后你又会对谁亲近，对谁关心？唐代狄仁杰对娄师德心存误解，平日也瞧不起他。后来他作了宰相，武则天问他：“娄师德是贤才吗？”狄仁杰回答说：“作为将军能谨慎地守住边境，贤与不贤我就不知道了。”武则天又问：“娄师德善于了解人吗？”狄仁杰回答道：“我曾经和他共事过，没听说他能了解人的。”武则天说：“我能够任用你，就是娄师德推荐的，他可以说知人善任啊！”狄仁杰听了以后感到十分惭愧，从此消除了对恩人的误会。因此，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朋友也好，同事也罢，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前提是让彼此知道恩从何来，义应何往。

从整个社会风尚的角度看，如果每个人都以做好事留名为耻辱的话，就不利于整个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首先，人往往有好逸恶劳，逃避责任的心理。他可以坦然接受别人的帮助和馈赠，却不愿意为对方做些什么。更不愿意树立一种报恩意识，将对别人的感激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奉献。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报道，当一群歹徒对几个姑娘欲行不轨的时候，有人挺身而出，与歹徒英勇搏斗，虽然身受重伤，却使受害人得以逃生。这位勇士当时也采取了沉默的态度，没有向有关部门报告自己的经历。只是后来当他住院以后，因医药费用过高无法承担时才向政府进行求助。由于事隔很久，缺少目击证人，当地政府就号召受害姑娘出来作证，可是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如此令人寒心，谁碰到这样的事可能都会有所顾忌了。

其次，做好事留名，才能使我们的所作所为得到社会的认可，才能够得到公正的待遇。因为一个人在行善举，做好事的时候，难免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作出一定的牺牲。如果做了好事还停留在过去那种无名英雄的阶段，整个社会就会缺乏奖励措施和救助办法，就会造成更多的悲剧式的英雄。

最后，一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整个社会的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够得到解决。今天我们建造和谐社会，实际就是建造一种与人为善、和谐共处的社会。如果一个做好事的人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甚至因与歹徒搏斗伤势过重得不到及时救治而失去生命。人们在愤慨、伤感的同时，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挫伤自己积极向上的心理，甚至连宗教式的善有善报的心理都将缺失，这显然不会有利于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不利于和谐关系、和谐社会的构建。所以，一个人做了好事，对人有所帮助而留下姓名，获得荣誉和称赞，在社会起到榜样的力量，去影响其他人的观念和行为，要大大超过他做好事本身所带来的贡献，这才是他本人社会价值的最大实现。

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我们在为人处事的时候，不去刻意隐藏自己的向善之举；将自己的善心大胆表露出来，让受益者认识自己，让集体知道自己，让社会了解自己，这都是值得提倡的。

第十七篇刘裕勤俭治国

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西汉楚元王刘交的后代。东晋初，因避难，举家从彭城迁居京口。刘裕幼年贫穷，以耕地为业，兼做樵夫、渔夫及卖履小贩。后投身行伍，累功至持有东晋北府重兵的统帅，封宋王。

公元420年，刘裕废晋帝，自即帝位，国号宋，史称南朝宋。刘裕登基之后，以晋朝为前车之鉴，对当时的行政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维护了社会稳定。由于出身贫寒，刘裕知道稼穑艰辛，因此一改魏晋以来皇室、官府崇尚奢华的陈规陋习以减轻百姓负担。他规定政府所需物资不准像过去那样滥行征发，而是派有关官员以钱购买。适当降低农民租税，废除苛繁法令，让百姓在宽松的环境中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因此，在刘裕统治期间，中国南方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刘裕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他平时清简寡欲，事事严整有度，车马不加装饰，后宫不奏音乐，内府不藏财宝，甚至连床脚上的金钉也令人取下，换上铁钉。一次，长史殷仲文陈述朝廷应备音乐，武帝以没有闲暇且不会欣赏为由予以推脱。殷仲文劝他经常听听自然就会欣赏了，得到的回答是：“理解音律便有可能沉迷于此，所以干脆不听它。”宁州进献琥珍枕，光洁华丽，价逾百金。武帝听说琥珀可以治疗创伤，便令人捣碎分发将士。

刘裕患有热病和刀伤，需要睡在冷物上，有人献上石床，他却嫌奢侈耗费，下令毁掉，以免上行下效，不可收拾。女儿出嫁，嫁妆超不过二十万钱，而且绝无锦绣金玉。他平时穿着十分随便。下朝回宫以后，马上脱掉公服，身穿普通衣衫，足蹬连齿木屐。他喜欢逍遥散步，但每次只带几个随从，从不要任何仪仗。

刘裕不允许大兴土木，他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宫殿也是前朝遗留下来的，没有什么增加或改动。他去世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动。

后来，刘裕的孙子刘骏做皇帝之后，为了构筑宫殿，令人拆毁刘裕生前所住的“阴室”，在那里建造“玉烛殿”。这时他才发现这位开国君主住的地方极为简陋，床头有一道土墙屏障，墙上挂着麻葛灯笼和麻线蝇拂。刘裕为了警诫后人，还特意在墙上悬挂贫苦时使用过的农具、补缀多层的破棉袄。围观的大臣禁不住盛赞武帝节俭朴素的品德。刘骏没有回答什么，只是自言自语地说：“庄稼汉得到这种享受已经是很过分的了。”

——选自《宋书·武帝本纪》

【智慧心得】

成由勤俭败由奢

宋武帝刘裕出身贫寒，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才夺去晋室江山。他深知创业艰难，更知道民众的疾苦，所以，生活节俭，摒弃奢华。在他统治时期，江南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国力也极为强盛。可是，他后代的子孙却不思祖先开创基业的辛苦，毁坏提醒国君应当节俭的阴室，一味的贪图享乐，挥金如土，导致民怨沸腾，国力衰微，直至亡国。

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对此有过许多发人深省的论断。道家的老子将“俭”视为三宝之一；儒家的孔子认为礼制的根本是“与其奢也宁俭”；墨家的墨子高呼“节俭则昌，淫逸则亡。”朱元璋告诫后人：“金玉非宝，节俭乃宝。”清朝的曾国藩在他有名的《家训》中也说：“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总体而言，勤劳节俭之所以对一个人如此重要，就在于它不仅有利修身，同时也有利于立业。

从修身的角度看，节俭和勤劳会使人变得清心寡欲，奢侈与享乐却会使人滋生出贪欲，而贪欲则是一个人修身养性的最大敌人。一个地位不高的人节约用度，勤俭持家，减少贪欲，就可以不必为维持一家的生存而殚精竭虑，从而集中精力于自己的事业；一个有地位的人坚持勤俭，就可以不为外物所役使，不受外物的牵制，可以走正道而不至于误入歧途。

北宋名臣司马光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到北魏时司马家还出了个司马阳，官至征东大将军。隋唐五代以后，司马家的政治地位日渐下降。司马光的四世祖司马林，曾祖父司马政，伯祖父司马炳都以布衣而终。北宋初年，家世又有了转机，他的祖父司马炫考中进士，官至耀州富平县令。

到司马光这一代，司马家族已经出现了六七个进士出身的人。这几位家族的精英，不论官位高低，都能善始善终，受人称赞。原因就在于司马家族有着崇尚节俭，抵制奢侈的传统。祖父司马炫虽然官职不大，但清正廉洁，政绩显著，以气节闻名于乡里。父亲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官居四品。司马池在宋朝那种官场风气十分奢侈、腐败的氛围中，不仅为官清廉，待人诚挚，而且个人生活俭朴，刻苦读书，认真做官，凡事多从百姓利益着想，在封建社会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好官。父亲的节俭作风极大地影响着司马光的成长和进步。

司马光一生不喜欢金银美服，也不喜欢华贵的打扮。他在考中进士以后，皇帝举行喜宴，大家都戴上宫花，而唯独他不戴，还是一个同年告诉他这是皇帝所赐，他才不得已戴上了。他一生对钱财视之为“如恶恶臭”。当他身居高位以后，他依旧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习惯。“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到晚年，他又将此美德教导儿孙，作《训俭示康》一篇专文，让子孙永远保持此优良传统。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他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誊于后世。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司马氏的子女，都从小接受了“节俭”和“勤劳”的教育，并始终坚持，从而提高了个人的品德和修养，最终在各自的事业上取得傲人的成就。反之，如果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奢侈浪费，贪图享乐，当他的经济实力难以满足他时，就很容易不走正路，最后招致祸患；如果有地位的人不思节俭，为了满足贪欲，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多方营求，走向贪赃受贿之路，最后败家丧身。

清朝的鄂尔泰，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人，雍正时升云贵总督，后任武英殿大学士。鄂尔泰身居高位，但为官勤劳，生活俭朴，他曾多次告诫自己的子女及家属万不可奢侈享受，否则祸必从奢起。但龙生九子，各有不同。他的弟弟鄂尔奇虽然从小和哥哥一起长大，接受同样的教育，长大成人以后也一样官运亨通，但是二人性格、品质却大不相同。鄂尔泰做官之后，一如既往，而鄂尔奇却开始讲排场，追求享受，家里珍宝如山，奴婢成群。鄂尔泰曾多次告诫弟弟，不可以一时得志而忘乎所以，一定要保持勤俭的作风，千万不能奢侈腐化。鄂尔奇出于对哥哥的尊重，总是口头上答应，而行动上并未有丝毫的收敛。

乾隆十年，鄂尔泰病逝。乾隆皇帝深为惋惜，下诏让鄂尔泰配享太庙，并入贤良祠祭祀，同时赐谥号为“文端”，可以说极尽荣耀。但就在乾隆十一年，鄂尔奇却遭到直隶总督李卫的弹劾，举报他坏法营私，紊制扰民。朝廷经过调查，发现完全属实。乾隆皇帝本想从重治罪，但念其兄长生前的功勋，才免其一死。

从立业的角度看，一个人在创业时期，手里掌握的人力、财力是极为有限的，所以必须要拥有节俭的意识，妥善而合理地把这些有限的人力、财力用在最关键的环节上，才能够使有限的资本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当一个人在事业有所成就，或者起点很高的情况下，也必须坚持节俭，这样才能够避免跌入奢侈腐化、慵懒贪暴的泥潭，最终使事业更上一层楼。

明太祖朱元璋在平定了南方割据势力陈友谅之后，有人献上了陈友谅曾经使用过的镂金床。明太祖不仅没有高兴，反而十分气愤地说：“用这种东西和后蜀之君孟昶用七宝装饰便壶有什么区别？”立刻命人将它捣毁。有一个侍臣在一边见风使舵地说：“陈友谅还没有富，就这样恣意放纵，尚未显贵，就这样奢侈，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朱元璋听了以后驳斥他说：“即使富了，又岂能放纵？即使显贵了，又岂能奢侈？有了骄奢之心，即使富贵了也不能保全自己。身处富贵的人更应抑制奢侈之心，力求节俭，控制欲望，即便这样也害怕不能满足人民的欲望，更何况穷尽天下各种技巧，来满足一己之私欲呢？这自然要导致灭亡。覆车之辙，不能重蹈啊！”

朱元璋一生都以此自戒，等到他登上皇位，建造宫室时，看到设计图中有雕琢奇丽的地方立刻删去，并对主持的官员说：“宫室要规整坚固就行了，何必过于雕琢呢？上古尧帝居住的地方是茅草屋、土台阶，砍来的椽子不经加工就使用，极为简陋。而前古称颂的盛德之君，尧数第一。到了后世，居高位的人竞相奢侈，享受尽宫室苑囿的娱乐，沉迷于车马珠玉的华美。欲望之心一起，则一发而不可收拾，祸乱就由此而起。所以说皇帝能崇尚节俭，臣下就不可能奢侈。我说过，珠玉不是宝，节俭才是宝。凡是兴建均应俭朴，何必雕琢奇巧而耗尽天下之力呢？”

每个人在提高个人修养和追求事业的同时，都不可能完全离开物质享受。我们当然不提倡像严监生那样临死时看见多点了一棵灯草就闭不上眼。这是一种拜物教徒的生活方式，完全颠倒了人与金钱的正常关系，已经成为金钱的奴仆，而非物质财富的役使者。但是，我们也反对那种不计后果的挥霍浪费，绮靡穷奢，金迷纸醉，不仅会使人们的精神极度空虚，再无斗志，还会使之沉沦堕落，走上不归之路。我们倡导的是一种健康的生活观，奉行的是适度消费，量入为出的原则；使物质生活能够成为精神与事业追求的基础，而不是障碍。

第十八篇祖冲之不迷信权威

祖冲之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学者，祖家历代对天文历法都素有研究，祖冲之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天文、数学知识。青年时代的祖冲之就赢得了博学多才的名声，宋孝武帝听说后，派他到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

公元461年，祖冲之在南徐州刺史府里做事，先后任南徐州从事史、公府参军。公元464年他调至娄县任县令。在此期间他编制了《大明历》。我国历代都有天文研究的官，并且根据天文研究的结果来制定历法。到了南朝宋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他根据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是如何之高了。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就召集大臣商议。孝武帝的宠臣戴法兴马上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宋孝武帝想帮助戴法兴，又找了一些懂得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也一个个被祖冲之驳倒了。但是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历。直到祖冲之死了十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是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他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

祖冲之还是个科学发明上的多面手。他制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推磨”。鉴于当时战火连绵，他写有《安边论》一文，建议朝廷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安定民生，巩固国防。

只可惜祖冲之生活在一个不重视创新发明的时代，他的很多成果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选自《南齐书·文学列传》

【智慧心得】

切忌食古不化，要勇于创新

祖冲之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之一。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历法工作。而且一经确立就被视为万古不移的金科玉律，决不能怀疑更不能轻易更改。可是，祖冲之还是对过去的历法不太满意，认为它不够精确，于是顶着重重压力潜心研究新的历法，并获得成功。后来，祖冲之继续保持这种探索的精神，不断地在科学上有新的重大发现。

创新精神是突破前人，不断进取的巨大动力。古今中外，但凡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无不如祖冲之一样具有不迷信权威，大胆挑战前人的胸襟和魄力。波兰的哥白尼怀疑被教会奉为真理的地心说，从而确立了日心说；李时珍挣脱古人窠臼，亲尝百草，以一部《本草纲目》修订神农以来医药界积累下来的错误；伽利略敢于“藐视真理”，从比萨斜塔上抛下两个铁球砸碎了亚里士多德的谬误。不仅以推陈出新为特点的科学界需要创新精神，其实从事各行各业都需要具有创新精神才能够不断开拓进取。

一个经商的人有创新精神才能够独立思考，根据市场变化而不是别人的买卖行为决定自己的策略。像战国时期的著名商人白圭，既不跟风，也不保守，而是根据丰收欠收的具体情况来执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策略。在别人觉得多而抛售时，他就大量地吃进，等别人缺少货物需要吃进时，他就大量抛出。这样低进高出，从中取利，积累财富。否则像我们现在的一些企业主或者一味跟在别人的后面，人家生产什么我就生产什么，人家开发什么我就开发什么，从来不想主动开发市场，永远掌握不了市场的先机。或者被动遵从价格曲线，供小于求我就赚一笔，供大于求我就赔一笔，从来不想想如何规避风险，这样下去迟早会走向破产的。

一个从事外交的人具有创新精神，才能够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活动中折冲樽俎，立于不败。建国之初，美国对中国进行封锁，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采取加强对苏联的外交方针。当中苏关系破裂，美国有意与中国修好时，周总理马上转变思维，采取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迎来中美建交，掌握外交主动。反之，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没有看到国际力量的变化，还寄希望于通过外交手段，利用国联来制裁日本，结果使我国山河破碎，同胞罹难。

一个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指挥者必须具有创新精神，才能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像韩信一样打破自古从汉中到关中必须通过栈道的传统，他偏偏从陈仓古道直插敌军；如李朔一般，不顾“百里趋利者，必撅上将军”的兵法，雪夜急行军，杀敌人个措手不及。如果像赵括那样一边打仗一边翻看兵书战策，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对方分析得一清二楚，等待他的只有失败。

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今天，那些能够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成长为商海弄潮儿的企业家，那些能够从贫困落后的山沟里一路冲杀而进入象牙塔的大学生，那些能够使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扭亏为盈的改革家，那些在别人左顾右盼、无所适从的时候能够率先抓住时机，追赶潮流的时代先锋无一不是具有创新意识的人。那些泥古守旧、食古不化的人注定只能碌碌无为地了此一生。即使他们有很好的机遇，即使他们有很好的起点，他们一样不会有所建树。

创造力是人与生俱来的本领，心理学家的实验数据显示，5岁儿童中，具有创造力的人高达90％。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甘于泥古守旧，缺乏创造精神呢？原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创造力时常遭到抑制。在19岁的人群中只有10％的人具有创造力，在45岁的人群中，具有创造力的人数竟然下降到5％左右。究竟是什么因素扼杀了我们的创造力？主要的恐怕还是从众心理和本本主义。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正常人几乎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之中。为了使我们的行为不会被视为另类，为了不招来他人异样的目光，我们必须学会遵守团体既定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久而久之，我们就丧失了独立思考和行为的能力。就像一只鸡群中的仙鹤一样，为了和群体的大多数保持一致，逐渐学会屈膝行走，久而久之再也不知道自己原来是与众不同的仙鹤了。

正是在这种从众心理的驱使下，我们的思维总是处于一种习惯性和依赖性的状态，每当进行决策或者从事一项活动之前，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高效地、更好地完成这件事，而是看前人是否已经有了可参照的经验，或者如何才能符合既定规范，不至于离经叛道。就这样，本来数一数妻子的肋骨，再摸摸自己的就可以推翻女人比男人少一根肋骨的谬论，可是由于这是《圣经》里的话，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观点，我们谁都不敢质疑它，或者谁都觉得没有必要去检验这一“真理”。到底重量大的铁球先落地还是重量小的铁球先落地，检验的手段极其简单，任何一个人只要手拿两个铁球爬上屋顶，轻轻一抛就可以了。可是，因为这是亚里士多德说的，每个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事实就应该像他说的那样，重量大的先落地”，结果我们被这一错误的理论欺骗了一千多年，直到伽利略从比萨斜塔上掷下的铁球将其砸碎。

无论走进工厂，还是来到公司，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声：“这些刚来的大学生，一到了务虚会议上侃侃而谈，经常用理论的大帽子压人。可是，出现具体问题以后，却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勉强说出来，又往往听着是那么回事，操作起来根本就行不通。”其中的原因基本上与赵括类似，那就是学习太多的书本知识以后，被条条框框限制了自己的思维，缺乏创新的意识，一遇到问题就想到书本中翻看具体的答案。殊不知书本上的理论是对现实的抽象思维，要想运用就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发挥和重新组合。如果硬是对号入座，只能跌个头破血流。

所以，拥有创新精神对我们十分重要，失去了它就不能根据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灵活地调整自己，抓住机遇；失去了它，就不能从现实出发，有效地解决问题。

一个人具有了创新精神，不但可以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突破陈规旧俗出奇制胜，还能够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找到自己与别人的差距，并大胆地吸收先进文化，接受先进事物，北魏孝文帝堪称接受先进文化的典型。

北魏政权初建时，定都于北方，这里离先进的汉文化较远，再加上政权的建立者是还处于游牧状态的鲜卑族人，所以十分落后，基本上还沿袭着奴隶制的陋习。魏孝文帝拓跋宏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北魏的制度落后造成的，于是下决心采取改革的措施，向中原学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洛阳。但是这些惯于养尊处优的贵族大臣们极力反对迁都。但是魏孝文帝表现得异常坚决，大有不迁都决不罢休之势，大臣们最后只好同意迁都。

迁都之事完成以后，孝文帝就开始雷厉风行地进行移风易俗，他先后宣布几条改革法令，包括：改说汉话，三十岁以上的人改口比较困难，可以暂缓，三十岁以下又在朝廷做官的，一律改说汉话，违反这一条就降职或者撤职；规定官民改穿汉人的服装；鼓励鲜卑人跟汉族的士族通婚，改用汉人的姓等等。魏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魏政治、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从此以后，北魏真正成为中国北方割据政权的代表了。

第十九篇梁武帝引狼入室

萧衍，字叔达，原来是南朝齐的官员，后来逼齐的皇帝“禅让”，自己建立了梁。萧衍做皇帝时间长达四十八年之久，在南朝的皇帝中列第一位。

萧衍做皇帝之后，初期的政绩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勤于政务，而且不分春秋冬夏，总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在冬天把手都冻裂了。萧衍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他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次的，吃饭也是蔬菜和豆类，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在这方面，萧衍在中国古代所有皇帝中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了。

萧衍还很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要求地方的长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他们，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清正廉明。为了推行他的思想，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迁到大县里做县令。大县令有政绩就提拔到郡做太守。政令执行后，梁的官治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

但后来由于在生活上遭受连续打击，萧衍看破了红尘，潜心研究佛教理论，再没有心思和精力处理朝政。可他毕竟还是尘世的帝王，虽然一心向佛，却仍然念念不忘一统天下。

一天晚上，萧衍做了一个梦，梦见东魏官吏纷纷献出土地向他投降，他坐在巍峨的大殿里接受降书和满朝文武的拜贺。萧衍认为这个梦是吉祥的征兆。

偏偏事有凑巧，不久东魏大将侯景由于同权臣高澄不和，派人拿着河南十三州的地图前来洽谈投降的事。侯景原来是被鲜卑族同化的羯族人，和高欢关系很好，在怀朔六镇起义失败后，侯景投靠了其他部落，后来又投奔了高欢，高欢很欣赏他，对他委以重任。

但侯景为人首鼠两端，在高欢死后，他和高欢的儿子高澄不和，高澄想夺他的兵权。侯景就投降了西魏，但西魏对他有戒心，于是侯景又请求萧衍接受他归顺。南梁人人尽知侯景的为人，因此，许多大臣都纷纷反对接纳侯景。可萧衍却大喜过望，根本不理睬大臣的建议，当即封侯景为河南王。随后又命令萧渊明引兵北上接应侯景。萧渊明是个纨绔子弟，他的军队在半路上遭到东魏军队迎头痛击，全军覆没不说，自己也做了阶下囚。老谋深算的东魏丞相高澄决定先离间侯景与萧衍。他带信给萧衍说，这次战争纯属不得已之举，只要交出侯景，东魏愿意同梁朝重修旧好，并将萧渊明放回。

萧衍读完这封语气诚恳的信，长叹了口气，答应交出侯景讲和。消息传出，本来就有作乱之心的侯景更有了借口，他决定率先下手。侯景带领穷凶恶极的大军挥戈南进，很快包围了南梁首都建康。面对虎狼之徒，南梁军民奋起反抗，足足坚守了四个多月。城破之时，城中只剩下两三千人，尸骸堆积，血汁漂流，惨不忍睹。侯景又纵容部下烧杀抢掠，使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至于梁武帝萧衍则被侯景幽禁起来，最后活活饿死。

——选自《梁书·武帝本纪》

【智慧心得】

目光宜放长远，不可囿于眼前利益

梁武帝一心想夺取北方的土地，进而一统天下，以至于做梦都出现了这样的场景。一个帝王有此抱负本无可厚非，但是，梁武帝却不应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投机取巧的冒险行动，听信侯景的一面之词，将其收留。想那侯景在当时以反复卖主，残忍好杀而闻名，并且个人野心也大得很，岂能甘心久居人下？不久，这条毒蛇在江南温暖的阳光下，逐渐恢复了体力，身躯由僵化而变得灵活以后，便开始反噬恩人，八十多岁的梁武帝因此而不得善终。

趋利避害，就如同植物的向水向光性一样，是人的本性。但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被称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在于人具有很强的判断能力，虽然内心向往着眼前的利益，但是一般不会马上采取行动，而是先对其进行论证分析，认为可取则取之，认为代价太大则果断地舍弃。话虽如此，但人有高下之分。许多人往往被眼前的利益扰乱了视线，只能看清那一点点的蝇头小利，而看不见周围的陷阱，更别说日后的损失了。正因为我们有这种弱点，所以在为人处世中如果稍不注意就会被对手或者居心不良的人所利用。他们常用的伎俩与钓鱼差不多，首先根据对方的喜好设置诱饵，待其将饵食尽也就难以脱钩了。

古代蜀国地处天府之地，以富庶闻名天下。与蜀国相邻的秦国早就对其垂涎三尺，只是苦于蜀国地势险峻，没有道路与之相通，才迟迟没有下手。到了秦惠王执政时，更是对这片肥沃的土地跃跃欲试。秦惠王听说蜀国的国王是个十分贪财好色的家伙，于是就派使者给他送去了一箩筐金子，并告诉蜀王，这些金子都是秦国的金牛屙的，秦王本想把金牛还有秦国的美女送给他的，只是两国之间没有道路才不得不作罢。这显然是一个笨拙的阴谋，但蜀王已经完全被金钱和美色迷住了心窍，哪里还顾得上分析秦王的真实意图呢？便派出五个大力士率领人马赶修入秦蜀道。蜀道很快就修通了，蜀王迎来的自然不是会屙金子的金牛，而是很会打仗的秦军。

一个目光长远，不为眼前利益所迷惑的人，不仅能够识破他人的圈套，避免犯蜀王一样的错误，还能够主动牺牲暂时的利益，来维护基本的原则，以保证获得更长远的利益。

鲁僖公二十五年，晋国攻打一个小国原国。晋文公命令部队携带三天的粮食，说三天打不下来就撤军。可是攻打到第三天，原国还是没投降，晋文公便下令撤退。这时，晋文公派往原国的间谍回来报告，说原国正准备投降。于是，军队统帅请求，等原国投降后再撤。但晋文公说：“信用，是立国的根本，百姓靠它来生存。如果为了得到原国而失去信用，百姓失去了依靠，那我们会得不偿失的。”于是，晋军就按晋文公的命令撤退了三十里，而原国也随之而投降了。

晋文公毅然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国土，是为了维护他在士兵心目中的信用，为了维护他在自己的百姓心目中的信用。因为如果为了这弹丸之地而失去了信用，那么将来晋国就可能面临着政令不通，军令难行的危险。到那时，不仅取得的国土要得而复失，就是自己的国土恐怕也要保不住了。原国的土地和诚信相比，就好比是粪土之与黄金，放弃了又有什么可惜？

与之对比，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失败就很容易找到原因了。就个人而言，不少人为了眼前晃动的钞票而忘记钞票后面的陷阱和法律，甚至铤而走险，把自己送上了一条不归路。就企业集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出很多的企业公司，它们的产品也一度打开国门，进入国际市场，但是由于这些厂家为了牟取暴利，不惜偷工减料，坑害顾客，不久以后便在国际市场上销声匿迹了。就国家而言，由于有的国家贪图眼前的利益，而忽视将来，所以很可能使国家陷入先污染后治理这样的窘境。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飞来的福祉中很可能包藏着难以预计的祸患，诱人的利益背后往往潜伏着可怕的灾难。

老子的《道德经》上有这样一句话“欲取之必先与之”。意思就是说，要想得到一件东西，就必须学会把目光放长远，首先舍得牺牲手中的既得利益，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收益。正所谓有投资才有回报。

吕不韦原本是战国时期阳翟的大商人，家资千金，富甲一方。一次，吕不韦去赵都邯郸做生意，听说秦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子楚在赵国做人质。但是子楚在安国君诸子中排行居中，生母夏姬又不受宠爱，地位很低。因此，子楚在赵国的生活用度不宽裕，再加上秦国屡次攻赵，赵国对子楚也不礼貌，子楚日子过得很不称心。见过子楚的人也都认为他没有什么前途。可是吕不韦却不以为然，大为感慨地说：“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可积存的货物啊！”于是他主动接近子楚，还把自己宠幸的爱妾赵姬送给子楚，并表示愿意打通关节，帮助他继承秦国的王位。子楚听后，忙下席跪拜说：“若先生的谋划真能得以实现，愿与先生平分秦国。”

吕不韦马上携带大量的金银财宝赶到秦国，贿赂安国君的正妃华阳夫人，最终使安国君立子楚为自己的继承人。后来，安国君即位为王一年后就去世了，太子子楚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秦王，并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

吕不韦为了赢得权势，获得政治利益，不惜重金扶持子楚登上王位。他的这种投资风险之大，时间之长，是十分少见的，而他获得的利益又是空前绝后的。通过对吕不韦发家史的回顾，我们不仅要懂得投资与回报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凡是懂得通过长期投资获得惊人回报的人，都是具有长远眼光的人。他们所看到的是十年之后的效益，所以才能十年如一日地牺牲和投入。

第二十篇陈后主好色亡国

陈后主，即陈叔宝，南朝陈的最后一任皇帝。陈朝自武帝开国，纲纪粗备，天下渐安，江南之地也日趋富庶。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后主陈叔宝，却早已失去了先辈的雄才大略和英武之气，耽于诗酒，专喜声色。

自武帝开国以来，陈国内廷陈设极为简朴。到后主继位后，嫌其居处简陋，不能作为藏娇之金屋，于是在临光殿的前面，又修建了临春、结绮、望仙三阁。

此三阁阁高数十丈，绵延数十间，极尽土木之奇、人工之巧。窗牖墙壁栏槛，都是以沉檀木做的，以金玉珠翠装饰。门口垂着珍珠帘，里面设有宝床宝帐。服玩珍奇，器物瑰丽，皆尽古未有。阁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名花。每当微风吹过，香闻数十里。陈后主自己居住在临春阁，张贵妃住结绮阁，龚、孔二贵嫔住望仙阁，阁与阁之间有复道连接。此外，还有王、季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都以才色著称，轮流得后主召幸。在所有嫔妃当中，后主最为宠爱的是张贵妃。

张贵妃，名丽华，虽出身于织席为业的贫家，但艺貌双佳。她发长七尺，黑亮如漆，光可鉴人。并且脸若朝霞，肤如白雪，目似秋水，眉比远山，顾盼之间光彩夺目，照映左右。更难得的是张丽华还很聪明，能言善辩，鉴貌辨色，记忆力特别好。当时百官的启奏，都由宦官蔡脱儿、李善度两人初步处理后再送进来，有时连蔡、李两人都忘记了内容，张丽华却能逐条裁答，无一遗漏。

起初张丽华只执掌内事，后来便开始干预外政。因陈叔宝特别宠爱贵妃张丽华，所以国家大事也“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后宫家属犯法，只要向张丽华乞求，张丽华无不代为开脱。王公大臣如不听从内旨，也只由张丽华一句话便遭训斥。因此江东小朝廷，不知有陈叔宝，但知有张丽华。

自己萎靡不振，不思政务也就罢了，陈后主居然将中书令江总，以及陈暄、孔范、王瑗等一般文学大臣一齐召进宫来，饮酒赋诗，征歌逐色，自夕达旦。他还命令数千宫女歌唱著名的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当时隋文帝正处心积虑地要灭掉陈朝完成统一大业，各种不祥的消息屡屡传至陈国。但陈后主却认为王气在此，毫不在意。

开皇八年三月，见一切准备就绪的隋文帝下诏发兵五十余万，由晋王杨广节度，分进合击，直指陈朝都城建康。由于陈国毫无防备，隋军一路势如破竹，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建康城。惊慌失措的陈后主早已忘了王气所在，不顾国体，躲到御花园的枯井中藏身。当隋兵搜查到这里，将他从井下拉出来时，发现他还抱着张丽华、孔贵嫔。

——选自《陈书·后主本纪》

【智慧心得】

温柔乡是英雄冢

陈国地处江南，内有渔盐之利，外有长江之险，进可以横扫宇内，吞并四方，退可以割据一方，称霸称王。只可惜陈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陈叔宝为色所迷，不仅不能进取，反而兵败亡国，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孟子云：“食色，性也。”男欢女爱本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一个人过分沉溺于酒色，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那么必将害人害己，甚至遭到世人唾弃。

好色的第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对健康的摧残。有节制的性生活是正常的生理需求，但是如果沉迷其中，纵欲过度，就是对身体最大的伤害。中国历史久远，洋洋《二十五史》，名相权臣不算，光帝王的名字就够开列一张长长的清单。可是，仔细计算一下帝王君主的寿命，却发现被呼为万岁天子的他们，却多是短命之人。

历代王朝中，帝王平均寿命最长的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平均享年五十四岁；帝王平均寿命最短的是北朝的北周，平均享年仅有二十二岁。帝王个人寿命最长的是乾隆皇帝，享年八十九岁，但这只是凤毛麟角而已（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计年不准确，故不计）。排除为政辛劳、政治事变的因素之外，太平天子的寿命也不是很长。寻根溯源，剥夺皇帝寿命的最主要的因素当是他们自己的纵欲无度。

传说中的黄帝一生御女一千二百，有信史为证的周朝，皇帝可以合法地拥有一百二十一个妻子。但周朝这些帝王与后世的那些拥有三千粉黛的帝王相比，则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史载，秦始皇横扫天下每灭一国后，必收其王妃、公主、贵妇、美人入宫，致使他的后宫列女上万，到了汉武帝时，这个数目还在增加。

汉武帝无疑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但同时也是一个风流放荡的皇帝。秦始皇时嫔妃分为八级，到汉武帝时嫔妃级别增至十四等。而相应地人数也从秦始皇的上万人增加到了一万八千人。精力旺盛的汉武帝还大言不惭地说：“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历史上拥有女人最多的皇帝是唐玄宗，其长期拥有的宫女数量超过四万个。后来多亏了安禄山造反，使得李隆基失去了安稳的龙床，要不然，恐怕他也难有七十几岁的高寿。明清的皇帝自恃开明，大谈先朝帝王过于风流而导致亡国，因此，做出了节欲止淫的姿态，开始削减宫女的数量，但是平均每位帝王的后宫至少也有二到三千的美女佳人。

长期在脂粉堆中生存，对身体的损伤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帝王也不是没有感觉到。但是，面对秀色可餐的国色天香，又欲罢不能。于是，就出现了很多为了一时的欢愉而殒命的悲剧。西汉成帝刘骜，从正史来看，本是个平淡无奇的皇帝。然而，他却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死于春药的君王。

刘骜不仅像其他帝王一样喜欢女色，而且博而又专，尤其喜欢两个美女。一个是大家熟知的环肥燕瘦中的赵飞燕，一个是名气虽不及赵飞燕，但美色和被宠幸的程度犹过之而无不及的赵合德。赵合德本是赵飞燕的妹妹，同飞燕一起进宫，同样依靠美色得宠。在赵飞燕姐妹的轮番轰炸下，刘骜的身体渐渐吃不消，到了最后，连走路都有点迟钝。于是，他就命令方士呈现仙丹，来刺激自己的性欲。这种所谓的仙丹药性极强，在烈火中烧炼，需要一百天才可以炼成。先用大缸装满水，把仙丹放到水中，水立刻沸腾，再换新水，经过十天之后方才不沸，然后吞食。最后一次，由于刘骜贪欢，一次吞下十粒，刹那间在赵合德的床上气绝身亡。刘骜一死，给刘氏家族带来了隐患。皇帝突然驾崩，又没有直接继承人（成帝曾有过子嗣，但都被赵氏姐妹杀死了）。最后只得由他的侄儿刘欣即位，是为哀帝，当然后来被王莽篡位了。

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和工作压力都很大，据统计，我国大部分青壮年都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同时，当前社会的不良风气又充满了诱惑，如果我们不加以克制，就很可能为了一时贪欢而留下终生的遗憾。

好色的另一大害处就是它能够使人置道德法律于不顾，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所谓的色胆包天就是这个意思。这种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春秋时的楚平王曾经骗娶了儿媳妇。隋炀帝在父亲没有去世的时候就调戏隋文帝的爱妃。唐高宗在李世民死了以后，立即娶了父亲的小老婆武才人。唐玄宗看上了儿媳妇杨玉环，也是不择手段夺了过来。

无论是子烝其母，还是老公公娶儿媳妇，这种行为不仅是封建社会的礼教所不允许的，就是今天也为人所不齿。这是一种为了美色而不顾人伦的丑行。时下，渔色猎艳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大难题。有知名企业家因包养二奶而身败名裂的，有大学教授、知名学者出入色情场所而名声扫地的，有社会精英为了美色而锒铛入狱的。美色的诱惑不可谓不强，同时美色的害处也不可谓不大，希望能够引起人们的普遍警觉。

中国民间流传的三十六计当中，有一个成本最低，但成功率最高的计策就是美人计。所谓的美人计，就是“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意思是，对于用军事行动难以征服的敌方，而使用“肉弹”，先从思想意志上打败敌方的将帅，使其内部丧失战斗力，然后再行攻取。

既然英雄难过美人关，那么，许多善于钻营的世故小人就会利用某些人好色的本性巧施美人计，或者通过女色来打通关节，获得升官发财的机会。因此，一旦我们陷入欲海情天无法自拔，就会使得群小乱舞，毁掉事业江山。

李隆基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英明帝王，他的高度智慧和坚强性格可以和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世民相媲美。李隆基即位之初，不问酒色，一心致力于国家的治理，这时就有姚崇、宋璟为代表的忠贞正直的贤臣聚拢在他的周围，君臣合力同心，共同将唐帝国推向繁荣的顶峰。可是当他宠爱杨玉环，堕入“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温柔陷阱之后，马上就有了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为代表的群小前呼后拥。

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弗洛伊德认为性欲是人的本性。可见，对美色的喜爱如同《圣经》中所说的原罪一样，与人类如影随形，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当今社会，传统道德的力量日益薄弱，男女交往较之古代更加频繁，生意场上也好，谈判桌上也罢，竞争对手或者合作伙伴为了自身的利益常常会以女色为陷阱，扳倒对方。而男女同事之间长期共事，也难免日久生情。要想克制这种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只能依靠理智的力量来唤醒人们沉睡的良知。而理智的形成就来源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熟知和记忆。希望这些好色误国、好色沉沦的鲜活例子能够为置身欲望场中的人们敲响振聋发聩的警钟。

第二十一篇拓跋珪教子无方

拓跋珪，鲜卑族人，北魏的开国皇帝。他虽然出身高贵，是鲜卑族拓跋部首领什翼犍的孙子，但是却有着很不幸的童年。原来，376年，前秦王朝派大军攻打拓跋部。什翼犍战死，部众离散，六岁的拓跋珪只能随母辗转流徙到贺兰部避难，过着寄人篱下、朝不保夕的生活。

后来，前秦覆亡，鲜卑各部发生内乱，拓跋珪才在舅舅贺讷的支持下被推为各部盟主，建国号为魏，此时的拓跋珪年仅十六岁。新兴的北魏政权，国土狭小，实力薄弱，又兼四周强邻虎伺，随时都有亡国的危机。但拓跋珪年少有为，倾其文韬武略，在经营自己的领地的同时，南联后燕，北击高车、柔然。仅仅十几年时间，拓跋珪就把北魏建设成称霸一方的强国。

就是这样一个文武兼备，能够游刃有余地统领满朝文武，治理四方百姓的英雄人物，却缺少管理家庭的能力，特别是对教育儿女毫无办法，最后还因此遭遇不测。拓跋珪有一宠妃贺兰，生一子名叫拓跋绍。这个拓跋绍自小凶狠异常，以打劫行人，剥人衣服取乐，又常杀猪剁狗，荒悖无常。

拓跋珪知道以后很生气，曾把他头朝下地吊在井里，垂死之际方才放他出来。为此，父子之间产生了仇恨。409年，失宠的贺兰妃被拓跋珪囚禁起来，准备处死。贺兰妃暗中托人密告拓跋绍，让他设法营救她。拓跋绍眼见母亲要被处死，又害怕自己和父亲的新宠之间私通的事情泄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他在夜里越过宫墙，冲入天安殿。侍者惊呼“有贼”，久经战阵的拓跋珪马上摸刀御敌。但毕竟事发突然，被拓跋绍抢先一步，挥刀砍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第二天中午，拓跋绍召集百官于端门，隔着大门，从门缝问百官：“我有叔父，也有哥哥，公卿众人想拥立谁呢？”大家闻言都愕然失色，没有答腔的。过了好久，南平公长孙嵩回答：“我们拥戴王爷您。”此时，大家才知道武帝驾崩，又都不知死因，所以没一个人敢出声。散朝后，大家议论纷纷，认为武帝死因可疑，所以朝野汹汹，人怀异志。拓跋绍毕竟是个少年，又无人辅佐，听说外面人心不安，只知道从府库里搬出大批布帛赏赐王公，施小恩以自全。

