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全集）

Jay Taylor 著，林添贵 译
简介
一九四九年两岸分治，此后蒋介石的历史评价始终摆脱不掉“丢掉中国的人”。其专制性格，加上白色恐怖的印象，也似乎掩盖了他的复杂功过。然而蒋介石是唯一在中国与台湾都曾掌权的政治领袖，终其一生不断参与具世界影响力的政治事件，且其时问长度近代少有人能及，这些都在在凸显评价蒋介石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蒋介石的政治生涯，涵盖现代中国在共和初期后逾五十年的发展。做为国民党继孙中山之后第二位政治领袖，蒋介石面临的是，共和初期的地方军阀割据，与毛泽朿共产势力的意识形态竞争，新一波帝国掠夺造成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的冷战对抗。一九四九年他六十二岁，因国共内战失利避走台湾度过晚年，在这之前的二十五年，他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於其任内催生中国脱离帝制后第一部明文宪法，然而最终实现他政治理念的地方却是在台湾。换言之，蒋介石的一生牵动的是现代中国的挣扎，以及世界局势的复杂竞合。

做为极端正反评价皆有的政治人物，作者陶涵透过近几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以及相关档案，力图将蒋介石描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一方面会称中共为匪，却敬佩他们的纪律与效率；多次受史迪威侮辱、冒犯，但训斥后便不再记恨；年少时曾经风流，却对“美妹”情有独钟；思念儿子却谨守家国分际，不愿用条件与斯大林换回“经儿”。然而陶涵在书中亦清楚道出其对属下贪腐的姑息，要求忠诚至上的残暴行径，和外交手腕的拙劣与失败。随着相关档案的透明公开，不论两岸或史学界，对于蒋介石的评价正在转变，而本书也成为第一本紧扣时代、贴近人物的蒋介石传记。

作者与译者
封一
封二
媒体推荐
导读：重评蒋介石
中文版序
英文版序
注释说明
第一部：革命
第一章：新儒家青年
第二章：北伐与内战
第三章：南京年代
第二部：抗战
第四章：长期战争开始
第五章：蒋介石和他的美国盟友
第六章：中国战区
封底
作者与译者
封一
封二
媒体推荐
第二部：抗战
第七章：雅尔达、东北和战后战略
第三部：内战
第八章：妄想胜利
第九章：大失败
第四部：岛屿
第十章：荒漠甘泉
第十一章：操控保护人
第十二章：换档
第十三章：尼克松及晚年
结语
译后记
封底

作者与译者

作者：陶涵（Jay Taylor）

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通晓中国语文及事务。曾任职台北美国大使馆，负责政情报吿与分析；美国与中共建交后，任北京美国大使馆政治参事，后任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蒋经国传》。

林添贵

台湾大学毕业，历任企业高阶主管及新闻媒体资深编辑人，现任逢甲大学兼任助理教授。译作极丰，有《蒋经国传》、《裕仁天皇》、《转向：从尼克森到柯林顿美中关系揭密》、《季辛吉大外交》（合译）、《大棋盘》、《将门虎子》、《买通白宫》、《李洁明回忆录》、《东方惊雷》、《黑社会之华人黑帮纵横史》、《罗马跨国企业》、《恶兆——中国经济降温之后》、《黑道无国界》、《我的老板是美国总统》等。

封一

封二

媒体推荐

透过蒋介石日记的慎选引用，陶涵成功表露蒋介石的个人特质。陶涵拒绝一般认为这些日记不值一晒，毫无历史旨趣的想法，相反的，日记引文搭配上重大政治、军事局势的生动细述，他让我们更贴近这些还在成形的思考。因此某种程度上，陶涵在蒋介石与他置身的世界之间建构了更具个人感性的连结。

——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耶鲁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纽约时报》书评

陶涵拿新史料为基础，以全新观点诠释蒋介石不凡、长寿的一生，并且对蒋的动机和行为提出具争议但让人信服的新解读。此一生活现在论述，将会成为一本经久不衰的权威之作。

——黎安友Andrew J.Nathan，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蜕变中的中国》作者

蒋介石的故事是如此庞大、如此与现代中国的故事重叠交织、如此复杂，因而他的故事无法被化为杰出的传记。而今，陶涵对这位二十世纪重要领袖提供了一本有分量、生动好读的传记，本书捕捉蒋的人生及其时代，比过去任何一本英文著作的成功。

——柯伟林William C,Kirby，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

这本由哈佛大学出版、陶涵执笔的迷人传记让我们看到，过去对蒋介石和国共内战的传统观点是扭曲不实的。这是第一本充分运用蒋家档案的蒋传，其中包括蒋的亲笔日记。书中呈现的是一个微妙有远见的思想家，而不是美国将军史迪威口中的“花生米”。

——《经济学人》

陶涵为隐藏蒋的残暴和外交上的失败，他尊敬蒋介石是因为意识到，蒋以合理的手段统治一个几乎无法被驾驭的国家，而且比起那些美国顾问，蒋更了解他的敌人们。

——《出版人周刊》

导读：重评蒋介石

吕芳上

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继承性创业者”的难局

日本评论家山本七平著的《帝王学》，从“贞观政要”中体悟领导艺术，提出“继承性创业”的概念，认为无论是唐太宗或德川家康都属於继承性的创业者。乍看之下，这一名词似乎矛盾，其初意是指后继的领导者打开局面时，勿忘初志，保持前人的创业精神，实乃兼含创业与守成二义。创业属阳刚，辛苦奋斗才能获得；守成是阴柔，必深处“忧患慎重”之中。蒋介石一生矢志恪守孙中山主义、遗志。1920年代孙由建国走到主导政治新局，志业尚待展开而撒手人间，蒋以军事强人、黑马姿态获取大任，且以孙的继承者自居，既要守成还得创业，革命历程矛盾纠结，险象环生，艰苦备尝，终其一生实未曾完成建国使命。蒋介石初期自视为革命家，既握大权，还常慨叹“无组织、缺人才、没情报”，对立者迭起，被视为保守主义者、现实投机者，终与民主斗士无缘。1949年避难台湾，自认感受平生未有之辱，人亦多以失败者视之。虽以顽强意志，亟思再起，但终赍志以殁。这位“继承性创业者”盖棺之后，几十年来其事业肯定、否定由人，称他矛盾一生、一生困顿，实不为过。蒋介石的确是20世纪复杂又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要写好他的传记并不容易。

二、制作的蒋介石

蒋介石（1887～1975）个人的奋斗史，可以反映民国历史发展的许多重要面向，他辞世三十年仍然看不到一本好的传记。根据柏克（Peter Burke）的说法，像法国路易十四这样的“伟人”，形象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当然也可能被他的敌人“丑化”。从1920年代初叶开始崭露头角到70年代中叶过世，蒋从来就不是没有争议的政治领袖，对他评价的消长，正反映了政治的现实与时代的剧变。早期的传记、年表，如《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毛思诚编，1937年），熊式一的蒋介石英文传记（1948），董显光的中、英文《蒋总统传》，秦孝仪主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78年），甚至於透过日人古屋奎二执笔的《蒋总统秘录》（1974年），多是出自官方授权，刻意型塑“伟人”形象做为宣传利器，其中多数的作品看不到蒋介石这个“人”。在中共开动反宣传机器之前，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1947年）应该是较早从政敌角度“揭发”蒋的负面书；待二战后到70年代，国共斗争激烈化，中共出版《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1948年）、《金陵春梦》（唐人（严庆澍），1958年）、《黑网录》（陈少校，1963年）等书，贬抑蒋为“流氓”、“草包”，把蒋等同“卖国贼”、“人民公敌”、“帝国主义走狗”，很影响大陆一般人对蒋的观感，甚至成为当年台湾留学生出国必读的海外“禁书”，影响不可小觑。西方的早期著作，如林百乐《蒋介石的中国》（Paul M.A. Linebarger, The China of Chiang Kai-shek: A Political Study, 1941）、项美丽的《蒋介石别传》（Emily Hahn, Chiang Kai-Shek: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 1955）、白英《蒋介石》（Robert Payne, Chiang Kai-shek, 1969）等，内容仅及蒋的前半生，不严谨也不完整。

1975年，蒋介石过世之后，在台湾学界首见的蒋传，是出自擅长“细说”历史的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1977年）或因系匆忙推出的应景之作，最多只能是相当粗糙的“浅议”书。随后几年，台湾民主化，史学研究的钟摆，摆向政治史、人物研究之外的领域，国共关系虽开始改变，政治史材料也空前开放，但国共历史却都引不起史学界的兴趣，蒋生平的研究也几近停摆。不过，90年代台湾同时出现了对蒋看法截然不同的两本传记。1994年，旅美史家黄仁宇出版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当时蒋日记还没开放，黄辛勤地淘沙捡金，从毛思诚、秦孝仪及古屋的书中截取日记作为素材，用惯用的“大历史”手法，把蒋的错失归咎於时代，给人家“小批大捧”的印象。1995年李敖、汪荣祖合作出版的《蒋介石评传》，引人瞩目。李说要“以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批判味十足，这种几近“自力报复”的蒋传，有学者评之为“雷声大雨点小”。

有意思的是，这些年中国大陆学界对蒋介石看法有了转变。不过在80年代前后，仍可明显看出中共的态度决定了学者的角度。最近二十年来，大陆学界连续出版过蒋“生平”、“传”、“传稿”、“评传”、“外传”等，不下十数种书刊，仍多在特定意识形态内打转，不免“戴帽”、“穿鞋”贴标签，看不到“学术”。1980年代初期，荣孟源以“封建吸血鬼的儿子”、“上海流氓”为蒋的身分定调，杨树标以“肯定”、“否定”分阶段给蒋定位，到近年有限度肯定蒋在抗日时期正面的战场领导地位，直到90年代才给他“民族主义者”的称号。对蒋而言，或许得来不易，但严格说大陆学界还不能不听“党”的话。世纪末，有些学者（如杨天石等）开始以扎实史料为基础，以专题研究还蒋本来面目。但迄今仍看不到一本完整学术性的蒋传。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同样的转向也在西方出现。70年代美籍华裔学者陆培涌（品清）写过一本用心理史学解释蒋介石的青年时代专著（Pichon P.Y. Loh,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A Study of His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1887～1924, 1971），很具学术意味，可惜他没能看到后来才公布的《蒋介石日记》。蒋过世之后，写过戴高乐和斯大林传的英国传记作家柯如齐（Brian Crozier）与前香港《大公报》资深记者、被中共视为”叛徒“的周榆瑞（Eric Chou），两人合写的《失去中国的人》（The Man Who Lost China: the First Full Biography of Chiang Kai-shek, 1976）号称第一本蒋介石全传，内容却沿袭70年代中共官方对蒋的论调，以二手材料认定蒋教育少、思想保守，头脑简单、缺乏创见，反共不反日，是战术家不是战略家，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可谓陈说毕见。有意思的是这本70年代的应景批蒋作品译成中文，1992年先在蒙古呼和浩特出版，当时未受注意，到今年（2010）改由北京国际文化公司重新包装上市，却大大引起媒体瞩目。中文版把合著者周榆瑞的名字刻意抹去。21世纪初的译书，竟引导读者回到70年代对蒋的认识和评价，令人诧异。

80年代之后，美国历史学者开始自由进出大陆实地观察与研究，“一觉醒来回到解放前”，对文革、对现实中国的重新认识，使汉学家重评毛泽东的个人和时代，相对的也重估蒋介石的个人与时代。芝加哥大学的艾恺（Guy S. Alitto）在1986年发表《西方史学论著中的蒋介石》长文，代表西方学界重评蒋介石历史地位较早的呼声。2005年，香港南华早报记者范比出版他的新作《委员长：蒋介石和他失去的中国》（Jonathan Fenby,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an He Lost, 2005），号称是近30年来第一本蒋的传记。范比以西方人角度，抛开国共两党的观点和框架，试图由蒋介石的发迹到中国大陆沦失的历史过程中，寻求蒋的角色、美国对华政策的得与失。他对蒋和毛俱无好感，但在“成王败寇”的意识下，仍不免对蒋有武断批评。他有新闻记者的文笔，行文引人，可惜讨论历史重要事件多用二手材料，谈到蒋氏夫妇个人生活问题，多人云亦云，又喜欢用假设语式，不符史法。尤其以1949年为断限，终有所不足。

显然，加工制造写一定看法的蒋介石，不难；写不带成见、真实的蒋介石，不易。

三、追寻“凡人”蒋介石

为历史人物作传，要能不曲笔、不隐恶、不虚美，前提是要有宽松自由的社会与政治环境，能找到关键性原始材料。过去中外学界对蒋介石的研究，都受制于“政论”与“成王败寇”式的论定，拥蒋、贬蒋各趋极端，其中很大的原因是“蒋介石”这一人物的历史仍未有学术研究的成熟时机；另外就是史料迟未开放，学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近年这些条件几全成熟，西方学者最能掌握先机的是陶涵（Jay Taylor）。

2009年，曾为委员长之子立传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陶涵，在哈佛出版为学界瞩目的新书《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这本书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方法与范围上，大大弥补过去研究的不足。大量使用一手史料，尤其作者是西方学者大量利用2006年才开放的蒋介石私人日记的第一人，这是本书绝大特色。同时作者以过去研究蒋经国的基础，扩大且较为详细地讨论台湾时期（1950～1975）的蒋介石，相当程度地超越前人的论述，蒋一生功过因此有了异于往昔的完整交代。陶涵的文笔极好，特别是刻划蒋和他身边人物细腻动人，对史事解说常有肯棨论点，画龙点睛之术更教人佩服。也许因外交官出身，书中对中美外交关系论述最多也最精到，史迪威事件虽属旧题仍具新意，50年代后金、马外岛的弃与守，曾见中美之间的外交角力，作者甚至认为蒋多次以“勒索”方式办成外交，读来偶会啧啧称奇，但也见到蒋介石顽强特质与灵活一面。至於“反攻大陆”的虚与实，恐怕不是只靠单方面的外交文书就能推定的。书中有些论断难免牵强，例如作者不认为西安事变有什么关键性影响，说法不足服人；谈蒋与周恩来亦敌亦友的关系，靠密使来推定，谍影幢幢，不无大胆。书中显示有些问题确是一个洋学者不敢多碰的，例如蒋介石与传统文化，特别是蒋对宋明理学的兴趣；例如蒋的复杂人际网络，兼及党内派系和党团关系；又如蒋日记中所表现的内心世界等，均描述不足。本书也不讳言蒋的矛盾性格，最严重的是个人清廉但却纵容部属贪腐，最后自食其果。总的说，本书对蒋一生的评价正面多于负面、功大于过、誉多于毁。对台湾学界而言，有些论述或有似曾相识、老调重弹之感，但放在西方学界或中国大陆观点下，这绝对是一本翻案性很强、适时“重评蒋介石”（Re-assessing Chiang Kai-shek）的巨著。

作为历史研究者，对蒋介石的了解：是一介凡人、一个继承性创业者、又是中国近代动乱历史的时代见证人。论者早已指出：蒋既是军人也是政治家；是儒者又是基督徒；是革命家又是传统的护卫者；出身农家，却与富豪名媛结褵；一生致力民主理想，执政时却难脱独裁形象；一位重视克己修身的道德家，却不免容忍官员贪腐。他的确具有时代矛盾与冲突的色彩，但也决定了近40年中国历史的发展。在国共斗争中，他是输家，但对近代中国确有诸多贡献。他在台湾时期的政治建设与措施，有可褒亦有可贬，但力图与西方接轨，走向现代化也是不争的事实。蒋介石算不上是枭雄，也称不上是圣贤，要准确研究蒋的一生，这些论说都算面太广、实太虚。蒋介石比毛泽东幸运，因为他较早步下神龛成为“凡人”。至此，历史研究没有拥蒋、反蒋的问题，学者只想知道蒋究竟是怎麼样的平凡“人”？做出过什麼不平凡的“事”？

中文版序

探讨蒋介石的一生及时代是二十世纪一段生动的中国历史，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自十三世纪为蒙古人入主以来最恐怖的时期，同时也是七世纪大唐盛世臻至文化巅峰以来，中国最美好的时期。

若干评论家读过《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后认为，本书不仅会激发对蒋介石个人及他做为领导人的重新评价，也会对中国现代史上若干重大事件的标准诠释重新做出评价。有一个新见解是，除去日本侵略，自1925至1941年，以及1946至1972年期间，苏联在中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至于美国做为主要外来势力，只在太平洋战争的四年，以及1972年上海公报迄今。若无苏联的支持，蒋介石及国民党不可能把中国勉强定于一帜统一起来。若无苏联的援助，在1927年上海清共或是1934年长征后，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存活下来。若无苏联的军事援助，蒋介石的国军部队在1937至1939年间的长江流域抗战，毫无疑问会有更大的败绩，因而导致蒋垮台、国民党内“和平派”的掘起。

没有了苏联的关键结盟和全面援助，中共不可能在东北击败蒋介石。在这场大规模战斗结束前，上千辆货车从北朝鲜把来自苏联的补给源源不断运送到东北的解放军部队。国共内战取决于东北争夺战，虽然它只是这场大规模传统战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游击战以及农村（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不是解放军在东北大捷、中共进而占领大陆的主要因素。

本书指出，蒋早在1946年秋天就考虑退守台湾，即使此时他在东北军事上暂时居上风。这反映出对于和背后有苏联老大哥的中共交战，他一直很悲观。1945年7月，他曾写道，如果试图剿共，而苏联却支持中共，结果相当堪忧。因此当东北战火炽热、美国在1946年初不再支持他接收、管理东北时，他决定在此一地区进行“力保全中国不成、即退守台湾”的规划。他想保住台湾做为最后根据地的强烈愿望，造成他1947年决定无情地镇压“228事件”，以及两年后退守台湾之后采行“白色恐怖”。

他刚退到台湾，虽然头一年就有百万军民难民追随他涌入，美援也还未到位，却能够成功控制住通货膨胀，建立相对良善的政府。可见如果他在大陆能有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国的快速工业化以及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很可能就远远超越中国共产党的纪录。我深信，读者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中文版中将发现许多对中国历史的新见解。

中文版还有一些特色，收入了对蒋介石最后几年日记的引述和评论。英文版2008年秋天付梓时，这批日记材料还未公布，当时也不确定它们何时会发表。我在英文版中描述蒋氏日记尚未发表年份时期的思维，是根据大量访谈蒋的文武僚属、家庭成员、医生、牧师之纪录，以及他和美国外交官及他人的谈话，加上参考一些他的部属、故旧的回忆录。2009年夏天发表的最后一批日记，有力地证明了英文版中对蒋氏思维的诠释，以及他在这段时期处理台、美关系许多危机时个人的反应。这些新的日记材料，替我原先描述蒋氏对当时重大事件的情感以及战术战略之反应，增色不少，但是它们没有改变我的结论。

例如，蒋氏日记更证实1958年10月，透过香港中间人接触，蒋和周恩来达成协议，结束当时仍在交火中的金门炮战危机。日记中更有些材料证实，周恩来早早就把华府和北京之间，始于於1969年——即尼克松上台第一年——的间接、直接接触，通知了蒋。蒋因而痛诋“尼丑”的欺骗、愚蠢和背叛，但是为了不伤害台湾民众和外国投资人的信心，他保持镇静，公开的反应也十分节制。

我很高兴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将发行中文版《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得到各方许多好评，大部分可在网页thegeneralissimo.net上看到。我也很高兴中文版由林添贵先生翻译，他曾经精心翻译了我前一本著作《蒋经国传：台湾现代化的推手》。我也要感谢史丹福大学胡佛档案馆Miao Xiaomen女士以及她休假时的代班人Fang Qiong女士始终杰出的支援。

陶涵

2010年3月

英文版序

1975年4月，蒋介石以98岁（官方公布为虚岁）之龄逝世时，我在美国国务院中国科任职，负责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事务。当时，我正在中国大陆旅行，由於负责台湾事务的是另一个单位，我对这位国民党高龄领导人的过世，并没有太加注意。1960年代初期，我还是派驻台北的年轻外交官，曾有两三次在酒会中和他握过手。他看来身材不高，又很脆弱；我很惊讶他握手力道很轻。

蒋氏过世之时，我对他的观点和许多中国事务专家的看法一样。一般公认他是残暴的独裁者，掌握权柄近五十年；同时也是一个失败的军事领袖，在命运大逆转下，把中国大陆丢失给毛泽东。就我所知，他除了被认为自身诚正外，毫无可取之处，甚至隐忍支持者的贪渎风气。他似乎成了没有真正原则或理想的人，即使有成就也不多。影响到我观点的书籍，有伊罗生（Harold Isaacs）的《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毕克（Graham Peck）的《两种时代》（Two Kinds of Time）、马勒侯（Andre Malraux）的小说《人的命运》（Man's Fate）以及杜希曼（Barbara Tuchman）的《风中尘埃》（Sand against the Wind）。

将近20年之后我撰写蒋氏儿子、继承人蒋经国的传记时，发现这位老人并不是西方经常描绘的那种肤浅人物，当然也不是1980年代前台湾随处可见的歌功颂德文书所描述的偶像。不过，我在他儿子的传记中仍以一般说法描述这位父亲。哈佛大学出版社继《蒋经国传：台湾现代化的推手》一书后，要求我为蒋氏本身写本传记，我对这项必然耗时甚久、十分具挑战性的工作，忖思良久。虽然我对蒋氏的观点大半属於负面，但身为温和的自由派和外交政策的务实派，我想自己能开明地处理这个主题。

我也受到若干学者的鼓励，他们证实了我的印象；近年来不仅台湾和中国，就连俄罗斯、日本和美国都出现如山的新档案材料，但西方还没有善加利用写出一本完整的蒋介石传记。中国学者利用这些素材已就蒋在大陆和台湾长久任期中的特定事件和国内外动态关系，写成数百篇有见解且中肯的研究成果。而蒋家后人也开始分期公布委员长横跨五十六年的原始日记。

透过新的约访，加上以前撰写《蒋经国传》做过的访谈，结果我引用的相关人士访谈有几百人，包括许多认识蒋介石的人。只不过这些人士年岁已高，交谈的机会正快速流失中，因此将这些全集结在一起似乎是项很迷人、很有价値的计划。此外，就像他儿子的传记，我也将这本新书视为一个独特的工具，述说中国痛苦、动荡不安与残暴的转型历程，从一个在20世纪初受异族统治的腐朽旧王朝，到百年之后成为一个和平、安定、快速繁荣强盛的国家。

在我为本书旅行、研究和访谈的过程，我发现蒋是个高度矛盾的人物。他是个现代新儒家，支持女权，也能接受他太太外甥女兼亲信公开穿著男装的女同志行径。他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极端痛恨过去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凌辱，可是他却一点也不介意，除了两个非婚生孙子外，所有孙子女全是欧亚混血儿。他没有太多领袖魅力，大体上也不为同僚所喜欢，但有时他的坚决、勇气和清廉也使他颇受爱戴。他虽是个自我约束的人，却具备气势凌人的个性，表面看来沉著、不苟言笑，脾气极坏却又笑容可掬，偶尔也会啜泣。从日记研判，他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可是一旦危及国家的存亡、统一或他的统治地位，他也会合理化暴力行为。在日记中，他有时候会陷入偏执的叫嚷，但碰到危机又时常能冷静地分析事理，表现出对手边问题动向和可能性的了解。在大陆的某段时期他军功显赫、战绩彪炳，但一切都止於1948、1949年的大溃败。无论是有意或无心，他也替台湾活力充沛的民主发展做好準备。

蒋的日记让重大的历史事件有了新的了解，包括他意外窜起成为国民党领袖、早年的左倾思想、1927年血腥清共、军阀一再兴兵作乱、他一面建军一面对日姑息历五年之久、1936年在知名的西安事变遭劫持、国共联合阵线的过程与破裂、他和周恩来长期的特殊关系。我们也重新认识到他在淞沪保卫战及其后的军事策略、和斯大林相互使劲把对方卷进对日战争、与史迪威将军的长期互斗，以及在珍珠港事变后对盟国严正的军事承诺，然而盟国的不断失信，以及他仔细盘算却又不智的回应，都让这份坚贞大打折扣。

战后的大事则包括：马歇尔使华调处失败、蒋错误决定在东北孤注一掷、他早在1946年就计划退守台湾。最后，蒋氏日记和其他新材料也对他撤守到台湾后，提供更多过去不为人知的事实：他对台湾本省人潜在反对势力残暴、无情的威吓和弹压，国民党内不满他领导的种种风波，他对韩战、越战的悲观看法，私下很早就认知活不到“光复大陆”的一天，却又一再公开宣布即将“反攻”。他利用这些警告从华府得到特别待遇，同样成功的，还有将两次濒临核战边缘的金门危机扭转成自己的优势，以及拒绝艾森豪一项可能导致美中大战的危险提议。

在后续的其他重要事件，蒋氏在他生前最后的重大危机中倒回应得很务实，其中之一就是隐藏他对尼克松的痛恨之情。尼克松和毛泽东修好，他显然是先从周恩来那里得知的。现代史上主要的世界领导人能像蒋一样长年居於最高位、积极参与缔造历史的世界大事，此一纪录恐怕也非后人能及。基于这个理由，不论你怎么看待蒋一生动荡岁月的功过，他的故事大有可观之处。

注释说明

注释出处缩写说明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包华德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Howard L.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bersity Press, 1968), 4vols.

Chiang Diaries, Hoover（蒋介石日记，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

Chiang Kai-shek Diaries, Chiang Kai-shek Collection,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dford, Calif.

Columbia interviews（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史工程）

Columbia University,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1990-1991

Currie Papers（居里档案，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

Lauchlin Currie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dford, Calif.

FEER（远东经济评论）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OI（资讯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RUS（美国国务院外交解密档案）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arious years); http://www.state.gov/r/pa/no/frus

National Archives（美国国家档案）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College Park, Md. branch

秦孝仪，《大事长编》

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十二册。（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

RGASPI（俄罗斯国立社会与政治史料档案馆）

Russian State Archiv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Moscow

T.V.Soong Paper（宋子文档案，胡佛研究所）

T.V.Soong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Calif.

White Paper美中关系白皮书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中文版注释表示说明

出处为中文书者。作者、书名会还原以中文表示；非中文书目会保留原文，作者如有中文俗名会加以标示。

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等，已在上述出处缩写说明统一标示，且因档案分类方式是属国外机构所有，所有一律保留原文，不做翻译。

第一部：革命

第一章：新儒家青年

1945年8月15日近午时分，在迭遭战火摧残、炽热的重庆，一名助手带著一台短波收音机进入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宽敞但简朴的办公室，打开东京电台频道。几分钟后，通晓日语的蒋和日本人民一样静静地听到裕仁天皇首次“御音”广播。代表日本灵魂神圣化身的裕仁要子民“忍其不能”，为了保护无辜性命不再受敌人“残忍”的炸弹伤害，他接受了盟国领袖的波茨坦宣言。换言之，伟大的武士之国接受无条件投降。

终于，大战结束了。中国人民在蒋领导下浴血抗战八年，有一半的时间更是孤立无援。其实自从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以来，抗日战争即已间歇性地开打。经过十四年的冲突，中国士兵至少伤亡三百万人，可能另有一百万人因病及营养不良而亡故①。阵亡的士兵有极大多数——九成以上——是蒋的部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死于战乱——炸死、烧死、饿死、淹死、被枪打死——的中国人民还有九百万人。不同时期，前后有数千万人成为难民，很多人颠沛流离死在路途中，不少人则在难民营过世。逃出上海等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几乎失去了一切。数百万个农村家庭是日本皇军“烧光、砸光、杀光”三光政策的牺牲者，沦为赤贫；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有些城市，如长沙，还不只一次遭到焚城噩运。

① Michael Clodfelter, Warfare and Armed Conflicts: A Statistical Reference, vol. 2 (London: McFarland and Company, 1992), p.956.

当天傍晚，蒋来到重庆酷热不堪的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宣布这个消息。他在麦克风前和平常一样笔挺地站立，穿着朴素的军服。他的秘书陈布雷当天生病，因此他本人亲自撰写讲稿。他调整了一下眼镜，用他清晰的尖嗓子向全国同胞报告日本投降了，赞扬中国人的英勇抗战，但也不忘褒奖盟国①。他说：“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他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绝大部分中国人听不懂他浓厚的宁波腔，但大家晓得是他在讲话。接下来他谈到未来：“如果这一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战争，那么我们同胞们虽然曾经受了忍痛到无可形容的残酷与凌辱，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大家决不会计较这个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的。”然后，他迂回暗指内部敌人，提到说：“相信我们武装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并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实现，一直要作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使他们能彻底忏悔，都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分子，像我们一样之后，才算达到了我们全体人类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目的。”②

① Theodore H. White（白修德）, Theodore H. White at Large: The Best of His Magazine Writing, ed. Edward T. Thompson (New York: Pantheon, 1992), pp.118-119.

② 蒋介石广播谈话全文，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639-2643。

新闻先由有收音机的人传开来，不久全国大小城镇人们走上街头奔相走告。中国大部分农村没有收音机，但似乎不到一小时，大家都知道抗战胜利了。从上海到重庆的城市，以及全国农村，数亿男女老少举国欢腾，而日本士兵守在营房里呆若木鸡。数百万爆竹彻夜点爆。在重庆，美国人也加入庆祝，群众“抓住他们的制服，向他们欢呼，高喊‘美国顶好！’”①这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欢庆，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刻。美国人和原子弹击败日本人的事实，一点儿也没减损中国人大胜的感觉。中国人觉得，毕竟这么多年来他们英勇抵抗日寇，牵制住上百万名日本劲旅和上千架敌军飞机。

① Theodore H.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1946), pp.277-278.

蒋介石在广播中告诉国人，日本人民不是敌人，我们“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①。当天晚上当他走出广播电台时，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注意到，一下子“这位当今之世的大人物平静的外表彷彿被刺穿了，多年来的疲惫与紧张全都浮现上来”。然后，“西方人称之为大元帅的他，面容严肃地点头致意，走过欢呼的群众，回到他的指挥中心。”②

① 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词，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639-2643。

② White and Jacoby, Thunder, pp.118-119,277.

在重庆北方约五百英里，毛泽东的延安总部对于抗战胜利却少了薄海腾欢的激情。驻在中共基地的美国人员注意到，中共以看起来匆匆凑集、无精打采的游行来迎接胜利的消息。毫无疑问，中共领导人认为全国人民视抗战胜利是蒋介石的胜利。

但不管是蒋或毛当天夜里都无心庆祝。国、共两党已经断断续续交战近12年，究竟哪个党、哪个领导人能带领中国实现强国富民的梦想。两位领导人都说要进行谈判，以达成和平、统一的中国，但他俩心知肚明，一场殊死战已经开始。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固的坚忍，让两人走过大败岁月、熬过敌人势力比他们强大不知多少倍的艰巨考验。在这一刻，蒋似乎在军事、经济方面占尽上风，比起以往任何时刻，他更孚民心、更有实力。美方正在替国军组训、装备三十九个师的兵力，使蒋对即将来临的国共之战充满信心。但是毛比蒋更乐观。美国人员派驻延安，象征蒋一个潜伏但严重的问题——美国政府内部厌恶蒋的领导。与此同时，长久以来蒋本人也私下相信，共产党部队官兵以及文职干部，整体而言比起国民党的部队官兵和文职干部，更尽忠职守、更有纪律——这个结论使他即使在此胜利的时刻也感到前途黯淡。

蒋拍发电报给毛，向他担保“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特请他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国家大计”①。毛很清楚，蒋的邀请不仅是在国共斗争中显示亟盼团结与和平的一个诡计，也证明他长久以来的看法：蒋不正直，又一直自命仁义道德——更不用说这也是蒋的政治手腕和危机处理的伎俩。

① 蒋1945年8月14日致毛之函件，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639。

蒋介石的崛起是一个坚毅、忠诚、胆识、正直的故事，也是愿意承认众多降临在己身与中国的悲剧，超乎自己控制的故事。仅在军校预备班受过一年教育，他却从一个见识偏狭的军官，一步步成为具有战略观、能了解中国和世局的动态关系、也知道如何以弱克强、以柔制刚的国家领袖。他以战事紧急和达成国家目标需求为由，在大陆合理化他冷酷的战略和军事决定；在台湾则以无情的军事行动和秘密警察的镇压，令数千人丧失性命。他和其后不民主的强人领导一样伪善，但他不是个犬儒之人。就像同时代的一些人（包括共产党在内），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和秘密的政治、犯罪团体关系密切，对鸦片课税则是他在大陆执政时期政府部分税收来源。不过，他仍自认为是个道德、真诚且与时并进的儒家基督徒；他比较少受个人权力欲驱使，反而着眼于一个统一、现代和独立的中国。毛泽东当然也同样以必须彻底破坏旧秩序，来合理化他残杀地主百万人的行为及其他类似的暴行，声称这样才能达成建立平等的、乌托邦的社会理想。

一

十九世纪末，蒋介石的祖父玉表公在上海南方150英里的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外拥有30亩（约5英亩）的农地。不远之处即是云雾缭绕的山岭，有著“屠虎”、“雪窦”等戏剧化的地名，层层瀑布坠泻入谷。本地所产的武岭茶，迄今仍是中国上好茗茶。

蒋家的地产包括山麓竹林、梯田和茶园。这30亩地使蒋家在溪口镇成为五大首富之一，可谓地方菁英，不过还称不上乡绅阶级①。1860年代太平天国反满乱事平定之后，隔了几年，玉表公把农地出租，在村子里开了一家盐铺。盐当时是政府专卖，玉表公透过某种关系或服务（或许与平定乱事有关），取得贩盐执照。

① 1890年代在中国稻作地区，拥有5英亩地就可列入“富农”。1922年政府调查显示，全国农户平均拥有3.6英亩土地，但浙江农户平均只有1.2英亩。见R.H.Tawney, Land and Labor in China (London: Allen & Unwin, 1932), p.40。

小店生意直到蒋介石的父亲肃庵公接手经营，且又取得贩酒执照（另一项官方专卖生意）才开始兴旺。蒋家三代一起住在小店楼上，店铺面临剡溪；平常平静的溪流，每到春天水位升高，偶尔会淹了小店一楼。肃庵公元配早逝，遗下一儿锡侯、一女瑞春。二房无子女，亦过世。1886年，他娶进年轻的王采玉为继室；当年她22岁，嫁给42岁已有子女的肃庵公。蒋、王两家的一位亲戚记得，王氏来自“山区一个很穷的村子”，当地主要作物就是竹子。她和当时多数中国女子一样都是缠足①。（这原本是富有人家的一种虚矫习惯，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中国相当多数父母——满洲人则不——都让女儿缠足，这种做法很痛苦，把足背绑紧，可使脚小了约三分之一。）不过，王氏很精明干练，对子女前程颇有野心。

① 1996年5月4日和1996年6月30日，孙义宣在台北受访。孙在1930年代、1944至1949年，以及1950年代中期，担任蒋的秘书。他要叫蒋介石的妹妹姑婆，太太则是蒋介石母亲王太夫人的亲戚。可是，溪口当地的研究人员说，王太夫人曾经在家学习，略能识字。（1996年6月9日，王舜祁在奉化接受的访问）。

1887年10月31日，婚后一年，王氏在盐铺上方一间房里产下男婴。祖父玉表公替孙子取名瑞元，学名志清；但是依循中国传统，瑞元后来以字行，称为介石。数十年后，因为革命领袖孙中山以广东音称呼他这个名字，外界遂跟著喊他“介石”。

蒋家的小铺生意兴旺，1889年全家搬到100呎迟外位于武岭街上的一座两层楼商房。接下来，王氏又生下两个女儿，但只有瑞莲一人存活。1894年，玉表公去世，同年王氏又生下男儿瑞青。瑞青长相俊秀、脾性可爱，深得母亲宠爱。长子介石既不英俊，书也没念好，而且越来越有叛逆性格、脾气坏。据蒋自述，幼时母亲“一再责打，才不会使我变坏”①。可是他能言善道，个性浮躁又好发施令。1896年，年方五旬的肃庵公突然去世；不久，介石的同父异母兄长锡侯过继给一位伯父，并继承了盐铺。九岁冲龄的介石继承了住家的房子，以及每年可有四、五十银元收入的竹林及水稻田②。家里的女子分不到什么财产。

① Pichon P.Y.Loh（陆培涌）,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A Study of His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1887-192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7.

② 虽然清廷政府也发行银两和铜币，墨西哥银元和西班牙银元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值钱的钱币。袁世凯政府和一些军阀也铸造银元（俗称袁大头），1933年国民政府铸造孙大头银元，废止银两。蒋介石日记及本书所用的材料通常没讲清楚是什么银元。见Zhaojin Ji, A History of Modern Shanghai Banking (New York: M.E.Sharpe, 2003), pp.33-35, 184-185。关于蒋锡候过继，以及盐铺和竹林分产的故事，来自1996年6月5日蒋纬国在台北接受的访问。王舜祁补充说，蒋家依然保有稻田，在协调后归蒋介石所有。（1995年9月30日，王舜祁在奉化接受的访问。）王舜祁说，蒋介石还继承了蒋氏房子隔壁的一、两户老房子。关于中国人传统分财产的研究，见David Wakefield, Household Division and Inheritance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少年蒋介石的教育就是追随通过最低层级科考、成为“生员”的私塾老师学习。据说，九岁之前，他已念完四书《大学》、《中庸》、《论语》与《孟子》①。可是，这些书都以文言文写成，对现代的华人学生大都是不知所云，只能默记强背，每天要花好几个钟头去齐声朗读②。

① Loh（陆培涌）, Early Chiang Kai-shek, p.14.

② Sally Borthwick（鲍雪侣）,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3), p.32.

蒋介石十四岁那年，王太夫人基于种种理由决定给儿子成亲。在亲友建议下，王太夫人希望给自己找个身强体壮、顺从听话的媳妇，也可服侍儿子①。她挑选了邻近岩头村一位十九岁、半缠足的姑娘毛福梅为儿媳妇。婚礼在1901至1902年的冬天举行，婚后，福梅搬进蒋家那栋两层楼的房子②。毛福梅要到八年之后才怀孕，足证夫妻婚姻并不和谐③。

① 1996年5月14日，孙义宣在台北受访；1996年6月19日，王舜祁在奉化接受的访问。

② 王舜祁，《蒋经国年轻和学生的二记》，1995年未刊文章，作者手中有副本。

③ 王舜祁，《蒋经国年轻和学生的二记》。

1903年，蒋介石参加童子试，未考取。但王太夫人并未气馁，立刻让儿子入奉化县城凤麓学堂，学习英文、算术等西学，但传统经史仍占相当大比重①。奉化虽是个小城，已远比溪口先进；介石在城里首次见识到“大鼻子”的外国传教士，也开始嫌弃替他料理家室不识字的糟糠之妻②。根据种种转述，毛福梅向朋友抱怨不时遭到先生殴打③。但据乡人传说，她仍然和蔼可亲。蒋后来在日记中写说，他母亲常常护着媳妇④。

① S.I.Hsiung（熊式一）, The Life of Chiang Kai-shek, trans. Pete Davies (London: Pete Davies, 1948), p.41；谢寿康，《蒋总统之幼年及少年生活》，（台北：中央文物，1954），p.52。

② 1996年7月，王舜祁回复我的书面问题。

③ 1995年9月27日，作者在奉化与一群当地研究人员及有兴趣了解蒋氏家族历史的人士会谈（其中一人是毛福梅的远亲），大家认为殴妻之说可能确有其事，但是没有人晓得当时的家人是否留下关于此事的记载。当年的中国，殴妻并非不寻常，今天则不然。

④ 1995年9月27日，一群人在奉化接受的访问。亦可参看蒋介石1921年4月19日日记，《蒋介石笔下的家庭与婚姻——蒋介石日记再编》，《民国档案》（南京）1（1993）：3～10。

蒋介石与母亲王采玉

二

蒋介石在成长阶段的认同与人生观受到两股力量影响。第一个影响是儒家教育，或者更重要的是新儒家精神——它起源于因应13世纪蒙古人入侵中原的灾祸。经过这场剧变之后，汉人学者、官员心心念念要恢复、保护中国文化传统，到了19世纪蒋介石就学时，背诵死记两千多年来的古籍以及撰写八股文，还是被认为比艺术、音乐和算术来得重要。

但是新儒家精神最影响少年蒋介石的，是它对修身养性、自律和自省的强调，并且注重责任、勇气、荣誉和积极进取，而非消极冥想。能培养这些原则，方能成为人上人。新儒家同时亦鼓励传统儒家有关道德行为及社会责任的观念。儒家看待道德是以政治秩序为基础，具有政治目标——创造和谐、有序的大同世界。这套信念历经数千年的打造，使得大家庭生活在拥挤、以血缘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里，虽有独立、家户的耕作，也要靠社区共同维护基础建设和秩序。

影响蒋介石的政治观点和生涯，甚至影响到20世纪所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第二股力量，是前此60年内，人民心目中居于世界文化中心的中国竟一再丧失领土、主权和自尊的惨痛经历。蒋介石出生时，原本在长城关外的游牧民族满洲人，入关统治中国已近250年。这些外来统治者虽然保持自己的通古斯人语文、禁止满汉通婚，却采纳了许多中华文化。就和从前的外族朝代一样，他们的统治体系要靠汉人大臣、农村菁英仕绅的合作。可是，1840年代的清朝，面临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屡战屡败；这些西方人不仅相貌迥异于汉人，也不像满洲人及中国周围的夷人接受中华文化的优势地位。

一连串战败和丧权辱国的纪录，实在可怕。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凭恃军事力量逼迫中国接受种种屈辱，包括准许鸦片进口；到了1900年代初，吸食鸦片的中国人已经达数千万人之众。孱弱的清廷被迫接受“治外法权”，把西方人在中国犯罪的司法管辖权让渡给列强驻华使领馆，并且开放通商口岸，准许西方商人及传教士进出，他们享有即使最富有的中国人也不具有的特权。此外，列强还接管中国海关税收之管理，俾能榨出他们“被迫”和中国交战而取得的赔款。

英、法、德、俄全在中国境内取得特殊权益或租界及租借地。美国西部爆发反华暴动，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禁止华人移民。接下来，脱离封建孤立状态仅只40年的日本，也加入掠夺行列。经过一场短短的战争，它强迫中国付出巨额赔偿，并且“永久”割让台湾。中国人大吃一惊，文化抄袭自中国的“倭寇”而今竟也拥有可与欧洲列强媲美的现代化海军和陆军。即使最食古不化的大臣也感到势必需要激烈改革，可是大权在握的慈喜太后和清廷却弹压光绪皇帝发起的“百日维新”。

1887年，亦即蒋介石出生那一年，在香港学医的21岁青年孙中山，怀抱建立现代、民主中国的理想。孙中山幼时曾与大哥住在夏威夷，1892年从医学院毕业，但两年后决定全力投入推翻满清的革命事业①。孙中山第一次广州起义很快就失败、逃亡出国，辗转来到日本。他在日本得到日本自由派及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他们预见到中、日应携手对抗西方。孙也认为日本是中国理所当然的盟友。

① Harold Schiffrin（史扶邻）,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3, pp.170-172.

当中国因一场爱国但荒谬的血腥仇外运动把脸全丢光了，蒋是个敏感的13岁少年。义和团矢志消灭在华所有洋人及信奉基督教的华人，他们不分男女老幼残暴地杀害数千名教徒以及数百名外国传教士。慈喜太后忌惮义和团，但更恨洋人；义和团一开始的成功也使她相信他们具有刀枪不入的神奇力量，因此支持他们“扶清灭洋”。

但是，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一支八国联军轻易地击败义和团和满清军队，并及时打到北京，救了数千名教徒和洋人。八国联军亦展开奸杀掳掠行径，逼迫中国赔偿令人惊诧的大把银子——大约等于2002年币值的五十亿美元，并且还要同意不在沿海设防①。

① 参见Diana Preston, The Boxer Rebellion (New York: Berkley, 1999).

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最蒙昧的大臣、清廷以及不识字的大众，现在都了解到西方与日本不只军事上比中国强，在科学、技术、医学、教育、公共服务乃至生活水平上都遥遥领先中国。紫禁城颁发一系列谕令，建立推广数学、工程和现代科学的公立学校新体系。可是，改革的步子出奇痛苦的慢①。此时，日本和俄国已经觊觎中国东三省（西方人称之为“满洲”）。满人这片广袤的老家，面积约为大不列颠的四倍半，矿产丰富；虽然朝廷有令禁止汉人移入，东三省的汉人人数早已超过满人。1905年，日、俄双方在东三省爆发战争。五月间，东乡平八郎大将率领的日本海军舰队，歼灭俄国由波罗的海调来参战的大型舰队。

① Borthwick（鲍雪侣）,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pp.70,86.

对于消息灵通的中国人而言，日本能击败欧洲大国是个令人鼓舞的大事，这也可能是蒋介石决心投笔从戎，立志做革命党、不去保卫清廷的主要触媒。1903年2月，他转入宁波箭金学堂①。毛福梅陪他读书，但隔了几个月，蒋嫌她土里土气，要她回溪口侍候婆婆②。

① 根据毛思诚（1936）的说法，蒋介石因带头抗议古文课程太重，被凤麓学堂退学。鉴于蒋深刻的纪律和忠诚观念，此说恐怕不真确。见Loh（陆培涌）, Early Chiang Kai-shek, p.16.

② 1996年7月，王舜祁回复我的书面问题。

1906年2月，蒋显然是仰慕既是新儒家却不守旧的老师顾清廉之名，决定再转回奉化龙津学堂。顾鼓励这个新学生研读王阳明（浙江人，1472至1529年）及曾国藩（湖南人，1811至1872年）的著作。王阳明主张能自知，才能有道德实践，知而能行，道德才有意义。但是身为“儒绅”，他也强调正直、诚实、忠诚①。王阳明的哲学似乎颇能引起青年蒋介石的共鸣。董显光是龙津学堂老师，宿舍恰与蒋同一层楼；他记得这个18岁的学生每天早起，在寝室前走廊上立正半小时，抿紧双唇，眼神坚定，双臂抱胸，全神贯注在他的目标上②。

① Wm. Theodore de Barry（狄百瑞）,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571-573,711.

② 董显光，《蒋介石》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38），p.vii。

在龙津学堂仅仅数月，蒋向家人报告，他要东渡日本。他剪断发辫以示坚决反清，此举令亲友、邻居大惊。18岁的蒋介石已经是个革命青年。

三

一年之后，各个反清组织领导人和一群学生在东京集会，组成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此时，孙已发展出其集现代政治理论及实践大成之“三民主义”，强调民族、民权与民生。它是中道、温和的政纲，反映出当时西方的知识潮流。

年轻的蒋介石又把妻子丢在家乡，自费前往东京学习日文，见识到这个格外整洁且井然有序的国家，似乎不论在铁路、警察、公用设施，当然也包括军队，样样运作都有效率①。蒋这段期间能自费念书，显示他除了继承田产之外，一定还颇有积蓄。但是他无法进入向往的军事学校学习，因此折返国内，报考竞争颇烈的保定军校。蒋考取后入保定接受军事教育约一年，旋即又获取官费赴日本就读军校。他再度到东京，进入专收有志到日本军校研习的中国学生之预备学校振武学校。

① 黄自进，《蒋介石眼中的日本》，根据蒋对日本的313篇文章和讲稿整理出来的未刊文，（台北：2003），p.917；谢寿康，《蒋总统之幼年及少年生活》p.69；Loh（陆培涌），Early Chiang Kai-shek, p.18.

蒋因自视甚高，在同学中人缘不好，但也结交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位同样来自保定军校的四川学生张群，后来是他终身密友；另外一位贵州学生何应钦，一直是蒋的重要将领。放假日，蒋和同伴会到餐馆饮酒，偶尔也会逛窑子。蒋在这段时期养成喜欢漂亮妓女的嗜好，美女往往令他神魂颠倒。

不上学的日子里，他也会在东京跟来自浙江的同盟会要角陈其美来往接触。蒋初次到日本时即结识陈其美，经由陈其美介绍，蒋及其朋友加入同盟会，陈成为蒋的“大哥”，一路提携他①。蒋也结识在日本法政大学研习法律的青年戴季陶。戴是个意志坚决、早熟的青年，对于恢复中国国格的热情，令蒋大为折服②。

① 董显光，《蒋介石》第一册，p.15。

② Herman Mast III and William G.Saywell, "Revolution Out of Tradition: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Dai Jitao,"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 no.1 (November 1974): 73-98;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3, p.200.

这段时期，蒋接触到流传于旅居日本华人圈中之《民报》，认识了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到弥尔（John Stuart Mill）等西方思想家。《民报》有两位重要编辑和写作者——汪精卫和胡汉民。他们俩都来自广东，日后都成为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汪精卫自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口才便给、思虑清晰，和戴季陶在留日革命党人中都是翘楚。《民报》不仅鼓吹不惜一切手段（包括暗杀）推翻满清，还主张土地国有化，以及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事业。

这种明确的左派世界观得到许多中国留学生（包括蒋在内）的接受，因而逐渐受到日本统治当局的关切；1907年，日本政府要求孙中山离境。许多中国留学生也越来越警觉日本人的帝国主义行径，尤其是在朝鲜的活动。可是同盟会领导人并不打算批评日本，仍然以与日本合作为主要目标。在离境之前，孙甚至在东京发表演讲，表示日本如果因协助中国革命觉得应该取得北满洲，他也不会抱怨①。

① Marius B.Jansen, 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Chicago: Rand McNall, 1975), p.122.

同年，陈其美由东京迁回上海，成立秘密总部，预备在江苏、浙江起事。蒋在暑假时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1909年夏天，蒋决心休妻要和毛福梅离异，但王太夫人听算命先生铁口直断，说蒋介石元配生下的儿子，日后必是大官、贵人。王太夫人决心介入，带著媳妇到上海。蒋起先不肯听从母亲的安排，王太夫人哭著以自杀威胁，他才不得不从。毛福梅与夫婿在这个夏天共处了一段时间，总算怀了身孕。她告诉蒋，蒋旋即要她回家①。

① 1996年7月，王舜祁回复我的书面问题。

1910年4月27日，毛福梅临盆。很可能是王太夫人记起算命先生的预言，替孙子取名“经国”。“国”遂成为蒋介石未来或许还会再生下儿子时的辈分之名①。经国周岁时，他父亲根本没提到这件事②。蒋不注意自己的亲生儿子，反映出他不仅和孩子的娘感情不睦，也显示他愈来愈投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

① 1999年2月10日，蒋氏家族给作者的信。

② 1999年2月10日，蒋氏家族给作者的信。

蒋介石与张群摄于1909年，为赴日求学期

1909年11月，蒋从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和友人张群奉派到驻在高田的日本陆军野炮兵第19联队实习——凡要入日本军校接受军、士官养成教育，都需先经历实习阶段。军营生活非常清朴，训练严格，部队经常在风雪中操课。蒋积极接受挑战，但是他仍被认为冷漠，以坏脾气出名，自己也承认①。他的认真、专注或许赢得师友勉强尊敬，不过整体成绩并不突出，在预备班同期62名中国学生当中，排名第64名②。

① 黄自进主编，《蒋中正先生留日学习实录》，（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2001）p.917。

② 黄自进主编，《蒋中正先生留日学习实录》，（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2001）pp.742-752。

然而，在19联队中认识蒋介石的日本军士官，却记得他愿意服从严格的纪律，也表现绝对的忠诚。有个士官记得他“仪表堂皇”①。20多年之后，蒋已成为国民党领导人、展开清共，他拜访昔年的日本师团长长冈外史将军。告辞时，蒋留下一幅题字“不负师教”给长冈。长冈认为，这正是蒋成功的祕诀：“忠诚、感恩”②。

① S.I.Hsiung（熊式一），Life of Chiang Kai-shek, p.61.

② 董显光，《蒋介石》第一册，p.12。Brian Crozier（柯如齐），The Man Who Lost Chin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6), p.40.

1911年夏、秋，陈其美忙著策划在长江流域各城市（包括武汉）起义，蒋以低阶助理身分参与的计划是攻占浙江省。10月9日武汉革命党人秘密的炸弹工厂有一枚炸弹意外爆炸，引起清廷注意，蒋当时仍在日本。清廷侦骑查获同盟会会员名册，开始逮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10月10日，陆军第八镇革命党人官佐鸣枪起义。

革命因而爆发①。各省新军高级军官纷纷响应，成为实际上的政治领导人或都督。也有少数情况是由帮会头目与军事单位合作抢下控制权。虽然尚未正式得名，中国已迈入“军阀时期”。蒋介石听到武汉新军起义消息，与张群等120名中国籍士官学校学生立刻离营，把制服寄回联队，设法尽快回国。

①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1901-1949 (New York: Longman, 1995), pp.32-39.

24岁的蒋介石，在日本已居留3年，读日文、说日语都不是问题。除了一夜情，他大多在华人圈中生活，并没有结交真正的日本友人，但是日本对他影响很大，加强了性格里与生俱来的一些倾向，他从此保有强烈的军事纪律感、革命热忱，以及对主义与领袖忠诚。这些特质加总起来，使他格外坚持政治信念、个人勇气和诚实。他认为武士道至死不渝的精神是日本军事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也认为关系到日本现代化的是，日本生活中，从铁路系统、教育和生产制造，样样讲究纪律、效率。终其一生，蒋认为爱国和民族精神——尤其是认同国家高于家庭、个人生命及财产——是恢复中国尊严及世界地位的关键。问题出在，中国似乎缺乏建立这样一支大军所需的公众意志力以及热切的民族主义。孙中山即慨叹中国犹如“一盘散沙”。

蒋介石、张群等人从长崎搭乘日本货轮，在上海日本租界码头上岸。上海市有3/4是外国租界，但中国人仍占全市人口的95％。洋商汇集的黄浦江畔江湾，以及商业街道南京路等主要道路，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熙来攘往：洋买办穿梭其间，留长发辫、穿长袍的本地商贾亦出入市井。西方金融家、日本生意人穿著黑色西装，点缀其中；少数洋人已有了新兴时髦的汽车，和推板车、拉黄包车、以竹竿挑重荷的苦力争抢空间。但是，上海的生命线是市区里数以百计的胡同巷弄，直到午夜，任何时候都有上万名商贩、工人、家庭主妇、工匠、学生、店员和失业者，川流不息穿梭在一排又一排的水果摊、面摊、饺子摊、作坊、菜市场与茶室之间。店家坐在凳子上和邻人、行人闲扯。蒋、张两人走在人潮中，十分失望，因为根本看不到大革命正在进行的丝毫景象。

他们抵达同盟会秘密总部时，陈其美正在计划攻打位于上海华人地界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以及90英里之外的浙江省会杭州之巡抚衙门。杭州方面，支持革命的官兵已经准备好了。陈其美命蒋率领由奉化县渔民及上海青帮、红帮会众组成的“敢死队”①。

① 1996年7月，王舜祁回复我的书面问题。

这些“秘密会党”是地下、革命、准宗教性质的歃血兄弟。各自独立的会党后来逐步涉入而且控制了今天称之为“组织犯罪”的活动，同时也往往经营合法事业。但是，会党强烈的反满根源使它们坚守中国的民族主义，其成员包含红顶商人、银行家和其他值得尊敬的公民。孙中山本人即与广东省会党有密切关联。

蒋对于生平第一次作战任务十分兴奋。他一直憧憬这一天的到来，写了一封信给母亲，声称献身革命，请她原谅不能尽孝①。其实蒋在浙江起义事件只是小角色。1911年11月4日，起义的新军占领省城重要建筑物，蒋率领的敢死队虽也参加攻击，却没遭遇太大抵抗；清廷巡抚已逃往上海，驻军守将在最后关头也决定加入革命。蒋的表现或许不错，但详载起义规划、执行内容的省城公报，当时根本没提到他②。

① Crozier（柯如齐），Man Who Lost China, pp.40-41.

② R.Keith Schoppa（萧邦奇），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46-147. 西方作者，包括我本人——见Taylor, The Generalissimo's Son（蒋经国传，中文版为时报出版）: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一般都重复说，蒋介石英勇作战，令陈其美赏识，要蒋出任浙江都督。不幸，我在写《蒋经国传》时，没有拜读萧邦奇的著作。他读遍了当时绝大部分的浙江省公报。萧邦奇指出，紧接着杭州起义之后，公报提到许多人参与举事的规划和执行，但都没有蒋介石的名字。公报也没有提到陈要蒋出任都督此一更不可信的说法。2001年10月30日，萧邦奇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攻打杭州的前一天，陈其美率领的部队（包含三千名青帮会众）攻占上海抚衙、警局和江南制造局。革命党的“五色旗”一夕之间掛满上千座屋顶，兴奋的民众挤满街头。不久，即有五十万男子剪断发辫①。

① Stella Deng, Shanghai: The Rise and Fall of a Decadent City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2000), pp.86-87.

蒋回到上海，发现大哥陈其美已被拥立为沪军都督。据说，陈任命蒋为沪军第五团团长。但是有那么多日本军校生回国参加起义，比较有可能的是，陈交代蒋设法尽量留住他那支敢死队里的渔民和会众，再招募兵员，试图打造一支有纪律的部队。陈也指示手下指挥官自筹军饷，维持部队①。

① 董显光，《蒋介石》第一册，p.23。他所带领的单位据说是第五团，后来改番号为93团。

武汉双十起义时人在美国的孙中山，终于在湿冷的圣诞节搭船返抵上海，直接前往法租界的住所。各方访客纷纷上门，其中有一名替《纽约前锋报》（New York Herald）担任记者的澳洲青年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他从1908年起就是同盟会的顾问，眼光远大、充满理想的孙中山和务实的端纳立刻结为好友。数十年后，端纳说他的角色是“导引”孙、“像个荷兰大叔对他训话”；但国民党高阶人士形容端纳主要参与公关事务，有些人甚至怀疑他秘密替英国人工作①。无论如何，他将是往后25年许多事件的密切见证者。

① Earl Albert Selle, Donald of China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p.111; Zhang Xueliang（张学良）, Columbia interviews, vol.19, tape 12, pp.929-932.

12月29日，革命党人在南京召开由同盟会主导的临时国会。光复会首脑陶成章想当浙江都督，但陈其美坚持要由同盟会人士出任①。双方争执激烈，陶成章深恐性命危险而退出，躲进一家医院，然而还是被蒋査出下落。陈派出杀手于1月12日潜入陶的房间，将他杀害。蒋曾暗指他没有策划暗杀案，但“负起责任，以免牵连陈其美”。当时的报纸没提蒋涉及此一谋杀案，这代表说不定事发时他并不在场②。

① 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pp.1-10。

② 同上注；Schoppa（萧邦奇），Chinese Elites, pp.148-149；2001年10月30日，萧邦奇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1月6日，南京临时国会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此时，孙与清廷派任的内阁总理大臣、控制华北的前军事领袖袁世凯，长期的政治对峙似乎已不可避免。除了日本之外，列强都希望孙下台。后来事情有了意外的发展，在达成终身之梦、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16天后，孙中山答应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孙愿意以此一痛苦让步，组织联合政府成就国家的统一；这个无私无我的伟大动作反映出他的高度理想性和天真。蒋介石和陈其美一样，强烈不赞同孙辞职的决定，但是以大局为重胜过个人权位考量的孙中山，令蒋大为佩服；他后来一生亦多次效法引退。3月12日，袁世凯正式接任总统，但只对半数的满清军队有明确的指挥调度权威。孙中山做了事后看来为重大错误的决定：同意以北京为国家首都，且临时政府应该北迁。

陈其美继续留任沪军都督（最重要的省级位置之一），蒋也继续在上海练兵、筹饷。革命的激情已止，这位年轻军官把很多时间花在与陈其美、戴季陶和少数留日同僚讨论政治。蒋的急性子逐渐变成口耳相传的话题。陈其美的家座落在公共租界跑马场附近的马霍路，有一天蒋去探望陈，一名卫兵不让他进门，蒋竟动手殴打卫兵。陈痛责蒋此一行为，“有些人”也劝他甩掉这个年轻人，但是陈其美显然认为军事领导人如此好勇斗狠并不妨。蒋本人也知道急性子是个麻烦，一再自责对黄包车夫等平常人发脾气①。

① 关于蒋殴打卫兵的故事来自陈立夫。Chen Lifu（陈立夫），Columbia interviews, December 1958-February 1959, p.61. “有些人”之说来自蒋本人后来在1916年悼陈其美的祭文。见S.I.Hsiung（熊式一），Life of ChiangKai-shek, p.91. 关于黄包车夫之说，见Loh（陆培涌）， Early Chiang Kai-shek, p.33。

这段时期蒋个人生活有几项重要的变化。有一天，他在青楼邂逅非常有魅力的年轻女子姚冶诚，姚出身苏州，是座以古老运河和美丽女子闻名的城镇。蒋对她一见钟情，带著她于法租界的小公寓同居①。大约在此时，蒋也结识陈其美十八岁的侄儿、助理陈果夫，以及12岁的陈立夫两兄弟。他俩都住在马霍路陈其美的家。多年之后，陈氏兄弟组成国民党内著名的CC派。透过陈其美，蒋又结识古董商人张人杰——非常支持孙中山的一名浙江人。张人杰个子瘦小、瘸了一只脚，虽出身富有的丝绸商贾之家，但思想上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而非右翼保守派。这个关系使蒋更接近内圈，但是他仍未得到孙本人的注意。

① 张宪文、方庆秋，《蒋介石全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p.55；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1, p.320.

对早年蒋介石影响很大的神秘商人张人杰

同时，蒋留日时期学问最好的朋友戴季陶，成了中国革命之后的潘恩（Tom Paine），创办《民权报》，成为“中国新共和政治的良心”①。孙中山辞职后，戴仍继续批评袁世凯，以及个人与省区利益挂帅、取代国家利益的政治风气。戴的思想左倾，不仅强调经济发展，也反帝国主义和进化的社会主义。蒋天天拜读《民权报》的文章。

① Mast and Saywell, "Revolution," pp.73-98；另参见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3, p.200.

孙中山的同盟会此时与另四个政团合并，组成国民党。曾经参与广州及武汉起义的宋教仁负责国民党党务，在新国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次。可是8月间，历经在北京四个星期的谈判，孙中山宣布应该让袁世凯做十年的总统，并且立刻接受袁给他的全国铁路督办官职①。

① Ernest P.Young,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kai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pp.87-88.

此时，陈其美也辞去沪军都督这个重要权位，偕蒋介石一起东渡日本。两人可能是担心遭暗杀才出国。他们虽然坚决不同意孙与袁合作，但是仍请示孙且得到同意后才出国。陈、蒋此时已在考虑有必要发动“二次革命”，可是孙、袁的政治协议还有好多年要走。蒋一度匆匆、秘密回上海，带姚冶诚一起回日本①。

① 蒋说他在1912年底回上海接姚冶诚。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朗文，1965）卷一，pp.4b-5b。

四

1913年3月，国民党在大选中赢得对国会的控制，与袁世凯的紧张上升，结果造成干劲十足的代理事长宋教仁遭人暗杀身亡，显然是袁政府的特务所为。脆弱的联合政府迅即瓦解，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开始启动。陈其美、蒋介石潜回上海，号召蒋的旧部（包含青帮会众）组织讨袁军。但是这次青帮被袁方，或许也被上海的欧洲人当局收买，不肯参加讨袁革命。帮会毕竟只是反满，并非支持民主，而且满清不是已被推翻了吗？根据友好的传记家之记载，蒋英勇攻打江南制造局和吴淞要塞失利，差一点被俘，但是他和同伙仍设法乔装沿江奔逃。袁展开捜捕行动，杀了数千名支持国民党的人士，就连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也不放过。他下令国民党全面解散，并要缉拿陈其美及国民党其他领导人。蒋名气不大，还上不了通缉名单①。

① 关于蒋号召旧部，见Li Shoukong（李守孔），"Chinag Kai-shek and the Anti-Yuan Movement,"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21, no.1(1987): 71；关于青帮之说，见Ernest P.Young, The Preidency, pp.131-133；关于通缉名单一事，见Keiji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1981), p.52-53, 55。

蒋、陈又逃回日本。1913年8月，曾经满怀乐观壮志的孙中山亦在破碎中流亡横滨。他恢复使用原来的日本名字“中山”①，住进由日本极端民族主义“黑龙会”首脑头山满提供的秘密住所。孙立刻召集东渡党员重组讲究纪律的秘密组织“中华革命党”。党员必须宣誓效忠孙中山做为党无可争议的总理及革命军总司令。汪精卫等人拒绝接受这个条件，离开日本，但陈其美、蒋介石认同有必要全面效忠，遂宣誓入党。新的党纲采纳孙的原始构想：革命运动取得权力之后，要先经历一段时期由革命党及军事统治的训政时期，才可过渡到民主宪政。换句话说，中国要经历一段时间不明确的威权、军事统治②。

① 编注：孙一生只用“孙文”为名，中山是革命期间在日本的用法。中山为日本姓，同志称他为“中山先生”，他不自称“孙中山”。

② 关于黑龙会，见Jansen, Japan and China, p.170；关于宣誓效忠，见1941年10月20日，蒋介石，《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关于训政，见K'ung Hsiang-hsi（孔祥熙），Columbia interviews, part 1, p.42.

追随孙中山东渡的人士当中有一位即是著名的宋耀如。宋耀如曾在美国念了8年书，得到范德堡大学神学学位。回到中国后，他担任数年的卫理公会传教士，后投入圣经印制业，最后又从事大量产销面粉的行业（上海阜丰面粉公司）。他因卖面粉致富，旋即成为孙的重要金主。宋偕家人抵达日本后，其长女蔼龄又恢复担任孙的英文秘书工作；蔼龄自乔治亚州梅冈市卫斯理安（Wesleyan College）学院毕业后回上海，在共和政府成立后曾一度担任孙的秘书。

12月，孙首次见到蒋，对他的投入印象深刻，旋即派他回国从事一项秘密任务①。宋蔼龄注意到这位留著小胡子的瘦削军官，额头高、宁波腔极重。她问也刚从卫斯理安学院毕业的妹妹庆龄，有没有兴趣与蒋介石来往。庆龄一口就回绝了②。蔼龄不知道孙中山已经喜欢上她，有一天还向她父亲吐露心意，想要向她求婚。孙中山和蒋介石一样，早早就娶了一名村姑为妻（卢慕贞），此时和他一起住在东京。他们育有两名子女，皆已成年。对于当时的中国男人而言，离婚休妻易如弹指。但孙和宋家人都是基督徒——宋耀如一听，大吃一惊，当下峻拒这门婚事。

①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p.56.

②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世纪宋美龄》，（台北：2003）。

隔了几个月，宋蔼龄嫁给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YMCA）总干事孔祥熙。孔祥熙出身山西省的富商、金融业家族，拿的是美国欧柏林学院和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文凭，是孔子后裔①。孔祥熙年轻时即受洗为基督教徒，几年后拳匪袭击其太谷老家，他被亲戚藏起来，但友人中的华人信徒、传教士及眷属多人遭屠杀。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孔并没有从事家族的生意，反而受聘主持一所教会学校。辛亥革命之后，孔成为28岁的山西都督阎锡山的顾问。后来,显然不满阎与袁世凯合作，他辞职改就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证明他在年轻时并不看重金钱与权力②。

①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2, pp.265-266; K'ung Hsiang-hsi（孔祥熙）, Columbia interviews, p.4.

② K'ung Hsiang-hsi（孔祥熙）, Columbia interviews, pp.4-25; Dreyer, China at War, pp.59-60.

21岁的宋庆龄比姐姐更苗条美丽，接替她的秘书工作，服务革命领袖；他立刻又爱上她①。孙中山没向庆龄表露心意，而且既然已知宋耀如的态度，也不用再向他透露。庆龄对于大她26岁的长官之感情纯粹是政治、精神上的崇拜敬爱②。

① Selle, Donald of China, pp.139-140.

② 史诺对宋庆龄的访问记，见Edgar Snow, Journal to the Beginning (New York: 1958), pp.88-89.

此时，宋耀如可能感觉到孙中山又喜欢上他的二女儿，决定全家回上海。庆龄不肯走，但她父亲坚持一定要走。回国之后，她悄悄寄了一封信给孙；孙回信说，他在东京迫切需要她协助。有一天夜里，庆龄在家中女佣人协助下，爬窗、沿扶梯逃家，旋即搭乘日本船只来到横滨①。孙中山在东京迎接她时，已完成简易的离婚手续，并向她求婚。她才20出头，他已四十八岁。她继续担任他的英文秘书，也开始负责他的秘密电码通讯。宋耀如与女儿断绝关系，发誓再也不跟孙中山往来②。

① Snow（史诺）, Journal, pp.88-89; Lyon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New York: John Day Company, 1934), pp.180-181.

② 同上注

1914年春天，孙派蒋到上海组织已经星散且士气低落的地下革命党人。蒋若干部下被捕，他再次间不容发地脱逃回到日本①。次月，孙又派他到满洲，探查与东北军阀合作的可能性②。名义上接受袁世凯节制的东北军阀，对蒋发动三次革命的提议反应冷淡；他只好准备回到日本。但是他在踏上归途前，上书孙中山，预测欧洲倘若爆发前所未有的大战，日本将利用局势在东亚扩张势力③。

① Furuya（古屋奎二）, Chiang Kai-shek, pp.58-59.

② Dreyer, China at War, pp.58-59;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1, p.116.

③ Li Shoukong（李守孔）, "Chiang Kai-shek and the Anti-Yuan Mobement,"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21, no.1(1987): 80.

1915年1月18日，东京秘密向袁世凯提出21条要求，其中包括日本实质从经济上控制满洲、把德国在山东和福建的权利让渡给日本；至于其他的要求更将使中国实质上沦为日本的被保护国①。海内外中国人群情激昂，可是孙中山无动于衷，仍然盼望日本能大规模援助革命，向东京提出一系列似乎更加退让中国主权的方案。北京政府指控孙及革命党卖国，孙的许多支持者又弃他而去②。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要求继续敷衍，日本动员其军队，袁只好让步，批准一项纳入大部分二十一条的条约（中日民四条约）③。

① Edwin P.Hoyt（霍伊特）, Japan's War: The Great Pacific Conflict (New York: McGraw-Hill, 1986), p.45.

② K'ung Hsiang-hsi（孔祥熙）, Columbia interviews, p.42.

③ Edwin O,Reischauer（赖世和）, Japan: The Story of a Nation (New York: Knopf, 1970), p.151.

孙的追随者再次弃他而去。陷入革命事业的最低潮，使他更珍惜那些围绕在身边的忠贞部属。蒋理解和支持孙的观点：推翻袁世凯和建立统一、现代化的政府，优先于对付日本的侵凌。这是蒋牢记在心的另一课：“攘外必先安内。”

尽管孙的支持者大减，蒋和陈其美不久又在上海藏身法租界的胡同，规划新方法推动革命。首先，他们计划暗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1月10日，两名枪手在外白渡桥拦下郑的座车，乱枪将其打死。接著由蒋、陈率敢死队攻打警察总局，却不幸失败，陈、蒋勉强脱身①。这项行动普遍被认为失败，孙的声望跌到低点。筋疲力竭的蒋病倒，王太夫人来到上海陪他，经她悉心照顾终于病愈②。

① Li Shoukong（李守孔）, "Chiang Kai-shek and the Anti-Yuan Movement," pp.85-93; North China Daily Herald（北华捷报）, December 11, 1915. 有不同版本的说法，董显光，《蒋介石》第一册，pp.42-44。亦可参见S.I.Hsiung（熊式一），Life of Chiang Kai-shek, pp.86-87.

② 黄自进主编，《蒋中正先生留日学习实录》，p.917。

2月间（1916年），陈其美和蒋介石带著日本人借给孙中山的七十万美元巨款，在上海法租界青帮龙头老大黄金荣（绰号“黄麻子”）的保护下，再度试图在上海建立中华革命军①。但是一群杀手（可能是在北洋军阀收买下）潜入陈的办公室，打死陈及其卫士。两天之后，蒋身穿白色丧服为他死去的老大哥发表祭文，吐露心声：“继公事业，不渝初衷者，更有何人。”②他还动容地说到，有些人试图“向之趋炎附势，排我斥我毁我诬我者，果何如乎”？但蒋声称他不忌谗言，“不恨生前之中谗，惟愿死后之可告慰耳。”③

① Marie-Claire Bergere（白吉尔），Sun Yat-sen, trans. Janet Lloy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264-265. 日本人也提供资金给南方军人，以及东北的满洲保皇派。

② S.I.Hsiung（熊式一）， Life of Chiang Kai-shek, pp.90-91.

③ 同上注。

这篇祭文透露28岁的这个革命青年已经雄心勃勃，但至少在公开场合他努力克制、不轻易表露。蒋很清楚自己的缺陷，在从1918年开始就不间断的日记中，列出自己必须消除的一些性格缺点，譬如：“暴躁、性急、自负、顽固、狂暴……浪费、嫉妒、吝啬、好色、傲慢、怨恨”，“好炫耀财富”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0, 1918, box 1, folder 2; Paul H.Tai（戴鸿超），"History Talks: How Did Chiang Kai-Shek Write His Diaries?" us.f353.mail.yahoo.com/ym/Showletter/boxan (accessed July 3, 2006). 戴是以个人身份进行蒋介石日记的研究。

袁世凯突于1916年6月6日病故，结束了政治危机。副总统黎元洪重新召集经选举产生、国民党人居多数的国会；孙中山偕夫人自日本返国，定居上海法租界莫里埃路29号①。接下来两年，孙中山和他这伙核心支持者都居住在法租界里，彼此照应。蒋介石若到上海，有时候会住在张人杰家；现在张取代陈其美，成为他的“老师”②。蒋的爱妾姚冶诚也跟他一起从日本回国，他把她安置在宁波。1917年9月，他向孙提出一份进攻北京、统一全国的军事蓝图——他称之为“北伐计划”③。

① Lucian W.Pye（白鲁恂），War Lord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1971), p.18. 史诺对宋庆龄的访问记，见Snow, Journal, p.89.

②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1, p.75.

③ S.I.Hsiung（熊式一），Life of Chiang Kai-shek, pp.97-98.

蒋一连四年为党奔走各方，接二连三忙着一个又一个起事计划，然而1916至1917年间的活动却罕为人知。他始于1918年的日记，曾经略为重提这段期间的事。他曾提到1917年春天，奉已经前往广东的孙中山之命，将德国政府答应借给革命党的一百万元领回——应是向德国领事馆领取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1917, box 1, folder 1.

2006年蒋氏家人交给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1918至1922年日记之副本，有一百多页经过编修——有些是家族所编辑，有些则是数十年前经蒋本人或其儿子所修订。鉴于删除的这些记事已时隔90年，它们极有可能是关系到蒋氏家人觉得尴尬或有所牵连的行为或意见，也因此各方猜测颇多①。

① 同上注。蒋氏家族表示，这些删节的材料要到2035年才会发表。

我们或许可以相信，蒋在这段时期与青帮从事犯罪活动。1914年，上海的英国籍保安处长针对蒋发布逮捕令（编按：应为袁世凯所下），指他涉及“小沙渡的犯罪”，但又未标明详细犯行。这个指控可能有关此时他和陈其美在上海从事、后来失败的地下工作。1917年10月，北洋政府的淞沪护军使向英国公共租界警署提出状子，指控蒋涉及“1910年谋害公共租界知名华人”，那是7年前的事。但有可能它指的是1913年1月陶成章遇刺事件，却把日期弄错了。1010年，蒋只有夏天在上海逗留，又无其他报导指出有类似的犯案。1918年7月，同一个护军使指控蒋“涉及1917年10月18日发生在公共租界西华路的武装抢劫案”。英国当局或许认为所控事件是中国各党派斗争的一部分，怀疑这个护军使的指控有政治动机，并未逮捕蒋①。

① Loh（陆培涌），Early Chiang Kai-shek, pp.132-133.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1, p.75，引述1926年11月29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思（C.E.Gauss）致北京美国公使的一封密函，谈到“蒋介石犯罪记录”这件事。当时，各国驻上海领事团非常留心“赤色将军蒋介石”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发展。抗战时期长期担任美国驻重庆大使的高思，一直瞧不起蒋介石，但是他在这封密函中没有提到这三份犯罪活动报告中有任何异样的地方。显然，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警方没有追查这些指控。就袁世凯政府的督军而言，他有强烈的政治动机提出这些诉讼。

蒋家有位成员在2008年断然表示，家人所做的修正，绝对没有涉及青帮、犯罪活动或政治事件，只跟“个人私事”有关，不涉及政治议题。可是，这部分最前面的文献不无可能是由蒋本人或其儿子经国删除①。

① 和我谈到蒋氏日记内容做了删节的这位蒋家家属，也参与蒋氏日记的发表。根据此人2008年5月19日给我的电子邮件。

从1918年起，蒋每天以文言文至少写下一页的日记，这个习惯一直维持到1972年，因为健康因素才告终止。除了先前24小时发生的大事，以及感想之外，他记下起床、就寝时间，温度和天气。进入到1920年代，日记也列举自己的缺点，此举固然反映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也代表蒋承认自己行为的不成熟。可是，他并没有太大改进。孙中山就看清楚蒋的严重缺陷，但也看到他可贵的特质，如坚忍不拔、忠心耿耿、大胆不畏死，即使连战连败、死里逃生都挫折不了他的斗志①。

① Tai, "History Talk."

袁世凯过世后，中国政治陷入一片混乱，北京接二连三上演军阀政变闹剧。1918年，国民党籍国会议员逃往广州，和孙中山联手发动“护法运动”，成立临时军政府，推举孙为陆海军大元帅①。广东、云南军事统治者宣誓效忠，其中一人即是粤军首脑陈炯明②。尽管头衔赫赫，孙中山即使对广州的新政府——事实上，它派系林立——也不具有不受挑战的权威③。

① Dreyer, China at War, p.66;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1, pp.174-175.

② Pye（白鲁恂）， War Lord, pp.17-18; Boorman, Biogriphical Dictionary, vol.2, p.125.

③ Lloyd E.Eastman（易劳逸），"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 1927-1937," in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ed. Lloyd E.Eastma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9.

3月，蒋奉孙中山之命加入陈炯明的援闽粤军司令部，担任作战科主任①。可是，因为一些南方军阀要求在新政府中有更大的权力，孙中山在广州脆弱的联合政府很快又动摇。孙辞职返回上海②。陈炯明及其三万兵力仍坚定支持孙；7月，蒋在福建作战，成功攻克一重要城镇。不久，由于脾气不好、与粤军军官处不来，他一度辞职，但陈炯明要他回来，担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下辖一千名士兵③。蒋全力以赴练兵，率领他们翻山越岭、深入敌后作战④。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15, 1918, box 1, folder 4;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1, p.176.

② 张宪文、方庆秋，《蒋介石全传》，pp.49-51。

③ 董显光，《蒋介石》第一册，pp.50-51。

④ 张宪文、方庆秋，《蒋介石全传》，pp.51-53。

1917年11月发生一件影响到中国及世界的大事，列宁率领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夺取了彼得格勒及掌控了大部分的俄罗斯。次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南、北政府合组的中国代表团争取收回德国以不当手段在中国取得、现已落到日本手中的一切权利。美国总统威尔逊支持中国的立场，但投票表决时输给欧洲列强，只好妥协，把德国在华半数领土权利正式让渡给日本①。凡尔赛和约的内容于1919年5月4日传回中国时，学生、知识分子和大多数消息灵通的中国人群情激昂。北京大学首先发生抗议活动，旋即蔓延到其他大学、中学和工厂。蒋在日记记载：“排日风潮，皆未稍息。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国民气不馁，民心不死，尚有强。”②

① R.R.Palmer and Joel Colton,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1), p.725.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etmber 23, 1919, box 1, folder 21.

1911年之前，中国革命党人的焦点集中在结束中国的落后与屈辱——满清异族统治所造成的情况。现在，已是汉人主导的共和政体，国家却分裂、军阀兵戎相见，比起清朝更加衰弱，不仅内战战火不断、还继续受到列强压榨。有改革之心的中国人责备列强帝国主义使中国沉沦至此、但也要求中国文化和国民性格的彻底改造，使国家重新站起来。戴季陶即是反覆申论此一主题的健笔之一。不过最著名的是作家鲁迅，他指控中国传统孕育退步、愚昧的文化以及道德上的怯懦。孙中山也一再呼吁应该有不自私、爱国、英勇的新中国人，一种他认为前所未有的新民族。蒋也同意应早早改造，但他的乐观并没维持太久。他注意到，人民精神固然似乎已有提振，但大部分中国人仍是文盲。他担心，很难在10年之内完成国家性格的大改造。以国民坚毅精神而言，“日本人民之智识普及，过于吾国者，其改革之速，更可知矣。”①往后26年，蒋在这一点上一直悲观。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10, November 2, 1919, box 2, folder 1,2.

固然1919年的五四运动（或称新文化运动）令孙中山信徒士气为之一振，它也对在中国新生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及它在学术界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提供巨大动力。知识界受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北大教授胡适这一位杜威实证主义派作品的影响，也出现“第三势力”，不过它在政治上一直没有太大影响力。实际上，包括军阀在内，所有的中国人都支持五四运动的目标。问题在于，中国在追求实现重振国势、现代化的共同梦想时，应由哪个党、哪一派，或哪个军阀来领导。

尽管孙中山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不合中国国情，他越来越受俄国大革命新闻，它的无阶级社会以及全世界终止帝国主义理想之启发。蒋介石也一样，他开始阅读《俄国革命记》。他在日记中写下，他会永远敬佩这桩历史大事件、人类史的新时代。日记中一再出现“读俄文”、“习俄文”等字样，他喜欢左派的《新潮》杂志，有时候早上读了下午又读①。这一类阅读益发激起蒋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强烈情绪。莫斯科宣布它将放弃帝俄沙皇在满洲的特殊权利、取消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时，俄国革命在中国的吸引力大升。对于长久受苦受难的中国人而言，这是善意的晴天霹雳。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6,24,26,27, 1919, box 2, folders 2;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p.38-57。

这时候，蒋仍在福建率领粤军作战。他在日记写下，他不喜欢福建姑娘，但是脑子里抛不开性：“色念，仇恨，嫌恶，诸几未绝，虚灵未足也。”①1919年3月，他暂时离开前线、回到上海，与他称为“介眉”的新爱人同住。从他对她的热情判断，她一定是个美女。由于姚冶诚好赌，他和她感情不睦，现在疯狂爱上介眉。根据他的日记，有一天他已到了码头，预备回到福建前线，但又不舍离开她，因此又多留了几天。他甚至想要娶她，但是根据她写给他的一封信所述，即令她想和他长相廝守，她并不想被一纸正式婚约所绑②。这段时期，尽管感情不睦，蒋仍不时返回宁波见姚冶诚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19,27, 1919, box 1, folder 15.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2, 1919, box 1, folder 15. 蒋氏日记显示，介眉不是姚冶诚的别名，而是另有其人。关于多次提到介眉、蒋对她的迷恋，以及她至少写过一封信给蒋，见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p.38-57。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2,23, 1919, box 1, folder 17.

蒋和许多女子发生性关系的一个结果，就是他自认感染性病、失去生殖能力。也因此，他越来越关心他唯一的亲生儿子。在返回福建驻地之前，他先折回奉化，拜託他的老师顾清廉看看9岁的经国，评估这个孩子的潜力。蒋在写给经国的第一封信中提到，顾老师说孩子“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蒋不久即送儿子到奉化，进他的母校凤麓书院就读①。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pp.105-106。

同一时期，蒋告诉母亲和毛福梅，姚冶诚将带一个他认养的三岁小童到溪口。蒋介石替他取名“纬国”的这个男孩，是蒋的好友戴季陶和日本情妇所生。姚和纬国住进蒋家，但毛夫人和她处不来；后来蒋介石的伯父出面安置纬国和他的养母①。从他写给两个小孩的信判断，蒋疼爱养子胜过亲生儿子。1920年春天，蒋陪母亲到城市治病，但不久自己即因伤寒病倒。养病期间，他有更多时间反省，在日记中频频要求自己改进②。

① 这个说法来自1996年6月7日蒋纬国接受我的访问，以及他的回忆录《千山独行》（台北：天下文化出版，1990）p.20；以及1996年6月19日，王舜祁在溪口受访。

② Loh（陆培涌），Early Chiang Kai-shek, p.32.

受到思想越来越左倾的影响，蒋这段时期的文字越来越批评商人和资本家的“狡猾势利”。他写说：“资本家之不扫除殆尽，则百家无乐利自由之道。”有个地主想骗姚冶诚，他还说富人脑筋想的尽是如何占别人便宜①。但是1920年7月1日，当新成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为了替国民党筹募资金的党支持者所设）正式开幕时，蒋立刻买起股票，当作副业。蒋和陈果夫四处借钱，成立一家投资公司“炒股”。原始资本三千银元，初期略有亏损，旋即上涨到三万银元；12月初，张人杰替他向另一家投资公司买进3500银元的股份。可是，股市很快就下跌，到了年底，蒋在日记里坦承，他损失7、8000银元。这笔钱他显然欠着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12, 1919, box 2, folder 1.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4, 1920, box 2, folder 10.

蒋没有时间去盯紧股市。1920年9月30日，孙派他出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这是他前此未有的最高职位。蒋在日记中承诺，为降低别人的怀疑，绝不接受任何（政治）官位，暗示他会恪守军职，不要因对他人的直言批评及坏脾气招惹人厌。蒋接任参谋长职务时，孙中山领导的粤军部队，在帮会、江贼和一万名苦力支持下，已经慢慢胜过1918年逼孙下台的南方军阀。整个10月，蒋与部队一再移动“连战告捷”①。但是，作战压力使他脾气更盛，经常对同僚发作，使得大家给他一个缚号“大炮”②。

① Leslie H.Dingyan Chen（陈定炎，陈炯明之子），Chen Jiong-ming and the Federalist Movem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9), p.99.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10, 1920, box 2, folder 13.

当年秋天，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责备他的坏脾气：

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尤过之。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龌龊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①。

① 孙中山，《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1960）pp.798-799；Loh（陆培涌），Early Chiang Kai-shek, pp.34-35.

蒋也同意，但他似乎依然改不了。有一次他和戴季陶激烈辩论后，写了一封虽表歉意、但仍自我护卫的信给他这位“兄”。他说：“有不自爱惜，暴弃傲慢，何面目以对良师畏友？”①戴季陶回信时，重申对蒋的友爱和敬意，但形容他是“任性使气，不稍自忍，以此处世，深虑根祸，亦足碍事业之成功”。蒋按捺不住又回信驳斥老友用词尖锐、有偏见、太冲动，但又自承：“弟处世之病，在乎极端，故有生死患难之至友，而无应酬敷衍普通之交好。”②蒋的强项——对革命事业坚持专注、自视甚高——也成了他的弱点。

① Loh（陆培涌），Early Chiang Kai-shek, pp.36-38.

② 同上注，pp.42-45.

10月底，陈炯明率粤军第二军进入广州，民众夹道欢迎①。蒋仍在前线与桂系军阀残部作战，但于11月12日赶到上海向孙中山报告，次日再回浙江老家，探望生病的老母②。次月，孙中山得到海军第一舰队支持，由上海返抵广州；可是，他和陈炯明几乎立刻就对广州新政府未来的方向意见不合。孙主张要有强势的中央政府，准备及早发动北伐、推翻北洋军阀。陈则希望先专心建立广东为模范省，主张以和平协议方式推动“联省自治”③。

① Dingyan Chen（陈定炎），Chen Jiong-ming, p.101.

② 《蒋介石日记类抄，第三部》，《民国档案》（南京）2（1999）：4-5。

③ Dingyan Chen（陈定炎），Chen Jiong-ming, p.105.

蒋从溪口拍发电报给孙，促请尽早以军事行动占领整个广西省，为北伐做好准备。孙要他回到工作岗位，他却轻率地回答：“今莅粤五旬，未闻发一动员令，中是以有待。如果出师期定，当不俟召前来效力也。”1921年4月底，桂系军阀得到北京政府支持，再次打进广东。5月10日，蒋终于赶到广州见孙中山。可是，5月24日夜里，他梦见“雪深数尺，一片白色”，觉得这是母亲病危之兆，赶紧奔回老家②。王太夫人于6月4日去世。

① Loh（陆培涌），Early Chiang Kai-shek, p.48.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4, 1921, box 2, folder 20.

许崇智率领粤军第二军迎战桂军；桂军阵脚大乱，指挥官弃职逃亡。粤军有几架双翼飞机，并无炸弹，追着溃败的敌军改丢木块①。许崇智率部打进广西，不久，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粤军和广州政府正式控制了广西所有大城市。孙中山5月5日复任总统，认为发动北伐、统一全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把大本营迁到山水景色绝佳的广西省会桂林。

① Diana Lary, Region and Natio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32.

五

南方军事虽然告捷，蒋仍留在溪口，遵守为人子女为父母守丧的古礼。他筹划丧礼，选定墓地。在通往雪窦寺半路的蜿蜒山径边，他替自己盖了一座亭子，可坐览山景。他一连多日静坐亭中沉思，不理孙函电急催，要他回桂林。此时，蒋能够“更成熟地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缺点”。①他经常在日记里详载自己性格和行为根深蒂固的缺点。虽然经常反省，他也会吹牛、自以为是和傲慢。他严厉要求的领导作风和急性子，经常使同侪和部属不痛快。上司虽然欣赏他钢铁般的意志，但也会被他的桀傲行为激恼。此外，即使已纳了一房侧室，他仍性好渔色，流连青楼。固然对于一个青年军官而言，这些都算不上不寻常的行为，但它们绝不是儒将所应为。

① Loh（陆培涌），Early Chiang Kai-shek, pp.60-65.

蒋在山间漫步沉思良久，替自己拟定新的人生计划，决心身体力行新儒家的理想！正心诚意、慎思笃行①。虽然年仅34岁，在孙中山阵营里也只是中阶军官，他对自己的使命已经看得很清楚——他注定将是现代中国的伟人之一。此时他或许看到自己即将肩负神圣使命，将会领导孙中山麾下部队北伐、统一全国。他内心深处隐隐想着，自己可能继承56岁、身体仍然健康的孙中山之地位。虽然前途还在遥远的未来，为了准备此一领导角色，他必须克制自已，以自省、自律来控制自己莽撞、冲动的坏脾气。

① 同上注。

这段期间，蒋和两个儿子感情远比前些年亲近。纬国只有5岁，因此宠溺似属必然，经国已经11岁，则必须严加管教。不过，蒋每天仍抽出时间和经国相处，他带著经国上雪窦寺、访千丈岩瀑布。蒋认为：“经儿可教、纬儿可爱。”①

① 蒋介石，1921年3月6日，南京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9月初，蒋终于启程南下到桂林向孙报到。途中他先绕到上海停留，和陈果夫商讨他们投资最近大跌的状况。几个月前，蒋还因市场自去年12月后恢复元气而大为振奋。但是上海的证券号子现在却一家又一家关门，经纪人纷纷破产，有些人（包括蒋的一个朋友、共同投资人）甚至自杀身亡①。他本人似乎自1920年开始投资至1922年崩盘为止，损失了20万银元（可能是墨西哥鹰洋）②。没多久蒋的债主开始向他追讨积欠的2500银元，孙中山还寄给他一笔钱伸出援手，其余债务则因友人介入调停而一笔勾销③。青帮首脑黄金荣邀请蒋的“50多名债主”吃饭，请他们把这位青年军官的欠债记到他（黄）头上。据黄金荣的说法，来宾都看他的面子买帐，对于欠款不予追究，因此蒋拜在他门下当“徒弟”④。蒋怪自己不留心、无经验，才会赔钱，但又说此事没什么好气馁的。就像军事和政治上的挫败，他也可以扛下这么庞大的个人损失，然后完全置之度外。

①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p.68-69, 73；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7, 1921, box 2, folder 22.

② 1921年7月，蒋说他这一年迄今已经“花掉”17000银元。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3, 1922, box 3, folder 9.

④ 2003年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播出由陈晓庆（Chen Xiaoqing，音译）制作、宋继昌导演的一部电视纪录片《海上沉浮》第二集，其中有一段黄金荣访谈。根据访谈，黄在1949年中共即将占领上海之前夕，与共产党达成某种协议。他在纪录片中提到这段替蒋斡旋债务的故事，可是因为这部纪录片是大陆电视片，因此他有可能编造此一故事；不过，如果此事属实，也不会令人惊讶。

商场上此一经验使蒋思想上比往常更加左倾！也更加专注在革命及从军生涯上。不久之后，他试图在溪口开办学校，收容本地儿童，但根据他的日记，此事遭到某位村绅莫名所以地阻挠。他发誓，除非这个村绅死了，绝不肯再回老家①。他也观察到，要改造中国，必须终止绅、商统治。事实上，在他漫长的一生当中，蒋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并没太大好感。不过，他一贯相信共产主义无法在中国实行，阶级斗争是个有害的观念；和军阀、秘密会党一样，有钱的菁英和富有的仕绅是只是可以利用与交往的权力现实②。对他自己的革命前程，他现在认为是“极广大极光明”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21, 1922, box 3, folder 7.

② 《民国档案》4（1998）：3-10。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3, 1922, box 3, folder 9.

蒋在上海邂逅一个年轻女子陈洁如；两年前她13岁时，他就已迷恋上她。陈的父亲是个支持国民党的纸商，根据她的说法，蒋是在她娘家的一场聚会认识她，几天后就约她吃午饭。后来蒋还引诱这位少女到旅馆，但她跑掉了。他于是试图说服陈母让洁如做他的侧室——她在回忆录中则坚称是要讨她为妻①。陈母尚未回答，他已回溪口安排母亲王太夫人的丧事。

① Chen Jieru（陈洁如），Chiang Kai-shek's Secret Past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3), pp.4-26.

蒋等到母亲过世才休了毛福梅。蒋写信给内兄毛懋卿说：“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①与毛福梅离异后，蒋仍然出钱资助姚夫人生活。他虽可以弃她于不顾，但因感念她愿意带养纬国，遂安排她带着纬国住到她老家苏州。同时，陈洁如母亲答应把女儿托付给蒋。陈洁如声称，他们两人在1921年12月5日结婚②。6年后，蒋已贵为国民党领导人，想和宋美龄成亲，公开宣称陈洁如是他的妾，不是正室③。

① Crozier（柯如奇），Man Who Lost China, p.114, citing Ting (n.p.).

② 同上注，pp.27-42。

③ 1927年9月27日，蒋介石接受《纽约时报》的访谈。蒋纬国1996年6月6日接受作者访问时，也坚称陈洁如和蒋介石从来没有结婚。奉化的研究人员王舜祁也对结婚之说持疑。陈洁如提出她和蒋结婚证书上的文字，但没提出影本。同样的，她书中的照片也没有任何一张有关婚事或1921年12月5日的婚礼。蒋介石1921至1922年的日记叙述他经常夜访陈洁如，后来他们似乎也同居，但是在他公布的日记中完全没有提到两人结婚这件事。

不论他们在何时、又是如何结识、相恋，依据陈洁如的说法乃是一段不寻常的婚配。她声称蜜月期间就染上性病，这段经验不像是她编出来的。她说蒋为示悔改，发誓再也不喝酒、咖啡或茶。从此以后他果真只喝白开水，不再喝酒或茶。他新的俭朴生活方式可能始自这段时期，包括表明忠于陈洁如，每天只吃简单的宁波菜，养成每天早睡早起习惯，除了仪式需要通常只穿军便服，不配勋章，只在胸前掛着潘兴式的背带，或简单的一袭中山装与长袍。这些习惯给人强烈却非常好的苦修印象，象征他的成熟、自律和严肃。这些后来更变成他举止的鲜明特质。

蒋旋即回到粤军第二军参谋长岗位，忙着规划北伐攻打湖南、江西的作战。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越来越紧张，当孙免去陈广东省省长和粤军总司令之职，广州陈部企图夺权，孙因此被迫连夜逃出广州，仓皇避上炮舰“永丰舰”航向黄埔岛。孙伪装拍发电报给蒋的养子纬国，通知人在溪口的蒋“事紧急，盼速来”①。在这次危机中，孙求助于这位可以随时效命、意志最为坚定的行动派大将。

① 关于参谋长一节，见《蒋介石日记类抄，第四部》，《民国档案》4（1999）：24-25；关于孙中山逃上永丰舰，见Boorman, Biographicak Dictionary, vol.3, p.143；史诺对宋庆龄的访问记，见Snow, Journal；关于以蒋纬国为收受电报者，见1996年6月5日蒋纬国接受的访问。

蒋赶赴上海，找到后来当上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借到六万银元（银元类别不明）。他是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蒋带著巨款搭船到香港，再租一艘小艇沿珠江而上。1922年6月29日，蒋登上泊靠于黄埔的“永丰舰”，与孙会合①。蒋接过“永丰舰”的指挥权，命令它驶往下游。往后五个星期，粤军第二军和陈炯明部队激战时，“永丰舰”停靠在闷热的河港白鹅潭。但是舰上孙部接获报告，陈炯明击败许崇智以及效忠孙的滇黔盟军②。8月9日，英国一艘军舰同意载孙中山一行人到香港，让他们从香港再转往上海。

①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79。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 1922, box 3, folder 11.

蒋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独处的时光，是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显然，孙自此对他更加铭记在心。蒋在前敌指挥官、涉及多单位的参谋长、都市游击战、秘密作业（涉及两桩暗杀案）和其他地下工作上，都表现得可圈可点。他似乎忠心耿耿，又不怕向最高领袖表达异见。再者，尽管蒋的教育有限，却是个胸怀天下事的思想家，不仅对俄国新社会能侃侃而谈，也很早就提呈了一份北伐计划。此人有胆识且极为诚正。蒋还有个很大的优点是，除了有钱的张人杰支助他，他没有其他靠山。也只有几个像戴季陶、张群等的好友，没有什么人脉关系，因此不会因利益冲突或个人权力而有碍他对孙与革命事业的全力效忠。这项条件成为他崛起的关键。

孙中山似乎又再次吞下失败，但仍很乐观——因为他获得了值得期待且也是至今最重要的新外援。前一年（1921年），化名马林（Maring）的共产国际代表和孙会面，建议苏联可与新改组的中国国民党合作，让那一年稍早在上海组党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成立统一战线①。马林答应孙，苏联可以提供大量的军事武器与补给品援助国民党，让一直等不到日本和西方列强这类援助的孙，闻之大喜②。

① Bergere,（白吉尔）Sun Yat-Sen, p.279.

② Conrad Brandt,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1924-192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6-27.

虽然孙不肯和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他答应让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在共产国际坚持之下修正自己立场，同意接受统一战线，成为“国民党内的集团”①。苏联此一决定反映出它希望有了孙中山这样具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人，国民党会接受共产主义的影响。俄国人也觉得他们需要有个强大、统一和友好的中国，做为抵抗英国和日本的堡垒，很清楚的，国民党乃是较有可能达到此目的的政党。此时中国共产党只有123名党员，马林还不觉得它是重要的组织。国民党本身虽然只有几千名党员，但是他们包含职业军人、作家、教师和学者，还有新兴的爱国商人阶级及金融家。最重要的是，国民党有军队②。苏联认为，同时加入国民党，可使居于少数的共产党得到重视与信赖③。

① 同上注，pp.30-32。马林出席8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杭州召开的全会，坚持此一新计划。

② Zhang Guotao（张国焘），The Ris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1), vol.1, p.247; C. Martin Wilbur（韦慕廷），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1928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

③ 熊裕文，《党内合作行使大革命的结局》，《民国档案》2（2001）：71-75。

1923年1月17日，苏联高阶外交官越飞（Adolph A.Joffe）在上海拜会孙中山，定出一个详尽的合作计画，包含莫斯科要提供的武器、弹药及现金的数量；准许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以及国民党依照马列主义路线彻底改组①。此时，蒋写了一封长信请廖仲恺转呈给孙，陈述他的政治策略观点。他说，在戮力于统一与国家领导时，国民党“当先求政权而后推行主义”，也就是“不妨先用中国式政治家。如谭、唐、李、孙，专为统一中国之预备不然”②。孙同意这个看法。所以当孙回到陈炯明弃守的广州，他恢复的是大元帅的头衔而非总统的名号。他认为，军事手段是目前斗争的最高优先③。

①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2, p.366; Wilbur（韦慕廷），Nationalist Revolution, p.40.

② Loh（陆培涌），Early Chiang Kai-shek, pp.78-81，蒋提出三个方案，但基本上它们只是两个方案。

③ Wilbur（韦慕廷），Nationalist Revolution, p.40.

孙中山委派蒋介石担任许崇智的参谋长，蒋10月间抵达福建后的最初建议即是派遣更多特务去收买陈炯明的高级军官。蒋早已参与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这乃是他重视特务工作的又一例证①。但是他担任参谋长不久，孙即派他为代表率团赴苏联考察学习其军事及政治制度。有鉴于孙此时对与苏联关系之重视，这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任务。孙致函列宁和托洛斯基，介绍蒋是他“我的参谋长和密使”：8月中旬，蒋和另三名代表（编按：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其中张为中共党员，沈早期为中共党员）搭乘邮轮前往东北②。他们在大连坐上火车，跨越满洲里中苏边境，再转搭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③。

① 《蒋介石日记类抄，第四部》，pp.21-31；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18, 1922, box 3, folder 13,14.

②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31。Loh（陆培涌）指说，这封信发给苏联新任驻北京大使，形容蒋是“我的参谋长和亲信”。他又说：蒋“可以全权代表我。”Loh（陆培涌），Early Chiang Kai-shek, p.88.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19,24, 1923, box 4, folder 1.

蒋介石和三名同伴在苏联逗留将近三个月，考察红军单位以及海、空基地。他也参观了苏共（当时名称为联共）各级单位、军事院校，甚至一家化学武器工厂。然而，蒋此行主要任务是寻求苏联支持他本人设计、经孙中山认可的一项西北军事策略方案。这项策略希望苏联支持国民党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好让国民党进攻北洋政府①。蒋在拜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E.M.Skyansky）及参谋长加密热夫（L.B.Kamenev）时，强调不论彩图何种计划，国民党希望尽早发动北伐以铲除军阀统一中国。但是俄国人并不高兴，他们不希望苏联支持的革命会激怒日本；何况早日北伐，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时间发展实力。斯克良斯基告诉蒋，在中国要发动军事作战应该先进行大量的政治工作，否则“此种行动註定会失败的”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0-23, 1923, box 4, folder 2.

② Eugene W.Wu, "Divergence in Strategic Planning: Chiang Kai-shek's Mission to Moscow, 1923," Republican China 16, no.1 (November 1990). 另参见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p.35-56。

托洛斯基也向蒋说明，“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①经过这些会谈之后，蒋写下，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工人晓得必须要革命，农人希望有社会主义制度，而其领导人允许国内150个不同民族组织联邦来自治。11月25日，共产国际邀请蒋到其执行委员会演讲。他在演讲中暗示，共产主义是下一阶段中国革命可能的目标；但是，国民党若公开拥抱共产主义将会伤害它的主要目标——团结所有的中国人、驱逐帝国主义。起先，这似乎是暗示说，国民党基于战术理由，现阶段不能拥抱共产主义，但他随后直接告诉共产国际执委会：“无产阶级革命并不适合”中国②。听完蒋的演讲，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一项有关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决议文，强调无产阶级和农民在革命中的角色。

① 蒋在日记提到1923年9月7日会见“苏共总书记”，但不晓得为什么1957年的书确不提它。见Chiang Kai-shek（蒋介石）, Soviet Russia in China (1957;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s, 1967), pp.16-17.

② 台湾学者余敏玲在俄罗斯档案馆中找到这份演讲稿。见Yu Minling（余敏玲），"A Reassessment of Chiang Kai-shek and the Policy of Alliance with the Sovier Union, 1923-1927," 收在Mechthild Leutner, Roland Felber, Mikhail L.Tarenko and Alexander M.Grigoriev, ed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1920s (London: Routledge, 2002), p.7. 蒋在日记中没有谈到他发言内容。见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5, 1923, box 4, folder 4.

对于共产国际如此直接抵触他对团结路线的解释、以及孙中山对阶级斗争的排斥，蒋感到相当失望①。他在日记中称呼苏联政府“轻信，迟缓，自满”。当他参观彼得格勒时，觉得这座城市“精神颓唐，士气消沉”②。他也注意到，国有化造成过度集权、缺乏够资格的经理人。此外，即使在社会主义俄国都有“分配困难”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5,27, 1923, box 4, folder 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4, 1923, box 4, folder 5.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7, 1923, box 4, folder 2.

向红军团体讲话的请求获准后，蒋向400百名士兵发表演说，宣称他和他们一样是革命者，他的目的是来向苏联学习、和苏联联合起来，以便击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当他演讲时，“声音提高、两手发抖”。10月中旬，蒋率领的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提出一份有关中国革命的书面报告，上头写道，除非我们（全世界人民）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①。虽然以世界革命对抗可恶帝国主义的概念很吸引他，但对蒋来讲，这段话巧言成分居多。尽管如此，他还是接受了红军设置政治工作人员的制度，后来把它纳入国民党部队；他也接受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构想。他写说：“（共青团）对于青年竭力培植注重，是其第一优良政策。”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9, 1923, box 4, folder 3; 余敏玲，"Ressessment," p.46.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4, 1923, box 4, folder 4.

俄国考察之行也在蒋的事业上扮演关键角色，因为攸关国民党成败的这个强大又神祕的北方邻国，现在他成了头号专家。蒋在12月15日搭俄国船只返抵上海时，受到主管国民党财务的大员廖仲恺的欢迎。孙亦挑选廖仲恺负责依照马列主义路线改造国民党。国民党内有些人深刻关切莫斯科的意图；蒋向他们担保：苏联提议援助国民党是真心的。（不过多年后他痛苦地表示，当年回国时他已对苏联的意图极为警觉；此说分明不确。）①蒋在1月12日终于回到广州，向孙交上一份书面报告（游俄报告书）②。

① 蒋氏1924年整年的日记都不见了。它们可能是丢了，但也不无可能是因为内容太过亲苏而被销毁，见Mast and Saywell, "Revolution," pp.84-86.

② 根据国民党日后的历史，蒋在1942年3月14日致函廖仲恺，对苏联颇有苛评。这封信见于毛思诚1937年编写的《民国十五年之前蒋介石先生》，现收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它是唯一一份文件，可指证蒋在1927年以前就对苏俄容共提出警告。

此时，共产国际新派来的驻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Mikhail Borodin）已在广州依照列宁主义路线改组国民党。在孙中山命令下，国民党员以“同志”称呼中共及苏联盟友。不过，孙在1924年1月国民党全代会上宣称，中国并无明显的阶级差异。他说，每个人只是大贫、小贫之别，此一说法和共产党主张需要有剧烈的社会革命，大为不同。孙在军事方面就比较能接受苏联的影响。他晓得，当他指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成员，并主持为训练军官而成立的新军校时，莫斯科一定会很高兴。1924年6月，蒋陪孙站上司令台，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军校靠俄国赠与270万元（中国钱），加上每月补助10万元，才得以成立。孙在开学典礼的演讲中宣称，目标是仿效苏联红军打造一支“新革命军”①。

① 以“同志”相称有关大贫、小贫之说，见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331-332. 有关苏联提供270万元一事，见Louis Fischer, The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A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viet Union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vol.2 (London, 1930), p.640, 经Mast and Saywell, "Revolution," p.40所引述。鲍罗廷告诉Fischer此一数字。另参见Robert C.North and Xenia J.Eudin, M.N.Roy's Mission t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20. 关于革命军，见F.F.Liu（刘馥），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8.

1924年6月，孙中山亲自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

应蒋的要求，苏联派蒋在西伯利亚结识、一见如故的苏联远东部队司令加伦（V.K.Blucher，原名布鲁辙）到广州，担任他的参谋长①。莫斯科另外派了几个军官到黄埔军校②。蒋搬出在莫斯科学到的东西，派戴季陶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至于戴之下的副官，中共则提名曾留学日本两年、法国近4年，回国不久的27岁党员周恩来。周也是浙江人，他和蒋很谈得来。长相英俊、有如默片电影明星的周恩来，风趣幽默、仪表堂皇、谦恭有礼、饱学多闻、自信满满，但又温文儒雅。在蒋眼里，他是个性情中人。国共两党历47年的竞争、斗争和激烈交战，两人之间发展出非比寻常的交谊，互相尊重，即使在两党激烈冲突之际仍偶尔会看得出来。

① 原来的苏联高级军事顾问巴伐洛夫（Pariov）将军，在加伦抵达后不久，意外溺毙。

② Liu（刘馥），Military History, p.20.

黄埔军校倡导武士道精神，校训“亲爱精诚”，还有一套威武不屈、誓死不降的荣誉规约。这套价值的极致就是“坚守阵地到最后一兵一卒；不计牺牲、英勇攻敌；不容疑问、奉命唯谨”。它还订立“连坐法”，任何单位只要有一成员失败或犯规，全体接受惩罚①。战术课和武器操练只占1/4的受训时间。大部分的讲课是政治思想课程，在黄埔意即研修三民主义，但也教授马列主义对帝国主义的观点，以及中国沦为分裂、被压迫的半殖民地之历史。尽管课堂上课时间甚长，操练仍十分严格，需要全心全神投入。

① Michael Richard Gibson, Chiang Kai-shek's Central Army, 1924-1936, Ph.D.dis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85, p.36; Dreyer, China at War, p.124. Liu（刘馥），Military History, p.12.

孙中山与蒋介石1924年6月合影于黄埔军校

中共有权可推荐若干人进军校各期受训，但国民党召募来报名者占大多数——总共有7000人报名，大多是中等以上阶级的城市居民或地主仕绅之子①。蒋介石从名单中亲自挑选约500人为头几期的每斯学员②。每期3个月的密集训练——长度与美国收大学毕业生的陆军军官预备班相同——一年下来，培训了约2000名新军官。“黄埔系”成为未来25年蒋的核心支持者。

① Chen Lifu（陈立夫），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64.

② 董显光，《蒋介石》第一册，p.46。

前一年，国民党内有11名元老曾因共产党势力大增（包括在各阶层皆已布建秘密小组），首次向孙中山提出警告。到了1924年6月，其中多位大老又呈请下令清共。这些人拿出中共的秘密文件质问鲍罗廷；文件显示共产党密谋利用国民党以达成其革命目标。但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广州国民党领导人并不以为意，蒋认为，“当此关键时刻……（同志）必须紧密合作，国民党员应与共产党携手对抗共同敌人。”①蒋在一次演讲中赞扬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为他们国家及平民之福利奋斗，不全为个人利益努力。”②同时，1924年10月7日，苏联答应给的第一批8000千枝步枪抵达广州，不久又送来15000枝步枪，以及若干机关枪和大炮③。到了当年年底，莫斯科派到中国工作的军事、政治人员已达1000人左右，并且提供国民党毎个月35000元，外加其他补助④。从这段时间起、至1960年为止，苏联是在中国最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国家——例外的情况有二，一是日本做为侵略者及占领者，以及美国在1941至1945年抗战期间做为盟国。

① S.I.Hsiung（熊式一），Life of Chiang Kai-shek, p.199.

② 同上注。

③ Liu（刘馥），Military History, pp.14-15.

④ 同上注，p.6。引述1927年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抄到的文件，见于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 (1927): 131所收之文章"Sovier Plot in China"。

苏联武器源源而来、堆满广州码头之际，广州商团和国民党右翼人士组成一支9000人的民兵队，在英国人默许下，香港的保守派华人运送一船的武器给这支民兵队。蒋获报后，召集军校学生，组成作战队伍开进广州，没收这批武器。商团威胁要展开总罢工，香港的英国人炮舰也升火待发，孙下令交还武器，可是民兵和国民党军队仍爆发冲突。孙终于授权蒋平乱，短短几天蒋就完成任务。

同时，北洋军阀新的联合政府（段祺瑞出任执政）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的健康情形已经大坏，但觉得这是他和平统一中国的最后机会，仍决定抱病北上。他一到北京即病倒，医生诊断他的癌症已经无法治愈。孙在1925年3月12日去世，享年58①。直到这一刻，蒋从来没想过短期内要成为政治领导人，不过他一定考量过总有这个机会的可能性。两年前，他在日记里曾引述过19世纪湘军领袖曾国藩的话：“看曾公尺牍，至覆陆立夫书，有‘事机之转，其始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然后他咬文嚼字地说：“信乎，吾可不以迁移默运之人，自任乎。”②

① Sharman, Sun Yat-sen, pp.303-31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4, 1922, box 3, folder 15.

孙逝世时，蒋还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大部分的内圈人士也不认为他足堪竞争领导地位。蒋也有敌人（此时他常身怀手枪）①。但是，他强悍的军事指挥官形象已经英名在外。这个阶段他在低阶军官及一般党员之内的追随者，可能已经大过任何其他的国民党政治领袖。在他们心目中，蒋不仅是个战功彪炳的军人，还是孙中山首屈一指的学生，是个坚强又有独立主张的左派分子，不贪腐且“坚定不拔”地追求目标②。蒋亦被公认是个熟悉苏联的军人，受到苏联的信赖。苏联在中国的新兴角色对蒋于国民党窜起，起了极大作用，而他也明白在未来几年内，苏联的影响将更加重要。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23, 1925, box 4, folder 8.

② Liu（刘馥），Military History, p.10.

第二章：北伐与内战

1925年春天，列强在中国依然横行无忌，但中国人民已越来越不愿容忍这些侮辱。5月间， 孙中山逝世之后2个月，上海某日资纺织厂外守卫开枪打死罢工工人；等到学生示威活动爆发，英国人带领的警察又打死11名示威者。武汉方面，英国志愿队架起机关枪对付“数千名滋事苦力”；但当滋事者火烧九江日本、英国领事馆，连英、法陆战队都紧急赶来驰援①。

① New York Times, June 5 and 12, 1925.

警方把上海的骚乱归为“中国布尔什维克”活动，尤其是“国民党激进派”①。《纽约时报》特派记者警告说：“激进党”（国民党）决心废止“所有的外国特殊地位、特权和治外法权”。它又叹息列强对如何处理此一挑战并无共识，不像当年对义和团事变的回应。《纽时》记者警告，就连日本也可能“和黄种人站在同一边，对抗西方”②。

① New York Times, May 31, 1925. 上海《申报》1925年5月31日报导，有7人遇害。关于蒋经国的角色，见Chiang Ching-kuo（蒋经国），"My Days in Sovier Russia," in Chiang Ching-kuo Remembered ed. Ray S.Cline (Washington, D.C.: U.S.Global Strategy Council, 1989), p.153.

② New York Times, June 5, 1925.

由春季迈入夏季，动乱愈演愈烈。1925五年6月23日，包括童子军和黄埔军校学生在内的一支反帝国主义游行队伍行经沙面岛的外侨居住区。有人开了一枪，岛上英军开火反击，击毙52人，另有上百人受伤①。蒋介石闻报有20名黄埔学员丧生后，其对英国的仇恨升至新高。他写下：“英贼凶暴……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他每天在日记中写下一些反英意见，如“汝忌阴番之杀同胞乎”，他也一度记下：“法、美可恨。”②蒋介石反帝国主义的心，跟他的爱国精神一样强烈，因为他视两者为共生关系。

① Jonathan D.Spence（史景迁），The Search for Nodern China (New York: W.W.Norton, 1990), p.34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3, July 29, September 16, 1925, box 4, folders 11,12,14.

7月1日，国民党宣布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推举汪精卫为主席。另两名重要委员是党内大老中最左倾的廖仲恺，以及高阶将领许崇智。为强化他高尚、无私的军官形象，蒋氏婉拒出任政府委员一职，因他觉得军人不宜参与政府运作①。不过，他再度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他的建议之下，所有的军事单位，包括联盟的军阀部队，今后都统称为“国民革命军”。此外，他替主张及早发动北伐以统一中国的若干国民党领袖站上最前线，要求建立7个军、在广东建立若干军火库，并将广西纳入革命阵营。最后一个目标是把广西新兴主力部队“广西陆军第一军”纳入国民革命军。由34岁李宗仁所率领的这支部队在1925年底已镇服广西省内所有军阀。经过冗长交涉，李宗仁和他的两大亲信同僚黄绍竑和白崇喜，正式同意加入国民革命军，但是事实上他们对广西军队和省政仍保持有效的控制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1, 1925, box 4, folders 11.

② Diana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Cambridge, Ean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58-61.

李、黄、白三人不仅是军阀，还是当时少数有能力的军事领袖，矢志投身恢复中国的统一和富强。他们率领的桂系拥有当时中国所有部队当中领导统御最佳、效率最高，并且藉由对经过广西省的鸦片课税，成为粮饷最充裕的军队。桂系对社会或经济改革没有太大兴趣，绝不会放弃维持本身的独立①。

① 同上注。

蒋介石表示准备北伐有一主要目标，即肃清军中的贪腐。他下令：“自某月起，各团饷项，向军需局直接支领，师部军需长，只于发饷时负监督稽核之责任，各部更不得于驻防地自行筹款。”①他打算把国民革命军打造成为不仅高度守纪律且现代化的组织，像日本的皇军或苏联的红军那样诚实、有效率的部队②。这正是他高度重视政工干部角色，也愿意接受政工干部大部分为共产党员的原因之一；显示早在此时他已承认中共党员通常比国民党干部更有纪律、专心致志和诚实。政工干部另外的功能是确保部队指挥官以及其他军官的忠诚和诚实，并且要保证征召来的士兵和平民得到相对人道的待遇。

① 1925年12月15日，军事委员会改革军政建议书，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一，p.109。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3, 1925, box 4, folder 12.

不幸的是，蒋氏手下大多数将领根本拒绝他集中军中财务的方案——蒋介石不久就发觉，他必须把反贪腐的优先度降低，着重保持他手下品流复杂文武官员之团结和忠诚。他别无选择。然而很重要的是，虽然1926年他取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之后，此一基本财务改革立刻流产，但却显示其实他了解大陆此一贪腐毛病（及其可怕的后果），即使他直到1949年撤退台湾前都未能成功反贪腐。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甫下车即有几个人从暗处跳出来，开枪把他打死。蒋介石获讯后，当天夜里在日记写下，英国人一定是幕后主使①。在鲍罗廷建议下，国民政府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査。蒋氏以后生晚辈之姿突然跃居党内三大要角，而党内高层领袖中大家公认最为保守的胡汉民则被排除在外。事实上，不久后就发现原来刺杀廖仲恺的一个主嫌竟是胡汉民的堂弟，此人在被传讯之前就逃离广州。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0, 1925, box 4, folder 13.

调査亦发现，国民党和粤军之内有一群保守派阴谋铲除广州的左派分子。中央政治委员会下令将许崇智——负责调查工作的三大员之一——手下几名高阶军官处以极刑。许崇智本人并未被认为涉及廖案，但是另一项指控旋即浮上台面——他涉嫌和陈炯明有秘密接触。9月20日上午，蒋介石率领少许士兵包围许崇智住处。蒋要求名义上仍是上司的许崇智，离开广州3个月①。许崇智的名声腐败人尽皆知，中央政治委员会同意他立刻前往上海。汪精卫和蒋介石也在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通过下，派反共的胡汉民前往莫斯科，并且讽刺的是，旋即提名胡汉民为国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②。

①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in（Li Congren, 李宗仁），The Memoris of Li Tsung-Jen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79), p.148.

② C.Martin Wilbur（韦慕廷），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27.

决定国民党方向的权力现在落到两个人肩上。汪精卫是政府领导人、革命军首席党代表，也是昔日反清革命党人最知名的一位。蒋则是地位较低的军事首长，兼黄埔军校校长、广东卫戍司令。两人似乎都坚定地站在国民党的左翼。汪外向、好说大话，蒋则内向、一板正经。根据鲍罗廷的说法，汪善体人意而且“能闻一知二”。可是，若被要求“负起责任，他一向退让不遑”①。

① Zhang Guotao（张国焘），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2), p.480. 引述鲍罗廷如此说。

汪能言善道，但“重权力、好出名”。鲍罗廷、李宗仁和其他人认为汪不能信任，也不够坚定。鲍罗廷反而觉得蒋虽才学有限，却“勇于承担责任”。李宗仁和蒋第四度、也是最后一次决裂之后多年，形容蒋“心胸狭窄、偏执顽固、狡滑、多疑、好妒”，但也承认“他喜爱做决定”①。

① 同上注；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Memoris, pp.111,192.

事实上一般公认，顽固（或说坚定）和果决是蒋的主要特质。他刻意培养、练习并向外界展现这些特质，可是在和军阀、日本人、中共及美国人的谈判中，他也有战术灵活的时候，必要时也务实地后退、让步。在蒋所处的环境里，狡猾和猜疑往往是成功政治领袖的标记，蒋也有这样的特质而且一路精进。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诚心以及精明之强烈信念，不但让他喜欢被赞扬和奉承，也颇能领受传达尊重、好意，以及让步的举措。本质上他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

直到许崇智下台之前，蒋一路稳步上升，并没有涉入任何实际或可疑的政治阴谋。在此之前他没有试图打造派系（除了年轻的黄埔学生）以累积政治盟友，或者争取政治地位。此外，蒋似乎是个异常能够克制自己野心的强人。浙江人的身分是他政治缺陷的其中一项，革命军当中除第一军有许多黄埔学生之外，绝大部分的官兵是广东、广西、云南、湖南人。

廖仲恺、胡汉民和许崇智等大老的相继退出舞台，以及共产党的持续掘起，让国民党内出现了裂痕。1925年夏天，戴季陶发表两本小册子，指控共产党代表外来的激进主义，且“轻蔑中国价值，威胁到中国的社会秩序”①。戴也写了一封长信给蒋，重申他担心共产党渗透国民党的后果十分可怕。蒋却大怒，慨叹戴和一干老朋友“老朽、跟不上时代”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0, 1925, box 4, folder 13.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18, 1925, box 4, folder 15.

蒋大部分的政工已是共产党籍，他也日益关注周恩来领导的政工动员工作，甚至最忠诚的第一军，他都任命周为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就和当时他的日记内容一样，此一任命案显示蒋的思维依然十分左倾，相信与苏联的同志关系，用以追求共同利益——打倒全球帝国主义、统一中国——但不愿让共产国际干预中国国内事务。这个态度还有另一个例证，10月间，他很快就答应15岁的儿子蒋经国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念书。同一个月，终于敉平陈炯明势力后，他在中、苏军官出席的庆祝会上赞扬俄国人的国民精神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以及它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使命。他说，中国若不与世界上所有的革命派结合，中国的革命必败①。

① Yu Minling（余敏玲），"A Reassessment of Chiang Kai-shek and the Policy of Alliance with the Soviet Union, 1923-1927,"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1920s, ed. Mechthild Leutner. Roland Felber, Mikhail L.Tarenko, and Alexander M.grigoriev (London: Routledge Cruzon, 2002), p.113.

但是，国民党的裂缝日益扩大。12月间，戴季陶等一干大老在北京西山召开人数不足的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表决开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党籍，停聘鲍罗廷，解散中央政治委员会。蒋在一封私人信函中责备中国革命迄今未能成功，就是因为西山会议派的傲慢和腐化的嫉妒。同一个月，他对黄埔学生演讲，“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也。”①同时，蒋在中国青年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肩上披着斗篷出现在代表们的面前，吸引众人的目光。对张国焘这位共产党领袖而言，蒋是在传达一个“重要军事领袖”的感觉，并塑造“自成一格”的形象②。

① Wilbur（韦慕廷）， Nationalist Revolution, pp.30-31; Yu Minling（余敏玲），"Reassessment," pp.108-109.

② 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479.

二全大会有1/3的党代表是共产党人，蒋首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①。国民党党工干部70％为共产党人，国民革命军中876名政工干部也有75％为共产党员②。根据共产国际的文件，黄埔军校甄选第一期学生时，蒋甚至向俄国顾问建议所有的政工人员都由共产党人担任——即使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和基层士兵中只占极少数③。有位俄国顾问向他的上级提出警告，表示蒋偏袒中共已引起“国民党内各级指挥官的愤慨”，搞不好会有反弹④。

① S.I.Hsiung（熊式一）， The Life of Chiang Kai-shek (Longdon, Pete Davies, 1948), pp.238-240.

② Chen Lifu（陈立夫），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64. 这是国民党情报机关的估计，有可能把只是涉嫌加入共产党或只是同情共产党者也加上去，因此浮报。亦可参见Wilbur（韦慕廷），Nationalist Revolution, p.36.

③ Yu Minling（余敏玲），"Reassessment," p.113.

④ C.Martin Wilbur（韦慕廷）and Julie Lien-ying How（夏连蔭），Documents on Communisi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1918-1927: Papers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p.259.

同时，俄国顾问团在广州的人数也快速扩张。苏联六艘轮船定期载送石油、武器，甚至解体的飞机到广州来①。俄国派至华南的代表团向驻北京苏联大使馆报告，它实际上已承担起国民革命军参谋本部的工作。这份报告说：“国民党现今的存在是我们创造出来……到目前为止，只要我们提案没有一项不会被政府採纳。”化名季山嘉（Kisanka）的库比雪夫（N.Y.Kuibyshev）将军，11月间取代加伦出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一月呈报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透露出苏联的终极目标：现在还不能“完全控制”住国民革命军②。

① Wilbur（韦慕廷）， Nationalist Revolution, p.44.

② C.Martin Wilbur（韦慕廷）and Julie Lien-ying How（夏连蔭），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o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49.

有位俄国顾问觉得蒋“自负、缄默、野心勃勃”，但是若能“微妙地赞美”他，“以平等地位待他、绝不显示向他夺取一丝一毫权力”，可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即令如此，季山嘉仍然公然鄙视他的中国军方同僚，写下：“他们完全不懂兵法。”①冲突遂在所难免。早在1926年1月蒋就记下他对新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及其部属的不满：“我已诚往，彼以诈来。”季山嘉“讪笑”他之后，蒋又抱怨俄国人欺骗、多疑、善妒②。

① 同上注，pp.248-25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7 and 11, 1926, box 4, folder 19.

蒋全力规划早日发动北伐是两人争执不下的其中一个议题。国民革命军此时拥有85000名部队、60000枝枪；军阀对手可是10倍之多。蒋深信精神、意志力才是胜负关键。可是，斯大林反对提早北伐：他依然担心日本的反应，也知道中国共产党需要争取时间①。

① Wilbur（韦慕廷），Nationalist Revolution, pp.45-46.

同时，上海的西山会议派散布谣言，试图煽风点火，激发广州人士疑心中共、汪精卫和俄国人有阴谋要铲除蒋①。蒋的部属向他报告目，广州出现明显出自共产党之手、诋毁他的传单。蒋氏此时开始在日记批评起共产党，例如有一天他写下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即不能开诚相见……”；不久，他开始觉得自己是“单枪匹马，孤苦伶仃”，他写下，政治生活彷彿“绝境”②。

① 同上注，p.1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17, 1926, box 4, folder 20.

就在这时候，汪精卫派他到莫斯科和苏联商讨他的北伐计划，以及他和季山嘉之间的不和。陈果夫的弟弟立夫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出任蒋的机要秘书。陈立夫后来著书说蒋并不想到莫斯科，但是他觉得他必须遵守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原则，也就是党（亦即汪精卫）控制了军（蒋本身）①。照陈立夫的说法，3月18日午夜过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头有个浙江籍成员传递密告给蒋，表示共产党和俄国人正阴谋要逼他下台②。

① 1996年5月29日，陈立夫访谈。

②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28-29.

次日，革命军一艘名叫“中山舰”的炮艇（舰长为共产党员）做出令蒋起疑的移动，而且汪精卫当天两度打电话问起蒋的行程①。据陈立夫的说法，蒋担心有陷阱，决定搭车前往某广州城外到一处效忠他的第一军成员驻地。途中，他决定要反击共产党冲着他来的威胁②。他和第一军高阶将领彻夜讨论，3月20日清晨4点钟，他宣布广州全市戒严，逮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以及周恩来在内约50名共产党人。第一军部队也解除了广州共产党纠察队的武装，并没收俄国顾问团营区卫兵的武器③。下午，廖仲恺遗孀何香凝冲到蒋的总部，追问：“你疯了吗？还是你要向帝国主义投降？”想到总理孙中山一向深信他会接受文人统治，蒋不禁“伏案痛哭，有如小童”④。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19, 1926, box 4, folder 20.

② 同上注。陈立夫在70年后回忆说，当天他和蒋不是要前往第一军营房，而是要搭乘广州的一艘俄国船只。蒋突然变卦，决定回头对抗。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27-28.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19, 1926, box 4, folder 20.

④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p.13。

苏联对此事件的后续报告似乎证实，蒋怀疑汪精卫居心叵测不无道理。莫斯科方面在此阶段根本不可能会试图倒蒋。每一个迹象无不显示斯大林和鲍罗廷视他如雅各宾激进主义派，近似共产党人，在国际事务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权威，但内政事务上则不，有朝一日说不定可将他争取过来。奉系军阀张作霖1927年4月初占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在抄出的文件中也找不到1926年3月苏联有反蒋的阴谋。俄国内部的报告也下结论，认为苏联顾问躁进，想抓权，却激起公愤，但也暗示“汪精卫在‘320中山舰事件’期间及事后都是反蒋联盟的一员”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2, 1926, box 4, folder 18; Yu Minling（余敏玲），"Reassessment," p.114，引述共产国际一份档案文件——这是评估苏联对中国革命援助的考察团团长布伯诺夫（Bubnov）提出的报告。1926年3月26日中山舰事件发生时，这个考察团正好在中国，它的报告集中在为何会有这些挫败的原因。参见同上注，p.131。

尽管有这些不确定，事后他也相信中山舰舰长未涉及阴谋，蒋仍然掌握机会不仅确立了国民党在中国有超越苏联顾问的完全权力，制止中共渗透国民党，还确立他在国民党乃至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可是，他希望避免被看做藉由政变达成这些目标，因为这会违背孙中山的原则以及他自己诚正的誓言——也会危害到未来苏联的援助。因此他立刻向俄国人保证，一切不变。事件当天下午，他就把部队撤离苏联营区并表示道歉。他也命令士兵撤离工会，释放周恩来等大部分被扣押的共产党人。汪精卫大怒，以为除了第一军之外，自己可以号召所有军队反蒋。不料事与愿违，各军司令除了一、二例外，都强烈反共，乐见蒋对中共及俄国人的限制①。

①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132。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迅即核准蒋的行动，包括让他接下汪精卫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位。甚且，中执会还提议“鉴于当前情势，左翼同志应暂时后退”。汪精卫以养病为名，立即前往上海，后转赴法国①。蒋向苏联在广州的高阶外交官索罗扶耶夫（Solovyev）担保，他的目的不是阻止国民党联俄容共。他要求加伦回任，以及暂时回莫斯科的鲍罗廷快点回到广州。索罗扶耶夫同意，并表示他会罢黜季山嘉②。

①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3, p.37.

② 同上注，pp.134-135。

蒋也逮捕若干国民党保守派，并向黄埔师生发表公开信表示他和孙中山一样，认为若不容共，革命阵线无从团结起来①。凑巧在广州的苏联考察团团长布勃诺夫（A.S.Bubnov）认为蒋愿意也有能力“和我们合作”②。虽然中共此时已有30000名党员，但短期内夺权的机会仍不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因而同意它应继续维持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① 《蒋介石日记类抄：政党一》，《民国档案》4（1998）：8，9。

② 陈独秀，《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上海），1926年4月3日no.148；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p.140-141。

蒋为3·20事件向国民党中执会自请处分，但中执会不出众人所料既拒绝惩处蒋，又决议把革命大业交付给他①。6月5日，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个月之后又接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孙中山一样，西方媒体自此即称他“Generalissimo”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和弟弟陈立夫，以及一向提携蒋的张人杰联手清共，拔掉多数共产党人所居的各级党务主管工作。陈果夫也开始派出手下秘密小组渗透工会、农会、甚至军中政工干部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17, 1926, box 4, folder 22.

②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 1, p.325.

③ Chen Lifu（陈立夫）, Storm Clouds, pp.58-59.

此张摄于1926年7月，蒋介石（左8）刚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准备北伐。

这时，蒋早日发动北伐的想法更加坚决了，他评估若一开始就能连番告捷，便可以把中国的政界、学界和企业界团结起 来支持他。他也晓得，虽然俄共、中共都认为他只是“刚刚窜起的无名小卒”、“自封的拿破仑”，可是一旦他发动北伐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支持他。蒋有三个军——第一、第七和第四——的实力，承担了北伐一路激战的主要任务。除了第一军外，其他军都有军阀部队的背景。六月间，反国民党的湖南军阀手下最大一个师的师长唐生智率部倒戈过来，被授予第八军的番号。

蒋的策略是取湖南，占领往北三百英里的长江重镇武汉，与左倾的军阀“基督将军”冯玉祥（以水管替官兵施洗，要他们信基督教而闻名）连线，再往北京推进。长沙的美国籍传教士医生葛林（Phil Greene）在家书中提到，湖南有许多“小王国”割据，各有军事首脑和成群游手好闲的士兵①。事实上，湖南一省就有23个大小军阀，国民革命军北进，他们不是闻风而逃，就是加入革命军行列。蒋的军官宣称“所向无敌”②。

① Ruth Altman Greene, Hsiang-ya Journal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1977).

② Michael Gibson, "Chiang Kai-shek's Central Army, 1924-1938," Ph.D.dis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85, p.56.

7月11日，国民革命军在一大队青年学生尾随下进入长沙。次月某一天，湘雅医院（Yale-in-China Xiang Ya Hospital）的外科医生葛林接到军方总部传话：“立刻派牙医来照料总司令。”湘雅医院受西式训练的华人牙医早已逃往上海，因此葛林亲自出诊。等了好几个小时后，“进来一名男子，身穿平常白衫、灰裤，中式鞋子。”葛林以为他是传令兵，问起名字，病人只说：“姓蒋。”葛林解释，他虽不是牙医，但可以替他拔牙。蒋说：“那就拔吧。”葛林说，蒋不像一般中国人“东问西问”，很乾脆。3天后总司令在湘雅医院对面设立一所全新、设备齐全、两百张病床的军医院，所有的美国人都很佩服。这是可喜的兆头。葛林认为，或许梦想终于要成真了——中国恢复完全主权，重建自尊，欢迎愿意伸出援手的外国人①。

① Greene, Hsiang-ya Journal, pp.40-47.

蒋命令国民革命军立即进攻湖北。接下来的武汉争夺战，一向不怎么欣赏蒋的李宗仁，赞佩总司令“镇定地”站在前线“在黑暗中……不畏擦身而过的子弹”①。10月底，革命军已击溃湖北军阀势力，攻占武汉。同时，何应钦率领的第一军也绥靖福建，进入浙江。闽、浙两省军阀立刻宣布效忠国民党，蒋也立予收编②。蒋一再招降纳叛，来者不拒，把后续的政治问题留到以后再头痛。这曾是孙中山的旧策略，日后它将使蒋吃尽苦头，但在此关口，他觉得自己别无他计。

①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Memoirs, p.183.

② Gibson, "Chiang Kai-shek's Central Army," p.93.

北伐途中，蒋率本部参谋随主力部队行进，经常骑马、偶亦坐轿（因为根本没有卡车）。不论身在何方，蒋总是晨起静坐、运动。他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先练拳术，用那种梦幻似的传统姿态慢慢地伸展、紧缩并放松他的肌肉。接著练习吐纳。面对每天的挑战，他总以自己的新儒家揩模曾国藩和王阳明为师，并参考古代兵学家孙子，思索他们会怎么做①。

① Chen Lifu（陈立夫），Columbia interviews, part 2, p.1；董显光，《蒋介石》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p.180。

蒋面临的挑战极大，他又巨细靡遗、大小皆管。由于他对底下多数将领的能力没有信心，或是未必信赖他们，有时他直接找团长沟通①。台北所藏他的军事指令和通信的全集，有78卷之多②。他经常亲自裁定分配多少弹药和器材给哪个单位，有一次还细微到配给4门臼炮、100发炮弹、400枚手溜弹。鉴于当时器材、弹药、军毯、粮食，当然还有金钱奇缺，有时候是否配发4门臼炮这种小事都不只是军事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每一次蒋分配稀少的供应品、每一次的部队战术调遣，都会影响到其他单位，引起羡妒。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用的重炮是特别珍贵的罕有资产，有时候这几门炮要怎么调遣，都得由蒋亲自裁定。

①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and His Diaries as a Historical Source (Armonk, N.Y.: M.E.Sharpe, 1996), part 1, p.31.

② Zhang Ruide（张瑞德），"Chiang Kai-shek's War Time Directives," 2002年6月27日到29日，于麻州剑桥战时中国研讨会发表的论文。

显然蒋指挥的是一支良莠不齐的杂牌军，各部队的训练、经验、忠诚度、可靠度都天差地远①。他经常请教加伦和白崇喜，但又觉得到头来只能相信自己，以及少数在日本军校的同学，如何应钦和张群等人。当初共产党籍的政工虽曾协助蒋减少军中的歪风与流弊，在3·20中山舰事件之后，他将共产党政工干部从最信赖的第一军中撤除了。（李宗仁的第七军则自始即不准他们进入。）

①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p.30-31.

蒋和陈洁如在这段期间的关系也是跌宕起伏、吵吵闹闹。两人一分别，他就想念她，要她到不同地点会合；她若不能准时出现，他就发脾气。他们经常吵架，吵完他又后侮。1926年6月，他曾到孔祥熙、宋蔼龄寓所去拜会宋氏三姊妹。三天后他又单独上门找宋美龄。宋家三小姐和陈洁如——更不用提蒋以前的女性同伴——的差异相当大，他开始嫌弃陈洁如“没念多少书”又“不会打理家事”①。

① Chen Lifu（陈立夫），Columbia interviews, part 2, p.2.

蒋第一次邂逅宋美龄是1921年12月在上海孙中山寓邸的圣诞晚会上，据说他一见宋美龄就惊为天人（毫无疑问，她的家世背景也是一个因素）。尽管不久前蒋才把陈洁如迎进门——他问孙中山和宋庆龄是否觉得宋美龄会接受他。据说，他们俩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不可能”①。宋美龄本人也回话，她一点兴趣都没有②。5年后的1926年8月，蒋短暂回广州处理公务，孔祥熙夫妇邀请蒋介石、陈洁如吃晚饭。陈洁如认为，孔氏夫妇此时已经打主意要搓合声望如日中天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待男士离开房间，宋家两姊妹问起陈洁如和蒋的生活情形，话题转到他出名的坏脾气。宋美龄说：“可是，男人有坏脾气，总比没脾气要好呀！”③蒋追求宋美龄的希望大增，此次会面后，他和宋美龄开始不时鱼雁往来。当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她还发函恭喜他④。

① Emily Hahn（项美丽），Chiang Kai-shek: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 (New York: Doubleday, 1955), p.119.

② 董显光，《蒋介石》第一册，p.186。

③ 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pp.70-72.

④ Hahn（项美丽），Chiang Kai-shek, p.122.

革命军北上时，往往带走由地方仕绅以及地主们供饷、掌控的民兵团练，结果是跟在革命军后头、由中共新创设的农民协会乘虚而入，许多地方的地方官反而失势。照毛泽东的叙述，年轻的中共干部通常把新团体的领导权交给一无所有的村民，如失业、失学者，乞丐与佣兵等。毛泽东所谓的这些社会“渣滓”带著一帮最穷的农民杀害地主及其他阶级敌人，且对“土豪劣绅”举行群众公审①。毛泽东在他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他说：“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②

① 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605.

② Mao Zedong（毛泽东），Se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3), vol.1, pp.26-29.

基督教会也受到攻击和劫掠。葛林和太太露丝的一些传教士友人在“仅有蔽体衣物”下逃到长沙。1月26日，美国驻长沙领事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力劝葛林和四个子女夜里秘密登上一艘拖船，它会送他们到下游的一艘英国邮轮。葛林一家人遂在学校医学院学生协助下，顺利在午夜潜逃，但誓言一定会回来①。

① Greene, Hsiang-ya Journal, p.51.

中共中央试图在农村阻止这些不够成熟的过当行为，却不成功①。苏联在湖南的军事顾问对这些贫农攻打有土地的乡绅以及革命军，忧心忡忡。事实上，许多军、师长以非共产党籍人士取代共产党籍的政工，弹压贫农暴动并退还没收的土地②。

① Wilbur（韦慕廷），Nationalist Revolution, p.80.

② Conrad Brandt, Stalin's Railure in China (New York: W.W.Norton, 1966), pp. 88,94.

1926年底，蒋介石控制了广西、越南边界起，往西至四川（当地军阀已正式加入革命）、往北到达长江的武汉、往东到闽北这一大片土地。这段时期蒋令人意外地大败军阀一直被归因于是“民众自发起义，国民党部队只是顺势占领”业已夺下的地方①。但当时中国的报纸，不分中、外文，都形容民兵对革命军的帮忙是“散乱、随其兴之所至，且不积极的”。北伐之所以能以一当十的主要原因是革命军的军纪良好②。蒋不久即把总司令部移到南昌。

① Harold R.Issacs（伊罗生），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3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111.

② Donald Jordan（周丹），The Northern Expedi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6), pp.190-207，吉伯逊（Michael Gibson）读了这段时期许多军阀的回忆录和意述文章，但没有一项提到农民支持国民党、反抗他们，所以造成他们在军事上失利或是分别决定撤退、或投向国民党。见Gibson, "Chiang Kai-shek's Central Army," pp.78-144.

同时在广州方面，国民党中执会的自由派，包括宋庆龄、宋子文姊弟，担心蒋军功彪炳、声望日升，无可避免会建立军事独裁。让他们忧虑的，是蒋紧接在中山舰事件之后的动作，如当选为中执会主席，以及继续把中共党员清出国民党各级机关和部门。蒋了解各军反共的军、师长也忌惮他取得独裁掌控，因此，蒋并没有进一步巩固自己权力的动作。国民党左派再结合中共党员，此刻掌控了中执会；10月间，中执会通过决议案，对蒋在中山舰事件后进行个人政治权力的集中，暗示地表达不满。此外甚且，11月间，它又表决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移到武汉，就近掌握北伐情势，而且当地环境也较有利于工会。蒋在日记里起先欢迎党中央北迁，可能是不想扩大间隙①。

① Wilbur and How（韦慕廷和夏连蔭），Documents, p.371；《蒋介石日记类抄二》，《民国档案》1（1999）：4-11。

两个月之后，国民党内亲蒋、非共派在江西庐山集会。庐山是江西省的山区度假圣地，雄峙长江南岸，其峰岳耸立、峭壁悬崖、瀑布成群，成为蒋最钟爱的会议举办地点。蒋再次为了消除各方对他个人野心的忧虑，在会中附议解除自己中执委主席职位的提案，并如早先的作为，呼吁汪精卫回国恢复与党的关系。或许这些动作被批太假惺惺，但从他的日记和脾气判断，他可能希望妥协可使国民党内非共人士，包含汪在内，能够团结——这是设法抑制共产党势力之前必须的一步。他在日记写下，他急欲攻下“长江下游”，稳住武汉，并发展经济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2, 1927, box 5, folder 8.

1月11日，他又以一项大胆行动表白他的诚意——亲赴武汉，把自己交到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的手里，试图说服中执会迁到南昌。鲍罗廷在中执委欢迎蒋的接待会上，几番暗讽提到独裁者和追求权力的军阀①。鲍罗廷“几乎当下”就怕自己说得太过火②。不久之后，这位苏联特务发信给李宗仁，建议李取而代之，出任北伐军总司令。李担心若逼蒋这位国民党新领导人下台，中共会乘虚而入，予以拒绝。由于他痛恨共产党，也为了自保以防鲍罗廷的信遭到拦截，李极有可能向蒋报告此一接触③。此时蒋十分忧心，一连几天失眠，四度在日记中吐露起了自杀的念头，希望以死明志“使全国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2月1日，他写下：“决将政府迁移武昌也。”但是，只要鲍罗廷还在中国——他的奸邪难以言喻——蒋似乎就不可能这么做④。

① Leon Trotsky,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7), p.401.

② Robert C.North and Xenia J.Eudin, M.N.Roy's Mission t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47.

③ Wilbur（韦慕廷），Nationalist Revolution, p.81.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1 and 25, 1927, box 5, folder 8.

此时，革命军通往上海之路已经打开。武汉国民党中央、共产党和苏联顾问都希望北伐军北上，和冯玉祥部队联手。从冯玉祥最近访问莫斯科的言行和声明研判，他应该已坚定地站在国民党左派立场。可是，蒋坚持革命军先取南京、上海，因为如此一来新的国民政府就可定都南京，直接取得上海巨大的财金资源，甚至外国的承认。庐山会议赞同蒋的策略。但是，1927年5月1日，武汉中执会正式把蒋纳入新改组的军事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会议亦把蒋的重要党职移交给不在国内的汪精卫，同时发布秘密命令要逮捕蒋。陈果夫可能事先得知此一密令，而蒋极可能就是在此时对清共一事下定决心①。

① 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581.

革命军向上海挺进，上海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工会发动联合罢工响应。接下来的暴乱中，200名工人丧生；但3月22日，上海军阀卫戍司令投向革命阵营，福建海军舰队也易帜投靠，蒋遂控制了长江流域①。白崇喜3月22日率部进入上海。率部进入南京的程潜，收到武汉中央要他逮捕蒋的命令，程不予理会；而且为了自保，蒋3月24日搭乘新占领的“楚同舰”到达南京时，程肯定向蒋报告了此事②。两天后，蒋到上海，发现工人和学生天天集会示威，要求收回外国租界。许多西方人怀疑蒋有意愿或能力控制局势③。周恩来此时主持上海市中共活动。

① 同上注，pp.570,584-585;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New York: Longman, 1995), p.142;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56. 总罢工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发动，因此虽然经常有人指控说，蒋命令部队在城外等候，让军阀有时间镇压工人，但这个情况恐怕不太可能发生。

② Wilbur（韦慕廷），Nationalist Revolution, pp.91-92;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53-54.

③ Parks M.Coble（柯博文），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0; Chen Lifu（陈立夫），Columbia interviews, part 1, pp.27-29.

4月1日，汪精卫搭乘苏联船只抵达上海。上海的国民党领导人，包括蒋在内，多数要求汪留在上海，领导团结统一的国民党，驱逐鲍罗廷并“节制”共产党。鉴于大多数人强烈支持汪精卫回国，除了何应钦之外各军的军、师长亦莫不皆然，蒋一定觉得他必须接受让汪恢复政治领导地位。如果汪同意反共，情况会如何发展很难说，但他大可在强化个人控制后，号召多数的左派国民党人归队。果真如此，则可能无限期地延搁蒋崛升政治领导地位的时程，甚至永久阻绝。可是汪拒绝了，他坚持在武汉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大家一起开会决定这样的大事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5, 1927, box 5, folder 10.

3日，蒋以奉承之语发电全体司令官，宣布汪“主席”已回国，今后所有的军事、民政、财政和外交事务都应集中接受汪的指挥。蒋随后私下拜访汪，力陈必须把爱管闲事的鲍罗廷遣送回国，并肃清党内共产党员。蒋认为汪的反应正面。可是，同一天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突然也来到上海，他和汪很快就发表联合声明，否认中共意图颠覆国民革命军或推翻国民党——不过，结尾仍是一句马克思的话：中国需要民主专政，让所有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对付世界反革命。汪、陈旋即秘密登上邮轮，前往武汉，这一来使得蒋成为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党内所有反共势力的共主①。蒋颁布戒严，下令解除民间 一切武装，然后又搭乘军舰折回南京②。

① 同上注。

② Wilbur（韦慕廷），Nationalist Revolution, p.98.

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致决议清共，并成立“沪清党委员会”主司其事。中央监察委员会大体上是个荣誉性质的机构，并无执行权力，其成员有支持蒋最力的张人杰，以及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陈立夫在回忆录中表示，“最重要的目标”是确保青帮不和中共结盟，因为国民党研判此事可能性不小①。

①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60-64. 《海上沉浮2》，2003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制作的有关上海黑社会的电视纪录片；Chen Lifu（陈立夫），Columbia interviews, part 1, p.29; Wilbur（韦慕廷）, Nationalist Revolution, p.104.

青帮两大首脑杜月笙、黄金荣，“基于政治理由”和共产党、国民党都保持密切关系。根据陈立夫的说法，杜月笙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有直接接触；汪是青帮人也是中共党员。由于这层关系，中共中央不认为强大的青帮是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可是，青帮大老杨虎早年和蒋一起参与革命，现在担任清党委员会和杜月笙主要接触人。清党委员会同意给杜60万（中国）银元成立“中华共进会”之流的武装暴徒，协助执行青帮被赋与的任务。蒋在出城前也任命杨虎为上海卫戍司令①。

① 同上注。

同一天，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警察冲入北京的苏联大使馆，逮捕苏联外交官和中共党员，并载走好几卡车的文件，这些“可靠证据证明莫斯科透过其特务鲍罗廷控制中共”。张作霖下令勒杀在使馆里抓到的李大钊和其他19名中共党员。但是，双方其实都一样残酷和尔虞我诈。凑巧，斯大林不知北京这头发生的事，在莫斯科对3000名党工干部演讲，表示“当（国民党）右派没有用处后，蒋介石将像柠檬一样被挤乾，然后丢得远远地”①。历时22年的国共内战于1927年4月12日清晨在上海展开。前一天晚上,青帮杜月笙邀请共产党籍的工会首脑汪寿华到家里谈话。杜劝汪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汪拒绝。当他告辞后，两名刺客开枪撂倒他。过了午夜，白崇喜的第七军部队于上海接管亲共的总工会办公室，不听话的人就地格杀，青帮组织的共进社武装人员在若干地方攻击工人纠察队，杀了数十人。周恩来等人又被捕，送到白崇喜总部。周是中共在上海的高阶领导人，但白释放了他，很可能是经蒋核可或直接下令②。

① Dryer, China at War, p.141. 这些文件亦显示苏联如何援助国民党及共产党。另可参见Trotsky,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383-384.

②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60-65; 《海上沉浮2》。

1927年宁汉分裂胡汉民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杜月笙，穿梭于国共之间的青帮头子

青帮人马揪出躲起来的中共党员，据说杀了好几百人，另有几千人逃跑。第七军部队也开枪驱散一群示威民众，又打死了好几十人。广州、桂林、宁波、厦门等地亦纷起响应清共。数十年后，陈立夫说：“这是一种残忍的方法去消灭内部敌人。我必须承认许多无辜的人被杀了。”据陈的说法，16000名共产党员“投靠到我们这一边”①。蒋日记里没提清共，但是他在4月14日写说，“余决心暂取守势，巩固江南，以运用时局之变化也。”②武汉领导人为示报复，杀了8名抵抗共产党主宰武汉的工会领袖。长沙方面，与外国往来的三、四十名生意人也被共产党人枪决。

①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62,68; Wilbur（韦慕廷），Nationalist Revolution, pp.68,108-112.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4, 1927, box 5, folder 10.

4月18日，蒋在南京另立国民党政府，推举胡汉民为主席。胡在廖仲恺遇刺后被迫下台，最近才从苏联回国。胡汉民和汪精卫一样，自命比蒋高明，把蒋当成乡气十足的后生小子。纵使如此，胡以国民政府名义嘉许蒋的忠诚和勇气，并下令逮捕鲍罗廷和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100名中共党员。另一方面，武汉的中执会以汪精卫为主席，指控蒋介石犯了12项罪名，如“屠杀人民，镇压党”，并革除蒋一切职务，悬赏25万两银子活捉蒋，若是杀了他也有10万两银子的赏金①。

① Brian Crozier（柯如齐），The Man Who Lost China (New York: Charles Acribner's Sons, 1976), p.108;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2, p.164.

没有迹象显示蒋在发动清党前，曾考量到1925年11月在莫斯科念书的儿子的命运。事实上，蒋经国已经成为狂热支持托洛茨基激进路线的青年，当清党消息传到莫斯科时，他既震惊又生气。次日，他公开谴责父亲是“叛徒、凶手”。国民党官方虽然解释经国是被迫发表此一声明，但是蒋介石怀疑这是实情。他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儿子还要滞居苏联十年，留俄期间他一直自视为真实的马列主义信徒，而他的父亲由于清共，乃是中国人民的叛徒①。

① Time（《时代》），April 25, 1927; Jay Taylor（陶涵）, 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49-73.

