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夏多布里昂和文学的夏多布里昂(代序)

历史上多数伟人，都是非常复杂的人。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就是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伟人。他自己曾说：“从本性上讲，我是个共和派，从理智上讲，我是个保王党，从道义上讲，我是个波旁派，如果不能保留正统的君主制，那么比诸一个不知谁生下来的杂种君主制，我远更喜欢民主制。”纵观夏多布里昂的一生，他这段政治上的自我表白，并非矫揉造作或言过其实。

夏多布里昂一七六八年九月四日出生于布列塔尼地区圣马洛镇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那正是腐朽的法国封建社会即将土崩瓦解，法国大革命即将爆发的年代。他呱呱坠地时，“预告秋分的狂风掀起的海浪发出阵阵咆哮”，盖住了他的哭喊声。他后来认定那景象预示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在中学里打下了扎实的古代文化基础，毕业后曾谋求通过考试获得海军军官资格，未果而改读教会学校，准备将来担任教职，只是不堪忍受教会学校的清规戒律和艰苦生活，返回他家的领地贡堡，无所事事，经常沉湎于孤独的冥想，只与姐姐吕西儿性情相合。一七八六年家里给他谋得一个少尉职位。他在哥哥引荐下进入巴黎的沙龙和文艺圈子，成为德·马尔泽尔布的门生，深受卢梭思想的熏陶。他还有幸进入宫廷，陪同国王路易十六打过猎。

他二十一岁上，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发动起义，攻占巴士底狱，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这是夏多布里昂头一回面对剧烈的社会变动。作为卢梭的信徒，他并不本能地反对起义者的主张，但他毕竟是夏多布里昂家族的一艮，从小是站在贡堡的城堡上观看世界的，所以觉得他们的行为十分可憎，并且清醒地预见到这一事件可能产生血腥的街巷专政。如果革命有秩序，十分纯洁，他也许会被卷进去，可是他看到的是血淋淋的暴力，便主动地站到了受威胁的一方。不过他不是革命坚定的反对派，而希望远离革命和反革命两个阵营，觉得此时的法国暂时无法待下去了，便在二十三岁上乘船去了美国，实现他早已萌发于心的美洲探险计划。先抵达巴尔的摩，接着一直北上抵达尼亚加拉大瀑布。他甚至声称见过华盛顿，并对之大加赞扬。可是他在报上看到法王路易十六企图出逃而被捕，法国贵族逃亡国外，而军队将领们在法国亲王的大旗下聚合。夏多布里昂并不信任君主政体，但相信忠诚这一做人的道理，便决意回国，于一七九二年一月二日返回法国。此时的巴黎，是丹东执掌的靠断头台支撑的铁血政权。夏多布里昂加入勤王军，不幸负伤而辗转逃到伦敦。

伦敦的流亡生活是夏多布里昂一生中最困苦的时期。他贫穷潦倒，体质衰弱，凄怆孤独，生活拮据，靠法译拉丁文和英文作品的菲薄报酬维持生计。在此期间，他获悉国内不少亲朋被送上断头台，他母亲、妻子和姐姐朱莉亦遭监禁，更是受到沉重打击。不过，在困难中他并没有自暴自弃。他通过研究英国法律，发现尊荣与自由可以出色地结合起来，在议会和自由的新闻媒体监督下，可以保留君主政体，就是说他隐约看到了恢复法国君主制度的可能性。这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一方面，他潜心研究历史上的历次革命，写成《论革命》一书，于一七九七年三月出版。这部论述历史上历次大革命的气势磅礴的著作，显示出它的作者是一位感情上的共和主义者，理性上的保守主义者，信仰上的无神论者，是一位持怀疑论的才子。因此这本书共和派不喜欢，君主主义者反感，甚至他的家人例如他母亲和姐姐，也为他担忧犯愁。但是这本书使他结识了知识界的朋友，恢复了与法国思想界的联系。例如他与古典主义诗人、心怀大抱负、天生具有行政才能的丰塔纳成了朋友。

一七八三年五月，他母亲出狱后病故，遭此巨大悲痛，恢复了对宗教的信仰。他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在《论革命》里，他显示出不信宗教，并且相信基督教必将衰落；此时，他却遇到一个捍卫基督教的机会。丰塔纳告诉他，许多法国人已准备迎接基督教的复兴。那么，他夏多布里昂能否成为替这场复兴鸣锣开道的诗人和哲人呢?正是在这种抱负的激励下，他开始写作《基督教真谛》这部巨著。

法国人欢迎基督教的复兴，与拿破仑的需要是相吻合的。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政变。共和派完成了向帝制的转变，把拿破仑推向个人专权。拿破仑迫切需要一种思想、一种宗教把法国人凝聚起来，巩固他的统治。他说：“只有宗教才能给国家以坚实的持久的支持。”“宗教，我会重建它的，不是为你们，而是为我自己。”他同时表示，不问过去的政治态度，不分党派，“论才用人”，因而吸引在国外的流亡者纷纷返回法国。夏多布里昂在已经飞黄腾达的丰塔纳帮助下回国。一七九一年他动身去美国时，在横渡大西洋的船上，还试图打消一个英国人的宗教信仰。事隔十年，他一八○○年从流亡的英国返回祖国时，却携带着他业已完稿的一部鼓吹复兴基督教的杰作——《基督教真谛》。

在丰塔纳等人的精心操作下，《基督教真谛》出版的时间，与拿破仑和教皇签订“政教协议”的时间很接近，而且该书出版当天的《箴言报》上，刊载有拿破仑的一篇声明，紧随其后就是丰塔纳对这本书的一篇评介文章。这便使得《基督教真谛》像一本圣书，一本官方出版物。反响是巨大的。夏多布里昂感受到了一部思想著作引发的最大轰动。一八○三年这本书再版时，作者在前面加了一段献辞，以简洁高贵的文字，对拿破仑大加奉承：“第一执政公民，您曾愿意把本版《基督教真谛》置于您的保护之下。您素来支持在您统治下取得成功的庄严事业，这又是一个证明。”“自从您把国家的基础和您的长久幸福放在宗教上面，法国就把希望寄托在您身上。”

这样，夏多布里昂便依附了拿破仑。当然，他之依附拿破仑，首先无疑是为了个人的前途和抱负。但同时应当承认，这反映了他在感情上赞成共和的倾向，而对拿破仑，他打内心里充满了敬佩，因为在他心目中，拿破仑前所未有地代表了法国的尊严、光荣和伟大。

夏多布里昂的奉承令拿破仑心满意足，他因此得到了报偿，于一八○三年被任命为驻罗马公使团秘书。这一职位也是他自己要求的。他本质上是个文人，却自认为是个活动家，并且雄心勃勃地要做出类拔萃的活动家。可是他有着不可救药的文人的傲慢和迂阔，无论是在为波拿巴还是为波旁王室效力的过程中，他出任公职没有一次能够平平和和地做到头，不是遭到排挤，就是被迫辞职，甚至遭到贬黜。每当失意或失宠，他便采取逃避态度，回到孤独与清贫之中。他头一回出任公使团秘书，就因我行我素而与公使闹翻；他给第一执政写信状告公使。拿破仑对身边的人说：“夏多布里昂有自由和独立思想，我明白他想进我的政府做事，不能让他进来。”拿破仑的这个看法，后来始终没有改变过。然而，拿破仑喜欢夏多布里昂的作品，欣赏他的才华，知道他是圣日耳曼城厢最受宠的作家，明白这样一个作家对于装点他的统治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对夏多布里昂大都留有余地，即使惩罚也是发发怨气而已，不管他多么专制，也不至于把夏多布里昂往死里迫害。

辞去驻罗马公使馆秘书之职的夏多布里昂，又获任命为驻瓦莱公国代办。这时局势动荡不安。一八○四年万森特别军事法庭经秘密审判，处决了路易·德·波旁即当甘公爵。当甘公爵是孔代家族最后一个传人。从道义上始终忠于波旁王室的夏多布里昂，听到这一消息，犹如平地一声惊雷在耳边炸响。他说：“这场审判改变了我的一生，也改变了拿破仑的一生。”他毅然拒绝去驻瓦莱使馆赴任，而投入反对派阵营，成了正统派客厅里的英雄。

这期间，夏多布里昂于一八○六年赴希腊拜谒基督陵墓，游历了土耳其、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直至西班牙。归来时，他成了坚定的保王主义者，同时因为耳闻目睹土耳其专制主义的种种暴行，而更加坚定地信奉他的自由主义。他过早地认为君主主义反对派可能获胜，花两万法郎买下《信使报》，发表署名文章，抨击专制主义。对该报所造成的影响，他沾沾自喜地说：“拿破仑摆脱了各国国王，却别想摆脱我。”拿破仑大为震怒，夏多布里昂不得不退出主编的位置，逃避到他的乡间别墅“狼谷”。在那里，他完成了《殉教者传》和《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并开始写作《墓后回忆录》及《历史研究》。

夏多布里昂看来与皇帝闹翻得相当彻底。不过正如前面提到过的，拿破仑始终偏爱夏多布里昂的才华，始终愿意拿他来作帝国的点缀，而夏多布里昂也始终心仪拿破仑，只是大过看重自己的面子和生命的美学价值，不肯轻易卑躬屈膝而已。两人的共同朋友丰塔纳则千方百计不让双方的关系恶化。不幸的是，正当寒冰就要消融之时，又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夏多布里昂的堂弟阿尔芒刺探情报被捕，他请求皇帝免其一死，未获恩准。这不啻给他们的关系雪上加霜。最后，皇上以给作家、学者和艺术家颁奖的办法，来弥补他与夏多布里昂之间的裂痕。可是法兰西学院竟把《基督教真谛》的作者排除在授奖人名单之外，令皇帝和舆论都十分愤慨。后来，法兰西学院因为皇帝钦定才勉强接纳夏多布里昂为院士。夏多布里昂的朋友们都认为，这件事一定会促成皇帝与诗人的和解。丰塔纳嘱咐他，在接受仪式的演讲上赞颂皇帝。他却说：“在学士院唱赞歌，我清楚该唱到哪一份上。”他把演讲变成了讨伐专制主义的檄文。他那布列塔尼人的固执和文人的傲慢，使他与拿破仑的关系最终走向了无可挽回的决裂。

夏多布里昂有一个相当显著的特点，就是在政治转折的关头善变。一八○九年皇帝被开除出教。法国人看到波拿巴可能垮台，全国上下一片惊慌。人人都在考虑，在即将降临的灾难之中怎样做出选择。夏多布里昂希望波旁王室重掌乾坤。困难在于，由革命和帝国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人，几乎不知道这个曾数代统治法国的姓氏。于是，夏多布里昂写了《论波拿巴与波旁王室》的小册子。把拿破仑写得比古罗马最凶残的暴君还坏，政治上罪恶滔天，是一个“假伟人”；另一方面，对波旁王室则大唱赞歌。小册子作者的目的，是让法国人摆脱拿破仑，重新归附波旁王室。在帝国还貌似不可战胜的时候，写这样一本小册子，的确需要胆量。

一八一三年三月三十日同盟国军攻进巴黎，帝国投降。夏多布里昂急忙宣传并出版《论波拿巴与波旁王室》。他头一回觉得自己是站在胜利者阵营里，认为路易十八重登王位，他的小册子所起的作用，甚于十万大军。他处处这样说，因而很快就相信，路易十八和波拿巴也都说过同样的话。在督政府时期，他曾通过一部杰作使法兰西眷眷于其宗教传统；现在他又通过一部新的杰作，使法兰西恢复了君主制的传统。可是，复辟后组成的临时政府，却把夏多布里昂排除在外，尽管他做了许多努力，甚至修改小册子。

夏多布里昂受新主子的侮辱，并不比受旧主子的侮辱少。其实，为了协调法兰西的崇高精神，重建法兰西精神的统一，像夏多布里昂这样的诗人和史学家，是不可多得的。可是，夏多布里昂看到自己的两个朋友丰塔纳和库赛格进了宪章起草委员会，而他根本没人理睬，就因为那两位与他相反，反对新闻自由，主张尽量少赋予法国人民权利。所公布的贵族院议员名单里，也没有《论波拿巴与波旁王室》作者的影子。

路易十八不喜欢夏多布里昂。他曾对人说：“请当心，千万别让一位诗人参与你的事务，他会把一切都搞糟的。这种人毫无用处。”在这一点上，路易十八的观点倒是与拿破仑不谋而合，尽管是出自不同的理由。他喜欢风趣、诙谐的人，这个傲慢自负，夸夸其谈、劳而无功的作家令他反感。这是国王一个严重的判断错误，因为夏多布里昂对公众舆论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而当时正亟待对公众舆论进行引导。

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夏多布里昂随国王逃到冈城。路易十八在那里临时组阁，任命他为虚有其名的内务大臣。而当拿破仑兵败滑铁卢，路易十八在进军巴黎时，暗示过将让夏多布里昂担任王室大臣。可是，夏多布里昂没有政客的权谋和钻营的本事，失去了宦途中最好的一次机会，最终还是被排除在外，只得到年薪区区二万四千法郎的无任所大臣一职。在不喜欢夏多布里昂的黎塞留担任宰相之后，夏多布里昂更被排除在政权之外，十分苦闷，于是写了《根据宪章建立君主政体》的政治小册子，主张按英国的君主政体，维护议会君主制，各党派乾流坐庄，实行新闻自由。他认为自由主义虽有危害，但其危害不如专制主义严重。小册子令王上震怒，这个忠诚的保王党人被撤掉国务大臣之职。凭才凭德本该他担任的职务，却一再拒绝给予他，这不免使他变得尖刻，严厉，但他一直忠于“国王、宪章……”的公式，主张干脆建立“立宪政府”。

后来，他先后出任驻柏林公使和驻伦敦大使，一八二二年以全权公使的身份，参加决定对西班牙战争的维洛纳会议。在会议上，他充分展现了才华和能力，得到广泛尊重和赞赏。随后一八二三年他获得外交大臣的职务，马上发动了入侵西班牙的战争。这场战争是要从西班牙造反的共和派议会手里，拯救国王费迪南德七世。实际上是一场扼杀西班牙革命，扼杀共和制，维护君主制的战争。夏多布里昂却认为他是为法国的荣誉、尊严和地位而战，以布列塔尼人绝不后退的意志，取得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他把西班牙战争看成是“政治上的《勒内》”，即视为他得意的另一部杰作。可是回到宫里，从国王到群臣谁都不认为他有什么功劳，反而上下串通，阴谋撤掉他的处长职务。他像仆人一样被解雇，永远不得再返回权力中心。

这次侮辱极其严重地伤害了他，把他推到了反对派的阵营。这位君主制的忠诚拥护者，最终成为君主制的反对者。他心里充满怨恨：“大臣们是我的敌人，我是他们的敌人。作为基督徒，我宽恕他们，但作为人，我永远不会宽恕他们。”他认为自己对内阁发动攻击，正是效法英国议会的传统。

路易十八驾崩，查理十世阿尔图瓦继位。夏多布里昂仍把查理十世的登基视为自己重新依附君主制的一个机会。他写了一本题为《国王驾崩，国王万岁》的小册子。其为查理十世登基所造的舆论影响，不亚于《论波拿巴与波旁王室》为路易十八复辟所造的舆论影响。可是他并未得到新王的恩宠，在官场上他太不机灵。他预言君主政体如果继续犯错误，共和政体就会取而代之。有一件事情他从来没有漠不关心和保持沉默，这就是新闻自由。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自由主义和他对宪章的尊崇，他作为文学家的苛求和他作为论战者的兴趣，是相当吻合的。我们说夏多布里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在政治上他始终忠于君主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正统主义者。为了一再排斥和迫害他的君主们，他最后失去了一切。他步入老年的时候，一无所有，可怜兮兮，茕茕孑立，忠于一位年幼的国王亨利五世，而这位幼主将来也许会像自己的先辈一样来迫害他。夏多布里昂不需要报答，毫无所求。他在有生之年为波旁王室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接受贝利公爵夫人的委托，不辞劳苦，以年迈之体，千里迢迢，出使布拉格，向路易·菲力普为贝利公爵夫人解释和求情。他对波旁王室的忠诚，可以说无以复加。然而在思想上，在认识上，在意识形态上，他是赞成共和制的，他主张议会民主，以战斗的姿态捍卫新闻自由，在《墓后回忆录》的结尾，他甚至显示出超前的认识，预言了社会主义：“地位和财富过分悬殊的差距只要还被隐瞒，就是可以忍受的；一旦这种差距被广泛发觉，那就要遭到致命打击了。”但他模糊地看到，社会主义平等只有通过专制和专政才能建立。纠正的办法比弊端更糟糕，取消私有制将导致一种奴役——历史上无论追溯多远，都找不到如此严重的奴役。舍弃私有制，任何人都休想获得解决。所有制即自由，而不是别的东西。

一八四八年七月四日，夏多布里昂与世长辞。而在此前几个月，二月革命的枪炮声震撼了巴黎，他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身边人告诉他，是巴黎人推翻了他所反对的路易·菲力普七月王朝，他说了声“干得好!”想出去看看，但他老得已站立不起来了。他生于风暴死于风暴。生前他为自己在圣马洛港外一座孤悬的岛上选了一块墓地。他被安葬在这里，没有墓碑，没有铭文，没有装饰，只有一块无名的方石上面立着一个粗硕的十字架，孤独而傲岸，永远迎着大海的汹涌波涛。

关于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的一生，安德烈·莫洛亚在《夏多布里昂传》里，作过精彩的总结：“卢梭的弟子和罗伯斯庇尔的对头，波拿巴的仰慕者和拿破仑的敌人，君主制的拥护者和国王们的反叛者，自由派和极端派，有理智和爱幻想，四十年间，夏多布里昂是一个被无情分成两半的人，而且他的两半从来没有能接合起来。”“他发誓效忠的王朝的覆灭，终于给他提供了一个与自己和解的机会，使他相互矛盾的激情，在内心组成一个卡特尔，使自由派的夏多布里昂和封建的夏多布里昂，在对篡权夺位、胆小如鼠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共同憎恨中团结起来。”

夏多布里昂终生致力于文学，从未停辍。是文学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名声。如果他不是以《勒内》、《基督教真谛》、《墓后回忆录》等传世杰作作者的不朽名字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现在有谁还会记得驻伦敦大使、出席维洛纳会议全权公使抑或曾任外交大臣的夏多布里昂吗?他跨了两个世纪，实际上跨了两个世界：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放纵和激情，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恐怖年代爆发时他二十五岁。其时，司汤达只有十岁，拉马丁三岁，维尼没有出世，雨果当然也没有。拉马丁十七八岁时曾爬到树上，去窥伺住在“狼谷”的夏多布里昂。雨果则在自己的小学作业本里写道：“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都仰慕他的名声。司汤达讨厌他，但巴雷斯和阿拉贡都怀着仰慕阅读他的作品，受益匪浅。

夏多布里昂是十九世纪贵族阶级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笔者之所以特别指出他是贵族阶级浪漫主义的代表，是因为浪漫主义从其整体来看，的确可分为贵族阶级浪漫主义和资产阶级浪漫主义。但是，请不要因此而简单地以“消极”、“没落”、“反动”等词语给文学的夏多布里昂做出结论。正如夏多布里昂在政治上是一位旧制度的保守主义者，一个忠于正统君主制和天主教、忠于传统的人，却具有自由主义思想，提倡议会民主，捍卫新闻自由，甚至预言了社会主义；在文学上，尽管他的作品和他所塑造的人物，反映了没落贵族阶级悲观绝望的心态，尽管他的美学思想可以加上“消极浪漫主义”的形容语，但他被认为是第一个现代小说家，他的作品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夏多布里昂的作品卷帙浩繁，他的全部作品都带着时代的标记。皮埃尔·布吕奈尔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中概括说：“夏多布里昂的作品既是一个世界的历史，又是一种良知的小说，它不属于所有已确定的门类，而标志着一种新人和现代文学的产生。”

夏多布里昂发表的第一部作品《论革命》(Essai Ristorique，politique et moral sur les révolutions，一七九七)是一本历史著作。在一个政治激情如火如茶的年代，这个流亡贵族青年，这个牺牲品，却能超脱于宗派和党派之上，纵论历史上的历次大革命，尽管他在作品里显示出留恋旧秩序的倾向，显示出基督教徒、自然神论者和无神论者的矛盾状态。但这部气势恢宏的作品，闪耀着强烈的智慧之光。正是这种卓越的能力，给了他创作《基督教真谛》这样一部宏篇巨制的信心。

《基督教真谛》(Le Génie du christianisme，一八○二)是夏多布里昂的代表作。从创作的初衷讲，它是一部护教作品，力图证明“在以往存在过的一切宗教之中，基督教是最富有诗意的，最人道的，最有利于自由、艺术和文学的。”它包括四个部分，即《教理和教义》、《基督教的诗意》、《美术和文学》、《信仰》。整部作品囊括了各种考证、哲学论述、旅行回忆、艺术评论，并穿插进小说，旨在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论证基督教的真谛所在，突出基督教的诗意美，促进基督教的复兴。然而，这部作品从文学观点来看，远比从宗教观点来看重要得多。作者试图论证自然的完美以证明上帝的存在，现在读来，未免令人觉得苍白无力。但作者致力于通过文学作品寻求基督教的深刻精神，则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第二三部分给读者提供了不少壮丽的图景，其中描绘大自然和大教堂等脍炙入口的名篇，激荡着摆脱古典主义约束的情感，勾勒出文学的新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穿插于《基督教真谛》中的两个中篇小说《阿塔拉》(Atala，一八○一)和《勒内》(René，一八○五)。

《阿塔拉》的内容紧紧遵循《基督教真谛》的主旨。少女阿塔拉爱上了被她的酋长父亲俘虏的沙克达斯，设法在执行火刑前一天的晚上与沙克达斯一块逃进原始森林。但是，这对相爱的青年男女与一般私奔的情侣不同：在阿塔拉看来，她与沙克达斯是不应该结合的，因为她是白人所生，信奉基督教，她母亲在去世之前还反复叮嘱她要信奉基督教并献身天主，而沙克达斯是印第安人，即野蛮人，异教徒。阿塔拉忠于母亲的誓愿(她母亲虽是印第安人，但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宁死也不背叛天主，她对沙克达斯说：“我信仰的宗教使我同你永远分开，”“如果你真爱我，那么你就改信基督教，将来同我会合。”阿塔拉最终服毒自尽，以身殉教。在她死后，沙克达斯皈依了基督教，他们的灵魂结合到了一起。作者的意图显然是要说明：宗教信仰重于爱情；在基督教精神的感化下，野蛮人会被驯服，变成忠实的基督信徒。整个作品着意歌颂基督教的神圣和为天主献身的精神。《阿塔拉》在《基督教真谛》出版一年前作为试探气球单独出版，获得相当广泛的欢迎和赞赏。

《勒内》像《阿塔拉》一样，其要义也是力图“使人热爱宗教，并表明宗教的必要。”它的主要人物和大部分题材也都源自《阿塔拉》。它的故事框架也与阿塔拉相似。但是作为文学作品，它远比《阿塔拉》重要。在夏多布里昂的全部作品中，《勒内》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它塑造了一个时代的人物典型，即“世纪病”的典型。勒内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因不是长子，没有继承权，所以没有财产，也没有地位，只有在姐姐阿美莉身边才感到温暖。苦闷驱使他出国周游。但他越来越感到孤独，忧郁，绝望甚至厌世，想以自杀来摆脱这一切。姐姐阿美莉获悉这种情况，赶到他身边劝慰他。但阿美莉一直爱着弟弟勒内，而且这种“罪恶的激情”再也压抑不住，她只好给弟弟留下一封信进了修道院。勒内漂泊到北美纳戚兹人的部落，为了适应印第安人的风俗，娶了一个妻子，但不同她一块生活，经常一个人跑到森林深处，打发孤独、忧郁的时光……勒内这个人物形象受到广泛欢迎，他的魅力风靡一时，描写忧郁、孤独、痛苦的人物性格，成了文学创作中一种时代的新潮，连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作品中也产生了不少勒内式的人物。勒内这个人物的生平与作者的生平很相近，而且勒内与阿美莉是一对，夏多布里昂与吕西儿也是一对，彼此很相像，尤其作者在描写他的主人公的痛苦时，不得不描写自己，因此勒内忍受的苦闷，实际上就是《墓后回忆录》的叙述者袒露的苦闷。然而，不应过分看重生平与人物组合等方面的相近，勒内的“我”毕竟不能与作者的“我”相混同。这一点作为读者是必须注意到的。

夏多布里昂在写作《墓后回忆录}的同时，完成了宗教方面的系列作品：《殉教者》(Les Martyrs，一八○九)和《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L'Itinéraire de Paris à JérLisalem，一八一一)，还有《朗西传》(Vie de Rancé，一八四四)。《殉教者》是一部宗教历史小说，主旨是阐明《基督教真谛》的意图，曾经收在这部巨著之中。《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与前一部作品一样，都是作者从近东旅行回来后写成的，实际上为前一部作品的创作汇集了基础材料。在夏多布里昂的宗教系列作品里，最重要的是《朗西传》。这部作品出版于《墓后回忆录》之前，但写作则晚于《墓后回忆录》，是夏多布里昂的最后一部作品。朗西是十七世纪缄口修会的创立者，在经历了动荡的青年时代和爱情幻灭之后，隐身于拉特拉普修道院当院长，后被封圣进入圣人行列。《朗西传》是夏多布里昂的忏悔师、修道院长塞甘指定他写的。年事已高的夏多布里昂，对于这样一部作品已经没有多少兴趣。但是，这却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写出一部文笔最成功的作品。传记的素材是从前的文件和著作提供的，对于一个大文体家来讲，这是有利的条件。他可以在既定的坚实框架上，运用自己的经验，大胆地发挥自己的文笔优势，反复锤炼，创作出一部文笔极为简洁、凝练、紧凑，脍炙入口的作品。但是与其说是写拉特拉普修道院院长，还不如说是写作者自己。实际上，夏多布里昂正是通过朗西，寻找一个老年的勒内：“日月荏苒，我见过路易十六和波拿巴的死；此后活着是一种嘲弄，我在世上干什么?”他信仰基督教，但始终摆脱不了怀疑论：“我相信上帝，同样坚定地相信我自己的存在。我相信基督教，把它看成永恒的伟大真理，尽可能把它视为宗教。我信仰了二十四小时，可是魔鬼来了，让我陷入了严重的怀疑，到快死的时候，我正竭力弄清这些怀疑。”然而，作家高于拉特拉普修道院的革新者，他拥有创作的时间距离，不时抒发充满哲理、令人玩味和深思的议论或感叹：“一个个早已消失的社会，又有多少社会接替了你们!在死者的遗骸创立了舞蹈，在快乐的脚步下生长出坟墓。我们在自己的朋友们的鲜血浇灌的地方欢笑和歌唱。昨天的痛苦今天那里去了?今天的幸福明天又将在何方?在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我们能给予怎样的重视?友谊?所爱的人变得有权势时，友谊就会消失。爱情?爱情是上当的、短暂的或有罪的。名望?你将把它与平庸或罪孽一块分享。是否可以把这种肤浅算作善良?还剩下所谓幸福的日子，在家庭关怀的黑暗中不知不觉地流逝，既不给人留下生活的欲望，也不给人留下重新开始生活的欲望。”是的，在自愿脱离俗世，进入修道院的朗西和被生活抛弃的年迈的夏多布里昂之间，确乎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传记的主人公毕竟不是《勒内》的“我”，也不是《墓后回忆录》的“我”，尽管这个“我”比隐藏在勒内身后的我更加真实。这正是夏多布里昂多部作品的特点。

夏多布里昂的又一部巨著是叙述他一生的作品《墓后回忆录》(Les Mémoires d'outre-tombe，一八四八)。这部作品他一八○九年在狼谷开始撰写，一八一七年为了朱丽叶·莱卡米埃才又捡起来，先后在柏林，伦敦和罗马写过。到一八三○年手稿已完成十二章。叙述了他的青年时代。这时他设想了一个更宏伟的计划，使他自己的历史融入他的国家和他的时代历史的框架，写成一部文学纪念碑式的巨著，一部史诗。整部作品不是一气呵成写成的，创作期间有过许多动荡不安，发表期间同样如此。一八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作者在最后一页署上自己的名字，但直到逝世之前，一直执著地进行润色，修改最小的细节，以达到浑然一体。一八三六年，一个股份公司获得《墓后回忆录》的版权，准备以遗著的形式出版。但一八四四年它不得不转让给《新闻报》，让其连载。夏多布里昂大为愤慨，认为人家是要“零售他的思想”。作品一八四九—一八五○年在报上连载，一八四九年出书。为了不冒犯和损伤同时代人，在作品发表之前，夏多布里昂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删去许多文字，致使初版大为减色。我们现在读到的版本，是否完完全全是他当初的手稿那个样子，都很难说。

《墓后回忆录》由四部分组成，共四十四卷，卷再分为章。

第一部分(第一卷至第十三卷)题为《我的青年时代，我的士兵生涯和旅行生涯》，涵盖一七七四—一七九九年，叙述童年生活，贡堡岁月，后来到了巴黎，涉足沙龙和文学圈子，而后是北美之旅以及回国和流亡伦敦。

第二部分(第十四卷至第十八卷)为《我的文学生涯》。着重叙述初期作品《阿塔拉》和《勒内》的成功，提供作者自己的解读，并叙述他出任罗马大使、当甘公爵被处决以及他遭受到的感情挫折，一直叙述到他的近东之行。

第三部分(第十九卷至第三十四卷)是《我的政治生涯》。这个部分又分成两部分：“论波拿巴”和“论王政复辟时期”。书中以六章写拿破仑，分析他的传奇生涯，阐释他的成功和失败，颂扬他的天才，抨击他的专制。其后叙述重建波旁王朝给夏多布里昂带来的政治上的失望，以及他的政治生涯半途而止，其间勾画了路易十八、维莱尔、塔列朗、雷卡米埃夫人等许多人物的肖像。

第四部分(第三十五卷至第四十四卷)《第四种和最后一种生涯——前面三种生涯的混合，我的旅行生涯、我的文学生涯和重新找到的生涯》。另外几次出任大使，几幅肖像，几个政治事件。在这里，夏多布里昂总结了自己的一生，综观了社会生活，对许多重大问题，包括社会发展问题，展开广泛的思考和严肃的沉思。

在《墓后回忆录》里，夏多布里昂把“自我”的描绘汇入到一个变化的世界广阔图景的描绘之中，使他这部作品从普通的散文上升到了史诗的高度。作品的叙述者以“我”的口气说话，一切事件和活动都是“我”参与的，而这个“我”是真实的，不像早年的《勒内》里的“我”是虚构的，这就保证了作品具有真实的内涵。然而，与事实相较并非完全真实，却具有一种更高的品质，一种真实的本质。这一点，正是一些批评者据以诟病于《墓后回忆录》及其作者的。其实，从文学和艺术创作的角度看，何必那么计较夏多布里昂是否忠实于史实呢?应该把这个留给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和评判。夏多布里昂是个艺术创造者，他力图把自己融入整个时代和国家的历史中，写出一部史诗般的作品。他的叙述虽然与其人不尽重合，但却提供了一部极具艺术价值的传世佳作。

《墓后回忆录》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我仅仅生活了几个小时，而时代的重负已经在我的额角打下了烙印。”作品里的这个“我”来到世上便寻找自己的正身。而世界给他的感受是模棱两可：“当今世界似乎处于两种不可能之间，即往昔的不可能和未来的不可能之间。”他要叙述的，正是与这样一个世界融会在一起的他的回忆即经历：“我们的岁月和回忆伸展成规则的、平行的一层层，分别处在我们一生的不同深度，被相继从我们身上掠过的时间的波涛所摒弃。”既然如此，在叙述了自己经历的往昔之后，作者便自然而然地开始寻找流逝的时间：“我想重新爬上我的美好岁月的山坡：这部《墓后回忆录》将是一座死神的神庙，它耸立在我的回忆的光辉之中。”在寻找流逝的时间的过程中，叙述者“挣扎着反抗时间”，企图通过文字的魅力来摆脱时间，譬如故意追求一些含义古奥的词汇，象征性地标志作者的喜爱，反对时间的消失。作品里充满纷繁的意象，频繁使用隐喻，使时间和空间、过去和现在、恒久的事物和易逝的事物，交错重叠。由于时间和空间交错重叠的作用，那个在一生的不同阶段被分割的人，逐渐抹去了裂痕。蒙布瓦西埃那只斑鸠的鸣声所引发的回忆既精彩又典型：“我的思索被一只斑鸠的啁啾打断了……这神奇的声音立时使父亲的田庄重新浮现在我眼前；我忘却了刚刚目睹的灾难，突然被带到往昔，又见到那些田野。我过去在那里常常听到斑鸠的鸣声。”这种感觉源于“情感的”记忆，呼唤突然而至，往事闯入眼前意识中的现象，与二十世纪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吃牛奶泡小甜糕的感觉所引发的回忆，何等相似!加埃唐·皮孔在《世界文学史》中有这样一段精当的论述：“任何一部作品都不会像《墓后回忆录》那样，有力地给予我们这种感觉：一个新人刚刚诞生，他每时每刻都感到和知道自己处的时间的航行中。在他看来，大地在不断移动……现代小说以《墓后回忆录》为榜样，紧记最雄心勃勃的创作，可能是一幅法国社会的图画，或者是个人对失去的时间的追忆。”皮埃尔·布吕奈尔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里引述了这段话之后说：“这种革新已被某部‘完全不像古典小说的作品’的作者承认了，这个作者就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因此他肯定夏多布里昂是第一个现代小说家。的确，夏多布里昂以《墓后回忆录》这部杰作，为现代文学打开了道路。

最后，谨借这个机会简单谈谈这本书书名的汉译。这个书名过去多译为《墓外回忆录》或《墓畔回忆录》。笔者觉得这个译法并没错，只是不够准确。按字面理解应译为《墓那边的回忆录》。笔者向法国学者询问过这个书名的确切含义，他们都回答说，作者之所以用这个书名，是因为他不想在生前出版这本回忆录，而是决定在他身后再出版，并且具体定为他辞世后五十年才让这部回忆录问世，后来仅仅是因为经济问题才提前出版。所以《Les Mémories d'outre-tombe》的确是《墓那边的回忆录》之意，但文字上嫌哕嗦，故我反复琢磨，遂试译为《墓后回忆录》。能否成立，尚需让读者和时间来考验。此前，郭宏安先生将这个书名译为《墓中回忆录》，并有言之凿凿的说明，笔者曾对他说过很有道理，现在仍无法否定他的译法。

本书由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嘉应大学的廖练迪先生校定，他为本书付出了许多劳动，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罗国林

二○○一年十一月于广州

前言

一八四六年四月十四日脱稿于巴黎

一八四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修改

像云雾、像船只、像阴影……

约伯

由于我无法预料我何时寿终正寝，由于在我这样的年纪余下的日子纯属恩赐之物或者毋宁说遭罪，所以我要作一些说明。

到今年九月四日，我就满七十八岁：现在是离开这个舍我而去、而且我并不留恋的世界的时候了。

以这篇前言开始的《回忆录》，按照我的生涯的自然划分而划分。

令我时时感到窘迫的可悲的需要，迫使我卖掉我的《回忆录》。无人知道，我因为被迫抵押我的坟墓承受了多少痛苦。但是，我这最后的牺牲应该归咎于我立下的誓言和我的行为的始终如一。出于一种也许是怯生生的眷念之情，我视这部《回忆录》为我的密友，我不愿意同它分开。我的意图是将它留给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她可以按她的意愿将它发表或毁掉，今天我这个愿望比任何时候更加强烈。

啊!如果我在离开人世之前，能够找到一个相当富裕、相当有信心的人，将“公司”①的股份赎回，而且不必在我的丧钟刚刚敲响时就将作品付印，那该是多么好呀!有几位股东是我的朋友；好几位是千方百计帮助我的热心人；但是，股份最终也许会卖掉，转让给我不认识的第三者，而他们的家庭利益必定是优先考虑的事情；对于这些人，自然，我的长寿至少是一个损失，如果不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的话。总之，要是我还能够支配这部《回忆录》的话，我兴许会将手稿保留而不发表，或者将它的发表时间推迟五十年。

①一八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成立了“《墓外回忆录》主权公司”，购买夏多布里昂这部计划完成的作品，并立即付给作者十五万六千法郎，还答应每年另外再付给作者一万二千法郎。

这部《回忆录》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写成的。因此，我不得不加进一些楔子，描绘我所处的地点，以及故事衔接时支配我的感情。这样，我的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相互交错：在我显赫的时候，我会谈到我穷愁潦倒时的困窘；在我的苦难岁月里，我会重温我的幸福时光。我的青春岁月渗透到我的暮年之中，我成熟之年的庄重使我的轻浮岁月变得阴郁，我的太阳的光辉，从日出到日落，互相辉映，互相混杂，使我的叙述显得有点混乱，或者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统一。我的摇篮中有我的坟墓，我的坟墓中有我的摇篮；我的痛苦变成快乐，我的快乐变成痛苦，而且在读完这部《回忆录》之后，我弄不清它究竟是一位棕发人还是一位白发人的故事。

我不知道，人们对这种我无法补救的混杂，会感到满意还是不满意。它是我的变化无常的命运的果实：作为写字台，暴风雨常常只给我留下我在海上遇难时的礁石。

人们催促我在有生之年就发表这部《回忆录》的某些章节，但我宁愿躺在我的棺材里说话；那样，我的叙述会伴随那些具有某种神圣色彩的声音，因为它们是从棺材底发出的。如果说我在这个世界经受了太多的痛苦，在另一个世界应该变成一个幸福的亡灵，从香榭里舍透露出来的光线将在我最后的图画上撒布光辉，保护它们：生命于我是不适合的；死亡于我也许更加相宜。

这部《回忆录》是我的偏爱之物：圣博纳旺蒂尔得到上天允许，死后继续写他的回忆录；我不敢奢望得到这样的恩惠，但是我希望变成鬼魂之后能够复活，至少能够改改清样。此外，当永恒用它的双手塞住我的耳朵的时候，在灰尘弥漫的聋子家庭里，我将听不见任何人讲话。

如果说在这本书里面，有哪一部分比其他部分更加令我怀念的话，那就是关于我的青少年时代的那部分，即我一生中最不为人所知的角落。在那里，我唤醒了一个只有我才知道的世界；在这个已经逝去的社会中漫游时，我只碰见往事和沉默；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今天还有多少人活着呢?

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圣马洛城的居民就重修海塘一事，通过他们的市长给我写信。我赶忙回信；同时，作为对我的善意的交换，我恳求在格朗贝岛①上让给我几尺土地，作为我的葬身之所。此事由于工兵部队的反对，遇到一些困难。我于一八三一年十月二十七日终于收到市长奥维于斯先生的信。他对我说：“你希望得到的海边的休憩之地，将由圣马洛居民怀着晚辈的敬爱之心准备妥当。可是，在此事的操劳之中，夹杂着忧伤的情绪。啊!但愿这个墓地长期空置着!然而，在人世所有东西都要逝去之后，名誉和光荣会长存。”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引用奥维于斯先生的这些美好的话：只有“光荣”这个词是多余的。

①格朗贝(Grand-bé)：圣马洛城下海边的小岛，退潮时有路与陆地相连。

这样，我会在我如此喜爱的大海边长眠。如果我死在法国以外的地方，我希望我的遗体在第一次下葬之后五十年才运回我的祖国。但愿我的遗骸不要受到剖尸检查的亵渎；希望人们不要劳神，到我冰凉的脑袋和我停止跳动的心脏里寻找我的生命的奥秘。死亡丝毫不能揭示生命的秘密。乘坐驿车奔跑的尸体令我厌恶；轻盈的白骨运送起来方便得多：比诸让它们载负我的烦恼到处奔波，它们在这最后的旅行中不会那么劳顿。

一八一一年十月四日

狼谷

四年前，我从圣地回来①时，在离索克斯和夏特努不远的奥尔内村附近，买了果农的一栋房子，房子藏匿在树木繁茂的山林里。房屋四周高低不平的沙质地是一片荒弃的果园，果园尽头是一条小溪和一排矮栗树。我觉得这狭小的空间适于寄托我长久以来的梦想：spatio brevi spem longam reseces②。我在那里种下的树正在成长。它们现在还很矮小，我站在它们和太阳之间，可以荫蔽它们。一天，它们将偿还我的荫蔽，像我呵护它们的青春一样，护佑我的迟暮之年。这些树是我尽可能从我浪游过的各个地方挑选而来的：它们让我想起我的历次旅行，而且在我心灵深处孕育其他幻想。

如果有一天波旁家族重新登上宝座，作为对我的忠诚的报偿，我只要求他们让我变得富有，使我有能力买下这座房屋周边一带的树木，使其成为我的遗产的一部分。于是我萌生了野心，想将我的散步场所扩大几亩地：虽然我是一个到处奔走的骑士，但我有修道士的深居简出的爱好。从我搬进这座僻静的居所以来，我出门不过三次。待我的松树、我的杉树、我的落叶松、我的柏树长大，狼谷就会变成一座真正的查尔特勒修道院。当伏尔泰一六九四年二月二十日③在夏特内出生的时候，《基督教真谛》的作者一八○七年选作隐居地的山丘是个什么模样呢?

①指巴勒斯坦。

②贺拉斯的诗句，意思是：“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短促；你不要抱长久的希望吧。”

③实际上，伏尔泰一六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巴黎。

我喜欢这块地方。对于我，它取代我父亲的田野。我用我的幻想和熬夜的产品支付它；依靠阿达拉的辽阔的蛮荒之地，我才有这小小的奥尔内蛮荒之地；而且为了给自己营造这片隐居地，我没有像美洲殖民者那样掠夺佛罗里达的印第安人。我对我的树木一往情深；我向它们奉献哀歌、十四行诗、颂歌。它们当中的每一棵都接受过我亲手的照料，我在它们根部都除过虫，我在它们叶子上都捉过毛虫。我对待每棵树都像对待我的孩子，给每棵都取了名字：这就是我的家，我惟一的家，我希望死在我的亲人身边。

在这里，我写了《殉道者》、《阿邦塞拉奇末代王孙的奇逊》、《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和《莫伊兹》；今天，在这秋夜里，我要做什么呢?一八一一年十月四日，我的生日和我进入耶路撒冷的周年纪念日①，我要开始撰写我一生的故事。那位今天将世界帝国送给法国的人，目的只是为了践踏法兰西。我钦佩他的天才，但我痛恨他的专制，此人将他的专横当作另一种孤独将我团团围住。但是，如果他压制现在，过去就会同他对抗，关于一切发生在他的飞黄腾达之前的事情，是与我毫无关系的。

①十月四日是圣弗朗索瓦·达西兹(Franmis d'Assise)的节日，而夏多布里昂是一八○六年十月四日进入耶路撒冷的。

我的感情大多埋藏在我心灵深处，或者体现在我的作品中虚构的人物身上。今天，当我仍然留恋我的空想但我不再刻意追求它们的时候，我愿意重新攀登我的美丽年华的山坡：这部《回忆录》是在我的往事照耀下，为死神修建的圣殿。

由于我父亲的出身和他早年处境的艰难，造成他极为阴郁的性格。而他这种性格除了让幼年的我胆战心惊之外，还影响我的思想，使我在青春时代忧郁感伤，而且决定了我接受教育的方式。

我生来是贵族。按照我的说法，我利用了我的摇篮的偶然性。我保留这种属于丧钟已经敲响的贵族的对自由的坚定爱好。贵族经历了三个连续的时期：优越时期，特权时期，虚荣时期。它从第一时期走出之后，堕人第二时期，而毁灭于第三时期。

如果想对我的家族进行调查，可以通过查阅莫雷里编写的词典，阿尔让特雷、堂洛比诺、堂莫里斯撰写的几种布列塔尼史、迪帕兹编的《若干布列塔尼著名家族谱系史》、《图森·圣吕克》、《独眼龙》、以及昂塞尔姆撰写的《王国著名军官史》等书。

我的血统证明是由榭兰出具的；那时我姐姐吕西儿希望成为领教俸的修女，申请加人阿尔让蒂埃尔教士会，需要这个证明；后来，吕西儿又从那个教士会转到勒米尔蒙教土会。为了将我引荐给路易十六，为了让我加人马耳他修会，一直到我哥哥被引荐给同一个不幸的路易十六，我们都复制了这些证明。

我的姓最初写成布里恩，后来由于法语拼写的影响，改成布里昂。纪尧姆·勒布雷东的绰号是卡斯特伦—布里阿尼。在法国，任何姓氏都有不同的拼写方法。盖克兰怎么拼写呀?

大约在十一世纪初，布里恩家族用他们的姓氏给布列塔尼一座巍峨的城堡命名，而这座城堡变成夏多布里昂男爵领地的核心。夏多布里昂家族的纹章开始时是松果，连同下面的题铭：“我播种黄金”。若弗鲁瓦·德·夏多布里昂男爵同圣路易一道去圣地。他在马叟尔战役中当了俘虏；他归来时，他妻子西比伊看到久别重逢的丈夫，惊喜欲绝。圣路易为了奖赏他，授给他和他的继承人一个撒满金百合花的盾形纹章，有贝雷隐修院的文件集为证：Cui et ejus haeredibus，sanctus Ludovicus turn Francorum rex，propter ejus probitatem in armis，flores lilii auri，loco pomorum pini auri，contulit．①

①拉丁文：“法国人之王圣路易，为了奖赏他的战功，授给他和他的继承人一个撒满金百合花的盾形纹章，取代金松果。”

从最初开始，夏多布里昂家族就分为三支：第一支称为夏多布里昂男爵，是其他两支的始祖，在一○○○年以名为蒂埃尔讷的人开始；他是布里恩的儿子，阿兰三世的孙子，布列塔尼伯爵或领主；第二支称作“巴里都岩石老爷”或“昂热狮老爷”；第三支的称号是“博福尔老爷”。

当博福尔老爷这一支传到名为达姆勒内的人绝嗣时，这个谱系的旁支克里斯托夫二世取得莫尔比昂省盖朗德地区的部分土地。在十七世纪中叶，贵族的等级情况十分混乱，称号和姓氏被人僭越滥用。路易十四下令进行调查，以便恢复每个贵族应得的权利。根据为整顿布列塔尼贵族而在雷恩成立的法庭的判决，克里斯托夫因为能够提供祖先的贵族身份的证据，得以保持他的称号和纹章的享有权。这个判决是一六六九年九月十六日宣布的，内容如下：

根据国王(路易十四)为整顿布列塔尼省贵族而成立的法庭，一六六九年九月十六日宣布判决如下：王上的总检察长宣布，克里斯托夫·德·夏多布里昂，盖兰德的领主，出身于历史悠久的高贵血统，荣获骑士称号，并保持继续使用撒满无数金百合花的盾形纹章的权利，此判决是在他出示他的祖先的爵位的原始证书之后确定的……判决签署人：马莱斯克。

此判决书证明，盖兰德的克里斯托夫·德·夏多布里昂是博福尔的领主夏多布里昂的直系后裔：根据历史文件，博福尔领主同头—批夏多布里昂男爵有亲缘关系。维尔纳韦、普莱西和贡堡的夏多布里昂，同盖兰德的夏多布里昂是兄弟关系，正如米歇尔的弟弟阿莫里的血统所证实的；而这位米歇尔是一六六九年九月十六日的判决书所讲的克里斯托夫的儿子。

在我被引荐给路易十六之后，我哥哥考虑通过让我获得某些被称为“普通权利”的权利，增加我作为幼子应该得到的财产。由于我是在俗的，又是军人，所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我进人马耳他修会。我哥哥将有关证据寄到马耳他，随后他想以我的名义，在普瓦提埃召开的阿吉太纳大隐修院教士会议上提出申请，目的是让会议任命一个委员会成员，作出紧急决定。那时，蓬图瓦先生是隐修院的档案保管员、马耳他修会的副主事和系谱学家。

教士会议的主席是路易—约瑟夫·德·埃斯克太，大法官，阿吉太纳大隐修院院长，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弗雷斯龙大法官，洛朗西骑士，米拉骑士，朗雅梅骑士，布尔多内—蒙吕克骑士，布埃蒂埃骑士。一七八九年九月九日、十日和十一日，申请被接受。按照会议备忘录关于接受我的申请的用词，我“有不止一个理由”应该获得我恳求得到的恩惠，“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我的要求应该得到满足。

而这一切发生在夺取巴士底狱之后，在一七八九年十月六日事件和王室一家被递解回巴黎的前夜!而且这一年(一七八九年)八月七日召开的国民议会的会议上，已经废除了贵族称号!我只是一名卑微的陆军少尉，默默无闻，毫无影响，没有人庇护，没有财富，可是那些骑士和负责对我的证据进行审查的官员，怎么会觉得我“有不止一个理由”，应该获得我要求的恩惠呢?

我哥哥的长子(我于一八三一年将这一段加进一八一一年的初稿)，路易·德·夏多布里昂伯爵，娶奥格朗德小姐为妻，养了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名叫若弗鲁瓦。克里斯蒂昂，路易的弟弟，德·马尔泽布尔先生的曾孙和教子，外貌很像他哥哥，一八二三年他作为卫队龙骑兵上尉在西班牙服役，功勋卓著。后来，他在罗马加入耶稣会。随着人世的孤独渐渐消失，耶稣会会土来填补空缺。不久前，克里斯蒂昂死在都灵附近的基耶里。我又老又病，本来应该先走，但是由于他的德行，他被先召进天国，而我还要留下来为众多的过错哭泣。

在瓜分祖业时，克里斯蒂昂得到马尔泽布尔的土地，而路易得到贡堡的土地。克里斯蒂昂认为对等分配是不合法的，所以在离开人世时，放弃了那些不属于他的产业，并且将它们还给他哥哥。

凭我的贵族头衔，如果我像我父亲和我哥哥那样自命不凡的话，我可以认为自己是阿兰三世的孙子蒂埃纳的后代，布列塔尼公爵的弟弟。

上面这些夏多布里昂家族成员的血液两次同英国君主的血液混杂，若弗鲁瓦五世·德·夏多布里昂再婚时，娶安茹伯爵和亨利一世的女儿、安儒伯爵和马蒂尔德的孙女阿涅斯·德·拉瓦勒为妻；马格丽特·德·吕济尼昂，英国国王的遗孀和胖路易的孙女，嫁给第十二位夏多布里昂男爵若弗鲁瓦五世。在西班牙王族里面，找得到第九位夏多布里昂男爵的弟弟布里昂，他同阿拉贡国王阿尔方斯的女儿结合。至于说法国的大家族，爱德华·德·罗昂娶马格丽特·德·夏多布里昂为妻应该是可信的。据说，三十年之战的胜利者坦特尼克和王室总管盖克兰，同我们家族的三个分支均有联姻。蒂费纳·德·盖克兰，贝特朗修士的孙女，将普莱西—贝特朗的产业让给它的表兄和继承人布里昂·德·夏多布里昂。在一些条约中，夏多布里昂家族常常被指定为和平的保证人，向法国国王、克利松、维特雷男爵提供担保。布列塔尼公爵将他们的会议文件寄给夏多布里昂家族。夏多布里昂家族的成员变成宫廷大臣，在南特法庭成为“要人”。他们受命维护布列塔尼省的安全，防止英国人人侵。布里昂一世参加了黑斯廷斯战役：他是厄东·德·庞蒂埃伯爵的儿子。一三○九年，居伊·德·夏多布里昂，接受阿尔蒂尔·德·布列塔尼指派，随同他儿子出使罗马教廷，他是随行贵族之一。

如果我要把我在上面仅仅简要叙述的东西详细讲完，那就会显得过于冗长。考虑到我的两个侄子，我终于痛下决心作那条注释，取代我在本文中省略的东西；他们对旧时的苦难，大概不会同我一样轻轻带过。可是，今天有些人也太过分了：现在时兴称自己属于那些任人奴役的人，以自己是耕田人的子弟为荣。这些富于哲学意味的声明是否也流露几分洋洋得意之情呢?这不是站在强者一边吗?现在的侯爵、伯爵、男爵既没有特权，也没有土地，其中四分之三的人饿得奄奄待毙，他们互相贬低，互相不承认，互相对对方的出身提出怀疑；这些连姓氏也不为人承认，或者虽然被承认但身份有待核实的贵族，他们还会令人恐惧吗?而且，我希望大家原谅我沦落到背诵这些幼稚的玩意的地步。我的意图是介绍我父亲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是我青年时代悲剧的症结。至于我本人，对于旧社会或新社会，我既不抱怨，也不兴高采烈。在前一种社会里，我是德·夏多布里昂骑士或子爵，在后一种社会里，我是弗朗索瓦·德·夏多布里昂。我更喜欢我的姓名，而不是我的贵族称号。

我的父亲大人像一个中世纪的大地主，也许很乐意称上帝为“天上的贵族”，而称尼科戴姆(《福音书》中的尼科戴姆)①为“圣贵族”。现在，让我们从夏多布里昂男爵们的直系后代、盖兰德的封建老爷克里斯托夫开始，经过我的生父，一直数到弗朗索瓦——狼谷的我这个没有仆从、没有钱财的老爷吧。

①尼科戴姆(Nicodémes)：犹太显贵，古犹太法庭成员，暗中是耶稣的弟子。

回溯由三支组成的夏多布里昂谱系，前两支已经绝嗣了，第三支，即博福尔老爷那一支，由于其中一个分支(盖兰德的夏多布里昂)得以延续，但家境败落，那是国家法律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依照布列塔尼的风俗习惯，贵族家庭的长子拿走三分之二的遗产，剩下的三分之一再由剩下的弟弟们分配。随着弟弟们成婚，他们继承的微薄遗产很快分光用尽；由于他们的孩子也按照三比一的比例分配遗产，弟弟们的幼子很快只能够分到一间鸽舍，一只兔子，一个养鸭塘，一只猎狗，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拥有一间鸽舍、一块潮湿的洼地，一片养兔林的“高贵的骑士和权威的老爷”。我们看到，从前的贵族家庭里有大量幼子；在两三代人时间里，还能看到他们的踪迹，后来他们就无影无踪了；他们渐渐沦为以耕耘为生，或者被工人阶级吸收，而外人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大约在十八世纪初，继承我的家族的姓氏和纹章的族长是亚历克西·德·夏多布里昂，盖兰德的领主，米歇尔的儿子；这位米歇尔有一个兄弟，名叫阿莫里。米歇尔是那位克里斯托夫的儿子，由于前面讲过的判决，博福尔老爷和夏多布里昂男爵的贵族出身得以保持。阿莫里·德·盖兰德是鳏夫；他酗酒成性，终日饮酒；他和他的女仆们鬼混，把家中最珍贵的证书拿来盖奶油罐。

除了这位代表家族姓氏和纹章的族长，同时活着的还有他的表兄弗朗索瓦，阿莫里的儿子，米歇尔的弟弟。弗朗索瓦生于一六八三年二月十九日，是图什和维尔纳韦的几座小庄园的主人。他于一七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娶佩特罗尼耶—克洛德·拉穆尔、德·朗日谷夫人为妻，生了四个儿子：弗朗索瓦—亨利、勒内(我的父亲)、皮埃尔(普莱西的领主)和约瑟夫(帕尔克的领主)。我的祖父弗朗索瓦于一七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去世；我小时候还见过我祖母，她那时年事已高，但她还有一双微笑的眼睛。她丈夫去世时，她住在迪南附近的维尔纳韦庄园。我祖母的全部遗产不超过五千镑年金，而她的大儿子拿走三分之二，即三千三百三十三镑；剩下一千六百六十六镑由三个弟弟平分，而且长子对这笔钱有先取权。

更糟的是，她的几个儿子都是有个性的人，不听从她的安排：长子弗朗索瓦—亨利，得到维尔纳韦庄园这份丰厚的遗产，但他拒绝结婚，去当了神甫。他本可利用他的姓氏寻求好处，并用这些好处来支持他的弟弟们；他由于骄傲和漫不经心，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他躲藏在乡下的教堂里，先后在圣马洛教区担任过圣罗纳克和梅蒂涅克的本堂神甫。他热爱诗歌；我读过他的不少诗。这位贵族具有拉伯雷式的愉快性格，对缪斯女神的崇拜令人惊奇。他把他的一切都送给别人，死的时候一文不名。

我父亲的三弟约瑟夫去了巴黎，将自己关在一间图书馆里：家人每年将他作为幼子应得的四百一十六镑寄给他。他在书堆中度过他的一生；他从事历史研究。在他短暂的一生里，他每年元旦给他母亲写一封信，这是他活着的惟一迹象。奇特的命运呀!这就是我的两位叔叔：一位是学问家，一位是诗人。我哥哥写的诗很有韵味；我的大姐法尔西夫人有写诗的天才；我的另一个姐姐吕西儿伯爵夫人，享有教俸的修女，本来可以凭几篇美妙的文章闻名于世的。而我，涂写了许多纸张。我的哥哥死在断头台上，我的两个姐姐在监狱里捱了一段时间之后，同痛苦的生活告别；我的两位叔叔留下的钱不够买棺材；文学给我带来了欢乐和痛苦，而如果上帝肯帮忙，我有希望死在一间医院里。

为了将她的长子和她最小的儿子培养成人，我的祖母竭尽全力，无暇再照顾另外两个儿子：我父亲勒内和我叔叔皮埃尔。按照它的题铭，这个“播种黄金”的家庭，从它的乡村别墅，遥望着它创建的富丽堂皇的修道院，那里埋葬着他们的祖先。作为九个男爵领地的领主之一，这个家族主持过布列塔尼的三级会议，在君主们的条约上签过字，充当过克里松①的担保人，可是它几乎无法为它的姓氏的继承人取得少尉军衔。

①克里松(Clisson，一三三六—一四○七)：法国陆军统帅，曾站在法国国王一边同英国人作战。

对于穷困的布列塔尼贵族，还有一个出路：皇家海军。家人曾经试图让我父亲走这条路。但是，必须首先到布雷斯特去，在那里生活，付给教师报酬，买制服、武器、数学器材，哪里去找这么多钱呢?虽然向海军部提出了申请，但由于没有后台催促，始终收不到证书，维尔纳韦城堡的女主人焦虑得病倒了。

那时，我父亲表现了坚强的性格——这我是了解的。他那时大约十五岁，发现他母亲惴惴不安，于是走到母亲病榻旁边，对她说：“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听见这句话，我祖母哭起来(我无数次听我父亲讲述这个场面)，说：“勒内，你想干什么呢?好好耕田吧。”“种田不能够养活我们；让我走吧。”“好吧，”祖母说，“到上帝希望你去的地方吧。”她哭着拥抱孩子。当晚，我父亲就离开母亲住的庄园，到达迪南；那里的一位亲戚给他在圣马洛的朋友写了一封推荐信。这个孤独的冒险者，登上一艘武装的双桅纵帆帆船；几天后，这艘船就扬帆启航了。

那时，小小的圣马洛城独自在海上维护法国国旗的荣誉。双桅纵帆帆船同红衣主教弗洛里派出的舰队汇合，去救援被俄国人围困在但泽的斯坦尼斯瓦夫②。我父亲登岸参加战斗。在那场著名的战斗里，由勇敢的布列塔尼人布雷昂·德·普莱洛伯爵率领的一千五百名法国人，一七三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同由慕尼黑指挥的四万莫斯科人展开激战。德·普莱洛，这位外交家、军人和诗人，被打死，而我父亲两次受伤。他乘船返回法国。他在西班牙海岸附近沉船落水，在加利西亚受到强盗袭击，被劫掠一空。他的勇气和他的纪律性使他小有名声。他到海岛上去，在殖民地发了财，为他的家庭的重新兴旺发达奠定了基础。我祖母将她的小儿子皮埃尔·德·夏多布里昂托付给勒内；而皮埃尔的儿子阿尔芒·德·夏多布里昂，在一八一O年耶稣受难日那天，被波拿巴下令枪毙。他是为君主制度献身的最后的法国贵族之一。我父亲负担起他弟弟的生活，虽然他由于长期受苦受难，养成了严厉的性格，而且终生不变。“Non ignara mali”①并非永远符合事实的：厄运有它的严酷，也有它的温情。

②斯坦尼斯拉斯(Stanislas，一○三○—一○七九)：波兰殉道者。

①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中的诗句：“并非不知道苦难”。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高大而干瘦；他有一个鹰嘴形的鼻子，薄而苍白的嘴唇，蓝绿色或青绿色的深凹的小眼睛，好像狮子或古代蛮人的眼睛。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目光：当他发脾气时候，闪闪发光的眼珠仿佛要蹦出，像子弹—般朝你射过来。

我父亲身上唯有一种感情占统治地位，那就是对他的姓氏的感情。他通常的状态是深刻的忧郁和沉默；他的忧郁随着年岁增加而加深，仅仅在发怒的时候他才会打破沉默。他因为希望恢复家庭从前的辉煌而吝啬，在布列塔尼三级会议上对其他绅士态度倨傲，在贡堡对仆役们态度严厉，在家中他沉默寡言、专横和气势汹汹，人们看见他的时候，心中感到恐惧。假若他能活到革命爆发，而且更年轻一些的话，他也许会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或者在他的城堡里被人杀掉。他肯定是有才能的。我不怀疑，如果他担任政府或军队的首领，一定会是一个出色的人物。

他从美洲回来之后，考虑结婚。一七四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他三十五岁时，他同阿波利内—让娜—苏珊·德·贝德结婚；后者出生于一七二六年四月七日，是布埃塔代的领主昂热—阿尼巴尔·德·贝德伯爵老爷的女儿。他们择居圣马洛，而他们各自的出生地离开这座城市都只有七八法里，所以他们可以从他们的住宅遥望他们出生地上方的天空。我的外婆玛丽—安娜·德·拉夫内尔·德·布瓦太耶，德·贝德夫人，一六九八年十月十六日出生在勒恩，在曼特农夫人的最后岁月里，在圣西尔读书：她将她所接受的教育传给她的女儿们。

我母亲是一个很聪明、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她在费奈隆、拉辛、塞维涅夫人的著作中吸取了营养，对路易十四宫廷的轶事很熟悉。她可以背诵整本《居鲁士》。阿波利内·德·贝德脸上棱角突出，矮小而其貌不扬；她优雅的举止，活跃的性格同我父亲的死板和沉默寡言形成反差。她喜欢交际而她丈夫喜欢孤独，她活跃热情而她丈夫呆板冷淡，她没有什么爱好不是与她丈夫的爱好相反的。由于她备感压抑，她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姐变成一个伤感的妇人。由于她想讲话的时候被迫沉默，她用叹息在表露在外的忧愁中获得补偿，而唯有她的叹息声打破我父亲的无言的忧愁。至于说宗教的虔诚，我母亲是一位天使。

一八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于狼谷

我哥哥和我姐姐的诞生——我来到这个世界

我母亲在圣马洛生了第一个男孩。他取名为若弗鲁瓦，就像我的家族里的所有长子一样；他在襁褓时代死在摇篮里。跟随在他后面而来的，是另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但他们都只活了几个月。

这四个孩子都死于脑出血。后来，我母亲生了第三个男孩，人们给他取名为让—巴蒂斯特；他后来成了德·马尔泽尔布①的孙女婿。在让—巴第斯特之后，诞生了四个女儿：玛丽—安娜，贝尼涅，朱莉和吕西儿。这四个女孩都是出色的美人，但只有最大的两个在革命风暴之后还活着。美貌是一个无足轻重但又重要的东西，在其他无足轻重的东西消逝之后，它仍然存在。我是这十个孩子当中的最后一个。我的四个姐姐之所以能够降临人世，很可能是因为我父亲希望有第二个男孩，以保证他的姓氏能够流传下去。我抵抗着，我厌恶人生。

①马尔泽尔布(Malesherbes，一七二一—一七九四)：法国政治家，大革命中被处决。

下面是我的领洗证书摘要：

一七八八年圣马洛镇户籍簿摘要：

弗朗索瓦一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及其配偶波利内—让娜·苏珊·德·贝德之子，一七六八年九月四日出生，次日由我们——圣马洛的代理主教皮尔一亨利·努阿伊行洗礼。其兄让一巴第斯特为教父，弗朗索瓦兹一热尔特律德·德·孔塔德为教母，他们签了字，父亲亦签字。户籍簿签字人为：孔塔德·德·普鲁埃，让—巴第斯特·德·夏多布里昂，贝尼昂·德·夏多布里昂，代理主教努阿伊。

大家看得到，我在我的作品中弄错了：我的出生日期是十月四日，而不是九月四日，我的名字是弗朗索瓦—勒内，而不是弗朗索瓦—奥古斯特②。

②在我出生之前二十天，一七六八年八月十五日，在法国另一端的另一座岛屿上，诞生了那位摧毁旧社会的人——波拿巴。(作者原注)

我父母当时住的房屋位于圣马洛一条阴暗和狭窄的街道上，名为犹太人街。这座房子现在改成旅馆了。我母亲分娩的房间俯瞰通常空无一人的城墙；透过房间的窗口，可以望见一望无际的大海，海浪拍打着礁石。就像人们在我的户籍簿摘要中看到的，我的教父是我哥哥，教母是孔塔德元帅的女儿布吕埃伯爵夫人。我出生的时候奄奄一息。秋分时节的狂风掀起的巨浪怒吼着，让人听不到我的哭喊。以后，人们常常向我详细讲述当时的情景；他们的悲哀表情永远铭记在我心中。每当想到我当时生命垂危的情况，我就想起那块我出生的岩石①，想起我母亲让我蒙受生命之苦的房间，想起用怒吼摇晃我最初的睡眠的风暴，想起我的不幸的哥哥，是他将那个无时无刻把我拖进苦难的姓名赐给我。上天似乎将这一切聚集在一起，让我的摇篮变成我的命运的缩影。

①圣马洛城建立在大西洋边一块巨大的岩石之上。

一八一二年一月

于狼谷

普朗古埃——心愿——贡堡——我父亲为我制定的教育计划——拉维纳莆——吕西儿——库巴尔家的小姐们——我是个坏学生

我一出娘胎，就遭受第一次流放。父母把我送到普朗古埃去，那是一座位于迪南、圣马洛和朗贝尔之间的美丽村庄。我母亲的惟一的兄弟德·贝德伯爵在这座村庄附近建造了蒙舒瓦城堡。我母亲家的产业从城堡周围一直延伸到科尔瑟尔镇。我长期守寡的外祖母和她的妹妹布瓦太耶小姐住在和普朗古埃一桥之隔的小村庄里。那座村庄名叫修道院，因为村里有一座供奉纳扎雷特圣母的本笃会修道院。

我的奶妈没有奶水，另一位可怜的女基督徒给我喂奶。她祈求村庄的主保圣人纳扎雷特圣母保佑我，许诺我在七岁前为她穿白色和蓝色衣服。我出生刚几个小时，时间的重负已经标志在我脸上了。他们为什么不让我死掉呢?上帝的原则是让矢志卑微和纯洁的人保持生命，而那些追求虚荣的人则不一定做得到。

布列塔尼农妇的心愿今天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在孩子和上天之间设置一位圣母，并且让她分担人世的母亲的关怀，这毕竟是令人感动的事情。

三年之后，人们又将我带回圣马洛；我父亲七年前已经将贡堡的土地收回了。他想恢复祖先居住过的产业。他考虑无法通过谈判收回已经让给戈阿雍家族的博福尔庄园，落人孔代家族手中的夏多布里昂男爵领地也没有收回的希望，于是将目光转向贡堡。通过同科特康家族联姻，我的家族的好几个分支曾经占有这座城堡。贡堡地处布列塔尼抵抗诺曼底和英国人侵的必经之路，是由多尔主教任肯于一○一二年建筑的；大塔建于一一○○年。迪拉元帅从他妻子马克洛微·德·科特康那里得到贡堡，而她母亲是夏多布里昂家族的后裔。元帅同我父亲达成协议。德·阿莱侯爵是皇家卫队骑兵掷弹手部队的军官；这位以骁勇著称的军官是科特康—夏多布里昂家族的最后继承人。以后，迪拉元帅作为我们的姻亲，将我哥哥和我引见给路易十六。

家人打算让我长大后为王家海军效力。任何一位布列塔尼人生来都疏远宫廷，尤其我父亲。我们的三级会议中的贵族派头使他的这种感情变得更加强烈。

当我被送回圣马洛的时候，我父亲在贡堡，我哥哥在圣不里厄中学，我的四个姐姐生活在我母亲身边。

她将她的所有感情都倾注在她的长子身上；并非她不爱她的其他孩子，但是她对贡堡伯爵有一种盲目的偏爱。确实，我作为男孩，作为最年幼的孩子，作为“骑士”(人们这样叫我)，同我的姐姐相比享有某些特权；但是，毕竟我是一个完全交由仆人照管的孩子。而且我母亲是一个聪明和品德高尚的人，她为社交活动和宗教义务操劳。德·普卢埃伯爵夫人，我的教母，是她的密友；她也常常同莫佩杜伊和特律布莱神甫的亲戚见面。她喜欢政治、热闹和人多的地方，因为人们在圣马洛从事政治活动，就像萨巴的僧侣在塞德隆小山谷里一样热心①。她满怀热情地投人夏劳代事件。她把坏脾气、漫不经心、精打细算带到家中来，使我们看不见她的那些令人赞美的品德。她是讲究条理的，但她的孩子杂乱无章；她是慷慨的，但她显得吝啬；她有一颗温柔的心，但她动辄训斥人：我父亲令仆人生畏，我母亲令他们憎恶。

①圣经故事，指最后审判时吹响号角之地。

我双亲的性格决定了我一生的最初情感。我依恋照料我的女子。她是一位名叫拉维纳莆的杰出女性。当我写下她的名字的时候，我眼中噙着泪水，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拉维纳莆在家中担当类似总管的角色，她把我抱在怀里，偷偷地把她弄到的食物塞给我，为我擦眼泪，吻我，把我放在一个角落，随后又把我重新抱起来，嘴里不停地咕噜着：“这孩子将来不会傲慢!他心地善良!他不会瞧不起穷人!瞧这孩子!”一边朝我嘴里灌葡萄酒，塞糖果。

我对拉维纳莆的幼稚的眷恋很快被一种更加适合的友谊取代。

吕西儿是我的四姐，比我长两岁。她是这个家庭中最小的女儿，不受重视，她的衣服都是姐姐们穿过不要的。我们想象一下吧：一个瘦削的女孩，同她的年龄相比显得异常高大的身材，她举止笨拙，神情羞怯，讲话结结巴巴，什么东西也不会；让我们再给她穿上一件不合身的长袍，将她的胸脯裹在一件将她的两胁磨破的凸纹布上衣里，在她的脖子上套一个包棕色绒布的铁环，将她的头发挽在头顶，然后用一顶黑色无边女帽将她的头发罩住：这就是我回到家中时所看到的可怜的女孩，她令我大吃一惊。谁都不会想到，在吕西儿羸弱的躯壳里面隐藏着才智，还有以后要显露出来的美貌。

她好像是送给我的一个玩具；但我丝毫不滥用我的权力。我成了她的保护人，而不是要求她对我惟命是从。每天上午，人们将我和她带到库巴尔家那两个穿黑衣裳的驼背姐妹那里。她们教我们朗读。吕西儿念得很糟糕；我念得更糟。她们骂她；我抓伤了驼背俩姐妹。结果，她们到我母亲那里去告状。我从此被人当作捣蛋鬼、反叛者、懒虫、蠢驴。这些看法逐渐被我父母接受。我父亲说，历来所有夏多布里昂骑土都是无赖，都是酒鬼，都是喜欢吵架的人。我母亲看见我那一身乱糟糟的礼服，叹口气，唠叨着。即使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的言词已经常常令我反感。当我母亲对我进行训诫，然后对我哥哥大加赞扬，称他为“英雄”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准备破罐破摔，随时可能于那些人们认为我要干的一切坏事。

我的书法教师德普雷先生戴着海员的假发，同我父母一样对我不满意。他要求我根据他书写的样板，没完没了地抄写两行诗。结果我对这两行诗非常憎恶，原因倒不是诗中包含的语言错误：

我想对你说出我的想法：

你有一些我无法隐讳的缺点。①

①布瓦洛的诗句。

伴随责骂的，还有他打在我脖子上的拳头；他称我为“阿肖克尔脑袋”①。是脓疱脑袋吗?我不懂“阿肖克尔脑袋”是什么意思，但我想那一定是个可怕的玩艺。

①在诺曼底地区，这种说法指不开窍的笨脑袋。

圣马洛只是一块岩石。它从前耸立在盐田之中，由于海水涌入，变成海岛。由于海水冲击，一道海湾于七○九年形成，使圣米歇尔山孤伶地屹立在波涛当中。今天，圣马洛只有一条堤道同陆地连接。这条堤道有一个诗意盎然的名字——“犁沟”。犁沟的一边被大海拍打着，另一边被改变方向而进入港内的潮水冲刷着。一七三○年，一场暴风雨几乎将它完全毁坏。退潮的时候，港口是干涸的。而在大海东部和北部边缘，露出一片沙质细软的海滩。当年，我们可以环绕我祖先的岩上老屋漫步。附近和远处散布着礁石、堡垒、无人居住的小岛；皇家要塞、孔谢岛、塞章布勒岛和格朗贝岛。我的坟墓将建在后面这座小岛上。我在不知不觉之中作了最佳的选择：在布列塔尼语中，“贝”就是坟墓的意思。

在“犁沟”尽头，竖立着一个耶稣受难十字架，那里是一座面临大海的沙丘。沙丘的名字叫奥盖特。山丘顶竖立着一座古老的绞架；我们在绞架的支柱间玩抢四角游戏，我们同海边的鸟争夺场地。然而，我们在那里逗留时是不无恐惧的。

那里也是放牧羊群的几座小丘的结合点；右边是巴拉美下面的草场、圣—塞尔旺的驿道、新坟场、一个耶稣受难十字架和山丘顶的磨坊，和艾莱斯朋托斯②入口处阿希尔的坟丘上耸立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和磨坊一样。

②今天的达达尼尔海峡。

我外婆和她妹妹在普朗古埃的生活——我舅舅德·贝德伯爵在蒙舒瓦——我的乳母还愿

我快七岁了，我母亲把我带到普朗古埃，还我乳母许下的愿。我们在外婆家住下来。如果说我见识过幸福的话，那就是在这座房子里。

我外婆住在修道院村一条街上，屋外的花园筑成平台往下延伸，一直到山谷底部，那里有一眼泉水，四周环绕着柳树。德·贝德夫人不能走动了，但除此之外，她并没有老年人的种种不便。她是一位可爱的老太太，白白胖胖，清清爽爽，神情高贵，举止优雅，穿着古式的百褶长裙，戴一顶系在颏下的花边黑帽。她思想充实，说话庄重，态度严肃。她妹妹布瓦太耶小姐照料她的饮食起居。她同她姐姐一样善良，这是她们惟一相同的地方。布瓦太耶小姐是一个矮小瘦削的女子，性格愉快，喜欢说话，喜欢嘲弄人。她曾经爱过德·特雷米贡伯爵，伯爵答应娶她，但是他后来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我姨婆歌颂她失去的爱情，并且聊以自慰，因为她是诗人。我记得她常常戴着眼镜，一边给她姐姐绣长筒手套，一边用浓厚的鼻音哼一首寓言性质的歌。歌是这样开头的：

一头老鹰爱上了一只黄莺，

而且，人们说，黄莺也爱老鹰。

我一直认为，对于一头鹰，这是蛮奇怪的。歌是以下面的叠句结束的：

啊!特雷米贡，这寓言难以理解吗?

唉!唉!!

世界上有多少事情同我姨婆的爱情一样啊!唉!唉!

我外婆把家中的事都交给她妹妹料理。她早上十一点吃午饭，然后睡午觉；她一点醒来；仆人将她抬到花园平台底下，安置在泉水周围的柳树下；她在那里打毛线，儿子和孙子们围在四周。那个时候，年迈是一种尊严；而今天它成了一个负担。到四点，仆人又把她抬回客厅。仆人彼尔将牌桌整理妥当；布瓦太耶小姐用火钳敲敲壁炉的铁板；过一会，邻居家的三位老姑娘就走出家门，应召而来。这三位小姐姓维德纳，父亲是一位破落贵族。她们没有瓜分父亲留下的微薄遗产，而是共同享有。她们从来没有分开过，也从未离开过她们出生的村庄。她们从童年时代开始就是外婆的朋友，她们每天听见约定的信号就过来，同她们的朋友玩纸牌。游戏开始了；老太太们争吵着：这是她们生活中的惟一事件，是一天当中她们平静的心绪惟一被打乱的时刻。到八时，晚餐时间一到，平静恢复了。我舅舅贝德和他的儿子、三个女儿常常同外婆一起共进晚餐。餐桌上，外婆讲许多陈年旧事：而舅舅讲他参加过的丰特努瓦战役；他除了吹牛，还加上一些有点露骨的故事，让几位正派小姐笑得前仰后合。九点，晚餐结束，仆人进来收拾；大家跪下，布瓦太耶小姐高声念祈祷。到十点，除了外婆，整栋房子进入梦乡。外婆叫她的贴身女仆给她念书，一直到清晨一点。

这是我一生当中接触的头一个社交圈子，也是头一个在我眼前消逝的社交圈子。我看见死亡走进这个宁静的、上天赐福的家庭，使它逐渐变得冷清，将房间的门一扇接着一扇永远地关上。我看见我外婆因为没有人陪伴，不得不放弃玩纸牌；我看见这些经常聚会的朋友人数越来越少，一直到我外婆自己也最后倒下那天。她和她的妹妹相互许诺，只要她们之中有一个撒手而去，另一个就要随即跟上。她们信守了诺言：德·贝德太太在布瓦太耶小姐死后几个月也过世了。在世界上，我可能是这些人存在过的惟一见证。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无数次观察到同样的事情；无数个社交圈子在我周围形成并且解散。人类关系中不可能的延续和永恒、我们身后的深深的遗忘、这种侵占我们的坟墓而且延伸到我们的家庭的无法战胜的沉默，不断使我正视孤独的不可避免。在死亡的焦躁之中，任何给我们端来一杯我们可能需要的水的手都是受欢迎的。啊!但愿这只手对于我们不是求之不得的!因为怎么能够抛下那只无数次亲吻过、而且我们希望永远贴在我们心口的手呢?