齐王拓跋嗣听说父王被弑，偷偷向都城奔返。拓跋绍几次派人想杀掉他，都没有成功。百姓和众大臣得知拓跋嗣回城，奔走相告，欣然响应，争出奉迎。拓跋嗣在城西刚一露面，宫里的卫士就把拓跋绍抓住送给拓跋嗣论处。拓跋嗣数论这个庶弟的罪恶，最后杀掉了拓跋绍及其生母贺兰妃。

——选自《魏书·太祖本纪》

【智慧心得】

立业重要，治家也同样重要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是位叱咤风云的开国之君，应该说颇有雄才伟略，可是就因为有一个不孝的儿子清河王拓跋绍，不仅害得自己不得善终，还使得兄弟反目成仇，兵刃相见，实在是令人惋惜。

成家与立业，是人生的两件大事。可是，很多人却往往如道武帝一样，虽然赢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却失去了家庭的欢乐。更有甚者，家庭的不幸又反过来影响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甚至会导致彻底的失败。历史上类似这种由于妻不贤、子不肖、兄弟不和而导致能人志士名声受损，事业被毁的例子还有很多。

西汉霍光为汉武帝托孤重臣，一生可谓位高权重，始终忠于君主，勤于政事，却因为妻子儿女而名声扫地。原来，霍光的妻子为了提高家族的声望地位，就和人密谋毒死皇后，让自己的女儿取而代之。这一阴谋实现后，她又指使女儿毒杀太子，以便将来立自己的外孙为太子。后来，阴谋败露，显赫一时的霍家被满门抄斩，霍光的一世英名也毁于一旦。与霍光妻子相似的是，南朝刘劭为了尽快继承皇位，竟然与臭味相投的弟弟找来巫婆施展巫术，诅咒自己的父亲宋文帝快点儿死。文帝知道后非常震怒，准备处置两个儿子。岂料自己宠爱的潘淑妃因为疼爱儿子，偷偷向刘氏兄弟告密。二人马上招募勇士，伪造皇帝的诏书进宫行刺，使宋文帝血溅后宫。

唐高宗李治一心想立武昭仪为皇后，并把自己的想法拿到朝堂上讨论。以褚遂良为首的多数大臣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皇后虽然只是皇帝的正妻，却担负着母仪天下的重任，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决不可以轻易地废立。但是以李勣（即大家所熟悉的徐茂公）为首的少数派却不这么认为，李勣轻描淡写地对高宗说：“这是陛下家中的私事，何必再问外人？”李治在其支持下，终于策立野心勃勃的武则天为皇后。不久以后，他就失去了实权，成为傀儡皇帝，忠于李氏的大臣也一个个惨遭屠戮。李勣虽然因为死得早躲过一劫，但他的孙子徐敬业却被逼造反，最后兵败身死。

由此看来，所谓的家务事只是个人私事一说是站不住脚的。事业和家庭是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一个人如果处理不好家庭事务，不仅仅是影响工作的心情这么简单，还很可能使事业为家庭事务所累。再加上家庭事务本来就千头万绪，剪不断理还乱，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说。所以，我们在整天为事业奔波劳碌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家庭，要谨慎对待。否则，就很有可能遭遇古人的不幸。

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前车之鉴，中国人往往把成家与立业对立起来。认为连这些了不起的人物都难免百密一疏，更何况是普通人呢。所以，干脆为了事业不以家庭为念。比如汉武帝晚年很宠幸钩弋夫人，后来钩弋夫人怀孕14个月生下一子，汉武帝非常高兴，因为传说古圣人尧就是在娘胎里14个月才生出来的。武帝盛爱之下，决定立这个孩子为太子，又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子弱母壮，母以子贵，出现像吕后专权那样的局面，于是找个借口下令将钩弋夫人处死。

后来的北魏也仿效立子杀母，并一直延续了好几个朝代。宋朝的包拯为了保全清官之名，防止亲朋家人以权谋私，竟然和亲戚朋友断绝来往。明朝的海瑞，就因为自己的一个小女儿偷吃了一张饼而将其活活打死。中国民间甚至还传颂着这样的故事，说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因为害怕将来子女不肖毁坏自己的名节，竟然生下一个儿子就杀死。后来，刘墉出生时，皇帝、太后出面才将其保住。这当然属于无稽之谈，但既然能够在民间广为流传，说明中国人还是有将家庭和事业对立起来的情结。

将事业和家庭对立起来这当然是有失偏颇的，他们只看到了不幸的家庭会为生活和事业带来不幸，而没有看到幸福的家庭却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根基和动力。一个人没有和睦美满的家庭，就没有心灵栖息的港湾，就没有抚平伤痛的角落，最后必然会心力交瘁。古人之所以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做人生的四大目标，就在于它们之间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有时候治理好家庭，不仅能够保证自己全身心地投入于事业，还能够为事业注入勃勃生机和不竭的动力。

大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前担任汉朝的太史令，一直想做一部史书，记述三皇五帝以来的历史，不想还没有着手就身染重病。司马谈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嘱咐司马迁说：“我们家的人，世世代代担任太史一职，记叙国家的历史。可是由于天下动乱，史书的记载也就断绝了。我死以后，你将接替我的职务，你要是真正孝道，就应该完成我未竟的事业。”司马迁铭记父亲的嘱托，为了《史记》的创作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即使身受腐刑也没有终止创作。如果没有司马迁的青出于蓝，司马氏的功绩将永远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司马家族几代人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

既然家庭的不幸会对事业有所冲击，而和谐的家庭又能够使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那么所有希望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切莫一味埋首于文山；劳神于会海。还应该花费一些精力，妥善治理自己的家庭。古时候，江西抚州金溪有一个陆姓的大家族，陆氏家族治家有方，不论寒暑，每天清晨，全家百余口人首先共同拜谒祖先宗祠，然后共同聆听祖训，以牢记勤俭持家、不忘诗书礼仪。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仅保证了庞大的家族和睦相处，还成功地培养出像陆九韶、陆九渊、陆九龄这样了不起的人才。

当然，在现代社会这种大家族已经不复存在，即使兄弟也不多见，因此，治家的问题就主要集中在对子女的教育和配偶的沟通上。对于子女，做家长的一定要注重教育，根据他们的性格，因势利导。如果自尊心较强的孩子，就应该像大禹治水一样注意在心理上加以疏通引导，而不能揠苗助长。如果孩子性情顽劣，就应该严加管束，决不能纵容姑息。对于配偶，则应该多沟通、多交流，使他（她）能够真正理解你的事业和追求。只有这样他（她）才能够不拖后腿，全力支持。例如，东汉的梁鸿是当时有名的贤者，但因为家境贫寒无法成家。后来同县富家女孟光仰慕他的为人，主动要求下嫁。孟光过门的时候，打扮得极为华丽：施脂粉，穿绸缎，发髻如椎。新媳妇过门整整七天，梁鸿对她不理不睬。孟光急忙问梁鸿这是何意，是否自己有不当之处。梁鸿回答说：“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孟光听了以后恍然大悟，从此不施脂粉，身着布衣。后来，两人见时局动荡，真的归隐山林了。试想，如果梁鸿不是及早坦露自己的心迹，使妻子树立与自己相同的志向，养成朴素的生活习惯，又怎能一同隐居山谷，得以保全呢？

当然，管理家庭事务，也决不能像对待公务一样，丁是丁，卯是卯。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管理家庭事务还要有一点儿难得糊涂的精神，对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要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唐朝有位百岁寿星，拥有一个几代人共同生活的大家族，可是这样庞大的家庭却没有什么严重的纠纷，大家和睦相处，其乐融融。这样的家庭生活不仅使乡邻们十分羡慕，就连贵为天子的唐高宗也十分向往。于是他就亲自召见老人，向他请教治家之道。老人似乎不善言辞，命人取来纸笔，一口气写了一百多个忍字，感动得唐高宗热泪盈眶，明白了为什么帝王之家多烦恼，并非是因为族人众多，而是因为纷争太多。而作为一家之长必须能够包容家人的缺点错误，息事宁人，才不至于激化矛盾，挑起事端。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和睦的家庭可以对一个人的事业给予物质或者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相反，充满问题的家庭不仅会使人失去世间最宝贵的快乐，还可能徒增烦恼，为自己的事业设置难以挣脱的羁绊。因此，如果我们要想在事业上功成名就，千万不可忽视对家庭的治理。

第二十二篇崔浩修史被灭门

崔浩，出身于清河望门大族，父亲崔玄伯是北魏道武帝、明元帝时期的重臣，他自己则历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帝三朝，官至司徒，极受恩宠。在此期间，崔浩为了报效皇恩，也确实做到了竭尽所能，兴国富民。

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事决策，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魏太武帝时，崔浩三次力排众议，主张攻灭赫连夏，主动大规模出击柔然，攻灭北凉沮渠氏。柔然的大溃败和夏的覆亡，使北魏得以解除政治上和军事上来自北方和西北方的威胁。北凉沮渠氏的灭亡，使北魏得以打通西域商道，并从河西输入遗存的中原文化，有利于北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此外，崔浩才艺通博，除了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外，在天文、历法、法律、饮食、宗教等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就是这样一位三朝元老，国之栋梁，却在自己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突然遭遇了一场始料不及的巨大灾难。像许多封建帝王一样，北魏太武帝在开疆拓土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开始考虑加强文治，续修国史，以弘扬自己和祖先的威名。

而主持这一神圣而艰巨任务的当然非崔浩莫属了。崔浩自然不敢怠慢，马上带领史官在前人所撰写的史稿的基础上进行删改润色，终于完成了续史工作，并将新的史书命名为《国记》。《国记》修毕后，崔浩自感满意，采纳了著作令史闵湛、郗标的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供国人观赏品评。但是，出乎崔浩意料之外的是，就是这一工程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原来，太武帝命崔浩修撰《国记》的时候，曾经叮嘱崔浩要“述成史书，务存实录”。崔浩秉承这一旨意，召集一些文人按照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修撰《国记》，尽述拓跋氏的早期历史，毫无避讳。其中包括前秦苻坚灭代（北魏初期称代）时，生擒了代君拓跋什翼犍，并将后来成为北魏开国之君的拓跋珪流放到蜀国的事实。这是拓跋氏不光彩的历史。

同时，《国记》还实录了拓跋氏的婚姻关系。原来，什翼犍的儿子是献明帝拓跋寔，献明帝和贺后所生的儿子是拓跋珪。献明帝死后，什翼犍娶贺后为妻，也就是公公娶了儿媳妇。苻坚生擒什翼犍的时候，因为不熟悉内情，错把拓跋珪当作什翼犍的儿子，结果爷爷变成了父亲，孙子变成了儿子，闹出了大笑话。拓跋人看到崔浩竟然把本该忌讳的历史在显眼的地方公开出来，极为震怒和惶恐，连忙报告了太武帝。

太武帝知道后大怒，当即下令严惩崔浩。他不仅毫不犹豫地判处昔日的爱卿死刑，还特意在崔浩临刑前，派数十个卫士往他的头上小便。同时被杀的还有清河崔氏全族，以及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

——选自《魏书·崔浩列传》

【智慧心得】

不要触犯他人的隐私和忌讳

人要脸面树要皮。尊严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的重要，为了追求它，有些人能够从布衣而变卿相，由赤贫而为巨富；为了维护它，有些人忍受干渴而不饮盗泉之水，宁愿饿死不食嗟来之食。可是，尊严又是那么的脆弱，哪怕是轻微的伤害，就会使人由心平气和变得怒气冲天，洒脱不羁变得生不如死。

尊严究竟是什么？它包括人的信誉、自尊、人格。正因为这样，为了和谐共处，为了工作事业的顺利开展，我们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不仅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更要注意维护对方的面子。而维护他人面子的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不要触动其隐私和忌讳。对此，我国古人早就提出了“避尊者讳”的问题。要求晚辈在长辈面前、地位卑微的人在地位尊贵的人面前不仅不能直呼其名，还要注意不能论及对方的禁忌和隐私。实在避不开了，也要用婉转的方式表达。

比如，某个皇帝因为年轻老犯错误，却很讨厌别人说他少不更事，做臣子的要这样劝说，陛下犯错误是因为“富于春秋（意思是说您将来的日子长着呢）”，而不能直接说：“您年纪轻轻，犯这种错误很正常。”否则，不被杀头也会被炒了鱿鱼。尊者有隐私要避讳，我们普通人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在漫长的专制社会，一般人的这种心理需求不被重视罢了。就拿鲁迅笔下的阿Q来说，作为一个落后的、头上有秃疮的农民，还不愿意别人当着自己的面喊“秃”呢！

中国人有着很强的宗族观念，对先人的尊敬和崇拜，在世界上都是很少见的。一个人可以容忍别人的种种侮辱，却很难接受对方对自己祖宗的不敬。在过去，对一个人最大的侮辱和惩罚，莫过于挖掘祖坟。可是，祖宗在世的时候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犯一些错误，遭遇某些不幸是在所难免的。作为他的后代，虽然不能够抹杀历史，但还是尽量回避，如果有人不慎揭示出来，是很令人不愉快的。所以，尽管崔浩深得皇帝的信任，但是由于他抖落出拓跋氏祖先的不光彩的历史，难免要遭遇不测。

清朝与北魏十分相似，也是落后的民族击败了先进的民族并成为国家的统治者。所以满族人入关以后，对汉人谈论自己过去作为夷狄的历史，作为入侵者的经历同样非常忌讳，认为谈论这些是给祖宗脸上抹黑。有时清朝的皇帝甚至会变得很神经质，只要哪个词、哪句话引发他们引以为羞的联想，就会大开杀戒。清世宗雍正继位之后，翰林徐骏的诗集里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句。雍正牵强附会，认为“清风”影射朝廷，“清风不识字”这不就是诬蔑满族人没有文化，十分落后吗？于是一道圣旨，将徐骏处以死刑。

今天虽然不见了过去那样庞大的宗族，但是我们对祖先的敬仰与尊重却一点也没有减弱。一旦在交往中有人不小心揭了某个人先辈的短处，还是极容易引发矛盾的。即使对方没有什么过激的举动，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也是很不好的。

人生在世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要经历很多的曲折和痛苦，而这些不愉快的经历，有些并不是代表着资历和成就，很可能是听起来让人脸面无光、下不来台的。例如，过五关斩六将和败走麦城，同是艰辛困苦的经历，但是前者却包含着骄人的成绩，眩目的光芒，别人不说，自己也要宣传一下。后者除了经验和教训就没有丝毫的荣耀了，不仅自己讳莫如深，更怕他人揭开这道伤疤。因此，这些不光彩的历史就是一个人最大的忌讳。

春秋时期有位君主，特别喜欢在众人面前议论手下的一员大将当年是如何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时间一久，将军忍无可忍，终于在一怒之下杀死国君。明太祖朱元璋因为曾经做过和尚，所以坐上龙椅之后就不愿意别人提到“僧”、“秃”、“光”等字眼。有一年，有人在《贺表》里写了“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几个字，朱元璋读了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削发，说我是秃子。则者近贼，骂我做过贼。”于是立即下令把作者处死。

不仅不光彩的历史令人痛苦，不愿意被别人提及之外，生理上的缺陷也是一个很大的隐私和忌讳。前者破坏了整体经历的完美性，后者则损坏了整个人体的完美性。几乎没有哪个人可以视而不见，毫不在乎。一个女强人在外面叱咤风云，很可能回到家里对镜自怜，为脸上的一道细小的疤痕叹息不已；一个在公众场合不拘小节、豪气万丈的大丈夫，很可能关起门来，为自己身材的矮小痛苦不堪。他们不仅仅为缺陷本身带来的不便而痛苦，更为由它引起的他人的异样目光而苦恼。因此，人们都想方设法加以掩饰。有疤痕的用化妆品，身材矮小的穿增高鞋，头发稀少的戴假发……

如果我们在交往的过程中，不注意避讳这些问题，就很容易引起不愉快，甚至是激烈的冲突。五代时期的李克用生下来就是个独眼龙。他曾经让画家为自己画肖像。有的画家因为没有避讳他的眼睛，用写实的手法进行描画，都被他杀了。幸好最后有一个画家很聪明，刻画了李克用弯弓射箭，正微闭着失明的眼睛瞄准的瞬间，李克用看了很高兴，还赏赐他很多金钱和布帛。由此看来，为了使交际活动顺利进行，我们在与生理上有缺陷的人打交道的时候，要尽量避免触及对方的敏感区域，而如果我们在这样的领导身边工作时，仅仅做到这样还不够，还要像这个聪明的画家一样，主动为其遮掩。

最后，还要提醒读者一下，打人莫打脸，骂人莫揭短。即使我们与哪个人之间有了摩擦，甚至发生了冲突，也不要不计后果，专门揭露人家的隐私。一方面，这样做容易令对方如法炮制，以牙还牙，大曝你的家丑，让你同样无地自容；另一方面，被揭露隐私对一个人的伤害要大大超过肉体上的侵犯，面对耻辱，他很可能会丧失理智，失去自控，使矛盾进一步升级，最终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第二十三篇兰陵王功高震主

南北朝的北魏末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来，东魏的政权为高洋所夺，是为北齐。高洋有个侄子名叫高长恭，被封为兰陵王。兰陵王骁勇善战，为巩固北齐政权屡立战功。

公元564年，北周集结二十万大军，进攻北齐，并包围了洛阳。北齐以段韶、斛律光、高长恭为帅领兵八万解救洛阳。两军在洛阳的邙山遭遇，并就此开始战斗。当时齐军抢占了山坡的高处，段韶在左，斛律光在右，兰陵王领中军。

战役开始后，周军以步军为前锋，向前猛攻，齐军步步收缩，向山上退去。等周军的战线逐渐拉长，势头开始衰退的时候，齐军阵后的精锐从两翼开始了猛烈的反攻，周军顿时支持不住，溃败下来。这时兰陵王独领五百精骑杀入敌阵，穿透重重敌军，直抵洛阳城下。

洛阳城中守军不知来者为谁，不敢开城，兰陵王脱下头盔，仰面示之。城中守军认出是兰陵王，欢呼声震天，遂开城与城外的援军共击周军。在内外夹击下，周军十几万大军全部崩溃，一败涂地。洛阳邙山之战，以北齐的大胜而告终。兰陵王一战成名，威名远扬。士兵们根据兰陵王的事迹，创作了《兰陵王入阵曲》，争相传唱。

公元571年，北齐、北周两国之间硝烟又起，在河南沿黄河一带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最初周军夺取了北齐好几座城池，北齐皇帝高纬急忙派遣兰陵王和段韶共同领兵赴援，不幸的是，段韶于军中得病，这样只能由兰陵王总督大军。

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兰陵王不仅机智勇敢，而且爱护士卒，即使得到很少的瓜果，他也要与将士们共同分享，因而得到大家的拥护，人人都希望努力杀敌报答他，北齐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就这样，原本不可一世的北周军在兰陵王的队伍之前，变得不堪一击。兰陵王指挥北齐军所向克捷，无人能敌，取得了柏谷、定阳等地围攻战的胜利。

可是，军事上的胜利，却使得兰陵王陷入了可怕的政治危机。有一天，高纬问兰陵王：“当年邙山大战时，你只领五百人就敢深入敌阵，岂不危险？”兰陵王随口答道：“这是自己家里的事，所以不知不觉就这样做了。”

高纬一听立刻变了脸色！兰陵王是皇帝的堂兄，以天下得失为“家事”，是不是有夺位之心？兰陵王看出了皇帝的疑忌，从此以后就开始学习萧何，通过贪污的方式进行自污，以降低威信。他的属下尉相愿见了，劝他说：“朝廷如果猜忌您，这正好给他留了把柄，想求福反而招祸。”

兰陵王听了以后，流着泪向他请教避祸之法。相愿说：“皇帝对您猜忌主要是因为您威名太重，所以，您最好称病在家，别干预政事了。”于是，兰陵王开始装病。但毕竟他正处盛年，不甘心完全隐退，还是经常参与政事。终于有一天，兰陵王突然接到皇帝派人送来的毒药，他只能饮药自尽。

——选自《北齐书·文襄六王列传》

【智慧心得】

君子当激流勇退

兰陵王战功卓著，万民仰慕，顿时感到高处不胜寒。于是，他急忙通过贪财敛财的办法自污，希望借此贬低德行，消除皇帝对自己的怀疑。但是，终究醒悟太迟，放权又不彻底，才遭饮鸩之祸。

古代有所谓“功大难酬”、“功高震主”的说法，指的是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君主不容许别人有太高的威信、太大的权力。当开国或中兴之时，君王不得不依赖那些才干出色、能力超群的文臣武将。等到天下已定、强敌除尽之时，君主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对功臣们加官进爵以示酬劳的同时，又因为这些具有非凡才干的功臣集声望、权力于一身而猜忌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位高权重的功臣常常会面临盛极而衰的奇灾大祸，因为心胸狭窄的君主有可能随时下毒手铲除功臣，以便加强集权统治。于是历史上便有了越国大夫文种、秦朝李斯、汉朝韩信、北朝兰陵王、明代李善长这样的功臣不断地重复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

但是，这样的悲剧并非不可以避免。尽管西汉的韩信、彭越、英布在战场上为刘邦卖命，打败了西楚霸王项羽，将刘邦推上皇帝的宝座后，刘邦为了巩固刘家天下，却将他们一个个除掉；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心狠手辣，几乎将功臣杀个精光。但是，汉朝开国之时，萧何、张良的功劳并不在韩信之下，明朝攻城掠地谁又能比得上徐达？最后这些人不仅能够享尽荣华，寿终正寝，还子孙绵延，永享爵位。其区别就在于他们是否懂得孔子所说的“持满之法”。所谓的持满之法，就是当一个人的权势达到顶峰的时候能够“抑而损之”。具体运用起来，无外乎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种是自贬身价法

汉十一年七月，淮南王英布造反，刘邦移兵南征英布，萧何还是照例治理后方。其间，刘邦多次派使回长安，问相国近做何事。一个说客听到这件事以后，找到萧何说：“这样下去，您离灭族不远了。现在您位居相国之位，功劳全国第一，您想想看，您的地位、功劳还可以增加吗？但是，您自入关中以来，虽然得到了百姓的诚心拥护。可我们的皇上屡次派人打听您的作为，是因为害怕您尽收民心，而背叛皇帝啊！现在您不如多购买田宅，运用您的权势，以最低的价格向百姓赊欠来污浊自己，如此的话，我们的皇上心里就会安定，对您就没有戒心了。”

萧何认为很有道理，就依计而行。等到刘邦平定英布后返回长安，途中遇到不少百姓拦路上书，状告萧何强买民田。萧何入宫见驾，刘邦将状书一一展示给萧何，笑道：“相国就是这样为民的吗？愿你自己向百姓谢罪。”萧何见刘邦并无深怪之意，退下后立即将强买的田宅，或补足价格，或退还原主，百姓怨言渐渐平息，刘邦的猜疑也渐渐随之平息。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会反遭虎咬。真是立身不易，保身更难！如果一个人一心进取，广收民心，使顶头上司感到自己已经失去了一呼百应的威信，他就会对你采取敌视的眼光。既然在其屋檐下，我们就应当保持低调，同时设法制造机会，让领导感到二把手还没有树立绝对权威，很多人对他心存不满。

第二种方法是授人以柄

凡是出色的政治家，无不精通驭人之术。一旦他感觉哪一匹烈马有脱缰的可能，就会想办法进行羁绊，实在不行就只能痛下杀手了。这时，如果大臣没有反叛的意图，最好是主动俯首贴耳，将自己的把柄交给皇帝，任由他摆布，只有让他感到安全，你才能没有威胁。

西汉末年，刘秀率兵北伐，拜寇恂为河内太守经营河内之地，负责后勤补给。寇恂接任河内太守后，发动所有属县中的丁壮练兵习武，并伐竹造箭，养马种粮，将兵丁、武器、军粮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有力地支援了刘秀的北伐。刘秀称帝后，便多次发出策书至河内，对寇恂表示慰问。寇恂联想到刘邦慰问萧何的故事，嗅出了其中的火药味儿，马上称病不理政事。后来光武帝刘秀将要攻打洛阳，路过河内，寇恂又请求随军征讨，当这个请求被拒绝后，寇恂又让自己的侄子寇张、外甥谷祟一起跟随刘秀出征。

功高震主便是大难临头之兆。寇恂为了消除光武帝的疑虑，让他感觉到自己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不能轻易掀起风浪，就必须主动把自己的把柄交给光武帝。侄子、外甥虽然不是自己的子女，但也是至亲。寇恂把他们交到皇帝手中，就等于主动将人质交给朝廷，这样光武帝就有了安全感。

第三种是自剪羽翼法

领导担心部下做大，主要是担心他的势力超过自己。如果一个领导突然有一天发现有一大批人围着自己的某个属下转，而这个属下现在已经有了相当高的职位，他就会变得惶恐不安，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果这时属下还不知道避让，消除领导的疑虑，那就危险了。做领导的找下属的毛病还不是易如反掌？因此，聪明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要主动剪除羽翼。

张良是辅佐刘邦取得天下的三大功臣之一，与萧何、韩信一同被称为“汉初三杰”。汉朝定鼎以后，刘邦也没有忘记张良的功劳，对他说：“你自己选择齐国境内有三万户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封邑吧！”张良却不肯接受这么高的封赏，最后只要了邑户一万的封地。刘邦定都长安，张良也在长安建立府第，任太子少傅之职。他平时总称自己身体有病，朝中的活动一概不参加，对国家大事不发表意见，甚至有时一年多也不迈出大门一步。他屡屡对外人声称：“我做了太子的师父，封赏万户，位列诸侯，已经足够了。现在只想放弃一切人间杂事，跟仙人赤松子去四处云游。”从此以后竟然真的开始不食五谷，学习仙术，这样一直坚持到刘邦驾崩，在吕后的劝说之下他才重新进食，最后终老家中。

张良选择规模小的封邑，并非是真的谦虚，也绝非清高，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刘邦感到自己真有不臣之心时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张良说自己学习神仙的道术，并非是他真要脱离凡尘进入仙境，而是为了与朝臣隔绝交往，免得让刘邦感到自己在拉帮结伙，图谋不轨。要不然，从他对抗暴秦，为韩国复仇的执著劲来看，如果真的是痴心于修仙得道，恐怕不会因为吕后的劝说而放弃。真正使他重新恢复正常人生活的原因还是刘邦已经不在人世，自己的最大威胁解除了。古人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世，小隐隐于野。这大隐隐于朝说的可能就是张良这样的人吧。

第二十四篇高洋酗酒乱性

北齐开国君主文宣帝高洋在称帝前任京畿大都督，掌管外朝大政。因办事认真，不怕苦累，受到东魏帝元善赏识，而进位为大丞相，都督全国的军队，还承袭爵为齐王。掌握了实权的高洋并不满足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经过密谋策划，他逼迫元善禅位，自立为帝，国号齐，史称北齐。

刚刚当上皇帝的高洋，精神更加振奋。他办事外柔内刚，任人以才，驭下以法。因此，北齐初期政治清明，内外肃然。西魏大丞相宇文泰刚听到高洋篡位，认为有机可乘，便打着借义兴师的名义，进攻高洋。高洋亲自督兵出战。当宇文泰看到北齐军容严盛，不禁叹息道：“高欢有这样的儿子，虽死无憾了！”于是引军西还。

高洋在位短短几年，北齐国力便达到鼎盛，有“王四渎之三，统九州之五”的美誉，成为有300万户共2000万人口的强大帝国，实力也远远超过与自己鼎足而立的西魏、梁。高洋治国用兵之功，不可谓不卓著。但他却绝对称不上什么英明君主，相反还是北齐帝王中最凶淫暴虐的。

原来，高洋这个人嗜酒成性，不可一日失去这杯中之物。在酒精刺激之下，他整个人都变得昏乱妄为，脾气暴躁，甚至泯灭人性。高洋有个宠妃姓薛，早先与清河王高岳相好，后被高洋看中，强行将她迎入宫中。后来他探知薛嫔依旧与高岳藕断丝连，不禁大怒，便令人砍掉薛嫔的头，将她的尸体乱刀剁碎；又把她的血渗进酒里，让大臣共饮。他还叫乐师剔去薛嫔大腿的筋肉，用白森森的腿骨做成乐器。在每次杀人后的酒宴上，让乐师用薛嫔腿骨做成的乐器弹奏“佳人再难得”的曲子，以示对薛嫔的“怀念”。

每次喝醉了酒，高洋还要通过蹂躏妇女发泄兽性，而且根本不顾及礼仪廉耻。不论是大臣的妻女，还是父亲的侍妾他都不会放过，有时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幼女，在灵堂之上调戏寡妇。他的母亲实在看不下去，就劝说他不要如此荒淫。没想到高洋竟然勃然大怒，扬言，如果母亲敢再管他的事，就把她嫁给胡人，让胡人去糟蹋她。

大量饮酒还使高洋变得喜怒无常，在他身边的人经常无缘无故惨遭横祸。一次，他忽然看不惯大司农穆子容，就命令穆子容脱去衣裤伏在地上，他则取箭来射，结果没有射中，于是他生气地操起木棒，朝穆子容下身狠命一戳，这一戳径直戳到下腹之内，大司农当场一命呜呼。即便对自己所倚重的大臣杨愔，兽性发作时，他也会毫不顾惜地加以摧残。高洋动辄就用马鞭抽他背脊，抽得杨愔袍褂浸满鲜血不算，还用小刀刺杨愔的腹部。有一次，他竟然叫人将杨愔活活装进棺材，钉上铁钉，用车运了出去，算作送丧游戏。幸好杨愔命大，被人救起，才捡了一条命。一次酒后，高洋闯进皇后娘家，见岳母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发起无名之火。他从随从手里拿过弓箭，一箭射中岳母的脸，接着又命令手下抽了岳母一百马鞭才罢休。

高洋的身体本来很好，史载他能臂下挟石狮子翻宫墙。但刚到三十岁左右，高洋就身患怪症，不能进食，只能靠饮酒维持残喘，最后醉死在晋阳宫德阳堂，结束了他极其野蛮罪恶的生命。

——选自《北齐书·文宣帝高洋本纪》

【智慧心得】

饮酒要适度，切莫过贪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人酿酒饮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远古时代。从古至今，酒都在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酒可以壮胆，所以才有温酒斩华雄；酒可以激发人的灵感，所以才有斗酒诗百篇；酒可以助兴，所以才有酒逢知己千杯少；酒可以帮人抒发情感，所以才有把酒问青天；酒可以排遣郁闷，所以才有一醉解千愁。但是，过分沉迷于杯中之物，也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与麻烦。传说，中国酿酒的老祖宗仪狄将造好的第一杯酒献给了大禹。大禹喝了以后，在称赞酒味甘甜的同时，就从执政者的角度发出了后世一定有人会因酒而亡国的警告。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上也说，酒既可以制造出吉利，也可制造凶光。那么，这出自于五谷的精华，被赞誉为琼浆玉液的穿肠之物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酒水当中酒精具有麻醉的作用，贪杯对人的大脑和小脑都会有不利的影响。它会造成一个人小脑反应迟钝，难以控制自己的肢体，这对于从事危险性工作的人更是十分不利。以交通运输业为例，酒后驾车造成交通事故的几率就特别大，因为过量饮酒会影响大脑的正常运转，使人的思路变得含混不清，这对于从事脑力工作的人也是十分不便的，不仅会影响工作效率，在一些特殊行业，有时还会带来重大的灾难。

春秋时期，楚恭王与晋国的军队战于鄢陵，楚国吃了败战，楚恭王的眼睛还中了一箭。为了报一箭之仇，楚恭王召集部下，准备下一次战斗。可是身居要职的大司马子反却喝醉了酒，无法前来。楚恭王一怒之下将因酒误了战事的子反杀了。但是，毕竟战机已经失去，只得班师回朝。过量饮酒还会使人失去自控能力，犯下难以挽回的错误。

唐朝开国元勋刘文静，自以为才能在裴寂之上，且又屡立军功，而职务却在裴寂之下，他为此常常愤愤不平。一次，刘文静和其弟刘文起饮酒，酒酣耳热之际便口出怨言，拔刀击柱说：“真应该砍了裴寂的脑袋！”刘文静的小妾将此事告发。结果，正对大臣疑神疑鬼的李渊毫不犹豫地将刘文静定了谋反罪。天下人都觉得刘文静酒后失言，以致丢掉身家性命，实为不值。其实，仔细留心一下自己的左右，就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喝酒而大打出手；多少人因为喝酒乱性而锒铛入狱；多少人因为不胜酒力，而以言取祸。

倘若遇到别有用心之徒，利用你贪杯的弱点，就很容易将你玩弄于股掌之中。或许民间关于捕捉猿猴的故事，能够给我们以启发。猿猴是十分机敏的动物，它们居于深山野林中，在巉岩林木间跳跃攀缘，出没无常，很难活捉到它们。经过细致的观察，人们发现并掌握了猿猴的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嗜酒”。于是人们在猿猴出没的地方，摆几缸香甜浓郁的美酒。猿猴闻香而至，经受不住香甜美酒的诱惑，开怀畅饮起来，直到酩酊大醉乖乖地被人捉住。仔细想来，我们身边便有不少精明的人就如同这些猿猴一样，平时聪明透顶，无懈可击，被人在酒桌上灌得神魂颠倒后，行为失控，犯下错误，被人抓住把柄，就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乖乖地走了。

偶一为之尚且有如此的危害，如果长期过量饮酒，其危害就更加触目惊心。酒精在体内的长期淤积会造成中毒反应，使各器官和系统的综合性功能出现紊乱，人会变得烦燥不安、易怒、心不在焉、失去判断力，甚至性格改变、心理改变、人格丧失。

过量饮酒不仅会损害一个人的心理健康，还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危害。中国古代医学家早就提醒人们酗酒的危害。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说：“久饮酒者溃髓蒸筋，伤神损寿。”唐朝“药王”孙思邈说：“空腹饮酒多患呕逆。”现代医学也证明，过量饮酒可引起心脏病、肾损伤、肝硬化等多种病变。酒精不但是慢性杀手，也可以直接夺人性命。因为正常人的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0.7％就会有生命危险。依此测算，一个成年人喝一斤白酒就会达到警戒线。据统计，中国每年直接被“喝死”的“瘾君子”上万人。所以，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才说：“过饮不节，杀人倾刻。”高洋三十一岁就撒手人寰，不就是因为他长时期嗜酒如命，酒精中毒造成的吗？

危害归危害，警告归警告，人们还是照喝不误。不仅洋洋《二十五史》被千壶万觞浸泡得酒香四溢，就是今天我们依然离不了这杯中之物，而且大有愈演愈烈的势头。觥筹交错、推杯换盏成了交际场合不可或缺的程序。酒就像润滑剂一样，缺了它什么事情都难以顺利完成。我辈既然皆为红尘中人，也就难以免俗。更何况适量饮酒还有益于健康，只是我们一定要牢记饮酒有度，不能毫无节制。反之，酒就不是减少摩擦的润滑剂，而是激起冲突的导火索，不仅不是强身健体的灵丹，反而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穿肠毒药。

第二十五篇苏绰昆明池受封

苏绰字令绰，年轻时喜欢学习，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尤其擅长计算的方法。他的堂兄苏让出任汾州刺史，周文帝宇文泰在长安城外为他饯行。临别时，文帝问他：“你家的子弟里面，谁是可以任用的？”苏让于是推荐了苏绰。周文帝就把苏绰召来，任命为行台郎中。

苏绰在行台一年多，没有被周文帝赏识。不过行台的各位官员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向苏绰请教后再决定各部门发布的公文，苏绰还为他们拟定条款格式。行台官员都称赞苏绰的才干。

周文帝与仆射周惠达经常讨论政事，有一次，周惠达不能回答文帝的问题，于是请求去外面找人商议。他叫来苏绰，把讨论的事情告诉他，苏绰立即为他酌情裁定。周惠达呈报文帝后，文帝连连叫好，并问：“这个主意是谁为你出的？”周惠达说是苏绰，并称赞他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周文帝说：“我也听说他很久了。”不久就任命苏绰为著作佐郎，但仍未能进入权力核心阶层。

有一次，苏绰跟随周文帝和公卿们去昆明池看鱼，走到城西汉代原来的仓池时，周文帝随口询问了一些关于仓池的问题，不想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上来。正当周文帝感到失望的时候，有人说：“苏绰知识渊博，见多识广，就问问他吧。”周文帝就命人将苏绰叫来询问。苏绰果然不负众望，不仅对有关情况作了详细说明，而且条理清晰，头头是道。周文帝非常高兴，于是就跟他并马而行。一路上，文帝又向他询问一些关于天地万物起源、历代兴亡的陈年故事。苏绰充分发挥自己的口才，绘声绘色地一一解答了这些问题，以至于文帝竟然忘记了张网捕鱼，到了昆明池连网也没张就急忙返回长安城，为的是方便与苏绰进行畅谈。

苏绰见皇帝已经被自己深深吸引，便有意将话题转向治国安邦，并逐渐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他的演说技巧是如此的完美，以至于周文帝的注意力被完全吸引。一开始，这位皇帝还抱着闲谈的姿态，漫不经心地卧在床上听，一会儿，他便起身，正襟危坐着倾听，后来，又不知不觉地向苏绰靠拢，直到由坐席中央转移到前端。就这样，这位平时养尊处优的一国之君，竟然以此种姿势一直坐到天明都没感到丝毫的倦意。第二天早朝，周文帝对周惠达说：“苏绰真是个奇才，我现在要任命他处理政事。”言毕，立即授予苏绰大行台左丞职位，参与主管机要事务。

苏绰也确实不愧奇才的称誉，马上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改革文案程序，提高官吏办事效率，制定计账、户籍方面的规章制度，推进国家建设。使得周文帝的改革一日千里，成效显著。当然，他自己的政治抱负也因此得以实现，成为彪炳千秋的一代名臣。

——选自《周书·苏绰列传》

【智慧心得】

掌握说服的技巧

在历史上，苏绰虽然不以能言善辩著称，但是他能够巧借讲述典故之机，由浅入深，将“枯燥乏味”的治国理论推荐给周文帝，比之战国时期巧舌如簧的纵横家也毫不逊色。

既然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一向瞧不起以口舌之能建功树勋的纵横之士，为何在独尊儒术的政策推行千年之后，竟然有饱学之人如此娴熟地使用说服术呢？原因就在于向君主、上级推销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劝说对方放弃已有的观点，是极为困难的。闹不好不仅乌纱帽被摘，连下面的脑袋也顺便搬家。比干、龙逢、东林党、洪吉亮这些古时有名的直谏之臣不是被挖心砍头，就是罢官流放。

真正像魏徵、包拯、海瑞那样与帝王面红耳赤地争执，却能够有惊无险的又有几人？而这些人除了用自己的鲜血和浩然正气在历史上留下一抹悲壮的痕迹之外，又得到了什么？他们的政治生命过早地结束了，他们的利国利民的治国之策也被统治者抛之脑后。因此，真正拥有政治智慧的儒家官僚，虽然手捧四书五经，口言孔孟之道，却暗用纵横之术，精通说服之学。大体而言，我国古代的说服学的基本技巧除了苏绰运用的由浅入深法之外，还有如下几种：

一、幽默说服法

清朝的石成金认为：“正言闻之欲睡，笑话听之恐后，今人之恒情，夫既以正言训之而不听，曷若以笑话怵之之为得乎。”大意是说，人们都不喜欢他人用严肃的语言讲述道理，认为这是很乏味的事情，时常昏昏欲睡。但是对于幽默滑稽的事情却很有兴趣。如果我们以严肃庄重的话语劝说无效，为什么不试试采用幽默的形式呢？