一

上海清共之后，蒋在军阀群中的声望大增。他现在得到浙江、福建以及上海、南京和一部分安徽、江苏的军阀之支持。广西、广东和四川似乎牢牢掌握在国民革命军阵营中反共的军阀手中，不过这些军阀对蒋的忠诚度不足。立场摇摆的唐生智军事力量独步湖南，但湖南的乡村地区大部分受到中共控制。北方军阀控制了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基督将军冯玉祥控制陕西、甘肃和一部分的河南、内蒙古，拥有新型苏联武器，在宁、汉之间举足轻重。

蒋的地盘包括上海、宁波和南京等商业及金融中心。这些城市财经领袖对蒋的支持并不受冲击其军事基础的派系斗争之影响。事实上，资本家在国民党内并无地位，国民党依然反资本家。蒋介石在事业生涯中，一直都牢牢地控制这些城市的许多金融家、企业家组织，榨取他们的钱，必要时还藉助于杜月笙帮众的威胁、捣毁财产，甚至绑架手法——只是都不承认罢了①。往后十年，蒋也靠课征鸦片的种植和消费税而获得大量财源。官方的本意是藉由此一课税办法逐步减低毒品的使用——杜月笙也成为反毒任务的正式成员！②。

① Coble（柯博文），Shanghai Captalists, pp.36,262.

② 季鹏，《1927～1935：国民政府禁烟平肃》，《明国档案》1（2000）：77－81。

蒋确认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有必要维持北伐的动力，遂派出最可靠的部队跨过长江，继续北伐。忠贞的第一军和可靠的第七军再度打头阵，不久，三路部队已占领大部分苏北地区。

宁汉分裂后，蒋介石争取军阀冯玉祥、阎锡山（右）企围瓦解共党势力。

上海清党之后，蒋在日记的每日反省内容已变成：“叛逆未灭，列强未平。”（编按：实为4月2日清党前所写的日记）①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之同盟仍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有些微势力。但是，这些地区对武汉政府的支持开始瓦解，因为共产党不分青红良白地在乡村展开斗争，激起民愤。湖南左倾的国民党将领唐生智，某天午夜在长沙发动对共产党人的血腥突击；反共的屠杀很快就散布到湖南其他县分，并波及到湖北、江西。蒋满足地关注着这些发展，他也极可能是幕后操纵者。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30, 1927, box 5, folder 10.

中共的重挫让斯大林难堪，激得他发电给鲍罗廷以及刚派到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M.N.Roy）。斯大林下令共产党人占领中国农村土地，“换下摇摆不定的国民党领导人”，铲除“不可靠的将领”，并组建一支7万人的革命工农部队①。这些任务一点也不实际，中共领导人读到指令时“啼笑皆非”②。罗易也不知怎么想法，居然向汪精卫出示电文，使汪骇然发觉苏联打算清除武汉政府的非共人士。他告诉了冯玉祥，冯也紧张起来，马上设法与蒋介石会谈。

① Brandt, Stalin's Failure, pp.130-133.

② 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636-640.

6月19日，蒋率若干将领在上海西北方260英里的徐州火车站恭候冯玉祥，他们穿军礼服，腰间的佩剑笨拙地晃来晃去。为示隆重，军乐队也来了。冯的“花车”缓缓开进月台，迎宾队向车厢张望，只看到几个穿制服的仆役。仆役指指后头的车厢，蒋终于透过车门看见一个穿破烂制服的高大汉子坐在地板上。待列车停妥，这名军人起身离开车厢。蒋问：“冯司令在哪儿？”这个汉子笑着回应：“我就是冯玉祥。”军乐队奏乐，冯一一和众人握手①。

①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 Memoirs, pp.216-217.

冯、蒋两人有许多共通处：两人都有左派观点，也都接受苏联大量军事援助；两人都有小孩在莫斯科——事实上冯有两个子女在俄国；冯是基督徒，蒋日后也信奉基督教；最重要的是，两人此时都视中共和苏联为大敌。会谈结束后，两人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由于蒋此时有中国大型银行的“贷款”、捐款的门路，又有鸦片税收，他答应给冯毎个月两百万（中国）银元的津贴；远比武汉答应给冯的数额高出许多①。

① 蒋所答应给的钱，可能是北京政府发行的纸钞。1927年4月4日，上海的本国银行工会借给革命军100万银元（可能是墨西哥银元）。国民政府4月18日成立后，直到1928年，并没有发行银本位的纸钞。见Zhaojin Ji,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Shanghai Banking System (Armonk, N.Y.: M.E.Sharpe, 2003), pp.169-171.

冯回到郑州总部（郑州位于武汉北方约225英里），立刻下令驱逐——有些案例是枪毙——其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先后在巴黎和莫斯科念过书、25岁的邓小平此时在冯的部队担任政工，仅以身免。山西军阀阎锡山原本依违于南京、武汉和北京之间，听到冯的清共，马上宣告支持蒋，并追拿山西省各大城内仅有的共产党人。

北洋军阀孙传芳却让国民革命军在徐州吃了败仗。蒋坚持亲自领兵反攻，却遭惨败，军队后撤到长江北岸①。蒋满脸胡须、风尘仆仆于8月5日回到南京，对于战败大发雷霆。他下令枪毙前敌指挥官王天培——通常只有未奉命令、敌前撤退的将领才会受到他如此严惩。私底下，他写下战败的原因之一是他自己“轻敌”②。

① 同上注，p.217。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3 and 10, 1927, box 5, folder 14; 同上注，p.217。

同时，汪精卫也开始清共，把共产党人赶出武汉并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在武汉被捕的一些共产党人遭到枪决，但汪小心保护俄国顾问，假装最近的事态发展不应干扰对苏关系。然而，苏联认识到其对华政策已乱了套，决定退出中国。罗易率领三辆侧踏板上绑满汽油桶的大车，跨越戈壁沙漠撤退。因为北方军阀抓了他太太关在北京，所以鲍罗廷没走。等到她化装成修女逃出，他们才在7月底穿越戈壁，逃到蒙古①。

①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 Memoirs, pp.145-146.

但是苏联还不肯放弃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作战。中共中央政治局躲到上海，奉莫斯科的指示，宣布只要有可能就起义的政策。1927年9月，共产国际派人携30万美元到上海给中共，斯大林另外批准运送15000支枪、1000万发子弹和30挺机关枪给中共①。毛泽东也回到家乡湖南，重启农民运动。9月初，毛泽东的军事单位（主要由逃兵、乡村自卫队成员、土匪以及失业者组成），杀死地方官员和地主，攻击长沙等城市。到了9月中，各省军队实质上已摧毁了共产党的杂牌军。毛泽东被迫率领残部逃到著名的土匪据点——湖南、江西交界的井岗山②。

① 当年的30万美元，以通货膨胀率调整的话，约等于2005年的237.3万美元，但是就国内生产总额（GDP）的相对份额而言，约等于2005年美国的3900万美元，以今天的中国而论可能高答3亿美元了。读者若有兴趣了解相对价值可参见经济学历史网页http://eh.net/hmit。

② Robert C.North and Xenia Eudin, Roy's Miss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121.

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再次派人和汪精卫接触，提议和解。可是，汪坚持除非蒋辞职，才可能订定和解方案。蒋派人请李宗仁前来会谈，他告诉李由于汪的坚持，他已决定下台①。李宗仁很清楚，蒋若下台，南京同盟必将分裂为派系互斗，汪精卫无法维系国民党的团结，而北伐也将停滞。蒋虽然缺点不少，如盛气凌人和个性冷漠，但他一心一意要统一中国、廉声在外屹立不摇、迄今领导北伐成绩斐然，也使他仍足资号召全国。李也认识到蒋一旦下台，将严重伤害到南京当局向上海筹款的能力。李“恳求”他再考虑②。

①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Memoirs, p.221.

② 同上注，pp.221-222。

但蒋认为是时候该走人了，遂于1927年8月12日递出辞呈，呼吁国民党团结光复华北和北京。他恳求道：“武汉同志，为何踌躇？”①他清空南京的办公桌，搭乘军舰由长江前往上海。从上海，由200名警卫护从前往溪口，由险道登上雪窦寺。每天清晨5点，在僧众的敲钟念经声中起床，蒋即读书、静思。身穿灰色传统长袍，他告诉两位美国记者，未来5年出国考察世界大国的风土民情，做为中国跻身大国之参考②。同时，中国记者也把一位民胞物与、坚守原则的将军自我流放和僧众为伴的形象，传遍全国。蒋等待复出，但为了取得不容质疑的道德，他必须冒著不可预知的风险。

① 董显光，《蒋介石》第一册，p.173。

② 同上注，pp.181-182。

二

这位40岁的领导人不只思虑哲学和政治问题。他和宋美龄鱼雁往来已经一年①。1927年5月，也就是他辞职前，他通过书信向她求婚。据说1922年宋美龄曾拒绝他，但这一次却欣然接受。他现在中外知名，而她也已29岁，在那个年代，这是中国女性若仍未婚都会担心的年龄。但是，美龄的母亲反对——毕竟她已有一个女儿不孝地私奔，和大她30岁、已离婚的国民党领导人结婚，而这桩婚事并未带来子嗣。但是，至少孙中山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是基督徒；蒋介石既不是基督徒，也没受过大学教育。更糟的是，他至少结过一次婚，有好几个妾，且只育有一子（编按：指经国，因纬国为收养）。有意思的是，蒋1927年夏天在日记提到宋美龄的次数不多。但是1927年10月1日，他写下：“近日无论昼夜，心目中但有三妹别无此思矣。”②

① Chen Jieru（陈洁如），Chiang Kai-shek's Secret Past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3), p.21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1, 1927, box 5, folder 16.

9月底，在雪窦寺静修已有数星期，蒋脱下长袍、下山，然后乘船到上海。他一到沪上，就向记者表明此行唯一目的在求宋美龄家人同意婚事。可是，宋夫人此时正和蔼龄、美龄姊妹在日本的疗养中心。蒋追到日本镰仓市表明来意，并提出文件证明已和毛福梅离异。他也保证会研读圣经与基督教义，但表示不能保证受洗为基督徒。宋夫人终于同意这桩婚事。蒋向报界宣布，他已付钱结束和陈洁如的关系，和早先遣散小妾（姚夫人）一样①。

①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1927.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乃是当年上海社交界最大盛事。他们先在法租界宋氏宅邸举行小型的基督教婚礼，然后再到大华饭店大宴会厅办中式婚礼。美龄身穿银、白配色的珠绣礼服，蒋则穿上翼领燕尾服与直条纹裤①。两人对披着国民党旗的孙中山遗照鞠躬三次，接著蒋宣读一份声明，表示这场婚礼“是中国社会再造的象征……也是革命的基础”②。结婚证书被大声朗诵、盖印，新郎与新娘先互拜、再同拜婚礼证人；紧接著开始的是一场宾客上千的茶会。这对夫妇婚后启程前往浙江的莫干山，在借来的别馆度蜜月③。

①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p.81.

② 同上注，p.80。

③ Hahn（项美丽），Chiang Kai-shek, p.125.

蒋介石与宋美龄1927年结婚照

蒋这门婚事在每一方面来讲都是最优异的安排。他的太太是个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美女；她有国际观、能言善道、聪慧、富有。在长期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她向全世界及中国人民展现了中国尊严、勇敢的形象。她知道自己的角色，也知道如何适如其分扮演角色，譬如基本的出席基督教青年会以及保护童工的公益活动（也可能是诚心的）。她和蒋截然不同，绝无俭朴、低调的生活方式；相反的，她尽可能地雍容华贵。她一向化妆打扮、穿传统旗袍（开岔及膝），但不佩戴昂贵珠宝。综其一生，她享受财富一点也不扭捏作态。她有位专用旗袍师傅，每3、4天就替她裁制一件新旗袍①。她视仆从如云为天经地义，有时候出外旅行仆从60、70人。然而，生活奢华、一直有仆人服侍，并不一定使她生活颓废。邱吉尔一生穿衣、脱衣，也都由仆人服侍②。

①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世界宋美龄》，（台北：2003）。

② William Manchester, The Last Lion: Visions of Glory (London: Little Brown, 1983), p.81.

宋美龄喜欢西洋音乐和香烟，婚前也爱跳舞、饮宴。她一直是个夜猫子，即便蒋早睡早起，仍看书、写作至午夜。她喜爱阅读，研究中外历史和政治；而且是个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友。她在政治上果断，经常是个精明的幕后操纵者，并且在各个不同场合通过考验证明勇气不逊须眉，也经常陪先生亲上战场、参与不同战役，住在帐篷或火车上。她健谈、好相处，和索然无味、毫无幽默感的丈夫完全不同；蒋害羞但又情感丰富，做为一个中国男子，蒋太容易流泪。他试图改变沉默寡言的形象。或许是在他母亲过世之后，蒋刻意尝试软化他的公共形象，他开始展现祥和的一面，接受访问和拍照时经常面带微笑。

蒋和宋美龄的夫妻生活交织著深刻的差异、相互龌龊、共同的伟大志业、真情相爱。宋美龄21岁时写信给一位美国女性友人，提到：“如果你把这（性）和其他组成爱的元素一起考虑，它就不让人觉得恶心。”①这段晦涩的评论，并不意味着宋美龄对性有热切的观感，但是那些说这桩婚姻乃基于政治的结合、且两人根本不曾圆房的传言，是不可信的。蒋精力旺盛，只不过他以前总是和智识上、地位上低于自己的女人在一起。新的对象让他意识到自己从没交往过独立、聪明、自主的女人，这定使他相当振奋。宋美龄称他作“Darling”，他则以英文缩语“Da”称她。他会挑鲜花送给她、在公共场合牵她的手，这些对多数中国人而言，都是相当令人震惊的举动。

①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p.57.

宋庆龄不喜欢蒋，但与宋美龄姊妹情深，她说这两人是“情投意合”①。蒋脾气不好，但他太太脾气也不小。宋美龄认为她比蒋聪明，也更懂得人情世故，而他的顽固和对效忠者的信任常常令她沮丧不满。不过，她依然认为他是个好男人。

① 1995至2003年间，蒋氏若干位秘书、助理在台北接受作者的访问；Edgar Snow（史诺），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8), p.85；以及一位与蒋夫人“情同姊妹”的长期好友兼亲信，2008年3月19日接受作者的访问。

宋美龄和蒋介石成为中国的象征，他们也自认自身命运与中国命运结为一体——民主国家的战时领袖都有这种倾向，只是程度不一，至于毛泽东和江青夫妇则是到了病态的地步。直到蒋介石的儿子从俄国回来、赢得父亲的信任之前，宋美龄是委员长的亲信，发挥极大的影响力，不仅担任他的英文翻译，也替他解释西方行事作风。她有钱、信仰基督，在许多方面高度西化，似乎没让多数中国人介意。1941年5月周恩来在为共产国际写报告时提到，宋美龄在国际事务和财政事务方面可以影响其丈夫，她比丈夫更开明民主，也支持对日抗战以及国共合作①。她对蒋在中国的形象可能颇有正面贡献——至少直到战后经济和士气皆溃堤之前是如此。

①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25, file 77, sheet 1.

蒋现在认为对新中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日本的帝国野心，不是英国。6月间，依然在职期间，他回应日本在山东的施压，发起“断绝对日经济关系同盟”。这个杯葛运动得到青帮支持，发动一群乞丐盯紧贩售日本货品的商人，检举他们，榨取大额“罚金”。蒋前往日本向宋美龄提亲时，放弃孙中山对东北的立场，告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说，他的目标是重申中国主权，包括东北在内。田中劝蒋力守长江以南，不要和北方军阀——日本的势力范围——交锋。蒋不为所动，反而要求日本政府不要干预北伐，应该协助北伐，以扫除他们和东北大帅张作霖沆瀣一气的印象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5, 1927, box 5, folder 17; Wilbur（韦慕廷），Nationalist Revolution, pp.160-161.

蒋非常钦佩日本社会的各方面，但也明白武士道心灵里的残酷和主宰一切的意志。在此一早期阶段，他担心日本会竭力阻止中国统一①。可是，这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愿意在收费的前提下协助中国。虽然仍然“在野”，蒋欢迎他从德国延揽来的外籍军事顾问——曾在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元帅麾下担任首席作战官的鲍尔（Max Bauer）将军。往后十年，鲍尔率领46名德国军官替中国中央军起草30年的现代化建军计划，并开始执行它。德国人也制订一套参谋本部制度，一旦蒋回任总司令，即可掌握每个阶段的军事作战和决策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5, 1927, box 5, folder 17.

② F.F.Liu（刘馥），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61-64.

蒋介石下野，南京政府遭逢数不清的困难，尤其是财务方面寸步难行，因为上海的银行家和其他富有的资本家不再有青帮在背后施压要放款、捐款。因此当蒋从日本求婚回国之后不久，国民党人就在上海和他初步接触，邀他再度出山。蒋在第一天会议后前往黄金荣公馆向这位青帮大老祝贺六旬花甲大寿；黄金荣6年前替蒋解决了债务问题①。

① 《海上沉浮2》。

宋美龄和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区新婚燕尔，各方军阀和黄埔门生函电交驰，呼吁他复出。汪精卫终于提议蒋官复原职，国民党中执会一致同意。翌月，蒋偕同新婚妻子搭乘铁皮火车回到南京，5天之后，回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北伐总司令职务。汪精卫自觉颜面尽失，突然又赴法国，使得蒋大致上统摄政府和军事大权①。国民革命军的苏联武器和补给即将告罄，但蒋决心维持动力，不待重新补给就发动第二阶段北伐。新声望、新权力在手，蒋告诫自己要“宽裕温柔”②。

① Wang Ke-wen（王克文），"Counter-Revolution from Above," Republican China 15, no.1 (1989): 49.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17, April 25, and April 28, 1928, box 5, folder 19, and April 25, 1928, box 6, folder 3.

蒋原谅他那位哈佛毕业、33岁的大舅子宋子文，大概也是宽容新展望的一部分。蒋不计较宋和国民党左派的结合，派他出任财政部长。宋子文和他幼妹一样，相当西化、直来直往，喜欢社交生活；但也和妹妹一样，易于陷入情绪低潮。他出身哈佛，和他敬爱的二姊宋庆龄一样是个自由派，也是改革派，可是在财政议题上他是个保守派。他个子相当高，头发后梳成油头，走路带著几分霸气，经常穿西装；这一点蒋介石就不干，一生只有两三次穿西装。宋子文脱下西装外套时，经常露出身上枪袋的一把手枪。他对蒋这位妹夫、上司发展出谦卑的态度，在外国人面前称他为“委座”（Gissimo）。但他也相当敬畏蒋介石①。

① John Robinson Beal, Marshal in China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0), pp.15-19.

银行家信赖宋子文，很快地政府岁入就超过前一个夏天。做为紧急措施，商人和工厂老板被期待购买相当于员工一个月薪资的政府公债。上海企业界人士爆发的被绑架潮可能由青帮策划，据信与被害人不愿对政府适量捐献有关。但是，即使他们对新政府的慷慨解囊，这些钱在未来军事作战也扮演了关键角色，上海资本家对蒋的政治决定，还是几乎毫无影响力可言①。

① Coble（柯博文），Shanghai Capitalists, pp.44-46.

蒋现在将注意力投到战场，发动攻势对抗北方军阀联军（人数仍有60万人之多）。孙传芳残部在山东一度抵抗甚力，然后越黄河北逃。往省会济南的大路门户洞开。济南的日侨约有2000人，田中义一首相要求国民革命军绕过济南，但蒋需要掌控穿过本市的南北铁路线。东京内阁意识到其侨民处境危险，批准派出福田彦助将军率麾下5000名士兵“保护日本国民及其财产”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一，pp.203-204。

蒋对于占领济南的风险十分焦虑，以致国民革命军在1928年4月接近济南时，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眠①。5月1日晚间，蒋穿简单的制服坐车进入济南城，发现福田的5000名士兵帐篷遍布城里城外②。他和福田和气地会谈，可是国军第四十军士兵已在城里撕扯日本国旗，冲突遂无可避免。翌日早晨，日本炮轰一部分城区，打死数百位民众。5月5日，蒋照会福田他将率领全部国军渡河，只留下少数在城里维持秩序③。可是，日军逮捕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声称有人从他的办公室朝日军开枪。他拒绝下跪，也不肯指出开枪的人，日本人割他舌头、剜他眼珠，然后开枪打死他和十多位部属。（编按：蔡公时被杀日期是5月3日）当天夜里，蒋在曰记里首次用中国人歧视日本人的词语，痛批他们为“倭子”。（编按：实为4月27日的日记）④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6, 1928, box 6, folder 3. 另参见Grace Huang, "The Politics of Knowing Shame: Agency in Jiang Jieshi's Leadership (1927-1936)," Ph.D.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3.

② 王微，《王微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p.22。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5, 1928, box 6, folder 3.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7, 1928, box 6, folder 3.

蒋的部下，包括冯玉祥的联络官，力促他调来旧大炮对付日本人。国民革命军在当地约有10万兵力，远远超过日军人数，但蒋晓得日本的武装部队有飞机、坦克、重炮和重型机关枪，实力远胜过国军，而且东京会不惜投入兵力报复。他写下：“日本军队……横暴……。唯有忍辱而已，对一般愤激之军民，亦惟有劝止。……其种种挑衅侮辱行为令人难受。不屈，何以能伸？”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 1928, box 6, folder 4.

两军交火消息传到日本，田中首相下令从满洲和朝鲜调16000名后援军到济南。日本军舰沿长江而上，陆战队在浙江温州登陆。同时，中国举国沸腾，呼吁南京政府与日本断交、发起抵制日货。蒋在日记中说：“民情激昂……但是要长期、深刻地维持，并不容易。”①他下令大部分国军退出济南，取道西侧、渡黄河继续北上，只留下两个团共5000兵力。可是，福田要求中方完全退出济南城。次日，确认要求未遂后，他下令攻击国军。蒋命令留下的两个团长率部突围、撤退。他们在伤亡惨重下完成任务。根据各方的估计，日军杀害2000至11000名中国军民；日方却表示，伤亡仅有38人②。五月十日，蒋向日方道歉，并调走国军指挥官；但是他在日记中下定决心，此后每天要记下 「灭倭方法一条」。132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 1928, box 6, folder 6.

② 这些事件最好的版本请见Zhang Yu-fa（张玉法），"The Shandong Battlefield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in Chiang Kai-shek and China, part 2, ed. Li Yu-ning（李又宁）(Armonk, N.Y.: M.E.Sharpe, 1988), pp.3-65.

全世界对日本人的傲慢、野蛮大哗。田中担心行动太过火，同意谈判。将近一年之后，中日双方在1929年3月28日达成协议，双方各接受一部分责任，日军被限期在两个月内完全撤出山东——他们也的确履约撤军。

蒋若是预料到济南事变的发展，他可能会避免在同样的时地和日军冲突，但是，一旦冲突爆发，他退让的决定或许是最明智的举动；因为日本人大可以歼灭稚嫩、配备不良的国军。而且1928年，中国从陷于孤立主义的美国或其他国家均得不到奥援。唯有当日本帝国的威胁，和严重伤害世界秩序的纳粹德国之崛起，串连在一起——这事情还要10多年后才会发生——西方国家才会认真关注日本在中国的武装扩张。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者而言，济南事变证明对待中国可以恣意侮慢，不虞后果。中国方面，此一奇耻大辱激发中共政治宣传的新重点——猛烈抨击蒋介石的对日姑息。

蒋在日记中一再写下“复仇”、“忍耐”。他写下，“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①济南事变证明了蒋的新发现：日本是中国的最大敌人，在未来远比欧洲列强、共产党或军阀的威胁更严重。他对军校学生演讲，呼吁他们协助他洗刷济南事变之耻，但是他也提醒他们，要把这股仇恨隐藏到最后一刻，否则会令日本人起戒心。他认为目前唯一的路就是姑息日本，但绝不正式签字放弃中国主权，同时要建立健全的政府统一全国，并努力以德国武器和训练推动国军现代化②。

① 同上注。

② 黄自进，《蒋介石眼中的日本》未刊稿，（台北，2003）。

5月间，蒋正朝前盗匪、东北大帅张作霖盘踞的北京推进时，日本首相却令蒋以及全世界大吃一惊地宣布日本将接受国民党接管中国——满洲除外①。张作霖晓得，没有日本人撑腰，守不住华北，遂下令奉军退入东北。6月2日晚间，全副戎装的张作霖率领奉系高阶将领搭乘专列，打道回府。两天后，火车驶近沈阳，经过一道桥下（皇姑屯），突然炸弹爆炸，整座桥垮塌，砸在大帅的专列上。张作霖受到重伤，几天后不治②。

① 注意：日本驻满洲的关东军，和华南广东省的部队（或称粤军），音近，实不同。

②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1, p.121.

东京日本当局事先并不知道这件暗杀阴谋，但张作霖28岁的少帅儿子张学良，立刻怀疑驻扎满洲的日本军部策划整个事件。（的确，日本关东军一群军官不满田中义一的政策，觉得他们可以控制少帅，安排了此一暗杀行动。）张学良秘密赶回沈阳，经过一段政治不确定之后，承接了东北军总司令的职位。少帅是个坚定的爱国者，决心绝不向日本人卖国①。6月19日，他发电报给蒋介石，表达对中国的忠贞以及东北投向中央政府的决心。可是，委员长对少帅的前景颇有疑虑。蒋在日记写下：“张学良仰慕之忱，似属诚意，惜其未经危难，恐不能当此危局耳。”②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19, tape 12, pp.929-932.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0, 1928, box 6, folder 6.

拿下北平（编按：1928年6月20日，北京改名北平）之后，7月6日，蒋在北平郊外西山和主要的军事盟友集会。冯玉祥是嘻嘻哈哈，阎锡山则不苟言笑。回教徒白崇喜个性内敛，也沉默寡言。平常外向的李宗仁在这种场合通常是冷眼旁观①。这群高阶将领进入碧云寺在孙中山灵柩前祭告总理。先前没有任何外国观察家相信（即便中国观察家，有信心者也在少数），但是距总理去世仅三年半，国民党旗已由北平一路飘扬至广州。蒋一手扶棺，在众人前落泪。冯、阎也频频拭泪②。五大将领各自宣誓效忠国家、服从国父遗教。但是，五人之中只有蒋恪遵遗教，即中国要重振国势，必须成为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① Lary, Region and Nation, p.79.

②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Memoirs, p.257.

蒋很快就和张学良接洽妥当东北易帜的协议，让12星芒旗飘扬在东北。田中首相严正警告张学良不要和南京政府结合，但少帅冷冷地答覆，已依人民意志做出决定①。此举是个非常大胆的决定。10月10日，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张学良被提名出任国民政府委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12月29日，他宣誓效忠国民政府，在沈阳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②。

① Keiji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1981), p.264.

②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1, p.63.

此时，少帅担心他父亲的参谋长杨宇霆勾结日本人。1929年1月10日，张邀杨宇霆以及一位杨的亲信一起晚餐。席间，张暂退去吸鸦片（另有一说是打吗啡）；卫兵进到房里，杀了杨宇霆及其副手。有一说表示，张学良靠掷硬币来决定是否亲手杀杨①。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5, pp.3-239 to 3-242.

蒋这位最新盟友又是一个军阀，不过是军阀盟友中最为富有的，也是一个花花公子与鸦片成瘾者。即使他比其他地方军阀更加爱国，这位少帅还是为他的地方“王国”、为他个人、为他的大家族、为他的内部高级将领，争取高度自主权。不过，张学良也是相对的自由派与现代化人物，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必要时愿赌上他的遗产、封国和前途，追求伟大的中国统一之梦想。当许多军阀还在恼怒国民党领导权落在新秀蒋介石手中之际，张学良则属于一个新世代。张敬重蒋总司令，蒋的沉默和僵硬的个性，让张想起同样强悍和坚毅的父亲。数十年后，张学良告诉一位访客：“起先，我全心全力支持（蒋介石）。”①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84, pp.51-4152 to 51-4153.

令日本陆军懊恼的是，田中首相当初言词强硬，现在却默默接受满洲重申它是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现在，从极北的乌苏里江直到东南亚国境，中国似乎已完整联结起来；虽然中央政府的实质权力仅及于少数省分。蒋介石解决各种拂逆，竟然击败各路军阀，或号召他们归入共和政府及单一政党（国民党）旗下。这是历史性的丰功伟业。

1929年1月份一项重要的军事编遣会议上，蒋举德国和日本为中国武装部队改组的模范，强调军事编遣需要军队把控制权交还给中央政府①。但是，军阀们及其身边的扈从、家人都无意以对数百万人民以及广大资源的控制权，换取中央政府的高官位子。他们认为蒋不过是牺牲他们，把军权统统抓在自己手上罢了。各路军阀佯称接受编遣，可是内政部长阁锡山、军政部长冯玉祥纷纷弃职逃回自己的地盘，蒋觉悟到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挑拨军阀互斗，贿赂他们、收买他们的支持者，以及必要时在战场上击败他们。

① 蒋介石1929年1月5日演讲稿，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一，p.260。

接下来的两年于是乎就演出了一场合纵连横、阴谋诡诈，甚至大军火拼的大戏，蒋和想扩展势力以及通力对付自己的各方军阀一路混战。动员的兵力动辄数十万，死伤也不下数万人。最重要的是，从头到尾张学良一直效忠委员长。蒋能成功，间谍和地下工作，尤其是大手笔行贿，居功厥伟。这时，陈立夫奉蒋之命，成立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中统）这个情报单位。后来，蒋展现创造重叠机关、使官僚派系斗争的行事作风，让黄埔毕业的戴笠也领导一个军事委员会调査统计局（军统）。这两个情报机关都从事秘密行动，包括收买、暗杀还有抹黑，以及透过渗透、威胁和贿赂秘密搜集情报①。

①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66-67.

蒋和军阀混战之际，1929年4月中苏边境爆发一场危机。据日后张学良的说法，他自作主张派人占领哈尔滨苏联领事馆，抄出一些敏感文件。3个月之后，在蒋答应必要时会派兵支援之下，张学良又接管了自1896年以来即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少帅和蒋天真地认为斯大林会忌惮国际反弹（包括日本）而不敢入侵中国，或者倘若他真的出兵，东北军也可力抗红军的远东师团①。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37, p.24-1823, and vol.7, p.4-445; O.Edmund Clubb（柯乐博），China and Rus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56;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278,282-284。

张和蒋错了。1929年10月12日，苏军在蒋的昔日老友、顾问加伦率领下越过边界、进入东北，迅速击败张学良的精锐部队，俘虏8000人。少帅退守新防线，急拍电报向南京求援，但蒋却收回早先大胆的立场，建议张学良撤退。12月，南京和沈阳当局跟苏联达成伯力协定（Khabarovsk Ptotocol），斯大林因为不想刺激日本人，于是接受仅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地位，并在铁路公司董事会增添一席董事的方案。日本人注意到蒋若面对优势兵力，或者国际社会没回应他的求助时，在政治、军事上都会迅速退却①。

① 蒋有关北伐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278,282-284；Zhang Xueliang（张学良）, Columbia interviews, 1990-1991, vol.7, pp.4-331 to 4-433; Robert C. North, 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2d e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23.

1929年10月开始的史无前例的世界大萧条，对中国有很深远的影响。由于国际贸易崩溃，中国刚萌芽的生丝、香烟、棉花、黄豆出口大幅衰退。某些农村地区，数万人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环境艰苦，使得南京政府——摇摇欲坠、四面环敌的政治联盟——尤其不易推动财政及农村改革。它们也替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激进化创造了沃土，宣扬无产的共产主义社会代表未来浪潮的想法。此外，情势使斯大林认为全世界已出现革命浪潮，中国是一个关键地区。共产国际有一份检讨中共财务状况的报告在1928年6月11日送呈斯大林，它指出从1927年8月至1928年年底，苏联已提供约180万元（中国银元）给中国共产党①。

① J.A.Piatnitsky to J.V.Stalin, June 11, 1928, RGASPI, cooolection 508, inventory 1, file 112b, sheets 1-2. 100万元（可能是中国银元）是“紧急”“额外”拨款。根据1928年2月共产国际一份文件，当时中国2.8元等于美金1元。

蒋介石经常公开警告全国提防中共之威胁，但是他希望先弭平军阀，再来对付中共游击队基地。因此他暂缓大举征伐毛泽东及其他中共游击队首脑，把“剿匪”工作交给地方及省级军事指挥官负责①。但是，这些“苏区”得到三年的喘息时间，有些成长得相当具规模。中共一位领导人张国焘就说：中共各“苏区”成长的“主因”是，蒋的专注于第二阶段北伐和后来与军阀间的冲突。这些战争在全国各地打得难分难舍，让原本已够糟的状况更加恶化，乡村民心背离、还创造出成群游荡的逃兵溃卒，这些人极易被中共吸收。最重要的是，国民党派系内讧消耗掉中央政府的力量，使中共的苏区在苏联金钱及武器的援助下有足够的时间去扩张②。

①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Memoirs, pp.262-265; J.A.Pliatnitsky to A.E.Albreht, Moscow, December 12, 1928;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3, file 50a, sheet 138.

② Zhang Guotao（张国焘），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2, pp.164-165.

中共游击队基地从1927至1930年的成长，也反映出1927年中躲入山区的中共青年领导人令人佩服的执著、领导力和组织技巧。蒋仍然渴望替他的党和军贯注同样的精神。留学法国期间经周恩来吸收加入共产党的年轻军事领袖朱德，也上了井岗山加入毛泽东的小团队。他们合组中国共党红军第四军，“一伙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妓女的结合”，这些人是过着朝不保夕生活的社会底层。此时，中共三个苏区合起来只有15000支步枪①。毛泽东传奇性的战术口号是，他们得以存活的关键——“敌进我退；敌停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① Stuart Schram（宣道华），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7), pp.245-246.

1930年6月，中国又爆发一轮冲突，李宗仁、白崇喜、冯玉祥和张发奎，纠合阎锡山，同刚回国的汪精卫合组一个反蒋同盟①。这些军阀担心蒋要打造强大的中央政府之种种作为，如企图以德国武器和训练建立强大的中央军，消除各省和各区域之货币等等——全是让中国强大起来抵御日本的必要条件。

① Lary, Region and Nation, pp.155-156.

反蒋同盟在全国共有60万大军。蒋有100万部队，但相当大的数量正负起驻守各地、维持治安的任务。东北的张学良在两大阵营之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1930年从夏天到秋天一系列的流血冲突，使得河南、湖南、山东广大地区再次成为焦土。但是，蒋的中央军（包括首次参战的德式训练部队）后来在张学良戴毛皮军帽的东北军之助下战胜①。这是一厂代价不菲的战争——共有24万人死伤②。蒋并没追击已战败的军阀、打进他们的地盘，他早已放弃了试图说服或强迫他们执行大规模裁军的念头。这一克制之举或许是出自他天真的念头，即希望他的诚意和新近的声望会使他们回心转意；更有可能是他晓得张学良会反对裁军政策③。但是，这些军阀存活下去只会使蒋再度空有一支巨大但分歧的联军，其品质和忠诚度参差不齐④。

① William C.Kirby（柯伟林），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e,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09-110.

②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p.286.

③ Gibson, "Chiang Kai-shek's Central Army," pp.205-207.

④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1, pp.58,60,62.

即使如此，4年征战下来，他已建立军功彪炳的名声。没有一辆坦克，只有一个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旧炮的炮兵单位，经常没有地图，实际上也没有卡车，全国又只有少数几条铁路干线，他却能够调遣长达1000英里前线的多个军队①。外国记者开始跟在中国记者后头，报导蒋的英勇事迹②。他在某些地区集中兵力，在别的地区又採取防御措施，也执行有效的侧翼包抄动作。针对军阀，他继续运用分而治之的战术，以及承诺大额补助甚至贿赂收买的手法——若用在中共或日本人身上则完全不管用。不过，他的部队士气远比军阀的高昂。在他以及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他能够屡次战胜叛变，是国家强盛命运的证明。他还在日记里自责本身的缺点——有点类似口号化的新儒家自修以及更严厉的行为要求——这些苦水似乎并非过分虚饰的自欺，而是反映他对自己及其军队的弱点通常有切实的体悟。

① Kirby（柯伟林），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p.109.

②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1, p.61.

1930年底，蒋公告全国，中央政府现在将致力改革、政治重建，以及建设农工等一切事业。他承认在军事行动时期，财政管控和经济管理“相当混乱”，誓言要全面展开财政改革——包括每年公开预算、加强会计和监督程序、统一各种已存在的货币，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强大、有效率和诚实的中央政府。他无疑是认真的，因为就每一方面而言，这样的政府符合他、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所谓的“南京年代”（1927至1937年）事实上向全世界、也向中国人民展示，现代中国或许会有所作为。纵使条件可谓恶劣至极，全球大萧条、出口崩溃、毫无外国援助、空前的旱涝、与日本冲突不断、国内叛乱、军费浩繁、传统贪渎横行、对大多数省分及其财政税收无法管控、国民党内派系又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它仍能举步维艰地向前走。

南京位于河宽可达4英里的长江南岸，4000年的古城。1931年的南京仍是艺文和工业的重心①。国民党政府接收太平天国天王在城里兴建的宫殿，打通蜿蜒、狭窄的胡同，代之以新的宽广大马路的过程早已展开。南京人口只有34万，比上海小得多，没有大型百货公司、跑马场和西方式的娱乐消遣。夏天时比起上海更湿热，但是宋美龄和国民党一些大员的内眷不一样，还是搬到南京住，在市郊紫金山、距雄伟的中山陵不远处盖了一栋房子，取名“小红山官邸”。她经常出现在丈夫的办公室，或是出城参加各种协助孤儿、残障及阵亡士卒家属的团体之活动。有时候也还是会陪蒋到前线。

① 明太祖朱元璋以南京为首都，但他的儿子成祖迁都到北京。

但是宋美龄也很忧愁。她在前一年8月流产，事后几度陷入严重忧郁。（蒋在日记中提到的）流产似乎驳斥了外界以及他自己的臆测，指蒋因早年嫖妓得了性病以致不能生育①。许多年以后，蒋夫人告诉她的侄儿、侄女，她也想要有小孩，但是南京某位无能医生的失误，害她无法受孕②。很显然她和常人一样想要有小孩，但也是渴望替极可能成为现代中国之父的男人留下子嗣。1931年7月母亲的逝世，使宋美龄又深受打击，觉得“精神沮丧、凄凉和孤寂”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5,26,29, and 31, 1929, box 7, folder 2.

② 2004年5月15日，宋仲虎在美国加州桃溪市接受访谈。

③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p.98.

自从结婚以来，蒋就定期阅读宋美龄送他的圣经，他决心在决定是否受洗之前至少要读完两遍圣经。当他在城里时，宋美龄和她的传教士朋友有时会和蒋一起读经，他出差时也都带著圣经①。经过3年读经，他决定在上海宋氏家族的教堂受洗。就像所有他对外宣称的信仰，蒋对基督教的态度是严肃的。据他后来在台湾的牧师表示，蒋受基督教义吸引是因为它强调将道德思想转化为行动，这一点和儒家学说相符②。蒋对羞耻心的哲学和情感关注，亦与其新信仰对原罪、救赎的强调不谋而合。除此之外，透过磨难和死亡的磨砺以成就约伯般的毅力，也和他苦修、新儒家的形象首尾一贯。有些批评攻击蒋接受外来信仰，但对折衷的中国人民而言，蒋信基督教所带来的问题绝对不比毛拥抱外来意 识形态多。

① Hahn（项美丽），Chiang Kai-shek, p.130.

② 2004年10月18日，周联华在台北接受的访问。

蒋指派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第一次剿匪总司令，统率12个师进剿江西境内毛泽东的苏区。战役始于1930年秋天，但进入井岗山的国军部队几近一半非死即降。此外，有位师长张辉瓒被俘，遭到斩首；它象征国共之战和蒋与军阀之冲突不同，是个你死我活的惨烈斗争①。1931年，蒋调何应钦和20万经验丰富的冯玉祥部属到江西展开第二次剿匪，但部队兵士水土不服，又一次遭惨败②。同时，汪精卫和华南军阀又在广州另立一个国民政府和蒋打对台。不过，此一政府暂时还未对蒋构成军事威胁，因此蒋赶到南昌，亲自指挥第三次剿匪。他在日记中自承，这是民国从未曾有的“艰巨时刻”③。

① Dreyer, China at War, pp.159-160.

② 同上注，p.164。

③ 蒋氏1931年9月1日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375-382。

7月1日，蒋动员13万精锐部队，包括他第一军团——第一军扩展而成——的几个师，分兵两路深入游击队区域①。双方激战互有严重伤亡，在此次剿匪的最后一役，中共红军投入的2万人折损五分之一。蒋已“胜利在望，不料沈阳事变爆发，打乱了剿匪作战”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12, 1931, box 8, folder 9.

② Dreyer, China at War, p.169.

这次新危机始于1931年夏天，张学良的东北军抓到一名穿便服搜集情报的日本军官，当他企图逃跑时，杀了他。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派抓住此一事件兴风作浪，相对温和的东京内阁在民间压力下，公开要求“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同时，驻守旅顺和南满铁路沿线政治立场激进的日本关东军军官，决定自己采取行动。1931年9月18日夜里，他们在沈阳市郊引爆铁路线，并向附近的中国兵营（北大营）开炮。战事因此爆发，日军司令下令全面进攻。日军攻占沈阳时，少帅急电南京请示。这一刻，蒋正在往南昌的军舰上，行政院给少帅的答覆是“自行妥善处理”。少帅以为南京当局也不晓得如何处理此次危机，遂下令东北军撤退①。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15, pp.8-706 to 8-708, and vol.16, pp.8-756,9-793,9-794.

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只有1万人，而张学良手下有20万劲旅①。蒋介石过世多年之后，张学良有一次接受访谈，他自责错估了日方意图，以及在攻击开始时就撤退②。但是，日本在朝鲜有大批后备部队，只需铁路运送，而东北军实则多在河北省。即使蒋介石回到南京，开始和张学良取得连络，他也没有下令东北军反攻、更没有派中央军增援。蒋早先曾赌过，若中国对东北主权态度强硬，日本应不会在该区域追求霸权。但是，在沈阳事变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中，蒋强调在国内动荡且准备不足之下，中国必须避免和日本爆发全面冲突。因此，实际上他又退回到1928年济南事变之后的“卧薪尝胆”策略，先姑息日本同时努力致力国家统一，争取时间培养足够力量来抗击日本皇军。这个暂时姑息的政策持续了六年之久③。

① 黄自进，《蒋介石眼中的日本》未刊稿，p.124，引用Manzhouguo and the Guangdong Army (English trans.) (Tokyo: Xin renwu wanglai she, 1994), p.220.

②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15, pp.8-706, to 8-708, and vol.16, pp.9-793,9-794.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0, 1931, box 8, folder 10.

日军迅速从沈阳推进，不用武力即占领长春及东北其他城市。同时，蒋仍然试图让日本及全世界相信他真心准备对日一战。他发动全国抵制日货，公开承诺要派中央军赴东北，和幕僚讨论军事动员，也讨论要把首都和中国主力部队迁移到西北。他认为这些动作可警醒国际社会向日本施压。他在南京频频会见西方高阶外交官，蒋在交谈中坦白承认，危机的间接起因是中方（事实上，就是他本人）态度软弱，但是他强调现在迫切需要坚定地和日本交涉。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绝不向暴力威胁低头，在日本军队撤离并恢复9·18以前的状态前，中国也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谈判。”①事实上，南京会谈判，但协议绝不会由中国政府最高阶层批准。美国和西方列强只在言词上表示支持，但不肯派观察员或施援；同样，国际联盟也只派了一个无实际力量的调査团（李顿调查团）。

① 美国驻南京总领事馆詹森（Johnson）电函国务卿。October 18, 1931, FRUS(1931), vol.3: The Far East, pp.228-229.

东京根本不介意口头批评，还透露准备就绪，甚且渴望扩大事端的信息，派军舰溯黄浦江深入，并在长江水域进行海军演习。10月初，蒋慨叹：“倭寇威胁之行，迄为杀止，实不知余为何如人也。可笑！”①他曾分别向张群和宋美龄表示，他决心放手一战；她说，她会和他共生死。但是他又觉得中国弱得不可能再弱了②。

①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352。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8, box 8, folder 11.

对于政治积极的中国人而言，不肯对日作战分明就是怯懦的表现。9·18事变一起，青年学生就涌上街头示威，要求武装抗日。有2万名学生在首都集会。其中，有1000名南京中央大学学生闯入蒋的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办公室殴打他。在广州的汪精卫敌对阵营已经和南京濒于交战边缘，此时呼吁全国团结，但蒋应下台。

东北绝大多数城市已沦入日本控制，要侵略者和平撤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事实上，蒋也认为日本人“宁可放弃扶桑三岛，也不肯放弃东北”。但是他在日记里仍说，仓促交战“非惟治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①。10月15日，他写下他要辞职，但旋即改变主意。10月中旬，他和宋美龄飞到上海，同汪精卫、胡汉民会面。这两位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早就决心赶走后起之秀蒋介石，现在又获得希望削弱中央政府的军阀之支持，他们指控蒋不抗日、搞独裁。蒋写下：“谈话诋毁讥讪，未改旧态。”②当中国政府撤出东北最后一些城市、反蒋示威更加凶猛时，蒋又改变心意向广州方面表示，若为国家团结之需，要他下台“不是问题”③。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395。

②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357。

③ 同上注。

蒋一度写下，他“痛恨”青年学生，但是他仍然向他们演讲，甚至在冻人的天气里告诉他们，要么回去上课，要么就从军抗日。可是，动乱持续不断①。政府禁止一切示威活动，但是数以千的学生主张对日抗战，涌入首都，再次袭击政府高阶官员②。警方疲于奔命弹压。情势升高到失控的地步，外界批评又集中在蒋身上，他再度和左右亲信讨论引退一事。蒋向一名官员透露心声，如果不辞职，他就必须将全国置于军事统治之下，由他本人担任最高领袖，也就是一个独裁者③。他不考虑批评者所要求的对日抗战，因为他认为此时此际抗日将是一场灾难。

① 同上注，pp.359-362。

②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p.344.

③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366.

在持续的动乱当中，蒋首次写下他思念儿子经国的情感。他说：“近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增重，心甚不安。”又说：“于国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自觉愧怍无地。”①这份情感很可能是因12月初宋庆龄来访而起。左倾的宋庆龄和蒋介石这位妹夫并不和洽，自1927年清党之后就到莫斯科住了两年。她显然曾和莫斯科的权威人士交谈过，才向蒋说如果他肯释放被捕的共产国际特务牛兰（Hilarie Naulen）及其妻子，莫斯科可以安排遣返蒋经国②。

① 同上注。

② 蒋介石1931年1月25日日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感谢民国史专家、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前任所长杨天石1996年10月提供。

从蒋的日记来看，似乎宋美龄听到宋庆龄的提议，力促丈夫接受。可是，蒋在日记中写下，死于革命的30多万官兵“犹亲生扶长之子”，他怎能把个人需求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释放人民之敌以换回自己儿子，根本不能考虑①。

①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367。

即使只是动用很小的特权也不愿为儿子介入，这决定在一片愈演愈烈的批评声浪中，加强了他的烈士形象。他可能认为再一次下野，会替他挣回已失去的道德权威，像1927七年那次，同时也许终能完全恢复其地位——虽然不是100％保证。因此，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辞去一切职务，次週即偕同夫人搭机离开南京。他们先降落在奉化附近的草地，再换汽车沿新辟的一条泥土路，搭轿回溪口。

第三章：南京年代

和上次1927年下野一样，蒋介石在1931至1932年的冬天于溪口赋闲，不久就接到黄埔系将领函电交驰，他们宣称仅肯接受蒋的命令，又说自从他下野，就再没收到支付部队粮饷的资金。政府主要岁入来源是关税收入，东北一失，其关税流失占了全国海关总税收的15％①。各省扣住盐税不肯上缴现由孙中山之子孙科领导的中央政府②。现在工商组织、民间团体、甚至一些学生社团疾呼总司令回任。蒋亦获悉，莫斯科继释放蒋经国之计，又向南京提议恢复外交关系。蒋可以肯定斯大林想增强国民党内反日派的声势，但又不确定蒋的真正立场③。

① Maius B.Jansen, Japan and Chian: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5), p.384; Parks M.Coble（柯博文）,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88-96.

② Coble（柯博文），Shanghai Capitalists, pp.88-96.

③ Robert C.North, 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2d e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161; O.Edmund Clubb（柯乐博），China and Rus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69.

1932年1月蒋在溪口武岭学校的一篇演讲，经上海等地报纸刊载。他重申政府“坚持不屈服，不订损失国权之约”。但是，他也警告，鉴于当前国家实力和精神，不宜轻举妄动，否则“战败之国未有不失地，未有不丧权者”，结果势必“斫丧……中华民族之命脉”①。他的话引起当家同志的共鸣。南京政府当权派只有少数人喜欢蒋，广州政府更是没一个人喜欢他，即便不情愿，他们仍接受他是危机时刻不可或缺的角色；1个月之内，他们投降了。1932年1月，蒋和汪精卫在杭州会面，协议由汪精卫取代孙科出任政府首脑，蒋回任军事总司令②。

① 《申报》（上海），1932年1月15日；蒋1932年1月11日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421。

② Chen Lifu（陈立夫），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p.111-112.

此时，和日本的危机已转移到上海，每天都有暴力的反日事件发生①。1月底，日本一支陆战队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在上海登陆。当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向日军开火时，日本出动飞机轰炸上海，杀死许多平民。蒋亲自负责全面调度指挥军事行动，致电前线士卒誓死御敌②。同时，他下令在河南省洛阳设立临时首都，以示政府持久抗战的决心。日本急派更多部队和军舰，使得全市日军高达5万人③。杜月笙也派出青帮狙击手在敌后攻击日本人，做为回应④。

① 美国驻南京总领事馆佩克（Peck）电函美国驻北平使馆。January 24, 1932, FRUS(1932), vol.3: The Far East, p.79.

② 《一二八抗战期间国民党内的和与战之争》，《民国档案》1，no,27 (1992)：111。电报目前收藏在南京中国二历史档案馆。

③ Keiji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1981), pp.351-355.

④ Parks M.Coble（柯博文），"CKS and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China: Zou Taofen and the National Salvation Association, 1931-1937,"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 no.2 (February 1985): 296.

根据蒋的说法，他警告蔡廷锴，敌军可能从长江南岸的浏河国军防线后方登陆。蔡未能派出部队守住此一地区。3月1日，1万名日军乘船溯长江抵达浏河。打从战事开始至今，中方部队已有4千人阵亡、7700人负伤，被迫狼狈地集体退出上海①。中国报纸、学生团体、宗亲会、寺庙和商业团体，无不主张全面抗日，但蒋批准局部停火，在城的四周划出中立区，国军不准进入。这个协定，和其政府与日本的一切协定相同，不由汪精卫或他本人签署；因此在他们眼里，协定是非官方的文件。3月，蒋复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②。

①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pp.356-357.

②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3, p.150.

由于日本攻击上海中国管辖区使得政府不遑兼顾，中共分散各地的苏区再度乘机快速发展。毛泽东在江西的苏区规模最大，涵盖30个县、300万人口；其次是张国焘的鄂豫皖边区。国军针对鄂豫皖边区发动两次围剿都以惨败告终，在淞沪战事冷却下来之后，蒋于1932年4月集结约40万部队再次进剿，这次包围着敌人兴建同心圆的碉堡。张国焘发觉自己寡不敌众，且即将被彻底包围，遂率领鄂豫皖边区大部分部队成功突围，往西边窜入四川，长途流浪历时4年，实比毛泽东的“长征”更加了不起①。

①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New York: Longman, 1995), pp.186-187.

1932年6月，蒋在一项军事会议上讲话，宣称中共的根基就是国民政府机器的无能和贪腐，如果这次剿匪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将有大麻烦，因为政府不能既长期抗日、后方又遭人攻击①。但是1932年和1933年初针对江西共军的剿匪之役又失败，且损失惨重，数以千计的武器被共军抢走。1933年5月，蒋指挥第五次剿匪战役，采用对付鄂豫皖边区的战术，集中力量兴建碉堡网，逐步围拢②。这次他召集了80万大军，大部分投入在扩建、补给和维护碉堡网，它们则受到机关枪交织火网的保护。双方损失皆以千计，但是到了1934年，作战区盖了14000座碉堡、1500英里的新道路，提供对共军地盘的有效封锁③。

① 蒋1932年7月2日的《清剿共匪与整饬部队之要道》演讲稿，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465。

② F.F.Liu（刘馥），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102.

③ Jonathan D.Spence（史景迁），The Search for Mordern China (New York: W.W.Norton, 1990), p.400.

同时，对日停火只适用于上海地区；1933年元旦日军从东北出发，进占位在黄海边、长城最东端、扼东北进出门户的山海关。守山海关的东北军断断续续地抵抗，但他们不是日军的对手。1月间在军事会议上，蒋说明他何以未能投入中央军抗日时，喊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①。未来4年，他一再以此为号召。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 1933, box 36, folder 13.

日军继续南进，威胁到北平、天津。在汪精卫的支持下，蒋很难堪地同意华北局部停火（俗称“塘沽协定”），宣布河北省北部为非军事区，就等于又把中国一大块领土让给日本实质（但非法理）的管控①。蒋对一群军官解释，停火目的是“为缓和侵略”，争取时间以“保存华北，稍纡喘息”②。他又说：“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可以缓解情势，给我们机会得到“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③。同时，他禁止在沿海地区兴建新工厂，下令规划把重工业移到内陆省分④。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515-553、583、585。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 1933, box 36, folder 18.

③ 蒋1932年4月12日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552。

④ 四届四中全会附录，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三，p.652。

1934年3月，蒋对一群资深政治领导人说，“总共还不到1100天”就会开始对日抗战——这个估计只比实际爆发抗战，多了43天！①他估计抗战要打十年，也算得上是准确。他说，这段期间，列强最后会介入，一场世界大战将开打；最后，日本国内将爆发革命②。

① 蒋1934年3月18日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67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1, 1935, box 38, folder 4.

日军占领热河，张学良辞去一切职务，进入上海一家教会医院勒戒鸦片烟癮，用俗称的“冷火鸡法”成功戒毒。等到出院后，他舍政治、军事，纵情社交、出入皆有美女在侧。4月，少帅偕元配、爱妾赵一荻及大批扈从前往欧洲。同船的还有他另一位情妇席爱娜女伯爵（Countess Eddy Ciano）——墨索里尼的女儿、也是意大利大使的夫人。她后来要求张交还她写给他的情书①。委员长调派张学良余下的13万东北军赴江西，参加下一次剿匪②。蒋晓得军事行动必须伴随着“政治设施，才能争取民心效忠”。他告诉属下将领，反共斗争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③。他说，如果“赤匪的宣传赢得人民支持”，特定的战役就不会有成果④。因此，除了展开军事作战，他还投下大量时间和资源训练公民行动及宣传团队，甚至在庐山设立一个训练团专司其事。蒋好几次到学校演讲，强调土地改革是国家的生死大事，中国的根本问题，必须在军事命令下执行⑤。可是就跟肃贪问题一样，关键是如何在不动摇军中及国民党内稳定的前提下，执行土地改革。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86, p.52-4289;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1, p.65.

② 2003年7月26日王冀在华府受访。王冀父亲王树常将军长期在张学良麾下担任高阶指挥官，也是蒋介石在日本军校的同学。

③ 蒋1932年1月10日在溪口武岭学校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465。

④ 蒋1933年8月21日给汪精卫的电报，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610。

⑤ 蒋1932年12月15日有关土地改革的谈话，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500-503。

国军包围圈越收越紧，红军在江西共有9万支步枪以及几百挺轻、重机关枪，司令员朱德以及政治部首脑周恩来，尝试用各种方法突围。斯大林则是全力提供援助。1933年6月2日，共产国际驻上海特务报告，计划购买飞机、聘美国飞行员驾驶，“可轻易到达我们的地区”（显然指的是江西）。11月1日，莫斯科指示上海购买“重型飞机、瓦斯面罩和药品”，并问需要以美金或墨西哥银元采购。11月14日，上海报告已收到300万墨西哥银元，并要求再给25万美元①。但是，即使有此奥援，共军士兵逃亡者日益增加——悄悄溜过封锁线——对中共红军而言，前景越来越黯淡。

① 11月18日，共产国际说它将分批汇钱，每5万美元为一批。RGASPI, cooection 514, inventory 1, file 759, sheet 105;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54, sheet 69;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36, sheet 263; and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54, sheet 57.

和毛泽东不同，蒋介石根本没有外国的军事或经济援助，还得自掏腰包向德国买武器和支付训练。但是此时他相信他统一中国的整体战略是有效的：他可以暂时姑息日本，同时打造兵力扑灭外国支援的共产党。

普鲁士的典范令蒋介石大感兴趣，在他听说希特勒这号人物之前，就已透过阅读以及实事求是的德国顾问晓得，德国重纪律、守秩序。他特别敬佩德国，日本、土耳其近年提振其“国民精神”的做法。在送蒋纬国赴慕尼黑军事学院就读之前，他告诉养子：“德国是唯一一个国家，我们可以从它学到东西。它可以给我们基础，进而发展出我们自己的坚实风格。”①

① William C.Kirby（柯伟林），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47; 1996年6月5日蒋纬国在台北受访。

但是，钟情德国的成就并不就是要全盘抄袭纳粹主义。蒋和日本人不一样，没有兴趣复制纳粹思想的主要面向，如种族优越论、领土扩张和征服世界。他的日记中从来没提过、更不会有欢迎字句记述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任何里程碑事迹，如希特勒出任总理、国会大厦纵火事件、德国成为一党专政国家，或是希特勒被封为国家元首。无论就目标和手段而言，蒋都不是法西斯分子。

1930年代，一个半秘密的政治势力——俗称“蓝衣社”的“力行社”，的确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扮演短暂但声名狼籍的角色。许多作家也以蒋支持这个组织做为他具有法西斯倾向的证明。蓝衣社和纳粹党的冲锋队，以及意大利的对应组织一样，源自于一小群全力效忠国家主义及最高领袖、具理想主义却又颇有挫折感的军官。和他们的日本法西斯和中国共产党敌人一样，这群人的狂热使他们以为，其目的能为其极端手段（包括暗杀）提供合理根据。但是，“褐衫队”（Brown Shirt）人数高达200万人，担任希特勒的私人部队；蓝衣社门户森严，1938年解散时，成员只有300人左右。附属于它的群众组织，人数或许有数十万人，但是他们没被派上街头担任冲锋队①。

① Joseph J.Heinlein Jr., "Political Warfare: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Model," Ph.D.thesis, American University, 1973, pp.303-312.

蓝衣社的任务是在全国各级学校灌输军事纪律和爱国精神，包括效忠“领袖”。种族主义和征服野心不是他们要教的科目。有些蓝衣社成员力主正式宣告蒋介石为绝对领袖，但并未成功。尽管蒋时常自我批评检讨，他的确十分自大，但是在他的演讲或日记里从来没有迹象显示，他同意自己被像法西斯或共产党领导人那样崇拜。他不准外人替他立碑塑像。他在大陆的近身文职幕僚依然称呼他“委员长”，不是充满敬意的“领袖”；到了台湾，他只被简单地称为“先生”或“总统”①。

① 2003年4月和10月，访问了多位蒋氏的助理和秘书，有些人自大陆时期就追随他。他的黄埔学生称他为“校长”，军人称他为“先生”或“总司令”。

据传蒋在1932年曾经有一次被广泛引用的“秘密演讲”，歌颂外国“法西斯”并宣称中国“必须建立独裁”，言外之意，就是建立法西斯领导。据说这段话是引述一卷1930年代日本政府文书“特辑”当中的说法，这些材料辑录蓝衣社的种种反日活动，以及针对日本傀儡“满洲国”的地下工作①。这些话很可能是印刷、发行这本特辑的日本宣传机构所编造的。然而，有些知名学者还是引述这些字句，以证明蒋对法西斯主义的向往。

① Lloyd E.Eastman（易劳逸），"Fascism in Kuomintang China: The Blue Shirts," China Quarterly (January-March 1972): 1-31. 据说这份材料出现在“东洋文库”上。同一段引述文字也列出由岩井英一执笔的一份日本外务省文件。我们不禁忖想岩井的资料来源会不会也是此一“特辑”。值得重视的是，易劳逸教授15年后发表一篇评论文章——"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lue Shirts: A Review Article," Republican China 13, no.1 (November 1987)——指出新材料已经更正他原先对此一主题的若干观点，他也没再重新提所谓蒋当年有此一说法。

另一个可能不实的说法，指蒋曾说过“日本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成功是因为”两国恢复了民族精神，如果中国革命要成功，“我们必须打造党的独裁”。这一可疑的引用中，蒋也在赞扬了日、意两国的法西斯主义之后，接着强调中国必须振兴的民族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①。这些可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甚至中国共产党所想要恢复的精神美德。

① Wilbur Burtton, "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 Asia (May 1936): 309. 我在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材料来核对柏顿（Burton）自身的引述。我们有理由合理的怀疑。柏顿的引句又被Frederick Wakeman Jr.（魏斐德）教授引用，纳入"A Revisionist View of the Naking Decade: Confucian Fascism," in Re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 ed. Frederick Wakeman Jr.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 (Oxford, E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41.

蒋固然有时也无情无义、残暴不仁，但他缺乏一个极权主义独裁者病态的狂妄自大和绝对意识形态。他不断对自己重申的善意目的，其实是自我妄想多过于伪善，而且（诚如毛、周所相信）蒋对德性与伦理的宣扬，不是假意做作——他是一个诚恳的人。

在大陆时期，不像他的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敌人，蒋必须忍受报界和政治对手不断的批评。蓝衣社经常被报界谴责，不当行为也被揭发。蒋最初对蓝衣社的热衷，反映出他体认到国民党的贪渎、派系斗争和一事无成。起初，他希望在蓝衣社找到他忠实、理想的追随者，类似毛泽东阵营的忠贞干部。蒋直到1932年1月才知道蓝衣社的存在，接连好几个月他拔擢其青年成员为助手。但是到了7月，他已经在抱怨蓝衣社的“不成熟”，并于致函《大公报》时问道：“如果我要模仿所谓的意大利法西斯……我和共产党有何差别？”到了1934年，他“对这个组织彻底失望”①。

① Eastman（易劳逸），"Rise and Fall of the Blue Shirts," pp.34-35,40.

和共产党地区不同，在国民党辖区要对报章杂志实施新闻检查，并不一定十拿九稳。想在外国租界或条约口岸査封中文报刊杂志，更是十分困难。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生活》週刊，它不断抨击蒋姑息日本，在1933年遭到査封，改名《新生》再出刊，直到1935年7月停刊，然后事隔数月又改名（刊名中还是有生活）继续出刊。其他批评政府的报纸，如《大公报》、《光明日报》在南京时期的国民党辖区都可买得到①。根据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共秘密利用莫斯科的钱资助上海、天津、香港，甚至日本统治下东北某不知名城市的报纸②。

① 2004年10月16日，许倬云在台北受访。

② 中共中央1930年10月20日自上海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9, file 117, sheets 35-37a.

反政府的评论也继续由军阀控制地区的媒体流出来，例如云南的《观察日报》。中国的小报同样也难以管束。这些小报固然专注于歌伎名伶的社交绯闻和新闻动态，偶尔也报导国民党贪渎失政的新闻——有真有假。更不受管制的是传单，其中充满着各式各样政治言论①。在大部分城市里，中国读者从来不愁找不到反政府、反蒋的材料；在共产党地区则绝对见不到反共产党的作品。两者天差地别。

① 2004年6月10日，许倬云的电子邮件。

由蓝衣社扶植的中国学生运动并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团体——这个名词使多数读者联想到，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恶劣、具攻击性的态度①。蓝衣社痛恨法西斯日本，也激烈反帝国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无不如此。他们喜欢夸称透过恫吓，他们对压制1933至1934年的反蒋、反政府民众（主要是学生）示威运动做出贡献。其实，他们的每项活动都没能停止中英文报纸和非正式印刷品，不断出现对蒋、对蓝衣社的抗议和猛烈批评②。

① Wakeman（魏斐德），"Revisionist View," p.149.

② Kirby（柯伟林），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p.176.

暗杀是蓝衣社最声名狼藉的行为。有两个著名的被害人是军阀将领，其中一人有和日本人往来交涉的嫌疑，还有两人是天津的亲日报人。反映出蓝衣社强烈反日的心态元素。该社的一份出版品声称1933年春天，它在武汉杀了40名勾结日本人的“叛徒”①。非亲日、但批蒋不遗余力的自由派人士也有遭到蓝衣社毒手的；中国保护人权联盟两名会员遇害，一是联盟副主席杨杏佛，一是上海最著名的中文报纸《申报》负责人史量才②。蒋有可能并没下令干掉这些人，蒋的情报头子戴笠或许未请示老板就自作主张（这样蒋就可否认涉及）。不论如何，报界把这些帐统统记在蓝衣社和蒋本人头上。更值得注意的是，蒋即使事先不知情，事后他也没在日记中表示对此的关心，也没提到他试图制止这种行为以免恶名昭著。

① Eastman（易劳逸），"Rise and Fall of the Blue Shirts," pp.31-32.

② Frederick Wakeman Jr.（魏斐德），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279-280.

情报头子戴笠

除了这些个案，某些历史学家指控蓝衣社涉及多起杀人最戏剧化的证据，是《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1933年7月19日刊出的一份“神祕文件”。据说，这份文件由“蒋介石的‘中国法西斯组织’”发出，文件列出55位出现在“暗杀对象名单”上的“中国领导人”。伊罗生的杂誌《中国论坛》（China Forum）把这份文件交给《大美晚报》①。伊罗生不是中立无偏见的，他公开表态亲共，日后成为托洛斯基派，但是他并没向《大美晚报》隐瞒此一“神祕文件”是由中共中央印刷局交到他手中的②。最合逻辑的假设是，这份文件是周恩来的宣传机构制造出来的。

① 同上注，p.177。

② 共产国际档案文件显示，共产国际至少有一次秘密付给伊罗生的刊物500美元，见1932年4月19日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备忘录，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4, file 182, sheets 8-9, and collection 514, inventory 1, file 707, sheets 56-59, 63-66.

据说，戴笠手下在上海的外国租界搞绑架，有人指责他们“大规模”地干这些勾当。据说大部分受害人是“无名”的学生和工人，因此无法估计人数。两个出名的案例是作家丁玲和左派帮派刺客王亚樵。1933年初加入中共的丁玲，其实是被租界警察逮捕，再交给南京，不是被戴笠手下绑架。她获得假释在南京住了3年后逃跑——以激烈的异议分子而言，这对待算不上严苟①。至于王亚樵则是被判刑十年。

①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3, p.274.

蒋有能力下令干出数以百计的暗杀和绑架，如果他认为这么做攸关他政府的成功或中国的生存的话，而他或许也果真如此做，但是证据并不明确。发生的杀人事件数量还不足以减少中国各大城市里，对蒋及其政府的公开批评，更谈不上终结批评了；这点倒是毫无疑问。亲共作家茅盾和鲁迅持续发表文学作品，痛骂国民党的残暴、贪腐，以及蒋介石的对日姑息。就和这些大贪渎的指控一样，国民党从事政治暗杀的故事，不论真假，对中共而言都是好消息，后者刻意扩大渲染、再捏造一些新故事①。蒋的反共派政敌，即称兵作乱的军阀和非共产党的自由派，亦不问真假地散布、雕琢这些谋杀的指控。

① Wakeman（魏斐德）引述了大陆和台湾许多的文章和传记，但我们应仔细评估这些作品的资料来源。

他们的目的当然是要进一步拉低中国（尤其是上海）知识分子、文化菁英对蒋及其政府的评价，并助长大部分西方新闻记者、外交官和军事武官对政府原有的鄙视。我们还可从其他情况看出，蓝衣社根本不是残暴不仁、使命必达的模范。共产国际派在上海公共租界秘密活动的特务应该是国民党绑架、暗杀的主要目标。可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情报员及地下组织挖掘这些外国特务的成绩却相当有限。莫斯科收藏的1930年代档案文件透露，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地下组织处理巨款转帐、资助共产党青年和劳工运动以及记者和书店、负责与莫斯科及江西苏区的无线电通讯（它有“六到八个发报机”）、经营一所报务员学校培训11名学员，还有如前文所述的购买一架飞机。尽管它如此活跃，蒋的特务人员、英法租界警察、青帮，只抓到少许共产国际特务。

戴笠的手下倒是有一个罕见的突破，逮到中共“中央特科”（显然与“特务部”有别）的负责人顾顺章。戴“说服”顾投向国民党，结果“（在上海）逮捕了不少人，也杀了一些人，包括中共总书记向忠发”。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自保”，授权周恩来展开报复，周下令杀掉顾顺章及其家人①。张国焘也提到周曾下令在上海做掉一个共产党籍的黄埔毕业生，怀疑此人立场动摇②。

① Wakeman（魏斐德），Spymaster, pp.178-179.

② 同上注。

打从一开始，中共的凶残就不逊国民党，有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的“保护局”职司揪出、铲除内部敌人。据说中共的“特务部”，在1930年代杀了“数以百计的‘叛徒’、工厂领班、侦探、公会干部、帮派分子、慈善家、工业领袖、不合作的工会领袖和国民党特务”。张国焘抱怨，未经核可即杀掉党员违反了党纪，之后“消灭”反党分子的行动曾停过一段时间，但是“不久之后，独裁者和（中共）特务又肆无忌惮”①。

① 同上注；Zhang Guotao（张国焘），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1), vol.2, p.151.

一

国、共在江西打得不可开交之际，蒋著手展开一项改造中国政治、学术和道德生活的群众运动。有人认为就其提振经济生活、推动土地改革，以及争取全民尊敬的目标而言，这可说是蒋的政治伎俩，也是一大挫败①。可是，最近的评价却认为运动虽不成功，却不是虚情假意②。当共产党在赣南节节败退之际，国民党的民间活动队深入到各县、乡、村去建立法律与秩序，并推动农业及教育的重大改革。在早先的一次庐山会议中，某些官员主张共产党重新分配土地，给了国民党机会大规模改革土地所有权及租赁形态。他们认为，进行会扰及社会经济秩序的彻底改革之最佳时机，就是与支持更激烈手段一方的拉锯结果还不确定时。但是，国民党采取比较保守的做法，把土地还给原来的主人，暂停重新分配，等候已经元气大伤的地方经济复苏再说。国民党官员在扑灭农村的暴力革命之火时，“并不想再不必要地搅动余烬”③。

① Mary Wright（芮玛丽），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② Stephen C.Averill（韦思谛），"The New Life Actio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South Jiangxi, 1934-1937," China Quarterly 88 (December 1981): 595.

③ 同上注，pp.606-607。

不过，蒋的团队还是尝试了不少方法，实施非土地充公式的土地所有权改革，譬如政府持续购买流入市场的土地，设立合作社，使地主的土地可出租给无地农民耕作。这些民间活动队中有些热忱、正直的官员认为，在家户长制的架构中，以既有传统为根基去打造，他们可以迈向更公平、繁荣的社会。因此，恢复讲究团体责任的传统保甲制，将会是关键的社会体制，不仅能推动法律与秩序，还可做为新的社区模范。他们希望前述改革再搭配上水利灌溉渠道和公共卫生所，能够带来全新的国民荣誉感和爱国精神。

但是，自红军1934年从江西逃窜后一年，国民党的草根运动也四分五裂了。或者换个较精确的说法，在江西推动政治、经济“新政”的希望，因贪婪的地方乡绅重回台面而被粉碎。这些农村的上层人士不像受过更多教育、不在籍的地主以及其他优势阶级的文化菁英，那些人通常住在商业、财经、专业更能快速发展的城市里；这些人是较低阶的地方头脸和地主，把一部分土地出租给佃农①。这些小地主除了略有几亩地可出租做为收入来源，也别无太多财产。而共产党来之前和期间的多年暴动，曾使他们被歧视、摧残。现在共产党既被赶走，这些小乡绅又冒出头来，借地痞流氓之力重申权利。不久，他们就主宰村子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强化权力②。

① 同上注，pp.626-628。

② 同上注。

蒋介石的另一项运动——“新生活运动”——在江西展开，是第五次剿匪作战的一部分。蒋一直在思索如何发展一套精神和文化架构以补足、加强民族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蒋说：“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他认为国民党革命到现阶段仍未成功的基本原因是，“全国国民生活态度始终无所改进。”新生活运动旨在改变这一切①。

① 蒋1934年2月17日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660-662。

新生活运动想要培养的价值观，主要就是新儒家的优点和传统的日本习惯——简朴、良知、单纯、诚实，甚至准时、清洁和整齐。在批评者眼里，新生活运动令人不安的是，它意图让“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可是，“完全军事化”的目的不是要征服其他民族，而是要培养“勇气迅速、刻苦耐劳，特别是有统一行动的习惯和能力”。它的目标是“告别昨天的野蛮生活方式、无秩序、倦怠和萎靡”①。这些根本不是什么好反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摆在平凡的儒家和基督教框架中。

① Eastman（易劳逸），"Fascism," pp.1-31.

基督也越来越深入委员长的思想当中。他的日记经常提到圣经，通常是在忍辱负重的脉络下。譬如，1934年5月4日他写下：“耶稣信徒必须克己忍辱耐苦，日日背著十字架，跟从耶穌。”①蒋大约也在这年开始，一天一篇地读一本基督教的文集《荒漠甘泉》（Streams in the Desert）②。它的主题是面对失败、灾害和牺牲关头，要屹立不摇、坚贞信念。蒋在每个鼓舞人心的信息和故事旁都做眉批。

① 简笙簧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6》，1934年5月4日，（新店：国史馆，2006）。

② Mrs. Chas.E.Cowman, Streams in the Desert (Los Angeles: 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 1931).

蒋夫人在新生活运动扮演相当重要角色。根据一项记载，在谈到她受不了中国十分欠缺卫生观念时，她、澳洲顾问端纳和陈立夫三个人才兴起这个念头。蒋夫人“忍受不了城市街道的肮脏、中国人厨房的零乱，以及人人用自己的筷子伸进大锅饭里取菜”。她甚至随身带布巾铺座椅，在家里更坚持每道菜都得有一副公筷。但是她拿中国人的“干咳和吐痰一点办法都没有”①。

① Emily Hahn（项美丽），Chiang Kai-shek: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 (New York: Doubleday, 1955), p.72.

陈立夫建议新生活运动也强调儒家的旧美德——礼、义、廉、耻。蒋和部属又加上简朴、纪律和爱国精神。在蒋夫人发起下，美国传教士响应，加入推动此一符合基督教教义的运动。强调卫生和礼貌的诉求也切中美国人的礼仪和清洁习惯。不过南京的美国传教士也注意到，这运动强调香烟（美国的灾祸）的害处远胜过对鸦片的挞伐①。

① 美国驻北平使馆给国务卿的无线电报，Auguse 6, 1934, FRUS(1934), vol.3: The Far East, p.217.

早先，南京政府不断以各种办法，尝试管制并逐步终止鸦片吸食，但是在国内混战那段动荡时期，对种植、配销和吸食鸦片所课的税，一直是中央政府及各地军阀的重要收入来源，禁绝鸦片没有太大进展。1928年，政府颁布法令要改善执法、治疗和教育，但因为中央对各省没有实权，进展依然有限。1932年，军事委员会显然在蒋的核可下接下担子，成立一个毒品管制委员会；加重刑罚（包括死刑），且在2年之内于17个省市正式全面禁绝鸦片。青帮头子杜月笙也成了委员会一员——满诡异的一项任命案。但是杜月笙已经赚了许多合法钱，如果他真心合作，显然成绩将会大有可观。

根据中国大陆2000年出版的一篇未载明来源出处的文章，这段期间从鸦片生意课征到的规费和税款，每年超过2亿（中国）银元，其中有一大部分毫无疑问被侵吞了。不过，这篇文章认为固然成绩有限，加重刑罚的新规定，以及军事委员会的魄力，仍替下一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可是新阶段却被战事打乱。总之，中国的吸毒恶习继续替政府、贪官污吏、军阀制造所得，但也不无努力认真地要终结或降低吸毒恶习①。

① 季鹏，《1927至1935年国民政府禁烟评述》，《民国档案》1(2000)：71-81。

与取缔鸦片成对比的是，到了1934年，蒋介石显然已在剿匪上取得相当进展，不仅江西苏区，就连城市里的中共势力都受到打击。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中国红军的战士们在1929年成长至30万，到了1934至1935年，只剩下25000人。有一度，中共代表江西苏区要求共产国际多拨点钱，莫斯科建议在赣南设立一个“驻地”，以便运交补给品到被包围的苏区去，它甚至还提议成立一家公司“专司销售四川鸦片”①。中共在江西原本控制70个县，现在全丢了，只剩下6个。中共领导人开始辩论是否突围，长途撤退到靠近苏联的偏远地区②。最后，斯大林藉由短波无线电指示中共突围、寻找新的基地，最好接近外蒙古③。

①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47, sheets 81,130.

② North, Moscow, p.164.

③ Michael M.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3.

10月16日，中共红一方面军25000名战士踏出他们的赣南基地，展开向北方撤退的行程①。他们当中只有1/3有步枪。这大批人马中，有35人是领导人的妻子，如毛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毛本人带著一袋书、一把伞，骑在一褐色马背上。他和大家一样，有一条毛毯和三天份的口粮②。他们携带大量墨西哥银元，一路上用来买粮食和其他物资，甚至行贿军阀让他们通行无阻，所以不致死于第四天后。早在突围之前，中共上海局就向共产国际报告，已把5万墨西哥银元送到江西苏区；在10月中旬它又表示还需要40万银元，因为“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送交这些钱了③。去年11月收到的300万墨西哥银元，显然已送到江西苏区，现在这些款项都是另外追加的④。若没有这些钱，长征云云，恐怕走不了太远⑤。

① 毛泽东1956年3月31日与苏联大使尤金（P.E.Yudin）谈话时，提到这个数字。见尤金1956年4月5日日记，no.289, Woodrow Wilson Center International Cold War History website. 毛泽东对史诺说“估计有9万人”参加长征，这还不包括数以千计的红色农民。我选择采用他告诉尤金的数字。

② Ross Terrill（谭若思），A Biography: Mao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0), p.121.

③ 中共上海局致共产国际电报，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61, sheet 58. 9月4日，共产国际统治江西的中共，它已派一名外国人建立组织，采购、运送武器弹药给江西苏区。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48, sheets 9-10.

④ 1903年，一块墨西哥银元据说约值0.38美元（New York Times, March 11, 1903)。假设1934年其价值仍不变，经通货膨胀调整后，当时的300万墨西哥银元约值2005年的700万美元，但是就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相对份额而言，今天的倍数就更大了。不论怎么计算，这是一笔极大的数目，没了它，“长征”可能就无法发生。

⑤ 史诺被告知，许多武器、装备，“甚至大量银子”必须沿路埋藏起来。见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938; New York: Random House Modern Library, 1944), pp.194-195. 毛泽东曾沿路把银子埋藏起来，此说可疑；但如果真是如此，他的钱就过目前文献所能证明。

事实上，逃出包围圈并不算太难。当年稍早，蒋介石力促李宗仁、白崇喜和陈济棠（广东实际当权者）参加第五次剿匪。可是，军阀们担心蒋是要把红军赶入他们的省界，以便替自己的中央军打开一条路跟进，然后乘势占领他们的地盘。多年之后白崇喜接受访问时说，他向大伙儿建议表面上参加围堵共产党，但基本上还是保留实力固守地盘①。

① 程思远，《白崇禧传》，（香港：南华出版，1989）pp.195-180。

这些军头不肯积极参加剿匪，也不是全没道理。蒋此时的优先目标是歼灭共产党，但是和所有的中国现代化人士一样，他的长期目标是消除独立的军队和地方割据。当共产党进入贵州时，蒋在日记里写下，这个发展提供从军阀省主席王家烈手中接管该省的机会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6, 1934, box 37, folder 13.

共军没受到阻挠，从守在湖南、江西南部边境的广东部队防线溜出江西。11月底，毛部抵达湘江，蒋亲自赶到湖南指挥作战。经过一星期激战，双方均损伤惨重，红军趁火力稍弱时，越过湘江、进入贵州①。中央军紧追在后，蒋飞往省会贵阳，拉下省主席，换上效忠他的顾祝同为省主席②。

① Dreyer, China at War, p.194; Stuart R.Schram, Political Thought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6), pp.80-181.

②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The Memoirs of Li Tsung-jen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79), pp.295-296. 李宗仁说，桂军使共军伤亡万人，另又俘虏7000人。

1935年1月，红一方面军的党集会推选毛为中共政、军领导人。后来毛的部队在四川－江西边境地方，与1933年逃出鄂豫皖边区的张国焘红四方面军会师。两人未能达成共识，于是张国焘率部往西，毛则率领红一方面军先往南、再折西穿过云南。云南军阀龙云大概是收了中共的墨西哥大洋，允许“匪军”和平过境。蒋飞到四川省会成都亲自坐镇，他虽没办法追上张国焘或毛泽东，但是中央军追剿的政治收获不小，蒋乘势掌控了四川、贵州的省会（不过，此外也没太多其他收获了）。这个经验也使得蒋开始认真思考，以高踞三峡天险的四川为基地，有朝一日，抗日战争时可将政府及军队迁移此处。

尽管中共撤退，中国政情依然不稳定。南京又发生一件事故。某个凉爽的秋天上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党部门口集合拍团体照时，一名记者掏出手枪，朝汪精卫连开数枪，重伤了他。蒋当天身体不适没出席拍照，自然引人猜疑。汪精卫的太太陈璧君公开要求国民党中央提出解释。蒋对自己被暗指涉及阴谋相当愤怒，下令戴笠就算千方百计也要査个水落石出。戴笠动用“最残酷的刑求”，亲自盘诘刺客，同时陈立夫奉蒋之命也另行调查①。陈立夫和戴笠一致的结论是，汪精卫自己的改组派内部有人心生不满，发动枪击事件。当特务人员杀了一名嫌犯又逮捕了若干人之后，陈璧君向委员长道歉，夫妻俩即搭船赴欧洲治疗。蒋可能并未涉及暗杀阴谋，但是他因而接任行政院长，又重新掌控了南京政府②。

①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114-115. 陈立夫说凶手当场被打死。

② Wakeman（魏斐德），Spymaster, pp.182-186.

9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交给蒋一项增进中日关系的三点方案：中国要接受对日关系优先于和西方的关系；承认满洲国；“和日本一起设法消灭共产主义”。蒋的回答避开第一、二点，但表示，只要日本尊重中国领土的完整，中国预备和东京讨论铲除“中国北方边境共产主义”的有效方法。蒋也照会广田，如果“两国军方之间”所有的协定，包括1932年的淞沪停战协定、1934到1935年的华北塘沽协定，统统废除，东北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中国会停止反日活动①。

① 陈鸣钟，《试论1935至1936年中日会谈》，《民国档案》（南京）2，no.16（1989）：105-118。

蒋亦拍电报给中国驻日大使，重申无论协议为何中国都不会承认满洲国此一傀儡政府，但是假若传统主权得到尊重，中国可以同意不用军事手段处理此一问题。最令日本动心的是，蒋愿意探讨两国合作“对付北方边境共产主义”的方法，当然日本必须先达到恢复中国主权的基本条件。蒋同时也设法展现，必要的话，他也已准备好和日本开战；他在南京城外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沿着陇海铁路部署军队，并在武汉增建防御工事①。

① 同上注。

华府此时终于愿意提供南京5000万美元的贷款，伦敦也提供一笔1000万美元的融资。但是，美、英都要求中国在东北问题上要“务实”。9月，英国使节李滋罗斯爵士（Sir Frederick Leith-Ross）访问东京和南京，提议日本尊重中国在东北之外的主权，以交换中国“承认”满洲国。在重庆（编按：作者笔误，李停商期间主要在南京、上海）经过长谈之后，李滋罗斯爵士向伦敦报告，蒋的政府绝不会放弃东北的主权①。

① 陈鸣钟，《试论1935至1936年中日会谈》，pp.105-118；《从1935年12月到1937年2月中国与日本的重要关键谈判》，《民国档案》2，no.12（1988）：19-44。

纪录十分清楚：蒋不预备在主权问题上面妥协退让①。东京和南京这段期间的交涉纪录凸显，蒋及其谈判代表明确地坚持中国保有对东北的主权，即使他们有时候提议，只要日本完全尊重中国在东北之外的主权，并且废除违反此一原则的所有不平等协定，东北主权问题可暂时搁置②。

① 参见Marius B.Jansen, 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5), p.390.

② 陈鸣钟，《试论1935至1936年中日会谈》，pp.105-118；《从1935年12月到1937年2月中国与日本的重要关键谈判》，《民国档案》2，no.12（1988）：19-44。

但是，日本关东军继续伺机进一步侵犯中国的主权。东京方面亦要求委员长停止对日本的双面政策——公开表示友好，秘密准备开战；同时中国的党、政、军及情报机关所有人员一律退出河北省及北平、天津。蒋认为即使这个要求很可恶也得接受，他向倍感屈辱的中国民众解释，中国接受的并不是正式的“协定”，因为没有任何文件是由最高阶层签署或批准的。次月，一个类似的“非协定”协议让南京政府全面退出内蒙古的察哈尔省。蒋的政治声望又跌落不少，但毛泽东的溃逃以及受德式训练中央军的茁壮，让他感到安慰。不过，他因为怕刺激日本的侵略野心，无法炫耀建军成绩。

日本并不以最近的收获为满足，又有新计划要建立完全自治的华北，包含河北、山东、山西和内蒙的察哈尔、绥远共五个省，每一省分别册立一个愿和日本配合的中国将领①。阎锡山和冯玉祥拒绝合作，但其他人接受了这个机会。有一天蒋在日记里激动地写下，现在“唯有自强与力抗，再无其他方策”。但是现实上，歼灭溃逃的红军、完成军事现代化，仍是他的第一优先。他消极地接受，但不承认“华北”在日本人挑选的中国“当局”之下组成“特区”②。实质上，淮河以北的中国已完全由日本人掌握，只差没正式从南京政府独立出去。愤怒的学生再次涌上街头，抗议中国遭到瓜分。

① Jansen, Japan and China, pp.390-391.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8, 1935, box 38, folder 6.

1935年10月，毛率领7000到9000名跟他一起窜逃的士兵抵达陕西北部的小村保安。他们走了3000英里（约1万华里）。在村子四周满是尘土的洞穴落脚，毛泽东这伙人和以前从安徽躲到本地的一支共军（刘志丹）结合，创造出约2万名士兵的军队。毛告诉大家，目标是扩大控制区，直到和苏联、外蒙古连结起来①。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25.

这一年，墨索里尼入侵衣索匹亚，希特勒拒绝履行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武装的条款。民主国家显得瘫痪无力，但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在8月1日号召全世界成立反法西斯的“人民统一阵线”，它似乎代表着抛弃全球共产主义革命，转而支持与共产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派、温和保守派和民主社会主义党派共组反法西斯同盟。共产国际对中国颁布的新口号是“联蒋抗日”。

毛泽东在陕北仍无法和莫斯科透过无线电联系，但显然有信差捎来共产国际全球统一阵线的新政策。毛、蒋都明白局势变了：由于战争快速接近，而中国唯一可恃的武器供应及直接军事援助来源是苏联，蒋歼灭中共的剩余时间正在快速流失。周恩来在抵达陕北新基地之前，就在1935年9月1日写了一封“正式信件”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陈立夫此时负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刚入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执会此时的拥蒋派终于占多数）。陈果夫担任江苏省主席。可是，两兄弟仍主管情报及地下工作。周的信函提到，报导指南京政府“计划联俄”，南京的气氛“已与过去相当不同”。周说，两党间的合作又再度可能。他宣称，中共红军在西北的唯一目的是防守该地区不受日本侵略。他要求陈氏兄弟劝蒋立刻停止军事行动，并与苏联、中共联合抗日，同时又要求国共尽早会面，开始“负责任的协商”①。

①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116-119. 陈出示周恩来手写信之影印本。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 (New York: Rarrar, Strauss and Cudahay, 1957), p.72.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指出，周恩来1935年秋、冬，先接触国民党在香港的代表，宣称中共只希望停止和国民党作战、联合抗日，没有别的条件。后来周直接写信给陈氏兄弟。另可参见Wu T'ien-wei（吴天威），The Sian Incid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6), pp.21-22.

陈果夫（右）与陈立夫（左）是蒋介石身边负责情报与地下工作的要角

蒋认为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以及周恩来的信函，不仅反映出斯大林觉得来自东、西两翼的威胁日益严重，也反映出中共十分衰弱。他指示陈立夫给周恩来正面回覆。蒋决心发动最后次对毛的全面进剿，但他也有诱因认真考量统一阵线的政治协议。一方面毛有可能率部逃入苏联或外蒙古，另一方面接受政治协议，可打开通往苏联大规模军事援助之门，在即将来临的对日抗战中，可发挥跟北伐期间同样重大的作用。蒋获悉周恩来来信之后，于10月18日召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Dimitri Bogolomov），提议与苏联签订秘密军事条约。莫斯科答说，蒋必须先“规制和中共的关系”①。蒋和鲍格莫洛夫后来说好，由张群和鲍氏就此一密约的细节进行后续谈判，在中国政府和中共就统一阵线达成协议后即可生效。陈、周透过中间人决定，将在1936年初于上海进行首次秘密会谈②。

① June Chang（张戎）and Jon Haliday, Mao (New York: Knopf, 2005), p.167, 引用苏联外交部档案文件。

②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116-119.

但是，蒋、毛都相信“谈谈打打”的策略。因此，蒋一方面试图和苏联、中共和解，一方面又指示张学良率领东北军进驻陕北，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会合。杨虎城不识字、土匪出身，是冯玉祥旧部。张、杨奉命准备于1935年11月，对毛泽东新基地的杂牌军发动攻击。张学良两年前由欧洲回国后，他的反日民族意识空前地高张，蒋这道命令使他起了疑心：这表示他的东北军将驻防西北，离老家越来越远，而且还要听命于另一个效忠蒋的区域指挥官。张开始相信其他军阀指控蒋消灭了共产党之后，就要收拾各地区独立部队的说法（蒋有这个想法当然是真，只不过他希望以和平方式去达成）。张学良和杨虎城渐渐觉得蒋的用心是让他们的部队在剿共作战中失血。

第一次交手，国民党又失利。张学良报告，他折损两个师，另有数千名部属投降。毛在初期交战能得胜，无疑是因为他的组织能力高明、战术运用灵敏，但对手的领导能力和军纪欠佳也是助因。东北军和陕西部队的官兵此时根本没有斗志。但是也有可能，早在此一初期阶段，张学良和杨虎城就没像对南京报告的那样全力攻打共产党，也没有受到那么严重的损失。早先，蒋为了保存实力对付未来抗日之需，曾拒绝何应钦派出手下精锐德式训练部队北上剿共的提议。

很可能蒋只是要这两支军阀部队驻守陕南，骚扰毛泽东的部队，等候大批中央军（但不是精锐部队）从南方调来。可是，把两支军阀部队投进对中共的败仗中，反而强化了毛，使他虏获不少武器和兵员，还把许多被俘兵员编入共军部队。最重要的是，败仗使张学良更听得进中共的联合抗日号召。周恩来的宣传部队已经在全国各城市及大学鼓吹抗日统一战线，他们甚至渗透到蒋底下各路军队，尤其是东北军之中。

二

1936年1月，蒋再度向一群大学师生辩护他的外交政策，声称虽然他“不惧日”，中国仍不够强大到足以和日本帝国一战①。这个立场无论在情感上或意识形态上都不能让中国人民满意，但是很明显地，中国若按照进度在未来3、4年继续整军经武，必可在对日抗战时发挥重大作用。此外，这时候的西方民主国家仍未把中国的完整性与欧美的命运视同一体，完全无意提供实质援助。

① 蒋介石1936年1月15日对学生、学者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三，pp.912-917。

下一个月的东京，在经历狂热军人失败的流血政变之后，广田弘毅领导的文人新内阁宣布“积极外交”的新政策；简单的说，就是日本要主宰全亚洲。这些“理性的极端国家主义派”支持与太平洋列强——不只是苏联——开战的准备。他们也希望在真正的大战开始之前，先制服中国。广田内阁立刻向中国提出新一轮的要求，如“睦邻亲善、联防反共、经济合作”。蒋体会到他再也姑息不了日本，战争不久后即会爆发①。

① Akira Iriye（入江昭），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ondong: Longman, 1987), pp.32-33.

东京发生政变之同时，西伯利亚和东北国境也爆发一场战事。仍由加伦将军率领的苏联远东军，击退日军和满洲国傀儡部队的多师团联手进攻。此役战败使日本海军南进的主张大盛，压过陆军向西、北发展的声音。华府许多人不理解此一简单的动态。1936年，日本在中国称霸似乎根本没受到罗斯福政府或大多数美国人的关心。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Johnson）认为，日本侵夺中国与美国没有直接关联。他说，事实上日本“有效率地”经营东北和华北，可能替美国企业创造重要的经济机会①。

① Warren I.Cohen（孔华润），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12-113.

蒋再次下令张、杨进攻陕北共军部队。战果还是很难看：据告又有数千名士卒阵亡或失踪，虽然这可能是夸大后的数字。透过一名被俘军官，周传话给张学良，表示希望和他谈谈抗日统一战线①。2月间，无疑是得到杨虎城的同意，张在西安与周派来的中共代表秘密碰面。经过这次会谈，周和毛透过联络人与张学良持续接触；张甚至准许他们在东北军里成立左派的“抗日同志会”②。

① 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449-450.

② 同上注，pp.638-640；Jonathan D.Spence（史景迁），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Norton, 1990), p.421.

经过与中共一连串的接触后，张已不需要更多的说服。他反而率先表示，与蒋介石联合抗日是不可能的；他说，蒋的姑息政策已摧毁了他领导国家的道德权威。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张提议成立西北反日政府，成员包括中共及其他爱国（军阀）势力，打出“联张、反蒋、抗日”的口号。野心和爱国精神使少帅决定和蒋总司令反目。他建议由他本人领导这个反蒋联合政府，周立刻就同意。此时，毛已经被正式告知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是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并不是反蒋抗日。即令如此，毛还是认可了少帅此一（与共产国际）相抵触的策略，认为可以好好利用他的“英雄主义”，而莫斯科方面终究会同意这个决定。他搁了4个月都没告知共产国际此一新计划。

蒋介石的特使并不知道张学良和中共暗通款曲，经过陕西前往中共在保安的总部与敌人展开谈判。保安是位于陕北的一个贫困市集城镇，以窑洞出名。中共在这次会谈建议国共成立联合政府致力国防，并建立抗日联军——前提是国民党要停止内战，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双方同意南京政府在下一次于上海会谈时做回应①。

① Yu M.Ovichinnikov, Stanovlenie I razvitie edunogo nationalnogo fronta sopreotvileniya Yaponii v Kita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al Front of th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China) (Moscow: Nauka, 1985), pp.44-45.

春天时，张学良秘密穿过陕北共产党地区，来到延安某个已荒废的天主教教堂和周恩来碰头；延安此时仍由杨虎城的部队控制。周极力阿谀夸赞充满理想、天真的少帅，张则告诉温文儒雅、饱读群书的周，当代中国最受他尊敬的几个人物当中，周是其中之一①。虽然与南京当局的秘密会谈已展开，中共此时仍起草一份和张、杨合作的反蒋同盟详细协议。大约同一时间，中共通电全国要求停火、与国民党和谈。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84, pp.51-4192.

1936年6月无线电通讯恢复了，毛泽东首度通知共产国际，已经成功地和张学良有了秘密协议。毛报告说，此一反蒋同盟将打出“西北国防政府”的旗号，推举张学良为“政府主席”以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毛又指出，东北军每月俸银大多仰赖南京政府拨付两百万元（应该是指中央政府发行的纸钞“法币”），但是少帅一旦与蒋介石决裂，这一大笔钱肯定就没了。因此，毛问共产国际是否每个月能拨三百万元支付红军和东北军的饷银。他说，红军的饷银自然“必须和东北军一样”。毛在同一封函电中也要求重炮、飞机和其他武器，并保证2个月内发动攻势，成功“歼灭蒋介石西北部队”①。

① Alexander Dallin and F.I.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1934-1943: Letters from the Soviet Arch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98-99.

斯大林读到毛泽东这份报告大吃一惊，认为蒋若受此一共产党主导的军阀同盟严重威胁，他会怀疑是苏联躲在背后支持它。这种遭到出卖的感觉，会为日本打开种种的可能性，如与国民党内保守、强烈反共分子结成同盟。这种发展也会刺激日本的反布尔什维克、反俄情绪。斯大林8月13日回信，全面拒绝毛泽东的做法。他直截了当地指示毛泽东“立刻正式向国民党及蒋介石提议展开停火谈判，并就共同抗日签署具体协议”，包括成立“统一指挥本部及共同的军事计划”。斯大林又说：“不能把张学良当做可靠的盟友”，即便他可能“自己叛逃过来”。中共及军阀的联合反蒋阵线构想自此消沉①。

① 同上注，pp.101-105。

毛泽东立刻遵命行事。8月底，他撤销中共反蒋口号，发信给国民党中执会，恭喜蒋的“进步”，并表示认同他的对日政策。蒋把毛的恭维解读为，赤匪首脑已走投无路①。他准备在年底以前再全力发动另一波剿匪作战。张群扮演蒋的密使，在春季与鲍格莫洛夫多次讨论如何共同维护和平——意即协助中国抗日②。可是，为回应日本在内蒙、外蒙的颠覆动作，斯大林与傀儡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共同防卫条约。中国从来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蒋遂搁置中、苏谈判③。斯大林于是安排《真理报》（Prauda）刊登蒋经国写给母亲毛福梅的信，再次谴责他的父亲是“人民公敌，是他儿子誓不两立的敌人。”④

① 蒋1932年8月25日的公开声明，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三，p.966。

② 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 p.68.

③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116-121; Clubb（柯乐博），China and Russia, pp.297-298.

④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1936, p.12.

蒋的某些核心干部劝他再和日本反共的领导人接触。陈立夫强烈主张（但没有成功）领袖应派戴季陶到东京游说日本人，表示若中日爆发战争将会增强苏联的力量，以及共产主义对亚洲的威胁。但是蒋明白日本帝国野心已无法制止——日本“鹰派”已经胜出，他们决心逼中国成为其属国。中国若要和平，就必须正式接受东北以及淮河以北中国的独立。他说：“决不能避免战争。”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4, October 1, October 7, 1936, box 39, folder 2,3;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114-115, 121-125.

蒋1936年双十国庆日在南京向群众宣布：“共党余孽已被包围在少数边区，要歼灭并不困难。现在，共产主义对中国已不再具有威胁性。”①演讲结束后，蒋进行阅兵典礼，穿着讲究整齐的部队踢着正步，紧跟在后的是一排又一排的德国武器。受惠于德国的机械工具，中国兵工厂现在可制造若干高品质的精准武器。即使如此，新任德国顾问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认为，中国仍需2年时间才能达成培训60个现代化师团的目标。直到1938年以前，新的德国岸炮、12艘潜水艇、1艘德制巡弋舰、鱼雷快艇等武器还不会交货。德国空军已接管培训中国空军的任务，如果事情按照计划发展，中国空军飞行员到了1939年就可驾驶现代化的“梅塞施密特”战斗机和“史都卡”（Stuka）式轰炸机，那将成为中、日势力天平变动的记号②。

① 董显光，《蒋介石》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38）p.427。

② Liu（刘馥），Military History, pp.101-102.

尽管内战不断、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侵夺且全面备战，中央政府的权力却处在自太平天国之乱以降的最高点。在春天，蒋展现他军事、政治和地下工作的技巧，很快地又敉平由桂系与广东异议分子合起的叛乱。乱党再次指控蒋姑息、独裁，基本上它反映出军阀和中央政府之间持续的权力斗争。这些军阀在各自的省分里，独裁的程度比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两年之内，他们属意的国家领导人汪精卫（此时仍在欧洲）就会投靠日本。蒋对这些积习难改的华南军阀宽大为怀，甚至在急难时给他们300万元（或法币），可谓开明的自利行为，展现国家领导人的气度。

其他亮眼的成绩也不少。政府部队中的文盲率由七成降至三成①。法律条文已经修订，并在全国施行。最近中央财政权力深入被击败的华南省分，有助于国家货币（即法币）的通行。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把农民应纳的年税赋降低了5000万法币，秋季的农作物收成是20年来最好的一年。中国已爬出世界大萧条前期的泥淖。现在，更多的中国农民有更多的钱可花，轻型制造业和工业生产稳定上升②。即使在这段艰苦的岁月，中国人的勤奋和创业精神已开始展现可看性。虽然不乏缺陷，社会亦普遍贫困，但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Franz Michael）仍肯定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头十年政绩斐然，“在经济开发、社会及教育改革、政治统一，以及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等等许多方面，都有极大进步。”③

① 同上注，p.143。

② Lloyd E.Eastman（易劳逸），The National Era in China, 1927-1949, paperback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46.

③ Franz Michael, "The Role of Law in Traditional,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China," China Quarterly 9 (January-March 1962): 124-148.

毛泽东既推崇蒋介石，自由派的报纸不是住嘴，就是也抱持乐观态度。学生的怒气很快也消褪。平常批评政府的《大公报》宣称：“人民的信心犹如死而复生。”专门研究民国史的重要学者易劳逸（Lloye E.Eastman）说，蒋原本被认为是不学无术、图谋个人权力的武夫，可是到了1936年双十国庆，已被称誉为“高瞻远瞩的领袖，在国家陷于内部斗争时，明智地避免和日本冲突”。他成为“民望很高、无可取代的领导人”①。

① Eastman（易劳逸），Nationalist Era, pp.46-47.

1936年秋天，毛泽东的状况也有改善。他只有3万名步枪部队，但苏联定期给予援助。他总共已收到共产国际20万美元，而且斯大林也于9月间批准他15000至20000枝枪、8门加农炮、10门臼炮、和“足够数量的弹药”。次年，共产国际答应会再给毛160万美元①。10月，宋庆龄在上海应毛的请求，自掏腰包给他5万美元，换算成2005年的币值，相当于70.4万美元②。

① VKP(b), Komintern, I kitai Dokumenty (The AUCP [All Union Communist Party](b), Comintern, and China Documents), vol.4 (Moscow: AO Bulket, 2003), p.892; L.M.Kaganovich and V.M.Molotov to I.V.Stalin, telegram, September 8, 1936, RGASPI Moscow,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36, sheet 263.

② 宋庆龄1937年1月26日告诉王明：“不久前回复毛泽东要求资助之函，我设法在3个月前给了他一些钱（后来讲明是5万美元）。”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74, file 281, sheets 34-35, and collection 514, inventory 1, file 1037, sheets 90-94.

5月，周恩来在蒋担保其人身安全无虞下，偕同共产国际（亦即斯大林）的代表潘汉年，在上海和陈立夫、张群密会，继续交涉抗日统一战线事宜。潘汉年带着与共产国际通讯的密码本，他的参与代表斯大林盼望谈判成功，如果谈成，他会提供苏联军援给国军部队①。国民党方面向周提出一份强硬的要求清单，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中共把红军裁到3000人、废止“红军”名义、接受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控制。中共还需取消所有的苏区，同意在他们的地区建立民主政府。最后，中共高阶领导人应该离职，并出国半年——蒋对于败战军阀的典型惩处就是出国。这些要求根本不切实际——毛泽东必然宁可退入苏联，也不会接受它们。周当下就拒绝这些条件，坚持中共必须保有对红军的指挥权。但是他也让步说，共军可以成为中国军队的一部分，遵守联合统帅部（以蒋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调度。会谈暂时告一段落②。

① 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 p.73.

②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120;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p.28-29; Ovichinnikov, Stanovlenie I razvitie edunogo nationalnogo fronta sopreotvileniya Yaponii v Kitae, pp.44-45.

如果粉碎中共会失掉未来对日抗战唯一可能的武器来源，蒋必须评估这样做是否值得，尤其是考量到若共军战败，毛泽东大可躲进苏联或蒙古。毛则秘密地继续与张学良讨论联合反蒋事宜，让张觉得事情正顺利发展（也因此间接地造成了后来的西安事变）。

10月31日是蒋50大寿之日，他回到河南洛阳的剿匪总部。宋美龄带著两个大蛋糕由上海飞来，两人肩并肩地在西式、点了蜡烛的蛋糕后合照——他手持软呢帽、身穿布披肩，她则穿毛皮披肩。上午，2万名民众在洛阳中央军校集合向他致敬。21响礼炮之后，群众欢呼、行三鞠躬礼。次日，蒋写了一篇乐观的长文，宣称国内局势“化险为夷……十月乃为外交转弱为强之期”。最重要的是，他提到日本要求在华北联合反共。他指示张群准备一份声明，宣布中国决心恢复主权领土①。生日派对后，蒋悄悄和来到洛阳的张学良会面。蒋因张最近给他一封要求成立抗日联合阵线的信而生气。委员长以严厉、说教的口吻警告说，任何人在彻底收拾中共之前主张抗日，就是“国贼”。事后蒋都对自己用词如此强烈，感到不解②。根据张学良日后的说法，委员长的态度加强了他劫持领袖的决心，他回到西安向杨虎城述说会谈经过，杨引了一句古谚：“挟天子以令诸侯。”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19 and November 1, 1936, box 39, folder 4.

②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38, pp.25-189.

③ 同上注，vol.38, pp.25-1900.

当月，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签署反共公约；日、德联手攻击苏联的可能性顿时大增——这是斯大林的最大噩梦。许多人猜测何应钦和不在国内的汪精卫，私下倾向支持中国加入此一反共同盟。日本军国主义者希望尽速收服中国，他们才能依计划攻打苏联。日本特使川越茂悄悄搭日本军舰来到南京，带来新的要求，即中国授与日本权利派军队到中国政府军和共军正在作战的任何地方。蒋接见川越茂但拒绝和他谈判。川越茂和外交部长张群的谈话亦无进展①。对斯大林而言，日中接触的消息，使他益感迫切地要成立国共联合抗日阵线。

① Time(《时代》)，November 9, 1936.

11月24日，蒋又回到洛阳，接到张学良报告说陕西局势吃紧，请准向他亲做报告。蒋在日记中写下：“汉卿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是其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①12月初，张抵达洛阳，向领袖报告驻防陕西的部队哗变。尽管蒋最近才警告张不得主张联合阵线，少帅还是直言抗日，两人争执了一个多小时。蒋警告说，如果国民党在这个关头停止内战，改为抗日，势必使得全国领导权落到中共手中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8, 1936, box 39, folder 4.

②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38, pp.25-1892 to 25-1893." 关于“讲重话”，见蒋1936年12月10日日记，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p.1010。

张主张蒋到西安，亲自向东北军、西安部队官兵讲话。蒋同意。张学良一回到西安，就发电报向毛泽东告知谈话经过。根据张国焘的说法，张学良没有提到计划劫持蒋委员长，但是11月初，少帅在西安曾告诉毛的密使叶剑英说：他打算“发动兵变”。毛只简单回答：“好极了。”①

① 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478-479;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台北：东华图书公司，1995），cited by Chang（张戎）and Haliday, Mao, pp.181-182.

三

孔祥熙提醒蒋西安之行太危险，但委员长反而更执意要去。他过去深入敌营总能化险为宜，更因无惧无畏而声望高涨。因此，他在大批高级官员、奉化护卫子弟，及20名士兵的陪同下，飞往西安。

同时，周恩来和斯大林的代表潘汉年秘密由上海到南京，继续谈判抗日统一战线事宜①。委员长前往西安后不久，周恩来告诉张群和陈立夫，中共已同意国民党对抗日统一战线所要求的大部分条件，譬如废除红军的名义和徽章、部队接受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调遣、停止没收地主财产、允许成立民主政府。唯一的歧异在于共军的人数；此时，国民党谈判代表同意共军在新名义下、等候纳入中央军之前，可以有3万兵员，不是先前的3000。周立刻接受这个比较实际的数字②。这次没有提到毛、朱德等必须出国的要求。根据陈立夫的回忆录和蒋介石1957年的书，双方“实际上就所有问题”达成共识③。

①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119-120.

② T.V.Soong Papers, box 60, folder 3. 1950年代末期，宋子文把他在西安事变时期的日记及其他私人文件交给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他要求这些文件必须等到宋美龄去世后才能公开。宋子文可能比其他参与事变经过、日后又撰文谈论它的人士，在文化上、政治上更倾向重视历史的客观性。1936年12月，周恩来和宋子文交涉释放蒋时，透露双方在南京谈判时协商好的部队人数。蒋在1957年发表的《苏俄在中国》（p.73）提到，国共协商好：中共要“废除红军”，不是只取消名义；但是共产国际档案显示双方交涉的是新的共军应有多少兵力。蒋在同书（p.81）又提到了中共的四点要求，可是他旋即提到他在1937年秋天谈判时，要求毛泽东等人出国的条件。

③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119-120, 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 p.73.

根据这些模糊且易操弄的条件，双方起草正式组成联合阵线的共同声明，等候蒋、毛核可。即使尚待最后核可，但是若没有双方首脑事先的同意，谈判代表也不会同意这些条件。周恩来在回去向毛报告的途中短暂逗留西安，但他显然没见到张学良，告诉他有此一草约的事。或许，双方协议好要保密到由领导人正式核可后才得公开。张群陪着周恩来到西安，毫无疑问地向蒋报告了此事，蒋显然也原则上同意这些最终条件①。多年之后，蒋说协议只待他回到南京“正式批示”就可生效②。

①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119-120.

② 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 pp.73,81.

如果蒋告诉张学良这个十分重要的消息，张可能就会放弃劫持计划。可是，蒋是个守口如瓶的人，对部属要求完全的服从，不会去说明解释。因此他很可能决定，除非毛泽东签字的正式同意已到手，相关的中苏军事协定最后条件也揭明，否则他不会告诉张学良国共已有此一“共识”。在双方正式同意结束内战之前，蒋不希望与共军殊死之意志已够消沉的陕西部队，士气再更低落。也可能，不管毛对草约做何种决定，蒋都无意停止军事攻势。不过，有鉴于短期内俄国军援对中国的重要性、斯大林派代表出席协调草约的签订，加上毛若遇到全面攻击会逃入苏联的可能性，蒋对联合抗日应该是十分认真的。

飞机降落西安机场后，蒋住到城外10英里的温泉胜地临潼华清池。华清池是位于乡间的宫廷宅邸，里面有多座附专属温泉池的独立小屋。蒋在此个别召见东北军和陕西部队的高级将领，告诉他们（和对张学良讲的话一样），长久的剿匪作战已到了（最后五分钟）。

12月9日，西安飘起小雪。当天上午，警察对一群要到华清池围堵蒋委员长的学生开枪，造成若干人死伤。张学良赶到现场，告诉学生他可代表大家与总司令对质。当他到华清池告诉蒋发生了什么事时，蒋大发脾气，质问他：“你究竟站在哪一边？”根据少帅的说法，蒋表示他不怕学生，“让他们来，我可以用机关枪杀了他们。”这番训话（若是属实）使承受着计划劫持领袖压力的张十分激动。他躲进洗手间克制自己的情绪①。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39, pp.25-1901.

蒋预定12月12日离开西安。当天黎明，一群张学良的护卫队进击温泉胜地。蒋在他的小屋里听到枪声大作，一名军官冲进来报告：戴毛皮帽的士兵们——东北军的标准配备——正在攻击华清池。这位军官敦促委员长逃到华清池后头的山里。还穿着睡衣的蒋爬出窗户，在一名卫士、一名副官的陪同下朝荒山奔逃。

一堵高墙逼近眼前。3人爬了过去，沿著一条宽敞的乾沟跑。突然间，蒋失去平衡跌了一跤，摔伤了背，假牙也掉了。此时他们遇上几个同伴，大伙躲进位于积雪山顶的一处洞穴里。次日早晨，张学良部队找到一名又冷又饿、赤脚，睡衣外只披了一件长袍的逃犯。他告诉追兵：“我是委员长。杀了我，别侮辱我。”①带队的军官说：“我们不会杀你。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抗日。”②

① 蒋中正，《西安半月记》，（上海：中华书局，1937）pp.58-63。

② Brian Crozier（柯如齐），The Man Who Lost Chin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6), pp.182-183.

士兵们把蒋送到西安的省政府办公室，杨虎城的部下负责监管他。过了一会儿，张学良进入房间，立正，称他为总司令。蒋质问：“你还喊我总司令？如果你还承认我是你的长官，你就应该送我到洛阳，否者你就是叛徒。既然我落到叛徒手中，你最好枪毙我。我们没什么好说的！”①张学良回答说：“你就是被坏脾气害了。”②

① 蒋中正，《西安半月记》，（上海：中华书局，1937）pp.54-55。

② Earl Albert Selle, Donald of China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p.324.

兵变消息当天上午就传到上海，但没人晓得委员长是生是死。孔祥熙告诉宋美龄，她立刻派人去找张学良和孙中山的老朋友、曾任《纽约前锋报》记者的端纳。三人一起飞往南京。南京政府已经收到张、杨电报，证实委员长被他们挟持。张、杨表示他们“含泪”向委员长说明他们这么做的苦衷，但“一再被他责骂”。他们俩旋即提出8项“救国主张”，希望南京政府采纳，“为未来开启生机”①。这8项主张包括：成立“救国政府”、立刻停止内战、赦免及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保障政治自由等。国民党中执会和中政会推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何应钦代理总司令。何下令立刻准备出兵讨伐西安，并且派了一团陕西省部队去占领潼关。何亦发电报个人在意大利的汪精卫，要求他尽快回国。中央军开始朝西安前进②。

①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p.15.

② Michael Gibson, "Chiang Kai-shek's Central Army, 1924-1938," Ph.D.dis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85, pp.333-334.

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上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报导

全国民众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普遍同情蒋。“深刻的愤怒和忧虑”席卷全国。一般人认为，两个有野心、专制的军阀粉碎了国家的希望，恐再掀起新一波的血腥内战。据说全国军民为此哭泣，文盲急託识字的人告诉他们最新的消息①。各军阀对此反应不一。有些人，如冯玉祥，呼吁张、杨快快释放委员长；也有些人，如李宗仁、白崇喜，则暗地里支持张学良。

① Crozier（柯如齐），Man Who Lost China, pp.184-185.

军事行动令莫斯科更加迫切地盯住危机的发展，但蒋夫人担心调兵太过挑衅，力主节制；接下来的会议意见纷杂。蒋夫人决定自己找出“迅速、平静、不流血”的解决办法，甚至表示在西安的事变策划者说不定有“合理的诉求”。她派端纳飞往西安，并宣布她本人稍后也会赶到①。同一天，陈立夫用中共特务〈共产国 际代表〉潘汉年的密码，直接传讯给共产国际警告说，若是委员长有了三长两短，「中国抗日将群龙 无首，这将对苏联不利。」

① T.V.Soong Papers, box 10, folder 3, pp.4-10. 蒋夫人的回忆录强调、也可能夸大了她的角色，可是我认为它精确地记下了她的想法和行动。他没说张学良或许有“合理的冤屈”，又抨击何应钦，似乎证明她的坦率。

张学良派兵到临潼之前，已发电通报毛泽东他即将行动。毛告诉他的秘书：“早上就会有好消息了。”次日中午，报务员冲进毛泽东的窑洞，递交来自张学良的急电。中共领导人鱼贯进入毛简陋原始的总部聆听消息。毛向大家宣读电文，现场欢声雷动。朱德、张国焘等人想立刻把蒋及同行的国民党将领处死。毛“狂笑”，也如此希望。即令如此，他还是立刻征询莫斯科的指示，提议把蒋交给“人民”公审。随后，毛拍发贺电给少帅，恭维他是“国家抗日领袖”，赞扬他“惊天动地的举动”，表示和蒋达成妥协根本不可能，暗示他应“坚决地”对付蒋①。

① 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479-482；周恩来1937年12月17日致毛泽东的电报，收在《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p.213。

蒋被劫持的消息几个小时后就传到莫斯科，但斯大林不像毛泽东，他笑不出来，反而立刻看出来此事会给苏联招惹灾祸。次日，共产国际收到陈立夫的信息，很可能也获悉何应钦下令中央军（应该是精锐部队）往西安移动，并促请汪精卫兼程回国。眼前委员长被杀，何、汪共组亲日政府的可能性大增。斯大林急电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表示苏联不赞成这桩“阴谋”——认为这是由日本人在幕后策动的。他命令毛和蒋进行友好谈话，找出和平解决的方法，并释放这位国民党领袖①。接到斯大林的命令之后，毛、周、朱于12月15日同意通电全国，宣布中共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任何贸然动作“只会如日本人的意”②。

① 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482-483.

② Han Suyin（韩素音），Elder Son: Z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4), p.152.

斯大林认为，如果他和毛能被外界认为斡旋有功、促成蒋介石的释放，可能有助于促成国、共及共产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斯大林晓得他手上还有一张王牌。蒋介石的儿子经国与他的俄国太太和小男婴住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供职于一家大型工厂，而且凑巧再过几天就要正式成为苏联共产党党员。下令即刻暂停蒋经国入党作业的人，很可能就是斯大林本人，并传令小蒋立刻到莫斯科报到①。斯大林显然还发电给周恩来，要他在和蒋介石的谈话鸿提到接受联合抗日政府的好处之一，即他那任性的儿子可能可以回到中国②。

① Cheloviek meniyaet kozhu, ili zhizn I nieobichainiye prevashchieniya giospodina Dzian Dzingo (The Man Changes the Skin, or the Life and Extraordinary Metamorphoses of Mr.Ching-kuo), Russian Tele-Radio TV documentary produced by Samariy Zelikin, 1994.

② Han Suyin（韩素音），Eldest Son, p.154.

危机升高之际，两天前才离开西安的周恩来，又从中共根据地坐驴子前往延安（仍由杨虎城部队占领），再搭机回到西安。据说，他一见到少帅，就告诉他“不能动（委员长）一根汗毛”①。和张学良交涉反蒋秘约的周恩来，现在反过来告诉他，中国迫切需要蒋介石的领导②。他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求委员长继续领导中国③。周告诉少帅他应设法说服蒋，在原则上同意抗日统一战线，接着就只能释放蒋，期待他信守诺言④。从一开始，周就明白，蒋不会签署任何文件或采取任何行动以换取获释，但是有可能同意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原则，尤其是周和张群几天前才讲好的条件，蒋、毛必定都已暂时同意了。

① 同上注，p.153。他是否确实用这样的字眼，并不确定，但是讯息很清楚。

②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39, pp.25-1928.

③ 同上注。

④ 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479-487.

这下子整件事适得其反，少帅晓得自己纰漏捅大了。他现在的目标是尽可能争取释放蒋的功绩，可是他不能擅自作主，因为西安是杨虎城所控制的；而杨表示他可不想当“断头将军”，深怕没得到明确的保证就纵虎归山①。同时，中央军已朝西安推进，中央军的飞机朝通向此一古都的铁路线投掷炸弹。根据宋美龄的说法，何应钦已经决定不再多费唇舌，直接攻打西安。她担心这个做法会害死她的丈夫，因此痛责“这些军人的脑袋”。次年她发表西安事变时的日记，明白暗示何应钦利用危机为自己私心安排。12月15日，端纳从洛阳打电话给她，报告说委员长没有受到虐待，原本拒绝、但现已同意搬到比较舒适的住处，改由张学良非杨虎城看管。此外，他说，少帅私下承认自己虽然动机纯正，但行为上错了②。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lumbia interviews, vol.73, pp.42-3643.

② 宋美龄，《西安事变》，（上海：中华书局）pp.15-17。

同一时间在欧洲，汪精卫却做出惊人之举——他在回到中国之前，先飞往柏林与希特勒会晤。两人讨论中国加入反共轴心的可能性，以及如果事情成真，德国对于扩大对华援助的意愿。然后汪才启程回南京，盼望终于能够取代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及中国无可争议的领袖。汪精卫和希特勒的会晤必然使斯大林及苏联当局大为震撼。《真理报》社论指控汪精卫和张学良，代表日本军阀策动西安事变①。

① 陶德曼大使和柏林间提到汪精卫、希特勒见面的电报，见German Foreign Office Archives 1928-1938: German Embassy Nanking radiogram October 1, 1937, AA/DB VIII 24/137442; and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radiogram, December 1, 1937, Nanking/zu Pol.VIII 24/137443. 谢谢陈鹏仁教授提供给作者。德国外交部被记者问到时，只说有关汪、希会谈的报导“空穴来风”。另参见Clubb（柯乐博），China and Russia, p.303.

12月20日，张学良在西安机场接了宋子文，带他去见委员长。宋子文单独走进房间，蒋抬头一看，大为意外，不禁痛哭流涕，满是巨大的挫折感和彻底的无助。为制服军阀、剿灭赤匪作战10年，到了“最后关头”，眼前不是最终的军事胜利，就是还算令人满意、以实力地位换取、经斯大林保证的政治交换。如今功亏一篑，蒋全无地位可跟苏联谈判；如果他同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就会像是因受恫吓而接受的①。

① T.V.Soong Papers, box 60, folder 3；蒋中正，《西安半月记》，pp.54-55；宋美龄，《西安事变》，pp.54-55。

中国的经济和蒋的支持度，终于开始有了起色。蒋认为，再过两年，他的军队就可对抗日做好充分准备。甚且，反共公约使得日本很可能卷入希特勒的对苏战争。新时代即将到来。哪晓得两个军阀——在蒋的眼里，一个是急躁、无能，一个是贪腐、无知——却坏了大事。宋子文交给蒋一封宋美龄的信。她写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来，则必来与君共生死！”①蒋又潸然落泪。

① 蒋中正，《西安半月记》，p.97。

要剿共还是抗日？张学良（左）与蒋介石（右）的诸多矛盾导致西安事变发生

重新控制住情绪后，蒋重申他绝不在胁迫下同意任何事情。蒋告诉宋子文，他对张学良说过，他可以率领他的东北军进入内蒙古，这样可稍微取得对日本人作战的优势；而杨虎城可以改组陕西省政府，换上他属意的人选。他说，另一个不二的办法，就是让中央军攻打西安。宋子文说，如果中央军进攻，张、杨部队可退入共区，这样一来“内战会到处爆发”。蒋的大舅子又对他说，他的性命已和国家的命运系在一起①。

① 宋子文日记在12月24日之前都没提到与周恩来会面。他说，他在12月20日晚间试图找出解决办法，但他没说和什么人见面商量。

张、杨和宋子文交涉时，似乎不愿退让。宋子文似乎也不了解两个军阀处境的艰难处，不知道只要一个赦免其罪的保证，就能够换回委员长的自由。他决定应该让妹妹宋美龄及代表黄埔系的情报头子戴笠，来西安劝委员长妥协。

南京方面，宋美龄和戴笠急着要和宋子文一起到西安。宋美龄仍然设法阻止何应钦发动攻击；何终于同意延后轰炸3天①。她到西安机场后，和张学良、杨虎城握了手，并向少帅要求，别让他的手下捜查她的行李，因为她“不喜欢我的东西被弄乱”。张学良一脸尴尬地答说：“夫人，我绝不会这么做。”②

① 宋美龄，《西安事变》，pp.12-13。

② 同上注，p.28。

一进到城里，宋美龄单独去见她丈夫，发觉他又病又倦。他的眼眶又红了，责备她怎么涉险而来。他说，当天上午他翻阅圣经，正好读到一段：“耶和华今要作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当蒋说他准备为国家而死，他太太告诉他，为了救国他必须活下去。夫人前脚才离开，戴笠就冲进房里，跪下、抱住委员长的双腿，自责没有善尽保护领袖的责任①。

① Wakeman（魏斐德），Spymaster, p.234.

实际上，张学良已感到越来越绝望，他告诉宋美龄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已准备要立刻释放委员 长，可是杨虎城和他那伙人却不肯①。这时候宋美龄才说，如果委员长平安回到南京，她保证张不会受到惩罚②。蒋同时也决定，没有必要和张、杨谈判。针对他的释放，蒋必须交涉的对象是他的黄埔军校旧部属周恩来。如果1927年4月上海清党时，蒋下令释放周的传言属实，这两人都会意识到其中的讽刺意味。12月22日晚间，委员长要宋子文向周传达他对中共的四点要求：（一）取消中国境内的苏维埃政府；（二）取消“红军”的名义；（三）停止阶级斗争；（四）遵奉委员长为总司令③。

① 宋美龄，《西安事变》，pp.32-36。

② 1995年12月9日，王冀在华府受访，说这是张学良亲口告诉他的。

③ T.V.Soong Papers, box 60, folder 3, pp.6-7.

这些要求和周恩来、张群秘密协商的抗日统一战线共同声明稿内容相似。但蒋也要宋子文告诉周，“他无时无刻不忘重组国民党的必要”，他预备在3个月之内召开各党各派国民大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蒋重申，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必须服从他做为他们的领袖。周告诉宋子文和美龄，中共本来就已接受这所有条件，而且其立场不因西安事变有一丝一毫的改变①。

① 同上注。

周重申中共将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抗日，但要求“保有独立的军事体系”于中央军之外。他说：“这应该不困难，因为有许多军事体系都独立于委员长本身的部队之外”，这指的是各路军阀的部队。周要求宋子文向蒋强调，共产党很难向自己人解释他们接受的这些条件。此外，周还一再警告宋子文，南京的亲日派此时“以为委员长回不来，正在设宴缔结派系，想要夺权”①。

① 同上注，p.8-9。

当天稍晚，蒋和宋子文、宋美龄会商时给了若干口头上的让步，表示他会停止中央军向西安推进，政府军不进驻陕西和甘肃，当中日战争开打，他会“支持”（现金补助和补给供应）所有的部队。宋子文把这几点转告周、张、杨时，他们都很满意。次日，张、杨手下大多数军官坚持在蒋离开西安之前，至少有部分条件应先兑现，宋子文向他们解释，蒋宁死也不愿在获释前做出任何让步。但是，这些军官硬不退让。于是乎，戴笠匆匆带着蒋给何应钦的命令离开，要何停止向西安推进①。

① 同上注，p.10-12。

当天夜里，张学良告诉宋子文，他和杨虎城出现激烈争执，因为杨不想在没得到具体让步前放人。张、宋讨论带委员长夫妇逃到机场，但觉得太危险而作罢①。圣诞节一大清早，端纳进入蒋的房间，把他的一双高尔夫球袜掛在壁炉边。一只袜子底下是一台新式手提打字机，要送给蒋夫人；另一只袜子底下则是送给委员长的一张电毯。还穿着睡衣的委员长笑了，这是事变发生以来他第一次笑②。

① 同上注，p.12。

② Selle, Donald of China, pp.333-334.

曾任《纽约前锋报》记者端纳（右），因为与张学良（左）的交情，受宋美龄之托，在西安事变中斡旋

当天早上，周恩来告诉宋氏兄妹，他希望和委员长见面。上午8点钟，周在宋子文陪同下进入房间，举手敬礼——红军服从抗日统一战线总司令的第一个征兆。周以浙江方言向这位身份特殊的囚徒报告，共产党避免作战为国家保存实力已有一年，而且共产党没有从西安事变中榨取任何利益。他们对此事变提议的解决方案和“几个月前（在上海和南京）”提出的一样。周说，中共希望得到蒋停止剿共、将共军纳入抗战队伍、允许他们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说明中共立场的个人担保，周并向委员长表示，一切只要有他的承诺就够了①。蒋回答，如果共产党愿意服从他做为他们的领袖，他会把他们当自己的部队对待。他说，中共多数领导人过去都是他的部属，他可以像对待最近作乱的桂系一样，对他们宽大为怀②。周接着告诉这位国民党领导人，蒋经国即将回到中国，还说他是个爱国青年，毫无疑问会“希望他父亲抵御外侮。”③

① 同上注，p.13。

② 同上注。宋子文在他日记的第13页也提及蒋曾对周恩来说过：“他一直企图将共产党往北推，以对抗日本。”

③ Han Suyin（韩素音），Elder Son, p.154. 韩的消息来源是一名中共党员；她说，此人在外头偷听。可是，宋子文在日记里没提这一段话，可能认为它是私事。

后来，宋子文和宋美龄要周恩来指定一个人在上海负责联络。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周告诉他们，可以透过他们的二姐宋庆龄和他联系；周还说，宋庆龄最近才给了毛泽东5万美元。日后，宋子文质问二姐是否送钱给毛，这使她透过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抱怨周太不小心了。宋美龄和宋子文显然都没向蒋介石提过，他们二姐是中共联络人的事情①。对宋家人来讲，血浓于政治。

① 宋庆龄写信给在莫斯科的王明抱怨，竟然如此不小心。见Soong Chingling to Wang Ming, January 26, 1937, RSASPH,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4, file 143, sheet 7.

次日下午两点，宋美龄看见一名苦力提着行李箱，穿过他们的庭院，张学良则跟在他后头。几天前还阴谋推翻蒋介石、预备取而代之为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少帅，现在表示他要陪他们回南京，向国人展现他用心坦荡。突然，宋子文出现，说掌控西安城的人同意他们可以走了。委员长表示，他要先和张、杨两人说点话。杨虎城赶到后，蒋告诉这两位军阀，他不记个人恩怨，他的重点是救国①。他说，如果他们能无保留地服膺中央政府的命令，国家的危机也能变成国家的转机②。根据宋子文的日记，蒋明确地原谅了他们的行为③。

① Selle, Donald, pp.333-334；宋美龄，《西安事变》，pp.47-51。

② 蒋中正，《西安半月记》，pp.109-115。

③ T.V.Soong Papers, box 60, folder 3, p.15.

这伙人挤进几辆汽车，驶过覆盖着雪的马路，前往机场。委员长夫妇搭乘少帅的波音专机离开，委员长坐在副机师的位子①。隔天他们抵达南京时，从机场到城里，有数千名夹道欢呼的民众，沿路鞭炮有如机关枪响个不停。蒋前往西安时是个孚民望的领袖，现在则以民族英雄之姿归来。

① T.V.Soong Papers, box 60, folder 3.

西安事变凸显出蒋、周之间的个人关系。如果蒋的脱险得归功于任何人，周恩来是不二人选。1941年，蒋曾告诉拉铁摩尔，他认为“虽然周受得是延安的控制，却是个可以信赖的人”①。多年之后，蒋写说，在西安时，他认为共产党（指的当然是周恩来）“真心的忏悔”②。虽然周有时候也跟毛泽东一样，嘲讽蒋相信他的真心，但是后来的事件显示，周的确相信、也在中国共产党内力主，如果蒋信守他在西安的承诺，共产党应该奉蒋介石的实质领导优先抗日。

① Owen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0), p.156.

② 蒋在Soviet Russia in China, p.81列出这四点。

委员长认为在政治场域上，他确实忠于自己对个人德性的信仰。在西安，蒋遭受尤其严重的背叛与折磨，类似周这样的忠诚宣誓，对他而言是外人所能展现最真情流露的请吁。每当面对严重挫败，蒋强烈但内向忧郁的个性倾向将自己视作注定要受苦的烈士。两个月后，蒋在日记中拿西安考验与耶稣的屈辱和审判做比较①。他对周说如果中共将领听命于他，便会对待他们如同对待他最忠心的部属，此处所言应不假，因为起码这能展现他高尚的姿态。然而他心里深处对中共的不信任，其实并未消散。

① 1937年3月26日，“耶稣受难予余之教训”，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1073。

蒋回到南京后，将陈立夫叫进自己的房间。陈立夫问：“周恩来在西安的态度如何？”蒋答说：“很好。”陈接着建议，大批中央军既已部署在陕西附近，何不趁势收拾共产党；但蒋低着头、没回应。他已经做了承诺。消灭共产党，或是把他们赶出中国的机会已经错失了。陈觉得蒋已经累了，赶紧告退①。

① 这一段抄自我另一本著作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3, citing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126.

若是没被劫持，蒋又推动剿共，毛很可能已被迫躲入西伯利亚或外蒙古；而鉴于苏联遭受的严峻威胁，斯大林可能也会提供蒋，同于1937年7月日军侵华时他给的军事援助。这么一来，蒋在战后和共产党交战时就会更强而有力。但是，如果没发生西安事变，被斯大林推使的毛泽东，可能也会同意陈立夫、张群、周恩来、潘汉年所谈妥的联合阵线方案——又如果，斯大林接下来与中国建立秘密军事同盟，蒋可能会取消“最后五分钟”的剿共攻势，抗日统一战线终究还是会形成的。因此王明可以说，西安事变本省并没改变历史；影响事件发展的是蒋的决定。12月26日，从西安平安回到南京后，他有另一个大好机会可选择以全面军事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

第二部：抗战

第四章：长期战争开始

回到南京后，尽管在西安饱经羞辱与愤慨，蒋介石的决定却是经过盘算，果决又大胆。最重要的是，这些反映出他一心希望着手统一中国、准备对日作战的重要任务。毛泽东的好友兼传记作者史诺（Edgar Snow）写说：“蒋个人所遭受的惊骇震撼，或许会令一个较乏远见的人动怒、乱了方寸，驱使他匆匆采取报复行动——事实上，蒋在南京的追随者就是如此怒气冲冲要求报复。”但是，蒋却是“妥协大师”①。首先，实际上不动兵戎，委员长就成功控制了陕西两个兵变阵营，部署五个军向西安进军，又更换东北军的师长，并且重新调遣所有东北军到江苏和安徽。效忠者很快镇服由少数亲共军官发动的兵变，极大多数的东北军官兵，几周前似乎还桀傲不驯，现在却俯首听命。

①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938; New York: Random House Modern Library, 1944), pp.465,471.

一行人回到南京，军情人员扣留少帅张学良，但蒋夫人出面求情，蒋后来颁令宽赦，把他“监管”起来①。这等于是无限期软禁——果真就是长达50年沉闷（但还算怯意）的居家监禁。张学良以打麻将、读史书和收集艺术品排遣时间，有一阵子由元配夫人和宠爱的红粉知己赵一荻轮流陪侍。他第一个软禁处所是奉化溪口镇蒋家村山区。蒋夫人表示愿代管他的艺品珍藏，也定期写信、送特产食品和其他小礼物给他②。相反地，被委员长误认是主谋者的杨虎城，却以“军事专员”身分送到欧美考察一年。杨虎城1938年回国，旋即被委员长下令逮捕③。

① T.V.Soong Papers, box 60, folder 3.

② 张学良侄女张闾芝视讯访谈，2003年5月30日。

③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4, p.7; Michael Gibson, "Chiang Kaishek's Central Army, 1924-1938," Ph.D.dis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85, p.336.

周恩来从西安回报时，毛泽东简直不敢相信，蒋只是出言保证说会停止内战。他担心几天前似乎落入掌中的这位大敌，现在已不受控要大举“迅速、残酷地报复”。不过，周恩来说，蒋“可能不会食言”。他以调侃的口吻说：蒋自命为英雄人物，会有言出必行的虚荣心。毛泽东想起自己从前也是这样讽刺蒋的天真，也就认同了这个判断①。他说，蒋可能又扮演起阿Q的角色——作家鲁迅笔下那个中国自我幻想、蒙昧无知的代表人物。毛认为，蒋就像阿Q一样，对自己的美德和真诚以及中国的传统，充满幻想，中共正好可以好好利用他这一点天真。拿定了主意之后，毛泽东就接受张国焘的建议，共产党表面上对委员长毕恭毕敬，但内心里要如西元前500年的越王勾践一样卧薪尝胆，静待时机，完成大业②。

① Zhang Guotao（张国焘），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1), vol.2, p.497.

② 同上注，p.518。

蒋介石的确没有公开承诺任何条件，在调走原先兵谏的部队之后，大可迅速调集大军包围延安基地。中共在陕北的三个红军兵力只有5万人左右；其中只有29650人有枪，而且他们没有空军①。同时，蒋氏统领大军202.9万人，其中30万人受德式训练，有8万人更是配备德制武器。此外，他拥有“314架军机，600多名战斗机飞行员”。再者，史诺说“他安全脱险后全民拥护的声势极大”，证实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远胜于中国现代史上任何一位领袖”②。以民意而言，这是发动攻击的最佳时刻。

① Two Ping, "The Deployment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and the New Fourth Army to the Front and Northern China and Their Strategic Expansion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paper given at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② Snow, Red Star, p.471.

但是，蒋介石恢复自由身之后，根本没想到要动武。果如周恩来预见，他信守承诺、停止“剿匪”，还开始每月拨款20、30万元给中共部队①。共产国际也继续它的资金提供，于1937年初给了中共80万美元，另外还有等额的钱以备“额外采购”之需②。同时，毛泽东告诉同僚，执行统一战线的时候，中共要利用各种藉口防止国民党整编或打散红军。抗日战争一爆发，毛就预测：“一切都会顺利解决。”③

① 蒋1927年1月31日给顾祝同的电报指示，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1061。

②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74, file 281, sheet 28.

③ Zhang Guotao（张国焘），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517-520.

2月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为统一战线背书，重申必须反共到底。不少中央委员依然相信和日本合作、而非和共产党合作，才是恢复中国主权的道路。但是蒋介石执意要做，下令对西北赤区开放贸易、部分恢复邮电服务。同时，中共因莫斯科和南京的钱源源而来，买了一队美制卡车，开通西安至延安的巴士服务①。访问延安的中国记者纷纷报导，中共已铲除贪污和压榨，数百、数千青年响应“到延安去”。

① Snow, Red Star, p.474.

但是，和蒋的协议也在中共和红军基层制造出极大的混乱。为了澄清，中共向全体党员发布秘密公告，宣称搞统一战线只是策略，使党既能抗日又可“千百倍”扩张势力。蒋也看到这份公告，认为这显示共产党的奸诈，但是他并未公开宣扬这个观点，继续把中共当做忠心的小老弟看待①。他也放弃削弱军阀的努力，现在全神贯注准备抗日。他需要全国团结以及苏联的军援。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18, 1937, box 39, folder 8.

蒋介石认为，如果一年内他可以领导抗日成功——他相信至少这是可能的剧本——事后总有办法处理共产党的威胁。蒋氏突然很正面、甚至高度评估对日作战的胜算，有一大部分是反映他的德籍顾问法肯豪森将军突然变得乐观；这位德国将军前几个月还说中国军队需要两年时间才能跟日本开战。现在他却告诉蒋，国军已够强大，可“把日本人赶出长城”，因此力促委员长，要防守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不要计划早早退守四川①。1937年3月，他建议蒋派遣中央军部队进驻北平、天津地区，此一行动势必会引爆全面战争②。蒋氏很早就了解日本皇军所拥有的陆海空现代军力——此一力量可与欧洲的兵力互较高下——现在，他觉得已可和日本大敌放手一搏。

① Akira Iriye（入江昭），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New York: Longman, 1987), pp.43-44; Donald S.Sutton, "German Advice and Residual War Lordism in the Nanking Decade: Influences on Nationalist Military Training and Strategy," China Quarterly 9, no.91 (1982): 401.

② 同上注，pp.386-410。

蒋也可能因为目睹新练精锐部队演习操练景象壮观而信心倍增，加上他觉得民气可用——民意不仅支持他本人和统一战线，也支持政府终于明显有了抗日的计划。此外，他可能也说服自己相信，国共停止内战已使中国有了抗日必须的团结和精神力量——不论是打一场有限战争，或是旷日持久的长期抗战，都没问题。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他和法肯豪森对当时中国军事力量的评估，有过度高估的情况。

6月间，蒋派出一支半官方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中共边区考察，发表抗日演讲。蓝衣社也奉命集中力量惩罚亲日“汉奸”。共产党控制地区变成“特区政府”，名义上受南京中央管辖。中共开会时，蒋介石的照片也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照片并列。即使一般中共党员也晓得这只是做做表面文章。中共为示“守信”，停止新的没收土地做法，但早先占走的土地则不予归还；停止反国民党的宣传；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史诺观察到，这些改变“并未影响中共的基本理论、方案或自主地位”①。蒋氏对这一切全都心里有数。

① Snow, Red Star, pp.473-475.

1937年4月19日，蒋经国带着俄国妻子方良、16个月大的儿子孝文，回到上海。几个星期后，蒋经国踏进杭州一处招待所，恭迎父亲并跪地磕头。委员长指示儿子花几个月时间重拾中文作文、温习古籍和国父遗教。然后，他带蒋经国进入书房，拜见继母宋美龄①。每个人都正经八百、客气相待，完全不提父子多年来的不合；蒋也建议儿子把他在苏联滞留近13年的经验写下来。

① 1995年9月27日，一群奉化亲友及研究人员集体接受访问。

虽然蒋仍苦于西安事变所受的伤，他的政治地位却日益坚固。詹森大使向国务院报告说：中国人“不问其个人或政治倾向如何”，普遍认为蒋氏继续在位，“是救国大业最需”①。蒋本人尽管身体不适，却觉得“数日来，精神与身体皆觉较前舒适”②。

① FRUS(1937), vol.3: The Far East, p.87.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0, 1937, box 39, folder 12.

7月7日炎热的夜晚，明月当空。日本华北驻军（兵力仅约5000到7000人）约135人在距北平10英里的800年古桥卢沟桥附近演习。当晚十点半左右，中国二十九路军士兵对朝向卢沟桥逼近的日本武装队伍开火。日军反击。双方军营联络官通电话后，互相道歉，但是日本旅团长不想示弱，下令炮击中国部队，中方也立刻回敬颜色①。

① Kimitrada I.Miwa, "Brief Not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Role in the Spread of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into Full-Scale War," paper pressented at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p.318-320.

蒋氏正在庐山主持军事会议，半夜接到电讯报告此一事件。他不敢确定究竟这是又一次的意外开火，还是有如9·18事件，是日军藉机挑衅。他指示二十九路军军长谈判，但“应固守勿退”①。 然后，他拍发电报给各省主席、各直辖市市长，以及驻军司令长官，下令实施戒严以及“全面动员准备”。最重要的是，他从最精锐的德式训练部队，派遣三个师跨过黄河部署到华北地区。这可是塘沽协定对中央军下的“禁区”，蒋晓得日本人不甘示弱，必定会有反弹。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p.1114-1115；《蒋总统秘录》，（台北：中央日报，1978），第十一册，p.12。

卢沟桥开了第一枪之后不到数小时，毛泽东和朱德通电蒋委员长和共军所有单位，宣布红军将完全听命委员长领导，接受指挥。7月9日一大早，卢沟桥地区中、日双方指挥官协议停火，相互撤退。日本陆军最高本部训令驻华派遣军司令不要诉诸武力。可是，国内出现异声，要求非得教训狂傲的中国人不可。新任首相近卫亲王派三个师团驰赴事件地区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1119；Miwa, "Brief Notes," p.321.

日军7月12日抵达天津时，蒋拍电报给国军二十九路军，声明：“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①他立刻呼吁国际联盟及九国公约的西方签署国家介入调停，但是蒋无疑料想得到美、英、法、意只会怯生生促请日本节制。为避免激恼日本，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甚至停止交运中国政府已购买的轰炸机。美国传教士推动禁运战略物资给日本，但国会拒绝采取行动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2, 1937, box 39, folder 13; Ma Chendu（马振犊），"Analysis of the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Troop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5.

② Warren I.Cohen（孔华润），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18-120.

詹森大使觉得中日双方剑拔弩张的原因不明，他只能向国务卿报告：“对于起因与后果，皆无法有可靠的评估。”①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Grew）则深怕引爆“反外情绪”，虽奉训令，却不愿传递华府婉转表示关切的讯息②。7月22日，卢沟桥地区日军指挥官定下期限，要求中方部队后撤；但中方奉蒋之命发动攻击。近卫内阁在全民热切支持下宣布，日本“现在被迫诉诸果断行动，惩罚中国军队的暴行，让南京政府恢复理智”③。日本政府内部“有人主张对华开战，也有人坚决反对开战”④。原因之一，像当时新任参谋长东条英机一样，多数日本人对皇军痛惩野蛮中国的能力极有自信，认为中国终将被迫接受扮演月球的角色，做起东方新兴帝国的卫星。

① FRUS(1937), vol.3: The Far East, p.385. 四天之后，美国大使馆的评估认为，日本在7月7日并未故意挑衅，但日本军方立即决定利用它为借口，企图扩大日本在华北的影响力（p.434）。

② 同上注，p.397。

③ Marius B.Jansen, 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5), pp.394-395.

④ 同上注，p.395。

7月24日，蒋介石拍发电报给在溪口读史籍、练书法、写留学苏联回忆录的蒋经国，叮嘱他：“不必分心、于倭寇之扰华，以我必有以制之也。”所谓“有以制之”指的是德国顾问培训的部队，尤其是那些配备德制武器装备的部队①。同时，在庐山举行的一项谈话会宣布共产党为合法组织，但是蒋无法让出席人士同意“对日宣战”的议案。于是他在8月7日召开军事委员会，宣布全面抗战是国家政策②。蒋不顾党、政体制，凭一己之力强行通过对日抗战。过去八年，蒋始终相信他坚持暂时求和、争取时间建构兵力是在展现意志力和勇气。但现在’他决定坚持作战到底的政策。V

① 蒋经国，《蒋经国先生全集》，（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91）第二册，p.271。

② 关于庐山，Miwa, "Brief Notes," p.323. 关于军事会议，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7, 1937, box 39, folder 14.

到了7月底，已有16万名日军涌入河北省。二十九军军长不战就弃守北平。毛泽东命令共军跨山西，向河北挺进以支援系出军阀阎锡山的傅作义部队。然而，7月31日，毛泽东显露他避免与日本人严重冲突的意向，透过无线电告知共军将校，早先的命令纯为宣传之用。他说，事实上，共军部队应慢慢移动。他们可以“每天移动50里（25公里），每行军三天，休一天”①。

① Michael M.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40-41.

蒋立刻调遣受过精良训练、配备德国武器的87、88师布防在上海市郊①。他在上海求战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吸引众多敌军离开华北，吓阻日军向武汉前进，使苏联对华供应线畅通。蒋选择固守上海，并在败象已定的情况下坚不撤军，还有其他原因。首先，前文已述，他和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相信他们可以战胜，法肯豪森一再坚持“上海必须固守”②。他们俩都晓得，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有利日本机械化部队行动，但上海的街道和周遭地区满布水道，则有利于中国轻武装部队。

① Zhang Baijia（章百家），"China's Experience in Seeking Foreign Military Aid and Cooperation for Resisting Japanese Aggression,"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p.13-14; Yang Tienshi（杨天石），"Chiang Kai-Shek and the Battles of Shanghai," pp.5-9.

② Sutton, "German Advice," p.403.

蒋氏一心一意坚守上海同时有心理及政治的因素。当败战已成定局，他不但没有控制损失，反而下令部队奋战到底，因为他要藉英勇牺牲和展现钢铁般的意志，号召全民团结。此外，他希望上海保卫战比华北作战，更加能影响签署1922年九国公约的西方国家；这些国家，除了德国之外，即将于11月初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会①。美国和欧洲国家在上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数千外侨住在毗邻接战地区的外国租界里。但是，鉴于蒋氏过去数星期、数月和西方政府的外交互动毫无建树，华府怯懦地表示中立。民主国家已为本身的经济萧条焦头烂额，其人民又有浓厚的孤立主义、甚至姑息主义倾向，蒋介石对此很清楚，他甚至不去期待欧美会有口头上的强势干预；他宁可在未来营造出同情的氛围②。

① Ma Chendu（马振犊），"Analysis of the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Troop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13.

② John W.Garver（高龙江），"Chiang Kai-shek's Quest for Soviet Entry into the Sino-Japanese Wa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2, no.2 (Summer 1987): 304.

要相信蒋氏在上海牺牲精锐部队，主要是为了在上海的外国租界制造恐惧，且不计成败,藉此取得西方民主国家的某种实质支持,这个说法恐怕缺乏可信度。可是，西方著名作家们坚称，抗战开始，“从头到尾，蒋介石只有一个目的：摧毁共产党，等候外国援助以击败日本。”对外国介入抱持希望，正是他决定坚守上海的背后因素——结果这一役使他折损掉大部分的现代化作战部队①。

① Barbara Tuchman（杜希曼），Sand against the Wind: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London: Macmillan, 1971), p.168.

头几天激烈巷战期间，中方部队把业已驻扎在上海的日军陆战队逼到码头一带，困守阵地。可是，强大的日本海军舰艇炮火却挡住中国精锐部队的猛攻。接下来十天内，日本75000名援军在上海附近登陆。此时，蒋在上海地区部署71个师、总数50万至70万的大兵，包括了几乎全部的德式训练部队、最现代化的炮兵、新组建的空军，以及来自广东、广西的爱国军阀部队①。但是， 新近在上海附近登陆的日军师团骁勇善战，几天之内就把中国两个精锐师的兵力歼灭一半。在此一中国城市狭窄胡同里进行的巷战，双方皆伤亡惨重。两个日本师团几天下来，伤亡亦达4000人。上海街头、黄浦江上，一片血泊②。副参谋总长白崇喜和李宗仁在前线督战，力主撤退；但同样也常到前线附近的蒋氏却认为：“南口阵地已固，此心略安。以今日战况，敌或有退却可能也。”③

① 比较高的数字来自Ma Chendu（马振犊），"Analysis," p.19；比较低的数字来自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New York: Longman, 1995), p.218.

② Zhang Baijia（章百家），"China's Experience," pp.12-20.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7, 1937, box 39, folder 15.

尽管顽固，蒋介石并不认为输了上海保卫战就会决定抗战的结果。他下令沿海各省所有的大学，立刻将全体师生撤退到内地省分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0, 1937；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p.1151,1159；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17 and 18, 1937, box 39, folder 15.

当中央军遭歼灭之际，共军部队却按兵不动。不过，中共党内对应该采取什么策略也发生激辩。据张国焘说，他和周恩来等人支持“大家都赢”策略，主张中共应该和国民党真诚合作，期待能使国民党和其他非共团体走上更进步的道路，真正全力击败日本。然而，毛泽东主张“两败俱伤”策略，既要日本战败，最后也要国民党失败。据说，中共党内10月间某次会议，大多数赞成“大家都赢”策略，毛泽东口头上让步、放弃已说出口的“让蒋介石吃败战”的目标①。

① Zhang Guotao（张国焘），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537-539. 毛泽东8月开会时描述中共的政策是，佯装与国民党合作、避免与日军实力作战，强化中共兵力。（pp.533-537）

9月23日，中共发表公开声明，重申共军并入革命军，接受军事委员会调遣。蒋也公开宣布，中共此一声明代表“全体国人现在都了解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个目标”。但是，他立刻接到报告，由红军改番号的第八路军，不遵守军事委员会下达的作战令。私底下，他对中共的“投机、取巧”，以及“此辈不顾信义之徒”极为生气①。纵使如此，由于需要苏联尽快增加大批援助，不久他就向斯大林要求派作战部队援华。蒋有更多理由避免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25, 1937, box 39, folder 16.

斯大林这边，却得一方面不刺激日本，另一方面又得尽一切可能让中国政府可以抗战到底①。他不久就派出大批苏联供应车队经新疆前往中国各地，同时，苏联军机满载重型军事设备跋涉长途，运抵广州。苏联第一批飞机于10月中旬飞抵中国。接下来4个月，苏联有297架攻击机和轰炸机飞入中国的空军基地，其船只和卡车队送来290门加农炮、82辆坦克车、400辆汽车，以及大量武器和弹药。苏联贷款给中国支付军事援助总计三次，以1937年美元价值计，高达金额2.5亿美元②。

① Zhang Baijia（章百家），"China's Experience," pp.18-20.

② 同山注，p.23。中国实际动用了约1.73亿美元的援助款。依通货膨胀调整过的美元币值来算，1937年苏联承诺的2.5亿美元，约相当于2005年的33.4亿美元；相对于美国GDP的价值而言，约等于2005年的245亿美元。见http://measuringworth.com.

