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论中国》

【序】

1962年十月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了他的政治军事将领们。在西部万里之外的喜马拉雅山脚下，中印两国军队正在刺骨严寒中对峙。争执发生在一条有争议的边界线上，印度坚持英国殖民者划下的麦克马洪线，而中国只承认大清前朝的国界。印度军队站在他们自以为是的位置上被中国军队包围了。这时，所有的外交努力都失败了。

毛泽东决定打破僵局。他在他宣称要抛弃的旧中国历史中寻得一条妙策。毛对他的将领说，中国和印度以前打过一个半战役：一个是在1300年前的唐朝，我们派兵帮助印度王朝平定了叛乱。那以后，两国享受了一段宗教和经济交流的繁荣期，所以中印不是永远的敌人；另外半个是蒙古（蒙古可以说是半个中国）的铁木真大败印军，攻陷德里，杀了十万人。所以，毛说，这次要“敲”他们一下，让他们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我们要克制，教训教训印度人就可以。

毛的部下—这些宣称要砸烂封建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没有一人怀疑历史与现实的战略意图有何相悖。军事部署按照毛的思路布置下去，几个星期后，中国军队给予印军沉重的毁灭性打击。但是，在胜利后却退回了以前的实际控制区，甚至连缴获印军的重武器也全部归还。

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当代领导人会以几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为基准发动一场倾全国之力的现代战争，而且那么自信他的同僚能够理解其中的战略意图和重要性。因为中国是一个传奇的国家，她有着几千年延绵不断的文化，里面蕴藏着丰富的战略和治国之策。

其它国家，包括美国，都宣称他们有着普世的价值和政治制度。但是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没有一个能坚持多久，包括被邻国认可。从公元三百年前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直到清朝的覆灭，中国一直是亚洲体系的中心。中国皇帝被看作为（也被邻国承认）天下政治等级制度的至尊，而其他国家的君主只是附庸臣子。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体就是文明的象征，就连她的征服者都部分或全部采用以装饰自己的合法性， 而这也正是他们最终融入中国的第一步。

这一传统的中国宇宙论经受住了几千年自然灾害和内乱外患的考验。即使中国在孱弱和分割的状态下也被认为是合理的政治中心。内部的或外来的乱世枭雄们占有了她，建都统治着她，却从不否认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央之国”。任何人要想理解中国二十世纪的外交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作用就必须 —尽管可能过分简单地—先了解她的历史承传。

第一章 传奇的中国

每个国家社会都有一个起源的传说。而中国文明好像是一个没有时间起点的永恒的自然现象。在黄帝的传说中，尽管人们尊他为华夏始祖，那时中国已存在了。当黄帝神秘现身时，中国正处于一种秩序混乱之中，各个部落互相残杀，英雄平定四方而称帝。

黄帝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个开辟华夏的英雄。但是，传说他只是重建而不是创建中国，中国早已存在。在历史意识里中国永远都存在着，只需不断统一和复兴，不需创建。这一悖论在孔子时代又在重演。孔子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礼教的鼻祖，但孔子宣称他没有创立新礼教而只是复辟在动乱年代中丢失的旧礼。

中国文字始创于公元二千年前的商朝。那时，古埃及文明正处于巅峰期，古希腊的城市王国文明还没开始，而罗马文明还有待一百年后出现。然而，商朝流传下来的文字体系正在今天被十几亿人沿袭使用着。今天的中国人能够读懂孔子时代的文籍，他们的书籍和语言中蕴含了几千年的战争典故和朝闻轶事。

同时，中国历史上亦上演了无数次的战乱。一个皇朝倒下，又一个皇朝出现，往复不断，好像遵循某种颠扑不破的自然法则。每当新的帝王统一了中国，即按照黄帝的先例，号称恢复中华泱泱大国（当然也有拓展疆土的时候）。正如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也是毛青年时期的最爱读物）的开篇语：“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的文化传统正是在这种周期性的分合交替中承传下来。

在中国正式一统于秦朝前，曾经有过两百五十年（475-221 B. C.）的封疆自治，叫战国时期。在欧洲，这个状态则相对于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个国家欲打破力量平衡而争取霸位。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六国后，尽管经历过不断的分合，其周期有的达数百年，但中国基本上形成了帝国统一并一直延续后世。

在其盛世，中国的影响圈波及整个亚洲大陆，从西伯利亚的松林到梯田相间的南方乡村和热带雨林，从布满渔村和港口的东海岸到西部的戈壁沙漠和青藏高原。广袤的大地和丰富的物产使中国人认为“天下”就是中国。

== 中国的强盛时期 ==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中国几乎没有与有其相当规模文明的对手打交道的必要。中国人知道印度的存在，但正如毛指出，印度当时由多个分治的王国组成。两国通过丝绸之路有过物品和佛教的交流，但民间交往被不可跨越的喜马拉雅山脉阻断。与近东的波斯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甚至罗马文明的交流也因戈壁沙漠的残暴风沙而举步艰难。尽管时有贸易驼队穿越其间，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没有与另一个有其相当成就的文明社会有过深度交往。中国和日本在核心文化和政治体制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两国似乎从不承认对方的至高权威。欧洲在当时更是遥不可及。

中华帝国的领地在东部达海岸而至。至早在宋朝（960-1279），中国的航海技术是领先于世界的。那时，中国的船队可以载着皇帝到处征服和拓展。然而，中国没有跨海殖民，甚至对海外疆土不屑一顾。中国没有理由去驯服蛮夷接受孔子和佛教的道义。蒙古征服中国后，接管了宋朝训练有素的船队，并两次试图跨海东征日本，均受天气—日本称之为神风—影响无功而返。元朝垮台后，尽管技术上可行，但中国从未试图再征。从来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有占领日本群岛的必要。

在明朝早期，1405-1433年间，中国发动了古代世界航海史上最卓越和神秘的一次远航。由郑和领队的宝船，当世无与伦比，经过印度，霍姆兹海峡，直达非洲好望角。当时欧洲的航海远征还未开始。中国的船队似乎在各个方面都具有不可超越的优势：技术的高度，船只的大小和数量，即使著名的西班牙舰队（还要等150年后出现）亦相形见绌。

历史学家现在还在争论郑和远航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郑和是个传奇性人物：一个中国的穆斯林从孩提年代就被征入皇宫作了太监，有着与任何历史人物不同的经历。在他的远航过程中，每到一处都给当地的统治者呈送一份厚礼，宣扬中国皇帝的皇恩浩荡，同时邀请受礼者访问中国。 在中国，外来者须对皇帝行叩头大礼以表示天子至上和外民对中国中心体系的承认。除去宣扬中国的伟大，发送邀请来叩头的虚礼，郑和没有表示过任何领土征服的雄心。他只带回来礼品，或说“贡品”，除了象征性地扩大了“天下”的定义，他没有得到实际的殖民地和资源。最多可以说他为中国商人创造了优惠的贸易环境，或者说中国早期展示其“软实力”。

郑和的远征在1433年突然终止，这一年与北部边境出现的威胁相吻合。下一个皇帝下令拆除所有船只（就像现在的铁道部拆除刚刚出事的高速列车）并销毁所有造船记录。这样的远航再没有重演过。尽管中国商人后来沿着郑和的航线进行过贸易，但中国的航海行为从此一蹶不振—以至于后来中国的海岸受到倭寇海盗骚扰时，明朝的统治者只有下令沿海居民向内陆后撤十里躲避。中国的航海史从此成为一个打不开的折页。（令人不解的是）中国技术卓群却自愿退出航海远征的事业，而这时正是西方刚刚对此表示兴趣的时候

中国自我封闭的辉煌成就造就了一种盲目自满感。中国的精英们认为中国是唯一的文明。一个英国人在1850年评论道：

一个有智慧的欧洲人习惯于思考各国不同的优劣，并利用自己的长处战胜别人的短处。他可以依据这样的比较，从有限的数据中分析出一个从未认识过的国度的状态并制定与其打交道的合适方针。但中国不是这样。令人可怜的是他们与外界隔绝往来的自我封闭导致失去与外界联盟的机会和比较并约束了他们的思想。他们只以自己的习惯衡量别人。（译者注：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这时的英国人只看到衰落的清朝。战国时期的纵横排阖和三国时期的联盟抗强策略，后来被毛周邓们运用得炉火纯青）

中国当然知道周边国家的存在，比如朝鲜，越南，泰国，缅甸等，但在中国人的概念里中国是世界中心而这些国家是次等社会。在中国人眼里的宇宙自然秩序是中国为大而次等社会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并进贡表达谢恩。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与其说是政治和领土的界线毋宁说是文化的分水岭。

这一传统的中国中心秩序体系妄想一直保持到当代。至晚于1863年，中国皇帝咸丰（他本人就是一个两百年前入侵中国的满洲的“外来者”）发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阿不拉罕.林肯的一封旨在建立两国友好关系的信中夸大自信地写道: 我中华之帝国奉天承运, 兼统世界其他国家，普天之下实为一体。这封信发出时，中国已经输掉了两场与外国的战争， 西方列强正在中国领土上扩张着他们的利益。中国皇帝对待这样的灾难就像以前对待不化蛮夷一样，以为他们闹闹就反被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降服了。

其实在大部分中国历史中，中国不是这样充满妄想的。从汉朝开始，中国一代又一代逐渐从黄河流域拓展开来，将邻近民族社会纳入中华文化圈。中国过去的科学技术成就超过了欧洲，印度和阿拉伯。

不只是人口和领土远远超过欧洲，直到工业革命，中国还是最富裕的国家。一个四通八达的运河网络连接主要河道和人口中心，中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繁荣的贸易地。事实上，中国当时占世界GDP的比重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过去的十八个世纪产量的总和还多。至少在182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30%，超过欧洲加美国的总和。

当时西方的观察家对中国的物品繁荣感到相当吃惊。1736年一个法国人写道：

（中国）各省都富有特产，而运输通过四通八达的运河快捷地抵达各地，使得帝国内的贸易非常流畅，这是欧洲不可比的。

三十年后，还有一个法国人写道：

无人否认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口最多的和最繁荣的王国。像中国这样的帝国相当于欧洲的全体，如果欧洲主权归一的话。

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有时也采用外来的思想和发明。但经常是中国人相信只有中国拥有最有价值的物产和知识。外国与中国的贸易不被中国的精英们认为是正常的经济往来而是“进贡”。

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方式最显著的一点是它不是以纪念碑来彰显一时的胜利而是长期运用战略性的智慧。在中国的历史中，沿着漫长的不断推移的边界居住着数不胜数的“劣等”民族，他们移动性很强而且经常武装得更好。在中国的北部和西部是一些半游牧民族如满族人、蒙古人、维吾尔族人、西藏人、最后是俄罗斯人，他们的骑兵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过边境线直指中原农业腹地。而中国的反击却会遭遇不友好地形的阻碍和漫长后勤线的困难。面对中国的南部和东部是一些国家，尽管他们通常承认中国宇宙论，却是骁勇善战的民族。其中最坚韧不拔的是越南，她曾顽强地抵抗中国做老大并声称在战场上打败过中国。

中国不可能征服她的所有邻国。中国的人口主要是农民，他们喜欢在祖上留下的田地里耕作。中国的精英官员不是靠武功取得地位，而是靠学习孔子的课文和优雅的艺术，如吟诗作画。单个而论，那些蛮族就已经了得，要是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可就不得了。

万里长城，在西方看来是中国的巨大成就，但在抵御外强方面却不是一个成功的解决方案，只显示出中国防御的软肋。相反，中国的决策者们运用一系列的外交和经济手段把可能的外敌拉入中国管理的关系网里，其最大愿望不是去征服他们（尽管中国有时也发动军事征服行动）而是避免被侵略和防止蛮夷的联盟。

通过经济贸易刺激和政治舞台的技巧性运用，中国劝服邻族人按中国中心的规范方式生活，同时彰示令人敬畏的中国威严，以避免可能的入侵者胆敢考验中国的力量。其目的不是征服蛮夷而是“放松缰绳驰马”。对那些不听话的蛮夷，中国会采用离间计将其他们分化瓦解，这就是著名的“以夷制夷”方略。

这一方略的目标实质上是防御，即防止中国边境的蛮夷采取联合行动。这种蛮夷管理的原理已经结晶于中国的官方指导思想里，以致于当欧洲“蛮夷”开着炮舰抵达中国海岸时，中国官员也用前朝的语言来描述他们面对的新挑战。他们想先“以夷制夷”然后再安抚进而驯服“蛮夷”。他们就是用这一传统策略应对英国人最初的破门而入。他们把欧洲其它列强也请进门来，希望先挑起列强之间的争夺再操纵他们。

为了追求这一目标，中国的朝廷采取了相当务实的措施。中国人贿赂蛮夷，或利用汉人的多数去掺杂蛮夷的种族成分。当被打败时，中国人可以屈服于蛮夷，就像元朝和清朝之初那样，作为将他们中国化的前奏。中国朝廷经常实践一种在其他场合下被认为是阿谀奉承的手段，尽管是经过一番精心的乔装打扮使得中国官员不失其仁慈而高高在上的面子（黑龙江方正县的领导照照镜子，译者注）。汉代贾谊就曾提出过“五饵”政策以管理中国西北部的匈奴：

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以上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在强盛期，中央王国的这一外交政策促进了帝国权力的意识形态合理化。在衰退期，它掩盖着中国的软弱使得中国能够暗中操纵各种竞争力量。

与这一区域近代崛起的权力竞争对手（译者注：日本，越南？）相比，中国是一个满足的帝国，没有多少扩张领土的野心。正如汉朝的一个学者（？）所言：皇帝不辖蛮夷，来者不拒，去者由之。所谓大中华圈的目的就是与分离而顺从的边缘国和睦相处，而不是把他们纳入中国的统一版图之中。

中国基本的务实主义最显著的一种表现就是依附于征服者。当外国王朝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时，中国的官僚精英能够服务于征服者并以中国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精深为理由请求征服者用中国的办法、中国的语言和中国的官僚治理中国。几代下去，征服者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他们原来想要统治的中国人了。最后，连征服者的家园领地—当年向中国进攻的出发点—也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他们发现自己在追求传统的中国国家利益，把征服工程整个掉了个头。

== 中国的现实政治和孙子兵法 ==

中国人一直是聪明的现实政治实践者和战略学的学生，只不过他们的战略和外交与西方所习惯的很不一样。动乱的历史教会中国领导人不是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答案并且过分强调对一件事情的完全掌控会扰乱宇宙的河蟹（有点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意思，译者）。有太多可能的敌人（或不稳定因素，译者）以致于中国无法生存在绝对安全（稳定）之中。如果中国的命运是相对安全，那么它同时也意味着相对不安全，这需要学习十几个有着不同历史经历和雄心的邻国的语法。

中国的决策者几乎从不把宝押在一场全胜或全败的冲突结果上。持续多年的有计划性的运作更接近他们的风格。西方传统总是把在一场绝定胜负的力量冲突中获胜的英雄捧上领奖台，而中国的理想强调不显山露水地、间接地、有耐性地提升相对优势。

这一对比反映在每个文化的智力游戏当中。中国最耐久的游戏是围棋。围棋是一种以棋子（石子）圈地的游戏，它暗含了战略包围的概念。一个由19乘19条线构成的棋盘开始是空的。每个玩家有180个棋子供他用（分黑白两色），每个棋子的价值与其他棋子是相等的。玩家可以轮流将棋子随意放在棋盘上任何一个位置，目的是加强自己的力量同时包围和捕吃对手的棋子。几场角逐在棋盘上不同的区域同时进行。随着玩家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和应对对手的意图而落下每一个子，棋盘上力量的平衡逐步变化。在一个玩得好的棋局终盘，棋盘上布满了互相交错的力量地盘。优势的差额往往很小，在一个外行眼里，胜负不是一目了然的。

而西方的象棋则是讲究全胜。游戏的目标是将军，把对方的国王逼入死角。大多数象棋棋局的胜利是靠消耗角色棋子而取得的，很少的也有通过戏剧性的巧妙一击将军。象棋还有另一个结果就是平局，双方都放弃了战胜对方的希望。

如果说象棋代表一个决定胜负的战斗，围棋就更像一场战役。象棋玩家以胜负为目标。围棋玩家则争取相对优势。在象棋中，对手的实力全部展现在你的眼前，因为棋子都摆在棋盘上。围棋玩家不但要估算棋盘上已有的棋子力量对比，还要估算对手将要把下一子放在哪里（即隐形的力量演变，译者）。象棋教给我们克劳斯维兹的“重心论”和“决胜时刻论”—象棋的开局通常都是在棋盘中心展开厮杀。围棋教给我们战略包围的艺术。象棋玩家盯住对手的棋子以一系列头碰头的厮杀步骤消灭之，而围棋高手则走进棋盘上的“空地”，逐步加强自己或削弱对手的战略优势。象棋培养专一思维，而围棋则培养战略灵活性。

在中国的军事理论方面也存在相似的对比。它的基础是在一个动乱时期建立起来的，那时敌对的王国之间展开了残酷的斗争，使得中国人口迅速消减。应对这样的大规模屠杀（并希望在斗争中取胜），中国的思想家发展了一种强调通过心理优势取得胜利的战略思想并且提倡避免直接冲突。

这一战略传统的主要历史人物是孙子，他写了一部《孙子兵法》。而令人称奇的是没有人能肯定孙子确有其人。从古代起，学者就争辩《孙子兵法》作者的身份和著书年代。传说孙子名孙武，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770-476 B.C.）的将军和军事顾问，他的军事箴言被他的学生收集记录成书。

两千多年以来，《孙子兵法》一直是中国军事理论的中心思想。它由古典文字以半诗词半散文的风格描述了孙子对战略、外交和战争的警世性观察和思考。它的格言在二十世纪中国内战中孙子的学生毛泽东手里得到活生生的再现，还有在越南战争，胡志明和武元甲也分别对法国人和美国人使出了孙子的间接攻击和心理战术。近年来在西方，孙子又获得了第二职业，他的著作《孙子兵法》大量流行，被当作企业管理的法宝。甚至在当今，孙子的课文读来还是很有接近现实的见识，使他无愧位列世界级的战略思想家。人们可以说美国在亚洲的几场战争中窘迫不堪是因为她违背了孙子的箴言。

孙子区别于西方战略家的最重要一点是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伟大的欧洲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斯维兹和安东尼。亨利。约米尼把战略当作政治之外的独立体系。甚至，克劳斯维兹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暗指战争是政治的一个新阶段。

孙子区别于西方战略家的最重要一点是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伟大的欧洲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斯维兹和安东尼。亨利。约米尼把战略当作政治之外的独立体系。甚至，克劳斯维兹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暗指战争是政治的一个新阶段。

孙子把两个领域合并到一起了。西方的战略家思考如何在决定性时刻组成压倒优势力量，孙子则建议提升政治和心理上的主导优势使得冲突尚未开始胜负便见分晓。西方战略家在战斗的胜负中考验他们的道理，而孙子在不战而胜中验证他的道理。

孙子关于战争的论述不像欧洲军事文献那么辉煌，它也不推崇个人英雄主义。他的论述甚至带有悲剧气质，如《孙子兵法》开篇的警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对孙子而言，胜利不简单是战场上军队的凯旋，而是军事手段企图捍卫的政治目标的最终实现。降低敌军的斗志或将他逼入无可逃脱的劣势境地比与敌人真刀真枪地在战场上相见是为上策。因为战争是复杂而绝望的事业，知己知彼是关键。战略较量可以演变为一场心理意志竞赛：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在理想情况下，主帅取得了主导优势就可以彻底避免了战争。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会在作足形势分析和后勤、外交和心理准备后给敌人以致命一击。所以，孙子说：

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因为战略上攻击敌人和他的同盟有心理感觉要素，所以孙子非常强调诡计和欺诈，他说：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对于遵循孙子箴言的主帅来说，用诡计欺诈得来的胜利比战场上用兵要更人性化（当然也更经济）。《孙子兵法》建议主帅引诱他的对手帮助自己完成目标或将他逼入一个不可能获胜的位置使他不得不选择率全军（甚至全国）投降以自保。

孙子最重要的见识也许就是在军事或战略较量中，所有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天气、地形、外交，无间道、后勤供给，力量平衡、历史认识、惊吓和斗志。每个因素都影响着其它，引发相对优势和动量的莫测变化。战争没有孤立事件。

因此，一个战略家主要不是去分析一个单独的事态而是确定它发生的因果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形势是静止的，任何一个状态模样都是临时的，同时也是演变的。战略家必须掌握它变化的趋势并利用它为自己服务。孙子用“势”来概括它的意思，西方没有相对等的概念。在军事意义上，“势”代表了一个正在展开的形势的战略趋势和它的“势能”。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孙子兵法》的这些话就是教人因势而动，因势利导，方能取胜。

对孙子而言，一个战略家把握“势”就如水往山下流，自动地发现最快捷容易的路径。一个称职的主帅会等待时机率兵出战。他首先避开敌人的锋芒；他肯花时间观察战场上的战略形势变化以谋求利用。他研究敌人的斗志和物资准备，调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并玩弄敌军的心理弱点—直到最后他察觉机会到来才向敌人的软肋给予致命一击。那时，他快速调动所有资源，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沿着最小阻力的进军路线突然出击，一举成功。《孙子兵法》讲的是心理和政治上的优胜而不是恐怖主义袭击。

总的来说，中国的政治学也倾向于把总的战略形势看作整体的一部分：好和坏、近和远、强和弱、过去和未来都是互相关联的。西方把历史看作一个通往现代化的进程，其间人类在一次次与邪恶和倒退力量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与之相反，中国人的历史观则强调一个衰落与复兴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认识自然和世界，但不能完全控制它。（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译者注）。人们能够把握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与河蟹共舞。因此，战略和政治仅是与对手“斗争共存”的手段。目的是把对手运作到弱势地位同时加强自己的势，或战略地位。

== 孔子学说 ==

几乎所有的帝国都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但没有一个是靠暴力维持下去的。持久的统治需要将暴力转化为自觉行为。非如此，则统治者的能量将消耗在无休止的压制中而无暇计划未来。这正是国家政治的终极课题。如果压制给共识让路，帝国则享运持久。

中国亦不例外。统一一个王朝，周期性地推翻和重建，有时是很残酷的。中国历史上不少见残忍的叛乱者和集权王朝统治者。然而中国在东方屹立几千年不倒与其说是归功于帝王的强权统治毋宁说是主要归功于蕴藏于民间的社会价值和学者官员的治理。

中国文化至少令人称奇的一面是她的价值观是非宗教的（世俗的）。当印度信奉佛教，犹太人宣称有神论，以及其后的基督教和穆斯林教， 都预言一种死后灵魂再生的召唤，中国却没有产生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中国没有关于宇宙创造的神话（译者注：女娲被认为是创造中国人的女神，她也只是补天，那时天地已经有了，与黄帝的传说何其相似），他们的宇宙是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她的价值也是中国人原创。

中国的主要社会价值是由两千多年前的一位哲学家孔子（551-479 B.C.）提出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770-476 B.C.）末期，那是一个政治动荡时期最后导致各国互相残杀的战国时代（475-221 B.C.）。周朝的统治衰落，无力管束诸王对政治强权的竞争，贪婪和暴力并驰，“天下”不成体统。

像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译者注）一样，孔子是个游说者，希望能够在一个国家拜相以辅佐其生存发展。但是和马基雅维里不一样的是，孔子关心构建河蟹社会， 而马基雅维里只玩弄权术。孔子的主题思想是温情统治，礼教周全和虔敬孝顺。也许因为这些都不能给他的可能雇主提供一个取得权力和财富的捷径，没有一个国王给他下聘书。孔子最后没有实践他的愿望，含憾而死，而中国继续滑向政治塌崩和战争。

但是孔子的学说，由他的学生们记录下来，得以保存。当流血终止而中国再次统一站起来时，汉朝（206 B.C.-A.D. 220）采纳了孔子的思想作为朝纲。孔子的话语以及后来学者的补充评论被收集成册—论语，并逐渐演变成中国的圣经和宪法的集成体。专攻这些课本的人通过全国科举被选入国家的官僚体制中服务，即被派到各地为皇帝维持河蟹社会。

孔子为治理他所处时代的乱纲现象而提出的答案是构建一个公正的河蟹社会。他声称这是在中国一个遥远的黄金时代（周朝，译者注）就被实践过的。人类的中心精神任务就是重新发掘这一将要失传的社会秩序。精神的满足不是自我解脱和自我解放而是耐心地恢复已被忘掉的自我约束原则（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译者注），其目标是复礼而不是社会进步。

孔子提倡一种社会等级制度，每个人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要认清自己的位置。在孔子的社会里，每个人以服从为天命而达到整体河蟹。不似神教类宗教，孔子不是提倡自我救赎。他的哲学讲究通过个人的正当行为救赎社会。面向现实世界，他的思想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不是通向死后灵魂再生的路线图。

在中国秩序的顶端站立着皇帝，这是一个在西方制度里找不到平行的一个位置。他具有社会秩序在精神和实务上的双重体现。中国皇帝既是一个政治统治者又是一个超自然的象征。作为政治统治者，他集天下主权于一身，站在政治等级的终端，至高无上。这正好是孔子社会结构这面镜子里的映像。中国的礼数程序坚持用叩头—双膝跪伏用前额触地三次表示臣服—的方式表达对上尊的敬仰。

皇帝的第二个作用即超自然的象征是作为“天子”，一个承接天地人的符号。这一符号也暗示了皇帝的义务。通过人性作为，正确的礼仪和适量的刑罚来引导大大小小事务取得大河蟹。如果皇帝失德，便天下大乱。甚至自然灾害都可能喻示天地失衡，当朝皇帝已失去上天的旨意，叛乱即起，新朝将取代旧朝继续执行天意重整河蟹社会。

总的来说，中国的政治学也倾向于把总的战略形势看作整体的一部分：好和坏、近和远、强和弱、过去和未来都是互相关联的。西方把历史看作一个通往现代化的进程，其间人类在一次次与邪恶和倒退力量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与之相反，中国人的历史观则强调一个衰落与复兴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认识自然和世界，但不能完全控制它。（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译者注）。人们能够把握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与河蟹共舞。因此，战略和政治仅是与对手“斗争共存”的手段。目的是把对手运作到弱势地位同时加强自己的势，或战略地位。

当然，这种“运作”办法是理想化的，而非总能现实发生。在中国历史中，曾出现过“大张旗鼓” 的杀戮，比如三国时代、清朝初期、太平天国叛乱、二十世纪的内战，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每次最大的流血冲突都伴随着中国内部秩序的崩溃－－－－用另一句话说，是治疗内伤留的血。

总的来说，中国的圣人认为世界是征服不过来的；聪明的统治者只能希望与他的周边河蟹相处。没有神马新世界让人口繁衍。中国就是希望之地，而中国人早就在那里代代繁衍生存了。中央王国的文化祈福能够施予四方，就像中国对待她的周边邻国那样。但是，冒险出海去驯化蛮夷就不那么荣耀了，因为远处的蛮夷不可能够学会 传统。

也许这就是中国放弃航海的深层原因吧。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1820年评论中国说：中国过分依赖陆地，这限制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只有走向大海才能解放出来。“亚洲国家的光辉政治说教中缺少脱离陆圈限制伸向海洋的愿望，尽管这些国家都与大海相接，如中国”。西方国家已经起航把他们的价值和贸易带到世界各个角落。在这方面，黑格尔评论道，大陆中国—事实上曾经有过强大的航海能力—“被自己的历史发展观托了后腿”。

有着这些特殊的传统和上千年的至尊习惯，中国作为这样一个传奇性的帝国走进现代：一个国家宣称她的文化和政体是普世性的，却不给力传播；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却对外国贸易和技术发明无动于衷；一个有着辉煌文化的国家由一帮对西方的远洋出征一无所知的所谓学者精英们掌管着；一个在无比广大的地理范围上建立的政权不知道技术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将威胁他的存在。

第二章：叩头的问题和鸦片战争

马噶尔尼使团。两个世界秩序的碰撞。鸦片战争。

第二章 叩头的问题和鸦片战争

在18世纪末，中国站在帝国伟大的高度。1644年，东北的满族部落骑马进入中国，建立了清朝，将中国变成一个军事大国。结合满族和蒙古族的军事实力和汉人的文化和政府实力，它开始了北部和西部的领土扩张计划，建立中国领域的影响力深入到蒙古，西藏，和现代新疆。中国站在亚洲占主导地位，它至少是地球上任何帝国的强大对手。

然而，清朝的高峰也变成了自己命运的转折点。对于中国的广袤财富吸引了西方帝国和贸易公司的关注，它们远在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概念和国器范围之外经营。在历史上第一次，中国面临的“蛮夷”不再寻求取代中国王朝和宣称天意为己任；相反，他们建议用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景愿更换中国中心系统，即自由贸易而不是进贡，设立驻京大使馆和外交交流体系，不要称外国元首为“尊敬的蛮夷”和要求他们承诺效忠北京的皇帝。

中国的精英们还不知道，这些外国社会已制定了新的工业和科学方法，几个世纪以来首次—或许曾经—超越中国。在西方，蒸汽机、铁路、新的制造业和资本形成使生产力获得巨大进步。满怀着征服的冲动，他们蜂拥而入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西方列强认为中国普遍称霸欧洲和亚洲是可笑的。他们决心将自己的国际行为标准强加于中国，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由此产生的对抗严重挑战了中国的基本宇宙观，留下的伤口在一个世纪后中国恢复天下一统的时代仍然化脓。

从17世纪开始，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欧洲商人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他们看待欧洲人与其他帝国边缘的藩篱有很少区别，也许他们特别地更缺乏中国文化造诣。在中国官方看来，这些“西洋蛮夷”被归类为“进贡使节”或“蛮夷商人。”在极少数情况下，一些人被允许前往北京，如果有皇帝在场，他们被期望执行叩头仪式：一种额头触地三次的虚礼行为。

对于外国代表，进入中国的口岸和到达首都的途径有着严格的限制 。进入中国市场是有限，只有在广州（当时称作Canton）严密监管下的季节性贸易。每年冬天客商必须返航回家。他们不被获准进入中国进一步创业。行商条例故意在海湾举行。对这些蛮夷教授汉语或出售中国历史和文化书籍均是非法的 。他们的交流只有通过特别授权的当地商人 。

自由贸易、驻地使馆，和主权平等的概念—这些欧洲人在世界每个其他角落几乎都享有的最低权利—在中国闻所未闻。只有俄罗斯已经获得了一个默契的例外 。它的迅速东扩（沙皇的领域现在以覆盖清朝的新疆、蒙古和满洲领土）使其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威胁中国。在1715年，清朝允许莫斯科在北京建立了俄罗斯东正教领馆，它最终成为事实上的大使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此类外国领馆的唯一。

西欧商人扩展接触，尽管十分有限，却被清朝视为相当放纵。在中国人看来，天子施仁，让他们分享中国贸易，特别是茶叶、丝绸、漆器和大黄，对这些东东西洋蛮夷大开其贪婪的胃口。欧洲离中央王国太远而不能沿着朝鲜或越南这条线汉化。

最初，欧洲人接受了他们作为中国朝贡秩序中的有求者身份，在那里他们被称为“蛮夷”，他们的贸易被当作“贡品。”但是，随着西方列强财富和信念的增长，这种状况站不住脚了。

马戛尔尼使团

中国的世界秩序假设对英国人（在中国的一些记录中被称为“红毛鬼”）尤其是冒犯。作为首屈一指的西方商业和海军力量，英国对中央王国宇宙观指定它的作用感到郁闷，特别是因为英国注意到，中央王国的军队仍然主要使用弓箭而其海军几乎不存在。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对受中国政府指定的商人“挤压”越来越不满，由，中国法规要求所有西方贸易进行提取。他们寻求获得东南沿海以外的其它中国市场。

英国的第一个补救这种情况的重大尝试是1793年至1794年乔治•马戛尔尼勋爵访问中国。这是一个最显着的，最好愿望的，不带“军国主义”色彩的欧洲努力，企图改变当时的中西方关系格式，并实现自由贸易和平等基础上的外交代表 。 它彻底失败了。

马戛尔尼的使命在一些细节上有研究指导意义。特使的日记说明了中国如何看待其在经营实践中的作用—和中西方外交看法之间存在的鸿沟。马戛尔尼是一位杰出的公务员有着多年的国际经验和敏锐的 “东方”外交感察力。他也是一个有显着文化成就的人。他曾在圣彼得堡非凡的凯瑟琳大帝朝中担任三年特使，在那里他谈判了友好贸易条约。回来后，他发表了一个广受欢迎的著作，记叙了他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观察 。他后来担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他具备同时代任何人最好的素质开创一个跨文明的新外交 。

马戛尔尼访问中国的目的，对当时任何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来说，也显得态度谦虚—尤其是以最近在邻近大国印度建立的英国统治相映**。内政大臣亨利•登打士将马戛尔尼的指示限定在这样一个框架里，即试图实现“与一个也许是地球上最传奇的民族自由沟通。”其主要目的是在北京和伦敦互立大使馆和开放中国沿海其它口岸进行商业贸易。关于后一点，登打士提请马戛尔尼注意在广州的“令人沮丧的”和“任意的” 限制条例系统，它阻止英国商人从事“市场公平竞争”（一个在儒家的中国没有直接对应的概念）。登打士强调，他应该否认任何对中国领土的野心—这必然会被迎接人认为是一种侮辱，因为它意味着英国有尝试此类野心的选择。

英国政府以平等条件对待中国朝廷，给予一个非西方国家以程度罕见的尊严而在中国被视为傲慢抗旨，这肯定会震倒英国统治集团。登打士指示马戛尔尼趁“最早的机会，”给中国朝廷留下深刻印象，说英王乔治三世认为马戛尔尼的使团是到“一个世界上最文明、最古老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大使，观察其著名的机构，与其沟通并必须在该国与我们的国家之间毫无保留的友好交往的结果中获得好处 。”登打士指示马戛尔尼遵守“所有天朝礼仪，这些可能有失你的主权荣誉或降低你自己的尊严，从而危及谈判的成功。” 登打士强调，他不应该“让任何琐碎拘泥形式成为重要利益的障碍，”而这些只有使命成功才可能获得。

为了进一步帮助他取得目标，马戛尔尼带去了英国科学和工业实力不胜枚举的样品。马戛尔尼的主要随行人员包括一名外科医生，一名医生，一名机械师，一位冶金学家，一个钟表匠，一个数学工具制造商，和“五位德国音乐家”，他们将晚间演奏 。（这些表演是使团比较成功的方面之一。）他给皇帝的礼物包括一些工业制造品，至少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显示中国与英国贸易可能会获得神奇的利益：火炮，战车，镶满钻石的手表，英国瓷器（山寨版，清朝官员对源自中国的艺术形式表示赞许），乔舒亚•雷诺画的国王和王后的肖像画。马戛尔尼甚至带来了热气球，计划让他的使团成员乘其飞越北京，作为示范，但没有成功。

马戛尔尼的使团没有完成一项具体目标；观念的差距实在太宽。马戛尔尼意在表明工业化的好处，但皇帝将他的礼物理解为贡品 。英国特使期望他的中国东道主认识到，他们已经绝望地被科技文明的进步甩在后面，只有寻求与英国的特殊关系，才能纠正自己的落后。事实上，中国对待英国为一个傲慢无知的蛮夷部落想获得天子的特殊青睐。中国仍然拘泥于其农业生产方式，随着人口增加，粮食生产比以往更加迫切，儒家官僚忽视了工业化的关键要素：蒸汽动力，信贷和资本，私有财产和公共教育。

第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发生在马戛尔尼一行到热河访问时，那是位处北京东北的皇帝夏宫，他们乘坐中国游艇沿岸游览，船上载满丰厚的礼品和美味佳肴，但悬挂着一条大幅标语，宣称“英国大使给中国皇帝进贡。”马戛尔尼为了保持与登打士的指示一致，决定“先不言语，保留自己的意见等到出现合适的机会再说。”当他接近北京时，然而，负责管理的行政官吏揭开了谈判的盖子，这时观念的差距反映在更清晰的光线下。问题是，马戛尔尼是否要向皇帝磕头，或是否像他坚持的那样，他可以遵循单腿而跪的英国定制 。

中方的陈述以一个迂回的方式开启讨论，马戛尔尼在他的日记中回忆，他们评论“在不同国家普遍存在的礼服的不同模式。”中国官吏的最后结论是，中国的礼服是卓越的 ，因为他们让穿着者执礼时行动更轻松，他们说，“顶礼膜拜是所有人在公开场合面见皇帝的习俗。”英国代表团在趋见威风凛凛的皇帝之前脱掉其繁琐的膝甲扣和吊袜带就有那么难吗 ？马戛尔尼反驳说皇帝可能会更欣赏他“以相同之礼拜君如拜吾主。”

关于“磕头的问题”的讨论间歇性地持续了几个星期。中国官吏建议，马戛尔尼的选项是磕头或空手回家；马戛尔尼拒绝了。最后商定，马戛尔尼可以遵循欧洲的习俗，跪下一个膝盖。事实证明这是马戛尔尼唯一的赢点（至少作为实际行为；据中国官方报告指出，马戛尔尼，被皇帝的崇高威严镇服，毕竟最后磕头了） 。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礼仪程序的复杂框架内，这同时也反映了在挫败和拒绝他的建议过程中马戛尔尼的最明智之举。笼罩在包罗万象的礼仪程序中，保证每个方面都有其天理安排的不可改变的目的，马戛尔尼发现自己几乎无法开始他的谈判。同时，他带着尊重和不安的混合感情注意到中国的庞大官僚体系的效率，他评价说：“与我们相关的每一种情况，和从我们的嘴唇吐出的每一个字，在每分钟都被报告，并被牢记。”令马戛尔尼惊愕的是，欧洲的科技奇迹没有给拿其把玩的中国官员留下任何可以察别的印象。当马戛尔尼一行展示他们安装的大炮时，“我们的陪同人员假以轻心，并对我们说，（好像）这种东东在中国没有什么新奇。”他的镜头，战车，和热气球被礼貌屈尊式地拂袖一边。

一个半月后，大使仍在等待面聆皇帝的圣喻，这段时间完全消耗在欢宴 、娱乐、和关于面见皇帝的相应礼仪的讨论中。

最后，他在清晨四点钟被传唤到“一个巨大的、富丽的帐篷内”等待皇帝（乾隆），皇帝如参加隆重仪式，乘三十二台大轿出场。马戛尔尼对中国礼仪的壮观感到惊奇，“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一个神秘的宗教庆祝仪式，其每个功能都是十分庄严肃穆地执行。”对马戛尔尼和他的同行，皇帝赐予 礼物后应受宠若惊，“给我们几道从他自己的桌上端来的菜肴，”，然后“他亲手斟温酒送给我们每个人，我们立即在他面前一饮而尽。”（注：皇帝亲自为外国使节斟酒，在汉代的“五饵”蛮夷管理术中就已经特别提到。）

第二天，马戛尔尼和同行出席了庆祝皇帝寿诞的集会 。终于，皇帝在戏园包厢里召见了马戛尔尼。现在，马戛尔尼假设，他可以办理他的使馆业务。相反，皇帝拒谈“业务”而给了他又一份礼物，一个宝石匣和，据马戛尔尼记载，“一小本书，由他自己亲笔书画，他要我呈送给国王，我的主人，作为一个友谊象征，说那个小匣是他家八百年的传家宝。”现在，皇帝仁爱表示已被加赋，中国官员建议说，时令已近寒冷的冬天，马戛尔尼出发的时间到了。马戛尔尼提出抗议，双方还未曾就他受官方指示的项目“进入谈判”，他“几乎还没打开他的公文包。”国王乔治的愿望是，马戛尔尼强调，他应被允许作为永久性的英国大使留住中国朝廷。

在1793年10月3日的大清早，一位朝廷官员叫醒了马戛尔尼，要求他穿着完整的礼服到故宫，他被召见面聆答复。等待几个小时后，他被领着走上一节楼梯到一个绸缎覆盖的椅子前，坐在那里的不是皇帝，而是一个封乾隆皇帝给乔治国王的圣旨（信）。中国官员对圣旨叩首，马戛尔尼则单腿下跪。最后，皇帝的圣旨被用全部仪式运回马戛尔尼的商馆。它被证明是英国外交史上一个最屈辱的通信。

诏书称英王为“尔国王”并赞许英王乔治“恭顺”派使节到中国进贡，但实质上几乎全部反驳了英国提出的互派大使和通商贸易的请求。全文陈述 如下：

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

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兹因尔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谕，并赐赍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

因为似乎没有更多的事情要做，马戛尔尼决定通过广州返回英国。当他准备离开时，他观察到在皇帝全盘拒绝英国的要求后，中国官吏，如果有什么意思的话，更周到地照顾他，使得马戛尔尼反思，也许天朝三思其事 。他询问效果，但中国人做完了外交礼节。因为蛮夷觐见者似乎并不明白精妙，皇帝又下了一道近乎威胁的圣旨。皇帝安慰英王乔治，他知道“尔邦偏居海外，隔断重洋。”但中国首都是“四方万国瞻仰之中枢;凡仰赖我朝之人均不许在京买卖。”他最后告诫：

朕已特此详晰开示，尔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皇帝，显然不熟悉暴力贪婪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能力，他在玩火，虽然他不知道。马戛尔尼离开中国后给予的评估意味不祥：

两只英国护卫舰将压倒帝国的整个海军力量;在半个夏季之内，他们可以完全摧毁其沿海的航船和减少沿海省份的居民，从食鱼为生到绝对饥荒。

无论当时中国的行为现在看起来如何霸道，人们必须记住，它已经在组织和维持一个主要的国际秩序方面工作了几百年。在马戛尔尼的时代，与西方贸易的福祗远非不言自明：因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大致为英国的七倍，皇帝也许以为是伦敦需要北京的援助，而非反过来。毫无疑问，天朝庆贺自己麻利地处理了这一蛮夷使团，这种使团其后二十多年没有重来。但休养生息的原因不是中国外交的技能而是拿破仑的战争，它消耗了欧洲国家的资源。拿破仑完蛋不久，在1816年，英国就有了新任务出现在中国沿海，它由阿默斯特勋爵率领。这次在英国使节和天朝官吏之间关于礼仪的对峙演变成宫殿外的肢体斗殴 。当阿默斯特拒绝给皇帝叩头时，中国人坚持他这样做，称皇帝为“天下主权，”，他断然取消使命。英国的摄政王子被命令“服从”，为“文明转型的进展”而努力；在此期间，没有进一步派大使的必要，“ 以证明你确实是我们的代表。”

1834年，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派出另一个使团尝试全面决议。 帕默斯顿，对清朝法规方面略知一二，派出苏格兰的海军将官纳皮尔勋爵并给予互相矛盾的指示：一方面要“遵循中国的法律和惯例”，另一方面，同时，要求永久性的外交关系和英国驻京大使馆，进入中国沿海更多的口岸，以及，作为良好的措施，与日本自由贸易。

纳皮尔抵达广州后，他和当地总督却进入僵局：每方都拒绝接受对方的信件，因为双方都认为对待一个如此低位的对手是自贬身份。中国地方当局给纳皮尔起了一个中国外号，称他为“碌碌小人”，他则使用本地的翻译服务在广州周边张贴交战书。最后，天命为中国解决了这个棘手的蛮夷问题，纳皮尔和他的翻译官都染上了疟疾热病并离开这个世界 。然而，在死前，纳皮尔注意到香港的存在，当时那是一个人烟稀少的礁岩岛，他评估它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天然良港。

中国可能为强迫另一轮叛逆蛮夷遵守天朝法则而沾沾自喜。但是，这是最后一次英国接受拒绝。其后每年，英国的坚持变得更具威胁性。法国历史学家阿兰,佩雷菲特总结了马戛尔尼使命余波在英国的反应：“如果中国仍然封闭，那么大门必须用炮轰开。”中国的外交动作和断然拒绝只能延迟却不能避免与现代国际体系互动，因为它是沿着欧洲和美国的思路设计的。照此计算，将对中国社会在其漫长历史中造成最令人痛苦的社会、知识和道德变形。

两个世界秩序的碰撞：鸦片战争

方兴未艾的西方工业国家显然不会长期遵守这样一个外交机制，他们被称为“蛮夷”“进贡”，或被严格监管在单一的中国港口城市进行季节性贸易。对他们来说，中国不情愿对西方商人的“利润”（在儒家思想里隐约是一个不道德的概念）胃口作出让步；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西方使节建议，中国可能只是许多国家中的一个，或者说，中国应该在首都有与蛮夷使节永久性日常接触的生活 。

以现代眼光看，特别是按西方的标准，西方使节的初步建议并没有离谱：自由贸易，定期的外交接触，和常驻使馆，这些目标并不得罪当代情面，而是一种标准的进行外交处理方式。但终极摊牌却起因于西方入侵的更可耻的一面：坚持不受限制地进口进中国鸦片。

在十九世纪中叶，鸦片在英国被允许但在中国被禁止，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消费此物 。英属印度是世界上大部分罂粟种植中心，英国和美国商人与中国的走私者沆瀣一气，做着一个生意兴隆的买卖。当时，鸦片其实是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任何进展的一种为数不多的外国产品；英国的著名工业制造品被当作奇巧**技或（相当于中国）劣质产品被驳回。西方的礼貌舆论视鸦片贸易为一种尴尬。然而，商家都不愿意放弃这一利润丰厚的贸易。

清廷曾辩论鸦片合法化和管理其销售；它最终决定彻底打击和铲除鸦片贸易 。1839年，北京派出钦差林则徐，一个有相当技能表现的官员，去广州关闭贸易并迫使西方商人遵守官方的禁令。一个传统的儒家文官，林处理此事就像任何特别顽固不化的蛮族问题：通过武力和道义劝告双管齐下。在抵达广州后，他要求西方贸易代表团交出并销毁所有的鸦片。当这一要求无效时，他封锁所有外国人—包括那些与鸦片贸易无关的人—在他们的工厂，并宣布他们只有交出他们的违禁品后才释放他们。

然后，林发给维多利亚女王一封信给，以超乎传统礼仪的口气，赞美她的前辈“恭顺”“进贡”给中国：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

他撰文的要点是，要求维多利亚女王负责铲除在英属印度领土（如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巴特那，贝拿勒斯和马尔瓦）上的鸦片：

贵国王诚能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佑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必在此举也。

这一请求是合理的，即使以传统中国妄自尊大的浮夸语气修辞 ，同时语言略带威胁。

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

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

林似乎高估了中国的杠杆力量，他的最后通牒威胁要切断中国产品的出口，他认为那些是西洋蛮夷生存的必需品：

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 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也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 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好玩，可有可无，既非中国之需，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惜，无他，利于 天下公之也。

林的信似乎从来就没有转到维多利亚（另一说，英国外交大臣劝维多利亚女王不要回信；总之，林则徐没有收到复函，译者）。在此期间，英国舆论认为林在广州包围英国社区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侮辱。

“中国贸易”的游说者请愿国会宣战 。帕默斯顿发给北京一封信，要求“中国当局对居住在中国的英籍人施加的伤害和对英国王室的侮辱给予满足和补救”，并要求中国永久割让“一个或多个充分大的位置合适的海岸岛屿”，作为英国的贸易站 。

帕默斯顿在他的信中承认，根据中国法律，鸦片是“违禁品”，但他拐弯抹角地在法律上辩护鸦片贸易，认为中国的禁令，在西方的法律原则下，由于腐败官员的纵容而失效。这种诡辩是不可能说服任何人的，帕默斯顿急不可待地将他的固定决心放在额头：鉴于此事 “紧要”，并且中英两国分歧巨大，英国政府命令一个舰队立即“封锁中国的主要港口”，缴获“所有可能遇到的中国船只”， 并占领“一部分方便的中国领土”，直到伦敦满意为止。

鸦片战争拉开了帷幕。中国最初的反应认为英国进攻的前景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威胁。 一位官员上奏皇帝说，中国和英国之间遥远的距离会令英夷不给力：“英夷乃卑微之族，固赖坚船利炮，然所涉甚远，必使供给不可及也，彼兵乍到，倘一战而败，后续不济，必溃不成军矣 。” 即使当英国封锁珠江并占领港口城市宁波对面的几个岛屿而扬威耀武时，林气愤地给维多利亚女王写道：“尔等远海蛮夷如此大胆，竟敢藐侮我天国神威。天道其一，容尔等洗心革面，改邪归正 。倘谦服天朝，至恭至顺，我朝柔远绥怀，或赦尔等往过。”

几百年来天朝宝殿的优势已经扭曲了现实感觉。绷紧优越的假面将加剧遭致不可避免的屈辱。英国炮舰迅速攻克中国沿海的防御工事并封锁了中国主要港口。接待马戛尔尼的官吏所不屑一顾的大炮炮制了残酷的效果。

一位中国官员，直隶（包括北京和周边省份的行政区）总督琦善，当他被派往与北驶天津的英国舰队初步交涉时，才明白中国的脆弱性。他认识到，中国不能对抗英国海载火力：“虽无风助潮推，彼[蒸汽船]破浪航行，神速无以复加。。。彼炮塔架于旋盘之上，使其炮口转动可指任何方向。”相比之下，琦善评估，中国的炮是从明代遗留下来的，并且 “置文官而管军务。。。不谙器械之用。”

琦善得出结论，这个城市（天津）在英国海军力量面前毫无防御能力，他选择了抚慰和疏导英国，保证他们在广州的纠葛一直是一个误解，并没有体现出皇帝“温良公正的意图。”中国官员会“公正地调查和处理问题，”但首先，“英国舰队扬帆南下，势在必行”，并在那里等待中国的督察。有些令人称奇的是，这一招居然好使。英国军舰回航南部港口，留下暴露在炮口下的中国北方城市完好无损。

基于这一成功，琦善又被发往广州接替林则徐和管理蛮夷。皇帝（道光帝）似乎没有完全明白英国的技术优势程度，他指示琦善与英方代表开展旷日持久的讨论，从而中国可以聚集力量：“使敌夷疲于冗长谈判，” 他用朱红御笔批道，“然我可突袭彼，制彼于一役。”林则徐因激起蛮夷躁动而被耻辱地解雇。他踏上遥远的西部流放之途，反思西方武器装备的优越性和起草建议中国发展自己武器的秘密奏折。

然而，一旦在他到达中国南方的岗位上，琦善面临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情况。英国要求领土割让和战争赔偿。他们回到南方是为了得到满足，他们将不再被拖延战术推迟行事。在英军对若干海岸工事开火后（虎门之战），琦善和他的英国对手，上尉查理•义律，谈判了一个草案协议，即《穿鼻草约》，其中授予英国对香港的特殊的权利，承诺600万银元的赔款 ， 并允许中国和英国的官员之间未来在同等条件下交往（也就是说，英国将不用像通常蛮夷觐见者那样遵守保留的礼仪） 。

这笔交易被中国和英国政府都拒绝了，每方都认为它是一个屈辱的条款 。由于擅自超越指示，对蛮夷屈认太多，道光帝将琦善撤职查办，锁拿进京，然后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流放） 。英国的谈判者，查理•义律，面临着一个较为温和的命运，因收获得太少，他被帕默斯顿骂个狗血喷头：“纵观你的整个程序过程，” 帕默斯顿抱怨道，“你似乎认为我的指示是废纸。”香港是“一个荒芜的小岛，几乎没有一所房子”；义律过于和解性，没有坚持更有价值的领土，或强迫更严厉的条款。

帕默斯顿又任命了一个新特使，亨利•璞鼎查爵士，指示他 采取更强硬的路线，因为“女王陛下的政府不可以允许，在英国和中国之间的交易中，中国的不合理做法取代所有其余人类的合理做法。”抵达中国后，璞鼎查用英国的军事优势，进一步封锁中国的港口并切割沿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交通。看到英国准备攻击古都南京，中国诉求和平。

耆英的外交方针：安抚蛮夷

璞鼎查现在面临另一中国谈判代表，满族亲王耆英。这是朝廷派来的第三个干这种极其没出息的活，它仍然在自己的宇宙中幻想。耆英处理英国的方法是中国面对失败时的传统战略。在尝试反抗和外交后，中国将以貌似妥协的姿态试图对蛮夷软磨硬泡。在英国舰队的阴影下谈判，耆英判断，落到朝廷大臣肩上的责任就是重复中央王国的精英们以前经常所做的：通过拖延，迂回，和精心安排的小恩小惠，他们会安抚和驯服蛮夷，同时为中国赢得时间在他们的攻击下喘息。

耆英将他的工作重点固定在与“夷酋” 璞鼎查建立个人关系 。他铺天盖地地给璞鼎查送礼物并把他称为他所珍视的朋友和“亲”。作为他们之间深厚友谊的表达，耆英甚至提出交换他们妻子的画像并宣布，他希望认璞鼎查的儿子为干儿子（他在英国，但从此后以“弗德里奇•耆英•璞鼎查”而闻名 ）。

在一次显着的差使中，耆英对天朝解释他的做法，而后者发现很费劲地理解这一诱惑过程。他描述了他渴望安抚英国蛮夷的方式：“此种化外夷族，不视我中华盛服，不晓我中华礼仪。。。虽口干舌燥以明之，仍充耳不闻。”

因此，耆英的宴会和对璞鼎查和他家人的雍容华贵的招待本质上为一个战略设计服务，在其中，中国人的行为是经过计算的特定剂量，并且像诚信这样的人性素质都成为武器；无论他们是否反映信念倒是次要的。他继续说：

诚然，我们必须以诚相待他们，但更需要用娴熟的手段控制他们 。有些时候，有可能让他们按照我们的方向走，但不能让他们理解其中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故意暴露一切，使他们不会怀疑，于是我们可以驱散他们逆反心理的躁动。有时我们给他们招待和娱乐，在这之后他们有升值的感觉 。然后在其他时候，我们以心**宽广的方式显示对他们的信任，使得在讨论具体事情时斤斤计较显得没必要，于是我们就能在掌中之事上得到他们的帮助。

西方压倒性力量和中国心理玩术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是，耆英和璞鼎查签署两个条约，《南京条约》和补充性的《虎门条约》。最终结算比《穿鼻公约》让步更大。它基本上是丧权辱国的，虽然与军事形势允许英国可以施加的相比，条件还不太苛刻。它要求中国支付600万银元的赔款，割让香港，和开放沿海五个“通商口岸”，那里将允许西方居住和贸易。这实效性地瓦解了“广州体系”，即由中国朝廷监管与西方的贸易和限制持照商人。宁波，上海，厦门，福州被添加到通商口岸列表中。英国确保享有其在港口城市常驻使团并直接与当地官员谈判的权利，绕过北京的朝廷。

英国也得到了对其居住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国民行使司法管辖的权利。 在操作上，这意味着外国鸦片贩子将受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法律和法规约束，而非中国的 。这种“治外法权”原则，在该条约的其他争议较少的规定中间，最终被看作是对中国主权的一个严重侵犯。不过，由于欧洲的主权概念在中国还是未知的，治外法权在当时是一个标志，与其说是违反法规毋宁说是皇权下降。由此造成的天意萎缩导致了一阵阵国内叛乱爆发。

十九世纪的英国翻译家托马斯•米多观察到，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察觉鸦片战争的持久影响。 他们将让步视为吸纳和消磨蛮夷的传统方法的应用。“国家的巨大的身躯，”他推测，“只能忍受其后的战事，且当作野蛮人部落叛乱，以坚船利炮攻战一些沿海地盘， 甚至设法进入京杭大运河并其占有要点，从而迫使皇帝做出一定的让步。”

但是，西方列强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安慰的。中国的每一个让步往往引来西方更多的要求。那些条约，当初设想作为临时让步，却引发一个清廷不断失去控制中国商业和外交政策的过程。继中英条约，美国总统约翰•泰勒迅速派遣一个特派团到中国，为美国人获得类似的优惠，成为后来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先行者。法国也为自己谈判达成含有类似条款的条约。这些国家轮流包括了一条“最惠国待遇”条款，它规定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任何让步，也必须给予签字国 。（中国外交后来利用这个条款来限制特权，挑起各种索赔人之间的竞争。）

这些条约是中国历史上在外国军事力量阴影下进行的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的首条。当时，最可恨最有争议的规定是平等地位的条款。直到那时，中国坚持认为自己优越超凡的地位，已经在国家认同意识中根深蒂固，并反映在朝贡体系中。现在，她面对一个外国势力决意用武力威胁中国从其“进贡国”名单上除名，以证明自己的主权与天朝平等。

双方领导人都明白，这一纠纷远远超过礼仪或鸦片问题。清廷愿意用金钱和贸易安抚贪婪的外国人，但如果蛮夷的政治平等原则与天子齐眉举案，整个中国世界秩序将受到威胁；天朝将冒着丢失天意的风险。帕默斯顿，经常对他的谈判对手言辞辛辣，将赔偿金额只视为部分象征，他倾注高度重视，以求避免在中国的通信中用语言揭示“中国优越感的假设”，或暗示英国，虽然在战争中得胜，仍然是一个觐见者请求皇帝的天恩惠顾 。最后，帕默斯顿的观点占了上风，《南京条约》包含了一项条款，明确保证中国和英国的官员今后将 “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对应”；它甚至列出具体的中文书面字符注以可以接受的中立内涵。中国的记录（或至少是那些外国人可以见得到的）将不再把英国描述成 “乞求”中国当局或“颤服”他们的 “命令”。

天朝已经明白中国军事的自卑，但尚未有适当方法对付。起初，它应用蛮夷管理的传统方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从不认输。中国的统治者想用汉代的“五饵”政策处理局面。他们认为这些入侵者的共性是渴望分享中国文化，他们希望在中国的土地上定居并分享其文明 。因此，他们可以被用心理方法逐步驯服，像耆英亲王说明的那样，假以时日，成为中国生活的一部分。

但欧洲侵略者却没有这样的愿望，也没有有限的目标。推定自己是更先进的社会，他们的目标是从获取中国经济收益，而非加入其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的要求只受他们的资源和贪欲限制。个人关系不可能决定一切，因为入侵者的首领不是邻居而是远居万里之外，在那里他们由动机支配，对耆英类型的微妙和间接战略置若罔闻。

在十年的时空里，中央王国已经从卓越超群变成殖民势力撕咬的对象 。在两个时代和两个不同的国际关系概念之间，中国争取一个新的身份，高于一切的是，调整技术和商务和标彰其伟大的价值观，以此为安全基础。

第三章：从强盛走向衰落

耆英的外交方针：安抚蛮夷。魏源的蓝图：“师夷之长”、“以夷制夷”。威严扫地：国内暴乱和列强挑战。控制衰落。日本的挑战。朝鲜。义和团起义和新战国时期。

这一段历史其实有近代史资料和影视详尽讲述过。

以基辛格的眼光看，西方第一次官方外交使团（马噶尔尼使团）来叩门还是比较礼貌的。当时清廷缺乏对世界棋盘上“势”的认识，出于傲慢无知，愣逼着人家“叩头”。后来，英国佬不干了，把炮舰开到咱家门口了。当一只狼进来后，清廷昏庸的官员采用引群狼入室而后驯之的策略。因全无招架之力，结果受伤的只有自己，而且伤痕累累。各列强中日本和俄国对中国有领土野心。其他似乎只想传教和拿鸦片换银子。“以夷制夷”的策略总体是失败的，唯一可算作成功的例子就是（李鸿章）阻止了把清朝发祥地的满洲割让给日本，但让俄国占了便宜。后来日俄战争日本报了一箭之仇。看着列强在自己的土地上争夺，清廷也只有卖呆的份。再后来，清廷垮台，军阀混战。

大家都知道。（略过）

第三章 从强盛走向衰落

随着十九世纪的进展，中国经历了几乎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对其自身历史形象的冲击。鸦片战争前，它设想外交和国际贸易是承认中国强盛的主要形式。现在，她不仅进入国内动乱时期，还面临着三个外国挑战，其中任何一个足以推翻王朝。这些威胁来自各个方向，而在此之前几乎难以想象其成形 。

欧洲列强跨海自西而来。他们带来的问题与其说是对领土防御毋宁说是对世界秩序观念的不可调和的挑战。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方列强只对中国沿海提取经济实惠，并要求自由贸易和传教活动的权利。这有些矛盾地被认为是威胁，因为欧洲人根本并不认为它是征服。他们不寻求取代现有的王朝，他们只不过强加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基本上不与中国协调。

从北部和西部，具有扩张性和军事上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试图撬松动中国的广袤腹地。俄罗斯的合作可以暂时收买，但它不承认自己的领域和中国边疆之间有任何界限。不同于以往的征服者，俄罗斯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侵占的领土帝国永久失去了。

不过，无论是西方列强还是俄罗斯，没有任何野心取代清朝并声称天意；最终他们得出结论，如果清朝垮台，他们损失更多。相比之下，日本对中国古代机构或大中华中心圈秩序的存活并没有既得利益。从东部，它不仅占据中国领土的重要省份，还想取代北京作为一个新的大东亚国际秩序中心。随之而来的灾难在当代中国被视为相当沮丧，一个臭名昭著的“百年屈辱”，后来由共产党人以自信的民族主义主义形式统一国家而结束。与此同时，中国蹒跚而行的时代在许多方面见证了其克服应变的卓越能力，而其他社会可能经此而破碎。

虽然外国军队在中国前进并不断勒索屈辱的条件，天朝从未停止断然声称其中央权威和实施管理中国领土的大部分地区。当今的侵略者被当作几个世纪以前的其他侵略者，作为小骚扰，不受欢迎地打断中国生活的永恒节奏。北京朝廷可以如此行事，因为外国掠夺大多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地区而入侵者只顾工商；正因为如此，同样符合侵略者利益的是，在广袤的中部地区，包括其大部分人口，保持平安。北京政府从而获得回旋余地。所有的勒索须经朝廷谈判，因此它站在这样一个地位，可以发挥互相抵销侵略者。

中国的政治家手拿一副弱牌却技巧娴熟地玩“斗地主”，避免了可能更糟糕的灾难。从权力平衡的角度来看，客观力量的配置会建议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陆国而生存是不可能的。但有着传统的中国强盛远见，即使在暴力挑战、殖民掠夺和国内动乱的浪潮猛烈冲击下，中国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它的艰辛。经过一个痛苦和经常羞辱的过程，中国政治家最后在其世界秩序崩解离析时保留了道德和领土要求。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这样做使用的几乎完全是传统方法。清朝统治阶级以古典风格写了一段雄辩的奏折，关于西方，俄罗斯，和一个崛起的日本所带来的挑战，并强调中国需要实践“自强”和改善其自身的技术能力。但是，中国的儒家精英和普遍保守的民众对这方面的意见仍然相当模棱两可。许多人认为外国语言文字和西方技术的进口危害中国的文化精髓和社会秩序。虽然经过几个战役被打得鼻青脸肿，当时 占上风的派别决定，沿着西方路线的现代化非中国可取，而且无任何理由放弃这种独特的遗产。因此，中国面临帝国扩张的时代，没有任何国家的规模的现代军事机器利益，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适应采纳外国的金融和政治创新。

为了渡过难关，中国没有依靠技术或军事力量，而是两个深感传统的资源：外交官的分析能力和人民的耐力和文化信心。它制定了巧妙的策略，互相抵销新入门的蛮夷。负责管理中国外交关系的官员在各个城市提 供优惠，但他们特意邀请了多方外国人分享战利品，使他们能够“以夷制夷”，避免任何一个强权占主导地位。最终，他们坚持严格遵守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和外国的国际法原则，不是因为中国官员认为他们是有效的，而是因为这种行为提供了限定外国野心的手段。面对两个潜在的压倒性竞争者在中国东北地区占统治地位，而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击退他们，中国外交官让俄罗斯和日本互为对手，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每一方侵犯的范围和持久性。

鉴于几近阳痿的中国军力和其世界角色的豪气景愿之间的对比，保持一个独立的中国政府的后卫防守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一成就没有庆功大会，这是一个不完整的、长达几十年的努力，由多次反复和内部斗争所标志，有时糟蹋了赴任者的身家性命但最后挺过来。这场斗争使中国人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全靠其耐心和耐力担当，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次，作为最终防线。但它保存了中国的理想—作为掌管自己命运的大陆实体国家。有着伟大的纪律和自信，它一直为后来的中国崛起时代敞开大门 。

魏源的蓝图：“师夷之长以夷制夷”

在西欧国家用其卓越的技术攻击下和面对俄罗斯和日本的新野心，行船通过一条布满诡计奸诈的航道，中国靠其文化的凝聚力和外交官的努力渡过险滩，特别在朝廷一脸迟钝的表情下显得相当身手不凡。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只有少数中国精英已开始认识到，中国不再生活在强势体系中，中国必须学习竞争力量集团体系的语法。

一个这样的官员是魏源（1794年至1856年），一个中层儒家官吏，他是广州总督林则徐的同僚，后者因打击鸦片贸易引发了英国的干预，最终被迫流亡。虽然忠于清朝，魏源为它的昏庸自满深感担忧。他用从外国商人和传教士那里收集和翻译的材料开创性地编写了一部外国地理研究 。其目的是鼓励中国超越紧邻边界的朝贡国而放眼世界。

魏源1842著《海国图志》，其实质上是对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研究，提出将欧洲的强权平衡外交经验教训应用于中国的当代问题。认识到中国面对外国列强的重大物质缺陷—这一前提他的同时代人一般不接受—魏源提出了中国可能会获得回旋余地的方法 。魏源提出了多管齐下的策略（意译）：

凡有两法可攻夷，或励夷之敌以攻夷，或师夷之长以制夷。凡有两法可安夷，或与夷贸易以安夷，或执条约以安贸易 。

这是中国外交分析技能的一个典范，面对超强敌手人和潜在的需求不断增加，他明白坚守一个即使丧权辱国的条约将限制进一步的横征暴敛。

同时，魏源从欧洲平衡原则出发，审查了可以给予英国想见压力的国家 。魏源援引古老的先例，其中汉、唐、和清初管理了具有侵略野心的部落，他又审视全球，考查“英夷惧怕之诸敌国。”似乎 “以夷攻夷”的口号可以自我实现，魏源指出“西方的俄罗斯，法国，和美国” 和东方的“廓尔喀[尼泊尔]，缅甸，暹罗[泰国]，和安南[北越] ” 可以作假想候选人。魏源想象俄罗斯和廓尔喀从两个方面攻击英国最遥远和防卫不佳的利益，即印度帝国。

刺激法国和美国对英国的长期仇恨，使他们在海上攻击英国，是魏源分析的另一种武器。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解决方案，但事实上，中国政府并没有丝毫想法如何实现它。它对问题中的潜在盟国只有有限的知识，而且在其首都没有代表。魏源明白中国的局限性。在一个全球政治时代，他断言，问题不是“外夷不可用”；而是，“我急需用事之人”，“悉知彼之地理及敌友互为关系。”

未能阻止英国的前进，魏源继续说，北京需要削弱伦敦在世界和中国的相对位置。他又想出另一个原创想法：把其他蛮夷邀请到中国来，让他们和英国较量贪婪，因此，中国有可能成为实质上分自家财产的仲裁人。 魏源继续（意译）：

今英夷占据香港，广敛财富，争誉于诸夷，且大开通商口岸，让利于诸夷。与其使英夷让利于诸夷而纳其为伍，岂非我自让之而置诸夷于掌控之中为佳乎？

换句话说，中国应该给所有贪婪的国家提供优惠，而不是让英国为自己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分享战利品。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是最惠国待遇原则，任何授予一个强权的特权应自动扩展到所有其他 。

时间不是中立的。魏源的微妙运作的好处需要用中国“师夷之长”武装自己的能力来衡量。魏源建议，中国应从法国或美国“请西方工匠至广州” “监造轮船枪支。”魏源总结了新战略，主张：在和平解决之前，“以夷制夷”；在解决之后，“师夷之长”，最后控制他们。

尽管最初对技术现代化的呼吁不屑一顾，天朝采用了坚持鸦片战争条约字字千钧的战略，以设立一个西方要求的上限。一位朝廷大官后来写道，“据守条约之规，不使蛮夷略超之”，因此中国官员应表现“以诚和待之”，但悄悄地让他们排好队。

威严扫地：国内暴乱和列强挑战

西方条约强权，当然，无意排好队，在耆英-璞鼎谈判之后，一个新的期望差距开始出现了。对于中国朝廷来说，条约是一个对蛮夷力量的临时让步，可以遵守到必要的程度，但从来不主动扩大。对于西方，条约是一个长期过程的开始，在其中，中国将逐步纳入西方制定的政治经济交流规范。西方视为一个启蒙的过程，但在中国却被视为哲学上的攻击。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拒绝外国扩大条约的要求，包括整个中国的自由贸易和在中国首都的永久外交代表。北京明白—尽管其西方知识极其有限—外国人的优势力量、在中国境内无拘无束的外国活动、和在北京的多个西方使团相结合，将会严重损害中国的世界秩序假设。一旦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它会失去其历史的独特道德权威；它只会是另一个弱国，受入侵者恣意骚扰。在这种情况下，在外交和经济特权上看似微小的纠纷演变成重大冲突。

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庞大的中国国内动荡背景下，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负责管理与外国人接触的中国官员表现出来的镇静自信所掩盖—这一特征在现代时期也没变。马戛尔尼曾经在1793年评论清朝满族统治阶级和中国汉族官僚精英以及大多数汉族总人口之间的不安共处。“现在几乎一年过去了，”他指出，“没有在某些省份发生起义。”

王朝的天命被付诸表决，国内对手的反抗范围升级。他们的挑战同时是宗教性的和种族性的，这为全面残暴的冲突提供了基础 。 帝国西部边疆目睹了穆斯林叛乱和短命的分裂主义大汗国，花了很大财力和人力成本才平息掉。在中国中部，被称为捻军的叛乱起义，吸引了来自中国汉族劳动阶级相当大的支持，于1851年开始，进行了近二十年之久的叛乱。

最严重的挑战来自太平天国（1850至64年），由中国南部一个基督教教派发起。那时，传教士在中国已经存在几个世纪了，尽管受到严格的规限 。在鸦片战争后，他们开始大量涌入这个国家 。由一个颇有魅力的神秘中国人领导，他自称是耶稣的弟弟并声称会传心术，旨在取代清朝建立一个新的“太平天国”，以它的领导人对进口的传教士文本的离奇解释而统治。太平军成功地从清朝夺取并控制了南京及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方，以一个新兴王朝的模式统治着。尽管在西方史学鲜为人知，太平天国和清廷的冲突可被列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冲突之一，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伤亡。虽然没有官方数字，据估计，在太平天国、穆斯林、和捻军动乱期间中国人口从1850年大约4.1亿减少到1873年大约3.5亿。

《南京条约》和法国和美国的同类条约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重新谈判，而中国则正被这些国内冲突蹂躏 。条约强权坚持认为，他们的外交官应被允许全年居住在中国首都北京，表明它们不是朝贡使节，而是平等主权国家的代表。中国广泛施展其增加激励（贿赂）的拖延战术，鉴于前谈判官的命运，没有清朝官员敢想退让到承认永久性外交代表这一点 。

1856年，中国侵犯性地检查一艘注册英国商标的中国轮船 ， 箭头号，和被指控亵渎英国国旗，给重返敌对状态提供了借口。像1840年的冲突一样，宣战不完全是光彩的（后来发现，船舶登记在技术上已失效）；但双方都明白，他们都在为更大的赌注而战。由于中国的防御仍处于发展的早期状态，英国军队占领了广州和在中国北部和大沽口炮台，从那里他们可以很容易开进北京 。

在随后的谈判中，观念的差距比以往更宽 。英国以传教士式的信念压迫清廷，当作一项公共服务呈现他们的谈判立场，称这将使中国提速最终与现代世界接轨。因此，伦敦的助理谈判代表霍拉旭•莱总结了当时西方的观点：“外交代表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也好，你一定会看到的。这种药可能入口不痛快，但后效将十分大。”

清朝当局几乎没有这么热心。他们加入条约条款，是在宫廷和其谈判代表之间一阵痛苦的内部争吵和英国威胁进入 北京之后。

由此产生的1858年《天津条约》的核心是，伦敦经过超过六十年的徒劳努力，获得了在北京的永久使馆权利的让步。条约进一步允许外国在长江上航行，对西方贸易开放额外的 “通商口岸”，并保护中国基督教教徒和西方在中国传教（给定太平天国的前景，这点对清朝特别难受）。法国和美国也根据最惠国条款搞定了自己的条约含类似的条件。

条约强权现在把注意力放在建立常驻使馆上，但在一个明确不友好的首都。 在1859年5月，英国的新特使，冯检基•布鲁斯，抵达中国交换批准的条约，依此授予他常居北京的权利。 发现进入首都的主要河道都被铁链和尖刺封锁，他下令随行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员清除障碍 。但中国军队从新设防的大沽炮台开火，震惊了布鲁斯一伙。随后的战斗造成519英国士兵死亡，456人受伤。

这是中国首次在对现代西方势力的战斗中胜利，它至少是暂时地撕碎了中国军事阳痿的形象。但它只能暂时缓阻英国大使的前进。帕默斯顿派遣埃尔金勋爵率领英法联军向北京进发，下令占领首都和“让皇帝讲道理。”作为 “大沽口反抗”的 报复和象征性展示西方强权，埃尔金下令放火焚烧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在这一过程中无数的宝贵艺术珍品被销毁—这一行为在一个半世纪后仍然被中国所唾恨。

中国75年来对西方国际关系规范的抵制运动现在已达到了无可否认的危机。外交拖延的努力已经运行到尽头；兵戎相见遇到优势的力量 。蛮夷声称主权平等，曾被北京嘲笑，现在带来军事优势示威的不祥阴影 。外国军队占领中国的首都，并强制实行西方的政治平等和大使级特权的解释。

此时，另一个中国世袭遗产的索赔人步入战斗 。到1860年，俄罗斯已在北京有超过150年的代表—一个教会使团，他们是唯一的欧洲国家被允许建立居所。俄罗斯的利益在某些方面紧随其他欧洲列强之后，它没有参加英国的定期武力演习就获得了扩展给条约强权的所有好处 。 另一方面，莫斯科的总体目标比传教或沿海商务走得更远 。它认为清朝衰落是一个肢解中华帝国的机会，将其“外自治邦”重新组装到俄罗斯身上。他特别看中管理稀松和界定模糊的满洲大地（满族在中国东北的腹地 ）、蒙古（当时在中国北方的半自治草原部落）、和新疆（在遥远的西部山区和浩瀚的沙漠之中，主要由穆斯林民族居住 ）。为此，俄罗斯已经逐渐移进和故意扩大其存在，沿着这些内陆边界线，用头衔和物质利益收买地方王侯的忠诚，用来势汹汹的骑兵加强之。

在中国最危险的时刻，莫斯科作为一个殖民政权浮出水面，在1860年冲突中提出调解，其实是要威胁干预。狡猾的—别人可能会说是两面三刀的—外交以隐藏的武力威胁为基础 。 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将军，沙皇在北京的聪明和诡计多端的年青全权代表，设法说服中国朝廷只有俄罗斯能够确保占领中国首都的西方强权撤走，并说服西方列强，只有俄罗斯能确保中国遵守条约。在提供详细地图和情报帮助英法联军进北京后，伊格纳季耶夫转脸令占领军相信永定河，一条进出北京的河流，在即将到来的寒冬将要冻结，那时他们将面对充满敌意的中国暴民的包围 。

对于这些服务，莫斯科得到了惊人的领土回报：外满洲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领土，包括现在所谓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 城市。一出手，俄罗斯就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新海军基地，一个在日本海的立足点，和一度被视为中国的35万平方英里领土。 伊格纳季耶夫还谈判规定，在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和遥远西部城市喀什开设俄罗斯的贸易和领事馆。为了复加屈辱，埃尔金获得英国扩大的殖民地，从香港到附近的九龙地区。 中国征用俄罗斯为其阻止了它认为是条约强权独霸中国首都和沿海的进一步攻击，但在一个中国孱弱时代，“以夷制夷”不是没有成 本的。

