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作者： 大卫·哈伯斯塔姆

时书。呼吁读者购买正版图书。

序言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近7个精锐师大举穿过边境向韩国进发，扬言要在3周之内征服整个南方地区。在中国内战期间，这7个精锐师中的许多士兵都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效力。此前大约6个月，由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一时疏忽，美国没有将韩国纳入其在亚洲的防御范围之内，从而铸成大错。当时驻扎在韩国的美军不仅为数极少，而且仅仅隶属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军事顾问团，因此对于朝鲜的这次进犯，他们几乎毫无防备。在这次攻击行动刚刚开始的前几周里，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对美军而言，从战场上传来的每一条消息都令人失望。此时的杜鲁门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正在华盛顿就敌人的意图展开唇枪舌剑式的辩论。这次进攻是俄国人的授意而朝鲜只不过是莫斯科手中的一枚棋子吗？或者，敌人意欲声东击西，而这次行动也许是共产主义妄图称霸全球的第一次挑衅？随后他们很快就做出决定，派遣美国军队以及随后组成的联合国军开赴韩国，以抵御朝鲜的进攻。

然而朝鲜战争不仅没有在3周之内结束，相反却持续了3年之久。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面对敌人数量上的强大优势，兵力相对有限的美军与联合国军只能扬长避短，发挥自己在武器装备与技术上的过人之处。但是，朝鲜半岛不仅地势极为险峻，而且气候也十分恶劣，对于美军来说，最大的威胁与其说是朝鲜或者中国的士兵，不如说是这里冬季凛冽刺骨的严寒。因此，军事历史学家S. L. A. 马歇尔称之为“20世纪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局部战争”。崔嵬险要的崇山峻岭不仅足以抵消美军及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上（尤其是在装甲车辆上）的所有优势，而且还为敌人提供了众多栖身之所以及天然屏障。在战争结束几年以后，艾奇逊国务卿说：“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来讲，如果让全世界最为高明的专家找出一处这场糟糕的战争最不应该发生的地方，那么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地方就是朝鲜。”就连艾奇逊的朋友艾佛瑞·哈里曼也认为：“这是一场有苦难言的战争。”

美国方面所谓“没有必要挑起战争”的言论完全是一派掩人耳目之辞。实际上，正是那位不愿将此行冠名为“战争”的总统亲口号召美军奔赴朝鲜战场。然而杜鲁门从一开始就相当谨慎，力图淡化这一冲突的本质。对于那些凡是有可能激化美苏对峙局面的因素，他都要加以限制，而其惯用伎俩之一就是玩弄文字游戏。6月29日，也就是朝鲜人民军越过边境线之后的第四天下午，杜鲁门刚刚把美军送上战场，就立即在白宫接见了记者。当有记者问美国是否实际上已经处于交战状态时，他断然否定。于是，又有一名记者问道：“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将其称之为一次联合国主持下的警察行动？” 杜鲁门答道：“是的，这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说法。”这无疑等于说，驻朝美军充其量只不过是维持秩序的警察而已，然而这一暗示却让那些奔赴朝鲜战场的美军士兵感到无比辛酸（无独有偶，4个月之后，当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下令数十万中国军队挺进朝鲜时，出于某种与杜鲁门相似的原因，决定采用同样微妙的措辞——“志愿军”）。

（地图）1. 对峙前的朝鲜半岛局势，1950年5月

提问者漫不经心，作答也不痛不痒，然而这正是政策乃至战争的玄机所在。不知什么缘故，杜鲁门当时的说法被人沿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于这一回答，如果说总统本人一直感到无怨无悔的话，那么许许多多在前线浴血奋战的美军将士却并不这么认为。事实证明，朝鲜战争既不是一场仅仅为了捍卫国家统一这样动机单纯的大规模战争——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也没有完全一分为二，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就像数十年后的越南战争那样。反之，这是一场令人困惑的、阴云惨淡的、远在千里之外的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看似永无希望、永无止境的战争。而个中缘由，除了那些在前线奋力厮杀美军将士外，大多数美国人都宁愿不求甚解。不过，在这场战争结束将近30.年之后，约翰·普莱恩的一段歌词倒跟人们现在的心境很贴切：“戴维曾经在朝鲜战争中挂掉/然而原因我们却不知道/现在一切都已经不重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场战争仍然停留在美国的政治与文化视野之外。关于朝鲜战争，有一本杰出的著作名叫《被忘却的朝鲜战争》，书名本身就是这段历史的生动写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朝鲜战争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弃儿。

许多驻朝美军对这次劳师远征都满怀怨恨之情。他们当中有些人曾经在二战期间服役，然后退入预备役，现在又被迫放弃自己的平民工作，极不情愿地应征入伍。当他们的大多数同侪能够在国内安居乐业时，他们却不得不在十年之内两次远涉重洋、南征北战。还有一些人在二战结束后决定留在军中，对于朝鲜发动进攻时美军的可悲状况，他们备感触目惊心。人手短缺、素质低下的兵力，漏洞百出、陈旧不堪的装备，再加上那些愚蠢透顶的高级将领，让驻朝美军陷入窘境之中。在这些老兵看来，二战期间美军之辉煌、素质之精良、将士之孔武与朝鲜战争初期美军的困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们愈是身经百战，就愈是对当前遭遇的状况感到心灰意冷与惊恐不安。

朝鲜战争最糟糕的地方，第2师第23团某营营长乔治·罗素中校曾经写道，“正是朝鲜本身”。美军一向过于依赖其发达的工业生产与先进的军事装备，尤其是离不开坦克，然而这里的地形却让他们难以施展身手。虽然西班牙与瑞士也都地势陡峭、群山连绵，但是山区过后很快就是一马平川，让工业强国的坦克可以长驱直入。然而，朝鲜在美国人看来，正如罗素所言，却是“过了一山又一山”。如果说可以用一种颜色来代表朝鲜的话，罗素说，“那一定是非棕色莫属”。如果说要为这里的美军颁发一条军功绶带的话，那么所有参加过此次战争的将士一定都会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条绶带理所应当是棕色的。

与越南战争不同的是，当朝鲜战争发生时，美国尚未进入信息社会，而电视新闻也刚刚出现。在当时的朝鲜，每晚15分钟的电视新闻过于简短，不仅内容索然寡味，而且影响也微乎其微。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想把从朝鲜战场上拍摄的胶片寄到纽约新闻中心，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在国内也形成不了什么气候。美国人多是通过白纸黑字的新闻报道来了解朝鲜战争，因此这种黑与白的印象也一直延续至今。2004年，在创作本书期间，我有幸参观了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图书馆：那里的书架上一共有88本有关越南战争的书籍，而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却只有4本。也许这一事实多多少少概括了这场战争在美国人心中的记忆。第2步兵师一位名叫阿登·罗利年轻的工程师曾经在战争中被俘，被关两年半之久。他不无辛酸地写道，不论是2001年还是2002年，都是朝鲜战争中数次重大战役的50周年纪念，然而在这两年间美国只有3部以战争为主题的电影——《偷袭珍珠港》、《风语者》和《我们曾经是战士》，前两部是关于二战的，第三部是关于越南战争的。即使再加上1998年拍摄的《拯救大兵瑞恩》，一共也只有4部。在所有涉及朝鲜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最著名的人物应该是1962年拍摄的《满洲候选人》中的英国演员劳伦斯·哈维，在影片中他扮演一个名叫雷蒙德·肖的美国战俘。

如果说朝鲜战争最后终于在流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罗伯特·奥尔特曼的一部反战题材电影（同时也是情景喜剧）《陆军战地医院》功不可没。这部影片拍摄于1970年，时值美国国内反对越战运动浪潮高涨。表面上看，这是一部有关越南战争的影片，但就当时的好莱坞而言，导演们对于制作一部反战题材的电影仍然感到诚惶诚恐。因此，这部影片虽然打着朝鲜战争的幌子，但实际上演的却是越南战争的事情。无论是导演奥尔特曼还是编剧林·拉德纳都对越战表现得极为关注，但是碍于这一题材过于敏感，难以随心所欲地处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的人物以及军官的发型不是朝鲜战争年代的平头，而是越南战争时期的寸头。

因此，尽管这场战争如此惨烈，但是却从未触及美国文化意识的深处。据估计，朝鲜战争中美军有3.3万人阵亡，10.5万人受伤；韩国有41.5万人丧生，42.9万人受伤。但是，中国与朝鲜却一直都对自己的阵亡人数秘而不宣。据美国官方粗略估计，这一数字约为150万人。朝鲜战争让两大阵营从“冷战”暂时转入“热战”，不仅加剧了美国与共产主义世界之间业已存在并且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而且也加深了美军与共产党势力在亚洲争夺势力范围的鸿沟。美国一招不慎，让中国也卷入了战争，在两极对峙的格局下，双方之间这种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态势愈演愈烈。当签署停战协定时，双方都宣称自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实际上朝鲜半岛的局势与战前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情况却非如此：它的亚洲战略视野变了，国内的政治平衡也被打破了。

那些远赴朝鲜战场的美国士兵常常感到与自己的同胞异常隔膜——没有人对他们所做的牺牲表示感激，也没有人认为这场战争至关重要。近日有人指出，在二战期间，美国人民万众一心、同心同德，战场上的将士被国人奉为美国民主精神与优秀价值观的传承而备受崇敬。然而，朝鲜战争却是一场难挨的局部战争，人们很快就认为这场战争对美国毫无益处。于是，当驻朝美军服役期满回归故土时，对于他们在朝鲜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街坊邻里不仅显得无动于衷，而且很快就抛诸脑后了，那些在后方发生的重大事件、工作职位的提升、新房产或新轿车的购置才是他们更为迫切关注的话题。这一方面是因为来自朝鲜战场上的新闻总是令人沮丧，而且即使战局有所好转，媒体也似乎从未感到乐观。1950年11月底，当中国参战后，美军打破困境的可能性好像越发遥不可及，就更不用说胜利了。当时军中广为流传一句讽刺这种僵局的戏谑之语，那就是“为平局而死”（Die for a Tie）。

无论他们的表现多么骁勇，无论他们的目的多么崇高，这种前方将士与后方人民之间的巨大隔阂让驻朝美军始终觉得，较之于先前参加过其他战斗的士兵，他们总是等而次之，从而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难以磨灭的痛苦。

云山惊兆1

正是美军远东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警兆的麻痹大意，一场小规模战役才会最终演变为一场大规模战争。

1950年10月20日，美军第1骑兵师直捣平壤。然而事后，关于究竟是谁先抵达该地的问题，第1骑兵师第5团与韩军第1师却各执一词。实际情况是，骑1师防区内所有通往大同江的桥梁都被敌人炸毁，因此阻碍了他们的行军速度，而韩军趁机抢先一步进入了这座几乎已经被夷为废墟的城市。尽管如此，美军上上下下仍然额手相庆，因为在他们看来，拿下了这座城池就意味着这场战事已经接近尾声。为了能让所有人知道，在美军诸多作战部队中，是骑1师首先到达平壤，一些官兵甚至还带着颜料与刷子，在城里的大街小巷涂满了该师的徽标。

此外，在平壤的各个角落，到处都有士兵三三两两地私下里进行庆祝。第99野战炮兵营的前方观察员菲尔·彼得森中尉正在与骑1师8团3营的好友沃尔特·梅奥中尉互相道贺。他们两人不仅是推心置腹的挚友，而且还是患难与共的知己。彼得森认为，只有军队才能造就这种非同寻常的真挚友情。沃尔特才智过人、精通世故。他曾经就读于波士顿学院，其父也是该校的音乐系教授。而彼得森出身于候补军官学校，此前只在明尼苏达州的莫里斯读过几年书。上到九年级的时候，为了赚取5美元的日薪，他不得不弃学去田间劳作。在平壤的时候，沃尔特从苏联驻平壤大使馆的大型酒窖里搞到过一瓶俄罗斯气泡酒，然后和彼得森就着自己野战炊具箱里的金属杯一起分享这瓶看似香槟一样的烈酒——那种辛辣刺鼻的味道简直令人作呕。

驻平壤3营L连的比尔·理查森上士同样感到如释重负。他知道这里的战事已经基本结束，骑1师很快就可以从朝鲜撤军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军中早已众口相传，而且连部也下令要求所有具备装船经验的士兵向上级报告。毫无疑问，这就是说他们马上就能够凯旋而归了。此外，还有一个迹象足以表明战争即将结束，就是上级下令让他们上缴大部分军火。这样看来，那些从各个总部泄漏出来的只言片语一定不是空穴来风。

在自己的排中，理查森一直以元老自居，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是新面孔。他时常回忆起3个月前那些与他一起出发的战士，对他来说，这短短的3个月似乎要比此后他人生当中的21个年头还要漫长。其他人不是阵亡就是受伤、或者在战斗中失踪了，唯一一个与他一起熬过这3个月的是他的好友吉姆·沃尔什上士。一天，理查森找到沃尔什，对他说：“老天，我们成功了。伙计，我们到底还是挺过来了。”于是，他俩一边相互庆幸，一边仍对自己的好运将信将疑。这次小小的庆祝会发生在十月底，然而第二天上级又将弹药重新分配下去，并且下令他们一路北上，去援救那些身陷困境的韩国部队。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听说东京将要举行一场胜利大阅兵。据说届时骑1师会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表现英勇，更因为他们一直都颇受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赏识。他们还听说，阅兵式前要拿回黄色骑兵领巾，还要把自己拾掇得精神一点儿，不要看起来灰不溜秋的。是啊，总不能破衣烂衫、丢盔弃甲地走过东京的银座吧？于是，骑1师决定在路过麦克阿瑟位于东京第一大厦的总部时，好好表现一下。他们的确应当好好表现一下了。

总而言之，驻朝美军当时的心态十分复杂，一方面过于乐观，另一方面在精神和体力上都极度疲劳。有人甚至设下赌局，赌他们出海的具体时间。至于从釜山到平壤的战斗有多么凶险，对那些初来乍到的替补士兵来说只是道听途说而已。重要的是，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一名来自俄亥俄州名叫本·博伊德的年轻中尉在平壤加入骑1师，任1营B连某排排长。4年前，博伊德从西点军校毕业，所以非常渴望在这里一试身手，但当他听说这个排的近况时，却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一位高级军官问他：“中尉，你知道你对这个排意味着什么吗？”博伊德答道：“不知道。”“这就对了，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中尉。从我们来到朝鲜以后，你已经是这个排第十三任排长了。”从那一刻起，博伊德决定，他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了。

他们在平壤的最后几天里还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鲍勃·霍普前来劳军演出。这可不是一次寻常的演出：这位大名鼎鼎的喜剧演员曾经在二战时为军队作过一场又一场表演，而现在竟然来到了朝鲜的首都为他们讲笑话。当天夜里，骑1师的许多士兵纷纷前来观看霍普的表演。可是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带着重新配发的弹药，一路北上奔赴云山，去那里解救被围追堵截的韩国军队。在他们看来，韩国士兵总是陷入这样那样的麻烦，而他们无疑只是去收拾残局而已。