蒋夫人所认养的中国空军，目前的表现也仅仅自曝它需要更多的训练与更多的现代飞机。上海保卫战开始时，空军的300架飞机，只有87架能飞，其他飞机有不少罩在帆布下①。空军的差劲有时还真令人不可置信。8月14日，蒋下令轰炸黄浦江上的日军“出云号”，炸弹却击中平民地区，炸死2000名中国百姓。中国境内的1500架日本军机一再扫射、轰炸国军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白崇喜大叹：“不能制空、焉能作战！”②10月23日，这个弱点暴露无遗。蒋夫人当天在澳洲籍顾问端纳的陪同下，从南京赶往上海鼓舞前线官兵士气。日机低飞扫射夫人座车，车子翻覆，宋美龄昏迷过去。她断了 一根肋骨、伤了背，但是据端纳的说法，她坚持完成劳军任务③。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217.

② Yang Tienshi（杨天石），"Chiang Kai-Shek and the Battles of Shanghai," pp.25-27.

③ Earl Albert Selle, Donald of China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p.340.

11月5日，1931年上海之役故事重演，日军三个师团在没有守军抵抗之下于杭州湾北岸（距离上海40英里）登陆。蒋把部队从该地区调走去支援城市防务，事后他承认这是他犯的最大错误，代价惨重。这些日军部队往北朝苏州河移动，大有1932年包围上海地区大量国军之势。11月8日，蒋终于下达撤退令①。蒋介石急电斯大林，请求派出苏联部队支援，斯大林的答覆是，苏联“固然乐见日本弱下去，但现在还不是苏联和日本开战的时机”②。

① 根据中央军将领郭汝瑰的说法，如果早点筹划撤退，“数十万部队就不会丢了。”Yang Tienshi（杨天石），"Chiang Kai-Shek and the Battles of Shanghai," p.31. 但大部分伤亡折损在淞沪保卫战，不是在撤退中。

② Zhang Baijia（章百家），"China's Experience," p.30.

虽然中方部队兵员是日本入侵部队的至少5倍，法肯豪森对柏林报告时也盛赞他们的英勇，他们却抵挡不住日本现代化的杀人机器①。二个月之内，中国死伤士卒高达约18.7万人，其中有不少是蒋介石和他的德国顾问花了数年工夫训练、装备出来的精锐部队。中国透过黄埔军校及其他军校培养了30000名年轻军官，是军方未来希望之所系，却有一大部分都为国捐躯。上海沦陷，中国政府也失去它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以及工业生产重镇。

① Sutton, "German Advice," p.403.

大约40万名中央军和其他残部从上海沿长江后撤。蒋已决定让日军为推进付出代价，但他晓得现在必定得长期抗战了。他把政府迁到重庆，军事总部则设在武汉。到了11月中旬，日军已进逼南京，蒋对是否固守首都，游移不定。国军大部分将领和法肯豪森都认为，坚守南京没有战略上的好处，只会平白牺牲①。

① Dreyer, China at War, p.219.

如果蒋在抗战此一早期阶段的主要目的是等待外援，他或许就会接受此一建议，保留下大量的人员与武器。然而到最后，蒋氏却认为由于南京是民国新首都，国父中山先生奉安所在，加上它有崭新的建筑、宽敞的街道，是未来中国的样板，政府不能不战而走。他认为，若是不战而走，必将永远被视为是懦夫的决定①。毫无疑问，他也认为英勇守卫南京，将在上海保卫战之后，再次加强中国人仇日情绪，使国人在未来艰巨抗战时更加英勇。胡适等人继续恳请蒋介石展开和谈。蒋对此却嘲笑道：“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所和议也。”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0,26,27, 1937, box 39, folder 17.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0, 1937, box 39, folder 17.

一

日军开始炮轰南京城之际，蒋又拍发急电给斯大林，表明他衷心希望苏联能果敢派兵①。可是，斯大林12月5日的覆电合理地辩称，如果苏联助中国打日本，害怕布尔什维克犹胜纳粹的西方国家就会把日本当成受害人②。蒋读这封覆电时，炮火正打在附近。天空中，绘上中国空军记号的俄制飞机，由俄国飞行员驾驶，首次和日本交锋。

① Yang Tienshi（杨天石），"Chiang Kai-Shek and the Battles of Shanghai," p.40. 引用了蒋介石总统档案里的《困勉记》，这是经过节选的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

② Garver, "Chiang Kai-shek's Quest," p.309.

南京守军在委员长的领导之下（蒋夫人也陪同在侧），奋战三个星期。蒋氏夫妇后来在12月7日飞离已经残破不堪的首都，前往庐山①。两天后，日军猛攻古城若干城门，中方虽勇敢作战，但已渐不支。两度背叛蒋委员长的前湖南军阀唐生智，自告奋勇担任守城司令官，拒绝向日本投降。但是，12月12日，手下三个师只剩两个师，防线也崩溃，他只好下达突围令。

① Yang Tienshi（杨天石），"Chiang Kai-Shek and the Battles of Shanghai," pp.39-40.

这下子局势大乱。有些部队为了抢船渡江，落水淹死；也有些部队争先恐后抢着从日军尚未占领的某一城门逃命，践踏致命。唐生智本人则在夜里搭上一艘烧煤的船艇逃亡，此时长江江面上军民争相利用各种工具载沉载浮地逃命，古城也笼罩在大火之中。70000万名士兵阵亡，中方伤亡率犹高过上海。但是，这还不是最惨的一幕。从1937年12月中旬进行到次年2月中旬的所谓“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万名中国人（也有人说高达30万人）遭到最惨无人道的方法杀害，活埋、开膛剖腹、斩首、尖竹穿杀婴童、强奸等等，不一而足①。如果说这场大屠杀的暴行旨在恫吓中国人，它的效果却适得其反。中国百姓同仇敌忾的精神全被激发起来，更加支持抗战到底。

① Irish Chang（张纯如），The Rape of Naking (New York: Penguin, 1997), pp.81-105. 许多日本学者和其他历史学者认为张这本书太夸大，但只要有10％的伤亡，他的书名就有道理。

南京沦陷之后，蒋介石发表一份文告（国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足可媲美21个月之后邱吉尔的告英国同胞书。蒋氏说：“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p.1199-1202。

南京大屠杀消息传遍全国之后，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抢在日军推进之前展开大逃亡。全国各地冒出难民营，陷入大混乱，但靠着难民本身的勇气与智谋、沿路地方民众的协助、地方政府（有时军方也参与）的努力之下，绝大部分熬过难关。同时，数以千计的邮轮、渔船、牛车、推车载着从大学图书到大型机械工具的各种家当，也往广西、云南、四川等大后方疏散。蒋介石指派浙江绍兴出生、哈佛大学毕业的俞大维主持此一疏散行动。此外，数千箱原本已由北平运到南京的故宫古物，也经由船只运到长江三峡，再转到木筏，由岸边纤夫以粗绳拉着，穿过急流、溯江而上。

虽然华府官方没有任何援助中国的作为，美国政府和民众却一面倒地同情中国及其领导人。透过摄影与新闻报导，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各城市的英勇保卫战。《时代》杂志发行人亨利·鲁斯（Henry Luce）的父亲曾在中国传教，他本人更是带头支持中国和蒋氏夫妇。《时代》杂志选出他俩为“年度风云夫妇”。封面照片中的蒋介石身穿粗制长袍、手持软帽，正气凛然；她则穿朴素的连身裙。《时代》以近乎谄媚的文字称颂中国的第一夫妇：在一位重要领袖及其优秀另一半的领导下，中国人的1937年不至于抬不起头来。过去像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很少使用“中国”这个字眼的千百万人口——如今也因为这对夫妇，慢慢有了国家意识……（蒋氏夫妇）不到一个世代就兴起成为旧中国实际与道德上的领袖，是历史的重要一页①。

① Time(《时代》), January 3, 1938.

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现在强调“战情严峻”，高级将领“主和、主战皆有”①。已经让中国人惨败并占领好大一片中国领土的日本，现在觉得可以和谈了。

① Ma Chendu（马振犊），"Analysis," p.28.

东京要求德国大使陶德曼（Oskay Trautman）担任调停人，蒋接受和谈之议，但其实志在缓兵之计。蒋担心日本会提出温和条件鼓动中国政府里的主和派；当他看到日方透过陶德曼提出的条件较预期来得严格，不禁大喜。可是，国防最高会议12月开会时，实际上大多数人支持和谈，更有人批评蒋对开启和谈“举棋不定”。可是蒋明白，如果与日本缔和，内部动乱会造成政府垮台。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汪精卫：“决不能屈服于敌人，与之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致我国家与民族永远受其束缚。”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28, 1937, box 39, folder 18.

1月2日，蒋介石回绝了东京的四项谈和原则。他告诉自己的外交部长说：“日方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之为愈。”①东京旋即宣称今后不再以蒋为交涉对象；意即，中国需要成立一个新政府。继满洲国之后的第一个中国傀儡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旋即诞生。它由北洋军阀时期的旧人物担纲大任，辖区包含大部分的华北。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2, 1938, box 39, folder 20.

同时，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主和团体；日本方面也有一个小型主和派，其成员对日本陷入的泥淖相当惊慌。蒋氏批准和这个团体的两名密使头山满和萱野长知秘密交谈，这两人昔年支持孙中山，是孙的好友。中方代表遵奉蒋氏的指示，要求“日军完全撤退”，但也暗示如果日本同意全面撤出中国，委员长愿意下野①。这项秘密接触之后，东京秘密传话给汪精卫，他应该成立一个可以谈判和平方案的新政府。汪精卫相信抗战会输，于是着手计划另组一个政府②。

①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pp.407-409。

② Lloyd E.Eastman（易劳逸），"Ralations between Chiang Kai-shek and Wang Jingwei dur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 Republican China 14, no.2(1989): 5-7.

蒋介石的军事总部此时已移驻长江中游的武汉，距南京约600英里，有铁路可直通北边的郑州。周恩来也重新在蒋底下任职，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的副手。尽管1937年下半年中方伤损惨重，蒋在短期内又募集约110万兵员，准备在长江中游和华北的山东迎战日军。可是，中方部队就火力、机动力、空中掩护和器材装备而言，都比以前弱。

靠近山东省界的苏北徐州，是铁路四通八达的险要之地，现已战云密布。李宗仁、白崇喜率领的部队在淮河流域与南、北两路扑向徐州的日军作战。在白崇喜的规划下，日军两个师团在距徐州40英里的铁路支线台儿庄遭到伏击①。经过7天激战，日军伤亡惨重；据传约有15000至20000官兵阵亡。这则新闻虽然夸大，中国人民却极为振奋②。蒋氏再次展现趁胜追击的精神，认为继台儿庄大捷之后可展开另一波反攻，急调援军驰赴当地③。但是，李宗仁没再进攻，反倒“精心规划、执行战略撤退”④。

① Gibson, "Chiang Kai-shek's Central Army," p.396.

② Stephen MacKinnon（麦金农），"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of Attrition,"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p.22-27.

③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The Memoirs of Li Congren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79), pp.361,366.

④ Sutton, "Genman Advice," p.404.

皇军坐火车，直扑西边200英里的郑州。蒋介石亲赴位于平汉铁路线上的这个战略要冲督师。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果夫建议军方炸毁黄河古堤，水俺广大平原，以阻日军直扑郑州、再沿铁路南下进犯武汉。法肯豪森早先也建议采取此一激烈措施①。数百年来，黄河淤积十分严重，逼得中国人把堤防越盖越高，有些地方河床已高出附近地面。若是溃堤，对人命、环境都将造成大灾难，但是蒋批准了。6月5日、7日，士兵奉命炸塌南岸河堤，大水往西南流向河南、安徽和江苏。

① 同上注，p.402。

洪水俺没数以千计平方公里的农田，漫向淮河、大运河，甚至进入长江。黄河入海口也因之南移数百英里。数千村庄被淹没或摧毁，数百万农村人口无家可归①。战后，国民政府官方估计高达80万人俺死——真正的数字可能更高②。当时，蒋发表声明谴责是日军轰炸造成溃堤。黄河决堤使得南、北战场隔离，往后6年日军无法跨入黄犯区以西地带——郑州直到1944年4月才沦陷。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些学者认为这对中国有重大的战略利益，但也有许多人看法不同。

① Ma Chendu（马振犊），"Analysis," p.33; 沈嘉文（Shen Jia-wen，音译），《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经过》，《民国档案》2，no.4(1986): 134-136。

② Dana Lary, China's Republic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20.

蒋无疑是认为在中国文明存亡绝续脉络下，此一牺牲虽不得已，却有其必要。他私底下并无愧疚，在日记中完全没提到这件事。他没有时间表达人溺己溺的态度，但大战中又有哪些领导人会呢？

黄河决堤果真迫使日军司令官畑俊六将军改变策略，只好沿长江向武汉推进①。蒋决定不再投入大量兵力防守武汉，而是在日军从长江南侧进击时进行一系列战斗。法肯豪森也附和白崇喜的主张，转向小单位机动作战，蒋原则上赞同此一新战术②。但是几乎全转向游击战，有可能使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城市和运输线；而如果蒋氏希望保住大片领土，凝聚人民的忠诚并等候外国援助，他就必须保留庞大的传统兵力。

① MacKinnon（麦金农），"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p.28.

② Sutton, "German Advice," p.409.

蒋介石认为中国“抗倭作战”要得胜，最终必须倚赖“外交”。中国必须和日本帝国下一个明显的目标——苏联、美国和英国——结为盟国。邱吉尔和斯大林先后遭纳粹旋风袭击，他们当时就估计若要战胜亟需美国援助，结果也确实如此。毛泽东的部队依然没什么损伤，他也公开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争取的外援。”①当然，毛心目中想到的只是苏联，以及可能在日本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力量。事实上，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唯一可恃者是苏联，一如北伐时期以及中共做为叛党的那段岁月。5月间，蒋告诉斯大林，没有“你的帮助”，中国无法撑下去，中国仍在“生死关头”。他请求苏联赶快再交运65架飞机，表示中国只剩下10架轻型轰炸机。斯大林迅速答覆，他将送出所需之轰炸机，供“阁下伟大的抗战”使用②。

① Mao Tse-tung（毛泽东），Selected Work, vol.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4), p.140.

② “蒋介石手书斯大林函”，1939年8月26日，《民国档案》3，no.45(1996): 61-63。

蒋明白，固然他远比过去更需要苏联援助，斯大林协助他抗日的利益也远比从前更大。在夏天和秋天，日本和苏联已在东北边境发生多起流血冲突，这些争端使斯大林增援中国更力。不久，苏联派到中国的军事人员，包括顾问、飞行员、技师等等，高达3665人①。斯大林助蒋还有一个新的强大动机，那就是英、法在慕尼黑姑息希特勒，同意德国可以兼并捷克斯洛伐克一大块领土。

① 同上注，p.59。

希特勒在日本施压下，终于推翻手下参谋本部的亲中立场，召回德国顾问团，停止一切武器销售给蒋介石。可是，有7位反纳粹的德国军官辞职，留在中国。有位不在正式顾问之列的德国前任情报官员斯坦纳斯（Walther Stennes），曾任褐衫队柏林领导人，于1931年起事反希特勒失败，逃出集中营后辗转来到中国——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他成为“顾问”，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卫队长，颇得宋美龄宠信。日后，他身分曝光，竟是苏联KGB特务①。

① Jerrold Schecter and Leona Schecter, Sacrter Secret (Washington, D.C.: Brassey's 2002), pp.15-16.

1938年夏天异常炎热，长江水位在此季节一向很高。日本巡弋舰得以沿江而上，短距离内炮轰中方阵地。日军有时候使用毒气瓦斯，逐一攻击中方据点，屠杀不少平民。日本人花了3个星期，才推进10英里。同时，数以千计的中国人依然千辛万苦把数千艘载货艇筏拉过三峡急流。到了9月底，日军终于越过黄犯区，从北边进犯武汉①。此时谣言又起，也不晓得是出自中共、还是蒋本人，传说委员长可能和日本缔结和约；斯大林急电蒋介石，宣称更多援助将要启程，包括足够60个师的装备，以及追加的500架战斗机②。

① MacKinnon（麦金农），"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pp.29-35.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1299。

毛泽东于公开场合颂扬“国民党光荣的未来”，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内部会议里，却强调大家别忘了共产党要夺权唯一的路子是武装斗争①。他重申：“枪桿子底下出政权。”会后，周恩来10月5日回到武汉，带了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给蒋，赞扬蒋“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和“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②。但是蒋晓得毛是在冷嘲热讽。这个不太需要去证实，因为4月间脱离共产党到武汉的张国焘，恐怕早已向蒋报告过毛泽东对抗战和统一战线其实别有居心——扩大中共军事力量和基地，以备和国民党最后对决③。

① Jerome Chen（陈志让），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15.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1299。

③ Chen（陈志让），Mao, p.235; Zhang Guotao（张国焘），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533-539.

蒋依旧担心——不仅担心中共的口是心非，也担心中共党员高明的政治技巧和动力。他写下：“共党因其共产国际百年来之秘密活动，顾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为任何党派所不及。”①同时，蒋对国民党同志的批评益加严厉。他说“大部分”同志已变成争权夺利的“特殊阶级”。他叹息，这一切已使得“群众”与本党“为敌”②。

① Chiang Diaries, November 18, 1938, box 40, folder 1.

② Chiang Diaries, December 1938, box 40, folder 2.

蒋氏1949年退到台湾之后，仍不时在日记中写下此一令他沮丧的比较。蒋痛恨中共“惨无人道”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手段，以及唯命是从地听从莫斯科的指挥；但是他也佩服中共士兵、干部的理想主义、精神和专注，这都是国民党同志欠缺的特质。反映出他对本党同志这份深刻的悲观，蒋在1938年数度向周恩来提起，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并为一个新政党——条件是毛、周出国。他甚至很严肃地提议，国共合并后，中共不需要正式解散，国民党可以加入共产国际。毛的回答是，建议共产党员循1920年代往例，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最后，双方都无法做出此一极其重大的妥协。数星期后，周恩来终于告诉蒋，这个主意行不通①。从这里又可以看出来，蒋不是坚持意识形 态、食古不化的人，也不是强烈的保守派。事实上’他是个左派儒家，只要共产国际不来指挥他如何 治理中国，他也可以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共产国际。

① 关于蒋的提议，见金冲及，《抗日战争初期的国共关系问题》，《民国档案》1，no.11(1988): 76。金没有他的说法所本，但他的文章引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文献。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及国民党条件苛刻，见Alexander Dallin and F.I.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1934-1943, Letters from the Soviet Arch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18. 关于毛的提议，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46. 关于周的提议，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1957), p.88.

抗战开始了约一年半，中、日双方仍未正式宣战，武汉也仍在中方手里。但是，10月底，日军的增兵已达到警戒状态，力守武汉北侧的李宗仁被迫把部队撤退到山区。蒋下令摧毁城里一切堪用设施或工厂，守军和政府人员秩序井然地撤退。10月24日上午，蒋透过无线电话对高阶将领及文职部属下达撤退令。每个部属都说总司令不走，他们也不走。蒋回答说：“不，你们先走，我立刻就走。”①

① Chen Lifu（陈立夫），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144.

晚上10点，他和蒋夫人在武汉机场会合。灯火通明的机场，雪花穿过烟雾冉冉而下，炮弹亦落下撼动着大地。因无线电讯号出错，美国机师李奥那（Royal Lenoard）——原本是张学良的机师——驾驶的专机遭到延误，于是改派一名德国机师载蒋氏夫妇飞往衡阳，但他承认只会在夜间起飞而且不会降落，所以也只能作罢。后来，“中国航空公司”的一架民航机降落，蒋氏夫妇赶紧登机，机师穿过浓烟迅速起飞。李奥那的飞机几分钟后降落，就被几百人团团围住。听说蒋氏夫妇已经走了，他让当中40人挤进来，也在炮火轰隆、城市烈焰的火光中急忙起飞①。蒋氏夫妇在衡阳稍事逗留后，没有飞到陪都重庆，反而前往古城长沙。西元前221年建城的长沙，位于湖南米仓湘江河畔。蒋氏夫妇住了几天，又飞往广州前线。

① Royal Leonard, I Flew for China (Garden City, N.J.: Doubleday, Doran, and Company, 1942), pp.206-209.

在长沙湘雅医院服务的美国传教士医生葛林记载，当4万名难民、许多国民党将官、委员长陆续来到这个湖南省会，长沙是一片兵荒马乱：

10月26日：医院后方的弹药库轰的一声就炸了，整个地方不见了——大约100人受伤，30人死亡。我们在医院拼命抢救伤患。挖掘的时间，跟救治的时间一样长。

10月28日：据说从武汉撤退进城的伤患有2.1万人……

10月29日：城里人迅速疏散，医生则坚守岗位……

11月1日：人们预期长沙在两星期内会沦陷，政府提供我们五艘渔船，可把两百吨的医院物资撤到沅陵……

（几天之后）：祈祷会之后，整个城靠船只、火车、巴士、黄包车、手推车展开疏散，有些朋友告诉我们，看到分发汽油和棉花油给区长，以便放火。谣言很多……

11月11日：城里50万居民只剩一小部分留下不走。我是（教会里）唯一留下的医生……

（11月12日）：诡异的沉寂……全城人跡杳然……

11月12日当天，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接获报告，日本骑兵距省城不到20英里，他下令全城撤退。军医院的中国医生们说，在官方派出交通工具将他们的伤患撤走之前，他们不走。次日清晨，葛林和留下来的同僚——他是唯一的医生——被街上嘈杂喧闹声吵醒，只见全城陷入一片火海，那是中国军警放的火。传教士、护士、学生和留下来的工作人员恳求士兵别放火烧他们的建筑物。葛林回忆说：“一连两天两夜，火烧个不停，浓烟罩顶，咨意破坏。”在湘雅医院避难的其他传教士也说，他们看到城里的军医院陷入火海，伤患爬窗、夺门逃命。

但是，鉴于补给线拉得太长，日军在45英里外的洞庭湖就停下，不再向湖南省推进。纵火焚城是个大错。或许是蒋下的命令，但是在此之前，他从未下令火烧即将失守的城池，在此之后也没有①。11月14日，星期一，省主席发表道歉，声称他没下令放火。葛林的太太在卫斯理学院和宋美龄是同班同学。次日，他接到宋美齢的信，宣称委员长也没有下令焚城。11月16日，蒋抵达长沙视察，传教士们很快就获悉守城的驻军团长和警察局长都被枪毙。黄埔毕业的省主席张治中是1932年淞沪之役英雄，受委员长宠信，虽遭免职，却仍留在长沙。葛林透过停泊在湘江的英国炮艇发电给太太说：“一切平安。医院全满；（院内）丝毫无损。城里人大部分都逃了。”②

① 1949年初投共的国民党要员张治中，1985年在大陆出版回忆录，声称蒋介石惊慌下，下令长沙焚城。蒋刚弃守工业重地武汉，他当时下令摧毁重要设施，但没有要火烧全城。MacKinnon（麦金农），"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p.39，引用张治中的回忆录。

② Ruth Altman Greene, Hsiang-ya Journal (Hamden, Conn.: Archon, 1977), pp.111-115.

上海、南京、徐州和武汉相继伦陷，并没像西方国家和日本所预期的导致中国政府投降或垮台。蒋介石所领导的长期抗战反而使日本成绩有限，陷入长达7年的僵持局面。日本虽然占领中国大多数重要城市、整个东北、大部分的内蒙古、全部的华北、直抵西安的大西北之东半部、到达武汉的长江流域、往南直抵温州的沿海各省、以及更南边的若干大港口如厦门、广州，占地不可谓不广；3/4广大的农村地区、近2/3的人口，却仍在国民政府掌握——这就是自由中国①。

① Werner Gruhl, Imperial Japan's World War II, 1931-1945 (Edison, N.J.: Trans-action, 2007), p.35.

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衡阳召开军事会议，宣称他第一阶段的策略已可功成身退。中国军队已经拖垮敌军。他说，第二阶段重点摆在改进部队的战技和作战能力，期望能转守为攻。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准备好在一年之内发动总反攻。同时，若是条件成熟、有必胜把握时，也可发动反攻①。蒋在日记中写下：“倭寇民族特性急而短，而其军事学术，非德式即法式，皆以短兵白刃速战速决为性能，”中国现在的战略：“则应以坚韧，忍耐，延缓，持久之道，致其死命也。”②

① Ma Chendu（马振犊），"Analysis," pp.40-41.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 and 11, 1938, box 40, folder 1.

接下来的7年里，蒋虽非一直是、却大体上遵循此一战术。同时，他也对任何反攻作战定下严格的要求。他曾说，在抗战的第一阶段，国军常用3个师的兵力和日本一个师团交战，“若就全局而言，我军几以八师或十余师人数与敌军一师对战，然若不能战胜敌军者，且取守势，故敌军用锥形战术，突破我正面之一点，即可动摇我阵地，此我军不敢攻势之误也。”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0, 1938, box 40, folder 1.

二

古城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会合处一块巨岩之上。夏天闷热，10月至4月则水气充足、雾锁全城。1938年11月，蒋氏夫妇偕同撤退军民抵达时，古城墙依旧矗立。数百年前工匠从巨岩切出石阶，使居民能够从陡峭高处拾阶而下到江边。码头上，旧邮轮和方帆、长桨的渔船忙着卸货，苦力再辛苦地以竹竿挑货拾级而上，送进城里；光脚市民也一样挑着水桶到江边汲水回家去。国民党进城后，到处都是穿中山装的蓝衣人。他们通常比四川人个子高，走在街上、坐着轿子或黄包车，轿夫或车夫一路叫喊，要行人让路。数十万名难民从长江下游或其他地方涌入重庆，住在茅草屋里，抢光粮食和工作机会。工程师忙着炸开山岩，辟建防空洞。还有数百万人则在四川各地及大后方立起难民营①。

① Robert Payn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Wright and Talley, 1969), pp.233-234.

蒋委员长夫妇住在重庆郊外一处简朴的寓邸，共有10间房间，名为“黄山”①。黄山寓邸四面皆是高墙，制服侍卫和便衣人都经斯坦纳斯特别训练，巡守四周。往后8年，蒋需要静思军国大计时，总爱在庭院中盘桓。他所面临的问题大得不得了。虽然已有许多厂房设备西迁，但也流失了大约90％的工业基础和80％的军火工业。建军所恃的城市税收突然之间全没了。印刷机虽然伟存，不过还是出现了通货膨胀，然而并未以天文数字般地速度窜升②。

① 同上注，p.235。

② “有关抗战初期孔祥熙与宋子文之争文电一组”，《民国档案》2，no.52(1998)：154。

蒋介石的部队散布各地，北起蒙古边界，南抵东南亚边界，东至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海岸。在这片混乱的局面下，蒋的顽固和从上海到武汉代价不菲的抵抗，就军事意义而言是否明智，固可不论，它却已经替中国人民长期抗战、保卫国家命脉打下坚定信念①。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就长期而言或许是较好的策略，但中国初期可能会丢掉更多城市，而且必然会引发蒋氏避免与入侵者奋战的指控。此外，蒋介石某种程度上好像都势必得坚定立场。

① MacKinnon（麦金农），"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pp.7-8.

尽管蒋本人声望崇隆，但自从上海沦陷之后，他的政治力量基础就受到重创。1936年底前 他好不容易对军阀们建立起的优势已经消失。除了粤系、桂系部队之外，其他军阀部队的伤亡远比中央军为轻。华南和西南军阀的地盘没被日本占领，比起中央军，他们能更快速地征募兵员。这些军阀沿袭旧规，让各单位靠金钱激励、爱国主义之诉求，在自己防区征兵。抗战开始后，中央军大体上已失去可以志愿从军方式添补新兵的大部分防区。其征兵方式越来越扰民，各个村镇被订下必须征集新兵的额度，因而民怨迭生。从1937年至1945年，有1400万壮丁被征集当兵。以军事动员来讲，这是相当低的比例——每年只占人口的0.4％；相形之下，日本是1.3％，苏联为3％。即令如此，战争旷日持久，大部分家庭千方百计设法逃避征兵，造成政府军的素质日益低落。由于经费有限，且军官都在同一单位久任或永久派驻，有一部分中央军也出现军阀部队的特性——贪渎、裙带关系和高级长官滥权，不一而足①。

① Zhang Ruide（张瑞德），"The Central Army from Whampoa to 1949," in A Militaary History of Chia, ed. David Graff and Robin Hiphem (Boulder, Colo.: Westview, 2002), pp.201-202.

武汉在1938年10月底沦陷之后，战事沉寂了4个月；此时，蒋介石的政治优先目标开始转变。1939年1月6日，他写下：“吾人当前最迫切之危险，不是倭寇，而是共产党……在我们后院扩张势力。”共产党八路军人数大增，跨越指定防区进入华北和西北。长江以南的敌后地区，共军还有一支较小的新四军，由游击队组合而成，同样也扩张到指定界限——长江的北边。

在组织占领区正规、游击军与建立地下行政体系的表现上，中共都比国民党有效率，甚至还能说服许多秘密会党加入抗日游击运动。中共在西北边区和敌后地区都能扩大地盘，党员由1937年的4万人，暴增至1940年80万人左右①。蒋命令胡宗南和阎锡山布下防线，试图把北方共军堵在指定地区之内。

① Jonathan D.Spence（史景迁），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Norton, 1990), p.461.

1939年3月，希特勒占领捷克其他领土，蒋介石晓得他所预期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届时中日之战的国际动态将发生变化。全球姑息主义浪潮正快速消退中。5月时，蒋就告诉伦敦应该尽快与莫斯科签署军事联合阵线，不然，苏联的缔约对象就是德国。这个分析当时并不为邱吉尔、罗斯福与多数观察家所注意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29, 1939, box 40, folder 8.

日本依然对跟德国正式结盟态度保留，因为如此将形同与西方、苏联为敌。蒋认为如果日本和德国缔盟，就会使日、苏对敌成为定局，也会让华府看清即将爆发的欧战和已在进行的中日战争，两者息息相关。3月16日，蒋派宋美龄以医治牙病名义前往香港，去见日本的温和派人士萱野长知和小川平吉。蒋提出的和平条件是：全面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萱野和小川建议以蒋承诺攻打共产党做为交换；宋美龄表示可以此为基础达成秘密协定。但是，蒋不接受这个构想，东京方面也无意放弃它在中国打下的天下，包括满洲①。

①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p.415-420。

1939年春天，日本发动另一波震撼攻势，以压制顽强的中国人。冬天和早春的浓云密雾终于散去，数百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已经挤了上百万人的重庆上空。中国根本没什么防空高射炮，因此日机如入无人之境、咨意轰炸。燃烧弹和炸弹摧毁散布在蜿蜒街道上的许多办公大楼和商业大楼；政府官署和外国使馆疏散到重庆北郊①。蒋氏夫妇和部属不时躲在寓邸后方的防空洞里。她写信给一位美国友人，描述某次空袭后的景象：“贫与富、聪明与愚笨，在轰炸中都成了用铲子不断从闷烧房子挖出的烧焦尸块。现在，亲朋好友们还在如火如荼地挖着……请竭尽所能让你的国人了解，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死亡与浩劫，用的是美国的汽油、燃料与物料。”②

① Payne（白英），Chiang Kai-shek, pp.233-234.

② 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p.152.

日军1939年在重庆大轰炸

蒋氏夫妇在重庆经常生病，但尽管压力极大，他们露面时看来相当不错。蒋维持相当自然健康的气色，只有少许皱纹。他保持俭朴的习惯，做运动、沉思和祈祷。在庭院散步时，他经常自言自语，却不喜欢别人有这个习惯①。他在早晨和夫人独处，然后她又回房间睡觉。夜里，他写完日记、祈祷，才就寝。白天，他和阁员、高阶将领开会、研读地图、批阅外交电文和情资报告，并不断口述命令和电报。他在开会前掌握资料，因此对议题相当深入，使外国访宾印象深刻。现在的他比过去更能授权下去，但仍紧紧抓住重大问题——当然有许多不重要的事，他也不放手。

① Payne（白英），Chiang Kai-shek, p.236.

有一天，蒋告诉外国记者：中国的策略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他说，中国古时候“楚汉七十二战，楚无不利，最后胜利，卒归于汉”①。然而’现实上，蒋仍然相信基于战术、地缘政治和国内环境的考量，他的部队仍需要从事大规模的守势作战，甚至偶尔对日军反攻——大部分是趁敌军从有限作战撤退时予以进击。保住华南大部分领土（这是自由中国主要的粮仓），使它不落入日本控制，是持久抗战极为重要的一个策略。让美国、苏联以及中国人民看到重庆领导人坚定不移地与日寇进行生死决斗，也十分重要。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 1939, box 40, folder 7.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越来越认为，中国的抗战是维持国际秩序，和对法西斯国家侵略行为“防疫隔离”，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①。7月间，蒋氏和中国接到开战以来，从国外来的最重要鼓励。罗斯福通知东京：美国预备废止1911年签署的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蒋氏认为这个举动反映出，在法、英逐渐淡出亚洲之际，美国参与亚洲事务的意愿已日益上升。蒋在日记中写下：“只有美国对外交事务有理想。”②

① Akira Iriye（入江昭），Origins, p.76.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5, 1939, box 40, folder 9.

1939年8月，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份文情并茂的报告，反映他个人全力支持与蒋介石结成统一战线。他指出，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国共之间已出现困难和危机，但如果处置得宜，不仅可以巩固团结还能加强战力。他解释说，蒋的做法就是与苏联结盟，与中共则是结盟、斗争和同化兼有。周恩来总结他和蒋多次长谈的印象，指出蒋虽然不明白中共的阶级基础和进步性，但他“隐约承认（中共）它的组织技巧、实质斗争、克服万难的能力、坚持不懈、主动精神”。更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兼顾到双方的说法：“（国共）两党都怕被推翻，有疑虑、心胸不开阔。”甚且，两党“落后的积极分子会被其他人利用来挑衅、制造分裂”。他说：“中共应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当他遇上困难时，协助他，当他不公正时，摒弃他。”“固然不应对他期望太高，但也不表示他的态度不能改变。”他建议政治局，八路军不应进入山东省，也不要进入淮河平原。毛泽东一定会想，究竟周恩来认为中共党内谁是“落后的积极分子”？①

① 周后来将这份报告摘要呈报共产国际。Abstract of Zhou Enlai's Report to the CCP Politburo,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0a, file 296, sheets 146-196.

蒋、周之间的关系一向客客气气、相互敬重，现在变得多了些关心。周恩来写完报告后不久，即从马背上摔下来，手臂断了。在毛泽东总部当医生的美国人马海德（George Hatem）认为周需要到莫斯科诊治。蒋派他的专机送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到新疆省会迪化，再转搭苏联飞机前往俄京①。

① Han Suyin（韩素音），Elder Son: Z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4), p.170.

8月22日，在全球冲突之势已相当明显之际，莫斯科和柏林却做出石破天惊地宣布，表示他们已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蒋大感意外，日本人则大吃一惊。一下子，反共产国际公约就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反民主的同盟。日本陆军先成立傀儡政府掌控中国，再与德国结盟、瓜分苏联的构想，转眼间成泡影。同时，日本陆军在满洲国和外蒙古边界诺门坎和苏军发生冲突，折损一个师的兵力，更让皇军想在西伯利亚以西地带建立日本帝国的野心，为之粉碎。但是，局势逆转却给日本海军及内阁中的支持者带来机会。希特勒预备与英、法而不是俄国开战，导致这两个民主帝国主义者在远东的领土成为容易下手的目标①。

① Edwin P.Hoyt（霍伊特），Japan's War: The Great Pacific Conflict (New York: McGraw Hill, 1986), p.187.

1939年9月1日，德军攻入波兰；9月17日，苏联援引德苏条约一项秘密协议，占领波兰东部。全世界的共产党在此之前，狂热支持统一阵线，主张誓死抵抗法西斯，这时却突然大转向，称颂起德苏条约。毛泽东也欢迎此一条约，声称它“加强全体人类赢得自由的信心”①。

① Lyman P.Van Slyke（范力沛），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July 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212.

斯大林告诉蒋介石，德苏条约不会影响苏联对华援助。蒋在德苏条约公开后，亲笔修书给斯大林，宣称中国人民绝不会忘记斯大林的“真诚协助和伟大领导”。他强调，世界和平与公义“全赖苏联与中国”①。可是，私底下，蒋的反应截然不同。他认为，世界事务的巨变预示苏、日之间不无订定密约的可能，终将导致世界大战，届时中国将和苏联站在不同边，会和民主国家结盟对抗极权主义。他欢迎有可能让中国目前唯一的盟友——意识形态上敌对的苏联，换成反共、更富有、更强大（不过目前仍走孤立主义路线）的美国②。蒋在日记写下：“我国对欧战政策唯一主旨，端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构和时，必使中日战争与欧战问题同时连带解决也。”③他晓得自己必须在外交上“唯有紧握机会，恃其在我。所谓以至不变御制变者。对德外交，与对俄外交，积极运用之研究”④。

① “蒋介石手书斯大林函”，1939年8月26日，《民国档案》3，no.45(1996): 63-6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e 25, 1939, box 40, folder 11.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5, 12, and 30, 1939, box 40, folder 12.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 and 26, 1939, box 40, folder 11.

1939年初，美国医生葛林来到上海，和住在公共租界的家人短暂相聚。透过捐款，他弄到一辆新卡车、五吨医药品和68箱食品。他先把卡车和物品交船运到仍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宁波，然后展开1000英里的旅程回到长沙的医院。跟他一起挤在卡车里的还有两位天主教修女、一名上了年岁的传教士、一名美国志工医生、两名逃出德国的犹太医生。葛林走在挤满难民的路上，有时候更在日军防线后方10英里处，但竟仍平安回到长沙——只打翻一罐阿斯匹灵！他发现长沙已几近空城。去年秋天南昌沦陷后，长沙预期日军会再度来犯，政府炸毁残存的楼房建筑，卸走铁轨、枕木。可是湘雅医院照常开门，挤满伤患。葛林一天要动28次手术！①

① Greene, Hsiang-ya Journal, pp.122-126.

但是一直要到9月，日本11军长官冈村宁次才向长沙挺进。蒋介石命令长沙守将薛岳与士卒坚守阵地、共存亡，但是也说明他的计划是把日军引向长沙，然后发动“大突袭”①。第九战区（湖南包括在内）司令长官陈诚已在日军3万名部队的侧翼部署了36.5万名大军。9月27日，中方运用高明的战术动作（包括时机拿捏得宜的人海攻势）攻击日军②。日军伤亡惨重，但突围成功、退回武汉。长沙大捷消息传出，中国士气大振；当然，中国人的英勇、日本人的伤亡，再次遭到夸大渲染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8 and 25, 1939, box 40, folder 7.

② MacKinnon（麦金农），"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p.38.

③ Ma Chendu（马振犊），"Analysis," p.43.

战争进行到这时候，日军阵亡或重伤的士兵已逾50万人，日本皇军参谋本部早已选定了策略：巩固控制区域，区域外则采惩罚性出征。至于蒋介石方面，其策略基本上采守势，但又不全然如此。1939年冬天，他就下令8个战区发动全面冬季攻势。根据日本方面的纪录，这一场攻势中方45万名部队在1340次交战当中，发动960次进攻①。基本上，这次反攻是失败的，有些中方前敌指挥官只是虚应故事②。最重要的因素，依然是双方在武器装备上悬殊的实力。经过两年半的鏖战，中国政府的军火工业几乎已夷然不存，这个缺点比起从前更加糟糕。

① F.F.Liu（刘馥），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204.

② Frank Dorn,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1 (New York: Macmillan, 1974), pp.304-322. 窦恩是史迪威在中国4年的主要助手，他和史在1939年9月结束在华任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位研究抗战史的学者2004年撰文说：“国民政府加强剿共行动之际，并未降低抗日侵略的动作。国民党在敌前和敌后战场都很活跃。”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到1941年12月7日，中国部队伤亡高达130万人①。1940年1月，周恩来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提到，中国有百万以上的士兵阵亡或受伤（显然是指到1939年8月为止）。他说，在这个数字当中，八路军伤亡仅有3万人、新四军则为1000人。换句话说，抗战打了两年多，依照中共自己的说法，共产党在整个伤亡人数中只占3％②。周小心地向斯大林保证，中共的基本政策是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承认“国民党在领导全国权力机关和军队的关键地位”③。但是中共纪录也明显指出，毛泽东实际的政策也只是假装这些是他的基本目标。

① Ma Chendu（马振犊），"Analysis," pp.46-49.

② Dali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15, 120.

③ 同上注，pp.116-117。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此处所引用文件之真实性。

周恩来在给斯大林的报告里也声称，蒋介石的政府“团结全国所有势力”，执行“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解放战争”。他说：“军官团不问其阶级出身如何，都展现出决心、勇气和无私……在战争中几乎全无阵前逃亡的情形。”①周和毛想让斯大林知道，国共两党是多么努力抗日，但是他们提到的伤亡数字很可能正确无误；低报他们自己的伤亡、夸大政府的损失，对他们并没好处。如同周恩来的说法，他们可能也了解，大多数的国民党军官团事实上英勇作战、伤亡惨重。

① 同上注，pp.115, 116。

三

武汉沦陷后，汪精卫更使劲要推翻蒋介石，重启和东京的秘密接触。他也直接促请蒋改变抗日及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蒋一再拒绝，汪遂潜往河内，后来在河内公开接受近卫首相之邀，加入日本的“亚洲新秩序”。蒋气炸了。1939年2月，他派员携私函到河内见汪，劝他再到欧洲度假；汪不肯，蒋遂派特务前往暗杀汪，不料却误杀汪的亲信曾仲鸣。1940年1月，汪精卫在日本人保护下，于南京成立傀儡政府①。

① Eastman（易劳逸），"Relations," pp.6-9. 关于刺杀汪精卫的详情，Frederic Wakeman Jr.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337-338.

始终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竞争的汪精卫，共有三次另立政府，企图分庭抗礼

汪另立中央的主要理由就是，继续打下去只会扩张苏联的影响力，导致中国赤化。蒋在演讲和日记都对此有所回应，认为汪精卫通敌只是实现日本的美梦，利用中国广大资源和人口，以遂其在亚洲的帝国野心①。希特勒在欧洲势如破竹更加刺激此一幻觉，导致日本搁置在中国发起新攻势的计划，以便加速实现新的宏大战略——向东南亚及太平洋扩张。随着日军攻占广州，与纳粹合作的法国维琪政府又接管中南半岛，进入中国唯一的通道就是从苏联的陆、空路线（但幅度达2000英里），以及新建的滇缅公路。蒋在1938年一声令下，20万名劳工和工程师在没有太多重型机具协助下，两年内就兴建完成这条公路，从昆明直通缅甸腊戍（Lashio）的缅甸铁路终点站。

① 1940年8月21日提及蒋在1940年1月24日的一场演讲，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p.1616-1617。

1940年初蒋再次注意到，中共的威胁比起汉奸更加恶毒①。事实上，中共党员和兵力的大肆成长，给它本身带来极大的财务困难。它不仅需要管理上的投注和技巧，也需要大量财力及其他资源，如武器、谷物、金元、银元或美元。周恩来1940年1月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长篇报告中指出，八路军现在兵力约26.1万人，新四军约3万人。中共党员亦激增为49.8万人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30, 1939, box 40, folder 15.

②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19-121.

讽刺的是，重庆政府本身仍未得到外国的财务或经济援助，却每个月继续补助中共武装部队11万美元。虽然蒋认为毛泽东没有意愿遵守对统一战线的承诺，他显然却自认有必要继续提供中共此一财务支援，以便向斯大林和中国人民展现他遵守统一战线的协议。重庆给的钱约为共产党预算的18％。换句话说，中共仅需要透过“地方政府机关”、极可能是传统的土地税，自筹40％的军事与其他费用支出。得到斯大林和蒋介石提供的补助，中共可以在其地盘维持相对稳定的货币。在中共1940年的预算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小项目，列出它以每月2万美元经费补助五家（表面上是独立的）日报①。

① 同上注，pp.123-125。

1940年4月，德国重型坦克部队绕过马其诺防线，攻进比利时和法国。英国远征军仓皇越过英吉利海峡撤军回国，法国在一个月之内溃败投降。伦敦方面，邱吉尔取代张伯伦出任首相。美国国会通过征兵法案，罗斯福政府立场趋向中国、与日本对抗。希特勒进攻波兰之后不久，蒋介石曾写下，必使中日战争与欧战问题同时连带解决①。罗斯福总统也明白其中的关联。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 1939, box 40, folder 12.

周恩来臂伤痊癒，于3月离开莫斯科回到延安，这一次搭乘的可能是苏联飞机。周恩来留下一份档案（关于蒋介石信赖的人士之资料），内容客观、不任意下判断，也吻合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蒋氏动向的乐观报告①。周带了一份共产国际的决议回到延安，此一决议让中共中央有更大空间自己做决定。斯大林依然相信，毛泽东坚守他和共产国际目前在中国的优先政策——支持蒋委员长领导统一战线抗日。毛却把此一决议解读为，就扩张势力到国民党地区和敌后地区而言，中共还有更积极努力的空间。1940年4月，毛给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一封信，强调“发展的方针”“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毛泽东下令共军自主独立地扩张和建立新基地②。

① 档案在RGASPI，Comintern Executive Archival Collection no.495, inventory 225, file 77.

② Mao（毛泽东），Selected Works, vol.2, pp.204-210.

结果就是重庆接到更多报告，指控中共涉嫌或实际攻击政府军且有其他的“非法行动”。1940年春天，何应钦和蒋多次针对这些事件“严重警告”周恩来。即使如此，八路军部分单位仍在6月渡河到黄河南岸。此外，项英领导的新四军跑到长江北岸活动，也已有一段时候，因为江北更易征集新兵、更适合游击队活动。两项行动都已明白违反中共原先接受的对其部队部署之限制。

7月间，重庆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无疑受到蒋的指示，提议所有共军部队，包含新四军和八路军，都集中到1938年之前黄河河道的北边。在周恩来面前，蒋把这说成是避免“不同战区之间内斗”的计划，然后以命令的口吻表示他“真诚”希望共产党会“绝对服从”①。据韩素音的说法，周支持这个计划②。如果此说为真（后来的事件也证实此言不假），这乃是蒋介石和周恩来通力合作，维持统一战线的另一显著例证。周恩来可能已经看出，蒋愿意放弃黄河旧河道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北平、天津、与满洲国接壤的所有地区，以及与外蒙古接壤的过半地区。这个让步实质上可使中共控制地区和苏联接壤。然而毛泽东拒绝接受，因为他不只希望在黄河以南继续活动，也希望到长江以南发展。

① 蒋在日记中只说他和周恩来会面，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7, 1940, box 40, folder 23. 后来的记事才讲清楚谈话的性质。

② Han Suyin（韩素音），Elder Son, p.174.

周恩来和毛的歧异也充分表现在1940年8月3日他写给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的信中。周写说，看不出来蒋有向日本投降的迹象。周又说，国军需要得到苏联更多的军事援助，尤其是飞机。此外他还说，蒋考虑派宋子文到莫斯科交涉，也要周参加这个代表团。周急迫请示斯大林，询问他是否应参加。周在这封信里没有批评蒋，对于中央军此时正在骚扰或攻击新四军及其他共军部队，毛泽东迭有抱怨，但周并没有附和。周反而说，政府军这种攻击的危险已经过了①。

①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120.

毛泽东兵力有非常亮眼的成长，这使他首次背离过去以有限游击战对付日本的铁令；此一规定旨在避免激恼日军的惩罚性攻击。1940年秋天，他批准出动104团兵力协同作战，攻打山西、河北境内日本人控制下的铁路、公路、煤矿和其他基础建设。这波攻势摧毁数百英里的铁轨、炸毁桥梁、破坏其他防务薄弱的设施，但是到了9月底，八路军人员伤亡约2.2万人，而日军的损失估计只有3、4000人。日军投入大量援军，展开“扫荡战”，收复全部失土。日军到处设置防御性强的碉堡、壕沟，并制定“杀光、烧光、毁光”的三光策略——意即杀光所有的中国人、小孩也杀无赦；游击队活动地区的农村，凡找到牲口家禽，统统杀光；所有的建筑物一律烧光；所有的作物、水坝、水井、运河，全部毁光。日本人还设立“受保护村庄”系统——肯合作的村民集中居住，他们的作物不会被没收、壮丁不会被拉伕、居民不会被滥杀。不消几个月，共产党占领区人口从4400百万人剧降至2500百万人①。毛泽东此后再也没有对日本人发动大攻势。

① William W.Whitson,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1971 (New York: Praeger, 1973), pp.70-74; Dreyer, China at War, p.253.

如蒋介石所预见，1939年9月法西斯的反共公约寿终正寝后，东京当局想方设法要加入包括苏联在内的反民主的极权主义国家集团。东京希望此一发展以及它本身和俄国的修好，会促使莫斯科终止对华援助。日本的极端国家主义者惊讶地发现，不仅把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搁到一旁很容易，全球新秩序也不难变成德苏瓜分欧洲、日本独霸亚洲的概念。日本9月27日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签署三国公约之后，蒋告诉他的高阶将领，这个所谓的“轴心公约”将使局势被迫走向他自1934年即预测的：日本人往南扩张。这势必会使皇军与美、英、法发生冲突。日军已经跨过北越边界，法国维琪政府很快就投降。但是，日本果如蒋之观察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结盟，甚至和苏联间接掛上钩，然而日本此举不啻是在太平洋树下强敌，使它们自然而然成为中国的盟国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9, 1940, box 40, folder 25.

在不确定的局势中，为了增强中国对美、英的杠杆力道，蒋又恢复非正式向东京试探和平的动作。日本因而对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汪精卫政府，迟迟没有承认。这下子，罗斯福开始认真思考他究竟应该如何支持中国继续抗战。10月间，蒋告诉华府中国现在比较不担心日本的侵略，反倒担心中国“全国经济和社会可能崩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坐大”，“如果它成长到令人忧虑，将对远东亚洲、甚至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冲击。”这是蒋第一次玩弄“美国若做或不做某件事，中国恐会崩溃”的威胁把戏——这个策略以后一直玩了30年。他警告说，除非从美方得到大量援助，包括500至1000架飞机、志愿飞行员，否则中国政府无法继续抗日。但他的结语是，“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发展”，中国将追随美国的领导①。11月30日，东京承认汪精卫政府的同一天，华府通过给予中国1亿美元的信用融资。

① Zhang Baijia（章百家），"China's Experience," pp.40-42；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1636。

十月间，新四军和八路军某部在江苏北部会合。根据国民政府的报告，他们攻击中央政府的89军，杀害、俘虏数千名官兵。接下来，国共双方为究竟怎么一回事相互攻讦、指责。但是，不论此一事件真相如何，这是新四军未经军事委员会许可，跨区跑到长江以北的山东、江苏两省活动的又一事例。10月19日，蒋授权参谋总长何应钦通知朱德，新四军领导人必须在11月底以前，把所有部队，包括仍滞留在长江以南指定地区的单位，全部移动到黄河旧河道以北①。蒋实质上是设法把他和周恩来7月间已谈妥、并经军事委员会发令的计划，付诸实现——即使此计划已遭毛泽东否决。

① 蒋介石1940年10月19日给何应钦的指示，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1637；Han Suyin（韩素音），Elder Son, p.174. 毛泽东给共产国际的密电明白提到，蒋介石要求中共所有武装部队退到黄河以北地区——换句话说，完全退出江苏，及大部分的山东。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25-134; Gregory Benton, "Maogate at Maolin Pointing Fingers in the Wake of a Disaster, South Anhui, Janyary 1941," East Asian History(1992): 131-134.

为遵守其接受军事委员会调动部队之承诺，毛对于蒋要求他撤退的回覆是原则上同意，且旋即以无线电通知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率领在安徽的部队渡江北上——不过，毛给了项英长达2个月的时间去完成移防。毛把蒋的要求视为对中共抗战以来成果的威胁，也会限制中共未来在全国的扩张。他设法向莫斯科挑拨，要他们注意蒋的真正意图。毛向斯大林发了一封信，它和周8月间给季米特洛夫的无线电报信息完全不同。毛警告说，蒋介石计划个别与日本谈和，并且全面进击把共军部队赶到旧黄河流域，再予以歼灭①。毛提议先下手为强，发动“以守为攻”的反攻，可以“粉碎”蒋的部队，“扭转政治局势”。季米特洛夫立刻以无线电答覆，毛的计划“使我们很疑惑”，毛必须搁置任何行动，等待更完整的答覆。不久之后，季米特洛夫在详尽的覆信中强烈不同意毛的评估，表示中共“切切不可”对中央政府发动军事行动。不过季米特洛夫也说：“如果蒋介石攻打人民军，你必须全力反击。”为表示共产国际的支持，季米特洛夫两天后拍发电报给毛，说明如果毛能在中共基地和蒙古之间找到安全的路线，“就可能经由这条路送给你相当数量的武器。”②

①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31-134.

② 同上注，pp.125-134.

应周恩来要求，蒋在12月9日把八路军移防的截止期限延到新年除夕，也同意新四军只需在当天之前进入长江以北，但仍须继续前进到黄河以北。圣诞日，蒋周共进晚餐时（蒋一向重视此一假日，两人会挑此时会餐，很有意思），毛发出有关军事策略的新密令，只字不提共军向北移防，只宣布“我们必须竭尽可能地扩张八路军和新四军”①。新四军1月4日开始移防时，却往南走，不是向北走。根据中共官方版本对新四军事件的说法，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的用意是要避开北方的日军，先绕向东南，再转而北上。中共后来声称，项英曾把规划路线报告国军将领顾祝同；但中共就新四军事件提交给莫斯科的报告，却根本没提这一点。蒋介石读了顾祝同的报告，可能认为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部队根本无意渡江，更不会要移防到黄河以北。

① Han Suyin（韩素音），Elder Son, p.174.

毛很可能是要藉端滋事，有意利用新四军移防挑起事端，来合理化他拒绝从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撤出共军的决定。在长江南边的新四军只有师级规模，为此目的，它是可以牺牲的一颗棋子。但是，项英这个人“精力充沛，在党内有不同意见时一向直言不讳”，也不无可能自行其是。中国大陆1984年出版一本“半学术”的小说，描绘项英预备率领皖南部队回到江西的共产党旧根据地，打算在当地打游击抗日，脱离中共中央的管制①。

① Benton, "Maogate at Maolin" p.121. 顾祝同所部俘虏了新四军参谋长赵凌波（Zhao Lingbo，音译），据说赵供出，项英、叶挺打算移动到江苏南方，派了2000人打头阵。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665。

新四军往南移动时，与国军部队发生小冲突。1月7日，毛以无线电通知项英“不要等太久”，也不晓得是什么意思。6天后，顾祝同向蒋报告，项部攻击中央军40师①。接到顾的报告，蒋决定必须针对中共未获核准即扩张一事，严正要求他们退让。他说：“此种匪心奸谋如不以革命精神临之，整个国家几乎为其所卖矣。”②

① Benton, "Maogate at Maolin" p.12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yary 28, 1940, box 41, folder 7; John W.Garver（高龙江），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Oxford, E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44.

顾祝同发动优势兵力进攻共军，杀死、俘虏9000余人，项英本人也被俘。但是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共军虽然损失惨重，民心却同情他们，转而气愤国民党。毛可能预期会有此一反应；但同情声浪之大却远超过他想像。周恩来主持的公关机器也全力开动。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曰报》、国民党地区若干独立报纸，以及“第三势力”知识分子，指控国民党在“新四军事件”中竟然毫无理由的将枪杆子掉转头，在国家抗日的紧要关头让中国人打中国人。毛泽东向季米特洛夫夸耀：“从来没有这么多人站在我们这一边。”他说中共已经“激发全国舆论”，甚至英美外交官也谴责蒋介石①。

①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139; Garver（高龙江），Chinese-Soviet Relations, p146.

蒋要求周恩来想办法摆平，2月1日他派专机送一个方案到延安，提议以长江以北的新四军残部组成一支军队，移防西北。毛当然拒绝，并提出一份中共的要求清单，其中要求重庆对事件全面道歉①。蒋不愿认错，但是他实质上放弃原本要逼共军退到黄河以北的大计划。除了皖南和遭冈村宁次“三光”政策驱出的地区，共军依然留在年初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西北、散布在长江以北的平原、另在长江以南有许多地区的小股游击队。到头来，新四军事件让蒋落得一场空，无法弥补他在宣传战上的重大损失。此后，一直到抗战终止，他只试图围堵中共，防止它扩张。

① 同上注，p.139。它引述毛泽东1941年2月13日拍发给共产国际的Dimitrov。中共表面上接受军事委员会的军事命令，毛泽东在电报中却告诉Dimitrov说，蒋要求共军北调，“我们还不能接受。”

虽然蒋的长期忧患是共产党的威胁，新四军事件后不久，他展现出他近期的优先目标仍是抗日。他从布防在西北、围堵共产党的中央军抽调20万人，派到南方抵挡日军在河南的新攻势。这项大规模调遣，其实距美国驻华官员开始一再指控蒋抗战不力，只专注围堵中共、摧毁中共，仅18个月的时间。但是，毛泽东本人向莫斯科报告中央军这项部署时，却声称“日蒋矛盾依然是（在中国）根本的矛盾。”换句话说，毛泽东承认蒋清楚地以抗日为优先，而非专注对付共产党。在这场战役的第一阶段，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折损1.6万名兵力。毛在1941年2月告诉斯大林：“目前是我们取得上风的最佳时机，我们不能错失它。”但是他保证，不会排除与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可能①。

①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39-140.

同时，情势明朗化，日本真正的野心已转到别的地方。日本海军南方舰队总司令的座机在中国坠毁，日本海军的机密计划留在残骸中。这份计划订定即将进攻中国南海和东南亚的蓝图；蒋介石把虏获的文件转交给盟国。蒋写下，日本显然已放弃“先擒服中国、再南进”的构想。他挖苦地认为，日本海军在中国派不上用场，“唯一能发挥的是南进。”这意谓日本现在已走向和英、美开战的路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4, 1941, box 41, folder 10.

这个发展对蒋是个好消息。尽管过去3年迭吃败仗、损失惨重，要主持政府、经济和流亡军队也很困难，而且在国际上几乎是孤立无援，不过蒋依然坚定不移地深信他和中国一定会战胜日本。由于苏联的因素，他一直不能确定他跟毛泽东中共的斗争，结果会是如何；但是这个问题可以之后再处理。现在当务之急是，固然新四军事件余震犹存，非正式的中美同盟已在快速发展。最重要的是，罗斯福总统已把中国列入他新的“租借法案”对象，此一法案原本主要用意是透过供应大量作战物资以拯救英国。罗斯福也决定派他的个人代表来华，与蒋对话。这位代表居里（Lauchlin Currie）虽然正式官衔是总统个人经济顾问和行政助理，和外交事务扯不上关系，本身对中国所知也不多，却在白宫处理远东事务扮演关键角色。此外，居里还有另一个不寻常的特点——他是莫斯科认定的华府“有影响力的代理人”官员中之一员。这些官员绝大部分因个人理念同情苏联、痛恨法西斯，持有自由经济及社会观点。有些人（如居里）并非共产党员，可能最多只称得上是民主派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相信法西斯的威胁优于一切顾虑，也相信促进莫斯科的利益、提供它敏感资讯，符合美国的利益。他们可能反对被称为“有影响力的代理人”，但至少他们的判断确实很糟。毕竟，当时的苏联和纳粹德国缔结盟约，表示他们的意识形态终究不全是以反法西斯为目的。

蒋介石夫妇与美国特使居里合影

蒋2月10日在重庆接见居里时，居里告诉他，美国不久就会交运4500万美元的武器和军事设备给中国。蒋表达谢意后，又要求美方的财务援助以协助稳定中国的“法币”，并且资助改善滇缅公路。这还只是开端。宋子文3月31日代表总司令向居里提出包罗万象的要求，譬如：1000架军用飞机，供应30师的军火等等。部分飞机是要用来装备一支中国空军部队，交由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率领。陈纳德是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的上尉，“荣誉”衔是上校。自从1937年以来，陈纳德就担任蒋的顾问，负责中国仅有空军的训练①。

① Zhang Baijia（章百家），"China's Experience," pp.43-44.

居里也传上罗斯福的口信。罗斯福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能真正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对抗日本。蒋吓了一跳，答覆说，他个人认为中共以效忠共产国际和苏联为首要目标。他说，共产党并不希望看到中、美、英结为同盟。蒋的说法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居里不同意这些假设性的前提，他让蒋很清楚地感觉到，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美国只有一个目标——打败德国和日本。既然中共也是抗日统一阵线的一员，它会被当作朋友看待。蒋明白他对中共截然不同的观点，恐怕会弄拧他和国民政府所能有的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不过撇开这个话题不谈，蒋对居里到访非常欣慰——与强大的美国结盟看来有可能在一年之内达成。

居里在离开重庆之前，悄悄会晤周恩来。周很积极、可亲，把共产党描绘为爱国的改革派、注重民主，全面称颂美国支持中国抗日。然而，周也警告说，国民党领导人的政策恐怕会导致内战，使抗战崩溃。周可没有那么坦白，他没讲出中共此时继续强烈反对美中结盟，深怕此一伙伴关系若击败了日本，蒋的领导地位将更形巩固①。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70.

四

4月间，蒋得到情报，指称希特勒正计划在数周内攻打苏联。蒋对“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的情报可能来自斯坦纳斯。此人是他的私人安全顾问，和以《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员身分潜伏在日本的苏联间谍索尔格（Richard Sorge）有往来，而索尔格很受到德国驻日大使的信任①。索尔格到重庆采访时，可能把希特勒的计划告诉了跟他一样是苏联间谍的德国国民斯坦纳斯。蒋召见周恩来提出警告，是要让斯大林知道德国即将攻打苏联。事实上，根据周恩来给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的报告，蒋强烈“坚持”攻击即将发生②。蒋的警告固然转达了，但就像索尔格、邱吉尔等人同样的红色警戒，斯大林根本不相信。

① Schecter and Schecter, Sared Secret, pp.17-17, 42-43.

②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188.

然而就蒋所知，他转达的独家情资有可能会从此改变苏联，偏偏苏联又是他宿敌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支持者。蒋想要德国、可能的话还有日本，去入侵苏联，但他又不希望苏联被灭，让日本在西伯利亚建立帝国。此外，蒋已明白，如果战后他要击败或真正合并共产党，端看苏联愿不愿意将两个政权的关系列为中国要务。

自从纳粹和苏联缔结条约以来，蒋就猜疑莫斯科和东京也可能修睦；因此4月13日消息传来，苏联和日本签署中立条约，蒋一点也不觉得意外。接下来几天，他和手下高阶将领开会时，犹能就事论事剖析莫斯科此一地缘政治关系大翻转，以及它的可能影响。在某次会议，他朗读他有先见之明的10页之分析。他认为，和东京签订中立条约，当然是斯大林的重大胜利，因为一则它缓和了苏联陷入两个战线战争的危险，二则它鼓励日本降低在苏联、外蒙古边境的陆面兵力。但是，它也伤害了德、义、日三国同盟的基础，向德国证明其日本盟友并不可靠，它又使得日本海军在南洋“有全部覆灭之危机”。蒋向将领们解释，苏、日在莫斯科签约的结果会使日本觉得够安全，进而从东北调遣6个师的兵力，进入中国其他地区。但不论它如何运用这些部队，蒋认为，日本不会打赢中国，更不用说绝不可能在往后6个月之内达成。他很有信心地说：“太平洋之形势必已丕变，则各国皆乘隙以袭其后矣！”珍珠港事件果真在8个月后发生。

蒋的分析又指出东京和莫斯科的条约，会使美国更意识到日本对他的长期威胁。因此，日本和苏联此一外交动作事实上助长了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前景。他的结论是，日本帝国即将南进，而这将是日本做为世界强权即将完结的开端①。还有，如果他所知不假，希特勒有计划要侵略苏联，那么他认为日军也可能为所欲为，东京会允许日军趁虚攻打苏联。蒋认为这对中国会是最有利的结果，因为美国不会坐视日本、德国征服、瓜分苏联；美、日若爆发战争，中国很快就会成为美、苏的重要盟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将会衰弱，但它最后的胜利势需美国以及中国国民政府拔刀相助。回到2月，他曾在日记记下，他希望美国不要“太早”卷入亚洲的冲突，也就是别在“日、苏开始交战之前”涉入战局。他也把德国出兵计划“巴巴罗萨行动”的情资交给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力促美国别采取任何行动，以免激恼柏林，造成希特勒取消箭在弦上的出卖斯大林行动②。他再次向华府表示，美国最好暂时别被扯进对日战争。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3, 1941, box 41, folder 10.

② Garver（高龙江），Chinese-Soviet Relations, p.183.

5月间，罗斯福发表声明宣布无限制的国家紧急状况，在各项措施当中也表示承诺对英国和中国给予道义和物资的援助①。虽然依租借法案答应的军事援助还未抵达，但蒋十分高兴。从美国的立场看来，欧、亚两场战争现在不仅联结起来，而且还同等重要。蒋认为他给罗斯福的电报起了作用。至于毛泽东这边，他仍然宣称罗斯福是“战争贩子”。

① Akira Iriye（入江昭），Origins, p.688.

当蒋介石听到希特勒的信徒赫斯（Rudolph Hess）驾机到英国，寻求德、英构和，他更相信希特勒进攻苏联已迫在眉睫①。6月18日，蒋读着某西方通讯社报导德国和土耳其签署条约的译文，他立刻正确地解读，这是希特勒准备对土耳其的邻国发动疯狂大进击之前，先安顿好侧翼掩护的迹象。他在日记中写下：“德之攻俄，必不出数日矣。”②根据共产国际文件的说法，蒋紧急召见周恩来，告诉他：德国将在6月21日发动对苏攻击，他再次力促中共向斯大林示警。6月22日，纳粹200万大军疯狂猛扑苏联。蒋立刻和苏联站到同一阵线，与柏林、罗马断交，并提醒莫斯科慎防日本进犯，也提议中、苏签订同盟条约。他还鼓励美国支持这个遭到包围的共产主义大国——长期而言，苏联是他最害怕的国家③。对希特勒攻打苏联，有这样的反应，反映出蒋此时最优先的考量是击败日本。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3, 1941, box 41, folder 1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9, 1941, box 41, folder 12.

③ Garver（高龙江），Chinese-Soviet Relations, pp.184-185.

现在，不分地域的全球大战已是一触即发。一边是理性或世俗人本主义倾向的国家，由西方与中华开明文化而生的自由民主、务实威权与雅各宾式的极权主义。另外一边则是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死而复活的法西斯专制主义。

果如委员长所盼望，巴巴罗萨行动使日本皇军向乌拉山挺进与德军会师的美梦又起。日本停止从满洲国调走部队，反而在该区又集结16个师的兵力①。不到两年的时间，莫斯科分别与两大法西斯国家签订条约，但是现在它要求世界各国共产党再次以反法西斯为最高优先。德军入侵当天，共产国际发紧急指令给中国共产党，告诉他们：其最迫切任务是“坚持和国民党合作”抗日，并且“如果日本加入攻打苏联”，要准备以军事行动摧毁日本人在华交通运输线。这种有条件的说法清楚表明：除非日本攻击苏联，否则针对中国境内日本侵略者的武力行为，不宜由中共发动。但是这也暗示要尽一切可能去怂恿美国对付德、日这两个法西斯敌人。在中共的宣传里，美国一夕之间变成世界事务的正面力量。《解放军报》把原来诋毁为是“战争贩子”的罗斯福歌颂为“开明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家”②。

① Tobe Ryoici, "Japanese 11th Army's Operations in Central China, 1938-1941,"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29.

②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42-145.

重庆1941年的夏天和往常一样既热又黏。从防空洞和茅屋里丢到排水沟的粪便使全城笼罩着一股恶臭。日军轰炸机曾在1939、1940年夏天蹂躏陪都，现在因为天候转晴又恢复滥炸，有时候一天就有150架次飞来掷弹。中国方面设计一套敌机来袭警报系统，部署到离城100英里以外的地方，它用手摇式发射台和简单的密码就足以对日机来袭发挥警告作用①。但是，日军轰炸机一旦飞临目标上空，可就如入无人之境，弹如雨下，有时可一连滥炸2、3小时。重庆根本没有有效的消防设施，只能干看着火势自然熄灭。电路线大体已完全失灵。从古时候留下来的结构体只剩一堆石头——木头全被卸走了。可是，中国人坚忍不拔，巴士利用马铃薯和尿液配制的酒精照样跑；小店铺被炸毁，次日就可利用木板搭架照样开门②。

① Claire Lee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1949; Tucson, Ariz: James Thorvaardson & Sons, 1991), pp.82-83.

② Robert Payne（白英），Chiang Kai-shek (New York: Wright and Talley, 1969), pp.239-241.

尽管许多地区营养不足，1941年全年，在四川以及中央政府控制的省分，绝大多数没有闹饥荒的现象。谷物、盐和其他粮食可运输到数百英里之外，甚至穿越日军防线送到政府控制地区，如重庆。事实上，尽管全国残破，不时在各地爆发作战，自由中国仍然照常运作。国民党透过银行放款给农民、分配新种子、把难民安置到休耕地、整修灌溉圳道、保护交通网、养育驮兽等等，维持住农业生产。结果是：“直到1941年，国民党控制地区的农业生产都足够……平均卡路里摄取量……维持战前的同样水平。”为了压制通货膨胀，政府降低公务员薪水，增加赋税。1941年底，抗战进行了四年半，自由中国平均物价比战前高出20倍；数字虽高，但在当时的特殊状况下却算低，而且在勉为温饱的社会这是尚能调节的数字①。史迪威将军和其他美国人（包括新闻记者）一年后陆续国内报导，指责国民政府彻底贪腐、无能，其实若此话属实，恐怕就不会有此一成绩②。

① Arthur N.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257.

② 同上注，pp.17-18。

7月中旬，美国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飞抵位于长江江心岛的中坝重庆机场。拉铁摩尔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边区的专家，曾任《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主编，是居里将他推荐给蒋介石，聘为直通白宫的个人顾问。不过因为蒋已经不信任华府的国务院或驻华美国外交官员，因此在他的安排之下，拉铁摩尔成为中国政府的民间雇员，与驻重庆美国大使馆没有官方关系①。

① Owen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0), p.87.

会讲宁波话的拉铁摩尔于1941年7月到达重庆，成为中国政府的民间雇员

拉铁摩尔很了解他的雇主。原因之一是他幼年时到过中国，一直照顾他的保姆讲的就是跟蒋一样的宁波话，因此他也通晓宁波话。后来，拉铁摩尔对国民政府强烈批判，因此他在战后回忆录中对蒋的正面观点特别有可信度①。他认为蒋是个“真正的爱国者”、“非常具有国家意识”、“一个了不起的人”、“有时候……比罗斯福或邱吉尔更有远见。”例如，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初期，德军横扫俄国欧洲地区，蒋很有信心地告诉拉铁摩尔苏联会站稳阵脚，最终必会战胜德国人。他了解版图具大陆规模的国家之实力。他也说被困在中国的日本需要有某种胜利，因此日本将会进攻南方的殖民地地区，不久也“将在太平洋另辟战线”，可是这将使日本陷入“和列强的严重冲突”②。拉铁摩尔虽然敬佩蒋介石，却不喜欢他沉默寡言的个性。他和多数美国人一样跟周恩来很谈得来③。

① 战后，麦卡锡参议员及其支持者指控拉铁摩尔是共产党员，他和同伙美国人痛批国民党政府，使得中国沦陷入共产党控制。这些指控并不符实情。

②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pp.135,149,155.

③ 同上注，p.149。

7月底，日本接管南越；美国下令冻结日本在美财产，并且非正式却有效地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两天前，罗斯福终于批准由陈纳德率领的美国志愿飞行员飞虎队，以500架飞机在中国开始运作。8月，罗斯福和邱吉尔在纽芬兰会谈，发表“大西洋宪章”，重申威尔逊总统的国际主义，及共同致力于“纳粹暴政的最后摧毁”。蒋和多数观察家认为“纳粹暴政”一词包含日本在内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16, 1941, box 41, folder 14.

同时，蒋介石怀疑美、日双边正在进行的高阶会商，意在解决两国之间歧见，说不定会“出卖中国”。能制衡这个忧虑的是重庆、伦敦和莫斯科之间，都有盼望美国对日立场渐趋强硬的共识，当然强硬的结果会导致美、日交战，进而也和德国交战。蒋和邱吉尔保持密切联系，1941年秋天中、英之间出现“小小的友善”①。11月初，蒋预测美、日将在“12月中旬”发生冲突②。斯大林为了不让日本人忧虑其西侧，向东京担保会遵守日苏中立条约③。

① Akira Iriye（入江昭），Origins, p.179.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9, 1941, box 41, folder 17.

③ Schecter and Schecter, Sacred Secret, pp.42-43.

夏末，日本海军获准规划针对珍珠港美国舰队出动航空母舰突袭。日方的如意算盘和1937年进犯中国一样，其目的在于先予敌人沉重打击，以利未来交涉能依日方条件谈判。在此同时，日本将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站稳帝国脚步进一步孤立中国，使它得不到外援。近卫首相觉得这个计划太轻率，但军方反对他。10月，近卫辞职，东条英机大将接任首相①。

① Akira Iriye（入江昭），Origins, p.151.

可能是得到宋美龄和宋子文的警告，指称战事即将扩大，宋庆龄离开香港，迁居重庆。不久，她就和妹妹一起露面，探访遭轰炸地区、慰问伤者。这时候，已经31岁的蒋经国，和父亲彼此交换日记参阅。此时蒋经国因为主持赣南行政专区，勤政爱民、平易近人，颇受美国记者和外交官好评。他父亲写说：“人民爱戴。”纬国则在军职求发展。他曾以德国士官学生身分参加德国合并奥地利的行动。他在1939年欧战爆发前不久毕业，跑到美国诺克斯堡陆军装甲兵中心受训1年。蒋介石对宋美龄隐瞒纬国的存在足足有13年之久，但是他说了之后，美龄立刻喜欢上这个温文、英俊、通晓英语的继子。纬国回国后以少尉军阶派驻西安附近某陆军单位，沿黄河与日军对峙①。

① 1996年6月5日，蒋纬国在台北受访。

秋天，战火在湖南以及扼三峡之险的宜昌又转炽。中方部队还是没逃，损失上万人，日军伤亡亦大到足以让东京参谋本部觉得必须与西方列强开战——他们现在认为，日本唯有击败美国才能说服蒋介石的政府结束对日抗战①。

① Tobe Ryoici, "Japanese 11th Army's Operations in Central China, 1938-1941,"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p.29-30.

蒋不仅致函罗斯福总统，也不时写信给海军部长诺克斯（Frank Knox）和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他获悉美方为争取时间备战，正考虑把实施不久的对日禁运条件放宽。和日方新一回合的谈判，已订于12月在华府展开。蒋非常紧张，立刻拍发急电给赫尔、居里、诺克斯和史汀生，警告说：“美国一旦放松对日禁运，将使中国抗战悲溃。”蒋也把他对华府的警告转知邱吉尔；邱吉尔立刻拍发电报给罗斯福，支持中方立场。罗斯福决定对日谈判时不提出放松禁运的方案；赫尔国务卿于11月26日致函日本，重申美方早先的立场——日本应撤出中国（含满洲）。蒋觉得他的严重警告“得于千钧一发之时，旋转于瞬刻也”。中国要停止抗战这个威胁对苏联也管用；往后多年，他一再使用同一招数。他对这次经过有这样的说法：“真正的危机会产生妙计、妙行……有时候，人生的困顿反而是最好的滋补。”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25, 1941, box 41, folder 17.

拉铁摩尔到中国还未满6个月，就得了痢疾，12月初他决定回美国就医。可是，蒋警告他：“局势不定。你必须先飞香港，再飞越太平洋；最好还是等一等才启程。”拉铁摩尔后来获悉，蒋在东南亚的情报人员报告说，日本驻新加坡领事馆及其他东南亚城市的领事馆，烟囱和焚化炉频频冒出浓烟。中方研判，日本人预期即将开战，已先烧毁秘密文件①。

①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p.160. 华府方面，联邦调查局报告说，日本大使馆正在烧毁文件。

重庆时间12月8日凌晨一点鐘，一名副官叫醒委员长，报告日军航空母舰机群进攻珍珠港的消息。蒋嘱咐他立刻请国民党中常委们开会；然后他口述一封信给罗斯福，由蒋夫人译成英文：“现时我两国已对共同之公敌而作共同之奋斗，中国自当贡献其所能及其所有，期与友邦美国以及各与国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必使太平洋以及全世界人类正义在野蛮暴力与无穷诡诈之空前劫运下获得解放而后已。”①

① 蒋1941年12月8日致函罗斯福，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p.1816-1917。

7个小时后，蒋介石身穿朴素的潘兴式军服进入会议室，全体与会人士起立迎接。他看来神情泰然自若，照惯例要大家（包括拉铁摩尔在内）发表意见。拉铁摩尔强调美国会克服珍珠港的教训，全力展开作战。拉铁摩尔认为，委员长“并不真正高兴”太平洋战争在美国尚未有充分准备之前就开始。但是，更有可能的是，蒋不高兴是因为珍珠港事件已终结了日本攻打苏联的任何机会。总之，蒋的政治分析已证明正确，他的外交也成功。强大的美国最后已正式和中国结为盟友，加入对日作战①。

①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p.161.

蒋告诉与会人士 ，他预备提议中、美、英、苏一起对德、义、日宣战，承诺在战胜之前绝不个别缔和。他又说，把苏联拉进来抗日，特别重要。会后，蒋读罗斯福给他的回信，它预言必将全面胜利，并宣称：“能够与阁下及您领导的贵国结合，我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①

① 同上注。

蒋在珍珠港事件后初步的军事行动为采取攻势——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国第一次进攻。他下令给个子不高、说话轻柔，但十分坚毅的薛岳，从第9战区抽调中央军及粤系部队前往广州，减轻香港英国守军承受的压力。冈村宁次派出6万名日军转进、可能的话就歼灭中方部队。但因为香港在圣诞节当天就迅速沦陷，他决定另以夺占、摧毁长沙为目标。这是湖南省垣周围第三度陷入战火。薛岳不断接到委员长遥控下达战术命令，搞得他十分为难，一度退到接不到命令的地方。薛岳围住占领长沙的日军，日军一退，他就进攻。据他自称，日军伤亡达几万人。不论日军伤亡数字多寡，日军先前进接着又早早撤退，使蒋可以宣告“长沙大捷”。日军攻打盟军连番大胜之下，“长沙大捷”让英、美、中皆感到兴奋。它似乎更凸显了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①。

①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李宗仁），Memoirs, pp.428-429; Hauro Tohmatsu, "The Strategic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no-Japanese and Pacific Wars," paper given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p.3-4; Liu Military History, p.209.

蒋介石的杂牌军把日军36个师团、44个混成旅团，总共约130万的兵力困在中国（含满洲国）。这约当日本陆军67％的兵力，盟国当然希望把他们继续绊住①。珍珠港事件后，东京从中国抽调9个师团到太平洋和东南亚不同战场②。但滞留在中国及满洲的部队仍高达100万人。由于苏联在满洲或其他地方攻击日本的可能性为零，除了中国军队（包含共军）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兵力可把日军牵制在东北。蒋在日记中记下，美、英迄今在太平洋连战皆北，他认为这个纪录应该可使他们想到中国部队器械火力虽不如人，从1937年以来却一直英勇抗日。他相信，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地位会因此达到空前的高度③。

① Haruo Tohmatsu, "Strategic Correlation," p.3.

② 同上注，pp.3-4。

③ Chiang Diaries, December 10 and 11, 1941, January 31, 1942, box 41, folder 18; Chiang Diaries, January 31, 1942,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55。

东京和盟国一样，认为滇缅公路是攸关盟军大业的重要战略资产。因此，日军第15军在12月12日开始从克拉半岛（Kra Peninsula，马来半岛的别称）往仰光前进，仰光港是通往腊戍和滇缅公路的补给线之源头。新战事的第一天，蒋就告诉英国，他预备派出手下最精锐的8万部队——仅有的德式训练部队——到缅甸；更令人动容的是，愿意把他们交给英国人指挥。他也表示可以把手中犹剩的重机械化炮兵投入缅甸战场。蒋决心在盟国大业中善尽责任。

此时，飞虎队（正式名称是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只有75架刚从美国接收的P-40飞机。所有的飞行员都是美国人，但它是一个中国单位，由中国政府支付一切开销。它的飞机几乎就是蒋手中仅有的一切作战飞机；虽然重庆天天遭日机轰炸，他把飞虎队全部投入大英帝国殖民地缅甸的保护战①。对于到处吃败仗的盟国，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项承诺。即使如此，不到几个月，就有一些美国官员批评蒋介石，指他决定尽可能不跟日军作战。

① Chennault, Way of Fighter, pp.126-127.

同时，英国也不急着要中国这样一个反帝国主义的亚洲国家，派部队来拯救其亚洲殖民地。邱吉尔把独眼龙元帅魏菲尔（Sir Archibald Wavell）从埃及调到印度。魏菲尔来到重庆，向蒋说：他只能接受中国一个师。据在场做纪录的拉铁摩尔说，蒋闻言大怒，痛斥魏菲尔：“你和你们的人根本不晓得如何跟日本人打仗。对抗日本不是殖民地战争，不是在平息殖民地的叛乱分子。日本是要认真以待的强国……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交手、打了这么多年，我们晓得怎么对付他们。这件事，你们英国人没办法。你们应该向中国人学习如何跟日本人打仗。”①英国人根本不甩蒋，蒋也看不惯他们；但是，撇开族群上的敌意，蒋介石是对的——缅甸英军根本抵挡不了日本陆军前锋部队。受过丛林战训练的日本轻装步兵，经常利用脚踏车和驮兽移动。蒋也致函罗斯福提醒他，被殖民统治的缅甸人并不像中国人团结抗日，甚至可能与日本人合作。他说，英国应该改变态度，宣布战后其殖民地皆可享有自决权。他要求罗斯福把此一“鄙见”转达给邱吉尔②。

①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p.164. 当然他或许也承认，日本以压倒性优势火力，已征服了1/4中国。

② 蒋1942年1月7日给罗斯福的电报，见秦孝仪，《大事长编》，p.1847。

蒋对魏菲尔生气，也对英国的能力和耐力感到不安，但这都不影响他力挺在缅甸军事地位快速恶化的盟军。30多位飞虎队飞行员声称，他们一连10个星期在仰光上空击落日机217架、可能也摧毁另外43架。这些兴奋的飞行员过去从未打过仗，即使真正的“战绩”只有他们声称的一半，也是了不得的表现①。

①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p.130-131.

魏菲尔很快就明白他的确需要中国人助阵，紧急向重庆求援。蒋立刻命令国军第五军、第六军和六十六军开拔。这批部队具备一般国军没有的优势，他们拥有卡车，几星期内就进驻仰光北边150英里的同古镇（Toungoo）。

同时，罗斯福在除夕发电报给蒋，表示他已取得西方盟国同意，提名蒋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蒋感谢罗斯福此一提名，要求罗斯福简派一名能干的美国高阶将官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蒋说，这个人选不必一定是亚洲专家或中国专家，只要他“有工作热忱、性格良善和能力”就行。蒋提议，受命担任此职位的美军将领将获得对缅甸中国部队的“执行控制”。但是，他也强调此人必须向他报告①。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推荐他最亲近的好友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出任这个职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31, 1941, box 42, folder 4;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56。

史迪威在1940年成为中将师长，次年突然跃升为军团司令。珍珠港事件前6个月，他被提名为美国陆军最佳军团司令①。史迪威会见史汀生部长时表示，此行任务成功与否端视蒋介石是否肯把部分国军交给美国人指挥。史汀生向他担保说，蒋本人就是这么提议的。两天后，史迪威和马歇尔见面，又提及只要他获得“指挥权”在中国成功的机会很大——他在日记里特别用大写字体标出这个字词②。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p.199-213.

② 同上注，p.243。史迪威曾说，中国可能还需要两个世代，才会出现一流将才。（同上注，p.172）

史迪威，西点军校毕业，曾于1920、1930年代在中国任职，能通中文，公认是美军里的中国专家。绰号“酸醋乔”（Vinegar Joe）的史迪威，身材瘦削、鹰钩鼻、言词刻薄。尽管他和蒋一样块头不大，但却是一位强悍的将领，以直言不讳自豪。他也和委员长一样是行动派，相信意志力和人的精力可以改变世界。

在西方记者和他的军中同僚眼中，史迪威的态度令人耳目一新，但却导致他过度简化复杂的问题，低估蒋介石、毛泽东这类人性格上的细腻度。他可以热心、大方，但是在评断别人时却“严厉无情”，甚至是恶毒①。

① 同上注，p.172。

尽管他的政治观点保守，史迪威和许多美国观察家一样，深受史诺、伊罗生等同情中共的作家之影响。他相信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只是想要“依合理的条件取得土地所有权”。他也深信“中国人没有成为共产党的性格特质”，因此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不是个马列主义政党。反过来，史迪威却认为蒋介石是个残暴、无思想的独裁者，没有宗旨目标，“一事无成”①。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在全球经济大萧条之中，中国又深陷内战，蒋花了极大精力和资源，以德国器材、训练和武器打造现代化部队和国防工业——全由中国自费供应；他又采取其他措施，如禁止在沿海地区建造新工厂，为即将来临的战争做准备。可是，当时担任美国驻华陆军武官的史迪威却报告说，以准备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而言，蒋“毫无意愿做任何事，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准备迎战一个第一流的大国”。在史迪威心目中，蒋根本没有价值、没有治国技能、没有将才、除了为个人集权，对中国的现代化和福祉毫无兴趣；没有爱国、勇气、忠诚、责任心、荣誉感等等值得称道的人性特质，也缺乏学术或文化兴趣②。对史迪威来讲，人都是可以具体分类的，没有细微差异这回事。

① 同上注，p.153。

② FRUS(1937), vol.3: The Far East, p.258.

宋子文此时奉派驻在华府担任蒋的私人代表及中国军事采购团团长。获悉史迪威将担任蒋的美籍参谋长时，宋向蒋报告史迪威是个声望卓著的军官。蒋答说：“非常欢迎”史迪威。华府方面提议，史迪威不仅担任蒋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还兼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并督导中国境内之租借法案物资。蒋告诉宋子文，如果两国政府对如何作战出现歧见，这可能会发生问题。不过，蒋还是同意了，只是强调这位派到中国来的美国高级军事代表必须“听话”——听最高统帅的话。中文的“听话”就是“遵循或服从我说的话”。宋子文向史汀生强调，史迪威“必须接受委员长的指挥”①。

① 蒋1942年1月22、23日给宋子文之电报，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1852-1853。

新年伊始，蒋注意到中国终于被接受为四大强国之一。由于担心洩密，中国没被允许参加盟国联合参谋长团（Allied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但其他方面的姿态都让蒋很放心：美国确实重视中国的战略角色。宋子文奉蒋指示，争取到5亿美元贷款，其中一大部分是用在让民众以法币购买美金公债。不幸的是，它没办法抑制通货膨胀，反而使一些有办法的人、甚至部分在华美国人从中获利①。

①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pp.231-240.

第五章：蒋介石和他的美国盟友

1941年底，原本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根据租借法案承诺供给的武器、补给和器材设备（给飞虎队的100架P-40飞机不计），总价1.45亿美元只运交了2600万。其中多数堆在仰光码头，等候火车北送到腊戍及滇缅公路的起点①。即使缅甸到云南的715英里，一路上窃盗猖獗，在珍珠港事件爆发时，每个月仍有2万吨物资送达目的地②。

① 据报导，每一卡车处罚时所载的货，由于管理及维修失当加上非法盗窃，等送到目的地往往只剩下1/3。见Zhang Baijia（章百家），"China's Experience in Seeking Foreign Military Aid and Cooperation for Resisting Japanese Aggression,"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46;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1952; Washington, D.C.: 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2002), p.45.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45.

蒋介石认为日军可能会封锁滇缅公路，因此他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印度。一旦失去滇缅公路，除了通过陷入战火的俄罗斯，再南下外蒙古和新疆此一不确定的路径之外，中国与外界联通唯一的出路，就是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这条空中航道①。或者，也可设法从印度东北部开辟一条穿越缅北山区的公路。可是，甘地领导的国民大会党，虽然反对日本侵略，却不肯支持英国的作战，有些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甚至乐见印度被日本“解放”。蒋希望亲自出马，劝说甘地和另一位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反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上合作，或至少不破坏英国对日的作战。因此，在太平洋战争关键的开打阶段，这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飞往印度。盟国阵营里没人把它看做重要大事，也不认为反帝国主义的旗号可让此举变得可行。

① 1942年2月4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57。

2月4日，蒋在宋美龄的陪同下，先到了腊戍，与缅甸英军司令官胡敦（Thomas Jacomb Hutton）将军在此进行午夜会谈。经过宋美龄的翻译，委员长重申他愿意把刚抵达缅北的中国部队，交给英国指挥。不过在听到胡敦表示缅甸英军已在“灾祸边缘”后，他立刻改变主意。试图撤退到锡唐河（Sittang River）的的第17印度师团已被截断，兵员折损一半；现在日本人要去仰光根本是畅通无阻。委员长此时对英国人守住缅甸的能力失去信心。他决定不要让他最精锐的地面部队卷入“不必要的消耗战”①。

① Alan K.Lathrop, "The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in the First Burma Campaig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2, no.2 (September 8, 1981): 409-410.

蒋在2月8日抵达新德里。食古不化的帝国主义者邱吉尔，对于这个中国领导人竟然在“英王的印度”做官方访问时，提议会晤“近乎造反者”的甘地，大为生气。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Kerr）向邱吉尔报告，蒋真心相信他个人对两位印度国大党领导人的影响，对盟国的目标有帮助，并表示他（卡尔）“对蒋的用心和判断力都信心十足”。但是，邱吉尔坚决不让蒋到瓦达镇的甘地住所拜访，而甘地本人也不肯到殖民政府所在的首都新德里。最后，蒋介石和甘地于2月18日，在加尔各答市郊一处灵修中心碰面。两人都是领导反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有许多共通点——在宋美龄的翻译下，两人足足谈了五个小时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57。

蒋告诉甘地，印度继续支持盟国是非常紧要的。这位身形枯槁的领袖表示他同情中国，所以不会妨碍对日本的抵抗。几个月之后，甘地给蒋一封亲笔信说：“我认为我们俩在加尔各答那5小时坦率、真诚的讨论，是我这生最满意、最难忘的经验。”甘地表示，针对英国的非暴力反抗将会继续，但是他“保证（他的）一切行动都将经过审慎盘算，避免有利于日本对中国之侵略”①。蒋对盟国大业做出一份重要的外交贡献——虽然邱吉尔一点也不领情。

① 甘地给蒋的信，在蒋1942年6月22日给宋子文的电报可见文摘，T.V.Sonng Papers, box 36, folder 5;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18, 1942, box 42, folder 7.

蒋回到重庆，又拍发电文给罗斯福，谈到英国和荷兰应该仿效美国对菲律宾的榜样，清楚地允诺所有殖民地的完全独立。蒋认为，这是确保殖民地人民真正效忠盟国大业唯一的方法。他在这封电文里，大量引述他和“一位印度朋友（甘地）”的谈话①。罗斯福把信息转给邱吉尔，邱吉尔不太高兴。

① Chiang telegram to Soong, March 15, 1942, T.V.Soong Papers, box 36, folder 5.

2月27日，蒋氏夫妇在儿子经国的陪同下，飞回缅甸的腊戍，再次会见胡敦将军。蒋觉得这位英国将领一副缅甸已失守的样子，而且似乎已准备撤退到印度。不到一个星期，仰光沦陷，这进一步摧毁了蒋委员长对于把国军投入缅甸保卫战一举，仅存的信心。次日，从加尔各答前往重庆的史迪威，在腊戍短暂停留，受到蒋“客气的欢迎”。当着他的面，蒋以他一贯的“尖嗓子”向国军第5军、第6军高阶将领宣布，今后他们只接受史迪威将军的命令。史迪威很高兴地继续飞往中国①。

① Joseph W.Stilwell, The Stilwell Papers, ed. Theodore H.White（白修德）(London: Mac-Donald, 1949), pp.69, 70.

蒋氏夫妇回到重庆之后，立刻和这位中国战区参谋长进行第一次正式讨论。一见面，蒋先请史迪威叙述他的在华职责，但是他注意到史迪威没提到参谋长这个职位。蒋问：“你是不是我的参谋长？”史迪威答说：“是的，我是阁下的参谋长，直接受您的指挥。”谈到当前的缅甸问题，蒋说他受够了英国的无心作战，很怀疑他们的动机。但是在缅甸境内及边境的国军部队，正在等候史迪威的指挥。史迪威感到有些惊讶，因为蒋竟然真的把中国精锐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他①。

① 蒋1942年3月5日和史迪威会谈的中文摘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72。

史迪威与蒋介石、宋美龄的貌合神离，蒋介石成了酸醋乔口中的“花生米”

3月9日，委员长和夫人举行晚宴招待史迪威。出席贵宾有空军指挥官陈纳德，以及两位桂系将领白崇喜和李宗仁；史迪威觉得李、白看来是“好人”。晚宴后，在2小时针对缅甸总体战略的讨论中，蒋提出以撤守瓦城（Mandalay）为主轴的计划。史迪威同意必须守住瓦城，但强调“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仰光”。他建议在仰光北方的锡唐河流域采取攻势，切断南方的日军，拆散敌军，然后重新拿下首都。蒋认为史迪威的构想太危险，但壮志可佩；他没有直接拒绝光复仰光，以开通滇缅公路仰赖的港口和铁路为目标。为了表示对史迪威充分信赖，蒋说他当天夜里将会发电报给罗斯福，请罗斯福转告邱吉尔，史迪威必须拥有在缅甸的盟军全部指挥权，包括对英国部队的指挥权——否则，中国部队就会撤离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72。

这是他们密切关系的好的开始。宋美龄“兴致高昂、喋喋不休”。她挽着史迪威和陈纳德，走到庭园散步、谈话。她说，她很高兴中国终于“有两位美国军事领袖相助”。史迪威觉得宋美龄在盘算些什么，但是他喜欢她，认为她“直接、有力、精力充沛、爱好权力、喜欢出风头和被奉承……随时可以施展魅力……是个（潜在的）重要盟友，往往能影响她丈夫走上正确的路线上”。蒋就寝前，拍电报给宋子文，要他尽速谒见罗斯福，要求他促成史迪威接掌缅甸全境英军和国军部队①。

① Stillwell, Papers, pp.94-95.

史迪威第二天去见蒋时，委员长情绪依然十分高昂。他花了很长时间，从容地向新任参谋长讲述了解中国士卒脾气和缺陷的重要性。1942年时，一个标准的中国师，兵员约在7000至9000人之间，但步枪火力最多罕有超过3000枝，加上几百挺轻机关枪，30、40挺中型机关枪，以及少许3英寸的臼炮。除了少数小口径的反坦克炮之外，一般的师团并没有配炮兵队。每个师的讯号兵都少得可怜，仅有1、2辆汽车，或许半打卡车，以及几百匹营养不良的骡马。器材、武器、弹药来源各不相同，零件无法共用。一般而言，营养不良的兵员有一半，而且一名医生平均要照顾数千人；许多人因病亡故①。

① Field Marshall Viscount Slim, Defeat into Victory: Battling Japan in Burma and India, 1942-1945 (New York: Cooper Square Press, 2000), p.17; Zhang Ruide（张瑞德），"The Central Army from Whampoa to 1949," in A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 ed. David Graff（葛德威）and Robin Hiphem (Boulder, Colo.: Westview, 2002), pp.201-210.

接下来，蒋把话题转到当前重要的作战问题——缅甸。蒋对前一天夜里的讨论已经动摇了。他回到最初的观点，觉得仰光已经失守，此时若要设法收复，风险很大，因为日本在海上、空中，甚至可能连地面都掌优势兵力。这次谈话的完整誊本被送交给在华府的宋子文。底下是蒋对史就此一议题谈话的摘要版，史迪威礼貌地听着：

日军掌握了空中和海上优势，也拥有坦克和大炮，使得光复仰光很困难。第5军、第6军是国军的精锐部队。他们的伤亡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因此，这些部队不能被打垮，是十分重要的……在缅甸的上上之策就是在瓦城坚守东西防线。国军应部署在瓦城郊外，等候日军进攻当地英国部队。然后，国军或许可猛扑敌军。以目前缅甸的态势看来，发动攻势应该不是指导方针。①

① 给宋子文之电报，有提到蒋介石、史迪威3月10日谈话译本，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11.

史迪威尊敬地听完后，向蒋报告：“我非常感谢您如此坦诚的一席话。您可以放心，我会非常重视您所告诉我的话，您大可放心。我明白我需要认识、了解中国人的心理。您很大方地把缅甸国军部队交给我指挥……我会尽全力执行您的命令。”然而，会谈结束后，史迪威在日记写下，他的计划不变：“全力光复仰光；光复不成，才退守瓦城。”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97.

史迪威要在仰光北方150英里的同古抗击日军，然后全面反攻夺回仰光。当他和蒋讨论战术、战略和部队相互关系时，深刻的差异明显地分隔着两人。打从早年驻华就不喜欢蒋的史迪威，开始在日记、在其他美国人面前称呼蒋作“花生米”。蒋也不高兴这个老美趾高气昂的态度，以及越来越卤莽的过分自信。史迪威才刚到任两个星期，就已大力挑战了委员长的判断，对如何部署中国最精锐的两个军团，坚持己见。

同时，罗斯福也不太愿意就缅甸英军指挥权议题去劝说邱吉尔，毕竟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军亚历山大元帅（Harold Alexander）访问重庆之后，蒋也同意由亚历山大全盘指挥缅境作战。蒋夫人递信给史迪威告诉他这个决定。如此传递攸关国家大事的机密资讯，实在不寻常，但也反映出她非常希望与史迪威建立特殊关系①。

① Frank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71) pp.71-72.

魏菲尔已经向亚历山大报告过，他非常怀疑他如何能够守住缅甸。蒋也担心日军远比史迪威想像中强大。他认为，日军在缅甸南部及邻接的泰国，兵力已经增加一倍。日军在仰光地区有将近500架军机，而飞虎队只剩下42架堪用的飞机。再者，日本海军现已掌控了整个孟加拉湾①。鉴于日军明显享有海、空优势，英军又仓皇撤退，此时此刻守势战略似乎很合理。不过史迪威仍坚持采取攻势。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100.

日子一天天过去，蒋越来越担心史迪威的欠缺经验及脾气，以致夜不成眠。他冒风险把精锐部队交付给一个很快就不能信赖的人，而且此人从未实际带兵作战，也没规划或执行过真正的多个师级部队的作战①。蒋觉得史迪威似乎浑然不知有被敌军围困的危险。宋美龄不隐藏她对采取攻势的偏爱，私下告诉史迪威“坚持下去”，反正一旦开战，蒋不愿意也不行，所以他完全可以放手去做②。史迪威觉得他必须赌这一把，好向罗斯福展示他认真要在战争中扮演重要、合作的角色。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20, 1942, boxe 42, folder 8.

② Stillwell, Papers, p.82.

3月19日，日军在同古攻击国军第200师，这是国军唯一一个可以完全靠卡车移动的部队。双方鏖战12天，所有的报导转述都称这支中国部队英勇奋战。史迪威3月22日抵达前线，接下直接指挥权①。3月30日，火力、兵员都明显不如人的第200师，毫发无伤地退出几乎已被包围的城市，同时右翼的英、印部队则退往伊洛瓦底江流域。第5军军长杜聿明一度用尽各种藉口，不回应史迪威要他以5个团的兵力进攻日军的命令。后来杜聿明提出报告解释有一次他不肯进攻某城镇，是因为镇上有平民。

① 同上注。

委员长不改旧习，在交战中不时直接下达命令或“建议”给师长。史迪威将初步的挫败归罪于蒋的“干预”，飞回重庆。次日，他冲进蒋的办公室，直接开门见山，控诉中国将领不服从他的命令①。他说，他对这些军官没有信心，不干了。蒋表现得十分震惊，答应改正这个情况。史迪威在日记里记下，这些中国军官对他不尊重、不服从，都是源自“最高阶层”。他也承认，“公道地说，要他们把重要地区的几团兵力交付给一个他们既不认识、也没太多信心的天杀的老外，着实不容易。”②他此后再没有记下如此深入的观察。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06-109.

② Stillwell, Papers, p.93.

同时，蒋也很惊讶截至目前为止，史迪威都没上呈任何有关缅甸军事行动的报告，而且“只因为有个师长不肯听命攻打缅甸的一个城镇”，就丢下指挥责任回到重庆。蒋写下，国军在缅甸再怎么牺牲，也不可能有助战局，但既然中国是盟国一员，“唯有照预定方针进行，以待时局之转移而已。”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 1942, box 42, folder 9.

蒋和太太商量如何处理史迪威。宋美龄依然认为史是个能干的军事领袖。在她看来，他的直接和粗俗正是典型的老美脾气，还满得她喜欢的。打一开始她就知道她丈夫和这位老美性格差异极大。但是，维持委员长和罗斯福关系良好，是她的第一优先。她认为不论史迪威是怎么样的个性，都必须设法容忍让关系维持下去。他是罗斯福派到中国的人，而且中美关系对每件事都很重要。她告诉她丈夫，“与大局相比”，史迪威的问题“就小得多了”①。她奉劝“介兄”要怀柔，他接受了这个建议。

① 2003年7月26日，王冀在华府受访。

次日，史迪威到重庆郊外蒋委员长的黄山寓邸见蒋。蒋告诉史迪威，要派罗卓英中将到缅甸，担任史的执行官。以后史迪威把命令下达给罗，罗会再下达给国军指挥官。此外，委员长又说他会亲自前往缅甸，告诉各级将领，史迪威是他们的上司，并拥有完全的权力。会后，史迪威恢复乐观。他喜欢罗卓英。虽然他认为蒋“精神不稳定”，被马屁精、寄生虫包围，不过仍在在日记写下，委员长“坚决有力，而且有心继续抗战”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p.93,94; 1942年4月2日，秦孝仪，《大事长编》，p.1891。

史迪威4月5日回到前线。跟他同机的有委员长、宋美龄和“时代生活公司”发行人鲁斯。到了腊戍，一行人获悉中、英部队已撤出同古，英军往伊洛瓦底江上游撤退，国军则穿越锡唐河流域后撤。史迪威提议在平蛮（Pyinmana）布下陷阱，把敌军诱入，然后他将在当地发动反攻。如果计划失败，盟军就退守瓦城。蒋“明白地”告诉杜聿明，史迪威是他们的头儿，有权升迁、革除、惩罚任何一位远征军的军官。接着蒋、史、杜、罗等人开始规划史所主张的“决战”。蒋把自己的作战计划交给史迪威——史迪威认为“还不就是那一套”，“但不算太坏”。史迪威也检阅了国军部队，形容他们是“长得不错的一伙士兵”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97.

第5军已撤退到平蛮附近史迪威指定的某地，日军果如史迪威所料，也往北追击。但是，英国人深怕他们的印度、缅甸部队会被包围，已经撤离国军右翼的阵地。4月12日，由维吉尼亚军校毕业生孙立人率领的、国军最优秀的新38师，奉史迪威之命从瓦城向南移动。蒋获悉国军右翼暴露，急电史迪威：“绝对不允许”在平蛮逗留。史迪威形容他的统帅下达的这道命令“狗屁不通”，继续准备他的反攻作战。但是，4月18日，由陆军元帅史林（William Slim）率领通晓数种语言的缅甸第一师，在仁安羌（Yenangyaung）油田遭到包围，国军防线西侧出现60英里的空隙。史迪威在凌晨3点钟被叫醒，急令部署在国军东侧的第200师以及新38师的一个团，急往驰援。史迪威明白他的反攻计划如今已完全不可能，下令96师往北撤到平蛮①。

① 同上注，pp.97, 99；蒋1942年4月15日给罗仲英的指示。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2. 据史迪威说，蒋建议犒赏每一班士兵一颗西瓜，以示激励。

杜聿明显然是反对驰援英军，故意拖延派出第200师；直到4月21日晚间才赶到仁安羌，此时孙立人的新38师（113团）已经协助缅甸第一师突破包围。但是，前一天，日军以超乎史迪威或英军所预期的强大兵力，从泰国的丛林冲出，以坦克、步兵猛扑东翼——国军负责的防区。第200师奉命立刻行军回到东翼迎战；疲累、满身尘土的士兵又挤回卡车里。可是第200师还未赶回东翼，日军已冲决国军防线，迅速地消灭了第6军暂编的第55师，其成员是一群没经验的招募士兵。第6军残部仓皇退往腊戍①。

① Lathrop,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pp.417-418.

蒋认为史迪威抽调第200师赴仁安羌救英军，致命地削弱了国军的左翼。这位美国将军呈给华府的报告，将失败怪罪于英军和国军第55师作战不力①。拥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他没怪到蒋介石头上。不过蒋介石命令他的将领，此后除非有中国军政部的核可，否则不得听史迪威之令调动部队②。他没有直接向史迪威表露他的不痛快，但是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挫折感日益上升。东翼兵败后，事隔一个星期，史迪威仍未向他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报告事情经过。可是杜聿明和罗卓英每天都会回报，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都认为史迪威要为溃败负责。

① 同上注，pp.418-419。引用U.S.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The Amerasia Papers: A Clue to the Catastrophe of China, 2 vols. (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0), vol.1, p.187.

② Claire Lee Chennault, The Way of Fighter (1949; Tucson, Ariz: James Thorvaardson and Sons, 1991), pp.158-159.

4月25日，史迪威率领杜、罗，和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在瓦城南方25英里的皎泽（Kyaukse）会面。他们同意必须全面撤退。谈话中，6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上空，一颗500磅的炸弹就在这几位英、美、中将领100码外爆炸。有些人急忙找掩护，可是亚历山大镇定地站在花园里，盯着火势抽烟。史迪威不甘示弱，也倚着阳台栏杆，用罗斯福的那种烟嘴点起一根香烟①。

①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p.93.

日军在4月29日占领腊戍，大范围包围的危机升高。日军司令官下令以闪电迅速的钳形攻势在瓦城地区包围、歼灭盟军，避免他们退入印度阿萨姆省或中国①。史迪威在士威坡镇（Swebo）接到蒋的指示，要他“前往密支那（Myitkynia），不得延误（蒋本人的强调）”②。史迪威告诉他的副将窦恩（Frank Dorn）上校，他“与部队同进退”；虽然陈纳德派了一架飞机来，他却选择搭车前往密支那③。这时，史迪威似乎以为自己仍执掌兵符，并不知道他所下达的一切命令，现在都得经过蒋批准才算数。5月4日，在经过4天艰苦践涉之后，史迪威和他的幕僚判断撤退到密支那的路已被阻绝。据军事史家表示，部分第5军仍在后方，也就是史迪威的南方；孙立人的新38师也在南方不远处，辛苦地打着后卫掩护战④。

① Lathrop,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p.418.

② Stilwell, Papers, p.109.

③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160.

④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38-139.

华府方面，高阶将领对盟军在缅甸溃败，十分紧张。宋子文传达美国陆军部（U.S.Sept. of Army）的一项要求给蒋，毫无疑问是经过马歇尔的核可，它请蒋评估史迪威的军事领导能力。蒋信守他对太太的承诺，告诉宋子文代为重申他对史迪威“始终信任”①。事实上，他已经对美、英将领完全丧失信心和信任，直接略过史迪威或亚历山大，下达命令。

① 蒋1942年5月6日给宋之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915。

这时候，史迪威决定，他和幕僚“不再有发挥的机会”。他的僚属们都同意并认为“老板应该告诉中国人去死吧，然后趁着还有机会赶紧走人”①。史迪威送出简短的报告通知华府和委员长，他即将离开。他说，国军部队已经四散成多个小群队，会设法撤到印度，因此他的“后续指挥已没必要”②。（事实上，大部分在他指挥下的国军各师，此时仍保持团队行动。）史迪威拍发电报给杜聿明，命令他撤往印度。史迪威的僚属找来当地向导、挑伕和一队骡子，5月5日，一行约80个人（包括一些护士和英国难民）启程沿着钦敦江（Chindwin River）溯江而上，但不久后即改走山路。印度的边境城镇英帕尔在140英里之外③。

① Barbara Tuchman（杜希曼），Sand against the Wind: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London: Macmillan, 1971), p.372.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38-139; Stilwell, Papers, p.109.

③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38-139.

5月6日，杜聿明向委员长报告，史迪威和罗卓英指示他率领部队退入印度。杜聿明送来的报告让蒋第一次听说，史迪威已下令大部分的缅境中国远征军躲到另一个国家去，这与他“全军向密支那转进”的命令“相背也”①。他怀疑史迪威是不是“战争失败，神经不安所致歟”！②蒋撤销史迪威的命令，指示杜聿明率部前往密支那，不得延误。当天稍后，蒋才收到史迪威的讯息，就是通知蒋，他和僚属以及其他人将前往印度。蒋大为震惊，他写下，史迪威“竟于脱离我军，擅赴印度之时，只来此电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③。

① 同上注，pp.135-136。

②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and His Diary as a Historical Source (Armonk, N.Y.: M.E.Sharpe, 1996), part 2, p.19.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7, 1942, box 42, folder 10.

孙立人和他纪律严明的新38师，既遵循委员长也遵循史迪威的命令，他们沿着较史迪威路线稍南的一条路直接前往印度。史迪威在日记里数度记述他往北撤退的经过；他自称“居于中国大军和……大洪流（指他的撤退部队）之前不远”。同时，第5军的第22师和第96师，以及数万难民走一条险恶的小径前往密支那。日军的飞机和有敌意的当地人，截杀不少向北逃亡的队伍。第96师脱了队，靠美军空投粮食补给，不可思议地退回中国，不过留下沿路洗劫、掠夺的不良纪录。精锐的第200师，虽然师长阵亡，竟也以一个师团的姿态成功回国。

驻云南昆明的飞虎队

西翼方面，杜聿明率第22师抵达密支那，他估计无法依委员长之命，从密支那退到中国边境，因为萨尔温江（怒江）上的渡船已被日军控制住。于是蒋批准杜聿明和罗卓英退到印度，但是杜不久便回报说，日军的前锋部队沿着丛林小径伏击他的部队。更糟的是，疟疾、痢疾肆虐。同时，在东翼方面，自负的第6军有两个师被打得支离破碎；许多三两成群的官兵们遁入山区。从当地缅甸人的夹击中杀出重围后，他们零散地回到国内。飞虎队也被迫在撤守之前，在缅甸东北部把22架受损的P-40飞机付诸一炬。

值此同时，日军方面在腊戍稍做逗留后就直扑中国边境，一度攻进云南省。委员长高度关切日军动态，担心在缅甸大胜之后，皇军会试图歼灭国军势力①。马歇尔也很紧张，深怕日军甚至会威胁到重庆。但是，国军在云南的6个师奉蒋之令发动强力反攻，昆明的驻云南的飞虎队也加入作战。随后丛林恢复平静。日军参谋本部暂时满足于占领3/4的缅甸领土，确保未来通往中国的陆路补给线将无限期封闭②。

①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1, p.21.

② Romanus and Sund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41, 143-146;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161.

拖泥带水的史迪威一行人，在让人窒息的高温下走了3个星期，先是溯江而上，接着又徒步爬过陆峭的那加丘陵（Naga Hills）。史迪威戴着一次世界大战的童军帽、身穿蓬松的衬衫和长裤、卷起袖子，通常一马当先地走在众人前头。这趟著名的“出走”留下许多纪录。80人队伍里有几位底片充足的美国陆军摄影师。史迪威的友人贝尔登（Jack Beden）也在队伍中，后来以此次历险为题，替《时代》周刊撰写专文，以及一本叫《与史迪威一起撤退》的书（Retreat with Stilwell）①。

① Jack Belden, Retreat with Stiwell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9).

这一趟行程走得很辛苦，但没有重大伤亡、没跟敌军发生遭遇战，甚至也没和当地人发生冲突。事实上和大部分中国远征军——仍归他指挥——那“炼狱”般、路途更长、伤亡更惨重的撤退相比，他们的撤退简直就是散步。除了几名中国卫士之外，史迪威没带任何部队脱险，却被美国媒体和民众当作英雄事迹吹捧。亚历山大率领的狼狈败军，大约在同一时候出现在印度，同样被伦敦电台赞扬为“打了一场伟大的防御战役”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109.

史迪威到了印度，在记者会上说：“我承认我们被打得很惨……我们逃出缅甸，真是奇耻大辱。我觉得，我们必须找出原因，打回去、抢回来。”①马歇尔显然不满意，但还是传令褒扬。罗斯福表示“非常满意史迪威对整个情况的处理”。就连蒋夫人也拍电报给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向罗斯福重申委员长对史迪威有“完全的信心”②。但是，蒋在日记中说，史迪威“弃部队于不顾”显示他“缺乏为将之德与识”③。

① Lathrop,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pp.421-423.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139.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4, 1942, box 42, folder 10.

第一次缅甸战役真的是一场十足的大灾祸。英、印部队约有3600人阵亡、7000人负伤。中国军队整体折损约2.5万名精兵，其中8、9000人阵亡。国军有些师团折损了1/3的兵员，中国部队仅存的几门加农炮、几辆卡车，多数都报销了。相形之下，日军在陌生的国度采取攻势作战，却只有4500人伤亡。史迪威把平蛮之役战败的责任推给中国将领及最高统帅蒋介石。英国人怪史迪威和中国人。蒋则怪英国人和史迪威①。三方都不无道理，但是这次战败，主要是史迪威严重低估日军实力的后果。

① Lathrop,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pp.431, 432.

如果盟军在1942年一开始就采取蒋的防御战略，在缅甸全力守住瓦城或密支那，躲开平蛮一役是可能的，而且他们就有相当的机会成功。再者，即令防御战略失败，也可以比较有秩序的撤退，而中国本身——以及美中关系——在未来近4年的战争期间也会更强壮些。如今战役失利，蒋在全球同盟的地位，以及在国内对政、军联合政体的领导地位，都大受伤害。滇缅公路一丢，现在中国的海上、陆地供应线全断，只剩下穿越苏联沙漠与草原的漫长路途。国人与军队的士气皆受到沉重打击。此役一败，国军将领和蒋介石又更着重防御的观点了。它也使蒋、史两人倔强的敌对关系从此没有挽回的余地。

蒋最气不过的是，他认为史迪威弃他的部队于不顾，使大军无主帅；但在马歇尔、罗斯福以及美国新闻界一片赞扬声中，史迪威无意安抚、更不会向蒋道歉。由史迪威负责的国军训练，即将在印度中部蓝伽的军事基地展开，但是，他在6月2日先飞回重庆。

一

盟军在缅甸溃败之际，中国的另一个灾祸正在酝酿成形——美国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乘载著名的杜立德轰炸机群，预备展开空袭东京的任务。基于安全理由，华府直到任务即将展开的前一个星期才告知蒋介石。史迪威也只被交代要整备机场，以便多引擎飞机可能在浙江省国府控制地区降落。16架B-25轰炸机在东京上空完成投弹任务后，将迳自飞往中国降落在这些停机坪。

获悉空袭东京任务即将展开，蒋强烈反对，认为此举将会激怒日军攻占浙东的机场。他吁请华府至少暂时延搁空袭任务，让他的地面部队强化机场周遭的防戍。华府告诉他，太迟了，但是也承诺出任务的这16架轰炸机，将成为派到中国战区的美国空军之一个中队。这个承诺后来变得毫无意义。4月18日，它们燃料耗尽，除了一架飞到海参崴之外，杜立德率领的轰炸机群不是遭击落、就是在中国迫降。

空袭东京之后，蒋拍发电报给马歇尔，愤怒地指出日军为了报复而攻打中国沿海地区，因为当地居民拯救美军飞行员，“日本人杀光了当地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童——我再重复一次，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童。”①接下来在浙江、江西的作战，蒋投入34个师的兵力对抗日军，造成30000人伤亡。陈纳德在华东地区的机场全部遭到摧毁②。杜立德率队空袭东京固然十分英勇，对东京却没造成重大伤害，只是如蒋所担心的对中国造成严重伤害。然而，空袭对美国人的士气有极大的鼓舞；罗斯福颁发荣誉勋章给杜立德。

① Carrol V.Clines, Doolittle's Tokyo Raiders (Princeton, N.J.: D.Van Nostrand, 1964), p.6.

② Haruo Tohmatsu, "The Strategic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no-Japanese and Pacific Wars,"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6.

6月4日,蒋委员长和夫人接见史迪威，史因痢疾和黄疸，十分虚弱，看起来格外憔悴。蒋氏夫妇“都很愉快”，还邀请史迪威那个周末留在黄山官邸作客。不过，史婉拒了。根据史迪威自己的说法，他“向他们完整地报告”缅甸战役的始末，“毫不手软、直接点名”他想送交军法审判或枪毙的将领①。然而，根据中方此次会议的纪录誊本，蒋一开头就问史，在缅甸是否接到他的讯息，史从没直接回答。史迪威解释由于某些错误（大概是指编码和解码），无法读懂讯息。他把缅甸失利归因于“敌军优于我方”，并列举从后勤、空中掩护到情报等缺失。蒋又问史是否记得，早先他曾经说过中国入缅部队不容伤损。史答说，是的，他记得，但是他认为“采取攻击的折损，会比采取防守来得小”，而且倘若平蛮一役能如他所计划地得胜，结局就会不一样。史迪威旋即向蒋氏夫妇递上他对国军彻底改组的建议书，例如淘汰无能的将校，统合战场权力，让一名指挥官针对所有军种享有全盘的战术指挥权②。宋美龄说：“德国顾问就是这么向他建议的！”③可是后来她说，必须要实际点，“头不能砍，否则就什么都不剩了。”④

① Stilwell, Papers, p.121.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53-154.

③ Stilwell, Papers, p.121.

④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154.

两星期后，宋子文从华府向蒋报告，又有一位美国人想知道蒋对史迪威的表现有何评价。宋子文说，陆军部长史汀生告诉他，如果蒋认为史不适任，美国会考虑换人。两天前，史汀生和马歇尔曾发信给史迪威，重申对他的支持，并表示如果他在华工作的情况没有改进，他们会派他到可以发挥长才的地方①。马歇尔和史汀生在当时和后来都没说出口，但是他们对缅甸失利，以及史迪威在呈到华府的报告中斥责其战区统帅，都有些吃惊。这些口信似乎替辞退史迪威开了不错的头。

① 同上注，p.152。

蒋立刻回复他的大舅子，列举一大堆对史的不满，如“战略之失败”，组织技巧欠佳，不熟悉参谋长的职责，以及未经上级准许就擅离职守前往印度。可是，他对宋子文说，“我为保全友邦荣誉计，不愿多言。”蒋一向重视“面子”，怕若要史迪威解职会使全体美国军官蒙羞，严重伤害蒋与罗斯福、马歇尔之间的关系。他表示，美国领导人总有一天会了解我们（对史迪威）的看法①。

① 蒋1942年6月18日给宋之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1952-1953。

蒋一再替史迪威背书，显然消除了马歇尔和史汀生对史是否适任的疑虑。此后，他们俩坚定地和史迪威站在同一阵线反对蒋，甚至到了不顾中美盟谊也要支持“酸醋乔”的地步。蒋却似乎以为，他还是可以让史迪威了解、接受他的行事方法。他再一次告诉史迪威，要重视了解中国人的心态。他解释说：“你如果跟着我多几个月，就会了解中国军官的心理，我可以告诉你更多他们的特性”——显然指的是忠诚、面子和荣誉等等的重要性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157.

那一个月，美国海军以仅剩的3艘主力航空母舰，在中途岛战役击败日本的主力作战舰队，击沉了全部4艘日本航母。日本势力的巔峰已过。可是欧洲方面，德国国防军正包围苏联的席瓦斯特堡（Sevastopol）和罗斯托夫（Rosov）；北非战场，隆美尔将军的坦克兵团在比尔哈肯（Bir Hacheim）击败英军，向托布鲁克（Tobruk）、开罗和苏伊士运河推进。6月26日，史迪威告诉蒋委员长，被派到中国战区的美国空军第10大队的B-17重型轰炸机，要从印度调到埃及去参加运河争夺战。

蒋闻言大怒。他告诉史迪威，中国的战情和中东的战场一样吃紧。英国有数千架的飞机，而盟国还要从归他统辖的中国战区抽调轰炸机？他问，做这样的决定怎么没先通知他？史迪威同意由于华府官员的“无知”，这个决定确实有欠妥当。蒋要他去问问罗斯福：“美国是否还有意维持中国战区？”蒋夫人更生气，出言挑衅：“中国还需要继续作战吗！”然后又意有所指地加了一句：“（国民党内的）亲日分子可是很活跃的。”蒋又说，宋子文曾经报告，华府正在等候史迪威就应否运交给中国空军先前承诺的500架飞机一案做出建议。蒋夫人气冲冲地问：“你为什么还不答复呢？”①

① 同上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1957-1959；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1, p.26.

罗斯福很快就针对蒋的抱怨做出答复，保证未来一定支持重庆，也说明情势告急不得已必须抽调这批轰炸机。蒋以一份备忘录回答华府，标题是“维持中国战区的三项最低要求”。这些“要求”包括：遵守1941年7月的承诺，派驻500架飞机到中国；每个月飞越驼峰（喜马拉雅山）空运5000吨物资；派遣三个美国师团到印度。

早先，史迪威几乎支持所有的“要求”（他只要求派一个美军师团）。但是，现在他呈给华府的报告，却把蒋的声明形容为“最后通牒”——除非所求援助都到位，否则“中国将另有安排”。史迪威暗示，意即中国将与日本单独媾和①。蒋再度祭出中国要崩盘的威胁故技，因为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① Stilwell, Papers, p.128.

然而，很清楚地，蒋并无意主动向日本求和，也不会允许别人谋和。他为了洗刷“倭寇”对中国的羞辱，已经努力了11年。他试图在历史留下的形象——同样重要地，也是他深铸的自我形象——建立在以儒将的身分力挫中国的敌人、恢复国家的光荣。批蒋不遗余力，也是史迪威好朋友的白修德，在1942年自重庆发出的报导中即说：“蒋只有一个感情：中国。”①此外，蒋彻头彻尾地相信美国必会胜过日本，抛弃盟国是最愚不可及的事。再者，史迪威本人也表示，任何单独媾和之举——也就是背弃盟国——对蒋而言等同自杀；他好不容易拼凑组成的联合政府一定反对②。可是，史迪威根本没向华府表示，蒋的威胁有可能不是真的。

① 见Theodore White（白修德）1942年3月2日发表在《生活》杂志（Life）上的文章，收在Edward T.Thompson, ed. Theodore H.White at Large (New York: Pantheon, 1992), p.36.

② Stilwell, Papers, pp.131-132.

仰光失守，依据租借法案要给中国的美援物资堆积如山——14.9万吨囤在美国、4.5万吨堆在印度。因此，美国的联邦军火分配委员会（U.S.Munitions Assignments Board）开始回收中国的储备物资，并把新的分配量减到近期内可望能空运到中国的重量。5月，飞越驼峰送来的物资只剩下30吨。接下来，美方军需局没跟中方商量，就下令今后送到中国的物资，不再交付给中国政府机关，而是直接交给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换言之，史迪威垄断了在中国分配物资的权力。

这时候，委员长命令由政府控制的“中国航空公司”，把营运的两架飞机移交给由宋美龄担任委员长的航空委员会。他这么做，有可能是要把飞机保留给夫人和自己使用，也有可能是要交给中国空军使用。可是，史迪威以美国租借法案在华最高负责人的身分，要求中国航空公司里的美国职员拒绝交出飞机。蒋要求说明原委，史迪威回复的备忘录开头表示，两架飞机产权移转因法律技术问题暂时搁置，接着又宣称：“真正的关键，绝对是如何对作战最有利。我将负起以下声明的责任：只要委员长认为飞机可有效地用于作战，随时都可以使用它们。”①

① 蒋1942年7月6日给宋子文之电报，并附史迪威呈交之备忘录全文，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2.

这种措辞形同犯上、讥辱。史迪威只字不提军需局对移转所有权的新规定（蒋对于此一改变，毫无所悉），还宣称一旦器械设备到达中国之后，他有权决定移交给中国政府的时间与地点。史迪威也借机在这份备忘录里通知蒋，“在中国举行的任何军事会议”，他做为美国代表的身分高过他兼任的一切职位——意即他虽是委员长的参谋长，却不从属于蒋①。蒋震怒，传讯告诉宋子文，史迪威实际上就是要他这个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必须向他乞求已经送到中国的物资”②。

① 同上注。

② 蒋1942年7月5日给宋之电报，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2；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1969-1972。

为了澄清事态，宋子文亲访罗斯福。罗斯福说，未来一切租借法案的争议，将由宋子文和他的高级顾问霍浦金斯（Harry Hopkins）在华府交涉。罗斯福又说明，史迪威只在于中国举行的国际军事会议代表美国，而这种会议一次也没办过；因此史的声明“不具任何意义”。马歇尔要史迪威就此问题说明，史却称蒋的指控是“一派谎言”。他说：“有些混蛋老是试图斗臭我。”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132.

那年夏天，成堆的灰色碎石依然散落在重庆街头，但飞虎队已经有效地终止了日军的轰炸。罗斯福派一年前来过中国的居里再次来重庆，试图调停蒋、史之争。居里8月分抵达，发现委员长更瘦、更疲惫，而且似乎更虔诚、更严肃，但居里没感受到“失败论或想放弃抗战的迹象”①。居里和委员长谈话时，提到有些美国人怀疑中国政府想避免和日本作战；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可能在囤积美国提供的器材设备，保存实力以便战后与中共打内战。这些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应期待中国合作抗日，他们主张切断对重庆的一切物资援助。

① Lauchlin Currie, "Report on Visit to China, August 24, 1942," in Currie Papers, box 4, folder "Currie 2nd trip to China, Interviews with Chiang Kai-shek."

蒋听了这席话大表惊讶，特别是3个月前中国才在盟国的缅甸战役牺牲惨重。从1941年12月7日至1942年7月22日，中国共有8万多名军人在战争中伤亡；而美军截至这一刻为止，在全世界的伤亡才只有3.3万人左右①。蒋正色告诉居里，那些说中国不抗日的人，“要为中国对日抗战的不幸负责”②。

① Washington Post, July 22, 1942, p.1. 引述美国战时新闻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的报导，大部分失踪者后来证明都成了战俘。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12, 1942, boxe 42, folder 14.

然而，蒋被指控的策略却是中共正在执行的策略。中共中央委员会在1941年底时，重申党对日“原则上”从事“政治攻势”，应该“保存（军民）实力，以待有利时机”。事实上，中共领导人下令“全体军队应准备缩编半数”；中共57万大军到1942年底果真已缩减约10万人①。

① Yang Kuisong（杨奎松），"The Formation and Inplement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Guerrilla Warfare Strategy in the Enemy's Rear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p.32-36. 杨奎松引用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

居里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处理蒋、史关系。蒋把压抑在心中对史迪威的不满宣洩出来，指责他“卤莽……犯上……轻蔑和傲慢”；还说，美国派给他的不是参谋长，而是“中国战区的太上皇”①。史迪威这厢也有话说，向居里历数针对他的种种“阴谋和谎言”，并且建议“我们要么就别在这里瞎搞，完全退出；要么就应该订出某些条件……蒋非遵守不可”②。居里对于史迪威对局势僵硬、简单化、几近轻率的评估，以及美国只加入战局7个月就大辣辣地坚持该怎么做，颇为不安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6, 1942, box 42, folder 12.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30, 1942, box 42, folder 12;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53-154.

③ Currie Papers, box 4, folder "Report."

史迪威此时设计了一套新的作战计划，先光复缅甸、再进取中南半岛，而且他为了示好，提议此一计划挂上“蒋介石计划”名号。事实上，除了史迪威整个忽略掉空中兵力的问题之外，这计划和蒋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递交给罗斯福的蓝图，差异不大。根据此一计划，早先退出缅甸、现于印度接受训练、整编的中国部队，称为X部队；在云南接受训练、整编的20个师，则称为Y部队。X、Y部队的12个师，加上美军1个师以及英－印军3个师，在英国强大海军舰队的支援下，将重取缅甸。然后，再借道泰国进军中南半岛海岸。蒋重申他对执行此一战略的条件是：明确的海、空优势，而且承诺给中国的500架飞机和每个月5000吨作战物资，必须到位。居里表示，他会把计划呈报给罗斯福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4, 1942, box 42, folder 12.

8月初夜里，两名美国高阶将领和居里，还有宋家三姐妹，在黄山官邸聚会享用愉快的晚宴。包括史迪威在内的每个人，心情都很不错。史迪威并不晓得居里已决定建议当局将他调走。史迪威觉得宋庆龄是“三姐妹中最和蔼可亲，也是最让人摸不透的……可爱、安静而且思绪缜密”。他和蒋夫人对过去几个礼拜的事情，有些争锋之语，不过史对宋家最年轻的三妹，仍保有正面印象：“敏锐、有才智……精通管理……若是个男人就好了。想法不够深入，但理解迅速。很直接、开明。”他对她唯一的批评是“传闻和报告……还有待证实……都听信”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137.

居里8月底回到华府，分别向罗斯福、马歇尔建议换掉史迪威。居里说，不论大家对蒋有什么意见，他仍会是中国的领导人，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也会坚决抗日，而史迪威公然对干的作风只会坏了大事。美中同盟岌岌可危，美国必须和蒋合作①。听完居里的报告，马歇尔急电史迪威，史回答说他“不了解”居里为什么说他和蒋之间存在“强烈的敌对感”。近来，史迪威日记中的典型内容，总形容蒋“顽固、有偏见、自负、专制”，而且他一再当着自己美国幕僚的面，称呼蒋为“小笨蛋”、“花生米”②。可是，马歇尔接受了史的回应，转告居里和罗斯福，没有取代“酸醋乔”的适当人选。

① Currie Papers, box 4, folder "Report."

② Stilwell, Papers, pp.131, 132.

尽管蒋、史不睦，他和罗斯福的关系则是日益亲密。两人都有一个目标：大战结束后要废弃所有的殖民结构①。自从珍珠港事件之后，蒋有时会提到“英方的愚蠢”，并不断催促美国和英国放弃恶名昭彰的“治外法权”，即美、英在华公民不受中国法令之管束，犯了杀人罪也是如此②。最后蒋终于在1942年的双十国庆上，宣布华府和伦敦已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这是一大胜利。蒋后来在演讲中告诉国人，旧条约过去“造成积弱投降的风气，却几乎无人感到蒙羞”。而今而后，他说：“若我们软弱，若我们缺乏自信，那么就都是自己的错了。”③

① 蒋和威尔基1942年10月5日会谈的中文记录，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045。

② 关于“愚蠢”，见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5, 1942, box 42, folder 14.

③ Chiang Kai-shek（蒋介石），Resistance and Reconstruction: Messages during China's Six Years of War, 1937-1943 (New York: Harper, 1943), pp.320-322.

同样在10月，史迪威把罗斯福针对蒋6月底提出的“三项要求”之正式答复递交给委员长。虽然史迪威说，答复内容“跟我建议的一模一样”，不过其语气尊重、和谐，承诺蒋所要求的500架飞机，另外还加派100架飞机空运物资飞越驼峰，这些都将在1943年初就位。罗斯福保证飞越驼峰的物资吨数一定增加，但当前首要之务是打开滇缅公路，也就是攻占仰光——或者是从印度到腊戍，打通一条全新的供应路线。蒋唯一遭罗斯福拒绝的要求，是派遣美军作战部队进驻印度这一项①。蒋一定觉得他这招打不下去的威胁之计，又奏效了。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224-225.

同一个月，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分进行全球友善访问的威尔基（Wendell Willkie）抵达中国。威尔基身材粗壮、衣着随便、笑容可掬、喜爱醇酒和女色，跟削瘦、沉默的史迪威一比，更符合中国人印象中的典型美国人。威尔基抵达前，蒋夫人力促整顿重庆欢迎外宾。街上乞丐都被打发走了，还安排中国民众挥舞旗子、夹道欢迎美国贵宾。

打从她到机场迎接那一刻起，这位活力旺盛的美国政客就对宋美龄一见钟情。威尔基面交蒋一封罗斯福要给他的信，罗在信中表示希望蒋夫人能在近期内访问美国。他告诉蒋氏夫妇，以夫人的“聪明才智、说服力和道德力量”，将会是最完美的大使①。事实上，蒋夫人正考虑要到美国治疗她的皮肤病和越来越严重的忧郁症。

① Brian Crozier（柯如齐），The Man Who Lost Chin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6), p.253.

1942年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分访华的威尔基，自爆曾与宋美龄有一夜情，但可信度受到争议

如果传闻属实，威尔基访华的最高潮是他和宋美龄的一夜情。《展望》（Look）杂志发行人考尔斯（Gardner Cowles）陪同威尔基全球访问。他自行出版1982年写成、1985年付梓的回忆录。书中叙述，在接待酒会中威尔基和宋美龄一起消失了，是夜稍晚，蒋闯进考尔斯和威尔基下榻的宋子文寓邸，追问威尔基在哪里？考尔斯说他不知道，委员长和卫士搜索全宅不果，又怒冲冲地离开了。据考尔斯说，凌晨4点钟威尔基出现，得意洋洋地炫耀他和宋美龄在她妇幼医院顶楼的公寓过了一晚①。

① Gardner Cowles, Mike Looks Back: The Memoirs of Gardner Cowles, Founder of "Look" Magazine (New York: Gardner Cowles, 1985).

威尔基对考尔斯“一幕又一幕的”细述他在美龄香闺的艳遇，又说他已邀她跟他一起回美国。考尔斯承认，宋美龄是他生平仅见“最美丽、聪慧、性感的女性之一”，但是他认为这段关系会毁了威尔基的政治前途，更不用说他的婚姻也会破裂。考尔斯在回忆录中说，翌晨，威尔基清醒过来，要考尔斯去告诉蒋夫人，她不能跟他们一起回美国。根据考尔斯的说法，当他到蒋夫人的公寓找她、告诉她这个消息，她怒不可遏，以长长的指甲抓他的脸。考尔斯还写说，事隔几个星期后，有一次他在纽约和宋美龄用餐，她提议支持威尔基再次竞选总统，那么他们就可以“统治全世界”——指的应是如诗般的情节①。

① 同上注。

考尔斯是个保守派，是蒋氏夫妇政治立场的支持者，绝不是扒粪者。可是，他对威、宋重庆一段情的记述却是有问题的。如果美龄和威尔基孤男寡女辟室幽会，一定会有数十人知道，如果蒋介石冲到宋子文家捉奸，一定也有数十人会晓得。在八卦当道的重庆，风声一定洩露得很快。可是，当时在华的美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包括外交官、记者和美国战略情报处的特务，都没有人报导、谈论这件耸动的新闻。

1974年，这则故事的缩减版出现在《皮尔森日记》（Pearson Dairies）这本书当中。台北政府代表蒋夫人提出民事诉讼。考尔斯在录供证词中，表示威、宋之间“不可能”有一段情。出版社道歉，并支付台北政府因案发生的相关费用支出①。出版社当然有可能只是不想因此事对簿公堂而息事宁人；而故事的消息来源考尔斯，也有可能觉得应该替已故的老友之令誉做掩饰。可是12年之后，考尔斯在写给自己后人看的回忆录中，却又详尽重述这件故事②。

① Drew Pearson, Drew Pearson's Diaries: 1949-1959, ed. Tyler Abell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4). 有关皮尔森日记的法律曲折，见197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新闻局驻纽约官员陆以正的回忆录，《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台北：天下文化，2002）pp.246-255。

② Gardner Cowles, Mike Cowles Looks Back (New York: Gardner Cowles, 1985), pp.87-91.

有一个可能性是，威尔基在几杯黄汤下肚之后，口没遮拦地大盖一番，让好友误以为他和中国美丽的第一夫人关系非浅，其余部分则是考尔斯想像出来的。但是，她两次和考尔斯本人见面的行为和言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无法解释了。

11月17日，蒋夫人在拉铁摩尔、随身医生和护士陪同下，搭乘美国空军巨型运输机回到美国——1917年她自卫斯理毕业后睽违迄今的第二家乡。霍浦金斯前往长岛米切尔机场接机；在进纽约市的路上，她滔滔不绝地大谈在全球大战中，应该把亚洲摆在优先顺位上。她忘了自己早先对史迪威的支持，主动提到史迪威曾迫使蒋放弃自己对缅甸更佳的判断。

蒋夫人住进长老会医院的哈克纳斯医疗所，占了12楼整层楼。居里是白宫和她的联络窗口，他在档案中的文字载明她接受“通常与某些精神状况有关的……症状”之诊疗①。她的医生在给蒋委员长的一封信中，报告她有“持久的晕眩和沉重的情绪压力”。她被诊断出来有肠寄生虫、严重的廋管问题、依赖镇定剂、需要好好治牙等②。访客前来探望，发现她的指甲又修长又油亮，“化着整齐的妆、还做了发式”。罗斯福夫人艾莲娜觉得她似乎很紧绷，几乎不能让任何东西碰触到她的身体③。

① 1943年1月16日，居里向罗斯福夫人报告，Currie Papers, box 1, folder "Eleanor Roosevelt."

② 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p.194.

③ 同上注，pp.194-195。

威尔基访华期间，曾和陈纳德有过长谈，对他印象良好。52岁的陈纳德和史迪威一样，是个作风强悍、直言不讳的脱缰野马——他担任战斗机飞行员时，经常和上司为空中战术吵得不可开交。陈纳德听力下降时，官拜上尉，因病提早退役离开美国陆军航空队。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正在中国，与挂名中国空军秘书长的蒋夫人面谈之后，奉派为飞行员高级训练班班主任①。陈纳德是路易西安那州农民之后，对空中武力深深信仰；史迪威是纽约州某公共事业公司副总裁之后，他则认为军机只是次要的支援武器。史迪威还没到任就瞧不起蒋介石；陈纳德却尊敬蒋，而且把蒋夫人当作他的“公主”。他和史迪威无可避免地成了敌人。

①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p.39, 41.

蒋介石夫妇和陈纳德

应威尔基的要求，陈纳德给他一封信，陈述他将如何结合中国空军，赢得中国乃至太平洋战争的策略。整个策略出奇的容易，只需要105架战斗机，以及30架中型、12架重型轰炸机，每月替换率约二至三成。回到华府，威尔基把这封信交给罗斯福和战争部（War Department），在部里引发“大骚动”，导致史、陈两人对中国战区主战略之争闹上台面——陆权派对决空权派①。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p.335-339;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216.

马歇尔认为陈纳德的方案是胡来。他给史迪威一封私函，表明一定支持他，但也温和地建议史“应该学会比常人更有耐心、更懂宽容”①。史汀生也请宋子文告诉蒋，“辣椒（史迪威）比糖蜜（陈纳德）更有需要”②。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p.339-340.

② 同上注。

二

温文儒雅、讨人喜欢的周恩来，在重庆的西方记者和外交官圈子当中是颇受欢迎的人物，许多人接受他所描绘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为他们是良性的改革派政党，甚至还是民主的政党。周恩来经常出入美国大使馆，提供他对事件的看法，宣传他主张有助于战后中国民主、和平、友善的政策。他的影响力相当大，特别是在史迪威的幕僚群当中①。戴维思（John Parton Davies）是个年轻的外交官，在史迪威底下担任高级政治顾问，他形容中共是“农村民主派”。另一位重要官员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则认为中共的宣传是“单纯的民主”——“在形式和精神上，美国味大过俄国味”②。拥这些是聪明、爱国，相当投入的美国人，他们把抗日及早成功视为最高优先，所以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能有助抗日，最好不过。

① FRUS(1942): China, pp.99-102; FRUS(1943): China, pp.193-199.

② John Stewart Service, Lost Chance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p.169.

他们看待中国政治非黑即白，不知其中细微精妙，在今天看来十分奇怪，但却是当时的时代产物。美国军界和外交界老一派的中国通，以及在华美国记者，钦佩中国人民的文化和历史。他们看着周围的悲惨、贪渎和贫富悬殊，心生不忍；这些情况在中国已存在好几个世代，不过战事让它更形加剧，然而华人社会表露出来的既自在又律己的特质，在重庆还保留了某些部分。共产党的边区直到1944年中期，仍罕被西方人看到，它不是已有数百年历史、拥挤不堪的城市，而是位在乡村地区由军事基地打造起来的社区——严格管制、秩序井然、观点同质性很高的社区。美国人抢读以英雄与恶棍之别来解释国共差异的各种书籍。我们曾经提到伊罗生那本颇有影响力的早期作品《中国革命的悲剧》，此书出版于1938年，由当时流亡在国外的托洛斯基写了一篇长序。那时候，伊罗生本身是托派，但是在西方世界，他的书多年来被誉为讨论1927年国共分裂，以及蒋介石早年事业的最佳著作。另一位法国作家马勒侯，写了一本以1927年国民党血腥清共的上海为背景的小说《人的命运》。两位作者都把蒋介石和宋氏家族描写成无可救赎、毫无国家意识和原则的人。或许最有影响力的应推史诺那本《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史诺在书中正面地形容蒋在西安事变之后的行动。《西行漫记》是本重要、迷人的书，但基本上它是对毛泽东不加批评的一本传记，也是以毛泽东及其同僚的角度写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以及国共斗争史①。

① Harold Isaacs（伊罗生），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3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Edgar Snow（史诺），Red Star over China (1938;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4). Graham Peck, Two Kinds of Tim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0). 也是重要的作品。

近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美国与法西斯主义的生死斗，以及苏联英勇抗德，全都助长时代精神，使得具理想主义的美国人倾心相信，鼓吹没有剥削或贫穷的人人平等运动。此外，派驻重庆和美国人打交道的一小撮中共官员，如周恩来等人，不仅本身是理想主义者，也很擅长以亲切、讨喜的方法掩饰中共的意图。

在西方人的观点里，国民党有个特质就是越来越贪腐。蒋打从掌权领导之初，私底下就一直烦恼贪污的问题，在大小会议中都抨击这个现象。军事院校以及庐山的高级军官讲习班都强调清廉，多年下来蒋也枪决了若干贪官污吏。有些将官，如陈诚，被普遍认为“清廉”，即使共产党也同意。可是，中央军的多数高阶将领，甚至许多最优秀的将领，大概多多少少都利用职权涉及不道德或不法的滥用公款。其他军官当然尽其所能地有样学样。至于大小军阀及其部属如何用钱，就更加无从限制或查核了。抗战期间，通货膨胀肆虐，军人的薪饷全都下降，加上新进官兵品质和教育水平也下降，明显的后果就是大家都搞贪污。

蒋本人继续试图建立榜样。他过的是非常舒适和安全的生活，官邸里仆从、卫士环绕，可是在这个保护罩里，他的生活方式一直很俭朴。他希望国民党的文武百官内外均秉持高职业标准、高个人道德，不过我们也已看到，在中国大陆蒋从来未能有效实行这样基本的改革，集中管理军饷即为一例。他认为贪腐问题最好等恢复安定、统一，再以根本方式一次解决。对蒋来说，忠诚是其部属最重要的美德，也就是说他认为诚意、可靠和坚定，是“这些价值确立了人际关系层次网络的断定”①。这个价值的次第不仅有助于保持他的权力，而且导致对贪腐、无能的容忍。不过蒋认为，这是维持军队团结，保持实力最重要的根本，唯有如此，才能在战争里求生存，并终至重回为一个伟大的主权国家。

① Lucian W.Pye（白鲁恂），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IT Press, 1968), p.15.

同时，经济问题越来越严峻。孔祥熙报告：1942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35％；这是从前一年的173％，再往上暴升。蒋不用问为什么物价一再攀高，因为主要的问题就是军费屡创新高。国军部队伤亡极为惨重，已从1937年的227万人，折损到1938年底只剩100万人！重庆政府在1940年开始扩大部队规模。美国大批军、民职人员来到自由中国作业，到了1942年底也替中国经济注入数千万元法币，他们以美元向中国政府购入法币，这一来刺激到印钞机也带动物价，并加速黑市汇率的扬升。此外，滇缅公路在1940年春天封闭、日军增加对自由中国工业设施的轰炸，都使得原本已稀少的日常消费用品，如纺织、布料、厨房用具等的供应益发困难，变得更加昂贵①。

① Arthur N.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286-298.

1941年秋天，为了对付预算赤字和部队、城市的粮食需求，政府宣布土地税由中央征收，并规定将以实物缴纳，也就是以谷物缴税。这项变动使重庆必须设立组织复杂的谷物管理机关，好向数百万农家以实物征税。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占自由中国的八、九成以上——除了儿子被征兵入伍外，跟中央政府根本罕有往来①。而今蒋下令中央政府组织一群“清廉的公务员”，从普遍风评不佳的地方税吏手中接管收税工作。他认为藉由降低弊端会改善农民的福祉，以及对政府的态度。这项计划成功地收到大量的谷物，虽然运送过程有时难免被人摸走或腐坏，它们大多能安全抵达城市、部队和难民营。就组织而论，这又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可是，就政治而论，蒋付出的代价恐怕太大。虽然没有什么好方法能査证一些指控，不过有传闻表示，很多时候中央的谷物收缴官员成了“旧日勒索成性税务员的掩护”，这恐怕也不假②。

① Robert A Kapp（柯白），"The Kuomintang and Rural Chin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1937-1945," in F.Gilbert Chan, ed.,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 1927-1949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0), p.169.

② 同上注。

尽管问题十分严峻，自由中国（以及共产中国）的人民依然勉可糊口，与过去差异不大。根据驻重庆的美国财务顾问杨格（Arthur N.Young）的观察，中国民众在这段期间甚至还“对货币维持相当大程度的信心”①。过去几世纪以来，天灾人祸定期给一部分中国人口带来悲剧。自从1937年以来，在任何时候似乎都有村庄莫名其妙陷入战火，或因日军的报复行动被摧毁。然而这广大土地上的多数人还是躲过了直接袭来的活动，即使遇到其他的麻烦，也往往可靠着家庭、宗族和村社给予协助，熬过难关。

①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pp.263, 299-308, 348-349; Hsi-Hseng Ch'i（齐锡生），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173.

批评和抱怨固然随处可闻，不过大部分中国人继续展现他们传统的积极人生观。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这就是中国人与若干邻国人民截然不同的特质。史迪威1942年12月写给太太的家书便做了有趣的比较：“每次从印度到中国，我感到震惊。在印度，当地人垂头丧气、骨瘦如柴、病怏怏、面无笑容、冷漠。在中国，人们抬头挺胸、正面、愉快、笑呵呵地开玩笑、吃得好、比较乾净、独立、干活赚钱，显然生活有目标。印度是无可救药了！”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179.

11月，蒋告诉史迪威，中国15个师已准备好可在1943年春天发动攻势、光复缅甸。他也答应再空运国军一个师到印度，使当地的X部队达到三个师的兵力①。史迪威飞往印度，通知还是缅甸盟军总司令的魏菲尔，“假设委员长要求的盟军海、空优势，在孟加拉湾能够实现”，预备要发动攻势了②。但是，英国人对进攻缅甸却一点也不热衷。魏菲尔和蒋介石一样，强调盟国“不能冒在缅甸二次失利的风险”。同时，美国战争部通知蒋，却讲了和罗斯福上个月承诺要给飞机和其他援助完全相反的讯息，表示由于其他“紧急需求”，蒋不必期待会有其他重大新援助到来。史迪威和蒋都气坏了。史迪威气冲冲地向战争部抱怨：如果这就是美国的态度，“那么说服蒋投入缅甸战役将极其困难”③。他写信给太太说：“我和花生米坐在同一艘救生艇上，只剩下一个三明治，而救援船只却掉头驶离现场。他们太忙了，没空管我们这些小鱼。”④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3, 1942, box 42, folder 16.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31-132.

③ 同上注，p.245。

④ Stilwell, Papers, p.245.

然而史迪威冷静下来后，采纳了魏菲尔只在缅北作战的计划。他原本反对此一计划，但现在觉得总比没有好。魏菲尔的目标和蒋在1942年初访问印度时提议的方案雷同——打造一条从印度雷多（Ledo）通往缅甸密支那的公路，再从密支那联到滇缅公路的起点腊戍。罗斯福批准联合参谋本部（Joint Chiefs）的建议，让史调配充足的补给和器材以攻占目标地区，并在北方打造此联通道路。12月2日，蒋致函罗斯福痛批英国竟然从反攻缅甸战役的承诺中退缩。他说，英国承诺今年会投入的8艘战斗舰、3艘航空母舰、英印军7师，现已减缩到没有任何主力舰、只有3个步兵师——而且这些兵力仅可用于在缅甸北部和靠海的阿恰布（Akyab）战事中。蒋要求罗斯福促请英国兑现承诺，以便夺回仰光、打开通往腊戍的缅甸铁路和旧有的滇缅公路。他再次明确宣布中国的19个师会整备好参加春季攻势，但必须有足够的空中掩护和空中运输（空投）能力。他说，如果这些要求都做到，盟国不仅可以光复整个缅甸，还可对日本发动全面攻势，不必再等一年①。蒋显然决心展开原先讲好的大规模缅甸战役，且由他的国军负责绝大部分的地面兵力。

① 蒋1942年12月2日致罗斯福致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082。

蒋想要利用全球大战优势地位已转向盟国的势头。俄国朱可夫（Georgy Zhukov）将军已在被战火摧毁的斯大林格勒，包围了整个德国第6军的25万部队；英国亚历山大陆军元帅也在阿拉曼决定性地击败“沙漠之狐”。盟国的反潜艇船舰和飞机开始在大西洋战争中获胜；太平洋方面，日军自从中途岛战役的重大失败以来，已损失1800架飞机和2362名训练最精良、最有经验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

1943年1月2日，罗斯福致函蒋，表示过几天他将到卡萨布兰卡和邱吉尔，以及联合参谋长团开会，将把蒋对缅甸战役的意见都提出来。然而，在信函某部分中（显然是由战争部拟稿）罗斯福也说，缅甸北部是比缅甸南部更重要的目标。马歇尔在战争部的僚属跟史迪威一样，决心在春天发动缅甸战役，即使攻击只限于缅北，且少有英军支援，而且不确定是否具有空中或海上优势。

罗斯福这封信可能让蒋初次察觉，美方有可能同意大幅更动作战范围，他在回复的信件中重申他偏向以两翼进攻光复仰光。此时，魏菲尔已修正自己的意见，表示雨季的来临将使守住缅北变得无法掌握，唯有占领仰光才可能打通前往中国的供应线，而此一战役不应在秋季前开始①。这也正是蒋的想法。邱吉尔则更进一步，他相信缅甸是世界上最难和日本人作战的地方，从雷多穿越山区开一条500英里长公路的艰巨工程，恐怕等需要都过了也盖不好（这个观察日后被证实颇有先见之明）②。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249.

② Winston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Cassell, 1952), p.650.

史迪威早先支持蒋对战役所定的条件和目标，现在却责怪攻势的延宕是因为蒋拒绝让国军涉险。他写信给马歇尔说：“花生米说他不肯参战。”史提议，除非蒋将国军投入新的缅甸战役，否则美国应该威胁说要打包走人、退出中国①。这实在不是一个对蒋立场的正确描述。反而是，英、美皆无法抽调所需的船舰、飞机及早来支援缅甸的作战。所以，盟国联合参谋长团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确认，缅甸之役的目标是攻占仰光，但攻势必须延到1943年11月中旬②。缅甸战役现在起的代号为“安纳吉姆”（Anakim）；此一新日期和作战要素，又与蒋过去5个月的建议相合：确保充足的海、空支援，以及地面部队的明显优势，目标瞄准仰光。为了弥补没邀中国领导人参加卡萨布兰加会议，罗斯福和邱吉尔派了一个高阶军事代表团到重庆，向他简报有关“安纳吉姆”的决定。代表团成员有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幸运儿”安诺德（Henry "Hap" Arnold）将军，以及联合参谋长团的英国代表狄尔（John Dill）元帅。

① Stilwell, Papers, pp.179-180.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259.