刘备建立蜀汉之初，曾经下令禁止民间酿酒，凡是违反这一法令的都要施以刑罚。并且规定凡是家里藏着酿酒工具的一律按照私自酿酒处理。理由是这些人虽然没有犯罪的事实，但毕竟拥有作案的工具。这一荒唐的决定让百姓苦不堪言。一天，老臣简雍在与刘备一同游玩的时候，见到一对男女在路上行走，就对刘备说：“那个人要犯奸淫之罪，为什么还不抓起来？”刘备诧异地问：“爱卿是如何知道的？”简雍幽默地说：“他拥有奸淫的工具，这不是和想要酿酒的认识一样的吗？”刘备听了大笑，马上下令废止原来的法令。

再者，如果人与人之间意见相左，就会使谈话的气氛变得分外紧张。在这种弥漫着火药味的空气中，哪怕再小的争执或摩擦，都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而幽默是调节气氛使人放松的最有效的方式。

后唐庄宗喜好狩猎。一次，他率领宫人到中牟县打猎，践踏了不少民田。中牟县县令挡在庄宗马前，为民请命，希望他能够爱惜百姓赖以生存的庄稼。庄宗听了勃然大怒，命人将县令赶出去，斩首泄愤。旁边有个叫敬新磨的伶人觉得庄宗这样做是不对的。于是，他带领其他的伶人把县令追回来，擒拿到庄宗的马前，指责他说：“你作为县令，难道不知道我们天子喜欢打猎吗？还要驱使百姓种庄稼交赋税！你为什么不让你的百姓忍受饥饿，把地空出来给天子驰骋？你确实当死。”说完，他向皇帝请求杀死县令，其他的伶人也随声附和。庄宗听了放声大笑，县令也因此被赦免。

这种幽默的说服方式虽然行之有效，但运用起来有诸多的限制。首先，幽默并非在任何场合都可以使用，最好用在私下交谈中，严肃的会场、公开的辩论都不适合。其次，说服者与被说服者的社会地位都很高，又相差无几，就不适合使用这种方式，那样会显得有失身份。最好在双方地位相差很多，即说服者地位低于被说服者很多的情况下使用。

二、曲径通幽

当被说服一方固执己见，已经到了听不进一点儿反对声音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客登门以后直接摆明立场，即使不被轰出去，也不会得到陈述的机会。这时，优秀的演说家或者善于进谏的人就会采取迂回的办法。将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顺着对方的思路进行交流，当对方已经有所醒悟的时候也不说破，留给他充分的考虑时间，由自己作出答案。比如触龙说赵太后便是典型的例子。

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双方的观点存在着本质的分歧，并且说服对象是身居高位者，或者是领悟能力极强者。他们的自我评价相当高，独立意识相当强，不喜欢人云亦云，所以采用此种方式可以为他们留下一定的自我创造空间，使他们的心理得到满足感。另外，用这种手法可以隐藏劝说者的动机，增加了劝说者的客观性，提高可信度。

三、制造悬念

好奇心是人人都有的。直接表露观点容易引起对方的抵触情绪，从而丧失进一步说服的机会。这时，我们可以先用奇特反常的言论开头，让对方先坠入浓雾之中，产生急于寻找答案的期待心理，再不慌不忙地用揭示谜底的方法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齐国的靖郭君为巩固私家势力，打算在薛地筑城。这样做实际是很不理智的，可能招致齐王的疑忌。但是，尽管众宾客向他摆明了利害关系，靖郭君却置之不理。这时，有一个齐国门客要求接见，说：“我只要说三个字就行了，多说一个字就请把我烹死。”靖郭君就召见了他。门客急步前来禀告说：“海、大、鱼。”说完转身就走。

靖郭君说：“你不要走，留下把话说完吧。”门客说：“我不敢拿死来开玩笑。”靖郭君说：“别这么说，您继续说下去。”门客说：“您没听说过海、大、鱼吗？用鱼网捕不到它，用鱼钩牵不上它；可是，当干得连一滴水都没有时，小小的蚂蚁、蝼蛄也能制服它。如今齐国也是您的水呀。如果您永远拥有齐国，要了薛邑又有什么用呢？可是当您失掉了齐国，即使把薛邑的城墙筑得天一样高，又有什么用呢？”靖郭君说：“好。”于是放弃了在薛邑筑城墙的打算。

一个人不论置身企业还是机关，都避免不了地要参与决策，提出建议。如果长期缄口不语，就会使同事或领导认为你没有才华，从而丧失进身之阶；如果你总是人云亦云，只要是领导提出的，就不辨是非高呼圣明，会让人觉得你是个没有主见和立场的奉迎拍马之徒；如果像海瑞那样不顾一切，抬着棺材进谏，迟早也会被扫地出门。因此，有人抱怨在集体中生活，不说话不行，说错话更不行。既然这样，为何不学学古人的说服技巧，既要说话，又能把话说好，让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建议和批评呢？

第二十六篇独孤善妒无贤名

杨坚的独孤皇后，是一个非常贤明达理的人。她一生追随文帝，内治后宫，外辅朝政，颇有值得称道之处。

独孤皇后生活极为俭朴，从不奢侈浪费，对钱财更是视如烟云。一次，一个名叫阴寿的幽州总管将一匣价值800万的明珠献给独孤皇后，她义正词严地说：“这不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当今突厥为患，生民涂炭，大敌当前，前方将士浴血抗敌，辛劳备至，不如把这匣明珠，分赏给有功将士。”将士闻之，欢呼万岁。百官闻之，赞誉备至。

独孤皇后为人公私有别、恩怨分明，从不做因私废公的事情。崔长仁是独孤皇后的表兄弟，犯法当斩。隋文帝因他是皇后亲戚之故，欲赦其死罪。皇后闻之正色说：“国家大事，按律处之，怎么能枉国法而顾私情呢？”崔长仁则依法被处死，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在当时被传为佳话。

独孤皇后不仅为治理后宫日夜操劳，还替杨坚处理政务担心，害怕他执政失误。因此，杨坚每次上朝，皇后一定随辇送到殿阁之外才返回宫中，还使宦者暗中窥探文帝为政之得失。若有失误必定提出匡正意见，对杨坚施政“多所弘益”。皇后的这种品行，满朝文武无不为之折服，故当时宫中人把他们并称为“二圣”。

可就是这样一个明白是非的女人，却心胸狭隘，嫉妒心强，以至于达到病态的程度，并因此屡屡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

独孤皇后专擅后宫，不允许杨坚接近任何妃嫔。一旦发现，就会在后宫刮起血雨腥风。尉迟迥的孙女，因美色而选入后宫多年，杨坚对她很是宠爱。不想这件事被皇后侦知，惹得独孤皇后妒性大发，在杨坚临朝议政之时，她率领嫔妃仆役，将尉迟氏鞭笞至死。杨坚回到尉迟氏寝宫时，见到的却是一具僵尸，虽然怒不可遏，但慑服于河东狮吼之威，未发一言，一气之下，独自离宫出走。深入荒山野谷20余里，杨坚才仰天长叹说：“我贵为一国之君，却没有自由！”从此以后，后宫之中再无人敢亲近皇帝了。

独孤皇后的这种妒性，不仅仅发泄在杨坚身上，对她的五个儿子也是防范有加，诸子之中有妾怀孕者，必欲去之而后快。她对太子杨勇的家庭生活尤为注意。太子杨勇不爱正妃元氏，而对偏妃云氏宠幸倍加。独孤皇后对此十分不满，认为凡是不爱正妻的人在德行上都有欠缺，这样的人当然也就不配君临天下。于是，独孤皇后极力劝说杨坚废太子杨勇为庶人，让杨广取而代之。

管了儿子，独孤皇后还要管大臣。高颎是隋朝的开国元老，而且与独孤皇后娘家有深厚的交情，本是德高望重。高颎在原配夫人去世之后，纳妾生男，老来得子自然非常高兴，连隋文帝都表示祝贺。可是，独孤皇后却火冒三丈，认为这是高颎不忠于原配的表现，于是她天天在枕边向文帝絮叨高颎的不是，文帝终于架不住皇后软硬兼施的请求，将当政二十年的股肱之臣高颎罢官。

仁寿二年八月，独孤皇后逝于永安宫，时年50岁。

——选自《隋书·后妃列传》

【智慧心得】

妒火太旺，百害而无一益

独孤皇后看住自己的老公，不允许他接触其他妃嫔，尽管与当时的时代格格不入，还可以看成是思维超前，捍卫忠贞不渝的爱情的表现。但是，她因为丈夫的越轨，就大发淫威，杀害无辜的尉迟氏。因为自己的夫妻生活不幸福，就看不惯朝臣续弦，受不了王公大臣宠幸姬妾，则是嫉妒心理导致的变态行为。

争强好胜是人所共有的心理。但是，这种心理在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作用。比如，对于有些人来说，当他看到别人取得了高于自己的成绩，他会首先进行反思，找到自己与对方的差距，然后通过加倍的努力争取迎头赶上，甚至最终超越。这实际是由争强好胜到公平竞争的心理转化，其结果是相互激励，共同进步。对于另外一种人来说，当他看到别人取得了高于自己的成绩，他的第一反应是自卑，觉得凭借自己的力量根本达不到对方的高度。他只能寄希望于上天，希望有朝一日天降奇缘，让自己一步登天，将人家踩在脚下。或者天降大难于斯人，自己得不到的，他人也别想独享。当命运之神不理会自己的“一片苦心”时，他就会变得妒火中烧，仇恨超过自己的人，乃至一切成功者。这是由争强好胜到嫉妒的心理转化，其结果是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竞争是一种由善人感觉到的好的感情，而嫉妒则是由恶人感觉到的坏的感情。”

人无善念，必无善举。既然嫉妒使一个人处于这样一种盲目的仇恨状态，又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得到化解，那就很容易作出令人不齿的事情来。从历史的记载来看，独孤皇后绝对是个见识远大，很有作为的女人，隋初的开皇之治与她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历代史家对她的推崇却并不是很高，原因就在于善妒的品性影响了她的整体形象。虽然身为白玉，尚且因为嫉妒这一瑕疵而受后人微词，那么，那些原本在生活事业上屡犯错误的人，要是有了嫉妒这一缺点，就更令人不齿了。

独孤皇后的儿子隋炀帝，自认文学出众，不愿意有人超出自己。当他觉得薛道衡的才学高过自己时，就找了个借口将其杀害。在临刑之前，他竟然大言不惭地对薛道衡说：“看你还能不能作‘空梁落燕泥’这样的诗句？”隋炀帝母子的所作所为有损道义，是品德低下的表现，历来为人们所不齿。但毕竟他们属于特权阶级，到最后也没有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可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讲求法治和人权的时代，肆意报复打击，就决不仅仅是要接受道德上的审判这么简单的事了，还要追究法律和刑事责任。比如，河南某县高三年级一女生因为嫉妒她的两个同学的学习成绩和长相，就趁她们熟睡之机，将事先准备好的硫酸泼向二人的面部，致使两人严重受伤，其中一人因被严重毁容而长期住院治疗。最终，泼硫酸的女生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而且，据公安部门调查，每年因嫉妒造成犯罪案件的占整个刑事案件的10％。近年来在一些高等学府里，因嫉妒而投毒、写匿名信的已屡见报道。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不要以为行凶犯罪离我们很遥远，当心中的嫉妒情绪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很可能会完全丧失理智，最终走上不归之路。

嫉妒的危害还不只限于使人变态、丧失理智，它还会使人陷入一种自闭的空间。因为善妒的人见不得别人超过自己，而在他嫉妒目光视线之内的人，不仅包括他的竞争对手，还包括与之关系密切的人，如同事、同学、邻里等等。一旦得知别人事业上有了什么成绩，生活中有了什么幸福，善妒的人会在嫉妒心理的支配下，不知不觉中对人家产生敌对情绪。开始的时候有意减少交往的机会，以图眼不见心不烦。再发展下去就是故意制造摩擦，激化矛盾，以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

这样一来，原本密切的关系就变得紧张起来。更有甚者，还会使原本要好的朋友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比如战国的孙膑和庞涓曾经一起学习兵法，交情莫逆。可是，就因为庞涓嫉妒孙膑的才能高于自己，便使用酷刑迫害孙膑，使之成为残废。最后，九死一生的孙膑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受到齐国的重用，并借助齐国的部队将庞涓杀死，回敬了“老朋友”当年的“款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善妒的人就这样逐渐使自己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差，到最后只能生活在一个封闭而狭小的个人空间里。

一个人总是嫉妒他人，失去的还决不仅是交际空间。更重要的是减少了享受幸福和快乐的机会。如果一个人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为他人的幸福而感到幸福，为他人的快乐而感到快乐，那么，他的人生就会有更多的幸福快乐。相反，如果一个人心胸狭窄，四面树敌，将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建立在别人不幸的基础之上，那么，他不仅减少了获得幸福快乐的机会，而且徒增烦恼，真是得不偿失。

有这样一则寓言，可能是善妒的人难以抓住幸福的最好的诠释。寓言说有个人幸运地遇见了上帝。上帝对他说：“从现在起，我可以满足你任何一个愿望，但前提是你的邻居必须得到双份。”那人听了喜不自禁，但仔细一想后心里很不平衡：要是我得了一份田产，那邻居就会得到两份田产；要是我得到一箱金子，那他就会得到两箱金子，更要命的是，要是我得到一个绝色美女，那个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的家伙就同时拥有两个绝色美女！那人想来想去，不知该提出什么愿望，因为他实在不甘心让邻居占了便宜。最后，他咬咬牙对上帝说：“万能的主啊，请挖去我一只眼珠吧！”

此外，作为心理上的一种病态——嫉妒，还可以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对此，前人早有认识。《三国演义》中三气周瑜的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周瑜虽然聪明过人，才智超群，但却心胸狭窄，不能接受诸葛亮才高一筹的现实。气急败坏之下，数次设计陷害诸葛亮，想置孔明于死地，结果被诸葛亮将计就计，赔了夫人又折兵，气得连呼数声“既生瑜，何生亮？”昏厥于地，气绝身亡。

小说之语言，虽荒诞不经，但毕竟文学是对生活的折射和反映，还是形象地说明了善妒对人身体健康有很大的伤害。美国一些医学专家经过调查发现，嫉妒程度低的人，在25年中只有2.3％的人患心脏病，死亡率也仅占2.2％。相反，嫉妒心强的人，同一时期内竟有9％以上得过心脏病，其死亡率高达13.4％。另外，据统计：嫉妒心强的人，也很容易患头痛、高血压、神经衰弱等病症。还发现大部分容易嫉妒的人都会生一些身体上的病态，如胃痛、背痛、情绪低落、行为失控等。德国曾把嫉妒列为一种可以享受免费医疗的病，与麻风同格。

总之，嫉妒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它不仅伤身体，害健康，毁幸福，还有损一个人的形象，破坏人际关系。我们应该坚决克服这种阴暗心理，树立正确的竞争观念，这样我们的生活才可能充满阳光，我们的事业才可能蒸蒸日上。

第二十七篇元胄交友不慎

元胄本是北魏昭成帝六世孙。他武艺超群，容貌威严，受北周齐王宇文宪荐引，屡立战功，官至大将军。后来，隋文帝杨坚在北周得势，官拜宰相。元胄就投奔到杨坚的门下，同样受到杨坚的信任。杨坚称帝后，念及当年元胄护驾有功，封其为上柱国，封武陵郡公。

官居高位的元胄并没有满足，他见杨坚日渐衰老，便积极向太子杨勇靠拢，开始新的政治投机。可是，由于杨坚受了杨广和杨素的挑拨离间，对太子杨勇有了猜忌芥蒂，有意要罢黜杨勇。

杨素揣测出杨坚的心意，便弹劾左卫大将军元旻说他常常故意逢迎杨勇。杨坚大为懊恼，便派武士在左卫禁军行营中逮捕元旻，本来元旻、元胄两人交谊深厚，而且同是杨勇所信重的人物。可是一旦涉及政治利益，元胄不仅不去搭救朋友，为了划清界限，以证清白，他竟然落井下石。当时本来已到了元胄下朝回家的时候，可是他却故意留下来，对隋文帝说：“我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元旻对陛下有什么威胁。”同时还用更为恶劣的言词诬陷元旻。

元胄此举，在表白自己忠心的同时，无疑又加深了老友元旻在皇帝心中的不好印象。结果，隋文帝大怒，下令将元旻处死，妻子儿女被判为奴。而元胄却因此得到丰厚的赏赐。

不过元胄并没有好下场。隋文帝晚年，蜀王杨秀获罪受谴，元胄因与这位王子往来密切被削职为民。隋炀帝继位后，因元胄与弟弟杨秀的关系，也没给他恢复官职。落寞之余，元胄与也因事被废于家的将军丘和喝酒解忧。由于彼此是朋友，元胄就开始口无遮拦。当谈起老友上官政坐事贬徙岭南一事，元胄感慨地说：“上官政是一位壮士，现在被贬斥到岭南，能不在那里做大事（造反）吗？”说完，他还拍着自己的肚子，朗言道：“如果换了此公，就不会不出事了。”

第二天一早，丘和就把元胄的话上奏给隋炀帝。隋炀帝大为恼怒，派人杀掉了元胄。同时又召回上官政，任命他为骁骑将军。丘和因告密有功，升任代州刺史。

——选自《隋书·列传第五》

【智慧心得】

交友要慎重

治学无友，则孤陋寡闻；立业无友，则孤立无援。所以朋友是人生在世最可宝贵的财富之一，也是最不可或缺的财富之一。伯牙、子期志趣相投，成为彼此终生的感情寄托；管仲、鲍叔牙无论贫困还是富贵，始终保持荣辱与共。这样的千古传颂的友谊实在令人羡慕。但是，如果交友不慎，不仅不能够相互提携帮助，还会引狼入室，祸患无穷。这是因为朋友之间志趣相投，又相互信任，往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时很多不便为外人知晓的秘密隐私也会毫无保留地向朋友倾心吐诉，并把这当作人生的一大乐事。可是，万一结交的是奸佞之徒，这样的推心置腹，却等于授人以柄。元旻因结交元胄这样的见利忘义之徒而引火上身，元胄也因为向朋友丘和发泄自己的不满而命丧黄泉。古往今来，像元旻、元胄一样被朋友出卖和陷害的还有很多。

1898年，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变法图强。但是，这一举措却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抵制，帝、后之间势同水火，守旧势力预谋政变。虽然明知山雨欲来，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手中并无一兵一卒，急得他们痛哭失声，一筹莫展。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大家决定由谭嗣同劝说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派兵勤王。虽然袁世凯不是维新派成员，但毕竟他与维新派相互引为知己。于是，八月初三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向袁求助，不想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以后，马上向慈禧太后告密，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结果，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禁起来。随后大肆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

和谭嗣同经历相似的，还有一个民国时期的著名记者邵飘萍。邵飘萍很有正义感，经常揭露奉系军阀的各种恶行，因此得罪张作霖。不过，由于邵飘萍藏身于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张作霖虽然对他恨之入骨，却又没有办法。

后来，张作霖想出一条毒计，他以两万块大洋外加造币厂总监之职的双重诱饵收买邵飘萍的旧交张翰举，指使他把邵飘萍骗出使馆区。张翰举见利忘义，马上打电话给邵飘萍，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滥杀名流，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少帅允诺《京报》可以照常出版。邵飘萍智者千虑难免一失，轻信了张翰举的一通谎言，乘坐私人汽车离开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返回《京报》馆处理事情，两小时后就被侦缉队捕获，饱经酷刑折磨后，被秘密暗杀。

维新党人和著名报人邵飘萍被朋友出卖的原因和元胄相同，就是他们所结交的朋友都是见利忘义之徒。元胄的朋友为了能够重新获得官职，就出卖朋友向皇帝邀功；袁世凯为了投靠后党，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转而出卖了维新党人；张翰举为了金钱和肥缺出卖了邵飘萍。这种人不仅仅会出卖朋友，只要有利益他们还会出卖亲人，甚至恩人。所以，对于这种见利忘义的人我们避之唯恐不及，绝对不能与之结交。

真正的朋友应该在我们即将犯错误的时候给予规劝，使我们能够悬崖勒马；在我们铸成大错以后，能够提供精神上的支持或物质上的帮助。可是，有一种朋友与你结交只是看重利益和权势。明知道你的选择是错误的，为了不违背你的意思，他们会闭口不言，甚至从中怂恿，以博得你的欢心。而当你事业和生活跌入低谷，他们认为在你身上再也捞不到什么油水的时候，就会离你而去，更有甚者为了讨好他人，还会落井下石。

北宋的王安石因为提倡变法而受到皇帝的赏识，仕途上一帆风顺，一直做到宰相。执政后的王安石多次向皇帝举荐老朋友吕惠卿，而且平日里事无巨细都与之商议。这时，身为保守派的司马光就写信给王安石，反对他重用吕惠卿。并告诉王安石说，吕惠卿是“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势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王安石看了不以为意，认为这是司马光打击异己，分化改革派阵营。

后来，王安石改革失败，被贬回老家，吕惠卿果然背叛了王安石。凡是可以陷害王安石的事情他都竭尽全力，以至于将王安石给他的书信都被他作为证物交了上去。王安石十分后悔结交了吕惠卿这样的朋友。因为吕惠卿是福建人，他就常常随手写“福建子”三个字，以表达自己交友不慎的悔恨之情。

见利忘义也好，落井下石也罢。这些都是交友不慎给我们带来的能够直接感知的伤害。这种晴空霹雳，当头棒喝还可以帮助我们早一点儿清醒过来，坏事变好事。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嘛！

但是，有这样一种朋友，虽然他们品质恶劣，但是没有机会或者没有能力伤害你。这种朋友更为可怕，因为通过长期接触，你已经受其熏染，从本质上被腐蚀了。正如孔子所说：一个人以君子为友，就如同进入放着兰花的屋子，时间久了就嗅不到香味，因为你已经成为君子了；和恶人交往，就如同进入卖鲍鱼的市场，时间久了就不觉得臭了，因为你已经变成恶人了。

所以君子应该谨慎地选择自己所处的环境。而一个人生存在社会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还是朋友圈子这个小环境。所以，孔子的话同样在强调朋友对一个人思想情操的影响有多大。也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古人交友十分注意对方的品行，一旦发现对方品质恶劣就毫不犹豫地与之断绝来往。

《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管宁和华歆原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华歆的学识很高，时人将华歆、邴原、管宁三人合称“一龙”，华歆为龙头，邴原为龙腹，管宁为龙尾。因此，管宁对这位朋友非常佩服。可是，两件小事却改变了管宁对华歆的看法。

一天，二人一同锄地，从地里刨出一块金子。管宁对其视而不见，华歆却赶紧把金子捡起来，后来看到管宁的态度才不好意思地将金子扔掉。还有一次，两人同坐读书的时候，有达官贵人从门前经过。管宁对此置之不理，仍然专心读书。可华歆却坐不住了，跑出去看热闹。等华歆回来以后，管宁就把同坐的席子从中间隔开，对他说：“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管宁做得这样坚决，主要是因为发现华歆的德行不高，恐怕和这种人长期交往会对自己造成不利的影响。

朋友之间纯真的友谊，是历来让人向往的。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没有可以相互支持和理解的兄弟姐妹，急需友谊来填补感情的空白。可是，很多人在选择朋友的时候却显得急功近利，有时候几杯烈酒下肚，就把对方当成生死之交。更有甚者，只是在网上虚拟的空间之中有过浅层次的交流，就萌生出相见恨晚之意。要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正的莫逆之交是很难寻觅的，也决不是短期内就能够彼此相知的。稍有不慎就很可能引狼入室，伤及自身。

第二十八篇赵绰严格执法

隋文帝统一全国以后，派人修订刑律，废除了一些残酷的刑罚。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隋文帝本人就不完全按照这个刑律办事，往往一时气愤，不顾刑律规定，随便下令杀人。在这种情形之下，大理（管理司法的官署）的官员很是为难，如果依照皇帝的旨意办事就要违反法律，依照法律办事又要得罪皇上。当时的大理少卿赵绰觉得维护刑律是他的责任，所以常常不顾危险，跟隋文帝顶撞。

有个刑部侍郎辛亶，听说穿红裤子就可以祛祸得福，官运亨通，于是就真的穿着红裤子上朝。隋文帝认为这样有失体统，马上下令将他处斩。赵绰马上进谏说：“按照法律，辛亶没有死罪，臣不能接受这个命令。”隋文帝没想到有人竟敢顶撞自己，十分震怒地说：“你倒是很爱惜辛亶的刑名，难道就没想到爱惜自己的脑袋吗？”

赵绰毫无惧色，依然据理力争。文帝大怒，下令将赵绰推出去一并斩首。赵绰听了以后，依然倔强地大叫：“陛下可以以抗旨罪杀了我，但是不该杀辛亶。”左右侍从把赵绰扭下朝堂，剥了他的官服，摘掉他的官帽，准备处斩。这时候，隋文帝也想到杀赵绰太没道理，就派人跟赵绰说：“你还有什么话说？”

赵绰跪在地上，挺直了腰说：“臣旨在法司，以死护法而已。”文帝原想赵绰服个软，给自己一个台阶，好放了他。没想到赵绰还是这么强硬，气得坐立不安，拂袖入内。过了一会儿，隋文帝传出话来，命人放了那个不爱命的官儿。

隋文帝为了统一货币，下令全国统一使用新铸的“五铁”币，禁止使用前朝的旧币。有一天，有两个平民在市场使用旧币交易，被人发现了，捉到衙门里。隋文帝得知以后，下令把换钱的两个人统统砍头。赵绰接到命令，赶忙进宫求见隋文帝。他对隋文帝说：“这两个人犯了禁令，按刑律只能打板子，不该处死。”隋文帝不耐烦地说：“这是我下的命令，不干你的事。”

赵绰说：“陛下不嫌我愚笨，叫我充当大理官员。现在遇到不依刑律杀人的情况，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隋文帝气冲冲地说：“如果没有力量撼动大树，就应该走开。”赵绰说：“臣的愿望是感动天地，岂止搬动大树。”隋文帝又说：“汤太烫了，还要赶紧把嘴缩回去，你难道想冒犯天子的权威吗？”赵绰不管隋文帝怎样威吓，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隋文帝没法，赌气躲进了内宫。后来，由于别的官员也上奏章谏阻，隋文帝终于取消了杀人的命令。

即使是对诬告自己的人，赵绰仍能做到依法办事。曾经有个叫来旷的官员，诬告赵绰徇私舞弊，把不该赦免的犯人放了。后经调查，纯系子虚乌有。隋文帝勃然大怒，立刻下命令把来旷处死。谁知赵绰又过来据理力争，认为依照法律，来旷不应被斩。

隋文帝觉得这个人真是不可理喻，于是转身退朝。赵绰在后面大声嚷着说：“来旷的事臣就不说了。不过臣还有别的要紧事，请求面奏。”隋文帝信以为真，就答应让赵绰进内宫。隋文帝问赵绰有什么事。赵绰说：“我有三条大罪，请陛下发落。第一，臣身为大理少卿，没有把下面的官吏管好，使来旷触犯刑律；第二，来旷不该处死，臣不能据理力争；第三，臣请求进宫，本来没有什么事，只是因为心里着急，才欺骗了陛下。”

隋文帝听到最后几句话，禁不住哑然失笑，命令左右赐给赵绰两杯酒。当然，来旷也被赦免了死刑，改判革职流放。

——选自《隋书·列传第二十七》

【智慧心得】

赏罚不可过度

一提到赏罚分明的问题，很多人直观地认为只要做到了有功必赏，有错必纠，有功的不随意降低奖励标准，有过的不随意降低处罚标准便可以了。如果这样的想法就已经涵盖了赏罚之中所含的玄机，就无法解释隋文帝与赵绰之间的争执了。隋文帝杨坚是个有道明君，执法严格，即使太子杨勇有了过错也决不姑息。赵绰也以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留名于青史。贤臣得遇明主，治国思路完全一致，就应该配合默契，相处甚欢，却为何要屡屡发生冲突？原因就在于赏罚分明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正是由于君臣二人对赏罚问题的内涵理解存在分歧，所以他们才常有冲突。在隋文帝看来，在捍卫了有错必纠这一原则的基础上，不必拘泥于法规章程，适度从严，加大处罚力度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赵绰看来，一切处罚都必须按照既有的标准进行，姑息迁就固然不对，随意加重处罚也是错误的。

赵绰的依据何在？史书中没有为我们作出明确的解释。但是，与赵绰同样掌管过司法，曾经在唐高宗仪凤年间担任大理丞的狄仁杰，却为此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一次，有一个叫权善才的高级军官，不慎砍了昭陵（唐太宗坟墓）陵园中的柏树。唐高宗知道后十分生气，要求判处权善才死罪。可是狄仁杰却不同意，认为依法应该判处免职。唐高宗气得脸色都变了，大叫：“权善才砍了陵上的柏树，朕不处其死罪，是朕对先帝的不孝！”狄仁杰毫无惧色，奏道：“国家大法，公布于天下，何种罪行判何罪，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哪有不够死刑的罪判成死罪的道理呢？法律如果随意更改，天下百姓便不知什么叫犯法，什么叫合法了。皇上您如果非要改变法律不可，请从卑臣开刀吧！”一席慷慨陈词，使唐高宗无话可说，权善才终于被免除死罪。

集体事物需要各部门相互协调，有条不紊地进行。因此才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规范制度。但是，由于人本来是一种追求自由的动物，对各种限制有着天生的抵抗心理，所以规范制度必须长期保持一致，使人们逐渐适应，才能习以为常，有所适从。而突如其来的严厉惩罚，破坏了这种心理平衡，会给集体造成一种山雨欲来似的恐慌心理，人们会变得不知所措，战战兢兢。长期在这种氛围下工作，会使人感到难以忍受的压抑。最终，要么是下属走人，要么是领导走人。而且，人们要严格遵守规范制度，除了担心处罚本身之外，更主要的是畏惧规范制度的权威性，不敢心存侥幸心理。

但是，如果我们在执行规定的过程中，不照章办事，就会降低人们对法律规范的权威性发生质疑。他们会认为，既然今天可以随意抬高标准，那就无法杜绝以后降低标准，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不必太在乎。这样一来，原本出于警示目的而加大处罚力度，却带来了反面的影响，可以说是事与愿违，得不偿失。

任意向上浮动处罚标准是不可取的，不按照规定，随意降低要求，抬高奖励也是同样不可取的。奖励的依据是被奖励者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奖励的目的是为了让获奖者受到鼓舞，继续前进，让未受奖者受到触动，沿着明确的方向前进。可是，如果奖励不依据一定的标准，随心所欲地提高档次，会让人们觉得奖励的高低并非是因为作出贡献的大小，而是因为运气的有无。如果运气好了，作的贡献不大也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所以不必费心去多付出，只要等待机缘就可以了。而且，凭借运气轻而易举获得的东西，就失去了神圣感、荣誉感，人们决不会珍惜它，更不会对给与自己奖励的人或团队怀有感恩的心。这样一来，奖励的最终目的也就难以达到了。

比如，晋朝的司马伦篡位作了皇帝，为了要更多的人忠于自己，对自己感恩戴德，就开始大批地封官进爵。每逢上朝或者宴会，宫殿里都挤得满满的。皇帝左右的侍中、散骑常侍等一级高官，魏晋时期一般只有四人，这时竟达到九十七人之多。那时一定级别官员的帽子上，都插上貂尾作为装饰，现在官太多了，貂尾不够用就用狗尾代替。但是，当各地的诸侯王前来争夺皇帝宝座的时候，却没有几个人愿意为他赴汤蹈火，冲锋陷阵。不久，司马伦便兵败被杀。

总之，赏罚分明不应仅仅停留在传统观念中的有功必赏，有错必纠，还应该注意度的把握。关于度的把握，人们已经普遍认可了不能随意降低标准这一条。但是，人们却又陷入这样一种新的误区，那就是越是严厉处罚效果越好，越是多加奖励，效果越佳。其实，过度的处罚和过滥的奖励，也同样是有害的。

第二十九篇刘子业大逆不道

刘子业是宋孝武帝刘骏的长子。孝武帝驾崩后，刘子业以太子身份即位称帝。刘骏尸骨未寒，灵柩还停放在宫中，性嬉女色的刘子业便迫不急待奔进武帝的后宫，任意临幸武帝后宫中的妃嫔美人。等到孝武帝的灵柩入葬以后，刘子业想起自己在做太子的时候，不受父亲宠爱，不由得怒火中烧，竟然下令挖掘父亲的坟墓，后虽被劝阻，但他还是命人把粪便倾倒在陵墓里，大骂孝武帝为齇奴（齇，酒糟鼻）。

后来，刘子业的母亲太后王氏患了重病，对儿子十分想念。可是，刘子业却整日纵淫作乐，从不前去问安。太后自知不久于人世，派遣宫女去召唤他，想最后诀别。刘子业却摇头说：“病人房间多鬼，怎么可以去呢？”宫女返报后，气得太后脸色铁青，本就是重病之人，再经过这样沉重的打击，王太后不久便含恨去世了。

刘子业虽然对母亲毫不关心，但对自己的权力却十分在意。为了巩固皇权，他大兴牢狱，高举屠刀，先处死权臣戴法兴，接着又谋害肱股老臣何迈、沈庆之等。最后，凡是敢向他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一律酷刑处死。接着又怀疑祖叔刘义恭对他不利，亲自率领军队到刘义恭家，把刘义恭和四个儿子全部杀死，然后支解四肢，剖出肠胃，又挖掉眼睛，泡在蜂蜜里，名“鬼目粽”。

杀死了刘义恭，他还感到不安心，于是干脆将自己的叔父一并召还，拘住殿中，整天对他们凌辱和殴打。叔父们的哭喊、嚎叫和呻吟声每天在殿堂萦绕。湘东王刘彧体形肥壮，刘子业就将他称为猪王，还特意命人在地上掘坑，倒入水和泥，剥光刘彧的衣服，裸置于坑中，另用木槽盛饭，搅入杂菜，使刘彧就槽食，像猪一样，作为笑谑。

受到这样的污辱，刘彧未免怨怅，刘子业就令左右缚住刘彧的手足，赤身露体，用木杖抬着进御厨，说是今天杀猪。幸有刘休仁在旁佯笑说：“猪不应死！”刘子业问是何故？刘休仁说：“待皇太子生日，杀猪取肝肺。”刘子业大笑道：“好！那就改日杀猪。”刘子业前后欲杀三王十余次，多亏刘休仁多智，每次以谈笑佞谀化解。

刘子业天性淫毒，生活淫乱。只要他看中的女人，一定想方设法弄到手，如果对方稍有反抗，便会遭到他的报复。他曾馋涎于婶母南平王刘铄的王妃江氏。但江氏无论如何不肯顺从。恼羞成怒的刘子业便吩咐将江氏捆起来，鞭打百下，随即杀死了江氏和她的三个儿子。更为令人发指的是，他竟公然和姐姐山阴公主私通，还明目张胆地占有姑母新蔡长公主。对宫中的宫女，他更是恣意蹂躏侮辱，稍不如意就要杀人泄愤。

面对这样的衣冠禽兽，人们终于忍无可忍。最后，自知朝不保夕的湘东王刘彧决定反戈一击。他密结刘子业身边的亲信寿寂之、姜产之，趁机谋杀了刘子业。

——选自《南史·宋本纪中第二》

【智慧心得】

无孝行，便绝无善行

废帝刘子业在他短暂的帝王生涯中，真可以称得上罪行累累。他杀戮忠臣、淫逸乱伦、虐待下人、残害同族的种种暴虐之举，恐怕连桀纣都做不出来。但刘子业能够有这样的人神共愤的残忍念头，决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因为他自身有一个罪恶的根源，那就是不孝。

想一想这个世界有谁对我们的恩情能够超过父母？从“十月怀胎”到“嗷嗷待哺”，从“读书求学”到“成家立业”，我们的父母无时无刻不在为他的孩子操劳：孩子学习进步了，他们眉开眼笑；孩子干坏事了，他们愁云满面；孩子生病了，他们眉头紧锁。父母的一切喜怒哀乐已经紧紧地和孩子联在一起，无论你成功也好，失败也罢，能够永远支持你，守护你，对你不离不弃的恐怕只有父母了。如果我们不知感念父母的恩情，不知回报父母，连飞禽走兽都不如，还怎敢谈及道德人伦？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孝道的重视远远超乎世界其他文明国度。

中国人不仅将孝作为人的基本道德准则，还将它作为万事之纲纪，“以孝治天下”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座右铭。这决不是中国人故意夸大其辞，正是中国人认识到孝是一切善念的本源，所以孔子才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事；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进而可以“泛爱众，而亲仁”。孟子也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万物。”只有这样，才可以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离开了孝道而追求仁、义、理、智、信都只能是缘木求鱼。圣人之所以要把“事父母，能竭其力”作为忠信的前提，把“亲亲”作为“仁民”的前提，就在于他们看到了孝道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孝行是一切善举的源头。

汉文帝对母亲就极为孝顺。薄太后曾经生了一场重病，辗转迁延达三年之久。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然而刘恒却打破了这句话，在三年之中，他每天都要看望母亲，常常衣不解带、不眠不休地陪伴在旁边，凡是御医送来的汤药，刘恒都要亲口尝过，确认无误之后，才放心给母亲喂下。正因为有如此的孝心，才能滋生出爱民之心。

所以，汉文帝继位不久就下了一道诏书说：“一个人犯了法，定了罪也就是了。为什么要把他的父母妻儿也一起逮捕办罪呢？我不相信这种法令有什么好处，请你们商议一下改变的办法。”大臣们一商量，就按照汉文帝的意见，废除了一人犯法、全家连坐的法令。文帝在位期间，还经常赐给鳏寡孤独者布帛，以助其抵御寒冷。为减轻百姓的负担，他生活极为简朴。有一次，他想建一座露台，但计算了一下，要用一百斤黄金，相当于当时十户中等百姓的家产，于是就取消了这个想法。

汉文帝之所以能够做到爱护臣子，关心百姓，就在于他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知道做人必须要牢记父母的养育之恩，长大以后要竭尽所能加以报答。这种孝心的升华，就使得他拥有了一颗感恩的心，一颗善良的心，所以才有此善行。相反，刘子业在父亲死了以后毫无悲哀的神情，在母亲临终之时，拒之于千里之外，孝心尽失，又哪能有丝毫仁爱？不仅刘子业一人这样，历览中国历史，凡是为人不孝的，即使不是大奸大恶，也绝非善类。

南齐的第六任皇帝萧宝卷在齐明帝去世时，觉得父亲的灵柩十分讨厌，竟然不顾礼仪，就下令迅速下葬。在守灵期间，每次轮到他哭灵的时候，他总推说嗓子疼，一声不哭。萧宝卷登上皇位以后，爱出宫闲逛，却又不允许任何人看他，每次出宫都先行戒严。为了预防有人从门缝里偷看，凡他经过的街道，两旁的房舍都要空出来。皇家卫队前驱的鼓声一响，平民就像听见防空警报一样，狂奔而出向四方逃命，来不及逃走的全都做了刀下之鬼。

有一次一个孕妇逃得慢了点儿，被萧宝卷看见，竟被剖开肚子挖出婴儿。另有一个生病的老僧无力逃避，躲在草丛里，被萧宝卷下令乱箭射死。萧宝卷每个月都要这样出游二十多次，且方向无定，忽南忽北，忽东忽西，有时还是夜游，老百姓难得有一天安稳的日子。

暴君的恶行，迅速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抗。他在当皇帝这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发生过四次巨大兵变。最后，当萧衍的叛军挺进到建康城下，完成对首都的包围时，萧宝卷依然我行我素，不顾百姓疾苦，专心致志地扩建他的宫殿。他的左右亲信中有几个比较清醒的，看出局势严重，希望萧宝卷能够安静下来，其中一人趁着他的坐骑忽然惊嘶的机会向他进谏说：“我看见您父亲了，他很不高兴，责备您总是出宫游荡。”萧宝卷大怒，拔出佩刀，寻找他父亲的鬼魂，寻找不着就用草缚一个他父亲的人像斩首，把头挂在宫门口示众。