因此，从出发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是的，虽然他们已经拿回部分弹药，但问题是，究竟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他们是应该穿上特意为东京阅兵式准备的制服呢，还是应该裹上笨重的冬装呢？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全都选择了前者。但是，朝鲜的冬季——一百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季——即将来临。他们北上的目的地距离朝中界河鸭绿江只有咫尺之遥，因此十分危险，但是这支队伍上到军官下到士兵，无不认为自己早已脱离险境。许多人还听说，就在两周前，麦克阿瑟与杜鲁门在复活节岛会面时誓言要从朝鲜撤出一个整师的兵力，转移到欧洲战场。

骑1师刚到平壤不久，麦克阿瑟也随即到来。“难道就没举办什么庆祝仪式来为我接风吗？”他一边下飞机，一边问道。“金大牙在哪儿？”他打趣金日成，好像这位朝鲜的劳动党领袖已经成了他的手下败将一样。接着，他下令让所有从一开始就在骑1师服役的士兵出列。在当天集合的两百多名将士里，只有四个人站了出来，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挂了彩。检阅结束后，麦克阿瑟随即登机返回东京，并没有在朝鲜过夜。事实上，在他坐镇指挥的这段时间里，他从来都没有在朝鲜待过一个晚上。

麦克阿瑟回到东京以后，华盛顿的一些高级将领认为他显然准备让美军继续深入北方。麦克阿瑟坚信，中国不会介入进来。当时的美军一往无前、所向披靡，而朝鲜人却溃不成军、望风而逃，因此，麦克阿瑟的将令也变得越来越不受约束、越来越含混不清。形势很明显，他志在挺进鸭绿江，直趋朝中边境，而对于华盛顿意欲强加于他却又不敢强加于他的那些步步紧逼的限令，麦克阿瑟根本就不屑一顾。就连参联会禁止派遣美军进入任何毗邻朝中边境省份的命令也丝毫没有放慢他北上的步伐。其实，这件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因为人人心里都十分清楚，麦克阿瑟只会听从一个人的命令，而这个人就是他自己。众所周知，中国军队早已在鸭绿江的对岸虎视眈眈。对他们意欲何为，麦克阿瑟自认为要比杜鲁门政府的高官更了如指掌。他曾经在复活节岛上告诉总统，中国绝对不会参战。即使他们真的参战，他也完全有能力把朝鲜战场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杀戮场——这一点只怕人们早就有目共睹。对于麦克阿瑟及其手下来说，顺利穿越这片与阿拉斯加州有着相似气候与地貌的不毛之地，就等于从仁川登陆开始的北伐行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不仅仅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还是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佳话——因为华盛顿的大多数人极力反对时，麦克阿瑟将军却力排众议。因此，当麦克阿瑟下令让美军向北方挺进时，华盛顿的文武高官变得越来越惊惶不安。对于中国（实际上也就是苏联）究竟意欲何为，他们无法像将军那样镇定自若，而且联合国军不堪一击的作战能力尤其让人触目惊心。然而他们都十分清楚，麦克阿瑟极难驾驭——他们对于这位将军似乎敬畏交加。

云山惊兆2

如果说当前的局势对联合国军极为有利的话，那么在六月末朝鲜人民军刚刚越过三八线时，无疑是人民军占了上风。他们似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那些孱弱无能、疏于防范的美军与韩军却节节败退。然而，随后美军立即派遣大批精兵强将前来增援，再加上麦克阿瑟指挥的仁川登陆也大获全胜，从而使美军成功地深入了朝鲜腹地。此后，朝鲜人民军已成强弩之末，尤其是在美军经过几番苦战拿下首尔以后，朝鲜的抵抗能力几乎已经丧失殆尽。尽管华盛顿的高层大都对仁川一役赞赏有加，但是麦克阿瑟日渐增长的威望却让他们感到如芒在背。中国方面早已发出警告，扬言他们就要介入。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仁川登陆不仅让麦克阿瑟变得目空一切，而且人们甚至对他奉若神明。这位一直以精通所谓东方心理学自诩的将军曾断言，中国一定不会参战。然而在二战前夕，对于日本人的参战意图与作战能力，正是这位专家做出了大错特错的判断。后来，华盛顿的一些高官认为，在联合国军抵达平壤之后、北上云川之前，美国丧失了最后一次机会，从而使朝鲜半岛的战事升级成为一场与中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

那些率军北上的将领同样感到惊慌不安。许多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官们发现，在他们艰难跋涉的同时，这里气温骤降、地形愈加险峻，北上的征途正变得令人毛骨悚然。数年之后，韩军第1师师长白善烨（美国人眼中首屈一指的韩国名将）忆及这次北上时的不安——因为一路上他们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到处都是一片荒凉，仿佛与世隔绝。作为一名曾经参与过对日作战的资深指挥官，白善烨起初同样感到十分迷茫，直到后来才意识到，韩军所到之处，无一不是万籁俱寂、荒无人烟。就在此前，南下的难民总是络绎不绝，而这时路上却杳无人迹，好像发生什么大事，而他对此却一无所知。与此同时，这里早已是天寒地冻，气温差不多每天都要下降5度左右。

此外，感到不安的还有一些情报人员。他们从各种各样的消息来源那里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这些传闻让他们确信，中国军队将于十月底前大举进军朝鲜。第1军（骑1师归其所辖）情报官珀西·汤普森上校是驻朝美军中一致公认的最佳情报员之一。对于这些传闻，他同样感到十分悲观。他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军队已到眼前，因此试图向上级发出预警。然而不幸的是，骑1师的高级军官对于东京总部的态度深信不疑，因而盲目乐观。于是，汤普森直接向骑1师8团团长哈尔·埃德森报告，说他认为该地潜伏有大批中国军队，但是埃德森和其他军官却认为他是在耸人听闻，因此对他的情报“置若罔闻、不屑一顾”。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的女儿芭芭拉·汤普森·艾森豪威尔（即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儿媳）发现，父亲在从朝鲜战场寄来的信中一改往日的语调，好像就要与她生离死别一样。后来她回忆说：“他确信美军将一败涂地，而自己也要战死沙场了。”

汤普森完全有理由感到惶恐不安。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最初得来的情报准确无误：中国军队已经进入朝鲜，悄悄地潜伏在北方的群山之中，耐心等待韩军和联合国军一路北上，继续拉长已经吃紧的战线。他们没有打算立即对美军下手，而是要等到美军长途跋涉、精疲力竭之后再开始进攻，因为那时打败美军简直易如反掌。

“打到鸭绿江边去”，10月末，白善烨将军率领的士兵们摇旗呐喊，“打到鸭绿江边去！”然而，就在10月29日，中国军队开始大规模出击。兵败如山倒，白将军后来这样写道。一开始，韩军将领不明所以，在中国军队猛烈的迫击炮攻击之下，韩军第1师第15团完全陷入瘫痪状态，第12团也随即遭到迎头痛击。接着，第11团（师预备队）的侧翼与尾部也遭到攻击。显然，敌军深谙用兵之道，因此白善烨认为这一定是中国人干的。于是，他迅速作出反应，马上把该师撤回云山镇内，从而保住了第1师的大部分兵力。这就像美国西部片中的那些场景一样，白将军后来写道，当白人遭到大批印第安人围追堵截时，只能采取迂回战术。同样，他的整个师陷入了中国军队的“口袋阵”中。有些韩国部队就没那么幸运，也没碰上那么好的领导了。

白善烨很快就明白，这一定是中国军队。战斗开始的第一天，15团捉到了一名俘虏。白善烨亲自对其进行审问。这名俘虏约在35岁上下，身穿一件厚实的、正反两用的御寒棉衣，一面是土黄色的，另一面是白色的。这种服装，白善烨写道，“无疑是在雪原上进行伪装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此外，他还戴着一顶又厚又重、两边都有耳罩的棉帽，脚下穿着一双胶底鞋。对于这身装束，韩军很快就不再陌生。虽然此人略显木讷，但是在审讯过程当中却知无不言。他来自中国广东省，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正规兵。他还告诉白善烨，附近的群山埋伏着中国数万军队，韩军第1师可能已陷入重围。

白善烨立即给军长弗兰克·米尔本（绰号大虾）打电话，然后将这名俘虏带往米尔本的大营。这次审讯由米尔本主持，白善烨不时插话。白将军后来写道，审讯过程大致如下：

“你是哪里人？”

“我是中国南方人。”

“你是哪个部分的？”

“我是39军的。”

“你都参加过哪些战役？”

“我参加过（中国内战时期的）海南岛战役。”

“你是中国的朝鲜族人吗？”

“不是，我是汉族人。”

白善烨完全能够肯定，这名俘虏讲的都是实情，因为在审讯过程当中，他既没有自吹自擂，也没有躲躲闪闪。根据他所提供的情报来看，眼下的局势无疑相当危急。当然，他们早就知道，至少有30万中国大军盘踞在鸭绿江边，随时听候差遣。唯一的问题就是：当北京向全世界扬言要出兵朝鲜时是不是在危言耸听。米尔本立即把这一最新情报上报给第8集团军司令部，然后再由该部通报给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长查尔斯·威洛比准将。但是，威洛比一向都对中国人不会介入战争的判断深信不疑，因此他认为朝鲜境内不可能存在中国军队，至少不可能存在大批足以制造事端的中国军队。这一论点与他的上司不谋而合。而对于麦克阿瑟来说，军情部门的唯一工作与第一要务，就是要证明他的决策有多么英明。美军、韩军与联合国军之所以胆敢以有限的兵力深入北方、直捣鸭绿江畔，正是建立在朝鲜境内没有中国军队这一前提之上。如果这时麦克阿瑟的总部突然对外宣布，美军已经与中国方面发生正面交火，那么此前一直不得不在后方静观其变的华盛顿恐怕就要趁机主动出击了。届时东京总部不仅会丧失其主动权，而且再也不能一举达到鸭绿江边了。这肯定不是麦克阿瑟想要听到的消息，而他想要听到的消息就是，威洛比的情报要能够向所有人都证明，他的决策有多么英明。当第一次有报告说有大批中国军队在鸭绿江北集结时，威洛比只是对此嗤之以鼻。“这很可能是一种外交讹诈”，他向总部报告说。而现在，当韩军捕获第一个中国战俘时，对于这个显而易见的证据，威洛比的情报部很快便传过话来：这名俘虏是一名中国的朝鲜族人，而且他是自愿参战的。这一说法相当古怪，其真正意图就是为了尽量淡化这名俘虏可能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这名俘虏不仅不清楚自己的身份与国籍，而且对自己所属部队与该部队的兵力更是一无所知。然而，这个结论却让中国的最高统帅部大喜过望，因为这正是他们想要美军所持的态度。美方越是对此漫不经心，他们将美军一举包围、大获全胜的可能性就越大。

云山惊兆3

在接下来的数周里，不断有美军或者韩军报告抓获了中国俘虏，这些人不仅指认了他们所在的军队，而且还承认已经有大批中国军队跨过了鸭绿江。然而，对于这些来自前方战地的最新情报，威洛比一次又一次轻描淡写地搪塞了过去。至于这些中国俘虏是否真的就是中国人，他们是否真的来自于某个师、集团军或者集团军群，以及这一事实对于那些孱弱无能的联合国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一旦让美军各个师、军、集团军以及远东司令部就这些问题争执不休的话，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绝不能让这一消息走漏到美军各部队之中。尤其是正在从平壤向云山进发的第8骑兵团始终坚信，挡在他们前方的只是朝鲜人民军的一些散兵游勇，他们很快就可以抵达鸭绿江畔，然后对着江水撒尿以庆祝胜利。

在第8集团军的高级将领当中弥漫着一种极其危险的盲目乐观情绪。就像麦克阿瑟本人一样，他们没有对此进行过认真反思。既然美军身经百战的最高统帅都坚信他们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么各个师与军的高级将领同样应当感到信心十足才对。尤其是在东京总部，这些将领的军衔越高，对战争盲目乐观的情绪就越发盛行。在他们看来，现在剩下的唯一任务不过是收拾残局而已。

实际上，这种盲目乐观的心态从很多事情当中都可以窥知端倪。10月22日，也就是韩军抓获第一名中国俘虏的3天前，第8集团军军长沃尔顿·沃克中将曾经请求麦克阿瑟批准，将所有装有军火的货船从朝鲜转运至日本。麦克阿瑟不仅批准了这一申请，而且还亲自下令，让6只载有105mm和155mm炮弹的船只转运到夏威夷。同样是这支队伍，在此之前的4个月里弹药极其匮乏，然而现在却弃如敝屣。

11月25日，在第8集团军的防区内，久负盛名的第2步兵师师长劳伦斯·凯泽少将（绰号荷兰人），召集所有将领参加了一次特别军事会议。当时，第37野战炮兵营的前方观察员拉尔夫·霍克利中尉记得十分清楚，在朝鲜战争中拿下最多硬仗的第2步兵师将要撤离朝鲜。凯泽神采飞扬地说道：“我们要回家了，我们要在圣诞节之前回家了。”他告诉这些军官：“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命令。”当有军官问他们会被派往哪里时，凯泽回答他不便透露具体地点，但是绝对是一个他们想去的地方。于是，人们纷纷开始猜测：东京、夏威夷或者美国本土，甚至是欧洲的某个军事基地。

第1骑兵师第8团一路畅通无阻地抵达了云山。赫伯特·米勒中士（绰号面糊）听说，上级之所以让他们离开平壤、北上云山，是为了稳定韩军的军心。米勒是8团3营L连某排的副排长，他本来倒是还想在平壤多待上几天，但是军令如山，而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收拾韩军留下的那些烂摊子。对于为什么会有人认为韩军能够遥遥领先，他一直都感到大惑不解。米勒不怎么担心中国军队会参加战斗，他担心的是这里寒冷的天气，因为大家穿的还是夏装。当他们还在平壤的时候，就有人说冬装快要到了，已经装进卡车里了，再过两三天就能发下来。可是，这话他们已经听了好多天了，但是冬装仍然迟迟不见踪影。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米勒所在的团已经参加过无数次战斗，死伤无数，营里的士兵基本上面目全非了。米勒与自己的挚友——来自密苏里州乔普林市的另一位二战老兵理查德·赫廷格曾经相约，要互相照顾对方。尽管大家纷纷传言说美军要在圣诞节前回家了，但是米勒却固执地认为，除非你已经站在了家门口，否则就还没有到家。

“面糊”米勒来自纽约州的一个小镇普拉斯基。二战结束后，他从42师退伍还乡，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奈又在1947年重新入伍，成为3师7团的一员，随后又并入骑1师。1950年7月，当他被派往朝鲜参战时，再有六个月他的三年服役期就到了。二战期间，米勒一直觉得诸事顺遂，但在朝鲜战场上每件事都磕磕绊绊。7月中旬的一天早上，他们连队抵达朝鲜，随即风风火火地赶往前线的关键结合部（大田附近的一个村庄），一开始就要面对强敌。从那以后，他遇到的麻烦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连里的士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面糊”，尽管他只有24岁。

第一天，在向大田前线进发的途中，许多只在电影上见过行军打仗的年轻士兵们夸夸其谈，扬言要给朝鲜人来一个下马威。米勒这时却在旁边一言不发。因为在他看来，夸夸其谈最好等到战斗结束以后，而不是在战斗开始之前。但是，米勒没有必要向他们讲这些，因为这些只有过来人才能够理解。由于他们毫无防范，而朝鲜人民军不仅骁勇善战，而且经验丰富，因此刚一交锋他们就立即败下阵来。第二天，全连的人数从160锐减为39人。“我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敌人全歼。”米勒愤愤地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说要给朝鲜人来一个下马威了。