德·贝德公爵的城堡离普朗古埃一法里①路程，处于一个景色秀丽、居高临下的位置。那里一切都显得愉快，我舅舅的欢乐是无边无际的。

①一法里约合四公里。

他有三个女儿：卡罗利娜，玛丽和弗洛尔，和一个儿子——德·拉布埃塔代伯爵。后者是参议员，同他的父亲一样心胸开阔。蒙舒瓦是住在附近的表兄弟们聚会之地：他们在那里演奏乐器，唱歌，跳舞，从早到晚过节一般快乐。我的舅母德·贝德夫人看见我舅舅无忧无虑地挥霍他的财产和收入，当然感到生气；但是舅舅对她的话充耳不闻，而且她的坏脾气更增加了全家的欢快气氛；因为她本人就有不少怪癖：她总有一条大恶狗跟随左右，她还养了一头野猪，野猪的嚎叫令城堡终日不得安宁。我从我父亲阴沉但安静得出奇的家庭，来到这座天天过节似的闹哄哄的庄园时，觉得自己进入了真正的天堂。当我们的家搬到乡下之后，这种反差更加明显。从贡堡到蒙舒瓦等于从沙漠走进社会，从中世纪一位男爵的城堡走进一位罗马王子的别墅。一七七五年耶稣升天节那天，我从我外婆家出发，到纳扎雷特圣母院去，陪伴我去圣母院的有我的母亲、瓦太耶舅母、我的舅舅和他的孩子们、我的乳娘和我的奶兄弟。我穿着长礼服，脚蹬皮鞋，戴着手套，头戴一顶白帽子，腰上扎着一条蓝丝腰带。一丛让五世·德·布列塔尼时代种植的榆树组成梅花形，这座建在路边的修道院显得古朴苍老。穿过榆树林，我们走进公墓。基督教徒只能穿过坟地进入教堂：他们只有通过死亡才能接近上帝。

神甫们已经在神职祷告席上就座；祭台被无数蜡烛照耀着，灯从各个拱顶垂下来：在这座哥特式建筑物里面，看得到远景和类似层层叠叠的地平线的东西。持权杖的神甫在门口隆重地迎接我，将我引导到祭坛。人们在那里摆了三张椅子，我坐在中间，我的乳母坐在我左边，我的乳兄坐在我右边。

弥撒开始了。供奉祭品时，主持弥撒的神父转身向我，念祈祷；然后人们脱掉我的白色衣服，将衣服作为还愿物挂在圣母像的上方。人们给我再穿上一件紫色衣服。修院院长发表演说，大谈誓愿的灵验；他讲述同圣路易一起到东方去的德·夏多布里昂男爵的故事。他说，我将来可能也会到巴勒斯坦去朝觐纳扎雷特圣母；通过这位可怜人代替我所作的通达上帝的祈祷，她赐给我生命。修士给我讲述我的家族的历史，就像但丁的祖父给他讲述他祖先的故事一样；他本来还可以像卡却基达①一样，在演说中预言我的流放。

①卡却基达(Cacciaguida)：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一二六—一三二)的祖先。

“你将知道别人的面包是多么咸，别人的梯子上下是多么艰难。你肩上更加沉重的包袱将是邪恶和不理智的伴侣；同他在一起你会摔跤。而他背信弃义，疯疯癫癫，大逆不道，将变成你的仇敌……他的行止将证明他的痴愚；至于你，独立自处最为适宜。”①自从听见这位本笃会修士的劝戒之后，我一直梦想朝觐耶路撒冷，而我最终实现了这个愿望。

①引自但丁《神曲》第十七篇。

我被奉献给宗教了，我的纯洁的衣服放在祭台上：今天要挂在殿堂里的不是我的衣服，而是我的苦难。

人们将我送回圣马洛。圣马洛不是皇上赐封的阿莱特：阿莱特被罗马人建立在圣塞尔旺郊外，在朗斯河出海处名为索利多尔的军港那里，位置比较优越。在阿莱特对面，踢—tinconspectu Tenedos②，不是阴险的希腊人的避难所，而是隐士亚伦的隐居之地。亚伦于五○七年在这座岛上修建了他的住所；那是克洛维斯③战胜阿拉里克的时代；一位建立了小修道院，另一位建立了伟大的君主国，但修道院和君主国都倒塌了。

②拉丁语：“人们在对面看见特内多”，引自《埃涅阿斯纪》。

③克洛维(Clovis，四六五—五一一)：法兰克人的国王，创立法兰克君主国。

马洛，拉丁文是Maclovius，Macutus，Machutes，在五四一年成为阿莱特主教。由于他对亚伦十分景仰，参观了这块地方。圣人死后，隐士的礼拜堂的小神甫建立了马洛教堂。马洛变成这座岛屿的名称，后来又变成该城市的名称。

从阿莱特的第一个主教圣马洛到绰号为“栅栏”的幸运的让，一共经历了四十五个主教。让是一一四○年授任的，他兴建了大教堂。阿莱特已经几乎完全被放弃了，“栅栏”让将主教府邸从那座罗马城市搬到建在亚伦岩石上的布列塔尼城市，这座城市日益扩大。

在法兰西国王和英国国王之间的战争中，圣马洛经受了许多苦难。

从结束白玫瑰和红玫瑰纠纷的英国亨利七世开始，德·里什蒙伯爵被送至圣马洛。布列塔尼公爵将他交给里查的大使们，大使们要把他送到伦敦去处死。伯爵从看守手里逃脱，躲在大教堂里，Asylum quod in ea urbe est inviolatissimum①。这种庇护权可以追溯到德落伊教祭司时代——他们是亚伦岛上最早的教士。

①拉丁语：“那是最不可侵犯的避难所”。

圣马洛主教是葬送不幸的吉尔·德·布列塔尼的三个宠臣(另两位是阿尔蒂尔·德·蒙托邦和让·安勾)之一。在《夏多布里昂和尚托歇的领主、法兰西和布列塔尼王族、一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监狱中被宠臣的爪牙们勒死的可悲的吉尔的故事》一书就是这样讲的。

亨利第四和圣马洛之间达成妥协：该城有权进行平等的谈判，保护到城内避难的人，而且根据法兰西炮兵首脑菲利贝尔·德·拉吉什的命令，有权铸造一百门炮。由于该城的宗教、财富和它的海上骑士的声誉，没有什么地方比圣马洛城更像威尼斯了(除了阳光和艺术)。它的旗帜在所有船队上空飘扬，它同穆卡、苏拉特、本地治里②保持联系，一支由圣马洛人组成的队伍在南海探险。

②穆卡(Moka)，也门港口；苏拉特(Surate)和本地治里(Pondichéry)都是印度的港口城市。

从亨利第四时代开始，我出生的城市以它对法兰西的忠诚著称。一六九三年英国人炮击该城；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英国人对它狂轰滥炸，我同我的伙伴们常常在轰炸后的废墟中玩耍。一七五八年他们又炮击该城。

在一七○一年的战争中，圣马洛人向路易十四提供了大量贷款。国王为了表示感激，确认他们有自卫的特权。他要求皇家海军的第一艘战船的船员全部由圣马洛及其领地的水手组成。

一七七一年，圣马洛人再次作出牺牲，贷款三千万给路易十五。著名的安宋海军元帅安森①一七五八在堪加尔登陆，焚烧了圣塞尔旺。在圣马洛城堡里，拉夏洛代用牙签蘸着烟炱和水调制的墨水在布上写下他的回忆录。这本书曾经哄动一时，但现在谁也不提了。事件抹去事件，铭刻盖住铭刻，他们不过是隐迹纸本②的几页罢了。

①安森(Anson，一六九七—一七六二)：英国海军元帅。

②擦掉旧字写上新字的羊皮纸稿本。

圣马洛向我们的海军提供了最好的水手。在一六八二年出版的名为《圣马洛的军官、士官、水手的作用》的著作中，人们可以了解他们所起的作用。在《普通习惯法汇编》中有《圣马洛习惯法》。该城的档案有关航海史和航海法的文件相当丰富。

圣马洛是法国的哥伦布——雅克·卡蒂埃的故乡，是他发现了加拿大。圣马洛人还提醒人们，在美洲的另一端，有一些岛屿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叫圣马洛群岛。

圣马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航海者之一迪盖的故乡；今天，它向法兰西提供了絮尔古。法兰西岛③总督、著名的马赫·德·拉布多纳以及拉姆特里、莫佩杜伊和伏尔泰嘲弄的特律布莱神甫都出生在圣马洛。对于一个面积比杜伊勒利宫还小的城市，这算是很不错的了。

③当时法国的一个省份。

拉默内神甫将我的祖国的那些小作家远远抛在他的身后。布鲁塞①以及我高贵的友人德·拉费罗纳伯爵②也出生在圣马洛。

①布鲁塞(Broussais)：著名医生。

②德·拉费罗纳(de la Ferronays，一七七二—一八四二)：外交家，一八二八至一八四二年担任法国外交部长。

最后，为了不遗漏什么，我还要讲讲守卫圣马洛的狗。这些赫赫有名的狗是高卢时代的战犬的后裔。根据斯特拉邦的考证，它们同它们的主人一道参加了反对罗马人的对阵战。阿尔贝·勒格朗，多明我会修士，是一位同希腊地理学家同样严肃的作者。他说“晚上守卫这个重镇的责任是由几只忠诚的狗承担的。它们在城内巡逻，恪尽职守，万无一失。”一天晚上，它们冒失地咬了一位贵族的腿，结果被判处死刑。这件事成了今天一首名为《一路平安》的歌曲的题材。一切都成了笑料。人们将狗罪犯监禁起来；其中一只拒绝吃看守送来的食物，而看守眼泪汪汪，无计可施。高贵的动物宁愿饿死。狗同人一样，因为忠诚而受到惩罚。此外，卡皮托利山③同我的德洛斯④一样，是由狗守护的；当非洲人希比翁拂晓来祈祷的时候，它们并不吠叫。

③罗马的卡皮托利山丘是朱庇特神殿所在地。

④希腊爱琴诲中的岛屿。

圣马洛周围的城墙是在不同时期建造的，分为大墙和小墙，上面可以散步。圣马洛的防御设施，除了城墙，还有我讲过的城堡，以及安娜公爵夫人后来增加的塔楼、棱堡和壕沟。从外表看，这座岛城像一座花岗岩堡垒。

城堡和皇家要塞之间是大海拍打的海滩，那是孩子们聚会的地方。我是在那里长大的，海浪和海风是我的朋友。我最早体会的快乐之一是与风暴搏斗，或者同浪涛嬉戏：在岸边，我追逐它们，或者被它们追逐。另一种消遣是在海滩上用沙建筑房屋，我的伙伴们称之为“弗尔”。从那时起，我常常看见人们建造永恒的宫殿，但这些宫殿比我用沙垒造的宫殿倒塌得更快。

我的命运不可改变地确定了，人们放任我，让童年的我无所事事。对于一个将来要过水手的艰苦生活的男孩来说，学点有关绘画、英语、河海测量和数学的基本知识似乎已经绰绰有余了。

我在家中过着不用读书的日子。我们已经从我出生的房子里搬出：我母亲住在圣樊尚的一座公馆里，几乎就在通往“犁沟”的城门对面。城中的顽童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把他们带到家中，在院子里和楼梯上乱跑。在各个方面，我都同他们相像：我讲他们的语言；我有同样的行为举止；我的穿着同他们一样，衣冠不整；我的衬衣破破烂烂；我的每双袜子都有破洞；我脚上是脚跟磨平的烂鞋子，每走一步都要拖一下。我经常丢掉帽子，丢掉衣服。我的脸孔脏兮兮的，鼻青眼肿，伤痕累累。我那副尊容是那么奇特，以致我母亲在勃然大怒的时候，也会忍不住笑出声来，大声叫道：“他多么丑怪呀!”

我的同乡们身上有某种外国情调，让人想起西班牙。有些圣马洛家庭在加的斯①定居；有一些加的斯家庭住在圣马洛。海岛的位置、堤道、建筑形式、房屋、蓄水池、花岗岩的城墙使圣马洛和加的斯外表上很相似；当我看到后者时，想起了前者。

傍晚，圣马洛人被同一把钥匙锁在城内，他们成了一家人。风俗是如此敦厚，以致那些叫人从巴黎带回丝带和纱罗的少妇被视为庸俗风骚，她们的女伴因此感到害怕，赶快同她们分手。女人失足是闻所未闻的事情。阿柏维尔的一位伯爵夫人受到怀疑，结果导致一首哀歌流行，人们唱的时候还划十字。然而诗人情不自禁，仍然忠实于行吟诗人的传统，站在女人方面反对丈夫，称他为“野蛮的魔鬼”。

①加的斯(Cadix)：西班牙沿海城市。

一年当中，城乡居民有几天在集市上聚会。集市在圣马洛周围的岛屿上和要塞里举行。退潮时，他们徒步去；涨潮时，他们乘船渡海。无数水手和农民，许多带篷的大车，成群的马、驴、骡，争先恐后的商贩，搭在岸边的帐篷，修士和善会的巡行队伍，举着旗帜和十字架在人群中蜿蜒而行。划桨和鼓着风帆的小艇来来往往；船舶进港或在锚地抛锚；炮声和钟声。这样的集市，真是人声鼎沸，熙来攘往。

我是惟一参加这种节日活动、但又不分享节日欢乐的人。我虽然人在集市，但我没有钱买玩具和点心。为了逃避人们对不幸者的鄙视，我坐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在那些潮水在岩石凹处留下的水洼附近。那里，我看着海鸥和各种海鸟飞翔，凝望远处的蓝天，掇拾贝壳，听海浪在礁石间轰鸣。傍晚，我并不更幸福些。我讨厌某些菜，但父母强迫我吃掉。我用眼睛哀求弗朗斯，她在我父亲转头的当儿，眼明手快地将我的碟子收掉。关于火烛，也同样严格：不允许我靠近壁炉。在我的严厉的父母和今天的娇惯孩子的父母之间，有天壤之别。

但是，虽然我经历过一些今天的儿童不知道的痛苦，我也曾经体会过一些他们不了解的快乐。

人们今天无法体会那种宗教和家庭节日的隆重。在这样的盛会上，整个家乡和家乡的上帝都显得兴高采烈。圣诞节，元旦，主显节，复活节，圣灵降临节，圣让节对于我是心花怒放的日子。也许我的故乡的钟楼影响了我的感情和我的学业。从一○五○年开始，圣马洛人许愿“用他们的双手和钱财”重建夏特雷大教堂的钟楼。我不是也参加劳动，帮助将倒塌的钟楼尖顶重新竖立起来吗?莫努瓦神父说：“同布列塔尼相比，太阳从来不曾照耀过一个信仰更加持久、更加忠贞不渝的地方。十三个世纪以来，用来传播耶稣—基督的宗教的语言从来不曾被人玷污过，而且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布列塔尼人传播天主教以外的宗教。”

在我刚才讲到的节日里，我的姐姐们带着我，跟随巡礼的行列拜谒城内各处教堂，亚伦小教堂，维多利亚修院。我听见几个看不见的女人的声音，她们的和谐的赞歌同海浪的轰鸣交错在一起。冬天，在举行圣体降福仪式的时候，大教堂里挤满了人。当跪着的老水手、少妇、儿童手擎小蜡烛，念着祈祷的时候，当人群行祝圣礼、齐声念Tantum ergo①的时候，当歌声暂时停下，圣诞节的狂风吹动大教堂的彩绘玻璃窗、摇晃曾经回响过雅克·卡蒂埃和迪盖—特罗安的雄壮声音的正殿拱顶的时候，不用拉维纳莆吩咐，我就会合起双手，用母亲教给我的所有名字祈祷上帝。我看见天空开启了，天使们呈献我们的香火和誓愿；我垂下头：它那时还没承受那些如今沉重地压在我们身上的烦恼；这些烦恼是如此深重，以致我们现在在祭台下垂下它的时候，再也不想将它重新抬起来。

①拉丁语：一首著名的圣歌。

有的水手，结束盛典之后立即登船，信心百倍地朝黑暗奔去；另一名水手，刚刚回到港口，马上朝教堂被照亮的圆顶走去：就这样，宗教和危难经常共存，它们的形象一齐出现在我的思想里。我刚出生，就听见别人谈死：傍晚，一位男人摇着铃铛沿街行走，请基督徒们为他们的一位死去的弟兄祈祷。几乎每年都有船只在我眼前沉没，当我在海滩上嬉戏的时候，大海将外乡人的尸体冲到我脚下，他们客死在异国它乡。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常常对我说，就像圣莫尼克对她的儿子所讲的那样：“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远离上帝。”人们把对我的教育托付给上帝：他对我确实充满教益。

由于我被奉献给圣母，我知道并且爱戴我的保护人，我常常将她同我的护守天神混淆。圣母像是善良的拉维纳莆用半个苏买的，她用四个别针将画像钉在我的床头。我本来应该生活在人们对玛丽亚讲这种话的时代：“天上和人世的温和的圣母呀，慈悲的母亲呀，一切善良的泉源呀，你怀中孕育了耶稣—基督，美丽和非常温和的圣母呀，我感谢你，我向你祈祷。”

我首先学会背诵的是一首水手感恩歌：

我把希望，圣母呀，

寄托于您的帮助。

保护我吧，照顾我的生活。

当最后时刻来临，

结束我的生命，

请让我，圣母呀，

以最圣洁的方式死去。

此后，船舶遇难时，我听人唱过这首歌。今天，我还以念荷马的诗篇的乐趣，吟诵这首韵律蹩脚的歌曲。比起拉斐尔①的圣母，戴哥特式皇冠、身穿银色流苏装饰的蓝丝袍的圣母更能激发我的虔诚之心。

①拉斐尔(Raphaiel，一三八三—一五二○)：意大利画家，画过许多圣母像。

至少，要是这和平的“海之星”能够平息我生命的动荡多好呀!但是，我注定是动荡不安的，即使我的童年也如此。如同阿拉伯的椰枣树，我的茎一冒出岩石，就遭到风吹雨打。

一八一二年六月

于狼谷

热斯里尔——埃维娜·马贡——跟两个小水手打架

我讲过，我对吕西儿的女教师的过早的反叛使我得了个坏名声，而一个伙伴更使我臭名昭著。

我叔叔夏多布里昂·德·迪普莱西先生同他哥哥一样，也住在圣马洛。他也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我的两个堂兄(皮埃尔和阿尔兰)是我儿时最早的伙伴。后来，皮埃尔变成皇后的侍从，阿尔兰进中学念书，准备将来当神甫。皮埃尔离开宫廷之后进入海军，在非洲海岸附近淹死。阿尔兰在中学关了很长时间，一七九○年离开法国，在贵族流亡期间为保皇党服务。他勇敢地乘坐小船，二十次在布列塔尼海岸登陆。最后，在一八一○年耶稣受难日，他为国王死在格勒那平原，此事我在讲述他的不幸遭遇时已经说过，将来还要讲到。

既然没有堂兄做伴，我就结识新朋友。

在我们所住的公馆的三楼，住着一位姓热斯里尔的贵族，他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这个男孩同我所受的教育完全不同，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可爱的。他特别喜欢打架，尤其喜欢鼓动别人打架，而他当裁判。他以恶劣的方式作弄带小孩散步的保姆，他的调皮捣蛋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人们将他那些劣行当作昭彰的罪过。他父亲听见这一切只是付之一笑，而且热斯里尔因此更加得宠。热斯里尔成了我最好的朋友，而他对我的影响之大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在这样的导师引导下成长，尽管我的性格同他的性格截然相反。我喜欢独自一人游戏，从来不找碴跟别人吵架；热斯里尔最热衷起哄，孩子们的殴斗令他兴高采烈。如果有顽童同我讲话，热斯里尔就会对我说：“你怎么能够饶他?”听见这话，我觉得我的荣誉受到损害，于是朝那放肆的家伙扑过去，不管对方年纪多大，个子多高。我的朋友在一旁观战，为我的勇气叫好，但从来不动手帮忙。有时，他将大批顽童聚集在一起，把他们分成两拨，然后在海滩上用石头展开激战。

另外一种游戏是热斯里尔发明的，似乎更加危险。涨潮和刮大风的时候，海浪从海滩方面拍打着城堡下部，浪花一直喷溅到塔楼上。离塔基二十尺高处，有一道花岗岩的护墙。狭窄的护墙滑溜溜的，成一道斜坡；通过护墙可以到半月形城堡，而城堡下面是壕沟。玩游戏的人要抓住两个浪头之间的瞬间，在海浪撞击或淹没塔基之前，越过那块危险的地点。当山一样的巨浪咆哮着朝你冲来的时候，如果你有片刻迟疑，它就会卷走你，或者把你朝城墙扔过去。我们之中没有人不愿意冒险，但是我看见有些孩子在尝试之前脸色煞白。

这种挑动别人斗殴、自己作壁上观的癖好，可能让人推断：此人将来不会是一个讲义气的人；然而，就是他，在一座比较小的舞台上，使雷古卢斯①的英雄主义黯然失色。只不过他生不逢时，没有赶上罗马和提图斯—李维乌斯②的时代罢了。他成为海军军官之后，卷进基贝隆事件③。事件结束之后，英国人继续炮轰共和军。热斯里尔跳进大海，游水靠近英国战舰，告诉他们，不幸的流亡分子已经投降，请他们停火。英国人想救他，朝他扔了一条绳索，催他上船。他在浪涛之中大声叫道：“我是讲信用的俘虏，我答应回去的。”随后，他游泳回到岸上。结果，他同松布勒伊及其伙伴一起被枪决。

①雷古卢斯(Regulus，公元前三世纪)：古罗马将军和政治家。

②提图斯·李维乌斯(Tite—Live，公元前五九年一公元一十七年)：拉丁历史学家，(罗马史)的作者。

③基贝隆(Quibemn)事件：基贝隆是布列塔尼的一座海滨城市，一七九五年，一支由流亡分子组成的军队在英国人帮助下，在那里登陆，结果许多人被俘，七百四十八人被枪决。

热斯里尔是我的第一个朋友，我们两人在童年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我们本能地觉得我们将来会令人刮目相看，这种想法将我们联结在一起。

我的故事的第一部分以两个事件结束，而这两件事使我所受的教育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个星期天，我们在海滩上，在托马斯门的扇形拱门和“犁沟”一带。一些大木桩钉在沙里，以减少海浪对城墙的冲击。通常，我们爬到这些木桩顶部，观看海潮在我们脚下起伏。跟平常一样，木桩都被占据了；有几个小女孩混杂在小男孩里面。我在离岸最远的地方，我前面只有一个漂亮的小妞——埃维内·马贡。热斯里尔的位置在另一头，在离岸最近的地方。潮水来了，刮着风。保姆和男仆们已经在喊叫：“下来，小姐!下来，先生!”热斯里尔在等候滚滚的巨浪。当浪潮涌进木桩之间时，他推了坐在他旁边的孩子一把；后者倒在另一个孩子身上，结果整排人都倒了，但每个孩子都被后面的孩子挡住，只有最前面的小姑娘例外。我翻倒在她身上，而她没有任何人支持，跌下去了。倒退的潮水将她卷走。我立即听见无数惊叫声，所有女仆都撩起裙子，下到海里，各人抓住自己的小家伙，打一巴掌。埃维内被捞起来了。可是她说，是我把他推倒的。女仆们朝我冲过来，我赶紧跑了。我跑到家中地窖里躲起来。女仆的队伍追来了。幸亏我母亲和我父亲出去了。拉维纳莆勇敢地守住大门，掴敌人的前锋几个耳光。真正的罪魁祸首热斯里尔来援助我：他上楼回家，同他的两个姐姐一道朝进攻者泼水，扔煮过的苹果。天黑时，女仆们才解除包围。这个消息在城里传开了，刚刚九岁的夏多布里昂骑士被视为一个狠毒的人，是被圣亚伦从岛城清除的海盗的余孽。

还有另一个事件。

我同热斯里尔到圣塞尔旺去，那地方在城外，与圣马洛之间隔着商港。退潮的时候，到那里去要越过狭窄的石板桥，涨潮的时候桥被淹没。陪同我们的仆人在我们身后很远的地方尾随着。我们看见两个小水手从桥的另一端朝我们走来。热斯里尔对我说：“我们让这两个混蛋过去吗?”随后，他立即对他们嚷道：“鸭子，滚下水去!”两名小水手听不得讥笑，继续朝前走。热斯里尔往后退几步。我们站在桥头，在地上抓起卵石，朝小水手头上扔去。他们冲过来，迫使我们后退。他们也捡起石头，追赶我们，一直到我们的后备队——即我们的仆人——所在的位置。霍拉提乌斯①眼睛受伤，而我耳朵挨了一石头。那一石头非常利害，我的左耳半被撕裂，搭拉在肩上。

①霍拉提乌斯(Horatus)：传说中的古罗马英雄，绰号“独眼龙”。

我担心的不是伤痛，而是如何回家。我的那位朋友外出回家时，如果眼睛肿了，衣服撕破了，他会得到同情，爱抚、关怀，会给他换上新衣服。碰到同样情况，我会受到惩罚。虽然我的伤势严重，但弗朗斯无法说服我回家，因为我太害怕了。我到三楼热斯里尔家中躲起来，他用一条毛巾把我的头包起来。这条毛巾使他来劲了：他觉得我好像戴着主教帽。他将我打扮成大主教，让我同他和他的姐姐们一起唱大弥撒，一直闹腾到吃晚饭的时候。主教此时不得不下楼回家了。我的心激烈地跳动着。我父亲看见我满脸是血，面目全非，感到非常吃惊，但他什么也没有讲；我母亲发出一声惊叫。弗朗斯讲述了我的可怜遭遇，为我辩解。但我仍然被臭骂一顿。人们给我包扎耳朵，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和夫人决定尽快将我同热斯里尔分开。

我不知道德·阿尔图瓦伯爵是不是这一年视察圣马洛的。当时人们为他演习了海战。我在堆满火药的棱堡上面，看见年轻的王子在海边被人群簇拥着。在他的显赫和我的卑微之中，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遭遇!这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圣马洛接待过两个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和查理十世。

这就是我儿童时代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所接受的严格教育是否原则上是好的，但我的亲人采用这种教育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意图，而是他们的性格使然。肯定的是，这种教育使我的思想与众不同。更加肯定的是，它给我的感情打上了忧伤的印记；这种忧伤来自我在软弱、缺乏远见和快乐的年代忍受痛苦的习惯。

有人会问，这种教养方式可能令我憎恨我的双亲吧?一点也不。想起他们的严厉，我几乎感到愉快。我尊重和敬仰他们的伟大品质。当我父亲去世时，我在纳瓦尔团的同事可以证明我的悲伤。我一生的安慰是从我母亲那里得来的，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来自她那里。我从她那里获得基督教的真理，就像皮埃尔·德·朗格勒晚上在圣体前的灯火下钻研。如果他们早一些引导我投人学习，我的智力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吗?对此我是怀疑的：海浪、风暴、孤独是我最早的导师，它们可能更适合于我的禀性。我的某些品质可能得益于这些大自然的教师。事实是，任何一种教育制度本身并不比其他教育制度优越。今天的孩子以“你”称呼父母，对父母毫不畏惧，他们是否更爱他们呢?热斯里尔在家中备受宠爱，而我在家中经常挨骂，但我们都是正直的人，是温顺和恭敬的孩子。某些你认为坏的东西会发挥你孩子的才能；某些你认为好的东西可能窒息孩子的才能。上帝自有道理：当上帝打算让我们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会指引我们。

一八一二年九月

于迪耶普

帕基埃的信——迪耶普——我受的教育之变化——布列塔尼之春——历史上的森林——海边的原野——海上落月

一八一二年九月四日，我收到警察局长帕基埃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说：

警察局长先生恭请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今天下午四时，或明天上午九时到他的办公室。

警察局长要向我宣布的是一道叫我离开巴黎的命令。我退居到迪耶普。迪耶普最初名为柏特维尔，四百年前改为现名，是由英语词deep变来的。一七八八年，我随我所在团的第二营驻扎在那里。该城的房屋是砖砌的，但店铺玲珑精致，住在这样一个街道整洁、阳光明媚的城市里，意味着躲进我的青春年华里。当我在城内散步的时候，我看见阿尔克城堡的废墟，周围还有许多断垣残壁。人们没有忘记迪耶普是都盖纳的①故乡。我在家里，就可以看见大海。我坐在我的桌子旁边，凝望着它。它曾看见我诞生，它冲刷着我曾经长期流放的大不列颠的海岸。我眼前的海浪曾经载负我到美洲，把我送回欧洲，又载着我到非洲和亚洲的海岸漂泊。啊，大海，你好，我的摇篮，我的身影!我要向你讲述我的故事的下文：如果我撒谎，你的波浪曾经是我的生活的见证，它们可以向后人揭露我的虚伪。

①都盖纳(Duquesne，一六一○—一六八八)：法国航海家，进行过几次远征，同柏柏尔人作战。

我的母亲一直认为我应该接受古典教育。人们打算让我从事的水手职业“可能不适合我的兴趣”，她说。她认为，无论如何，培养我从事另一种职业的能力总是好的。她对宗教的虔诚使她也希望我献身宗教。她建议我上中学，在那里我可以学习数学、图画、击剑和英语。为了不吓唬父亲，她不提希腊文和拉丁文。但是，她打算让人先偷偷教我，等我有了长进才公开。我父亲接受了这个建议。他们决定送我进多尔中学。多尔位于圣马洛和贡堡之间，所以他们作出这种选择。

在我被送去上中学之前的那个非常严寒的冬天，我们住的公馆失火。我姐姐拉着我穿过浓烟，救了我一命。隐居在贡堡的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叫他太太住到他那里去，春天就得搬过去。

布列塔尼的春天比巴黎更加暖和，而开花的时间早三周。随着阿尔莫里克①各海湾吹来的微风，燕子、黄骊、杜鹃、鹌鹑、夜莺等五种报春鸟飞来了。大地上开满了雏菊、蝴蝶花、长寿花、水仙、风信子、毛茛、银莲花，宛若罗马圣让德马昂和圣耶路撒冷十字教堂周围荒地上的景色。林中空地被优雅、细长的蕨草装饰着。田野上染料木和荆豆灿烂夺目，它们的花朵像翻飞的蝴蝶。沿着树篱长满了草莓、覆盆子、堇菜，而树篱本身被山楂树、忍冬、荆棘点缀着，它们褐色弯曲的新枝绿叶茂盛，挂着璀璨的果实。蜜蜂和小鸟随处可见；昆虫和鸟巢令儿童驻足。在某些隐蔽的地点，爱神木和夹竹桃茁壮生长，同在希腊一样。无花果像在普罗旺斯一样正在成熟；每一棵苹果树都披戴着红艳艳的花朵，好像怀中捧着大束鲜花的乡村新娘。

①阿尔莫里克(Armonique)：布列塔尼的古称。

在十二世纪，富热尔、雷恩、贝瑟莱尔、迪南、圣马洛和多尔一带被布雷舌良森林覆盖着，曾经是法兰克人和多莫奈人的战场。瓦司①说，当时人们在那里还看见野人、柏冷冬泉和一个金水池。十五世纪的一个历史文件——《布雷舌良森林的风俗习惯》——证实了豪乌②的小说。文件说，森林占地辽阔，“有四个城堡、许多漂亮的池塘、漂亮的狩猎场——那里没有叫人中毒的动物，没有苍蝇、两百个乔木林、同样数目的甘泉；最著名的叫柏冷冬泉，泉水边是骑士蓬蒂斯的习武之处。”

①瓦司(Wace，一一○○—一一七五)：英属罗曼底诗人。

②豪乌(Rou)：不详。

今天，布列塔尼保持着原始的风貌：它被草木覆盖的沟壑所截断，远远看上去像一座森林，令人想起英国。这是仙女的居地，而且你们将看到我的确在那儿碰见过一位女精灵。狭窄的谷地被不可通航的小河浇灌。这些山谷被荒原和枝叶繁茂的冬青树隔开。海岸上，灯塔、礁石、石棚、罗马建筑、中世纪城堡的废墟、文艺复兴时代的钟楼连绵不断，一切都朝向大海。普利内③称布列塔尼为“大西洋绚丽多彩的半岛”。

③普利内(Pline，六一一约一一四)：古罗马作家。

海边的原野在大海和陆地之间延伸着，那是水陆之间不明确的分界：田野上的云雀和海上的云雀在那儿比翼齐飞；犁和船在不到一箭之遥的距离耕耘着土地和海面。航行者和牧羊人互相借用词语：水手说“羊群般的波浪”，牧羊人说“羊的船队”。颜色各异的砂石、形形色色的贝壳点缀的沙滩、海藻、银色泡沫的流苏勾勒出麦地金黄色或绿色的边缘。我记不清在地中海哪个岛上，曾经见过一幅浮雕，浮雕表现海中仙女给刻瑞斯①的长袍下摆缀上齿形边饰。

①刻瑞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谷物女神。

但是，在布列塔尼，不可错过欣赏月亮在陆地上升起、在海上沉落的奇观。

月亮由天主任命，司掌黑暗的苍穹。月亮同太阳一样，有它的云彩、它的雾霭、它的投影。但是，它和太阳一样，并不是孤独的；一群星辰伴随它。随着它在天际朝我故乡的边岸逐渐下降，它更为肃穆，而且把这种恬静传给大海。顷刻之间，它在天边坠落，截断地平线，只露出半边睡眼惺忪的脸庞，在波涛无精打采的弯曲中倾斜并且消逝。皇后周围的星星在尾随它沉没之前，似乎停顿一会，悬在浪尖之上。月亮没有躺下，一阵外海吹来的风粉碎了群星的形象，就像在隆重的仪式之后，人们熄灭了火炬。

出发去贡堡——古堡风貌

我跟我的姐姐们到贡堡去。我们是五月上旬出发的。我母亲、我姐姐和我在黎明时离开圣马洛。我们乘一辆古式马车，车身金碧辉煌，踏板在车外，车身四角是橡栗形大红木球。八匹驭马打扮得像西班牙骡子一样，颈项下吊着铃铛，笼头上、马衣上、各种颜色的羊毛流苏上系着小铃。我母亲叹着气，而我的姐姐们叽叽喳喳，不停地说话。我在途中全神贯注，听着、看着，赞叹不已。这是浪游的犹太人迈出的第一步，从此永不回头。何况浪游者不只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的生命、他的心灵也随着改变了。

在堪卡勒海边一座渔村里，我们停车休息。然后，我们穿过沼泽和躁动不安的多尔城。车从多尔中学门前经过——我很快要回到那里就读，然后朝腹地进发。

在死一般沉寂的四法里长的路程沿途，极目望去，只见花朵盛开的欧石南、刚刚翻过的荒地、黑色瘦瘠的短麦苗和稀稀疏疏的燕麦田。一群烧炭人牵着成溜的矮马，下垂的马鬃杂乱无章；留长发、穿宽袖外套的农民尖声吆喝着，驱赶骨瘦如柴的耕牛，尾随在沉重的犁铧之后，他们自己也像耕地的牲口。我们终于看见一道山谷了；山谷深处，离一泓池塘不远的地方，我们看见小镇的教堂的尖塔。在夕阳照耀的树林上方，耸立着封建城堡的塔楼。

我不得不停下笔来。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我甚至将我面前的桌子推开。我心中唤起的记忆以它们的力量和纷繁压迫着我。可是，它们对于其他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的车越过山岗，涉过一条小溪。半小时之后，我们离开大路，在树木按梅花形种植的林阴道旁边，沿着一条栽种千金榆的小路往前走，树顶的枝桠在我们头上犬牙交错。我进入树阴时的情景今天还历历在目，我还记得当时我心中的惊喜。

走出树阴，我们穿过一个栽种核桃树的前院；前院隔壁是花园和管理人的住房。然后，我们穿过一道门，进入长满青草的院子，人们称之为绿院。右边是长长的马厩和一排栗树；左边是另一排栗树。院子的地面逐渐升高，一直到院子深处，在两排树之间，古堡显出它的身影。它阴郁和肃穆的正面是一道护墙，墙上露出一条有顶棚和带雉堞和齿饰的走廊。这道护墙将两座建筑年代、材料、高度和大小不同的塔楼连接在一起，塔楼上端有雉堞，雉堞上面冠以尖屋顶，就像哥特式王冠戴上帽子。

在光秃秃的墙壁上，有几扇装有栅栏的窗子。一座台阶在填平的壕沟上取代了从前的吊桥；笔直和陡峭的台阶凡二十级，既没有护栏，也没有扶手。台阶通往开在护墙中央的古堡大门。大门上方，可以看到贡堡领主的徽号和一些缺口；从前，吊桥的支杆和锁链就是从缺口那里垂下的。

马车停在台阶脚下；我父亲下来迎接我们。家庭的团聚使他的脾气变得温和多了，他露出非常和蔼可亲的表情。我们登上台阶，进入一个阴暗的、尖形拱顶的前厅。再进去是一个小小的内院。

我们穿过内院，进入一座南边靠近池塘、并将两个小塔楼连接起来的建筑物。整个城堡呈四轮车的形状。我们现在进入从前称为守卫厅的大厅里。厅的两端各开着一扇窗户，侧面另有两扇窗户。为了扩大这四扇窗户，不得不凿开厚达八尺到十尺的墙壁。如同大金字塔的走廊，两条倾斜的走廊从大厅的外角通向两座小塔楼。在两座塔楼中的其中一座里面，一道盘旋的楼梯，将大厅同上一层连通：这就是城堡的轮廓。

绿院那边，主塔正面的建筑物朝北，是由一间现在当厨房使用、类似宿舍的四方形房间构成的。再加上前厅、台阶和小教堂。在房间上面，是档案室，或者称为徽章室、飞鸟室或骑士室，因为天花板上画满了各种颜色的徽章和小鸟。狭窄和呈四瓣形的窗洞非常深，甚至变成四周围着一圈花岗石长凳的小房间。还要加上古堡内各处的秘密通道和楼梯，禁闭室和棱堡，犹如迷魂阵般的内外走廊，不知通往何处的已经砌死的地道。到处是沉默、黑暗和石头的面孔：这就是贡堡。

我们在卫士厅里吃晚餐。我吃得自由自在，结束了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幸福日子。真正的幸福是并不昂贵的；如果昂贵，那就不是真正的幸福了。

第二天，我一醒来就跑到古堡外面去玩，庆贺我开始了清静的生活。台阶朝向西北。当我坐在台阶边缘的时候，我面前是绿院，再过去是一片菜园，两边是树林：右边是来时我们经过的种成梅花形的树林，叫“小树林”；左边是“大树林”，由橡树、山毛榉、埃及无花果树、榆树和栗树组成。塞维涅夫人在她那个时代赞美过这些古老的树木。从那时算起，一百四十年过去了，树木变得更加葱郁。

在另一端，南面和东面，景色完全不同。从大厅窗口，可以远远看见贡堡镇的房屋、一个池塘、池塘边的堤围(通往雷恩的大道从堤上通过)、磨坊、堤围外放牧奶牛的草场。沿着草场，有一座小村庄；村庄中心有一座由贡堡的领主里瓦隆在一一四九年创建的隐修院；里面现在还可以看见他穿骑士铠甲的卧像。从池塘边开始，地面逐渐升高，形成一个由树木组成的圆形剧场。几座钟楼和贵族住宅的小塔楼屹立在树丛之上。在天边最远处，在西面和东面之间，看得到贝谢勒莱山的侧影。一个以修剪过的高大黄杨木作边缘的平台从这边环绕在城堡脚下，从马厩后面通过，多处跟沐浴园相通，而沐浴园过去是大树林。

如果画家提起笔，根据这个过于漫长的描绘，能够画出一幅与古堡的真实情况接近的草图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今天仍然记忆犹新，好像就是我眼前的情景。在描写那些具体事物的时候，语言是这样无力，而记忆却显得那么强大!在开始谈到贡堡的时候，我的歌的头几段只可能令我自己着迷。你们去问问第洛尔①的牧民，为什么他对着他的羊群总是重复那三四个老调?那是山间的曲调，它们在山间回响，在溪流上空盘旋。

①第洛尔(Tyrol)：前奥地利帝国位于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省份。

我头一次在贡堡逗留的时间很短。刚住了两个星期，我就看见多尔中学的校长波尔歇神父来到我家里；父母将我交给他，我含着眼泪跟随他走了。

一八一二年九月

于狼谷

一八四六年六月修改

多尔中学——数学和语言——我惊人的记忆力

我同多尔并不是毫不相干的。我的祖先纪尧姆·德·夏多布里昂是博福尔的领主，大教堂的第一个神职祷告席的创立人；而我的父亲作为家族的后代和代表，是议事司铎；多尔的大主教德·埃尔塞先生，是我们家的朋友。这位高级教士在政治上是温和派；他同他弟弟埃尔塞神甫一道，手捧十字架跪在地上，在基贝隆的殉道广场被枪决。到达多尔中学之后，勒普兰斯神甫负责照顾我，他教修辞学，而且他在几何学方面造诣很深。他是一个风趣的人，一表人才，喜欢艺术，肖像画画得不错。他教我学数学；埃戈尔神甫是三年级的负责教师，教我学拉丁文；我在我房间里学数学，在课室里学拉丁文。

对于我这样一只猫头鹰，要习惯中学牢笼般的生活，让我的飞速适应它的钟声，的确需要时间。我不可能有酒肉朋友，因为同一个连零用钱都没有的穷小子打交道不会有任何油水；我也不愿意委身于人，被别人保护，因为我憎恶保护人。在游戏当中，我不想指挥别人，但我也不愿意听从别人摆布。我既不能当暴君，也不适合当奴隶，而且我一生都如此。

但我很快变成一个聚会中心。此后，我在军队服役的时候，也表现出同样强的吸引力：我只是一名少尉，但晚上老军官都喜欢在我房间里聚会，他们更喜欢我的住所，而不是咖啡馆。我也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我容易理解别人的思想，接受别人的习惯做法。跟我喜欢读书和写文章一样，我也打猎和跑步。我既可以闲聊那些最平常的琐事，也可以谈论那些最高雅的题目。我对幽默不敏锐，甚至对之反感，尽管我也不是一个蠢人。除了讽刺和自负，我可以原谅任何错误；我很难不蔑视讽刺和自负。我觉得别人同我相比，都有超过我的地方，如果我偶尔觉得自己有什么长处，我会因此感到尴尬。

我的早期教育所掩盖的优点在中学里苏醒了。我的学习天赋很好，我的记忆力非同一般。我在数学方面取得很快的进步，我概念清楚，令勒普兰斯神甫感到惊讶。同时，我对语言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学习拉丁文的基础知识对其他学生是件苦事，而我不费吹灰之力。我迫不及待地盼望上拉丁文课，把它当做数字和几何图形之后的休息。不到一年，我就稳坐第五名。出奇的是，我用拉丁文写诗得心应手，以致埃戈尔神甫称我为“哀歌诗人”，而且我这个名声一直留在我的同学中间。

至于我非同一般的记忆力，请看下面两个例子。我背熟了对数表，即你给我一个几何数，我就可以凭记忆告诉你对应的算术数，反之也如此。

通常，大家在校内小教堂作完晚祷之后，校长读一段经文。然后，他随便指定一个学生重复他念的内容。在祷告之前，我们已经玩得疲惫不堪，困得要死；我们胡乱找一张长凳坐下，想方设法躲在一个阴暗角落里，这样就不会被校长看见，也就不会被提问了。告解座是大家争着占据的地方，因为那里最隐蔽。一天晚上，我有幸进入了这个港湾，自认为万无一失。可是校长觉察我的意图，决定拿我开刀，以儆效尤。他用很长时间、慢慢地念了一篇说教的第二点。学生们个个都在睡觉。不知出于什么偶然，我在我的告解座里倒是醒着的。校长只看见我的脚，以为我同别人一样也在睡觉，他突然叫我的名字，问我他刚才念了什么。

说教的第二点列举了人们可能冒犯上帝的各种方式。我不仅讲出了问题的实质，而且我按照说教的次序，几乎一字不漏地重复了长达数页的深奥难懂的文章。小教堂里响起一片啧啧赞美声。校长叫我过去，轻轻在我面颊上拍了一下。作为奖赏，他允许我第二天可以睡到早餐时起床。我谦虚地避开同学们的称赞，但充分利用了给予我的优待。这种对文字的记忆力我没有完全保持下来，后来让位于一种更加奇特的记忆力，以后我可能有机会讲到。

有一样东西使我感到屈辱：记忆力常常意味愚蠢。它是头脑笨拙者的品质，因为记忆加重头脑的负担，使它更加迟钝。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记忆，那么我们会是什么模样呢?我们会忘记我们的友情、我们的爱情、我们的欢乐、我们的事业。如果不能记忆的话，天才无法汇集他的思想，最敏锐的心灵会失去它的温情。我们的存在会成为不断流逝的现在的连绵不断的瞬间，过去将不复存在。啊!我们的悲哀!我们的生命是如此虚妄，它仅仅是我们的记忆的倒影。

一八一二年十月

于狼谷

贡堡度假——外省古堡生活——封建习俗——贡堡镇的居民

我要在贡堡度过假期。巴黎附近的城堡生活同偏僻的外省城堡生活大不相同。

在领地范围内，贡堡只有荒原、几个磨坊、两个森林：布尔古埃森林和塔诺艾尔森林。但在这个地区，木材几乎是毫无价值的。然而，贡堡享有许多封建特权。这些权利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规定某些活动要缴纳费用，或者规定一些起源于旧制度的习惯做法，还有一些当初仅仅是娱乐。

我父亲恢复了某些娱乐性质的活动，以免它们失传。当全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参加这些哥特人的游戏，其中主要有三种：“渔贩跳船”、“刺人像靶”和一种叫“昂热维纳”的集市。穿木鞋和长裤的农民观看游戏，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游戏今天都不存在了。游戏中，优胜者有奖，失败者受罚。

刺人像靶保存了古代骑士比武的传统，这种游戏可能跟封地时代的兵役制度有关。这种游戏在康热①的书中有详尽的描写。罚金要用古代铜币支付，金额可以高达两枚“金羊”，每枚值巴黎铸造的钱币二十五苏。

①康热(Cange，一六一○—一六八八)：法国学者。

昂热维纳集市每年九月四日，即我出生的日子，在池塘边的草场上举行。规定仆从们都要带上武器，举着领主的旗子来到古堡；然后，他们到集市维持秩序，协助收牲口税。当时，每头牲口都要向贡堡公爵交税，是王权税的一种。这时候，我父亲大摆宴席。大家跳舞三天：主人们在大厅里，有小提琴伴奏；仆从们在绿院里，有风笛伴奏。大家唱歌，欢呼，用火枪射击。人群的喧闹同牲口的叫声混杂在一起，人们在花园和树林里逛来逛去。贡堡在一年之中，至少有这么一次显得有点欢乐气氛。

我这个人一生的经历很奇特，既有幸参加过刺人像靶比赛，也听人宣读过《人权宣言》；既见过布列塔尼农村自由民的民团，也见过法国国民卫队；既见过贡堡领主的旌旗，也见过革命的旗子。我似乎是封建习俗的最后的见证人。

古堡接待的客人当中，有小镇居民和附近的贵族。这些上流社会的人是我最早的朋友。我们由于虚荣心，太重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巴黎资产阶级嘲笑外省小城资产阶级；宫廷贵族嘲笑外省贵族；名人蔑视卑微无闻的人。他们不曾想过，时光会惩罚他们的自负，在后代眼中，他们是同样可笑或无足轻重的。

当地最著名的首富①是一位名叫波特莱的先生，他曾是东印度公司的船长，喜欢讲有关本地治里的故事。由于他讲故事的时候，将两肘支在桌上，我父亲很想把碟子往他脸上扔过去。然后是烟草仓库的老板洛纳先生。他同雅各布一样，是一个有十二个孩子的家庭的父亲：九个女孩，三个男孩。最小的男孩达维德是我的游戏伙伴。一七八九年，这位老先生想成为贵族，他可真会挑选时候!在这座房子里，欢乐多，债也多。税务监督热柏尔、财政检察官波秋、收税官科尔维西埃和教堂主持夏尔梅尔神父，是贡堡的常客。我在雅典没有见过更加有名的人物。

①指领主老爷之后，代表自由民的人。

德·波秋—布瓦、德·沙多—达西、德·坦特尼亚克等先生，一两位其他贵族，星期天到教区教堂来听弥撒，然后到城堡主人家吃午饭。我们同特雷莫杜一家的关系最密切。这家人有丈夫、漂亮的妻子、非婚生的姐姐和几个孩子。他们住在一间农舍里，惟一的贵族标记是一个鸽子棚。特雷莫杜家族现在还有人在。他们比我明智和幸福，如今还生活在我三十年前离开的古堡附近。他们现在还做当年我去他们家吃黑面包时所做的工作。他们从来没有驶出我早已离开的港口。当我写这页文字的时候，他们可能在谈论我；我责怪自己披露他们的姓名，侵犯了他们用以保护自己的平淡无闻。长期以来，他们怀疑他们听见谈论的人是不是“小骑士”。 贡堡的本堂神父塞万(我儿时常常听他讲道)对此也表示将信半疑。当年他将我抱在他的膝盖上，他无法想象，我这个同农民厮混在一起的顽童如今竟然是宗教的捍卫者。他最后终于相信了，而且在讲道中提到我的名字。这些值得钦佩的人，以为我此刻同儿童时代和青年时代的我一样单纯、一个模样，可是，我经过时间的乔装打扮，已经变了，他们还会认得我吗?在他们同意拥抱我之前，我不得不说出自己的名字。

我给我的朋友们带来了不幸。一位过去对我感情深厚、名叫罗尔的猎场看守人，被一个盗猎者杀害了。这个谋杀事件对我打击甚大。人类的牺牲是多么奇特、多么令人费解的事情呀。为什么最昭彰的罪行和最显赫的光荣是让人类流血呢?我想象罗尔手捧着自己流出的肠子，挣扎着回到他的茅屋，在那里死去。我有过报复的念头；我要同杀人犯搏斗。在这方面，我是与众不同的：对于冒犯，我最初感觉迟钝；但是事情铭刻在我的记忆里，而且随着时间，印象越来越深刻，而不是消失。对事情的记忆可能在我心中沉睡几个月、几年，有一天它突然带着新的力量苏醒了，而我的伤痛比头一天更加强烈。但是，如果说我不原谅我的敌人，我并没伤害他们；我是记恨的，但我并无报复之心。即使我有报复的力量，我也没有这样做的决心。仅仅在不幸的时候，我才是危险的。那些对我施加压力，以为这样能够使我让步的人错了；逆境对于我，犹如土地对于安泰①：我在我母亲的怀抱里吸取力量。一旦幸福将我从她怀中夺走，我就会窒息。

①安泰(Antee)：希腊神话英雄，大地是他的母亲。

第二次贡堡度假——孔蒂团——圣马洛营地——一座隐修院——剧场——我的两个姐姐结婚——重返中学——我的思想开始转变

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贡堡，回到多尔。第二年，由于有在泽西登陆的计划①，圣马洛附近建立了军营。贡堡驻扎了一些部队。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出于礼貌，先后向都兰团和孔蒂团的上校指挥官提供住房：一位是德·圣西蒙公爵，另一位是德·科奘侯爵。每天有二十名军官是我父亲餐桌上的客人。这些外人的玩笑令我感到不快；他们的散步扰乱了我的树林的平静。由于看见孔蒂团的中校维尼亚古在树下骑马狂奔，我头脑中闪现了去旅行的念头。

当我听见我们的客人谈论巴黎和宫廷的时候，我感到悲哀；我设法弄懂什么是上流社会。我发现了一些模糊和遥远的东西，但我很快感到困惑了。从单纯和平静的外省，放眼看这个世界，我感到眩晕，犹如从高耸人云的塔楼上俯瞰地面一样。

然而，有一样东西令我着迷：阅兵。每天，值班卫队以鼓和军乐为前导，在绿院列队走过。德·科奘先生提议带我去参观海边的军营，我父亲同意了。

带我去的是德·拉莫朗戴先生。他是一位很善良的贵族，但由于穷困，他沦落为贡堡的土地代管人。他身穿一套灰色羽纱服，衣领上有一道银色条纹。头上戴一顶灰色毡风帽，帽子的尖角往前倾斜。他让我跨坐在他身后的马臀上，那匹牝马名叫伊沙白利。我抓住系在他衣服上用来插猎刀的腰带。我兴高采烈。当克鲁德·德·比利翁和德·拉穆瓦尼翁议会主席的父亲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到乡下去，“人们用篮子将他们放在驴子的两边，一边一个，由于拉穆尼翁比较轻，在他的篮子里加些面包，以保持平衡。”(德·拉穆尼翁主席的《回忆录》)。

①从一七七八年开始，法国支持美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曾经计划攻占泽西岛。

德·拉莫朗戴先生抄近路：

兴高采烈，意气风发，

穿越树林，越过小河；

因为树林中不见人影，

像弗朗索瓦那样高兴。

我们停下来，到一间本笃会修院吃午饭。修院由于修士不多，不久前合并到该修会的另一个中心去了。我们在那里只看见负责管理财产和经营林木的修士。他在院长的图书馆为我们安排了一顿极好的午餐：我们吃了许多新鲜鸡蛋，还有大条的鲤鱼和白斑狗鱼。穿过内院的拱廊，我看见池塘边有一些高大的埃及无花果树。为了给我们表演，斧头朝树脚砍去，树顶摇晃着，倒在地上。从圣马洛来的木匠锯着带绿叶的枝条，或者将倒下的树干锯成方木。目睹这些被砍伐的森林，这间无人居住的修院，我的心在流血。以后，教会寺庙的浩劫使我回忆起这间修道院的衰落；这种败落是浩劫的先兆。

到达圣马洛之后，我找到德·科奘侯爵；我在他引导下参观了营区的街道。帐篷、架在一起的枪支、拴在短桩上的马匹，连同大海、船舰和远处城内的钟楼，构成一幅美妙的图画。我看见德·罗尊公爵穿着轻骑兵制服、骑着一匹柏柏尔马，飞奔而过。他是象征一个行将结束的世界的人物之一。德·卡里辇王子来到军营，娶了德·波瓦加林先生的女儿。姑娘有点跛，但颇有姿色。这件事轰动一时，引发了拉克雷太尔家的长子今天还在打的官司。可是，这些事情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蒙田说：“当我的朋友逐渐记起整个事件的时候，他们将他们的叙述尽量往后推延。结果，如果故事是好的，他们毁掉其中的精华；如果故事不好，你会咒骂他们的记忆太好，或者他们的判断太糟糕。我看见有些十分有趣的故事在老爷嘴里变得非常枯燥乏味。”我害怕我是这样一位老爷。

当德·莫朗戴先生将我带到圣马洛的时候，我哥哥在那里。一天晚上，他对我说：“我带你看戏去，快戴上帽子。”我手忙脚乱，跑到地窖里找放在顶楼的帽子。一个巡回喜剧团刚刚到达该城。我见过木偶；我想象剧场里的驼背丑角会比街头的丑角有趣得多。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城内一条空无一人的街道，看见一座用木头建造的大房子；我穿过漆黑的走廊，心中不免惴惴。小门打开了，我同我哥哥进入一间已经坐满一半的包厢。

布幕拉开，演出开始。演出的是《家父》①。我看见两个人一边在舞台上散步，一边讲话，而大家盯着他们。我以为他们是操纵木偶的演员，站在吉戈涅太太的茅屋前聊天，一边等候尚未到达的观众。可是，我看见他们高声谈他们的私事，而且观众一声不响，听他们聊天，对此我感到非常惊诧。另外一些人走上舞台，挥动手臂，痛哭流涕，而且大家似乎都受了感染，也放声大哭，这时候我更加惊讶了。布幕降下来，可是我完全弄不懂是怎么回事。我哥哥在两出戏之间，下楼到休息室去。由于我腼腆，一个人呆在包厢那些不相识的人当中，这实在是很苦的事情；我宁愿被关在中学里面。就是我对索福克勒斯和莫里哀的艺术的首次印象。

①一部狄德罗写的戏剧。

我在多尔读书的第三年，发生的大事是我的两个姐姐出嫁：玛丽阿内嫁给德·马里尼公爵，贝尼涅嫁给德·凯布里阿克公爵。她们随她们的丈夫前往富热尔，这意味着一家人要拆散了。我的两位姐姐在同一天、同一个时刻、在贡堡小教堂的同一座祭台前接受婚配降福。她们哭着，我母亲流着泪。当时，我对她们的痛苦感到吃惊，但今天我理解了。现在，每逢我参加洗礼或结婚仪式，我都会含着苦涩的微笑，心中不免酸楚。除了出生的不幸，我不知道有比生孩子更大的痛苦。

就在这一年，像我家中发生变化一样，我自己身上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两本十分不同的书：一是未经删改的《贺拉斯》，一是《草率从事的忏悔》。这两本书对我思想的震动是难以置信的：在我周围崛起了一个奇特的世界。一方面，我揣想在我这个年龄无法理解的秘密，一种同我的存在不同的存在，超越我的视力的快乐，异性的性质不明的魅力——我只见过这个性别的母亲和姐姐；另一方面，拖着脚镣、口中喷火的鬼魂告诉我，只要隐瞒一次罪恶，就要蒙受永世的苦刑。我失眠了；夜晚，我似乎看见黑色的和白色的手掌轮番在我的窗帘前晃动，我想象白手是教会所惩罚的，这个想法更增加了我对地狱的魔影的恐惧。我徒然地在天上和地狱里寻找双重神秘的解释。我不仅受到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打击，天真无邪的我还要同早熟的感情风暴和对迷信的恐惧作斗争。

从那时起，我感到这个火焰进发了几星火花，而这个火焰传播着生命。我领会《埃涅阿斯纪》第四卷，读《泰雷马克奇遇记》①：突然，我在迪东和厄榭里②身上发现了令我激动的美丽；我对这些令人赞叹的诗句和古典散文的和谐变得敏感。一天，我带着激越的感情流畅地翻译了卢克莱修的诗句“Aeneadum genitrix，hominum divum que voluptas”③，以致埃戈尔先生把书夺过去，强迫我背诵希腊文词根。我偷偷藏匿一本提布卢斯④的书。当我读到“Cluam juvat immites ventos audire cubanteln”⑤的时候，那种快感和忧郁之情似乎披露了我自己的性格。马西隆⑥那些包括“罪人”和“浪子回头”等训诫的书同我形影不离。人们让我翻阅这些书，因为他们不知道其中令我感兴趣的东西。我从小教堂里偷了一些小段的蜡烛，以便夜晚读那些有关心灵骚动的吸引人的描写。我入睡的时候，口中嗫嚅着断断续续的句子，极力模仿作者的温存、和谐和优雅；这位作家在散文中极成功地传达了拉辛式的和谐。

①《泰雷马克奇遇记》(Lc Telemaque)：法国作家费奈隆(一六五一—七一五)的著作。

②忒勒玛科斯爱上的女精灵之一。

③希腊文：“埃内的儿子的母亲呀，男子和诸神的快乐。”

④提布卢斯(Tibulle，约公元前五十五一约前一十九)：罗马诗人。

⑤希腊文：“当人们躺下时，听狂风怒号是多么温柔……”

⑥马西隆(Massillon，一六六三—一七四二)：法国传教士。

如果说我以后能够比较真实地描写心灵中那些夹杂基督教式悔恨的冲动，我相信我得益于使我同时认识两个敌对王国的巧合。一本坏书对我的思想的蹂躏，在另一本书在我心中引起的恐惧中得到纠正，而这种恐惧又被没有遮掩的图画引起的萎靡不振的思想所冲淡。

一八一二年十月底

于迪耶普

喜鹊事件——在贡堡度过的第三个假期——江湖医生——重返中学

我们在讲到不幸事件的时候，常常说祸不单行；在感情方面，情况也一样：它们一起到来，像缪斯诸女神或复仇三女神一样。在恶习开始折磨我的同时，我身上出现了荣誉感。灵魂的飞扬，使你的心灵在腐败之中不被败坏；这是放置在毁灭人的因素旁边的补偿性质的因素，好像爱情要求青年实现的奇迹和它强加的牺牲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天晴时，中学寄宿生星期四和星期天外出活动。教师经常带我们去多尔山，山顶上有几处高卢—罗马遗址。从巍然屹立的山岗上，可以极目眺望大海和沼泽；夜晚，沼泽上飞舞着磷火。我们散步的另一个目的地，是厄第修会隐修院旁边的草坪；厄第是历史学家梅再莱的兄弟，该修会的创始人。

五月的一天，埃戈尔神甫，当周的值班学监，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他让我们随便游戏，但他明令禁止爬树。他将我们丢在一条长满青草的小路上，自己走开，去读他心爱的书去了。

路边有一些榆树，其中最高大的一棵顶上赫然有一个喜鹊巢。我们以极大的兴趣望着树顶，互相指着正在抱窝的母喜鹊，心里痒痒的，很想攫取这美妙的猎物。但是，谁敢冒这样的风险呢?命令是那么严厉，老师就在附近，树是那么高!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因为我爬树像猫一样灵活。我犹豫不决，后来，好胜之心终于占了上风。我脱掉衣服，抱着树，开始往上爬。树是光秃秃的，但在树干三分之二高的地方有一个桠杈，喜鹊的巢穴就在其中一个树枝的末端。

我的同学们聚集在树下，为我的勇气叫好，一边看着我，一边望着教士可能倒回的那个方向。他们因为喜鹊蛋即将到手而高兴得跺脚，又因为害怕受到惩罚而胆战心惊。我靠近鸟巢，喜鹊飞走了。我取了蛋，将蛋放在衬衣里，开始下树。我在两条相对的树枝之间滑了一下，跨在树枝上。树是修剪过的，无论左边或右边都没有能够放脚的地方，我不能直起身子抓住树干。这样，我悬在五十尺高的空中。

突然，一声叫喊：“学监来了!”我立即被我的朋友们抛弃，就像这种情况下常常发生的那样。只有一位名叫，戈比昂的同学试图来救我，但他被迫放弃这个很讲义气的行动。为了摆脱困境，惟一的办法是用手抓住一条树枝，吊在半空，然后用脚抱住桠枝下的树干。我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这个动作。在危难之中，我没有扔掉我的宝贝。可是，我本来应该把那玩意扔掉的，那样会好一些，就像我以后扔掉许多别的东西一样。下树的时候，我划破了手，磨伤了胸脯和腿，而且我压破了喜鹊蛋。教士根本没有看见我在榆树上；我相当巧妙地掩饰了我的血迹，但是我身上的闪亮的金黄色无法逃过他的眼睛。他对我说：“走，先生，你要挨鞭子。”

如果此人向我宣布将对我的处罚改为死刑，我也许会感到快乐。在我所接受的原始教育之中，丝毫没有耻辱的概念。在我的整个一生当中，我宁愿接受任何苦难，也不愿意当众被羞辱。我心中感到愤慨，我以男人的、而不是孩子的声调对他说，我决不允许他或者别人碰我。我的话激怒他，他说我造反，一定要整整我，以儆效尤。“我们瞧吧，”我反驳他说。随后，我若无其事地去和同学玩球，这令他十分惊讶。

我们回到学校。值班教师叫我进人他的房间，命令我俯首就范。我激昂的感情让位于嚎啕大哭。我对埃戈尔神甫说，他是我的拉丁文教师，我是他的弟子，他的学生，他的孩子，他不会让他的学生出丑，从此无脸见同学；我还说，他可以将我关禁闭，只给我吃面包、喝清水，不让我课间游戏，给我记过；我会记住他的宽宏大量，并且因此更加爱他。我在他面前跪下来，双手合在一起，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求他饶恕我，但他对我的哀求充耳不闻。我满腔愤怒地站起来，使劲朝他的大腿踢了一脚，他发出一声叫喊。他瘸着腿跑到房间门口，紧紧关住房门，然后朝我走过来。我躲在他的床后面，他隔着床用戒尺扑打我。我抓起他的毯子作盾牌。在战斗中我情绪激昂，高声叫道：

“Macte animo，generosepuer!”①

①拉丁语：“勇敢些，高贵的孩子!”，拉丁诗人维吉尔的诗句。

顽童引用名著，我的敌人不禁乐了。他提议休战，我们达成协议：我同意听任校长裁决。校长说我的不是，但同意免除那种我所拒绝的处罚。当杰出的神父放我走的时候，我感激涕零地吻他的袍子的袖子，以致他不得不向我祝福。荣誉感使我进行的第一次战斗就这样结束了。荣誉变成了我终生的偶像，我为它多次牺牲了安逸、快乐和财富。

我十二岁那年的假期是忧伤的。勒普兰斯神甫陪我回到贡堡。我外出时，都由我的家庭教师陪同。有时我们散步走到很远的地方。他当时因为肺病奄奄一息；他忧郁而沉默寡言；我也并不比他快乐。我们常常一言不发，一前一后散步几个钟头。一天，我们走进一座树林；勒普兰斯先生转脸问我：“应该走哪一条路p阿?”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太阳正在落山；它此刻照射着大塔的窗户：朝那边走吧。”晚上，勒普兰斯先生对我父亲讲了此事：未来的旅行家在这个判断中已经崭露头角了。以后，我多次在美洲看见日落，每次我都想起贡堡的树林：我的记忆互相呼应着。

勒普兰斯神甫希望家人给我一匹马。但是我父亲的想法不同，他认为一名海军军官只要会开船就够了。我没有办法，只能偷偷骑那两匹拉车的粗壮牝马，或者那匹高大的花斑白马。这匹花斑白马和蒂雷纳①的花斑白马不同，不是罗马人所称的、专门培养来救援主人的战马。这是一匹脾气暴躁的马，碎步跑的时候喜欢用蹄子刮地；当我要它跳过壕沟的时候，它咬我的腿。虽然我一生过的是鞑靼人的生活，但从来没有为马匹操太多的心。与我童年接受的教育必然产生的效果相反，我上马的姿势优雅，但不够稳当。

①蒂雷纳(Turenne，一六一一—一六七五)：法国元帅，三十年战争中屡建战功。

从多尔沼泽带回的间日疟使我摆脱了勒普兰斯先生。我的父亲不相信医生，但信任江湖骗子。一位江湖医生刚好从村里经过，他叫人把他找来。那位江湖医生保证二十四小时内将我治好。第二天，他来到家里，穿着用金边装饰的绿色衣服，头上戴着搽了粉的松垮垮的假发，细纹布的宽大袖口脏兮兮的，手指上戴着假钻石，黑缎绣花短裤已经磨损，泛蓝的白袜子穿了洞，皮鞋的扣子特别大。

他掀开床帏，给我拿脉，看我的舌头，然后用意大利口音咕噜了几句话，说必须给我服泻药。他给我一小块焦糖吃。我父亲同意他的处理，因为他认为任何病都来自消化不良，治任何病都要让病人服泻药，彻底清洗肠胃。

半小时之后，我开始剧烈呕吐。人们赶快去告诉父亲，他大发雷霆，要把江湖医生从窗口扔下去。而那个可怜虫脱掉衣服，卷起衬衣袖子，做一些滑稽可笑的手势。他每做一个手势，头上的假发就晃来晃去。他重复我的叫唤，然后加上一句：“是吗?拉旺第耶先生呢?”拉旺第耶先生是镇上药店的老板，仆人赶快叫他来救命。在我的痛苦之中，我不知道我是因为吃了江湖郎中的药而叫唤，还是因为看见他那副模样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们止住了过量的催吐药引起的后果，我重新站立起来。我们的各种疾病是将我们逐渐推回港口的微风。我见到的第一个死人是一位圣马洛的议事司铎。他死时卧在床上，脸孔由于最后的痉挛而变形。死亡是美丽的，她是我们的朋友。可是我们不认识她，她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戴着假面具，而这张面具令我们恐惧。

秋末，家人将我送回中学。

一八一三年十二月

于狼谷

法兰西遭侵犯——游戏——德·夏多布里昂神甫

警察局一纸命令，迫使我躲到迪耶普；此后，我得到允许，从迪耶普回到狼谷，继续我的写作。大地在敌军士兵的铁蹄下颤抖，敌人甚至侵人我的家乡。我同最后的罗马人一样，在蛮族入侵的喧嚣声中写作。白天，我记述的是那些同当天发生的事件一样动荡的事件；晚上，我回忆在坟墓中沉睡的那些无声无息的年代，重温我童年的恬静。面对各个民族的宽广的现实和它们的壮阔的前途，一个人的过去是多么狭窄和短暂呀!

数学、希腊文和拉丁文占据了我在中学度过的整个冬天。学习以外的时间用来玩那些童稚年代的游戏；那些游戏在各个地方都是一样的。英国儿童、德国儿童、意大利儿童、西班牙儿童、易洛魁①儿童、贝督因②儿童都玩滚铁环，掷球。儿童是同一个大家庭的弟兄，只是在他们失去处处一样的纯真之后，他们才失去他们的共同特点。这时，被气候改变的感情、政府和风俗习惯造成不同的民族；人类不再和平相处，不再讲相同的语言。社会才是真正的巴别塔。

①北美的印第安人。

②北非和亚洲西部的游牧民族。

一天上午，我正在学校的大院里玩捉人游戏，仆人过来说有人找我。我跟随仆人走到门口，看见一个肥胖的男人，脸孔红红的，举止粗鲁，一副粗嗓门，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头上戴着未卷好的黑色假发，一件破长袍撩起来塞在口袋里，鞋子上布满灰尘，袜子穿了洞。“小鬼，”他对我说，“你不是贡堡的德·夏多布里昂骑士吗?”“是的，先生，”我回答说，对此人这样称呼我感到惊讶。“而我，”他口沫横飞地继续说，“我是你家族的最后一位长辈，我是德·夏多布里昂神甫：你好好看看我吧。”骄傲的神甫将他的手伸进他的细纹旧绣花短裤的兜里，拿出一枚用脏纸包着的发霉的六法郎埃居，朝我扔过来。然后，他继续他的徒步旅行，同时嘴里气恼地咕噜着。以后我得知，孔代王子曾经提议这位乡绅兼堂区助理司铎充当波旁公爵的家庭教师。这位傲慢的神父回答说，王子是夏多布里昂男爵领地的拥有者，他应该知道这片领地的继承人可以雇家庭教师，但自己决不会给任何人当家庭教师。高傲是我家族的通病。这个缺点在我父亲身上表现得咄咄逼人；我的哥哥将它发展到可笑的程度，而且将这个毛病或多或少地传给他的长子。尽管我有共和倾向，也不敢说完全幸免，虽然我小心翼翼地遮掩着。

头一次领圣体——我离开多尔中学

我第一次领圣体的时间快到了，在家里这是决定孩子前途的时刻。对于基督教青年来说，这个宗教仪式相当于罗马人的穿成年袍。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来参加儿子的头一次领圣体仪式；这个儿子皈依她的上帝之后，要离开她了。

我的虔诚是出自内心的，我感化整个学校。我的目光热烈，我反复施行的小斋令我的老师们感到不安。他们害怕我虔诚过度；明智的宗教极力抑制我的热情。

听我忏悔的神父是厄第修士修道院的院长，他五十岁，表情严肃。每次我来到告罪亭前的时候，他忧心忡忡地问我。他对我的过失的轻微性质感到吃惊，无法将我向他披露的微不足道的秘密同我的惶惶不安联系起来。复活节越接近，他越是急切地问我。“你对我没有隐瞒什么吧?”他对我说。而我总是回答：“没有，我的神甫。”他放我走的时候满脸狐疑，叹着气，眼睛盯着我，似乎要洞穿我内心的秘密；而我离开他的时候，脸色苍白，像罪人一样沮丧。

我应该在神圣的礼拜三接受赦罪。从星期二晚上到星期三，我不停地祈祷，怀着恐惧的心情读《草率从事的忏悔》一书。星期三下午三时，我们出发到修道院去。我的父母陪伴我。德·夏多布里昂夫人作为基督教徒和母亲，看见她儿子就要去领圣体，心中感到自豪，这是我以后的虚名绝对不能引起的。

到达教堂后，我在祭坛前跪下，我这样呆着，像死了一样。当我站起来向修道院院长所在的圣器室走去的时候，我的双膝发抖。我倒在神甫脚下，用完全走样的声音念我的忏悔。“好，你没有忘记什么吧?”耶稣—基督的代言人对我说。我一言不发。他又提这个问题。我仍然说：“没有，我的神甫。”他冥想了一会，请示授权使徒束缚和解放灵魂的主。这时，他下了决心，准备给我赦罪。

上天的雷霆也不会这样令我恐惧，我大声叫道：“我还没有都说出来!”这位可怕的裁判，这位至高无上的主的代表，这个令我如此畏惧的面孔，变成最温柔的牧羊人。他拥抱我，泪如雨下。他说：“说吧，我亲爱的孩子，勇敢些!”

在我一生当中永远不会再有这样一个时刻。我感到无比轻松，好像在我身上移开了一座大山。我幸福得流泪。我敢说，从这一天开始，我被塑造成一个诚实的人。我感觉，我以后绝对不会在悔恨中偷生：犯罪的悔恨应该是多么惨烈，既然我为了隐瞒儿时的缺点蒙受了那么多痛苦!可是，这个宗教是多么神圣呀!它能够这样控制我们的善良的本性!什么样的道德箴言能够取代这些基督教的教诲呢?

第一次认错之后，以后就没有什么能够难倒我了。被我隐瞒的、别人也许付之一笑的儿时的过错，经过了宗教的清洗。修道院院长感到十分为难；他本来想推迟我领圣体的时间，可是我马上就要离开多尔中学，而且不久之后要进海军服役。他以极大的洞察力，从我年幼时所犯的过错的性质本身，发现了我的习性的本质，无论这些过错是多么微不足道。

他是头一个洞悉我的未来前途的秘密的人。他猜到我未来的爱好。他对我并不隐瞒他在我身上看到的好东西，但他也预见了我未来的不幸。“总之，”他补充说，“你赎罪的时间不够；但是你以勇敢的，虽然迟到的认错洗刷了你的罪愆。”他抬起手，念了赦罪的那些话。这次，这只令人惊恐的手臂洒在我头上的是天上的甘露；我低下头，接受圣水；此时，我的感受与天使的至福类似。我跑过去，投进在祭坛脚下等待的我的母亲的怀抱。在我的老师们和我的同学们眼中，我变成另一个人；我走路步履轻盈，昂着头，表情开朗，体现了忏悔的完全胜利。

第二天是神圣的星期四，我被接纳参加这令人感动的、崇高的仪式；在《基督教真谛》中，我曾经徒然地试图描绘仪式的场面。我在其中本来会重新感到我惯常的卑屈：我的花边和我的衣服不及我的伙伴的花边和衣服漂亮；但是，这一天完全属于上帝，完全是奉献给上帝的。我现在完全明白信仰是什么。我对祭台上的牺牲品的真实存在，同对我身边母亲的存在同样敏感。圣体放在我嘴唇上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五脏似乎都被照亮了。我因为崇敬而浑身发抖。我惟一担心的世俗的事情，是害怕亵渎圣体。

我向你呈奉的圣饼，

权作天使的食物，

上帝自己用小麦的花粉

将它制成。

——拉辛

我还想象殉难者的勇气。此刻，我甚至能够在拷问架上或在狮子群中，公开表明我对基督的信仰。

我喜欢回顾这些幸福的感情，在我心灵中，它们在这个世界的苦难发生之前不久产生。将这些感情同我即将描绘的激动相比，看看在三四年之间内，心灵所体会的由虔诚和宗教带来的一切甜蜜和裨益，和由激情带来的诱惑和痛苦，人们可以在两种快乐之间进行选择；人们会看到应该到哪一边去寻求幸福、特别是安宁。

在我头一次领圣体三周之后，我离开多尔中学。这间中学给我留下愉快的回忆。我们的童年在经她美化的地点留下了几许痕迹，好像花儿给它碰过的物体留下芬芳。今天，想到我最初的同学们和最初的老师们四散各地，我还十分感慨。勒普兰斯神甫，被任命担任鲁昂附近的一个有俸圣职，不久就去世；埃戈尔神甫在雷恩教区得到一个本堂神父的职位；而我看见善良的校长波尔歇神甫在革命开始时死去：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为人温和、淳朴。我将永远带着亲切和崇敬的感情思念这位微贱的罗林①。

①罗林(Rollin，一六六一—一七四一)：法国教育家，主张人文主义教育。

一八一三年十二月底

于狼谷

贡堡布道——雷恩中学——与热斯里尔重逢——莫罗——里莫艾朗——我的三姐结婚

我在贡堡找到足以向我的虔诚提供营养的东西，是一次布道；我参加了布道的全过程。我在古堡的台阶上，同男女农民在一起，从圣马洛主教手中接受坚振礼。随后，人们竖起十字架。在固定十字架的时候，我帮忙扶着它。十字架现在还在，耸立在我父亲去世的那座塔楼对面。三十年来，这个十字架从未见过这座塔楼的窗口出现人影；它不再被古堡的孩子们顶礼膜拜；每年春天，它徒然地等待孩子们归来；结果，它看见的只是燕子——这些我儿时的伴侣，燕子对它们的巢穴的忠诚超过人类对祖屋的忠诚。如果我的一生是在十字架下度过的，如果我的头发只是被用青苔覆盖十字架的时光催白，那么我会多么幸福呀!

不久，我启程去雷恩。我要在那里继续我的学业，上完我的数学课；然后参加海军见习军官的选拔考试。

德·法约尔先生是雷恩中学校长。在这间布列塔尼的居矣莱中学①里，有三位杰出的教师：二年级的夏多吉隆神甫，教修辞的热梅尔神甫，教物理的马尔尚神甫。住宿生和走读生都很多，班级很大。这间中学从前的毕业生热弗鲁瓦和然格内②，即使放在巴尔贝中学和布来西中学③，也会给这些学校增光。德·巴尔尼骑士在这里学习过，在指定给我住的房间里，我睡的就是他从前睡过的床。

①居矣莱(Juilet)中学：指由奥拉托利会会员们创办的一间中学。

②热弗鲁瓦(Geffroy，一七四三—一八一四)：文学批评家；然格内(Ginguene，一七四八—一八一六)：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两人都是布列塔尼人。

③都是巴黎的著名中学。

在我心目中，雷恩是巴比伦，雷恩中学是一个世界。教师和学生的人数众多，建筑物、花园、院子的宽敞宏伟，都超出我的想象，可是不久我就习以为常了。在校长的圣名瞻礼日，我们放了假；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放开嗓门唱那几段美妙的颂歌：

啊，忒耳普西科瑞，啊，波林尼亚

来吧，来满足我们的心愿吧，

理智邀约你们参加!

我对我的新同学的影响，可以同我在多尔对我的老同学的影响相比；为此，我挨了几顿揍。布列塔尼孩子脾气暴躁，休息日到名为塔堡尔的本笃会修士公园散步的时候，同学们互相挑战。我们将圆规绑在木杆的一端当作武器，或者徒手搏斗；搏斗的激烈程度视对抗的性质而定。战场有仲裁人，由他们决定战斗是否结束，怎样才算获胜。搏斗在战斗一方承认战败时才停止。我在这间学校又与我的老朋友热斯里尔重逢；他跟在圣马洛一样，常常充当冲突的裁判。一天，我要和青年贵族圣里弗尔(他后来是革命的第一个牺牲晶)较量一番，热斯里尔愿意当我的助手。我被我的对手压在身下，但我拒绝投降，结果我为我的高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跟朝断头台走去的让·德马雷斯特①一样，说：“我只感谢上帝。”

①让·德马雷斯特(Jean Desmarest，一五九五—一六七六)：法国作家。

在这间中学里，我碰见两个后来以不同方式成名的同学：莫罗将军和里莫艾朗②；后者是炸弹的发明人，此刻在美洲当神父。吕西儿只留下一张画像，而这张蹩脚细密画就是里莫艾朗的作品；在革命造成的困境中，他变成画家。莫罗是走读生，里莫艾朗是住宿生。在同一个时代，在同一个省份，在同一座小城，在同一间学校里，竟出现这么多命运如此奇特的人物，这实在是十分稀罕的事情。我在此不禁要讲一个里莫艾朗作弄值周学监的故事。

①让·德马雷斯特(Jean Desmarest，一五九五—一六七六)：法国作家。

②莫罗(Moreau，一七六三—一八一三)：一七九三年入伍，有战功。后来拿破仑指责他同保皇党勾结，将他处死。里莫艾朗(Limoelan，一七六八—一八二六)：一七九九年炸弹爆炸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后来流亡美国。两人都是布列塔尼人。

学生回到宿舍后，学监通常在宿舍里转一圈，看看有什么问题。为此，他透过每个房门上挖的小孔观察。里莫艾朗、热斯里尔、圣里弗尔和我住在同一个房间里。

“作恶的动物是一道美妙的菜肴。”③

③引自拉封丹的寓言《猴子和猫》。

我们曾经好几次用纸堵住小孔，但都白费力气。学监将纸顶开，看见我们正在床上乱跳或者糟蹋椅子。

一天晚上，里莫艾朗催我们赶快上床熄灯，但没有把他的计划告诉我们。不久，我们听见他起床，走到门口，然后又上床。一刻钟以后，学监悄悄来了。由于他对我们不放心(而且他不无道理)，他在我们房门口停下来，听着，瞧着，看不到光线……

“是谁干的?”他冲进房间，大声叫道。里莫艾朗笑得喘不过气来，而热斯里尔装蒜，用浓重的鼻音问：“什么事呀，学监先生?”同里莫艾朗一样，圣里弗尔和我躲在被子里面偷笑。

人们从我们嘴里什么也没有掏出来，我们是勇敢的。我们四个都被关进小地窖。圣里弗尔在一道通往猪舍的门下搜索，把头钻到里面，一头猪跑过来，几乎把他的脑袋啃了。热斯里尔溜进酒窖，弄开一桶酒，葡萄酒淌了一地；里莫艾朗拆了一堵墙；而我，新时代的佩兰·当丹①，爬到地下室的气窗上，用我的演说吸引了一群街头顽童。对学监如此恶作剧的同学(爆炸装置的可怕发明人)，令人想起儿童时代的克伦威尔②，他用墨水涂抹另一位弑君者的脸孔，而后者在他的名字之后签署了处死查理一世的判决书。

①拉辛的喜剧《诉讼人》(一六六八)中的人物，想站在屋顶上判决。

②克伦威尔(Cromwell，一四八五—一五四○)：英国政治家。

虽然雷恩中学的教育有极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我的热忱降低了：老师和同学人数众多，提供了许多娱乐的机会。我的语言学习有进步；我成了数学尖子，对这门课特别喜爱，凭这一点，我本来可以当一名好的、甚至出色的海军军官的。在各个方面我都容易上手。我对严肃的事情和对愉快的事情都有兴趣：在写散文之前，我先写诗；艺术使我激动；我非常喜欢音乐和建筑。尽管我对任何事很快就感到厌烦，但我愿意做那些繁琐的事情，我的坚持战胜我的厌恶。我从来没有放弃一件值得完成的事情；有些事我用我一生当中的十五年或二十年时间去追求，热情饱满，始终如一。

我的聪明也表现在次要事情上。我下棋机智，会打台球、打猎、击剑；我的绘画不错。如果有人教我练嗓子，我唱歌也会很好。这一切，再加上我所受的教育，军人和旅行家的生活经历，让人感觉我毫无学究气，从来不让人感觉我愚笨或自负，我也从来没有旧文人的怪僻，也没有新文人的傲慢和刚愎自用，更不用说嫉妒和不可一世的虚荣心了。

我在雷恩中学度过了两年。热斯里尔比我早一年半离开。他进人海军。在这两年当中，我的三姐朱莉结了婚。她嫁给孔代团的上尉德·法尔西公爵，同她丈夫在富热尔安家，我的大姐和二姐已经住在那座城市里了。朱莉的婚礼在贡堡举行，我参加了仪式。婚礼上我碰见德·特隆若利公爵夫人，她后来以她在断头台上表现的勇气令人瞩目。她是德·拉鲁埃里侯爵夫人的表妹和密友，卷进侯爵夫人的阴谋活动。在此之前，我只见过自己家中的女性，当我看见一个外面的女子如此美丽时，有点感到不知所措。生活的每一步向我展示一个新的前景。我听见充满激情的既遥远又迷人的声音向我走来。我被这新鲜的美妙声音吸引着，急忙朝这些美人奔去。当时，我像埃勒吉斯大主教，对每位神灵奉献不同的香火。但是，焚香的时候，我唱的颂歌能否和祭司的诗一样，被称为“馨香”呢?

一八一四年一月

于狼谷

我被送到布雷斯特参加见习军官的入学考试——布雷斯特港——我与热斯里尔重逢——拉佩鲁斯——我回到贡堡

朱莉结婚之后，我启程去布雷斯特。我离开雷恩这间大型中学的时候，并没有我在离开小小的多尔中学时的那种恋恋不舍的感情。可能我已经失去对一切都感到新奇的天真；时光开始使我的纯真失去敏锐了。在新情况下，我的良师益友是我的舅舅拉夫内尔·德·布瓦太耶，他是舰队司令。他的一个儿子，波拿巴军队中的一位非常杰出的军官，娶我姐姐法尔西公爵夫人的独女为妻。

到达布雷斯特之后，我找不到我的海军军官学校学员证书，不知是什么东西耽误了。我束手无策，不能参加正规学习。我舅舅把我放在暹逻街寄宿，吃海军军官学校的客饭，同时将我介绍给海军司令埃克托尔公爵。

我头一次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我将自己禁闭在孤独的本能之中，而不去结识我未来的同学。我经常接触的人只是我的剑术、图画和数学教师。我以后要在许多地方看见的大海在布雷斯特冲刷着阿尔莫里克半岛的末端。越过突兀的海岬，极目望去，只见一望无际的海洋和未知的世界。在这个空间里，我的想象力纵情翱翔。我常常在热古弗朗斯码头一带，找一根倒在地上的桅杆坐下，观察人群的运动：建筑工人、水手、军人、海关官员、苦役犯在我面前走来走去；旅客们上船下船，驾驶员指挥操作，木匠锯着木头，制绳工编织绳索，见习水手给锅炉点火，烟囱里冒出浓烟和沥青的清新气味。在船舶和商店之间人们搬运着、滚动着成捆的商品、成袋的食物和炮兵的辎重。这边，大车往后倒退，下水装货；那边，滑车提起重物，而吊车放下石块，疏浚船挖掘冲积地；要塞重复着信号，小艇来回穿梭，船只起锚或者进港。

我的头脑对社会，对于它的善和恶，充满模模糊糊的想法。我萌生一种莫名的忧伤；我离开我坐的桅杆；我沿着海堤往上走，来到一个看不见港口的拐角处。在那个地方，除了一道泥炭质的山谷，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仍然听见大海深沉的低吟和人群的喧嚣。我在小河边躺下来。我时而望着流水，时而凝视小嘴乌鸦飞翔，享受笼罩在我周围的宁静，或者倾听造船捻缝工的锤声，我纵情遐想。在我的遐想中，如果风儿送来升帆的军舰的鸣炮声，我会眼睛噙着泪水，全身颤栗。

一天，我在港口散步，向最靠近外海的地方走去。天气炎热，我躺在沙滩上睡着了。突然，我被一声巨响惊醒。我睁开眼睛，就像奥古斯特打败塞克斯都·庞培之后，在西西里岛的锚地观看三层桨战船。大炮不断轰鸣。锚地里到处是舰船：法国大舰队在签订和约之后①回港了。战船扬着帆，硝烟弥漫，旌旗飘扬，雄姿招展，抛锚停下或者继续在波浪上颠簸。从来没有别的东西比这件事使我对人类精神有一个更崇高的认识。天主曾经对大海说过“你不会去得更远。Non procedes amplius”②；此时此刻，人类似乎向天主借用了什么。

①同英国签订和约之后。

②引自《圣经·约伯篇》。

布雷斯特倾城出动，都赶来了。小艇离开舰队，在莫勒登岸。艇上的军官们脸孔被太阳晒得黑黑的，露出从另一个半球带回的奇特的表情，还有一种我说不出的快乐、骄傲和勇气，犹如那些刚刚捍卫了国旗的荣誉的人。这个如此勇敢、如此著名的舰队，这些苏弗朗、拉莫特—皮盖、迪·古埃迪·德斯坦的战友，逃过了敌人的炮火，但却倒在法国人自己的炮火之下!