控制衰落

中国，如果总是对几近猖獗的外国入侵被动，是不能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存活四千年和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延续两千年的。在其整个历史时期，征服者不得不采纳中国文化或逐渐被他们的臣民吞噬，中国人善于用耐心掩盖其实际性。又一个考验时期到了。

在1860年冲突之后，皇帝和 朝廷的抵制派逃命离开首都 。恭亲王，皇帝的同父异母弟弟，承担了事实上的政府首脑作用 。在谈判结束敌对行动后，恭亲王在1861年给皇帝的奏折中概括了令人吃惊的战略选择 ：

今捻叛燃势于北而太平于南，使我军耗资疲怠。蛮夷趁虚而入以图制我。如不抑怒而奋敌，恐遭大难矣。 然倘无视其害，不予应付，奈何遗悲于子孙乎。

这是一个经典的战败困境：一个社会在顺应征服者的同时还能保持其凝聚力吗？如何建立能力扭转不利的力量平衡呢？恭亲王引用中国古语说：“为势所迫交友求和；实为攻防之策。”

由于没有总体解决方案，恭亲王的奏折建立了危险之中的优先选项，其效果相当于远交近攻原则。这是一个中国古典战略，大约一百年之后将再次被毛泽东重新采用。恭亲王的奏折在其评估各种侵略者所代表的威胁中展现了巨大的地缘政治敏锐性。

尽管面对英国紧迫和实际的威胁，恭亲王的奏折把英国放在长远危险的最后位置，而把中国国内的稳定和俄罗斯排在第一位：

太平和捻叛节节得胜，实为我大清心腹之患 。罗刹（ 俄罗斯）与我毗邻，意欲蚕食我疆土，实如芒刺在背 。至于英国，其目的为买卖，但举止凶猛、匪顾吾人尊严。若非规之以法，我无以立足矣。此乃肋下之痛。故而，我应先平太平及捻叛之乱，再抑罗刹，而后制英夷。

为了实现他针对外国列强的远距离目标，恭亲王提出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办公室—外交部雏形—来管理与西方列强事务和分析外国报纸，获得中国境外发展的信息。他抱有希望地预测，这将是一个临时性的必要， 当军事行动结束和各国事务简化后， 随即取消。直到1890年，这个新部门并没有作为国家办事处列在大都市的官方纪录。其官员大都是从其他更重要的部门借调来的，作为一种临时指派。他们频繁轮流值班。虽然它的一些城市被外国势力占领，中国把外交政策当作一时权宜之计而非中国未来的 永久策略。 新部门的全称叫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措辞，可以开放性地解释为，中国根本不是与所有外国从事外交，而是作为其普世帝国的一部分处理自己的事务。

恭亲王政策的实施落入李鸿章的手上，他是朝廷一品大员，在清廷镇压太平叛逆运动中从指挥军队上升到突出的位置。雄心勃勃、温文尔雅、面对屈辱而淡然处之、深谙中国古典传统、临危不惧，他成为近四十年中国对外的面孔 。他把自己浇铸成在外国列强坚持要求领土和经济优惠和中国朝廷政治优势的虚张声势之间的调解人。根据定义，他的政策可能永远不会满足任何一方的完全赞许。特别在中国，李鸿章留下了一份有争议的遗产，尤其是对那些敦促更具对抗性行为的人。然而，他的努力—被中国朝廷传统好战派认为无穷复杂，他们定期坚持以最少的准备与外国列强战斗—表现出显著的能力引导晚清中国在各种严重缺乏吸引力的选项之间腾挪，并通常减轻其危害。

李鸿章在危机中赢得声誉，以军事专家和“蛮夷管理者”的身份在十九世纪中叶动乱的中国浮现。1862年，李被派往管理东部富裕的江苏省，在那里他发现其主要城市被太平叛军围困，但由决心捍卫新商业特权的西洋军队保卫着。应用恭亲王备忘录（奏折）的格言，李与西方势力联盟，摧毁了他们的共同敌人，并使自己成为那里的最终权威。在一次实际上的中西联合剿匪战役中，李与查尔斯“中国人”戈登结下了共事之缘（戈登是著名的英国探险家，后来在苏丹喀土穆包围战中被马赫迪杀害）。 李和戈登最后又掰了，因为李下令将捕获的叛军领袖执行死刑而戈登已许诺宽大处理。随着1864年平息了太平天国的威胁，李鸿章被节节提拔到日益重要的位置，他成为中国事实上的外交部长和主要谈判代表频繁活动于外交危机 之中。

一个在功能更其强大的国家和显著不同文化围攻下的社会代表面临两种选择。他可以尝试弥补文化差距，采纳军事上更强一方的行为方式，从而减少因文化歧视而诱发的压力。或者他可以炫耀其特色，坚持自己文化的有效性，并获得尊重自己信念的力量。

在19世纪，日本领导人选择了第一种事业，事实上，当他们遇到西方时他们自己的国家已经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并已显示出它的社会凝聚力。李鸿章代表一个被叛乱破坏的国家，需要外国的帮助平息叛乱，他没有这样的选择。无论这一事业有何好处，他也不会放弃儒家思想的根源。

李鸿章在中国的旅行帐户是一个中国风暴的严峻记录：在颇具代表性的1869年至1871年两年期间内，他四处奔忙；在中国西南地区，法国代表对反基督教暴动欲试牛刀；在北部，新的骚乱事件爆发；回到西南偏远地区，越南边境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起义；然后向西北方向，解决一个重大的穆斯林叛乱；从那里再跑到东部的天津港，那里屠杀基督徒已引来法国军舰和军事干预的威胁；最后向东南，台湾本岛正酝酿一个新的危机（当时被西方称作福尔摩萨）。

在由西方行为准则定义的外交舞台上李鸿章是一个打扮鲜明的人物。他穿着儒家式的长袖蟒袍，并自豪地炫耀古老的排名级别，如“双眼孔雀花翎”和“黄马褂”，他的西方同行只能困惑地看着。他的头顶前半部被剃光后面留了一个长辫子—清代发型，头戴官冠。他用文言文发言，只有极少数的外国人能懂。他带着一种超凡脱俗的宁静气度，一位当代英国人，怀着敬畏和不解的混合感情，将他比作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访客。

他的言行举止似乎暗示，中国的艰辛和让步只是中国文明走向最终胜利道路上的临时障碍。他的老师，曾国藩，一个一流的儒家学者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老司令，在1862年曾劝导李如何使用儒家的自我约束基本价值作为外交工具（大意）：“在与外国人联系时，你的方式及仪态不应该太轻浮，你应该有一个略显模糊，休闲的外观。让他们的侮辱、欺骗、蔑视以及一切似乎被你理解，但又似乎不理解，总之你应该看起来有点愚蠢。”（其实，李鸿章后来发展了一种“痞子腔”外交风格，译者）

像那个时代的每一位中国其他高官，他相信中国道德价值观的优越性和其传统帝国特权的公正性。不同之处不在于他对中国优越性的评估和诊断：至少在当时，中国缺乏物质或军事基础。在太平天国冲突中研究过西方武器，并检索过外国经济发展趋势的信息，他意识到，中国已经十分危险地落后于世界各地的发展阶段。正如他在1872年给皇帝的奏折中直言警告说：生活在当今还说“拒夷”和“驱夷于疆土之外”肯定是肤浅的妄谈。 。 。 。他们每天都生产武器，争取比我们至高无上 的地位和胜利，置其优越的技术对我们的不足。

李得出了与魏源相似的结论，只不过现在改革的紧迫性比魏源时期成时间指数增长。因此，李警告：

依现今局面，对外须与蛮夷媾和，对内则须改制。若我仍固守成规，国将日益衰落矣。。。。现外国多行改革，蒸蒸日上。我若谨守旧制，断被其葬送之，非守固之顽徒而不悔也。

经过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政策辩论，在19世纪60年代期间，李和他的官僚盟友提出了一个行动过程，他们命名为“自强”。在186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以 “中国民用和军用系统的一切都远远优于西方，只有在枪械上绝对不可能超越”作为出发点（和一个软化打击他的帝国读者的手段）。但鉴于其最近的灾难，李劝告，中国精英们伤不起再小看外国的创新，“嘲笑外国的锐利武器为奇技淫巧，认为这是不必要学习生产的东西。”中国需要枪支，蒸汽轮船，重型机械，以及生产它们的技术知识。

为了研究外国文字和蓝图，并与外国专家交谈，以提高中国的能力，中国的年轻人需要接受外语培训（之前，这样的提议必被驳回，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所有的外国人大概立志成为中国人）。李认为，中国应该在大城市开设学堂—包括首都，它为防止外国势力渗入战斗了这么久—以教授外语和工程技术。李把这一项目当作一个挑战：“中国人的智慧和智力不如西方人吗？ 如果我们真正掌握西方语言，在互教互学，然后他们所有的轮船和火器的巧妙技术就可以逐步完全掌握。”

恭王府用类似的语气在1866年提出建议，敦促皇帝支持学习西方的科技创新：

我所愿着，乃遣学子习西洋之技，凡数学计算、物理调查、天文观测，引擎组装，河道工程等科目。。。尽通其妙，如此倘非如此，方保我大清帝国力量恒稳增长。中国需对外开放—以前番蛮夷藩属之国为师—先固朝廷内制，而后光复我帝国之强盛。

这就是中国所谓的“洋务运动”，它本来是一个雄伟的任务，如果中国朝廷在背后支持恭亲王的外交政策概念和李鸿章执行计划。事实上，一个巨大的鸿沟将这些更向外看的官员与狭隘的传统派隔开 。后者坚持古典看法，认为中国没有向外国人可学的东西，正如孔子时代的古代哲学家孟子所说：“吾闻有蛮夷习王土之法者，而未闻有习蛮夷者。”

同样，一位著名的儒家学院翰林院大学士翁同禾抨击恭王在中国学校聘请外籍教师的计划 ：

帝国之基乃重礼义、轻权谋。此植根于人心，而非技巧也。目今，何以弄雕虫小技而尊蛮夷为师乎 。。。。 帝国幅员辽阔，人才丰富。如必究天文数理，岂非国人当有者乎。

中国自给自足的信念代表了几千年的经验总结。然而，它没有回答中国如何面对眼前的危险，特别是如何赶上西方技术。许多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似乎仍然认为中国外交问题的解决在于处死或流放其谈判官。当北京挑战列强时，李鸿章曾被三次耻辱地剥夺官衔，但每次他又被召回，因为他的对手发现没有更好的选择，若不依靠他的外交技巧解决他们所产生的危机。

被弱国的冲动和帝国的普世宣称所折磨，中国的改革吞吞吐吐地进行。最后一场宫廷政变（戊戌变法）迫使有改革倾向的皇帝退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返回并占主导地位。在缺乏基本内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官，实际上，被要求控制对中国领土完整的损害和其主权的进一步侵蚀，而不给提供任何手段来改变中国的基本弱点。他们要争取时间但不知用争取到的时间干啥 。挑战比任何时候更令人着急，在东北亚地区的权力平衡游戏中一个新的角色正在崛起—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日本。

日本的挑战

与大多数中国的邻国不同，日本几百年来抵制被纳入中华中心的世界秩序中。坐落于亚洲大陆外一百多英里的群岛上，由于长期隔绝，日本培植了自己的传统和独特文化。拥有几乎纯种的民族和语言，以及强调日本人以神为祖先的官方意识形态，日本孕育出对其独特身份的几乎宗教式的承诺（基辛格忽略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唐朝对日本的影响，译者）。

在日本社会和自身世界秩序的巅峰站立着日本天皇，这一人物，像中国的天子，被设想为是一个人神之间的身份。从字面上看，日本的传统政治哲学假定，日本天皇帝是太阳女神的后裔，她生下第一个天皇并赋予他的后裔永恒的统治权。因此，日本像中国一样把自己看作远非普通国家。“天皇”头衔本身—由日本派到中国朝廷的外交使团执意展示—是对中国世界秩序的直接挑战。在中国的宇宙观里，人类只有一个皇帝，他的王位在中国。

如果说中国的排外主义代表了一个普世帝国的声明，日本的排外则源自一个岛国从邻居借贷累累但害怕被它支配的不安全感。中国的独特感断言，中国是一个真正的文明，并邀请蛮夷到中央王国“来进行改造。”而日本的态度，假定了日本独特种族文化的纯洁性，它甚至对其神圣祖先眷属以外出生的人拒绝扩延和解释其好处。

有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几乎撤消了全部外交，仿佛与外界甚至间歇性的接触都会损害日本的独特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也参加国际秩序，这样做是在琉球群岛（现代冲绳岛及周边岛屿）和对朝鲜半岛的各朝王国建立朝贡制度。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是，日本领导人借用最中国化的 机构作为自己独立于中国的主张手段。

其他亚洲各国人民接受了中国的朝贡礼仪制度，将他们的贸易贴上“贡品”标签，以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许可。日本拒绝与中国假借进贡进行贸易。它坚持至少与中国平等，如果不是优越的话。尽管中国和日本之间贸易有着自然关系，十七世纪两国贸易的讨论陷入僵局，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履行对方假装世界中心所要求的礼仪程序。

如果中国的势力圈相应于帝国和沿其漫长边界的周边部落的力量对比而盈亏，日本领导人的安全困境设想和选择往往有着天壤之别。持有一个像中国朝廷一样突出的优势意识，但感觉自己更短小精悍，日本政治家以警惕眼光觊觎西方大陆—那里由中国历朝历代主宰并有时扩张到日本的最紧密邻居朝鲜—往往看到一个现实存在的挑战 。因此，日本的外交政策，在看到时机时，以惊人之势，从对亚洲大陆冷漠变换到面向取代中华中心而征服的大胆尝试。

日本和中国一样，在十九世纪中期也遇到过挥舞着陌生技术的西方船舶和压倒性的力量—1853年美国马修•佩里的“黑船”登陆日本。但日本面临挑战得出的结论与中国相反：它敞开大门迎接外国技术并对其机构进行大修整，试图复制西方强国的崛起。（在日本，这一结论容易被接受，或许是因为外国思想没有跟鸦片成瘾问题一起涌入这一事实，日本侥幸避免了。）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

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渴望掌握西方技术为惊人的经济进步打开大门 。随着日本发展现代经济和强大军事机器，它开始坚持要获得与西方列强同等的特权。其执政精英得到结论，用岛津齐彬—一个19世纪的藩主和技术现代化的先行倡导者—的 话说，“如果我们采取主动，我们可以主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被主宰。”

早在1863年，李鸿章就得出结论，日本将成为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即使在明治维新之前，李曾写过日本应对西方的挑战。1874年，日本借台湾部落者与琉球 群岛的遇船难船员争执事故而兴师问罪，他写 道：

日倭力量日益增长，其野心不小 。因而耀武于东土，鄙视中国，并动则入侵台湾。欧洲列国虽勐，然彼距我七万余里之遥，而日本只在庭院门阈之近，乃窥视我空虚。无疑，（日倭）将成为中国永久大患也。

看着西面巨树日益空心的世界霸主地位，日本已开始设想取代中国作为亚洲的主要力量。这些相互竞争的要求之间的斗争在一个相邻国家碰到大国野心的交集，这个国家是朝鲜。

朝鲜（和甲午战争）

中华帝国幅员广阔但从不犯人。她要求进贡和承认皇帝的宗主地位。但贡品更具象征意义而非实质性，宗主国的行使方式允许藩属国的自主权，与独立几乎没有区别。到了十九世纪，独立意识极强的朝鲜人与他们西北部的中国巨人达到了一个相安无事的状态。在技术上朝鲜仍是一个附属国，朝鲜国王经常遣使到北京进贡。朝鲜采纳儒家道德准则和中国文字作为正式通信。北京，反过来，对朝鲜半岛的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因其地理位置可以作为从海上入侵中国的一个走廊。

朝鲜在某些方面在日本战略举措概念中扮演一个镜像作用。日本也是如此，视外国主宰朝鲜为一种潜在威胁。从亚洲大陆朝向日本凸出的半岛曾诱使蒙古人利用这一位置两次作为发动企图入侵日本列岛的出发点。现在，随着中国帝国影响力的减弱，日本力求确保对朝鲜半岛的主导权，并开始主张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主张 。

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和日本分别在汉城李家王朝从事了一系列尔虞我诈的交手，争取主要的皇家派别 。当朝鲜发现自己为外国野心所困扰时，李鸿章劝告朝鲜的统治者应学习中国对付侵略者的经验。就是邀请潜在的殖民者进来，组织一个他们之间的竞争比赛。在1879年10月给朝鲜高官员的一封信中，李劝告，朝鲜应寻求远夷，特别是美国的支持：

诚言，避烦就简之法乃闭关以求和。然，此法断不可行。环视东方，无人以阻日倭之扩张：贵国岂非被迫签通商条约而启新运乎？势以至此，吾之良策非乃以毒攻毒、方能消之 乎？

在此基础上，李提出朝鲜“抓住每一个机会，建立与西方国家的条约关系，以此抗拒日本。”他警告说，西方贸易如鸦片和基督教，会带来“腐败影响”；但相反，日本和俄罗斯寻求领土收益，西方列强的“唯一目的是与贵国贸易。”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平衡外国强权的危险，不让任何一个占主导地位：“既然你知道对手的实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分划他们；小心翼翼地行走，使用计谋，从而能证明你自己是良好的战略家。”李未说明中国在朝鲜的利益，或许因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宗主统治权与其他外国势力的威胁性质不同，或他认为，中国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确保朝鲜免受外国势力影响。

不可避免地，中国和日本对与韩国的特殊关系的宣称越来越不相容。1894年，日本和中国都派兵到朝鲜平叛（在南部全罗道的“东学党”起义，译者）。最终，日本抓住朝鲜国王并组织了一个亲日政府。在北京和东京的民族主义者都扬言宣战；然而，只有日本有一个现代化海军力量的长处，最初为建设中国海军现代化而备的基金已经挪用到修善颐和园上。

战争爆发数小时内，日本摧毁了中国的海军力量，经费不足，几十年的洋务自强运动功亏一篑。李鸿章被从他的定期被迫退休中召回，去日本马关市进行和平条约谈判，从事在军事灾难中挽回中国尊严的几乎不可能完成任务。已在战争中占据上风的一方往往有拖延解决的激励，特别是每过一天都提高其谈判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以排名不够礼仪等级为由否决了一连串中国建议的谈判代表，从而加深中国的屈辱，这是蓄意侮辱一个自认为天权化身的帝国，从前其外交官因此而级别高于所有其他人，无论他们在中国的排名等次。

马关条约讨论的条款对中国的卓越感是一个残酷打击。中国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停止朝鲜的朝贡仪式并承认其独立（在实践中进一步开放了日本的影响）；支付丰厚的战争赔款；和割让满洲的辽东半岛给日本，包括大连和旅顺等具有战略位置的港口。只是日本民族主义者未遂刺客的一颗子弹让中国幸免于更被贬低的结果。李受伤的脸在谈判现场让日本政府无地自容，因而下降了几个更笼统的要求。

李躺卧在医院病床上继续谈判，以表明他在屈辱中依旧挺立如松。他的淡泊明志可能因为他已经知道，即使在谈判进展中，中国外交官已正与在中国有利益的其他强权套近乎，尤其是俄罗斯，从1860年的战争结束后，其扩展到太平洋需要中国外交的影响。李已经预见到日本和俄罗斯在朝鲜和满洲的竞争，并于1894年，他已指示他的外交官对待俄罗斯至为敏感。从马关刚刚返回，他就确保了一个莫斯科领头的“三方干预”，由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组成，强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 。

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后果的回旋 。再次，莫斯科实行了其行之有效的中俄友好解释 。为它的服务，它又一次提取对中国大片领土的特殊权利 。 这次它玩的是微妙，而不是光明正大。在三重干预后，它传唤李到莫斯科签署一个秘密条约，包含一个巧妙并明显有吞并意图的条款，为了保证中国面对日本进一步的潜在攻击的安全，俄罗斯将兴建横贯西伯利亚跨越满洲的延伸铁路。莫斯科的秘密协议承诺不使用铁路作为“侵占中国领土和侵犯中国皇帝陛下的合法的权利和特权的借口，”然而，这正是莫斯科现在着手做的。不可避免地，一旦铁路建成，莫斯科坚持认为，与其毗邻的领土将需要俄罗斯部队保护投资。在短短几年内，俄罗斯已控制了超过日本被迫放弃的面积，并显著地更多 。

它被证明是李鸿章最具争议的遗产。干预阻止了日本的前进，至少暂时如此，但代价是让俄罗斯在满洲建立了支配性的影响力。沙皇在满洲建立影响范围挑起所有既定强权要求可比性优惠的争夺战。每个国家响应别人的进步。德国占领山东半岛的青岛。法国在广东获得了一块飞地，并巩固了其在越南的据守。英国在香港对面的新界扩大了它的存在，并在旅顺港对面获得了一个海军基地 。

蛮夷平衡的战略曾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没有一个完全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在这一狭缝中，北京政府可以操作。但是，保留中国本质的巧妙运作，即在中国领土上引进外部力量进行权力平衡的计谋，只有在中国保持足够强大而被认真对待的情况下，才可能收到长期效益。然而，中国的中央控制宣称正在日益瓦解。

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民主国家善待希特勒之后，绥靖政策成为一种行为称号。但对抗只有在弱者有能力以其战败加诸强者承受能力之外的昂贵代价才可以安全地追求。否则，一定程度的调解才是唯一谨慎的做法。不幸的是，民主国家是在他们军事强大时实践这一政策的。但是绥靖也有政治风险和抵押社会凝聚力。因为它要求公众对领导人保持信心，即使他们屈服胜利者的要求。

这就是李鸿章的困境，几十年来，他试图使中国在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的贪婪无厌和朝廷的顽固迟钝之间的狭缝中航行。后来中国的几代人都承认李鸿章的功力，但一直矛盾或痛恨于他这些辱权签名，最主要的是对俄罗斯和日本，以及割让台湾给日本。这种政策磨掉了一个骄傲社会的尊严 。然而，它使中国维护了主权元素，尽管经过一个世纪的殖民扩张被稀释了，但其他被针对的每一个国家则彻底失去了独立性。它超越了屈辱感而似乎顺其适应。

1901年，在他去世之前，李鸿章给慈禧太后上了一道奏折，用悲哀的口气总结了他的外交政策的用心（大意）：

毋庸置言，倘中国能战之而胜，我何幸甚！ 我命垂危矣，终为乐见者，乃诸夷归柔顺效忠，毕诚毕敬拜服于龙座。实不幸者，抑郁而言，中国不堪与其平等而事也，我军力不举。此关乎帝国完整，投贵瓷而击鼠辈，岂非蠢乎 ？

让俄罗斯在满洲对抗日本的战略制造了一个竞争状态，这两个大国逐步测试对方。在其坚持不懈的扩张中，俄罗斯抛弃了与其他中国剥夺者之间的默契，以保持各自债权之间一定平衡和在一定程度上持续中国主权。

1904年，日本和俄罗斯在中国东北的相互竞争要求，导致了为主宰地位而发动战争，结果日本战胜。1905年的朴茨茅斯条约给予日本在朝鲜甚至可能在满洲的主导权，尽管，由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干预，其所得低于胜利允许的可能。罗斯福调停日俄战争是以权力平衡原则为基础，一个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罕见的概念，这使得日本没能完全抓住满洲，从而保存了亚洲的平衡。在亚洲受阻后，俄罗斯将战略重点返回欧洲，这一个过程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

义和团起义和新战国时期

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世界秩序完全散架，北京的朝廷不再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因素发挥作用，无论是在保护中国文化或自治方面。公众的不满在表面沸腾，在1898年，爆发了所谓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实行一种古代神秘主义形式，并声称刀枪不入并对外国子弹有神奇的免疫力，他们练习传统武术，针对外国人和他们强加的新秩序标志展开煽动性的暴力运动。外交官，中国的基督徒，铁路，电报线，和西方学校都受到攻击。也许判断满清朝廷（本身就是“洋”的，只不过不再特别有效了）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西太后接受了义和团，赞扬他们的攻击。冲突的震中再次是受长期争议的外国驻京大使馆—在1900年春天义和团包围了它们。经过一个世纪在高傲不屑、蔑视、和痛苦的调和之间摇摆不定后，中国现在同时对所有外国强权开战。

结果招致另一个沉重打击。一个由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的八国联军远征部队于1900年8月抵达北京，以纾缓大使馆之围。在镇压了义和团和与之结盟的清军（在过程中毁坏大部分京城）后，他们强加中国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要求现金赔款，并给予外国列强进一步占领的权利。一个朝代无法防止外国反复在中国首都耀武扬威，或防止外国在中国领土上横征暴敛，显然已失去了天意。清朝，自首次与西方冲突后了不起地存活了七十年后，终于在1912年垮台。

中国的中央集权再次断裂，它进入另一个战国时期。中华民国，从它诞生伊始既置身于军阀割据和一个危险的国际环境。 它从来没有机会去实践民主的美德 。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1912年1月宣布为新共和国总统。好像被某种神秘的法律指挥帝国统一，孙在就职六个星期后让位给袁世凯，后者是唯一能够统一国家的武装司令。袁在1916年宣布一个新皇朝胎死腹中后，政治权力下放到地区的省长和军事指挥官手中。与此同时，在中国的腹地，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她管理着一个影子政府和平行的社会秩序，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散慢地遥相呼应。每个有志者都声称统治权，但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战胜其他。

在没有一个举世公认的中央权威的情况下，中国缺乏其传统外交的行为工具。到20世纪20年代末，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整个古老的大清帝国疆域行使着名义控制。然而，在实践中，中国传统领土的特权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耗尽力气和受威尔逊的自决原则影响，西方列强无力再在中国扩大其影响圈；他们仅能够勉强维持。俄罗斯正巩固其内部的（苏维埃）革命，没有进一步扩张 。德国被完全剥夺了它的殖民地。

在中国统治地位的前参赛者中，只有一个留下，却是对中国独立最危险的：日本。中国没有强大到足以保卫自己。而且没有其他国家在场平衡日本的军事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后，日本占领了以前割让给德国的山东。1932年，东京在满洲设计炮制了一个由日本主导的分裂主义的满洲国。在1937年，它开始了征服整个中国的计划（并占领了东部大部分地区）。

日本现在发现自己也站在以往中国征服者的位置上。征服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就足够困难，管理她更是不可能，如果不依赖其文化格言的话，而日本原来珍视自己机构的独特性，从 来没有准备这样做。逐渐地，其昔日的合作伙伴—由美国支持的欧洲列强—开始加入反对日本的行列，首先在政治上，最终在军事上 。

这是一个积自强外交政策而成大功者，与前殖民者合作，现在一起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这一努力的领导者是美国，而其执行文书是国务卿海约翰在1899年宣布的开门政策。原本打算要求美国得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同样的好处，它在20世纪30年代被改造成一个维护中国独立的方式。西方列强参加了这一努力。中国现在能够克服帝国主义阶段，只要它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生存下来，并再次打造中国统一。

在1945年日本投降时，中国仍处于破坏和分裂之中。国共两党都企望中央权威。两百万日本士兵仍然留在中国领土上等待遣返。苏联承认国民政府，但一直保持另一选项，向共产党提供武器；在同一时间，它用巨大的和不请自来的军事力量冲进中国东北地区，以恢复他们昔日的殖民地宣称。北京对新疆脆弱的控制进一步削弱。西藏和蒙古已被吸引到半自治状态，分别与大英帝国和苏联的轨道对准 。

美国公众舆论同情战时的盟友蒋介石。但蒋介石执政着一个已经被外国占领弄得支离破碎的国家。中国被视为组织战后世界的“五大国”之一，并被授予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其实，在五国之中，只有美国和苏联拥有权力进行这项任务。

随后，中国内战重新延续。华盛顿寻求用它的标准方案化解内战冲突，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并在随后几十年亦无起色。它敦促相互厮杀了二十年的国共两党组建联合政府。在1945年9月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陪都重庆召开会议，邀请蒋介石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和谈。双方领导人都尽职尽责地参加了，但背后却准备着最终摊牌。

赫尔利会议刚刚结束，双方重新开始敌对行动 。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选择控制城市的战略，而毛泽东的游击军队以农村为根据地；每人都寻求用围棋战略包围其对手。在国民党呼唤美国插手的一片嚣嚷之中，杜鲁门总统派 乔治•马歇尔将军到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努力，以鼓励双方同意携手。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阵地崩溃。

在大陆被共产党击败，国民党军队于1949年撤退到台湾岛上。国民党带来了军事设备，政治阶级，以及国家权力（还包括故宫收藏的文化艺术珍品）的残余 。他们宣布中华民国迁都于台北，并扬言他们要养精蓄锐，有朝一日光复大陆。他们保留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 。

同时，中国在新宣布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下再造统一。共产党中国投身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结构上，一个新的王朝；在实质上，中国历史上首次一个全新意识形态。在战略上，它面对十几家邻居，与其边界开放但同时对付每一个潜在威胁又手段不足—在中国整个历史中历朝政府面 临同样的挑战。总攮所有这些问题，中国的新领导人还面对美国在亚洲事务中的参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一个自信的超级大国出现，特别是它正在对共产党在中国内战胜利时自己的被动而反省。每个政治家都需要平衡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要求 。对毛和共产党刚刚接管的中国，正是恰如其分。

第四章 毛的继续革命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朝代更替似乎按照一定的节奏发展。在新的朝代到来前，旧的朝代被认为已不能保护人民的安全或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通常不是因为一个毁灭性的灾难而是经过一系列灾难的冲击，在人民的眼里，当朝统治者渐失天意。而新朝获得天意也就顺理成章（总把新桃换旧符）。

在中国戏剧性的历史中，旨在推翻旧朝的起义屡屡发生。但是，没有新的统治者扬言要推翻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过去的“天意”秉承者—特别是那些外族征服者—总把自己打扮成旧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合法捍卫者并保证按过去的教条执政。他们继承并保持了原有的官僚体制，也许只为了能管理好这么富裕和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一传统就是中国化的机制。它以孔子的学说为朝纲。

在1949年，一位巨人MZD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起来一个新的朝代。他是一位诗人又是战士，既是先知先觉又是带来灾难的人，他冷漠决断，有着不可超越的影响力，他统一了中国并带领她踏上一条几乎走向覆灭的旅途。在她精疲力尽的终点，中国却以世界大国的面貌出现，成为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崩溃后硕果仅存的（除古巴，北朝鲜和越南以外）社会主义国家。

== 毛的伟业 ==

革命者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必须强大而思想专一。一个几乎不变的模式是革命者从当时政治环境的某个犄角旮旯起家成功地运用个人魅力和发动仇恨并在心理上压倒对手而取得成功。

每场革命都有一个指定的事业，一旦成功便在新建的秩序中落实。毛的革命没有最后的休息地，他的最终革命目标是一个模糊的景愿，与其说是政治重建毋宁说更像精神升华。共产党的干部就如教士，他们的任务不是完成一个规划好的事业而是类似十字军的讨伐。在毛以下，党的干部本人亦生活在坠入地狱的边缘。对他们来说—在几乎可以肯定的未来—他们本人将被他们受鼓舞而发起的运动所吞噬。中共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那一代）几乎都经历过如此煎熬。只有那些经受住考验的人才有可能重返权利舞台。毛革命时期的所有亲密同志—包括终身服务于他的总理和外交家周恩来—亦无可幸免。

在过去的皇帝中，毛最尊敬秦始皇绝非偶然。秦始皇扫六合而归中华于一统，于221 B.C.结束了战国时代。秦始皇一般被认为是统一中国的奠基者，但他在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被给予最高的尊重，因为他做出了焚书坑儒的恶行。毛曾经说过对中国的统治应该用马克思和秦始皇的办法双管齐下。毛写过一首悼念秦始皇的诗：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1973年8月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的中国，按他的设计，是一个危机永无休止的国家。从GCD建国初期开始，毛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斗争浪潮。中国人民不允许坐着享受他们取得的成就。毛给他们指出的命运是不断地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达到个人以至社会的纯化。

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砸烂旧传统作为国家行动的统治者。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敢于破旧立新的人，尽管有时很暴力。毛泽东1965年与法国文化部长安德列。马尔罗谈话时明确说明 (大意，译者)：

中国过去的旧思想、旧文化和旧习俗必须抛弃。而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习俗，尽管现在还不存在，必须建立起来。。。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习俗只能在斗争中产生，只要复辟旧中国的危险存在一天，斗争就必须进行下去。

毛曾经发誓，为了消灭旧制度，中国要像原子一样被“砸碎”，同时产生能量爆炸达到一个从未有过的成就高度（大意）：

现在我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我们是热情奔放的国家，像火焰一样跳跃。我们的国家好比是个原子，当原子核被砸碎时，它释放的热能威力巨大，我们能够做到前人无法完成的事情。

（注：我手头资料有限。很多基辛格引用的原话找不到中文原文。只好自己冒充伟人了，汗！不过现在影视圈也有很多演伟人的人，多数只会呵呵地笑。偶也不算罪过。请大家见谅了。）

毛对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发动了令人信服的攻击：孔子宣扬普世河蟹，而毛把国内外对立力量的冲突作为理想境界（事实上，毛认为两者是关联的，也经常把国内运动和境外危机结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战役之中）。孔子的传统强调中庸之道，在改革时，它是渐进而行的，只提出恢复或修正过去的价值。与之相反，毛追求根本性的变革，与过去切断一切联系。传统的中国政治理论将军事力量奉为次尊而强调统治者通过道德和仁慈取得境内外的安稳。毛受他的理想和对百年国耻的忿怒驱使，缔造了史无前例的军事化中国生活。对所有珍存传统文化的东西，包括艺术、文化和思维方式，毛统统宣战（为达政治目的使然，而未见得完全是本意，译者注）。

但是，在许多方面，毛又是他想要调解的辩证矛盾的化身。他一方面是公开的、激情的孔子反对者，另一方面他博览古籍，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毛发明了“继续革命”的宗旨，但是当国家利益需要时，他又能够耐心调整他的长远计划。毛被认为是化解“矛盾”的战略大师，而其实际效果却恰恰为从孔子的“大同”或大和谐概念演绎出来的的终极目标而服务。

这样，毛主义的统治方式就成为老花镜里的孔子传统学说，一面宣称与过去断绝关系一面又利用中国传统的政治工具，包括皇帝式的管理方式，即将国家当作一个道德工程，和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尽管毛十分憎恨这一体制，周期性地想毁灭它，而最终又不得不周期性地重建它。

毛的终极政治目标不可能用一种单一的组织结构来代表，或以实现一系列的政治目标而满足。他的目的是持续革命这一过程本身。他感到他的使命就是通过一次次更彻底的造反使他的人民得到净化和升华。

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论人民民主专政》

然而，一个永远造反的国家如何参与到国际体系中去呢？如果继续革命不断地实施，那就意味着动乱不断，甚至战争。渴求稳定的国家就会联合起来反对她。这样的国家如果想打造一个面向世界的国际秩序，必然与继续革命的提倡者相冲突。这一两者难取其一的推论一直困扰着毛而终身未得其解。

毛的国际关系学：空城计、威慑和心理战胜

毛在掌握政权的当天夜晚就向世界宣誓了他对国际事务的基本态度。在新成立的人民政治协商大会上，毛把新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态度总结为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祥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

对中国来说，1949年宣称在世界上站立起来有着大无畏的气概。当时这个国家还是一个未发达的国家，没有足够强的军事能力把她的选项强加于世界各国，而他们都有着远胜于中国的资源，特别是技术。当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已经是主要的核大国（苏联当时刚刚初试核爆）。在内战时期，美国曾在二战日本投降后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和武器到北方的城市以遏制共产党的军队。毛泽东的胜利打了华盛顿一记耳光并引发了“谁丢失了中国？”的论战。这至少在北京看来是有最终翻盘的企图。1950年，当北朝鲜进攻南朝鲜时，杜鲁门总统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大陆政府解放台湾就成了“犯罪”的实例。

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同盟，并且最初可以作为战略伙伴平衡与美国的力量对比。但是中国领导人不仅没有忘记一百年来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让俄罗斯占有了中国远东沿海省份和在满洲和新疆的特殊优惠，也没有忘记1945年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年迫使蒋介石签署的划出中国北方领土为蒙古的协议。斯大林认为苏联是共产世界理所当然的老大，这一姿态与毛的强烈民族主义情感和意识形态的长远观念不相匹配。

另一方面中国与印度还有边界之争。争论地区在喜马拉雅山麓下的一条由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所界定的地区，它有125，000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整个宾夕法尼亚州或，用毛的话说，中国的福建省，此非区区弹丸之地也。

毛把这些挑战分为两类。在国内，他有足够的权力和影响力实施他的继续革命事业。在国外，世界革命只是个口号，也许是个长期目标，但中国领导人现实地认识到除了意识形态手段他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挑战当时的国际秩序。在国内，除了克服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顽习，他几乎没有哲学境界上的客观极限。在外交领域，他确是相当谨慎的。

当GCD在1949年掌权时，有相当一部分地区脱离了历史上中华帝国的版图，如西藏，新疆部分地区，蒙古部分地区和中缅边境地区。苏联在北部保持了她的影响圈，其中包括占领军和旅顺港的舰队。毛也像以前朝代的皇帝一样宣称中国的边境是史上最强大时建立起来的。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版图领土—台湾、西藏、新疆和蒙古，他实行中国式控制而且都成功了。内战刚一结束，他就派兵收复了意图分裂的地区，如新疆、内蒙古、最后是西藏。在这个意义上，台湾不是一个考验共产意识的问题，而是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尽管毛忍用军事手段，他对十九世纪“不平等条约”割让出去的的领土也宣称主权，如1860年和1895年割让给俄国的海参崴等远东领土。

至于对世界其他各国，毛发展了一套独特的外交风格，即用意识形态力量和心理作用代替物质力量。它主要由中国中心论，加上一点世界革命的佐料，和传统的蛮夷外交管理手段调制而成。它专注于长期规划和运作，意图在心理上压倒对手。

（回顾二十世纪历史，毛主席确实在任何有美国和苏联力量出现的地方都支持或支援一种反对力量，如北朝鲜，北越，中东和非洲的小兄弟如阿拉法特，东盟国家的游击队等。这些虽然让中国人民勒紧了裤腰带，但在战火纷飞的二十世纪为国家赢得了相对安全。可惜毛腾出手只搞继续革命，没有利用这一环境发展经济。译者注）

西方外交家的常识观点认为中国从几十年内乱恢复过来后应该与大国修好，但毛戒饮此酒。他拒绝任何软弱的表现，采取挑战而不是迎合的态度，甚至拒绝与与西方国家打交道。

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用形象化的的语言总结了这一冷漠态度。新中国不会落入已有的外交关系俗套。她要“另起炉灶”。与新政权的关系要通过谈判逐个解决。中国要“打扫庭院待客来”，也就是说中国要先清除殖民影响再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她要用她的影响团结世界人民，鼓励发展中国家的革命事业。

外交传统学者会否定这种冷漠挑战性态度的可行性。但毛相信意识形态和心理因素对战略目标的冲击力。他通过对军事强权分寸拿捏准确的藐视达到与超级大国心理上平等的地位。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一个中国战略的经典例子。当时蜀国军师诸葛亮注意到强兵压境。如果出兵抵抗就意味着自取灭亡。如果投降，则对未来局势彻底失去控制。军师心生一计。他大开城门，自己坐在城头弹琴以待。在他的身后表现出城中正常的生活，没有一点恐惧或慌张的迹象。敌军主将把这种镇定解释为城中有伏兵，遂令大军止进并撤兵。

毛对核战争威胁的令人心惊胆颤的藐视肯定在某些方面取材于那个传统战例。从一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得不在与两个核大国的三角关系中斡旋，其中任何一个都有能力单独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若两个加起来将压倒中国。毛对付这一似乎不可逃避的绝望局势就是视而不见。他公开宣扬对核威胁无动于衷；事实上，他曾扬言他准备以牺牲几百万人的代价，甚至愿意以此为保证，换取共产主义胜利。毛是否真的相信他自己的保证几乎已经无法确定（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但毛确实成功地让世界相信了，这是信誉的终极考验。

毛能够从中国长期国务传统中汲取教训，就是如何从一个弱势地位取得长期战略目标。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学能够把“蛮夷”编织在国门以外的关系网里并且谨慎地通过外交技巧保持着政治至高无上的虚构故事。从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一直扮演着超乎其客观实力的角色。作为强烈捍卫她的传统国家定义的结果，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一群新近独立的国家在超级大国之间寻取生存之路—的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中国确立了自己不可被人小觑的大国地位，同时在国内进行着重新定义自己的运动而在外交上又要挑战核大国。

在追求外交成果的过程中，毛的成就更应归功于孙子而非列宁。他经常从阅读中国经典古籍和他公开蔑视的旧传统中汲取灵感。在他主持外交倡议时，他不是经常引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而是传统的中国经典：孔子、关于朝代兴衰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等关于战争和战略的著作、关于反叛英雄传奇的《水浒》和官宦家族罗曼情事的小说《红楼梦》，这部书毛说看了五遍。作为孔夫子式学者官员的现代化身，尽管他对这类人嗤之以鼻，他写诗和哲学随笔，他对自己狂飞乱舞的书法更是感到骄傲。他的这些文学艺术细胞不是他政治劳作的逃难者，而是他伟人整体的一部分。当毛离开三十二年后于1959年重返他的故乡时，他不是宣扬马克思主义，而是写了一首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诗词：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中国的文学传统不仅在毛，而且在他周围紧密同僚的思维中亦是根深蒂固。1969年，毛的外交政策走到了一个转折点。毛给当时被打倒的四位解放军大元帅（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四大元帅引用了《三国演义》中—一本当时的禁书但他们肯定毛熟读过— “三分天下”的典故，建议与当时的头号敌人美国打开关系。即使在毛猛烈地清扫中国古代传统遗产的时候，毛也用传统中国的智力角逐比喻来构思他的外交政策。他形容中印战争为“跨过楚河汉界”，这里蕴藏了反映在中国象棋中的古代经典战例。他甚至把中国传统的赌博游戏—麻将—当作战略思维训练营，他说：“如果你喜欢玩麻将，你就会知道概率计算和确定性的原理”。在中国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冲突中，毛和他的最高同僚们用围棋的概念化解了战略包围的威胁。

正是在这些传统方面超级大国有很大的难度去理解毛的战略动机。透过西方战略分析家的镜片，在冷战的头三十年中北京的军事行动几乎都是不可能任务，如果由他们纸上谈兵的话。让中国对抗军力远远强于自己的大国而且战事发生在山高皇帝远的次等战略要地—北朝鲜、台湾周边的岛屿、喜马拉雅山麓人烟稀少的地方和乌苏里江的冰天雪地里—这些中国出兵的举动让外国观察家—和每个对手—都大跌眼镜。毛坚定不移地采取措施防止任何力量或力量的联合包围中国，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他把这些看作是有太多的“围棋”子包围中国，从而打乱他们的计算。

这正是使中国卷入朝鲜战争的促因，尽管当时国力虚弱。同样道理，毛死后，中国与越南—一个不久前的同盟者—交战，也是挑衅河内与莫斯科刚刚签署的攻守同盟，尽管当时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周边力量构造的长远规划远胜于一时局部力量平衡的计算。这种结合心理战和长远计算的策略也同时是毛威慑潜在军事威胁的手段。

尽管毛被中国历史所深深吸引，还没有一个从前的中国统治者能像毛那样把传统与权威、残酷无情和环视全球应用得这样得心应手：面对挑战时冷酷无情；而在条件不允许他占一时之上风时又能熟练地运用外交技巧取得最终优势。他的宏伟而勇敢的外交计划，无论战术上如何传统，正是在中国社会经受大动荡的年代实行的。毛承诺整个世界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世界上所有的阶级中，无产阶级是最无畏的、最想改变自己地位的，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前者没有任何财产，而后者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现在还控制着联合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这一状态只是临时的，总有一天会改变的。中国现在是一个穷国，它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利被否定了，这也会改变的。穷国会变成富国，权利被否定会变成享有权利—事情都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

不过，毛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可能把实现世界革命作为一个实际目标来奋斗。作为结果，中国对世界革命的实际贡献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上，包括对各国共产党的情报支持。毛在1965年一次会见埃德加。斯诺（他是第一个报道内战时期共产党根据地—延安—的美国新闻记者）时说：“中国支持他国的革命运动，但不是靠侵略他国。当然，无论哪里有解放斗争，中国都会发表声明和举行示威去支持它”。

同样，在1965年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小册子里，林彪，当时毛的最显著接班人，争辩道：世界的农村（指发展中国家）将会打败世界的城市（指发达国家），就像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一样。林登。约翰逊政府把这一条解读为中国的战略蓝图—它意图支援—而且极有可能直接参加—世界范围的，特别是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蔓延化。林彪的小册子是导致美国出兵越南的一个因素。可是，当代学者则认为林的文献只是表明了中国在军事上支持越南或其他革命运动的限度。因为，事实上，林彪宣称：“群众也只有群众才是解放自己的力量—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一个国家的解放战争是那个国家人民自己的事情，而只能由那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完成，没有其它的途径。”

这一自我约束反映了中国对实际力量平衡的冷静思考。现在我们不可能知道如果平衡朝着共产主义力量倾斜的话毛会做出如何的决定。但是，不管是作为现实主义的考虑还是哲学动机，意识形态革命是以表演而不是战争的形式改变世界，就像传统的皇帝认为他们自己的作用一样。

一组能够进入北京中央档案馆的学者极其精确地描述过毛的矛盾双重性：献身于世界革命，时刻准备着在任何情况下鼓励革命，然而又保护中国生存的必要性。这一矛盾心理表现在毛与澳大利亚共产党领袖希尔在1969年的一次谈话中。毛当时正考虑对美国开放，之前两国二十多年来锁定在敌对关系中。他对会见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正在进入一场革命来遏止战争，还是进入战争最后引发革命呢？如果是前者，与美国和解就没必要了；如果是后者，为了防止对中国的攻击，它就是当务之急。最后，经过一番犹豫，毛选择了与美国和解。防止战争（在当时极有可能是苏联进攻中国）比鼓励世界革命更重要。

本章下一节也是最后一节是专讲文化大革命的。

既然D中央早有正式文件定论。我想我就不讲了。

基佬的看法，前文也有点睛之笔，就是—在政治逻辑上—自己把自己折腾死。

其实，公平地说，毛是想结束所谓“继续革命”的，若不然，邓小平也不可能出来。

主要是当时的利益集团不干。

任何时候，只要制度养肥了利益集团，他们就是“White Elephant”。

任何时候！

总之，太祖的国内秩序目标没成功，而对战后世界秩序特别是中国国际环境的贡献成果卓著。

不知基辛格是否有意拿这两点说事儿。而这正是中国当前在这两方面都处在转折的关键点上。

就算给国人留下思考的课题吧。

不管怎么说，基佬是牛人啊

我就是觉得这书要不给中国人看就白瞎了。

第五章 三角外交和朝鲜战争

毛泽东的第一次外交活动是1949年12月16日访问莫斯科，在宣布中华人们共和国成立后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他的目的是与共产主义超级大国苏联结成联盟。后来，事与愿违，这一访问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积累起来导致了将中苏同盟的初衷转化为中美苏之间的三角外交关系。三国各扯其角，互相牵制。

在毛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斯大林会见了他。会见时，毛强调中国需要一个“三至五年的和平期，用来安定国家和把经济建设搞到战前的水平”。然而，毛那时没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国和美国就发生了头碰头的战争。

正如当时所发生的，斯大林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帮助中国康复。他当时正受着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叛离的刺激。南斯拉夫是唯一一个欧洲共产国家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苏军占领取得政权的。铁托刚刚脱离苏联不到一年。斯大林下定决心不让类似的结果在亚洲出现。他了解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地理重要性；他的战略目标是操纵这一结果并在其影响中获利。

斯大林毫不怀疑与他打交道的对手毛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巨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获胜，完全出乎苏联的预料并且也没听苏联的劝告。尽管毛宣称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会“一边倒（向莫斯科）”，但是在所有共产党领袖中毛是莫斯科最难掌控的，特别是他现在掌管着人口最多的共产国家。这样，两个共产党巨人的相遇就跳起了复杂的小步舞，其直接结果就是六个月后的朝鲜战争把美国和中国，还有苏联的影子，搅合在一起。

毛当时相信美国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热吵是想最终翻盘的前奏—任何情况下，共产主义观念也促使他这样认为，毛努力想尽最大限度从苏联获得物资和军事支持。因此，正式结盟是他的目标。

但是，两个共产独裁者命运不交容易的合作。斯大林那时已经执政三十年了。他已经战胜国内所有的反对力量并领导他的国家打败了纳粹的侵略，尽管以令人恐怖的生命代价。他周期性地组织清肃运动，造成上百万的受害者，而且当时正准备开始又一个新的清肃行动。那时，斯大林已经成了超越意识形态的神。以他对俄国历史的粗暴理解为准绳，他的领袖风格贴满了残暴和玩世不恭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标签。

在中国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漫长的抗日战争中，斯大林蔑视了共产党军队的能量和毛的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农民式的战略战术。整个期间，莫斯科只与国民政府保持官方联系。在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斯大林迫使蒋介石准予苏联在满洲和新疆占有优惠权利—其土地面积与当年沙皇获得的相当—并承认外蒙古作为苏联控制下独立的人民共和国。斯大林还积极地鼓励新疆的分裂分子。

同年在雅尔塔，斯大林坚持让他的盟友，罗斯福。富兰克林和温斯顿。丘吉尔，同意给苏联在满洲的特殊权利（包括将大连和旅顺的港口当作海军基地）予以国际承认，作为对日宣战的条件。1945年8月，莫斯科和国民政府签署了确认雅尔塔协议的条约。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共产党巨人的会见不可能只因有相同的意识形态而热烈拥抱。正如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时斯大林政治局的成员，回忆当时的情景道：

斯大林热衷于对尊敬的嘉宾表现他的待客热情，而且他知道怎么做。但是，在毛的逗留期间，斯大林有时会好几天不看他一眼。因为斯大林不理毛而且也没有派人接待他，没人敢去看他。后来，毛让人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他就打道回府了。我猜，当斯大林听到毛的抱怨后，又跟他共进了一顿晚餐。

从一开始就清楚，斯大林并不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就是他放弃以出兵对日作战为代价换来的利益的理由。在会谈时，毛开场白就强调他需要和平：“关于中国很多重要问题的决定都取决于未来的和平前景。考虑如此，中央委员会委托我从您，斯大林同志，这里得到保证，如何保持国际和平和能保持多久。”

斯大林立马作出和平前景的保证，或许只想降低毛要求紧急援助的价码和将匆忙结盟的必要性最小化：

和平的问题也是苏联严重关切的，尽管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已经有了和平。至于中国，目前没有即将发生的威胁。谁想打仗？日本还没有站起来，根本没准备进行战争；美国尽管叫嚣战争，但其实它不怕什么就怕战争；欧洲也怕战争；实质上，没人会与中国打仗，除非金日成决定侵略中国？和平依靠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继续友好，和平不仅能持续5-10年，甚至20-25年或更长。

如果真的如此，军事联盟就没必要了。当毛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表明了他的保留态度。他作出令人吃惊的断言，新的结盟条约只能是表面文章，已存在的条约就足够了。而这个条约是与蒋介石在不同的情况下签署的。为了加强他的论点，斯大林还声称苏联的地位早已设计好得足以避免“美国和英国有任何改动雅尔塔协议的法理依据”。

其实际效果是，斯大林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会受到苏联与毛刚刚推翻的国民政府签署的条约的最佳庇护。斯大林很得意他的这一论点以至于他接着让毛“请求”他继续行使蒋介石让给他在满洲和新疆的权利。毛作为一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以重新定义斯大林的权利的方式拒绝了这些要求。他争辩说，目前关于满洲铁路的安排符合“中国利益”，因为它为中国干部参加铁路和工业建设提供了一个培训所。中国人员在受训结束后将接管铁路。苏联专家可以留下直到培训完成。

在主张友好和肯定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的同时，两个马吉雅维利主义者实际上为谁占主导而角力（在中国周边一块不小的土地之上）。斯大林更资深，而且在当时更强大。毛占尽地利而更自信。两人都是伟大的战略家，当然意识到沿着这条道走下去他们的利益必将发生冲突。

经过一个月的讨价还价，斯大林让步了，同意联盟条约。不过，斯大林坚持大连和旅顺仍然是苏联的基地，直到与日本达成和平协议。最后北京和莫斯科于1950年2月14日签署了中苏友好互助联盟条约（西方的情人节诶，不知是否巧合？译者）。毛得到了他想要的而斯大林想溜没溜掉的东西：在与第三方发生冲突时互相支援的义务。理论上，中国亦有义务在全球事务上帮助苏联。但在实际操作上，当中国周边若隐若现的潜伏危机抬头时，它給毛罩上一张安全网。中国为此付出的价钱也相当不小：采矿、铁路和满洲和新疆的租地；大连和旅顺的港口作为苏联海军基地。几年后，毛仍然当着赫鲁晓夫的面怨气连天的牢骚斯大林想把这些租地变成“半殖民地”。

至于对斯大林来说，一个强大的东方邻居的出现是一场噩梦。没有一个俄罗斯统治者能够忽视沿着中俄两千英里长的边境双方人口的悬殊对比：中国的五亿人口对西伯利亚的不到四千万人口。

中国发展到何等阶段这些数字才变得重要呢？意识形态上的貌似相同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加强了这一关切。玩世不恭的斯大林怎会怀疑当一个强人认为他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强大起来时他会抵触联盟中的正统强权，不管他们关系多么亲密（黑社会啊，译者注）。斯大林，一个刚跟毛过过招的人，当然知道他（毛）不会谦让他的主义真。

有人说过，二十世纪的国际政治是强人政治：

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毛泽东，还有后来的里根，萨撤尔都算不上数。。。

如果基佬说的属实，那真貌似黑社会啊。

艾奇逊和中国铁托主义的诱饵

在毛逗留莫斯科期间，在世界的另一端正演出着另一段戏，预示着共产世界的潜伏危机和美国在这一三角关系中若隐若现的可能作用。剧情是美国国务卿迪&#8226;艾奇逊回应国内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批评大合唱。在他的指示下，国务院在1949年8月发布了一篇针对国民党在大陆垮台的白皮书。尽管美国当时仍然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白皮书则把国民党描述为“腐败，反动和低效率的”。艾奇逊这样总结并建议杜鲁门总统道：

不幸的和不可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可预见的结果已经超出了美国政府可能控制的范围。任何这个国家在它合理的能力限度内做过的或可能做过的事情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结果。。。。那是中国内部力量角逐的产物，这个国家（美国）企图影响它但没成功。

1950年1月2日在合众社俱乐部的一个讲话中，艾奇逊加强了白皮书中的观点并提出一个环视亚洲的新政策。他的讲话包含了三个基本重点。第一点是华盛顿在中国内战里彻底洗手。艾奇逊声言国民党表现出不仅仅政治上不够资格而且“任何军事指挥无可与其比的昏庸无能”。共产党人，艾奇逊推论道，“没有制造这一条件”，而是技巧性地利用了这一点的暴露。蒋介石现在只是一个领着残兵败将盘踞在中国海岸边一个小岛上的逃难者。

既然已经把大陆让给了共产党人，无论其地理影响如何，再抵制共产党人占领台湾已无任何意义。

事实上这正是一份NSC-48/2文件的官方判断，它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参谋起草总统签字同意的一份国家政策文献。这份文件于1949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它的结论是“福尔摩萨（台湾）的战略重要性不足作为公然军事行动的合理依据”杜鲁门在1950年1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了相似的一点：“美国政府不会为福尔摩萨上的中国军队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和教导。”

第二点，也许更重要地，艾奇逊没有给谁可能在长远利益上威胁中国独立这一问题留下丝毫疑问,他说：

共产主义的概念和技法让俄罗斯帝国装备了一种更阴险的新的渗透性武器。有了这些武器的力量，正在中国发生的是苏联把中国北部的省份从中国分离开来并附在苏联体上。这一过程已经在外蒙古完成了。在满洲也几乎完成。我相信在内蒙古和新疆苏联的情报人员正在高兴地给莫斯科打报告。这就是正在那里发生的事情。

艾奇逊的最后一点更对未来具有深远意义。因为它直接暗示了中国的铁托模式选项。倡议与中国的关系应该基于国家利益，艾奇逊直言中国的主权完整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不管它国内的意识形态如何：“我们必须采取我们过去一直采取的立场，就是任何破坏中国主权完整的人是中国的敌人，也与我们的利益背道而驰。”

从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出发，艾奇逊为新的中美关系铺垫了一个温情的前景：

今天是老的东西方关系消失的一天，过去的关系在最坏时是掠夺主义，而在最好时是温情主义。那种关系结束了，今天的东西方关系特别是在远东必须是相互尊重和互相帮助。

下一个美国政府高官对共产党中国发表同样的看法要等到二十年后，理查德&#8226;尼克松对他的内阁提出了相似的观点。

艾奇逊讲话精心巧妙的措辞有意触动斯大林多处敏感神经。事实上，斯大林被惹得不得不动一动。他立马派他的外交部长安德烈&#8226;扬&#8226;维辛斯基和部长会议主席维亚切斯拉夫&#8226;米哈伊洛维奇&#8226;莫洛托夫紧急召见那时还滞留在莫斯科进行联盟谈判的毛，警告毛艾奇逊正在耍“离间计”，而事实上是邀请毛表忠心。这可是一个慌乱无措的姿态，与平时斯大林镇定而颖悟的秉性不符。因为表忠心这一要求本身定义了对方具有不可靠性的潜在能力。如果你的伙伴有想法有能力叛离你，那么表衷心就可信吗？如果不是，那还有什么必要呢？况且，毛和斯大林都心知肚明艾奇逊的“离间计”是对当前中苏关系的一个准确阐述。

苏联的两位外交大员要毛表态否定艾奇逊关于苏联企图部分分离并主控中国的指控，并建议毛说这是对中国的侮辱。毛未加任何评论，点上一支烟慢条斯理地朝苏联使者索要艾奇逊讲话的拷贝并询问了艾奇逊可能的动机。几天后，毛批准了一条讽刺批评艾奇逊的声明。与苏联由外交部作出反应相比，北京把这事交给官方的新闻局去拒绝艾奇逊的建议。声明在语言上否定了艾奇逊的“诽谤离间”，但是它在外交礼仪上的相对低层次使中国进退有余。毛选择不在莫斯科为他的依然孤立的国家寻求安全保障的时侯去深挖艾奇逊讲话的含义。

毛迟至1956年12月才道出自己的真实的想法，以他特征的语气，就脱离苏联靠近美国的选择，似乎是冲着艾奇逊却又没指名道姓地说：

中国和苏联是站在一起的。。。现在还有人怀疑我们的这一立场。。。他们认为中国应当站到中间来，为美国和苏联搭一座桥。。。如果中国站在美国和苏联的中间，这好像是一个有利的位置，一个独立的位置，但是其实她是不可能独立的。美国并不可靠，她会给你一点东西，但不会多。难道帝国主义能给你一顿饱饭吗？它不能。

但是，如果美国真的准备给毛一顿“饱饭”，那会怎样呢？这个问题要等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看了。

金日成和朝鲜战争爆发

事情很可能就像皮影戏那样演下去几年，也许十几年，如果只是两个有疑心病的绝对统治者勾心斗角，把自己的枪口准星校正到对方的目标（动机）上。这时，在远东地理政治乱局中窜出一个金日成。斯大林曾在与毛的第一次会谈中调侃过这位北朝鲜的领袖。斯大林为了避开中国与苏联军事联盟的话题曾调笑地提醒（对中国）和平的威胁只有来自北朝鲜如果“金日成决定侵略中国”。没想到斯大林一语成谶（译者注）。

当然金日成不是真的这么做。相反，他决定侵略南朝鲜，而在这一过程中，他把世界上主要的大国都带向了全球战争的边缘，特别是导致中国和美国的直接军事对抗。

在北朝鲜进攻南朝鲜之前，几乎不可想象刚刚从内战拔出腿的中国会跟拥有核武的美国交战。战争的爆发是因为两个共产巨人互相猜疑而金日成正是玩弄了他们的相互猜疑，尽管他完全依赖这两个他不可与之相比的强大的盟友。

朝鲜在1910年并入日本帝国并很快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1945年，日本战败后，苏联军队占领着朝鲜北部，而美国军队占领着南部。两者的分界线，38度纬线，是任意划分的。这仅是两国军队在二战结束时的进军界限。

当占领军在1949年撤离时，两边的占领区就分别成了主权国家，但他们都感到不舒服。他们各自的统治者，北边的金日成和南边的李承晚，都曾经为了统一朝鲜的利益以生命对日作战。他们没有理由现在放弃，他们都自称自己是代表全朝鲜的领导。在分界线上，两边的冲突时有发生。

从1949年6月美国从南朝鲜撤军开始，在1949年到1950年间，金日成一直企图说服斯大林和毛默许他进攻南朝鲜。两人起初都不同意。在毛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讯问毛对这一进攻的看法，毛尽管乐见其成，却担心美国出兵的可能性太高。他认为任何征服南朝鲜的工程应当放在中国内战结束—包括台湾解放—以后来实行。

正是毛的这一目标给了金日成工程一个启动激励。金日成似乎确信，不管美国的声明多么含糊其辞，美国几乎不可能接受两场共产主义军事征服的结果。因此，他急不可待地要完成他在南朝鲜的目标，争取在中国成功占领台湾而美国有了别的想法之前。

几个月后，在1950年4月，斯大林改变了主意。在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给金日成开了绿灯。斯大林强调了他相信美国不会出兵干涉。解密的前苏联外交文件把此事记录在案：

斯大林同志对金日成肯定国际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允许（我们）在朝鲜统一问题上采取更大的主动性。既然现在已经签署了中苏友好条约，美国会更加小心地挑战亚洲的共产主义力量。根据美国来的情报，正是这样。压倒性的民意情绪是不干涉。这种情绪特别被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最近拥有了原子弹和平壤力量的加强所震慑。

那以后，在这件事情上就没有任何中苏直接对话的官方记录。金日成和他的使团成为这两位共产巨人在朝鲜问题上交流的通勤车。斯大林和毛为在朝鲜争取主导地位而角力，至少也是不让另一伙伴得手。在这个过程中，毛同意把人民解放军的五万朝鲜族师全副武装送到朝鲜。毛的动机是鼓励金日成的（统一朝鲜）设计还是表现出尽意识形态义务而避免中国最终全面军事参与？无论毛的最终意图是什么，其实际结果是大大加强了平壤的军事地位。

在美国国内关于朝鲜战争的争论中，艾奇逊1950年1月的亚洲政策讲话遭到了广泛批评，因为它把朝鲜置于美国“太平洋防御圈”之外因而给北朝鲜的侵略开了“绿灯”。在美国对太平洋承诺这点上，艾奇逊的政策不是他的原创。美国远东司令部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949年3月在东京的一次新闻访谈中就提出相似观点：

现在，太平洋已成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湖，我们的防线连成了一条包围亚洲海岸的岛链。它从菲律宾开始，东接琉球群岛包括冲绳，然后弯向日本，在经阿留申岛到阿拉斯加。

从那以后，美国从朝鲜撤出了大部分驻军。当时，一项援助朝鲜的提案正在国会讨论，并遇到相当的阻力。艾奇逊被逼得只好重复麦克阿瑟的原话说：“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安全防线由一条连接阿留申到日本再到琉球群岛，再从琉球到菲律宾群岛组成”（顺序到了个个）。

至于朝鲜，艾奇逊指给出了一个模糊的解释，反映出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的摇摆不定：

“既然南朝鲜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几乎被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承认”，艾奇逊争理道,“我们的责任就更直接而我们的机会就更清楚了”（尽管这些“责任”和“机会”到底是什么？艾奇逊一开始就没有解释过，特别是它们包不包括自卫反击）。

如果袭击不是发生在太平洋岛链的南部或东部地区，艾奇逊建议，“开始的抵抗必须依靠那里的人民，然后依照联合国宪章决定文明世界采取的行动”。

国家威慑必须意图明确，正是这点艾奇逊失分了。

“太平洋已成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湖”—一句话就显出麦克阿瑟妄自尊大的性格。。。。

迄今为止，中国和苏联提到艾奇逊讲话这一点的文献还没有出现。不过，最近得到的外交文件显示，斯大林是因为看到了NSC-48/2复件才改变初衷的。这份文件很可能由他的情报网从英国双重间谍唐纳。麦肯林手里得到的。这份文件确定地把朝鲜置于美国太平洋防御圈之外。因为它是一份绝密文件，这就使苏联情报分析人员更相信了。

斯大林改变初衷的另一个因素很可能是他不高兴毛在中苏联盟谈判（前面提到的）中胜出，既得到了中苏友好条约的保障又不能再明白地告诫俄罗斯在中国的优惠待遇不会太长了。俄罗斯对大连不冻港的控制也指定是临时的了。斯大林肯定想过统一的朝鲜会给他的海军提供很多方便。

更有甚者，斯大林心怀叵测地鼓动金日成找毛谈，说毛对“东方的事情”更了解。实际上，他是想尽量把自己的担子卸到中国人的肩膀上。他告诉金日成“不要期望从苏联得到太多的援助和支持”，他解释说莫斯科关心“西方的局势”还忙不过来。

斯大林左手拿着他的烟斗，一双鹰眼直视着金，警告他说：

“你就是被踢掉大牙，我也不会动一根指头。你必须找毛帮你。”

金日成圆胖的脸上依然挂着慈祥的笑容。

这就一个真实的斯大林：傲慢，拒人千里之外，作弄人，谨慎而心机缜密，在获得地理政治利益的同时把责任和风险都撂给中国人。

斯大林惯用此伎俩，事实上他与希特勒签订苏德条约就是以解希特勒后顾之忧而让他放开胆去打西方—从而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他也下了同样的注。（斯大林的算盘是这样打的）如果美国出兵干涉，对中国的威胁就会增加而中国对苏联的依赖也会增加。如果中国响应美国的挑战，它必然需要苏联的援助，结果一样。如果中国置身事外，莫斯科就会拿下错觉幻想的北朝鲜。

1950年5月13-16日，金日成飞往北京与毛秘密会晤。在到达的当天，金向毛报告了斯大林同意他的进攻计划并请毛肯定他的支持。

为了进一步降低风险，斯大林在他鼓励发动的进攻之前不久，撤回了北朝鲜军队里的所有苏联顾问，以示不相干。当发现这一招大大减弱了北朝鲜军队的表现能力是，他又把他们派了回去，不过是以塔斯社新闻记者的身份作掩护。

两个共产巨人的小兄弟是如何发动一场具有全球国际影响的战争呢？后来毛身边的一位翻译总结记录了毛和金日成之间的谈话：

金告诉毛斯大林同意了他进攻南朝鲜的计划。毛询问了金如果北朝鲜进攻南朝鲜美国的可能反应会是什么，强调一是因为李承晚政权是美国的傀儡二是因为朝鲜离日本太近，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不过，金日成好像很自信美国不会出兵至少时间来不及因为北朝鲜只要两至三个星期就能解决战斗。毛也确实问过金日成是否需要中国的军事支援并答应派三个军驻扎在中朝边境。金“非常自负地”（用毛自己的话说）说用北朝鲜自己的力量和南边游击队的合作，他们自己就能解决问题，不用中国的军队。

金的陈述显然把毛震倒了，以致于他提前结束了会见并命令周恩来给莫斯科发加急电报要求斯大林“本人澄清”事实。第二天，莫斯科回电，但斯大林把皮球又踢回给了毛。电报解释道：

在他与朝鲜同志的谈话中，斯大林和他的朋友。。。都同意朝鲜的统一计划。关于这点，我们原则上坚持最后的决定应当由朝鲜和中国同志一起作。如果中国同志有不同意见，这个问题将留待以后讨论。

这当然把否决这一工程的责怪完全加在毛身上。更进一步表明自己与此无关（给了金日成又一个夸大其词的机会），斯大林预叫出让北京回电的牌来：“朝鲜同志可以告诉你们谈话的细节”。

毛和金接下来的谈话可能就是一个永远的秘密了。5月16日金带着毛的祈佑回到了平壤—至少他是对莫斯科这么说的。毛也许会算计着默许征服南朝鲜将来可以作为中国解放台湾获得苏联海军支援的一个筹码。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即使美国对共产主义占领南朝鲜漠不关心，美国公众意见也不会允许杜鲁门政府旁观共产党在台湾海峡的另一个军事行动。

及至十年以后，莫斯科和北京还都各不承认谁实际上最后给金日成开的绿灯。1960年6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次共产国际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和那时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大吵。赫说：“如果毛不同意，斯大林不会那样做的。”而彭回敬说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毛主席是反对战争的。。。是斯大林同志同意的。”

可是当时，两个共产巨人都没有充分估算如果金日成和斯大林的乐观预测是错误的会对全球造成何等影响，就这样滑入战争。当美国加入战争以后，两人就不得不想一想了。

美国的干涉：抵抗入侵

政治计划的一大问题是分析不能代表做出决定时刻的情绪。杜鲁门，爱其逊，和麦克阿瑟的各种声明在做出的时候都反映了当时美国的想法。美国对国际社会安全的承诺在国内总是有争议的，那时还不包含朝鲜的防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还正在组建。但是，当美国的政治决策者们为了共产入侵而面对面碰头的时候，他们就不管纸上的政策了。

金日成于6月25日发起进攻，北朝鲜军南下势如破竹。美国随即作出让GC领袖们吃了一惊的举动，不但出兵干涉还把它与中国内战联系起来。美国首先派地面部队占据南方的釜山港口，并迅速建立了周边防区。这一行动由联合国授权，决定被通过是因为苏联因抗议台北占据中国的席位而缺席。两天后，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强制“中立化”即防止两边任何一方攻击对方。其动机是获得国会和民意的广泛支持，没有证据表明它是意图把战争扩大化而与中国对抗的行动。

在那个决定之前，毛把解放（基辛格原词是攻击）台湾当作是他的下个军事目标并为此在中国东南的一个省份福建省集结了大量军队。美国已经多次—包括杜鲁门在1月5日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声明传递了它无意阻挡这一行动的信息。

杜鲁门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的决定主要为取悦于民意，当然也为降低美国在朝鲜的风险。在宣布舰队出发时，杜鲁门一面强调台湾防务的重要性一面又劝诫“福尔摩萨岛上的中国政府停止一切对大陆的海空军事行动”，甚至警告：“第七舰队会看到这是一个完成事实”。

对毛来说，一碗水端平的姿势是不可想象的；他认为这是虚伪的表现。毛的担心是美国意图重返中国内战之中。杜鲁门公告之后的第二天，1950年6月28日，毛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将美国的行动归为对亚洲的侵略：

美国侵略亚洲只能唤起亚洲人民更广泛更坚定的抵抗。杜鲁门1月5日说过美国不会干预台湾事务。现在他自己就证明他是在撒谎。他撕毁了所有关于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国际协议。

在中国，围棋的意识立刻浮现在行动上。美国一面派兵去朝鲜一面又派舰队到台湾，就像在围棋盘上落下两子，对中国形成可怕的包围之势。

当战争爆发之时，美国没有一个关于朝鲜的军事计划。美国宣布它的朝鲜战争目的是击退“侵略”。侵略在法理上的定义是对一个主权实体采取未经授权的军事行动。那么，用什么标志成功呢？是返回以前的38度线状态吗？这样，岂不是告诉侵略者他最坏的结果就是什么也没丢失？仰或是彻底消灭北朝鲜的军事侵略能力？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基本问题在最初的军事行动中被考虑过。也许因为当时政府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釜山及周边防区。实际效果上，就是让军事行动牵着政治决定的鼻子走。

直至麦克阿瑟1950年9月在釜山北面很远的仁川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两栖登陆胜利，遏止了北朝鲜前进的冲力，并打开了收复南朝鲜首都汉城（今首尔）之路，杜鲁门政府选择了让军事行动继续直到朝鲜统一。他假设北京会接受在传统侵略中国的路线上陈列美国军队这一事实。

在北朝鲜境内军事推进的决定是由联合国决议授权的，这个决议是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以投票超过三分之二而通过的。它授意：“所有成员国行动起来迎来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主权完整的朝鲜国。”中国出兵反对美国被认为是超出中国能力范围的。

不幸的是，这些观点远远不符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美国军力刚一插入台湾海峡，毛立刻认为第七舰队的出现是对亚洲的入侵。因错误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中国和美国走进直接的冲突中去。美国极力迫使中国在它提倡的国际秩序中低头，而这个秩序是被联合国认可的（其实是被美国操纵的，基辛格没承认这点），没有其它选择。但从一开始，毛就不准备接受任何一个他在那里没有发言权的国际体系。美国最好的战略企图就是沿某一条分界线停战，可以是鸭绿江，如果美国占上风的话；也可以是北朝鲜前线上任何一条线，比如平壤到无山，如果中国出兵迫使或美国单方停战的话。

最不可能的结果就是中国默许美国陈兵鸭绿江边，特别是因为日本曾经从这里入侵满洲里和北部各省。如果中国在两个战线上都战略萎缩，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北朝鲜，她的反应极不可能会是被动的，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毛在序幕尚未拉开时就失去了对朝鲜事件的控制。两边的误解交错叠加。美国没想到北朝鲜会进攻；中国没想到美国的反应。每一边又用自己的行动加强了对方的误解。在这一（误解）的过程的终端就是两年的中美战争和二十年的互不理睬。

中国出击：另一种震慑。

没有一个军事学家能够想到刚从内战解脱出来装备着缴获国民党武器的人民解放军能够迎战一支有原子弹支持的现代化军队。但毛不是一个传统的军事战略家。要理解毛在北朝鲜的行动就必须先理解一些中国的东西：据敌于千里之外，战略和心理优胜，合起来或许可以被“西方战略学”称之为威慑或叫先发制人。

在西方，冷战和核武器的毁灭性制造了一种威慑的概念：将毁灭远大于任何可能收获的风险展示给可能的挑战者。威胁的效果用还未发生的事情来衡量，也就是说，避免了战争。

对毛来说，西方的威慑概念还太被动。他拒绝中国站在被动挨打的位置上。只要有可能，他就主动出击。在某种程度上，这与西方的先发制人的概念相似，即首先出击以预防受袭。但按西方的原则，先发制人意在军事取胜。毛的先发制人的不同点在于他超乎意想的心理威慑。他的动机力与其说是发动一次决定胜负的军事打击毋宁说是改变心理平衡，不是打败敌人而是扭转风险计算的结果。正如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看到，中国在1954-58年间的台海危机、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1969-71年间的中苏乌苏里江战斗、和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的行动都有一种共同的特征：首先是勇敢的突然出击然后是政治角力。在中国人眼里，把双方拉回到心理方程式中后，真正威慑的目的就达到了。

中国的先发制人观点与西方的威慑概念想撞的结果往往产生恶性循环：中国的自卫行动会被外界认为是侵略；而西方的威慑会被中国人解释为包围。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和中国就在这一两难论坛里摔跤，无法脱身。

一般常识把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向鸭绿江—中朝边境—进发作为中国决定出兵的时刻。另一个理论说这是共产主义扩张的本性使然—像在东欧发生的那样。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两种理论都是不正确的。毛和他的同僚在朝鲜问题上不曾有过一个战略设计，至少在挑战主权的意义上；战争开始前，他们只关心平衡苏联在那里的影响。他们更没想到会在那里在军事上挑战美国。他们是在犹豫和深思熟虑之后选择先发制人而进入战争的。