不是因为战士们仗打得不好，而是他们准备不足，完全没有进入状态。此外，朝鲜人似乎多到数不胜数。不管你仗打得有多好，朝鲜人民军总是源源不绝。他们会偷袭你的后方，切断你的退路，然后包抄你的侧翼。这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米勒心想。前两批发起进攻的人民军可能还带有步枪，而后面那些没有步枪的士兵会捡起前面倒下同胞的武器，然后继续战斗。米勒认为，要对付数量如此众多的朝鲜士兵，连里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配备自动武器才行。但是，美军的装备十分糟糕，他们基本的步兵装备简直就是一堆垃圾。当他还在德文斯堡兵营（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训练营――译者注）的时候，上级配发的枪支不仅早已落伍，而且严重变形、保养极差，根本一文不值。这大概就代表着这个国家对于和平时期军队的态度吧。

等他们到达朝鲜以后，弹药变得极其匮乏。米勒还记得，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遭遇了一场硬仗。有人搬来一箱弹药，但是子弹却上不了膛，他们只好自制弹匣。此情此景，米勒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人为这些在敌众我寡局势下命悬一线的步兵送来这些上不了膛的弹药。真够外行的，他想。朝鲜人民军开着先进的俄式A-34s型坦克，而美军那些二战时期可怜兮兮的老掉牙反坦克火箭筒根本连它的皮儿都擦不破。在二战的战场上，美军不仅目标明确，而且防守得当。然而，在朝鲜战场上，他们却乱打一气，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侧翼有没有人进行掩护，因为那些韩军士兵很可能早就不见踪影了。

云山惊兆4

到达云山后，米勒对驻地方圆5英里的地方进行了一次巡逻，途遇一位朝鲜老农。这个农民告诉他们，在这一带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其中不少还是骑兵。老农的话虽不多，但却言之凿凿，因此米勒深信不疑。于是他把这个农夫带到了营部，但是营部里却没有人相信他的话。中国军队？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哪里有中国人的踪影？还有骑兵？真是荒谬至极。最后这件事情不了了之。好吧，米勒暗想，他们可都是情报专家啊，如果真的有中国军队出现，他们一定会心中有数的。

8团3营I连有个名叫莱斯特·乌尔班的年轻下士第一个嗅出这里的险情。乌尔班是营直属连的传令兵，因此时常在营部附近转悠，也有机会能够听到军官们的只言片语。年仅17岁的乌尔班身高只有5.4英寸，体重只有100磅。在西弗吉尼亚州德尔巴顿的高中里，他这样的块头打不了橄榄球。这里的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花生”，但实际上乌尔班吃苦耐劳、跑得飞快，所以后来成了一名传令兵。在那时的朝鲜战场上，美军的有线与无线通讯设备都经常失灵，因此他的任务就是把上级口头或书面的军令从营部传到连部。这项任务非常危险，可是乌尔班不仅能够顺利地传达命令，而且还能够保全自己的性命，对于这一点他常常引以为傲。如果某天他要走上几个来回的话，乌尔班总是不断变换路线，而且从不懈怠。在他看来，作为一名传令兵，一旦有规律可循的话，那就必死无疑。

近来乌尔班感到有些惶恐，因为本部队的左右两侧都无人掩护，从而极度增大了易受攻击程度。不过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由于美军节节胜利，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因此他的不安感一闪即逝。至少在他们抵达云山之前，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感到十分不安。然而到了云山以后，用乌尔班的话来说，他们团却形单影只、孤军奋战，只要有人稍加留心便会发现，这三个营不仅来的不是时候，而且驻扎的也不是地方。总部的地图显示这三个团之间的距离很近，但是乌尔班走了几趟之后却发现，这段距离其实相当远。

10月31日这天乌尔班正在营部附近时，曾任8团3营营长、上周刚刚晋升为5团团长的哈罗德·强尼·约翰逊中校想要在离开之前检阅一下自己的旧部。离开平壤之前，约翰逊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为3营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的近400名官兵举行追悼活动。与他一起参加这次追悼活动的是那些从一开始就在该营的战士。“他们的人数少得可怜。”约翰逊这样写道。

对于他的大多数旧部来说，约翰逊值得敬佩和爱戴。他从抵达朝鲜之日起就与他们患难与共，而且总能在战场上作出英明的决定。约翰逊对属下极为忠诚，这一点那些普通士兵在评价军官时会注意并给予重视――他们总是关注军官的表现，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性命。有一次，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为了能够与初来乍到的3营士兵待在一起，为了能够对自己带来的这些战士负起责任，约翰逊甚至回绝了一次晋升团长的机会。

约翰逊是一名饱经忧患的老兵。二战期间，他在巴丹岛被日军俘虏，然而却在巴丹死亡行军与3年的铁窗生涯中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一般来说，战俘的经历无助于一名军官的晋升——在朝鲜战场上尤其如此，因为朝鲜人对美军战俘严刑拷打，而且进行洗脑，有些人就是因此而丧生的——然而约翰逊却最终成为第8军的参谋长。“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乌尔班在数年后追忆道，“有些人天生就是领袖。在我看来，约翰逊总是在替他人着想。从来都没有人能够超越他。”

巴丹岛的经历让约翰逊对于所谓的传统观念不屑一顾，因此他远比大多数美军军官都更加清楚，盲目乐观会的后果是什么。就在那时，他下令让5团做预备队，在他的旧部以南数英里以外驻扎待命。当听说有大批敌军经过此地，有可能封锁道路、切断8团与其他团之间的联系时，他感到十分紧张。于是，约翰逊独自一人驾车北上，想要查看一下这里的情况。途中他也遇到了白善烨将军曾经遇到的问题，那就是这里悄无声息，这让约翰逊感到十分恐慌。他后来追忆说，这种情况让人觉得如芒在背。然而当他最终来到自己的旧部时，却吃惊地发现这里的情形更加让人恼怒。约翰逊的继任者罗伯特·奥尔蒙德在他看来完全是个外行，3营部署得一团糟。大部分士兵都驻扎在平坦的稻田上，而且连战壕也没有挖。

看到这两人会面时的情形，乌尔班感到约翰逊十分沮丧。在乌尔班看来，向来都和颜悦色的约翰逊这一次对奥尔蒙德却极为严厉：“是你让这些人从低地来到高原！这样做他们会不堪一击！要是有敌军进攻，这样还怎么防守！”（“我还以外他会当场胖揍奥尔蒙德一顿呢。”乌尔班时隔数年以后回忆道。）约翰逊满以为向奥尔蒙德会采纳他的建议，但后来却惊讶地发现，奥尔蒙德对他的建议完全置若罔闻。不仅3营的部署有失妥当，在这场惨剧发生以后，就连许多高级军官都承认，整个8团的部署都疏于防范。他们随随便便地就驻扎下来，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敌人值得他们畏惧一样。

云山战役之后，休利特·雷纳中尉加入该团。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刚刚发生的事情进行反思。他对该团当时的部署同样感到十分震惊。“首先，三个营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根本就不能互相援助；其次，这三者之间相距太远，中国军队完全可以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顺利通过。这就是敌军的作战方式，突然出现、移向侧翼然后再包抄挤压”，雷纳说，“我知道总部没有事先告知8团有关中国军队的消息，但是他们绝不应该把驻扎地点视同儿戏，就好像马上就要回国了一样。说他们玩忽职守还真是太轻了。”

L连重武器排的比尔·理查森中士率领一支配有无后座力枪的小分队。对于1950年10月31日发生的事情，他记得一清二楚。当时，他的小分队正在“驼头湾”附近（也就是3营的南端）放哨，这里有一道桥梁直通南面川。此前一天，他们曾经接到一船货物。军需处负责人说是冬装，等打开一看，才发现里面只有一些野战服装、薄袜和一件小件物品。理查森吩咐手下一名士兵好好地分发这些服装，而且因为数量有限，不够发给那些下士。几年以后，当有人写道，他们连的士兵是在睡袋里被人活捉时，理查森勃然大怒。他们被动挨打就够糟的了，但他们肯定不是在睡袋里，因为根本就没有睡袋。实际上，所谓的睡袋就是他们东拼西凑裹在身上的毛毯与破衣烂衫而已。

那天轮到理查森在桥上放哨，恰巧约翰逊中校从营部返回时经过此地。约翰逊似乎很想对他说些什么，但是却几番欲言又止。他说：“你看，有报告说这一带有几处小型路障。我们认为他们很可能是朝鲜军队的残部。现在他们很可能已经从河湾地带北上，朝这里进发了。”听了约翰逊的话，理查森越发地感到摸不着头脑。他告诉约翰逊：“上校，如果有人到了河湾地带，他们早就应该知道了。”（这是他的口头禅。）接着，约翰逊告诫他要多加小心，然后他们俩互相握手作别。临行前，约翰逊祝他好运。可是理查森却觉得，约翰逊孤身一人在乡间小路上穿行。他想要说：上校先生，需要好运的人恐怕应该是你自己吧。

他们两人曾经同在马萨诸塞州德文斯堡接受训练。在二战接近尾声之时，理查森正在欧洲服役。但当时为时已晚，他没有亲身经历惨烈的战斗，只是见到大战过后的一片废墟。然而在朝鲜战场上，理查森身经百战，而且还参加了迄今为止最为艰苦卓绝的战斗。理查森从小在费城长大，父母都是艺人。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因此被送往当地的一所工业学校，这就意味着从此以后他将与大学无缘，而理查森似乎也从来都没有动过这个念头。于是，上完九年级之后，他的学校教育生涯就告一段落，转而加入军中——在这里理查森感到如鱼得水。他还接受过二战战场上最恶劣条件下职业军人的专门训练，因此对于生存之道颇为精通。1950年早春，理查森的服役期第三次延长，但是当时正值战后大裁军时期，因此部军一直想让他退伍。就在此时，朝鲜人民军突然南下，于是他的上级在一夜之间收回成命，让他留在军中。

云山惊兆5

7月末，在德文斯堡退伍不成的理查森反而成了8团3营的创建者之一。他清楚地记得，6月26日至27日，就在朝鲜发动进攻后不久，约翰逊在哨所电影院里召集全营士兵。但是因为当时人数太少，他们只能占满前面两三排的座位。那天放映的是一部步兵宣传片，其中有些战士因为表现英勇而获得了银星勋章与铜星勋章。约翰逊告诉他们：“小伙子们，你们当中如果谁还没有勋章的话，再过几个月就会有了。”听了这话，理查森还以为他精神失常了。然而不出数日，各色人等纷纷抵达，包括宪兵、厨师以及后勤人员在内的所有步兵人员，足够坐满整个电影院了。接着，他们就远涉重洋，来到了朝鲜战场。

后来，在他们遭到中国军队的袭击后，理查森才真正感受到此前约翰逊的那番话其实意味深长——当时他一定是想警告自己的部队，该地区已经有中国军队出没，通向8团的道路门户洞开。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这个字眼无疑会让军中一片哗然，因此约翰逊只能点到为止。如果约翰逊还是该营营长的话，理查森完全可以相信，他一定会收紧阵地，同时向高处转移，并且确保该营的火力能够相互支援、相对集中。理查森想，也许有一天奥尔蒙德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指挥官，但此时此地可不是让战斗开始的当口。

就像约翰逊一样，3营的作战主任菲尔莫尔·麦卡比少校对于该团的部署同样感到十分不安，但是却再也没有机会就此同约翰逊进行讨论，因为此后3年里他是在战俘营中度过的。麦卡比参加过二战，是一名战斗经验丰富的军官，来朝鲜之前曾任骑1师某连连长。大家一致认为，他有着杰出的指挥作战能力，但是此时此刻，中国军队的进攻却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无论是奥尔蒙德还是他的主任参谋维尔·莫里亚蒂少校，都没有指挥经验，因此在麦卡比看来，他们的作战经验与一般的团级参谋相仿。此外，这两人彼此十分熟稔，反而将身经百战的麦卡比排挤在外。“我感觉会出状况，但自己却是局外人。”后来他这样说道。尽管麦卡比屡次试图提醒奥尔蒙德，该营所在的地形十分不利，但是却总是白费唇舌。此外，当时营中氛围也令他不快，这要归咎于那些高级军官——正是因为他们掉以轻心、妄自尊大，才使得流言满天飞，让人们误以为美军马上就要撤离朝鲜了。随后麦卡比发现，当陆续有中国士兵被俘时，美军各个作战单位却对此一无所知。他认为，总部就是要封锁这些消息，而一旦封锁不住也要竭力遮掩过去。这种做法真是闻所未闻，完全是玩忽职守、敷衍塞责的表现。当他逐渐熟悉了中国军队的战术后发现，当时他们团的部署过于分散，很容易成为敌军首选的攻击目标。

在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之前，包括奥尔蒙德在内的军官们其实知道，上级司令部正在就此争论不休。8团团长哈尔·埃德森上校想将本团撤离该区域，不仅因为该团位置过于暴露，而且已经有太多征兆令他警惕。11月1日，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森林上空浓烟滚滚。埃德森和其他一些军官都怀疑，这场大火很可能是敌军为了迷惑美军的空中侦察力量而故作的掩人耳目之举。对于该地区已有中国军队出现的报告，骑1师师长哈普·盖伊要比他的上级更为警觉，甚至感到战斗很可能一触即发。11月1日那天，他在云山以南的龙山洞设立了师指挥所，但是由于军部一时心血来潮、完全不考虑该师的完整性，而将他的几个营调到其他师，致使骑1师的编制被割裂，这让盖伊感到大惑不解。现在8团孤军作战，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因此盖伊感到十分不安。

对于军部指挥这场战斗的方式，盖伊的副官威廉·韦斯特中尉能够感到，盖伊从一开始就十分不满。在二战期间盖伊是乔治·巴顿将军的参谋长，因此他对于如何运筹帷幄并不陌生，但在朝鲜，战事从一开始就指挥失当。他对战争初期美军的糟糕状况感到十分震惊。在盖伊看来，麦克阿瑟一直对敌人掉以轻心，自以为“一只手捆在背后”也能打败朝鲜军队，实际上却犯下了兵家大忌。盖伊觉得，那些在东京坐镇指挥的高级军官完全不了解敌军与该地区的实际情况，而且似乎也根本不愿意去了解，这真是令人感到诧异。从麦克阿瑟的大营出来以后，他对韦斯特说：“这些该死的家伙从来都不肯降尊纡贵，还在那里做他娘的美梦呢。”最让盖伊感到愤怒的还不只这些：那些最具才华的军官，尽管盖伊非常想让他们担任营长，可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总把他们抽调过去当参谋。他对“总司令部的臃肿程度已经超过二战时的同级司令部”的情况感到非常震惊。他忍不住开始发牢骚，1945年时的第3集团军司令部只有数百名军官指挥前线的数万名将士，而眼下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东京总部有数千名军官坐镇，指挥前线数百名士兵。总部甚至还派出一名军官，专门负责定期往返于东京与盖伊的师部之间，据说是为了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有一次，盖伊列出一份被派往东京总部的参加过二战的军官名单，非常希望能够让这些人回到前线进行指挥。然而，等到那名联络员回来后，盖伊问起那些军官的情况时，他得到的答复却是：“麦克阿瑟将军说，不能浪费这些人才。”