我注视这支英勇的部队走过。突然，一位军官离开他的同伴，跑过来抱住我的脖子：此人是热斯里尔。他看来长高了，但由于他胸部挨了一剑，身体虚弱而无精打采。他当晚就离开布雷斯特回家去。我以后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在他英勇死去前不久。我以后会讲到，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热斯里尔的突然出现和离开使我下了决心，而这个决心改变了我一生的进程。前面已经写过，这个年轻人对我的命运有极大的影响。

人们可以看出我的性格如何形成，我的思想倾向，我的才能最初受到什么样的打击，因为我可以把我的天才当作一件坏事来谈，无论这个天才是罕见的或者平庸的，无论它配不配这个名称，因为我找不到其他更恰当的词。如果我同其他人更相像的话，我也许会更加幸福；能够毁灭我身上的才能，而不夺去我的精神的人也许是我的朋友。

当布瓦太耶公爵带我到埃克托尔先生家去的时候，我听那些年轻和年迈的水兵讲述他们的战斗故事，介绍他们见识过的国家。此人从印度归来，彼人到过美洲；这位即将起锚周游世界，那位要去地中海的港口，访问希腊海岸。我舅舅把人群中的拉佩鲁兹①指给我看；这位新时代的库克②后来丧身在风暴之中。我倾听着，观察着，一言不发。但是，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想象我将进行的战斗，发现未知的土地。

①拉佩鲁兹(La P erouse，——七四一—一七八八)：法国著名航海家，到过美洲、亚洲许多地方，后来死于海难。

②库克(CDd(，一七二八—一七七九)：英国著名航海家和探测家。

无论如何，看见热斯里尔回到他父母那里，我想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我回到我自己的父母身边。如果我不是独立不羁，厌恶各种形式的役使，我可能很喜欢到海军服役，但我生性不愿意被人使唤。旅行吸引我，可是我只喜欢按照我自己的意愿独自成行。总之，我既没有通知我舅舅拉夫内尔，也没有等候证书，在未得到任何人允许的情况下，一天上午我启程回贡堡了；对于我的家人，我似乎从天而降。

虽然我很害怕父亲，但我胆敢作出这样的决定，对此我今天仍然感到惊讶。同样令人吃惊的，是家人对我的态度。我以为我父亲会大发雷霆，结果我受到亲切的欢迎。我父亲只是摇摇头，似乎说，“多么轻率的举动呀!”我母亲由衷地拥抱我，同时嘴里嘀咕着；我的吕西儿则心花怒放。

一八一七年七月

于蒙布瓦西耶

散步——贡堡幽灵

从这部《回忆录》上一节的写作日期——“一八一四年于狼谷”，到今天的“一八一七年七月于蒙布瓦西耶”，三年零十个月过去了。你听见帝国崩溃了吗?没有。没有任何东西扰乱这些地方的平静。然而，帝国在沉沦：在我的生活中，巨大的废墟倒塌了，就像倾翻在一条未知河流中的罗马残骸。但是，对于与此无关的人，事件并无意义：从上帝手中逃脱的几年将以无边的沉寂惩罚这一切喧嚣。

前一章是在奄奄一息的波拿巴专制统治下、在他的荣耀的最后光辉下写成的；我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开始写这一章。我在离国王很近的地方见过他们，我的政治幻想破灭了，犹如我继续记述的这些比较甜蜜的空想。先说说令我重新提笔的原因吧：人的心灵是一切东西的玩物，人们无法预计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会给它带来欢乐或痛苦。蒙田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说：“为了扰乱我们的心灵，并不需要原因，一个无缘无故的思想就能支配它，令它动荡。”我此刻在玻丝和佩尔斯交界处的蒙布瓦西耶。这块土地上属于德·科尔贝尔公爵夫人的城堡在革命中被卖掉，然后被拆除。现在只剩下两座用栅栏隔开的独立的小屋，那是从前守门人的住房。现在的英国式花园，保留若干它从前的法国式的齐整划一的痕迹：笔直的通道、林阴小径环绕的矮树丛使花园显得庄重，好像一处废墟。

昨天晚上，我独自散步；头上的天好像是秋天的天空；不时有一阵寒风刮过来。我停步看着太阳：它钻进阿吕埃楼塔上空的云彩；加布里埃尔①曾经是这座塔楼的女主人，两百年以前她曾经像我一样看着太阳坠落。亨利和加布里埃尔今日安在?这部回忆录出版之后，我也会如此。

①加布里埃尔(Gabrielle d'Estree)：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情妇。

一只斑鸫栖息在一棵白桦树的高枝上，它的啁啾使我从遐想中惊醒。这神奇的声音蓦然使我记起父亲的庄园。我忘记刚刚目睹的灾难，突然回到过去的岁月，重新看见那些有斑鸫呜叫的田野。当年，我还没有经验，我听鸟儿呜叫的时候，同今天一样忧郁，但那种忧郁来自一种对幸福的模糊的渴望。我现在的忧郁来自对那些权衡过、判断过的事物的认识。当年，贡堡树林的鸟儿的歌唱使我怀念我自己认为已经达到的幸福；蒙布瓦西耶花园的同样的歌声，让我想起我在追求无法企及的幸福中失去的岁月。我现在不需要再学习什么。我比别人走得更快，我经历了人生。时光的流逝，拖着我往前走；我甚至不敢肯定能够写完这部回忆录。我还能够在树林旁边散步多久呢?利用我余下的不多的时光吧。赶快描写我的青年时代吧，趁我还记忆犹新。这位永远抛下迷人海岸的航海者，看着渐渐远去、并且即将消失的陆地，写下他的日记。

迪南中学——布鲁塞——我回到父母身边

我讲述到我回贡堡，受到父亲、母亲和姐姐吕西儿怎样的欢迎。

读者可能没有忘记我的三个姐姐结婚了，她们住在位于富热尔周围的新家里。我哥哥的野心开始膨胀，他在巴黎的时间比在雷恩的时间更多。他买了一个行政法院审查官的职务，后来他又将这个职务卖掉，进入军界。他加入皇家骑兵团；他向往外交使团，跟随德·拉吕泽尔纳伯爵出使伦敦；在那里，他同安德列·谢尼埃①相遇。当我们的动乱爆发的时候，他差一点就得到驻维也纳大使的职位。他请求出任君士坦丁堡，但他碰到一位可怕的对手：米拉波。后者以与宫廷党联合为代价，得到任命的许诺。我回贡堡居住的时候，我哥哥离去不久。

①安德烈·谢尼埃(Andre Chenier，一七六二—一七九四)：法国诗人。

我父亲躲在他的庄园里，不再出来，即使召开三级会议的时候也如此。我母亲在每年复活节前后到圣马洛住六个星期。她等待这段时间就像等待她的解放一样，因为她憎恶贡堡。旅行前一个月，大家就谈论这件事，好像谈论一件冒险事业；人们开始进行准备；让马休息。出发前夕，大家七时睡觉，次日清晨二时就起床。到三时，我母亲心满意足地出发了；她用一整天时间走这十二法里的路程。

吕西儿在阿尔让蒂埃尔教士会议上被接受为修女，但还要得到勒米尔蒙教土会议的认可。等候期间，她躲在乡下。

至于我，在我从布雷斯特逃回之后，我表达了当神甫的愿望。事实上，我只是在争取时间，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家人把我送到迪南中学，让我完成人文科学的学习。我的拉丁文比我的老师还好；我开始学习希伯来文。鲁亚克神甫是中学校长，杜阿梅尔神甫是我的老师。

迪南环境优美，城内有许多古树，周围环绕着城墙和古老的城楼。它坐落在一座高高的山岗上，山岗脚下流淌着直通大海的朗斯河；它居高临下，俯瞰着林木葱郁的山谷。迪南的矿泉水是小有名气的。这座历史名城是杜克洛的诞生地；在它保存的古物中有盖斯克兰②的心脏。英雄的遗骸在革命时期被人偷走，差一点被一名玻璃匠研成碎末作颜料。难道颜料是用来再现战胜祖国的敌人的画幅?

②盖斯克兰(Gueselan，一三二○—一三八○)：法国元帅。

我的同乡布鲁塞先生同我一道在迪南读书。老师每星期四带学生去游泳，犹如教皇阿德里安一世时代的教士，或者胡诺利于斯皇帝①统治下的囚徒。有一次，我几乎淹死；另一次，布鲁塞先生被水蛭咬了；水蛭不知好歹，没有料到它们的前途②。迪南同贡堡和普朗古埃的距离相等。我时而去蒙舒瓦看望贝德舅舅或贡堡的家人。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觉得把我留在家里省钱；我母亲希望我坚持当神甫的志愿，但又不愿意强迫我，不再坚持要我在迪南住宿；不知不觉之中，我就呆在家里了。

①胡诺利于斯(Honorius，三八四—四二三)：西方的第一个皇帝。

②后来，布鲁塞广泛利用水蛭治病。

我仍然热衷于回顾我父母的美德，尽管这只是令人感伤的往事；但是，我更乐于再现这幅仿佛根据中世纪文稿的插图描绘的图画。从现时到我即将描写的时代，有几个世纪的间隔。

一八一七年

于蒙布瓦西耶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贡堡的生活——日日夜夜

我从布雷斯特回来的时候，四位主人(我父亲、我母亲、我姐姐和我)住在贡堡。一名厨师、一名侍女、两名男仆和一个马夫构成全部仆从队伍。一条猎狗和两匹老牝马占据马厩的一角。这个城堡可以容纳一百名骑土，加上他们的夫人、他们的侍从、侍童、达戈贝尔王①的战马和猎犬群。这十二条渺小的生命似乎消失在城堡里。

①公元六二八年至六三八年的法兰克王。

除了几个贵族、到议会去为自己辩解而路过求宿的德·蒙卢埃侯爵和德·戈荣—玻夫公爵，古堡长年累月不见一个外人。那两位过路贵族通常冬天来，骑着马，手枪挂在马鞍架上，腰里别着刀，身后跟着一名同样骑马的仆人，仆人背后马臀上载着一个装衣服的大箱子。

我的父亲总是毕恭毕敬，不戴帽子、冒着风雨站在台阶上迎接他们。乡下人被引进屋之后，喜欢讲他们的哈诺弗勒战争，他们家中发生的事情和他们打官司的故事。晚上，人们将他们带到北塔，在“克里斯蒂娜皇后”的套房里就寝。那个房间里有一张七尺见方的大床，罩着双重的用绿纱和红绸制的床帏，支撑床帏的是四个镀金的爱神。第二天清晨，我下楼到大厅里，透过窗子凝望霜冻覆盖的田野，只见两三个旅人在池塘边孤寂的堤上走过：那是我们的客人骑马朝雷恩②进发了。

②雷恩(Rennes)：布列塔尼首府。

这些外乡人对生活了解不多，可是，多亏他们，我们的视野超越我们庄园的地平线，扩展到几里外的地方。他们一走，惯常的生活又恢复了：我们平时生活在一家人的小圈子里，星期天同村中的自由民和邻近的贵族聚聚。

星期天，当天气晴朗的时候，我母亲、吕西儿和我穿过小树林、沿着一条乡间小路到教区教堂去；碰到下雨，我们就取道贡堡村可恶的街道。马罗尔神甫乘坐的轻马车是由四匹白马拉的，那些马是在匈牙利从土耳其人手中夺来的战利品；我们没有这样的福分。我父亲每年只去教区教堂一次，为的是领复活节圣体；其他时间，他都留在古堡的小教堂里听弥撒。我们坐在老爷的长凳上，面对着与祭台比邻的勒内·德·罗昂①的黑色大理石坟墓，接受恭维和祈祷：这是人类荣耀的形象；棺材前面有几缕馨香!

①勒内·德·罗昂(Renede Rohan)：一位亲王的女儿，埋葬在堂区教堂里。

傍晚，星期天的消遣结束；而且不是每周都有。天气恶劣的季节，几个月没有人来敲城堡的大门。如果说贡堡镇的欧石南上笼罩着忧郁气氛，那么古堡里面的忧郁更加浓重。人们走进它的拱门时，感觉同进人格勒诺布尔的查尔特勒修院一样。当我在一八○五年参观这间修院的时候，我穿过一片荒地，而且景象越来越凄凉；我以为到了修院，这种景况就会结束了；但是，在修院的围墙里面，修士们的花园比森林更加荒凉。终于，在建筑物的中央，在这一切孤寂的包围之中，我找到了修士的古墓。永恒的沉寂——此地的神圣，从这个圣殿，将它的威严扩展到周围的山岗上和森林里。

贡堡的沉闷气氛由于我父亲的木讷和孤僻变得更加浓重。他非但不把家人和仆从紧紧聚合在自己周围，反而让他们分散在古堡的各个角落。他的卧室在东边的小塔里；他的书房在左边的小塔里；三把黑皮椅子和一张铺满契证和文书的桌子就是他书房的全部家具。壁炉上画着夏多布里昂家族的系谱树，在一个窗口挂着从手枪到喇叭短统的各式武器。我母亲的套房高踞在大厅上面，夹在两个小角塔之间：室内铺设着镶木地板，装饰着威尼斯多面镜。我姐姐的卧室在母亲的套房隔壁。侍女的房间远离母亲的卧房，在大塔正屋里。我住在楼梯顶一间孤独的小房里，从内院上楼可以到达古堡的各个部分。楼梯底下的拱形地窖是父亲的随身男仆和其他佣人的房间，而厨娘守着西大塔。

无论寒暑，我父亲每天清晨四时起床，随后马上到内院门口叫醒他的随身仆人。仆人五时给他送去咖啡；然后他在书房里开始工作，一直到中午。我母亲和我姐姐八时分别在自己房间里吃早餐。我起床无定时；按规定我应该一直学习到中午，但大多数时间我无所事事。

十一时半响午餐铃，十二时用膳。大厅兼作餐室和客厅：我们在大厅的东角就餐。餐后，我们到大厅西头的大壁炉前坐下来。大厅四壁装饰着护壁板，漆成灰白色，墙上挂着从弗朗索瓦统治时期一直到路易十四时期的古老画像，其中包括孔代和蒂雷纳①的画像；一幅表现埃克扎在特鲁城下被阿希尔杀死②的油画挂在壁炉上面。

①孔代和蒂雷纳：均为十七世纪法国的著名将领。

②古希腊神话故事。

饭后，大家齐坐一堂，直到二时。如果是夏天，我父亲下午去钓鱼，到菜园或古堡周围散步。如果是冬天，他去打猎，而我母亲躲进小教堂，在祈祷中打发掉几个钟头。小教堂是一间阴暗的祈祷室，墙上挂着最著名的绘画大师的杰作。谁也不会想到布列塔尼深处的一座封建古堡会收藏这么多古画。其中阿尔巴内③的铜版画《耶稣之家》至今还保留在我身边：对于我，这幅画就是贡堡的惟一纪念了。

③阿尔巴内(Albane，一五七八—一六六○)：意大利画家。

父亲外出，母亲在祈祷，吕西儿躲进她的房间，我回到我的斗室或者到野外去玩耍。

八时，晚餐钟响了。晚餐后，如果天气好，全家到大门台阶上坐下来。夜幕降临时，我父亲用猎枪射击从雉堞中飞出来的猫头鹰。母亲、吕西儿和我凝望着天空、树林、太阳的余晖和最早出现的星星。十时，我们进屋睡觉。

秋夜和冬夜是以另一种方式度过的。晚饭后，我们一家人离开饭桌来到壁炉边，母亲斜靠在一张暹罗花布的沙发榻上，床边摆着一张独脚圆桌，桌上点着一支蜡烛；我和吕西儿坐在炉子旁边；仆人收拾好餐具走了。这时，父亲开始在厅里踱来踱去，一直到就寝的时刻。他身穿一件长毛绒白袍，或者说一种唯独在他身上才看得到的类似斗篷的东西。他半秃的脑袋上端端正正地戴着一顶白色大便帽。由于厅子很大，蜡烛只能照亮一个角落，所以父亲远离壁炉时我们就看不见他了；我们只听见他在黑暗中行走的脚步声；随后，他白袍白帽，耷拉着长长的苍白的面孔，慢慢踱回亮处；他逐渐从黑暗中出现时简直像一个幽灵。他踱到大厅另一头的时候，吕西儿和我低声交谈几句；他走近时，我们便一言不发。他走过我们身边时间道：“你们在谈什么呀?”我们胆战心惊，什么也不回答；他继续散步。剩下的时间，我们只听见他有节奏的步伐、母亲的叹息和风儿的呜咽。

古堡的大钟敲十点了，我父亲戛然止步。那个使挂钟抬起来的发条似乎同时也终止了它的脚步。他掏出怀表，上好发条，然后端着一个点着蜡烛的银烛台，进西边小塔一会儿，马上又端着烛台走出来，朝东角塔的卧室走去。吕西儿和我伫立在他经过的路上；我们吻他，祝他晚安。他一言不发，俯身向我们伸过他干瘦和凹陷的面颊，然后继续走他的路，直到消失在塔的深处，而我们听见他关门的响声。

符咒解除了。由于父亲在场而变成石像的母亲、姐姐和我，现在都恢复了生命的功能。解除魔法后我们的头一个结果是滔滔不绝的谈话。沉默使我们受到压抑，但它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滔滔不绝的话语过后，我把侍女叫来，我将我母亲和我姐姐送回她们的房间。在我退出之前，她们要求我看看床底、壁炉、门后，检查楼梯、过道和走廊。关于古堡中盗贼和鬼魂出没的传说困扰她们。人们相信，一位木腿的贡堡公爵，三个世纪以前去世的，不时在古堡中出现，有人在角塔的大楼梯上见过他；他的木腿有时单独同一只黑猫散步。

一八一七年八月

于蒙布瓦西耶

我的角塔

我母亲和我姐姐就寝前听的全是这类故事。她们上床时怕得要死。我回到我的角楼；女厨娘重返她的大塔，而男仆们下楼到他们的地下室去。我的角塔的窗口对着内院；白天，我看见对面远处护墙的雉堞，那里生长着荷叶蕨，还有一棵野杏。夏天，几只乳燕啁啾着钻进墙洞，它们是我仅有的伴侣。晚上，我只看见一小块天空，和几个星星。当月亮闪烁，往西坠落的时候，月光透过菱形的窗口照射在我床上。猫头鹰在塔楼之间飞来飞去，在月亮和我之间往返，我的床帏上映着它们的翅膀的抖动的影子。由于我住在最偏僻的角落，面对着走廊入口，黑暗中的任何声响都逃不过我的耳朵。有时，风儿似乎在轻步疾走；有时，它发出呻吟；突然，我的门被剧烈地摇晃着，地窖传来几声轰鸣，然后沉寂下来，随后又重新开始。早上四时，古堡的主人在古老的拱门入口处叫醒他的随身男仆，他的喊叫听上去似乎是黑夜的最后一个幽灵的声音。对于我，这声叫喊等于蒙田的父亲叫醒他儿子的悦耳的音乐①。

①法国十六世纪作家蒙田在他的《随想录》中回忆说，他父亲在他年幼时用乐器将他唤醒。

我父亲固执地要一个孩子独自睡在高高的塔楼上，这样做可能有些不当，但最终变得对我有好处。对待我的这种粗暴方式造就了我的男人的勇气，可是并未剥夺我丰富的想象力；人们今天想剥夺青年的这种敏锐。父亲强迫我挑战鬼魂，而不让我相信没有鬼魂。他常常带着嘲讽的微笑问我：“骑土先生害怕吗?”他甚至会要求我同死人睡在一起。我善良的母亲对我说：“我的孩子，一切事情要上帝同意才能发生，只要你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就不必害怕鬼怪。”比起一切哲学论据，母亲的话更使我安心。我取得了完全的成功。结果，在我孤寂的塔楼上，晚上的风成了我的随心所欲的玩具，我的想象的翅膀。我的想象力一经点燃之后，到处扩散，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足够的食粮，可能会吞噬天空和大地。现在我要描写的就是这种精神状态。我重返我的青年时代，尝试找到过去的我，也许我永远做不到，虽然我蒙受了苦难。

由孩子变成大人

我从布雷斯特回到贡堡，我的生活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孩子不见了，成年人出现了，连同他的欢乐逝去了，他的烦恼留下了。

首先，在真正的激情出现之前，我对一切都感到迷恋。在餐桌上我不敢讲话，也不敢吃东西；在沉闷的晚饭之后，我终于溜掉。我的激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不能一口气下台阶，不然我会直冲下去。我不得不在石级上坐下来，让我的激情平静下来。但是，我一到绿院和树林，我就开始跑、跳、蹦、嬉戏、开心，直到弄得精疲力尽，心脏突突跳着，陶醉在打闹和自由之中。

我父亲常常带我去打猎。我对打猎产生了兴趣，而且将这兴趣提高到狂热的程度。我还记得我在那片田野上打死第一只兔子。秋天，我常常在池塘边齐腰深的水里呆上四个或五个钟头，等待野鸭。即使今天，当一条狗突然停下的时候，我都不能保持冷静。然而，在我对狩猎的热情之中，有寻求独立的因素。跳越壕沟，在田野上、在欧石南丛中漫游、提一条枪在荒凉的地方闲逛，掌握力量和孤独，这就是我的保持纯真的方式。在奔跑中，我常常跑得很远，以致累得不能走路；森林看守人不得已用树枝编成担架，将我抬回家。

可是，打猎的乐趣对我是不够的，我被一种我不能控制、也不能理解的对幸福的渴望激励着，我的思想和我的心灵似乎正在建造两座空空如也的寺庙，没有祭台也没有牺牲。我还不知道要在庙里供奉哪个神灵。我在我姐姐吕西儿身边成长；我们的友情是我们的全部生活。

吕西儿

吕西儿身材修长，容貌姣好，但是态度凛然。她满头乌黑的长发映衬着苍白的面孔，常常用她充满悲哀和热情的目光凝望天空或者周围的景物。她的步态、她的声音、她的微笑和她的外表透露出某种幻想和痛苦的神情。

吕西儿和我之间是互无补益的。我们谈论的世界是我们内心的世界，同我们周围的真实世界很少有共同点。她把我当作她的保护人，我把她当作朋友。她时有一些悲哀的念头，我无法消除：她年方十七，已经叹惋自己失去了青春年华；她希望离家进修道院隐居。她有无穷无尽的忧虑、哀愁、伤感，而一个寻而不获的词语，一个萦绕心怀的冥想常常使她蒙受几个月的愁苦。我经常看见她用手撑着头沉思默想，像石雕像一样静止不动；她的生命力转向内心的活动，不再显露于外表；甚至她的胸脯也不起伏。她的姿态、她的悲哀、她的秀美使她宛如一个阴郁的精灵。我极力抚慰她，但片刻之后，我自己也陷入无法解释的绝望。

将近傍晚，她喜欢独自读几页《圣经》。她最喜欢的祈祷场所是那田间的交叉路口，那儿竖着一个石十字架和一株像画笔一样直指天空的细长的杨树。我虔诚的母亲十分欣悦，说她女儿就是那些被称作“洛尔”的露天教堂里祈祷的早期基督教教徒的形象。

心灵的专注在我姐姐身上产生了非凡的精神效用：她夜晚做一些有预见的梦；醒后她似乎能够洞察未来。大塔的楼梯口有一个挂钟，在寂静中滴答作响；有时夜不成寐的吕西儿到挂钟地面的梯级上坐下来，她借助她那盏摆在地上的油灯的微光凝视着钟面。当两枚指针午夜重叠在一起，并在这非凡的重合中敲响骚乱和罪恶的时刻时，吕西儿听见远方传来的丧钟。八月十日①前夕她在巴黎，同我另外两位姐姐住在卡尔梅修院②附近。一天，她朝镜子里望了望，大叫一声说：“我看见死神进来了。”如果吕西儿在喀列多尼亚③长满欧石南的灌木丛里，本来可以成为司各特笔下具有超人视力的天仙；但在阿尔莫里克④的灌木丛里，她只是一个天生丽质、才气横溢、但命运乖蹇的孤独女郎。

①指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那一天，巴黎革命群众占领了杜伊勒利刁宫。

②巴黎的一座女修道院。

③喀列多尼亚是苏格兰的旧称。

④即布列塔尼。

缪斯最初的气息

我姐姐和我在贡堡过的生活，增加了我们的青春和我们的性格的狂热。我们的主要解闷方式是并肩在大树林散步，春天脚下踏着报春花，秋天踏着落叶，冬天踏着印有小鸟、松鼠和白鼬足迹的白雪。我们像报春花一样年轻，像落叶一样忧郁，像初雪一样纯洁；在我们的娱乐和我们之间存在着协调一致。

在我们的一次散步中，吕西儿听见我如痴如醉地谈论孤独，于是对我说：“你应该将这一切描写出来。”这句话启发了我的灵感。一丝神圣的气息在我身上拂过。我开始琅琅吟诗，好像这是我从小就讲的语言。日日夜夜，我歌唱我的快乐，即我的树林和山谷；我写了许多短小的田园诗，完成描写大自然的图画。在我写散文之前，很久，我就开始写诗。德·丰塔纳先生认为，我掌握了两种方法。

友爱的吕西儿对我的才能的期待是否如愿以偿?对于我，多少东西成了徒然的期望!在艾斯希尔①写的《阿加门农》中，一名奴隶站在阿尔告斯宫的高塔上；他的眼睛搜寻着舰船归来的信号；但是，时间过去了，星星隐没了，火把熄灭了。许多年之后，当约定的火光终于在海面出现的时候，在岁月的重压之下，这个奴隶已经变成驼背老人；他只能收获不幸；而合唱队朝他唱道：“老人是阳光下漂泊的影子。”

①艾斯希尔(Eschyte，公元前二二五—公元前四五六)：古希腊悲剧诗人。

吕西儿的手稿

在灵感的最早飞扬中，我邀请吕西儿仿效我。我们常常整天磋商，交换我们的诗作，交流我们的计划。我们一起写作。按照我们的本能，我们翻译了《约伯》②和卢克莱修③的最优美和最忧郁的段落：Taedet animain meam vitae meoe①，l’Homo natus de muliere②，Turn porro puer，ut saevis proiectus ab undis navita③等等。吕西儿的思想与感情融为一体，她的思想很难摆脱她的心灵，但是，当她能够将她的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她就无与伦比了。她留下三十多页手稿；只要读过这些作品，你无法不深受感动。这些作品的优雅、温柔、深沉、充满激情的敏感，是希腊才智和日耳曼才智的结合。

②《约伯》：《圣经》中的一篇。

③卢克莱修(Lucrece，公元前九十三—前五十)：拉丁诗人和哲学家。

①拉丁文，意思是：我的心灵厌倦生活。

②拉丁文，意思是：女人赐给男人生命。

③拉丁文，意思是：孩子如同被狂风抛弃的水手。

日出

多么温柔的光线照亮了东方!是否年轻的晨曦睁开她美丽的、惺忪的睡眼?迷人的女神呀，快点，离开你新婚的睡床，穿上你紫红的长袍。但愿一条柔软的腰带束住你，但愿没有鞋催促你的纤纤细步，但愿没有饰物亵渎你打开阳光之门的素手。瞧，你已经在绿荫覆盖的山岗上升起。你金色的头发卷成环形，垂在你玫瑰色的脖子上。从你嘴里，散发出清新和芳香的气息。温柔的女神呀，整个大自然冲你微笑；你独自垂泪，而鲜花盛开了。

月光下

贞洁的女神!你是如此地纯洁，即使廉耻的潮红也不能跟你娇嫩的光芒混同，我斗胆向你倾诉我的感情。同你一样，我不必为我的心灵感到羞耻。但是，想起人们的不公正和盲目，我同你一样黯然神伤。同你一样，这个世界的错误和悲惨令我沉思。然而，你，苍穹的公民，你永远保持开朗；我们星球上升起的暴风骤雨在你平和的月轮上滑过。体惜我的忧伤的女神呀，将你冷静的安详洒在我的心灵里吧。

贞女

天之骄女呀，可爱的贞女，如果我在一张粗劣的画布上勾勒出你的轮廓，我会说你是童贞的化身，生命之春的智慧，暮年的美丽，困境中的幸福。你不会犯下我们的谬误，你洒下的都是纯洁的眼泪，你的微笑只有天上仙女才有。可是，美丽的贞女呀!你周围布满危险，嫉妒向你射出一枝枝毒箭。你会颤抖吗，可爱的纯洁?你会躲避威胁你的危险吗?不，我看见你站着入睡了，头靠着祭坛。

我哥哥有时到贡堡来看望我们这些隐居者，但每次都匆匆忙忙。他通常带着一个年轻人一起来，此人是布列塔尼议会的参议德·马菲拉特尔先生。他是诗人马菲拉特尔的表弟。我想，吕西儿在不知不觉之中，对我哥哥的这位朋友萌生了倾慕之情，而这被窒息的感情是她郁郁寡欢的根本原因。何况，她有卢梭的怪僻，虽然她没有卢梭的傲气：她觉得周围的人合谋为难她。一七八九年，她由姐姐朱莉陪同去巴黎；朱莉去世时，她表达了崇高的眷念之情。从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到尚博特尔，认识她的人都赞扬她。在恐怖年代，她被投进雷恩的地牢，而且差一点被送到变成监狱的贡堡关押。从监狱释放出来之后，她同德·科德先生①结婚；一年之后，她成了寡妇。在我流亡归来时，我重新见到我这位童年的朋友。我以后会讲她是如何死的，以及她的死给我带来的痛苦。

①他同吕西儿结婚时六十九岁，而吕西儿有三十二岁；婚后不到一年他就死了。

一八一七年十一月

于狼谷

在狼谷写下的最后几行字——披露我生命的奥秘

下面是我从蒙布瓦西耶回来之后，在隐居中写下的最后几行字。在我的隐居生活中挤满了美好的青少年，在他们匆匆走过的行列中，他们隐匿和歌颂了他们的父亲，现在我要丢下这一切了。我不再看见装点我的弗洛里迪娜的墓地的玉兰花，用于纪念哲罗姆①的耶路撒冷松树和黎巴嫩柏树，格雷那德月桂，希腊梧桐，阿尔莫里克橡树；在这些树下，我描绘了布兰卡，歌颂了西莫多塞，塑造了弗蕾达②。这些树伴随我的梦想发芽和长大；它们是树精。它们就要成为另一个帝国的臣民，它们的新主人会像我爱它们一样爱它们吗?他会让它们逐渐萎蔫，可能将它们砍倒：我在土地上不应该留下任何东西。在向奥尔内森林告别的时候，我想起我向贡堡树林告别的情景：我的一生是不断的告别。

①哲罗姆(Jerome，三四七—四二○)：拉丁教神甫，主要从事《圣经》的研究。

②布兰卡，西莫多塞，弗蕾达：都是夏多布里昂在他的作品中创造的人物。

吕西儿引发的我对诗歌的兴趣，等于火上加油。我的感情得到新的飞跃；我思想中萌生追求名声的虚荣心。一段时间，我相信我的天才；但是，我很快对自己产生了理所当然的戒心，开始怀疑我的才能，就像我一贯的想法那样。我把自己的写作看做是一种邪念。我嗔怪吕西儿在我身上诱发了这种不幸的倾向。我搁下笔，哀叹我未来的光荣，就像人们哀叹自己失去的光荣一样。

我回复我童年的游手好闲，更加感到我的青年时代所缺乏的东西：对于我自己，我也是一个奥秘。我每次看见女人都手足无措；如果有女人同我说话，我就满脸通红。我本来就够腼腆了，在女人面前更甚，以致我宁愿接受任何折磨，也不愿意单独同一个女人在一起。但是，女人一走开，我又依依不舍，无限眷念。维吉尔、提布卢斯和马西隆①的图画清晰地显现在我的头脑中，但是我母亲和我姐姐的形象以它的纯洁遮盖一切，使人的本性试图揭开的纱幕更加厚重；母子之爱和姐弟之爱使我对那种不那样无私的感情产生误解。如果将后宫最美的女奴交给我支配，我也不知道向她们提什么要求。偶然的情况开导了我。

①维吉尔(Virgile，约公元前七十—一十九)：拉丁诗人；提布卢斯(Tibule)：公元前的拉丁诗人；马西隆(Massillon，一六六三—一七○二)：法国神甫，担任过主教，发表过几次著名的悼词。

家在贡堡庄园附近的一位邻居，同他的太太一起到古堡来住几天，那位太太长得非常漂亮。有一次，不知道村里出了什么事情，大家都跑到大厅一个窗口去观看。我头一个到达窗子旁边，那位太太跟着我也到达那里；我想把位置让出来，转身对着她；她无意间挡了我的路，我被夹在窗口和她之间。我完全六神无主了。

从此刻起，我隐约发现，以一种我不了解的方式爱和被爱应该是至高无上的幸福。如果我做了别的男人所做的事情，我可能早就了解我身上孕育着的感情将带来怎样的欢乐和痛苦。但是，在我身上，一切东西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性质。由于我热烈的想象力，我的腼腆，我的孤僻，我非但没有向外扩张，反而更加内省。由于缺乏实在的对象，我以我强劲而模糊的向往呼唤一个幽灵，它须臾不离开我。我不知道，人类心灵的历史是否提供了类似的事例。

爱的幽灵

这样，我以我见过的所有女人作基础，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女人：她有那位将我拥在怀中的女邻居的身材、头发和微笑；我给她配上村中某个少女的眼睛，另一名少女的鲜艳。挂在客厅墙上的弗朗索瓦时代、亨利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的贵夫人的画像给我提供了不同的风韵，我甚至从挂在教堂的圣母像中窃取了某些妩媚。

这位迷人的美人同我形影不离，但人们看不见她的身影。我同她交谈，好像同一个真实的生灵；她随着我的感情的变化而改变模样：没有戴面纱的阿佛洛狄忒，身披蓝天和沾满甘露的狄安娜，戴着微笑假面具的塔利亚，象征青春的赫柏①——她常常变成改造我的本性的仙女。我不停地修改我的画像：我在我的美人身上取下一个饰物，换上一个新的。我也常常改变她的服装；我向一切国家、一切世纪、一切艺术、一切宗教借用。然后，我重新将我的草图和颜色分开；我惟一的女人变成千万个女人，在她们身上，我将分别欣赏那些我曾经放在一起膜拜的迷人之处。

①阿佛洛狄忒(Aphrodite)是罗马神话中的爱神；狄安娜(Diane)是罗马神话中的狩猎神，塔利亚(Fhalie)是司掌喜剧的缪斯；赫柏(Hebe)是希腊神话中的青春女神。

皮格马里翁②不会比我更爱他的雕像；令我尴尬的问。题是如何讨好我自己的雕像。我自惭形秽，我拼命给自己加上我并不具备的东西。我像卡斯托耳①和波鲁克斯②一样纵马飞奔；我同阿波罗一样演奏竖琴；我比战神更加熟稔武器、更有力量。在这些臆造的故事之上，我还加上多少编造的事迹!莫尔文的女儿的影子，巴格达和格雷那德的女苏丹，古代城堡的女主人，浴池，香水，舞蹈，亚洲的享乐，好像受了魔杖的点化，一切都听我支配。

②皮格马里翁(Pygrrmlion)：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王子，也是著名的雕刻家。他对自己完成的一座少女雕像非常爱慕，后来爱神赐给雕像以生命，成了他的妻子。

①卡斯托尔(Castor)：希腊神话中的美男子。

②波鲁克斯(Pollux)：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瞧，一位年轻的女皇走过来，身上缀满钻石，戴着鲜花(我的女精灵总是这样)。她深夜来找我：穿过柑橘园、在海浪冲刷的宫殿的走廊里、在那不勒斯或迈锡尼③散发清香的海岸边，在恩底弥翁④照耀的爱的天空之下；她，这个伯拉西特列斯⑤的活雕像，在一群静止的雕像、在黯淡的图画和月光悄悄染白的壁画的包围之中，姗姗向我走来了。她走在大理石板上的轻盈的脚步声同浪涛的不被觉察的低鸣混杂在一起。帝王的嫉妒困扰着我们。我在埃纳⑥原野的君主面前跪下：当她将她十六岁的头俯向我的面孔的时候，她柔软如丝的秀发轻拂着我的脸，而她的手搭在我因为尊敬和满足而跳动的胸脯上。

③那不勒斯和迈锡尼都是意大利的港口城市。

④恩底弥翁(Endymion)：希腊神话中的牧童，美男子

⑤伯拉西特列斯(Praxitble)：古希腊雕刻家。

⑥埃纳(Enna)：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

当我走出梦境，又变成一个可怜的、默默无闻的布列塔尼人，没有光荣，没有美貌，也没有才能，不能引起任何人注目，任何女人都不会垂青于我。每念及此，我就感到绝望：我不再敢抬起眼睛，看那伴随我的光彩夺目的形象了。

谵妄两年——工作与幻想

谵妄①持续了整整两年。在这期间，我处于精神极为兴奋的状态。我本来就木讷，此时更加沉默寡言；我本来还读读书的，此时丢下了书本；我变得更加孤僻。种种症候表明，我处于激烈的感情动荡之中。我眼睛凹陷了；我日益瘦削；我夜不成寐。我变得分心、忧愁、容易冲动、举止粗暴。我以一种孤独、古怪、奇特、但充满快乐的方式打发日子。

①青年夏多布里昂受到“感情波浪”的冲击，陷入幻想之中。他臆造了一个理想的伴侣拉·希菲德，寄托他全部青春的诗情和幻想。这种状态从一七八四年夏天到一七八六年夏天，持续了两年。

古堡北面是一片荒原，荒原上布满了德洛伊教祭司②的巨石。日落时，我找一块石头坐下来。金黄的树顶、霞光灿烂的大地、透过玫瑰色云彩闪烁的金星使我又陷人遐思。我真希望能够同令我梦牵魂绕的理想伴侣一起观赏这美丽的景色。我凝神注视夕阳。我把我的美人托付给它，让它领着容光焕发的她去拜谒宇宙。晚风摧毁昆虫在草尖上织的网，云雀在卵石上歇脚，眼前的情景让我回到现实。我心情忧郁，神情颓丧，踏上回城堡的归途。

②古代克尔特人和高卢人的一种宗教，信徒常在森林中祈祷。

夏季那些暴风骤雨的日子，我登上西边塔楼。古堡顶下的雷鸣、塔楼尖顶上哗哗作响的滂沱大雨、划破云天使铜风标闪烁发光的电光使我激动不已。就像伊斯门在耶路撒冷城墙上所做的那样，我呼唤闪电，希望闪电给我送来阿尔米德。③

③影射意大利诗人塔索(一五四四—一五九五)的叙事诗《耶路撒冷的得救》。诗中，巫师伊斯门保卫城市，抵抗基督教教徒的进攻。

如果天气晴朗呢?我穿过大树林①；树林周围是草场；草场被栽种的杨柳隔开。我在其中一棵柳树上布置了一块栖身之地，像一个鸟巢似的。在那里，我隔绝在天地之间，以黄莺为伴消磨时光；我的仙女就在我身旁。我也把她的形象同沾满清新露水、夹杂夜莺悲鸣和微风呜咽的美好春夜联系在一起。

①古堡附近的一座树林。

其他时候，我沿着荒芜的小路、长满芦苇的湖水漫步。我留意那些从无人涉足的地点传来的声响；我竖耳倾听每一棵树；我仿佛听见月光在树丛中歌唱。我想再现这些乐趣，可是我感到笔拙词穷。我不知道在讲话的腔调中、在竖琴的颤抖中、在号角或口琴的圆润或清亮的乐声中，怎么还能够找到我的女神。如果要讲述我同我的爱情之花所作的美好旅行，那就会过分冗长；我们手牵着手参观著名的废墟、威尼斯、罗马、雅典、耶路撒冷、孟斐斯、迦太基②；我们穿越海洋；我们向奥大息蒂的棕榈树、向安汶岛和蒂多雷岛③芬芳的树木祈求幸福；我们在喜马拉雅山巅去唤醒曙光；我们走下“圣河”，它的波浪环绕着用金球装饰的宝塔；我们在恒河边睡眠，而一只梅花雀在一条竹制小舟的桅杆上唱印度语的船歌。

②孟斐斯(Memphis)：古埃及城市；迦太基(Cathage)：古代非洲城市现在只剩下废墟。

③安汶岛：印度尼西亚的岛屿，十七世纪是荷兰在印尼的主要殖民地蒂多雷岛(Tier)：印尼的一个岛屿。

土地和天空对于我都不再有任何意义：我尤其忘记了天空。但是，虽然我不再向它表达我的心愿，它仍然倾听我的隐秘的苦难的声音，因为我在受苦，而痛苦在祈祷。

秋天的欢乐

季节越凄凉，越适合我的心绪。霜冻使出门变得不那么容易，把村民隔绝开来。没有他人干扰，我们感到更加自在。

秋天的景象令人触景生情：它如同我们的落叶般的岁月，它如同我们的落花般逐渐枯萎的年华，它如同我们的云彩般飞逝的幻想，它如同我们的逐渐变得暗淡的智慧，它如同我们的阳光般逐渐变得冷漠的爱情，它如同我们的河流般冻结的生命，同我们的命运有神秘的关联。

看见暴风雨的季节归来、天鹅和野鸡飞过、乌鸦在池畔草地上聚会、夜幕降临时到大树林高高的橡树上栖止，我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快乐。傍晚，当一股淡蓝的烟云在林中路口升起，当风儿呜咽哀鸣、吹动枯萎的苔藓，我内心感到无限的欣悦和满足。如果我在一块休闲地的尽头碰见一名农夫，我会停下来端详这个在麦穗下挥镰收割的人。他用犁铧翻动他的坟墓的泥土，将滚热的汗水同冬天冰凉的雨水混在一起。他正在挖掘的犁沟是他死后还要继续存在的纪念碑。我美丽的女守护神对这一切能够有什么作为呢?她施展魔法，把我送到尼罗河边，将淹没在沙漠里的金字塔指给我看，就像这些犁沟将来会被欧石南掩盖一样。我庆幸自己已经把我对至福的向往寄托在人类现实以外的地方。

傍晚，我独自驾着小船在灯蕊草和荷花漂浮的池塘之中漫游。那里，聚集着准备离开我们远徙的燕子。我全神贯注，不放过它们的每一声呢喃。塔韦尼埃①在孩提时代倾听旅人讲故事也不会那么专心。日落时，它们在水上嬉戏，追逐昆虫，一齐冲上天空，仿佛为了考验它们的翼力似的。它们俯冲回到湖面，然后悬在芦苇上。芦苇在它们的重量下微微弯曲，到处听得见它们叽叽喳喳的啭鸣。

①塔韦尼埃(Tavemier，一六○二—一六八九)：十七世纪法国著名旅行家。

咒语

夜色正在降落；芦苇摇动着它们的由杆茎和利剑组成的田野；芦苇间，羽族的队伍——黑水鸡、野鸭、椋鸟、沙锥——沉默着；湖水拍打着边岸；从沼泽和树林里传出秋天的萧瑟。我将小船停在岸边，返回古堡。一走进房间，我就打开窗子，凝视天空，开始念我的咒语。我同我的女巫登上云天。被她的头发和面纱缠裹着，我随着暴风雨，摇晃树木的顶梢，撼动群山的顶峰，或者在海面掀起巨浪。到空间潜游，从上帝的宝座下降到深渊之门，万物任由我的爱情摆布。在自然界的一片?昆沌之中，我如痴如醉，既幻想危难又幻想快乐。朔风的气息只给我带来快感；雨的呜咽邀请我到女人胸脯上睡眠。我对这个女子讲的话本来应该赋予暮年以意义，温暖坟墓的大理石。女巫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知道，既是处女又是情人，是纯洁的夏娃，是堕落的夏娃；这位令我感情狂热的女巫是神秘和激情的结合。我将她供奉在祭台上，向她顶礼膜拜。我因为被她爱而感到骄傲，这更增加我的深情。她在行走吗?我俯身让她践踏，或者亲吻她的足迹。她的微笑令我惶惑；她的声音令我颤栗；如果我触摸她碰过的东西，我会因为欲望而颤抖。她湿润的嘴呼出的气息透彻我的骨髓，变成血在我血管中流动。她的一瞥足以使我飞到大地的另一端；只要同她在一起，我什么冷漠也不畏惧!在她身边，狮子的洞穴会变成宫殿，千百万年太短促，不能熄灭我心中燃烧的激情。

精神上对偶像的崇拜同这种狂热结合在一起：由于我的想象力的另一种作用，这位将我抱人怀中的佛律内①，对于我也是光荣，更是荣耀；完成最崇高牺牲的德行，孕育最杰出思想的天才，让人约略了解这种幸福是什么。在我的奇妙的创造物身上，我同时找到灵魂的一切享乐。由于被这双重的欢愉压迫甚至淹没，我从此弄不清我真实的存在是什么：我是人，也不是人；我变成云彩，风、声音，我变成纯粹的精灵，会飞翔的生命，歌唱至高无上的幸福。我蜕掉我本性的躯壳，同我幻想的少女融合，为了她身上有我，为了更亲近我的美人，为了同时成为感情的接受者和赐予者，爱情和爱情的对象。

①佛律内(Phryne)：古希腊的交际花。

突然，在我的狂热的感情激荡之中，我扑倒在床上；我在痛苦中辗转；我辛酸的眼泪抛洒在床上，但谁也看不见我这白白流淌的凄凉的眼泪。

诱惑

很快，我觉得我无法继续在塔上呆下去了。我摸黑下楼，像一个谋杀犯一样，悄悄打开台阶上的门，到树林里去游荡。

我四处乱走，迎着风儿和暗影，挥舞手臂。然后，我靠着一棵大树的树干。我看见被我惊动的乌鸦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或者凝望在大树光秃秃的树梢上面游动的月亮。我愿意住在这死亡的世界里，它具有坟墓的阴暗。我既不感到寒冷，也不感到夜的潮湿；如果此时听不见村庄的钟声，黎明冰凉的气息也不会将我从沉思中唤醒。

在布列塔尼大多数村庄里，人们通常在黎明时分为死者鸣钟。钟敲三下，声音单调、凄凉、有田野的寂寥。对于我生病和受伤的灵魂，没有什么比钟声更能够表达它蒙受的生存的苦难了，而钟声宣告生存的终结。我想象在偏远的小屋中死去的牧人，然后他被人埋葬在一个同样无名的公墓里。他来到这片土地上千什么呢?而我自己，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既然我始终是要走的，比起在重负下、冒着日中的炎热结束旅行，不如趁着早晨的清凉、及早到达目的地不是更好一些吗?内心的欲望使我的面孔通红，离去的念头好像突然而来的快乐攫取我的心灵。在我年轻、容易犯错误的年代，我常常希望在领受了幸福之后不要再活下去：在最初的成功之中，强烈的幸福感令我渴望毁灭。

由于我越来越紧地同我的幽灵捆绑在一起，由于不能享受那并不存在的东西，我同那些残疾人一样，幻想他们无法企及的幸福，而他们所梦想的快乐无异于地狱的苦刑。而且，我已经预感我未来命运的苦难。由于我善于给自己制造苦难，我将自己置身于两种绝望之间：有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碌碌无为；有时我觉得我身上的长处将永远得不到赏识。一种秘密的本能告诉我，即使我在这个世界上走下去，也不会得到任何我期望的东西。

一切都加深了我的厌恶之情带来的苦涩：吕西儿是不幸的；母亲没有给我安慰；我父亲让我感受生活的苦痛。年迈使他的心灵和他的身体更加僵硬；他不断监视我，对我严加申斥。当我从野外游荡归来，看见他坐在台阶上的时候，我宁愿被人打死也不愿意进入古堡。然而，这只是推迟了我的苦难：吃晚餐的时候我不得不露面。我一言不发，蜷缩在我的椅子里，两颊沾着雨水，头发乱蓬蓬的。在我父亲注视下，我纹丝不动，额上沁着汗，心乱如麻。

现在，我到了需要一点勇气承认自己的弱点的时候了。试图自杀者表现的并非他的心灵的力量，而是他性格的虚弱。

我有一支猎枪，扳机有毛病，常常失灵。我往枪里装了三发子弹，来到大树林的一个偏僻地点。我将子弹推上膛，将枪筒末端塞进嘴里，我把枪托朝地面敲打。我将这个动作重复了几次，但枪没有响。守林人的出现动摇了我的决心。我是一个不自觉的宿命论者，认为结束我的生命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于是将执行计划的时间推迟到另一天。如果当时我自杀成功，我的一切将同我一道被埋葬；人们对那导致我的灾难的故事就会一无所知；我会是那些无名的不幸者当中新的一员，我就不会让别人循着我的忧伤的痕迹跟踪我，就像循着血迹跟踪一个受伤者。

被这些图画扰乱了心绪、而且试图模仿这些疯狂举动的人，那些因为我的幻想而怀念我的人，他们应该记住：他们听见的只是一个死者的声音。我永远不会相识的读者呀，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我现在成了上帝的掌中物；永恒的上帝曾经对我进行审判。

生病——我害怕和拒绝当教士——去印度的计划

不规律的生活带来的一场病结束了折磨我的苦恼；缪斯对我的最早的启迪和最早的感情冲击正是由这种苦恼造成的。这些令我心灵不堪重负的感情，这些还处于朦胧状态的感情，好像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的大海的风暴。面对方向不定的狂风，我这个没有经验的水手不知道怎样驾驭我的风帆。我呼吸困难，发着高烧。父母派人到离贡堡五六里远的小城巴佐希请一位名叫希弗代尔的著名医生，这位医生的儿子在德·拉鲁艾里侯爵夫人的事件中起了作用。医生对我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开了药方，并且说最重要的是我必须改变生活方式。

我有六个星期处于危险状态中。一天上午，我母亲到我房间里来，坐在我床边，对我说：“现在是你下决心的时候了。你哥哥有办法为你谋取一个有俸圣职。但是，在进修道院之前，我要听听你的意见，因为虽然我希望你从事教士的职业，但我更希望你成为一个上流社会的人，而不是一个被人议论的神父。”

读者根据前面我所写的内容，不难判断我虔诚的母亲的建议来得是不是时候。我在我一生的主要事件中，对应该避免的事情是十分敏悟的；荣誉感驱使我。当教士吗?对于我，这是一个可笑的念头。当主教吗?圣职的威严令我敬畏，祭坛令我却步。我会像一个主教，努力培养德行，或者满足于掩盖自己的邪恶吗?我感觉自己太懦弱，无法做到前面这一点；我又太率直，无法做到后面这一点。那些认为我虚伪和野心勃勃的人其实对我很不了解：我在社交界之所以永远无法成功，正是因为我既没有野心，也不虚伪。野心在我身上最多表现为强烈的自尊。我也许有时想当部长和国王，那是为了嘲弄我的敌人；但是，二十四小时之后，我就会把我的公文包和王冠从窗口扔出去。

于是，我对母亲说，我没有足够的决心去当神甫。这是我第二次改变志愿：我不愿意当水手，我也不愿意当神甫。剩下的只有从军了。我喜欢这一行。但是，我怎么能够失去我的独立，并且接受欧洲式的纪律的约束呢?我有一个奇怪的念头：我要到加拿大去开垦森林，或者到印度一个王公的军队中效力。由于所有男人身上都存在的矛盾，一个理智如我父亲的人，对我的冒险计划并不感到太突兀。他因为我的犹豫而责怪我母亲，但决定将我送到印度去。人们先把我送到圣马洛：那里正在为一条要到地治里去的战船配备火力。

在我出生的城市中小住——对拉维纳莆和我的悲伤童年的回忆——我被召回贡堡——同我父亲诀别——我进军队服役——告别贡堡

两个月过去了，我独自呆在这座岛城里。拉维纳莆不久前在那里去世。我到她此刻空空如也的床榻边哀悼她，看见我儿时当作活动摇篮的柳条童车。在这架小车里，我学会在这悲哀的世界上站立。我想象我年迈的保姆，从病榻上用她微弱的目光望着这活动的摇篮。我生命的第一个纪念物同我义母的最后遗物相对无言。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为她的乳儿向上天祈求幸福。想到乳母对我如此始终如一、如此无私、如此纯洁的眷念，我的心因为爱、惋惜和感激而破碎了。

而且，我找不到我儿时的圣马洛了。从前我在船舶的缆索间玩耍；现在港内看不到船了。我出生的公馆现在变成旅店。我刚刚离开我的摇篮，世界已经面目全非。在我度过童年的地方我成了异乡人，碰见我的人问我是谁，惟一的原因是我的头在地面上长高了几分；可是，不用多少年，我的头会重新朝地面倾斜。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幻想变化得多么快啊，多么频繁啊!一些朋友离去了，另一些取代他们；我们的关系变化了：我们始终会有一段时间，不能享有今天享有的东西；我们始终有一段时间，失去我们曾经享有的东西。人类没有一贯的、始终如一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一段段接驳起来的，而这是他们的悲哀。

从此我失去伴侣；我来到我从前用沙构筑城堡的舞台，campos ubi Troja fuit①，我在空无一人的海滩上行走。退潮后海滩的景象，犹如幻想破灭后我们周围残存的荒凉的空间。八百年之前，我的同胞阿贝拉尔怀着对他的爱洛伊丝的怀念，同我今天一样凝望着海浪；同我一样，他看着船只渐渐消失(ad horizontis undas②)；他的耳朵同我的耳朵一样倾听着波浪单调的声响。在浪涛的拍打声中，我沉湎于我从贡堡带来的忧郁的思绪之中。最后，我漫步到名为拉瓦尔德的岬头，在岬头的顶端坐下，心中充满苦涩。我记得，从前每逢集市，我就躲在这些岩石下面；我的同伴们陶醉于欢乐的时候，我在这里吞噬着眼泪。我现在并不感到自己比从前更加被人爱抚，也不比从前更加幸福。我很快就要离开我的祖国，去浪迹天涯。这些想法使我悲伤欲绝，我恨不得跳进大海里去。

①拉丁文：“特洛伊所在的平原”(《埃涅阿斯纪》)。

②拉丁文：“一直到天边的波浪”。

一封信将我召回贡堡。我回到家里，同家人一道吃晚饭。我父亲对我一言不发，我母亲叹着气，吕西儿似乎十分懊丧。十时，大家离开饭厅。我问我姐姐，她什么都不知道。次日八时，父亲叫仆人来找我。我走下塔楼：我父亲在他办公室里等我。

“骑士先生，”他对我说，“你哥哥给你弄到一张纳瓦尔团的少尉证书。你明天动身去雷恩，再从那里到康普莱。这里是一百路易，省点用。我年迈多病，活不长了。好好做人吧，不要坏了名声。”他拥抱我。我感觉这布满皱纹和表情严厉的脸孔激动地贴着我的脸孔，这是我父亲最后一次拥抱我。

我平时如此敬畏的德·夏多布里昂公爵此刻变得异常亲切。我吻着他瘦骨嶙峋的手，哭了。那时，他已经部分瘫痪，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他丧命。他的左臂痉挛，不得不用右手将左臂压住。就这样，他把他那柄用过的剑交给我；然后，不等我缓过神来，就将我带到在绿院等候的轻便马车旁边。他让我先上车。车启动了，我望着台阶上泪流满面的母亲和姐姐。

我沿着池塘边的堤道往上走；我望着我的燕子栖息的芦苇、穿过磨坊的小溪和草场。我朝古堡瞥了一眼。这样，我像犯了过失的亚当，朝未知的土地走去：世界展现在我面前，and the world was all before him①．

①英文：“全世界站在他面前”(弥尔顿语)。

从那天以后，我只回过贡堡三次：我父亲死后，我们都回来服丧，分遗产，告别。另一次，我陪我母亲回贡堡，因为我哥哥要把我嫂嫂带回布列塔尼，母亲要准备家具。结果，我哥哥并没有回来；他和他年轻的妻子不久就被刽子手砍了头，无缘享用我母亲为他们准备的枕头。最后，去美洲之前，我在前往圣马洛登船途中，第三次路过贡堡。由于古堡没有住人，我不得不住在管家家中。我在大树林漫步的时候，从一条阴暗的小径尽头远远望见荒凉的台阶、紧闭的大门和窗户，我感到很凄凉。我心情忧闷地回到村里；我叫人备马，半夜就启程了。

经过十五年的别离之后，在我重新离开法国赴圣地之前，我赶到富热尔拥抱我剩下的亲人。我没有勇气去朝拜那一片田野，我在那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富有活力的岁月。今天的我是在贡堡的树林中长大的；我在那里开始感受我拖累终身的那种烦恼的打击，还有那种给我带来痛苦和幸福的忧伤。在那里，我曾经尝试理解我的心灵；在那里，我看见我的家庭团聚，然后离散。我父亲曾经在那里幻想恢复他的名望，恢复家庭的产业。这个幻想也被时光和革命粉碎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今天只剩下三个：我哥哥、朱莉和吕西儿已经不在了；我母亲由于悲痛，抑郁而死；我父亲的尸骨被人从坟墓里挖掘出来。

如果我死后我的作品能够存在，如果我能够留下我的名字，可能有一天，某个旅人在我的《回忆录》的指引下，会来参观我描写的这些地方。他将认出古堡；但他不会看到大树林：我的梦想的摇篮像这些梦一样烟消云散了。古老的主塔孤单地屹立在岩石之上，痛惜那些橡树——它的老伙伴；过去是这些大树护卫它，使它免受风暴的袭击。我现在同主塔一样孤独；同它一样，我看见曾经美化我的岁月、呵护我的家庭倒塌了。幸亏我的生命与我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塔楼不同，并非那样牢固地建筑于地面，而且人类和他们亲手建造的塔楼相比，对风暴没有那样强的抵御能力。

—八二一年三月

于柏林

柏林——波茨坦——腓特列

在贡堡和柏林之间，一名充满幻想的年轻人和一位年迈的部长不可同日而语。我在前面写过这样的话：“在多少地点我着手写这部《回忆录》，而在何处我将把它写完?”

在我上次搁笔和我重新提笔写这部《回忆录》的今天，差不多四年时间过去了。中间发生了千百件事情；我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位政治家；我对政治的兴趣甚微。我保卫了法国的自由，只有自由才能够使合法的王权继续。同保守党人一道，我将德·维莱尔先生扶上台；我看见德·贝里公爵去世，我发表了悼念他的文章。为了同各方面和解，我决定避开；我接受驻柏林大使的职位。

我昨天到达波茨坦，这座过去飘扬军旗、今天没有驻军的兵营：我在虚假的雅典研究虚假的于连。在无忧宫①，人们让我看一张桌子，一位德意志的伟大君主曾经在那里将一些高深的格言改写成短小的法语诗；用木雕猴子和鹦鹉装饰的伏尔泰的房间②；佯装尊重外省而实则蹂躏它们的那个人的磨坊；战马“凯撒”和猎兔狗狄安娜、铃兰、牝麓、骄傲、巴克斯的坟墓。不信教的国王甚至为他的爱犬建造陵墓，以亵渎对坟墓的宗教虔诚。他出于对虚无的炫耀而不是对人类的轻蔑，将自己的坟墓建在狗坟旁边。人们带我去参观已经开始毁坏的新王宫。在波茨坦的古堡里，人们保留烟草的痕迹、破烂和肮脏的椅子，总之，变节王子的一切污秽。这些地方使恬不知耻者的污秽、不信神者的放肆、暴君的专制和士兵的荣耀同时永存。

①无忧宫：离波茨顿两公里的王宫。

②一七七○年至一七七二年，伏尔泰曾经应邀到昔鲁士国王腓特列二世宫中作客两年。

只有一样东西吸引我的注意：指针指着子夜的挂钟，那是腓特列③断气的时刻。我被这幅图像的静止不动愚弄了：时光并不停止它的流动。并非人使时光停止不前，而是时光使人静止不动。再说，我们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并不重要；我们的学说的光辉或者默默无闻，我们的富有或穷困，我们的欢乐或痛苦都不能改变对我们的岁月的度量。无论时针在金的钟面或木的钟面转动，无论大小不同的钟面镶嵌在戒子的底盘里或填满大教堂的圆花窗，时间的长短是一样的。

③腓特列二世(Frderic II，一七一二—一七八六)：即大腓特列，普鲁士国王。

在一座新教教堂的地下室里(地下室上面就是还俗的分立派教徒的讲坛)，我看见戴皇冠的诡辩家的坟墓。棺材是青铜铸造的；你敲它的时候，它咚咚作响。睡在这青铜棺材里的宪兵甚至连他显赫的声名也不能叫醒，能够叫醒他的只有军号，当他在他最后的战场，面对战神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必要改变我的印象，所以参观大理石宫的时候，我心情感到一阵轻松。当我还是一名可怜的军官，穿过他的部队的时候，这位叫人建造宫殿的国王同我讲了几句得体的话。至少，这位国王同样具有普通人的弱点；由于他同他们一样平庸，他沉湎于寻欢作乐。今天有必要劳神去区分这两副骷髅吗?这两个人从前是不同的，一位是大腓特列，一位是腓特列—纪尧姆①。无忧宫和大理石宫同样是没有主人的废墟。

①腓特列—纪尧姆(一六二○—一六八八)：普鲁士国王。

总之，我们时代发生的事件的巨大使过去的事件显得渺小，虽然同马伦戈、奥斯特利兹、耶拿、莫斯科战役相比，罗斯巴茨、里埃尼次、托尔高等等的战斗只是小冲突，腓特列同别人相比，在被链条锁在圣赫勒拿岛②的巨人面前，不会太相形见绌。普鲁士国王和伏尔泰是以奇特方式系在一起的两个人物，他们将永世长存。后者以他的哲学摧毁一个社会，而同样的哲学帮助前者建立了一个王国。

②圣赫勒拿岛(Sainte-Helene)：大西洋中的英属岛屿，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二一年，战败的拿破仑被囚禁在那里。

柏林的夜是漫长的。我住在一间属于德·迪诺公爵夫人的公馆里。到夜色降临，我的秘书们就丢下我走了。如果宫廷里没有为尼古拉大公和大公夫人③的婚礼而举行的庆祝活动，我就呆在自己家里，独自守在阴郁的火炉旁边。我只听见布兰德门的哨兵的叫喊，和更夫走在雪地上的脚步声。我用什么来消磨时光呢?读书吗?我没有书。还是继续写我的《回忆录》吧?

③后来的俄国沙皇和皇后。

我的故事讲到我在从贡堡去雷恩的路上。在雷恩，我住在一位亲戚家里。他很高兴地对我说，一位他认识的太太要到巴黎去，她车上刚好有一个空位，他有把握说服那位太太捎带我。我接受了，但心里却诅咒他的热心。他办妥了事情，马上将我介绍给这位旅伴。她是一位服装商人，举止轻盈而洒脱；她看见我的时候，笑了起来。半夜，马匹来了，我们出发。

这样，在深夜，我独自同一个女人关在一辆驿车里。一辈子不曾看见一个女人而不脸红的我，怎样从我梦幻的高度走下来，接近这令人恐惧的现实呢?我手足无措；由于害怕碰到罗斯太太的袍子，我蜷缩在角落里。她同我说话，而我嗫嚅着，不知如何回答。她不得不交付车费，张罗一切，因为我什么都不懂。天亮的时候，她重新以惊奇的目光看着我，因为带上了我这个傻瓜而后悔不迭。

路上的景色开始变了，我再看不见布列塔尼农民的装束，再听不到他们的口音。我的情绪低沉，这更增加了罗斯太太对我的轻蔑。我知道这位太太对我作何感想，我还保留这头一次同人打交道给我留下的印象，时光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将它抹去。我生来孤僻，但并不怕羞；我有我这个年纪的谦虚，但没有这个年纪的拘谨。当我看到我由于自己善良的一面而显得可笑时，我的孤僻变成无法克服的腼腆。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我觉得我有东西要隐藏，而这要隐藏的东西是一种品德；我决定自己躲起来，以维护我的纯真。

我们快到巴黎了。在圣西尔站，宽广的道路和整齐的树木令我感到吃惊。很快，我们到达凡尔赛。柑桔园和它的大理石台阶令我赞叹不已。美洲战争的胜利给路易十四宫廷带回了战利品。统治宫廷的女皇正值青春，风华正茂。面临崩溃的王权似乎从来不曾这样巩固。而我这个默默无闻的路人，在这些富丽堂皇毁灭之后仍然活着，而且我还要活下去，目睹同我刚刚离开的树林一样满目凄凉的特里农森林。

终于，我们进入巴黎。我发现所有人都面带讥讽。我好像贵族勒布索涅克①，认为看着我的人都在嘲弄我。罗斯太太急于摆脱我这个蠢货，叫车夫把我们送到马伊街的欧洲旅店。我一下车，她就对看门人说：“给这位先生开一个房间，”然后加上一句，“为你效劳。”一边做了一个行屈膝礼的样子。我以后没有再看见罗斯太太。

①勒布索涅克(Le Pouceaugnac)：莫里哀戏剧中的人物。

一八二一年三月

于柏林

我哥哥——我的表兄莫罗——我姐姐德·法尔西伯爵夫人

一个女人在我前面爬那个又黑又陡的楼梯，手里拿着一把贴有标签的钥匙；一个萨瓦②人跟在我后面，提着我的小旅行箱。我们登上四楼，女仆打开房间，萨瓦人将我的箱子搁在椅子的扶手上。女佣对我说：“先生需要什么吗?”我回答说：“不要。”响起了三声口哨；女佣叫道：“走吧!”她突然走出去，关上房门，同萨瓦人一道冲下楼梯去了。当我独自一人关在房间里的时候，我内心出奇地感到凄凉，差一点就要立即动身回布列塔尼了。我以前听说过的有关巴黎的种种传说在我头脑里涌现。我尴尬万分。我想睡觉，但床没有铺好；我肚饿，但不知道去哪里吃饭。我害怕失礼：要不要叫旅店的人?要不要下楼?我应该问谁?我冒险将头伸出窗外：我看见底下一个井一般的小小内院，有人在那里走来走去，但他们绝对不会想到四楼的囚徒。我回到肮脏的放床凹室旁边，重新坐下来，百无聊赖地看着覆盖内墙的墙纸上的人物。远处传来一阵响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我的门打开了，进来的是我哥哥和我的一位表兄。这位表兄是我母亲的一个姐妹的儿子，我那位姨妈的婚姻颇不顺心。罗斯太太对我这个傻瓜毕竟还有点怜悯，叫人按照她在雷恩得到的地址，通知我哥哥我已经到达巴黎。我哥哥拥抱我。我表兄莫罗是一个高大、肥胖的人，满身烟草气味，吃饭狼吞虎咽，话很多，走路匆匆忙忙，上气不接下气，老是半张着嘴，舌头有一半吊在外面；他认识所有的人，终日在赌场、前厅和沙龙里鬼混。“啊，骑士，”他大声叫道，“你到巴黎了。我带你到夏特纳太太那里去怎么样?”这个我第一次听说的女人是谁呢?这个建议令我对我表兄莫罗十分反感。“骑士先生也许需要休息，”我哥哥说，“我们去看法尔西夫人吧，然后他回来吃饭、睡觉。”

②萨瓦：法国东部的一个省。

我心里一阵欣喜：在冷漠的人群当中，对家人的回忆是一个安慰。我们出发了。我表兄莫罗大发雷霆，说我的房间太不像话，命令旅店老板至少要让我搬到下一层去。我们登上我哥哥的马车，动身到德·法尔西夫人住的女修院去。

朱莉为了看病，来巴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姣好的面容、她的优雅、她的才智立即吸引了许多人。我说过，她生来就有写诗的天才。她曾是她那个世纪最讨人喜欢的女性，后来她变成了圣女。卡隆神甫撰写了她一生的故事。这些到处寻找完美灵魂的使徒，对这些灵魂神甫认为来自造物主的爱心。“当一个完美的灵魂升天的时候，”神父以早期基督教徒的纯洁和希腊精神的朴实说，“上帝会将她放在自己膝盖上，称她为自己的女儿。”

吕西儿发出令人心酸的哀叹：“致我失去的姐姐”。卡隆神甫对朱莉的赞美和解释印证了吕西儿讲的话。神父写的故事也证明我的《基督教真谛》中所讲的内容是真实的，可以佐证我的《回忆录》中的某些内容。

纯洁的朱莉开始感到悔恨；她以苦修赎救她的兄弟；她以她的著名的非洲主保圣女为榜样，成了一名殉道者。

《义人的一生》的作者卡隆神父是我的同乡，流亡中他自称为弗朗索瓦·德·保罗；他的名望是由受苦受难者披露的，即使在波拿巴声名显赫的时代，他也是一位名人。一位被放逐的副本堂神父的声音并没有被使社会动荡的革命的轰动所掩盖。似乎为了写我姐姐的德行，他专门从国外回来。他在我们的废墟中寻找，发现了一名牺牲者，和一座被遗忘的坟墓。

当这位圣徒传的新作者描写朱莉的苦行的时候，人们仿佛在讲道中听见波舒哀对拉瓦利耶尔的歌颂。

“她敢碰一个如此娇嫩、如此亲爱、如此珍贵的躯体吗?难道人们一点也不怜香惜玉?相反!灵魂针对的主要是它，好像针对她的主要引诱者。灵魂为自己设立了界石；她四面八方被围困，只有对着上天，她才能呼吸。”

在朱莉的可尊敬的传记作者所写的最后几行里，我无不惶恐地看到了我的名字。在如此高贵的品德旁边，微末如我者所作的一切算得了什么呢?我在伦敦流亡期间曾经收到我姐姐的信，我是否完成了她嘱咐我所做的一切呢?向上帝奉献一本书够吗?难道我不应该向他奉献我的生命?不过，这个生命符合《基督教真谛》吗?如果我的感情在我的信仰上投下阴影，我为宗教刻画的形象或多或少闪光有什么紧要?我并没有持之以恒；我并没有穿上苦衣：我的临终圣体的上衣本来可以吸干我的汗水。可是，由于旅途劳顿，我在路边坐下了。虽然如此，我应该重新站立起来，到我姐姐已经到达的地方。

朱莉荣耀之极：卡隆神父为她立传；吕西儿哀悼她的死。

一八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于柏林

上流社会的朱莉——晚餐——波默勒尔——德·夏特纳太太

我在巴黎见到朱莉的时候，她处在上流社会的流光溢彩之中；她出现的时候，身上覆盖着花朵，脖子上戴着项链，穿着圣克莱芒①禁止早期基督教徒穿戴的薄薄的香纱。圣巴齐尔②希望夜的环境归于孤独者，而清晨属于其他人，以便享用大自然的肃默。而对于朱莉，黑夜是她赴那些欢乐的聚会的时刻；在她以欢愉的心情写下的那些诗句中，这是最迷人的地方。

①圣克莱芒(Saint clenent)：教皇(八十八—九十七)。

②圣巴齐尔(Sairt Basite)：希腊教大主教。

朱莉比吕西儿漂亮得多；她有温柔的蓝眼睛，棕色的鬈发。她的手和手臂白净、优雅，举手投足仪态万方，给优美的身段更增添几分妩媚。她光艳照人，表情活泼，喜欢笑而不作态，笑的时候露出一排珍珠般闪闪发光的牙齿。许多路易十四时代的女人画像很像朱莉，其中包括莫特马尔三姐妹的画像。但是，朱莉比德·孟德斯庞夫人更加优雅。

朱莉以一个姐姐才有的温情迎接我。在她缀满丝带、玫瑰花和花边的怀抱中，我觉得受到呵护。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一个女人的爱恋、体贴和献身精神。人们可能被兄弟和朋友忘记，可能被同伴抛弃，但他的母亲、他的姐姐或他的妻子永远不会这样对待他。当哈罗德①在黑斯廷战役中被打死后，没有人能够在众多的死尸中认出他，结果求助于死者心爱的年轻姑娘。她来了，而不幸的王子被有天鹅脖子的伊迪丝找到了：“Editha swanes-hales，quod sonat collum cycni”②

①哈罗德(Harold II，约一○二○—一○六六)：英格兰的最后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一○○六年，哈罗德在黑斯廷(Hastings)附近的战斗中阵亡。

②拉丁文：“Editha swanes-hales，即天鹅的脖子。”

我哥哥将我送回旅店。他吩咐为我准备晚饭，然后离去。我独自一人吃饭，我睡觉的时候心情忧伤。我在巴黎的第一个夜晚思绪起伏，怀念我故乡的欧石南，面对暗淡的前途颤抖。

第二天上午八时，我的胖表兄来了；在此之前，他已经跑了五六个地方。“好吧，骑士!我们吃早饭去。我们同波默勒尔一起吃饭；今晚我带你到夏特纳太太那里去。”看来这是无法躲避的邀请，我接受了。一切都像表兄所预料的那样。早餐之后，他要带我去参观巴黎，把我拖去看王宫附近那些最肮脏的街道，告诉我一个年轻人可能碰到的危险。我们准时到达餐馆吃晚饭。我觉得端上来的食物十分粗劣。客人的谈话向我展示另一个世界。话题是宫廷、财政计划、学士院的会议、女人和男女私通的绯闻，新上演的戏、走红的男女演员和作家。

客人当中有几个布列塔尼人，包括德·居耶骑士和波默勒尔。后者善于辞令，描绘了波拿巴的几次战役，说我将来在文学方面会出人头地。在帝国时期，波默勒尔由于仇恨贵族博得一定的名声。当他得知一个贵族变成王室侍从的时候，他兴高采烈，大声叫道：“在这些贵族头上，又多一个夜壶了!”可是，波默勒尔本人自称是贵族，而且他是有根据的。他将自己的姓写成波默勒，暗示自己是塞维涅夫人的书信中提到的波默勒家族的后代。

晚饭后，我哥哥想带我去看戏，但我的表兄要带我到夏特纳太太那里去，于是我去看我命中注定要看的那个女人。

我看见的女子已经不年轻了，但她仍然有几分魅力。她亲切地接待我，尽量让我感到自在，问一些有关我来自的那个省和我要去服役的那个团的情况。我笨拙而拘谨。我暗示我表兄设法缩短这次访问。但是，他对我看也不看一眼，大谈我如何了不得，说我在母亲怀抱里就开始作诗，同时请我歌颂夏特纳太太。她帮助我摆脱了这艰难的处境。她说她很抱歉，有事不得不外出，并且邀请我第二天早上去看她；她说话的声音是如此温柔，我情不自禁答应了。

第二天，我独自来到她家里。我看见她躺在一间布置得很雅致的卧房里。她说她有点儿不舒服，而且她有晚起床的坏习惯。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既不是我母亲、也不是我姐姐的女人床边。她注意到我前一天晚上的腼腆，但她有办法克服我这个毛病，结果我讲起话来居然滔滔不绝。我忘记我说过什么；但是我现在似乎还记得她脸上的惊讶表情。她向我伸过她半裸的手臂和秀美的手，微笑着对我说：“我们会把你变成一个斯斯文文的人。”我甚至没有吻这只美丽的手；我拘束不安地退出了。第二天，我启程到康布雷去。这位夏特纳太太是什么人?我一无所知。她像一个迷人的影子，在我生活中掠过。

一八二一年三月

于柏林

康布雷——纳瓦尔团——拉马迪涅尔

驿车车夫将我送到兵营。我的姐夫德·夏多布尔子爵(他娶了守寡的德·凯布里阿克公爵夫人、我姐姐贝尼涅)，为我给该团的一些军官写了举荐信。德·盖南骑士，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让我同一些有才干的军官同桌吃饭，其中有阿夏尔，马伊斯兄弟，拉马迪涅尔。莫特马尔是该团的上校团长，德·安德列泽尔公爵是少校团副：我特别受到后者的关照。我往后同这两位都有重逢的机会：一位变成我在贵族院的同僚，另一位因事找过我，我很高兴地向他提供了帮助。同生活的不同时期相识的人见面，回顾他们生活中和我们自己生活中发生的变化，这种重逢的快乐中夹杂着凄凉。他们好像我们在身后留下的路标，使我们重温走过的道路，但往事如烟了。

我到达军营的时候穿着平民服，二十四小时之后，我就换上一身军服；我感觉好像我从来都是军人似的。我的制服是蓝色和白色的，如同我以前穿的许愿礼服。我的青年时代和童年时代一样，是在相同的颜色下度过的。习惯上，少尉们对新到的军官要作弄一番，但我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敢同我开这样的玩笑。我进入军营还不到两周，大家已经把我当作老同事了。我轻易地学会了使用武器，掌握了理论知识；我在教官的赞扬声中，得到下土和中士军衔。我的房间变成上尉军官和年轻的少尉军官们的聚会之地：前者给我讲他们的战斗故事，后者向我吐露他们的爱情秘密。

拉马迪涅尔拖着我，从他热爱的一位美丽的康布雷姑娘门前走过；一天有五六次。他长得很难看，脸上满是麻子。他向我讲述他的爱情故事，一边大杯喝醋栗汁，有时由我来付钱。

如果我不讲究服饰打扮的话，本来一切都会尽善尽美的。那时，人们仿效普鲁士军服的严谨：小帽子，头上紧密的小环形鬈发，脑后直挺挺的束发，制服扣得严严实实。我很不喜欢这种打扮。上午，我服从这些约束，但晚上，当我估计不会被头头撞见的时候，我就戴上一顶比较大的帽子；请理发师放下我的鬈发，解开我脑后的辫子；我解开衣扣，敞开上衣。我以这种随意和不修边幅的模样，同拉马迪涅尔一道，到他的残酷的弗拉芒德窗下去献殷勤。一天，我迎面碰见德·安德列泽尔先生。“怎么回事，先生?”可怕的少校说，“你要坐三天禁闭。”我觉得有点丢面子。但是，谚语讲得好：祸兮得福。这件事使我从我朋友的爱情中解放出来。

在费奈隆的坟墓旁边，我重读了《泰雷马克奇遇记》①：我离母牛和高级教士的博爱故事远得很呢。

①费奈隆(Fenelon，一六五—一七一五)：法国作家，《泰雷马克奇遇记》是他的一部作品。

我的职业生涯的开端给我留下愉快的回忆。“百日”之后，我随国王穿过康布雷城。我寻找我住过的房屋和我经常光顾的咖啡馆，但是我没有找到。人事全非了。

我父亲去世

我在康布雷开始我的军旅生活的那一年，得知腓特列二世逝世的消息。今天我在这位伟大国王的侄儿身边担任大使，在柏林写我的《回忆录》的这一部分。当年，得知国王去世这个对于公众来说重要的消息之后不久，跟着来的是一个令我痛苦的噩耗：吕西儿通知我，父亲被中风夺去了生命。他死在昂热维纳节后第三天；昂热维纳节是我童年最快乐的节日之一。

在我查阅的正式文件当中，我找到我父母的死亡公证书。这些文件以特殊方式标志“世纪的死亡”，我把它们当作历史文件记录在下面：

“贡堡堂区一七八六年死亡登记簿第八页反面记载如下：

高贵和有权势的勒内·德·夏多布里昂老爷，骑士，贡堡公爵，戈格勒、普莱西一来皮内、布雷、多尔的马莱司特瓦和其他庄园的领主，高贵和有权势的阿波里内尔一雅内一苏扎内·德·贝德夫人、贡堡公爵夫人的配偶，九月六日晚约八时在贡堡辞世，享年约六十九岁；遗体安放在贡堡教堂的遗骸盒内，于同月八日在上述城堡的地下室安葬，在场的有贵族先生们、司法官吏先生们、其他署名如下的显贵的自由民们。记录簿上的签名人是：德·柏蒂布瓦伯爵，德·蒙卢埃特，德·夏多达西，德洛内，莫罗，律师努里·德·莫理；诉讼代理人埃尔梅；律师和税务监督柏蒂；教区本堂神甫罗比物，勒杜阿林，德·特雷韦莱克长老；本堂神甫塞万。

在由罗丹先生一八一二年颁发的证书核对本中，十九个有关死者头衔的词，如“高贵和有权势的老爷”等等，被划去了。

伊尔——维兰省第一区圣塞尔旺镇共和六年死亡登记簿第三十五页正面记载如下：

法兰西共和国六年牧月十二日，让巴斯雷，园丁，和约瑟夫布兰，短工，向我——塞尔旺镇民选公众事物官员雅克布达斯——报告，阿波里内尔—雅内—苏扎内·德·贝德，勒内—奥古斯特·德·夏多布里昂的寡妇，今天下午一时在位于本镇拉巴吕的女公民古荣的住所去世。根据该报告并经过我核实，我出具本证明书，由让·巴斯雷和我签字证明，约瑟夫·布兰申明自己不会签字。

同上年月日于镇政府。签字人：让·巴斯雷和布达斯。

在第一张登记记录中，旧社会还存在：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是一位“高贵和有权势的老爷”，等等；证人是“贵族先生们、显贵的自由民们”。证人当中，我发现有那位从前冬天从贡堡过路的德·蒙卢埃特侯爵，和塞万神甫——他无法相信我就是《基督教真谛》的作者。一直到我父亲去世，他们都是忠实的朋友。但是，我父亲在他的坟墓里没有安稳多久：当人们将旧法兰西扔进垃圾堆的时候，他被人从坟墓里挖出来了。

在我母亲的公证书里，世界变了个样儿：新世界，新世纪。日历推算法和月份都变了。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变成一个“住在女公民古荣的住所”的穷苦妇人；只有一名园丁和一名不懂签字的短工是我母亲死亡的证人。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没有葬礼；革命是惟一的见证。

一八二一年三月

于柏林

怀念——我的父亲会赞扬我吗?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的去世使我悲痛：他的死更好地向我显示了他的价值；现在，我忘记了他的严厉，也忘记了他的弱点。晚上，我仿佛仍然看见他在贡堡的大厅里踱来踱去；想起家中的种种情景，我的心就软了。虽然他对我的爱常常是以严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但这种爱事实上仍然是强烈的。凶恶的蒙吕克元帅①在受到可怕的创伤之后，变得脾气暴躁，用一块白布遮住他的伤口。在他失去他儿子之后不久，这位杀人如麻的军人责怪自己过去对孩子太过严厉。

①蒙吕克元帅(Montluc，一六○二—一六七七)：法国元帅，在塔尔纳省首府拉巴斯堂斯被围困时脸部受伤。

他说：“这可怜的孩子只知道我对他态度冷淡，轻视他；他认为我从来不曾看到他的长处，爱他，尊重他。有谁知道我心中对他的一片深情呢?难道他不应该享有父爱的一切快乐和一切恩惠吗?为了维持这虚假的面具，我抑制自己的感情，忍受心中的痛苦，结果我失去同他谈话的快乐，他的爱，他对我感情冷漠，因为他从我这里得到的只是粗暴的待遇，他感觉到的只是专横的态度。”

我对我父亲的感情远不是“冷漠”的，尽管他“态度专横”，我从未怀疑他深情地爱我。如果上帝在他之前将我召去，他会十分痛苦，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但是，假若他同我一起留在这个世界上，他对我获得的声名会感到高兴吗?文学的声誉可能伤害他的贵族的自尊；他在他儿子的才干中看到的也许只是堕落；驻柏林大使的职衔本身是靠笔、而不是靠剑取得的，不会令他十分满意。此外，他身上的布列塔尼血统使他在政治上持批评态度，他极力反对赋税，与宫廷势不两立。他阅读《莱德报》、《法兰克福报》、《法兰西信使报》，推崇《两个印度的哲学史》一书夸张的文笔。他称雷纳尔神甫为一个“伟人”。在外交上，他是反穆斯林派；他断言四万俄罗斯“顽童”将踩着土耳其士兵的肚皮过去，夺取君土坦丁堡。虽然他是反土耳其的，但由于他过去在革但斯克①的遭遇，对“俄罗斯顽童”心怀怨恨。