事实上，勾动中国出兵计划扳机的事件是美国首次派兵釜山和强制台湾海峡“中立化”。从那时起，毛就命令计划出兵朝鲜，至少，为了防止北朝鲜崩溃—或许为了彻底驱逐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一最大革命目标。远在美国军队推进到三八线之前，毛就想到，除非中国出兵，北朝鲜要完蛋。阻止美国进军到鸭绿江只是一个附带的因素。在毛的想法里，它（美国兵指鸭绿江）创造了一个突然袭击的时机和调动民意支持的机会。当1950年8月美国阻止了北朝鲜的前进时，中国出兵变得相当有可能；而当美国在仁川登陆迂回包抄北朝鲜军队让战场上洪流倒卷并冲过三八线的时候，这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国的战略学通常表现出三个特征：对长期发展趋势明察秋毫的分析，战术选项的仔细研究，和运作决策的分头探索。1950年7月7日和7月10日—仅在美国出兵朝鲜两周后，周恩来主持了两次中国领导人的集体会议，研究分析美国军事行动对中国的影响。计划开始了。与会者同意将原来为解放（基辛格原词，侵略）台湾而驻扎在福建沿海的部队派到中朝边境去，并将其改编为东北边防军，以“保卫东北边境和支援朝鲜人民军”为使命。到七月底—美军跨过三八线前两个多月，多达二十五万人的中国部队已经部署在中朝边境。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会议在八月继续召开。8月4日，仁川登陆前六个星期，那时局势对入侵的北朝鲜军队还是相当有利，前线仍深入南朝鲜纵深，直逼釜山，毛怀疑北朝鲜的能力，告诫他的政治局：

“如果美帝国主义者赢了，他们就会被胜利冲昏头脑；然后，他们就会冲着我们来。我们必须帮助朝鲜，我们必须支援他们。这可以是以志愿军的形式，在我们选择的时间，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也做了同样的分析：

“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打垮北朝鲜，他们就会变得妄自尊大，和平就会受到威胁。我们要保证胜利，就必须增强中国的影响，这将可能改变国际局势。我们必须作长远规划。”

总之，是预计仍然挺进的北朝鲜军队战败这一结果—而不是美国军队到底在什么地方—是中国必须阻止的。第二天，毛命令他的最高将领们“在两个月内完成准备等待参战的命令。”

8月13日，中国的第十三军团举行了一个高级将领会议讨论这一任务。尽管对八月份的期限持有保留，与会者一直同意中国“应当主动出击，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打碎敌人侵略的美梦。”

与此同时，军事参谋们也在进行沙盘推演和分析。中国人得出结论：西方人可能直觉地认为这不可能，以至于我们能够赢得这场对美国的战争。其论据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插手会局限它投入朝鲜的力量最多到五十万，而我们有四百万军队。中国离战场更近使我们占有后勤优势。中国的计划者还认为他们也占有心理优势，因为世界人民支持中国。

核打击的可能性居然一点也没使中国的计划者感到恐惧—也许因为他们缺乏核武器的第一手经验而且也没办法得到它。他们（尽管不是没有主要的反对者）总结出美国用核武作反应是不可能的；一是因为苏联已有了核力量，二是因为朝鲜半岛上“锯齿交错的战场形势”使美国投鼠忌器—对中国进入朝鲜的部队进行核打击也会消灭美国人自己。

8月26日，周在对中央军委的讲话中总结了中国的战略：

“我们不能把朝鲜问题只看成是兄弟国家的事情或东北的事情。这一问题应该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国际问题。”

周继续说：

“这正是世界斗争的焦点。。。在占领朝鲜后，美国肯定会转向越南和其它殖民地国家。因此，朝鲜问题至少是东方的关键。”

周最后总结道，由于朝鲜局势最近的逆转，“我们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要作最坏的打算和最快的准备。”

周还强调了秘密行动的需要：“我们将秘密参战给敌人突然一击。”

这一切发生在麦克阿瑟在仁川两栖登陆的几个星期之前。事实上，中国的一个战略研究小组预测了这一事件。那时，离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还有一个月之遥。简短地说，中国参战是基于战略趋势的考虑，而不是对美国某个特定的战术动作作出的反应，更不是为了保卫三八线的法律确定性。中国的进攻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战略，为避免尚未发生的危险和基于对美国最终意图的错误理解。这当然也是表达朝鲜在中国长期战略计算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更关乎寻常。也许，毛坚持他的事业也是为了挽回他默许金日成和斯大林耍把戏而丢失的面子。若不然，他肯定会因一方面让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出现另一方面让美国陈兵中朝边境而造成的中国战略困局而遭到共产世界其他领袖们的责备。

中国出兵的障碍相当恐怖，毛必须尽展其领袖风采才能获得同僚的支持。有两位主要指挥官，其中包括林彪，以各种借口推掉了指挥东北边防军的责任。毛最后发现了彭德怀愿意肩负重任。

【毛曾有感彭德怀作战英勇而为其赋诗：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译者】

毛占了上风，就像他在所有关键决定时刻一样，中国军队准备入朝参战的准备工作不屈不饶的进行着。1950年10月19日，迎着向北挺进的联合国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誓死（基辛格原词：决心）保卫朝鲜。他们的目的是用武力捍卫三八线的“当前状态”，在技术上，其实是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两军相交已经有了命中注定的性质：中国人握紧拳头准备突然一击，而美国和它的同盟军对等待在他们前进的终点的挑战茫然无知。

周在一边精心搭建外交舞台。9月24日，他对联合国决议提出抗议，指出这是“美国指使的旨在把朝鲜战争扩大化的行动，其目的是武装侵略台湾，更进一步武装侵略中国。”10月3日，他警告印度驻中国大使帕尼卡美国军队会越过三八线，“如果美国军队真的这么做了，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我们会干预。请转告你们的总理。”帕尼卡回答说他预见越线在十二小时之内就可能发生，但是印度政府不会在收到电报十八小时内“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周回答：“那是美国的事儿。今晚谈话的目的是让你们知道我们对尼赫鲁总理在他的信中提出的问题的态度。”这次谈话更多是把已经决定的东西作为公开记录，而不是对和平作最后的恳求，像通常那样。

这个时候，斯大林以一个扭转乾坤的面貌突然在情景中现身，想把这个他从一开始怂恿的而不愿看到它就此结束的冲突继续下去。北朝鲜军队正在溃退，苏联情报员预报美国在另一侧海岸的无山登陆（其实是错误的）。中国出兵干预的准备已箭在弦上但尚未发。斯大林10月1日发电给毛要求中国出兵。他坚持如果美国对中国出战作出全面战争反应的话他已准备好了保证苏联的军事支援：

当然，我考虑到美国，尽管它没有准备一场大战，也可能为了面子打一场大战（的可能性）。这就会把中国拖入战争，也会把苏联一起拖入战争，因为它和中国结成互助友好同盟。我们怕吗？以我的观点，我们不怕，因为我们在一起比美国和英国加起来强，而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德国除外，但他现在还帮不了美国）不足为道。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它现在来吧，至少别等到几年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成为美国的盟友，那时美国和日本就会把李承晚统治的整个朝鲜作为桥头堡。

从表面价值上看，这封非同寻常的电报似乎是断言斯大林已经做好与美国开战的准备以避免朝鲜陷入美国的战略圈里。一个统一的、亲美的朝鲜再加上早晚会复活的日本，在斯大林眼中，在亚洲构成了与北约在欧洲相仿的威胁。这种东西夹击的局势对苏联是很棘手的。

而在具体事件中，在考验面前，斯大林证明了他不情愿实施对毛的全面承诺—甚至一点都不想跟美国直接对抗。他知道现在摊牌力量平衡对他不利，而不是两边战争的问题。他意图在亚洲拖住美国的军事力量并把中国带进一个日益依赖苏联的企业。不过，斯大林的信确确实实地显示了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家多么严重地估计朝鲜的战略重要性，尽管同床异梦。

斯大林的信把毛放在火上烤。为了革命团结友谊而抽象地计划出兵是一回事。具体实施就是另一回事了，特别是北朝鲜当时已几乎全军覆没。中国出兵急需苏联的物资，特别是空中掩护，因为人民解放军那时还没有值得一提的空军。因此，当出兵参战的问题提到政治局讨论时，毛收到了左右两难的反响，以致于他迟迟下不了最后的决心。毛派林彪（之前他以身体不恙的理由推掉了指挥入朝部队的责任）和周恩来去俄罗斯讨论苏联军援的事宜。斯大林正在高加索休假，他没觉得有理由为此改变他的日程表。他让周到他的疗养别墅来，尽管（也许有意地）在这里周没有与北京通讯联络的工具，除非使用苏联的频道。

周和林彪受指示告诫斯大林，没有苏联所承诺的支援保证，中国很可能实施不了她两个月来准备的行动。因为中国是斯大林挑起的这场冲突的舞台主角，她的戏如何演下去要靠斯大林的支持和提供的“道具”。当面对现实时，毛的同僚反应左右为难。有些人甚至直言国内的经济发展才是当前的优先选择。毛第一次犹豫不决，尽管只是短暂的一时。是为了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不可逆转之前争取到斯大林的支援而故作姿态呢？还是他真的决定不了？

中国内部不决的一个征兆是关于毛10月2日晚给斯大林发电报的神秘事件。北京和莫斯科的档案各有一份，且内容大相径庭。

北京档案馆收藏的电文原件是毛亲笔手写的。中国收藏的毛的手稿—也许从未发给莫斯科—写道：北京“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派兵入朝与美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李承晚作战和支援朝鲜同志。”毛还说，如果没有中国力量的干预，“朝鲜革命军将被彻底打败，而美国侵略者一旦占领全朝鲜将势不可挡。这对整个远东局势将非常不利。”毛提醒道：“我们必须准备好应对美国宣战和接下来美国空军对中国主要城市和工业基地的轰炸以及美国海军对中国沿海的攻击。”

中国的计划是在10月15日从满洲南部调动十二个师入朝。“初期阶段”，毛写道，他们只集结在三八线以北对越过三八线的敌人“开展防卫性战役”。在此期间，“他们等待苏联运送武器。一旦他们装备好了，他们将与朝鲜同志并肩反攻，彻底消灭美国侵略者。”

毛10月2日电报的另一版本是由苏联驻京大使发出、由莫斯科接受并存入俄罗斯总统档案。在那封电文里，毛告知斯大林北京还没有准备好派兵。他保留了这一可能性，称在与莫斯科磋商（暗含苏联的附加军事援助）后，北京愿意加入冲突。

多年来，学者们都把第一个版本当作唯一的实效版本；当第二个版本出现时，有人就怀疑其中的一个是故意制造出来掩人耳目的。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由中国学者沈志华（音译）提出来的：毛起草了第一份版本，但是中国领导人意见不一，结果发出一份措辞圆滑的电文（第二版本）。两者的差距显示即使中国部队已经向着朝鲜前进，中国的领导层还在争论在迈出卒子过河的一步之前等待苏联确认的军事支持到何时。

斯大林知道，仅次于美国陈兵边境，毛最不想要的结果是在满洲与朝鲜接壤的少数民族地区成立一个带有主权性质的自治政府。他肯定已经意识到毛迈出了回不了头的一步。在此时，中国处于选择美国陈兵鸭绿江—这将威胁就近的几乎半个中国的工业基地—还是一个不高兴的苏联—不仅不给支援，很可能还要求恢复它在满洲的“权利”—两者之间。再者，毛只有按他的原计划进行，即使仍在与斯大林讨价还价之中。他处在一个只有出兵干涉的境地，即使是自相矛盾地保护自己免于落入苏联的设计（圈套）。

10月19日，在几天等待苏联的物资供给保证之后，毛命令他的部队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斯大林提供了相当的后勤支援，在不与美国直接接触的条件下（比如，对满洲但不对朝鲜的空中掩护）。

相互猜疑之深使周过早返回莫斯科，从那里他能够跟北京直接通话。其后，斯大林好像想通了。为了防止毛把苏联整进一个一面负担装备解放军另一面得不到牵制美国军力在朝鲜的境地，斯大林告诉周只有中国军队进入朝鲜成为事实以后，援助才会启动。后来，斯大林兑现了苏联的承诺，当然，小心谨慎的斯大林只将空中支援局限于中国领土之上。与他早前在毛的信中所表达的准备在朝鲜全面开战的意思相比可真有天壤之别啊。

两个共产领袖互相摸索了对方的痒处（需要）和痛处（不安全感）。毛成功地得到了苏联的军事援助使其军队现代化—某些中国消息来源称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得到了足足装备六十四个步兵师和二十二个飞行大队的武器装备—而斯大林把中国紧紧捆绑在朝鲜的中美对抗之中。

中美对抗

对这些GC世界内部的权谋运作，美国只是个旁观者。它没有考虑过在三八线停止和统一朝鲜之间的中间地带，并忽视了中国关于越过那条线的后果的警告。艾奇逊令人不解地没有将这些警告当作是官方通信，以为可以完全忽略。他也许想他可以居高而俯视毛。

至今从各方公布的文件都没有显示出任何一方曾认真讨论过外交选择。周跟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多次会议都没有表露过这样的意图。与流行的观点相反，北京“警告”华盛顿不要越过三八线几乎肯定是转移视线的战略战术。到那时，毛已经让PLA的朝鲜族师从满洲开进北朝鲜，把台湾方面的大量部队调集到东北边境，并对斯大林和金承诺中国的支援。

避免直接卷入中美交战局面的唯一机会也许能在毛对周的指示当中发现。周当时还在莫斯科，中国部队正准备跨过鸭绿江，毛当时的战略意图是：

我们的部队要继续加强防卫。如果在下六个月中敌人只是顽固坚守平壤和无山而不北进的话，我们的部队不会进攻平壤和无山。只有等到我们的部队装备训练好了，在空中和地面上都取得压倒优势，再进攻平壤和无山。总之，我们有六个月的时间不会讲发动进攻的事情。

当然，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没有机会取得他们称之为的绝对“压倒优势”。

如果美军真的在平壤-无山（朝鲜半岛的窄脖子）一线停步，那就会给毛的战略关注制造一个缓冲区吗？如果美国对北京采取某些外交手段，结果会不同吗？毛是不是真的就想用他入朝参战换来军队现代化呢？或许毛跟周提到的那六个月就是一个外交接触的机会。但从另一方面想，在以前是GC土地上建立一个缓冲区肯定不是毛的负有革命战略责任的想法。再说了，他是一位真正孙子的学生，能够同时追求两种看似矛盾的战略意图。美国在史上任何时候都没有过这种能力。美国选择了联合国认可的鸭绿江分界线而不是更易防守或外交解决的朝鲜半岛脖颈线。

这样一来，三角关系的每一边都朝着一个制造全球冲突的战争走去。战线前推后移。中国军队一时拿下汉城又被驱退，直到双方在战场上对峙形成僵局，接下来是长达两年的停战谈判。在此期间，美国军队限制了进攻性行动。这几乎是苏联的理想结果。整个过程中，苏联的意见是把谈判拖得越久越好，战争也越长越好。最后，停战协议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生效，基本上回归到以三八线为界的战前状态。

没有一个参战者完全达到预期目的。对美国来说，停战协议实现了它参战的最初目标：否定北朝鲜侵略的胜利；但是，与此同时，它让中国，在当时还是一个相当虚弱的国家，站起来与一个核大国打仗并迫使他不得前进一步。它保持了美国保护盟友的信誉但以初期盟友反对和国内意见不一为代价。观察家们不能忘记在美国国内发生的关于战争目的的争论。麦克阿瑟将军应用传统战法寻求胜利；（美国）政府则把它当作是将美国引入亚洲的诱饵—这正是斯大林的战略意图—而准备以军事上的平手（也许，从长远观点看，是政治上的退让）结束。其军事和政治目标的不协调一致让亚洲其他的挑战者相信美国国内在战争问题上的软肋就是没有明确的军事结果—这一两难境地在十年后复仇性的越南战争漩涡中再次出现。

北京也不能说完全取得了她的目标，至少用传统上的军事话语说。毛没有成功地把全朝鲜从“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像中国的宣传机器最初宣称的那样。但他的参战达到了更大、某种意义上更抽象甚至浪漫的目的：让“新中国”经受了战火的洗礼，扔掉了近代历史中戴在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向西方（某种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了中国现在是一个军事大国而且敢于用力量维护她的利益；加强了中国在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在他瞅准时机时出手打击美国（毛相信美国一直计划最终侵略中国）。新意识形态的主要贡献不是他的战略构想而不过是他藐视敌人的意志和行驶他的航船的风。

在那个广义上，朝鲜战争就不仅仅是平局了。它使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立为一个军事大国和亚洲革命的中心。它还建立起一种令对手害怕和尊重的军事威信，其后几十年间不减。中国出兵干涉朝鲜的记忆在其后的越南战争中很大地约束了美国的战略设计。北京成功地利用战争和与其相随的“抗美援朝”宣传和“三反五反”整肃运动完成了两大中心任务：消灭国内反D分子，激起民众的“革命热情”和国家骄傲感。毛把这场战争嵌进“打败狂妄的美帝侵略者”这一画框里，掀起了中国人对西方掠夺的憎恨情绪；他们把战场上的胜利看作是中国近百年来虚弱和受欺负之后的精神复元。中国从战争中筋疲力尽地，但令国人和世界刮目相看地，站立起来。

具有讽刺性意味的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输家就是斯大林。他给了金日成开战的绿灯，并鼓动甚至说要挟毛大规模干预。受到美国默许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鼓舞，他计算金日成可能想在朝鲜重复中国的模式。美国的出兵阻止了那个目标。他鼓动毛出兵，期望这一行动的后果是中国与美国的长期敌意和中国对苏联的长期依赖。

斯大林在战略形势预测上是正确的，但他严重错误地计算了后果。中国对苏联的依靠是一把双刃剑。中国的重新武装，由苏联一手实施的，在最后却缩短了中国能够自己行动的时间。中美的对立，斯大林促使的，也没有使中国与苏联走得更近，更没有降低中国的铁托模式选项。与其相反，毛计算出他可以同时玩两个超级大国于股掌之间。美国与苏联争斗的意义尤为深远，毛判断他几乎可以不为苏联在冷战中支持他付出任何代价，他甚至不用请示就可以利用这一点威胁另一方，在其后的几场危机中他也确实如此做了。在朝鲜战争之后，中苏关系开始走下坡路，其中不小的因素可能有,斯大林怂恿金日成冒险玩的黑幕把戏；他压迫中国出兵的粗暴手段；以及苏联支援的不情愿方式，这些都是以有偿贷款的形式。在十年内，苏联就变成中国的主要对手。再过十年，转向联盟将会发生。

第六章 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抗衡

十九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外交家奥拓。冯。俾斯麦曾经说过，在一个由五个国家组成的世界秩序里，你最好是三个一组的其中一个。由此推理，在三个大国的游戏当中，你应该选择一个双人组。

这一俗套戏路没有被中、美、苏三角关系的任何一方采纳—至少要等十五年后—部分因为毛不按常规动作。在外交政策中，政治以撮合共同的利益为目标。毛的政策是基于相反的目的。他学会利用交叠的敌意。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争斗才是冷战的战略实质，华盛顿和北京的敌意是次要矛盾，尽管它决定了亚洲的外交。但是两个共产国家从来没有把他们分别对美国的敌意合并到一起—除了在朝鲜战争中短暂而不完全的那一刻—因为毛在意识形态原则和地理战略上逐渐演变为莫斯科的对手。

以传统强权政治的观点来看，毛当然不在三角关系的平等对手位置上。他是当时最弱最易受攻击的一位。但是，凭着玩弄超级核大国之间的敌意和制造一个藐视核毁灭的印象，他为中国营造了一个外交避难所。毛给强权政治空间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我还不知史上有此先例。非但没有向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寻求支持—如传统的力量平衡理论所提醒的—他利用苏联和美国互相害怕这点同时分别挑战他的对手。

在朝鲜战争结束一年内，毛又在台湾海峡的一次危机中与美国军事对抗。几乎同时，他开始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对抗。他感到非常自信能够同时从事这两个事业，因为他计算到没有一个超级大国会让另一个打败他。这就是诸葛亮空城计的光辉应用典范，它把物质贫乏变成一种心理财富。

在朝鲜战争结束时，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生—特别是西方学者—以为毛需要一段静养期。自GCD胜利后，几乎没有一个满月的消停。土地改革，经济苏联化，三反五反等等组成了一个一幕接一幕的戏剧性的国内议事日程。同时，这个远未发达的国家还与具有最先进军事技术的核大国进行了一场战争。

毛没有意图以一个养息社会的人物走进历史。相反，他发动中国打出一套组合拳：两次在台海与美国对抗，中印战争，和与苏联之间的不断增长的意识形态和地理政治斗争。

与此相对比，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换届为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国内秩序恢复“正常”并持续其后十年之久。在国际上，朝鲜战争成为共产扩张的样板，无论是以政治颠覆还是军事侵略的形式。亚洲其他地区提供了相互证实的事实证据：马来西亚的游击战争；新加坡激进左派的暴动；和印度支那的战争。美国曲解共产主义的地方就是认为共产国家是紧密一体。其实，即使在早期，两个共产巨人之间就存在着深深的壑沟。

艾森豪威尔政府借鉴美国在欧洲的经验办法处理（亚洲共产）侵略的威胁。他以马歇尔计划为榜样试图帮助与共产世界接壤的国家鼓起活力，用北约的形式建立军事联盟，如由中国南部周边国家组成的东南亚联盟条约组织。它没有考虑亚洲的政治气候与欧洲的条件不同。战后的欧洲国家都是有着良好政体的成型国家。这些国家的活力在于提升现实达到预期目标，即恢复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捣毁的政治经济体系—这一发展性工程被证明在历史长河的简短一瞬间是可以管理好的。由于国内稳定基本得以保障，安全问题就是防卫军事进攻跨过国际确认的边境线。

在亚洲中国的周边，那些国家还正处于成型的过程中。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在种族和宗教分歧之上树立一个政治共识和可以接受的政体。这不是一个军事任务，而更是观念性的任务。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国内叛乱分子的游击战争，而不是来自边境的有组织的进攻。这一挑战在印度支那尤为甚，在那里法国殖民工程项目的结束留下了四个国家：北越，南越，柬埔寨和老挝。这几个国家之间有着不明的边界和独立性弱的国家传统。这些矛盾有着本身的动力学，不是北京，莫斯科或华盛顿可以完全控制的，但受三角关系政治影响。因此，在亚洲，几乎没有纯粹军事意义上的挑战。军事战略和政治及社会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次台海危机

北京和台北都承认同一个中国的国家身份，但他们各自宣称相互竞争的版本。以国民党的看法，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是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暂居地，就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他们是被共产主义起义排斥到这里的，他们会返回大陆恢复它正宗的地位。在北京的概念中，台湾是一个叛离的省份，它与大陆分开并与外国强权结盟是中国“百年耻辱“的最后污点。两边都承认大陆和台湾是同一政治实体的部分。异议在于哪个”中央政府”是正统的统治者。

华盛顿和它的盟国周期性地试探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不同的国家承认这一想法—也就是“两个中国”的方案。中国的两边都大声吵嚷地拒绝这一提议—基于一点是它排除了他们各自解放对方而完成国家统一的神圣义务。华盛顿，与其最初（关于中国内战结果的）判断相悖，肯定了台湾的姿态，即承认中华民国是“真正的”中国政府，享有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代表中国的席位。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后成为国务卿—迪。卢斯科1951年讲明了当时杜鲁门政府的这一姿态：“北京政府不是中国的政府。。。它不具备代表中国在国际社会说话的资格。”首都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来说是法律和外交的虚无体，尽管她实际控制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将是以后二十年美国的官方姿态，虽不时有些微调。

臆想未到的后果就是美国自动卷入中国内战。在北京的概念中，它把美国投入到近百年来西方列强瓜分控制中国的阴谋中去。以北京的观点看，只要台湾保持一个分立的政权并接受外国政治军事援助，建立“新中国”的工程就没有完成。

美国，蒋的主要盟友，对国民党反攻大陆没有多少胃口。尽管国会中台湾的支持者不时地对白宫呛声：“放手让蒋干！”，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认真考虑一个将中国内战GCD胜利结果逆转的战役—但GCD对此却有深深的误解。

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4年8月，仅比朝鲜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其前戏是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国民党军残部留守在几个环绕大陆海岸的防御工事加固的近海岛屿上。这些岛屿，包括金门、马祖和几个刚刚露出海面的礁石岛，与大陆比与台湾更接近。依据谁来看，这些近海岛屿可以说是台湾的第一防线，或者说，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最后反攻大陆的前沿阵地。

对于十年内将要引起两次台海危机和苏美一时扬言准备使用核武器的事件严重程度来说，这些近海岛屿的位置就有点奇怪了。苏联和美国都对这些近海岛屿没有战略兴趣。事实证明，中国（大陆）也没有。相反地，毛只把它们当作国际关系的边鼓来敲：是他在第一次对美国和第二次对苏联—特别是赫鲁晓夫—大战略的一部分。

金门离大陆的主要港口城市厦门在最近点也就两英里；马祖与福州几乎也一样近。这两个岛屿可以从大陆用肉眼看到并在炮兵的容易射程之内。台湾在其一百英里之后。1949年PLA抢滩登岛的企图被国民党顽强的抵抗打退了。朝鲜战争开始时杜鲁门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强迫毛无限期地推迟了进攻台湾的计划，而北京对莫斯科支援“解放”台湾的请求也被推诿了—导致最终疏远的第一个缝隙。

当艾森豪威尔继杜鲁门成为总统的时候，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在1953年2月2日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艾森豪威尔宣布结束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任务。因为第七舰队防止了双边的攻击，艾森豪威尔推理道：这一任务“意味着美国海军事实上被要求作为一支保护共产中国的臂膀”即使中国军队正在朝鲜杀伤美国部队。现在，他命令它撤出海峡，因为美国人“当然没有义务保护在朝鲜与我们打仗的国家。”

在中国，第七舰队入驶台海被看作是美国的一个主要侵略行动。现在，相互矛盾的是，它的驶出拉开了一个新危机的序幕。台北开始派上万的部队和军械装备加强金门马祖的防卫。

中美两边都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中国绝不会放弃收回台湾的承诺，他可以在压倒性障碍如第七舰队面前推迟实施行动。当第七舰队撤离后，与其相当的障碍没有了。对美国来说，它承诺台湾的防卫，但为了如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描述的像“一堆礁石”一样的那些近海岛屿开战就是另一回事了。当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与台湾谈判联防条款和其后建立东盟组织的时候，冲突就迫在眉睫了。

当遇到挑战时，毛通常采取最令人无法想像的和最复杂的路径。当国务卿约翰。杜勒斯飞往马尼拉建立东盟组织时，毛下令大举炮轰金门马祖—敲击台湾自治的船首和考验华盛顿对亚洲多边防务的承诺。

首批炮轰金门打死了两名美国军官，于是招来三个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开到台海附近区域。为保持与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护臂膀”的声调一致，华盛顿现在同意国民党军队对大陆进行报复性的炮击和空袭。与此同时，联席参谋长会议的参谋们开始研究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计划，如果危机升级的话。艾森豪威尔让此计划暂时搁置一边，同意先寻求一个联合国停火议案。在没人想要的领土上发生的危机变得具有全球意味。

不过，这一危机貌似没有任何政治目标。中国没有直接威胁台湾；美国也不想改变海峡的现状。这一危机与其说是匆忙的对抗—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毋宁说是危机管理的一道微妙的练习题。两边都在政治层面上宣布这是一个军事冲突但却实际上朝着防止它发生的复杂原则运作。在台湾海峡的外交角力场上，孙子活了。

结果是“斗共存”，不是战争。为了威慑由于误解美国决心而可能产生战争—如在朝鲜那样—1954年11月23日，杜勒斯跟台湾驻华盛顿大使在计划了很长时间的美台联防条款上签了字。不过，有关正在受到炮击的岛屿，美国则言辞模糊：条款只包含台湾和澎湖列岛。它没提到金门马祖和其它接近大陆的领土，把他们留在其后的定义中，“如双方同意而决定”。

在毛这边，他一面用标识笔把美国最犀利的武器涂抹圆浑，一面禁止他的指挥官攻击美国军队。在一个气氛不相称的会谈中，他对芬兰（驻京）大使表示他藐视核威胁，他说：

中国人民不会屈服于美国原子弹的恫吓。我们的国家有六亿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只有一小打原子弹，不够消灭中国。就算美国的原子弹强大，它掉到中国的土地上，也就砸个大洞穿透地球，即使地球爆炸，对整个宇宙也不算什么，也许是太阳系的一个主要事件。。。如果美国用飞机加A弹来侵略中国，那么中国就用小米加步枪肯定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全世界人民都支持我们。

中国的两边都在玩围棋，大陆开始向美台联防条款留出的空地落子。1月18日，她侵占了大陈岛和一江山岛，两个没有被条款包含的小岛。两边都继续小心地定义他们的界线。美国不想防卫那些小岛，事实上，第七舰队还帮助国民党军队撤离。解放军则不朝美国军舰开火。

事实证明，毛的夸大其词更让苏联头皮发麻而对美国没什么影响。因为他迫使赫鲁晓夫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有义务）支持他的盟友一方面为对俄罗斯没有战略意义的小岛担着卷入核战争的风险。对此，赫鲁晓夫不断强调这是不可接受的。苏联的那些人口稀少的东欧同盟更是害怕毛所说的中国能够牺牲半数人口在战争中最后取得胜利的逛逛大言。

在美国这一面，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表现堪称匹配毛的灵活性。他们没有真想考验毛对核武的忍耐度。但他们也没有放弃保卫国家利益的选项。在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他们安排国会两院通过了一个议案授权艾森豪威尔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保卫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海的“其他有关位置和领土”。危机管理的艺术就是把注下得足够大使得对手跟不起，而在形式上避免以牙还牙。以这一原理为基准，在1955年3月15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杜勒斯宣称美国已准备好用战略核武器迎接任何新的共产主义进攻，“就像你会用子弹或其它什么东西一样。”这是美国第一次就正在发生的危机作出有所指的核威胁。

毛也证明他自己更愿意口称藐视核战争而不想实践它。他命令正在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不结盟国家大会的周恩来发出退让的声音。1955年4月23日，周伸出了橄榄枝：

“中国政府不想与美利坚合众国进行一场战争。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与美国政府谈判讨论松弛远东紧张关系的问题，特别是松弛台湾地区的紧张关系。”

一周后，中国停止了台湾海峡的炮击战役。

结果跟朝鲜战争一样是打个平手，各自取得短期目标。美国压下了一次军事威胁。毛知道大陆军队在协调抵抗下没有能力占领金门马祖。其后，他解释他另有更深的策略。他告诉赫鲁晓夫他不想占领那些近海岛屿，他是把它当作一种威胁使得台湾不得脱离大陆：

“我们所做的就是表现我们的能力。我们不想让蒋介石离我们太远。我们要把他留在我们能够得着的地方。有他在（金门马祖）就意味着我们能用我们的岸炮和我们的空军打他。如果我们占领了那些岛屿，我们就失去了任何时候我们想让他难受的机会。”

按那个说法，北京炮击金门是重新强调“一个中国”但又抑制她的行动到防止“两个中国”的概念产生的程度为止。

莫斯科只懂得直白的战略意图并有着实际的核武器知识，它发现一个领袖只为了象征性的一点意思而甘冒核战争风险是不可理喻的。正如赫鲁晓夫向毛抱怨道：

“你要射击，你就应该拿下这些岛屿；如果你认为没必要拿下这些岛屿，那么开火有什么用呢？我不明白你的这个方针。”

在一本一面倒的甚至有些言辞冒火的毛的传记中，甚至有人说在危机中毛的真正动机是制造一个核战争的气氛有多么迫在眉睫，从而迫使莫斯科加快帮助北京发展核武以分担苏联的压力。在所有关于这次危机的非直觉效果方面，明显地就是苏联的决定—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重新加强了—帮助北京搞核项目，使自己能够在未来的危机中离这位爱惹麻烦的盟友远点，和把中国核防护问题留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

中美外交插曲

危机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和中国恢复了正式对话。在1954年为解决法国和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之间的第一次越南战争而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北京和华盛顿似乎极不情愿地同意在日内瓦建立领事级官方接触。

这一安排为避免由误会引起冲突而设置了一个安全网构架。但两边都没有明确说明。或者说，明确的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朝鲜战争使得杜鲁门政府中止了所有对中国的外交倡议。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朝鲜战争后期入主白宫—认为中国是最不妥协最革命的共产大国。因此它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在亚洲建立一个安全体系阻挡中国可能的侵略。对中国的外交原则是避免她破坏仍然脆弱的安全体系如东盟和即将建立的日韩联盟。在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就反映了道德拒绝和战略设计。

毛的态度是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在镜子里的影像。台湾问题为双方冲突制造了一个永远的起因，特别是只要美国把台湾当作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美外交关系中这本质上是一个死扣，因为中国不会谈其他事情除非美国从台湾撤兵，而美国不会谈撤兵除非中国宣称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同样道理，中美对话在第一次台海危机后转入地下，因为只要双方仍停留在原地就没什么可谈的。美国重申台湾的身份要通过北京和台北之间的谈判来解决，而且要有美国和日本参加。北京将此提议解释为重新打开开罗会议决定的包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罗会议决议宣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坚拒“放弃使用武力”的要求，称其为是对中国政府在其管辖下的国土上行使主权的干涉。王炳南大使，那十年里中国的主要谈判者，在他的回忆录里描述了这一死扣：“回过头来看，当时让美国改变它的中国政策是不可能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单刀直入地谈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最困难的，最不可能解决的，也是最带感情色彩的。自然地，谈话毫无结果。”

但至少，以上谈判达成两点一致。一个是步骤性的：把日内瓦接触从领事级提升到大使级。（大使级的重要性在于大使是国家首脑的个人代表，可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影响。）这一步骤只把无所作为机构化了。在从1955年到1971年的十六年间里，在中国和美国驻当地的大使之间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会议（其中大多数在华沙举行）。只有一个实质性的一致是在1955年9月达成的，美国和中国都同意让由于内战滞留在各自国家的对方公民回国。

因此，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方针聚焦在从中国打探是否有放弃使用武力的信息。正如卢斯科1966年在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所说：“我们年复一年地寻找某些信号能够表明共产中国准备放弃使用武力去解决争论。我们还寻找了能够暗示中它准备放弃美国是头号敌人这一立场的标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充满敌意的和坚决的。”

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其他任何国家都从来没有展示过这么严格的谈判先决条件，总括放弃使用武力。卢斯科注意到在中国的激烈的言辞和相对抑制的国际表现之间存在的差距。尽管如此，他争辩道，美国的政策实际上应当基于言辞—意识形态比行为更重要：

有人说我们应该忽视中国共产领袖所说的话而根据他们所做的事判断他们。确实是，他们在行动上比言语上更谨慎—他们自己做得比他们挑动苏联做得更谨慎。。。但是我们不认同他们宣称的未来意图和计划，我们不能放弃这一原则。

基于以上态度，以中国拒绝放弃使用武力为借口，美国把日内瓦会谈从大使级降级到一等秘书级。中国撤走了她的代表团，会谈暂停。第二次台海危机接踵而来—当然表面上是另一个原因。

毛、赫鲁晓夫和中苏分裂

1953年，斯大林在执政三十年后辞世。他的接班人是—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期—赫鲁晓夫。斯大林统治的恐怖给赫鲁晓夫一代留下了心理伤疤。他们都是一些从三十年代大肃反运动中爬到云梯最高层的人，其他几乎一代领导人都在人间消失了。他们用情感上的不安全感为代价买来了政治上的高升。他们见证了—并且参加了—统治集团的下岗大甩卖，他们更担心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他们；斯大林确实在他死前正着手另一波肃反。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改造这一产生组织性恐怖的体系。他们只试图改变一些行为方法，批评斯大林滥用权利，同时坚持他们为之终身奋斗的核心信仰。（这正是“臭名昭著”的赫鲁晓夫秘密讲话的心理根据，如下讨论。）

无论作何姿态，新的领导层在心里深处知道苏联在终极意义上是竞争不利的。赫鲁晓夫大部分的外交政策可以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来形容：1961年的超高当量的热核爆，1958年的柏林最后通牒，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等等。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些杂乱无章的脚步似乎是在走向与美国（赫鲁晓夫心里知道它远比苏联强大）谈判前获得一定的心理平衡。

对于中国，赫鲁晓夫的姿态既是屈尊施恩又郁闷于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和挑战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地位。他乐意获得与中国联盟的战略利益，但他又害怕中国版的意识形态。他想给毛一个好印象，但又没有学习毛真正用的语法。毛利用苏联威胁，从来不管苏联的优先选项。最后，赫鲁晓夫绷着冷漠的脸收回了他当初与中国结盟的承诺并逐渐加强了苏联在中国边境的军事力量部署。他的接班人列昂尼德&#8226;伊里奇&#8226;勃列日涅夫，受这一姿态鼓舞，采取了对中国先发制人的行动（此是后话）。

意识形态把北京和莫斯科连结到一起，意识形态又使他们分离。有太多的历史问题提出问号。中国领导人不能忘记沙皇的领土吞噬和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背着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作的交易。斯大林和毛之间的第一次会晤进行得也不太好。当毛主动走进苏联的保护伞下时，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说服斯大林，而且他为结盟付出了在满洲和新疆的重大经济让步，使中国的统一跛脚。

历史只是开端，当代的经历更是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摩擦因素。苏联把共产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它的领袖在莫斯科。它在东欧建立了一片卫星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依赖于苏联。对苏维埃政治局来说，同样的格局在亚洲出现应当是自然的（和必须的）。

用中国历史的辞句、他的中国中心论、和他自己对共产意识形态的定义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这（苏联的老大感，译者）更令毛厌恶。文化差异也加大了潜在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苏联领导人普遍对中国历史的敏感性茫然无知。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赫鲁晓夫要求中国为西伯利亚的伐木工程提供劳力。他触碰了毛身上的敏感神经。毛在1958年对他说：

“你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多年来广泛的观点是中国经济不发达、人口过多和大批失业，它是廉价劳动力的好市场。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这一态度非常具有侮辱性。从您口中说出，更是尴尬。如果我们接受您的提议，其他国家。。。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印象和资本主义西方一样。”

毛的感情丰富的中国中心论不允许他参加莫斯科管理的苏维埃帝国企业。那个帝国安全和政治的焦点是在欧洲，这是毛次要关心的问题。当1955年苏联建立共产国家的华沙条约组织与北约作对时，毛拒绝参加。中国不会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捍卫权交给一个联盟。

与此相反，周恩来被派往万隆参加1955年的亚非国家会议。这一会议掀起了一个新鲜的并自相矛盾的运动—不结盟运动。毛想用苏联作为减轻美国在角逐亚洲霸权中给中国施压的平衡砝码。但同时他也试图组织不结盟国家形成反对苏联霸权的安全网。在这个意义上，几乎从一开始，两位共产巨人就在互相竞争。

基本的差别植根于两个社会的本质之中。俄罗斯曾遭受外国残暴力量的经久摧残，它从未宣称过它是其他社会的普世楷模。其人口大部分是非俄罗斯人。他的最伟大的统治者，如彼得大帝和卡捷琳女皇，曾把外国的思想家和专家请到朝中向他们学习先进的东西—这对中国朝廷是不可想象的。俄罗斯统治者以他们的坚韧性赢得人民的爱戴，而不是“伟大性”。俄罗斯外交在超乎寻常的程度上依赖于超级权力。俄罗斯几乎没有他不在其地驻军的盟友。因此，俄罗斯外交是权力相向的，顽强地坚守固定位置并把外交变成残酷的战争。

毛代表的社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和，至少在中国人眼里，最温馨的政治体制。她的表现给予国际最广泛的影响是智慧。当一个中国统治者恳求他的人民辛勤劳动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他是在鼓励他们再现辉煌。（不幸的是）只在最近百年里这一观念被（西方列强）移位了。这样的国家显然不可能玩一个小角色。

在基于意识形态的社会里，定义合权利的法性是关键。毛当着埃德加。斯诺的面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教师；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成就的哲学家，他不会让出共产世界智慧领袖的位子。毛的拥有自我定义正统权利的宣称威胁了莫斯科帝国的粘合性并为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国家解释开了先例。以解释主义开始的刺激演变成关于理论和实践的争论并最后导致实际军事碰撞。

人民共和国开始根据苏联三、四十年代的经济政策计划它的经济。1952年，周恩来跑大老远到莫斯科征询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1953年初，斯大林发出他的意见，强调北京要采取一个平衡的方式把经济增长率控制在每年13-14%。

但是到了1955年12月，毛公开地把中国经济与苏联经济区分开来并强调与苏联盟国相比中国面对的“特殊”和“巨大”的挑战：

“我们有二十年根据地的经验和经受了三场革命战争的锻炼；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因此，我们能够快速地建立一个国家，并完成革命的任务。。。。我们人口众多，我们的形势大好。我们的人民勤苦耐劳。。。所以，我们能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1956年四月一次关于经济政策的讲话中，毛把实际差别转变成哲学意义上的问题，他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之路定义为有特色的和超越苏联的：

“我们已经比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做得更好了。苏联长期未能达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粮食产量。东欧国家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严重发展不平衡。我们的国家不存在这些问题。”

中国和苏联对当务之急概念理解的差别转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否定了斯大林，并细数其罪行。赫鲁晓夫的讲话震撼了共产世界。几十年的经验是基于斯大林不倒的神化形象建立起来的，包括在中国，不管毛对斯大林作为盟友的行为有多么不快，他正式承认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特殊贡献。当时，非苏联代表—包括中国代表—都不被允许在会议大厅聆听赫鲁晓夫的讲话，莫斯科甚至拒绝给这些亲如兄弟的盟友一份权威性的文本，这更加深了侮辱性的隔阂。北京根据中国代表的不完全笔记临时拼凑了一份赫鲁晓夫讲话二手版；最后中国领导人不得不依据从纽约时报报导翻译过来的中文译本。

北京没有浪费多少时间就指责莫斯科“扔掉了斯大林的宝剑。”斯大林当初害怕的中国铁托主义以捍卫斯大林的意识形态遗产的方式抬起头来。毛把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起名叫“修正主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攻击—它暗示苏联正在偏离共产主义回到资本主义的过去。

为了恢复一统，1957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集了一次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会。毛也参加了；这是他第二次离开中国的国土，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国旅行。苏联刚刚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Sputnik），大会为此欢欣鼓舞，相信—许多西方国家亦有同感—苏联的技术和力量正在蒸蒸日上。毛采纳了这一观点，讥讽性地宣称：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但是他从美国力量相对衰退这一表象得出的结论更让他的苏联盟友头疼，也就是说，中国处在一个更强的自主自立位置。其后，毛对他的身边人员（医生）说：“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控制我们。他们要捆住我们的手脚。但他们是一厢情愿，痴人说梦。”

1957年莫斯科大会重新明确了赫鲁晓夫的号召，社会主义阵营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存”（另有一说，和平竞争，译者），这一目标正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会议上批评斯大林的同时首次提出来的。在令人吃惊地反驳赫鲁晓夫的方针同时，毛利用这个时机号召他的社会主义同伴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肩并肩联合起来，同时不忘再次发表中国藐视核毁灭的标准宣言，他宣称：

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我们不应该害怕原子弹和导弹。无论任何战争爆发—常规的或是热核的—我们将胜利。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这算什么？战争就是战争。几年就过去了，我们会开始干活，生出比以往更多的小孩子。

赫鲁晓夫发现毛的讲话“让人忧心忡忡”，回忆起当毛用异想天开的乡土语言描述核武的“世界末日”时台下听众神经紧张的咧嘴干笑。毛讲话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袖安托宁&#8226;诺沃特尼抱怨道：“那我们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两千万人。我们可能在战争中失去最后的一个灵魂，我们会不剩一人何谈重新开始。”

到现在，中国和苏联开始经常地公开地闹矛盾，然而他们仍然是正式的盟友。赫鲁晓夫似乎相信恢复同志式友谊秩序等待苏联的主动倡议。他没明白—或者说，他明白了但不承认—他的和平共存方针在毛的眼里是与中苏联盟不协调的。因为毛确信，在危机中，害怕只能长他人志气。

在这些情况下，毛没有失去任何机会加强中国的自主自立。1958年，赫鲁晓夫通过苏联大使向毛提议在中国建一座无线电发射台与苏联潜艇通讯，并帮助中国造潜艇，作为苏联海军使用中国港口的回报。因为中国是苏联的正式盟友，而苏联为增强中国军力又提供了大量装备和技术，赫鲁晓夫显然以为毛会欣然接受。他被证明是犯了灾难性的错误。毛（龙颜）大怒，严厉训斥了苏联大使。这给莫斯科敲响了警钟，以致于赫鲁晓夫亲赴北京去宽慰这位盟友受伤的骄傲。

不过，到了北京之后，赫鲁晓夫又提出了一个更糟糕的方案，他提出给予中国使用北冰洋苏联潜艇基地特殊许可—以换取苏联使用中国太平洋的不冻港。“不！”毛回答，“我们两样都不同意。每个国家都应该把武装部队放在自己的领土上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正如主席回忆道：

“我们有过英国人和其它外国人在我们的土地上呆了好些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用我们的土地达到他们的目的。”

在正常的结盟关系中，在某个特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通常导致双方加倍努力去解决其他议题上的分歧。在赫鲁晓夫1958年那个命途多舛的访问期间，它好像为双方提供了一个时机罗列无穷无尽的抱怨分类表。

赫鲁晓夫一开始责怪他的大使作出了未授权的表示就使自己处于下风。毛对共产世界的运作方式太熟悉了，一眼就看穿了那个提案的荒唐性。毛和赫鲁晓夫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在其中毛诱使赫鲁晓夫表现得又蠢又尴尬—也许故意让中国干部看这个挑战斯大林形象的苏联领导人是多么不靠谱。

它还给毛一个机会言明莫斯科的过分行为是如何深深刺伤他。毛特别提到斯大林的居高临下态度。

毛：我们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怀疑它的性质。他相信中国是另一个南斯拉夫。

赫鲁晓夫：是的。他认为那是可能的。

毛：我去莫斯科（1949年十二月）的时候，他不想跟我们签订友好条约，他也不想废除与国民党的旧条约。我想起费多连柯（苏联翻译）和科瓦列夫（苏联特使）转告我斯大林的建议让我去乡间走走看看。但我告诉他们我只有三项任务：吃，睡和拉。我不只是到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的。因此我说如果你们不想签订友好条约，那就那么地，我会完成我的三项任务。

双方的需要很快将话题从历史转到当前的争论中来。当赫鲁晓夫问毛是不是中国真的认为苏联是“红色帝国主义”时，毛让赫鲁晓夫明白这种物质交换性的同盟很伤感情：

“这不是红色或白色帝国主义的问题。有一个人名字叫斯大林，他拿去旅顺港并把新疆和满洲变成半殖民地，他还开了四家合资公司。这都是他干的好事。”

依然是，无论毛如何以国家利益为重批评斯大林，他尊重他的意识形态贡献。

赫鲁晓夫：你捍卫斯大林。而你批评我批评斯大林。现在又反过来。

毛：你批评的是不同的事情。

赫鲁晓夫：在党代会上，我也讲了这个。

毛：我总是说，现在，和那时在莫斯科，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应当是公正的。我们只是对批评的严格标准有不同意见。我们相信斯大林的十个手指，只有三个是坏的。

第二天，毛以在游泳池接待赫鲁晓夫而不是贵宾室的方式把会谈的调子定好了。赫鲁晓夫不会游泳，只得套上游泳圈。两位政治家边游边谈，翻译就在游泳池两边跟着来回跑。赫鲁晓夫后来抱怨道：“那是毛把自己摆在上风位置的方式。过一会儿，我有点晕。。。。我爬上来，坐在边上，把两腿放在泳池里。现在，我在上而他在下面游泳。”

（两国）关系在接下的一年中变得越来越坏了。1959年10月3日（一年后），赫鲁晓夫又来到北京。这次是他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峰会返回的途中，来给他的易怒的盟友作简报。中国领导人早就非常怀疑赫鲁晓夫在美国逗留（的动机），更被他关于达。赖。喇。嘛问题（书中说的是中印交战，估计是穿越时空的错误，译者）站在印度的立场上而激怒。

赫鲁晓夫，外交不是他的华丽外套，在会谈中提到达。赖。喇。嘛这一敏感问题；没有几个这样的问题更能够让中国人怒发冲冠。他批评毛在那一年3月西藏。暴乱期间手段不够硬，使得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北部：

“我跟你说一个客人不该说的话：西藏。事件是你的错。你统治西藏，你就应该有情报来源在那里，你就应该知道达。赖。喇。嘛的意图和计划。”毛不想谈这个问题，但赫鲁晓夫坚持讨论这个题目，直言中国人应该把达。赖。喇。嘛干掉而不是让他跑掉：

赫鲁晓夫：。。。关于达。赖。喇。嘛从西藏逃跑这件事，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我就不会让他跑掉。他躺在棺材里更好。而现在他在印度，也许他会去美国。这对社会主义国家好吗？

毛：这不可能；我们那时不能逮捕他。我们也不能禁止他离境，因为与印度的边境很长，他可以在任何一点跨过。

赫鲁晓夫：不是逮捕的问题；我是说你让他走是个错误。如果你给他机会逃到印度，那么干尼赫鲁什么事儿？我们相信西藏。事件是ZG-GCD的错，而不是尼赫鲁的错。

那是毛和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谈话。令人奇怪的是在其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世界把中苏紧张看作是共产大家庭里两个大人吵架而不是存在主义的战斗。在与苏联关系紧张上升期间，毛又发动了一场与美国有关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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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台海危机

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对近海岛屿开始了另一波大规模炮击，并伴随着宣传喇叭大声齐鸣解放台湾。两周后，它暂停了一时，接着又展开连续二十九天的轰击。最后，它有点奇怪地形成每月单日打双日不打的规律，还特意明白警告岛上居民并避开岛上的重要军事设施—毛对他的高级将领说这是一场“政治仗”而不是常规的军事战略。

在这次危机中起作用的一些因素是（我们）熟悉的。北京再一次试探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承诺。炮击也是对美国把第一次危机后建立起来的中美对话机制降级而做出的反应。但是最主要的动力似乎是提升中国在全球的作用。在危机开始的一次领导集训会上，毛对他的同僚解释说炮击金门马祖是中国对美国干涉黎巴嫩的反应，那年夏天美国和英国部队在那里登陆：

“坦白地说，炮轰金门就是该轮到我们有目的地制造国际紧张关系了。我们要给美国一个教训。美国欺负（霸凌）我们好多年了，现在我们有了机会，为什么不做给他瞧瞧？美国在中东点了一把火，我们就在远东点一把。我们看他们能怎么样。”

炮打近海岛屿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打苏联的脸。苏联默许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举动正好与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给力呈鲜明对比。

彰显了它的军事决心，毛解释道，中国现在可以在两个场地上重新与美国对话了，“一个行动的场地和一个谈话的场地”—这是孙子的斗争共存原理在现代主动攻击威慑中的应用。

炮击近海岛屿的最重要的一个维度与其说是刺激美国超级强权毋宁说是挑战中国的正式盟友苏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存原则在毛的眼里会让苏联成为一个麻烦的盟友甚至说是潜在的对手。毛是这样推理的，如果台海危机被推向战争边缘，赫鲁晓夫就不得不在和平共存和与中国为盟之间选择。

在某种意义上毛又赢了。让毛有恃无恐的是至少当着全世界的面苏联表面上公开支持中国对台湾海峡的政策。当时正是赫鲁晓夫访问北京—那次关于潜艇基地的灾难性的相遇—三个星期之后，更巧的是第一次台海危机开始的那周赫鲁晓夫也在北京。两次，无论是开始还是期间，毛都没有告诉苏联他的意图。但在每次危机中华盛顿都假定—正如艾森豪威尔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指控的—毛的行动不仅仅得到苏联的支持甚至直接受苏联指示。北京把它的苏联盟友夹塞在它的外交队伍里而莫斯科不知道自己在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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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台海危机与第一次基本平行，除了主要差别在于苏联为盟友不自觉地卷入核威胁而这位盟友正在羞辱它。

在1958年的台海危机中，大约有1000人左右的伤亡。如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一样，北京结合了挑衅性的核威胁召唤和巧妙校对的战略。毛最初要求他的将官们以避免造成美军的伤亡的方式炮击。将官们回答这个保证做不到。然后，他命令他们不要射过这些近海岛屿的领空，只朝国民党军舰开火，即使美国军舰开火也不回击。在这次危机之前和期间，中国的宣传机器吹响了“我们必须解放台湾”的号角。但当解放军的电台广播中国军队登陆“近在眼前”并号召国民党官兵站过来“参加解放台湾的伟大事业”时，毛宣布这是个“严重错误。”

至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毛遇到了一个会玩斗争共存的对手。1958年9月4日，杜勒斯重申了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承诺，包括“有关阵地如金门和马祖。”杜勒斯直觉到中国的有限目标，因此释放了美国有意将危机控制在一定局限内的信号：

“任凭中国共产党人怎么说和到目前为止所做，不过，还不清楚他们的目的事实上就是用武力全面攻克台湾和近海岛屿。”

9月5日，周恩来肯定了中国的有限目标，称北京这次冲突的目的是恢复大使级中美对话。

9月6日，白宫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美国驻华沙大使已准备好代表美国恢复对话。

交流至此，危机就该结束了。就像排演一部熟络的戏，两边开始都重复老掉牙的威胁最后又峰回路转地以恢复大使级对话而谢幕。

在这一三角关系游戏中唯一不知所以然的就是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听到毛大胆宣称对核战争的藐视（一年前在莫斯科和这次在北京），他几乎被一方面惧怕核战争一方面害怕如果不站在中国一边失去这个重要的盟友的双重矛盾撕裂开来。他忠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使他不能理解他的意识形态盟友会是他战略上的对手，而他的核武器知识又太多使他不可能舒服地把它结合到以不断威胁使用它为基点的外交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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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哆嗦的政治家走到两难的十字路口，他有可能慌不择路。赫鲁晓夫派他的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到北京去恳劝北京克制冲动；他知道这可能不好使，作为平衡，他又给中国领导人看一封他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的草稿。这封信强调：“对我们伟大的朋友、同盟和紧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就是对苏联的攻击”并警告“苏联将做任何可以做到的。。。去保卫我们两个国家。”

结果两招都不中。9月12日，艾森豪威尔婉拒了赫鲁晓夫的信。艾森豪威尔表示欢迎中国愿意回到大使级会谈的态度并坚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放弃使用武力，而对赫鲁晓夫，只让他奉劝北京克制。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只是别人编排的戏剧里的一个角色这一事实仍茫然不知，他在信中暗示莫斯科跟北京共谋，他指出：“这一紧张的军事行动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仅在您访问北京三个星期之后。”

几乎同时，在1956年9月11日发布的公告中，艾森豪威尔用了一堆风卷残叶式的理由将美国的参与公正化。他警告：炮击金门马祖就如希特勒占领莱茵兰，墨索里尼占领埃塞俄比亚，或者日本人1931年占领满洲（这个比较肯定很令中国人生气）。

葛罗米柯在北京也没好到哪里去。毛看了信的草稿后公开地大谈核战争的可能性和苏联对美国核报复的条件。因为毛看到（到了这个时候）战争的危险已经远去了，核威胁只是空口白话。在他的回忆录中，葛罗米柯回忆起被毛的胆大包天惊呆了的情景，他引述中国领导人对他讲的：

我想美国人很可能会对中国发起战争，中国必须考虑这个可能性，我们确实考虑了。但我们绝不投降！如果美国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我们的军队必须从边境地区往内部深处撤回。我们先吸引敌人深入进来，然后像钳子一样把美国军队钳制在中国内部。等到美国人正好到了中国中部的省份时，你们就把你们所有的东西往他们的头上砸。

毛没有请求苏联的帮助，除非等待美国军队被吸引到中国的纵深，而这一情景根本不会发生。葛罗米柯发给赫鲁晓夫的报告好像又把他震住了。尽管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同意大使级会谈，赫鲁晓夫仍出了两手昏招以防核战争。为了镇定他以为的北京对美国侵略的害怕，他提出派苏联的防空导弹部队到福建的建议。北京推迟答复直到危机过去了又同意接受，但条件是苏联部队必须在中国指挥之下—结果是不可能的。9月19日，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的另一封信是他神经紧张的进一步表现，他恳请克制并警告核战争就要到来。他只是不知中国和美国事实上在他发出第二封信之前就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1959年3月，赫鲁晓夫在与毛的会谈中交代了苏联在台海外交中的态度：

就我们两个之间保密地说，我们说我们不会就台湾问题打仗，但是为了给外人听，我们则说相反的话，也就是说当因为台湾而局势恶化时苏联将保卫中国。与之相反，美国宣布他们将保卫台湾。因此，出现了一种战前状态。

赫鲁晓夫让毛把他调戏进一个一事无成的事业，他还同时装作聪明和玩世不恭。特别是当要作战争与和平的最终决定时，一个战略家必须明白讹诈并考虑空洞的恐吓给未来的可信度带来何等影响。在台湾问题上，毛利用了赫鲁晓夫的两难引诱他作出自己不想实施的核威胁，为了维护一个他不关心的利益和一个憎恨他的盟国领袖，绷紧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弦。

现在我们只能想象毛在偷着乐：他把莫斯科和华盛顿骗得互相威胁使用核武器，只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微不足道的地方争得可能是世界地理政治意义上最不值钱的一块房地产。更何况，毛是在他想做的时候做的，是以他在宣传得胜的方式做的，而当时中国仍然比美国或苏联弱很多。中国的宣传机器宣称重返中美大使级会谈大大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一手挑起危机又一手关闭它，毛断言他达到了目的：

“我们打了这场战役，使得美国愿意跟我们谈话了。美国打开了大门。形势好象对他们不利，如果他们不和我们谈，他们就日夜不得安宁。OK，那我们就谈吧。在总的形势上看，与美国以会话或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是好的，因为我们是热爱和平的人们。”

周恩来提供了一个更复杂的估算。他把第二次台海危机当作是证明了中国的两个党有能力能够在核威胁的乌云下跨过意识形态的障碍心照不宣地相互讨价还价。十五年后，周对访华的尼克松总统阐述了当时北京的战略：

“在1958年的时候，那时的国务卿杜勒斯要蒋介石放弃金门和马祖，以使台湾跟大陆彻底断开，并在那里划一条线。蒋介石不想这样做。我们也劝他不要从金门马祖撤退。我们劝他的办法就是朝他们打炮弹—也就是说，我们在单日炮打他们，双日不打，节假日我们也不打。不用其它传递信息的办法，只用炮打的办法他们就明白了。”

不过，这些辉煌战果必须与危机的全球影响平衡。大使级会谈几乎刚刚恢复就陷于死寂。毛的不明确的动作事实上将中美关系冻结在对手的姿势上，其后十年不变。中国决心要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的表达像种子在华盛顿生长成一个信仰教条，使得双边都失去了灵活外交的腾挪余地。

而对苏联领导的影响也与毛的意愿相反。非但没有放弃和平共存方针，莫斯科对毛的诳语和打核战争的擦边球感到相当恐惧。他戏谑性地扬言核战争对世界社会主义有利和对莫斯科不请示也令莫斯科相当不快。在危机之后，莫斯科中断了与北京的核合作，并在1959年6月撤回了送给北京一个模型原子弹的承诺。1960年，赫鲁晓夫从中国撤走苏联专家并取消全部援助项目，他宣称：

“我们不能简单地坐视不管，让我们的最合格的专家—些那在我们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中受到锻炼的人—用他们提供的帮助换来不是别的而是骚扰。”

在国际上，毛让人看到了中国在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让人汗毛倒树的反应。这会使她的强邻在中国发生（毛即将发起）内乱时不敢贸然利用。但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国日趋孤立，使得毛不得不在十年后重新考虑他的外交政策。

第七章 危机四伏的十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十年期间，她的坚强的领导驾驶着他们征服的古老的帝国破船走到一个国际重要大国的位置上。第二个十年由毛加速国内继续革命的企图所主导。继续革命的动力是毛的主义，他相信道德和意识形态力量能够克服物质的局限性。这十年是在国内混乱中开始也是在混乱中结束，两次都是由中国自己的领袖命令发起的。这次危机震动了中国大厦的每块砖头使中国几乎断绝了与外界所有的接触；几乎所有的外交官都被召回北京。中国的两大主要社会结构停运修整：一是经济，以大跃进开始；二是秩序，以文化大革命结束。外交不时髦了，战争才是。当毛感到国家利益再次受到挑战，在他自己造成的阵痛中，中国再次站立起来，在西部最前线，在艰苦的喜马拉雅山麓，打了一仗。

大跃进

喜马拉雅山麓下的边境争端和1962年中印战争

至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开始刚刚走过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她已经与美国在朝鲜打过一仗并就台海近海岛屿进行了两场有美国参与的军事对抗。她重新占领西藏和新疆，恢复了帝国王朝历史边境范围内（除蒙古和台湾外）的中国权威。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还没有完全过去。尽管如此，当中国定义的历史边境被印度挑战时，毛在另一个军事冲突面前没有萎缩。

中印边境危机有关两块领土，位于喜马拉雅山麓下渺无人迹的高原，坐落在西藏和印度的不可攀越的山峰之间。基本上，问题出自对殖民历史的解释。

中国宣布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面山麓的帝国王朝边境线，包括中国称之为的“南西藏”，但实际上是被印度管理的“阿鲁纳恰尔邦”。而印度的定义就是相对年代近的了。它是由英国人为阻止俄罗斯帝国在西藏的前进而界定的分界线发展而来。最后有关文件是由大不列颠和西藏在1914年签署的，在东区划下了一条以英国的主要谈判者起名的麦克马洪线。

中国与西藏有过相当长的关系。蒙古人曾经在十三世纪发起的一波远征中同时征服过西藏和中原，使两者在政治上亲密接触。以后，清朝曾经常地干涉西藏事务，驱逐其他非汉族力量从南边或西边进入西藏。最后，北京宣称其宗主权有“天朝特使”在拉萨行使。北京，从清朝开始，认为西藏是由中国皇帝统治的“天下”的一部分。并保留推翻有敌意的“无照经营者”的权利；但是距离和西藏人的游牧文化使得完全中国化行不通。以此方式，西藏人在日常生活上享有相当的自治度。

到了清朝末期的1912年，由于中国的管理能力受到西方列强的严重制约，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代表性萎缩了。在清朝垮台后，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在西姆拉召开了一个有中国和西藏代表参加的会议，目标是划定印度与西藏的边境线。中国政府，没有有效的力量去反对这一行动，在原则上否定了任何对历史宣称过的领土主权的退让。北京的态度由其驻加尔各答（英属印度政府所在地）代办陆兴祺的话反映出来：

“我们的国家现在很虚弱；我们的外交关系很复杂很困难而我们的财政又十分紧张。但无论如何，西藏对中国十分重要，我们必须在会议谈判上寸步不让。”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在两难的境地中在决议文件上只写上名字的首字母而没有签字。西藏和英国的代表签了字。在外交实践中，写上名字的首字代表冻结书面文字，它意味着谈判结束。签字则意味生效。中国坚持西藏代表不具备签署边界协议的合法权利，因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而无效力行使主权。她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南部的印度当局的有效性，尽管她开始也没反对。

在西区，有争议的领土被称为阿克塞钦。她几乎不可从印度进入，这也正是为什么1955年中国修建一条连接新疆和西藏的铁路时印度花了几个月才知道的原因。这一地区的历史起源也是有问题的。英国把它画在几乎所有的官方地图上但却从来没有管理过。当印度宣布从大英联邦独立出来时，它没有宣称与英国过去宣称的领土不相关。她把阿克塞钦和麦克马洪线都包括在它的地图上。

两条分界线都具有战略意义。在五十年代，两边的位置之间存在一定的平衡。中国把麦克马洪线看作是代表英国计划分离西藏甚至控制她的符号。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宣称对西藏有文化和宗教感情，因为印度的传统佛教和西藏佛教之间有历史联系。但他有准备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只要西藏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治。在这一政策指引下，尼赫鲁拒绝了把西藏政治身份问题提交联合国的请愿。

但是当达。赖。喇。嘛1959年逃到印度并被给予政治避难时，中国开始以战略眼光对待这些分界线了。周提出一个以中国对东部领土宣称换取印度对西部领土宣称的交易，换句话说，就是接受麦克马洪线作为承认中国对阿克塞钦主权宣称的谈判基础。

几乎所有的后殖民地国家都坚持他们独立时的（殖民地）边界。把这个摆在谈判桌上招来无尽的争议和国内的压力。基于他不是被选举谈判他认为是印度不可争议的领土的原则，尼赫鲁以不回答的方式拒绝了中国的提议。

1961年，印度采取了所谓的“前进政策”。为了克服它对有争议领土的不抗争印象，印度向前推进了它的哨所，接近中国以前越过分界线建立的岗哨。印度指挥官被授权可以在他们自行辨别的情况下对中国军队开火，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侵略者。1959年的时候，毛为了避免冲突曾命令中国军队后撤二十公里，这一举动更加强了印度的方针。印度的计划者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军队不会抵抗印度的前进而只是以此为借口规避。印度军队被命令，用印度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录中的话说，“从我们目前的位置朝着国际承认的边境巡逻尽可能地远，防止中国人进一步前进并攻下任何在我们领土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哨所。”

这证明完全是计算错误。毛立刻撤销了以前的后退命令。但他仍然谨慎地告诫北京的中央军委：“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要注意形势。”这还不是军事行动命令；而是提醒作战略准备计划。这样，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战略运筹开始了：贯穿全局的分析；心理和政治因素的精心准备；速战速决。

在中央军委和高级指挥官的会议上，毛用一句成语评论尼赫鲁的前进政策：“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换句话说，喜马拉雅山下的中国部队对印度的前进政策太容忍了—中国人认为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中央军委随即下令部队停止后撤，并要求中国军队在新建的印度哨所对面建立自己的哨所。中国的哨所接近他们，包围他们。正如毛概括道：“你挥枪，我也挥枪。我们面对面看谁怕谁。”毛把这一方针叫做：“针锋相对”（基辛格原话：武装共存）。事实上，这开始了一盘喜马拉雅山下的围棋。

准确的指示下达到部队指战员。目标仍然是避免大冲突。中国部队被要求不准开火，除非印军接近到五十米以内。除此之外，任何军事行动需要来自更高权威的命令。

印度的计划者注意到中国已经停止后退但也观察到中国人的克制开火。他们下结论认为再捅一下就成了。印度不是在空地上试探，而是把目标定在“将中国人已经占领的哨所推回去。”

因为中国声明的两个方针目标—阻止印军前进和避免流血—都没得到满足，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突然出击或许能逼迫印度回到谈判桌上来并终止目前这种以牙还牙的状态。

在追求着一目标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很关心美国是否会借中印冲突之机放手让台湾反攻大陆。另一个忧虑是美国为了防止河内将老挝变成越南战争的后方基地而作的外交努力会是美国最后通过老挝进攻中国的前奏。中国领导人不能相信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卷入（那时还没有战争升级）只是为了局部战略利益。

中国领导人想办法把两点都搞明白了，这显示了中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全面性。华沙会谈被选定为获取美方意图的途径。中国大使被从度假中召回并被指示约见美国大使。他宣称北京注意到了台湾准备在大陆登陆的迹象。美国大使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事实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儿，他被指示回答美国希望和平因而 “在当前局势下”不会支持台湾的主动进攻。正如会谈中的中国大使王炳南事后回忆，这一信息对北京的最后决定“至关重大”。没有证据显示美国政府是否问过自己为什么（中国）有这一特殊约见要求。这就是在政策制定上的分段方式和全面方式的差别。

老挝问题也自动解决了。在1962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老挝中立化和美国撤兵打消了中国的忧虑。

战争结束了，毛又一次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而这次他大获全胜—尽管中国境内的*大*饥*荒*刚刚结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朝鲜战争的重演，包括以下因素：对手对中国的低估；关于中国能力估计的未经证实的情报；对中国如何看待她的安全环境和她在军事上如何反应的严重错误把握。

同时，1962年的战争在中苏关系不可挽回地变坏的时候为中国增添了另一个对手。事实证明苏联的支持跟它在古巴的导弹运载船一样逃得快。

一旦喜马拉雅山麓的军事冲突升级，莫斯科立马采取中立立场。好比往中国的伤口上撒盐，赫鲁晓夫用毛憎恨的和平共存原则为他的中立辩护。1962年2月一篇《人民日报》—中国GCD的官方喉舌—编辑部评论文章忿怒地指出这是第一次一个GC国家没有站在另一个GC国家一边反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他应该清楚地区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他应该对敌人冷酷无情而对自己的同志充满热情。”评论文章要求中国的盟友“检查他们的意识并问他们自己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什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到了1964年，苏联甚至摘掉了中立的面纱。提到古巴导弹危机，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苏维埃政治局委员和理论家，指责中国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刻侵略印度：

“事实是在加勒比海危机的最关键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印边境扩大了武装冲突。不论中国领导人以何种借口为他们的行为辩护，他们逃脱不掉实际上帮助了最反动的帝国主义联盟的责任。”

中国，几乎刚刚克服*大*饥*荒*，现在四面树敌。

老挝问题也自动解决了。在1962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老挝中立化和美国撤兵打消了中国的忧虑。

有了这些保证，毛于1962年十月召集中国领导人宣布了最后的决定，即开战：

“我们跟老蒋打过。我们跟日本打过，跟美国也打过。我们都没有害怕过。而且每次都是我们赢了。现在印度（阿三）想跟我们打。自然地，我们是不害怕的。我们不能让出一寸土地，我们若让出一寸，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掠取相当于福建省那么大的一块地盘。。。。现在尼赫鲁把头伸出来让我们打，我们不打就是不够朋友。来而不往礼非礼也！”

在10月6日，决定基本传达下去了。战略计划是发起大部队攻击产生惊敌之效果逼迫印度谈判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停止对中国的骚扰。

在进攻命令下达之前，赫鲁晓夫传来话说一旦发生战争苏联将履行中苏友好联盟条约支持中国。鉴于中苏近几年的关系和克里姆林宫以前在中印关系上的中立态度，这一表态一反常态。最可信的解释是赫鲁晓夫需要中国在即将到来的加勒比海危机中支持他为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向美国摊牌。古巴危机过后他就再也不提这事了。

文化大革命

在这一潜在的国家危急时刻，毛选择了砸碎国家机器和GC党。他向顽固的传统中国文化残余发动了他希望证明是最后的一次攻击—从这个废墟上将站立起一代，他预言，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革命者起来反对国内外一切敌人并能够保卫革命事业成果。他把中国推进一场历时十年的意识形态狂热、恶毒的拉帮结派、和近乎内战的运动—它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没有一个机构在运动的浪潮中幸免。在全国范围内，地方政府在由北京宣传机器鼓动起来的“群众”暴力冲突中解体。杰出的GCD和PLA领袖—他们是人民革命战争的领导—被一一打倒并遭到公开的羞辱。中国的教育系统—中国社会的脊梁—全面瘫痪，课堂停课使得年轻一代在全国到处串联并响应毛的号召：“到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

许多这些突然毫无约束的青年参加到红卫兵的不同派别中去，青年民兵们发着意识形态高烧行动在正常的组织机构之外（经常与之相对）和法律之上。毛用含糊但是充满激情的口号鼓励他们的干劲：“造反有理！”和“炮打司令部！”等等。他赞许他们攻击现存的GCD官僚体系和传统的社会习俗并鼓励他们在扫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和旧习惯）的斗争中不要怕“天下大乱”。毛认为“四旧”是中国虚弱的根本原因。《人民日报》更是以发表编辑部评论文章“无政府主义好”煽风点火—明显地、政府批准地反对中国几千年的河蟹秩序的传统。

结果是惊人的人性和组织机构性涂炭，中国的权利和权威的组织—包括GCD高层—一个接一个地在青年意识形态突击队面前低头。中国—之前以勤学和博学而受到尊重的文明—变成一个乾坤倒置的世界。孩童反叛父母，学生暴打老师和烧毁书籍，专家和高官被送到农场和工厂向文盲的工人和农民学习革命实践。残忍的场景在全国范围内不断上演，红卫兵和同派的群众—有些人只是任意加入其中为了躲过“革命风暴”—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到任何一个他们以为带有复辟封建旧秩序先兆的靶子上。

即使是逝去几千年的鬼魂也无法平息打砸抢的怒火。革命师生从北京跑到孔子的家乡，发誓将老圣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连根拔除，焚书、砸碑、掘坟。在北京，红卫兵的打砸抢毁坏了首都6843处中的4992处“历史文物”古迹。紫禁城据说是在周恩来的个人交涉下幸免于难。

一个在传统上由孔学精英们管理的社会现在要从没受过教育的农民那里寻找智慧的源泉。大学关门了。任何人被指定为“专家”就成为嫌疑犯，专业能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概念。

中国的外交形象也掉了链子。世界不可理解地看到了中国对苏联集团、西方国家和她自己的历史文化不分青红皂白的愤怒。中国的外交官和使馆人员对所在国公民高谈阔论“MZD思想”等革命理论。与七十年前的义和团场景相似，红卫兵团伙冲击外国驻京使馆，包括暴打和羞辱英国逃奔的英国领馆人员。当英国外交部长写信给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建议中英两国“在现阶段保持外交关系但从各国首都撤回领事馆人员”时，他没有收到回音，因为中国外交部长本人也被“斗争”了而不能回信。最后，除了“非常有能力的、意识形态无懈可击的”驻开罗大使黄华一人，所有的中国大使和三分之二的使馆人员都被召回国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和参加革命运动。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和几十个国家整天处于争吵之中，她只跟一个国家—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保持真正正面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象征性标记就是毛的语录“小红书（红宝书，译者）”，由林彪在1964年编辑而成（林彪后来成为毛的接班人，但在一次被指控的政变企图后坐飞机逃往国外的途中不明不白地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每个中国人都被要求携带一本“小红书”。在北京的指令—至少是默许—下，在全国范围内红卫兵高举着红宝书“围困”公共建筑，冲击地方官僚政府。

但是红卫兵也不比被他们革命的干部更幸运，最终也落入革命者被革命的两难遭遇。以意识形态而非正式组织联系在一起，红卫兵分成不同派系争取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选择和个人追求。派系斗争变得相当激烈，到了1968年，毛在官方上禁止了红卫兵并把忠于他的党政军领导人安排到负责重建各省政府的位置上。

一个“知识青年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新政策开始了。截至此时，军队是中国最后的一个指令结构仍然树立不到的组织。于是，它被指令去发挥远远超出其能力的作用。部队指战员被派去管理政府、农村和工厂，而这一切都是在他们保卫国家的责任之上。

文化大革命的最直接影响是灾难性的。毛逝世以后，第二代和第三代—这些人几乎都曾经是受害者—对它的评价都是谴责性的。邓小平，1979-1991年间中国的主要领导人，曾经争辩道文化大革命几乎在组织上毁灭GCD并至少暂时地将她的声誉降低到最低点。

最近几年，当人们的个人记忆消退时，另一种风潮正悄然兴起。其观点是承认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错误，但是它开始反思是否毛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使他的答案是灾难性的。毛观察的问题是现代国家—特别是GC国家—与其人民的关系。在主要以农业为基础—尽管初步工业化—的社会，统治方法取决于公民大众的理解力。当然，在独裁社会，相关者人数有限。但无论何种政体，决策者和决策实施者之间必须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否则，统治就得用强制的办法贯彻下去，这通常不能保持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现代社会的一大挑战就是法律规定的社会框架越来越无缝可插，使得问题更加复杂。政治体系作出决策，但其执行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政治和公众分开的官僚体制，能够控制它的就是周期性选举，如果有的话。即使在美国，主要的立法法案都有上万页，不夸张地说，也只有几个立法者仔细通读。特别是在GGGC国家，官僚自成一体以潜规则运作。政治阶级和官僚阶级之间以及他们共同与大众之间都存在裂缝。以此方式，一个官员阶级就顺着官僚惯性而产生了。毛企图以一次性的大扫荡解决问题而几乎瘫痪了整个中国社会。中国学者和政府的咨政顾问胡鞍钢所著的一本书辩论道，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为邓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赢得了民心。他提议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一个例题去研究怎样把中国的决策系统变得“更透明、更科学和更组织机构化。”

一个失去的机会？

回头来看，人们会想美国是否有可能较早十年开启与中国的对话。中国的乱局会是一个严肃对话的起始点吗？换句话说，六十年代是中美和解失去的十年吗？对中国的开放能够发生得早一点吗？