“天哪，难道让这些身经百战的军官指挥美军作战也称得上是浪费人才吗？”听了这话，盖伊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此外，对于美军在圣诞节前就能回家的传言，盖伊也感到大惑不解。他会问：“是哪个圣诞节？今年的还是明年的？简直荒谬至极。这种说法只会动摇军心，让我们变得麻痹大意。”让盖伊感到忧心忡忡的是，自己的一个团有可能陷入敌军的包围圈，因此他想方设法要将该团撤离，从而增强全师的战斗力。但是，他的上司第1军军长弗兰克·米尔本却不愿意这样做。在军队里，“撤退”是一个不招人待见的词儿。除非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这样说的，而更为通行的说法则是“反向前进”。然而即使这样，米尔本还是不同意，因为在此前的6个星期里，他们的进军一帆风顺。而且重要的是，麦克阿瑟的总司令部一直不断施压，要求他们尽快抵达鸭绿江畔。韦斯特知道，尽管东京总部一再宣称没有发现敌军的踪迹，但是盖伊却越来越担心，自己很可能会失去整整一个团的兵力。如今，总司令部与前线之间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裂痕：一方面是前线的美军将士出生入死、命悬一线；另一方面，东京的高级官员却自欺欺人、盲目乐观。同样，军部与师部之间也有巨大的隔阂：军部似乎对东京的热切希望深信不疑，而师部却感到前方敌众我寡、不堪一击。虽然他们有不止一次的机会能够让8团脱离险境，但是米尔本却始终都不肯下令撤军。

云山惊兆6

11月1日下午，当盖伊与查尔斯·帕尔默将军（该师炮兵指挥官）一起在指挥所里的时候，一则由L-5侦察机上的观察员通过无线电发出的报告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奇怪的事情了。有两大股敌军步兵纵队正从龙塘洞与龙云洞附近的小路上向东南方向进发。我们的炮弹刚好击中敌军内部，但是他们却没有停止前进。”那是距离云山5、6英里处的两座小村庄，帕尔默将军立即下令炮兵开火，同时盖伊也紧张地拨通了第1军司令部的电话，再次请求上级准许8团撤到云山以南数英里以外，然而他的请求再次遭到拒绝。

这样一来，他们就丧失了挽救8团，尤其是3营的最后一次机会。接下来的这场战役几乎在顷刻之间就胜负已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两个由经验丰富的士兵组成的精锐师，与一支毫无准备、部署不当、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由那些盲目以为朝鲜战争业已结束的军官指挥的美军精英师进行了一场正面交锋。

（地图）2．第一次遭遇中国军队，1950年11月1日

5团在约翰逊的率领下，在北上云山展开救援行动的途中，被中国军队设置的一处巨大路障困在了半路。实际上，他们不仅难以解救出受困的8团，而且就连自身是否能够从这场鏖战中顺利脱身、免遭全军覆没的命运都不知道。正如那位以严谨著称的朝鲜战争历史学家罗伊·阿普尔曼所描述的那样，“11月1日夜幕降临前，8团被中国军队围三阙一，只在东面留有一个缺口。如果当时韩军15团能够在原地抵抗的话，那么他们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本·博伊德中尉是8团1营B连的新任排长。1营配有坦克和火炮，实际上是个营级特遣队，当时驻扎在云山以北400码开外，因此是8团三个营中最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该营营长名叫小杰克·米利金，是博伊德在西点军校的战术教员。博伊德印象中的米利金是一个为人和善、行事稳妥的人，他的父亲也曾经在欧洲战场上担任过巴顿将军属下的某军军长。据博伊德所知，1营曾经先于其他两个营抵达平壤，当时其他两个营在什么地方，他们不得而知。而就在1营到达这里的当天下午，曾把迫击炮对准四周的目标，并且与敌军进行了几番交火，但是因为战斗进行得并不激烈，因此大家都想当然地以为，敌方只不过是朝鲜的一些散兵游勇而已。可是到了晚上，刚从营部开会回来的B连连长却对博伊德说：“这一带大约有2万洗衣工。”博伊德当然懂得他的意思——他们的周围盘踞着2万中国军队。

接着，他们听到了一种类似于某种亚洲风笛一样的乐器声音。一开始，有些军官还以为是英国旅的援军到了。然而那种声音却不是风笛发出的，而是从军号与喇叭里发出的一种诡异的声响。对于这种声音，只怕很多人会在此后终生难忘，因为他们很快就知道，这种声音不仅代表着中国军队即将投入战斗，同时还是对敌人的一种强大的威慑力。博伊德相信，尽管人手短缺，但是他的士兵已经严阵以待。他的一半属下都是韩军混编人员，即所谓的KATUSA。大部分美国军官认为，这些韩军混编人员训练不足，到了与敌军真枪实弹交火的时候，完全指望不上他们——将他们混编进来不是为了加强美军的战斗力，而是为了增加美军与联合国军的数量。对于这种轻率的做法，不仅那些必须与韩军并肩作战但言语不通的美军连长与士兵感到十分不满，那些整天被呼来喝去的韩军混编人员同样感到不快。

10时30分左右，中国军队发动猛攻。这真是兵败如山倒，博伊德心想。后来有人说，中国军队如入无人之境一般迅速穿过美军薄弱的防线。美军看似防守严密的营指挥所在顷刻之间就夷为平地。各个排的一些幸存者想要临时构建一条防线，但很快就因寡不敌众而土崩瓦解。到处都是美军伤兵，对于眼前越来越混乱的局面，米利金已经竭尽所能了，博伊德心想。于是，他下令让剩下的10辆载重2.5吨的卡车一字排开，尽可能地将伤兵转移出来。就在此刻，博伊德突然看到一名叫埃米尔·卡朋的随军牧师正在全力照料自己身边的伤员。博伊德立即下令，让部下安排这名牧师上车，但被后者一口回绝，因为他打算与这些很可能冲不出去的伤兵待在一起。尽管卡朋神父十分清楚，他们最终很可能会一起被捕，但是他会尽其所能地让这些美国士兵得到善待。

3营有两辆坦克。当护航车队开始出发时，米利金登上一辆坦克在前方开路，博伊德上了另一辆坦克断后。到云山镇以南约1英里之时，出现了两条岔路，他们的一支队伍向东南方向进发，另一支队伍沿西南方向前行，先后进入3营的防御圈，然后通过比尔·理查森及其辎重分队镇守的那座桥梁。后来的事实证明，米利金不顾一切率部南下是对的，凡是最后突出重围得以幸存下来的士兵莫不是受益于此。

中国军队早已在这条道路的两侧重兵埋伏。博伊德当时很难预计敌军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开火，但是他模糊记得，他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出五六百码之后，中国军队就开火了，火力异常凶猛，而他们的车上全都是伤兵，根本无力还击。于是整个车队都熄灭了车灯。慌乱之中，博伊德所在的那辆坦克的驾驶员操作失误，炮塔开始猛烈旋转，坐在上面的那些士兵全都掉了下来，博伊德也跌进一条战壕里。后来他能够活下来，博伊德心想，完全是出于天意。

他甚至能够听到中国士兵的脚步声，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装死。不一会儿，有人走了过来，先是用枪托狠敲博伊德的脑袋，而后又猛踢他的身体。所幸没有人用刺刀戳他。最后，那些士兵翻遍了他的口袋，拿了他的手表和项链后就离开了。博伊德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少说也有几个小时，才慢慢地爬了起来。这时的他完全迷失了方向，除了浑身是伤以外，还有严重的脑震荡。博伊德听到不远处似乎有开炮的声音，很可能是美军的炮火，于是朝着那个方向蹒跚前行，淌过一条大概叫做南面川的小溪，才发现自己的双腿疼得厉害。他觉得这很可能是中国士兵使用的白磷所造成的烧伤。

博伊德小心翼翼地走了几个晚上，一到白天就尽可能地躲藏起来。他带着极度的伤痛与饥饿，朝着美军防线的方向走了至少一周的时间，也许有十天左右，最后是一位当地农民给他食物充饥，并且用最原始的手势为他指明美军的位置。博伊德相信，没有这位农民的帮助，他绝对不可能活着回来。11月15日左右，在经历了将近两周的艰难跋涉之后，博伊德终于来到一处美军营地。他的烧伤已经十分严重，当时立即有人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治疗。对于博伊德来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他成了少数几名幸存者之一。博伊德只知道他的连长在这次战斗中阵亡，但不知道他的排中是否还有人幸存下来，因为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其中的任何一个人。

云山惊兆7

在中国军队发动攻击之前，在8团的防御圈南端，L连的比尔·理查森仍旧驻守在那座长约90英尺的水泥桥上。桥下原是一条小河，但现在河水已经干涸。理查森以及大部分士兵都守在桥北的平地之上，也就是8团驻扎地点的最南端。营部就在此地以北大约500码之处，而L连的其余兵力则在向西大约350码处。当理查森第一次听到南边山头上传来的声音时，他问自己的好友，也就是这个班里除了自己以外唯一有过作战经验的士兵吉姆·沃尔什：“我听到了什么？你听到了吗？”理查森感到那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但是却抽不出人手来进行侦察。于是他拨打连部的电话，希望他们能够给予支持。但是连拨了3遍，连部那边才有人拿起电话，这让理查森感到愤怒不已——他们怎么能够如此麻痹大意？接下来，连部又接通营部，最后由营部从情报侦察处派来一名士兵。这个士兵一路悠然自得地走了过来。在理查森向他说明任务之后，这名士兵很快就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只见他与其他4名士兵在山顶上大呼小叫地进行所谓的侦察，理查森想，他们的声音大概整个师都能听得到。等到他们声势浩大的侦察行动结束以后，带头的士兵说：“这里没有任何情况。”但是，另外一名士兵的手里却拿着一把铁锹和一副手套——这种手套理查森从来都没有见过。更重要的是，手套是干的。显而易见，在这种雨雪交加的天气里，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刚刚有人把它们落在了这里。“没错”，这名士兵承认，“是有几个散兵坑来着，但那肯定很久以前就没有人用了。”听了这话，理查森勃然大怒。即使不是侦察人员或者情报人员，也应当能够立即理解这副手套的重要性。于是，理查森坚持要他把这副手套与工具送到自己的上司那里，并且通报这里可能有情况发生。可是这名士兵满脸愠色地回答：“好吧，要是你不喜欢我们的侦察结果，那劳驾你自己去瞅瞅吧。”

所有这些情况都让理查森越发警惕起来。那天晚上，他还接到一个电话，要求他派一个班的士兵增援连部的侦察巡逻。这让理查森大为光火，因为他这里只有15名士兵，其中有5个还是不会讲英语的韩军混编人员。于是，理查森只好让这5个人留下，派遣自己的得力助手沃尔什与其他3名士兵去参加连部的侦察行动。理查森后来听说，这些士兵到连部后，有人告诉他们，此行的任务就是挖几条沟，然后就可以休息了。尽管这时理查森的营区仍然没有任何动静，但是1营与2营却同时遭到中国军队的痛击。

接着，11月2日凌晨1时30分左右，营里突然炸开了锅，原来是中国军队突袭了8团3营。数年以后，理查森在其他史料中读到，中国军队身着韩军俘虏的服装，成功地偷袭了美军。不过对于这种说法，他并不认同，因为中国军队完全没有必要进行伪装，可以从东面的开口处如潮水般涌入。片刻之前，营部里还都是左冲右杀的美国士兵，但眨眼之间，这里已被中国军队占领。与此同时，在距理查森左侧大约350码开外的地方，L连也被中国军队一举击溃。那时，中国军队只需要使用四挺机枪对理查森的阵地进行扫射，就能够立即把他们撕成碎片。

（地图）3. 云山战役，1950年11月1－2日

在此之前，L连的一个排长，一位刚刚来到朝鲜战场名叫罗伯特·凯斯的年轻中尉，与理查森的好友、副排长“面糊”米勒（他在到达云山镇时曾经听到过有关中国军队的传闻）正从理查森的阵地西南方向、距离有两、三个山头之遥的名为904高地后撤。理查森不太熟悉吉斯，因为8团的排长换得很快。吉斯急匆匆地到达后，坚持要用理查森的有线电话询问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于通讯状况欠佳，吉斯所在的排已经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可是理查森的电话突然也打不出去了，吉斯断定一定是中国人切断了电话线。于是，吉斯决定一路前行，把自己的手下带到营部。米勒同理查森握了握手，并祝他好运（“我再次见到他时，是在52年后的一个骑兵师老战友见面会上。”米勒说道。）当时理查森甚至无法与自己的连队取得联系，于是他派一名士兵穿过350码的距离，前往L连探查，但是这名士兵却不幸在途中遭到袭击，未能成功抵达。他一路爬回理查森那里，然后反反复复地向他表示歉意：“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做到。”理查森俯身解开他的上衣，看到他浑身是血。这名士兵最后死在理查森的怀里。后来理查森回忆说，直到那时他才发现，最糟糕的是自己竟然还不知道这名士兵的名字。

他们驻守的桥梁已经被中国军队打开了一个缺口。于是，理查森率领自己仅剩的两、三名部下一路向北，朝营部进发。当他们走到一条战壕旁边的时候，突然看到对面有两名士兵正朝这边走来，原来是此前与沃尔什一起被派往营部的那几个人。“其他的人都死了！沃尔什也死了！”其中一名士兵说道。另一名士兵补充说，中国军队突袭的时候，他们正在睡觉，而他刚好出来撒尿，所以趁机逃跑，否则必死无疑。几天以前，理查森和自己的老友沃尔什还在平壤互相道贺，庆幸他们一起挺过来了，而现在沃尔什却战死疆场，他们的团也已经土崩瓦解。

对于3营作战主任菲尔莫尔·麦卡比少校来说，最糟糕的事就是军中已经乱成一锅粥。他们甚至还不知道是谁袭击了自己，也不清楚敌方究竟有多少兵力。“是一万、一百还是一千人？是中国军队还是朝鲜军队？”数年后他这样问道。

有两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现在谁在指挥这里的美军？都下了哪些命令？那位身负重伤、只身北上云山探查敌情的营长奥尔蒙德这会儿不是奄奄一息，就是已经一命呜呼了，麦卡比再也没有看到过他。那位前去侦察的主任参谋莫里亚蒂也一去不返，麦卡比也没有再见到过他。在此后的数年中，麦卡比对莫里亚蒂的失踪始终耿耿于怀。尽管这位主任参谋最终活下来了，但是麦卡比觉得自己有责任留下来，帮助3营重整旗鼓。

麦卡比向南出发，想要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却在路上撞见3名中国士兵。从他们的棉衣与有耳罩的帽子，麦卡比立即猜到了他们的身份。当这3名士兵看到他的时候，也是大吃一惊。他们举起手中的步枪，对准麦卡比。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沟通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指了指前方的道路，让他感到诧异的是，这3名中国士兵竟然没有开枪射他，而是径直朝着麦卡比手指的方向离开了。就在这时，他的好运到头了，突然有两颗子弹射中了他，显然是远处的几名中国士兵开的枪，但是麦卡比没有看清楚。第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脸颊，接着第二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肩胛骨。麦卡比觉得自己肯定是完了，因为头部已经血流如注、身体越来越虚弱，再加上这里严寒的天气，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然而这时不知从哪里过来一名美国士兵，半推半扶地把他架到了营部。