①革但斯克(Dantgick)：波兰港口。

在文学和其他声誉上，我同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有相同的感觉，但出于不同的理由。历史上没有任何声誉能够吸引我：如果需要为自己的利益俯身在我脚下拾取世界上最崇高的声誉，我也不愿意费这个力气。如果我能捏合我这团泥的话，可能出于我对妇女的感情，我要使自己成为女人；或者，如果我成了男人的话，我先要赋予自己以美貌；然后，为了同烦恼这个凶恶的敌人作斗争，我可能适于当一名高傲但无名的艺术家，用我的才能抚慰我的孤独。思量短暂和轻微的生命，除去一切虚假的表象，只有两个东西是真实的：理智的信仰和青春的爱情，即未来和现在。剩下的都不值得劳神了。

我父亲的死结束了我生命的第一幕。我的祖屋变得空空如也；对此我感到惋惜，就像这些房屋也会感到被抛弃而形影相吊一样。从此，我失去了主宰，享受充分的自由：这种自由令我恐惧。我如何使用它?我把它奉献给谁?我怀疑自己有这种力量；我在我自己面前却步。

一八二一年三月

于柏林

返回布列塔尼——在我大姐家小住——我哥哥召我到巴黎

我请准了假。德·安德列泽尔被任命为庇卡底团的中校，离开康布雷，我充当他的信使。我穿过巴黎；在那个地方我一刻钟也不愿意停留。我重新看见我的布列塔尼荒原的时候，我快乐的心情超过那些被放逐到我国、后来返回家园的那不勒斯人重新看见波尔迪齐海岸和索兰特田野时的心情。我们全家在贡堡聚集；我们解决了财产分配的问题；此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像那些飞离父母巢穴的鸟儿。从巴黎回来的哥哥重返巴黎，我母亲到圣马洛定居；吕西儿随朱莉而去；我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德·马里尼夫人、德·夏多布尔夫人和德·法尔西夫人家中度过的。我大姐的城堡马里尼离富热尔三法里，位于两个湖泊之间，藏匿在树林、岩石和草场当中。我在那里度过了几个月无忧无虑的生活；一封巴黎来信扰乱了我的平静。

我哥哥在开始服役和娶罗桑玻小姐为妻的时候，还没有脱下道袍；因为这个缘故，他不能坐上四轮华丽马车。他迫不及待的野心使他产生了让我享受宫廷荣誉的念头，以便为他的擢升铺平道路。当吕西儿被阿尔让蒂埃尔教士会议接纳时，她已经取得属于贵族的证据。这样一来，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德·迪拉元帅将充当我的保护人。我哥哥对我说，我正在走上富贵之路；我已经得到骑兵上尉的军衔，尽管这纯粹是一个荣誉称号；今后我很容易就可以进入马耳他修会，凭此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

这封信对于我犹如晴天霹雳：回到巴黎，被引荐进宫——而我在一间客厅里，碰见三四个不相识的人就浑身不自在!只幻想过默默无闻的生活的我，却要去懂得野心勃勃!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答复我哥哥说，他是长子，支撑我们的姓氏是他的责任；而我是一个布列塔尼的不见经传的幼子，我不会退役，因为战争可能爆发；而且，如果说国王的军队需要一名士兵的话，他的宫廷不会需要增加一名穷贵族。

我赶忙将这封浪漫的信读给马里尼听，可是她听后发出几声尖叫；她把德·法尔西夫人叫来，这位姐姐对我进行讽刺；吕西儿本来会支持我，但是她不敢跟两位姐姐唱反调。她们将我的信夺走了，而我是一个碰到有关自己的事情就显得优柔寡断的人，我告诉哥哥我马上出发。

我的确出发了；我出发到巴黎去，是为了被引荐给欧洲首屈一指的宫廷，是为了以最显赫的方式开始生活，可是我却好像一个被人拖去服苦役的人，或者一个将要被判处死刑的。

一八二一年三月

于柏林

我在巴黎的孤独生活

我沿着我头一次走的路线进入巴黎；我住进马伊街同一间旅店：我只知道这个旅店。我的房间在我以前住过的房间旁边，是一间临街的稍大的套房。我哥哥或者因为我的举止令他尴尬，或者因为他怜悯我的腼腆，从不带我到社交场合，也不将我介绍给任何人。他住在福塞—蒙玛特尔街；我每天三时到他那里吃午饭；然后我们分手，一直到第二天才见面。我的胖表兄已经离开巴黎。我有两三次从夏特纳太太的公馆前面走过，但是我不敢问看门人她是否还在那里。

秋天来临了。我每天六时起床，到骑马场骑马，吃早饭。幸亏我当时迷恋于希腊文：我翻译《奥德修记》和《远征记》①，一直到下午二时，中间我还学点历史。到两点钟，我穿好衣服，到我哥哥家去。他问我做了什么事，看见了什么东西，我总是回答说：“什么都没有。”他耸耸肩膀，不再理我。

①都是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的作品。

一天，外面传来一阵响声，我哥哥跑到窗口，叫我，因为我总是缩在房间深处的一张扶手椅里，从来不愿意离开那个角落。我可怜的哥哥预言我将终身默默无闻，一事无成。

到四时，我回到我住的旅店。我坐在我的窗子后面。这个时候，两个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到街对面一间旅店的窗口画画。他们发现了我的规律，就像我发现他们的规律一样。他们不时抬头看看他们的邻居。我对他们的关注心中无限感激，他们是我在巴黎的惟一的交往。

夜色临近的时候，我常常去看戏；我喜欢人群的冷漠，尽管在门口买票和混杂到观众当中令我略感不快。我修改了我在圣马洛看戏时得到的印象。我看见圣—于贝尔迪夫人扮演阿米德①。我觉得她同我想象中的女魔法师相比，似乎欠缺点什么。当我不将自己关在歌剧院和法国人剧场的时候，我便沿着街道或者河岸散步，直至晚上十点或十一点。甚至在今天，每当我看见一排排路灯的时候，我就记起当年我沿着这条路前往凡尔赛进宫时，我是多么惴惴不安。

①十七世纪的一出著名歌剧的女主人公，讲的是一位女魔术师爱上一名军官的故事。

回到旅店之后，我有一段时间垂头坐在炉火旁边，沉默不语。我没有波斯人的想象力，将火焰视为银莲花，将火炭视为石榴。我听见车辆来来往往，它们从远处传来的轰隆声令我想起大海在布列塔尼海岸上的低语，或者风儿在贡堡树林中的呼啸。这些令人想起孤寂的声响的世俗的声音唤起我心中的怀念之情；我追念我过去的痛苦，或者我想象这些马车所载的人物的故事。我看见灯火辉煌的客厅、舞会、爱情、征服。很快，我想到自己，我住在一间小旅店里，透过窗口看着外面的世界，在我的住屋的回声中听它的声音。

卢梭认为，多亏他的率直和别人对他的教育，他忏悔了他生活中那些可疑的享乐。他甚至设想人们会一本正经地质问他，要求他坦白同那些维也纳妓女所犯的罪愆。如果我同巴黎妓女有什么瓜葛的话，我也不会认为自己有必要以此来教育后辈。但是，我一方面太腼腆，另一方面太狂热，不会被这些烟花女子引诱。当我从这些强拉过路人的可怜女人中间穿过的时候(就像圣克鲁那些拉客的马车夫一样)，我感到厌恶和恐怖。对于我，这种冒险的快乐只适合于过去的年代。

在十四、十五、十六和十七世纪，不完善的文明、迷信、异域和半开化的习俗给一切东西披上离奇浪漫的色彩：性格是夸张的，想象特别丰富，生活是神秘和隐蔽的。晚上，在公墓和寺庙的高墙周围，在城墙的阴影下，沿着市场的链条和壕沟，在妓院周围，在那些狭窄和没有路灯的街巷里，在那些埋伏着强盗和杀人犯的地方，在那些有时在火把下、有时在黑暗中进行聚会的场所，要赴某个爱洛伊丝的约会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必须真正爱恋，才会这样铤而走险。因为要违反普遍的风俗，必须作出重大的牺牲。不仅要应付不测，以身试法，而且不得不战胜自身的习惯势力，家庭的权威，家庭习惯的束缚，良心的对抗，基督教徒的恐惧和义务。所有这些桎梏使感情变得更加强烈。

我在一七八八年，不可能尾随一个饥不果腹的可怜女人，在警察的监督之下，让她把我拖进她的破屋。但是，在一六○六年，我很可能冒一次类似巴松皮尔①所精心描绘的风险：

①巴松皮尔(Bassompierre，一五七九—一六四六)：法国元帅，著有《回忆录》。

“五个月或六个月之前，”元帅说，“我每次走过小桥(当时还没有新桥)的时候，一个漂亮女人，在招牌为“两个天使”的商店工作的缝纫女工，向我行屈膝礼，而且用目光送我离去。她的行为引起我的注意，我也瞧着她，比较认真地向她致敬。

“每当我从枫丹白露来到巴黎，走过小桥的时候，她一看见我，就站在小店门口，在我走过时对我说：‘先生，我是你的仆人。’我向她回礼，不时转过身，看见她目送我，一直到我走远。”

巴松皮尔获得一次约会，他说：“我得到的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女人，二十岁，戴着睡帽，身上穿着一件很单薄的衬衣，和一条绿色粗布短裙，脚上是一双女式高跟拖鞋，一件浴巾披在肩上。我很喜欢她。我问她能否同她再次见面。

“‘你如果想同我再次相会，’她回答说，‘那要到我姨妈家去。她住在教士镇巷，靠近菜市场，离熊街不远，是圣马丹街那边的第三个门。从晚十点到十二点，我在那里等你，再晚一些也行；我会把门打开。人口处有一条小径，你赶快走过去，因为我姨妈的房间和那里相通；你会看到一个台阶，上去就是三楼。’我十点钟到达，找到了她告诉我的门，而且里面灯火辉煌，非但三楼如此，四楼和二楼也一样；但是，门关着。我敲门，说我来了；可是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问我是谁。我转身回到熊街，然后又再次倒回去。我看见门开了，我一直走上三楼，我在那里看到，火光是燃烧的褥草发出的，两个赤裸裸的身体躺在房内的桌子上。我大吃一惊，急忙退出。出门时，我迎面碰见两名殡葬工；他们问我找什么；而我为了让他们闪开，拔出佩剑；我走过去了。我回到住所的时候，对刚才看见的未曾料到的情景仍然心有余悸。”

按照两百四十年前巴松皮尔提供的地址，我也去赴约。我穿过小桥，走过菜市场，沿着圣德尼街往前，一直到右手的熊街；与熊街相通的左边第一条巷子是教土镇巷。它那似乎被时光和火灾熏黑的街牌给了我希望。我找到圣马丹那边的第三个门，历史学家提供的情况是多么准确啊!但，不幸得很，我最初以为仍然保存的两个半世纪的历史在这个地方消失了。房屋的正面是现代的；无论第二层、第三层或第四层都没有灯光。屋顶下的顶楼窗口，有一道早金莲和香豌豆的花叶边饰；楼下是一间假发店，玻璃橱窗后面挂着许多圈头发。

我非常沮丧，走进假发店。从罗马征服时期开始，高卢女人一直将她们金黄的头发卖给那些发色不那么艳丽的人；我的布列塔尼女同胞今天在赶集的时候，还会将自己头上天然的毛发剪下来，去换取印度头巾。我对正在一片铁梳上编织假发的师傅说：“先生，你没有买一个年轻缝纫女工的头发吧?她住在小桥边那间叫“两个天使”的小店里。”他有点迷惑不解，未置可否。我表示非常抱歉，离开了，穿过迷魂阵般的一束束头发。

我沿着街道漫步。没有二十岁的缝纫女工对我行屈膝礼；没有率直、无私、温情脉脉的年轻女人，“戴着睡帽，身上穿着一件很单薄的衬衣，和一条绿色短裙，脚上是一双女式高跟拖鞋，一件浴巾披在肩上”。一个不久就要寿终正寝的老妇人差一点要用她的拐杖揍我。她可能就是约会中的姨妈吧。

巴松皮尔讲的故事是多么美妙呀!他为什么能够享受如此痴情的爱恋呢?其中有个道理。在那个时代，法国人划分成两个明显不同的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一个是半奴隶阶级。缝纫女工将巴松皮尔拥在怀里，好像女奴拥抱半个神仙；他令她产生荣耀的幻觉。在所有女人当中，只有法国女人才会陶醉于这种幻觉。

可是，谁能向我们披露惨祸的原因呢?是“两个天使”的可爱的缝纫女工的尸体同另一个尸体躺在桌子上吗?另一个尸体是谁的?丈夫的?或者巴松皮尔听见声音的那个男人?在爱情之前，鼠疫或者嫉妒赶到教士镇街吗?围绕这样一个题材，可以纵情遐想。在诗人的故事中加进民间传说，殡葬工的到达，巴松皮尔拔出佩剑，用这段奇遇可以编一出绝妙的情节剧。

你也会赏识我这个年轻人在巴黎的纯洁和节制。在这个首都，我可以为所欲为，就像在人人按自己意愿行事的泰莱梅修道院①一样。然而，我并没有滥用我的独立。我仅仅跟一个二百一十六岁的老妓女有来往。她从前钟情于一位法国元帅，贝阿尔奈的情敌(他们向德·蒙莫朗西小姐献殷勤)，德·昂特拉格小姐的情人；后者是德·韦纳伊侯爵的妹妹，对亨利第四颇多非议。我即将觐见的路易十四断断不会想到，我同他的家族还有这样一段秘密关系。

①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中的一座修道院。

一八二一年四月

于柏林

引荐凡尔赛宫——同国王去狩猎

不可避免的那一天来临了。我迫不得已，必须到凡尔赛。我被引荐的前一天，我哥哥把我送到凡尔赛，带我到德·迪拉元帅家中。元帅是一个风流人物，但他的思想非常平庸，甚至对自己的优雅的举止有某种属于平民的看法。然而，这位慈祥的元帅令我十分害怕。

次日清晨，我独自进宫。在凡尔赛的华丽面前，其他一切都不足为道了，即使在旧王室被遣散之后也如此：路易十六的影响仍然留在那里。

穿过卫队厅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因为我历来喜欢武装的排场，并不感到不自在。但当我进入小圆厅，混杂在朝臣当中时，我就感到难受了。人们看着我；我听见有人间我是谁。要理解引荐在当时的重要性，必须了解王室从前的威望。“新来者”的命运是奇特的；人们避免对他显出轻蔑的保护人的态度，这种态度同彬彬有礼构成大老爷的无法模仿的风度。谁知道这个初出茅庐的人会不会变成王上的宠臣呢?人们之所以尊重他，是因为他可能有幸变成国王的侍从。今天，我们更加热衷于拥进宫廷，而且并不抱幻想——这是奇怪的事情：一个被迫靠讲实话为生的朝臣离开挨饿只有一步之遥。

当宣布国王起身的时候，不被引荐的人退出了。我觉得我的虚荣心得到某种满足：我并不因为留下而感到骄傲，但是，如果退出我会感到屈辱。国王的卧室打开了。我看见国王按照礼仪，从服役的第一侍从手里接过帽子，结束他的穿着打扮。国王往前走，去作弥撒。我鞠躬致敬，德·迪拉元帅通报我的名字：“陛下，德·夏多布里昂骑士。”国王看我一眼，向我答礼；他迟疑着，好像想停下来同我说话。我本来会充满自信地回答他的问话，因为我此刻完全摆脱了羞怯。我觉得，同将军、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讲话是很平常的事情，我并没有特殊的感觉。国王对我无话可说，比我更加尴尬，他走过去了。人类命运的虚浮呀!这位我头一次看见的君主，叱咤风云的路易十六，此刻离他走上断头台只有六年时间!对这位在确认贵族身份之后，被引见给圣路易的显赫儿子的新朝臣，国王只是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这位朝臣在将来证实他的忠诚之后，会负责在众多骸骨中分辨他的遗骨，引荐给他的骨灰①!对于权杖和荣誉的双重王权，这是表达尊敬的双重贡品!路易十六可以像耶稣回答犹太人那样回答审判官：“我让你们看见许多优秀的作品，为了哪一个作品，你们如此粗暴地对待我?”①

①一八一五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在马德莱娜公墓辨别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遗骨，夏多布里昂是该委员会成员。

①引自《福音书》。

我们跑到廊厅，等候王后从教堂回来时从那里经过。她很快出现了，被一大群衣衫华丽的人簇拥着。她向我们行了一个高贵的屈膝礼；她看上去喜气洋洋。这双以无比优雅的姿势，掌握那么多国王的权杖的美丽的手，在被刽子手捆绑上断台头之前，要在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里补缀寡妇的破衣月艮!

如果说我哥哥让我同意作出牺牲，但要想让我把这个牺牲再往前推进就由不得他了。他枉然地哀求我留在凡尔赛，以便傍晚出席王后的游戏。他对我说：“你的姓名将通报给王后，而且国王会同你说话。”为了阻止我逃离。他无法提供更加充分的理由。我急于回到我备有家具的旅店里，隐藏我的荣耀，庆幸逃离宫廷，但是我前面还有一七八七年二月十九日，那个发生四轮马车事件的可怕日子。

德·库瓦尼公爵叫人通知我，我将和国王一起去圣日耳曼森林狩猎。我大清早就出发，赶赴我的苦刑。我身穿“新来者”制服，绿上装，红绣花短裤，长筒袖口，马靴，腰上挂着猎刀，镶金饰带的法国小帽。我们四个“新来者”在凡尔赛聚齐了：我，德·圣马苏尔兄弟和德·奥特弗伊伯爵。德·库尔尼公爵向我们宣布了注意事项：他叮嘱我们别干扰对猎物的追踪。如果有人在猎物和国王之间穿过，他会发脾气的。集合地点是瓦尔，在圣日耳曼森林里面。这座森林是王室向博沃元帅征用的。按照惯例，头一次参加狩猎的被引荐贵族由御马厩提供马匹。

狩猎开始了：刀光剑影，吆喝声。有人叫道：“王上!”国王出来了，登上他的马车；我们也坐上马车跟随在后。在随同国王奔跑、狩猎和我从前在布列塔尼荒原上的奔跑、狩猎之间，有天壤之别；与我以后在美洲同野人一道奔跑和狩猎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我的一生充满这样的反差。

我们来到集合地点。那里，许多马匹被人牵着，在树下等候，显得迫不及待的样子；成群的男人和女人；几乎遏制不住的猎犬群；犬的吠叫、马的嘶鸣、号角的鸣响构成一幅非常生动的画面。我们国王的狩猎，让人同时想起君主王朝的古老的和新的习俗，克洛迪昂、息而培里克、达戈里尔特①的剽悍的消遣，弗朗索瓦一世、亨利第四和路易十四的风流。

①克洛迪昂(Clodion，死于公元四六○)：法兰克部落的首领；希尔佩里克(Chilperic，六七五—七二一)：纽斯特里亚国王；达戈里尔特(Dagoben，六九九—七一六)：法国中世纪法兰克人黑洛温王朝国王。

我读过许多描写狩猎的书，想象我眼前到处是德·夏多布里昂伯爵夫人、德·埃当贝公爵夫人、加布里埃尔·代斯特雷、拉瓦利埃、孟德斯班。我从历史角度想象这次狩猎，所以我感觉很自在；而且我在森林里，那是我的家园。

下车后，我把我的便条交给管理马匹的官员看it他给我一匹名叫“幸福”的牝马。这是一匹轻快的马，嘴很小，很容易受惊，非常任性。它常常竖起耳朵，是我的命运的生动形象。国王出发了，猎队跟随在后，走不同的路线。我留在后面，对付“幸福”，因为它不愿意俯首就范；然而，我终于骑上马背，但大队伍已经走远了。

开始，我对“幸福”驾驭得不错；它被迫放慢奔跑，垂下脖子，摇晃着满是泡沫的嚼子，歪歪斜斜地跳着小步往前。但是，当我们接近狩猎地时，就没法控制它了。它伸长头甲，用鬃甲撞我的手，全速冲进一群猎人中间；它横冲直撞，直至碰到一位妇人骑的马才停下来；在一些人的哄笑，和另一些人因为害怕而发出的惊叫中，那位妇人的坐骑几乎被撞翻。今天，我极力想记起这位妇人的名字，但我没有做到。她彬彬有礼地接受了我的道歉。这只是新来者的意外事故。

对我的考验还没有结束。一个半小时之后，我骑马穿过一条空无一人的长长的森林过道。过道尽头是一座独立的房屋；于是我想起那些分布在御林苑当中的宫殿，那是为纪念那些长发高卢王和他们的神秘的娱乐而建造的。正在这时，传来一声枪响。“幸福”突然转身，低头钻进矮树丛，把我带到狍子刚被击中的地点：国王出现了。

．

此刻，我记起德·库瓦尼公爵的叮嘱，但为时太晚：可恶的“幸福”什么蠢事都干了。我跳下地，一只手将我的牝马往后推，另一只手拿着低垂的帽子。国王看看我，发现一个新来者在他之前赶到猎物倒下的地点。他没有发脾气，而是发出爽朗的笑声，同时用天真的口气说：“它没有坚持多久。”这是我从路易十六嘴里听见的仅有的一句话。人们从各个方向赶来了。他们看见我正在同国王说话，十分惊讶。新来者夏多布里昂以他的两件意外事故引起轰动。但是，他既不懂得利用好的机遇，也不懂得利用坏的机遇，就像他此后一贯的行为那样。

国王将另外三只狍子追赶得精疲力竭。新来者只能追逐头一只；我同我的同伴到瓦尔等候狩猎队伍归来。

国王回到瓦尔了。他很高兴，讲述狩猎中发生的故事。人们动身回凡尔赛。我哥哥又感到失望：我没有穿好衣服，在国王脱靴这个庆祝胜利和犒赏的时刻，守候在他身边，而是自己坐进马车回巴黎。我很高兴从我的荣誉和我的痛苦中解放出来，我郑重地向我哥哥宣布，我决定回布列塔尼。

我哥哥很高兴让国王知道他的姓氏，他希望将来有朝一日条件成熟时，通过被引荐，完成我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不反对一个想法如此怪诞的兄弟离去。

这就是我对城市和宫廷的第一个印象。社会比我从前想象的更加丑恶。但是，如果说它令我感到恐惧的话，它并没有使我泄气。我模模糊糊地感觉，我比我目睹的东西优越。我对宫廷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之情；这种我无法掩饰的厌恶、或者毋宁说鄙视，将阻碍我成功，或者将使我从我生涯的顶点跌落下来。

而且，如果说我对社会评头品足但对它并不了解的话，社会本身根本无视我的存在。在我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我可能具有的价值；当我重返巴黎的时候，人们对我的看法并没有改善。自从我以可悲的方式出名之后，很多人对我说：“如果在你年轻的时候我们见过面，我们早就会注意你了!”这种恭维是在人们功成名就之后产生的错觉。人的外貌是相差无几的。卢梭枉然地说，他生有一双漂亮的小眼睛；同样肯定无疑的是(有他的画像为证)，他像一名小学教师，或者一名爱发牢骚的鞋匠。

为了同宫廷一刀两断，我要说，在我从布列塔尼归来，同我两个小姐姐吕西儿和朱莉定居巴黎之后，我比任何时候更加陷入我的孤僻习惯之中。人们会问我，我被引荐人宫之后，下文如何呢?事情就此为止了。——“你不再同国王打猎了吗?”——“就像我不同中国国王打猎一样。”——“你不再回凡尔赛吗?”——“我有两次到达塞夫勒；我缺乏勇气，又回到巴黎。”——“你从你的地位得到什么好处哪?”——“任何好处都没有。”——“那么你忙什么呢?”——“我度日如年。”——“这样说，你不觉得你有野心了?”——“有的；靠手腕和钻营，我成功地在《缪斯年鉴》上刊登了一首田园诗，但由于希望和恐惧，这首小诗的发表几乎要了我的小命。我宁愿丢弃国王赐的所有的华丽马车，而去谱写一首浪漫曲：《啊，我心爱的风笛呀!》或者《关于我的朝三暮四的情人》。”

对于别人，我是无所不能的；对于我自己，我是一个废物：这就是我。

一八二一年六月

于巴黎

路过布列塔尼——迪耶普军营——同吕西儿和朱莉一道重返巴黎

上一章的全部内容是我在柏林写的。为了参加德·波尔多公爵的洗礼，我回到巴黎；而且出于对离开外交部的德·维莱尔先生的政治上的忠诚，我辞去大使职务。随着这部《回忆录》逐渐逝去的岁月充实，它对于我好像一个沙漏的内球，标志我生命的尘土跌落了多少。当全部沙漏完时，我不会翻转我的玻璃钟。愿上帝给我这样的力量。

在我被引荐之后，我在布列塔尼堕入的新的孤独状态。它同贡堡时期的孤独状态不同。它不像过去那样全面、那样严重，而且坦率地说，也不像过去那样是被迫的。我随时可以离开这种状态；它失去它过去的价值。一位有纹章的年迈的女领主和一位年迈的男爵，在他们的封建庄园里，将他们最小的女儿和他们最小的儿子留在身边，表现出英国人所谓的“个性”：在这种生活中，丝毫没有外省的、狭窄的东西，因为他们过的是非同一般的生活。

在我的姐姐们家中，外省就在田野上。我们到邻居家跳舞，演戏；我在戏中有时充当蹩脚的演员。冬天，在富热尔，必须忍受小城的社交生活、舞会、聚会、宴请，而我不可能像在巴黎那样被人忘记。

另一方面，在我头脑中，对军队和宫廷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我身上有一种我讲不清楚的东西在躁动，对抗这种缄默无闻，要求我从阴影中走出来。朱莉厌恶外省；天生的才气和美貌将吕西儿推向一个更大的舞台。

我在生活中感到苦恼，而这种苦恼告诉我，这不是我应该过的生活。

然而，我一贯喜欢田野，而马里尼的田野是迷人的。我所在的团改换了驻地：第一营驻扎在勒阿弗尔，第二营驻扎在迪耶普；我属于第二营。我被引荐人宫使我成了一个大人物。我对我的职业发生了兴趣。我参加训练工作。部队将新兵交给我，我在海边卵石上训练他们。反映我一生的几乎所有舞台的画幅，背景都是大海。

在勒阿弗尔，拉马迪涅尔既不理会他同宗的拉马迪尼耶尔①，也不理会著文攻击波舒哀的西蒙②、波尔罗亚尔、本笃会修士、塞维涅夫人称为小贝凯的解剖学家；但是他在迪耶普同在康布雷一样，堕进了情网。他倒在一位肥胖的科舒瓦女人的石榴裙下；她的帽子加上头发足有半尺高。她不算很年轻了。由于一个奇特的偶然，她名叫科舒。看来，她是迪耶普出身的安娜—科舒的孙女，而安娜—科舒在一六四五年寿高一百五十岁。

①拉马迪尼耶尔是一位当地学者，出生于一六七三年，夏多布里昂的同僚似乎同他没有亲戚关系。

②实际情况是，主要是波舒哀写文章攻击西蒙(Richard Simon，一六三八—一七一二)。

一六四七年，安娜·德·奥地利跟我一样，从她房间的窗口望着大海；为了散心，她观看那些放火小船③燃烧。她叫那些忠于亨利四世的民众看管年轻的路易十四；她给予这些民众许多恩惠，“尽管他们的诺曼底话很难听”。

③指十七和十八世纪用于实施海上火攻的小船。

迪耶普也保留若干我在贡堡见过的封建赋税：要向自由民沃克兰征收三头猪和三苏最古老的钱币；每头猪嘴里要含着一只柑橘。

我回富热尔生活了半年。那里，势力最大的是贵族小姐德·拉贝里内，她是我前面讲过的德·特隆若利伯爵夫人的姨妈。我对孔代团一位军官的妹妹，一个说不上艳丽但讨人喜欢的女人颇有好感。我胆量不够，不敢垂青美人。对一个不完美的女人，我才敢奉献我的殷勤。

德·法尔西夫人一直在生病，终于决定离开布列塔尼。她说服吕西儿同她一道去；吕西儿又克服了我对巴黎的厌恶，说服了我。于是，一窝鸟中的最年轻的三只结成了亲切的同盟，一起前往巴黎。

我哥哥结了婚，住在邦迪街他岳父德·罗桑玻庭长家里。我们同意在那附近安家。德利尔·德·萨勒住在圣德尼郊区上面的圣拉扎尔的小楼里；通过他的介绍，我们在那些小楼里选定一套住宅。

一八二一年六月

于巴黎

德利尔·德·萨勒——弗兰——一个文人的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德·法尔西夫人同德利尔·德·萨勒经常来往；此人因为写了几本胡说八道的哲学书，从前曾被樊尚城堡①接纳。在那个时代，只要涂几行散文，或者在《缪斯年鉴》上发表一首四行诗，就可以变成一个人物。德利尔·德·萨勒是一个大好人，诚恳但非常平庸，稀里糊涂，白白浪费着他的岁月；他的作品不少，但他把他的书当成旧货拿到国外去卖，在巴黎是谁都不渎的。每年春天，他到德国去充实他的思想。他肥胖而衣冠不整，口袋里常常塞一卷邋遢的纸，经常看见他将纸掏出来，站在街角将他的思想偶得记在上面。他在他的半身雕像的底座上，亲自写下他向布封的雕像借来的这句铭词：“上帝，人类，自然，他解释了这一切”。德利尔·德，萨勒解释了一切!这样的骄傲是挺逗的，但令人沮丧。谁能够以真正的天才自诩?我们这样的人，不是也可能被类似德利尔·德·萨勒这样的幻觉所陶醉吗?我可以打赌，借用那句话的作者，以天才自诩的作家，实际上只是一个蠢材。

①樊尚城堡位于巴黎东面，曾经是王室府第。

我之所以花这么多篇幅谈我们住在圣拉扎尔的独立小楼里的邻居，这是因为他是我碰见的第一个文人，是他将我引入其他文人的圈子。

由于我的两位姐姐在身边，我在巴黎的生活比较容易忍受；我对学习的爱好也减少了我的厌恶之情。在我眼中，德利尔·德·萨勒是一只鹰。我在他家中看见过卡邦·弗兰·德·奥利维埃①；此人爱上了德·法尔西夫人。她把这不当一回事，而弗兰是认真的，因为他自认为是一个好伴侣。弗兰介绍我认识他的朋友丰塔纳，后者也成了我的朋友。

①卡邦·弗兰·德·奥利维埃(Carbon Moins des Oliviers，一七五七—一八○六)：记者和戏剧作家。

弗兰的父亲是兰斯河泊森林管理处的主管，但弗兰本人没有受过认真的教育。他是聪明人，有时显得颇有才气。没有谁长得比他更丑的了：矮小而浮肿，两只突出的眼睛，竖起的头发，肮脏的牙齿；尽管如此，他的神情还不至于太猥琐。他过的生活是当时巴黎一切文人过的生活，值得讲给大家听听。

弗兰住在马扎里内街一套住宅里，离住在盖内戈街的拉阿尔佩不远；两个穿号衣的萨瓦人服侍他；晚上，他们跟随他出门，白天在他家里通报来访者。弗兰经常去法兰西剧场看戏；当时这间剧场搬到奥代翁，主要上演喜剧。布里亚尔刚刚下台，塔尔玛①登场了。拉里夫、圣法尔、弗勒里、莫雷、达赞谷尔、迪加赛、格兰梅斯尼尔、孔达夫人、圣瓦尔夫人、迪加桑夫人、奥利维尔夫人正在走红，而马尔斯小姐，蒙维尔的女儿，即将在蒙塔西耶剧场崭露头角。女伶们捍卫作者，有时给他们提供发财的机会。

①布里亚尔比塔尔玛差不多大五十岁。

弗兰只有他家庭提供的金额有限的膳宿费，靠借贷度日。在议会休假前夕，他把他的两位萨瓦仆人穿的号衣、他的两块表、他的戒指和床上用品拿去典当，用典当得的钱去还债，然后回兰斯。他在兰斯过三个月，然后又回到巴黎，用他父亲给他的钱从当铺里把典当的物品赎出，重新开始这种生活的循环；他总是快快活活，受人欢迎。

一八二一年六月

于巴黎

文人画像

从我在巴黎定居到全国三级会议召开的两年时间里，这个社交圈子扩大了。我当时会背诵德·帕尔尼②骑士的哀歌，现在还记得。我写信给他，要求去看他，这位我喜欢的诗人。他礼貌地给我回了信。我来到他位于克莱里的住宅。

②德·帕尔尼(Pamy，一七五三—一八一四)：法国诗人。

我看见一个还相当年轻的人，气宇不凡，高瘦的个儿，脸上有麻子。他回访我；我将他介绍给我的姐姐们。他不喜欢我们这圈人；由于政治原因，他很快从我们当中排除出去了：他当时属于旧党。我没有见过一个人与自己的作品如此相像的作家。这位诗人是奥克里尔人，他需要的只是印度的天空、一眼泉水、一棵棕榈树和一个女人。他害怕嘈杂，试图过一种默默无闻的生活，因为懒惰而放弃一切。他之所以能够从躲藏的暗影中被人发现，那是因为他在寻欢作乐的时候，顺便拨动了竖琴：

愿我们幸福和富有的生命，

像轻轻呜咽的小溪，

在爱情的卵翼下悄悄流动，

在它的床上拥抱碧波，

细心寻觅灌木的荫蔽，

不在平原上留下痕迹。

无法摆脱的懒惰使德·帕尔尼骑士从一个暴躁的贵族变成一个可悲的革命者；他攻击受迫害的教会和被送上断头台的神父，不惜任何代价购买他的安宁，迫使歌颂埃莱奥诺①的缪斯的用下流的语言讲话——那是卡米娜·德斯穆兰②为了出卖爱情而讨价还价的语言。

①埃莱奥诺(Eleonone)：不详。

②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一七六○—一七九四)：政治家和政论作者。

《意大利文学史》的作者在尚福尔之后混进革命，我们同他相识是因为我们是同乡，我们都是布列塔尼人。金盖内由于写了一部相当优美的诗剧《齐尔梅的忏悔》而进入上流社会，他的文学声誉使他在内克的办公室里谋得一个低微的职位，并且因此得到进入总监督署的敲门砖。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向金盖内争夺他的成名之作《齐尔梅的忏悔》；但是，事实上，这本书是他写的。

雷恩诗人精通音乐，写浪漫曲。随着他逐渐攀附名人，他从一个谦虚的人变得渐渐盛气凌人。在全国三级会议召开之前，尚福尔利用他起草的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和在俱乐部发表的演说：他傲慢自负。在第一届联盟节上，他说：“这是一个美好的节日!为了使节日更加光辉，我们应该在祭坛的四角烧死四个贵族。”他表达的这个愿望并非他个人的发明；在他之前很久，联盟成员路易·多雷昂在一篇名为《阿雷特公爵的宴席》的文章中就写过：“必须将新教牧师们都绑在圣让营火节上当柴烧，并且将亨利四世装进放猫的酒桶。”

金盖内事先得到将进行革命屠杀的消息。金盖内太太将即将到来的灾难通知我的姐姐们和我的妻子，并且向她们提供了避难所。她们住在一个名叫费厚的死胡同里，离开发生屠杀的卡尔梅修院只一步路。

在恐怖时代之后，金盖内几乎变成国民教育的首领。就在这时候，他按照《我栽树，看见它长大》的曲调，在蓝色钟面饭馆唱《自由之树》。人们认为他有哲学家的心满意足，于是派他到一个被废黜的国王身边当大使。他从都灵写信给塔莱朗先生，说他战胜偏见，让宫廷接纳他的穿短睡袍的妻子。他从一个庸人变成要人，从要人变成傻子，从傻子变成笑柄，并且以批评家和《旬报》独立撰稿人的身份结束他的文人生涯。天性使他回到社会使他偏离的位置。他的学问是二手的，他的散文沉闷，他的诗工整，有时是愉快的。

金盖内有一个朋友——诗人勒布朗。金盖内好像一个世故的聪明人，保护这位诗人；而勒布朗以他的天才为金盖内增添光彩。没有比这对宝贝扮演的角色更加滑稽的事情了，他们亲密合作，尽力互相帮忙，就像在各个领域里两个能人所能作的那样。

勒布朗确实是又一个昂毕雷先生。他的感情是冷静的，就像他不动声色的昂奋。他的住处是蒙马特尔大街一间楼上的房子，全部家当是杂乱堆在地板上的书籍，一张帆布床；两块当床帏的肮脏毛巾在一只生锈的三角铁架上摇摇晃晃，半只水罐靠着一张露出麦秆的扶手椅。并非布朗手头拮据，而是他吝啬，醉心于伤风败俗的女人。

在沃特勒伊的“仿古”晚宴上，他扮演品达①的角色。在他写的抒情诗中，有一些遒劲有力和优美的段落，例如题为《复仇者号战船》的颂歌，名为《巴黎近郊》的颂歌。他的哀歌出自他的头脑，而不是出自他的心灵。他的新颖之处是刻意创造的，而不是自然表现的。他创造的东西都是艺术的成果；他为了歪曲词的意义和寻求耸人听闻的词的组合而绞尽脑汁。勒布朗真正的才干仅仅表现在讽刺方面；他的名为《好和坏的玩笑》的书简诗受到当之无愧的赞扬。他的某些讽刺短诗可以同卢梭的同类作品相提并论。启迪他的主要是拉阿尔佩。还要为他讲一句公道话：他在波拿巴统治时期是独立的，他写了一些辛辣的诗句，揭露压制自由的那个人。

①品达(Pindare，公元前五一六—四三八)，古希腊诗人。

但是，无可否认，我在巴黎认识的这个时期的文人当中脾气最大的是尚福尔。他染上了那个造就雅各宾党人的毛病，因为他出身的偶然而不原谅别人。他辜负那些接待过他的家庭的信任；他用恬不知耻的语言描绘宫廷的习俗。人们无法否认他的聪明和才智，但是这种聪明和才智还不足以流芳后世。当他发现在革命的旗子之下，他无法得到任何东西的时候，他就将他攻击社会的手举起来针对自己。对于他的骄傲，红帽子只不过是另一种王冠，激进的共和主义不过是另一种高贵，而马拉和罗伯斯庇尔之流是其中最大的贵族。他因为在痛苦和眼泪的世界里看到地位的不平等而愤怒，而且在刽子手的封建制度中他注定只是一个平民，他决定自戕，以逃避那些优越的罪行。他没有成功。死神嘲笑那些呼唤它，并且将它同虚无混为一谈的那些人。

德里尔神父是我一七八九年在伦敦认识的，我没有见过靠德·埃格蒙夫人生活而且使她活下去的吕利埃尔，也没有见过巴利索、博马歇和马蒙泰尔。同样，我也没有见过谢尼埃，他对我的攻击颇多，但我从来没有反驳；他在法兰西学士院的地位酿成我生命里的一次危机。

当我重读十八世纪的大部分作家的作品时，我对他们的声名和我从前对他们赞赏感到羞愧。或者语言进步了，或者语言退步了，或者我们向文明靠近了，或者我们变得更加野蛮，肯定无疑的是，在这些我年轻时钦佩不已的作家身上，我发现了某种衰退的、过时的、灰暗的、僵死的、冷漠的东西。甚至在伏尔泰时代的那些最伟大的作家当中，我也发现了一些缺乏感情、思想和文笔的东西。

我的失望应该归咎于谁呢?我害怕自己是首恶。我生来是一个革新者，我可能会将我感染的疾病传给新一代。因为害怕，我徒然地对我的孩子们大声疾呼：“不要忘记法语!”他们像利穆赞回答胖大官儿一样答复我：“他们是从人们称为吕代斯的那座慷慨、有威望和著名的学府来的!”①

①引自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

正如人们看到的，这种将我们的语言希腊化和拉丁化的倾向并非始自今日。拉伯雷纠正过，但它在龙沙身上重新出现了；布瓦洛对他进行了抨击②。今天，因为科学，它又死灰复燃；我们的革命家生来热爱希腊文，他们强迫我们的商人、农民学会公亩、公升、公里、毫米、十克：政治推动龙沙化。

②布瓦洛责怪龙沙“用法语讲希腊语和拉丁语”。

在这里，我本来可以讲讲我当时已经认识的拉阿尔佩先生，但我还是留在后面再说吧。我本来可以在我的作家群像中加上丰塔纳的画像；可是，尽管我同这位杰出人物相识于一七八九年，但一直到我流亡英国之后，我同他的交情才因为患难而日益增长，而且这种交情从来不因为顺境而减弱。我以后会满怀眷念之情回忆这一切。我只会描绘不再抚慰大地的天才。当我开始记述他的童年的时候，突然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我们的生命是转瞬即逝的，如果我们不在晚上记下早上发生的事情，由于工作的阻碍，我们就不会再有时间写下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浪费岁月，让一寸寸光阴随风散去，而对于人，这一寸寸光阴是永恒的根基。

一八二一年六月

于巴黎

罗桑玻一家——德·马尔泽尔布先生——他对吕西儿的偏爱——我的女精灵的出现和变化

如果说我的爱好和我的姐姐们的爱好使我进入文学界，我们的地位迫使我们经常光顾另一个社交圈子。对于我们，我嫂嫂的家自然是第二个交际圈子的中心。

勒佩尔蒂埃·德·罗桑玻庭长在我到达巴黎的时候，是轻浮作风的典型；但他在临死时表现了无比的勇气。在那个时代，思想和风俗习惯都乱了套，这正是革命即将到来的征兆。法官们因为穿长袍而脸红，并且嘲笑他们父辈的庄重。拉穆瓦尼贡、莫莱、塞吉埃、阿格示等人想去打仗，而不愿意审判。庭长夫人们不再愿意呆在家中当令人尊敬的母亲，她们走出阴暗的公馆，要在光辉的冒险事业中显露自己。讲道台上的神父避免提耶稣—基督的名字，只说“基督教徒的立法者”；部长们一个接着一个倒台；权力从所有人手中跌落。最高雅的腔调，在城市里是当美国人，在宫廷里是当英国人，在军队里是当普鲁士人。是哪一个国家的人都可以，但不能是法国人。大家做的，大家说的，是一连串的自相矛盾。人们声称保留神甫作导师，但反对宗教；不是贵族不能担任军官，但人们痛骂贵族；沙龙里高谈平等，但军营里棍棒呈威。

德·马尔泽尔布先生有三个女儿，德·罗桑玻夫人、德·奥尔内夫人、德·蒙布瓦西耶夫人。他更喜欢德·罗桑玻夫人，因为她的观点同他的观点接近。德·罗桑玻庭长也有三个女儿：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德·奥尔内夫人、德·托克维尔夫人；他还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杰出才智被完美的基督教精神遮掩了。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在他的子女、孙子和重孙的包围中自得其乐。在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好几次看见他来到德，罗桑玻夫人家中，因为政治问题而慷慨激昂。他扔掉假发，躺在我嫂嫂房间的地板上，在一片可怕的吵嚷声中任由成群的孩子戏弄。如果他不是有时显得粗暴生硬的话，他是一个仪态平常的人。你一听他讲话，就知道他出身世家，是一位高级法官。他天生的品德由于他混在其中的哲学而显得有点矫揉造作。他是一个充满科学精神、正直和勇敢的人，但他急躁，容易冲动。有一天，在谈及孔多尔塞①时，他甚至对我说：“此人曾经是我的朋友；今天，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他像狗一样宰掉!”他无法抵挡革命的浪潮，而他的死给他带来光荣。如果不是灾难使他在世人面前表现自己，这位伟人的价值可能不会为人了解。一位威尼斯贵族死了，但他在古老宫殿的废墟中恢复了声誉。

①孔多尔塞(Gondorcet，一七四三—一七九四)：法国政治家、哲学家和数学家。

德·马尔泽尔布先生的坦诚态度使我无拘无束。他觉得我懂一些东西，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共同点。我们谈植物学和地理学，这是他喜欢的题材。正是在同他的谈话当中，我萌生了去北美洲旅行的念头，为的是看看赫恩见过、后来马肯齐①又见过的海洋。政治上，我们也有相同的见解：我们最初的困惑表现为我们的宽宏大量的意见，这同我的独立性格是符合的；我对宫廷的天生的厌恶更加助长这种倾向。我站在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和德·罗桑玻夫人一边，反对德·罗桑玻先生和我哥哥；人们给我哥哥起了个绰号：“疯狂的夏多布里昂”。如果革命不是以犯罪开始的话，我也会卷进去的。我看见第一个用长矛举着的头颅，我后退了。在我眼中，屠杀从来不是一个值得称颂的东西，也不是自由的论据。我不知道有什么比恐怖分子更加卑屈、更加令人鄙视、更加怯懦、更加狭隘的东西。在法国，我没有见过那些为沙皇和他的警察服务的无耻的布鲁图②吗?平均主义者、改革者、屠夫变成了仆从、间谍、告密者，而且，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变成了公爵、伯爵和男爵。多么野蛮的世纪!

①赫恩(Heame)和马肯齐(Mackenzie)：都是英国探险家，曾经到过美洲南部一些地区。

②布鲁图(Brutus)：(公元前八十五—一前四十二)公元前四十四年三月刺死罗马独裁者恺撒的密谋集团领袖。

最后，更让我亲近这位著名老人的，是他对我姐姐的偏爱。尽管吕西儿非常腼腆，人们借助一点香槟酒，就让她同意在一出小戏中扮演角色，在德·马尔泽尔布先生的生日那天演出。她在演出中如此楚楚动人，使这位老人晕头转向。他比我哥哥更加积极地帮助她从阿尔让蒂埃尔教土会教士转为勒米尔蒙教士会教士。为此，必须提供四代血统的严格和复杂的证据。尽管他有哲学家的睿智，但他仍然坚持出身原则。

我进入社交界，我对这时期的人和社会的描绘要跨越约两年时间，从一七八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第一次贵族会议闭幕开始，到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全国三级会议开幕时为止。在这两年时间，我的姐姐们和我并非一直住在巴黎；我们在巴黎的时候也不一直住在同一个地点。我现在要倒回去，把我的读者带到布列塔尼。

何况，我始终被我的幻觉弄得神魂颠倒。虽然我远离森林，但过去的岁月，在远离故乡的情况下，给我打开了另一种孤独。在古老的巴黎，在圣热尔曼—德普雷，在寺庙的内院里，在圣德尼的地下室，在圣人小教堂里，在圣母院里，在旧城的狭小街道上，在阴暗的爱洛伊丝门，我重新看见我迷人的女精灵。但是，在哥特式的桥拱下，在坟墓的包围之中，她显得气息奄奄：她脸色苍白，忧郁的眼睛看着我；这仅仅是我曾经喜爱的梦幻的阴影和幽灵。

一八二一年九月

于巴黎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布列塔尼的早期政治活动——君主制度一瞥

一七八七年和一七八八年，我在布列塔尼的各个住所是对我进行政治启蒙教育的学校。外省的三级会议是按照全国三级会议的模样组成的。所以，预示全国动乱的外省动乱在两个有三级会议的省份——布列塔尼和多菲内——爆发了。

两百年来不断发展的变化终于到头了：法国经历了从封建君主制度到全国三级会议的君主制度、从全国三级会议的君主制度到议会君主制度、从议会君主制度到绝对君主制度的转变，现在通过法官和王权之间的斗争，正在向代议制的君主制度发展。

莫普议会、省议会以及按人头计票制度的建立、第一届和第二届显贵大会、御前全体会议、大法官裁判所的组成、新教徒世俗权利的恢复、酷刑的部分取消、徭役的取消、赋税的平均分配是正在进行的革命的一连串证据。可是，当时人们看不见这些事件的整体，每个事件似乎是孤立的。在一切历史时期，有一个原则思想。如果只看到一点，人们就看不到汇集到中心点的全部光线；人们不能一直追溯到赋予活力和整体运动的隐蔽的因素，如同机器中的水和火。因此，在革命开始的时候，那么多人相信只要粉碎某个轮子，就可以阻挡激流涌动，或者阻止蒸汽爆炸。

十八世纪是精神活跃的世纪，而不是物质活跃的世纪，它本来不可能这么迅速地改变法律，如果它没有碰见它的媒介物——议会，尤其是巴黎议会。议会变成了哲学体系的工具。任何观点如果没有议会赋予它权力、用意志将它强化、给它增添舌头和臂膀，它就会因为软弱和狂热而死去。革命总是由合法或非法的团体发动的，现在和将来都如此。

议会有理由进行报复：绝对君权剥夺了它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被三级会议滥用。强制登记、审判会议、流放使法官深得民心，促使他们要求自由；但事实上，他们并非自由的诚恳的支持者。他们要求举行全国三级会议，但不敢承认他们是在为他们自己争取立法和政治的权力。他们以这种方式加快了他们所继承的团体的复苏；这个团体一旦恢复了生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他们限制在他们的专长——司法——之内。人们几乎总弄不清自己的利益所在，无论驱动他们的是智慧或者热情。路易十六恢复了议会，而议会迫使他召开三级会议；全国三级会议变成国民议会，不久又变成国民公会，摧毁了王权和议会，处死了公正之来源的法官和君主。但是，路易十六和议会这样做了，因为他们不知不觉成了一场社会革命的工具。

因此，全国三级会议在所有人的头脑里酝酿，只是人们不清楚这将导致什么结果。对于大家，问题是填补赤字——这个今天任何一个银行家都可以解决的问题。用如此剧烈的药物来医治一个如此轻微的疾病，证明人们被引向不明确的政治领域。一七八六年是惟一财政状况清楚的一年，收入为四亿一千二百九十二万四千镑，支出为五亿九千三百五十四万二百镑；赤字为一亿八千零六十一万八千镑；由于节省了四千万镑，赤字减少为一亿四千万镑。在这个预算中，王室支出达到两千七百二十万的庞大数字，君主的债务、购买庄园和王室的挥霍成为沉重的负担。

人们希望按照一六一四年的形式恢复全国三级会议。历史学家总是以这种形式为例，仿佛从一六一四年以来，人们从未听说过全国三级会议，也从来没有要求召开这种会议。然而，贵族和僧侣于一六五一年在巴黎聚会，要求召开全国三级会议。现在还有一本厚厚的会议文件和讲话汇编。权力巨大的巴黎议会当时非但没有支持前面两个等级的愿望，而且解散了他们的被视为非法的会议；这是事实。

既然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开了头，我还要指出另一个严重事实，是那些凑热闹写过法国史或者正在写的人所忽视的。人们谈“三个等级”，将它们当做构成全国三级会议的主要成分。可是，一些大法官裁判所常常只指定一个和两个等级的议员。一六一四年，昂布瓦兹大法官裁判所没有指定僧侣议员，也没有指定贵族议员；迪门莱新堡裁判所既没有派遣僧侣议员，也没有派遣第三等级议员。皮伊、拉罗舍尔、勒洛哈盖、加来、上马尔什、夏特罗没有指定僧侣议员；而蒙迪耶和卢瓦没有指定贵族议员。可是，一六一四年的三级会议名为全国三级会议。因此，古代编年史的表达方式比较准确，在讲到我们的全国性大会的时候，按照实际情况，称之为三级会议，或自由民显贵大会，或大贵族和大主教会议，而且赋予这些会议以同等的立法权。在一些省份，第三等级虽然出席，但通常并不争吵，这中间有一个很自然的、但不为人注意的原因。第三等级夺得了司法权，并且把军人从中赶出；除了在几个贵族会议里，它的成员作为审判官、律师、检察官、书记官、文书，在这方面以绝对的方式施行统治。它制定民法和刑法，而且它依靠篡夺的议会权力，甚至行使着政治权力。公民的财富、荣誉和生命有赖于它：一切都要服从它的决定，它执法的剑可以要任何人的脑袋。当它独自享受无边的权力的时候，在那些它曾经以卑躬屈膝的姿势出现的大会上，它何必去争那一点点权力呢?

人民变成僧侣躲在教堂里，用宗教观点统治社会；人民变成征税员、银行家，藏在财界，用金钱统治社会；人民变成法官，藏在法庭里，用法律统治社会。这个伟大的法兰西王国，尽管在它的局部和省一级是贵族的，但在国王的领导之下，从整体上说它是民主的；王国和国王融洽无间，步调几乎总是一致的。这就是它长期存在的原因。法兰西的历史要重新改写，或者毋宁说，法兰西的历史还没有写出来。

上面提到的所有大问题在一七八六年、一七八七年和一七八九年争论得最多。我的同胞们的脑袋在他们的天生的冲动之中，在外省、僧侣和贵族的特权之中，在议会和三级会议的冲突之中，找到令他们激动的丰富材料。曾经有一段时间担任布列塔尼总督的德·卡洛纳先生，由于支持第三等级的事业，更加扩大了分歧。蒙莫兰先生、蒂阿尔先生是软弱的领导人，无力使宫廷党实施统治。贵族同由贵族统治的议会勾结，有时反对内克先生、德·卡洛讷先生和塞斯大主教，有时拒绝它在自己最初的抵抗中支持过的人民运动。贵族们集会，进行讨论，提出抗议；乡村和城镇集会，进行讨论，发表针锋相对的意见。灶税事件更是火上加油，增加了敌对情绪。要了解这一切，有必要解释布列塔尼公国的形成。

一八二一年九月

于巴黎

布列塔尼三级会议的形成——三级会议开会的情况

布列塔尼三级会议与所有欧洲的封建三级会议相像，但形式多少有些不同。法兰西国王取代布列塔尼公爵的权力。一四九一年，安娜女公爵的婚约不仅将布列塔尼当做嫁妆送给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而且达成妥协，结束了从夏尔·德·布卢瓦和德·蒙福尔伯爵时代就开始的分歧。布列塔尼认为，女儿们是公国的继承人；法国则坚持，只有男孩才能继承；一旦香火断了，布列塔尼作为一块大封地，应该归还法国。查理八世和安娜，然后是安娜和路易十二，在他们的权利和要求上相互作了让步。克洛德——安娜和路易十二的女儿，变成弗朗索瓦一世的妻子；她在死时，根据在瓦内召开的三级会议提出的请求，将布列塔尼公国让给她丈夫，一五三二年颁布的南特诏书规定将布列塔尼公国并人法国，同时保证这个公爵封地的自由和特权。

那时候，三级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从一六三○年起，改为两年举行一次。王室代表宣布会议开始。三个等级的代表在教堂或修道院的大厅里聚集。每个等级自己进行讨论，即分别举行三个会议。每个等级都有自己争论不休的问题；而当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聚在一起，举行全体大会的时候，争论变成一场混战。朝廷煽动不和；在这狭小的会场同在广阔的战场一样，才能、虚荣和野心都在行动。

嘉布遣会修士格雷古瓦·德·洛斯特雷南，在他编的《法语—布列塔尼语词典》的题词中，是这样对我们的布列塔尼三级会议的老爷们讲话的：

如果说，只有罗马的演说家有资格以恰当方式赞颂罗马元老院庄严的大会，我有资格尝试歌颂你们庄严的大会吗?你们的大会以再恰当不过的方式，再现了古罗马和新罗马的庄重和尊严。

洛斯特雷南证明，克尔特语是雅非的长子戈梅带到欧洲来的原始语言之一，而今布列塔尼人尽管个子矮小，却是巨人的后裔。不幸的是，由于戈梅的布列塔尼后代长期同法兰西分开，让他们的一部分封号湮没了，他们不太重视那些将他们同通史联系起来的契据；这些契据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契据鉴定专家对此又过分认真。

布列塔尼三级议会召开期间，是一连串的宴会和舞会。代表们到司令官先生家赴宴，到贵族会议主席先生家赴宴，到僧侣会议主席先生家赴宴，到三级会议司库先生家赴宴，到总督先生家赴宴，到议会主席先生家赴宴。人们到处赴宴，而且喝酒!在餐厅的长桌周围，坐着盖克兰的农夫，迪盖—特罗印的水手，他们腰上佩着旧日卫队的铁剑和搏斗用的短刀。所有亲自参加三级会议的贵族颇像出席波兰议会；这个波兰是徒步的，而不是骑马的，是斯基泰人的波兰，而不是萨尔马特人①的波兰。

①斯基泰人(Scyths)是古代黑诲沿岸的一个民族；萨尔马特人(Sarmates)是起源于伊朗的游牧民族，公元一世纪占领斯基泰王国，到达多瑙河。

不幸得很，他们玩得太过分了。舞会没完没了。布列塔尼人是以擅长跳舞和以他们的优美舞曲著称的。塞维涅夫人描绘过这些在荒原包围中的政治盛宴，就像晚上在欧石南丛生地上举行的仙女和巫师的宴席一样。她写道②：

②这封信是塞维涅夫人写给她女儿的。

你不幸身为布列塔尼人，我现在告诉你一些关于我们的三级会议的消息。德·肖内先生星期日晚上到达维特雷，出席这闹哄哄的会议。星期一他给我写信，我应邀出席他的晚宴。一共是两桌，每桌十四位客人，先生在一桌，夫人在另一桌。数不尽的佳肴，成盘的烤肉没有动就端走了。为了那堆积如金字塔的水果，要将房门升高一些才行。我们的父辈不会出这样的点子，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房门比人还高……晚宴之后，洛克马里亚先生和科特洛贡先生同两个布列举尼女人跳快三步和小步舞；与他们美妙的舞姿相比，朝臣们就相形见绌了。他们的步伐有波希米亚人和下布列塔尼人的风姿，准确和谐，令人叹为观止……

这是日以继夜的娱乐、吃喝、寻欢作乐，大家都参与。我没有见过三级会议；这是一个相当美妙的玩意儿。我不相信别省开会有我们省这样大的排场。会场想必挤得满满的，因为没有人去打仗，也没有人进宫。只有小旗手(小塞维涅先生)例外，他有一天可能也会同其他人一样来参加……无数礼物，年金，道路和城市的补偿，十五和二十张大饭桌，持续不断的游戏，没完没了的舞会，一个星期三场戏，闹哄哄的场面：这就是三级会议。我忘记了，人们喝了三四百桶酒。

布列塔尼人很难原谅塞维涅夫人的嘲讽。我没有那么严厉，但我不喜欢她说：“你以十分愉快的方式，跟我谈论我们的苦难：我们不再那样经常被处以车轮刑了：为了维持正义，仅仅一周一次。确实，在我看来，绞刑现在是小菜一碟。”这是滥用宫廷的戏谑语言，巴雷尔曾经以同样优雅的方式谈论断头台。一七九三年，南特的溺水事件被人称为“共和党人的婚礼”。群众暴虐仿效王室暴虐的彬彬有礼的风格。

一些巴黎的妄自尊大之徒，陪同国王的朝臣来出席三级会议。他们说，我们这些乡绅用白铁皮衬着我们的口袋，以便将司令官先生的烧鸡块带回去给我们老婆吃。因为这些讥笑，有人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前，萨布朗伯爵由于说话刻薄，在那里丢了性命。这位行吟诗人和普罗旺斯国王的后裔，像瑞士人一般高大，在拉蓬附近被莫尔比汉的一位矮小的猎兔者打死了。这个“凯”①同他的对手相比，祖宗同样显赫：如果说圣埃尔泽阿尔·德·萨布朗是圣路易的近亲的话，非常高贵的“凯”的叔祖圣科朗坦，在加隆时期是坎佩尔的主教——那是三百年前的事情。

①“非常高贵的凯”是让·弗朗索瓦·德·凯拉特理(Jean-Franco is de Keratry)的绰号，他在一七三五年杀死萨布朗，因为后者讲布列塔尼人的坏话。

国王在布列塔尼的收入——该省的地方收入——灶税事件——我第一次参加政治集会——舞台

国王在布列塔尼的收入来自无偿馈赠、皇室产业的出产、印花税等等。馈赠的多少按照需要而定；皇室产业的出产估计在三十万到四十万法郎之间。

布列塔尼有自己的收入，以应付它的支出。对酒类和酒类流通所课的“大捐”和“小捐”每年可达两百万法郎；最后，还有灶头税。人们很难想象灶头税在我们历史上的重要性；然而，它对法国革命的影响犹如印花税对美国革命的影响。灶头税(census pro singulis Focis exactus)①是一年交一次的赋税，或者说是对平民的每个灶头所课的人头税。随着灶头税逐步增加，该省的债务得以偿还。在战争时期，每年的开支高达七百万法郎以上，这个数字超过收入。人们曾经考虑用来自灶头税的钱建立一个本金，而且将这个本金变成由灶头税纳税人享受的年金。这样一来，灶头税就会变成借贷了。不公正(尽管按照习惯法，这是一种“合法的”不公正)之处是只对平民课灶头税。各个乡镇不断提出意见；但是对特权比对金钱更加重视的贵族，根本不考虑设立一种他们也要缴纳的捐税。一七八八年十二月，当后来酿成流血事件的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召开时，这就是问题之症结。

①拉丁文，意思是：每个灶头应该缴纳的税。

当时人们的思想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贵族会议、土地税、谷物交易、即将召开的全国三级会议、项链事件、御前全体会议、《费加罗婚礼》、大法官裁判所、卡洛里奥托和梅斯梅②，还有无数其他严重和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所有家庭里都成了争论的题目。

②卡里奥斯特洛(Cagliostro，一七四三—一七九五)：意大利冒险家；梅斯梅(Mesmer，)：德国医生，他声称在“动物磁气”中发现了治疗一切疾病的妙药。

布列塔尼贵族自己决定在雷恩召开会议，抗议成立御前全体会议。我出席会议。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政治集会。我听见那些喊叫声感到惊愕和开心。人们站在桌子上、椅子上，激动地挥动手臂，抢着发言。拄着木腿的德·特雷马尔卡侯爵用响亮的声音说：“我们都到司令官蒂阿尔先生家去。我们要对他说：布列塔尼贵族到你家门口来了，他们有话要对你讲。连国王也不会拒绝接见他们!”听见这些雄辩的言辞，一片叫好声在大厅拱顶下回响。他接着说：“国王也不会拒绝接见他们!”口哨声和跺脚声变得更加响了。我们到达蒂阿尔家。这个朝臣是一位色情诗人，思想温和而轻浮，对我们的吵嚷非常厌烦；他视我们为“胡胡”、野猪、猛兽；他很想离开这个阿尔莫里克，一点也没有想阻碍我们进入他的公馆的意思。我们的演说家向他解释了我们的来意，然后我们起草了如下申明：“我们申明，在新的司法机构中或行政机构中，那些接受任何不为布列塔尼宪法承认的职务的人是可耻的。”我们挑选了十二名贵族，将这个请求呈交给国王。他们到达巴黎的时候，被关进巴士底狱，但很快就放出来了。他们被视为英雄；回来的时候，被戴上了月桂花环。我们穿着礼服，礼服上缀着银底黑斑纹的螺钿大钮扣，钮扣周围写着拉丁文格言：“宁死不屈。”①我们战胜大家都曾战胜过的宫廷，而且我们同它一道跌人深渊。

①布列塔尼徽章上的拉丁文名言：Potius mori quam foedari。

一八二一年十月

于巴黎

我母亲在圣马洛隐居

这时候，我的始终按计划行事的哥哥决定设法让我进人马耳他修会。为此，首先要让我取得教士身份。圣马洛主教库图瓦·德·普雷希尼能够做这件事。我于是来到我母亲隐居的那座我出生的城市。她身边没有孩子；她白天在教堂里度过；晚上织毛线。她的消遣方式是无法想象的。有一个上午，我在街上碰见她腋下夹着一只拖鞋——她把拖鞋当成祈祷用的经书了。几位老朋友不时到她隐居的房子里，回顾从前的美好时光。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给我念她即兴编的韵文故事。在其中一个故事里，魔鬼同异教徒搬走烟囱，而诗人叫道：

魔鬼在街上

走着，走着，

不到一个钟头，

他无影无踪。

“我觉得，”我说，“魔鬼走得并不快呀。”但是，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对我说，我根本没有弄懂她的故事。可爱的母亲!

她有一首很长的民歌，名为《蒙福尔·加纳·圣马洛城一只野鸭的真实故事》。一位老爷将一个花容月貌的姑娘关在蒙福尔城堡里，企图破坏她的贞操。她透过一扇天窗，望见尼古拉教堂。她用噙泪的眼睛望着圣人，乞求他，而她奇迹般地走出城堡。但是她落到坏蛋的仆人们手里，他们企图侮辱她，因为他们设想他们的主人已经这样做了。可怜的姑娘手足无措，四处张望，希望有人来搭救她。但是，她只看见城堡的水塘里有一群野鸭。她再次祈祷圣尼古拉，她哀求他让这些飞禽证明她的无辜；如果她丧生，不能实现她向圣尼古拉许下的心愿，那就让飞禽以它们的方式、以她的名义去实现。

姑娘当年死了。五月九日，转移圣尼古拉的遗骨时，一只野鸭由一群小鸭陪同，来到圣尼古拉教堂，在真福的救星的画像前飞来飞去，拍着翅膀向他致敬。然后，他回到水塘里，留下一个孩子作祭品。一段时间后，小鸭不知不觉中也飞走了。两百多年时间里，同一只鸭子，在每年的同一天，带着小鸭，来到蒙福尔的圣尼古拉大教堂。故事是一六五二年撰写和印刷的。作者的话十分有道理：“在上帝眼中，一只野鸭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她也要向伟大的主表达敬意；圣弗朗索瓦的蝉更是微不足道，可是它的嘶鸣使天神的心灵陶醉。”可是，德·夏多布里昂夫人依据的是一个并不确切的传统说法。她的歌谣中，被关在蒙福尔城堡里的姑娘是一位公主。她为了逃避老爷的凌辱，变成鸭子。关于我母亲写的抒情歌曲，我现在只记得一段：

美人变成鸭子，

美人变成鸭子，

她穿过栅栏飞走，

来到长满浮萍的池塘里。

一八二一年十月

于巴黎

神职人员——圣马洛城郊

由于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是一个真正的圣女，她得到圣马洛主教的许诺，给予我教士身份。主教是有顾忌的：在他看来，将教士身份给予一个在俗的教徒和军人是类似出卖圣职的亵渎行为。库图瓦·德·普雷希尼先生今天是贝藏松大主教，法国贵族院议员。他是一个善良和有功绩的人。他当时还年轻，受到王后的保护，正处在上升时期。以后，他用更好的办法达到这个目的：迫害。

我身穿制服，腰上配着剑，跪在主教面前；他在我头上剪了两三绺头发，这叫做剃发礼。这样，我就得到符合手续的证书。如果我的贵族身份凭据被马耳他修会接受，连同这些证书，我可能得到二十万镑的年金。从教会方面看，这可能是一个流弊；但从旧制度的政治来看，这是一件好事。将优抚金发给持剑的士兵不比发给戴头巾的教士更好一些吗?教土兴许会在巴黎大街上把丰厚的修土薪俸吃掉。

我通过上述办法得到教士身份，致使那些信息不灵的传记作家说，我先进入教会。

那是一七八八年。当时我养着几匹马。我骑马在田野上漫步，或者沿着波浪——我喧哗不停的老朋友——奔跑。我下马同波浪嬉戏。墨西拿①全家吠叫着，在我膝间跳动，抚摸我。我骑行到遥远的地方欣赏大海的景色；我不满足于故乡的风光；

①希腊神话中的六头女妖。

在方圆五六里范围内，没有比圣马诺城郊更迷人的地方了。从朗斯河口溯流而上到迪南，两岸的景色令游人心旷神怡。沿着河岸、岩石和翠绿的植物、沙滩和森林、小河湾和小村庄，封建时代的布列塔尼古堡和布列塔尼商人的现代住宅。这些现代住宅是圣马洛商人在最繁荣的时期建造的。那时，他们家资巨万，竟至在欢宴时，将钱币拿来烩煮，然后从窗口把滚烫的钱币扔给老百姓。那些住宅富丽堂皇。博纳拜，德·拉索德勒先生的府邸，有一部分是用热那亚运来的大理石建造的，那种豪华气派即使在今天的巴黎也是难以想像的。名为“拉布里阳代”、“勒博斯”、“海山”、“鸽舍”的别墅用柑桔园、喷泉和雕像装饰着。有时，在一片整齐的松树林后面，越过草坪，再穿过椴树组成的拱廊，花园沿着斜坡一直延伸到海边。从花坛的郁金香上望过去，大海向我们展示她的船舶、她的平静和她的暴风雨。

每个村民，既是水手也是农夫，是一座带园子的白色农舍的主人。在园子里栽种的蔬菜、醋栗、玫瑰、蓝蝴蝶花等主要作物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株卡晏①茶、一棵弗吉尼亚②烟草、一株中国花，总之，是对另一个海岸、另一个太阳的纪念。这是房屋主人经历的路线和地图。大海边的农民是健壮的诺曼底人。女人高大、瘦长、灵敏，身穿灰呢紧身上衣、花格的短绸裙、带花点的白长统袜。一个细平布或细麻布的宽沿帽遮住前额，帽耳往上收成贝雷帽的样子，或者像面纱一样飘动。春天，每日清晨，这些姑娘乘船而来，仿佛入侵者似的，给集市送来用篓子装的水果和用贝壳盛的凝乳。当她们用一只手扶着头上装满牛乳或花朵的黑罐的时候，当她们的白帽的饰带在那一双蓝眼睛周围飘拂的时候，北欧神话中的战争女神(其中最年轻的名叫“前途”)或者雅典头顶供品篮的少女也没有她们那么优雅。这样的图画今天还看得到么?这些女人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她们仅仅存活在我的记忆之中。

①法属圭亚那首府。

②今天美国的弗吉尼亚州。

一八二一年十月

于巴黎

幽灵——病人

我离开母亲，到富热尔附近去看望我的姐姐们，在德·夏多布尔夫人家住了一个月。她在乡下的两栋房子——拉斯卡尔代和勒普莱西，位于一个到处是岩石、荒原和森林的地区，邻近以塔楼和战斗出名的圣—奥班—迪—科尔米耶。姐姐的代管人是利维雷尔先生，前耶稣会会士。他碰见过一桩怪事。

当他被委任为拉斯卡尔代庄园的代管人的时候，老德·夏多布尔伯爵刚刚去世。利维雷尔住进城堡，负责守护工作；他在此之前没有见过老伯爵。头一个晚上，他独自一人睡在那里。他看见一个老人走进他的房间。他脸色苍白，穿着睡袍，戴着睡帽，手里拿着一根光线微弱的蜡烛。这个人影走近壁炉，将烛台放在炉台上，拨旺炉火，在扶手椅上坐下来。利维雷尔先生浑身发抖。经过两个小时的静默之后，老人站起来，重新拿起烛台，关上门，走出房间。

次日，代管人将他碰到的事情讲给佃农听。佃农根据他的描述，断定那个幽灵就是他们的老主人。事情并不就这样结束。当利维雷尔先生到树林里去的时候，他看见鬼魂跟在他后面；每当他在田野上越过篱笆的时候，他看见亡灵跨在篱笆上。一天，可怜的代管人壮着胆对鬼魂说：“德·夏多布尔先生，你饶了我吧。”幽灵回答说：“不。”利维雷尔是一个冷静和讲究实际的人，不会胡说八道。他把他的遭遇讲给一切愿意听的人听；他的故事每次都是一样的，每次都那样言之凿凿。

稍迟一点，我在诺曼底陪伴一位患脑膜炎的善良军官。人们安排我们住在一间农舍里，当地一位老爷借一张旧壁毯给我们，将我的床和病人的床隔开。为了减轻他的痛苦，人们用冰雪给他擦澡；在酷刑当中，他冷得直哆嗦，手指发青，紧绷着的脸变成紫色，牙齿咬得嘣嘣响，光着头，长长的胡须从他的尖下巴往下垂，挂在他赤裸、瘦削和湿漉漉的胸脯前。

当病人激动的时候，他张开一把伞，以为这样可以避免流泪。要是这个办法可靠，那么就应该为方法的发明人竖立一座雕像了。

我惟一的美好时光是到村庄教堂的公墓里散步；教堂建在山坡上。死者、几只鸟和正在坠落的太阳是我的伴侣。我怀想巴黎的社交生活、我的童年、我的女精灵、贡堡的树林——在空间上它近在咫尺，在时间上我离开它那么遥远。我回到我的病人身边：这是盲人牵着盲人走路!

哎!一次打击、摔一跤、精神上的一时痛苦就剥夺了荷马、牛顿和波舒哀的天才，而这些神圣人物非但不能激起深刻的同情、痛苦和永久的怀念，还可能成为讪笑的对象!很多我认识和热爱的人在我身旁丧失理智，好像我身上带着能够传染的疫苗。我只能用一种悲哀的想法解释塞万提斯的杰作和他残忍的快乐。只要审视整个人生，权衡善和恶，真希望发生一件可以导致忘却的事故，作为逃避自我的方法。快乐的酒鬼是幸福的人。把宗教放在一边，幸福是忘记自己和到达临终之日而不曾感受生活。

我将我完全治愈的同乡带了回去。

一八二一年十月

于巴黎

一七八九年布列塔尼三级会议——暴动——我的中学同学圣里弗尔被杀害

同我一起回布列塔尼的吕西儿夫人和德·法尔西夫人想重返巴黎。但由于省内的骚乱，我无法离开。三级会议将在(一七八八年)十二月底举行。雷恩市府和布列塔尼其他市府相继作出决定：在“灶头税”解决之前，议员不得从事任何其他活动。

为了主持贵族会议，德·布瓦热兰公爵匆匆忙忙赶到雷恩。贵族们都收到个别通知，包括那些像我这样由于太年轻尚无发言权的人。我们可能遭到攻击，在考虑选票的同时要计算兵力。我们走上我们的岗位。

三级会议开始之前，在德·布瓦热兰先生家开了几次会。仍然是我见过的那种乱糟糟的场面。德·居耶骑士、德·特雷马尔加侯爵、我舅舅德·贝德公爵(因为他肥胖，被人称为“洋蓟”，而另一位贝德因为瘦长则被称为“芦笋”)爬上椅子高谈阔论，弄折了好几张椅子。德·特雷马尔加侯爵，木腿海军军官，给他的等级树立了许多敌人。一天，大家议论建立一所军事学校，培养穷苦贵族子弟。一位第三等级的代表叫道：“我们的子弟呢?他们能够得到什么?”“医院，”特雷马尔力口回答说。这句话传到群众当中，引起强烈反应。

在这些会议当中，我发现我的一个性格特点，而且这个特点在我以后的政治活动和军事生涯中得到证实：我的同事和朋友越是激动，我越是冷静。我对讲台上的夸夸其谈或大炮的轰鸣都无动于衷；我从来不向言辞或大炮致敬。

我们辩论的结果是：贵族将首先讨论一般议程，在其他问题解决之后才考虑灶头税。这个决定与第三等级的决定是针锋相对的。贵族们不太相信僧侣，因为僧侣经常背弃他们，尤其在雷恩大主教担任僧侣会议主席的时候。这位主教圆滑、审慎，有点将卷舌音念成不卷舌音，但说话娓娓动听；他正在窥伺进入宫廷的机会。巴黎来的蹩脚作家编辑的报纸《人民哨兵》不断煽动仇恨。

三级会议在皇宫广场的雅各宾修院举行。我们带着我刚才讲过的想法进入会场；我们刚坐下，民众就将我们包围起来。一七八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是不幸的日子。德·蒂阿尔伯爵的军队人数很少；他是一个优柔寡断和软绵绵的人，他犹豫不决，不敢行动。雷恩法律学校(校长是莫罗)派人去南特找年轻人来支援。他们来了四百人；尽管司令官一再哀求，仍然无法阻止他们进城。在蒙莫兰广场和咖啡馆举行的不同倾向的集会常常演变成流血冲突。

我们被围困在会议大厅里，感到不能这样下去，于是决定持剑冲出去。这是一个壮烈的场面。我们的主席一声令下，我们一齐拔出佩剑，在“布列塔尼万岁”的喊声中汹涌而出，朝围攻者冲去。民众用喊叫、石块、铁棒和枪弹迎击我们。我们在包围我们的浪潮般的人群中打开一个缺口。好几位贵族被打伤、被拖曳、被殴打，鼻青脸肿，遍体鳞伤。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突围出来，各自回家。

随后，在贵族、法律学校学生和他们的南特朋友之间发生一些争斗。有一场决斗在王家广场公开进行。年迈的海军军官卡拉利厄受到攻击，但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搏斗，赢得年轻对手的一片掌声。他维护了自己的荣誉。

另一堆人聚在一起。德·蒙布歇伯爵对一个名叫乌里雅克的大学生说：“先生，这是我们之间的事。”人们在他们四周围成一圈。蒙布歇将乌里雅克的剑打落在地，把剑还给他，大家相互拥抱，人群散了。

至少，布列塔尼贵族没有以不体面的方式屈服。它拒绝向全国三级会议派遣代表，因为召集会议的方式违背该省的基本法律。大量贵族参加王储的军队，在孔代或夏雷特手下战斗，不少人在旺代之战中捐躯。如果他们当时参加全国大会，他们可能改变会议多数派的构成吗?这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大变动之中，个人的抵抗对自己是体面的事情，但无法改变局势。然而，如果当时有一位如米拉波、但观点相反的天才是布列塔尼贵族，他可能造成什么局面就很难讲了。

年轻的布瓦于和我的中学同学圣里弗尔在开会之前，在去贵族会议的路上就死了。布瓦于的父亲帮助圣里弗，护卫他，但没有成功。

读者，请你停下来：你看看革命让我们抛洒的头几滴血吧!按照上天的意志，这几滴血是从我的一个童年伙伴的血管中流出的。设想当时倒下的不是圣里弗尔，而是我自己，人们谈到我的时候，会说谈到大屠杀的头一个牺牲者时所说的话：“一个名为夏多布里昂的贵族，在去三级会议会场的路上被杀害了。”这几个字会取代我冗长的故事。圣里弗尔在这片土地上会扮演我的角色吗?他注定要声名显赫还是默默无闻呢?