代表团来到重庆，盟国高阶代表向蒋说明“安纳吉姆”的目标是，打开仰光港、缅甸铁路以及滇缅公路，以便替中国集结点和机场取得补给和器材，可用于对付日本运输，以及最终极的日本国土空中攻击。这正是蒋所要的，他立刻就同意了“安纳吉姆”作战计划，并不忘重申必须掌握孟加拉湾。盟国简报代表说，将在1944年1月前夺下仰光。安诺德也递给蒋一封罗斯福的亲笔信，再次保证会送更多美国飞机到中国战场。

蒋对会议内容十分满意，在黄山官邸设宴款待贵客。次日，在与安诺德的私人会谈中，蒋抱怨他的要求、美方的承诺，过去一年来几乎都被以种种“藉口”推拖了。安诺德告诉蒋，达成其要求的措施已在进行中，包括给他更多飞机。安诺德说最重要的是，中国是否会配合加入光复缅甸之役。蒋毫不含糊地回答“是”，他在一封后续的信函中向罗斯福重申，国军将准备就绪“必能履行其所负之任务”①。

① 蒋与阿诺德会谈之中文记录，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112。

史迪威也出席了代表团和蒋的最后一次会谈；依据他的说法，他“逼着花生米决定，若得不到设定的海上支援，下个秋季他是否会进攻”。中方的会谈纪录显示，史迪威追问：“这是否代表除非你要的东西都要到了，否则中国不会参战？你是这个意思吗？”蒋回答：“中国抗日已经打了6年。即使没有英、美协助，中国还是自己会打下去。”史迪威又逼着问：“如果你出的条件没有被兑现，你就不和日本人打了。你是这个意思吗？”蒋又回答：“它们不是条件。身为战区统帅，这是我为确保胜利的最低要求。”①蒋在日记写下，他在会谈中不去计较史迪威的言行，但是他派宋子文去责备史怎可如此不敬、咄咄逼人。史迪威不改恶习，还写信给马歇尔说，蒋才是那个在会谈中“动辄生气、耍大牌……不论给他什么，都不断要求更多”的人。史迪威再次警告，除非被“严词以对”，否则蒋一直都会是这个的态度②。

① 同上注。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7, 1942, box 43, folder 1;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276.

读了史迪威给马歇尔的这封信，罗斯福认为史“与蒋介石打交道的方式完全不对”。他一定也不免忖思，为什么蒋和安诺德的会谈那么顺利，史迪威却给予负面的评价。1943年3月8日，罗斯福给马歇尔一封信，责难史迪威和委员长往来的态度。罗斯福说，我们必须记得：“委员长历经千辛万苦才成为4亿人无可争议的领袖，在一大群各色各样的领导人中获致任何的团结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军人（还有其他人），不论地方或中央，都在争权夺利，更何况他还以非常短的时间在中国达成我们用1、2世纪才完成的统一。”罗斯福甚至从中国的情势脉络替蒋的威权做法找解释。他告诉马歇尔，委员长“觉得有必要维持他的至高地位。你、我在同样情境下也会这么做。他是行政首长也是最高统帅，我们不能用严厉的口吻和这样一个人说话，也不能像对待摩洛哥苏丹的方式，要求他给承诺。”罗斯福明白表示，史迪威逼蒋做交换的想法是不对的，而且不会奏效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279-280.

罗斯福也指出，史迪威的信完全略掉中国1943年的空中行动。这不是史迪威首次在战略建议中忽略此一现代战争的关键面相。罗斯福指示，美国政策要着重陈纳德提议的空军战略；战争部因而从计划登陆西西里的兵力中，抽调30架运输机到中国战区。一队4引擎的解放者轰炸机群很快也到了印度，预备在中国部署。飞虎队改编为美国14航空队，陈纳德被擢升为少将担任其指挥官，并且掌管驼峰机队的行动作业，两者皆不属于史迪威的指挥范围。为表慰藉，马歇尔颁予史迪威司令官级的功勋勋章①。

① 同上注，pp.282, 287;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217.

霍浦金斯此时透过私人通信得知的蒋、史之争，也刺激罗斯福对史迪威的批评。这些幕后管道的报告来自陈纳德新聘的文职助理艾索浦（Joseph W.Alsop）。这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是罗斯福的远房亲戚、也是霍浦金斯的家族朋友。艾索浦在他的密函中形容史迪威“霸道傲慢”，对中国人的态度往往有如“坦率但不太和善的叔叔在对待无可救药任性的侄子”①。艾索浦也支持陈纳德的战略，主张从中国对日展开空战。

① Joseph W.Alsop, I've Seen The Best (New York: W.W.Norton, 1992), p.212. 杜希曼形容艾索浦“冲动”、“善变”、“固执己见”，其实这些性格在史迪威身上也全都看得见。Tuchman（杜希曼），Sand, p.358.

4月中旬，日军集中一支大型作战部队溯长江而上，进攻湖北、湖南。其目标明显是要劫取华中的粮食供应，但是这项攻势也会对中方施加压力，可能扰乱国军的整训，以及下一次发动缅甸作战的计划①。蒋担心此一攻势意在攻占重庆，而且是由于史迪威为了缅甸行动，力主从长江中游抽调几个军的兵力到云南参加Y部队训练，才提早出现的。蒋命令Y部队司令官陈诚，从云南回防第6战区，并从Y部队调出7万兵士增援长江的守军。史迪威对其练兵计划被干扰非常不满。4月16日，他声称和蒋“大吵一番”。史迪威坚称日军此一攻势只是要夺取中国内河邮轮的“劫掠”而已②。

① James C.Hsiung（熊玠）and Steven I.Levine, eds., China's Bitter Victory (Armonk, N.Y.: M.E.Sharpe, 1992), p.161.

② Tuchman（杜希曼），Sand, p.366;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35.

三

1943年2月初，宋美龄和她的随行人员，包括外甥孔令侃、外甥女孔令伟离开长老会医院，搭乘高级轿车前往海德公园，即罗斯福总统在纽约上州的寓邸。宋美龄住院3个月，病情讳莫如深，如今出院又与艾莲娜住在一块，引起美国公众和媒体的称羡。她在海德公园作客6天，然后搬去白宫。自从青少年起就喜作男生装扮的孔二小姐，把罗斯福搞糊涂了，一直喊她“小男孩”。宋美龄一见罗斯福，就拜托罗斯福务必把已答应的军事援助，尤其是战斗机，快快送到中国。2月18日，她出现在国会山庄，先在参议院即席演讲，再到众议院发表预先准备的演讲稿。她是在美国国会演讲的第一位民间人士，也是第一位女性。她穿着有东方高领的简朴黑色旗袍，即膝的开岔露出红色衬里，胸前佩戴着中国空军的银翼标记①。德州众议员雷朋（Sam Rayburn）介绍她是“全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是“全世界最杰出的男性之一的好帮手、好伙伴”。她告诉参议院，中国人为了和美国人相同的理想作战——也就是罗斯福总统宣示的四大自由，“它好似自由之钟响彻我们广阔的国土，它是联合国的自由之钟，也是侵略者的丧钟。”她驳斥击败日本没有击败德国来得重要的说法，但她没有明确提到美国对中国援助的问题②。

① Li, Madame Chiang, p.201.

②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1943.

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说

国会议员和美国民众都为她倾倒①。罗斯福夫人说，在白宫会议和晚宴中和宋美龄谈过话的男士，都觉得她“娇媚、聪明和迷人”。但是，纤柔的手、低沉温和的嗓音，掩盖着的是钢铁一般的决心。用餐时有人问到，她会如何应付像路易士（John L.Lewis）这样兴风作浪的工会领袖，艾莲娜日后忆及“她举起美丽的小手，作势切过喉头”②。

① 同上注。

② Eleanor Roosevelt, The Autobiography of Eleanor Roosevelt (1961;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92), pp.249-250.

在这个戏剧性的开端之后，宋美龄展开全美巡迴演说。有意思的是，原本在蒋、史之争中强烈支持蒋介石的居里，这时候却开始试图破坏华府对蒋氏夫妇的支持。他向国务院抱怨，美龄巡回演说时，对罗斯福总统的“先击败希特勒”之政策有所批评——这个立场对中国第一夫人来讲，并不算不寻常，也不特别有挑衅的意味①。他也安排暂时回到华府的谢伟思和皮尔森（Drew Pearson）会面；皮尔森评论中国的专栏批蒋越来越凶②。居里也开始搜集关于宋美龄以救灾名义募款敛财的指控——联邦调査局报告引用“可靠性不明”的消息来源，以及自被日本占领的香港之电台发出的、有关宋家涉嫌贪渎的日本政治宣传③。1945年，联邦调査局获悉，此时的居里涉嫌提供资讯给班特莱（Elizbeth Bentley）——在纽约的KGB情报信差④。

① Currie Papers, box 1, folder "John Carter Vincent."

② John S.Service and Caroline Service, "Man across the Street," Georgetown University 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 vol.1, pp.180-182, 转引自Li, Madame Chiang, p.217.

③ 依据《资讯自由法》提供给罗拉李（Laura Tyson Li）的材料；见Li, Madame Chiang, p.218.

④ Jerrold Schecter and Leona Schecter, Sacred Secrets (Washington, D.C.: Brassey's, 2002), pp.115, 125, 128, 138. 居里战后受到调查，从来未遭到间谍罪起诉，但班特莱公开指控他是她的联络人之一。居里否认曾替苏联当间谍。

尽管白宫下达指令，答应给中国的500架战斗机依然是八字都还没一撇。马歇尔和史汀生依然反对空权战略，战争部或许是刻意以慢动作执行总统的命令。在宋子文力促下，蒋致函罗斯福呼吁在未来的几个月集中资源到中国战区，目标即发动陈纳德的空中攻势①。蒋说，任何日本人对空军基地的反攻，都“会被国军阻止”②。有鉴于日本人前阵子对杜立德率队空袭东京的反应，以及蒋当时说守不住、现在又有信心，未免太奇怪，美方的反应也就可想而知。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318-320.

② 同上注，p.320。蒋坚称中国部队可以抵挡住日军的进攻，绝不是Romanus和Sunderland所说的，他已经很满意其部队的表现，不再需要提供给他新武器或改善其战斗力。

在马歇尔建议下，史迪威和陈纳德都被邀回华府参加讨论未来战争方向的研讨会——三叉会议（Trident Conference）。两人搭乘同一架改装的解放者轰炸机回国，气氛冰冷。史迪威显然厌恶和他的敌手分享聚光灯，一个预备军官出身、1937年即退伍的陆军航空队上尉！①但是，媒体却把两人一起捧为国家英雄。《纽约时报》社论宣称史迪威是个受重庆爱戴的外交官：“从委员长以下，人人都喜欢他。”②

① Chennault, Way of Fighter, p.220.

② Tuchman（杜希曼），Sand, p.367.

三叉会议正式开始前的另一次会谈中，邱吉尔表明他依然没兴趣攻打缅甸，而倾向进击苏门答腊。然而，他终于同意针对缅北发动小规模战役，这个决定和罗、邱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对蒋所做的承诺，以及“幸运儿”安诺德前往重庆的简报有所矛盾①。史迪威和陈纳德也在三叉会议开始之前，于1943年4月30日觐见罗斯福，呈报他们对中国战略的竞争观点。陈纳德在回华府的机上改写计划书，内容和他去年10月交给威尔基那套野心勃勃的版本，略有不同。他现在表示，他要求255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每月7129吨的补给。有了这些，美国14航空队可在华东夺得空中优势，并更大范围地摧毁日本航运。陈纳德承认，日本人遭受这般空中攻击后，有可能发动大规模地面攻势，企图摧毁相关的机场。但是，他和蒋介石一样，认为国军和他的14航空队可以击退来犯之敌。

①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n Epilogue, 1945-1957 (London: Cassell, 1959), p.664.

粗犷的陈纳德给予罗斯福很好的印象，罗早已从威尔基、居里和艾索浦那里听到对他的好评。陈纳德手下飞行员与日本人近距离格斗之战绩，虽然有可能被夸大（比起其他战区对日本人的杀敌比率高出许多），却已使他成为盟国迄今最成功的空军指挥官。相形之下，史迪威在此次会议的表现，却令支持他的人吓了一跳。他反对陈纳德计划最具说服力的一点就是它会刺激日本大肆攻击，而国军和第14航空队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可是，他却没有好好发挥。他的好朋友马歇尔后来描述，史迪威“弓身、低头坐着，嘴里喃喃絮叨中国作战不力”①。史迪威的传记作者日后解释说，史“没有机智或能力对付他瞧不起的意见，但他又极易瞧不起人”②。可是我们很难相信这位伶牙利齿、说话直率且作风强势的将军，在他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会议上，会因为出席人士如罗斯福、陈纳德的批评就说不出话来了。当史迪威碰到他最瞧不起的蒋介石，他言语上可从没不知所措过。罗斯福于是猜测史迪威可能病了，然后问马歇尔：“病人不应该解职吗？”③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23. 军事史家在形容史迪威不寻常的行为时，欲替他开脱，说他太谦虚：“史迪威不太发言替自己说话，他变得沉默，倒也符合他的本性。”

② Tuchman（杜希曼），Sand, pp.367-368.

③ 同上注，p.368。

不久后，史迪威在陈纳德不在场的情况下见到罗斯福，为他捎来蒋介石的口信——史很可能随意改编。史迪威的版本指蒋提出警告，若没有先前承诺的500架飞机，日本人可能溯长江而上，而国军可能会弃械降敌。可是史迪威又表现得不够沉着，让罗斯福印象很差，他又陷入“缄默的本性”①。他替罗斯福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列出他的观点，强调把有关缅甸战役（“安纳吉姆”）的事放在最优先，包括空运物资吨数等方面，而且必须要求英军、国军都坚守承诺——但是他没讲明，他指的是原先的“安纳吉姆”，还是已被大幅修正的“安纳吉姆”②。然而，罗斯福告诉马歇尔，在中国，他希望将优先权交给空中攻势，并且尽可能提供蒋介石所要的。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23.

② 军事史家认为他可能也口头报告了这部分。见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323-324.

三叉会议5月14日在白宫正式举行，继续讨论陈纳德和史迪威对中国战区立场相对的战略。依马歇尔的描述，史迪威再次“像个嘴巴紧闭的蛤蜊，因此给人不好的印象”①。不过，史迪威倒是有提出他的基本论点，即陈纳德计划会招惹日军进击，而要制止他们，需要动用国军50个师的兵力，还有他怀疑驼峰空运作业有能力提供美国14航空队每个月5000吨的物资。这时候，罗斯福问史、陈两人对蒋介石有什么看法。史迪威对这个问题可一点也不缄默，他说：“他是个优柔寡断、奸诈、靠不住的无赖，说话从来不算话。”陈纳德予以反驳：“长官，我认为委员长是今天世界上两、三位最伟大的军政领袖之一。他从没打破对我的承诺。”②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371.

②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220; Tuchman（杜希曼），Sand, p.371.

三叉会议进行期间，日军在长江中游的攻势——或者史迪威所说的“劫掠”——转进西北山区，扑向扼三峡出口的石牌天险。蒋介石飞到湖北指挥作战。在陈纳德所剩不多的P-40和解放者轰炸机支援下，石牌天险守住了，日军开始撤退；陈纳德形容那是“溃不成军”①。但是，蒋、陈这厢宣告大捷，史迪威的幕僚却向媒体放话骇斥。放话者表示，日军不过是因为已达成其有限目标，而照计划退兵罢了。即便这个结论很可能是正确的，故意让盟友（就算过分夸大）的胜利出糗，显示史迪威对蒋的个人恩怨，已蒙蔽了他的判断②。

①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245.

②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2, pp.36-37.

这时候，宋美龄显然是应艾莲娜之邀，又到白宫住了几天。同时，她哥哥宋子文已经出任外交部长，也来华府出席三叉会议的一个场次，表达中国的立场。美国陆军史学家没有使用引文，直指“宋说，除非有诚意开始进行救济、并履行卡萨布兰卡后的承诺，否则中国将单独与日本媾和”。中国外交部长若真的有这么石破天惊的声明，史家应该要完整引述全文。再者，依照中方的纪录，宋只说蒋介石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不应怀疑他的决定。否则，我们将重新考虑，我们是否能继续执行中国战区的指挥权责。”这当然是警告，但却是比美国陆军史学家所报导更加细致、更加外交辞令的警告①。无论如何，联合参谋长团决定忽略蒋的强烈希望，还是把缅甸战役局限在缅北地区。但是当宋子文次日在白宫抗议之后，罗斯福又答应这项计划会包含“缅甸全境作战”②。宋美龄和宋子文兄妹并没协调两人的游说工作。宋美龄独立行事，试图说服霍浦金斯，应该让罗斯福透过她与重庆方面沟通，而不是她哥哥。蒋夫人确实非常有说服力，在一次会谈中，她得到罗斯福原则上的认可，让中国政府可以用1942年承诺的5亿美元信用融资中的2亿美元，购买美国的黄金，再出售给中国民众，以对抗通货膨胀③。

① 宋5月7日相联合参谋本部简报的中文记录，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157；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26，则引用此一联合参谋会议的“摘要”。

② 宋子文和战争部助理部长麦考伊（McCoy）1943年5月5日谈话的备忘录，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6.

③ Arthur N.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o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318.

罗斯福也提议用另一个方法解决史、陈的争执：新的战机不用来增益陈纳德的部队，而是直接用来加强中国空军的实力。中国空军是独立的，陈纳德本人和所有人都认为它实在无可救药的差劲。蒋夫人立刻冲到位于V街的中国防务供应署办公室，向她哥哥宣布她已争取到委员长所要的一切。宋子文大怒，致电委员长要求他照会罗斯福，蒋夫人无权代表他交涉①。没有纪录显示蒋的反应，但他显然支持宋子文的立场，因为美龄带着对哥哥一肚子的恼火，突然就决定要回重庆。

① Alsop, I'v Seen the Best, pp.218-223.

罗斯福在三叉会议中已对史迪威存下不良印象，在总统寝室和霍浦金斯谈话时表达对“家丑外扬”的强烈不满。他说，史迪威仇恨中国人，送回来的报告“尖酸刻薄”①。宋子文可能提供给霍浦金斯一封备忘录，列举近来史迪威判断不当的一些事例（大部分涉及他对派送到中国的租借法案物资之分配）。宋子文以史迪威式的侮蔑词句为备忘录作结：“史迪威烟酒不沾，在任何国家都会是个备受尊敬的童子军领袖……但是毫无疑问……他完全不适合做重要军事领袖……他当‘中国戈登’（Chinese Gordon）③的想法，相当与时代脱节。”②霍浦金斯其实不需要别人怂恿或说服，他早已对史迪威“强硬的不妥协”厌烦透了④。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489.

② 1943年8月20日有关史迪威的备忘录，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2.

③ 编按：戈登是一名英国军官，助清朝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有功，同治皇帝因而授予戈登中国军队当时最高的军阶——提督。

④ Robert E.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1948;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50), vol.2, p.352.

同时，罗斯福对于中国才是终极的对日反攻的最佳战场、而非太平洋诸岛这个构想越来越有兴趣。美军在太平洋各岛伤亡人数不断累积，美国军方首长也开始转向这个构想。霍浦金斯告诉宋子文，“几位美国最优秀的战略家”相信中国应该是“（对日）作战的主要基地”①。只要国军和陈纳德得到对付日本强力反攻所必需的大量物资和器械，蒋介石就一定赞同这个构想。6月，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报告，美国已决定给予中国300架全新的P-40战斗机。蒋对于这个“令人兴奋的新闻”高兴极了。他认为，最近“鄂西之胜利”对于提升美国14航空队的声誉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②。

① 宋子文“1943年8月16日与霍浦金斯谈话纪要”，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6.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7, 1943, box 43, folder 5.

蒋介石收到宋子文报告的次日，打电报给太太，指示她和罗斯福辞行谈话的重点。他也建议她提起史迪威的问题，但别说成“太严重的事”。他再次描述史迪威的“傲慢性格”、像“殖民主义者”一般轻蔑国军，以及尽管“军事失败”，仍“自大地认为自己永远不会错”。蒋夫人迅速回复，犹豫在这个时机向罗斯福提起这个敏感话题，是否明智。蒋将决定权留给她，而她显然没向罗斯福提起这回事①。

① 蒋1943年6月21日给蒋夫人的电报，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171-2172。

史迪威回到重庆，向蒋简报三叉会议的内容。他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冒犯战区最高统帅；他拒绝让蒋知道缅甸战役海军的计划详情，声称内容太敏感——即使在蒋的坚持下，后来他也只肯提供翻译版本。里面提到盟国将派3艘战斗舰、8艘航空母舰参加缅甸战役，这是蒋很高兴能得到的另一项承诺。7月12日，他建议再加强原定的空中力量，但他也正式同意三叉作战计划——此计划与他自己一开始的主张相符：确保海、空优势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8, 1943, box 43, folder 5;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41.

不料隔了几星期，承诺又生变。英、美高峰会议8月19日在魁北克揭幕，讨论意大利（可望）投降后的盟国战略。蒋很生气又没被邀出席。他在日记里责备“国际”这种“势力与强权……不平”，也迅速发电抱怨。盟国因此邀宋子文赴会。宋子文匆匆赶到加拿大，却在第一天向委员长报告：他“还未见到任何人”①。这很不寻常，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四强会议里，盟国联合参谋长团一致同意中国将是攻击日本航运、轰炸日本，甚至最后攻进日本本土，最好的基地。根据这项计划，盟军将在中国沿海登陆，同时，经过整编、训练的国军则由西东进。两翼会师后，联合部队就挥兵北上。同时，美国空军将用威力强大的新型B-29轰炸机（航程2600公里，可携5吨炸弹）从中国去轰炸日本②。新任印缅战区英军总司令奥钦列克（Claude Auchinleck）元帅向军事首长们报告，他认为在缅甸的任何作战都是“徒劳无益”；邱吉尔也不停发牢骚，认为这完全是浪费力气③。即令如此，联合参谋长团还是确认攻占缅北之役将在1944年2月展开。不过他们没有提到攻占仰光，也没有提到三叉会议中承诺的大批海上武力支援。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2, 1943, box 43, folder 7.

② Hauro Tohmatsu, "The Strategic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no-Japanese and Pacific Wars," paper given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9.

③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358-363.

史迪威5月间在华府的表现不佳，但他一回到重庆就开始在一本“黑色记事本”中自言自语，做起在前线指挥中国全体军队（包含共军部队）的春秋大梦。想要这么做，他必须先在中国军中取得“前敌总司令”的头衔。有了这个头衔，他就对前线所有的中国部队拥有“绝对权力”，蒋介石将只是“表面上”全盘负责，而陈诚只是“表面上”负责前线指挥。史迪威认为，蒋若不同意就“滚一边去”，因为美国会停止一切对华援助①。这个61岁的洋基佬，4年前还只是个任职多年、没有实战经验的上校，现在却幻想成为4亿人口大国实质上最有权力的人，僭取领导这个广土众民、历史悠久的国家及其军队近20年的首席人物之大位。

① 史迪威1943年6月在他的“黑色记事本”里写下这个剧本。见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41.

史迪威的副手“小指”窦恩上校和一些“认真考虑过的中国军官”联手密谋史迪威计划的细节，这些人希望“高层有决定性的改变”，他们告诉窦恩，蒋的权力已“动摇”①。这类讨论在中国政府眼中，可是会构成叛国的。史迪威打算在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非正式地把这大胆的计划推销给马歇尔，如果可能的话，也向罗斯福总统进言。8月间，做为他构想中前敌总指挥的热身，他向委员长上备忘录，提议调共军参加联合攻势，并且把中国所有的武装部队重组为国防部队和地方守备部队。蒋认为，这备忘录乃史对中国内政的“不逊之言”，不予理会②。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399.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1, 1943, box 43, folder 8; 史迪威的计划，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239;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2, p.45; Romanus and Sunderlund, Stilwell's Mission, p.341.

史迪威晓得，新闻界对华府中国战略的政治角力举足轻重。他在结束三叉会议要离开华府之前，到国会山庄拜访若干议员，提供他的看法。戴维思在华府协助史，安排《华盛顿邮报》发行人梅耶（Eugenen Meyer）设宴，找了6至8名大牌记者和史迪威交换意见。另有20人在晚宴后加入，听取史迪威“非正式”的说明。和他与罗斯福开会时不一样，史迪威这次相当有说服力，《纽约时报》根据鲍德文（Hanson Baldwin）的报导，发表标题名为《对中国抱太多一厢情愿想法》的批评文章①。戴维思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分别对驻重庆和美国的许多西方记者、外交官和其他人士，提供这份资料。一个美国外交官凭着自己的职权，在美国国内策划抹黑战时盟国的媒体宣传，而且这个盟国还是美国总统所支持的，实在相当少见；戴维思完全同意史迪威的观点。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p.372-373, 476-477, 493.

同一期间，陈纳德、艾索浦和宋子文也忙拜访媒体和国会人士，提供他们不同的看法。1943年5月，陈纳德在华府期间曾三度蒙罗斯福私下召见。罗斯福嘱咐陈直接向上呈报，让他知道中国的状况。现役将官和总统办公室直接联络的做法相当罕见，这令史迪威、史汀生和马歇尔很不爽。马歇尔甚至当面对陈纳德说自己不信任他①。

①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226; Tuchman（杜希曼），Sand, p.371.

9月13日，史迪威奉召到委员长位于重庆城里与河对望的寓邸。他见到了宋美龄和宋蔼龄。根据史迪威的日记记载，宋氏姐妹告诉他，她们很担心国军的军事准备不足。史迪威认同她们对此的担忧，点名指出应该对这问题负责的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参谋总长何应钦。会中某人（史迪威日记没讲明是谁）建议，有一个补救之计就是让宋美龄出任军政部长，换下何应钦。宋美龄在华府期间大力游说反史迪威，为什么现在突然又愿意与他结盟，这点我们并不清楚。她和哥哥的竞争必然是因素之一。毫无疑问，她很气宋子文和委员长斥责她在华府干预国政，想要恢复她做为委员长对美事务重要助手的地位。

宋氏姐妹并没向史迪威说明她们的动机，但凡他说的，她们全都同意，于是三人“签署了攻守同盟”。史迪威写下：“她们很认真。”从10月13日至18日，史迪威记载了和宋氏姐妹的十次会议。她们痛骂何应钦（“非常自负的小猴子”），抱怨委员长很难相处，并自夸促成蒋最近在宜昌附近和日军交战①。据说，宋美龄“透露跟委员长的生活糟透了”，并宣称她是唯一可以跟他说实话的人②。

①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2, p.47.

② Stilwell, Papers, pp.213-217.

就在这时候，宋子文还在华府，终于进入让史迪威下台的尾声。8月21日，宋子文谒见罗斯福，表示若史迪威不解职则“中、美合作堪忧”。罗斯福答说，他也有在想这件事。宋向蒋报告这段对话。（蒋夫人可能读到这些来往函电，然后邀史迪威参加了一个突兀的会谈。）9月16日，宋子文向罗斯福辞行，罗同意更换史迪威；宋离开华府之前也被告知（可能是霍浦金斯告诉他），马歇尔对史迪威不再那么欣赏了①。

① 宋1943年9月16日的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236；Romanus and Sunderland, Silwell's Mission, pp.376-377.

1943年新任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的蒙巴顿勋爵（右一）与夫人（左二），和蒋介石、宋子文（左一）合影

宋子文和美国陆军供应司令索摩维尔（Brehon Somervell）将军飞回重庆。10月13日，宋从重庆发电报给霍浦金斯说搞定了！委员长将提出更换史迪威的要求，索摩维尔会把请求正式呈报给华府①。这时候索摩维尔接到战争部的讯息，要他留在重庆静候进一步指示；他以为自己要被派接替史迪威的职务，而他根本不想淌这趟浑水。

① 1943年10月13日，宋子文透过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拍电报给霍浦金斯，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2.

索摩维尔用尽一切办法，设法劝说委员长再给史迪威一次机会①。他也私下告诉史迪威，委员长坚持要把他解职，而且罗斯福曾经两度考虑要召他回国。史迪威在日记写下：“我猜就到此为止了。”②但是，蒋的心意未决。蒋在日 记中表示，他和美国的关系、即将展开的缅甸战役，还有中国军方的态度，都应该比这件事更重要③。蒋当然也是担心如果争端造成对美关系的危机，他的内部敌人会试图逼他下台。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77.

②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2, p.47.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15, 1943, box 43, folder 9.

宋子文回到重庆，赫然发觉他的大姐、小妹联手力促蒋让史迪威留任；她们认为，逼史去职会对中国不利。在蒋氏官邸里，一场非同小可的家庭战争爆发，艾索浦每晚都听宋子文向他诉苦。史迪威和宋美龄都瞧不起的何应钦也加入辩论，支持宋氏姐妹的主张①。他可能觉得若史迪威留在中国，委员长的力量会被削弱，甚至可能在日本投降之前就引退或被推翻，届时他或许有机会掌权。

① Alsop, I've Seen the Best, pp.224-225.

10月16日，新任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勋爵（Louis Lord Mountbatten）飞抵重庆。当蒋问起时，蒙巴顿坚持史迪威应该留任；因为他才刚刚批示让史迪威在本兼各职之外，再加上一个职衔，即出任他的副手①。蒋被这些声音说服了，也担心此举恐怕会得罪马歇尔甚至罗斯福，不论宋子文被告知了些什么；他要蒋夫人去告诉史迪威，倘若被召回恐怕有损他将军的名誉，但是如果史肯道歉并改变作风，委员长或许会原谅他②。宋氏姐妹劝史迪威放下身段、承认犯错，道歉并保证悔改。史迪威说他犹豫了许久，但在两姐妹的坚持下，他终于还是答应了③。

① 同上注，p.224；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1, pp.46-47.

② 史迪威与宋美龄，以及蒋介石与史迪威的谈话，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3年10月17日，p.2253。

③ Stilwell, Papers, pp.220-221.

史迪威在宋氏姐妹的陪同下，于10月17日夜里去见委员长。根据中方的记载，史迪威表示他诚心希望帮助中国，若有任何误解“皆出无心”。他保证必不再犯。蒋对史说教，大谈最高统帅和参谋长的职责，并建议史迪威克制他的优越情结。史迪威保证他会好好扮演蒋（统帅）的顾问①。

① 史迪威1943年10月17日与蒋面谈的中文记录，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253。

蒋夫人冲出委员长书房，宣布史迪威同意服从最高统帅时，陈纳德正在接待室等候晋见委员长。蒋单独邀请宋子文做早餐会谈。宋激昂地报告说，他终于取得美国政府让史迪威去职的无条件支持和谅解。蒋答说，他一直很在意史迪威的不服从，可是史已保证今后将会“听话”，变得更加合作。因此，他决定再给史迪威一次机会①。

① Alsop, I've Seen the Best, p.225.

宋子文失望透了。他好不容易让美国总统同意召回自从到任就让委员长芒刺在背的人，结果全是徒劳。宋力主蒋不应错过这次让史解职的机会。他一度抗议：“难道你是非洲部落的酋长，怎么这么反复无常？”蒋怒不可遏，一拳捶在小餐桌上，盘子碎了一地①。回到家后，宋子文向艾索浦透露对话经过，不禁潸然落泪②。但是，事情似乎暂时告一段落了。次日，史迪威、陈纳德和索摩维尔来到官邸和蒋氏夫妇喝茶，彼此闲聊，彷彿一直都是朋友似的③。

① 宋子文1943年向蒋介石写悔过书的备忘录，宋仲虎于2006年4月11日e-mail中提供副本。

② Alsop, I've Seen the Best, p.225.

③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378-379.

蒙巴顿来到重庆召开盟国正式军事会议，借以讨论缅甸战役。会议在黄山官邸举行，这是首次在中国召开的这一类正式会议。会议头一天，宋子文以外交部长身分陪同贵宾进入小妹所处的会议室。这位颇善于在女人圈周旋的英国勋爵，觉得她“有最动人的容貌、格外妩媚……还有一双优雅的腿”。她低声与哥哥快速交谈，蒙巴顿认为她是叫他离开，因为宋子文摸摸眉心表示他不舒服，然后就告退了；此后一连数月都没有重要外宾或访客见过他①。

① Louis Mountbatten, Personal Diary of Admiral the Lord Louis Mounbatten, 1943-1946, ed. Philip Ziegler (London: Collins, 1988), p.14.

委员长一进来，蒙巴顿立刻觉得他“是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所见过最有威仪的中国人”。虽然蒋私底下很生气联合参谋长团要把泰国和中南半岛（主要指越南），划出他的战区置于蒙巴顿的战区辖下，但接下来两天的正式会议“顺利得不得了”。蒋、蒙两人达成协议，这两个国家仍归属中国战区，但两个司令部都可进入作战。蒙巴顿告辞时，对他的东道主有了“真切的情感和敬重”①。

① 同上注，pp.11-17；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80.

宋子文卑屈地写了一封信向委员长道歉，但蒋觉得宋拿他和非洲酋长相比，简直欺人太甚，把他置于软禁状态。那年冬天，宋子文经常和艾索浦相偕在寒冷、空旷的稻田间散步。同时，史迪威趾高气昂，在日记和信函里毫不掩饰，全无认真承诺改变作风的样子。他告诉太太渡过“这难关”后，他感觉“像空气一般自由……伟大、光荣”。他形容“花生米”10月17日的说教“全是胡说八道”①。相形之下，蒋的日记和行动却显示他是真心和史迪威修好。蒋介石不是那种记仇的人。

① Stilwell, Papers, p.221.

1943年夏天，蒋曾在日记写下，他不需要强迫中共解散；他认为他的主要策略应是运用政治和宣传手段，助长共产党“内部裂痕”；他觉得此时共产党的内部裂痕正在扩大中①。如事实上，也有证据显示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党内的“国际派”，包括周恩来，已有分裂。根据俄罗斯档案文件，季米特洛夫派一个NKVD（KGB的前身）的特务前往重庆，和周恩来主持的驻重庆联络处接触，并就中共内部情势提出报告。这个华人特务高东（Gao Dong，音译）俄文名字为戈杜诺夫（Godunov），数次与周恩来和其他人在周的重庆办公处会面。高东从这些人取得消息，并透过苏联大使馆武官处拍发电文：延安正在加强其反蒋运动，主题是警告大家提防国民党大肆进攻中共的基地区域。高东报告：共产党报刊和大字报上的漫画，把蒋和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并列。延安的新口号是抗战前的老调：“抗日、反蒋”②。苏联军事情报机关（GRU）派在延安的特务弗拉迪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一向批毛甚力，他说，毛泽东对此一丑化蒋介石的运动自居有功，声称早就该批蒋了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8, 1943, box 43, folder 8.

② 高东（Gao Dong，音译）1943年8月14日自重庆向季米特洛夫报告，RGASPI, collection 595, inventory 74, file 333, pp.3-13.

③ Peter Vladimirov, The Vladimirov Diaries (New York: Doubleday, 1975), p.133.

斯大林并不反对此一违反抗日统一阵线原则的行动。在库尔茨克（Kursk）坦克大战之后德军全面撤退，斯大林也已开始思考战后的中国局势，以及对蒋施压、加压的必要性。莫斯科的报纸抓住这个主题，指控蒋曾对中共下达最后通牒，要他们投降。听到莫斯科指控国民党即将进攻的消息，史迪威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Gauss）向华府示警，马歇尔于是急电宋子文表示高度关切①。蒋认为这些指控是“俄国之阴谋”的一部分②。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p.388-389.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11, 1943, box 43, folder 7.

有意思的是，蒋也怀疑这些谣言和中共对他的攻讦，是“针对周恩来的大阴谋”之一部分。他怀疑毛泽东希望刺激他（蒋）攻打延安，让他（毛）有藉口整肃周①。季米特洛夫的特务回报，延安的政治宣传现在批判周和若干领导人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者”和“国际派”，散布“关于蒋介石的不实言论”。毛本人告诉弗拉迪米洛夫，党内运动的矛头指向“失败主义者”，他们对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伤害到党②。这个批评直接地影射周恩来。

① 同上注。

② Vladimirov, Diaries, pp.133-134.

毛的党内运动告一段落时，并未如蒋所期待的出现大分裂。根据高东对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以及弗拉迪米洛夫对GRU的报告，周被解除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职位，他承认在宽容国民党上犯了错误，将再次追随毛的路线①。事实上，蒋不久就接到情报表示，周以中共南方局书记的身分，下令加强吸收国民党干部做为中共地下党员的运动。蒋认为，这是毛在替战后斗争预做准备的另一个迹象②。

① 同上注，p.133。

② 高东（音译）向季米特洛夫报告，他刚接获消息，中共代表团里有国民党潜伏近来的特务，已经泄漏出去解读电讯的密码册。1943年8月14日，RGASPI, collection 595, inventory 74, file 333, p.7-8; 1943年8月14日，RGASPI, collection 595, inventory 74, file 333, p.6.

9月间，蒋还在踌躇是否让史迪威解职时，他对中共一再挑衅、攻打国军，越来越按捺不住怒火。他认为，史迪威促使国共联合行动，已使中共变得“悖乱挑战，倒行逆施，日甚一日”①。他在日记里反省，表示最好能对中共问题有个“军事办法”，并且“必须于德俄战争未了之前……从事”②。他告诉此时还在华府的宋子文，他过去没打算用武力对付中共，但这次“不得不用纪律处治，以明功罪，而整纪纲”③。然而，就军事及政治后果思虑了一整夜之后，蒋在次日又告诉宋子文，决定“不加以法纪之制裁”④。

① 蒋1943年9月9日给宋之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213-2214.

② 蒋1943年8月15日日记，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201。

③ 蒋1943年9月9日给宋之电报，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210, 2213-2214。

④ 蒋1943年9月10日给宋之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214-2215。

9月1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18页的小册子声讨中共的罪行，如攻击国军部队、非法扩张其武装力量、发行自己的货币，以及走私鸦片等等①。5天之后，尽管双方言词交锋，中共代表董必武到重庆出席包罗各党派人士的国民参政会。同时，毛的讯息非正式地由周及其他人传给美国人，表示尽管口水战升温，国民党又有进攻的可能，但是中共依然信守抗日统一阵线和“民主的”政治过程。大约这时候，周恩来和史诺在重庆会面，表示希望美国军事及记者团近期内可以访问延安。史诺立刻把话传给美国人。同时，史迪威的手下戴维思也开始正式向华府推动，让史迪威到中共领地正式访问的主意。

① 蒋1943年9月19日给宋之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216。

担心日本和中共的反应，斯大林表示若蒋介石出席下一次的盟国高峰会议，他就拒绝参加。蒋也不想跟斯大林碰面，因此盟国安排了两场会议：开罗会议由美、英、中领袖参加；德黑兰会议，由史达林和罗斯福、邱吉尔碰头。开罗会议预定在11月中举行。会议召开的10天前，罗斯福派前任战争部长（编按：中方资料作陆军部长）赫尔利（Patrick Hurley）为蒋介石做简报。蒋对此一“善意、真诚”的姿态大为感动。他写下：罗斯福总统的“侠义、高尚”已达到“极致境界”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17, 1943, box 43, folder 9;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2, p.51.

61岁的赫尔利，个头高大、爱热闹、个性固执的奥克拉荷马人。从小在巧克陶印第安人保护区附近长大。从印第安学院和法学院毕业后；他担任巧克陶国的国家律师。赫尔利学会巧克陶人作战时的尖锐的吶喊，在阿戈纳（Agonne）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其他战役中，因英勇作战获颁勋章；后来担任胡佛总统的战争部长。赫尔利是个坚贞的共和党人，不认同罗斯福的所有内政政策，但是乐于接受总统交付的海外艰巨任务；譬如，试图将补给运入被围的巴丹半岛，虽然并未成功①。一到中国，他就告诉史迪威，在美国本土史迪威被看做是“中国的救主”②。

① Don Lohbeck, Patrick J.Hurley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56), pp.15-86, 159-164.

② Tuchman（杜希曼），Sand, pp.397-398.

11月12日起，赫尔利和委员长商谈了三天。蒋先就罗斯福书面问题作答；蒋承认他不愿意和斯大林碰面，但是在抗日作战上他会和苏联军事合作。赫尔利说，美国战后政策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包括英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支持自由、强大、民主的中国做为亚洲最主要的、稳定的力量。蒋告诉赫尔利，他很感谢罗斯福总统的“最高尚道义”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3, 1943, box 43, folder 10; Lohbeck, Hurley, p.206.

蒋在准备自己到开罗开会的报告资料时，于日记中强调采取“淡泊自得”的立场，以不要求物质援助为实际作为①。启程之前，他批准了史迪威为开罗起草的计划，其中包括：盟国1944年初使用海、陆、空力量“全力”抢通经缅甸往中国的卡车路线；美国提供武器和设备给中国90个师；每月10000吨物资飞越驼峰，以支援在中国的空中作战。基本上，这是蒋在过去18个月针对发动缅甸战役的一向主张——强势军力。可是，史迪威在他当天的日记上大大标记“胜利”两字，仿佛他好不容易争取到蒋的同意②。马歇尔从史迪威的报告得到错误印象，讲出相当不正确的一句话：“这是战争开始以来，委员长第一次积极表示有意改善及使用他的部队。”③打从一开始，蒋就曾试图拯救香港，主动派出精锐国军入缅作战，支持史迪威在印度集训X部队、在云南整训Y部队，在长沙和宜昌进行战事，在杜立德空袭东京之后日军的惩罚战之中损失30000兵力——现在他已准备好（甚至是渴望），投入总共18个师的兵力参与第二次缅甸战役，只要盟国有空中与海上的优势。此时，蒋还同意史迪威另一项建议：若是麦克阿瑟率军登陆华南，他愿意任命一位美国指挥官统率中、美联军。不过，这和史迪威所想的——由他本人指挥前敌所有中国部队——大不相同。

① 蒋1943年11月17日日记，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270-2272。

② Tuchman（杜希曼），Sand, pp.399-400.

③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vol.2, p.61.

宋蔼龄向“酸醋乔”说，蒋对即将出席开罗会议“心情非常愉快”。从蒋介石这段时候的日记明显看得出来，他在与史迪威的关系上，已翻向一个正面的新篇章。可是，他并没得到善意的回报。蒋展现他对这位美国参谋长的新信赖，要史代表中国在开罗会议做报告。可是，听完之后，史回到房里写下：“我听见他摇尾巴了！”①事实上，史迪威的日记用辞遣字变得越来越恶毒。例如，在启程前往开罗、预期会见到罗斯福之前，史在日记中称呼美国总统是“橡皮腿”②。

① Stilwell, Papers, p.225.

② 杜希曼认为这些用词“令人惊骇”，但又解释说在史迪威的日记里“只出现1、2次”。Tuchman（杜希曼），Sand, p.398.

史迪威先蒋氏夫妇一步抵达开罗和马歇尔碰面。马歇尔建议，既然史在中国没受到尊重，应该离开中国。史表示希望留下来，马歇尔命令他：“那就别再胡说八道！”他立刻明白马的意思，抗议说他从来没公开喊蒋“花生米”。马歇尔立刻顶回去：“你从来没说过谎。别从现在开始说谎……别再对你的部属讲这些事。”①但是，史迪威并没停止。

① Forrest C.Pogue, George C.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for Forrest C.Pogue, ed. Larry I.Bland, 3d ed. (Lexington, Va.: George C.Marshall Foundation, 1996), p.605. 马歇尔还说：“他写信给太太，用的词句更尖锐。”

第六章：中国战区

1943年11月21日黎明，委员长和蒋夫人搭机抵达开罗，将和罗斯福、邱吉尔及盟国高阶将领开会。陈纳德未被美国战争部邀请与会，但他以中国空军参谋长身分出席。他到机场迎接委员长夫妇，护送他们到别墅。蒋夫人因结膜炎，加上长途旅行的疲累，没有参加上午拜会邱吉尔和蒙巴顿的行程，但是当天晚上六点半，两人一起与邱吉尔会谈。邱吉尔很不高兴在罗斯福的战后四强构想当中，竟然有个地广民穷、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非欧洲国家在内，而且在缅甸战役中他想尽可能避免军事上的参与。可是，邱吉尔写下，他“对（蒋）镇静、内敛和有效率的个性印象深刻”，也认为蒋夫人“很抢眼、有魅力”①。蒋和邱吉尔初次见面后，认为邱“镇静沉着”，“无愧为抗日反共之前锋”。但是经过4天的会谈，他就会改变主意了。

① Winston S.Chru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n Epilogue on the Years 1945 to 1957 (London: Cassell, 1959), p.727.

次日，会议在可以看到金字塔美景的米纳饭店（Mena Hotel）举行。三大巨头、盟国联合参谋长团以及大小幕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当中，蒋宋美龄是唯一的女性。英国参谋总长阿兰布洛奇（Lord Alanbrooke）元帅说，当她在窄裙内挪腿换个姿势时，他好像听到年轻军官们发出一股低声的叹息。相形之下，阿兰布洛奇形容她的丈夫，这位中国领袖像“松貂和雪貂的混种”。经过一天的会谈，阿兰布洛奇认为蒋“根本没掌握到战争的大局势”①。但是阿兰布洛奇并不知道，蒋认为直接和罗斯福讨论，即可解决一切与中国有关的重大军事、政治问题；在他看来，其他的会谈都不具决定性。

① Field Marshall Lord Alanbrooke, War Diaries, ed. Alex Danchev and Dand Todman (London: Widenfeld and Nicolson, 2001), entry for November 23, 1943.

蒙巴顿提出他的进攻缅北作战计划——“冠军行动”（Operation Champion）。这是一个比经蒋介石核可的史迪威计划，或罗斯福等人在华府及其他场合向中方承诺的计划，都更为局限的作战计划。“冠军行动”根本就不是以“陆海空全面作战”打通前往中国之陆上通道；它仅提议夺取钦敦江对岸的一个桥头堡，并在往密支那的铁路做空降行动。行动的下一步也还不明朗。安达曼群岛（Andama Islands）是这个计划唯一的两栖登陆目标，而纵使占领此地，也不太会阻断日军在缅甸的补给线①。史迪威10月间交给蒙巴顿的批评意见，批评“冠军行动”像“被恐惧渗透”，又形容攻打安达曼为“流产”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3, 1943, box 43, folder 10.

② Barbara Tuchman（杜希曼），Sand against the Wind: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London: Macmillan, 1971), p.402.

开罗会议一开场，蒙巴顿就说明“冠军行动”将发动32万名盟军部队，其中16万人是印度和缅甸部队、2万名英国特战部队、3000名美国特战部队，和13.7万名在印度和云南整训的中国军人——即X部队与Y部队。邱吉尔意外承诺皇家海军将派遣2艘大型战斗舰、4艘大型航空母舰和10艘小型航空母舰，以确保掌控孟加拉湾。轮到蒋发言时，他很高兴，但再次强调大规模两栖作战和海上优势是必须的。目标应该是瓦城而不是密支那，另外驼峰空运作业应每个月送1万吨物资到中国①。霍浦金斯后来写说，蒋通常不愿谈论特定细节②。这位中国领袖把实质交涉留待与罗斯福来谈，所以他在联合会议上的发言简洁扼要，而且事实证明，他对盟军将遭遇的日军兵力之推估，颇有先见之明。蒋在11月23日会议的简要版发言纪录是：“缅甸战役的成功，不只要看在印度洋建立的海军势力，还要看海上行动和陆上作战的同步协调。如果海上力量不能集中，仅靠陆上部队力量的集结，还不能确保胜利……敌军在缅甸可部署的兵力可达到10个师，如果我们不切断他们的增援途径，他们的部队还会更大。”③

①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1956; Washington, D.C.: U.S.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1978), pp.62-63.

② Robert E.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gs (1948;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50), vol.2, p.393.

③ FRUS(1943): The Conferences, p.117.

罗斯福总统住在美国大使官邸。当天夜里，罗在大使官邸设宴招待蒋氏夫妇①。霍浦金斯是唯一的陪宾。蒋夫人脚登露趾鞋、身穿黑色丝绸旗袍，和去年叼扰甚久的老朋友罗斯福打招呼。双方都有译员坐在边上，但美龄不时修正她先生译员的翻译。蒋原本就视罗斯福是“超乎常人”的大政治家，经过一整夜坦诚长谈后，对罗更增添敬意②。相形之下，蒋的尖噪子以及在权贵宾客前的拘谨、礼貌，却没让意气风发、随意的美国东道主产生太多的友谊感。

① 蒋氏夫妇11月22日与罗斯福总统进行正式的“初识”会谈。

②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and His Diary as a Historical Resource (Armonk, N.Y.: M.E.Sharpe, 1996), part 2, p.53.

然而，在这次严肃的长谈中，两人似乎对一切事情都有相同共识。蒋赞同罗对于日本未来政府形态应由日本人民决定的看法。他提议，日本对中国的赔偿可以用工业和战争机械设备、商船及其他实体财产支付。他觉得驻日盟国占领军应由美国领衔；但罗坚持应该由中国国军来主导。蒋也同意罗对“俄国共产主义之政策”，强调莫斯科不可信赖，但又说在对苏关系上，将听从罗斯福的指挥。罗斯福强力支持东北和台湾回归中国①。两人早先在通信时就有共识，对战后世界有一致的看法，尤其认为必须终结殖民主义。此外，蒋还提到两人讨论了苏联参与对日战争的问题以及新疆的局势。蒋对这次会谈的结论是“非常满意”。罗斯福“以老友待我”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4, 1943, box 43, folder 1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3, 1943, box 43, folder 10; FRUS(1943): The Conferences, pp.322-325.

次日（11月24日）早晨，罗斯福的儿子艾略特（Elliot）发现父亲在床上用餐，问起昨晚的情形，罗答说：“发生好多事喔。我见到委员长了。”艾略特问他对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印象如何，罗先耸耸肩，然后说：“昨晚和蒋氏夫妇交谈所学，胜过我和联合参谋长团开4个小时的会。”①蒋虽花了不少时间描叙述中国军队的困难处境，罗斯福对儿子说，他还是对某些问题感到不解，譬如：“为什么蒋的部队不打仗？”为什么蒋“试图阻止史迪威训练中国部队”？为什么他“将数以千计的精兵留守在共产中国的边界”？②总之，罗斯福依然认为蒋还在排斥让史迪威处理国军的问题，原因不明。即令如此，罗斯福“已决心要从中国（也就是，蒋）的角度，让开罗会议成功落幕”③。

① Elliot Roosevelt, As He Saw It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ce, 1946), p.142.

② 同上注。

③ Sherwood, Roosvelt and Hopkins, p.395.

24日，蒙巴顿拜会委员长和夫人。他以后勤角度说明为什么比较有野心的攻打瓦城计划，是行不通的。数十年后，蒙巴顿告诉替史迪威写传记的杜希曼，委员长很显然并不了解“monsoon（季风雨）”这个字，蒋夫人也说明委员长“完全不认识季风雨”。杜希曼两次提到这个故事，声称中国没有季风，“因此，蒋根本不了解”，她甚至把这当作“史迪威难与委员长共事”之“启发性证据”①。但是，蒋的备忘录、信函和日记多次提到缅甸的“雨季”及它对军事上明显的影响；看来他只是不熟悉“monsoon”这个出自葡萄牙文的单字。在符合先入为主刻板印象的情况下，一场的谈话就像这样表面上赤裸裸实则全然误会，成了历史传说的一部分。当天下午，蒙巴顿向联合参谋长团报告，蒋已经接受规模缩小的空中支援，很高兴英国能派出舰队，并且会热切支持此一作战。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against the Wind, p.404.

但就像“monssoon”这个字，蒙巴顿也误解了蒋，误以为这位中国领导人现在对英方整体计划十分热中。一部分问题可能出在宋美龄的翻译上，她试图让蒋的发言显得越正面越好。1个多小时之后，当蒋私下和马歇尔共进午餐时，就证明蒙巴顿误会蒋的意思了。蒋冷静地告诉马歇尔他反对英方的计划，因为他相信它“会导致重大损失，甚至可能会失败”①。他重申两栖登陆的必要性，又说云南的国军（Y部队）不应前进到超过腊戍。美方纪录并未显示马歇尔有任何不同的意见②。事实上，马歇尔和美国其他军种首长在开罗会议上，自始至终都强烈支持蒋的立场，坚持全面展开两栖登陆缅甸作战，即所谓的“海盗行动”（Operation Buccaneer）③。

① FRUS(1943): The Conferences, pp.347-348.

② 同上注，pp.338-339.

③ 11月26日，马歇尔在联合参谋本部会议上，对这一议题很坚持。FRUS(1943): The Conferences, p.364.

当天夜里，邱吉尔设宴款待蒋氏夫妇。邱吉尔竟说海上攻击在1944年5月之前不能进行，使其宾客大感意外；那时候雨季就将要开始了。除此之外，这场晚宴可说又是一场令人满意的聚会。同一天夜里，霍浦金斯携带美方版本的公报草稿拜访蒋氏夫妇。蒋发现前一天晚上他向罗斯福提到的“每一项意见”都列在公报草稿里。他在日记写下，他对罗斯福在公报中所展现的诚意，十分感动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4, 1943, box 43, folder 10.

11月25日是感恩节。蒋氏夫妇在美国大使官邸的庭院里，坐在白色柳条椅上和罗斯福、邱吉尔拍了那张著名的照片。蒋氏夫妇和罗斯福喝了茶后，三人于下午5点再次会谈，这次只有艾略特陪侍在侧，共谈了75分钟①。如罗斯福告诉蒋，他“最头痛”邱吉尔。他说：“英国根本不愿见到中国成为大国。”罗、蒋再次同意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英国必须放弃她的帝国②。至于缅甸问题，两人确认先前达成的共识，即需要两栖登陆作战，并说服英方提早其海军部署③。在罗斯福的压 力下，蒋表示只要抗日战争仍在进行中，他就会和中共成立联合政府，但条件是（一）美国要确保未来苏联会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二）美国要支持让英国终止她在香港及中国其他地方的“帝国权利”④。

① FRUS(1943): The Conferences, p.349.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6, 1943, box 43, folder 10.

③ 同上注。

④ Roosevelt, As He Saw It, p.164. 罗斯福回避东北问题做保证，但说苏联会尊重东北的国界。他建议，香港应归还中国，但要做为自由港，蒋同意。

蒋告诉罗，他对国共联合政府的意见是非官方的——也就是，只能给罗斯福知道。不过，他们俩对此问题的意见其实是一致的①。罗斯福接着告诉蒋，美国将依蒋的要求提供美国武器及训练给中国90个师的部队②。这是两位领袖又一次成功的会谈。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6, 1943, box 43, folder 10.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64.

根据史迪威的说法，这次会谈进行到下午6点15分至30分之间，罗告知马歇尔和史迪威两人，蒋已预备执行“缅甸计划”，包括派云南的Y部队投入战场，但有两项条件，而罗斯福完全支持蒋——确实掌控孟加拉湾，以及同步进行两栖登陆作战①。在这里，故事变得混淆不清，因为有一说 法指控蒋于一、两个小时之内，就在「每一点上」全盘翻转自己的立场；但也有强烈证据指出这个说 法不符事实。这个事件简短但令人难以忍受的细节’值得我们详加检视，一则可藉此证明对历史的扭 曲如何能深铸人心’再则也看清史迪威的为人处世。

① 罗斯福总统的工作日志对罗、蒋下午的90分钟会谈进行到什么时候，有不同的说法；罗下一个约会排在下午6点15分。FRUS(1943): The Conferences, pp.63, 298-299. 关于史迪威、马歇尔和罗斯福的会谈，见Joseph W.Stilwell, The Stilwell Papers (London: Macdonald, 1949), p.232，及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64.

史迪威说，11月25日深夜，霍浦金斯找他去——“10点30分到，乐队演奏——哇！——和邱吉尔谈话。”后来，“霍浦金斯说，委员长下午6点表示不喜欢（缅甸）计划。”①霍浦金斯所说的计划，几乎肯定就是英方的计划，即蒙巴顿误以为他在11月24日上午和蒋谈话，蒋表示会支持的那个计划。蒋所同意的计划是他和罗斯福讨论的那份计划,不是蒙巴顿告诉他的那份。11月24日蒋和蒙巴顿会面之后，紧接着与马歇尔的谈话，以及11月25日下午5点到6点15分，他和罗斯福的会谈，都能够证实这点。罗斯福与蒋谈完后立刻告诉马、史两人的计划，才是蒋所属意的计划。霍浦金斯提到“下午6点”应该就说明这一切了。但是，史迪威在日记里对霍所说的反应却是“天啊！他又来了”，暗示霍说蒋改变了他和罗斯福沟通后的立场。事实上，罗斯福总统当天的工作日志记载，同一天夜里10点30分史迪威有和总统会面。在场的艾略特的纪录显示，史迪威谈到“他和蒋相处的困难”，但根本没提到委员长对与罗斯福的缅甸协议反悔——如果真有其事，史一定会在此场合提起。史迪威很不寻常地没在日记中提到他和罗的会面，这次会面有可能只是一个非正式的酒会（毕竟还有乐队演奏）②。

① Stilwell, Papers, p.232.

② 关于“他又来了”，见同上注，p.231；关于晚上10点30分的会面，见Roosevelt, As He Saw It, pp.160, 162.

据蒙巴顿的说法，次日（11月26日）早晨，马歇尔告诉他，“晚上”委员长和罗斯福又碰了面，蒋“推翻了他在午餐前所同意的每一点”。蒋最近一次“在午餐前”的会谈是11月24日和蒙巴顿进行的，不是和罗斯福或和马歇尔，因此蒋据称推翻的原议，应是指所谓他对英方计划的同意，而这份同意是出自蒙巴顿的误解。因此这里的意见反复，明显出自蒙巴顿会错蒋于早晨会谈的意思，也可能出自史迪威错传霍浦金斯的话。罗斯福总统在开罗的工作日志没有记载，下午5点至6点15分之后罗、蒋还有过会谈。而且，罗斯福、蒋介石、霍浦金斯、邱吉尔和艾略特在他们各自的文件或谈话中，都没提到罗、蒋在11月25日更晚时有另一次会谈，或者提到这位中国领袖反复的立场①。

① 关于总统的工作日志，FRUS(1943): The Conferences, pp.lxiii, 298-299.

我们猜测，史迪威很可能听到蒙巴顿的幕僚或是蒙巴顿本人提到，蒋出乎意料地赞同他们的计划，可是11月25日晚上10点30分之后，霍浦金斯告诉史迪威，蒋不喜欢英国人的计划。史迪威对马歇尔报告霍和自己的谈话，却误导马以为蒋对美、中计划变了卦，便推断罗、蒋在25日夜里有过第2次会谈，而且并不愉快。听到马歇尔转述霍、史谈话的二手版本，蒙巴顿“跑去找霍浦金斯”，霍给了他不附具体说明的“真相”，也就是蒋的确不赞成英方的计划①。

① 关于“暂缓下来”，见Mountbatten, Dairy, p.35, and Stilwell, Papers, p.32. 国防部历史家只用一句话注明，11月25日“晚间”蒋和罗再次见面，“在每一点上都翻转了自己的立场。”他们完全没有交代这句话所本，但想必是从蒙巴顿的报告得出这句话。国务院历史家只说五角大楼的历史“显示”蒋“在每一点上都翻转了自己的立场”，但是国务院因为知道罗、蒋夜里并没再会谈，因此假设此一意见大逆转发生在下午5点的会谈。这一点当然不正确，因为罗斯福在5点的会议之后，已经找马、史去谈了。见Romanus and Sunderland, Commamd Problems, p.65; FRUS(1943): The Conferences, p.366.

史迪威日记对11月26日的状况之叙述，和蒋介石日记的说法，没有太大出入。不过，他在开头含糊地说：“11点的时候，路易斯（蒙巴顿）泄漏情报（应该是指蒋的意见反复）。他被花生米气坏了。谁不是呢！”令人意外的是，史迪威竟然不再提蒋在前一天所谓的意见大翻转。11月26日上午，蒋的确和史迪威以及一群美国将领会商“驼峰运输议题”；蒋记下，“气氛”很好——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听到”罗斯福前一天晚上与一群美国人会谈时，称赞他的“能力”。史迪威则说蒋终于接受，美方将领只能试图符合他的运输量目标的承诺①。

① 关于“气坏了”，Stilwell, Papers, p.232；关于“能力”，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7, 1943, box 43, folder 10；关于“运补数量”，见Stilwell, Papers, p.233.

据蒙巴顿的说法，罗、邱听到蒋对前一天的结论全盘翻案后，于11月26日下午不备纪录人员，与蒋氏夫妇茶叙。蒋记载，他在下午3点拜访罗斯福，讨论了美国贷款给中国、外蒙古和西藏的议题。至于英军两栖作战登陆的议题，蒋只写罗“再次同意”把日期提前，只有邱吉尔不同意。蒋认为他和罗意见完全一致——的确如此。同时，联合参谋长团在下午2点30分开会，中方没参加，会中马歇尔表示，两栖作战（海盗行动）的进行有其“必要”，因为兵力不是问题，而且它攸关太平洋作战之成败，“中方接受”这个行动，而且“基于政治理由，此行动不能被抵触”。这是支持蒋、罗计划的坚决表态。罗斯福总统的工作日志记载蒋、罗11月26日只在下午4点39分碰头一次，那是三巨头、蒋夫人和其他人一起出席的会议，会中通过了公报内容，也讨论许多议题，如中国的经济状况、太平洋战后的安全、给中国90个师的装备、战后国际组织等。会后，邱吉尔和蒋夫人告诉蒙巴顿，蒋对每一点都同意；其实他自昨天与罗斯福会谈后，就一直是如此①。

① 关于“意见完全一致”，Chiang Diaries, November 27, 1943, box 43, folder 10；关于“强烈表态支持”，FRUS(1943): The Conferences, p.364；关于“每一点都同意”，FRUS(1943): The Conferences, p.366.

史迪威次日的另一个怪异说法，有助厘清这一团疑云。蒋氏夫妇11月27日早早起床，匆匆参观金字塔然后径奔机场，取道印度展开漫长的回国之旅。可是登机前，蒋嘱咐史迪威留下来，出席联合参谋长团批准两栖作战的正式集会①。客气地送走蒋委员长夫妇后，史迪威赶去找蒙巴顿。根据东南亚司令部日记的记载，史让蒙巴顿“吓了一跳”，因为史说他奉命“留下来抗议。我必须坚守‘斗牛士’（空降攻打瓦城的计划代号）（Toreador），以及每月（驼峰运载量）1万吨”。蒙巴顿在其日记转述由他助手记下的主张；详细主张比上述还广泛。在这个版本中，史迪威说他奉命“对每一点都取得全盘翻案”，这几乎就和蒙巴顿前一天听到马歇尔所说的一样。这次对蒋又全盘翻案的指控，完全就是直接出自史迪威，而史在其日记中，压根都没提当天早上他听到蒋要“每一点”都翻案，或者他曾向“吓了一跳”的蒙巴顿提及此事②。

① Mountbatten, Diary, p.35; Stilwell, Papers, p.233.

② Mountbatten, Diary, pp.35, 36;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65，引用东南亚委员会（SEAC）战争日记，1943年11月29日。

蒋很欣慰，回国途中在日记写下，开罗会议是他一生“革命事业”的“重要成就”。他很自豪自己的事前准备，以及“各种交涉之进行，其结果乃能如预期”。完全没有在最后一刻交代史迪威去要求什么的记载。很明显的，在这两天的任一天里，蒋在实质上或事实上都不曾改变想法①。

① Chiang Diaries, November 27, 1943, box 34, folder 10.

有人认为，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答应击败德国便加入对日作战，让罗斯福对蒋以及中国在战争中角色的兴趣迅速消退了①。但是，主张若苏联宣誓要攻打日本，中国是否留在战局中就无关紧要的人，是邱吉尔、不是罗斯福②。罗斯福从来没这么说。事实上，他警告邱吉尔，他们不应认定击败德国之后，苏联就一定会履行承诺③。好几座大型机场即将在四川省动工兴建，华府对中国的战略兴趣一点也没消退。罗斯福对儿子艾略特评论蒋的部队在中国“不打仗”，又批评这位国民党领导人的国内政策，但是关于蒋对世界局势和全球战略的分析（包括缅甸），对此，罗斯福在开罗留下的评语却是正面的。有人曾写说，罗觉得他和蒋的会谈“令人沮丧”；两人对战后去殖民化，以及以新的世界组织促进全球和平的看法，却完全一致。罗斯福特别钦佩的是，当他问蒋中国是否“想要中南半岛”，这位中国领导人立刻回答“绝不”。罗也认为蒋答应与中共成立联合政府是个历史性的成就④。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p.407, 521.

②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431.

③ FRUS(1943): The Conferences, pp.705-710.

④ Stilwell, Papers, p.238; Roosevelt, As He Saw It, pp.164, 204；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282.

德黑兰高峰会后，罗斯福和邱吉尔飞回开罗，准备敲定缅甸战役计划。照罗的自述，他代表蒋“像一头骡子般顽固地（和邱吉尔）奋战”，争取英国海军支援作战。霍浦金斯指出美方“强烈觉得蒋的要求应被兑现；不能口惠而实不至”。缅甸的海军登陆战只需动员18至20艘登陆船舰，但是大规模的反攻欧洲之战几个月后就要开打，邱吉尔拒绝投入任何英国船只到缅甸战役①。尽管曾给予蒋无条件承诺，罗斯福勉为其难地忽视美方联合参谋长们的意见，最终同意英国人把两栖登陆作战延后一年②。

①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p.395, 396.

② FRUS(1943): The Conferences, p.681.

回国途中，蒋氏夫妇在印度蓝伽短暂逗留，检阅由史迪威的僚属在当地训练的国军部队。这支驻印度的国军部队（X部队）人数约3.3万人，全都体格强健，且每个人都配备现代武器——对国军来说，这是很特别的体验。蒋对这支斗志昂扬的部队训话，也对美国军官保证若有人员伤亡，会立刻补足。梅瑞尔（Frank D.Merrill）将军麾下3000名美国特种部队已准备好支援中国人。盟军有了喷火式战机（Spitfire）及其他新型飞机，现在终于在缅北掌握了全面空中优势，包括有能力以空投方式补给整个师的需求，和破坏从曼谷到仰光的铁路交通。蒋相信，不久后英国海军也将控制缅甸海岸之进出。这一切和史迪威1942年春季攻势前的情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1943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前往埃及开罗与美总统罗斯福（左二），英首相丘吉尔（左三）进行高峰会，蒋认为这是“中国一大胜利”

然而，和第一次缅甸战役相似的是，情报工作依然很烂。孙立人的国军新38师若干营，将已从印度雷多开始兴建的新补给线又往前推进了约50英里，却在胡康河谷遭遇日本精锐的18师56团守军。然而，史迪威总部（全是美国军官）没给孙立人任何日军在本区活动的情报。孙部呈报发生激战，代理史迪威职务的波特纳（Hayden Boatner）将军还不肯承认当地有火力强大的敌军①。原来，波特纳是受到参二情报处的误导，低估了日军的实力——参二处是由史迪威的儿子小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 Jr.）中校负责。经过又一次遭遇战后，孙部退回原有防线，等候史迪威将军的归来②。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41-42. 提到驻印国军（CAI, Chinese Army in India）总部此次失败以及其他失败时，军事史学家经常用中文发音称这个由史迪威指挥、美国人担任幕僚的机构为“指挥部”（Zhi hui bu），而不是用英文“headquarters”这个字。在驻印国军的编制表上，也只用中文发音的指挥部标示，因此让人搞不清这个驻印国军总部完全由美国人担任幕僚。许多读者可能以为“指挥部”是个中国单位，尤其是蒋介石的单位，因此情报失误全是蒋不好。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46, 123-124.

12月1日，美、英、中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正式公布。在各种历史性的声明当中，它宣示将把日本从中国窃占的一切领土（最重要的是东北和台湾）交还。12月3日，蒋写下“全世界视开罗为中国一大胜利”。蒋委员长夫妇和罗斯福、邱吉尔合照的照片让中国人民万分动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和西方列强领导人平起平坐。蒋将功劳归给蒋夫人，因为她每天工作12个小时，还亲自出马和罗斯福进行一项重要的财经交涉（只是，后来的成果并没有蒋氏夫妇当时认为的那么好）。委员长把中华民国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颁给她①。

①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p.53-54.

这桩财经大突破发生在开罗会议的最后一天。11月26日，宋美龄奉丈夫指示单独拜访罗斯福。她和罗斯福达成多项协议，让委员长兴奋到忘了自己曾发誓不向美国领导人要求财务援助；他派太太去问罗斯福可否贷款10亿美元以解决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回来后，美龄向蒋表示罗斯福说他“完全了解中国经济的恶劣状况”，“爽快同意”蒋的请求①。委员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和中国是如此幸运。他立刻在夫人陪同下去向罗斯福表达谢忱。一向和蔼可亲的罗斯福在会谈中的发言，让蒋氏夫妇深信未来将有一笔贷款②。

① Chaing Diaries, November 26 and 27, 1943, box 34, folder 10.

② Chiang Diaries, November 26, 1943, box 34, folder 10.

可是，罗斯福12月6日回到开罗时，却对史迪威有另一个讲法。他说，蒋氏夫妇要求贷款10亿美元，但是他告诉他们，那恐怕很难得到国会的同意。他告诉史迪威说,他计划以5.5千万至1亿美元购买中国法币，来抑制中国的通货膨胀①。我们只能猜测罗斯福告诉蒋氏夫妇，他觉得再申请一笔贷款的主意不坏，但也提醒说，恐怕很难得到国会和财政部的同意——蒋氏夫妇则认为，既然罗个人原则上同意支持申贷，就一定会成功。

① Stilwell, Papers, p.237.

史迪威12月6日和罗斯福的见面，只有20分钟。可是，他在日记里形容罗斯福是“轻浮的傻子”①。据史迪威的说法，罗斯福突如其来地问他：“你认为蒋还能撑多久？”史答说：“情势很严峻，若去年五月（日军进攻）的情况再发生一次，蒋可能就垮了。”罗于是说：“那我们就应该找别人或一群人来顶替。”史对此表示：“他们可能会来找我们。”罗说：“是啊，他们会来找我们。”②史迪威在两张纸上写下他对总统想法的印象，一张说：“让中国留在战局。我们必须保住我们的侧翼阵地。”另一张说：“如果蒋介石翻船了，支持别人。”③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410.

② Stilwell, Papers, pp.236-238.

③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72. 在史迪威不成册的纸页中找到。

艾略特却对史迪威（蒋天真地留下来代表他的人）和他父亲此次的会谈，留下简短但不一样的记载。艾略特写下，史迪威表达他对“委员长政治手段”的不满，指控蒋“保留所有实力以便在战后对付中国共产党”。但是，罗斯福“脑子里还想着别的事”，包括“他和蒋的协议，以及他后来又和斯大林达成的协议”。他除了“力促史迪威尽量努力把事办好”之外，没多说什么①。

① Roosevelt, As He Saw It, p.207.

回到重庆，蒋在日记里承认，尽管开罗高峰会是“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他内心却唯有“忧患”而已①。国内的坏消息太多。其一是日军继续进犯湖南、湖北。第二是戴笠破获一桩阴谋：一群年轻将校计划在委员长从印度回国于机场降落时，予以劫持。戴已逮捕阴谋策划者，这些陆军参谋学校毕业生说，他们并不是要推翻委员长，只希望促请他铲除政府和军中的贪腐②。蒋下令把他们枪毙或判刑。我们可以相信，其中有些就是曾与窦恩将军讨论“上层变化”的人③。

① Chiang Diaries, December 4, 1943, box 43, folder 11.

② Hsi-hseng Ch'i（齐锡生），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p.113-114.

③ 同上注。

所谓的青年将校阴谋已经够糟，但蒋最大的隐忧是强大的军方司令官和各省掌权者，有可能对他不忠。他前往开罗之前，经常作乱的粤系将领李济琛（在桂林任职）就传出正在筹组一个南方将领集团，一旦重庆政府垮台即可出面统筹大局。据说，李济琛已和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达成共识。当蒋命令李到重庆接某个新职务时，他一口就拒绝①。蒋在和手下许多司令官（就某种程度来说，是全部）往来时困难重重，从这多少看出端倪。被指涉参与此事的其他将领没有位置不保。

① 同上注，p.114。

接下来的18个月，史迪威就像之前的窦恩一样，可能在私底下和信得过的国军将领谈话，让他们明白他对蒋的负面观感。果真如此，这些谈话一定有许多被戴笠手下的特务窃听到，或是遭合作的军官向戴笠打报告。有一天蒋和白崇喜见面时，对白暗示了此一情报能力，叮嘱他“讲话要小心”。当天稍后，白以一封文言文信函向委员长感谢其建议①。

① 此处和白崇禧的互动，参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192-2193。

尽管白崇喜在重庆位居要津，身兼副参谋总长和军训部部长，他仍是桂系三巨头之中，与中共显然保持某些秘密接触的唯一一人；不过，抗战之后白却是最反共的高阶将领之一。周恩来曾说，广西、浙江将领和中共有“最密切的接触”。周说，中国“半数以上”的军事领袖“环绕着蒋介石”①。但是，即使这些人也只是表面向蒋效忠，而且基于保险也保持与共产党的秘密往来。

① 周恩来1939年8月致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之摘要，其副本出现在共产国际档案中，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0a, file 296, sheet 146-96.

一

史迪威在12月11日回到昆明，次日就召见他信赖的副手窦恩将军。根据窦恩回忆录记载，史迪威告诉他，他在开罗接奉一道令他大为惊讶的口头命令。史说，这道命令要他“准备暗杀蒋介石的计划”。史迪威说：“老大以他那种威严的口吻告诉我：‘如果你不能跟蒋好好相处，又不能换掉他，那就一劳永逸除掉他。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换个你能驾御的人。’”史迪威又说，这道命令不是要杀掉委员长，只是要准备一个计划。他不认为会有进一步的指示，他说：“美国不搞这一套。”但他还是指示窦恩去“规划”可行的办法，等候指令①。窦恩和另两名美国军官规划出一个备案：利用委员长搭机到蓝伽视察的机会，让美国飞行员伪称引擎故障，接着把一个不管用的降落伞给委员长，然后协助他跳机。听了这卡通式的计划后，史迪威表示：“我想这计划行得通。当上级下达命令时，我们就别无选择了。”这是窦恩最后一次听到此一计划②。

① Frank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New York: Thomas Y.Crowell, 1971), pp.75-76.

② 同上注，pp.77-79。

但是，这并不是史迪威第一次下令准备暗杀蒋介石的备案。当时派驻印度的中印缅战区战略情报局高级官员伊福乐（Carl Eifler）上校表示，大约在1943年8月初至10月底期间，他奉召到新德里去见史迪威，史告诉他为了寻求“合逻辑的方法”进行战争，“有必要不让蒋介石挡路”。他要伊福乐去准备计划，但没说这道命令来自“老大”或其他任何人①。后来伊福乐因战略情报局的其他公事回华府，向适当的部门询问后得知肉毒毒素是最适合的武器，因为验尸解剖无法侦测出它。但史迪威没说这件事有任何急迫性，因此直到1944年5月，伊福乐才在史迪威的缅甸总部，向史报告已找到执行暗杀任务的方法。据伊福乐说，史迪威“摇摇头，表示他又有别的想法，已决定‘现在’不去执行它”②。

① Thomas H.Moon and Carl F.Eifler, The Deadliest Colonel (New York: Vantage Press, 1975), pp.145-146. 伊福乐是中国战区战略情报局主管，但是他令局长唐纳文非常生气，因为他一直坚称他是受史迪威管辖。因此伊福乐觉得没有必要向战略情报局本部通报史迪威给他下达如此重要的一道命令。当他回到华府为其他事去见唐纳文时，也不提这件事。见Maochun Yu, 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3.

② Moon and Eifler, Deadliese Colonel, pp.146, 184, 193. 两位作者并没说，史迪威在1943年的何月何日首次向伊福乐提到筹划暗杀蒋。

窦恩和伊福乐都是史迪威的死忠支持者，而且彼此显然互不认识。以下达给费恩的命令而言，我们推测史迪威是把罗斯福12月6日一句随口说说的话，即如果蒋出了事就得找个新人，当成是“老大”下达命令要拟定刺杀蒋介石的计划。但是，依此证据得到如此结论是荒谬的。罗斯福肯定没要史迪威去准备一个杀害美国关键盟友的备案，一个在他下一次“炉边谈话”中被他形容为“具有十足远见、伟大勇气”的人；更何况这个人的妻子当年曾两度到白宫作客。此外，罗斯福此时并没有生蒋介石的气，反而是对美国一再打破对蒋的承诺，颇感愧疚。在开罗，他和蒋事事意见咸同——甚至国共合组联合政府都可取得共识；罗斯福又“像一头骡子般顽固地”向邱吉尔力争英国海军对缅甸战役的支援①。罗斯福还告诉儿子，没有其他人可取代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而且“纵使蒋氏夫妇有许多缺点，我们仍必须依赖他们”②。

①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p.395, 396.

② Roosevelt, As He Saw It, p.154.

显然，史迪威无意识或有意识地曲解了罗斯福的一句戏言。然而史迪威给伊福乐的命令，远早于他和罗斯福或窦恩的谈话，也没有在下达前表明是来自上级的某人。对照史对伊福乐谈话的时机，我们颇能断定他首次下达此一命令，是在10月7日至15日于印度时；也就是10月2日史迪威在重庆听说蒋介石已要求他解职之后的事情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p.217-218.

蒋从开罗回国后，就执起洞庭湖地区两湖大战的指挥权。受威胁最大的是湖南省会长沙，甚至桂林、衡阳也有可能受威胁，这些都是陈纳德空中攻击的相关地区①。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向华府报告日军新攻势时，预测中国不太可能发动大于“通常得过且过的防卫”②。事实上，国军拼命地抵抗来敌，伤亡惨重。衣暖食饱的日军使用现代枪炮、毒气瓦斯、空降部队，中国士兵在寒冬中却只穿平常的棉布制服、拿中国制造的旧步枪应战③。士兵为对抗毒气瓦斯，便找一块破布朝它撒尿，掩着脸凑合凑合。这些部队没什么机械运输工具，只靠肩上的扁担挑运装备，徒步上阵杀敌④。

① 许郎轩、张明凯合著，《中日战史（1937～1945）》（台北：崇武出版社，1971）p.412。

② FRUS(1943): China, p.168.

③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64.

④ Claire Lee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1949; Tucson, Ariz.: James Thorvaardson and Sons, 1991), pp.262-263.

尽管国家大事繁忙，蒋很少工作到深夜。在美龄和亲友陪侍下，他晚上偶尔会观赏外国战争影片，但通常则在埋头写作《中国之命运》，接着读点史书，然后再享受一下读唐诗的乐趣。做晚祷就寝前，他一定再读另一本书《荒漠甘泉》。这是美国传教士考门夫人（Chas. E.Cowman）1930年代编纂的基督教见证选集。蒋在每日鼓舞人心的信息和故事旁写下自己的感想，约伯的启示是这本文选的主调——面对灾祸、悲剧、侮辱和失败都应坚忍不拔。有一句他应该会很在意的话宣称，“凡被神大用的人，神先要使他的心片片破碎……这是需要忧愁来开拓灵魂。”①

① Mrs. Chas. E.Cowman, Streams in the Desert (Los Angeles: 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 1931), p.23.

靠近1943年底的时候，蒋和未署名的文胆陶希圣，完成了《中国之命运》，此书具体呈现他对中国的伟大文化和历史，及其璀璨前途的观点①。这是蒋对毛泽东论中国之未来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回应。《中国之命运》在国民党地区列为学生、公务员、军官和国民党员必读书籍，就像毛的著作在共产党控制区一样。这本书反映出蒋民族主义、高度反帝国主义和严格威权主义的清楚形貌，但是在世界事务上，它又是自由的、国际派的立场。

① Chiang Kai-shek（蒋介石）China's Destiny and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Roy Publishers, 1947).

《中国之命运》主张毎个中国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加入国民党。蒋宣称，公民“应特别注意、无时无刻不忘服从国策的责任”，人人应守纪律、效忠。他引用孙中山的训示“我们必须放下‘个人自由’的想法”，团结彼此“成为强壮统一的整体，就像沙石、水泥和起来的群众”。蒋所支持的确实就是这种公开的集权政体。他拒退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并重申孙中山学说所谓“民主达成前，必先经历”一段无限期的训政。蒋像孙一样，做了令人不安的断言，说民族主义方针乃最优越的人权条件，这是全书最近乎法西斯主义的一段。他的确做了无恶意的断言“我们中国古代学问的博大精深，任一西方强权皆无从比附”，而中国人的国家方针是“得礼、正义、谦逊、荣誉”，但他也宣称“‘文化优越种族优越’的理论必须永绝于世界”①。

① 同上注，pp.36, 40, 94, 96, 146, 157, 208, 231, 234-235, 263, 277, 279, 282-284, 289。

蒋的第二本书《中国经济学说》大约和《中国之命运》同时间发行。这书本来是要拿来做国民党中央政治训练学校的教材。它主张实行混合的计划经济、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加强国家对大型工业的所有权，以及“节制私人资本”。这本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观点，它呼吁西方经济学家放弃物质主义和自私的个人主义，改采“大同世界”，一个“人性发展到最高点……没人可以不劳而获……人人都不会找不到工作”的地方①。在谈完孙中山的长期奋斗之后，《中国之命运》在第一章的最后一段写道：“我，蒋介石，自始即认同复兴中华民国，走上自由与独立之路。”接下来又三度用到“我”。然后蒋便不再于书中使用第一人称，或谈论自己的政治或历史角色②。

① 同上注，pp.289-290。

② 同上注，p.43。

中国政府并未出版英文版的《中国之命运》。蒋夫人反对出英文版，担心它自负、社会主义、反帝国主义，甚至反资本主义的观点会激怒美国人，尤其会激怒英国人①。《中国之命运》唯一的英文版显然只在纽约出版，由左派《美亚杂志》（Amerasia）的亲共主编贾斐（Philippe Jaffe）所出。我们可以说，这本书的高道德标准和对中国文化的理想化,呈现相当程度的天真和自我幻想，但不具追求个人权力的野心——更没有极权、种族净化或领土扩张的意思。可是，贾斐、谢伟思等人却把《中国之命运》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相提并论。

① Owen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0), p.186; Harvey Klehr and Ronald Radosh, The Amerasia Spy Cas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pp.29, 32-37, 42, 132.

蒋把开罗会议视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外交胜利，仅有短暂的时间。12月7日，罗斯福和邱吉尔致函蒋介石，表示美、英在德黑兰和斯大林商量后，已决定在1944年春末于欧洲发动大规模盟军作战；因此，届时不可能调拨登陆船到孟加拉湾进行两栖登陆作战。罗斯福向蒋提议照原定计划如期展开缅北作战，但不执行两栖登陆（不过美、英承诺仍会控制住孟加拉湾）；不然就延迟到11月，届时即可执行大型两栖登陆作战。同时，美方将加强扩充飞越驼峰的空中运输，载运补给给中国的空、陆部队①。

① 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120.

这个转变并没有让蒋非常惊讶；11月30日他在日记中曾说，考虑到英国人的狡诈，他不会对罗斯福有关海上优势的“承诺”“太认真”。甚且，他明智地写下，他不会“说除非英国投入其海军力量，不然我们不会投入我们的步兵，以免给英国人任何藉口”。他说，重要的是，如果原来承诺的海军没办法来，缅甸战役就要延后——罗斯福建议蒋采用的替代方案之一①。这个时候，蒋若是表示对美国领导人此一转变至为震惊和遗憾，但又不在此一脉络下要求其他援助，他就有可能站上有利的政治位置。而如果单纯接受延迟战役的方案，蒋可能会激怒史迪威，但就战略或其他方面，这么做对蒋本身并没什么不好。可是，蒋高估自己的外交手腕，也高估罗斯福对自己食言的愧疚感，走向了更机会主义的途径。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bember 30 and 31（月反省录），1943, box 43, folder 10.

他回信给罗斯福，笔调平静，但表示很担心盟国食言对中国军民的影响。他又旧调重弹，提起“整个中国前线突然崩溃”的可能性。他甚至宣称，除非采取重大措施展现“您（罗斯福）对中国战区的真诚关心”（意即蒋氏夫妇认为罗斯福在开罗所给的承诺），否则“我们不可能再撑过6个月”。委员长建议美方提供10亿美元贷款，给中国的飞机加倍（即把承诺提高为1000架），驼峰运载量增加到每月2万吨。他在结语又警告说，日本人一旦察觉美国将忙着准备大举入侵欧洲，将会发动全面攻势终结中国的抗战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74; Feis, China Tangle, pp.120-121.

等了2个多星期没等到回音，蒋在12月17日发出另一封比较收敛的信函，终于接受罗斯福的“建议”，同意把缅甸战役延迟到次年11月。他又再请求援助，但不再提及先前所说的威胁。蒋可能意识到第一封信的伤害性，次日，他赋予史迪威全权，让他可调度印度境内国军部队，以及已在缅甸胡康河谷作战的国军部队，并正式同意在西线战场（印度）立刻展开作战。史迪威力促华府要求委员长也派云南境内的Y部队在东线跨越萨尔温江。

罗斯福无疑受到霍浦金斯的影响，也确实因为食言而感到不好意思，他对蒋氏12月分两次来函的初步回应相当拘谨，只说针对中国军事和经济问题最好的答案，是尽速打开一条通往中国的陆路。他希望委员长能执行他这部分的任务以夺回缅甸，但没提到作战延期的消息，还说财政部正在研议其贷款要求①。蒋这次的回信比第一次复信更耸动、更愚蠢。他告诉罗斯福，如果贷款不下来，美国政府应开始支付驻华美军的一切开销（以20元法币兑1美元的官方汇率为准），包括成都附近已动工的B-29机场。他又吓唬罗斯福3月1日之后，“中国对（驻华）美军任何的计划，都无法提供物质或财务协助”，他写道，中国将持续奋战直到“军、民皆无可避免地崩溃”，然后再“视情况发挥所能”②。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79-80.

② 蒋介石1944年1月16日致函给罗斯福，White Paper, pp.492-493; Archur N.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283.

孔祥熙和蒋的美国财政顾问杨格都试图说服他，把这封信的措辞改得温和些，但都不成功①。蒋觉得罗斯福的信语带威胁，因此自己回信的口吻与内容也无不妥。他主要是想争取一些具体的让步，他认为中国应得的让步；他也觉得有必要挽回他和中国的尊严②。但是，蒋的威胁在华府许多人看来像“怒火蒙蔽了理智”，正好让史迪威和战争部拿来利用。索摩维尔甚至建议美军停止在中国建造机场，“从别的方向进攻日本”。不过最后胜出的是理性派，职业外交官洪贝克（Stanley Hornbeck）当时担任国务院远东处处长，他分发备忘录强调，了解对蒋的回应有哪些风险之重要性，以及展现“政治家最高精神”之必要性。国务卿赫尔支持洪贝克，罗斯福遂摒弃战争部对固执的蒋下达最后通牒之建议③。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Arthur N.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40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5, 1944, box 43, folder 13.

③ 罗斯福1944年1月15日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312。Tuchman, Sand, pp.412-413;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pp.284-285;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298.

因此，罗斯福温和地告诉委员长，由于地理的阻隔他们都冒着风险，在未针对共同问题达成协议前，就匆匆“做出不符任何一方人民利益的决定”。他告诉蒋，财政部不认为蒋所要求的贷款是必须的，但建议中国派代表到华府商谈汇率议题。然后是一段强硬的声明：此后美军在中国的开销，将限制在每个月2500万美元以内。因此，该额度所能换得的中国货币，就是在华美军全部的消费支出。蒋的回信重申只要盟国答应的两栖登陆作战一发动，或者X部队夺回密支那或腊戍，他就会派出云南的Y部队。此信一出，蒋为求平息风波，指示孔祥熙预付150亿元（中国货币）给史迪威总部，做为今后3个月的开支经费。孔接着衔命飞往华府，终于在货币议题上达成共识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00-301; Feis, China Tangle, p.127.

同时，戴笠报告日军最高司令部正从东北及华北抽调15万名部队南下，并重建一条跨越黄河的大桥。研判这些部队移防是要加入未来几个月内，将在华中、华东地区发动的一项重要攻势。这项“一号作战”后来一共动员50万名武装精良的日军，是日本有史以来动员最多的一场战役①。

① 许朗轩、张明凯合著，《中日战史》，pp.416-417；蒋介石1944年2月22日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327。Hara Takeshi（原武史），"The Ichigo Offensive: The Circumstances Leading to Its Execution and Its Results,"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p.1, 7.

日本发动“一号作战”的原因是日本商船船队已经少到战前水平的77％，导致日本从东南亚引进原料受到严重局限。东京的战略家希望藉由打造一个从朝鲜、满洲，一路穿越华北、华中、华南到中南半岛，然后再经泰国、马来亚到新加坡为止的日本占领区陆路走廊，以解决此一危机。要串起这条走廊，必须控制从河内到北平、大连的铁路。这个计划将导致日本在中国占领区朝西方和西南方扩展，确保帝国后翼，使原料（如石油、矿物、食粮等）及部队能从中国和东南亚运送到朝鲜半岛釜山港，再通过狭窄的对马海峡到日本。这项计划所要求的大面积土地占领，也会摧毁陈纳德的新机场。4月6日，蒋接到情报，指出日本的目标不仅是要摧毁最东边的机场，还要打开大连至河内的“大亚洲铁路”①。

① Hara Takeshi（原武史），"Ichigo Offensive," pp.1-7; Wang Qisheng, "The Hunan Battle: The Chinese Military Response to the Japanese 'Battle no.1,'"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3.

换句话说，当德军从欧洲各战场撤退、日军在太平洋也节节失利时，日本皇军却计划在中国发动其最大规模的攻势，大过麦克阿瑟所遭遇的任何攻势。在重庆以及其他盟国首都，关于希特勒政权可能在1944年内崩溃的讨论越来越活络。盟国虽并未告知蒋，但他猜想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应已同意德国投降后，就会让苏联加入对日作战。蒋认为苏联一旦控制了东北、甚至北平、天津，将立场转硬，要求成立（由中共主导的）区域政府和区域自治。但是目前他也无法对此做些什么①。延安方面，中共党内主张和国民党合作的这一派，彻底失去仅存的势力。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周恩来再次承认犯了“投降主义”（即亲国民党）的错误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12, 1944, box 43, folder 15.

② Peter Vladimirov, The Vladimirov Diaries (New York: Doubleday, 1975), p.184.

同时，在史迪威印度总部工作的戴维思，已就中国国内局势向霍浦金斯呈报不少噩耗。1945年2月，他建议派美国军事及其他观察团到中共基地，以减低中共倾向苏联的可能性，也牵制蒋想要消灭毛的势力之念头。2月9日，罗斯福正式要求蒋准许美国观察团到延安。蒋在日记中叹息“为共匪宣传所迷惑，急欲往延安明了共匪情性，而其在华一般幼稚武官，中毒更深”，但更严重的是，“（华府的）上级官吏”也是如此①。蒋拒绝此一请求，但表示美国代表团可参访华北任何一个接受中央政府号令的地方。罗斯福感谢委员长的回复，表示他将在近期内派出访问团，忽略了蒋的限制②。后来，蒋为了安抚美国人，批准一群西方记者到延安做首次访问。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13, 1944, box 43, folder 14.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00-304；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4年2月13、22日，pp.2322, 2327。

1月间，史迪威率缅境中国部队（现在编号新一军）继续在胡康河谷缓慢推进，另有一支英军从印度南下往阿肯（Arakan）海岸推进。但是，蒙巴顿总部突然建议盟军放弃打通通往中国的补给线，改在苏门答腊建立根据地。史迪威大怒，立刻派波特纳将军至华府极力反对这个计划。蒙巴顿得知此事后，指控史迪威抗命犯上，要求将他解职。史迪威接到马歇尔的指示前往拜谒蒙巴顿，向蒙巴顿“认错”就像对蒋一样。两人表面上修好，心里头都希望除掉对方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162-163, 180-171.

盟国领袖没接受蒙巴顿的方案，缅甸战役继续进行。然后3月8日，日本3个师团只带着1个月的补给猛扑英军前线，出乎盟国之意料。不到几个星期，日军已包围6万名英、印部队，以及他们在英帕尔平原的仓库，并且攻打边城科希马（Kohima）——这是一个隘口，扼守通往阿萨姆河谷的路和执行驼峰运输任务的美国空军基地。日军转眼已抵达距加尔各答－阿萨姆铁路线不到20英里处，史迪威的中、美部队即将被切断。史迪威和英军再次严重低估日军实力。他写说：“这是个机会，我们将完成光辉的春季攻势。”①史迪威急电马歇尔，要他向委员长施压、派出Y部队，并急派国军另一个师支援胡康河谷的新一军。他给马歇尔的电文说：“如果我需要援助，那就是现在！现在！”蒙巴顿也向伦敦的上级求救，以“极其紧急”向蒋做同样“建议”②。

① Churchill, Second Wrold War, pp.825-826; Stilwell, Papers, p.265.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176-177, 180, 304; Tuchman（杜希曼），Sand, p.439.

罗斯福遂急电委员长，表示希望他命令Y部队指挥官合作，参与此“伟大的机会”（他故意不说是大危机）。蒋答说，中国若是不自量力，只会自怡伊戚；因此，除非英国发动两栖作战，Y部队不可能投入攻击。不过，蒋同意即时从云南派国军14、50两师去增援史迪威在缅甸的阵地。这些部队以破纪录的速度，在8天之内飞越驼峰，抵达阿萨姆①。

① Roma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and Problems, pp.305, 307-308; Tuchman（杜希曼），Sand, p.441.

蒋氏虽仅部分回应盟国的请求，仍有其重要性，而在史迪威的日记或是他给华府的报告中，却都没被提到。相反的，史迪威在3月30日的讯息中，预测盟国在缅甸将会被彻底击败，以说服罗斯福改采严厉言词诘问委员长。罗斯福在4月3日拍发给蒋的电文中说，缅甸战役的唯一目的就是打开通往中国的补给线，而“拿美式装备的Y部队，竟无法出动对付日本第56师团，这点是不被接受的”。罗斯福又说：“如果Y部队没用在此一共同目标，那么装备、训练他们的意义就全然不存在。”这封电文以老式的委婉用词作结：“我希望你能有所行动。”蒋决定暂不回答，“应忍耐暂不置复，以观其后也”①。于是史迪威把原定要拨给云南Y部队的一切驼峰物资，统统转拨给支援缅甸作战的第14航空队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5, 1944, box 43, folder 16.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310.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345。

蒋氏迫不得已，接受一速计的巧妙脱困法，以保留颜面。4月14日，何应钦致电马歇尔，声称鉴于战略及战术的考量，中国决定派Y部队横渡萨尔温江，迎战日军。蒋氏勉强解释此一痛苦、政治代价极高的暂缓出兵之策，是针对盟国打破在开罗对他的承诺、逼不得已的某种反抗①。他给Y部队司令官卫立煌下了一道指示：“不成功、即成仁！”②史迪威旋即恢复对Y部队供应补给，把给14航空队的补给降回原来的水准。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5, 1944, box 43, folder 16.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13-314, 329, 340-341.

陈纳德强烈反对渡萨尔温江作战的方案，他警告蒋，日军在华中的大攻势迫在眉睫，而且势必延伸到湖南和广西。他认为，需要借重Y部队来抵御日军大举进犯。史迪威一再出错的重庆情报处表达其“坚定的异议”，不认为日军会发动大规模攻势。史迪威告诉陈纳德，“当前在印度（英帕尔）的危机”才是第一优先，他命令这位空军将领不得向委员长提出中国境内“军事情势紧迫的评估”①。一直到陈纳德的飞行员侦察到239节火车车厢运载日军往南、往西移动，史迪威的重庆总部才认为日军的大规模攻击确实迫在眉睫②。4月17日，日军第37师团数百辆坦克车和装甲载兵车，从已修好的桥梁跨越黄河，驶过平坦的河南麦田。他们的目标是扫荡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国军部队，清空平汉铁路③。汤恩伯第一战区的杂牌部队溃败四散，但是第28、31集团军保住了洛阳重镇。委员长透过电话亲自指挥洛阳防卫战，这不知是好是坏。蒋向他的参谋长史迪威请求从B-29仓库拨500吨汽油，供陈纳德部队支援洛阳守军。史迪威拒绝了，他认为委员长是自作自受。

① 同上注，pp.312-314。

② 同上注，p.322.

③ 同上注，p.319。

河南国军没多少大炮、3名士兵只有2支旧国造步枪，仍然英勇奋战。在中国的国军唯一的军事优势，是由陈纳德14航空队约90架飞机所提供的战术掩护。洛阳守军在接到蒋的撤退令前，已抵抗了15天，共牺牲2.1万名官兵①。

① Hsi-hseng Ch'i（齐锡生），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p.75-76;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14, 323, 325, 326. 14航空队另有200架飞机负责防卫成都的B-29，还有150架飞机支援萨尔温江作战。见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p.290, and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370. 14航空队总共500架飞机（至1944年底为900架），与美国在大战期间提供给苏联21000架飞机、1800万吨补给品一比，简直就少得可怜。

二

5月11日夜里，河南陷入溃败，而7.2万名Y部队从滇西跨过萨尔温江，设法与史迪威部队会师。根据美国联络官的说法，中国远征军有精良的器械和充分的空中战略支援，英勇作战、表现亮眼。小区域的骤雨很快就演变成绵绵不绝的季节雨。但是美国飞机仍空投补给与弹药，国军亦全力杀敌。同时，史迪威率领的国军部队和梅瑞尔的美军特种部队在泥淖与大水中挣扎前进，抵达密支那郊区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254.

尽管雨势滂沱，史迪威相信他率领的5个国军师团，很快就能和东侧、由卫立煌所领的12个师的Y部队会合。可是6月中旬，卫立煌企图攻占日军在萨尔温江防线的重镇龙陵，不料遭到反攻，1500名日军就击退了1万名国军将士。蒋盛怒，令卫立煌竭尽全力重新发动攻击，务必攻克龙陵。蒋又从华北调2个军加入卫立煌在缅甸的远征军。这些部队是第9、第4军区迎战日军下一波攻势所需的重要兵力。把这些兵力南调，再次显示蒋对盟国在缅甸求胜的坚定意志①。

① 同上注，pp.355-360。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p.275.

美国飞行员不断回报，日军精锐部队持续从满洲沿新占领的铁路线往武汉集结。陈纳德再次吁请史迪威运用他的紧急权限，调动补给、运输装备以及B-29的作战单位，支援华东紧急局势。史迪威答复说：“在紧急状况证实无误之前，不能贸然做决定。”两天后，日军第6军团从武汉攻入湖南，另一些较小的部队则从广州和越南北上。“一号作战”的第二波攻势颇有夺占湖南大部分地区之可能，而湖南正是自由中国主要的米仓；另外它也威胁到14航空队在湖南、江西和广西的基地。陈纳德的第23大队飞行员每天在不良天候下出3、4次任务。他们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但本身亦损失惨重——和欧洲战场美军轰炸机群的损失同等，甚至更多。这个大队的3个中队，有近半数的飞行员在那个夏天阵亡或被俘，其中还有三个是中队长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63-364;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pp.287-288, 292.

史迪威从缅甸丛林口述电报给马歇尔，坚持主张驻印度的英军司令部若不全面改组，1944年秋天从印度攻打缅甸的战役，便没有成功的机会。这等于是建议撤换他的顶头上司蒙巴顿。（史迪威为了保住职位，最近才向蒙巴顿当面“认错”，保证专业上的效忠！）史迪威又说，同样的道理，有鉴于“目前中国的最高统帅”（意即蒋介石）的状况，缅甸战役最好的进攻结果顶多是占领、坚守密支那空军基地。他的结语是，要想打通直抵中国的陆上供应线，动用一个美国兵团是必须的。言下之意，缅甸作战进度迟缓，全是蒙巴顿和蒋介石的错，和史迪威本人与蒙巴顿过分低估敌军实力，全无干系。

胡康河谷这头的胜负并非缅甸争夺战的关键，在印度东北部那头的激战才是决定性战役——日军在此地投入12万名最精良的部队。到了5月初，蒙巴顿已获得重大胜利，突破日军对英帕尔和科希马这两个印度重镇的包围。英国皇家空军载运、空投了1.9万吨的补给以及1.2万名的援军，也对敌军发动2.9万次的空中攻击。英军如此惊人、成效卓越的空中武力执行，远非陈纳德和中国人的空军所能比拟。日军在7月开始全面撤退，成了日本陆军迄今最大的败绩——伤亡高达5.5万人，其中13500人阵亡。

三

史迪威对盟军赢得缅甸战役的悲观看法，可能影响了马歇尔和参谋本部的新决定，他们试图不靠在亚洲大陆发动大战来击败日本；5月27日回信给史迪威时，马歇尔告诉他这个新的大方向。此后，美国在中国、缅甸的最高优先是增强空中战力，并基于此一目的增加驼峰空运运载量——与陈纳德主张的战略颇为接近。更值得注意的是，美方似乎并没有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讨论这件事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62-364.

马歇尔的信抵达的当天，国军部队和美国特种部队终于在史迪威的指挥下占领密支那的机场。日军兵力虽仅3500至4000人左右，却负隅顽抗，坚守密支那3个月之久。史迪威和他的国军部队官兵（包括未接受美式训练、但已配备美制新武器者）英勇作战、坚忍不拔，恐怕没有任何一位美国领像比史迪威在壕沟中待的更久了。这是一场比较小规模的战役。相较之下，中、日双方在华东的百万人激战，以及中、印边境的战斗都比密支那的规模大上许多——也是较为重要的战役。可是，美国新闻界对密支那之役（和史迪威）的注意，却远超过长沙或英帕尔。当数千名日军死守的密支那终于攻克，马歇尔称誉史迪威“赢的漂亮”①。

① 特种部队及其指挥官们提供17000名英国、库尔勒、奈及利亚和缅甸特战部队参战，越来越不满史迪威，认为密支那之役根本就大错特错，败得糊里糊涂。史迪威的情报称城里头只有350名日军。见Shelford Bidwell, The Chindit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79), p.280.

同一天，史迪威抽空发电报给马歇尔，要求解除陈纳德的14航空队指挥官职务，理由是“抗命”！陈纳德违反史迪威的命令，向蒋介石通报日军准备在华东、华南发动巨大攻势。美国战争部——肯定就是马歇尔本人——回复说，在可预期的国军华东大溃败之前罢黜陈纳德，会使史迪威成为众矢之的。蒋介石认为“自抗战7年以来，军事局势之严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他亲自吁请罗斯福增加每个月给14航空队的补给，并把位于成都的所有美国战术军机和飞机都派给陈纳德调度；他也请罗斯福提供8000具火箭筒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8, 1944, box 43, folder 17;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365.

隔了一星期，史迪威接到窦恩一份报告，指出有7000万发子弹交给国军，现在下落不明；若干反坦克步枪和无线电显然仍在重庆；中国人在昆明的炮和补给足供5个野战炮营之用。这些抱怨和实情有所出入。事实上，除了投入缅甸战役的X、Y部队，美国的军事器械或弹药很少交到国军手中。例如云南的这批炮，几乎肯定就是配给Y部队的军火。

根据中国军政部的数字，自从仰光沦陷以来，从1942年5月至1944年9月，98％飞越驼峰运来的军援，是交给14航空队——军政部还可以补充是交给B-29之作战使用，以及维持越来越多的大量驻华美军人员之用。美国总共只供给X、Y部队以外的200万国军，351挺机关枪、96门山炮、618支反坦克步枪、28门反坦克炮、5000万发步枪子弹。这些项目当中，只有60门炮、50支反坦克步枪和3000万发子弹是在1944年6月之前运交；其余是之后才运交的①。甚且，美国 ，将由美国重整编训、装备，新组的国军30师Z部队（这是罗斯福答应替中国装训90个师的其中第二批部队），只会得到租借法案配给中国物资总数的一成。负责装训的美国小组估计，如果把这些军火分配到30个师去，每个师所得到的“几乎是零”②。

① 1944年9月20日何应钦接受中央通讯社访问，《中央社新闻》1944年10月7日，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台北：国民党党史会），卷一，pp.512-514。中国从1941年5月至1942年4月滇缅公路中断前，从租借法案得到，经军政部分配或存储的物资，包括飞机1,657吨；军械（包括生产武器的设备及材料）24,000吨；车辆29,000吨；炮弹11,000吨；武器1,300吨；弹药8,700吨；造路设备19,000吨。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1952; Washington, D.C.: U.S.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2002), p.49. 如果不是“滴水”，以当时的情势来讲，这当然数量极少。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21, 322.

史迪威没找蒋说明这些盘点不到的军火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迳自采信窦恩的报告，便决意不拨大量补给给国军地面部队，也拒绝针对日军在湖南的攻势采取紧急措施。6月初，史迪威回到重庆和蒋讨论军事危机，后来又到昆明和陈纳德商讨。蒋、陈均重提早先的要求，希望出动B-29轰炸武汉的日军库房。史迪威答应向华府转呈此一请求，但是当战争部回答说不行时，他简短回复华府说：“已明白指示，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委员长向我施压，我才会发出上述请求。”和陈纳德商讨后，史迪威也是一个转身就忘了陈的要求。陈纳德要求把14航空队派去保护B-29轰炸机的200架战斗机，调派到华东对付日军即将发动的攻势①。

① 同上注，p.369；Alsop, The Best, p.235.

根据史迪威的说法，6月5日在重庆，蒋告诉他“华东情势”（日军即将发动的湖南攻势）可以靠空中攻击来解决，并要求他“暂停飞越驼峰的武器和弹药运载”，以便全力运载燃料、零件和武器给第14航空队。史迪威答应蒋，他会确保14航空队每个月收到1万吨补给，但是他似乎也把蒋的指示解读为，命令他别使用美军运输从任何地方载送军火给在华东抗击日军的任何国军部队①。蒋是否真如史迪威所说地断言，单凭空中力量就可“解决情势”是很值得怀疑的；史迪威也没引用任何蒋说美、中军火都不必送给华东国军部队的话。蒋在他的日记中只记下，“下午参事汇报后召见史迪威，尚能如余意办理空运油料事，其态度如常。”②实际上，美国军火交到无关缅甸战役之国军手上的仅有“涓滴”，但蒋认为他有很好的理由去控制、甚至停止美国往后对其华东指挥官的任何武器援助。这时候，第9战区（湖南）司令长官薛岳，和第4战区（广东、广西）司令长官张发奎，越来越有不忠的嫌疑——史迪威的总部相信此一传闻是正确的。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368.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5, 1944, box 43, folder 18.

第9战区司令薛岳（左）与第4战区司令张发奎（右）因传闻遭蒋介石质疑忠诚度，被蒋阻断军火补给，也种下长沙沦陷之果

蒋不仅明白指示驼峰物资集中供应给14航空队，而且不坚持美方载送军火给湖南的国军（特别是受到威胁的长沙和衡阳），这显示他对部属将领忠诚度的重视大过好好捍卫这些城市。蒋的日记已明白揭示，他有极大的政治和军事动机在这些城市击败日军——他晓得若能战胜，必可争取到美国及国人对他的支持。因此，他必将采用强力措施试图在湖南击败日军。可是，深怕补给落到薛岳手里的他显然不会让14航空队空投军火给守军，就算是土制军火也不行。蒋也不跟陈纳德讨论空中补给事宜①。

① 中国有些小型兵工厂可以自制武器、弹药。根据魏德迈总部后来的调查，从1941年3月至1945年6月，中国兵工厂——显然得到美国供应非铁金属之助——得以制造出263,000支步枪、44,000挺机关枪、10,000门臼炮、1600万枚手榴弹和6.1亿发各种口径的子弹。以国军人数之多、作战之频和蒙受损失之重而论，除了手榴弹之外，这只是小量补充武器、弹药罢了。即使如此，蒋可能对这些国产物资仍有足够的备量，可以提供给长沙和衡阳，但陈纳德需要史迪威同意才能进行空投作业。6月7日，蒋派驻华府的中国战区代表报告，美国联参首长已同意使用驻印度的第10航空队重型轰炸机到中国战区空投2000至2500吨物资，可是蒋和史迪威都没有接受此案。驻华府商震将军1944年6月7日的报告，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374。

陈纳德很气蒋不帮助薛岳，但他没跟蒋争，显然认为说了也是白说。但是，反对蒋氏决定一向毫无犹豫的史迪威，在解读蒋的命令时如果对其判断有任何疑问，大可以寻求解释或敦促蒋重新考虑；至少就纪录而言是好事一桩。可是，史就像蒋一样，在做这些决定时也有自己的政治盘算。我们将会看到，接下来的2个月里，史迪威明显希望蒋在长沙或华东其他地方遭到重挫，介以增加自己接管整个中国部队指挥权的机会。蒋、史两人对后来长沙、衡阳的败仗都难辞其咎①。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蒋事后在日记中也没为这些败绩责怪史迪威。

① 蒋明显地扣住对薛岳的一些或甚至全部弹械空投运补，但近年来对一号作战的一些研究，都没提到中方对这方面的反应，或许代表它对长沙、衡阳之役的结果并非重要影响因素。这些作品包括：北京研究此一战役的学者王奇生；当年的国军军官、著名的华裔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和日本学者原武史等人。薛岳倒是直接从美方得到一些榴弹炮；Romanus and Sunde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372.

薛岳的总部离长沙有一段距离，当日军缩紧包围时，蒋正集中心力在协助与指挥负责守城的第4军军长张德能。蒋继续争取14航空队的后勤支援，对来袭日军及其补给线的进行更多攻击，同时又从其他4个战区急调6支军队驰赴湖南。当情势显示援军不可能及时抵达、长沙将会沦陷后，张德能于6月26日擅自率4000兵士，以及据说满载他个人财物的卡车弃城。虽然张是蒋的爱将之一，蒋仍下令将他枪毙①。长沙终于难逃沦陷的命运，日军占领了一片焦土之城。大部分老百姓早就逃之夭夭，连湘雅医院的中、美工作人员也不例外。长沙沦陷，使南方的衡阳、桂林，乃至西北方的重庆都暴露在日军的攻击范围。史迪威在临时首都的总部也开始计划撤离。罗斯福很快便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稳住”蒋介石，并推动国共合作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0, 1944, box 43, folder 18.

② Feis, China Tangle, p.145.

委员长在重庆机场会见华莱士时，山城正是盛夏时节。在迎宾行列之中还有复出的宋子文，现已升任行政院长；他的妹妹宋美龄则留在车上①。蒋现在认为他在去年10月犯了大错；他应该听宋子文的建议，坚持让史迪威解职。蒋不仅怪罪太太，也怪罪孔祥熙夫妇和何应钦支持史迪威。宋美龄虽参加了与华莱士的会谈，但是异常沉默。这一次，由去年10月曾被她赶离与蒙巴顿、史迪威会谈的宋子文负责翻译。

① New York Times, June 21, 1944.

陈纳德和他那位聪明、野心勃勃的年轻助理艾索浦，也在停机坪迎接副总统。人脉极广的艾索浦和华莱士是旧识，副总统欣然接受陈纳德的建议，让艾索浦担任他访华期间的“空军助理”①。

①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4, 1951，引用华莱士1951年9月19日给杜鲁门的信，提到了1944年的中国行。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376.

华莱士抵达前两个星期，《纽约时报》刊载经蒋允许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所发出的第一篇报导。毛泽东在第一次接受美国记者的访谈当中，宣称中共“支持蒋介石（抗战）的政策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说，所有中国的严重问题，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不够民主”。这篇《纽约时报》报导充满了热情，作者对所见所闻甚表欢欣。这位未署名的作者——可能是艾金生（Brooks Atkinson）——报导表示，原是不毛之地的延安现已成为“中国的乐土之城”。他说，中共兵士自给 足“没给百姓制造负担”；日本俘掳没被关在营房，反而自愿协助共军部队。艾金生对读者肯定地说，俄国“从没展现对中国共产党的兴趣”，但是中共部队牵制了在华皇军4/5的兵力①。

① Feis, China Tangle, p.160; New York Times, June 9, August 22, and October 6, 1944.

类似的新闻报导反映并强化多数重庆和华府美国官员的观点，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政治上无害、民心所向（虽然尚未完全民主）的组织；如果政府许可，他们决心用尽全力对抗日本；甚至即使没有这种自由，他们也已经扛起抗战的最沉重负担。言下之意，国民党政权正沦于内讧、无心抗日，若要国共双方平和、民主地达成和解，端看国民党肯不肯合作。国务院替华莱士准备的和蒋谈话要点反映出这些看法①。

① White Paper, pp.64-65.

华莱士力促蒋善加利用共军部队，而以批准美国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考察做为开端。他又说，蒋应采取行动与苏联加强合作。这位中国领导人回答说，美国批评者一直要他和共产党修好，但从没提到中共真正接受他的统筹调度之必要性——这一项统一阵线的基本条件，是中共一再声称会接受的。

蒋接着明白地告诉华莱士，他对史迪威的判断力没有信心，要求罗斯福总统派一位私人代表来华处理政治、军事问题。他认为国军部队在河南的溃败是因装备不足、久战兵疲，以及士兵受到家人遇难与未能得到足够外援的影响，导致士气低落。至于缅甸的情势，他说是因为盟国未能执行当初承诺的全面进击所致①。

① Feis, China Tangle, pp.148-151.

拉铁摩尔也是华莱士访问团成员。次日早晨饭前，他在黄山官邸陪委员长在院子里散步。蒋突然问起，华莱士此行所为何来？拉铁摩尔说明，和苏联维持良好关系是美国战后政策极重要的一环，在苏联参战之前，美、中最好与莫斯科先有清楚的共识。针对拉铁摩尔的问题，蒋答说，他认为只要苏联“确认了它在西方列强的地位”，就会马上加入太平洋战争。他预测苏联将由蒙古—满洲长驱直入，很快就会得胜。蒋夫人和拉铁摩尔另有一个个别谈话，夫人表示她打算出国治病，还拉下长袜让他看看自己的皮肤病。她托拉铁摩尔请华莱士向委员长表达对她健康的关切，暗示她不确定自己能否出国治病①。

①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pp.181-186.

华莱士在重庆和其他人士的会谈则反映出中方的混乱和悲观。宋子文抱怨他的上司因为“已经出现分裂迹象”而“手足失措”，中国政府“离毁灭倒数只剩五分钟”。宋庆龄则是强调国民政府缺乏民众的支持，并呼应中共当时的论调替她妹夫开脱，认为蒋被蒙在鼓里①。离开重庆后，华莱士一行人转到昆明，他草拟一份初步报告，警告罗斯福整个华东很快就会落入日本人的手中，使美国在华之军事努力尽付流水，还可能造成重庆政府的瓦解。他说委员长被“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金融家所支持的不开明政府”关在一个小洞里。华莱士又说，蒋“对共产党充满偏见”，“与他们和解的机会很小”。他的结论是，目前固然仍须支持委员长，但美国“应物色其他可能提供更多希望的领导人或团体”。华莱士虽然对蒋的长期领导颇有疑虑，不过他却支持蒋的吁求，请罗斯福应派私人代表来华，甚至建议由魏德迈将军取代史迪威②。

① Feis, China Tangle, pp.148-151.

②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9, 1950, and September 24, 1951. 范宣德和其他涉及对华政策的人士一样，战后都备不公平地指控是共产党。范宣德完全赞成华莱士1944年此一换下史迪威的建议。这个建议在周恩来看来，一定是对中共非常不利。

蒋介石不晓得接下来谁会带给他坏消息——他的美国盟友、日本敌人、暂时的军阀盟友、国民党内的对手、中共或是苏联？他花了不少时间追踪并试图指挥湖南和缅甸东北部的战事，不过私人生活却严重剥夺其注意力。他的太太又陷入忧郁症。而且，她已经听到流言蜚语，或者根本就确切得知委员长和一位陈小姐发生婚外情。各式各样的传闻说陈小姐是护士、老师或委员长的亲信陈布雷的女儿。重庆充斥着上层人物种种堕落恶行的骇人传说。谢伟思报告许多有关蒋家的谣言，但也指出它们“可能只是恶意的八卦”。有一个传闻说，宋美龄在委员长卧室发现一双从来没见过的高跟鞋，生气地把它丢出窗外，竟然打到一个卫士的脑袋。另一个故事则说，宋美龄拿花瓶掷打她丈夫①。

① John Stilwell Service, Lost Chance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p.95.

委员长婚外情的谣言闹得沸沸扬扬，蒋氏夫妇在华莱士离开后，甚至罕见地邀请外籍记者茶叙，蒋并于会中否认外界传闻，并指控传闻危害革命。蒋夫人也宣称，“我从来不曾卑劣到去怀疑他的正直”。然而，如此不寻常地公开否认反倒让谣言更受瞩目，也让许多人觉得其中必有若干真实①。

① 林博文，《跨世纪第一夫人宋美龄》，（台北：时报出版，2000）pp.443-444。谣传蒋介石的旧爱陈洁如秘密回到重庆，蒋又旧情复燃。但是，陈洁如在其回忆录中没提有这段事，意谓此事并未发生。

委员长可能搞外遇，使得宋美龄更想离开重庆。除了情绪问题，她也有别的健康问题，如眼疾、皮肤病等。不过神秘的是，她在同样失去委员长宠信的大姐宋蔼龄的陪同下，先飞到了巴西的布罗科约岛。两姐妹在巴西停留近两个月，宋美龄接受医生治疗的时候，宋蔼龄据传正忙着检视孔家的产业和投资机会①。9月，一行人离开巴西，前往纽约；宋美龄再次住进长老会医院，并象上一次那样包下哈克纳斯医疗所的一整层楼。她接受针对“严重衰竭状态”之治疗。艾莲娜·罗斯福夫人曾前往探视②。

① Sterling Seagrave, The Soong Dynasty (New York: Harper & Row Perennial Library Paperback, 1986), pp.412-413.

② 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China's Eternal First Lady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p.258.

四

马歇尔不仅拒绝华莱士所提撤换史迪威的建议，还给史迪威大升官。依循史迪威去年布局的建议，马歇尔未与中方咨商就把国军的指挥权交给史，后来补充说共军也包含在内①。在业已全毁的密支那城外，史迪威一读完马的电文便在闷热的帐篷里扶案回复，同意“唯有迅速、激进”的方案才能挽救中国的悲观局势。但是他警告华府必须迫使委员长赋予他，统率国军部队的“全权”。史表示一旦接下指挥权，他将借重中共部队从陕西发动对日军之反攻，他说中共“两年前表示愿和我并肩作战”。马歇尔同意这个构想。他的第一步是把史迪威晋升为陆军上将；同享此军阶的只有马歇尔本人、艾森豪、麦克阿瑟和安诺德②。

①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p.112-113;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79-380.

② Feis, China Tangle, p.170.

联合参谋本部7月3日上签给罗斯福总统，建请他把所附信件传给蒋介石，促蒋把包括共军在内的前敌全部中国部队之指挥权赋予史迪威①。罗斯福显然没和可能持不同观点的任何高级官员会商，只是在战争部代拟的信上更动几个字让口吻柔软些，这封历史性的信函很快就会抵达重庆。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81-382.

挺讽刺的是，罗斯福此时似乎已搁置或忘掉开罗会议以来的种种不愉快，他对委员长的敬重感又恢复了。在战争部代拟的信稿送达他办公室之前几天，他接见了孔祥熙。孔携来一封蒋的亲笔信，表示他把罗当成“老大哥、老朋友”。罗斯福也正面回应，吿诉孔，“悄悄跟你说”，他希望在年底前安排一场四强会议，请斯大林、邱吉尔、蒋介石和他一起见面。罗斯福笑说，或许“斯大林、蒋先生和我可以说服邱吉尔大哥回心转意（同意去殖民化）。”①

① Geoffery C.Ward, Closet Compan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5), p.114.

孔祥熙

马歇尔把罗斯福要求蒋把中国部队指挥权交给史的信函中的重要文句，转述给史迪威；但是他加上一段劝告，表示罗、蒋两人对史的支持已保留了好一段时间，是“由于你在小事上对委员长、对总统迭犯”。马歇尔警告史迪威，必须尽全力避免冒犯蒋。史在回信中只说：“我这乡村男孩”“必将全力以赴”以承担新职。他不承认过去和委员长相处有什么过错，含糊地承认将“持续贯彻避免不必要的触怒”。可是，他在日记写下：“中国问题的解药就是铲除蒋介石。”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p.281-283, 296.

史迪威在重庆的副手弗里士（Benjamin G.Ferris）准将，把罗斯福“建议”由史迪威总揽兵权的信送交给蒋。罗斯福添上的客气话表明他“无意”“干预中国事务”，但是中国“在崩溃边缘”，如果拿不出对策，“共同努力将遭受重大挫折”。罗斯福承认他完全明白蒋对史迪威的看法，但是他相信史是最有资格挽救局势的军事将领。罗斯福建议蒋再次接纳史迪威，“在我（蒋）直属之下指挥中国全部军队①”，包括指挥调度共军部队②。

① 编注：罗斯福此处意思，作者引用蒋读罗电文后，在日记中以其（蒋）第一人称记下的版本。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944, box 43, folder 19.

对蒋而言，这项大胆的建议让人不可置信。在中国主权史上，除非是遭到外夷征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①。蒋当然把这项要求看做是对他本人权力、对中国的独立、尊严和自尊心的莫大威胁，但是他没有立刻动怒拒绝它，他知道自己必须冷静。眼前有三个选择：“拒绝、接受和静观其变”。他决定暂时搁在一旁②。次日，他以客气、理性的态度答复提案。事实上，他的答复跟美方的要求一样，都会让中立的观察家大为震惊：他同意了！蒋答复罗斯福：“阁下所提史迪威将军在余直属之下，以指挥华军与美军之建议，其原则赞成；但中国军队与政治之内容，不如其他国家之简单，更非如在缅北作战少数华军之容易指挥者可比，故此事仓卒付诸实施，不惟不能补益中国之现在战局，乃必速致中国军事之不利，此乃现地之事实”③。

① 被成为“中国戈登”的英国人，在19世纪中叶曾经短暂地指挥过一支小支欧亚联合部队“常胜军”。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7, 1944, box 43, folder 19.

③ 蒋1944年7月8、11日致罗斯福、华莱士和孔祥熙的电报，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394, 2395, 2397。

蒋接下来重提他向华莱士说的话，促请罗斯福派遣一位有力的私人“全权代表……得以随时与余合作，并可调整余与史将军二人间之关系。”然后他又给了罗斯福一个讯息，跟他过去一再声称中国的抗战已濒于崩溃边缘的说法，相互抵触。他说：“而且目前战局，根本决无危险，只要其能对余七年来抗战一贯之精神，笃信不撼，则弟决不辜负其所付托也。”①

① 蒋1944年7月11日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397。

孔祥熙再次见到罗斯福，递交蒋这封信。罗斯福读完后表示，他7月7日发出电文之时，接到报告说中国的确已在军事溃败边缘。孔祥熙接下来叙述中国军中不同的人事和区域忠诚的现象，表示这些问题需要细致的领导。他说，史迪威“过去公务上，或因观点不同，或因未明实情，与主管方向，意见不免出入。”但是，“惟史迪威若指挥全部中国军队能否达成任务，个人（指孔）认为不无疑问。且中美合作，不仅军事、尤看政治，军略家未必皆有政治经验，为免日后误会，宁可慎重于始。”①经过这一番友好谈话，孔祥熙向蒋回报，罗斯福同意委员长的分析②。

① 孔祥熙1944年7月12日致蒋电报，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399。

② 同上注。

罗斯福在前往檀香山之前，写信给海军上将李海（William D.Leyhy）说：“委员长所说，饶富深意。”他也回了蒋另一封信，催促他“在最早的适当时机”安排史迪威接掌指挥权，但是他接受了先派一位高级政治代表赴重庆的建议①。对蒋而言，孔祥熙的报告以及罗斯福最新的信函，都非常令人鼓舞。他在日记中描绘自己是新儒家传统下冷静、高尚的贤人，“在我者惟有以天理与常道为准则，遵此而行，至于成败存亡非所逆睹，对我党国，鞠躬尽瘁而后已也。此次美国对我态度恶化以及国内人心之动荡，与军事之失利，余皆视为与我有益，而不以为害耳，即使美国利用中共政策，如我能运用得法，亦未始于我无益。”②但是另一个打击接踵到来。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86-387. 军方历史家指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信写于7月13日，但由史迪威的重庆总部于7月15日转交蒋。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2, 1944, box 43, folder 19.

罗斯福在夏威夷和麦克阿瑟、尼米玄开会之际，战争部呈上另一封给蒋的信，其口吻和几天前罗、孔互相理解且友善的讨论，截然不同。这封信提出警告：“倘若我们对日作战的共同目标，不幸因你的决定而遏抑，美国和中国进一步合作的机会将会相当有限。”这封信大言皇皇的威胁不仅要终止美援，也要终止中美同盟关系。蒋收到这封信时，认定这些话绝对不是出自罗斯福“本人”。不过 他仍在日记写下：“……不能不有一最后独立作战之打算也。”①

① 蒋介石1944年7月18日日记，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398, 2399.

罗斯福后来又给蒋一封信，力劝蒋和中共达成共同出兵的协议，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大大改善中苏关系。蒋突然起了疑心，怀疑美国莫非要他承认毛泽东在华北的地位，从而建立“两个中国”——这么一来便可以降低战后美、苏因中国而起龃龉的可能性。他再次觉得“不安和受辱”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8, 1944, box 43, folder 19.

在此时，几乎同时传来希特勒遭人行刺，以及东条英机内阁总辞的新闻。蒋认为，东京的投降“为时匪遥”。他相信在附若干控制条件的情况下，暂时赋予史迪威指挥权以避免和美国人撕破脸，则可度过目前的中美危机；等到战后俄国人和中共露出真面目，就会使美国转而反对他们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2, 1944, box 43, folder 19.

但是蒋马上又吃下另一场败仗，使史迪威气焰更炽，或许也鼓舞了他的军阀政敌。蒋觉得长沙失守之后，“但果能邀天之福”，在它南边约100英里的衡阳告捷，“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①。国军即将崩溃的说法也将因此一捷报而消失。可是，蒋还是不愿支持战区司令官薛岳。因此，他又像长沙一役那样，直接指挥城内以及他处忠于中央的部队，以守卫衡阳；不料却让情势更加混乱。不过，这一次衡阳守军将领方先觉有着坚决的求战意志。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0, 1944, box 43, folder 19.

蒋高度依赖陈纳德的空中支援来保卫衡阳。这个战术起先很有效。7月初这段期间，14航空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成功阻扰日军补给线，迫使日军停止攻城。接下来一个星期，美军飞机因缺乏燃料，无法起飞。战争部遵照史迪威之愿，依然不让陈纳德动用成都B-29库房的航空燃料①。

①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pp.292-296.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369。

同时，方先觉在地面作战中击退日军对衡阳的三波攻击，据说杀敌7602人。可是，他的正规部队差不多也牺牲殆尽——阵亡19380人；到了7月中旬，放到第一线的全是预备队和后勤部队①。补给成了关键问题。蒋还是没有空运或空投补给品，陈纳德不向蒋报告就要求史迪威批准进行一次弹药空投（应该是中国制弹药）给衡阳守军。史迪威不肯，说他担心开了先例，以后恐怕无法应付纷至踏来的要求②。7月20日，史迪威在重庆的新任参谋长贺恩（Tom Hearn）将军建议，批准陈纳德的要求“意思意思”空降200吨弹药到衡阳，史迪威回复时得意地说，陈纳德以前说过“光凭空军就可以击败日本鬼子”。事实上，陈纳德和蒋介石都不曾宣称，没有国军扮演重要的防卫角色也能击败日军。史迪威告诉贺恩，如果陈纳德“现在明白他办不到，他应该向委员长报告，由委员长来做出他觉得合适的提议”。这一段话却因史迪威部属无心之失，没完全转达给陈纳德。陈纳德实际接到部分是，史迪威拒绝应白崇喜之请供应衡阳守军补给品，而且显然只想着自己即将接掌国军部队，还抱怨说：“直到某个重大决定定案前，我不晓得我们该怎么做。”他又尖酸地加了 一句：“你可以告诉中国人，我们正在尽全力执行委员长执意的计划。”③

①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1, pp.97-104; Hsi-hseng Ch'i（齐锡生），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77.

②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pp.94, 300.

③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02.

贺恩回复史迪威时表示他知道“有一待批准的重大决定”（指史迪威的新任命案），但是他建议在此同时应“立即”采取“果断的措施”，协助在中国东南部的中国军队。陈纳德表示不论蒋介石是否同意，他愿意把他从驼峰空运所得到的1000吨物资换为军火支援衡阳守军。史迪威统统不准，薛岳和白崇喜来求，史也一概不答应。在另一次提到美国对蒋施压、好让他统领中国部队的谈话中，史迪威告诉贺恩：“搞半套的时机已经过去了。类似这样更多的免费礼物，必会拖延到重大决定，被那伙人得了便宜。牌都已经发在桌上了，但结果还没看到，在他们摊牌前，让他们头痛去吧！”①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贺恩告诉陈纳德，史迪威同意为了恢复华东局势，必须有“真实的行动”，但是“他正在规划可使战局真正改观的方案，目前不愿承诺任何确切的行动路线。因此，我们必须暂时停止如何协助地面部队的提案，让事情稍微沉淀一下”②。

① 同上注，pp.412-413。

② 同上注。

白崇喜再次劝蒋弃守围城，这次是衡阳，集中力量攻击敌军通讯线。但是蒋仍然认为必须向中国人民及美方展示，中国军队坚决迎战日军、且能战胜。可是，和长沙一样，在衡阳求胜的迫切性还未大到令蒋坚持必须空运弹药和其他补给给守军的地步。蒋要求衡阳城里的方将军继续作战，并令邻近部队驰援。史迪威的美军观察员报告说，国军62、69和37军为了突破包围衡阳的日军防线，确实牺牲惨重；另外有3个军攻击日军补给线，伤亡也不轻。衡阳终于在8月1日被国军保住了①。战役过后，政府替5000名未埋的阵亡将士立了纪念碑②。国军并没战胜，但没有人可以说他们没在打仗。

① 同上注，p.405。

②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p.304.

五

8月10日，罗斯福通知蒋，在他的同意之下，美国将再次派赫尔利做为总统代表前往中国。他也建议由军事生产局局长（War Production Board）纳尔逊（Donald M.Nelson）以总统特派员身分考察中国经济。他再次促请蒋“不要拖延”把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蒋在日记写下：“……只需忍辱待机，若至不得已时，惟有以快刀斩乱麻处之。”①蒋似乎忖度着到了某个时间点，他将必须与美国中断同盟关系。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11, 1944, box 43, folder 20.

同时，“美军观察组”，俗称狄克西使团（前住中国叛党地区考察的代表团）抵达延安，展开考察中共目标的任务。它最有影响力的报告由谢伟思执笔；谢对他的所见所闻均留下深刻印象。他在结论和评论中，偶尔会简洁地碰触到问题，例如：“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共产党声称的民主政策是真心诚意的”，“（一旦共产党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势力……届时他们就可自由地（立即或逐步，要看情势）恢复其共产主义主张。”然而，他对中共及其延安领导人的赞誉让这些警告相形失色，他说：“对党的领导人没有任何批评……地方局势也不紧张……没有感觉到任何的束缚或压迫……对于承认失败毫不忸怩……没有乞丐，也没有赤贫的迹象……党军和人民彻底团结。”他宣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单纯的民主……形式上和精神上，美国味大过俄国味”①。

① Service, Lost Chance, pp.271, 179, 180, 181, 196, 312.

谢伟思的确发现一些不寻常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思想和表达都很一致。”他觉得，意见如此相同，“可能是共产党思想训练以及党内规范的结果。但也可能是，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共产党不是像国民党那样的大杂烩。有异议的人可以自由离去……有些则是被开除党籍。那些留下来的人，思想就真的一致了。”谢伟思似乎暗示延安的同质性虽怪异，但却是正面的特质①。谢伟思和狄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David Barrett）上校都建议美国开始专案供应武器和设备给共产党的计划——否则“内战的机会将升高，而毛泽东将恢复他和苏联的密切合作”②。

① 同上注，p.197。

② 同上注，p.308；David D.Barrett, The Dixie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na, 194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90.

奇怪的是，这时候史汀生的战争部里有一群军事情报局的分析师，正制作一本有关中共实力、性质和意图的研究专书。这些分析人员检视2500份军事情报报告、访谈录、历史及其他文件，不论它们对中共的态度是友善或不友善。他们审阅了1942年以来史迪威总部发出的所有报告，包括戴维思、谢伟思的报告，以及狄克西使团持续发出的电文。他们的研究和谢伟思、戴维思的一些结论意见相同。但是，这份研究的结论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遵循的是“苏联模式”，在此模式中“真正的异议团体一概被打为‘叛徒’”。报告又说，美国或许有必要“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军事合作……但若抱持他们并非共产主义者的假设去跟他们打交道，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军事情报局研究人员对国民党的贪渎、不团结，和“在分享权力方面不够真诚”（中共也是如此），也予以挞伐①。这份报告在1945年大战即将结束之前发表，对当时人的想法没有影响力，但它的确显示华府方面对中共也不是全无了解——比起国务院、战争部、美国新闻界、学术界绝大多数的中国事务专家，以及许多美国政治领导人的了解，切实多了。

① Lyman P.Van Slyke, 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04, 251-253, 254.

这时候，蒋虽已明白表示史迪威仍直属于他，而且要保留对史的免职权，不过蒋知道自己恐怕必须把全盘指挥权交给史了。值得注意、但不甚意外的是，蒋在和美国交涉此一极其特殊的协议时，并没有表现出全然的愤世疾俗。他甚至又暗自忖思，如果能把这桩棘手的事处理得好，说不定还能“因祸得福转败为胜也”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6, 1944, box 43, folder 20.

9月7日上午，罗斯福特使赫尔利在经济学家纳尔逊（即军事生产局长）的陪同下抵达重庆。赫尔利上次访华期间（开罗会议之前）和蒋、史都处得不错。同一天，这两位美国人首次和委员长会谈时，赫尔利表示罗斯福提议，让史迪威拥有和艾森豪领导欧洲英美盟军一样的权限。这其中没有言明的差异当然是，欧洲盟军的地面部队以及空中力量绝大多数是美国子弟，可是国军可全都是中国人。赫尔利强调，史迪威“在执行其新职前，必须要得到委员长的全面授权和信任”①。蒋同意，显示出他甚至认为让史总揽兵权可能缔造新机，让中国军队在美国的人事领导下得以进行改革。但是蒋也强调，史迪威应该交出收受与分配租借法案物资的权力。此外，任何归史迪威指挥的共军部队，也必须接受委员长的最高权力②。赫尔利再三向蒋做官方保证，罗斯福总统并不要求任何东西，反而是想满足蒋的“需求”。

① Don Lohbeck, Patrick J.Hurley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56), pp.285-286.

② 蒋介石1944年9月7日日记，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426。

让蒋倍加高兴的是，他觉得赫尔利“甚为恳挚”，与“往日美员”相当不同①。会后，有另一证据显示蒋相当认真地看待这件事，他要求英国驻重庆军事代表向他简报有关欧洲盟军给艾森豪的权力配置②。次日，他在日记写下史迪威新职的草拟：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即蒋本人之下，史迪威将是“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承中国战区统帅之命令，负本战区前线各军作战之全责”。值得注意的是，蒋没有把军事委员会拉进来做为史迪威权力的掣肘。他写下，所有战区军队都听命于史迪威——包括派驻西北、防止中共扩张的胡宗南部队。但是他加上一个新的、昂贵的价码：美国将“提供各战区部队所需的一切补给”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8, 1944, box 43, folder 21.

② 同上注；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422-423.

③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4年9月8日，p.2428。

9月15日，赫尔利和史迪威奉召去见蒋。史迪威刚从情势紧张的桂林（蒋对其守军司令下达死守的命令）视察归来。史认为死守不是最佳战略，这几乎可确定是不会错的，不过蒋“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令，以及他过去不知多少次下达的相似命令，等于驳斥了史迪威向马歇尔的标准抱怨——蒋介石“不肯打仗”。

在蒋开口说出他对萨尔温江前线状况的关切之前，据蒋的日记所载，史已经以“轻蔑言词”谈及国军在广西全州的战败。史坚持，应从胡宗南围堵共军的部队立刻抽调人马到广西前线。蒋因史口气不善感觉被侮辱，但仍把话题拉到当前的忧虑——日军在缅甸龙陵针对Y部队不断反攻。蒋要求目前在密支那的X部队立刻向东进击，以缓解龙陵的压力。史拒不遵命，声称X部队需要休息。蒋反驳说，如果做不到这个战略调动，他要把Y部队撤退过江，回防昆明。史迪威“震怒”，声称这么做势必危害整个缅甸战役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4年9月15日，p.2435。

会议一完，史迪威没去找赫尔利商量，反而跑回办公室拍发急电给马歇尔，指责蒋介石这个“疯狂的小混蛋”即将害缅甸局势全盘逆转①。他把广西吃败仗直接怪到蒋的头上，指蒋把“华南灾祸……当做小事一桩”；他又指责关于他总揽兵权一事“被拖延”②。他向马歇尔暗示，蒋故意不派增补兵员给受困的Y部队，然而史迪威应该晓得委员长已急调第200师和1万名增补兵员去援助这些部队③。史迪威这封电报转到魁北克，罗斯福、邱吉尔和联合参谋长团正在当地开会，全被这封电报弄得紧张兮兮。

① Stilwell, Papers, p.303.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435-436.

③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2, p.121.

得知Y部队在萨尔温江前线得到增援而有了突破之后，史迪威并没追发报告让马歇尔明白问题已经解决，反而是更进一步挑起指挥权之争吵。他送了一份备忘录给宋子文，宣称虽然他努力“要教中国人如何抬头挺胸、争回自尊”，“这些年来却被拖延、忽视、出卖和耍得团团转。”这份口吻傲慢的文件提议谁应该当中国的军政部长，谁又应该当中国的参谋总长（分别是陈诚和白崇喜），还替自己争取“不得小于全权”的国军统帅权。史迪威表示如果他的要求未遂，他会建议美国退出中国，并“在苏联领土内建立其亚洲基地”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37; Lohbeck, Hurley, p.290.

这时候在魁北克的盟国领袖还以为缅甸局势紧急，而且全是因为蒋的无所作为。马歇尔的幕僚代总统起草一封给蒋介石的信，口气比起过去任何一封信都更充满威胁和侮辱，连马歇尔也觉得不妥，在呈报给白宫前做了一些修正。霍浦金斯不在，国务卿赫尔又卧病，不久就辞职了。所以当罗斯福在几个月后否认写过这封信的时候，便让赫尔利认为这封信是和一大堆其他公文一起呈上来，而总统只是草草签准。但是，有一句与全信完全不协调的友善结语，几乎肯定是罗斯福添上的：“我相信以您在大战中指导与启发贵国人民的高瞻远瞩，您必然理解立即行动之必要。”这封信送出的同一天，罗斯福也和邱吉尔共同签署一封友善的联名信给蒋介石，报告魁北克高峰会议的发展，包括盟军有意解放缅甸以及中国沿岸一个海港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446-447. 有关1944年9月19日会谈的资讯，来自军方历史家对赫尔利的访问，Alsop, I've Seen the Best, p.239.

由马歇尔幕僚起草的第一封信中，罗斯福总统以非常坚定的口吻告诉蒋，不要从缅甸撤走Y部队，而是要立刻派援军到前线。信函结尾警告道，如果委员长不依此要求在缅甸行动，“你必须自己准备面对后果，并担起个人责任。”至于史迪威新职一事，这封信对赫尔利即将替史争取到手的大权，并没有增加新要求；令人惊讶的是罗斯福的语带恫吓，明显在威胁蒋“立刻”增援萨尔温江前线，“马上”让史迪威“不受限制地统率你所有部队”，否则美国将停止一切援助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46, pp.445-446.

史迪威在9月19日大清早收到“亲自面呈”的电文，立刻觉得它“像鞭炮一样令人振奋”。他兴奋地跳上吉普车，赶到蒋的黄山官邸。这时候官邸会议室正在进行重要会议，研商史迪威新职的最后条件。除了蒋介石、赫尔利之外，宋子文、何应钦、白崇喜和另几位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也在场。桌上摆着史迪威人事令初稿、委员长谕示初稿，以及指挥管道示意图初稿。赫尔利原本要求史迪威别参加此一会议，但一名侍从在下午5点30分左右进来，向委员长报告史将军到了。蒋说：“请史将军跟我们一起喝茶吧！我们欢迎他一起来。”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19, 1944, box 43, folder 21; Lohbeck, Hurley, p.292.

史迪威传话进来，希望先和赫尔利单独谈谈。赫尔利于是来到长廊和他会面。史说，他刚收到罗斯福总统要给委员长的信，而且鉴于内容之“最后通牒性质”，马歇尔指示要他亲自面交。赫尔利读完信函，向史说：“没有一个国家元首能容忍像这封信的侮辱。”他把上午会谈达成的进展告诉史。他说，蒋介石已经同意所有必须的条件，让史在他的领导下出任中国武装部队的前敌总司令；蒋也接受了史迪威即将递交的这封信当中一切的要求。赫尔利说，此外，委员长“预备从北方调兵增援你的萨尔温前线”，并且“即将任命你为总司令”①。

① Lohbeck, Hyrley, p.292.

赫尔利央求史迪威暂缓递交信函，史予以拒绝。赫尔利又要求，至少在交出信之前，史迪威要向委员长致意一下这些要点都是他（蒋）已经同意的。据赫尔利的说法，史答说：“不，老派！总统交给我这封信，要我把它递交给花生米。我现在就要交给他。”赫尔利再做最后的请求：“老乔，你已经赢了这场球赛，如果你要统领中国的部队，你只要接受委员长已经答应的，就行了。”但史迪威已经拿定主意。他们俩跟大家会合。委员长即将签字将国军指挥权让给一个外国人，但是看起来心情还很不错。史迪威说：“我有一封美国总统的信要呈交给委员长。”然后把英文本递给译员①。

① 同上注。

这时候，赫尔利希望降低蒋的难堪，上前接过信函，表示还有中文译本。他要史迪威拿出中文译本，交给蒋；蒋默默地读完。宋子文后来告诉艾索浦，中文本比起英文本更加侮辱人。隔了一阵子，蒋放下信，把空茶杯倒过来，然后说：“我明白了。”史迪威用国语问：“我想，这个动作表示可以散会了，是吧？”一名中国幕僚点点头，说：“是的。”①据赫尔利的说法，他和这位美国将军走出门廊，史迪威不晓得他日思夜想的统率机会已被自己断送，还说他希望赫尔利不介意总统把递交信函的差事交给了他（史）。赫尔利说这个问题“微不足道”，因为此事后患将非常严重②。

① Alsop, I've Seen the Best, p.39; Lohbeck, Hurley, p.293.

② Lohbeck, Hurley, p.293.

与会人士，除了宋子文和蒋介石，全都跟着美国人走出会议室。等到房里只剩下大舅子，蒋才“放声痛哭”。隔了一会儿，他告诉宋，他确信这封信是史迪威搞出来的。他说，史必须离开中国。蒋于是动手起草回信给罗斯福。宋子文打电话到艾索浦家，要他立刻过江到黄山官邸；这位渴望功名的年轻副手在当天晚间稍早赶到，宋子文出示罗的来函和蒋匆匆写的回信之英译给他看。艾索浦大惊。委员长的回信居然还称呼对方为“世界的希望、西方的光明”①。

① Alsop, I've Seen the Best, p.241. Romanus and Sunderland似乎忽视他们自己作品中很清楚的结论：是史迪威9月15日的报告，造成战争部起草对蒋发出最后通牒的文稿呈报罗斯福。Romanus and Sunderland提出，史迪威9月15日那份报告，导致罗斯福、丘吉尔在场的美、英联合参谋长团魁北克会议同意强烈反应，力促蒋不要执行他对萨尔温江前线Y部队的方案。这才造成马歇尔的幕僚在魁北克起草最后通牒，而这份文稿根据的就是指蒋延迟推拖指挥权议题的不实报告。见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47.

宋子文和艾索浦改写信稿，删掉奉承敬语，让内容和口气更强硬。这份草稿宣称史迪威为不受欢迎人物，并责备他造成“中国可怕的局势”①。当天晚上委员长在日记写下，下午所发生的事是“毕生上最大之耻辱”。他派人去请赫尔利出席一顿私人的晚饭。这位心烦意乱的特使才刚返回其居所，又立刻赶回黄山官邸。蒋面色阴沉。在晚餐中，他表示自己严重被信函的口吻冒犯了。最重要的，他表示只要“史迪威还在中国”，一切都没得讨论②。蒋把艾索浦和宋子文修改过的回信稿给赫尔利过目。赫尔利吓坏了。他觉得信中的用词太强烈，恳请蒋再考虑。赫尔利认为他此行的任务恐将全盘失败，他所能做的就只剩下让各位都冷静下来③。

① Alsop, I've Seen the Best, p.242.

② Lohbeck, Hurley, pp.293-294.

③ Alsop, I've Seen the Best, p.242.

次日，蒋派宋子文传话给赫尔利，指罗斯福的信标志着美国在盟国领导史上的最低点。他说，以当前在役的国军部队来讲，三成是自1936年、甚至1922年起就参加中国革命和抗战。没有一个中国军人会接受史迪威这种“傲慢态度”。接下来蒋又警告说，如果史迪威“指导处置一有不当，难免引起对彼之危险”①。同一天，蒋再请赫尔利到黄山，重述中国军民都不会再容忍史迪威的侮慢行为。但是，他还是未送出给罗斯福的回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0, 1944, box 43, folder 21.

同时，显然是想向赫尔利和罗斯福展现他合作的意愿，蒋批准了史迪威先前提出的援救广西作战计划。蒋并且下令枪毙不战而逃、弃守全州的93军军长。白崇喜证实蒋计划从西北再调6个师来协助防卫华南和西南。后来，蒋又和6月间一样，要白崇喜负责指挥第4战区和第9战区——取代第9战区的薛岳——这一次白答应了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51.

史迪威这时可能认为自己随时会总揽兵权，终于命令昆明的提柏曼（T.S.Timberman）)将军空运约200吨军火到桂林和柳州。这是国军地面部队在湖南、广西苦战日军5个月来，首次经他(很讽刺地，也是经蒋）批准的大量空运补给行动①。

① 同上注，pp.447-448。

但是，蒋已经告诉赫尔利，史迪威已成为两国合作不可克服的障碍。当天，赫尔利和蒋会面后去见史迪威，告诉他蒋对那封信以及史迪威的递交都十分愤怒。赫尔利没告诉史，蒋已决意让美国召回史迪威。史迪威觉得很好玩，认为蒋暴跳如雷正是他即将屈服的迹象。当天晚上他写信给太太，声称他“扮演复仇天使”，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我等待复仇已久——

终得此机会。

我看着花生米双眼

一脚正中其下怀。

老鱼又磨刀霍霍

瞄准方向、抓紧时机

我刺得深不见刃

一次再次、反覆不止。

那小混帐直发抖，

落得口不能言。

他脸色发青颤抖着，

挣扎着不去尖叫

一切战争的疲惫，

一切长期的痛苦，

这次我终于一举扳回

花生米颜面扫地。

我知道我还有得受

还要跑一场累人的比赛

但是，喔！多么幸福美好

我赏了花生米一巴掌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p.305-306. 军方历史家只说，史迪威“写了打油诗”，然后在注释里说他这些无意义的诗句和其他材料，“只是为自己、家人和朋友好玩”而写。见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48. 不过杜希曼却基于“褒贬平等原则”把全文抄录下来，Tuchman（杜希曼），Sand, p.494.

黄山官邸的仆从、幕僚，毫无疑问都听到委员长在9月19日会议之后放声痛哭，谣言传遍全市。史迪威告诉他太太：“和我一起欢呼。我们赢了……他灰头土脸。内部情报表示，我走了之后，咆啸声开始直至深夜。”①9月23日，赫尔利拟了一份乐观的报告呈给罗斯福，对于大麻烦只暗示说，他劝蒋委员长不要答复9月19日那封信。他没提及蒋的震怒。应史迪威之请，赫尔利删掉报告中一句史、蒋“根本上不合”的话；不过，他却应史的要求加入一段话，即“基于保护美国利益的需要，史迪威将军经常必须和委员长持不同的立场，而且只有他一人和委员长说实话。在过去这往往导致磨擦”。赫尔利想通融史迪威；史刚交给他一份文件，定出和委员长重启讨论时的议题。据史迪威的说法，赫尔利认为这份文件“可以把柿子从树上震落一地”②。

① Stilwell, Papers, pp.305-306.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52.

史迪威建议的议题，以若干针对中共问题的假设性安排作开头：中共将会接受由史执行的蒋之权力；中共部队将接受美国提供5个师的器械补给；“红军”将“被调用”在黄河以北；国共将停止政治事项之讨论，等日本投降后再谈。史迪威的方案并表示愿意在租借法案物资送达中国之后，立刻交给委员长，但双方必须同意让X和Y部队享有优先权；其次才由美国负责组训的国军30个师、“红军”、拟议中的华东贵阳或Z部队去平分。史迪威的急性子使他彻底漏了空军，不过这也不是头一遭。他的提议似乎是说，美国最终必须装备国军60个师、共军5个师。

赫尔利告诉史迪威，中国的内部问题他不该插手。赫尔利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任务①。赫尔利也劝史迪威再次表明，未来会改变和蒋相处的态度②。可是，在次日长达5个小时的会议中，蒋明明白白地告诉赫尔利，史迪威必须走人。他说，史从来没试图“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史固然“是个职业军人、工作认真、果决、精通自己的军事理论，也就是进攻……但是他没有战略思想……或基本的政治技巧……而且他非常高傲”。蒋说，罗斯福“非常好意”提名史迪威统率大军，但是他（蒋）已对史失去“最后的一点信心”③。赫尔利承认，美国必须重新考量其决定；他在史迪威的“新议题”文件上写下“为时已晚”④。史为挽救他的工作做出最后的努力，提议删掉所有中共 问题的部分，集中心思在增强国军。但是蒋不为所动。192

① 蒋记载赫尔利告诉他这件事。见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4, 1944, box 43, folder 21.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4年9月24日，pp.2452-2453。

③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4年9月23日，pp.2444-2458。

④ Lohbeck, Hurley, p.296.

翌日，蒋正式函复赫尔利，说明他就是无法信赖由史迪威总管中国部队，但是他将欢迎任何一位适当的美国将领来填补这个位置。他也欢迎美国人接管中国的军事后勤司令部。可是，赫尔利发现信文有部分文字对罗斯福不敬，表示这些文字必须更动，否则他个人不会把它转呈给白宫。宋子文修改后，赫尔利觉得可以接受，才把它上呈给罗斯福①。

① 蒋1944年9月25日给赫尔利的正式函件，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454。Lohbeck, Hurley, p.298;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52.

关于9月19日会议的谣言持续发酵，蒋担心他的声誉甚至地位，都会受到伤害。这是他一生事业的最低点，比西安事变遭劫持还要糟糕。他1944年9月30日的日记记载：“余实已心碎精疲，几不能久持。而今竟又遭党内如此之凌辱，与国内如此之讽刺，此种横逆与耻辱之来，实为有生以来未有之窘困。”即令如此，他宣称他必须坚持下去，否则何以“对已死之先烈乎？”他说，毕竟尽管伤亡偌大、破坏偌大、讥谗偌大，“只要余能自立不撼，当不足为虑也。”①他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如果美国“切断所有的援助和支持”，自由中国可以“再次绝对孤单地挺立……必要时……只剩四省之地也要屹立不摇”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petember 30, 1944, box 43, folder 21.

② Feis, China Tangle, pp.193, 194;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and Problem, p.457.