吉斯中尉在桥边与理查森道别以后，就失去了一切联络。当中国军队开始使用机关枪与迫击炮发起进攻的时候，他正率领自己的残兵向营部进发。他想让士兵经由一条战壕到达路边，却被夹在中国军队与美军的中间，伤亡十分惨重。“中尉，我想我们已经被黄种人包围了。”其中一名班长卢瑟·怀斯中士说道。话音刚落，一枚迫击炮弹打了过来，怀斯不幸阵亡，吉斯也身负重伤。吉斯中尉发现自己的一只胳膊突然抬不起来了，但是他继续率领剩余的士兵朝营部指挥所走去。混乱中，他们差点儿就与一名中国军官撞个正着。幸好吉斯及时发现，于是他们立即后撤，并且最终成功抵达重建的指挥所。而那里实际上已经成为营部的一个救助站。在返回营部的途中，有一挺机枪恰好阻断了他们的去路。但是吉斯注意到这名机枪手的开火方式十分特别，他停停打打、打打停停，而每次间隔的时间完全一致，就好像是在发密码电报一样。于是，吉斯算准他每次开火的时间，然后让自己的部下分成小股，依次在间隔时间穿过去。在吉斯看来，当时中国士兵的尸体已经越积越多，或多或少阻碍了机枪手的视线，这使他们得以顺利脱险。到达救助站后，吉斯粗算了一下，出发时排里还有28名士兵，现在仅余12人。他的排从一开始就因为兵源告急而人手短缺，现在简直成了一个班。当军医克莱伦斯·安德森进行治疗的时候，吉斯想要帮他一把，这时一枚手榴弹突然落在了他的脚下。吉斯再次负伤，一条腿上被炸了4个洞，另一条腿也受了轻伤。手榴弹刚刚落下，又有一枚迫击炮弹击中这里，炸死了吉斯排里仅剩的5名尚有战斗力的士兵。吉斯觉得很难有人能够再突出重围，自己就更没有指望了，因为他的两条腿已经动弹不得。

云山惊兆8

这时，营部指挥所已是一片混乱。身受重伤、目瞪口呆、麻木迟钝的人散乱地从不同的位置赶往这里。到达营部以后，理查森惊讶地发现，这里早已乱成了一锅粥。美军当中还有不少中国人。这些中国士兵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胜利，好像现在的结果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虽然他们已经拿下了指挥所，但是对于接下来该怎么做，却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一位军医告诉理查森，他们在附近为40名伤兵辟出了一块地方，安德森大夫和卡朋神父都在那里。然而，最重要的问题还是究竟由谁来领导这支队伍。奥尔蒙德和麦卡比都身负重伤，莫里亚蒂不见踪影。看来这支队伍的新任领袖只有留待自行出现了，理查森想。

他决定回L连去看看那里还有没有人能到指挥所来。于是，他一边向回走，一边高声报出自己的名字，这样他的部下就不会向他开枪射击了。理查森发现 L连的连长保罗·布罗姆瑟中尉已经中弹身亡，连主任参谋弗雷德里克·吉鲁中尉虽然负了伤，但还能够行走。真是太可怕了，吉鲁说，中国军队席卷而来，原来连里的180个人恐怕只剩下25个人了。吉鲁问：“你能带他们出去吗？”理查森回答：“能，但是不能过桥。”他得绕过弯弯曲曲的小道另寻出路。途中，他们遭遇了两名背有手榴弹的中国士兵，击倒了其中一名。这时一枚手榴弹突然爆炸，中国军队的一挺机枪开始向他们扫射，这些美军士兵顿时惊慌失措。当他们接近营的临时防区时，发现有两辆美式坦克正朝这边开来。有些士兵本能般地立即跳上坦克——美国人总是离不开自己的运输工具，理查森想，好像这些工具能够让他们大难不死一样。他敢肯定，中国军队一定会首先拿坦克下手，所以他和吉鲁将许多士兵劝了下来。

他们在先前的营部指挥所方圆200码内建立了环形防御带，然后迅速在松软的河床上挖出了几道战壕，把那3辆坦克推了进去。这样一来，他们具备了一点儿有限的火力，另外捕捉到了一些微弱的无线电信号（这几辆坦克的无线电台那时还能正常使用）。那天晚上，他们一直在开火。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虽然中国军队完全可以趁机将他们一网打尽，却没有再次全面出击。理查森认为，那天晚上中国人和美军一样都感到十分困惑。不过，理查森还记得，中国人的困惑并没有持续到第二天。破晓时，美军稍稍松了一口气。他们熬过了敌军的第一次攻击。在这场战斗中，敌方很少在白天进攻。即使这是美中两军的第一次交锋，美国人也觉得中国军队与朝鲜军队大不相同。这里似乎仍然还有一线希望。从他们收到的最后一条无线电信息看来，援军已经上路了。就在此时，那位后来因表现得英勇无私而为人铭记（并且被授予荣誉十字勋章）的随军牧师卡朋问起理查森的状况。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神父问道。

理查森回答说不知道。

“今天是万灵节。”

“神父，”理查森说道，“最好有人正在寻找我们失去的灵魂，我们真的很需要。”

“是的。主正在寻找。主正在寻找。”神父回答。

那位在平壤与沃尔特·梅奥分享一瓶气泡酒的菲尔·彼得森中尉，是99野战炮兵营C连的前方观察员。C连负责支援8团3营，隶属于3营的K连，驻扎在营部指挥所附近。在敌军发动进攻前几个小时，营部已经事先收到有关该地有中国军队的报告，但对这一重要情报做了牵强附会的解释。时隔50年后，彼得森几乎还能一字不落地回忆起当时营部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人只是来这里保护朝鲜（鸭绿江上游）的发电机组，所以中国人不开火，我们就不开火。任何前方观察员不得召集炮火轰炸电力设施。”

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后，彼得森才意识到此前上级总部曾经试图告知他们当时的险情，但却故意语焉不详。多年以后，他不无愤怒地说道：“他们给我们的情报，只不过是一堆表面文章。”当天夜里9时许，在双方还没有开始猛烈交火的时候，有人从K连的哨所带来一名身着棉衣棉裤的俘虏。当该连的韩国混编士兵试图同他讲话时，却发现这名俘虏根本不懂朝鲜语。彼得森可以肯定，这是他们碰见的第一名中国士兵。随后他们接到上级命令，让该连撤出这块高地与营部汇合。但是那天晚上的行动却着实令人匪夷所思，连队被分成10人左右一组的小队分别撤出。就在这时，中国军队突然开火。彼得森带领的一支小分队被困在稻田旁边的一条水沟里，两面都有中国军队猛烈的火力。他与一名被射中了臀部而哭笑不得的中士一起盘坐在沟底。两人心里都十分清楚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无奈之中，这名中士半开玩笑地对彼得森说：“瞧啊，中尉，我中了个百万大奖的枪伤！”这样的枪伤必须回家才能治疗。此时此刻，家，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已经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词语。

当彼得森被困在战壕里的时候，K连的其他士兵正在手忙脚乱地转移该炮兵连的6门105mm榴弹炮车。他们迅速关上窗户，想要挡住敌人的炮火。然而，当他们制定好突围路线，临时拼凑起一支可怜的护卫队（约有16部车辆，由卡车装载榴弹炮，吉普车运送人员与干粮）时，一切为时已晚。中国人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切断了通向南方的道路，并且埋伏在道路两旁守株待兔。其中许多士兵都配有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内战中从国民党手中缴获或者购买的汤普逊冲锋枪。尽管美军早已淘汰了这种枪支，但是此时此刻它们大派用场。

敌军先是堵住他们的去路，然后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汉克·佩蒂科恩中尉是该连最为出色的军官之一。他曾经在二战中荣获银星勋章。当天晚上，他也是护卫队成员之一，并且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后来他告诉彼得森，他们本来没有一点儿突围的机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整个连被敌人消灭。就在那天早些时候，佩蒂科恩曾经向上级请求开始撤离，但得到的答复却是要等候命令。佩蒂科恩说：“我们等不来什么命令，因为我们完全失去了联系，所以只能自力更生。”包括炮兵连长杰克·博尔特上尉在内的少数几个人率先登上了一辆吉普车，并且设法突出重围。当时中国军队突然停火，大概是想要等那辆载有榴弹炮的大卡车过来时再集中攻击，因为这个战利品不仅更加惹眼，而且还可以顺便制造路障。最后，该连大约180名士兵活下来的屈指可数。这是美军最后一次试图逃出云山地区。与此同时，彼得森正率领手下缓缓撤退，一边朝营部进发，一边等待黎明的到来。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们终于到达了一处距离营部指挥所大约200码的平地上，然后迅速形成一个小型防御圈。

11月1日夜，“面糊”米勒、他的好友理查德·赫廷格以及残余的部下在距营部大约1英里远的地方突然接到命令，让他们原路返回。整个3营，实际上是整个8团接到上级命令，要求他们撤出该地。不过这道命令为时已晚。他们刚刚经过一道桥梁附近的哨所，从那里传出了第一声枪响，敌军已经将他们团团包围。于是，米勒迅速带领该排从桥下穿越这条已经干涸的溪流，但是对岸早就埋伏有敌军。在大多数人上岸后，米勒发现自己被一枚手榴弹的碎片割伤了一只手。当时他唯一还能记得的就是到处都乱作一团、中国军队似乎无处不在、美军已经无路可退。他感到敌军早就埋伏在附近，然后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头顶。那时他们已经到了路旁的一条水沟里，于是只好在里面隐蔽。米勒还记得，身旁的这些部下大部分都是刚刚到来的新兵。他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实际上，他们不应该把这条水沟当作掩体，因为这里毫无掩护可言，更不要误以为自己已经脱离险境，因为现在他们毫无安全可言。同样，不论你是站在制高点上，还是待在营部的指挥所里，都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米勒知道，此时此刻最不安全的地方就是在水沟里躲避，但是里面已经有35名士兵，一些是他排里的，另一些是其他排的。于是，他对自己的朋友赫廷格中喊道：“嗨，赶快出来，不要在这里等死。”然后他们一起催促里面的人全都出来。米勒估计，当时应该是11月2日凌晨3点左右。当他差不多已经让所有的士兵都从战壕里出来的时候，一枚手榴弹突然落了下来，炸断了他的一条腿，血肉横飞、脚骨破碎。米勒再也走不动了。

云山惊兆9

于是他只好躺在那里等待天亮、等待死亡，因为他知道没有什么人能够把他背走。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也许能够爬到附近的营部救助站。但是即使他爬到了，那里的救助站很可能也已经被敌军占领。刺骨的寒风让他几乎无法呼吸。他担心中国军队很快就会过来检查尸体，到时候他的呼吸就会暴露目标，于是米勒设法用旁边敌军的尸体掩盖自己。11月2日下午大约2时许，5、6名中国士兵一边穿越这片战场，一边颇为熟练地检查中国士兵与美国士兵的尸体。于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他，其中一个用枪抵着他的脑袋。哦，米勒心想，最后还是轮到我了。就在那时，卡朋神父突然冲了过来，一把推开了那名士兵，把他从枪口下救了出来。米勒等着中国士兵向卡朋和自己射击，但是或许是神父无畏的神色镇住了他们，他们谁也没有拔枪。卡朋看也不看那些中国士兵一眼，使劲把米勒拽起来撂在背上。他们很可能都会成为俘虏，但是不管还能走出多远，卡朋都不会丢下米勒。

8团1营的官兵对中国军队的袭击大吃一惊。实际上，此前他们曾经与中国军队有过一次小规模的交火，却不知道自己的对手究竟是何许人也。1营D连（重武器连）的一名19岁下士雷·戴维斯还记得，那是一次漫无目的的乱射——这种事情好像经常都会发生。10月31日，他们已经抵达云山镇。当他和一支连级规模的队伍穿越一片稻田时，附近的几座山头上突然传来了枪声。戴维斯记得，枪声刚刚响起的时候，他们显得漫不经心，许多人甚至连头盔都没有戴。接着，双方都后撤了。真正的激战在一天半之后才到来。

戴维斯隶属于一支重机枪分队。他们驻扎在地势较高的地方，所在的山头位于一条通往东南方向道路的南端。这条道路十分狭窄，一次刚好只能通过一辆牛车。然而当时8团的车辆却一辆接着一辆，磕磕碰碰地难以顺利通行，好像美军离开了汽车就不会行军一样。在敌军看来，他们显得十分无能。中国人徒步行军，轻而易举就穿过那条道路直达高地；而美军士兵的命运似乎和那些车辆连在了一起，全都被困在了低地。

刚过子夜，中国军队发起总攻。在过去的4个月里，无论是参加哪场战斗，戴维斯总会遇到敌众我寡的状况，但这一次对于他的班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机枪因超负荷使用而失灵。戴维斯早就料到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刚到朝鲜的时候，对于这种必须由两人操作的武器，他负责背负弹药，接着负责装弹，最后才成为一名机枪手，其间他已经损耗掉3、4挺机关枪了。因为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因此对于重型火器的需要也总是源源不绝。一开始，他们使用的是步兵最为常见的武器——M-1步枪、卡宾枪甚至机关枪。但是无论什么武器，对于数量庞大的敌军来说都远远不够。有一次，营长鲍勃·凯恩中校对他说，“这场战争的关键就是，你得撂倒100名敌军，然后就能回家了。等到你真的撂倒了100名敌军，这场战争也就不算什么了。”不过，至于为什么要撂倒100名敌军才能够回家，凯恩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戴维斯很少见到这样的情形。美军发射信号弹以后，从小在纽约州北部一个农场长大的他看到满山遍野的敌军时，不由想起家乡麦浪翻滚的景象。现在这种景象令人不寒而栗，成千上万的敌军士兵朝他们扑将而来。就算你撂倒了一个，还会有下一个；就算你撂倒了一百个，还会有另外一百个前仆后继。这种场景对凯恩的玩笑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讽刺。接着，戴维斯又看到了一名骑马的军官，他似乎正在指挥这些士兵。他们还拿着号角，而每当号角声响起时，敌军士兵便会时不时地变换进攻的方向。

戴维斯知道，身边几名士兵的弹药已经所剩无几，而且恐怕他们的时间也所剩无几。他们不断开火，通常是近距离平射。戴维斯后来回忆说，一小时，最多两小时之后，弹药都打光了，机枪也因为过热而不能使用了。凌晨2时许，副排长找到了他，戴维斯用手中仅剩的一枚手榴弹炸毁自己的机枪，然后两人设法一起来到了迫击炮旁边发射空爆弹，这多少给了他们一点儿掩护。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熬过这个夜晚。天刚破晓的时候，他们试图重新编组，惊讶地发现有些人还活着。

他们已经彻底陷入重围。

在营部指挥所附近匆匆建起的防御圈内，身负重伤的吉鲁已经成为事实上的领导。他是一名二战老兵、经验丰富的步兵军官，深知美军的作战能力。他十分清楚怎样才能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做出选择，从而使部队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彼得森中尉、他的朋友梅奥和理查森。后者虽然不是一名军官，但是在战争初期艰苦卓绝的北进过程中，已经成长为一名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士。一开始，他们就意识到自己的对手是中国人，意识到整个8团已经成为战场上的先锋部队，意识到这次战斗最终会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虽然防御圈内的这些士兵已经在第一次战斗中成功脱险，但是今后的日子仍然乌云惨淡。尽管总部已经不止一次说过援兵就在路上，但是至今仍毫无影踪。那一天，一架美军直升机为了运出部分伤员而试图降落，但因中国人的炮火过于猛烈，在投掷了一些小包医疗用品后，不得不掉头飞走。