现在，读者，请你走过去。请跨过这条将旧世界和新世界分隔开来的血的河流。你正在走出旧世界，你将死在新世界的人口。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

于巴黎

一七八九年——从布列塔尼到巴黎之行——途中的骚动——巴黎景象——内克被免职——凡尔赛——王室家庭的欢乐——全面暴动——攻克巴士底狱

一七八九年在我们历史上和人类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一年。这一年年初，我在布列塔尼荒原上。一直到相当晚的时候，我才离开该省。在我到达巴黎之前，已经发生了午夜餐屋被抢劫、全国三级会议开幕、三级会议变成国民议会、网球场誓言、六月二十三日王室会议、僧侣和贵族同第三等级汇集等一系列事件。

在我去巴黎的路上，骚乱是严重的。在村庄里，农民拦截车辆，检查护照，盘问旅行者。越靠近首都，情况越是混乱。穿过凡尔赛的时候，我看见军队驻扎在柑桔园，炮兵辎重停在大院中央，国民议会会场临时搭建在宫殿广场上，议员们在好奇地旁观，宫廷人员和士兵在当中走来走去。

在巴黎，街道上挤满了购买面包的人；路人在墙脚边高谈阔论；商人走出他们的店铺，在门前打听和传播新闻；煽动者在王宫聚集，卡米耶·德穆兰开始崭露头角。

我同德·法尔西夫人和吕西儿夫人下车，刚刚走进里舍利厄街一座配备家具的公馆，暴动就开始了。民众拥到修道院，释放了几名根据头头的命令抓起来的王室卫队士兵。驻扎在荣军院的炮兵营的士官加人群众队伍。军队的哗变开始了。

朝廷有时退让，有时抵抗，既顽固又虚弱，既慷慨激昂又胆小如鼠，遭到米拉波的奚落。米拉波要求把军队调开，但王室拒绝：它接受羞辱，但没有消除羞辱的根源。巴黎流传谣言，说一支军队从蒙马尔特的下水道开进来了，龙骑兵将把路障强行推开。有人要求居民撬起街石，搬到六楼，用石头砸暴君的哨兵。大家开始行动。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内克收到被免职的命令。新成立的政府由德·布拉特伊先生、德·拉加莱兹耶尔先生、德·布尔格利元帅、德·拉沃吉荣先生、德·拉波特先生和福隆先生组成。他们取代德·蒙莫兰先生、德·拉吕泽尔纳先生、德·圣普里斯特先生和尼韦尔内先生。

一位刚到达的布列塔尼诗人，求我将他带到凡尔赛。在帝国天翻地覆的时候，还有人参观花园和喷泉。在最严重的事件发生时，那些蹩脚文人特别有这种闲情逸致。他们的句子或诗行高于一切。

在望弥撒的时间，我把我的品达体诗人带到凡尔赛的长廊里。小圆厅灯火辉煌。内克的免职使人们受到激励，他们觉得胜利在望了。桑松和西蒙①可能也混杂在人群里面，目睹王室家庭的快乐。

①桑松(Sanson)：处死路易十六的刽子手；西蒙(Simon)：鞋匠，路易十七托付给他抚养。

王后带着她的两个孩子过来了。孩子金黄的头发似乎在等待王冠。十一岁的德·昂古莱姆女公爵天真的矜持引人注目，高贵的血统和少女的纯洁使她美丽，她像高乃依所写的《朱莉的花环》中的橙花，仿佛在说：

我享有出身的豪华。

小王子在他姐姐的呵护下，而德·图施先生跟随在他的学生后面。他看见我，殷勤地把我指给王后看。王后微笑着朝我瞥了一眼，以优雅的方式向我致意，就像我被引见那天一样。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不久之后就要消逝的目光。玛丽·安托瓦内特微笑的时候嘴的形状非常迷人，令我不能忘怀。一八一五年，经过发掘，人们发现这个不幸女人的头颅；对她的微笑的记忆(多么可怕呀!)使我认出公主的下颔骨。

凡尔赛的反击在巴黎引起很大反响。我回城路上，迎面碰见许多人，他们手里捧着内克和奥尔良公爵的半身雕像，雕像上披着黑纱。他们大声叫道：“内克万岁!奥尔良公爵万岁!”在这些喊叫声中我听见一个更大胆、更出乎意料的声音：“路易十七万岁!”叫这个孩子万岁!如果不是我在贵族院提醒，在他家庭的墓铭上，连他的名字都会被人遗忘。假如路易十六退位，路易十七登上宝座，宣布奥尔良为摄政王，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路易十五广场，德·朗贝斯克王储率领着由德国人组成的王家卫队，迫使民众后退到杜伊勒利宫，打伤一个老头。突然，警钟敲响了。擦刀枪工匠的铺子被人破门而人，荣军院的三百条步枪被抢走。人们拿起长矛、棒子、叉子、军刀、手枪；人们抢劫了圣拉扎尔，烧毁了路障。巴黎选民控制了首都政府；到晚上，六万公民组织起来，分发了武器，编成国民卫队。

七月十四日，夺取巴士底狱。我作为旁观者，目睹了这场以几名残废军人和一位胆小的司令官为敌人的进攻。如果人们坚持不开门，民众决不可能进入要塞。我看见放了两、三声炮，但开炮的不是荣军，而是已经登上塔楼的王室卫队士兵。德·洛内①从他躲藏的地点被揪出来，在受尽凌辱之后，在市政府的台阶上被人打死。市长弗莱塞勒被手枪击毙。一些没有心肝的愚人觉得这个场面非常精彩。在凶杀当中，人们开始狂欢，像奥东和维特利乌斯统治时期罗马骚乱中发生的情景一样。人们让“巴士底的胜利者”乘坐出租马车游行，这些兴高采烈的醉鬼在酒吧被宣布为胜利者。妓女和无套裤汉开始耀武扬威，尾随着他们。路人因为恐惧而必恭必敬，在英雄面前脱帽；在胜利的喜悦中，有几位英雄因为疲劳过度而死去。巴士底狱的钥匙被大量复制，寄给世界各个角落有地位的傻瓜。我有多少次错过发迹的机会呀!如果我这个旁观者，叫人在胜利者登记簿上写上我的名字，那么我今天可能享有一笔优抚金。

①德·洛内(DeLaumy)：巴士底监狱的守备司令

专家们赶来剖析巴士底。临时咖啡馆在帐篷下开张；游人如鲫，摩肩接踵，好像在圣热尔曼或龙赏赶集。许多车辆鱼贯而来，停在塔楼下，在一片烟雾中，人们正在拆毁塔楼，将石头抛下。衣着讲究的女人、时髦的青年站在哥特式废墟的不同高度，和那些在人群的欢乎声中赤膊上阵的拆墙工人混杂在一起。参与这次盛会的，有最著名的演说家、最出名的男女演员、最红的女舞蹈家、最显要的外国人、宫廷贵族和欧洲国家的大使。旧法兰西到那里死亡，新法兰西在那里开始生命。

任何事件，不管它本身是如何悲惨或如何可恶，当它在严重的形势下发生，并且具有划时代性质的时候，都应该引起重视。在夺取巴士底狱这个事件中，应该看到的(也是当时人们没有看到的)，不是解放人民的暴力行为，而是这种行为的结果——解放——本身。

人们赞赏应该谴责的东西，意外事件，而看不到人民的命运因此发生的变化，风俗、思想、政治权力的改变，这是人类的新生，攻克巴土底狱犹如一场流血的狂欢，开辟了新生的世纪。粗暴的愤怒造成废墟，而在这种愤怒之下隐藏着在废墟中为新大厦奠基的智慧。

误解这个具体事件的伟大意义的民族，对事件的伟大精神意义是清楚的：在他眼中，巴士底是他被奴役标志：这个标志竖立在巴黎的人口处，面对蒙弗宫的十六根柱子，犹如扼杀他的自由的绞架。在铲平这座国家要塞的时候，民众认为粉碎了军事的桎梏，以心照不宣的方式宣布自己将取代被他解散的军队。大家知道，变成士兵的人民将创造什么奇迹。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

于巴黎

攻陷巴士底狱对朝廷的影响——富隆和贝蒂埃的脑袋

凡尔赛被巴士底倒塌的响声惊醒，好像看到王位倒塌的前兆；凡尔赛由狂妄变得沮丧。国王赶紧跑到国民议会，就坐在会议主席的椅子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宣读将部队调开的命令，在一片赞美声中他回到王宫。于事无补的姿态!各个派别都不相信对立派的转变。俯首听命的自由或失去尊严的权力得不到敌人的原谅。

八十名议员从凡尔赛出发，向首都人民宣布和解；醒悟。巴伊先生被任命为巴黎市长，德·拉法耶特先生被任命为国民卫队司令。德·拉法耶特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但我是在这个可怜人倒霉的时候才认识他的。革命的每个时期都有它所需要的人。有的人跟随革命一直走到底；有的人开个头就撒手不干了。

所有人都走了。朝臣们去巴塞尔、洛桑、卢森堡和布鲁塞尔。德·波利尼亚克夫人在逃跑途中碰见内克。德·阿尔图瓦公爵和他的三个儿子流亡国外；他带走上层僧侣和一部分贵族。军官受到造反士兵的威胁，任由潮流将自己冲开。路易十六独自留下来，连同他的两个孩子、几名妇女、王后、两位王姑、伊丽莎白夫人①，面对着全国民众。王储②留下来，一直到瓦雷恩逃亡；但对他哥哥，他帮不了大忙。尽管他通过在贵族会议上表示赞成按人头计算选票，决定了革命的命运，但革命不信任他。他作为王储，对国王兴趣甚微，对王后不理解，而且他们也不喜欢他。

①指路易十六的姐姐。

②王储：未来的路易十八。

国王十七日来到市政府，迎接他的是十万像神圣联盟的僧侣一样全副武装的市民。巴伊先生、莫罗·德·圣梅里先生和拉利—托朗答尔先生流着泪向他慷慨陈词，拉利—托朗答尔先生更是呜咽不止。国王也感动了。他将一个大三色徽章贴在自己帽子上。人们立即宣布他为“正直的人、法国人之父、自由人民的国王”；而人民为了自己的自由，准备砍下这个被称为“正直的人、法国人之父、自由人民的国王”的人的头颅。

在这次修复关系之后没有几天，我同我的姐姐以及几个布列塔尼人，站在我们旅店的窗前。我们听见有人大声叫道：“关门!关门!”一群衣衫褴褛的人从街口走过来；这群人举着两面我们从远处看得不甚清楚的旗子。当他们走近的时候，我们才看清是两颗披头散发和脸容毁损的人头，被马拉①的先驱们用两支长矛举着。是富隆和贝蒂埃的脑袋。大家都从窗口后退；我留我那里。杀人犯停在我面前，将长矛伸向我，一边唱着歌，蹦着，跳着，将灰白的头靠近我的面孔。其中一颗头的眼睛滑出眼眶，吊在死者灰白的脸上；长矛从张开的嘴里穿出，咬在牙齿之间。“强盗!”我叫道，无法抑制我满腔的愤怒，“这就是你们理解的自由吗?”如果我有一枝枪，我会向这些无耻之徒开火，像对付狼一样。他们嚎叫着，猛敲马车出入的门，想冲进来，将我的头同他们杀害的人的头摆在一起。我的姐姐们很不安；旅店的胆小鬼拼命责怪我。被人簇拥的杀人犯没有时间进攻房屋，离开了。这两颗头，还有以后我会碰见的其他的头，改变了我的政治态度。我憎恶吃人肉的宴席，我萌生了离开法国到某个遥远国度去的念头。

①马拉(Marat，一七四三—一七九三)：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派的著名领袖之一。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

于巴黎

召回内克先生——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的会议——十月五日白天——国王被押回巴黎

七月二十五日，内克先生被召回财政部，受到热烈欢迎，为他举行了仪式。他在卡洛纳和答布罗之后，是蒂尔戈的第三个继承人。他很快落后于形势，变得不得民心。一个如此严肃的人，依靠一个平庸和轻浮如佩泽②者的手腕，居然能够上升到部长位置，这是那个时代的奇闻。用借贷制度取代捐税制度的报告①，引起思想震动。妇女们议论开支和收入问题。人们第一次看懂或者自以为看懂财务报告中的某些内容。以托马斯②式的色彩写成的这些报告树立了财政部长的初步威信。这位银行家是擅长记账、但办法不多的经济学家；是高贵但自负的作家；是正直的人，但不具备崇高的品德。他是旧时戏剧开场之前，站在前台向观众介绍剧情的人物；在布幕升起时，他就退场了。内克先生是斯塔尔夫人③的父亲。他不会想到，后代记得的只是他作为他女儿的父亲的光荣，他的虚荣心无法接受这一点。

②佩泽(Pezay)：总理莫莱巴的宠信。

①该报告由内克提出。

②托马斯(Thomas)：十二使徒之一。传说中他是典型的怀疑论者，他不相信他看见的东西。

③斯塔尔夫人(Madame StaeL，一七六六—一八一七)：法国著名女作家。

在国民议会八月四日晚的会议上，君主制度像巴士底狱一样被拆毁了。那些出于对过去的仇恨，今天大声反对贵族的人，忘记了一个事实：是贵族的一个成员，德·诺阿耶子爵，在德·埃吉荣公爵和马蒂厄·德·蒙莫朗西的主持下，推翻了革命所指控的大厦。按照一位议员的动议，废除了封建赋税、狩猎税、鸽舍税、禁猎区税、什一税、实物地租、等级特权、城市特权、各省特权、个人奴隶身份、领主司法权、官职买卖制度。对法国古老政体的最严重打击是由贵族完成的。贵族开始革命，平民予以完成。就像古老法国的光荣归功于法兰西贵族一样，年轻法国的自由也归功于他们，如果法国有自由的话。

驻扎在巴黎周围的部队撤走了。但是，由于一个使国王左右为难的矛盾意见，弗朗德团又被调到凡尔赛来。卫队宴请该团的军官。人们的头脑兴奋起来了。宴会过程中，王后带着王子出现；军官们为国王一家干杯。国王也来了，军乐队演奏了激动人心和受欢迎的曲子：《啊，里夏尔，我的国王!》。这个消息传到巴黎，反对派舆论立即抓住这件事。人们大声说，路易拒绝批准《人权宣言》，打算同德斯坦伯爵逃到梅斯。马拉传播这个谣言；他那时已经写好《人民之友》。

十月五日来临了。我没有目睹这天发生的事件。有关消息六日清晨就传到首都。同时，有人对我们说，国王要来访问。我在客厅里是腼腆的，但我在公共广场却很勇敢。我觉得我这个人耐得住寂寞，但登上论坛也不怯场。我跑到香榭里舍大街。首先出现的是炮车，泼妇、女贼和妓女骑在炮筒上，嘴里讲着最猥亵的语言，做着最下流的动作。然后，在包括男女老少的人群簇拥下，卫队徒步过来了，他们同国民自卫军交换马匹、剑、肩带；每个马匹上都有两三名卖鱼女贩、醉醺醺和衣着不整的荡妇。随后来的是国民议会议员的队伍；跟着，国王的马车出现；车辆在一片黑压压的长矛和刺刀的海洋中滚动。衣衫褴褛的拾荒者，腰上挂着刀、身上系着血淋淋的围裙、袖子卷起来的屠户跟随在车门旁边；一些脸孔黝黑的无赖爬在车顶上；还有人攀附在仆役站的踏脚板上、车夫的座位上。人们开着枪，叫喊着：“瞧，面包铺的老板，老板娘，小伙计!”作为国王的旗号，面对圣路易的儿子，两只瑞士戟将两名卫队士兵的脑袋举在空中；那是由塞弗勒的理发师烫过发、擦过粉的脑袋。

天文学家巴伊在市政府向路易十六宣布，“人道、尊敬和忠实的”人民刚才征服了国王；而“非常感动和非常高兴的”国王宣布，他是“心甘情愿”来到巴黎的。对暴力和恐惧的可耻伪装那时让所有党派和所有人蒙受了羞辱。路易十六不是虚假，而是孱弱。孱弱不是虚假，但它取代虚假并且起虚假的作用。神圣和受虐待的国王的品德和苦难应该引起敬仰之情，人们的任何评论都近乎亵渎。

制宪会议

议员们离开凡尔赛，十月十九日在总主教府举行第一次会议。十一月九日，他们转移到杜伊勒利宫附近的骑马场。一七八九年年底，颁布了没收教会财产、摧毁旧司法、发行指券①的法令，巴黎市府关于建立第一个搜索委员会的决定，和追捕德·费哈斯侯爵的授权令。

①指券：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七年在法国流通的一种以国有财产为担保的证券。

虽然制宪会议有可指责之处，但从它完成的伟大工作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来说，仍然不失为世界各国出现过的最著名的人民大会。如果它满足于全国三级会议的陈请表，而不试图越雷池一步，那会是怎样一个情况呢?在三个世纪里，人类的经验和智慧所酝酿、发现和建立的一切都集中在这些陈请表里面。这些文件指出旧君主制度的各种弊病，提出医治的药方；提出实现各种自由的要求，包括新闻自由的要求；提出在工业、制造业、贸易、道路、军队、税收、财政、学校、公共教育等各方面的改进措施。我们越过罪恶的深渊，经历无数光荣，但并未得到什么利益；共和国和帝国没有起任何作用：帝国只是调节共和国发动起来的群众的暴力；它给我们留下中央集权，这种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我认为是一件坏事，但在地方权力被摧毁、无政府状态和愚昧肆虐的时候，这也许是取代地方权力的惟一办法。除此之外，从制宪会议召开以来，我们并没有前进。它完成的工作犹如一位古代名医②完成的工作，即将科学的界标往后推移，并且固定下来。让我们谈谈几位制宪会议人物吧，而且让我们从米拉波开始。他是这些人物的缩影，而且是他们之中最突出的一位。

②希波克拉底(Hipposte，公元前四六○—三七七)：古希腊名医。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

于巴黎

米拉波

他由于生活的放荡和偶然，参与了最重大的事件，混迹在惯犯、绑架者和冒险家中间。米拉波，贵族的辩护士，民主派的代表，集格拉古①和堂·璜、卡体里那和古斯曼·德·阿尔法拉什②、红衣主教德·黎塞留和红衣主教德·莱兹③、摄政时期的乱党分子和革命的野蛮人于一身。此外，他身上还有“米拉波”家族的痕迹；这个流亡的佛罗伦萨家族保留但丁歌颂过的那些森严壁垒的宫廷和那些著名乱党分子的某些东西；这个家族已经归化法国，意大利中世纪的共和精神和我们的中世纪的封建精神，在它的一连串非凡人物身上汇合。

①格拉古(Gracchus)：古罗马著名的平民家族，兄弟两人试图在罗马实行土地改革。

②古斯曼·德·阿尔法拉什(Gusman d'Alfarache)：十七世纪初一部西班牙小说中的人物，风流倜傥。

③黎塞留(Richelieu，一五八五一—六四二)，德·莱兹(de Retz，一六一三—一六七九)：均为十七世纪法国政治家。

米拉波的丑陋以他的家族的特殊美为基础，产生阿里恺提的同胞米开朗琪罗的《最后审判》中那种刚毅的面孔。天花在演说家脸上留下的痕迹，更像烧伤后留下的焦痂。大自然塑造这样的头颅，要么是为了帝国，要么是为了绞架；它雕凿的这双臂膀，要么拥抱一个民族，要么劫掠一个女人。当他凝视民众，摇晃他那一头浓密头发的时候，他令人驻足；当他举起他的爪子，露出他的指甲的时候，庶民发狂般跑开了。在一次会议的可怕的混乱中，我看见他站在讲坛上，脸色阴沉，丑陋而且不动声色。他令人想起弥尔顿笔下的混沌，在混乱中岿然不动，超然物外。

米拉波像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他们同圣西门一样，信手写出不朽的文章。人们给他准备演说的草稿，他在其中摘取适合他的思想的东西。如果他全文照搬，他会念得结结巴巴；从他偶尔加进的词句，人们可以发现演说不是他写的，那是一些他所特有的词语。他的精力来自他的堕落；而这种堕落并非产生于冷漠的感情；它们有深刻的、热烈的、疾风暴雨般的感情作为支撑。恬不知耻的风俗在毁灭道德观念同时，给社会带来一种野蛮人；人类文明中的这些野蛮人像哥特人一样擅长于破坏，但缺乏哥特人的创造力：后者是原始本性的大孩子，前者是堕落天性的早产畸形儿。

我在宴会上见过米拉波两次，在伏尔泰的侄女德·维莱特侯爵夫人家见过一次，另一次在王宫，他跟夏普利耶介绍我认识的反对派议员在一起。夏普利耶死于断头台，同我的哥哥和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埋在同一座坟墓里。

米拉波讲话时滔滔不绝，尤其是关于他自己的事。这个狮子的儿子自己也是一头脑袋充满幻想的狮子；这位遇事如此讲求实际的人，想象和语言却非常浪漫、非常富于诗意、非常热烈。从他的感情的激扬和他表现的献身精神，我们可以认出索菲①的情人。他说：“我觉得这个女人非常可爱……我了解她的灵魂，大自然的手在璀璨的时刻塑造了这个灵魂。”

①索菲(Sophie)：即德·莫尼埃伯爵夫人，米拉波写给她的信很有名。

米拉波在严肃的讨论中夹杂爱情故事和引退的愿望，这让我着迷。他还有另一个让我感兴趣的地方：他曾经受到他父亲严厉的管教；他父亲同我父亲一样，保留了维护家长绝对权威的不可动摇的传统。

这位重要宾客大谈对外政策，对内部政策几乎只字不提，而这正是他关心的问题。但是，对于那些由于他们对苦难和罪行装作无所谓而自称高人一等的人，他有时用几句话流露他极度的轻蔑。米拉波生性慷慨，重视友情，不计较恩怨。尽管他伤风败俗，他无法违背自己的良心；他的腐败仅仅涉及他自己，他正直和坚定的思想不会将谋杀说成崇高的智慧；他不赞赏屠宰场和垃圾场。

然而，米拉波不乏骄矜。他过分吹嘘自己；虽然他为了当选为第三等级的代表把自己说成呢绒商人(贵族等级当众干了蠢事，将他排挤出去)，他是热爱他的出身的：“野性难驯的鸟，它的巢在四座塔楼之间”，这是他父亲的话。他忘不了他曾经出入宫廷，乘坐华丽马车同国王一道狩猎。他要求别人封他以伯爵称号；他重视他的徽号，当所有人脱下号衣的时候，他让他的仆人穿上。他动辄提到海军司令科利涅，“他的亲戚”。《箴言报》曾经称他为里凯①。他有一天大发雷霆，对一位记者说，“你是否知道，你同你们的里凯一道，在三天时间里让欧洲迷失了方向?”他常常重复那个无耻但颇著名的玩笑：“在另一个家庭里，我的子爵弟弟会是一个风趣的人，但不是良民；在我家里，他是一个笨蛋和善良的人。”某些传记认为这句话是子爵讲的，他将自己同家庭其他成员的卑微作比较。

①里凯(Riquet)：贝洛童话中的人物，丑陋但聪明。

米拉波在感情深处是君主派。他有一句名言：“我想让法国人消除对君主制的迷信，而代之以对它的崇拜。”这正是发生的事情：上天因为我们滥用天才惩罚我们，让我们悔恨我们的成功。

米拉波用两种手段煽动舆论：一方面，他立足于群众之中，自称是他们的保护人，但同时又鄙视他们；另一方面，虽然他是他的等级的叛逆，但由于等级的亲缘关系和共同利害，他对他的等级保持同情。这样的事情不会出现在维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平民身上；由于贵族的薄情和不可改变的本性，如果此人不出身于他们的行列，他就会被他的派别抛弃，而不能拉拢贵族。而且贵族阶级不能临时造就一个贵族，因为贵族是时间的女儿。

米拉波提供一个范例。人们幻想通过摆脱道德的束缚变成政治家。这种模仿结果只制造一些小坏蛋；某人以堕落和偷盗自诩，事实上他只是放荡和无赖；某人认为自己是邪恶的，但他只是卑鄙；某人吹嘘自己是一个罪犯，但他只是一个下流坯。

米拉波将自己出卖给宫廷，而宫廷收买了他。但对于他本人，事情来得太快；对于宫廷，事情来得太迟。在一份年金和一个大使职位面前，他用他的声誉冒险。克伦威尔准备用他的前途去交换一个头衔和嘉德勋章。米拉波虽然骄傲，但并不自视太高。现在，现钞和职位的丰盈提高了良心的价格，没有几十万法郎和高官厚禄休想办成一件事。坟墓将米拉波从他的许诺中解放出来，使他免受他看来无法克服的灭顶之灾：他活着，会在善良中显露他的软弱；他的死，使他在恶行中保持了他的力量。

我们吃完晚饭之后，议论米拉波的敌人。我坐在米拉波旁边，一言不发。他用他高傲、罪恶和天才的目光注视我这个沉默的年轻人，然后，他将手搭在我肩上，对我说：“他们永远不会原谅我的优越!”我今天还感觉这只手的分量，仿佛撒旦火热的爪子碰过我。

当米拉波将他的目光盯着一个沉默的年轻人的时候，他对我未来的命运是否有预感?他想过他有一天会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吗?我注定要成为达官贵人的历史学家：他们曾经在我面前列队走过，而我没有将自己挂在他们的外套上，让自己随着他们去见后代。

米拉波承受了那些声名应该长存的人物身上发生的变化；他从先贤祠迁出，搬到阴沟，又从阴沟迁回先贤祠；时间是他的踏脚板，使他上升到时光赋予他的全部高度。今天，我们再看不见真实的米拉波，而是理想化的米拉波，画家为了使他成为他所代表的时代的象征或神话而绘制的米拉波。这样一来，他变得更加虚假和更加真实了。在这么多名人、这么多演员、这么多事件、这么多废墟当中，将只有三个人留存，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从属于三个伟大革命时代中的一个：米拉波代表贵族，罗伯斯庇尔代表民主，波拿巴代表专制；君主制什么也没有。为了这三个人的名声德行不能承认，法兰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国民议会开会的情景——罗伯斯庇尔

国民议会开会的趣味是我们的议会所不能比拟的。人们很早起床，以便在挤得满满的听众席上占一个位置。议员到达的时候，嘴里还吃着东西，谈着话，用手比划着。议员们按照观点，分别集中在会场的不同位置。宣读会议记录；然后讨论商定的题目，或者特别的动议。讨论的对象不是某个乏味的法律条款；议程中极少与破坏无关的内容。人们要么赞成，要么反对；大家都是即兴发言，或好或坏。争论非常激烈；听众也加入讨论，对演说人鼓掌，叫好，吹口哨，喝倒彩。主席摇着铃铛；议员们坐在自己的长凳上互相指责。小米拉波揪住对手的衣领；大米拉波叫道：“不要谈论三十票!”一天，我坐在反对党保皇派后面；我面前是一位多菲内省的贵族，黑脸孔，小个子，他在他的座位上暴跳如雷，对他的朋友说：“我们冲上去吧，拿着剑，去治治那些无赖!”他指着多数派那边。中央市场的卖菜大嫂在听众席上织毛线，听见这句话，站起来；她们手里举着毛裤①，嘴上翻着泡沫，齐声大叫：“把他吊在路灯杆上!”米拉波子爵、洛特雷克和几个青年贵族想冲上主席台。

①指她们手中正在编制的毛裤。

很快，这一片嘈杂声被另一片喧哗掩盖了：拿着长矛的请愿者出现在栅栏边上：“人民快饿死了；”他们说，“现在应该采取措施，惩罚贵族，应付局势。”主席向这些公民表示敬意，回答说：“我们眼睛盯着叛徒，议会将惩罚他们。”这时，爆发了新的喧哗。右派议员说，我们正在走向无政府状态；左派议员反驳说，人民可以自由表达他们的愿望，他们有权利对那些坐在国民议会内的专制制度的维护者表示不满。他们向至高无上的人民指着他们的同事，而人民在路灯旁边等候他们。

晚上的会议比上午的会议更加吵吵嚷嚷：在分枝吊灯之下，人们讲话更加流利，更加大胆。当时，马场会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剧场，上演着世界上最伟大的悲剧之一。头一批人物属于旧制度；他们的可怕的取代者躲在他们身后，很少讲话，或者完全沉默不语。在一场激烈的辩论结束时，我看见一个人走上讲坛。他相貌平常，表情阴郁而呆板，头发整齐，衣着清洁，好像一个大家族的管理员，或一位注重仪表的乡村公证人。他作一个既冗长又枯燥的报告，没有人听他讲话。我问此人姓什么：罗伯斯庇尔。挥舞鞋子叫喊的女人准备离去，而且木鞋已经将大门碰得嘭嘭作响。

一八二一年十二月

于巴黎

社会——巴黎剪影

革命前，当我阅读各国民众骚乱的历史的时候，我无法想象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生活。蒙田在一个他每转一圈都可能被神圣联盟成员或新教徒绑架的庄园里，居然能够那么愉快地写作，对此我是十分惊讶的。

革命让我懂得这种生活是可能的。危机发生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双重化。在一个正在解体和重新组建的社会里，两种精神的斗争、过去和未来的碰撞、旧风俗和新风尚的?昆合形成一种不容人有片刻厌烦的过渡性组合。感情和性格以它们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城市中不可能具有的力量表现自己。违反法律，放弃义务、习惯和礼仪，甚至危险，增加了这种?昆乱的趣味。度假的人群在大街上散步，他们摆脱他们的教育家，暂时回到自然状态，只是在他们被套上放纵所孕育的新暴君的枷锁时，他们才会重新感到社会约束的必要。

当希腊的柱型同哥特风格混杂，或者毋宁说将哥特风格等同于恐怖时期之后杂乱堆放在小奥古斯蒂娜修院的各个世纪的废墟和坟墓时①，我只能通过将一七八九年和一七九○年的社会同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第一时期的结构相比，才能更好描绘这个社会。只是我谈到的废墟是有生命的，而且在不断变化。在巴黎的各个角落，都有文学集会、政治社团和文艺演出；未来的名人在人群中游荡而不为人辨识，犹如在享受光明之前在忘河边踯躅的亡灵。我在马雷剧场看见古维翁元帅，他在博马舍的《有罪的母亲》一剧中扮演一个角色。人们从斐扬派俱乐部跑到雅各宾派俱乐部，从舞厅、赌场跑到王宫派那里，从国民议会的讲坛跑到露天讲坛。人民议员、骑兵马队、步兵巡逻队在大街上川流不息。在一个穿法国衣服、头发上擦了粉、腰上佩着剑、腋下夹着帽子、脚上穿皮鞋和丝袜的男人身边，走着一个留着短发、没有擦粉、身穿英国燕尾服、系美国领带的人。剧场里，演员公布消息；正厅里唱起革命歌曲。应景的短剧吸引人群：一名神甫出现在舞台上；民众叫道：“神甫!神甫!”而神甫回答：“先生们，国民万岁!”人们在听了嚎叫《萨依哈》①之后，跑到布发歌剧院听芒迪尼和他妻子、维嘎诺尼和罗维第诺唱歌；在观看绞死法弗哈之后，人们去欣赏迪加宗夫人、圣奥庞夫人、加尔里娜、小奥利维尔、宫达小姐、莫雷、弗勒里和初出茅庐的塔尔玛演出。

①一七九六年，按照画家勒努瓦尔的建议，被毁坏的寺庙的艺术品都集中到这间修道院。

①《萨依哈》(caira)：当时流行的一首革命歌曲。

庙宇大街和意大利人大街的人行道，杜伊勒利宫花园的林阴道，都挤满漂亮女人。格雷特里的三个女儿艳如桃花，特别醒目。她1门三个不久都死了。格雷特里在谈到他的长女的时候说：“她坐在我的膝上，永远安息了。她死的时候同她活的时候一样美丽。”无数车辆在交叉路口来来往往，从无套裤汉中间穿过；有人在那里见过漂亮的德·布封夫人②；她独自坐在德·奥尔良公爵的敞篷马车里，停在某个俱乐部门口。

②博物学家布封的儿媳，德·奥尔良公爵的情妇。

在拉罗什富科公馆，在德·普瓦夫人、德·埃南夫人、德·西米阿纳夫人、德·沃德勒伊夫人的晚会上，在几位仍旧开放的高等法官的沙龙里，仍然看得到贵族社会的优雅和情调，在内克先生家中，在德·蒙莫兰伯爵家中，在各位部长家中(连同德·斯塔尔夫人，德·埃吉荣公爵夫人，德·博蒙夫人和德·塞里伊夫人)，笼罩着时尚的无拘无束，聚集着法国的新名流。穿着国民卫队军官制服的鞋匠跪着量你的脚的尺寸；星期五拖着黑色或白色袍子的僧侣，星期天戴着圆形帽子，身穿市民的衣服；嘉布遣会修士刮光了胡子，在郊区小咖啡馆看报；而在一群疯疯癫癫的女人当中，一位修女正襟危坐：她是一位被撵出修院的嬷嬷。群众参观开放的修院，就像旅行者在格勒纳德参观废弃的阿朗布拉宫，或者像他们在提布尔①、在西比尔寺的柱廊下休憩。

①提布尔(Tibur)：意大利城市。

并且，在废墟中，在晴朗的天空下，在大自然的平静和诗意之中，有许多决斗和恋爱，狱中的结识和政治的友爱，神秘的约会。在正在消逝的世界的沉闷的喧哗中，在正在崩溃的社会的遥远的响声中，有偏僻、沉默和孤独的散步，其中夹杂永恒的誓言和难以表达的温情；但旧世界的崩溃威胁着这些事件脚下发生的幸福。如果川门二十四小时不相见，就不能肯定能够重新见面。一些人走上革命道路，另一些人在策划内战；有人启程前往俄亥俄，打算在野人当中修建他们的城堡；另一些人去同王储们汇合。这一切都进行得轻松愉快，而口袋里常常—个苏也没有。保皇党人断言，这几天议会将通过一项决议，事情就会解决；革命党人对前途的看法同样轻率，宣布同自由一道，和平和幸福即将到来。人们唱着：

亚伦的圣烛，

普罗旺斯的火炬，

如果它们不照亮我们，

就在法国点燃大火；

我们不能碰它们，

但我们希望剪烛花。

现在看看人们是如何评论罗伯斯庇尔和米拉波的!《星报》说：“禁止法国人民讲话同将太阳埋在土里或关进窟窿里一样，不是人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这些破坏的节日里，杜伊勒利宫变成了巨大的监狱，关满被判刑的人。被判死刑的人一边等候囚车、剃发和身上的红衬衣晾干，一边在玩耍，而且人们透过窗口，望见王后俱乐部眩目的灯光。

成千的小册子和报纸问世。《信徒行动报》①刊登讽刺文章、诗和歌曲，答复《人民之友》和由封塔纳编的君主派俱乐部的报纸《调停者》；马莱—迪邦在《信使报》的政治栏和同一报纸的文学栏中同拉哈尔柏和尚福尔针锋相对。尚普色讷兹、德·博内侯爵、里瓦洛尔、小米拉波、奥诺雷·米拉波——大米拉波，一边吃晚餐，一边作漫画和编《名人小年鉴》消遣。随后，奥诺雷去提出战争法，或者提议没收教会财产。他在声明他只会在刺刀威胁下才会离开国民议院之后，到雅伊太太家过夜。“平等”②在蒙鲁热石矿山拜谒了魔鬼之后，回到蒙索公园主持狂欢；狂欢的组织者是拉克鲁。未来的弑君者继承他家族的传统：他是双料的男妓，放纵使他耗尽精力，他任由野心吞噬。洛泽已经憔悴，在梅内门他那间小屋里同歌剧院的舞女们吃夜宵；这些舞女当时是德·诺阿、德·狄龙、德·舒瓦泽尔、德·纳博纳、德·塔莱朗等先生和其他几位风流雅士宠爱的人；他们这几个人当中现在还剩下两三个木乃伊。

①保皇党报纸。

②指德·奥尔良公爵，他的名字是菲利普—平等。

那些在路易十五统治末期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以伤风败俗而闻名的朝臣，大部分参了军，几乎所有人都参加美洲战争，将他的勋章饰带涂成共和的颜色。当革命处于低水平的时候，它使用他们；他们甚至变成革命军队的头一批将军。如德·洛泽公爵，沙尔托伊斯卡公主的浪漫情人，拦路抢劫女人的强盗；如洛弗拉斯，他“今天跟这个，明天跟那个”——这是宫廷的高贵和斯文的隐语。德·洛泽后来变成德·比隆公爵，在旺代为国民公会统率共和军：多么可悲的事情呀!德·贝赞瓦尔男爵，这位腐败的上流社会的虚伪和无耻的揭露者，垂死的旧君主制度的天真的跑腿，在巴士底事件中受到牵连，结果就因为他是瑞士人，被内克和米拉波救了一命：多么可怜呀!这样的人，碰到这样的事件，他们能够有什么作为呢?革命一旦壮大，就轻蔑地抛弃这些王权的轻浮的叛徒：它过去需要他们的邪恶，它现在需要他们的头颅；它不看重任何人的血，甚至迪贝里①的血。

①迪贝里(du Barry，一七四三—一七九三)：路易十五的宠妃，恐怖时代被送上断头台。

—八二一年十二月

于巴黎

在这一片喧嚣中我所做的事——我的孤独日子——莫内小姐——我同德·马尔泽尔布先生确定我的美洲之行计划——波拿巴和我，两个无名少尉——我在圣马洛登船启程——离开故土时我最后的思索

—七八九年酝酿的措施一七九○年完成了。最初交由国家控制的教会财产被充公。《教土法》颁布，贵族身分被取消。

我没有参加一七八九年的联盟节：一场相当严重的病使我卧床不起。但是，在此之前，我在马尔斯校场推过小车，很开心过一阵。德·斯塔尔夫人对这个场面作过生动的描述。我没有见过德·塔莱朗先生在路易神甫主持下唱弥撒，也没有见过他腰上挂着马刀，接见君士坦丁堡苏丹的大使，这是我永远引为遗憾的事情。

米拉波在一七九○年失去民心；他同宫廷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内克辞去部长职务，退出政府，谁也不愿意挽留他。王姑们拿着国民议会发的护照，启程前往罗马。德·奥尔良公爵从英国归来，宣布自己是国王非常谦卑、非常顺从的仆人。宪法之友社在各处成立，统属于巴黎总社，接受它的指示，执行它的命令。

我的性格适合于公众生活：公共事业对我有吸引力，因为我在人群中能够保持我的孤独，而不必同我的腼腆搏斗。然而，沙龙具有普遍活动的性质，与我的行为的冲突略少一点，而且我无意中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我认识了德·维莱特侯爵夫人。她丈夫的名声受到恶意的中伤，他同国王的弟弟在《巴黎报》上写文章。风韵犹存的德·维莱特夫人失去她十六岁的女儿；这位小姐比她妈妈更加楚楚动人，德·帕尔尼骑士为她写下了可以传世的诗句：

她魂归天国，

甜蜜地进入梦乡，

对它的法则没有怨言：

这样，微笑消失了，

林中小鸟的歌声沉默了，

从此不见踪迹。

我所在的团驻扎在鲁昂，一直到相当晚的时候，仍然遵守纪律。关于被议会最后判决的喜剧演员波尔迪埃的处决问题，我们团同民众达成协议。如果他多活二十四小时的话，这位昨天晚上被判绞刑的人，第二天就是英雄了。可是，在纳瓦尔团的士兵当中，终于发生了哗变。德·莫特马尔侯爵流亡国外，军官们跟随他出走。我既没有采纳，也没有拒绝新观点；由于我不愿意攻击这些新观点，也不愿意为之服务，所以我不打算流亡，也不打算继续军旅生涯。我退伍了。

我在摆脱各种羁绊之后，一方面我同我哥哥和德·罗桑玻庭长之间发生了相当激烈的争吵；另一方面，我同然格内、拉阿尔佩、尚福尔的争论也很激烈。此外，我对当时提出的问题所以感兴趣，只是出于对自由和人类尊严的一般概念；个人政治令我厌烦；我真正的生活在那些更加崇高的领域。

巴黎日夜挤满人的街道使我不能再随意游荡。为了找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我躲进剧场。我坐在包厢深处，在拉辛的诗句、萨齐尼的音乐或歌剧院的舞蹈中，我的思想纵情驰骋。在意大利人剧场，我连续观看二十遍《蓝胡子》、《丢失的木鞋》，这样做颇要一些勇气。我这样自寻烦恼是为了解除烦恼，就像躲在墙洞里的猫头鹰。正当君主制度倒塌的时候，我既听不见百年旧拱顶的爆裂声，也听不见滑稽歌舞剧刺耳的喧哗；既听不见讲坛上米拉波洪亮的声音，也听不见剧场里科兰对巴贝唱的台词：

无论下雨、刮风或落雪，

当漫漫长夜，要把它缩短。

由然格内夫人派来的莫内先生，矿业主任，和他的女儿，有时扰乱我的孤独。莫内小姐坐在包厢前座，我坐在她背后。我一方面感到高兴，一方面有些埋怨。我不知道她是否讨我喜欢，我是否爱她；可是，我很怕她。当她离去时，我因为不再看见她而感到喜悦，但同时又有几分留恋。然而，我有时会不辞劳苦，到她家中去看她，陪她散步。我让她挽着我的胳膊，而且我也稍稍挽紧她的胳膊。

当时我的主要的想法是到美洲去。为了实现美洲之行，必须有一个有益的目的。我打算去发现(就像我在这部《回忆录》和我的其他著作中讲过的那样)通往美洲西北部的道路。这个计划并非来自我的诗人天性。当时谁都不关心我。我那时和波拿巴一样，是一个完全不知名的少尉。我们同时从我们的卑微地位出发，我到孤独中去寻找我的声名，而他到人群中去寻找光荣。那时，我并不迷恋任何女子，令我梦萦魂绕的是我的女精灵。我把同她一道去探索新世界的森林当作最大的幸福。由于另一天性的影响，我的爱情之花，我的阿尔莫里克森林的无名幽灵变成佛罗里达树荫下的阿达拉。

对这次旅行，德·马尔泽尔布先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早上去看他。我们伏在地图上，比较北极圈的曲线，我们推算从白令海峡到哈得孙湾的距离；我们阅读英国、荷兰、法国、俄国、瑞典和丹麦航海家和旅行家写的各种游记和故事，我们打听从陆路到北极海岸的路线；我们分析需要克服的困难，为了对付严寒的气候、野兽的袭击、食物的匮乏需要采取的措施，这位著名人物对我说：“如果我年轻一些，我会同你一道去，这样我就看不见眼前的这么多罪行、卑鄙和疯狂。可是，在我这个年龄，应该留在我们居住的地方，一直到死。有船的时候，别忘了给我捎信，将你的进展和发现告诉我。我要让部长们关心这件事。很可惜你不懂植物学!”听了这番话之后，我翻阅了图纳福尔、杜阿梅尔、贝尔纳·德·于西厄、格洛雅甘等人的著作、卢梭的《词典》、《基础植物志》；我跑御花园，而且认为自己已经变成林奈①了。

①林奈(Linne，一七○七—一七七八)：瑞典博物学家。

②拉斐德(La Fayette，一七五七—一八三四)：法国政治家，曾经参加北美独立战争。

③洛泽(Lauzun，一七四七—一七九三)：曾经参加北美独立战争。

一七九一年一月，我终于认真下了决心。混乱的局面在加剧；只要有一个贵族姓氏就可能受到迫害。你的看法越正直、温和，就越遭人怀疑、被人追究。我决定急流勇退。我让我哥哥和姐姐们留在巴黎，我启程回布列塔尼。

我在富热尔碰见了德·拉鲁艾里侯爵。我求他给我写一封信给华盛顿。“阿尔芒上校”(在美洲，人们这样称呼侯爵)在独立战争中是—位杰出人物。他在法国的名声是因为他参与了保皇党人的阴谋；这次阴谋造成德西尔家族中一些人受害，他们是可歌可泣的。他因为组织这次阴谋而蒙难，他被挖掘出来，被人认出，使他的客人和朋友受到连累。德·拉鲁艾里是拉斐德②和洛泽③的对头，拉罗什雅可兰的先驱，但他比他们更加有才华。他比头—位更经常参加战斗；他和第二位一样，曾经拐走歌剧院的几个女伶；他本来应该成为第三位的战友。他曾经同一位美国少校在布列塔尼森林中漫游，陪伴他们的是一只骑在马臀上的猴子。由于他行为勇敢，思想自由，受到雷恩法律学校学生的爱戴。他是被关进巴士底狱的十二位布列塔尼贵族之一。他相貌堂堂，身材和举止优美，表情刚毅，好像画像中神圣联盟的那些青年贵族。

我选择圣马洛登船启程，是为了同我母亲拥抱告别。我在这部《回忆录》的第三卷，对你们讲述过我路过贡堡的情景，以及那些令我压抑的感受。像我从前计划的印度之行一样，我在圣马洛呆了两个月，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我同一位名叫德雅尔丹的船长达成交易：他本来打算将圣绪尔比斯修道院的院长纳戈尔神甫，和好几位由他率领的修士带到巴尔的摩去。如果在四年之前，这些旅伴对于我会更加适合一些：我已经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即一个脆弱的人。我的宗教观点的变化是通过阅读哲学著作完成的。我真心实意地相信，宗教思想有无能为力的一面；无论他在其他方面如何优越，总有一些他无法解释的真理。这种温和的骄矜使我变了；我认为宗教思想缺乏哲学思想才具有的那种力量。短视的智慧以为可以看见一切，因为它是睁着眼睛观察的；优越的智慧能够闭着眼睛观察，因为他看见的一切都是内在的。总之，有样东西使我受到致命打击：我在心灵深处感到无缘无故的绝望。

我哥哥的一封信使我永远记住我启程的日期。他从巴黎写信给母亲，告诉她米拉波去世的消息。收到这封信的第三天，我在锚地登上那艘已经装载我的行李的船。起锚了，对远航者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领水员将船引导到港外，他离去时，太阳正在坠落。天色灰暗，微风息息，离船几链远的地方，海浪沉重地拍打着礁石。

我凝视着圣马洛。我在那儿丢下了泪流满面的母亲。我遥望着我和吕西儿常去作礼拜的教堂的钟楼和圆屋顶、房屋、城墙、堡垒、塔楼和海滩；我同热斯里尔和其他朋友幼时在那儿一道度过了我的童年。在我四分五裂的祖国失去一位无法取代的伟人①时，我撒手而去了。我对祖国和我自己的命运同样感到迷茫：谁将沉没?法兰西还是我自己?有朝一日，我还能看见法兰西和我的亲人吗?

①指米拉波。

船驶到海峡出口，夜幕已经降临，周围一片沉寂。城内点燃了万家灯火，灯塔也亮了：我祖屋的那些颤动的灯光照耀着在礁石、波涛和黑夜包围中我的航程，同时微笑着同我告别。

我只带走了我的青春和幻想。我踏过这块土地上的尘土，数过这一片天空的星星，而我现在离开这个世界，到一个土地和天空对我都陌生的世界去。如果我能够到达航行的目的地，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可能在极北的海岸漂泊，那叱咤风云、毁灭过那么多代人的失去和平的年代对我也许会毫无影响；我也许不会目睹这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我也许不会拿起笔，从事这不幸的写作生涯；我的名字也许会默默无闻，或者只得到一种为嫉妒者所不屑但平静安逸的光荣。谁知道，也许我会重渡大西洋，也许我会像一名全盛时期的征服者，定居在我冒险探索和发现的偏远的国度里!

不!为了改变这儿的苦难，为了变成一个同过去的我迥然不同的人，我应该回到我的祖国。孕育我的大海将成为我第二次生命的摇篮。我首次远航时她载负着我，好像我的乳母把我抱在她的怀中；好像倾听我诉说我最初的痛苦和最初的欢乐的女友把我抱在她的双臂里。

风停了，落潮的海水把汹!带到外海，岸上的灯火渐渐模糊，最后全然消失了。由于沉思、淡淡的怅惘和更加朦胧的期望，我困倦了。我走下甲板进入我的船舱。我躺在吊床上被摇晃着，轻轻拍打船侧的波涛噼啪作响。起风了，桅杆上升起了风帆。次日清晨我登上甲板时，再也看不见法兰西的土地了。

这是我命运的转折：“再出海去Asain to sea!”(拜伦)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楔子

在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少尉登船启程赴美洲三十一年之后，我登船启程前往伦敦，手持一张措词如下的护照：“护照，请对持照人德·夏多布里昂子爵大人、法国贵族院议员、国王派往大不列颠陛下处的大使予以通行便利，等等。”没有体貌特征。我显赫的声名应该在各处使人认识我的面孔。专门为我一个人租用的汽船将我从加来送到多佛尔。一八二二年四月五日，当我踏上英国土地的时候，要塞鸣炮向我致敬。一位军官代表司令官陪同我检阅仪仗队。我下榻在“造船匠”旅店，旅店主人和仆役们毕恭毕敬，脱帽迎接我。市长夫人以全城最美丽的太太的名义邀请我出席晚会。我的大使馆随员比英先生恭候我到达。精美的晚宴为大使先生洗尘，但大使先生完全没有胃口，也丝毫不感觉疲倦。民众聚集在我的窗下，唱起欢迎的歌曲。那位军官又倒回来，不顾我的反对，在我门前布置了岗哨。次日，我用我主子的钱发放了丰厚的犒赏之后，坐上由两名衣着华丽的车夫驾驶的轻马车；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四匹彪悍的马拖着车，大步小跑着，载着我向伦敦驶去。我的随从乘另外几辆马车跟在我后面；穿号衣的报信使者伴随车队。我们穿过坎托贝丽，引起约翰—布尔和同我们交错而过的豪华马车的注意。在布莱克—里世，过去强盗们经常光顾的蛮荒之地，我看见一座崭新的村庄。不久，笼罩伦敦城的漫天烟雾出现在我眼前。

我堕进这个充满煤烟的蒸汽的深渊，就像跌进鞑靼人的炉子；我穿过这座我熟悉的城市，到达位于波特兰广场的大使馆。代办乔治·德·卡拉芒伯爵先生，大使馆秘书马塞吕斯子爵、埃·德卡兹男爵、德·布尔格内先生，大使馆的随员们，彬彬有礼地迎接我。人们给我递上英国部长们和外国大使们的名片，此前他们已经得知我即将到任的消息。

一七九三年五月十七日我曾到达同一个伦敦；当时，我是一个卑微和无知的旅行者，从泽西岛来到南安普敦。市长夫人不知道我路过；市长威廉·史密斯十八日给我开了一张前往伦敦的路条，附上一张“外侨证明”。关于我的体貌特征，上面用英语写道：“弗朗索瓦·夏多布里昂，流亡军的法国军官，身高五尺四寸，棕色颊髯和头发。”我谦卑地同几位度假水手一道乘坐一辆最廉价的马车；我在最便宜的饭馆吃饭；我进人这座由皮特先生统治的富裕和著名的城市的时候，我是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和默默无闻的。我住在一间月租六先令的顶楼里，那座房屋位于一条名为托顿汉—考尔路的小街的尽头，是我的一位布列塔尼堂兄为我准备的。

啊!老爷呀，愿你今天

如此荣耀显赫的生活，

同那些幸福时光不同!①

①引自伏尔泰的诗。

然而，我在伦敦陷入另一种默默无闻。我的政治地位掩盖了我的文学声誉。在联合王国里，没有哪个蠢人不更加重视路易十八的大使，而不是《基督教真谛》的作者。我将看看在我死后，或者我在乔治四世身边不再取代德卡兹公爵之时——同我一生别的事情一样，我接替他的职位是同样奇怪的事——，情况将如何变化。

作为法国大使，我到达伦敦之后最大的乐趣，是将我的马车停在街心公园一角，到大街小巷和那些老百姓居住的简陋的郊区集镇上散步。那些街道是我过去经常光顾的地方；那些集镇在同样的痛苦笼罩下是苦难的藏身之所，当年不知道次日是否有面包的我，同我患难与共的朋友常常到这些不为人知晓的地方去。如今，我桌上摆着三道或四道莱。在那些过去向我敞开的那些狭小和穷困的房屋门口，我如今只看见陌生的面孔。我不再看见那些可以从手势、步态、样式陈旧的衣着辨识出来的游荡的同胞们。我不再看见那些殉道的神父，他们围着打裥颈圈，戴着大三角帽，身穿磨破的黑色长袍，过路的英国人向他们致敬。两旁宫殿林立的宽广街道如今被打通了，出现一些新建的桥梁，路边栽种了树木。波特兰广场附近的摄政王公园取代了从前布满牛群的草场。以前从我顶楼的天窗可以远远看见的公墓，如今消逝在一座建筑物的围墙之内。当我到利物浦勋爵家去的时候，我费好大劲才找到查理一世的断头台的位置，现在那里是空无一物的广场；新建筑物逐渐扩充地盘，向查理二世的雕像包围过来，让人忘记那些值得记忆的事件。

在包围我的乏味的豪华排场之中，我多么怀念那个动乱和眼泪的世界呀!那时候，我同不幸的侨民们分享苦难。一切都变了，苦难本身也同繁华一道逝去，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流亡的弟兄们现在怎么样哪?有的死了，有的经历了不同的命运：他们同我一样看见他们的亲人和朋友消逝；他们在他们祖国比在异乡土地上更加不幸。在这块土地上，我们不是有我们的集会、我们的娱乐、我们的节日，尤其是我们的青春吗?有些母亲、有些在逆境中开始生活的少女，把她们辛勤劳动的果实拿来，为的是跳跳祖国的舞蹈，散散心。友情在劳作之后傍晚的谈话中、在汉斯泰德和报春花山的草地上结成。在由破屋改成的我们亲手装饰的小教堂里，我们于一月二十一日和王后忌日作祈祷，我们的流亡的乡村本堂神父的悼词令我们感动不已。我们沿着泰晤士河漫步，有时目睹满载世界财富的船舶靠岸，有时欣赏里斯满的农村房屋，而我们自己是如此贫困，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这一切才是真正的福分!

一八二二年，当我重新回来时，迎接我的不是那位打开我们顶楼的门、对我称兄道弟、睡在我床边的一张破床上、以他单薄的衣服作被子、用月光照明、冷得哆嗦的我的朋友，我在火把照耀下，从两排仆人中间走过，仆人之后是五名或六名毕恭毕敬的秘书。在我通往布满金子和丝绸的客厅的路上，“老爷、爵爷、阁下、大使先生”不绝于耳。

“我求求你们，先生们，让我安静一点吧!别再叫‘爵爷’了!我怎样打发你们呢?你们到办公室里去开心吧，就当我不在这里一样。你们以为我会把你们这些玩意当一回事吗?。你们以为我蠢得可以，会认为因为我换了一身衣服，就换了一个人吗?你们会说，伦敦德利侯爵要来访，威林顿公爵求见，坎宁先生找我，格维迪尔夫人要我十点钟赏光，到她的歌剧院包厢里去，曼斯菲尔德夫人约我午夜到阿尔玛克①。饶了我吧!我往哪里躲好?谁来解救我?谁能够使我摆脱这些折磨呢?回来吧，我那些穷困和孤独的日子!复活吧，我流亡中的伙伴!我们走吧，我的睡行军床和睡草垫的伙伴，我们到乡下去，到一个为人不屑的小酒店的花园里，坐在一张木头长凳上喝一杯劣质茶，聊聊我们疯狂的希望和我们的忘恩负义的祖国，倾诉我们的烦恼，设法互相帮助和援助一位比我们更加穷困的亲戚吧。

①指阿尔玛克沙龙，伦敦贵族当时在那里举行舞会。

这就是住进伦敦大使馆头几天我的感受和想法。当我在肯辛顿公园里，用一种不那么沉重的忧郁麻醉自己的时候，我才能逃避大使馆的令我压抑的忧郁。公园本身一点也没有变。只是树长高了一些；在仍然寂静的园子里，鸟儿平静地筑巢。甚至不再时兴在那里集会了；而过去，当法国人当中最漂亮的女人——雷卡米埃夫人——，走过的时候，身后跟随一大群人。在肯辛顿空无一人的草坪旁边，我喜欢观看马群和时髦男女的车辆在海德公园奔跑，其中有我的没有载人的轻便双轮马车，而我重新变成流亡小贵族，沿着小径往上走，那位被驱逐的神父过去在那里读经。

在肯辛顿公园里，我酝酿了《革命论》；由于我重读了我的海外游历日记，我写成了《阿达拉》的爱情故事；也是在那个公园里，在一片低沉、金黄色、仿佛被极光照耀的天空下，我在田野上长时间漫游之后，用铅笔记下描写勒内的爱情的初稿。晚上，我将我白天思索的成果记在《革命论》和《纳奇兹人》中。这两部手稿是同时并进的，尽管我缺钱买稿纸，而且因为没有线，我用从房间内的木条上拔出的钉子将稿纸钉在一起。

这些焕发我的最初灵感的地点使我感觉它们的力量；它们现在反射着往事的温柔的光芒；我感觉自己正在重新提笔写作。在大使馆里浪费了多少时光呀!同在柏林一样，要在此地继续我的《回忆录》，时间是不缺乏的。这部《回忆录》是我用骸骨和废墟建造的大厦。我在伦敦的秘书们希望早上去野餐，晚上去跳舞：好极了!男士们，彼得、瓦朗坦、刘易斯，上酒馆去了；女士们，罗斯、佩吉、玛丽亚，去逛街了；我求之不得。他们将大门的钥匙留给我：看门的事就托付给大使先生了。如果有人敲门，他就去开门。人全走了；只剩下我一个：动手干活吧。

我刚才说过，二十年之前，我在伦敦写了《纳奇兹人》和《阿达拉》的初稿；而我的《回忆录》正好写到美洲之行的时候：这两件事凑在一起，真是奇妙极了。把这二十二年一笔勾销吧，就像它们从我生命中一笔勾销一样，我们向新世界的原始森林迸发吧。到上帝高兴的时候，我才会写关于我的大使馆的故事。然而，只要我在这里待几个月，我就有余暇从尼亚加拉瀑布写到德国的勤王军，从勤王军写到我流亡英国，法国国王的大使可以在他流亡的国度讲述他流亡的故事。

一八二二年四月到九月

于伦敦

横渡大西洋

前一卷以我在圣马诺登船结尾。不久，我们就驶出英吉利海峡。西面滚滚而来的巨浪表明：我们已经进入大西洋了。

那些从未出海的人，很难体会远航者从船舷四望只看见大洋的严峻面孔时的感情。在水手危险的生涯中，有一种由于远离陆地而来的独立不羁。他们把人类的情感留在岸上了。在他们离开的世界和他们寻求的世界之间，他们的爱和祖国，仅仅是载负他们的海水。不必再履行义务，不必再回访，不再读报纸，不再谈论政治。甚至水手的语言也不同一般：这是海洋和蓝天的语言，是沉默和暴风雨的语言。你生活在水上世界，你周围的人与陆地上的人有不同的衣着、趣味、作风、脸孔。他们有海豹的粗犷，也有飞鸟的轻盈。他们脸上没有社交生活的忧愁。他们脸上布满的皱纹好像收拢的船帆的褶子。在海上，脸上的皱纹是被海风、而不是被岁月挖掘的。这些人的皮肤被盐所浸渍，坚硬、呈红色，犹如海浪拍打的礁石的表面。

水手对他们的船舶一往情深。他们离船时伤心痛哭，归船时喜极而泣。他们无法留在家人当中。虽然他们无数次誓言不再去海上冒险，但他们终究不能离开大海，就像一个年轻人无法离开一位暴躁和不忠实的情妇的怀抱一样。

在伦敦和普利茅斯的码头上，不难发现一些在船上出生的水手：他们从小到老从不上岸；他们只是从他们的飘浮的摇篮边观看陆地，他们是那个他们并未进入的世界的旁观者。在这种变得如此狭窄的生活空间里，头顶云彩，脚踩深渊，一切对于水手都变得有生气：一只锚、一张帆、一根桅杆、一门炮，都是人们钟爱之物，它们都有自己的故事。

船帆在拉布拉多半岛①海岸附近撕破了；帆篷长用一块你现在看见的布将它补好。

①拉布拉多半岛(Labrador)：北美东部的半岛，今天属加拿大。

在三明治群岛②的珊瑚礁中走锚之后，是这只锚拯救了船。

②三明治群岛(iles Sandwich)：大西洋南部岛屿。

在好望角的狂风中，桅杆折断了；当时桅杆是一根，现在由两根组成，结实多了。

在切萨皮克湾③的战斗中，只有大炮没有被摧毁。

③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美国东部海湾。

船上最令人感兴趣的消息：刚刚扔下测程仪；船速为十节。

中午天气晴朗；有人在测量，看看我们在什么纬度。

有人在计算：按照正确航线，船又行驶了多少海里。

指针偏了多少度：我们已经朝北航行了。

沙漏不通畅：要下雨了。

航迹上出现了信天翁④：我们要遭遇暴风雨了。

④信天翁又被人称作“暴风雨之鸟”。

南面看见飞鱼：很快就会风平浪静。

西面的云雾中露出一角晴空：那是风的脚，明天风要从那边吹过来。

水变了颜色；我们看见飘浮的木头和水藻；我们远远看见海鸥和鸭子；一只小鸟飞来停在横桁上：应该朝外海航行，因为我们已经靠近陆地，半夜靠岸不当。

柳条笼里关着一只公鸡。这只鸡颇受宠，甚至被视为神圣；其它鸡死光了，唯独它活下来。它之所以出名，是由于它在一场战斗中引吭高歌，就像在农庄的一群母鸡当中一样。甲板下养着一只猫：带绿色条纹的毛，秃尾，长须，站得稳稳的，在船的前后颠簸和左右摇晃中保持平衡。它已经两次周游世界，在一次沉船中附在一只酒桶上得以逃生。小水手用蘸了葡萄酒的硬饼干喂鸡，而猫先生只要高兴，有权在大副的皮大衣里面睡觉。

老水手像老农夫。的确，他们的收获是不同的。水手过的是漂泊生涯，而农夫从不离开他的耕地。但是他们都熟识天上的星星，并且在耕耘中预见未来。他们的预言家，对一个来说是云雀、红喉雀、夜莺，对另一个来说是信天翁、杓鹬、翠鸟。傍晚，他们都归去：一个躲进他的船舱，另一个走进他的茅屋。这都是脆弱的住所。摇撼他们的居室的飓风丝毫不能扰乱他们平静的良心。

If the wind tempestuous is blowing，

Still no danger thez descry；

The guiltless heart its boon bestowing

Soothes them with its Lullaby...

狂风呼啸时，他们看不见任何危险；纯洁的心灵抚慰他们将他们轻轻摇晃。睡吧，宝贝，睡吧，宝贝……

水手不知道死亡会在何处突然袭来，他将在哪一个海岸丢掉性命。也许在他临风最后长叹一声之后，就会被卷进大海，抓住两条桨，继续他的旅行；也许他会被埋葬在一个荒凉的小岛上，从此销声匿迹，犹如他在横穿大洋时孤独地躺在吊床里睡眠一样。

船本身就是一道风景。它对舵的最轻微动作都十分敏感。无论它是半马半鹰的有翅怪兽，还是飞马，它都听从驾驶员调度，就像马匹听从骑手驾驭一样。无论船舶顶着狂风侧航，或者顺风疾驶，船桅和缆绳的典雅、横桁上走钢丝的水手的轻盈、船的千姿百态使这个精巧的机器成为人类智慧的奇迹。时而海浪撞击船体，浪花四溅；时而平静的海水迎着船头，顺从地一分为二。大大小小的旗帜、风帆使这海神的宫殿绚丽夺目。最低的帆完全展开，胀得圆鼓鼓的；最高处的帆的中部绷得很紧，好像妖艳女人的乳房。船被劲风吹动着，将它的龙骨当作犁铧，气势磅礴地耕种着海的田野。

在这条沿途既看不见树木，也看不见村庄、城市、尖塔、钟楼和坟墓的海路上，在这条既无圆柱又无里程碑，唯有波浪当界石、海风当驿站、星辰当火炬的大路上，当人们并不寻求未知的土地和海洋的时候，最美妙的奇遇是两船相会。远在天边时，人们通过望远镜已经互相发现了。两船各朝对方驶去。船员和乘客簇拥在甲板上。两只船互相靠近，升起旗帜，把帆收一半，将船打横。当一切都沉静下来的时候，两位船长站在船尾艏楼上，用传声筒互相喊道：“船名?属哪个港口?船长姓名?从哪里来?航行几天哪?纬度和经度?上帝保佑你们!”水手们放帆；帆又张开了。两船的水手和乘客望着对方离去，一言不发。有些人去寻找亚洲的太阳，有些人去寻找欧洲的太阳，这些太阳也将看见他们死去。时光在陆地上比风在海洋上更迅速地带走和分开旅人。人们在远处相互挥手：“上帝保佑你们!”永恒是共同的归宿。

如果碰到的是库克或拉佩鲁兹①的船呢?

①库克(Cook，一七二八—一七七九)：英国著名航海家；拉佩鲁兹(La Perouse，一七二六—一七八八)：法国著名航海家。

我那艘圣马洛船的水手长从前是商船上的货主代表，名叫皮埃尔·维尔纳夫；由于我善良的乳娘维尔纳浦，他的姓本身就引起我好感。他在印度曾在巴伊·德·絮弗朗手下服役，在美洲曾在德斯坦公爵手下服役；他的阅历极为丰富。皮埃尔倚靠在船头，在艏斜桅旁边，就像荣军院的壕沟里一位坐在葡萄架下的老兵。他嘴里咬着一块嚼烟，鼓着腮巴，向我描绘临战前的准备，炮声大作时甲板的震动，跳动的炮弹对炮架、大炮、船架的打击。我请他给我谈谈印第安人、黑人和殖民者。我向他请教人们的穿着、树的形状、土地和天空的颜色、水果的滋味；我问他菠萝的味道是否比桃子更佳，棕榈是否比橡树更加漂亮。他以我知道的东西作比喻，向我解释一切：棕榈是一棵大白菜，印第安人穿的袍子像我祖母穿的袍子，骆驼像一匹驼背的驴子，所有东方人，尤其中国人，都是胆小鬼和强盗。维尔纳夫是布列塔尼人，我们当然不免讲一些对风光秀丽的故乡表示赞美的话。

钟声打断我们的谈话。值班、起床、点名、用餐都是按照钟声进行的。早上，钟声一响，水手们就在甲板上排好队，脱掉身上的蓝衬衣，换上晾在桅的侧支索上的另一件衬衣。换下的衬衣立即放进一个小木桶里去洗，那也是这间海豹寄宿学校的寄宿生擦洗黝黑的脸孔和沾满柏油的爪子的地方。

中午和晚上吃饭时，水手们围成一圈，面前放着饭盒，轮番将他们的锡勺子放进在船的摇晃中波动的汤里，公平而井然有序。那些肚子不饿的水手，将他们自己的一份硬饼干和咸肉卖给别人，换一块烟草或一杯烧酒。乘客们在船长的客舱里用餐。当天气晴朗时，人们在船尾挂一张帆布，于是我们面对蔚蓝的大海，露天用餐；大海的蔚蓝被微风吹起的白色浪花点缀着。

晚上，我用大衣将自己包裹起来躺在上甲板上。我注视头顶上空的星星。鼓起的风帆给我送来微风的清凉，使我在苍穹下摇晃。我迷迷糊糊，被微风吹拂着；在改变梦境的时候，我也改变了天空。

在船上，乘客和水手是不同的人。他们属于另一种环境；他们的命运在陆地上。有一些去寻找财富，另一些去寻找安宁；有的返回他们的祖国，有的离开他们的故乡；还有人远航是为了了解各地人民的风俗，研究科学和艺术。在这间随着旅行者一道旅行的流动旅店里，人们有闲暇结识朋友，听冒险故事，萌生厌恶之情，或者结成友谊。当那些融沙恭达罗①的高雅与克莱丽斯②的美丽为一体的女人，那些英国血统和印第安血统的年轻女人来来往往的时候，就形成锡兰的香风缔结和拆散的姻缘；这些姻缘像香风一样甜蜜，像香风一样随风飘散。

①沙恭达罗：印度古典文学中的著名女性。

②克莱丽斯：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理查森作品中的女主人公。

一八二二年四月到九月

于伦敦

弗朗西斯·塔洛奇——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卡蒙斯

与我为伴的乘客当中，有一个英国人。弗朗西斯·塔洛奇曾在炮兵中服役。他是画家、音乐家和数学家，讲好几种语言。纳戈尔教士，圣绪尔比斯修道院院长，从前遇见这位信奉英格兰教的军官，使他变成一名天主教徒。这次，他将他的新门徒带到巴尔的摩去。

我同塔洛奇接触比较多。由于我当时笃信哲学，我鼓励他回到他父母身边去。我们眼前的情景使他赞叹不已。晚上，当甲板上只剩下值班军官和几名默默抽烟斗的水手时，我们起身：Tuta aequora silent①。船只随着沉闷和缓慢的海浪行驶，而火星随着船沿的白色泡沫奔跑。无数星星在漆黑的苍穹闪烁，那是一片无边的大海，那是天空和海浪上的无限!与这个我在其中头顶苍穹、脚踏无限的黑夜相比，上帝的伟大从来不曾令我这样困惑。

①拉丁文：“沉默和寂静的大海”(引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

西风，加上无风的时间，延缓了我们的行程。五月四日，我们才到达亚速尔群岛附近。六日，将近早上八时，我们看见峰顶岛。这座火山曾长期俯瞰没有船舶航行的大海：晚上是无益的灯塔，白天是无人注视的信号。

看见陆地从海底冒出来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受到反叛的水手围攻，准备在到达航行目的地之前就返回欧洲。黑夜中，他发现看不见的沙滩上有一个微小的灯光。那些飞翔的鸟将他引导至美洲。一间土人住的草棚所透露的灯光向他揭示一个新世界。哥伦布此刻的感情，想必同《圣经》所描写的创世主在创造世界之后，看见他的完美作品时的感情一样。哥伦布创造了一个世界。热那亚航海家②的早期生活经历之一，是朱斯蒂尼阿尼在他发表的希伯来文诗篇的注释中所写的：Caeli enarrant gloriam Del③。

②哥伦布(一四五○—一五○六)热那亚。

③拉丁文，引自《圣经》：“苍穹叙述上帝的光荣”。

一四九八年，瓦斯高·德·伽马④到达马拉巴尔海岸⑤时，想必也同样感到惊奇。而地球上的一切都在变化：一个新的大自然出现了；千万个世纪以来遮掩一部分地球的幕布拉开了。人们发现了太阳的一部分，它“像一个大丈夫或者巨人”⑥每天走出的地点。人们看见这位毫无遮掩的智慧和灿烂的东方巨人。他神秘的历史同毕达哥拉斯①的旅行，同亚历山大的征战，同十字军东征交错在一起；它的芬芳穿过阿拉伯田野和希腊海传到我们身边。欧洲向它派遣一位诗人，向他表示敬意：特茹河②的天鹅在印度海岸上让人听见它悲伤和优美的声音；卡蒙斯③向印度海岸借用了光辉、名声和苦难；他留给它的只是财富。

④伽马(Vascode Gama，一四六九一—一五二四)：葡萄牙航海家。

⑤马拉巴尔(Matabar)：在印度。

⑥引自《诗篇》。

①毕达哥拉斯(Pythagore，公元前五七○—四八○)：古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

②古代伊比利亚半岛上河流。

③卡蒙斯(Camaiens，一五二四—一五八○)：葡萄牙诗人。

亚速尔群岛——格拉西奥扎岛

当卡蒙斯的外祖父冈萨洛·维洛发现亚速尔群岛④的时候，如果他能预见未来的话，他准会保留一块六尺长的租借地，以便安葬他孙子的尸骨。

④亚速尔群岛(Agoras)：大西洋的一个群岛，葡属。

我们选择了一个不适当的地点下锚，下面是岩石，水深四十五寻。我们的锚地前方的格拉西奥扎岛上，山岗略有起伏，好像一个伊特鲁利亚⑤双耳水瓮的曲线。山坡上种满绿色的小麦，散发着小麦馨人的芬芳，尤其在亚速尔群岛收割的季节。我们在绿色地毯上，看见用垒叠的红白相间的火山石构成的田野的轮廓。一个修道院，这个旧世界的建筑物，坐落在山顶。山脚下，在一个满布卵石的小海湾里，看得见圣克鲁斯城的红色屋顶的倒影。整个海岛，连同它犬牙交错的海湾、岬角、湾叉，都倒映在波浪之中。与海面垂直的岩石构成岛屿的外围。画面深处，在格拉西奥扎岛那边，皮克火山的圆锥坑上云雾缭绕，显出无边的天际。

⑤意大利古地区名。

船长决定让我同塔洛奇和大副上岸。水手们将小艇放下海。小艇朝距离约两海里的海岸驶去。我们看见岸上人群骚动。一条平底船向我们驶来。船很快到达听得见讲话的距离，我们看见船上坐着一群修道士。他们用葡萄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向我们喊话，我们用同样的语言回答他们。气氛颇紧张，我们的船只是第一艘敢于顶住潮水，在那危险地段下锚的大船。另一方面，岛上居民头一次看见三色旗；他们弄不清我们是从阿尔及尔还是从突尼斯来的。海神不认得希柏尔号非常骄傲的旗子。当他们看到我们有人类的面孔，而且我们听得懂他们讲的话的时候，高兴极了。修道士们将我们接过船，兴高采烈地带我们前往圣克鲁斯城。由于一排猛烈的三角浪涌过来，我们登陆碰到一些困难。

全岛居民都向我们奔来。四五名拿着生锈长矛的警官抓住我们。我身上穿的皇家制服为我争了面子，我被他们当做我们这个代表团的要人。他们将我们带到地方长官住地，一座简陋的小屋里。长官阁下身穿一套蹩脚的绿色服装，上面有镶饰带留下的痕迹，他以庄严的方式接见我们。他允许我们在那里补给。

修道士们将我们带到他们的修道院，那是一座有凉台、光线充沛的建筑物。塔洛奇碰见一位同胞，此人是主修道士。他过去在泽西岛当水手；一次，他的船只在格拉西奥扎岛沉没，唯有他被人救起。他是聪明人，顺从地听别人给他讲教理；他学会葡萄牙语和几个拉丁词。他的英国人身份给他提供了方便，人们让他改变信仰，变成修道士。这位泽西水手享受由教会提供的住房、衣服和食物，他觉得这比爬到桅杆顶收帆舒服得多。他还记得他从前的职业。由于他很久以来没有讲他自己的语言，很高兴有人听得懂他的话。他像一名真正的见习舵手那样开怀大笑、讲粗话。他带我们在岛上散步。

村内的房子是用木板和石块建造的。外走廊给房子增添了几分美丽，使棚屋气氛和谐，因为屋子里阳光充足。农民几乎都以种葡萄为生，他们半裸着上身，被阳光晒得黝黑。妇女们个子矮小，黄皮肤，好像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但她们看上去很有精神；她们将头上的山梅花、胸前的念珠当作花冠和项链，显出一种天真的妖艳。

山坡上葡萄枝闪闪发光；用葡萄酿制的酒的品质接近亚速尔群岛的出产。水很少，但泉水低鸣、有无花果树和礼拜堂的地方都有水；礼拜堂的门上有画作装饰。牌楼的尖形拱肋上画着岛上的风景和海景。我看见一群蓝色无蹼野鸭飞来停在无花果树上。树上没有叶子，但点缀着水晶一般红色的果实。当树被垂下翅膀的淡蓝色飞鸟点缀的时候，它的果实红得璀璨夺目，而树上突然长出天蓝色的嫩叶。

迦太基很可能知道这个亚速尔群岛；肯定无疑的是，曾经在科尔武岛①出土过腓尼基钱币。据说，最早在这座岛屿上登陆的现代航海家看见一座骑马的雕像，雕像伸着右臂，手指西方，如果这座雕像不是装饰旧时罗盘地图的版画的话。

①科尔武岛(Iles de Corvo)：葡萄牙属岛屿，东亚速尔群岛的最北端。

我在《纳奇兹人》的草稿中，设想夏克达斯从欧洲归来，在科尔武岛上岸，看见这座神秘的雕像。他让我想起传说的故事，同时以如下方式表达我在格拉西奥扎岛的体会：“我走近这座非凡的雕像。在海浪冲刷的雕像底部，刻着不认识的文字；青苔和硝盐粘在古老铜像的表面；翠鸟高踞在巨人的头盔之上，不时发出轻微的叫声；贝壳粘在青铜战马的两胁和马鬃上。当人们将耳朵凑近马的翕动的鼻翼时，似乎听见隐隐约约的轰鸣。”

在散步之后，我们到教士那里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们同主人彻夜饮酒。次日中午，食品装载完毕，我们回到船上。教士们答应为我们传递寄往欧洲的信件。由于刮起了强劲的东南风，船只一度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卷绞盘起锚。但是，锚卡在岩石里，丢失了，就像我们预计的那样。我们启航了。由于风力不断增强，我们很快将亚速尔群岛抛在身后。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海上游戏——圣皮埃尔岛

Fac pelagus me scire probes，quocarbasa laxo．①

①拉丁文：海上东南风起了，西北风将息。

缪斯呀，请帮助我证明，我熟悉我扬帆行驶的大海。

这是我的同胞吉尧姆·勒布雷东六百年前讲的话。我又回到大海身边，重新面对它的寂寥；但是，穿过我梦幻的理想世界，真实的法国和事件展现在我面前，它们是严肃的告诫者。白天，当我想躲避其他乘客的时候，我躲进大桅的桅楼。在水手们的掌声中，我轻巧地爬上去。我在那里坐下来，俯视着大海的波涛。

双重蔚蓝的空间好像一块摊开的画布，等候一位绘画大师的未来创作。水的颜色同液态玻璃的颜色相同。又长又高的波浪汹涌澎湃，让我们瞥见大洋的广袤。这些晃动的景色让我懂得，为什么《圣经》将上帝面前摇晃的土地比喻成醉汉。有时，由于缺少突出点，这似乎是一个狭小和有限的空间；但是，如果碰到波浪抬起头，潮水模仿远处的海岸弯下身子，一群海狗在天际经过，那么就出现一个衡量的比例尺。广袤展现了；尤其笼罩海面的浓雾，似乎更增加了大海的无垠。

从桅楼上下来——就像我从前从柳树上下来一样，我仍然独来独往：我吃一片船上的硬饼干、一点糖和一个柠檬作晚餐；然后，我裹着大衣在甲板上躺下，或者到甲板下睡进我的帆布吊床。我只需伸开手臂，就可以从我的床榻进入我的棺材。

风迫使我们向北航行。我们靠近新地岛的海岸。几块浮冰在冰凉和苍白的蒙蒙细雨中漂动。

持三叉戟的人①有从他们先辈那里继承的游戏。当他们过赤道的时候，必须接受洗礼。过赤道或者过新地岛，仪式是一样的；而且无论在何处，化装活动的头头都是海神。对于水手，赤道和患水肿是同义词，所以海神有一个大肚皮。这样，即使过赤道，海神也将船上所有的羊皮和皮衣披在身上。他蹲在大桅楼里，不时发出吼声。大家都望着他：他沿着侧支索下来，摇摇晃晃，熊一样笨重，如同一根绳子草。他又吼叫一声，跳着，抓起一个水桶，装满海水，浇在那些未曾越过赤道、或者未曾到过结冰纬度的人身上。人们跑开，躲在甲板下，跑到舱口，爬到桅杆上。而海神追逐着，靠一份丰厚的酒钱事情才能了结。这是安菲特里忒②的游戏，如果在尤利西斯时代③，年迈的海神为大家所熟悉，荷马也会像赞美普洛透斯④一样，歌颂这种游戏；但在当时，人们只在赫拉克勒斯石柱上看见他的头；他隐藏的身体遮盖着世界。

①指水手。

②安菲特里忒(Amphitrite)：海神的妻子，手中也持三叉戟。

③尤利西斯时代：指古希腊神话时代。

④普洛透斯(Protee)：希腊海神。

我们朝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①驶去，打算在那里再进行休整。一天上午，在十点和十二点之间，我们靠近圣皮埃尔岛，到达它旁边；它的海岸像隆起的黑色小山包，透过轻雾显现在我们面前。

①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大西洋中的岛屿，在纽芬兰岛附近。

我们在该岛首府前面抛锚。我们看不见城市，但是我们听见陆上传来的声响。乘客们急忙要下船；圣绪尔比斯修道院院长由于晕船，病得一塌糊涂，人们不得不将他抬上岸。我单独住一间房子；我等候起风驱散眼前的雾，以便看清我的住地，还有这个可以称为影子国的主人的面目。

圣皮埃尔的港口和锚地位于该岛东海岸和一座狭长的名为狗岛的小岛之间。港口名为犬岛，往陆地缩进去，形成一片洼地。光秃秃的小山集中在岛的中央，其中有几座延伸开来，高耸在海滨上，其他小山脚下有一条狭长的泥炭质平地。从镇内望去，可以看见嘹望哨所在的山岗。

总督的房子面对着码头。教堂、诊疗所、食品商店也在同一个地点；再过去，是海军专员和港务监督的住宅。再往前，沿着布满卵石的海岸，是该镇惟一的街道。

总督是一位非常殷勤和彬彬有礼的军官，我在他家中吃了两三次饭。他在堡垒前的斜坡上种了几种欧洲带来的蔬菜。饭后，他带我去参观他称为菜园的地方。

从一小方块开花的蚕豆地里，传来一阵天芥菜的清香。这清香并不是由祖国的微风吹来的，而是新地的蛮荒的风带来的，同被流放的植物没有关系，同记忆和快感的温馨没有联系。在这未经嗅闻、未经净化、未经扩散的芳香里，在这改变了日出、耕作和世界的芳香里，有悔恨、怀念和青春的全部悲哀。

我们从菜园向山岗攀登。我们在嘹望台的桅杆下停步。法国的新国旗在我们头上飘扬；像维吉尔笔下的女人一样，我们凝望着大海，flentes①。它将我们同祖国的土地隔开!总督是不安的；他属于那种因循守旧的人；而且他在这个地方感到无聊；这个偏僻的角落对于我这样的空想家是适合的，但对于一个忙于事务、身上没有这种能取代一切的激情、并将余下的世界忘诸脑后的人是难捱的。我的主人打听关于革命的消息，我向他询问有关前往西北通道的情况。他处在荒漠前沿，但他对爱斯基摩人一无所知，他从加拿大收到的只是一些山鹑。

①拉丁文：流着眼泪。

一天上午，我独自到鹰角去，为的是看看太阳从法国那边升起。那里，冬天积蓄的水形成一道瀑布，瀑布的最后一级跌进海里。我坐在一块岩石的凸出部分，双脚垂在悬崖下翻滚的浪涛之上。一个年轻姑娘出现在山坡上；尽管天气严寒，她光着腿，踏着露水走路。她头上扎着印度头巾，露出一束黑发；头巾上戴着一顶用当地芦苇编的船形或摇篮形的帽子。她身上饰有白色花边的衬衣上别着一支淡紫色的欧石南花。她不时弯腰，采摘一种人们称为野生茶的芳香植物的叶子。她一只手采摘，放进另一只手提着的篮子里。她远远看见我。她一点也不惊慌，过来坐在我身边，将篮子放在附近，而且同我一样双脚垂在海浪上，凝望着太阳。

有几分钟我们一言不发。后来，我鼓起勇气，说：“你摘什么啊?野果的季节已经过了。”她羞涩而自豪地抬起乌黑的大眼睛，回答我：“摘茶叶。”她把她的篮子给我看。“你把茶叶送给你父亲和母亲吗?”“我父亲同纪尧米去捕鱼了。”“你们冬天在岛上干什么呢?”“我们织网，在冰上打洞，钓鱼；星期天我们去望弥撒，参加晚祷，唱圣歌；然后，我们在雪上游戏，看男孩猎白熊。”“你父亲快回来了吧?”“啊，不!船长带纪尧米到热内去了。”“可是，纪尧米会回来吗?”“啊!会的。到下一个季节，等渔民们回来的时候。他会给我带回一件花格紧身褡、一条纱裙和一串黑项链。”“你是为风儿、山岗和大海打扮啊。要不要我给你寄一件紧身褡、一条裙子和一串项链呢?”“噢!不要!”

她站起来，拿起篮子，顺着一条陡峭的小路，沿着冷杉林跑去。她用响亮的嗓门唱一首布道的圣歌：

心中燃烧着永恒的热情，

我的愿望奉献给上帝。

在她走过的路上，惊起一些漂亮的鸟儿；那些鸟因为头上的羽冠，被人称作白鹭。她好像是飞鸟中的一员。她走到海边，跳进一艘船，升起帆，坐在舵旁，她真像命运女神。她离我而去了。

“噢，是的!”“噢，不是，纪尧姆!”青年水手顶风驾船的形象将圣皮埃尔岛可怕的岩石变成温馨的土地：

L'isole di Fortuna ora vedete．①

①意大利文：你面前是幸运之岛。是意大利诗人塔索《耶路撒冷的解放》中的诗句。

我们在岛上度过了两周。从她的凄凉的海岸，我们遥望新地岛更加凄凉的海岸。岛内小山向四面伸展，最高的一座一直延伸到罗德里格湾。山谷里，花岗石同红色和带绿的云母混杂在一起，上面布满泥炭藓和地衣。

小湖是由露礁溪、库阿尔溪、糖块溪、凯伽里物溪、情人脑袋溪汇流而成的。这些水塘被人称作“萨瓦”、“黑角”、“拉弗内尔”、“鸽子笼”、“鹰角”。当旋风刮来的时候，它将水面撕开，暴露几块水下的草地，但水波重新织成的面纱立即又将草地覆盖起来。

圣皮埃尔岛的植物同拉普尼①和麦哲伦海峡的植物一样。越靠近北极，植物的数量越少。在斯皮茨伯格②，人们只看见四十来种显花植物。换了地方，有些种类的植物灭绝了。有些生长在冰原北部的种类到南方山上落户；另一些本来是浓密和寂静的森林的产儿，逐渐变小，生命力减弱，在大洋弯弯曲曲的海滩上抑郁而死。

①拉普尼：欧洲最北部地区。

②斯皮茨伯格(Spitzberg)：挪威的一个半岛。

在圣皮埃尔岛，沼泽中生长的欧洲越桔(vaccinium fuliginosum)变小了，变得萎靡不振。它很快就会埋葬在充当他的肥料的柔软的苔藓之中。我是一棵浪游的植物，我采取谨慎的措施，要在海边消失——那是我故乡的风景。

圣皮埃尔岛的山坡上长满没药树、欧楂树、杜鹃、落叶松、黑杉，后者的嫩芽可以酿制抗坏血病的啤酒。这些树不超过人的高度。大洋的风截去它们的顶端，摇晃它们，使它们像蕨草一样匍匐，随后，它钻进乱纷纷的森林，让树木重新直立起来；它在那里既找不到树干，也没有枝桠，也没有拱顶，也没有回声，不可能发出呻吟；它在那儿发出的声音，不及在欧石南上发出的声音响亮。

这些生长不良的树林同新地岛高大的森林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相距不远的新地岛，杉树披着银色地衣(alectoria trichodes)，仿佛是白熊登树时留下的毛，它们是这些树上的奇特的旋木雀。在这座由雅克·卡蒂埃③发现的岛上，沼泽里常常看见熊走过的痕迹，仿佛是羊圈附近田野上的小路。彻夜回响着饥饿的野兽的嚎叫，旅人在听见同样凄凉的海浪声时才会感到放心；这如此难以接近、如此粗暴的海浪变成伙伴和朋友。

③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一四九四—一五五四)：法国航海家，他于一五三四年首先在加拿大登陆。

新地岛的南端接近拉布拉多半岛查理一世角的纬度；再往上几度，北极风光就开始了。根据旅行者的叙述，这些地区是迷人的。晚上，太阳碰到地面，似乎就停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然后再升上天空，而不是降到地平线之下。山岗披着白雪，山谷长满驯鹿啃噬的白色苔藓，大海里到处是鲸鱼，布满飘浮的冰块，整个景色似乎同时被夕阳的余辉和日出的光彩照耀着，发出闪烁的光芒。人们不知道自己目睹的是世界的诞生还是世界的没落；同夜晚在我们的树林中歌唱的小鸟类似的一只小鸟，发出如泣如诉的啁啾。此刻，爱情将爱斯基摩男子引导到冰雪的岩石上，他的女伴在那里等候他。这大地尽头的婚礼既不乏壮丽，也不乏幸福。

—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弗吉尼亚海岸——落日——危难——我来到美国——巴尔的摩——乘客分手——塔洛奇

在装载了食品和购置了一个新锚(取代在格拉西奥扎岛丢失的锚)之后，我们离开圣皮埃尔岛。我们朝南驶去，到达北纬三十八度。风平浪静，我们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遥遥相望。在经历北极雾沉沉的天空之后，现在是晴空万里；我们看不见陆地，但是我们已经嗅到松树林的芳香。晨曦和曙光，日出和日落，黄昏和夜色都是令人赞叹的。我不禁长久地凝望着金星，它的光芒似乎包围着我，就像过去我的女精灵的秀发。

一天晚上，我在船长室里读书，晚祷钟响了。我去同我的同伴们一道祈祷。军官和乘客占据后艏楼；布道牧师手里拿着《圣经》，站在比他们稍前的位置，靠近舵；水手们随便挤在甲板上。我们站立着，面向船头。所有的帆都收了。

即将坠人波涛的圆太阳，在无垠的空间里，显露在船只的缆索之间。由于船尾不断摇晃，似乎这个光辉的天体每时每刻都在改变位置。当我描绘这个你在《基督教真谛》中可以重新读到的景象时，我的宗教感情同这种情景是一致的；但是，唉!当我亲身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在海上欣赏的不仅是光辉作品的创造者上帝本身；我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和她奇妙的微笑；天空的种种美丽来自她的气息；我宁愿用永恒交换她的一次爱抚。我想象她躲在宇宙的布幕之后，为我的目力所不及。啊!为什么我没有能力撕破这块幕布，将这位理想的女人拥抱在我心上，为了爱情死在她的怀抱之中呢?这爱情是我的灵感、我的失望、我的生命的源泉!当我沉湎于这些对于我的未来“猎人”生涯非常适合的遐想的时候，一件事故打断了我的思考和幻想。

我们热得透不过气来；在风平浪静中，没有扬帆的船在桅杆的重压之下，在波浪中猛烈地摇晃着。我在甲板上被烤得难受，而且被摇晃得疲倦了，想洗个澡。尽管船外没有放小艇，我仍然从艏斜桅跳进海里。最初，一切都很顺利，好几位乘客仿效我。我不看船只一直往前游；当我掉头看时，潮水已经将船推到很远的地方。水手们感到紧张了，将一条绳缆扔给其他游泳者。船周围已经出现几条鲨鱼，船员向鲨鱼开枪，想将它们赶走。浪很大，我游起来很费劲，回程缓慢。我身下是深渊，鲨鱼随时可能咬掉我的一只胳膊或者一条腿。船上，水手长叫人将一只舢板放下海，但是要先架一个滑车，这耗费了许多时间。

幸运得很，这时刮起一阵几乎不为人觉察的微风；船开始听从舵的调度，靠近我；我未能接近绳缆，但是同我一样冒失的朋友们将它抓住了；当人们把我们往船帮上拖的时候，我处在绳缆的末端，其他人的重量都压在我身上。船上的人把我们一个个拉上船，这花了很长时间。’船在继续摆动；每朝相反方向摆动一次，我们就陷进六七尺深的水里，或者悬挂在同样高度的空中，像串在一条线上的鱼。最后一次我浸入水中时，我差不多晕了过去；再摆动一次，我就没命了。人们将我拉上甲板时，我只剩下半条命了。如果我当时淹死，对于我和其他人那是多么痛快的解脱呀!