一个人如果不遵从孝道，就会使内心深处的罪恶迅速膨胀，直至做出如萧宝卷、隋炀帝一样禽兽不如的事情。因此，修身养性，培植善念，就要从孝敬父母做起。正像俗语所说：在家敬父母，不必出门去烧香。

孝敬父母，遵守孝道，不仅涉及到一个人自身修养的问题，还是我们能够在社会立足，赢得他人尊敬和信任的根基。一个人不知报父母之恩，就说明他没有感恩之心，没有感恩之心的人就是枭獍之徒，任用他，是养虎为患，亲近他，是与蛇共舞，因此这种人很难赢得他人的信赖。相反，如果一个人孝敬父母，就会被视为忠义之人。在选择人才，讲究德才兼备，以德驭才的中国更是如此。上古的时候，舜的父母极为糊涂，偏爱小儿子象，而多次迫害舜，但是舜依然对他们极为孝顺。尧听说舜如此孝顺，就将他征召到身边，对他进行考核以后，定为自己的继承人。

在科举制没有推行的汉代，选拔人才实行的是推举制，由地方官员向中央推荐人才。而选拔推荐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孝，因此，入选者被称为孝廉。人们对孝道是如此的看重，以至于一个人犯的过错如果是因为孝道而犯，可以得到人们的原谅，而不影响事业的发展。

为人不孝，会被看做无行小人，而受到轻视。相反，恪守孝道的人到哪里都会受人尊敬。陆绩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天文学家。他六岁的时候随父亲参加袁术的宴会。陆绩见酒席上有橘子，就偷着揣到怀里三个。当他辞谢回家时，橘子掉了出来。袁术生气地责问他说：“你来做客，怎么还把橘子拿走呢？”陆绩连忙回答说：“我是想把它带回去给母亲吃。”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却如此孝敬父母，深为感叹，从此对他另眼相看（当然，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是不能鼓励孩子为了孝心而随便去拿别人的东西的）。司马芝也是三国时期的人，他年轻的时候，赶上战乱，与同乡一起到荆州避乱。走到半路，一行人遇到了强盗，其他人都丢下老的扔下弱的逃跑了，只有司马芝自己一个人留在母亲身边。强盗来到近前，问他为何不逃走，他说不忍心丢下老母独自苟活，并苦苦哀求保全母亲的性命。强盗为他的孝行所感动，认为他是个忠厚君子，就放了他们。

在讲究门阀出身的封建社会，袁家四世三公，门庭显赫，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却对一个三尺孩童刮目相看；在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动乱年代，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竟能够使杀人如麻的强盗肃然起敬，刀下超生。这足以让我们认识到孝行在赢得他人的尊重方面有多么大的力量。

第三十篇贺若敦以言取祸

贺若敦，河南洛阳人，自幼气质便异于常人。齐神武帝代魏自立之后，他的父亲贺若统想捉拿刺史田迅归附神武帝，但又心存顾虑，迟迟不肯做出决定。年仅十七的贺若敦，屡屡献计献策，最终促成贺若统起事。

当时，正值天下大乱，盗贼蜂起。大龟山贼寇张世显实力强大，曾经派兵偷袭贺若统。面对强敌，贺若敦毫无惧色，挺身赴战，亲手斩杀七八个贼人，令敌人丧胆而去。贺若统十分高兴，对左右的僚属说：“这孩子不仅能立我家门户，还应当成为国之名将。”

后来，宇文泰篡齐立周，贺若敦就成了北周的臣子。武成元年，陈将侯瑱等围逼湘州，北周孝闵皇帝命贺若敦率兵救援。贺若敦连战连捷，很快收复湘州。但此时正值秋水泛滥季节，水路交通严重受阻。致使贺若敦部队粮援断绝，将士人人心怀恐惧。

贺若敦怕侯瑱了解自己部队的缺粮情况，就在军营中大量积土堆丘，在上面覆盖以粮米，然后召集附近村庄的百姓到军营来，装作向他们询问事宜的样子，待他们看到营中堆积的“粮山”以后，再把他们一一送走。侯瑱从百姓那里听到所见的情况后，便误认为贺若敦部队的粮食充足。

贺若敦部队非常缺粮，但是当地百姓却常常驾驶小船，装载粮米和鸡鸭笼子送给侯瑱部队作军饷。贺若敦对此甚为忧虑，于是便派人伪装成当地百姓馈送粮谷和鸡鸭，而实际上却在船只里埋伏着士兵，侯瑱部队看到了，以为又是馈送饷粮的百姓船只，便逆水而上，争先恐后地去接取东西，贺若敦船中的士兵于是趁机将他们全部抓获。

另外，贺若敦军中常有叛逃者骑马投降陈军的，侯瑱都予以接纳。有鉴于此，贺若敦便派一小队人马伪装投奔侯瑱军，侯瑱不辨真假就派兵乘船前来迎接。这时，贺若敦在江边预设的伏兵突然跃起齐击，将侯瑱所派的士兵全部杀死。

此后，即使有了真正馈送粮饷或者投奔陈军的人，侯瑱因为害怕贺若敦的设诈阴谋，再也不敢接纳了。就这样，双方相持了一年多，侯瑱始终未能制胜贺若敦。最后，侯瑱不得已只好借船送贺若敦率军归国。但北周权臣晋公宇文护却以贺若敦失地无功为名，将其罢免。后贺又被征召，官至中州刺史。

但贺若敦内心却十分不满。他自认功高盖世，却只能看着不如自己的人都被封为大将军，职位超过自己。再想想湘州之役，自己全军而返却被除名，更是气愤不已，因此经常口出怨言。晋公宇文护知道以后极为愤怒，逼令他自杀谢罪。临刑时，贺若敦把儿子贺若弼叫到跟前，对他说：“我是因舌头说话而死，你不可不引以为训。”接着用锥刺贺若弼舌头直到出血，警诫他讲话要谨慎。

——选自《北史·列传五十六》

【智慧心得】

不要轻易发牢骚

贺若敦一代名将，久经沙场，历经强敌毫发无损，功成名就之际，因未得到应有的奖励，心中不服气，口中多了些抱怨之词，竟招来杀身之祸，真是令人惋惜。

语言是人类从野蛮迈向文明的标志，它可以帮助我们传达信息，宣泄情绪；但同时语言又是祸患的根源，很多人都因为言语不慎而像贺若敦一样遭遇不测。因此，古人讲究谨言慎行，推崇沉默是金，为的就是防止祸从口出。

《孔子家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孔子到周朝观礼，到后稷的庙里，见到右边台阶上立着三尊铜铸人像被“三缄其口”。也就是说它们的口被封了三层。再看它们的背上刻着铭文：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孔子看了铭文以后，回头对他的弟子说：“记住，这话说得虽然粗鄙，却合乎情理。”

可是在所有言谈之中，对讲话人伤害最大的往往不是言语失当，而是怨言和牢骚。如果我们当面批评同事或者领导的错误，那代表着我们在遵守正常的建议机制，是一种光明正大不代表私心的行为，即使我们判断失误，说了错话，只是属于认识上的错误，日后可以改正，也不会和人际关系有什么牵连。可是，怨言和牢骚就不同了，这里面明白无误地包含着不满情绪，而这样的言论又往往是私下发泄，口无遮拦，可能会比实际更加偏激。

而且，信息在人际传播过程中又是最容易被篡改的，有时会变得面目全非。正如《吕氏春秋·察传》所说：“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大意是说，一段话经过多次传播，就会把白说成黑，把黑说成白，更有甚者会把狗传成人。所以，牢骚在一传十，十传百的口口相传中，也同样可能被添枝加叶，或者火上浇油。这时牢骚传到矛盾的另一方，问题就变得更加激化，误会变得更深，最终难以收拾。

贺若敦死后，他的儿子贺若弼不愧为将门虎子，颇有乃父之风。凭借攻克长江天险，扫平陈国，一统天下的功绩被隋文帝加封为大将军。但是他在继承父亲优点的同时，也继承了他父亲的缺点，他没有记住父亲临死前的嘱咐，常常为自己的官位比他人低而怨声不断。

他平素最瞧不起杨素，可偏偏杨素官居尚书右仆射，位在自己之上。为此，他经常四处抱怨朝廷赏罚不公。后来一些话传到隋文帝的耳朵里，文帝十分生气，就把贺若弼逮捕下狱，虽然最后对他未加治罪，但还是免了官职。

没想到贺若弼还是不吸取教训，而且变得怨气更大，贬低杨素和宰相高颍只会吃饭，什么也不会干。隋文帝听说贺若弼又在外面大放厥词，不得已再次将他下狱收押。这时朝中一些公聊大臣怕受牵连，都揭发他过去说的那些对朝廷不满的话，并要求将他处死。可隋文帝考虑再三，还是念他劳苦功高，只是象征性地把他的爵位撤销了事。

大业三年，即位的隋炀帝北巡至榆林，为了显示大隋帝王的富贵，隋炀帝设下一个可以容纳千人的巨大帐篷，宴请突厥可汗。贺若弼老毛病又犯了，认为皇帝这样做太奢侈了，就私下和高颎、宇文干等人议论隋炀帝为政得失。有人听到以后向隋炀帝告发。隋炀帝可不像他老子那样心慈手软，一怒之下砍下贺若弼那颗鬓发斑白的头颅，同时将他的妻子贬为奴婢。他的儿子怀亮，十分有才能，当时已经官拜仪同三司，可因为受父亲牵连而被诛杀。

古人说吃一堑长一智，现代人说，聪明人不能让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可是，贺若敦以血的教训告诫贺若弼千万不要像自己一样以怨言取祸，但贺若弼还是重蹈覆辙。究其原因，其实就在于他们胸中不平，有怨气郁积，又难以控制，必须通过语言来表达发泄。

所以韩愈才说：“凡是事物处在不平衡的状态下，便要发出声音。草木本身没有声音，风一吹动就发出声音；水本来没有声音，风吹动它就会发出声音；金石原本没有声音，有人叩击它就会发出声响。人们要说话也是这个道理：有的是因为情非得已才说，他歌唱是因为他的思绪，他哭泣是为了抒怀，凡是从嘴里发出来的声音，都是有不平在心中啊！”有了不满发泄出来是人之常情，物之常理。如果一味地压抑就会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也是不值得提倡的。

说出来容易招惹祸患，不说又容易伤害身心，真是让人进退维谷，不知如何是好。其实，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很容易，就是从根本入手，让人们学会接受现实，保持恬淡的心境，学会容忍与洒脱。伟人毛泽东所吟唱的“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社会是个大舞台，在全社会提倡公平竞争的大原则之下，难免会有些不平事令人为之气恼。如果一个人因此而怨天尤人，抱怨不公，就会对整个社会和个人未来丧失信心，时间长了，会斗志尽失，再无起色。而且，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和工作集体都不会喜欢在内部有一个怨气冲天的人，这样会严重影响大家的情绪与和谐共处。这样一来，爱抱怨和发牢骚的人被孤立和排斥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了。而失去了必要的社交圈子和群众支持，你的发展和前途也就成了无本之木了。

第三十一篇唐太宗鼓励进谏

李世民，唐高祖李渊次子。在唐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李世民亲自带兵，先后剿灭了薛仁杲、刘武周、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等多股割据势力，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尽管他的功业远远超过李建成和李元吉，但由于身为次子，不能继承皇位。李世民不甘雌伏，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逼唐高祖李渊退位，自己称帝，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

在历代帝王中，唐太宗以其“雄才大略而又从谏如流，位及人主而兼听纳下”的开明作风而闻名于世。他主动引导大臣评论朝政，采取多种方式让臣下把意见反映出来。为了给大臣创造批评朝政的条件，唐太宗特意从制度入手，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样一来，谏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内幕，政策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指出，三省长官也就不敢谎报政绩，而史官可以更好地记录皇帝和大臣的言行，撰写史书，起到监督作用。

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之下，他的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敢于进谏的耿直忠心之臣。唐太宗不仅有鼓励纳谏的举措，更有接受批评的度量。有时候，对那些坚持原则但言语失当的直谏之臣，他也能不予计较，以宽容的心态去包容。

比如，贞观四年唐太宗打算大兴土木，兴建洛阳乾阳殿。给事中张玄素说：“在国家还未恢复元气的时候，您这样做的过失比隋炀帝还大，甚至会得到同桀、纣一样的下场。”对如此尖锐的言辞，唐太宗非但没有动怒，而且接受了意见，下令缓建，还重赏了他。还有一次，唐太宗一气之下要判处一名伪造资历的人死刑，大理寺少卿戴胄坚决反对，认为依法应判处流放。唐太宗受到顶撞，十分生气，戴胄仍然据理力争，说：“法令是国家取信于天下的凭借，皇帝不能因一时愤怒而杀人。”争辩的结果，唐太宗折服了，并且称赞戴胄秉公执法。

至于以“犯颜直谏”著称的大臣魏徵，更是常常与唐太宗面谏廷争，有时言辞激烈，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他也毫不退让，往往使唐太宗感到难堪，下不了台。不过事后唐太宗能认识到，魏徵极力进谏，是为了使自己避免过失。因而先后接受了魏徵二百多次批评规劝，还把他比做可以纠正自己过失的一面镜子。魏徵病死时，唐太宗非常悲伤，痛哭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如今魏徵去世，朕失去了一面镜子啊！”

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在这短短的二十三年里，唐王朝走出了隋末战乱的阴影，出现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升平景象，为国家走向全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历史上被称为贞观之治。

——选自《旧唐书·太宗本纪》

【智慧心得】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唐太宗是明智的政治家，善于采纳大臣的批评意见，能接受别人指出他的言行之“非”。他以前朝兴衰为鉴，诚恳要求大臣们进谏，鼓舞他们说：“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在他的倡导下，贞观年间，进谏和纳谏蔚然成风。有效避免了各种错误政策的颁布，及时改正了执政者的过失，这才有了震古烁今的贞观之治。可善始者未必能善终，唐太宗晚年就变得十分骄横不可一世，他不顾褚遂良等朝臣强烈反对，劳师动众远征高丽，结果无功而返，成为他一生当中少有的败笔。

翻阅历史不难发现与之相似的规律：为政者不听“逆耳”之言，偏信顺耳之言，必然会堵塞言路，最终造成乱世；反之，为政者不怕“逆耳”之言，从谏如流，必然会广开言路，进而开创治世。史载，周厉王为政残暴，国人议论纷纷。于是厉王广派密探，重惩批评时政者。使得百姓不敢相互交流，只能通过眉目传情。厉王见了感到十分满意，洋洋自得地对召公说：“你看，我是多么善于消除诽谤啊！”召公告诫他说：“堵住人的嘴，不让人说话，比堵住河流还要危险哪！治水必须疏通河道，让水流到大海；治理国家也是一样，必须引导百姓说话。硬堵住河流，就要决口；硬堵住人的嘴，是要闯大祸的呀！”厉王不仅不听，反而变本加厉。不久，国人暴动，厉王被逐。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春秋时郑国的子产不怕人批评，甚至还鼓励百姓指出他的错误和缺点。郑国的都城有一乡校，国人多于此聚会，纵论时政，褒贬官吏。朝廷大夫然明恐怕这种反面的言论会祸乱国家，就劝当时的执政卿子产把乡校撤掉。子产听了以后说：“兴废总得有缘由，你说为何要毁掉乡校呢？”他说：“这些人议论政事，是关心国家，褒贬之语，都有利于国家，他们认为好的，执掌权柄的人就应该立即推行，他们认为不好的，我们就应该改正或者不做，这样的议论，堪为我的老师，决不能撤毁乡校。以诚善对人，可减少怨恨，却没听说用威势和暴力能防止怨恨。用权威当然能立刻制止议论，可人们的不平憋在心里，早晚还是要爆发出来的。河不可堵水，人不可堵嘴。否则河决堤伤人更多，人憋久喷发的仇恨更大。不如让乡校存在下去，让人们去议论吧。我们听到这些议论，等于有了治理国家的良药，这不很好吗？”这样一来，言路畅通，国家政治修明，内部安定。当子产去世的时候，郑国的百姓都痛哭失声像死了亲人一样。就连孔子也称赞子产说：“古人的仁爱，只有在子产身上才得以重现呀！”

每个人都乐于听取顺从和赞扬自己的话，不愿意接受批评之言，这是人之常情。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无论是唐太宗，还是子产，在听到批评自己的言论时，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气愤的。但由于他们清楚集体的智慧是很强大的，集思广益，总能胜过孤军奋战。因此，虚心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是避免失误的一个有效途径。正因为想到这些，他们才最终由怒变喜。正如韩非子所说：“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遗憾的是，有些领导干部喜听顺耳之言，厌听逆耳之言。在这样的领导干部那里，善于溜须拍马的人就会乘虚而入，用甜言蜜语达到营私舞弊的目的，既害了民众，最终也会坑了自己。周厉王就是这类人的代表！

当然，因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逆耳之言”也不可能全对。我们倾听不同意见的时候，也应该判断是非，择善而从，如果择非而从，那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会带来不良后果。因此，古人还提出了接受批评意见的同时要学会“察言”，“三思而后行”。

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我们明明知道真理是站在自己一方的，可是反对者仍然一味地坚持他们的观点，这时对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比较可行的一种方式就是得理不饶人，对反对者挥以大棒。比如秦始皇嬴政在推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时候，就是采取的这种方式。

秦始皇兼并六国实现大一统后，为了巩固皇权，避免出现周朝那样天下分裂、各自为政的局面，秦始皇与自己的得力助手李斯决定推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各地的政权由中央委派的官吏掌握，而不是如奴隶制时代分封给皇帝的子孙。

无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嬴氏家族维持统治的角度，这一方案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当时的儒生和大部分朝臣却泥古不化，纷纷表示反对，要求恢复分封制。丞相李斯建议秦始皇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法令统一。但是有一批读书人不学现在，却去学古代，对国家大事乱发议论，在百姓中制造混乱，如果不加禁止，会影响朝廷的威信。”秦始皇采用了李斯的主张，立刻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医药、农耕等书籍以外，凡有私藏《诗》、《书》、百家言论的书籍，一概交出来烧掉；谁要是再私下谈论这类书，办死罪；谁要是拿古代的制度来批评现在，就满门抄斩。最后，大批的珍贵图书化为灰烬，四百六十多个持不同政见的儒生被残忍地活埋。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焚书坑儒”事件。

秦始皇的观点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对反对者实施必要的弹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万事有度，过犹不及。秦始皇的镇压手段过于残暴和激进，一阵腥风血雨过后，举国上下噤若寒蝉，能够留在朝廷上的也只剩下专会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奸贼如赵高之流，或者是善于见风使舵、老奸巨猾的李斯之徒。

谁也不能否认嬴政的智慧和才能，但是毕竟人无完人，嬴政不能永远明察秋毫，洞悉世间。他晚年在统治天下时犯了过于苛刻的错误，在个人生活上又穷奢极侈。仅凭这两点就使得秦朝百姓置身水火，性命倒悬。秦始皇也由一个一呼百应的开国之君，变成了人人欲食其肉、寝其皮的独夫民贼。可是，尽管下面民怨沸腾，秦始皇却毫不知情，还以为秦国如日中天。原因是没有人敢说与帝王的观点不一致的话了。就这样风光一时的秦国，不仅没有能够像秦始皇想的那样，一世、二世、三世，直至万世这样传承下去，反而在始皇帝的时候就已经危机四伏，最后到二世而亡了。

由于人们之间的能力水平有高下之别，对某一领域又有专业与外行的区分，因此，很容易出现错误的反对声音。如果这时候，我们依仗自己的权威加以打击，就会令周围的人或者对你陷入盲目的崇拜，认为只要是你做出的决策一定是对的，或者担心万一自己的想法真的不正确，将来会惹祸上身。时间长了，你就会同秦始皇一样的闭目塞听了。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古时候有一则千金买马的寓言，十分形象地为我们提供了解决方案。寓言讲的是古时候有个国君愿用千金买一匹千里马，可是三年过去，无人入宫献马。

后来一位侍臣带了千金去寻求良马。三个月后，侍臣返回。他花了五百金买回来的竟是一副千里马的骨头。君王见了十分生气，怒斥道：“我想要的是活着的千里马，你用五百金买一匹死马做什么？”侍臣回答说：“这样才表明国君寻求良马的诚意！”

果然，过了不到一年，就有三个人来献千里马。如果一个人真心希望在自己决策的过程中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以避免铸成大错，就应该具有千金买骨的精神。对提出批评意见的人采取宽容的态度，即使明知对方的观点错误，自己不会采纳，但决不应该去压制或者惩罚，甚至予以保护和鼓励，帮助他们共同进步。这样的姿态会使大家觉得：领导对提出错误言论的人尚且以礼相待，那么我们将来就不必有所顾虑了。不久，就会有人向你提供真知灼见了。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仅凭一个人的智慧和精力有时很难拨开迷雾，抓住本质。唐太宗的才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人能与其伯仲相称的，但有时也难免作出错误的判断，办出荒唐的事来，普通人就更不必说了。因此，我们要谨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警训。以不避良药之苦的精神，积极接受反面意见。

第三十二篇唐代宗计收君权

唐代宗李豫，是中国历史上最懂得权谋的皇帝之一。从他被肃宗皇帝封为太子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卷入权力争斗的漩涡。当时，张皇后与宦官李辅国相互勾结，共同把持朝政，可以左右太子的废立。而李豫素来厌恶张、李二人的骄横专断，双方积怨极深。因此李豫这个太子实际上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能否继承大统还是个未知数。考虑到自己势单力孤，李豫决定分化张、李阵营，以便各个击破。

后来，张皇后与李辅国相互猜忌，产生隔阂。李辅国拉拢掌管宫廷禁军的宦官程元振与张皇后对抗。李豫暗自高兴，决定寻找机会激化他们的矛盾。761年，肃宗皇帝病重，委任李豫为监国。这也预示着一旦肃宗驾崩，李豫就会继承皇位。

张皇后十分担心李豫登基之后会与李辅国联手对付自己，于是便想首先借太子的手除掉李辅国。一次，李豫入宫侍疾，张皇后偷偷对他说：“李辅国久握禁兵，制敕皆从他那里发出，他擅自逼迁太上皇，其罪甚大。他所忌者吾与殿下。今主上弥留，辅国暗中与程元振阴谋作乱，不可不诛。”

李豫对她的轨迹早就心知肚明，假意痛哭说：“父皇病得很厉害，不禀告陛下就杀了他们，恐怕他经受不起。”张皇后见太子不肯合作，便找来了肃宗的次子越王李保，想密谋发动政变，杀死李辅国，废掉李豫。李豫忙把这个消息告知李辅国，让他早做准备。李辅国就抢先率领禁军入宫，诛杀了张皇后和越王。因为李豫对李辅国有救命之恩，李辅国就拥立他做了皇帝，是为代宗。

李辅国本来就专横骄纵，这次又有拥立之功，变得更加不可一世。他甚至公然对代宗叫嚣说：“陛下只关注内宫，外面的事任凭老奴处置。”代宗自然非常气愤，可是考虑到他手握重兵，党羽众多，不敢轻易下手，所以表面尊崇，对其加官进爵，暗中却利用程元振来对付他。

原来，程元振当时因拥立代宗为帝被任命为飞龙副史、内侍省事，可以说权势显赫。但他总觉得自己赶不上李辅国，所以心里很不自在。李辅国又常常趾高气扬，借一些小事羞辱他，这令程元振感到忍无可忍。

代宗得知他们之间的嫌隙，便有意善待程元振，给他加官进爵，并委婉地暗示他上奏弹劾李辅国。程元振受到皇帝恩宠，又有了皇帝的支持，便大胆上表指责李辅国专权误国。那些被李辅国压制很久、敢怒不敢言的大臣们见李辅国的阵营里出现了倒戈，觉得铲除奸佞的时机已经成熟，也纷纷请求将李辅国罢官。

于是代宗顺水推舟，先罢免了李辅国禁军元帅的职务，由程元振代替。这样既解除了李辅国的兵权，又坚定了程元振与李辅国决裂的决心。接着代宗又陆续罢免了李辅国的其他职务，只允许他每月初一、十五进宫朝见。后来代宗担心他死灰复燃，就派刺客将他刺死在家中。一年后，代宗又解除了程元振的职务，终于实现了独掌大权。

——选自《旧唐书·代宗本纪》

【智慧心得】

善于利用矛盾，化不利为有利

唐代宗高超的政治智慧，为我们引出了一个耳熟能详的典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千百年来这一典故一直流传不息，作为反面教材，它告诫人们同志之间、朋友之间，应该团结互助，不应当勾心斗角，要看清和对付共同的敌人。否则，就必然会给人造成可乘之机，让敌人钻了空子，彼此都遭受灾难。

可是，这只是该典故所阐释的道理的消极运用。真正的智者更应该巧妙地运用逆向思维，想一想既然敌人能够趁我们发生冲突以后，实力削弱之机有所图谋，为什么我们不能主动开动脑筋，挑起同一竞争对手内部、或者多个竞争对手之间的矛盾，待其两败俱伤之后，再介入进去，那么夺取胜利就如同探囊取物了。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中央集权制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既表现在中央难以制约地方藩镇势力，也表现在权臣、宦官、后宫对皇权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唐代宗巧妙利用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挑动它们之间的斗争，终于在最大限度上巩固了皇权，成了最终的赢家。

一切理论、方法都不是简单的条条框框，在具体实施时还要注意很多关键的环节和细节。挑动“鹬蚌相争”也不例外。这一计策的关键在于挑动争执，而挑动争执的前提在于矛盾的存在。当矛盾在策划之前就已经存在时，我们要努力发现它；反之，我们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制造矛盾。

现实存在的矛盾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显性状态，一种是隐性状态。显性状态的矛盾能够直接为当事人或者旁观者所感知到，只要抓住它不放，进行积极鼓动，使之进一步激化就可以了。

隐性状态的矛盾利用起来就不是这样容易的了。它首先需要策划者细心观察竞争对手的内部是否存在矛盾。如果存在矛盾，哪一个是主要的，是值得利用，是能够获得成效的。接着，再以此为线索，加入催化剂，将潜在的矛盾激化成显性的，最后一步当然不言自明了。

比如，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关羽数次进攻曹魏，曹操十分担心，想迁都以避其锋芒。后来，司马懿等人认为，关羽之所以有此勇气，是因为身后有孙刘联盟为后盾。如果孙、刘联盟被瓦解，那么关羽这一威胁即使不能自动解除，至少也不会让他这样有恃无恐了。

经过仔细分析，曹魏集团发现孙、刘联盟并非坚不可摧，双方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孙权对刘备不守信用、拒绝归还荆州之地十分生气，对蜀汉在战场上的频频胜利更是非常嫉妒，同时，由于关羽曾经拒绝孙权欲与其结为儿女亲家的要求，孙权一直对他怀恨在心。于是曹操以割让江南之地为诱饵，挑起孙权的新仇旧恨，借孙权之手杀掉了关羽。这样一来，不仅消除了关羽对曹魏的威胁，还极大地破坏了孙、刘联盟，重新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

对于原本不存在矛盾和斗争的对手，我们要想方设法在他们之间制造矛盾。这相对于显性状态和隐性状态的矛盾来说，其难度就更大了。它需要我们首先仔细观察敌对阵营之间或其内部的特点，找到领导者、主要成员的致命弱点，再根据这些弱点，制造纷争。当年，晏婴二桃杀三士，就是最好的例证：

春秋时期，齐景公手下有公孙无忌、田开疆、古冶子三名勇士，都有万夫不当之勇，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但这三个勇士自恃功劳过人，非常傲慢狂妄。晏婴认为这样的人对国家来说是一种可怕的威胁，很想除掉他们。考虑到这三个人勇武过人，很难对付，晏婴决定用“鹬蚌相争”之法。但是，这三个人相互引为知己，情同手足，决不会相互为敌。晏婴不甘心，通过仔细观察，终于发现了三人共同的缺点。那就是他们对名利的追逐达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毫无谦让之意。晏婴暗自高兴，决定寻找机会，利用这一矛盾除掉三个人。

一日鲁昭公来访，齐景公设宴招待，晏婴献上一盘鲜美的大桃子。宴毕，还剩下两个桃子，齐景公决定将这两只桃子赏给臣子，谁功劳大就给谁。若论功劳，自然是三勇士最大，但桃子只有两个，怎么办？三人各摆功劳，互不相让，都要争这份荣誉，其中两人先吃了桃子，剩下一人自觉无颜，自杀而死，吃了桃子的两人感到惭愧，自觉对不住朋友，也自杀而亡。这样，看似铁板一块的攻守同盟，就这样为了两个桃子彻底崩溃了。

除此之外，这种竞争技巧并非是完全不需要任何力量投入的隔岸观火。一旦矛盾激化，斗争掀起，我们还要仔细分析争斗双方的力量谁大谁小，对自己的威胁程度孰高孰低。在双方实力有差别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在力量相对薄弱的一方，让它在前方与强大的敌人正面冲突，自己在后方暗中给与支持，虽然这样要消耗一定的实力，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挑起争端的目的是为了造成两败俱伤，让对方的实力都弱于自己，再分而治之。如果较强的一方在没有消耗太多实力的情况下击败了对手，对我们而言它还是一头很有威胁力的病虎时，那就危险了。因为一旦它恢复过来，下一个受害的就是我们自己了。

所以，当争斗的双方对我们的威胁程度不同时，我们应该坚持两害相权取其轻，立足于率先消灭最大的威胁。等到争斗结束，不仅最大的敌人没有了，较小的威胁因为消耗战，也会变得更小。唐代宗即位之前站在李辅国、程元振一方的原因就在于他明白，如果张皇后得势，就会废掉自己，另立太子。而李、程虽然也威胁皇权，但他们还必须要打着自己的旗号，不敢轻易废立。暗中支持后者，就为赢得最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计策和谋略就好比道路桥梁，是没有专利保护的。你学会了可以用在别人身上，别人学会了也可以用在你的身上。名利场中向来纷争不断，说不定会有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挑动争斗，混水摸鱼。因此，鹬蚌相争的时候不仅要能够勇于进攻别人，还要懂得如何防御，避免使自己成为鹬蚌。

春秋末期，晋国被智伯、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四人瓜分。其中尤其以智伯势力最为强大，并且时时暴露出吞并韩、赵、魏的野心。一次，他借口扩建宫室，公然向韩、魏、赵三家索要土地，遭到赵氏的拒绝。智伯马上率领韩、魏二氏，攻伐赵氏。赵襄子看到形势不利，退保晋阳。智伯命人掘开晋河，水灌晋阳，城中马上变为汪洋泽国。踌躇满志的智伯，带着魏桓子、韩康子巡视水情，忘乎所以地说：“今天我才知道水可以灭亡他人的国家。”听了这话，魏氏想到汾水可以灌自己的安邑，韩氏想到绛水可以灌自己的平阳，都不寒而栗。二人回去以后，暗中联合赵襄子，里应外合，最终打败了智伯。

假设智伯不露声色，先借韩、魏之力除掉赵襄子，然后，回过头来进攻精疲力竭的韩康子、魏桓子，那么战国七雄恐怕将变成战国五雄了。

第三十三篇李白为谗言所害

李白，字太白，公元701年出生在中亚的碎叶；5岁时，随父亲迁居四川青莲。李白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15岁时，学习剑术。20岁前后，在家乡的匡山读书，从友人学习纵横术。

天宝初年，李白结识了著名的道士吴筠。后来，吴筠奉诏入长安，李白也一同前往。在长安李白拜访了著名诗人、时任太子宾客的贺知章。贺知章对李白的《蜀道难》十分赞赏，“读未竟，称叹者数四”，惊叹道：“你简直就是一位谪居人间的仙人。”

随后贺知章在唐玄宗面前极力推荐、盛赞李白的才学。于是，玄宗皇帝下诏，宣李白进殿见驾。李白在朝堂上议论时事，并当场作了一篇文章。玄宗对他非常满意，觉得果然名不虚传。当即赏赐宴席，并亲自为他调制羹汤。并以翰林供奉的身份将李白安置在翰林院，为皇帝草拟文诰诏令之类的文件。同时也为迎合皇帝的兴趣，随时写些应景诗文。

可是，李白仍然保持着放荡不羁的文人本色，经常与人在大街上喝得烂醉如泥。有时，玄宗皇帝要召见他，往往要到酒楼去寻找，李白就醉醺醺地前去见驾，按皇帝的要求创作诗歌。由于爱惜他的才华，玄宗皇帝不仅不加责怪，反而对他多加体恤。有一次，李白又在喝醉的时候被皇帝召见。这次玄宗命他写诗称赞自己的宠妃杨贵妃。

李白一向瞧不起被皇帝宠信的宦官高力士，就想借这个机会羞辱他一番。于是，李白借着酒劲儿，命高力士为自己脱靴。高力士一贯作威作福，满朝大臣无不对他畏忌三分，怎愿意为小小的翰林供奉做如此下贱之事。可是为了不使皇帝扫兴，他只好忍住不快，乖乖地依照李白的吩咐做。李白志得意满，席地而坐，当即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清平调》。

事后，高力士指着“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一句对杨玉环说：“赵飞燕得宠于汉成帝，因此得以立为皇后。她在宫中做了不少争宠的坏事，甚至谋杀太子。当时朝野称之为‘祸水’。李白以赵飞燕比拟贵妃，分明是贱视贵妃，有诽谤之意。”杨玉环信以为真，从而对李白怀恨在心。只要唐玄宗提出要提升李白的官职，她就从中作梗。李白见自己已经被皇帝疏远，政治上难有发展，只能辞官回乡。

——选自《新唐书·文艺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智慧心得】

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不能得罪一个小人

尽管我们都知道，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但是，人与人之间出现冲突和摩擦是在所难免的，人生在世谁又能保证永远不与人争？有了冲突和摩擦也就免不了要得罪人，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得罪君子和得罪小人，结果却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小人的报复心理很重。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品德高尚，胸怀坦荡，一旦有了误会或者分歧，有的时候可以通过时光的流逝，渐渐淡忘仇怨，不必进行解释就摒弃前嫌；而小人则不然，他们品德低下，心胸狭窄。一旦与之发生冲突，决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处心积虑地寻找报复的机会。

寇準担任宰相的时候，参政丁渭对他十分恭谨。一次，官员们在中书省会餐。菜汤沾在寇準的胡子上，丁渭赶紧站起来，慢慢用袖子给他擦拭。寇準对这种谄媚的行为极为反感，于是嘲讽他说：“参政是国家的大臣，哪有给自己上司擦胡须的道理？”丁渭羞愧得无地自容，从此怀恨在心，经常在皇帝面前中伤他。最后，寇準被贬为雷州司马。恶有恶报，不久以后，丁渭因为勾结宦官、巫师伪造样异，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但他路过雷州时，寇準派人带一只蒸羊在路上迎接。寇準的家童想找丁渭报仇，寇準关起门来不让他们出去，等丁渭走远了，才让他们出门。

其次，小人的心理阴暗，报复手段令人防不胜防。当君子之间的恩怨无法化解的守候，双方也会进行斗争，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由于受到道德的制约，他们的斗争方式一般都是光明磊落的，绝对不会利用见不得人的卑鄙手段。

小人则不然，他们本来就品德低劣，对恩人朋友尚且毫无爱心，就更别说对仇人了。他们报复起来无所顾忌，不择手段，心狠手辣，还极尽低下、卑劣之能事，令人防不胜防。所以，一旦得罪了小人，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小心提防，毕竟“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嵇康是三国时曹魏的文学家，为人清高，蔑视权贵。司马昭的心腹钟会虽然是个喜欢钻营的势利小人，却附庸风雅。一天，钟会前去拜访嵇康。嵇康一向厌恶他的为人，所以只顾低头打铁，对他视而不见。钟会碰了软钉子，十分气愤。当他转身离开时，嵇康充满鄙夷地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恶狠狠地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不久，钟会就暗中鼓动司马昭，将嵇康处死。

第三，小人把报复作为自己的“事业”，对人纠缠不清。君子往往怀有上进之心，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因此，君子的个人世界是十分丰富而忙碌的。他们决不会为了某些争执而把全部的精力转移到打击报复上来再加上君子有宽容之心，有时候一时想不开坠入小人之列，打击报复对手也懂得适可而止，得饶人处且饶人。

而小人大多是些游手好闲的人，即使有了视野也多是依靠钻营而得。他们不害怕时间的浪费，因为他们平日里就是以报复别人为乐事，以整倒对手为目标。他们会挖空心思，制造麻烦，让你不得片刻的安宁，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如果你与之计较，还耻于使用那种下三烂的手段；如果置之不理，他们又会愈演愈烈，纠缠不清；如果你向他们告饶，不仅颜面上过不去，反而会令他们觉得抓住了制约你的把柄，对你进行更大的要挟。一旦招惹了小人，真如同陷入沼泽一般难以自拔。

那么，既然小人居心如此险恶，我们是不是只能对他们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以容忍退让为主呢？当然不能这样。当遇到重大的问题时，不管是小人还是君子，我们都应该义无反顾地与之斗争，决不能无原则地和稀泥，甚至退缩不前。这里所说的不得罪小人，是指不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与之争论，不在无关大局的情况下主动招惹他们。例如，中唐名将郭子仪晚年闲居在家，忘情声色，排遣岁月。有一天，卢杞前来拜访。当时，郭子仪正被一班歌伎包围着。可是，一听到卢杞来了，他马上命令所有女眷，包括歌伎，一律退到大会客室的屏风后面去，一个也不准出来见客。他单独和卢杞谈了很久，等到客人走了，家眷们问他：“你平日接见客人，都不避讳我们在场，为什么今天接见一个书生却要这样的慎重。”郭子仪说：“你们不知道，卢杞这个人，很有才干，但他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他长相不好看，半边脸是青的。你们女人们最爱笑，如果看见卢杞的长相，一定要笑，他就会记恨在心，一旦得志，你们和我的儿孙，就没有一个活得成了！”不久，卢杞果然做了宰相，凡是过去有人看不起他，得罪过他的，一律不能免掉杀身抄家的冤报。只有郭子仪一家得以保全。

唐朝的郭子仪当年在战场上，对那些威胁国家稳定的乱臣贼子寸步不让；在军队里，对违反军规军纪、不听节制的兵将毫不留情。可以说一生也杀人无数，其中既有君子之敌，也有小人之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要比卢杞有实力，对郭家的威胁也比卢杞大得多。郭子仪决不是单单为了家人的安全而惧怕卢杞，而是因为在他看来，没有必要因为一些礼节之类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得罪心胸狭隘的小人。像寇準、嵇康的所作所为虽然在人格上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前者不是为了主持正义而遭到贬斥，后者不是因为维护真理而惨遭屠戮，这就让人感到实在不值得。

第三十四篇宋之问有才无德

宋之问，字延清，容貌俊美，口才出众。二十岁左右，便与著名诗人杨炯一同供职于习艺馆。后又累迁至尚方监丞、左奉宸内供奉。宋之问才思敏捷，诗文俱佳。一次，武则天在出游途中，命令随行的臣子赋诗助兴。左史东方蚪第一个交卷。武则天看了十分满意，就赏赐他锦袍一件。随后，宋之问也将自己做的诗歌呈现给武则天。武则天看了以后，觉得宋之问的诗才是最好的，于是将已经送出的锦袍讨还，送给了宋之问。

虽然宋之问很有文采，但他的人品历来为人所不齿。当时，正值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兄弟得势，宋之问便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等人倾心媚附张氏兄弟。张易之所写的文章几乎都是宋之问等人代笔。有一次，身为朝廷大臣的宋之问甚至不顾礼仪廉耻，亲自为张易之捧夜壶。他的丑行令朝野上下为之侧目。后来，张柬之发动宫廷政变，推翻武则天，拥立中宗李显，张易之兄弟伏法被诛，声名狼籍的宋之问立即被贬到岭南的泷州。