事实是，美国外交政策想象力的最基本障碍就是毛的继续革命。毛在这个阶段决意一日不得消停。血液中流淌着对赫鲁晓夫和平共存坚定的愤恨，毛与资本主义的头号霸主握手言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美国这边有过一些试探性的爱抚，朝着中国政策灵活性的前景。1957年十月，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苏联轨道上权威的分段性”,并批评美国的亚洲政策“太僵化。”他争辩道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美国应该随着情况变化重新检讨它的“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脆性概念。”他提醒：“我们不应该总穿着死板的政策外套，结果忽略了或不能够察觉客观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当它发生的时候。”

肯尼迪的景愿不显山露水—但是当他成为总统的时候，毛的下一句方言是朝着相反方向讲的：对外敌意不减和对内勐列地扫除反对势力和碍手碍脚的组织机构，而不是温和的改良。

在肯尼迪文章发表后的几年中，毛发动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台海危机和大跃进。当肯尼迪成为总统时，中国在一次边境冲突中对印度进行了军事攻击，而肯尼迪政府把印度看作是亚洲对共产主义的另一种选择。那时没有和解的趋势信号使肯尼迪让美国人调台聆听。

肯尼迪政府确实摆出人性姿态—为缓解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提高中国贫瘠的农业生产条件。提议被描述为保障“和平粮食”的努力，不过，它要求中国表达恳求指定支援的“认真愿望”。毛的自力更生排除了承认对任何外援的依赖。他在华沙大使级会谈的代表回答说，中国正在“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困难。”

在林登。约翰逊总统期的最后一年，总统本人开始考虑朝着不对抗之路迈出一步。1966年，（美国）国务院指示它的谈判者在华沙大使级会谈中采取积极的态度并授权他们在谈判桌旁开展非正式的社交接触。1966年3月，美国代表在会谈中伸出橄榄枝，声称“美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进一步关系。”—美国官员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上使用1949年后新中国的全称。

最后，约翰逊本人在1966年7月一次关于亚洲政策的讲话中提出一个和平选项：“持久和平无法到来亚洲，如果七亿中国人民被他们的统治者隔绝于世界之外。”他一面要求抵抗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子侵略政策”，一面声称愿意看到“与我们以前称之为敌人的国家和解”并“和平共存。”

这些观点针对中国不确定的态度变化被作为抽象的愿望提出。其后没有具体结论，也不可能有。因为这些声明正好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重合，而那时中国已扭回到藐视性敌意的身姿。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策几乎没有发出邀请函—也许有意躲避美国的和解意向。至于这点，华盛顿在阻止军事挑衅上表现了充分的战术技巧，如在两次台海危机中，但在一个流体式发展的政治框架内形成相对应的外交策略方面却缺少想象力。

一个1960年作出的国家情报估计表达出其基本的评价：

GCD中国危机政策的基本原则—在远东建立中国霸权—在这一报告的估算期间几乎不会发生可以察觉的变化。这个政权会继续勐列地反美并在不付出不成比例代价的情况下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打击美国的利益。。。。她的傲慢的自信、革命式的发烧和对世界扭曲的看法可能会让北京错误地计算风险。

有充足的证据支持以上主导型观点。至于中国何以取得这些横扫千军的目标就留下公开的疑问了。受到大跃进灾难性的破坏，六十年代的中国是非常疲惫的。到了1966年，她又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她以召回外交官（多数被接受再教育）为字符拼写了事实上的全球大撤退。

这对美国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

如何可能建立一个团结的亚洲集团？

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基点—中苏联手共谋共产扩张—是否对呢？

美国被越南战争和国内的反战暴乱束缚手脚，没有找到机会去考虑这些问题。

另一部分造成美国脑袋一根筋的原因是在1950年大部分一线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在（麦卡锡主导的，译者注）调查谁失去了中国的过程中黯然离开国务院。其结果，一群出色的苏联问题专家（包括George Kannan, Charles, “Chip”Bohlen, Llewwllyn Thompson, Foy Kohler）主导了国务院思想，他们相信与中国和解将冒与苏联发生战争的风险。

但是，即使是对头的问题被提出来，也没有机会考验它（们）的答案。有些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曾劝告毛对新形势调整外交政策。1962年2月，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对外联络处主任，在给周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比四面树敌对中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加速经济发展有着更大帮助。

毛根本不听，他宣称：

“我们党内有些人提倡“三缓一减”。他们说我们应该对帝国主义缓和，对反动派缓和，对修正主义缓和，而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支援则应该减少。这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毛坚持挑战各方面可能的对手这一政策。他继续说：

“中国应该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坚持斗争，并对一切反帝国主义、反修正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派别给予更大的援助。”

最后，当六十年代过去时，毛本人也开始意识到对中国的不利因素正在以乘积的方式增长。沿着她漫长的边境线，中国面对一个可怕的苏联军事帝国，一个被羞辱的对手印度，在越南的大量美国军事部署和正在升级的战争，不服气的台北的流亡政府，历史上的强寇日本，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它把中国当作难以宽恕的对头。只有他们之间的宿怨才避免了他们共同挑战中国。但是没有一个谨慎的政治家能够永远拿这一暂时的自我克制作赌注—特别是苏联好像对北京不断升级的挑战忍到了头。主席不久就不得不向世人证明他知道如何玩谨慎，就像他玩大胆一样。

第八章 走向和解

到了旷世无双的理查德。尼克松跟毛泽东握手的那一刻，两人的国家都在动荡之中。中国几乎被文化大革命耗尽元气；美国的政治之弦也被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运动绷得紧紧的。中国面对着周边战火的前景—特别是与苏联的军事冲突正在实际发生。尼克松在充满暗杀和不理性冲突的六十年代末走进白宫，继承了越南战争和急迫结束它的国内政治。

毛试图用经典的中国计谋—以夷制夷和远交近攻—将中国带出绝地。尼克松，抱着一颗对他的社会价值真诚的心，利用威尔逊原理邀请中国重新回到国际大家庭，他在1967年10月期《外交》杂志中写道：

“我们只是承受不起永远把中国置于国际大家庭之外，任她培养幻想，加重仇恨和威胁邻居。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没有地方容纳十亿可能是最有能力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

尼克松超越了仅仅号召外交和解的姿态调整。他喜欢外交挑战（与美国城市的社会改革相似）：“在每种情况下，对话必须打开；在每种情况下，霸道必须停止而教育必须开始；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让那些自我流放的人永远流放下去。”

必要性可能是政策的动力；但它不会自动选择方法。毛和尼克松两人都面对巨大的障碍开始对话，更别谈中美和解了。他们的国家在二十年中都把对方当作难以宽恕的敌人。中国把美国称为“资本帝国主义”，用毛的话说，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按理论，它只能在战争中解决自身的矛盾。与美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战争也许。

美国的认知正是中国的镜子映像。十年的军事冲突和几乎接近的冲突好像铸成了一个国家见解，就是中国把自己当作世界革命的源泉总想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对美国人来说，毛比苏联更不可饶恕。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毛和尼克松必须小心翼翼地行走。第一步就可能踢翻国内的五味瓶和打翻盟友的醋坛。这对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的毛更是一个特殊的挑战。

中国的战略

尽管少有几个观察家在那时注意到，从1965年开始，毛略微改变了他对美国的声调—以他的神化形象，即使一个细微的面部表情都有重大意义。毛喜爱对美国转达他的思想的一个途径就是会见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两人曾在三十年代共产党的延安根据地会过面。斯诺把他在那里的经历提炼成一本书《红星照耀中国》，把毛描述为一个浪漫主义的农民游击家。

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毛邀请斯诺到北京并发表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评论—或者说如果华盛顿有人注意到就真的让人吃惊了。毛对斯诺说：

“我个人自然地为历史的力量把中美两国人民分隔十五年而无任何通信交流而感到遗憾。今天这个鸿沟加深了。不过，我自己不相信它会以战争和人类的灾难而结束。”

（不可想象）这样的话从这样一个领袖嘴里说出，他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曾不止一次地宣称他准备好了与美国打核战争，他的宣称声色并茂以致于吓坏了苏联和东欧盟友，使他们远离中国。但是，当苏联摆出强硬的姿势时，毛比任何人想象得快地准备考虑应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接近美国。

在会见斯诺的时候，美国军队正在中国的邻国越南大量集结。尽管局势的挑战与十五年前的朝鲜相似，但这次毛选择了克制。局限于非战斗性支援，中国提供了物资、道德支持和大约十万后勤部队帮助北越建设通讯和基础设施。对斯诺，毛明白地说中国只会在中国的土地上与美国交战，而不是越南：

“我们不会从我们这边发起战争，只有当美国进攻我们才会还击。。。。就像我已经说过的，请安心相信我们不会先打美国。”

好像担心美国忽略这点，毛又重述中国所关心的是越南人必须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对付他们的局势：

“中国人民正在忙国内的事情。在自己边境以外打仗是犯罪行为。为什么中国人民要那样做呢？越南人民能够对付他们的局势。”

毛接下来更像一个科学家分析自然现象而不像一个国家领导人对待边境战争那样猜想越南战争的各种可能结果。这与毛对待朝鲜战争的态度截然相反—尽管越南与朝鲜对中国安全的战略重要性是相似的。在所有可能结果中只有一个是主席乐意接受的—“举行和谈，让美国部队呆在西贡附近，像南朝鲜那样”—换句话说，就是两个越南状态的继续。每个处理越南战争的美国总统都愿意以这一结果收场！

没有证据表明毛与斯诺的会见曾是约翰逊政府高层政策讨论的一个话题，或者中越历史上的紧张关系被任何一届参与越南战争的政府（包括尼克松政府）做过相关考虑。华盛顿继续认为中国是比苏联更大的威胁。1965年，麦克乔治。邦迪，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发表了一项代表美国六十年代对中国看法的声明：

“共产中国是另一个问题（相对苏联），她的核爆（指中国1964年第一次成功的核试验）和对邻国的侵略性态度使她成为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一大问题。”

1965年4月7日，约翰逊批准了美国出兵干涉越南，此举基于抵制北京和河内合谋这一出发点：“在这场战争上—甚至全亚洲—现实是共产中国的巨大影子。河内的统治者是受北京怂恿的。。。越南的战事是一个更大的侵略棋盘上的一步。”一年后，国务卿迪。卢斯科在国会外交委员会面前亦旧调重弹。

但是毛对斯诺描述的整个就是对传统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辞呈：

“无论哪里发生革命，我们都会发表声明和举行示威去支持它。这正是帝国主义者憎恨的。我们喜欢讲空话放空炮，但我们不会派军队。”

当现在回过头来看毛的声明时，人们会想如果认真对待会不会影响约翰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策略呢。但另一方面，毛从来没有把这些翻译成正式的官方政策。这样做的话就意味着正当他在国内战场上呼唤意识形态纯化和批判苏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存原则的同时，突然扭转十五年来他的主义真理的火车头。毛对斯诺的话只能是试探情报的热气球。但斯诺本人不是这次放行的一个理想“气球”。他被北京信任—至少比任何一个美国人。但在华盛顿，斯诺被认为是一个北京宣传的传声筒。华盛顿的正常本性一直是—就像五年以后—等待中国政策变化的具体表现。

用任何一个不是酒后作出的战略计算来衡量，毛（那时）已将中国领入绝地。如果美国或苏联任何一方攻击中国，另一方都会隔岸观火。因为喜马拉雅山远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边境争端对印度后勤有利。美国正在越南建立军事部署。有着历史包袱的日本是不友好的，而且正在经济复兴。

当时正是一段少有的历史时期，毛貌似在外交政策上举棋不定。在1968年11月与澳大利亚共产党领袖E。F。希尔的会见中，他表现出一付困惑的样子而不是他在布道式说教掩护下的习惯性的坚定。（因为毛的动作通常非常复杂，他的目标也可能是中国领导层的其他人，他们会读毛的台词并从中理解到他要探索新的选项。）毛好像有些担心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远长于一战和二战之间的时间，全球性灾难可能即将到来：

“总体上来说，现在既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这样的局势不会太长。”

他又提问：

“你知道帝国主义会干什么吗？我的意思是，他们会开始一个世界大战吗？或者也许他们现在不打而过一段时间再打？根据你的国内外经验，你的感觉是什么？”

换句话说，中国是现在就必须选择呢，还是等待其发展更是聪明的选择？

首要的是，毛要搞清楚他下面提到的“天下大乱的”真实意义。

“我们必须考虑到人民的意愿。当美国停止轰炸北越时，在越南的美国兵非常高兴，甚至欢呼。这说明他们的士气不高。美国兵的士气高吗？苏联兵的士气高吗？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士气高吗？学生。游行。示威在欧洲历史上是一个新现象。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通常不游行。示威。但是现在，天下大乱。”

简言之，什么是中国与她的对手之间的平衡力量呢？美国和欧洲国家士气的问题暗示了在中国战略中对这些国家的表现能力的疑问吗？有点矛盾的是中国的意图与美国的十分相近—遏制苏联的扩张。

但是如果美国军队士气低下而学生的。游行。示威更是政治愿望的总崩溃，那么苏联很可能就以世界唯一强权的身段出现。中国领导层的有些人已经辩论要与苏联求同存异。无论冷战的结果如何，西方的士气低下也许就是革命意识形态终将成功的佐证。中国应该顺着革命浪潮去推翻资本主义呢，还是集中精力操纵资本主义的对手？

毛通常不在自己不知道答案（故意不说）或者不是为了考察会见人时提出问题。经过一番广泛的谈话，毛又以一个萦绕脑际的问题的形式结束了会谈。

“让我提出一个问题，我来回答，你也来回答。我会考虑，我也要你考虑。这是一个有着世界范围重要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战争的问题。问题关乎战争与和平。我们将要看到战争，还是我们看到革命？战争会引发革命，或是革命制止战争。”

如果战争即将到来，毛要站好位置—确实他有可能就是第一个靶子。但如果革命席卷全球，毛就得实践他的毕生愿望—那就是革命。知道他的生命最后，毛也从来没有完成他的选择。

几个月后，毛为即将的未来选择了一条路径。毛1969年对他的身边人员（医生）说：

“想想这个问题。我们的北面和西面有苏联，西南有印度，东面有日本。如果我们的所有敌人都联合起来从东南西北向我们进攻，我们怎么办？”

他的身边人员一脸困惑。

“再想想”，毛说：

“日本那边是美国。难道我们的祖先没有提醒我们‘远交近攻’吗？”

毛踮着脚朝着中共二十年的方针反方向走了两步：一步是象征性的，一步是实际的。他利用尼克松1969年1月20日总统就职宣言的机会来提示中国公众开始考虑美国的新想法。那一刻，尼克松微妙地提到对中国开放，释义他早先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

“让所有的国家知道这届政府的通话渠道是开放的。我们要一个开放的世界—开放的思想和开放的物品和人民之间的交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大的或小的，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

中国的反应暗示北京有兴趣结束孤立但不着急放弃愤怒。中国的新闻报纸印刷了尼克松的讲话，共产党掌权后，还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享受过如此待遇。但这并不意味着话峰转软。《人民日报》1月27的一篇文章粉刺美国总统说：“尽管在绞索下，尼克松竟然有脸大谈未来。。。一个一只脚踩在坟墓里的人想用伊甸园的梦想安慰自己。这就是一个垂死阶级的苟延残喘。”

毛注意到尼克松的提议并认真考虑将它公布于众。不过，他不接受劝告式的接触方式。整一点实际的是必要的—特别是中国朝美国方向的活动更可能使每周一次的中苏边境冲突升级到更严重的危险。

几乎在同时，毛开始探讨他的总决定的实际含义。毛召集了他的四位解放军大元帅—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这四位元帅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并送到外省的工厂里去“学习研究”，在当时就是体力劳动的同义语。毛要求四位元帅分析中国的战略选择。

这甚至需要周恩来去向元帅们保证这不是诱使他们作自我检查—文化大革命的一种经常性的政治活动。一个月后，他们展示了中国在自毁天才的运动中丢失了什么。他们对国际局势作出了一个富于思想性的估计。评价了关键国家的能力和意图，他们概括中国的战略挑战如下：

对于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来说，真正的威胁存在于他们两者之间。对于其它国家来说，威胁来自美帝和苏修。在反对中国的旗帜下，美帝和苏修互相合作同时又互相斗争。他们之间的矛盾没有因为合作而减少；相反，他们之间的敌意比任何时候更勐列。

起初，这可能意味着肯定现有的政策；毛可以继续同时挑战两个超级大国。元帅们争辩道，苏联不敢侵略中国，因为它面对诸多困难：缺乏大众对战争的支持，漫长的后勤供给线，后方不安全，对美国态度的怀疑。元帅们用中国的一句谚语描述了美国可能的态度—“坐山观虎斗。”

但是几个月后，在9月份，他们改变了这一判断，几乎与尼克松提出的同时。在元帅们的新看法里，美国当苏联侵略时不会袖手旁观，他必须站在一边：

“美帝国主义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就是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这会让苏联打造一个在资源和人力方面比美国更强大的帝国。”因此，尽管当时如何被中国媒体攻击，为了保卫国家与美国接触是必须的。

这一机敏的分析以一个读来感觉小心翼翼的结论而结束—尽管它已经十分大胆地挑战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外交政策基础。元帅们强烈建议中国一方面应该结束孤立一方面挫伤苏修和美帝的野心，即“采取主动防卫的军事战略和主动出击的政治战略”和“扩大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

这些让中国重新回到国际外交圈的一般性建议被证明对毛的大构想是不充分的。1969年5月，毛把元帅们又送回到绘图板旁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和推荐。到这时，中苏边境的冲突已经以乘积增长。中国如何应对不断生长的危机？熊向晖，中国的老牌间谍和外交家，被毛派到老帅身边作“私人秘书”。这一研究小组提出一个问题：“从战略角度来看，如果苏联大举侵犯中国的话，中国是否打美国牌？”为这一非正规的行动寻找先例，陈毅建议小组研究斯大林与希特勒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现代例子。

叶剑英提议用一个更古老的中国自己的三国时期的例子。那时，随着汉朝的垮台，诸路君侯分权演绎成三国分立争霸。其中斗争故在十四世纪事被写成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不过当时在中国是禁书。叶引用其中一位主要人物的战略作为样板：

“我们可以参照诸葛亮的战略指导原则，当魏、蜀、吴三国相争时：‘东结东吴，北拒曹操。’”

在经历十年的将中国的过去牛鬼蛇神化以后，毛被这些被打倒的元帅们请来观摩“老祖宗”的计谋，并应用到当今的逆向联盟中去。

元帅们继续描述怎样把与美国可能的关系当作战略财富：“在很大程度上，苏联修正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的决定取决于美帝国主义的态度。”老帅们作出了一个在智慧上勇敢但在政治上冒险的行动，他们推荐跟美国恢复已名存实亡的大使级会谈。尽管他们为了表示对主义的真诚把两个超级大国摆在同等的和平威胁位置上，元帅们的推荐让人毫不怀他们其实把苏联当作主要危险。陈毅元帅递交了一份附加意见，他指出尽管美国过去拒绝了中国的姿态，但是新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貌似热盼“赢得中国”。他提议一个—用他的话说—“狂想”：把中美大使级对话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至少部长级甚至更高。最具变革性的是扔掉先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先决条件的提案：

首先，当在华沙（大使级）的会谈恢复时，我们可以主动倡议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使得中美关系的基本的和相关的问题都得到解决。。。。然后，高层中美会谈就有重大战略意义。我们不要提出任何先决条件。。。。台湾问题会在高层会谈中逐步解决。进一步而言，我们可以与美国人讨论其它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苏联的鸭梨提供了增大的推动力。面对不断增长的苏军集结和新疆边境上的一场大战斗，8月28日，中央军委下令中国边境的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与美国恢复接触变成了战略必需。

美国的战略

当理查德。尼克松就职宣誓时，中国的焦虑给了尼克松一个非同寻常的战略机会。可是，这一机会最初没有被在越南问题上焦头烂额的政府注意到。许多当年相信他们的决定是保卫印度支那打退莫斯科和北京合奏的进攻曲的政策制定者已经有过第二个想法。政府中很大一部分人—多得足以改变政策—持有的观点是越南战争不仅不能够赢而且折射出美国政治体系世风亦下。

截至此时，他的前任们已经隔着半个地球把五十万美国士兵派到那里，尼克松不甘心以无条件撤军来结束战争—而许多他的批评者都这样要求。他对待分别来自两党的前任的承诺是非常认真的，尽管他们的决定把它置于现在的两难境地。尼克松知道无论深陷越南战争有多么疼痛，美国仍然是全世界反共产联盟中最强的国家，并且美国的信誉至关重要。尼克松政府—我在那里担当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寻求一种从印度支那分段式撤兵的方案，以保障那里的人民规划自己的未来和保持世界对美国作用的信任。

尼克松的批评者把一个国家的新外交政策与一个单一问题划上等号：在实际效果上，美国从越南战争无条件撤兵是置几百万仰仗美国的印度支那人和为此付出共同努力的国家于不顾。尼克松承认结束战争，但他同样强烈地要提升美国的作用，使其在当前正在一块一块地浮现出的新国际秩序中充满活力。尼克松意图把美国从全面卷入和全面撤退两个极端之间的大震荡中解放出来并把它放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使得政策在政府更新换代过程中得以保持不变。

在这个设计中，中国起到关键作用。毛把和解当作战略上的当务之急，尼克松当作是美国重新定义外交政策和国际领袖地位的机会。他寻求对中国开放以展示给美国公众一个形象：即使在战争中美国也在设计一个长久和平的蓝图。他和他的随从争取与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重新建立联系就是为了把自己摆正位置和缓解从东南亚的一个角落不完美撤退带来的疼痛。

在历史的这一点上，继续革命倡议者毛和悲观战略家尼克松的路径交叉了。毛相信愿望和意志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尼克松是个精于计算的人，但他总担心不可预知的命运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干预，使得深思熟虑的计划毁于一旦。但不管怎样他实行了他的计划。毛和尼克松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遵循全球大趋势逻辑的思考意愿和寻求终极结论的本能。尼克松可能更实际一点。他经常表达的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做完和做一半都花同样的价钱，那就做完它。”毛以自然活力实践的，正是尼克松听天由命的。但是一旦付诸实施，他就以相当的决心努力遵循。

按当时的需要，中国和美国找到一条互相接近的路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当时国家的领导人是谁，早晚都会发生。但是事情能如此之快而不经多少弯路却是归功于把事办成的领袖风格。领袖不能造时势，他们的显著贡献就是在当前局势许可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到极限。如果他们超出极限，他们就被碰得头破血流。如果他们达不到极限，他们的政策就不好使。最好的国际关系基础就是一个各方能够分别获取长期利益的关系，因而也得以长期保持。

第一步—乌苏里江上的交战

尽管和解是最终结果，但对中美两国来说，找到一条通往战略对话的路是不容易的。尼克松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和（中国）四位元帅的研究得到了平行的结论，但实际行动却受到国内的复杂状况、历史积怨和文化差异的阻碍。两边的公众被展示的是二十年的敌意和怀疑；他们必须得对这一外交革命有心理准备。

尼克松的战术问题比毛的更为复杂。毛一旦作出决定，他能够无情地实施下去。他的对手会记住以前毛的批评者的下场。尼克松必须克服美国二十年外交政策遗传下来的障碍，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假设中国会利用一切机会削弱直至最后排除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当他走进白宫椭圆办公室的时候，这一看法已经变成了颠扑不破的信条。

尼克松得小心踏步以防中国的外交姿态只是耍宣传花枪而非认真改变外交招数。这是非常可能的，考虑到美国二十年来与中国的唯一接触点就是华沙大使级会谈，那136次会议重复着单调而枯燥无味的节奏，毫无结果。每一步都要向几十位国会议员和十五个盟国代表作简报。这里面当然包括台湾—至今被美国和他的大多数盟友承认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新的路线指定被埋葬于来自各方的鸭梨和争吵之中。

苏联和中国的军队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交战（1969年3月）给了尼克松的总设计一个机会。若不是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安纳托里。多勃雷宁三番五次地找我汇报苏联版的珍宝岛事件，这次小小的军事冲突也许不会引起白宫的注意。还从来没听说过在冷战的最冷时期苏联对我们回报这样一个远离我们通常对话话题的事情，或任何事情。我们得出结论，在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这次事件中苏联可能是侵略者而简报包含了一个更大的阴谋。这一怀疑等到了兰德公司阿兰。怀廷对这一边境冲突研究结果的证实。怀廷作出结论，因为事件发生地接近苏联的一个后勤基地而离中国的很远，苏联可能是侵略者，下一步苏联可能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如果中苏战争即将到来，美国政府的位置必须定义出来。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作为国家安全顾问，我下令予多部门综论。

事实证明，对珍宝岛事件直接起因的分析是个误解，至少单独来看。这是一个由误解导致正确判断的例子。最近的历史研究显示珍宝岛事件是由中国挑起的，正如多勃雷宁指出，他们设下一个圈套引诱苏联的巡逻队遭受惨重损失（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死58人，伤94人，被毁坦克、装甲车达17辆，译者注）。但是，中国的目的是防卫，与前文提到的中国的威慑概念如出一辙。中国计划了整个事件，为了震慑苏联领导终止一系列的边境侵犯活动，北京认为那是骚扰。主动威慑的概念包含先发制人的策略，不是为了军事上打败敌人而是给其以心理上的打击使其不振。

中国的行动事实上取得了相反的效果。苏联沿着全边境加重了骚扰，在新疆边境苏联消灭了中国一个整团。在这样的气氛下，从1969年夏开始，美国和中国开始交换隐晦的信号。美国对中国放松了一些小小的贸易限制。周恩来释放了两个因驾艇驶入中国水域而被羁押的美国人。

在1969年夏季，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信号不断冒出。苏联部队在中苏边境的部署增加到42个师—多达一百万之众。苏联中级军官满世界向有相近军衔的同行打探他们政府的反应，是否苏联要先发制人地打击中国的核武装备。

事态的发展使得美国政府加速考虑苏联大举进攻中国的可能性。这次，问题的排列顺序与那些实施冷战外交政策的经验完全相反。对于整个一代人，中国被看作是两个共产巨人中最好战的。美国从未想到在他们俩人之间的战争中站在哪一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迫不及待地研究美国的态度这一事实证明了他们的孤立程度有多大以致于对美国的决策过程理解迟钝。

但是，尼克松决定以地理政治考虑定义他的政策；在其中，任何力量平衡的根本变化都应有一个美国的态度，往大了说，一个政策。即使我们决定漠不关心，也应该是理智的而不是自动选择。在1969年8月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尼克松选择了态度，如果还不是政策的话。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令人震惊的论文题目，在现在的形势下，苏联是更危险的一方，如果中国在中苏战争中被“打碎”，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句话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在当时并没有讨论。对熟悉尼克松思想的人来说，它暗示了在中国问题上地理政治优先于其它考量。追求这一政策，我下达了如下指令：一旦发生中苏冲突，美国应采取中立立场，但在这一框架中尽最大可能向中国倾斜。

这在美国政策上是一个革命：一位美国总统宣布我们对一个主要共产大国的生存有战略兴趣，更别说我们跟她二十年来没有一点有意义的接触，还跟她打过一场战争和在两场冲突中以拳相向。如何转达这一决定呢？华沙大使级会谈有两个多月没有召开了并且对于表达这一大幅度的变化可能级别太低。因此，白宫决定采取另一极端方式—把美国的决定转化为一个公开看法，即中苏冲突将影响美国利益的。

这时，在各种论坛上苏联发出战争威胁的好战声明如战鼓轰鸣，美国官员被指示传达美国不会被动和无动于衷的意思。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亥姆兹被要求作一个背景汇报，他透露苏联官员已经对其他共产领袖发声要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1969年9月5日，国务次卿艾略特。理查逊在对美国政治学协会的讲话中表白：“两个共产巨人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不是我们的事情。但是，随着争吵将要升级到大规模地破坏国际和平和安全，我们不得不表示深切的关注。”在冷战的语言词典里，理查逊的声明警告：不管美国采取何种方式，都不会是漠不关心的，而其行动取决于它的战略利益。

当这些措施正在设计之中的时候，主要目标就是创造一个对中国开放的构架。从那以后，我看过许多各方公布的文件，我现在知道苏联比我们当时意识到的更接近先发制人打击，唯一使他们拖延工程的原因就是捉摸不定美国的态度。现在清楚，毛在1969年9月就感到打击即将到来，他命令全体领导（除了周需要管理政府）疏散到全国各地，并报警给中国的核部队（当时规模尚小）。

或是美国的言辞警告的结果仰或是共产世界内部的运作学的结果，两个共产巨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那一年以后有所缓和，战争的直接威胁消失了。苏联总理阿列克塞。柯西金于9月坐飞机经印度—比经中国更远—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在回程当中突然调转机头飞往北京。这种戏剧性的行为在国家之间不是下最后通牒就是为一个新关系阶段开始示好。要依谁来看，两者都不是，也都是。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谈了三个小时—对一个在表面上还是盟友来说，这几乎不算是欢迎。周恩来交给柯西金一份草拟的理解备忘录，提议两边在北部边境的相互争议地区撤兵以及其它缓解紧张的措施。这份文件应当在柯西金返回莫斯科后双边签字。但那没有发生。紧张在10月份又达到高点，毛下令中国的高级领导层撤离北京，国防部长林彪将全国部队置于“一级战斗准备”的警戒状态。

这样中美接触翻页的空间就被打开了。开始，两边都作着后仰的姿势—避免一方被看作是公开的第一次主动。美国是因为还没有一个论坛把总统的战略贴子正式发出去；而中国是因为不想在威胁面前表现软弱。结果就是跳复杂的小步舞—两边都可以说没碰到对方，在风格上谁都不用担心热脸贴冷屁股的尴尬，在形式上现存的关系可以继续而不用照本宣科（“科”那时还没有写在“本”上）。在1969年11月到1970年2月期间，至少有十次美国和中国的外交官有过言语交换。这在当时就是相当显著的交流了，因为之前双方的外交官都互相躲着。当我们命令驻华沙大使沃特。斯托塞尔在下一次社交活动中主动接近中国外交官并表达对话意愿时，死扣终于打开了。

这次的相遇背景是在波兰首都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秀。美国外交官四处寻找在座的中国外交官。中国外交官看到几个美国人交头接耳并隔着房间对他们指指点点，立即起身离席，避免被卷入交谈之中。美国外交官决心将命令执行到底，跟随中国人而去。发现有人跟踪，绝望的中国人加快了步伐，美国人开始跑了起来，并大声呼喊：“我们是美国使馆的人。我们相见你们的大使。。。尼克松总统说他要恢复与中国人的谈话。”

两个星期后，中国驻华沙大使邀请斯托塞尔到中国大使馆会谈，为恢复华沙会谈作准备。重开论坛就得不可避免地碰到下面两个问题。两边将要谈什么？谈到哪里为止？

这就要公开探讨一下中国和美国领导人的在谈判技巧和风格上的差别了。这些差别在这么长的会谈死结中是显现不出来的，两边都认为这个死结为他们各自的目的服务：中国要求回归台湾主权；而美国要中国放弃使用武力，虽然问题是中国两党之争的一个结果。

既然现在两边都寻求进步，谈判风格上的差异就显得重要了。中国的谈判家善于用外交将政治、军事和心理因素统统编织到一个总括的战略设计局中去。外交对他们来说就是战略原理的详细阐述。他们对谈判过程不给予特殊的重视；他们也不认为开启谈判是一个特殊的变化形成事件。他们不认为个人关系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尽管他们会利用私人关系为他们的努力提供方便。他们对谈话的死结没有个人感情因素；他们把它当作外交机制不可回避的结果。他们赞赏善意的姿态，只要它们有利于可定义的目标或技巧。而且，他们耐心地守待长期观点，最后使不耐烦的会见人站在他们的一边。

美国外交官的态度变化相当大。在美国政治体中占上风的观点是把军事和外交基本上看作区分开来的行动阶段。军事行动有时被认为是开创谈判条件的必要，但是一旦谈判开始，谈判就被内在的逻辑主控着向前推进。这是为什么在谈判开始时美国都减少军事行动，如在朝鲜，如在越南停止轰炸，在每个事件中用保证替代鸭梨，为了非物质的意愿降低物质刺激（战场上的收获，译者）。美国外交通常喜欢具体的而非一般化的，实际的而非抽象的目标。它鼓励“灵活”；它感到有义务用新的提议打开死结—非本意地招致新的死结而不得不又提出新的提议。这些有可能被意志坚定的对手加以利用达到拖延的战略目的。

在华沙会谈中，美国人的脾气带来相反的效果。中国回到华沙会谈是因为毛决定遵循老帅的建议寻求中美高层对话。但是美国外交官（与他们的总统相反）没有想到—甚至不敢相像—这样的突破；或者毋宁说，他们定义的突破就是给他们通过134次会议护理到现在的这一过程吹口活气儿。一路走来，他们已经积攒了一打议程项目反映两国之间的实际问题：双方宣称的债务问题；关在监狱的对方人员；贸易；武器控制；文化交流，等等。美国谈判者关于突破的想法就是中方准备谈论这些议程。

恢复后的头两次华沙会谈分别在1970年2月20日和3月20日召开，会上双方几乎是对牛弹琴。作为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我不得不要求谈判团队重复我们的使馆人员在追着中国外交官跑的时候喊的话：“美国准备考虑派代表去北京去直接与你们的官员讨论或迎接你们的代表到华盛顿。”中国谈判者标准性的重申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位置，但以一种温和的形式。把台湾问题包装在套话式的回应里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动作：“为了缓解中美之间的紧张和从根本上改善关系”，中国愿意考虑华沙渠道以外的大使级谈话或其它形式的谈话。它没有把台湾问题的解决作为这样谈话的先决条件。

美国的谈判者寻求避免这种形而上的路线。中国第一次提出时，他们根本没有回应。之后，他们罗列了一连串谈话要点，想把中国的全面关系回顾路线改道成围绕着美国在二十年来毫无结果的会议中积攒起来的议程。

尼克松对这一路线失去耐心，肯定不比毛更小。“他们会在孩子还没出生时就杀了他,”当尼克松看到谈判团队提交的计划时生气地说。但他不愿意让他们去谈地理政治，因为害怕（国会的）汇报体制会燃起熊熊大火，并要求他在还不清楚中国的态度之前作出一系列的保证。毛的态度当时也捉摸不透。一方面，他要探索与美国和解之路。但他的意思是在1970年初传递的。那时，尼克松政府正面对抗议派兵柬埔寨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派兵的军事目的是切断河内进攻南越的供应线。）毛的问题是这些游戏示威是否表示着世界革命的真正到来，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盼望而又经常失望的问题。如果中国这时接近美国，是不是正赶上世界革命的议程得到实现的时候呢？等待这一前景明朗消耗了毛在1970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以美国军事介入柬埔寨为借口取消了定期于5月29日的华沙会谈。后来，华沙会谈再也没有恢复过。

尼克松想找一个不那么官僚化的、自己能够控制的对话平台。而毛每次作出一个坚定的决议之后，总是寻找直达美国政府最高层的途径。两人都得小心动作，以免提前暴露遭到苏联的绞杀或对方窒息这一倡议。当华沙会谈终止时，美国的操作层面似乎感到放松了，因为这让他们从担心与北京谈判而引来的国内政治风险中解脱出来。在那一年当尼克松和毛都在寻找高层对话途径的时候，美国外交机构的低层人员从来没对白宫提出问题—华沙会谈怎么回事—或建议重新开始。

两边都在走八卦圈，互相够不着。两边选定的中间人为中美搭桥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1970年7月，尼克松趁全球访问之机告诉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主人他要寻求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高层会晤，并说他们可以自由地转告北京。作为国家安全顾问，我把这点也告诉了让。圣特尼，他是前法国驻河内大使，我的多年好朋友，也是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的朋友。简言之，华盛顿选择了一位中国的非盟朋友（巴基斯坦），一个争取与莫斯科独立的华沙条约成员国（罗马尼亚）和一个强调战略独立性的NATO成员国（法国）。北京通过驻挪威奥斯陆（NATO成员）和—有点奇怪的—阿富汗喀布尔使馆向我们传递了暗示。我们没理会奥斯陆，因为那里的使馆不具备条件；喀布尔更是遥远了。而且，我们再也不想通过大使馆谈了。

中国没有理会直接的巴黎路线，但最终回应了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的姿态，毛与我们交流的方式太微妙太间接以致于我们没有看到意思。1970年10月1日，毛又一次特邀斯诺会谈。为了展示时机的重要性，毛让斯诺站在他的身边检阅国庆大游行。一个美国人站在主席身边象征了—或许有意地向中国人民展示—与美国接触不仅是允许的更是优先的。

会谈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进行。斯诺被交给一份会谈记录但他被要求只许间接引用其中的语录，并且任何公开发表须拖延到三个月之后。中国人的想法可能是斯诺会将它交给美国政府而那时公开的记录摘要就如上车后补的票。

可是，事情不是那么回事，就像1965年那次会谈没有影响美国政策一样。斯诺是PRC的长期朋友没错，但正是这点让他上了白宫的黑名单，认为他是GC中国的同情者和宣传者。他的会谈记录没有到达政府的高层，就更别说白宫了。当这份文章几个月后出现时，通信已经在其它渠道进行了。

有点遗憾的是这份会谈记录没有到达我们的手中，因为毛作出了一些革命性的态度改变。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几乎绝断了与世界的联系。现在，毛甚至表示他很快就开始邀请美国各党派势力到中国来：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在暂时。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毛的态度从将美国妖魔化变为邀请美国总统对话。更令人惊奇的是毛对国内局势的评价，这暗示了毛要停止文化大革命，对话将与一个新的中国开始。

【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予，后头用 步枪 、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斯诺说毛还谈到个人崇拜：

【克服三千年崇拜皇帝的习惯是困难的。。。。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断言。国家刚刚经历过大动荡，GCD组织几乎瘫痪，只剩下对毛的个人崇拜粘系着全国，而这时毛决心放弃一切。

那么管理中国之船驶向哪里呢？是毛以他特征的椭圆弧步引导一个外国记者理解中国正欲展示一个新阶段以达到中国与美国建立新关系的主要目标吗？斯诺报道，毛相信：

【在中美人民之间不应有偏见，而只应有互相尊重和平等。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

尼克松从地理政治观念出发，打破美国外交传统，为了把中国拉回到国际大家庭而作缓解紧张的努力。但对中国中心论的毛，主要的景愿不是国际体系而是中国的安全。为了获得安全感，他愿意移动中国政策重心吸引反转联盟—不过，不是以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名义而是中国社会的新方向—并向美国学习：

【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毛摊开双手）】

后来，毛又肯定了由孔子的道德修养铸就的传统中国统治理念。他把一部分会见时间用来批评红卫兵而不是美国人。说他们“一个是讲假话，。。。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昨天还口中喷火的意识形态主义者今天穿着孔圣人的服装。他的结束语好像带有顺应形势的意思，或像他往常那样，一语双关？毛说，他是：“和尚打伞—”

（斯诺的英文记录：“a lone monk walking the world with a leaky umbrella”，直译过来是，一个孤独的和尚拿着一把漏雨的伞走世界，译者）

毛的最后一句话比他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起者的身份自称是隐退到哲学含义上的一个孤独的教师这一习惯性的戏谑式语言更具深意。其实这是中国的一个经典歇后语，要义在（毛没明说出来）后半句：

“无发（法）无天。”

更直白的意思就是“Defying laws both human and divine—违反人类和神祗的法则”或“Neither God-fearing nor law-abiding—既不怕上帝又不守法。”

换句话说，毛的结束语比词面意义更深远。毛把自己当作一个在法律之上独行的经典圣人。毛在戏弄他的讲英语的会见人吗？他认为斯诺能够理解这一歇后语吗？这通常对一个西方耳朵几乎无法明白。考虑当时相关的围氛，毛的歇后语很可能是说给国内的听众，特别是那些有可能反对他与可憎的美国和解的其他领导人。仅在美国对中国开放不久就出现了林彪叛变的危机—一个被指控为政变的企图。毛实际上是宣布他要把世界再翻个个。在那个使命中，他不会受“人类和神祗的法则”约束，甚至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法则。他在警告怀疑者躲一边去！

毛的会见记录文稿肯定在北京高层中传阅，而在华盛顿它却被忽视了。斯诺被要求推迟发表使得中国有时间开发一个官方的倡议。毛决定打断中间人的传话直接对美国政府高层发声。1970年12月8日，周恩来的一封信送到我在白宫的办公桌上，是由巴基斯坦大使直接从伊斯兰堡带来的手写稿。北京的来信正式承认收到中间人转达的信息，并注意到尼克松总统对巴基斯坦总统阿噶。莫哈默德。叶海亚。汗表达的评论语。几个星期前，叶海亚被白宫召见时，尼克松，当时正与苏联谈判，说：美国不会参加“反中国阵营”并准备派一位特使在双方方便的地方与中国高层接触。

周恩来不提以前的事儿而直说，这是“来自元首，通过元首，直达元首”的信息。强调这一答复是毛和林彪（当时还是指定接班人）同意的，周邀请美国特使到北京讨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休庭争执”并指出它被“美国的外国军队占领了十五年。”

这是一个艺术性的文献。周恩来到底要讨论什么呢？台湾回归的问题还是美军驻台的问题？其中并没有提到美台共防条款。不管它是什么意思，那是二十年来北京关于台湾问题语气最软的一次表达。邀请一个腐朽的资本主义代表到北京，当务之急的事情肯定不止是台湾问题，因为二十年来通过华沙会谈的渠道一直在谈，这必须是跟中国安全有关的问题。

白宫把这个问题的回答留给直接接触以后。我们的回应原则上接受特殊的邀请但把他的使命定义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的广泛问题讨论。”—换句话说，美国特使不会同意把议题只局限在台湾问题上。

为了以防巴基斯坦渠道不那么有效，周恩来又通过罗马尼亚送过来一个平行的信息，不知道什么原因，它比巴基斯坦转来的晚了一个月，在1月份才收到。同样地，我们被告知这封信“毛主席和林彪都看过。”它也把台湾描述为中美之间的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但它添加了另一个新的因素：因为尼克松总统访问过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GC国家的首都—他也会在北京受到欢迎。鉴于过去二十年的全面对抗，只提台湾问题意义重大；换句话说，很清楚地，越南根本不是和解的障碍。

我们通过罗马尼亚渠道也回复了，接受特使的原则但拒绝了总统的邀请。在这样接触的早期，接受总统访问还不是时候，更别说太冒风险了。为了避免含糊，我们表达了我们认为合适的议题，与通过巴基斯坦转发的一模一样，即美国准备讨论一切双边关心的问题，包括台湾问题。

周恩来曾经分别在1970年10月和11月见过叶海亚总统和罗马尼亚副总理。毛在10月会见过斯诺。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这一连串的动作不仅仅反映外交战术问题而是为大团圆结局而奏的大合唱。

但是，令我们吃惊和不安的是，三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一点回音。也许因为那时南越在美国空中力量的支持下正朝着经过老挝南部的北越主要后勤供应线胡志明小道发起进攻。毛的另一只眼睛好像也正盯着美国国内的反战示威，因而另有想法？也许北京想按他们自己的步伐节奏走，装出对战术动作的藐视以掩盖战略上的热切，这不算暴露弱点。更有可能的是，毛在国内有更棘手的问题处理（离林彪事件不到一年，译者注）。

直到1971年四月初，我们才听到北京的动静。它没有经过我们以前建立好的渠道，而是另辟蹊径。这一招公开展露了中国想与美国交好的意愿， 而且与美国政府行动无关。

这就是民间传说的乒乓外交。其背景是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第一次派体育代表队参加国际比赛。当时，在中国的领导层对即将发生的中美两队相遇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论。中国外交部起初建议在锦标赛上彻底避免遭遇，或至少要对美国队态度冷漠。周把事情转告给毛让毛重新考虑。毛两天未睡。一天深夜，服了安眠药以后（毛经常失眠），毛伏案酣睡。突然，他从药物的催眠中一激灵醒来，喊护士赶快给外交部打电话：

“把美国队请到中国来！”

护士问他：“你吃过催眠药的话也算吗？”

毛回答：

“是的，每个字都算数。快点！要不就晚了！”

拿到毛的钦旨，中国的运动员借机邀请美国队访华。

1971年4月17日，这群年轻的美国人充满好奇地发现自己站在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跟 周恩来在一起，多少外国驻京大使都翘首以盼其身影而不得见啊。

“你们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关系的新篇章”， 中国总理肯定地说，“我相信中国人民会全力支持这一友谊的开始。”

运动员们由于被不自觉地推入高层外交政治之中而目瞪口呆，他们无语。这迫使周赶快用一句问话结束会见：“你们不是这样认为吗？”—引来一片掌声。后来，我们琢磨出这是中国特色的方式。

如惯常的中国式外交，毛和周同时在几个层面上玩。在一个层面上，乒乓外交既是对美国一月份发出的信息的一种回答。它向中国公众展示了中国沿着其决定的事业走下去的承诺， 而之前只是通过秘密外交渠道。在那个意义上，这就是保证。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警告，即使秘密渠道阻断，中国也将公开地将事业进行下去。那就是，北京有可能开展一场真正的“人民外交”。

周很快传达外交渠道仍然是他选择的方式。4月29日，巴基斯坦大使带来又一封周亲笔手写的信，落款日期是21日。它解释了三个月的沉默期是由于“当前的形势”，没有指是国内还是国际的形势，但重申了接待代表使团的意愿。周指名北京希望的特使是我，（当时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或总统本人。至于恢复关系的条件，周只提出美国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走武装部队—至今为止最无争吵性的问题—而省略了台湾回归。

到了那个时刻，这一秘密行动几乎要与正常的（之前与北京打交道的）外交企业活动脱轨了。尼克松决定通达北京的渠道只能局限在白宫。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被告知周恩来来信的事情。这样，在4月28日的一次公众汇报会上，国务院的发言人仍宣布美国的立场是“台湾的主权问题是一个未决问题最终要由国际决议而定。”当国务卿赴伦敦召开外交会议第二天发表电视讲话时，他评论了毛与斯诺的会谈，称对尼克松的邀请是“太随便”和“不严肃”。他把中国的外交政策描述为“扩张式的”和“有点偏执妄想”。他还说，只有中国决定以某种方式回归国际秩序并“服从国际法原则”以后，谈判—甚至尼克松访问中国—才能可行。

正是中国战略的当务之急推动了恢复对话的步伐。北京政府发言人反驳台湾问题未决这一说法是“欺骗性的”和“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但是指责的同时又称赞（美国）乒乓球队的访问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新发展。

五月十日，我们正式接受周恩来对尼克松的邀请，但坚持广泛的议题。我们的通信这样写道：“在这一会议上，双边都可以提出任何主要关心的问题。”为了做好最高峰会的准备，总统建议我作为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手代表他打前道会见周恩来。我们指定了一个日期。其理由不是什么高级政策。在春末夏初之交，内阁和白宫通常都有大量旅行活动，而那时正好有一架高等飞机有空儿。

6月2日，我们收到中国的回音。周告诉我们他“很高兴地”向毛报告了尼克松接受中国的邀请， 并且他会在指定的那天在北京欢迎我。我们当时没在意林彪的名字从他的通信中被拿掉了。

在短短一年之中，中美外交关系从水火不容的对抗移进到总统特使及其后的总统本人访问北京。此一行是绕着双方口水仗的边缘但目力集中在地理政治战略目标上而行走过来的，其结果构建了冷战后期的国际大格局。如果那时尼克松听取专家的劝告的话，他就会把中国的邀请当作条件先回到传统的议题然后再考虑。那样的话，这不仅会被当作拒绝，整个中美的接触过程就会被两国国内的和国际的压力所压倒。尼克松对即将出现的中美关系的贡献与其说是他明白两方的愿望毋宁说是他能够铺开一个概念化的基础，使得中国能够与其休戚相关。对尼克松来说，对中国开放是总战略设计的一部分，不是互相刺激的购物单。

中国领导人遵循了平行的路线。回归现存的国际秩序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正因为他们认为现存的国际秩序不是他们插手形成的，因此跟他们无关。他们从来不习惯把自己的安全放进一个法律条框安排的主权国家共同体里。美国至今还认为对中国开放是把她领到摆置好的（静止的）友谊圆桌旁入座。但是中国领导人提到一个“势”的高度—即掌握物体流动的艺术。

当周讲到建立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时候，他表现的态度是促进一个新的国际平衡，而不是两国人民关系的一个终止态。在中国的文献里，找不到用美国词语堆砌的合法国际秩序。中国追求的是这样一个世界：中国在其中以斗争共存的方式得到安全和进步，和平共存和斗争准备处于相等骄傲的地位。美国以首次共产中国之旅跨进这样一个世界。

第九章 恢复关系：与毛周第一次相遇

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最具戏剧性的事件是以近乎秘密的方式进行的。尼克松认为，北京的外交之旅要获得成功就必须保密。行动公开会启动美国政府内部的复杂的许可程序，更要咨询包括台湾在内的世界各方的意见。这将迫使我们将北京之行的前景作抵押，而在我们去之前又无从了解北京方面的态度。公开透明是政府运作的根本原则之一；但是，建立更加和平的国际秩序这一历史机遇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于是我们一行经由西贡、曼谷、新德里和拉瓦尔品第前往北京，代表总统进行一趟没有声张的发现之旅。我的随行人员除其他美国官员之外，还有一个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核心小组 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我本人，3个助手和两名秘密特工。由于最后一个目的地的戏剧性，我们必须在每个城市进行令人厌倦的停留，其日程特意设计为枯燥无味的例行公事，好让媒体不再跟踪报道我们的行动。在拉瓦尔品第，我们消失了48小时，对外宣称的理由是我要在巴基斯坦位于喜马拉雅山脚的一个山中避暑地修整一下（我佯装身体不适） 但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是北京。在华盛顿，只有总统和我的首席助手亚历山大&#8226;黑格知道我真正的使命。

当美国代表团在1971年7月9日抵达北京时，我们对微妙的中国式交流有所体验，但对与北京如何进行实质性谈判则毫无经验，更不用说中国的待客之道了。美国对共产主义外交的经验来自同苏联领导人的接触，主要是同安德烈&#8226;葛罗米柯。他倾向于把外交变成一场对官僚意愿的测试。他在谈判中彬彬有礼但实质上毫不妥协 一有时候人们会感到他正在强制克制自己。

但中国在接待我们的秘密来访以及在之后的对话中完全没有强制克制的感觉。在之前的筹备工作中，他们在传递信息时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断断续续。但我们猜这跟文化大革命有关。现在则似乎没有任何事干扰到我们东道主的泰然自若，他们看起来就仿佛欢迎来自美国总统的特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一件最最平常的事。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更接近中国传统外交风格，而非我们与其他共产国家谈判时见到的并且习惯了的装腔作势的风格。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家善于用款待、庆典和精心培育的私人关系来达到他们治国的目的。这种外交风格非常适合于中国传统的安全挑战—在周边不断的武装挑衅下保存一个平静的农业大国。中国生存下来，并且通过巧妙的平衡艺术运用恩威并施加上辉煌的文化熏陶保持长期的强盛。

在我们这次行动中，接待服务不是在我们到达北京而是在沿途的伊斯兰堡就开始了。令我们惊奇的是，一群会说英语的外交官已经被派到巴基斯坦，随同我们旅行并在五小时的飞行途中帮助我们解除任何对不详目的地的紧张情绪。他们先我们登上飞机，让我们随行的安全特工吓了一大跳（差点拔枪，译者，呵呵），因为他们受训把穿毛式服装的人当作敌人。在途中，这队人开始验证他们对我们的研究成果，练习他们的外交举止，和为他们的总理收集我们使团个人性格方面的情报。

这个团队是周在两年前亲手选拔的，那时与美国开放的想法刚刚萌生，在四位元帅的报告以后。中方陪同人员有唐龙彬（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进（前大使，外交部欧美和海洋事务专家）、毛的侄孙女王海容（外交部翻译）和能力非凡的唐闻生（南希）（布鲁克林出生，后随家回国参加革命，外交部翻译和咨政）。后两位年轻女性据说是毛派的人。两位外交部的官员在被派来前接受任务的反应跟四位老帅一样，都需要周对他们亲自解释这不是考验他们而是毛的亲自部署。这些都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当我们的飞机在中午降落时，叶剑英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毛推荐的研究中国战略选项的四大元帅之一—在北京机场欢迎我们，这象征着PLA支持新的中美关系。元帅用中国造长版高级（红旗）轿车载着我们一行，车窗挂着黑色窗帘，一路安静地驶向钓鱼台。这是一座位于北京西郊由红墙围着的皇家园林宫观，里面有以前皇帝钓鱼的湖，现在是国宾馆。叶建议我们稍事休息，四个小时以后周过来欢迎我们并进行第一轮谈话。

周主动来见我们是一个相当礼貌的姿态。一般的外交礼节是访问代表团在一个东道主国的公共建筑里被接见，特别是当宾主的官衔等级相差很大的情况下（周是总理；而我是国家安全顾问，相当于内阁部长秘书，相差三级）。

我们很快发现我们的中国主人给我们安排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游玩日程，好像告诉我们幸存二十年的隔绝之后，他们现在并不特别着急搞定一个实质性的协议。我们计划在北京呆48小时。我们不能延长我们的逗留时间因为我们要赶到巴黎开越南方面的会议；我们也控制不了巴基斯坦的总统座机，它把我们带到北京。

当我们看到日程表时，我们注意到有一个四个小时的参观紫禁城节目，加上等周的四小时，八个小时就没了。事实上，第二天晚上，周还没有空儿，他要会见北朝鲜政治局的成员。这是预先定好的不能改变了—也许不是为了掩盖这一秘密之旅。如果再算上两个晚上16小时的睡眠，那么就剩不到24小时的时间供在过去二十年中有过战争、接近战争并且没有任何重大外交接触的两个国家举行第一次高层对话。

事实上只安排了两次正式谈判：在我们到达当天4：30-11：30PM，7个小时；和第二天12：30-6：30 P M，6个小时。第一次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按中国外交程序，由美国作临时“东道主”。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由中国作东道主。

可以说中国表现出来的若无其事的态度是一种心理压力。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取得进展，尼克松将大为困窘。但如果过去两年里我们对中国外交活动的分析是正确的话，既然情况已经紧迫到促使毛泽东发出邀请，那么美国特使的拒绝也会让北京处于棘手境地。

对抗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正是我们出现在北京的原因。尼克松急于转移美国人对越南的注意力，毛的决定是为了迫使苏联在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之前投鼠忌器。双方都输不起。双方都知道此举所关系到的利益。

在一次罕见的共同分析中，双方都决定要集中探索对方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既然这次访问的最终目的是开始探究两国之前的敌对外交政策是否可以达成一致，那么概念化的讨论，尽管 有时听起来更像两个国际关系学教授而不是现任外交官在对话， 其实是实用外交的终极表现。

当天晚上，当周恩来总理抵达的时候，我们的握手—至少在尼克松抵达中国公开重复了这一历史性握手之前—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国务卿约翰&#8226;杜勒斯曾经在1954年的日内瓦大会上拒绝同周握手。那次轻慢令中国耿耿于怀，尽管中国一再声明它没有造成影响。然后，我们一起走进一间会议室，宾主在一张蒙着绿色桌面呢的会议桌旁分两边面对面坐下。这里，美国代表团第一次感受了这位半个世纪来跟随毛经受了革命、战争和动乱的传奇人物的风采。

周恩来

在我六十年的公众生涯中，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比周恩来更迷人的人物。中等身材（基辛格说他是小个，译者注），优雅，富于表情的面孔上嵌着一双黑宝石般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能够以超人的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对手心理的细微变化，从而占主导地位。当我与他相遇时，他已经追随毛四十年并作了二十年的总理。他是毛和毛的宏伟规划中的群众份子之间不可缺少的调解人，他把毛的宏伟蓝图变成具体的项目。甚至，许多中国人感激他能把毛的规划过分之处调到可以容忍的幅度。

这两位领袖的差异反映在性格上。只要有人群，毛就是以主导的巨人出现，而周是细雨润土式的。毛的激情能够压倒对手；而周的智慧能够说服或超越对手。毛是嘲笑式的；周入木三分。毛认为自己是哲学家；周把自己当作管理者和谈判家。毛热心于加速历史进程；周满意于充分发挥现状。周经常说：“一个好舵手能够驾风乘浪。”当这两位伟人凑在一起时，分工是不言自明的，原因不是在正式职位的意义上，而是在周的性格行为的深层方面。

后来，有人批评周做了过多的软化毛的冲击力而没有抵制他的事。当美国使团见到周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而他是一个大都市型的，受过外国教育的并且还是与西方接触的积极促进者—这些都令他容易成为革命的靶子。他是文革的给力派还是踩煞车的人？当然，周为了政治生存把他的熟练管理技巧借给了政治实施，他个人可能对此十分厌恶。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躲过了60年代的打倒一大片，而其他当世领导人则无一幸免（他最后也受到攻击，到了1973年后半年，他实际上已经被移出办公室了）

周和我终于面对面坐下来共同探讨我们两个以前互有敌意的国家和解是否真正可能。周邀请我作为客人先讲两句开场白。我已经决定不提两国隔离的细节问题而把重点放在地理政治前景下的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我的开场白包含了一些华丽的词藻：

“许多访问者都来到过这块美丽的，对我们来说仍然是神秘的土地。。。。”

在此，周打断说：

“你很快就会发现她不神秘。你跟她熟悉以后，她就不像以前那样神秘了。”

揭开对方的神秘面纱是定义我们面对的挑战的一个巧妙设计，但周更进了一步。在他面对二十年以来第一个美国使团的讲话中，他强调恢复友谊是新关系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跟他对美国乒乓球队说的一样。

不过，这有点是一个硬脑壳的不带感情的友谊概念。中国GCD领导人依然保持了一些传统的蛮夷管理风格。在其中，对方会以被加入中国俱乐部的“老朋友”身份而受恭维，这一“哥们儿”姿态使分歧在感情上更加复杂化和对抗变得痛苦。当他们进行“中央王国”外交时，中国的外交官会诱导对方首倡中国喜欢的选项而使得默许更像授予对方优惠。

但同时，个人关系的重要性超乎外交战术的意义。中国的外交从几千年的经历中汲取的教训是，在国际关系中，每个问题明显的解决方案通常是一堆相关问题的引子。因此，中国的外交家认为保持关系的连续性是一个重要任务，或许比文件更重要。与此相比较，美国外交倾向于把问题分解成自成一统的小单元，然后依其自身的优劣逐一解决。在这样的任务中，美国外交官也重视个人关系。差别是中国领导人不将“友谊”仅仅局限于个人资质而更是长期的文化、国家和历史联系；美国人则看重对方的个人资质。中国的友谊概念往往是通过培植非实体的利益保持关系的长久性；而美国的概念是通过社交接触促进正在进行的活动。有时，中国人肯为站在朋友一边的声誉花点价钱（当然不是无限的）—比如，毛在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遭到反弹被迫辞职下台后仍邀请他到北京（此是后话）。

一个经常被中国领导人应用的文化特点是他们的历史观—用与西方不同的时间范畴思考的能力。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领导人相对来说，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在一段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上都只能代表一小段。中国过去的辉煌时期和规模给中国领导人披上历史永恒的衣钵让对方自感谦卑。外国的会见人会被感受到他站在大自然的轨道中间而他的行动早已命中注定为中国历史的前进火车作缩写注脚。

在我们到达北京后的第一次交谈中，周大胆地断言美国的历史比中国长，似乎作为欢迎我们的礼帽姿态。不过，在接下来的话中，他又回到传统的观念：

“我们是太平洋两岸的国家，你们有200年的历史，而我们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只有22年的历史。因此，我们比你们年轻。至于古代历史，每个国家都有—美国和墨西哥有印第安人，南美洲有印加帝国。遗憾的是他们的象形文字没有保存下来，丢失了。至于中国古代历史，一个最好的特点就是书写文字，根据历史文物记载，它包含了4000年的遗产。这对我们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有利。”

全面地，周试图寻求一个新的国际关系路线，强调从孔子学说到共产主义发展出来的新的道德规范：

“毛主席多次说过我们绝不作超级大国。我们争取的是，所有的国家，大的小的，都一律平等。不仅仅是两个国家平等的问题。当然，我们两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谈判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可以交流看法，寻找共同点，和把我们的分歧摆在桌面上来。为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真正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国与国打交道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这是不容易的。”

在第一次会晤时，周就一刀斩断这个“歌迪亚死结”（这是个源出于古希腊传说的成语，歌迪亚（Gordius）是公元前四世纪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个国王，他把一辆牛车的车辕和车轭用一根绳子系了起来，打了一个找不到结头的死结，声称谁能打开这个难解的Gordian knot谁就可以称王亚洲。这个结一直没有人解开。到了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拔开身上的佩剑，一下子就把这个死结斩开了。译者加注）。

基辛格：我要问总理你要如何进行下去。我们可以二者选其一：我们可以双方先交换问题，保留答案在最后；也可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讨论。你觉得怎么样好？

周：你的意见呢？

基辛格：我不坚持。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因为周总理先表达了对台湾问题的看法，我们也可以谈我们对印度支那问题的看法。然后，我告诉总理我对他的台湾声明如何反应，他再告诉我他对我的印度支那观点的反应。或者，我们一次讨论一个问题。

周：怎么都行，你决定。你说什么都行。你可以先说台湾问题或印度支那，或一起来，因为也许你们认为它们是有联系的。

基辛格：我认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联系的。

周没有坚持台湾问题是优先问题也没有坚持先决条件。最后，我们把从台湾撤军当作是解决印支战争的条件。

周在台湾问题上的实质立场是我们以前在136次华沙会议上听到过的，他在第一天的长长的讨论中又措辞小心地重述过。美国政府必须承认PRC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接受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情的自然逻辑”决定了美国必须“在一段有限时间内从台湾以及台湾海峡撤走全部武装部队和销毁它的军事设施。”随着这一过程的进行，美国-台湾防卫条款最后就“不存在了。”

对美国而言，问题不是承认一个中国，因为两边都如此宣称，而是把承认北京是“一个中国”的首都放进一个与国内政治需要相匹配的时间框架中去。这需要接下来几届总统的努力，小心地熟练地走一条平衡木，既要不断加深与北京的关系，又要创造条件保持台湾的经济繁荣和民主。秘密之旅仅是个开端。中国领导人，尽管强烈坚持他们的立场，但没有把它推向摊牌。

周在越南问题上作出的模样和我在台湾问题上一样，显得即不作出直接的承诺也不着急。周仔细听取我的演说并提出尖锐的问题；然而他又适可而止，没有施加一点道德上的鸭梨，更别说威胁了。好像中国对越南无论任何援助都是有历史渊源的，而不是战略或意识形态上的，他解释道：

“我们的祖先欠过他们的债。解放以后我们就没有责任了，因为我们推翻了旧制度。然而，我们对他们仍然感到深深的同情。”同情，当然，不等同于政治和军事支持；这是一个巧妙设计的方式向我们表达中国不会军事介入和在外交上压我们。

在第二天人民大会堂的午宴上，周突然提到文化大革命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在外面也看到了，他说，但他想要他的客人理解中国是如何走到—尽管是曲折地—当前中美领导会谈这一步的。

毛寻求净化GCD和冲破官僚结构的隔障，周解释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毛在D政机构之外创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的任务是将社会体系回归到真正的意识形态净地。这一决定事实上制造了动乱，正像各个红卫兵组织不断增大地追求自立和互不相称的政策。确实，按照周的数算，在不断扩大的混乱局势中不同单位和地区都组建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保护自己。这些分立的红卫兵组织互相武斗，对相信共产主义普遍真理和祖国统一的人民是一个震撼。到了这个地步，在全国取得了打倒官僚和坚定信念的进步以后，毛主席要求PLA恢复秩序。

周是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上作出上述解释的，他肯定得到毛的指示去做的。他明晰地寻求远离文化大革命但保持对毛的忠诚。毛应该会看这份讲话文稿。那时，我就想周的话表达什么意思。周说，有一次红卫兵甚至把他锁在办公室里。但另一方面，周又说他没有主席高瞻远瞩，主席看到了革命需要新生力量的需要。

为什么向二十年中第一次来的美国代表团作如此的表白？因为目标是越过正常化到达友谊的层次上去。这里，“友谊”的准确理解是战略合作。为此，必须把中国定义成为一个克服了内部动乱因而更坚定可靠的国家。周暗示，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能够作为一个团结的国家与任何外敌对抗，因而是对付苏联的潜在伙伴。周在下午的正式会议上把这点整明确了。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举行，福建是一个省，在北京和台湾的行政区划分中，台湾和那些近海岛屿都属于这个省。

会议开始，周表述了中国的战略藐视态度，即使所有能想到的敌人都联合起来反对她：

“你喜欢讲哲学。最坏的情况就是中国再次被分割。你们可以联合起来，苏联占领黄河以北，你们占领长江以南，之间东部地区可以留给日本。。。

如果这样的大动作发生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会准备如何应对呢？我们准备用人民战争作艰苦卓绝的抵抗，与你们进行长期斗争知道最后取得胜利。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牺牲一些生命，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得不想。”

据说，周是在毛的特别指示下“夸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担心苏联侵略，但他不想表达出忧心，更别说表现出有求于人了。对于天下大乱的描述是他试探美国态度的一招，避免了直接问会暗含忧心：把潜在威胁极致化和把中国抵抗的坚强意志明朗化。没有任何美国情报估计构想过这样一个催化性的偶发事件；没有一个美国政策制定者考虑过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冲突。然而在他的环视范围内没有确认明确的主要忧心问题—其实是苏联的进攻—这样中国就不是一个求情者。

尽管表面上明白，周的演说是个微妙的路线，将话题引到关于战略合作的讨论。在大西洋地区，在若隐若现的威胁面前，我们与友好国家为盟。他们愿意将口头承诺变成法律义务以得到安心。中国领导人反其道而行之。中国如何准备孤力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即使在核威胁下，反对一切敌人的大联合是那个年代中国标准的口头禅。它的基本目的就是把自力更生变成一种武器，也是以战略平行为基础的相互支持的方式。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相互义务肯定不能写在法律文件上，而是寓于共同的战略看法之中。尽管中国没有要求外部支撑，但基于共同的战略考虑，它会自动起来，如果她的伙伴不以为然，中国也没必要跟他扯。

在第二天会议要结束时，在必须会见他的北朝鲜同志之前，和我们不能更改的离别时间大约18小时前，周提到了尼克松访华的问题。之前，我和周都相互瞟过，但有意回避先说，谁也不想应付拒绝或表现得像个求情者。周最后优雅地进入话题，就像它是个步骤问题（决定双方已经心照不宣，译者）。

周：你对访问的公告怎么想？

基辛格：什么访问（装傻，译者）？

周：只提你或是也提尼克松总统的访华？

基辛格：我们可以宣告我的访华并且说毛主席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他接受了，在原则上或在明年春天一个固定的时间都可以。你喜欢那种？我认为两件事一起提好。

周：那么，是不是能够叫我们两边召集些人在一起草拟公告呢？

基辛格：就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草拟。

周：两个访问。

基辛格：那好。

周：让我们试试。。。。我6点有个约会到10点。我的办公室对你开放。或者你们回到住处讨论。你们可以吃晚饭，看个电影。

基辛格：我们10点见。

周：好的，我会去你们的住处。我们将工作到深夜。

正如当时发生的，公告在当天晚上做不出来，因为在谁邀请谁的问题上双方争执不下。一边想让另一边看上去更积极。我们把分歧分开。草稿需要主席的同意，而毛已经上床了。毛最后批准了这样的说法：“获悉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烈愿望”，周恩来“发出正式邀请”，尼克松“欣然接受”。

在星期天，7月11日下午，我们离开的飞机起飞前，我们终于完成了关于尼克松总统访华声明的草拟通稿。“我们的公告将震撼世界”，周说。代表团乘飞机返回，隐瞒着心中的兴奋等待世界被震撼。我在圣克莱门特号称“西部白宫”向尼克松作了汇报。7月15日，在北京和洛杉矶，同时地，秘密之旅和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公之于众。

尼克松中国之行：与毛的会见

7个月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抵达了北京。对这位总统来说这是胜利一刻，这个死心塌地的反共者发现了一次地缘政治机遇并大胆地抓住了它。作为他所具有的坚韧品质的象征，也是他所开创的新时代的象征，尼克松希望独自走下“空军一号” 与周恩来相见。周恩来身着笔挺的毛式服装，迎风在停机坪等候；中国军乐队演奏着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象征性的握手为周拂去了十八年前杜勒斯冷脸的不快。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性事件，整个过程过于悄然无息了。当尼克松的车队驶入北京时，路上完全没有旁观者。他的抵达在晚间新闻中作为最后一条播出。

尽管开端本身非常具有革命意义，但双方当时尚未对最后的联合公报完全达成一致——特别是在台湾问题的关键段落上。庆祝还为时尚早，中国不想削弱自己在谈判桌上泰然自若的姿态。而且，中国领导人知道让尼克松脸上太有光彩更会使越南小兄弟暴跳如雷。在盟友的首都公开展现他们的敌人肯定会加重中越两国的紧张关系。

作为补偿，我们的主人以邀请尼克松与毛会晤替代公开的欢迎。其实，“邀请”不是一个准确的词语描述毛怎么会见客人的。会晤从来不在日程表上安排；它就像从天而降。这是古代皇帝召见仪式的现代版。毛邀请尼克松的第一个信号出现在我们抵达之后不久，有人告诉我周要在接待室同我见面。他对我说：“毛主席想要见总统。”为了避免产生尼克松被传唤的印象，我询问了一些关于接见顺序安排的技术问题。周一反常态，以不耐烦的态度回答说：“既然主席邀请他，就希望很快见到他。”在尼克松中国之行刚刚开始的欢迎仪式上，早在谈判开始之前，毛就表现了他在批准国内和国际会晤方面的权威。在周的陪同下，我们乘坐中国产（红旗牌）轿车前往毛的住所。美国的安全特工不准随行，媒体也只能被事后通知。

我们穿过一道位于北京的东西横贯线——共产党革命之前这座城市的古城墙就沿这条线矗立——上的大门，来到了毛的住所—中南海。中南海里的路沿着湖边逶迤蜿蜒，湖的另一边坐落着高官的宅所。

毛的居所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稍稍与其他房屋拉开距离。我们看不到岗哨或者其他权力的象征。小小的前厅几乎被一张乒乓球台完全占据了。我们被直接带到了毛的书房。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三面墙是书架，书架上杂乱无章地摆满了手稿。桌上和地上堆了很多书。屋子的一角摆了一张简单的木床。这个以无上权威统治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统治者希望被看做一个哲人君主，无需用传统的威严象征来彰显他的权力。

毛从一组围成半圆的沙发中间站起身来，一个助手陪在他身边以防需要扶持。我们后来才知道几周前他因心脏和肺部患病而导致身体虚弱且行动困难。克服了行动不便之后，毛泽东展现了非凡的意志力和决断力。他用双手握住尼克松的双手，对他露出了非常亲切的微笑。这张照片后来刊登在所有中国报纸上。中国人会非常熟练地运用毛的照片表达气氛和政策的方向。当毛阴沉着脸时，暴风雨就要来了。当毛用手指点客人时，这表示导师对他的“学生”有所保留。

会见让我们第一次亲身体验毛的诙谐简约的谈话风格。大多数政治领袖用要点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思想。毛以苏格拉底式风格推进他的想法。他一般以一个问题或观察开始邀请对方评论。然后，他又用另一个观察承接前者。最后，这一大堆问题、观察和讽刺性评论汇总到一个方向上，但通常不是一个有约束性的承诺。

从一开始毛就不像要与尼克松谈论哲学或战略的样子。在从上海来北京的路上（因空军一号需在上海暂停，换上中国的领航员，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被派去陪伴总统一行）尼克松曾对乔冠华说过他很想跟主席谈哲学。毛知道在座只有我一人是哲学博士，他指着我说：“今天让他一个人主讲好了。”好像习以为常，毛在他的客人之间挑拨“矛盾”。

毛也不想谈时政。

尼克松把问题用如下语言组装起来：

“比如，我们必须问自己—当然只在这间屋子里—为什么苏联在你们的边境有比在西欧边境多的军队？我们也必须问自己，日本的未来如何？日本是不是—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分歧—是不是中立好一点，毫无防卫力量，或与美国有些关系？。。。（我的）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对的危险是苏联侵略还是美国侵略。”

毛不上钩：

“那些烦人的问题我可不想谈。”

他建议那些可以跟总理谈。

那么，毛到底想通过这一曲折拐弯的对话表达什么呢？也许最重要的信息都在不谈之中。第一点，经过二十年在台湾问题上锱铢必较以后，这一问题都没提出来。所有与台湾有关的话是如下进行的：

毛：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同意我们见面。他叫我们“共匪。”他最近讲了话，你看到了吗？

尼克松：蒋介石称毛主席是“匪”。主席怎么称呼蒋介石？

周：我们一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我们有时也叫他们“蒋匪”；轮到他们，就叫我们“共匪”。我们互相骂。

毛：实际上，我们跟他的交情比你们跟他的长。

没有威胁，没有要求，没有定期，没有提到过去的积怨。在一场战争，两次军事冲突，和136次僵局的大使级会谈之后，台湾问题不那么急迫了。它被置放一边了，至少是在当时。

第二点，毛想表达的是尼克松是受欢迎的。第三点，毛想把中国对美国的任何威胁排除掉：

“在目前，来自美国的侵略和来自中国的侵略不是个问题；也就是说，它不是个大问题，因为目前形势下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你想把一部分军队撤回到你们的土地上；我们的不到国外去。”

这句话隐含排除了在越南有像在朝鲜那样中国大规模出兵干涉的担忧。

第四点，毛想表达的是他在对美国开放的过程中遇到过挑战但现在克服了。他给林彪送了一付嘲讽性的碑文，后者在1971年9月13日政变流产以后坐一架军用飞机逃离中国的山海关（原文指北京，译者）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在我们国内也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反对我们与你们接触。结果是他们登上了一架飞机飞往国外。。。。至于苏联，他们最后去收尸去了，但他们什么也没说。”

第五点，毛赞许加速双边合作和鼓励具体事情具体商量：

“我们这边处理事情也很官僚。比如，你想有些私人层面上的人员交流那样的事情，还有贸易。不是决定具体事情，而是停滞在我们坚持不先解决大问题就不谈小问题。我自己就坚持那个立场。后来我看到你是对的，我们就打乒乓球。”

第六点，他强调他对尼克松个人的好感，他说他个人喜欢跟右翼政府打交道因为他们更可靠。毛，这个大跃进、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作出令人吃惊的表白：他投过尼克松“一票”，并且他“比较高兴右派掌权”（至少在西方）：

尼克松：当主席说投我一票时，他是在两个魔头中挑小的。

毛：我喜欢右派。人们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站在右边的；英国首相希斯也是右派。

尼克松：还有戴高乐将军。

毛：戴高乐是不同的问题。他们还说西德的基督民主党也是右边的。我比较高兴右派掌权。

尽管如此，他说如果民主党在华盛顿得到权力，中国也会与他们建立联系。

在开始的时候，毛显示出准备好了大方向，但没对将要开始的谈判有任何具体指示。还不知道在台湾问题上能否找到一个共同的说法（其他问题好像基本上都解决了）。大方向定了，毛提醒如果我们达不成一致的联合公报，要有耐心克服困难。毛争辩说不要把后退当作失败而要努力赶上。眼前的大战略设计太重要了，它在其他所有问题之上—即使是台湾问题。毛劝告双方不要斤斤计较在一个谈判问题上：

“谈得好就好，没有一致也好，如果我们只纠缠在死结上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我们非得达成一个结果呢？人们会说。。。如果我们第一次失败了，人们会讲我们为什么第一次没能成功呢？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走错了路。那我们第二次成功了，看他们怎么说。”