这次事故后两天，我们看见陆地了。当船长将陆地指给我看的时候，我的心急剧地跳动着：美洲!水面几棵枫树的尖顶让人模模糊糊看见它的身影。尼罗河口的棕榈树曾以同样方式向我指示埃及海岸。一位领水员登上我们的船；我们进人切萨皮克湾。当晚，我们开出一艘小艇，去购买新鲜食品；我加入这个队伍。很快，我就脚踏美洲的土地了。

我举目四望，有好一会静止不动。在古代和近代，这个大陆在很长时间里也许不为人知晓；这个大陆经历的野蛮时期，哥伦布到达以后开始的第二个时期；欧洲君主统治在这个新世界的动摇；旧社会在年轻的美洲结束；一种不为人知的共和国的出现宣告人类思想的变化；我的国家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这些海和这些海岸之所以能够独立，部分归功于法国国旗和法国人的血；在冲突和沙漠中走出一个伟人；在纪尧姆·佩恩买过一小块树林的地方，现在是华盛顿居住的繁华都市；美国将法国曾经用武力支持的革命再送回法国；最后，我自己的命运，我将我纯洁的缪斯献给不同性质的激情；我在这片蛮荒之地试图完成的发现，这片蛮荒之地将它辽阔的王国扩展到这个陌生和狭小的文明帝国的后面：这就是当时我头脑中涌现的想法。

我们朝一个居民点走去。弗吉尼亚的没药树、雪松，嘲鸫和山雀，以它们的装束和身影，以它们的歌声和色彩，宣告另一种气候。我们步行半小时之后，来到一座房子面前；这座房子既像英国人的庄园，又像克里奥人①的棚屋。欧洲的奶牛群在栅栏围着的草场上放牧，条纹皮的松鼠在栅栏上游戏。黑人在锯木头，白人在种烟草。一位十二三岁、几乎一丝不挂的异常美丽的黑人少女，好像年轻的夜神，给我们打开栅栏。我们买了玉米点心、鸡、鸡蛋、牛奶，然后带着我们的大肚瓶和篮子回到船上。我将我的丝手巾送给非洲少女：在这片自由土地上接待我的是一名奴隶。

①克里奥人(Creole)：指白人和当地土著人的混血儿。

我们起锚，进入巴尔的摩的锚地和港口。我们的船靠近时，水面变狭窄了。海水是平静和光滑的。我们仿佛沿着一条两边是大街的懒洋洋的河流溯水而上。巴尔的摩好像一座湖底的城市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该城对面，耸起一座长满树木的山包，山包脚下开始建造房屋。我们在港口码头抛锚。我在船上睡觉，第二天才下船。我带着行李住进一间客栈。修道士们住在为他们准备的房子里；随后，他们分手，四散到美洲各处。

弗朗西斯·塔洛奇后来怎么样哪?一八二二年四月十二日，我在伦敦收到如下的来信：

我最亲爱的子爵，从我们在巴尔的摩登岸到现在，三十年过去了，很可能你甚至忘记了我的姓名；但是，根据我心中的感觉判断(我的心仍然是恳切和忠诚的)，你不会这样的，我甚至相信你不会不高兴重新见到我。尽管我们近在咫尺(你看这封信的日期就知道)，但我很清楚有许多东西将我们分开。只要你表示有同我见面的愿望，我就会急忙向你证明，我仍然同从前一样。你始终如一的忠实朋友

弗朗西斯·塔洛奇

又及：我知道你今天地位显赫，而且你是当之无愧的。但是，我非常珍惜对德·夏多布里昂骑士的记忆，所以我不能像对一位大使那样给你写信……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请原谅我措词不恭。

四月十二日星期五，

波特兰广场三十号

这么说，塔洛奇在伦敦；他并没有当神甫，他结了婚，他的故事结束了，同我的故事一样。这封信证明我的《回忆录》的真实，以及我的记忆的确实可信。如果对方没有突然出现，谁能够证实三十年前在海面缔结的交情和友谊呢?而这封信向我展示了已经过去的非常阴暗的情景!一八二二年，塔洛奇跟我在同一个城市里，在同一条街道上；他住的房屋就在我的房屋对面，就像从前我们生活在同一条船上，躺在同一个甲板上，舱门对着舱门。多少其他朋友我再也看不见了!人，每天晚上躺下的时候，可以计算他失去的东西，只有他的年岁不离开他，尽管岁月已经流逝；当他检阅它们的时候，点它们的名，它们回答道：“到!”没有一个不回答。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费城——华盛顿将军

巴尔的摩像所有美国大都市一样，当时没有现在的规模。那是一座漂亮的小城，清洁，繁荣；那里的风俗和社交习惯同欧洲的风俗习惯有许多共同点。我向船长交付了船费，请他吃了一顿晚饭。公共马车每周开往宾夕法尼亚三次，我订了座位。清晨四时，我上马车，行驶在新世界的道路上。

这里的路是人走成的，而不是修建的，地面相当平坦。几乎没有树，孤零零的农场，稀落的村庄，法国的气候，燕子掠过水面，像在贡堡池塘上空一样。

在赴费城路上，我们碰见赶集的农民、公共车辆和私人车辆。我记得费城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街道宽广，有些还种了树，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交叉成直角。特拉华河同它西岸的街道平行，静静地流淌着。如果在欧洲，这算得上是一条相当大的河流了，但在美洲，人们提都不提它；它的河岸不高，亦不引人人胜。

在我这次旅行时(一七九一年)，费城尚未扩展到舒尔基尔河；靠近这条支流的土地分成几部分，那里到处都在建造房屋。

费城的外貌是单调的。总的来说，合众国的新教徒城市所缺乏的，是宏伟的建筑物。年轻的宗教改革运动并不迎合想象力，很少建造古代天主教用来装饰欧洲的那种圆屋顶、那种高耸的殿堂、那种双塔。在费城，在纽约，在波士顿，没有任何高耸在大片墙壁和屋顶之上的建筑物：这样的平整看上去是凄凉的。

我先住在一间客栈里，随后我在一间公寓里租了一套房间；公寓里住着圣多明各的移殖民和法国侨民，他们的想法和我不同。一块自由土地向逃避自由的人提供避难场所：没有什么更加能够证明这个勇敢行动——绝对君权的拥护者自愿向一个绝对民主的国家流亡——的高贵价值了。

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到美国，充满对古代人民的热情，到处寻找早期罗马的严谨作风，但看到的却是车辆的豪华、谈话的轻浮、财富的不均、银行和赌场的伤风败俗、舞厅和剧场的喧哗，我自然感到非常愤慨。在费城，我以为到了利物浦或布里斯托尔。居民的装束是整洁的：身穿灰袍子、头戴清一色小帽、面孔苍白的公谊会女教徒是美丽的。

那时候，我非常钦佩共和国，尽管我并不相信这在我们的时代是可能的。我了解古代的自由，那种自由是刚诞生的社会的产物；但我不了解产生于智慧和旧文明的自由，代议制的共和国用以证明其实际存在的自由。为了成为自由人，人们不再被迫耕种一小块地，人们可以埋怨艺术和科学、留钩形指甲和肮脏的胡子。

我到达费城当晚，华盛顿将军不在那里；我不得不等候一个星期。我看见他坐在一辆马车里，马车由四匹矫健的马拖着快速驶过。按照我当时的想法，华盛顿必定是辛辛纳图斯①；坐马车的辛辛纳图斯有点令我的二九六年的罗马共和国感到困惑。独裁者华盛顿除了是一个用刺牛棒戳牛和扶犁的乡巴佬之外，难道还是别的什么吗?但是，当我将介绍信交给他的时候，我却重新看到古罗马人的纯朴。

①辛辛纳图斯(Cincinnalus)：公元前五世纪罗马的独裁官，出身农民打败敌人后解甲归田。

一座同周围房屋没有什么不同的小屋是美国总统的宫殿。没有门卫，甚至没有仆役。我敲门；一个年轻女侍开门。我问他将军是否在家，她回答说在。我告诉她我有一封交给他。女侍问我的姓名，但我的名字不好念，她记不住。她低声对我说：“Walkin，sir．(请进，先生。)”她在前面带路，穿过一个英国房屋中当前厅的狭窄走廊，将我引进一间会客室，请我在那里等候。

我并不感到激动：灵魂的崇高和财富的巨大并不使我望而生畏。我钦佩前者，但并不被它压倒；后者令我怜悯，而不是尊敬。人的面孔不会使我惊慌不安。

过了几分钟，将军进来了。他个子高高的，神态毋宁说冷静而沉着，而不是崇高，他同他的画像很相似。我将介绍信递给他；他打开信，赶忙看下面的签名，大声叫道：“阿尔芒上校!”他是这样称呼他的，而且德·拉鲁艾里侯爵也是这样签的名。

我们坐下来。我好歹向他解释我的旅行动机。他用英语和法语单词回答我，以惊讶的表情听我说；我看出这一点，略带激动地说：“同你缔造一个国家相比，发现西北通道是比较容易的事情。”“Well，well，youngman!(是的，是的，年轻人①”他大声说，同时向我伸出手。他邀请我次日吃晚饭，然后我告辞了。

我不会错过这次约会。连我在内，只有五六位客人。谈话以法国革命为主题。将军把巴士底狱的钥匙给我们看。这种钥匙我是见过的，是当时人们到处散发的幼稚玩具。复制钥匙的人，三年之后本来可以将关押国王的监狱的锁寄给美国总统，正是这把锁给予法国和美国自由。如果华盛顿见过堕落的“巴士底狱的胜利者”，他可能会不那么尊重这座监狱的遗物。这场革命的庄严和伟大并非来自血淋淋的狂欢。一六八五年撤销南特敕令①的时候，圣安托万郊区的群氓带着一七九三年劫掠圣德尼教堂的同样热情，拆毁了夏朗东的新教教堂。

①南特敕令(Edit de Nantes)：一五九八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南特颁布的宗教宽容法令。

我十时同主人告别，以后没有再见过他。他第二天出发了；而我继续我的旅程。

这是我同公民士兵、世界的解放者会面的情景。在我小有声名之前，华盛顿已经进入坟墓。我像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从他面前走过；他那时正处在光灿夺目的时期，而我是完全默默无闻的；我的名字在他的记忆中匆匆走过；但他的目光注视过我，我感到荣幸!我觉得我毕生受到这个目光的鼓舞：在伟人的目光中，有一种道义的力量!

华盛顿和拿破仑之对比

波拿巴刚刚去世。既然我刚才敲过华盛顿的门，于是头脑中自然而然地将美国的创始人和法国皇帝作一番对比。更凑巧的是，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华盛顿已经不在人世了。在智利歌唱和战斗的埃尔西拉①，在旅途中停下来，讲述迪东②之死；我在我的宾夕法尼亚之行开始时停下来，将华盛顿和波拿巴作一番对比。我本来可以在讲述我跟拿破仑的会见时做这件事；但是，如果我的《回忆录》在写到一八一四年之前，我就进入坟墓，那么人们就永远不会知道我对这两位上帝的使者的看法了。我想起卡斯特尔诺③，同我一样的驻英国大使；他同我一样曾经在伦敦写他的回忆录。写到第七卷最后一页时，他对他儿子说：“在第八卷我要谈这件事。”但卡斯特尔诺回忆录的第八卷根本不存在：这个事例警告我要抓紧时间。

①埃尔西拉(Ercilla，一五三三—一五九四)：西班牙军人和诗人。

②迪东：传说中迦太基的创建者。

③卡斯特尔诺(一五二○—一五九二)：法国外交家和军人，曾担任法国驻英国大使。

华盛顿跟波拿巴不同，不属于那种超过人类高度的种族。他身上没有任何惊人之处；他并未置身于广阔的舞台；他不曾同那个时代最能干的将军和最强大的君主打交道；他没有从孟菲斯转战维也纳，从加的斯转战莫斯科：他在内部狭小的圈子里，在一片无名的土地上，带着一小帮人进行自卫。他并未发动战争，取得可以同阿尔贝尔①和法尔撒尔②的胜利相媲美的胜利：他没有推翻王位，用王位的残余组成新王朝；他不曾让那些国王在他门口说：

①阿尔贝尔：中亚细亚地名，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在那里取得对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决定性胜利。

②法尔撒尔：希腊城市，公元前一世纪恺撒在那里打败庞培。

他们让人等得太久，阿提拉厌烦了。③

③引自高乃依的悲剧《阿提拉》。

华盛顿的行动被某种无声无息的东西包围着；他行动缓慢；他仿佛感觉肩负未来自由的重负，担心损害它。这位新式英雄承担的并非他自己的命运，而是他的国家的命运；他不允许使用并不属于他的东西冒险；但是，这种深深的谦卑放射多么耀眼的光芒!到华盛顿的剑曾经闪光的树林中去搜寻吧：你在那里找得到什么呢?华盛顿在他的战场上留下合众国当作战利品。

波拿巴没有这位严肃的美国人的任何特点。他在一片古老的土地上进行有声有色的战斗；他想的只是创建功名；他肩负的只是他自己的命运。他似乎知道，他的使命是短暂的，从那么高的地方冲下的激流将很快流走；他急于享受和滥用他的光荣，好像享受转瞬即逝的青春。他仿效荷马的神圣们，企图迈四步就走到世界尽头。他出现在一切海岸上；他匆忙将自己的名字写进各民族的大事记中；他将王冠掷给他的家族成员和土兵们；他在他的建树、他的法律、他的胜利中是匆遽的。他俯视着世界，用一只手打倒国王们，用另一只手击败革命巨人；可是，在粉碎无政府状态的时候，他窒息了自由，而最终在他最后的战场失去他自己的自由。

每个人按照他完成的功业得到报偿：华盛顿使一个国家取得独立；这位平静的法官，在他的同胞的叹惋中，在各族人民的崇拜中，在自己家中悄然长眠。

波拿巴剥夺一个民族的独立：他从一个被废黜的皇帝变成被流放的囚徒，人们由于惊魂未定，认为海洋还不是可靠的监狱。他死了：在那个征服者曾经叫人宣布过那么多丧礼的大门口，公布的这个消息既不能令行人止步，也不令他们感到惊讶：公民们有什么好哀悼的?

华盛顿的共和国留存下来了；波拿巴的帝国毁灭了。华盛顿和波拿巴都是民主的儿子：他们都出身于自由，前者对自由是忠诚的，而后者背叛它。

华盛顿是他的时代的需要、思想、智慧和舆论的代表；他帮助思想运动，而不是阻挠它；他希望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他被指定完成的东西；因此，他的事业是连贯和持久的。此人很少惊天动地的举动，因为他有正确的分寸，将他自身的存在同他的国家的存在融为一体。他的光荣是我们的财富；他的声名像那些公众的圣殿，从那里流出丰沛和永不干涸的泉水。

波拿巴也可能丰富共同的财富；他的行为影响世界上最聪明、最勇敢、最光辉的民族。如果他能将崇高同英勇结合在一起，如果他同时是华盛顿和波拿巴，如果他能任命自由作为他的光荣的承受人，这个民族今天在世界上将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啊?

但是，这个巨人并未将他自己的命运同他同代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天才是现代的，他的野心却是旧式的；他看不到他一生的奇迹超过一顶王冠的价值，这哥特式的饰物对于他是不适合的。有时他冲进未来，有时他后退到过去；而且，无论他跟随时代的潮流或者逆流而上，他都带动或者阻遏浪潮。人群在他眼中只是强有力的手段；在他们的幸福和他的幸福之间没有建立任何感应：他答应解放他们，结果他给他们戴上锁链；他与他们隔绝，他们远离他。埃及国王并不将埋葬他们的金字塔建立在开花的田野上，而是在寸草不生的沙漠之中。这些庞大的陵墓好像耸立在孤独中的永恒：波拿巴按照它们的形象建造了他的纪念碑。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从费城到纽约和波士顿之行——麦肯齐

我急于继续旅行。我来这里要看的不是美国人，而是某种同我了解的人完全不同的人，某种与我的思想的惯常秩序更加协调的东西；我非常想投身这个事业，但除了我的想象力和我的勇气，我对此毫无准备。

当我形成寻找西北部通道的计划时，人们不了解北美是否通过与格陵兰岛相连，延伸到北极，或者北美是否通向某个与哈得孙湾和白令海峡毗邻的海。一七七二年，赫恩在铜矿河出口，即北纬七十一度十五分、西经一百一十九度十五分处，发现了海。’在太平洋沿岸，库克船长和随后的航海家的努力留下一些疑问。一七八七年，一艘船只自称进入北美内海。根据这条船的船长叙述，人们从前视为加利福尼亚以北的连绵海岸，只是一些非常狭窄的列岛。英国海军部派温哥华核实这个报告，结果证明这个报告是虚假的。温哥华尚未进行他的第二次旅行。

一七九一年，在美国，人们开始议论麦肯齐的活动。他于一七八九年六月三日从蒙塔涅湖边的奇佩旺堡垒出发，通过他以自己的姓名命名的河流，进人大海。

这个发现本来应该改变我的方向，让我直接向北。但我对改变我同德·马尔泽布尔先生共同确定的计划有所顾忌。因此，我想往西走，直到加利福尼亚以北与西北海岸的交会处，再从那里，依照大陆的轮廓，始终沿着海岸向前，我认为将会到达白令海峡；绕过美洲北面最后一个岬角，沿着北极海岸向东，通过哈得孙湾、拉布拉多半岛和加拿大返回美国。

为了完成这个不可思议的长途跋涉，我拥有什么手段呢?什么也没有。大多数法国旅行家都是单独行动的，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他们极少是被政府和公司雇佣的，或者得到它们的资助。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他们国家的援助下，完成我们国家的孤立无援的个人所开创、但半途而废的事业。麦肯齐，以及他以后的好几位其他探险者，为了美国和英国的利益，在美洲辽阔的版图上进行多次远征，那正是我为了扩大我的国家的领土曾经幻想过的。假若我获得成功，我会有幸给这些不为人知的地区用法语命名，使我的国家在大西洋岸边有一块殖民地，从强大的竞争敌手那里将一本万利的皮毛生意夺过来，阻止这个对手开辟通往印度的最短通道，而使法国成为这条道路的主人。这些计划我都记录在一七九六年我在伦敦发表的《革命论》中，而且这些计划是从我一七九一年写的游记草稿中摘引出来的。这些日期证明，无论凭愿望或凭实际工作，我是那些北极探险者的先驱。

在费城，我未得到任何鼓励。那时我就感觉，这首次旅行的目的将无法达到，我这次旅行仅仅是第二次更加漫长的旅行的序幕。我把我这个意思写信告诉德·马尔泽布尔先生；在等待来日的时候，我答应将我在科学方面失去的东西献给诗。确实，虽然我在美国没有碰到我在那里寻找的东西——北极世界，但我在那里遇见一位新缪斯。

—架类似将我从巴尔的摩载来的公共马车把我送到纽约。这是—座欢快、人口众多的商业城市，但远未达到它今天的规模，更不用说与几年之后的情况相比了，因为美国的发展比这部手稿更加迅速。我到波土顿去瞻仰美国自由之战的第一个战场。我参观列克星敦①。像以后我在斯巴达所作的那样，我在那里寻找“为服从祖国的神圣法律”②而死的战土的坟墓。这是世事相互关联的值得记忆的例子!一七六五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一个财政议案，造成一七八二年地球上出现一个新帝国，而在一七八九年，欧洲最古老的帝国从世界上消逝!

①列克星敦(Lexington)：北美独立战争的头一场战斗的战场。

②指莱奥尼达斯(Leonidas，死于公元前四八○年)墓碑上的铭文。他是斯巴达国王，温泉关战斗的英雄。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北河——女乘客的歌声——斯维夫特先生——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维奥莱先生

我在纽约登上开往北河上游城市阿尔巴尼的邮船。乘客很多。第一天傍晚，我们吃一顿包括水果和牛奶的便餐。妇女们坐在甲板的长凳上，男人们坐在她们脚下。谈话未能持续很久：面对大自然的优美图画，大家宁愿保持沉默。突然，不知谁叫道：“瞧，这是阿斯吉尔③被捕的地方。”人们请费城公谊会的一位女教徒唱一首名为《阿斯吉尔》的民歌。我们航行在两座山之间；女乘客的歌声传播到远处的波浪之上，或者，当我们的船擦过岸边的时候，在山谷中引起共鸣。歌中的士兵是一个年轻的情人、诗人，有幸引起华盛顿的注意和那位倒霉王后的慷慨干预。他的命运给景色的浪漫色彩增添了魅力。当波拿巴即将登上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宝座的时候，我现在已经失去的朋友德·封塔纳为了纪念阿斯吉尔，讲了一番勇敢的话。美国军官似乎被宾夕法尼亚女人的歌声感动了：祖国过去的动乱使他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平静。他们激动地注视着这片过去战马驰骋、闪烁刀光剑影、此刻沉浸在深深的宁静之中的土地。这些地方现在被余晖照射成金黄色，听得见山雀的鸣叫、巴隆贝鸟的咕咕声、嘲鸫的歌唱，而当地居民凭倚在紫葳镶边的栅栏上，望着我们的船只在他们面前驶过。

③阿斯吉尔：美国人俘虏的英国军官，在法国王后说情后获释。

到达阿尔巴尼之后，我带着介绍信，去寻找斯维夫特先生。斯威夫特先生在英国让给美国的这片土地上，同那些被圈起来的印第安部落做皮毛生意，因为当时那些文明强国，不论是共和制的还是君主制的，都在美洲随意瓜分那些并不属于他们的土地。斯维夫特先生听了我的叙述之后，向我表达了非常合乎情理的反对意见。他首先说，我不能在没有援助、没有支持、没有通过那些必定要经过的英国、美国和西班牙哨所的介绍信的情况下，独自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旅行。他还说，即使我能够顺利克月随一切，到达那些冰天雪地的地点，我也会冻死或饿死。他建议我逐渐适应气候，学习苏人①语、易洛魁语、爱斯基摩语，到皮货商和哈得孙海湾公司的代理人当中去生活。有这些经验作基础，过四年或五年之后，我在法国政府的协助之下，才可以开始我那冒险的使命。

①苏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个部族。

这些意见，尽管我内心承认它们是正确的，仍然使我感到不快。如果我一意孤行，我也许会直闯北极，就像从巴黎到蓬图瓦兹一样。我向斯威夫特先生掩盖了我的不快，我请他帮我找一名向导和几匹马，以便到尼亚加拉和匹兹堡去。在匹兹堡，我将沿俄亥俄河顺流而下，并且收集对完成未来行动有用的资料。我头脑里仍然牵挂着我的第一个计划。

斯威夫特先生为我雇了一名荷兰人，他能讲好几种印第安方言。我买了两匹马，随后离开阿尔巴尼。今天，从这座城市到尼亚加拉之间的广大地区都开垦了，住了人；而在当时，很大一部分地方是没有人烟的。

渡过穆哈尔克河之后，我进入从来未经砍伐的森林，我沉浸在无羁无绊的陶醉中。我在树木中间穿行，向左，向右，心中想：“这里，不再有道路，不再有城市，不再有君主，不再有共和国，不再有总统，不再有国王，不再有人类。”而且为了试试我是否恢复了我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我做了一些随心所欲的举动，这颇令我的向导生气，他认为我发疯了。

唉!我认为在森林中只有我自己，可是，当我抬起我的高傲的头颅时，我突然看见一座棚屋。在这间棚屋里，我看见我生平头一次看见的野人，我吃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一共有二十来个，有男有女，脸上都乱画了花纹，半裸着身体，耳朵轮廓清晰，头上插着乌鸦羽毛，鼻孔上穿着铁环。一个擦了粉、卷了发的矮个子法国人，穿着苹果绿服装，粗毛呢上衣，平纹细布的襟饰和袖口，拨动着一只小提琴，在教易洛魁人跳玛德隆·弗里凯舞。维奥莱先生(这是他的姓名)在野人当中是舞蹈教师。人们用海狸皮和熊火腿付学费。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他曾经是罗尚博将军①的厨房小伙计。我们的军队走后，他留在纽约，决定向美国人传授艺术。随着他的成功，他的眼界扩大了，这位新俄尔甫斯②甚至来到新世界的野人当中传播文明。跟我谈到野人的时候，他总是对我说：“这些野人先生和野人太太。”他非常赞扬他的学生的灵巧；确实，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跳舞的。维奥莱先生把提琴夹在下巴和胸口之间，调试他那神奇的乐器。他对易洛魁人叫道：“回到你们的位置去吧!”这一帮人像魔鬼一样跳着。

①罗尚博将军(Rochambrau，一七二五—一八○七)：法国元帅，曾率领法国军队支持起义反对英国的美洲人。

②俄尔甫斯(Orphee)：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和诗人，善弹竖琴的歌手。

一个卢梭的信徒，通过由罗尚博的厨房小伙计组织的舞会，来深入野人的生活，这难道不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吗?我很想笑，但我遭到无情的嘲弄。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我一身野人打扮——狩猎——美洲獾和加拿大狐狸——麝鼠——会捉鱼的狗——昆虫——蒙卡尔姆和沃尔夫

我在印第安人那里买了一套衣服：两张熊皮，一张作大氅，一张作床垫。除此之外，我再配上凸纹红绒无边圆帽、宽袖上衣、腰带、唤狗的号角、皮毛商人的皮背带。我的头发在我裸露的脖子上飘拂；我蓄着长胡子：我像野人、猎人和传教士。人们邀请我参加次日的狩猎，去打美洲獾。

这种动物在加拿大几乎绝种了，像海狸一样。

天没亮，我们就登船，沿着一条从森林流出的河流逆水而上；这种动物是在树林中发现的。我们一共有三十来个人，其中有印第安人，也有美国和加拿大的皮毛商人。一部分人带着猎狗，同船队并排前进，妇女们背着我们的食品。

我们没有碰见美洲獾，但是我们打死一些猞猁和一些麝鼠。过去，当印第安人不小心杀死这类动物的时候，他们都要举行仪式进行哀悼，因为大家都知道，麝鼠是人类的母亲。最善于观察的中国人断然肯定说，鹌鹑是由老鼠变成的，黄鹂是鼹鼠变成的。

河上的鸟和河里的鱼为我们的餐桌提供了丰富的食品。人们训练狗潜水：它们冲进河里，一直沉到河底抓鱼。我们围坐在大堆的篝火四周，妇女们利用篝火煮饭。

我们睡觉必须面孔朝下，避免烟火熏我们的眼睛；我们头上飘逸的烟雾使我们免受蚊虫的叮咬。

在显微镜下，各种食肉昆虫都是了不起的动物，它们可能是过去的飞龙，它们的外形是一样的；随着物质能量的减弱，那些水蛇、狮身鹰头怪兽的个子变小了，成为今天的昆虫。挪亚时代大洪水之前的巨人成了今天矮小的人类。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奥农达加湖畔露营——阿拉伯马——采摘植物——印第安妇女和奶牛

维奥莱先生为我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奥农达加人；奥农达加人是六个易洛魁部族之一的残余。我首先抵达奥农达加湖。荷兰人挑选一块建营的场地；有一条小河从该湖流出，我们的营地设在小河拐弯处。我们往地里打了两个叉形木桩，桩之间相距六尺；然后，我们在木桩之间搭上一根横杆。白桦树皮的一端垂在地上，另一端搭在横杆上，构成我们的宫殿的倾斜的屋顶。我们用马鞍当枕头，将大衣当被子。我们将一些小铃铛系在马脖子上，让它们在营地附近树林中溜达，它们不会走远的。

十五年后，当我在死海边离约旦河几步远的萨巴沙漠上野营时，我们的马匹——那些阿拉伯的轻快的子孙，仿佛在听教长讲故事，并且参与安塔拉和约伯的神马的传奇。

我们住进我们的棚屋时，才下午四时。我拿起我的步枪，到附近转悠。鸟很少。只有孤零零的一对在我前面飞来飞去，好像我故乡树林中那些小鸟；从雄鸟的颜色，我认出白麻雀，鸟类学家的passer nivalis①。我还听见白尾海雕唱歌，那歌声是很容易辨别的。飞翔的白尾海雕将我引至一条两边是光秃秃的石山的狭窄山谷里；半山坡上，有一座破破烂烂的棚屋；一条瘦奶牛在下面草地上走动。

①仓鹗。

我喜欢小房子：“A chico pajarillo chico nidillo，小鸟住小屋。”我坐在小屋所在的石山对面的山坡上。

过了几分钟，我听见山谷里传来讲话的声音。三个男人牵着五六匹肥壮的奶牛；男人们放奶牛吃草，同时用棍子将那匹瘦奶牛赶开。一个野人妇女从板屋里出来，朝她惊慌的牲口走去，呼唤它。奶牛向她跑去，并且伸长脖子哞哞叫着。种植园主在远处威胁印第安女人；女人走回她的板屋，身后跟着她的奶牛。

我站起来，走下山坡，穿过山谷，爬上对面的石山，来到小屋门口。

我用人们教我的话问好：“Siegoh!我来了。”印第安女人没有如习惯所要求的那样，以同样的方式答复：“你来了”，而是一声不吭。于是，我抚摸着奶牛，印第安女人黄色和伤心的脸孔显出激动的样子。我因为不幸的女人和奶牛的相依为命的关系而感动：哭泣那些谁也不哭泣的苦难是甜蜜的。

我的主人带着尚未消除的疑虑看了我一会，然后她走过来，用手抚摸着她的贫穷和孤独的伴侣的头。

我被这种信任的表示所鼓舞，用英语说——因为我的印第安语已经用完了：“她瘦得很啊!”印第安女人用她蹩脚的英语回答说：“她吃得很少。She eats very little．”“他们粗暴地赶她。”女人回答说：“我们俩对此习以为常了；Both。”我又说：“这片草场是你的吗?”她回答说：“这片草场是我丈夫的，他死了。我没有孩子，白鬼子把他们的奶牛赶到我的草场来放牧。”

我没有任何东西送给这位上帝的创造物。我们分手了。我的女主人对我讲了许多我听不懂的话，无疑是对我的前途的良好祝愿。这些祈愿之所以未被上帝听见，那并非她的过错，而是接受祝愿的人本身的毛病。并非所有人都有相同的享受幸福的能力，就像并非所有土地都能收获一样。

我回到我的棚屋里，等候我的是一顿土豆和玉米。傍晚是美妙的；湖面像一面没有镀锡的平整的镜子，没有一丝涟漪；呜咽的小河洗刷着我们的弥漫苹果清香的半岛。杜鹃反复吟唱它的歌曲：随着小鸟改变它发出爱情呼喊的位置，歌声有时来自远方，有时就在附近。谁也不呼喊我。哭泣吧，可怜的威廉!“Weep，poor Will”!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易洛魁人——奥农达加人酋长——韦利和弗朗克人——好客的礼仪——古希腊人

第二天，我去拜访奥农达加人酋长。我上午十时到达他的村庄。我立即被野人孩子包围起来，他们对我讲他们的语言，中间夹杂几句英语和几个法语单词。他们高声喧哗，显得兴高采烈的样子，就像我以后在希腊登岸时在高隆见到的土耳其孩子一样。这些印第安部落被圈在白人的开垦地中间，他们拥有马匹和牛群。他们的棚屋堆满用具；这些用具有些是在魁北克、蒙特利尔、尼亚加拉、底特律买的，另一些是在美国市场上买的。

当我们在北美内陆奔走的时候，在各种野蛮民族当中，看到文明民族所熟知的各种形式的政府，但这些政府处于原始状态。如果外国人不曾剥夺易洛魁人的机会，使他们不能继续发挥他们的天才，他们看来是一个注定能够征服其他印第安部落的种族。当别人头一次用火器对付这个勇敢的种族时，他们一点也不感到吃惊。他们面对子弹的呼啸和大炮的轰鸣神态自若，仿佛这是他们听惯的响声；他们对此并不比对一场雷雨更加留意。一旦他们弄到一支火枪，就会比欧洲人更善于使用。他们并不因此放弃棍棒、割头皮的刀、弓和箭；但是他们加上马枪、手枪、匕首和斧头。为了表现他们的英勇，他们似乎永远感到武器不够。这些世界豪杰，身上佩带着欧洲和美洲的双重杀人武器，头上插着翎饰，耳朵轮廓清晰，脸上涂得五颜六色，手臂上刺着花纹、染着血，在为反对入侵者而寸土必争的土地上，变得威风凛凛和骁勇异常。

奥农达加酋长是一个真正的老易洛魁人，他身上保存着这片蛮荒之地的古老传统。

认识酋长的英国人每次见到他都称他为the old gentleman．不过，“老绅士”身上一丝不挂；他头上插着羽翎，一条鱼骨穿透他的鼻孔，在他像奶酪一般光滑和浑圆的脑袋上，有时戴上三角形的帽子，象征欧洲的荣誉。韦利①不是同样翔实地描绘了历史吗?法兰克人的首领基尔贝里克用酸奶油搽头发，将嘴唇涂成绿色，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或者兽皮制的宽松大衣。在韦利笔下，他是一位出色的王子，甚至炫耀他的家具和马车，荒淫无度，几乎不信奉上帝，常常作弄他的大臣。

①韦利(Velly，一七○九—一七五九)：一部《法国史》的作者。

酋长殷勤接待我，让我坐在席子上。他能说英语，听得懂法语；我的向导懂易洛魁话，所以交谈毫无困难。在谈话中，老人对我说，虽然他的民族总是在同我的民族打仗，但他对我们始终怀着崇敬之心。他抱怨美国人；他觉得他们是不讲道理和贪婪的，而且后悔在瓜分印第安土地的时候，他的部落没有增加英国人的份额。

女人们给我们端上饭菜。用欧洲文明的观点看来，好客是野人剩下的最后美德；人们知道，他们过去就有这个传统；火炉有祭坛的威严。

当一个部落从树林中被赶出来之后，或者有人上门求宿的时候，外乡人开始跳一种称作“乞求人之舞”的舞蹈；孩子摸着门槛，说：“外乡人来了!”而主人说：“孩子，把人带进屋子。”外乡人在儿童陪同下走进房屋，坐在炉灰上面。女人唱起慰劳歌：“外乡人找到母亲和妻子，太阳将和从前一样为他升起，为他降落。”

这些习俗似乎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用的：地米斯托克利①在阿德迈特家中拥抱灶神和主人年轻的儿子；(我可能在迈加拉②践踏了可怜的女人的炉子，炉子底下藏着福基翁③的骨灰瓮)；而尤利西斯在阿尔喀诺俄斯④家中哀求阿雷戴：“高贵的阿雷戴，累再诺尔的女儿，我在遭受了残酷的苦难之后，跪倒在你面前……”讲完这句话，英雄后退一步，在炉灰上坐下来。

①地米斯托克利(Themisstocle)：希腊神话人物，他躲在他的敌人摩洛索斯人之王阿德迈特(Adm6te)家中。

②迈加拉(Megare)：古希腊城市。

③福基翁(Phodon，公元前四○二—前三一八)：雅典政治家和将军。

④阿尔喀诺俄斯(Pdcinous)：希腊神话中的淮阿喀亚王，瑙西索厄斯的儿子。

我跟年迈的酋长告别。魁北克城被占领时他在场。在路易十五统治的可耻年代里，加拿大战争的故事给我们些许安慰，好像在伦敦塔中找到我们古代的历史。

蒙卡尔姆①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负起保卫加拿大的重任，他面对的是经过休整、数量多三倍的敌军部队，他成功地战斗了两年。他打败了洛敦勋爵和艾伯克龙比将军。最后，他开始倒运。他在魁北克城下受伤，倒下；两天之后，他一命归天。他的部下将他埋葬在一个由炮弹炸开的洞穴里，这是与他的军事功绩相称的坟墓!他高贵的敌人沃尔夫死在他对面。他以他的生命偿付了蒙卡尔姆的生命，获得为捍卫法兰西国旗而牺牲的荣耀。

①蒙卡尔姆(Montcalm，一七一二—一七五九)：法国将军，一七五九年战死于魁北克。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从奥农达加湖至杰纳西河之行——蜜蜂——开垦地——殷勤好客——床——中魔的响尾蛇。

我的向导和我重新上马。我们的道路变得更加艰难，成堆的伐倒的树木是仅有的标志。树干用来在小溪上架设桥梁，或者填塞坑洼。美国居民当时纷纷迁往杰纳西河流域的开发地。按照土壤的好坏、树木的质量、河水经过的位置和河水的丰沛程度，这些开发地的卖价或高或低。

人们注意到，垦殖者还没有来，蜜蜂就先到了。它们是耕种者的先驱，它们是正在诞生的工业和文明的象征。它们并非美洲的土著，是随着哥伦布的帆船到达的；在这个花卉的新世界里，这些和平的征服者掠夺的只是土人不知道用途的宝物。它们利用这些宝物，仅仅是为了使宝物原生地的土壤变得更加富饶。

在我途经的大路两边，开垦地展现原始状态和文明状态的奇妙混杂。在过去仅仅回响野人的叫喊和猛兽的吼声的森林里，人们看见一块耕耘过的土地；在同一地点，你可以看见印第安人的小屋和种植者的住宅。某些已经完工的住宅使人联想到整洁的荷兰农庄；有些住宅正在施工，只有天空作屋顶。

我在这些住宅里受到接待。我在里面常常看见享受欧洲舒适设施的家庭：桃花心木的家具、钢琴、地毯、镜子。这样的住宅离易洛魁人居住的小屋仅仅几步路。傍晚，当佣工带着斧头从树林或田野上归来时，人们打开窗子。我的主人的女儿们，头顶金黄的卷发，面对着蛮荒的景色，在瀑布的低鸣中，在钢琴伴奏下唱庞道尔菲托·德·帕埃兹爱洛的二重唱或者西马洛扎①的歌曲。

①这两位意大利作曲家的主要作品发表于一七七○年至一八○○年之间。

在那些最好的土地上，建立了市镇。在古老的树林中，高耸着新钟楼的尖顶。由于英国人走到哪里，他们国家的风俗习惯也跟随到哪里。在穿越了那些阒无人烟的地区之后，我远远看见一块在树枝上摇晃的客栈招牌。猎人、种植者、印第安人在这样的车马店里聚会：我是第一次在那里歇息，我发誓这也是最后一次。

走进这间小客栈，令我惊讶的是那张围着一根柱子展开的圆形大床。每位房客往床上一躺，脚顶中央的柱子，脑袋枕在圆圈的周边上。这样，睡觉的人排列得井然有序，好像一只轮子的辐条或者一把扇子的扇骨。经过一番犹豫，我上了床，因为床上一个人也没有。当我开始模模糊糊入睡的时候，我感觉有什么东西碰到我的身体：那是我的肥壮的荷兰向导的腿。我毕生未曾碰见比这更加可怕的事情。我跳出这个装人的筐子，由衷地诅咒我们的善良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习俗。我裹着毯子到月光下睡觉，这样的伴侣对于睡眠的旅人是愉快、清新和纯洁的。

在奥农达加河岸边，我们找到一只渡船。一群垦殖者和印第安人同我们一道过河。我们在被蝴蝶和花朵点缀的草原上扎营。由于我们不同的服装，由于营火四周不同的人群，由于我们系着的或放牧的马匹，我们好像一个穿越沙漠的旅行队。在那里，我碰到一条对笛声着迷的响尾蛇。希腊人也许会将我的加拿大人变成奥尔甫斯；将我的笛子变成一架竖琴；将蛇变成塞尔伯尔①，或者欧里狄克②。

①塞尔伯尔(Cerbere)：神话中的三头怪犬，负责守卫地狱。

②欧里狄克(Eurydice)：希腊神话人物，奥尔甫斯的妻子。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印第安人一家——森林之夜——离开这家人——尼亚加拉的野人——戈登上尉——耶路撒冷

我们朝尼亚加拉进发。在我们离瀑布还有七法里或八法里地的时候，我们在一片橡树林中看见几个野人围着一堆营火；他们身旁是一条小溪，我们自己也想在那里露营，并利用他们的篝火。我们洗刷了马匹，自己也洗嗽一番，然后上前同游牧部落搭讪。我们盘着腿，同印第安人一样坐在篝火周围，开始烤玉米棒子。

这家人由两名妇女、两个吃奶的孩子和三名战士组成。谈话是泛泛的，即我用有限的词说话，再加上许多手势。然后，每人在自己所在的位置就地入睡。只有我无法人眠。我到旁边去，坐在一株匍匐在溪边的树根上。

月亮升到树顶上；夜空皇后从东方带来的馥郁的微风好像她清新的气息率先来到树林中。孤独的星辰冉冉升起：她时而宁静地在蔚蓝的天空里驰骋，时而越过好像笼罩皑皑白雪的山巅的云彩。如果没有树叶的坠落、乍起的阵风、灰林鸦的哀鸣，周围本来是一个万籁俱寂的世界；远处不时传来尼亚加拉瀑布低沉的咆哮，咆哮声在寂静的夜空越过重重荒原，最后湮灭在孤独的森林之中。在这样的夜晚，一位不认识的缪斯出现在我面前；我听见她的歌声；我借助星光，把这些歌声记录在我的书上，像一位子庸的音乐家写下某位伟大的和声大师口述的乐音。

次日，印第安男人将自己武装起来，女人们收拾行李。我向我的主人们分赠一点火药和一点朱砂。我们碰碰额头和胸脯，随后就分手了。土人们发出前进的呐喊，女人跟在后面，包裹在皮毛中的孩子悬挂在她们肩上；孩子们掉头看我们。我目送这个队伍离去，直到他们完全消逝在森林的树木之间。

野人负责英国人管辖区的尼亚加拉瀑布的治安。这些相貌奇特的宪兵手里拿着弓和箭，阻止我们过境。我不得不派荷兰人到尼亚加拉要塞，要一张进入英国人统治区的通行证。这是有点令我难受的事情，因为我记得法国过去曾经是下加拿大和上加拿大的主人。我的向导拿着通行证回来了。这张纸我现在还保存着；通行证上的签名是：戈登上尉。在耶路撒冷的我的单人小室的门上，我看到同样的英文名字，这难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吗?“十三名朝觐者在房内门上留下姓名：第一位名叫查理—朗巴，他在耶路撒冷的时间是一六六九年；最后一位是约翰—戈登，他路过的时间是一八○四年。”

(《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尼亚加拉瀑布——响尾蛇——我在深渊边上跌倒

我在印第安人的村庄里停留两天；在那里，我又给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写了一封信。印第安女人从事多种多样的活动；她们把婴儿放在树枝编成的网里，网悬挂在紫红色的大山毛榉上。草上布满露水，馨香的风从树林里吹出来，而当地种植的棉田里，棉桃已经绽开了，好像白色的玫瑰。几乎不为人觉察的微风在上空吹拂着；母亲们不时站起来，看看她们的孩子是否睡得安稳，是否被鸟儿吵醒。

从印第安村庄到大瀑布，距离大约为三四法里。我的向导和我用了三四个小时才到达那里。在六英里之外，一道雾柱就告诉我们，那就是瀑布所在地了。我走进树林的时候，内心因为欢乐和恐惧而激动。树木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使我看不见大自然献给人类的最壮观的景象之一。

我们下马。牵着缰绳，穿过树丛和荆棘，到达尼亚加拉河岸边，来到瀑布上游七八百步的位置，我继续往前走，在急速飞驰的河水边，向导抓住我的胳膊拦住我，只见河水如离弦之箭，沿着岩石的斜面飞奔而下。河水跌落前的寂静与它跌落时的轰鸣形成反差。《圣经》经常把一个民族与大河相比，而此处是一个濒死的民族。它因为奄奄一息而失声，朝永恒的深渊奔去。

向导始终没有松手，因为我觉得自己仿佛被河流吸引着，不由自主地想纵身跳下去。我时而朝上游、朝河岸望去，时而朝下游、朝将河流一分为二的岛屿望去。在岛那边，河流蓦然不见踪影，好像被凌空斩断似的。

我的心情是惊愕和一种无法形容的赞美，一刻钟后，我朝瀑布走去。你们可以在《革命论》和《阿达拉》中读到我对瀑布所作的两种描绘。今天，大路一直通到瀑布。在美国和英国①两边都有小客栈；深壑下建立了一些磨坊和手工作坊。

①当时加拿大属英国。

面对如此壮丽、纷繁的景色，我无法表达那些使我激动的思想。在我前半生的荒漠里，我不得不臆造一些人物来点缀我的生命；我用我自身的养料塑造的这些生命是我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他们就在我身上。我把阿达拉和勒内对往事的回忆安排在尼亚加拉瀑布旁边，以显示瀑布的凄清。如果人类不把他的命运和不幸置身其间，对于冷漠无情的天和地，一个不停倾泻的瀑布算得了什么呢?沉溺于山水的孤独，能够同谁谈论这伟大的景象呢!波浪、岩石、林木、激流，都自生自灭!你如果给心灵找到一个伴侣，山丘动人的盛装、流水清新的气息，一切都会变得令人陶醉。白天的旅行、黄昏甜蜜的憩息、江河的横渡、苔藓上的休眠，都将唤起心中最深沉的温情。我让弗蕾达②坐在阿尔莫里克的沙滩上，让西莫多塞①坐在雅典的柱廊下，让白兰卡坐在艾勒汉卜拉宫的②大殿里。亚历山大在所到之处都建立城市，我在我生活过的地方都留下梦幻。

②弗蕾达(Velleda)：夏多布里昂的另一部著作《殉道者》中的人物。

①西莫多塞(Cymodocee)：《殉道者》中的人物。

②艾勒汉卜拉宫(Alhambra)：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摩尔人王国的宫殿和城堡，建于一二三八一—一五五六年；白兰卡(Blanca)：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阿邦赛琪拉末代王孙的艳遇》中的人物。

我观赏过阿尔卑斯山的瀑布和山上的羚羊，我也观赏过比利牛斯山的瀑布和山上的羚羊。我曾经逆尼罗河而上，但未曾到达瀑布所在的位置，这些瀑布变成激流。我不谈泰尔尼和蒂瓦尼蔚蓝的景色，废墟上优雅的彩虹或诗人创作诗歌的题材：

Et proeceps Anio ac Tiburni lucus

湍急的阿里奥和神圣的蒂布尔森林③。

③贺拉斯的诗句。

这一切在尼亚加拉面前都相形失色。我凝视的这个瀑布，不是由我这样无足轻重的旅人，而是由传教士们介绍给旧大陆的。他们为上帝寻求僻静之所，看见大自然的奇迹就下跪，唱着赞歌接受殉难。我们的教士们向美洲壮丽的风光致敬，并且用他们的血给这些风光祝圣。我们的战士向底比斯④废墟鼓掌欢呼，带枪向安达卢西亚⑤致敬。法兰西的全部民族特性表现在我们的兵营和我们的祭坛这双重的军队身上。

④底比斯(Thebes)：古埃及城市。

⑤安达卢西亚(Andalousie)：西班牙南部城市，那里古建筑颇多。

我牵着马，缰绳缠在手臂上。这时，一条响尾蛇在灌木丛中咝咝作响。受惊的马直立起来，朝瀑布倒退。我无法解下缠在手臂上的缰绳。马越来越惊慌，拖着我走。它的前蹄已经离开地面了；它在深渊边缘蹲下，依靠胁部力量才没有掉下去。如果这时候马看见新危险蓦地一惊，而朝里转身，那么我就没命了。要是我在加拿大森林里丧命，我的灵魂会给至高无上的圣坛奉献什么呢?是各种祭品、优秀著作、若克和拉勒芒神父①的德行，还是虚掷的生命和可悲的空想?

①十七世纪的法国耶稣会会士，曾到加拿大传教。

这并非我在尼亚加拉碰到的惟一危险。有一条藤梯，是土著为下到瀑布底的盆地而用的；藤梯此时断了。由于我极想从下往上看瀑布的景色，就不顾向导的劝告，沿着一块几乎笔直的岩石冒险而下。虽然脚下有翻腾、轰鸣的河水，我的头脑是清醒的，我一直走到离底部四十来步的地方。在那儿，笔直的岩石光秃秃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攀附。我用手抓住最后一棵树根，半悬在空中。但是，由于我自身的重量，我觉得手指渐渐松开了。很少有人像我这样经历过这么难捱的两分钟。我精疲力尽，终于松手了。我跌了下去。万幸的是，我落在一块岩石的凸角上。我本来难免粉身碎骨的，但这时我感觉并无大碍。我离深渊仅有半步，居然没有滚到里面去。可是，当寒冷潮湿开始透彻筋骨时，我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尚未脱身。我左臂肘以上的地方折断了。我朝在上面看着我的向导挥手求救，他跑去找土著。他们通过一条水獭才能走的小径用柳条把我拉了上去，并且把我抬到他们村子里。我的伤只是简单骨折，两块夹板、一条绷带、一条悬吊三角巾就足以使我痊愈了。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在一间棚屋里度过的十二天——野人风俗的变化——生和死——蒙田——游蛇之歌——一个印第安少女的哑剧，米拉的原形

我在照料我的尼亚加拉印第安人家中住了十二天。我看见从底特律或位于伊利湖以南和以东地区来的印第安人从那里经过。我了解他们的习俗，用一些小礼物交换他们的古老风俗的遗物，因为这些风俗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在美国独立初期，野人还吃俘虏，或者不如说吃被杀死的俘虏。一位英国上尉用一只汤勺在印第安人的锅里盛汤，结果从中捞出一只手。

生和死是印第安风俗中保存得最完好的部分，因为它们不像将它们分开来的那部分生命那样轻易消逝；它们并不是有去无回的一时的事情。为了表示对新生儿的尊敬，人们仍然用家族最古老的名字——例如他祖母的名字——给他命名，因为名字都是从母系中借用的。从此刻起，孩子就取代他借用名字的妇女的位置；人们同他讲话的时候，对他以这个名字复活的亲属关系相称；这样一来，一个叔叔可能以“祖母”来尊称他的侄儿。这个表面看来可笑的习惯其实是令人感动的。这个习惯复活了死去的祖先；它在幼年的弱小中再现了暮年的虚弱；它使生命的两个极端、家庭的开始和结束互相接近；它赋予祖先以永生，并且设想他们仍然活在他们的后代中间。

关于死者，找到印第安人重视圣骨的原因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文明民族为了保持对祖国的怀念，运用文学和艺术；它们建造城市、宫殿、塔楼、纪念柱、方尖碑；它们在从前耕种过的田地里留下犁沟；姓名镂刻在青铜和大理石上，行为记录在编年史中。

对于孤独的民族，这一切都不存在：他们的姓名不刻在树木上；他们的棚屋几个小时就建好，顷刻间便不见踪影；他们犁地仅仅擦过地面，甚至不能形成犁沟。他们的传统歌曲随着歌唱者去世而湮没。因此，新世界的部落只有一种纪念碑：坟墓。你掠夺野人先辈的骨骸，就是掠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法律、甚至他们的上帝；你在他们的后代当中夺去了他们曾经存在的证据。

我想听我的主人唱歌。一个名叫米拉的印第安少女，十四岁，长得很漂亮(仅仅在这个年龄，印第安女人是漂亮的)，她唱了一些十分动听的东西。这是不是蒙田提到过的歌曲呢?“游蛇呀，停下来；停下来，游蛇，让我的姐姐照你的模样画个样子，做一条漂亮的腰带，送给我的情人：这样，它永远有你的美貌，你的才能，其他蛇都甘拜下风。”

《随笔》的作者在鲁昂遇见一些易洛魁人，按照他的印象，他们是一些很通情达理的人；他加上一句说：“可是，他们没有穿短裤!”

如果我有一天出版我青年时代的《随想》，或像克莱芒·德·亚历山德里①所说的，《杂谈》，读者会在其中看到米拉。

①克莱芒·德·亚历山德里(Clement d'Adexandrie)：公元三世纪初的希腊教神甫和哲学家。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离题的话——从前的加拿大——印第安民族——风尚的衰败——宗教所传播的真正文明；商业引进的虚假文明——猎人——代理商行——狩猎——混血儿或焦木头——公司之间的战争——印第安语的消亡

今天的加拿大人不再是卡蒂埃、尚普兰、拉翁唐、莱斯波、拉菲托、夏勒瓦①和《告诫信》所描写的那个样子。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还是纵情遐想和风俗纯真的时代；奇妙的想象力反映纯朴的天性，纯真的风俗表现野人的朴实。一六○三年，尚普兰在他的第一次加拿大之行结束时说：“在夏勒湾附近偏南的地方，有一座岛屿，那里居住着一种可怕的怪物，野人称之为古古。”加拿大有它的巨兽，就像暴风角有它自己的巨兽一样。荷马是所有这些发明的真正祖先；不外是独眼巨人②，海怪③，六头女妖④，吃人妖魔或古古。

①卡蒂埃(Jacques Cartier，一四九一—一五五七)、尚普兰(Samuel Champlain，一五六七—一六三五)、拉翁唐(Lahontan，一六六六—一七一五)、莱斯加波(Lescarbot)、拉菲托(Laffiteau)、夏勒瓦(Charlevoix，一六八二—一七六一)：都是到“新世界”探险的法国探险家，其中不少人回国后著书写下他们的经历。

②独眼巨人(Cyclopes)：希腊神话人物。

③海怪(Charybde)：希腊神话中的动物。

④六头女妖(Scylla)：希腊神话中的女妖，住在意大利墨西拿海峡的岩礁上。

北美野人，不包括墨西哥人，也不包括爱斯基摩人，今天不到四十万，分布在落基山脉内外；有些旅行家甚至估计只有十五万人。印第安人的风尚的衰败是同他们部落人数的减少同时发生的。宗教传统弄乱了；加拿大耶稣会会士推广的教育将外来思想同土著的本来思想混杂在一起。从那些粗糙的寓言，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信仰被弄得面目全非；大多数野人将十字架作为装饰物佩戴，而信奉新教的商人向他们出售天主教神甫送给他们的东西。应该说，印第安人对我们很有感情，他们仍然怀念我们。在美洲森林中，“黑袍”(传教士)仍然受到尊重，这是我们祖国的光彩，是我们宗教的荣耀。在我们曾经是他们的头一批客人的树下，在我们走过的土地上，在我们向他们托付坟墓的地方，野人继续爱我们。

当印第安人赤身露体，或者身披兽皮的时候，他们身上有一种伟大和崇高的东西；此刻，褴褛的欧洲服装并不能遮掩他们的裸露的身体，而是他们的苦难的证据：他们是商行门口的乞丐，不再是森林中的野人。

终于，形成一个由殖民者和印第安人生育的混血人种。由于他们的皮肤的颜色，人们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称之为“焦木头”；他们充当他们的双亲所属的种族之间的贸易经纪人。他们讲他们父亲和母亲的语言，但他们也有两个种族的缺点。这些文明天性和野蛮天性的混血儿，有时投靠美国人，有时投靠英国人，将皮毛贸易的垄断权交给他们。他们使哈得孙公司和西北公司等英国公司，与哥伦比亚—美国皮毛公司和密苏里皮毛公司等美国公司之间保持竞争；他们自己也被商人猎取，而且同各个公司雇佣的猎人一起进出狩猎区。

美国独立战争是他们惟一知道的战争。他们不知道血是为一小撮商人的利益流的。一八一一年，哈得孙湾公司将红河边上的一块地卖给塞尔扣克伯爵①；这块殖民地建立于一八一二年。西北公司或加拿大公司感到不快。这两间公司和不同的印第安部落结成同盟，都得到“焦木头”的协助，大打出手。这些内部冲突在哈得孙湾的冰冻的荒漠上进行，详细情况是骇人听闻的。一八一五年六月，正当滑铁卢战役的时候，塞尔扣克勋爵的殖民地被摧毁了。在这两个舞台上——一个是举世闻名的，一个是默默无闻的，人类蒙受的苦难是相同的。

①塞尔扣克伯爵(Thomas Douglas Selkirk，一七七一—一八二○)：加拿大人，一八一○年担任哈德孙湾公司的领导。

你不要到美洲去寻找夏勒瓦所讲述的那些人为建成的政治制度吧：休伦人的君主制，易洛魁人的共和国。类似这种毁灭的东西已经或正在欧洲完成，甚至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一四○○年前后，一位波斯诗人，在条顿人修会的宴会上，用古波斯语歌颂他的国家的古代武土的战功，谁也没有听懂。结果，作为报酬，人们赐给他一百个空核桃。今天，随着牧羊人和农夫逐渐死去，下布列塔尼语、巴斯克语、盖尔语正在简陋的窝棚里逐渐消逝。

在英国人统治的康沃尔②，土著的语言在一六七六年左右灭绝了。一位渔民对旅行者说：“我只认识四个或五个讲布列塔尼语的人，都是同我一样的老人，六十岁到八十岁之间；年轻人一个字也不懂。”

②康沃尔(Comouailles)：位于加拿大东南部。

奥利诺科③的部落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的方言只剩下被释放的鹦鹉在树顶上重复的那十来个词，就像那只在罗马宫殿的栏杆上学讲希腊语的阿格丽品娜的斑鸫。我们的现代语言是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残余，迟早这将是它的命运。从最后一名讲法语—高卢语的神甫的笼中飞出的乌鸦，将在废弃的钟楼顶对跟我们的继承人无关的种族说：“请接受你们熟识的这个嗓门的最后努力：你们将终止这一切演说。”

③奥利诺科(Orenoque)：拉丁美洲一条河的名称。

成为波舒哀吧，为了在鸟的记忆里，你的作为最终成果的杰作，比你的语言，比你在人们当中的记亿，活得更加长久!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美洲的前法国属地——遗憾——过去的怪癖——弗朗西斯·科南哈的信

在谈到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时，在凝视旧地图上法国在美洲广阔的前殖民地时，我常常想，我的国家的政府怎么会丢掉这些殖民地呢?它们在今天，本来会成为我们的繁荣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从阿卡迪亚和加拿大到路易斯安那，从圣劳伦斯河口到密西西比河口，新法兰西的领土包括最早的十三州联邦：其它十一个州，连同哥伦比亚区、密执安、西北、密苏里、俄勒冈、阿肯色，过去都属于我们，就像由于我们在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的继承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割让，它们今天属于美国一样。包括东北部的大西洋、北部的北极海、西北部的太平洋俄国属地、南部的墨西哥湾之间的整个地区，即是说，三分之二的北美领土本来会承认法国的法律。

我担心复辟王朝由于与我在此表达的思想相反的思想而失败。留念过去的怪癖，这个我与之不断斗争的怪癖，如果它只是通过剥夺国王对我的宠幸而推翻我，不会造成任何损失；但是，它很可能推翻王位。政治上停滞不前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要随着人类的智慧前进。尊重时代的大多数人吧。以崇敬的心情对待过去的世纪吧，它们因为我们先辈的威望和对他们的记忆而变得神圣；但是，不要试图朝过去倒退，因为它们不再反映我们的真正性质，而且如果我们试图抓住它们，它们就会烟消云散。据说，大约在一四五○年，埃克斯拉—沙贝尔圣母院的教士会议，叫人打开查理大帝的坟墓。人们看见皇帝坐在一张金椅子里，他变成骷髅的手里拿着一本用金子书写的福音书，面前放着权杖和金盾牌；他身边有他的装在金套子里的宝剑。他身穿皇帝的长袍。一条金链使他的头保持直立；头部盖着一块裹尸布，遮住他脸部的位置，上面顶一个皇冠。有人碰一下这个残存的尸体，它立即倒下，变成灰尘。我们过去在海外占有广阔的领土，它们为我们过剩的人口提供居留地，为我们的商业提供市场，为我们的海军提供补给地。现在，我们被别人从人类重新起步的新世界排斥出来。在非洲、亚洲、大洋洲、南海的岛屿上、两个美洲的大陆上，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用来表达几百万人的思想；而我们，未能继承我们的勇敢和天才的征服，仅仅在路易斯安那和加拿大几个由外国人统治的小镇上，听得见柯尔贝尔①和路易十四的语言：它留存在那里，仅仅是作为我们的厄运和我们的错误政策的证据。

①柯尔贝尔(Jean-Baptistc Colbert)，法国政治家，路易十四时期的参政大臣。

现在，在加拿大的森林上，是哪个国王的统治取代了法国国王的统治?是那个昨天叫人给我写了如下信件的国王：

一八二二年六月四日于温莎皇家城堡

子爵先生：

我收到国王陛下谕旨，邀请阁下于本月六日星期四到此地进晚餐和过夜。

非常谦卑和非常顺从的仆人

弗朗西斯·科南哈

我命中注定要遭受王公的折磨。我暂时搁笔；我重新越过大西洋；我治愈了我在尼亚加拉瀑布摔断的胳膊；我脱下身上的熊皮；我重新穿上我的绣金礼服；我走出易洛魁人的棚屋，来到联合王国的君主、印度的统治者、大不列颠陛下的王宫；我离开了我的耳朵轮廓清晰的主人和戴珍珠的野人少女；同时祝愿科南哈夫人①像米拉一样可爱，保持仅属于春天和我们高卢诗人称为四月的岁月。

①科南哈夫人是乔治四世的宠姬，当时已是半老徐娘。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原始的美洲——加拿大湖——印第安人的小船船队——天性的毁灭——坟墓之山谷——河流的命运

戴珍珠的少女的部落出发了；我的荷兰向导拒绝陪我到尼亚加拉瀑布以外的地方去。我向他支付了报酬，加入准备沿俄亥俄河顺流而下的商人队伍。在出发之前，我朝加拿大湖泊瞥了一眼。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湖泊的景色更加凄凉的了。

一望无际的大洋和地中海开辟了通往各国的道路，而它们的海岸上住着或曾经居住过文明、人数众多和强大的民族；加拿大的湖泊是光秃秃的水面，与水面相连的是一无所有的陆地：孤寂之中的孤寂。没有居民的海岸遥望着没有船舶的大海；你从荒凉的海面登上阒无人烟的海滩。

伊利湖周长超过一百法里。两个世纪之前，湖滨的居民被易洛魁人消灭了。目睹印第安人乘着皮艇在这以风暴驰名、过去挤满蛇的湖泊上冒险，实在是可怕的事情。印第安人把他们的神挂在船尾，在翻腾的波浪中冲进漩涡。与船帮齐平的浪涛似乎随时要将小艇吞没。猎狗将前爪撑在船帮上，吠叫着，而它们的主人保持深邃的沉默，用他们的短桨有节奏地击打着水面。小艇依次前进：在头一条小船的船头，站着酋长，他重复着由两个元音组成的号子“乌阿”。“乌”是低沉的，拖得很长；“阿”是尖锐和短暂的。最尾的小艇上是另一位首领，也站着，操纵一只像舵的桨。其他战士蹲在船舱里。人们穿过浓雾，迎着风，只看见印第安人头上的羽毛，吠叫的猎狗的伸长的脖子，两位既是舵手又是占卜者的酋长的肩膀：他们仿佛是湖泊之神。

在旧世界里，加拿大河流是没有历史的。恒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多瑙河和莱茵河的命运不同。它们在它们两岸什么变化没有看见过!这些牧人在源头可以一步跨过的河流，让征服者抛洒了多少血汗!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俄亥俄河

从加拿大的湖泊出发，我们到达肯塔基河和俄亥俄河交汇处的匹兹堡。那里，风景变得绚丽多彩。这个风景秀丽的地区叫肯塔基，是以流经它的河流的名称命名的。那个名字的意思是“血河”。它取这个名字是由于这条河流的美丽。在长达两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切罗基人和易洛魁人争夺这片狩猎地。

在这些地区，欧洲人是否比那些被消灭的美洲人更加有德行，更加自由呢?在这些人类享受原始独立的荒漠里，奴隶们将不必在他们主人的皮鞭下耕种土地吗?监狱和断头台将不会取代敞开的茅屋和鸟儿用作抱窝之地的高耸的鹅掌楸吗?

土地的富饶不会引发新的战争吗?肯塔基将不再是“血地”吗?艺术的建筑物会比大自然的建筑物更好地装点俄亥俄河两岸吗?

沃巴什、大希布利尔、翼河或坎伯兰河、切罗基或田纳西、黄滩过去了，我们到达一个涨水时常常被淹没的狭长半岛。那里的纬度是三十六度五十一分，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在那里汇合。两条河以相同的力量碰撞，各自降低速度；在几千年时间里，它们在同一条航道里并肩而眠，但并不混同，好像两个起初不同的民族，后来汇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好像两位著名的对手，在战斗之后，睡在同一张床上；好像两个敌对家族的夫妻，最初并没有在新房里分享命运的愿望。

我也一样，如同江河的强大水流，我将我生命的小河有时流到山那边，有时流往另一边；随心所欲地犯些错误，但从未做过坏事；与富饶的平原相比，我更喜欢穷困的山谷，我在花朵旁边而不是在宫殿旁边滞留。而且，我如此醉心于我的旅行，以致我几乎不再想到极地。一帮商人允许我和他们同行，他们是从佛罗里达的克雷克人那里来的。

我们启程前往当时统称为佛罗里达、而现在包括亚拉巴马、佐治亚、南卡罗来纳、田纳西等州的地区。我们大致沿着从纳奇兹到纳什维尔的大路(途经杰克逊和弗洛伦斯)，而这条大路经过克诺斯维尔和塞勒姆，又转回到弗尔吉里。弗尔吉里当时是一个很少人光顾的地方，但巴特拉姆①考察过它的湖泊的风景。佐治亚和海滨佛罗里达的种植者深人到克雷克人的各个部落里，购买马匹和半驯化的牲口；这类牲口在掘有水井的大草原上无限繁殖，我让阿达拉和夏克达斯在这些水井边憩息。他们甚至远行至俄亥俄河。

①巴特拉姆(Bartonam John，一六九九—一七七七)：美国博物学家和探险家。

我们被清凉的风吹拂着。俄亥俄河由于许多小河汇人而扩宽了，有时流向我们面前的湖?白，有时钻进树林。湖心隆起一些小岛。我们扬帆朝其中一个大岛驶去。上午八时，我们登岸了。

我穿越一片草原，草原上点缀着开黄花的绮丽千里光、有玫瑰色花冠的阿洒和有紫红色冠毛的奥贝拉里阿。

印第安人留下的废墟引我注目。这个遗址和大自然的青春之间的反差，这蛮荒中的人类建筑物令人惊诧不已。什么人曾经在岛上住过?他姓什么?他的种族?他什么时候从这里经过?他活着的时候，他藏匿的世界是否不为地球其他三部分所知?此人沉默的时候也许正当某些伟大民族惊天动地的时候，可是后者也归于沉寂。

在淡绿的茎上吊着玫瑰色花朵的罂粟丛中，冒出蜿蜒的沙丘、废墟或山包。只要碰过植物，茎和花的芳香就留在手指上。花儿残留的芬芳是孤独中度过的生命所留在记忆中的形象。

我观察睡莲：它准备在日落时将它白色的百合花藏在波浪之中；伤心树要等到黑夜来临才绽开它的蓓蕾：妓女起床了，妻子才能睡觉。

金字塔形的月见草高达七至八尺，有墨绿花边的椭圆叶子，它有不同的习惯和不同的命运：它的黄花傍晚才微微绽开，一直到金星降到地平线之下；它在星光下继续开放；日出时它光灿夺目；上午过去一半时间，它开始凋谢；到正午，它变成尘埃。它仅仅生活几个小时；但是，如果天气晴朗，它会加快它的行程，在金星和晨曦的气息之间夭亡。然而，生命的短暂又有何妨?

一条小溪旁长满捕蝇草；无数蜉蝣在周围嗡嗡呜叫。还有蜂鸟和蝴蝶，穿着华丽的服装，同花坛的绮丽多彩争芳斗艳。在这些散步和观察当中，我常常对它们的微末感到惊讶。什么!令我感到压抑、并且将我赶进森林的革命在我身上没有激起任何庄严的东西吗?什么!在我的祖国天翻地覆的时候，我却去谈论风景、植物、蝴蝶和花朵?人们用最微末的东西用来衡量最伟大的事件。多少人对这些事件无动于衷?另外还有多人对这些事件一无所知?世界上的全部人口估计为十一亿到十二亿；每秒钟有一个人死去。这样，在我们生存、我们微笑、我们欢乐的每一分钟，有六十个人死去，有六十个家庭在哀叹、在哭泣。生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瘟疫。这条缠绕我们的哀悼和丧葬的锁链不会断裂，它在延长；我们自己也将变成它的一环。此外，虽然我们为这些严重的灾祸哭泣，但是世界上，比四分之三还多的人永远不会听见谁说起这些灾祸!在取得传播到离我们坟墓不过几里远的声名之后，让我们喘口气吧!让我们沉浸在幸福的海洋中去吧!我们的幸福的每一分钟在不断更新的六十副棺材中间流去!

Nam nox nulla diem，neque noctem aurora secuta est，

Quae non audierit mixtos vagitibus aegris

Ploratus，mortis comites et funefis atfi．①

①拉丁文，卢克莱修的诗句。

“没有白天跟随黑夜，没有黑夜跟随日出；日出没有听见夹杂痛苦嚎叫的哭泣，而痛苦嚎叫是死亡和葬礼的伴侣。”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青春泉——穆斯高古热人和西蒙诺勒人——我们的营地

佛罗里达的野人说，在某个湖泊中央有一座岛，岛上生活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穆斯高古热人曾经数次试图征服该岛；但这个伊甸园在皮舟前面消失了，这是我们无法实现的幻想的本来形象。

这个地方还有一口青春泉：有谁会希望再生呢?