宋之问不甘心就此结束政治生命，于是逃归洛阳。对这种不经国家调遣，私自逃离治所的人，当然无人敢接纳。唯独宋之问昔日的朋友王同皎非常义气，把他藏在自己家中。一天，宋之问偶尔听到恩公王同皎斥骂权臣武三思与韦皇后。正愁没有办法结识新贵的宋之问立即派人到武三思处告发。导致王同皎被以谋逆罪斩杀。宋之问却以此为敲门砖，打开了武家紧闭的大门。通过武三思的亲自推荐，宋之问被封为鸿胪丞。中宗见他文思机敏，迁升他为考功员外郎。在这一期间，宋之问不满足于武三思这一个靠山，又加紧攀附其他的权贵，而且极尽见风使舵之能事。

看太平公主在中宗面前说话有分量，他就投奔于太平公主；又看安乐公主的权势更盛，他又转而投奔安乐公主，为此还得罪了太平公主。一次，中宗打算任命宋之问为中书舍人。太平公主知道以后，马上揭发他曾经贪赃受贿。结果，宋之问不仅没有得到升迁，反而被贬为越州长史。李隆基拥立唐睿宗继位后，以宋之问曾经依附二张及武三思，将他流放到钦州，后来又下诏赐死，结束了他“贱如狗彘，毒如蛇蝎”的一生。

——选自《新唐书·文艺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智慧心得】

做人应脚踏实地，不可攀附权贵

宋之问本是一位颇有才学的人，我们所熟知的那首《渡汉江》就是他的诗作。其中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已经成为千古名句，被世人所传唱。可惜的是宋之问才气有余而骨气不足，不仅不能凭借自己的智慧去安邦辅国，匡复时弊，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攀附权臣，与虎谋皮，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自杀身亡的下场。

宋之问的可耻下场告诫我们，一个人一旦攀附权贵，就等于走上了一条自甘堕落的不归之路。此言决非故作惊人之语。我们可以先从宋之问入手，分析一下攀龙附凤者的心态。客观地说，宋之问还是很有才能的，而且年纪轻轻就已经受到当权者的赏识。如果他凭借自己的能力，脚踏实地，也会干出一番大事业来。但外人看来一日千里的升迁速度，宋之问却觉得不够快。他总想寻找一条不必依靠辛勤付出，不必经历漫长等待的捷径。最后，他发现攀附权贵正是这样一条理想的道路。于是，太平公主弄权，他媚事太平；武三思主事，他投靠武三思，安乐公主得意，他依附安乐公主……也就是说，像宋之问这样依附权贵的人基本上放弃了通过能力和知识获取职位和财富这一正常渠道，而选择了仰人鼻息、不劳而获的方式。实质是一个人懒惰贪婪心理的充分暴露。

一个人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之下，很快就会将自己的灵魂典押给了魔鬼。这是因为攀高枝也需要投入，只不过投入的不是体力、脑力，而是人格。就如同一条哈巴狗，它要得到主人的庇护和赏赐，就必须学会摇尾乞怜而放弃天真的本性一样。攀附权贵者，为了得到主子的垂青，必需要摧眉折腰、见风使舵，有时甚至可以不要廉耻。而一个人为了攀附权贵出卖人格，实际上不亚于拿宝贵的珠玉去换取砖瓦，是得不偿失的。这是因为一个人生长在社会群体里，需要舆论的支持才能够生存。一个被千夫所指、万人唾弃的人，是很难在事业上打开局面的。

唐朝时有一个叫郭弘霸的人，为了巴结御史中丞魏元忠，竟然在魏元忠患病的时候，亲自尝其粪便，以判断病情的轻重。魏元忠向来以刚正不阿，为人耿直著称于世，岂能为他这点伎俩所蒙蔽。不仅不吃他这一套，反而对他极其鄙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事后来传开，又成了大臣们谈笑的话茬，这无耻的小人行径不仅没有达到肮脏的目的，反而由此而骂名千载。

唐朝还有个叫赵履沮的大臣，为了仕途的一帆风顺，一直阿谀奉承安乐公主。有一次为了博得安乐公主的欢心，甚至脱下他的朝服，以脖套挽为安乐公主拉牛车。公主被杀后，赵履沮还要故伎重演，想摇身一变寻求新主子。他飞快地赶到承天门，手舞足蹈，高呼万岁。李隆基早就对他的丑行一清二楚，马上将其就地正法。老百姓更是痛恨这个大兴徭役、阿谀权贵的小人，于是纷纷动手割剐他的肉。

依附权贵不仅会丧失人格，使自己的事业受挫，而且，这还是一条不折不扣的险途。依附权贵遵从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哲学”。可是，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始终伴随着一荣俱荣的还有一损俱损。而且，一般来说，一损俱损的几率要大大高于一荣俱荣。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得势以后，喜欢众星捧月，前呼后拥的感觉，以被他人追捧为荣，那就说明他决不是个有远大前途的人。这样骄横下去，迟早会大厦崩塌，而站在屋檐下寻求庇护的人也会连带遭殃。再形象一些说，就如同藤蔓依附于乔木，一旦风雨袭来，大树倾倒，藤蔓就只能随之落地，而且爬得越高摔得越重。唐朝的杨国忠，既是国舅，又是当朝宰相，曾经权倾朝野，显赫一时。所有依附他的人都能得到升迁和重用，反之，不仅官位难保，就是性命也堪忧。所以很多人为了荣华富贵，纷纷投到杨国忠门下。可是，当时一个姓张的进士却不以为然。他对别人说：“诸位依靠杨丞相把他当做泰山，我看他是一座冰山，太阳出来后你们又依靠谁呢？”后来杨国忠因祸国殃民被诛杀，那些曲意逢迎的小丑也正如那位进士所料“树倒猢狲散”了，一个个被牵连罢官的罢官，丧命的丧命。

既然冰山不牢固，为何不去选择一座不易崩塌的万年不倒的青山？这种投机也不是没人想过，但最后证明也是死路一条。因为巍然屹立的青山往往是那些拥有浩然正气的清正廉洁之士。既然称得上清正，又怎能为小人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既然被誉为廉洁，又怎能为金钱利益所打动？即使他们一时糊涂，只要有人稍加点拨，也会马上醒悟，拒小人于千里之外。

唐朝宰相张九龄布衣出身，因其人才干好，又忠心正直，后来官至宰相。他和大臣严挺之、萧诚很好。而严挺之虽然和萧诚关系不错，但看不惯这个人。因为萧诚总是喜欢阿谀，见人就夸好，溜须拍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严挺之不仅自己决定不与萧诚来往，而且也劝张九龄不要与之来往。张九龄虽然正直无私，也很有头脑，但毕竟百密一疏，一时没有醒悟。当严挺之劝他与萧诚绝交时，他竟怒斥严挺之。后来，张九龄与李泌在一起时，张九龄突然自言自语地说：“严挺之太刚直，还是萧诚和柔可人。”李泌也是一位正直之人，便对张九龄说道：“宰相，你凭布衣出身，全靠自己的正直才当上宰相，难道你还喜欢和柔的人吗？”张九龄猛然醒悟，当即表示与萧诚绝交，并且对李泌的提醒深表谢意。

相反，真正重视人才，有事业心的人一旦手握权柄，往往青睐于那些平时与自己布衣相交，见到自己今非昔比，就保持距离，不肯随波逐流的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这种人才称得上德才兼备。《资治通鉴》的编者司马光，因为代表守旧派封建势力极力反对变法得罪神宗，被贬了官。司马光倒霉之后，本来与之有旧的官僚马上避之唯恐不及，全都疏远了他。但有一位却与众不同，这人就是司马光的旧友刘器之。

刘器之每逢节假日都去找司马光谈心，大的节日更是不消说。后来，神宗去世，新法被废，司马光当了宰相。那些曾经疏远他的人又来巴结讨好，唯独这刘器之不去。因此，司马光更加敬重刘器之的为人，推荐他做了大官。当司马光问他：“我为什么要推荐你呢？”刘器之答道：“因为我们是老朋友。”司马光笑了笑说：“不是，只是因为我赋闲的时候你常来看我，而我得势的时候却并没有来趋炎附势，你的高尚品行足以委以重任，这就是我要推荐你的原因。”

这件事在历史上被传为佳话。

有些人可能会说，依附权贵的人并非个个是非不分，很多人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尽快打开局面，一旦站住了脚，就自然脱离他们，重新开始。听起来似乎冠冕堂皇，掷地有声。殊不知世上任何东西不能以正道取之，就不可能以正道守之。我们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创业者是不喜欢结党营私的。愿意假公济私、拉帮结伙的往往是那些别有用心之徒。他们之所以赏识一个人，提拔一个人，不仅是因为这个人会察言观色、溜须拍马。更重要的是觉得这个人能够死心塌地地和自己结成死党，将来万一有了风吹草动，可以相互照应。如果一个人想在得了人家的关照提拔以后就与之一刀两断，推倒过去一切重来，他们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既然人家可以把你提拔上来，捧到天上，也一样可以把你打翻在地，推入谷底。只要你不想丢掉眼前所得到的一切，那就只有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结果越陷越深。

有了这么多的对比，我们可以得到清醒的认识。那就是如果一个人趋炎附势，依附权贵，只能依附那些得志便猖狂的鼠目寸光之徒，与这种人为伍不仅会丧失气节，逐渐堕落，还有可能受到其牵连；如果一个人只以志趣交人，不向权贵折腰，虽然寂寞失意一时，最终还是会为人赏识，成就一番事业的。

第三十五篇冯道为臣不忠

冯道，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祖上有时务农，有时教书，地位都很低，但冯道却从小受家庭的影响，酷爱读书，文章也很有水平。他沉稳忠厚，不挑剔吃穿，只知读书，即使是大雪封门，尘埃满座也要先读书，占据幽州的刘守光慕名将他召去做了幕僚。

刘守光不自量力，总想扩充地盘，还想称帝。冯道此时年轻气盛，多次劝阻，惹得刘守光一怒之下将他打入大牢，幸好朋友相救，这才脱险。后来，刘守光被李存勖俘虏杀死后，冯道做了李存勖的掌书记。李存勖称帝后，先升冯道为郎中、翰林学士，灭了后梁又授户部侍郎。不久冯道父亲去世，按封建法律规定，要暂时辞官回乡守孝。当时契丹也素闻冯道大名，想偷袭将他抢走，由于边境守军严密防备，这才没有得逞。

守孝期满后，他又回到京城，这时的皇帝已经是明宗李嗣源了，李嗣源久闻冯道大名，对他十分赏识，不久冯道便被升为宰相。在李嗣源这个明君手下冯道做宰相很顺利，他也找机会向李嗣源进谏。李嗣源死后，李从厚继位，冯道的宰相还是坐得稳稳的。待李从珂起兵夺得帝位后，冯道率领百官迎接，但李从珂不喜欢有些圆滑的冯道，让他到京城以外去做官。

不久，石敬瑭勾结契丹灭了后唐，冯道又当了后晋的宰相。石敬瑭对冯道十分器重，政务不管大小，都问他如何处理。石敬瑭死后，石重贵继位，新皇帝不喜欢冯道，于是就将他打发到地方上任节度使。后来，后晋为契丹所灭，冯道又主动前去求见辽太宗耶律德光。没想到耶律德光不仅没有对他笑脸相迎，反而当面斥责。最后只授予他太傅的荣誉职衔。由于契丹军队在中原的掠夺引起军民的大反抗，耶律德光只得退兵，走到半路，部队遭到汉军攻击，被耶律德光一起带走的冯道等人乘机逃走，重获自由。

此时，继承后晋地盘的是后汉政权。在后汉冯道仍然被授予太师，生活得自由又自在。郭威起兵灭了后汉，去见冯道，想试探一下他的看法，是不是可以称帝了，但冯道却不置可否。郭威称帝以后，还是让冯道做宰相。及至周世宗继位，已经七十多岁，一贯喜欢明哲保身的冯道却显得异常振奋，开始主动为周世宗出谋划策，甚至不惜当廷争辩。可周世宗却十分讨厌冯道，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当了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山陵使，负责修郭威的陵墓。陵墓修好后，冯道就病逝了，终年七十三岁。

冯道生前曾经写了篇总结人生的《长乐老自叙》，将他历代的官职都列了出来，还颇为自得地表达自己的为人处世之道。但冯道也不得不承认他唯一遗憾的是不能辅佐明君完成统一大业，安定八方，所以有愧于曾经担任的官职。

——选自《旧五代史·周书·冯道列传六》

【智慧心得】

跳槽需慎重，保持你的忠诚度

冯道自幼求学不可谓不诚，为人子不可谓不孝，为政任职不可谓不勤。但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才，却一直不能为人称道，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冯道一生在相位二十余年，应该说自古少有。但是他在这二十余年里，除了小有成绩以外，并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不像诸葛亮能够六出祁山，虽然出师未捷，但毕竟精神可嘉；也不像郭子仪能够扫平叛军，稳定乾坤；与改革时弊、辅佐幼主的张居正同样相去甚远。第二，就是冯道一生为人臣而不忠。他一生事四朝，相六帝，山雨欲来之际，既不能力挽狂澜，匡正时弊，也不能以死尽节。应该说，他是个权位上的巨人，道德上的侏儒。相反，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人，可能他们的能力和权位并不一定能够与冯道相提并论，可是，就因为这些人忠心为国，视死如归，而被千古传颂。如被匈奴扣留十九年却不改忠心的苏武；吟唱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慷慨就义的文天祥；挥毫写下“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抗金名将岳飞；扬州城里誓死抗清，城破以后视死如归的史可法……

在这里，我们决不是要宣扬封建的忠君思想，因为这种思想已经为今天的时代所抛弃。忠于祖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并非是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只要心中有此气节，临危必然能够体现出来。但是，“忠”作为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千百年来经历代大师的反复诠释、多方演绎，已经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今天传统的“忠君”已经转化为忠诚。所谓的忠诚就是对企业团体的忠贞不二，不会为了一时的利益而背叛，不会因为一时的困难而逃避。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朝秦暮楚使得跳槽被看做一种十分正常的现象，我们提倡忠诚更有意义。

如果一个人借助今天宽松的人员流动环境，稍不如意就撂挑子不干，或者在其他企业高薪诱惑下，不顾自己突然离去给企业造成的困难和混乱一走了之，都不是明智之举。因为这样一来会使你的忠诚度严重缺失，谁要任用你的时候，都会顾忌你的反水问题，还怕你会故伎重演，给企业带来影响。

中国古代的一则寓言能够很好地阐释这一问题。这个寓言说的是一个无赖很喜欢当地富翁的妻和妾，经常趁着富翁外出去挑逗这两个女子。可是，他每次挑逗富翁的妻子，她都严词拒绝。而富翁的妾却禁不住诱惑，与他眉来眼去。后来富翁去世了，有人主动给这个无赖保媒，问他喜欢富翁的妻还是妾。无赖毫不犹豫地说他喜欢妻。保媒的人知道他的底细，问他为什么不选择妾。无赖说：“过去她们是别人的妻室，我当然喜欢妾了。现在要成为我的妻子，我当然喜欢那个忠诚的了。”

忠诚度的缺失，最初可能不会对你的事业构成威胁，你的才能会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而且，挖墙脚的企业最初可能对你笑脸相迎，把你捧为座上宾，令你颇为风光。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你进入角色，成为集体的一员时却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对方担心一旦让你占据高位，掌握更多的秘密，将来会对企业造成更大的威胁。冯道之所以二十余年没有什么突出的政绩，我想很大的原因是他虽有宰相之名而无宰相之实，只不过是一个被人养起来的智囊，供起来的花瓶，历代统治者对他采取的态度都是可用但不敢大用。相反，如果一个人“从一而终”，却会获得很高的信任，得以放手施展。

晋朝王猛博学好兵书，气度雄远，前秦的徐统闻其大名，想任用他做自己的功曹，王猛不仅不答应，为了避免纠缠，还特意躲进华阴山中。原因是王猛“怀佐世之志，希龙颜之主”，而当时的前秦君主却没有横扫八荒、称雄宇内的志向和才能，因此，王猛才对他进行回避。后来，桓温北伐中原，王猛素闻桓温是江南才俊，连忙赶去拜见。言谈之中桓温看出王猛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再三邀请王猛一起南下，还许诺封他一个比较高的官职。但王猛却觉得桓温胸无大志，成不了什么气候（后来的事实确实证明了王猛的判断），所以坚辞不就。

后来，前秦的皇帝苻健死了，他的儿子苻坚作了皇帝。苻坚是前秦王朝中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早就听说有个书生王猛很不简单，于是就派人把王猛请了来，两个人一见如故，谈起历史上兴亡大事，见解完全吻合。苻坚高兴得了不得，认为今天的欢聚真像刘备找到诸葛亮一样。就这样王猛成为苻坚最亲信的大臣，一年里被提升五次，权力大得没人能跟他比。那时候王猛才三十六岁，年纪轻轻，又是汉族人，前秦的氐族老臣见到苻坚这样信任王猛，哪会心服。有个跟着苻健一起打下关中的氐族大臣樊世就很嫉妒王猛，经常有意为难他。有一次竟然要殴打王猛。苻坚觉得樊世闹得不像话，便将他治罪。从此以后，氐族官员再也不敢为难王猛了，对他言听计从。王猛对苻坚的信任无比感激，遂一心一意帮助苻坚镇压豪强，整顿朝政。在王猛的治理下，前秦国力越来越强大，还先后灭掉了前燕、代国和前凉三个小国，一举统一了黄河流域。王猛也从此威名远播，当时有一种说法是“关中良相唯王猛，天下苍生望谢安”，称他和谢安为中国一南一北的两位贤相。

作为汉人在少数民族政权里为相，无论从资历还是从民族上来说，王猛都是令人怀疑、不具备可信度的。可是苻坚却能对他委以重任，对于给王猛的工作设置障碍的人，即使是自己的老臣也毫不留情。原因除了王猛确有真才实学以外，更重要的是王猛从没有过背主卖主的“污点”，而且王猛既然多次拒绝别人的邀请而投奔苻坚，这本身就说明王猛对前秦是十分忠诚的。总而言之，正是由于王猛不急于仕进，采取“敛翼待时，候风云而后动”，不遇明主绝不冒然追随的策略，从而保持了自己的忠诚度，获得苻坚的信任，才能够获得一展抱负的机会。

然而，现实社会中，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像王猛这样幸运遇到苻坚似的有道明君。既然一个人发现自己团队的领军人物胸无大志，毫无抱负，又嫉贤妒能，这样还不离去，不就变成愚忠了吗？其实，王猛也并非是因为幸运才做到了“从一而终”。只不过王猛与一般人相比，能够做到不急不躁，经过仔细鉴别，找到“真命天子”以后才可以放心追随，否则宁愿躲入深山。因此，我们要学习王猛不急于迈出第一步，谨慎选择追随对象的做法。这样既能够找到明主，又能保持自己的忠诚度。

虽然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流动将变得更趋频繁，这也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中国是一个在保持传统的前提下积极吸收国外先进文化的国度，人们在接受这一现实的同时，仍然十分重视忠诚的问题。所以，今天的人们在享受市场经济的便利的同时，千万不要过度油滑，而要适当保持自己的忠诚度。

第三十六篇李存勖逸豫亡身

李存勖字亚子，其父李克用是唐末河东节度使，本姓朱，后被唐赐姓李。907年，朱温杀了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宣帝，自立为帝，是为梁太祖。李克用不愿听命于朱温，于是奋起抗争。可惜出师未捷，李克用便背发毒疽，生命垂危。

临死的时候，他令人从箭袋里拿出三支箭，对李存勖叮嘱道：“朱温受唐朝大恩，敢弑帝灭唐，北方燕地背唐降朱温，契丹国王与我约为兄弟，转眼即助梁攻我，这三件事是我一生大恨，你若有志气，一定要为我报此三恨，到时拿了这三支箭来祭我。”十八岁的李存勖痛哭流涕，发誓一定会实现父亲的遗愿。

话虽如此，但是李存勖刚刚继位就陷入了重重危机。先是他的叔父在他接位后的第三天，即阴谋取而代之，李存勖伏兵府署，请叔父来饮宴，一举擒住叔父，一场内斗顷刻冰消雪融。接着梁太祖朱温听说李克用已死，而李存勖年方弱冠，于是大举兵戈，扬言此战必可一举扫灭河东。

面对强敌，李存勖毫无惧色，镇定地对部将说：“朱温欺我年少，以为我不识兵戎，我若精兵简装，倍道进袭，必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事后证明李存勖的见识确是高人一等，梁军果然毫无防备，被杀得东逃西窜。这一战之后，令朱温惊叹万分：“生子当如李亚子，若似我诸子，简直与猪犬相似。”

其后，李存勖与朱温角逐天下，大小数百战，朱温未尝赢过一仗，直到他临死前一年还说：“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河东猖狂如此，我死之后，诸子都不是敌手，想将来天下非我朱氏所有了。”果然，朱温的儿子朱友贞继位十一年后，李存勖灭梁。在此期间，李存勖灭燕，北拒契丹，父亲李克用终身抱憾之事，在李存勖手中一一实现。当李存勖拿着父亲遗留的三支箭到太庙祭祀时，真的是扬眉吐气，风光无限！

然而，当李存勖终于实现了父亲遗愿的那一天，也是他与前半生判若两人的开始。那时李存勖已经成了皇帝，史称唐庄宗。与前半生创业不同，唐庄宗的后半生完全沉迷于酒色歌舞之中。

他自幼喜欢看戏、演戏。称帝后常常面涂粉墨，穿上戏装，登台表演，还自取艺名为“李天下”。由于失去了劲敌，李存勖只能通过打猎来发泄过剩的精力。但是，他在狩猎过程中不仅将国事完全抛于脑后，还不顾百姓死活，经常践踏民田，使老百姓眼看到手的庄稼变成泥土。

更令人不齿的是，堂堂一国之君，竟然派伶人、宦官到民间去抢民女入宫。有一次，他们竟抢走了驻守魏州的将士们的妻女一千多人，将士们都十分愤恨。

李存勖终于弄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李嗣源在将士的拥戴下，率军进入汴京，自立为帝。李存勖得讯，忙拿出内府的金帛赐赏给身边的将士，想收买军心。可是将士们却对他的赏赐不感兴趣，纷纷弃他而去。最后，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的李存勖，被平日宠信的伶人郭从谦杀死，死时才四十二岁。

——选自《新五代史·唐本纪第五》

【智慧心得】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圣人孟子在总结人生成功经验的时候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经历了这样的波折，一个人才能够深刻体会到人生在世“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但是，善始者未必善终。即使一个人经历了创业时期的艰辛也未必能够始终如一的保持这种忧患意识，很可能在事业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就变得斗志皆无，浑浑噩噩。李存勖的一生不就是这样吗？当自己和国家的安危悬于一线的危急时刻，李存勖能够发奋图强，开拓进取，摒弃所有的杂念，一心摆脱眼下的被动局面。一旦危险解除，他立即放松警惕，生出安逸享乐之心，在一湾温水之中渐渐失去了活力，最后委靡而死。因此，唐代大诗人杜牧面对化为焦土的阿房宫才发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亡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杜牧的感慨用在李存勖身上正合适。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就如李存勖一样，在创业初期心无旁骛，积极上进，等到事业获得阶段性胜利就出现安逸之心，耽于享乐，最后不仅失去了亲手打拼来的江山，就连翻本的基业都输得精光。

大家可以仔细回想一下，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涌现出的一批企业家、改革家，现在大都被淘汰出局。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和李存勖、唐玄宗、晋武帝犯了同样的错误。那个年代出来闯市场的人，大都出身不高，有很多人还因为成分问题受了不少苦。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憋着一口气，希望通过财富的增加来改变命运，改变地位。

创业之初，他们压抑着体内所有的安逸享乐观念，把所有的经历和财力都用在了事业上。在这种情形之下，成功是必然的。可是，当命运之神青睐他们的时候，这些人开始变得无所适从了，迷失方向了。他们满足于暂时的成功，通过挥霍来打发时间，借助享乐来发泄过剩的精力。时间一长，有的坐吃山空，有的输给后起之秀。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同样的悲剧发生在我们身上呢？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急流险滩之处，很少有翻船沉舟的事故发生，相反，水流平缓的地方却往往成为鬼门关，这就是俗语所说的大风大浪平安渡，小河沟里常翻船。这都是因为安逸的环境使人放松了警惕性和进取心的结果。因此，管仲曾经告诫人们：“宴安鸩毒，不可怀也。”意思是，安逸享乐对人的意志有很强的腐蚀作用，就如同毒药一样，千万不能怀有这种心思。一个人要想使自己的事业百年常青，就要牢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时时刻刻有一种危机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五代时期的钱镠，出生农家，以贩私盐起家。在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军阀割据混战的唐朝末年，钱镠经过顽强战斗，几经磨难，终于占有两浙苏南，被朝廷封为吴越王。在吴越王任上，他居安思危，为人处世始终战战兢兢，在大气、刚强中显示出精致的素质和巧妙的谋略。

据历史记载，钱镠为了避免自己晚上睡得太死，产生慵懒的习惯，专门为自己制作了警枕。这种枕头用圆木头做成，上面缀满了小铜铃，人枕着睡熟了，它会歪斜和滚动，发出声响，因而常被惊醒，不至于睡过头而误事。

此外，钱镠还令宫女通宵值班，一遇有人报告，要立即唤醒他。在钱镠成为吴越国国王的四十一年间，他亲自率领吴越军民修筑钱塘江海塘，制服杭州潮患；兴建水利，治理和疏浚西湖、太湖；奖励农桑，发展对外贸易。使得“钱塘富庶盛于东南”。而且，吴越也成了五代十国之中“最为安乐少事”、国祚最为绵长的一个国家，这与钱镠居安思危，枕警枕而卧不无关系。

可是，人的惰性是很强的。有时候尽管我们在思想上有所警醒，但很快就会被安逸的大环境所侵蚀，最后随波逐流。所以，忧患意识决不是大脑中一闪而过的流星，而是一根时时绷紧的神经。而要保持这条神经的敏感度，就必须想方设法进行强化。对此，晋朝的陶侃堪称楷模。

西晋末年，中原地区久经战乱，陶侃随东晋政权偏安于南方一隅。许多大臣很快就被江南温暖湿润的气候所陶醉，忘记了当日流离失所的痛苦经历，整日沉迷于酒色之中无法自拔。只有陶侃时刻牢记着国都被叛臣占领的耻辱，心中一直有经营江南、收复失地的大志。他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一丝不苟的作风，整天为公事操劳奔波。此外，他还要做一件令人不解的事情，就是每天早晨把一百块砖头从书房里搬到房外，到了晚上，又把砖头一叠叠运到屋里。

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陶侃严肃地说：“我虽然身在南方，但心里想的是收复中原。如果闲散惯了，将来国家需要我的时候，还怎么能担当重任呢。所以，我每天借这个练练筋骨。”最后虽然由于种种制肘，陶侃没有实现还都洛阳的宏愿，但是他在荆州刺史的任上，很有治绩，而且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为稳定动荡不安的政局也颇有建树。

现代管理学有这样一个经典的寓言故事。讲的是如果把一只青蛙突然扔进沸水中，它出于本能的反应会立即跳出，脱离险境。但如果先把它放入冷水中，然后慢慢加温，青蛙的反应就会变得很迟钝，一时难以感到水温的变化。最后当水温升高到它难以适应，想跳出来的时候，却无论如何都做不到了。因为随着温度的逐渐升高，青蛙的身体早已变得十分虚弱。“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安逸的环境就如同那湾逐渐加温的水，潜伏着不易察觉的危机。如果我们不能保持足够的警惕，就很容易变成那只可怜的青蛙。

第三十七篇史弘肇轻视文臣

史弘肇，农民出身，既不喜欢下地干活，又不爱经史子集，只知道耍弄拳棒。在战火连绵的五代时期，暴力成为解决一切争端的主要方式，史弘肇依仗自己出色的武功，成为当时的著名将领，深受君主器重。特别是他投奔刘知远之后，为刘知远建立帝业立下了不少功劳，他的官职也不断地被提拔升迁，后来一直做到同平章事。刘知远弥留之际，还特意将儿子托付给了史弘肇、杨分、苏逢吉、郭威等大臣。史弘肇也不负众望，很认真地担当起了辅佐幼主的责任。在他掌管禁军期间，把京师治理得井井有条。朝野上下对他的能力也是有口皆碑。

但是，史弘肇却有一个公开的缺点，那就是重武轻文。他鄙视文臣，不喜欢和文人来往，经常说：“这些文人让我无法忍受，他们总是轻视我们这些武将，说我们是小卒子，真是可恨！”在朝廷上，他对武将出身的郭威极力拉拢，凡事都尽量和郭威他们站在一起，但主政大臣中的苏逢吉由于是文臣，史弘肇就和他过不去。

有一次，郭威领兵出征到北方，史弘肇固执地要让郭威带走枢密使的官衔，苏逢吉不同意，认为这样无限地扩大武将的权力会影响皇权的巩固。但史弘肇却为郭威辩解说：“领枢密之职可以便宜行事，能使将士们服从命令。”由于他的一再坚持，最后皇帝也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

第二天，大臣窦贞固出面设宴为郭威饯行，文武大臣们都来了。正当大家欢饮的时候，史弘肇却突然讽刺在座的文臣说：“安朝廷，定祸乱，有长枪大剑就足够了，至于什么毛锥子（指毛笔），又有什么用？”在场的掌管财政的三司使王章听了很不高兴，就反驳他说：“光有长枪大剑，没有毛锥子，那军队的物资给养从何而出呢？”闹得宴席不欢而散。

没过多久，王章在他的府第也设宴招待大臣们。在酒席上，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为了活跃一下气氛，就行起酒令来，史弘肇不太擅长，而内客省使阎晋卿坐在他的旁边，几次教他，苏逢吉借机逗史弘肇说：“旁边有姓阎的人，就不必怕罚几杯酒了。”这一句将史弘肇惹恼了，因为他的妻子正好也姓阎，而且原来是个酒妓，史弘肇以为苏逢吉是在讽刺他，于是大骂苏逢吉。苏逢吉没有想到会惹下史弘肇，但他也没有示弱，史弘肇更恼火了，甚至动起刀剑。虽然两人被劝住，但将相之间的矛盾激化，关系形同水火。

他们之间的矛盾，使皇帝和在皇帝身边的一些人有了可乘之机。皇帝的舅舅李业等人因为受史弘肇的压制，做不了高官，就在隐帝面前寻机挑拨，而隐帝刚刚成人，也想自己主政，摆脱史弘肇这样的大臣的控制，这样一来，甥舅之间一拍即合，准备除掉史弘肇。内客省使阎晋卿在察觉了这一消息后，冒着杀头的危险急急忙忙去给史弘肇报信，但史弘肇觉得他是个文臣，竟以有他事为借口不见，第二天他就中了伏兵，身首异处。而史弘肇死后不久，他所看重的武将郭威就起兵造反，自立为王了。

——选自《新五代史·汉臣传第十八》

【智慧心得】

不可心存偏见

史弘肇与苏逢吉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发生矛盾冲突，除了政见不和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史弘肇对文官存在着偏见。偏见这种现象在人类社会是十分普遍的。不同阶级、阶层之间，不同的民族、种族之间，不同的职业之间，不同的地域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偏见。但是，不管是哪一方面存在的偏见，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所谓的偏见，是一个人对某一人物、社会事件、社会现象等所拥有的缺乏充分事实依据的否定态度。对一个人的素质提升和事业发展都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冲击。

我们都知道是否具有是非辨别能力，是衡量一个人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要拥有准确的是非辨别能力，除了先天的智商以外，更需要科学而客观的思维方法。但是如果一个人习惯于心存偏见，当他面对缺乏充分事实依据的问题时，必然就缺乏缜密的理性分析。有人曾经形象地说过，“所谓的偏见，是在一个人的大脑处于休假期的时候进行的判断。”无疑，这样的判断是经不起推敲、不够准确的。

比如，郑和七下西洋，在我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都是了不起的壮举。但是，我国史书对他的记载仅有区区700余字。原因何在？就在于当时的史官受过去先辈经验教训的影响，产生了宦官几乎没有善良忠厚者，大多为奸诈之徒的偏见，才有了如此不负责任的历史记载。

再比如，鲁迅先生当年因为遭遇庸医，使患病的父亲没有得到有效医治而亡故，所以他对中医心存偏见，再加上后来赴日本学习了西医，就更加深了这种错误的认识，曾经片面地认为中医毫无价值，是十足的糟粕。这明显是一种不幸的经历使人心中有了偏见而产生的错误判断。后来，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偏激的想法。如果我们也如前人一样，跳不出习惯性思维和自身经历为我们设置的障碍，同样会形成偏见，无法对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很多变化做出准确的辨别。

特别是对于那些掌握重要权力部门或者处于重要位置的决策者来说，就更需要杜绝偏见了。因为这些人会经常面对重大问题、重要方针的决策。一旦他们在没有摒弃偏见的前提下进行判断，制定决策，那么很可能就会作出失误的判断，从而丧失发展的机会，使自己的事业受挫，甚至一败涂地。有时还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对问题的分析和处理如果心存偏见，会使我们失去掌握真理的机会，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是十分有害的。如果我们对某个人、某个群体有了偏见，造成的害处也不容忽视。它首先会使我们的人际关系陷入十分紧张的境地。这是因为，偏见的存在容易造成误会。比如，两个人之间如果素无瓜葛，一方的一举一动，在另一方眼里都是正常的，可是一旦一个人有了偏见，情形就有了变化。他会变得十分敏感，觉得对方的举手投足都不顺眼，对方的一颦一笑似乎都在传达着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这样一来，即使原本没有误会的两个人之间也会产生出误会。

比如，大清朝被称为“模范疆吏”的田文镜，十分厌恶科举出身的官员。有一天，他忽然问手下的一位县令是什么出身。该县令知道上司的脾气，就皱着眉头，结结巴巴地说：“不才是某科的翰林。”这样一来，反倒使田文镜产生了误会，认为属下这样回答，分明是有意讽刺自己不是科举出身。于是，就想方设法找对方的麻烦，想将其罢免。这极大地影响了“模范疆吏”的形象，令世人颇有微词。

对人有偏见的危害还不仅如此，还可能造成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处理问题有失公允。本来，两个人的成绩相似，能力差不多，可是就因为某种原因，我们对其中的一个心存偏见而不能一碗水端平，这不仅对个人不公平，也是对集体的不负责任。在宋朝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北方，通过科举进入朝廷的官员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到了宋朝，中国南方的经济地位逐渐提升，同时带动了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以考中进士的南方人越来越多。

可是，有些北方出身的朝廷重臣挟传统之优势，对南方士人怀有偏见，在政治上排挤南人。宋真宗朝的宰相寇凖就曾极力反对让南方人参政，并讥讽南方为“下国”。这实际上是由于受传统习惯的误导而产生的偏见，直接体现了寇凖等人见识不高，不能看到时代的发展。其实，北宋时期，许多著名的大臣，如蔡襄、曾公亮、李纲等人都是由科举起家的南方人，他们的政绩是十分突出，是有目共睹的。

那么，如何从固有的偏见之中解脱出来，以一种公允的心态、平和的心态去对事、对人呢？关键在于排除外界和固有信息的干扰，同时注意相互沟通，加深理解。

为什么知识分子一见到扛枪的，就武断地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是因为故纸堆里对武人的种种歪曲还留在他的脑海里。为什么外国人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就认为中国对世界构成威胁？是因为他们接触的媒体或者人群所传播的歪曲中国的论调时常在耳边响起。为什么男人偶尔受到异性的伤害，就整天念叨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是因为过去的不幸经历，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阴影。同时，话不说不透，理不讲不明，在认识到偏见产生的病因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与交流，多大的隔阂、多大的成见，都会冰释消解。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过去中国各民族间的偏见很深，有时候甚至出现尖锐的矛盾。可是，在唐朝中国各民族之间却能够和睦共处，进入了大融合。这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不像过去的统治者，贵华夏而贱夷狄，无论胡、汉他都一视同仁。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李世民又带头鼓励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与东突厥的颉利可汗成为好友，将文成公主下嫁到吐蕃。有他的带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就变得活跃起来，民族偏见日益消除，民族矛盾也就在无形中得到化解。试问天下还有哪一种偏见有历史积淀下来的民族偏见最深，还有哪一种问题比中国古代的民族问题更为纷繁复杂？如果我们能够如李世民那样不受传统观念的羁绊，加强沟通和交流，就一定能够摒弃一切偏见，为人处世，皆有所成。

第三十八篇曾巩剿灭霸王社

曾巩，北宋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不仅擅写文章，在为官时政绩也颇为突出。

在曾巩的政治生涯当中，有一次他曾被任命为齐州知州。齐州这个地方的治安十分混乱。当地的土豪劣绅与盗贼结成死党，以曲堤、章丘两地为据点，横行乡里，为害一方。

曾巩本来就认为为官治理一方要以迅速惩除邪恶、禁绝盗贼、安定社会作为根本，现在看到齐州的情况，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于是，他首先着手解决曲堤的问题。

曲堤的匪首是一周姓大户。周家因资财雄厚而称霸乡里，他的儿子周高骄横放纵，欺压百姓，污辱妇女，无恶不作。更猖狂的是：周家人使用的衣服器物，竟然僭越等级，依照帝王的规格。可是，因为他家财大势大，力量能够左右权大位高的人，州县官吏没有敢过问查办的。曾巩没有被他们的气焰所吓倒，毫不犹豫地将周高及其爪牙逮捕，并依照当时的刑律严加处置。

曾巩在曲堤小试牛刀之后，马上集中精力对付章丘的地方势力。与曲堤相比，章丘的问题更为棘手。这里的土豪不仅人数众多，势力强大，还聚帮结伙成立了“霸王社”。这伙强人杀人放火、劫夺囚犯没有不敢做的事情。曾巩毫不退缩，首先通过明察暗访，掌握了“霸王社”三十一个主要成员的犯罪事实，将他们一并拿获，并发配到远方。

这一举措收效显著，极大地打击了“霸王社”的嚣张气焰，一般的歹徒吓得不敢在街头露面，大小头目也纷纷躲进山里。为了彻底铲除恶霸，曾巩又把百姓组织起来，让他们随时注意稽察、监视强盗的行动，发现有盗时就敲鼓报警、互相援助。这样一来，歹徒就更不敢轻易出来作乱，当地的治安得到很大的改善。

一天，有个名叫葛友已被列入缉捕名单的强盗，实在忍受不了困居深山的生活，主动来官府自首。按照曾巩以往的行事风格，大家以为葛友必死无疑了。

可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曾巩不仅没有杀他，反而对他的弃暗投明大加赞赏。曾巩酒饭款待他之后，让他换上体面的衣服，并把自己的随从借给他，装运着购来的金饰丝帛等物跟在他后面，在州内各地到处夸耀示众。本来躲在山里准备负隅顽抗的匪徒听到这一消息，纷纷下山投案自首。剩下的几个匪首一下失去了爪牙，变得势单力孤，只能束手就擒了。

从此以后，“霸王社”彻底土崩瓦解，齐州一带家家夜不闭户，百姓生活变得非常安定。后来，曾巩又调任福州，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解决了当地的匪患。

——选自《宋史·列传第七十八》

【智慧心得】

恩威并施，刚柔相济

对于一个管理者、领导者来说，对待自己的下属，对待管辖对象，是毫不留情，黑脸到底好；还是春风化雨，以德服人好？千百年来围绕这一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郑国的子产是推行刚猛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他不仅在生前积极实践，临死的时候还告诫自己的继任者太叔实行刚猛的政策比实行宽厚的政策要好，二者的区别就如同火和水，“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

隋朝的赵煚则是宽厚政策的身体力行者。他出任冀州刺史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长期以来形成了狡诈贪婪的不良风气。于是，赵煚就坚持以德化民，宽厚待人。比如一次有人偷盗了赵煚田里的蒿，被官吏当场抓获。赵煚说：“这是我这个刺史不重视教化，偷蒿的人有什么罪呢？”于是，劝慰一番将他放了。事后还派人送去一车蒿给那个人。这个小偷感到十分惭愧，简直比受重刑还难受。就这样经过几年的治理，当地民风为之大变。赵煚也深受人们的爱戴，当他染病的时候，百姓纷纷为他祈祷。