华府接到蒋要求召回史迪威的信，这回有霍浦金斯在身边的罗斯福，拒绝马歇尔和史汀生切断对华一切美援的建议。但是马歇尔坚持，若史迪威不能出任中国部队前敌总司令，美国亦不提名其他美国将领去接任，这一点罗斯福倒是接受了。马歇尔也否决罗斯福拟以陈纳德替补史迪威的方案，但他又策划另一个奇怪的构思，至少应让四星上将史迪威继续领导跨越缅北的雷多公路工程，直到完成为止。史迪威似乎愿意接收这项贬职，指这个建议“鼓舞人心”，但蒋还是坚持不肯①。

① Feis, China Tangle, pp.194, 195; Stilwell, Papers, pp.312-313;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59.

当天夜里，赫尔利睡不着觉。他已经尽一切努力替史迪威挽救情势。凌晨2点钟，他口述一封上呈罗斯福的电文，强烈建请召回史迪威。天一破晓，为示公开，他带着电文去找史迪威，拿给史看。史迪威看完后说：“老派，为难你了，你一定很难下笔。”赫尔利说，这是他替国家效力多年最不愉快的一项任务。他接受史部分建议，略做修改后就送出报告。他写说，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史和蒋之间做选择。他说蒋介石“对合理的说服和领导都有不错的回应，但是对任何形式的恫吓都反应激烈”。他又说史迪威“全无能力了解蒋，或和蒋合作”。赫尔利最后结论道：“史迪威每一个动作都想要完全压制蒋介石。”①

① Lohbeck, Hurley, pp.300-301;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md Problem, p.463.

罗斯福终于同意立刻召回史迪威，并任命魏德迈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蒋接受艾索浦的建议，向罗提名三位将领，由罗圈定。）2天之后，史迪威拒绝委员员长颁发青天白日勋章给他的美意（“告诉他把它塞到他的——去！”），然后和白修德、艾金生、伊罗生（此时供职于《新闻周刊》）见面，大肆抨击蒋介石、国军及其政府①。当天下午，史向委员长辞行。赫尔利和宋子文也在场。蒋在黑色长袍外罩上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以既非报复亦非幸灾乐祸的语气说：“余不能与君共事到底，殊为遗恨。惟余二人性格，各有所宜，不如分地工作，各展所长，继续为打倒共同敌人而努力之为愈也。”史迪威则庄重回应，不论委员长怎么看他，他希望，蒋会记得“我的动机全是为了中国好。”②

① Stilwell, Papers, pp.315-316.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21, 1944, box 43, folder 22; Stilwell, Papers, p.317.

史迪威在中国的最后几小时，发出许多信，包括给陈纳德的“一封很客气的”，但是这位空军将领不晓得史已向华府建议将他调职。史迪威也给共军将领朱德写了一封短笺，表示“深以为憾”未能“与你及你训练出的优秀部队”共事。他没写信给任何一位国军将领，包括长期和他并肩英勇抗敌的孙立人①。直到最后，史迪威还是认为和蒋的决裂，错不在他。他在一张没署明日期的纸上写下：“我和蒋介石的关系一向秉着和个人无关的公立场。虽然我们经常在战术和战略问题上面意见相左，可是一旦决策已定，我便全力以赴去执行。”②他在10月27日离开中国。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503. 1946年，史迪威告诉拉铁摩尔，希望“赶过去（国共内战），和朱德并肩作战”。他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又重复这句话，1946年10月12日他身故之后，这句话就传开了。

② Stilwell, Papers, pp.318, 319.

史迪威回国后两天，《纽约时报》刊载艾金生报导史迪威奉召回国的长文。艾金生没采访赫尔利、宋子文、艾索浦或其他可能对史的说法提供平衡意见的人士。艾金生描述蒋在谈判指挥权问题时萌生敌意，向美方发出“个人的最后通牒”，坚持史必须解职，可是艾金生没提到是史先把罗斯福的最后通牒递交给蒋。艾金生说，蒋要求由他掌控租借法案的物资，宣称他“不会被美国人强迫去和中共修好，以助中国统一”。艾金生宣称，史迪威“比委员长更熟知国军的需求和能力”。他又说，史迪威“被公认为是自‘中国戈登’以降最能干的前敌指挥官”，暗示过去80年来最擅长领导中国部队的两名将领，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艾金生的结语是，史的去职“代表一个行将就木的腐败政权的政治胜利，它对维持其政治地位的关心更胜于把日本人赶出中国。”①

①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1, 1944.

蒋读了这篇文章，以及史回到美国后其他后续报导的翻译。他写下，共匪以此进行恶劣宣传来“乘机煽动”。他坚称心境平和，但他晓得史迪威事件的落尘还会持续一段时候①。事实上，其后遗症 历数十年而不衰，因为史迪威赢了文字战，而委员长及其政府自此未曾从中复原。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4, 1944, box 43, folder 23.

封底

作者与译者

作者：陶涵（Jay Taylor）

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通晓中国语文及事务。曾任职台北美国大使馆，负责政情报吿与分析；美国与中共建交后，任北京美国大使馆政治参事，后任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蒋经国传》。

林添贵

台湾大学毕业，历任企业高阶主管及新闻媒体资深编辑人，现任逢甲大学兼任助理教授。译作极丰，有《蒋经国传》、《裕仁天皇》、《转向：从尼克森到柯林顿美中关系揭密》、《季辛吉大外交》（合译）、《大棋盘》、《将门虎子》、《买通白宫》、《李洁明回忆录》、《东方惊雷》、《黑社会之华人黑帮纵横史》、《罗马跨国企业》、《恶兆——中国经济降温之后》、《黑道无国界》、《我的老板是美国总统》等。

封一

封二

媒体推荐

透过蒋介石日记的慎选引用，陶涵成功表露蒋介石的个人特质。陶涵拒绝一般认为这些日记不值一晒，毫无历史旨趣的想法，相反的，日记引文搭配上重大政治、军事局势的生动细述，他让我们更贴近这些还在成形的思考。因此某种程度上，陶涵在蒋介石与他置身的世界之间建构了更具个人感性的连结。

——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耶鲁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纽约时报》书评

陶涵拿新史料为基础，以全新观点诠释蒋介石不凡、长寿的一生，并且对蒋的动机和行为提出具争议但让人信服的新解读。此一生活现在论述，将会成为一本经久不衰的权威之作。

——黎安友Andrew J.Nathan，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蜕变中的中国》作者

蒋介石的故事是如此庞大、如此与现代中国的故事重叠交织、如此复杂，因而他的故事无法被化为杰出的传记。而今，陶涵对这位二十世纪重要领袖提供了一本有分量、生动好读的传记，本书捕捉蒋的人生及其时代，比过去任何一本英文著作的成功。

——柯伟林William C,Kirby，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

这本由哈佛大学出版、陶涵执笔的迷人传记让我们看到，过去对蒋介石和国共内战的传统观点是扭曲不实的。这是第一本充分运用蒋家档案的蒋传，其中包括蒋的亲笔日记。书中呈现的是一个微妙有远见的思想家，而不是美国将军史迪威口中的“花生米”。

——《经济学人》

陶涵为隐藏蒋的残暴和外交上的失败，他尊敬蒋介石是因为意识到，蒋以合理的手段统治一个几乎无法被驾驭的国家，而且比起那些美国顾问，蒋更了解他的敌人们。

——《出版人周刊》

第二部：抗战

第七章：雅尔达、东北和战后战略

史迪威离职后四天，魏德迈接下这位前任者的所有职位。堪萨斯长大的高个子将领魏德迈和史迪威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从未有实战经验，但是在担任蒙巴顿勋爵的参谋长之前，他曾在马歇尔麾下担任策划诺曼第登陆的重要角色①。魏德迈是个有自信、为人圆融、观察入微的军官，第一次和蒋委员长会面，就觉得他是“个头小、优雅、骨架细，有黑色深邃的眼珠、亲和的笑容”。委员长身穿潘兴式戎服，不时摇着一把小扇，有点紧张和羞涩，可是“十分机警”。魏德迈虽然尊敬委员长及其地位，仍和史迪威一样看到蒋手下各式部队的严重问题。魏德迈的第一印象是，“这些中国人（军官）冷漠、缺乏才智”，只顾“政治权谋和虚矫”，他们不敢报告实情，“更掩饰自己的愚蠢和低能”。第一次见蒋之后几天，他得出结论：委员长怨的将领“无能、讨厌”②。

①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the CBI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9), p.16.

② 同上注，p.52。

魏德迈也发现中国的指挥结构乱得惊人——华东战场没有一位统领全局的将领。重庆的参谋发出的命令可能和地面战事毫不相关，调兵遣将零零碎碎，相邻战场的高级军官之间毫无协调，师级军官 “最多只算得上平庸”。也没有系统做法以新兵增补部队伤亡员额，更缺基本的器械、武器、补给和粮食①。魏德迈特别注意到，和美国结盟已经三年之久，重庆还没有重型高射炮②。

① 同上注。

② 虽然美方在自由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已掌握空中优势，但不代表日本空军就毫无作为。

可是和史迪威大不同的是，魏德迈认为国民政府“绝对不是不愿作战”，反而在抗日上展现“令人惊服的韧性和耐力”。他指出，工业先进、全国团结的法国只打了6个星期就投降，中国人打了7年多的仗，伤亡近300万，仍然奋战抗日①。另外，跟史迪威最大的不同之处还有，魏德迈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图毫无幻想。

① Albert C.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Holt, 1958), pp.277-278.

蒋遵守他对罗斯福的承诺，指派美军少将谢维斯（Gilbert X.Checes）为中国庞大、混乱的后勤部队指挥官（编按：中国战区物资服务指挥官）。不久，后勤制度“开始运作相当顺利”①。可是，当前最急迫问题是日军持续不断的攻势。日军在攻占广西的桂林、柳州之后，颇有进取昆明、甚至重庆的迹象。蒋向魏德迈保证，国军一定坚守桂林，但是11月间，桂林、柳州相继沦陷。魏德迈新拟“阿尔法防卫计划”，集中兵力保卫昆明，从缅甸急调大部分X部队、Y部队回防。12月，西方新闻界自重庆发出的电讯报导说，接下来几天就会决定中国是否会“被轰出战局”。魏德迈担心日军会出动空降部队和滑翔机进攻重庆，建议迁都昆明。蒋回答说，他要坚守不退；魏德迈立刻说那么他也誓死相陪。如此坚定相挺，令蒋大为动容。蒋不认为日军会冒险深入内地，但果真来犯，他要“坚守” 重庆“决与此城共存亡”②。

① 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195, 20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2 and 6, 1944, box 43, folder 24.

日军根本没来进攻。同时，在菲律宾雷伊泰湾（Leyte Gulf）美国海军舰队摧毁日本海军尚存的多数船舰，铲除日本来往东南亚运输的能力。日本陆军确实还有一些运输火车可以从西贡、经长沙到大连，但现在也没用了。陈纳德的空军主宰了长江以南的空中优势，他们对桥梁、铁道之轰炸很快就使此一走廊丧失功用①。

① Wang Chaoguang, "Wartime Rivalry and the Deliberation of Postwar Issues,"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F.F.Liu（刘馥）,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219.

何应钦（右一）等中美将领在机场迎接魏徳迈（右二）

日本的“一号作战”使毛泽东在政治、军事上皆有收获，其部队几乎夷然无损。根据共产国际1944年12月的一份报告，直到抗战已进行七年半，中共八路军仅有103186人阵亡；以游击战为主的中共新四军极可能只折损数千人；但是政府军死者逾100万人。换句话说，从周恩来1940年1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至1944年12月此一报告之间——这段期间是史迪威等人坚称抗战主要由中共承担而国军并无作为的时间——中共只有约70000名士兵牺牲性命①。

① RGASPI, collection 17, inventory 128, file 822, sheets 7-21.

赫尔利取代暴躁的高思出任美国驻华大使。高思离任前告诉魏德迈说：“我们应该拔掉栓子，让整个中国政府被冲走。”①赫尔利虽然支持蒋介石，也展开罗斯福赋予他的第二项任务——促成国共合作。一向活力充沛、乐观进取的赫尔利认为关键在于赢得共产党领导人的善意和信赖，有如他和委员长来往的情况。他依然相信中共领导人实际上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说的外红内白的萝卜；如果得到公平对待，会高高兴兴地投效蒋介石，组成民主的联合政府。

① Wedemeyer, Reports, p.205.

赫尔利要求到延安拜访毛泽东，蒋勉强批准。赫的飞机于11月7日抵达此一共产党基地，当他步下飞机台阶时，喊出巧克陶印第安人的战呼，让接机的毛泽东一头雾水。赫带来五点和平协议，经过一番折冲，他和毛就修订版达成协议。新的草案让国共两党在重组后的联合政府里，在法律与政治上平等立足。所有的中国部队都要执行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但共军维持完整，从外国得来的补给应平分。为换取中共前所未有的收获，毛泽东口头保证共产党将拥护蒋做为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领导地位。赫尔利离开延安后，毛泽东是又高兴、又嘲弄①。这位美国特使实质上是把他渴望的东西全给了他——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等于准许它瓜分中国领土，但又不限制中共扩张或垄断在其区域内之政治权力。

① Peter Cladimirov, The Vladimirov Diaries (New York: Doubleday, 1975), p.289.

赫尔利也很高兴。他认为毛泽东个人担保共产党将接受蒋介石领导，是个大突破。但是，重庆的蒋委员长却叹，毛又“诱惑”了一个老美。宋子文告诉赫尔利：“共产党是用巧言在骗你。”①厚道的赫尔利都会同意毛泽东草拟的五点和议，让蒋体会到美国恐怕不会停止施压，非要逼他和共产党合组联合政府不可。他的结论是，美国还是在要求他让步，果真让步的话就会牺牲他的政府以及“个人尊严”。所以他在和周恩来、赫尔利谈判时，将再一次亮出“底线”，那就是只有共军完全编入中央军，国民党才会接受中共的合法化。这就是未来两年谈判陷入僵局的症结所在——中共坚持先组成联 合政府再解散军队，但是国民党绝不同意与任何一个武装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有一次会谈，周恩来拒绝把委员长“不会被接受的”条件带回延安，但是他说，谈判应照旧继续，他会去请示毛的意见。蒋发现，他唯一勉强可信任的这位共产党员“已不如从前之恭顺矣”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1, 1944, box 43, folder 23; 秦孝役，《大事长编》卷五，p.247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2, 1944, box 43, folder 23.

为了怂恿美国对中共产生好感，毛、周联名致函给魏德迈，请他转呈白宫：他们渴望和罗斯福总统会晤①。毛也告诉狄克西代表团团长包瑞德上校，中共军队愿意“在无任何附带条件的情况下，全心接受一位美国将领的领导”②。蒋也一样，在新年文告试图讨好美国人。他保证将尽早通过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并且对政府的自由化与清廉立刻采取行动。元月和周恩来等人开会时，蒋的代表王世杰提议成立战时内阁，纳入中共党员；召开三方会议（美、国、共）研商共军纳入中央军的细节；指派一名美国军官在抗战期间奉军事委员会名义指挥共军部队。蒋认为既然他们已接受共军纳入政府军的目标，他可以提议由美国人来负责此一决定性角色。周恩来针对这些提议的答复是：中共只有在新的全国联合政府成立后才会交出部队③。

① Barbara Tuchman（杜希曼），Notes from China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71), pp.77-79.

② 后来，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文件写说，中共当然“绝不会干这种事”。1945年1月他也告诉赫尔利了。见Michael M.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90.

③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5年1月14日，p.2506；White Paper, p.79.

虽然罗斯福总统曾向孔祥熙提起邀蒋介石参加盟国峰会，当三强谈到峰会时，美国并未提出蒋出席与否的问题。罗斯福不愿意有任何让斯大林不痛快的动作，因为他在这次峰会的主要目标是敲定苏联在德黑兰会议承诺参加太平洋战争。此时，美国军方和白宫还不确定原子弹是否会研发成功、何时可研发成功，他们认为日本人会从事绝望的本土保卫战，届时美军子弟又要牺牲数十万人性命。去年秋天，斯大林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Averell W.Harriman）谈话时，曾确认苏联预备和日本一战，但是他的政府对日本、外蒙古和满洲有若干权利主张，必须得到满足。罗斯福和霍浦金斯似乎也没怎么讨论就接受了，也不跟蒋介石照会一声，就和莫斯科交涉关系到中国的权益主张；而蒋介石若是知道，毫无疑问一定会跟他们争辩，说苏联事实上急着要介入太平洋战争，根本不需要做重大让步①。美国总统和他的首席政治顾问无疑也相信自己是一片好意、而且军事现实也有需求。斯大林就没那么害怕毛泽东是否有异议，他在峰会召开前一天，才通知毛说有这么一回事及其目标②。

① Robert E.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0), p.512;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pp.331-332.

②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93.

三巨头决定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达集会，此地离因德军进出而一片残破的塞瓦斯托波尔地区仅有80英里。目睹本地区惨象，会让西方人多少了解俄国人在抗德之战付出的代价何其惨重。雅尔达会议就这样未经公布地于1945年2月4日正式召开。蒋还不知情，交给华府一项重庆政府和莫斯科双边会谈的议题方案，促请美国提供建议。十分讽刺的是，国务院远东局也不知道峰会的状况，回答说：美国当然不能在中、俄事务上担任调停人或顾问①。

① Feis, China Tangle, p.236.

除了要苏联加入战局外，美国总统另一个目标是确保中国收复一切被日本夺走的领土（包括将由苏联短暂占领的满洲）。罗斯福要求苏联尊重中国的主权、战后撤离中国领土、不干预中国内政，做为斯大林所争取的让步的交换条件。斯大林一口就答应。罗斯福也推动一个相关的构想：美、苏携手提倡国共联合政府，以防止内战爆发①。

① 同上注，pp.226-239。

2月11日签署的雅尔达协定有一秘密附件，苏联同意在击败德国后90天内加入战局，向日本开战。苏联将可得到西伯利亚海岸外的千岛群岛，并取回库页岛的南半；中、苏共管经营中东、南满铁路；租借旅顺军港；大连商港国际化；并同意“苏联（在东北）的特别利益，应予保障”。协定亦保证外蒙古维持现状——换句话说，在苏联控制下维持名义上的独立。至于中国，协定规定中国“应保持在东北之完整主权”。此外斯大林同意，有关外蒙古、旅顺、大连和中东、南满铁路的条款“需要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这将透过中苏签署友好同盟条约的方式达成①。

① 同上注，p.249。

斯大林也获得三强发表声明，表示苏联政府（关于中国）的要求“应确实在击败日本后被履行”。换句话说，蒋介石是被逼着赞同他不知情的决定。罗斯福也同意，在苏联25个师兵力于“3、4个月内”完成调动到东方之前，先不告诉蒋此一秘密协议①。

① Harry Harding（何汉理）and Yuan Ming, ed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55 (Wilmington, Del.: SR Books, 1989), p.67; Robert E.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1948;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50), vol.2, p.511.

会议一结束，斯大林就告诉毛泽东：苏联红军要来了！毛立刻发电报到重庆给周恩来，要他停止赫尔利所调停的国共会谈，立即返回延安①。毛并号召全体党员准备向美、蒋发动浴血奋战。

① Sheng（盛慕真）,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93. 盛慕真引用毛泽东1949年2月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毛提到斯大林将和罗斯福、丘吉尔会面。盛从这里合理地认为，斯大林已传话给毛，告诉他即将要进行三巨头会议。

罗斯福在雅尔达同意这些影响到中国的秘密条件时，觉得他有把握“和蒋介石把事情讲明白”。此外，他已十分疲惫，急着避免更多争吵。关键的假设是，苏联预备（甚至渴望）在战后以“正常国家”的地位与世界合作，不再是决心创造意识形态卫星帝国的革命国家①。

① 同上注，p.94；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p.512, 516; Feis, China Tangle, p.240.

二月间，雅尔达会议消息公布——当然秘密协定不会公布——之后，蒋相当疑惧恐怕“尚有难言之内容”。但是就跟过去和三强打交道时一样，他也束手无策——除非他使出撑不住、要垮了的绝招①。不过国内方面，情势还不错，没多久魏德迈就呈报给蒋7、8月间对日军发动攻势的计划。这位美国将领不仅对抗日作战乐观，对处理中共也相当乐观。隔了 一个月，他向华府联合参谋本部报告说，他觉得“只要给蒋的政府相当小的援助”，就可扑灭中共作乱②。赫尔利也认为中共的军事力量被过分夸大。赫、魏的见解也助长了蒋对战后局势的审慎乐观。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21, 1945, box 44, folder 3.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p.338.

可是才不久，委员长和赫尔利就都听到中国在黑海会议遭出卖的消息，赫决定飞回华府査明真相。启程前，蒋拜托他向罗斯福保证，不论中共怎么做，中央政府仍决定遵守承诺召开国民大会，建立宪政。关于苏联，他认为只要美国采取强硬立场反对苏联干预中国，则俄国人“在供应中共武器之前必将三思”。

谣言继续传个不停，指称雅尔达会议有某种秘密协议；经过大力施压之后，蒋派驻华府的大使魏道明终于见到罗斯福，罗承认确有秘密协议，但只让魏看部分纪录。蒋一读到大使的报告，第一反应是“痛愤”，“雅尔达果已卖华乎……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①让蒋痛苦的不是在东北退让这些事情，因为在未来一年，他还愿意在这个地区给斯大林更多退让呢！让蒋难堪的是，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竟自认有权把中国的主权让渡掉！对他、对中国，这不啻是极大的侮辱。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15, 1945, box 44, folder 4.

然而蒋也很快就理解到，除了接受既成事实别无选择。因此，收到这个晴天霹雳之后，他第一个决定是请华府接见其外交部长宋子文，以征求罗斯福总统对双方处理苏联与中共事宜的“共同策略”之意见。白宫拒绝所请（又一次侮辱）。但是几天后，蒋接到斯大林的传话，建议订个日期让宋子文到莫斯科和莫洛托夫会面①。

① Feis, China Tangle, p.278.

赫尔利回到华府后马上赶到白宫，罗斯福的身体状况吓坏了他。罗的“皮肤彷彿贴在颊骨上”。罗否认中国在雅尔达遭到出卖，但是经过好几次谈话后，罗同意让赫仔细瞧瞧完整的雅尔达秘密档案。赫尔利读完之后，惊愕得不得了。他觉得在中国权益上的这些让步，严重抵触大西洋宪章中领土调整必须符合相关人民意愿的原则。罗斯福的罪恶感被唤醒，他说他了解赫尔利的考量。事实上罗斯福和华府其他高阶官员也在重新思考雅尔达协定和美苏整体关系，莫斯科在波兰强悍树立共产党政府之举，尤其令人不安。哈里曼在他那位机灵副手肯楠（George Kennan）的影响下，才慢半拍地警告说斯大林的目标是“建立极权主义”①。

① Don Lohbeck, Patirck J.Hurley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56), pp.372-377.

同时，赫尔利读到国务院2月27日的一份文件，建议如果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美军应把中共武装起来；又说中国未必要在委员长领导下统一起来。赫尔利很气，这份文件起草过程竟没征询他的意见。他指控这些建议违背总统的政策。他又跑去见卧病的总统，罗也同意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支持蒋的政府。罗斯福对赫尔利的信赖，远远大过他对国务院或战争部的信赖。但是，罗又告诉赫：“现在，请你尽量宽容（中共），多说好话……别把武装部队可能和平统一的基础毁掉了。”①4月2日，赫尔利在华府举行记者会。根据和罗斯福谈话的内容，他宣布美国对中国唯一承认、支持的是中央政府。几天后，当赫尔利前往欧洲和盟国领袖咨商对华政策之际，毛泽东下令发动宣传抨击“美帝国主义”②。赫尔利拜访唐宁街10号时，和邱吉尔意见相左；邱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大美国幻觉”，但他答应支持③。

① Feis, China Tangle, p.277.

② Liberation Daily（《解放日报》），April 9, 1945.

③ Lohbeck, Hurley, p.370.

4月13日下午6点钟，蒋正在官邸庭院散步，一名副官快步趋前转呈外交部急电：罗斯福总统因脑溢血病逝。开罗会议、对史迪威的要求、雅尔达等等之后，蒋对罗斯福虔诚的敬意已消褪，但他依然尊敬这位美国领袖，他和蒋同样怀抱中国可以做为大国、与美国缔盟的大梦。因此，蒋担心罗一撒手人寰，美国政策“恐将受英之操纵”。他不晓得杜鲁门是否是个“真诚”的人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3, 1945, box 44, folder 5.

尽管赫尔利和派驻在重庆的美国外交官对蒋的观感大不相同，他却和他们一样坚信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斯大林不会特别属意让中共夺得中国政权。赫尔利在莫斯科经过一系列会议之后，很高兴地向新任美国总统报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已同意完全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包括中国的武装部队全都统一纳入蒋介石领导之下。

当年春天，蒋召开宪政实施协进会初次会议。他在一项重要的公开演讲中宣称，“深觉历史未来之裁判者，决不愿陷国家于内战。”①他向委员会保证，国民党会把“最高权力”还给人民，但只能透过国民大会行使之。同时，他说，国民党将愿意接纳其他政党加入政府。回到1月间，周恩来曾经原则同意召开筹备委员会，但现在他火速送信到重庆并传话给赫尔利，抱怨蒋片面宣布未来的政治蓝图。周指责蒋的宣布“意在误导，企图分裂中国，搞一党专政”②。

① White Paper, p.83.

② 同上注，pp.84-85；Feis, China Tangle, p.276.

国民党也召开了它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1938年以来的第一次）。想到战胜日本指日可待，与会党代表皆十分兴奋，蒋的政敌即使未必高兴，也愿意接受他的领导。他提出的决议案在大会迅速通过：颁令停止训政；支持通过新法律，允许所有政党皆获合法地位；主张多党制、直接选举地方及设立省议会，所有成年公民不分教育、财力都有投票权。党代表们决定在11月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把这些条款统统纳入这部民主宪法。国民党六大呈现改革色彩，也十分民主。例如，它宣布党已决定降低农地地租、解决土地租赁和地价税问题的措施，并且要实施性教育和每天工时8小时的制度。然而，蒋同时也确认大会所选出的行政与监督委员会，不会让民主化过程脱离他的控制①。某些国民党大老如桂系白崇喜，主张剿灭共党之后才实施宪政②。他们警告说，只要中共控制大片国土和人民，就不可能举行自由、直接的选举③。蒋承认个中风险不小，但觉得和美、苏亟需建立良好关系，也只能努力去做。他自己心里说不定认为他有足够的余裕、人望和力量在政治自由化阶段掌控住大局。改善一般中国人民的生活也符合他的政治价值和利益。他与中国的资本家并无深厚关系或牵羁，同样的，对地主仕绅也没有强烈的认同。因此，他很可能认真地支持六大对土地改革的口头承诺。甚且六大期间，各方抨击党政军贪渎无能，他也统统包容，因为他也认同这些抱怨。

① White Paper, pp.268-270.

② 郭廷以编，《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下二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1984），p.475。

③ 同上注，pp.475-478。

六大会上，蒋介石长子经国领导的青年团成员，对党政内部贪腐之抨击尤其猛烈①。毫无疑问， 蒋氏父子批准这些攻击，认为开放接受批评，会让蒋宣称民主即将到来及其可能的效应带来可信度。可是，外国记者和独立的中国记者却把这种坦诚做法解读为贪渎横行的证据。

① Jonathan D.Spence（史景迁），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Norton, 1990), p.482.

委员长此时亦决定解散国军部队的政工部门。有一部分是针对美方的批评做此回应，也因为政工摆明了与蒋的要求有冲突——他要求在新的国共协议中，中国只会有一支不涉政治的军队，即国军或中央军。而要把军队去政治化，毛泽东当然不肯，即便只是象征性动作。次月，当他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时，毛可和蒋不一样，完全没听到对中共的党政军或政策的批评①。中共新的党纲反而使权力越来越集中②。

① Joseph J.Heinlein, "Political Warfare: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Model," Ph.D.diss., American University, 1974, p.482; White Paper, p.101.

② Conrad Brandt, Benjamin Swartz（史华慈），and John K.Fairbank（费正清），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419; Feis, China Tangle, pp.290-291.

一

“一号作战”后，魏德迈拟定计划要夺回湖南、广西的粮仓，并进而攻占广州、香港等若干沿海港口，遂下令在武汉西北新建基地供14航空队起降。到了1945年春天，长城以南日军高达105万人，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将军企图进攻湖北省先发制人①。在魏德迈率领下，蒋部署67个师共60万大军，并以200架14航空队战斗轰炸机做后援。3个月后，国军击退日军进击，证明“有好的指挥官、现代武器和车辆，以及稳定供应粮食和弹药”，以及人数上的优势，国军也可成功击败日本多个师团的大规模部队。蒋一度未通知魏德迈就下达命令给负责指挥国军部队的何应钦。当魏德迈强烈但不失敬意地反对时，蒋就跟过去面对史迪威非难时一样，解释说他只是给何应钦出出主意。但此后，蒋再也没有干预前敌指挥。根据魏德迈的说法，蒋若遇上“蜂蜜而非酸醋”，“就会很乐意接受他只是计划里的旁观者”②。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pp.350-352; Hsi-sheng Ch'i, "The Military Dimension, 1942-1945," in James C.Hsiung（熊玠）and Steven I.Levine, China's Bitter Victory (Armonk, N.Y.: M.E.Sharpe, 1992), pp.165-166.

② Wang Chaoguang（汪朝光），"Wartime Rivalry," p.7; Haruo Tohmatsu（等松春夫），"The Strategic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no-Japanese and Pacific Wars,"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17;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pp.278, 287, 289; Fies, China Tangle, p.297; Wedemeyer, Reports, pp.301, 338.

正当战事激烈进行之际，赫尔利回到重庆，就他在伦敦和莫斯科会谈的结果做报告。然而，蒋对斯大林宣示的善意没太当真：而英国人方面，他认为他们在战后仍会继续殖民政策。蒋依然担忧雅尔达的问题，希望就罗斯福“交还”给苏联在东北的“权利”，和斯大林谈判。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要谈，那就是恢复国民政府在整个区域的主权。因此当他听说，杜鲁门告诉邱吉尔和斯大林，凡是罗斯福做出的协议，他都会“完全支持”，蒋气坏了。杜鲁门这么大包大揽地宣布全都支持，严重破坏了他和莫斯科谈判时的筹码①。

① Lohbeck, Hurley, pp.370, 376-377;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5, 1945, box 44, folder 7; Ray Huang（黄仁宇）, Chiang Kai-shek and His Diary as a Historical Resource (Armonk, N.Y.: M.E.Sharpe, 1996), part 2, p.140.

大约此时，斯大林命令远东地区的红军88旅，准备进入东北。88旅是由1930年代初期被日军赶到西伯利亚的中共抗日游击队改编组成。这支持续受训14年之久的部队（包括能说中国话的苏联军官），已经等不及要回到故土①。4月6日，斯大林正式宣告废止苏日中立条约。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nperialism, pp.105-106.

两星期后，蒋读到新闻：希特勒举枪自戕，第三帝国无条件投降。两位美国记者形容中国对此新闻的反应是大大松了 一 口气。次日，蒋告诉他的高阶将领，苏联很快就会加入太平洋战争，并攻占东北；他开始催促赫尔利，要美国支持中国在东北的领土主权。这位美国大使向他担保，美国一定会坚持“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性必须得到保障的原则”。蒋最想要的就是美国的“保证”，但现在他关切的重点是，如何让华府和莫斯科分别遵守各自的承诺①。

① Theodore H.White（白修徳）and Annalea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1946) p.266; 关于“保证”请见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4, 1945, box 44, folder 6.

就在赫尔利告知苏联计划在8月分某日进攻东北的日军后，蒋紧急命令手下文武部门官员为战争结束做准备，很可能在新年之前就会战胜日寇。过去8年艰苦流亡的官僚，突然间要承担起接收一切民政事务的计划工作（包含人口1亿5千万的日本占领区之法律与秩序维护），数百万的难民还乡，200万日本百姓的处理与遣还，更换傀儡政府官员，以及占领区银行及经济活动的维持和改造①。同时，军官们仅以少许卡车和业已残破的铁路线，也得承担起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迅速地抢在共军之前，把数十万国军部队运送到广大的日本占领区，接受百万名日军之投降。蒋政府很快就提出许多计划——但与往常一样，困难之处是在执行②。

① Time（《时代》）, December 24, 1945.

② 同上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565-2566。

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时（右一）与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后右一）合影

同时，毛泽东集中力量做准备，不仅要紧随着苏联红军进入东北，还要在华北及各地尽可能抢占大片日本占领区。6月23日，蒋接到延安传话，毛泽东预备恢复国共会谈。在同一时间，中共部队正在河南山区攻击国军，甚至企图占领安徽战时省会立煌。华北的八路军也有部队越过长江南下。毛又在7月写了三篇文章抨击美国。他预测美、苏之间在不久的未来就会爆发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冲突，并宣布中共“一面倒”倒向苏联的政策①。

① 关于“日本占领区”请见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p.97, 103. 关于“越过长江”请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571。关于“三篇文章”请见Wang Chaoguang, "Wartime Rivalry," p.27.

此时仍是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很不高兴蒋把自己能通俄语的儿子经国派为代表团团员，前往莫斯科交涉事关重大的中苏条约之谈判。可是，此时的蒋已把经国当做主要的苏联专家，他们已敲定谈判策略。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已在要求就苏联的附庸外蒙古这个议题，绝不能退让。蒋已预备接受外蒙古透过公民投票取得独立，虽然他了解斯大林所提议的“却非蒙古之真独立耳”。可是蒋也明白，如果其战后策略要有成功的机会，这是必须支付的代价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5, 1945, box 44, folder 8.

中苏谈判6月27日在克里姆林宫展开。会谈当中有个空档，斯大林邀请蒋经国到他办公室密谈。后来，蒋经国乐观地向父亲报告：斯大林向他保证苏联将支持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努力。斯大林也向宋子文说，中国所有的军队都必须接受政府的节制，苏联军队将在日本投降之后3个星期内就开始撤出东北①。莫斯科会谈后来暂停，因为盟国最后的高峰会在苏联占领的东德波茨坦开会——又没邀中国领导人出席②。

① 蒋经国，《蒋经国先生传记》（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89），第二册，pp.272-273；Jay Taylor（陶涵）, The Generalissimo's 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26.

② Feis, China Tangle, pp.317-321.

虽然原子弹已在波茨坦会议召开的前一天试爆成功，美国却很奇怪地还是急着要苏联介入东北战事以结束太平洋战争。事实上，在会议进行期间，马歇尔发出警告给麦克阿瑟、尼米兹和魏德迈，要他们准备好日本会突然投降，同时杜鲁门总统和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Byrnes）起草一份盟国文告，要求东京当局无条件投降，否则就会遭遇“迅速、完全的摧毁”。杜鲁门把“波茨坦宣言”草本传给蒋介石，要他签字。盟国再一次没让中国领导人有机会参与起草一份事关重大的盟国文件，但是蒋没有抱怨，立刻同意签署。

地势险峻的滇缅公路

此时，非裔美国人的陆军工兵人员终于完成从印度阿萨姆到滇缅公路起点腊戍的雷多公路，虽然从中途的密支那起，它只是一线道公路和一条输油管。公路在7月开放卡车行驶，光是第一个月就从印度输送了5900吨的补给品，以及一大堆民间走私商品。而同一个月美国C-47型运输机飞越驼峰运到中国的军用物资高达91183吨，走陆路的军用物资只占很小的部分①。不过空运进来的物资73％是供驻在中国的3万多名美国军事人员之用——每个美国大兵一个月几乎耗掉2/3吨的补给②。为了夺回缅北与兴建雷多公路，中国投入最精良的部队多年，直到1944年，不仅消耗掉一大笔美国租借法案援华物资，牺牲盟军数千人性命，也弄坏了中美关系。但是最后，这条公路对中国抗日战争或击败日本帝国的贡献不大。邱吉尔和陈纳德——罗斯福一度也是——都认为会是如此，但他们的意见没被采用。可是，我们很难责怪美国联参首长和史迪威将军在1942年把此列为优先计划，视之为打开对华补给线的上上之策。事实上，抗战期间中国境内国军部队来自美国的武器，全都靠驼峰空运得来。蒋就略带讽刺地建议雷多公路应该命名为史迪威公路，以对他用“坚强意志”美成此事聊表敬意③。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pp.317-321, 365-366. 这条输油管运送了11600吨的燃料。丘吉尔、陈纳德等人1943年预测，战争结束了，公路都还不会盖好。结果是提前5个月完工。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pp.15, 341. 1944年11月30日，美国有27739名军事人员派在中国，接下来8个月人数更大幅增加。

③ 抢回密支那机场，的确使美国空运司令部得到更短、更安全的一条通路。

盟国其他领袖还在波茨坦开会，蒋已在重庆思考战后世局。他和毛一样，预见美苏会发生冷战，写下：俄国已占领半个欧洲，因此视美国为其“假想敌”，但仍需20年时间才能重建其经济与军事实力。中国当然也已经筋疲力尽，但由于在远东人口众多、土地广袤，蒋认为足可在政治上和苏联、英国和美国平起平坐。不过他认为，国民政府若是试图剿灭中共，俄国就会支持毛泽东，军事前景黯淡。抗俄“不能如七七对日抗战时之容易把握也”。事实上，蒋等于（第一次）承认中央政府和有莫斯科在背后撑腰的共军，若在东北和华北爆发内战，结局很可能就是共产党获胜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8, 1945（每周反省），box 44, folder 8, 33.

为了回应这些现实，蒋认为中国必须集中全力和苏联维持友好合作关系。但是同时，斯大林也必须相信国民政府有决心和军事实力在必要时出手对付中共——不论结果是多么渺茫。难就难在这里了。蒋写下“如我能自主自立，中立不倚，则彼当能尊重我中立地位”，但中国若是太弱——意即不愿或不能在东北力抗中共，那么无论国民政府如何配合苏联的利益它就是会支持中共。他写下，有一个可能的方案就是和美国在“中国内地”合作，并与苏联在北疆和东北以及外蒙古议题上合作。这就是——（一）北疆与俄合作。（二）内地与美合作。（三）对俄重政治（中共关系）。（四）对美重经济（工业技术）——的四点外交方针①。

① 同上注。

蒋经国和斯大林谈话后的审慎乐观，赫尔利强力担保美国会“保证”中国收复东北，加上魏德迈对国军有能力对付中共具备信心，都影响到委员长做出此一新评估。虽然他质疑这些判断背后的假设，而且最近自己也再次表达怀疑斯大林的用心，他还是大跃进地下结论表示，由于全球动态关系，莫斯科现在会“支持国民党、而非共产党统一中国”①。

① 同上注。

蒋明白国军若要接收重要的沦陷区，必须依赖美国大规模空运其部队和补给。美国还计划至少帮国军的39个师完成武装设备，甚至很有可能是罗斯福答应的90个师，这都将危及他说服斯大林与国民政府合作的策略。事实上美国援助已在确认阶段。蒋写下他对战后政策的思考之后3天，魏德迈奉马歇尔指示，和蒋讨论美国打算在日本投降之后，暂时占领中国若干地方。蒋对此消息欣然接受，也要求日本投降后，美国运送数十万名国军部队到东北和华北。他说，中国政府将尽速对所有地区的民政事务负责，美军则应尽可能避免和共军有任何合作。魏德迈因为看好国军战胜共军的军事前景，一口就答应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31, 1945, box 44, folder 8; Feis, China Tangle, pp.334-335;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p.391.

同时，蒋也否决史迪威以美国第十军军长身分率部登陆中国的任何可能性。美国战争部也只好从命。可是，就在日本投降日之前两个星期，马歇尔采行史迪威的建议，免去陈纳德14航空队司令的职务。整个抗战期间,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及后来的14航空队，是实际跟中国境内百万日本雄师作战的唯一一支美国军队。他们的成就固然没有陈纳德和蒋介石早先过分夸大的那么耀眼，但仍令人十分佩服。蒋替陈纳德办了一场欢送宴会，颁给他青天白日勋章——史迪威曾经拒领同样的殊勋①。这位被称为“老脸皮”的美国人要驱车离去的消息传开后，街道挤满好几千名（有些宣称是几百万）的欢呼民众，驾驶把引擎关掉让民众推着车在重庆路上整整走了四小时②。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p.359.

② Jack Samson, The Flying Tiger: The True Story of General Clair Chennault and the U.S. 14th Air Force (Guilford, Conn.: Lyons Press, 1987), p.265.

到了8月，史迪威、魏德迈要组训、装备国军39个师的计划已经完成逾半目标。若是完成，这是近40万名的精锐之师，这些人不仅有好的食物，在贫穷乡下人占多数的中国，健康也在平均值以上。魏德迈建议再加40个师接受美国援助，使国军整体兵力包括41个地方保安师，达到120个师①。这79个精锐师不仅会改造国民政府的军事能力，并且大大加强国军对付共党的优势。魏德迈的报告和建议继续鼓舞蒋去相信他的战后策略可行——只要斯大林不大加干涉，国军可在东北和中国任何地方击败毛的部队。然而要让斯大林不越雷池一步，需要美国施加强大压力，但美国自己介入国军的现代化，却又不许苏联插手，会让蒋很难说服斯大林，他是在推动对苏友好并日益中立的外交政策。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pp.368, 381.

8月6日，一架B-29轰炸机在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亮眼的光线才刚一闪，当场约78000名日本人丧命。次日一大早，苏联对日宣战，将近75万红军涌入东北。日本著名的关东军精锐部队已调离到中国内地打战，或回本国防卫；结果苏军才5天就深入东北的北部，往中朝边界推进。苏联红军88旅里的中共军官，大部分是东北人，开始分散到东北57个地方，担任各城市防卫司令和行政首长①。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106.

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又在长崎爆炸。第二天晚间8点左右，蒋和其他中国官员正和墨西哥大使进行晚宴，忽然间听到附近原本是（求精）中学、现已改为美军总部传来的欢呼声，接着又是鞭炮大作。日本政府已经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订下的投降条件。蒋结束晚宴，召集高阶将领开会。他立刻下令通电中方所有的军事长官提醒敌军部队，只能向中华民国国军军官投降。他也拍发电报给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命令他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不得破坏资产，并接受何应钦的命令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10, 1945, box 44, folder 9.

接下来，蒋和魏德迈会面，正式要求美国协助解除中国境内日军部队之武装，并予以复员。魏德迈急电华府，要求美国派7个师兵力在中国重要城市登陆、接受日军投降，并维持秩序以待政府军赶到。美国联参本部确认早先已下达的指示：除了东北和香港之外，委员长对中国所有地方都有受降权利。他们指示魏德迈协助政府军调动部队到重要城市，确保政府军比共军先赶到。可是，魏德迈又得到一个似乎矛盾的指令，表示固然要协助国民政府接管沦陷区，但也应严格遵守“美国政府不支持中国政府打内战的基本原则”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pp.394, 395; Feis, China Tangle, p.337.

8月11日，蒋发信给中共八路军（中共现已把它更名为第十八集团军）司令员朱德、彭德怀，告诉他们应服从国军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他们的部队在接到军事委员会命令之前不应移动。朱德回信宣称他的部队有权接受日军和反蒋的傀儡政府部队之投降。14日，蒋写信给毛泽东说：“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5年8月14日，p.2639。

二

苏联红军攻入东北当天，中苏条约的谈判在莫斯科复会。斯大林上次会议要求对东北关东州大部分地区有军事上的使用权，终于令美国人起了警觉。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莫斯科劝宋子文应该予以峻拒，也直接向斯大林强烈表达美方立场；杜鲁门也致函斯大林，要求他不要逼中方做更多让步。但是蒋已决定要尽可能和斯大林保持友好关系，授权宋子文在这个议题上曲意对俄让步①。

① Feis, China Tangle, pp.342-344.

在不干预中国内政事务这个关键议题上，宋子文接受苏联那不祥、不完整的保证用词，声称“苏联政府”将只对中国中央政府提供支持和援助。这留下一个洞开的后门——苏联共产党或其他“非官方”机构可提供援助给中共。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曾透过哈里曼传话给中方，苏联在这个议题上的用词文字不能含糊，以免未来产生误解。但因为希望让斯大林在大的议题上合作，蒋又再次退让；如果中国坚持更明确的文字，可能双方就签不成条约，而苏联军队还是会完成其占领东北的任务。蒋没有利用美国的背后支持，采取贝尔纳斯建议的强硬措辞，因此错失让美国确保苏联不干预东北台面化的机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在欠缺坚强保障之下初签，而莫洛托夫也到机场主持仪队欢送宋子文①。蒋介石告诉赫尔利，他“大体满意”莫斯科谈判的结果，美国大使认为这份条约证实了他对史达林有无比的信心。可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却指出，尽管苏联保证会把东北交还给蒋介石政府，“苏联军方在当地部署的规模”将“使苏联政府在所有关键方面，都轻而易举地主宰局势”②。

① 同上注。

② 同上注，pp.348-350。

毛泽东在日本投降前后这段期间的行动，反映出他已准备好当革命时机一现，就“抓起金箍棒”出其不意给予重击，粉碎既有秩序。8月10日，毛下令中国本土所有游击队重新编组为团级和师级部队，以扩大其领地，并于华北和华中抢夺大城池和铁路，特别锁定上海、北平和南京①。2天之后， 他在中共干部会议讲话，声称内战不管大小是一定要打的。他贬抑原子弹的重要，也拒绝受邀和蒋会谈②。一连一星期，毛泽东深信他的大胆谋划、蒋政府的积弱和分裂，加上华府相信中共的节制和善意的总合情况下，他可以掌控中国伦陷区许多重要城市。如果他成功，他和中国共产党将被世界和多数中国人视为中国真正的解放者。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102; Tang Tsou, American'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303.

② Tang Tsou, American's Failure, pp.303-304.

毛泽东这套策略形同豪赌，但是东北局势发展却明明白白有利于他。日本正式投降前3天，朱德下令4个集团军开进东北，并与苏联红军协同作战。这些部队的主力是林彪率领的10万名八路军①。毛终于和苏联红军会师，完成九年来的心愿。他也派万毅将军率领中共的东北籍部队北上，返回阔别14年的故乡。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思也率领另一小支东北军回乡。另一方面，蒋介石却不接受白崇喜等人的建议，不肯放出仍遭软禁的少帅张学良，让他参与东北事务②。

① 同上注，p.305。

② 陈立文，《从党务发展看东北接收》（台北：东北文献出版社，2000），p.302; Steven I.Levine,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03；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105.

8月15日，裕仁天皇让一向顺服的日本人民大吃一惊，他宣布战争已经结束，美国人即将到来①。同一天，新任命的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发布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General Order No.1）（裕仁也签字），规定在中国，除了东北以及地位问题仍有争议的地区（如香港）之外，日军都只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员长的部队投降。何应钦指示前线国军部队尽可能迅速驰赴东北之外的日本占领区。但是，政府大部分部队部署在西北和西南，各级司令部不是缺卡车，就是无可通行的铁路可资运用，换句话说他们必须靠行军数星期才能赶到最重要的日军防区②。白崇喜力促蒋，只有在国军部队接管日本每个防区之后才接受冈村宁次的正式降书。这样日军才会去攻击企图抢占日本控制区的共军部队，不只是防卫而已③。

①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102; Sheng（盛慕真）,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p.100-102;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p.303.

② Wang Chaoguang（汪朝光），"Wartime Rivalry," p.35.

③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p.242。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何应钦（左）在南京受降

可是，蒋却与冈村安排了正式受降日，冈村同意在华日军各个部队在国军解除其职责之前，若有非中央政府部队要求其投降均会予以抵抗。事实上这表示除了少数例外，城市在政府军抵达前仍由日军控制，但日本驻军并没有扩大巡守范围，也使共产党得以进到周围的乡村地区。日本投降后一年内，中共控制地区由57个县扩大到310个县。在华北和江苏北部，共军进攻某些小城市及铁路沿线的日本守军，造成双方激战，大约7000名日军在这些交战中伤亡。不过共军固然在一些日军防地横行无阻，却没有人向它投降①。

① Rira Mona, "The Chinese Utilization of the Japanese Army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6; 同上注，p.243。中共声称，从8月11日到10月10日，共军俘虏或受降20万伪满及日军部队，并且杀或伤了1万人。被俘者绝大多数是伪满部队，由当地村庄的民警民兵组成。见Tang Tsou, American's Failure, p.311.

国民党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开始召募日本官兵协助对抗共军，但是蒋获报后告诉阎，这会给中共送上宣传良机，而且美国人也“不会欣赏”。蒋下令所有的日本降俘只要在政府军接管其阵地后，都将尽快遣送回日本①。如果蒋接受白崇喜的建议，命令日军积极执行巡守乡村地区任务，强烈反共的冈村毫无疑问必会同意。

①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43. 到了1946年底，阎锡山部队仍有“许多”日本人。

魏德迈动用他麾下的飞机、船舰，把国军三个师急送到华东、华北关键重镇。接下来几个月内，美国海、空军运送4、50万政府军进入长城以南地区。这场“壮观的”海空运输可能阻止了中共在黄河以北、甚至长江以北地区巩固势力。魏德迈本人认为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是受克里姆林宫庇护下的激进势力，因此对美国在亚洲利益构成严重威胁。魏德迈因此尽可能拉大他的权限，但能做到什么程度毕竟有严格的限制。华府方面不接受魏德迈的建议，停止美国对中国军队全部训练活动，魏德迈本人也只能基于“不干预”内争的理由，勉为其难地数次拒绝重庆要求运输之请。魏也奉命开始解散他和史迪威过去4年所辛苦建立的联络、作业管控、顾问和援助之机制①。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p.103-104;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p.395;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p.308.

就在毛进攻日本守军，展开全面攫取领土的计划时，他接到斯大林来函，警告称现阶段中国若爆发全面内战将成大祸。斯大林主要考量到，只要美国是唯一的核子大国，就必须极力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如果是他，他不会放过这样的独占优势，所以一旦中国局势升高，他害怕美国人也同样会这样做。斯大林重申，苏联若要挣脱此一羁束，“唯一的方法是设法终止美国垄断原子弹”，而这得要费好几年的功夫①。

① Dimitri Volkogonov,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London: Forum, 1991), p.531.

斯大林在中国、在朝鲜的立即目标是，让美军退出。这必须让美国人觉得苏联对华态度友善，因此斯大林认为在不断承诺蒋为中国统一的领袖上，他必须在表面上有一些进度，例如签署条约承诺只支持蒋委员长的政府。所以对斯大林而言，中共应集中力量巩固在农村的地位，最重要的是避免可能激怒美国的行动。

收到斯大林8月20日的信息后，毛迅速反转路线。2天后，中共中央委员会通知所有基地，在那些中国傀儡、日军与美国的协助下，蒋介石很快就会掌控大都市和运输路线。毛因此宣布，中共新的策略就是集中力量抢占小城市和乡村，且巩固解放区、动员人民。他告诉政治局说：“现在，大体而言，我们要遵守法国（共产党）的路线，也就是政府的领导人由布尔乔亚担任，但要有无产阶级参与……如此持续一段时间。我们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①

① Zhang Baijia（章百家），"Zhou Enlai and the Marshall Mission," in Larry I. Bland, ed., George C.Marshall's Mediation Mission to China, 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 (Lexington, Va.: George C.Marshall Foundation, 1998), p.203.

中共在东北立即开始招兵买马，把75000名满洲国傀儡部队纳编，从失业的东北青年征募数千名新兵，也把流窜山区的盗匪约莫8万名纳入编制。同时，苏联也迅速把大批接收来的日本武器和军事物资移交给中共。红军把较先进的武器、机械送回苏联，较老的日军坦克、大炮放到中蒙边境城市满洲里某仓库，等待以后再移交。他们也把数座日本军火工厂栘交给中共，中共自己也找到好几座红军漏掉的地下军火工厂①。

①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140; 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pp.403-430。何长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军械部长。多年来，中共鼓吹一个说法：斯大林是在1947年才见风使舵，决定和毛泽东站在同一边。因此中共声称，斯大林直到1947年秋天才大量移交日本武器给中共。见Sergei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薛理泰），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4.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访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 (左）、张治中（右）合影

可能是根据冈村提供的报告，蒋知道苏联拿到多少日本武器及其他项目。蒋当然也从长城以南的日军接管了更大量的军火。和毛泽东日后的说词“日本投降日起斯大林就放弃中共、直到1947年秋天才又伸出援手”相反，中共史料出版社出版的书本、中共官方刊物的文章，以及苏联档案材料，都详述苏联红军自攻入东北就开始广泛、深入与中共合作①。然而斯大林却故布疑阵，告诉哈里曼红军横扫东北没遇上任何中共部队。斯大林说，他期待中国政府可迅速派兵去接收东北大小城市②。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106, 引用丁晓春，《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② Feis, China Tangle, pp.380, 381.

1945年8月，毛泽东终于同意接受蒋的邀请碰头会谈。赫尔利亲自陪同52岁的毛主席“大姑娘上花轿”，生平第一次坐飞机，从延安飞到重庆。毛泽东在离开延安基地之前，向同志们发表党内文件说明此去重庆会谈，必须做出若干让步，俾能分散国民党的内战阴谋、赢得世界同情①。同一天上午5点，蒋起个一大早，祈祷毛会改变心意，允许国家和平统一。他对高阶干部讲话，宣称对毛泽东“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②

①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毛泽东选集》（北京：国际出版社，1949），第四册，p.49。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8, 1945, box 44, folder 9.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会谈，前排左一为驻华大使赫尔利

毛在重庆一住就是6个星期，住在委员长寓邸里的宾馆。第一天夜里，为了迎接稀客，蒋先办正式欢迎会、再设晚宴。两人阔别已近20年，再相会相对一笑。蒋看不起毛，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的大敌，也是苏联的跟班；毛则从知识上、意识形态上都瞧不起蒋。但是，两人彼此都很欣赏对方不屈不挠的意志力。

毛泽东能喝善饮、能言善道、诙谐幽默；蒋介石则滴酒不沾、沉默寡言，两人个性天差地远。毛泽东一度高举浓烈的茅台酒，高呼“蒋主席万岁！”①国共双边会谈于次日展开，两党各自派出一组官员正式谈判，蒋、毛隐身幕后，至少个别会面9次，包括长时间私下谈话，内容正式、相敬如宾。这些会谈中，蒋力陈己见，毛则迴避争辩，含糊其词同意或闪避主题。中共方面有一大让步，不再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决定国民大会选举事宜。蒋本身也做出极大让步：允许中共在一段时间内维持12个师的兵力，如果共军官兵“如其真能接受政令、军令”，也可占有一席临时省主席②。

① Hennry Luce, "Chungking Diaries," October 1945, cited by 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p.265; Han Suyin（韩素音）, Elder Son: Z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4), p.261.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 1945, box 44, folder 10.

1945年，阔别近20年的蒋、毛两人在重庆会谈上握手

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一度主张中共要保有48个师的兵力，还要独占控制5个省和4个大城市。蒋对周大为不满。他在日记里自问：“何天生此等愚劣根性，徒苦人类乃尔耶。”毛泽东告诉蒋，一旦协商成立、讲好哪些地方由中共掌控，他就会下令共军由中国其他各地完全退出①。蒋同意共军可维持12个师的兵力，这一点有恃他主张“一国一军”的原则不得妥协的说法，但毕竟这也只是临时性的安排。国共重庆会谈开始后两天，美国运输机开始运送中国部队进入南京和上海。

① China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4, 1945, box 44, folder 10.

9月2日，美国海军密苏里舰停泊在东京湾，一群身穿燕尾服的日本官员或粗布制陆军制服的军官登上美舰，签署日本正式降书。中国大小城市重又响彻鞭炮之声。蒋在重大援助之下，完成了过去17年的心愿，一洗“倭寇”对他个人及伟大的中国所加之羞辱。然而，委员长并不高兴。他写下：“国耻重重，可说抗战以来局势危机未有甚于今日者，故人以为荣，而余则万分忧辱。”他担心斯大林和毛泽东会使中国又陷入混乱与无政府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9, 1945, box 44, folder 10.

蒋毛会谈仍在进行中，蒋已急令准备大批调兵入东北。白崇喜认为成功机率不大。蒋明知中、俄两支红军在东北有密切合作，也晓得苏联又在新疆制造事端，但他认为“此时应以全力接受东北与各省市军政为第一要务也”。循着7月间的分析，他的策略是追求最好或近乎最好的结果，但也随时准备撤退。这需要展示有决心在东北全面作战，同时要注意战后初期阶段美苏意向如何演变，以暗中保留部分或全面从该地区撤退的可能性①。他指派儿子蒋经国担任外交部特派员，负责在东北与苏联交涉。蒋经国起先抱持乐观态度，但不久苏联就展开破坏动作。莫斯科照会重庆当局，由于中苏条约订定大连为和平时期的商港，中华民国部队不能在大连上岸。此外，国民政府有500名官员抵达长春，预备分派到东北各地接收地方政府，但是苏联不准他们离开长春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10 and 20, 1945, box 44, folder 10.

② China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7, 1945, box 44, folder 10.

蒋经国在战后与苏联的交涉上，成为蒋介石倚重的对象。1945年两次访苏与斯大林谈判，图为访苏时与大使传秉常合影

幕后，苏联军官建议中共将其近50万大军大部分部署到东北①。毛泽东根本不需要鼓励——他视此为“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他告诉党内同志，东北之战将“决定革命的命运”。毛虽然仍在蒋寓邸的宾馆作客，但已命令新四军主力从长江之南各个基地渡江到华北，阻断前往东北的要道②。起先，美国海军没打算在12月之前运送政府军到东北。但是在蒋警告，莫斯科可能利用此一延搁藉口把东北移交给中共，杜鲁门安排美国海军尽速运送20万名政府军到东北。这是美国总统希望蒋介石接收东北的又一个迹象，也是鼓励蒋为东北一战的重要因素③。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108, 引用杨奎松，《抗战胜利后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与苏联》，《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增刊，pp.60-71。苏联应该有保障，如果蒋介石政府在东北发动攻势，苏联红军会直接支持中共。

②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p.106-108.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13, 1945, box 44, folder 11; Feis, China Tangle, p.382.

同时，毛泽东9月18日在重庆参政员“纪念九一八”茶会里宣称：“我们必须停止内战；各党必须团结起来接受蒋主席领导，建设现代化中国。”①蒋也以修好的口吻发表谈话。当毛10月9日到蒋书房辞行时，蒋恳求他“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委员长说：“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应负其责也。”次日是双十国庆，蒋到毛下榻的宾馆（桂园）话别，但毛要求（到蒋官邸林园）再住一晚，次晨才走。两人当天夜里9点多恳谈，蒋不禁忖想是不是有一点点可能打动了毛②。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5年9月18日，p.2675。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9, 1945, box 44, folder 11.

10日国庆当天，国共发表一项含糊但高调的公报——双十会议纪要。双方同意建立政治民主，统一全国武装部队接受委员长领导，并且“尽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麻烦的细节先不谈。11日毛、 蒋两人共进早餐，再次恳谈。毛走了之后，蒋在花园散步。过去他脑子里就没有怀疑，现在则更肯定！以政治和解避免让中国分裂是不可能的，除非、而且非得等到毛相信，他没有办法以军事维持他的地盘，因为苏联不见得能给他必要的支持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11, 1945, box 44, folder 11.

毛泽东回到延安后告诉党内同志，在重庆协商好的声明“还只是纸上的东西”，他告诉苏联代表内战“实质上已不可避免”①。他拍发电报给中共东北局，宣称“我党我军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毛泽东的结语是，“6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②毛此时思考的是暂时接受两个中国。

①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薛理泰），Uncertain Partners, p.11.

②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p.111-112, 引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生编，《毛泽东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三册，pp.42-43。

在蒋批准下，陈诚开始裁撤国军中200多万的官兵，理由是他们已不适作战，徒然消耗可用于改善部队战力时资源。白崇喜极力反对在战胜中共之前启动此一计划，但是美方支持它，蒋就迳自推动起来。结果是，复员编遣造成大规模愤怒、士气涣散、官兵失业。同时，中共反其道而行，大肆扩张，招纳傀儡政府部队、土匪流寇，以及前国军官兵。国军缩编，共军却成长。

奉派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将军，回到重庆述职，向委员长呈报接管东北的计划：派出10个军的兵力，以伪满部队官兵建立地方部队，广泛起用伪满政府文官。蒋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在东北一战，答说他只能派出2个军的兵力，但是他同意运用伪满部队。

10月底，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Rodin Malinovsky）将军再次不准国军部队在旅顺、大连上岸，建议他们改由葫芦岛和营口上岸。载运杜聿明及其部队的美军第七舰队船只立刻航向营口。但是苏军已退出营口，中共部队已盘据海港。马林诺夫斯基又说，因为苏联不能干预中国内政，苏军不能保证国军安全上岸。

蒋认为苏联“狡诈百出，诡计多端”，虽然经国一再主张审慎，他决定执行“除实力之外，别无可以交涉之道”①。美军应蒋之请，把杜聿明部队送到秦皇岛登陆——秦皇岛位在长城之南的海边。杜聿明部队开始“全力”向东北挺进，沿路大胜共军部队②。他但是蒋对东北局势却日益悲观，“再三考虑，未得和平妥协之道，如有万一转机，绝不愿冒此艰危，使人民再受战乱苦痛，而国内经济与币值状况，如再兵连祸结，社会将起不安，共匪更可乘势煽乱矣。”③他开始转向替代方案，“必须先收复关内与内蒙，而后再图东北也”，他称之为“死马当做活马医”，暗示收复东北全境或大部分领土，已经不成，但他目前仍姑且一试④。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4, 1945, box 44, folder 12.

② 同上注；杜聿明，《辽沈战役亲历记》（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pp.520-525。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9, 1945, box 44, folder 12.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6, 1945, box 44, folder 12.

11月12日，林彪率部进入长春，它是苏联红军远征军总部所在地。经国警告说，国军如果依原定计划空降进城，必定会爆发军事冲突①。蒋照会莫斯科，他要把国民政府驻长春的联络办事处撤出东北，让全世界知道莫斯科未遵守它和中国的条约②。他告诉儿子一切静待苏联对这些措施有何反应，他说：“望能获得苏方之了解，我方所可表示者……我中央但愿遵照协定接收东北各地行政，并非欲在东北建立强大武力，更不欲在东北与任何部队冲突。”③蒋显然想要妥协，好让斯大林易于接受国民政府接管整个东北或至少部分东北。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2, 1945, box 44, folder 12.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p.217。

③ Chang Kia-ngau（张嘉璈），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ed. Donald G.Gillin and Ramon H.Myers（马若孟）(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9), p.118.

三

11月中旬魏德迈结束华府行，回到中国向蒋报告：杜鲁门总统宣示继续支持委员长。美国会完成组训国军39个师、15个空军中队的承诺，也会成立驻华美国军事顾问团。但是魏德迈警告说，若是国共爆发内战，这些援助就全都停止——这个规定让委员长强烈不敢轻举妄动，却让毛大受鼓舞，非得想方设法引爆内战不可①。华府联合参谋本部固然表示全面认同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包括对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却在同时以前所未有的强烈字词指示魏德迈，美军“绝不卷入国军部队和中共之间的纷争”。魏德迈向蒋警告说，“在东北的安排”应该严格视为中、苏之间的事情，只不过美国海军仍将运送约20万的政府军赴东北②。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5年11月12日，p.2722。

② Wedemeyer, Reports, pp.359-361.

接下来，魏德迈表达他个人看法，认为尽管杜鲁门声明支持，在他看来，美国没有能力、也不会提供必须的军事援助，使中央军能接管东北。甚且他又警告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政府仍要在东北全力求胜，它将不会有力量在华北重新建立地位。魏德迈力促蒋集中力量坚守长城以南的领土——蒋似乎也认可此一建议。此外，他又建议蒋提出东北暂交5国托管的方案①。不论已有多迟，这是一位美国人提出的明智、独特的建议。但是这并非华府的官方立场。华府当局希望由国军（而非与苏联结盟的政党）去接管东北，可是华府也希望避免美国卷入中国的内战。要解决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构成的两难之局，就是双管齐下。

① 同上注，pp.346, 451。

魏德迈的新观点和建议、苏联明目张胆地作梗、林彪势力在东北坐大，加上杜聿明报告需要10个军的兵力才足以接管整个东北，这一切加起来使蒋停止以军事手段接收东北的暂时性动作。由1945年11月他的日记以及事后行动做判断，他决定撤出长春仍不足反映他已决定弃守东北，而比较像是要测试美、苏两国的意图。魏德迈的强烈措词大大影响到蒋之决定撤退，而“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念头至少在夏天已经浮现其脑海。即使如此，蒋定出一个双戟策略：准备完全撤退，但也让华府明白莫斯科所造成的危机。他希望杜鲁门会认真警觉到斯大林已违背他在雅尔达的承诺，以及只支持国民政府的其他承诺。可是他也希望保留一线机会，能往经国依然认为可行的方向发展——与苏联和好，包括重大的经济退让（如与中共分治东北），甚至可能变动到中国对美关系。

蒋和魏德迈谈话后过了3天，他照会苏联大使馆已向华府就莫斯科在东北之行动提出抗议，苏联应对一切结果负责任①。他命令孙立人的新一军停止向潘阳推进；11月16日对高阶将领做重要演讲时，他也说即使再派五个军进入东北，他们“仍不能确实掌握地方”。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宁可将东北问题暂时搁置……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②十一月十七 日，蒋介石致函杜鲁门，说明苏联如何卑鄙地未能遵守承诺。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5, 1945, box 44, folder 12.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7, 1945, box 44, folder 12. 蒋介石在1951年8月7日的日记中回忆这场1945年11月的谈话，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4680。他在1945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只提到当天和军官们有2次会议，见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5, 1945, box 44, folder 12.

苏联此时突然变了调子。他们在回复蒋传递给大使馆的照会中表示，俄国政府会恪遵中苏友好条约，因此为便利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他们将延迟2个月完成红军撤军。怪的是，蒋氏父子都认为延迟撤军可以避免中共乘虚而入的真空状态（其实这正中毛泽东下怀）。委员长又恢复几分希望，在日记中写下：“俄人对国际间殆尚有顾虑耶。”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7, 1945, box 44, folder 12.

11月21日，马林诺夫斯基告诉蒋经国，他很抱歉国民政府撤退的事，更惊骇听说中共包围了长春的国民党总部。他同意，国民党派任的县市长等官员可到各地任所接任，他的部属表面上也开始认真交涉东北经济问题①。斯大林也接受蒋先前的提议：派特使到莫斯科一谈。马林诺夫斯基又乐于接受蒋的建议，把红军撤军日期再延到1946年2月1日。毛泽东很高兴，因为事实上他也要求再拖延撤军时间②。

① Chang Kia-ngau（张嘉璈）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p.33.

② 同上注，p.158；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薛理泰）, Uncertain Partners, p.11.

12月初，蒋经国向他父亲报告：“政府所有的提案，（苏联）几乎全都同意，包括废除所有非政府的武装力量。”①在经国力促下，重庆没有大肆声张苏联在东北侵夺工厂、器械的行径；美国一项研究估计，苏联窃取的资材价值高达20亿美元②。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1945年12月5日，p.2737。

② 张令澳，《蒋经国在东北》，浙江省奉化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蒋氏父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pp.211-240。

蒋介石1957年发表《苏俄在中国》专书，指责国内外的干预，使他未能坚守早先政策不去占领东北，他反而“将最精华各军闯入东北”。他指的显然不只是俄国答应要合作，也指涉华府当局——除了魏德迈的个人建议之外——鼓励国军接收东北、美国海军同意运送国军6个兵团到东北。1957年，蒋慨叹做这个决定时，他靠的是外交，因此“以致舍本逐末”。①1945年12月，为了测试苏联，蒋命令孙立人恢复向沈阳推进，孙奉命而为，沿路没遭遇共军太多抵抗。

① 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Cudahay, 1957), p.232. 另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十，1951年8月7日，p.4753。

11月27日，回到华府述职的赫尔利大使无预警地宣布辞职，谴责国务院有一批人掣肘。杜鲁门警觉到环绕着美国对华政策恐将出现风暴，认为需要有更杰出的使节在事态不可收拾之前就完成美国在华目标。马歇尔刚从陆军退役，是美国功勋最为彪炳的三位将领之一，可不能让他退隐山林，骑马、写回忆录——至少，现在还不行。马歇尔和太太凯撒琳才刚回到维吉尼亚州李斯堡的住家没几分钟，杜鲁门的电话就到了。总统说：“将军，我要你替我到中国去。”马歇尔答说：“是，总统先生。”电话就断了。他想让太太休息一下后才告诉她，不料她却先从收音机听到新闻：她丈夫已同意前往中国，促成国共两党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①。

① Larry I.Bland, ed., The Pa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vol. 5, p. 372.

马歇尔使华消息一传出，周恩来在若干内部文件上说明，中共和这位美国最新使节谈判时，目标将是“中立美国”，善加利用“美国对华政策的内部分歧”。周有信心，由于“美、蒋之间的矛盾”，以及他对“美国人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熟悉”，中共将因此一注定失败的谈判，在未来成功崭露头角①。这些因素事实上都会是马歇尔使华动态关系中的关键成分，没有人比周恩来更清楚热心的美国人之心理。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120. Zhang Baijia（章百家）, "Zhou Enlai and the Marshall Mission," pp.208-209.

同时，孙立人部队已推进到沈阳市郊，可是蒋还不确定是否可能和斯大林达成合理的解决。他写下：“应一本行营撤退之方针进行，以免中途再受其挟制，陷于进退维谷之境……故更应特别慎重，不再急于接收也。”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12, 1945, box 44, folder 13.

马歇尔启程赴华之前，于12月8日分别和杜鲁门总统、贝尔纳斯国务卿会面。马歇尔说，他明白他需要全力以赴，影响蒋介石和中共谈判时做出合理让步，他应该向委员长暗示，美国未来援助与否与此攸关。但是马歇尔也说，他担心若是蒋不肯做出合理的让步，国共和谈破局、美国也因而终止对重庆的援助，结局恐怕就是“俄国在东北恢复势力”！也就是中国会像东欧和朝鲜被瓜分为共产和非共产中国。马歇尔认为，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参与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强盛、友好的中国）……尽付流水”①。

①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 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这是以现实政治观点对局势的分析。杜鲁门本身就是思想强悍的人，又倾向于围堵的理念，立刻同意；但是他强调美国绝不会再增派部队到中国①。次晨另一次会议中，马歇尔指出他收到的书面训令中的政策意涵：假设他无法让委员长在国共和谈中做出合理的行动，“美国政府依然必须透过我继续支持国民政府。”总统表示，没错，就是如此②。在公开发表的马歇尔指令中，杜鲁门要马告诉蒋介石，“因内斗不团结、分裂的中国，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美国援助合适的地方。”③但是12月15日，杜鲁门又发表公开声明，申明国民政府是“达成中国统一的实际工具”。杜鲁门说，中国的团结需要“向民主进展”，同时也要消除如共军的“自主军队”。蒋读到此一声明，非常高兴。这正是他衷心盼望的东西。美国总统已支持国民政府，并且不拖泥带水地支持蒋和中共谈判时的核心原则④。

① 同上注，p.14；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53.

② FRUS(1945-1953), vol. 7: The Far East: China, pp.767-769.

③ White Paper, pp.606, 608; Feis, China Tangle, p.420. 范宣徳此时是远东事务局局长（Feis, China Tangle, p.351），大约同一时间，艾奇逊出任副国务卿，因而在国务卿贝尔纳斯经常出外时代理国务卿职务。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18, 1945, box 44, folder 13.

蒋介石出席庆祝世界胜利日酒会，吴国桢在旁翻译

12月16日，蒋飞到北平；这是1930年代初期以来他第一次来到故都。当时仍是个小男孩的一位华裔美国人，记得2个月前政府军抵达北平时，又抢又奸。即令如此，委员长座车开进紫禁城前大广场时，仍有十万名青年夹道热烈欢迎，使他相当兴奋。他向青年们演讲，声称过去“形同一盘散沙，招致敌人之侵略。今后要完成建国大业，则我全国同胞须集中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相亲相爱，团结一致，互助合作，奋斗到底，乃克达成吾人之目的。”①

① 同上注。

演讲完毕，数千人蜂拥向前，想碰他的衣服或瞻仰他的威仪。保镖花了半小时才让他安全上车、离开。委员长一再向安全人员说：“没事，没事。”委员长的巨幅肖像立即在紫禁城入口处的天安门上方悬掛起来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5年12月19日，p.2740；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159.

接下来，蒋飞往南京，从飞机上可以看到中山陵，他一定想起1937年和宋美龄仓皇辞庙、南京遭遇屠杀、破坏那一幕。他心头五味杂陈。他感谢“天父”庇佑，有此“光荣胜利”。从机场出来，他正襟危坐在敞篷轿车后座，沿途只见民众欢欣鼓舞，泪水不禁浮上眼眶。回到军校校园里的旧寓所，他拿起毛笔，把官邸里的礼拜堂题为凯歌堂①。

① 同上注。

中国未沦陷的地区在最高点的时候有大约3千万难民。数百万长期难民大多是城市居民，是中、高阶政府公务员或党工干部，在重庆、昆明等自由地区苦撑待变。数十万军官及其眷属则住在乡下，经常搬迁，从来不知明天又会是什么光景。绝大多数人节衣缩食，熬过日机轰炸、疫病和粮食短缺①。当他们回到南京、上海和数百个1937年前他们工作、生活的市镇时，满心的胜利之情，觉得苦尽甘来，要出头天了。

① 根据作者与近百名国民党人士的对话，这些人都经历抗战期间流亡生活。

1亿5千万人则无法追随政府到后方自由地区，有些人与日本人或傀儡政府合作，发国难财；少许人暗中抗日，大多数则逆来顺受，以最低程度的合作苟且性命于乱世。可是，在许多流亡到后方的人心目中，这些留下来的读书人、专业人士和富人身上似乎有污点，所以他们期待自己会受到优惠待遇。委员长指派许多国民党将领为各省市首长，大部分的新官根本不是当地成长的本乡子弟。派外地人任官主政是中国的传统做法，但是在战后的环境中，这么做不仅没有扼抑裙带之风和贪渎陋习，反而助长其势。最立即的伤害是，蒋竟然派南方人出任东北各省省主席。

周恩来的特务和蒋介石的许多敌人夸大或编造战后许多贪渎案件，但仍有不少事件是确有其事。新近得以自由发挥的媒体，在这方面表现非常突出。上海、天津、昆明、广州、香港和其他城市的报纸一夕之间恢复报导活力，动輒以社论抨击政府各项弊端。

蒋介石身边某些亲信，如蒋经国、陈立夫、陈诚和张群等人，并不贪污，也向他报告社会上蔓延开来的贪渎风气。离日本投降仅只2个月，蒋就召集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新任命的高级官员入京训话，责备国民党接收官员胡作妄为①。但是，蒋虽然斥责官员贪渎，要求采取制止行动，他却认为这些问题有如通货膨胀，仍属次要问题——他认为此风不可长，但仍未“猖獗”②。此外，认真矫正高级官员的窃占问题，恐怕会产生复杂的政治问题；因此，蒋认为这个改革还可以继续搁置一段时候，等到真正的政治团结达成之后再来处理也不迟。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26, 1945, box 44, folder 11.

② John Robinson Beal, Marshall in China (Toronto: Doubleday Canada, 1970), p.114.

同时，中共并没进入城市或接收可能自肥的大型官僚和企业机构。中共干部生活在困苦环境，随时可能被十分强大的国民党剿灭；抗战胜利之后，他们没敢预期过去的牺牲会得到回报，而是预料前途多艰、更要牺牲。

当重庆政府订定即将毫无价值的伪政府货币可兑换正式“法币”的汇率时，那些沦陷区的人民怨气更是冲天。9月间，重庆一块钱法币可兑换伪政府法币30元。由于过去一年多日本败象已现，黑市汇率一路攀升，已经到了1比200的地步。重庆政府此时通过正式兑换率与黑市兑换率相等，造成民间盛传政府侵夺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之资产①。例如，《大公报》社论声称，老百姓一觉醒来，发觉“绝大多数人倾家荡产……几辈子积攒的财富一眨眼就转到握有金圆和国民政府大洋的人手中。”②

① Arrthur N.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174, 182.

②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p.313.

后来的学者引用《大公报》的说法指称，在沦陷区“多数”中国人——意即1亿5千万人的大多数——由于货币贬值，一夕之间倾家荡产①。但是，认真检验之后，就知道这个指控不能成立。譬如，黑市兑换率一向迅速反应出市场价位。最重要的是，两种货币的兑换率不会影响土地、房屋、珠宝或黄金、白银的价值——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以这些传统的方法保存其财富。以伪政府法币为计价基准欠债的人，实际上还因为它币值大跌而受惠呢！②过去一年多来，沦陷区人民早已预料日本迟早要败，通货膨胀和伪币黑市汇率早已腾升，现在会受害的是极少数不知在抗战胜利前减少持有伪币的人。

① 同上注。

② William C.Kirby（柯伟林），"The Chinese War Economy," in James C.Hsiung（熊玠）and Steven I.Levine, China's Bitter Victory (Armonk, N.Y.: M.E.Sharpe, 1992), p.204.

魏德迈和重庆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饶伯森（Walter Robertson）于12月18日亲赴上海国际机场迎接马歇尔，陪他到华懋饭店。到了饭店，马歇尔把杜鲁门总统给他的训令拿给魏德迈看。魏德迈看完后表示，国民政府依然握住大部分的权力，决不会放弃它们；而共产党同样决心在苏联援助下夺取所有的权力。他认为国共之间的和平“遥不可及”。马歇尔却动怒，声称他决心完成任务，魏德迈必须帮他。当天夜里的私人晚餐中，他仍然感到相当不痛快。魏德迈显然受到影响，此后似乎再也没有对马歇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坦率表示个人观察心得。虽然没有好的开始，马、魏两人在接下来几个月倒是愈来愈亲近①。

① Wedemeyer, Reports, p.363.

陈立夫曾经建议委员长，不要接受马歇尔的和平调处，因为它极可能失败；一旦失败，美国人会责怪蒋政府、不会责怪共产党①。但是蒋没有接受陈立夫的建议。美国继续提供十分重要的经济、军事援助，包括运送部队；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美国承诺对苏联施加政治压力。甚且，杜鲁门总统12月15日的公开声明已深获蒋心，认为马歇尔的调处一开始就方向正确。

① Chen Lifu（陈立夫），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p.184, 185.

马歇尔到达上海的次日就飞往南京。政府首都和委员长官邸仍在重庆，但是蒋介石和夫人在旧陆军总部营区有个两层楼的小砖房，他们在此接待马歇尔。（抗战胜利后，蒋的助理曾经建议他接收汪精卫像宫殿般的寓邸，但是他不肯。）马歇尔身穿军服、持手杖、并着有皮领的英式风衣，来到蒋的办公室。蒋伸出手，觉得马帅握手跟他一样，很轻柔①。他们俩为了史迪威，意见相左；但是他们有共同的脾气，可以搁置过去的冲突和恶感。蒋认为马歇尔是个自傲的职业军人、重视荣誉、“优秀的基督徒绅士”，或许他也可以像对付华府过去多年派来的许多特使一样，把马歇尔争取过来。

① 我个人曾经在酒会中和蒋轻轻握过手。驻重庆美国大使馆官员麦尔比（John F.Melby）也说过他很“震惊”这位著名的将领握手很轻。他还说，马歇尔的眼神“不和对方接触”，和委员长坚定的注视大不相同。见John F.Melby, The Mandate of Heave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8), p.55.

②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125.

马歇尔和蒋介石两人都很内向、矜持、拘谨，换句话说是呆板。马歇尔初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时，罗斯福喊他名字“乔治”，马立刻建议总统彼此还是以官衔互称比较好。委员长一定也有同感。两人都没有太大幽默感，他们重视纪律、责任、爱国和荣誉，或者蒋所称的“真诚”。魏德迈就说，不论是出差参加国际会议、从梅耶堡军营徒步到五角大厦，或是以杜鲁门总统特使身分到中国，总是“有些什么神秘、看不见却又总是存在的力量，让马歇尔跌入深深的思索”①。无独有偶的，不管是在战区营帐外沉思，盯着雾锁的长江，或者凝视他掛在紫禁城门上的新肖像，蒋似乎有点疏离，好像他正专注于某种不可解却又强大的命运。

① Wedemeyer, Reports, p.382.

马歇尔第一次和蒋对话时表示，杜鲁门“明白要达成成功的谈判，极为困难”，总统和他本人也都明白问题要解决，牵涉到共军部队及它们拒绝交出或放弃自主权。对蒋而言，这又是异常重要，再次听到马歇尔重申杜鲁门对这个主题的声明①。

① FRUS(1945-1953), vol.7: The Far East: China, pp.795-797. 马歇尔也说，如果共产党不肯妥协，“将失去美国人的同情。”见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400.

蒋在回答时却令人意外地对国共和谈十分乐观，告诉这位新特使，已经出现“进展迹象”：尤其是中共一向在各种政策上对苏联唯命是从，而斯大林最近似乎也一改原先“不友善的态度”①。马歇尔受到和蒋第一次会谈的鼓舞，飞往重庆，下榻于临时官邸怡园。次日，他和幕僚见到态度轻松、风度翩翩、世故而又谦虚的周恩来。周一如往常，立刻与这群美国人打成一片。周猛灌老美迷汤，表示中国应向美国学习民主、农业改革和工业化，马歇尔的报告对这套说词毫无怀疑之意。多年之后他对一位访谈者表示：“所谓共产主义的热情这种事情，我真的了解得很粗略，直到我战后到了那儿。”②当天夜里，蒋介石夫妇替这位新使办了盛大的生日宴。这又是一个好的开端。

① FRUS(1945-1953), vol.7: The Far East: China, pp.797, 804;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lett Marshall, p.400.

② Forrest C.Pogue, George Marshall: Ordeal and Hope (New York: Viking, 1966), p.367.

蒋夫人于是年9月回国，距她赴美已有15个月。留美期间，她几乎完全脱离聚光灯，住在长岛孔家宅邸深居简出，但是她透过电话，悄悄建构起同情中华民国和蒋介石的美国友人网络。由保守派国会议员、企业主管、发行人、退休将领和传教士组成的此一模糊、非正式却十分强大的团体，很快就被外界封为“中国游说团”。蒋政府雇来替他工作的10家游说公司，也是此一网络的一部分①。这股亲蒋、反共的活动大肆努力在美国政治制造骚乱，影响杜鲁门的对华政策，但没有能够改变政策的基本方向。

①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1970.

59岁的委员长在夫人长期滞美不归时，很少在日记中提到她；但是，他们现在似乎预备把彼此的歧异——史迪威事件、她的坏脾气，以及他可能“行为不检点”——都摆开。当她不在时，重庆并没谣传他有外遇或私下乱搞。她回国后似乎决心重建婚姻关系，在公开场合又恢复手牵手现身。此外，委员长再度开始倚重夫人和美国人打交道，她也相当满意能在这方面有所表现。他坚持他和马歇尔的会谈，她全都要出席，“甚至她生病、疲倦或想藉词不来，都非要她来不可。”果如当年史迪威的状况，当马歇尔和她丈夫意见相左时，她经常支持马歇尔。马歇尔多年后说，他在华期间“夫人和我站在同一边”，他也“深信”她“一向公平”①。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400,607.

马歇尔在中国开始调处时，美国、英国和苏联外交部长们也在莫斯科集会。斯大林有力地说服贝尔纳斯国务卿相信他并不反对美军部队进入中国，他也全力支持蒋介石担任中国政府元首。就像之前的其他美国高级官员一样，贝尔纳斯离开莫斯科时相信斯大林有心遵守他和中国签订的条约，遂如此转告马歇尔。马歇尔在往后一年的折冲中，一直认为中共唯一的主力外援苏联，预备支持马歇尔在调处过程中所要采取的适当压力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lett Marshall, p.404; FRUS(1945-1953), vol.7: The Far East: China, pp.848-849.

但是’苏联继续拒不开放东北的主要口岸大连，也不理会苏联红军将在2月初撤出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的新时限。此外，苏联红军已占了东北九成半的领土，这里根本没有国军部队的踪影，听任林彪率领的中共部队到处自由活动。即使如此，政府军仍有进展。到了12月底，除了大连、旅顺仍由苏联依雅尔达协定所占领之外，杜聿明已接收东北许多港口①。

① Feis, China Tangle, pp.427-428.

圣诞节那一天，蒋派儿子经国去莫斯科，以评估斯大林的意图，同时希望让斯大林维持友善态度；蒋履行承诺，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46年1月10日，他召开划时代的政治协商会议，发表主题演说，宣布政府即将立刻订定言论、新闻、宗教和集会的自由。他说，政治犯将得到释放，所有的政党将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选举将“由下而上”推动，意即所有的代议机关、包括中央级民意机关都要办直接选举。

第三部：内战

第八章：妄想胜利

马歇尔调处任务的立即目标是安排国共停火。他再次提议，有一个方法可以“承认”中共目前占领土地、控制地方政府的部队，那就是“让他们和政府军混合”，换言之，即纳编入政府部队①。蒋一直都想要这样的安排，大感振奋，认为他“必可信赖”马歇尔主持“三人小组”来交涉停火协议。马歇尔提议的这个三人小组，将包括国共各一位高阶干部，分别为张群（后改派张治中）和周恩来，以及马歇尔本人②。另一个问题也解决了，马歇尔意外地说服周恩来接受美国继续运送中央军到东北，并且规定在停火期间，中央军“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并不影响”③。元月初只经过少数几次会议，三人小组就令人惊诧地达成有关军队整合、联合政府以及停火的协议，而且条件全有利于政府。多年之后，蒋慨叹，马歇尔此时的立场和态度使他决定要为东北而战④。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30, 1945, box 44, folder 13.

② 同上注。

③ White Paper, p.137; Larry I.Bland, ed., George C.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for Forrest C.Pogue, 3d ed. (Lexington, Va.: George C.Marshall Foundation, 1996), p.409.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7, 1951, box 49, folder 3.

毛泽东虽然似乎乐于同意任何书面的东西，对他而言最重要的还是现场的实际状况。他又调15万部队归东北的林彪指挥，并且命令他把另20万地方部队纳入其主力部队①。1946年1月13日，蒋、毛分别下令给国、共部队，自午夜起双方停止敌对行为和一切部队调动，除了已取得协议的若干例外——最重要的是，政府军可以进入东北。尽管停火条件在东北明显有利于政府，蒋和他的将领却认为整体而言，停火对政府“不利”。阎锡山就警告说，停火只会使中共有时间重新编组和扩张。但是蒋觉得他别无选择——为保护他和美国的关系，并鼓励苏联在东北与重庆当局合作，他需要坚守此一协议。三人小组的执行本部（包括美国人士）迁往北平监督停火状况②。

① Michael M.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10.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pp.2760, 2766。

蒋盼望和苏联关系能有突破之想，很快就破碎了。1月14日，蒋经国结束为期两星期的莫斯科之旅，回到国内。他和斯大林有过两次会谈，却没有成果。这位苏联领导人警告说，美国有自己的盘算，试图利用中国；只有在蒋介石不准许任何一个美国军人留在中国的前提下，苏联才会告诉中共与委员长取得共识。斯大林建议，不妨由他和蒋碰个面谈谈。蒋经国伤感地向父亲报告，斯大林在东北玩花样，有他自己的一套剧本①。

① FRUS(1949), vol.8: The Far East, China, pp.137-140;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p.2768。

蒋在日记写下，为了维持国家统一，他可以同意对苏联做出广泛的经济退让，也可以要求美军全部退出中国。但是，“待美国在华北陆战队撤退时，俄军同时撤退。现只可对前一目的而为之研究，唯有忍痛牺牲，该以求达到收复领土之目的。”①表面上，蒋在东北议题上十分坚定，也没回答斯大林所提的峰会。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6年1月15、19日，pp.2759, 2773。

果然，苏联的提议开始瓦解。马林诺夫斯基正式照会重庆当局，基于“技术原因”，苏联红军无法如期在2月的新限期之前完成撤军。这位苏联将领又再次要求把日本人在东北所拥有的一切工厂，当做赔偿交付给苏联；他估计这些日产有38亿美元之多①。这些挫折导致国民党内一股批判蒋经国——也暗中指向委员长——处理东北对苏交涉的声音。蒋十分关心，决心从儿子手中接过来，自己负起这件事的交涉责任，再次要外交部主导对苏谈判②。

① 苏联在中国东北经济合作的备忘录，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6年1月21日，pp.2773, 2783。

② Chang Kia-ngau（张嘉璈），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9), p.208.

蒋经国由莫斯科回国的一个月之后，斯大林发表了着名的2月9日演讲，宣称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垄断性质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下一场世界大战也将从同样的动态下产生。杜鲁门读完这篇讲稿，大为紧张，也非常生气，命令贝尔纳斯今后不再“玩妥协”。杜鲁门还说，美国应“复建中国，并在当地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我们在朝鲜也应该这么做……我已不耐还要哄哄苏联”①。可是，周恩来在中国却继续说服马歇尔相信，中共领导人不是意识形态上的狂热者，也不是苏联的盟友，而是接受其和平计划的政治温和派。

① 1946年1月5日，杜鲁门对国务卿贝尔纳斯说的话，请参见Harry S.Truman, Memoirs by Harry S.Truman, 1945: Year of Decisions (New York: Konecky & Konecky Military Books, 1999) p.552.

停火才一生效，蒋就接到纷至踏来的报告，指控共军在华北、东北都有攻击政府军行径，而且有些交战状况据说苏联红军有间接协助共军。1月18日，尽管规定国共双方停火，共军在东北抢占两座城市，其中之一是重要的港口营口。蒋现在开始怀疑马歇尔恐怕不如他以为的会偏袒政府的立场。马歇尔呈给华府的报告并没提到营口被共军占领，这一点令蒋相当不安，因此蒋在日记写下：“此时不能不作最后之决心与方针也。”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8, 1946, box 45, folder 2.

让蒋更棘手的是，共产党反过头来指控国民党违反停火协议。蒋在美国人面前失去可信度，因为他拒绝马歇尔的提议——派监察员到东北调查事件经过，而中共一口就答应它。蒋担心调査团对他的限制会大过对毛的限制；毛在东北迅速发展的军力和活动在外在世界绝大部分看不到。由于马歇尔手下译电人员有能力破解蒋发给前敌指挥官的密电，马歇尔可能得知某些状况下委员长只是装着跟他合作。不幸的是，周恩来用的是“一次即丢”的密码，美国人无从破解周的来往函电。这一来，蒋和美国人的关系可能也受到伤害①。

① Larry I.Bland, ed., 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vol.5, p.420 n.2. 周恩来显然是用一次性的密码而非密码机；因此他和延安之间的讯息往返没有被美国人破解。

尽管双方互控违反停火协议，和平进程（包括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都顺利进行。2月4日，马歇尔向杜鲁门报告：“事情进展相当顺利。”①可是私底下，蒋对马歇尔越来越不放心。他写下：“彼对共军终持纵容态度，对我国内情及共匪阴谋并不了解，恐误大事。”马歇尔认为中共用心良善的评语，特别使蒋不安，蒋开始担心情势又像史迪威时期一般②。

① 同上注，p.44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22 and 23, box 45, folder 2.

然而马歇尔的乐观丝毫不减。他特别欣慰由国、共双方共同推派人选的政治协商会议于元月底依循三人小组的提议，发表一套五项决议，订定筹组临时联合政府的框架。参加此一联合政府的各个政党都要承认蒋主席为全国领导人，但是对主席的权力也有相当大的牵制——国民政府委员会是政府最高权力机关，半数席次归国民党，虽然国民政府主席有否决权得提交复议，但委员会可以3/5的多数决主张维持原案①。

① White Paper, pp.139-140.

尽管不无疑惧，但周恩来已表态全盘接受新政府计划，蒋认为他至少必须表现得跟周一样才行。他对一群国民党高干表示，政协决议未必就会拘束住已经决定要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但是他在政协闭幕式的演讲却赞扬此一计划具有“统一民主和平团结”的精神。政协为此计划进行最后投票之前，他颁令大赦“所有的政治犯”①。毛泽东也传话给马歇尔，称颂他的停火安排“公平”。毛严肃地宣称：“中国的民主必须追随美国的道路。”②周恩来向毛报告，马歇尔曾经告诉他：他信赖中国共产党的真诚，但很难说服国民党的领导人。周告诉他的秘书，马歇尔“使他想起了史迪威”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31 and February 2, 1946, box 45, folder 2.

② Zhang Baijia（张百家），"Zhou Enlai and the Marshall mission," in Larry I.Bland ed., George C.Marshall's Mediation Mission to China, 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 (Lexington, Va.: George C.Marshall Foundation, 1998), p.203.

③ Bland, Marshall's Mediation Mission, pp.215-218.

1946年1月，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大礼堂宴请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代表

中国民众和西方新闻界都相当欣慰政协有此一协议①。针对已有的进展，杜鲁门总统建请国会维持对华租借法案方案，并指示国务院开始和蒋介石政府谈判设置美军顾问团（上限一千人）事宜②。美国人要担任顾问的中国部队，是在委员长领导下的国、共混合整编部队。但是，基于平衡及替共军“保住面子”，马歇尔力主美国另订一个方案训练、装备中共的武装部队。

①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411.

② 同上注，p.411；White Paper, pp.140-143.

2月25日，马歇尔、张治中（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和周恩来协议分阶段裁减国、共大军，包括明订在完成部队重新整编之前的临时阶段，国民政府将可在东北派驻14个师的兵力，中共只能有一个师。根据中共此一大让步，毛必须把当时已进入东北的30个师共军部队删到只剩1个师；这计划根本执行不来。另外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规定是，在第一阶段（12个月内）政府军于全国范围居于5比1的优势——也就是国军有90个师的兵力，共军只有18个师。

根据这项整军方案，这些调整将在18个月内予以完成，然后再开始人员全面整编成为兼容国共部队的中央军队。这支新部队将是不涉政治的军事体制——禁止一切党派的党团活动——并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434, 435.

蒋介石有一定的动力去执行这些军事协议，但是他认为中共绝不会这么做，只希望马歇尔能察觉他们“欺人之手法”①。然而事实上事情的发展可是让马歇尔乐坏了，他已经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至少书面上完成了。他抱怨“某些派系”（显然指的是国民党强硬派）企图破坏和平进程，但是整个1946年春天，他彻头彻尾地相信他的计划会奏效——中共会放弃他们庞大的军队和占领地区（包括他们在东北已取得的巨大优势），接受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从政治上争取全国的权力，只要这位国民党领袖能够让中国朝向美式民主的道路前进。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22 and February 2, 1946, box 45, folder 2, 3.

马歇尔决定要亲自视察一番，遂在周恩来、张治中同行下率幕僚飞往华北各地，行程3000英里，遍访十多个城市。在延安，群众夹道欢呼迎接这位美国将领，他和毛泽东、朱德进行长谈①。据马歇尔自己说，此行“有许多可喜的结果”②。同时间，苏联掠夺东北的消息传遍中国，重庆及其他城市在2月最后一周爆发大规模示威，要求苏联军队立刻退出东北。示威群众捣毁中共《新华日报》和民主同盟《民主日报》重庆办公处③。莫斯科引起公愤固然不假，但这些骚动的幕后策划人是陈立夫。所以后来马歇尔认为这些为时短暂的示威活动影响很大，并责备是它们刺激中共，中共才会改变原本对和平进程所持的积极、明理态度。

① 根据蒋介石的日记，马歇尔告诉蒋，他对这趟旅行很满意，但是毛泽东很“狡猾”。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8, 1946, box 45, folder. 但在马歇尔的正式报告中，他说和毛泽东的谈话“直率无隐”，且毛主席“应允全面配合”。

②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490.

③ Steven I.Levine, Anvil of Vic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73.

现在距雅尔达已超过一年，冷战很快就底定了它今后50年的方向。3月间，邱吉尔在演讲中宣称，“铁幕”已在欧洲降下；胡志明和法国签署一项协议，确保越南将有和平、团结的未来。蒋却颇为怀疑；他在日记写下：“越南内战开始。①”②同一段时间内，肯楠自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发出著名的长电报，讨论如何对付苏联的野心，它代表美国围堵政策的正式开始。

① 编注：实为《大事长编》中的说明文字，非蒋之日记。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6年3月7日，p.2819。

3月11日，马歇尔在回华府向杜鲁门报告之前，再度向预备前往东北检查违反停火事项的三人小组（国、共、美）代表队，出示他的指示草案。这份指示表明共军应退出“（东北）一切地方，交政府军重建主权”。这些规定符合周恩来已同意的停火协议。它们也反映出马歇尔持续相信：共产党真心要在蒋介石之下求得民主的解决；一旦这个条件确立，他们自然愿意与政府合作，从苏联手中收复东北，并且解散部队。这一次，蒋很快就同意派调査小组赴东北，也同意马歇尔的指示方针，可是周恩来现在却反对了，调査小组的出发遂告延搁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497. 501.

中国政府旋即正式要求苏联红军立刻全部撤出东北，但是马林诺夫斯基拖了20天，硬是不答复。在这关键的20天里，也就在马歇尔回华府的3天之后，苏联秘密通知中共：苏联红军即将开始撤出沈阳、哈尔滨和其他城市——甚且又说，中共部队应紧随在后开进这些城市①。林彪部队因而进驻苏军已撤出的若干城市，也部署到接近其他大城市的市郊。在乡村地区，苏军打包走人之际，干脆就把行政权交给中共业已成立的地方当局②。中共新增大军涌入东北南部地区，不过重点仍摆在北部地区。斯大林希望在苏军最后一辆坦克跨过苏中边界之前，毛泽东至少要牢牢掌握住东北北部地区。马歇尔离开之前，周曾说明，共军部队在东北的一切调动都只是为了维系乡村地区的安定③。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132.

②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80.

③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132;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6年3月19日，p.2828。

马歇尔回到华府，似乎忘了东北及邻近的山东有军事危机上升之势（国共部队在山东爆发激烈新战事）。事实上，他的言谈举止俨然是调处任务已经必定成功。他公开宣称，国共双方“现在正在进行复员大量军队的工作，把剩下来的部队再整编纳入中央军”。他说：“我们能解决此一似乎不可能的状况，着实很不简单……如果没有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了。”①

①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1946, p.26.

当苏联红军迅速从东北南部地区撤军、林彪部队开入之际，杜聿明所部也在空中支援下迅速推进，在若干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建立政府监管。国共第一次大规模交战，孙立人率领的新一军把共军逐离沈阳市郊，于3月13日进城——前一天苏联红军才刚退出沈阳。蒋认为“今后艰险更大”，他必须“不慌不忙，循序渐进”耐心地推动他的目标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13, 1946, box 45, folder 4.

两周后，苏联大使馆终于照会中国外交部，苏联红军将在4月底以前退出东北①。当时仍在华府的马歇尔听到这个消息，他开始相信苏联事实上没要在中国追求霸权。因此他开始不再从围堵苏联的脉络去思考中国问题——与上年12月和杜鲁门谈话时的想法大不同。他开始觉得中国陷于内斗泥淖，最迫切需要安定。在他看来，中共最多只能被责怪在和国民党暴力相向时也有责任②。蒋感受到此一转变，也开始忖思马歇尔是否愿意放弃美国在华战略利益，以便安抚苏联。他也听到令人不安的消息——马歇尔想在国共两军开始整编之前就提供美国的军事训练和武器给共军；马歇尔也打算裁撤驻华美军总部，把美军陆战队撤回美国。蒋担心马会因本身的声名考量，极力推动他的和平解决大计划③。

① Chiang Kia-ngau（张嘉璈），Last Chance, p.300.

②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 Uncertain Year: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0/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31 and April 1, 1946, box 45, folder 4, 5.

同时，毛泽东交代林彪，中共必须制止蒋介石必会做的光复长春之举；长春现在只有聊备一格的国军，以及若干残余的苏联部队①。4月14日，马林诺夫斯基率领最后一支部队退出长春；约有2万名八路军部队（现已配备新型日式枪械）、也有一些大炮，立刻攻打长春城7000名国军。绝大部分政府军丧生。500名守军在中央银行大楼建立“阿拉莫式的防卫”誓死固守，最后才在指挥官率领下，逐一冲出银行旋转门②。东北现在实质上已分裂为两块：南部名义上由国民党治理，但遭中共大量渗透；北部则完全由共产党主宰。蒋命令孙立人立刻向北推进，抢回长春③。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135.

②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1946.

③ Blang,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525, 530.

美国国务院1949年《中美关系白皮书》谈到中国沦陷时，称中共夺占长春是“公然违反停止敌意的命令”，但是报告执笔人并没说它威胁到国共和谈。他们反而下结论说，此举所制造出来的大麻烦是，强化了国民政府内“极端反动派”的声势。但是感到苦恼的不仅是国民党的“极端反动派”，蒋介石的确必须考量到和战议题牵动的派系变化，但是1945年后对东北的决策却是由他乾纲独断①。

① White Paper, p.149.

二战结束后，马歇尔出任美国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内战

4月18日，马歇尔偕妻子凯撒琳一起回到重庆；她接受宋美龄之邀来华作客。马歇尔夫妇座机在重庆降落时，气温高达华氏100度（近摄氏38度）。马歇尔夫人说，尘土、燥热和恶臭“无法形容”。回到重庆后次日，马歇尔就和蒋介石长谈4小时，对话十分坦率，次日在黄山官邸又继续谈①。马歇尔责怪蒋及其政府使和平进程困难重重，他也指责说，南京政府原本有机会在东北建立和平，但没有好好掌握好机会。他提出一长串清单，指出蒋很差劲的顾问们犯了这些错。这些过错包括：寻求单方面掌控东北、关闭共产党报馆、派战斗机侵扰延安、部队违反停火协议在中国本土调动。马歇尔形容这些都是“愚蠢行动”，无益于政府，严重时甚至会刺激中共对“政府意图的质疑”②。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28.

② 同上注。

马歇尔确切地提出警告，中共会利用局势占便宜，日益强大，而国民政府军事上处于很危险的地位，防线拉得太长、兵力越来越分散①。蒋也提出一长串中共违反停火的事证，指控1月13日停火以来，中共已发动287次攻击，占领13个县、29个城镇。他说，占领长春、造成数千名政府军阵亡，是非常严重的违反协议之举动。但是，蒋无法说服马歇尔相信中共也应该为和谈破裂负起部分责任②。

① White Paper, p.151.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6年4月2、3日，p.2848。

马歇尔后来和周恩来见面时，没有批评中共抢占长春、也没责备任何其他行动；周也向他担保，中共“不欲垄断东北，而希望国际合作”。他表示，中共希望停止交火、立刻开始谈判①。根据中共的文件，周建议向马歇尔施压，以逼蒋接受停火——必要时不惜在谈判时与美方陷入“僵局”。可是，毛泽东指示周要尽可能和美国特使维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②。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29; White Paper, p.151.

② Zhang Baijia（章百家），"Zhou Enlai and the Marshall Mission," p.221.

在后来的会面中，蒋告诉马歇尔，如果中共悍然违反三边协议之后美国还曲意宽容它，就不可能达成妥协。他说，他愿意谈判和东北有关的问题，但条件是中共先退出长春。这代表在国共和谈中，他第一次透露愿意谈判在长春以北设下停火线，让中共实质上可以控制东北一半以上的地域。同时蒋也清楚表明，早先马歇尔和美国政府已接受的原则——也就是东北主权全归国民政府所有——是他的底线①。他说，“唯有美方坚持积极协助我政府之政策，方能达成消极‘容共’的目的。”这正是4个月前马歇尔本人曾建议并得到杜鲁门认同的对华政策②。后来蒋写说，在和马歇尔交涉时“自我固应有一定之政策，但对彼应以至诚示之”，马歇尔说不定会因而改变观点③。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34; White Paper, 151.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9, 1946, box 45, folder 5.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6, 1946, box 45, folder 5.

这一次谈话，尤其是蒋愿意把东北北部让给中共的暗示，对马歇尔起了作用。他重回任所以来，第一次跟周恩来说硬话，他告诉周，委员长有关交回长春后可恢复谈判的提议，可使中共占领东北北部，乃是一项“重大让步”，但是中共的行动却“严重妨害”他说服蒋合作的努力。他暗示，倘若中共不接受蒋的提议退出长春，他将认为自己再也无能为力做调人。马歇尔向他叙述这番对话经过，蒋听了十分高兴①。4月28日，苏联把哈尔滨交给中共；次日，苏联红军派到东北的正规部队正式退回苏联。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35;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8, 1945, folder 5.

一

5月3日，国民政府正式迁回南京。马歇尔夫妇也乔迁，搬进前德国驻华大使的漂亮官邸。马歇尔夫人在南京可比在重庆高兴多了。蒋夫人和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几乎天天和她见面，隔几天就聚在一起。凯撒琳写信给友人说，她和委员长“一见如故”，虽然他只会说“好、好……然后微笑”①。乔迁次日，马歇尔在新居请《时代》杂志前任特派员贝尔（John Robinson Beal）吃午饭；贝尔在华府建议下出任蒋的顾问，负责与新闻界打交道。蒋亟需贝尔这样的人才，因为蒋不知如何与新闻界来往，甚至根本不知道还需要和媒体打交道。马歇尔向贝尔说明局势之际（当然几乎都是周恩来那一套想像力居多的解释），中共红军政委们因国民党反共分子煽动要控制东北而鼓噪了起来，中共遂以抢占地盘、违背1月的停火协议回敬。午餐后，两位美国人喝着古典调酒，马歇尔竟然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证释，声称由于他“找不到俄国政府（有协助中共）的公然动作”，他认为是地方上的苏军指挥官自作主张——换句话说，违反斯大林的命令，提供口粮和日军弹药给中共部队②。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

② John Robinson Beal, Marshall in China (Toronto: Doubleday Canada, 1970), pp.27-28.

或许马歇尔的确知道苏联对中共有若干援助，但故意不提它。周恩来5月13日拍发电报给中共中央报告说，马歇尔告诉他，他晓得“苏联（在东北）支持我们”①。马歇尔很可能是透过他的破解电码人员得知此一消息，又在无意间向周提起来，但这显示他不是完全不知道苏联的所作所为。几天之后，曾在长春遭中共逮捕、短暂扣押的《纽约时报》记者李伯曼（Henry Lieberman）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记者艾波奈（Charlotte Ebner），花了两个小时告诉马歇尔，中共在苏联协助下占领东北大多数地区，且很可能不会撤退的情况②。

① Zhang Baijia（章百家），"Zhou Enlai and the Marshall Mission," p.222.

②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34.

这项第一手报告对马歇尔丝毫不起作用。尽管最近才对周恩来说重话，但他还是将动乱大部分怪罪给国民党。不过在一份给杜鲁门的报告中，“剧本”跟他告诉贝尔的版本则稍有出入。他说，问题起于中共越来越担心国民政府执行政协决议的诚意（这些协议非常有利政府）。据马歇尔的说法，接下来，自负的将领影响了委员长把政府“陷入危险的军事处境”，继而让中共“抓住优势”抢占长春，阻断国军北上。马歇尔也提到中共“有道理抱怨”国民党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不当行为，另一方面只说：“当然双方下层指挥官都有违反协议的小情况。”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56.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仍然忙着履行美方要运送总共22万8千名政府军到东北的承诺。5月底，最后一支部队即将成行，蒋又要求马歇尔准许美方再多运送两个军。马歇尔不允，声称若这么做，将“等同支持一场内战”。已经完成的大规模运兵行动当然有利于此一目标，也正好符合杜鲁门此时的政策。马歇尔在呈杜鲁门的一封信中承认，既然美国已经运送了22万多国军到东北，如果“此时听任他们自生自灭”其实“至为不公平”。他的让步就是批准中国国防部的要求，再提供6个月的弹药补给给39个经美国培训、装配器械的国军师级部队①。

① 同上注，pp.543, 566。

等在南京安顿妥当，马歇尔立即试图协调出另一协议，这个协议有考量到中共在过去2个月的斩获——他认为这些结果是因国民党行动所挑激，不是奉中共政工之命去执行；或因共军指挥官藉国军备多力分乘隙而入。他告诉蒋，解决东北冲突最可行的方法是南京当局接受中共暂时占领哈尔滨以北，并往西直抵中、俄、外蒙交界的满洲里的事实。这个提议合乎蒋本身的方案，他立刻同意——不过他坚持中共不得占领哈尔滨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11, 1946, box 45, folder 6;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552, 548-552.

马歇尔单独和周恩来会谈时，指出原本讲好的国、共军队在东北之比例也有可能改变，原本是国、共呈14比1，国军居优势，现在可改为5比1。其实当时东北的兵力是3比2，共军较强。虽然共军在东北的主力此时稍有撤退，他们在整体人数上仍占优势，也使他们越来越觉得不需谈判①。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说：“利用美国和马歇尔的机会日益减低……但是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延迟内战爆发的时间。”②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62.

②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140.

蒋理解到，杜鲁门和马歇尔原本强力且明确地支持他接收东北，如今其坚持早已消失无踪；但连番的军事告捷使他看不见去年7月及年底就预见的现实。当时他曾体认到，即使美国全力提供物资协助，如果斯大林已决心见到毛泽东在东北、或是黄河以北、甚至长江以北，取得大权，国民党就不可能赢。现在他却断定，至少可以固守东北南部。他1945年11月第一次想到这样的妥协可能可以满足莫斯科，如今它也符合马歇尔最近的构想。

二战后出任国防部长的白崇喜及与共党林彪在东北激战的杜聿明（时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

5月20日，孙立人率领接受美国装备的新一军，把共军驱离四平街，往长春北撤。刚被蒋任命为国防部长的白崇喜认为林彪部队状况不佳，他力促蒋批准乘胜追击，夺回长春①。和白谈话后的次日，蒋告诉马歇尔，他同意此时夺回长春恐怕会失策。第二天他前往沈阳“视察战局”，虽然蒋夫人生病，他坚持要她陪他一起去②。

① 郭廷以编，《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下二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4，1984），pp.815-816。

②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586, 564-565.

即便蒋对马歇尔说过这些，但当委员长带着身体不适的宋美龄与国防部长白崇喜，搭乘马歇尔的专机飞往沈阳之际，孙立人部队的装甲车没遇到太多抵抗就进入了长春城①。蒋委员长一行人在沈阳机场一降落，杜聿明就向委员长报告：政府军已光复长春。林彪奉毛之命，避免大型接触战，率10万大军已在前一天就弃守长春退到松花江，也就是哈尔滨前方最后一道天然防线。蒋闻此捷报甚为高兴。在沈阳城中用午餐时，白崇喜强烈主张乘胜直取哈尔滨，蒋却犹豫，表示担心马歇尔会不高兴。但最后他还是批准杜聿明越过松花江进攻共军②。

① 蒋介石日记中记载占领发生在5月19日。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3, 1946, box 45, folder 6.

②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p.166。

林彪迅速后撤，加上白崇喜的观察，使蒋相信人民解放军只有1/3是配有优良日本武器的精锐部队①。他致函马歇尔，告诉他政府军已收复长春，也重申他最近呼吁各方遵守原有一切协议的主张。他也提出另一个新方案：若出现歧见，停战协议监督小组的美国军官可以做裁定②。马歇尔透过无线电，数次恳请蒋立刻停火，以便“避免先前犯错的痛苦结果”③。更重要的是，蒋离开南京期间，马歇尔和颇有说服力的周恩来“常常谈话”，有一次更谈了六个小时之久④。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66.

②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67.

③ White Paper, pp.156-157.

④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78.

虽然委员长的想法是让停战协议监督小组的中间人——也就是马歇尔的部属——有最终裁定权。表面上，这几乎就是最合理的建议，周恩来却向马歇尔抱怨这是“非常厉害的一招”，会使国民党“玩各种花样来欺骗美国人”。马歇尔立刻认同这个说法，向华府解释说，美国新闻界和国会对蒋的提议颇多正面反应，已引来中共对他发动新一波恶毒的宣传攻势。马歇尔告诉蒋，由于蒋的提议，他做为调停人的公正地位受到质疑①。

① 同上注，pp.570, 574, 579, 586。

根据蒋夫人的说法，由于委员长“不希望她介入美国事务”，现在她努力避免“参与政治活动”。但是，事实上她在和马歇尔的对话中间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翻译之外，她带着书面文件和口信穿梭于两个男人中间——一个夏天下来，她和马歇尔有过多次私下谈话。尽管她在1943年有过和史迪威站在同一边的坏经验，她再次显示“完全同情与了解美国人的观点”①。马歇尔相信她站在他这边②。很显然，原则上她是和马同一边，但她也替委员长工作，把马的想法回报给委员长，也可能向他建议如何与这位美国将领打交道③。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222.

② Bland, 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p.607.

③ John Leithton Stuart,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ed. Kenneth W.Rea and John C.Brew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1), p.99.

蒋对马越来越有挫折感，但他对国共之间势力平衡的了解确实有严重缺陷，很难以相信，他竟然认为“东北共匪主力既经击溃”①。国军新一军和新六军跨过松花江追击林彪，直逼到距哈尔滨仅有60英里之处，从哈尔滨再往北300英里就是黑龙江和苏联。6月3日，蒋回到南京，与马歇尔长谈3个小时。委员长没什么耐心，不断以手指轻弹红色皮椅扶手。但在马歇尔没有施加太大压力下，他同意国军部队在东北停止“前进、追击，与攻击”为期15天②。蒋说，停火期间中共必须展现其诚意，与政府完成谈判，全面终止在中国各地之敌对行为，并且不得拖延、执行2月25日有关军队整编的协议。蒋并且告诉马歇尔，对共产党“仍可予其悔过自新，效忠国家另一次之机会”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5, 1946, box 45, folder 6.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6, 1946, box 45, folder 7;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78.

③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6年6月3、6日，pp.2922, 2924。

3天之后，蒋、毛分别发表再次停火之声明。孙立人奉令停止前进，并退回到松花江之南。多年之后，蒋写下，这次停火令国军士气消沉，是政府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的开始①。但是即使孙立人攻下哈尔滨，中共及其部队仍可逃到他们几乎已完全控制的内地，必要时也可退入苏联，兵力和情势的相互关系仍将继续一面倒地对中共有利。不论怎么说，停火才宣布3个小时，五个战区的国军指挥官都报告发生共军攻击事件。共军5万名部队包围山东省青岛市，蒋要求美军运送政府部队前往青岛，马歇尔却一口拒绝②。根据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共军在山东发动攻击“确实是个乱源”③。但是，周恩来向马歇尔解释，是因为国军挑衅才造成共军以攻势报复，马歇尔似乎也接受这个说法④。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马歇尔举了蒋两个不涉暴力的行动，认为是中共在停火期间发动大规模武装攻击的挑衅因素：一是蒋离开南京，一是蒋提议赋予调停小组的美方代表有裁定权⑤。

① Chiang Kai-shek（蒋介石）, Soviet Russia in China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Cudahy, 1957), p.168.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4, 1946, box 45, folder 7.

③ White Paper, p.159.

④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89.

⑤ 同上注，p.590。

尽管他自己持续乐观，共军在停火期间又迭有挑衅攻击，蒋6月底在日记中自承“此时应暂维现状，不再求军事发展”。他认为他的策略可避免和苏联冲突，又可释出政府军在广大的东北部署，且集中力量在华北歼灭共军势力①。6月29日，马歇尔下了结论，他“已无继续谈判的基础”，他也警告蒋：如果国民政府试图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美国民众会“判定它因为平息不了民怨使国家陷入混乱”。他更进一步说，委员长“刻意被军方拉着走，有如日本一般走向灭亡”②。据马歇尔的说法，这番话“对委员长起了极大效用”，蒋引用圣经“几乎哭泣”③。有意思的是，蒋本身并没提到在这个场合几乎哭出来，却记载当他告诉马歇尔他预备在10月中旬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时，马歇尔“颇为感动”④。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6, box 45, folder 7.

②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14.

③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109.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30, 1946, box 45, folder 7.

延续此一对话，马歇尔也和宋美龄有一段非正式的谈话，同样言词强烈。她向丈夫报告说，马歇尔“不耐烦、粗鲁……非常冒犯人……傲慢”①。不过对国、共双方而言，马歇尔对他们的动作有何反应，很快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蒋告诉这位美国将官，所有可能的让步他都做了，他现在要开始策划在黄河以北、长城以南的地带发动全面攻势②。马歇尔甚至不只对蒋出言日益尖锐，共军在山东、山西的攻击行动也刺激他对周恩来直言，这些行动已“破坏他的努力”——这个警告根本没人理会。3天之后，他甚至告诉周恩来，有许多事的发生“都是因为政府在报复共产党的挑衅”。另外一次，他形容据报的共军攻击行动“完全不可原谅”③。蒋抱希望忖想，马歇尔是否开始“对共已无希望且生恶感”④。

① Ramon H.Myers（马若孟），"Frustration, Fortitude, and Friendship: Chiang Kai-shek's Reactions to Marshall's Mission," in Larry I.Bland, ed., George C.Marshall's Mediation Mission to China, 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 (Lexington, va.: George C.Marshall foundation, 1998), p.16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30, 1946, box 45, folder 7.

③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18.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4, 1946, box 45, folder 8.

7月2日，马歇尔请教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国务卿贝尔纳斯到巴黎出差）对中国局势有何看法。从艾奇逊的回复可以看出若是国共和谈破裂、爆发全面内战，美国对华政策将会改弦更张。杜鲁门在前一年12月给予马歇尔的秘密指令，艾奇逊或许不知道、或许不记得；当时杜鲁门的态度是，基于地缘政治的理由，即使和谈破裂美国还是会支持蒋介石。相照之下，艾奇逊这份文件不仅完全没提及半年前的立场，还建议说如果国共爆发全面内战，美国“可以”（could）维持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但“将”（would）结束物资援助，并撤回留驻的美军部队。虽然还不够正式，可能还未经杜鲁门过目，但这个美国政策的重大翻转已反映出华府的基本目标是不介入中国内战，尤其绝大多数主事官员都不认为非共产党这一方会赢①。

① FRUS(1946), vol.9: The Far East: China, pp.1295-1297.

马歇尔对艾奇逊来函的意见显示他对中国局势的看法也起了重大变化。尽管最近他对周恩来说话越来越不客气，但他还是认定和谈失败大部分是蒋介石及其政府的责任，而且全面内战早就已经开始了①。他相信，不管美国如何因应，只要没大量派出美军部队介入，共产党最终将会击败蒋介石及其部队。对马歇尔而言，摆在眼前的选择只有：一、毫不作为；或二、继续目前似乎徒劳无益的做法——追求和平、民主的联合政府。他选择第二方案。他和华府都不考量第三方案：美国提供大规模物资援助给蒋，助他守住华北或长江以南。事实上，蒋本人也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方案。他愿意和毛泽东分治东北，但其他部分的领土就是全有或全无，别无商量。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35.

7月11日，刺客在昆明开枪杀死民主同盟知名领导人李公朴。4天之后，另一位民盟领袖、留美回国的诗人闻一多也遭不明人士杀害。这下子全国各大学涌起一片抗议浪潮，美国哈佛大学一群教授也联名谴责这两起事件。马歇尔在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传达一个印象——即使不是蒋本人、国民政府也应负起责任①。可是民主同盟是个小党派，对蒋只算小麻烦，他似乎不可能甘冒国际制裁之险，下令杀害两个在昆明不甚有名气的知识分子。相形之下，300名共军士兵在7月中旬伏袭美军一支补给车队，55名陆战队员就有7人被杀。虽然马歇尔也说伏袭“确切是共产党所为”，却没有逼周恩来就此事道歉。蒋认为马在这件事上表现得“若无其事”②。

① 同上注，pp.634, 637。

② Myers（马若孟），"Frustration," p.159.

现在，停火期限已届止，蒋发动作战以打通山西的铁路线，并肃清热河的共军势力。傅作义预备攻占张家口这个古代穿过长城往丝路的门户，共军自从1945年8月即盘据该城①。政府军其他部队亦在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推进。

① E.R.Hooton, The Greatest Tumult: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36-1949 (London: Brassey's, 1991), pp.69-70;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26.

同一个月(1946年9月)，中共红军取了新名“人民解放军”，也不再虚构它在东北的部队纯粹由东北人组成的故事。解放军在山西、河南、热河、山东和江苏等许多地方发动规模有限的攻击和反攻，但是一般而言除了东北之外，似乎都是政府军在让共产党节节败退。然而，中共控制了东北所有和苏联接壤的边境，满载货品的火车双向都能通行。解放军也在北朝鲜设置办事处，安排军事物资供给其东北部队使用，光是为此目的，雇用的火车车厢不下2000个①。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p.155-156.

7月中旬，委员长偕夫人离开南京、前往牯岭。牯岭位于江西山区，距政府设在庐山的训练中心不远。西方生意人、外交官和传教士自从19世纪就营造牯岭为度假胜地。海拔5000英尺的牯岭，蚊子绝跡，远离长江流域的溽暑和湿气。马歇尔夫人和宋美龄一起到枯岭避暑。她喜爱极了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96.

马歇尔认为蒋离开南京是为了搁置和谈，让手下将领方便放手做事①。他也会定期到这处山区度假胜地停留短时，但恨透整个行程——先搭2小时飞机、再乘45分钟炮艇、30分钟汽车，然后由轿伕沿着悬崖小径抬轿2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②。马歇尔在牯岭的居停，隔着一道山溪与委员长行馆相望。当马歇尔不在时，凯撒琳每天会和蒋夫人在“令瑞士逊色”的美景下共进午餐。轿伕整天守在草坪，随时待命带她们出游。每天傍晚，“在彷彿一千零一夜的景色下”，蒋介石会和宋美龄、 凯撒琳一起在附近登高揽胜。虽然彼此语言不通，凯撒琳教委员长玩德国象棋。她写信给亲人说，蒋氏夫妇成为她的“好朋友”③。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122-123; New York Times, July 20, 1946, p.26.

②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145.

③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632, 668-669. 关于牯岭的描述见于马歇尔夫人给友人的一封信。

同时，马歇尔虽然坚信关键问题——国共部队整合I已经“解决八、九分”，心情仍然“日益消沉”①。7月初，他决定向白宫建议，撤销他原本支持提名魏德迈将军为新任驻华大使的人事案，改提在中国传教多年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出任斯职。马歇尔觉得中共会强烈反对魏德迈，美国联邦参议院也立刻通过这位71岁的新约圣经学者、前任北平燕京大学校长为大使。这个决定搞得比司徒年轻的魏德迈大为不痛快，因为他已经为新职添置文官衣服了②。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35;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122-123.

② Albert C.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Holt, 1958), pp.366-370;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27.

司徒雷登看中国人的眼光是“混合着心急、慈爱和热切的乐观”。他知道委员长不能或无能力减少贪污，是中国问题多端的主要原因，但是同为基督徒，他有信心蒋了解中国及其政府的弱点，也希望拨乱反正，而且大部分能成功。他也认为中共是个合法的政党，它和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关系“薄弱、不重要”。他几乎都独自在南京寓邸里工作，偶尔才到大使馆上班（因为他并不信任大使馆）。他非常倚重他的华人秘书（傅涇波）——他从燕大带他一起上任，而大使馆官员猜测此人是戴笠手下，或周恩来的特务。

7月18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前往牯岭，新大使向委员长呈递到任国书。马歇尔藉这个机会“十分坦诚”向蒋谈到“无可控制的内战”已一触即发，国际舆论对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害，颇有批评。几天之后，政府宣布两名凶手是昆明警备司令部秘密警察的低层官员。两人均遭枪决。他们究竟是出于己意犯案、还是奉命行凶（马歇尔是这么猜想），或者是代罪羔羊，也就不清楚了。不论事件真相如何，由于国内外舆论哗然，中共大为受益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34.

蒋在这些行为，连同当时警方严重违反人权上的责任，大部分都是因为他在这些年扩张了各式各样的秘密勤务。这些有权势、复杂、某种程度上不受控制的团体专门在搞阴谋、对立以及暗地打压、报复的恶毒行动。但到了战后，对这些或真或假的事件，新闻媒体已经能自由报导并加以谴责。就像香港的《远东经济评论》（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当时就提到：

每天都有几百万的文字被生产：报导、谣言……纯粹想像的内幕……指控与抨击，声明与回应，洒狗血的诉求……压榨与贪污，读者渴望知道越多越好，左派媒体满足了这种普遍的需求……暗杀与绑架经常在发生，使报导材料永远不缺……这也让自由与左派媒体的销量明显成长①。

① FEER 1, no.4 (November 6, 1946).

二

眼见东北外的战事节节升高，杜鲁门请马歇尔代拟信函向蒋警告：除非和平解决很快有真正进展，否则“必须谨记美国舆论不会继续对贵国宽宏大量”①。在蒋看来，马歇尔对国民政府还有手段可用，对共产党就完全没輒，而他能用的手段就是——掌控美军及美国对南京的军售。美国国务院事先未宣布，就开始拒绝批准军事设施运交中国，即使中国政府已经付款的军售也不放行②。马歇尔告诉周恩来，他“几乎已经停止（美国政府对国军的）一切直接援助”。周对此一定颇感欣喜：他实质上已达成让美国在国共内战居于中立的目标。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52.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6年8月16日，p.2996。

根据中国大陆某学者1996年撰文所说，“中共领导人（在1946年秋天）清楚看到，美国基本上无力以军事手段介入中国。”①因此，“跟美维持名义上的（良好）关系不再有意义，只是弊大于利。”②马歇尔根本不察中共态度已变，他还是认为中共路线转为强硬，乃是“共党自由派分子失去控制力量，激进派成为领导人的迹象”。不过他依然相信毛泽东、周恩来等高级领导人有诚意③。蒋则认为，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相信共产党会真正捨弃其革命目标，不啻“缘木求鱼”④。

① Bland, Marshall Mission, p.229.

② 同上注。

③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64.

④ Myers（马若孟），"Frustration," pp.162-163.

到了9月，政府军已收复东北以外大多数县城和铁路线，而这正是委员长在停火后要求共产党放弃的。政府军自7月以来的攻势，远比马歇尔预料来得成功，但这些胜果代价极高。据国军一位将领的说法，政府不仅损失“五分之一的部队，美国供应的弹药器械用掉的，更足以装备18个新师”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87.

当东北的秋凉日深，马歇尔和蒋委员长的关系也日益恶化。马歇尔对这位中国领导人讲话越来越重。他正色告诉蒋，目前唯一维系住中国不崩溃的，乃是蒋的声望，可是它已在快速消失中。当蒋质疑抗议昆明暗杀事件的一群哈佛大学教授哪里懂得中国的情势，马歇尔明显暗讽蒋受的正式教育有限，答说他们懂的“要比一群军校高中毕业生来得多”①。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176-177.

同一时期，马歇尔和周恩来的关系则依然友好，甚至亲密。有一天，向周恩来抱怨共产党的反美宣传时，他又再次令人难以理解地泄漏了一个情报来源，声称美国每周定期截听“莫斯科发给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宣传命令，以及上海方面的答复”。马歇尔向贝尔解释，他晓得跟周恩来这么一说的结果是’美国会“失去这个（情报）来源”，但是“我们反正已经知道（这个讯息）了”①。不过它终究是一次严重的失言，但也反映周、马之间已经不脱形跡、一派轻松。

① 同上注。

9月中旬，蒋决定在预期攻克张家口（位于北平西北的察哈尔省）之后，向马歇尔提议停火，条件是中共同意如期召开国民大会以及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他认为他的军队现已部署到易守的防线上，所以他可以做出此一最后表态。中共若如他所料地拒绝停火，他希望马歇尔届时终能对他们失去信心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18, 1946, box 45, folder 10.

周恩来的反应是，必须立刻停火，如果张家口遭国军攻陷“全国势必全面分裂”。马歇尔假定若国军不打张家口，毛泽东就会愿意接受停火；他告诉蒋，除非政府军停止进攻，否则中共不会参加国民大会或联合政府①。蒋则辩称，距北平只有150英里的张家口是国共部队进出东北的门户，必须占有它才能确保长城以南的安全②。马歇尔盛怒，致函蒋委员长，表示他预备要求杜鲁门总统下令召他回国。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01.

② 同上注，p.701。

马、蒋10月4日碰面，蒋试图劝马打消放弃调停的念头，声称“若美国仍注意远东之局势，则必须贵特使留华完成其任务”①。他强调自己“待人接物之态度，即以不虚伪，不利用别人，不作损人利己之事为基本信念”，对待马歇尔也是如此②。根据蒋的回忆，马歇尔回答说：“对主席之推崇及诚恳之表示，极为感动。”但是马又说因为内战未能终止，他仍然计划回美国去。当天夜里，蒋获悉马歇尔果真拍发电报给白宫，请求传召回国。蒋立刻召见司徒雷登，表示他预备下令停火10天，附有若干条件；马歇尔很快就撤回他的电报。

① 同上注， p.703。

② Myers（马若孟），"Frustration," p.165.

蒋提议停火10天，利用这段期间由司徒雷登为首的5人小组解决两个主要问题：国民政府委员席次如何分配，以及公布共产党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同时，马歇尔主持的三人小组要决定如何立刻执行原已协议的国共部队整编步骤，包括确认共军究竟是编入新的中央军或复员。蒋要求要有执行这些动作的时间表。

这次蒋学乖了，私底下先向这两位美国代表提起这个构想，他们非常高兴。然后他又很聪明地建议这两位美国将军和大使，把方案当做他们的主张提出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同意①。私底下，蒋全然预期中共不会接受这套停战方案；果然周恩来立刻峻拒，表示这等于是叫中共投降②。周又送一份备忘录给马歇尔，表示攻打张家口之举若能永远取消，就可以讨论停止敌对行为及其他议题。“永远”又是一个新条件，马歇尔从来没有对周恩来这么不耐烦。10月8日，他和司徒雷登发表共同声明，详述最新发展，包括中共拒绝最新的提议。马歇尔也告诉周，他看不到有任何务实的基础来继续和谈③。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1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6, 1946, box 45, folder 11;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225-226;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10.

③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14.

10月10日国庆日，蒋发表安抚人心的告全国同胞书。他说，固然共产党拒绝了和谈方案，他将继续寻求透过调停、协商取得和解①。或许一向最知书达礼的中国人认为，让美国大使主持的小组来决定如何终止作战、促成真正和平，是相当公正的好主意。但是，妥协、求和的谈话并非蒋唯一的策略。同样在10月10日当天，傅作义率领的政府军攻进张家口。国军攻城之役，中共折损约10万兵力，而延安的共军也与东北共军遭到切断②。后来，委员长在宣布张家口大捷及其他胜果时，预测政府将在5个月内肃清共军部队，也确认国民大会将在11月12日召开。

① White Paper, p.196.

② 孙其明，《和谈交战交响曲：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初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pp.355-364。

马歇尔还不死心，既然国军已攻占张家口及若干重要城市，他逼着蒋再提出新的、更大方的方案。他提醒蒋，7月初曾说过对付共产党必须先严后宽。蒋说这是没错，但他也建议，只要共产党宣布派出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他就可以同意无条件停止敌对行为①。这又是一记高招。宋美龄担任蒋和马的中人，依据这个原则起草新方案。蒋最后接受的定稿“非常近似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所要”，可能也符合蒋的期望。蒋在马、司徒力促下，于10月16日晚间发表其内容②。可是，周恩来拒绝考虑中共要提什么条件，换取立即、无条件的停火。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支持的方案，10天之内第二度发生中共峻拒、蒋欣然接受的状况——马歇尔非常不痛快。10月26日的会谈中，马告诉周，周的头脑“太封闭”，“我再跟你争辩局势的种种面向，也没什么意义了。”③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718-719.

② 同上注，pp.720-721;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246-247; White Paper, pp.198-199.

③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26.

10月间，马歇尔和蒋介石均获悉史迪威因肝病去世，享年63。蒋下令在南京举办一场盛大的追悼会，曾和史迪威在缅甸并肩作战的若干美国官兵也飞来参加。约有1500名中、外人士在大礼堂集会，鲜花覆盖了讲坛，弔匾、挽联挂满墙，蒋介石的弔匾当然也在其中。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蒋在当天的日记只字未提“酸醋乔”过世的事①。

① 同上注，pp.724-725。马歇尔描述追悼会场景。

自从6月停火以来，东北就没有重大军事行动。在中共一连拒绝两个和解方案的情况下，蒋下令国军攻打中朝边境的安东；国军于10月25日攻占安东①。不过安东告捷当天，蒋介石夫妇并不在南京——他们飞往台湾进行首次造访。台湾的和平、安全和经济发展令他们印象深刻，特别是它九成的工业已恢复战前的生产水平；原本是日本财产的主要制造和加工设施，现在几乎全数已归台湾省政府所有与营运②。而且台湾因为发行自己的货币，使它的通货膨胀虽然严重，但和大陆相比却微不足道。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24, 1946, box 45, folder 11;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27.

② 政府年度报告，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3117。

1946年10月，蒋介石与宋美龄首次造访台湾，庆祝光复一周年，并出席第一届运动大会

虽然中国本土的军事、政治发展都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走，即使在1946年秋天，蒋显然已思考到有朝一日说不定要逃难到葡萄牙人称之为福尔摩莎的台湾。可能出于这个原因，他批准台湾自己发行台币——过去他和各省当权派斗争、追求国家统一时，这可是他除之而后快的事情。在台北的某个夜里，他在日记写下，共产党没有渗透台湾，整体而言，它是政治上的“一片干净土”。他自我期许“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最后还不忘加上：“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6年10月26日，pp.3038-3042。

1946年11月5日，共和党在美国国会期中选举大胜。蒋现在可以预期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将会制衡杜鲁门的对华政策；也因此蒋再做让步，他希望藉此降低外界印象——国民党要对马歇尔调处失败负起大部分责任。2天后，蒋下达手令给全国政府军停止作战。他也按照原定计划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指控蒋片面召开国民大会，势将制造“中国的确切分裂”，等于“关上谈判大门”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42; White Paper, 206-207.

国民大会召开，偌大的礼堂只有国民党和少数第三党派出代表出席，有许多空位想必是虚席以待共产党和民盟代表。大礼堂悬挂一幅巨大的孙中山肖像。先步上讲台的是担任大会临时主席的吴稚晖，82岁的他是委员长的老师；委员长随后则由讲台侧方现身，他身着配上将星的军服，光头闪闪发亮。令美国新闻记者惊讶的是，代表们都没有起身，且“只有温和、稀疏的掌声”。蒋向大会宣称，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①。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279, 280.

1946年12月25日，制宪国民大会临时主席吴稚晖将中华民国宪法交给蒋介石

国民党保守派在大会主席团居于主导多数，但是头几次会议却一团混乱。不过，代表们总算进行议事，于12月25日通过宪法草案。马歇尔也承认这部宪法草案与政治协商会议提议的条款“合理吻合”，也援引孙中山遗教和美国宪法精神。美国大使馆形容它“合理”、“健全”、“大体民主且适合中国国情”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750, 765.

国民大会商议宪法期间，马歇尔、司徒雷登和蒋有一番开诚布公的讨论。马歇尔强调中国即将出现经济灾难。他说：“一心以武力解决事情的军事领导人，自己搞出来的空洞，别期待美国会投入大把银子。”他很有先见之明地警告，等到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军队都崩溃了，共产党还是不会消灭①。蒋听着马歇尔讲话，腿却“转呀转的，都快碰到天花板了”②。

① 同上注， pp.750-752。

②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313.

委员长端出他的老旧理论驳斥经济、财政危机；他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农业的、勉可温饱的社会，即使都市经济已明显崩溃，仍可出奇支撑非常长久的一段时日。他告诉马歇尔，中国经济的农业根基还可撑个2、3年，不会受到严重影响（这个估计与日后事实发展果真相去不远）。他提出和马歇尔同样有先见之明的判断，认为很不幸地，军事手段才是解决中共问题的唯一方法。然而他一方面预测可在8至10个月内摧毁人民解放军，却又表示愿与中共分治东北，反映出其令人难懂的高度乐观心态。他告诉马歇尔说，长春以南的区域最有价值，现在政府已攻克安东，实力已强大到足以坚守该地区。他宣称他不打算往哈尔滨推进。他说，北进恐会制造苏联反应的风险。在长春稍北地方划出一条东西横贯线，实质上就等于把东北约2/3面积的土地交给中共①。蒋认为他非常务实，提出这么有启发性的妥协方案。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751-752; FRUS(1946) vol.10: The Far East: China, p.581;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131.

1946年12月6日，周恩来通知马歇尔，中共中央指示他继续和谈，条件是蒋介石立刻解散国民大会，并下令国军部队退回到1946年1月13日停战协议生效前的防地。马歇尔认为他的调处已经走到尽头①。蒋已成功设法让共产党把比赛变成死球②。12天之后，杜鲁门总统发表事先经马歇尔编辑过的一份声明，对中国统一破局深表遗憾，但并未直接或间接地责怪国民政府。它只说，“积极谈判”“已因共产党而破裂”。声明又宣称，中国人必须解决自己的问题，美国不会介入。但是它也两度强调美国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表明杜鲁门在1945年12月15日的声明依然“有效”——其实已明显不然③。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315.

② Chiang Diaries, December 5, 1946, box 45, folder 13.

③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61; White Paper, pp.605-609.

圣诞节前夕，两名美军陆战队员强暴北京大学一名女学生（沈崇），报界大肆报导此一新闻。5000多名青年走上北平街头抗议，示威活动迅速蔓延到其他城市；但是，当局并没有用武力驱散的方式。上海11个民间团体要求美军全面退出中国，甚至国民党报纸也要求严惩涉案的陆战队员①。强暴案发生的当晚，马歇尔偕若干幕僚到紫金山蒋氏大宅参加耶诞晚会（马歇尔夫人已回美国）。委员长穿黑色中山装。蒋夫人则着配绿、金缎的黑色丝袍，还帮着调马汀尼酒。壁炉前一张熊猫皮大地毯得到不少赞叹，角落里也放了棵挂满灯泡的圣诞树，房间则回荡着留声机播放的圣诞歌曲。吃完火鸡大餐，还有中国的圣诞老人现身发礼物。这也是接下来的日子中，委员长最后一次的快乐圣诞节！②

① Suzanne Pepper（胡素珊），Civil War in China (192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p.54-57.

②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333-334.

三

虽然南京人人都预料马歇尔即将结束调处任务，1月7日白宫宣布他次日就要回美国的消息，大家还是觉得意外。当天下午，马歇尔发表一篇平衡的声明，责备“双方的极端分子”造成他任务失败，但实际上比较苟责中共。他说，在早先几个月，共产党“显示不愿做出公平的妥协”，并且虽然大会通过的宪法“采纳他们要求的每一个重点”，中共却不参加国民大会。他说：共产党里头有“自由派”，也有“激进派”，还有“食古不化……死不妥协的共产党”。他发觉国民党内也有同样的阻碍，“政府中主导的反动派”和“军中的主流势力”制造出许多问题。

蒋很快地安排饯别晚宴，在用餐时两位将帅互相敬酒。根据蒋的说法，马歇尔表示对蒋的“礼遇……耐心与衷诚”印象深刻①。事实上这两位性格内向的人变得相互尊重，甚至有点拘谨的亲近。这位美国特使一向是个正人君子、职业军人，从来没在报告里或和部属谈话中詆毁蒋。多年后，他对替他写传记的作者说，虽然委员长“有好几次出卖他……我过去是、现在还是喜欢蒋介石”②。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1月9日，pp.3114-3115。

② Bland, 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p.575.

马歇尔仍在太平洋上空的途中，白宫宣布杜鲁门总统已提名他出任国务卿。蒋认为马歇尔没在离华前告诉他此一新职，是瞧不起他。可是次日，马歇尔拍发电报，道歉兼解释他也是在启程后才知道有此一人事案。蒋写下：“此事之虚实如何，可置不问，唯彼既有此一表示，可知其对余之感情有增无减，对我国当不有损害也。”①这些话证实了蒋相信他一直和马保持不错的关系，而且最后总算让马回到比较中立的位置。他相信他已技巧地处理另一次危险的美国经验——他认为这结果来自于他耐心、坚定的领导，军事的果决，并且绝对不因美国人威胁抛弃而害怕。这股自认外交成功的心理更加重他误判的自信，认为自己有能力把解放军在东北的部队围堵在东北北部地区；同时在东北南部及关内地区，政府军也可以在大型的多兵团战役中“击溃”强大的共军部队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0, 1947, box 46, folder 4.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1947年1月12日、2月2日，pp.3115-3116，3113。

然而就军事情势而言，新的一年（1947年）并没有好的开始。徐州总部因为部署在前线太久，以致损失两营的美制重炮兵力；林彪跨越冰封的松花江，发动小规模突袭，摧毁孙立人五十师2个团的兵力①。尽管一开始就遇到挫败，还有民间零星的动乱、飞腾的通货膨胀，蒋氏政府的支持度和正统性都达到另一个新高。1946年的气氛就是：政治秩序有新宪，重建有进展以及政府军频频告捷。某些批判的西方观察家回顾这段时期的发展得到结论：此时中国民众“把蒋及其党认同为国家”的心理达到“最高点”②。当蒋要求看一下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导时，很高兴获悉纽约、伦敦和巴黎多数重要报纸，都一致认为总的来说他居于上风。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4 and 5, 1947, box 46, folder 4; Odd Arne Westad（文安立）, Decisive Encounter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64;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Longman, N.Y.: 1995), p.330.

② Westad（文安立），Decisive Encounters, p.65.

为了对付飞腾的通货膨胀，蒋禁止外币和金条的买卖，对利率设定上限，搁置许多政府计划，把所有工资冻结在1月的水平，订定若干基本商品（如小麦、炒菜油、米）的物价，并且开始以固定价格供应基本粮食和布料给城里的政府公务员①。这些措施很快就收到成效，也让蒋有相对的高满意度，但蒋自己也说他不知道它们能否解决严重的问题②。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2月16日，pp.3139，3143。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28, 1947, box 46, folder 5.

财政危机的真正原因当然还是军费已经失控，它消耗掉政府5％以上甚至可能高达9％的预算①。3月初，宋子文和委员长就战事升高及如何支应军费有“坦诚的谈话”。委员长坚持要对部队加薪饷，宋子文不肯，最后辞去行政院长的职位。他告诉贝尔，他很高兴能在国家财政坠入深渊前去职，但是宋美龄对司徒雷登抱怨：“他们拿我哥哥当代罪羔羊。”②蒋要宋子文下台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政府调査上海黄金炒作的报告指出，好几个宋的部属牵扯到“即使不是不高尚、也高度有疑问的活动”③。虽然蒋派他出任广东省主席，宋子文在中国政坛的影响力已经终结。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2月16日，pp.3139-3141。

②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360-361,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65.

③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72.

四

同时，军事严重受挫的报告也开始频频出现在每天上呈给委员长的报告中。蒋甚至飞到济南亲自指挥山东剿共作战，命令两个集团军追击陈毅部队，执行南北夹击战略，但是即使有空中侦察，情报作业拙劣仍造成大败。共军伏袭，国军惊慌溃逃，好几名将领遭中共俘虏①。蒋深怕这种不名誉的败绩会使“其将领更倾向守在城中”②。宋美龄写信给马歇尔夫人说，在这种时候蒋会走上屋顶，失望地抱头呻吟，他竟然无法下达命令、让将领奉行不渝③。林彪在东北的大批共军部队也再度跨越松花江，南下夺取沿铁路线若干城市，孤立了长春和四平街——直到杜聿明以12个师的兵力反攻，把林彪又赶回松花江以北④。参谋总长陈诚又向民众担保，中央军将在6个月内击败共产党⑤。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2月24日，p.3145。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27, 1947, box 46, folder 5.

③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247.

④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132.

⑤ White Paper, p.238.

城市经济状况恶化下，劳工骚乱也增加。劳工领袖也在言词请愿上与呼吁终止内战的学生互相呼应。但抗议者并非就是亲共者，所以当中共试图吸收城市里的大批工会成员和学生时，大体上都失败①。蒋相信藉着逼迫实业家及其他重要雇主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国民党可以把逐步升高的劳工运动转为对己有利。陈立夫奉蒋指示，率先筹组劳工领袖训练中心、成立劳工福利协会和地方民兵部队，目标在使劳工觉得国民党真正保护劳工权益②。有一阵子，这些做法看似就要成功，但是不久后它便与打击通膨的需求起冲突，局势开始迅速恶化③。

① Westad（文安立），Decisive Encounters, p.78.

② 同上注，p.76。

③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184.

2月间，蒋介石把教育部长陈立夫调回中央党部，要他根据新宪法负责国大代表选举事宜。中国陷于内战、黄河以北地区一半以上落入中共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要办大选的确困难；但陈立夫最棘手的工作是如何挑选党员代表国民党角逐2908的国大代表。这样有影响力且可能有利可图的职位，竞争自然非常激烈；数以千计的资深党员和高级军官，多年来就是等这个机会攀登中央级的官位。

陈立夫仍对党的宗旨念兹在兹，他数度上书委员长，警告说贪婪、腐败和缺乏意志力正在侵蚀国民党和国家。他宣称，有害的“外国势力”也在蠢动，显然指的是文化衰颓和要求西方式民权。他认为，唯有彻底扫除贪腐、不守法纪分子，蒋才能救党、救己①。5月间，《时代》周刊以封面故事报导陈立夫的哲学——“生命的本质即是行善”——以及他的强烈反共②。陈立夫的廉正之声和对蒋的忠心耿耿，正是他得到蒋宠信的关键。可是，他的改革运动却窒碍难行，因为蒋仍然相信扫除数以千计贪腐高级文武官员的时候还未到来。

① Westad（文安立），Decisive Encounters, p.182.

② Chen Lifu（陈立夫），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197; Time（《时代》），May 25, 1947.

委员长和夫人去年10月初访台湾时，觉得它十分安定。但是1947年冬天，台湾突然爆发中国数年来最惨烈的内乱。其实，18个月前数以千计的大陆文武官员随着新任行政长官陈仪来台接收就种下了因。他们占据了实际上所有的政治、行政、保安官职，也控制了所有公营企业——意即原本是日本官、民企业，主宰了经济。到了1947年初，这些国民党官员接收或捜刮了10亿美元左右的不动产和其他资产①。

① 以下两段有关二二八事件的叙述，摘自下列书中的平衡报导，Lai Tse-han（赖泽涵），Ramon H.Myers（马若孟），and Wei Wou（魏萼），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White Paper, p.309.

“光复”已有一年半，岛内却民怨沸腾。2月28日，因为抗议逮捕一名女子（林江迈）贩卖私烟，爆发大乱。陈仪拍电报给蒋，把责任推到台湾菁英里的亲日分子，以及反对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激进派分子头上。蒋认为，事件很可能是中共策划的阴谋①。参谋总长陈诚劝他不要增派部队赴台湾，改为派遣高级官员代表团与地方仕绅会谈，并改组省政府，俾能多起用台湾人。但是，由民间领袖组成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却要求政府撤销台湾警备司令部，且“缴卸武器，由该会保管”。蒋写下，这此一要求“已逾越地方政治范围”②。然而这只是毫无实权的委员会在口头上的要求而已。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2月28日，p.3148。

② 二二八事件起因和解决的文件，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3月10日，p.3153。

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时，任职行政长官的陈仪

毫无疑问，蒋下令“杀鸡儆猴”残暴镇压，有一部分来自于他已清楚认知到，一旦失去大陆，台湾将是他及其部队唯一安定的避难地。二十一师立刻坐船开向台湾，运送船只于3月9日抵达台北附近的基隆港，部队还没有下船就开始对着码头上与附近民宅的人开枪。这些士兵下船后和警备司令部会合，照名单抓人，枪决示众。数十年后，国民党为二二八事件致歉，估计有18000人至28000人丧生①。

① FRUS(1947), vol.7: The Far East, p.442.

3月13日，蒋的电报珊珊来迟，指示陈仪不要对台湾民众展开报复。但是，事件早已铸成重大伤亡，引起国际抨击。司徒雷登大使递交一份批评甚力的鲜明报告给蒋，蒋晓得政治上、外交上这个祸害不小，下令成立台湾省政府，提前举行县市长选举、优先任命台湾人出任省府厅处首长，并且把若干公营企业民营化①。如果他早早采取这些做法，情势或许就会相当平静。他也把陈仪换成前任驻美大使魏道明，由这位新任省主席结束戒严、废止邮件检査、重申新闻自由，并开始推动地方选举。几个月之后，蒋又展现在他看来忠诚胜过一切，即使犯了大错也不妨的心态：他任命陈仪到他老家浙江担任省主席。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3月5-17日，pp.3150-3158。

同时，白崇喜和国民党内许多元老非常不高兴政府决定正式废止训政。他们认为，内战方殷时冒出来的民主都不会完美，会受到操纵，因此恐怕比持续进行威权统治更糟。事实上，要蒋摆出民主姿态并不容易。宋美龄曾经告诉马歇尔将军，多年来她曾试图教她丈夫了解何谓民主，但只有“2％的印象”①。尽管如此，蒋似乎真心觉得1946年12月制宪国民大会制订的这部划时代文件，十分值得骄傲，甚至进而推动党批准了新政纲，保障人人享有公民自由。此时，他对这个新理想似乎是真心诚意。但是当学生示威和民间其他失序行为在1947年春天爆发开来，军事情势又转趋恶劣之下，国民党内为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提名又吵翻了天，蒋又回到他长期以来的信念——中国还没准备好接受真正民主的社会。即令如此，正式执行宪政程序，还是争取美国及国内支持重要的一步②。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247.

② White Paper, p.243.

4月17日，蒋公布各方期待已久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之改组，国民党与非国民党各占12名，五院院长是当然委员，国民党藉此多了5票。另外还有11席空缺留给共产党和民盟。司徒雷登和美国大使馆认为从国民党提名人的阵容和立场观察，显示它“真正努力把最能干的现代人物摆到权责大位上”。名单上没有强大的军方人物，也没有声名狼藉的CC派人物①。

①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p.90-92; 蒋介石在会议上公告，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5月18日，p.3188。

此时，蒋抽空带宋美龄和蒋经国回溪口老家。他很高兴母亲王太夫人坟头墓前“森林甚盛”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 1947, box 46, folder 7.

司徒雷登支持蒋所提恢复美援的要求，但是他上华府的报告强调政府方面士气低沉，财政、战略和后勤因素迟早都会造成全面崩溃。同一时间，东北方面的解放军因为征兵成功、苏联又予以援助，实力继续大增。政府军青岛海军司令报告，他的船只侦察到几艘苏联货轮每周载运武装共军部队及军火在烟台登岸（烟台位于山东东北端，由中共占领）。共产党控制的东北地区，铁路线偶尔会遭到空袭，但是苏联陆军铁道兵团派了300人协助它运转。苏联也派医生协助扑灭解放军兵营的疫病。为了支付从苏联进口补给和器械，东北的中共在1947年以铁路运送110万吨谷物以及其他产品给俄国。可是，国共内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评估却一再说：“没有具体证据显示，苏联目前供应日本或苏联物资给中共。”①

① U.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hinese Capabilities for Control of All of China," ORE 77-48, December 10, 1948, p.2, in 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 1948-1976. (Pittsburgh: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4);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149; E.R.Hooton, The Greatest Tumult: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36-1949 (London: Brassey's, 1991), pp.91, 94.

5月间，林彪动员40万大军、200门重炮，又发动一次作战。虽然有130架P-51战斗机和少许B-25轰炸机的支援，但整个东北地区的政府军全部也不过25万人。东北之战将决定中国的命运，它不是游击战，而是庞大的多兵团部队以传统方式大对决，成败要视领导力、空中支援、部队实力、武器、弹药、后勤、情报和部队士气而定。林彪再次获得初步战果，摧毁政府军几个团，还一度包围了长春和吉林。但是他试图正面攻击四平街时再度损失惨重；孙立人部队又一次把他赶回松花江以北。中共在“极罕发布的伤亡数字”中透露，从1947年3月至5月，“损失”11万6千人，其中大多在东北地区①。

① Dreyer, China at War, pp.330-331;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154.

但是毛泽东预备维持主动。为了强化他不惜代价拖垮国军的努力，他下令在东北展开大规模征兵。共产党和政府一样，给每个地方订定名额，每次一抽就是上百名丁壮。中共各地干部每次都能如数达成任务。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共单在东北就征集了约100万人入伍②。

①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240.