在我眼皮底下，这些神话差不多变成现实。在我们最没有思想准备的时候，我们看见一道湾汊里驶出一队小艇，有的被人用桨划动着，有的扬着风帆。他们在我们岛上登陆。船上载着两家克雷克人，其中一家是西蒙诺勒部族的，另一家是穆斯高古热部族的，在他们当中还夹杂谢罗基部族的人和“焦木头”。这些野人之俊美使我十分诧异，他们一点不像加拿大野人。

西蒙诺勒人和穆斯高古热人都相当高大，但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女儿却是美洲最矮小的女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登岸来到我们身边的印第安女人是谢罗基人和卡斯蒂利亚人的混血儿，身材高挑。她们当中有两位好像圣多明各和法兰西岛的克里奥尔人，但黄色皮肤，举止典雅，与恒河女人相似。这两位佛罗里达堂姊妹成了我的人物原型，一位成了阿达拉，一位成了塞吕塔。只是她们比我描绘的形象更加美丽，因为我无法表达这不断变化和难以捉摸的表情，也无法表达她们的容貌的种族和地域特征。在这椭圆的脸上，在这仿佛透过淡桔黄色烟雾看见的肤色上，在这如此乌黑和如此温柔的头发里，在这双微微开启的光滑的眼皮半遮掩的大眼睛里，总之，在印第安女人和西班牙女人的双重诱惑中，有某种难以形容的东西。

客人的到来稍稍改变了我们的行止；我们的掮客开始打听马匹的情况，我们决定在种马场附近安顿下来。

我们扎营的平原上到处是公牛、奶牛、野牛、水牛、鹤、火鸡、鹈鹕。飞禽用白色、黑色和玫瑰色点缀大草原绿色的背景。

强烈的感情令我们的商贩和猎人激动。并非地位、教育、偏见的激情，而是天生的、饱满的、充沛的情欲，它们直奔它们的目标，见证是无名树林深处一棵倒下的树，一个无法重新寻觅的山谷，一条不见经传的河流。西班牙男人和克雷克女人的关系构成这些艳遇的背景，“焦木头”在这些浪漫故事当中扮演主要角色。有一个著名故事，讲述一个烧酒商人如何被一名“画成的女人”(妓女)引诱和弄得倾家荡产。这个故事改编成名为《塔巴密伽》的西蒙诺勒语长诗，在森林中被人传唱。印第安女人也被殖民者掠夺，很快被抛弃在彭萨科拉，在那里抑郁而死。她们的不幸增加了《抒情诗集》的篇幅，可同施曼娜①的悲歌排在一起。

①施曼娜(Chimene)：法国十七世纪剧作家高乃伊的作品《熙德》中的女主人公。

两个佛罗里达女人——俄亥俄河畔的废墟

大地是迷人的母亲。我们诞生在她的怀抱。我们在孩提时，她让我们吮吸她充满奶水和蜜汁的乳房；青年和壮年时，她向我们慷慨献出她清凉的水、她的粮食、她的果实；无论何处，她都向我们提供荫凉，沐浴之地、餐桌和床榻；我们死时，她向我们重新敞开她的襟怀，用青草和鲜花盖住我们的躯体，同时悄悄用她的滋养改变我们，让我们在某种优雅的形式下再生。当我醒来，第一眼望着头顶的天空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猎人们出发从事他们每日的劳作。我同妇女和儿童待在一起。我的眼睛不再离开我的两位森林女神：一位是骄傲的，一位是忧郁的。她们同我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她们也听不懂我的话。但我去打水，装满她们的盆子；我去拾柴，烧旺她们的篝火；我去采摘苔藓，铺成她们的床榻。她们穿着短裙、西班牙式开缝长袖上衣、印第安青年的紧身褡和大衣。她们的光腿裹着桦树皮的花边；她们用灯芯草束住她们的头发；她们将玻璃珠串成链条和项链。她们耳朵上垂挂着红色的果实；她们有一只会说话的虎皮鹦鹉——阿密德①的鸟儿：她们将鹦鹉搭在肩上，当作装饰绿宝石，或者好像十世纪的贵夫人，给它套上头罩，擎在手上。为了使胸脯和胳膊变得结实，她们用美洲的阿必亚或叟筛涂抹四肢。在孟加拉，寺庙的舞蹈女郎咀嚼油莎草；在东方国家，埃及舞女咀嚼希俄的乳香；佛罗里达女郎用她们带蓝色的白牙齿吸取利济档巴尔的浆液和啃噬里巴利①的根，后者兼有当归，枸橼和香草的芬芳。她们生活在她们自身散发的芳香之中，好像橙树和某些花朵被它们自己的叶子和花萼散发的馨香包围。作为消遣，我在她们头上插了一些饰物，她们笑着显出害怕的样子，但听从我摆布；她们是相信巫术的，以为我在施展魔力。她们当中一个，那位“骄傲女郎”，常常祈祷；我觉得她是半个基督教徒。另一位用软绵绵的声音唱歌，每句歌词结尾都发出令人困惑的喊叫。有时，她们之间用激动的声调说话，我觉察其中有嫉妒的意味，面色忧郁的那位哭泣着，但不久也就平静下来。

①阿密德(Armide)：十七世纪的法国作家基诺(Phillipe Quinauh，一六三五—一六八八)的同名悲剧中的女主人公。

①这句话中的一些植物中文名称查不到，只能音译。

虽然我是软弱的，但我寻找软弱的事例，以便鼓励自己。卡蒙斯②在印度不是爱过一名野性的黑女奴吗?而我，为什么我在美洲不能向两位淡黄皮肤的年轻妃子奉献我的殷勤呢?卡蒙斯不是向他的“野蛮的女奴”奉献诗篇吗?他对她说：

②卡蒙斯(Camoens，一五二四—一五八八)：葡萄牙诗人、作家。

这个女囚使我变成囚徒，因为我时刻不能忘怀她，我不吝惜我的生命。在我眼中，在清香的花束中，玫瑰从来不曾这样迷人……

她乌黑的头发激发爱情；她的容貌这样甜蜜，甚至白雪也想随她改变颜色；她的欢乐伴随着含蓄：她是一个外国女人；不，一个女蛮子。

人们去捕鱼。太阳快落山了。近景是萨撒弗拉、鹅掌楸、木豆树和橡树，它们的枝桠上是一丛丛白色的苔藓。近景后面，耸立着最优美的树——香木瓜树，人们可能将它当作雕制的银花柱，柱上顶着一个科林斯水瓮。远景中突出的是没药树、玉兰和枫树。

太阳坠落在这个幕布之后：一道光线透过乔木的拱顶射下来，像包藏在深暗的树叶中的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在树干和枝桠间四散的光线在草地上投下逐渐变粗的圆柱和蠕动的曲线。下面是百合花、杜鹃花、卷成一团的大束的藤蔓；上面是云彩：有些静止不动，形如岬角或古老的塔楼；另一些飘浮着，犹如玫瑰的烟雨或平滑的锦缎，形状不断变化着。人们看见云彩中火炉打开炉门，炭火堆积如山，铁河流动。一切都是光亮的，耀眼的，金色的，丰沛的，充满光明。

一七七○年莫雷暴动之后，有些希腊家庭来到佛罗里达避难。他们可能以为自己仍然生活在伊奥尼亚①的气候里——那时，由于人们心怀爱情，气候也变得柔弱无力。在斯莫那，傍晚大自然在沉睡，像一个做过爱的妓女。

①伊奥尼亚(Ionie)：指古代小亚细亚中西部沿海地区及邻近岛屿。公元前一○○○年希腊人曾在此居住。

我们右边，是俄亥俄要塞的遗址；我们左边，是野人从前的营地。我们所在的岛屿幻影般出现在波浪之中，在我们眼前摇晃着它双重的景象。在东方，月亮在远处山岗上憩息；在西方，苍穹溶化成一片钻石和蓝宝石的海洋，已经潜入一半的太阳似乎正在其中消融。神话中的动物守卫着；大地怀着景仰之心，仿佛向天空顶礼膜拜，而它怀中散发的琥珀香成为露水，重新落在它身上，就像在祈祷者身上应验。

离开我的伴侣之后，我在一丛树木旁边休息：它的幽深阻隔了光明，造成我坐的地方幽暗。苍蝇在戴黑纱的灌木丛中闪闪发光，但碰见月亮的光芒就变得无影无踪。人们听见湖水涨退的响声，金鱼的跳动，会潜水的野鸭发出罕见的叫声。我的眼睛盯着湖面；我渐渐进入那些在世上奔跑的人所熟悉的昏昏欲睡的状态：我什么也记不清了。

我觉得自己同大自然在一种泛神论的状态中生活、成长。我背靠一株玉兰树的树干，随即进入梦乡。我的睡眠在希望的迷糊背景上飘浮。

当我走出忘河①时，我在两个女人中间。她们不想唤醒我；她们静悄悄地坐在我旁边。或者她们假装睡觉，或者她们真的在打盹，她们的头靠在我肩上。

①忘河(Lethe)：神话中的地狱河流，亡灵饮其水，即忘记过去。

一阵微风吹过小树林，将玉兰花的花雨洒在我们身上。这时，年轻的那位西蒙诺勒姑娘开始唱歌：谁对自己的生命没有把握，就断断不要让它冒这样的风险!人们无法知道情欲经过旋律的过滤在男人心中会产生什么效果。回答歌声的是一个粗暴和嫉妒的声音：一个“焦木头”在叫他的两个表妹。她们哆嗦一下，站起来。天开始发亮了。

除了少一个阿斯帕西娅②，我在希腊海岸边，重新看到这样的场面。我日出时登上圆柱围绕的帕提依神庙，我看见基西拉岛、斯米托斯山、科林斯的卫城，坟墓、废墟沉浸在金黄的阳光之中，被大海反射着，在萨拉米纳和多洛的微风中散播着馨香。

②阿斯帕西娅(Aspasie)：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情妇，交际花。

我们在湖边结束了我们无言的航行。中午，营地拆除了，以便查看克雷克人想出卖、掮客想买的马匹。按照习惯，妇女和儿童都被叫来，在庄严的交易中充当证人。各种年岁和各种颜色的种公马、马驹、母马和公牛，奶牛和牝犊，开始在我们周围躲避和狂奔。在这一片混乱之中，我同克雷克人被冲散了。一大群马和人聚集在一座树林边缘。突然，我远远看见我的那两个佛罗里达女子。一个“焦木头”和一个西蒙诺勒人用他们强劲有力的手将她们放在两匹柏柏尔马的臀上。啊，熙德①呀!为什么我没有你的骏马巴比埃萨，去追赶他们呀!骑手开始飞奔，大队伍跟随在他们身后。马匹在水牛和公牛的尖角当中尥蹶子、跳、蹦、嘶鸣，它们的蹄子在空中碰撞，它们的尾巴和鬃毛染了血，飞舞着。一群贪婪的飞虫包围这一群野性的马。我的佛罗里达姑娘不见了，像地狱之神夺走的克瑞斯②的女儿。

①熙德(Cid，一○四三—一○九九)：十一世纪西班牙声名卓著的军事统帅，民族英雄。

②克瑞斯(Ceres)：古罗马宗教所信奉的女神。

你看，我的故事都有头无尾；我只保留那些匆匆过去的东西的影子。我将来到香榭里舍去的时候，我的身上带着比任何人都多的影子。错误来自我的天性：我不懂得利用机会。对别人所关心的东西我毫无兴趣。除了宗教，我没有任何信仰。即使我成了牧师或者国王，宗教的权杖和国王的权杖对我有什么用处呢?我对荣誉和天才，劳作和消遣，富裕和穷困也许都感到厌倦。我对一切都感到厌烦。随着岁月，我艰难地带着我的烦恼前行，而且没有到处虚掷生命。

穆斯高古热小姐是什么人——国王在瓦雷纳被捕——我中断旅行返回欧洲

弗朗索瓦二世死后，龙沙③这样描绘准备前往苏格兰的玛丽，斯图亚特：

③龙沙(Ronsard，一五二四—一五八五)：法国诗人。

你启程，一身这样的装束，

唉，离开美丽的国家

(你曾执掌它的权杖)，

你一言不发，水晶般的

泪水滴在你胸前，

你满脸愁容，穿过

王宫以泉水的名字

命名的漫长的林荫道。

当剩下我一人独自在草原上漫游的时候，我是否像在枫丹白露散步的玛丽·斯图亚特?肯定的是，我的思想，如果不是我整个人的话，被“一面长长的、轻薄的、飘动的黑纱”包裹着，这仍然是古代新派诗人龙沙的话。

魔鬼将穆斯高古热小姐抢走之后，我从向导那里得知，一个“焦木头”爱上这两个女人当中的一个，对我很嫉妒，于是同另一个表妹的哥哥——一个西蒙诺勒青年——合谋，抢走了我的“阿达拉”和“塞吕塔”。向导们毫无忌讳，称她们为“画成的女人”，这使我的虚荣心受到损害。更令我感到屈辱的是，受人宠爱的我的情敌是一只瘦小、丑陋和漆黑的蚊子，他具有昆虫的一切特点；按照大喇嘛的昆虫学家的定义，昆虫是肉在内、骨在外的动物。在我的不幸遭遇之后，我感到空荡荡的孤独。我的女精灵宽宏大量，跑来安慰我这个不忠诚的男人，就像朱莉①原谅她的圣—普勒同巴黎佛罗里达女郎的瓜葛。但是，我没有好好接待她。我急忙离开蛮荒之地，我以后在那里唤醒我的黑夜中沉睡的伴侣。我不知道我是否偿还了她们赐给我的生命；至少，为了赎罪，我使其中一位变成处女，使另一位变成清白的妻子。

①朱莉(Julie)：卢梭的小说《新爱洛伊丝》的女主人公。

我们重新越过蓝山，在奇利科希周围，我们走近欧洲人的垦殖地。关于我此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我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情况；但我沿途所见，是一个诗的世界：

像玫瑰花上的一只蜜蜂，

我的缪斯满载战利品归来。①

①夏多布里昂自己的诗句。

我在一条小溪旁边看见一座美国式房屋，房屋的一边是农庄，另一边是磨坊。我进入屋内，请求主人提供食宿，受到很好的接待。

女主人带我爬上楼梯，进入水磨机上面的一个房间。我的窗子被长春藤和电灯花装饰着，面对一条小溪；狭窄和孤零零的小溪在两排厚密的柳树、桤木、檫木、罗望子树、卡罗利娜杨柳中间流过。长满青苔的水轮在树荫下转动，抛下一道长长的水帘。鲈鱼和鳟鱼在旋涡的泡沫中跳跃；鹊钨在两岸飞来飞去，翠鸟在水面上抖动着蓝色的翅膀。

为什么我未能同想象的忠诚的“忧伤女郎”待在那里呢?我坐在她的脚边遐想，头靠在她膝盖上，听水流潺潺、水轮转动、石磨吱呀作响、筛子过筛、磨粉机阀板有规则的敲打，呼吸流水的清新和精磨大麦散发的芬芳。

夜色降临了。我下楼到农庄的客厅里。照亮客厅的只是在炉子里燃烧的玉米秆和小蚕豆荚。主人的枪支横放在枪架上，在月光下闪闪发光。我坐在壁炉边的一张凳子上，旁边有一只松鼠，它不断在一条大狗的脊背上和纺车的搁板之间跳来跳去。一只小猫蜷缩在我的膝盖上，观看松鼠的游戏。磨坊女主人在炭火上架了一口大锅，火焰像一顶金光四射的王冠拥抱着黑黝黝的锅底。当土豆在锅里翻滚的时候，我借助火光读书消遣；我低头看见地上我的两腿之间有一张英国报纸。我看见如下的大字标题：“Flight of the King”(国王逃跑)。这是关于国王出逃和他在瓦雷纳被逮住的报道。报纸也谈到流亡人数的增加和法国军官在王储旗下聚集的消息。

我的思想突然发生变化。在阿尔米德的花园里，勒诺①在荣誉镜中看出他的软弱；尽管我不是塔索的英雄，同样的镜子摆在一个美洲果园的中央，照出我的模样。在隐藏在无名树林中的一间磨坊的茅草屋顶下，我耳中回响着刀枪的铿锵，人群的喧哗。我突然中断我的旅行，对自己说：“回法国去吧。”

①阿尔米德(Arlmide)，勒诺(Renaud)：典出意大利诗人塔索(一六四四—一六九五)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

这样，我心目中的责任感推翻我最初的意图，带来我一生的曲折中最早的波折。波旁王朝并不需要一个默默无闻的布列塔尼青年贵族从海外归来为它效劳，就像在他成名之后也不需要他效劳一样。如果我当时继续旅行，用那张改变我的生活的报纸点燃我的烟斗，谁也不会发现我缺席；我那时是默默无闻的，我的生命并不比我的烟斗冒出的烟更有分量。我和我的良心之间的简单较量将我抛掷到世界舞台上。我本来可以自由地决定我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是这场冲突的惟一证人；但是，在所有证人当中，我最害怕在这个证人眼中丢脸。

为什么今天，孤寂的伊利湖和安大略湖，带着辉煌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不曾有的魅力，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呢?这是因为，当我在美国旅行的时候，我充满幻想；法国的动乱同我的生命同时开始；在我身上，在我的国家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已经完成的。对于我，这些时光是甜蜜的，因为它们让我想到家庭所唤醒的感情的纯洁，和青年时代的欢乐。

十五年之后，当我结束我的东方之行时，由于残渣和眼泪而膨胀的共和国，如同洪水的一道激流，堕入专制政治。我不再抱幻想；我的记忆从此在社会和情感中寻找源泉，失去纯真。我对我的东方和西方朝觐都感到失望，我并没有发现通往北极的通道，在尼亚加拉瀑布旁边我并没有取得我寻找的光荣，我把它留在雅典的废墟之上。

我到美洲去是为了当旅行家，我回到欧洲是为了当战士，但这两种生涯我都没有坚持到底。一个妖魔从我手中夺走棍棒和剑，交给我一支笔。十五年之前，当我在斯巴达凝望夜空时，我想起那些曾经看见我平静和不安的睡眠的国家。在德国树林里，在英格兰长满欧石南的原野上，在意大利田野上，在大海之中，在加拿大森林里，我已经向我在海伦①和墨涅拉俄斯②的祖国上空见过的同样的星星致敬。可是，对着这些星星呻吟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它们是我的浪游生涯的静止不动的证人。将来有一天，它们的目光会不倦地追随我：此刻，它们对我的命运无动于衷，我不会要求这些星星青睐我，也不会要求它们将旅人在他走过的地方留下的生命还给我。

①海伦(Helene)：希腊传说中最美丽的女人，特洛伊战争的间接起因。

②墨涅拉俄斯(Menelas)：希腊神话中的斯巴达国王，海伦的丈夫。

如果今天我重返美国，我会认不出这个国家。在从前树木林立的地方，我会看见耕耘的田野；从前我披荆斩棘开路的地方，我会看见宽广的大路；在纳奇兹，塞吕塔的棚屋被一座大约五千人的城市取代；夏克达斯今天可能是国会议员。我最近收到谢罗基人印刷的小册子，呼吁我这个“新闻自由的捍卫者”维护野人的利益。

在穆斯高古热人、西蒙诺勒人、希卡萨人那里，有名为雅典、曼哈顿、迦太基、孟菲斯、斯巴达、佛罗伦萨的城市。有名为哥伦比亚的郡和名为马伦戈的郡。在我碰见欧布里老爹和默默无闻的阿达拉的地方，所有国家都留下一个名字作为纪念。肯塔基有它的凡尔赛，一个叫波旁的地区的首府名为巴黎。

所有逃到美洲的流亡者、被压迫者都带来了他们对祖国的思念。

…falsi Simoentis ad undam

Libabat cineri Andromache．①

①拉丁文：“在一个假西莫伊人身旁，安德洛玛克祭奠赫克托尔的亡魂。”(《伊尼特》)

在自由的保护下，美国在它的怀抱中，提供大多数古代和现代欧洲著名地点的形象和纪念。阿德里安②在他的罗马乡下的花园里，叫人再现他的帝国的建筑物。

②阿德里安(Adrien，公元七九五年死)：意大利籍教皇。

三十三条大路从华盛顿出发，就像从前罗马的道路将卡皮托利山作为起点。这些大路又分成许多分支，通往美国各处，全长二万五千七百四十七英里。许多大路沿途建立了驿站。今天，人们乘公共马车到俄亥俄或尼亚加拉，犹如我们过去雇一名印第安导游和翻译。

交通工具是双重的：到处是由运河连接起来的湖泊和河流；人们可以沿着陆地上的道路，乘坐划桨或扬帆的小艇、马拉的驳船或汽船旅行。燃料是取之不尽的，因为巨大的森林在贴近地面的地方蕴藏着煤矿。

美国的人口逐年增加。从一七九○年至一八二○年，人口增加百分之三十五。人们估计，它的人口将达到一千二百八十七万五千人。以每二十五年翻一翻的速度增长，到一八五五年它将达到二千五百七十五万人，而在二十五年后的一八八○年，他的人口将超过五千万。

人类的活力使荒漠变得全面繁荣。过去看不见船只的加拿大湖泊今天呈现一幅码头的景象，三桅舰、巡航舰、民用船在那里同印第安人的独木舟、小艇交错，就像在君士坦丁堡的海面上，双桅战船同三桅帆船、小艇和轻舟混杂在一起。

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俄亥俄河不再寂寞：三帆船逆江而上；两百多条汽船使它的两岸充满生机。

这张本身就足以令美国繁荣的内海航运网，并未降低它的远洋运输的发展速度。美国的船舶覆盖一切大海，从事各种各样的事业，让西方的星条旗飘扬在东方受尽屈辱的海岸上。

为了完成这惊人的计划，必须想象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查尔斯敦、萨凡纳、新奥尔良这样的城市。它们夜晚灯火通明，挤满马匹和车辆，到处是咖啡馆、博物馆、图书馆、舞厅和剧场，提供各种各样奢侈的娱乐。

然而，不要到美国去寻找那将人同其他被创造的生命区别开来的东西，这是它永垂不朽的根源和它的生命的装饰。在这个新共和国，文学是不存在的，尽管无数机构呼唤它的到来。美国人用实在的活动取代精神的活动；请不要将他在艺术上的平庸归结为他的低劣，因为他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这方面。他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抛掷到这片荒漠之上，农业和商业是他关注的问题；在思想之前，必须生活；在种树之前必须把树木砍掉，以便耕种。最早的垦殖者头脑中充满宗教的争论，确实将争论的热情一直带到森林里；但是，他们必须肩上扛着斧头，首先去征服荒漠，在他们劳作的空隙，只有他们锯的榆树当作他们的课桌。美国人没有攀登过各民族的年龄的梯级；他们把他们的童年和青年留在欧洲了；他们不曾经历摇篮的牙牙学语；他们只是通过对他们以后未曾再见的祖国的怀念享受家园的温馨；他们哭泣故园永久的失落和有关它的传闻的魅力。

在新大陆，没有古典文学，也没有浪漫文学和印第安文学；古典文学，美国人没有样板；浪漫文学，他们并没有经历中世纪；印第安文学，美国人蔑视野人，对森林厌恶之极，把它当做囚禁印第安人的监狱。

因此，人们在美洲看到的并不是非凡的文学，真正的文学；这是一种为社会的不同习俗服务的应用文学；这是工人、商人、水手和耕种者的文学。机械学和科学方面是成功的，因为科学有物质的一面：富兰克林和富尔顿驾驭了闪电和蒸汽，为人类造福。美洲的责任是赋予人类一种发明，依靠它任何大陆从此不会逃脱航海者的探索。

诗和想象是一小部分游手好闲者的专利，在美国被视为生命的童年和晚年的天真游戏，他们离晚年甚远。

因此，进行严肃研究的人都必然应该是从事他们国家的商业的人，甚至是商业革命的推波助澜者。但，有一件可悲的事情值得注意：从参与美国动乱的最早的一批人到现在的人，才干迅速退化了；然而，这些人是相互衔接的。共和国的几位前总统具有宗教的、朴素的、崇高的、沉静的性格，而在我们的血腥的共和国和帝国的喧闹中丝毫没有这种性格的痕迹。包围美国人的孤寂对他们的性格产生了作用；他们默默地实现了他们的自由。

华盛顿总统向人民发表的告别演说具有古代那些最庄严的人物的风度。总统说：

政府文件证明，在我履行我的职责期间，我严格遵循我刚才重新提到的原则。至少我的良心告诉我，我是恪守这些原则的。在重新回顾我在职期间的行为时，我虽然未曾犯过任何有意识的错误，但我深知我的缺点，不会不想到我很可能犯了许多错误。无论错误的性质如何，我诚恳地请求上帝排除或消散它们可能造成的恶果。我希望我的国家将始终以宽容之心看待这些错误，在我怀着热情和正直向它奉献了我四十五年的生命之后，因为才能不足而造成的错误会被遗忘，就像我本人即将长眠，被人遗忘一样。

当杰斐逊①的两个孩子当中的一个死去后，他在他的蒙蒂萨洛的寓所写道：

①杰斐逊(Jefferson，一七四三—一八二六)：美国政治家，一八○一—一八○九担任美国总统。

我感受的损失的确是巨大的。其他人可以失去他们大量拥有的东西；但是，我哪，我却要为失去我绝不可少的一半而悲痛。我的暮年从此仅靠一条生命的纤细的线维系着。也许我注定要目睹父爱这条最后的联系断裂!

极少感动人的哲学在此却是很动人心弦的。我们在此看到的不是一个游手好闲者的无病呻吟：杰斐逊于一八六二年七月四日去世，享年八十四岁，是他的国家实现独立后的第五十四年。他的遗骸覆盖着一块石头，墓志铭只有几个字：“托马斯·杰斐逊，独立宣言的作者。”

伯里克利②和狄摩西尼③为年轻的希腊人致悼词，但他们为之战斗的民族在他们之后不久就泯灭了；布雷肯里奇④在一八一七年悼念那些以他们的血使一个民族诞生的年轻美国人。

②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四九五—前四二九)：古代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

③狄摩西尼(Demosthene，公元前三八四—前三三二)：古希腊的政治家。

④布雷肯里奇(Brackenridge，一七六○—一八○六)：美国政论家。

有一套记载杰出美国人的书，八开本四卷；更加奇特的是，有一套记载一百余名印第安首领的生平的传记。罗甘，弗吉尼亚的首领，在邓莫尔伯爵①面前讲了这番话：“去年春天，克拉斯帕上校在未受到任何挑衅的情况下，杀害了罗甘的所有亲人，在活着的任何创造物的血管里，都不再流动我的血。这就是激励我复仇的东西。我设法复仇；我杀了许多人。将来会有人哭泣罗甘的死吗?谁也不会。”

①邓莫尔伯爵(Dunmore)：美国独立之前的英国殖民总督。

虽然美国人并不热爱大自然，但他们却专心研究博物学。图文森德从费城出发，徒步穿越隔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广大地区，把他的许多观察记录在他的日记里。托马斯·赛②，在佛罗里达和洛基山旅行之后，写了一本关于美国昆虫的著作。威尔逊③，一位织布工人出身的画家，完成一批相当精美的油画。

②图文森德(Toownsend)和托马斯·赛(Thomas Say)都是十九世纪初的美国作家。

③威尔逊(Wilson，一七六六—一八一三)：美国鸟类学家。

关于真正的文学，虽然作品不多，在小说家和诗人当中毕竟有几位值得一提的人物。一位名叫布朗④的公谊会教徒的儿子，是《维兰德》的作者，而《维兰德》是新派小说的泉源和榜样。布朗和他的同胞相反，说：“我更喜欢在森林中游荡，而不是打麦子。”而小说的主人翁维兰德是一个清教徒，上天命令他杀死他妻子。他对她说：“为了实现上帝的旨意，我把你带到这里来。你应该死在我手里。”我抓住她的两只胳膊。她尖叫几声，企图挣脱，说：“维兰德，我不是你妻子吗?而你想杀我，啊!不!求求你!求求你!”只要她能讲话，她就喊叫着，哀求他。维兰德杀死他妻子，并且在死者的遗体旁边感到无法言喻的快乐。我们的现代文明的恐怖在此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布朗是读卡莱比·威廉的书长大的，他在《维兰德》中模仿了《奥瑟罗》的一个场面。此时，美国作家库柏①、华盛顿—欧文不得不躲到欧洲，为的是在那里找到专栏和读者。英国大作家的语言在原始的大自然当中，被克利奥尔化了，外省化了，野蛮化了；人们不得不出版美国熟语汇编。

④布朗(Brown，一七七一—一八一○)：美国小说家。

①库柏(Cooper，一七八九—一八五一)，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Irving，一七八三—一八五九)：都是美国作家，他们在欧洲享有众多读者。

至于说美国诗人，他们的语言读起来是令人愉快的；但是他们并不特别出色。可是，《献给傍晚的微风》、《山上日出》、《急流》，还有另外几首诗，都是值得一读的。哈勒克讴歌了临死的波扎利，而乔治·希尔曾经在希腊的废墟中游荡：“啊，雅典!你是孤独的皇后，失掉皇位的皇后!帕提侬，庙宇之王，你看见你同时代的纪念碑让时光夺去它们的祭司，他们的上帝。”

我这个拉赫拉德和阿德朗迪德②海岸的旅行者，我喜欢听古代不知道的土地哀叹旧世界失去自由的声音。

②拉赫拉德(la Hellade)和阿德朗迪德(l'Atlantide)：这两个词似指“失去自由”的“旧世界”的土地。

美国面临的危险

但是，美国能够保持它的政府形式吗?各个州会不会分裂?一位弗吉尼亚议员不是表示支持主张维护奴隶制的古代自由吗?而一位马萨诸塞议员不是捍卫无奴隶的现代自由吗，就像基督教所作的?

北方各州和南方各州在思想和利益上不是对立的吗?远离大西洋的西部各州不会要求建立特别的制度吗?一方面，联邦制度有无足够的力量维护联合，迫使每个州留在联邦里面?另一方面，如果增加总统的权力，专制，连同独裁者的卫队和特权，会不会上台?

美国同其他国家的隔离使它能够诞生和壮大。联邦制的瑞士能够在我们当中存在，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小国、穷国，四周被群山环绕。它是为国王们培养士兵的苗圃，旅行者的散步场所。

美国人民由于与旧世界隔绝，仍然生活在孤独之中；它的荒凉是它的自由。但是，它的生存条件已经开始恶化。

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民主制度的存在是一个危险，尽管这种民主非常混乱。当美国旁边只有一个大洋对岸的王国的殖民地的时候，任何严重的战争都是不可能的；但是，难道不害怕竞争吗?如果双方扩军备战，如果好战精神控制华盛顿的后代，一位将军可能出现在王位上：荣誉喜欢王冠。

我说过，北部、南部和西部各州的利益是不同的；美国人都知道这一点。如果这些州退出联合，人们会用武力去制服它们吗?那样，会在社会躯体中散播多么严重的敌对因素呀!那些分裂的州能够维护它们的独立吗?那时，在这些州里，什么分歧都可能发生!这些海外共和国，一旦分裂出去，只可能成为在社会平衡中毫无分量的脆弱单位，或者它们将相继被它们当中的一个所制服(且将联合和外国干预的严重问题放在一边)。肯塔基州的居民是一个更加粗犷的种族，他们更加勇猛，更加善战，似乎可能变成取胜的州。在这个可能吞噬其他州的州里，个人权力不久便会建立在民众权力的废墟之上。

我谈了战争的危险，我还应该提醒注意长期和平的危险。美国从她解放时开始，除了几个月时间，一直享有完全的和平。当成百次战役震撼欧洲的时候，他们却放心地耕耘他们的土地。由此带来人口的繁盛和财富的丰足，连同过剩的财富和人口带来的一切不便。

如果在一个不尚武的民族中发生冲突，人们顶得住吗?财富和风尚会同意作出牺牲吗?如何弃绝生活中喜好温存的习性。及对舒适和软绵绵的安逸的追求?中国和印度由于躺在软绵绵的轻纱里，经常遭受外族统治。一个自由社会需要的，是一种被战争节制的和平状态，和一种用和平调节的战争状态。美国人头戴橄榄枝的冠冕由来已久，提供橄榄枝的树并不是这个国家天生的产物。

唯利是图的思想开始侵人美国人的头脑；在他们身上，利益成了他们民族的恶习。在几个州，银行的活动已经受到限制，而破产威胁共同的财富。只要自由产生金钱，一个工业共和国就创造奇迹；可是，当金钱已经到手或者耗尽的时候，共和国就会丧失对独立的热爱。这种热爱并非建立在道德感情之上，而是来自对利益的渴求和对工业的迷恋。

此外，在没有共同宗教和共同利益的各个州当中，很难创造一个祖国；各个州诞生于不同时期，有不同根源，今天生活在不同土地上，沐浴着不同阳光。在一个路易斯安那的法国人和一个佛罗里达的西班牙人之间，在一个纽约的德国人和一个新英格兰、卡洛来、佐治亚的英国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虽然他们都被称作美国人?这位是轻浮的，喜欢决斗；这位是天主教徒、懒惰并且傲慢；这位是路德教教徒，勤劳而不使用奴隶；这位是圣公会教徒，率领黑人垦殖；这位是清教徒和商人；要多少个世纪才能使这些成员变得一致啊!

一个腰缠万贯的贵族，带着对荣誉和称号的追求，随时准备登场。人们以为，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普遍的一致，这是完全错误的。有些团体互相瞧不起，它们之间从来不打交道；某些沙龙里，主人的高傲超过四代世袭的德国王子。这些高贵的平民贵族向往贵族门第，虽然知识的进步使他们变成平等和自由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言必称他们的祖先，傲慢的大贵族，看起来是杂种纪尧姆①的私生子和伙伴。他们炫耀用蛇、蜥蜴和新世界的虎皮鹦鹉装饰的旧世界的骑士纹章。一位比斯开的年轻贵族带着短斗篷和雨伞来到共和国的土地上；如果他自称为“侯爵”，他在汽船上会被人敬重。

①杂种纪尧姆(Guillaume-le-Batard，一○二八—一○八七)：英国国王(一○六六—一○八七在位)。

财富的巨大不平等更加严重地威胁平等精神。有的美国人享有一百万或两百万的收入；所以，上流社会的美国人已经不能像富兰克林那样生活。真正的绅士由于对他的新国家感到厌倦，到欧洲去寻找旧东西；人们可以在旅店里碰见他们；他们同英国人一样，怀着荒唐的念头或者忧郁的心情“游历”意大利。这些卡罗来纳或弗吉尼亚的游荡者在法国买下毁弃的修道院，在默伦②用美国树建造英国式花园。那不勒斯往纽约派遣了歌手和化妆品商人，巴黎送去了时装和丑角，伦敦派遣了青年侍者和拳击家。但异国情调的娱乐并未使合众国更加快乐。为了消遣，人们在那里纵身跳进尼亚加拉瀑布，四周围着五万垦殖者——死亡都不能令其露出笑容的半野人。

②法国巴黎附近的一座城市。

出奇的是，在财富的不平均到处蔓延和贵族开始出现的时候，外部强大的平均主义要求迫使工厂主和地主们掩饰他们的奢侈，隐藏他们的财产，因为他们担心被邻居杀害。人们不承认行政权力；人们随意驱赶他们自己选择的地方掌权人，并且用新人取代。这并不扰乱秩序；实际的民主受到尊重，而人们嘲笑由同一个民主在理论上提出的法律。家庭观念很少存在；孩子一到工作年龄，就应该像羽毛丰满的鸟儿，用自己的翅膀飞翔。从这些迅速变成孤儿的一代被解放的人和从欧洲到达的新移民当中，形成流浪的人群；他们开垦荒地，挖掘运河，到处谋生而不固定在一个地方。他们开始在荒漠中建造房屋，而业主只偶尔来一次，住几天。

一种冷漠的、严酷的自私自利在城市中盛行；皮阿斯特①和美元，钞票和银子，地产的涨跌，谈话都离不开这些内容；人们可能以为自己在股票交易所或者大商店的柜台旁边。报纸充满生意经和粗野的废话。美国人是否不知不觉受到气候规律的影响?按照这个规律，植物界得益，而活着的人类受到损害。这个规律受到若干杰出人物的批评，但反对意见并没有使它完全被否定。人们可以调查，美国人在哲学民主当中是否过早衰竭了，就像俄国人在文明专制中过早衰竭一样?

①皮阿斯特：许多国家的货币名称。

总之，美国给人殖民地的印象，而不是祖国的印象。他们没有过去，风俗习惯是依靠法律形成的。在政治思想进入上升阶段的时候，这些新世界的公民进入各民族的行列，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变化得这样快的原因。固定不变的社会在他们那里似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由于人们对此非常厌恶，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无法原地不动和由于这种支配他们的运动的必要，因为在灶神游荡的地方，人们是无法安定的。美国人被放置在连接海洋的大路上，处于同他们的国家一样崭新的进步观点的领先地位，他们从哥伦布那里得到的使命毋宁说是发现另外的世界，而不是创造它们。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返回欧洲——海上遇险

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我从荒漠回到费城，而且在路上像拉封丹笔下的老头一样，匆忙写下“我刚刚讲述的东西”①，但我没有收到我等候的汇票。这是我下半生的银钱拮据的开始。财富和我一碰面，就互相厌恶。据希罗多德②说，某些印度蚂蚁拾取成堆的黄金；按照阿太纳③的说法，太阳送给海格立斯一条金船，到厄律提亚岛④登陆——那里是赫利阿得斯人的巢穴。尽管我是蚂蚁，我没有属于印度大家族的荣幸；尽管我是航海者，我从来都是乘坐杉木船只航行。一艘这样的船将我载回欧洲。船长同意我赊欠他的船费。一七九一年十二月十日我同好几个同胞登船；他们同我一样，由于各种原因返回法国。船的目的港是勒阿弗尔⑤。

①引自拉封丹的寓言《老头和三个年轻人》。

②希罗多德(Herodote，约公元前四八四—约前四二五)：古希腊历史学家。

③阿太纳(Ath6n6e))，公元二至三世纪)：古希腊学者。

④厄律提亚岛(Erythia)：想象的岛屿。

⑤勒阿弗尔(LeHavre)：法国北方港口。

从特拉华河口一出海，我们就碰上西风；这股风用十七天时间将我们吹到大西洋彼岸。我们常常降帆航行，至多升起最小的帆。太阳只露过一次脸。船舵大致听从操纵，躲避迎面的波浪。我在阴影中横渡大西洋；我觉得大海从来不曾这样阴沉过。我自己更加阴沉，我在生活中刚迈出一步，就失望而归了。波斯诗人费里克—艾丁说：“无法在海上建造宫殿。”我心中感到一种莫名的沉重，好像自己正在朝一个重大灾难走去。我凝视着海浪，向它们询问我的命运；或者我写作，海的骚动使我感到不便，而不是令我担心海的威胁。

随着我们接近欧洲，风暴非但没有平静下来，反而变得更加频繁，但风力同样猛烈。由于风暴一成不变地肆虐，结果在灰白的天空和铅灰色的海面，有一种杀气腾腾的平静。船长因为无法测量太阳的高度，感到担心；他爬上桅杆的侧支索，用望远镜朝天际瞭望。他在艏斜桅上布置一名水手进行观察，还在大桅楼上布置另一名嘹望哨。波浪变短了，海水改变颜色，表明我们靠近陆地了。但是，这是什么地方呢?布列塔尼水手有这样一个谚语：“看见美丽岛①的人看见他的岛屿；看见格洛亚②的人，看见他的欢乐；看见乌艾桑③的人鲜血淋漓。”

①美丽岛(Bene-lle)：布列塔尼的最大岛屿。

②格洛亚岛(Croie)：美丽岛北面的一个小岛。

③乌艾桑岛(Ouessant)：布列塔尼的一个小岛，以危险著称。

有两个晚上，在浪涛的尖叫声中，在风儿吹打缆绳的轰鸣中，在覆盖和显露甲板的海浪的冲击下，我在上甲板走来走去。我们周围是一片咆哮的巨浪。我被这些冲撞和打击弄得疲倦了，第三个夜晚降临时，我去睡觉了。天气十分可怕；浪头击打着船只，变成飞溅的浪花，船的骨架仿佛要散开了。在这些喧哗中，我的吊床吱吱叫着，摇晃着。不久，我听见大捆的缆绳从甲板的一边滚到甲板的另一边，我感觉船只似乎在掉头。货舱楼梯的盖子掀开了；一个可怕的声音在叫船长。黑夜和风暴中传出的这个声音有某种令人恐惧的东西。我用心听着；我似乎听见船员们在议论陆地的位置。我跳下床；一个浪头冲进船尾仓房，淹没了船长的房间，掀翻了桌子、床、柜子、家具和武器，一切都乱成一团，滚来滚去；我走上被淹没一半的上甲板。

当我从中仓把头伸出去的时候，我看到的壮丽景象令我大吃一惊。船曾经尝试掉头，但未能成功，船在风的推动下搁浅了。借助从云中钻出来但立即又钻回去的缺损的月亮的光芒，透过黄色的雾，我们在船的两侧，看见巨石嶙峋的海岸。在我们陷入的狭长海峡里，巨浪排山倒海；有时它们飞溅成浪花和星点；有时它们展现一个油光光的透明的平面，按照浅滩的颜色，平面呈现黑色、黄铜色和绿色的花纹。在两三分钟时间里，深渊的呐喊和风的吼叫混杂在一起；过一会，人们听见海水流动，暗礁嘶鸣，远处浪涛在轰响。从船的深处传出的声响令最勇敢的水手也感到恐慌。船头带着沙沙的声音划破厚重的波浪，在舵那边，湍急的海水形成旋涡，好像水闸放出的水。在这一片嘈杂中，没有任何东西比类似瓶子灌水的低沉的响声更令人惊惧了。

在手提灯照耀下，罗盘地图、海图、航海日志摊开放在一个鸡笼上。在罗经柜里，一阵风吹灭了灯火。人人都在以不同方式议论陆地。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驶入英吉利海峡；船碰到浪就打旋儿，在盖纳塞岛和奥里涅岛之间漂流。看来，沉船是不可避免的了，乘客们抓住他们最珍贵的东西，希望挽救它们。

船员当中有一些法国水手；在没有神甫的情况下，其中一位唱起献给《救苦救难的圣母》的颂歌，这是我童年时代学会的第一首歌曲。当年，我在母亲注视下，面对布列塔尼海岸反复唱这首歌。信奉新教的美国水手将他们的心愿同他们的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伙伴的歌声汇合在一起：危难教人认识他们的弱点，并且使他们同心合力。乘客和水手都聚集在甲板上。为了不被海浪冲走，或者在船的摇晃中不跌下海，有的抓住索具，有的抓住船壳板，有的抓住绞盘，有的抓住锚嘴。为了砍掉桅杆，船长叫道：“斧头!斧头!”船舵无人掌握，旋转着，发出吼叫。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水砣测量表明，船离横卧在航道上的沙滩只有四寻；海浪可能使我们越过沙滩，将我们冲到比较深的水域。但是，谁敢抓住舵柄，担负起挽救大家的使命呢?只要稍有不慎，我们就完了。

船上有一个生来不怕死的人，在危难中挺身而出。一名纽约水手站到驾驶员撂下的岗位上。我今天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身穿衬衣、布裤，光脚，蓬着一头散乱的湿发，用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握着舵柄；同时，他掉转头，望着船尾那个应该挽救我们或者毁灭我们的浪头。浪头过来了，高耸连绵，席卷整个航道，像涌进另一片海洋的潮水。在浪头之前到达的，是一只巨大的白鸟，它平静地翱翔着，好像死亡之鸟。船似乎撞着什么，船尾的龙骨碰到海底；大家都静默着，所有面孔都变得铁青。浪来了：在它冲击我们的时候，水手将舵摆动一下；船几乎要碰到沙滩，翘起了尾部，而涌来的巨浪吞没我们，将我们抬起。人们扔下水砣，水深二十七寻。乌拉声直冲云霄，我们还加上一句：“国王万岁!”上帝完全没有听见这声对路易十六的祝愿；它只是为我们自己造福。

我们虽然离开了这两座岛屿，但并没有摆脱危险。我们无法驶过格兰维尔海岸。后退的潮水带动我们，我们绕过拉胡格角。我在这几乎变成现实的海难当中，丝毫不感到慌乱，而且也并不因为得救而感到欢乐。比诸任由时光驱赶，年轻时抛下生命会更好一些。次日，我们进入勒阿弗尔港。全城居民都跑来看我们。我们的顶桅折断了，我们的小艇冲跑了，艉楼被铲子了，每次颠簸时船舱都进水。我下船，走上防波堤。一七九二年一月二日，我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虽然我以后还要离开它。我带回来的不是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人，而是两个不知属于哪个种族的野人：夏克达斯和阿达拉。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我到圣马洛看望母亲——革命的发展——我的婚姻

我写信给我在巴黎的哥哥，详细描写了我横渡大西洋的经过，解释我回国的原因，并且请他借钱给我支付船费。我哥哥回答说，他已经将信转给母亲了。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立即回信，使我能够还清我拖欠的钱，并且离开勒阿弗尔。她告诉我，吕西儿在她身边，还有贝德舅舅和他一家。这些消息使我下决心到圣马洛去；在那里，我可以就我的下次流亡问题征求舅舅的意见。

革命像河流，越流越宽广；我发现，同我离去时相比，革命扩大了，而且泛滥了；我离开它的时候，米拉波在制宪会议里面，而现在，丹东在立法议会里面。

一七九一年八月二十七日签订的皮尔尼兹条约在巴黎公布了。一七九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当我还在风浪中颠簸的时候，国王宣布，他已经就德国扩军问题写信给日耳曼的各位君主(尤其向特莱维的选帝侯)。路易十六的兄弟们、孔代亲王、德·卡洛纳先生、德·米拉波子爵和德·拉凯伊先生立即受到指控。从十一月九日开始，此前公布的一道法令已经针对流亡者，但是我急于参加的正是这些被放逐者的队伍；别人可能会望而生畏，但是强者的威胁总是使我站在弱者一边，因为我无法忍受胜利者的骄傲。

从勒阿弗尔到圣马洛途中，我亲眼目睹法国的分裂和苦难：城堡被烧毁和荒弃；纱厂老板们出走了；女人到城里去避难。村庄和小镇在隶属于巴黎的科尔得利俱乐部下属俱乐部的暴虐统治下呻吟；以后，科尔得利俱乐部与雅各宾俱乐部合并。雅各宾俱乐部的对立派，君主立宪社，或斐扬派，不再存在了；无套裤汉的可耻称呼已家喻户晓。人们对国王以“否决先生”和“我的加佩”①相称。

①法国大革命时，人们给路易十八的粗俗名称。

我受到母亲和家人的亲切接待，但他们抱怨我回得不是时候。我舅舅德·贝德公爵准备同他妻子、儿子和女儿到泽西岛去。问题是要设法为我筹钱，使我能去同王储们汇合。我的美洲之行已经用去我的一部分财产；由于取消封建特权，我以幼子身份分得的产业几乎荡然无存：由于我同马耳他修会的关系，我应该享受的利益同教会的其他财产一样落人政府手中。这一切凑在一起，决定了我二生最重要的行动：家人给我娶亲，以便让我找到去为一个我并不热爱的事业送死的办法。

在圣马洛，有一位德·拉维涅先生，他是圣路易骑士，洛里昂的前司令官。德·阿尔图瓦公爵巡视布列塔尼时，住在他家中。公爵对他的主人十分赏识，答应以后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德·拉维涅先生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娶德·普拉利埃尔小姐为妻。婚后出生的两个女儿都还年幼，成了失去父母的孤儿。长女嫁给德·普莱西—帕帕尔斯科伯爵，船长，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海军元帅，他自己现在是海军准将，佩戴红勋章授带，在布雷斯特海军学校当学生总管；幼女住在祖父家，当我从美洲回来，到圣马洛的时候，她十七岁。她皮肤白皙，苗条而娇嫩，很漂亮；她像一个小女孩，一头天然卷曲的金发垂在肩上。人们估计她有六十万到七十万财产。

我的姐姐们，有意思让我娶同吕西儿关系甚好的德·拉维涅小姐为妻。事情酝酿过程中是瞒着我的。我只是远远见过她三四次；当我在沙滩上与我的老情人——大海——嬉戏的时候，我看见她在“犁沟”上，我是从她的玫瑰色皮袄、她的白长袍和她被风吹拂的鬈发认出她的。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当丈夫的资格。我充满幻想，有许多憧憬；由于闯荡，我生命的活力倍增。我被缪斯折磨着。吕西儿喜欢德·拉维涅小姐，认为这件婚事可以使我获得独立的财产。我说：“按你们的意思办吧!”在我身上，从事社会活动的我是不可动摇的，私人生活中的我则完全听人摆布，而且为了避免一个小时的烦扰，我愿意当一个世纪的奴隶。

事情很快得到祖父、叔伯和主要亲戚的赞同，问题是要说服德·沃维尔舅舅——一位坚定的民主派。他反对他的侄女同一个我这样的贵族结婚，尽管我与贵族毫无共同之处。人们以为可以克服这个障碍，但我虔诚的母亲要求我们的婚礼由一名“未宣誓”的神甫主持，这样，婚礼就只能秘密举行了。德·沃维尔先生得到这个消息，向法庭提出控告，指责我们绑架、违反法律，借口是德·拉维涅小姐是由他祖父抚养大的。变成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的德·拉维涅小姐以法律的名义被带走，安置在圣马洛的维多利亚女修院，等候法庭裁决。

在这一切当中既没有绑架，也没有违法、冒险和爱情；这件婚事只有传奇故事的坏的方面：事实真相。经过辩护，民事法庭判决婚姻有效。两家家长赞同，德·沃维尔先生不再追究。拥护《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教士得到不少钱，不再反对为婚配降福；随后，德·夏多布里昂夫人走出女修院——吕西儿陪她住在那里。

这是一个我需要了解的新人。她给我带来了我想得到的一切。我不知道有谁比我夫人更加聪明。从你的表情，她就能猜出你的思想和想讲的话，什么事都瞒不过她。她聪敏，有教养，写东西笔下生花，说话头头是道；她佩服我，但没有读过我的作品，因为她担心在其中碰到同她的看法不同的思想，或者发现别人低估了我的成就。她喜欢发表意见，而且她了解情况，看法常常是中肯的。

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的缺点——如果她有的话，来自她太多的优点；我的非常确凿的毛病来自我的优点太少。人们很容易做到忍让、耐心、殷勤和好脾气，当人们什么都不在乎，对一切都感到厌倦，对好事和坏事都以绝望和令人绝望的方式回答的时候：“这有什么关系呢?”

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比我更好，尽管她不那么容易接近。我对她的态度是否无可指责呢?我对我的伴侣是否倾注了她应该得到的感情呢?她对此是否有过抱怨?作为她付出的始终如一的感情的报偿，她享受过幸福吗?她分担了我的厄运；她坐过恐怖时代的监狱，受过帝国的迫害，尝过复辟王朝的苦难，而且她不曾享受做母亲的欢乐，无法抚慰她的忧伤。她如果同别人结婚，也许会有孩子，在孩子身上她会倾注她的全部母爱；她不曾享受令风华正茂的女子感到安慰的母亲的荣誉和温情，她在孤独中迈向晚年。由于她常常不同我住在一起，而且对文学反感，分享我的姓氏的光荣并没有给她带来补偿。只是为了我，她才显得羞怯和胆小；她的经常性的不安情绪剥夺了她的睡眠和治愈她的痛苦的时间：我是她经常生病和反复发作的根源。我能够将她有时对我缺乏耐心，同我给她造成的忧伤相提并论吗?她克服障碍，开办了玛丽—泰雷兹医疗所；我能够将我的优点同她的品德相比较吗?我做的工作在这位女教徒的成就旁边算得了什么呢?当我们两人将来到上帝面前报到的时候，受到谴责的将是我。

总之，当我审视我的天性和它的缺陷的时候，能够断言这件婚事损害了我的命运吗?我可能会有更多的闲暇和休憩；我可能会在某些社交圈子里和某些名人那里受到更好的接待；但是，在政治上，虽然德·夏多布里昂夫人令我气恼，可是她从未阻止我的行动，因为，在这方面同在荣誉方面一样，我只根据我的感情作出判断。如果我是独立的，我会写出更多的作品吗?我的作品会更好一些吗?如果我在国外结婚，我可能会停止写作，放弃我的祖国。读者将会看到，我不是有这种机会吗?如果我不结婚，由于我生性的弱点，我会不会落进某个品行不端的女人手中呢?我难道不会像拜伦一样，浪费和玷污我的时光?今天，我年事已高，狂热的爱情已经舍我而去；我今天只留下空虚和遗憾：不被人尊重的单身汉，受骗或醒悟；对于那些不想听我的陈旧歌曲的人反复歌唱的老鸟。我的愿望的完全满足不会给我的竖琴增加一根琴弦，给我的歌声增加一个更动情的声调。我的感情的限制、我的思想的隐秘，可能更加增加了我的歌声的力量，以一种内在的热情、暗暗燃烧的火焰激励我的作品，这种火焰在爱情自由的空气中也许会吹散的。由于被一个不可解脱的羁绊限制着，我开始时以少量苦涩的代价获得我今天品味的甜蜜。在我生命的苦难中，我只保留不可治愈的部分。因此，我对我妻子怀着亲切的感激之情，她对我的眷念既感人，又深刻、诚恳。她总是激励我尊重义务——如果不是激发我执行义务的力量——使我的生命更加庄重、更加高贵、更加令人尊敬。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巴黎——旧友新朋——巴尔特莱米神甫——圣昂热——剧场

我于一七九二年三月底结婚；四月二十日，立法会议向刚刚继承王位的弗朗索瓦二世宣战。同月十日，人们在罗马将伯努瓦·拉布尔列为真福者：这就是两个世界。战争使剩下的贵族纷纷跑到国外。一方面，迫害变得变本加厉；另一方面，留在国内的保皇派都被视为胆小鬼。我必须到我远道归来寻找的那个阵营里去。我的舅舅贝德和他一家坐船到泽西岛去了，而我同我妻子和我姐姐——吕西儿和朱莉——来到巴黎。

我们叫人在圣日热曼区租了一套房子，房子在名叫菲鲁的死胡同里，是一座名为“维莱特”的小公馆。我急于结识朋友。我去看那些过去有联系的文人。在新面孔当中，我看见博学的巴尔特莱米神甫和诗人圣昂热①。按照尚特路沙龙的看法，神甫过分突出了雅典的闺房。奥维德②的译者并不是一个缺乏才气的人；才干是一种禀赋，一个孤立的东西；它可能同其他精神力量汇合在一起，也可能和它们分开。圣昂热就是一个证据；他极力使自己不显得愚蠢，但他仍然做不到这一点。我一直很欣赏贝纳丹—圣皮埃尔的笔调，但他缺乏才能，而且不幸得很，他的性格同他的才能属于同一水平。由于他才智有限，也由于他缺乏高尚的灵魂，在《人性研究》中，有多少描写是败笔!

①圣昂热：他真正姓名是昂热—弗朗索瓦·法利欧(一七四七—一八一○)，他翻译了奥维德的作品。

②奥维德(Ovide，公元前四三—一七)：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吕勒利耶尔于一七九一年，在我前往美国之前，突然去世。我以后在圣德尼见过他的小房子，还有喷泉和爱神雕像，雕像下面刻着这样的诗句：

埃格蒙和爱神曾在此逗留：

他俊美的形象

倒映在波动的泉水中：

埃格蒙走了；惟有爱神羁留。

当我离开法国时，巴黎的剧场还在上演《埃庇米尼得斯的觉醒》①，回响着这样的唱段：

①《埃庇米尼得斯的觉醒》(Epimenide)：一部由德·奥利维尔(Carbon de Flins des Oliviers)写的喜剧。

我爱我们的保卫者的

战斗品德，

可是，我憎恨

残暴民众的狂热。

在可怕的欧洲，

愿我们永远自由，

也愿我们永远善良，

保持法兰西精神。

我回来的时候，《埃庇米尼得斯的觉醒》不再上演；要是有人唱这首歌，那就是谋害作者了。现在演出《查理九世》②。这个剧能够风靡巴黎是由于当时的形势。警钟、手持匕首的民众、对国王和神甫的仇恨是这个悲剧的幕后彩排，而演出是公开的。初出茅庐的塔尔玛继续走红。

②《查理九世》(Charles IX)：一部由谢尼耶(Marle-Joseph Chenier)写的悲剧。

当悲剧染红街道的时候，田园剧却风靡剧场。台上只看见天真的牧人和纯洁的牧羊姑娘。在芦笛的呜咽中，在喁喁私语的蒂尔西斯和边打毛线边列席国民会议的平民妇女面前，田野、小溪、羊群、鸽子、茅屋下的黄金岁月复活了，而他们在进剧场之前，观看了断头台的表演。如果桑松有时间，他可能也会扮演卡兰这个角色，而泰胡阿涅·德·梅里古尔小姐也许会扮演巴代。国民会议议员以自己是最宽恕的人自诩。他们是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他们带孙子去散步；他们喂孙子吃饭；他们被孙子天真的游戏感动得流泪；他们温柔地将他们的羊羔抱在怀里，将载着受害者去受刑的大车的“马马”指给他们看。他们讴歌大自然、和平、同情心、善良、天真、家庭的节操；为了人类的至福，这些因为善良而怡然自得的人以极敏锐的同情心，叫人砍掉他们邻居的头颅。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巴黎面貌的变化——科尔得利俱乐部——马拉

与一七八九年和一七九○年相比，一七九二年的巴黎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不再是新生的革命，而是一个被引入歧途的醉醺醺的人民，越过深渊，朝自己的命运走去。表面看来，人民不再那样吵嚷，好奇，匆忙；但他是面带杀机的。街道上，看见的只是恐惧或胆怯的面孔，为了避人耳目而悄悄沿着墙跟溜走的人，或者正在寻找猎物的闲逛者。胆怯的、低垂的目光避开你，或者尖锐的目光盯着你，猜度你的意图，洞穿你的心思。

丰富多彩的服装不见了，人们披上宽袖上衣；这种新世界的制服只是未来囚徒的最后一身衣裳。法国焕发青春时表现的社会放纵，一七八九年的自由，这种正在灭亡的、但还未达到无政府状态的任性的、乱糟糟的自由，在人民的权杖下，已经逐渐平静下来。大家觉得平民专制正在走近；确实，这种专制是年轻的、有生命力的和充满希望的，但它比过时的旧王权专制更加可怕。因为变成统治者的人民无处不在，当他变得暴虐的时候，暴君就无所不在。这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提比略①的普遍存在。

①提比略(Tibere，公元前四二—公元三七)：罗马第二个皇帝。

巴黎民众中混杂了南方来的暴徒；为了准备八月十日事件和九月屠杀，丹东召来了马赛人的先头部队，可以从他们的褴褛服装、黑色皮肤、卑鄙和罪恶的神态认出他们；这是另一种罪恶的神态，“in vultu vitium”②，邪恶挂在脸上。

在立法会议上，我看不到一个熟面孔：米拉波和我们的动乱的头一批偶像，或者不在了，或者失去了他们的祭台。为了接上被我的美洲之行打断的历史线索，有必要回顾在此之前发生的事情。

②拉丁文。

回顾

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王逃跑，使革命向前迈进一大步。国王于同月二十五日被逮回巴黎，第一次被废黜，因为国民议会宣布它的法令具有法律效力，而不需要国王批准或接受。高等法庭，在革命法庭成立之前，在奥尔良成立。从这时开始，罗兰①夫人就要求处死王后；后来，革命也将罗兰夫人本人处死。群众在马斯校场集会，反对中止国王的权力，要求对他进行审判。九月十四日接受宪法并未使事态平息。问题在于是否宣布废黜路易十六。如果作了这件事，就不会犯下一月二十一日的罪行了。法国人民对君主制和后世的立场正在发生变化。反对废黜的制宪议会成员以为自己在挽救王权，而实际上他们在葬送它。那些要求废黜的人以为在葬送它，可能会挽救它。政治上，结果几乎永远与预见相反。

①政治家罗兰的妻子(参看下一节注1)。她的沙龙对当时的政治活动有极大影响，吉龙特派成员经常光顾。后来她被处死。

一七九一年九月三十日，制宪议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在此之前，五月十七日颁布的关于禁止任职期满的成员重新当选的法令，孕育了国民公会。对于普遍事物，没有比针对个人或团体的个别决定更加危险、更加无力、更加无法执行的了，即使这些决定受人尊敬也罢。

九月二十九日关于群众社团的法令，使这些社团更加凶猛。这是制宪议会的最后一次法令；第二天，它就解散了，它留给法国的是一场革命。

立法会议 俱乐部

一七九一年十月一日成立的立法会议在横扫一切的旋风中展开它的工作。动乱使各省在流血；在冈城，人们陶醉在屠杀中，并且把贝尔赞斯先生的心脏吃掉了。

国王否决了针对流亡分子的法令和剥夺未宣誓教士一切待遇的法令。这些行动更增加了混乱。佩蒂翁被任命为巴黎市长。一七九二年一月一日，议员们指控流亡王储；二日，他们确定一月一日这一天为自由四年元旦。二月十三日左右，巴黎街头出现红帽子，市政府叫人制造长矛。三月一日，流亡者宣言发表。奥地利拿起武器。巴黎分裂成或多或少对立的区。一七九二年三月二十日，立法会议决定采用死亡机器；如果没有这东西，恐怖时代的判决就无法执行。人们先用死人进行试验，从中积累经验。这架机器同刽子手一样，为了它的保养，它的服务对象必须向它交付一笔钱。即使杀人机器是惩罚罪行所必需的，机器的发明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值得纪念的证明，或者毋宁说是上帝暗地实施的行动的证明，当他想改变各帝国面貌的时候。

在吉龙特派煽动下，部长罗兰①应召进入国王的参政院。四月二十日，向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宣战。马拉发表《人民之友》，尽管他受到针对他的法令的打击。国王的德国团和贝尔赤尼团开小差。伊斯纳尔德说王室背信弃义。让梢内②和布里索③揭露奥地利委员会。由于国王的卫队被解散，发生了暴乱。五月二十八日，议会连续举行会议。九月二十日，圣安托万和圣马尔索郊区的群众强行闯入杜伊勒利宫，借口是国王拒绝批准废除神甫；国王有生命危险。宣布祖国在危难中。人们烧毁拉斐德的画像。第二次联盟节的代表到达；被马拉吸引的马赛人正在赶来，他们于七月三十日进入巴黎，佩蒂翁将他们安置在科尔得利修道院住宿。

①罗兰(一七三四—一七九三)：政治家，-一七九二—九三担任内政部长，吉龙特派的朋友。他得知他妻子被处死时自杀。

②让梢内(一七五八—一七九三)：立法会议议员，吉龙特派，后被处死。

③布里索(一七五四—一七九三)：记者和政治家，立法会议议员，吉龙特派首领之一，后被送上断头台。

科尔得利俱乐部

在全国性的讲坛旁边，竖起了两个互相竞争的讲坛：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和科尔得利俱乐部的讲坛；后者力量最强大，它向著名的巴黎市府提供成员和行动手段。如果巴黎市府没有成立的话，巴黎由于缺乏一个中心，也许已经分裂，各区政府也许会变成互相对立的政权。

科尔得利俱乐部设在同名修道院里；一二五九年，圣路易实施统治时，为补偿一桩谋杀罪而支付的罚款用来修建该修道院的教堂。一五九○年，教堂成为最有名的神圣联盟成员的巢穴。

有些地方似乎是乱党的实验室。埃图瓦尔说(一五九三年七月十二日)：

“已经通知德·马也纳公爵，两百名方济各会修土到达巴黎，他们正在准备武器，并同十六人团达成协议，后者每天在巴黎科尔得利修道院举行会议……今天，在科尔得利修道院集中的十六人团解除武装。”因此，我们的狂热的联盟成员将科尔得利修道院当做陈尸所，让给我们的富于哲学精神的革命者。

修道院的油画、雕像和画像、纱帐和窗帘都被拆除了；满目疮痍的长方形教堂只剩下骨架和梁柱。在教堂后部的圆室，风和雨通过没有玻璃的圆花窗刮进来；教堂开会的时候，细木工的工作台充当会议主席的办公桌。工作台上摆满红帽子；每个演讲者在登上讲台之前，都要戴上这种帽子。这个讲台是用四个架子支撑而成的，一块木板放在X形架子上，好像一个临时搭成的戏台。在会议主席身后，自由神雕像旁边放着旧时的所谓司法用具，这些用具被杀人机器取代了，就像那些复杂机械被水锤扬水器所取代一样。“清洗”过的雅各宾俱乐部借用科尔得利俱乐部的若干设施。

演说者

联合起来进行毁灭的演说者，对于要选择的头颅和要采用的方法持不同意见。在不同魔鬼派别的口哨和喊叫的不协调的吵闹声中，他们都指责对方是无赖、骗子、强盗、杀人犯。使用的词语来自有关谋杀的词汇，借用垃圾和粪便中最肮脏的物品，或者取自男女卖淫的场所。手势使形象更加突出：一切都以本来的名字相称，带着狗的恬不知耻，带着诅咒和谩骂的亵渎和蔑视宗教的夸张。破坏和生产，死亡和生殖，通过充塞耳朵的野蛮语言，人们听到的只是这些东西。声音尖细或洪亮如雷的发言者，除了他们的对手，还受到别的东西干扰：没有修士的修道院和没有钟的钟楼有黑色小猫头鹰，它们在破烂的窗口嬉戏，希冀得到战利品；它们打断演说。人们先摇铃，希望恢复秩序，但无济于事，它们仍然叫唤着；为了让它们安静下来，人们朝它们开枪：受伤的猫头鹰掉下来，在潘德莫尼翁①中间挣扎，这是它们命中注定的结局。倒塌的屋架，瘸腿的长凳，拆毁的神职祷告席，滚在一边靠墙的圣人雕像，给穿卡马尼奥服的观众当阶梯座位；他们臭汗淋漓，浑身是泥土和灰尘，醉醺醺的，长矛靠在肩上，或者将裸露的胳膊交叉在胸前。

①潘德莫尼翁(Pandemonium)：地狱鬼魂聚会的场所。

人群中的最畸形者优先发言。灵魂和身体的残疾在我们的动乱中起了作用：受苦受难的自尊心造就—批伟大的革命家。

马拉和他的朋友

按照丑恶优先的原则，一群蛇发女魔的脑袋鱼贯而过，它们同十六妖魔混在一起。马拉出生在瑞士，德·阿尔图瓦伯爵的卫队医生，光着脚穿木鞋或钉鞋；根据他无可置疑的权利，他带头夸夸其谈。由于他在人民的宫廷里担当“小丑”角色，他带着平淡的表情和旧教育给所有面孔加上的平庸的微笑，大声叫道：“人民呀，你们必须砍掉二十七万个脑袋!”在这位街头卡利古拉①之后，上台的是不信神的鞋匠肖梅特。他之后是“路灯总检察”卡米耶—德穆兰，口吃的西塞罗，屠杀顾问，老淫棍，喜欢文字游戏和讲俏皮话的轻浮的共和党人，下流玩笑专家。他说：在六月屠杀中，“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他同意变成斯巴达人，只要让膳食总管梅奥②掌握烹制黑羹③的方法。

①卡利古拉(Caligula，一二—四一)：本名盖约·恺撒，罗马皇帝(三七—四一在位)。

②梅奥(Meot)：著名的王宫膳食总管。

③古代斯巴达人吃的简单而粗劣的莱肴。

从筑伊和南特赶来的富歇④，在这些学者手下研究这场灾难。讲台下那帮聚精会神的凶残野兽当中，他像一只穿衣服的鬣狗。他嗅着血腥的气味；他嗅着驴子和刽子手的巡游队伍的香烟，一直到他被人当作强盗、无神论者、杀人犯，从雅各宾俱乐部里驱赶出来，被任命为部长。马拉下台之后，这个人民的特里布雷①变成他的主子的玩物：他们嘲弄他，竭力排挤他，朝他起哄，但这并未能阻止他成为众人的首领，登上市政府的钟楼、敲响全面屠杀的警钟，并且战胜革命法庭。

④富歇(Fouche，一七五九—一八二○)：法国政治家和警察组织建立者善于政治投机。

①特里布雷(Triboulet，一四九八—一五三六)：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的宫廷侍从小丑。

马拉，和“弥尔顿的罪恶”一样，受到死神的打击。谢尼埃将他奉为神明，大卫②描绘他浸在被血染红的浴缸里的情景，人们将他同《福音书》的神圣作者相提并论。有人为他祈祷：“耶稣的心，马拉的心；啊，神圣的耶稣的心啊，神圣的马拉的心啊!”马拉的这颗心被装在家具贮藏室珍贵的圣体盒里。在卡胡塞尔广场的草坪上为他建了衣冠冢，人们到那里参观他的半身雕像、浴盆、台灯和墨水瓶。后来，风向变了，污秽从玛瑙骨灰盒倒进另一个罐子里，扔进臭水沟。

②大卫(David，一七四八—一八二五)：法国画家。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丹东——卡米耶·德穆兰——法布尔·埃格兰蒂纳

科尔得利俱乐部的会议是由丹东控制和主持的；我旁听了三次或四次这样的会议。他是一个有哥特人身材的匈奴，塌鼻子，鼻孔朝天，脸上有长条的伤疤，一副宪兵面孔，加上淫荡和残忍的检察官的表情。在他的教堂的外壳里，如同在时间的框架里，丹东和他的三个男性复仇女神——卡米耶·德穆兰、马拉、法布尔·德·埃格兰蒂纳，组织了九月大屠杀。比洛·德·瓦雷纳建议在监狱放一把火，将里面的人统统烧死；另一个国民公会议员主张将所有囚犯淹死；马拉表明态度，坚持进行大屠杀。有人为受难者哀求丹东，他回答说：“我才不在乎这些囚犯哩。”他是市府公报的起草人，他敦请自由人民在外省重复在加尔默修院和修道院犯下的弥天大罪。

让我们留意历史吧：在拯救人类方面，西克斯图斯五世①可以同克雷门斯②的献身精神媲美，就像人们将马拉比作救世主一样。查理九世要求各省总督仿效圣巴托罗缪大屠杀③，就像丹东敦促革命者模仿九月大屠杀一样。雅各宾派是清教徒；他们以查理一世为榜样，杀死路易十六的事实再次证明这一点。由于这些罪行同伟大的社会运动混杂在一起，人们非常错误地认为，这些罪行造就革命的伟大，但罪行仅仅是革命的拙劣模仿。一些带偏见或刻板的人，由于他们的痛苦的天性，只欣赏动乱。

①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e-Quint，一五二○—一五九○)：一五八五年至一五九○年担任罗马教皇。

②克雷门斯(Jacques Clement，约一五一○—约一五五六)：弗兰德斯作曲家，以写宗教音乐著称。

③圣巴托罗缨大屠杀：指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始的法国基督教新教胡格诺派惨遭屠杀的事件。

丹东比英国人直率，说：“我们不会审判国王，我们将把他处死。”他还说：“这些神甫，这些贵族并没有罪，但他们必须死，因为他们挡路，阻碍事物运动，妨碍前程。”这些话表面上很深刻，但没有任何精神的广度，因为这些话意味着可以不考虑无辜，可以将道德从政治中间分割出来，而后者继续存在，这是错误的。

丹东并不相信他所支持的原则；他在身上披上革命外衣只是为了发财致富。他向一个年轻人建议道：“同我们一道闹吧!你发财之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他承认，他之所以没有为宫廷效劳，是因为宫廷不愿意以相当的价格收买他。这是恃才傲物者和公开承认自己道德败坏的人才有的恬不知耻。他曾经是米拉波的代理人，但他比米拉波更加丑陋。他比罗伯斯庇尔高明；他同他一样，不曾在他所犯的罪行上写下他的名字。他保留宗教意识，说：“我们摧毁迷信，不是为了建立无神论。”他的激情本来是好的，仅仅因为这是激情，在人的行动中应该看到性格的作用；像丹东这样想象力丰富的罪犯，正是由于他们的言谈和行动的夸张，似乎比那些冷静的罪犯更加卑鄙；事实上，前者比不上后者。这个看法也适用于人民。从整体看，人民是诗人，他们演出或别人叫他们演出的戏剧的作者和热情演员。他们的过激并非出自天生的残酷本能，而是被演出陶醉的人群的癫狂，尤其当上演的是悲剧的时候。千真万确的是，在人民的恐怖之中，总是给画面和激动加上某种多余的东西。

丹东落进他自己设置的圈套。他徒劳地朝审判官扔面包团，勇敢和高贵地回答提问，让法庭犹豫不决，使国民公会陷入危难和恐慌，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评论那些使他的敌人变得强大的重大罪行，因为突然感到悔恨而大声叫道：“是我下令建立这个可耻的法庭的，我请求上帝和人民饶恕我!”这句话曾经不止一次被人剽窃。通常是在被移送到法庭之前，人们有必要揭露法庭的卑劣。

丹东所能做的，只是表明他对自己的死比他对他的受害者的死更加无情，将他的头扬得比挂着的屠刀更高，这正是他所作的。在恐怖时代的舞台上，他的脚黏在前一天留下的稠厚的血液中，他用他轻蔑和高傲的目光朝人群扫一眼，然后对刽子手说：“你要把我的头给人民看，它配享受这样的光荣。”丹东的头颅留在行刑者手中，而他无头的亡灵去和被砍头的受害者的亡灵为伍。这也是平等。

丹东的副祭和副助祭，卡米耶·德穆兰和法布尔·埃格兰蒂纳，以跟他们的神甫相同方式死去。在供养断头台的时代，在扣眼上交替佩戴一枚小金质断头台和一小块被砍头者的心脏的时代，在人们高呼“地狱万岁!”的时代，在人们进行血、钢和愤怒的狂欢的时代，在人们为死亡干杯的时代，在人们为了省去死时脱衣的麻烦而赤身露体跟死者共舞的时代，有必要活到出席最后的宴会，痛苦的最后戏谑。德穆兰被带到富基埃—坦维尔法庭，庭长问他：“你多少岁?”他回答道：“无套裤党耶稣的岁数。”报复的困扰迫使这些杀害基督教徒的人不断使用基督的名字。

如果忘记卡米耶·德穆兰曾经顶撞罗伯斯庇尔本人，以他的勇气弥补他的过失，那是不公正的。他发出了反对恐怖的信号。一位年轻美貌和精力旺盛的女人，使他萌生爱心，也使他产生道德力量和牺牲精神。义愤使演说家的大胆和放肆的嘲笑雄辩有力。他以凛然正气攻击他曾经帮助竖起的绞架。他言行相符，不接受死刑：他在刑车上同行刑人扭打，到刑场时已经遍体鳞伤。

法布尔·德·埃格兰蒂纳，一个流传·下来的剧本的作者，和德穆兰恰恰相反，表现得非常懦弱。神圣联盟时期巴黎的刽子手让·罗佐，因为职业原因杀死了布里松庭长，被处以绞刑；但他在绞索前显得畏葸不前。看来，人们并不能够通过杀人学会死。

科尔得利俱乐部的辩论证明，我们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我曾经目睹制宪议会在一七八九年和一七九○年开始毁灭君主政体；一七九二年，我在立法议员刽子手里，看见旧君主制仍然温热的尸体。他们在他们的低矮的俱乐部大厅里切开它的肚皮，将它肢解，就像持戟步兵在布卢瓦城堡的顶楼上焚烧巴拉弗雷①的尸体一样。

①巴拉弗雷(Balafre)：即亨利一世(一五五○—一五八八)，被亨利世叫人在布卢瓦杀死。

我提到的所有人，丹东、马拉、卡米耶·德穆兰、罗伯斯庇尔，至今没有哪一个还活着。我在我的路途上，在一个新生的美洲社会和一个垂死的欧洲社会之间，在新世界的森林和流亡的孤独之间，曾经碰见过他们；我在外国的土地上只待了几个月，这些死神的情人同死神一样，已经精疲力竭了。现在我距离他们的幽灵十分遥远，但今天我下到我年轻时的地狱，我仿佛模糊记得我过去见过的在克息特河①边游荡的鬼魂，它们补充我一生多姿多彩的梦幻，而且被记录在我的墓外回忆之中。

①克息特河(Cocyte)：希腊神话中的地狱河流之一。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对流亡的看法

我很高兴重新见到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并且同他谈论我酝酿已久的计划。我带来的是需要耗时九年的第二次旅行的安排。在此之前，我只需到德国作一次短暂逗留：我跑去加入勤王军，再跑回来砍杀革命；这一切只需要两三个月时间。然后，我扬起风帆，回到新世界去；不同的是，少了一场革命，多了一次婚姻。

然而，我的热情超过我的信念。我觉得流亡是一件蠢事，一种疯狂。蒙田说：“我到处挨打，对于皇帝派我是教皇派，对于教皇派我是皇帝派。”由于我对绝对王权的兴趣极少，所以我对我的决定不抱任何幻想。我心中有一些疑虑。虽然我决心为荣誉献身，但我还是想知道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对流亡的看法。他同我谈话的时候很激动，他心中认为的继续犯罪，使这位卢梭的朋友的政治宽容荡然无存。在受害者的事业和刽子手的事业之间，他毫不犹豫。他认为，当时的事态是再坏不过了。关于我自己，国王在受压迫，落在他的敌人手中，去同他的弟兄们汇合是军人责无旁贷的义务。他称赞我从美洲回来，催促我哥哥同我一起走。

我向他提出那些通常的反对意见：同敌人联合，祖国的利益等等。他对此作出答复。他从一般考虑到细节，给我举出一些令人尴尬的例子。他说：教皇派和皇帝派依靠皇帝或教皇的部队；在英国，贵族们起来造反，反对“没有土地的让”①。最后，他还举当代的例子，美利坚共和国曾经要求法国支援。德·马尔泽尔布先生继续说：“因此，自由和哲学的最坚定支持者、共和党人和新教徒，从来不因为自己借用一个能够使他们的观点胜利的力量而感到有罪。没有我们的金钱，没有我们的船只，没有我们的士兵，新世界今天能够得到解放吗?我，现在正在同你们讲话的马尔泽尔布，一七七六年不是接待了重开迪恩谈判的富兰克林吗?然而，富兰克林是一个叛徒吗?美国的自由，是否因为得到拉斐德的帮助和由法国士兵夺得，而减少光彩呢?任何政府如果违反公平法则、司法规则，不向社会基本法则提供保障，它就不复存在，而使人回到野蛮状态。那么，尽可能自卫，采用最适合的办法推翻专制、恢复每个人和大家的权利就是合法的。”

①“没有土地的让”(Jean-sans-Terre，一六七—一二一六)：英国国王(一九九一—一二一六)。

由最伟大的政论家提出、被德·马尔泽尔布这样的人加以发挥、而且得到众多历史事例支持的天赋权利原则打动我，但没有令我信服。我只是屈从于我那个年龄的冲动，屈从于荣誉感。除了德·马尔泽尔布先生所举的例子，我还要加上一些最近的事例：一八二四年西班牙战争期间，法国共和党人在科尔特斯①的旗子下作战，而且并不忌讳将武器对准祖国；一八三○到一八三一年，立宪派波兰人和意大利人要求法国援助，而宪章派葡萄牙人用外国的钱和士兵入侵他们的祖国。我们有两套衡量标准：为了一种思想，我们赞同一种制度、一种利益、一个人；而我们为了另一种思想，谴责另一种制度、另一种利益、另一个人。

①科尔特斯(Cortes，一四八五—一五四七)：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者。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我赌博而且输了——公共马车奇遇——罗兰夫人——巴雷斯在埃米塔热——七月十四日的第二次联盟节——流亡的准备工作

我和这位著名保皇分子之间的谈话是在我嫂子家进行的。她刚刚生下第二个男孩；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充当他的教父，而且用自己的名字(克里斯托夫)给外孙命名。我参加孩子的洗礼仪式。这孩子只在他没有记忆的年代里见过他的父亲和母亲；今天，远远看去，他好像一个无法追忆的梦幻的影子。我的出发准备工作拖延着。人们曾经以为，我结婚会给我带来财富，结果我的太太的财产是教会的定期租金，政府将负责以它的方式支付。而且，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得到她的保护人的赞同，将这笔租金的很大一部分借给她姐姐德·普来西—帕尔斯科伯爵夫人。我仍然缺钱，必须借债。

一位公证人为我们弄到一万法郎。我在把这笔指券①拿回菲鲁胡同途中，在黎塞留街碰见我在纳瓦尔团的一位同事——阿夏尔伯爵。他是一个大赌棍；他建议我到某某先生的沙龙去，说我们可以在那里聊聊。神差鬼使，我爬上楼，赌了，输了，仅剩下一千五百法郎。我非常后悔和懊丧，带着剩下的钱，爬上碰到的第一辆公共马车。在此之前，我从未赌过钱，金钱的游戏使我感到一种痛苦的陶醉。如果我染上这种嗜好，它可能会令我晕头转向。我魂不守舍，在圣絮尔皮斯教堂下车，把装着我的剩余财产的钱包忘在车上。我．跑回家，说我把一万法郎丢在车上了。

①指券：指一七八九一一七九七年流通于法国的一种用国家财产作担保的证券，后来当做通货使用。

我出门，沿多芬内街往下走，穿过新桥，几乎想跳进河里；我到我刚才上车的王宫广场。我向给马饮水的萨瓦车夫打听。我把我坐的车描绘了一番，他们随便告诉我一个号码。区警察局局长告诉我，这个号码是一位车行老板的车，他住在圣德尼区。我来到此人的车行，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等候马车回来。大批车辆渐次回来了，但我没有看见我坐的那辆车；到清晨两点，我终于等到我坐过的那辆马车。我刚刚认出我那两匹白马，疲惫不堪的牲口就倒在草上，直挺挺的，鼓着肚皮，伸长四条腿，好像死了似的。

车夫记得载过我。在我之后，他拉过一位在雅各宾俱乐部下车的男公民；男公民之后，他把一位太太送到克莱里街十三号；在这位太太之后还有一位先生，他把这位乘客带到圣马丁街。我答应给车夫酒钱；于是，等天一亮，我就去寻找我的一千五百法郎，就像寻找西北通道一样。我觉得事情很清楚，雅各宾俱乐部下车的那位公民把我的钱没收了。克莱里街下车的小姐声称她在车上没有看见任何东西。我到达第三站，心中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车夫好歹描述了他的那位乘客。门房叫道：“是某某神甫!”他带我穿过走廊，走过一些空无一人的房间，来到一位教士身边。他独自一人，正在清点他的修道院的家具。这位教士穿着满是灰尘的衣服，坐在一堆破烂家具上，听我讲完我的故事。他说：“你是德·夏多布里昂骑士吗?”我回答说：“是的。”他接着说：“这是你的钱包。我在里面找到你的地址。”他正在为驱逐他的人认真清点修道院的物资，是这位被驱逐和被剥夺财产的修士，还给我一千五百法郎；就是靠这点钱，我走上流亡之路。如果没有这一小笔钱，我可能不会流亡。那么，我可能变成什么人呢?现在，我的生活完全变了。如果今天要我移步去寻找一百万，我宁可被吊死。

这是一七九二年六月十六日发生的事情。

我忠实于我的本能，从美洲回来，用我的剑为路易十六效力，而不是为了参加党派阴谋。马拉所在的国王卫队被解散；罗兰、迪穆里埃、迪波尔·德·代尔特尔相继担任部长；宫廷的勾心斗角或人民的大规模造反，仅仅令我感到厌烦和鄙视。我常常听人谈到罗兰夫人，但我没有见过她；她的回忆录证明，她具有非凡的精神力量。人们说，她是很讨人喜欢的；但要知道的是，她是否可爱到那种程度，使人能够容忍那种反常的恬不知耻。她在断头台下，要求别人给她纸和笔，以便记述她的旅行的最后时刻，将她从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到革命广场途中的观感记录下来；当然，这样的女人表现了对前途的关注，和对生命的蔑视，这样的例子是很罕见的。罗兰夫人有个性，但没有天才：前者可以产生后者，后者不能产生前者!

六月十九日我到蒙特莫朗西山谷，拜访卢梭居住过的埃米塔热庄园。并非我怀念埃皮耐夫人和那种做作和反常的社交生活，而是想同一个其作风同我的作风截然相反的孤独者告别，尽管他的非同凡响的才气曾经令青年时代的我感动。第二天，我仍然在埃米塔热；在这对于君主制度致命的一天，我在这个僻静的乡村，碰见两个同我一样散步的人；我想，他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可能是漠不关心的。一位是马雷先生①，属于帝国的人；一位是巴雷尔先生②，属于共和国的人。和善的巴雷尔先生避开喧嚣，带着他的情感哲学，来到朱莉的树阴下③，讲说革命的甜言蜜语。根据这位断头台行吟诗人的报告，国民公会宣布：“恐怖已列人日程”；他躲在装脑袋的篮子里，逃脱了恐怖；在断头台下，从血淋淋的木桶底，传来他哇哇的叫声：“杀死他!”巴雷尔是那种奥比昂④用微风变成的老虎：velocis Zephyri proles．⑤

①马雷(Maret，一七六三—一八三九)：拿破仑时代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大革命初期为新闻记者。

②巴雷尔(Barrere de Vieizac)：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物，与罗伯斯庇尔有联系，雾月九日倒台。

③此处暗示卢梭的《新爱洛伊丝》。

④奥比昂(Oppien)：公元二世纪的希腊诗人。

⑤拉丁文，意思前面已经讲了：微风变成的老虎。

金内戈，尚福尔，我旧时的作家朋友，对六月二十日事件很满意。继续在中学教书的拉阿尔佩，以他洪钟般的声音喊道：“你们疯了!你们顶撞所有的人民代表。刺刀!刺刀!刺刀来了!”虽然我的美洲之行使我成为一个不那么默默无闻的人，但我还无法站立在原则和雄辩的峰顶。封塔纳由于他过去同君主社的联系，此刻面临危险。我哥哥是愤激俱乐部的成员。根据维也纳和柏林之间的政府协议，普鲁士人在行动；在蒙斯方面，法国人和奥地利人之间已经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冲突。必须当机立断了。

我哥哥和我弄到了去里尔的假护照。我们俩都装扮成酒贩子，穿着国民自卫军制服，打算就军需供应投标。我哥哥的随身仆人路易·普兰，又称圣路易，用他的真实姓名旅行。尽管他是下布列塔尼朗巴尔人，他到弗朗德勒去探亲。我们出发的时间定为七月十五日，即第二次联盟节次日。十四日，我们同罗桑波一家、我的姐姐们和我的妻子，来到蒂沃里花园。蒂沃里属于布坦先生，他的女儿嫁给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将近傍晚，我们看见许多参加联盟节的人逛来逛去，帽子上用粉笔写着：“佩蒂翁或死亡!”蒂沃里，我流亡的出发地，要变成娱乐和喜庆的场所。我们的亲人们同我们分手的时候，并不感到忧伤。他们认为我们不过是去旅游。我那找回的一千五百法郎似乎足以让我们凯旋回到巴黎。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我同哥哥一起流亡——圣路易的遭遇——我们越过边境

六月十五日上午六时，我们登上公共马车。我们预订了前车厢的座位，就在车夫旁边。我们假装不认识的随身仆人同其他乘客一起，坐在后面车厢里。圣路易有梦游的毛病。晚上，他到巴黎去寻找他的主人，睁着眼睛，但实际上在梦游。他发病的时候，帮我哥哥脱衣服，安排他上床，用同一句话回答问题：“我知道，我知道。”要等别人在他脸上泼一盆冷水，他才能醒过来。他四十来岁，身高六尺，既高大，又丑陋；除了我哥哥，这个可怜人从未服侍过其他主人。晚饭时，他不得不和我们同桌用餐，他显得非常尴尬。乘客都充满革命激情，大谈要把贵族们吊在路灯杆上，这更增加他的恐惧。他考虑要穿过奥地利人的岗哨，参加勤王军打仗，终于精神崩溃了。他喝了很多酒，重新上车；我们回到前车厢。

半夜，我们听见乘客们大叫：“下去!公民，下去!”车停了，车门打开，立即听见男人和女人的吼叫声：“我们忍受不了啦，下去，猪猡!强盗!下去，下去!”我们也下车。我们看见圣路易被人搡着，被赶下车；他站立起来，光着头，用他睁开的睡眼四处张望，撒腿朝巴黎方向跑去。我们不能够认他，否则我们会暴露自己；只能听天由命了。他在第一个村庄就被人抓住，他对人说他是德·夏多布里昂伯爵的仆人，住在巴黎邦迪街。骑警队几经转手，将他一直押到罗桑波庭长家中。这个倒霉人的证词就是我们流亡的证据，结果将我哥哥和嫂嫂送上断头台。

第二天，停车吃早餐时，我们听见乘客无数次重复这个故事：“此人脑瓜有毛病。他睁着眼睛说瞎话。他满嘴奇谈怪论，肯定是阴谋分子，逃避追捕的杀人犯。”有教养的女公民红着脸，一边摇晃着印有《宪法》的绿纸大伞子。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夜游症、恐惧和饮酒的恶果。

到达里尔之后，我们寻找那个应该带我们过境的人。流亡运动有联络人；从后果看，这些拯救人员变成了葬送者。君主派仍然很强大，问题没有解决；软弱和胆小的人继续效劳，等待形势变化。

我们在城门关闭之前出城。我们到一间偏僻的房子里等候。到晚上十时，到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才重新上路。我们什么也没有带，手里只有一根棍子；几个月之前，我在美洲森林里，就是这样跟在我的荷兰向导后面的。

我们穿过麦田，田间蜿蜒着依稀可辨的小路。法国和奥地利巡逻队在四处搜索；我们有可能落进这边或那边的巡逻队手里，也可能被骑哨的手枪击中。我们远远看见一些单个的骑兵，他们手里拿着武器，一动也不动；我们听见低凹的道路上传来马蹄声；我们用耳朵贴地，听见步兵整齐的步伐声。我们有时奔跑，有时掂着脚尖慢慢走；三个小时之后，来到树林内的十字路口，听见有几只夜莺唱歌。一群躲在树后的枪骑兵举着马刀向我们扑过来。我们叫道：“我们找勤王军，我们是军官!”我们要求他们把我们带到图尔耐，声称会让人认出我们的身份。哨所指挥官叫骑兵押着我们，将我们带走。

天亮时，枪骑兵发现我们的礼服里面穿着国民卫队制服，他们咒骂那种法国将要带到被征服的欧洲去的颜色。

克洛维①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住在图尔耐兹——法兰克人的原始王国。他同他的伙伴从图尔耐出发，去征服高卢人。塔西佗说：“用武器可以得到一切权力。”四八六年，第一个种族的头一个国王从这里出发，去建立他悠久的、强大的君主统治；一七九二年，我从这座城市经过，到异国土地上去和第三个种族的王储们汇合；一八一四年，当法国人的最后一个国王抛弃法兰克人的第一个国王的王国的时候，我又从那里路过。

①克洛维(Clovis，四六五—五一一)：即克洛维一世，法兰克人的国王。

到达图尔耐之后，我让我哥哥去同有关当局交涉，而我在一名士兵监视下，参观大教堂。从前，这座教堂的教土奥东·德·奥尔良，晚上坐在大门口，向他的弟子们讲解天体的运行，指出银河和星辰的位置。我愿意在图尔耐碰见这位十一世纪的朴素的天文学家，而不是宪兵。我喜欢那个时代。根据传说，一O四九年，诺曼底有人变成驴子：像人们所看到的，我在我书中的情人古帕尔小姐那里，差一点碰到同样的事情。一一一四年，海尔德贝尔发现，一个姑娘的耳朵里长出麦穗：也许是谷神。我即将渡过的马斯河，一一一八年高悬在空中流淌，证人是纪尧姆·德·南吉和阿尔贝里。里高尔断言，一一九四年，在博瓦资地区的孔皮埃涅和克莱蒙之间，下了一场夹杂乌鸦的冰雹，乌鸦像煤炭一样引起火灾。热尔维·德·迪尔布里对我们说，大风吹不灭放在卡米撒圣米歇尔修道院窗口的蜡烛；也是他说，在于再斯教区，有一眼清冽的泉水，如果有人往里面扔脏东西，泉水就会改变位置——今天就不会有人为这种小事费心了。读者，我不再浪费时间了。我同你聊天，是为了等候正在谈判的哥哥，现在他回来了。经过解释，奥地利军官感到满意，我们可以到布鲁塞尔去了。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流亡。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布鲁塞尔——在德·布勒特伊男爵家晚餐——出发找勤王军——里瓦罗尔——路遇普鲁士军队——到达特里维

布鲁塞尔是流亡贵族的总部。巴黎最漂亮的女人，和那些只能充当副官的最时髦的男人，怀着愉快的心情在那里等候胜利的时刻。他们身穿崭新的军装，耀武扬威，将轻浮暴露无遗。可以养活他们几年的巨款，几天就用得精光：何必节约呢，既然很快就回巴黎啦。

这些杰出的骑士与古代骑士恰恰相反，以情场的胜利开辟通向光荣的道路。他们鄙夷地看着我们这些背着背囊、徒步走路的外省小贵族，或者变成士兵的穷军官。这些海洛立斯①在他们的翁法勒脚下用纺纱杆纺纱②；他们把纺纱杆寄给我们，但我们奉还，我们有剑就够了。

①海洛立斯(Hercule)：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著称。

②翁法勒(Omphales)：希腊神话人物，国王伊阿尔达诺的女儿，在她丈夫死后成为国王。传说海洛立斯有一段时间在她身边当奴隶；一般将海洛力斯描绘成在翁法勒脚下纺线做工。

在布鲁塞尔，我找到了我在到达之前已经偷运来的小件行李，里面有我的纳瓦尔团制服，一些换洗衣服，还有我须臾不能离开的珍贵的手稿。

我同哥哥被邀请到德·布勒特伊男爵家吃晚饭。我在那里碰见德·蒙特莫朗西男爵夫人——她当时是年轻貌美的，此刻却性命垂危——身穿波纹轧光长袍，戴着金十字架的受难的主教们，变成匈牙利上校的年轻法官，和我一生只见过这一次的里瓦罗尔③。没有人通报后者的姓名；我吃惊地看着他独自娓娓而谈，而其他人洗耳恭听。里瓦罗尔的幽默损害了他的才能，他的言谈损害了他的作品。他谈到革命时说：“头一次打击的是上帝，第二次打击的只是没有感觉的大理石。”我重新穿上我的平庸的步兵少尉军服，餐后我就出发，我的背囊就放在门后。由于美洲的太阳和海风，我的脸孔仍然是黝黑的，我留着平头。我的面孔和我的沉默令里瓦罗尔感到纳闷；德·布勒特伊男爵发现了他惴惴不安的好奇心，有意满足他，于是问我哥哥：“你的骑士弟弟从哪里来的?”我回答说：“从尼亚加拉。”里瓦罗尔叫道：“从瀑布来的!”我没有搭话。他想提问题：“先生到……”我打断他的话：“到战场去。”我们站起来，离开饭桌。

③里瓦罗尔(Rivarol，一七五三—一八○一)：法国作家和记者。

我憎恶这些妄自尊大的流亡分子。我急于见到同我一样，领六百镑年金的流亡者。我们可能是十分愚蠢的，但是至少我们佩着剑，而且如果我们取得成功的话，我们不是坐享其成的人。我哥哥留在德·布勒特伊男爵身边，当他的副官；而我独自出发往格布朗兹。

没有什么比我走的这条道路更富于历史意义了。它处处让人想起往事和法国的光荣。我穿过列日城，它的居民无数次暴动，反对他们的主教或弗朗德尔伯爵。同列日人结成同盟的路易十一，为了从可笑的佩隆纳监狱逃出，不得不眼看这座城市遭到洗劫。

我去寻找的是那些以做这种事为荣的人，我要加入他们的行列。一七九二年，列日和法国之间的关系比较平静。圣于贝尔修道院院长不得不每年送两条猎狗给达戈贝尔特国王的继承人。

送给艾克斯，拉沙佩勒教堂的，是其他礼物，是由法国赠送的。一条用于安葬虔诚的基督教徒的裹尸布，作为直属封地的忠君旗子，送到查理大帝的坟墓。我们的国王们，通过继承永生的遗产，表达他们的信仰和敬意。他们在吻了死神——他们的圣母——之后，跪在她膝下，发誓永远忠实于她。而且，这是法兰西俯首称臣的惟一宗主权。艾克斯·拉沙佩勒教堂由大卡尔建造，并且是由莱昂三世祝圣的。两名高级教士由于未出席祝圣仪式，被两位去世已久、但特意为此复活的马斯特里赫特大主教取代。查理大帝在一位美丽的情人死后，将她搂在怀里，不愿意松手。人们将这种爱情归咎于魔力。于是对年轻的死者进行检查，在她舌头底下发现了一枚珍珠。珍珠被扔进沼泽里；查理大帝对沼泽一片痴情，弄得神魂颠倒，于是下令将它填平。在上面建造了一座宫殿和一座教堂，目的是在宫殿里度过余生，死后埋葬在教堂里。这里的权威人土是特平大主教和彼特拉克。

在科隆，我参观了大教堂。如果它建成的话，那会是欧洲最漂亮的哥特式建筑。僧侣们是建造教堂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和泥水匠；他们以泥水师傅的称号为荣。

今天，听见一些无知的哲学家和饶舌的民主派反对修士、修女的叫喊，好像这些信教的无产者、这些赐给我们一切的乞丐是贵族似的。

科隆让我想起卡利古拉和圣布吕诺：我在巴伊参观了前者兴建的堤防的遗址，在大查尔特勒修道院参观了后者住过的小房间。

我沿多瑙河而上，一直到格布朗兹。勤王军已经离开那里。我穿过这些空荡荡的王国，inania regna①，欣赏了美丽的多瑙河河谷，蛮族缪斯的藤比河谷②；那里，当战争临近时，骑士们出现在城堡废墟周围，听得见刀剑的碰撞声。

①inania regna：拉丁文，引自《埃涅阿斯纪》。

②藤比河谷(Tempe)：希腊色萨利区东北部山谷。

在格布朗兹和特里维之间，我碰见普鲁士军队。我沿着纵队走过去，到达卫队附近时，发现他们成散兵队形，加农炮排成一行；国王③和不伦瑞克④在由腓特列的老战士组成的方阵的中央。我的白色制服引起国王的注意；他叫我过去。不伦维克公爵和他自己把帽子拿在手里，我为旧法国军队的代表，表示敬意。他们问我的姓名，我的团队的名称，我到何处去找勤王军。这种军事礼节令我感动，我激动地回答说，因为我在美洲得知国王的不幸，于是赶回来用我的血报效他。腓特列—纪尧姆周围的军官和将军都点头表示赞赏，而普鲁士国王则对我说：“先生，我们始终敬佩法国贵族的感情。”他重新脱下帽子，光着头，肃然不动，一直目送我消逝在大队士兵之后。现在，人们声嘶力竭地谴责流亡者，说他们是“撕碎他们母亲的胸膛的老虎”。在我回顾的那个年代，人们崇敬古老的榜样、荣誉和祖国有同样的分量。一七九二年，信守誓言被看作义务；今天，信守誓言变成非常稀罕的事情，变成一种品德。

③指昔鲁士国王腓特列—纪尧姆二世。

④不伦瑞克(Brunswick)：联军统帅。

一个别人已经多次碰到的奇怪场面，几乎令我折回。在勤王军驻扎的特里维，人们不愿意接纳我。他们说，我是形势明朗时才下决心的那种人；三年以前我就应该到这个军营里来；现在胜利在望，我露面了。他们不需要我；这种打完仗才来的勇敢分子太多。每天都有开小差的骑兵，甚至炮兵也大量倒戈，这样下去，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人是好。

不可思议的派系偏见!