曾巩面对“霸王社”时，不畏凶险，坚决打击，待到对方有所收敛，隐身山林以后，仍然组织乡民，穷追猛打，坚持除恶务尽，斩草除根，这是刚猛的表现。他对匪首之一的葛友不计前嫌，体恤照顾又显然是怀柔的表现。所以，曾巩的为政方式应该属于第三种类型，那就是恩威并施，刚柔相济。

对领导者、管理者来说，片面追求严厉刚猛或者一味实行宽厚怀柔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们都有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就刚猛政策而言，其优点是见效快。可以迅速树立威信，达到令行禁止，焕然一新。可是，如果不加节制地继续下去，就会使规章制度变得越来越繁琐，越来越苛刻。因为，你的管理没有人性化的因素，下边的人对你的服从是建立在惧怕的基础上的。他们不愿意与领导进行沟通和交流，一旦有什么问题出现，没有人敢发挥主动性，只能寻找现成的制度。制度上没有，就等着领导制定新的条款进行补充。

时间一长，规章制度就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人们整天想的不是如何愉快而积极的工作，而是担心自己会触犯哪条纪律。不堪重负的结果，就只能是趁早离开你，换一个工作环境了。而且由于你的规定过于繁琐，执行起来又一点儿都不灵活，就会使人们觉得你是个不近人情的人，从而失去大家的爱戴和支持。战国的商鞅就是因为犯了类似的错误，让秦国上下都觉得他“刻薄寡恩”，才落得个一朝失势，墙倒众人推的下场。

此外，一味推行严格管理而没有温情的集体，一旦出现什么危机，失去了利益这根纽带，又没有感情维系，往往“树倒猢狲散”，没有人会与之同甘共苦。相反，著名的松下公司之所以能够在数次出现危机之后，员工仍然不舍得离去，与企业共度难关，就在于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一直将公司作为家庭来管理，将每个员工都作为家人看待。

单一地推行严格管理不好，只依靠广施恩德，以情动人也不值得推崇。首先，这样一来环境就会显得过于宽松，纪律和规章制度就会被视同儿戏，人人放任自流，我行我素，集体生活没有一丝一毫的紧张气氛和秩序性，变成一盘散沙。例如，中国古代皇宫中的礼仪制度是非常完善和严格的，由于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谨慎地遵守，所以即使天下大乱，这里仍旧井然有序。

可是，南朝梁太子萧统为人温和可亲，对待下人臣子都是以感化教育为主，很少使用严刑酷法。这虽然使得令人压抑的宫廷生活有了些许的阳光和温暖，但是却也破坏了人们对纪律的遵守，最后甚至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一日，萧统带领后妃一起划船嬉戏，一个妃子竟然不顾礼仪和太子的安危，由着自己的性子拼命的荡舟取乐。最终小船倾覆，太子落水，惊惧而死。

其次，单纯的温情管理在缩短自己与下属之间距离的同时，也失去了上下级的层次感。层次感失去了，你的威信也就失去了。没有威信的领导，在发布命令或者组织工作的时候，没有人会认真执行。工作搞不好，不仅上级对你失望，就是下级也会瞧不起你。这样里外受气的领导，早晚会“下野”的。古时候，子罕做了宋国的国相，子罕对国君说：“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治与乱，在于国君的赏罚是否得当。奖赏得当就会使贤人受到鼓励，刑罚得当，就能制止奸邪的小人。赏罚不当，则贤人得不到鼓励，奸邪得不到制止。奸邪之徒勾结起来，欺骗国君，争夺俸禄爵位，对此不能不慎重！赐与奖赏，这是人们喜爱的，国君可亲自执行，刑罚杀戮，人人厌恶，让我来主持。”宋君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就只抓赏赐，把刑罚交付给子罕。时间一久，国人知刑罚的大权掌握在子罕手中，大臣都亲近子罕，百姓也依附他。过了一年，子罕赶走了国君，掌握了宋国的政权，竟没有一个人出来反对。

再者，那种授人恩惠，以德报怨的管理方式，虽然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妙处，但可惜的是，它的效率是十分低下的。管理者要让所有的下属都体会到自己的精神魅力，对自己有一种情感上的依赖，从而转化成工作的热情，不是简简单单树立一两个类似于“偷蒿人”这样的典型就可以实现的，这需要长期的感情投入。这种方式在农业社会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因为毕竟那个时代民风淳朴，社会问题比较简单，人员结构相对稳定。而今天，我们的时代人员流动如此之大，社会问题如此之复杂，很难为我们留下足够的时间去恩惠泽被众多的人群。

因此，比较有效的管理方式应该是恩威并施，刚柔相济的。既要执法必严，树立威信，便于工作的开展；又要适度地给与他人温情，以博得情感上的支持，创造一个温馨、团结的工作环境。就像孔子在修正子产观点时所说的：“政策宽厚民众就怠慢，民众怠慢就用刚猛的政策来纠正。政策刚猛民众就受伤害，民众受伤害了就施与他们宽厚的政策。宽厚用来协助刚猛；刚猛用来协助宽厚，政治才能得以和谐。”

第三十九篇种世衡戍边

种世衡，北宋著名将领，曾于范仲淹手下任职，负责边防。宋仁宗时期，西夏崛起，屡屡侵犯边境。种世衡向范仲淹建议，在延州东北二百里古宽州的故垒上筑城。这里地处要冲，右可屏障延州，左可得到山西的粮食，北可以进图银、夏二州。范仲淹采纳了这个意见，就派种世衡率兵前去修筑边城。

但是，当地地形虽然险要，却没有水源，有人因此提议放弃这一计划。种世衡不甘心，命令石工掘井。石工们一直挖了50米仍不见水，便向种世衡报告说，下面是石层，难以穿透。

种世衡听后，既没有责备石工，也没有做任何评论，只是下令说：“谁能够从石层中凿下一簸箕的石屑，就奖励他一百钱。”石工们听了以后，不用督促，都争先恐后地凿石不止，不久便穿透石层，得到清泉。边城因此取名为清涧城。

但清涧城建成以后，面临着粮草匮乏的问题。欲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民间商贸渠道将物资输送过来。可是，因为清涧城刚刚筑成，又逼近敌国辖境，守备非常单薄，很少有商人到此经商。种世衡就拿出官府的钱，借贷给商贩。于是大批的商贩赶来清涧城做生意，远处的物资自然就被贩运了过来。没多久官仓粮食都充实了。

后勤补给有了保证，兵力薄弱的问题又迫在眉睫。于是，种世衡营建清涧城的下一个目标就变成了增加兵力。清涧城附近居住着很多的少数民族。这些人是投奔大宋还是依附西夏，对战争的最终结局有着很大的影响。

于是种世衡时常到各部族慰劳酋长，有时候没有准备礼物，就将自己的穿戴解下来赠送对方。种世衡曾经邀请实力最强大的部落首领慕恩宴饮，并令自己的侍姬陪酒。中途种世衡借故离开，躲在一边暗中观察。当他看到慕恩趁自己离席之机，偷偷调戏侍姬，就突然进来，使得慕恩十分惭愧。种世衡看着他的窘态，笑着说：“您难道是喜欢她吗？”说完就把侍姬送给了慕恩。

从此以后，慕恩就忠心不二地追随种世衡，一旦发现其他部落有反叛的举动，慕恩还主动前去征讨。还有一次，种世衡正在陪客人喝酒，有个部族成员来禀报自己探听到的敌情。种世衡马上将手中的酒器赏赐给他。这样一来，当地普通的少数民族居民也都乐于接受他的差遣。

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之后，种世衡又开始想办法提高宋军的战斗力。由于西夏政权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军队的射箭技术十分了得，宋军因此经常在战场上吃亏。为了改变这一被动局面，种世衡就设法鼓励当地的军民学习射箭。有人在分配徭役差使时，总是争好差使，种世衡就让他们射箭，射中的得好差使。有人犯过失，也让他射箭，射中的就放了他。因此，清涧城人人努力学习射箭，逐渐都擅长此道。

就这样，不到几年的时间，清涧城终于变成物资充足，内部团结，民风剽悍的富强之地，以至于西夏很长时间不敢觊觎于此。这也为种世衡叱咤风云的一生，增添了极为亮丽的一笔。

——选自《宋史·列传第九十四》

【智慧心得】

科学的引导方式，胜过盲目的约束

种世衡在没有政府扶植的基础上，仅用几年时间，从无到有，由弱至强，把建设边陲重镇的任务完成得极为出色。这不能不令人佩服他独具特色的管理技巧。一个做领导的就是要掌握管理的方法、用人的技巧。通常的管理模式把人作为一种工具来看待，在这种思维之下，管理完全是强制性的，或者等同于机械地告知：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

但是，人都有追求自由和维护自尊的天性，他们既不甘心被人约束，也不愿意被人驱使。因为这种陈旧的管理方式和用人之道很容易造成人们的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所以聪明的领导者总是能为下属指明一个方向，告诉他们只要沿着这一方向努力，就能实现他们追求的目标，为他们带来利益和好处。这样就会让人觉得我并非是完全为你奔波忙碌，也是在为我自己。心态改变了，工作的热忱就有了。二者的区别就如同鲧不顾水流的特性盲目采用湮堵的方式，最后劳而无功，而禹依照洪水的特性采用疏导的方式，功成名就一样。

但是，人的个性是很强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和追求。我们决不能不加辨别和分析只通过主观猜想进行引导，否则将毫无作用。这就像我们请客人吃饭之前要先打听一下人家的口味，有没有忌口的。客人本来十分注意养颜，不敢吃辛辣刺激的食物，你在点菜的时候却尽点一些麻辣的川菜，花再多的钱，对方也不会满意。因此，善于用人的种世衡在收服慕恩的时候，先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以确定他的喜好，然后才决定下一步该怎样进行。当然这只能用于重点对象，对于一个领导来说，是没有时间和精力一一分析手下的癖好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依据一个大致的划分方式来对号入座地引导他人。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物质利益的诱惑是非常大的。有了利益，就会令人忽视困难和危险，主动跨越障碍，向利益前进，当他获得自己的利益的一刹那，你的目标也就达到了。这种方式可以称之为“悬挂胡萝卜”。就是说，当一头驴子不愿意受人的驾驭时，我们可以放弃鞭子抽打，而是在鞭子上面悬挂一个胡萝卜，要驴子向哪个方向走，就把鞭子指向哪个方向。这样驴子看到的就不再是漫漫长路，而是美味可口的胡萝卜。

种世衡激励石工、吸引商贾、收降少数民族采用的就是物质利益刺激的方式。种世衡有此见识而平定一方，汉高祖刘邦有此见识则一统天下。汉高祖刘邦是流氓市侩出身，不懂得尊重士人，但是却不吝惜爵位和封邑，凡是愿意效力于他的人都可以得到这样的承诺。项羽虽是楚国贵族，恭敬爱人，但却不愿意对有功的人进行赏赐。这样一来，天下的能人勇士就都喜欢归附刘邦助其登上皇位，而远离项羽。

再看今天来华的外资企业，它们从不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教育和号召手下的员工以厂为家，加班加点，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员工却争先恐后地劳作。原因就在于每一个人都知道：只要多工作一个小时，就有一个小时的薪金；只要多生产一件产品，就有一件产品的工钱。这与种世衡、刘邦的管理技巧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利益相对的，对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就是名誉、地位。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天生对名声地位的喜爱要超过金钱。还有一些人在获得足够的物质利益之后，就开始转而寻找机会树立自己的名声。对这两种人不必浪费金钱（即使使用了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只要多给他们戴高帽子，多给他们送好椅子，就会抓住他们的心，为我所用。

国外有个政治家，从小不喜欢受约束，特别是对于学校教育中的规章制度更是极为反感，老师对他采用各种教育方式，从严厉处罚到物质奖励，但是都没有效果。可是突然有一天，这个问题少年开始重新做人，不仅学业有成，长大以后还成为出色的政治家。当有人问他当时是如何完成转变的，他充满感激地说：“这多亏了我们的校长，他曾经在学校礼堂开会的时候，当着众人的面说：‘我看你真像一个政治家’。为了这一句赞美，我为之奋斗了一生。”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就更喜欢采用这种方式来引导臣子为自己效力和驱驰，最典型的是为功臣画像和为烈女建牌坊。封建帝王为了表彰功臣，除了赐给他们爵位和财富之外，时常选择功绩卓著者，为之画像扬名。比如，汉宣帝将十一位功臣的画像悬挂在麒麟阁上，光武帝把随自己起兵的二十八位名将的肖像张贴于云台阁，唐太宗也曾经将扶植自己的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描画在凌烟阁上。很多大臣为了能够得到这一荣誉而欢欣鼓舞，再接再厉。而那些没有得到的或者即将踏入仕途的，也都将有朝一日，在凌烟阁留名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无论他们怎样努力，最终得到实惠的还是封建帝王。男欢女爱是最基本的人性，可是，封建时代的贞节牌坊竟然使那么多的妇女为之放弃幸福，甘愿守寡或者终生不嫁。以至于到了清朝，由于全国守节的妇女过多，政府都拿不出那么多的银子来修筑牌坊。

既然人们这样重视“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因此，在人才管理方面，除了用奖金、住房等进行引导之外，对下属的工作给予赞扬，多开展表彰大会，多进行“先进工作者”、“标兵”、“有突出贡献者”的评定工作，多颁发一些奖状、证书、锦旗，其作用也是不容小视的。

第四十篇岳飞主战招祸

岳飞生于河南汤阴一个农家，自幼喜读兵书战策。并且勇武过人，十几岁已能拉三百斤硬弓，能左右开弓射箭。1126年，金军攻打汴京，朝廷风雨飘摇，岳飞投至钦宗弟赵构帐下，因功被升为秉义郎。不久，赵构改派岳飞至老将宗泽麾下，赴澶州援救汴京，自己却观望不前，待金军1127年4月攻入汴京将徽、钦二帝掳走后，遂于南京应天府即位，是为宋高宗。这期间，岳飞曾因上书怒斥议和派，力主回击，被以“越职”罪免去职务。

1134年，被重新起用的岳飞率军从江州出征，仅三个月即顺利收复襄阳等六州之地，扭转了南宋的被动局面，大有一举收复河山之势。可是，由于高宗严令不得越界追敌扩大事态，岳飞只得率军回鄂州驻防，期盼着“何日请缨提劲旅，一鞭直渡清河洛。”1137年，金以归还河南、陕西为条件诱使南宋议和称臣纳贡。1139年元旦，秦桧代高宗向金使跪拜称臣，接受金朝皇帝诏书，达成和议。岳飞坚决反对，并四次奏辞因和议而赏封给他的官衔。

1140年5月，金军撕毁和约，四路伐宋。高宗大惊失色，不得不下令各军分别抵抗。岳飞与金军主力在郾城进行决战。为了赢得这场战争，金军统帅金兀术特意投入了有“常胜军”之称的“铁塔兵”、“拐子马”。

“铁塔兵”是金兀术侍卫亲军，由三千余头戴双层铁盔、身披重甲的骑兵组成，每推进一段，后面便置障碍，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正面冲锋时，犹如一道铁墙。左右两翼配备轻骑兵一万五千，常在战斗最激烈时突然出击，称“拐子马”。岳飞指挥经过专门训练的步兵手持大斧专砍马腿，使敌马翻人仰不得前进，金军因此大败。

接着，宋军又在郾城附近连战连捷，杀退金兀术的十万步兵和三万骑兵。金军全线崩溃，副帅毙命，金兀术败逃。岳飞上书高宗，此乃：“陛下中兴之机，金贼必亡之日。”并亲率岳家军追抵朱仙镇与义军配合将兀术围困在汴京。岳飞决心乘胜渡河收复河北，他激励部将：“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

然而，高宗却下令各路大军一律撤回原驻地。岳飞锐意北伐，上奏道：“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高宗却借口“孤军不可久留”，一天催发十二道金牌。岳飞涕泪交流，痛心疾首，大放悲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被迫撤军。

此后，金兀术提出“必杀飞，始可和”的条件。高宗于1141年一举剥夺韩世忠、张俊、岳飞的兵权，解散其军队。不久秦桧又唆使右谏议大夫万俟卨诬陷岳飞与岳云及部将张宪谋反，将岳飞逮捕入狱。最后，岳飞被以“莫须有”（即或许有）的罪名杀害，时年39岁。据说，岳飞临死前，还悲愤地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以表达内心的不满。

——选自《宋史·岳飞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智慧心得】

不能一味蛮干，要领会领导意图

岳飞自领兵以来，几乎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凭他的才能，再加上韩世忠等主战派的策应帮助，从头收拾旧山河还是大有希望的。可是，这样一位国之栋梁，中兴名将，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实在令人扼腕叹息。有人说这是因为秦桧为了巩固个人的地位而不惜丧权辱国造成的，也有人说这是岳飞功高震主，遭皇帝怀疑造成的。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岳飞根本没有摸透宋高宗赵构的真实意图而招致祸患。

赵构本来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只因为靖康之难，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兵掳去，他才被推上皇位。试想，如果有一天岳飞真的直捣黄龙府，除了能够收拾旧山河以外，还能够将徽、钦二帝接回来，这样赵构的皇位还能坐住吗？对赵构来说，最好的结局就是与金国议和成功，保持现状，这样既不用担心金国人对自己的威胁，又能够除去徽、钦二帝这一隐患。而岳飞张口“壮志饥餐胡虏肉，”闭口“笑谈渴饮匈奴血”，极力反对与金议和。赵构又怎能对岳飞满意呢？尽管他比谁都清楚岳飞对自己的忠诚，也比谁都知道岳飞对于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忍痛割爱。所以，岳飞的悲剧完全是由于他不善于揣摩赵构的真实意图造成的。

但是，毕竟岳飞的惨死换来了人们的深切同情。自从他遇害以后，就不停的有朝野人士为他仗义执言，上书鸣冤。宋高宗死了以后，徽、钦二帝的威胁也已经基本解除。宋孝宗就下诏书恢复岳飞的官职，以礼改葬，赐钱百万抚恤他的家人，四处寻访岳飞的后人，加官进爵。宋孝宗还为岳飞建庙，赐号忠烈。淳熙六年，又为岳飞谥号武穆。嘉定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中国民间更是千古传颂岳飞的威名。虽然岳飞含冤而死，但是终于青史留名。

可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人，因为没有揣摩出领导的意图，冒冒失失地发表意见、评头品足，被领导拿来当枪使自己还浑然不知，这就有点儿可悲了。比如，当领导对某个属下不满意，可自己又不愿直接去处罚或者开除他的时候。这时就想找个喜欢滋事的人，让他去揭发某人的错误，批评某人的缺点。这样领导既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又可以不得罪人。同时，为了体现自己无私公正，又绝对不会给揭发者半点儿好处。就这样，下属先是替领导做了伤人的大棒，然后又当了代其受过的挡箭牌，到头来却竹篮打水一场空。再者，普通人犯错误只能自己去承担，而领导犯了错误，却总想找个人来替自己承担，这样就可以推得一干二净。这时，如果你不能够透视到领导内心的小算盘，倒霉的日子就不远了。

有一次，曹操出征讨贼，粮草供应不足。曹操就偷偷问掌管粮草的官员：“这该怎么办好？”粮草官见主帅屈尊向自己讨教，急忙献计说：“可以改用小斛供应他们。”曹操听了表示赞同，并夸奖了粮草官。可是，毕竟纸里包不住火，士兵们开始骚动，谴责曹操的欺骗行为。曹操马上把那个自作聪明的粮草官叫来说：“今天想借你的脑袋来平息众人的愤怒，不然事情没个了结。”于是，就把粮草官处死，悬挂首级示众，并告诉士兵：“这个人偷盗军粮，然后用小斛欺骗大家，现在依照军法将他斩首。”就这样，士兵的不满情绪被平息下来，没有造成哗变。

粮草不足就容易动摇军心，历来被视为兵家大忌，身为统帅的曹操当然着急。这时必须要有一个人去承担责任，平息士兵的怨气。可是，这一错误的造成只能由统筹安排战斗的曹操本人来负责。曹操是决不会把自己绑缚法场的，于是他只能把这一错误转嫁到别人身上，做自己的替罪羊。那个粮草官就是没能参悟到这一点，主动向曹操献计，中了他的圈套，才落得这种下场，真是可悲可叹。

你可能会认为，赵构、曹操都是那种喜欢搞阴谋、玩弄权术、不负责任的领导，因为真正有所作为的人绝对不会这样。其实，即便你遇到的都是光明磊落、勇于自责的领导，也需要揣摩他们的意图。俗话说：“干活不由东（东家），累死也无功。”如果一个人在没有充分领会领导意图的前提下就盲目工作，很可能你辛苦半天弄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他所需要的，这时，你不要指望领导会同情你，说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即使不会当面把你骂个狗血喷头，也会认为你这个人思维有问题，难以沟通。有了这种偏见，别说提升，就是再想待下去都有困难了。

这是从私人自保的角度看待揣摩领导意图的重要意义。从集体的角度看，一个人只有提前知道领导的所思所想，才能提高工作效率。这是因为，许多领导是不会提前将自己的真实想法透露出来的，而是自己考虑成熟以后才突然找下属商量。如果你之前没有准备，到时候就会答非所问，无所适从，这样势必会耽误工作进程，也无法赢得领导的重视。反之，如果作为下属能够在领导刚刚有某种想法，还未公布的时候就及时准备，到时候应对得体，自然就会加快工作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像诸葛亮，之所以被传说成具有先知先觉能力的神仙，就是因为他能够根据领导的意图率先做好准备，只要对方有所需求，能够立即献出完善的对策。正所谓“未出茅庐，而知三分天下。”

揣摩领导的意图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如何去探明领导的内心世界呢？常规的情况下，在他下达任务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直接的请教详细了解他的要求，然后按图索骥就可以了。在不能直接过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旁敲侧击，投石问路的方式。比如，齐威王的夫人死了以后，薛公田文考虑到国不能无后，就想劝说齐王早日册立王后，以免后宫混乱。可是，齐王有七个贵妾都是他所宠爱的，田文不知道该拥立哪位做王后。他身边的幕僚给他出主意说：“七个人之中一定有一个是齐威王最喜欢的，你可以先献给威王七副耳环，其中有一副最美，第二天，看到最美的那副耳环谁戴着，就劝威王立她为夫人。”田文照他所说的行事，果然知道了谁是齐王最喜爱的人。

此外，一个人虽然会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里，但是往往会暴露在神情和行动上。他的目光、他的举止、他讲话的语气都可以让我们找到蛛丝马迹。比如齐桓公的卫姬和管仲就非常善于察言观色。

齐桓公在朝堂上与管仲商议完如何攻打卫国后，就退朝进入后宫，卫姬望见他下堂就拜，并代卫君向桓公请罪。桓公问她是如何得知的。卫姬回答说：“妾望君之入，足高气强，有伐国之志，见妾便有动色，伐卫也。”第二天，桓公上朝，管仲见面就说：“您已经放弃攻打卫国的计划了。”桓公更是一头雾水。管仲解释说：“您上朝作揖的时候很恭敬，说话很缓慢，见了臣又面露愧色，臣就因为这些而知道了。”卫姬通过桓公走路和气色觉察到桓公要伐卫，马上为自己的国家求情，使自己的国家和亲人免遭涂炭。管仲凭着观察桓公的音容笑貌觉察到桓公已经放弃攻打卫国，从而不再继续向桓公献攻卫之策，避免了桓公尴尬为难。看来，察言观色还是十分有效的捕捉领导意图的办法。

要领会领导的意图，不仅要了解领导的心理、禀性和好恶，还要了解他所处的人际关系。因为很多领导的意图是受他的人际关系影响的。

此外，还可以从他人身上吸取教训。如果有人提出一项主张，领导没有同意，你就不要重蹈覆辙。如果别人因为某种工作作风或工作方式已经遭到领导的训斥，你也应该尽量避免。如果你刚刚到了一个新的工作单位，这就需要你尽快了解公司的历史，这样就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以岳飞为例，在他提出主战之前，就已经有人为此主张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南宋初年，宗泽依靠河北义军，聚兵积粮，认为完全有力量收复中原，接连写了二十几道奏章，请高宗回到开封，主持抗金大计。可是，那些奏章却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宗泽极为气愤，一时急火攻心，背发毒疮，病倒在床。最后连呼三声“过河”，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人世。可是岳飞却没有引以为戒，终于步其后尘。

第四十一篇韩延徽归去复来

韩延徽，字臧明，幽州安次（今属河北）人，初属幽州藩镇刘守光。911年，韩延徽奉命出使契丹。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早闻韩延徽是难得的治国安邦之材，于是就趁机将他扣留，让其称臣归附。韩延徽却拒不受命，惹得耶律阿保机大怒，将其拘禁。

后经皇后述律氏劝说，耶律阿保机又将韩延徽请回，以礼相待。韩延徽终于被打动，归附了契丹，成了阿保机身边的得力助手。在征战党项、室韦等部落的军事行动中，韩延徽运筹帷幄，屡献奇计，使契丹赢得战场上的主动。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韩延徽又参照唐制，协助阿保机营都邑，建宫殿，筑城郭，正君臣，定名份，立法规，改变了当地落后的面貌。

尽管在仕途上成就卓著，但对家乡的怀念却使韩延徽郁郁寡欢。终于有一天，韩延徽下定决心，偷偷逃回家乡。为了能够朝夕侍奉母亲，他投奔了统治中原的晋国。晋主也打算把他留在幕府，但晋主手下的掌书记王缄却妒嫉韩延徽，从中作梗，百般刁难。韩延徽于是便借口回家看望母亲，离开了晋主。

回乡途中，他顺便拜访了老乡王德明。王德明问他下一步的打算，韩延徽回答：“再回契丹。”王德明说：“你私自跑回来，没同阿保机打招呼，现在又要回去，那不是自投罗网吗？”韩延徽非常自信地说：“我就好像是阿保机的眼睛和手，自从我离开契丹，他就如同一个瞎子、残废，现在我回去，等于他的眼睛重放光明，两只手重新长出来，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哪儿会怪罪我呢？”

果然，阿保机听说韩延徽回来了，不仅没有责怪，反而喜出望外，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同时还赐其“匣里”之名。“匣里”为契丹语，意即“复来”。耶律阿保机决不是做做表面文章，从此以后真的再也不提南归之事，而且更加重用这个叛而复降的汉人。他任命韩延徽为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内外大事都要先与他商量之后才最后做出决定。韩延徽也以投桃报李的心态，为大辽国的兴盛竭尽所能。即使在阿保机去世以后，他依然不改忠心，尽心辅佐太宗、世宗、穆宗三朝，直到须发皆白才辞仕回家，颐养天年。

——选自《辽史·韩延徽列传第四》

【智慧心得】

待人以诚，用人不疑

契丹本是生活在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与汉族地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初建大辽时，它的政治、经济、文化依然落后于中原。但是，由于辽太祖摒弃民族偏见，毫不猜疑大胆起用来自敌国、具有先进文化知识的韩延徽，终于使得辽国由蛮夷之地一跃成为北方强国。史载，辽国最强盛时，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

俗话说，“得人才者得天下”。凡是成就大业的人一定要将出色的人才网罗到自己的旗下。可是，得人才难，用人才更难。如果一个人得到人才而不懂得待人以诚，推心置腹，就很容易挫伤对方的积极性，限制其才能的发挥。这是因为，一方面，人人有自尊，人人都需要有尊严的工作生活。而得到信任本身就是赢得尊重的表现。当领导或者同事老像防贼御盗一样盯着自己，谁的自尊心都难免受到伤害。这时再优越的工作空间也会令人感到窒息，从而丧失拼搏的热情。另一方面，人才与庸才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才拥有创造性思维，敢想他人之所不敢想，敢做他人之所不敢做。可是，一旦他失去了领导的信任，就会变得噤若寒蝉，不求进取，只图自保，忙于避嫌而怠于创新。

后唐韩熙载知兵法、善理财，博学多闻、才高气逸是难得的治世之材。其父被后唐明宗杀害后，投奔南唐。与朋友李谷临别之时，韩熙载踌躇满志地说：“有朝一日，南唐任用我为丞相的话，我一定会率兵长驱直入，平定中原。”李谷回答说：“如果中原用我为相，取江南如探囊取物一般。”韩熙载怀着这样的雄心壮志来到南唐，本想有一番作为。谁想后主李煜猜疑之心极重，不但不给他实权，还派人加以监视。为了自保，韩熙载只能够整天狎妓宴饮以示颓废，后来终于郁郁而终。而他的朋友李谷虽然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却依然受到后周世宗的重用，曾经执掌兵权，挥师南下，平定淮南，后来官至宰辅。

相反，如果一个领导者能够像耶律阿保机对韩延徽那样以诚相待，使属下体会到上级对自己的信任，就能够在毫无牵挂的情况下，一心一意对待自己的本职工作。有时还会激发出无限的热情，创造出辉煌的成就。战国时期，魏文侯派乐羊率领部队前去攻打中山国。乐羊在前方久攻不下，于是不少魏国群臣宾客便纷纷给魏文侯写奏章，弹劾乐羊，说他是中山国的人，他的儿子现在还在中山国，他肯定有二心。但魏文侯对乐毅深信不疑，对群臣的奏章置若罔闻。

经过三年的战争，乐羊终于攻克了中山国的国都。庆功宴上，魏文侯交给乐羊一只箱子，那里面装的全是诽谤和弹劾乐羊的奏章。乐羊看后，对魏文侯的信任感激涕零。试想，有这样的知遇之恩，即便是上刀山，下火海，乐羊也不会皱一下眉头了。

其实，疑心是人人都有的，只不过真正富有智慧的人坚持糊涂一世，聪明一时的原则，表面看起来对什么都漠不关心，实际是为了节省精力办大事。正如方以智所说的那样：“善疑者，不疑人之所疑，而疑人之所不疑。”

安史之乱以来，唐朝在军事上主要依赖于名将郭子仪。特别是到了唐代宗的时候，郭子仪已经成为朝廷平叛御边的王牌。可是，随着威望的提高，关于郭子仪的各种流言蜚语也开始传到唐代宗的耳朵里。有一次，郭子仪的儿媳妇升平公主与驸马吵架。驸马受不了皇家小姐的气，顺口说了句：“你父亲是皇帝有什么了不起，给我们当皇帝，我们还不要呢！”公主听了以后马上到宫中告御状，说郭子仪一家试图谋反。唐代宗听了以后说：“要知道若不是郭子仪在战场上拼死抵抗，收复失地，我们李家很可能就丢了江山，凭他的威望和能力，做皇帝的确是可以啊！”接着又安慰到宫中请罪的郭子仪说：“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小儿女们吵架的气话，我们怎么可以当真呢？你可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正是由于唐代宗做到了对正直的大臣毫无戒心，对小事又聋又痴，才保证了他能够有足够的精力在朝堂上先后除去专权宦官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在战场上讨伐叛将史朝义，最后平定安史之乱。

但偏偏还有那么一类人，对任何人都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一般人认为无所谓的细枝末节，这种人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一定要琢磨一下别人是否隐藏着什么动机。这样自寻烦恼，成天提心吊胆，如履薄冰，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察言观色，揣摩别人的言谈举止上，结果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而世间的事情从来都是这样，你要想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不容易，要想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却是轻而易举，到头来闹得个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汉朝的赵广汉就是这种典型。本来他为官清正，行事干练，很受时人推崇。可就是有个最大的缺点——疑心很重，总担心同僚嫉妒自己，有倾轧之心。恰巧有一天他的一个门客因为私自卖酒被长安丞相手下人所抓获。赵广汉怀疑这是同僚苏贤汇报的结果，便找借口将苏贤治罪。苏贤的父亲上疏告状，赵广汉受到贬斥。他又怀疑这是同邑人荣畜的阴谋，于是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杀害。此事被揭发出来，汉宣帝责令丞相御史查办。赵广汉知道以后想来个先发制人，扳倒丞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打探到丞相魏相家中有一个婢女自杀，就怀疑这一定是被逼迫而死的。于是派人以此威胁丞相。不想弄巧成拙，丞相自认问心无愧，反而加紧调查。

不得已，赵广汉要来个鱼死网破，向皇帝弹劾丞相逼死婢女。皇帝果真下令调查此事，最后发现那个婢女是因自己有了过错被逐出相府，自惭自愧自缢身亡的。赵广汉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仅没能要挟丞相，还增加了一项诬告的罪名，最后被处以腰斩的酷刑。

疑心太重是一个人致命的缺点，对于成大事者更是极为有害。因为你的这一缺点很容易被人利用。中国历史上经常提到的“权谋”，实际上就是利用人的猜忌心理使敌对阵营内部相互怀疑，自相残杀。

当年名将乐毅奉燕昭王之命攻打齐国，一路势如破竹，连下齐国七十余城，最后仅剩下两座小城没有投降。此时乐毅审时度势，觉得在民心不服的情况下，即使强行攻下城池，也难以守住，犹如以前齐国灭掉燕国一样，其民未服，终被燕民赶走了，所以他决定采取困而不战，逐渐争取民心的政策，以德服人。

不想这时对他信任的燕昭王病逝，继位的燕惠王对乐毅的策略表示怀疑。再加上此时齐国的田单派人到燕国制造谣言说：“乐毅之所以迟迟不夺取剩下的两座小城，是因为他想自己在齐国称王。”燕惠王听了以后马上派骑劫代替乐毅，并命令乐毅马上回国。乐毅害怕被诛杀，逃到赵国。不久齐国军队在田单的率领下将燕军全部赶出齐国。

因此，一个明智的人千万不能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一个“疑”字众叛亲离，因为一个“疑”字使自己功败垂成，令亲者痛，仇者快。

第四十二篇天祚帝放虎归山

天祚皇帝耶律延禧是辽国的末代君主。在他统治期间，逐渐强大起来的女真族不堪忍受辽国的压迫，开始产生强烈的反抗情绪。1112年的春天，天祚帝在春州举行头鱼宴，请酋长们喝酒。席间天祚帝命令酋长们为他跳舞助兴。那些酋长虽然不愿意，但是不敢违抗命令，就挨个儿离开座位，跳起舞来。

当轮到一个青年时，只见他神情冷漠，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天祚皇帝，一动也不动。这个青年就是女真族完颜部酋长乌雅束的儿子，名叫阿骨打。天祚皇帝见阿骨打居然敢当着大家的面顶撞他很不高兴，一再催他跳；一些酋长怕他得罪天祚皇帝，也从旁劝说。可是不管好说歹说，阿骨打就是不肯为天祚帝跳舞助兴。结果这场头鱼宴闹得不欢而散。

天祚皇帝当场没发作，散席之后，他跟大臣萧奉先说：“我看阿骨打这个人意气雄豪，绝非寻常人物，你可以边事为借口杀了他。否则必将成为后患。”萧奉先认为阿骨打没有大过失，杀了他怕引起其他酋长的不满，就说：“他是个粗人，不懂得礼节，不值得跟他计较。就算他有什么野心，小小一个部落，也成不了气候。”天祚帝觉得萧奉先说得有道理，也就把这件事搁在一边，阿骨打因此得以全身而退。

头鱼宴结束不久，阿骨打的父亲乌雅束死去，阿骨打继任完颜部首领，他建筑城堡，修理武器，训练人马，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准备反辽。天祚皇帝得知这一消息，一面派使者到阿骨打那里去责问，一面调动河北几路人马到东北进行武力威胁。阿骨打对部下说：“现在辽人快要动手了，我们要先发制人，免得被动。”他集中女真各部骑兵2500人，亲自率领袭击辽朝。辽将没有准备，狼狈奔逃。天祚皇帝得知消息，立刻派大军镇压，在混同江边，遭到阿骨打骑兵的痛击。女真兵乘胜追击，兵力发展到一万人。

1115年，阿骨打在会宁正式称帝，国号大金。阿骨打即位后，又率军攻打辽朝东北重镇黄龙府。天祚皇帝急忙派了二十多万步兵、骑兵到东北去防守，结果又被金兵打得大败，连武器、耕具都丢得精光。慌了手脚的天祚皇帝派出使者和金国讲和，想通过缓兵之计赢得喘息之机，将来集结力量伺机反扑。阿骨打一眼看穿了他的阴谋，不仅不答应，还指名道姓要天祚帝投降。天祚帝恼羞成怒，亲自带领七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到黄龙府。

正在这个时候，辽朝发生了内乱，天祚帝立足未稳，就下令撤兵平叛。阿骨打又趁机追击，几十万辽军一下就垮了下来。天祚帝一天一夜逃了几百里，才算保住了一条命。这时候辽朝兵力损失殆尽，北方人民也不满辽朝贵族的统治，纷纷起义。最后天祚帝终于被金军俘获，成了阶下囚。

——选自《辽史·天祚皇帝本纪第三十》

【智慧心得】

遇事要当机立断，切不可错失良机

天祚帝继承皇位时，辽国已经日薄西山，危如累卵。在这种情况之下，身为一国之君的天祚帝就应该保持高度的警觉，在谨慎应对已经剑拔驽张的敌人的同时，还应该在趁现所拥有的绝对的优势，铲除一切潜在的、羽翼尚未丰满的敌人。可是，偏偏这个末代君主优柔寡断。“头鱼宴”上，完颜阿骨打不够沉着，有失冷静，暴露了野心。

此时，天祚帝重兵在握，掌握着绝对的主动，就应该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可他却犹豫不决，采取纵容的态度，结果放虎归山。反过来完颜阿骨打实力增强以后，却不给辽国以丝毫的喘息之机，一路急攻猛打，穷追不舍，终于使天祚帝成了笼中之鸟，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辽国几代人创立的基业。其失败的教训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时机是客观环境发展到有利于当事人的有利时期。中国古代有所谓“时势造英雄”的说法，认为在重大历史时刻到来的时候，只有那些睿智果断的人才能够审时度势，因“时”应“势”而动，巧借东风，事半功倍。

公元前550年夏，齐庄公起兵伐晋。由于事先安排下栾盈等人做内应，因此，庄公只带了比较少的精锐部队。兵马出发不久，从曲沃传来消息：栾盈进袭晋国宫廷的计划已暴露，栾盈等人败退曲沃。面对内应已经被破坏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齐庄公意识到，里应外合同步进攻已是不可能了，现在只好利用约定好的仅剩的这点时间，夺取这场战争的胜利。于是，他命令齐军以奇袭姿态行进，先夺取晋国东方的军事基地朝歌，然后分兵两路，同时向晋国首都进发。当齐军北路与南路主力会合时，遭到了晋军的反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齐军装备精良，士气旺盛，晋军对齐军的突然到达猝不及防，被齐军杀伤者甚众。此时，齐庄公感到兵力已经暴露，不宜孤军深入，便将晋军的尸体统统抛入河中，然后扬威而还。

但时机又像是昙花绽放，既宝贵又短暂，如果不能够及时把握的话，不仅会丧失发展的机会，还可能在竞争中丧失优势，走向被动。历史上因为当断不断而反受其乱的还远远不只局限于天祚帝这样的末代君主，即使颇具才干的人中翘楚也同样跳不出这历史的怪圈。

公元前203年，韩信攻打下齐国以后，拥兵数十万。这时，齐国人蒯通明白天下的胜负取决于韩信，于是以相面人的身份来劝韩信说：“项王起兵彭城，转战南北，威震天下，今久困广武，难以再进。汉王率众数十万，据有巩洛，凭借山河，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反连遭失败。将军可乘机崛起，介于楚、汉之间，助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楚、汉两主的性命，就操在将军手中。如能听臣计，不如两不相助，三分天下，鼎足而立，静待时机。臣闻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祸。愿将军深思熟虑，勿失良机！”