② Pepper（胡素珊），Civil War in China, pp.242-243.

共军4月间在孟良崮取得大胜，陈毅的华东军歼灭张灵甫“最英勇的”七十四师3万2千名官兵。张灵甫是位“勇敢、忠诚的爱国者”，出身黄埔军校、北京大学，因不甘被俘和手下四名将领自杀。殉难之前15天，张灵甫曾上书委员长慨叹国民党将领和军方文化的“各自为谋，同床异梦”。蒋颇有同感，把这封信传发给高级将领，它可能使得贤与不肖俱感挫折①。蒋在悼念孟良崮殉难英灵纪念会上表示，七十四师被歼灭“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同时友军应援不力。”蒋保证将以军事法庭判明责任归属②。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4月30日，p.3197。

② 蒋纪念张灵甫的演说，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5月24日，p.3218。

但是，蒋的教训还没完。他下令山东战场半数中高级军官回到南京参加特别讲习班。委员长向这群干部第一场训话，标题赫然就是“国军将领的耻辱与自反”。他说：“高级军官已成了军阀，腐败堕落，自保实力，不能缓急相救……各级官长缺乏研究精神，学术荒疏。”他又厉声抨击，官长和士兵“生活脱节，军心涣散”。他似乎已经对年纪大的将领放弃希望，表示年轻军官必须向张灵甫将军等烈士学习。事后他写说已尽最大努力鼓舞、训诫、启发前线个高级军官，他决定采取“斩钉截铁手段，拨乱反正”①。但是，他没有开革百名将官以示决心，其实一个也没有。他觉得现在还不是整饬部队的时候。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4, 1947, box 46, folder 8.

到了1947年中，大多数城市青年偏向结束内战、组织联合政府，不论对共产党做什么让步都好。可是，民调显示只有一小撮人依然赞同共产党主政或是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司徒雷登的说法是：“95％的大学生反对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的也有90％。”1947年5月开始，学生带头的反政府示威升高成为横扫全国大、中学的示威和罢工“潮”①。

① Pepper（胡素珊），Civil War in China, pp.58-65; 89-93;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p.136, 104, 106.

蒋决心镇压，他的第一个严苛动作就是查封上海三家报馆，逮捕学生运动领袖。重庆警察也拘押200人，接下来2个星期，治安人员在各大城市逮捕大批涉嫌为首人士。有些嫌犯遭到警察强行架走，有些则消失了。武汉大学学生组织警车载走5名教授时，警察朝学生头顶上开枪，不料却穿过宿舍窗子，打死三个人。这下子全国爆发学潮。

蒋立刻退却，放弃“强硬”政策。他发表个人谈话，谴责警方的行动；当被捕学生的家长申请人身保护令时，他几乎把他们全都释放，虽然当中很多学生以及激进的教职人员已被大学开除或免职。此外，武汉卫戍司令部侦查队队长被发现在长江淹死，显然是自杀①。天津《大公报》发表14篇社论直言支持学生，不久即和其他许多报纸一起被禁，然而有位编辑还是跑到3所大学演讲，鼓励学生把运动推广到工商界去②。相较共产党占领区对异议分子的绝无宽贷，人身保护令不仅闻所未闻或者还是个笑话，这样的压制简直一点都不严酷，不过也许台湾不幸发生的浴血事件也是此次较为收敛的部分因素。总之，这次蒋的打压彻头彻尾是个失败，只有严厉没有能力已经让政权的声望与权威受损。

① Pepper（胡素珊），Civil War in China, pp.64-65. 胡素珊只提重庆的数字。

② 同上注，pp.67-68。

同时，在美国方面，杜鲁门的对华政策日益受到政治压力。在马歇尔主持下，国务院现在取消对中国的实质军火禁运，但也清楚表明，蒋政府若想要什么武器，必须自己出钱来买。每次采购皆须取得核准，手续可能花好几个月之久。抗战期间透过美国优惠贷款累积的将近10亿美元，已经用到只剩3、4亿，要不蒋本来可以利用这些钱试图购买武器①。他本来也能动用中国财政部囤积在上海国营行库的黄金，但是他想保存一些预备金，可能比以前更想到说不定需要撤退到台湾去。6月19日，解放军包围了四平街和长春，蒋紧急和司徒雷登会面，告诉他“东北局势非常严重”。他说，在苏联支持下，中共“人数和器械都大增”。他说，他3天前才了解到情势的严重，现在他预期四平街将会失守，长春和沈阳也将不保。他强调，“几天之内就必须”对东北做出决定。蒋似乎已在考虑立刻全面退回关内②。

① 1947年2月，蒋说是3亿元。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2月21日，p.3393。

②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175.

但是，作战还未终了。蒋不仅没有撤退，还从东北的东部和傅作义在华北的战区抽调9个师，联合东北南部5个兵团大部分的部队，进攻包围四平街的林彪部队。同时，守卫长春的国军3个师突破重围南下，形成一把大钳子包围林彪在四平街的部队。刚刚打进市中心的共军部队这下子溃败，往北窜逃，避开从长春打过来的国军。林彪折损4万兵力，再次率军退回松花江以北。杜聿明紧追在后，但没有抢渡松花江追击①。

① Hooten, Tumult, pp.89-90; Dreyer, China at War, pp.330-331.

蒋接获捷报后，又顽固地下令守住长春一线。显然还是只想到东北南部，他写下：“若无东北，华北将不守。”但事实上，没有了东北北部，西伯利亚也在亲中共的苏联手中，东北也守不住①。

① 蒋给熊式辉的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pp.3231，3263，3281。

五

1947年7月的第一周，魏德迈踏进马歇尔在距林肯纪念堂仅有数百码的国务院顶楼办公室。马歇尔告诉他，来自国会和“中国游说团”的抨击愈发激烈，指责政府在中国搞亲共政策，逼得政府要“重新评估美国的政策”。最近美方取消禁止美国武器售予中国，也正是回应国会压力的结果。马歇尔指出，美国政府也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做。他要求魏德迈以总统特使身分重回中国，以六到八周时间了解局势，并向白宫回报①。

① Hooten, Tumult, pp.89-90; Dreyer, China at War, pp.330-331; Wedemeyer, Reports, p.382.

魏德迈认为他的任务关系重大，华府也会认真看待他的建议。可是马歇尔以电报向司徒雷登担保，魏德迈此行只是“临时出差”①。蒋听到故人要来拜访，当然很高兴。他视魏德迈为友人，也是诚实的批评者，充分了解共产党。共产党方面则宣称，魏德迈到访是美国即将反转不介入中国内战的立场、预备倾全力支持蒋介石的迹象②。

① Yu-ming Shaw（邵玉铭），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06.

② White Paper, p.386.

魏德迈率部属以1个月时间走遍中国，包括东北。他访谈各行各业人士，聆听大相径庭的意见。他也应邀向国民政府委员会演讲，出席者还有全体部会首长、司徒雷登大使；当然，蒋氏夫妇也到场。蒋事先告诉魏德迈，在这个不做纪录的演讲中，尽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是最后一分钟，他拜托司徒雷登，要求他转达，请魏德迈不要太批评（司徒没把口信传出去）①。同时，魏德迈觉得他必须对国民政府的过失直言不讳，否则，他打算向杜鲁门总统建议批准的立即、大规模恢复美援，就不会有可信度②。魏德迈果真在评论时描述中国盛行的失政和贪污，蒋本身最近在私底下也有同样的抱怨。魏德迈说，政府不能光靠军事手段击败共产党，它必须立即改善政治、经济情势以便争取中国人民的支持。出席这次谈话会的许多国民党人觉得被冒犯，但也有人说他们不禁流泪，因为他们晓得魏德迈说的是事实③。

①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133; White Paper, p.386.

② Wedemeyer, Reports, p.388.

③ White Paper, p.257; Wedemeyer, Reports, p.389.

魏德迈回华府前，和蒋长谈6个小时之久。他费尽唇舌解释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何以会如此的“客观原因”。可是，魏德迈并不认为自己的坦率进言不当，他也不提他预备建议美国恢复对蒋政府支持。事后，蒋以他自认就连孟子都会佩服的自制，在日记中写下在今天这个世界，所有的困难和羞辱都来自自己，不能怪别人，但是“美国现无政策，又无政治家，关于魏德迈之行动态度，更可知美国之前途殊为世界人类起无限之忧虑”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19, 1947, box 46, folder 11.

魏德迈一回到华府，立刻把他的机密报告送呈杜鲁门，建议立即给予中国军事、经济援助，并重提他以前的旧方案：把东北交给联合国“五强”——包括苏联在内——托管。马歇尔对魏的报告没有采取行动，也基于若是公布联合国托管方案必会惹恼中国人的考量，而不发表它。魏德迈气坏了，认为马歇尔因为坚决反对对华有任何军援，才压下他的报告①。

① Wedemeyer, Reports, pp.397-398; White Paper, p.260.

第九章：大失败

杜聿明打败林彪的光辉犹未消褪，又旧疾重发。7月初，李宗仁婉拒总揽东北军符，蒋遂命令陈诚取代杜聿明①。陈诚于8月29日出任东北行辕主任，总揽政治、军事、经济一切事务。现在统领14个兵团的陈诚，说服蒋把政府军兵力增加到50万人左右。另外他更换许多髙级军官，以及所有的省党部主委；这场人事更动反映他相信贪渎、无能无所不在。他逮捕了若干军官和国民党党务人员，还把一些人“遣返”南京②。司徒雷登大使的报告指出，陈诚的改革“对政治、军事士气有极佳效果”。但是，他又说，共军第6波攻势预料等道路一乾、不再泥泞时就会发动，这些改革会有足够时间挽住颓势吗？他很怀疑③。

①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 （Li Congren，李宗仁），The Memoirs of Li Tusng-jen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79), p.453.

②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pp.1-3；E.R.Hootern, The Greatest Tumult: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36-1949 (London: Brassey's, 1991), p.92;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New York: Longman, 1995), p.331.

③ John, Leighton Stuart,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ed. Kenneth W.Rea and John C.Brew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1), p.144.

共军在东北的军事兵力占有优势，他们控制了约90％的乡村地区。他们有苏联的支持，加上在华北的布建实力坚强，在在凸显蒋决定投入更多兵力到东北，是个巨大、不合理、根本就是疯狂的豪赌。除了士气低落及其他劣势外，他在东北的美式配备部队几乎不可能有弹药、零件或更新备品的来源，以补充他们的美式武器和设备，然而他们的库存已低得很危险。从一则日记或许可窥见他的想法。他写说，失去了东北，山东的海港很快就会沦陷，整个华北也将听任大敌长驱直入。蒋的意思似乎是说，不论是退出东北，或者在此全面作战失败，他都终将失去整个中国①。

① 蒋给熊式辉的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8月5日，p.3281。

蒋对其军官和国民党党工持续的鄙视，使他对国共斗争长期的结果，从偶尔的悲观进展为全面的悲观心态。中央执行委员会在9月9日临时召开的全员大会中，委员长再次告诉党内同志，共产党的表现证明他们已是“更能干、更专心致志”的革命党。他说：“国民党的改革和换血，已注定失败。”①在其他的场合，他指控高级军官侵占拨给部队的谷物和金钱，并表示钦佩共产党人的纪律和道德。就和1947年初以来的长篇大论一样，这些批评对他想改造军官行为的本意，可能又帮了倒忙。

① White Paper, pp.261-262.

同时，在华府方面，压制魏德迈的报告引发猜疑和反弹。国务院在高涨的政治压力下，于10月间订出一套对华经济援助的新方案。马歇尔向参议院报告，这项计划估计每月需2500万美元左右、一年约需3亿美元，但是钱什么时候会有，却不确定。华府同时批准驻华美军顾问团新任团长巴大维（David Barr）少将“在非正式、保密的基础上，提供建议给委员长”，也同意中国可以从美国在太平洋的补给中购买弹药①。

① 同上注，pp.324，348，371-377。

10月2日，共军将领林彪发动针对东北国军的第6波攻势。陈诚只有4个星期去执行他的军事、政治改革，而且他的部队只有约30万人，不是他所规划的50万。这次，林彪不和国军据守的城市正面对决，而是集中力量扰乱铁路线以及连结城市的道路，攻打中小型驻防并囤积秋收谷粮。

此时，5、6个师的国军援兵抵达黄海边的秦皇岛——刚好在长城东端的关内。由于铁路线阻绝的情形更胜以往，国军部队越来越仰赖空运。二度退役的陈纳德将军也回到中国成立一家商业航空“民航空运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沈阳和东北其他由政府控制的城市，多是由他的机队载送日常用品①。

① Dreyer, China at War, p.93;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10月2日，p.3316。

大风雪提早横扫东北，林彪又率众退回松花江以北整训。他的部队造成国军伤亡68000千人，但本身的伤亡恐怕更甚——大部分死于空袭。不过，林彪的部队兵力继续增加，到了年底已逾50万人。同时，华北方面，解放军继续控制山东和河北（除了大城市和若干铁路线之外），它也在华中打开全新的战场，威胁到南京甚至武汉①。11月初蒋接获报告，他的士兵现在平均每人只有180发子弹，每日粮食也不足。他在日记写下：“未知前途如何结尾矣。”②

① Suzanne Pepper（胡素珊），"The KMT-CCP Conflict, 1945-1949: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in Lloyd Eastman（易劳逸），ed.,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340-341; Hooten, Greatest Tumult, p.9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0, 1947, box 46, folder 14.

11月的某一天，委员长坐一辆黑色轿车前往北平机场。胡同巷弄间刮起寒冽的北风，街上行人无不以围巾或口罩护脸，拘偻而行。当座车经过西门时，有一声枪响。委员长听到“当”的一声，子弹穿透汽车侧身，离他头顶不远。他的副手孙连仲将军从汽车跳下来，逮住嫌疑刺客。司徒雷登大使获悉，刺客是前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庭芳的部属；牟因涉嫌贪渎罪被蒋送交军法审判。当司徒12月2日晚上见到委员长时，蒋不曾如此“深陷情绪低潮”，但只字不提有人企图杀害他的事①。

①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157.

和蒋见过面后，司徒再次敦促华府批准提供紧急军援给士气低落、迭遭打击的国军。他认为，华府提任何条件，委员长几乎统统都会答应①。12月，蒋的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和蒋经国分别力促苏联驻南京大使馆协助达成国共和解②。副主席孙科公开提出警告说，如果美国不提供主要援助，南京政府将倒向苏联怀抱。蒋或许把这些当作向美国施压的战术，但是诚如司徒所报告，共产党显然“在每方面都获胜了”，要他们接受真正的和谈似乎“不可能”③。

① 同上注，p.154。

② 1947年12月19日，美国大使馆南京电报，FRUS(1947), vol.7: The Far East, China, p.411.

③ 同上注。

即使长江以南省分也进入危急状况。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原文如此）、浙江和福建等省，地下共党分子的活动日益活跃。毛泽东在12月25日预言，“美帝走狗”蒋介石的崩溃已迫在眉睫，“世界反帝阵营的力量现在已超过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①。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1），p.172。

尽管在共产党的秋季攻势中吃亏，陈诚在1948年元旦宣布，中央军已完成作战准备，东北危机已经过去。这是令人不胜错愕的声明。此时，兵员大不如人的陈诚东北军只占领约2％、3％的地区，且共产党军队在武器和训练方面正迎头赶上。解放军的主要弱点就是完全没有空中力量，但是它的司令官们晓得如何发挥长处。当极地般的天气和浓雾让陈诚的飞机一天只能发动12次空袭，林彪趁陈诚还未能出兵前，让部队跨越冰封的松花江，发动全面总攻击①。这位共军将领一方面包围四平街，40万大军大部分兵力都送至沈阳以南以及长春。曾经在缅甸作战的国军菁英新五军撤离沈阳时，但被两个纵队的解放军包围，以致两师国军被歼灭②。

① Hooten, Greatest Tumult, pp.94-95.

②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p.5-6。

陈诚起先责怪两名指挥官没有前去解救新五军。可是，被责怪的将领说服蒋表示他们根本没接到命令，蒋认定疏失出在陈诚总部。蒋允许陈诚调回南京，然后说服卫立煌接管东北军事。卫立煌曾在第二次缅甸战役指挥5个军在东线作战告捷。他坚持要对东北党、政、军三者拥有全权，蒋同意了。

接替陈诚的卫立煌，兵困沈阳

蒋甚至另派10万名部队弥补陈诚作战失利所折损的兵力做为酬赏，也答应要送更多补给到东北，而且未来会有更多援军①。

① 同上注，pp.5-9；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1 and 12, 1948, box 41, folder 17.

可是，共产党继续在冬季攻势取得上风，共军占领沈阳周遭地区，又摧毁了国军2个师。卫立煌1月22日到达沈阳发现他欠缺足够的补给和后备力量，遂采取全面守势。一周之后，林彪切断通往沈阳西南方锦州市的铁路线，并且猛攻沿线各地防戍，再横扫了国军3个师①。同时，学生攻击上海市长、工厂工人发动罢工，甚至妓女也走上街头示威。蒋在1948年2月3日的日记写下：“近日军心民心动摇已极，无人无地无不表现其失败主义之情绪。”②

① Dreyer, China at War, p.330; Hooten, Greatest Tumult, p.96.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3, 1948, box 46, folder 18.

2天之后，卫立煌报告，他只剩下约10天的“后勤供应品”，“如果部队要坚守到4月底”，需要2000亿元法币购买足够的粮食①。但是国民政府本身自此刻起既缺兵、也缺粮草武器。蒋原先的直觉和常识告诉他东北是个大陷阱，可是这一年来他一再违反此一认识，在迭遭惨重伤亡后不断投入精锐部队。这个怪决策似乎源于蒋的一个信念，意即要是东北军事失守的话，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失败也将不可避免——因此，没有必要节省兵力只为了在关内某地划界坚守。

① 卫立煌的报告，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七，1948年2月5日，pp.3381，3382。

蒋也担心从东北有秩序撤退的时机已经过去了（虽然事实并不然）。总而言之，他告诉卫立煌把部队撤出沈阳和长春，向东南撤退到海边的锦州，并沿途打通铁路线①。但是卫立煌不肯，担心撤退途中会遭到伏击、惨遭屠杀；他表示不愿丢下身陷在长春的12万2千人②。他也说，他需要器械空运到沈阳以供应其部队的休养、整训，然后才能出发。解放军现在包围了沈阳周边，也占领通往锦州的铁路线。此外，卫立煌也说，从沈阳出来的路已在融雪，直到4月之前都会非常泥泞，河川结冰的程度也不再足以随意跨越③。

①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p.9。据杜聿明说，蒋下令除了2月派去的后卫各师之外，全面撤退；之后又重复这个命令。

② 同上注，p.8；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七，1948年2月24日，p.3395。

③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七，1948年2月28日，pp.3397-3398；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p.9。

情势十分怪异，在时间尚可允许的情况下，蒋不知是不能还是不愿，总之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都没逼卫立煌执行其撤退令①。巴大维将军就东北变局致国防部的1949年总结报告，强调“委员长早在前一个冬天（1948年初）已指示卫立煌将军准备计划，并预备部队在5月初发动攻击，以打通一段沈阳到锦州的走道——国军负责作战的参三已六度到沈阳观察，督促守军为突围做准备”②。

①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p.9。

② White Paper, p.329. 虽然他在一个星期前告诉卫立煌，“调东北最精锐到锦州”，蒋3月1日写下该是时候“对东北做最后决定了”。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七，1948年3月1日，p.3399。想必蒋指的是全面退出东北，包括从锦州撤退到长城以南。

从1月底到2月初，上海发生3起社会动乱，最后爆发群众暴力事件。与此同时，城市经济几乎就要停摆。尽管去年才推动经济改革，法币兑换价值已从1945年8月的1500元法币兑换1美元，巨幅降到1948年1月的18万元法币兑换1美元。对外贸易已几乎停摆。司徒雷登观察发现民间已意识到国民政府快要撑不下去了。美、英驻华使馆都劝其国民离开华北。此大洪水将至，人人都想起码再抓住点什么，贪腐一发不可收拾。1948年1月的《远东经济评论》从香港报导，归纳中国各地的绝望情境：

最近几个月以来，你不得不吃惊的是，连国民政府统治中最不可能的那些人，都非常明确地对共产党的目标和纲领表示同情。这样的同情心理有些甚至来自保守的中国商人，他们过去对苏联或社会主义可说全无好感，这些人在1945年仍是国民政府的死忠支持者，但是现在却感觉在中共清廉的集权统治下生活，相较之下，不会比国民党无能的贪污统治差。

同时在华府方面，继杜鲁门政府承诺援助之后，国会终于通过4亿6千3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另有1亿美元可让中国用于军事用途。针对战场需要多少补给品的报告，说法互有矛盾。巴大维将军报告说：“自从我到任以来，不曾发生过因欠缺弹药或器械而战败的事。”司徒雷登则说在大部分战区，物资的短缺已削弱政府防卫①。由新美援采购的第一批军事补给品迟至1948年11月才抵达，距马歇尔告知国会有此援助方案已过了1年；这一切都为时已晚，无法在东北保卫战发挥作用②。

①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189.

② Odd Arne Westad（文安立），Decisive Encounter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86; FEER 4, no.13 (March 31, 1948): 304. 可是，稍早的时候，美国提供20架C-46运输机、100万发机关枪子弹，以及价值4500万美元的谷物，做为应急措施。

现在中共在中国各地接二连三告捷。位于太原与西安之间的宜川失陷，山西折损了1/3的政府军。甘肃东部和大西北现在告急，共军颇有可能直叩四川。蒋夫人告诉司徒雷登，共军已歼灭国军16个师，其中多数为美式装备军①。蒋再次下令沈阳守军出击，打通到海边的铁路线，但是卫立煌坚持在率部进到辽阔的乡村地区之前，他必须获得大量援军，以及更多时间使部队休养生息和重新编组。如果他的精锐部队出击锦州，他确信他们必会遭到共军伏袭、歼灭。蒋于是派一位新的副司令官到卫的总部，并衔命要求卫立煌不论多么危险都必须派其精锐士兵出沈阳城，集中力量确保夺下沈阳、锦州之间的铁路线②。卫并未从命，反而在3月31日飞往南京见委员长，继续争辩不已，蒋不能或不愿解除卫立煌职务。

① Stuart, Forgotten Mabassador, p.200.

②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p.9。虽然巴大维将军（General Barr）晓得蒋下令卫立煌将主力部队退至锦州，他报告说，蒋一度告诉他“基于政治考量，派出弃守满洲旧都长春”。蒋的日记和卫立煌、杜聿明等人的回忆录，都证实蒋此时已确切决定全面撤退。（见White Paper, pp.325-326）。

敌军的损失可能大于政府军，但是解放军似乎不愁没有补充兵员，而且虏获的美制武器越来越多，足够装备好几个师。这时候政府在东北只控制1％的面积，在长江以北的中国本土也只控制15％的土地。蒋再次感叹政府欠缺具备拯救当下颓势特质的武官，写下：“然而今日竟无一人也，奈何。”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25, 1948, box 46, folder 19.

新选出来的国民大会代表于3月29日开议，但是议事并不顺利。有120名忠诚的国民党员，因不顾党禁、违纪竞选，因以“无党无派”身分当选而遭党部开除党籍。在总数2908名的国大代表中，有些人对此处分相当愤怒①。蒋发表主题演讲，旨在强调“我国民主宪政史的开端”②。若从他演讲的要点去看，你根本不会料想到国民大会、政府和庞大的国军全都面临毁灭的命运。

① Chen Lifu（陈立夫），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p.198-200;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p.164-165.

② 蒋介石在国民大会的演讲，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七，1948年3月29日，pp.3416-3420。

蒋介石、李宗仁1948年在国府大礼堂就任行宪后首任总统、副总统

国民大会推选蒋介石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然后，虽然蒋不鼓励他竞选，但在一场大逆转中，国大代表却推举李宗仁为副总统。此举形同对委员长的严重反弹，蒋因之情绪十分激动，当晚不能成眠，据传必须罕见地喝点威士忌才能入睡①。李宗仁的窜起鼓舞了党内许多希望领导权易主的人士；选举过后，蒋从不曾邀李参加任何重要会议②。

① Time（《时代》）, January 6, 1948.

②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李宗仁），Memoirs, p.465.

国民大会召开前一星期，蒋和司徒雷登有一次不寻常的坦诚对话。蒋承认他应该听从马歇尔的评估：政府军没办法从军事上击败共产党。但是他相信他已证明自己的想法正确无误，意即和共产党是不可能妥协或合作的。蒋告诉颇为同情他的司徒雷登，他“真的希望改革，但是不知如何着手。”这场对话更证实了司徒长期以来的观点，他认为蒋只需要好的建言以及许多物质援助，就可扭转局势①。

①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p.193-194.

5月初，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在紫金山官邸的一场会议中建议说，如果国军近期内仍不能由沈阳出击，政府就应趁早弃守沈阳。可是，卫立煌依然坚持撤退太过冒险。巴大维十分讶异卫立煌一再拒绝委员长的直接命令，竟然还能保住官位，但是蒋再度同意再延一延①。到了仲夏季节，东北平原已经变干了，可是就补给和士气而言，卫的前景更加黯淡。他的一个优势——战术空中力量——已因缺乏替补飞机和汽油而萎缩。蒋试图另找将领换下卫立煌，可是没有一个高阶将领肯接这个位子。卫立煌就这样带着15万至20万大军困守沈阳，另有10万大军困在长春，而他们都是政府仅存部队中的精锐士兵②。

① White Paper, pp.327-329.

②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pp.12-13。

7月19日，卫立煌再次飞回南京，和委员长进行另一番重要会议。令大家意外的是，卫现在表示他的部队休息够了，士气也相当高昂。他有信心可以守住沈阳，但若是依从蒋的方案撤离沈阳，会使士气再受打击。他还说，由于撤退有可能失败，留守沈阳反而较为保险。最后，委员长同意让卫在沈阳再守3个月，准备好在11月进行攻势撤离。多年之后，蒋说他未能早点退回关内，是因为“将领反对、民意、政治、经济、社会、与外交影响，尤其是东北与华北之民意代表请愿与哭诉，更使无法实行”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十，1951年8月7日，pp.4784-4785。

当秋意降临东北的南部，林彪也预备发动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攻势——辽沈会战。他的70万大军重燃斗志、蓄势待发，某些师更以虏获的美制武器训练整备。根据拦截的讯息、以及其他情报资讯，林彪必然明白蒋有意把国军精锐部队移防到锦州以南，接近必要时用以撤退的主要港口葫芦岛。林彪的大胆计划是绕过沈阳，先攻占锦州，藉此将国军部队困在东北，进退不得。美国即将举行总统大选，这使国共双方有特别诱因去争取东北的胜利。苏联方面加强了它对中共的非正式援助，帮助重建跨越松花江的铁路①。

① Sergei N.Goncharov, John W.Lewis, and Xue Litai（薛理泰）, Uncera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5.

9月12日，解放军攻击沈阳周围及往南至锦州的铁路沿线据点。同时，23个解放军的师级部队、总数近30万人，以出奇的速度把锦州团团围住。困在锦州城里的是由国军第六军范汉杰所部11万8千人；他们有一半是云南人，弹药短少，无心在严冬围城下恋战①。巴大维和蒋介石都认为，有必要让卫立煌命令郑洞国的第一军6个师从长春突围前往海岸边，还要令沈阳的21个师弃城，转往攻击威胁锦州的共军。早先，蒋曾说应留1个军和1个师固守沈阳。现在他已决定彻底放弃沈阳，集中起东北所有的国军兵力以及华北调来的大军，在锦州进行决战。卫立煌终于同意派廖耀湘率领9万人的“西进兵团”出城，但强调他需要时间准备大反攻。

① Hooten, Greatest Tumult, p.99.

蒋飞到北平见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①。会谈中，蒋非常悲观，认为唯有美、苏爆发大战，才能挽救大局。傅对委员长已无信心，但那时仍同意派1个军又1个师，参加锦州之役②。蒋接着飞往沈阳，从空中望向东北大平原——数十万共军已散布在褐黄色的麦田里。蒋召集卫立煌及其属下将校讲话，要求他们在即将爆发的决战中合作——“否则，我们来生再见。”③可是，蒋的整体态度似乎（或假装）很乐观，他向北平的部属担保，配合空中武力和华北援军，决战的胜利可期④。他计划政府军两支进击部队从两个方向会师，夹击林彪的23个师，同时让锦州守军也发动反攻⑤。华府在 蒋紧急求援下，终于同意从日本紧急送来3万桶的航空燃油；蒋向两支进击部队指挥官保证，他们将得到更多的空中支援⑥。

①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p.15。

② 同上注。

③ 同上注，p.16。

④ 同上注，p.14。

⑤ "General Barr's Report," in White Paper, p.333.

⑥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七，1948年10月5日，p.3496。

为了缓阻法币快速贬值的颓势，蒋政府试图把工资锁定，和生活物价连动，冻结物价和工资，并实施工业物资和消费品配给，结果统统不管用。1948年6月，1袋米售价670万元，8月间已窜升到6300万元①。当月，政府宣布推出新货币“金圆券”，并下令百姓除了老法币之外，凡持有金块、银块一律都要交出来。兑换率是300万元法币换1元金圆券。政府宣布金圆券发行量不会超过20亿元；禁止提高工资和物价，也不准罢工和示威游行。

① Jonathan Spence（史景迁），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Norton, 1990), pp.501-502.

蒋命令儿子蒋经国到上海地区执行此一改革。蒋经国控制本市6个以上的警察、情报机关，强力取缔投机商人和囤积居奇者，包括著名的商人或与青帮有关系的人，一概不卖人情。他以非法走私外币和黄金赴香港之罪名，逮捕财政部钱币司驻沪主管，以及许多高级官员。不久后，上海各银行交出大量的外币和黄金准备。蒋经国一再谴责富人的巧取豪夺，因而在上海声望日隆。他强调国民党是社会革命党，他不仅要扫除经济犯罪，还要终结财富分配的不公①。

① 蒋经国演讲词，见上海市档案馆，file Q6-7-90，n.d.

蒋经国的雷厉风行，使金圆券在上海稳定流通了几个星期。被他逮捕的人包括杜月笙的儿子；付出大量罚款之后，他获准关掉公司，到香港追随已经迁地为良的老爸。杜离境之前，交给蒋经国一份孔令侃拥有的公司名单，这些公司非法囤积商品。孔令侃是蒋夫人大姐宋蔼龄和孔祥熙的儿子。蒋经国下令软禁令侃，但宋美龄立刻赶到上海，和这对表兄弟碰面。她告诉他们：“你们是手足，不应该彼此互打。”①她接着急电委员长。蒋虽正在北平召开辽沈会战前夕的重要军事会议，但他却放下一切飞到上海，解决此一家庭冲突。傅作义不禁评说：“蒋介石爱美人，大过爱江山。”②经过一番交涉，据说孔令侃交出600万美元给政府，然后飞往香港③。不久之后，他飞到纽约与一年前就离开中国的父母亲会合。

① 1995年10月2日，蒋经国的同事陈至京（Chen Zhijing，音译），在上海受访。

②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p.17。

③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Hong Kong, dispatch no.45, September 25, 1948,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ecimal file 1945-1949, box 7275.

一

10月9日，卫立煌命令廖耀湘率西进部队突破解放军对沈阳之包围线，沿铁路直奔锦州。突围杀出沈阳的国军只有11个师，不是蒋下令的15个师；卫立煌又一次没遵守上级的命令①。不过，卫立煌倒是执行了蒋的另一道指令，派五十二兵团奇袭出沈阳，打通通往营口的铁路——营口位于渤海湾北端，距锦州东方海岸约60英里处。10月11日，国军光复这个重要港口②。

① "General Barr's Report," p.335.

② 谷振寰（一三〇师参谋长），《五十三路军在东北》，《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pp.600-602。

10月12日，当廖耀湘的西进部队与共军12个师激烈交战时，蒋命令葫芦岛国军立刻北上，攻击包围锦州的解放军部队。可是，解放军在距锦州40公里处挡下这支国军；西进部队也仍在半路上①。这时解放军工兵已在锦州城墙炸开大洞，守军更加吃紧。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10, 1948, box 47, folder 5.

蒋告诉国军将领说：“这是东北整体军事情势的生死关头。”无计可施之下，他把手上一切资源投入这场他依然认为能够决定东北命运、甚至国共内战胜负的战役。他下令更多部队从华北驰援锦州，但已太迟。10月15日，锦州守军投降时，蒋回到残破的沈阳城内。锦州12万2千名守军之中，有34000人于交战中阵亡。解放军押走88000名战俘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10-16, 1948, box 47, folder 5; Hooten, Greatest Tumult, p.100;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pp.17-20。

仍在锦州和沈阳之间的廖耀湘，听到锦州失陷之后，想要率领他的11个师的西进部队到营口、上船撤出东北①。10月19日，蒋在北平和杜聿明、卫立煌、傅作义等将领会商。蒋要继续作战，以夺回锦州。杜聿明支持廖退到营口的主张，傅作义则没有意见②。杜聿明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蒋突然大怒，从椅子上跳起来大骂：“都是马歇尔这个老美，搞得我全盘尽输。”他说，1945年他本来打算只占领锦州以南的一小部分东北，可是马歇尔的言行鼓励他把精锐部队深入东北。眼前这场败战就是后果③。

①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p.174。

②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p.19。

③ 同上注，p.24。杜聿明回忆1945年的事件时，肯定蒋原先的计划如同他所说。

蒋不久就醒悟单凭廖耀湘部队不足以拿下锦州，终于批准他退往营口以待乘船撤出东北。可是，此时林彪另外送出24师的急行军赶来对战国军。廖心知自己寡不敌众，设法掉头退往沈阳，但是在桃河被拦截。经过1天的激烈战斗，这只庞大的政府军崩溃，兵士跟着数千匹马往大平原的四处窜逃。廖耀湘等一干高级将领被俘，共军另外虏获38000名战俘、22辆坦克、150门大炮、600辆汽车和6000匹马①。廖的兵团是蒋自认手上仅存最精锐的雄师，全都毁于这一役。按照蒋自己的估计，共有70000人阵亡和被俘②。

①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p.174； Hooten, Greatest Tumult, pp.101-102.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30, 1948, box 47, folder 5.

听到廖耀湘战败的消息，长春8万守军很快便投降。但卫立煌仍坚持力守沈阳，甚至要求再派10个师增援。10月30日，解放军攻破城墙，进入沈阳东城。近身肉搏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卫立煌与一些幕僚从重重包围的机场夺机逃命。11月1日，国军残将前往机场迎会解放军，正式投降。11月9日，政府船只从葫芦岛撤出14万名部队和大批器械①。东北争夺战落幕。

①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136.

蒋解除卫立煌一切职务，将他软禁在南京等候军法侦审，要他说明为何抗命直至未能及时率领部队撤离沈阳。多年前蒋就接获报告，指卫立煌与中共暗通款曲，却不以为意。现在，南京盛传卫被共产党唆使、破坏国军之撤退。事实上，卫立煌1955年自香港返回北平，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种组织的活动①。不论卫的叛国程度多大，他把撤退延误了好几个月，造成国军折损30万大军。其中的24万6千人被俘，许多人很快就被编入解放军。他们的下一场战役将会是韩战②。事后，蒋责怪自己和别人没在尚能保全大部分国军之前退出东北，但他从未解释为何没把卫解职。他指控卫在最后关头懦弱逃生，但没责怪他溃败，也没提他叛国的可能性，或许是因为蒋先忽视了有人针对卫所发出的警讯吧③。

①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3, p.406.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七，1948年11月10日，p.3526。

③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十，1951年8月7日，pp.4814-4816。

蒋氏夫妇曾经赞助在南京盖一座崭新的基督教教堂，赞助的资金其实是来自宋美龄。东北惨败之后某个星期天早晨，蒋氏夫妇率同经国、纬国前往做礼拜。蒋自己做了一段小小的布道，他引用《历代志》，并下评语道：“至于我，我想要替约柜造一个休憩的宫殿，但是主对我说，你不用以我之名建造宫殿，因为你是一个战争之人。”蒋说这段话的教训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①

① Time（《时代》）, January 6, 1948.

美国国务院1949年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宣称，蒋政府“于占领东北时，采取违反美国军事观察员建议的措施，这些观察员了解到政府不能既要重新占领东北，又要绥靖华北”①。这个说法是讨论国共内战时一个极重要但未经检讨、大谬不然的陈述②。魏德迈曾在1945年11月告诉过蒋和五角大厦，国民政府无法在东北得胜，或许连华北也赢不了；但是华府的决策者不采纳此一观点。此外同年更早时，魏德迈曾对国军在战后对付共产党（包括在东北）的前景，表示乐观。自1945年夏天中苏双方在莫斯科谈判条约起，美国就明白表示希望蒋对国民政府在东北的主权持强硬立场。日本投降后，美国即准备好替国府运送近25万部队到东北要恢复主权，并于马歇尔使华调处期间完成此一任务。调处之初，杜鲁门和马歇尔坚定（虽然未公开）的政策目标是，支持蒋接收整个东北，同时试图防止国共爆发内战。为了达成此一目标，美国想方设法推动国共合组联合政府，但是没有把联合政府当做美国援蒋的补偿。马歇尔起初很明白鼓励蒋，要继续尝试在整个东北伸张权力。马歇尔原本的和平计划，是让国军在东北对共军享有14比1的极优势地位，并且让政府有权在东北任何地方调遣、部署军队，以树立其主导权。马歇尔甚至答应要替北上的国军找冬衣。诚如稍早所说，早在1945年11月中旬，蒋就决定暂时从东北撤军，但是苏联的正面动作以及马歇尔的初期动作和声明，都使他改变主意。

① White Paper, p.321.

② 我曾在拙作讨论此一假设，见The Generalissimo's 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直到1946年春天，马歇尔才告诉蒋，他在东北赢不了共产党，但是即使到那时候，他依然认为组成联合政府是可能的，因此并未力促国军撤出东北。马歇尔抵华调处之前，蒋介石对苏联在东北是否肯合作，仍持较悲观的看法，因此对自己在东北的前景也不看好，假若马歇尔和蒋初次会谈就强烈赞同魏德迈的建言，说不定蒋就会退出东北了。

如果马歇尔如此建言、蒋也同意，美国就有责任协助国民政府在关内划界区分彼此，并主张、维持其控制区，这么一来美国就会被卷入国共纠纷；究竟是只有共产党的一个中国、还是有两个中国呢？若是两个中国，要在哪里划线分治？杜鲁门和马歇尔大概都没有想得太深入，他们只想两头得利——也就是说，既想要避免介入国共内战，又想要维持一个非共、非苏的中国做其盟国，而且这个中国还要包括东北。因此，美国人幻想的最美好结局是：毛泽东不仅放弃他的革命意识形态、强大的军队、广大的领土和民众基础，还抛弃与中国为邻的超强国给他的支持，只为了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真正融合的大军和民主政府中当个小伙伴。

马歇尔抵华之后不消几个星期，蒋就开始担心美方会走上姑息共产党的路子，而他大可轻易放弃争夺东北。然而，国军1946年的捷报大大地误导蒋，导致他认为国军可以守住南半部的东北，因此接下来近2年时间，他一再投入更多兵力；甚至在1947年初，当他再次认识到胜算渺茫时仍未改变做法。在1948年9月到10月底的辽沈会战关键期间，蒋照常发下详细指令给前敌指挥官，经常使得他的高级将领很难再对下属下达战术、战略命令。但是，据巴大维将军的说法，“尽管此程序非正统”，但1948年秋天辽沈大战时蒋所做的计划、所下的命令“仍合理健全”。这位美国将军的结论是，如果这些计划和命令都能被遵行，“结果可能是好的”①。鉴于中共在苏联协助下于东北已建立的强大地位，以及国民政府内部财政拮据、士气涣散，巴大维此一评估似乎不太站得住脚。但是它可以替下列主张增添分量：即使蒋迟至1948年春天才从东北撤退，他或许仍有足够实力在黄河或长江守住阵脚！虽然仍需借重美国大规模军事及经济援助。

① White Paper, p.333.

1948年10月29日，蒋向一位美国记者说明，在他看来，政府领导人若是不战即放弃大城市是可耻的行为，结果“3年以来国军处处设防，备多力分”。他又说，中国得要靠自己保卫东北。蒋对此役万一战败的后果评估，颇有先见之明。他预料，东北若失守“太平洋险恶风云，又将以东北为起点”；如果中国沦入共产党之手，亚洲将成为共党集团的主要区域，“亚洲之前途又以中国为决定点”①。

① 蒋对谈话的记录，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七，1948年10月29日，p.3514。

东北失守，国民政府之败或许也已注定，但国共内战的最惨烈一役还有待开打。沈阳沦陷之后才几天，双方就在华东展开这场决定命运的大战。主要战场在淮河北方（淮河是黄河、长江之间一条东西向流通的大河）。杜聿明率领的45万大军没有撤到长江以南，反而奉蒋之命等候即将来临的大杀戮。林彪的75万大军，武器精良，没停下来休息、整备，就从冰封的东北挺进，进入关内。11月1日夜里，他们进攻、包围天津。政府军工兵炸堤、水淹天津四周运河网，构成严重防阻。解放军并不放手，着手准备抽水。

更南方，陈毅率领的华东军，利用虏获的美、日大炮，在徐州东方约30英里的碾庄，包围了国军10个师。蒋下令政府军驰援，包括受美式训练、装备的第五军及其坦克师（由其养子蒋纬国率领）①。国军向碾庄缓慢前进，解放军在初步交战时将它打退。委员长又祭出静态防卫以及注定无效的救援，而且这次没有诸如提振国家士气或争取国际同情、尊敬，可做为国军必须慷慨赴义的好理由。11月20日共突破碾庄，国军司令官自戕，只有3000人逃出，奔向徐州②。蒋传话给蒋纬国，不能让解放军虏获他的100辆美式M3－A1坦克，蒋纬国先把大部分坦克往南送到南京，然后自己才搭机逃回首都。然后他安排这些坦克以铁路、平台船运到上海，以便撤退到台湾③。

① Dreyer, China at War, p.338; Hotten, Greatest Tumult, pp.146-148.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0, 23, and 27, 1948, box 47, folder 7.

③ 1995年6月10日，蒋纬国在台北受访。

由于收容多次战败的残兵，杜聿明在徐州的政府军总数约有30万人。即使蒋已把大部分坦克调离战场，但是他仍计划展开反攻，目标是使战情反败为胜。他命令十二军由武汉长途跋涉往北投入战场，它却遭到包围。杜聿明奉命率领大军离开徐州，协助十二军突围。

许多知识分子和各种报章杂志呼吁与共产党和谈，可是胡适、吴稚辉和戴季陶却鼓励蒋基于道德和军事立场，要对抗“奸邪万恶的”共产党。但是蒋早已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怎么办。他在辽沈会战的最后阶段似乎焦躁不安，但现在表现出来的沉着冷静却使司徒雷登大使相当佩服。司徒认为蒋看来十分有信心，仿佛笼罩着中国和他本人的灾厄有朝一日都会消失，而他将被证明是正确的①。可是，南京城里人人都可感觉到大祸即将临头。11月13日，蒋的长期秘书兼文胆陈布雷（其子媳都是中共党员）自杀身亡，他在留给委员长的遗书表明，最近的所见所闻使他很难再苟活于世②。

①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284.

② 陈布雷的遗书，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七，1948年11月13日，p.3528。

蒋介石文胆陈布雷于1948年11月13日自杀身亡

11月9日，消息传抵南京，杜鲁门意外击败杜威。蒋拍发贺电给杜鲁门，但也提出警告说，“民主国家或将丧失中国”。他紧急呼吁美国立即给予军事及财务援助，希望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政府对抗有苏联撑腰的中国共产党；还要求杜鲁门派一名美国高阶将领到中国考察军事局势，订定军援计划①。毫无疑问地，他并不期望得到正面答复。

① 1948年11月9日，蒋给杜鲁门的信函，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七，p.3524；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 Uncertain Years: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65.

到了这个时候，绝大部分中央军高阶将领已对局势感到绝望。有些将领如何应钦，已准备飞往广州或其他地方，有些则已经前往台湾。行政院会议命令非军事机关迁往重庆和广州两地办公。副总统李宗仁公开主张停火、谈判，明白表示委员长是“唯一的绊脚石”①。在这种战败、绝望的低迷气氛下，蒋仍保持他儒家的镇定。司徒雷登也说蒋出现令人困惑的“自信、沉着”，以及近乎“亢奋的情绪”②。当周的《时代》杂志也登出一则封面故事，描绘“在灾祸集聚的漩涡中”，蒋“愉快、坚定”，在他的私人地图室忙进忙出，接见数十名访客，并以长途电话对前敌指挥官下指导棋③。他晓得下一步要往何处去。

① 引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p.3541；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p.280, 291-292; 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p.297.

②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284.

③ Time（《时代》）, January 6, 1948.

马歇尔夫妇曾经表示欢迎宋美龄随时可到他们维吉尼亚州的住所作客；宋美龄和委员长都认为局势危急如斯，她应该尽早出国①。12月1日，她飞往华府，前往医院探视刚动完肾脏摘除手术的马歇尔国务卿。她向马歇尔提出她丈夫向杜鲁门提出的请求，转述蒋表示若有利于国家，他可以下野。宋美龄亦拜会白宫、国务院和国会山庄，要求30亿美元的援助。可是，杜鲁门的经济特使霍夫曼（Paul Hoffman）刚从中国考察回来，不建议再提供国民政府更多经济援助。同一时间，派驻南京的美国军事代表团报告说：“国民政府的军事地位已跌落到无法复原的地步。”蒋当然晓得这种情势，于是告诉宋美龄，她在美国的恳求不会有结果——“且将为人轻侮，不如速归”②。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p.3543。

② White Paper, p.323;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七，1948年12月13日，p.3551。

美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麦克阿瑟现在明白，蒋在中国某地守住与中共分治的微小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在华府，这并不是完全不受欢迎的消息；假设国军在长江守住，意谓国会会出现强烈声音，要求美国大规模军事干预。麦克阿瑟提出警告说，苏联的攻势已由欧洲转到远东，但是他对美国应如何处理中国问题仍含糊其辞。不过他也明白表示，任何人主张美国应派地面部队到中国的领土作战，“应该去检査脑袋是否正常”①。即使最亲蒋的共和党人也不主张动用美军部队去拯救国民党。

① Borg and Heinrichs, Uncertain Years, p.76.

12月14日，解放军包围北平，守将傅作义统辖24万沙场老将，却派人洽降，展开漫长的秘密谈判。傅要求蒋准他辞职，但蒋拒绝了，告诉傅别把胜负看得太严重。他说，输可以给我们教训、使我们更坚强，“亦不为革命历史之羞”①。傅回头继续和毛泽东秘密谈判。太原方面，老军阀阎锡山和10万部队深沟高垒，固守在36公尺厚的城墙里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12 and 31, box 47, folder 7.

② Hooten, Greatest Tumult, pp.112, 113, 120.

1948年底在北平遭解放军围城的傅作义向蒋介石辞官不成，与毛泽东展开秘密谈判

同样是12月中旬，杜聿明所部仅剩13万人，被包围在安徽、河南交界处。杜的其他兵团还有10万之众被切割成小股兵力、遭到歼灭或投降。出乎意料的是，指挥这个战场的邓小平并没有猛攻杜聿明已被包围的部队；这些国军部队住在帐篷或露宿于零度以下的天候中，靠空投补给存活。委员长要求杜聿明别试图突围南奔长江，而是要往北进攻，进行最后决战。他说，别想避开敌人，要摧毁敌人。他又说，这个攻击将是一举扭转情势使之有利于我的关键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6, 1948, box 47, folder 7.

蒋晓得杜聿明部队，甚至傅作义、阎锡山部队的命运已定，但是基于军人的使命，以及退往台湾需要更多准备时间，蒋需要杜“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蒋可能也不希望在历史上留下隔江分治中国的骂名。此外，他不肯全面退守长江可能也是因为不想让大军落入副总统李宗仁手中。蒋一旦下台，李必将继位，或许会期待能争取到美援。无论如何，蒋明白排除了在中国大陆某地划界固守的方案。圣诞节时杜聿明报告说，他的部属“吃树皮、草根，为了取暖只好烧房子、衣服和家具”。可是，这13万忠贞部队，只有1万人降敌①。

① Hooten, Greatest Tumult, p.148;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26, 1948, box 47, folder 7.

白崇喜从武汉行辕致电委员长，指出长江以北军事作战已经全面溃散；他又派出密使，要求蒋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也提出同样的计划，公开谈论委员长的辞职。自从抗日以来，蒋、白即发展出亲密关系；因此由白提出此议，肯定令蒋愕然。12月31日他在日记写下：“桂白逆谋之毕露，内外几乎皆受其买空卖空虚伪煽惑之影响。”①但是就在同一天晚上，即新年除夕，他发表声明宣称：“对当前国是，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决，则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②。同时，蒋夫人努力奔走、试图争取美援，却一事无成。蒋承认大陆局势已“成不可收拾之势”，但仍“泰然处之”。在他儒家克己复礼的思绪下，他甚至认为在这场大灾祸能不忧惧，“不可谓修养之无进步也。”也就是说，他变成更好的人了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31, 1948, box 47, folder 7.

②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 1949.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31, 1948, box 47, folder 7.

至于美国方面的解决方案，司徒雷登现在主张以中共为主成立国共联合政府，他认为中共有“无可争议的进步、改革元素”。此时驻华使馆外交官的观点和他们过去同事的看法截然不同，司徒报告说，他们“真心”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任何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基本上并无不同；中国若出现共产党为主的政府，将会与美国的利益作对①。但是不论是哪个建议，华府都相信美国的干预即便规模再大，终究还是会失败。

①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294.

蒋在年终检讨写下：“各地败战消息如雪片飞来，华北和关内岌岌可危。”得知开封、郑州之间铁路已断，蒋下结论说：“国家已亡。”可是，他仍说自己“须臾不敢放松”。自励即使时局动荡，仍能重建浙江到江西的铁路，以及若干座水坝。他说：“我们必须完成一些东西，不论环境多么恶劣……我不觉有过，我已尽了全力。”①虽然他考虑退守台湾的想法已逾2年多，这一年来也认为退守台湾是最可能的结果，但自从兵败东北，其实退守台湾早已成定局。

① Chiang Diaries, January 1, 8, and 11, 1949, box 47, folder 7.

即使如此，蒋在新年元旦日记中正式检视他留任的理由，以及他应该下野的理由。留，只有模糊、不确定之得；走，则是因为——“甲，痛恶现在党政军积重难近，非退无法改造，不得整顿；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他告诉白崇喜，任何和平方案一定要中共保障是江以南仍能继续维持中华民国的法理架构和生活方式。他说，为达成此一目的，任何牺牲——包括把你、我当“战犯待戮”，都不碍事。当然，他晓得这情况发生的机率等于零。1月中旬，他已把海、空军总部移到台湾；到了6月，国民政府空军在1月仍剩下的千架左右飞机，已有5/6进驻台湾①。上海及江南若干工厂和兵器厂，也已开始把最好的设备拆卸、运往台湾②。

① “战犯待戮”，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七，1949年1月11日，p.3581；海、空军总部迁移，见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Probable Developments in China, ORE45-49, June 16, 1949," in 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 1948-1976 (Pittsburgh: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4), p.15;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七，1949年1月4日，p.3571。

②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p.297-298.

这些动作根本无从隐瞒，但遵循《孙子兵法》的蒋兵不厌诈，仍需部署欺敌之计。目标是混淆视听，让毛认为固然台湾是蒋最后的避难所，但是他还有其他选择，包括在华南或西南若干地方坚守待变。毛的确担心，一旦蒋下台、李宗仁继位，美国会以大量援助支持新政府，甚至出动战机和部队试图在长江以南维持一个非共的中国。毛焦虑地传话给斯大林，据情报，美国有意动用原子弹和日本部队对付解放军①。斯大林可不担心。透过他的英国间谍菲比（Kim Philby）和其他管道，他颇能掌握英、美对华政策的可能范围——华府方面根本没人提到这样的军事干预，即使最支持委员长的“中国游说团”也没出现这种声音。

① Michael M.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64.

从上海往南的大陆各港口已经兵荒马乱。政府官员、商人及其眷属挤上货轮、渡轮、拖船等各式船只，跨越台湾海峡。大批部队带着武器装备也挤在码头候船。台湾的基隆、高雄港塞爆了。委员长下令少帅张学良和爱妾赵一荻也收拾行囊迁到台湾①。许多有钱人则觉得台湾前途未卜，没逃去台湾，而是逃到香港或其他地方（主要是美国）。蒋经国一度考量把太太、小孩送到香港或英国，但是他没有钱，而且不肯接受宋家的援助②。

① 一位和张学良亲近的华裔美籍友人告诉我这件事。

② 1996年5月22日，夏功权（蒋介石的飞机驾驶和侍从武官）在台北受访；1996年5月22日，蒋经国的媳妇蒋徐乃锦在台北受访。

蒋经国的青年军干部，现在已以政工人员之姿回到军中复设的政治部工作。他们负责査察、过滤数十万前往台湾的老百姓。蒋经国还有其他特殊任务。1月中旬某天夜里，他持父亲手谕，率领一群武装政工人员带着卡车队来到上海中央银行。蒋经国先去载了央行总裁俞鸿钧，俞恭敬地打开金库，看着士兵把金块、银币、外国钞券一箱箱搬上卡车。不久，海军一艘舰艇载着大笔财物沿黄浦江而下，驶往厦门——不是台湾。这是中国财物运往台湾两船次的第一批。经过厦门再转台湾，是委员长要让毛泽东搞不清他要退守何地的策略之一①。

① 1996年5月22日，夏功权在台北受访。

1948年底，经国也负责把第一批为数上千的北平故宫博物院藏品，用两艘海军船舰运到台湾。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之后，蒋介石下令将19000多箱故宫珍藏，先运到上海、转南京，再溯长江、过三峡而至重庆，藏在四川山区。1946年，它们回到南京，但迄未开箱。1949年1月，经国又督导另外两次运载任务，连同这批藏品的典藏人员一起送到基隆港。总计约有3800箱运到台湾，占全部藏品的22％，不过它们是故宫收藏的精华①。

① 同上注，参见故宫博物院网站http://www.npm.gov.tw/。

二

1月6日，解放军终于对困守在安徽青龙集、又冷又饿的杜聿明部队发动攻击。杜聿明拍电报给委员长说，他已尽了全力，准备做最后的反攻。他提到因为最近捐了一颗肾给他的兄弟，导致肾脏疼痛。蒋答复说他身边没有其他具备作战经验和斗志的高阶将领可以替换杜①。接下来几天，杜聿明部队在共产党征集民伕所挖的同心圆壕沟中，和共军进行激烈的白刃战。1月9日，杜以电报报告，他的精锐部队已全部摧毁，他和残部只能“战斗到底”。蒋告诉杜，次晨会派一架飞机去接他出来。可是，次日黎明，蒋获悉解放军已犁庭扫穴、围捕杜及其残部。在第二次缅甸之役告捷的这位Y部队名将，证明他英勇、忠诚直到最后一刻：接下来25年，杜的身分都是战俘。由于认为对杜聿明及其部属应负责任，蒋自我安慰，庆幸没有早早下野交出总统大权。他在日记写下：“我问心无愧。”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8, 1949, box 47, folder 9.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0, 1949, box 47, folder 9.

1月中旬，毛泽东发表和谈8条件：包括惩处战犯（除了宋庆龄之外，蒋、宋家族统统在列）；废除“伪宪法”；“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换句话说，国民党要无条件投降。若情势反过来，蒋也会有同样的要求。

4天后，蒋主持最后一次会议。当出席人士多数主张停火、和谈时，蒋表示他预备放弃总统职位。1月21日，他非正式地“引退”，交出中华民国总统和三军统帅的权力，但他不是“退休”或“辞职”。副总统李宗仁明白此语意的重要性，因此李只是“代总统”。蒋还留着国民党总裁的身分，还保有多数国民党残存将领的支持。

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前谒见南京中山陵

次晨，蒋再次伏案写下他简短但十分坦诚的分析，检讨一度强大的政府何以溃败。这一次，他没有责怪马歇尔或美国。他说：“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适合现在之国情与需要，而且并未成熟与建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他再度暗示致命之失是他领导的党、军不团结、分裂、无纪律，还有他本身未能建立一个现代化、有效率的组织。他的结论是“今后立国建军，以确立制度为最重要”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22, 1949, box 47, folder 9.

蒋从来没从国家偷钱，也没有私有的金库。为了支应他迁到台湾之前的开销，他向陈立夫主持的中国农民银行办贷款，借了100万元快速贬值中的金圆券（依那时的官方汇率为1万美元）①。同一天，委员长和长子蒋经国坐一辆黑色大轿车，在维安车队的陪同下前往紫金山。经过20分钟的车程，父子俩来到孙中山陵寝。中山陵的拱门镌刻着很可能是蒋亲选的两个字：“博爱”。下了车，父子俩缓缓走上八段的陡石梯，偶尔佇足休息。他们把保镖留在外头，两人独自走进陵寝，在中国现代革命之父的雕像前，直直站着、低头不语。

① Brian Crozier（柯如齐），The Man Who Lost Chin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6), p.330.

两蒋和他们的随扈旋即驱车前往南京机场，搭乘“美龄号”专机离开①。他们先停在杭州，与从台北飞来的陈诚会合，也接了住在杭州的蒋方良和四个子女。当天夜里，浙江省主席、执行二二八大屠杀的陈仪设宴款待委员长等一行人。这是一场冷清的筵席。不仅是因为现场没有暖气，更因为两蒋打算不久后就要逮捕、枪毙陈仪——陈涉嫌与中共进行秘密谈判。另一方面，两蒋或许也希望藉由杀陈仪，以缓解台湾人对二二八事件的怨恨。

① 1996年5月22日，夏功权在台北受访。

次晨，专机从杭州飞到溪口镇附近象山一处机场。一行人抵达镇上时，所有的居民都很紧张。蒋家亲友当然已听过东北军事失利，以及仅有数百英里之隔的徐蚌会战惨败，甚至总统“引退”的消息。许多人很快地收拾行囊。消息传开来：想走的人应该到宁波，等候进一步指示①。

① 同上注。

蒋介石1949年1月下野后，搭乘专机美龄号回到老家溪口

翌日，蒋接获报告，傅作义以解救古都不遭兵燹为名义，与解放军达成保有情面的“非投降”协议；傅一直拖到蒋引退才敢公开它①。傅作义手下20多个师和数个炮兵旅被编入解放军，保有原番号和单位的完整。有些将领甚至保住指挥权，至少暂时是如此②。在中共新政府里，傅作义这不战而降的最资深国军将领，先出任水利部长，后转任国防委员会副主任③。

① 2002年11月20日，王冀在华盛顿受访。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2, p.51.

②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2, p.51;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24, 1949, box 47, folder 9.

③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2, p.51.

蒋抵达老家后不久，拍发电报给太太宋美龄，建议她别再在美国发表推销他的言论。他说，他预备“以两三年时间实实在在建党”。事实上他的乐观已近乎幻觉。他写下：“兄以为在此20年之内，无论中国与世界，如要真正和平，兄实为不可或缺之一人，故何必急急求人？”①

① 周宏涛口述，汪士淳著，《蒋公与我》（台北：天下文化，2003），p.90。

1月31日，北平市民在冷冽的北风中，像3年前上街欢迎蒋介石一样，夹道欢迎新的解放者。毛泽东的大肖像取代了紫禁城门上的蒋的肖像。可是，毛没进城，而是在旧夏宫建立总部。他和朱德、周恩来等人在此抽烟、喝茶，讨论蒋委员长的下一个根据地、最适合跨越长江的时机和地点，以及美国是否仍有可能干预等等。当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到访时，毛表示他要暂缓建立共产党新政府，因为如此才有足够时间清除掉“反革命分子”①。可是，奉斯大林之命令，米高扬坚持中共要尽快进占上海、南京和其他城市，并成立一个革命政府，一个苏联可以公开支持的革命政府②。

① "Memorandum of A.I.Mikoyan to the Presidium on His January and February Visit to China," doc.P2375, 引用Andrei Ledovsky, "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 Far Eastern Affairs, vol.2: Moscow (1995): 73-93;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薛理泰）, Uncertain Partners, pp.40-44; Sheng（盛慕真）,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166.

② 米高扬（A.I.Mikoyan）给苏联常务委员会的1、2月中国访问备忘录。

根据李宗仁的说法，国军还有350万人，至少半数有武器可作战。共产党至少有200万名战士。但是李缺乏弹药和汽油，华府也坦白告诉他，他们根本不考虑提供更多军事补给及财务协助。2月间在南京举行的一场作战计划会议，汤恩伯一口就拒绝与李宗仁配合，不肯把其所部40万大军调去防守长江；汤坚持集中兵力防卫上海周边。他说，这是蒋介石的计划①。当司徒雷登大使告诉李代总统美国将不援助国民政府之际，满载苏联补给和特种器械的车厢，正沿着已经修复的铁路线定期南下，从苏联边境一路开抵接近长江的车站。

① 同上注；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李宗仁）, Memoirs, pp.502-503, 508, 512.

华府人士恐怕比多疑的毛泽东更清楚，委员长在大陆只企图做短暂的防守，好把他信赖的部队和选定的非军事人员及其眷属迁移到台湾。基于麦克阿瑟所推动的战略因素、国内政治的考量，以及美国领导人的道德责任感，美国政府和国会开始觉得，否认台湾属于毛的共产党和蒋的国民党，或许对台湾、美国都是最好的结果。杜鲁门批准了一份秘密的政策文件，宣示这是美方所偏好的结果。艾奇逊在国家安全会议的一次会议中强调，小心隐藏“我们将岛屿（台湾）从大陆的掌控中分离之愿景”是非常重要的。文件指出，交由联合国托管。但是，这份文件的结论表示，要达成台湾非共产化的政策目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小心地推动台湾独立或自治运动①。

① Borg and Heinrichs, Uncertain Years, p.79; David Finkelstein（冯徳威），Washington's Taiwan Dilemma, 1949-1950 (Fairfax, V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26.

可是，台湾已经挤满数十万名国民党军人和情治安全人员。这一大批军警特务，加上1947年二二八残暴镇压的阴影，甚至岛屿地理上的隔绝性，都使得台湾人造反成功的可能性极低——中央情报局和美国驻台北总领事克伦兹（Kenneth Krentz）都很清楚。美方最担心的是或许蒋在台湾的将领，会像其大陆的许多同僚那样和共产党达成协议。这份文件没有直接讲出来，不过美方认为在本省人起事之外比较可行的替代方案，是由岛上“自由、有效率”的军事指挥官接管台湾。艾奇逊指派驻南京美国大使馆参事莫成德（Livingston T.Merchant）研究岛上政治情势。莫成德在台湾逗留几天，也没和省主席陈诚接触，就向国务卿呈报说，陈诚无法提供美国人希望的“自由、有效率”的治理。他反而建议华府正式要求李宗仁免掉陈诚的省主席职位，改派孙立人出任省主席。孙此时以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身分在台湾练兵。当司徒雷登大使在南京向李宗仁提出此一建议时，没料到李代总统声称只有蒋介石才能决定此一人事任命案①。

① Finkelstein（冯徳威），Washington's Taiwan Dilemma, 1949-1950, pp.120-146.

同时，孙立人接到麦克阿瑟的邀请函，请他到东京晤谈。孙立人透过陈诚呈请委员长准他接受邀请。蒋很生气，但不为这位驻日盟军最高统帅没邀请他本人感到意外。他晓得美国政府希望他不要管事。即使如此，他从溪口传讯表示同意，随后麦克阿瑟便派机到台湾接孙立人。孙立人在东京停留3天。有一项报导说，麦克阿瑟告诉孙立人，国民政府已经稳输。据说，麦克阿瑟表示，如果孙负起台湾安全的责任，美国将会支持他。孙答说，他效忠委员长①。

① 《联合报》（台北，1988年3月22日）。据朱浤源教授说，麦克阿瑟的行事历有这个会议的记录，但是没有记载谈话内容。

后来，孙立人写信给华府一位他所认识的美国官员，提到麦克阿瑟讨论到成立台湾“自由省”的可能性。孙立人没向蒋报告他写了这封信。但是，华府一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召见中国大使馆的情报官员，提醒他台湾当局应该小心孙立人。孙回到台北，把麦克阿瑟的提议向陈诚报告，陈诚又呈报给蒋介石。接下来，孙前往溪口谒见蒋，蒋要他“回台湾继续练兵”①。

① 2003年10月21日，朱浤源在台北受访。朱是台湾研究孙立人的一位学者，曾经访问过孙的儿媳。参见上注。

在溪口，蒋指示他儿子指挥空军在浙江外海的舟山岛兴建机场。委员长正在规划一场阶段式撤退，汤恩伯部队及华中沿海地区部队不会马上退到台湾①。蒋经国旋即回到上海。2月10日晚上，他再次奉委员长之命，率领另一群青年军干部来到上海两家国营银行。他们把两家银行剩下的黄金和其他资产搬上卡车，然后迅速开往黄浦江畔的海军码头。一艘海军舰艇载着这笔钱财直接驶往台湾②。根据美国国会的一项陈述，运到台湾的两批资产总值依1949年币值估计为3亿美元③。蒋存了好多年才积攒这笔巨款，以备逃往台湾之急需④。

① 蒋经国，《蒋经国先生全集》（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91），第二册，pp.216-217。

② 同上注，pp.380-399。

③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497; 康纳利（Tom Connally）参议员1949年9月9日在参议院辩论时说是3亿美元。李宗仁说，中国政府1949年8月保存在上海的黄金、美钞总值3亿5千万美元（见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李宗仁）, Memoirs, pp.506-507）。根据莫成徳（Livington T.Merchant）的说法，1949年4月岛上的黄金库藏，“据信约莫200盎司”（Finlelstain（冯徳威）, Taiwan Dilemma, p.150）。但是担任蒋秘书的周宏涛说，有20万两（即1000万公克）的黄金留在上海，不及运出（周宏涛，《蒋公与我》）。

④ 蒋经国，《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二册，p.221。

穿着黑色长袍的蒋介石，在母亲王太夫人坟墓上方的小屋住了很多天。蒋经国陪他在山间小径散步，有时候则在雪中漫步。委员长的幕僚相信他一直在沉思大计①。不过，他并没遗世独居。访客川流不息地来到这个小镇上，焦虑的将领、部长、省主席及高级党工，全都来寻求指示和鼓励。他们的事业、身家性命似乎都在灭亡边缘。蒋对将领下达详细的军事命令，关于如何进行大规模、多阵线的撤退到沿海以及华南、西南省分。其他人则奉命要确保官署尽可能维持正常运作。固然难免服务中断，但各地火车多少还能跑、飞机也能飞，许多船只照常往来大陆与台湾。国民党文武官员听命坚守岗位继续工作者，多数被丢在大陆，善尽职守到最后一分钟。或许有数十万人想方设法来到政府控制的港口，却发现无路可逃。台湾能收容的人毕竟有限。

① 1996年5月22日，夏功权在台北受访。

话说回南京，有些原本强烈支持蒋介石的高级官员，告诉司徒雷登大使，蒋同时阻挠和谈与固守长江的军事准备。3月25日，李宗仁任命邵力子、张治中等人率领谈判团队到北平。蒋在幕后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和谈。他怀疑邵力子，预言他会“彻底背叛我们”（后来果然证实，邵自1922年起就是中共的秘密党员）①。另一位谈判代表刘斐，是国防部次次长，据传替中共秘密工作多年②。张治中、刘斐、邵力子等人一到北平，立刻投共。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25, 1949, box 47, folder 11; April 22, 1949, box 47, folder 12.

② Crozier（柯如齐），Man Who Lost China, p.332.

委员长、蒋经国等人在溪口某小学观赏平剧时听到这个消息。李宗仁率僚属赶到杭州，会见蒋介石。根据蒋的说法，李说和谈已经失败，蒋应该回来领导政府。蒋略过此一要求,表示：“你怎么做，我都支持你。”①李一时还不敢相信蒋的回应。后来他的政府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北平和谈失败，政府中枢将迁往广州，继续和共产党作战②。

①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李宗仁），Memoirs, p.515;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2, 1949, box 47, folder 12.

② 同上注。

当李宗仁政府南迁时，苏联大使馆也跟着从南京迁到广州，可是美国却让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这是华府想和共产党政府和解的善意讯号。中共方面的反应却不热切。毛泽东告诉苏联，中共在对外关系上将采取“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策略①。当解放军进入南京时，共军前往司徒大使官邸，甚至排挞直入卧房去见卧病在床的司徒。毛泽东还强占北平的美国总领事馆馆舍，并逮捕驻生养的美国总领事。

① Chen Jian（陈兼），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70.

但是，毛泽东对南京的美国人就客气多了。一方面受到斯大林施压，一方面是他本人担心美国会在最后一分钟跳出来支持李宗仁，毛授权一些举动，好让司徒雷登相信中共其实有意争取美国的承认和经济援助①。周恩来遂将此一讯息传递给自去年11月起就建议华府争取此种可能性的司徒。5月30日，周恩来甚至透过一个中间人，传递口信给杜鲁门总统，声称周在中共党内代表“自由派”，和刘少奇亲苏联的“激进派”不同②。许多年之后，一位中共高阶领导人告诉一位美国学者，毛、周唯一的目的是阻止美国在最后关头改变心意、派兵介入③。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166.

② FRUS(1949), vol.8: The Far East: China, pp.357-360.

③ Warren Cohen（孔华润），"Coversations with Chinese Friends: Zhou Enlai's Associates Reflect o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 in the 1940s and the Korean War," Diplomatic History 2, no.3 (1978): 288.

四月底，阎锡山的太原古城终于沦陷。阎已先搭机离开，据说是去争取援兵，不过他可没忘记带走山西省库存的黄金。受阎托付守城的日本司令官今村方策以及500名公务员集合在省主席公馆，集体服毒自杀①。

① Dreyer, China at War, p.345;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七，1949年4月25日，p.3633。

离开溪口的时间终究到了。蒋经国先让方良带4个子女飞往台北，他和父亲分别到各自的母亲坟前告别。然后，他们由少数随扈陪同，驱车前往象山小码头，登上海军军舰。但是，出乎众人意料之外，蒋下令驶往上海①。一行人在次日抵达，并于金神父路的一家旅馆建立总部②。蒋发表谈话，要誓言要上海做另一个“斯大林格勒”。甚至还演出准备进行决死巷战的热血戏码。美国总领事预言一场浴血战将使全城玉石俱焚。同时，汤恩伯的部队大部分已搭机、坐船前往舟山岛，或直接前往台湾。

① 1996年5月22日，夏功权在台北受访。

② 同上注。

5月3日，李宗仁从广西致电蒋介石，要求蒋赋与全权做一切军事及人事决定，并要求把最近送到台湾去的政府资产全都交还。他甚至建议蒋出国、寻求外援。蒋回答说：“以余剿共之志，如国内有寸土可为我革命立足之地，则余不敢放弃此责任也。”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 and 3, 1949, box 47, folder 12.

5月6日这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江静号”沿黄浦江缓缓开动，经过恶臭的苏州河、一排无尽的工厂、船坞、舢舨和房舍。两蒋倚栏而望，可以听见远处的炮声隆隆。军舰没有开往台湾，却在离开长江口140英里之后，泊靠舟山岛。舟山岛位于甬江河口，离奉化县不远①。委员长在舟山岛“校阅”汤恩伯从上海调来的12万5千名部队②。舟山岛有82座寺庙尼庵、4000名僧侣，号称“海上仙宫、佛徒王国”。蒋又令人费解地在岛上逗留数星期，沉思、散步，寻访观音庙。但是他命令儿子再飞到上海，对留守城内的将领传达最后的指示③。

① 美国总领事馆根据第二手资讯报告说，蒋委员长父子5月18日仍在上海。见1949年5月19日致函国务院的电文，FRUS(1949), vol.8: The Far East: China, p.334.

②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p.451.

③ 《蒋经国日记》（长沙：华南人民出版社，1988），p.126。

此时，每天约有5000名难民抵达台湾，陈诚已经再度宣布戒严，这个所谓的紧急措施在台湾维持了将近50年①。5月22日，蒋纬国在上海海军码头把最后一批美制坦克运上一艘征召来的船只，然后才偕同妻子前往台湾。在民用码头上，数万人争抢着要搭上前往台湾最后的船班。许多人以身上携带的黄金交换船票。多年之后，在台湾的一位知名外省人回忆说，他和母亲、兄弟姊妹坐的那艘船人数之多，才一开航就差点因不堪吃重而沉船。船长不肯开船，坚持要乘客们把黄金丢到河里或岸上，好让船可以安全离港。想起去年有一艘船要离开东北时，因不堪负荷导致6000名难民一起葬身海底，乘客们于是从命②。

① 1996年5月22日，夏功权在台北受访。

② 2003年，毛高文在台北受访。

蒋经国到舟山岛和父亲会合，才终于登船赴台湾。解放军5月25日进到上海时，发现它已经有秩序地撤退净空。孙立人在台湾告诉驻台北的美国官员，他认为台湾若是沦陷，会是因为内斗和缺乏组织，不是因为解放军大举进攻。他说，他只有少量弹药，也没有重型机关枪或大炮。当委员长座舰在高雄海军基地靠岸时，孙就在码头迎接统帅①。

①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aipei radiogram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y 18, 1949,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box 7387.

第四部：岛屿

第十章：荒漠甘泉

抵达台湾高雄之后，蒋介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指派10位忠心耿耿的部属成立小组，研究党的改造事宜。7月6日，在此一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会议上，蒋指示，国民党必须是个革命民主政党，而非纯粹的民主政党。这理论令和蒋对改造工作的6点指示重新确认国民党是列宁主义、非民主的结构，也就是在社会上下保持一个开明专制的领导体系①。这一次，蒋决心在“训政”下看到有效率、全面的独裁，以及良善的治理。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6, 1949, box 47, folder 15; Huang-mao Tien（田弘茂）,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9), pp.66-67.

蒋介石持续他的悠闲步调，在南台湾逗留了近1个月。6月25日，才偕同儿子从高雄飞往台北。他们透过飞机的窗户往东看，眼前是几乎占了全岛1/3面积的48座山峰；往西看，是一片无尽、平坦的水稻田。当他们降落在又小由炎热的台北松山机场时，一辆黑色日本轿车——载着蒋氏父子沿着蜿蜒陡路，前往一间位在凉爽草山顶上的朴素房子（出于对哲学家王阳明的崇敬，草山在不久后被更名为阳明山）。这栋房子原本属于日本国营的台湾制糖株式会社，可以尽览山谷美景①。蒋经国则在城里长安东路租了一栋普通的房子。

① 1997年5月22、29日，夏功权在台北受访。

自从1月间离开南京以来，蒋介石和蒋经国花很多时间密商他们和中华民国的存活大计。他们深信巩固政府在岛上的权力是第一优先，这代表着肃清匪谍和台湾异议分子。蒋氏赋予他儿子大权，掌控内部安全、情报和准军事组织。蒋经国仍在高雄时就成立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统筹调度从大陆涌入台湾的各路情报和秘密警察机关。这一年，内部安全人员逮捕了约1万名台湾人予以侦讯，并杀死1千多人以“杀鸡儆猴”。鉴于当时岛内并无有组织（更谈不上暴力）的台湾地下反对势力存在，这样的杀戮和中共不久之后为了震慑全民、逼他们接受新秩序而在大陆展开的屠杀，一样残暴。另一项攸关国民党在台湾安全的关键是，加强对来台所有高阶将领的监视工作，不论他们多么受信赖，连陈诚、孙立人也不例外。

蒋氏父子的第二优先是加强战备，以便抵抗中共必然的犯台攻势；蒋介石估计人民解放军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做好准备。防守海南、舟山、金门和若干大小外岛的优先程度，则取决于国军坚守的可行性，以及坚守的收获何在。为防守台湾所做的军事准备不仅涉及训练，还包含努力消泯国军部队 长期来的各种弊端。蒋氏父子决定立刻集中管理一切军队财务事项，尤其是军饷。一声令下，贪污和“吃空缺”的怪现象立刻扫除一空①。

① 同上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七，p.3661。

第三个优先是稳定货币。台湾1945年光复以来单独发行台币，使它大致上没受到大陆通货膨胀风暴的冲击。甚且，1945年战后第一个台湾省政府已从日本政府和日商公司接收大批土地、不动产、企业和财务资产；它们成为立即的巨额岁入来源，供应中央的开销并支撑货币。1948年10月，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在蒋介石的同意下，曾下令禁止从台湾销售或转移粮食和其他产品至大陆，进一步阻绝台湾经济受到对岸困境的拖累①。蒋氏父子抵达南台湾不久，就发现执行台湾金融改革所必须的黄金和硬币已经全部到位。6月15日，台湾省政府发行新制货币——新台币。

① Denny Roy, Taiwan: A Political Hist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76.

6月间，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国民党在大陆和台湾控制地区的情势，认为国民政府“实质上已破产”，“分裂和崩溃的过程目前已进展到几乎不可能建立可运作的政府”①。美国驻台北领事馆和中央情报局预测台湾不仅经济会崩溃，也会出现粮食和住宅的严重短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以及社会的骚乱、分裂和崩溃。可是，在陈诚麾下省政府财政厅长严家淦，以及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在上海打开金库的就是他）的指导下，台湾3月分零售物价只比2月分上升35％——以多数标准而言，这个数字已经高得令人乍舌了，但是和大陆的天文数字相比实在不算什么；中国大陆的通货膨胀率可在1天内上升百分之25％至50％！②

① U.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Probable Developments in China," ORE 45-49, June 16, 1949, in 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 1948-1976 (Pittsburge: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4), p.37.S

② FEER 6, no.16 (April 20, 1949): 495.

蒋委员长6月初抵达台湾之后不久，自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技术官僚严家淦，把新台币汇率盯紧黄金价格连动，并准许自由换汇，就一个被认为即将崩溃的政府而言，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政策。1950年初期，在蒋介石的坚持下，政府开始对每个月有多少新台币可兑换成黄金订出上限。可是，经过6个月没有限制的流通，新台币已获得信任①。

① FEER 8, no.4 (January 26, 1950): 116; FEER 9, no.11 (September 14, 1950): 307; FEER 7, no.21 (November 1950): 665;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4, p.41.

经过强化的台湾防卫司令部依然颇有纪律，而城里头几乎每天都会就地枪毙抢劫者，包括流氓士兵和其他破坏公共秩序者①。和美方的预测相反，人口大量涌入并没有爆发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住在临时拼凑的地方数个月后，难民和军队已经被安置到新的住所，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人留下的住宅、学校，军事营房和其他建筑物。

① David Finkelstein（冯徳威），Washington's Taiwan Dilemma, 1949-1950 (Fairfax, V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70.

1949年夏季收成期间，陈诚藉美方支持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JCRR）之助，展开大规模土地改革。国共内战结束时，日本政府机关、个人和企业拥有高达百分之66.7％的台湾土地，其中包括没人居住的山区土地。陈诚把接收来的大部分日产土地（占全岛可耕地面积的21％），以低价卖给台湾贫农；同时政府亦实施“三七五减租”，规定农村土地佃租大幅降低到年获量的37.5％①。

① FEER 6, no.18 (May 4, 1949): 545; Hung-mao Tien（田弘茂）, Great Transition, pp.22-23.

有一些政治因素使这项改革能够立即成功，一方面因为国民党此时分配的是数十年来都不在台湾人手中的土地，另一方面也因为新来的外省人基本上没参加分配。很快的，这些初步改革替国民党争取到台湾农民真正的政治支持，也替下一阶段的加强工作奠定了基础。绝大多数台湾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城市人仍本能地反国民党，这是国民党首次在农村地区立下群众支持的基础。蒋介石强力支持陈诚的改革，后来终于赢得美国人和全世界农村改革人士的赞美。

但是，来自大陆的威胁却一直萦绕心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更加深美国人认为台湾将沦陷给共产党的焦虑。毛主席再次明白宣示，共产中国将是苏联坚定的盟友（包括在战时），同时也是全球共产革命的热情支持者①。在文章发表之后，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奥立佛（William Olive）走在路上时，竟遭中国共产党警察殴打、逮捕，后来死在狱中。华府立刻召回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准备关闭在中国各地的使领馆。同时，现已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刘少奇，从北京前往莫斯科参加密会。斯大林和刘少奇会谈时，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领导亚洲的反帝国主义革命，转移美国注意力、削弱美国实力。斯大林明白表示，苏联的任务是强化本身力量，以便在帝国主义者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时，击败帝国主义者。斯大林说，在苏联建立战略力量之前，必须避免和美国直接冲突。然而，苏联会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其他斗争，也会针对解放台湾提供大量军事器材设备和顾问援助。刘少奇回国后不久，大批苏联军事顾问纷纷抵达中国，苏联米格机也进驻到靠近上海的机场②。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北京：外文出版社，1952），p.10。

② Sergei N.Goncharov, John W.Lewis, and Xue Litai（薛理泰）,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72-76.

缩水的蒋政权现在没什么外国朋友，更没几个超级大国的盟友。为了强化手上仅有的国际支持，他和经国飞往菲律宾，向季里诺（Elipido Quirino）总统提议组成一个有台湾、泰国、印尼、南韩，以及可能有中南半岛、日本的远东“联盟”。美国政府反对成立此一联盟，但蒋介石相信它最终会实现——果然后来它以东南亚公约组织的形式出现，同时美国与日本、南韩和台湾也有非正式的双边安全协定①。蒋在菲律宾时，据传曾提到把国府部分储备黄金从台湾移到菲律宾的可能性②。两蒋旋即从碧瑶飞到广州和李宗仁会晤。蒋介石向仍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他要对战败“肩负很大的责任”，但是广州不能失守。然而，他却拒绝李宗仁的请求，不让国军空军回大陆协助此一任务③。几个星期后，父子俩飞往南韩和李承晚总统会商；李承晚对蒋介石筹组反共联盟的构想颇表赞同。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31, 1949, box 47, folder 20.

② Finkelstain（冯徳威）, Washington's Taiwan Dilemma, p.171, 引用1949年7月14日，美国总领事馆致函国务院的电文。

③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 The Memoirs of Li Tsung-jen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79), pp.529-541.

蒋介石与南韩总统李承晚会商筹组反共联盟

8月间，回到台湾，蒋介石接获报告，美国国务院发表1000页的《中美关系白皮书》，说明从1944年到国民政府在大陆崩溃期间，乃至当前中国共产化的中美关系①。文件努力保持客观，但是报告拟稿人却掩盖不住对蒋及其国民政府的厌恶。除了人民解放军得到日本武器之外，他们根本不谈苏联对毛泽东大胜的关键角色。

① White Paper, pp.311-359.

蒋介石本人并没有不同意《白皮书》的主要观点。他曾公开承认其政府不可解的失败，是国民政府战败的主因——私底下，他在“引退”后首次谈到这个话题，也持同样观点。和国务院不同的是，蒋深信若非苏联支持共产党，这些失败不致于让国民党的覆灭。不同意《白皮书》结论的人，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极力主张援助蒋氏的美国国防部长强森（Louis A.Johnson），拒绝让国防部和《白皮书》沾上任何关系。华府方面有强森这类的异议声音，让蒋介石仍怀抱希望，相信美国对华政策有朝一日会转变。但是，往后将近4年还是民主党人当家主政，蒋只能期待往后会有戏剧化的大事发生。

8月24日，蒋氏父子飞往重庆，视察该地区各中央军司令官。在如此危机时刻于当地逗留约1个月之久，蒋氏言及在四川一带建立最后据点多少有些可信度。毛泽东依然担心西方盟国会从中国南方边境伸入西南，以军事方式干预国共之争；蒋介石就是要鼓励此一恐惧①。

① Chiang Diaires, Hoover, August 24, 26, 29, and 30, 1949, box 47, folder 16.

孙立人陪同蒋介石校阅军事演习

蒋介石还要藉此行了结一桩公案。伙同张学良发动1936年西安事变的杨虎城，仍然关押在重庆。少帅让蒋误信杨虎城是他俩劫持领袖的主谋者，老蒋至死都相信若没发生西安事变，中国历史将会完全不同——离开重庆之前，蒋氏不寻常地展现残酷报复，下令枪决杨虎城父子、一个女儿、一个秘书及这个秘书的妻子①。

①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4, p.7.

回到台湾后，蒋介石提名孙立人出任台湾防卫司令部司令，此举有一部分旨在改善美方对中国军事单位的印象。然而，孙立人却觉得无从发挥，因为他的上级长官陈诚不肯给他足够的补给和支援——当然，陈诚是奉老蒋之命而这么做的。孙立人觉得物资需求极为迫切：他预测人民解放军可以在24小时之内，以1000艘渔船运送25名士兵登陆台湾①。

①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cable to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15, 1949,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box 7387.

10月1日，毛泽东站上北京紫禁城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编按：此后北平又更名北京）。几天之后，奋战不懈的白崇喜退出广州，率领他疲惫、已届中年的士卒退回20多年前起家的广西。2天之后，广州沦陷，李宗仁下令政府中枢播迁重庆。10月10日，蒋介石从台北发电，誓言消灭共产党、奋战到底。人民解放军拿下厦门后，派出数千名部队登陆金门。国军炮兵和机关枪手从石岩峭壁挖出的坑道和炮阵地攻击来犯共军，弹如雨下。对暴露在滩头的敌军行低层扫射奏效，打断敌之攻势；绝大多数共军非死即成擒。

有了几次这种小型但让人欣慰的捷报后，对美关系终于出现政治上的突破（至少蒋介石是这么认为的）。11月3日，新任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麦克唐纳（John J.Macdonald）呈递一份美国官方文书给蒋，要将他从冀望美国援助的幻想中震醒。这份文书以肯定的词语告诉蒋氏，美军不会对他伸出援手。文件亦强调当前“对福尔摩莎的失政”，以及本省人的严重不满。结语宣称未来美国对福尔摩莎的态度，将“大体上视目前的中国（国民党）政府是否能够有效治国，使人民得享更高水平之政治、经济福祉而定”①。蒋氏问麦克唐纳，这份文书受文者是谁？这位美国外交官回答是要呈递给委员长的，蒋氏听闻后似乎“很满意”。接下来，他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下”请美国客人喝茶。蒋氏对美方的警告一点也不震惊，反而显得相当愉快。他立刻召集陈诚、蒋经国及若干亲信会商。他告诉大家说，美国现在愿意直接和他个人打交道。他“并没有被老友、盟国完全抛弃”。蒋介石对华府此一讯息的解读是，如果国民政府能有效改革，美国将会改变其对台军事援助的态度。当然，蒋介石已准备满足美国人的一切要求，只要不让他把权力移交给别人。会议进行到深夜，会后他又返回阳明山的别墅沉思②。

① Consul General at Taipei cable, November 3, 1949, FRUS(1949), vol.9: The Far East: China, pp.406-407.

② Consul General at Taipei cable, November 6, 1949, FRUS(1949), vol.9: The Far East: China, pp.411-412; Finkelstain（冯徳威）, Washington's Taiwan Dilemma, pp.191-192.

有趣的是，随后委员长和陈诚以外交文件回应麦克唐纳，表示国民政府领导人手上有许多一系列改革的计划，正好符合美国的要求。蒋、陈二人强调大陆对台湾的威胁，要求美国扩大提供“技术性质”的经济援助方案和军事协助，并派出一个美军顾问团。在回复华府的报告中，麦克唐纳对蒋政权的生存持乐观态度，建议美国当局尽速同意蒋的请求①。

① American Embassy Taibei cable to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5, 1949,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box 7387.

艾奇逊国务卿立刻峻拒这个主意，表示不论国府列出哪些改革项目，美国都不可能改变其政策。他照会麦克唐纳表示，蒋氏政权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可以拯救台湾，只缺诚意和能力；艾奇逊也责备麦克唐纳怎么突然提出乐观的报告。最后，艾奇逊指示麦克唐纳去见严家淦和孙立人，让他们——透过他们，也让蒋介石——明白美国此一政策文件的本意：美国不打算以任何军事方式介入、援助台湾。

此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仍设在重庆，张群、阎锡山等人都要求蒋氏回到此一新的临时首都来领导政府，他们轻描淡写形容为“正在崩溃”的政府。蒋介石宣布，“余为革命历史及民族人格计，实不能不顺从众意。”①受到他自以为美国政策将改变，以及国军最近在金门胜利的鼓舞，蒋准备再次证明自己尚未放弃大陆。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9-13, 1949, box 37, folder 19.

11月14日，他和蒋经国又飞往业已陷入绝望、惊慌的江崖古城①。当飞机即将降落在熟悉的机场之际，四川的局势已经很清楚没救了。邻近的云南省，省主席卢汉8月间还向蒋氏承诺将奋战到底，此时已要和中共特务完成投降谈判。10月间，白崇喜的第四军已撤退到海南岛，另一支残部则退入中南半岛，遭法军缴械、隔离。（后来，他们撤退到台湾。）白崇喜本人没到中南半岛，而是飞往重庆向蒋介石报告，已逃到昆明的李宗仁将前往美国治病②。

① 1996年春天，王昇回复我的提问。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9, 1949, box 37, folder 19.

蒋介石在重庆出席西南军政会议听取报告

同时，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人民解放军已向重庆挺进。蒋介石迟迟不离开重庆，是因为他希望胡宗南人数一度高达30余万的部队，有机会从川陕边区退到成都①。他对本区若干将领不听命行事之举大为光火，譬如宋希濂手下10万部队从来没开过一枪②。蒋介石把手上仅有部队沿江部署，可是11月28日他和蒋经国视察重庆政府官署，却发现人去楼空——省、市政府高级官员全逃了③。当天夜里，蒋氏一行人可以听见几英里外传来阵阵枪声。就和多年来他所逃离的若干围城一样，蒋在最后一刻才匆匆飞出重庆④。或许没有任何一位当代领袖，曾弃守这么多个最后据点。

① 蒋经国，《蒋经国先生传记》（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89），第一册，p.68。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12, 1949, box 47, folder 19.

③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李宗仁）, Memoirs, p.475.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3 and 29, 1949, box 47, folder 19.

蒋氏父子在下一站成都又逗留了2个多星期。他们到纬国生身父亲戴季陶墓前祭拜。当年2月，戴季陶受挫于中共的节节胜利，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12月8日，国民政府正式播迁台北，美国大使馆亦迁台。蒋介石仍在成都时，接到台北方面传来的报告，总领事麦克唐纳已奉令声明，美国不会对国民党伸出援手。蒋介石在日记表示：“美国马、艾必欲毁蒋卖华，亦愚劣至此。余实为美国本身危也。”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30, 1949, box 47, folder 19.

蒋介石要求该区所有国军将领前来会商如何防卫成都，但有些人根本拒绝到会①。在昆明的卢汉，可疑地建议委员长在成都多住5天。蒋的护卫预期会再次发生绑架事件，于是在12月10日凌晨2点钟叫醒蒋，提议一行人从落脚的军校后门悄悄离开。蒋氏不肯，表示从哪里进来就从哪里出去。据说，他和经国唱着国歌从大门离开，被载到机场②。他们搭乘一架载满汽油的DC-4型飞机起飞。飞机仅凭航位推算飞了数小时，跨越现由中共控制的广大地区之上空，于近午时在台北降落③。此时代理总统李宗仁滞美，归期难卜。党内大老敦促蒋总裁复职。然而，经国却反驳说，如果父 亲现在恢复总统职位，李宗仁就可以把在美争取不到支持的责任，统统推到委员长身上。蒋介石接受儿子的建议，推迟正式复行视事的时间④。

①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2, p.177.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七，1949年12月9日，p.3847。

③ 1996年5月22日，夏功权在台北受访。

④ Brian Crozier（柯如齐）, The Man Who Lost Chin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6), p.344.

一

这时候，蒋介石的改革派人事任命案，以及他的革新政策，已使美国人越来越难听任共产党接管台湾。事实上，台湾新任文武首长全是革新人士，美式教育出身。在残暴的高压政治之下，意义不凡的土地改革正在进行中；通货膨胀已受到大规模控制；经济也恢复到日治时期的高点。1949年夏天，台湾省政府派了2000名本省人担任省府的中、低阶公务员。虽然只有国民党员和无党无派人士能参选，不过地方自治法规，包含乡镇长和县市长选举，都已到位。在这些改革的脉络中，美国重量级共和党人，如诺兰（William Knowland）、周以德（Walter Judd）、布里吉斯（Styles Bridges）和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等人，指控副国务卿艾奇逊“破坏国民政府保持部分自由中国的勇敢作为”①。

①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501.

过去40年让蒋氏头痛的老军阀，到了台湾几乎都不再掌握部队，在党、政部门也完全没有权力。白崇喜到了台湾仍有荣誉官衔，是个例外，虽然蒋从来没能原谅白在1948年底劝他下野。黄埔系也不再拥有昔日风光。譬如，何应钦在台北只挂了个闲差事，把精力投入世界道德重整运动的非政府组织。老蒋很快就答应蒋经国的坚持，不让杜月笙和其他与上海帮派有瓜葛、惹人非议的人物进入台湾。一度权势如日中天的宋氏家族，只剩下蒋夫人宋美龄和其外甥女孔令伟还有点权力；她留在姨妈身边做伴，扮演有如参谋长的角色；孔令伟的哥哥孔令侃则在纽约继续担任亲信顾问、募款人和驻美联络人。宋子文、孔祥熙和宋蔼龄带着其他孔宋家族子女在美国寓居。孔宋家族的离去，一部分反映经国长期以来对这批有钱亲戚的反感，也显现他有说服父亲让这些人淡出的技巧。

到了1949年底，蒋介石认为他的政府在台湾已有许多成绩。他开始觉得“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此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承认过去一年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彻底失败”，他对自己承诺要重新开始，“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做起”①。他向儿子提议一起到日月潭度假，他听人家说这地方位于中部山区。抵达日月潭的第一天，他就接获成都沦陷的报告。他坐着沉思了一阵子，然后挥手示意侍卫退下，带着蒋经国走到湖边，搭上当地渔夫的小船游湖。蒋介石抛出渔网，收网时发现自己抓到一条大鱼。渔夫说，这是他20年来所见最大的鱼。蒋介石说：“这是好兆头。”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25 and 31, 1949, box 47, folder 20.

② 董显光，《蒋介石传》（台北：中国出版社，1953），p.477。

苏联1949年首次试爆原子弹、激升美国人对全球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惧。12月间，毛泽东搭乘原蒋介石的装甲车厢抵达莫斯科。西起东柏林、亚得里亚海，东抵白令海峡，南至南海、喜马拉雅山的巨大共产集团——一个激进的、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帝国，因这次的访问更增添可能性。麦克阿瑟将军心生警惕，连番上电联合参谋本部强调防止台湾沦陷的重要性。他对到东京访问的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国应送给蒋介石500架战斗机，并仿效飞虎队之例，交由美国“志愿队”使用。国防部长强森也出面呼吁支持蒋介石。联参本部遂建议送给国民政府小额的军事补给，并派一个军事顾问团赴台湾，但是重申并无意愿派美军部队赴台①。

① Tang Tsou, Amercia's Failure, pp.512-513.

艾奇逊相信，即使美援能让台湾晚一年才沦陷，可是也会加深美国卷入台湾最后崩溃的程度。他认为，这样的关联会让莫斯科获得极佳的外交、宣传机会①。同时，国务院内持续出现支持台湾成为联合国托管地的声音，当时担任政策研究局局长的肯楠就是支持者。然而，这派人士却不能提出有力的说法，以说服他人此案的可行性。1月5日，杜鲁门总统公开申明美国的政策：美国不会卷入中国的内战冲突，不会提供军事援助或顾问意见给任何“在福尔摩莎的中国势力”②。蒋介石听到消息后，慨叹马歇尔和艾奇逊“又予我以重大之打击”③。同一天，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蒋氏写下：此一沉重打击有如1945年“俄国之侵华”。可是，他依旧相信台湾的军事、经济局势没那么糟，而且美台军事同盟有其必要——时间会证明这点④。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Dean Acheson, Omar N.Bradley, et al., December 29, 1949,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box 7387.

②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p.529; John W.Garver（高龙江）,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0.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6 and 7, 1950, box 48, folder 2.

④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九，1950年1月6日，p.4120。

林彪在广东、福建沿海征集数千艘渔船，准备大举进犯海南和台湾。个子娇小、野心勃勃的林彪，不久就召集了80多万部队，准备两栖作战，其规模足足是诺曼第登陆的3倍以上。台湾方面，蒋介石在台、澎、金、马、海南和少许外岛，共有67万部队，其中只有30万左右有即战力，其余则是老弱残兵或没有武器。此外，蒋氏还有几百辆坦克车；若能适当购买零件和燃油，也有几百架二战期间的飞机可派上用场。尽管双方兵力悬殊，国军仍开始在全台各地碉堡堆积弹药，一场大战似乎已是一触即发①。

①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p.529; U.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Prosprcts for an Early Successful Chinese Communist Attack on Taiwan," July 26, 1950, IM-312, D/FE, obtained by FOI request.

当年冬天，蒋介石数度到在阳明山新设立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讨论国民党为何输给共产党。起初他认为原因出在党、政、军结构在大陆的腐败。此时的他却强调，国民党失败的首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军事监察制度”；换句话说，他怪罪党内政工组织的无能。他说，由于没有坚强、高度有纪律的监察组织，叛国贼、通敌者、机会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猖獗。他在一次演讲中说：“他（共匪）到处渗透进来，尤其是他多方设法，来破坏我们组织里的首脑部分。”又在另一场合说，中国共产党“偷窃机密的情报，制造无稽的谣言，威胁党员的精神，加速我们的崩溃；以致我们几百万部队，并未经过一个剧烈的战斗，就为敌人所瓦解”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九，1950年1月8日、3月13日。

蒋氏对国民党中常会坦承，他必须对“在如此短时间内丢失国土，负起责任”；他又说，但是“本党的社会基础和声望急速下降，必定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他后来又把最后溃败归咎到自己被迫下野，以及继任者李宗仁的错误。他说：“20年余之奋斗所得之基业完全被其颠覆殆尽。”他坚称自己在“胜利在望”的情况下失败，是因为他把党务交付给“别人”，显然是指陈果夫、立夫两兄弟①。他又点名责备大舅子宋子文，“管理经济不当，使国家陷入混乱。”后来，他对宋子文一位年轻子侄说：“每次我和子文做事，总是变成倒楣生意。”他责怪自己识人不明，“不晓得如何分辨有能力、没能力的人”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2, 13, 14, 16, and March 24, 1950, box 48, folder 3, 4.

② 2005年2月21日，宋仲虎给档案馆馆长丹尼逊（Dr. Elena Danielson）的备忘录，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由宋先生提供给我。

蒋氏也清楚表明，结束训政的时机太早也不对，同样是造成失败的部分原因。他指出，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选举、1948年国民大会和立法院的选举，造成党内资深党员“内斗和自肥”。蒋认为因选举而出现的内斗和腐败，是他的“奇耻大辱”。这只是许多年来蒋所提及的个人耻辱之一，但是针对选举不良效应的细述，证明现在的他强烈觉得走向民主的尝试已成了一场大灾难。（然而，紧缩的民主经验短暂松绑，除了抑制蒋氏铲除异己、匪谍的行动一阵子，很难说还有什么其他贡献。）他也责备派系主义作祟、对“革命领袖”欠缺忠诚。他认为国民党需要新血和青年党员。基于这个诉求，他辞退许多文职官员、命令数百名无能的将领退役，并把这些将领的直属高级干部打散，分配到其他单位去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26 and February 2, 3, and 20, 1950, box 48, folder 2, 3; Peter Wang, "A Bastion Created, a Regime Reformed, and Economy Re-Engineered, 1949-1970," in Murray A Rubinstein, ed., Taiwan: A New History (Ar-monk, N.Y.: M.E.Sharpe, 1999), p.323.

蒋经国现在实质上接管内部安全事务。他的最高优先是肃清潜伏军中的匪谍，而不是对付台籍异议分子。1950年上半年破获300件匪谍案，涉案人数超过3000人。国民党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一个机关全盘掌握党、政、军中每个文武秘密特务的名字。秘密警察采用共产党模式，在每个政府机关、主要民间企业以及所有军事总部，吸收秘密特务①。

①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李宗仁）, Memoirs, p.493. 1996年5月25日王昇在台北接收访问，他说在1949年至1951年期间，查出2700多名共产党特务。

据蒋经国副手王昇的说法，这段期间被秘密警察逮捕的人当中，有15％遭到枪决①。在某一回合逮捕和处决行动之后一个月内，据说就有400名地下共谍自首投案。没有自首、日后被发觉是匪谍的人当中，有若干位将领（其中有些夫妻均涉案），包括一位副参谋长、一位师长、一位空军将官。事后蒋经国宣称，在那年年底“几乎所有的共产党潜伏分子都已肃清”②。

① 1996年5月25日，王昇在台北受访。

② Allen Whiting, "Mystery Man of Formosa,"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rch 12, 1955, p.117.

12月，陈诚仍忙着从大陆撤退人员、物资来台事宜；吴国振——另一位宋美龄亲信、也是美国人喜欢的官员——奉派出任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在大陆担任过若干重要职位，包括代理外交部长。任职不久后，吴即开始向美国外交官抱怨这些逮捕和枪决，认为绝大多数是滥权。孙立人将军也向美国友人表示，涌来台湾的情报人员数以千计，他们总要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孙立人、吴国桢及其他人的这一类评论，可能遭到蒋经国人马的秘密监听，因为两蒋父子此时针对孙立人身边的军官发动恐吓行动，其中有些人从1937年上海保卫战就开始追随孙。经国手下逮捕孙立人两名部属，两人凑巧都是“美女”，一位是孙立人的英文秘书，另一位是妇女大队大队长。两人都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就匪谍而言，这样的刑期并不长①。

① 2003年10月20日，朱浤源在台北受访。另参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九，1950年5月12日，p.4249。

但是，党内异议声音现在却相当明显。1950年1月12日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召开的一项特别会议上，陈诚出人意料、公开批评领袖。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陈诚“面腔怨厌之心理爆发无疑”，并且说“余之所为与言行皆为迂谈”。据蒋介石的说法，陈诚甚至指控老蒋“干涉其事，使诸事拖延”。陈诚认为“台湾台乱皆由此而起”。蒋氏说，此话一出“闻者皆相惊愕”。但是，他只是“婉言”劝戒这位长期爱将注意礼貌。蒋氏写下，陈诚“心理全系病态也”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2, 1950, box 48, folder 2.

追随蒋氏到台湾、“最忠心的”部属也浮现对蒋的疑虑。同一天蒋氏获悉手下多数高阶将领反对他聘用日本教官和顾问的主意（其中包括最后一任日本驻支那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①。然而，这股不满情绪的主因很可能是，美国拒绝提供军援，而这些人认为倘若蒋氏下台，美国或许会重新考虑。

① 同上注，p.4124; Roy, Taiwan, p.11.

1949年初，马歇尔因病请辞国务卿，杜鲁门任命副国务卿艾奇逊接任。艾奇逊对许多事情的想法（包括对华事务），都和马歇尔相同。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在华府的全国记者俱乐部演讲，毫不意外地再度把“丢失”中国的责任推到老蒋身上。让蒋氏更不痛快的是，在读艾奇逊的评论时，读到他对美国在太平洋根本防御线的定义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到菲律宾。南韩和台湾明明都突出在防御线之外，却都没被特别提及——即使两者都受到苏联支持的军事势力之威胁。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艾奇逊的演说令他感觉受辱、挫折和警惕，而且其程度是自1928年中日济南事变以来前所未见。即使一年前从大陆撤守，他仍相信只要坚持到底，世界局势总有转向国民政府的一天。现在艾奇逊和杜鲁门的声明使他重回1937年只身面对强敌的心境，而且这次已没有退守长江或海峡对岸的退路。蒋曾一度因而心绪紊乱，他似乎即将面临为国殉难或含羞流亡国外的个人抉择。放不下美国施援的希望，于是他怪罪伦敦犹胜于华府，认为英国的恶例导致艾奇逊听任毛夺取中国最后的反共堡垒。蒋介石认为艾奇逊的面容、态度与英国人无殊。

宋美龄在次日晚间飞回台北，蒋氏亲往机场接她。她去国已经13个月——这是她第三次与蒋介石分别逾一年。跟前几次美国行不同，这一次她显然并没有情绪沮丧；岁月无疑冲淡了痛楚。根据亲友和幕僚的说法，她和蒋先生的感情立刻恢复。对来自溪口的“介兄”而言，无论局势多么艰苦，他和宋美龄的往日情怀一直是很大的鼓励。

夫妻俩回士林官邸路上，宋美龄必定向蒋简报了华府各界环绕着中国问题的政治动态。共和党人以诺兰和布里吉斯两位参议员为首，全力粹击杜鲁门1月5日所说美国不会军援台湾的声明。麦卡锡参议员也开始攻击谢伟思及其他外交官员亲共、卖国等等①。但是最令他振奋的是纽泽西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史密斯（H.Alexander Smith）的努力，他坚决主张美国应介入防卫台湾和蒋介石。史密斯到亚洲访问时曾与蒋晤谈，回国后他便公开建议美军应无限期占领台湾。

①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p.532.

尽管有这振奋人心的消息，蒋介石还是深感困扰、沮丧。他开始草拟一本书，书名是《中国存亡与东方民族之自由独立之成败问题》（The Survival of China and the Destiny of Asia）。他表示如果台湾被征服，他“必以身殉国，则不必另有遗嘱矣”。他把一股怒气发洩到可恶的英国人身上，认为他们的目标就是“柅杀亚洲人之精神与灵魂”。他写说，马歇尔从不错过羞辱亚洲人的机会，但是马歇尔或甚至俄国人的行为，都没有英国人那么恶劣。他说，艾奇逊的祖先肯定是100％的英国人，因此他预备出卖美国的利益。和过去陷入危机时一样，蒋又把自己看作烈士，随时准备慷慨就义：“余将为解放中国和亚洲人赴死。”但是不久后他就平静下来了，约伯的信仰又重新燃起；他表示为了复活，“我必须亲吻死亡之唇”。在公开场合，他不只大谈不顾拂逆、胜利保卫台湾，甚至还喊出“反攻大陆”的口号（这口号还会喊上20年之久）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5, 16, and 18, 1950, box 48, folder 2.

艾奇逊谈话的同一天，陈诚、吴国桢在与蒋先生会面时，力主让更多台湾人出任公职，甚至换下吴，让台湾人担任省主席也不妨。蒋认为陈诚“傲慢”，吴国桢“易怒”①。即使如此，下个月蒋却让陈诚大为意外，告诉陈打算提名他担任行政院长。若是免掉土改有功、又不贪污的陈诚官职，会触怒即使是亲蒋的美国人。何况，陈诚是个诚实、干练的行政官员。因此，蒋氏拔擢他，确立陈是第二号人物的地位。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8, 1950, box 48, folder 2.

同时，在莫斯科方面，艾奇逊的谈话让斯大林和毛泽东放了心，认为美国不会干预共产党夺占南韩、台湾或越南的努力①。两人都相信中、苏两个马克思主义国家力量的结合，“已使世界权力结构丕变，有利于苏联带头的阵营。”②越南的斗争起先只是游击战，现在已经打得火热。眼前的问题是，下一个解放战争要从哪里下手？南韩或台湾？

①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薛理泰）, Uncertain Partners, p.101. 刚查洛夫（Goncharov）认为北京和莫斯科不确定美国会怎么做。Tang Tsou叙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委决不下，但强调即使大保守派对将与中共为台湾而战，似乎也很犹豫。参见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pp.520-551.

②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p.87-88.

早在1949年5月，毛就建议金日成可在1950年上半年对南韩发动攻击。当毛泽东滞留莫斯科时，下令把具有朝鲜族血统的14000名解放军士兵，偕同其装备，移交给北韩。可是，此时的毛希望金把抢占南韩的军事行动推迟一年，原因是他计划在1950年春末侵台，距离现在只剩几个月了。斯大林把这两场解放战争的发动时机，留给毛泽东和金日成去决定。他明白表示，除了空防和大量物资援助之外，苏联不会直接参与任何一场战争。苏联不久后派出一个空军师（连同俄国飞行员），帮助中国培训出1000名飞行员①。

① 同上注，pp.85-90; Odd Arne Westad（文安立）, Decisive Encounter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19.

1月底，蒋氏对革命实践研究院学员讲话，告诉他们在美国存在两种对华政策。一是“美国国防部的意见，认为台湾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应该划入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卫圈内，因而主张对台湾予以积极的军事援助”。另一个则是国务院的政策，“希望我们这个仅有的基地，丧失得愈快愈好。”蒋说，国务院的政策当然“对于共匪无异是一种鼓励，要使他积极来进攻台湾”①。两个星期后，毛泽东和斯大林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暗示若美国攻击中国，苏联将提供军事援助。两个共产党领导人毫无疑问认为，此条约可以吓阻美国协助台湾抵抗攻击的倾向。不过，蒋氏相信，这个条约就像1939年苏联和纳粹德国的条约，会让美国有所警觉，因而有助于国民政府。有时候蒋介石和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一样，认为在苏联的喷射战斗机（甚至是由苏联飞行员所驾驶的米格机）支援之下，人民解放军不出几个月就会进犯台湾。但是，有时候他又抓住微薄的希望，猜测斯大林或许“会乐于让我活下来，做为牵制毛泽东的力量”②。

① 蒋对革命实践研究院的演说，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九，1950年1月30日，p.4141。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14 and 16, 1950, box 48, folder 3.

二

虽然白宫继续阻挡给台湾的任何形式军援，蒋介石仍能透过非官方的幕后途径取得若干军援。根据一项民间安排，一群退役美国军官在退役海军上将柯克（Cahrles M.Cooke）的率领下抵达台湾，担任国军顾问——柯克在二战期间曾与中国情报机关合作过。美国国防部也可能“疏忽”了，没照会国务院有若干剩余物资已卖给台湾，也已交货。1996年蒋纬国接受访谈时，曾提到1949年他如何在夏威夷，以便宜的价格替他的美制装甲车买到一仓库的“剩余”军火①。

① 1996年6月5日，蒋纬国在台北受访。

1950年2月3日，代总统李宗仁通知台北，他因病必须留在美国就医；次日，蒋介石原则决定复行视事。他觉得，若不复出，不仅台湾“会被摧毁，中华民族也将覆亡”。蒋显然没把这自恋的幻想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亲信。蒋发电向李宗仁称赞他为国尽瘁，但是在日记里却骂李是“廉耻道丧”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14, 19, and March 1, 1950, box 48, folder 3.

蒋介石任命从艾默赫斯特学院和剑桥大学毕业的亲美人士叶公超出任外交部长①。美国人也喜欢叶公超的活力、开放和坦率。叶公超出任外交部长，意谓随着战争步步逼近，现在行政院长、省主席、外交部长、陆军总司令、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全是受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政府代表敬重的人。6人之中有四人具有美国学位；5人英语流利；5人年岁不满53岁。另一位留美经济官员尹仲容起先担任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的主委，后来升任经济部长，也在台湾经济益发稳定方面扮演关键角色。这是个有吸引力的团队，而且每个人都和宋美龄走得很近。

①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4, pp.29-31.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夫妇站在总统府阳台上，向10万名庆祝蒋总统复行视事的“热情民众”挥手致意。蒋氏希望立法院和国民大会能有更年轻的人，既效忠于他、又不具过去派系背景的年轻人。但是，跟随中央政府播迁来台湾的立法委员有470人，由于他们和国大代表都是在大陆时，依据1946年宪法合法选出的，他若撤换这些民意代表，就会伤害到他本身中国立宪政府元首的合法性。2000多位各个中央机关的代表，将继续挂名执行其职权40年。这些人并没有得到蒋介石太大的尊敬，蒋经常在日记中哀叹：“奈何？”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3, 1950, box 48, folder 4.

云南的卢汉终于投向共产党，但是滇省2000名国军忠诚部队躲到缅甸掸邦山区。蒋介石派这些部队的老长官李弥将军前往缅甸，负责领导这支杂牌军；他们很快就接管缅甸北部的鸦片生意①。同一段时候，薛岳将军率领8万名国军部队和许多难民从华南和西南省分撤退到亚热带的海南岛。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面积仅次于台湾，可是它和台湾不同之处是，与大陆相隔只有15英里，而且有许多中共游击队藏身山区。3月间，超过10万名解放军抢滩登岛，只受到零星抵抗。蒋介石下令撤守，7万名国军和难民成功退至台湾②。

① Westad（文安立）, Decisive Encounters, p.302; E.R.Hooton, The Greatest Tumult: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36-1949 (London: Brassey's, 1991), pp.168-169.

② 2003年4月3日，郝柏村在台北受访。

海南岛撤退之后不久，蒋又命令汤恩伯的12万名大军由上海东南边的舟山群岛撤退到台湾。蒋氏越来越担心共军空军的快速发展，想把所有力量集中到台湾。可是，他的高阶将领，包括陈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都“极端反对”此举，认为会打击所有在台湾的思乡国军部队之士气，深怕他们会觉得再也回不了老家。蒋介石大怒，在日记中写下陈诚（刚奉派出任行政院长），“其心理病态，不可救药而已。”5月16日，舟山群岛国军全体安全撤退到台湾。几天之后，又出现陈、蒋不合的另一个迹象，陈诚告诉张群他要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因为委员长“越权”，这样的情况让他很愤恨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1, 9, and 18, 1950, box 48, folder 6.

这段期间，为了牵制解放军以及提振士气民心，蒋氏下令小股突击队进击大陆沿海，空军也前往大陆进行轰炸，并在名义上对大陆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他还不顾争议，着手引进日本军事顾问和教官到台湾。他说，西方的顾问忽视精神的重要性，整体着重在军事技术和战术，这种态度过去对国军官兵产生不幸的影响。国军军官也沾染了“他们个人自由主义和优厚享受的心理”。因此，他已邀请日本军事专家加入国军军事院校，教授誓死达成任务的军人精神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九，1950年5月21日。

5月中旬，研究党务改造的十人小组向蒋总裁呈报草案。如蒋氏所愿，这份改造方案建议恢复集中化的、列宁式的“革命民主政党”组织模式，一如孙中山过世前两年所采取的路线。根据这份规划蓝图，国民党的实际控制将更胜以往。蒋氏预备执掌他在大陆从未享有的独裁大权。从高层到最基层的“所有决定”，都将由党的系统做出。换句话说，党单位将监视、指导整个社会的重大决定，包含政、军、企业、媒体、学校、农会、教堂寺庙①。这份蓝图建议的是一个在社会、政治控制上类似于共产制度的准极权体制。然而，老蒋告诉改造小组，鉴于当前军事局势，他将暂时搁置此一计划，仅规定党内高阶干部向他宣誓效忠，就像当年的孙中山一样②。

① Hung-mao Tien（田弘茂）, Great Transition, p.67.

② Bruce Dickson, "The Lessons of Defeat: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Kuomintang on Taiwan, 1950-1952," China Quarterly 133 (March 1993): 56-84.

1950年春天，立法院竟否决蒋氏的一项提案，反对把超乎宪法规定的完全紧急权力赋与行政院与行政院长。蒋视之为派系作祟的不忠诚表现，大感愤怒，指控掌握立法院大部分CC派的陈立夫“扯谎、耍诡计”。此时，出于对派系的不满，蒋氏不顾共军来犯迫在眉睫，仍决定进行清党。他认为，最好在媒体还受到掌控时，赶紧进行清党。军事指挥官也被列为肃清的对象。蒋氏感觉有些将领仍把部队视同“私人财产，（以衬托）其权力和地位”，因此又下令数百名将官退伍。当他接获报告说四十五师士兵“拉夫抢劫”，他马上撤办该师，要官兵统统退役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9, 14, May 16, 30, 31, and June 9, 1950, box 48, folders 3, 6, 7.

中央情报局估计，人民解放军三野37万部队已部署在华中沿海，林彪的四野至少也有45万大军在附近，可供支援进犯台湾。解放军另外集结约5000艘渔船和可拖曳船只以备攻台之用①。虽然渔船并不让人望而生畏，可是它们有厚实的木造船体，以及一呎厚的硬木龙骨，国军的海、空军武器并不能轻易击沉这些渔船。毛泽东的部队也进行空中动员：无线电讯显示，解放军飞行员首次飞越中国城市上空②。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解放军已经拥有100至157架喷射军机——这对苏联和中共政府而言都是了不起的成就③。台湾没有这种飞机。

① U.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Prospects."

② Bruce Cumings,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528.

③ U.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Prospects."

5月，金日成开始向南北韩边界调动装甲及精锐步兵部队。5月13日，搭乘俄国飞机抵达北京后，金日成告诉毛泽东他已得到斯大林认可，可以“解放南韩”，他希望尽速发动攻势。毛向斯大林求证，莫斯科回答说若中方不同意，南侵就“必须延期”。毛告诉不耐的金日成，美国可能会介入韩战，他原本期待解放军先解放台湾，金再进攻南韩。即令如此，他仍同意金日成的计划，并承诺中国会伸出援手①。

①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薛理泰）, Uncertain Partners, p.196; Chen Jian（陈兼）,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20-125; Westad（文安立）, Decisive Encounters, pp.319-320.

毛泽东大可坚持优先进攻台湾，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①。有一个解释是，去年9月解放军对金门的两栖进击铩羽而归，使毛泽东对于让50万大军穿越80至100英里开放水域进犯台湾的决定，格外谨慎。毛主席很可能希望能够以配有喷射战斗机的强大空军以及大型海上兵力，对付蒋委员长手上仅有的二战战斗机与护卫舰。同时，北朝鲜军队对措手不及且弱小的南韩发动攻击，其胜算显然高得多②。如果金日成成功征服南韩，将重挫台湾国民党人的士气，台湾或许会不攻自陷。

① 文安立在他的大作Decisive Encounters中，模糊地写道毛泽东“别无选择”，只能同意优先进攻南韩。依据文安立的说法，这只是因为若要求金日成暂缓一年，就违背毛的革命原则（p.320）。

② Gregory Henderson, Korea: The Politics of the Vortex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49.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毛泽东同意让金日成先发动攻击的决定，其影响极为深远。假设金日成没在1950年攻打南韩，反而是毛泽东在6月分对台湾发动渔船舰队的攻势，杜鲁门政府几乎肯定不会介入拯救蒋介石。此外，在大陆大胜蒋氏已激发了毛主席不羁的雄心，一旦侵台成功恐怕毛的气焰又会更盛。金日成在北京的时候，胡志明也秘密前往讨论越南未来的军事攻势。毛泽东把美国“既当做敌人，又看成是只‘纸老虎’”，他发现三个机会，可分别从韩国、台湾和越南“透过枪杆子”，改造东亚乃至世界的秩序①。

①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102.

在台湾，首波土地改革和农复会其他方面的努力（如透过贷款供应肥料给农民），让1950年的春季有了大丰收。稻米的市价跟着降了40％。此外，尽管即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蒋氏还是令人意外的坚持军事预算维持不动，而且实际上也这么执行了。政府因而能够在地发行新台币，防止物价进一步上升。这些发展全都有助于进一步稳定台湾社会①。

① FEER 9, no.11 (September 14, 1950): 307; FEER 8, no.26 (June 29, 1950): 852.

5月，蒋氏夫妇迁至士林新官邸。原先日本总督把这块土地和建筑物盖做“园艺实验所”。这个漂亮、幽静的地方位于阳明山脚。从官邸往西、往北看去尽是稻田，附近田间的基隆河蜿蜒汇入东海。原来的房舍很小，但是有许多大窗户可尽览热带花园美景。

蒋氏夫妇在官邸隔壁盖了一座小教堂，延用他们在南京的教堂旧名，取名“凯歌堂”。每个星期天做礼拜时，他们都坐在前排的两张软垫椅上。陈诚、张群、何应钦等基督徒偕同妻子坐在直背椅，蒋经国、蒋方良夫妇亦带着孝文（15岁）、孝武（14岁）、孝章（11岁）和孝勇（2岁）出席礼拜。抗战胜利后在南京的牧师陈维屏主持礼拜仪式①。蒋介石本人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亲自讲道，但没留下书面文字。士兵们奉令来听可能有3小时那么长的讲道。蒋夫人也召集一批基督徒妇女，每星期三在凯歌堂举行祷告会——就连台风天也照样举行。当时的台湾，似乎有祈祷的需要。中央情报局再度向白宫报告，人民解放军应该会在1950年结束之前占领台湾②。香港商人传出消息说，中共代理人收购5至10马力的马达，要装在专为登陆台湾所制的木船上③。美国国务院也敦促所有美侨离开台湾。

① 2003年10月12日，周联华在台北受访。

② CIA memorandum, May 11, 1950, file AOI, 878.OA12, obtained by FOI request.

③ FEER 8, no.24 (June 15, 2006): 783.

白宫继续把台湾视如敝履，但是国务院方面仍有一些外交官还在设法拯救台湾。鲁斯克（Dean Rusk）延揽知名的共和党人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为特使，就台湾事务提供建言。杜勒斯认为美国不应让台湾本省人受共产党或国民党的统治；鲁斯克也认为美国对台政策的全面重新评估时机已到。鲁斯克相信“福尔摩莎”是，“划开共产党扩张的一条线”。然而，艾奇逊和其他人继续奉行其最初的理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将步上狄托路线，而且持续相信此一可能性最符合美国的长期战略利益。出于这个观点，美国万不可支持台湾的独立性，以免让北京借题发挥，号召中国人民（包 括在台湾的外省人）反美。他们担心类似的剧本有一天甚至会触发一场中美大战，至少也会导致中国继续紧靠苏联①。

① Finkelstein（冯徳威）, Washington's Taiwan Dilemma, pp.307-311.

时间拉回3月，中央情报局台北站密报华府，孙立人将军正在计划政变。次月，美国驻台武官报告，某位高阶官员（想必是孙立人）告诉他在蒋的主政下，局势“无望”，必须要有“激烈措施来解救局势”①。甚且，孙立人某次和委员长会谈，仍持续反对政工干部的工作，还有一次更大胆向蒋氏进言，其聘用日本教官无助于建国目标。5月6日，陈诚亲自请蒋接受他的辞呈，表示他的健康、性格和能力都已不堪负任②。

① Cumings,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535.

② 薛月顺编，《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台北：国史馆，2005）；1996年5月29日，陈立夫在北投受访。

蒋氏意识到有一股暗流威胁到他的权力，据说有人听到他不时在办公室里摔东西、或在电话中高声怒骂①。根据一份日期为1950年5月3日的国务院绝密备忘录，孙立人5月初向美国人“坦承”，他“预备让福尔摩沙一举重生，接掌所有的军队，并得到中国海、空部队的支持”。国务院这份文件讨论到若是孙兵变成功，美国要有哪些对策。但是，在讨论对策之前，它先提出警告表示孙立人“在政治上很天真”，而且训令：“（美国）政府绝不应该涉入孙立人的政变。”②

① FRUS (1950), vol.7: Korea, pp.359-361;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九，1950年5月12日，p.4249。

② Top Secret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Hypothe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Formosan Situation, May 3, 1950." 来函单位与收函者不明，不过很可能是出自中国事务组或情报研究局之手。这份备忘录收在情报研究局的档案中，National Archives, INR files, box 4195, doc.793.00/5-350.

5月30日，鲁斯克等国务院官员开会起草一份呈送艾奇逊的新计划：美国将照会蒋介石，避免共产党血腥攻占台湾的唯一办法，是由蒋氏要求把台湾交付联合国托管，下野出国，并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孙立人①。这份计划并未涉及鼓励孙立人政变。即令如此，据传国务院问季里诺总统，如果蒋要逃离台湾，菲律宾是否肯给委员长政治庇护。季里诺的答复是：“不愿意。”②

① Cumings,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537.

② Finkelstein（冯徳威）, Washington's Taiwan Dilemma, p.328.

1950年6月初，在缅甸战役期间和孙立人结为好友的鲁斯克，收到孙的一封密函，由一位孙的友人亲手面交。信中，孙立人提议领导反蒋政变，希望得到美方的支持或默许。鲁斯克想到消息若传回台北，孙立人恐有杀身之祸，便赶紧把密函烧了，直接向国务卿艾奇逊报告经过。艾奇逊答应立刻向杜鲁门总统面报此事①。有一个可能性鲁斯克没想到，那就是这封密函可能是假的，旨在替提前逮捕密谋政变的孙立人留下伏笔。

① 杜念中，《时报周刊》，9月1日到7日，1990，pp.8-11。1990年（未叙明月日）杜在美国乔治亚州的雅典市采访鲁斯克。接收访问后，鲁斯克获悉孙立人仍然在世，深表惊慌，怕因揭露此事对孙造成困扰。孙密函鲁斯克，首见于Thomas J.Shoenbaum, Waging Peace and Wa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p.209. 2003年10月的访问中，专门研究孙立人的朱浤源教授说，孙被软禁33年获释后，他曾于1988年及1989年访问孙立人。孙否认曾经写过密函给鲁斯克，也绝未密谋推翻蒋介石。

6月23日，鲁斯克拜访寓居纽约的胡适，显然提到以胡替蒋的可能性。胡适当下拒绝。鲁斯克显然是希望，蒋若看到胡适的公开表态会愿意下台。此时，艾奇逊显然已和杜鲁门总统私下讨论过此事了。6月23日，亦即鲁斯克拜访胡适的同一天，艾奇逊召开记者会，宣称杜鲁门总统1月5日有关中国和台湾的声明，仍然是美国的政策：美国不会介入中国的内战①。

① Leonard A.Kusnitz,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America's China Policy, 1949-1979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1984), p.34.

麦克阿瑟不晓得这些发展，又向国内报告：台湾若是沦陷，将摧毁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地位。他在报告里首次形容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补给站”。他也让国军从他控制的军事物资中，购买燃烧弹以供空军之用①。

① Finkelstein（冯徳威）, Washington's Taiwan Dilemma, pp.315, 316.

三

6月25日清晨，委员长的秘书沈昌焕叫醒他，报告说经国带来重要消息。蒋氏匆匆着衣，进入书房。经国报告说，经过一番长久炮击之后，北朝鲜步兵和装甲部队已越过38度线。蒋氏在日记中说：“如预料也。”①事实上，他并没有预料到南韩会受攻击，只是一直都预测美、苏之间终究会发生冲突。现在他觉得，两大超级强国可能会在朝鲜半岛开战，而这可能会救了台湾。他必须等着看杜鲁门总统怎么反应。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5, 1950, box 48, folder 7.

那个星期天，杜鲁门授权麦克阿瑟派送军事补给给南韩，并使用美国战斗机攻击北朝鲜的装甲车。他也迅速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申告，得到一个决议：要求朝鲜半岛立刻停止交火，北朝鲜部队退回38度线。他强调，在北朝鲜拒绝联合国决议案之前，美国不会贸然行动。同时，艾奇逊建议杜鲁门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防止两岸发生冲突。艾奇逊也强调美国“不应和委员长绑在一起”，建议或许台湾地位“可由联合国来决定”。杜鲁门另加一句，“或者由对日和约来决定。”可是，杜鲁门在其指示中只字不提台湾或中国①。日后他对一位部属说，当时他对伊朗局势和莫沙德（Mohammad Mossadegh）的忧虑大于福尔摩莎②。

① 1950年6月25日，杰赛浦（Phillip C.Jessup）与总统在布莱尔宾馆会谈的重点记事，请见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网站:http://www.turmanlibrary.org.

② 1950年6月26日，艾尔赛（George M.Elsey）与杜鲁门总统对话备忘录，请见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网站：http//www.trumanlibrary.org.

蒋介石等了三天，还是等不到美国人的动向。他和部属都搞不清楚，究竟韩战会是台湾命运的不祥前兆，或是将台湾流向获救的清溪。宋美龄拍发许多急电给华府的友人査询；蒋氏父子则密切关注朝鲜的军事发展，下令海、空军加强巡逻与侦察，捜寻解放军船队在中国沿海集结的任何迹象。

但是，台湾内部也有些重大事情待处理——蒋氏父子认为孙立人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因此也威胁到其流亡政府的存亡。父子俩很可能害怕，不论美方是否介入朝鲜冲突，此冲突可能会刺激孙立人甚至陈诚采取行动。因此，蒋介石当天就召见孙立人，警告他别玩诡计。蒋介石说，如果孙立人不改变想法，他会被解除一切职务；蒋在日记中甚至写下孙立人通匪①。不过，孙仍保住陆军总司令的官职。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6, 1950, box 48, folders 7, 8.

美国对北朝鲜挥兵南侵的具体反应，终于在6月27日揭晓。杜鲁门总统宣布，他已下令美国海、空军支援南韩政府军。他又进一部表示，在此局势下，共产党若占领福尔摩莎，将对太平洋及美国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因此，他下令第七舰队可击退针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呼吁台北国府当局停止对大陆一切海、空行动，又宣布“福尔摩莎未来地位之决定，必须等候太平洋恢复安全，或与日本和解，或由联合国来决定。”①

① New York Times, June 28, 1950.

令岛上人心振奋的好消息是，美国将阻止解放军进攻台湾。几乎同样让人高兴的是，杜鲁门决定直接介入、击败北朝鲜的南侵。即使最终南韩陷入共产党手中，也很难想像美国要如何抛弃刚宣布的保台行动——即使往后数十年也证明，这是美国海、空军相当容易做到的承诺。

然而，杜鲁门的声明只字不提支持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更不提支持委员长，对蒋而言是个坏消息。杜鲁门反而指出，台湾地位，也就是蒋介石的地位，仍未解决。这个立场和杜鲁门1月5日所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声明，大相径庭。白宫现在显然有意用联合国方案解决台湾问题，这是台湾和大陆合法分治的第一步。

蒋介石立刻在台北召开一系列的政策会议。蒋氏说，杜鲁门“其对我台湾主权之忽视……视我一如殖民地之不若”。但是他也理解，他必须善加利用好消息，并推动美国友人说服政府放弃台湾独立的想法。蒋氏同意由外交部长叶公超起草一份声明，表明中华民国已循美国之请，停止对大陆之海、空行动，也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杜鲁门的声明“不影响中国对台湾之主权”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8 and 29, 1950, box 48, folder 7.

为了在美国建立支持台湾的力量，叶公超提议委员长派出33000名国军部队到韩国作战。据传，蒋介石起先反对这个主张，但最后同意，条件是美国全面装备派出的国军部队，并提供2年的培训。根据鲁斯克的说法，叶公超向委员长断言美方将会拒绝此一提议①。

① Dean Rusk as told to Richard Rusk, As I Saw It, ed. Daniel S.Papp (New York: Norton, 1990), pp.175-176. 据鲁斯克的说法，“（台北）非常高阶的官员”告诉他这件事。蒋的提议附有前提条件，即美国以现代武器完全装备33000名部队，兵提供2年的训练；Chiang Diaires, Hoover, June 28, 1950, box 48, folder 7.

听到派出国军3个师协防南韩的提议，孙立人“跃跃欲试”，自动请缨领军出征。但是蒋在日记中写下：“惜其精神、品格与思想皆令人忧虑尔。”有一次和其他高阶将领开会时，蒋的一席话令举座震惊，他说孙不可信赖，“有异心”①。几天后，政工和情报官员向蒋报告他想听的消息：孙立人的总部“又有匪谍重案之发现”②。可是，此时开除孙或逮捕孙，都会替杜鲁门政府里的反蒋人士助长士气。因此，蒋决定还是让孙保有职位。华府果如叶公超预测，拒绝台北派兵到韩国参战的提议。杜鲁门和艾奇逊不想跟蒋“绑在一起”。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30, 1950, box 48, folder 7.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7, 1950, box 48, folder 8.

③ 1950年6月25日，杰赛浦（Jessup）谈话重点记事。

同时，毛泽东对“纸老虎”有此强烈反应，大吃一惊。他下令大做宣传、动员反美帝，并组织为数70万的东北边防军部署在中朝边界，准备随时投入战场。解放军还把大批作战物资送到鸭绿江边界①。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增加给胡志明的军事援助。

①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126-130, 139.

7月初，蒋介石公开指控苏联煽动韩战，预言毛泽东终究会派中共部队参战①。这个预言若实现，美国和共产中国就会爆发大战，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蒋和台湾的观点。他认为，可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民族性“肤浅”，无法预测；私底下，他也嘀咕抱怨绝大多数美国人依然认为台湾“已亡”，而 蒋介石“已完结”②。研判毛泽东将认定美国防卫台湾的承诺只是作作样子，蒋指示参谋总长周至柔准备疏散金门。蒋说，由于杜鲁门设下的限制，国军飞机不再能轰炸金门对岸的共军集结点，这使得金门更易遭受攻击。周至柔和蒋的非官方美国军事顾问反对弃守金门。他们认为，此举形同表态国府接受台湾与大陆分治。但是，“准备撤退令”暂时还是发了下去③。

① New York Times, July 4, 195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4, 1950, box 48, folder 8.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7, 1950, box 48, folder 8.

得到杜鲁门的核准，麦克阿瑟急急抽调4个师的占领军从日本驰援南韩——但他们却连连吃败仗。或许是对于美国参与此一新战争的前途越来越悲观，据传麦克阿瑟告诉国府驻日本大使说，他“强力支持”委员长；此说使蒋氏龙心大悦①。事实上，麦克阿瑟每天都更高声的疾呼，要求全面援助国民政府、运用国军部队，以及把台湾纳入为保护、投射美国力量的关键战略资产②。

① 同上注。

② Nancy Bernkopf Tucker（唐耐心）, "A House Divided: The United States,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China," in Warren I.Cohen（孔华润）and Akira Iriye（入江昭）, eds.,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36-38; New York Times, July 6, 1950.

7月31日，蒋氏夫妇到台北松山机场迎接麦克阿瑟的到访。麦克阿瑟及其随员并未通知国务院或白宫就径自飞到台湾；事实上，艾奇逊闻讯后，“大吃一惊”①。在台北听取详尽的简报时，这位美国名将坐在蒋夫人和满面笑容的委员长中间。委员长对麦帅的沉稳和大将之风印象深刻。中方简报人员说明国军许多物资严重不足的现象，但强调部队的作战素质和士气极高。麦克阿瑟对简报内容印象良好，又在未经授权之下，答应台湾会得到它所需要的每样东西②。会后，美国贵宾乘车上阳明山到达蒋总统别墅的居停处。当天晚上，蒋氏夫妇以中国菜款待麦帅及其高级参谋。在觥筹交错之间，蒋总统夫妇一定不敢置信，就在6个星期前，委员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末日似乎即将到来！

①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Norton, 1969), p.422.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7, 1950, box 48, folder 8.

韩战爆发1个月后，麦克阿瑟将军抵台访问

次日早晨，蒋介石和贵宾利用早餐时间又谈了2个小时。麦克阿瑟保证美国政府很快就会“针对提供台湾军事保护有个正式政策”。蒋也主动提议让麦克阿瑟全权指挥调动中国军队——麦克阿瑟是得到此一殊荣的第三位美国将领——但是，麦帅委婉地拒绝了①。麦帅在离开台北前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双方将“对敌人轻举妄动之攻击予以反击”，他又对“委员长坚决反抗共党侵略之决心”表达敬意。麦帅更盛赞福尔摩莎“可媲美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②

① 麦克阿瑟将军和哈里曼（A.W.Harriman）的对话备忘录（未叙明日期），请见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网站：http://www.trumanlibrary.org.

② New York Times, August 1, 1950.

蒋氏高兴极了，当天晚上在日记里写下：“在此军事危急之际，麦帅竟拨冗访台以敦友谊，而其扶弱抑暴之精神，实为美国军事政治家惟一之雄才，其为罗斯福后之第一人乎。”①麦克阿瑟不久后便派6架美国空军喷射战斗机到台湾，彷彿是在验证蒋的发言。8月4日，这些飞机——蒋氏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喷射战斗机——在台北街头群众的欢呼声中，上演一场空中飞行秀②。但是，麦克阿瑟的做法在华府并没得到同样的掌声。美国联合参谋本部明白告诉麦克阿瑟，杜鲁门总统的意思是，美军在不进驻的情况下防卫台湾，即使台湾受到攻击亦不许进驻台湾。换句话说，目前只能靠第七舰队确保台湾防务③。飞机于是返回日本。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31, 1950, box 48, folder 8.

②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1950.

③ John W.Garver（高龙江）, 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Armonk, N.Y.: M.E.Sharpe, 1997), p.39.

麦帅回到东京后，派他的副参谋长福克斯少将（Alonso Fox）率领调查团到台湾，详细评估国军的军事需求。麦克阿瑟命令福克斯别照会国务院派驻台北的代表；这是麦帅不苟同杜鲁门对台政策的许多动作之一。此时，一向同情国府的职业外交官蓝钦（Karl Rankin）奉派以公使衔、而非大使身份，主持台北的美国大使馆——白宫想藉此保留未来的弹性。蓝钦首次覲见蒋总统之后，形容委员长“是位中国绅士，具有信实、温和、忠诚和宽宏大量的美德”。蒋氏也晓得这是一位他会喜欢的美国外交官。后来，美国大使馆的报告再也不抱怨台湾的警察措施。总之，蓝钦认为戒严的台湾，情况并非总是很严峻。当他到任时，违章住户占了美国使馆大半的土地，警察花了两年时间才赶走他们①。

① Karl Lott Rankin, China Assignmen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p.48.

蒋介石接见美国公使蓝钦

经国向他父亲报告，解放军已开始从浙江、福建沿海调动部队北上，到和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的山东省。听到这个消息后，蒋氏取消早先撤离金门及其他外岛的命令，直到接到艾奇逊一封密电，表明第七舰队不会协防这些外岛，他又立刻下达“紧急”撤退的命令。然而，两个星期后他又改变心意，在共军进犯外岛的可能性益发降低之下，再次取消撤退令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0, 11, 12, and Auguse 5, 1950, box 48, folder 8, 9; FRUS (1950), vol.6: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p.371; Garver（高龙江）, Sino-American Alliance, p.115.

在这段期间，蒋氏继续搜集不利孙立人的证据，又有情报说，孙在台湾的总部有若干高阶军官是匪谍①。蒋也对陈诚（台湾官阶第二高的将官）身边的军官发动调查。8月中旬，他罢黜第十九军军长（刘云瀚）职务，在日记中写下，此人是“辞修之力护者也”②。有如对付孙立人那样，蒋氏父子对陈诚发出警告，陈诚心中有数，于8月28日辞去军职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8 and August 18, 1950, box 48, folders 8, 9.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4, 1950, box 48, folder 9.

③ 薛月顺编，《陈诚回忆录》，p.576。

韩战效应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得到强化，现在他信心大增，遂正式建立规划已久的党务革新组织——中央改造委员会。这个计划涉及执行党干部的大规模遣散与退休，以及重建党的方向、政治纲领和军队的工作。做为此计划的一部分，他解散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接着他又亲自挑选中央改造委员。被蒋氏怀疑有异心的陈诚，最近还被蒋在日记中斥为“无用”，但是却仍入列为改造委员，大抵因为陈诚毕竟还是行政院长。

中央改造委员除了陈诚，还有蒋经国和13名可信赖的部属，以及1名本省人。改造委员平均年龄46岁，最年长者只有58岁，这和过去10年国民党高阶委员会的情况迥异；他们全都有大学或同等学历。（后来，即使国民党中阶干部都必须有大学学历。）改造委员有5人是浙江籍，约占1/3。最重要的是，他们全和委员长有个人关系。这里头没有CC派，也没有军阀代表或孔宋家族的成员①。

① Dickson, "Lessons of Defeat," p.67.

蒋向中央改造委员会强调，党务革新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贪渎和派系，引进年轻党员，并着重服务社会和群众。党的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在蒋介石及其儿子手中，但是这个改变被解释为成就团结的前提。蒋氏似乎相信，他的努力在日后（可能是身后多年）可以带来法治社会，一个开放、繁荣、有良好教育的社会；另外，还有一个多党但严格控制的代议体制，其最重要目标是社会安定和民众福祉①。

① 同上注，p.68。

这是这位强烈反共的国民党领袖很有趣的准马克思主义阶段，部分反映出他对中国共产党某些方面的敬佩。他在日记和闭门谈话中，比以往更常提到服务“群众”此一马克思言论①。他在党内公开宣扬要击败毛泽东，必须先向毛泽东学习②。他甚至鼓励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他写下：“决不可以此（辩证法）为共党所专有，而本党即不屑研究，此本党之所以被共党击破也。”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2, 1950, box 48, folder 8.

② Dickson, "Lessons of Defeat," p.63.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1, 1951, box 48, folder 16.

动员年轻人，也是两蒋决心要向共产党学习的一个要项。经国出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值得注意的是，救国团不归教育部管辖，而是设在国防部总政战部底下，派出教官“教导、训练从小学至大学的学生”①。蒋的说法是，标准化的教学和军训，是贯彻党原则和目标的关键②。

① 1960年，救国团改由教育部指导。

② 蒋给陈诚的指示，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十，1950年11月14日，p.4404。

小蒋也接掌委员长到台湾后最喜爱的单位，担任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多年来，研究院调训数万名党、政、军官员，灌输政治思想。这些毕业学员不论受训实践长短，均依中国人的传统，把主任蒋经国奉为重要的精神领导。随着党干部日增，党员人数也不断增加。1950年，国民党在台湾党员约5万人，到了1952年已增至28万2千人，其中约半数为外省籍；此外，党员有17万人为文职人员，其余11万2千人为军人。国民党亦仿效中国共产党，新设风纪委员会，调查贪渎之指控（包括高层）①。

① Dickson, "Lessons of Defeat," pp.70, 72, 76, 79.

中央改造委员会亦恢复列宁式的民主集权教条，做为国民党的指导方针。小组成为党的最基层组织。国民党的新规定是，每个党员都必须被编入小组，并参加小组会议。小组做为工作单位负责执行党的政策、发展和散布政治宣传、防止共产党渗透，并举发可疑和不法行为。党报亦举中国共产党之例，证明在城市中利用工作场合做党的基层单位有其好处；至于农村地区，党的基层组织以村为建置基础，不以乡、镇为基础①。

① 同上注，p.63。

立法院内亦首次成立国民党小组。此后，立法委员会经由党部得到指示。政府机关和军中单位普设小组。民间企业不论规模大小，都被“鼓励”在工厂、办公室允许成立小组。每个学校、民间组织都有党的小组，如果规模够大还会有区分部。国民党的小组也学习共产党进行相互批评、自我批评，以及忠诚调査。党部透过小组进行舆情调查，俾使了解人民的需求和意见，以“发展群众路线”①。除了这些个人层次的指令之外，大型工、商企业和基础建设，如钢铁、矿产、石油、电力、铁路、造船、制糖、烟酒、林业，全由政府控制。除了和土地改革有关者之外，民营化并不是目标。

① 同上注，p.64。

美国国会里坚决反共的拥蒋派议员似乎并未察觉，国民党在台湾的作为和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很相似。不过，蒋的目标不是像毛泽东那样，彻底改造人类关系和世界，也不是像法西斯主义者那样，企图主宰其他民族及世界。他希望确保社会安定、政治权力不受挑战，藉此保住他的地位、追求国家统一，击败来自大陆的任何攻击，在台湾建立现代化、繁荣的华人社会。新国民党所教的价值观和早先的新生活运动一样——爱国、忠贞、纪律、荣誉、仁爱、反共。

陈立夫寻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以认可这些改革，他也质疑为什么党的财务纪录不对全体中央委员公开。他的要求引发一波挞伐声浪。蒋介石给陈立夫卧病在床的哥哥果夫写信，指立夫“不能担任大事”，并宣称他不能再参与党务①。蒋表示：“总裁，总揽一切党务。”蒋现在偶尔会在其日记或信函中，以帝王般的第三人称方式自称。据陈立夫自述，他听说经国即将逮捕他，连忙逃到纽泽西州，向孔祥熙借了 一笔钱开起养鸡场。陈立夫和许多国民党大员一样，功过是非姑且不论，似乎并没积攒出一笔财富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3 and 21, 1950, box 48, folder 8.

② 1998年5月29日，陈立夫的访问。

四

杜鲁门和艾奇逊深怕麦克阿瑟挺蒋会刺激中共介入韩战，此一发展在那个初期阶段可能会酿成大祸①。杜鲁门派哈里曼到东京告诉麦克阿瑟，总统并不希望他“让蒋成为美、中战争的导火线”。麦克阿瑟保证一定执行总统下达的一切命令，但也明白表示他不赞同政府对华、对蒋政策②。

① 1954年11月14日总统访问，Papers of Harry S.Truman: Post-Presidential Files, 请见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网站：http://www.trumanlibrary.org.

② 麦克阿瑟将军和哈里曼（A.W.Harriman）的对话备忘录（未叙明日期），请见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网站：http://www.trumanlibrary.org.

8月31日，杜鲁门回答记者发问时说，韩战结束后，第七舰队就不再需要防卫台湾。换句话说，美国阻止台湾遭受攻击的承诺，只是暂时性质。蒋介石认为又是可恶的英国人从中做梗，才使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再次出现转折①。同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也继续讨论中共提出的抗议，指控美国采取反中的侵略立场，在台湾部署军机、军舰，而且美国军机飞越北朝鲜边界已侵犯中国领空。美国代表奥斯汀（Warren Austin）在辩论中提议安理会派一个小组，到争议所在的东北现场调查此一指控。政府驻安理会代表蒋廷黼认为，下一个提议就是派代表团到台湾去调查另一个指控。他担心，如果政府否决此一提案，可能会引爆把安理会中国代表权移转给北京的争端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30 and September 1, 1950, box 48, folders 9, 1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7, 1950, box 48, folder 10.

蒋介石在某次会议讨论此一主题时，非常激动，坚称他会指示蒋廷黼否决任何类似的提案。蒋估算如果美国决心要让中共进入安理会，不管政府怎么做，美国人都会去做①。陈诚此时起立，请委员长“冷静、慎重”。此一不礼貌的动作，让蒋更加生气。当天晚上在日记写下，陈诚“自以为多智”，但是“所说结果则不着边际”。他抱怨说：“他们全都看不起我。”②

① 同上注。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 1950, box 48, folder 10.

9月12日，陈诚继续大胆发言。蒋听说陈在一项会议里，说他“专制、独裁”，而且首次公开声明说他要辞职。蒋氏写下，“听者以为其心理病态，余以一笑置之。”①一星期后，陈诚果真又递上辞呈。他在辞呈上说，上任院长6个月以来，在国、内外事务上“均乏建树”，再度恳求准予“因病”离职②。但是，蒋介石依旧不准陈诚挂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12, 1950, box 48, folder 10.

② 薛月顺编，《陈诚回忆录》，p.580。

五

同一时期，杜鲁门又说服马歇尔回任公职，取代亲蒋的强森出任国防部长。尽管过去和马歇尔有歧见，蒋认为此一任命案将有利国民党，因为它向全世界（包括苏联）发出讯号：面对苏联，美国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他指出，马歇尔从来没公开诋毁他，他们俩私下沟通良好①。但是，美国的共和党人对此一人事案却不那么乐观。这位二战期间指导美军在欧、亚战场得胜的军事领袖，甚至被某些保守派诋毁是共党间谍。詹能（William E.Jenner）参议员甚至称他是“叛国贼的马前卒。”民主党和共和党彼此党同伐异，使得杜鲁门和艾奇逊更难（但不至于无法）继续坚持，将台湾地位问题交由联合国决定。

① Chiang Diaires, Hoover, September 12 and 15, 1950, box 48, folder 10.

这时候，北朝鲜大部分兵力已长驱直入，推进到朝鲜半岛最南端，团团围住釜山；釜山俨然已是美国率领的联合国部队最后的据点。9月14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部队在汉城南方的仁川登陆，威胁困住北朝鲜部队。同一天，蒋预期苏联将紧急劝进，要毛泽东加入战局。事实上，斯大林在9月中旬密电毛泽东，问他能否派兵去救金日成。毛已准备好了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19, 1950, box 48, folder 10;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161.

到了9月27日’除了少数小区块和若干狙击手之外，汉城已无北朝鲜军队。麦克阿瑟将军和李承晚总统走进一片断垣残壁的首都，宣布南韩已经解放。这场战争十分激烈。光是8月和9月，朝鲜人民军就折损13000俘虏，并有5万人伤亡；可是，共产党并不准备放弃作战。大约25000名北朝鲜部队逃出汉城，向北撤退。在外交战场上，周恩来公开警告，中国不会允许帝国主义者对其邻邦采取“侵略行动”。（他透过印度驻北京大使把同样的讯息送达华府。）斯大林在黑海别墅接见周恩来，承诺如果人民解放军大规模投入韩战，其所需弹药、坦克和其他装备器材，苏联一概供应。他又保证会额外送16个团的空军，供解放军在韩国作战，不过不许飞到敌人防线之后①。从1950年9月至1952年11月，解放军空军从约150架俄制飞机，成长到1400架，其中有700架米格15战斗机——这等于是苏联版的巨额“租借法案”，如果这些飞机没转用到韩战，此案便足以确保解放军成功进占台湾②。1950年年底的时候，斯大林相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但是他认为支持中共大规模介入韩战是值得一试的赌注，特别是他的英国间谍告诉他，杜鲁门政府决定在韩国打一场有限的战争③。

①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薛理泰）, Uncertain Partners, pp.188-195.

② 董显光，《蒋介石传》，p.526，引述范登堡（Vandenberg）将军的报告。

③ George Kennan, Memoirs, 1950-1963 (New York: Pantheon, 1983), p.94.

在仁川大捷的气氛下，终结金日成的共产政权、统一两韩，对杜鲁门政府和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而言，似乎是合理的发展。至于共产党方面可能会如何反应，麦克阿瑟告诉杜鲁门总统：如果中共介入，美国空军可以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①。次日晚间，中共“抗美援朝志愿军”第一批部队悄悄渡过鸭绿江，进入北朝鲜。到了11月底，尽管麦克阿瑟英勇奋战，美国和南韩部队已全面溃败。

①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p.575.

麦克阿瑟吓住了。他宣称：“我们面临一场全新的战争。”他要求准予轰炸中国境内军事基地，并接受蒋介石提供的33000名援军（其实蒋已没再提过这个方案）①。他说，国军这3个师的兵力，是唯一一批训练充分的援军，可在14天内投入战场。他相信，若有6万名国军助阵，他可以在韩国筑起一道防线（暗示若无国军援助，他守不住）②。可是，马歇尔和艾奇逊继续辩称，运用国军加入韩战，或是对大陆展开大型攻击，将使美国失去重要盟国的支持，可能终结联合国准许美国介入的正当性，对战争大概不会有重大贡献。杜鲁门政府决心让战争局限在朝鲜半岛之内。但是，中共“志愿军”继续南进，短短14天之内已几乎占领北朝鲜全境，连毛泽东都很讶异。美国方面，对于局势突然大逆转，颇为惊慌；蒋也埋怨“美国人之不能沉着与忍耐，皆如此耳。”③

① 同上注， pp.584，585。

② Garver（高龙江）, Sino-American Alliance, p.43.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9, 1950, box 48, folder 12.

此时，被苏联特务机关KGB吸收的英国情报员麦克连（McLean）是英国外交部美国科科长，另一个同伙菲比则是英国秘密情报局（SIS）驻华府代表。透过这些位居要津的间谍，斯大林获悉美国不会动用核子武器，因此毛泽东大可以放手猛扑，把美军赶出朝鲜半岛①。有趣的是，此时蒋也对动用核子武器对付中共划下红线，他在日记中写说，这“不能生效”，因为“总祸根乃在俄国也”②。

① Christopher Andrew and Oleg Gordievsky, KGB: The Inside Story of Its Foreign Operations from Lenin to Gorbachev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0), pp.393-397.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1, 1950, box 48, folder 13.

到了12月中旬，共军部队虽然伤亡惨重，不过已预备打进南韩；美国表明可以接受在38度线停火①。麦克阿瑟持续力主借重国军参战，但是蒋介石12月8日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访问时，却没有重提派国军赴韩参战的提议，反而说，如果联合国海、空军能支持他的政府反攻大陆，可逼使中国共军调离，间接意谓韩战将转而对自由世界有利②。其实蒋心知肚明，美国^㈣不^^供大规模海、空支援，帮助国军跨海反攻，而且他的部队根本没准备好反攻大陆。

①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91-92.