防御圈内这些绝望的士兵正面临着双重困境，那就是如何突围以及如何处置伤兵。此外，他们的弹药所剩无几，枪支也不够用，但冷静而实际地看，这不是最麻烦的问题。如果他们能够干掉一些敌军士兵，那么枪支弹药也许不成问题。然而，他们的防线却极为薄弱，这里地势平坦、毫无遮挡，而且距离住着许多伤兵的营部指挥所只有70码。11月3日正午，彼得森、梅奥、理查森和吉鲁一起到指挥所商议，怎样面临即将到来的末日。因为理查森不是军官，所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很清楚他们几个会讨论些什么。所有的军官，包括那些受伤的军官，无一例外地都在讨论那个难以启齿的话题：众所周知，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危急关头，而他们又当如何处置这里人数众多的伤兵。那些受伤的军官即将要作出决定，要不要把自己的性命留到敌人手里。布罗姆瑟和梅奥走到凯斯中尉的身边，表示他们愿意尽力突围。接着，他们又问凯斯能不能和他们一起杀出去。凯斯却回答说不行，并且让他们忘掉自己，因为他现在不能行走，所以不愿意拖别人的后腿。

理查森那时心想，这些年轻人要做出怎样令人心碎的抉择啊！他主动请缨，要求与这些伤兵待在一起，并且尽可能地为他们掩护，但遭到那些决定留下来的伤兵的断然拒绝。凡是还有行动能力、能够指挥他们突围的人，绝不能浪费到——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保护这些伤痕累累甚至奄奄一息的士兵身上。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剩下的时间十分有限，而且敌军的下一次进攻一定会更加猛烈。他们甚至能够听到中国士兵从河床附近向这边挖战壕的声音（这样他们就能够抢在美军之前占领这里的制高点）。和理查森在一起的是一名格外刚毅的军士，但是理查森却记不得他的姓名。理查森把每个人手里的手榴弹都收集过来发给他，对他说他的责任就是设法阻止中国人继续挖战壕。这名中士一路匍匐前进，然后单枪匹马地阻止了敌军的挖掘行动。理查森心想，这该是何等英勇无畏的壮举啊！这种情形只会出现在电影里，从来没有出现在现实生活中。

敌军的包围圈越缩越紧，现在几乎无人再谈论救援行动了。当天，澳大利亚的飞行员驾驶几架B-26对该地进行了一次空袭，但是天公不作美。还有一次空投补给行动，一架小型侦察机在距离防御圈大约150码开外处投下一个粗呢包裹。理查森一路匍匐过去捡了回来，但是里面的东西很少，而且也没有他们急需的弹药与吗啡。

援军是不会来了。数天前就坚持让8团撤离该地域的盖伊师长曾经派几支队伍前来营救，但是途中却遭到埋伏在一处最佳地点的中国军队的痛击，并且切断了他们北上的道路。这是中国某军的一支队伍，他们早就埋伏在此，等候一举歼灭前来营救的美军。但是，美军的救援分队却缺乏必要的炮火与空中打击力量，很难对进犯的中国军队造成任何威胁。约翰逊中校率领的骑1师5团是其中的一支救援分队，他们试图突破敌军的防线，但伤亡惨重，有250名官兵葬身于此。11月3日，眼看救援无望，米尔本军长下令该师撤回。盖伊结束了救援行动，不得不让被困者自生自灭。盖伊后来说，当时自己做出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次抉择。

云山惊兆10

当天晚些时候，又有一架侦察机传来信息，要这群被困者尽力脱险。这算不上一种鼓舞，理查森和这里的大多数人早就决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了。夜幕降临以后，中国军队发起了全面进攻。被困的官兵向南方和东南方向道路上一些废弃的美军车辆发射反坦克火箭筒，车辆很快就燃起了熊熊大火。汽车着火后会燃烧相当长一段时间，既能作为己方的信号弹，也能暂时有效地阻止敌军的进攻。然而一夜过去，防御圈内尚有行动能力的美军仍在不断减少。一开始他们还有将近100人，但是现在人数越来越少，弹药也所剩无几。11月4日天亮前，理查森估计，大约还有25人正在使用从中国士兵尸体上搜罗来的冲锋枪坚持战斗。第二天晚上又是一场硬仗，他们的最后一辆坦克也完蛋了——有人说是美军故意毁掉的，也有人说是在战斗中毁掉的——这样一来，这里与外界的一切无线电联系都不复存在了，意味着不会再有任何人前来救援，这一点着实令人感到可怕。有件事彼得森记得十分清楚，那就是当中国军队集中火力进攻时，他们只剩下最后一挺机枪，而周围美军的尸体却堆积如山。

11月4日一早，理查森、彼得森、梅奥以及其他一些士兵进行巡逻，看看是否还有突围的可能。此时军衔高低已经不再重要，尽管梅奥和彼得森都是军官，但是他们同时也是炮手、前方观察员。而吉鲁也提醒理查森说，尽管他只是一名军士，但很可能是这群人中最有步兵战术经验的人了，因此他必须相信自己的直觉。

出发之前，彼得森记得发生了一件令人十分难过的事情。当他爬过一个身负重伤、躺倒在地的无线电话务员身边的时候，这名士兵问道：“彼得森中尉，你要去哪里？”彼得森回答，他们要去看看能不能够突围，然后再来救大家。这名士兵哀求道：“彼得森上尉，请不要丢下我！请不要丢下我！你们不能把我丢在这里！”彼得森看了一眼，知道这名士兵大概活不了几个小时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必须得走出去，才能回来搭救大家。”他一边说着，一边和巡逻队的其他人爬开了。

理查森认为正东方向应该有能够突围的路线，因为除此之外，到处都有中国军队的火力。在缓慢前行时，他们发现河床附近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中国伤兵。尽管理查森知道本方的伤兵很可能将会成为中国人的俘虏，但他还是郑重其事地告诉身边的美军士兵：“别让人以为你在想拿枪指着他们，更不能向他们开枪射击，想都别想。这是你们听到过的最严肃的命令。”随后，他们在一所装有美军补给的房屋前停下来，里面到处都是中国伤兵。这些伤兵似乎都在发出同样的声音——Shwee，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后来理查森才知道他们说的是“水”。他们走到河床后发现，这里的中国伤兵约有400～500人之多，大都是被炮弹炸伤的，大部分人已经死亡。活着的也气息奄奄，手里拿着杯子向他们讨水喝。至此，这些美军士兵才相信，他们能够带领同伴从东面突围，于是他们又悄悄地溜回防御圈内。

理查森回来后不得不做出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此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难以与之相提并论。这里现在大约有150名伤员，在敌人猛烈炮火覆盖下的崇山峻岭当中，他们根本没有突出重围的可能，而且还会让那些尚有行动能力的战士白白牺牲。所有伤员都清楚这一点，但无人希望自己落到中国人手中。理查森回来后，不断有人找到他，哀痛欲绝地请他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把他们留到中国人的手里，不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理查森在想，如果自己尽忠职守，服从上级的命令，并且尽可能地救出战友，自己的良心是否仍然会感到不安？对于做过的这些事情，你会不会最终原谅自己？50年后，他仍然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他丢下了那么多曾经朝夕相处的战友、那么多曾经共同浴血奋战的士兵。

在最初的几天里，吉鲁一直表现出色。他试图建立某种战场秩序，并且照料重伤员，但他后来死在战俘营中。凯斯和其他伤员一起等着中国军队的到来。他们已经完全没有指望了。中国人终于来了，其中一个人命令凯斯站起来，凯斯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却倒了下去。他的腿已经废了。由于伤口肿胀得厉害，他不得不割开了自己的军靴。凯斯记得，中国人把美国俘虏分成两组，一组是像安德森大夫以及卡朋神父那样能够行走的人，另一组是像他那样丧失了行动能力需要被安置在担架上的人。凯斯估计后者大概有30人左右。这一组中有5个人当晚就死掉了。在接下来的数周里，中国人不停地更换这一组伤兵的房间。基本上没有食物可吃，就连水也得派人爬过去乞讨，而且水的味道简直是臭不可闻。凯斯记得，这里根本就没有医护人员，也没有人给他们绷带或者碘酒。凯斯回忆说，16天当中，他们就像原始部落的人一样活着，只在夜间出行，而且速度非常缓慢。凯斯记得，中国人带着他们向北走了大约两周以后，他听到河水流淌的声音，凯斯相信那一定就是鸭绿江了。一天夜里，中国人出人意料地折回头向美军所在的南方行进，大概是他们不想再让这群俘虏拖累他们了吧，凯斯后来猜想。11月末，他们把这群俘虏留在距离美军营地以北大约几英里的一所房屋里。在凯斯的这组人当中，有一个刚刚被关进来的俘虏还能走路，并且设法向南联络到了美军，最后美军派来几辆汽车把他们接走了。凯斯总共做了将近一个月的俘虏。他知道自己已经很幸运了。而那一组能够行走的美军俘虏却一直待在朝鲜，在两年多严厉的战俘营生活后，大多数人都客死异乡。凯斯隐约记得，在他们原来将近30人的那组被俘者中，最后得救的只有8个人左右。他的左腿被一枚迫击炮弹炸伤，有4处骨折，腰部以下的伤口也有52处之多。那名搭救他的士兵说道：“你看起来可真惨。”他辗转于各家医院，终于挺了过来，身体基本复原，后来还在越南战场上担任过两年的军事顾问。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美军小防御圈的情况。那些准备突围的人在下午5点前开始行动。这支将近60人的队伍在河道向南转弯前来到了河床边，但是想要继续前行却十分困难。现在他们已经突破了中国军队的防线，但是由于人数过多，很容易被敌军察觉。来到主干道后，他们在理查森的指挥下鱼贯而行、迅速穿过这条道路。在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其中一名来自情报部门的军士溜到理查森身边对他耳语，大意是说如果他们两个悄悄离开，那么完全有可能顺利回到美军的防线之内，因为他们都是职业军人，否则就会因为受到这些外行人的拖累。他的话固然没错，换作别的军官也许会听从他的建议，但是理查森没有这样做，此时此刻，他更不会丢下这群人不管，即使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11月5日一早，他们误打误撞地来到一个中国军队的哨所面前，于是双方交火。现在他们已经暴露了目标，中国军队也知道了他们的具体位置。在这支队伍当中，理查森拿着唯一的一把冲锋枪。他让其他人先走，当他觉得自己就要成功突围之时，却被中国人发现并活捉。看来，他不能像东京总部承诺的那样，在圣诞节前回家了。反之，在接下来的两年半里，他将要在一系列残酷无情的战俘营中度过。像理查森一样，菲尔·彼得森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云山惊兆11

这次战斗结束后，8团原有的2 400人中死伤800余人。时运不济的3营原有的800余人，只有近200人成功突围。迄今为止，这是朝鲜战场上美军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败仗。美军经过4个月的苦战，眼看就要胜利在望时，战场形势却突然逆转。这一结果对于一向战无不胜的美军来说尤其让人感到痛心疾首。中国军队仿佛突然从天而降，转瞬之间就将美军的一个精英师打得溃不成军。在云山战役中，8团死伤过半，还损失了许多先进武器，包括12门榴弹炮、9辆坦克、125辆卡车与数十支无后座力步枪。在中国人发动攻击后的次日，该团发言人对记者的一席话却令人发抖。他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代表中国共产党政府，但是这次战斗就像当年卡斯特在小比格霍恩河遭印第安人袭击一样，完全是一场印第安式的大屠杀。”

“面糊”米勒在受伤被俘之后，被卡朋神父背着，与其他一小组俘虏一起，每天晚上缓缓北行。在前往战俘营的途中，他们曾经来到一处中国军队用作临时基地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看到铺天盖地的中国士兵，足足有2～3万人。这里仿佛成了朝鲜一个秘密的城市——除了中国士兵，还是中国士兵。此情此景，米勒不由得心生感慨，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现在这番话他又能去告诉谁呢？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被关进一座战俘营中，伺候他的就只有严刑拷打、食不果腹、缺医少药。

不管联合国军是否喜欢听到“撤退”这个词，他们也开始迅速地向清川江的另一侧撤离，准备迎接中国军队的下一轮攻击。但是此时，就像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一样，中国军队在眨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到了哪里。他们悄悄地离开战场，又一次把自己隐藏起来。尽管东京总部的人们乐于相信他们已经离开朝鲜，但是实际上他们仍然躲在北方某处。他们希望美军再次陷入圈套，来到距离他们大本营更近的地方。云山战役只是一个开始，而真正的鏖战发生在3周以后，在比云山更北、更冷的地方。

云山之战是中国人发出的一个警告，但是美军却没有注意到。在此前的数周里，美国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一直对于中国介入这场战争的意图大惑不解，而现在他们变得愈发惴惴不安。为了消除杜鲁门总统的不安情绪，11月3日，参联会主席致电麦克阿瑟，要求他对“共产党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赤裸裸的干涉行为”做出回应。然而接下来几天发生的事情却暴露了一心想要打到鸭绿江畔、统一朝鲜半岛的麦克阿瑟同唯恐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的华盛顿之间的巨大分歧。

对于华盛顿来说，中国究竟意欲何为再一次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而麦克阿瑟故伎重演，想要通过控制情报从而获得做出决定的主动权，于是威洛比将军就成为关键人物。他刻意缩小中国军队的伤亡数字，有意淡化中国方面的参战意图。11月3日，在他的精心处理下，美国国内只知道，中国赴朝军队的人数在1.65万到3.45万人之间（然而仅在云山一处，就有接近两个师的约2万名中国士兵袭击了美军。几乎与此同时，在朝鲜半岛东侧，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营遭到另一股兵力相当的中国军队的袭击，并且伤亡惨重。）实际上，当时在朝鲜境内的中国士兵已经有30万人或者30个师的兵力。麦克阿瑟对这次袭击十分震惊，却试图敷衍过去，因此他对参联会主席的电报的回复同威洛比如出一辙。他在回电中说，中国人之所以要开赴朝鲜，只是为了能够“在朝鲜拥有一处名义上的立足之地”，从而有机会“从废墟上进行掠夺”。

如果说一开始麦克阿瑟被中国军队的袭击吓坏了的话，那么当他们消失以后，这位将军又开始夜郎自大。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将军在云山遭袭后向东京发出电报说：“我方遭到一股有组织、高素质队伍的伏击与突袭，其中有些是中国军队。”再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事实了，但是对于沃克的直言不讳，麦克阿瑟的总部感到十分不快。将军想让沃克尽量淡化与中国发生正面接触的危险，装作一切正常，然后继续挥师北进。然而沃克对于继续北上感到惴惴不安，并且像华盛顿的官员一样，想要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尽快了事，对此，麦克阿瑟的措辞很快变得严厉起来。就在沃克担心麦克阿瑟很可能要将自己撤职的时候，这位将军质问沃克，为什么第八集团军在云山之战后就与敌军脱离接触，退缩到清川江之后。接着又逼问道，难道就因为有区区几个“中国志愿军”吗？显然麦克阿瑟想要沃克继续向北挺进，而他对沃克与日俱增的压力远比那些此时深藏不露、静观其变的中国人造成的威胁要大得多。