韩信听后，多少有些动心，说：“先生不要再说，待我深思后，再作决定。”几天过去以后，蒯通见韩信依然没有下决心就又去登门劝说：“办事坚决是智者果断的表现，而犹豫不决，则是误事的根源，心里虽然明白，但是不敢下决心实行，那就是不能成就任何事情的祸根。”可是韩信还是犹豫不决，最终辞谢了蒯通。等到刘邦坐稳天下，剥夺了韩信楚王的封号，夺了他的兵权时，韩信才想起要叛汉自立。可惜，此一时，彼一时，韩信已经失去了宝贵的机会，只能在临死前哀叹：“我真后悔不采纳蒯通的计策，而被女人小孩欺骗，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既然良机易失，我们如何及时将其抓住呢？这就需要决策者能够果断行事。所谓果断，是指决策者思维专一、反映敏锐，对信息的吸收和消化，对经验的综合和运用，对未来的估计和推测，都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并形成明确的指令。要做到这一点，决策者必须有迅速作出判断的能力和选择的能力；有敢于对后果负责的勇气和魄力。

康熙帝亲自执政后，大力整顿朝政，奖励生产，惩办贪污，使新建立的清王朝渐渐强盛起来。但是明朝的三个降将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却把持兵权，割据一方，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成为大清朝的最大隐患。康熙帝知道要统一政令，三藩是很大的障碍，一定得找机会削弱他们的势力。恰好准备造反的吴三桂也想试探一下康熙帝的态度。于是，他假惺惺地主动向朝廷提出撤除自己的藩王爵位。

奏章送到朝廷，康熙帝召集朝臣商议。许多大臣认为吴三桂他们要求撤藩是假的，如果批准他们的请求，吴三桂一定会造反。康熙帝果断地说：“吴三桂早有野心。撤藩，他要反；不撤，他迟早也要反。不如来个先发制人。”接着就下诏答复吴三桂，同意他撤藩。诏令一下，吴三桂果然暴跳如雷，在云南起兵反清。由于康熙帝早有准备，一面调兵遣将，集中兵力讨伐吴三桂，一面停止撤消尚可喜、耿仲明的藩王称号，分化瓦解叛军。就这样一打一拉，叛军很快就四分五裂，作鸟兽散。清军最后平定了所有的叛乱势力，统一了南方。

清军入关的时间不长，又经过了宫廷内部的倾轧斗争，可以说大清帝国江山不稳，国基不牢。按一般人的理解，应该向“三藩”主动示好，先稳住他们，等到日后再作处置。可是，年少有为的康熙皇帝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断定三藩早有野心，时日越久，其实力就越强，姑息迁就无异于养虎为患。趁其势力没有达到尾大不掉的程度，准备又不是十分充分的情况下果断提出撤藩，就等于打他个措手不及，占了先机。正因为有这样的判断力和迅速的决策力，康熙才能够在百废待兴的时候一举歼灭气势汹汹的三路叛军。

今天的我们身处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下，我们面临着更多机会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社会的财富是有限的，成功的分享者也并非遍地都是。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公平的方式来获取，这样就使竞争变得异常激烈。谁能够第一个从细微的变化中感知到春天的气息，并及时播撒种子和汗水，才能够有所收获。

猛虎游移不前，还不如蜂蝎的毒刺；良马徘徊不前，还比不上劣马的稳步前进；孟贲那样的勇士优柔寡断，还不如一般的人决意为事情的成功而苦干；虽然有舜和禹那样的智慧，但闭口不言，还不如聋哑人的用手示意。功业难于建立而容易失败，时机难于得到却容易丧失。瞻前顾后，怕这怕那，畏畏缩缩，“一停、二看、三通过”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决策者。因为，“看”和“停”的实质是“慢半拍”的行为。在“看”的过程中，时代在前进，情况在变化，在“停”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更多更大的风险，成功的胜算就会大打折扣了。

第四十三篇高汝砺理财

金国崛起后，国力上升极为迅速。特别是在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时期，达到强盛的顶峰。但金世宗死后，金国开始走下坡路。内有农民起义不断，外有蒙古连年骚扰。连年的战争使金朝社会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保证朝廷的财政收入，一批很有经济才能的官吏受到重用，其中尤以高汝砺最为著名。

高汝砺，字岩夫，很年轻就中了进士。金章宗时被任命为石州刺史。因为政绩卓著，后来又被提升为左司郎中。一天，高汝砺跪在金章宗的御案下面，单独向皇帝奏事。突然，章宗的扇子掉在地上。这时宦官们都已经回避不在殿内。

而捡扇子这类事情，应属于宦官分内之事。所以，高汝砺看了一眼面前的扇子后，仍旧跪在那里奏事如旧，一直到奏完也没有去捡扇子。等高汝砺回去之后，金章宗盛赞这个左司郎中懂得事体，提升他为谏议大夫。

宣宗贞佑二年（1214年），金迁都汴京。路上，高汝砺被拜为参知政事。宣宗听说汴京谷价飞涨，担心朝廷迁去以后谷价会更高。大臣们一致提议应该对汴京谷价加以限制。

只有高汝砺不同意大家的意见。他说：“买粮的人多，卖粮的少，物价就高。现在迁都，各地的人都来到汴京，买粮的人多，物价上涨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限制粮价，有粮的人就会囤积不卖，贩运的人也不会再贩粮进城。那么，买粮的人就更急着买粮，物价也就会更高。谷物难得，但钱钞易得，所以不如设法增加钱钞的流通和谷物的供应，谷价自然会降下来。”章宗觉得很有道理，就依照他说的办，不久谷价就降了下来。

宣宗贞佑三年，蒙古军南下，攻占今北京、内蒙一带。有人提议将黄河以北的军人家属迁到黄河以南。高汝砺极力反对，认为大量军属迁入河南，不仅造成安置困难，还会动摇河北守军的信心。但他的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结果真如高汝砺所料，军人家属迁到新地之后，没有耕种的土地。朝廷只能通过搜刮当地百姓的土地分给他们。这样一来又使百姓怨声载道。高汝砺见此情景急忙建议章宗立即停止剥夺百姓土地。现在荒芜的官田和放马的草地很多，可以把这些土地分给军人家属开荒，这样就能避免伤害百姓。已经焦头烂额的章宗听了以后非常高兴，毫不犹豫地采纳了高汝砺的建议，弥补了以前政策上的失误。

在以后的日子里，高汝砺一如既往，既想方设法广开财源，增加朝廷收入，同时又努力避免加重百姓负担，激化社会矛盾。这些努力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金朝的窘境，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朝的经济状况。因此，高汝砺倍受皇帝器重。他在晚年的时候，曾多次提出致仕退休，都不被批准，直到七十一岁的时候死在宰相的任上。

——选自《金史·高汝砺列传四十五》

【智慧心得】

职有专司，不可越权行事

见一叶而知秋，金章宗通过高汝砺不拾御扇而知道他通达事体，因而委以重任。金章宗所赞誉的通晓事体，主要是指一个人能够看清自己的职责所在，既知道尽忠职守，更明白职权范围的大小，不做越权之事。高汝砺也确实如章宗所料，一生忠于职守，是自己分内之事就据理力争，如果不能被采纳，出现问题以后也竭尽全力加以弥补。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决不会伸手过长，随便干涉。这种为官方式在汉朝被很多官员遵守。

汉文帝刚刚继位的时候，有一次，问右丞相周勃说：“国家一年要处理多少案件？”周勃回答说不知道。文帝又问每年钱粮的收支情况？周勃也答不出具体数据，弄得内心惭愧，急得冷汗直流。文帝见周勃不能回答，就转而问陈平。陈平也不知道这些具体问题，随口答道：“陛下要知道案件处理情况可以问廷尉。钱谷出入，可以问治粟内史。”

文帝生气地说：“照此说来，你身为丞相又管哪些事情呢？”陈平答道：“丞相的职责，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文帝听后，点头称善。文帝退朝后，周勃埋怨陈平说：“您怎么不事先教教我呢！”陈平笑道：“您位居相位，难道不知自己的职责，倘若主上问您长安有几个盗贼，您又将如何对答？”周勃无言以对，自知见识不如陈平。

汉宣帝时丙吉身为丞相，日理万机，却忙而不乱，有条不紊，很多人一直难以理解。有一次，丙吉外出，在路上正好遇上很多人在打架斗殴。丙吉看也没看转身就走。后来遇到一头牛气喘吁吁，他却急忙派人上前询问赶牛的人：“你赶这头牛走了几里路了？”陪同的官员感到不解，就问他，丞相刚才遇见有人打架不闻不问，这会儿却要对一头牛如此关心。

丙吉对他说：“百姓相斗，管这种事的是长安令、京兆尹等官员。身为丞相，我的职责就是要使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现在这个时节，天气不应该太热，如果那头牛没走多少路就喘得那么厉害，那是时令失调，不符合节气的征兆。气候反常对农作物和人都可能带来灾害。所以，我对牛喘气吐舌的现象就不能不亲自过问了。”下属听了以后，不禁暗暗佩服丙吉的为官处世之道，并揭开了长久留在心中的疑团。

无论是陈平还是丙吉，他们的这种处理政事的方式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陈平历仕高祖、惠帝、文帝三朝，巩固了新兴的汉朝政权，丙吉辅佐宣帝实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昭宣中兴”。只可惜这种宝贵的经验，汉朝以后就很少受人推崇和借鉴了。这是因为汉朝特别是汉初，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还有相当大的影响。而“无为而治”的一个主要体现就是主逸臣劳，要求领导者善于分配任务，只需尽心尽力于本职工作，其他事情由专人负责即可。

但自从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受到历代统治者推崇以后，儒家思想开始逐渐取代道家思想。忠臣明君的判断标准开始重形式而轻内涵。废寝忘食、晨昏颠倒的办事风格开始流行，并成为勤与怠、明与昏的划分标准。有些人为了塑造勤奋的形象，或者真的受这种思想的误导，变得事无巨细，样样插手，不给自己留下任何喘息之机。像高汝砺这样冲破旧的观念束缚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有成就也不被树为楷模，而事实上，这种不理智的“勤劳”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汉末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在我国古代政治家中确实是一位佼佼者。他一生辅佐刘备、刘禅两代君主，从来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特别是在刘备去世以后，由于后主刘禅缺乏领导才能，诸葛亮成为蜀国军政大权的实际掌握者。但是他毫无个人野心，依然能够尽忠职守，勤于政事。他不仅要主持孙刘联盟、北伐曹魏的军国大事，就连登记簿的记载情况都要过问。可以说，古往今来，能够做到像诸葛亮这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真是寥若晨星。但是，他这种事必躬亲的做法也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首先就是不利于发现人才和锻炼下属，保持团队的青春活力。集体团队靠什么才能够拥有生生不息的动力，永远向前发展？靠的就是新的人才不断崛起。无论多么伟大的创业者，多么睿智的当家人也终有衰老退休的一天。等他走了以后，必须要有一个与之比肩，或者青出于蓝的继任者成为新的领跑者。这样才能够使团队得以延续和发展。

以商界为例，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不仅要懂得如何开发制造好的产品，更要懂得如何培养造就优秀的人才。一个优秀的企业不仅是生产优质产品的基地，还应该是造就人才的摇篮。国际上很多企业成为百年常青树，就是因为这些企业总是能够出现一代又一代的优秀领军人物。而锻炼人才的最好方式就是给他实践的机会，让他在自己的岗位上独立思考，闯出一条独特的道路。

相反，如果做领导的对属下这也不放心，那也不放手，总是急于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对方，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少犯错误。这样做初衷虽好，但结果只能是得到一大批没有思维的传声筒。一旦哪一天支柱人物离开工作岗位，那么剩下的人不仅无法继续推动团队的发展，恐怕连维持都困难了。以三国的蜀汉为例，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之后，蜀国立即走上下坡路，原因就在于后继无人。由于过去一切重大决策都出自诸葛亮，其他人根本得不到锻炼的机会。刘禅在相父的羽翼下一年年长大，除了学会怎样盖玉玺，智商毫无长进；姜维则自始至终活在诸葛亮北伐中原的高大身影之下，只知一味的穷兵黩武。这样的君臣治理国家，败亡是迟早的事。

其次，越权行事，过多地牵扯有限的精力，还会使人变得身心俱疲，不仅不该管的事没有管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这就好比一个人握紧拳头打人的时候，由于力量集中到一个小点上，会形成很大的杀伤力，如果改拳为掌，尽管打击的面积扩大了，但是力量也随之分散，杀伤力就明显减弱了。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领导，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范围，眉毛胡子一把抓，成天下基层、到一线，工作日程始终安排得满满的，有时甚至还要加班加点，可是，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干好，还闹得怨声载道，真可谓费力不讨好。

最后，超越权限指挥工作，还会造成外行领导内行。而外行领导内行，失败的几率几乎为百分之百。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职业分工的明确化。作为领导，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万事精通。比如，医院的院长虽然掌管整个医院，但是不可能内科、外科、儿科、妇科无所不知；国家的元首虽然领导整个国家，但是不可能经济、教育、外交、军事无所不能。一旦你以领导者的身份介入到某个原本陌生的专业领域直接指挥，就很可能打乱正常的工作秩序，甚至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据李宗仁先生回忆，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屡战屡败，除了军队战斗力不强以外，与毫无作战才能的蒋介石不顾“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经常在千里之外的大后方用电话指挥作战有极大关系。

总之，现代社会领导工作千头万绪，极为繁杂。如果领导者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会应接不暇，难免事与愿违，所以领导必须学会正确授权。

科学而明确的分工，一方面可以把领导者从琐事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于重要事务。另一方面让下属获得一定的职权和责任，使他们独立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取得成就，也是一种有效的锻炼人才的方式。此外，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一定要在各个方面都比别人强，很多专业性很强的部门，必须由专业人士来掌管，领导者要做的只是尽快发现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

第四十四篇朵儿只力荐太平

朵儿只是元朝开国元勋木华黎的六世孙。在他刚刚一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以侍母孝顺、喜爱读书闻名于世。未满二十岁，就被授予中奉大夫、集贤学士的职务。郭贯、赵世延、邓文原等老臣都很器重他。后来朵儿只出任辽阳、河南、浙江三省左丞相，为官宽弘有度，与民休息，颇有政声。皇帝为表彰他的功绩，赏赐他九龙衣等物。

元顺帝至正七年，朵儿只被提升为御史大夫。后来，左丞相铁木儿塔识病故，他又被升任为左丞相。虽然被提拔为丞相，可是朵儿只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胜任这一职位。于是，他奏请元顺帝说：“臣是凭借着祖先的功绩才有此高位，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不是很明白，现在位至宰相，必须要与太平一起共事，才能够有所作为。”元顺帝觉得朵儿只态度诚恳，言之有理，便同意了他的的请求。不久，任命太平为左丞相，朵儿只升迁为右丞相。

朵儿只之所以力荐太平，是因为太平是个难得的治国之材。他生性开朗、光明正大，年少之时就已经俨然如老成人。他还曾经师从宋室后裔，著名书画家、文学家赵孟頫，对汉族治理国家的礼制、法度等极为熟悉，这是以朵儿只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望尘莫及的。而且，太平还担任过工部尚书、枢密副使、御史中丞等要职，在考核官员、编纂前朝史书、平定粮价等方面有过出色的表现，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

太平出任左丞相之后，与朵儿只配合得颇为默契。朵儿只统管全局，统筹安排；太平则负责日常事务，具体执行。时间一长，大小官吏都觉得太平才是真正掌握实权的人，因此都纷纷投奔到太平门下，而冷落了右丞相朵儿只。

一次，有人送贺礼给二位丞相时，竟然薄厚不一，特意将贵重的一份送给了太平。朵儿只的家臣碰巧知道了这件事，就禀告了主人，建议他拒收礼物。朵儿只却毫不在意，照收不误。不仅朵儿只虚怀若谷，太平也能做到推让尽礼，对朵儿只十分恭敬。因此，朝廷内外都称赞两个人是贤相。

在共同执政的日子里，朵儿只和太平振兴文教，监修国史；缩减开支，迫令僧道还俗；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整顿吏治，举荐隐逸。使原本已经江河日下、走向没落的元王朝，竟然出现了中兴气象。

——选自《元史·列传第二十六》

【智慧心得】

人贵有自知之明

人们总是喜欢评说他人是愚鲁还是聪明，总喜欢指点别人是贤德还是顽劣，可是却很少向曾子那样“吾日三省吾身”。到最后对别人了如指掌，对自己却像雾里看花，不甚了解。正如苏轼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圣人曾经说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一个人只能洞悉别人的善恶真伪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认清自己，就如同晶莹剔透的水晶一样，既能将外界事物反射出来，又能清晰地透视自己，这样才算得上拥有大智慧。拥有了这样的智慧，才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进退有度，宠辱不惊。

一个人一旦有了权势，就会有很多人出于各种目的，对你溜须拍马，在这些颂歌、赞歌的环绕之下，懦弱的人也感到自己有万夫不当之勇，浅陋的人也会觉得自己满脑子的真知灼见。接下来被吹捧者就会变得骄横跋扈，迷失自我。而能够克制这种慢性毒品，使自己警钟长鸣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保持自知之明。

朵儿只因为有自知之明，知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急忙请来太平，让他分享自己的权利的同时，也分担自己的责任和负担，这样才保证了政务有条不紊。相反，如果朵儿只也像一般人那样，本来小有成绩，今日又蒙皇帝垂青，变得飘飘欲仙，不知天高地厚，毫不迟疑地接受任命，并夸下海口，那么等待他的将是这样的局面：自己在上面日理万机，心力交瘁，同僚在下面怨声载道；自己在朝中不舍昼夜，百姓在民间苦不堪言。结果闹得个风风光光的开幕，灰溜溜的收场。与其狗尾续貂，还不如宁缺毋滥。这正是朵儿只的高明之处。

历史不能假设，真理也不能用假设的论据来证明，但是由于缺乏自知之明而犯错误的人却是很多。我国民间广为传颂的呼家将，历史上确有其人，但呼家将与杨家将驱逐辽兵，震慑敌胆的事，却系捕风捉影。

史书记载，呼家将中的主要人物呼延赞，认为自己具备讨伐大辽的才能，屡屡向皇帝上书，请求带兵戍边。平日里，呼延赞更是整日宣称要横扫大辽，收复幽云十六州。为表雄心他不仅在自己身上刺满了“赤心杀贼”，还命令妻子奴仆也照自己这样做。他的几个儿子的耳后都刺上了“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家里摆放满了破阵刀、降魔杵，他的服饰也颇为怪异：上有绛帕罩头，下乘乌骓宝马，一副枕戈待旦、如临大敌的样子。淳化三年，呼延赞终于得到外调边疆的机会。可是到了任所，他才发现自己原来只是个一勇之夫，根本没有统领兵马的能力，一战即溃。从此以后敛声屏气，再也不敢妄谈收复失地、以死报国的大话了。

再复杂的问题，再严重的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但前提是承担任务的人具有完全的实力，能够应付自如。呼延赞所犯的错误就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而轻视了眼前的问题。所以，决不能在没有准确衡量自身的前提下，就鲁莽行事，主动请缨或者毫无根据地接受任命。凡事都要先量体后裁衣，不然手无缚鸡之力，却要挟泰山超北海；粗通四书五经，就要张天下文柄，只能被讥笑为蚍蜉撼树自不量力。

拥有自知之明不仅仅表现在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的量力而行上，还表现在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当你要主持什么事务，组织某项活动，或者竞选某个职位之前，一定要先想想自己的群众基础如何，威望够不够高。在提出建议或者调解纠纷的时候，先揣摸一下自己讲话的分量有多重。要不然浪费的是精力，收获的却是失败和耻辱。唐玄宗开元年间，卢怀慎与姚崇同为宰相。他的品行、能力远不及姚崇，遇事从不出头，都推给姚崇。时人谓之“伴食宰相”。宋神宗时，有个官僚名叫王圭。他当宰相十六年，尸位素餐，从无建树。上殿面君，曰“取圣旨”；听取皇帝指示后，曰“领圣旨”；回到衙门后，对秉事者曰“已得圣旨”。时人谓之“三旨相公”，以讥刺其失职。

除了能够客观而准确地评价自己的能力和地位之外，具有自知之明的人还应该知道自己的地位和名利因何而来，这样才能够守住自己的优势，保住所得。如果一旦知道自己的优势已经丧失，就赶紧抽身以免除祸患。先秦时代的弥子瑕在年轻貌美的时候，依仗卫君对自己的宠爱，往往行为放纵。他曾经违反法律，偷偷驾驶国君的车子去看望母亲。卫君知道以后不仅没有怪罪还盛赞他的孝顺。后来，弥子瑕与卫君一起在园中游玩，把自己吃了一半的桃子献给卫君。卫君说：“弥子瑕真的爱我呀，忘记满足自己的口福而想着我。”

等到弥子瑕年老色衰，还这样在国君面前肆无忌惮，卫君就再也不能宽容他了，数落弥子瑕的罪行说：“过去你曾经偷着驾驶我的车子，还曾经把吃剩下的桃子给我。”就这样新账老账一起算，弥子瑕终于被治罪。其实，弥子瑕的行为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容貌而已。他过去之所以能够在卫君面前有恃无恐，就是仰仗着自己的容貌姣好。现在容颜已逝，自己却浑然不知，依旧我行我素，只能落得这样的下场了。

我们在一个集体中受到尊重是因为自己某一方面的能力超群，可是一旦你的能力其他人也具备了，或者又有掌握同等技能的人加入进来，这时就要小心了。如果你还想留下来，就不要再想着享受以前的待遇了，要适应自己新的地位，控制自己的言行。如果你不想忍受，那么就应该早作打算，不要等人家收缴你的钥匙，你才想到收拾东西。否则，只会如弥子瑕一般自取其辱。

第四十五篇林兴祖智惩土豪

元朝建立后不久，新兴的蒙古政权也仿照南宋的纸币“交子”，发行交钞，但是印行混乱，私制伪钞极为猖獗。尽管朝廷规定制造伪钞者一律处斩，告发者重赏，可是仍然难以遏制其势头。特别是浙江行省的铅山州，是伪造交钞者活动最猖獗的地方。

而在铅山州所有的制假者之中，当地土豪吴文友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远至江苏、安徽、河北等地，没有不流行使用他们制造的假钞票的，吴文友也因此而暴富。吴文友既奸诈狡猾又蛮横凶狠，为了逃避惩罚，他先后收买了四五十个品行恶劣的年轻人，分别在有关部门谋取官职，暗中探察到有想要告他的人，事先设法将其害死，很多人都死在了他的疯狂报复上。甚至连历任知府也奈何他不得。吴文友也因此变得更加有恃无恐，他不仅制造假钞敛财，还欺男霸女，十多年来，公然强夺别人的妻子女儿十一人为妾，当地百姓深受其害，但慑于他的淫威和庞大的势力，一直含冤不敢上诉。

元顺帝初年，林兴祖出任铅山州知府。他初到铅山便听说了吴文友的罪恶行径。林兴祖十分愤慨，发誓说：“此害不除，还有什么脸面来治理百姓！”他立即派人张榜严禁制造假钞票，并且定立赏金，发动百姓前来告发。但是，林兴祖对待吴文友一案，雷声大雨点小，只有宣传没有具体抓捕行动。即使有人前来告发，林兴祖也以告发不实为由将他们呵斥出去。

这样一来，当地百姓觉得新来的林知府和过去的官员是一丘之貉，根本不敢触动吴文友一根毫毛。所谓的悬赏、捉拿追捕只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罢了。吴文友也因此放松了警惕，又开始肆无忌惮起来。

他们哪里知道，这只是林兴祖精心策划的抓捕方案的第一步。原来，林兴祖早已探明吴文友在当地实力强大，耳目众多，过去几任知府之所以没能制服他，就是因为走漏了风声，打草惊蛇。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林兴祖才放了一通烟雾弹。其实在背地里，林兴祖正在紧锣密鼓地安排心腹搜集吴文友的罪证。当林兴祖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之后，觉得时机已经成熟，这才不紧不慢地张网捕鱼。

林兴祖首先根据人们的控告，抓住吴文友的两个死党。接着又在秘密状态下对二人严加审问。由于被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两个恶棍不得不招认了吴文友的大量罪行。

吴文友耳目众多，这样重大的变故他当然不会毫不知晓。但是，想到林兴祖到任之初的举动，吴文友觉得林兴祖并非真的要惩办自己，很可能是在向自己施压，要趁机敲诈些钱财。

于是，吴文友得到消息之后不仅没有设法自保，反倒堂而皇之地带上厚礼，亲自到府衙拜会林兴祖。没想到林知府一见到他就收起了笑容，喝令左右立即将他拿下，押送大牢听候审判。

铅山州百姓听说吴文友真的被抓进了大牢，争先恐后地前来控诉恶霸的罪行。几天之中竟来了一百多人。林兴祖选其所犯罪行中最为严重的几件案子审问吴文友，案子迅速了结。接着又逮捕了他的同党二百余人，全都依法加以惩治，危害乡里十几年的吴文友终于被绳之以法，当地百姓可以安心生活了。林兴祖也因此名声大振，随即升任南阳知府，还未到任又被提升为道州路总管。

——选自《元史·良吏列传第七十九》

【智慧心得】

欲擒故纵

面对强大的对手，如果逼得过紧，对方肯定会全力反扑，弄不好会两败俱伤。所以，真正聪明的人在面对强大的对手时，不是去逼迫他，而是紧紧地跟踪他，消耗对手的体力，瓦解他的斗志，待其溃散后即予擒拿，这就可以避免流血冲突。

善使此计破敌制胜者，就如同善渔者垂钓。看到大鱼上钩之后，有经验的渔夫决不会急着收杆。因为这样会使鱼拼命挣扎，不仅抓不到鱼，还可能会杆折线断。他们会慢慢收线，鱼感到危险向后逃窜时，又马上放线。这样几个回合下来，鱼已筋疲力尽，轻轻松松就会被抓住。这是从消耗对手抵抗力量的角度分析的。其实，这一计策还有使对手放松警惕，产生懈怠情绪的作用。林兴祖对付吴文友时，主要体现的就是这一功能。此外欲擒故纵还可以演变出许多更为实用的功能：

其一，晚些摊牌，抓住要害

两个人如果是朋友、熟人，哪怕是萍水相逢，都有可能通过深入的交往或者浅层次的交谈知道彼此的强项和弱势。可一旦成为敌人，双方都会变得小心翼翼，隐蔽自己的弱点，避免被对手抓住。

因此，有头脑的人如果率先知道或者决定将某一方作为敌人，他决不会打草惊蛇，而是尽量拖延一段时间。在这宝贵的时间差里，他要双线并举，除了要紧锣密鼓地组织力量之外，还要套出对方的七寸要害在哪里。如果后者得手，会省去很多麻烦。唐朝的来俊臣接到审判酷吏周兴的命令之后，没有马上抓捕他，而是同往常一样同周兴一同审理案件。等到他们两个人一同吃饭时，来俊臣对周兴说：“现在有些囚犯不承认罪行，你看怎么办呢？”周兴说：“这好办，拿来一口大瓮，在四面烧上炭火烤，让犯人进入瓮里，什么事敢不说？”来俊臣就找了一口大瓮，四周烧上炭火，然后对周兴说：“宫内有人状告老兄，我奉命调查，请兄进到这个瓮里吧！”周兴又惊惶又害怕连忙磕头，把罪行全都招认了。

其二，适度降温，掌握主动

人们常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其实，天下的事没有绝对的事情，更没有绝对的适合于任何情况的“万能公式”。在有些场合，即使你对某一结果十分在乎，也不能表现得过于积极主动，否则就会被对方抓住把柄，失去主动，处处受制于人。

比如，在商战或者外交的谈判桌前，谁先主动，谁就会被动。因为双方都知道，要促成的结果必须是双赢的。但双赢并不意味着等量的投入有等量的收益，谁都想以最小的投入赢得最大的利益。一方表现得越积极，另一方就会越冷淡，提出的条件就会越苛刻。这时，如果你适当的甩甩袖子，作出成与不成无所谓，实在不行我就走人的姿态，对方想到合作带来的好处，肯定会沉不住气，主动作出让步。

再比如，在恋爱的过程中，一开始双方的感情投入并不是相等的。往往有一方要多投入感情和精力，这就是爱情的不等式。但是，长期保持这种不等关系是很危险的。它不仅会使主动的一方过于疲惫，也会使另一方不知道珍惜自己的所得，甚至心生厌倦。这时不妨大胆一些，由百米冲刺变为戛然而止，由沸点降到冰点，摆出“你既无情我便休”的架势。让对方在没有你的情况下寂寞度日，冷静思考，一定会认识到你的好处。接着再采取行动，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夫妻生活也是这样，不能老是一方迁就另一方，天长日久谁都会感到疲惫。这时适当降温也会有助于被动的一方变得主动，建立和谐的夫妻关系。唐玄宗深爱杨玉环，为了她唐玄宗可以不顾一切。但是，过分的宠爱使杨玉环变得十分任性，闹得李隆基头疼不已。后来玄宗终于忍无可忍，将杨贵妃赶回娘家。过了些时候，又找个台阶把她接了回来。这样一折腾，杨贵妃才知道不仅是玄宗没了自己食不甘味，自己离了皇帝也是一样的辗转难眠。从此以后，她就十分珍视夫妻之情，不那么任性了。

其三，看似背道而驰，走的却是终南捷径

人总有这样的心理，辛辛苦苦得来的东西，不管好与不好都备感珍惜；越是容易得来的东西就越觉得无足轻重。针对这种心理，我们可以采用欲擒故纵的战术。本来内心深处非常希望得到对方的认同，却故意制造障碍，让他不能轻易达到目的，吊起他的胃口，提高自己的身价。这种策略在职场和商场上应用最多。

唐朝时，有一个叫卢藏用的人，自幼立志做官。为此他历经十年寒窗，终于金榜题名，考中进士。本来按照惯例考中进士的人就可以得到官职。可是不知为什么，卢藏用却迟迟得不到任命。万般无奈之下，卢藏用就跑到京城附近的终南山里“隐居”起来。这样一来反倒引起朝廷的注意，因为天底下考中进士的人多，中了进士不想做官的人却很少，这样的人想必就是传说中的贤士吧？于是，皇帝赶忙下诏请贤。卢藏用不仅当上了官，还要比其他的同年职位高出很多。

除了他之外，李泌、吴筠、王昌龄等人在考而不中时，也走了这条看似背道而驰，实则十分便捷的途径。在职场上，本来用人单位就处在居高临下的位置上，掌握着主动。如果应聘者踊跃报名，就更会抬高他的气势。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越是表现得志在必得，就越会被人轻视，即使侥幸被雇佣，在签协议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苛刻的条款等着你。反之，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卑不亢，始终强调双向选择性，反倒会使他们感到你是个很有自信、很有能力的人。

总之，欲擒故纵中的“纵”决不是消极的放弃，而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更多的获取。“纵”是一种战略性的撤退，其目的是为了以后长足的进步。

第四十六篇马皇后以德辅君

朱元璋皇后马氏，是濠州起义将领郭子兴的养女。朱元璋投到郭子兴麾下当亲兵，郭子兴赏识朱元璋，就将马氏许配给他。马氏婚后对家庭生活的安排，对各种人际关系的处理都非常得当，深得丈夫的欢心和敬重。

朱元璋雄才大略，很快在濠州红巾军中崭露头角，不免遭人侧目，郭子兴亦对他有疑忌。诸将出征，掳获物都要贡奉郭子兴，朱元璋不猎取私财，所以无从进纳，这更引起了郭子兴的不快。马氏见此情形，就把自家财产送给养母张夫人和郭子兴妾张氏，请她们在义父面前给朱元璋说点好话，以弥缝裂痕。

有一次，郭子兴把朱元璋关了禁闭，不给饭吃，马氏心痛丈夫，把刚烙好的烧饼放在怀中偷偷送去，等到事后才发现胸前的皮肤都烫伤了。平时马氏对朱元璋生活的关照之好自不必说了。当时因战乱缺乏粮食，马氏在家省吃俭用，把粮食和好的食品留给丈夫，以至有时自己饿肚子。

据《明书》记载，朱元璋与陈友谅对垒时，曾被对方追击，马氏背着朱元璋逃跑，太子朱标为此事件绘了图像放在怀中。后来朱标与其父政见不合，朱元璋追打他，他故意把图像遗落在地，朱元璋见到痛哭一场，就不再追打儿子了。

朱元璋登基后，马皇后为了不让丈夫分心，能够一心处理军国大事，为培育子女倾注了大量心血。马皇后勉励他们刻苦学习，要求他们生活简朴。有相互攀比穿衣、用物的，便及时加以教诲。她又把宫中利用旧料织成的被褥送给皇子、公主，并解释说：“你们生长在富贵家庭，不知纺织的难处，要爱惜财物。”

马皇后为人开明，决不徇私贪权。生活安定，享受富贵之后的她，对娘家人极为怀念，每当说到父母早逝就痛哭流涕。朱元璋也非常同情她，要为马皇后访察亲属，以便封赏。马皇后认为封外戚容易乱政，不是好事，坚决不让访找。

马皇后不仅在生活上不让朱元璋操心，还直接在事业上对丈夫给与帮助。朱元璋称帝以后，开始变得性格粗暴，嗜杀成性。常常因为一件小事，或者某人的一面之词，便大开杀戒。每当这个时候，马皇后都尽量劝阻，挽救了不少无辜的生命。

洪武十三年，知制诰宋濂因长孙宋慎陷入胡惟庸党而获罪，朱元璋要处他极刑。宋濂是明朝开国“文学之首臣”，做过太子的师傅。这时他已告老还乡，与胡党毫无牵涉。马皇后及时出面救援，她说：“老百姓请一位先生，还知道终生不忘尊师的礼节，再说他致仕回籍，京中的事必定不知道，可别冤枉了他。”但是朱元璋一心惩办胡党，不听马皇后的劝告。一次马皇后陪丈夫吃饭，她不喝酒，也不吃肉，朱元璋问：“为什么不吃不饮？”她说：“听说宋先生获咎，我不近荤酒，为他祈福，希望他免祸。”听了这番话，朱元璋动了恻隐之心，饭也不吃了，第二天便赦免了宋濂的死罪。

后来，马皇后患了重病，朱元璋命太医诊治，但马皇后却不服药。朱元璋问她为什么不吃药，她说：“我知道我的病治不好了，如果我吃药无效，你就会杀死那些医师，那不等于我害了他们吗！我太不忍心了。”朱元璋希望能将她医好，就许诺说：“只要你肯吃药，就是治不好，我也不会惩治医生。”但是马皇后知道丈夫的脾气，为了不使太医受到牵连，坚决不肯用药，直至死亡。

——选自《明史·后妃列传第一》

【智慧心得】

慎选佳偶

朱元璋由一个讨饭和尚成长为一朝开国之君，固然离不开他的天生异禀，超群能力，但是，如果没有马皇后这样贤德善良的妻子追随左右，帮助他渡过一次次政治危机，提醒他保持清醒，少犯错误，即使历史不被改写，朱元璋的政绩也会大大缩水。由此看来慎选佳偶对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生活的幸福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除了靠自己的力量之外，就要依靠得力的助手或者合作伙伴。而且事业规模愈大，对他们的依靠越多。得力的助手与合作伙伴的标准是什么？应该说有很多，随口就能举出忠诚可靠、善解人意、任劳任怨、多智有谋……但是人无完人，没有哪个人能够达到所有的标准，只兼具二三就已经足矣。不过有一种人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这些要求，那就是伴侣。作为夫妻，两个人是不分彼此的。既然生死相依，就一定会甘愿为对方贡献自己的一切。即使自己有所不足，只要对方需要，也会努力改进，力图为爱人多分担一些。这就是所谓的因爱而生忠，因忠而勤，因勤而补拙。因此，古人把在事业上对丈夫有帮助的妻子称为“贤内助”。汉代的班婕妤、唐代的长孙皇后、朱元璋的马皇后，都是大家所熟知的“贤内助”。

除了她们，生活中的许多平凡而普通的女性，尽管其成绩不及前者显赫，但也丝毫无愧于“贤内助”的称呼。像《后汉书》中所载的乐羊子的妻子，为了让丈夫学有所成，自己一个人在家辛勤操持家务，奉养婆母。丈夫因恋家，偷着从老师那里跑回来。她拿起刀来，走到织机前说：“这些丝织品都是从蚕茧中生出，又在织机上织成。一根丝一根丝的积累起来，才达到一寸长，一寸一寸地积累，才能成丈成匹。现在如果割断这些正在织着的丝织品，那就会丢弃成功的机会，延迟荒废时光。您要积累学问，就应当‘每天都学到自己不懂的东西’，用来成就自己的美德；如果中途就回来了，那同切断这丝织品又有什么不同呢？”羊子被妻子的话感动了，又回去修完了自己的学业。再看看今天的那些腐败官员，有不少便是因为自己的妻子不停地在枕边吹歪风邪气，才锒铛入狱的。两相对比，贤愚毕现。现代社会讲究男女平等，“贤内助”一词应该变成中性，凡能辅助爱人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都适用。那么，怎样才能够拥有这样的“贤内助”？

这就需要从一个人选择配偶的标准入手。古人曾经将妇女的评价标准定为：妇德、妇行、妇功、妇容。如果一个人能够以道德作为最主要的择偶标准，同时兼顾妇行、妇功、妇容，一定能够选到佳偶。如果一个人以妇容为主要取舍标准，而兼顾其他，甚至不顾其他，那么就难以得到贤内助，反要担心将来后院会不会起火。

这是因为，即使你的另一半不能够对你的事业给予直接的指导和帮助，只要对方能够理解你，默默地为你操持这家中的一切，使你免除后顾之忧，能够一心一意地把精力用在工作上面，给你营造一个能够让心灵自由栖息的港湾，这本身就是一大帮助。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后院不得安宁，你在前台也很难有出色的表演。北魏孝文帝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改革家、政治家。他为人见识不凡，胸襟广阔，有吞并宇内、驾驭神州的宏大志向。可就在孝文帝率军南征冲锋陷阵的时候，他深爱的皇后冯润却不甘寂寞与人私通。同时又逼迫孝文帝的妹妹彭城公主嫁给自己的弟弟冯夙。彭城公主一怒之下赶到前线，把冯润的丑事告诉了孝文帝。

冯润见事情败露，不仅不知悔改，竟然收买巫师，诅咒自己的丈夫。当皇后的这些丑行和阴谋败露以后，出身于北方、体质强健又正当盛年的孝文帝竟然病倒在床。后经医治调养，虽然大有起色，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伤痛还是很难治愈的，此后不久，孝文帝便病逝于南征途中，年仅33岁。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如孝文帝一样，正当自己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惊闻后院起火，因为无法兼顾两头而事业受挫，或者干脆一蹶不振，心灰意冷。由此看来，一个善解人意、品德高尚的伴侣，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抛开事业不谈，单就生活本身而论，慎选佳偶对于我们的生活更有直接作用。无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高质量的生活一向是人们乐于追寻的。可是高质量的生活靠什么来保障？除了事业上的成功为其提供物质保障之外，还需要爱情的滋润与家庭的温暖。

当一个人在外面前呼后拥，回到家里却要面对冷冷清清的墙壁的时候；当一个人在工作单位春风得意，回到家里连个分享快乐的人都没有的时候；当一个人宁愿在网上虚拟的空间里组建家庭，倾诉心声，面对自己的妻子却没有只言片语的时候，他决不是幸福的。

真正的幸福人生是事业上登峰造极，一览众山小；生活中乘爱之小舟，泊宁谧港湾。想当年汉光武帝刘秀年轻时，仰慕美女阴丽华之芳名，遂立下“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的誓言。后来，刘秀在个人事业上超额完成目标，兴复汉室，创立“光武中兴”盛世。在生活上，如愿以偿娶阴丽华为妃，极为美满。可以说比之历史名人，刘秀的一生才真正称得上事业爱情双丰收。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提倡慎选佳偶，不仅是考虑到幸福美满的家庭。贤德善良的配偶对一个人成功和发展的重要性，还触及到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人们对婚姻抱着十分草率的态度，择偶过于随便。为了追求绝对的自由，人们在恋爱、婚姻上显得有些放任。对婚嫁一事看得十分随意，片面地追求感觉、浪漫，甚至是赤裸裸的性。

在他们看来，反正离婚比结婚还要简单，将来一旦合不来，把结婚证换成离婚证，重新开始就可以了。其实，生活绝非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一旦择偶不当，发生矛盾，想摆脱是不那么容易的。很少有人能够轻轻松松地结束一段不幸的婚姻。大部分婚姻不幸的人都要经历相当长期的家庭纠纷，才能够从感情的泥潭中跋涉出来。等到这一天到来，双方都被拖得筋疲力尽，受损的不仅是身心，还有事业。