②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九，1950年12月9日，p.4432。

蒋氏事后也承认即使美国答应全面海、空支援，国军至少还需要2年的准备，才能重回大陆。麦克阿瑟对全面进攻也踌躇不定，因而主张由国军对大陆沿海展开游击攻势，声称这类行动会“瘫痪”中共发动侵略战争的力量。但是，保守派的美国政治人物，却搞得一副国军跨海大反攻确有可能的样子①。麦卡锡参议员宣称，如果杜鲁门总统拒绝蒋的提议，不支持他光复丢失不到2年的大陆，就应该遭受弹核②。

① Karl Rankin, China Assignmen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pp.99-100.

②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2, 1950.

1月初，中共和北朝鲜部队攻陷汉城，往南挺进；五角大厦、白宫和美国民众都十分焦虑。1月10日，联合参谋本部再度拒绝接受麦帅动用国军部队参战的方案①。麦帅获悉后竟然报告说，既然有此一限制，则无法同时守住南韩又防卫日本，他丢出惊人的结论，建议用可行的战术做掩护，尽快全面撤出朝鲜半岛②。北京方面，中共一片狂喜③。

① FRUS (1951), vol.7: Korea and China, pp.42-43.

② 同上注，p.56。

③ 荷兰驻北京大使馆的报告，同上注，p.50。

蒋介石对一群国民党官员说，党不能靠中共在韩国战败而成功①。但是，他最担心的不是朝鲜半岛的军事危机，而是联合国正在酝酿的停火协议决议案，其中涉及到指派“适当的（国际）代表”讨论台湾地位和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②。这项决议案还将中华民国排除在预备召开的会议之外，蒋于盛怒之下斥骂它是，“本世纪国际组织上最卑污之史迹”，预示着世界末日的到来③。

① 蒋对改革委员会的演讲，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十，1951年1月8日，pp.4444-4445。

②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13, 18, and 19, 1961; FRUS, vol.7: Korea and China, pp.88, 89, 1518, 1519.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3, 1951, box 48, folder 15.

美国投票赞成联合国的停火决议案——即便它将把停战线划在汉城南方，这代表美国承认惨败，亦呼应麦帅总部的失败主义氛围。可是，毛泽东想要全面胜利，立刻拒绝停火，下令共军继续往朝鲜海峡和黄海挺进。1月23日，中、朝30万联军发动最后一波攻势，要把美军及联合国部队赶回海上。麦帅再度向华府发出警报，他已经完全守不住朝鲜半岛的阵脚了；艾奇逊却认为他危言耸听只是想争取上级同意，把战事延伸到中国并动用国军部队①。

①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p.516.

尽管华府方面对麦克阿瑟的局势评估有所怀疑，联合参谋本部还是命令他开始规划撤离朝鲜半岛事宜。蒋介石也对国军将领表示，现在美国在韩国全面战败的可能性很大，他们应预期解放军会在5月份攻台，轰炸行动更可能会提早到3月份①。为了稳定军心，他依然表现得十分镇定。但是，几天后，蒋的情报官员向他报告，有个美军高阶军事将领小组紧急视察韩国前线，回到华府后提出一份振奋人心的报告。由马歇尔派出的这个小组报告说，韩国前线的美军部队似乎能够守住阵地，也没计划要撤退。报告指出，军队士气十分高昂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7, 1951, box 48, folder 15.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20, 1951, box 48, folder 15.

蒋介石虽然已下令做最坏的打算，仍很高兴听到这个报告。事实上韩境战事确实已开始不利于中共。美军以数十万枚炸弹、炮弹对付共军新攻势，2天之后，进攻暂时打住，美国陆军第八军和陆战队开始反攻。由于中共不接受联合国停火方案，美国提出一个决议案，谴责中国为侵略者。蒋氏当然十分乐见此发展，但是美国也建议联合国大会成立一个调停小组，和北京继续协商解决战事，对此他大为光火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20 and 21, 1951, box 48, folder 15.

不过，次日又传来好消息。蒋介石获悉，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格罗斯（Ernest Gross）宣布，未来若没有中华民国代表出席，美国政府不会在国际会议中讨论台湾地位问题。美国参议院跟着通过一项决议，强烈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蒋感谢上帝保佑中华民国。他认为美国国会终于破坏了国务院的“阴谋”，早先拒绝停火的毛泽东也是关键。毛泽东的决定还有另一个后果，即联合国大会通过美方的决议，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这一切似乎都是天意。蒋在日记写下，“天父给我中华民国永为基督教理……之国家”，显然是指台湾的领导人都是基督徒。但是，蒋介石也明白，杜鲁门团队还在观望——韩战已进行了8个月，美国仍未提供任何实质的军事援助给台湾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31, 1951, box 48, folder 15.

4月5日，共和党的众议院领袖马丁（Joseph Martin）在议场宣读麦克阿瑟的一封信；这封信支持马丁重用国军部队、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的提案。杜鲁门对于麦帅一再公开介入决策，肝火大动，下令解除他本兼各职。蒋介石闻讯，宣称此举证实“美国政府可悲的愚蠢”，也代表艾奇逊、马歇尔和英国人又在阴谋摧毁国民政府。他命令张群飞往东京，向麦克阿瑟表达慰问之意。

4月底，联军又击退中共另一波攻势，造成共军大量伤亡，并乘胜往北推进。新任韩境美军司令官费立特（James A.Van Fleet）将军力促华府命令联合国部队把敌军赶回鸭绿江以北，可是杜鲁门政府为了保有联合国及其盟友的支持，决定以38度线为界，斡旋停火停战①。华府向莫斯科明白表示，停火谈判不包括台湾地位问题，或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蒋氏对此消息大感欣慰，认为这是“过去三年来，美国首度支持中华民国的声明”②。到了1951年6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停火，以目前的控制线为界（也就是38度线略北处），而且停火谈判不需要碰触台湾地位或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和谈自7月间就谈谈停停地展开，但是根本就没有确实执行停火——是月，战争转为沿着控制线交火，遥遥无期、耗费物资的对峙僵局。

① 庄莱徳访问，口述历史（Arlington, Va.: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and Training, 2006）, p.31.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21, 1950, box 48, folder 15.

尽管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有所收获，蒋介石仍坚信华府和伦敦“阴谋”使台湾中立化，企图培植本省或外省第三势力取代他和国民政府①。他立刻就找到此一阴谋的轨跡：华府主张既不邀请台北、也不邀请北京出席未来对日和约的谈判。由于蒋氏政府只控制不到1％的中国领土，北京又在联合国里不受欢迎，对于谁能代表中国这个问题而言，双方皆不邀请乃合理的方案。但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对日抗战8年，牺牲300万军民性命，因此蒋氏视此为羞辱，大为愤懣。他不敢相信杜鲁门和艾奇逊如此“腐败、愚昧”，竟然排除其战时盟友参加和会②。他认为国府被排除在和会之外，是 “历史上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从未发生过的奇耻大辱”③。他甚至向僚属表示一定要和美国决裂，他们说服蒋放弃此一想法④。杜威州长曾于亚洲行时和蒋谈到这个话题，蒋“气炸了”；蒋氏夫妇是“杜威东方之行所遇见最生气的人”⑤。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9, 1951, box 48, folder 19.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8, 1951, box 49, folder 1.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2 and 14, 1951, box 49, folder 2.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8, 1951, box 49, folder 1.

⑤ Rankin, China Assignment, p.113.

和会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在旧金山举行。在和约最后一次文字修改中，日本放弃对台湾的权利’除 此之外，条约并未提及台湾地位：台湾没有依雅尔达密约或开罗宣言“交还中国”。不过，美国敦促 日本单独和中华民国另订一份和约。这个建议没有平复蒋氏的怒火，因为他怀疑华府和东京只是说说 而已。他认为杜鲁门政府可能故意放任台湾地位问题悬而不决，“以此为停止韩战之II物”。仍

事实上，华府的政策确实有意既避免干扰韩战和议’又保留未来和中共修睦的机会。杜鲁门政府 终于通过赠与台湾五千万美元的立即军事援助，另于一九五一会计年度编列一 一亿三千七百万美元预算 的军援。可是，七月分，蒋氏获悉，美国所答应的这些武器、补给’将延到次年再运交，因为英国和 西欧有得到援助的优先权。175又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传来，蒋介石的老师董显光访美归国，他说台湾 不能相信美国军事援助的承诺I。蒋氏写下，“马歇尔态度个人感情或较改善”，但是他摧毁中华民 国、背弃亚洲的政策自始未变。饥他认为，华府拿承诺对台军援来“使我内溃自乱”。他说美国人的 用心，极为恶毒、卑鄙。177

当华府开始和日本、菲律宾、纽西兰和澳洲谈判安全条约、独捨中华民国时，.蒋介石觉得“有 如恶梦初醒”，使他改变“四十年来之对美观感”。他对美国人的焦虑情绪导致另一波的偏执。他

在日记写下，“严防美艾、马对华革命力量根本铲除，则不惟不能侵佔殖民地，控制黄种之狂妄野 8

心。”17

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蔡斯(赶111广日门.01115：将军初抵台湾就抱怨国军若干做法，更令蒋 氏对美国人的不信任感上升。蔡斯批评国军设置“苏维埃式”的政工干部，对日本军事顾问以“教 官”名义受聘来台也大表错愕。这些“教官”之中最着名的即是冈村宁次——最后一任日本驻支那派 遣军司令官，执行清乡政策的元凶。179应聘来台的前日本皇军教官共有七十六名’有些人一直驻罾目 一九六九年。180

蔡斯又强力建议国军把外岛部队整编进入台湾的军事单位！换句话说，自外岛撤军I改组及 强化人员编制不足的各个师级单位。在蒋介石看来，这些批评和建议进一步证实，马歇尔领导的国防 部企图分化国军，“清除”他和中华民国政府。他把蔡斯的建议，以及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驻台代表提 议让美方审査国府军、政部门帐册的想法，也看做美国试图控制其政府财务的“天真”阴谋。181

不过除了少数例外，蒋氏对华府恶势力的不满情绪，只在私人日记中倾洩，或者偶尔在闭门会 议中骂一骂。不管多么不满，最后’他还是表现务实的一面。他把曰本教官调离任何可能会和美国人 接触到的训练和讲课，也不再反对美国人审查台湾军、政机关的开支，认为毕竟“核实帐册”也是好 事。后来，他同意把国军六十七个师裁编成三十一个师’最后再缩编为一 一十一个师。然而，他坚决拒 斥从外岛撤军，也不愿裁撤政工部门，只肯接受缩减军事单位上政治课的时间。他认为美国人施压要 他裁撤政工部门的用意，很可能是要把国军乃至政府大权’交给孙立人。182

蒋介石后来在对日和约上也展现他的务实精神。一连好几个月，蒋很担心日本首相吉田茂为了替 来日承认北京政权预留空间，会对单独和台北签署和约一事另做打算I事实上，吉田茂大概也是这 么想法。尽管对许多日本文化十分欣赏，蒋介石一度表示，今日的日本人比起战前军阀更为狡诈，他 痛批日本人的“帝国野心”故态复萌。但是，他也表示国民政府的未来“不可无日、美共同合作”。 因此，他放弃要求日本赔偿战争损失的权利，并就签署对日和约做了必要的让步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4, 18, 27, 1952, box 49, folder 2.

第十一章：操控保护人

虽然彼此都有相当疑虑，美方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合作在1950年代初期却继续稳定成长。在韩国，国民政府军官翻译拦截到的中共战场通讯、准备心战传单，协助处理21000名中共战俘，尽可能鼓励（必要时极力施压）这些战俘投奔自由。中央情报局买下陈纳德的“民航空运公司”，民航公司在台、韩之间飞了15000班次，运送和支援国军翻译官、情报联络官，以及游说、策动被俘的中共志愿军之“教官”①。

① 1996年5月，一名熟悉这些作业的中华民国空军军官在台北受访。受访者要求匿名。

可是长期而言，台湾和美国最重要的合作领域是它搜集大陆情报方面的角色。韩战开始时，美国在中国大陆之内根本没有好的情报来源。国民政府声称它有许多情报人员仍在大陆，而且吸收新血的潜力无穷。特务从外岛（特别是大陈）进出中国大陆，是搜集大陆低阶情报最常见的方式。但是当共产党强化户口管控和监视方法之后，即使这些特务也存活不久。

访谈1950、1960年代在台湾服务过的美国前任军官、情报人员和外交官，就可以发现大多数美国官员认为台北政府提供的由特务搜集来的大陆情资，基本上是没用的东西。在中国长大的著名中情局官员李洁明（James Lilley）在其回忆录中说，1960年代末期，中情局香港站获悉北京已破坏了台湾对大陆“所有”的情报作业①。对当时的许多人而言，岛上庞大的情报官僚似乎认为再怎么不可靠或甚至差劲的情报，总比没有情报好，于是就因循旧章，继续照办。

① James Lilley（李洁明）,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p.79-80, 82-83, 85-86.

最有用的资讯来自非秘密的开放来源情报服务（Foregi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对中国大陆电台的翻译，国家安全局秘密拦截中国大陆的军民电台、电话通讯，空中侦察中国沿海空防，以及出动U2间谍飞机。但是，中央情报局和国民政府情报人员都没能渗透到中共领导人的核心内圈，甚至省级单位也打不进去。

间谍渗透不行，对大陆骚扰攻击也没有成绩。中共介入韩战之后，杜鲁门秘密指示第七舰队，别去干涉国民政府对大陆及对中共航运的小规模行动。这些准军事行动包含能快速进出的突袭，如炸桥、夺取地方文件或绑架地方上的共产党干部。它们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准备没有造成太大伤害，也提供不出重要的资讯。但是，只要美国仍和中国在韩国激烈交战，这些动作对联合国认定是侵略者的中国，多少也算是一种小小惩戒。

国民政府针对大陆发动的唯一大规模攻势，是由李弥将军所执行。李弥底下5万官兵于1949年逃入缅甸，定居在偏僻的掸邦山区。他们与当地女子成婚，抢占地方帮派的海洛因毒品买卖。李弥保持和台北的联系，与美国政策协调处（前身为战略服务处）也有往来。1951年，李弥两度由缅甸反攻云南，动用2千名兵力，国军若干特战部队从台湾调来支援，还有政策协调处少数美国特务的协助。解放军很快打散进攻部队，他们退回缅甸，恢复对当地贩毒业的控制和保护①。对蒋而言，这支“国民党孤军”即使失败还是有好处——可以强化美国和中共之间的敌意，也能增进国民政府和美国各单位之间的友邦关系。对杜鲁门而言，缅甸作战也是一个安全的方法，可以让大家看到，正如共和党人要求的，他是在利用蒋的部队骚扰这头中国野兽。但是这项行动倒是促成美国情报作业的变动。虽然政策协调处全心全力支持，但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反对，认为后患无穷，后来的失败也导致政策协调处并入中央情报局。

① Alfred W.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pp.171-178.

除了缅甸作业失利之外，蒋的部队在1949年之后的最重要之军事活动，就是封锁浙江和福建的沿海交通。这项海上活动以外岛为基地执行，于1951年上半年达到高峰：中共海军宣称国军干了137件“海盗”事件。国军船舰、飞机亦拦阻67艘和中国做生意的外籍船只，其中半数是由香港开出来的英国货船。一连好几年，蒋对闽、浙两省的海上封锁行动，制造出大陆的交通瓶颈，扰乱了华东沿海的渔业活动①。

① John W.Garver（高龙江）, 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Armonk, N.Y.: M.E.Sharpe, 1997), p.30.

美国在台湾的介入上升，宋美龄仍旧是她丈夫在美国事务上的主要顾问，这是她1950年回到台湾后担任的角色。持续扩编的中央情报局台北站以及国家安全局驻台办事处，驻台人员很快就膨胀到超过600人，其首长与蒋之间的高阶联络人也都是宋美龄。有一天蒋介石夫妇讨论到他们对美国间谍的观感，一致认为他们“不好相处”；他们似乎“没有耐心、爱炫耀”。他俩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小心，让着他们。”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5, 1951, box 49, folder 15.

蒋氏夫妇似乎比往常更亲密，继续睡在同一寝室，只是用纱帘隔开各自的床；一起祈祷，并且手牵手在院子里散步①。第一夫妇的亲密还有一个面向，就是基督信仰在他们生命中日益重要。宋美龄一直信教，但不是特别虔诚，然而有一天，在读到耶穌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故事时，她突然首度领悟到“基督为她受难”。在这番感悟之后，她“不仅理智上，而且整个人也更虔诚信主”。可是她的健康问题，如神经性皮肤炎、失眠和不定时的神经衰弱，又回来了②。她借宗教与国画怡情纾解。蒋注意到她“自朝到晚，不能罢手，已成画迷矣”，主题大部分是竹、兰③。有位侄儿说：“在上帝赐给她的所有东西中，能画画是让她最快乐的。”④

① 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p.340.

② 同上注，pp.343，350。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12, 1952, box 49, folder 10.

④ 2004年5月，某位宋氏亲戚在加州受访。

当她出国时，蒋比以前更想念她。1952年8月，她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班机前往旧金山治病，他每隔几天就发一封电报给她，比起从前她出国时更加频繁。他在一封电报中说：“余念至深”；在另一封里又说：“接世电甚为忧闷，务期忍耐安静，服从医生之命令，勿噪勿急，多用祷告为盼。”①

① 蒋介石给宋美龄的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十一，1952年9月2日，p.4702。

美台联合情报和军事作业扩大了美国在岛上的军事训练，增加经济援助以及其他美台关系，这使得杜鲁门政府非得在政治、外交上支持蒋政府不可。可是，蒋依然认为杜鲁门政府多数和台湾有关的行为，都隐藏要他下台的阴谋。因此当美国国会通过3亿美元对台湾军援法案，他觉得“在他人以为幸事，引以为慰，而余独以为耻辱加重，惟以淡然置之，何以为幸”①。即使1952年初第一批美国重型武器——142门75口径加农炮——抵达台湾，也改变不了蒋对杜鲁门团队的观感。他希望艾森豪可以赢得当年的总统选战。为了助艾一臂之力，他指示经国统辖的秘密警察翻出中国情治旧档中有些明显是假造的材料给麦卡锡的支持者，特别是二战与其后派驻中国的反蒋国务院官员如谢伟思与戴维斯②。共产主义的威胁是当时美国激烈选战的一个中心议题，艾森豪就声称他要废除雅尔达协定、打开铁幕、终结韩战，以及“放手”让委员长对付“赤色中国”。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10, 1951, box 49, folder 3.

② FRUS (1951), vol.7: Korea and China, p.1641; Robert P.Newman, "Clandestine Chinese Nationalist Efforts to Punish Their American Detractors," Diplomatic History 7, no.3 (Summer 1983): 205-222.

蒋介石在美第7舰队司令毕莱克陪同参观

杜鲁门主政时期，蒋并没向美方大力推销他越来越高分贝的“反攻大陆、光复国土”的主张。1952年7月，他终于向到访的美国海军军令部长（相当台湾的海军总司令）费克特勒（William N.Fechteler）上将出示反攻大陆计划蓝图；费氏回到华府后仔细检视，认为这套计划“完全不实际”①。但是蒋着眼于军方及外省籍平民的士气，继续大倡“反攻”，也因为“反攻”是他统治台湾的依据。他认为“光复大陆”（不论是什么形式）终将必成，但是他没预期在有生之年“反攻”。他写下：“今后复国事业，照事实论，几乎不复可能，然而吾对革命复国之信心，毫不因此动摇。”他小心翼翼不让美国人以及自己的人民知道他有此务实的评估②。同样的，在他心里，韩战打得不顺、长期陷入僵局也证实他是对的，因为他藉着附加许多让派军至多成为长期发展方向的要求，避免了国军的参战。1952年新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雷德福（Arthur W.Radford）上将问他可否派出5万名国军参战时，蒋说他只能答应一个师（约1万人）。这件事后来再也没人提起③。

① FRUS (1952), vol.14: China and Japan, pp.76-77;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十，1951年1月31日，p.4463。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8, 1951, box 49, folder 3.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7 and 16, 1952, box 49, folder 18.

艾森豪赢了11月总统大选之后，已经搬到孔家在长岛宅邸的宋美龄，写信给这位候任总统表示：“你可以想像，我们有多高兴。”①可是，蒋提醒她不要过度支持，启人疑虑。他在日记中写下，如果艾森豪真的在欧洲、韩国和其他地方执行他在选战中所宣示的对峙政策，苏联也起而反抗，则莫斯科“只有加速战争一条道路”②。

① Tyson Li, Madame Chiang, p.351.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9, 1952, box 49, folder 19.

艾森豪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之前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馆代办蓝钦告诉蒋，艾森豪将命令第七舰队继续防卫台湾、不受大陆攻击，但要解除制止国军进攻大陆的命令。蓝钦显然奉了指示，接下来要求蒋承诺，若未事先和美国咨商，他不会发动国军攻打大陆①。艾森豪表面上“松绑”，暗地又把蒋捆住，但是只要不是公开为之，蒋并不介意有此一羁束。他遗憾艾森豪未事先和他讨论这件事，但还是觉得“惟对此一政策，吾人认为正确，而予以赞许”②。继他对杜鲁门团队的意图爆发恐慌症之后，现在他又落入不正常的幸福意识。他写下，艾森豪“对亚洲反共领导者之属望已自日本与印度转移于中国矣”③。然而蒋对美国新政府的喜悦维持不了太久。

① Karl Rankin, China Assignmen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p.155.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31, 1953, box 50, folder 2.

③ 同上注。

令鹰派共和党人又惊又恼的是，艾森豪降低美国的军事预算，选择继续杜鲁门的“围堵、不解放”政策，而且维持重欧轻亚的地缘政治观点——这也是令蒋介石长期以来一肚子怨气的政策①。为了弥补计划性降低传统兵力的政策，美国现在将仰赖“大规模报复”——意即核子武器。以核子报复对付传统威胁的策略，将大幅升高美国可能和中共冲突的风险和成本，但讽刺的是，它也因此增加美国和北京政府和解的诱因。蒋对任何发展都不觉得高兴，但他对这个议题不太发表意见。

① Tom Wicker, Dwight D.Eisenbower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2), p.30.

在明显是艾森豪完全授意下，新任国务卿杜勒斯对台采取类似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双轨政策。他的第一部分优先是防卫台湾，推动台湾成为（中国式）自由市场，以及运用台湾做为情报平台和特种作战基地，以压迫和骚扰大陆。但是第二部分的战略目标则是保持美国最终和中国大陆修好的可能性，促成两岸终止敌对行为，然后推动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安排①。

① Nancy Bernkopf Tucker（唐耐心）,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New York: Twayne, 1994), pp.33-38.

艾森豪在他的国情咨文中也暗示，必要时美国将使用手中一切武器去结束韩战。艾森豪的用意是让共产中国明白，除非韩战快快停火，否则他将“毅然决然地放宽武器的使用”，而且战事也不再只是局限于朝鲜半岛①。在发表完国情咨文之后，艾森豪又秘密给北京传递讯息，暗示如果韩境作战不停止，他将批准使用核武②。多年之后，艾森豪告诉詹森总统，他透过两个私人管道——印度总理尼赫鲁以及蒋介石——传递这个警告③。委员长很高兴能受托传递讯息。他可能指示经国透过安全管道传话给老朋友周恩来；蒋经国颇有可能利用以记者身分住在香港的曹聚仁，担任传话给中共的秘密中人④。毛收到美方讯息的即刻反应就是派手下头号核子科学家钱三强，去要求斯大林提供核武给中国做为吓阻工具⑤。

① Dwight D.Eisenhow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Mandate for Chang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3), p.181.

② 同上注，p.180。

③ White House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Johnson and former President Eisenhower, FRUS (1964-1968), vol.2: Vietnam, p.300. 艾森豪威尔告诉詹森“我上任后已传了3个讯息给（北）韩国人和中国人。一是透过尼赫鲁，一是透过蒋介石，另一是透过参与停火谈判的较低阶人士。”

④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171.

⑤ 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共三册（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p.290，引用Jung Chang（张戎）and Jon Halliday, Mao (New York: Knopf, 2005), p.374.

1953年2月28日夜里，斯大林告诉他的核心左右手，他已决定建议北朝鲜和中国在谈判中“争取最有利的条件”。看来他并没理会毛泽东索取核武的要求。5天之后，斯大林疑因脑充血而撒手人环。次日晚间，周恩来已赶到莫斯科和马林可夫（Georgi Malenkov）、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和不久即遭枪决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Lavrenty Beria）会商。这几位苏联新领导人告诉周恩来，该是结束韩战的时候了。战俘问题是停火协定迄未达成的障碍，周和俄方迅速决定共产党方面将提议由中立的独立国家来决定双方战俘的意愿——这正是美国和联合国方面一年多前的提议①。

①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113.

新闻报导开始指出，艾森豪将依杜鲁门的条件——韩国南北分治——去取得和平。台湾问题说不定也会套用此一两个中国模式去解决，这对蒋无疑是个诅咒。他要蓝钦问美国政府将如何面对“为韩战而死之官兵，以及韩国之空前牺牲耶”①。蒋当时不仅把杜勒斯写成“此种政客投机之流”，也认为艾森豪对中华民国的政策“与过去无殊”——意即有心换下蒋介石，设法把毛泽东化为另一个狄托②。到了5月，他已认定艾森豪没有“常识”，让英国人牵着鼻子走，就像往常亲英的美国领导人一样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5, 1953, box 50, folder 5.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0, 18, and 20, 1953, box 50, folder 5.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5, 1953, box 50, folder 6.

5月25日，有关交换战俘和永久停火的协议原则出炉。三周之后，强烈反对两韩分治构想的南韩总统李承晚，允许27000多名反共的北朝鲜战俘“逃亡”，并且威胁要把南韩部队撤出、不接受联合国节制。共产党方面的反应是立刻攻击南韩前线单位，和平协议似乎就要瓦解。6月22日，蒋接到李承晚叙述“美国如何出卖韩国”的信，不禁“不寒而慄”。他在日记里显然暗指美国，写下“帝国主义之强权政治无非一丘之貉”，他必须试图帮助李承晚“救其危而促其成”，但他也“更为己危”，担忧这些发展对他本身的影响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3, 1953, box 50, folder 7.

蒋拍发两封电报给艾森豪，敦促美国在韩战停火协定生效之前，与韩国签订互助安全协定①。但是他也依照日记所述感受，回复李承晚一封同情的信。华府显然拦截到这封信并解码成功，把它解释为蒋鼓励李承晚坚持立场。杜勒斯大动肝火，发信警告蒋：如果李承晚不合作，美军将撤出韩国——甚且，若走到这一步，美国也会“重新考虑对台湾之政策”②。这是很令人吃惊的威胁。蒋认为他只是想排难解纷，但杜勒斯和艾森豪现在却“威胁”他③。蒋“日日夜夜”替李承晚祈祷，但是艾森豪又致函李承晚，再次警告除非他“立即且明确地”合作，否则联合国指挥部“将启动另外的安排”④。次日，蒋拍电报给李承晚，建议他，如果得到在正式停火后有绝对保障的美韩安全条约、如果美国不要求朝鲜战俘回营，则李应该接受停火计划⑤。

① 同上注。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5, 1953, box 50, folder 7.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30, 1953, box 50, folder 7.

④ Eisenhower, White House Years, pp.185-187.

⑤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 1953, box 50, folder 8.

李承晚接纳此一建议，不过他又设法逼美方承诺：如果他合作，美国将大幅增加对南韩的军事与经济援助。甚且，虽然停火协定于8月25日起生效，李承晚却从未正式签署它。蒋很佩服他这一招，认为李承晚是“最认识美国之革命家”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2, 1953, box 50, folder 8.

在极端情况下，艾森豪显然会毫不犹疑地割舍一个重要但又依赖美国的反共盟友。蒋很清楚地看到此一教训。但是他还是和李承晚一样，认为必须在表面上显得独立自主；7月16日，就在李承晚危机期间，他没和美国咨商就下令国军部队登陆中共控制下的东山岛；东山岛是金门以及中共掌控的汕头港中间比较大的岛屿，居民约75万人。蒋的用意或许是想把东山岛纳入国民党掌控，但更有可能只因关键盟友美国威胁要弃他而去，他非得展现自主的骨气不可。不论动机如何，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解放军很快就反攻，逐退国军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7 and 31, 1953, box 50, folder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大学1991年一份出版品声称，美国批准这项攻击，有1万名国军部队参战，死了3000人。Garver（高龙江）, Sino-American Alliance, pp.76-77.

一

毛泽东可以宣称打赢韩战，因为他的解放军部队把美国领头的盟军逐出北朝鲜，还在38度线附近打个不分上下。可是，共产党方面想要夺占南韩的目标并未成功，毛在战俘的解决上也丢了面子，更被赶出南韩。甚且，国民党控制的台湾以及蒋介石现在暂时安全无虞。就苏联来讲，韩战耗费不貲，但从它的角度看来，每一块钱都很值得。中国现在和美国的距离更为疏远，也更依赖苏联。

某些国民政府官员担心，韩战停火等同反共阵线瓦解，但是蒋“觉得满意”。他认为，韩战的结果固然有喜有忧，但情势已使艾森豪“确实”投入防卫台湾（甚至要增派兵力到超乎自卫所需的水平），同时还要帮助台湾在经济上有所成就。此外，在可预见的将来，北京觊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席次的机会已经成为过去，联军总部所俘虏的21000名战俘当中有14000人决定投奔台湾，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都是巨大胜利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十二，1953年6月19日，p.5268。

14000名韩战的中国战俘决定投奔台湾，在抵台后他们拿着孙、蒋的肖像与国旗、党旗游行庆祝

艾森豪的想法恐怕不像蒋所想的那么正面。艾森豪认为，韩战停火之后，理想上美国应该重新检讨它的中国政策，包括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①。他怀疑对中国“严格禁运”有什么意义，一度告诉国家安全会议，若能促进美国利益，他将销售喷射战斗机给毛泽东。但是艾森豪、杜勒斯以及其他资深顾问也同意，他们“摆脱不了蒋介石”②。这种对委员长的偏见，和杜鲁门、艾奇逊的观点并没太大差异。11月间，蒋、李的一次谈话或许可以彰显当时的怪诞情势，蒋显然半开玩笑地建议，若是美国人问起他们讨论了什么军事计划，他们可以说两人讲好同时一起反攻。李承晚欣然同意③。

① Stephen Ambrose, Eisenhower, vol.2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 1984), p.99.

② State Department Memo of NSC Meeting, August 14, 1958,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53.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8 and 29, 1953, box 50, folder 12.

尽管两蒋父子在国内外的政治地位更加坚强，他们依然忧虑若是委员长去世，陈诚和孙立人会联手合作，阻挡经国接班。即令如此，蒋在1953年5月擢升孙立人为上将，翌年再次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对一个涉嫌包庇共产党间谍的将领来说，这是值得注意的发展①。陈诚继续担任行政院院长，在各种会议中继续挑战蒋；蒋也在日记中责备陈诚。不过，次年蒋仍提名陈诚出任副总统，成为形式上的接班人。鉴于蒋对两人颇有顾忌，这两件人事安排虽然有点怪，但它们事实上都经过仔细盘算，发挥了孙子兵法里对付强大内部敌人的精神。

①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itionary, vol.3, p.167.

同时在这几年，蒋的参谋总长周至柔正与委员长的舅子毛邦初斗争——毛是蒋经国生母毛福梅的手足。在苏联受过训的毛邦初于1937年奉派为空军副总司令，并自1943年起担任派在华府的（中华民国）空军采购团团长。1951年3月，毛邦初指控周至柔借着向美国采购飞机燃油中饱私囊①。蒋调查后发现，尽管最近在军中推动财务改革，受质疑的款项的确存入周至柔在香港的个入账户里头，而且空军的许多帐涉及“舞弊不法之点”。但是在重大案件上，蒋一向重视效忠而不是追诉贪腐；在这一个案上，蒋决定为了保护周至柔和空军的声誉，必须不起诉他，“以期有以改过也”②。毛邦初本身也中饱私囊；美国法院最后裁决台北政府有权自毛及其瑞士银行取回600万美元。此时，毛邦初已逃离纽约，和他的美国秘书在墨西哥被捕。坐了2年牢之后，1954年获释，因为墨西哥法院裁定毛之所以被控告是“政治”因素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9, 1951, box 48, folder 15.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11, 17, 31, and April 6, 1951, box 48, folder 15.

③ New York Times, August 30, 1951; September 15, 1961; and October 16, 1952.

虽然回到大陆的梦想以及坚守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原则，合理化了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国民政府能存在主要是因它实施警察国家的做法。1950年代初期，尽管来自台湾本省人民族主义的威胁还未成气候，但政府仍继续搞“白色恐怖”。1990年代，法务部告诉在野党立法委员，那个时期的安全档案早已焚毁，但是从1949年起至1987年解除戒严这段时期，官方统计被捕的人数是29407人。（如果在这段期间内美国也有同样比例的人民被捕，其人数就会高达615000人。）①

① 1996年6月4日，谢聪敏在台北受访。谢说，有位国民党立委告诉他的数字还更高，有6万至7万人之多。

经国领导的反情报机关网每年把600多人定罪为间谍或颠覆分子；当经国1953年访问华府时，杜勒斯温和地建议他改善台湾的人权。次年，在台湾的秘密逮捕和定罪却有增无减，但是1955年终于下降①。根据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本人的证词，他是当时胆敢批评政治恐怖的少数官员之一。吴国桢后来写说，1952年1月他晋见老蒋总统，抱怨“秘密警察横行”，也提出警告说，如果经国继续领导秘密警察，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对象”②。蒋在当时的日记中没有提到这桩控诉，只写说吴威胁的不当行径太超过，“又恐其神经失常，发生狂病为虑。”③

① 1954年，保安司令部宣布，在当年头三季共破获858宗颠覆案，涉案人有1745人，其中597人判定有罪，推估一整年就有750人。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Morale on Taiwan," April 16,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China, p.484n.

② K.C.Wu（吴国桢）, "Formos," Look, June 29, 1954, pp.39-43.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7 and 19, 1952, box 51, folder 2.

一年多之后，吴国桢事件终于浮上台面。1953年3月，吴国桢称病请辞，但蒋一方面要他再等一个月，一方面又在日记中声称吴“不能诚实”，再次怀疑吴神经有问题①。4月间，蒋同意接受吴的辞呈，但次日又写下吴又来信悔过。然而根据吴的说法，蒋对他出言威胁，不久又发生一起车祸，使得吴相信的确有人要取他性命②。同时，宋美龄从纽约回来，替吴讲话。次月，吴国桢夫妇拿到护照，前往美国。次年，吴发表文章、演讲，公开和蒋决裂，指控经国的秘密警察从事私刑和勒索③。在台湾受到控制的新闻界则声称，吴因涉贪渎将被起诉才急急出国；但是很少有人相信这种说法，在美国尤其如此。同年稍后，蒋批准吴国桢16岁的儿子出境，去美国和双亲会合。吴指控秘密警察横行霸道有根有据，但他的性命是否有危险、被控贪渎是否有道理，就不晓得了。总之整桩事件让宋美龄相当忧愁，蓝钦夫人去拜访她，发现她非常忧郁，暗示吴国桢事件乃其原由④。不久之后，蒋劝她再到美国就医。她在1954年4月29日离开台北，住进熟悉的旧金山佛兰克林医院，病因据说是过敏症。蒋写道他对宋美龄“一日不见如三秋矣”⑤。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4 and 6, 1953, box 51, folder 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9-11, 1953, box 51, folder 5.

③ "The K.C.Wu Story," The Reporter, April 27, 1954, pp.18-20.

④ AmEmb Taipei cable to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21, 1954,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U.S.State Department files, 1950-1954, box 4218.

⑤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0 and 29, 1954, box 50, folder 18.

韩境停火5个月之后，艾森豪核准的一份国家安全会议政策文件，表明美国将在没有直接涉及到美军的情况下，“鼓励和协助中国国民政府……突袭中国共产党的领土和商业。”美国禁止国军攻击大陆港口内的船只，以及明显非军事的目标，如客用轮渡等，但是实质上准许国军海军继续拦阻、捜索台湾海峡的外国船只，并没收任何要运往中国的“战略物资”。美国在美、中（毛）停止于韩境敌对之后仍鼓励这类行动，加上它还继续以第七舰队防卫台湾，这表示在大部分已休止、但依然很恼人的中国内战当中，美国支持国民党。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已几近直接介入，首次派遣官员到外岛，配合中央情报局人员，规划针对中共的小型攻击和骚扰行动①。

① FRUS (1952-1954), vol.14: China and Japan, p.115.

蒋很欣慰美国对大陆采敌视政策，但是他对实际行动的批准可十分小心。坚决支持他的蓝钦向华府提出警告说，美、中（蒋）联手行动只不过是“拿羽毛掸子轻碰老虎罢了”，一旦中国对发起突袭行动的外岛展开攻击，世界舆论可能还会觉得师出有名①。根据派在大陈服勤的美国军官之说法，国军的秘密活动本质上等于在变相鼓励在本地早已肆虐的海盗②。蔡斯将军把手下负责协调这些活动的军官，称做“海盗事务副总裁”③。美国人武装的机动渔船会劫持中国沿海的中国渔船和其他小型船只，带走船上运载的食品，把耐久品送到香港脱售。有时候，国军突袭者会对抓来的渔夫宣传说教一番才放人④。国军不肯组织更认真的行动对付大陆或中国船运，也让派驻外岛的美军陆战队备感挫折。美方相信国民政府担心，若是“真正伤了中共”，解放军会把他们赶出经受不起攻击的大陈⑤。

① 同上注，pp.363-364。

② 1995年11、12月，前美国军官和中情局官员的访问，受访者要求匿名。

③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p.64.

④ 1996年4月17日，某位曾在大陈岛服役的美国陆战队军官，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受访。

⑤ 同上注。

和杜鲁门时期一样，对蒋和艾森豪而言，台湾海峡的特别行动可向国内支持者交代，他们的确有针对中共采取行动。艾森豪和杜勒斯也认为它可以安抚蒋的“反攻”决心。对蒋而言，它增加美、中之间的敌意，培养中情局和美国军方重要的亲蒋派之成长，也让经国的特别行动部门在资金与器材设备上源源不绝。到头来，这项秘密活动支用的几百万美元，倒是在帮许多机构和个人作嫁。某位前任中情局官员就回忆说，这个秘密关系变成“国民党金钱、武器、设备和训练的聚宝盆”①。

① 1995年及1996年间，若干位1950年代及1960年代曾在台湾服役的中央情报局及军方情报官，在华府地区受访。

既然被“松绑”，蒋似乎就有义务向美国新政府正式提出全面反攻的计划。1953年6月，透过蓝钦大使，他首次向华府提出撼动历史的反攻大陆方案。当然蒋明白，在韩战此一冗长昂贵的“有限”战争结束前夕，艾森豪不会乐见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因此他提议的大反攻必须以3到6年准备才能展开，准备期间美国要武装及训练60个师的国军部队。最终目标是以国军60万雄兵进行诺曼第式的登陆作战。起先蒋说只需要美国的后勤支援，后来有时候又说还需要美国的空中掩护和海上运输——这差别可大了①！他一再重申他的基本论调：在本地区冲突之根源——共产中国——被铲除之前，远东不会稳定、和平②。如前文所述，私底下他认为他有生之年看不到此一反攻会实现。

① FRUS (1952-1954), vol.14: China and Japan, pp.195-196.

② Rankin, China Assignment, p.162.

9月（1953年），蒋经国第一次赴美国访问，走遍很多城市，也到了华府会见总统、国务卿、中情局局长等人。华府长期以来认为他是父亲的内定接班人，但也是个神秘人物。他给各界的印象极佳，没有提起反攻大陆的议题，也没要求更多援助，只呼吁双方更加紧密合作。

蒋经国从华府回台湾后不久，副总统尼克松偕夫人访问台北，做两蒋的贵宾。委员长和尼克松长谈7个小时，有时候只有一名译员随侍，两人单独密谈。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他认为东道主提出的反攻计划“完全不实际”，但是又觉得他“不能当面告诉蒋，由他重新统一中国的机会实质上并不存在”。尼克松说，他只能“明白表示美国兵力不能用来支持（蒋）可能发动的任何反攻。”①如此斩钉截铁但又礼貌地拒绝，乃是艾森豪政府迄今对美国拒绝直接参与“反攻”最明显表态的一 次。从蒋的日记看不到他对尼克松此话感到意外或挫折，因为他只在意美国会不会公开发表声明。同时，蒋在公开演讲仍保证将在不久的未来恢复大陆的“自由与光明”②。

① Richard Nixo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Grosser and Dun-lap, 1978), p.126; FURS (1952-1954), vol.14: China and Japan, pp.210, 126.

②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 1954.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接待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夫妇

缅甸国军游击队入侵中国的活动逐步升高，缅甸政府公开吁求美国设法终止此一侵略行为。1953年初，杜勒斯向蒋施压，要他撤出李弥部队，但是蒋还是老样子，回应干涉的方式就是“严令接济李部，空运加紧，以鼓其士气”①。当蒋经国在华府时，艾森豪对他重提这个议题，杜勒斯又以严峻的措辞发函向委员长要求，但蒋还是不为所动。最后，联合国大会在1953年12月谴责台北当局在缅甸的活动，然后在杜勒斯更强硬施压下，蒋终于下令撤出5000多名国军士兵和眷属。然而抵达台湾的人，据说有许多是当地山地人而非汉人。事实上，蒋和中情局仍把大部分国军战士留在缅甸当游击队，他们认为，保卫中南半岛不遭赤化的斗争很快就要来了，这支部队或许可起作用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21 and April 3, 1953, box 51, folder 3, 5.

② McCoy, Politics of Heroin, p.173.

艾森豪主政时期，蒋多次向美方发出警告，若是放弃外岛将导致台湾已建立的体制瓦解。但是他本人并不是真心相信此一末日预言，因为他自己就在1950年7月两度“紧急”下令自金门、马祖撤退。艾森豪、尼克松和美方高阶领导层有许多人认为委员长高唱“反攻”乃是痴人说梦。但是白宫和政府其他部门倒是流传一个莫名其妙的想法：美国若是不协助防卫这些小岛，或是逼蒋介石放弃它们，台湾的民心士气将迅速崩溃，蒋将被手下将领推翻——或更糟，他甚至可能会投向毛泽东①。

① FRUS (1952-1954), vol.14: China and Japan, p.335.

不过我们可以这么说，蒋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放弃他在台湾的安全生活和权力地位，以及他基本的政治、宗教信仰，去生活在共产政权下。除了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之外，蒋已得到美方5亿多美元的军事援助以及预算支持；另外针对武装部队，另有5亿美元军援已经通过正要上路。他在1965年向周以德表示，他觉得台湾做为他的避难所是一种天意，使他终于能够打造一个有秩序的繁荣社会，实现替中国未来建立楷模的梦想。同样的，在美国人的大方援助下，蒋底下的中、高阶军官也不会放弃日益稳定、舒适的生活，让自己置身于共产党掌控之下；何况这个共产党最近才杀害了约100万名地主，以及许许多多旧体制的人！美国情报界对蒋介石治下的台湾一再分析，结论是：只要美国保卫台湾的誓言有其可信度，岛上极大多数外省人“可以接受在台湾安身立命”①。

① SNIE 43-1-57, FRUS (1955-1957), vol.2: China, pp.515-518; NIE 43-2-57, FRUS (1955-1957), vol.2: China, pp.585-593.

美国1954年9月的国家情报评估还有另一个说法：如果国民政府认为他们的利益和美国“日益歧异”的话，“相信会导致他们（指蒋介石）采取措施，希望把美国和共产中国卷入战争。”①蒋的确相信民主国家和共产世界无可避免终将爆发世界大战，使国民党因此渔翁得利，但对于这场大规模冲突的结局，他也没有绝对把握。他并不相信，如果爆发大战，美国民众——亦即美国政府，不论是共和党当家或民主党执政——会坚持到底。他对史迪威时期、马歇尔调处、杜鲁门艾奇逊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之观感，以及近来和艾森豪、杜勒斯就韩国、缅甸的痛苦经验，使他认为美、中大战可能又会陷入僵局，结果成为美、中和解修好的诱因——这一来他和台湾不就更糟了吗？此后的十多年甚至更久，蒋的一些决定都能说明他曾有此认定。不过偶尔，他在言行上还是表现一副想启动全球大战的样子。

① FRUS (1952-1954), vol.14: China and Japan, pp.641, 642.

二

到了1953年中期，胡志明已控制了越南大部分的农村地区。中国对越盟提供的武器援助每个月约1000吨，解放军许多技术人员和顾问也在胡志明部队中秘密工作。韩战于7月告停，毛泽东把更多的大炮和高射炮投入越南。美方为了反制，对法军的援助达到10亿美元。艾森豪认为情势“还不紧张”，但蒋对法、美处理中南半岛危机则另有看法①。1953年11月，他在接见蓝钦大使和一群美国访客时，很坦诚地表示美国“在中南半岛投下资源却一无所获”。他说，若不针对根源——共产中国和苏联——下手，远东绝不会稳定。让美国访客吃惊的是，他铁口直断美国试图在越、柬、寮救法国“纯粹白费力气”。在美国访客一再追问下，蒋显然察觉自己话讲过头，改口同意依当前局势，美国应该试图协助法国——但实际上他依旧相信失败的机率相当高②。

① Eisenhower, White House Years, p.338.

② U.S.Embassy Taipei radiogram to SecState, November 30, 1953, FRUS (1952-1954), vol.14: China and Japan, p.332n.

1954年3月，越盟包围奠边府，整个中南半岛的未来突然悬于这个围城的命运。中国人急忙又送100门大炮、6万发炮弹到前线，中情局也从台湾出动民航公司飞机向奠边府空投物资①。雷德福将军和法国军方提议动用三枚核子弹打破包围。尼克森和杜勒斯似乎同意这个构想，但是在艾森豪看来，要以如此可怕的行动在一场未宣而战的战争中去拯救一个殖民政府，实在交代不过去。他在国家安全会议开会时表示：“你们疯了吗？这些可怕的东西，我们不能十年内第二度用在亚洲人身上！我的天呀！”②

①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134-135.

② Ambrose, Eisenhower, p.184.

艾森豪一度考虑要求蒋介石出兵，但旋即因顾虑中共介入而放弃这个念头。同时，蒋在日记中也认为法国必败、美国的策略没用①。不过他继续配合美方的要求。苏联和西方盟国为了谋求解决方案同意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讨论韩国和越南问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出席国际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国与会。但是为了确保攻克奠边府，毛泽东赶紧又把经中国训练的两个越南炮兵营调到前线，还指示解放军顾问：“别省炮弹；你们要多少有多少，我们会供应足够的炮弹。”②

① Chiang Diaires, Hoover, April 2, 10 and 17, 1954, box 50, folder 18.

②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137.

1954年5月7日，日内瓦会议进行当中，奠边府法国守军投降，白宫暗示它可以接受越南分治的构想。共产党方面也顾虑，若是坚持在中南半岛全面胜利、继续作战下去，“最坏的状况”就是届时可能发生美国干预①。蒋认为不论冲突是如何完结，它都会有利台湾准备反攻，意即美国会增加对台军事援助②。因此经过数星期休会，各国外交部长再次开会，于7月21日签署协定，以北纬17度为界划分南北越，北方为共产党控制，南方为非共产范围，并于两年内举行公民投票产生统一的政府。杜勒斯没签署此一协定，并且很出名地拒绝和周恩来握手。杜勒斯打从一开始就决心不执行大家讲好的全国选举。蒋告诉美国人：“不论是……南北分治、或举行大选，或是承认寮国和柬埔寨中立，最后的结果将是共产党接管了整个地区。”③经过20载痛苦岁月后，他被证明是对的。

① 同上注，p.139。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1, 1954, box 50, folder 19.

③ Amemb Taipei Radiogram to SecState, FRUS (1952-1954), vol.14: China and Japan, p.490.

三

自从上任以来，艾森豪团队没经太多深思就背离杜鲁门、艾奇逊的政策，预备协助蒋介石防卫金门及其他外岛。1953年11月，国家安全会议一份文件在未保证出兵的情况下，明定美国将“鼓励和协助中华民国政府防卫国军据守的外岛，对抗共产党的攻击，并且进袭中共领土和商务。”①一年之后，韩国、越南冲突均已停火，美国政府更坚定要划一道线，不让共产党在领土上有寸土之进展。

① Garver（高龙江）, Sino-American Alliance, p.115.

1954年，毛泽东发起宣传战，高喊“解放台湾”。中共内部文件强调，以金门为中心制造危机，用意主要是提高中国人民政治意识，激发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热情①。或许在毛心中更重要的是，威胁外岛在于表明，即使莫斯科在全球摆出和平共处的新姿态，并不代表中国的内战已经结束，或是中共接受台湾与中国的分裂②。解放军开始囤积补给品以备大举炮轰金门、马祖③。在紧张上升之际，杜勒斯于马尼拉召开记者会，表示美国有足够理由断定，防卫台湾“包含”保卫外岛，暗示美国可能会直接介入防卫外岛④。

①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168-169.

② He Di（何迪）and Gordan H.Chang（张少书）, "The Absence of War in the U.S./China Confrontation over Quemoy and Matsu in 1954-1955: Contingency, Luck, Deterre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8 (December 1993); Tucker, Taiwan, pp.38-42.

③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168-169.

④ FRUS（1952－1954）, vol.14: China and Japan, p.562.

1954年9月3日，解放军朝金门发射数千发炮弹，国军炮兵也从深藏在花岗岩山壁的坑道中推出美制大炮予以反击。第七舰队从横须贺出海；大西洋美国海军主力舰亦兼程赶往太平洋①。从事后的发展来看，毛泽东很显然并无意入侵金门或马祖，它们的地理位置十分靠近中国沿海，加上从未如台湾和澎湖割让给日本，成为蒋介石和大陆的重要政治联结。中共领导人和蒋介石一样，都不想切断这份关联。

①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1954.

危机集中在面积153平方公里的金门。它除了花岗石，还有水稻田和一座机场。蒋认为若有适度的补给，它可以挺得住长期包围。但若没有美国的海、空军介入，他和美国人都晓得解放军可以切断它的海、空支援①。杜勒斯离开菲律宾之后，于9月9日在台北短暂停留5个小时。这是蒋第一次见到这位曾和他因滇缅边区国军部队吵过架的美国国务卿，他比往常更加紧张。蒋虽然笑容满面，脚却抖动得比平常更厉害。当他提起美国和中华民国签订安全条约这个议题时，杜勒斯只答说：还有“某些困难”挡路。但稍后在记者会上被问到解放军攻击外岛的事，杜勒斯宣称台湾“并不孤立无援”②。蒋起初很满意。他认为杜勒斯“顾大体尚可”。但事隔几天，他又认为杜旋风访台是“耻辱”，而且没有诚意③。

① 1961年，我和学中文的一些同学到金门，曾经放过空飘气球，带着肥皂和传单，到大陆。风向一变，中共方面也朝厦门空飘带着肥皂的气球。

②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 1954; FRUS (1952-1954), vol.14: China and Japan, p.582.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9, 10, 11, and 30, 1954, box 51, folder 3, 4.

虽然炮击金门的第一天就有2名美国军人被打死，国军方面的伤亡不大，连蓝钦大使都形容解放军“几乎是白费力气”①。可是，国军却出动飞机轰炸厦门港口及其周遭设施，突击队也攻击沿海各地②。9月12日，国军飞机深入内陆50英里轰炸目标，两天之后台北宣称击沉了一艘1000吨的油轮。怪的是，解放军的米格15由韩战老手驾驶，却没挑衅比它弱而且还是二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国军F-47雷霆机。毛显然没全力投入金门战役，更没想到要进犯台湾。

① Rankin, China Assignment, p.209.

②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6, 7, and 8, 1954.

即使如此，美国国防官员、媒体，没多久艾森豪和杜勒斯也开始认为毛泽东事实上决心占领金门。从9月12日至11月2日，国家安全会议历次会议，除了陆军李奇威（Matthew Ridgeway）将军外，海军上将雷德福及所有联参首长，都建议立刻派美军部队到金门及其他外岛，和蒋介石联手轰炸大陆，必要时甚至利用核武去逐退中共。蒋现在有40％的部队驻防这些小小外岛，因此这些地点若是沦陷，对台湾安全会是一记重击，虽然也称不上致命①。

① FRUS (1952-1954), vol.14: China and Japan, p.829.

杜勒斯直到在国家安全会议上才强调只有动用核武，美国才能打赢中国；但同时他和艾森豪也对与会人员表示若和中共发生战争，后面还有个苏联要打①。这些想法使急着讨论的状况多了现实考量；虽然他们都同意早先的政策文件和公开声明，承诺美国要防卫外岛，艾森豪、杜勒斯和国防部长威尔森（Charlie Wilson）却突然一致表明，他们不认为金门和马祖值得防卫。

① 同上注，pp.833-835。

艾森豪一度下令美国不会在实质上用武力防卫这些外岛，但蒋如果被迫放弃金门可能会倒戈的说法也让艾森豪十分不安。他很烦恼，委员长若是被逼急了，会“出卖美国，放弃福尔摩莎”——换句话说，带着他的武装部队投向毛泽东①。一直到1955年2月，艾森豪都还在引用中情局的调査报告，担心“蒋的军队准备全员投向共产党的可能性”。中情局在华府的分析人员与国家情报评估立场一致，对国民政府军民领导人的士气持乐观态度，根本不信这些谣言。这些谣言可能由台湾高级官员向中情局人员散播，希望为国民党争取更多支持②。但是，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却相信它。

① 同上注。

② 1955年2月1日，艾森豪威尔在给葛伦瑟将军（Gruenther）的信中提到这个报告，见Ambrose, Eisenhower, p.236.

赫鲁晓夫于10月1日抵达北京访问，决心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首先，他撤销1950年毛泽东和斯大林签订的一切秘密协定（包括苏联占领旅顺港），并且答应供应更多的武器工厂，以及5亿2千万卢布的新贷款。毛提起正在进行中的金门危机，再度要求苏联协助中国发展核武。赫鲁晓夫答说，中国在苏联的核子伞下安全无虞，但是他答应考虑提供一座研究用的反应炉①。中苏联合公报宣称：“团结行动保护两国的安全。”②

① Evgeny A.Negin and Yuri N.Smirnov（当时参与核武研发的苏联核子物理学家）, "Did the USSR Share Atomic Secrets with China?"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Cooperative Security website, http://www.php.isn.ethz.ch, accessed March 15, 2008.

②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3, 1954.

同时，杜勒斯鼓励纽西兰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案，呼吁台湾海峡停火，这是杜鲁门和艾奇逊试过却不成功的战术。蒋认为这又是美国人在玩把戏①。为了向蒋让步，杜勒斯加快与台湾签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提议条约只保障台湾和澎湖的安全，但同时也提及在双方同意下可纳入其他地区。蒋起先反对杜勒斯的提议，对联合国处理台海停火的构想更强烈反弹，深怕它会导致一中一台的情况。但是他很快又寻思：如果他签了条约，他就和美国有同盟关系，至少理论上等同北约组织的伙伴，至于纽西兰的倡议，他晓得北京也不会接受。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31, 1954, box 51, folder 4.

蒋也同意秘密附加一个换文文件，两国政府将表述任何一方在本地区使用武力都必须经双方共同同意。私底下他认为这是“无法忍受”也是羞辱，但又说条约是黑暗中的一线希望①。他致函艾森豪表示满意这个条约，但美国若能公开向国民政府表明未来会提供后勤支援协防外岛，将是好的“心理战”。艾森豪不肯。事实上，他还照会蒋，把那么多国军部队挤在这些小岛是军事上的错误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1 and December 13, 1954, box 51, folders 5, 6.

② Eisenhower, White House Years, p.466.

金门与厦门近郊的炮战继续你来我往，国军侦察报告也指出解放军继续在该地区增强地面部队及空军之部署。1954年11月，北京把韩战期间在中国领空击落的13名美国飞行员判了重刑，在美国激起反北京的怒潮。参议员们呼吁封锁中共，麦卡锡也要求美国放手，让蒋介石攻击中国的“下腹要害”①。但是政府12月在国家安全会议一份政策文件中重申最近的决定：“除非共产党进攻台湾”，否则美国不会投入美军部队防卫外岛②。

①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6 and November 27, 1954.

② Kenneth W.Condit,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vol.6: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1955-1956 (Washington, D.C.: Historical Office, Joing Chiefs, 1992), p.194.

蒋在新年文告公开预言“全面战争随时可以展开”，毛泽东旋即下令100多架飞机进攻距台湾北端约200英里、小得许多的大陈列岛。1955年1月18日，4000名解放军硬是攻下距大陈7英里的一江山岛；艾森豪再次担心中共会真的入侵金门，使得他自执政以来再丢掉另一片土地为共产党所占领，而且也担心蒋介石会“倒戈”。杜勒斯此时也令人费解地附合蒋的警告，声称金门若沦陷将对国民政府民心士气产生“灾难性的效应”。艾森豪的立场又逆转。他说“划一道线”的时机已到，指的正是在中国海岸外15英里的小岛，而这些小岛在1949年前从未属台湾管辖①。

① FRUS (1955-1957), vol.2: China, pp.69-83; Eisenhower, White House Years, pp.555-556.

现在艾森豪和杜勒斯都同意，“只要中共表明意图攻击台湾”——北京经常重申此一威胁——美国就会宣布将协防金门、马祖①。蒋只被要求撤出距离台湾太远的大陈，美国海军愿意协助撤退行动。因此，不介入政策才刚重新宣布一个月，国家安全就于1月19日又核定一个受到注目的新路线。蒋接到美方的提议，可说是又惊又喜，美国愿意干冒与中共全面作战，甚至可能涉及苏联的风险，公开承诺防御外岛。他立刻同意撤离大陈。接下来，美国国会应艾森豪总统之请通过决议，授权总统动用美国武装部队防卫台湾、澎湖，以及他认为确保达成此一目标所必需之“相关据点和领土”②。

① Condit, Joint Chiefs, p.197.

② 同上注，pp.196-199；FRUS (1952-1954), vol.14: China and Japan, p.832; FRUS (1955-1957), vol.2: China, pp.515-516.

接下来情势急转直下，变得相当复杂。杜勒斯把计划告知英国大使，次日大使急忙登门告诉杜勒斯，邱吉尔及其内阁“十分困扰”。英国会支持纽西兰在联合国提出的台海停火决议案，条件是美国不承诺去防卫金门和马祖。艾森豪获报后又改变了主意。1月21日国家安全会议决定回到原先的政策才是最明智的路线——美国会防卫金门和马祖，前提是共产党对金、马之进攻“被认定是……进攻台湾及澎湖的前奏”①。1月29日，杜勒斯告诉人在华府的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叶公超，美国不会就两大外岛发表公开声明。他说，可以私下向蒋表示“在现有状况下”，美国事实上会协助防卫外岛；但是他又加了但是，这是美国片面的决定，也要视联合国的行动而定，而且它可以随时撤销，不用背负背信的指控②。

① Condit, Joint Chiefs, pp.197-198.

② FRUS (1955-1957), vol.2: China, p.171; FRUS (1952-1954), vol.14: China and Japan, p.832. 1955年4月25日，雷徳福（Redford）在和蒋介石的谈话中，叙述杜勒斯对叶公超的声明，见FRUS (1955-1957), vol.2: China, pp.514, 516.

蒋听到艾森豪和杜勒斯不寻常的退缩动作，大为震怒。又一位美国总统撕毁自己信誓旦旦的保证，这一次更是才几天前的事。他认为这是英国依然“控制”美国外交的又一个实例。他的愤慨毫无疑问大部分是真的，但是此一情势也如同往常，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狠狠修理美国人，让他们害怕他会有走极端的反应。这种忧虑可迫使美国领导人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军事、经济援助和外交支持——弥补他。

除了美国和国民政府高层，只有伦敦晓得美国预备公开声明协防金门、马祖，但立即又取消的这椿短命承诺。纵使如此，蒋告诉蓝钦，最新的反复会鼓舞共产党进攻外岛；倘若外岛遭到攻击，美国要负责任。蒋一如往常，严词向支持他的大使好好说教，大谈“荣誉、正直、公平和真诚”，暗示华府什么也不是。这位国民政府领袖处于蓝钦前所未见“最神经紧张的状况”。他一会儿摸自己的光头，一会儿扭双手，脚也抖个不停。他说，他不会从大陈撤退，如果国军败了，甚至如果台湾丢了，“中国将替后代子孙留下荣誉”。最后他说，美国在处理和他的政府之关系时，应该“晓得不是玩家家酒”①。

① FRUS (1955-1957), vol.2: China, pp.167-168.

蒋如此指桑骂槐痛批艾森豪，经蓝钦报回华府，果然奏效。艾森豪显然很懊恼自己对邱吉尔让步，逆转了对蒋的承诺。他在1955年1月31日致函蒋介石，重申美国政府不会就此事发表声明，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若是金门、马祖遭到重大攻击，事实上会向国民政府伸援”。这正是杜勒斯曾三言两语所做的承诺①。

① 1955年4月25日，雷福徳（Reford）和蒋介石在谈话中提到这封信，参见FRUS (1955-1957), vol.2: China, pp.514, 516.

艾森豪现在接受海军上将雷德福相当极端的观点：金马失守会“摧毁（国军在福尔摩莎）存在的理由”，这个结论赋予美国全面干预、防卫外岛的正当理由。艾森豪给邱吉尔一封信引述这个论点，以及另一个更有连锁大冲击的说法：北京的目标是先抢金门、马祖，进占福尔摩莎，再攻略日本①。美国跨部会的情报评估再次与这个牵强的剧本产生矛盾，可是这次艾森豪不接受邱吉尔的新建议，邱吉尔希望美国把承诺局限于保卫台湾、澎湖就好。

① Eisenhower, White House Years, pp.470-471.

蒋依约定从大陈撤退。杜勒斯3月初到台北见他。杜勒斯说明，基于政治原因，美国的公开立场是：由于金、马和防卫台湾有关系，总统“可以判定保卫它们是合宜的”。蒋接受这是重申艾森豪的保证。接下来话锋一转，杜勒斯提起反攻大陆的议题，坦率告诉蒋，国民政府“一再谈武力反攻大陆”显得“有点愚蠢”，“在国外招来汕笑”。杜勒斯又说，未来或许会出现行动的机会，但是中华民国无法创造此一可能性，也不用去期望。他说，台湾必须扮演不同的角色。

蒋不仅没有生气，还说对于国民政府在台湾未来的任务，他和国务卿“有同感”。主要的角色不是打造反攻力量，而是替中国的发展建立另一个模范。他告诉杜勒斯，即使如此，“谈到国内宣传……就不同了，因为我们必须维持……民心士气。”蒋很坦白、清楚说明他持续高唱反攻大陆的战术和心理理由，但是杜勒斯似乎没把它们的重要性听进去①。

① "March 3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Chiang and Secretary Dulles," FRUS (1955-1957), vol.2: China, pp.321-328; Foreign Service Dispatch, Amembassy Taipei 444, March 15, 1955. Full text is in U.S.Embassy Manila, Foreign Service Dispatch no.441, March 15, 1955, obtained by FOI request.

同一个月，战争迫在眉睫的恐惧又浮现，因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认定解放军已完成进攻金门、马祖的最后准备工作。杜勒斯再次向国家安全会议报告“美国必须（为外岛）作战的机会至少一半一半”，而且是“我们必须动用原子武器”的一场战争①。艾森豪和杜勒斯都着手试图说服美国民众相信，原子武器和传统武器可以“替换使用”②。艾森豪公开警告说，远东若是发生战争“可能用到战术性小型原子武器”③。

① Condit, Joint Chiefs, pp.203-204; Eisenhower, White House Years, p.477.

② Garver（高龙江）, Sino-American Alliance, p.131;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1955.

③ Ambrose, Eisenhower, p.239.

这些言论的含意令人摒息，在全世界激发普遍反弹，俨然世界大战和核子废墟即将临头——只为了两个小岛群，不仅其主权归属有高度争议，而且蒋早就以此一再发动对大陆的准军事攻击。美国如果对中共启动核子攻击肯定在全球（甚至美国本国）普遍遭到唾弃，也会被多数的盟国（可能全体北约会员国在内）激烈反对。不过在前一年，艾森豪才刚尝到试图利用核武拯救奠边府，却面临道德、政洽灾祸甚至军事失利的苦果。

艾森豪没料到他一番话捅出全球批评的马蜂窝，又退缩回原来的立场。3月30日和国会领袖进行秘密会议时，他说，如果中共攻击金门、马祖不像是进犯台湾的先声，“美国不会插手。”他再也不提台湾的心理崩溃或是早先对邱吉尔所说的骨牌理论。次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召见国家安全会议核心幕僚时，艾森豪承认不希望为金、马和中国打战，因为盟国不会支持，美国舆论也会分裂，对“（美国）经济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①。

① 同上注，pp.241-242。

美国领导人公开威胁可能动用核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一仗，这使毛泽东有机会再次向苏联开口，声称中国需要援助，发展核武做为吓阻工具。赫鲁晓夫考虑到将来，决定最好让中国人自建核子伞，自己去吓阻或对付美国人的核子攻击比较好。他同意在中国兴建一座回旋磁力加速器和反应炉①。这项大礼的另一个用意是要毛支持赫鲁晓夫与西方和好的新政策，包括研商举行美苏高峰会议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全球策略。核子援助乃是他能够给毛的最大礼物，而且此举果然收到成效——北 京《人民日报》3月7日社论宣示开展中国的“和平解放”政策，对台湾也不例外。

① Victor M.Gobarev, "Sovier Policy towards China: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12, no.4 (1999): 21, cited by June Chang（张戎）and Jon Halliday in Mao (New York: Knopf, 2005), p.397.

四

北京讲和平、莫斯科倡和好，加上解放军不再空炸金门，美国人的战争恐慌很快就消失。但是历经此次危机折磨，艾森豪决定要让蒋退出这几个“可恶的”外岛。4月间，他派海军上将雷德福和外交官饶伯森带着一项大胆的新计划到台北，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两位特使和蒋氏夫妇、叶公超在一场开到深夜1点的马拉松会议中说明，艾森豪已经铁了心决定美国不会协防金门、马祖，因为这么做“毫无疑问需要借重核武”，会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反对①。

① FRUS (1955-1957), vol.2: China, pp.510-513.

艾森豪总统的两位特使又说，如果委员长在美国海军保护下撤离这些外岛，美国将与国民政府合作在中国沿海建立一条400英里的禁区线，南起广东汕头，北迄浙江温州，贯穿南海、台湾海峡和东海。这道联合禁区线将使两国海军可捜索该地区所有船只，不论它属外国或中共，连渔船也不例外；可以没收所有的“违禁品和战争物资”。拦检部队也可取代金门、马祖做为早期防阻，挡住从厦门或福州出海的任何入侵部队。雷德福说，两国海军联合行动实质上就是“封锁中国海岸”，北京很难不用武力去挑战它；但解放军海军必须先对美国船舰开火，承担掀起战争的责任。艾森豪等于提议在毫无争议属于中共的领海，去进行许多人会认为是战争的行为。饶伯森力促委员长“充分考量”这个方案“所有的影响和牵扯”，似乎暗示美、中（毛）冲突必不可免。雷德福显然也认为蒋会认为此一结果符合他的利益①。

① Condit, Joint Chiefs, p.206.

如果蒋想要鼓动中美爆发大战，这就是大好机会——而且是美国总统自己送上门来的。这个计划似乎出自艾森豪本人设计，充满漏洞百出的假设，以及不可预期且可能极为深远的后果①。蒋不晓得雷德福和饶伯森究竟来意如何，但是他没有在回答前先私下和太太、外交部长商量，反而一口就拒绝这个提议。他以感伤而非生气的口吻表示，他的政府和部队无论有无美国援助，都会保卫金门、马祖，放弃外岛将会“失去中国人民的尊敬”。委员长和夫人旋即稍做休息②。

① FRUS (1955-1957), vol.2: China, pp.510-513; Ambrose, Eisenhower, pp.242-244.

② 同上注。

当蒋氏夫妇又回来开会，蒋平静细数美国在外岛问题上，对他的承诺多次反反复复。他接下来解释说，如果他撤出金门、马祖，中国人民将不会支持他，“美国就得另外找个蒋介石”，无可避免地，情势就会走向“施压托管福尔摩莎”。但是，他表示不希望让美国难堪，一旦出了事情，他说 也应该由“（国民政府）中国来当输家，不是美国”。他不愿美国替他的政府涉入战争，他也了解艾森豪总统的立场，但他认为中共不会攻打金门、马祖，除非是为了要攻台，而这也要等俄国人预备发动世界大战才会发生，因此“不需要神经紧张，担心这些外岛或中国筑起海防”。换句话说，这些封锁并不需要，不需要去冒爆发战争的风险①。

① 同上注。

蒋对大陆威胁台湾及外岛的评估，出现令人难以相信的大逆转①。美国人直到第二天晚间会商，一定都还搞不清楚。蒋后来才对雷德福和饶伯森讲出，他拒绝艾森豪封锁中国海岸提议的最重要原因。他告诉他们，他根本“没信心”在他放弃外岛后，美国会长久持续此一封锁做法。他暗示在他的盘算里，如果美国提议的此一海上行动会有和中国爆发战争之虞，美国一旦面临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很快就会退缩；或者是果真爆发冲突，美国也会寻求和平而舍弃台湾。他客气地下了结语，拜托雷德福和饶伯森向艾森豪转达“最大的敬意及个人相信美国的动机良善”，也表达他“深感抱歉”不能接受艾森豪的大胆方案②。

① FRUS (1955-1957), vol.2: China, pp.510-513.

② 同上注，pp.510-513，523-525。

蒋在日记里并没有如此冷静的反应。他认为美国人“完全为欺诈之谈”、“盲幼无知”，以为他会相信他们。他也认为这个提议是英国人搞的阴谋，想骗他撤离外岛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5, 27, and 29, 1955, box 51, folder 11. 他写饶伯森是“混帐”，但雷徳福至少还是“正人君子”。

委员长成功抵拒美国要他撤出金门、马祖的压力，这消息在外岛和台湾本岛大多数军民之间传开。高阶文武官员可能也多所知悉，蒋不仅拒绝美国一个陆战队师和一个空军航空联队进驻台湾，也没有受美国诱惑放弃这些“可恶的”外岛。美国军援继续流往金、马国军部队，美国军事顾问甚至还继续在外鸟工作。事实上，雷德福和饶伯森访台后不久，蒋没通知美方就又加派一个师进驻金门（蔡斯将军和国务院都反对，但是由于调动已经进行了，华府只好默许）①。外岛守军和对面的共军又恢复紧张却和平共处的状况，两边都顺着风向空飘宣传气球要给对方，有时候还夹带香皂当礼物。

① Condit, Joint Chiefs, p.208.

在蒋眼里，他已经从美方赢得道德胜利，从危机中也取得重大利益——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也从美国得到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可是，毛泽东的收获更大——苏联答应提供核武给中国。此外，就在雷德福和饶伯森访台的同一个星期，发生了一件促使美、中走向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双边会谈的事。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国家万隆会议上公开宣布，中国愿意和美国坐下来谈判，缓解远东的紧张局势，“尤其是……台湾地区的紧张。”①他又说，中国将以和平手段追求解放台湾。艾森豪的回应是，“如果有机会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他预备和中方谈判②。杜勒斯说，美国“当然不会脱离对我们盟友中华民国诚信光荣的道路”，但蒋对美方的决定另有不同的解读③。蒋清楚地相信，如果北京表态愿意，共和党政府就会被吸引去寻求东亚和平，透过和中共和好以弱化中苏集团，并且以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方案解决台湾问题④。

① Harry Harding（何汉理）and Yuan Ming, ed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55 (Wilmington, Del.: SR Books, 1989), pp.276-277.

② Ambrose, Eisenhower, p.244.

③ FRUS (1955-1957), vol.2: China, pp.519-520.

④ Condit, Joint Chiefs. p.208.

蒋经国的秘密行动部门有一个特别作业组驻在香港，负责在大陆进行暗杀和破坏。据说，这个小组1955年吸收了香港启德机场一名工作人员，放了一颗炸弹在一架印度航空公司（Air India）飞机上，它预备在4月11日载中国代表团飞往参加万隆会议。行动的主要目标是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可是，缅甸领导人宇努邀请周恩来和他一起从仰光飞往万隆，周恩来接受了。由于周恩来的飞行计划秘而不宣，爆炸计划如期实施，印航飞机在南海上空爆炸，机上中国代表团成员无一幸免。

一般认为炸弹及引爆器是由中情局提供，交给国民政府在香港的情报单位执行任务。根据曾锐生的说法，现有证据指出周恩来事先就知道有此阴谋，才秘密变更他的旅行计划。或许蒋介石、或许至少蒋经国批准暗杀老蒋在中共的这个老朋友①。16年后，周恩来和基辛格就1955年印航 爆炸事件有诡异的讨论。周告诉基辛格说，偷放炸弹的那个人逃到台湾。可是，周没有指控国民党或蒋介石涉及此事，他反而说：“这种事情有时候不是政府的责任，有些人可能自作主张做事。”②但是1955年这起事件发生后，蒋在日记写下，这架飞机起火“匪人全部覆灭，惜周恩来未在该机”③。这不能证明蒋事先知道此一阴谋。事实上，他或许在事后传话给周表白他不知情，才会有周在1971年对基辛格的一番话。即使如此，尽管他在事件前后偶尔会和周恩来暗通信息，蒋、周显然已渐行渐远。

① Wendell L.Minnick, "Target Zhou Enlai," FEER 158, no.28 (July 13, 1995): 54.

② 关于周恩来与基辛格1971年的讨论，请见FRUS (1969-1972), vol.17: China, pp.503-504.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6, 1955, box 51, folder 11.

这段时期，蒋氏父子升高对付共产党的秘密及准军事行动，而且有鉴于和华府的关系更稳，他们决定也要对委员长国内的对手除之而后快。1955年5月某天早晨，经国手下特务前往孙立人的家，宣告将他软禁。蒋在前一年已拔掉孙的总司令官职，派他为“总统府参军长”，而现在不仅孙被控叛乱，他底下一名军官还被控阴谋挟持委员长。蒋长久以来认为孙是最可能领导反蒋政变的将领，虽然此一可能性已大大降低，他却似乎越来越担心在他身后，孙可能结合陈诚，构成经国接班的最大威胁。蒋不认为美国人会介入，但他仍然写下：“能不戒慎乎。”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8, 1955, box 51, folder 12.

雷德福在华府听到孙立人被捕，大吃一惊。两蒋父子的这位保守派友人传话给委员长，声称孙是“国军最能干的将领，他不可能是共产党”，又说孙“对政工的批评是对的”①。陈诚奉命担任不讨好的工作——主持孙案调查委员会。他弄出一份含糊的报告，蒋决定“不惩罚”孙立人，但把他留置在台中的家“观察”。蓝钦大使前往探视，发现孙怡然自得地种植玫瑰花②。这一软禁却变成长达33年的强迫独居。

① Wellington Koo, Reminiscences of Wellington Koo, Oral History, Butler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undated, pp.287-288.

② Rankin, China Assignment, p.273.

经国也认为他的养弟是个潜在对手。孙立人被捕前几个月，蒋纬国结束美国的研修受训回国，期待出任军事情报副首长。但是据纬国的说法，经国说服父亲让他担任较不敏感的国防部作战次长①。

① 1995年6月10日，蒋纬国在台北受访。

1950年代初期，美国的经济援助加上对台湾安全继续的新信心，开始产生效应。1951至1964年美国经济援助合计15亿美元，以人均数字来看居全球之最。美援占这段期间台湾资本形成的40％左右，大部分投资在基础建设和人力资源上面。技术官僚严家淦、尹仲容之外，又有学物理的工程师李国鼎来管经济、财政事务。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农复会）主任委员蒋梦麟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知名学者，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些人的能力和正直受人尊敬，也成为美国人欣赏的高级官员。在这些高阶决策官员底下，还有许多经济、财政专家，其中不少人接受过西方教育，组成一支高度干练、相当诚实的中阶专业技术官僚团队①。

① Murray A.Rubinstein, ed., Taiwan: A New History (Armonk, N.Y.: M.E.Sharpe, 1999), p.325.

打从一开始，蒋就相当放手让这些干练的官僚去管理台湾财政、经济事务，包括美援运用和土地改革。陈诚和蒋经国都主张，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优先度仅次于安全，因为长期而言，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攸关政权之存亡①。蒋显然也同意，因此强力支持陈诚持续推动土地改革。虽然政府是拿台湾仕绅而非外省人仕绅的土地来重新分配，但如果蒋在大陆也能有同样紧密的政治控制，他肯定也会在大陆推动土地改革。1953年1月，政府宣布改革方案最重大的举措：任何地主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7.2英亩中等级稻田。自耕农由36％跃升为65％，佃农降为11％②。政府拿四大公司（原本是日产）的股票偿付向地主征收的土地。最大的地主们（绝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住在城镇里）又向别人买下股票，他们及其子孙变成岛上第一代新企业主，不仅在扩张旧工业部门担任重要角色，也跨足金融业，并投资1950年代在政府鼓励下兴起的新型轻工业③。

① 1995年9月7日，李国鼎在台北受访。

② Hung-mao Tien（田弘茂）,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9), p.23; FEER 27, no.15 (October 8, 1959): 585; Rubinstein, Taiwan, pp.325-328.

③ Rubinstein, Taiwan, p.327.

农复会不仅积极参与土地重分配，推动提升农家生产力和所得，也致力改善农村公共卫生。它的重要计划包括控制肺结核、性病，提升孕妇和幼童照护。到了1960年，公共卫生人员实际上已扑灭疟疾、并降低八成的肺结核及砂眼。最后，全省广设好几百个卫生所，以低廉费用提供农家基本照护①。这是亚洲农村人口生活和平革命的开端，替台湾1960年代城市经济起飞奠定基础。

① FEER 29, no.5 (August 4, 1960): 292.

可想而知，蒋对土地改革及其他农村计划的成功颇为自豪，它们甚至在美国自由派圈子也受到相当高的赞誉。这项没有暴力、非惩罚性的改革，若与1950年代毛泽东在大陆没收土地造成数百万人丧命的革命一比，尤其可嘉。毛一向认为革命过程必定有人要丧命。除了在国内产生影响，农村成就也说明了蒋往后20多年何以能在新独立的开发中国家，替国民政府维持相当的外交支持。1960年代开始，台北开始派农耕队到非洲国家协助，提供台湾土地改革的宝贵经验。

可是对蒋介石而言，却难免对陈诚和农复会抢了功劳耿耿于怀。土地改革成功的声望，使陈诚成为蒋更宝贵的资产，但也增加了他在蒋过世之后（说不定是生前）继承大位的可能性。经国的特务继续紧盯着陈诚的言行举动。

蒋最主要的经济目标是维持新台币币值稳定，以避免重蹈当年在大陆的覆辙。但是币值稳定在台湾持续相对容易，不仅是因为有大规模的美援和庞大的黄金、美钞做发行准备，还因为全岛十分安定——创造出容许企业投资和成长的沃土，而这是委员长在南京、重庆从来没有过的经验。到了1953年，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加上关税收入上升，全国预算赤字降低到相当低的地步——只有国内生产毛额（GDP）的6％。从1949至1958年，台北零售物价上升13倍。但若是只从1952年算起，通货膨胀年增率只有6％～7％。同时，国府迁台头九年，工资上升16倍，轻易胜过通膨率①。

① FEER 27, no.15 (October 8, 1959): 585.

偶尔蒋也会亲自干涉财金事务，直接找严家淦等人交代事情；譬如抱怨纸钞“发行甚大”，下令中央银行从台湾银行手里接管新台币之发行，任免银行董事，或是要求手下将领想方设法节约开销①。1953年之后，通货膨胀更加下降，必须结束台湾的贸易赤字。为了达成此一目标，新成立的安定委员会承接了宏观调控经济的角色。技术官僚立刻推出第一个达成经济自主的四年计划，集中在进口代替的工业化策略和高关税。其他的措施还包括：准许台湾银行给予新的轻工业补贴性放款，让他们生产化学肥料、纺织品、香皂、摩托车等等。从1949至1958年，实质工业生产总值增加为2倍多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29 and February 16, 1951, box 48, folder 15.

② FEER 27, no.15 (October 8, 1959): 585.

台湾1950年代前半，社会生活呈现战争的紧缩状态。夜店甚至霓虹灯都被政府禁止，街上的新车全是美国人所有。每千人有一人有汽车,而每一万人有两人有机车，显示拥有汽车的菁英阶级比以机车代步的中产阶级还庞大①。尽管农户的收入与生活条件有明显改善，但去市集大多还是徒步或坐牛车，连搭乘摇摇晃晃的巴士与三轮车，都很罕见。雨衣跟屋顶是用稻草做的，大部分农舍都还是泥土地，这些农民也没人有手表或收音机。再者，台湾乡村地区每年人口数增加4％，但因为遗产划分，农民耕种的农地更小了，1958年平均每人拥有农地面积不到半英亩②。

① Hung-mao Tien（田弘茂）, Great Transition, p.29.

② FEER 13, no.10 (September 2, 1952): 132.

为了让岛上人民人均所得增加，主要的解决方案是快速扩张城市经济——它也果真这么做了——头两个四年计划期间的进口替代策略导致数以百计的新工厂生产轻制造品，创造数以万计的新工作吸收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也减少政府赤字，挪出更多经费从事基础建设。10年下来，农村的日常生活也缓慢但明显有了改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降低所得差距。全民最穷的四成百姓，享有的所得百分比，比全世界任何一个非共产国家都来得高①。这段期间，所得年增率为7.5％，若以人均成长计算则为4％。到了1950年代末期，简朴措施放宽，因此中餐厅如雨后春笋冒出来，“舞厅”也出现，霓虹灯闪耀在各城市②。

① Hung-mao Tien（田弘茂）, Great Transition, p.27.

② FEER 14, no.18 (April 30, 1953): 567.

1949年撤退来台湾后不久，美国新闻记者报导，岛上的外国人、本省人、外省人都认为政治相当清明①。为遏阻贪腐和逃漏税，蒋命令银行要把个人及公司帐户明细全都送交税捐稽征处；他也给警员和一般士兵加薪，但军官则不调②。蒋依然犹豫对高阶僚属采取惩处行动，前述参谋总长周至 柔的案子即是一例证；但陈诚和蒋经国则惩贪绝不手软。陈诚的体制改革（得到蒋的许可）有助于良好治理。美国人员严格査察军中和政府帐册，是揭弊、防贪的功臣。军饷集中处理、成立联勤总司令部接管三军所有采购，也是蒋支持的重大改革。周至柔曾经反对另外成立一个总部统一采买、支付三军所需之补给和器械设备。但是蒋命令他要“切实改正”，坚持变革③。《纽约时报》1940年代火力全开，抨击国民党贪渎横行，而今在1958年报导“（台湾的）贪腐大体上已根除。”④虽然这个说法有点过甚其词，但是很明显的是过去伤害国民党甚巨的贪渎之风终于受到控制。

① 同上注。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十二，1951年2月8日、1952年5月30日、9月6日，p.4478。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27, 1951, box 48, folder 16. 美国军事顾问团（MAAG）也反对这一方案，认为每个军种都最清楚自己的需要。

④ Richard Hughes, "Portrait of Chiang on His Mountaintop,"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28, 1958.

五

中、美第一次双边会谈将于1955年7月在日内瓦举行，杜勒斯诚恳地向委员长说明，这项对话的目的是要说服毛泽东同意相互在台湾海峡放弃使用武力。蒋听完了并没放心，他担心一旦达成协议，就会导致台湾中立化，美国与中共修睦，台湾丧失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席次。蓝钦大使虽然并非蓄意，却发了一个很讽刺的外交信函给杜勒斯，警告中、美宣布保证在台湾地区和平之意，将会制造“台湾士气民心严重下滑”①。

① Rankin, China Assignment, p.252.

在当时，毛泽东和蒋介石一样厌恶宣示在台湾海峡不动用武力。这种协议会使中共在解放台湾——多数中国人视为中国主权之一部分——有必要时，却不得有权动武。但是在日内瓦几经折冲之后，毛几乎必定是受到其外交部长周恩来的鼓舞，令人意外地批准折衷案。中共代表王炳南提议一项排除使用武力的书面协议，在会议纪录中将显示双方口头同意，此一放弃使用武力之规定将包括“美、中之间的对台事务”①。由于美国承诺防卫台湾是中、美之间对台事务中最重要的课题，这个规定似乎正中美国下怀。中共愿意接受，强烈代表当时（1955、195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颇有心和美国配合②。也或许他们视此提议为战术，或许可刺激国民党领导阶层和他们达成协议。不论如何，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谈的代表强生（Alexis Johnson）力促白宫接受中方提出的折衷案。

① U.S.Mission Geneva cable, Johnson to SecState, FRUS (1955-1957), vol.3: China, p.200.

② 北京在书面协定中，只愿说：双方应“不诉诸武力以解决两国之间在台湾地区的争议。”请参见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71 (New York: Praeger, 1972), p.127.

然而对艾森豪和杜勒斯而言，这个提议乃是诅咒。他们担心若同意与“赤色中国”达成这样的协议，蒋介石和共和党右翼会有激烈反应。他们也认为——可能一点也没错——这样的协议反而会刺激一大堆国家转向承认北京，虽然本省人大多数会欢迎此一协议，他们却担心它会在台北的外省人政权激生政治危机。蒋一向对美国的意图有疑心，紧密盯着日内瓦会谈的进展。他预备再增派一个师到金门，当华府并不反对此一调动时，他认为：“他们并无意图要放弃同盟。”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7, 1955, box 51, folder 14.

由于这些考量，艾森豪和杜勒斯没进一步探究毛方案的可行性——这个机会一纵即逝，再也没回来。即使如此，杜勒斯仍旧认为美国应继续敞开大门，希望能与中共关系正常化。次年（1956年），他对一群美国记者表示时间已到，“我们必须以对待苏联同样的基础，去对待共产中国”①。北京缓和的趋势始于万隆会议，复因赫鲁晓夫1956年2月那场著名的演讲而更加快脚步。赫鲁晓夫在此一演讲里揭露斯大林的巨大罪行，并且宣称有“不同的道路通往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是“基本原则”，不是战术诡计。对这个让人惊心动魄的演讲，毛的第一反应是试图防止中国出现斯大林式的权力腐化，于是他发起“百花齐放”运动，让不同意见争鸣。

① FRUS (1955-1957), vol.3: China, p.584.

4个月之后，周恩来秘密向国民党提议：台湾“回归”祖国之后，国民党仍可统治台湾，且“会给蒋介石找个合适位子”。周恩来透过香港记者曹聚仁传话给蒋的这个信息，末尾说：“我们有诚意，可以耐心等候。”显然国民党方面并没回答，蒋氏父子也没告诉美国人中方派人接触。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项政策，强调透过经济建设而非阶级斗争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①。

①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171.

就在苏联要去除其历史神话、进入第一阶段功能理性之际，委员长也出版他的着作《苏俄在中国》。蒋的秘书群和国民党史官可能负责大部分的研究和一部分的写作，但全书文字清楚代表蒋介石的思想。蒋在绪论里说明，苏维埃共产主义因承诺透过人类社会激烈动乱以达成理想境界，已使“欧亚两洲人文主义的文化，都受到强有力的刺激”。他说，因此撰写本书是因为他有责任向全国国民与世界各国说明为何他、他的党和政府不得不三度采取“和平共存”政策，与苏联及其附庸中国共产党合作①。

① Chiang Kai-shek（蒋介石）, Soviet Russia in China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Cudahy, 1957), pp.6-7.

要对付共产党发动的“长期战争”，蒋在书中呼吁自由世界要采取“总体性”的策略。他又急着说明，这表示当共产党无可避免地发动新的侵略行动时，自由世界国家应对共产党采“重点主义”反击，不是只求自保。他在该书英文版中没有讨论国府对大陆之反攻，但在他眼里，中共明显就是重点中的重点①。

① 同上注，pp.345-349。

到了1957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军方和政府人员及眷属在台人数已逾1万人，绝大部分住在台北市及其近郊。伴随着这些人而来的就是各种支援设施，如医院、军人福利社、电影院、保龄球馆、棒球场、学校和士官、军官俱乐部，还有数不清的美军和中情局人员暂时出差到台北公干。很不容易，他们和本地居民之间很少有大冲突，不过终究还是发生一起不幸事件。

1957年春天某个闷热的夜晚，一名美国空军士官射杀一名闯入他家庭院的中国人（雷诺枪杀刘自然的五二四事件）。台北报纸大哗，然而美国军事法庭裁决这位士官杀人无罪。这位士官及其家人立刻被送离台湾，但是台湾方面无法接受。报上登出死者太太的抱怨之后，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团员群聚在美国大使馆门外抗议，抗议很快就演变成暴民翻墙闯入使馆。蒋经国从救国团办公室紧盯着事件发展，不肯派出附近的镇暴小组，据说反而下令便衣人员试图防堵暴力。但一则人数太少，再则时间太迟，暴民砸、烧使馆，只不过没有美国人受到重伤①。

① 1996年5月18日，李焕在台北受访；1998年3月10日，马英九在台北受访。

蒋经国批准抗议活动时，可能并没计划要捣毁美国外交官署，只想展现激烈抗议。担心他在台湾的特务头子形象，也顾虑未来要担任领导人的角色，他也不会希望让镇暴小组对付自己的救国团团员。可想而知，艾森豪气极败坏，但美国政府不想闹大风波，接受蒋介石的卑躬道歉和赔偿金（挺讽刺的是，它间接由美援支付）。蒋很可能觉得这件事并不坏，它宣示了他不是美国的傀儡，也似乎支持蓝钦这类美国人的见解——蓝钦认为蒋若被激怒可能会和华府决裂，甚至投向毛泽东。事件过后，美援还是没间断，继续交到台湾。

六

同一年，毛泽东的百花齐放运动激生出对共产党及其7年来治国的批判洪流。同时受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演说的鼓舞，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领导人也发动党的自由化运动，匈共甚至还要推翻共产体制。毛被这些事件吓到，惊觉百花齐放运动产生的自由言论威胁到个人的权柄，突然发动反扑，把30万名知识分子贴上“右派”标签，数万人因此被送进劳改营，批准的死刑之多更不计其数①。1957年秋天的一些戏剧性发展，让这位毛主席相信“世界势力的连带关系”已开始起了大变化：“东风压倒西风”。先是苏联发射地球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泼尼克”（Sputnik），然后又试射第一枚可携核武的洲际弹道飞弹。第一批美军顾问也飞到南越，对越共乱势扩大加以反制。9月，苏联科学工程人员秘密抵达中国，教导中国人如何组装核武。

① Roderick MacFarquhar, ed., The Hundred Floses (New York: Praeger, 1960).

毛受到这些事件启发，宣称中国很快就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它的“太空火箭”就是“大跃进”，把农工生产建立在不切实际的粮食管理以及工业制造上。但是对毛来讲，这出自家上演的革命戏码还需要加点外交政策和对台政策的武戏才行。于是沿袭着以往偶而为之的，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对美交涉进行“反动的外交政策”，拥护“和平解放”台湾。当周辞去外交部长，蒋晓得北京可能进入极端政策的新阶段，而这可能让国民党有机可趁①。

①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173.

自从1951年在滇缅失利和1954年中南半岛空投以来，国民政府就没和中情局联手在国外从事秘密特种行动。但是1958年3月和杜勒斯会谈时，蒋突然提议，两国政府秘密合作协助一群印尼文武官员在苏门答腊中部和苏拉威西东部叛变。蒋说，印尼总统苏卡诺与北京、印尼共产党太接近，如果印尼军方叛变可以推翻他，或至少也分裂印尼这个大国，必将有利于自由世界①。杜勒斯当下就同意。中情局也没有进一步深思这个政策的可行性或后果，就开始从台湾空运武器及其他补给给反政府的叛军，须知印尼可是联合国会员国，和美国也有外交关系。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Taipei, March 14, 1958, Dulles and Chiang Kai-shek, et al.,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9.

事情开始真正变得棘手是因为印尼军队击落一架中情局飞机，还逮捕了飞行员。这个事件导致中国、印尼共产党和苏卡诺都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国际法①。苏联也赶紧送给苏卡诺一个中队的米格16战斗机。叛军溃败，白宫又改变政策，转而支持爱国但反共的印尼陆军，做为对抗印尼共产党的堡垒②。杜勒斯也觉得苏卡诺没那么坏，他“不像蒋介石、李承晚和纳瑟那么狂热”③。华府深怕蒋介石会疯狂行事的心理，对蒋来说很有用。

① Victor Marchetti and John D.Marks,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 (New York: Knopf, 1980), p.122.

②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radiogram to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22, 1958,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p.145-146.

③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Dulles, Casey, et al., September 9, 1958,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281.

1958年7月，美国陆战队登陆黎巴嫩阻止内战，英国伞兵也进驻约旦，美苏两大超强之间的关系再度剑拔弩张。毛泽东宏伟的意识形态主张，以及中国媒体恢复猛批“美帝”和“南修”（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都令苏联大为紧张。赫鲁晓夫于8月秘访北京，试图让毛泽东冷静下来，或起码也要了解究竟怎么一回事①。当赫鲁晓夫建议毛在处理台湾议题时一定要审慎小心，毛却怀疑是否又有两个中国的阴谋。他选择不告诉这位苏联领导人，事实上他即将针对金门再度发动大规模炮击行动。果然，8月底共军岸炮朝金门滥轰6万枚炮弹！②大约这个时候，毛泽东私私下告诉他的医生，金、马外岛“就像两根指挥棒，可使赫鲁晓夫和艾森豪跳来跳去”③。赫鲁晓夫才刚回到莫斯科不久，听到金门炮战消息，急急忙忙又派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赶到北京。周向他担保，炮轰金门的目的是“在蒋介石和杜勒斯之间制造更多矛盾”，证明中共不怕美国，并“提振中国人民战斗精神”。周表示，不会登陆攻打外岛啦！毛泽东也告诉葛罗米柯，即使美国动用战术核子武器，苏联也不必参战④。赫鲁晓夫是否相信毛泽东此话当真，这点并不清楚，不过他还是发了一封信给艾森豪，表明美国若“攻打中国将被视为攻打苏联”⑤。

①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178-179. 毛泽东刚接到实施“大跃进”以来的第一批收成报告，各地无不谎报数字，稻、麦明明均歉收，确拿奇迹般的成功数字往上报。

② Roy Medvedev, China and the Superpowers (Oxford, Eng.: Blackwell, 1986), p.33;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179.

③ Li Zhisui（李志绥）,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p.270-271.

④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188.

⑤ Alan J.Day, ed., 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1984 (London: Facts on File, 1985), pp.11-12.

一年后（1959年），毛泽东向苏联大使透露，1957年秋天，蒋介石曾“希望并要求（中共方面）进行炮击”①。毛泽东会有此说，可能是危机爆发前蒋、周之间有过接触。周恩来透过密使曹聚仁传话给蒋，表示蒋可以选择自己撤离金门、马祖，或让美国人逼他撤离②。毛泽东事实上并不想要蒋退出外岛，周的表态很可能只是又想激化美、蒋之间的歧异。对蒋而言，如此一来，他很快就能对华府一直悬而未决的核武和导弹飞弹提出要求；与中国大陆有战争危机，无疑使这个要求更有强烈的正当性③。因此，蒋有可能告诉周，如果北京启动危机，事实上只会对国民政府有利。

①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代办安东若夫（S.F.Antonov）1959年10月21日的日记“Summary of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Chairman of the CC CPC (Central Committe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o Zedong on 14 October 1959.” 参见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网站：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maoconv.htm, accessed August 28, 2008.

②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193.

③ 蒋介石的要求维持机密，但是书中记述被回绝，见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p.509-510.

话题转回华府，金门再度遭受重炮轰炸的确惊扰美国政府，它相信这次毛一定打算入侵金门了。炮战开始时，国军有10万雄师驻守金、马，比1954至1955年还多，使得它们在战略上、心理上都比从前来得重要①。艾森豪向他的僚属抱怨，蒋“不听我们的劝告（减少金马驻军）又来跟我们发牢骚”②。国家安全会议会上竟然没有人提起，总统自己在1955年4月派雷德福和饶伯森到台北向蒋介石传过话：当时艾森豪斩钉截铁宣称美国不会协助防卫外岛。很显然，领导高层没有要求幕僚写报告，交代上次危机的始末以及他们当时的处理方式。于是又历史重演，杜勒斯公开宣布美军将协助保卫金门③。

① 1958年8月25日白宫关于台湾海峡情势的会议备忘录，请见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73.

②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98. 关于艾森豪威尔抱怨蒋“不听我们的劝告，又来跟我们发牢骚”。

③ Day, China, pp.11-12.

八二三炮战期间，准备从台湾运补金门的物资

另一个惊人的记忆空白是，美国的最高阶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及秘密会议上，又开始随口谈及在金门危机动用核武的可能性。新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空军上将丁宁（Nathan Twining）向国安会报告，要7到10千吨的空中引爆炸弹才能收拾共军大炮①。于是美国急送可携核弹的8英寸口径榴弹炮到金门，但想必还是控制在美国人手上。1958年5月就到了美国的蒋夫人，也在电视节目《会见新闻界》（Meet the Press）上表示，大陆人民在问，为什么台湾不用核武对付共产党政权②。

①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121.

② Tyson Li, Madame Chiang, p.376. 李（Li）没有举出这次节目的日期。

蒋介石在涵碧楼接受美大使庄莱德呈送到任国书

这几个星期，委员长、陈诚和蒋经国每天都和美国驻台首席人员开会。新任大使庄莱德（Everett Drumwright）——另一位同情国府的美国外交官——和中情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Ray Cline），不仅向华府转呈国民党一再告急，同时自己也预料一旦金门沦陷或弃守，其后果不堪设想。此外，他们也恳求当局紧急运送更多先进武器到台湾①。杜勒斯那些陈年焦虑又跑出来了，如果美国把蒋逼急了，他或许会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好“与北京达成协议”。他和艾森豪还拟出危机处理的各种基本假设，编撰一份奇特的秘密备忘录，仅供本身参酌。艾森豪不太合理的骨牌理论在这份合写的备忘录又复活了，宣称若地图上标明为金门的小岛被攻陷或投降，这“可能使（台北）政府到头来也会让美国人在（台湾）岛上无法立足下去”，也就是说，台北政府有可能和共产党取得协议。这份备忘录宣称，结果日本和整个东南亚“可能完全沦为共产党势力范围”②。

①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cable to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19, 1958,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227.

② Eisenhower, White House Years, pp.691-692.

这份备忘录非常无知且牵强的分析显然是杜勒斯的诡计，要把艾森豪卡死在强硬路线上。它又预测一旦美国介入保卫外岛，就不能放弃，否则对“自由世界是无法接受的伤害”。因此，如果需要撒手锏，“广泛使用核子武器，甚至全面战争的风险都必须接受。”①在预想的骨牌连锁倒塌中，台湾就是关键环节。但当时对台湾最新的国家情报评估（台湾的前景）（1957年8月27日），它重申早先的结论，认为如果国民党想尽美国会保台，他们事实上就会接受美国各式各样的措施，包括大力施压要国军撤出外岛、不再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甚至削减对台湾的军事、经济援助，这些都是国民党长期坚持无法容忍的②。杜勒斯强烈且一向强势的观点、克莱恩的“内幕”报告之影响，加上可能艾森豪记性太差、意志力不强，使此一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析显然遭到忽视。

① 同上注，p.692。

② FRUS (1955-1957), vol.3: China, p.592.

由于金门炮战危机，使美国上修原定要运交的军援，增加到总值3亿5千万美元包含有先进大炮、飞机、坦克、两栖作战船只，以及其他战争物资①。送到台湾的这些新武器当中、有全新的空对空响尾蛇飞弹，它让国军空军立刻取得决定性优势，胜过中共的米格机。蒋之前对周恩来信息的答复，果然很快应验。

①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Memorandum, "Report on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SC 5723)," April 20, 1959, National Archiv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ilet, 1959, box MNR2.

这之后，1954至1955年危机的状况又重来了一次。艾森豪和杜勒斯起初采取的鹰派反应，惹来一大堆怨言，反对因中国外海几个小岛就对中国发动核子攻击。美国驻东京大使报告说，如果美国为了金门动用核武打中国，日本可能会要求所有的美军人员和设施撤离其领土。其他盟国也一样惊骇。国务院主管政策规划的助理国务卿史密斯（Gerald C.Smith）呈给杜勒斯一份备忘录，表示美国若在本案例上动用核武，结果若不是全球爆发核子战争，就是牺牲重大的惨胜——美国不仅会遭盟国背弃，还会遭到中立主义和敌意的围困①。

① 1958年9月3日史密斯给杜勒斯的国务院备忘录。请见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p.122-124.

最令人忧心的是美国有一份情报文件报告说，国民政府1958年9月企图“让美国卷入和中国核子作战”，它的详细内容迄今尚未解密①。从我们对蒋介石想法的了解，以及他在1955年不肯接受艾森豪封锁中国海岸线的提议来研判，看起来他十分不像要掀惹美中核战。但是这份报告对艾森豪起了极大影响。艾森豪及其顾问群突然都认为“蒋的目标事实上就是要让美国卷入和中共交战”②。最后，艾森豪和1955年一样，又严格反省他和杜勒斯近来转向核子作战的政策是否明智。

① Memorandum by Regional Planning Adviser in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 "Taiwan Straits Crisis: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September 18, 1958,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222. 这份备忘录提到的情报文件迄今尚未解密，但这个主题已经很清楚了。10年后，蒋介石告诉鲁斯克，美国“决不可动念以核武对付中国”：见Dean Rusk, As I Saw It (New York: W.W.Norton, 1990), p.288. 但这是在北京已经试爆核弹，台北也已经秘密发展类似武器之后，显然只是一种恫吓。1958年如1953年，当美国很可能用核武对付中共、而中国还没有核武可以攻击台湾之时，蒋介石父子都没有类似的声明。

② Ambrose, Eisenhower, p.484.

同时，美中会谈已移到华沙举行；中方提议，蒋如果撤离金门、马祖，中国会“在相当期间” 努力“以和平手段解放台湾和澎湖”①。艾森豪和杜勒斯仍坚持无条件放弃在台湾海峡动用武力，但毛泽东的提议已经让白宫怀疑为什么要为外岛去掀起战争。为了拖长危机，让美国对是否直接介入犹豫，毛故意在9月21日摆出和缓姿势，暂停炮击，使国军有一天时间在金门抢滩、安全运补。艾森豪在国安会上表示，他想要做点什么使蒋“更有弹性”，刚从台北见过蒋回到华府的国防部长麦艾乐（Neil H.McElroy）暗示，那就搞政变吧！他说：“弄个别人上去。”②

①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192, 194.

② Ambrose, Eisenhower, p.485.

蒋显然对危机的发展与似乎要落幕感到欣慰。不过10月1日，当他在高雄与海军将领会谈时，接到新任驻美大使叶公超电文报告向艾森豪总统呈递到任国书的经过。叶公超强调艾森豪表示，他深信国民政府也“和美国人民同样深切希望”“共产党的侵略不会因我方未能接受其和平解决的建议就导致战争。”接着他又读到一则外电新闻报导，杜勒斯同一天举行记者会，提到把这么多部队部署在金门、马祖是“愚蠢”，而且“如果可以安排好停火，这么做并不明智”。杜勒斯又说：“如果中共遭到国民政府的攻击，又要求他们放弃使用武力，乃是相当不实际、也相当不对的事情。”杜勒斯更藉此机会宣称“大陆要发生变革极其可能的情况是，都是由在地发起、在地领导”，“国民党重回大陆”是“高度假设性”的。《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些话若真的有后续行动，那就代表政府对蒋介石的政策再次起了“深刻变化”①。

①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 1958.

蒋现在晓得美方对金门之事非常不痛快。但是他再次觉得，他必须展现他不会因为唯一的保护靠山责备就动摇立场。他要坚持他的原则——也就是绝不从金门、马祖撤退——不论后果如何。他接受美联社记者访问，表示报导所指的杜勒斯之评论“似乎完全与我们的立场不符，亦不像是他说的”。蒋说，杜勒斯不管怎么说都是片面的声明，我国政府“并无接受的义务”①。次日，杜勒斯拍发电报给委员长，表示他的谈话遭到媒体曲解，美国对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丝毫不变②。蒋可能发觉再也不能从危机中得到好处，他希望毛泽东也有同样的感觉。

① 同上注。

②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 1958.

周恩来和毛泽东对杜勒斯谈话的解读是，它暗示美方的目标是“以金马换台澎”，因而“正式分裂台湾和大陆”①。毛告诉他的同志，最好还是让蒋介石占有外岛。他说：“只要我们需要（和美、蒋）紧张，我们就弄紧绳套；只要我们想松弛紧张，我们就放松绳套。”②接下来毛倡议杜勒斯所呼吁的实质停火。中共国防部长彭德怀公开称呼争执双方的中国人为“兄弟”，呼吁以谈判达成和平解决③。

①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198.

② 同上注，p.199。

③ New York Times, October 6, 1958.

可是，蒋仍决定作战到底。10月10日国庆文告中，他宣示中华民国已赢了第一回合金门战役，也将赢得第二回合并光复大陆。后来，他发函邀杜勒斯到台北一谈，俾能因应情势变化“订定新政策”。他强调将做美国“忠诚”盟友①。杜勒斯同意来，但脑子里有完全不同的盘算。

①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379.

1958年10月20日，杜勒斯的车队驶经台北市，一眼望去是无数的小店舖和人行道骑楼。大部分街道仍有开放式的水沟，空气中的油烟几乎和北京一样脏①。杜勒斯一下机，就传话说他希望和蒋单独会面，由叶公超负责翻译。次日下午，叶带杜到蒋位于山上的官邸。当叶敲敲门，引领杜踏进客厅时，隔几天就要过72岁大寿的蒋已站着等候。蒋热切欢迎佳宾，请他坐下。

① 同上注，p.470。

寒暄过后，杜勒斯从西装口袋掏出经他修订、艾森豪批可，由国务院拟写的谈话重点，直接切入主题。他说：外国视国民政府“黩武好战……极易突然引爆世界大战”，而且“生命期有限”。他又说：“甚至美国是否能在目前的状况下长期保护中华民国政府都有疑问。”①接下来，杜勒斯拿出一张清单，列举台北政府若是希望“防止遭到消灭”就需做的事，包括与大陆政权“停火”，公开宣布“不以武力回到大陆”，避免突击队侵袭等“类似挑衅”行动，接受保证住民不会交给共党的“外岛问题之任何解决方案”。最后，杜勒斯又说，蒋的政府应该“检讨（国军建制）的特性和规模”，以便更有机动力，以及“或许……对台湾人民也可减轻负担”②。

① 1958年10月21日在台北，国务卿杜勒斯准备的谈话重点，请见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415.

②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cable, October 21, 1958, in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416.

蒋介石在士林官邸会见社勒斯

杜勒斯讲话时，蒋客气地听。要回答这个晴天霹雳的政策逆转，需要有道家的功夫。杜讲完，蒋表示他从来没有不相信美国的真诚，但是即使是艾森豪政府似乎也不相信他。他希望杜卿到访会使双方就基本原则达成共识，然后就能商定方法。他说，他赞同不要采取可能突然引爆世界大战的行动，而且在人民以革命反抗压迫者，反映民之所欲之前，不会有反攻大陆之举①。

① 同上注。

但是，会后新任外交部长黄少谷紧急约见庄莱德大使。黄反映委员长真正的反应，表示国务卿提出的“建议”，“性质几近动摇中华民国国本”。黄少谷说，它们等同于要求蒋政府宣布接受“两个中国”①。

①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p.421-422.

次日上午，杜勒斯不为所动，仍促蒋寻求某种正式协定结束与大陆之冲突，而蒋再次避免对杜的强烈“建议”有任何评论①。然而，当天（10月22日）的日记里，蒋就不是那么镇静，而是“生气”——气杜勒斯实质上要求他向中共“投降”。他欣慰自己保持冷静，没有当面“驳斥”他的客人。会后，他指示叶公超和新任外交部长黄少谷向杜勒斯坦告，他们的总统了解美国人在和他打交道时，握住一张王牌——可以“遗弃”中华民国，但是他宁愿必要时放弃“国际与联合国之席位，而保留我大陆同胞对我之信心也”②。这个完全需要依赖美国的弱势伙伴，又再次以自我牺牲来逼他的关键保护者就范。

① 同上注，pp.422-423。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22, 1958, box 67, folder 1.

当天晚间，杜勒斯又来说教，坚称唯有核子武器才能铲除中共锁定金门西海岸的数百门大炮，质问蒋是否“要美国动用核武”打中共？蒋没料到杜有此一问，停了一下，答说：“使用战术原子武器或许也不妨。”杜勒斯解释说，要摧毁共军大炮需要动用与广岛或长崎同级威力的核子弹，其落尘会杀死20万中国人和金门岛上所有的人。再者，苏联若是也照它自己所宣称，参加战局，台湾会遭到核子攻击，到时候“什么也不剩了！”①

①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Taipei, Dulles, Chiang, et al.,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p.431-432.

蒋没有就这一点争辩，只答说，“如果会引起世界大战，他不会要动用核子武器”，也不会要“把美国卷入大规模敌对行动”。即使如此，杜勒斯第二天还不罢休，坚持自由中国的命运不应跟处于非常脆弱地点的、仅有几平方英里面积的岛群联系在一起。这一次蒋可就不同意杜的说法了。他很坚定但冷静地坚持，金门一失，他的政府撑不了5个月，台湾就会沦陷。杜勒斯为了缓和此一顾虑，没要他拿什么来换，就提议说美国可以派出可携核弹头的斗牛士飞弹及美军人员进驻台湾。当然蒋马上就接受了，在金门议题上依然没有任何的让步①。

① 钱复，《钱复回忆录》（台北：天下出版社，2005），p.80。That the missiles were Matadors is from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197 edited by William But - posted August 18, 2006 at http://www.gwu.edu/nsarchiv, doc.7, pp.64-66, accessed September 1, 2008.

蒋、杜几番会谈之间，双方代表反复商量联合公报草稿。杜勒斯透过美方中间人提议，要国府方面表明：中华民国“绝不会先发动战争”。蒋拒绝。杜勒斯希望两国政府宣布共同安全条约“仅是防御条约”，蒋只同意表示条约是“防御性质”。杜勒斯希望蒋遵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的模式，承诺“绝不倚赖武力统一”中国，蒋也拒不接受这样的文字。庄莱德、克莱恩和派驻台湾的其他高阶美国官员私底下显然也向国务卿提醒，他这样会招惹祸事。最后，杜勒斯不愿成为“丢掉台湾”的那个人，全面投降。联合公报中，台北方面只说：恢复大陆人民自由的“主要方法”，将是“实行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项使命的根基在于中国人民的心理，不是以使用武力为基础”①。

①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p.440-441.

杜勒斯三天来所有口头上的火力攻击统统没有效果，反倒是蒋“很满意”，还在日记中说杜勒斯“正直、拘谨”。最后一天晚上晚餐之后，蒋提醒杜勒斯解放军空军力量日增，要求协助“克服共匪此一阴谋”。尽管先前对核子武器已经交换过意见，但显然因为杜勒斯实际上已全面投降，使蒋放胆要求“予我一原子重炮毁灭其炮兵阵地”①。杜勒斯对这个要求没有回复，然而同意提供斗牛士飞弹（可装核弹头），已算是做出新的承诺以防御性核武（由美国人操作）维护台湾安全，事实上美国没有因此拿回任何好处。就杜勒斯此次抵台，双方政府的主要具体议题——金门——而言，联合公报已推进美国的公开立场，宣称“在目前情况下，防卫金门、马祖与防卫台湾、澎湖密切相关”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23, box 67, folder 1.

② 公报的定稿同上注，pp.442-443;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1958, p.58.

杜勒斯的长篇大论虽然没得到效果，却使蒋再次确信，艾森豪政府依然希望有一天能在两个中国的架构下和北京改善关系。晓得毛泽东跟他一样反对此一政策，他和儿子决定试图说服北京结束依然棘手的金门危机——蒋、毛都利用它来图谋自己的盘算。根据中共某位高级官员1994年私底下的说法，当时蒋递话给周恩来，表示解放军若不停止炮击，他（蒋）就必须“做美国人要他做的”——从外岛撤军，长久下来这个动作就会危及到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蒋经国可能是透过香港的中间人曹聚仁传递这个讯息①。

① 1995年11月28日，王冀在华盛顿受访。王是一个知名的华裔美国人，当时是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他说在1994年12月到北京时，会见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乔石长期担任中国情报和安全组织的首长）。乔告诉王，蒋介石写给周恩来的信。乔石似乎没必要在36年后编造这个故事。相关的解密国务院文件删去蒋介石要求核武的文字。2009年9月，曹聚仁的儿子曹景行在香港公开说他父亲曾为毛泽东和蒋介石传递讯息，他没对金门的主题多做说明，只说毛泽东告诉他父亲“台湾的表现值得赞赏”，只要蒋介石不要和美国亲近，他可以继续管理澎金马，可管许多年。香港和台北有些观察家怀疑曹景行的说法。参见http://big5.chinanews.com.cn:89/tw-lscq/news/2009/09-28/1891678.shtml。

多年之后，周恩来证实有此一事，告诉基辛格说，1958年美国要蒋放弃金门，完全切断台湾和大陆的脐带，但是台湾和大陆领导人“合作化解杜勒斯此一努力”。周说，蒋不愿做出杜勒斯要求的事，“我们劝他……不要撤军，（然后开始）单打、双不打……他们了解我们的意向，也就不撤军。”①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p.765-766. 周恩来说只要改变炮击，蒋介石就会“了解”了，但是据乔石之前的说词，很可能两岸之间确有秘密沟通，在对基辛格之前的谈话中，周恩来试图保护在香港和蒋介石的秘密接触。

1958年10月25日杜勒斯离开台北的当天晚上，蒋的日记进一步暗示有此一对话。晚上，北京果真宣布今后单打、双不打的新政策。蒋在同一天晚上的日记写下，北京此一宣布“儿戏可笑，更可断定其内容与内心之矛盾无主矣”①。蒋显然认为北京承诺在双日绝不会炮轰金门。可是，第二天就是双日，解放军仍向金门发射239枚炮弹，不过全部没朝机场或海滩登陆地点开炮。蒋对炮击也不再有任何评论，后来双日也真的完全停火。国军炮兵也如法炮制，停止反炮击。双日停止炮战，使得金门守军有空档可以安全运补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25, 1958, box 67, folder 1.

②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1958.

金门危机终于过去。国、共双方继续敌对，想方设法挫弱对方；但是在最高阶层，他们彼此有默契——双方皆认同中国的统一，然而他们背后的两大超级盟友只要台海和平——也就是两个中国。第二次金马危机的解决正是另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蒋有能力搞定共和党政府，它们在政治上不敢拂逆他。至于毛在第二次外岛危机的收获，相形之下就比小小。不过，事实上他是出于革命狂热，以及基于意识形态、国内、国际原因而希望制造紧张。他在这方面成功了，也同时震撼全球，让大家了解中国在世界大局举足轻重，也不会听任台湾问题休止冬眠。甚且，毛也在非共产世界掀起了大家质疑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美国竟然随随便便就又大谈要动用核子武器。

由于这次危机，特别是毛对核子战争的态度，令苏联领导人大大提防了他的轻率，赫鲁晓夫开始犹豫是否该让毛拥有核子武力。可以说，蒋也参与煽动的这个危机，后来也影响了中、苏集团的分裂，不过当然蒋和美国人当时都没有预见到有此发展。而国府和美方对于在东亚区域发展核武也有不同看法。1958年12月，华府终于否决了蒋在1月间要求给他核武的案子。于是乎，蒋批准在台湾建立第一个秘密核武研究实验室①。

① FRUS (1958-1960), vol.17: China, pp.509-510. 1975年蒋经国在向立法院做半年度的报告，揭露了这个暗中进行的计划。参见China Quarterly 64 (December 1975):808.

第十二章：换档

1959年，因为台湾的国民大会即将在次年选举第三任总统，胡适、王世杰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呼吁蒋遵守宪法，不再争取连任。当年稍早，陈诚也以为蒋不会扩张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与一群他熟识多年的将领私下讨论继任问题。但是，蒋经国的手下若非已在陈诚周遭布下眼线，就是在会议室装了窃听器。委员长闻报有此秘密会议之后，立刻设法破坏任何可能的计划，让陈周遭亲信将领退役或改调非主管职位，连参谋总长“王老虎”王叔铭也职位不保①。大约同一时期，他也解除了和蒋经国意见不合的蒋纬国之装甲兵司令职位。蒋纬国担任司令不足一年，又奉派到美国进修。蒋纬国觉得自己是因政治因素被调职；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担任带兵职位②。

① 孙宅巍，《陈诚晚年》（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p.151。

② Boorman, Biogriphical Dictionary, vol.1, p.364; 1996年6月5日，蒋纬国在台北受访。

6月间，蒋夫人从美国回来。那一年蒋夫人一直代表委员长在美国奔走，到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国防大学、全国记者俱乐部及其他数十个组织演讲①。她得到三所大学颁赠的学位，到华府探访病危的陈纳德，也参加了5月间病逝的杜勒斯的告别式。《新闻周刊》赞誉他“有个人魅力、机智以及能言善怠道”。盖洛甫民调则说她是全世界最受钦佩的女性之一。但是，她演讲的音调总是很刺耳，又爱用一些艰涩字词，因而引来批评和讥笑②。回国之前，她在白宫和艾森豪夫妇共进午餐③。当她回国时，委员长和往常一样，到机场接机。她已去国一年多，但这对夫妇仍在外人面前展现出非常不中国式的恩爱。

① 陈鹏仁主编，《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画传》（台北：近代中国，1998），pp.181-191。

② 引用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pp.374, 376.

③ 陈鹏仁，《蒋夫人》，pp.181-191。关于白宫午餐，参见Tyson Li, Madame Chiang, pp.374, 375.

这些年，蒋夫人住在美国、年龄约在9、10岁到青春期的许多外甥（没有外甥女），都会被前往香港的父母中途送到台北去。暑假期间，他们这位出名的阿姨或姑妈会给他们安排不同的活动，也邀请经国的小孩参加，组成了所谓的“八仙俱乐部”。他们记得她花不少时间绘画，一天抽半包到一包香烟。他们也记得委员长穿长袍在庭院散步，背诵唐诗，并在阳明山家庭野餐时炒了一锅炒饭。（美龄最喜欢的料理是南方炸鸡。）小孩子跑进跑出时，委员长和夫人坐在一旁慈祥地微笑。她会点根烟，插在烟嘴里，静静地看着小辈嬉戏①。

① 2002年5月、2003年4月，蒋家成员在台北受访；2006年8月30日，曾参加过“八仙俱乐部”的一位成员给我的电子邮件。

如果蒋看起来很高兴，那也是很合理的。1950年代末期是他迄今最快乐、最满足的时期。毛泽东则陷入重大麻烦。中国的“大跃进”最终成了一场灾祸，大陆上的人民再度死于饥荒。12月，刘少奇取代毛泽东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蒋开始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大陆终将出现反共抗争。可是，周恩来表现得一副大陆越来越适合养老的模样，公开呼吁委员长回归祖国，可以替他及其僚属安排适当的职位。据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北京自1959年起传递了超过一次的秘密信息给台北。1958年10月杜勒斯对蒋说教之后，蒋曾和周通讯，这或许让周相信，委员长说不定有兴趣与北京交涉协议。1964年，中情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中共对蒋氏父子的提议有得到任何回应①。即令如此，蒋氏父子还是决定不让他们的好朋友(中情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知道最近的这些接触。

①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o.43-64, March 11, 1964, p.5, FOI request to the CIA.

1959年3月中国大陆果真爆发大型叛乱，不过事发地点在遥远的西藏。中情局驻印度、泰国人员以及蒋经国的特种部队，分别秘密向反共的康巴族藏人及西藏其他团体提供训练和支持①。大家都在传说汉人预备把达赖喇嘛送到北京时，大规模起事就开始了（谣言或许出自中情局支持的游击队）。达赖喇嘛支持起义，率领大群喇嘛及贵族藏民逃往印度。蒋氏父子力促美方允许国军参与中情局现已大幅扩张的行动。但是，由于国民政府也主张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在藏人分裂主义群中并不孚人望；印度也不欢迎国府介入。因此，中情局起先避免和台北当局在西藏进行联和秘密行动，结果蒋就扬言要自行空投补给品和伞兵进入该区，中情局于是同意与蒋合作②。

① 1996年6月，一位当时派驻南亚的中情局官员在华盛顿受访。

② 1995年5月3日，蒋抱怨美国拒绝配合利用这次暴动。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562; 1996年6月，中情局官员的访问。

这一个首度真正反毛的暴动，对蒋而言相当重要；他几乎承认西藏的独立，宣称西藏人民应该“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①。在台北，陈诚和其他人公开预言乱事会蔓延到西北和西南，甚至华中各省②。然而，4月底，杜勒斯（Allen W.Dulles，时任中情局局长）向国家安全会议报告，表示乱事“已经被粉碎得差不多”③。

①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p.756-757.

② 同上注。

③ 同上注，p.755。

中情局的行动依旧未停止。1960年2月，当中情局寻求延长行动时，艾森豪抱怨说起义既已无望，这么做只会“让共产党对西藏人民的镇压更为残暴”。即令如此，他还是批准延长行动2年。和一切针对中国的秘密准军事行动一样，这一次也没有达成任何目标①。

① 这个计划的进度报告，请见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pp.739-742;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808.

然而，西藏事件有深远的政治影响。乱事使中印关系生变，一年之内导致两国沿喜玛拉雅边界发生冲突，这些冲突最后演变成1962年的中印战争。可是在1959年，多年来一直在西藏抗暴事件上作文章的蒋或华府领导人，却没能预见这出戏码。对毛来讲，这个事件也颇有好处——棘手的达赖喇嘛已带着一批喇嘛领袖以及“农奴主”逃往印度，为毛省去抓他们坐牢的麻烦①。

①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代办安东若夫（S.F.Antonov）1959年10月21日的日记“Summary of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Chairman of the CC CPC (Central Committee Co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o Zedong on 14 October 1959.” 见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网站：http://www.mtholyoke.edu/adad/intrel/maoconv.htm, accessed August 28, 2008.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成功访问美国之后，再度来到紫禁城和毛泽东会谈。根本上的歧异，尤其是核子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中印边境冲突、毛解放台湾的方式等等，不断伤害到表面上的和气。两人会谈不欢而散的新闻很快就外泄，举世皆知。这时候，只有少数西方观察家认为艾奇逊10年前中苏集团必会分裂的预言可能会成真。艾奇逊本身都不再这么认为了；他在次年公开表示两个社会主义巨人互相争斗的想法，是“一派胡言”①。

①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1960.

中共国庆10周年，赫鲁雪夫应邀来访，与毛泽东一起上天安门观看游行。此时，中苏已开始交恶，但表面上仍维持友谊

1960年3月，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和陈诚连任正、副总统；陈诚并兼行政院长。同一个月，南韩大选舞弊引爆大规模抗议，迫使李承晚总统辞职；当暴民走上街头试图找到李承晚时，中情局一架DC-4飞机或许是从台湾飞出，把他救出南韩，送到檀香山。蒋大受震撼。在他看来，“愚昧、拙劣”的美国人又在一个未开发国家追求民主的幻影，不顾由苏联扶植的强大政权对它的威胁，鼓励南韩国内政敌反对其坚决反共的领袖。因认为很多人会把李承晚垮台看做台湾变革的样板，蒋担心美援会给台湾和他本人带来灾祸。他在日记中写下：“来日何如能不自反自勉。”①

① Chiang DIaries, April 20, 27, 1960, Hoover, box 67, folder 21. December 31, “每周反省”，1960, Hoover, box 68, folder 6.

南韩事件强化蒋的决心，一定要拔除台湾任何有组织的在野势力。他接受蒋经国的建议，同意以捏造的叛乱罪名逮捕《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雷震在1957年就冒着被捕的风险，发起一个非正式的党外协调小组，不过两蒋当时惮于美国对孙立人被捕以及台北美国大使馆遭破坏的不满，并没有对雷震采取行动。雷震长久以来主张促成大陆政权更易，唯一的方法是将台湾建设为模范民主国家，并倡导“反攻无望”论①。两蒋父子对雷震的直言已容忍多时，1960年，在学者胡适的支持下，雷震跨越言词的分际，开始计划成立一个“中国民主党”。

①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4, 1960.

副总统陈诚显然是希望在本省族群中建立未来的基础，竟然公开表示只要不是“军阀、地痞流氓”组的反对党，都可以存在，令政治观察家大吃一惊。这句话被解读为默许雷震的活动①。冷战时期，开发中国家的支持成为竞相争取的大赏，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便诉求向世人展现美国的道德权威。艾森豪的国务院也更加重视人权，指示庄莱德大使警告蒋不要犯下和“李（承晚）政权”相同的“致命错误”。可是，庄莱德向国务院指出，在自由选举中“国民党几乎必败无疑”，因此两蒋不可能容忍一个强大有组织的反对党崛起。庄莱德没有将国务院措辞严峻的讯息传给蒋②。

① 孙宅巍，《陈诚晚年》，pp.122-123。New York Times, June 4, 1960. 蒋接获情报（或许是要求之后才得到）声称雷震窝藏匪谍——但是他深怕证据不足。陈诚认为处理这件案子应该符合扩大统一阵线的目的，推测指的是温和的反对派、台湾成员和海外华人。最后，雷震被判相对较轻的10年徒刑，反映出蒋介石想要减低美国的批评声浪，以及缩小对陈诚所言统一阵线的冲击。Chiang Diaries, September 6, 8, 22, 24, 1960, Hoover, box 68, folder 3.

②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p.724-726.

虽然为时短暂，不过，蒋在台湾首次允许对于政治压迫的公开批评。将近500名立法委员当中只有两人以及少数无党无派人士（包括胡适），公开谴责对雷震“罗织罪名”，也指责不应交付军法审判①。对政治异议分子的取缔很快又升高，警备总部每年查禁、停刊好多出版品②。

①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Asia and Pacific, September, 23, p.DDD.2, September 27, p.DDD.13; New York Times, October 9 and 22, 1960.

② John Israel（易社强）, "Politics on Formosa," China Quarterly 15 (July-September 1963): 6.

艾森豪希望在他最后一年的任期全力结束冷战，但是一连串的挫折浇熄这股热忱，其中最著名就是U2侦察机在苏联领空遭击落事件，以及赫鲁晓夫发表长篇演说、先行退出巴黎高峰会①。然后东京爆发反美动乱，艾森豪被迫取消到日本访问的行程（此访问原来是安排在国事访台之后）。因此，蒋介石特别在台北安排一场盛大的欢迎活动来迎接这位美国上宾。当艾森豪在1960年6月17日抵达台北时，受到该城市有史以来最热切的欢迎。30多万人在台北街头夹道为他的车队欢呼。第二天，又有30万人（肯定有许多是同一批人）集合在总统府前广场聆听艾森豪演讲②。

① John Israel（易社强）, "Politics on Formosa," China Quarterly 15 (July-September 1963): 6.

② New York Times, June 19, 1960.

1960年6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台，在总统府前对热情的群众挥手致意

艾森豪显然已经忘了因外岛危机引发的对蒋不信任。由于和共产党来往迭遭挫折，现在他对位坚决反共逾30年的斗士反而倍感亲切。蒋告诉艾森豪，中国共产党“绝对不可能”和苏联分裂，艾森豪也同意苏联集团是“一块大石头”①。他们显然没预料到4个月后，赫鲁晓夫便取消和另一半大顽石在1957年订下的核子协定，并且下令苏联驻大陆军、民顾问1343人，不论是否从事核子计划统统返回苏联。

①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p.677, 679, 680, 690.

蒋、艾会谈时，避开了让他们关系不睦的“可恶的”外岛问题。但是，国军针对大陆的活动仍是讨论的焦点。蒋提起对大陆展开准军事行动的构想，要求艾森豪提供美国飞机与通讯，支援“空投和其他破坏与游击行动”①。

① 同上注，pp.686, 687。

在日记中蒋没有隐藏他对在有生之年光复大陆的怀疑。但是，有时候他提倡的“反攻”政治宣传，也催眠了自己。蒋在艾森豪访台期间的日记上写道：“今日爱可（艾森豪的绰号）如能对余相信，则恢复大陆，消灭太平洋赤匪，尤未为晚。”①回到华府后，艾森豪批准美国替国军训练少数人员进行空投，并提供一架长程C-130B运输机，以及最为重要的，一个中队的现代F-104②。能拿到F-104固然很好，但是蒋心里明白，相对于反攻大陆所需的飞机和舰艇大队，它只是杯水车薪。

① Chiang Diaries, June 18, 1960, Hoover, box 67, folder 23.

② 同上注，pp.688, 689, 748。

和1948年一样，中国问题是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议题。蒋有充足的理由深信尼克松副总统的作为将比艾森豪更加反共，甚至更加支持台湾。当肯尼迪驳斥尼克松的主张，认为不应因为金门、马祖是“自由的象征”美国就得为防卫它们而卷入战争，蒋对民主党的疑虑就更深了。蒋积极回应，下令台北的政府发言人表示，“即使选情炽热，任何负责任的美国领袖竟能如此不负责任地随意丢弃另一个国家的领土，都教人不可置信。”同日，蒋接受媒体访问，宣称国民政府将“为金、马誓死奋斗”①。

①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1960.

接下来，紧接着肯尼迪当选之后，传闻颇有可能出任国务卿的鲍尔斯（Chester Bowles）提出“两个中国”的政策；向来被蒋诋骂的艾奇逊也提议美国承认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self-contained country）①。肯尼迪就职之日，蒋表示“为世界前途虑”，但仍认为肯尼迪的演说听起来“有积极精神”②。但是肯尼迪政府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艾森豪答应给国府的那架C-130B运输机，理由是飞机“或许会被移做他用”③。他们换成提供一架旧的C-54，并且把秘密进驻台湾的美军斗牛士核子飞弹撤走④。不过，令蒋欣慰的好消息是，出任国务卿的是熟面孔鲁斯克，而非外传的鲍尔 斯。鲁斯克虽是民主党人，却以强烈反共在台湾出名，相信打赢冷战必须仰赖武力。然而，美台蜜月关系并不长久，鲁斯克很快就因缅甸危机和委员长闹翻了。

① 同上注；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1960.

② Chiang Diaries, January 20, 21, 1961, Hoover, box 68, folder 8.

③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2n.

④ 钱复，《钱复回忆录》，（台北：天下文化，2005），pp.115-116。

为了煽动外界消息并激励部队士气，蒋又重启反攻大陆的秘密计划；其中一个方案即是由缅甸发起反攻，当地国军游击队在自台湾的准军事单位增援下，已经跨越边界对中国展开新的攻击①。中共和缅甸政府对国民党这些活动已不胜其烦，于是缅甸陆军和人民解放军联手发动军事行动，把大部分国军赶到寮国，并占领游击队在缅甸的主要基地孟八寮（Mong pa Liao）。他们也虏获500吨美国军事补给品和武器，使得刚上台的肯尼迪政府尴尬极了②。

① CIA Field Information Report, Taipei, June 27, 1961, FOI request to the CIA; Enclosure to a State Department memo to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2, 1961. FRUS (1961-1963), vol.22: Notheast Asia, p.94.

② Alfred W.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p.176.

鲁斯克发函给蒋，严词要求国军部队统统退出缅甸，肯尼迪也致函委员长，表示自由世界“迎接共产主义挑战的上上之策是强化民主体制，使它们更符合世人的期望”①。蒋感到相当挫折，肯尼迪竟然了解他需要制造国共内战仍在进行的表象，又不肯跟他进行“合理的有利实情之协调”②。

① FRUS (1961-1963), vol.22: Nartheast Asia, pp.50-51.

② Chiang Diaries, February 10, 18, 1960, Hoover, box 68, folder 9.

1961年4月17日，肯尼迪这封信抵达台北的同一天，中情局支持的古巴流亡势力在古巴猪湾登陆，卡斯特罗的革命武装部队很快就击败他们，美方并未介入。在蒋看来，这场败仗只不过再次证明美国对于领导全球事务的优柔寡断。但是，他在日记中写下：“对美国人，其弱点与错误，不宜面斥与刺激太过，否则彼将恼羞成怒”①。副总统詹森（Lyndon B.Johnson）于5月来到台北，向委员长保证美国绝不会承认共产中国，又以他那别人模仿不来的方式强调，肯尼迪政府的政策是“爱友人、恨敌人”②。

① Chiang Diaries, April 22, 1961, Hoover, box 68, folder 11.

②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p.58, 60.

但是，不久后联合国内部引发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的议题。国民政府于1946年，因苏联未能遵守它对东北的承诺，废止了对苏联附庸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当新的国务院团队要求台湾别在安理会否决外蒙古加入联合国一案，蒋感到非常不悦；这一切是因为苏联威胁若外蒙古入联案被否决，之后表决第三世界国家茅利塔尼亚入联案时，它也要投否决票。国务院认为，若是走到这一步，联合国里的非洲国家可能会怪罪台北当局，并在中国代表权问题表决上集体倒戈。不巧的是，国务院也向白宫建议承认外蒙古，看能不能从莫斯科那边把它拉过来一些。蒋被照会这两项提议，又在几乎同一时候获悉，国务院预备发给住在东京的台独运动领导人廖文毅访美签证。

这些发展令蒋认为有必要对这位年轻的美国总统展现强硬态度，他感觉美方完全没把自己和国民政府看在眼里。1961年6月，蒋氏夫妇在一次私下会谈向庄莱德大使传达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很快就被送到肯尼迪的办公桌上。蒋说美国用“主仆关系”处理它和中华民国的连结，并警告再这么下去，“后果非常严重”。他抗议美方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施压。他说，美国处理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方案不仅无效，还反倒构成了一个会导致“两个中国”局势的计划。他警告说，中华民国宁可退出联合国也不接受此安排，“美国必须（为此一后果）负责”。他指控美国政府似乎正在有目的地改变其对华政策，如果未来因此一政策而出现不利的发展，国府对美国“可能产生严重偏见，对两国安全和其他利益会有不幸的后果。”最令人震惊的是，他说美国若允许廖文毅入境，那就代表“美国政府支持反对他及其政府的阴谋”①。

① 同上注，pp.76-79。

庄莱德赶紧奔回办公室，警告华府若允许廖文毅入境，美国在台湾的影响力将“消退或摧毁殆尽”①。中情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也相信蒋的威胁，他报告说，蒋深受美国政策的困扰，正在“准备危险的冒险行动”，包括“自杀性地反攻大陆”。虽然当时有一份国家情报评估的结论是，只要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不断，蒋政府将会接受并做出调整。这份分析报告被忽视——就和艾森豪时期类似的分析一样，或甚至从来没被高层阅读过。肯尼迪觉得兹事体大，不能冒险听任这位国民政府领袖“拆房子砸自己，还波及我们”②。经过古巴猪湾事件之后，肯尼迪可不能再次栽在共产党手下。他立刻回复蒋，声称美国政府将无限期推迟发放签证给廖文毅，以及承认外蒙古。他向台当局担保，他的“首要目标”是“尽一切可能支持国民政府”，不让中共进入联合国③。

① 同上注，pp.76-78。

② 同上注，pp.102-103。

③ 同上注，pp.89-91。

蒋的威胁再次奏效。他和肯尼迪达成秘密协议，答应不在联合国否决外蒙古入会案，肯尼迪也大方地承诺，一旦中国代表权表决案进到安理会，美国将在必要时动用否决权，“有效防阻中国共产党进入联合国”①。肯尼迪应蒋的要求，给委员长一份书面承诺②。蒋以答应不做出严重伤害自身政府利益的事，从美国新总统那里挣到一纸重大承诺。蒋认为其边缘政策已帮助他胜过稚嫩的美国总统③。但是，这个伎俩就要失灵了，当蒋下一次又想以此换取利益时，就会发现自己虚张声势做得太过头了。

① 同上注，p.160。

② Chiang Diaries, October 17, 19, 1961, Hoover, box 68, folder 17.

③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148.

一

台湾的报章杂志连篇累牍报导中国大陆因为毛泽东的大跃进，搞得四处都是饥馑和营养不足的灾情。蒋在1961年新年文告中宣称国军很快就会重回大陆，拯救中国人民和世界脱离灾祸①。当年6月，他让美国人晓得不论美国同意与否，他已下令国军将领准备在8月1日大举反攻。但是，实际上则一直没有付诸行动。次年，他继续故作姿态，强调以大规模军事动作解大陆人民的决心。

① 同上注，p.184。

蒋一再拍发电文给肯尼迪、告知来访的美国官员，也让蒋经国再次传讯给克莱恩，暗示已订下多个“反攻”日期，还说如果台湾民众认为美国阻碍既定行动，可能爆发反美示威。他曾一度提出，组训200、300名游击战士潜入大陆的计划。1962年3月4日，他对来访的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曾派任苏联大使）表示，“他若不快点采取行动，可能会控制不了局势。”哈里曼是自1950年以来，第一个直接说蒋是在吓唬人的美国官员，哈里曼说他根本不怕蒋会失去控制①。无论如何，蒋开始着手准备相对大规模的跨海反攻，并加强对大陆沿海的突击②。

① 同上注，p.195, 196, 196n。

② 同上注，p.203。

1963年9月蒋经国访美，会见肯尼迪总统

肯尼迪担心，如果他一口回绝了委员 长，美国的中国游说团又会蠢动，因此为了安抚蒋及其支持者，他同意台湾若不再公开倡言反攻大陆，美国可以提供国民政府两架C-130运输机，并训练其机组人员，不过直到双方政府认可行动的可行性之前，飞机和机组人员必须留在美国①。多了两架飞机或200名伞兵便能扭转局势的想法本来就荒诞不经，蒋断然拒绝美方提案，表示他预备把“针对大陆的可能行动”推迟到10月，已是最后的限期②。

① 同上注，pp.204-207。

② 同上注，pp.218, 218n。

接下来，蒋颁令几乎全部的政府税收项目及公用事业费全都附嘉征收国防捐，为期14个月，以便准备光复大陆的“终极军事行动”①。华府对此一既成事实大感“震惊”。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台北分署署长奉命表示，这样的行动可能迫使美国重新评估美援计划②。这个威胁没有让蒋动摇，他继续课征附加捐，并且延长役男兵役期③。全球媒体把这一切视为国军反攻大陆的前奏。

① FEER 36, no.6 (May 10, 1962): 267.

②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p.220-221, 223-224.

③ 同上注，p.220。

5月中，蒋传话说明，由于将领们越来越不高兴，他很难把反攻的日期延到10月1日以后。然后他厚着脸皮表示，如果美国可以提供国军若干重要的飞机和舰艇，他或许可以克服此一压力①。他具体要求5架C-123运输机、16架B-57轰炸机，“一旦爆发敌对行为，可制衡中共的伊留申IL-28 轰炸机”；还要有20至25艘可载运装甲车的登陆艇。蒋说若得到这些装备，他可以“较轻松地”延后反攻日期②。这个冒失的敲诈行为让华府很不痛快。

① 同上注，p.232n。

②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228.

此时，解放军大举调动部队和军机进入福建及华南各省。周恩来了解蒋介石，他认为就当前局势来看，委员长绝不会甘冒如此严重的军事风险。可是，共产党也不能不提防。何况，共军的调动或许可以鼓励华府让蒋停止诈唬着要反攻大陆。国务院情报研究局错误地认定，解放军的调动显示毛已决定要再制造外岛新危机①。这个分析正中毛、周下怀，因为光是中共蠢动的可能性，就让肯尼迪决定照会苏联和中共，美国“无意在当前状况下，支持国民政府进攻中国大陆”，如果蒋介石真的反攻，美国将“和攻击切断关联”②。美国报界和通讯社都报导中、美双方在华沙、莫斯科和北京（透过英国）进行这些讨论。但是为了把话讲清楚，6月27日肯尼迪举行记者会，宣称美国反对在台湾海峡地区动用武力③。蒋被这些报导吓坏了。

① 同上注，pp.247-248, 268, 270, 274。

② 同上注，pp.275, 297。

③ 同上注，pp.283-284。

肯尼迪也选派一位强悍的新大使到台北，负责和委员长打交道——退役海军上将柯克（Alan G.Kirk）在诺曼第登陆时，曾担任美国海军舰队司令。肯尼迪认为，凭柯克的年纪、军世历练和声望，让他足以就当前军事问题与蒋抗衡。柯克7月份抵达台北，在两人的第一次谈话中，蒋抱怨美国在与北京的谈判中伤害盟友。他说，他并不期待美国表态支持国民政府的反攻，但是鉴于维持国军士气的需要，他不知道华府有何必要“向敌人宣布美国不会协助”其盟友中华民国。大概是为了遵循谈话要点，柯克只好谎称美国只是和过去一样，向北京提议双方都放弃动武①。

① 同上注，pp.285-288, 292。

蒋说他完全同意，唯有在两国政府都认为大陆局势适合反攻的情况下，才认真考量军事行动。蒋暗示柯克他很清楚单单空投数百人到华南山区是不会成功的。但是他估计比起按兵不动，这种小型的失败对于一个流亡弱势政府的权威和声望，还比较有助益。他告诉柯克，华府和台北“互相了解”，“是最重要的事”①。蒋希望美方了解但又无法直接启齿的是，除了中共内部的大动乱可能造成不确定的“新情势”，所谓的反攻大陆只不过是嘴上说说的心理战、政治口号，以及凝聚国内士气的媒介罢了。对他来讲，美国人怎么依然不了解这样简单的事实。2天之后，蒋派驻美大使去问鲁斯克，“美国是否至少可以不要做些有利于中共的公开声明”呢？②

① Chiang Diaries, July 5, 1952, Hoover, box 69, folder 15.

②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p.285-288, 292.

9月初，柯克大使正式通知蒋，肯尼迪总统已决定送给台湾两架C-123运输机，但不给国府方面所要求的轰炸机和登陆艇——除非新情势证明有此需要。做为象征性的姿态（其实很可笑），肯尼迪总统也批准中情局所支持的方案，即空投每批20人的国军谍报人员进入中国。蒋并不高兴，再次警告如果民众协助大陆同胞的愿望落空，他的政府恐怕很难控制住局势。蒋说，“中华民国政府已准备要遵守条约”，但是当大陆情势改变，“就必须重新检讨条约”。不过蒋随后又重回坦率的路线，请求华府方面了解，就美国对国军跨海反攻的立场而言，其关键在于“让全世界了解”——也就是大肆宣传，依据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国民政府“不能自由地做这、做那”。他认为华府“大可宣称，如果大陆发生大规模动乱，这将是一桩国内事事务”①。

① 同上注。

蒋解释说他“真正的目标”不是取得新武器，而是在美国和国民政府之间建立“更多的相互了解”。他指责华府正塑造一种“它和中国共产党渐渐交好，且对盟友（国府）处处掣肘的风气。”他说，这种做法已经伤害到台湾的士气和安定①。这次和柯克会谈后7天，国务院向蒋抗议国民党驻港、澳特务在中国执行恐怖爆炸攻击，并要求立即停止这类活动②。那一年，蒋再也不愿接见柯克大使③。同时，国军驾驶的U2间谍机首度遭到中共击落（前后折损了3架）；另有9组空投到华南的20人谍报小组遭中共歼灭④。

① 同上注。

② 同上注，p.313。

③ 1995年11月30日，高立夫（Ralph Clough）在华盛顿受访。

④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337 and p.337n.

多年来，蒋一直有泌尿问题。根据他私人医生熊丸的说法，1960或1961年，蒋终于同意让冲绳的一名美国陆军泌尿科医生帮他动手术。这位美国军医面对威名赫赫的病患得失心太重，动手术时两手发抖不已①。1962年，委员长旧病复发，熊丸认定必须再动一次手术。这次蒋夫人透过哥哥宋子文的安排，聘请一位美国名医由纽约来台北操刀。蒋夫人在医院陪伴丈夫，虽然这经常会使她皮肤炎发作②。第二次手术大体上很成功，但和一般动过这类手术的病患一样，蒋此后一直饱受尿失禁之苦。由于这个原因，他开始培养一种习惯，即每次会议结束后依旧端坐，等所有人（除了随扈）都离席后，才离开会场。他也开始出现种种衰老迹象。每天早会后的精神训话或指示越来越短，有时干脆整个取消。每星期一他依然虔敬地主持“总理纪念周”，但是他在这些场合以及复活节证道的讲话都变得简短③。

① 1996年5月31日，熊丸在台北受访。熊在这次受访时提到他亲眼看到美国医生两手发抖。熊在1998年的口述历史则说，蒋夫人说美国医生在开刀前两手发抖。蒋夫人1962年给宋子文的一封信说，老蒋坚持要用美国医生，但她其实很反对。参见Tyson Li, Madame Chiang, p.382。这次处理不当的手术究竟确切日期是哪一天，并不清楚，但明显是在1962年之前。熊丸在口述历史及1996年接受我访谈时，记错了，把事情记成1969年车祸之后。参见《熊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9)，1998）。

② 1962年7月2日，宋美龄给宋子文的信，引用自Tyson Li, Madame Chiang, p.382.

③ 1995、1996、1998、2003、2004年，蒋介石多位前任秘书、助理，在台北分别受访。

1962年10月的古巴飞弹危机把肯尼迪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累坏了，蒋也密切关注其发展。蒋似乎很佩服肯尼迪处理危机的做法，也很高兴接到白宫的来函——毫无疑问，许多世界领袖都收到同样的信函——呼吁在此一危机时刻惠予支持①。一年半内发生两次加勒比海冲突，让美、苏两大超强积极寻觅新方法降低核战的几率，并籍由核子禁试条约来限制核武的扩散。这个转折也令毛泽东更相信美、苏两国阴谋联手反中，不让中国拥有核子武器。古巴飞弹危机发生的同一个月，中印边境在经过多年的小摩擦之后，毛下令解放军在双方系争的喜马拉雅东部地区，把印度守军赶离既有的控制线；在完成毛的指示后就马上退兵。蒋再次证明他的民族主义不逊于毛主席，他很恼怒美国政府竟然“又作出一件幼稚荒唐的言行，其美驻印度大使对印说，‘麦克马洪线是国际所公认的界限’”②。在中、印争执中，莫斯科站在了印度这边，扩大了中、苏的裂痕。此外，毛泽东在喜马拉雅动武，强化了外界视中共为侵略大国的形象。中共可能在1年左右就能核子试爆，不仅引起肯尼迪和蒋介石两人的“重大关切”，苏联领导人也相当在意③。

① Chiang Diaries, October 20, 1962, Hoover, box 69, folder 16.

② Chiang Diaries, October 29, 1962, Hoover, box 69, folder 16.

③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330.

1962年12月底，美军顾问团发现，委员长计划动用国防特别附加捐的款项，再装备一个空降部队并打造100艘登陆艇①。新年之后，台北新闻界传出来、中情局也报告说，国府已在筹备另一次大规模反攻计划。国民政府也被发现试图从日本、比利时等国家购买降落伞、橡皮艇等器材设备②。就反攻大陆而言，这些采购数量依然单薄得可怜。柯克终于能够再见到委员长，他坦率地说美国不会支持国军跨海反攻，也不会宽恕此一行为③。柯克完全没看出蒋对反攻的真正想法，因此回到华府述职时向肯尼迪报告说，他认为委员长觉得他必须实现反攻大陆的承诺，而且还想把美国拖进这场冒险行动④。

① 同上注，p.338，p.338n，p.334n。

② 钱复，《钱复回忆录》，pp.115-116。

③ 1995年11月30日，高立夫（Ralph Clough）在华盛顿受访，以及1995年8月29日，钱复在台北受访。1963年9月23日，高立夫在给哈里曼（Awerell Harriman）的信上提到柯克和蒋的对话。这封信现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参见，Harriman Papers, Jennedy-Johnson-Administrations, subject files: Kirk.

④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p.342-346.

可是，俞大维和张群这两位国民党高级官员却分别告诉美国驻台官员，别把委员长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当真。俞是国防部长，与蒋同为浙江人，是学界出身；张群则是蒋少数几个最亲信的老朋友之一①。如此坦率的发言，背后应该有蒋的支持。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代办高立夫（Ralph Clough），是第一位观察深入到言行表相之下的美国外交官。他认为蒋真正的目标，仅仅是争取行动更自由的“表相”，以便强化他的公众地位。高立夫呈给国务院某一电文的结论是：蒋所要的可能只是一个说法，美国只要表面上同意不反对他对大陆采取武装行动，并且在类似攻击发生时，假装它会采取不插手政策②。到了夏天，美国许多官员已发现蒋介石很清楚国军若是大举反攻，将酿成一场大悲剧。克莱恩调离台北后，中情局自台北发出的报告归纳出下述新观点：国民政府“可能并不期待当今共产中国的情势或国际现势，转为有利台湾反攻”③。

①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Airgram no.A-649, February 22, 1963; and Air-gram no.A-757, March 23, 1963,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State Department Files, box 3669.

②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352.

③ CIA Taipei report no.TDCS DB-3/654, 567, May 9, 1963, FOI request to the CIA.

同时，蒋采取新策略，派经国到华府建议美国和国民政府合作，一起摧毁解放军的飞弹基地和原子弹设施。国家安全会议首席顾问彭岱（McGeorge Bundy）告诉蒋经国，美国政府会审慎评估他的提议①。或许并非巧合，中情局近来也建议政府考虑铲除北京的核子设施，包括联合台湾或苏联共同作业②。可是，两个月之后，美国政府得到结论，认为“中共（核子）炸弹”的战略利益有限，于是一口摈弃“扼杀摇篮婴儿”的构想③。

① 国务院最高机密备忘录“Visit of Chiang Ching-kuo, US-GRC Consultations Concerning Possible Actions against the Mainland,” backgroud paper, September 17, 1965, Lyndon B.Johnson Library, National Security File (China), memos, vol.4, 7/65-10/65, pp.1-2.

② Nancy Bernkopf Tucker（唐耐心）,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New York: Twayne, 1994), p.65.

③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405.

11月，两蒋父子获报西贡发生军事政变，南越独裁者吴廷琰总统和他的弟弟、主掌秘密警察的吴廷琛都被密谋者杀害。两蒋和吴廷琰政府曾多次来往——譬如，陈诚在当年稍早曾访问西贡，那时他就拜会过吴廷琰兄弟。此外，吴廷琛至少到过台湾一次，与蒋经国会商过，可能也见过委员长。美国鼓励以政变方式推翻南越领导人使蒋“殊为寒心”，更加相信“残忍不道”的美国人不可信赖。他反复强调：“国非自立不可”。两蒋父子无疑加强了对自己属下高级将领的秘密监视，特别是与美方有密切往来者①。吴廷琰死后20天，一大清早，台北就接获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消息。蒋可能觉得肯尼迪遇刺是天道报应他杀害吴廷琰、吴廷琛兄弟，但他没在日记里写下他的感想。蒋没有派特使团出席吊唁肯尼迪，后来台北当局解释说是“疏忽”②。

① Chiang Diaries, November 2, one week reflection, 3, 1963, Hoover, box 70, folder 10.

② 同上注，doc.197。

2个月之后，1964年1月台北倒是真的发生兵变，不过却像是一出闹剧。由蒋纬国提拔、过去5年都担任装甲兵第一师师长的赵志华，有一天早上集合部队及坦克车，宣布要开到台北展现实力，因为委员长没有认真推动反攻大陆。师里头的政战部主任虽然口喊支持，却冲向司令台撂倒师长，然后将他逮捕。事件之后，纬国遭父、兄贬抑再也无法复起①。

① 1996年5月17日，温哈熊在台北受访。

同时，中南半岛战事一直有扩大之势。1964年4月16日，鲁斯克国务卿飞到台北进行为期2天的会谈。委员长委婉地提出他的观点——和他对克莱恩、庄莱德的末日说教，态度完全不同——甚至表示他“原则反对使用核子武器，尤其反对以此解决中国问题”，又说美国轰炸华南只会让中共对美国更加仇恨①。虽然蒋不同意美国对中共先发制人动用核武，国府在台北外头的山区仍继续秘密进行研发，探索制造核武的可行性。但是，这个计划对美国人而言不是秘密。中情局渗透国民政府最好的成绩，就是吸收到一名参加此一极机密计划、具备科学背景的年轻军官。这名特务让美国得以掌握其进展。

①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doc.26.