也就是说，即使因为什么看不到的原因将要开始的谈判又成僵局，中国仍会坚持争取在将来与美国达成战略合作的理想结果。

在会晤将要结束的时候，毛，这位继续革命的预言家，对他以前妖魔化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总统强调意识形态再也不与两国关系相关了：

毛：（毛指着基辛格）我认为，一般地说，像我这样的人就像大炮。（周大笑。）我讲那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

毛接着吼吼大笑，暗指那些对这一在过去二十年贴满全中国的标语认真的人。毛最后以嘲讽、戏谑并令人安心的语言结束了谈话：

“你不是我们要打倒的人。他（指基辛格）也不是。如果你们俩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在我们的个人安全得到长期保证和我们的非意识形态关系得到最高权威的批准的情况下，两边开始了长达五天的对话和宴会，又有观光旅游穿插其间。

尼克松-周的对话

实质性的问题被分成三个范畴，第一个是双边合作反对霸权的长期目标—“霸权”不言而喻暗指苏联的词语。这一问题由周和尼克松，也包括我，讨论。我们每天下午至少见三个小时。

第二个是一个讨论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的论坛，由两边的外交部长带头。最后一个是联合公报的草拟小组，有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我领头。草拟工作会议每天在晚宴后进行。

周和尼克松之间的会议是两国元首（在某种意义上）之间的特殊相遇。尼克松集中地把美国政策的概念路线图摊开在对手面前。鉴于双边的出发点，尼克松有必要让对方听到一个美国目标的权威性的可靠的指南。

尼克松对这个角色再合适不过。作为谈判家，他不愿面对面地争执—甚至有意回避-这有时使意思模糊。但他言简意赅。在我认识的十几位美国总统中，他对长期的国际趋势有独到的把握。他利用这十五小时给周展示了他对中美关系景愿及其世界影响的构想。

还在我进行秘密之旅的途中，尼克松就对驻台北大使简述了他的看法。这位大使将不得不十分痛苦地跟他的东道主解释美国在未来的几年将把政策脚步逐渐从台北移向北京：

“我们必须记住，他们（台北）必须有准备面对事实，就是一步接一步地与那边—中国大陆—逐渐恢复正常关系。不是因为我们爱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在那。。。。何况，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尼克松预言，尽管中国内乱和贫穷，她的人民的杰出能力终将中国推进世界大国的行列：

“好吧，你就想一想，如果任何人用一个完美无暇的政府机制管理大陆。我的好上帝呀。。。世上无人能比，我的意思是，你让八亿人民在一个完美无瑕的体制下齐心尽力工作。。。他们肯定是世界领袖。”

回到北京现在时，尼克松在正点上。无论他对共产体系有什么负面看法，他不是到中国来对他们的领导人灌输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企业原理—肯定也没用。尼克松在冷战中寻求的是一个在部满核武器的世界上的稳定国际秩序。这样，在第一次与周的会谈中，尼克松表达了对革命者真诚的敬意—尽管他早年认为他们的胜利是美国政策的失败：

“我知道你们深深地相信你们的原则，我们也深深地相信我们的。我们不要求你们在原则上让步，就像你们不会让我们让步一样。”

尼克松承认他的原则让他—如许多美国人—支持反对中国的政策。但是世界变化了，现在美国利益要求华盛顿适应这些变化：

“我的看法，因为我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工作过，那时与杜勒斯先生的相似。但是从那时起世界变化了，美国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也必须改变。正如总理在与基辛格博士谈话中说到，一个好舵手必须能够驾风乘浪，不然他就会被潮流吞噬。”

尼克松提议把外交政策建立在利益互惠基础上。假如双方的国家利益清楚并考虑到稳定的需要，或至少为了避免灾难，这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可预见性：

“只在这里说，总理知道我也知道友谊—这点我感到我们个人之间有—不可能是一个有建树的关系的基础，至少友谊不是唯一的。。。。作为朋友，我们可以同意某些优雅的语言，但除非那种语言达成的协议服务于我们的国家利益，它不会有太大意义。”

采取这样的路线，坦诚是真诚合作的门票。正如尼克松对周说：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坦诚相见并认识到我们不会做不符合我们双方利益的事情。”

尼克松的批评者把这类话语称为一种自私的版本。

然而，中国领导人经常引用这些原话作为美国可靠的保证—因为它们精确、可计算、而且是互惠的。

在此基础上，尼克松提出一个美国在亚洲的长期作用—即使从越南大部分撤军以后。不一般的是他把它当作“相互利益”而表述。二十年来，中国的宣传攻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是殖民压迫并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它。但是尼克松在北京坚持地理政治当务之急超越意识形态—他人在北京这点就说明了问题。有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北京不再可能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之上。他在这趟旅行之前就对我说过：

“我们不要对美国的世界作用感到抱歉。过去不必，现在不必，将来也不必。我们也不必主动讲清楚美国将如何做。好的，换句话说，光着膀子（英语里常说：丢了衬衫—输光了—的同义语，译者），拍着胸脯，我们撤退，我们会这么做，那啥，还有其它的。因为我想我们必须说，好的，‘美国威胁谁了？你想让谁玩这个角色？’”

尼克松诉求的国家利益在绝对意义上是很难用来规范国际秩序的。作为行动准则，定义国家利益的条件太广，解释幅度太大。需要价值认同相协调。

当中国和美国隔着二十年的裂缝第一次打交道时，两边的价值明显不同，如果不是对立的话。在所有困难面前取得国家利益的共识就是最有意义的调和。意识形态只能使双方走向对抗，在广泛的边缘问题上互相角力。

那么，实用主义够用吗？它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也可以很容易使冲突尖锐。每一方都比另一方更了解自己的目的。依其国内团结的地位，以实用主义角度作出的退让会被国内的反对派称为展示软弱。因此，每一方都想把价码抬高。在第一次与中国打交道时，问题是如何认同或使其认同利益的定义。尼克松-周的谈话提供了认同的总框架，上海联合公报是通向它的桥梁，但是在其中关于台湾的段落上有过相当的争论。

上海联合公报

通常地，联合公报的适用期很短。它只定义气氛而不是方向。但是总结尼克松访华的联合公报不是这么回事。

领导人都喜欢制造一个联合公报完全代表他们的想法和谈话的印象。最好双方领导同意每个标点符号，而且是通常努力如此的。富有经验的睿智的领袖知道怎么做好。尼克松和周都明白迫使领袖们在短期峰会内字字斟酌是无益的。通常，即使意志坚强的人—不是这样的人也凑不到一起—在时间和媒体的压力下也不能解开死扣。因此，联合公报通常都由外交家事先大部分写好带到会议上来。

故事回到1971年10月，我专为此行第二趟来到北京。当时行动的代码叫波罗-II（Polo II），因为在我们命名秘密之旅为波罗-I（Polo I）以后，我们就没有想象力了。波罗-II的主要目的就是同意一个在四个月以后尼克松访华结束时总统和中国领导人都能接受的联合公报。

我们在北京政府结构刚刚经历了一次大震荡的时候到达北京。几个星期前，毛亲手指定的接班人林彪被指控一个阴谋，其完整程度还没有被官方合盘端出。各种解释都有。当时领先的看法是林彪，这位“小红书”的编集者，貌似认为中国的安全依靠文化大革命原理比依靠跟美国搞动作更可靠。还有人提示，在当时，林彪实际上反对毛拉近务实的周和邓，因意识形态上的嫉妒而采取保卫自己的战术。

当我和随从7月20日抵达北京时，危机的痕迹尚存。从机场到住地的途中，我们经过一些熟悉的标语“打倒帝国资本主义和它的走狗！”有些还是用英语写的。在国宾馆我们的房间里也有相同主题的传单。我让我的助手把他们收集起来交回给中国同级的官员，就说是前面的客人落下的。

第二天，代理外交部长在陪我去人民大会堂见周的时候注意到了那些政治尴尬。他专门让我注意看墙上覆盖住旧标语的新标语，这回上面用英语写着：“欢迎亚非拉乒乓锦标赛！”其它的标语都被刷掉了。周提到那些笑笑对我们说，我们应该看实际行动，而不是言辞的“空炮”—几个月后，我们又从毛嘴里听到这个词。

联合公报的讨论开始很平常。我先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尼克松看过同意的草稿。在那里，双方肯定将致力于和平并在一系列未决问题上加强合作。在台湾问题一节上是空白。周接收了草稿作为讨论的基础，并答应第二天早晨作出中国的改进和另种说法。

下面发生的却不是我们合计好的。毛干预了，毛让周停止草拟这种“臭大粪的联合公报。”他可以把GC主义高调说成是“空炮”，但他显然不准备放弃它们作为GC干部的指南。他让周坚持在联合公报里加进GC正统信念作为中国的立场。毛革命一生的基本点就是和平只能在斗争中出现但不是它的终止。中国不怕对美国呛声。

周按毛的指示作出了他的表述。他用了一些不妥协的语言阐述中国的立场，留出空页让美国阐述它的。

（以下译者引用上海联合公报有关段落作比较如下：）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以及在今年二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系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原来周的草稿（也是我的）是一种陈词滥调，就像跟苏联签的那种，双方既不认真也不执行。现在，起初我吓了一跳。后来，我反转一想，这种不正统的格体好像解决了两边的问题。每一方都可以重申他们的信念，这样对国内听众和不安的盟友也好交代。分歧在过去的二十年是人所共知的。对比正好凸显了共同取得的一致点。在没有外交代办或充分安全的通信渠道情况下，我无法跟华盛顿联络，但我有充分信心知道尼克松会怎么想。于是我相应加强了美国的立场：

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愿望。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来侵略的危险。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美国强调：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一贯的首要目标是谈判解决；越南共和国和美国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八点建议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在谈判得不到解决时，美国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保持其与大韩民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按照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美国赞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继续下去，并把全部军事力量撤至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美国支持南亚各国人民和平地、不受军事威胁地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而不使这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目标。

这样，一个在中国土地上由中国新闻机构发布的联合公报让美国重申了它的承诺：“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并宣称了与韩国和日本的紧密关系。特别是提出了新国际秩序的看法，否定任何一个国家的霸权和允许各国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发展自己。

至此，最有意思也是最重要的条款是关于“霸权”的一条，它说道：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没有明说，但联盟就建立了。在几近迂腐的修辞学掩饰下，结论是令人震惊的。不到6个月前还是敌人，现在声明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苏联圈的任何进一步扩张。这是个的的确确的外交革命，下一步肯定将讨论抵制苏联野心的战略措施。

当然，战略的持久性取决于台湾问题上的进步。到了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台湾问题已经被双方从各个角度加以探究过了。

谈判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双方的外交家需要两者择其一。一个战术是—这确实也是传统的路线—先摆出最高的姿势，然后逐步下台阶，直到可以保持的最低姿态。这种战术喜欢被热衷于保护他的国内地位的谈判家采用。然而，尽管开始“坚强”，过程则表现出逐步放弃最初的叫牌而显得身段变软。另一方有可能被诱惑得寸进尺。这样，谈判就像一个拉力赛。

避免强调过程而非实务，可取的路线是开叫就接近判断出来的最可维持的结果，“可维持”的定义在抽象意义上就是双方都有保持的利益。对台湾问题来说，这有点难度，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双边退让的空间比较窄。因此，从一开始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就提出我们判断是一个建设性的发展立场。尼克松在2月22日把从以前交流经验提炼出来的东西提升成五项原则。它们是全面性的但同时也是美国退让的底线。未来将在这个框架里行驶。这五项原则是：

—肯定一个中国的政策；

—美国不支持台湾内部的独立运动；

—美国不鼓励日本插手台湾事务（鉴于历史原因，是中国特殊关心的）；

—支持北京和台北之间的任何和平解决方案；

—承诺继续关系正常化。

在2月24日，尼克松解释了当美国遵循这些原则时台湾问题可能如何在国内演变。他的意图是，他确保，正常化在他的第二个选期完成，美国也将在那段时间里从台湾撤军—但他告诫他不处于作出正式承诺的位置上。周回应道, 两边都有“困难”, 没有“时间限制”。

原则和务实主义就这样存在于一个模糊的平衡当中，乔冠华和我草拟了上海联合公报的最后部分。关键的地方就一个段落，但它花费了两个通宵才产生出来。它这样写道：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这一段落把几十年内战和敌意合折进一个肯定的一般性的原则之中，这一原则北京、台北和华盛顿都可以接受。美国以承认海峡两岸任一边的中国人信念来处理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一表达式的灵活性让美国在其后的几十年把自己的立场从“承认”移位到“支持”。台湾得到了经济和内部民主发展的机会。中国得到了对其在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核心利益”的承认。

尽管有时出现过紧张，上海联合公报达到了目的。在它签字生效以来的四十年中，中国和美国都没让这一问题中断两国关系发展的惯性。这是一个敏感的有时紧张的过程。整个期间，美国肯定了和平解决重要性的看法，而中国则强调了最终统一必然性的信念。每一边都采取了有克制的行动，并寻求避免强迫对方考验自己的意志强度。中国宣布了核心原则但在实施时间上保持灵活。美国一直是务实的，具体事情具体处理，有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内鸭梨影响。就整体来说，北京和华盛顿都以中美关系为重。

尽管如此，任何人不能错把暂时的平衡当作永恒的状态。从来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放弃对最终统一的坚持，或可以期望如此。同样，不可预见美国领导人会放弃企望那一过程的和平方式的信念，或改变美国的看法。政治家需要防止政策漂移到双方不得不互相考验对方信念的性质和强度那一点。

余波

尼克松中国之行是为数不多的令国际事务出现重大改变的国事访问之一。中国重新进入世界外交舞台，美国战略选择增加，从而令国际体系有了新的活力和弹性。尼克松访华之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和日本的领导人先后访问中国。中国和美国之间磋商的密集程度甚至在正式的盟国之间都是罕见的。

接下的几个星期，美国有一种欢呼的情绪。许多美国人欢迎中国回到她原来所属的（确实是）国际大家庭，并把这一新的事态当作国际政治的一个永恒特征（其实不是）。尼克松（天性怀疑）和我都没有忘记中国执行以前政策的坚定性与当前一样，而且她的领袖即使现在如何优雅迷人地礼遇我们，不久之前在相反方向的事业上依然迈着坚定的步伐。我们也不能假定毛—或他的接班人—放弃他们奋斗一生的信念。

未来中国的政策是一个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复合材料。对中国开放只是一个合作机会，在那里利益可以协调一致，分歧可以移开。在和解的时候，苏联的威胁是一个动力，但更深层的挑战是建立合作信任，使得其后几十年几代领导人有紧迫感。这同样促使美国方面的变化。中美和解的回报不是永久友谊或价值河蟹而是全球平衡的调整，这需要双方领导人不断地精心呵护，也许，总有一天，会达到价值河蟹。

在这一过程中，每一方都是自己利益的监护人。并且，每一方都把对方当作与莫斯科关系的杠杆。正如毛不厌其烦地指出，世界不是静止的；矛盾和不平衡是自然规律。反映这一观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尼克松访华描述成是中国“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加强自己”的一个实例。

双方的利益是否有一天会真的一致呢？这些利益能否有一天让双方摆脱流行的意识形态，从而避免对立情绪造成的混乱？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为应对这些挑战打开了一扇门，但是这些挑战如今仍然存在。

第十章 准联盟：与毛的谈话

秘密之旅为重建中美关系搭桥。尼克松访华为两国战略合作开启了新篇章。合作的原则树立了，框架还得搭建。上海联合公报的语言暗示了一种联盟。但中国的独立自主姿态使得形式与实质的连接困难。

随着历史记载国际交往，联盟就出现了。有各种原因促使联盟：把各个盟友的力量团结在一起；提供互相援助的义务；在当时战术行动之外增加威慑。中美关系的特殊之处是两边都在没有正式义务之下协调行动。

这种事态就是中国国际关系观念的内在特性。宣布中国“站起来”后，毛可以向美国伸手，但绝不会承认中国的力量不足以对付任何可能的挑战。他也不会接受在任何时候出现的超出国家利益之外提供援助的抽象义务。中国在毛领导时代的早期只有一个联盟：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与苏联，中国在展现新的国际身份时需要支持。后来，她在1961年与北朝鲜结成友好合作互助联盟，其中包括一个在受到外敌攻击时互联防御的条款，至今有效。但那更像中国历史常见的附属国关系：北京提供保护；北朝鲜的回护是无关紧要的。与苏联的联盟在一开始就有问题，大部分因为毛不接受哪管一点点服从的暗示。

尼克松访华之后出现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是文件上书写的正式相互保证。它也不是心照不宣的联盟，基于非正式的观点一致。它是一种准联盟，从与毛的谈话—1973年2月和11月—和与周的长时间讨论—1973年—中逐渐浮现出来的。从那以后，北京不再抵制美国力量的投影—就像尼克松访华之前那样。相反，在中国明显的战略设计中，她把美国当作与“北极熊”玩平衡的砝码。

在新关系的早期，中国领导人还有时继续放意识形态的“空炮”反对美帝国主义，但是私下里，他们会批评美国官员在外交政策上太克制。事实上，在整个七十年代，北京比美国公众或国会议员更支持美国行动随心所欲。

“大连横”：中国反包围

最初的一年，这一设计缺少一个毛批准的执照。在与尼克松的会谈中，他指明了大方向，但又非常自负地拒绝讨论任何战略战术问题，也许因为那时上海联合公报还没出炉。

毛在与我的两次长谈中作了补充。第一次是在1973年2月17日深夜，11：30PM-1：20AM。第二次发生在1973年11月12日，5：40-8：25AP M。谈话内容说明了他们的范围。第一次谈话之前一个月，黎德寿—北越的谈判者—和我签署了巴黎和平协议，结束了越南战争。第二次谈话之前，美国在1973年的阿以战争中力挽狂澜，将阿拉伯世界对苏联的依赖扳到美国这边来，特别是埃及。

在两次情况中，毛在挑选的媒体面前热情地表扬了中美关系。在二月份，他评论说美国和中国曾经是“敌人”，但“现在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友谊。”进一步，毛给出了行动的定义。因为毛喜欢用寓言，他选了我们最不必担心的问题开始，就是中国对美国访华官员的情报工作。这是一种间接表示伙伴关系又不必要求回报的方式：

我们不讲假话不搞阴谋诡计。我们不偷你们的文件。你可以故意把它们放哪里来试试我们。我们也不上梁偷听。那些小伎俩没用。对于大动作，小伎俩也不管用。我对你们的新闻记者斯诺说过，我们也有情报机关，和你们的一样。他们不好使（周总理大笑）。例如，他们不知道林彪的事（周总理大笑）。后来，他们也不知道你要来。

当然， 最不可观的前景就是美国和中国各自放弃收集对方的情报。如果说中美关系走进一个新时代，重要的是双方透明并阐述平行的计算。但是限制情报机关的活动却不是最好的开始。主席传递了一个透明度的信息但同时也是警告他不吃那一套。作为问题介绍，他混合着诙谐、蔑视和战略考虑回顾了与苏联的交往：

毛：他们想通过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与我们讲和，他们劝告我们不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斗争。

基辛格：我记得他来过这里。

毛/周：很长时间了。

周：那时他第一次来中国（用英语说的）。

毛：第二次柯西金自己来的，那是1960年。我对他宣布我们要与他斗争一万年（大笑）。

翻译：主席说的是一万年的斗争。

毛：这次，我对柯西金让步了，我说原来我说这场斗争要搞一万年。可怜你亲自跑来一趟见我，我减去一千年（大笑）。你看我有多慷慨。一旦我让步，就是一千年。

基本的信息仍然是一样滴：合作是可能的但还没有战术动作，这个经历过一切可以想象的冲突的老兵是不可以被欺骗的。在深层，它是个警告，即如果和解中断，中国会变成一个坚韧可怕的敌人。

在一年前对尼克松谈话时，毛免提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这次为了排除任何威胁，我直接把台湾问题从中美关系切开：“美国与我们的关系应该与我们与台湾的关系分离开来。”毛建议美国应该像日本做的那样“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然后我们两国才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但是，至于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毛告诫：“那很复杂。我不相信和平过渡。”毛然后转向外交部长姬鹏飞问：“你相信吗？”在与在座的其他中国领导人商谈以后，毛拿出了主意—没有时间鸭梨：

毛：他们就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他们怎么与我们合作？我说咱们先干，现在可以不管台湾的事儿，让它等待一百年以后吧。这世上的事情没有那么快。干嘛要着急呢？不就是个一千多万人的小岛嘛。

周：他们现在有一千六百万。

毛：至于你们与我们的关系，我看不用一百年。

基辛格：我肯定。我认为那要来得更快。

毛：但那要你们来定。我们不催你们。你们感到需要，我们就干。如果你们感到现在不可能，那么我们就推迟到以后。

基辛格：这不是需要的问题；是实际可行性的问题。

毛：那都一样（大笑）。

在毛的典型的自相矛盾的风格中，这里有两个同等重要的意思：第一个，在台湾问题上北京不会放弃她使用武力的选项—确实可能某一天期待如此；但第二点，至少在眼前，毛推迟这一天，就像他说的等一百年以后。这个玩笑有意为主题扫清道路，那就是乔治。坎南的大包围理论的军事应用—苏联如果被阻止扩张的话，会由于内部的紧张而垮台。但是坎南的原理主要针对国内政策和外交行动，毛意图用所有能利用的鸭梨直接对抗。

毛告诉我，苏联代表全球性威胁，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加以抵制。不管其他国家怎么做，中国会抵抗攻击，即使她的军队不得不撤退到中国内地的深山老林里打游击战。但是与美国和其他有共同想法的国家合作会加速胜利，而胜负的分晓已经由苏联的长期内虚所决定。中国不会求援也不会以合作作为互换条件。但她准备采用与美国平行的战略。结合键是共同信念，不是正式义务。毛争辩，坚决的全球性包围苏联这一政策肯定能成功，因为苏联的能力不配他的野心：

毛：他们不得不对付这么多的对手。他们得对付太平洋。他们得对付日本。他们得对付中国。他们得对付南亚，那包括好几个国家。而他们只有一百万军队在这里—还不够自我防卫，作为进攻部队还少了点。他们不可能进攻，除非你们先让他们，你们先给他们中东和欧洲，那他们就腾出部队到东边来。再增加一百万。

基辛格：那不可能发生。我同意主席，如果欧洲、日本和美国握紧在一起，并且我们正在中东作着主席建议的事—那么对中国攻击的危险就很小了。

毛：我们也正拖着他们的一部分军队，这对你们在欧洲和中东有利。例如，他们有军队在外蒙古部署，至晚在赫鲁晓夫时代那里还没有。那时，他们没有在外蒙古部署部队，因为珍宝岛事件发生在赫鲁晓夫以后。它发生在勃列日涅夫时代。

基辛格：那是在1969年。这就是为什么西欧和中国和美国在这段时间协调行动非常重要。

毛：Yes。

毛鼓励的合作不只局限于亚洲。没有一点粉刺的意思，毛鼓励美国在中东军事介入以抵制苏联—这正是中国宣传机器雷鸣般鼓噪反对的“帝国主义侵略。”1973年阿以战争后不久，萨达姆。侯赛因去了莫斯科，伊拉克引起毛的注意并把它加进他的全球战略局中：

毛：现在有个关键问题，就是伊拉克问题，巴格达。我们不知道是否你们可以在那个地区做点工作。对我们来说，可能性不大。

周：那么做比较困难。有可能同他们建立联系，但让他们改变取向要花一点时间。如果他们在那里遭了罪，他们有可能改变取向。

周正在建议有必要采取协调的政策让伊拉克为对苏联的依赖付出大代价使得它不得不改变取向—就像埃及（也可能是出自自身的体验而拐弯抹角地评论盟友如何都会厌倦苏联的沉重爱戴）。以这样的方式，毛评估了中东各国的力量和弱点，几乎一个不落。他强调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作为苏联扩张障碍的重要性。除了伊拉克，他还对南也门担心。他强烈要求美国在印度洋增加力量。他是个真正的冷战大师，美国保守派都会为他鼓掌。

日本指定是毛的协调战略的一支主要力量。在1971年的秘密之旅时，中国领导人还对美日联盟耿耿于怀。周曾警告我们要小心日本；他说，如果你们扶植日本经济复苏到了挑战我们的地步的话，现在的友谊会萎缩。在1971年10月，他又强调日本“羽翼已满，正待起飞。”我回答，尼克松在他的访问中也详加说明，日本孤立比处在国际秩序里—包括与美国为盟—更有问题。到了1973年我们与毛谈话时，毛接受了这个说法。他现在鼓励我多花点精力在日本并培植日本的领导：

毛：让我们谈谈日本吧。这次你要去日本呆几天。

基辛格：主席总责怪我对日本的态度。我对主席的意见是严肃的，这次我逗留两天半。他说的很对。不让日本感到孤立和没人搭理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应该给他太多的想法乱说乱动。

毛：那就是不要使他们倒向苏联一边。

美国跟中国的全球协作如何实施呢？毛建议每一方都明确提出一个国家利益概念并在自己认为需要的时候行动：

毛：我们也说，在同样的情形下（毛用他的手指了指），就是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说的，每一方用他自己的办法按自己的需要行动，那样的结果就是两个国家手挽手行动。

基辛格：是的，我们面对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用不同的办法但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

毛：那就好。只要目标一致，我们不会伤你们，你们也不伤我们。我们一起共同对付那个杂种（大笑）。事实上，有时我们会批评你们一会儿而你们也批评我们一会儿。那个，你们总统说，是意识形态影响。你们说，你们GCD滚开。我们说，你们帝国主义滚开。不这么说不行啊。

换句话说，每一边都可以用任何意识形态口号武装自己满足国内的需要，只有它不干预反对苏联危险的合作需要。意识形态归属于国内管理；它离开了外交政策。只要目标一致，意识形态的“军备竞赛”可以是有效的。

在政策执行中，毛也能够很务实；在它的概念形成过程中，毛总是努力找出相互重叠的原则。毛不是当了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领袖后才突然变成务实主义者的。坎南的大包围理论主要应用于欧洲和大西洋关系。毛的是全球性的。在毛的概念中，受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国家“应该连成一条横线—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毛在1973年2月首次对我提出这一概念，以此解释这组国家如何开展与苏联的斗争。这就是所谓的“大连横”战线。

我们同意这一分析的实质。但是中国和美国国内体制对实施这一方略的要求不同。两个有如此差异的政体如何执行同一个政策呢？对毛来说，概念和实施是一回事儿。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在当时水门事件丑闻将尼克松的威信大打折扣后，困难在于争取公众和我们的盟友的支持共识。

反对苏联的“大连横”战略反映了中国对国际局势的冷静思考。这出于她自己国家的战略需要。但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则提升了这一总战略的模糊度。它依赖于所有国家能够在每种情况下都作出有比较性的计算能力。美国，中国，日本和欧洲的联合肯定战胜苏联。但如果有的国家计算不同怎么办—特别是在没有法律义务约束的条件下？如果，恐怕正如中国所不愿，有些伙伴认为最好的力量平衡是美国欧洲日本与苏联联合而非中国那又怎么办？。。。这样，在中美合作的关键时刻，两国领导人坐下来讨论准联盟的各个元素国可能如何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这种关系。中国独立自主的概念使得中国领导人很难相信他们的伙伴甘愿冒和他们一样的风险。

在应用“大连横”概念方面，毛这个矛盾专家遇到了一连串不可回避的矛盾。其中一个就是这一概念与中国的独立自主想法不相吻合。合作取决于独立计算结果的汇总。如果他们与中国吻合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各方有差异，中国的怀疑态度就会自发产生并增长到难以克服的程度。

大连横概念是西方的共同安全概念的肌肉版。但在实践中，共同安全更容易以共同公约因子运算。前者是以某一个有着详细的地缘政治设计蓝图的国家信念为基础。而后者正是美国在它领导的联盟中实践的经验。

这些在任何全球安全体系都本质存在的困难当然也困扰着毛，特别是对美国开门并没有像他原来设想的那样使美国对苏联关门。毛之转向美国是基于他相信美苏两国的分歧最终不会导致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有任何重大妥协。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共产党在三四十年代 “统一战线” 的战略应用。在尼克松访华以后，就有标语出现：“利用矛盾一个一个地消灭敌人。”毛假定美国对中国开放会使苏联疑心倍增也使美苏之间的紧张倍增。在对中国开放之后，苏联开始对华盛顿争相邀宠（毛可没对华盛顿“邀宠”，译者）。两个核超级大国接触频频。尽管一方面美国清楚地发信号表明它把中国当作国际秩序中的基本力量并在她受到威胁时支持她，美国另有选择这一事实与这位老革命家的本能意识相抵触。

大连横的麻烦毛已经检查到了，就是如果力量计算决定行动的话，中国的军力是个软肋，可能需要美国的某种支持，至少在当时。

这就是为什么在合作对话的每一个阶段，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都坚持设计一个保留中国的行动自由和自尊的提案：就是说，中国不需要保护，必要的话，中国能够独自处理任何可测的风云危机。他们使用“共同安全”的修辞外皮儿，保留自己往里添馅儿的权利。

在1973年两次与毛的谈话中，他都强调了一点：中国藐视任何形式的压力，特别是核压力。他说，如果核战争消灭了中国所有三十岁以上的人， 它可能帮助中国取得统一语言的长期益处：

“如果苏联朝我们扔原子弹，杀死所有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就解决了中国复杂的方言问题。因为像我这样的老年人不会说普通话。”

当毛向我详细讲解如何把侵略者引进一个充满敌意的人口陷阱（即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译者）之中时，我问：

“如果他们只用炸弹而不派军队怎么办？”

毛回答：“我们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织一个学术委员会去研究一下。我们会让他们暴打我们，直到把他们的资源消耗光。”

影射美国在中国行动时仍喜欢研究，说明毛即使提出大连横理论也在其中考虑了中国独力支撑的可能情景，还有点绘声绘色。毛和周（还有后来的邓）都强调中国在“深挖洞，广积粮。”并能够以“小米加步枪”生存几十年。一方面，这种夸大其词可能是为了掩盖中国的不给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对如何面对灾难性的全球战争而作的严肃分析。

毛反复地拿中国在核战争中的生存能力开玩笑，有时甚至带点清风拂面式的幽默，被西方观察家看作是神经错乱，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他们（参加大连横战线）的决心，因为这种玩笑撩起了核战争恐惧。

其实，毛最担心的是面对流行的“相互保证毁灭”威慑原理。“相互保证毁灭”取决于引发全面毁灭的一个给定百分比的能力。假定对手也有相当能力。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安全体系即基于此点。这一全球自杀的威胁怎么可能不是一种夸张呢？毛把美国对此依赖的态度解释为不敢使用其他武力手段。后来，毛在1975年的一次谈话中，一刀切中冷战核威胁两难困境的要害：

“你们对核武器有信心，你们相信。但你们对你们自己的军队没有信心。”

中国如何？暴露在核威胁之下无还手能力？毛的回答是，基于历史表现和经年日久的忍耐性，中国HOLD住。没有其他社会能够想象这是一个可信的安全政策，在她失去几亿人口和大部分城市被占领以后最终取得胜利。这一差距定义了中国和西方在安全概念上的不同。中国的历史验证了中国有能力克服其他人不可想象的压迫并最后以文化和广袤加之于征服者而取得最后胜利。其实，这一信仰已深深根植于她的人民和文化之中，以至于毛对他们的日常表现产生厌世的反面思考。不只是有太多的中国人；更还有他们文化的坚韧性和他们人际关系的亲密性。

但是，西方领导人，更能聆听人民的声音并做出回应，没有准备给他们的人民提供这样的安全保障。对他们来说，核战争是可证明的最后一帖药，而不是标准的手术步骤。

中国的独立自主控不总是被美国理解。习惯于用安慰性的仪式加强我们与欧洲的联系，我们不总是能正确判断相近的声明对中国领导人的心理影响。当亚历山大。黑格上校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在北京见到周时，他用标准的NATO语气说尼克松政府会抵制苏联包围中国的努力。毛的反应语气强烈：

“包围中国？我要他们来救我？笑话！。。。他们关心我？那真是‘猫哭死耗子’。”

在1973年11月我的访问结束时，我对周提议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建立一个热线电话，作为减小偶然性战争风险的措施。我的目的是给中国一个参与美苏武器控制谈判的机会以免中国怀疑那是孤立中国的阴谋。毛却不同地看。

“有人想借给我们一把伞，”他说。

“我们不要，一个核保护伞。”

中国不与我们共享核武的观点，更别说共同生存；她仍用“以夷制夷”那一套分化“边疆”。中国历史的噩梦是蛮夷拒绝被利用，联合起来用他们的优势兵力或直接征服中国或割据中国。中国人认为，这一噩梦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中国把自己锁定在与苏联和印度的敌对关系中，并对美国也不是没有怀疑。

两国对苏联的态度也有根本差别。中国喜欢采取不妥协的对抗姿态。美国在抵制对国际秩序的威胁方面也同样不妥协。但我们对在其他问题上改善关系持开放态度。对中国开放震动了莫斯科；这也正是我们的目的之一。事实上，在我的秘密之旅之前，我们同时也试探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的峰会。北京峰会先到的一个很大原因是苏联试图把莫斯科访问作为先决条件。当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公布后，苏联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战术。中国当然注意到在这一三角关系中华盛顿距离莫斯科和北京比后两者之间更近。这引来了中国领导人对缓和政策的尖刻评论。

即使在中美关系的高潮，毛和周也会有时对美国战略灵活性表示担忧。美国的意图是“站在中国的肩膀上招呼苏联吗？”美国的“反霸”承诺是个阴谋吗？西方在欺骗中国，还是西方欺骗自己？无论如何，实际效果就是将“苏联的坏水”引向东方。这大致是1973年2月周谈话的主题：

周：也许他们（欧洲）想把苏联的坏水推向另一方—东方。

基辛格：不管苏联进攻东方还是西方对美国都是同样危险的。美国不占便宜，如果苏联进攻东方的话。事实上，如果苏联进攻的话，向西方比向东方好说，因为我们有更多的公众支持抵抗。

周：是的，因此，我们相信西欧把苏联推向东方的愿望也是个幻觉。

毛，总是把想法执行到目的终结，有时把美国也当作他的辩证战略思想的一部分。

毛：因为陷在越南的泥潭中你们吃了不少苦，你是否认为如果他们陷在中国这个泥潭里他们会好受一点？

基辛格：苏联？

南希。唐：苏联。

毛：然后，你们可以让他们陷在中国的泥潭里，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或四年。然后你们就用手指捅苏联的后背，就是说为了和平你们必须把社会帝国主义打倒。也许你们开始可以帮他们做生意，说你想反对中国，要什么我们都帮助。

基辛格：主席先生，我们互相了解动机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在攻击中国这点上我们绝不故意地与他人合作。

毛：（打断）不，我不是那意思。你们那么做的目标是打倒苏联。

毛一语中的。这在理论上对美国来说是个可行的战略。缺少的是一个领袖想到它和民众支持它。这种抽象的运作在美国是达不到的，也是不欲取的；美国政策从来不可以仅仅依靠权利政治。尼克松政府对待中国安全的重要性是认真的。在实际中，美国和中国交流了大量信息并在多方面领域合作。但是华盛顿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可能放弃针对另一个国家的战术自主权，不管多么重要。

水门事件的影响

正当美国和中国的战略构想将要重叠的时刻，水门事件危机险些使关系进步脱轨，这件事削弱了美国处理地缘政治挑战的能力。总统的倒台对北京来说不可理解，因为他开启了对中国的开放。尼克松的辞职和副总统杰拉德。福特跟上接班导致主动的外交政策失去国会支持。军费预算也备受争议。另外，还有对关键盟友土耳其实施禁运；和国会对情报部门展开公众调查。美国防止苏联在发展中国家冒险的能力也大大下降，因为国会通过了战权法。美国滑向一个国内瘫痪的位置上—一个非选总统面对不友好的国会—这给了苏联机会，有些中国领导人甚至认为这都是美国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在1975年处，国会行动制止了美中联手在柬埔寨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那是苏联包围圈中国的弱处。在那种气氛下，以中国的眼光看，缓和政策就变成毛所说的“影子拳击”，只创造外交进步的幻想，不是现实。中国领导人给美国人(也给许多西方领导人) 上课讲取悦苏联的危险。关于安全和合作的赫尔辛基会议特别成为中国批评的靶子，说它制造了一个稳定和平的假象。

准联盟的基础一直是中国相信美国对全球安全的贡献是必不可少的。北京是把美国当作反对苏联的堡垒而走进这一关系的。现在，毛和周开始暗示华盛顿的装怂实际是一个深局—让苏联和中国在一个设计好的战争中互相毁灭。不断增长地，中国责备美国比背叛还糟糕：无能。这就是在1973年年底事情的状态，那时中国内部阵痛又发作了，与我们的平行。

周恩来倒下

独裁制度下第二号人物的政治生存注定是困难的（伴君如伴虎）。对领袖（一号），需近之而不致有隙，远之而避嫌。没有一个毛的二号成功走过这条钢丝绳：刘少奇，前国家主席（1959-1967），在文革中入狱，后含冤而死；林彪也摔死在温都尔汗；两人在政治上和生命上都彻底结束。

周一直是我们所有会议的主要会见人。我们注意到在我们1973年11月的访问中，周像个影子，表现得比平常更谦恭，与毛若即若离。但是，在与毛的长达三个小时的长谈中，气氛补偿了这一点。那次是我们至今最广泛地讨论外交战略。结束时，毛送我到前厅，官方的新闻发布称主席和我“在友好的气氛下进行了意义深远的交谈。”

在毛的明显干预和支持下，所有的谈判都很快地圆满结束。最后的联合公报将反霸权的范围从“亚太地区”（写在1972年的上海联合公报上）扩大到全球。它确认了两国进一步在“最高层面”加深相互咨询。各方面交流和贸易将得到加强。双方联络处的规模将扩大。周说他将召回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阐明加强对话的性质。

当代中国历史学家指出这时四人帮对周的批评已经达到了危机临界点。我们从媒体得知正有一个批孔运动在发生但不知道这与外交政策和领导人问题有任何关系。在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周继续表现得一如往常泰然自若。在1973年11月一次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我说了我的观察印象：中国在个人行为和社会黏合力上唯一的、普世的、和通用的真理基本仍然是孔子学说；GC主义所做的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揉进那个真理中去。

我真想不起来我当时为什么作此评论。这个说法虽然还算比较准确，但没有考虑毛对孔子学派的批判，这样的人被毛指控为阻碍他的政策。周一听炸了，唯一的一次我看到他发火。他说，孔学是压迫阶级的宗旨，而共产主义是解放的哲学。带着不像他那样的坚韧，周慷慨激扬，无疑地是想载入记录，说给南希。唐（与JQ近的翻译）和王海蓉（毛的侄孙女，安插在周身边）听。

我的访问以中美关系的一个高潮结束。与毛的会谈不仅是最有实质性的，而且它的长度和礼遇，还有气氛热烈的联合公报都象征着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在我离开的时候。周告诉我他认为这次对话是秘密之旅以来最有意义的：

周：我们祝你成功，并祝总统成功。

基辛格：谢谢你并谢谢你的晚宴，总是那么好。

周：这是你应该得到的。一旦上路，就像1971年，我们将坚定地走下去。

基辛格：我们也会。

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意义深远这个词描述你和主席的会晤。

此后不久，我们听说周癌症缠身，并被撤出日常事务管理。刚掀起的高潮落在了沙滩上。联合公报上所指的高层对话从来没有进行。几乎完成的经贸谈判亦嘎然而止。联络处主任返回北京四个月没有回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报告说双边关系处于“休眠”状态。一个月之内，周的命运改变—虽然不知其详—初现倪端。

后来的迹象表明，在1973年12月，这里描述的事件一个月以后，毛迫使周在政治局面前“斗私批修”，说明他的外交政策。在他身边安插的忠于毛的王海蓉和唐闻生批评周的政策对帝国主义太妥协。在同一个会上，邓（他那时被从流放中提拔回来作为周的可能替班人）作了总结批评：

“你的位置离主席只差一步。。。。其他人对主席，只看得见摸不着；你能即看得见又摸得着。我希望你永远牢记这一点。”

事实上，周被指责离得太近。

会议结束时，政治局对周作了如下公开的批评：

总的来说，（周）在与美国联盟中忘记了防止“右倾主义”的原则。这主要是因为他忘记了主席的教导。他高估了敌人的力量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他没有掌握用外交路线支持革命的原则。

到了1974年初，周作为政策制定者消失了，明显的原因是癌症。但是疾病不足以说明他的湮灭。中国官员不再提到他。在我1974年第一次与邓会谈时，他反复提到毛而对任何我提到周的地方充耳不闻。如果需要以前的谈判记录佐证，我们的中国对手只提1973年与毛的两次谈话。我只最后见到周一次，那是1974年12月，那时我带家人随我到北京访问。我们全家被邀见周。在一间医院，对我们来说更像国宾馆的地方，周避而不谈任何政治和外交话题，言声有些虚弱地说医生禁止他操心。会见只持续了二十分钟。那是一个小心编排的一出戏，明白地告诉我就中美关系与周的对话到此为止。

作为毛的最后忠实追随者终此一生，没有比这样的结局更令人心酸。周一直站在年迈的主席的身边帮他渡过一个又一个危机，在此过程中他不得不在景仰毛的革命领袖风采和他本人的更务实更人性的性格之间找到平衡。他生存下来完全是因为他不可缺少和他忠诚—太忠诚了，他的批评者说。现在，在潮水退却海岸线清晰可见时，灯塔被扳倒了。他从没像邓十年前那样偏离过毛的路线。与他打交道的美国人没有注意到他有任何不轨行为（背离毛的指示）（在任何一个事件中，毛好像都在监视过程的发展，夜读会谈纪要）。是的，周以完美无瑕的礼貌—尽管不是热情外露—对待美国代表团，那是建立可信的伙伴关系的先决需要，为了中国的安全困局。至少我认为他的行为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当务之急，而不是对我或任何美国人个人让步。

可以想象周已经意识到中美关系将是个永久的关系，而毛可能只把它当作一个战术阶段。周可能得出结论认为从文革废墟站起来的中国不会挺得住，如果不结束孤立与国际秩序真正融为一体的话。但这只是我个人从周的行为推测的。我们的对话从来没有达到在私人层面交流看法的程度。有些周的接班人对我提到周时爱称：“你的朋友，周。” 就算在字面的意思上—即使也许带有嘲讽的口气—我亦引以为荣。

周最后一次在公众眼前出现是在1975年，政治上跛行、面相清瘦、身患不治之症。他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国家事务的盛会。周在技术上仍是总理。他以措辞小心的辞句开始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和批孔运动，这两场运动都几乎摧毁他，但现在他仍高呼它们的影响“伟大”、“重要”、“意义深远。”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宣称他对毛的忠诚，他为毛忠心服务了四十年啊。但然后在讲话的中途，周就如顺着节目的自然逻辑似地表达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他回顾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前提出的一直沉寂的倡议：中国应该努力争取在四个基本方面—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实现“全面现代化”。周提醒说他发出这一号召—实际上驳斥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尽管这指示是何时何地如何下达的到现在也没搞清楚。

周倡导中国 “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周的听众不可能不意识到他不会活着看到这一目标的实现。但周的听众会永远铭记他的评估—部分预言，部分挑战—到了本世纪末，“中国将跻身世界经济大国之列。”在随后的年月里，听众中的一部分人甘冒严重的个人政治风险勇于推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开放。

与毛的最后一面：山雨欲来风满楼

1974年初，周的身影消失，邓登上舞台。虽然他刚从流放回来不久，他处理事务果断干练，好像中国领导人的这一秉性是自然赋予的，不久，他被提名为第一副总理。

到了那时，大连横概念被弃用了—还不到一年—因为它太类似传统的联盟，因而限制中国的行动自由。毛提出“三个世界”的概念取代了它，他命令邓在1974年的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上将其发布。在这一新的世界视野中，美国和苏联属于第一世界。日本和欧洲属于第二世界。所有未发达国家组成第三世界，中国亦属于第三世界。

在这一视野中，世界事务在两国核大国冲突的阴影下进行。正如邓在他的讲话中说：

因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解的；或者其中一个力量超过另一个，或者被超过。他们之间的妥协和相互勾结只能是部分的、暂时的、和相对的，而他们之间的竞争则是全面的的、永远的、和绝对的。。。。他们可能达成某些一致，但是他们之间的一致只能是虚伪和欺骗。

发展中国家应该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这一冲突：两个超级大国已经“制造了他们自己的对立面”， “引起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们的反抗。”真正的力量不在美国和苏联一边；相反“真正的力量是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三个世界理论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恢复了中国的行动自由。它暂时把自己与两个超级大国区分开来。它给中国在发展中世界发挥更主动、更独立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它给了中国更大的战术灵活性。仍然地，它还不能解决中国的战略挑战，如毛在1973年两次谈话中说到的：苏联正在威胁东西方；中国为了发展经济需要加人到世界中去；并且中国和美国必须保持一个准联盟关系，即使两国国内的发展向两国政府施加相反的鸭梨。

是激进分子获得了足够的毛的影响把周排挤掉的吗？仰或毛利用了激进分子推翻他的第二号人物，就像以前那样？无论答案是什么，毛需要玩三角关系。他一方面同情激进分子，但一方面他又是重大战略家，怎能放弃美国安全网？相反，他要加强它，只要美国还是有用的伙伴。

1974年11月美国愚蠢地同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福特总统和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峰会，使中美关系变得复杂。这是以纯粹的现实理由决定的。福特，作为新总统，想与他的苏联对手相见。若去欧洲，他不能不见那些巴望他的欧洲各国领袖，这样就会塞满福特的日程。对日本和韩国的总统访问已经在尼克松时期就订好了；24小时溜边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不会占去总统多少时间。在这一计划过程中，我们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符拉迪沃斯托克是被俄罗斯在一百年前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强夺的，而且它正位于俄罗斯远东，正是那里几年前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促使我们改变中国政策。技术上的方便无意中压倒常识。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件事上中国激怒了，在我1974年12月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赶到北京时明显地感觉到。唯有这次，毛没有会见我。（因为没人可以求见主席，所以不见也可以解释为忽略而不是给脸色看。）

抛开走错步不说，美国依然承诺尼克松政府宣誓的战略；不管中国和美国的国内政治如何浮动。万一苏联攻击中国，我服务的两届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德。福特都会强烈支持中国并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打败苏联的冒险行动。我们也决心保卫国际平衡。但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保持与两个共产巨人同时对话的能力，美国利益和全球和平能够得到最好的保证。分别离他们两个比他们之间更近，美国就有更大的外交灵活性。

在这一国际国内环境下，我的最后两次与毛的谈话发生在1975年10月和12月。当时正值福特总统第一次访华。第一次是准备两国领导人的峰会；第二次是实际在他们的谈话之中。在这两次谈话中，这位行将就木的主席总结了他最后看法，同时也展示了他巨大的魄力。他在会见尼克松时就身体不恙，现在他已病入膏肓。他需要两个护士把他从沙发上扶起来。他几乎不能说话。中国话是带音调的语言，衰老的毛让他的翻译把他的喃喃话语写在之上给他看，毛在翻译前点头或摇头。尽管语音不详，毛将两场谈话进行得非常清晰。

更为显著的是这场在坟墓边缘上的谈话暴露了毛心中的不安。毛的话语讽刺、犀利、惊人而又相互关联，把一位老革命者的最后信仰和复杂战略构思结合在一起。在1975年10月21日的谈话中，毛首先挑战我前一天对邓说的陈词滥调—意思是中国和美国谁也不求谁。毛说：

“如果两边谁也不求谁，那你还来北京干嘛？我们还见你和总统干嘛？”

换句话说，善意的抽象表述对这位继续革命的倡议者是没用的。他仍然想找到一个共同的战略，作为战略家他认识到优先选择的必要，即使可能暂时地耽误中国的历史目标。因此，他又主动提出前一次会议作下的保证： “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是大问题。”就像习惯性地，他以结合他的特征性的异想天开、冷漠耐心、暗含威胁、和即油滑又深奥的语句把他的必要推向极致。毛不仅在以前与尼克松会谈时表示过耐心，他现在继续表现那样，而且他不想把关于台湾的争议和保持全球平衡的战略搞混。因此，他作出了令人感到吃惊的断言—中国现在不想要台湾：

毛：台湾还是在你们手里好。如果你现在就还我，我也不想要，因为要不起。那里有一大帮反革命分子。一百年以后我们将要回它（打手势），并且我们不惜为此一战。

基辛格：不用一百年。

毛：（作用手数数状）很难说呀。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很难说。（以手指天）等我到天堂见上帝的时候，我会对他说现在台湾有美国罩看着好。

基辛格：他从你嘴里听到这话一定会大吃一惊。

毛：不会的，因为上帝降福于你们，不是我们。上帝不喜欢我们（摆摆手）因为我就是个军阀，还是共产党。那就是为什么他不喜欢我。（用手指着在座的三个美国人）他喜欢你、你还有你。

不过，这段话显示出在获得国际安全权这一问题上的紧迫性：毛认为，中国已跌落到美国优先考虑的五个世界权力中心的最后一位，苏联骄傲地站在第一位，其次是欧洲和日本：

“我们看到的是你们正在我们的肩膀上向莫斯科跳过去，现在这双肩膀没用了。你看，我们在第五位。我们是小手指头。”更进一步，毛声称，欧洲国家虽然能力高于中国，却被淹没在他们对苏联的恐惧之中，他以寓言总结道：

毛泽东：这世界并不安宁，山雨欲来风满楼。暴雨将至劳燕飞。

唐：他[主席]问我英语如何说 “燕子”，什么是“Sparrow（麻雀）”。然后我说这是不同的鸟类。

基辛格：是的，但我希望我们对暴风雨比燕子对暴风雨有更多一点的影响。

毛：有可能推迟暴风雨，但很难阻挠它的到来。

当我回答说，我们同意暴风雨即将到来，但我们可以行动到最佳生存位置，毛用了一个铿锵有力

声的词回答：“敦刻尔克。”

毛阐述了美国在欧洲的军队没有强大到足以抵制苏联的地面部队，而公众舆论将反对使用核武器。他拒绝了我的美国在欧洲防御上一定会使用核武器的判断：

“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你的可能性，另一种是纽约时报的（指纽约时报记者德鲁。米德尔顿所著《美国可以赢得未来战争吗？》，这本书质疑美国在欧洲与苏联全面战争能够获胜）。主席又接着说，无论如何，这并不要紧，因为在两种情况下中国都将不会依赖其他国家的决定：

我们采用的是敦刻尔克战略，也就是说我们将允许他们占据北京，天津，武汉，上海，通过这样的战术方式，我们将胜利，敌人将被击败。两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这样进行的，胜利是在以后获得的。

更为显著的是这场在坟墓边缘上的谈话暴露了毛心中的不安。毛的话语讽刺、犀利、惊人而又相互关联，把一位老革命者的最后信仰和复杂战略构思结合在一起。在1975年10月21日的谈话中，毛首先挑战我前一天对邓说的陈词滥调—意思是中国和美国谁也不求谁。毛说：

“如果两边谁也不求谁，那你还来北京干嘛？我们还见你和总统干嘛？”

换句话说，善意的抽象表述对这位继续革命的倡议者是没用的。他仍然想找到一个共同的战略，作为战略家他认识到优先选择的必要，即使可能暂时地耽误中国的历史目标。因此，他又主动提出前一次会议作下的保证： “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是大问题。”就像习惯性地，他以结合他的特征性的异想天开、冷漠耐心、暗含威胁、和即油滑又深奥的语句把他的必要推向极致。毛不仅在以前与尼克松会谈时表示过耐心，他现在继续表现那样，而且他不想把关于台湾的争议和保持全球平衡的战略搞混。因此，他作出了令人感到吃惊的断言—中国现在不想要台湾：

毛：台湾还是在你们手里好。如果你现在就还我，我也不想要，因为要不起。那里有一大帮反革命分子。一百年以后我们将要回它（打手势），并且我们不惜为此一战。

基辛格：不用一百年。

毛：（作用手数数状）很难说呀。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很难说。（以手指天）等我到天堂见上帝的时候，我会对他说现在台湾有美国罩看着好。

基辛格：他从你嘴里听到这话一定会大吃一惊。

毛：不会的，因为上帝降福于你们，不是我们。上帝不喜欢我们（摆摆手）因为我就是个军阀，还是共产党。那就是为什么他不喜欢我。（用手指着在座的三个美国人）他喜欢你、你还有你。

在此期间，毛泽东勾画出他的国际视野围棋盘。欧洲是“过于分散，过于宽松”; 日本渴望成为小霸权; 德国的统一是可取的，但只有在苏联变弱的情况下才可以实现而“不战就不能削弱苏联”，至于美国，“它没有必要以这种方式处理水门事件”—换句话说，用国内争论毁灭一个强势总统。毛泽东邀请国防秘书长詹姆斯。施莱辛格访问中国—也许作为福特总统访问一行的部分—在那里他可以参观接近苏联的边境地区，如新疆和满洲。这大概是为了检验美国是否甘冒与苏联对抗的风险。毛想让中国插话到美国的国内讨论中，这个企图也不太婉转，因为施莱辛格曾被报道说挑战现行的缓和政策。

部分困难是看法的角度。毛知道他活着的时间不太长了，所以他着急确保他的景愿会最终占上风。他带点儿老年忧郁，但还有智力知道他的局限性，尽管尚未完全准备好如何面对，对他来说，选择的范围在缩小，实施的手段在消失。

毛：我现在82岁了。（指着基辛格国务卿）你多大年纪？50也许。

基辛格：51。

毛：（指着邓副总理）他71。（挥舞着双手，我们都死了以后，我自己，他（邓），周恩来，叶剑英，你还仍然活着。看到了吗？我们这些老的不行了。我们是做不出来啦。

他补充说，“你知道我就是给游客展览的。”

但无论他的身体如何衰老，体弱的主席永远不停留在被动的地位上。当这次会议快要结束时—这通常是邀请调解姿态的一个时刻—他突然藐言四溅，坚定他的革命意志不变性：

毛：你不知道我的脾气。我喜欢人骂我（提高了嗓门，并用手敲击他的椅子）。你必须说，毛主席是一个老官僚，在那种这种情况下，我会加快和你见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赶快见到你。如果你不骂我，我不会见你，我会平静地睡大觉。

基辛格：这是我们很难做到的，特别是叫你官僚。

毛：我批准 [砰，用他的手敲他的椅子]。当所有外国人踢桌子和诅咒我时，我会只有高兴。

毛将威胁元素进一步升级，甚至用中国对朝鲜战争的干预吓唬我：

毛：联合国通过了一项由美国提出的决议，其中声称中国对朝鲜侵略。

基辛格：这是25年前。

毛：是的。所以它不直接与你挂钩。那是在杜鲁门时期。

基辛格：是的。那是很久以前，我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触摸他的头顶] 但决议尚未取消。我仍然戴着这顶“侵略者” 的帽子。我同样认为，这是最大的荣幸，没有其他荣誉比得了。好，非常好。

基辛格：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改变联合国决议了？

毛泽东：不，不要这样做。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这一请求。 。 。 。我们没有办法否决。我们确实犯下侵略中国[台湾]，还有朝鲜。请你协助我公开声明，也许在你的简报上，行吗？ 。 。 。

基辛格：我想我会让您把它公开。我可能无法做出历史正确的说法。

毛至少要表达三点：首先，中国准备好了独立作战，就像它在朝鲜战争中反对美国和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苏联。其次，他重申了从这些对抗中发展出来的不断革命原则，不管它对超级大国如何缺乏吸引力。最后，如果他在目前的事业上遭到挫败，他会毫不犹豫地返回原先的态度。对毛泽东，向美国开放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

毛的冗长意见反映了深刻的矛盾心理。没有人比行将就木的主席更好了解中国的地缘政治的必要性。在那个历史时刻，对中国来说，它与自力更生的传统观念发生冲突。无论毛对缓和政策如何批评，美国承受着对抗苏联的冲击和大多数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军事开支。这些都是中国安全的先决条件。我们在重建与中国的关系的第四个年头。我们同意毛的总战略。但（美国）不可能委托中国执行，毛知道。但也正是那个灵活度空间，毛坚决反对。

同时，为了确保世界知道这一关系的持续性并据此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的的一份声明宣称毛“在友好气氛中和基辛格博士进行了交谈。” 在照片配图上，这一积极的表态得以一个微妙的角度来看：它表现了一个微笑的毛泽东，站在我和我的妻子身旁，但手指指点着，暗示美国也许需要一些仁慈的教诲。

我总是很难总结出毛的简约精辟的比喻句所代表的意思，有时真的很难理解它们。在一次给福特总统的口头报告中，我形容毛的姿态“令人景仰”，并提醒他，这些人就是领导了长征的人（跨越艰巨的地形和在频繁的攻击下，为期一年的战略撤退，使得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在内战中得以保存）。毛的意见主旨不是关于缓和而是三角关系哪一方能不被不断涌现的危机浪潮吞噬。

正如我告诉总统福特：

我向你保证，如果我们进入与苏联对抗的状态，他们会攻击我们和苏联并吸引第三世界团结在他们的周围。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对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最有利的—反之亦然。我们的弱点是这个问题—他们看到我们在缓和上有麻烦。那会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

温斯顿。洛德，那时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主任和我的秘密访问策划人以及稍后中国政策的主要策划者，对毛的暧昧意见添加了微妙的注解，我把它转达给总统：

主席的基本信息和主题思想是明确的。它们清楚地构成了基辛格访华的战略框架，这也的确为我们的关系在过去几年的发展奠定了基调。但是还有几个神秘的通道不清楚。目前的趋势是深挖精妙之处，也就是主席的简洁朴实的散文式语句背后的更深层含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大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其他方面，也许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可能就是一个老年人漫无目的地徘徊了一会儿。 。 。 。仅举一个含糊不清的例子：“你有办法帮助我治疗我现在的口齿不清吗？”这基本上是小谈自己的健康。但非常值得怀疑他是在认真地寻求医疗援助。那这是不是说主席的意思是他的声音在中国（或世界）没人听了，他的影响力正在受到规限，并且他希望美国通过我们的政策帮助他加强他的地位呢？他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在更大的意义上“讲清楚”？

当时，我认为洛德的意见可能有些牵强。在那以后了解了更多的中国内部动作，现在我认为，毛的意思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的。

不管怎么说，为福特访华铺路的10月之旅是在一个非常寒冷的气氛中进行的，反映了中国国内的紧张局势。它似乎没大希望，所以我们把总统的访问从五天减少了到三天，把北京以外的两个地方取消了，代之以对菲律宾和印尼的短暂访问。

在我从中国回来那一天，施莱辛格已被解雇国防部长一职，由唐纳。拉姆斯菲尔德取代。我是事后被告知的，我确实希望它不会发生：我相信它会在华盛顿外交政策上产生争议，挑战我们目前正在从事的外交过程。事实上，施莱辛格的解雇与毛邀请他访问中国毫无关系。福特的举动是为即将到来的政治战役加固舱板，他一直对尖刻的施莱辛格感到不舒服。但是，毫无疑问，中国领导层的一些人把施莱辛格的解雇当作对中国嘲讽的示范性回绝来解读。

几个星期后，12月的第一周，福特总统对中国进行首次访问。在福特访华期间，中国内部的分裂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文化大革命”的建筑师之一，在一次观看体育比赛的接待中只出现过几分钟。她依然强大，在她明确地短暂停留中，她表现出自己孤傲和冰冷的礼貌。 （她在尼克松访华时曾现身陪观她主导的革命芭蕾。）

毛与福特会谈了近两个小时，将中国领导层内的分裂讲明白。从他五个星期前接见我时算起，毛的病情似乎有点恶化。不过，他决定与美国的关系需要一点升温，并以诙谐的开场白转达这一意思：

毛：你的国务卿一直在干涉我的内政。

福特：请你告诉我。

毛：他不允许我去见上帝。他甚至告诉我违抗上帝给我的命令。上帝已经给我发邀请，但他[基辛格]说，不要去。

基辛格：如果他去那里，那个组合太强大了。

毛：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基辛格]。他是反对上帝。他也破坏我与上帝的关系。他是一个非常勐的人，我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服从他的命令。

毛继续观察，他预计美中关系在未来两年内“没有大事情”发生，即在1976年总统大选期间及其余波。 “也许之后，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好一点。”他的意思是会出现一个更加团结的美国，或届时中国的内部斗争已经完结了呢？他的话暗示他预计福特总统期间的中美关系是摇摇欲坠的。

对中美关系裂痕的更有意义的解释是跟中国的内部情况有关。福特说对北京驻华盛顿联络办公室主任（黄镇）的工作表示赞赏并希望他会留下来，毛抓住了福特的评论说：

“有一些年轻人对他[黄大使]有一些批评。这两个人[王和唐] 也对乔老爷（乔冠华，译者注）有一些批评。这些人不好惹。否则，你会落在她们手里难受—这是一场内战。现在还有很多大字报。你也许可以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看看它们。”

如果毛的翻译员，南希。唐和王海容，她们与毛的妻子走得近，反对外长和事实上的驻华盛顿大使，事情就严重了，说明内部的分裂已经达到了最高层次。毛管外交部长叫“乔老爷”—这意味着外交部长是儒家—也是国内分裂的另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有大字报—这是文革惯用的用大字体宣传意识形态运动的方式—在大学贴出来，说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方法和论点正在开始重新复燃。在这种情况下，毛提到可能的内战可能已经超过了讲话的暗示。

福特，以中西部简单直接的脸面掩盖他精明的城府，选择忽视这一分裂迹象。相反，他假装周时代的中美关系基础仍然有效，想把自己推进对世界问题的逐案讨论之中。他的基本主题是，美国正在采取防范苏联霸权的措施，他邀请中国具体合作，特别是在非洲。毛在三年前曾拒绝了尼克松比这少得多的要求。无论是福特的装傻解除了毛的武装，或是毛泽东本来就准备全面战略对话，这一次，他加入了，并给予他的特征性的讽刺评论，尤其是关于苏联在非洲的行动，这证明他对细节仍然了如指掌。

在谈话的最后，毛提出了一个有点奇怪的请求，要我们帮助提高中美关系的公共姿态：

毛：。 。 。现在有些报纸报道形容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也许你应该让他们有点故事，也许给他们作个报告。

基辛格：两边都是。他们在北京也听到了一些。

毛泽东：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干的。那些外国人提供了简报。

没有时间去询问到底哪个外国人有这样的地位作新闻发布，让媒体相信。这个问题按往常毛可以用命令发表一个积极的联合的办法去解决，假设他仍然有能力以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的一派。

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没有任何实际后果接踵而至。我们发现，联合公报草案—大概是由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监督—是无益的，如果不是挑衅性的话。我们拒绝接受它。显然，一个重大的权力斗争正在中国境内进行。邓小平，虽然对我们对苏联的战术持批评态度，是希望保持周和毛建立起来的中美关系的。同样明显的是，权力结构中的某些群体正挑战这一事业。邓小平打破了僵局，以他政治局常委（共产党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能力发表声明，肯定了福特访华和中美友谊的重要性和实用性。

会议几个月之后，中国的分裂浮现在平面图上。取代了周总理的位置但没有被授予官衔的邓又遭到攻击，可能是十年前流放他的相同力量。周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外交部长乔冠华表现出对抗性。周的丝绸拂面式的风格走向合作被嘲弄式的僵持所取代。

潜隐的对抗一触即发。例如，1975年10月，在我访华的欢迎晚宴，乔在美国的电视采访面前发表了满口喷火的敬酒词，斥责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这违反了外交礼仪并与迄今对美国代表团的敏感处理方式相差万里。当时我的回答亦针尖对麦芒，这时电视电源被关闭了，使我的话无法广播出去。

第二天，邓小平邀请美国代表团在北京附近的西山野餐，那里是中国领导人居住的地方，这不在原先的时间表上，但气氛与双方开放以来所有会议的特征相同，即慰问式的。

当周于1976年1月8日逝世时，事情到了沸点。在4月大致与清明节（扫墓节）重合的时间，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参观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向周致敬并留下悼念的花圈和诗词。人民的悼念词揭示了对总理的深深景仰和对他代表的秩序和适度原则的渴望。有些诗隐晦地批评MAO和JQ（使用人们喜爱的历史比喻技术）。这些花圈和悼念词一夜之间被清除，导致警察和悼念群众之间的对峙（被称为1976年“TAM事件”）。四人帮说服毛，是邓小平的改革倾向导致反革命抗议。第二天，四人帮组织了反示威。公开悼念周恩来的两天以后，毛泽东免去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代理总理的位置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接任。日期：2011-09-07　08:42:13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遥远。老布什（前北京联络处主任）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汤姆。盖茨，前国防部长，被任命为北京联络处主任。华国锋四个月没有接见他，当华接见时，也是用规定好了的，或正规的，套语。一个月后，在7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一名“四人帮”的主要成员和普遍认为瞄着总理位子的有领导力的男子，借接待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休。斯科特访问之际，摆出了一个对台湾极其好战的姿态， 相当违背毛告诉我们的意思：

我们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从台湾问题出现那一刻起，它就是一个缠绕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应该把它解下来。如果你们不做，解放军将把它砍下来。这将对美国和中国人民都好—我们是慷慨的—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刺刀帮助美国解决问题—也许这听起来并不愉快，但就是那么回事儿。

“四人帮”正在把中国推向一个方向，让人想起文革和毛派对赫鲁晓夫的挑战风格。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终于向他的疾病屈服，他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他的成就和预感，他的伟大和残酷，以及他扭转乾坤的大视野。他留下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百炼成刚。他淘汰了旧制度的原始遗迹，清除了改革路上的杂草，尽管后来的改革主席从未打算过。如果中国保持统一并成为二十一世纪的超级大国，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仍然HOLD住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但受人尊重的秦始皇式皇帝，他本人亦尊敬这个皇帝：建立王朝的独裁者将中国拖入下一个时代，征召其庞大人口开展国家消耗行动。后来一些人认为毛的过分举动是必要的恶行。对于其他人，毛给他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大大超过他的成就。

有两股政策一直在毛统治下的动荡中互相竞争。一个是革命的推力，它把中国当作一个道德和政治力量，在世界上树立一个可敬畏的榜样，坚持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出去。另一个是地缘政治的中国，冷静地评估世界趋势并操纵它们取得自身优势。中国在她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寻求联盟，但也跃跃欲试地挑战整个世界。毛泽东领着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操纵着相互竞争的国内派系、敌对的超级大国、一个左右摇摆的第三世界和疑心重重的邻国。他设法使中国参加相互重叠的每个同心圆体系，但自己不对任何一个承诺。中国在战争、紧张和疑虑中屹立不倒，其影响力不断增长，并在最后，它成为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她的GC政体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下生存下来。毛以可怕的成本取得了这一切，他依靠中国人民的坚韧和毅力，他利用他们的耐力和凝聚力，但把他们作为他的GC大厦的基石，他又往往对他们不耐烦。

在毛走近他生命终结的时候，他擦着边挑战美国设计的世界秩序，坚持定义自己的战略战术。他的继任者分享他的中国强大信念，但他们并不认为中国能够仅仅依靠意志力和意识形态上的承诺实现其独特的潜力。他们寻求自力更生，但知道光有激情是不够的，所以他们把他们的精力致力于国内改革。这场新的改革浪潮把中国带回周执行的外交政策—其特征就是在她漫长的历史上首次将中国与全球经济和政治趋势连接起来。这项政策将体现在十年内两次被打倒并第三次从内部流放返回的一个领导者身上，他的名字：邓小平。

第十二章 不倒翁邓小平

只有那些经历过毛式中国的人才能完全理解邓小平所锻造的变型。西方民主国家睁大眼睛看着中国繁华的城市、繁忙的建设工地、交通网络、和非GC式的经济增长率。虽然偶尔受通货膨胀威胁而处于两难困境，但却是阻挡全球经济衰退的最后堡垒。所有这些在以毛式农业公社为主体的单调中国时代都是不可思议的，那时经济停滞，人们穿着标准的毛装从毛的语录“红宝书”中汲取思想热情。

毛破坏了传统的中国，留下一个废墟和零碎的砖头瓦块。邓小平拿出胆略调动了中国人民个人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加速建设现代化。他废除人民公社，促进省级自主权，发展了他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着最大的外汇储备量，多个城市拥有比纽约帝国大厦更高的摩天大楼，这些见证了邓小平的设想、毅力、和常识。

邓的第一次重返舞台

邓小平的权力之路大起大落 （几乎不可能）。1974年，当邓小平成为美国的主要对话者时，我们对他知之甚少。他一直在共产党强大的中央委员会作总书记，直到他于1966年被逮捕，被控“走资派”。我们的情报了解到，在1973年，由于毛亲自干预，顶着中央委员会中激进分子的反对，他被恢复工作。虽然返回北京后江青曾公开冷落他，他显然受到毛的重视。一反常态，毛对邓小平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屈辱道了歉。同样一份报告也告诉我们，在对澳大利亚科学家代表团讲话时，邓小平一语切入主题，这后来成为他的商标。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他说，需要科学交流和学习先进国家，如澳大利亚，这种直白的承认中国领导人迄今从未作出。邓小平甚至建议澳大利亚的访客在旅途中不仅要看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也要看中国落后的一面，这是中国领导人的另一个前所未有的评论。

在1974年4月，邓小平抵达纽约，作为一个技术上以外交部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大会特别会议。当我邀请中国代表团共进晚餐时，一眼就看出谁是高级成员，更重要的，虽然我们的情报报告声称他远未被恢复到高位以减轻周恩来的负担，邓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驱逐了周。几次友好性地提起周的言语被忽略了，提到总理的评论被引用毛类似的谈话加以回答。

此后不久，邓小平被任命为负责外交政策的副总理，很快地，他又被提升为第一副总理，负责监管国内政策—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取代周，而周现在基本上就剩一个象征性的总理头衔。

在1966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不久，邓小平就被剥夺了他在党和政府的职位。后来的7年中，他先在一个陆军基地呆过，然后流亡到江西，种植蔬菜和作为体力劳动者在拖拉机修理厂干“半班倒”。他的家人被认为思想上不正确，受到红卫兵的冲击。他的儿子邓朴方受红卫兵的折磨被从北京大学的校楼上推下去。虽然他摔坏了背部，医院拒绝医治。他后来在高位截瘫的折磨中活过来。

中国人民的非凡优点之一就是有许多人能够保持他们对社会的承诺，无论受到多少痛苦和不公正待遇。我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从来没有自告奋勇地诉苦，当我问时，他们的反应也多是一语带过，提供最低限度的信息。 文化大革命被当作—有点挖苦性地—一种自然灾害而不得不忍受，但不是拖住他们今后生活的拌羁。

对他本人来说，毛似乎也以同样的态度思考。由他本人或他的命令造成的痛苦不一定是对受害人的最后判决，他认为是净化社会的必要，也可能是临时的。毛泽东似乎已经考虑把许多流放的干部作为一种战略储备。在1969年，当他需要计策考虑中国如何面对国际危机时，他召回了流放的四位元帅。这也是邓如何返回到高等办公室的方式。当毛决定放弃周时，邓是战略储备中的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国家管理者。

习惯了毛的哲学抽象和间接典故和周的优雅的专业风格，我需要一段时间调整适应邓的尖刻、不尚空谈、偶尔的讽刺感叹、以及他突出的实用性和对哲学的不屑。邓身材紧凑结实，他进入一个房间就像被一股旋风，准备好了马上谈生意。邓很少在寒暄上浪费时间，他也没有觉得有必要用寓言比喻软化包装他的言论，像毛习惯的那样。他不像周那样用关怀包裹一个人，对我，他也不像毛那样把我当作哲学家，在同行队伍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是毛认为值得关注的哲学家。邓小平的态度是。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谈国家生意，都足够成年应付唇枪舌剑而不参杂个人感情。周懂英语不用翻译，偶尔还会用英语发言。邓小平对我形容自己是个“土包子” ，并承认 “语言很难。当我还是一个学生在 法国时，我从来没有学过法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个强悍的小个子产生了巨大的敬意，他有着忧郁的眼神，在经历过非同寻常的沧桑后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信念和分寸，假以时日，他将翻新他的国家。在1974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邓冒着个人风险—因为毛仍然坐镇—开始为现代化作时尚设计，使得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T台上以经济超级大国的风姿出现。

还记得一个笑话，说D上红旗轿车不弯腰。。。

现在，真的很佩服他们的使命感日期：2011-09-08　21:14:29

1974年，邓小平从第一次流放回来时，他没有表达一点会留下历史性后果的自以为是。他不像毛那样阐述宏大的哲学思想，他也不提出穿透中国人独特命运的观点。他的言论似乎跟大街上的行人一样，关心许多实际问题的细节。邓小平谈到了军队的纪律性和冶金部的改革。他发出呼吁，增加每天装载铁路运输车辆的数量，禁止售票员在工作时间饮水并规范他们的午餐时间。这些都是技术性的，不是形而上学的演讲。

在文革后期有毛和“四人帮”的存在，明目张胆的实用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大胆的声明。十年来，毛和“四人帮”主张无政府就是社会组织，无休止的“斗争”就是国家净化的方式，以及在经济和学术上很暴力很业余就是正统。文革把思想热情追求当作真实的奖章，邓小平召唤秩序、专业性、和效率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命题，其实这些几乎都是发达国家的标签。中国已经经历了十年青年民兵的狂躁并几近破坏邓小平的事业和家庭。他的务实的实事求是风格把中国从想抄历史近道的梦中唤醒—世界进程一直是由充满宏图大略但又现实可行者完成。

1975年9月26日，在题为 “应优先考虑科学研究”的报告中，邓打出了几个主题旗帜，后来成为他的商标：需要强调科学技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语，译者注）；中国劳动力的再专业化；和鼓励个人才华和主动性—这些正是被政治整肃搞瘫痪的素质，文革模式是以意识形态为理由提拔不称职的人。

总之，邓小平试图一劳永逸地结束十九世纪以来一直激烈辩论的问题—中国向外国学什么，如果指任何事情的话。邓小平坚持中国强调专业能力在政治正确性以上（甚至鼓励个人在专业上“白专”的 追求），并奖励在他们所选择的领域中表现出色的个人。这是强调社会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在过去几十年中政府官员和工作单位（组织）决定了个人的教育、专业选择和私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毛泽东把问题摆在意识形态寓言的平流层，而邓小平让意识形态追求服从专业竞争力：

目前，一些科研人员参与派系斗争，没有精力花在研究上。有些人只能私下从事研究工作，就像犯罪一样。 。 。 。如果有一千个这样的人才，他们的权威普遍得到世界的公认，那将是 对中国大大有利的。 。 。 。只要他们是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工作，这些人就比那些从事派性活动并妨碍他人工作的人更有价值。

邓小平把传统中国的优先考虑定义为“实现巩固、稳定和团结的需要。”虽然因为毛仍然活着，“四人帮”还具有影响力，邓不在最高权力的位置，但是邓小平仍直言不讳地讲需要克服当前的混乱局面和“把事情整顿好”：

目前有必要把各个领域的事情整顿好。农业和工业必须整顿，文学和艺术上的政策需要调整。调整，实际上也意味着把事情整顿好。通过把事情理顺，我们要解决存在于农村、工厂、科学技术、和其他所有领域的问题。我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在几个领域中这样做的需要，当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时，他给予同意。

当毛“给予同意”时，毛事实上批准了什么还是含糊的。如果邓小平被召回是多了一个从思想上替代周的选择，结果是相反的。邓如何定义秩序和稳定仍然受到“四人帮”的激烈挑战。

伟人倒下—华国锋接班

在邓小平完全推行他的改革方案之前，中国的权力结构发生剧变，他本人遭第二次清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屈服于他与癌症的长期斗争。他的逝世，引起公众悲痛的流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邓小平借1月15日周恩来葬礼之际，以歌颂他的人性素质悼念他：

他一生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于团结干部群众，并坚定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广泛和密切的联系，并表现出对所有同志和人民的无限热忱。 。 。 。我们要学习他的优良作风—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勤勤恳恳的工作方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几乎所有这些素质—尤其是对团结和纪律的奉献—在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均受到批评，后来，周的权力被拿掉了（虽然他仍保持头衔）。因此，邓小平的悼词是一个相当大的勇气行为。在纪念周的示威后，邓小平再次从他的办公室被清除。他逃避了被逮捕是因为解放军在军事基地上保护了他，先在北京，然后在中国南方。