所以，我们所提倡的慎选佳偶，并非专指在选择配偶的时候，仔细考虑其品质德行，还包括对对方的性格秉性等各个方面的综合考虑。只有感觉对方在各个方面都很适合自己，自己能够包容对方的缺点，才可以步入婚姻的殿堂。这既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对方的负责。

第四十七篇魏忠贤窃取皇权

魏忠贤从小不务正业，年纪稍大后就吃喝玩乐，成了当地臭名昭彰的无赖汉。在一次聚众赌博中，魏忠贤因为把钱输了个精光，还遭到旁边赌徒的嘲弄，一气之下请人帮自己动了手术，跑到皇宫做了太监。

由于他工于心计，善于钻营，很快博得太子朱由校的赏识。朱由校登基当了皇帝之后，魏忠贤顺理成章成了皇帝身边最为得宠的太监。后来，他又通过明熹宗朱由校乳母客氏的帮助，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二十四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不仅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还可以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奏章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

其实在封建社会，一个宦官依附于主子，掌控一些重要部门本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魏忠贤这个人却有着极强的权利欲，他所觊觎的可不仅仅是眼下的权力，而是至高无上的皇权。一个小小的秉笔太监只不过是皇帝的传声筒，又怎么能窃取皇权，动摇大明王朝几百年的基业呢？这个缺口主要是在朱由校身上。

在历代帝王中，朱由校是很有特色的一个皇帝，他心灵手巧，对制造木器有着极浓厚的兴趣，凡刀锯斧凿、丹青揉漆之类的木匠活，他都要亲自操作。熹宗尤其喜好盖房屋。他常常面对自己造好的房屋，高兴得手舞足蹈，反复欣赏。等高兴劲过后，又立即毁掉，重新造新样制作，从不感到厌倦。在他造房子的时候，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他早就抛到脑后无暇过问了。魏忠贤就是利用了朱由校的这一弱点，常趁熹宗引绳削墨兴趣最浓时，拿上公文请熹宗批示，熹宗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兴致，便随口说道：“我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这样，朝廷的旨意就不再是出自皇帝，而是出于魏忠贤了。

为了维护既得的权力，进一步架空皇帝，控制朝廷，魏忠贤采取打拉结合的两手政策。凡顺从自己的朝臣必然升官发财，凡逆己而行的便会罢官坐牢。

在其淫威之下，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纷纷前来投靠。由此形成了以“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为骨干的臭名远播的“阉党”，把朝廷闹得乌烟瘴气。杨涟、左光斗这样的正直朝臣实在忍无可忍，就联名上书弹劾魏忠贤。

可是，当时所有的奏章都把持在魏忠贤的手里，皇帝也就是个摆设而已。魏忠贤在截获弹劾奏章之后，以极为残酷的刑法处死了杨、左二人，同时还利用这个机会，将几百个不甘屈服的官员或贬或撤，以自己的心腹取而代之。这样，魏忠贤就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九千岁”了，掌握着大明王朝的命运。

1627年，熹宗皇帝因服用“仙药”而死。由于他没有子嗣，皇位由弟弟朱由检继承，也就是崇祯皇帝。崇祯早就对魏忠贤把持朝政不满，这次大权在握，当然不会放过这作威作福的奸臣。继位不久就将“九千岁”贬出京师，魏忠贤在回家的路上畏罪自杀。

——选自《明史·宦官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智慧心得】

分内之事，岂可假手于人

从古至今，人人各有职守，皇帝也不例外。明朝的熹宗皇帝却坐着皇帝的宝座整天忙于木工而不愿意承担一个帝王应该承担的工作。把负责宫廷杂役的魏忠贤找来代替自己处理朝政。一来二去，大权被魏忠贤一人独揽，弄得大明朝奸党横行，忠良几乎被屠戮殆尽，要不是熹宗死得早，即位的崇祯皇帝有发奋之心，及早动手夺回权力铲除了阉党，朱家人怎么丢的江山都不知道。

明朝能够侥幸，唐朝就没这么走运了。唐高宗李治虽然不是什么昏庸透顶的皇帝，可也对政事感到头疼，再加上自己身体不太好，于是，皇后武则天就顺理成章以贤内助的身份帮助他处理国事。一来二去，不光满朝文武，就连黎民百姓都知道武则天的权利和皇帝没什么两样，以至于在私下将皇帝皇后并称为“二圣”。就这样武则天在幕后辅国政数十年，等到李治驾崩，皇太子李显即位，她毫不费力地篡夺了皇位，顺利走向前台。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将皇室杀得枝叶凋零。最后要不是狄仁杰从中劝阻，张柬之趁武则天晚年多病，果断地发动军事政变，恐怕最后做皇帝的还真成了武家人呢！

今天，有很多人同样容易犯明熹宗和唐高宗的错误。自己辛辛苦苦的拼搏奋斗，好不容易有了一官半职，可是却总喜欢把分内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办，时间长了，二把手的水平和威信渐渐超过了你，渐渐把你的权力架空，使你有名无实，或者干脆被取而代之。

即使你所委托的人，不会有如此大的野心，也绝没有这个能力威胁你的职位，但事事假手于人，也会给小人造成可乘之机，利用你的懒惰和疏漏营私舞弊，欺上瞒下。等到真正出了问题，来买单的还只能是你，因为在上级领导和同事的眼里，这是你的职权范围。

清代吏部衙门的书吏，官职不大又无实权，朝廷里的官员没人巴结他们，自然也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但他们利用历任吏部尚书都贪图安逸，从不过问和检查地方官员呈上来的公文，就故意挑公文的毛病，有时甚至弄虚作假，涂改原本合格的公文，将它们驳回地方。而地方官员又没有机会直接面见吏部尚书，为了公文能早日被批复下来，就只能向这些书吏行贿。这样一来渐成风气，极大地降低了行政工作的效率，很多吏部尚书都因此被处分。

雍正六年，张廷玉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他刚上任，就发生了此类事件。一日他正在吏部正堂处理公事，一位曹司呈上一件公文说：“这件公文把元氏县误写成先民县了，应当驳回原省。”张廷玉接过来详细地看了一会儿，严肃地说：“这分明是吏部的书吏在原文上添了笔画，故意捣鬼，马上查出来是谁做了手脚。”

曹司下去一查，果然是一个书吏添了笔画。张廷玉严厉处分了那个书吏。事后，有人问张廷玉是怎样识破书吏做手脚的，张廷玉说：“如把‘先民’写成‘元氏’那是外省官员的失误。而把‘元氏’写成‘先民’，显然是添了笔画，四个字既不同音，又不同形，一般不会发生笔下之误，因此一看便知。”众人无不钦佩，从此也就没有人敢擅自更改公文，敲诈地方官了，吏部的工作效率也得到极大的提高，张廷玉因此受到皇帝的赞许。

虽然公文处理工作十分琐碎，但是张廷玉觉得既然是分内之事，就应该亲自处理，而不能托付他人，这样一举查出了书吏们弄虚作假的行为，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使皇帝看到了自己的成绩。如果张廷玉也像前几任尚书一样，事事图清闲，对公文不闻不问，恐怕头上的乌纱帽早就被摘下来了。

一个人之所以拥有现在的地位，掌握着关系事件成败的主动，就在于他执掌着一定的权力。但是，要长期持有这些权力，并发挥自己的优势，就必须尽一定的责任，付出一定的心血和代价。如果一个人既想拥有这些权力，又懒于恪尽职守，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迟早会因此而遭受巨大的损失。或者被野心家逐渐蚕食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甚至最后还要演变成“逼宫”事件；或者被阴谋家利用，打着你的旗号，任意吃、拿、卡、要，拿着你的印把子随意挥霍公款。这类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屡见不鲜，不得不防。

一个人不仅在处理公事的时候要尽职尽责，自己分内的工作一定要亲自动手。就是个人的私事，如果关系重大，最好还是亲自处理为好。要不然很可能被人从中做了手脚，坏了大事不说，还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西晋时期，赵王司马伦欲篡位夺权，淮南王司马允先发制人，派兵包围了赵王的住宅。早已投靠淮南王的陈徽也派兵前来支援司马允。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赵王司马伦毫无准备，只能闭门自守，但连他自己都知道，失败只是转瞬间的事情。洛阳城内甚至已经传说赵王被活捉了。

当时的中书令陈准想到自己的弟弟陈徽投靠了淮南王司马允，应该暗中帮他一把。于是他要求晋惠帝派人拿着白虎幡去解斗。晋惠帝同意了，派了司马督护伏胤带了四百骑兵，拿了白虎幡从宫中奔驰出去。其实驺虞幡才是解斗的，白虎幡是指挥士兵冲锋杀敌的。因为晋惠帝是个白痴，陈准才这样欺骗他。如果伏胤手持白虎幡直接冲向赵王府，司马允一方的士气会变得更高，赵王的将士很可能不战而溃，放下武器投降。

不料伏胤在半路上遇见了赵王的儿子汝阳王司马虔。他俩原本要好，再加上司马虔对他诱以富贵。伏胤立即收起白虎幡，带着四百骑兵到了司马允阵前，二话不说，挥戈进攻。最后，司马允被杀，赵王司马伦反败为胜。

既然晋惠帝是个众所周知的白痴皇帝，陈准所要做的又是假公济私的事，当时就应该主动请缨，由自己带着白虎幡和骑兵去帮助淮南王，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结果，反倒弄巧成拙，本来淮南王司马允已经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下却一败涂地。

在这里我们决没有教授阴谋诡计的意思，只是通过陈准的失败，提醒人们，即使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的私事，也不可轻易假手于人。现实生活中像陈准这样而吃哑巴亏的例子太多了。最为常见的就是有些人做买卖发了财以后，就把自己的一摊子事托付给别人代理，然后养尊处优，做起太上皇。没想到时间一长，人家把你的进货渠道、销售网络摸得一清二楚之后，马上自立门户。等“太上皇”走上前台，准备重操旧业时才发现，所有的客户和得力干将都被挖走了。面对一个空壳公司，悔恨是无济于事的。

第四十八篇袁崇焕为流言所害

袁崇焕，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他为人慷慨豪迈、胆略过人，喜好谈论兵事，言谈举止之间总流露出解除边患、守土卫国的雄心壮志。

明熹宗天启二年，他进京述职，军事才能受到御史侯恂的赏识，被推荐为兵部职方主事。不久，努尔哈赤率后金军攻陷广宁的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恐。

袁崇焕单骑来到山海关内外勘察地形，回京后详细陈述边关形势和守卫方略，自请戍边，升为佥事。主将孙承宗在他的辅佐和帮助下，很快恢复疆土二百里。

后来孙承宗受魏忠贤的排挤被罢官，他的职务由阉党分子高第接替。胆小如鼠的高第命令明军放弃已经收复的土地，全部撤入山海关内。袁崇焕坚决反对，独自率领军民死守宁远孤城。

1626年，努尔哈赤趁明军撤退之机，率十三万大军前来围攻。袁崇焕率军民浴血奋战，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明军的大炮和各种火器给后金军以重创。努尔哈赤也中炮负重伤，不得不下令撤围。此战史称“宁远大捷”。此前，明廷以为宁远必失无疑，当袁崇焕的捷报传来，举朝大喜，明熹宗立即提升袁崇焕为右金都御史。

努尔哈赤撤退以后，伤重不愈而逝，其子皇太极继位。不久，大明王朝的皇位也有了变化。明熹宗死去，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就是明思宗，也叫崇祯帝（崇祯是年号）。

与昏庸的明熹宗不同，崇祯帝是个很有抱负的君主。他刚一登基便铲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并提拔袁崇焕为兵部尚书，令他负责指挥整个河北、辽东的军事。崇祯帝还亲自召见袁崇焕，问他有什么计划。

袁崇焕说：“只要给我指挥权，朝廷各部一致配合，不出五年，可以恢复辽东。”崇祯帝听了十分兴奋，给袁崇焕一口尚方宝剑，准许他全权行事。此时的大明王朝仿佛出现了一缕复兴的光芒。

再说白山黑水间的皇太极，他对中原的野心与其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忌惮袁崇焕的威名，不敢与之正面冲突罢了。1629年，皇太极率军绕过袁崇焕的防地突袭北京城。

正当京师乱作一团的时候，袁崇焕昼夜兼程，千里驰援，在北京城外同后金军激战，将其击退，取得京师大捷。然而，京师里的人并未因此而感激袁崇焕，反而认为这是袁崇焕将清兵放入关内。朝中的阉党余孽则以袁崇焕曾经未经皇帝允许，擅自与清兵进行议和为借口，污蔑他这次是故意将敌人引入京师，要签订城下之盟，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向对袁崇焕恨之入骨的皇太极也利用这个时机，开始策划反间计。他故意在商议军情时说袁崇焕与自己有过密约，并让被俘的杨太监“偷听”，随后又故意安排了让他逃跑的机会。杨太监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崇祯报告了他的所见所闻。

本来就已经疑神疑鬼的崇祯信以为真，马上下旨召见袁崇焕，并将他逮捕入狱。到了第二年，崇祯帝下令把袁崇焕处以剐刑。袁崇焕没有儿子，他的兄弟、妻子被流放到三千里之外，家产也被抄没。据说，袁崇焕被处死的时候，不知真相的百姓对袁崇焕恨之入骨，人人争食其肉。

——选自《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智慧心得】

谨慎应对流言和诽谤

袁崇焕为国为民不惧艰险，无论品行还是才能都无可挑剔，却在流言蜚语的攻击之下，变得一无是处；袁崇焕英勇善战，刀光剑影之中毫发无损，再强大的敌人也奈何不了，最后竟然在诽谤声中含冤而死。几百年来，每当人们读到《明史·袁崇焕传》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可是在人们为忠臣义士的遭遇惋惜之余，不禁又要对流言和诽谤的巨大破坏力量感到震惊。纵观历史，在袁崇焕的生前身后，遭受口舌之害的人真是比比皆是。比如，民国时期红遍全国的名伶阮玲玉，就是因为不堪忍受流言的攻击，写下“人言可畏”之后，服毒自杀的。

中国人常说：“死了，死了，一死百了。”是说一切的恩怨和惩罚，等到当事人死了以后也就不再追究了。可是流言诽谤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对死人也不肯放过。魏徵生前受到唐太宗的信任，引起很多人的嫉妒和不满。他们在魏徵活着的时候不敢放肆，待到魏徵死后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制造各种流言蜚语，贬低魏徵，挑拨唐太宗和魏徵的关系。

有人说魏徵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才，而是因为魏徵和他们结为同党。又有人攻击魏徵说，他谏诤唐太宗的奏章，都自己偷偷地抄录下来，交给了史官起居郎褚遂良，为了自己录之国史，名扬千载，而却宣扬了君主的错误。唐太宗听了十分震怒，不但令人毁掉了自己给魏徵写的碑文，而且还废除了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徵儿子叔玉为妻的允诺，魏徵的家族也自此开始衰败下来。

鲁迅先生不仅生前遭人攻击，死后也无法摆脱流言蜚语的纠缠，有些好事之徒围绕先生兄弟失和一事，编造桃色情节，并大肆加以渲染。

流言诽谤之词着实可怕，它力量如此的强大，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之说，它危害如此的久远，有纠缠生前死后的事实为证。那么，我们如何去防备它呢？

首先，要注意防患于未然。流言诽谤之词虽然大部分都是编造不实的谎言，但是要想让人相信必然要依附于一定的事实。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的谎言加上百分之一的事实就形成了流言诽谤。这百分之一的事实并非是你在为人处事上犯下的本质上的错误，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好事之徒或者仇视你的人先将其抓住，接着进行让文学家和艺术家都自愧不如的联想、改编、夸张，使之面目全非之后，就形成了很有杀伤力的进攻武器。

因此，我们平时做事要注意把握分寸，行为要检点，说话不能口无遮拦，尽量不要让搬弄是非的小人抓住把柄。比如，东晋的时候，有人请大将桓温评论一下谢安和王坦之的优劣，桓温刚要开口，忽然想起什么，说：“你这个人爱传话，嘴上没有把门的，我不能告诉你。”桓温这样做是因为害怕自己的话被人传出去之后，被居心叵测的人加以改编，诽谤自己贬低谢、王，无形中得罪仇家。

其次，要学会打预防针。在信息传播学中有这样一种应对反面言论的方式。那就是在反面言论到来之前，先预测一下这些言论可能包括的几种论点。然后提醒可能受其影响的人们，要多加警惕，不要被误导。这样人们就会对谣言的攻击有了一定的抵御能力。因为这种方式同医学界通过为健康人群注射疫苗，提高免疫力，从而达到抵御疾病非常相似，所以被比喻成“打预防针”。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通过各种方式在解放区散布谣言，传播虚假的国际、国内形势，诋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期动摇党员干部的坚定信念。为了消除这种危害，党中央决定出版一种报纸，专门用来刊登国内外的反动言论，然后组织党员干部进行学习，逐条批驳他们的观点，然后再有针对性地教育广大群众。这样一来，由于人们事先进行了“疫苗注射”，再有谣言来进攻的时候，威力就小得多了。因此，当我们害怕他人编造流言诽谤自己的时候，最好先给主管的领导打打预防针。提醒领导说：“我这个人办事唯一害怕的就是领导的不信任。但是在工作中，同事之间发生矛盾，采用流言蜚语相互攻击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工作的顺利进行，我希望如果日后您听到关于我的流言蜚语时，能够仔细考虑。”这看似轻描淡写的提醒，将在日后的工作中起到很好的防御作用。

防微杜渐，消灭隐患于无形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更多的情况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流言诽谤往往防不胜防。因此，一旦发现有关于恶意中伤的负面言论流传，积极运作，进行亡羊补牢也是必要的。

消除流言诽谤的常见方法之一就是推身忍让。卷入流言漩涡的人先不作任何解释和积极的举动，通过时间的推移，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比如，西周初年武王驾崩，成王年幼由周公辅佐，代理国政。周成王体弱多病，周公自剪指甲，沉于河中，祝祷神明说：“成王年少，知识还未充实，若有冒犯天命之处，是我辅佐人姬旦一人的罪过，请上天责罚我，恕罪于成王。”祝祷完毕，将祝词收藏在策符中，成王身体由此渐渐痊愈。到了成王亲自执政时，管叔、蔡叔、霍叔等乱臣忌妒周公，到处散布谣言，极力毁谤，挑拨离间，成王心中也起了猜疑。周公为了避嫌，便离开成王，避居楚地。后来成王打开策符，发现周公为他病中祈祷的书简，感动涕泣，迎回周公。

这种方式虽然有时也很奏效，但只适用于反面言论造成危害的程度较小、范围有限的情况下，给我们留下了充足的时间，去洗刷污蔑之词。一旦负面言论造成的危害极大，时间急迫，就必须采取积极措施：

第一，流言诽谤之词首先是在地下进行传播的，是在大多数人不知实情的情况下才有市场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公开传播的形式，将事实的真相公布出来，在真理面前，阳光之下，流言诽谤之辞与阴暗角落里的东西就会丧失生存的可能。

第二，既然流言诽谤之词的成分不纯，我们可以通过当面对质的方式就行破除。具体做法是找到流言诽谤的始作俑者，在权威人士在场的情况之下进行对质。谁攻击我谁就要举证，举不出证据的，自然就是无中生有。

第三，降低流言诽谤来源的客观性。我们轻易不会相信广告，是因为我们觉得广告的发布者是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很可能会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们愿意相信新闻媒体的信息，是因为我们觉得新闻媒体没有自己的主观目的，能够实话实说。同样道理，人们相信背后的小报告，主要是因为这些传播者都懂得把自己装扮成局外人，以貌似客观公正的模样出现，增加言论的客观性。如果我们将其身份改变一下，让人们觉得他这样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某种目的，那么负面言论的影响力就小了。

西汉时期，宦官赵同受到汉文帝宠幸，他常在汉文帝面前说袁盎的坏话，袁盎对此十分担忧。袁盎的侄子袁种献计说：“你要当着皇帝的面侮辱赵同，这样以后赵同再在皇帝面前说你什么坏话，皇帝必认为赵同是报私仇而不会再相信他了。”袁盎采纳了这一计谋。

有一次汉文帝出宫，赵同陪坐在汉文帝的车辇上。袁盎伏在汉文帝耳边谏劝说：“臣听说与天子共乘车舆的，应为天下英豪之士，如今虽说大汉人才不多，陛下也不必将刀锯刑余之人共载于车辇之上啊！”汉文帝听了以后，马上命赵同下去，赵同气得流着眼泪下车了。从此以后，赵同再在文帝面前诋毁袁盎，文帝就不怎么相信了。

第四十九篇康熙智除鳌拜

清圣祖康熙，名爱新觉罗·玄烨，顺治皇帝第三子。顺治病死后继位，为清入关后第二个皇帝，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康熙帝继位的时候只有八岁。按照顺治帝的遗诏，国家政务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个辅政大臣掌管。四个辅政大臣中，鳌拜虽位居四大臣之末，但索尼年老多病，遏必隆生性庸懦，苏克萨哈又隶属正白旗，是多尔衮部为索尼所恶，因而鳌拜得以擅权。仗着自己掌握兵权，又欺负康熙帝年幼，鳌拜结党营私，独断专横。别的大臣和他意见不合，就遭到排挤打击。有时还敢在朝堂之上，当着皇帝的面呵斥大臣。朝贺新年时，鳌拜身穿黄袍仅其帽结与康熙不同。

少年老成的康熙，不仅意识到鳌拜的存在直接威胁着自己的权力和安全，而且更知道现在自己正处于劣势，不具备反击的实力，只能静观其变，等待时机。为了不打草惊蛇，康熙有时还要随机应变与之周旋。有一次鳌拜装病，康熙去探望他。康熙的侍卫竟然在鳌拜的床席搜出一把刀，当时的局面很是尴尬。小皇帝却从容镇静，笑着说：“刀不离身是满洲故俗，不要大惊小怪！”小皇帝的机智可见一斑。

康熙帝满十四岁的时候，开始亲自执政。这时候鳌拜不仅毫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当时，四位辅政大臣中的索尼已经病逝，遏必隆依附于鳌拜，只有另一个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与鳌拜不和经常发生争执。为了巩固自己目前的权力，为将来篡位做准备，鳌拜指使同党给苏克萨哈罗织了二十四款罪状，要求判处苏克萨哈以及族人死刑，并籍没家产。康熙帝心知肚明这是鳌拜的诡计，因此坚决不允。鳌拜竟然在朝堂上跟康熙帝争执起来，后来竟挽起袖子，拔出拳头大吵大嚷。康熙帝非常生气，但是一想鳌拜势力不小，只好忍痛将苏克萨哈杀了。

至此，四位辅政大臣只剩下一个无足轻重的遏必隆，鳌拜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虽然康熙已经亲政，但鳌拜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毫无归政的意思。康熙决意铲除鳌拜。但是，当时鳌拜的党羽已经遍布朝廷内外，行动稍有不慎，必将打草惊蛇酿成大变。康熙决定不露声色，挑选一批身强力壮的亲贵子弟，在宫内整日练习布库（满族的一种角力游戏，类似摔跤）。鳌拜见了，以为是皇帝年少，沉迷嬉乐，不仅不以为意，心中反暗自高兴。

康熙八年五月，康熙先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各地，又以自己的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然后他召鳌拜入宫觐见。鳌拜此前常常出入宫廷，不是什么奇事。这次一召，他也就大大咧咧地来了。等到鳌拜入宫，康熙一声令下，少年们一拥而上，鳌拜猝不及防被摔倒在地束手就擒，一代骁将就这样戏剧性地败在一群少年手下。

接着，康熙命议政王大臣等审讯鳌拜。众大臣审讯之后，宣布鳌拜犯有三十条大罪，应处以革职、立斩。但康熙念及鳌拜资深年久，屡立战功，遂对他宽大处理，免除死罪，改为终生禁锢。不久，鳌拜就在禁所死去。

——选自《清史稿·圣祖本纪》

【智慧心得】

韬光养晦，不露锋芒

如果将中国历代帝王按照智商高低的大小进行排名，那么康熙皇帝无疑会名列前茅。康熙皇帝的聪明之处不仅仅表现在他明辨是非、洞悉忠奸，更表现在他善于韬光养晦，隐藏自己的智慧。

所谓的韬光养晦，指的是一个人、一个集体或者一个国家，能够掩藏自己的真实动机，以麻痹对手，先争取生存发展的空间，然后获得竞争中胜利的策略。之所以要选择这样一种策略，是因为竞争是很残酷的，一方的胜利是以另一方甚至是另几方的失败为前提的。一旦我们过早的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必然会引起竞争对手的警觉，使他们早做准备来应付挑战，这样就增加了胜利的难度。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过早的暴露自己的锋芒，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东汉质帝即位的时候只有八岁，皇权操纵在大将军梁冀手里。梁冀为人骄横跋扈、胡作非为，全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汉质帝虽然年纪小，却十分清楚自己才应该是无上的至尊，而梁冀的所作所为分明是在威胁皇权。因此，他渐渐对梁冀的行为产生不满。有一次，梁冀又在朝堂上目无君主大放厥词。小皇帝忍无可忍，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指责梁冀说：“你真是个跋扈将军！”梁冀听了，不禁冷汗直流，心想，这孩子小小年纪就那么厉害，长大了还了得。于是，暗下毒手，毒死了这个八岁的小皇帝。

与汉质帝相反，如果我们在对方没有丝毫准备的情况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发展自己，积蓄力量，那么等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大兵压境，为时晚矣。明崇祯皇帝朱由检虽然最后自缢煤山，做了亡国之君，但是实事求是地分析，朱由检这个人还是很有韬略的。但是自他成年以来，与自己的兄弟相比，从未表现出天生异禀，卓尔不群。朱由检这样做其实是有苦衷的。

当时的明朝，生杀予夺的大权不是掌握在身为皇帝的明熹宗手里，而是控制在魏忠贤手中，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都有他的亲信。随着权力的扩大，魏忠贤的野心也在不断膨胀。他害怕将来帝位的继任者不甘心受自己的摆布，因此，一旦哪个皇子表现出才智，他立即将其谋害。崇祯的哥哥和弟弟就因此而先后被魏忠贤害死。朱由检明明心里愤恨，但他表面上却满不在乎，通过这种方式表现自己的愚鲁，迷惑魏忠贤等人。待到一朝登基，大权在握，崇祯皇帝马上大张旗鼓地抓捕阉党，首犯魏忠贤畏罪自杀，余党也都受到应有的处罚。

在这种明火执仗的斗争中，无论是优势一方还是劣势一方，都需要适当收敛，不可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实力暴露出来，就是在正常的升迁竞争中，也需要韬光养晦，藏锋隐芒。

一个人要积极进取，就要得到领导同事对你才能的认可，要认可你的才能就需要你尽力抓住一切机会展示才能优势。这本是一组正常而简单的因果关系。可是社会决不会像哲学书中的因果关系那么简单，过度地显露自己的才华，发挥你的优势，有时不仅不能够让你青云直上，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一方面，这是由我们的民族心理决定的。在国外，一个人可以大声地宣称“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在中国，尽管人人都有这种上进心理，却不能直接表露出来。一旦这样做了，就会被扣上官迷、有城府、野心家的帽子。那些原本在事业上缺乏追求的人会主动疏远你，以减轻心理压力；那些同样有进取心的人们也总喜欢将目光集中到浮出水面的竞争对手身上，大家结成攻守同盟，先除去显性的威胁再说。这就是古人说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枪打出头鸟”。所以，在没有绝对优势的时候，一定要适应中国的游戏规则，虽然彼此心知肚明，但决不说破。就如同元末农民起义的时候，各路起义军首领都有称王称霸的野心。特别是朱元璋这一路势力发展越来越快，可是大家却都不把精力集中在他身上。原因就在于朱元璋采纳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韬晦战略，迟迟不肯打出帝王旗号，减少了对手们的敌视情绪。

另一方面，锋芒太露还会令前辈对你有所戒心。不论是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人员的晋升是由下向上，层层推进的。很多人甚至是熬到头发花白才拥有今天的位置的。突然之间，一个年轻后生因为学历高，能力强早早坐在自己身后，还深受一把手的青睐。这时他们的感觉里不光是嫉妒，还有辛酸和将要失去位置的恐慌。而这些人又城府极深，决不会像你的同事一样与你针锋相对的争口舌之能，更不会明刀明枪的和你争宠夺功。他们会利用自己经常与更上一级领导见面沟通的机会，诋毁你的名誉，贬低你的才能。而你就会在毫无防范，不知不觉的状态中失去晋升的机会。

贾谊是西汉时洛阳人，少有才华、见识超人，十八岁时，便以诗书闻名于乡里。后来经吴廷尉向孝文帝推荐，被任命为博士。当时的贾谊年仅二十岁，是博士中最年轻，每次有诏令议事，年老的博士都不能应对的，贾谊却对答如流，大家都自认才学不如他。文帝更为赞赏贾谊，给予越级提升，一年之中升到太中大夫。贾谊更是不负众望，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提出卓有见识的建议，并抨击当时的弊政，极力主张改革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当时许多律令的重新制订，如促使列侯返回封地，都是贾谊发难建议的。巨大的成绩令文帝十分赞赏，同时也令周勃、灌婴等为代表的老臣深感不安。

当文帝拟定任贾谊为公卿时，这些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黄口孺子这么轻而易举地爬上自己半生心血才赢得的位置，并逐渐取代自己在朝廷中的影响。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这一决议，并诋毁说：“这个洛阳来的人，年纪轻轻的初学之士，整天想着独揽大权，纷乱诸事。”众口铄金，文帝开始对贾谊的才能和品质有所怀疑，并逐渐疏远了他，再也不用他的计策。后来汉文帝把贾谊贬出长安，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随后又任梁怀王太傅。由于长期的不得志，再加上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最后郁郁而终，年仅三十三岁。

对于与这些元老级人物之间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在于谦让不争，适当给予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维护自尊的机会。据《国语》记载：

一天，范文子很晚才从朝中回来，他的父亲范武子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文子得意地说回答说：“有一个秦国客人在朝廷上问了许多隐伏诡谲的问题，大夫们都不能回答。我知道其中三个就作了回答，所以回来晚了。”

武子很生气，教训他说：“大夫们不是不会回答，而是尊敬长辈。你这小子凭三件事在朝廷上贬低别人，我要不在了，我们家族在晋国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说完气得直拿木杖打他。范武子之所以如此动怒，是因为他深谙官场的险恶和为官之道。他认为，过度地显示自己就会贬低前辈领导，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不语，把机会留给前辈去表现，这样，他们就会觉得后辈并不能完全超越自己。对集体来说，他们会感到自己这个老人儿，还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要说明一点，韬光养晦决不等同于钻空子，坐等机遇，更不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而是在一段相对平静的时间里，趁对手不注意，以超过他的速度发展。这本质上属于一种积极上进的策略。就如同凶猛的大鸟在袭击目标之前，一定先隐藏起来一样。

第五十篇杨光先食古不化

杨光先，字长公，安徽歙县人，曾经做过明朝的新安卫副千户。杨光先为人性情刚直，明崇祯十年，因为对大学士温体仁、给事中陈启新不满，他便把副千户的职位让给其弟光弼，自己带着棺木，以布衣进京弹劾温体仁、陈启新等误国，结果被朝廷打了一顿板子，充军发配。后来，温体仁被劾罢官后，杨光先才遇赦回乡。杨光先的第一次弹劾，为自己博得了不畏权奸的美名。可是，不久以后，杨光先又进行了一次弹劾，结果却截然相反。

公元1644年，满洲八旗入关，大清取代了腐朽没落的朱明王朝。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顺治皇帝任命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负责制定新的历法。汤若望不负众望，依据先进的西洋历法知识，制定了《时宪历》，并取代了过去的历法。

杨光先获知这一消息之后非常气愤。他对外国人任中国皇家的钦天监监正，制定西洋新法，废弃传统历法十分不满，便对汤若望指控问罪，但顺治帝在世时未能奏效。等到顺治帝晏驾，继位者康熙皇帝玄烨登基时只有八岁，还不能亲政，所以朝政便由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把持。

鳌拜是一个保守的人，一朝大权在握，立即掀起一股“复古”的狂潮。杨光先乘机发难，他一面上书朝廷，一面散发传单，指责说：“大清皇朝万万年，而汤若望的《时宪历》只编200年，这岂不是让大清短祚吗！”这纯粹是愚昧者对进步者的无端诬蔑。

康熙四年三月，朝廷做出决定，判处汤若望以及钦天监的另外五位官员死刑，同时废弃《时宪历》。幸而孝庄太皇太后出面干预，才使得汤若望免死下狱。但经此大难，本已疾病缠身的汤若望不久便病死寓所。

此后，杨光先取代了汤若望任钦天监监正。在他主持钦天监的几年里，历法工作毫无进展。杨光先只好多次上书朝廷，以自己体弱多病为借口，要求辞官。当时朝廷虽然没有批准这一请求，却也看出杨光先并不适合主持钦天监，于是便用比利时人南怀仁治理历法。

康熙八年，鳌拜及其党羽被一网打尽，康熙皇帝掌握实权。南怀仁上书奏称杨光先等在历法、测验方面所作的工作错误百出。康熙对这桩学术公案采取了谨慎而科学的态度。他命大学士图海等20人会同钦天监官员，赴观象台共同测验。结果，南怀仁所测都应验，杨光先等所言都不应验。他们做的其他验证也表明：南怀仁的正确，杨光先的错误。

最后，议政王等根据测验结果作出决定：推倒杨光先诬告汤若望案，为汤若望及同案死者平反，并判处杨光先斩首。幸而康熙皇帝宽宏仁厚，只是将杨光先罢官，遣回原籍了事。又羞又愤的杨光先在返乡途中病死。

——选自《清史稿·列传五十九》

【智慧心得】

学无止境，不可固步自封

杨光先虽然称不上什么奇才硕儒，但在当时也算是个饱学之士了。他既然敢于指斥汤若望的西洋历法，说明杨光先对历法知识的掌握也决不是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程度上。可是杨光先属于封建社会的文人，当时的文化知识更新极为缓慢，知识分子都有这样一种习惯性思维：既然我已经学习了某方面的知识，并且烂熟于心，就可以高枕无忧，一生受用无穷了。杨光先掌握了中国古代历法之后，根本没有进一步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文化，可以说其学术和专业知识一直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没有大的进步。没想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个世界上还有他所未曾接触的更为先进的天文历法，所以一经交锋便败下阵来。

一个人要想在本行业中站住脚，获得别人的尊重，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纯熟的专业技能。特别是当一个人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如果在专业知识上薄弱欠缺，又不知道及时的补充学习，只能进行简单的行政管理，就会被他人所轻视，很难将工作开展下去。

夏衍是我国著名的剧作家，他的作品之所以有深度、有内涵，不仅是因为自己得天独厚的艺术思维，还在于他有着渊博的文化知识。解放以后，夏衍担任了新中国文化部的副部长，负责领导全国的文化工作。有一次，历史学家吴晗和翦伯赞在谈明朝朱元璋的故事，夏衍插嘴讲了句外行话。吴晗严厉地对他说：“你还当文化部长呢！这一点都不懂！”这句话说得振聋发聩，直接指出了夏衍文学艺术见长，而历史知识欠缺的弱点。夏衍听了以后，发奋读书，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不久以后，他的历史知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还有一次，在审查一个出国演出的京剧节目中，夏衍又讲了句外行话，在听到别人的批评后，他又拼命攻读有关中国戏曲发展历史的书籍，同时虚心向老艺人请教。后来不但知之甚详，而且成了京剧爱好者。专业知识的熟练掌握，使得夏衍在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对许多专业问题都能够提出很有建设性的意见，成为深受人们尊重的文化界领导。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如今一个人想职业一辈子固定不变，在一个岗位上工作到退休，要比一个女人从一而终难得多。”话虽粗浅，但很有道理。一个人本来改变职业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时候，做领导的从大局出发，直接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将你调离原本驾轻就熟的岗位；有时候，出于个人发展的需要，你可能要主动提出调换工作。隔行如隔山，不同领域的知识并非都能够触类旁通，知天文者不一定晓地理，熟读三教经典者又不一定精通九流之说。当你踏入新的工作岗位时，原来的经验和知识可能不适应眼下的情况。这时，就需要你以小学生的姿态，从头学起，才能够将工作做好。

西汉初年，刘邦立长子刘肥为齐王。因刘肥年幼，朝廷就派曹参为相，辅佐刘肥治理齐国。曹参本为武将，对治理国家还深感乏术。于是请来百余名儒生，询问治世之道。但是，众儒生意见不一，曹参无所适从。后来有人向他推荐盖公，说他是位饱学之士，治国贤者。于是曹参备下厚礼，把盖公请来，向他学习治世之道。盖公根据天下刚刚结束战乱，人民困苦不堪的现状，提出了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的方案。曹参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自己搬进厢房，腾出正房让盖公居住。一有闲暇就来请教学习。终于由武将转变成治世的文臣。

吕蒙是三国时期吴国的著名将领，他十五六岁就开始了军旅生涯，在赤壁之战中，因协助周瑜战胜曹军，被孙权任命为横野中郎将、浔阳县令。孙权担心习武出身的吕蒙难以适应新的职务，就劝吕蒙说：“你现在已不是一般武将了，与我一起掌管国家的事，应该多多读书来增加自己的知识才是。”吕蒙推说自己事务繁忙，没时间读书。

孙权说：“你以为我是想叫你通过读书学习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吗？我只不过是希望你通过读书来掌握治军理政的道理。若说事务多，谁能与我比？但我小时候就读过《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等书。自从掌管国家大事以来，还读过三史及诸家的兵书，我认为从书中获益不浅。你为何不勉励自己读书？”

吕蒙于是发奋读书，孜孜不倦地抓紧一切空余时间读书学习，他所读过的书籍，多得连儒家的许多饱学之土都比不上。鲁肃死后，吕蒙以博学而懂军事代领其职，深受孙氏政权器重，后用计打败蜀之名将关羽，一举夺回荆州，成为东吴栋梁之材。

学习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像曹参与吕蒙那样，顺利完成由武将到文臣、由一勇之夫到风流儒将的角色转化。还可以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使人变得越发聪明。

后赵政权的建立者石勒是羯族人，年轻的时候，并州地方闹饥荒，他和部落失散了，曾经一度沦为奴隶、佣人。羯族人的文化比匈奴人要低。石勒从小没有受过汉族文化教育，不识字。他担任赵国的大将以后，渐渐懂得要成大事业，光靠武力不行，就收留了一批北方汉族中的贫苦的读书人，组织了一个“君子营”。让他们读书给自己听，学习古代的兵书战策和治国方略。由于石勒骁勇善战，再加上熟知兵法，智谋超群，不久便消灭了刘赵政权。历史上把刘氏的赵国称为“前赵”，把石勒建立的赵国称为“后赵”。

翻看史书，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英明君主都保持着终生学习的良好习惯。东汉光武帝刘秀酷爱学习，一生手不释卷，即使在军旅当中也不肯放下书本。三国时的曹操御军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茂，夜则思经传。曹操行军打仗，依孙吴兵法，变化如神，并自作兵书十余万言。特别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他5岁知书，17岁因读书过劳甚至咯血，即使在平定三藩之乱后，他在日理万机之余，仍抽暇读书。

多读书、多学习，才能使大脑始终处于一种运动的状态，保持敏捷的思维，这样才能多有建树，少犯错误。

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昨天还在争相学习的理论知识，今天可能就已经被淘汰出局。我国提出要建设一个学习型的社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在新的世纪里，世界各国要努力建立终身学习的体制。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及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不被时代所抛弃。因此，处在这样一个充满变革、飞速发展的时代的公民，应该永不停滞、永不自满，在工作的同时不忘学习及时充电。特别是当单位为我们提供进修学习的机会时，不仅要积极参与，还要在学习的时候全力投入，不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似的混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