在经济方面，陈诚和技术官僚订定一套加速经济发展方案，包括以优惠税率奖励侨外投资、无上限获利汇出，以及废除来台外资必须有（台湾）中国人资金在内的法令。新的方案也强调奖励国内民间企业和出口导向的成长。出于意识形态的坚持，许多老国民党人仍执迷政府公营企业、进口替代政策，也不鼓励外人投资。然而，华府和国民政府改革派的目标是使台湾不再仰赖美国经济援助，替1960年代中期的经济成长奠定基础。蒋全力支持此一现代化策略①。

① K.T.Li（李国鼎），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ROC (London: Shephrard-Walwyn, 1988), p.111.

1960年代中期初次到台北的访客都会看到，这座被山环绕的城市虽然还很贫穷，却是个定居、发跡的好地方。人均所得年增率将近7％，但是所得分配依然出奇的平均。和大陆不同，这里的人没有营养不良的问题。好几百家中国餐馆（如衡阳路两侧那些）挤满顾客；菜市场里满是肉类、蔬果。沿着小街，几千家小店面和摊子兜售着收音机、面食、电风扇、新鲜水果、五金商品，以及形形色色便宜的日常用品。新、旧佛寺、道观四处林立，日本人留下的柏青哥店也有上百家。几十家电影院（有些很新，还有空调）放映香港电影、中文配音的美国电影，以及最新的强档台语片。

电视也成了台湾人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小康之家也买得起小型黑白电视机。政府公营的一家电视台播放颇受欢迎的连续剧，据说委员长夫妇也定期观看。篮球是最多人做、最多人看的运动项目，各军种皆组织篮球队互较高下。棒球文化承袭日本，同时也受美国影响，不久就成了全民风靡的项目。此时，岛上半数以上居民已住在城镇；农村许多人都拥有由耕耘机改装的三轮车。大多数家庭有脚踏车，有些则有摩托车。尽管军费支出比重极高，1960年代的教育经费支出约占政府预算的13％；政府在60年代把国民教育延长为9年（1968年9月实施9年国教）。

国军军官有美式的军官俱乐部，里面有酒吧、餐厅、游泳池；有钱的台湾人则开设乡村俱乐部，热衷高尔夫球运动。这时已有2万名美国人住在台湾，许多住在地方街坊，与当地人互动积极。无论本省或外省家庭都想方设法，鼓励大学毕业的子女前往美国深造，这个风气长期下来对台湾人的生活有深远的影响——1954至1989年间，台湾共有11万5千人到美国留学，在全世界居第一位①。此时已有少数留学生学成归国，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也有人投入政府公部门服务。李登辉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得到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后来成为本省籍第一位省主席②，更进而出任总统。

① John Franklin Cooper, Taiwan: Nation-State or Province? (Boulder, Colo.: Westview, 2003), p.95.

② 李登辉1968年获康奈尔农业经济学博士。但第一位省籍台湾省主席是彰化人谢东闵、第二位本省籍台湾省主席是南投人林洋港。李登辉是第三位。

1963年蒋介石与陈诚副总统合影。蒋一直将陈视为儿子经国接班的大敌

蒋依然会动怒或假装生气，但现在已经很少发脾气了。蒋本来的领导方式是巨细靡遗的管理，现在则已逐渐放手让经国、陈诚和技术官僚去处理。他的办公桌一向很整洁。他用陶瓷笔筒中的五支毛笔，亲笔批示公文①。他往往只在公文上简短写着“可”或“不可”，再由秘书完成核示文字。每星期五的上午，他照常出席情报会报（包含对大陆局势最新发展分析），但星期四上午的巡视和星期六上午的军事会议逐渐减少。他下午不办公，通常在下午一点回到官邸，午睡至两点，然后会吃点轻食；通常是蒋夫人陪他，不然也会由经国陪同用膳。餐后，他有时会在院子里溜狗，然后坐在池塘旁击掌、赏玩锦鲤。其余时间他都守在书房里。有位秘书认为他在思索反攻大陆的计划；其他人则认为他主要是在读唐诗、《孟子》或历史书②。

① Richard Hughes, "Portrait of Chiang on His Mountaintop,"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28, 1958.

② 2003年10月3日，楚崧秋、钱复和郝柏村在台北受访。

蒋介石的长久任期中罕有国宴饮酢，现在则更少。如果访客与总统一起用餐，通常是一顿便饭。在正式餐宴中，他吃的是好入口的蔬菜、海鲜，以及由他擅长宁波料理的私人厨师所准备的鱼翅（蒋唯一喜欢的奢华料理）。他偶尔也喝可口可乐，在1950和1960年代它们来自距士林官邸不远的美军供应社。

蒋介石在台湾与家人在官邸合影

最受宋美龄宠爱的外甥女孔令伟，此时接管了夫人的许多慈善组织及其他活动，包括管理蒋夫人主持的圆山大饭店。孔令伟仍然剪短发，穿传统的男子长袍或西装、领带①。她有女性爱人，其中一人是蒋经国长子孝文之妻一位好朋友的母亲②。另一位蒋夫人宠爱的亲戚即外甥孔令杰——现在是德州石油富商，娶了美丽的电影女星佩姬（Debra Paget）为妻。当孔令杰这位名人姨妈到美国时，即下塌于他提供的一栋纽约市豪华公寓。在上海曾和经国发生冲突的孔令侃，在共和党人的圈子中相当活跃，1960年代他是蒋夫人了解美国政治发展最重要的一位顾问③。

① Tyson Li, Madame Chiang, p.385.

② 2003年10月21日，一位要求匿名的亲属受访。

③ Tyson Li, Madame Chiang, p.424.

蒋介石很关心他的孙儿女。长孙孝文是个爱玩、聪明的美男子，但是60年代他的酗酒问题变本加厉，加上先天遗传糖尿病，最后造成严重的健康危机。蒋原先安排他在军中发展，但是并不成功，于是又安排他到台湾电力公司任职。孝文娶中德混血的徐乃锦为妻，她为老蒋先生生下第一个曾孙女友梅。经国和方良唯一的女儿孝章，不顾父母反对，在美国嫁给年长自己许多的男人——长期担任国防部长的俞大维之子（俞扬和）。她和夫婿住在美国，育有一子俞祖声。孝武也遗传了父亲的糖尿病，经过一段漂浮岁月，前往德国念书深造。最小的儿子孝勇先是进入陆军官校，2年后便和大哥孝文一样退训，转往国立台湾大学。蒋家人娶欧亚混血儿的倾向也出现在蒋纬国身上。丧妻的纬国娶了一名中德混血女子（丘爱伦）为妻，生下儿子孝刚。有了这些新成员，家庭集会多出小朋友嬉闹的笑声。75岁的委员长膝下孙儿女及后代，除了未认祖归宗的孝严、孝慈两兄弟之外，全都是欧亚混血儿。孝严、孝慈在念大学时，都得到经国的暗中支持。

二

1963年，陈诚病了，后来验出是得了肝癌。他先告假，暂时交出行政院长职务，后因不满蒋经国在党和军的力量越来越大，正式辞职①。蒋挑选技术官僚、财政部长严家淦出任新任副总统。严家淦在政治上是个“软性”人物，和蒋夫人关系密切，也被经国接受。由于严专注国家发展，台湾人和美国人都喜欢他。实际上，严将成为国家的首席营运长。

蒋经国依然主管敏感的政治议题，现在的他正试图争取本省籍反对派人士的支持。那些散布违法文宣和从事其他禁止活动的人获判轻度刑罚，囚禁人士也被提前假释，蒋经国甚至替他们安排工作。有时蒋经国也会威胁顽抗分子，说要将他们的家产充公；此战术在台独领袖廖文毅身上奏效，廖于是放弃日曰本的活动，回到台湾（廖被派挂名曾文水库兴建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地方选举方面，他允许无党无派人士担任监票人员，包括台北市在内，有3名反对派人士当选县市长。

①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cabl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2, 1963,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State Department Files, box 3669;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Airgram no.A-498, December 4, 1963,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State Department Files, box 3867.

同时，台湾做为全中国政府所在地的国际角色，开始瓦解。1964年初，法国总统戴高乐舍弃台北，承认北京为中国政府，但是仍未与国民政府断交。蒋在华府的压力下展现弹性，没有宣布和法国断交，直到巴黎方面对国府外交代表团下达逐客令。蒋觉得他不必要地丢了面子，决心不再重蹈覆辙①。

①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p.22.

这个时候，贪腐风气又悄悄爬回此时相对清廉的官僚体系中。公务员的薪水赶不上通货膨胀，老师和军官原本是人人称羡的“铁饭碗”，现在却传出以收受贿赂（甚至侵吞公款）以维持生活水平。学界人士往往兼上2、3份差事；社会上，宵小益发娼獗①。

① 同上注，p.161。

三

10月间，中国在罗布泊试爆第一颗核子弹。蒋告诉美国人，不理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将会用核武对付他们的“主要目标”——台湾以及国民政府。他说，台湾人民觉得他们的美国友人现在是要他们“坐以待毙”①。他致函詹森总统，再度敦促美国“至少”给予国民政府摧毁中国核子设施的硬体。可是美国人对委员长的长篇大论，此时已完全听不进去。詹森回信，重申1958年杜勒斯和蒋介石联合公报的原则，强调应以政治手段达成推翻中国共产党。詹森直言美国政府没有证据指出共产党在大陆的控制已衰弱，他也怀疑当前情势如何有利于军事行动②。为示礼貌，他下令美国派一两架可携带战术核弹的幽灵式喷射机进驻台湾，进行所谓的中国核子攻击吓阻行动。但是，这些喷射机及其武器的真正的作用是，万一北京直接且大规模地介入中南半岛战争，就可用来对付中国大陆③。

① 同上注，pp.112-113，116。

② 同上注，p.143.3。

③ 曾于1960年代在台湾任职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1995年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受访。可查证自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197, http://www.gwu.edu/-nsarchiv,ed. William Burr, accessed August 18, 2006.

同时，蒋担心美国会越来越深陷越南泥掉。10年前，他曾经预测，法国人不论有无美国支持，都不会在中南半岛胜利。现在，他于1964年11月23日给詹森一封长信，表示在和共产党叛军作战时，亚洲国家“应个别承担起从事战争的主要责任，直到成功为止。”他告诉詹森说：“我从来不赞成美国作战部队参与亚洲其他人民的反共战争。”他宣称共产党在越南的用意是“使美国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搞得军、民俱乏”。他提前预见了未来的尼克松主义，力劝詹森只在后方提供训练、协助作战计划、后勤支援，以及“最多……在前线的顾问与监督”。他向詹森警告说，最糟的情况是美国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它会“（使得美国）民穷财尽、产生社会失序，并……（导致）对美国的仇视”。但是，蒋还有一个同等或甚至更重要的考量，他没办法在这封信里明说。蒋无疑是担心美国人民不具备坚持长期作战的意志①。这是颇有远见的分析，可惜的是，即便当时最熟谙局势的美国人也没有这种认识。

① 1964年11月23日，蒋介石给詹森总统的信，FOI request to U.S.Department of State.

蒋也认为若派国军到其他亚洲国家去敉乱，并不会比美国人更受欢迎或成功。纵使如此，身为美国的盟邦，他觉得有责任在越战提供协助。在诸多与美国人的会议上，若是谈起这个话题，蒋就会随口带一句，如果美国要求他派国军到越南，他愿意配合。不过就跟韩战时一样，他从来没强出头；当美国联合参谋本部建议邀请国军参战时，鲁斯克拒绝了，深怕它会被中共拿来当加入战局的藉口。鲁斯克也正确地指出，如果战事一部分演变为对抗毛泽东，则国府领导人只会同意派出大队国军到亚洲大陆作战。鲁斯克有一次访问台北时表示，美国不会把大批传统部队派到亚洲大陆。听到这番话，蒋觉得很欣慰。他说：“越南人力应该用在越南，中国人力就应该用在中国。”①

①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pp.41-55.

但是，尽管鲁斯克这么说，美国第一批作战部队于1965年春天抵达越南（后来总共派出的人数高达50万），展开攻势作战；显然违背他早先的直觉。蒋当然得继续与他的重要盟友合作，因此在这场他早已预见且不看好的中南半岛消耗战中，台湾除了提供重要援助给南越，也对美国提供关键的后方基地支援。蒋经国秘密派出国军特种部队和南越游击队合作，包括深入北越进行破坏任务的游击队①。民航公司以及美航公司（Air America，中情局另一个部门，在台湾也有设点）在中南半岛替中情局活动提供空中支援。南越也派心战人员及政战人员到台湾学习国军的做法，台北当局另派25名政战人员组成军事顾问团进驻南越②。最后，蒋经国的情报人员和南越华侨合作，参与1965年西贡军事政变，促成阮文绍出任总统③。

① George McT.Kahin, Intervention: 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 (New York: Doubleday, 1986), p.332.

② Joyce K.Kallgren, "Vietnam and Politics in Taiwan," Asian Survey 6, no.1 (January 1966):28.

③ Gabriel Kolko, Anatomy of a War (New York: New Press, 1985), p.211.96.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Airgram, 1963,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State Department Files, box 3669.

由于视力衰退，78岁的委员长已很少自己读东西，他的属下也不太报告可能会惹他生气的消息①。但是他一直密切追踪华府的中国政策、中南半岛战争，以及大陆的政治动态（根据长期追踪，蒋认为大陆内部斗争已潜伏20多年）。他预测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撑不了太久②。蒋和毛不同，他已经把接班问题安排妥当。蒋经国在年初出任国防部长，实际已是台湾执政首长。委员长就像一家出奇成功的家族企业的高龄创办人，已经转任名誉董事长；会出席会议但很少进办公室，而且做的决定越来越少。经国的支持者已同时掌控军、党，以及情报、政工部门，入主大位的态势已定。

①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Airgram, 1963,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State Department Files, box 3669.

② Chiang Diaries, June 30, July 10, 1966, Hoover, box 72, folder 12.

1965年8月，蒋夫人到美国展开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之旅。18天之内，她发表了14次演讲①。在鲁斯克迎接她的晚宴上，美龄力促美国提供她丈夫摧毁中共核子设施的硬体。国会为她办了接待会，詹森总统夫妇邀请她喝茶。她也接受纽约市颁赠“市钥”，以及若干大学颁授的荣誉学位。不过她在美国没有获得太多外交成果②。

① Melvin Gurtov, "Recent Developments on Formosa," China Quarterly 31 (July-September 1967):59-60.

② 2003年4月11日，陆以正在台北受访。陆以正是国府前官员，1965至1966年蒋夫人访美行程大部分由他随行。

蒋夫人赴美后1个月，蒋经国也应邀访美，分别拜会了总统、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国家安全顾问彭岱——这样的接待规格，显示美方已认定这位贵宾将是下一个委员长。但是，小蒋也让美方很清楚地明白，自己和（美方眼中）不理性地要与赤色中国誓死作战的父亲，很不一样。首先，他并未提议对中共核子设施先发制人。他尽责地提出攻占华南五省的新计划，不过也表明这不是他的想法，这是他父亲的想法，而且“不是一个可行的提案”。他反而强调光复大陆“靠得是争取民众和共产党军队的心”①。

① State memcon, Rusk-Chiang Ching-kuo, September 22, 1965, NSF, China, 1/165-1/3/66, Lyndon B.Johnson Library, Austin, Tex.

不过，小蒋并没有完全对美方坦白他的军事计划。在他访美前3个月，他父亲已下令将台湾极机密的核子弹计划，从研究阶段转进开发阶段。在下决定之前，据说有好几位党内高阶官员和“总统顾问”向委员长进言，在台湾要搞“曼哈坦计划”，则经济上不健全、技术上不可行、政治上不明智①。持异议者有可能认为，美国人迟早会发现这个计划——美国人确实发现了。

① Min S.Yee, Boston Globe, May 6, 1968.

两蒋都很担心美国公共舆论走向视迁就共产中国为理所当然的路。4月间，委员长告诉来访的克莱恩（已调回中情局总部任职），他认为“不论美国现在是否有意”，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出现若干变化①。的确，有越来越多迹象显示，美国和西方国家基本上都希望和这个不再是苏联盟友的新兴核子大国交好。中国事务专家鲍大可（Aoak Barnett），首先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出“围堵但不孤立”的概念，认为美国的目标应该是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同年夏天，詹森总统呼吁在亚洲“修好”，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参议员也要求立刻让北京加入联合国。同时在台湾方面，中情局开始把对“无用且行不通的”国军大陆行动的支场“降到最低”，特别是突击行动；并且缩编中情局台北站的庞大人力②。美军顾问团照会蒋经国，对台军援将逐步缩水；到了1970年，每年将仅剩3000万美元左右③。这些动作除了反映台湾在美国心目中的重要性日益下降，也间接反映美国越来越相信中国大陆将来在世界事务上有极大的重要性。

①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p.279.

② 曾于1960年代在台湾任职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1995年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受访。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p.267.

③ 1995年11月30日，高立夫（Ralph Clough）在华盛顿受访。

从他到台湾的那一天，老蒋就认为此生恐将终老于这个岛上——情势也越来越清楚，国民党未来恐怕要在台湾耕耘数十年或数个世代。1966年3月，国民大会选出老蒋续任第四届总统，同时也通过小蒋力推的一项宪法修正条文。为了反映台湾地区人口的成长，修宪条文允许每三年由全民投票，增额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增额席次仅及这两个机关总人数的5％左右，但是他们将替垂垂老矣的机关注入迫切需要的新血，以及本省籍的中央民意代表（其中有少许真正的反对派人士）。这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的一小步，显示蒋经国已体认到国民党未来最根本的政治挑战，将是来自占人口多数的本省人的不满。

15年来，蒋氏父子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处理这股不满的潜在挑战：一是提供合理的良善治理，改善经济、社会条件；一是运用残酷的警察手段。但是，到了1960年代中末期，蒋经国和他相对温和的核心干部认识到，不能再无限期地借助戒严法维持少数统治，并一再压迫异议人士。他们构想以20年左右的时间过渡到民主、多数统治的政府体制。可是，当时多数的外国观察家认为，本省人不会给蒋政权这么长的时间转移权力，而且若没经过暴力斗争，掌握权柄的外省少数族群也不会让出他们的地位和特权①。况且，前国内安全及情报事务沙皇蒋经国，也不像是会领导和平转移权力的人。

① 蒋介石的观点，我从1995年到2006年间对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友人、副官和秘书的访问中取得，这些人包括李焕、秦孝仪、张宝树、楚崧秋、余纪忠、马英九、钱复、马树礼、宋楚瑜等等。令参见Mark Plummer, "The New Look in Government," Asian Survey 9, no.1 (January 1969): 18-22; Hung-mao Tien（田弘茂），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9), p.69. 蒋介石退守台湾17年之后，24个县市警察局长，没有一个是本省人；120个分局长，只有5人为本省人。22个县市财政局长，只有2人为本省人；22个税捐稽征处长，只有1人为本省人。内阁阁员只有1人为本省人；部长级以下高阶官员几乎全是外省人；三军将领无一是本省人。参见Plummer, "New Look," p.21; Hung-mao Tien（田弘茂），Great Transition, p.69.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小蒋不曾和父亲直接讨论过渡到多数统治的敏感议题。不过，老先生在最后10年所批准的许多决定，显示他默许蒋经国带领党走的基本方向。他默许新路线的主因或许杂在于，他认为这是安抚台湾人和美国人必要的战术。但是委员长也是个虔诚的人，对实现孙中山建立民主政体的遗教十分认真（即使不是在他有生之年）。因此，他对政治革新的默许，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反映他对三民主义的坚持。

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下令500名将官、2000名上校退役（全是外省人）。同时，本省人进入军校的人数稳定上升，第一批本省籍校官也开始担起领导大任①。到了1970年，全台湾26万名公务员当中，有16万人为本省人②。蒋经国也必须处理80多万名老兵，他们走遍中国大江南北，替委员长征战30年，在大约20年前跟着撤退到台湾。他们和故乡已经间关万里、不复联系。美国和国民政府一致认为，有必要确保这数十万无妻、无眷的老兵，不会成为台湾社会、政治安定的威胁。在美国财务支援下，蒋政府开始让18万老、残、没念过书的“战力外”士兵退役③。每个还能工作的退役军人都被辅导就业，当建筑工人、清洁队员，或是贷款当三轮车夫、小贩。有些则从台糖公司配到一小块地转业务农。在美援的资助下，现役军人的薪饷提高、营房翻新、伙食改进，情况也是大有改善。此外，国防部总政战部开设37家“茶室”（军中乐园），备有上千名女服务生，帮助这些老兵解决问题；美国并未赞助这项服务④。

① Plummer, "New Look," pp.18-22.

② FEER 89, no.32 (August 8, 1975):28.

③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529.

④ Joseph J.Heinlein, "Political Warfare: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Model," Ph.D.diss, American University, 1974, pp.584-586.

中、苏裂痕日渐扩大的同时，毛泽东满脑子都是苏联社会的“资产阶级化”，以及如何避免中国走上同样的路子。毛的蒙昧主义和自我陶醉被围绕在他四周的偶像崇拜鼓舞，他对统治者及其（毛本人）学说的至高无上论亦变本加厉。毛泽东搞大跃进带来的大灾难导致中共党内出现政治分裂，也进一步助长激进化的火焰。毛妻江青和林彪这一派先斗倒彭德怀，然后迎合毛的自大狂妄，争取胜出。总而言之，这一切杂乱无章的内部、外部和特别发展的化学效应，创造出一场邪恶风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16日，由官方批准的失序开始铺天盖地席卷中国的学校、办公室、商店和工厂——除了解放军和农村经毛泽东和军头指示没被卷进之外，每个社会组织单位无一幸免。青年和工人被鼓励用暴力和自订的规矩来清算自己组织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反党领导人，以及其他当权人士（如教师）。奉化县溪口镇百来名和委员长有近亲关系、未及逃出大陆的蒋家人，被派去打扫街道，从事村子里最脏的粗活①。

①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7, 1986.

在一片疯狂之下，蒋认为毛和共产党终于暴露真面目。但是，他这次的反应和大跃进促成灾害时不一样，并没有呼吁美国支持他反攻。蒋告诉来访的鲁斯克国务卿，鉴于中国大陆当前整肃清算动乱四起，他和其人民可以“等候机会”光复大陆①。文革看来太不理性，几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搞不好中国又会四分五裂、互相杀伐。蒋打从一开始就了解以军事反攻完全不切实际，更何况现在的情势明显指出，国军若是大举反攻，可能反而会使严重分裂的共产党团结起来。蒋认为上上之策是耐心等候，看着毛毁掉自己和中共的形象。

①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pp.351-352.

到了1967年初，全中国似乎已陷入公开的权力斗争，许多军队及各省领导成功地挡住毛对其地区及组织的控制①。解放军平定红卫兵的角色益发加重。蒋认为这股斗争会持续许久，可能20、30年之久——远超过他和毛的在世之年——中国的经济也可能蒙受“灾难性的后果”。蒋研判，“在不同领导人之下的统一中国”可能终将出现。副总统严家淦在1967年5月告诉詹森总统，“在这方面，我们仍有所抱负”②。蒋试着想象毛若下台，后继者或许会来找他。不过他担心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由刘少奇或其他温和派领导的反毛势力一旦得胜，便会恢复中苏同盟，对国民党及蒋的地位构成比毛更大的威胁。

① 同上注，p.490。

② 严家淦在华府和詹森总统会谈时说，这是蒋的估计。同上注，p.559。

这时候，由蒋经国智库“国际关系研究所”留美学者所提供的大陆局势分析已受美国人肯定，认为相当客观①。其中一项结论认为尽管文革闹得兄，共产中国的军事力量仍继续成长。中共的兵工厂每个月完成新的传统动力潜水艇、地对空飞弹、20至25架米格19战斗机（不久后也升级到21）②。新中国的茁壮、文革的狂热精神，以及北京电台尖锐的红卫兵宣传，令苏联对这个前盟友益感不安。1967年6月中国试爆氢弹，观察家预测在70年代初以前，毛泽东就会拥有洲际弹道飞弹。

① 1996年4月30日，丁大卫（David Dean）在维吉尼亚费尔法克斯受访。

②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p.59.

鲁斯克国务卿访问台北时告诉蒋，最近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极机密”谈话中，说他很后悔在1963年禁止核试条约里，没有订定“对非签约国执行条约规定”的条款；葛所指显然是中国。鲁斯克告诉蒋，美国会再“追踪”葛罗米柯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同时，苏联把它部署在中苏边境的部队从15个师增加至21个师。所有这些发展都强化蒋静观其变的决心。他在1967年新年文告中宣示，台湾的任务就是加强政治准备，确保在共产党垮台之后能够和平过渡②。

① 同上注，p.491。

② 同上注，p.553。Melvin Gurtov, "Recent Developments on Formosa," China Quarterly 31 (July-September 1967):61.

尽管共产中国在多方面一再展现新的极端主义，美国的公共评论却出现益发支持和北京达成某种和解的迹象。美国饱受越战之苦，国内又掀起民权和反战运动风潮，人民似乎乐见和中国友好和解的可能性——管它是不是共产党。尼克松在著名的期刊《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宣称美国“再也不能让中国永久留在国际家庭之外，滋养它的幻想、怀抱它的仇恨、威胁它的邻邦。”①虽然只有少数有见识的观察家了解这句话的重要性，蒋认为这是严重的恶兆②。不过这还 未令他怀忧丧志。

① Richard Nixon, "Asia after Vietnam," foreign Affairs 46, (October 1967).

② 2008年4月19日，钱复在台北受访，他在1967年10月担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

1959年10月蒋介石在大溪接见美国众议员周以德。保守派的周以德一直是蒋的支持者

蒋在美国还有坚强的支持者，如曾在中国传教兼行医的共和党保守派国会众议员周以德。当年9月，周以德来台湾探视蒋介石。蒋氏夫妇在阳明山寓邸以茶会接待他时，获悉当天就是这位美国老友的69岁生日；蒋夫人立刻邀请周以德及其随行人员出席晚上的即席祝寿派对。根据周以德的叙述，在这此一友好场合上，委员长看来十分健康有活力，而且精神抖擞。周以德注意到蒋不但胃口好，心情上也很愉悦。事实上，蒋在这个场合的平静使他就失去大陆、治理台湾的话题，说出对外国人或甚至任何人都极为罕见的肺腑之言。

当天晚间，蒋在谈话中两度讲起哲学大道理。他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失去大陆或许是天意”。在台湾的20年，使他“有机会在不受与中共冲突的干扰下，向全世界展示，一个未开发国家真正迈向进步的正确途径”。他说，在台湾的一切成绩，绝对无法在大陆完成，因为有来自中共威胁的压力干扰。在台湾相当成功的计划在大陆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共的颠覆，以及政府因为困于内战而无法全力注意它。”①

① AmEmbassy Taipei Airgram, A-249, September 30, 1967, National Archives, RG59, /50/65/6.shelf 4, 1967-1969, China Policy File, China box 1984.

这段难得一见的评语显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深刻不理性，已使蒋认为共产主义迟早会在中国殒亡，而他们父子的使命是打造台湾模范，向世人（尤其是大陆人民）展示中国回复大国光荣之“正确途径”。后来，和这位传教士医师、国会众议员敬酒之后，委员长又陷入沉思。早先他虽曾在日记中告白此生恐将终老台湾，文革却使他转变念头：他告诉周以德，他将在大陆庆祝90大寿。他评论文革，认为毛泽东所做的一切，根本是在帮助国民党加速重返大陆。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静观其变。接着，蒋吟诵一段由一句中国谚语、三句西方谚语拼凑出的特别诗曲，每个谚语都反映出他传统不变的信念——不管历史如何变幻莫测，命运终会眷顾他和中国：

蜂为采花贼，只为他人作嫁；

众神欲毁之，必先使其癫狂；

命运乃是一座慢工出细活的磨坊；

最黑暗的时刻，星群也快现光芒。①

① 同上注。

四

1968年，美国遭逢一系列挫败，使其外交政策基本假设陷入一团混乱。新年才刚刚开始，北朝鲜就抓了美国讯号侦察船普布罗号（USS Pueblo），把83名官兵当做间谍扣押。深陷中南半岛的华府未对北朝鲜威胁报复，反而为救出人质从事冗长交涉，蒋介石对此一点也不意外。普布罗号事件一星期之后，越共游击队在北越陆军部队协助下，发动春节攻势（Tet offensive），攻击南越数百座大小城镇。对共产党而言，未能占领任何新地盘可谓军事失利，但政治上它却是大胜，国防部长麦纳玛拉（Robert McNamara）因而辞职。接下来，3月间，詹森总统宣布放弃竞选连任，举世震惊，并且批驳越南美军司令魏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将军增兵20万6千人的要求。

蒋认为詹森弃选会伤害全世界，但是对台湾影响不大，因为台湾有自己的实力，何况“共匪之自取毁灭之情势日已接近”。他在日记写下，总之，“此乃天命与天道所在……故余并不以此外物为怀也”①。蒋的预言果然成真：美国人民没办法久撑一场目标含糊、旷日费时、代价不菲的中南半岛反共地面作战。他一再对美国人警告，纪律严明的越南共产党，北邻就是不虞匮乏的广大供应基地，更往北又有个超级大国撑腰，加上对抗外敌在政治宣传上本来就占优势，必定会撑得比其敌人更久。他现在再也不对美国人谈论越战，也不去评论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了。

① Chiang Diaries, May 31, 1968, Hoover, box 74, folder 5.

接下来，罗伯·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相继遭到暗杀，蒋认为这些事件是美国“日常生活道德败坏的表征”，是“民主放纵”的后果①。他的反应展现出他最大的恐惧：美国在越南失利会让它更不想和中共从事冷战斗争。蒋在接见新任美国驻华大使马康卫（Walter McConaughy）时，展现罕见的强硬态度，他说美国对越共、北越和中国的态度，让人联想到张伯伦对待纳粹德国的态度“。美国国内呼吁与共产中国修好的声音，确实越来越大。助理国务卿威廉·彭岱（William Bundy）公开表示，台湾1300万人民的生命不可牺牲，不过他说，美国政府“完全承认”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中国。6月间，《纽约时报》一篇社论主张美国应承认北京为代表中国的政府，但不是代表台湾的政府②。

① FEER 63, no.9 (March 1, 1968):352.

②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pp.638-640.

中国境内，解放军仍然忙着恢复秩序，周恩来也逐步降低红卫兵对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毛派的宣传攻击毛主席的内部敌人是“国特”（国民党特务）、“走资派”。蒋抓住这些话，在1968年的双十国庆文告中表示，毛终于被迫承认国民党在大陆激起反毛路线①。美国大使馆这段时候的报告指称，国府仍“断断续续地计划”反攻大陆，但自1968年起，台北的“案高阶领导人”不时向美方人士承认一个明显的现实：国军不可能片面执行大举反攻的行动②。

① FEER 62, no.43 (October 26, 1968):184.

②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pp.661, 674-675.

同时，苏联也在中苏、苏蒙边境加强兵力部署。到了1968年底，中、苏双方皆在边界部署了数十万大军①。苏联在8月分入侵捷克，莫斯科又发布“有限主权论”的布里兹涅夫主义，合理化它派军介入、阻止共产党政府遭推翻的行动，对中国而言这不啻是个警讯。

①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240.

捷克遭入侵之后2个月，担任《伦敦明星晚报》（London Evening Star）驻莫斯科特派员的俄国籍记者路易斯（Victor Louis），抵达台北。具备苏联情报机关“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特务身分的路易斯，与蒋经国信赖的一位助手（魏景蒙）有数次谈话，也和蒋经国见了一次面。路易斯传递的讯息是，国民政府和苏联应该探寻合作方法以促成毛泽东垮台。心存怀疑的蒋经国答说，如果莫斯科废止1950年和中共签订的苏中条约，“会有助于台北调整想法”。后来，路易斯在香港泄漏了他的台北行。KGB显然是想在大陆挑起恐惧，两蒋父子乐得与他配合。事实上，往后3年，蒋经国的人持续在欧洲和路易斯交换意见①。

① 1995年5月台北《中国时报》有关路易斯的系列报导。另参考1995年及1996年，我和好几位蒋介石部属及美国官员的访谈记录。

自1945年以来，委员长就抨击苏联是亚洲种种罪恶的来源，但是路易斯访问台北之后，台北的报章杂志不再谩骂诋毁苏联。国民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反而宣称毛故意制造中苏边境冲突，以转移各方对中国内部危机的注意。有一段时候，台湾媒体甚至以“反毛”取代“反共”一词①。委员长照例试图利用此一情势，争取美国更多军事援助，他对来访的美国高阶将领表示，毛泽东担心苏联在北方攻击，会想要在南方巩固军事退路。他说，这么一来解放军可能又会对外岛施压，甚至可能攻打台湾。如果他不能替自己的空军争取到F-4幽灵式战机，他要求美国空军派驻一个中队的F-4幽灵式战机防守台湾。

① FEER 64, no.17 (April 26, 1969):240.

蒋当然晓得，在强大的苏联红军即将叩关中国之际，满心忌惮的毛可能绝不会进犯台湾。白宫现在已经彻底看穿委员长的这套伎俩，研判蒋是希望争取到美国高层的承诺，让下届新政府难以推翻。但是，为了安抚委员长，五角大厦提议暂时间歇性地派4到8架幽灵式战机巡守台湾，每个月6天①。

①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p.704.

鉴于有关中国、苏联、美国和中南半岛的种种不确定因素，蒋的战略目标是建立防卫能力，使其政府尽可能自立自主。两蒋父子争取购买各种最现代化的美国军事器材设备，包括若干艘传统潜水艇和驱逐舰、100多辆坦克、一个中队的反潜机、20架直升机①。国民政府核子吓阻的秘密研发工作，此时已开发出一座小型的再处理设施（即“热实验室”），正设法取得一座研究反应炉和浓缩铀②。

① Johnson, "Visit of Chiang Ching-kuo," pp.5-6. AmEmbassy Taipei Airgram A-1037, June 20, 1966,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19, ed. William Burr, October 13, 1999, http://www.gwu.edu/-nsachiv.

② AmEmbassy Taipei Airgram A-1037, June 20, 1966,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19, ed. William Burr, October 13, 1999, http://www.gwu.edu/-nsachiv.

时序迈入1969年，蒋热切盼望他的老朋友尼克松快快宣誓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蒋和尼克松的交情胜过历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经6度访问台湾，每次都住在蒋的宾馆。这两位知名的反共健将长久以来，经常私下交换对世界局势发展的看法。可是，蒋在日记中写下，“对尼氏不急之要求其助我反攻”；事实上，蒋根本无意发动反攻作战。但是他的确希望尼克松会开启美国和中华民国关系的新页，同意让台湾购买争取已久的F-4幽灵式战机中队，并且执行早先美国要装备台湾3个军团的承诺，然后在台湾建立F-5战斗机及直升机的生产线。不过，他仍然担心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有一段话强调：“这是谈判的时代。”①

① Chiang Diaries, January 20, 1969, Hoover, box 74, folder 17.

3天之后，蒋读了新任国务卿罗吉斯（William Rogers）的演讲词，他被吓呆了，显然也读了美国各方的评论。他认为保守的尼克松人马希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不会和他合作演出反攻大陆有朝一日会实现的戏码，也不会就此一目的强化国军兵力。他写说，这个态度反映出美国的“自私、邪恶”，不肯“正视其光明正大唯一可行之大道”。他预言，共产党将把尼克松在就职演说“和平与妥协”的强调，看做其软弱无能的展现①。

① 同上注。

蒋在此时仍不清楚未来尼克松在改善与中共关系时，会做得有多绝。他甚至写下若干全球战略的建议，预备要提供给尼克松。他的笔记开头就恭维这位新上台的总统，说美国其他的领导人都“没有像（尼克松）他这样果决、勇敢”。他的建议中有一项是，“美国不应直接介入（越南）战争，必须运用间接策略”。他的意思大概是，美国不应继续升高对越战的介入，而要设法降低介入，并尽早结束越战。这封信，蒋显然从没寄出去。

尼克松当选之后，旋即延揽哈佛教授季辛吉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当蒋读了幕僚呈上来的季辛吉简历时，很不愉快地发现季辛吉被形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蒋明白，美国国内退出越南的强大声浪，搭配中、苏极不寻常的分裂，已日益强化美国“现实主义者”主张中、美和解的逻辑①。

① 2008年4月19日，钱复在台北受访。

北京的中国领导人也准备好要面对现实。在尼克松就职之前的1968年11月26日，北京向华府提议在次年2月恢复华沙双边会谈。华府同意，双方对外做了宣布。就职之后12天，尼克松要季辛吉去“助长”政府“有心与中国修好”的构想①。他就职不满1个月，尼克松和季辛吉就对若干世界领袖透露美国改善与共产中国关系的浓厚兴趣。尼克松晓得他的话很快就会传到北京，他告诉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承认中国和苏联都是“大国”，并“与他们建立平行关系”，合乎美国的利益②。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p.7-8.

② 同上注，p.51。

很快的，此一新外交政策就在公开场合展现出来。4月间，国务卿罗吉斯发表演讲，宣称美国将“主动与共产中国重新建立正常的关系，我们将对他们敌意减轻的任何迹象保持回应。”①对两蒋父子而言，最证据确凿的是，尼克松和季辛吉开始采取行动，去除军事上破坏中美和谐的东西。1969年初，白宫限制由台湾飞行员驾驶U2侦测大陆的行动②。华府这些言行代表美国对中国态度的大翻转，更是一向强烈反共、保守的尼克松令人诧异的个人转变。蒋氏父子怀疑，除了这些“极其愚蠢（委员长的用词）”的动作，事情的背后暗藏更多玄机。面对美国对北京政策丕变的种种跡象（势必对台湾产生严重后果），他们却表现出罕见的镇定，不做任何批评③。

① 同上注，p.399。

② FRUS (1969-1976), vol.E-13: Documents on China, p.4.

③ 2008年4月19日，钱复在台北受访。

同时，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和西德，全都开始和北京讨论建交。东京也十分紧张。这些国家都看到明显的迹象：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想和共产中国达成某种诚恳的和解。而这些国家全都想抢在美国人之前“搭上巴士”——日本人如此形容。7月间，尼克松展开访问亚洲若干国家之旅，但刻意避开台湾（蒋知道这又是一个恶兆）①。尼克松先在关岛暂停，发表了所谓的尼克松主义，宣称美国将完全遵守条约承诺，但也期待“每个直接受威胁的国家，承担其主要责任，自我防卫。”基本上，它是被遗忘的艾森豪主张之复活。当年艾森豪曾说美国绝不再派部队介入亚洲大陆的战争——这也是蒋宣扬近15年的主张，并在1964年，颇有先见之明的致函詹森总统，明确建言。

① 同上注。

尼克松主义以及“越战越南化”（把越战丢还给南越人），说明尼克松已决定脱离越南泥淖。可是，尼克松和季辛吉相信，若是先威胁要大幅升高越战，可以说服莫斯科和河内接受某种妥协方案，不让共产党在短期内接管南越。他们发出严正警告，11月1日之前，北越若不接受美方的妥协方案，美国将“采神取会有重大后果的强力措施”。如果这些威胁说服不了河内，美国将展开第二阶段的军事升级动作：如强力轰炸北越北部地区，以及对河内及其他港口布雷封锁等戏剧性的军事镇压。

尼克松和季辛吉希望让敌人以为，尼克松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疯人”，然后坐收其效——这套战术蒋介石最清楚不过了①。彻纵使如此，蒋认为只要有中国在背后撑腰，这套策略无法逼使北越做出重大让步。事实上，他依然预测美国可能在中南半岛落败，但是他必须支持尼克松。蒋氏父子对美国有关越战的各种要求无不配合，例如扩建机场，以备必要时可供B-52轰炸机起降。同时，蒋越来越清楚，尼克松和季辛吉把美中和解当做脱离越战的策略之一，以及重建全球政治根本架构的历史契机②。

①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195, http://www.gwu.edu/-nsarchiv.

② 2008年4月19日，钱复在台北受访。

当年夏天，尼克松解除7类美国公民前往中国旅行的禁令。各方普遍认为这是谨慎的一步，但白宫其实秘密增加动作，想与中方建立直接沟通。8月2日，尼克松在索非亚告诉罗马尼亚总统西奥塞古（Nicolae Ceusescu），美国欢迎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扮演“我们和中国之间的调停角色”①。12天之后，尼克松告诉国家安全会议，让苏联在中苏战争中“粉碎”中国，“有违美国利益”。后来尼克松又特别要求巴基斯坦总统，向中国人转达他的看法②。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52.

② 同上注，pp.67, 69。

1969年6月，蒋任命他儿子出任行政院副院长，次月经国又成为两个负责财经事务决策和协调的重要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首次正式职掌经济事务，虽然名义上还直属于严家淦。这一年的情势一片大好：经济成长率为10％，使台湾自1950年以来，整体经济扩张了10倍。委员长在1968年1月擢升经国为四星上将，他担任副院长时仍保持此一军衔。可是蒋经国很少穿军服。他通常穿西装上班，平时则习惯穿运动衫。蒋经国还以其他方式降低政府的军事色彩。自从1964年以后，每年双十国庆的庆祝仪式不再踢正步（1930年代德国顾问所教），也取消坦克、飞弹游行和喷射机飞越。

小蒋依然是多个国内安全机关的地下主管，包括秘密警察、政工人员、情报和秘密行动单位。但是，他经常下乡深入民间，满脸笑容胖呼呼的模样，逐渐改变他的政治形象。每次下乡，他衣着朴素，戴着一顶软式圆帽。这个公共形象和他父亲迥然不同；委员长每遇正式场合必着戎装，平时则穿中山装或长袍。

蒋经国出任副院长后第一道政令即发动反贪腐。最早的一项成绩是揭发香蕉生意的贪污舞弊案。可是，准自由报刊批评说，在这个案子及其他案子中，只有次要人士遭判刑坐牢，罪魁高官则躲过刑罚。譬如，与蒋夫人关系密切的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被控渎职后，获准辞职。纵使如此，当时绝大多数有深度的外国观察家，都推许政府肃贪认真。蒋经国和他父亲皆以清廉闻名，即使官愈做愈大，依然一芥不取。不过，跟他父亲不同的是，他没有一个富太太，也没和秘密社团或帮派有瓜葛，领导作风也不是以效忠为最高优先①。

① FEER 65, no.37 (September 7-13, 1969), 173-189.

到了1969年8月中旬，全球盛传尼克松拜托西奥塞古调停美国、北京关系。国务院官员向国民政府担保“这种猜测丝毫不真确”①。出席索非亚会谈的季辛吉向国府驻美大使周书楷说：“在罗马尼亚绝对没有关于共产中国开启会谈的谈话。”他告诉周书楷，尼克松总统要他向蒋总统保证，美国对共产中国的基本政策毫无改变②。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53 n.3.

② 同上注，pp.53-54。

可是，蒋介石是个老手，擅长判断报上传闻何者可能为真、何者可能不实。尼克松前往罗马尼亚访问之前，蒋就怀疑此行与尼克松有意联中反苏有关，换言之，美国“对台湾政策准备放弃”。他在日记中写下，尼克松“是个没有原则的政客”①。纵使如此，蒋还是异常镇定，在国务卿罗吉斯于仲夏访问台北、两人谈话时完全不动声色。罗吉斯到访之前，蒋在日记中慨叹华府态度“凶猛、无弹性”，暗示美国不肯让他假装他正在准备反攻大陆。他在曰记中吐苦水：“跟美员说实话，无异对牛弹琴。”②

① 同上注，Chiang Diaries, July 2, 31 “每月反省”，August 8, 1969, Hoover, box 75, folder 5, 6.

② Chiang Diaries, July 24, 1969, Hoover, box 75, folder 5.

蒋在1964年警告詹森总统不要派兵进入亚洲国家，现在又提醒说不要太快撤军。当罗吉斯说，美国人民的脾气不会允许慢慢撤军时，蒋不再说话。他冷静地问，尼克松总统是否决定鼓励国民政府回大陆解救中国人民，还是要它“冻结”在台湾。罗吉斯答说：“如果国民政府能以和平的政治手段回到大陆，美国将会很高兴，但是任何方式的军事冒险都不切实际。”这是很简单、很明确否决“反攻”的说法，但蒋也不作声反对。他反而向罗吉斯说，国民政府“不希望试图入侵大陆，因为它没有这个能力。”①自从蒋1949年逃到台湾，这就一直是事实。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p.55-56.

很明显的，蒋氏父子比大部分美国高级官员更清楚幕后动向。这辛些了解让两蒋认为，由共和党籍总统以及一个民主党居多数的国会所推动的美中关系和解，将无法制止。因此，在罗吉斯到访之前，父子俩已很有远见地决定采取收敛策略。和过去45年所有关键时刻一样，蒋发觉他别无良策只得顺势前进，把握每个可能扭转乾坤或阻挡逆势的机会，并且祷告会出现幸运之神。有鉴于即将来到的危机，对两蒋父子而言，他们的主要挑战将是如何维持台湾的政治、经济安定，争取美国持续的军援和同情，并且争取美国投资者与开放市场。

要维持国内外对台湾未来的信心，两蒋必须抗议美国要走向正常化，此外还得对即将来临的政治挫败处变不惊——以前华府只要有一点试图和中共修好的气氛，台湾就动辄威胁即将崩溃，甚至要向中国投靠过去，现在则是完全相反的战术。美国舆论固然赞同向共产中国开放，美国人民似乎也反对美国放弃对台湾安全的一切责任。蒋氏父子晓得保持这份情感关系不仅关系台湾的长期生存，还可善加利用以争取美国的一些让步，强化台湾的防务。

两蒋的生存策略也聚焦在加速提升台湾经济，进入资本更密集的阶段，并且再进一步提升教育和人均所得水准。蒋经国告诉中情局台北站站长，台湾是国民党唯一的前途，他认为细心管理和逐步开放的政治体系（包括本土化）是必要的①。为了领导这个未宣告的政治改革方案，蒋经国任命他的长期副手李焕，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技术官僚张宝树（渔业专家）为中央党部秘书长；这些动作无疑都有老蒋的许可。改革的双重目标，一是吸纳更多本省人进入国民党，一是小心地培养温和的反对派。县市级的国民党主管纷纷换下外省人，改由本省人出任。1年之内，本省人已占1/3。台北的中央党部也有更多本省籍干部。

① 关于蒋介石的观点，我依赖1995到2006年间对他们父子俩许多部属、助理和秘书的访问，受访名单已见前引注。

老蒋接受儿子的建议，任命本省籍、反国民党的无党无派人士高玉树出任台北市长（高已是省辖台北市长，改制院辖市后出任首位官派市长）。高玉树因为参加雷震短命的组党运动，一度在政治上失去舞台。不过，高所代表的正好是两蒋希望鼓励的、务实的本土反对派：他们虽然不喜欢国民党，甚至仇恨国民党，却愿意在体制内工作，同时不断替台湾人争取更多权利及多党制民主政治。高玉树被允许在私底下畅所欲言，正是吸纳异议人士、让他们保持若干可信度的方法①。

① FEER 60, no.20 (May 12-18,1968):343.

1969年9月某天上午，蒋氏夫妇坐上轿车，由两辆随扈车沿着蜿蜒陡峭的山路，护送他们前往阳明山上的官邸。不料，一辆下山的吉普车超速驾驶，冲到对向车道。前头的随扈车司机踩了刹车，轿车猝不及防，撞了上去。蒋和夫人都没希安全带，撞车的力道把两人猛地往前甩。蒋的假牙碰飞，受到震惊，但是没有明显重伤。蒋夫人撞向前座，颈部扭伤，一只腿受了伤、没断①。

① 1996年5月31日，熊丸在台北受访。陈三井访问，《熊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9)，1998），pp.117-118。

车祸之后，蒋的“精神不如以前”。健康检査时，医生发现他的心脏主动脉有杂音，怀疑他的心脏瓣膜受伤①。到了11月中旬，蒋夫人仍不能走路；又过了4个月，连在书信上签名或重拾喜爱的绘画都不行。尼克松总统表示可以派一名美国神经医学专家来台湾替蒋氏夫妇治病，但是他们婉拒“这番好意”②。

① 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台北：书华出版社，1994），pp.118，128-131。

② 熊丸，《熊丸先生访问记录》，pp.117-118。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146; Tyson Li, Madame Chiang, pp.400-401.

五

1969年秋天，中苏边防部队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爆发冲突，红军摧毁了一旅解放军。中共中央下令沿边界全面动员；解放军4位元帅建议中国打“美国牌”。陈毅还向周恩来建议，由中方主动提议和美国进行高阶会谈①。

① Chen Jian（陈兼），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245-249.

8月间，罗吉斯访台回答蒋介石的提问时，曾经向蒋保证，尼克松总统和报导所传相反，没有“任何要把第七舰队（从台湾海峡）调离的意图”①。可是3个月之后，五角大厦通知蒋经国，由于预算的限制加上第七舰队要裁减100艘船舰，美国海军即将中止这类象征性的巡逻。美方解释说，这个动作绝不会影响台湾海峡的安全或美国的承诺。根据档案文件，美国国防部起初的确因为预算的缘故才做出此一决定，但是白宫随即看到它对中国政策的正面政治意涵，快速通过此案②。季辛吉的用意是让北京相信，这是美方示好、建立信心的动作，而巴基斯坦总统亚雅汗（Yahya Khan）也秘密地以这套解释向中方传递这个决定③。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p.88, 143.

② 同上注，pp.88-90。

③ 同上注，p.105。

两蒋父子这边，也看到此一政策变动是迫使美国多给台湾先进武器的机会。11月19日，蒋致函尼克松警告说，美方决定停止第七舰队巡曳台海，会引诱共产党攻击台湾、澎湖间的航线，以及外岛。因此他要求立即检讨双方对防守台澎所订定的应变方案“罗契斯特（Rochester）计划”。信中，蒋再次表达支持尼克松主义，并重申要求潜水艇和F-4幽灵式战机。尼克松答以一封友善的信，表示美国乐于听取蒋对修正防卫计划的任何意见。尼克松也批准给予台湾5艘驱逐舰及驱逐舰护送型船只、足够的F-104战机以替换国军空军所有的F-86，以及F-5战机的台湾生产线。此外，美国海军重新调整路线，每个月有15艘船舰来往日本时会穿越台湾海峡。国会同时还通过一项法案，批准售予台湾所渴望、尼克松却略过的关键项目——幽灵式战机①。

① 同上注，p.137。

新批准的军售和军事技术转移，却没能换得蒋的一封谢函。他反而在替自己和台湾琢磨另一条激烈的替代策略——和苏联结盟。7月份的日记中，蒋模糊地表示，很气“美国之用意全在防止我与俄对反攻大陆之商谈也”。我们不免要假设，美国国务院就这个主题一定还有一些相关文件尚未公布。次月，蒋又猜测：

其成败关键全在匪共，如其匪共决联美而制俄，则其不能获及美国实际援助，而先将俄所寇制矣。果尔，则俄自必联我而攻匪，如此，美国将阻碍我行动，其果能以武力干涉我反攻与联俄乎？①

① Chiang Diaries, July 17, August 12, 1969, Hoover, box 75, folder 5, 6.

蒋显然想起了去年以记者身分做掩护的KGB特务路易斯的到访，以及他后来和经国手下一名亲信在欧洲的多次接触。蒋或许又想起，历史的转折是否会促成他第三度和苏联结盟，使得原本似乎轻率、鲁莽的反攻计划成为可能——这一次是由更有决心的盟友苏联全力援助，甚至由北方挥兵攻打中国。对蒋来讲，这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构想。他觉得，“余之所得经历认为，俄共险恶狡诈，乃是阳性的人所皆知，而尼氏阴险虚妄，则为阴性，在人不知不觉之中而易入其陷害也”①。

① Chiang Diaries, October 30, 1970, Hoover, box 76, folder 3.

由于这时候中、苏双方恰好在乌苏里江边境爆发冲突，蒋的盘算似乎更有它的基础。双方都已发动大规模增援——俄国方面甚至动员了有核子能力的炮兵。毛泽东则号召同胞全国“深挖洞广积粮”，建造核子防空洞。蒋和少数亲信（蒋经国一定在内）可能又讨论了打俄国牌的构想。这一步棋，比起一年前稍稍显得更合乎实际了。

可是，小蒋毫不犹豫立刻反对政策如此大转弯。这么做——甚至只要消息外泄，说国府正在考虑此一方案——必将破坏蒋氏对付尼克松出卖台湾时的主要目标。这些目标即维持国内外对台湾稳定的信心，并在美国民众、投资人、政治领袖及传媒当中，尽可能维持支持和同情。虽然这个方案（和苏联结盟）可能已被搁置、遗忘，但是台湾媒体提到苏联时，已越来越少做攻讦。而且官方谈话和去年一样，继续用“反毛”一词替代“反共”①。

① Jay Taylor（陶涵），The Generalissimo's 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1, p.289.

同时，台湾地区立法委员增额补选如期在12月间举行.“大炮”郭国基和黄信介这两位党外候选人无视官方规定，要求停止戒严，甚至宣传反攻“无望”的想法，并说蒋总统若长期在位，将对国家有害①。蒋经国必然已预计要给予这空前的宽容，而且老蒋一定也如此默许。固然报纸上没有报导这些尖锐的批评，党外报刊却抨击国民党撒大把银子竞选，又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媒体。后来这两位党外人士当选，使立法院破天荒地添了两名象征性的真正反对派。蒋经国欢迎他们的出现，因为这使体制的威信稍微增加了一点点。

① Sheldon Appleton, "Taiwan Portents of Change," Asian Survey 11, no.1 (January 1971):68.

第十三章：尼克松及晚年

1969年11月，蒋介石在日记写下：“明知尼氏卖友陷共政策已定……但不能不尽我心力与人事。”12月12日，他又说尼克松“与匪已约期密谈。”这时候，除了尼克松和季辛吉最内圈的亲信，还没有人晓得，拜访毛泽东是这位美国总统秘密计划的一部分。日记里这些记载和其他的评论再度强烈显示，周恩来已经把北京和华府进行秘密沟通的消息，传话给蒋。虽然蒋在日记里两次提到尼克松计划“放弃”台湾，此时的他似乎仍认为尼克松还不会抛弃台湾，只会牺牲金门。蒋认为这是自杜鲁门以降，历任美国总统都希望的那套“两个中国”政策①。

① Chiang Diaries, December 12, 13, 25, 1969, Hoover, box 75, folder 9, 10.

12月17日，新任驻华大使马康卫来到士林官邸，转达尼克松对蒋总统11月去函的口头答复。马康卫首先强调中国共产党政权对东亚仍持续构成威胁，美国“不会改变它的警戒态度”。他说，同时，美国政府“认为它有责任采取一切务实的、审慎的步骤，降低（本区域的）紧张”。基于此一精神，美国将“认真地与北平（北京）政权建立有价值的对话”①。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p.147-149.

马康卫解释说，白宫“决心继续寻求可用的接触管道，蒋总统身为美国的友人和盟国，应该充分明白此一政策的性质和目的”。马康卫代表尼克松说话，以“最正面、明白的措词”向蒋总统担保，美国坚守它对中华民国共同防御的承诺。与大陆改善关系的目标绝不会“稀释此一承诺”，也不会“打击或伤害到中华民国任何基本利益”，更不会“妨害到我们两国政府共同合作的建设性发展，我们希望气氛不因大陆侵略之威胁而蒙受阴影”①。

① 同上注。

蒋“全神贯注毫不打岔地用心”听马康卫的陈述。将近30年来，蒋频频向美国人说教，说明他为何认为他们对待中共太过天真；又，20多年来，蒋认为有一群具分量的美国人勾结英国人，阴谋把美国推向中共，远离台湾及其政府。但是，听完马康卫的话，蒋静静“思索了几秒钟”，然后表示“他因确认美国坚决支持中华民国的政策没有变化，再度感到放心”。他唯一担心的问题是第七舰队不再巡防台湾海峡，马康卫答说，尼克松授权他表示这个行动“纯粹出于经济考量”。他又引述尼克松的话说，共产党对台湾海峡中华民国船只任何“无理、无端”的攻击，“不会受到忽视”。蒋对此一照本宣科的保证表示“感谢”①。

① 同上注，p.150。

这次谈话又是一个例子，说明蒋早已明白全球政治正在产生最基本的转变，他也务实地估算到若大发雷霆，只会替自己制造更多问题。此外，蒋可能也认为尼克松和北京修好的举动，要是在中共党内及解放军引起反毛声浪，很可能会失败。中、苏关系也可能爆发为全面战争，其后果之惨重难以预料。

他的谨慎还有别的理由。关键点是尼克松在和毛泽东达成的协议中要如何处理台湾地位问题，以及美国对台军事关系。蒋有信心，中共不会接受两个中国的安排。因此，如果尼克松的和解秘藏了两个中国的剧本，整个进程将脱轨不前。蒋在11月份的信函中再次争取幽灵式战机和其他先进武器；他在圣诞节时获悉尼克松否决了国会出售幽灵式战机给台湾的法案。这是他生平所遇“重大打击之一”①。

① Chiang Diaries, December 25, 1969, Hoover, box 75, folder 10.

次年春天，蒋经国告诉季辛吉，国府情报人员“在香港获悉中国共产党可能提议更改华沙会谈的地点，甚至可能主张移到北京举行”。季辛吉的助理何志立（John Holdridge）向季辛吉和尼克松呈报，蒋经国“试图暗示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共有情报接触”；何很可能是对的。何志立为台北的目的可能是要“提醒我们不应该不拿国民政府当一回事”；从北京的观点来看，何表示：“这个情报插曲正好提醒我们，共产党在当前会谈的即时策略性目标，或许是想试探能否在我们和（国府）之间塞进一把刀刃。”①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198.

可是，何志立没观察到周、毛决定把此一敏感情资传递给蒋的主要原因。第一，他们很可能希望让蒋明白他已被美国抛弃，因而鼓励蒋同意与共产党政治解决。第二，也是最直接的理由，他们可能希望促成双方坚定“反对两个中国”的共识。周和毛晓得，蒋和他们一样，都是民族主义者，因此既然华府、北京高阶层会谈已近，周有必要传话给委员长，透露北京领导人绝不会接受两个中国的架构，希望蒋也采取相同立场。近期内，这两个旧日的同志、友人一定重新确认过彼此的共同观点，以及各自政府对此关键议题的主张。因此，中共领导人希望再次搭起国共联合阵线的舞台——这次是实质的、不经宣布的联合阵线，仅适用于对中国领土完整性的共同立场，但是也暗示对中共未来动用武力做了某些限制。12月是中、美关系非常忙碌的一段时候。季辛吉向尼克松报告，巴基斯坦总统亚雅汗已“把他的想法传递给中方”，透露美国“预备与共产中国关系正常化”。北京表示感谢巴基斯坦传话，并以释放2月间误入中国领海的两名美国游艇客做为回应①。12月25日，国务院公开承认台海巡逻的改变②。为了加重对北京的诱惑，尼克松批准销售美国谷物给中国，并取消美国人前往大陆旅行的许多限制③。

① 同上注，p.154。

② James C.H.Shen（沈剑虹），The U.S. and China: How the U.S. Sold Out Its Ally (Washington, D.C.: Acropolis Books, 1983), p.67.

③ Roy Medvedev, China and the Superpowers (New York: Blackwell, 1986).

这一年年底，蒋在日记中写下与即将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安格纽（Spiro Agnew）会谈的谈话重点，规划他的危机处理策略，并没再提起打“苏联牌”的想法。蒋打算告诉安格纽，在评论美国对华政策变动时，他于公开场合的讲话将与私下谈话有别。甚且，“不使尼氏为难，并绝无损友利己之念。”他的谈话重点之一是，“美对联合国认共匪之参加政策，希望能诚意与我事先说明，我决不使美国为难。”①

① Chiang Diaries, December 28,（下周计划）、（每周反省）1969, Hoover, box 75, folder 10.

面对势在必行且范围广泛的美、中和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默认姿态。可是当蒋和安格纽真的碰面时，他又无法像日记所写的那样坦诚交换意见，并充分表达对无可避免情势之默许。同时，尽管希望渺茫，蒋仍继续祈祷命运之神的眷顾，希望能为他本人及中华民国带来好运。可是，次月又发生一项重大打击——台湾最出名的台独运动主将彭明敏教授，逃出软禁，潜往瑞典。蒋认为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搞的鬼，也就是说，尼克松计划在海外培植彭明敏领导台独运动，并以两个中国架构为基础与大陆和解①。

① 2008年4月19日，钱复在台北受访。

次月，循美国1969年1月在华沙会谈所提的建议，中国同意接待“美国总统特使”“进一步探索（美、中）关系的基本原则”。中方明白表示，所谓“基本原则”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办。他们也极清楚地表示，解决台湾问题绝不能摆在“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脉络下去谈判①。虽然华沙会谈结束，新闻报导对其内容却颇多臆测，特别是会谈已经停止了2年，忽然又重新召开，显然美中双方在某些议题方面已有重大进展②。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182.

② 与涉及会谈的美国外交官员的许多谈话。

基辛吉告诉尼克松，鉴于与北京交涉已有成果，“我们或许需要（对国府）更坦白一点”。季辛吉担心共产党或许会把华沙会谈的情况扭曲后泄漏给台北方面。美国人也晓得波兰情报机关有监听会谈进展。国务院发了两封电文给台北，将提供给国府驻华府大使馆的华沙会谈内容简报，做个总结。根据国民政府一位前任外交部长的说法，这两份“误导”的电文忽略美中对话所有的关键内容。它们错误地暗示，美方认为与中国关系若要有进展，“放弃使用武力”依然是关键条件①。

① State Department cables 27045, February 24, and 028259, February 26, 1970 to Amembassy Taibei, FOI request. “误导”这词来自2008年4月19日，钱复在台北受访，另参见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186.

蒋在3月16日的日记中记载，蒋经国就2月份的华沙会谈口头报告指出，美中双方已同意“将在华盛顿或北京再开所谓美匪大使级会谈”。2天后，蒋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再度“听取（经国）对（华沙）美匪会谈内容”。报告指出美方在会谈上提供“对台湾和平解决之荒谬之建议”①。当时，外界仍然不知道美方和中共已谈到在北京或华府举行会谈，也不知道美方已就台湾问题提出一些建议，这些资讯也完全不在国务院对国府驻美大使馆的简报当中。

① Chiang Diaries, March 16, 18, 1970, Hoover, box 75, folder 14.

周恩来立刻就把华沙会谈的情况转告老蒋。听到这些消息后，蒋发誓“惟待其对我放弃此一协定，方能实施我反攻大陆之国策也”。蒋在几个月前才告诉罗吉斯，说台湾没有能力进攻大陆。因此，他的意思是和美国决裂后，美国再也无法牵制他可能对大陆发动的任何动作①。

① Chiang Diaries, March 18, 1970, Hoover, box 75, folder 14.

蒋在3月致函尼克松，继续佯装不知道真相，谈论尼的“善意政策”。他声称并不反对华沙会谈，但强调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美国和中共屡次谈判皆失败。不过蒋最担心的是，美国可能考虑在和中共的联合公报中，“共同发表和平五原则”，深怕最后将合理化北京动武让台湾回归祖国的举动①。可是，美方在华沙已同意在涉及台湾问题的协议中可引用“五原则”。尼克松答复蒋说，他必须确认美国与中共之间的问题是否不可能透过谈判去解决。尼克松总结表示，无论如何，美中会谈不会影响到美国与国府间的友谊与密切合作②。蒋知道这不是实话。但是他只能假装不知道尼克松的意图，强调对未来有信心，相当乐观。蒋告诉僚属说：“我们必须庄敬自强》”③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187. Chiang Diaries, March 1, 1970, box 75, folder 14.

② 同上注，pp.192-194。1970年3月27日的事件，请见pp.193-196。

③ 1995年4月28日，俞国华在台北受访。2008年4月19日，钱复在台北受访。

1970年4月底，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抵达华府正式访问，受到等同政府首长级的接待。他住在白宫对面专门接待来访国王、女王、总统、总理等贵宾的布莱尔宾馆，并与尼克松进行了50分钟不寻常的单独会谈（没有任何其他美国人在场）。可是，老蒋在国内对于儿子受到如此高规格待遇，却感到“怀疑忧惧”①。季辛吉和国务卿、国防部长后来加入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谈，会谈又进行了半小时。蒋经国一度告诉尼克松，台湾省是“亚洲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可能对台湾发动珍珠港式的突击。但是尼克松根本不理会此一预测，蒋经国在后续行程中也不再提起。蒋经国并没有抗议或抱怨美国对中政策近来的发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透露他从香港的消息来源获悉，共产党可能建议把美中双边会谈地点改到北京②。会谈结束、转往参加盛大晚宴之前，尼克松又重申支持中华民国。他说，他和委员长相知相交已有23年，“美国绝不会出卖你们”③。

① Chiang Diaries, April 22, 1970, Hoover, box 75, folder 15.

②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197.

③ Richard M.Nixon, Nemoirs (New York: Gosset and Dunlop, 1978), p.547.

虽然明知道美国人在耍什么，蒋经国却没有泄漏对尼、季二人善意的任何怀疑。第二天，季辛吉和小蒋会谈时宣称“我们深信要支持友人”，然后花时间解释尼克松总统“在棋局里总是先想到四步以后”，因此他的战术决定有时候令人看不懂。他又说明他和总统如何“经由多次演炼”才有所动作，因为“没有必要露出我们的底牌”。听了季辛吉这番吹嘘尼克松深藏不露、善计谋的本事之后，蒋经国说，蒋总统认识尼克松总统逾20，“倾向认为他了解他，也知道他的想法。”①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202.

基辛吉可能认为这是暗示，代表蒋介石明白美国人的中国计谋用意何在。为了搞清楚，基辛吉次日不带译员，穿过宾夕法尼亚大道来到布莱尔宾馆与蒋经国以英语密谈。蒋经国的英文能力不差，以这场八成是单向的对话而言，已足够了。除了暗示华沙会谈确实将移到北京或华府；，季辛吉可能也向蒋经国保证，美中任何协议都不会有两个中国的脉络，美国也会为台湾的联合国会籍奋斗，但不会力保安理会席次。国府一名官员问蒋经国，究竟在布莱尔宾馆还谈了些什么，他微笑不语①。

① Shen（沈剑虹），U.S. and China, p.439.

华府会谈之后，蒋经国飞往纽约向东亚美国商工协会发表演讲。当他正要进入广场饭店时，两名年轻的台独激进派从大理石柱后跳出来，其中一人朝蒋经国开了一枪没打中，旋即被警员推倒在地。蒋经国继续走进饭店，只字不提此事，镇静地完成了演讲。这件事使他在台湾的国民党圈子被视为英雄。

1970年5月，尼克松下令大举轰炸柬埔寨，美国和南越联军并大举进入柬埔寨，摧毁越共和北越部队的供应基地和据点。这个动作一度使蒋介石对尼克松观感大变。原先他一直对美国在越战的前途持悲观态度，也不看好尼克松对中国的企图；现在他认为在柬埔寨此一“勇敢”行动，意味尼克松的反共政策丝毫未变。他认为，这代表尼克松对北京大和解的构想现在可能已经不存在，或许根本就是一项计谋；毕竟尼克松了解，只有“我们摧毁了共匪”，才能确保世界和平。

蒋在战术上是个悲观主义者，不过从来不放弃。他义无反顾的坚持目标，因此在关键时刻是个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他甚至不顾自己先前的判断，首度忖思国军部队应否投入越战。柬埔寨行动使得华府和北京之间，以及北京和台北之间的秘密接触暂时中止。5月31日，蒋比较务实地写下，尼克松“对政治权术无所不为……惟其内心对反共不致完全放弃，据此一点尚可有希望。”①

① Chiang Diaries, May 31, 1970, Hoover, box 75, folder 16. Jay Taylor（陶涵），The Generalissimo's Son, pp.299-300.

同样在5月间，蒋经国亲访南越，评估战局前景。他判定父亲多年来一直都是对的：只要中共和苏联源源不断地提供北越所需的一切援助，美国人打不赢这场战争。只要美国继续提供必要的物资支援，南越似乎也有充足的兵力和武器可以挡住北越和越共。可是，西贡统治者是否有足够的民意支持、军方有没有必胜的精神，都教人怀疑；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源源不绝地供应军援的意愿，同样令人担心。台湾要学的教训，十分清楚。

尼克松曾经警告季辛吉，不能让中方觉得美国人求和心切，但是当毛泽东安坐太师椅仔细斟酌华府的倡议时，其实尼克松仍心急如焚。6月间，尼发出另一个讯息给北京，表示他预备建立替代的直接管道，处理两国之间最敏感的议题，并且再次建议由他派一位高阶个人代表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商①。可是，当年夏天，中国传出来的讯息却是矛盾的。周恩来释放了在中国囚禁多年的美国主教华许（James Walsh），可是林彪派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却公开说，舒缓中美紧张系“绝对没得谈”。大约这时候，中共军方试图在公海上击落一架美军C-130运输机；季辛吉研判可能是激进派要破坏周恩来的努力而干的②。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220.

② 同上注，p.225。

这些迹象显示中共领导圈内，对究竟苏联或美国谁才是中国头号敌人这个问题，发生激烈斗争。林彪和激进派声称，接受尼克松特使到北京会粉碎中国的革命信誉。另一方面，周恩来及其盟友则把矛头指向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陈列重兵的举动。7月间，在毛泽东同意下，周恩来显然又恢复了和蒋的秘密接触，蒋这才看清楚，对尼克松轰炸柬埔寨一事，他完全判断错误了。那只是一个暂时性质的计谋。他也认为尼克松决定从越南撤出美军，是为了国内政治效果考量。蒋又开始写说，尼克松意图和台北终止关系、与北京建交①。同时，中共领导阶层内部的斗争也在1970年8、9月中共中央委员会集会时台面化，毛泽东在会中拍板定案，宣布苏联是中国的主要敌人，也通知他的同志中美两国正在进行谈判，试图恢复关系。

① Chiang Diaries, July 27, 31, 1970, Hoover, box 75, folder 18.

10月1日，毛花了5小时接受作家史诺的访谈。他终于承认自己被过分神化，表示“亲密战友”林彪称呼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最高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头衔太荒谬了①。让季辛吉觉得更有趣的是有一则报导说，“毛告诉一个法国代表团，中共绝不接受两个中国”，但可以“和这个实际状况共存”②。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9月初有一份分析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新方向“可能提供改善关系的机会”③。

① Chen Jian（陈兼），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256.

②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p.225-226.

③ 同上注，p.228。

10月间，美国发入境签证给1970年1月逃亡到瑞典的台独运动领袖彭明敏，蒋痛斥尼克松“虚伪欺诈，不诚无信矣”。发签证给彭明闵，意味美国“依然试图渗透、推翻我们的政府”。他认为，美国“乃谓共产阴谋渗透气内部”。蒋回过头重读经国4月间和尼克松会谈的报告，更不齿尼克松的“伪善和欺瞒”①。

① Chiang Diaries, September 20, 25, 26, （每月反省(9月)），October 13, 30, 1970, Hoover, box 76, folder 2, 3.

对两蒋父子来讲，最不能理解的是美方竟然事先没警告就发签证给彭明敏。毕竟4月间蒋经国访美，在纽约企图行刺他的两名台籍青年就是彭明敏台独组织的成员。委员长亲函副总统安格纽请他介入本案，但是美国官员讷讷地解释，依据美国法令，无法拒绝彭明敏入境①。两蒋认定当年安排彭明敏逃出台湾的就是中情局，因此担心“一中一台”阴谋才是尼克松意图的核心，即使可能危及美中和解也在所不惜。这个想法可能使得蒋介石重启与周恩来配合的兴趣，好扼杀此一阴谋。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230.

台湾不久又遇上一连串失利。首先，加拿大承认北京政府与台北断交。接下来，美军顾问团照会国府国防部，下一个会计年度的军援项目经费将从3000万美元大幅降至700万美元。两蒋父子获悉所有的投资项目（意即新或替补的军事设备）将被删除，供作业与维修用的经费也完全砍掉，更加“震惊”①。10月22日，蒋经国告诉马康卫大使，美方此一突如其来、片面的决定实在是“岂有此理”，“其中一定有政策意涵”②。接着蒋经国话锋转到彭明敏入境签证的许可，指它是“过去20年中美关系最伤害之事件”。他说，台湾方面认定美国同情台独运动③。

① 同上注，p.232。

② 同上注。

③ 同上注，p.233。

事实上，真相没那么复杂。美国政府从上到下只是越来越不重视长期盟友中华民国的利益和感受罢了。马康卫和安格纽一样，也不是白宫拉拢、交好北京政策的核心，他对小蒋说，尼克松总统和安格纽副总统的“性格、信念和智慧，就是这个政府对其承诺坚定不移的保证。”蒋经国板着脸答说，他的政府“的确在尼克松总统和（安格纽）副总统的领导中找到宽慰和保证。”①

① 同上注，pp.234-235。

有鉴于台、美关系即将生变，蒋经国更换了各军种总司令，并且改组内阁，起用与他关系更密切的官员。内部安全再次抓紧，9个在亲国民党媒体工作的外省籍知名记者被控涉嫌参加匪谍组织。身为台湾秘密发展核武计划的大总管，他成立一个新单位“核能研究中心”负责开发核能发电厂。核武部门成为新中心底下的秘密单位，但是中情局潜伏的特务仍在里头工作①。

① FEER 71, no.10 (March 6, 1971): 31.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0, 1999.

蒋经国接见马康卫时刻意展现的怒意倒是赚回一些补偿。1970年10月25日，行政院长严家淦（应该是副总统兼院长）拜会尼克松时，尼克松悄悄告诉严，他预备向国会提出追加预算案，试图恢复从台湾项下删除的“极大部分”军援。会谈结束前，尼克松告诉严家淦，美国对共产中国的态度“实际上没有变”。他说，华府只是保持通话管道畅通，但是“没有任何幻想”。不过严家淦前脚才走出椭圆形办公室，尼克松就在同一天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亚雅汗，尼告诉他“我们十分需要和中国开启谈判”，并要求他向中方传达美国总统希望派特别代表到北京访问的意愿。次日，尼克松和季辛吉又力促罗马尼亚总统西奥塞古，“担任（和北京的）调停人”。12月，毛泽东向史诺表示，他乐意与尼克松一谈，不论他是游客或是总统身分①。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p.237-238.

11月份的国家情报评估宣称，“北京不期待中美关系早早有重大改进”①。但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还是认为中国很可能出现重大的外交政策转变，反映其领导层内严重分歧，而且分歧还在扩大②。更重要的是，1970年国务院内流传的公文以及外国使馆和联合国之间的函电，大多认定中国代表权问题必须透过一中一台方式解决。

① 同上注，p.241。

② 当时我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负责报告中国的国际关系，包含中美关系。

同时，美中台关系的快速演变继续挑动中苏关系变化。苏联明白尼克松和毛泽东团队玩的地缘政治游戏，他们不想被推到局外。苏联在当年稍早略表姿态之后，北京和莫斯科双方的大使都回到对方首都的任所，两党在革命周年纪念时也互传热切的贺电。

一

1970年秋天，蒋家出现一些麻烦。住在上海的宋庆龄传话出来说想到香港见见家人，但又暗示她无法离开中国①。10月，蒋的长孙孝文因糖尿病中风，陷入昏迷。虽部分复原，但他仍住院将近5年。由于孝文的情形，加上蒋夫人久病在身，当年的圣诞节气氛就不怎么热闹了。不过，委员长还是讲了一些中英文双关笑话。当然，蒋家不是人人出问题。孝武在瑞士结识，娶了一名中国年轻女子。孝勇在台湾大学功课也不错。同时，蒋经国一对身世尚未公开的双胞胎儿子，事业也开始顺利起步。孝严投身外交工作，孝慈在法学院授课。

① 2004年4月，一位宋家成员在加州受访。

委员长发表1971年新年文告，警告台湾民众他们正面对“无尽的困难、危险和痛苦”——的确，他很快又被美国人赏了 一记耳光①。美国要把冲绳还给日本的方案内，包括台北北方无人居住的小岛钓鱼台列岛（日本人称为尖阁群岛），而台北、北京和东京都宣称对它拥有主权。蒋氏父子很生气美方在方案内容修正之前竟没来商量，尤其，最近期的探勘显示钓鱼台周围可能蕴藏大量的石油。本省、外省青年结合起来在台北等城市掀起反美示威，两蒋允许抗议继续，因为这是民族主义和自主独立的表现。此外，他们也想要石油（如果有的话）。可是，白宫只顾着它和北京的秘密交易。1月间，白宫从罗马尼亚接到尼克松致函给周恩来的回音。周恩来说：“尼克松总统……在北京将受到欢迎。”尼克松很快就跟季辛吉说：“我想我们可能表现得太急切了。稍为冷却一下。”次日，美国人读到毛泽东接受史诺访谈的纪录，其内容似乎暗示中国外交政策路线将回到“和平共处”②。

① FEER 73, no.31 (July 31, 1971): 6.

②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296. 关于“稍微冷却一下”请见p.254. Edgar Snow: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1970.

可是，接下来2个月其他地方爆发的事件阻滞了中美接触的进展①。3月间，巴基斯坦陆军强力镇压孟加拉独立战争，1000万名难民涌入贫困的印度孟加拉省。印度和巴基斯坦各有超级大国军力在背后撑腰，眼看就要爆发大战。莫斯科支持印度，北京支持巴基斯坦。由于巴基斯坦总统的调停角色，华府也站到伊斯兰马巴德这一边。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254.

同时，蒋经国在台湾继续小步走向民主和更加开放的社会。1月间，政府准许《大学杂志》创刊，该杂志刊载要求中央民意机关全面改选的文章。蒋经国发表演讲，鼓励青年人勇于表达意见和批评，政府也取消了一项遭地方农民反对、可容纳50万人的新市镇开发计划。蒋政府首度因民众在特定议题上有意见而做出回应①。但是，蒋经国划下一道很清楚的界线，一边是批评政治结构和领导阶层，另一边则是拥护台独或试图组织反对党。3月间，警备总部再度拘捕彭明敏同案的两名学生。政府也把一对美国传教士夫妇和一名日本观光客，以涉及台独运动的理由驱逐出境。在台北外交部坚持下，美国大使馆把一名中情局初级官员、4名美国军方人员调离台湾，理由是他们提供顾问意见给本省籍异议分子②。

① Chen Jian（陈兼），"The Reform Movement among Intellectuals in Taiwan since 1970,"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July-September 1982): 34. "Popular pressures" see: FEER 71, no.10 (March 6, 1971): 31.

② 关于彭案关系人，取自1996年6月4日彭明敏的同隮谢聪敏，在台北受访。关于驱逐出境，见Sheldon L.Appleton, "Taiwan Portents of Change," Asian Survey, 11, no.1 (January 1971): 68-73.

国务院提出许多扩大美中贸易和旅行的方案,但也警告白宫恐怕会造成对蒋关系的危机。可是，尼克松和季辛吉根本不介意。他们正在寻找机会把对中贸易摆到和对苏贸易同等的基础之上，终于，1971年4月初“契机”出现了。毛泽东有一天半夜醒来，突然决定邀请一支正在日本比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为回应这项意味深远的动作，尼克松和季辛吉立刻宣布取消对中国非战略贸易的禁运，同意允许中国访客到美国，准许美国船只载运中国货品，并且开放对中贸易使用美元的管制。蒋形容美国人因毛泽东单纯的乒乓球队邀请，“欢喜得冲昏了头”。他在日记中写下：“他们完全失去了荣誉心。”①

① Chen Jian（陈兼），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261. 关于“欢喜得冲昏了头”，请见Chiang Diaries, April 16, 1971, Hoover, box 76, folder 10.

同一个月，尼克松和季辛吉派退休大使墨菲（Robert Murphy）到台北，向蒋总统简报华府对于如何处理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官方看法。墨菲告诉蒋，由于阻挡中国共产党加入联合国不再可行，美国提议邀北京进入联合国大会，但中华民国仍保持在安全理事会及大会的席次。蒋和尼克松、季辛吉都晓得毛泽东绝不会接受这个方案，蒋回应表示，如果中华民国确实保留安理会席次，他可以接受。墨菲认为这不成问题，还指出中华民国在安理会有否决权；但他后来又说要请示白宫，确认否决权是否无误①。然而，蒋晓得“不可置信邪恶、卑鄙的”尼克松计划让北京取代台北在安理会中的席次，以求在1972年的美国大选获得国内的“政治资本”（蒋的用词）。可是，他要求自己忍耐到明年，某些大事可能会发生，“我们或许可以克服”日益逼近的重大麻烦②。

① Shen（沈剑虹），U.S. and China, pp.58-59. 关于再向白宫查证，参考2008年4月19日，钱复在台北受访。

② Chiang Diaries, April 10, 18, 1971, Hoover.

蒋握有肯尼迪总统的书面保证，承诺必要时美国本身将否决中共进入联合国；但现在这一纸保证已毫无价值。被误导的墨菲并不了解白宫真正的想法，他再也没有回复此一否决权问题；3个月之后，季辛吉和周恩来会谈时明白表示，美国将支持北京取得中国在安理会的席次——而不是倒过来的情况——这么一来，台北保证会提前彻底退出联合国。

1971年4月24日，77岁的宋子文在旧金山餐馆用餐时，因骨头梗住而亡故。宋美龄搭机前往美国出席兄长的告别式时，新闻报导传出她的二姐宋庆龄也会出席。蒋介石父子深怕两姐妹要是真的碰头，会掀起北京和台北之间有秘密协议的臆测，于是下令飞机掉头回台北。宋美龄可能对此大为不悦。有机会见到心爱的姊姊，她本来会很高兴的。后来她获悉，华府方面毫无迹象显示宋庆龄曾以任何理由申请赴美签证，和新闻报导说的截然不同①。

① State cable to Taipei, April 30, 1971,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China Pol, box 2202; Amembassy Taipei cable to SecState, 2537, April 30, 1971,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SNF (1970-1973), China Pol, box 2203.

蒋介石与宋家三姊妹

宋子文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但不论他有何缺点，他的事业让人印象深刻。多年来，他坚持推动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包括节制军费开销。他长久以来怀抱大志，认为有朝一日或许会继承蒋的大位，但是他在军中、党中的支持度都不够。委员长有很多事（包括他的新儒家热忱）都令世故的宋子文不以为然，但是他佩服妹夫一心一意地追求国家统一、富强。宋子文的脾气和妹妹美龄一样，“在黑暗的抑郁和外放的勇敢之间摆荡”。他们家手足之间感情两极化或许也不足为奇。宋子文和宋美龄一样，与左派的二姐宋庆龄感情甚笃，他的办公桌上经常摆着宋庆龄的照片，蒋介石从来也没意见①。

① Y.C.Wang（汪一驹），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p.440, quoting Arthur Salter, Personality in Politic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47). 关于办公桌上的照片，参见John Robinson Beal, Marshall in China (Toronto: Doubleday Canada, 1970), pp.360-361.

数十年来，中国民间一直盛传出身财富之家的宋子文和孔祥熙，在职期间贪赃枉法、窃取巨大财富。宋子文身后留下净值约270万美元的遗产给子孙，数额出奇的少，但是他当然可能另有未知的外国银行帐户①。台湾有些研究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认为，宋子文可能没有收贿，但的确曾因掌握政府财政政策内幕消息而获得巨大利益。例如，1930年代初期他在民间经商时，知道政府预备以银本位制取代金本位制，涉嫌从中牟取暴利。不过，若要控诉他有犯罪行为而非不道德地赚取暴利，则似乎欠缺具体证据。

① 关于“遗嘱”，参见T.V.Soong Collecte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Calif.

美国乒乓球队还在北京的时候，尼克松在白宫接见即将回台北接任外交部长的驻美大使周书楷。这是尼克松就职以来，首次有机会向亲近蒋介石的高阶官员解释他的中国算盘。尼克松请周书楷向委员长报告，美国将“坚守我们对台湾的条约承诺”，而且“将深受委员长想法的影响”。他也警告周说：“我们将在未来几天内（对北京）采取若干步骤，主要可看做我们对世局部署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对苏联关系上面。”①

① 同上注，p.295。

同一天，周书楷也去见了季辛吉。季辛吉告诉他，即将对北京采取之步骤，“和美国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毫不相干”。季辛吉请周书偕向蒋总统说明，如果尼克松政府“非得做出使他们（国府）痛苦的事，将控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内”。即使季辛吉保证美方“不会做不照会中华民国的事”，这些讯息听起来一点也不令人放心。但是，美国根本什么事也没跟中华民国商量①。

① 同上注，p.295。

周书楷回到台北，向委员长报告了尼克松和季辛吉“最低限度痛苦”的保证之后，蒋并没有召见马康卫，或以任何方式回应美国这些扭扭捏捏的讯息。根据当时在蒋身边的一名高级军事助理的说法，蒋此时已让身边高级干部知道他对尼克松的鄙视。蒋一向很小心，不让他的部属听到他批评美国总统，但尼克松是例外。在蒋眼里，尼克松不仅对待共产党太天真，而且不忠诚、不信实、耍诡计。蒋痛恨他犹胜当年对史迪威的敌意①。

① 2003年4月3日，郝柏村在台北受访。

蒋偶尔会在内圈亲随之外的人面前表现出他的怒气。5月间，他接见来台北谈判台湾纺织品外销事宜的前任美国财政部长肯尼迪（David M.Kennedy）。蒋很生气，他刚获悉（消息无疑来自周恩来）在最近的秘密会谈中，美国告诉中方，台北和北京的直接谈判应该可以解决台湾地位问题①。亲切地谈完纺织品事宜之后,蒋提起国务院发言人4月28日的一篇声明。发言人重复杜鲁门总统20多年前的声明，宣称台湾的最终地位仍有待决定。蒋说着说着“愈发激动”，开始“明显的颤抖起来”。他说，华府近期的声明质疑中国对台湾、澎湖的主权。他说，这“不啻是一记耳光”。蒋接着道歉，表示他对这个议题的感受太强烈“无法自己”。尽管有此情绪失控事件（毛泽东一定很满意其中的讯息），马康卫在蒋、肯会后报告说，美国对国府关系因为华府-北京近来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仍属“温和”②。

① Chiang Diaries, April 29, 1971, Hoover, box 76, folder 10.

②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293, 300, 309-311.

针对蒋一再要求新武器系统和降低美国对太军援的大幅删削，尼克松透过肯尼迪传话，表示他将在8月份派一名高阶军事代表“以有利、友善的方式”评估重要的防务事宜。可是，直到1971年10月，美方都没派出这样的代表团，甚至也没有派人的计划。不过蒋还是没向华府抱怨①。

① 同上注，p.344。

大约此时，尼克松接到了争取许久的邀请，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直接对话。双方同意季辛吉在1971年7月秘密访问北京，协调次年在北京举行的高峰会谈细节。季辛吉出发前往拉瓦品第（Rawapindi），然后秘密溜到北京去的前一个星期，马康卫大使依然不晓得有此安排。马康卫回到华府，试图了解在美中关系上还能配合做些什么事，6月30日他晋见尼克松，两人对话杂乱无章、语无伦次，喋喋不休的尼克松，一会儿讲话躲躲闪闪，一会儿又暗示实情，一度还怪异地发誓他的政府无意暗杀委员长。在对谈之初：马康卫大使首先发问自己是否仍被授权发言，说明美国降低与北京紧张关系的努力，“不会伤害到中华民国的重大利益”。

尼克松：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就说我们，我们的……以中华民国来说吧，我们已经……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还是要持续我们跟他们的亲密、友好关系。至于他们的重大利益，你所谓的重大利益，你的意思是，我们会不会把他们交给中共？是不是呀？

马康卫：哦……

尼克松：他们是不是怕这个？

马康卫：我认为他们，他们发现……当然啦……他们知道我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他们想到的是支持他们在联合国的会籍……国际间支持他们。

尼克松：我们将……我们必定将在联合国（支持他们）。我们不会支持任何会把他们赶出去的提议。

马康卫：是的，正是如此。

尼克松立刻转到核心议题。

尼克松：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他们也必须准备接受事实，我们会继续一步一步地，与另一方——中国大陆，有更正常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利益需要它。不是因为我们喜爱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已在那里。

马康卫：是的，确确实实如此。

尼克松：这不是在贬低台湾，这是因为世界局势已经大大改变了。

马康卫：的确如此。

尼克松：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如我说的，因为在其他方面有很大的考量。

马康卫：是……是的。

尼克松：这很难让人信服啊。

马康卫：是的，它……

尼克松：我晓得这太困难了。

马康卫：是的，真不容易。

尼克松：他们会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我跟他们的交情太久了。

马康卫：的确是啊！

尼克松：他们送了最漂亮的礼物给我们女儿……（声音不清楚）的婚礼等等。我们就是……我们只能这么办啰。个人因素的考量是……我们这么说好了，我们不会做出肯尼迪政府对吴廷琰所做的事。因为他们可能会那么想。无论实质上或逻辑上，我们不会对朋友干这种事。

马康卫：是呀，的确如此。

尼克松：你记得吗？

马康卫：是的。当然他们……

尼克松：肯尼迪政府手上不幸沾满吴廷琰的血。那真不好。①

① 同上注，pp.348-354。

过了一夜，尼克松似乎又很遗憾，会被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对老朋友的做法。次日和季辛吉碰头时，他表示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会谈中，台湾问题的谈话重点“太直接了”。他希望季辛吉“不到必要时，不要泄漏出我们愿意放弃对台湾的大部分支持”。他要求季辛吉检讨有关台湾议题的整个讨论，别让“我们看起来一副抛弃朋友的模样”。可是，在北京期间，季辛吉完全没理会这些指示，尼克松则因为对历史的突破太过兴奋，忘记了他对这个议题的严峻指示。此外，尼克松告诉季辛吉，他希望在北京举行的领导人高峰会议之前，在某些附带议题上能有“若干成就”：释放中国拘押的所有美国战俘，某些美国谷物象征性的运到中国，最重要的是，“在越战议题上有若干进展”①。这些条件，也在美中关系大突破的兴奋情绪中，全都给抛在脑后了。

① 同上注，pp.355, 356。

7月9日凌晨，经过甩掉世界媒体的紧张悬疑之后，季辛吉带领一小批随员搭乘一架巴基斯坦民航机，从拉瓦品第起飞，飞越白雪皑皑的兴都库什山脉，再经过广袤的新疆高原，抵达北京。季辛吉在当天稍晚与周恩来展开第一次会谈。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很快就营造一种气氛，彷彿美方是从远处前来的祈愿者，希望中国能好心协助以解决双方的问题。季辛吉一下子就栽进这个角色。他在开场的谈话中就表示，“在美、中过去的接触上，我们是一个新兴的开发中国家，而中国却是文化先进大国”。周抱怨冲绳交还给日本之后，美国之音仍继续从冲绳向中国播音，季辛吉没有替美国之音辩护，反而推诿怪罪“美国官僚”做此决定。此时的中国，公然在实质上、理论上支持推翻好几个政府的活动，可是周恩来不只一次提及美国在全球的“压迫……分化和……干预”，而季辛吉却完全没有辩驳①。

① 同上注，pp.394, 396, 403。

在说明1950年美国如何卷入台湾局势时，季辛吉告诉周恩来说：“由于现在已不值得重述的原因，前任政府把朝鲜前途和台湾前途连在一起，有一部分是因为当时美国国内的意见。”季辛吉在北京期间每次提到台湾，就说美国卷入当地局势或许是个可以理解的错误，但毕竟是个错误，而尼克松政府的目标就是以让国内反弹及对美国国际形象伤害降到最低的方法，结束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支持。季辛吉说，美国与北越协议结束中南半岛战争后，美国预备在一段时间内把2/3的兵力撤出台湾，可能就是一年半以内。此外，季辛吉指出，美中关系改善后，美国也将开始降低它在台湾还剩的兵力——只剩下对台防务承诺所需或情报搜集所需的程度①。

① 同上注，p.368, 369。杜鲁门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原因是，美国领导圈内存在一个一致共识——后来也证明正确——认为北朝鲜南侵是中、俄要在东亚搞革命改造的大计划之一环，这项计划由中共协助，必要时由它担任主力后援。

在17个小时的会谈中，季辛吉只有一次而且还是相当温和地，提到台湾和大陆的统一应是和平的。这位美国特使说：“我们非常希望，台湾问题将和平解决。”周答说：“我们尽可能做。”季辛吉也只有一次提到美中之间“共同放弃使用武力”之协定，这是美国在尼克松上台前，历次华沙会谈的主要焦点。但是季辛吉现在所指的，是毛泽东在1955年日内瓦会议所提的妥协方案。他说，美国预备签署“贵方在1955年所提议”的协定。周含糊地回答，但是指出现在任何这一类协定，都必须反映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务的事实①。

① 同上注，pp.445-446。

周明确表示他和毛的目标是，美国承认北京乃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季辛吉说：“我必须诚实告诉你，未来一年半内，我们都不可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但是他说，（尼克松）政府“必会在总统第二任期的初期解决这个政治问题（亦即退出台湾）”。至于美国结束军事、政治支持之后台湾的命运，季辛吉预测岛上“政治演变”很可能朝周恩来“所指的方向”发展，也就是与大陆统一。他强调，（尼克松）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正式宣布此一政策目标，但“只要贵我双方有基本共识，我们将不会阻挡基本演变”①。

① 同上注，pp.370-372。

毛、周和两蒋父子一样，特别担心台独这个选项。季辛吉一再重申美国“不会支持台湾独立”。周强调这个声明“非常重要”，并一再回到这个主题。周特别追问彭明敏的个案，显然曾经密切注意其发展。周暗示他和蒋介石就这个主题有过接触。他说，蒋抱怨中情局涉入到彭明敏的逃亡。我们在前文说过，蒋深信中情局应该为彭逃出台湾负责，但他从来没有公开谈论彭的潜逃出境和中情局的角色。周还说日本的经济扩张“一定导向军事扩张”，无疑反映了毛泽东的地缘政治观点，他一再重复美国撤出台湾后，日本将试图在军事上或其他方面取代美国在台湾的角色①。

① 同上注，pp.372, 383。

周说，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独。周又暗示他和蒋就此议题有过讨论，他说，如果得知美国会反对日本填补其军事地位，国民党领导人会宽心不少。周回忆说自己曾是直属于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因此他“很了解蒋”。周似乎相当有信心，对台湾地位问题以及美军撤离后日本在台角色的危机，蒋会与北京看法一致。他一度提到，蒋能够控制他的部队，但“部独里有人刻意要冒险……刻意给他和你们制造麻烦”①。

① 同上注，pp.405, 447。周恩来提到蒋介石的时候说“美国应该当心”。给人的印象是，要提防蒋介石的接班人。

经过这第一轮会谈后，周立刻向毛报告，美方的立场比他们所希望的还要好。季辛吉没对尼、毛峰会设定任何条件，他也费了许多唇舌明确声明美国的目标是终止对台湾的军事、政治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季辛吉表示，这一切都可以在尼克松的第二任期内（即1977年初以前）达成。季辛吉也暗示美国会做做样子，在联合国反对两个中国的决议案（给予北京安理会席次、准许台北留在大会），美方明白表示这个方案一定会失败，最后的结果不是台北自动退出，就是台北被驱出联合国①。

① 同上注，pp.291, 294, 348, 412, 448。

毛从季辛吉的话看出美国迫切想要从越南脱身。在他看来，美国只求在他们（美军）撤退与河内接管之间，安排一段让他们不致颜面扫地的空档。毛向周说猴子进化为人得花上一段时间，美国人现在还处在“人猿阶段”。他告诉周，中国对台湾问题并不急，但越南的仗还正在打，因此中国不应在这个问题上做任何让步①。

① Chen Jian（陈兼），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268.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次日和季辛吉会谈时，周遂采用更严厉、恃强凌弱的态度。他在越南问题上特别强硬，强调中国对越南人民的大业有道德承诺。他明白表示，如果有必要，中国预备继续支持北越，即便受挫的美国之后可能会报复。换句话说，除了意义不大的一句声明——北京赞同谈判解决——基辛吉完全没得到中国任何愿意协助美国退出越南的暗示。周恩来滔滔不绝地指控美国“侵略”，“干预”，有一大堆“傀儡”，季辛吉只一再重复中国有“原则”、周是个“有原则的热”、毛具有“伟大的内在力量”。表演完对美国特使的下马威之后，周提议双方决定尼克松的到访日期，不再谈论双方要达成什么协议①。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422.

二

7月15日，季辛吉一行人搭乘另一架巴基斯坦民航机离开北京，90分钟后，尼克松在国际电视上宣布此一戏剧性大突破。宣布前一个钟头，尼克松首次告知他的头号外交官国务卿这个在北京的外交杰作。罗吉斯吞下一肚子怒火，急电台北。马康卫大吃一惊，赶去见代理外交部长杨西崑，告诉他即将播报的新闻。看完尼克松在电视上的讲话后，北美司司长钱复立刻缮打一份背景报告，附上自 己的想法，呈报给委员长和蒋经国①。

① 1996年5月16日，钱复在台北受访。

听完钱复报告后，蒋经国以行政院长严家淦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温和的公开声明，带着它到总统官邸。根据钱复的说法，委员长“非常镇定”，没有咆哮、也没有展现怒意。蒋批准了这篇声明稿；它表示“非常惊讶和遗憾”，谴责共产党，并宣称中华民国绝不向“任何强权暴力”低头①。次日上午，国民党和独立的报纸都宣称美国不能信任，国民大会也指责尼克松的“背叛”。但是，当天还有往后的日子，台湾人民都处变不惊的处理日常事务。外国外交官、记者，以及周恩来、季辛吉都对这份镇静感到意外②。

① 同上注。

② FEER 73, no.31 (July 31, 1971):7.

蒋介石本身并未对这则新闻感到震惊，但是，此一预料中的“变节”臻于顶点，已在其内心深处激起熊熊怒火，以致有13天内都没在日记中评论此事。7月29日，蒋写说他的身体健康并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8月4日又说：“为尼丑者，吾人只有以静制动，以正克邪。”①

① Chiang Diaries, July 16, 29, August 4, 1971, Hoover, box 76, folder 13, 14.

华府方面，新任驻美大使沈剑虹向助理国务卿葛林提出抗议。根据沈的回忆录，他对美国背着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秘密交易感到震惊。这是国府官员就此事所做最强烈的抗议；但是沈大使可能夸大了他对葛林的责备。根据美方对沈、葛谈话的纪录，他温和地主张，这趟北京秘访“不能说是友好的行为”，并感谢葛林对美国继续支持中华民国的保证①。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p.456-457.

7月17日，尼克松发电文给蒋，对于未能早点通知蒋有此一北京会谈，“深表遗憾”。但是他解释说，“亚洲自由国家的人民”将“最先受惠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降低紧张关系的努力”。尼克松保证美国将维持与蒋的“国家”（country）（不是他的“政府”）的友好关系，而且将会“继续遵守它对中华民国的防御条约承诺”。这时候尼克松已知道，季辛吉在北京答应如果美国能成功退出越南，此防御承诺将在1977年之前终止。这时的蒋可能也很清楚季辛吉答应过什么，因为周已告知他有此临时协议。他决定不回信给“尼丑”①。虽然台湾人民处变不惊，依据马康卫后来的说法，国民党领导阶层内却“群情激昂”。除了两蒋父子之外，台北大部分官员都因“季辛吉惊奇”感到震惊，至少有少数人认为必须采取“大动作”，藉以反制国际间对中国主张它有权“接管台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认同。例如，外交部次长杨西崑告诉马康卫，台北政府应该宣布今后将改国号为“中华台湾民国”（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与“大陆一刀两断”②。这正是蒋和毛所害怕的剧本。

① 同上注，p.458。Chiang Diaries, July 16, 1971, Hoover, box 76, folder 13.

②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p.599, 602.

1971年10月，周、季再次碰头时，周告诉季辛吉国民党内在此一危机上的分歧，出现一段有趣的发展。根据周恩来的说法，季辛吉“震撼”之后，国民党内三大“亲日派”人物联袂访问日本，和佐藤荣作首相、岸信介前任首相就台湾未来有“非常重要的谈话”。台北3名访客分别是：蒋总统的亲信助手张群（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国防部长黄杰在台北的世界反共联盟荣誉主席、极端保守派人士谷正纲。周说，日本东道主对如何解决台湾在联合国的问题，做了“一些建议”。根据周的说法，佐藤首相和岸信介向蒋总统传达了“非常保密的讯息”，宣称中华民国前途的“唯一希望”是采取分离路线，放弃对大陆的一切主张和虚矫——跟杨西崑的构想满接近的建议（除了杨强调政府台湾化外）①。

① 同上注，pp.514-515, 602。

周恩来也告诉季辛吉，蒋“密切关注”此一危险发展，这里再次暗示他和蒋就此事有所接触，而且这就是他的消息来源。根据周的说法，蒋“不同意”东京提议的方案，虽然它明显得到国民党亲日派的支持，因为它会“使台湾变成日本的属国”。周说，蒋“很不放心”、“十分害怕”黄杰；在台湾，黄被认为是老蒋过世后，蒋经国可能的竞争对手。季辛吉断然重申美国将强力反对日本推翻蒋经国的计谋，但周还是总结提醒说：“只要蒋介石还在世，他不会让日本军力进入台湾，但你也晓得，蒋……已经85岁啰。”①

① 同上注，pp.514-515。

周特别强调委员长对日本及黄杰的忌惮。当时香港盛传国共双方在此一殖民地接触的流言①。具体事证不足，但是就周这段不寻常的发言和香港的传言来看，蒋有可能透过在香港的中间人向周保证，他会誓死抗拒日本人的任何阴谋，譬如传闻由岸信介建议并得到黄杰赞同的方案。

① 同上注，p.591。

不过，“季辛吉惊奇”所制造的最大政治风暴没发生在台北，反而在北京登场。毛和其钦定接班人林彪之间的殊死斗因而引爆。1971年7月9日，在指示周隔天对待美国访客要强硬，尤其在越南问题上不退让之后，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对付林彪同志。中共调查人员报告毛主席说，林彪在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支持者不肯“自我批判”——意即认罪招供。毛说：“他们背后有大阴谋。”①接下来2个月，林彪（名义上仍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的儿子和若干军头，被控阴谋轰炸毛泽东南巡的专车，暗杀毛主席。阴谋失败，9月13日清晨，林彪带着妻子及若干亲信搭乘空军军机逃亡苏联。接下来官方版故事的正确性如何，当然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逃往苏联的这架飞机几小时后在外蒙古坠毁，机上人员全部丧生。林彪一死，周恩来的地位跟着稳固，但是又一个接班人遭到整肃，却重挫毛泽东“伟大的舵手”的威信。毛泽东现在必须确保林彪所反对的对美开放，一定要开花结果。

① Chen Jian（陈兼），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269-270.

基辛吉完成7月北京行回到华府后，他告诉满心欢喜的尼克松，这项突破会“对全球送出巨大震波”，令苏联惊慌得“深陷敌意”，使日本紧抱美国的态度松动，并且“在台湾激起暴力动乱”。季辛吉和尼克松对中国领导人的佩服已近乎迷恋。季辛吉声称他注意到中国领导人“非常的意识形态，其信念的强度已近乎狂热”，但同时又认为他们展现出“精神上的安全感，使他们能在其原则框架内与别人交往时，既锱铢必较又可靠”①。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p.454-455.

尼克松向季辛吉担保说，没有人比他本人“对此一（与中国和解的）倡议更不抱幻想”。可是很讽刺的是，尼克松同时建议季心计在和媒体谈话时，要指出他（总统）“和周恩来有相同的性格……和背景”。譬如，两人“都在逆境中粹炼出坚强信念，面临危机镇定如恒……坚忍勇敢……愿意冒险，（而且又）细腻……几近温文尔雅”①。

① 同上注，p.459。

在处理蒋介石这个关键问题上，季辛吉只能建议在言语上尽量虚以委蛇，同时准备面对大破裂的来临。他说：“至于台湾，只能藉由重申我们的外交关系和共同防御条约以期降低损害，即使我们已明确预见未来几年内会有的政治演变”①。

① 同上注，pp.446, 527, 538。

基辛吉告诉沈剑虹大使，“他在白宫任职以来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北京之行，“没有人必中华民国……我们的忠实友人，更不应受到如此待遇。”但是他又解释说，事情之所以发生“是为了因应总体需求，与台湾毫无关系”。季辛吉大言不惭地声称，在北京谈的问题“跟台湾没有关联”。不过，季辛吉在后续会议中，间接但明白地向沈表示，美国打算在尼克松的第二任期与北京建交。蒋认为自杜鲁门以降，历任美国总统的对台观点，老是脱不开两个中国的天真方案。但是，现在尼克松却真的和北京打起交道，可能使国民政府失去美国的外交承认及美台军事关系，即便尼一再声称对蒋及其政府的坚定友谊和支持①。

① 同上注，pp.468-469: Shen（沈剑虹），U.S. and China, p.75.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489.

在这段过渡期间，尼克松派共和党新星、保守派的加州州长雷根（Ronald W.Reagan）代表美国出席中华民国建国60年的双十国庆大典。当天早上，在士林官邸喝茶时，雷根解释尼克松即将访问北京，并重申尼、季过去一再给予的承诺，即中华民国的重大利益必会充分受到保障，蒋客气的回应。雷根无疑深信自己所说的话，而蒋也说他“不质疑（尼克松）总统的好意”；但是蒋也指出除非事情攸关避免重大危机，否则没有理由走这一趟，而今重大危机并不存在。他说，他确定北京会聚焦从美国榨取台湾问题方面的让步，此行将对他的政府“特别有伤害”。蒋希望尼克松知道，他和台湾人民绝不允许中共接管台湾，必要时将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以保卫台湾①。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586.

蒋希望能保住美国的支持，越多越好，避免金融、企业界对台湾前途出现恐慌，他觉得一定要让美国人及全世界晓得，台湾可以应付尼、毛峰会一切可能的冲击。因此，雷根在当天总统府前的国庆大典上被奉为上宾，数十万民众欢声雷动，蒋总统夫妇一如往常笑容满面，挥手致意。

9月间，尼克松宣布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同时反对任何将中华民国排除出大会的方案。可是，尼克松晓得北京将排斥允许台湾以任何身分留在联合国的安排；基于这个理由，即使美国提案获得通过，大会很可能也会在一年内把台北驱逐出会。蒋氏父子完全了解他们别无选择。就算驯服地退出安理会只求保住大会席次，台湾丧失地位依旧是迟早的事，只不过徒增一倍的羞辱罢了。况且，蒋和周恩来有个非正式的约定台——北和北京反对两个中国的方案一步也不能退让。台北总统府内的想法，归结起来就是“宁为玉碎，毋为瓦全”①。

① 同上注，p.493。Harvey Feldman（费浩伟）1999年1月给作者的信。根据钱复2008年4月19日在台北受访，前任外交部长沈昌焕建议用这句成语。

当月月底，蒋已决定宁可退出联合国，也不向尼克松求助①。于是乎，国府代表团10月25日在联大即将表决驱逐它出会的前一刻，宣告退出联合国。蒋觉得安慰的是，他认为联合国已经变成“可耻的组织”“蛇鼠一窝”，不复值得留恋。但他在日记中也嘴硬地说，退出联合国也是“数年最大心愿”。一切都不变，中华民国仍将屹立不摇，“绝不允许外来力量干预其事务”②。

① Chiang Diaries, September 28, end of week reflection, 1971, Hoover, box 76, folder 15.

② 《领袖精神万古长青——总统蒋公哀思实录》，台北，《中央日报》特刊，1971年10月25日（编按：日期有误）。关于“数年最大之心愿”，参见Chiang Diaries, end of October reflection, 1971, Hoover, box 76, folder 16.

台湾人民再次处变不惊。“联合国投票当天，没有人激动。生活一切照常。孩童上学念书、太太上街买东西。晚间人人打开电视机，但新闻播报一如平日，没有特别节目。”国民政府代表团一名团员回到台北时公开宣称，这样的结果基本上对台湾有利。他说：“退会反而替国家省了不少钱和人力。我们卸下重担，现在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即使某些长期批判委员长及其政府的外国记者也不禁忖想：有哪些国家“在经历国民政府所遭遇的一连串拂逆之后，能够不愤怒、不屈膝。”国际新闻也不尽然全是坏消息。在联合国失利前不久，巨人少棒队才在美国赢了威廉波特世界少棒冠军，激起岛内球迷不分省籍的爱国热情。岛上1000万人口中，绝大部分都在半夜守着电视机观赏决赛，包括蒋家人①。

① FEER 74, no.46, November 13, 1971: 60; no.50, December 11, 1971: 17. 关于威廉波特世界少棒冠军，见Sheldon Appleton, "Taiwan Portents of Change," Asian Survey 11, no.1 (January 1971): 68, 37.

基辛吉10月重访北京之前，和尼克松有一番长谈。尼克松试图替自己的行为在政治、道德上找藉口说服自己并没有出卖美国的台湾盟友。他告诉季辛吉，他们必须“切记每件事最终都会曝光。如果我们出卖台湾，我可不认为我们有秘密交易，你明白吗？我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我要非常小心”①。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560.

再次抵达北京后，季辛吉向周恩来保证美国“预备推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我们明白你们心中的想法”。他重述，美国不会支持或鼓励创立一个台湾独立运动、两个中国的架构或是一中一台的策略；它也将反对日本在台湾建立军事力量。最引人瞩目的是，他还明白表示美国不会坚持要人民共和国使用和平手段将大陆和台湾统一。他说：“若是人民共和国在能力范围内行使自己的主权，宣布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的）行动就会方便多了。”说完这句话后，季辛吉接着送上一张空白支票：“但是不论你们是否这样做（意即采取和平手段统一与否），我们将继续朝我所指出的方向前进。”①如果周恩来向蒋通风报信，他必定传上这段对话，这段话彰显尼克松政府的意图：一旦它和台北断交，便会容忍中方以武力接管台湾。

① 同上注，p.505。

台湾退出联合国后，外交部次长杨西菎“私下坦诚的”对蒋总统说，他认为有需要把台湾的政治权力移转给本省人。委员长深切明白情势，但他彻底、明确、平静地拒绝了任何类似的行动①。他继续坚持防御性、不认输的策略，那是他们父子在1969年底，首次听到尼、季预备采取激进路线时所订下的策略。这个策略涉及到展示怒意、接受必要的羞辱和损失、长久坚守、保持尊严、固守原则、尽速发展经济与军事实力、威胁要誓死作战以防止中共武力犯台，然后等待天意干预。这跟1937年前他对付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策略有点像，也像他在面对抗战、与美国的战时同盟、史迪威风波、马歇尔调处、东北必败、国共内战将败、大陆即将沦陷、杜鲁门艾奇逊时期的政治危机，以及和艾森豪杜勒斯为外岛防卫交涉时所采取的策略。

① 同上注，599-601, 629。12月，华府传话给杨西菎说，他的观点“已交美国政府内部适当层级予以考量”。

在这些紧张时刻，尽管觉得受出卖、被鄙视，委员长仍设法尽可能地和美国维持亲近的关系。1970年代初期，管尼克松耍诡计，蒋还是继续支持美国在中南半岛的战争，并配合华府搜集中国情报。他也为全球的每个外交据点奋战，设法将国军现代化并秘密发展核子武器。同样重要的是，这个策略也要求比以往更专注台湾的经济成长，提升全民生活、公共卫生和教育水准。

蒋经国看得更远，他同意杨西崑的见解，认为风雨欲来只会更强化一个结论：最终目标是让本省人进入党、政、军，组成真正有代表性的民主政体，逻辑上就是让本省人当家。基于务实以及哲学和民族主义的理由，他认为未来的民主台湾仍然可以坚守一个中国的理想。蒋经国和杨西崑不同的是，他认为这个过程需要花一个世代的时间去完成，因此不能失去政治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两蒋父子根本就不期待季辛吉对10月间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回合中美会谈，会吐露一丝一毫的真话。即令如此，当季辛吉回国后，蒋还是派外交部长周书楷到华府听取季辛吉的简报，并传达委员长对事件不以为然但平静的反应。周按着蒋的指示告诉季辛吉说，在台湾失去联合国席次、中美关系又频生变化的状况下，台湾最需要的是民众和企业界“平静的气氛”。周书楷说，最怕的是资金外逃或股市恐慌。他以务实的态度解释说，如果中华民国顶得住初期的冲击，维持经济稳定、保持工业生产，老百姓才不会在乎联合国会员的资格①。

① 同上注，pp.582, 584。

此乃坦率接受美中和解以及台湾在国际失势的现实——也正是季辛及和尼克松所想听到的。它反映出台北的某种政策思维，而且正好符合季辛吉和沈剑虹谈话时所鼓励的想法。季辛吉建议，国民政府目前“应该埋头苦干，坐稳……静观变化……不贸然行动”。即使如此，季辛吉仍觉得有需要继续对国府官员耍弄心机。他再次向沈剑虹保证，美国不会放弃它对中华民国的防卫承诺，也不会改变它和台北的双边关系。沈要告辞时，季辛吉再次强调北京之行是“非常痛苦”的一项任务。沈觉得这是“鳄鱼要吞噬食物前的眼泪”①。

① 同上注，pp.581, 591, 593。关于“鳄鱼的眼泪”请见Shen（沈剑虹），U.S. and China, p.77.

当委员长读到沈、周和季辛吉谈话的报告，最令他生气的可能是，美国的领导人竟认为他和他的资深助手有如黄毛小童般容易唬弄。然而，他倒是同意季辛吉的判断，如果国府未来几年能够维持稳定，情势可能会有许多转变①。近来的发展已提高蒋身后接班问题平稳过渡的机率；至于毛泽东死后大陆的接班问题，反而是出乱子的机会越来越高。蒋和任何人都没料到，让他和台湾觉得天道报应的事，正因尼克松阴险的个性而在华府的水门大厦引爆。

① Shen（沈剑虹），U.S. and China, p.77.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593.

尼克松预备展开历史性的1972年北京行，先给委员长一封信，向他保证：“我心中牢记着贵政府之利益。”蒋再次吞下苦胆，在回信中不提尼克松的北京行，只建议他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时要小心。他在日纪里则认为尼克松这趟到大陆去，不啻是“刘姥姥逛大观园”①。尼克松心中仍对背叛蒋有愧咎感。1月间，他又对季辛吉说：“我们没有出卖福尔摩莎。我们一点也没有。”季辛吉急急附和称是，可是旋即指出罗吉斯的提议是“不可思议”的想法，居然要尼克松促使中方承诺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因受制于北京会谈的脉络而不能重申对国民政府的条约义务，一度让尼克松感到遗憾，不过他接着便猜测，如果中国攻打台湾，“我们还是可以行使条约吧！”季辛吉说：“喔，是呀。”②

① 同上注，pp.635-636。关于“刘姥姥”，请见Chiang Diaries, November 29, 1971, Hoover, box 76, folder 17。很多日记的内容都传达出蒋介石认为尼克松对他个人不满甚至是仇恨的想法，因为尼克松1964年访台时，没有得到他的赞誉；参见Chiang Diaries, July 29, 1971, Hoover, box 76, folder 13; and December 26, 1971, box 76, folder 18.

②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p.668-669.

2月21日，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尼克松终于在北京紫禁城旁毛泽东的寓邸和毛碰面。自从蒋介石时代以来，政府就拆除许多旧城墙，也拆除从前门到天安门之间蜿蜒的胡同，使得天安门广场成为巨大、无趣的公共空间，拿来散步很不对劲，容纳群众集会和阅兵就挺适合。巨大的斯大林式建筑物和单调的劳工住宅的钢筋水泥，在紫禁城周遭冒出来，但是城里仍无摩天大楼；古城仍旧具有成吉斯汗都城的味道——街上常见骆驼，不是水牛；每年春天必有沙尘暴；人们吃水饺、面条和馒头，不是米饭。

第一次会谈在陈列软垫座椅的接待室举行，随员、译员分列两侧，领导人互相寒暄。一向嘲弄、讽刺的尼克松好像被毛泽东震慑住，毛泽东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对此很不以为然。”稍后他又说，蒋“跟我们交往比你还长久”，指出中共一度曾与蒋合作，但“也跟他吵，跟他打”。他说，蒋“依然坚持一个中国，这一点我们可以好好利用。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问题相当容易解决”①。

① 同上注，p.678。

次日，尼克松和周恩来更仔细讨论中、美所面对的问题。周恩来回忆1958年蒋如何和共产党领导人合作，化解杜勒斯强迫委员长从金门、马祖撤军，进而切断台湾和大陆关系的那段故事。他说，他的政府只担心在日本、美国活动的台独团体，不担心台湾，因为委员长一定会镇压台湾的台独。“他有能力这么做。”周告诉尼：“你不应该强加什么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应该强加什么在蒋介石身上。”这是周恩来在会谈中唯一最接近提到放弃使用武力的一次①。

① 同上注，pp.765, 766, 772。

他说，最好“当你（尼克松）还在职的时候”就推行一个中国原则。不过他也提到曾对季辛吉说过的担忧：蒋可能不久人世。“总统先生，你应该了解蒋介石来日不多了。”他解释说：“我们不是要求你除掉蒋介石。我们会自己来。”尼问：“平和地？”周答说：“是的。我们有自信……当我们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后，你的部队就可以理所当然的离开了，很自然的。”①

① 同上注，pp.766-768。

尼克松答说，他的目标是美中关系正常化。他说：“如果我当选连任，我有5年时间去达成它.”但是，他强调，他“不能做出秘密交易，握握手，就说第二任期内会达成它。如果我这么做，报界一问起来，我一定被修理。”尼克松解释，他需要的是“活动空间”，希望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公报能提供这点要求。也就是公报文字不能让台湾“在未来2、3个月，和未来2、3、4年内，成为大问题。”讨论到越南战争时，尼告诉周，即使公报文字写得再巧，还是会被说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我们的是处理台湾问题，他们如愿了；我们要求的是在越南问题上的协助，我们一无所获。”①

① 同上注，pp.768-770, 773。

最重要的是，事情果真如此发展。这份著名的1972年2月27日上海公报，在台湾问题上以技巧的文字申明：“美国确认（acknowledge）——中文版则说‘承认’——到海峡两岸所有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只有一个，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不反对这个立场。”美方接着把“美国部队及军事设施撤离台湾”的最终目标，和其“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利益”联结起来，间接表示和平解决是撤军的报偿。可是，私底下季辛吉对周明白保证，这个暗示的条件“不影响总统对你表示他将会做的事……我们不是订定条件。无论如何，我们会去做（结束与台北的军事、外交关系）①”尼克松2月28日在上海的公开记者会上，声明在共同防御条约之下，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不变②。蒋对上海公报没有公开评论，但是他在日记里表现得非常生气，他说，尼克松“之无耻极矣”与“周匪”勾结、“出卖”中华民国③。称周恩来为匪，表示蒋、周虽在香港有秘密接触，但不代表委员长不再认为周是敌人。

① FRUS (1969-1976), vol.E-13: Documents on China, doc.100.

② William Bader and Jeffery T.Bergn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Menlo Park, Calif.: SRI International, 1989), p.159.

③ Chiang Diaries, February 27, 28, 1972, Hoover.

尼克松飞回华府之际，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葛林（Marshall Green）以及季辛吉的助理何志立展开向美国东亚盟国简报北京峰会的行程。来到台北，委员长说明他只要听季辛吉亲口简报。除此之外，蒋倒是隐忍他对尼克松以及白宫团队背信的愤恨。在他指示下，美方和蒋经国进行“长时间、友善的会谈”。令何志立意外的是，蒋经国非常镇静，没有斥责美国人，反而强调只要共同防御条约和美国军援继续下去，他并不太烦恼①。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835. 关于“何志立感到意外”的资料来自1997年10月10日，何志立在华盛顿接受的电话访问。

根据蒋经国的说法，美方向他担保，上海公报固然提到美国预备和北京关系正常化，但这并不是建立外交关系①。葛林没有出席季辛吉和中方的会谈，不清楚季辛吉说了什么话，此时却明确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它对中华民国的政策，也将和国民政府“继续维持外交关系”，信守对台北的防务承诺。何志立向季辛吉报告，蒋经国以及他们见到的其他台湾官员，“特别关心美国对台湾经济发展的持续支持”。何志立的评估是，台湾人民和领导人将“努力顺应局势，以中国人典型的决心，他们可能会适应得不错”。他预言：“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将会继续，因为他们已走投无路了。”②

① 蒋经国引自in FEER 102, no.2 (January 12, 1979): 22.

②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858.

虽然国民党的路线是既然别无选择，只好接受美国对大陆的新做法，但还是出现了一场小风波：外交部长周书楷在台北答复记者发问时表示，国民政府也可以和莫斯科来个“华沙会谈”。蒋经国很快就意识到此乃下下之策，于是下令发布绝不打“苏联牌”的声明，解除周书楷外长的职务，并且终止和KGB特务路易斯的接触（他曾试图掀挑起苏、台合作的传闻）。蒋经国果决地摒弃苏联牌，反映出老蒋对此策略的短暂迷恋亦已终止；蒋氏父子下定决心，即便要面对可恶的尼克松，还是得尽可能地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同时试图替未来打造基础。

华府方面，沈剑虹大使在3月1日先后见了季辛吉和尼克松，得到和过去一样的担保：美国在北京明白表示不会改变和台湾的外交关系，或者使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成泡影”。即将回国述职的沈剑虹问尼克松“如果你是我中华民国总统”，你会怎么做。尼克松答说，首先，“我不会提起美国是否有承诺这个问题。现在你提起这个问题，只会伤害到自己。我必须很坦白地说……第二点是，他要怎么做、贵国对大陆要怎么样，我真的没有答案。”说完这些称不上建议的建议，尼克松请沈向“老朋友”委员长问好①。

① 同上注，pp.837, 840。

就和往常遭遇重大挫败（如被迫退守台湾一样），蒋会找寻“荒漠甘泉”，找寻绝境中光明的一面。自从1949年之最沉重打击以来，光明面并不多，不过蒋已找到不少个。虽然美国已不再坚持要求北京别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然而中美和解在可预见的将来内，其实确保了共产党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将停留在微乎其微的状态。这可增加投资人信心。蒋家父子也可以期待，北京的入联和跻身五强，以及和美国的修好，将替台湾删去台独或“两个中国”的选项，也将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往更和平的方向发展。

讽刺的是，台湾在国际间加速坠入不寻常的孤立状态，却使政府在本国更受支持。这个情势有助于蒋经国身边的改革派说服国民党的强硬派，危机使本土和政治改革的推动更显迫切。许多学生活跃分子和独立意识的本省人开始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华民国的改革是最值得期待的。彭明敏在密西根接到蒋经国的回台湾邀请，只要他不挑战国民党光复大陆的教条及其军队控制，就准许他自由参加省级政治活动。彭拒绝了，但许多流亡在日本的台独人士接到类似邀请后，纷纷回国①。

① 同上注，p.626。

3月份国民大会开议，蒋向大会报告：“心怀愧咎（因光复大陆未成），余恳请大会另选贤明接任我职。”出席代表不管他的请求，照样推选他为第五任总统，这并不让人意外。私底下，蒋认为“天时地理人和”都站在他这一边，五年之内，或“少则半年”，“万恶的共匪”和“尼克松小丑”将被打败，“我们忍受的羞辱不会白费”。因此，虽然自承“年老力衰”，他坚信在此关键时刻仍必须承担艰巨，续任总统①。半年之后，美国联邦调査局果然查出，华府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遭人侵入事件，乃尼克松竞选连任团队搞出来的政治间谍及破坏阴谋。

① FEER 75, no.11 (March 11, 1972): 6. 关于蒋的想法，请见Chiang Diaries, March 11, April 10, 1972, Hoover.

比老蒋正式当选连任更重要的是，5月间，62岁的蒋经国果如预期出任行政院长。他立刻将本省籍阁员增加一倍变成6人，提名本省人为副院长及省主席(分别是徐庆钟和谢东闵），并有3名本省人获选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党外人士、台北市长高玉树出任交通部长。经国又促成中央民意机关增额119席，其中大多数由本省人当选。6月10日，蒋院长颁布被称为“十诫”的“公务员十大革新要点”，禁止公务员上酒家、公共食堂或其他不当场所，婚丧喜庆不得奢靡铺张。警察在全省检査禁止公务员涉足的夜总会，若发现顾客具公务员身分即予以逮捕。蒋经国亦发动肃贪，逮了不少人，警备总部本身就有50人被捕。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长（王正谊，蒋经国祖母王太夫人家族后人）贪污罪名成立，被判无期徒刑。有位海关高级官员则遭死刑处分（指豫源轮白庆国案，白后来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①。

① J.Bruce Jacobs, "Taiwan 1972: Political Season," Asian Survey 13, no.1 (January 1973): 102-112.

同时，蒋院长专注的和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不问其意识形态或与北京的关系。因此，台北立刻成功地在被迫关闭大使馆的许多国家，设立经济文化办事处。因为这个缘故，即使在尼克松破天荒访问中国之后的几个月（即1至9月），台湾整体贸易仍较去年同期成长了令人意想不到的43％。尼克松和季辛吉虽然玩弄两蒋，却认真、成功地支持台湾维系它在国际重要财金组织，如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会籍。季辛吉和尼克松也批准美国进出口银行对台湾放款，如5800百万美元现代化钢厂设备贷款，以及两座核子发电厂的全额贷款①。

① Appleton, "Taiwan Portents," p.37. 关于“亚洲开发银行”，请见FRUS, 1969-1976, vol.7: China, p.115.

三

1972年春天，委员长依然耳聪目明，虽已年登85岁，身体还算相当健康。但是，一些病痛开始上身，尤其是1969年发现，但一直保密至今的心脏问题。新的小毛病包括假牙越来越不舒服、关节酸痛、腿疼、身高萎缩。他现在经常都是一副温和、慈祥的样子，情绪平静，讲话时笑容满面。但是助理有时候会发现，他在国家遭遇拂逆时仍大发脾气，这在1960年代是很少有的事（除了在日记中）。他仍然严以律己。每天洗冷水澡，不论坐在餐桌或是庭院锦鲤池畔的椅子上，一定挺直腰杆。

1972年7月20日，委员长夫妇乘坐轿车下阳明山。他觉得“心绪烦闷”；但他在日记中写下：“大丈夫能屈能伸。”次日，他写下历时56年的日记的最后一段记事：“今日体力疲倦甚，心神时觉不支。”第二天，也就是尼克松北京行5个月后，委员长的主治医师熊丸陪他在官邸庭院散步时，委员长心脏病发。熊丸立刻替他注射了一针，虽然保住性命却自此陷入昏迷①。

① Chiang Diaries, July 20, 21 July 21, 1972, Hoover. 关于“隔天”等，参考1996年5月16日，钱复在台北受访；熊丸，《熊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9)，1998）；1996年5月31日，熊丸在台北受访。

总统府对外宣布他得了肺炎，国内媒体也不敢妄加揣测。一连几个月，只有蒋夫人、蒋经国、孔二小姐和医疗团队（现在加入美国心脏病学会会长余南庚医师）见得到委员长。孔二小姐负责打理病人的“琐事”，夫人频频向医护人员“呼喝下令”。但是据熊丸的说法，每天上午出席医疗会报核准当天诊疗的是蒋经国和孔二小姐①。病榻上的蒋不能出席双十国庆，这可是1949年来台后的第一次。政府发言人在外籍记者追问下否认蒋得了重病，但是谣言不止，外国人和大多数台湾人认为不论他得的是什么病，恐将一病不起，不然就是以为他已经死了。

① 1996年5月31日，熊丸在台北受访。

北京的毛泽东也已经老了。他说的话比以前更难听得懂，他“稍微动动就呼吸急促，脸色发黑”。他神智清楚，但越来越古怪而且爱胡思乱想。不过不像比他大6岁的宿敌，毛泽东依然当家。大约此时，周恩来健诊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但不信任医师的毛泽东不准他开刀，因为如果周死了，毛一手提拔起来的江青这一伙激进派就没人可制服了。这时候在内部斗争上反复无常的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复出，增加温和派的势力①。

① Li Zhisui（李志绥），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p.573-574.

在台湾1972年12月的选举中，党外候选人发表了史无前例的批评，“诋毁”政府甚至总统，还抵触动员戡乱国策。警备总部和其他安全单位建议取缔，可是蒋经国不准。不过他倒是把《大学杂志》的主编逼下台，并下令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停聘14位政治上好直言的教授（即台哲学系事件，被停聘者不尽然是“教授”，也有副教授、讲师）。即使如此，具政治意识的本省人现在认为持续冲撞言论自由的极限，可以达成权力移转给多数族群①。

① 1995年8月29日、1996年5月16日，钱复在台北受访；1996年5月16日，张祖诒在台北受访。关于“知识分子”等，参见Chen Guying（陈鼓应），"The Reform Movement among Intellectuals in Taiwan since 1970,"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July-September 1982): 35.

1973年1月，昏迷了6个月的蒋介石，不可思议地恢复意识。在他的家人和部属看来，这不啻是天意。不久后他便可以坐上轮椅，理性但极其孱弱地和蒋经国对话。根据蒋经国助手的说法，他一般只向老人家报告好消息①。其中无疑包括尼克松当选连任的消息，这不是个坏消息，因为两蒋认为让政治上已经跛行的尼克松继续主持美中台关系，总比让自由派民主党政府当家来得好。

① 1995、1996年间和多名蒋经国旧属的访问；1996年5月19日，蒋孝勇在台北受访；1996年5月31日，熊丸在台北受访。

蒋从医院回到士林官邸。蒋夫人每天探望他两次。蒋经国每天早上都到，晚间再回来和父亲共进晚餐，余南庚和熊丸两位医师通常随侍在侧。有一次，熊丸见到蒋经国念《孟子》给父亲听。多年前父亲年这位古代圣人的书给儿子听，如今情况反转，相当感人①。到了夏天，病人已能坐着和孙子孝勇与其新婚妻子方智怡合照。同时，孝武的妻子受不了虐待，回到欧洲；根据中国法律，她不能带走子女，他们被留给孝武。

① 1996年5月31日，熊丸在台北受访。

同时，北京方面，复出的邓小平接管由周恩来负责的外事，对两蒋展开新的和平攻势。但是经国不为所动，认为人民若是怀疑他和大陆寻求和解，会在台湾——不仅是本省族群——引起强烈甚至暴力，吓跑投资人。

10月初，宋美龄飞往纽约探望病重的大姐宋蔼龄。到了美国，宋美龄经过健诊发现她罹患了乳癌，旋即回到台北。4天后，宋蔼龄病故。两姊妹斗士意志坚强的女性，她们的丈夫互相在权力上争胜，但多年下来，姊妹感情一向深厚。宋美龄托到次年才接受乳房手术，但先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接受化学治疗。她把病情瞒着丈夫，只告诉他自己得了重感冒，恐怕有一阵子不能来看他。次月，86岁的蒋介石，看来非常孱弱，和国民党9个领导人合照。这是将近18个月来，他首次正式露面①。

① 熊丸，《熊丸先生访问记录》；同上注，关于周恩来，请见：FEER 82, no.49 (December 10, 1973): 22.

同一个月，季辛吉亲口告诉毛泽东，美国“国内情势”的冲击（意即水门事件）已使得尼克松无法在第二任期内和台湾断绝关系。毛泽东发现，美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不满两年，美国人就要毁弃他们最重要的承诺——保证五年之内终结与台湾的外交和军事关系。对毛泽东而言，该承诺与反制苏联威胁（现已越来越小）的个人愿望，是他同意与“美帝”修好的基本条件；这个修好政策严重损害他的革命声誉。现在，中共党内有些人指责周恩来被季辛吉和尼克松骗了①。

① William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pp.114-115. FEER 84, no.19 (May 13, 1974): 30.

同时，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尼克松同意卖给蒋介石政府另一批先进武器，包括15艘驱逐舰、2艘潜水艇、60辆M-48坦克。他还批准诺斯洛普飞机生产线在台湾的装配厂打造100架现代化的F-5E防卫战斗机①。这一切都让周恩来的政敌炮火更加猛烈。此时，美、中政府已在双方首都互设“联络办事处”，周恩来、邓小平领导的温和派决心要维持对美国的突破。

① FEER 87, no.4 (January 24, 1975):22;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pp.1119-1120.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不名誉地辞职下台，由直升机从白宫草坪载走。虽然尼克松下台时，台北天未破晓，蒋家父子可能盯着电视看，（编按：应该不可能，台湾当时电视仍未全天候播放，听广播倒是有可能）。就和肯尼迪总统遇刺一样，两蒋一定把尼克松的不名誉下台看做天谴。新任总统福特接篆后，立刻就签可了一封致周恩来的电文。由季辛吉拟稿的这份电文，保证履行前任总统对台湾问题所做的承诺。不过，事实上并非如此。1974年11月，华府照会蒋经国，美国固然将继续追求与北京关系的正常化，“现有（与北京）的关系形式合乎我们的需求。”①

① See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18, at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9/.

蒋介石的暂时忍辱策略再次获得成效。他的儿子现在又多出几年准备时间，以迎接美国将来与台湾断交的冲击，而且美国对台军售似乎也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至于季辛吉，他已经达成与中国修好的主要目标——“世界力量相互关系”的大改造，此一改造替美国增加了对付莫斯科的筹码，也降低了中南半岛可能崩溃的冲击。

蒋夫人的化疗没有成功，她决定到台北荣民总医院接受乳房切除术。她还是瞒着丈夫，只说要到美国去。蒋总统夫妇依然十分气美国，更气尼克松。蒋夫人养病期间，写了长达35页的长文，指控种族关系紧张、吸毒、警察贪腐、暴力犯罪等等社会奸邪，正在动摇美国的“精神力量”。她说，美国和“赤色中国”修好，只会鼓舞后者的“侵略倾向”。蒋经国对这篇从未发表的文章“又惊又怒”①。

① 熊丸，《熊丸先生访问记录》；熊丸先生1996年5月31日受访。宋美龄的报告见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四

1975年4月5日是清明扫墓节最后一晚。全台湾、全中国都相信祖先的鬼魂四处游走，准备在当晚回到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住所。当天晚上，蒋的医师熊丸在士林官邸庭院散步，抬头可见满天星斗。他回到室内就寝后不久，值班医师便紧急召唤他。蒋总统心跳停止了。熊丸披上袍子，冲到楼下蒋的寝室。打了强心针后，他的心脏恢复跳动。蒋夫人赶到病榻之侧，总统心跳又停了。医生再打了一针。

救护车赶紧把委员长送到离官邸不远的荣总。不久，蒋经国也闻讯赶到加护病房，此时老先生又停止心跳。熊丸准备打第三针，夫人却轻碰他的手，叹了一 口气说：“停了吧！”距午夜还有几分钟。此时，从台北到高雄，全岛突然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即使从哈佛学成归国的官员也认为，这不只是纯属巧合①。

① 我在另一本著作中描述了蒋介石咽下最后一口气前几个小时的情况，The Generalissimo's 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21. 我在1996年5月31日访问当天在现场的熊丸医生，他提供最权威的经过之叙述。可是，熊丸在访谈中漏掉一件事，当天夜里委员长心脏病发，即可被送到荣民总医院。经国随蒋夫人之后赶到病榻之侧。关于雷电交加的反应来自FEER 88, no.16 (April 18, 1975): 20. 政府宣布蒋在晚间11时20分心脏病发，送到荣总后，于11时50分逝世，蒋夫人及经国随侍在侧。New York Times, April 6, 1975.

委员长过世后2个小时，政府发表了一份号称是一星期前写下的遗嘱。内容如下：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

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

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

惟愿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①

① New York Times, April 6, 1975. 英文版以比较不具共产主义色彩的同僚（colleagues）取代同志（comrades）。

严家淦立刻宣誓继任总统。根据中国古礼，高官逢父丧应守丧3年，蒋经国也呈辞行政院长，但新任总统批示不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还推选他为主席。蒋经国开始1个月的守丧，期间写成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守父灵一月记》。30天的国殇期间，政府要求全国电影院、夜总会、酒吧及其他娱乐场所全部停业。禁打高尔夫、网球和棒球。电视和电台只播放有关蒋总统的纪录片或民众悼念的新闻，配上哀乐①。

① Taylor（陶涵），Generalissimo's Son, p.321；同上注。

美国副总统洛克斐勒代表福特总统于1975年4月15日抵达台北，他向记者们表示双方友谊长存，但避免提到国民政府或美国对台湾的防务承诺——1月间，福特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也避谈这个问题；洛克斐勒也没提到中华民国的新领导人，但他起码到场了。蒋介石在大战期间的其他盟友，统统没有派代表来悼丧①。

① New York Times, April 12 and 14, 1975.

前任总统尼克松从加州圣克里门住家发出唁电，称呼蒋是“我们时代的历史巨人之一。”不过，这并非各方的共识。多数历史学者和记者对他最友善的评价是，那个掌握一切优势却“失去中国”的人。贝克（Russell Baker）形容蒋的失败“壮观”、“惊人”。“他的败有如龙巴迪（Vince Lombardi，美式足球常胜教练）的胜。”许多人则重复史迪威的评语：蒋介石是傲慢、无和、无能的领导人，只知追求权力，对抗战、对中国或对中国人民毫无贡献。《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他的过世，使我们又“想起二十世纪政治史上不朽的幻想”——委员长一再宣称从他的小堡垒，他将反攻大陆、击败庞大的解放军。蒋应该很骄傲，有那么多人在那么长久的时间里，对他要击败共产党巨人的信念，深信不移①。

① New York Times, April 7, April 27, 1975.

蒋经国、蒋纬国两兄弟按习俗把父亲遗体包上白布。依照蒋的指示把他的《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选集放入棺木。有人发现委员长忘了提《三民主义》，赶紧送来一本。一连五天，灵柩放在国父纪念馆。蒋曾经主持上千次的总理纪念周会，感念这位创党人提携他为国民党和中国的领导人。据报导，全台有250万人排队瞻仰遗容，其中包括被蒋关了多年的雷震。4月15日，美国的南越盟友果如蒋所预料的崩溃了。西贡在当天失陷，美国外交官和陆战队员从大使馆屋顶仓皇搭直升机逃命。

委员长的告别式于1975年4月16日，一个灰色、多云的星期三，在国父纪念馆举行。灵柩四周围满百合花，还有一座巨大的白色菊花十字架。在僧侣的诵经声中，蒋夫人戴着墨镜，向铜棺行三鞠躬，蒋经国、蒋纬国，以及代表第三代的蒋孝武也依礼行三鞠躬。然后棺木封上，基督教牧师周联华主持仪式，军乐队奏起哀乐，十名执拂人抬起棺木步出纪念馆，送上以白花、黄花布置成教堂状的灵车。礼炮二十一响，向一代伟人致敬①。

① 以下两断教材自何若然（Richard Halloran）刊登在New York Times, April 17, 1975的文章。

蒋介石出殡，蒋经国、蒋纬国随侍宋美龄身旁

蒋夫人由蒋经国、蒋纬国两侧搀扶，跟在灵车后走了几百公尺。遗属旋即坐上桥车，出殡行列缓缓经过又湿又热的台北市，上了公路，穿过小镇。数十万民众夹道恭送，其中有大专学生、男女童子军、邮差、护士、后备军人披麻戴孝，有佛 教僧尼身穿袈裳，一群女子则穿黄袍、头戴方顶帽，还有乐师弹奏国乐。许多人低声啜泣。军乐队和中学生乐队也鸣奏挽歌。过程全都经过细心安排，但是未必崇拜这位已逝领导人的外国观察家感觉，出席者不论其政治背景都认为这是历史史性的一刻①。

① 同上注。

出了城，车队经过数以百计的小型工厂，其间还穿插着刚要春收的翠绿田地。穿过山区蜿蜒小路，车队来到离台北约37英哩、竹林环绕的慈湖。这是蒋氏生前喜爱的避静处所，常使他想起故乡浙江山区的老家。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归故土，埋在溪口镇上方雪窦寺附近的母亲灵冢旁。

五

蒋出殡当天，自知来日无多的毛泽东端坐房里，静静地聆听以十二世纪古诗谱写的哀乐。这位诗人以此告别一名被贬黜边疆、齐志以殁，际遇有如蒋介石的爱国官员①。

① 王守稼等编，《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香港：八龙书屋，1993年），pp.17, 871-874。毛泽东显然没有像其他报导所言，多添两行字悼念蒋介石，参见熊向辉，《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pp.289-290; and June Chang（张戎）and Jon Halliday, Mao (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05), p.628.

结语

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相信要恢复中国的主权及世界地位，条件就是国家统一、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愿意牺牲一切保家卫国、有纪律的人民。蒋、毛也都明白，他们或友或敌所打的军事大战，从来都不只是为了领土完整或政治权力，还有对现代中国重回泱大泱国怀有截然不同的憧景。虽然毛泽东有他战术上务实的一面，马列主义的专制教条以及中国古代法家思想，打造出他的严苛手段和不切实际的目标。可是以蒋介石而言，儒家的服从、和谐、稳定和务实观念，加上孙中山的改革理想与“训政”主张，构成这位国民党领袖的威权手段和对人类进步的期许。

蒋不论在大陆台臺湾的期间，个人对中国统一的信念绝不动摇。虽然他和军阀妥协使国家不致四分五裂，虽然在试图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时，姑息日本人达6年之久，他却从来不曾正式放弃中国对任何领土的主权。他对中国应该要维持统一的坚定信念，或许正是1948年东北战败后，没有努力坚守华南半壁江山的原因之一。他反而选择退守台湾，在这里他终于能完全的独裁控制，维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并追求他长期的梦想——以儒家及基督教价值为基础建立一个现代华人国家。

1928年底，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蒋形式上把中国一统旗帜，虽然政府实质命令只能及于少数省分。在“南京时期”，既无外国援助、外贸又不振，东北及其重大岁入来源皆被日本人抢走，他在经济、社会和民间生活上仍可达成相对亮丽的进展。此时，世界陷入经济萧条，日本人蚕食鲸吞的侵略节节进逼，加上还得与称兵作乱的军阀以及苏联撑腰的共产党持续作战。从1928年起，眼看与日本终究无法避免一战，蒋展开宏大的计划，以战略矿物支付德国，由德国协助打造一支现代化部队；计划往大西南大规模撤退；把许多兵工厂往长江上游搬迁；兴建滇缅公路；成功推行全国货币；禁止在沿海省分新建工业；将故宫博物院无价珍藏迁往四川；全力剿共，逼其残部走“长征”，流窜到离蒙古仅只数百英里的边区。

由于认识到往后数年，他在意识型态上的大敌、也是中共的大靠山——苏联，将是军援唯一可能的来源，蒋在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已同意与中共联合抗日。明知毛泽东对国共合作完全口是心非，他信守承诺，甚至还对中共提供金钱资助。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苏联对华军援。

抗日战争终于爆发时，蒋在上海、长江流域投入精锐部队展开长期浴血抗战，头两年就折兵损将达百万人，但是它号召中国人民进行马拉松作战，取得西方国家道义支持，令日军伤亡惨重，只能占领中国1/4领土、管辖中国1/3人口。他和苏联交涉成功，获得数亿元的军事援助，包括一度有数百架军机由俄国人驾机、参与抗日。历四年之久，损失了八成以上工业生产能力和财税来源的自由中国，除了苏联援助，一直都独力与日本奋战。数千万难民涌入大后方，可是卡路里消耗量大致仍能维持和之前相同的水平，而且通货膨胀虽厉害但不可怕。

大战结束，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跻身世界五大强国之列，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蒋主政之下，他达成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终止中国百年之耻；除了外蒙古、香港、澳门和沙皇在东北之权利，他收复了前人失去的领土。难怪蒋在中国又成为全民拥戴的人物。关于中共和苏联战后的意图，他看得清清楚楚；和他来往的许多美国高级官员却错得离谱，可是大家都没有给予他公允的评价。

当然，蒋自己也做了许多错事。他对多党制的代议民主制度不仅只有三分钟热度，有时候行动还与他信奉的儒家精神、基督教诲，以及对真诚和道德的信念互相矛盾。他有几次批准的极端行动，已到可怕的无视道德甚至是堕落。例如1947年，他下令或批准二二八事件，1947至1948年把数十万大军送进东北遭歼灭，以及1949年撤守台湾后头几年的大规模执刑。这些行为在在违反人性，而且以蒋本身的目标来讲也没有必要。即使毛泽东在中国内部已经和平时也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入民，并不能改变（我们对蒋）此一评断。

蒋在日记或其他地方，从来没替自己这些极端行动辩解。如果被逼问，他或许会指说这是时代的不幸——针对世界文化走向的一场无情战争，血流成河，数百万人丧生、数亿人受苦，而套用他的话：中国文明存亡绝续系于此一大战。他曾经自称“战争之人”，暗示他肩负道德重担，和杜鲁门及邱吉尔下令轰炸广岛和德勒斯登（Dresden）的决定，并无两样。但是，当然他这些最无情的决定也帮助他掌握权位；对此，他可能会声称：他和其民主国家盟友一样，受民之托，必须竭尽所能，领导国家为生存和统一而奋斗。

在台湾的25年期间，蒋主持一个稳定、和平的微型中国，有机会建设国家；以经济和社会指标而言，他相当成功，替台湾的经济奇迹奠定基础——这份成绩在他撒手人环时，可谓功大于过。蒋过世之后30年，若他于地下有知，则必定大为折服今天台湾有最先进的、低费用的全民健保制度；媲美全球的第一流的教育体系；以及高科技经济的亮丽成绩。他一定很欣慰，一度贫穷的这个小岛于2007年外汇存底居全球第四位，以购买力均价为准，人均所得为30800美元——1960年仅为1200美元。

蒋在台湾的政治遗产则依然有高度争议。我们可以理解，他和他儿子不一样，在大多数本省人心目中仍然非常不孚人望。2007年，支持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政府（于2000年经由民主选举上台）把全台湾200多座蒋介石铜像及雕像拆除。大部分的石雕像被支持者保住，包括一座骑在马背上的蒋总统雕像，都移到其慈湖暂暦之地附近一座公园。蒋家后人担心日后还有其他不敬的动作，同意未来将把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遗体归葬溪口老家——显然他们在当地会最受欢迎。2003年以105岁高龄去世的宋美龄，在遗嘱中亦要求，在适当时机将其遗体由纽约迁葬上海宋氏家族墓园，置于二姊庆龄之侧。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她要求葬于溪口她丈夫之侧。显然她的最爱是亲共产党的二姊①。

① 2008年，宋家亲戚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2008年3月，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大老党在台湾又告复起。原本独裁的、以外省人为主的国民党在一场大胜中赢回中华民国总统宝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获得本省人大多数的支持。以民主而言十分可喜的是，民进党接受败选的事实，确保台湾第二次政权和平转移。新任总统马英九是外省第二代，反映了台湾在族群融和上的进步。马英九显然是个温和的务实派，主张台湾继续自由，以及不受大陆干扰、自由行动，不过他也有隐约的“一个中国”观念。

我们不清楚蒋介石晚年是否和儿子有相同观念，认为全民民主同时是台湾长期生存，也是两蒋父子留给后人遗产的唯一希望。直到临终，他很可能都认为经国缓慢的民主改革只是要安抚本省人及美国的意见。即使如此，在他过世30年之后，他可能仍会佩服1980年代蒋经国领导的民主改革，导致台湾和平过渡到多数统治，也影响到大陆同一时期的民主运动——即使它并未成功。

他或许也会认为，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最能促“一个中国”理想的因素，就是两岸民间交流的热络，以及双方经济业已大大整合。2008年，台湾上万家企业在大陆的投资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而且这些台商有100万名台湾员工及眷属在对岸定居、工作。

蒋或许也会相信，最后中国统一的最佳希望系于大陆势必会出现的政治自由化，它们有一部分是受到台湾嘈杂却活泼的民主模式之鼓舞。老委员长曾经对魏德迈将军提到他的此一卓见；当时他说：“如果我去世时仍是个独裁者，我必将和所有的独裁者一起为后人遗忘。但是，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确实稳定的基础，我将永远活在中国每个家中”——他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两岸①。

① Albert C.Wedemeyer Papers, a memorial tribute given at Washington National Cathedral, April 16, 1975, box 1, folder 19,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California. 魏迈德也许在1960年代访问过台湾，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引用的像是蒋介石当时讲的话，而非1947年。魏迈德和蒋介石的确有通信，但是在哈佛收藏的信中没有找到引用的出处。

21世纪初始，若蒋于九泉之下回来略微看一看世界，他必定也会大吃一惊，中华人民共和国竟然可以变成受人尊敬的国家，拥有核子武器和洲际飞弹，还有太空船绕月飞行；以第三世界水准而言家庭农业繁荣，有巨额外汇存底可支持美国挥霍花钱，甚且整体经济可望在30年之内追上美国。事实上能这样成功同时源自于中国过往的创业精神也有新的资本主义导向——虽然还是国家严重干预、管控的经济。蒋可能会认为，若无日本或苏联的干预，他早就可以击败中国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起飞也可提前20年起动，数百万中国人民也用不着丧生送命。

最重要的是，蒋一定欣见北京政权已经非正式、但清楚地证实他和孙中山的信念：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社会、民情，或者根本就是不合人性。他也会特别高兴，为了解决后毛时期缺乏有力的伦理哲学、宗教或意识型态，现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以民族主义和古老的儒家思想，来取代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两者皆是以回头汲取中国丰富的文化和伟大的历史，来界定国家的道德与伦理核心。所以，蒋肯定会将中国的新领导人视为现代儒家，和他一样致力于使中国成为治理良善、和谐、稳定和繁荣的社会，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强大、和平的角色。

他也会看到一个相当讽刺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贪渎程度和贫富差距非常高，可能高过他在大陆主政时期，当然更远远高过他在台湾当家时期。最后，他会看到尽管大陆经济兴盛、社会已有正面变化，邓小平、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国之民权自由，远逊于他晚年台湾的水准。如此，这位老独裁者搞不好还认为新中国在政治领域的紧缩封闭是有点过头了。

蒋如果看到现代中国在紧密控制下缓慢扩张、城市高楼林立，加上其他的现代化成就，他可能认为他长期规划、看起来梦幻的“反攻”大业已经成功了，他的继承人已经光复大陆了。“斗争”已经落幕——至少在此一世纪是如此。推动现代中国在21世纪前进的，是蒋介石的主张、不是毛泽东的观点。

译后记

做为国家领导人，蒋介石一生事业可分为大陆时期和台湾时期两个阶段。

如果成王败寇是历史铁律，蒋氏在第一阶段恐怕一直撕不掉一般史家给他贴上的标签——失去大陆的人。而在许多台湾人心目中，他更是二二八事件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本书作者陶涵提供我们另一个视角去看待蒋介石。蒋是在今人难以想像的艰困条件下，要对付军阀、完成统一；要内抗共党、外御日本。漫长的抗战，初期仰赖苏联援助，后期则仰承史迪威鼻息而勉强顶住大局。前人批判国民政府贪腐、蒋抗日不力，称颂中共清廉、爱国。陶涵的描绘提供另一面镜子。

这本书的特色是参考蒋氏家族存放在胡佛研究所经过整理的蒋氏日记，透视蒋以弱事强、忍辱负重的经过。陶涵对蒋氏的同情穿透700百多页的篇幅。

在这本书译写过程中，译者只能说是进行粗胚工作，感谢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维开细心审订、还原引据出处，才得以呈现宝贵史料。时报出版公司总编辑林馨琴、主编庄瑞琳与编辑叶品岑、企划沈小西付出的大量心力，以及陈怡华、梁正杰的共同协力，更是中文版的幕后英雄。当然，中文版如有缺陷，应由我独负其责。

最后还要感谢东海大学吕芳上教授的导读，为本书增色不少。

林添贵

2010年3月24日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