五个月后，毛泽东去世。他死亡之前发生了灾难性的唐山大地震（按人一些中国的看法，这是预示性的）。

随着林彪的垮台和周恩来和毛泽东在短短期间内相继去世，党和国家的未来被敞亮大抛开。在毛之后，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与他可比的指挥权威。

因为毛不信任“四人帮”的野心，也可能是适合性，他设计了华国锋的崛起。华是一匹黑马，他在北京办公室的时间不够长得足以代表什么特别的身份，除了接替毛。毛首次委任华为总理是在周去世时。在此后不久毛去世时，华国锋继承他的DZY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虽然不一定是他的权威。随着他步入中国领导人的行列，华采用了毛的个人崇拜方式，但他很少表现出他的前任那种个人魅力。华命名了他的经济计划“大跃外”，是50年代毛的灾难性的工业和农业政策的一个不幸的回声。

华对后毛时代中国政治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在1977年2月他颁布了“两个凡是” 方针： “凡是毛主席的政策，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将坚定不移地照办。”这个原则很难说是他急于保护自己而筑的城墙。

我只有两次会见华，第一次在北京，1979年4月；第二次在1979年10月，那时他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两次相遇中，华的表现和他最终消失在遗忘之中存在相当大的反差。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他的谈话记录中肯定也是这么说的。 华进行谈话就像一个标准的中国高级官员在与外国人会谈时一样显示他的保证。他了解情况并充满信心，或可说他少了周的光泽和没有毛的刺骨讽刺。没有理由认为，华会突然消失，就像他出现突然那样。

华缺乏的是一个政治团体。他被空降到权力位置是因为他不属于任何相互竞争的主要派别，即四人帮或周/邓温和派。但是，一旦毛消失了，华试图将不加批判地坚持集体化和阶级斗争与邓的经济和技术现代化相结合，因此从矛盾的最高峰跌下来，四人帮和毛派分子反对华 不够激进，邓和他的支持者在时间上越来越公开地排斥华，认为他不够实用主义。他在决定民族命运的问题上受邓的排挤，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尽管他在技术上仍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但在从巅峰滑落之前，华执行了一个后果影响深远的行动。在毛逝世一个月后，华国锋联合温和派和高层次的文革受害者一举逮捕了“四人帮”。

邓的雄起—“改革开放”

在这种高度流动的局势下，邓小平在1977年第二次从流放中走出来，开始构建中国现代化的景愿。

邓开始的位置在官僚体制意识里是不能更不利了。华拥有所有的关键办公室，这是他继承了毛和周的：他是共产党的主席，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他有明确得到毛的赞许的好处。（毛泽东对华说了一句名言：“你办事，我放心。”）邓小平恢复了他以前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职位，但他在正式等级的各个方面都是华的下属。

他们在外交政策上的看法是相对平行的，但他们对中国的未来的看法惊人地不同。在1979年4月访问北京时，我曾与两位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两人都提出自己的经济改革想法。这是我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经验中唯一的一次，哲学和实践的分歧明显表示出来。华描述的经济计划是—在一个无所不包的五年计划框架内—用传统的苏联方法刺激生产，强调重工业，改善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提高机械化和使用化肥。

邓小平拒绝了所有这些正统。他说，人民需要给予他们生产的股份。消费品优先于重工业，中国农民的聪明才智要得到解放，共产党要少干预，政府要放权。谈话持续了整个宴会，是那种摆着几个圆桌的。我坐在邓的旁边。本来应该是晚宴谈话，我却提出集权与分权之间平衡的问题。邓小平强调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显著的国家权力下放的重要性。他说，但是这不是主要的挑战。中国必须引进现代技术，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将被送到国外（“我们不害怕接受西方教育”），“文化大革命”的弊端将一劳永逸地结束。虽然邓小平没有提高他的嗓门，我们周围的餐桌已经安静下来。其他在场的中国人都坐在自己的座位边，全神贯注地听这个老人概述他对未来的愿景。 “我们这次必须做对了，”邓小平下结论。 “我们已经犯了太多的错误。”不久后，华从领导层隐退。在未来十年的过程中，邓小平实施了他在1979年宴会上的讲话目标。

邓占了上风，因为几十年来他已经建立了党内特别是解放军的联系，加上他的政治操作技巧远远大于华。作为几十年党内斗争的老战士，他学会了如何使思想论点为政治目的服务。在此期间，邓小平的讲话是思想灵活性和政治歧义的杰作。他的主要策略是“实事求是”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这一命题在毛泽东去世前很少得到升华。

邓像中国权力的每一个竞争者一样，小心地把自己的想法当作毛的经典言论详细阐述，解放性地引用主席的讲话（或说有时巧妙地断章取义）。至少从60年代中期，毛没有特别强调任何实际的国内方案。他一般会认为意识形态盖过甚至可能压倒实践经验。断章取义地处理毛派正统的不同片段，邓抛弃了毛的继续革命。在邓的解释中，毛成为一个实用主义者：

同志们，让我们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不是真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这些根本的原则过时了吗？它会变得过时了吗？我们如何能真正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我们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会将我们带向哪里？

在卫冕毛派正统的基础上，邓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声明，因为它意味着毛泽东是万无一失的，即使是伟大的舵手本人也没有如此声称。 （另一方面，在毛活着的时候，也很少有人敢断言他的错误。）邓引用了毛对斯大林的判断公式，他有70％是正确的，30％是错误的，建议毛本人可能也值得三七开（这很快成为党的正式政策，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在这个过程中，他指责毛的继承人华国锋，说他伪造毛的遗嘱和坚持其字面应用：

“两个凡是”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这个原则是正确的，我的复职就没有任何理由，关于1976年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活动 （周恩来逝世后的悼念示威）也不可能声明是合理的。我们不能把毛泽东同志在一个特定场合说的话机械地套用到另一个问题上。 。 。 。毛泽东同志本人一再表示。 。 。 ，如果一个人的工作被评为有 70％的成就和30％的错误，那就相当不错了，他说如果在他死后子孙后代给他一个“三七开”的评价，他本人将非常高兴和满意。

总之，没有不变的正统。中国的改革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什么好使（邓著名的言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译者）。

邓更加密锣紧鼓地鼓吹他的基本主题。在1977年5月的一次演讲中，他提出挑战，要中国比明治维新“做得更好”，明治维新戏剧性地加速了十九世纪的日本现代化。引用共产主义思想鼓励市场经济，邓小平宣称作为 “无产阶级” ，中国将能够超过“新兴的日本资产阶级” 设计的项目（虽然有人怀疑，他真正的企图是调动中国民族自豪感）。不像毛总爱呼吁一种超然的辉煌未来设想，邓以克服自己的落后这一重要承诺挑战他的人民：

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除非我们特别注意教育，就不可能发展科学技术。空谈将使我们的现代化计划无处可循，我们必须具备知识和训练有素的人员。 。 。 。现在看来，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和教育相比整整落后20年。

随着邓加固权力，这些格言变成中国努力成为世界强国的经营原则。毛对增强中国的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兴趣不大。在毛逝世的时候，美国与中国贸易总额是 3.36亿美元，比美国与洪都拉斯的贸易稍低一点，是美国与台湾贸易的十分之一，而他们的人口只占中国的1.6％。

中国作为当今的经济超级大国是邓小平的遗产。他不仅设计了具体方案，而且他完成了一个领导者的终极任务—带领他的社会从当前走到从未达到过的未来。社会一般靠平均表现运作。社会的维持靠人们实践熟悉的条列。但社会的发展必须通过领袖的必要眼光和敢于承担一门事业的勇气，而起初，利益主要蕴藏于领袖的视野中。

邓小平的政治挑战是，在GCD统治的前30年，中国已经由一个站主导地位的领袖推动走向统一和国际尊重，还有不可持续的国内社会目标。毛泽东统一了国家，除台湾和外蒙古，恢复了她的历史边疆。但他的努力违背其历史的独特性要求。中国以其社会可以承受的步伐节奏发展了辉煌的文化模式，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毛的不断革命把中国推到了极限，甚至其浩瀚的耐力都难以承受。他让中国骄傲地重新崛起并被国际社会认真地承认其国家身份。但他没有找到中国进步的方法，除了提高思想。

毛泽东像一个庄严敬畏的传统皇帝管辖中国。他体现了帝王在天地之间联系的神话，他更接近神圣而不是尘世。邓的管辖是另一种中国传统精神：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辖万物于无形。

在许多文化中，至少是所有西方国家，统治者通过与被统治者的某种示范性联系巩固权威。这就是为什么在雅典，罗马，和大多数多元化的西方国家，演讲被认为是政府的必要手段。在中国一般没有演讲的传统（毛泽东有点例外）。传统的中国皇帝没有把修辞技巧或与人民群众接触当作他们的权力基础。在中国官员的传统里，他们的操作基本上不在人们的视线之内，而靠工作成果取得合法化。邓小平没有占据最高的职位，他拒绝了所有封号，他几乎从来没有出现在电视上，他几乎是完全在幕后实施政治。他的统治不像一个皇帝，更像一个宰相。

毛的统治依靠了中国人民对他个人愿景给他们造成的痛苦的忍耐力得以维持。邓的统治解放了中国人民的创造性，使他们实现自己的未来景愿。毛以为靠中国“群众”的纯粹意志和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就能克服任何障碍的神话信仰争取经济发展。邓明白中国的贫穷和与发达世界生活水准的巨大差距。高呼“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宣布中国需要获得外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本，以自己的弥补不足之处。

邓小平最终在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完成了他的权利回归。全会打出一面旗帜代表了邓小平的后续政策：“改革开放。”标榜突破毛派的正统，中央批准了务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政策，与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相呼应。农业私有化倡议再次被允许。群众悼念周（此前被视为“反革命”）的判决被推翻，军事老帅彭德怀被平反恢复名誉—彭总曾指挥朝鲜战争，后来因批评毛的大跃进被清理。邓在会议结束时，发出一个响亮的号角“我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心向前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毛泽东规定了几乎所有生活问题的答案，邓小平则强调需要打破禁锢解放思想并鼓励“摸着石头过河。”

事实上，目前关于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论也是一个关于是否需要解放人们的思想的辩论。 。 。 。当一切都要按章办事时，当思想僵化、崇尚迷信时，一个党和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取得进步的。它的生命就会停止，就要亡党亡国。

独立的创造性思维将是未来的主要方针：

更多的党员和其他人要使用他们的头脑把事情想清楚，我们的事业就会更加受益。为了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需要大批的探路者，敢于思考，不断探索新的途径，并产生新的想法。否则，我们的国家将无法摆脱贫困和落后或赶上和超越先进国家。

突破毛派正统同时也揭示了改革者的两难困境。革命者的困境是大多数革命的起因是反对滥用权力。但更多的现有规范被拆除，就必须用更大的力量来重新创建一种新的规范。因此，革命的结果经常是中央权力集中，革命席卷面越广越是这样。改革的困境是相反的。更多的选择范围扩大，划分它的难度就越大。为了追求生产力，邓小平强调自己为自己想事情和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不过，如果那些头脑一旦解放，要求政治多元化怎么办？邓的愿景要求“大批探路者敢于思考，探索新的途径，并产生新的想法，”但他假定这些闯将将限制自己去探索切实可行的方法建立一个繁荣的中国，并远离探索最终的政治目标。那么邓如何设想调和思想解放与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这是经过计算的风险评估吗，还是因为中国别无选择？或者是他遵循中国的传统拒绝任何政治稳定性的挑战可能性，尤其是邓让中国人民更富裕并有更大的自由？邓的经济自由化和民族振兴的愿景不包括走向西方认可的多元民主这一重大举措。邓小平试图维持一党统治，与其说他陶醉先决权力，毋宁说他相信其他选项就是无政府状态。

随着他敲定他的国内景愿，邓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脸孔。到1980年，他的优势地位已经完成。在1980年2月的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的支持者被降职或解除岗位；。。。

自从十九世纪中国自强的改革者（戊戌变法或曰百日维新）受挫败一个世纪后，邓小平带领毛后的中国走上了改革之路，假以时日，中国将再次宣称与其历史和现世表现相称的影响。日期：2011-09-11

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第三次越南战争

在1979年4月，华国锋仍然是中国国务院总理，中国发动了一场入侵越南的战争，但六周后随即撤回，这是近代史上第三次越南战争，其意在挖掘苏联的墙角以示轻蔑，华总结战争的结果说：“他们并没有敢动。毕竟，我们还是可以摸一下老虎屁股。”

1975年，在与柬埔寨红色高棉发生一系列边境冲突后，越南军队占领了柬埔寨，最终意图创建以河内为主控的印度支那联邦。中国入侵越南，“教训了它一下。”中国这么做是对一个月前河内和莫斯科之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表示蔑视。战争让中国军队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它尚未完全从文化大革命的蹂躏中恢复过来。但入侵达到了其根本目标：苏联的不作为显示出其战略触角的有限性。从这个角度看，它可以被认为是冷战的一个转折点，虽然当时它没有被完全这样理解。第三次越南战争也是在冷战期间中美战略合作的高潮。

越南：大国的捣蛋者

中国卷入第三次越南战争的因素与美国卷入第二次是有可比性的。越南民族主义的某种近乎疯狂的情绪驱使其他社会误解越南的动机和自己的可能性，因而失去分寸感。这当然正是美国在史学家称之为第二次越南战争中的命运（第一次是越南的反法国殖民主义战争）。美国人发现很难接受一个中型发展中国家能够只为自己的狭隘事业激发出这种强烈的行动。因此，他们解释越南的行动是一个深谋设计的表象。河内的好斗被视为中苏共谋的至少意在主宰亚洲的先锋。华盛顿相信一旦河内的初始推进被封锁，随后就可能出现外交妥协。

这一评估在两个出发点上都是完全错误的。河内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影子。它为自己的独立愿景而战斗，最终争取在东南亚获得一个印度支那联邦，使得河内取代北京历史上曾在东亚地区发挥的主导作用。对这个思想狭隘的、在与中国几个世纪冲突中幸存下来的民族来说，在他们的独立性想法和任何外人的稳定观之间妥协是不可想象的。发生在印度支那的第二次越南战争的悲惨结局就是在美国哭喊着妥协和北越对胜利的坚持之间互动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压倒性错误不是划分美国民意的理由：美国政府是否投入足够的外交努力。相反，它无法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所谓的外交成果，曾被美国两党历届政府认真地、甚至绝望拼命地追求，费九牛二虎之力积完败河内之势而不得—而莫斯科和北京在其中只提供了帮助而不是决定性作用。

在一个更有限的意义上，北京掉进一个平行的误解陷阱。当美国在越南的力量加强伊始，北京用围棋术语解释：这是从韩国到台湾海峡到印度支那连成包围中国的又一个美军基地棋子。中国支持北越游击战争，部分是意识形态的原因，部分是为了尽可能远拒美军基地于中国边境之外。在1968年4月，周恩来告诉北越总理范文，中国支持北越以防止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而范文同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因为防止对中国的包围圈不是越南的主要目标，而越南的目标是自己国家的：

周：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对中国形成半包围。现在，苏联也围堵中国。包围圈越来越完整了，除了越南这一块。

范：我们更决心在越南所有的领土上打败美帝国主义。

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你。

范：我们的胜利将在亚洲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的胜利会带来不可预知的结果。

周：你应该这样认为。

为了中国的战略追求，对此范文同一直小心翼翼地置身事外，中国派出了超过10万非战斗军事人员，支持北越的基础设施和后勤。美国反对北越成为中苏设计的枪刺。中国支持河内锉钝美国称霸亚洲的锋芒。两边都错了。河内只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战。一个统一的由共产党领导的越南，在1975年取得第二次战争胜利后，对中国的战略威胁变得比对美国要大得多。

越南用近乎偏执的怀疑眼光看着北方邻居。在中国的长期统治时期，越南吸收了中国的书法，政治和文化形式（在古都顺化有最壮观的皇宫和皇陵证明，）。不过，越南人使用这些“中国的”的机构建立一个单独的国家，并增强自身的独立性。地理并没有让越南像日本那样在相同的历史时期退缩到隔离。从公元前第二世纪到十世纪，越南或多或少是在中国的直接统治下，只在公元907年唐朝崩溃时才完全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重新出现。

越南人的国家认同来自两个有点矛盾的力量遗产：一方面，吸收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反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统治。抵抗中国使越南产生了独立的激情自豪感和坚韧的军事传统。吸收中国文化使越南产生了一个中国式的儒家精英群，他们面对邻居拥有一种自己的区域性的中央王国综合症。在二十世纪的印度支那战争中，河内利用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领土，当作自身的权利，而战争结束后，则在每个国家以共产主义运动扩大这种“特殊关系”，显示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权利意识，增进越南的主导地位。

越南对抗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心理和地缘政治挑战。河内的领导人熟悉孙子兵法，并应用它的原理对付法国和美国，效果显着。即使在漫长的越南战争结束之前，首先对抗法国在二战结束后回收他们的殖民地的企图，和从1963年到1975年与美国对抗，北京和河内都开始认识到，未来的较量将在它们之间争夺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霸主地位。

文化上的接近或许可以解释在美国的越南战争期间指导中国政策的战略分析缺乏可触摸的棱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京的长期战略利益可能是平行于华盛顿的：即有四个国家（北越，南越，柬埔寨和老挝）在印度支那平衡彼此。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毛在1965年对埃德加。斯诺概述战争的可能结果时，提出保持南越是可能的，因此是大概可以接受的结果。

我在1971年秘密访问北京期间，周解释中国在印度支那的目标既不是战略性的，也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按周说的话，中国在印度支那的政策是完全基于古代王朝的历史债务。中国的领导人可能认为，美国不能被打败，而一个分裂的越南北方会依赖中国的支持就像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北朝鲜。

随着战争的进展，有几个标志显示中国正准备自己应付河内的胜利，虽然是不情愿地。情报注意到中国在老挝北部修建道路，这与正在进行的与美国的冲突无关，但将有助于战后与河内保持战略平衡或甚至在老挝发生可能的冲突。在1973年，“巴黎协定”结束了越南战争以后，周恩来和我进行谈判，为战后柬埔寨组建一个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当时流亡在北京的前柬埔寨统治者），金边现政府和红色高棉为基础的联合政府。其主要目的就是给河内收取印度支那设立一个障碍。该协议最终被中止，因为美国国会实际上禁止美国在该地区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使美国的作用无关。

河内对其当时的盟友的潜在敌意被我从1973年2月的河内访问带回家，当时的访问被设计成落实两个星期前草签的“巴黎协定”实施步骤。黎德寿带我参观河内的国家博物馆，主要专门秀我越南历史上与中国斗争的展厅—那时中国还是越南的正式盟友。

当1975西贡（今胡志明市）沦陷后，固有的和历史的对立喷涌而现，导致地缘政治战胜意识形态。事实证明，不单单是美国错误地评估了越南战争的意义。当美国首次干预时，中国把它看作是帝国主义的最后一口气。她几乎定期地向河内投入物资。她把美国干预解释为向中国包围圈又迈出了一步，就像她早在十多年前对美国干预朝鲜的看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地缘政治上看，北京和华盛顿的长远利益应该是一直平行的。双方应首选的是保持现状，即一个印度支那分成四国。华盛顿抵制河内主导印度支那是基于威尔逊的全球秩序思想—现存国家的自决权利—和全球性的共产主义阴谋。北京有同样的总体目标，但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它希望避免在其南部边境出现一个东南亚共同体。

有一段时间，北京似乎认为共产主义思想会远远超过1000年的历史积怨。或者，她根本就没想到美国有完败的可能。在西贡陷落后，北京不得不面对自己政策的后果，现在冲着他们反弹回来。印度支那的战争结果与常常萦绕中国的包围圈恐惧感融合。防止印度支那集团与苏联结合成为邓主持的中国外交政策占主导地位的当务之急，也是加强与美国的合作的链接。河内，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都在玩一个四方围棋游戏。在柬埔寨和越南的活动将决定谁会被包围或中和：北京或河内。

北京的敌对势力包围圈的噩梦似乎正在应验。仅越南一个就足够强大。但是，如果它实现印度支那联邦的目的，这将是一个接近一亿人口的集团，有能力对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施加显著的压力。在这方面，柬埔寨独立抗衡河内就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目标。早在1975年8月，西贡沦陷3个月后， 邓小平告诉来访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

“当一个超级大国[美国]被迫从印度支那撤出其部队，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抓住机会。 。 。把它的罪恶魔爪伸向东南亚。 。 。开展其扩张企图。”

柬埔寨和中国，邓小平说，

“两国。 。 。面对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的任务。 。 。 。我们坚信。 。 。我们两国人民更加紧密团结，在共同奋斗中一起迈向新胜利。”

在1976年3月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访问北京期间，华国锋，那时的总理，警告苏联：

“超级大国一面嚎叫‘缓和’，一面张开爪子到处抓，正在加速其武装扩张和战争准备，并试图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充当霸权的霸主。”

从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威胁面前假装共产党团结的必要性中解脱出来，两位对手在1975年4月西贡沦陷后不久走向公开对立。在整个印度支那沦陷6个月内，15万越南人被迫离开柬埔寨。相当数量的华裔越南公民被迫逃离越南。 1976年2月，中国结束对越南的援助计划，一年后，切断现有项目的任何交付。同时，河内走向苏联。在1978年6月的越南政治局会议上，中国被确定为越南的“主要敌人”。同月，越南加入经互会，即苏联为首的贸易集团。 1978年11月，苏联和越南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其中载有军事 条款。 1978年12月，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并安置一个亲越南政府。

意识形态的冲突已经消失了。共产党的不同权力中心进行着权力平衡的较量，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国家利益。

从北京来看，战略的梦魇在中国边界不断地发展。在北方，苏联军事部署持续不减：莫斯科仍然有近五十个师陈兵边界。在中国西部，阿富汗刚经历了一场马克思主义政变，并受到越来越明显的苏联影响。北京也看到了莫斯科的手插入伊朗伊斯兰革命，最终导致伊朗国王巴列维于1979年1月16日乘飞机逃离。莫斯科继续推动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没有其他合理的目的，除了遏制中国。与此同时，莫斯科正与华盛顿谈判的SALT-II条约。以北京的看法，这样的协议是 “将苏联的坏水推向东方”，即冲着中国。中国似乎是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的地位。现在越南已经加入了苏联阵营。范文同在1968年对周预言“不可预知的后果”似乎就包括苏联对中国的包围圈。雪上加霜的是，所有这些挑战正在邓小平巩固他第二次返回权利位置时发生—这一个过程直到1980年才完成。

中国与西方外交战略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自我脆弱时的反应。美国和西方外交官认为他们应该小心地避免挑衅，而中国的反应更倾向于放大藐视。西方外交官从不利的力量平衡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必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他们呼吁外交举措，把对手放置在“错误”的一面，在道义上孤立他，但停止使用武力—在越南入侵并占领了柬埔寨以后，这基本上是美国给邓的意见。中国的战略家们更可能会增大他们的承诺以鼓起勇气和心理压力，反对对手的物质优势。他们相信先发制人是威慑力的形式。当中国的规划者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对手获得了不能接受的优势和战略趋势转向对己不利时，他们的反应是企图破坏敌人的信心，并让中国，如果不能在物质上，但在心理上重占上风。

面对各方面的威胁，邓决定在外交和战略上主动出击。虽然尚未完全控制北京，他在国外几个层面上大胆行动。他改变了中国的立场，从遏制苏联到明确的战略敌意，而实际上是反击。中国将不再局限于劝告美国如何遏制苏联，而是亲自出马在反苏和反越联盟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亚洲。他拼凑力量准备跟河内摊牌。

邓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对话和关系正常化

当邓在1977年从他的第二次流亡返回时，他扭转了毛的国内政策，但基本保留毛的外交政策到位。这是因为两人有着共同的强烈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的平行见解。这也因为，相对于国内政策，外交政策是毛的革命冲动的绝对极限。

然而，在毛和邓的批判态度之间有着显着性差异。毛曾质疑美国对苏政策的战略意图。邓承担了相同的战略利益，并集中实现并驾齐驱。毛把苏联当作一个抽象的战略威胁对手，其威胁对中国并不比对世界各国多多少。邓小平认识到中国的特殊危险，尤其是在中国南部边境的一个直接威胁，与北方的潜在威胁遥相呼应。因此，对话更具有可操作性特点。毛的作为像一个沮丧的教师，邓更像一个苛刻的合作伙伴。

在面对实际的危险时，邓结束了毛最后一年对中美关系的矛盾心理。中国已不再表示任何对世界革命机会的怀旧。他在返回后的所有交谈中都争辩，为了抵制苏联面向欧洲政策的势头，中国和日本需要参加到一个全球性的设计局中。

尽管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协商已相当密切，关系非正常化仍在继续，美国仍正式承认台湾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和台北是中国的首都。沿着中国北部和南部边境的对手可能会误解此为契机而蠢蠢欲动。

卡特上台后，关系正常化被提到中美议程的头条。新上任的国务卿塞鲁斯。万斯于1977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访问，结果不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离开华盛顿，”

“相信在解决巴拿马问题 [指的是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将运河主权过渡]之前谈论像与中国正常化这样一个政治上有争议的问题将是不明智的 ，除非—我不以为它会发生—中国人接受我们的一揽子建议。出于政治原因，我想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代表美国最大立场。 。 。 。因此，我没有想到中国人接受我们的建议，但我觉得这样是明智的，即使我们最终可能不得不放弃它。”

美国在台湾上的建议包含了一系列涉及一些保留美国对台湾有限的外交存在的想法，福特政府已经提出过但被拒绝了。这一提案再次被邓否决，称它是一种倒退。一年后，当卡特总统决定给予中美关系高度优先重视时，美国的内部辩论结束了。苏联在非洲和中东的压力促使新总统决定尽快寻求与中国达成事实上的战略联盟，因而选择与中国正常化。 1978年5月17日，卡特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到北京，带着这些指令：

“你应该强调，我看到苏联与美国本质上是处于一种竞争关系，虽然也有一些合作方面。 。 。 。

最简洁地说，我关心的是，苏联的军事实力增加和政治短视相结合，大国野心膨胀，可能诱使苏联既要挑起局部动荡（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又要恐吓我们的朋友以寻求政治优势，甚至最终政治统治。”

布热津斯基也被授权重申尼克松在1972年对周列数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与中国战略合作的大力倡导者，布热津斯基以饱满的热情和熟练的技巧执行了卡特的的指示。当他在1978年5月访问北京，追求实现关系正常化时，布热津斯基找到了一个容易接受的观众。邓急于进行关系正常化，争取与华盛顿结成更加牢固的联盟，用他的话说， “真实、坚定、脚踏实地” 地反对苏联在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前进。

中国领导人深刻地意识到他们周围的战略危险，但他们提出一个更广泛的观点作为全球环境分析，而不只是关注他们的国家。 “天下大乱”，“大连横”，“三个世界”：所有代表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都没有鲜明的民族观念。

黄华外长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显示了显著的自信。毕竟当时中国处于非常困难的局面，黄不是表现得像一个请求者，而是以一位儒家师爷的态度，讲述如何实行全面的外交政策。他开场就评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说与苏联的谈判是徒劳的和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根源。阁下提到，苏联面临着诸多的困难。这是确实的。争取世界霸权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固定战略目标。虽然它可能受到很多挫折，但它永远不会放弃它的野心。”

黄提到了同样困扰美国战略学者关注的问题—即如何把核武器与常规战争的战略思想联系起来。对核武器的依赖将加大威慑和实现威胁的意愿之间的差距：

“至于说苏联也因为受西方核攻击的恐惧而不敢使用常规武器，那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把战略立场放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不仅是危险的，而且也是靠不住的。”

在中东—“欧洲的侧翼” 和“未来战争中的能源地” ，美国没有阻挡苏联的前进。它与苏联发布了一个关于中东问题的联合声明（邀请该区域各国参加一个会议，探讨全面解决巴勒斯坦的前景），“从而为苏联进一步渗透中东打开了门缝。”华盛顿已经把埃及总统萨达特—他的“大胆的行动”曾“创造了不利于苏联的局面”—留在一个危险的境地，并允许苏联 “抓住机会，加重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

黄引用一个古老的中国谚语作概括，他说，对莫斯科“绥靖”等于“为勐虎插翅。”但是，一个协调的政策压力将占上风，因为苏联是“外强中干、凌弱惧强。”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印度支那问题作铺垫。黄提到“地区霸权的问题”，当然，美国已前淌了整整十年这趟浑水。越南旨在主宰柬埔寨和老挝并建立一个印度支那联邦，“其背后有苏联”。“河内已在老挝取得了主导地位，驻有军队并在老挝的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层次 安插了“顾问”。但是，河内在柬埔寨遇到了麻烦，它反对越南的地区野心。越南和柬埔寨的紧张不只是沿边界的一些零星的小遭遇战”，而是代表“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的重大冲突。除非河内放弃其称霸印度支那的目标，“这个问题将不会在短期内解决。”

当天晚些时候，邓小平跟进黄华的批判。他警告布热津斯基，让步和协议从未产生过苏联克制的结果。十五年的武器控制协议，让苏联实现了与美国的战略均势。与苏联的贸易，意味着“美国帮助苏联克服其弱点。”邓小平嘲讽地评论美国对苏联在第三世界冒险主义的反应，指责华盛顿试图 “拍莫斯科的马屁”：

“你们的发言人不断地为苏联的行动寻找合理的理由和道歉。有时他们说，没有迹象表明苏联和古巴正在扎伊尔和安哥拉插手。你们这样说是没有用的。坦率地跟你说，每当你们与苏联缔结一项协议，它就是美国拍苏联马屁的结果。”

这是一个非同凡响的表演。一个国家是苏联的主要目标，却提出一个概念性的义务联合行动，不是国与国之间的讨价还价，更不是请求。在国家处于极其危险的时刻—正如他们自己的分析表明—中国是一个战略导师，而不是像美国的欧洲盟国经常那样，作一个美国处方的被动采购者。

美国辩论的许多法宝—如国际法，多边解决方案，流行的共识—都在中国的分析中不存在，除非可以作为既定目标的实用工具。而那个目标，正如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指出，就是“对付北极熊，就是这个。”

但对于美国人来说，所谓美国社会基本价值观的现实主义方法是有限度的。比如，凶残的红色高棉执政柬埔寨就是这样一个限度。没有美国总统可以把红色高棉当作围棋战略的另一个棋子。其种族灭绝行为—驱使金边人口进入丛林莽野和对指定类别的平民大规模屠杀 — 不能简单地忽视（虽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必要性有时让原则性流产）。

当时仍是总理的华国锋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发言更有力：

[我们] 也告诉了我们很多的朋友，战争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件事情是应该做好准备工作。 。 。 。如果有了准备，一旦战争爆发，谁也不怕谁。第二件事情是，必须试图破坏苏联侵略的战略部署。因为苏联为了取得世界霸权，第一步就是要在世界各地获得空军和海军基地，因此它必须作出战略部署。我们必须要打乱其全球部署计划。

没有一个大西洋联盟成员提出过如此气贯长虹的联合行动—-基本上是先发制人的—号召，或准备按自己的评估单独行动。

在操作上，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合作在许多方面比大西洋联盟更加紧密，当然更加冒险。他们寻求的是落实进攻性威慑战略（如前所述）。其特点是，邓小平没有提出一个正式的（联盟）结构或长期义务。相同的评估提供了共同行动的动力，但如果评估开始分歧，事实上的联盟将无法生存—中国坚持自力更生，即使在极端危险的处境中。尽管对美国的具体政策有严厉批评，中国仍这样坚持联合行动，它表明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势在必行。

实现关系正常化是朝着一个共同的全球政策迈出第一步。从1971年7月秘密访华那时起，中国对正常化的条件是明确的和不变的：所有美国军队从台湾撤出，结束与台湾的防御条约；与唯一代表中国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它已被作为一部分中国的立场写进“上海公报”。两位总统，尼克松和福特，已同意这些条件。尼克松曾表示，他将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实现。尼克松总统和福特都强调美国关心问题的和平解决，包括一些台湾安全援助的延续性。他们因为水门事件的影响一直没能履行这些承诺。

作为一个不寻常的超党派外交政策行为，卡特总统在他的任期伊始就重申了尼克松曾在1972年2月对周作出的所有有关台湾的承诺。1978年，他提出一个正常化的具体公式以便双方得以维持自行制定原则：重申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接受的原则；声明强调美国对和平改变海峡现状的承诺；中国默许一些美国对台湾的武器销售。卡特亲自把这些想法讲给中国大使柴泽民，他威胁说，在没有美国军火销售的情况下，台湾将不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就好像美国对台湾的计划或行动无任何影响力一样。

卡特邀请邓小平访问华盛顿似乎是给正常化提供一个最后期限。邓小平同意了不指定的对台军售，也未对美国宣言华盛顿希望台湾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方案有异议—尽管中国在实际效果上有着长长的不承担任何正式义务的记录。北京的立场仍然存在，正如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强调，“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正常化的意思是美国大使馆从台北搬到北京和北京的外交官将在华盛顿取代台北的代表。美国国会对此的反应是，在1979年4月，通过了“台湾关系法”，这表示关注台湾未来是一个对美国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当然，它不能约束中国。

美国和中国当务之急之间的平衡，说明为什么模糊有时是外交的命脉。正常化的一系列含糊不清的地方已经持续了四十多年。但它不能总这样下去。双方需要明智的政治家推动这一进程向前发展。

邓的出访

正如邓小平把中国从高呼口号变成苦干实干，他认为中国不会被动等待美国的决定。只要有可能性，尤其是在东南亚，他将创造他主张的政治框架。

毛像一个皇帝召见外国领导人到他的住所，邓小平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巡回东南亚、美国、和日本，实践他独具品牌的、生硬的、有点霸道的外交。在1978年和1979年期间，邓小平进行了一系列的出访，将中国的海外形象从革命的挑战者改变为苏联和越南地缘政治设计的受害者。此前，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一直站在那一边；中国还在泰国和马来西亚鼓励海外华人和少数族裔人口进行革命。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得服从对直接国家威胁的处理需要。

在1979年2月的《时代周刊》杂志采访中，邓为中国的战略设计面向广大听众作广告：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将北极熊推到马路崖子一边，我们的唯一现实行动就是要团结。如果我们只依靠美国的力量，这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只依赖于欧洲的实力，这也是不够的。我们虽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贫穷国家，但如果我们团结起来，那好，我们就有份量。”

在他的整个行程中，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相对落后和吸收先进工业国家的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愿望。但他认为，中国的不发达并没有改变其抵抗苏联和越南扩张甚至必要时用武力单挑的决心。

邓小平的海外旅行和他反复阐明中国的贫困与中国的传统政治有着惊人的离谱。过去很少有中国统治者出国巡游。 （当然，在传统观念中，他们统治天下，技术上是没有“国外”可去的。）邓小平公开强调中国落后和需要向别人学习的意愿与中国皇帝和官场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的冷漠超脱形成鲜明对比。从未有过中国统治者对外国人宣布需要外国的商品。清廷曾有限度地接受外国的创新（例如，其对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欢迎态度），但一直坚持认为外贸是中国善意的表达，而不是中国必须的。毛，也一直强调自力更生，即使以贫困和孤立为代价。

邓以日本作为他巡回旅行的首站。时机正是批准已经谈妥的中日外交关系正常化条约。邓的战略设计需要的是和解而不是简单的正常化，使得日本可以帮助中国孤立苏联和越南。

为了这一目标，邓准备把近半个世纪日本对中国造成的痛苦暂时忘却。邓的表现热情充沛，声称“我的心充满了喜悦，”并拥抱对方，此种姿态，日本东道主恐怕发现在自己的社会或在中国都鲜有先例。邓小平没有企图隐瞒中国的经济滞后：“如果你长得丑，装俊是没有用的。”当被请求在一个游客留言薄上签字时，他写下了一串前所未有的对日本的成就大加赞赏的话：“我们向伟大的、勤奋勇敢的和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并致以敬意。”

1978年11月，邓访问东南亚，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他给越南贴上“东方的古巴”标签，在谈到新签署的苏越条约时，称其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1978年11月8日在泰国，邓强调，“亚洲，太平洋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安全和平都受到苏越条约的威胁”：“这个条约不是仅针对中国。 。 。 。它是苏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计划。您可能相信该条约意在包围中国。我已经告诉友好国家，中国是不害怕被包围的。它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亚洲、太平洋和 整个世界的安全与和平都将受到威胁。”

在访问新加坡时，邓小平发现自己与非凡的李光耀总理志同道合，并瞥见了中国可能的未来愿景—一个多数中国人口的繁荣社会，邓以后羡慕地称其为“严格管理”（所谓新权威主义政府模式，译者注）和“良好的社会治安。”当时，中国仍然极度贫困，自己的“社会治安”几乎被文革摧毁。李光耀后来回顾了这一难忘的对话：

他邀请我再次访问中国。我说，当中国从文化大革命恢复过来以后我会的。他说，这将需要很长时间。我反驳说他们应该没有问题走在前面，并比新加坡做得好得多，因为我们是从福建和广东失去土地的文盲农民的后代，而他们有学者、官吏和文人的后代，都留在国内。他沉默了。

李赞扬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和从经验中学习的愿意。李还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了一些东南亚的关注，这些可能无法通过过滤出现在中国的官僚和外交屏幕上：

中国希望东南亚国家与她团结起来孤立“俄罗斯熊”；事实是，我们的邻国希望我们团结起来孤立“中国龙” 。在东南亚没有“海外俄罗斯人”领导着受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叛乱，而有“海外华人”受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鼓励和支持，对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并在较小程度上对印尼构成威胁。此外，中国公开声称因血缘关系与海外华人有一种特殊关系，并越过他们公民国家的政府首脑直接呼吁他们要有爱国主义。 。 。 。 [我] 建议，我们将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在事件中，李被证明是正确的。除新加坡外，东南亚国家在面对苏联或越南时都表现得十分谨慎。然而，邓小平实现了他的的基本目标：他的多次公开声明构成了一种警告，表明中国有可能努力纠正目前这种局势，美国必然会注意到。它是邓小平设计的一个关键部件。这一战略设计需要更加牢固地定义与美国的关系。

邓在国内，尽管吃了那么多苦，身板仍很硬，到国外却把身段放得很软，其心可鉴。个子小但大丈夫也。

邓访问美国和联盟的新定义

邓小平访问美国旨在庆祝两国关系正常化，阐明“上海联合公报”并创建一个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

此行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外交的特殊技巧：营造一个获得某些国家支持的印象，其实那些国家并没有同意或者被要求发挥这一角色。该模式开始于在二十年前的近海岛屿危机。1958年，毛泽东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三个星期后开始对金门和马祖炮击，制造了莫斯科已提前同意北京行动的印象，其实不是这样的。艾森豪威尔竟指责赫鲁晓夫帮助煽动危机。

按照同样的战术，邓小平在与越南开战之前高调访美。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都没有要求协助其迫在眉睫的军事努力。赫鲁晓夫显然没被通报1958年的行动并对因此而面临核战争的危险感到愤慨；邓小平1979年抵达美国后通知了华盛顿他将要对越开战，美国没有给出明确的支持，其作用仅限于情报分享和外交协调。在这两种情况下，北京都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印象，就是其行动得到一个超级大国的祝福，从而阻止另一个超级大国干预。 在那个微妙而大胆的策略中，苏联在1958年无力阻止中国对近海岛屿的攻击；至于越南问题，它被留下一个猜测空间：邓小平访问期间到底商定了什么，并很可能以最坏假设着想。

在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访问美国是一出皮影戏，其目的是为了恐吓苏联。邓小平为期一周的美国之行部分是外交首脑会议，部分是商务旅游，部分是演讲政治，部分是第三次越南战争的心理战。行程包括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到西雅图而止，出现了毛难以想象的场景。在1月29日白宫国宴上，“红色中国”的领导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通用汽车公司的执行总裁共进晚餐。在肯尼迪中心的一个晚会上，身材矮小的国务院副总理跟哈林篮球队员握手。邓在得克萨斯州西蒙顿马术竞技和烧烤活动中与牛仔打成一片，带上一个特大号牛仔帽乘坐关山飞渡马车。

在整个访问期间，邓小平强调中国需要获得外国技术和发展经济。在他的请求下，他参观了制造和技术设施，包括乔治亚州哈皮镇（Hapeville）的福特汽车装配厂，休斯敦的休斯工具公司（邓小平视察了海上石油勘探中使用的钻头）；和在西雅图郊区的波音飞机制造厂。在抵达休斯敦时，邓公开宣布他的愿望是“学习你们在石油工业和其他领域的先进经验。”邓给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评估，宣布他想“了解所有关于美国的生活”和“吸收一切有益于我们的东西。”在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邓小平在航天飞机的飞行模拟器前流连忘返。一个新闻报道捕获了当时的场景：

邓小平以美国之行戏剧化地表现中国对先进技术的渴望，他今天来到这里攀升飞行模拟驾驶舱，发觉这一最新的美国航天器如何从100,000英尺的高空降落到地上。

中国高级副总理 [邓]，似乎如此着迷这一经历，他又试了第二次着陆，然后他甚至似乎仍然不愿意离开模拟器。

与清帝对马戛尔尼的礼物和贸易承诺的矜持冷漠或毛坚持经济自给自足的刚性态度相对比，这恍若隔世。在他与卡特总统1月29日的会议上，邓解释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政策，这是周在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时提出的，他承诺的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等领域的现代化。所有这一切都服从邓的星条旗大道之行的首要目的：发展事实上的中美联盟。他总结出：

总统先生，你问我们的战略草图。为了实现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但即使是现在，我们相信苏联将发动一场战争。但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正确，就有可能推迟它。中国希望推迟战争二十二年。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不建议建立一个正式的联盟，但每个人都应该以我们的立场为基础采取必要的措施，并协调我们的行动。这个目标可以实现。如果我们的努力无济于事，那么情况（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空。

不正式结盟而作为盟友是把现实主义推向极端。如果所有的领导人都是有能力的战略家，深入和系统地思考战略，他们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联盟将是不必要的，他们的分析逻辑将促使向一个方向并驾齐驱。

但是，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差异，即使同样位置上的领导人不一定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是在压力之下。分析依赖于解释；什么构成事实？甚至更重要的，其意义是什么？认识不同判断就不同。国家联盟是一种正式工具，将共同利益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与无关的情况或国内压力绝缘。它们为国家利益的计算创造了一个额外的义务。它们还为共同防御提供了法律义务，在危机中尤其令人向往。最后，依据他们认真追求的程度，联盟减少潜在对手误判的危险性，从而给外交政策注入可计算的元素。

邓—和大多数中国领导人—认为在中美关系上正式联盟是不必要的，就整体而言，在其外交政策行为上是多余的。他们准备依靠默契。 但在邓小平最后一句中也有隐含的警告。如果它不能定义或实现平行的利益，关系会变成“空”的，也就是说，会枯萎，这意味着中国大概会返回到毛的三个世界概念，这仍然是官方政策，使中国在超级大国之间航行。

平行的利益，在邓小平来看，它是表达一个以在亚洲遏制苏联为目的以政治/军事合作为手段的非正式的全球性安排，与北约在欧洲的目标并行。它是非 组织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横向政治关系。它是以不同的地缘政治学说为基础。北约合作伙伴寻求团结高于一切，以抵抗实际的苏联侵略。它展示性地避免任何军事先发制人的概念。为了避免外交对抗，北约的战略理论是专守防御性的。

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基本上是先发制人的政策，它是中国的进攻威慑理论的一个方面。要沿其整个周边向苏联施压，尤其是在它最近扩大存在的地方，特别是在东南亚，甚至在非洲地区。如果必要的话，中国将准备发起军事行动，以遏制苏联的设计，尤其是在东南亚。

苏联将永远不会被协议所约束，邓警告说，它只理解势均力敌的语言。罗马政治家老卡托在结束他的讲话时必高呼“迦太基必须被销灭！”。邓小平有他自己的品牌口号：苏联必须予以抵制。他的所有演讲，尽管形式有变化，但都包含一个警告，莫斯科的不变性是“见缝插针”。正如邓小平告诉卡特总统，“无论苏联在哪里伸出手指，我们必须在那里将它砍掉。”

后来有个笑话（与对越战争无关），这个要用四川话说：

邓小平访美，一次被美国记者堵在洗手间采访（翻译不在场），进行了如下一场对话：

记者（用英语问）：先生到美国都对那里进行了访问？

邓（听不懂，就想，先自报家门吧）：我姓邓（Washington）。

记者：那您都干了什么？

邓（想，再报名吧）：小平（shopping）。

记者：您认为下届台湾领导人会是谁？

邓（不知答什么了，想翻译怎么还不来，就说）：你等会（李登辉）。

记者：那您认为再下一届会是谁？

邓（被问烦了，一挥手）随便！（水扁）。日期：2011-09-14　20:03:11

邓小平的战略形势分析包括了通知白宫中国与越南开战的打算，因为他得出结论认为，越南不会停止在柬埔寨。 “所谓的印支联邦包括三个以上的国家，”邓小平警告说。“胡志明怀有这种想法。三个国家只是第一步。然后包括泰国。”中国有义务采取行动，邓小平宣布。它不能等待事态发展，一旦发生了，那将为时已晚。

邓小平告诉卡特说，他已经考虑了“最坏的可能性”— 苏联大规模干预，正如新的莫斯科 - 河内防御条约看似要求如此。事实上，情报指出，北京已从它的北部边境地区疏散了30万平民，并把其沿中苏边境上的部队提升到最高警戒状态。但是，邓小平告诉卡特，北京认为，一个短期的、有限的战争不会给莫斯科时间作出“大的反应”，并且严酷的冬季条件将使苏联难以在中国北方展开全面进攻。邓小平说，中国“不怕”，但它需要华盛顿“道义上的支持，”他指的是美国的有关设计要足够模糊，让苏联三思而后行。

战争结束后一个月，华国锋向我解释了战前的审慎战略分析：

我们也考虑了苏联这一反应的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对我们发动主要攻击。我们认为那是很低的可能性。百万大军陈兵边界，但作为对中国的主要攻击，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他们调来一些欧洲的部队，这将需要一段时间，他们会担心欧洲。他们知道与中国之战将是一个重大的事情，并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

邓让卡特面临原则和公众态度的双重挑战。原则上，卡特没有批准先发制人的战略，特别是因为它们涉及跨越主权边界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他以严肃态度对待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看法，即使他不完全赞同，即越南占领柬埔寨的战略意义，这是与邓平行的。卡特以坚持原则但根据情况调整范围的办法解决了他的两难选择。不痛不痒的否定躲在含糊其辞的默许影子之下。他呼吁重视正义的道德立场，北京进攻越南将丧失掉它，因为中国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她将有被指控侵略的风险：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你不仅面临着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而且还要面对国际态度的变化。中国现在被看作是一个反对侵略的和平国家。东盟国家以及联合国过去纷纷谴责苏联、越南和古巴。我不需要知道正在考虑采取的惩罚行动，但它可能导致暴力升级和改变世界的态度，从反对越南到部分支持越南。

鼓励暴力对我们来说将是困难的。我们可以给你情报简报。我们知道，近期没有苏联军队朝着你们的边界走动。

我没有其他的答案给你。我们已经加入对越南的谴责，但入侵越南将是非常严重的破坏稳定的行动。

拒绝批准暴力行为但提供有关苏联调兵的情报是给了矛盾一个新的维度。这可能意味着卡特不同意邓的苏联威胁基本观点 ，或通过减少中国对可能的苏联反应的担忧，它又可能被解释为鼓励入侵。第二天，卡特单独会见邓，卡特递递给邓一张纸条（尚未公布），总结了美国的立场。据布热津斯基说：“总统本人起草的给邓的手信，语调温和、内容清晰，强调了克制的重要性和总结了可能不利的国际后果。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因为我们不能作出正式的提案，那无异于在公开的军事侵略行动上与中国勾结。”非正式勾结就是另一回事了。

据了一份叙述私人谈话的备忘录（只有一个翻译在场），邓小平坚持战略分析压倒卡特所提的世界舆论。首先，中国必须不能被认作软弱：

“中国仍然必须教训越南。苏联可以使用古巴、越南，那么阿富汗将演变成一个 [苏联的]代理。中国以一个强势地位对待这个问题。这个行动将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越南认为中国软弱，情况会变得更糟。”

1979年2月4日，邓离开美国。在他从美国返回的途中，他在围棋盘上落下最后一子。他在东京作短暂停留－－这是在6个月内的第二次－－以确保自己得到日本对即将开展的军事行动的支持和进一步孤立苏联。邓小平对大平正芳首相重申了中国的立场，越南要因入侵柬埔寨受到应有的“惩罚”，他承诺：

“为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长期前景。 。 。 [中国人民] 将坚决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并会毫不犹豫地承担必要的牺牲。”

在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两次、和美国以后，邓小平完成了他的中国走向世界和孤立河内的目标。此后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采取了传统中国统治者的遥不可及和高不可攀的姿态。

第三次越南战争

2月17日，中国从南部的广西云南等省向越南北部发起多兵种入侵。中国军力投入的多少反映了中国高度重视这一行动的重要性，据估计有编号的解放军部队超过20万，也许多达40 万。据一位历史学家总结，入侵力量包括“常规地面部队、民兵、海军和空军部队。。。其攻击规模相当于中国1950年11月入朝参战的影响。”中国官方的新闻报道称其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或“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它代表了中国版的威慑力，以入侵行动作为预播广告，以预防未来的越南行动。

中国军事攻击的目标是一位同行共产国家，最近的盟友，和中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长期受益者。依中国看，它的目的是保持亚洲的战略平衡。此外，中国的行动从美国得到道义和外交上的支持和情报合作，而五年前，北京帮助越南把“美帝国主义势力”从印度支那赶出。

中国明说的战争目的是“给越南的野心套上一个羁索，并给他们以适当的有限的教训。”“适当”的意思是造成伤害足以影响到越南未来的计算和选项。“有限”则暗示它将在外部干预或其他因素促使它失控之前结束。这也是对苏联的一个直接挑战。

邓小平的预言—苏联不会进攻中国—被证实了。中国发动入侵后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温吞的声明，在谴责中国的攻击是“犯罪行为”的同时，强调说：“英雄的越南人民。 。 。是能够再一次自己站立起来。”苏联的军事反应仅局限于派遣一支海军特遣舰队到中国南海进行有限的武器空运到河内，和沿中苏联边界加强空中巡逻。空运受制于地理，而且还有内部的犹豫。最后，在1979年，苏联给了它的新盟友越南尽可能多的支持，就像20年前它对当时的盟友中国在台海危机中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苏联都不敢冒任何扩大战争的风险。

战争结束后不久，华国锋用一句精辟的短语总结了战争结果，表示对苏联领导人的轻蔑：

“至于威胁我们，他们只在边界附近举行了军事演习，派出几只船到中国南海。但他们不敢动我们一根毫毛。毕竟，我们仍然能够摸老虎的屁股。”

邓小平讽刺性地拒绝了美国“要小心”的劝告。在1979年2月底联邦财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访问北京期间，布卢门撒尔呼吁中国军队应从越南“尽快”撤军，因为北京“冒不必要的风险。”邓提出异议。在与布卢门撒尔的会谈之前，他对美国记者讲话，邓显示了他对（美国）模棱两可的不屑，嘲笑“有些人怕得罪东方的古巴。”

在中印战争中，中国执行了一个有限的“惩罚性”打击，随后立即撤退。这场战争只进行了二十九天就结束了。在解放军占领三个越南边境省份的省会城市（据报道说，将其变为废墟）后不久，北京宣布，中国军队从越南撤军，保留了几块有争议的领土。北京没有推翻河内政府或以任何公开身份进入柬埔寨的企图。

中国军队撤回一个月后，我访问了北京，邓对我阐述了中国的战略：

邓：我[从美国]回来后，我们立即打了一场战争。但我们事先征求了你们的意见。我对卡特总统谈及此事，然后他给了我一个非常正式和严肃的回答。他给我读了一份书面文字。我对他说：中国将独立地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有任何风险，中国将单独承担风险。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惩罚性行动更纵深地进入越南，效果会更好。

基辛格：这可能是的。

邓：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力量直驱河内。但走那么远可能不明智。

基辛格：是的，它可能会超出计算的极限。

邓：是的，你说得对。但是，我们可以再深入越南30公里。我们占领了所有的防御工事地区。没剩下一条防线到河内。

按历史学家的传统智慧分析，那场战争是昂贵的中国失败。文革期间的政治对解放军的影响在战役中显而易见：设备陈旧、后勤问题、人才短缺、和不灵活的战术导致中国军队前进缓慢并付出巨大代价。据一些分析家估计，解放军在第三次越南战争头一个月遭受的战斗伤亡与美国在第二次越南战争中损失最惨重的几年相当。

然而，传统的智慧是基于对中国战略的一个误解。不管其执行上的技术缺点，中国的战役反映出一个严重的长期战略分析。在中国领导人对他们的美国同行的解释里，他们将受苏联支持的越南在印度支那的权力巩固描述为苏联在全球的“战略部署”迈出的重要一步。苏联已经在东欧和沿着中国的北部边境集结部队。现在，中国领导人警告说，莫斯科开始在印度支那、非洲和中东“获得基地”。如果它加固在这些区域的地位，它就能够控制重要的能源资源，并能阻断关键的海道 - 最引人注目的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这将使俄罗斯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占有战略主动性。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战争是北京对孙子“势”的概念—“势能”的趋势和战略格局—分析的结果。邓小平旨在阻止，如果可能的话，扭转他不能接受的苏联战略势头。

中国实现了这一目标，部分以其大胆的军事行动，部分以将美国拉入前所未有的密切合作。中国领导人通过细致的战略分析，大胆的军事实施，和娴熟的外交运作成功地渡过第三次越南战争的险滩。具有所有这些素质，如果没有美国的合作，他们也不能够“摸老虎的屁股”。

第三次越南战争迎来了中美之间在冷战时期前所未有的亲密合作。两趟美国使团到中国设立了程度非凡的联合行动。副总统“弗里茨”沃尔特。蒙代尔在1979年8月访问中国，制订邓访美后的外交政策，特别是针对印度支那。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战略和道义发生严重冲突。美国和中国同意，防止出现一个河内控制之下的印度支那联邦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但对印度支那问题的柬埔寨部分仍然存有争议。柬埔寨由臭名昭著的波尔布特管辖，他谋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同胞，但红色高棉是构成抵抗越南力量中最训练有素的组织。

卡特和蒙代尔在政府里有着对人权长期奉献和献身精神的记录；的确，他们在总统竞选中就攻击福特没有足够重视人权问题。

在与卡特就入侵越南问题的私人谈话中，邓首先提出了援助柬埔寨游击队抵抗越南侵略者的问题。据官方报告：“总统问，是否泰国人可以接受和依赖（红色）柬埔寨。邓小平说是的，他心里想的是轻武器。泰国目前正派遣一名高级官员到泰- 柬边境保持通信安全。”华盛顿和 北京在通过泰国对柬埔寨援助上的事实合作，其实际效果间接地协助了红色高棉残余。美国官员谨慎地对北京强调，美国“不能支持波尔布特”，并欢迎中国保证波尔布特不再行使对红色高棉的完全控制。这点良心发现没有改变华盛顿对“柬埔寨抵抗力量” 提供物质和外交支持的事实，政府肯定知道，这将有利于红色高棉。卡特下一届的里根政府遵循了相同的策略。毫无疑问，美国领导人期望，如果柬埔寨抵抗力量占了上风，他们或他们的接班人在此之后将反对红色高棉，这愿望在十年以后越南撤军后实际发生了。

美国的理想主义者在地缘政治现实中遇到迫切需要。这不是冷嘲热讽，甚至更不是虚伪地装出这样的态度：卡特政府必须在战略必需和道德信念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决定，要最终实现他们的道德信念，他们首先需要在地缘政治斗争中获胜。美国领导人面临政治家的两难境地。领导人不能选择历史给予他们的选项，甚至他们更不能含糊。

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华标志着中美进一步加强合作，这在仅仅几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邓小平欢迎他：“你来这里本身具有重要意义，”他对布朗指出，“因为你是国防部长。”在福特政府服役过的老兵都明白这个提示，邀请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的访问因福特解雇他而流产。

当下的主要议题是确定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关系。卡特政府已经得出结论，提高中国的技术和军事能力对全球平衡和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布朗解释道，华盛顿对待“苏联和中国有本质上的区别”，并愿意转让给中国一些苏联得不到的军事技术。更进一步，美国愿意卖给中国一些“军事设备”，如监控仪器和车辆，尽管不是“武器”。另外，它不会干涉NATO盟友向中国出售武器。正如卡特总统在给布热津斯基在的指示中解释：

美国不反对我们的盟国方面采取更主动的态度与中国在技术敏感领域进行贸易。我们对一个强大而安全的中国有兴趣—我们承认和尊重这一兴趣。

最后，中国没有能够拯救红色高棉或迫使河内从柬埔寨撤军，那要再过十年；也许认识到这一点， 北京将战争目的设在一个有限的框架内。然而，北京也给予越南以沉重的代价。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中国以极大的决心和娴熟的技巧在东南亚施展外交，孤立了河内。 中国保持了沿边境的沉重军事存在，保留了几块有争议的领土，并继续高举着给予河内“再教训”的达摩利剑。其后几年，越南被迫维持相当大的力量在北部边界以备应付中国的另一次可能的进攻。正如邓小平在1979年8月曾告诉蒙代尔：

对于这样规模的国家来说，保持超过一百万的常备力量，你会到哪里找到足够的劳动人口？一百万的常备力量，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援。现在他们依赖苏联。有人估计说，他们从苏联每天得到200万美元，一些估计数字说，2 50万美元。 。 。 。那将增加困难，对苏联的负担将变得越来越沉重。事情将变得更加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将逐渐认识到，并非所有的请求苏联都可以满足。在这些 情况下，也许一个新的局势将会出现。

那个局势，事实上，十多年后发生了，苏联和苏联的财政支持崩溃带来了越南在柬埔寨的部署大量裁员。最终，在经过一段民主社会难以维持的时期后，中国实现了其在东南亚的相当一部分战略目标。邓小平取得了足够的回旋余地，满足了他挫败苏联控制东南亚和马六甲海峡的目标。

卡特政府执行一个走钢丝的行为，一面通过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保持对苏联的合作选项，而另一面在亚洲政策上仍然将莫斯科看作是主要的战略对手。

冲突最终的输家就是苏联，其称霸全球的野心在世界各地拉起了警报。苏联的一个盟友遭到了对苏联最不客气的和战略上最明确的对手的袭击，她曾公然鼓动遏制盟莫斯科的联盟，这一切发生在苏越结盟的一个月内。现在回想起来，莫斯科在第三次越南战争中的相对被动姿态可以被看作为苏联衰落的首发症状。人们不禁要问，苏联在一年后悍然决定干预阿富汗是否是企图补偿他们在支持越南抵抗中国攻击时的无作为。（不幸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苏联都打错了算盘，那是因为苏联没明白当时全球力量的相互关系正向着不利于他们的方向转移。第三次越战因此可能被算作中国政治家成功地实现长期的大画面的战略目标—而不以实际占领为军事利益—的另一个例子。虽然给红色高棉留有苟延残喘的空间不能算作道义上的大胜利，中国与苏联和越南面对面取得了较大的地缘政治目标—尽管两国军队都比中国军队更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

面对强大优势兵力泰然处之，已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战略思想—在这点上中越战争与中国参战朝鲜何其相似。两次中国的决定都是针对北京认为的危险聚会—一个敌对势力沿中国周边多点巩固基地。在这两种情况下，北京相信如果允许敌对力量完成其设计，中国将被包围，从而永远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对手将处于一个自己随时选择发动战争的位置，有了这种优势，正如华国锋在东京会晤卡特总统时所说的，将使它的行为 “无所顾忌。”因此，这些看似区域性的问题，如在第一例：美国回击北朝鲜，和第二例：越南占领柬埔寨，都被认为是“世界的斗争的焦点。”（周描述朝鲜战争语）。

在两次干预中，中国都面对一个威胁其安全感的比自身强大的力量，但是每次都在北京选择的地形和时间上发生。正如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后来告诉布热津斯基：“苏联对越南的支持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只是冲着在国，也是冲着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和马六甲海峡。如果他们成功了，这对东盟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将切断日本和美国的交通线路。我们致力于为此做点事情。我们可能没有能力应付苏联，但我们有能力应付与越南。”

这不是优雅的举动：中国全身心地投入到极其昂贵的战争中，造成的伤亡在规模上是西方世界不能接受的。在中越战争中，解放军似乎在执行任务中暴露出许多缺点，致使显著提高了中国的损失规模。但两次干预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略目标。在冷战的两个关键时刻，北京成功地应用其进攻性威慑学说。在越南，中国成功地揭露了苏联对河内防卫承诺的，更重要的是其整体战略的，有限性。中国甘冒与苏联作战之风险来证明它拒绝被苏联在其南翼的存在所吓倒。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总结了战争的最终结果：“西方媒体把中国的惩罚性行动写成是一个失败。我相信，它改变了东亚的历史。”

第十四章 里根和关系正常化

美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痼疾之一是周期性的政府大换血。由于任期限制，每届任命上至总统下至副助理国务卿至少每8年被替换一次，涉及多达5000个关键岗位官员的变化。接班人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审批过程。在实践中，前9个月左右的新政府在真空中存在，它有责任采取行动，但只能靠即兴表演或缓退人员的荐举，然后逐步调整以行使自己的权力。这一不可避免的学习过程是复杂的，新政府希望合法提升办公室的威信，声称所有继承的问题都是前届的政策错误，而不是固有的问题，它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得以解决。政策的连续性成为次要的考虑，如果不是一个令人反感的声明的话。由于新总统刚刚赢得竞选，他们也可能高估了客观情况允许的灵活性范围，或过度依靠忽悠力（这个貌似暗讽奥巴马，译者）。对于依赖美国政策的国家来说，民主转型是一台唱不完的心理剧，不断邀请观众以他们的赌注对冲。

这些倾向对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挑战。如书中所表，早期的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缓和是一个相互认知时期。但后来的几十年，相当重要地是取决于两国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平行评估能力。

当领导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河蟹无形资产就显得尤为困难。中美双方在70年代都目睹了戏剧性的领导变化。中国的过渡已经在前面的章节所述。在美国，与中国打开关系的总统在18个月后辞职，但关键的外交政策仍然原封不动。

卡特政府是中国领导层看到的第一次政党变化。他们观察到卡特作为候选人的发言，许诺美国外交政策转型，即迎接一个新的开放性和重视人权的时代。他几乎没提到中国。因此北京有一些担忧，卡特是否会保持中美合作关系中的“反霸权”维度。

事实证明，卡特和他的高级顾问重申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包括那些尼克松在访问北京期间亲自肯定的有关台湾的原则。与此同时，邓的上台和“四人帮”垮台给中美对话提供了一个新的务实平台。

中美之间战略热乎劲儿几乎刚刚开始，这时，华盛顿政府的另一次变更以压倒性的胜利带来了一位新的共和党总统。对于中国来说，新总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前景。罗纳德。里根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人，即使是中国的细心的研究学者。他不符合任何既定的类型。一位前电影明星和银幕演员公会主席凭自己的意志爬到政治巅峰，里根代表了一种显著不同的美国保守主义，与孤僻和理智的尼克松或平静的中西部福特形成鲜明对比。罗纳德。里根对美国在危机期中的机会持有一种藐视性的乐观，他比任何自杜勒斯后的美国官员更狠，扬言共产主义是一股邪恶力量，要在有限的时间期限内彻底铲除，而不能让它祸害几代人。然而，他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几乎完全集中针对苏联及其卫星国。 1976年，在里根与杰拉尔德。福特竞争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候选人时，他攻击福特实行与苏联缓和的政策，但就整体而言，他避免批评与中国复交。里根对苏联意图的批判，在1980年的竞选活动中又活力再现，与邓小平第一次从流亡返回后对美国高官员发表的（英雄）所见略同。然而，在里根的案子里，这一观点与他对台湾政治秩序的强烈个人感情相配对。

1971年10月，尼克松曾鼓励里根，以加州州长身份，作为一个特使去台湾访问，申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关系的改善并没有改变美国在台湾安全上的基本利益。里根离开台湾岛，但留下了对台湾领导人的温暖的个人感受和对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关系的深刻承诺。随后，虽然里根没怎么挑战与北京达成的现有共识，他高度批评卡特政府与台北正式断绝外交关系和把美国在台湾的大使馆降级为一个非官方的“机构” 。他在1980年与卡特竞选总统时宣言，在里根政府下，不会有“更多的越南”、“更多的台湾”和“更多的背叛”。

从技术上讲，驻台北的大使馆过去一直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最终根据卡特政府，美国决定将使馆搬迁到北京是一个迟来的承认，国民党已不再准备“光复 大陆”。里根的批评隐含，美国应该保留在台北的大使馆，作为“两个中国”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海峡两边分别为独立的国家。然而，在与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的谈判中（与所有其他国家政府的外交承认谈判条款一样），这样一个结果是北京一贯坚决拒绝考虑的。

罗纳德。里根从而体现了美国现有的矛盾。与北京新关系的强有力承诺和与台湾残留的情感支持共存。

里根的主题之一是主张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但他从来没有公开解释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里根决定尝试把圆圈变成平方。他派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乔治。H。W。（老）布什到北京，在那里他曾出色地担任美国联络处主任，其作用代替大使馆。

布什告诉邓，里根的意思不是暗示他同意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里根也没有打算走向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邓的答复冷若冰霜，他对里根重复与台湾建立正式关系的宣传肯定不会置若罔闻，即使布什正在北京。这诱使里根在1980年9月来请我作中间人，代表他给中国大使柴泽民提供一个类似的、更详细的信息。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在华盛顿与柴会见时，我肯定，不管他的竞选演说，候选人里根打算坚持美中在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建立的并在“上海联合公报”中总结的战略合作原则和1979年联合公报宣布的外交关系正常化。具体来说，里根已经要求我转达，他将不搞两个中国的政策，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政策。我补充说，我敢肯定，大使和他的政府已研究里根州长的职业生涯，如此他们会知道他在台湾有许多亲密朋友。试图把这件事放在个人感情范畴，我争辩说里根不能放弃个人友谊，如果他这样做，中国领导人将失去对他的尊重。然而，作为总统，里根将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现有框架，它提供了一个为中美共同努力防止“霸权”（即苏联的主导地位）的基础。换句话说，作为总统，里根，站在他的朋友一边，但也严守美国的承诺。

不能说中国大使收到这一信息时带着不放松的热情。意识到有利的舆论调查预测里根将在11月获胜，他没再借机表达意见。

对台售武和第三个联合公报

里根政府早期阶段的特点是它相信他的忽悠力可以弥合两个表面上不相容的立场之间的差距。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两个立场同时进行。问题有些急迫，因为正常化优先于解决台湾的最终法律地位。卡特曾表示，美国打算继续供应武器给台湾。邓，急于完成正常化的进程，以便他能至少在表面上得到美国支持的条件下面对越南，邓在实际效果上忽略了卡特的武器供应的单方面声明，实施了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在1979年为了挽救美国在台北官方外交存在的穷途末路，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项立法提出了一个持续强劲的美国和台湾之间的经济、文化、和安全关系的框架，并宣布，美国“将提供尽可能必要的防御器材和防御服务，其数量应足够使台湾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当里根 政府上台后，中国领导人再次提出对台军售问题，将此当作正常化未完成的一个方面，并将其置于美国内部矛盾的头上（和尚头上的虱子，译者）。里根没有意思隐晦这一点，他想推动对台军售。他的国务卿黑格，有相反的观点。黑格曾是我的副手，在尼克松政府时期，计划了1971年的秘密访华之旅。他曾带领技术团队先期于尼克松访华，在此期间，他曾与周有过实质性的对话。作为亲历冷战开始的一代人，黑格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加入反苏阵营如何改变了战略平衡。黑格视中国成为事实上的美国盟国为一个突破，应作为重中之重保存中国的潜在作用。因此，黑格寻求与北京达成谅解的办法，即美国将向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提供武器。

这一计划在双方搁浅。里根不会同意正式向中国出售武器，北京不会考虑这一个意味着将原则性与军事硬件交换的交易。事情危险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黑格同时在美国政府之内和北京之间进行艰苦卓绝的谈判，取得了一项协议，允许双方推迟最终解决，同时建立一个未来的路线图。邓小平对这样一个无限期的和部分的结果表示默许充分显示了他非常重视与美国维持密切关系（以及他对黑格的信心）。

1982年8月17日，中美签署了所谓的第三个联合公报，它成为中美关系基本构架的一部分，并在随后的高级对话和联合公报中作为一种圣经式的语言定期地得到重申。有点奇怪的是第三公报能够取得与尼克松访华的“上海公报”和卡特的正常化协议同等的地位。其实第三个公报相当含糊，因此也是一个困难的未来路线图。

每一方，像以前一样，重申了其基本原则：中国重申其立场，认为台湾是中国国内事务，外国人无权干涉；美国重申对和平解决表示关注，到目前为止声称，它“赞赏中国争取和平解决的政策。”这一提法淡化了中国一贯地经常反复地断言，她保留使用武力的行动自由，如果证明和平解决不可行的话。关键执行段有关向台湾出售武器，上面写着：

“美国政府指出，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如此说明，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

这些条款没有精确的定义。 “逐步”的意思是开放的，卡特时期的“水平”基准是什么，也没有指定。尽管美国发誓放弃了长期的军售政策，它没有说明美国理解“长期” 有多长。虽然中国重申坚持最终解决，它没有设立期限，也没有威胁的迹象。双方国内的迫切鸭梨支配了界限：中国在原则上不会接受外国军火供应商在它认为自己的领土上。美国的政治，如在美国国会获得广泛支持率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所强调， 不允许截止对台军售。从当时的讨论开始，这一状态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多年，以此向双方的政治家致敬。

紧随第三公报之后，美国总统意识到其意义不是不言自明的。他告诉《国家评论》的发行者：“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我对台湾没有TMD改变一点看法。任何武器他们需要保卫自己免受红色中国攻击或入侵，他们将从美国得到。” 在这个问题上里根的感觉如此强烈以致于他召见CBS晚间新闻主播丹。拉瑟，否认他不再支持台湾的报道，他宣称：“我目前还没有退却。 。 。 。我们将继续武装台湾。”

为了执行总统的信念，白宫秘密与台湾谈判所谓的六项保证，以限制它刚刚与中国签署的公报的实施。这些保证肯定，美国没有设定一个具体日期结束军售给台湾，没有承诺向北京咨询这样的销售，没有承诺修改台湾关系法，没有改变其对台湾政治地位的立场，既不迫使台北与北京谈判，也不作中间人。这些保证被加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中，旨在将遵守公报和和平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之间差异的两项政策捆绑在一起。当局亦对第三公报“减少”“对台军售”的概念给予宽松的诠释。通过技术转让（从技术上说不是“军售”）和各种武器方案“水平”的创造性解释，华盛顿扩大了对台军事支持计划，北京似乎从一开始没有预见到其持续性和物质性。

当然，台湾关系法只约束美国总统，它从来没有被中国领导人承认。中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前提，即美国立法可以规定对台售武的义务和建立美国对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给予外交承认的条件。将情况默许等同于无限期未来协议是危险的。这种行动格局，尽管已经持续数十年，却不能免除其长期的风险，如北京对2010年春天的军售就表示了激烈的反应。

里根政府在第一任期内的中国大陆和台湾政策因此几乎是在难以调节的矛盾之中挣扎：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对北京和台北的矛盾保证，和不可通约的道德和战略举措。里根给人的印象是他以坚定的信念支持所有一锅端的保证。

对 学者或传统政策分析师来说，里根政府早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做法违反了每一个连贯政策的基本规则。然而，与许多其他有争议的和非常规的里根政策相似，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它的效果相当不错。

里根总统的显着的特点是他有能力，甚至在肯定自己的本质信念不变的同时，磨钝争议的棱角。无论分歧如何，里根从来没有将它变成个人对抗；除了修辞强硬以外，他也没有把它转化为意识形态信念上的十字军东征。因此他处在一个位置，以实用性甚至善意为基础，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与对方接触，正如里根和他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与他们的苏联对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进行的一系列关于限制核军备竞赛的出色的谈判所证明。就中国而言，她的领导人明白了里根的信念允许他跑多远，和他在美国政治背景下所能完成的最大极限。因此，他赢得了良好的信誉，即使在被拒绝的情况下—如果换个总统或在一种更正式的场合，对其反应很可能是愤怒的。

表面矛盾最后设立了两个时间表：一个是立即进行的，另一个可能留给未来。邓小平似乎明白，公报确立了一个大方向。一旦条件改变，它就可以通行，即使在当前背景下它无法在里根政府开始。

在舒尔茨1982年接手国务院以后，尽管有些不舒服的对话和受伤的自我，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都在80年代以履行自己核心利益的面貌出现。尽管北京对华盛顿对公报的灵活解释感到失望，但就整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又一个十年的美国援助，她正在建立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及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独立作用的能力。华盛顿得以与台湾海峡双方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并与中国在联合反苏的当务之急方面合作，如情报共享和支持阿富汗的叛乱分子。台湾取得与北京讨价还价的谈判地位。当最终尘埃落定，自尼克松以来反共高调最响的亲台总统能够平安无事地主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常”关系，没有任何重大危机。

中国和超级大国—新的平衡

20世纪80年代真正的戏剧不是华盛顿和北京的彼此关系，而是各自与莫斯科的关系。其动力是一系列的战略格局重大转变。

在评估中国的政策时，一种侥幸一般可以排除在外，即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忽视了一系列可发现的事实。所以，当中国用模棱两可的语言灵活解释第三个联合公报的台湾条款时，只能因为她认为与美国的合作将履行她的其他国家目的。

里根上台时，苏联在70年代末开始的战略进攻尚未自生自灭。多年以来，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崩溃，苏联和它的代理已经在第三世界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几乎不分青红皂白）系列前进动作：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和印度支那。但是，中美关系和解成为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的重要堡垒。以邓小平及同志们的信念为动力联合美国两党政府巧妙合作，毛泽东设想的大连横，事实上，已初具规模。

到80年代中期，苏联在几乎其所有边界面临着协调防御，在许多情况下，积极抵抗。在美国、西欧、和东亚、几乎所有工业国家已经结成了针对苏联的松散联盟。在第二世界，苏联仅存的盟友只有它驻军的东欧卫星国。同时，第三世界已经证明他们对苏联和古巴臂膀呵护下的流行的“解放运动”的好处持怀疑态度。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苏联的扩张主义努力变成昂贵的僵局或声名狼藉的失败。在阿富汗，苏联经历了美国在越南同样的痛苦试验—在这个情况下，由美国、中国、海湾国家和巴基斯坦协调努力，赞助和训练武装抵抗分子。在越南，莫斯科的企图，使河内控制下的印度支那纳入苏联轨道，遇到了来自中国的凶猛有力的回击，其中也有美国合作的推动。北京和华盛顿—正如邓小平如此生动地形容—“砍断”苏联的手指。在同一时间，美国的战略建设，尤其是里根倡导的战略防御倡议（俗称”星球大战”计划，译者），带来技术性挑战，使得停滞的负担过重的苏联经济—其国防负担三倍于美国，按每个国家的GDP百分比计算—难以承受。

在中美合作的这一尖峰时刻，里根白宫和中国最高领导对苏联弱点的评估大体一致，但他们对新形势政策的影响作出显著不同的结论。里根和他的高级官员认为苏联的混乱是一个进攻的大好良机。有强大的军事集结和意识形态自信相互搭配，他们寻求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给苏联施加压力，一举获得冷战胜利。