11月6日，麦克阿瑟在东京发表一则公报。公报中称由于他已经在平壤北部收拢了包围圈，因此朝鲜战争基本结束。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这样志在必得。对于亲身经历了云山战役的第八集团军的高级军官们来说，这次战役只是中国潜在威胁的冰山一角。

此时此刻，华盛顿的人们比以往更加有理由感到惶恐不安。正如后来马修·李奇微将军注意到的那样，当中国人首次发动进攻的时候，麦克阿瑟把它当作一次灾难，并立即致电华盛顿，对于任何有可能阻止他炸毁鸭绿江上桥梁的禁令表示抗议。如果允许中国军队穿过这些桥梁，他说，“就会对我指挥下的美国军队造成毁灭性的威胁”。参联会立刻回电，指出中国的介入，用李奇微的话来说，就是“已经成为事实”。也就是说，对于美军是否应当继续北上，需要做出一番痛苦的权衡。麦克阿瑟再次回电，却与自己前一封电报自相矛盾地告诉华盛顿不用担心，美国空军完全有能力保护他的陆军，从而挫败任何挡住去路的强敌。随着美军继续一路北上，决定朝鲜战争最终命运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在自己征服朝鲜半岛的伟大梦想与在强敌当前的局势下置美军安危于不顾两者之间，麦克阿瑟最终选择为实现自己的个人梦想而将美军推入险境。

对此，华盛顿的高官们无可奈何。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后来写道，我们起初寄望于中国人、后来又寄望于麦克阿瑟去控制战争。然而我们现在对前者无能为力，对后者也力不从心。艾奇逊曾经写道：“麦克阿瑟究竟想要通过向我们展示这次惊人的军事举措达到什么目的？”此时此刻尤为关键的是：一支全新的、骁勇善战的敌军突然出现在战场上。而在大败美军之后，似乎转眼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艾奇逊补充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他们完全有可能像上次那样突然卷土重来，给我们造成极大的阻拦。”

11月2日至4日，在朝鲜半岛另一端一个叫做“水洞”的地方，第10军所属海军陆战队一部在一场与云山之战规模相当的战役中遭到了敌人的痛击，44人阵亡、163人受伤。他们认定，中国人的这次袭击显然经过精心筹划。中国人早已布置好天罗地网，却等不及更多的美国人北上自投罗网。水洞一役足以证明云山之战不是偶然巧合。这是美军停止北上、迅速南撤，从而避免与中国发生更大规模战争的最后一次机会，但是华盛顿却无所作为。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当麦克阿瑟展开这场梦魇的时候，我们就像吓瘫了的兔子，坐在那里袖手旁观。”

愁云惨雾：朝鲜人民军南下1

5个月前，大概是1950年6月15日，朝鲜人民军的6个师秘密开赴韩国边境，与此前驻扎在那里的几支队伍会合。他们一起进行了强化训练，还实行无线电静默。与此同时，大批工兵也被暗中遣送至此，设法加固通往南方主要干道上那些简易桥梁，以便重达32吨的苏制T-34坦克能够顺利通过。二战末期，这个国家一分为二，朝鲜人自己切断了贯通南北的铁路线，然而此时，他们却不顾一切地要修复这些铁路设施。24日夜，天降大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朝鲜人民军的约9万名士兵（至少7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旅）突然穿过北纬38度一路南下。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多路进攻，利用公路干线与铁路加速前进。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行动都异常敏捷。被围的韩国军队目瞪口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天，一位苏联顾问对这次进攻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的行动甚至比苏联军队还快。

1945年，当金日成被苏联安置在平壤时，这位朝鲜领导人就对挥师南下统一朝鲜念念不忘。他在这个问题上毫不退让，一再恳请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准予他采取行动。1949年末，他在一次会议上告诉斯大林，自己要“用刺刀尖碰一碰南方的土地”。

当毛泽东高举革命大旗，眼看就要一统中国时，金日成对斯大林的压力也与日俱增。毛泽东的成功似乎加剧了金日成的挫折感——毛泽东已经一跃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强大的新角色，而他却只能困在平壤无所作为。没有苏联的准许，他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统治半壁江山的他还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于是，金日成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斯大林施压。他所兜售的想法十分简单，听起来也似乎轻而易举：一场共产主义攻势就能让南方唾手可得。在金日成看来，只要朝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一次装甲攻击，南朝人民就会立刻揭竿而起，一呼百应，战争在几天之内就能胜利结束。

过去，斯大林对于金日成的反复恳求一直反应谨慎。美国人没有离开南方，虽然他们的权力仅限于顾问，但是斯大林仍然处处提防，不愿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然而，金日成根本就没有把美国人扶植的李承晚政权放在眼里，并且对自己所鼓吹的那一套深信不疑，因此，他一直对斯大林不依不饶。这样一个一意孤行的人往往是极其危险的。在金日成看来，只要苏联人不再阻拦，同意他挥师南下，那么假以时日他就能所向披靡。同样，李承晚也认为，只要美国人不再令人生厌地对他指手划脚，攻克北方简直易如反掌。

对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一定程度上的军事对峙局面，斯大林并无感到不快。在他看来，双方的对峙程度不算太严重，但足以使双方擦枪走火。斯大林有时会鼓励金日成继续打击李承晚政权。“现在进展如何，金日成同志？”1949年春，他在一次会议上问道。金日成解释说，那些南方人让事情变得十分棘手，边界地区冲突不断。斯大林问他：“你在说什么？难道武器还不够用吗？你必须和南方人直接对打。”他想了想，然后又说：“打击他们，打击他们。”

但是，允许朝鲜进行“侵略”却又另当别论。苏联的领导人并不急于公开制造事端。随后，一系列外部事件的发展改变了斯大林的态度，其中包括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的那篇演说。艾奇逊似乎是在暗示，朝鲜已经不在美国的亚洲防御范围之内，而莫斯科则把他的演说解读为，如果朝鲜境内发生任何冲突，美国可能不会轻易介入。这篇演说是对那一时代最坚强的外交人物的重大误解，因为它严重影响共产主义势力的判断。中国共产党统一中国后，艾奇逊一直试图解释美国的亚洲政策，但最后反而向共产主义世界发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错误信号。数年以后，他的老朋友艾弗利尔·哈里曼说：“恐怕这一次迪安搞砸了。”

为了得到斯大林的准许，从1949年末到1950年初，金日成一边加紧厉兵秣马，一边三番五次赶赴莫斯科进行游说。在这几个月里，苏联一直抱着静观其变的态度，想要看看如果允许金日成南下，自己能够有多少胜算。最后，他们认为美国人不会插手。在斯大林的要求下，毛泽东与金日成面对面地就美国可能采取哪些行动进行了一次讨论，并且一致认为，美国人参战以拯救这块“弹丸之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无须中国派出援军。但是日本仍是该地区一个不能轻视的劲敌。毛泽东允诺，如果日本妄图介入这场战争，那么中国一定会向朝鲜提供人力和物力援助。

中国发生的事情也对斯大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美国人曾经信誓旦旦地告诉自己忠实的盟友蒋介石，如果中国大陆全线告急，他们一定会进行军事干预，却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如果毛泽东发动的战争能在中国农民当中一呼百应，并且最终取得成功，那么韩国的农民会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响应金日成的号召呢？难道他不是有先例可循吗？于是，金日成的计划逐渐赢得了莫斯科方面的支持。1949年末，毛泽东第一次与斯大林会面时，两人共同商讨了金日成的作战计划。斯大林暗示，可以让大约1.4万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朝鲜族士兵加入朝鲜人民军，对此毛泽东表示同意。在一本名为《不确定的合作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中，历史学家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以及薛理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开创性地研究。他们写道，金日成的这次游说活动表明，“斯大林最终决定支持朝鲜的军事行动，但又刻意与他保持距离，不愿直接介入其中。”斯大林在这里玩了一个极其微妙的游戏，给朝鲜一个半绿半黄的暧昧信号。由于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并不一定会按照金日成的预言进行，斯大林可不想参加这次千难万险、代价高昂的冒险行动，或是在这次行动的批准书上留下指印。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国内战争的最终胜利进一步刺激了金日成的野心。他认为现在轮到自己大显身手了。1950年1月，在为朝鲜驻华大使举行的饯行午宴上，金日成再次对苏联大使馆几位高级官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金日成说：“中国已经解放了，现在是解放韩国人民的时候了。”他又说，为了解决统一问题，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接着，金日成把特伦蒂·什特科夫上将这位实际上在朝鲜的苏联统治者拉到一旁，请他安排自己与斯大林再次见面，然后再与毛泽东会面。1950年1月30日，也就是艾奇逊发表演说的18天以后，斯大林拍电报请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我会在这个问题上帮助你。”当什特科夫将这一消息告知金日成时，后者表示十分愉快。

愁云惨雾：朝鲜人民军南下2

1950年4月，为了打消斯大林的最后一丝顾虑，金日成在白汉勇的陪同下访问莫斯科。这位南方的共产党领袖向斯大林保证，南方人民会在北方发出信号的第一时间内一呼百应，揭竿而起。然而南方人民并没有真的揭竿而起，白汉勇也为了自己夸下的海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4月10日到25日这15天当中，金日成和白汉勇一共与斯大林见了3次面。金日成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稳操胜券，因为在他身旁的人总是说，他有多么受人爱戴，而李承晚有多么令人憎恨，南方人民早就对他的到来望眼欲穿了，与李承晚听到的逢迎之词恰恰相反。这两者当权都已经有五年之久，而无论南方人对于李氏政权如何怨声载道，对平壤的高压政策他们同样也闻之色变。作为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金日成可想不到南方人是这么想的，也不认为自己的政权有压迫性。他始终坚信，在北方崛起的新朝鲜乃是一个真正的公平正义的民主国家。

金日成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冒着与苏联和中国开战的危险对朝鲜进行干涉。至于毛泽东，这位中国领导人历来都对朝鲜半岛的解放事业表示支持，而且愿意派兵去援。不过，金日成似乎早已成竹在胸，不需要中国军队的任何帮助。当时，斯大林告诉金日成，虽然自己与他的立场一致，但是不会提供过多的援助，因为自己在其他地方尤其是欧洲还有更多重要的考虑。因此，假如美国真的介入，金日成没法指望苏联派兵增援。“如果到时候你打不过美国，我不会出手相救。你还是得让毛泽东助你一臂之力。”金日成的任务，斯大林说，就是向那位对“东方之事知之甚深”的毛泽东寻求更为可靠的援助。

这是斯大林的典型作派。他既不出言反对，也不提供援助，而是把责任推给了一个眼下立足未稳、但是却对他感恩戴德的新生共产主义政权。毛泽东一直想要一统江山，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却遭到美国横加阻拦，如果他想要收回国民党的最后阵地，就不得不仰仗苏联的力量。因此，斯大林很清楚自己能够对毛泽东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开始与苏联方面密切磋商，请求提供必不可少的空中与海上力量。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在北京秘密会见了毛泽东。让中国领导人感到惊讶的是，金日成出言鲁莽，甚至让人觉得他有勇无谋。第二天，毛泽东收到斯大林来电，电文中确认苏联对金日成的进攻只能给予十分有限的支持。于是毛泽东承诺要向金日成提供援助，并且询问他是否需要中国向中朝边境派兵，以防美国介入。金日成对此一口回绝。后来，毛泽东对自己的俄语翻译师说，金日成的回答“十分傲慢”。中国人对金日成以及他的做派极其恼火。他们原本以为，这是一个危难中的小国的代表向一个刚刚在国内战争中大获全胜的大国统治者求援，而中国会慷慨大度地施以援手。中国人认为，金日成表现得毫无敬意，好像他来北京只是为了兑现自己对斯大林的承诺而已。显然，在金日成看来，朝鲜的统一大业无需中国人染指。他坚定不移地相信，战事不出一个月内就会结束，即使美国想要出兵，届时恐怕也为时已晚。但是，毛泽东向他暗示，既然美国一手扶植了李承晚政权，日本又是美国东北亚政策的关键所在，那就不能完全排除美国介入战争的可能性。金日成对这一暗示无动于衷。至于援助问题，苏联会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他这话倒是不假，苏联的重型武器已经通过补给通道陆续运抵平壤。（在战争开始之前，人民军的装备不仅远胜于韩军，而且也大大超过了仍在使用从日军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武器的中国军队。）

正如沈志华所言，毛泽东向金日成暗示，要想“速战速决”，人民军应当绕过城市，不要让部队陷入城市战中，而要打击李承晚军队的军事要地。速度是关键。毛泽东预言般地向他承诺，美国要是参战的话，中国一定会出兵相援。这次会见结束以后，金日成当着毛泽东的面告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他与毛泽东对自己即将发动的这次进攻意见一致。这话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毛泽东并不高兴，因为这个年经人自负、鲁莽、军事经验不多，而且还有不容分说的态度与越俎代庖的行径。

在此之前，朝鲜一直都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而苏联人也一直在刻意淡化中国方面的影响。随着战事日益临近，金日成身边的高级顾问——那些苏联的将军们逐渐接管了策划战争的大权。他们认为金日成此前制定的进攻计划并不高明，并且根据苏方的意图进行了修改。在历次高度敏感的战争计划会议上，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和人民军中的亲华人士都被刻意排除在外。某些重型武器也是通过海路而不是铁路运抵朝鲜，为的就是绕开中国。显然，朝苏双方都想尽量缩小中国的作用。金日成曾经暗示，希望在6月中下旬雨季来临前的某一时间发动攻击。最后，斯大林同意把时间定在6月末。苏联最后一批、也是最大的一批军火已于6月初运达。距离朝鲜发动进攻的日期越近，苏联的指使就越明显。直到6月27日，也就是朝鲜人民军越过北纬38度两天以后，金日成才通报中国当局。在此之前，中国只能依靠广播报道获取有关消息。当金日成终于接见中国大使时，一口咬定是韩国首先发动攻击，不过中国人清楚他在撒谎。有意思的是朝鲜“入侵”前几周三方（苏、朝、中）的态度。尽管金日成一直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但这三国之间由于某些历史原因而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紧张和对立，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很低。

对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来说，这不是一场内战，而是一次越过国界的进犯，是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行径”。因此他们很容易就联想到，西方国家因没有及时阻止希特勒的侵略行为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这种观点对于中国、苏联和朝鲜却显得匪夷所思。他们认为，1945年美国授意作为南北朝鲜分界的那条38度纬线，根本就不是什么边境线（几个月后，当美军与联合国军越过此线向北进发时，他们的观点却一反往常）。在他们看来，朝鲜在6月25日的所作所为与当时印度尼西亚尚未结束的、而中国业已结束的国内战争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他们代表朝鲜人民的利益所进行的长期斗争过程中的一次行动而已。