中国领导人也同样认识到苏联的弱点，但他们往相反的方向想：他们看到这是一个重新调整全球平衡的邀请。从1969年开始，他们向华盛顿倾斜以纠正中国岌岌可危的地缘政治地位，他们对美国价值观和西方自由民主在全球获胜—这些里根宣布的终极目标—没有一点兴趣。在越南“摸了老虎的**（和猴子的头，译者）”后，北京得到结论，她已经抗住了苏联威胁的**。现在中国应该转向加强自己的运作自由度。

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开放的兴奋初潮消退了；近几年来压倒一切的冷战问题正在得到解决。中美关系也像一般主要大国的相互作用一样落户在平地，不需再走过高山和低谷。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衰落，美国和中国两位主角演员已习惯了冷战格局，迟迟没有意识到该换角色了。苏联应对中国入侵越南的软弱标志着，首先循序渐进滴，然后加速滴，苏联衰落的开始。莫斯科的三个转变—1982年从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罗波夫，1984年从安德罗波夫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1985年从契尔年科到戈尔巴乔夫—在最低程度上显示苏联正 忙于处理国内危机。始于卡特由里根加速的美国重新武装逐渐改变了权力平衡和制约了苏联介入其周边地区的准备。

上世纪70年代苏联的大部分收益又被搂回来了—尽管几个退却直到（老）布什政府才发生。越南占领柬埔寨于1990年结束，选举是在1993年举行，难民开始准备回国；1991年，古巴军队从安哥拉撤出；在埃塞俄比亚，共产党支持的政府在1991年倒台；1990年，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接受自由选举，以往没有任何执政的共产党准备采取这样的风险；也许最重要的是，1989年，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回。

苏联撤退给了中国外交一个新的机动灵活性。中国领导人不再谈军事遏制，并开始探索对莫斯科新外交的范围。他们提出与苏联改善关系的三个条件：撤离柬埔寨；结束苏联在西伯利亚和蒙古沿中国北部边境的部队集结；撤离阿富汗。这些要求都在不断被满足的过程中，主要由于力量平衡变化使得苏联在前沿阵地站不住脚，而决定撤离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收到了中国不准备接近莫斯科的保证。中国证明发挥三角外交更合适。但在任何情况下，这一保证有双重目的：他们肯定继续坚持既定的战略—防止苏联的扩张，但它也暗示了中国在美国面前不断增长的选择权。

中国很快就开始行使其全球新选择。在对话中，在1987年9月我与邓的会谈中，他把他的新分析框架应用到两伊战争，那时正在气势汹汹的第五个年头。美国正在支持伊拉克至少到足够防止其被德黑兰革命政权击败的程度。邓小平认为，中国需要对伊朗采取一个更“灵活的立场”，使她能够为了结束战争发挥更显著的外交作用，有“回旋余地”。

邓小平曾执行毛的大连横概念与苏联对抗。现在正在转变回到三个世界的路线，中国站在超级大国的竞争之外，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将允许她继续在三个圆圈中—超级大国，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选择其偏好。

HYB，Deng的追随者，D的总书记，在1982年9月共产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概述了当时的中国外交政策概念。其闪亮点是毛的“中国已经站起来了” 的重演：“中国从来没有把自己依附于任何一个强权或强权集团，中国也从来没有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HYB以扫视地平线开始，概述中国对美国和苏联外交政策的评估，并提出了要求每个超级大国用行动证明其诚意的清单。台湾问题解决的失败意味着中美关系之上还“挂着一片乌云”。只有当美国放弃对中国视为纯粹内政的干涉，关系才能“健康发展”。与此同时，HYB还雅致地评论道，“我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不止一次地表示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但行动比语言更重要。”

中国，为自己着想，要巩固其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一定距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对他们：“今天，危害国家间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 。 。 。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为自己着想，要巩固其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一定距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对他们：“今天，危害国家间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 。 。 。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实际上，中国宣称一个独特的道德境界，即自己是超然于超级大国竞争之上的最大的“中性”强国：

我们一贯坚决反对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主张禁止使用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要求超级大国率先大幅削减他们的核武器与常规武器。 。 。 。中国视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起坚决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是她神圣的国际义务。

这是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在共产党大会上亮相：自力更生，道德超然和优势，再加上否定超级大国愿望的承诺。

一份1984年呈送给里根总统的国务院备忘录解释说，

中国已经把自己定位在既支持美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军事集结又指责超级大国竞争是全球紧张局势的重要根源的位置。因此，中国能够追求与美国平行的战略利益，同时，加强与它认为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第三世界集团的关系。

1985年，一份中情局的报告描述中国在“三角关系内互动”，通过一系列高级别会谈和共产党的内部交流与苏联培养更密切的关系，其层次和频率在中苏分裂后从未达到过。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恢复了称呼他们的苏联同行为“同志”，并调苏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的高官举行了关于武器控制的实质性磋商—这在前二十年是不可想象的概念，1985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到莫斯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双方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协议。

重叠圆的概念，或多或少是毛走向生命终结时推进的。但其实际效果是有限的。第三世界定义本身来自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区别。如果它明确转向一方或另一方就会失去这一地位，即使是接受一个超级大国伪装为其队伍中一分子。作为一个实际问题，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即使是现在，当它刚刚开始改革。总之，第三世界，若将行使重大影响，必有一个超级大国加入，然后，根据定义，它就不再是第三世界。只要苏联还是一个核超级大国而且与它的关系不稳定，中国没有动机远离美国。 （苏联解体后，只剩两个圆圈；问题是，是否中国将进入苏联腾出的空位作为一个挑战者或选择与美国合作。）简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的中美关系是从冷战格局过渡到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秩序，为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开创了新的挑战。这一切都假定，苏联仍然构成基本的安全威胁。

对中国开放的建筑师，尼克松，了解世界亦如此。在1982年底对中国进行私人访问后，在给里根总统的备忘录中，尼克松写道：

我相信，鼓励中国在第三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是非常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他们越成功，苏联就将越糟。 。 。 。1972年将我们带到一起来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共同关注苏联侵略的威胁。虽然今天这种威胁远远比1972年更大，在下一个十年吸引我们紧密联系起来的团结因素，很可能是我们的经济相互依存。

尼克松敦促在未来十年，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和日本应该共同致力于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他有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愿景，基本上以新兴的中国在第三次世界的影响力建立一个反苏联盟为基础。但即使尼克松的先见之明也没有延伸到苏联崩溃，和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世界经济的健康将取决于中国的经济表现这样一个程度。或者问题应该这样提出，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再次使国际关系双极化。

乔治。舒尔茨，里根的强势国务卿和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想出了另一个美国同心圆的概念，即将中美关系置于苏美冲突的背景之外。他认为，过分强调中国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处理苏联威胁的问题上会 给予中国过多的讨价还价的优势。与中国的关系应该严格地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在这样的外交中，中国将因国家理由发挥其自身作用。中国的善意应该反映在共同项目中的共同利益。（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目的是详细阐明这些共同利益。 同时，美国将寻求重振与日本的联盟，在几年前，毛泽东曾敦促美国官员“多花点儿时间”。日本，一个民主同伴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增长，现在已成为一个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者。 （几十年来连续的经济萎靡不振几乎遮蔽了一个事实：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能力不仅极大地超过中国，还有许多分析家认为，即将超越美国。） 这一关系在里根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之间的个人情谊培植下又发新芽—正如媒体称之为“罗-康秀。”（罗（Ron）—罗纳德（Ronald）的昵称，译者）

美国和中国两边都往他们以前的路线夹入楔子。以前，他们互相看作是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面临一个共同的生存威胁。现在，苏联的威胁已经开始萎缩，中国和美国实际上是方便的伙伴，只选定在他们利益相一致的问题上合作。

在里根时期，没有根本上的新紧张局势发展，处理继承的台湾问题也毫无戏剧性。在1984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里根表现出他的特征生命力，有几次他甚至像变戏法似地引用中国古典诗词的短语和古代占卜手册“易经”来形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关系。里根比他的任何一个前任尝试更多的普通话，他甚至引用中国成语“通力合作”和“互敬互惠”来形容中美关系。然而里根从来没有与任何中国同行密切交往的记录，像他与中曾根康弘那样。他的访问，没有什么重大问题可供解决，只限于评论天下大势。当里根批评一个不具名的“大国”在中国的边界集结军队并威胁其邻国时，在中国广播的讲话中这一部分被省略了。

当里根时代结束时，亚洲的局势是几十年来最安静的。在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和东南亚海洋国家发生的半个世纪的战争和革命使这些亚洲国家关系本质上让位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类似于1648年开始的“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欧洲新兴主权国家格局。除了贫困孤立的北朝鲜定期的挑衅和在阿富汗对苏联占领的叛乱活动，亚洲现在是一个由离散的主权政府有着公认的边界组成的世界，他们几乎普遍默契地避免参与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和思想路线。共产党输出革命的项目，早先分别由中国、朝鲜、和越南等倡议者热切地执行，已经结束。各种权力中心之间的平衡被保存下来，部分原因是由于各方耗尽力量、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以及中国的努力扭回各个竞争选手的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亚洲经济改革和繁荣的新时代已深深植根— 一个可能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具生产力和最繁荣的大陆—因而回归该地区在历史上的作用。

邓的改革计划

邓小平标榜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一个经济也是一种精神的努力 。它首先涉及到在经济崩溃边缘的社会稳定，然后，它寻找一种内在的力量去推进，无论是在共产党还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新方法。

邓小平继承的经济形势几乎接近绝望。中国的集体化农业结构勉强维持其庞大人口的需求步伐。人均粮食消费量与毛时期早期大致相同。据报道，一位中国领导人承认，有一亿中国农民—相当于1980年美国近一半的人口—没有足够的粮食。在文革期间学校系统的关闭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在1982年，中国劳动力的34％只有小学教育程度，28％的人为“文盲或半文盲”，中国劳动力只有0.87％受过大专教育。邓小平呼吁经济快速增长，但他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改造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孤立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贫困的总人口，使他们成为在世界经济中能够承担起生产力和竞争力作用并能承受其偶尔应变的劳动大军。

而不得不用传统工具进行改革使挑战更加复杂 。邓坚持以对外开放进行中国现代化的努力与19世纪下半叶的第一次尝试类同，那次改革者被挫败了。那时，障碍是不愿放弃由中国特殊身份所界定的相关生活方式。现在，它是如何推翻毛时代的做法—共产社会所有一切一直以此运作并保持其哲学原则，从而凝聚社会。

在80年代初，中央计划仍然是所有共产社会的运行模式 。它的失败是明显的，但补救措施被证明难以捉摸 。在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的所有激励适得其反，它奖励停滞和劝阻主动。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分配由官僚决定。过一段时间，通过行政命令建立的价格就与成本失去关系。价格体系成为勒索人口资源和建立政治优先事项的一种手段。当由权威建立起来的恐慌消退时，价格转变为补贴和共产党获得公众支持的一种方法。

改良共产主义被证明无法取消经济规律。必须有人支付实际成本。中央规划和补贴定价的惩罚是保养不善，缺乏创新，和超就业—换句话说，就是人均收入的停滞和下降 。

此外，中央计划不为强调质量或创新提供激励机制。因为任何一个经理所制作的产品都会被有关部委买走，质量不是要考虑的问题。而创新在实际上是被劝阻的，以免引发整个规划大厦失衡。

在缺乏市场平衡喜好的情况下，规划者难免施加或多或少的任意判断。结果，需要的商品不生产，而生产的商品不需要 。

尤为大者，中央计划的国家，远未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最终反而体现阶级分层。商品被分配而不是买，真正的奖励是给予办公室额外的权利：为干部而开的特价商店、医院、和受教育机会。

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官员手中，必然导致腐败。就业、教育、和多数额外附加品依赖于某种个人关系。（因此而有“走后门”，译者）。具有一种历史讽刺意义的是，共产主义以无阶级社会为广告，产生一个往往滋生特权阶级的封建成分。可以证明，现代经济不可能由中央计划运行，但从来没有共产国家不靠中央计划运行。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这种内置的停滞。他和他的同事走上了市场经济、分散决策、和对外开放的道路—所有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他们以释放中国人民的才干为革命基础，他们的自然经济活力和企业进取精神已久被战争、思想教条和对私人投资的苛限所约束。

胡Y*B是长征中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他成为邓小平的一个门生，后来与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起倒下；当邓小平重新掌权后，他提拔胡到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职位，最终任命他为总书记。在他任职期间，胡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采取相对宽松的立场。用他直率的方式，他始终推动党和社会愿意接受的极限。他是第一个经常穿西装出现的共产党领导人，并因建议中国放弃筷子改使刀叉而挑起争议。

首先，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同被打倒而携手出发。所有统治过中国的领导人都曾经历厄运涅槃，其中许多人受到身心虐待。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充溢在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1982年9月，当我在中国进行私人访问时，我与邓小平有过一段渴望的谈话：

基辛格：我在1974年4月遇到你，那时你来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大会，然后与毛一起，但你没说一个字 。

邓：那时在1974年11月[在北京]，我们两个人谈得最多，因为当时周生病了，我负责国务院，在1975年，我负责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只有一年，我就被打倒了。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它非常有趣 。 正是这样的挫折启迪了我们。。。。我们从1979年至1981年的经验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你有3年半没到这里。你看到任何变化吗 ？

基辛格：我最后一次在这里时—可能是由于我的无知—我有意识，顾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有许多地位高的对手。。。。

邓：。。。海外人士往往不知道中国是否政治稳定 。要判断中国是否政治稳定，必须要看有8亿中国人居住的地区是否稳定。今天农民是最幸福的。城市也有一些变化，但不及农村 。。。。 [人民] 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有更大的信心，对党和政府有更高的信任。这有深远的意义。文革前党和政府有很高的威信，但威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了。

没有一点经验可以为改革努力借鉴。当我在1987年回来时，某某某给我提前解释了一份将在十月份提交给党代会的方案。他强调中国正在进行一个混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复杂而冗长的过程：

正在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理顺社会主义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关系。该报告将陈述，对社会主义的规划应包括利用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排除它们 。自从[约翰•梅纳德•] 凯恩斯，所有国家，包括资本主义，都对经济活动实行某种程度的政府干预。美国和韩国都是例子。政府或通过规划管制或通过市场，中国将使用这两种方法。企业将充分利用市场力量，国家将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引导经济。在必要的情况下也要有规划，但未来规划调控只是手段之一，并不会被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将逐步行动去实现这些目标。用中国话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什么工作（好使）的基础上部分地探索道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实际上，将乌托邦式的改造愿景一起抛弃。中国领导人不会让意识形态制约其改革；相反，他们会重新定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是无论什么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繁荣的东西。

为了促进这一进程，中国欢迎外商投资，部分通过沿海的经济特区，在那里企业有更广泛的空间和给投资者特殊条件。鉴于中国以前在十九世纪与“外国投资者” 在沿海有过负面经验—和这方面的经验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叙述中发挥何等突出的作用—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行为。它还表明一个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前所未有—放弃中国经济自给自足的百年老眼光而加入国际经济秩序。到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国外贷款开始流入这个国家。

系统性的权力下放随后而至。农业公社被遗弃，鼓励形成所谓的生产责任小组，在实践中，它们就是家庭农场。对于其他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区别被厘清。所有权将继续留在国家手中； 而管理权将主要留给经理。当局和管理者之间的协议确定每个功能，给予管理者很大操作空间。

这些变化的结果蔚为壮观。从1978年第一个经济改革的颁布，到1984年，中国农民的收入增加一倍。私营部门，在个体经济奖励重建的带动下，上升到占工业总产值近50％，以前这个经济几乎完全听令于政府菲亚特。在80年代，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超过9％的平均增长率而增长—一个史无前列的几乎不间断的经济增长期，直到写这部书的时候。

中国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乡土情节，外加面子为大的习惯。正是当今中国周边环境恶化的原因。或许中国人应该在民族文化上与时具进，或者说要学习外邦文化。

要敢于输出思想，文化，人口。看看现在在世界的华人。基本上都是不参与当地政治。只有新加坡除外，而欧洲文化确是直接输出，并统治。整个美洲大陆就是其范本，试想，未来中国文化中也要加强殖民性。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宗主国的地位。那时，中国的发展将是一个全新的面貌。

邓，他解释说，现在会从经济改革转移到政治结构改革。这将比经济改革复杂得多，因为“这将涉及数百万人的利益。”共产党和政府之间的工作部门将改变 。当职业经理人取得党的书记职位时，许多党员将会转行。

但是，管理和决策该在哪里划线分开呢？邓小平回答说，思想认识问题将归党管，业务政策归经理管。当被要求给个例子时，邓表示，朝向苏联的联盟转变将显然是一个思想问题（噎基辛格一口，译者）。

从我与他多次交谈中，我得出的结论，这将不会是一个频繁的主题。在进一步思考后，我不知道顺便提一嘴这样一个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概念是否意味着，中国正在称返回更大外交回旋自由的重量，而邓小平并非预先打招呼。

邓小平政治上提出的在共产党的经验中没有先例。他似乎暗示，共产党将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结构上维持一个总体的监督作用 。但它会逐步退出其以前控制中国日常生活细节的位置。中国的个人主动性将得到更广泛的范围 。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邓小平认为，将“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国现在是稳定的，“必须保持下去，如果它要发展。”政府和人民“回顾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他们绝不会允许它再次发生。中国的改革是“史无前例”的，这意味着将不可避免地 “犯一些错误”，绝大多数人支持目前的改革，他说，但需要“勇气”和“谨慎”确保其成功。

事实证明，这些不是抽象的问题：邓小平不久将被迫面对他的“有序”改革方案所固有的紧张关系。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汹涌澎湃的中国经济增长而惊叹，数以万计的留学生被派往国外，国内的生活标准大大变化，但是也出现了显著的迹象，新思潮正在内部翻腾。

改革进程的早期阶段倾向于合并规划与市场的问题。试图使价格反映真实成本必然导致物价上涨，至少在短期内 。价格改革造成民众在涨价前拿出积蓄购买商品，这造成一个囤积和更加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

在1987年9月的会议上，某某某提出一个转变，让约50％的国内生产总值依赖市场力量。且不说经济技术问题，这需要指挥系统的大量重组 。这需要更加重视，像在欧洲国家那样，对经济的间接调控，通过操纵和干预货币供应量，以防止大萧条。中国的许多中央机构将被拆除而其他部门的职能将重新界定。为了促进这一进程，党员审查和官僚精简被责令进行。由于这涉及三千万人而恰由这些其职能需要修改的人执行，审查面临许多障碍 。

经济改革的相对成功在后者不满的核心处产生了选区 。但政府将面临那些职位受到政治改革威胁的干部的忠诚度下降。

管理一个双价格体系开辟了腐败和裙带关系的多种途径。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实际上增加了腐败的机会，至少在一个过渡时期。事实上，两个经济部门并存—一个是正在萎缩但仍然非常庞大的公共部门，一个是日益增长的市场经济—产生了双套价格。 投机倒把的官僚和企业家因此可以在两个部门之间来回转移商品，为个人谋利。毫无疑问，在中国一些私营部门的利润是普遍贪污和裙带关系的结果。

裙带关系是一个特殊问题，特别是在以面向家庭为主文化的中国。在动荡时代，中国人求助于他们的家人。在所有中国社会中—无论是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还是香港—最终依赖的是家庭成员，他们以家庭标准决定受益方式，而不是抽象的市场力量。

市场也制造自己的不满。市场经济，随着时间推移，提高普遍福祉，但竞争的实质是有人赢有人输。 在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赢利很可能不成比例。输家都禁不住责怪“体系”，而不是自己的失败 。通常他们是对的。

在受欢迎的一面，经济改革提高了中国人民对生活水准和个人自由的期望，而在同一时间，又制造了紧张关系和不公平现象，许多中国人感到，只能由一个更加开放和参与的政治制度加以纠正。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事业也有越来越多的分歧 。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例子提出了辩论的利害关系。对一些中国领导， 开放和改革 是危险的异端邪说，类似于赫鲁晓夫扔掉了“斯大林的宝剑。”对另一些人，包括许多中国年轻一代的学生和党政官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个中国人自己路径的可能模式。

邓HZ负责的经济改革改变了中国日常生活的面貌。与此同时，毛时代消灭的现象—收入差距、奇装异服、和公开“炫富”—重现，提醒传统的共产党干部抱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屈服于可怕的曾被杜勒斯预言的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虽然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往往以马克思主义教条为辩论定框—如一个高调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运动—分歧最终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老问题。面向外界，中国是履行自己的命运，或是损害其道德本质 ？目的是什么，如果有的话，应该借鉴西方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吗？

1988年，围绕一个看似深奥的电视短剧系列，辩论结晶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六集纪录片《 河殇 》将中国比喻为混浊而流缓的黄河，认为中国文明本身已经孤立和停滞不前。混合着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起诉和对最近政治发展的隐晦批判，电影建议，中国需要重塑自我，面向外部世界寻找“蓝色海洋”，意指西方文明。该系列催化了一场全国性辩论，包括中国政府最高层次的讨论 。传统的共产党人认为电影“反革命”，并成功地将它禁止，尽管是在首次播出后。历经几代的关于中国命运和它与西方的关系的长期争论再度活跃。

第十五章 天安门

苏联专制的裂纹在1989年开始扩展到东欧，导致在11月柏林墙倒塌和苏联本身的最终解体。 但中国似乎很稳定，她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自1949年共产党胜利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以来最好的。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 。 两国合作阻止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美国出售给中国相当水平的武器；贸易在不断增加；从内阁成员到海军舰艇的互访交流一派繁忙。

戈尔巴乔夫还主持苏联时，计划在5月到北京访问。 莫斯科满足了北京提出的三个条件，中苏关系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苏联军队远离中国边境重新部署；和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各种 国际会议定期在北京召开，包括4月份的亚洲开发银行董事会会议，这是一个中国三年前加入的多边发展组织的会议，却意外地为下场戏提供了背景。

与周恩来在1976逝世时相仿，H的逝世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哀悼时机 。不过，近几年其间，允许讲话的限制已经放宽。 1976年周的送葬者引用寓言含蓄地批评毛和江青的古代王朝式宫廷政治，19XX年胡的同情者命名了他们的目标 。因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气氛已经十分紧张，那是中国1919年的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抗议当时虚弱的中国政府签署被认为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

H的仰慕者将花圈和挽联诗放在TAM Square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旁，许多人赞扬前总书记呼吁政治自由化的奉献精神，并要求他的进一步改革精神永存。 在BJ和其他城市的童鞋趁机表达他们对腐败、通货膨胀、新闻管制、大学条件、和档坚持幕后 “长老”非正式裁决的不满。 在BJ，各种童鞋团体提出七个要求，扬言要思威下去，直到ZF实施了它们。 并非所有团体都支持每一个要求； 但意见不同的怨恨前所未有地汇总升级为动荡。 以思威开始的活动演变成为占领Square，严重挑战ZF的权威。

活动以这种方式升级，既不是旁观者也不是参与者在月初可以想象得到的 。 到6月份，各种规模的FZF康议活动已蔓延全国341个城市。 康议者占据了铁道和学校，并在BJ封锁主要街道。 在Square，童鞋宣布绝。。。食，吸引了来自本地和国际的观察员和其他非童鞋团体的广泛关注，有的开始加入思威行列。 Z国领导人被迫将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从TAM迁移到BJ机场，举行了一个羞辱的袅莫悄的仪式，没有公众旁听。据有些报告说，有些PLA部队违抗命令，拒绝部署到BJ平息思威，公务员，与思威者一起散步，在大街上。 政治局势的挑战还由于中国遥远西部的事态发展而加重，在那里，藏族和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已经开始鼓吹他们自己的文化问题。

通常，起义像一出戏，当事主角忘了台词不知后面说什么时，脱离了控制的事态就依惯性发展。 对大人来说，康议激起了中国对历史上的动荡和文革记忆的担心—无论思威者的既定目标是什么。 学者黎安友令人信服地总结了僵局：

童鞋没有构成致命的挑战，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ZF。正府也没有乐意对童鞋使用。。。武力 。 双方共享许多目标和共同语言。 通过误传和误判，他们互相将对方推到一个妥协余地越来越小的立场上。 有几次解决办法似乎伸手可及，只在最后时刻消融于无形。 走向灾难的步伐开始时似乎缓满，但随着双方分歧加深而急剧加速。 现在知道结果，我们怀着恐怖感读着我们眼前的真正悲剧故事。

这里不是检讨导致XXX悲剧原因的地方；依他们在危机起始时参与哪一方，取决于多方面的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原因，每方都有不同的看法。 童鞋潮开始时要求补救某种怨气的具体措施。 但占领一个国家首都的中心方块，即使以完全和平的方式，也是一种战术—证明ZF无能、削弱它、诱发行为传染，使其处于劣势。

美国左右为难

国际社会的反应是天壤之别。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一个西式民主国家（确实一直拒绝如此）。现在，出现在世界媒体上的它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专制国家，粉碎人民对人权的渴望 。邓小平，之前作为改革者受到广泛赞誉，现被批评为暴君 。

在这种氛围下，整个中美关系，包括两国之间的定期磋商，受到来自形形色色政治组织的广泛攻击。传统保守派认为自己的信念一锤定音，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将永远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 整个政治光谱中的人权活动分子被激怒了。自由主义者认为TAM事件赋予美国义务去履行传播民主的终极使命。虽然目标不同，但批评汇集在制裁的必要性上，以此向北京施加压力，令其改变国内机构和鼓励人权做法。

老布什总统刚刚就职不到5个月，对制裁的远期后果深感不安。布什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将军都曾在尼克松政府服务。当他们主持办公室时都见过邓，他们记得他是如何在反对“四人帮”的阴谋和代表更大范围的个人权益的情况下保持与美国的关系。他们很佩服他的经济改革，他们平衡着两种态度，一方面尊重中国开放带来世界转变，一方面厌恶压制。他们参加过早先的外交政策行为，那时每一个美国对手都可以依靠中国的支持，所有亚洲国家都担心在世界上孤立的中国，苏联可以实行压迫西方的政策而后顾无忧。

布什总统在十年前的紧张时期在中国担任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布什有足够的经验了解这些在长征途上和延安窑洞里幸存下来、并在六十年代同时对抗美国和苏联的中国领导人不会屈服于外国压力或孤立的威胁。目标究竟是什么？要推翻中国政府？ 要改变它的结构，那么用什么替代呢？ 一旦干预开始，其过程将如何结束？ 代价是什么？

在TA门事件之前，美国对以外交促民主的辩论态度明了。简单地说，就是倾向于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内体系影响外交政策，因而应是外交议程上的合法议题，现实主义者认为，这个议题超越任何国家的能力范围，因此外交重点应主要放在对外政策。道德戒律的绝对推断必须与从国家利益平衡出发的应急外交政策相权衡。在实际问题上，区别更加微妙。理想主义者，当他们寻求应用他们的价值观，将被迫考虑世界的具体情况。有思想的现实主义者明白，价值观是现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作决定时，区别很少是绝对的，往往归结于细微之处。

就中国而言，这个问题不以美国是否首选民主价值观为准 。如同中国政策辩论中的所有参与者，绝大多数美国公众将给予肯定回答。问题是在具体条件上他们准备付出什么代价，用多长时间和什么能力，在任何情况下，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结果。

关于与独裁政权打交道的战术，有两种广泛运作的政策出现在公开辩论中。一组观点主张对抗，敦促美国抵制不民主行为或侵犯人权行为，不给任何好处，只要美国负担得起，无论以什么代价。在极端情况下，它促使犯罪的制度转变，对中国的情况而言，它坚持将走向民主的明确行动作为任何互惠互利的条件。

相反的观点认为，促使人权进步更好的方式通常是接触政策。一旦建立了足够的信心，就可以以共同目的或至少以维护共同利益的名义，提倡民权实践的方式。

哪一种方法合适，部分取决于情形。有些侵犯人权的情况如此令人震惊，例如柬埔寨红色高棉和卢旺达大屠杀，不可设想美国能在持续关系中受益。由于公众压力既不偏向政权更迭或某种理念松动，因此对一个与其连续关系对美国安全很重要的国家很难适用。 中国正是这种情况，特别是她对西方社会的羞辱性干预记忆犹新。

中国将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元素，无论TA门危机的直接结果如何。如果领导层重新团结一致，中国将恢复其经济改革方案，并越来越强大。 然后美国和世界将面临着决定是否恢复与新兴大国的合作关系，或寻求孤立中国，以促使它的国内政策采取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孤立中国会迎来一个长时间的对抗，这个社会在1959年苏联撤销其当时唯一的外援助时没有屈曲。在头几个月，布什政府仍运作在冷战的前提下，需要中国平衡苏联。但是，随着苏联威胁的下降，中国将以日益强大的地位出现，自己单干，因为对苏联的恐惧，当初将中国和美国联系在一起，也将会逐渐消失。

无论是对抗或接触，美国对中国国内机构的影响力有客观上的限制。我们有知识塑造一个像中国那么大，那么多质量，和那么复杂的国家的内部发展吗？是否有一种风险，当中央权威崩溃时可能引发内战重演，至少加剧了19世纪的外国干预？

布什总统在TA门事件后处境十分微妙，作为前美国驻北京联络处负责人 ，他体会到中国对可预见的外国干涉具有强烈的敏感性。 因为他有漫长的美国政治职业生涯，他精明地了解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 。他知道，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应寻求，如南希。佩洛西—那时是来自加州的民主党初级代表—所称，“给北京领导人一个明确的原则性的愤怒信息。 但布什也知道，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而这些利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理体系毫无关系。他对与一个在冷战世界的一些最基本的安全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近二十年的政府相对抗持谨慎态度。正如他后来写道：“对于这些有着可以理解的骄傲、古老、和内向型的人民，国外的批评（来自他们仍然认为“蛮夷”和未受过中国式教育的殖民主义者）是一种冒犯，而对他们采取措施是让他们再遭二茬罪。”面对来自左右两方的采取更强有力措施的压力，布什认为：

当谈到人权或政治改革，我们不能往其它方向看：但我们可以用平常直白的语言表述我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大踏步进步（自毛去世后确实有许多），而不是发**无尽的批评炮弹。。。。对我来说，问题是如何谴责我们认为是错的，并作出适当的反应，但同时仍与中国保持接触， 即使现在关系必须“中止。”

布什以技巧和优雅走过这段钢丝。当美国国会对北京施加惩罚措施时，他软化了刀刃。同时，为了表达自己的信念，6月5和6月20日，他暂停了高级别政府交流；中止了军事合作和警用、军用、和军民两用设备的销售，并宣布反对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向人民共和国提供新贷款。与美国的制裁相吻合，欧洲共同体，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采取了类似的步骤，世界各地的政府均表示遗憾和谴责。国会反映民意压力，推动了更强硬的措施，包括立法制裁（这比总统令更难以解除，因后者是在行政长官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并自动延长所有目前在美国的中国学生签证的法律。

美国和中国政府—十年多前已成为事实上的盟友—互相疏远了，在失去高层接触的情况下，双方的不满和指责日积月累。决心避免不可挽回的决裂，布什求助于他与邓小平的长期关系。他于6月21日起草了一封长长的亲笔信，绕过官僚系统和他自己的高层交往禁令，称邓小平为“朋友”。以灵巧的外交表现，布什表示他对“伟大的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崇敬之情”，并避免任何语言可能会提醒他在使唤邓小平如何治理中国。与此同时，布什敦促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了解当前在美国盛行的愤怒是美国理想主义的自然产物：

我也请你记住我年轻的国家成立的原则 。这些原则是自由和民主—言论自由、自由集会、不屈从于任意权威的自由。值得尊重的是，这些原则不可避免地影响美国人民的看法和他们对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的方式。 这不是傲慢或强迫他人遵循我们的信念的愿望，只是相信这些原则的持久性价值和普适性的单纯反应。

布什提醒，他本人只能在他国内政治影响力的限制下经营 ：

我会将后果留给历史书籍记载，但需再次说明，世界各国人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动乱和示威的流血结局。各国以各种方式反应。根据我所描述的上述原则，我作为美国总统所采取的行动是无可奈何的。

布什呼吁邓施以同情，因为这将影响美国公众意见—他含蓄地指，对布什本人的操纵自由度有利：

任何可能来自中国的声明，从先前的发言延伸出来的关于和平解决与示威者的进一步争论，将在这里很受欢迎。任何可显示对示威学生的从宽处理将获得全世界的掌声。

为了探讨这些想法，布什提议派遣一个高层特使 “绝对保密地” 到北京，“代表我对这些事项的衷心信仰，和对你完全坦诚地表白。”虽然他没有回避表达两国之间的观点差异，布什以呼吁延续现有的合作结束他的长信：“我们不能让最近发生的悲剧后果破坏了一个经过17年耐心建立起来的重要关系。”

邓小平第二天回应了布什的姿态，欢迎美国特使到北京。这是衡量布什对中国关系的重视和他对邓小平的信心，7月1日，在TA门暴行三个星期后，他派国家安全顾问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 伯格到北京。任务讳莫如深，只有华盛顿的少数高官和驻北京大使李洁明知道，他被召回听取即将访问的有关情况。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 伯格乘坐一加没有标记的C - 141军用运输机飞往北京，他们到来的消息如此保密，以致于中国防空部队据称给国家主席杨尚昆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应该击落这架神秘飞机。这架飞机能在空中加油，以避免沿途停留，并有自己的通信设备，使小组能够直接与白宫通信。在会议或宴会上，在没有任何标旗显示，这次访问也不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邓小平引用一句中国谚语，强调改善关系在于美国：“解铃还需系铃人。”就其本身而言，北京不会动摇“惩罚叛乱的煽动者，”邓小平誓言。“否则中国何能继续存在？”

作为回答，斯考克罗夫特强调了布什在他给邓的信中强调的主题。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密切联系反映了两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但它同时也带来了“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和观念的社会密切接触。”现在北京和华盛顿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国内的做法，一经在电视上播出，有可能对美国公众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

斯考克罗夫特争辩道，美国的这一反应反映了根深蒂固的价值观 。这些美国价值观“反映我们自己的信仰和传统，” “在我们两个社会之间的多样性中，”这与中国对外国干涉的敏感性份量差不多，是我们的部分：“美国人民在示威游行中看到的—不管是正确或错误的—代表他们最珍视的信仰价值的表达，这些价值观源于美国革命。 ”

中国政府对示威的处理，斯考克罗夫特承认，“完全是中国内政。”然而，它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样的处理引发了美国的流行反应，“这是真实的而总统必须应付。”布什相信维护美国和中国之间长期合作关系的重要性 。但他有义务尊重“美国人民的感情”，这要求政府作出一些不满的具体表现。行船驶出僵局需要照顾双方的敏感度。

困难是双方都有理。邓觉得他的政权受到围攻，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认为，美国的最深层价值观遭到挑战 。

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强调了类似的观点，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而分手 。斯考克罗夫特，像外交官经常解释死扣那样，将这一僵局解释为一个成功的事业，因为它保持了开放的沟通渠道：“双方进行了坦率和公开的 谈话。我们表达了我们之间的分歧，并听取对方，但我们仍然有一定距离去弥补差距。”

问题不能停滞。到了1989年秋天，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达到自1971年恢复接触以来的最坏点。两边政府都不想破裂，但似乎又无法避免。破裂一旦发生，就会以其自身的势头发展，就像中苏争论从一系列战术纠纷演变成战略对抗一样。美国将失去外交的灵活性。中国将不得不放慢其经济改革势头，甚至也许会由于国内稳定的严重后果放弃相当长的时间。 两个国家都将失去机会在许多领域建立双边合作并共同努力克服世界不同地区的动荡威胁，这些在80年代末（事件之前）都得到大大加强。

我这次看到的中国已经失去了我以前访问时的镇定 。在毛泽东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的行为表现出意识形态所赋予的自信和从几千年历史扩展内存中提取出来的对国际事务的经验丰富的判断。邓小平时代初期的中国表现出一种近乎天真的信仰，以为克服文化大革命的痛苦记忆将指引以个人积极性为基础的经济和政治进步。但自从邓小平在1978年首次颁布了他的改革方案十年以来，中国不但经历了成功的不亦乐乎，也有惩罚 。从中央计划到分散决策的运动在两个方向上不断遭遇危险：盘踞现状的既得利益官僚的阻力；和不耐烦的改革派的压力，对他们来说，这一过程太长。经济分权导致政治决策的多元化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动乱反映了改革共产主义固疾的难题。

在中国人看来，国际关系由国家利益和国家目的所确定。如果国家利益兼容，合作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没有任何东西替代利益的一致性 。国内结构与此无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遇到过，即对红色高棉的不同意见。如邓小平所说，当遵守这一原则时中美关系就蓬勃发展：

当时，你和尼克松总统决定重新建立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不仅搞社会主义，还搞共产主义。 “四人帮”选择共产贫困的系统。您接受了我们的共产主义。因此，没有理由不接受现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社会制度为基础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现在可以有友好关系。我们可以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现许多共同利益。

有一段时间中国领导人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讨伐被民主世界当作和平演变的证明来迎接。现在，毛的继承人主张意识形态岁月过去了，国家利益是决定因素，而美国的杰出人士却坚持民主体制是保证国家利益兼容性的必要条件。这一命题—汇流许多美国分析家的信仰—将难以用历史经验证明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欧洲大多数国家政府（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本质上是民主体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灾难性欧洲从来没有完全恢复—被所有选举议会踊跃批准。

但国家利益的计算也不是不言自明的。国家权力或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中最复杂的元素，难以精确计算。大多数战争的发生都是权力关系的误判和国内压力相结合的结果。在所讨论的时期，不同的美国政府都对这一难题拿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寻求平衡美国对政治理想的承诺和对和平高产的中美关系的追求。老布什政府选择了通过接触推进美国的选项，比尔。克林顿在其第一任期内则试图通过压力。两位都不得不面对现实，在外交政策上，一个民族的最高理想往往只有在不完善的阶段履行 。

一个社会的基本方向由自己的价值观形成，同时定义其最终目标 。同时，接受国家能力的局限性是对政治家的考验之一，它意味着可能性的判断。 哲学家要对自己的直觉负责任。政治家被评判的是维持自己观念时间性的能力。

试图从外部改变一个像中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国家的国内结构可能涉及到意想不到的巨大后果。美国社会应该永不放弃对人类尊严的承诺 。承认西方的人权和个人自由概念无法直接在有限的时间内移植到以不同概念为轴的千年有序的文明中并与西方的政治和新闻周期吻齿而合，不会削弱这一承诺的重要性。传统的中国政治混乱恐惧感也不能作为不相干的慢性病不加考虑，而必须由西方启蒙来“医治”。中国历史，特别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提供了不胜枚举的例子，政治权威分裂—有时是以很高的自由增加期望值而开幕—诱发了社会和种族动乱；经常是最军事化的元素，而非最自由的，占了上风（如清末和民国初期的共和运动，译者注）。

根据同样的原则，与美国打交道的国家需要了解我国的基本价值观，包括人权概念和美国对民主实践的看法都是美国判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些践踏必然唤起美国的反应，甚至以牺牲整体关系为代价。这样的事件可以驱动超越国家利益计算的美国外交政策 。没有美国总统可以忽略它们，但他必须仔细定义，并注意导致意想不到后果的原则 。 任何外国领导人也不应该不顾它们。如何界定和如何建立这一平衡将决定美中关系的性质，也许世界和平的性质。

在1989年11月，双方的政治家面临这种选择 。邓，一贯从实际出发，建议努力发展新的国际秩序，它将不干涉内政设为外交政策的一般性原则：“我认为我们应该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秩序。我们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还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所以目前我们要搞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它将恪守和平共处五原则。”其中之一，当然是排除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预。

在所有这些战略方针之上还笼罩了着一种至关重要的无形云彩。国家利益的计算不是简单的数学公式 。必须注意国家尊严和自尊。邓敦促我向布什转达他希望与美国达成一致，其中，作为实力较强的国家，美国应该迈出第一步。寻求一种新的合作阶段将无法完全避免人权问题 。邓寻求谁应该开启新对话的问题，最终由邓亲自回答了， 他以一个人的命运开始了对话：这个人就是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

FLZ争议

我在1989年11月访华时，持不同政见者、物理学家[方]成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鸿沟的象征。 [方]是西式议会民主和个人权利的雄辩支持者，长期触动官方的容忍界限。 1957年，他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出党，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反革命”活动被监禁一年。毛去世后被平反，方追求了一个成功的学术生涯，发表有利于提高政治自由化 的言论。 1986年的亲民·主·示·威·后，方再次得到训斥，但他继续串通改革的呼声 。

当布什总统在1989年2月访问中国时，方被列入美国大使馆建议白宫的邀请名单，请他入席总统在北京举行的国宴。 大使馆遵循的是里根访问莫斯科的先例，期间里根会见了自我申报的持不同政见者。 白宫批准了名单—尽管可能不知道中国对[方]的强烈看法。 [方]被列入邀请名单引起美国和中国政府之间和布什新政府内的一个令人囧迫的事件 。 最后，大使馆和中国政府同意[方]应坐得远离中国政府官员。 当天晚上，中国的保安叫停了方的车，阻止他到达会场 。

虽然方没有亲自参与TA门·广场·思威，抗议童鞋同情他所倡导的原则，方被认为是一个政府可能报复的目标。 X月X日ZY旋即，方和他的妻子到美国大使馆寻求避难。几天后，中国政府颁布方和他的妻子的逮捕令，称“犯有反动宣传和在最近风暴前后的唆使罪。”政府声明要求美国交出“制造这一暴力行为的刑事犯”，否则将面临中美关系的恶化。 “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把他留下”布什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但他真正是中国的一颗眼中钉。”

方在大使馆的存在是持续紧张的来源：中国政府不愿意让这位最突出的批评家离开中国，担心他会到国外鼓动；华盛顿不愿交出一个信奉自由主民主的持不同政见者，知道他面对的一定是严厉的报复。 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大使李洁明指出，“他的存在就是不断地提醒我们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连系，并将是与这里的政权打交道的烫手山芋。 他就是我们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争执的一个活生生的象征 。”

在6月21日给邓小平的信中，布什提到了“FLZ事情，”对它成为“**我们之间的高调楔子” 表示遗憾。布什为美国准予方避难的决定辩护，他断言，这是以“我们对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法的解释” 为基础，并断言，“在没有某些保证他将不受人身危险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能把方放出使馆。”布什提供了谨慎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指出其他各国政府通过“悄悄地驱逐离境”解决过类似问题。但问题不易谈判，方和他的妻子仍然留在使馆 。

在我去北京出发前，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给我的汇报让我熟悉了情况 。 他劝我不要先提出，因为政府当局已说了所有它该说的。 但我可以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内响应中国的倡议。 我遵从了他的意见。 我没有提出【方】问题，任何一个我的中国对话者也没有。 在我跟邓小平打告别招呼时，他在有关改革问题的一些断断续续的意见后，突然推出这一主题，并用它来 表明一揽子交易。 这些交流的一个加长总结将描述“XX”六个月后北京的空气味道：

邓：我与布什总统谈到方励之案。

基辛格：正如你所知，总统不知道有关宴会的邀请，直到它已经公开 。

邓：他告诉我的 。

基辛格：既然你已经提到方，我想对你表达一个考虑。 我在这里其他任何对话中都没有提到这一问题，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十分小心的问题，它影响到中国的尊严。 但我相信你在美国的最好朋友会松口气，如果能找到某种方式让他离开大使馆并离开中国。 没有其他的单一步骤能会如此打动美国公众，最好在有太多的躁动发生之前。

在这一刻，邓从他的座位起身，拔下他和我的座位之间的麦克风，作为他想私下交谈的一种象征。

邓：你能否提出一个建议？

基辛格：我的建议是你将他驱逐出中国，我们同意，作为政府，我们会让他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利用。 也许我们会鼓励他去一些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他将远离美国国会和我们的媒体。 这样的安排可以给美国公众一个深刻的印象，远大于任何技术性问题上的举动。

邓小平想要更具体的保证 。 是否可能美国政府“要求方写悔过书”（对中国法律犯下的罪行）；或华盛顿保证，“他驱逐出境 [中国] 后。 。 。 方不会说和做任何反对中国的事”？

邓将此扩大到要求华盛顿 “承担责任，防止出自方和[其他] 目前在美国的示威者的更多废话。” 邓一直在寻找一条出路。 但他提出的措施在美国政府的法律权威 之外。

邓：如果他写了一纸文书承认自己的罪行后，我们再将他驱逐出境，你会怎样想？

基辛格：我会感到很惊讶，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 。 我今天上午在大使馆，但我没有看到方。

邓：但他必须这样做，如果美方坚持 。 这个问题是由美国大使馆的人开始的，包括你的一些好朋友，也包括我想引以为朋友的人。

如果美方要求方写悔过书之后，我们可以把他当作一个普通刑事犯驱逐出境，他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 如果这不可以做，那么换另一种想法：美国承诺这一责任：若将他驱逐出境后，方不会说和做任何反对中国的事。 他不应该利用美国或其他国家反对中国 。

基辛格：让我先对第一项提案发表评论 。 如果我们要求他签署悔过书，假设我们甚至可以做到这一点，他在大使馆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他离开中国后他说什么。 如果他说，美国政府迫使他认罪，这对大家都不好，还不如他不做。 释放他的重要性在于作为中国自信的象征， 反驳你的很多对手在美国漫画中国。

邓：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提案。 美国会说，他离开中国后，他将不发表反对中国的意见 。 美国能作出这样的保证吗 ？

基辛格：嗯，我作为你的朋友讲。

邓：我知道。 我不要求你承担协议。

基辛格：有可能的是，美国政府同意，美国政府将不以任何方式利用方，例如在“美国之音”，或以任何总统可以控制的方式。另外，我们可以承诺，提醒他不要自己做。 我们可以同意，他不会受到总统接见或给予任何美国政府机构的任何官方地位 。

我希望布什欢迎中国的关注和灵活性的表现，但我怀疑，如邓小平所设想的，可以加速改善关系的步伐。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重新认识已成为更重要的事情，因为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似乎破坏了现有的三角关系的基础。 随着苏联帝国的瓦解，原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和解动机会变成什么呢 ？其紧迫性更需强调，在我与邓小平会晤的当天晚上离开北京时，在我的美国第一站，我得知柏林墙倒下了，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基础崩析分离。

东欧的政治革命几乎吞没了一揽子协议。 三天后，当我回到华盛顿，我与布什、斯考克罗夫特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白宫共进晚餐，我报告了我与邓小平的谈话。 事实证明，中国不是主要议题。 在那一刻，我的主人压倒一切的重要主题是柏林墙倒塌的影响和即将于1989年12月2-3日在马耳他举行的布什-戈尔巴乔夫会晤 。 这两个问题需要立即决定一些战术和长期战略。 我们要开进崩溃的东德卫星国吗，那里还驻扎着苏联20个师？现在会有两个德国吗，但是一个非共产主义的东德 ？ 如果统一成为目标，应该以什么样的外交寻求？在可预见的突发事件中美国的态度应该是什么？

面对围绕苏联东欧解体的戏剧，邓小平的一揽子交易，不会像在不太动荡时期那样受到优先级考虑。

中国领导人对斯考克罗夫特提出自己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将释放方励之与美国解除制裁连接起来。 政府当局属意将方的情况当作一个独立的人道主义问题以其自身的道义解决。

苏联集团的进一步动荡，其中包括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被血腥推翻，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受围攻感。 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也加强了华盛顿有些人手上的牌，他们认为美国应该等待他们所看到的北京政府似乎不可避免的崩溃。 在这样的氛围中，任何一方都不愿偏离其既定立场。 方的获释的谈判将继续通过美国大使馆，直到1990年6月，方和他的妻子首次寻求避难一年后，和邓小平提出一揽子建议8个月后，双方的处理停滞不前。

在此期间，每年重新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贸易地位的讨论转化为国会谴责中国人权纪录的一个论坛。“非市场”国家需要根据1974年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条款获得最惠国待遇，其做法以移民条款为条件。 辩论的基本假设是，任何与中国的协议是一个人情，在目前情况下，令美国民主理想对其厌恶；贸易特权因此以中国在美国奉行的人权和政治自由观上的进步为前提。在北京，孤独感黑云压城；而在华盛顿，必胜信念心情上升 。 在1990年春天，随着共产党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崩溃，邓小平给党员发出色彩鲜明的警告：

每个人都应该很清楚，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所有敌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国。 它会利用一切借口，寻衅滋事，为我们制造困难和压力 。 因此，中国需要稳定、稳定、更加稳定。未来三到五年，对我们党和国家将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其重要的。 如果我们坚守住和生存下来，我们的事业将迅速发展。 如果我们崩溃，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几十年，甚至一百年。

12 字箴言和 24字方针

戏剧性的一年结束时，邓小平选择实施他计划了很长时间的退休。在1980年代，他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结束集权的传统做法—只能由现任死亡或丧失天意而换代，这一标准不仅规定任务无限期，并诱发混乱。他成立了一个长老顾问委员会，他让原终身任职的国家领导人退休到那里。他曾告诉许多访问者—包括我—他自己打算不久退休到该机构当主席。

从1990年初开始，邓小平开始逐步撤出最高办公室—他是现代中国第一个如此做的中国领导人。天安门事件可能加速了这一过程，当新的领导人正在建立自己的威信时，邓小平能够监督这一过渡。在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被证明是邓小平接见的最后一个外国访客。与此同时，邓小平不再参加公共职能。直到1997年他去世，他已经成为一个隐士。

随着他从场面上隐退，邓小平决定留给下一代领导人一套格言作为他的指示以支持他的继任者。邓小平从中国古典历史选择策略，对共产党官员发出指示。这些指示言简意赅。以中国古典诗词的写意风格而作，它们形成两个文件：一个是24字方针，一个是只限于高级官员的12字箴言。 24字方针为：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后加四字：有所作为，成28字，译者）

12字箴言仅限于高层领导人之间流通：

四面楚歌。敌强我弱。防守为主。

对谁而言，是什么？几个字符的语句对这个问题没有明讲，可能因为邓可以假设他的听众会本能地理解他们国家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国际上尤甚于国内。

邓小平的格言，一方面，唤醒历史上中国受潜在敌对势力包围的意识。在中兴时期，中国将主宰其周边地区。在衰落时期，她会玩时间，并有信心她的文化和政治纪律将使她能够重新宣称其应有的伟大。 12字箴言告诫中国的领导人，危险时刻已经到来。外界一直难以对付这一独特的生物机制，超然但尚未普及，雄伟但受难于偶尔发作的混乱。现在，正当它试图自身改革时感觉受到围攻，这个古老民族的老龄领导者给他的社会发出最后的指令。

邓小平寻求团结他的人民，不以个人感情或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召唤，他很容易依此行之。相反，他援引古老的美德：在逆境中从容自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一个共同目标必须付出高度的分析能力和严明的纪律性。他所看到的最深层挑战，不是经受住12字勾勒出来的考验，而是在眼前的危险被克服后，为未来做准备。

24字方针是指导渡过一时难关，或是一个永久性的格言？目前，中国的改革受内部动荡和外国压力后果的双重威胁。但在下一阶段，改革取得成功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引发世界关注的另一个方面。那么，国际社会可能寻求抵御中国前进成为主导力量。邓小平，在大危机时刻，预见到中国最严重的危险可能出现在最终复苏以后吗？在这一解释中，邓小平敦促他的人民“韬光养晦”和“绝不当头”，这就是说，不要以过度自信引起不必要的恐惧。

孤立于风暴中心，邓小平可能还担心，中国可能会在当代危机中消耗殆尽，或者其未来可能取决于下一代领导人是否能够获得所需的角度认识到过度自信的危险。格言针对中国当前的苦境，但24字方针是否有实践时间的限时，到中国足够强大时是不就不必再遵守它？论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它取决于未来的中美关系。

第十六章 改革姓“社”还是姓“资”：邓的南巡

略

第十七章 过山车式的中美关系：江泽民时代

89风波后，中美关系几乎回到他们的起点。在1971-72，美国与中国寻求和解，然后，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阶段，与中国建立关系是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的核心的相信，超越了美国对中国的激进治理的保留意见。现在美国制裁中国，拥抱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体制，中国的国内结构改革变成一个美国的主要政策目标。

我见过江泽民，当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我没有期望他作为国家领导者出现，他—正如他做到的那样—引导他的国家从灾难中以惊人的能量和爆发的创造力走向崛起。尽管最初怀疑，他负责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人均GDP最大的增长，香港的和平回归，重建中国与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将中国推向一条走向全球经济强国之路。

在1989年11月，江被提拔后不久，邓小平煞费苦心地向我强调他对新总书记的高度重视：

邓：您已经见过江泽民总书记，你在将来还会有其他的机会见他。他有自己的想法，是一个素质高的人。

基辛格：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邓：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外界观察家很少会想到江会成功。作为上海的市委书记，他赢得了对他处理本市风波措施有方的赞美：在危机的早期，他关闭了一个有影响力的自由派报纸，但拒绝实施戒严，不流血地平息了上海的示威。但是，作为总书记，他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过渡人物，可能是一个在温和派和保守派中间妥协的人选 。 他缺乏自己的强大权力基础，而且，与他的前任相比，他并没有散发出一种指挥者的光环。他是第一个没有革命或军事凭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的领导风格发展自官僚和经济表现。他的权力不是绝对的，需要取得政治局的共识。 例如，直到 1997年，他成为总书记8年后，他没有在外交政策上建立他的主导地位。

以前的中国GC党的领导人气度超然，适当混合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中国的儒家传统。江泽民树立了一个不同的模式。与哲学式帝王毛泽东、儒雅宰相周恩来，或久经沙场的国家利益捍卫者邓小平相比，江泽民表现得更像一个和蔼可亲的家庭成员。他是温暖的和非正式的。毛会从奥林匹克的高度俯视他的对话者，好像他们是研究生接受考试检验他们是否有充足的哲学见解。周进行谈话表现出毫不费力的恩典和儒家圣人的智力超群。邓小平在讨论中单刀直入主题的实践环节，把离题寒暄当作浪费时间。

江泽民从未宣称哲学上的卓越性。他会微笑、大笑、讲趣闻轶事、和触摸他的对话者，以此建立一种连接键。他引以为豪的是，有时炫耀性地，他对外语和西方音乐的闻达。对非中国籍访客，他的演讲经常夹带英语或俄语，甚至罗马尼亚语的表达式强调他的要点—没有任何事先征兆滴在丰富的中国古典成语词典和美国俗语库之间跳跃，如 “要有两个人跳探戈（美）”，“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当场合允许时，他可能会在社交和偶尔官方的会议上即兴歌唱，且不管目的是转移不舒服的感觉或是强调情谊。

中国领导人与外国访客对话时，通常有一批顾问和记录员随从在场，他们不说话，且很少互相传递笔记。江与此相反，他往往像组织一个希腊合唱方阵，他先开头提出一个想法，然后问他的顾问，好像同时得出结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对方与一个团队打交道而他是队长。江泽民博览群书、有着高学历，他试图将他的对话人吸引到他周围的善意气氛中，至少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他会制造一种对话气氛，在其中他的对手甚至他的同事的意见像他自己的一样同样值得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江泽民是我遇到过的中国领导人之中最少具“中央王国”特质的人物。

江被提拔到中国国家领导的顶级行列后，一个（美国）国务院内部报告把他描写为“温文尔雅、充满活力、和偶尔龙飞凤舞，”并记述“在1987年上海的国庆日祝活动上，他走上贵宾主席台，在灯光闪烁和烟雾缭绕中指挥交响乐团演奏激昂的“国际歌”。”在尼克松于1989年到北京进行私人访问期间，江泽民，从座位上腾地双脚弹起，用英语背诵葛底斯堡演说。

这种非正式品牌无论是中国或前苏联的共产党领导人都鲜有其例。外界往往低估了江泽民，误以为他的大叔风格缺乏严肃性。与此相反的才是真实的。江泽民的示好姿态是以定义目的为准绳，当他划下道，是相当明确的。当他相信涉及国家的切身利益时，他的决心可比他的泰坦尼克号前任。

江泽民是世界大都会型的，他明白中国只能在国际体系内运作，而不能回到“中央王国”的遥不可及的主导地位。周明白，还有邓。但因为毛的令人窒息的影响，周只能分段实现他的愿景，而邓的受89风波影响而间断。江的亲切感是一个严肃的经过计算的尝试，为了将中国构筑进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和恢复国际信心，它是一种既帮助医治国内创伤又软化其国际形象的表达。排除对他偶尔龙飞凤舞样子的批评，江泽民为政府工作和摆脱国际孤立以及幸免于苏联同行体系的命运摆出了一张有效的面孔。

在他的国际国内大构想中，江泽民何其幸运有两位得力干将相助：一位是我所知道的最纯熟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另一位是智慧卓越和坚韧的国务院副总理（后总理）、首席经济决策者之一朱镕基。两人都毫无歉意地支持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为国家利益服务最好的观点。两人还认为，中国的持续发展需要深化其与国际机构和世界经济的联系，包括那些总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实践发出批评之声的西方国家。遵循江的藐视性乐观路线，钱和朱到国外广泛出游，参加国际会议、新闻采访和经济对话，常常面对批判怀疑的观众以外交决心和风趣幽默化解。并非所有的中国人津津乐道与那些对中国的现实不屑一顾的西方世界打交道；并非所有的西方人愿意批准与政治期望不达标的中国共事的努力。政治家需要以模糊管理而非绝对管理来判断。江、钱、朱以及他们的高级助理官员做到了将他们的国家引航出孤立困境，并恢复了与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西方世界的脆弱联系。

在1989年11月被任命后不久，江核心邀请我谈话，他透过传统的外交政策镜头审视“事件”。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对国内挑战的反应会引起与美国的关系破裂。 “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大问题，除台湾以外”，他坚持说。 “我们没有边界争端，在台湾问题上，上海公报建立了良好的公式。”他强调，中国并没有声称其国内的原则适用于国外：“我们不输出革命。但是，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必须由该国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我们自己的历史地位发展起来的。”

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将继续其经济改革：“到目前为止，就中国来说，大门始终是敞开的。我们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美国的积极姿态，我们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改革是自愿的，它不能从外部强加：

中国的历史证明，更大的压力只能导致更大的阻力。因为我是一个学自然科学的， 我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法则解释事情。中国有11亿人口。它很大并且有巨大的惯性。向前推动它不容易。作为老朋友，我跟你说老实话。

江分享了他对“危机”的反思。中国政府并没有“精神准备这件事件，”他解释说，政治局最初有分岐。在他的事件版本里没有几个英雄—不是学生领袖，也不是党；他有些懊丧地形容D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时表现无效和分裂。

当我再次见到江是近一年以后，1990年9月，与美国的关系仍然紧张。 把我们放松制裁和释放FLZ联系起来的一揽子协议实施缓慢。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定问题的定义，令人失望并不奇怪。美国的人权主张坚持他们认为普遍的价值观。中国领导人是基于他们对中国利益认识的一些调整。美国活动家， 特别是一些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不倾向于同意部分履行目标的措施。对他们而言，北京认为让步即暗示他们的目标是可以讨价还价，因此不具有普适性。人权活动家强调道德，而不是政治目标；中国领导人集中关注一个持续的政治进程—万事为大者，是结束当前的紧张局势，并返回到“正常”的关系。正是恢复正常这一点，那些活动家们要么拒绝要么设法有条件。

最近一个贬义形容词已经加入辩论，它将传统的外交贬为 “交易性的。”在该看法中，按定义，一个与非民主国家的长期建设性的关系是不可持续的。该课程的倡导者出发的前提是民主国家的社会是真正的持久和平的基础。这是为什么福特政府和20年后的克林顿政府，都未能在国会获得杰克逊 - 瓦尼克修正案实施上的妥协，甚至在苏联和中国似乎准备做出让步的时候。人权活动家拒绝部分步骤，坚持达到最终目标。江泽民在1990年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中国最近采取了“很多措施”，其重要动机就是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其中一些事情，甚至只关心纯粹中国国内问题，如在北京和西藏解除戒严。我们从两个方面考虑这些事情。首先，它们见证了中国的国内稳定。第二，我们不隐瞒事实，我们使用这些措施就是为美中两国关系提供一个更好的理解。

在江看来，这些举动，并没有得到回应。北京已经完成了邓小平提出的一揽子协议的一面，但仍遭到来自国会不断增加的要求。

民主价值观和人权是美国本身信念的核心。但像所有的价值观，它们有绝对性，这挑战了外交政策的细节，外交通常必须操作细节。如果采用美国的治理原则是在所有其他领域关系取得进展的中心条件，僵局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点上，双方有责任以国家安全的主张平衡治理原则的必要性。面对北京坚决拒绝这些原则，克林顿政府选择修改自己的立场，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看到。然后，问题返回到如何在美国和它的对话者之间调整优先次序，换句话说，“交易”外交。要不就摊牌。

这是一个选择，需要作出而不能捏造。我尊重那些准备为传播美国价值观而战斗的人。但外交政策必须定义手段以及目标，如果手段增长超出了国际框架或考虑国家安全的重要关系的容忍度，就必须作出选择。我们不能做的是尽量减少选择性质。美国辩论的最好结果是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理想主义者承认原则的实施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因此必须根据情况偶尔调整；“现实主义者”接受，价值观具有现实意义，必须建立在政策运作之中。这种做法将承认每个阵营中存在许多层次，努力相互影响。但在实践中，这一目标往往被争论的激情所压倒。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的辩论在中国领导人的讨论中得到复制。在共产主义在他们的国家胜利四十多年后，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代表一种国际秩序并拒绝跨越国界投放价值观（这曾经是共产党政策的一个空洞的原则），而美国坚持其普适价值可以通过压力和激励达到，也就是说，干预另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事实上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的继承人给我讲解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性质，我毕竟在几十年前写过这方面的论文。

江泽民正是借我1990年访华之机讲的这番话。至晚在五年前，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直坚持什么是常识智慧：中国和美国应该合力共建一个新的国际新秩序，以类似于1648年后的传统欧洲国家体系原则为基础。换句话说，国内的安排 超出外交政策范围。国家之间的关系由国家利益原则主导。

这一命题正是新的西方政治体制所抛弃的（过去，包括冷战中一直坚持的，译者）。新概念坚持认为，世界进入了“后主权”时代，国际人权准则凌驾于主权政府的传统特权。相比之下，江泽民和他的同事寻求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它同时接受中国品牌的混合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并要求美国在平等条件下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待。

在我1991年9月访问北京期间，江泽民又回到传统外交宗旨的主题上。国家利益应超过对中国国内行为的反应：

我们两国之间的利益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关系恢复正常。如果能够相互尊重，如果我们互不干涉内政，如果我们能够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利益。

随着冷战对抗的减弱，江泽民争辩说：“在今天的情况下，意识形态不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江趁我1990年9月访问之机传达说，他已经接过邓小平的全部功能—这在当时尚未明显，因为北京的权力结构内部的精确安排始终是不透明的：

邓小平知道您的访问。他通过我表示他欢迎您，并表示他对你的问候。其次，他提到，布什总统已写信给他，在这方面，他提出两点意见。首先，他要求我作为总书记通过你向布什总统问候。其次，去年他退休后，他已委托所有 这些事务的管理给我，作为总书记。我不打算写一封信，作为布什总统写给邓小平信的回复，但我对你说的，虽然是我的话，与邓小平想说的思想和精神一致。

江泽民请我转达的是，中国已经作出足够的让步，现在改善关系的“球”在华盛顿的场子上。 “到目前为止对中国来说，”江说，“它一直珍视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现在，江泽民宣布，中国不能再让步：“中方已经做得足够，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尽可能做得最好。”

江现在重复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传统宗旨，即中国对任何压力的藐视和对外国欺凌的可怕抵抗力。他认为，北京与华盛顿一样，面临来自其人民的政治压力：“还有一点，我们希望美方需要注意这一点。如果中国采取单方面的步骤，美国没有相应的动作，这将超越了中国人民的宽容。”

中国和苏联解体

这个时期中美对话的底下有一条暗流涌动，就是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曾在89风暴之始到北京访问，但即使是在中国为国内争论付房租的时候，苏联统治基础的崩溃正在世界各地的电视屏幕上仿佛实时上演一部慢动作电影。

戈尔巴乔夫的困境，甚至比北京更让人头疼。中国的争议是共产党应该如何执政。苏联的纠纷是共产党到底是否应该执政。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改革）让先给政治改革（公开性）的政策，戈尔巴乔夫不可避免地制造了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争论。戈尔巴乔夫已经认识到苏联是一潭死水，但缺乏想象力或技能突破其内置的僵化。苏联系统的各种监督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问题的一部分。共产党，曾经是革命力量，但在戈尔巴乔夫阐述的共产党系统内没有其他任何功能，除了监督它不懂的现代经济管理，这就造成一个控制共谋问题。GC精英成为特权官僚阶级；理论上，他们负责国家正统，他们将集中维护自身的福利待遇。

公开性与改革冲突。戈尔巴乔夫招致了培育他走至巅峰的系统全面崩溃，并在其中受伤。但在此之前，他重新定义了和平共处概念。其前任领导人肯定过，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争吵过。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前任主张的是在走向终极对抗和胜利的道路上暂时的和平共处。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第二十七届党代会上宣布它将作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永久固定的关系。这是他重返国际体系的方式，此前俄罗斯在前苏联时期参与其中。

在我的访问期间，中国领导人煞费苦心地将中国区别于俄罗斯模式，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在我们1990年9月的会见中，江强调：

想在中国找戈尔巴乔夫是白费劲。你能从我们的讨论中看到。你的朋友周恩来曾讲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们现在仍然有效。世界上只有一种社会体制是不可能的。我们不想把我们的强加给别人。我们也不想别人强加给我们。

中国领导人肯定了与戈尔巴乔夫相同的共存原则。但他们不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跟西方调解，而是在自己跟西方之间筑一道藩篱。北京将戈尔巴乔夫视为不相干的，且不说是误导的。他的现代化计划被否决为有失妥当，因为它把政治改革放在经济改革之前。在中国人看来，政治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是需要的，但经济改革必须先行。李瑞环解释了为何价格改革不能在苏联有效，因为几乎所有的商品都供不应求，价格改革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恐慌。朱镕基在1990年访问美国时，曾多次被称赞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煞费苦心地强调，“我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我是中国的朱镕基。”

当我在1992年再次访问中国时，钱其琛形容苏联解体“像爆炸的冲击波向各个方向扩散。”苏联的解体，确实创造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背景。当北京和华盛顿评估新景观时，他们发现他们的利益不再像准联盟时那样显然地重合。那时，分歧主要在于抵制苏联霸权的战术。现在，当共同的对手衰落时，不可避免的是两国领导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差异就凸显出来。

在北京，冷战的结束制造了一种放松和恐惧混合的气氛。一方面，中国领导人欢迎苏联对手的解体。毛和邓的积极主动威慑战略胜利了。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无法避免将苏联解体和自己国内的挑战作比较。他们也继承了一个古老的多民族帝国，并将其作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管理。虽然在中国非汉族人口的百分比（10％左右）远小于非俄罗斯在苏联帝国的份额（约50％），但存在着具有鲜明传统的少数民族。此外，这些少数民族居住在战略敏感地区，与越南，俄罗斯和印度接壤。

在20世纪70年代，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胆敢与中国对抗，只要苏联作为一个战略威胁迫近。然而，在美国方面，苏联解体被视为是一种代表长期性和普遍性的民主价值观的胜利。一个跨党派的观点认为，传统的“历史”将被取代：盟友和对手都将采取多党议会民主体制和开放的市场机制（在美国看来，两个体制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任何阻挡这股浪潮的障碍将被扫地出门。

这一新概念已发展到这样一个效果，认为国家意识的重要性下降了，今后国际体系将以跨国原则为基础（作为比较，共产主义的终极状态也是没有阶级，没有国家，译者注）。因为假设民主国家本质爱好和平，而专制趋向暴力和国际恐怖主义，所以，促进政权更迭被认为是外交政策上的合法行为，而不是干预他国国内事务。

中国领导人拒绝美国的西方自由民主普遍胜利的预测，但他们也明白，他们的改革方案需要美国的合作。因此，在1990年9月，他们让我传一个“口信”给布什总统，以呼吁美国总统为结句：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受到外国列强的欺凌和侮辱。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个伤口重新被打开。我相信，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总统先生，你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珍视中美友好合作关系来之不易，但它更珍视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尊严。

在新的背景下，中美关系更需要毫不拖延地返回到正常。我相信，你可以找到通往这一目标的方式。我们将对你为了改善中美关系利益而作的任何积极行动作出必要的回应。

为了加强江亲自告诉我的信息，中国外交部官员给了我一份书面文字传达给（老）布什总统。没有签名，它被形容为书面口头沟通—比谈话较正式，但不如正式照会明确。此外，外交部副部长护送我到机场递给我一份书面答复，澄清我与江会晤时提出的问题。如给总统的“信”，他们已经在会晤时向我表明，这只是写给我作强调：

问：邓小平没有回答总统的信的意义是什么？

答：邓小平去年退休。他已经给总统口信，说所有对此类事务的行政权利已经转给江。

问：为什么是口头而不是书面的答复？

答：邓小平读过信。但自从他委托这些事情给江，他请江答复。我们想给基辛格博士一个机会转达口信给总统，因为基辛格博士发挥有利于美中关系的作用。

问：邓小平知道你的答复内容？

答：当然。

问：当你提到美国未能采取“相应措施”，你心里怎么想的？

答：最大的问题是美国继续对中国制裁。最好的是，如果总统可以解除或事实上解除。此外，美国在世界银行贷款上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另一点是关于高层互访，这是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 。 。 。

问：你是否愿意考虑其他一揽子交易？

答：这是不合逻辑的，因为第一个从未实现。

布什总统从个人的经验出发，认为对持续自治历史最长、人口最多的民族和国家实行干预政策是不可取的。在特殊情况下，代表个人或特定群体或许可以，但他认为针对中国国内结构全面对抗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关系。

响应江的口信，布什解除了对中国高层互访的禁令，并鼓励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前往北京进行磋商。关系走过一个简短的稳定间隔。但是，在克林顿政府上台18个月后，它又落回低谷，其实在新政府第一任期内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就像一架过山车。

克林顿政府的中国政策

在1992年9月的竞选活动中，克林顿曾质疑中国政府的原则，并批评布什政府在89风波后对北京过度“溺爱”。 “中国不能永远顶住民主变革的力量，”克林顿主张。 “总有一天，它会走东欧和前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路。美国必须竭尽所能鼓励这一进程。”

克林顿于1993年上任后，他把“扩大民主体制”作为一个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他在1993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扩大和加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世界民主社会”，并“扩大在这些自由机构中生活的国家圈子”，直到人类实现“一个民主蓬勃发展的世界，国家相互合作和生活在和平之中。”

新政府的咄咄逼人的人权姿态目的不是为了削弱中国或获得美国的战略优势。它反映了世界秩序的一般性概念，并期待中国作为一个受尊敬的成员参加。从克林顿政府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真诚的尝试，总统和他的顾问都相信这将有助于中国。

然而，在北京，美国的压力，加上西方民主国家推波助澜，被视为是一个保持中国虚弱的设计，以19世纪的殖民主义者方式干涉其国内问题。中国领导人将新政府的声明解释为资本主义企图在世界各地推翻共产党政府。他们怀着一个深刻的怀疑，随着苏联的瓦解，美国可能会做毛泽东曾预言过的：在一个共产党大国毁灭后，对另一个的背后“戳手指”。

在克里斯托弗担任国务卿的确认听证会上，他将改造中国的目标措辞为有限的条件，即美国将“寻求方便用鼓励这个伟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的方式，帮助中国从共产主义和平演变到一个民主社会。”，但克里斯托弗的“和平演变”提法，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重温了杜勒斯的术语，旨在致力于共产主义国家的最终崩溃。在北京，它为一个没有希望的趋势打信号弹，除了被认为是西方企图不通过战争将中国转变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克里斯托弗的声明在美国都是无争议的；但在北京，两个就是诅咒。

打下笞板—也许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挑战性幅度—克林顿政府宣布，它已准备好与中国在范围广泛的问题上“接触”。其中包括中国国内改革以及更广泛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中国领导人对是否可能与这些呼唤更换自己的政治制度余音未了的同等美国高官进行对话存在疑虑，但这显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一倡议的命运说明了这种政策的复杂性和含糊之处。

中国领导人不再作出任何宣称它代表一个独特的革命真理可供输出。相反，他们信奉一个本质上是防御性的目标，就是朝着一个对他们的国家体制和领土完整没有明显敌意的世界努力，买取时间以自己的步伐发展自己的经济和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这是一个外交政策姿态，无疑比毛泽东更接近俾斯麦：逐步增量，防守为主，面临不利的历史潮汐水来土挡、兵来将挡。即使潮头席卷而来，中国领导人仍坚持火热的独立意识。他们不错过任何机会宣布他们将最大限度地抵制外界压力，以此掩盖他们内心的担忧。正如江泽民在1991年坚持对我说：“我们从来没有向压力屈服。这是非常重要的[用英语说]。这是一个哲学原则。”

中国领导人也不接受冷战的结束迎来一个美国超超级大国时期这种解释。在1991年的谈话中，钱其琛告诫新的国际秩序不能无限期地维持单极世界，中国将为走向多极世界而努力—这意味着她将对抗美国独霸为王。他引用一些人口统计现实—包括有几分威胁性地提到中国庞大的人口优势—加强他的观点：

我们相信，一个单极世界将不可能存在。有些人似乎认为，海湾战争和冷战结束后，美国可以做任何事情。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 。 。 。穆斯林世界有超过十亿人。中国有11亿人口。南亚的人口超过十亿。中国的人口超过美国、苏联、欧洲和日本的人口总和。因此，它仍然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

李鹏总理可能在人权问题上给出了最坦率的评估。回答我划定的三个政策领域需要改善—人权、武器技术转让、贸易—他在1992年12月表示：

关于你提到的三个方面，我们可以谈人权。但是，由于我们之间的重大分歧，我怀疑重大进展是有可能的。人权的概念，包括传统和道德和哲学价值观。这些在中国与在西方不同。我们相信，中国人应该有更多的民主权利，并在国内政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这项工作应以中国人民可接受的方式进行。

来自（被外界认为）中国领导层的保守派代表，李鹏承认民主权利需要进展肯定是前所未有的。不过，以同样的坦率，他圈定了中国的灵活性限度：“当然，在人权等问题上，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在不影响我们的原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可以采取灵活措施。但是，我们不能达到与西方的全面协议。它会动摇我们的社会根基。”

克林顿第一任期的一个签名中国倡议给事情带了一个头：政府尝试以改善中国的人权纪录为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 “最惠国待遇”是一个有点误导性的词语：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享有这一待遇，它无非只肯定一个国家享有正常的贸易权利而非青睐独钟。最惠国待遇的附加条件概念表现了美国一贯的以道德为目的的务实性奖励和处罚（或“胡萝卜”和“大棒”）概念。正如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解释说，美国将扣留好处，直到它产生效果，“提高镇压和侵略行为的成本”以处罚，直至中国的领导层作出一个合理的以利益为基础的计算，并解放其国内机构。

在1993年5月，当时的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访问了北京，他曾是我70年代对中国开放不可缺少的助手。他向中国官员介绍新政府的思维。在他此行结束时，洛德警告说，如果中国要避免中止最惠国待遇，在人权，防扩散等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是必要的。被挤在中国政府反对任何非法的条件和美国政治家要求更加苛刻的条件的夹缝之间，他根本没有进展。

在洛德之行后不久，我又访问了北京，在那里我遇到了一心想挣脱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僵局的中国领导层。江提出了一个“友好的建议”：

中国和美国作为两个大国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使中国变成一支亚洲和其他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我认为，对于其他国家，美国应考虑到他们的自尊和主权。这是一个友好的建议。

江再次试图劝阻美国认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或竞争对手，从而减少美国尝试削弱中国的动机：

昨天在一个研讨会上，我对这个问题发言。我还提到《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我一遍又一遍地说过，中国将永远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在克林顿的强硬言辞和国会的好斗情绪背景下，洛德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和议员佩洛西谈判，达成延长最惠国待遇一年的妥协。它表达在一个灵活的行政命令中，而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它只将条件限制在人权范围内，而不是像许多国会议员敦促的那样包括其他领域的民主化。但对中国来说，条件是原则上的事情—就像苏联过去拒绝了杰克逊 - 瓦尼克修正案。北京反对的是条件，而不是其实质内容。

在1993年5月28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为期十二个月的行政令，其后或重延或取消取决于中国在此期间的行为。克林顿强调，政府的中国政策“核心”将是“坚决坚持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他解释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在原则上表达了美国对天安门的愤怒和对中国统治方式的持续性 “深刻关切”。

行政命令伴随着比60年代以来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多的中国贬义修辞。 1993年9月，国家安全顾问莱克在一次讲话中提出，除非中国同意美国的要求，美国将其划入所谓的“反动‘落后’国家”，死守过时的统治管理形式，使用“武力、政治监禁和酷刑”，以及“不可容忍的种族主义能量、种族偏见、宗教迫害、仇外心理，和领土收复主义”。

与其他事情搅合在一起更加深了中国的猜疑。对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谈判（即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后来归入世界贸易组织，或WTO），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僵持不下。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受到攻击。国会两院的多数人表示他们不赞成申办；美国政府则保持着谨慎的沉默。中国申请举办奥运会差几票落空。美国侵略性地检查（最终失败）一艘怀疑载有化学武器组件给伊朗的中国船只给紧张局势进一步浇油。所有这些事件，其中每一件都有它自己的理由，但被中国用孙子兵法的策略分析后，则认为没有一件事情是单一的事件，它们反映了整体设计的格局。

当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于1994年3月到北京访问时，虱子爬到和尚的头上。克里斯托弗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他后来回忆，在最惠国待遇一年延长期限将满的六月份之前来实现最惠国待遇问题的最终决议，并“强调中国在总统的政策下只有有限的时间来修补他们的人权纪录。如果他们想保持自己低关税的贸易特权，进展必须要显著，要尽快。”

中国官员曾建议，访问的时间是不合时宜的。克里斯托弗原定到达的时间正赶上中国的立法机构年度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美国国务卿出场在人权问题上挑战中国只能允许两种可能：或是遮盖大会的审议，或是诱使中国官员采取攻势来证明自己对外界压力的蔑视。克里斯托弗后来承认，这是“一个完美的论坛，让他们证明他们打算站起来面对美国。”

他们正是如此做了。结果是中美关系缓和以来的一场最尖锐的敌对的外交交锋。洛德，陪同克里斯托弗，形容克里斯托弗与李鹏的会谈为“他参加过的最残酷的外交会议，”—而他曾在我身边一直参与北越谈判。在克里斯托弗的回忆录中，他叙述李鹏HOLD住：

中国的人权政策不干我们的事儿，并指出，美国自身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人权问题。 。 。 。为了确保我没有不明白他们不满的深度，中国突然取消了我在一天后与江泽民主席的会见。

这些紧张关系似乎抵消了二十年的中国政策创意，导致美国经济部门和主张人权问题紧迫的政治部门之间的分裂。面对中国的抗战和来自美国国内与中国做生意的公司的压力，政府开始发现自己在低姿态地位上恳求北京在最惠国限期前的最后几个星期的作出足够适度让步，以为延长最惠国待遇的理由。

克里斯托弗回归后不久，自加的延续最惠国待遇截止日期迫在眉睫，政府当局袅莫悄地放弃了条件政策。 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宣布，政策的有效性已经用尽，基本上无条件地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延长又一年。他承诺通过其他手段，如支持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鼓励最佳商务业绩，追求人权的进步。

必须反复说明的是，克林顿花尽心思贯穿支持持续经历了两党几届政府的中国关系政策。但作为新当选的总统，他必须对美国国内舆论敏感，而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无形资产。他以信念提出条件，但高于一切的是，因为他设法保护中国政策，免于国会的猛攻从而试图彻底否认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克林顿认为，中国“欠”美国政府的人权让步，以恢复高层接触和提出最惠国待遇为回报。但中国人认为他们“有权”以相等地位与所有其他国家进行无条件高层交往，以延长他们的贸易期限。他们并不认为单方面取消威胁为让步，他们对于任何干预其内政的提示都格外敏感。只要人权仍然是中美对话的主要议题，僵局是不可避免的。这方面的经验应该由我们现今的对抗政策倡导者认真加以研究。

在他第一届任期的剩余时间，克林顿降低了对抗性策略的音调，并强调“建设性接触。”洛德在夏威夷聚集了美国在亚洲的大使，讨论一个全面的亚洲政策，平衡地缘政治的必要性和政府的人权目标。北京致力于恢复对话，这对中国的改革方案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成功至关重要。

克林顿，跟他的前任老布什一样，关注民主变革和同情人权倡导者。但是，像所有前任，他体会到中国领导人的信念实力和他们面对公众挑战的坚韧性。

于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迅速修补。江长期渴望的对华盛顿访问发生在1997年，作为回报，克林顿在1998年对北京进行了8天的访问。两国总统的表演热情奔放。他们共同发表了扩展性的联合公报；成立了咨询机构，涉及广泛的技术问题；从而结束了近十年的对抗气氛。

当前关系缺乏的是一个共享目的的定义，如过去北京和华盛顿共同抵抗苏联的“霸权主义”。美国领导人不能继续无视产生于自己国内政治和信念的人权压力。中国领导人继续看到美国的政策至少部分旨在阻止中国实现大国地位。李鹏在1995年的谈话回响了一个令人放心的主题，这等于平定美国对重新崛起的中国可能会寻求什么目标的担忧：“没有必要担心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将需要30年时间赶上中等水平国家。我们的人口太多了。”轮到美国，它定期地承诺它并没有改变其遏制政策。双方保证的含义是，每一方有能力实施它对另一方的保证同时也克制自身。因此，保证与威胁共举。

第三次台海危机

围绕最惠国待遇的紧张局势刚刚舒缓，台湾问题又出现了。在理解三个联合公报的隐性讨价还价中—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框架内—台湾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民主体制 。它加入了亚洲开发银行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并在北京的默许下参加奥运会。就其本身而言，北京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提出台湾在统一的中国内部完全自治的建议（一国两制）。只要台湾接受作为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地区”（与香港和澳门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北京承诺，它将被允许保留自己的鲜明政治机构，甚至自己的军队。

台北对这些建议的反应是谨慎的。但受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转型，两岸经济日益相互依存。 在20世纪80年代末双边贸易和投资的限制松动以后，许多台湾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大陆。到1993年底，台湾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第二大来源 。

虽然经济相互依存发展了，双方的政治路径分歧日益显著 。 1987年， 年老的台湾领导者，蒋经国，解除了戒严。台湾的内部机构随后发生了戏剧性的自由化：新闻管制被解除；对立的政党被允许参加立法会选举。1994年，一项宪法修正案为由普选直接选举台湾总统奠定了基础。因为没有了戒严时代的活动限制，在台湾政坛出现新的声音，开始鼓吹台湾鲜明的民族认同感和潜在的正式独立。其中最主要的是李登辉，他是一个善变的农业经济学家，爬到国民党高层，并在1988年被任命为主席 。

李登辉一身体现了北京憎恶的所有台湾官方品质。他生长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时期，采用过日本名字，在日本留过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日本皇军。后来，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受到高等教育。不像大多数国民党官员，李是台湾省籍，他直言不讳地视自己“第一是台湾人，第二是中国人”，他坚决提倡台湾的独特机构和历史经验。

随着1996年竞选临近，李和他的内阁设计了一系列步骤，一步一步地扩大他们所说的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李和其他高管部长们走上了“度假外交”，在世界各地的首都，都发现有台湾官员组成的大型代表团进行“非官方”旅游，偶尔在国际组织的会议上露头，然后尽量操作成正式的国事接见形式，这使北京（还有华盛顿的许多人）感到非常不舒服。克林顿政府试图站得离这些事态发展远一点。在1993年11月太平洋两岸国家的APEC峰会之际，在一次与江泽民共同举行的西雅图会议和记者招待会上， 克林顿说：

在我们的会议上，我重申了美国支持以三个联合公报作为我们中国政策的基石。 . 。 . 。 . 。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正确的政策。它并不排除我们的“与台湾关系法”，也不妨碍我们从事与台湾的强劲的经济关系。众所周知，在本次会议就有 [台湾的] 代表。所以我感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很到位。但我不认为那是我们与中国关系将的一个主要的绊脚石 。

要想让克林顿的方式好使，台湾领导人就需要保持克制。但是，李决心推动台湾的国家认同原则 。1994年，他试图取得允许在前往中美洲途中停在夏威夷加油—这是台湾总统飞机首次在美国领土上降落。李的下一个目标是1995年在康奈尔大学的校友团聚，1958年他在那里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新当选的众议院议长纽。金里奇的大力敦促下，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一致决定，在参议院只有一个反对，支持李登辉访问。 在4月，沃伦。克里斯托弗曾向中国外交部长保证批准李登辉访问将是“不符合美国的政策。”但在面对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政府转了个身，批准了“非官方私人访问”的请求。

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后，发表了一个绷紧“非官方” 定义的讲话。经过一个简短的对他在康奈尔大学时的美好时光的回忆，李投身到台湾人民渴望正式承认的热烈讨论。

李的椭圆式的言辞，经常提到他的“国家”和“民族”，以及对共产主义殒落的生硬讨论，都超过了北京的宽容度 。北京从华盛顿召回大使，推迟了对美国大使提名人尚慕杰的批准，并取消了与美国政府其他官方接触 。然后，按照50年代的台海危机脚本，北京开始 在中国东南沿海举行军事演习和导弹试**，其中军事威慑和政治把戏各占其半。在一系列威胁动作中，中国发**导弹进入台湾海峡，证明其军事能力，并警告台湾领导人 。但它使用空弹头，从而发出主要是象征性的信号。

台海可以风平浪静，只要各方都不质疑三个联合公报 。因为它们包含了这么多的含糊之处，任何一方欲改变其结构或强制执行其条款解释的努力，都会颠覆整个框架。北京没有强迫澄清，但它一旦被质疑，就被迫觉得演示至少中国如何重视这一问题。

在1995年7月上旬，危机仍蓄势待发，我在北京随一个两党前高官代表团 —美中协会—与中国打交道。7月4日，我们会见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和中国驻美国大使李道豫。钱其琛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主权是不可谈判的：

基辛格博士，你必须意识到，中国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尽管我们偶尔争吵 。我们希望看到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和改进。但是，美国政府应该清楚一点：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 。

与中国的关系达到了一个关键点，这时首选的武器是美国和中国都中止高层交往，双方制造了一个悖论：在自己最需要处理危机的时刻剥夺了这一机制。苏联解体后，双方各自宣布与对方的友谊，但不是追求共同的战略目标而是寻找一种象征合作的方式，那一刻已无视其存在。

在我到达后不久，中国领导人以一个他们得心应手的微妙手势转达他们对和平结果的渴望。在美中协会的正式日程开始前，我应邀到周恩来上过学的天津中学作一次讲演 。在外交部一名高官的陪同下，我在周的雕像旁留影，并正式介绍我利用这个机会回顾一下中美密切合作的鼎盛时期。

另一个事态不会失控的迹象来自江。正当各方言辞激烈时，我问江毛泽东说中国可以等待台湾一百年是否还有效。不，江回答。当我问为什么不时，江回答，

“允诺是二十三年前做的。现在只剩七十七年了。”

相互自称缓和紧张局势的愿望看涨，然而却顶着TAM危机的余波 。自1989年以来，没有高层对话，也没有一个部长级的访问，六年中仅有的高层讨论是在国际会议的偏会或在联合国。自相矛盾的是，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动作以后 ，眼前的问题自动解决了，其本身就是安排两国领导人会见的部分程序问题。

事情回到二十五年前秘密访华时的讨论，它曾在谁邀请谁的问题上短暂僵持不下—而后来以毛的公式打破僵局，这意味着，每一方都可以读作被另一方邀请。当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中国外交部长在文莱东盟会议上会见时，解决方案不寻自得，避免了需要确定谁出第一招。

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转达了保证—包括一封目前仍然保密的总统手信—信中定义了美国关于台湾高官访问的意图和邀请江与总统会晤。

江和克林顿之间的峰会在10月实现，虽然不是完全照顾了中国的面子。它既不是国事访问，又不在华盛顿，相反，它定于在纽约联合国五十周年庆祝活动的背景下。克林顿与江泽民主席在林肯中心会见了，作为一系列类似的与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最重要的领导人会面中的一面。紧接台湾海峡军演后，中国主席访问华盛顿肯定会遇到不友好接待。

在这种不确定的矛盾气氛中，有含蓄的姿态和节制的退却。可是，定于1995年12月2日的台湾议会选举再次提升了温度 。北京开始了新一轮在福建沿海的军事演习，空军、海军、陆军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模拟在敌方领土上两栖登陆。这一行动伴随着同样咄咄逼人的心理战 。在 12月的立法选举的前一天，解放军宣布将于1996年3月举行又一轮演习，即在台湾总统大选前夕。

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导弹测试“包围”台湾，落弹点位于台湾岛东北和西南重要港口城市的近海。美国反应是1971年和解后针对中国最显著的武力展示，它派遣以尼米兹 号航空母舰为首的两个航母战斗群通过台湾海峡，借口躲避“恶劣天气。 ” 同时，走过一个狭窄的通道，华盛顿向中国保证它不会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并警告台湾不要搞挑衅行为。

走近悬崖，华盛顿和北京都退缩了，他们意识到没有可打的战争目标或强制改变现状的压倒性条款，正如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描述道，中国“就它自身的范畴来说—太大，不容忽视；太压抑，不能拥抱；太倔，不受影响；并且非常，非常自豪。”就其本身而言，美国太强大了，不能来硬的，又太致力于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本不必如此。一个超级大国的美国，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世界事务的重心逐渐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时需要一个和平与合作的关系。在危机过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明显改善 。

正当关系开始接近前期高点时，然而在一个夏季的一天结束时，另一场危机如晴天霹雳震撼着关系。在1999年5月科索沃战争中，不然的话应是美中关系的又一个蜜月，美国的B - 2轰炸机从密苏里州基地出发炸毁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抗议浪潮席卷了中国 。学生和政府似乎团结一致对又一个可以假定为美国不尊重中国主权的示范发泄愤怒。江泽民说，这是“蓄意挑衅”。他蔑视性地阐述，但暴露了潜在的不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永远不会被人欺负，伟大的中华民族将永远不会被羞辱，伟大的中国人民将永远不会被征服。” 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刚刚获悉，她就要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陪她到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虽然是半夜，代表美国政府表达了遗憾。江觉得有义务依据公众情绪表达自己的愤怒，不过，然后他用那番表达平息公众（此招类似美国总统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

中国的愤慨在美国遇到了中国必须被压制的论点。两种观点反映了严重的信念，说明了对抗的潜力依然存在，并且有可能根据现代外交政策的性质将双方关系拖入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中。双方政府仍致力于合作的需要，但他们无法控制所有刺激对方的方式 。这是中美关系尚未解决的挑战 。

中国的崛起和江的思考

在前面讲述的周期性危机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目睹了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和在世界上起更广泛作用的国家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部分愿景部分现实：它的效果是明显的，但其深度和寿命仍有待公开辩论。即使在中国内部本身，其方向仍然是有争议的；在89XX以后，一些国内的学术和政治势力倡导向内转并缩减中国经济与西方的联系（这一趋势邓小平最终感到必须通过他的南巡予以挑战）。江泽民担任国家领导时，大批以苏联模式经营的国有企业部门基本上没有变动，仍占超过50 ％的经济比重。中国与世界贸易体系的联系是暂时和局部的 。外国企业对在中国投资仍持怀疑态度；中国企业则很少在国外投资 。

在世纪末，原来看似不大可能的前景已成为现实。在整个十年中，中国以每年不低于7％的速度增长，而且经常在两位数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继续增加，成为一个历史上最持久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人均收入比1978年大约翻三番，城镇地区的收入水平提升尤为显着，比1978年的水平大约高出五倍。

纵观这些变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蓬勃发展，发挥了日益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作用。它驯服了90年代初的危险通胀加剧，实施金融管制和财政紧缩计划，其功致使中国后来免遭1997-98年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劫。第一次在经济危机中作为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堡垒挺立，中国发现自己起着不太习惯的作用：以往都是接收外国的—通常是西方的—经济政策处方，现在它日益成为一个独立的自决方案的处方者和紧急援助危机中的其他国家的经济来源 。到2001年，中国成功申请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结束，其新地位益加巩固。

为这种转变加油的是中国国内政治哲学的重新校准 。进一步沿着邓小平原创的改革道路，江将共产主义概念扩大化，从排除异己的阶级精英开放到广泛的社会群体。 他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阐述了他的理念，后被称为“三个代表”，这是他作为主席出席的最后一届党代会，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和平权力移交的前夕。它解释了为什么通过革命赢得支持的党现在需要代表它以前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包括企业家的利益 。江把共产党向巨贾富商开放，在一党制的国家治理机构内实现民主化。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在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与中国大陆贸易总额仍只有美国与台湾贸易总量的一半。到了年代末，中美贸易翻了两番，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加了七倍 。美国的跨国公司认为中国是他们经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生产基地又是—就其自身来说—越来越大的货币市场。反过来，中国用日益增加的现金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并于2008年将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

在这一切之中，中国踊跃走向一个新的世界角色，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利益并达到前所未有的集成程度，从而形成了一个更宽广的政治和经济趋势。在马戛尔尼和中国朝廷之间在贸易和外交承认上第一次相互错误理解的谈判两个世纪后，中国和西方都认识到，不管他们是否准备好应付挑战，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正如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1997年指出：“中国以前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与世界其他国家有如此频繁的交流和沟通。”

在更早时期如马戛尔尼，甚至是冷战时代，“中国世界”和“西方世界” 在有限的情况下以缓慢的步伐有所互动。今天，现代科技和经济相互依存，是好还是坏，使得不可能再以这样的步量尺度管理关系 。作为结果，双方面临着一个有点矛盾的局面，他们相互了解的机会增多，但同时，新的刺激对方敏感处的机会也接踵而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将让他们一起来玩，但在危机时刻他们也冒着更加频繁和急速加剧的紧张局势风险。

在临近卸任时，江表白了他对这种危险的认识，他是个人的，几乎有些感性的，但不是一般在中国领导人身上体现的那种孤傲的、概念化的、和自成体系的态度。情景是在2001年会见一些美-中协会成员。江泽民那时在他12年任期的最后一年，他不免有些老马恋栈，因为他正要脱离这样的活动—按定义—其举手投足都能改变世界，但很快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观众。他在一个动荡时期主事，开始时中国大幅度孤立于国际，至少与先进的民主国家，而这些国家正是中国实施其改革方案最需要的。

江克服了这些挑战。与美国的政治合作已经重新建立。改革方案加速产生超常的增长速度，再过十年内，中国变成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大国。以动荡和怀疑开始的十年变成一段非凡成就时期。

在中国辉煌的历史中没有如何参与全球秩序的先例，无论是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合唱或唱对台戏。正如事实证明，那个超级大国，即美国，也缺乏这一格局的经验—如果它确实有此倾向的话。国际新秩序必然出现，无论是设计或默认 。至于其性质和措施，则是两国悬而未决的挑战。他们将会相互影响，无论是作为合作伙伴或对手。他们的当代领导人宣称伙伴关系，但尚未定义其内容或建立未来风暴的避难所 。

现在，江遇到了一个新世纪和不同世代的美国领导人 。美国有了一个新总统，老布什的儿子，坑爹时江以无人能料的事件意外地高升到办公室。与新总统的关系也是以另一意外军事冲突开始。2001年4月1日，美国侦察机在中国沿海飞行，仅在中国领海毫厘以外被中国军机盯梢，两机相擦后，中国军机在中国南部沿海的海南岛附近坠毁。 无论是江和（小）布什都没允许事件像鱼雷一样炸毁关系。两天后，江从一个计划了很长时间的南美访问中返回，这表示他作为中央军委负责人，并没有想到危机的行动。布什表示遗憾，不是为侦察飞行，但是对中国飞行员的死亡 。

在会见美中协会成员时，在江的脑海中似乎已预感到一些事件漂移的危险性，因为他以一长串曲折蜿蜒的词语，一会儿引述中国古典诗词，一会儿插科英语短句，歌颂美中合作的重要性。他的话语尽管冗长，却反映了一个希望和一个两难选择：希望两国将找到一种共同努力的方式，以避免两个社会的活力激荡出风暴—和他们可能会错过机会的恐惧。

江的开场白的关键主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我不是想夸大我们的自我重要性，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良好合作对世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将竭尽全力 [用英语说] 。这对整个世界是很重要的。”但如果整个世界是话题，那么有真正合格的领导人来处理它吗？江指出，他的教育以传统儒家思想开始，其轨迹包括西方教育，和其后的前苏联学校。现在他领导着一个过渡国家与所有这些文化打交道。

中国和美国面临一个紧迫的问题，即台湾的前途。江泽民没有使用我们已经熟悉习惯的豪言壮语。相反，他的言论关注对话的内在动力，以及它如何可能被驱使失控，无论领导人的意图如何，他都可能会被公众呼吁采取他们宁愿避免的行动：“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台湾问题。例如，我们常说的‘和平解决’和‘一国两制’。通常，我很少提这两样东西。但有时候，我想补充一点，我们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江当然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在中国开放前造成130次以上中美外交会议僵局以及那以后的故意含糊其词 。不过，虽然中国拒绝郑重放弃使用武力，因为这将意味着限制其主权，直到与江谈话时三十年间它没有被实践。 而且，江以最柔和的方式咏颂这一圣事礼仪般的语言 。

江没有坚持立即改变。相反，他指出，美国的立场包含了一个异常 。美国既不支持台湾独立，另一方面，也不促进统一 。实际结果是把台湾变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中国政府的意图如何，其人民的信念可能会产生走向对抗的势头：

我在中央政府近12年期间，非常强烈地感受到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当然，我们对你有最好的愿望，但如果一个火花点燃了它，将很难控制12亿人的情绪。

我（基辛格）觉得有必要回答这个武力威胁，尽管遗憾地和间接地托辞 ：

如果讨论使用武力问题，这将加强所有想利用台湾伤害我们之间关系的力量。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军事对 抗中，甚至我们这些伤透了心的人，将 不得不支持我们自己的国家。

江没有重弹中国藐视战争危险的老调。他认为世界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合作的前景。他谈到了妥协，一个中国领导人对台湾几乎从未使用过的单词，尽管有时实践着。他已不再处于塑造未来的位置上。他呼吁一个全球前景，这恰恰是最需要的，也是每个国家的历史使其最困难的问题：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和美国否能找到共同语言共同解决台湾问题。我已说过，如果台湾不在美国的保护下，我们早就能够解放它。因此，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妥协，并得到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关系中最敏感的部分 。我并非暗示任何东西。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需要使用外交辞令。说到底，我希望我们两国趁（小）布什在办公室时可从战略全局的角度迈向美中两国关系。

我以前见过的中国领导人都有一个长远的前景，但它大多是从过去的教训中提炼出来的。他们都努力进行一个对遥远未来具有重要意义的伟大工程。但他们很少描述中间状态，假设其特征将会随着他们参与其中的过程发展而自现。江要求的东西不那么高瞻远瞩，但也许更深入 。在他的任期结束时，他谈到了需要重新定义每一方的哲学框架。毛敦促意识形态的严谨性，即使在战术动作中 。江似乎是说，每一方应该认识到，如果他们要真诚合作的话，他们需要了解不得不修改他们的传统观念。他呼吁每一方重新审视自己的内部教义和开放性地重新诠释它们，包括社会主义 ：

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的地方。例如，1978年在中国我们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 。 。 。 。在1992年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那些习惯于西方的人，你认为市场没什么奇怪的，但在1992年说 “市场”， 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出于这个原因，江泽民指出，双方应使其意识形态适应相互依存的必需：

简单地说，西方最好抛开过去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成见，我们也应该停止共产主义的幼稚化或简单化方式（江曾怒训香港记者：“too simple，too naïve”，一时成为口头禅，译者）。邓小平曾在1992年南巡时说过一句名言，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努力。 我是一个工程师。我计算过，从孔夫子到现在为止，已有78代人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需要这么长时间。我现在认为，邓小平为我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条件。对于您提的价值 体系，东方和西方必须增进相互了解。也许我有点天真。

七十八代的提法是为了安抚美国，它不应该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崛起感到震惊。她将需要那么多代强身壮体。但当毛泽东的继任者说，共产党应该停止以简单幼稚的方式谈论他们的思想时，中国的政治环境肯定已经今非昔比了。或只是说，西方世界和中国之间需要彼此对话谈论如何调整各自的哲学框架。

在美国方面，面临的挑战是通过一系列的发散性评估找到一个答案。中国是合作伙伴或是对手？未来是合作或是对抗 ？美国的使命是传播民主到中国，还是与中国合作带来一个和平的世界 ？抑或有可能都做到既？双方都有义务迫不急待克服内部矛盾，并确定两国关系的终极特性 。

第十八章 新世纪

江核心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中美关系的转折点 。江主持的中美对话主要议题就是关系本身。之后，双方如果没在信念上至少在做法上合并为一个合作共存的格局。中国和美国不再有一个共同的对手，但是他们尚未开发出一个联合的国际秩序概念。在上一章中描述的促膝长谈中，江厚道的反思说明一个新的现实：美国和中国两国互相需要对方，因为两个都足够大得不能互相支配，独特得不能互相改造，且互相伤不起。除此之外，共同的目标能达到吗 ？而要达到什么目标呢 ？

新千年是新关系的象征性开始 。新一代中国和美国领导人分别走进办公室：在中国方面，是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首的“第四代”；在美方，是总统（小）布什政府和从2009年开始的奥巴马。双方对前几十年的风云变幻都持有矛盾态度 。

胡-温以前所未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发展管理和确定其世界作用的任务。他们代表了整个一代没有革命（战争）经验而在共产时期首次通过宪法流程产生出来的第一代高官，他们在中国毫不含糊地成为一个新兴大国时肩负着国家重任。

正是在世纪之交，邓小平和江泽民时期的努力结出果实。胡锦涛和温家宝主持国家，不再感到有学徒意识受制于西方技术和机构。他们所管辖的中国有足够的信心拒绝，甚至有时巧妙地嘲讽，美国的改革学。她现在处在一个位置上，其外交政策不再仅仅基于长期潜能或最终战略作用而循序渐进，还可以展示实力 。

实力何时到头？北京在新纪元的初步做法主要是增量和保守。江和朱通过谈判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充分参与国际经济秩序 。胡温下的中国渴望以正常和稳定为重。其目标，在官方的公式中，是一个“河蟹社会”和“河蟹世界。”其国内议程是以持续经济发展、和在一个正经历空前繁荣和不习惯贫富差距的巨大人口中维护社会河蟹为中心。其外交政策回避戏剧性举动，它的主要决策者有些迟疑地回应中国应发挥明显的国际领导作用的呼吁。中国外交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包括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并获得原材料，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 。它保留了在发展中世界的特殊利益—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遗产—即使它以位列经济超级大国。

正如毛曾担心的，中国的DNA复制本身。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新挑战，在列宁主义一蹶不振的世界，胡锦涛和温家宝转向传统智慧 。他们描述的改革愿望不是毛的继续革命的乌托邦式愿景，他们的目标是建设“ 小康 ”社会—一个显着儒家内涵的词。他们负责在中国学校复兴孔子研究和庆祝他的流行文化遗产。他们将孔子作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软实力，在世界各个城市举办官方的“孔子学院”，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展现传统儒家学者队伍的特点。作为一个戏剧性的象征性举动，2011年1月，在中国首都中心天安门广场树立了一座孔子塑像，以此彰显古老的道德哲学家复活（后来又袅莫悄地移走，译者注），他与毛主席纪念堂对望—除毛外无人获此殊荣。

观点有异

随着新世纪发展，出现了两种趋势，在某些方面互相作对。在很多问题上，中美关系主要演变成合作方式。与此同时，植根于历史和地缘政治倾向的差异开始明显。经济问题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都是很好的例子。

经济问题：

当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还是一个次要角色时，其货币的汇率不是一个问题，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似乎还想象不到人民币的价值会成为美国政治辩论和媒体分析的日常争议焦点 。但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不断增长的美中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将原来比较隐秘的问题变成每天的争吵，美国的挫折和中国对美国意图的怀疑被越来越不中听的语言所表达。

根本的差异在于双方各自货币政策的基本概念。在美国看来，人民币的低价值被视为有利于中国企业的货币操纵，推而广之，损害美国公司在相同工业的经营。低值人民币被说成是导致美国丧失就业机会的因素，这在美国早期衰退的时代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和情感问题。在中国看来，货币政策的追求有利于国内厂商与其说是经济政策毋宁说是为了中国政治稳定的需要。因此，在2010年9月面对美国观众时，温家宝用社会的而非金融的论据解释为什么中国不会大幅升值其货币：“你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企业会破产。那将会产生重大的干扰 。只有中国的总理能感到肩膀上有这样的压力。这就是现实。”

美国从全 球经济增长需要的观点处理经济问题 。中国考虑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含义。当美国敦促中国应增大内需减少出口，它讲的是经济道理 。但对于中国来说，出口部门的萎缩意味着失业率可能显著增加，导致政治后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长远点的角度看，如果中国采取美国的传统智慧，它还不如减少其与美国的往来，因为这将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反而促进亚洲集团的发展 ，因为这将意味着增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

因此，根本问题是政治而不是经济。一个互惠互利的概念必须出现，而不是互相指控行为不当。这使得发展一个共同进化的太平洋共同体概念非常重要，这将在尾声中加以讨论。

美国的新政府同样标志着一个相媲美的世代变化 。胡锦涛和布什的都是这样的第一代总统（主席），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自己国家创伤经历的旁观者：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美国的越南战争 。 胡锦涛得出结论，社会和谐应该是他担任主席的指导纲领。布什在苏联崩溃后以美国必胜的信念上台，并相信美国能够以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小布什没有犹豫打着美国最深层的价值观旗帜进行外交政策。他充满激情地谈论个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他在中国访问期间 。

（小）布什总统的自由化议程对非西方社会来说似乎是不大可能的迅速演变 。 尽管如此，布什在外交实践中克服了美国传教士和务实方法之间的历史矛盾。他不是通过理论建构，而是通过合理的战略重点平衡这样做到的。他没给美国对民主体制和人权的承诺留下疑问。同时，他也重视国家安全因素，没有道德目的的政策只能在真空中运作。虽然在美国的辩论中因遵奉单边主义备受批评，布什在同时与中国、日本、印度等国打交道中—尽管这些国家只根据自己国家利益计算政策—能够改善关系，这是美国的建设性亚洲政策的楷模。

在（小）布什的总统任期内，美中关系就是两个大国的事实交易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假定他方与其共享所有的目的 。在某些问题上，比如国内的治理，他们的目标并不兼容。尽管如此，他们发现他们的利益有足够的领域交叉，因而得以确认新兴意义上的伙伴关系。

在2003年，台湾“总统”陈水扁提出以“台湾”名义申请联合国代表权进行全民投票之后，华盛顿和北京在台湾立场上互相接近了一寸。因为这样的举动将违反美国在三个联合公报中的承诺，布什政府官员向台北转达了他们的反对意见。 在温家宝2003年12月访问华盛顿期间，布什重申了三个联合公报，并且还说，华盛顿“反对任何中国或台湾单方面改变状态现状的决定”，他建议，一个提高台湾政治地位的公投不会得到美国的支持。温家宝以一个值得注意的渴望和平统一的可取公式回应：“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即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以最大诚意通过和平手段带来民族团结和平统一。”

重新合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911袭击，它是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及打击恐怖网络等项目的直接起因，由此美国的主要战略重点重新定向，从东亚转移到中东和西南亚。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国际秩序的革命挑战者，她关注全球恐怖主义对自己的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新疆的影响，因此迅速 谴责9 / 11恐怖袭击并提供情报和外交支持。在导致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中，中国在联合国对美国甚至比一些美国的欧洲盟国还少有对抗性。

然而，在一个也许是更根本的层面上，这期间中国和美国在如何对付恐怖主义的评估上开始了分歧过程。中国保持了一个居心叵测的旁观者姿态，对美国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力量投放，和总体上对布什政府宣布的雄心勃勃的民主转型目标作壁上观。北京保留其特点，愿意随权力排列变化调整自己并不以道德判断外国政府的组成。她主要关注的是继续获得来自中东的石油和（在塔利班倒台后）保护中国在阿富汗矿产资源上的投资。在这些利益大致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中国没有反对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努力（可能部分欢迎，因为他们代表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从东亚转移）。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互动范围标志着中国重建区域性和世界性事务中的核心作用。中国对平等伙伴关系的追求已不再是一个脆弱国家的夸大要求；它越来越成为以财政和经济能力支撑的现实。同时，被新的安全挑战和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和至少它们之间相对政治经济影响的重新校正所推动，这两个国家为他们的国内目的，他们的世界角色，以及最终他们之间的关系寻找辩论。

非扩散和朝鲜：

在整个冷战时期，主要是美国和苏联拥有核武器。尽管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整体敌对，他们本质上是平行地计算风险，他们拥有技术手段以防止突发事故、未经授权的发**、和在相当程度上对自己的偷袭。但随着核武器的扩散，这种平衡岌岌可危：计算的风险不再对称；防止意外发**甚至盗窃的技术保障实施将更加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特别是对那些没有超级大国专业知识的国家来说。

随着扩散加速，威慑演算的增长越来越抽象。甚至变得更加难以决定谁吓唬谁和凭什么样的计算。即使是假设新的核国家像有信誉的核大国一样不情愿互相发起核敌对行动，且不说这是一个极其可疑的判断，他们可能会使用他们的武器保护恐怖分子或无赖国家对国际秩序攻击。最后，显然与巴基斯坦友好的北朝鲜、利比亚和伊朗组成了一个 “私扩散”俱乐部，其经验显示了核武器扩散在国际秩序中的广范后果，尽管有些扩散国家不符合“无赖国家”的正式标准。

这些武器蔓延到不受大国历史和政治因素限制的双手上，将预示着史无前列的世界性破坏和人类损失，甚至比我们这个时代的种族灭绝屠杀更可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朝鲜的核扩散居然出现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对话议程上，因为正是在朝鲜，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前第一次在战场上遭遇对方。1950年，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开战，因为她看到在中朝边境的永久性美国军事存在将威胁中国的长期安全。六十年后，北朝鲜的核军事计划制造了一个新的挑战，重新挑起相同的地缘政治问题。

朝鲜核计划的头10年，中国采取的立场是，这是一个美国和朝鲜之间自己解决的问题。因为朝鲜认为美国是主要威胁，因此中国说，主要靠美国提供必要的安全意识来代替核武器 。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明显，核扩散进入朝鲜迟早会影响到中国的安全。如果朝鲜被被接受为核国家，那极有可能的是，日本和韩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如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最终也将加入核俱乐部，从而改变亚洲的战略格局。

中国领导人反对这样的结果。但同样，中国担心朝鲜灾难性崩溃，因为这可能在其边界重新创建它60年前为防止其出现而开打的局面。

朝鲜政权的内部结构更使问题复杂化。虽然它宣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它的实际权力是在一个家庭的手中（从日成到正日到正**，译者注）。到2011年，在写这本书时，家族统治的头正欲将权力下放给他二十七年岁的儿子，小子甚至没有管理共产党的以往经验，更别说国际关系了。不可预知或不可知的因素爆炸的可能性就在眼前。受影响的国家可能会觉得有义务采取单方面措施，以保障他们的切身利益。到那个时候，由于事态过于复杂或为时已晚，将更加难以协调行动。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结果，这必须是中美对话以及六方会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

如何定义战略机会

为了处理来越越多的问题，在新世纪的头十年北京和华盛顿搜索着一个总体框架来定义他们的关系。 这一努力的标志是中美高层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现合并为战略经济对话），在布什的第二任期内宣布成立。 这是试图部分重振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精神，如前面的章节所述，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坦诚地交换概念性问题。

在中国，中国政府分析了新时代的组织原则，认为二十一世纪头20年代表一个独特的“战略机遇期”。 这一概念既反映了中国对发展和潜在战略利益的认识，又有些矛盾地，它也反映出对其脆弱性的继续忧虑。 胡锦涛在2003年11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一理论，他指出，国内和国际发展趋势的独特结合，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突飞猛进” 的发展机会。根据胡锦涛所说，机会与危险共存；正如其他大国崛起之前，如果中国 “丢失机会” ，“她可能会成为一个落后者。”

温家宝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肯定了同样的评估，他警告说，“机会是罕见的，稍纵即逝”，并回顾说，中国因为“重大失误，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已经错过了较早的机遇。新世纪的第一个五年是一个机遇，“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在此期间，我们可以完成很多事情。”

温家宝评估，利用好这个窗口将对中国的发展目标有“极其重要性和意义。”

中国在战略机遇期中要完成什么？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可以说刚刚有一个正式的开始，这可以在中国学者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在2003年和2006年之间举办的一系列专题讲座和学习班里发现。这一节目关注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它们崛起的手段；战乱频繁的原因；还有现代大国是否，以及如何，通过避免与国际体系的主角大国发生军事冲突而崛起。这些讲座随后编入一个12集系列电影《大国崛起》详加阐述， 在2006年由中央电视台播给亿万观众观看。正如学者沈大伟指出，这可能 是大国政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哲学时刻：“很少有，如果有的话，其他大国或负有抱负的国家从事过这种全民自我反思的活动。”从这些历史先例中中国可以借鉴哪些经验教训？首要答案和最全面的尝试之一是，北京通过阐述自己的 “和平崛起” 主张以寻求减轻外国对中国力量增长的担忧。有影响力的中国政策人物郑必坚在2005年 《外交事务 》上发表一篇文章即可视为半官方的政策声明 。郑给予保证，中国通过了一项“超越传统大国崛起方式的战略。”中国寻求“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但它是“一种可以通过增量改革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而实现的。” 郑写道，中国将“决不遵循德国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或德国和日本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这些国家粗暴地掠夺资源和追求霸权。中国也不会遵循冷战期间大国争夺全球霸权的道路。”

华盛顿的反应是阐明这样一个概念，即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遵守规范限制，并随能力上升肩负额外的责任。 在2005年美国-中国关系全国委员会上，佐立克，当时 的副国务卿发表讲话，针对郑的文章作出美国的反应。虽然中国领导人可能会犹豫同意他们曾经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一暗喻，佐利克的讲话大体上是邀请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特权成员和建设者。

几乎就在同时，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了题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的讲话，与郑必坚的文章同一主题。胡锦涛重申了联合国作为国际安全与发展的框架系统的重要性，并概述了“中国的主张。”在重申中国主张世界事务走向民主化的趋势同时，在实践中，当然，要求美国的权力在一个多极化世界中相对缩减—胡坚持，中国将在联合国系统框架内和平地实现其目标 ：

中国将一如既往，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建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中国的发展不损害或威胁任何人，只能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 。

“和平崛起”和“河蟹世界” 的理论引用了古代经典，其中包含中国伟大的原则：循序渐进；与潮流河蟹和避免公开冲突；尽量围绕道德主张组织一个河蟹世界秩序，作为实际或领土统治。他们还描述了一条走向大国地位之路，这对生长在文化大革命社会崩溃时期的一代领导者特别有可取的吸引力，因为他们知道其合法性现在部分取决于为中国老百姓提供一个财富和舒适的度量衡，让他们走出上世纪的动乱和贫困得以喘息 。为了反映出一个更加测量有据的姿态，在中国官方声明中“和平崛起”被修订成 “和平发展”，据说理由是“崛起”的概念过于威胁性和必胜性。

在其后的三年中，周期性的随机事件汇流到一起改变了历史的潮汐，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相伴的还有长期迷糊和僵持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万目景仰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强劲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真可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译者）。事件的合流引起一些中国精英，其中包括中国政府的上层部分，重新审视其在2005年和2006年阐明的渐进立场的基本假设。

金融危机的原因及其最坏的影响主要在美国和欧洲。它导致了中国资本前所未有地紧急注入西方的国家和公司，西方的决策者们对中国提出诉求，要求改变其货币价值并提高其国内消费，以促进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自从邓小平号召“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把西方模式看作为经济实力和金融知识的代名词。一个假定是，无论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有何缺点，他们知道如何以独特的高生产率方式管理本国经济和世界金融体系。虽然中国不愿拜西方为政治老师从而拒绝获取这方面的知识，许多中国精英（JY）瘾隐假设西方有一种知识值得勤奋学习和运用。

2007年和2008年美国和欧洲金融市场的崩溃和西方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和失算与中国的成功相对比，严重地损害了西方经济实力的神话性。它促使在中国形成一股新的意见潮流，特别在愤青和网民一代，甚至有部分政治军事领导人—以致达到一种效果，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这一时期的象征性**是北京奥运会大戏，正在经济危机开始撕裂西方时举行。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盛会，奥运会被视为中国重新崛起的表现 。开幕仪式是象征性的。当零八年八月八日整整八时八分钟时（中国时间，这一串吉利的数字给开幕造成吉时祥意），广袤的体育场万灯齐黯，突然，万鼓齐鸣，巨大的声响打破万籁寂静，持续10分钟之久，仿佛在炫耀：“我们来啦！我们是生活的事实，我们不再被忽略，我们不好惹，但我们准备向世界贡献出我们的文明。”之后，全球的观众看到了以中国文明为主题的一小时精彩场面。中国的虚弱和不发达，或可称之为中国的“漫长的十九世纪”一夜之间一去不复返。北京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其文明又成为敬仰和钦佩的聚焦点 。

奥运会后，在上海举行的世界论坛中国研究会议上，“和平崛起”概念的笔者郑必坚，告诉西方记者，中国终于克服了鸦片战争遗留下来的疾病，中国经过一个世纪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现在正在从事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郑说，邓小平倡导的改革使中国解决了“世纪之困”，使几亿人民脱贫和国家迅速发展。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将依靠其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她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将是“开放、非排他和河蟹的”，旨在“相互开放世界发展之路。”

养植河蟹并不排除追求战略优势。在2009年7月的中国外交官会议上，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评估了新趋势。他肯定了二十一世纪第一个20年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一个“战略机遇期”；他说，这并没有多大改变。但在金融危机和其他震荡转变后，胡锦涛指出，“势”在不断变化。在当前发生的“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中，“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一些新的变化。”眼前的机遇是“重要的”; 挑战将是“严重的”，如果中国努力防备潜在的隐患和妥善管理其事务，动荡时期可能会转化为她的优势：

自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具有综合性战略性质的重大事件，将对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综观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旋律，但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日益强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响亮；国际金融危机已造成当前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以及世界经济的治理结构的重大震动；世界多极化前景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国际形势产生了一些值得极其密切关注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当世界事务处于飘忽不定的状态时，中国的任务是冷静分析并为新局势导航 。走出危机，机会就可能出现。但这些机会是什么呢 ？

国家命运的讨论：斗战胜佛的观点

近年来，随着中国同当代西方制定的国际体系相碰撞，中国精英群体当中出现一种特殊的趋势——这些人以其出色的全局思考和分析能力，讨论中国的国家命运和实现这种命运的整体战略。事实上，世界正在见证中国民族大讨论的一个新阶段——这种讨论涉及中国实力、影响力和理想等方面，自从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就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中国以前的国家命运辩论发生在中国特别脆弱时期，目前的争论不关中国的危亡而关乎其实力。中国在一段不确定的、有时悲惨的旅程后，终于到达了过去两个世纪中改革者和革命者所珍惜的愿景：一个繁荣的中国，掌握着现代军事能力同时保持其独特的价值。

在之前的民族命运讨论中，人们探讨中国是应该走出去寻找强国之路，还是应该避免沾染尽管科技强大但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现阶段的讨论以下述共识为基础：中国自力更生的伟大工程已取得成功，中国正在赶上西方社会。这一讨论希望找到中国与世界互相作用的合适方式，而这个世界——即便在很多中国当代的自由派国际主义者看来也是这样——曾经严重诋毁中国，中国也是从他们掠夺过后的废墟上复苏的。

在奥运会后，随着经济危机蔓延整个西方，非官方和半官方发出新的声音—开始挑战中国的“和平崛起论” 。在这一观点中，胡锦涛的战略趋势分析是正确的 ，但西方国家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力量，决不会允许中国河蟹崛起。因此，中国应巩固其战果，并确认其成为世界强国甚至超级大国地位的主张。

有两本中国畅销书象征着这一趋势：一本文集 题为《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以及我们的内忧外患》（2009年）； 一本《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 》（2010年）。这两本书都有深厚的民族主义气味。两本书都假定，西方比以前想象的要弱得多，但“一些外国人还没有醒悟过来，他们没有真正理解中-西方关系的力量转变正在发生。” 在这种观点里 ，中国摆脱自我怀疑和消极，放弃渐进主义，并且以“大目标”弘扬其历史使命。

这两本书已被中国媒体和中国网站上无数的匿名贴批评为不负责任的和不反映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两本书得以通过政府审查并在中国成为畅销书，因此可以推测它们至少反映了中国体制结构的一部分意见。特别对《 中国梦》 ，由解放军大校和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所著，情况尤其如此。在这里提这两本书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中国政府官方的政策—它们的确是违背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和在2011年1月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强烈肯定的—但是，因为它们是一定冲动的结晶，对此中国政府觉得自己有义务回应。

在《 中国不高兴》中 的一篇代表文章作出了基本 论点 。它的标题断言“美国不是纸老虎”—如毛曾嘲笑称呼它—而是“涂上绿色的老黄瓜。”其作者宋晓军出发的前提是，即使在当前情况下，美国和西方国家依然是危险的、根本上敌对的力量 ：

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西方国家绝不会放弃其珍贵的 “刺刀下的交易” 技术，它经几百年精炼而成。你认为，如果你“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就能说服[西方]放下屠刀与你和平贸易，这可能吗？

宋敦促，中国经过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正处于强势地位：“越来越多的群众和青年”认识到，“现在的机会来了”金融危机后，他写道： 俄罗斯对促进与中国的关系更感兴趣，欧洲也是在向这一类似的方向移动。美国的出口管制现在基本上已无关紧要，因为中国已经拥有了大多数它需要成为一个全面工业化大国的技术，并且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农业、工业、和“后工业” 经济基础，换句话说，它将不再依赖于他人的产品或商誉。

笔者呼吁民族主义青年和群众，在时机到来时站起来。他将目前的JY与他们作不利的对比：“这是一个成为全面工业化国家，一个要改变世界上不公正、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崛起的多么好的机会，有木有JY想到过！ ”

2010年解放军大校刘明福 的《中国 梦》定义了一个国家的“大目标”：“成为世界第一，”恢复中国现代版的历史辉煌。他写道，中国将需要取代美国。

刘预言，中国的崛起，将迎来亚洲繁荣的黄金时代，其中中国的产品、文化和价值观将为世界树立标准。世界将被河蟹，因为中国领导层比美国更睿智更厚道，因为中国放弃霸权主义并将其作用局限于作世界 各国间的“和事佬”。（在另一篇，刘大赞中国传统帝王，称他们是弱小国家国王的“宽厚兄长” 。）

刘拒绝“和平崛起” 的概念，认为中国为了国际新秩序安全不能只依赖于河蟹的传统美德的。他写道，由于大国政治的竞争性和不道德性，中国的崛起以及世界和平若得以保障，只有中国培养一种“武术精神”，并集结军事力量足以阻止或，必要的话 ，打败对手。因此，他断定，中国除了“经济的崛起”，还需要“军事崛起”。中国必须在军事上和心理上准备好，为战略优势而奋斗并在竞争中获胜。

这些书籍的出版恰逢在中国南海，与日本和印度边界出现一系列危机和紧张局势，其连接的紧密度和共性足以使人怀疑这些情节是否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策产品。虽然在每个案件中有一个中国是受委屈一方的事件版本，危机本身就为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的区域和世界作用的辩论搭建舞台。

这里讨论的书籍，包括对中国所谓被动的“精英们” 的批评，不能得到出版或成为国家事业的重大事件，如果政府精英禁止出版的话。这是政府部门影响政策的一个方式吗？它反映了一代没有作为成年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生活的年轻人的态度呢吗？是领导故意让辩论作为一种心理游戏漂移，使世界了解中国的内部压力，并开始考虑它吗？或者，这仅是中国变得更加多元化、允许更大的多重声音、和审评者对民族主义声音一般比较宽容的一个例子吗？

戴秉国—重申和平崛起

中国领导人决定在这个辩论的节骨眼上出手，以示斗战胜佛不合如来佛的脾气。在2010年12月，国务委员戴秉国（监管中国外交政策的最高级别官员）以一份全面政策声明加入论战者名单。以“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 为标题， 戴的文章可被视为既应对外国观察家关注中国为侵略意图提供安全港，又针对那些中国国内的—包括假定在领导层结构内的—“鹰派” ， 那些人称中国应采取更强硬的姿态。

戴认为，走和平发展道路，既不是中国“养光韬晦，等待时机” 的计谋，（如一些非中国人目前怀疑的），也不是放弃中国优势的天真妄想，（如一些中国国内的人指控） 。这是中国真正持久的政策，因为它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和国际战略形势：

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不是一个主观想象或某种计算的产物 。相反，它是我们深刻认识的结果，今天的世界和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与今天世界的关系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利用大好形势并适应这种变化。

戴秉国指出，世界已经变小，现在的主要问题需要前所未有程度的全球互动 。因此，全球合作也是中国的切身利 益，它不是一个纯粹发展国家政策的战略。戴继续一种可以作为标准宣言解读—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合作—虽然在上下文中，它更有可能是警告一个好战的中国将面临什么障碍（很可能是同时针对有关听众）：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世界已日益“变小”，成为“地球村”。随着所有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以及利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交叉程度，他们的共同利益已经变得更加广泛，需要他们携手合作，以解决成倍增长的问题，因此互利合作的愿望更为强烈。

中国 ，他写道，在这种情况下能茁壮成长，因为它广泛地与世界结成一体。在过去30年里，她将其人才和资源与国际体系更广泛地联系起来，从而发展了自己，这不是作为一种战术设置，而是为了满足当代时期必需的手段：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经过超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从“以阶级斗争为纲” 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以此我们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我们已经从搞计划经济转移到推进各方面改革，我们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已经从一个孤立的国家和片面强调自力更生转移到面向世界的对外开放和发展国际合作。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求中国放弃毛的绝对自力更生宗旨的痕迹，那将孤立中国。正如 戴强调，如果中国不能正确分析形势和“非常令人满意地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当前战略机遇期提供的机会“将会丢失” 。 戴强调，中国“是国际大家庭的一个成员。 ”除了 代表根本的道德愿望，中国的和谐与合作政策“与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最相符合。”这种分析表面之下徘徊的，但从来没有直接说明的，是中国有一帮自身具有显著军事经济能力的邻国，而中国与所有邻居的关系在过去一两年里都变得恶化，正是这一趋势，中国领导层寻求扭转。

任何国家的领导人描述他们的战略，不能排除一个战术元素，正如修改词“和平崛起”为更圆滑的“和平发展。”在戴的文章中，他特意针对国外的怀疑，他的论点很可能大致是战术性的：

在国际上，有些人说：中国有句古话：“养光韬晦，等待时机，蓄势待发。”因此，他们推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宣言是一个在她仍然不够强大的情况下进行的秘密阴谋。

但是，戴写道，这是“无端的怀疑”：

这项声明是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其主要内涵是： 中国应该保持谦虚谨慎，不抻头，不挥舞旗帜，不寻求扩张，不称霸，这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一致。

戴强调，和平发展是许多代人的任务 。任务的重要性由过去几代人的痛苦所强调。中国不要革命，她不要战争或报复，它只希望中国人民“告别贫困和享受更好的生活”，使中国成为—与毛的嘲讽式拒绝主义相反—“最负责任的、最文明的、最法守法的有序国际社会成员。”

当然，尽管更大的目标可以被否认，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发现很难将此类免责论调与中国不断增长的势力和历史记录相调和—这些国家都见过以前的中华帝国“防冷涂的蜡”，他们有的比当前的中华人民的共和国更能进一步推广政治边界。一个国家，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对于中国是两千年—自视为文明顶峰，而在近两个世纪内视其为世界独特的道德领袖，又曾被贪婪的西方和日本殖民列强掠夺过，能够满意地将自己的战略目标限制在“建立各方面的小康社会” 吗？

必须的，戴回答。中国不能“傲慢和自夸”，因为它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国内挑战。中国的GDP无论在绝对数量上有多大，必须在13亿人口之中平摊，其中1.5亿人生活仍在贫困线以下，因此“我们遇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棘手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在一个傲慢和自夸的位置上。 ”

戴拒绝声称中国将寻求称霸亚洲或取代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那是“纯粹的神话”，与中国的历史记录和现行政策相抵触。他重提邓小平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邀请—与中国通常坚持的自闭相反—世界可以“监督”中国，确认它会永远不会谋求霸权：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如果有一天，中国若谋求世界霸主地位，那么世界人民应该揭露它、反对它甚至打击它。在这一点上，国际社会可以监督我们。”

戴的是一个强大而雄辩的发言。在与这位有思想负责任的领导人在十年间多次共谈后，我毫不怀疑他的诚意意图。尽管如此，假定胡、戴、和他们的同事以完全坦诚的态度表述下一阶段的中国政策，但很难想象，这将是关于中国的世界地位的最后定论，或将保持无可争议。在2012年新一代年轻的中国人和不断提高的党和解放军精英会走进办公室，这是十九世纪初以来第一批生长在和平环境和政治上统一的中国人，他们没有（作为**）经历过文革，但他们的经济表现超过了世界各地的大部分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第五代领导人，他们将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将他们的经验提炼成世界观和国家的伟大愿景 。美国的战略思维在与这代人的对话上需要花点功夫。

到了奥巴马政府上台的时候，关系已经进入一个独特的模式。两国首脑都宣布他们承诺协商和甚至建立伙伴关系 。 但两国的媒体和精英舆论越来越肯定有不同的看法 。

在2011年1月胡锦涛的国事访问期间，广泛的谘询程序得到了强化 。这些程式允许美国与中国在不断增加的问题上对话，依问题的出现而定，如朝鲜问题、汇率问题、和中国南海航行自由的定义问题等等。

仍需处理的是从危机管理移位到定义共同目标，从战略争论的解决到其避免的方案。是否有可能形成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和以合作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中国和美国能够建立真正的战略互信吗？

尾声 历史会重演吗？

克劳备忘录

有些评论员，其中包括一些中国的，重新审视了二十世纪英德竞争关系，作为美国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前瞻性的占卜例子。这貌似有一定的战略比较性。至少在最肤浅的表面上，中国像德国是一个复活的陆地强国，而美国像英国，主要是一个海军大国，尽管与大陆有千丝万缕的政治经济联系。中国，在其整个历史中，比任何邻国都强大几倍，但当他们联合时，可以并做到了威胁帝国的安全。正如十九世纪时德国统一一样，所有邻国的计算由于中国重新崛起为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这种体系在历史上演变成一种以平衡威胁为基础的权力平衡。

战略互信能取代战略威胁的体系吗？战略互信被许多人视为矛盾。战略家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依赖于假定对手的意图。因为意图总会变更。而主权本质是决定的权利，不受其他权威管制。因此，一定量的以能力为基础的威胁在主权国家的关系中是分剥不开的。

有可能的是—尽管它很少发生—关系发展到如此密切的程度，战略威胁被排除在外。在北大西洋接壤的国家之间，战略对抗是不可以想象的。其军事设施不针对对方。

战略威胁被视为产生在北大西洋以外的地区，必须以联盟框架对付。北大西洋国家之间的争端往往把重点放在国际问题的发散性评估和处理手段上：即使吵得最凶的时候，他们仍保留了家庭内部纠纷的性质。软实力和多边外交政策是主导性工具，对有些西欧国家，军事行动是什么都行但就不是国家政策的合法手段。

在亚洲，相比之下，各国考虑自己无时不处于与邻居的潜在对抗之中。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定计划战争；他们根本不排除它。如果他们自卫过于薄弱，他们就设法使自己加入联盟体系，以获得额外的保护，比如东盟。主权，许多情况下是在外国殖民统治时期后最近重新获的，具有绝对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在亚洲比原籍大陆更为昌盛。悠悠万事，主权为大。侵略被定义为有组织的军事单位跨越国界的行动 。 不干涉内政被当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如此组织的国家体系中，外交的目的是寻求保持均势的关键要素。

如果其成员所要求的保证水平可以通过外交来实现，那么这一国际体系就会相对稳定。当外交不再起作用时，关系变得越来越集中于军事战略—首先以军备竞赛的形式，然后以机动的战略优势，甚至冒对抗的风险，而最终将走向战争本身 。

自我推进式的国际机制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外交，那时，欧洲政策就是世界政策，因为世界大多数地区都处于殖民地地位。到19世纪下半叶，欧洲在1815年拿破仑时期结束后，一直没有出现大的战争。欧洲国家处于大致的战略平衡；它们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危及他们的存在 。没有任何国家可视为不可调和的敌人。这使得分分合合不要紧。没有一个国家被认为强大到足以骑在别人头上拉屎（建立霸权）。 谁想如此则遭群起而攻之。

1871年德国的统一带来结构性变化。在此之前，中欧包括了三十九个大小不同的主权国家，这在今天很难想象。在欧洲平衡中，只有普鲁士和奥地利可被视为大国。 多个小国在德国境内像当今世界的联合国机构一样经营，即所谓的德意志联邦。也像联合国一样，德意志联邦发现他们难以倡议行动，但偶尔一起联合行动对付压倒性的危险。太离散不足以组织侵略但还强大得足以自卫，德意志联邦为欧洲的平衡作出了重大贡献 。

但平衡不是欧洲十九世纪变化的动机。民族主义然也。德国的统一反映了一个世纪的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也导致了危机气氛 。德国的崛起削弱了外交进程的弹性，它增加了系统的威胁。这里曾经有三十七个小国和两个比较大的国家，单一的政体实现了团结其它38个。此前欧洲外交通过转移多国联合的路线取得了一定的灵活性，德国统一减少了组合的可能性，并导致建立一个比单帮邻国更强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称谓统一德国比法国大革命是更显著的事件 。

德国现在如此强大，它可以击败每一个单独的邻国，虽然如果所有主要的欧洲国家联合反对它则处于严重的危险绝地。由于现在只有五个大国，组合是有限的。德国的邻国有相互结盟的激励，尤其是法国和俄罗斯，并在1892年这样做了，德国则有内部激励打破这一联盟。

该体系的危机固存于其结构之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至少是崛起的大国—德国。但他们可以用政策避免加剧潜在的紧张局势。可惜没有任何国家这么做—至少又是德意志帝国。德国选择分解敌对联盟的战术证明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幸的。它试图利用国际会议向与会者明确地施加自己的意志。德国的理论是受德国压力羞辱的目标国家会抛弃其盟友，转而寻求德国轨道的安全。后果证明其背道而驰。受欺凌的国家（法国，在1905年的摩洛哥危机；和俄罗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1908年）加强了不接受亡国的决心，从而紧固了德国曾试图削弱的联盟体系。 在1904年，英国（非正式）加入法俄同盟。在布尔战争中（1899-1902），德国明确地同情在荷兰定居的英国人的对手，因而得罪了英国。此外，德国挑战英国的海洋霸主地位，它建立了一个大型海军来补充已经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陆军。欧洲，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个缺乏外交灵活性的两极体制。外交政策已成为一个“零和游戏 ”。

历史将重演吗？毫无疑问，如果美国和中国陷入战略冲突，局势就会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结构相似的状态，在亚洲形成互相对立的集团，寻求破坏或至少限制对方的影响力和触及力。但在我们向历史运作机制缴械之前，让我们考虑一下英国和德国是如何实际操作竞争的。

1907年，一位英国外交部高官，爱。克劳，著文精辟地分析了欧洲的政治结构和德国的崛起。他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对今天亦相当有借鉴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危机是因德国的崛起而唤醒了一种对新兴大国的有机抵抗，还是由某些具体的，因此可以避免的，德国政策所造成。危机是由德国的能力仰或是德国的行为造成的呢？

在他1907年元旦上交的备忘录中，克劳选择了冲突在于关系本身这一观点。他定义问题如下：

特别是对于英国，智慧和道德的血缘关系产生了为德国好的同情和赞赏，这使得自然倾向于欢迎她，为了人类进步的利益，一切都趋于加强她的权力和影响力，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尊重其他民族的个性的，是同等价值的玩家以其方式从事人类进步的工作，同样享有充分的抬头空间，自由地为更高层次的文明进化作贡献。

但德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是德国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经济利益的自然进化吗？对此德国的外交传统一直支持。还是德国谋求“总的政治霸权和海上优势，从而威胁到她的邻居的独立性和最终英格兰的存在” ？

克劳得出结论，不管德国宣称的目标是什么都没有差异。无论德国追求什么事业，“德国显然明智的做法是建立强大的海军，只要她干得起。”一旦德国取得了制海权 ，克劳评估，德国—无论其意图—将在客观上威胁英国 ，这是“与大英帝国的存在不相容的。”

在那些条件下，正式保证是毫无意义的。不管德国政府的专业是什么，结果将是“一个强大的对世界各地的威胁，类似于任何一个“恶意预谋”的征服计划。”即使温和的德国政治家要表明他们的诚意，适度的德国外交政策“在任何阶段都可能合并成为”一个霸权意识的计划。

因此，在克劳的分析中，结构元素排除了合作或甚至信任 。正如克劳苦笑着观察到：

“这不是不公平地说，对邻居野心勃勃的设计不好作为一个规则公开宣称，因此，即使没有这样的宣称，甚至表现出无限的普遍的政治善意，也不足以作为不公开意图不存在的确凿证据。”而且，由于赌注如此之高的，这“不是一个英格兰可以安全地担当任何风险的事儿。”

伦敦不得不作最坏的打算—以其假设为基础行动，至少只要德国建设一个庞大的具有挑战性的海军。换句话说，早在1907年已经不再有任何外交活动范围；问题已成为谁在危机中退却，只要该条件没有实现，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花了七年时间，达到世界大战的爆发点 。

如果让克劳分析当代的形势，他可能得出与他1907年报告相似的判决。我会将这一解释素描出来，因为它在太平洋两岸广为接受，尽管它与我自己的大相径庭。美国和中国与其说是民族国家毋宁说是文化认同的大陆表达式。两国都在其历史上看到过一片视野，在那里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成就蔚为壮观，他们的人民有着抑制不住的能量和自信。中国和美国政府在国家政策和人类整体利益之间经常承担着天作合一的身份 。克劳可能会发出警告，这样两个实体在世界舞台上相遇，很可能明显地紧张对视。

无论中国的意图是什么，克劳思想学校都会认为一个成功“崛起”的中国与美国在太平洋乃至世界上的位置不相容。任何形式的合作将被简单地视为给予中国建功的范围，及至达到最终危机。因此，整个如第18章所述的中国辩论以及中国是否“养光韬晦”对克劳式分析的目的都无关紧要：总有一天，中国赢（克劳会断定），所以美国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如同已经发生。

美国的辩论将意识形态挑战加入克劳的权力平衡路线。新保守派和其他活动家认为，民主制度是信任关系和信心的先决条件。在这种观点中，非民主社会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并容易行使武力。因此，美国有义务行使其最大的影响力（以礼貌表达）或压力，给更多非民主国家带来多元化机构，尤其是在有能力威胁美国安全的国家。在这些观念中，改变政权是在处理非民主社会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与中国和平与其是战略问题毋宁是改变中国的政权。

克劳式分析还将国际事务解释为不可避免的战略优势决斗，至少局限于西方战略家。中国的“斗战胜佛”应用了几乎相同的推理。主要区别在于，他们的观点是正在崛起的力量，而克劳代表英国作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捍卫其遗产。这一流派的典型是刘明福上校的《中国梦》，如在第18章中讨论。在刘明福看来，无论中国如何致力于“和平崛起”，冲突是美中关系中与生俱来的。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将是一场“马拉松大赛”，是“世纪对决”。此外，这种竞争基本上是零和，不是大获全胜就是一败涂地：“如果中国在21世纪不能成为世界排名第一，不能成为最大的力量，那么不可避免地就会成为一个被唾弃的落后者。”

美国版的克劳备忘录和中国斗战胜佛的分析都没有被两国政府赞同，但他们提供了当今思想的潜台词。如果任何一方采用这些意见的设想—且只需一方这么做就不可避免—中国和美国将很容易陷入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 中国将设法让美国的影响力尽可能远离其边境，为美国海军划定行动范围，降低美国在国际外交舞台的分量。美国将设法把中国的很多邻国组织起来，与中国的优势地位抗衡。双方都将强调它们的意识形态差异。由于双方对威慑和先发制人的理解并不一致，这种互相作用将会更加复杂。美国更注重压倒性的军事实力，中国更注重决定性的心理影响。早晚有一方会出现错误判断。

这样的格局一旦石化，它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克服。竞争阵营以自己的定义获得身份认同。克劳理论的本质（为中国斗战胜佛和一些美国新保守派所拥抱的）是其自身的自动化程序。一旦确立态度和形成联盟，就被自我强加的要求驱入万复不劫，尤其不可能从其内部假定逃离。

克劳备忘录的读者不能不注意到，被引用的相互敌视的具体例子与其结论比较都是些琐碎事情：如在南非的殖民竞争对手纠纷，和公务员行为的争论。不是因为任何一方已经做了什么，使得他们变成竞争对手，而是它可能会做什么。事件变成了符号，符号发展自己的气势。最后什么也没解决，因为相互对峙的联盟体系没有调节的余地。只要目前美国的政策可以防止，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绝不能发生这类事情。当然，如果中国的政策坚持打克劳备忘录的规则牌，美国肯定会抵制 。那将是一个不幸的结果。

我这么长地描述可能发生的演变，表明我知道中美合作的关系的现实障碍，我认为这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两国之间的冷战会停止太平洋两岸的一代进展 。它会将纠纷传播到每一个地区的内部政治中，特别当全球性问题，如核扩散、环境、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要求全球合作时。

历史上所有的平行先例由性质决定是不精确的。而即使是最精确的相似，并不责成现在这一代重复其前任的覆辙。毕竟，结果对所有参与者是灾难性的，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必须小心，以免双方分析得到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正如克劳备忘录表明，单纯的保证不会停止根本的动力。因为一个国家要是决心取得优势地位，难道它不会提供和平意图的保证吗？这需要一个涉及高层领导人持续关注的严重的共同努力，以建立一个真正的战略互信与合作的意识。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不需要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零和游戏”。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领袖来说，面临的挑战是非进即退、非得即失，而妥协与公众舆论背道而驰。这不是中美关系的情况 。当今国际前沿上的主要问题是全球性的 。共识可能很难，但在这些问题上对抗是弄巧成拙 。

更不可比的情况是主要角色的内部演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同。当中国预计崛起时，它假设过去积攒几十年的非凡推力将注入无限期的未来，而美国的相对停滞导致命运多舛。但是，没有更大的问题占据中国领导人超过维护国家统一。社会河蟹到处爬，这在一个其沿海地区与先进社会持平而内陆包含一些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的国家里是很艰难的。

中国国家领导人给本国人民提出一份要完成的任务目录。这些措施包括打击腐败，国家主席胡锦涛称为“空前严峻的任务”，胡锦涛在他的职业生涯各个阶段都涉及到对其斗争。还有“西部大开发运动 “，旨在解除内陆省份的贫困，其中的三个，胡锦涛曾经居住过。主要宣布的任务还包括加深领导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包括促进村级民主选举，和随着中国进入一个城市化社会的发展，增强政治进程的透明度。戴秉国在他2010年12月的文章中，如在第18章中讨论过，概述了中国国内挑战的范围：

按联合国每天1美元的生活标准，中国今天仍然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使按每年人均收入1200元的贫困标准，中国仍然有4千多万人口生活在贫困中 。目前，仍有1千万人没有用上电，每年有2千4百万人的就业问题需要得到解决。 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底子薄，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中国面临的国内挑战，如其领导人所描述，比高喊“中国必然崛起”口号复杂得多。

邓小平的改革尽管确实惊人，中国最初几十年来的壮观增长一部分是由于其良好运气蕴藏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巨大劳动力和西方殷实的经济之间。当时的劳动力从毛的“人为”封闭时代释放出来，技术不熟练但充满朝气；而西方经济在整体上享受富裕、乐观，以信用为强力杠杆又有现金来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 。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正日趋老龄和熟练（导致一些基本的制造业就业机会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如越南和孟加拉）而西方正进入一个紧缩时期，画面变得复杂得多 。

人口统计分布使任务更加艰巨。在生活标准增高和人口长寿与扭曲的一胎化政策相结合的推动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迅速的人口老龄化。全国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在2015年达到峰值。从这点开始，年龄在15到64岁的中国公民人数将大大萎缩，难以支持越来越大的老年人口。人口结构变化将非常明显：到2030年，20到29岁之间的农村劳动者数量估计为目前水平的一半。到2050年，中国人口的一半人口预计为45岁以上，中国的四分之一人口将超过65岁，大致相当于目前整个美国人口。

一个国家面临如此庞大的国内任务是不容易投身，更别说自动地，到战略对抗或寻求统治世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和现代军事技术的最终不可知后果定义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的一个关键区别。发动那场战争的领导者没有认识到他们处置武器所产生的后果。 当代领导人却对他们能够释放的潜在破坏力不抱任何幻想。

美国和中国之间竞争的关键可能是经济和社会而不是军事。如果继续目前的趋势，在两国的经济增长、财政健康、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基础设施支出等方面，发展的差距—和相对第三方的影响—可能HOLD住，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但是，这一前景在美国的能力范围内可以制止或者通过自己的努力扭转。

美国有责任保持它自己的竞争力和世界作用 。它应该为自己的传统信念而行，而不是当作与中国较量 。建立竞争力是美国的一个主要项目，我们不应该要求中国为我们解决。中国，履行自己解释的国家命运，将继续发展经济，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追求广泛利益。这一前景并非决定对抗，导致世界大战。它提请在很多方面的进化过程中需要中国和美国尽可能多地合作，同时还有竞争。

人权问题会在总的互动范围内发现它的位置。美国若不能肯定人的尊严和民众参与政府的基本原则承诺，其本身就是不真实的。 由于现代技术的性质，这些原则将不会受国界限制局限。但经验表明，以对抗施加影响很可能弄巧成拙，尤其是对本身具有历史眼光的国家，如中国。连续承接的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的头两年，都能够在长期道德信念和依例而定的国家安全要求之间找到相对均衡。本书所述的基本方法仍然有效；但如何实现必要的平衡仍是双方每一代新领导人的挑战。

这个问题最终归结为美国和中国能否从实际出发向对方提出要求。美国若明目张胆地组织亚洲遏制中国、或建立一个民主国家集团进行意识形态圣战讨伐，其项目是不可能成功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对其大部分邻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以同样的原因，中国如试图在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中将美国排除在外，同样会遇到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强烈抵制，这些国家对由单一力量主导该地区造成的后果感到担忧。

中美关系的合适标签是低于伙伴关系的“共进关系”。这意味着两国追求国内的当务之急，而在可能的情况下合作，并相应调整关系以尽量减少冲突 。任何一方都不赞同另一方的所有的目标，或假定代表一切利益的总身份，但双方设法确定和发展互补利益 。

美国和中国都有责任为本国人民和全球福祉作出这样的尝试。每个都足够大得不能让另一个占主导地位。因此，每个都不能定义战争或冷战式冲突胜利的条件。他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显然在克劳备忘录时代从来没有正式提出：冲突会将我们带到哪里？如果各方缺乏远见，平衡运作将变成一个机械过程，一旦操纵巨轮的舵手动作失误将导致两船相撞，那么世界将走向哪里，有木有评估？那些经营国际体系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领导人若是知道战后世界会是酱紫，会不会退缩？

迈向太平洋共同体？

这样一个共进努力必须处理好三层关系。第一层是大国权力中心正常互动产生的问题 。发展三十年的协商机制已经证明它在很大程度上足以完成这项任务。共同的利益—如具体的经贸关系和外交合作等问题—可以得到专业化处理。危机，当他们出现时，一般通过讨论解决。

第二层是要尝试将处理熟悉的危机提升到一个更加全面的框架里，以消除紧张局势的根源。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将朝鲜问题作为东北亚地区整体概念的一部分来处理。如果朝鲜通过各方谈判无效得以保持其核能力，事到临头，整个东北亚和中东的核武器扩散将成为可能。同意在东北亚地区和平秩序的背景下为处理北朝鲜核扩散问题采取下一步的时间到了吗？

一个更根本的景愿将世界推到第三层互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之前的领导人从来没有达到过。

有关中国和美国必然碰撞的争论假设他们各自代表横跨太平洋的竞争性集团打交道。但这是一条走向灭顶之灾的道路。

当前世界形势战略紧张的一个方面在于中国担心美国正在寻求遏制中国—同样，美国也关注，中国正在寻求将美国驱逐出亚洲。太平洋共同体概念—在该地区，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各有所属并共同参与和平发展—可以缓解双方的担忧。它将使美国和中国成为一项共同事业的一部分 。共享的目的—和它们的阐明—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战略不安。它将使其他主要国家，如日本、印尼、越南、印度、澳大利亚感觉是在联合参与这一体系建设，而不是“中国”和“美国”集团之间的两极分化。这种努力，只有当有关领导把信念束之高阁，充分重视其事才可能有意义。

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一代伟大成就之一是建立大西洋共同体的概念 。一个类似的概念能够取代或至少减轻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潜在紧张局势吗？它必须反映一个现实，即美国是一个亚洲大国，许多亚洲国家需求如此。 它也响应中国是一个全球性大牌角色的愿望。

区域性的共同政治概念也将大部份回答中国的担忧的问题，即美国是否对中国进行遏制。重要的是要理解“遏制”一词的含义。在中国边界拥有大量资源的国家，如印度、日本、越南、俄罗斯，是现实存在而非美国政策所创建。

在其整个历史上，中国已与这些国家共同生存。当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否决遏制中国的概念，她意思是指一个美国当带头大哥的努力，旨在创建一个反中国战略集团。在太平洋共同体的努力中，中国和美国互相之间和与所有其他参与者将有一种建设性关系，而不是对抗集团的一部分。

亚洲未来的成形将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中国和美国如何设想它，和每个国家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正视实现与其区域历史性作用的一致性。纵观历史，美国经常以其理想的普遍意义和自负的宣扬责任为动机。中国靠其传奇性行动，即文化渗透，而不是传教热情。

因为这两个社会代表杰出的不同版本，合作的道路本身就很复杂。此刻的心情无关紧要，而是要有能力面对不可避免的变化制定一个能够幸存的行动模式。太平洋两岸的领导人有责任建立一个相互协商和相互尊重的传统；这样，他们的继任者能够将共同建设一个共享的世界秩序变成一个平行的国家愿望表达式。

中美在40年前恢复交往时，当时两国领导人的最大贡献是他们愿意放宽眼界，不纠缠于眼前问题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幸运的，因为长期的隔绝令两国之间不存在短期的日常问题。这令几十年前的领导人无需着眼当前压力，而是能够放眼未来，为一个新世界奠定基础——一个当时难以想象但没有中美合作就不可能实现的新世界。

为了理解和平的本质，我在半个世纪前就研究了国际秩序的构成和运行。我知道文化、历史和战略方面的理解差异会对哪怕最善意、最具远见卓识的两国领导人造成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如果历史只是对过去的机械重复，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变革的出现。每一次巨大成功在成为现实之前都只是梦想。在这个意义上，未来产生于承诺，而非逃避现实。

哲学家伊曼纽尔 康德在他的《论永久和平》一文中说，世界最终会以下列两种途径之一实现永久和平：通过人类的大彻大悟或通过巨大的冲突和灾难，其巨大程度已经让人类再无其他选择。我们就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

当周恩来总理和我就联合公报稿达成一致后，他说：“这个公报的发表，将会震撼世界。” 如果在40年后的今天，美国和中国能够一道建设这个世界，而不是震撼它，那这将是怎样的辉煌顶峰。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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