愁云惨雾：朝鲜人民军南下3

实际上，早在北方发动攻击的前几周里，就已经出现了某些征兆。不过，在当时美国情报部门获悉的关于虎视眈眈的南北双方的报告中，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正反两面的消息证明某些事件即将发生或者根本不会发生，因此这些迹象很容易从情报人员的眼皮底下溜走。如果当时稍加留心，美国人也许能够从中发现一些不祥之兆。一位年轻的前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驻华官员杰克·辛格劳布当时正在培训一批韩国特工去寻找一些能够证明平壤方面不再采取“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的证据。随后，他派遣这些人越境潜伏。这些人都是新手，而且他们的训练也没有达到最高水平，因此这些特工的任务就是搜寻那些最简单的迹象：首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边境地区有无疏散或者撤离当地居民的行动，因为这是战争准备正在进行的信号，而共产党当局对此会极力掩饰；其二，他们有没有对一些小型桥梁进行拓宽或者加固；其三，有没有人从事任何有可能重新开通南北铁路的活动。

辛格劳布的手下都很年轻，但是他认为有些人相当优秀。到了春末，他已经搜集到不少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情报显示，朝鲜正在向边境地区派遣精锐部队，同时悄悄撤离当地平民。此外，他还得知有些桥梁正在被加固，而每到夜间，边境地区就有人加紧修复铁路。因此，辛格劳布相信，尽管有关情报铺天盖地，但边境地区源源不断的事件足以证明，这里必有大事发生。

然而，辛格劳布的工作却受到了诸多方面的束缚。作为一名曾经在战略情报局就职的现任中央情报局官员，他甚至不能公开在朝鲜半岛搜集情报，因为无论是麦克阿瑟还是情报部长威洛比都对战略情报局恨之入骨。二战期间，他们就将该局排除在自己的战区之外，现在他们又故伎重演。麦克阿瑟的宿怨部分来自于他素来为人所知中的反英情绪，以及对那些在战略情报局影响甚深、威望颇重的东方当权派的不满情绪，部分则是出于某种更为实际的考虑。如果他的情报部门能够垄断这一战区的所有消息，他就更有可能掌控该战区的决策大权。因此他和威洛比都希望，在亚洲那些他们的地盘上发生的事情，五角大楼和杜鲁门政府最好能完全依赖他们的情报，这样麦克阿瑟就不会被反面情报所掣肘。掌握情报就等于掌控决策权。

此前造访过东京的乔治·凯南对东京司令部忽略正在发生的事情丝毫不感到奇怪，因为他对麦克阿瑟的参谋，尤其是那些华而不实、极端反共、过度自信的情报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深感怀疑。某次他对一位空军高级军官说到，如果美国从韩国撤出地面部队，那么朝鲜半岛地缘政治形势将变得极为脆弱，这位军官却不以为然地认为根本没有使用地面部队的必要，因为驻冲绳的战略轰炸机足以击退任何可能来犯的敌军。然而，凯南表示难以苟同，因为他曾经目睹过中国内战，中共的军队似乎并不惧怕国民党的空中打击。随后，在1950年的5、6月间，凯南在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一些同僚听到一些风声，据说共产主义世界即将有大事发生，而且很快就会有大批军队投入到战斗之中。当时，美国的各个情报部门在对整个共产主义阵营进行了深入分析之后，信心十足地认为，无论是苏联还是其东欧的卫星国，都不可能轻举妄动。凯南却认为，也许朝鲜有这种可能。然而从军中传来的消息却是，所谓的共产主义袭击完全是“无中生有之事，因为韩国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作战能力远在北方之上。”

来自辛格劳布手下情报员的报告被威洛比之流打上了“F-6”的最低等标签，就是说该特工不值得信任，其报告的可信度极低。因此，朝鲜人民军在清晨挥师南下时，韩国军队及其美国顾问团完全猝不及防。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双方就不是势均力敌。朝鲜人民军骁勇善战，武器装备也相当先进。他们的武器大都是专为此次进攻而由苏联新近制造并且运抵朝鲜的。他们的士兵训练有素，而且人数上几乎是韩军的两倍，其中将近一半士兵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经毛泽东允许，大约有45 000名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朝鲜族士兵逐步调入朝鲜人民军中。这批官兵思想坚定，多数人有十年以上的军旅生涯，并且在一场军事装备始终处于劣势的战争中幸存下来。实际上，人民军是刚刚在北方扎根的威权社会的良好写照，是一支令行禁止、纪律严明、等级森严、信仰坚定的队伍，为同样令行禁止、纪律严明、等级森严、信仰坚定的政府服务。这些士兵大都出身农村，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极其不满。一开始，当权者把他们的怨恨归咎于生活的贫困、日本统治者的暴虐无道以及上流社会与日本人的同流合污，而眼下在他们心里，美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新的仇恨对象。如果无人刻意强调这些那倒也没什么，然而生活的残酷却无时无刻不地反复强化着这些信条。

在首尔，作为韩国政治和军事顾问的少量美国人反应迟缓，很晚才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一切，才意识到有10万北方大军将杀过来。朝鲜的进攻始于当地时间周日凌晨4时，即华盛顿时间周六下午3时。时任美国驻韩国大使的约翰·穆奇欧是国务院才具非凡的官员之一，然而却是在战斗开始4个小时后才从一位助理打来的电话中得知这一消息的。“你可要坐稳了，”美国驻韩大使馆临时代办埃弗雷特·德伦姆莱特对穆奇欧说，“共军正在全线进攻。”李承晚在清晨6时30分听到这一消息，也就是说，在其间至少有一个半小时，他没有通知美国人。穆奇欧与德伦姆莱特通话结束后，两人决定在使馆见面。在前往使馆的路上，穆奇欧碰到了合众社记者杰克·詹姆斯，詹姆斯本来打算处理一些工作然后就去野餐的。穆奇欧告诉詹姆斯，有报告说朝鲜人在全线进攻，自己正要去核实这一消息。詹姆斯一进大使馆就遇到了一位在军情部门工作的朋友。这位军官问詹姆斯：“你听说边境那边出事了吗？”詹姆斯回答说：“我听到的不多，你都听到了什么？” 这位军官答道：“见鬼，除了第八师的地盘以外，恐怕他们早就无孔不入了。”

听到这些消息后，詹姆斯立刻来到一部电话机旁，开始疯拨电话，试图把这些只言片语拼凑起来。随后，大约在上午8点45分，一名海军陆战队警卫保罗·杜普拉斯中士问他出什么事了。他回答说，朝鲜人已经越过边境。杜普拉斯说，这没什么，这种事情时有发生。詹姆斯答道：“是的，但这次他们开着坦克。”随着各方面的细节越来越多，詹姆斯在当地时间上午9点50分左右发布了第一则新闻快报。此前他一直在城里四处打探消息，等回到大使馆后，一位在军情部门工作的朋友告诉他，现在是让华盛顿了解一些情况的时候了。詹姆斯觉得，既然他们能够接受这样的消息，那么自己当然也可以接受。于是，詹姆斯字斟句酌，他后来这样说，为了尽量避免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事关一场战争，没有必要再去夸大任何事实，此后数小时以及数天当中，更详细的报道一定会接连不断。虽然合众社向来因其恶趣味而臭名昭著，但是这一次詹姆斯却自作主张，用最快的速度发了这则新闻快报。由于他行动迅速，因此他的报道第一个到达美国，并且立即被刊登在周日的晨报上。这则报道的措辞是典型的通讯社风格：“据纽约合众社25095通讯员詹姆斯紧急报道，陆续有消息称，朝鲜军队于周日上午穿过北纬38度线，全线进攻。当地时间9点30分的报告称，距离首尔西北40英里的开城和韩1师师部已在9时失守。敌军已抵达翁津半岛南三四英里处。据息，敌军在距离首尔西北50英里处的春川地区使用了坦克……”

愁云惨雾：朝鲜人民军南下4

此后，华盛顿也不断收到大使馆的报告，但是詹姆斯的新闻快报是第一个触动美国神经的人。当合众社以及其他新闻机构纷纷致电政府高官想要确认这一消息时，他们才如梦初醒，一场始料未及的新战争已在朝鲜半岛拉开了序幕。

当朝鲜人发动进攻时，麦克阿瑟的反应出人意料地迟缓。他对那些有关北方入侵的最初消息似乎无动于衷。相反，他对周边一些人感到忧心忡忡。这些人不光是出于国内政治原因而要架空他的自由派人士，还包括那位与国家安全部门过从甚密的极端保守派人士、共和党影子内阁国务卿、时任国务院顾问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及曾经作为杜勒斯的助手到访过首尔和东京的国务院强硬派人士约翰·阿利森。

当朝鲜发动进攻时，杜勒斯与阿利森恰巧正在东京，他们是为与日本签署正式结束美国对日占领的和平条约而来。在战争爆发的数天前，他们一同来到38度线附近韩军的一处地堡视察，还与当地的军人合影留念。当时，杜勒斯头戴一顶招牌式的卷边帽，好像要去华尔街参加银行家大会一样。国务卿艾奇逊说：“福斯特竟然戴着一顶卷边帽出现在地堡里，这幅景象可真是让人啼笑皆非。”他对杜勒斯这个一心想占据自己职位的人一点好感也没有。18个月前，在汤姆·杜威竞选总统的时候，杜勒斯满以为自己能坐上艾奇逊现在的位置。第二天，这位从不自恋的杜勒斯竟然在韩国国民议会上摆出一副满腔正义悲天悯人的样子发表演讲。他告诉议员们：“你们并不孤单。只要继续为人类的自由事业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你们就永远不会孤单。”这篇演讲稿是专门为杜勒斯在华盛顿讲话而量身打造的，执笔人就是在几个月后的强硬派中坚人物、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政策规划司司长保罗·尼采。尽管杜勒斯的演讲用词夸张，但是人们没有理由觉得韩国陷入危境。就在几天前，杜勒斯和阿利森听过威洛比将军的汇报，汇报中没有提及朝鲜可能发动袭击之事。

当朝鲜发动攻击时，杜勒斯与阿利森私下里一直对麦克阿瑟总部某些人的意见十分关注，这些人在意识形态上对朝鲜抱有同情心，但不是麦克阿瑟团队的核心成员。一开始，传来的消息非常不利，可是麦克阿瑟及其手下却令人难解地漠然置之。6月25日，也就是攻击发生的周日晚上，麦克阿瑟在情况通告会上显得非常放松。他告诉杜勒斯与阿利森，之前的有关报道都是不确定的。他说：“这很可能只是一次武力侦察而已。如果华盛顿不在那里碍手碍脚的话，我把一只手捆在背后都能对付他们。”接着又补充道，李承晚总统曾经要求美国增援一些歼击机，虽然他认为韩国人还玩不转这些飞机，但是为了鼓舞士气，他还是打算送一些过去。

阿利森觉得，麦克阿瑟信心满满的态度一度让杜勒斯如释重负，不过他还是想给艾奇逊和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拍一份电报，请他们立即增援韩国。但是，阿利森和杜勒斯与麦克阿瑟圈外的人士交流越多，他们越感到事关重大。当晚，阿利森前往老朋友横滨港司令克伦普·加尔文准将家中赴宴，后者向他透露，最近两三周第8集团军情报部门的多份重要报告显示，朝鲜边境附近居民正在被悄悄地疏散，并有大批军队在该地集结。阿利森大吃一惊。加尔文对阿利森说：“凡是看过这些报告的人都明白，很快就有大事发生。不知道东京的情报部门都在干什么。”

（地图）4. 朝鲜入侵，1950年6月25~28日

到了周一，前方的事实与麦克阿瑟总部的情报之间的出入似乎已经越变越大。美国驻韩大使穆奇欧下令美国妇女儿童要尽快撤离韩国。麦克阿瑟仍然摆出一副听之任之的模样，还暗示穆奇欧的做法有失妥当。他信誓旦旦地说：“没有必要在韩国引起恐慌。”然而，前线传来的坏消息却是一条接着一条。当晚，这两位高级官员开始分头行动，阿利森前往东京与某些高官共进晚餐，杜勒斯参加麦克阿瑟的一次私人晚宴。晚餐期间，阿利森看到不断有高级新闻记者与外交人员进进出出，核实来自各个方面越来越多的不利战报——韩国已经溃不成军。傍晚之后，阿利森决定与杜勒斯核实一下情况，想来他在晚宴上得到的消息一定比自己多得多。“我想你一定听说了朝鲜方面的坏消息。”他说。然而杜勒斯却表示对此一无所知。“难道你不是与将军共进晚餐吗？”“是的。”杜勒斯回答，席间只有麦克阿瑟夫妇及他们夫妇四人，晚餐结束后大家还一起观看了将军最喜欢的一部娱乐片，没有人打断他们的晚宴。于是，杜勒斯打电话给麦克阿瑟，问他有关韩国溃败的情况。将军回答说他要先了解一下情况。阿利森后来写道：“让一个国务院代表告诉美军司令他的后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恐怕屈指可数。”

第二天，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穆奇欧大使报告说，首尔已经开始撤离行动，李承晚政府准备撤到汉江以南的大田。就在当天，杜勒斯和阿利森准备飞回美国。他们在羽田机场候机时，麦克阿瑟来了，神色异常，这让阿利森感到十分诧异。这位两天前还洋洋自得、顾盼自雄地认为朝鲜不过是在搞武装侦察的风云人物现在却垂头丧气、满面阴云。虽然他们此前就听说过这位将军有些喜怒无常，但是乍见之下，杜勒斯和阿利森还是感到无比震惊。麦克阿瑟宣布：“韩国已经全线失守，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的人安全撤离。” 阿利森后来写道：“我从没见过麦克阿瑟将军像1950年6月27日那天那样灰心丧气、萎靡不振。”

然而，更让人大惑不解的还是飞机因机械故障而延误时麦克阿瑟的举动。告别仪式似乎没完没了，这时陆军部长来电，要求在东京时间下午1点与将军进行一次电讯会议。由于当时的通讯手段尚不发达，所谓电讯会议就像通过打字员之间的文字往来而进行的电话会议。杜勒斯与阿利森一致认为，这一定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因为华盛顿急切地想从这位身在前线的总司令那里知道，应当如何应对这次重大危机。麦克阿瑟必须立即离开羽田机场才能赶上这次会议，但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这位将军满不在乎地告诉助手，他正忙着为杜勒斯送行，华盛顿方面与他的参谋长谈就行了。麦克阿瑟的做法让杜勒斯极为不解，于是他设计让麦克阿瑟履行自己的职责：他让机场方面呼叫他们一行人立即登机。直到这时，麦克阿瑟才起身前往总部。此后，杜勒斯以及随行人员又返回贵宾室等了几个小时。后来阿利森才得知，就在那次电讯会议上，杜鲁门政府决定向朝鲜半岛派遣美国的空中和海上力量。这可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

有些人会由此而联想起当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同样措手不及。他低估了日本在太平洋美军势力范围内的打击能力，再加上各级指挥员的疏于防范，致使日本空军一举摧毁了美国在复活节岛上的所有轰炸机，而那时已是日军偷袭珍珠港9小时之后，他们在这段时间内竟毫无作为。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斯·黑斯汀写道：“在其他国家，像他那样经历了美军1941~1942年在菲律宾的惨败后，不仅撇开一切责任，而且还能在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将领恐怕少之又少。像他那样在巴丹一战中放弃自己的指挥职责，与亲信甚至仆人逃出生天，还宣称自己对于国家的价值远远高于那些为之牺牲的将士的将领，恐怕更是鲜有其人。”看来，那些适用于他人的规则并不适用于麦克阿瑟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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