我碰见我表兄阿尔芒·德·夏多布里昂。他庇护我，将布列塔尼人召集起来为我辩护。我被召见，我作了解释。我说，我从美洲回来，为的是有幸和同伴们一道效力；战争开始了，但并没有打响，所以我来得及参加头一场战斗；再说，如果需要，我可以离开，但是，在此之前，我要知道我平白受辱的理由。事情解决了：因为我是乖孩子，各个连队都敞开欢迎我，我倒难以选择了。

勤王军——古罗马圆形剧场——阿达拉——亨利第四的衬衣

勤王军是由贵族组成的，他们按省编队，作为普通土兵效力。当贵族和君主制度即将消逝的时候，贵族回到它自己和君主制的本源，就像返老还童的老人。此外，还有来自各个团的流亡军官队，他们也重新当兵；他们当中有我在纳瓦尔团的伙伴，他们由德·莫特马尔侯爵率领。我很乐意同拉马迪涅尔在一起，即使他仍然在谈情说爱。但是，阿尔莫里克的乡情终于占了上风。我进入德·戈荣—米尼亚克率领的第七布列塔尼连。我那个省的贵族提供七个连的部队；另外还有一个由第三等级成员组成的第八连，这个连穿铁灰色制服，有别于穿王室蓝色制服、配白鼬鼠皮翻边的其他七个连。献身同样的事业、同样出生人死，却用令人憎恶的标志维持他们在政治上的不平等。真正的英雄是平民士兵，因为在他们的牺牲中没有掺人任何个人利益。

我们这支小军队的构成如下：

贵族士兵和军官组成的步兵；由流亡军官组成的四个连，他们穿他们原来所在团的制服；炮兵连；几位工兵军官，加上几门不同口径的大炮、榴弹炮、迫击炮(炮兵和工兵几乎全部站在革命事业那边)。德国来复枪手，德·蒙莫兰老伯爵指挥的火枪手，布雷斯特、罗什福尔和土伦的海军军官组成了一支剽悍的骑兵，用来支持步兵。海军军官的大量流亡使法国海军大伤元气，使它回复到路易十六之前的状况。从迪凯纳和图尔维尔①以来，我们的舰队从未取得这样显赫的战绩。当我看见这些海上龙骑兵走过的时候，我的同伴们兴高采烈，而我却流下眼泪：他们不再驾驶那些曾经打败英国人和解放美洲的战船了。阿佩鲁斯②的伙伴们在德国泥浆里打滚，而不是为法国去发现新大陆。他们骑着献给海神的马匹，但是他们改变了生活习惯，陆地并不属于他们。他们的司令官在他们前面徒劳地举着“漂亮母鸡”的破旗，那是白旗的神圣的纪念；旗子还显示过去的光荣，但不再象征胜利了。

①迪凯纳(Duquesne，一六一○—一六八八)，图尔维尔(Tourville，一六四二—一七○一)：十七世纪法国的两位著名海军将领。

②阿佩鲁斯(LaPerouse，一七四一—一七八八)：法国航海家。

我们有帐篷；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的德国造步枪是次品，重得要死，压弯我们的肩膀，而且不管用。在战斗中，我一直扛着那杆连狗也打不死的火枪。

我们在特里维停留两天。在参观俄亥俄的无名废墟之后，我很高兴看见这些古罗马遗址，参观这座常常被劫掠的城市。萨尔维①谈到该城的时候说过：“特里维的亡命者呀，你们想看戏，你们要求皇帝们再现古罗马竞技场的表演。请问，为了哪个等级，为了哪个民众，为了哪个城市?”Theatra igitur quaeritis，circum a principibus postulatis?cui，quaeso，statui，cui populo，cui civitaeti?②

①萨尔维(Solvin，三九○—四八四)：出生在特里维的基督教圣师。

②拉丁文，是前面一句引文的重复。

法国亡命者呀，人民在哪里?为了他们，我们要重建圣路易③的纪念碑。

③指路易九世。

我带着我的枪，坐在废墟中间。我从背囊里掏出我的《美洲游记》手稿，将手稿摊开放在周围草地上；在一座古罗马圆形剧场的废墟中，我重读和修改《阿达拉》中一段关于森林的描写，准备以此征服法国。然后，我将我的宝贝藏好。稿件的重量，加上衬衣、斗篷、白铁水壶、加套的瓶子和我的一小本荷马诗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试图将我的《阿达拉》和无用的子弹—起塞进弹盒；我的同伴嘲笑我，把皮盖两边露出的纸拉出来。上帝关照我：一天晚上，我在一间堆放干草的房子里睡觉，醒来时，我发现衬衣不见了，但是小偷没有要那些破纸。我感谢上帝。这个意外事件给我保留了我赖以成名的著作，同时救了我的命，因为压在我肩上的那六十斤重量也许会使我得肺病的。亨利第四问他的随身仆人：“我有多少件衬衣?”“十来件，陛下，而且有几件是破的。”“手帕呢?我有八条吧?”“现在只剩下五条了。”贝亚恩人④没有衬衣也打赢了易夫里战役；我虽然丢掉衬衣，也不能把他的国家还给他的孩子。

④指亨利四世。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士兵生活——旧法国军队的最后代表

部队接到向蒂永维尔进军的命令。我们每天行军六至七法里。天气糟透了；我们在雨水和泥浆中行进，一边唱着《啊，里夏尔!啊，我的国王!》或者《可怜的雅克!》①。到达宿营地之后，我们既没有供应车，也没有食品，好像阿拉伯沙漠的商队，牵着跟随部队的驴子，到农庄和村子里去寻找食物。我们照价付钱，可是我仍然有一次被罚站岗，原因是我无意中在一座古堡的果园里摘了两只梨。谚语说，大钟楼、大河、大老爷都是坏邻居。

①一首保皇党歌曲。

我们随处扎营。我们得拍打帐篷布，为的是将布拉平，不让水流进来。我们十个人一顶帐篷；大家轮流做饭。有的去买肉，有的去买面包，有的去捡柴，有的去弄草。烧汤是我的拿手好戏，受到大家的赞扬，尤其在我以布列塔尼方式在里面加上牛奶和卷心菜的时候。我在易洛魁人那里学会对付烟熏的办法，所以我在烧湿树枝的火堆旁边也不在乎。这种士兵生活是很好玩的；我仿佛觉得自己仍然生活在印第安人中间。在帐篷下吃饭的时候，我的同伴请我讲我的旅行故事；他们也给我讲美丽的民间传说。我们都像在酒吧向新兵胡吹乱侃的下士班长。

有件事令我烦不胜烦，那就是洗衣服。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那位客气的小偷只给我留下一件衬衣，那是我向表兄阿尔芒借的，就是我身上那件。当我在小溪边洗短裤、手帕和衬衣的时候，我低着头，弯着腰，几乎要晕倒；胳膊的运动使我胸部非常疼痛。我不得不在木贼和水田芥中坐下来，在战火纷飞的时候，看着溪水静静地流淌我觉得开心。洛伯·德·维伽叫一位牧羊女给爱神洗头带；如果这位牧羊女帮我洗佛罗里达姑娘送给我的头巾，那就帮我的大忙了。

一支部队通常由年龄、身材和体力大致相同的士兵组成。而我们的部队则完全不同，是由成年人、老年人和稚气未消的少年拼凑的大杂烩；他们讲各自的方言：诺曼底话、布列塔尼话、庇卡底话、奥弗涅话、加斯科尼话、普罗旺斯话、奥克话。父子在一个连队，岳父和女婿在一起，叔叔和外甥在一起，哥哥和弟弟在一起，表兄和表弟在一起。这样七拼八凑的队伍虽然看上去非常可笑，但它具有某种光辉的、感人的东西：它提供了古老君主制度的形象，代表即将消逝的世界。我见过一些老贵族，他们表情严肃，头发灰白，衣衫褴褛，背上背着背包，步枪斜挂在肩上，拄着棍子，靠在儿子胳膊上，艰难地行走着。我见过德·布瓦舒先生，我那位在雷恩三级会议时被杀害的同学的父亲，他赤脚独自在泥地上行走，神情悲哀；他为了不弄坏鞋，将鞋举在刺刀尖上。我见过躺在树下的年轻伤兵，一名穿礼服、佩襟带的随军神甫跪在他们面前，送他们到圣路易那里去；他们是为保卫他的继承人而死的。这支穷困的队伍没有从亲王那里领到一分钱，他们自费作战，国内颁布的法令最后剥夺了他们的一切，并且将我们的妻子和母亲投进监狱。

从前的老人不像今天的老人这样不幸和孤独。过去，如果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失去朋友，他们周围的事物很少发生变化；他们失去青春，但他们没有失去他们熟悉的社会。现在，一个在世上残存的老朽不仅目睹他的亲友死去，而且也目睹他的思想死去：原则、风俗、趣味、娱乐、痛苦、感情，现在没有任何他熟悉的东西。他在—个不同的种族中结束他的生命。

可是，十九世纪的法国呀，学会尊重这个同你一样崇高的古老法兰西吧。你将来也会衰老，人们将来也会指责你抱残守缺，就像人们今天指责我们思想陈旧一样。你们打败的是你们的父亲；不要否认他们吧，你们的血管中流着他们的血。如果不是他们慷慨大度，忠实于古风，你们就不可能在天生的忠诚中吸取力量，造就你们在新时期的荣耀。在两个法国之间，这仅仅是德行的嬗变。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开始围攻蒂永维尔——德·拉巴罗纳骑士

在我们简陋和阴暗的营地旁边，另外还有一座豪华和辉煌的营地。在参谋部，到处都是满载食品的供应车，厨师、仆人、副官川流不息。没有什么更能够代表宫廷和外省，凡尔赛临终的君主制度和在迪盖克兰灌木丛中垂危的君主制度了。我们特别憎恶副官们；当蒂永维尔城下有什么情况，我们就喊道：“副官们，冲呀!”如同革命党人叫喊“军官们，冲呀”一样。

我们到达那天天空阴沉，当我听说前面树林后就是法国时，心中感到难受。带着武器越过祖国的边境，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滋味。我仿佛对前途有预感，因为无论对于我的同伴们支持的事业或者对于他们幻想的胜利，我都不抱任何希望。我在那里，就像福克兰在查理一世的军队里一样①。没有哪个芒什省的头戴睡帽、顶着三角海狸皮的骑士不信心十足，坚信自己一个人完全有能力打败五十名身强力壮的革命党，尽管他们生病、瘸着腿。这种令人尊敬但可笑的自信，在另一个时代是创造奇迹的源泉，但对我毫无影响：我并不相信我有不可战胜的臂力。

①福克兰(Falkland，一六一○—一六四三)：一六四三年，福克兰在查理一世的军队里战死，但实际上他是忠实于议会的。

九月一日，我们在蒂永维尔城前出现时，我们还没有打过败仗，因为我们一路上没有碰见任何人。骑兵在通往该城的大路右边扎营，步兵在大路左边扎营。从营地所在位置，我们看不见对方的要塞；但站在前方六百步处的山岗上，可以看见摩泽尔河谷。由海军军官组成的骑兵将我们步兵右翼同瓦尔德克王子的奥地利部队连接起来，而步兵左翼有红房子和皇家德国团一千八百名骑兵掩护。我们在正面掘壕据守，将枪支架在战壕边上。八个布列塔尼连占据营地内的两条横街，在我们下面，驻扎着由我从前的伙伴组成的纳瓦尔军官连。

持续三天的工程完成之后，国王的大弟和德·阿尔图瓦伯爵来了。他们观察对面那座设防的城市；但该城对劝降的敦促充耳不闻，虽然温分①似乎想开城投降。像大孔代一样，我们没有打赢罗克鲁瓦战役，所以我们不能夺取蒂永维尔；但是，我们并没有在城下被打败，像弗计埃尔②一样。我们占领大路，接近守卫桥梁的角堡，进入离城不远的村庄。我们进行枪战，夺取一间间房屋；我们巩固夺取的阵地。但是我并没有参加最早的战斗。我的表兄阿尔芒参加了，而且表现很出色。当人们在村里进行争夺战的时候，我所在的连调去支援炮队；炮队准备在山上树林边缘建立阵地。山坡上，葡萄园往下延伸，一直到蒂永维尔城外围工事的位置。

①温分(Wimplen，一七四四—一八一四)：法国将军，一七九二年他领导法国军队保卫蒂永维尔，抵抗普鲁士军队的进攻。

②弗计埃尔(Feuquieres，一五九○—一六四○)：路易十三统治时期，弗计埃尔侯爵未能将西班牙人从蒂永维尔赶走。

一位工程师指挥我们为炮队修筑掩体；为了躲避对方的炮弹，我们挖了一条平行坑道。土方工程进行得很慢，因为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军官，都不太习惯使用铲子和镐。我们没有手推车，不得不用衣服当袋子运土。一个外围碉堡的火力对着我们；由于我们无法还击，这股火力令我们更加恼火。整个炮队只有两门八寸炮和一门射程有限的高豪尔榴弹炮①。我们发射的第一发炮弹就落在自己所在的山坡前，引起营地一片哄笑。过了几天，奥地利大炮和炮兵到达。每二十四小时，一百名步兵和一个小分队骑兵轮流守卫炮兵阵地。被围困的敌军准备向炮队发动攻击，通过望远镜已经观察到对方在城墙上运动。傍晚，我们看见一个纵队从暗道冲出，并且在树荫掩护下，接近外围碉堡所在的位置。我们连奉命增援。天亮时，五百到六百名革命党人穿过大路，进入村庄；然后，他们向左转，越过葡萄园，夺取我们在山坡上的炮队。骑兵勇敢地迎上去，但受到阻击，将我们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我们的装备太差，无法应付敌人的炮火。我们上刺刀迎上去。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后撤了；如果他们再坚持一会，炮兵阵地肯定会落人他们的手中。

①高豪尔榴弹炮：一种战壕炮，由荷兰工程师高豪尔(Cohorn，一六四一—一七○四)发明。

我们有几个人受伤，还有几个人死了，死者当中有德·拉巴罗纳骑士，一个布列塔尼连的连长。他的死是我造成的：那一发致命的子弹先打中我的枪管，然后反弹击中他，子弹的力量很大，打穿他的太阳穴，脑浆喷在我脸上。一个失败的事业的徒劳无益的和高贵的牺牲品!当德·奥贝泰尔元帅主持布列塔尼三级会议的时候，他去拜访老巴罗纳先生，一位住在圣马洛附近迪南的穷贵族。事先，元帅要求贵族不要邀请外人，但当他走进德·拉巴罗纳家中的时候，却发现一张摆着二十五副餐具的饭桌，于是亲切地责怪他的主人。而拉巴罗纳先生回答说：“老爷，来吃饭的都是我的孩子。”拉巴罗纳先生有二十二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而且是一个母亲生的。革命在这位父亲的丰硕果实成熟之前，就把它们毁了。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继续围城——反差——树林中的圣人——布汶战役——巡逻——不期而遇——一颗炮弹和一枚炸弹的效果

瓦尔德克指挥的奥地利部队开始行动。我们这方面的进攻变得更加猛烈。晚上的景色是美丽的：营火照耀着挤满士兵的工事；开炮的时候，突然的闪光照亮云彩或蓝天，而炮弹在空中飞来飞去，绘出抛物线形的光亮。当轰鸣暂时停止时，我们听见鼓声、军乐声和蒂永维尔城墙上以及我们哨位上传来的哨兵的喊声。不幸的是，两个阵营都用法语喊叫：“哨兵，提高警惕呀!”

如果战斗发生在黎明，在炮声齐鸣之后，有时听得见云雀的歌声，而沉寂的大炮张着嘴，透过炮筒望着我们。鸟的歌唱使人想起田园生活，似乎在谴责人类。当我在长满开花的苜蓿的田野上看见战死者的时候，或者当我在小溪里看见死者飘浮的头发的时候，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在离战火纷飞的战场几步远的树林里，我看见几座圣人和圣母的雕像。牧羊人、牧人、背着背囊的乞丐，跪在这些和平天使脚下，在远处传来的炮声中，数着念珠祈祷。一次，附近镇上的全体居民连同他们的神甫来到树林里，向他们的主保圣人的雕像献花；雕像就在树林里，面对一眼泉水。本堂神甫是瞎子，这位上帝的战士在慈善事业中，像士兵在战场上一样，丧失了视力。副本堂神甫代替神甫，因为本堂神甫无法将圣体放在领圣体的信徒嘴里。在仪式进行过程中，沉浸在黑暗里的神甫却赞美光明!

我们的先辈相信，村庄的主保圣人，沉默的让，穿护甲的多米尼克，残废的雅克，纯朴的保罗，隐居的巴斯勒，还有其他许多，除了保护收成，也影响战争的胜负。在布汶战役打响那天，一群强盗在昂载尔闯进一座圣热尔曼保佑的修道院，抢走一些圣瓶。虔诚的教徒跪在幸运的主教的遗骸盒前面，呜咽着说：“热尔曼，这些强盗亵渎你的圣殿时，你到哪里去了?”一个声音从盒子里传出来，回答道：“我到西奏安去了，离布汶桥不远；我同其他圣人一起，帮助法国人和他们的国王；依靠我们的协助，他们取得辉煌的胜利。”

Cui fuit auxilio victoria praestita nostro①。

①拉丁文：引自纪尧姆·勒布雷东(Guillaume le Breton，一一六五—一二二七)的诗句。

我们在乎原上搜捕敌人，将他们驱赶到蒂永维尔城下的村庄里。有一座桥跨越摩泽尔河，桥两边的村庄多次失而复得。我两次参加攻击。革命党人把我们当作“自由的敌人”、“贵族”、“加佩②的仆从”；而我们称他们为“强盗”、“杀人犯”、“叛徒”和“革命党”。有时我们停止前进，因为战士中间发生决斗，而其他人是不偏不倚的证人。甚至苦难也不能窒息法国人的奇特天性!

②加佩(Capet)：路易十六的俗名。

一天，我在一个葡萄园里巡逻，看见一位惯于打猎的老贵族用他的枪支敲打葡萄枝，好像在赶野兔出来似的；然后，他紧张地四处张望，希望有一个“革命党”跑出来。每个人都有无法改变的习惯。

另一天，我去参观奥地利人的营地。他们营地和骑兵营地之间的树林成了屏障，城里的炮兵无法准确射击。他们拼命发射炮弹，他们将我们的人数估计过多，所以蒂永维尔司令部的战报总是那么辉煌。当我穿过这片树林的时候，我发现有什么东西在草丛中晃动，我走过去，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鼻子向下，只露出宽广的肩膀。我以为他受伤了，于是用手扶住他的颈背，把他的头仰起来。他睁开他恐慌的眼睛，用手掌垫地，坐起来。我放声大笑起来：原来此人是我表兄莫罗!从我们一道去拜访夏特纳太太之后，我一直没有见过他。

他在炮弹落下时扑倒在地，无法重新站起来。我花了好大力气才把他扶起来；他的肚皮比过去大了两倍。他告诉我，他在食品供应处服务，准备向瓦尔德克王子供应牛肉。而且，他身上挂着一串念珠。于格·梅太尔①讲一只狼的故事，说这只狼使他下决心出家当修土。但是，由于他不习惯吃素，于是变成议事司铎。

①于格·梅太尔(Hugues Metel)：十二世纪法国诗人，寓言《当隐士的狼》的作者。

我回营途中，一位工兵军官从我身边经过。他用缰绳拉着马。一颗炮弹击中马脖子，将脖子齐齐削掉。马头和马脖子吊在骑士手上，把骑士拖倒在地上。我曾经看见一颗炮弹掉在一群围成一圈吃饭的海军军官当中，饭盒炸飞了，军官们被推倒在地，满身泥沙，他们好像老船长一样大叫：“右舷中弹，左舷中弹，到处中弹!我的假发中弹!”

这种奇特的炮击似乎是蒂永维尔的特产。一五五八年，弗朗索瓦·德·吉兹包围这座城市。斯特洛兹①元帅在战壕里被打死，而他当时“正在同吉兹老爷谈话，而且将手搭在他肩上”。

①斯特洛兹(Strozzi，一五一○—一五五八)：法国元帅。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营地市场

在我们营地后面形成一个市场。农民用车将摩泽尔白葡萄酒运来，小桶的酒摆在车上；卸套的马系在车的一头，在吃饲料；而顾客在车的另一头喝酒。到处是火红的炉火。有用油煎香肠的，煮玉米糊的，用生铁锅摊煎饼的，摊好的煎饼晾在篮子上。商贩兜售的有加茴香的烘饼，一个苏一个的黑麦面包，玉米糕，青苹果，红壳和白壳鸡蛋，烟斗和烟草；树枝上挂着带风帽的粗呢大衣，四周围着讨价还价的顾客。村妇跨坐在小凳上挤奶，大家都向她伸着杯子，等候轮到自己。穿罩衣的随军商贩和穿制服的军人在炉子前面游来逛去。随军女贩用德语和法语吆喝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有的人坐在歪歪斜斜放着的松木桌子旁边，地面凸凹不平；有的人坐在用包装布搭成的凉篷底下，或者像在圣枝主日一样，用树枝编成顶棚。我相信，在那些有篷盖的货车里，有人为了纪念法兰克王，在举行婚礼。革命党人本来可以仿效马若里安的榜样，轻易夺取载新娘的马车：Rapit esseda vietor，Nubentemque nurum(西杜瓦纳·阿波里内尔①)。人们唱着歌，笑着，抽着烟。晚上，地面有照明的灯光，天空闪烁着星星，场面是极为愉快的。

①拉丁文：“胜利者夺取车辆和新娘”，西杜瓦纳·阿波里内尔是五世纪的诗人。

当我不为炮队站岗，也不在帐篷里值班的时候，我喜欢到市场吃晚饭。那里，继续讲军营的故事。由于有美酒和盛馔助兴，故事更加动听。

我们有个同伴，是科班出身的大尉，他的本来姓名我已经忘了，因为他善于讲故事，我们称他为迪纳尔扎德②；称他为希赫拉扎德③可能更加确切些，但我们不讲究那么多了。我们一见他，就争相跑过去，把他拉到自己身边：大家抢着为他付饭钱。他个子矮小，腿倒不短，扁平的面孔，阴郁的小胡子，两只眼睛八字一般撇开，沙哑的嗓门，长剑插在咖啡色剑鞘里，一副军旅诗人的派头，好像随时准备自杀或决斗似的。迪纳尔扎德喜欢嘲弄人，但自己却从来不笑，别人看见他都忍不住乐。每逢决斗，他必定在场，而且他是所有女贩子的情人。他讲话的时候煞有介事，只是为了喝酒、重新点燃烟斗或啃一根香肠，他才会暂时中断他的故事。

②迪纳尔扎德(Dinarzade)：《天方皮谭》中的给魔鬼讲故事的女主人公希赫拉扎德的妹妹。

③希赫拉扎德(Sheherazade)：《天方夜谭》中的给魔鬼讲故事的女主人公。

一天晚上，下着毛毛雨，我们围坐在一个朝我们倾斜的酒桶的龙头周围；酒桶放在一辆大车上，车辕翘起来对着天空。一根蜡烛黏在酒桶上；车辕和两根杆子作支架，上面搭一块粗布，我们坐在棚下。迪纳尔扎德按照腓特列二世的姿势斜佩着剑，站在车轮和马臀之间，正在讲故事，我们洗耳恭听。给我们端食品的女贩也同我们待在一起，听我们的阿拉伯人侃侃而谈。男女听众聚精会神，随时对故事作出反应，表达他们的惊讶、赞同或者不以为然。

讲故事的人说：“先生们，你们都知道国王让的时代有一个绿衣骑士吧?”大家齐声回答道：“知道，知道。”迪纳尔扎德拿起一个滚烫的薄饼卷，吞了下去。

“绿衣骑土，先生们，你们知道，既然你们见过他，长得很帅。当风儿吹拂他的头发，盖住他的头盔时，好像绿色头巾周围绕着一绺亚麻。”

听众齐声叫道：“好啊!”

“五月的一个夜晚，他站在一座庇卡底古堡——或者奥弗涅古堡，这无关紧要——的吊桥边，吹响号角。城堡里住着一位高贵的夫人。她盛情接待这位骑士，叫人给他解下武器，带他去洗澡，然后同他一起用餐，桌上摆满丰盛的菜肴。但是，她自己什么都不吃，而仆人们哑巴似的不声不响。”

听众齐声感慨：“啊!啊!”

“先生们，贵夫人高个子，干瘪，瘦削；而且像副官的妻子一样有残疾；此外，她颇有姿色，举止风骚。当她笑的时候，露出她那蹋鼻子底下的长牙，那就叫人魂不守舍了。她对骑士一见钟情，而骑士也爱上了贵夫人，尽管他心中有些害怕。”

迪纳尔扎德在车轮上磕磕烟灰，想往嘴里再塞一个滚烫的薄饼卷；大家强迫他继续往下讲。

“绿衣骑士精疲力竭，决定离开古堡。在离开前，他请求古堡女主人解释几件古怪事情；同时，他郑重其事地向她求婚，如果她不是巫婆的话。”

迪纳尔扎德的长剑笔直地竖在他的膝盖之间。我们坐着，身子往前倾，用我们的烟斗在他底下组成一圈火光，好像土星的光环。突然，迪纳尔扎德发疯般大声叫道：“不过，先生们，高贵的夫人是死神呀!”

大尉冲开听众行列，嚷着：“死神呀!死神呀!”那些女贩撒腿就跑。故事讲完了：会场闹哄哄的，笑声不绝。在炮声中，我们靠近蒂永维尔了。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架枪休憩的夜晚——荷兰狗——对殉道者的怀念一我在前哨阵地的伙伴——欧多尔——尤利西斯

继续围城，或者不如说没有围城，因为我们没有挖掘战壕，而且由于兵员不足，我们无法保持经常的包围。人们将希望寄托在里应外合上；我们在等待普鲁士军队或克莱尔菲①率领的军队的捷报，他们与波旁公爵的部队并肩作战。我们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正在耗尽，而巴黎似乎越来越远。坏天气持续不断，我们被淹在工事里；有时，我在战壕里醒来时，发现脖子浸在水里，第二天走路都困难。

①克莱尔菲(Clairfay，一七三三—一七九八)：奥地利将军。

在我碰见的同乡当中，有我在迪南的同班同学费隆·德·拉西戈尼埃尔。我们在帐篷里睡得不安稳；我们将头伸到帐篷外面，水槽的水滴在我们脸上。我爬起床，同费隆一道在附近溜达，旁边是架着的枪支，因为我们并非每晚都同迪纳尔扎德一起度过，都那么快乐。我们默默地走着，听哨兵喊叫，观看帐篷间的灯火，就像我们过去看中学走廊的灯火一样。我们谈论过去和未来，谈论我们过去犯的错误和正在犯的错误；我们对王子们的轻率表示惋惜，他们以为带着一小撮仆从就可以重新返回他们的祖国，借助外国人的支持就可以巩固他们的长兄头上的王冠。我记得我在谈话中说过，法国将步英国后尘，国王将死在断头台上，而且我们对蒂永维尔的围攻将来是指责路易十六的主要罪名之一。费隆对我的预言感到吃惊：这是我一生当中所作的第一个预言。从那时开始，我还作过其他许多准确的预言，但相信者很少。事情一旦发生，人们都找地方躲起来，让我去对付我已经预见过的灾难。荷兰人在海上遇见风暴的时候躲进船舱，将舱门关好，喝潘趣酒，只让他们的狗留在甲板上，对着暴风狂吠。危险过去之后，他们重新将狗关进底舱的狗笼，而船长回到艏楼，享受美妙的阳光。我就是正统君权这条船上的荷兰狗。

我的军人生涯的回忆铭刻在我头脑里，我在《殉道者》第六章记述的就是这些事。

在王子的军营里，我是阿尔莫里克的野孩子，我佩着剑，也带着荷马诗集；与一百座克里特城市相比，我更爱我的故乡——可怜的、小小的亚伦岛①。我像忒勒玛科斯一样说过：“对于我，只能够养羊的荒凉国度比养马的国度更加可爱。”我这些话也许会引起天真的墨涅德摩斯发笑②。

①亚伦岛(Aaron)：指圣马洛半岛。

②忒勒玛科斯和墨涅德摩斯都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人物。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越过摩泽尔河——战斗——聋哑女人莉芭——进攻蒂永维尔

有传闻说，我们要采取行动了。瓦尔德克王子打算发动进攻，而我们将越过摩泽尔河，佯攻要塞，以钳制敌人。

包括我们连在内的五个布列塔尼连、庇卡底和纳瓦尔军官连、由洛林的年轻农民和各团逃兵组成的志愿兵团执行这项任务。我们将得到皇家德国团、火枪队和掩护我们左翼的各支龙骑兵部队的支持。我哥哥同德·蒙布瓦西耶男爵在骑兵部队里；德·蒙布瓦西耶男爵娶德·马尔泽尔布的女儿为妻，而这个女儿是罗桑波夫人的姐姐，也就是说，她是我嫂子。我们保护三个营的奥地利炮兵，他们配备大口径炮和三门迫击炮。

我们晚上六时出发，利用铜制浮桥，在蒂永维尔上游越过摩泽尔河：

amoena fluenta Subterlabentis tacito rumore Mosellae①(奥索尼乌斯)

①拉丁文：“摩泽尔河欢笑的波浪在城下静静地流淌。”作者奥索尼乌斯(Ausone，约三一○—约三九五)是拉丁诗人兼修辞学家。

天亮时，我们在左岸投人战斗，胸甲骑兵在我们两翼展开，而轻骑兵打先锋。在部队第二次运动的时候，我们组成纵队，开始向前挺进。

将近九时，我们听见左翼传来齐射的枪声。一名骑兵军官飞快地跑来告诉我们，凯尔马纳手下的一个分队准备同我们汇合，阻击兵之间已经接火了。这位军官的坐骑头部中弹，马直立起来，嘴里吐着泡沫，鼻子流着血。这位军官骑着受伤的马，手里挥舞着军刀，威武极了。从梅斯赶来的部队进攻我们侧翼；他们有野战炮，他们的炮轰使我们的志愿兵团遭到损失。我听见几个被炮弹击中的新兵在嚎叫；这些青年临终的叫喊引起我深深的怜悯：我想到他们可怜的母亲。

战鼓擂起冲锋号，我们一窝蜂向敌人冲去。我们同敌人非常近，连硝烟也不妨碍我们看清敌人凶恶的面孔，他们决心死战。革命党人还没有那种经过长期战斗才能培养的镇定自若；他们的行动优柔寡断；五十来个老卫队的掷弹手，脚下踩着一群不守纪律的年迈和年轻贵族冲上去；一千二百名步兵受到奥地利重炮的轰击，惊惶失措；他们往后撤了；我们的骑兵追杀了两公里。

一个名叫莉白或莉芭的又聋又哑的德国女子，看上我的表兄阿尔芒，跟随着他。她坐在草地上，裙子上染了血。她两肘支在合起的膝盖上；手掌支撑着头发散乱的脑袋。她凝视着三个或四个躺在她周围、像她一样聋哑的死者，哭泣着。她只见过闪电，从未听过雷鸣；当她凝视阿尔芒的时候，她听不到他嘴里的叹息；她从未听过她所爱的男人的声音，永远听不到她怀的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如果坟墓仅仅意味沉寂的话，那么她被埋葬进去也不会觉察。

而且，到处都是屠场；在巴黎的东公墓①，两万七千座坟墓、二十三万具尸体告诉我们，死神每天都在我们门口向我们发动残酷的进攻。

①又称“拉雪兹神甫公墓”。

休息相当长时间之后，我们重新上路，并且我们在夜色降临时到达蒂永维尔城下。

战鼓不响；命令是低声传递的。骑兵为了打退任何试图突围的敌人，沿着道路和树篱悄悄前进，一直到达我们要炮轰的城门附近。由我们步兵负责保护的奥地利炮兵，在离开前沿工事二十五法尺①处，匆忙筑好工事，摆下阵势。九月六日凌晨一时，要塞另一边的瓦尔德克王子的营地射出一枚火箭，那是进攻信号。王子开始猛烈炮击，城里猛烈还击。我们也立即开始射击。

①法国古代度量单位，相当于一点九四七公尺。

被围困者没有想到我们这边也有部队，他们在南面城墙上毫无布置，所以对我们的进攻大吃一惊。我们也没有占什么便宜：守城敌军调来大量炮兵，摧毁我们的火炮的掩体，击毁我们两门炮。天空火光通明，我们被包围在硝烟之中。我变成小亚力山大：我由于疲劳过度，在我守护的大炮的炮架旁边呼呼大睡。一颗炮弹在离地面六寸处爆炸，一块弹片击中我的右腿。我马上醒过来，但我丝毫不感觉疼痛。我看见我腿上的血，才知道自己受伤了。我用手帕将伤口包扎好。我穿过开阔地，在改变前进方向时，两颗子弹打中我的背囊。阿达拉这位忠实的姑娘，将自己挡在他父亲和敌人的铅弹之间；她以后还要抵挡莫尔莱②的火力。

②莫尔莱(Morellet，一七二九—一八一九)：百科全书派成员，曾经猛烈抨击《阿达拉》。

清晨四时，瓦尔德克王子停止进攻；我们以为这座城市投降了；但是，城门并未打开。我们必须考虑撤退。我们经过三天艰苦的行军，重新回到我们的营地。

瓦尔德克王子曾经到达壕沟边，试图越过去，希望以佯攻迫使对方投降。他们始终想象城内发生了分裂，以为保皇党会交出城门钥匙。奥地利人没有修筑掩体就开炮射击，人员损失惨重；瓦尔德克王子丢了一只胳膊。当蒂永维尔城下流几滴血的时候，巴黎监狱里血流成河：我妻子和我姐姐的处境比我更危险。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撤围——进入凡尔登——普鲁士病——撤退——天花

我们解除了对蒂永维尔城的包围，向凡尔登进发；该城是九月二日向联军投降的。隆维，德·弗朗索瓦·德·梅西①的故乡，八月二十三日陷落。到处都是花彩和花环，因为腓特列—纪尧姆从那里经过。

①弗朗索瓦·德·梅西(Franco is de Mercy，一五九○—一六四五)：德国将军。

在纪念战争的装饰品当中，我看见沃邦堡垒上挂着普鲁士鹰。但是，这头鹰在那里不会停留很久；至于花朵，它们同采摘花朵的姑娘一样，很快就会凋谢。恐怖时代最残酷的屠杀之一就是杀害凡尔登少女。

里乌菲②说：“十四位天真无邪的凡尔登姑娘，盛装打扮，好像去参加节日活动似的，一起被送上断头台。她们骤然消逝了，她们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夭折了。她们死后第二天，‘女人宫’好像一座花朵被摧残的花坛。这种野蛮暴行在我们当中引起绝望的情绪，这是前所未有的。”

②里乌菲(Riouffe)：法国历史学家。

凡尔登是以牺牲女人著名的。根据格雷古瓦·德·图尔①说，德特里克为了使女儿摆脱提奥德贝尔特的追求，将她绑在一架套着两匹野牛的车上，然后让牛车冲人马斯河。煽动杀害凡尔登姑娘的是一名弑君的蹩脚诗人，名叫蓬斯·德·凡尔登；他对他出生的城市充满仇恨。《缪斯年历》所记载的恐怖时代的警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庸才未得到满足的虚荣心和残疾人被伤害的骄傲同样造就革命者，这是精神和身体缺陷的同样性质的反叛。蓬斯给他迟钝的诗歌加上锐利的匕首。诗人看来忠实于希腊传统，他奉献给他的上帝的仅仅是处女的血，因为国民公会根据他的报告颁布法令，禁止对任何孕妇进行审判。也是他，叫人取消对著名的旺代将军邦尚的寡妇的判决。唉!我们这些追随王子的保皇党，我们蒙受了旺代的厄运，却不曾享受它的光荣。

①格雷古瓦·德·图尔(Gregoire de Tours约五三八—五九四)：三十年战争中的女英雄。

在凡尔登，为了消遣，我们没有那位“著名的圣巴尔蒙伯爵夫人。她脱下女人服，骑上马，护卫那些陪伴她的贵夫人，让她们坐在她的豪华马车里……”我们对“古老的高卢语”没有兴趣，我们不用“阿马第的语言”相互写信(阿尔诺②)。

②阿尔诺(Amauld)：教士，上面的话引自他写的回忆录。

普鲁士病③传染给我们这支部队，我也被感染了。我们的骑兵到瓦尔米那里同腓特列—纪尧姆的部队汇合。我们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只是继续等待前进的命令；结果，我们得到的却是后撤的命令。

③指痢疾。

我身体极度虚弱，由于受伤行动不便，走路腿痛。虽然我极力跟随我的连队，但不久我就掉队了。让·巴吕，凡尔登一位磨坊主的儿子，幼时就随一个僧侣离开他父亲，僧侣让他背着他的褡裢。从凡尔登(按照索马兹的解释①，是涉水岗的意思)出来时，我背着君主制度的褡裢，但是，我既没有变成财务总监，也没有变成大主教或红衣主教。

①索马兹(Saumaise，一五八八—一六五三)：法国学者。

如果说，我写的小说都是与我有关的故事，那么我写的历史故事讲的都是我亲身的经历。所以，在讲到德·贝里公爵的生平时，我再现了若干我亲眼目睹的场面：

当人们解散一支军队的时候，士兵回家去；但是，孔代的士兵有家吗?在放下他们手中那条保卫国王的火枪之后，他们在德国森林中砍的那条木棍能够将他们指向何处?……现在必须分手了。战友们最后道别，然后各奔前程。大家在离去之前，向他们的父亲和首领、白发苍苍的孔代致敬。可敬的老人祝福他的孩子们，为解散的部族哭泣；当他看见他的营地的帐篷倒下时，他好像看见自己的祖屋倒塌那样痛苦。

十多年之后，法兰西新军队的首领波拿巴也向他的部下告别；人物和帝国转瞬即逝!最显赫的声名也不能使人摆脱最平常的命运!

我们离开凡尔登。雨水冲坏了道路；我们到处看见弹药车、炮架、沾满泥土的大炮、翻倒的车辆、背着孩子的女贩、泥土中奄奄一息或者已经断气的士兵。我在穿越一片耕耘过的田地时，陷进泥浆，一直到膝盖。费隆和我的另一个伙伴不顾我的抗议，将我救出来：我曾经哀求他们让我留在那里，我宁愿死去。

十月十六日，我们连的连长戈荣·米尼雅克在隆维附近营地，给我颁发一张十分体面的证明书。在阿尔隆，我们在大路上看见一长列套着牲口的四轮车：有的马站着，有的马跪下，有的已经倒下咽气了，它们的尸体在车辕间已经僵硬了。这仿佛是斯提克斯①河边发生的一场野战的影子。费隆问我打算干什么，我回答他说：“如果我能够到达奥斯坦德，我会坐船到泽西岛找我舅舅贝德；从那里，我可以出发寻找布列塔尼的保皇党。”

①斯提克斯(Styx)：希腊神话中最大的地狱河流。

发烧使我虚弱不堪；我用我那条肿胀的腿，痛苦地支撑着。我又患了另一种病。经过二十四小时的呕吐，我全身酸痛，天花暴发了。天花按照接触空气的情况，依次出现和消退。我这副模样，带着图尔城铸造的十八镑钱，开始两百里的长途跋涉，这一切都是为了君主制度的荣光。费隆借给我六枚值三法郎的埃居，然后离开我走了，因为有人在卢森堡等他。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一八四五年二月修改

阿登②妇女

②此处指比利时一个地区，毗邻法国东北部。

走出阿尔隆之后，我花四个苏请一个农民用马车捎我一程，将我放在五法里外的一堆石头上。我借助拐杖跳了几步，到路边小溪里将黏有脓血的内衣洗干净，我顿时清爽多了。天花完全出来了，我觉得轻松多了。我并未扔掉我的背囊，尽管它沉重地压在我的肩膀上。

第一个晚上，我是在一座谷仓里度过的，什么也没有吃。谷仓主人，一位农妇，拒绝收住宿费；天亮时，她给我送来一大碗牛奶咖啡，还有一个大圆面包，我觉得面包香极了。我情绪很好，重新上路，尽管我常常跌跤。四五个伙伴追上我，他们将我的背囊抢过去；其实，他们也都病得厉害。我们碰见农民的时候，常常搭他们的马车。这样，在五天时间内，我们赶了不少路，到达阿太尔、弗拉米佐尔和贝尔福。第六天，天花的疤痕变白，伤口平复了。

我用六小时走了两法里之后，看见一道壕沟后面有一家波希米亚人露营，他们围着一堆篝火，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两头山羊，一匹驴子。我走到他们身边，倒在地上，那些奇特的流浪者赶忙来救我。一个褐色皮肤、衣衫褴褛、活泼、机灵的年轻女子，唱着，跳着，旋转着，胸前斜抱着她的孩子，好像抱着给舞蹈伴奏的弦琴似的；然后，她在我身边蹲下来，借助火光好奇地端详我，同时抓住我有气无力的手给我算命，只要我出“一个小苏”。这太贵了。没有谁比这个给我算命的女人更有学识、更加可爱、更加穷困的了。我不知道这个流浪家庭是何时离开的；我天亮醒来的时候，已经看不见他们了。我的算命女郎带着我的命运的秘密悄然离去。她在我身边留下一只青苹果，换我那“一个小苏”。我像让诺·拉潘一样，在“百里香”①和“露水”中抖动着身体，但我既不能“吃草”，也不能“小步快跑”，也不能转很多“圈”。但我仍然想站起来，向“曙光致敬”。曙光女神是美丽的，而我是丑陋的；她玫瑰色的面孔表明她身体健康；她比阿尔莫里克的可怜的塞法尔②健壮。虽然我们两个都很年轻，但已经是老朋友，我想象她那天上午的眼泪是为我流的。

①这一段影射拉封丹的寓言(猫、鼬和小兔子)。

②塞法尔(Cephale)：曙光女神所爱的王子。

我走进森林。我并不太忧伤；孤独使我回复我的天性。我哼起了不幸的伽早特①唱的浪漫曲：

①伽早特(Cazotte，一七一九—一七九二)：法国作家，著有神怪小说《恋爱的魔鬼》。

在阿登中部，

悬崖上有一座城堡……

在这座幽灵经常光顾的城堡里，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不是曾经禁闭我的同乡拉努上尉吗?拉努上尉的外祖母姓夏多布里昂。菲利普同意释放这位著名的囚徒，如果他让人挖掉他的眼睛的话；拉努打算接受这个建议，因为他太渴望回到他亲爱的布列塔尼了。唉!我也有同样的愿望，而且我不仅愿意失去视力，还愿意忍受上帝给予我的一切痛苦。路上，我没有碰见西班牙来的恩格兰老爷，而是一些可怜的受苦人，还有那些同我一样将所有财产背在背上的小贩。如果一个套着粗布护膝的樵夫走进树林，他也许会把我当作一根枯树枝，将我砍倒。几只小嘴乌鸦、几只云雀、几只类似大燕雀的鸟，在路上快步小跑，或者停在一溜石头上，一动也不动，眼睛注视着在天空兜圈子的鹰。我不时听见牧猪人的号角声，他让母猪和小猪在橡树林中吃橡栗。我在牧人的可以滚动的小房子里休息；房子里只有一只小猫，它非常可爱，亲昵地缠着我。牧人站在远处牧场中央，他的狗蹲在羊群周围。白天，这个牧人采摘草药，是医生，巫师；晚上，他观察星辰，他是一名伽勒底②牧人。

②伽勒底：巴比伦尼亚南部一地区，在《旧约》中经常提到。

再过去半里路，有一片林中空地，那是鹿吃草的地方，我停下来。猎人在附近走过。一泓泉水在我脚下低鸣；在这泓泉水附近，在这片森林里，“不死的”罗兰，而不是“愤怒的”罗兰，发现一座住满贵夫人和骑士的水晶宫殿。如果那位见过这些闪光的水神的游侠骑士，在泉水边留下了他的金笼头马，如果莎士比亚给我送来罗萨林德和流放的公爵，他们也许会帮我的大忙的。

我歇口气，继续往前走。我脑袋晕乎乎的，眼前一片模糊；昔日幽灵淡淡的影子围着我，同我道别。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在模糊的远方，我看见我双亲和我的友人的飘渺的身影，混在一些不相识的面孔当中。当我靠着一块里程碑坐下的时候，我在茅屋飘出的袅袅轻烟中，在树梢上，在透明的云彩中，在照耀欧石南的金色阳光里，仿佛看见站在茅屋门口对我微笑的面孔。我的幻觉中出现缪斯女神，她们来参加诗人的葬礼：我的坟墓在阿登的一棵橡树下，是用缪斯的竖琴掘成，对于士兵和旅人是很适合的。几只松鸡迷失在女贞树下的兔窟里，惟有它们同昆虫一道，在我周围低声呜叫；它们的生命同我的生命一样微不足道，同样默默无闻。我再也走不动了；我觉得非常难受；天花被压下去了，令我感到窒息。

入夜，我仰天躺在壕沟里，头枕装着《阿达拉》的背囊，拐杖放在身边，眼睛望着同我一样即将熄灭的太阳。我以无限的温存凝望着故乡荒原上曾经照耀我的少年时代的星辰。我们一起躺下，它醒来时更加灿烂，但种种迹象表明，我将永远不会苏醒。我在虔诚的宗教感情中昏过去。我最后听到的是树叶跌落的沙沙声和灰雀的嘶鸣。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利涅王子的供应车——那慕尔妇女——我在布鲁塞尔找到我哥哥——我们永别

看来，我有两个小时处于昏迷状态。利涅王子的供应车刚好从那儿经过，有一名车夫停车，想砍一条桦树嫩枝；他没有看见我，在我身上绊了一跤。他以为我死了，用脚拨了我一下，我哼了一声。车夫将他的同伴们叫来；他们出于怜悯，把我扔在车上。车的摇晃使我苏醒过来。我可以同我的救命恩人讲话了；我对他们说，我是勤王军的士兵，还说，如果他们愿意将我捎带到他们要去的布鲁塞尔，我会报答他们的。他们当中一位对我说：“好吧，伙计。但是，到那慕尔的时候你要下车，因为我们是不能载任何人的。我们穿过城市之后，你再上车。”我求他们给我点水喝；结果我吞了几口烧酒。酒使我的症状重新显露出来，呼吸倒是顺畅些了；天赐我一个强壮的体质!

上午十时左右，我们到达那慕尔城外。我下车，远远跟在车后；不久，我就看不见马车了。进城的时候，卫兵拦住我。他们检查我的证件，我在城门口坐下来。看守城门的士兵见我身上穿着军服，给我一点面包，而下士用一个蓝玻璃盅，给我喝了一点加胡椒的葡萄烧酒。我推让了一会，他骂了一声，生气地叫道：“喝下去吧!”

对于我，穿过那慕尔城是艰苦的事情。我扶着房屋的墙壁往前走。首先看见我的那位妇女走出店铺，怀着同情心扶着我走了几步；我向她表示感谢，而她回答说：“不用啦，当兵的。”很快，其他妇女也跑过来，送给我面包、葡萄酒、水果、牛奶、汤、旧衣服、毯子。“他受伤了。”有些妇女用布拉帮特法语方言说。“他患天花，”另外几个妇女叫道，同时让孩子们走开。“可是，年轻人，你不能走；你要死的；到医院去吧。”她们想带我到医院去；她们轮流扶着我，一直将我送到医院门口。在医院外面，我又看见那些供应车。前面我已经讲过，一位农妇帮助过我；下面你们还要读到另一位妇女在盖尔耐西收容我。在危难中帮助过我的妇女们呀，如果你们还活着，愿上帝在你们的迟暮之年和你们的痛苦中帮助你们!如果你们已经不在人世，愿你们的孩子享受上天长期拒绝给我的幸福!

那慕尔妇女帮助我上车，嘱咐车夫照顾我，并且一定要我收下一条毛毯。我注意到，她们以尊重和恭敬的态度对待我：在法国人的天性中，有其他民族认可的某种崇高和正直的东西。利涅的车夫们最后将我送到布鲁塞尔城外的马路边下车，并且拒绝接受我剩下的最后一个埃居。

在布鲁塞尔，没有一个旅店老板愿意收容我。歌谣说，流浪的犹太人俄瑞斯忒斯①曾经到过这座城市：

①俄瑞斯忒斯(Orate)：希腊神话人物，他由于弑母受到惩罚，过浪游生活。

当他来到布拉帮特，

进入布鲁塞尔城……

比起我，他在那里受到更好的接待，因为他口袋里起码有五个苏。我敲门，老板把门打开。他们看见我那副模样，马上说：“走开!走开!”他们让我吃闭门羹。

人们将我从一间咖啡馆里赶出来。我的头发垂在长满胡子的脸上；我的腿上黏着泥土；在我破烂不堪的制服外面，我披着那慕尔妇女送给我的毛毯，我在脖子那里将毛毯打个结，当外套用。《奥德赛》中的乞丐更加放肆，但不至于像我这样穷困。

我找到我同我哥哥住过的旅店，但一无所获；我作第二次尝试。我走近大门的时候，看见德·夏多布里昂伯爵正好同德·蒙布瓦西耶男爵走下马车。他看见我那副模样大吃一惊。他到其他地方去找房间，因为这间旅店的老板无论如何不愿意接纳我这个房客。结果，一名理发师让我住进一间破房子。我哥哥给我请来一位外科医生和一位内科医生。他收到巴黎来信；德·马尔泽尔布先生请他回法国。他向我讲述了八月十日事件、九月屠杀和其他政治新闻，对这些我都一无所知。他赞成我到泽西岛去，而且给我二十五个路易。我视力模糊，看不清我不幸的哥哥的面孔；我以为这是我的问题，而事实上，这是上帝在他身体周围散布的暗影：我们没有料到，这竟是我们的永诀。对于我们所有人，我们只拥有现在；未来属于上帝。任何时候都会有两种情况，使我们不能重新看见我们离去的朋友：我们的死或他的死。多少人下楼之后就不能再上去啊!

死亡在一个朋友去世之前比在他去世之后更加触动我们：这是我们的一部分脱离我们了，童年的记忆、家庭的亲密、共同的感情和兴趣瓦解了。我哥哥在我之前进人娘胎。他首先进人这同一个神圣的躯体，我在他之后出生；他先于我坐在故居的炉火旁边；他等候了几年才看见我，陪伴我度过了我的整个童年。我的血和他的血在革命的熔炉中混在一起，具有同样的滋味，就像同一个山岗的草场喂养的牛羊挤出的奶。如果说人们提前地砍了我哥哥、我的教父的头颅，岁月也不会轻易放过我：我的头发已经变得稀疏了；我感觉乌高兰①，时光，俯身对着我，啃噬我的头颅：

①乌高兰(Ugolin，一二八八年死)：比萨暴君。

……come'l pan per fame si manduca②．

②意大利文，意思是：好像在饥饿者吞噬的面包里面。(但丁《神曲·地狱篇》)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奥斯坦德——渡海至泽西岛——我被丢弃在根西岛上——驾驶员的妻子——泽西岛——我舅舅贝德和他的一家——岛上景色——德·贝里公爵——死去的家人和朋友——衰老的不幸——我到英国——和热斯里尔最后一次见面

医生惊诧不已：天花的反复居然没有夺去我的生命，没有导致本来不可避免的病情恶化，他认为我的病情是医学无法解释的。我的伤口变成坏疽，医生用金鸡纳霜包扎起来。在这样初步处理之后，我坚持到奥斯坦德去。我厌恶布鲁塞尔，我急于离开这座城市。当时城里又挤满从凡尔登坐车来的奴性十足的英雄；但在百日王朝时期，当我追随国王来到这同一个布鲁塞尔的时候，我没有再看见他们。

我顺着运河，从容地来到奥斯坦德。我在那里碰见几位布列塔尼人，我的战友。我们租了一艘有甲板的小船，向英吉利海峡驶去。我们待在底舱里，躺在当压舱物的石块上。我精疲力尽了。我不能说话；海上的颠簸最终将我击倒。我勉强呷了几滴水和一点柠檬汁；当恶劣的天气迫使我们在根西岛靠岸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我就要咽气了。一位流亡神甫为我作了临终祈祷。船长怕我死在船上，命令水手将我抬到岸边。他们让我靠着墙，坐在阳光下，面对大海；我的正前方就是奥里涅岛；八个月前，死神曾经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我面前。

看来，我的状况引起怜悯。一位英国驾驶员的妻子刚好从那里经过；她萌生同情心，把她丈夫叫来。他在两名水手帮助下，将我抬到一个渔民家里；他们让我躺在一张舒适的床上，给我盖上了洁白的被子。年轻的海员妻子对我这个外国人照顾得无微不至，是她救了我的命。第二天，我重新上船。女人对于不幸者有天使般的同情心。照顾我的美丽的英国金发女郎好像英国古代雕像中的女子，将我的浮肿和滚烫的手握在她纤细和娇嫩的手心里。我自惭形秽，十分过意不去。

我们升起帆，在泽西岛西端登陆。我的同伴之一——蒂耶勒先生，到圣赫利尔找我舅舅。次日，德·贝德先生请他乘马车来接我。我们穿过整个岛屿。尽管我生命垂危，沿途的绿阴仍然令我心旷神怡。但是，我开始神志不清，嘴里胡言乱语。

我在生死之间徘徊了四个月。我舅舅、他妻子、他儿子和三个女儿轮流在我床边照顾我。我住在港口旁边一栋房子里，占据一套房间。我房间的窗子是落地窗，从床上就可以看见大海。医生德拉特尔先生禁止我谈论严肃的事情，尤其不能谈政治。一七九四年最后几天，我看见我戴重孝的舅舅进入我的房间，我颤抖了，我以为我们失去一位亲人。他告诉我，路易十六死了。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我早料到了。我打听亲人的消息。九月屠杀之后，我的两个姐姐和我妻子回到布列塔尼；她们历尽艰辛才逃出巴黎。我哥哥回到法国，在马尔泽尔布家隐居。

我可以起床了；天花已经过去。但是，我胸部感到不适，而且变成长期折磨我的痼疾。

泽西岛，安东南的游记中称之为“高埃萨雷阿”，在诺曼底公爵死后，变成英国王朝的属地。我们曾经好几次想把它收回，但都未成功。这座岛屿是我们的远古历史的遗迹；从爱尔兰和阿尔庇翁①到布列塔尼—阿尔莫里克去的圣人，都在泽西岛歇息过。

①阿尔庇翁(Albion)：大不列颠旧称。

圣赫利尔，孤零零一人，住在塞扎雷的岩洞里；汪达尔人将他杀害了。我们在泽西岛看到古代诺曼底人的样板；人们仿佛听见杂种纪尧姆或小说《鲁》的作者在说话。

这座岛屿是富饶的。岛上有两座城市，分为十二个堂区。农民的房舍和牲口群处处可见。猛烈的海风在岛上似乎变得温和了，岛上出产精美的蜂蜜、非常可口的奶皮和散发堇莱香的深黄色奶油。贝纳丹·德·圣皮埃尔断言，我们的苹果来自泽西岛，其实他弄错了。我们的苹果和梨来自希腊，我们的桃子来自波斯，柠檬来自拉梅迪，杏子来自叙利亚，樱桃来自赛拉松特②，栗子来自伽斯塔纳③，木瓜来自息东④，而石榴来自塞浦路斯。

②赛拉松特(Ckrasonte)：黑海边的城市。

③伽斯塔纳(Castane)：小亚细亚古城。

④息东(Cydon)：小亚细亚克里特的城市。

五月初，我很高兴能够出门了。春天在泽西岛仍然生气盎然；它可以和从前一样自称为“报春”使者。它变得衰老的时候，将这个名字留给它女儿，它头上的头一朵鲜花。

这里，我引用两页关于德·贝里公爵的生活的文字，但实际上讲述的是我自己的经历：

经过二十二年的战斗，锁闭法国的铜墙铁壁被冲破；文艺复兴的时代临近了。我们的王公们离开他们的偏僻住所。他们都走出边境，像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那些神奇国度的旅人。国王的大弟到瑞士；德·昂古莱姆公爵老爷到西班牙，而他弟弟到泽西岛。查理一世的几个法官死在岛上，不为人所知；也在这座岛上，德·贝里公爵老爷遇见一些保皇党人，他们在流亡中衰老，而且人们忘记他们的功德，就像从前人们忘掉英国弑君者的罪行。他碰见一些年迈的、从此生活在孤独中的神甫。他同他们一道编造神话，让一位波旁公爵在经历暴风雨之后，在泽西岛登陆。某位听忏悔的神甫和殉难者可能对亨利四世的继承人说，就像泽西岛的隐士对那位伟大的法国国王所说的一样：

那时，远离宫殿，在这个阴暗的岩洞里，

我哭泣对我的宗教的凌辱。(埃尔尼雅德)

德·贝里公爵老爷在泽西岛生活了几个月；大海、狂风、政治使他不能脱身。一切都同他作对，他失去耐心；他准备放弃行动，乘船回波尔多。他给莫罗元帅夫人写了一封信，生动地描绘他在岛上的生活：

一八一四年二月八日

于是，我现在同坦塔尔①一样，面对着这个难以从她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法兰西。你有一个如此美丽、如此热爱法国的灵魂，你设想我此刻的感受吧。由于离开这片两个小时就能到达的海岸，我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当太阳照耀它的时候，我登上最高的岩石，手拿望远镜，细细端详整个海岸；我看见库坦斯的岩石。有时我让想象力驰骋，看见我登陆上岸，被法国人包围，他们帽子上闪烁着白色帽徽；我听他们叫道：“国王万岁!”法国人听见这句话任何时候都不会无动于衷；全省最美丽的夫人给我戴上白色肩带，因为爱情和光荣从来是不可分的。我们向瑟堡进发。由外国人守卫的几座简陋的碉堡想负隅顽抗，我们一冲锋就攻克了；我们派出一艘船，去寻找国王，船上悬挂的白旗使人想起法兰西昔日的光荣和幸福的岁月!“啊!夫人，既然离开一个很可能实现的梦只有几个小时，我们能够考虑离去吗?”

①坦塔尔(Tantale)：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的国王，因为得罪了诸神投入地狱。

这几页是我三年前在巴黎写下的；在德·贝里公爵之前二十二年，我就去过泽西，这座流放者的城市；当地人应该知道我的名字的，因为阿尔芒·德·夏多布里昂在岛上结婚，而且他的儿子在那里出生。

那里甚至流传着关于我舅舅一家的笑话。我舅妈特别宠爱一条狗，在此之前我已经讲述过它的祖先的出色品质。由于这条狗乱咬人，而且满身疥疮，我的外甥女叫人将它悄悄逮走，尽管它出身高贵。德·贝德太太却一直认为，一定是哪位英国军官爱上了这条漂亮的“阿枣儿”，把它偷走了，现在想必在联合王国最豪华的城堡里养尊处优。唉!我们眼前的快乐只是由我们过丢的美好时光构成的。通过回顾蒙舒瓦的情景，我们找到在泽西岛开心的办法。这种事是非常稀罕的，因为在人们心里，快乐时刻在它们之间并不保留悲哀时刻在它们之间保留的联系：新的欢乐不能使昔日的欢乐回复青春，但新痛苦使旧痛苦更加鲜明。

而且，流亡者引起普遍好感；我们的事业似乎成了欧洲的事业：受到尊重的不幸是伟大的，我们的不幸正是如此。

德·布荣先生是法国流亡者在泽西岛的保护人，他使我打消回布列塔尼的念头，因为我现在的状态无法承受地窖和森林的生活；他建议我到英国去，在那里寻找一个经常性的服务工作。我舅舅带来的钱很少，他家中人口众多，已经感到紧张了；他不得不将他儿子送到伦敦去，过着穷困的生活，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我由于担心变成他的负担，决定离去。

一条从圣马洛偷偷开来的船给我带来三十路易，使我有可能实施我的计划。我在开往南安普敦的邮船上预订了座位。同我舅舅告别的时候，我非常伤心。他像父亲一样照料我，我童年时代很少的幸福时光是和他分不开的；他熟悉我热爱的一切；我觉得他的面孔同我母亲有几分相像。我已经离开我那位杰出的母亲，而且我不会再看见她了；我已经离开我姐姐朱莉和我哥哥，我也不会再和他们相逢；现在我又离开我舅舅，我也不会再看见他那快乐的面容了。在几个月时间里，我失去这么多亲人，因为我们的亲人的死不是从他们去世时算起的，而是从我们不再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开始的。

如果我们能够让美妙的时光驻留，那该是多么好啊!但是，这是做不到的。那么，我们就别留在世上吧。在看见我们的朋友消逝之前，在诗人心目中惟一值得生活的岁月消逝之前，我们就离去吧：“Vita dignior oetas”①。在交往的年代令人神往的东西，在被抛弃的年代变成痛苦和悔恨。人们不再盼望欢乐时刻归来；毋宁说人们害怕它们回来：小鸟，花朵，四月末美妙的夜晚，以夜莺的歌唱开始、以燕子的啁啾结束的夜晚，这一切都煽起对幸福的需要和渴望，杀害你。你还感觉得到这些可爱的东西，但它们已经不再属于你。在你身边领略它们、并且以轻蔑的目光注视你的年轻人，令你嫉妒，使你更清楚地明白你是多么被人抛弃。大自然的清新和妩媚在令你想起昔日幸福的同时，增加你的悲惨处境的丑陋。你现在只是大自然当中的一个污点，你以你的存在、你的言语、甚至你胆敢表达的感情，破坏它的和谐和美妙。你可以爱，但人们不可能再爱你。春天之泉已经更新了泉水，但并未使你恢复青春，而目睹万象更新、百业兴旺，更勾起你对昔日欢乐的痛苦回忆。

①拉丁文，引自罗马伟大诗人的《埃涅阿斯纪》(Eneide)：更加值得生活的岁月。

我乘坐的邮船挤满流亡家庭。我在他们当中认识了安岗先生，他是我哥哥以前在布列塔尼议会的同事，是一个风趣的人，以后我会谈到许多关于他的故事。一位海军军官在船长室下棋；他没有认出我，因为我的变化太大了；但是我认出他是热斯里尔。自从我们在布列斯特分手之后，我们一直没有见面；南安普敦是我们永别的地方。我对他讲述了我的旅行，他给我讲了他的旅行故事。这位在我身边海浪中出生的年轻人，在海浪中第一次拥抱他最老的朋友，而这些海浪又将是他的光荣的死的证人。朗巴·多里亚，热那亚海军元帅，在打败威尼斯舰队之后，得知他儿子战死。“把他扔到海里去!”父亲以古罗马人的方式说，犹如说“把他扔给他的胜利女神吧”。热斯里尔自愿从他投入的波浪中出来，只是为了在岸边更好显示他对波浪的胜利。

我在《回忆录》第六章开始处，已经讲过我在泽西岛登船前往南安普敦。这样，经历美洲森林的探险和德国军营的生活之后，我这个可怜的流亡者于一七九三年踏上这片土地；一八二二年，我在那里是显赫的大使；我在那里写下这一切。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文学基金——霍鲍尔的顶楼——我的健康恶化——就诊——伦敦的流亡者们

伦敦成立了一个援助英国和外国作家的团体。这个团体请我出席它的年会。我把出席这个会议和参加这个组织当成我的义务。约克公爵殿下坐在主席位置上；他右边是萨默塞特公爵，托灵顿和博尔东勋爵；他安排我坐在他左边。我在会上碰见我的友人坎宁先生。这位诗人、演说家、著名的部长发表了一篇演说，演说中有一段已由报纸转载的对我过分恭维的话：“虽然此地认识我的高贵的朋友、法国大使的人不多，但他的性格和他的作品在整个欧洲是非常驰名的。他以阐述基督教原则开始他的生涯；他通过捍卫君主制原则继续他的事业；现在，他来到我国，用君主制原则和基督教美德的共同之处将两个国家联合起来。”

很多年之前，坎宁先生作为作家，在伦敦师从皮特先生学习政治学；在同样长久的时间之前，我在英国首都，在默默无闻中开始我的写作。现在我们两人都是非常富有的人，但我们都加人这个以资助穷困作家为宗旨的组织。是我们都享有的显赫声名还是我们的共同的痛苦经历使我们聚集在这里呢?东印度总督和法国大使在痛苦的缪斯的宴会上能够做什么呢?乔治·坎宁和弗朗索瓦·德·夏多布里昂在此就坐，是为了纪念他们过去的厄运，也许是过去的幸福；他们为荷马干杯，为一块面包吟唱荷马的诗篇。

如果这个文学基金，在我一七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从南安普敦到伦敦时就存在，它也许会替我支付看病的诊费。那时，我舅舅贝德的儿子、我表兄布埃塔阿代安排我住在霍鲍尔的一间顶楼上。人们曾经希望出现奇迹，通过改变环境使我恢复当兵所需要的体力。但是，我的健康非但没有恢复，反而每况愈下。我肺部有毛病；我瘦削而苍白，咳嗽，呼吸困难，出盗汗，咯血。和我一样穷困的朋友带我到处求医。那些希波克拉底①让成群的叫花子在他们门口等候，以一畿尼的代价向我宣布，我的病只能忍耐，还加上一句说：“T'is done，dear Sir．”(没治了，亲爱的先生)。以其关于溺水者的实验出名的戈德温医生比较慷慨：他免费给我看病；但他以冷酷的态度(他对他自己也如此)对我说，我还可以活几个月，也许一年或两年，如果我注意不让自己劳累的话。“你不要打算从事长期工作。”这是他的诊断结论。

①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医生。

对我的末日即将来临的断言，除了不可避免地引起我感情上的悲哀，也给我带来难以置信的心灵平静。《革命论》的出版说明中的一段话和《革命论》本身的一段话，可以用这种精神状态来解释：“由于受到一场希望甚微的疾病的打击，我以平静的目光看待一切；对于离开坟墓才几步路的旅行者，他受到坟墓的肃穆气氛的感染。”贯穿《革命论》的苦涩的思考是不奇怪的：这本书是我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在对我的宣判和执行之间写的。一位生活在流亡的穷困之中，而且相信自己的死期即将到来的作家，不可能带着欢笑面对世界。

但是，怎样度过这一段恩赐给我的时光呢?我本来可以靠我的剑生活或者很快死去，但剑已经与我无缘；我还能做什么呢，拿起笔?我这杆笔既没有名气，也没有把握，我不知道它有多大分量。我与生俱来的文学趣味、童年的诗作、我的游记草稿，这些是否足以引起公众注意?我有意写一部对历次革命进行比较的著作；我考虑这个题材是因为这比较适合当时的趣味。但是，谁会印刷这本没有人推荐的书呢?在写作过程中，谁来养活我?如果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来日不多，我也要找到在这不多的时间里支撑我的办法。我的三十个路易已经用了不少，不久就要用光，而且除了我个人的不幸，我还要忍受流亡者共同的困境。我在伦敦的朋友都有工作：有的做煤炭生意，有的同他们的妻子编织草帽，还有人教他们自己也不甚了了的法语。他们都生活得挺快活。轻浮——我们民族的这个缺点，此刻变成美德。他们当面嘲笑命运女神；这个女贼异常尴尬，把人们不再向她乞求的东西带走了。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佩尔迪埃——文学工作——我同安岗的交往——我们的散步——威斯特敏斯特教堂一夜

佩尔迪埃①，《Domine salvun fac Regem》②的作者和《使徒行传》的主编，在伦敦继续他在巴黎的事业。他说不上有什么严重缺点，但他充满无可救药的小毛病：放荡，恣意妄为，挥金如土，既是正统派的仆从也是黑人国王克里斯托夫③的大使，德·“柠檬水”伯爵的外交通讯员，人们用糖支付他的薪俸，他拿来换香槟酒喝掉。这位用袖珍小提琴演奏革命的伟大乐章的维奥莱先生①式人物，以布列塔尼同乡的身份来看我，表示愿意帮助我。我同他谈起我写作《革命论》的计划，他十分赞赏，大声说：“这好极了!”他建议我到印刷商贝利先生那里去住，他的报纸就是在贝利那里印的。黛博夫书店可以负责销售，而他将在他的报纸《暧昧》上大吹大擂，同时可以在伦敦出版的《法国信使报》上介绍。佩尔迪埃对什么都充满信心：他说，因为我参加过围攻蒂永维尔的战斗，他要设法让人给我颁发圣路易十字勋章。我的吉尔·布拉斯②身材高瘦，笨手笨脚，头发上擦了粉，没有戴帽子，不停地嚷嚷和讲笑话；他把帽子压低在耳朵上，挽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到贝利那里。印刷厂老板很爽快，租给我一个房间，月租一畿尼③。

①佩尔迪埃(Pelletier，一七六五—一八二五)：论战家，保皇党。

②拉丁文：《上帝，救救国王吧!》

③黑人国王克里斯托夫：他出身黑奴，后来在海地北部自称国王。

①维奥莱：作者北美之行中讲到的一个法国人，他在美洲教土著人跳舞。

②吉尔·布拉斯(Gil Blas)：法国作家勒萨日创造的人物，招摇撞骗者的典型。

③畿尼：英国旧金币，一畿尼相当于二十一先令。

我的前程似锦；但是，如何度过眼前的难关呢?佩尔迪埃给我提供一些拉丁文和英语的翻译工作。白天，我翻译；晚上，我写《革命论》。在这本书里，我放进我自己的一部分旅行经历和一些随想。贝利向我提供书籍，我又在书摊上乱买了一些旧书。

我在到南安普敦的船上碰见的安岗和我来往密切。他知识广博，耕耘文学，偷偷地写小说，而且把他写的小说的片段念给我听。他住的地方离贝利的印刷厂很近，在一条通向霍鲍尔的小街尽头。每天上午十时，我同他一起吃早饭；我们谈论政治，尤其谈论我的工作。我告诉他我夜间工作——写《革命论》——的进展；然后，我回去从事我白天的工作——翻译。我们又聚在一间小咖啡馆吃午餐，一人一个先令；离开咖啡馆，我们到野外去。我们也常常独自去散步，因为我们都喜欢纵情遐想。

这个时期，我常常到肯辛顿或威斯特敏斯特去。我喜欢肯辛顿；我喜欢在它的偏僻角落闲逛，而靠近海德公园一带挤满衣着华丽的人群。我的穷困和周围的富裕、我的孤独和人群的熙攘形成反差，我喜欢差别。我在远处带着模糊的憧憬看着年轻的英国女人走过；过去，我的女精灵曾经让我感受这种感情；在用我狂热的爱情将她打扮之后，我几乎不敢抬眼看我的杰作。我认为已经临近的死亡，使我对自己差不多要走出的这个世界的看法增添了神秘色彩。这个世界对坐在松树下的那个外国人看过一眼吗?哪一个美丽的女人想到过勒内的无形的存在?

在威斯特敏斯特，有另一种消遣：在迷魂阵般的坟墓中，我想象不久之后，会有我自己的墓穴。我这个无名之辈的半身像永远不会放在这些名人的雕像当中!跟着，我眼前出现君王们的陵墓：在他们当中，克伦威尔不复存在，而查理一世也不见踪影。一名叛徒——罗贝尔·德·阿尔图①——的骨灰埋在一块石板底下，我用我忠实的脚践踏它。查理一世的命运刚好延伸到路易十六头上；在法国，每天都有人倒在屠刀下，而我的亲人的墓穴已经掘好。

①罗贝尔·德·阿尔图(Robert d'Artois)：伯爵，后来的查理十世。

唱经班领班的歌声和行人的谈话打断我的思考。我不能常常参观公墓，因为我不能将我生活必需的先令送给看守死者的门卫。这样，我就同小嘴乌鸦一道在修道院外面徘徊，或者停下来观赏那两座大小不同的钟楼；旧城烟雾的黑色帷幔下，落日的余晖将钟楼染得血红。

一次，为了欣赏夜色降临后大教堂内部的情景，我沉醉于对充满激情和变化的建筑物的赞美，乐而忘返。被“基督教阴沉辽阔”(蒙田)的感情所支配，我慢慢逛着，结果出事了：大门已经关闭。我试图寻找一个出口；我叫守门人，我撞门，但除了寂静中传来的回响，这一切都毫无效果；我不得不同死者共眠了。

为了挑选我的寄居之所，经过一番犹豫，我在祭廊里，在骑士们和亨利七世的双层祭台底下，在切特姆公爵的墓旁止步。在楼梯和用栅栏封锁的侧翼人口，面对手拿镰刀的大理石死神，一根嵌入墙壁的石床给我提供了庇护所。一条裹尸布的褶子，也是大理石的，充当我的床榻。我以查理五世为榜样，逐渐习惯于我的葬身之地。

我在头排包厢里，直面眼前的世界。这些圆顶之下，聚集了多少辉煌呀!但是，现在剩下什么呢?苦难同幸福一样也是虚妄的；不幸的简·格雷①同幸福的阿丽克丝·萨里斯伯利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他的骷髅没有那样可怕，因为他没有头颅；由于他承受的苦刑和他缺乏使他秀美的东西，他的骨架变得美丽。在这阴森的大厅堂，优胜者克雷西②的比武，亨利八世的金毯营游戏不会重新开始。培根、牛顿、弥尔顿也被深深地埋在地下，和他们同时代最卑微无闻的人一样过去了。我这个被排斥的可怜流浪汉，因为曾经是这些著名的、强大的、享尽人间欢乐的死者中的一员，能接受不再是我现在这样被人遗忘的痛苦的小人物吗?啊!生活不仅是这一切!如果我们从这世界的边岸看不见神圣之物，我们不要感到惊讶：时间是隔在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一重帷幕，就像我们的眼睛和光明之间的眼皮。

①简·格雷(Jane Gray，一五三七—一五五四)：英国贵夫人，被玛丽·都铎处死。

②克雷西(Crecy)：法国小城。

我蜷缩在我的大理石被褥之下，从这些崇高思想走下来，满足于对所处地点和时间的真实感受。我的夹杂快乐的烦恼同从前冬天我在贡堡塔楼上听风儿呼啸时的感受类似：风声和阴影的性质是相同的。

我对黑暗逐渐习惯了，我隐隐约约看见坟墓间的雕像。我注视着英格兰圣德尼教堂的突出轮廓，我觉得过去的事件和流逝的年华是从哥特式灯柱上落下的，整个建筑物好像变成化石的各个世纪的圣殿，而这个圣殿是一整块石头雕成的。

我听见挂钟响十点，十一点；在这个地方，敲钟的钟锤和我是仅有的活物。外面，只听见车辆驶过，更夫喊叫：我觉得远处传来的这些声响是另一个世界传来的。泰晤士河的雾霭和地上的煤烟飘进大教堂，在那里散布第二重黑暗。

终于，一线曙光在最黑暗的角落显现了：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束光线逐渐扩大；光线来自被叔叔杀害的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儿子吗?伟大的悲剧作家①说：“这两个可爱的孩子躺在一起；他们用他们纯洁的、方解石般洁白的手臂拥抱着对方，他们的嘴唇像同一根茎上的四朵鲜红的玫瑰，光艳夺目，互相接吻。”上帝并未给我送来这样悲哀和可爱的孩子，但是，一名少女轻盈的身影出现了，她手里拿着一支卷成贝壳状的纸遮住的蜡烛：她是敲钟女孩。我听见一声接吻声，随后晨钟敲响了。当我和她同时走出廊门的时候，敲钟女孩惊骇不已。我向她讲述了我昨夜的遭遇；她对我说，她来代替她生病的父亲干活；我们没有提起接吻。

①指莎士比亚，下面的句子引自他的剧本《查理三世》。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困境——出乎意料的援助——俯临公墓的住宅——新难友——我们的快乐——我表兄德·布埃塔阿代

我的遭遇令安岗大为开心，而且我们计划一起将自己关在威斯特敏斯特教堂里面；可是，我们的穷困以不那么富于诗意的方式将我们召唤到死者那里。

我们的钱用光了：凭一张若销售不成功予以赔偿的保证书，贝利和黛博夫冒险开始印刷《革命论》。从这时开始，他们就不再慷慨了，当然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对他们的大胆甚至感到吃惊。翻译工作没有了。佩尔迪埃是一个寻欢作乐的人，对于长期帮助别人感到厌烦。如果他不是更喜欢吃喝的话，他可能会把一切都给我。但是，要他到处替我找工作，持之以恒，对于他是不可能的事情。安岗也眼看自己的财富日益减少；我们一共才有六十法郎。我们减少饮食量，就像在一条延长航程的船舶上一样。以前我们午餐每人花一先令，现在我们只花半先令。早晨饮茶时，我们少吃一半面包，取消黄油。这样节制饮食使我的朋友感到无法忍受。他经常心不在焉；他竖起耳朵，好像听谁讲话似的；有时他独自放声大笑，或者流泪。安岗相信动物磁气①的存在，被斯维登堡②那些玄乎其神的理论弄得神魂颠倒。他早上对我说，前夜有人吵闹，使他不得安宁；如果我对他说他在胡思乱想，他就会发脾气。他的状态使我感到不安，并且使我忘记自己的痛苦。

①动物磁气：十八世纪德籍医生麦斯麦提出的学说。

②斯维登堡(Swedenborg，一六八八—一七七二)：瑞典著名科学家、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和神学家。

其实，我自己的痛苦也是严重的：苛刻的节食，加上工作，使我的肺病恶化；我开始感到走路困难，但是，我白天和大部分夜晚是在外面度过的，以免别人发现我的困窘。当我们只剩下最后—个先令的时候，我们决定把钱留着，只装装吃饭的样子。结果，我们只买了一个两苏的面包，我们和平常一样叫人端来开水和茶壶；但是，我们没有往茶壶里装茶叶，我们吃光面包，只是将糖罐里剩下的一点糖末冲水喝了。

五天这样过去了。我饥饿难忍，发烧了；我无法入眠；我把几块布浸在水里，吮吸湿布团；我啃噬青草和纸张。当我从面包铺门前走过的时候，我的痛苦是可怕的。在一个严冬夜晚，我站在一间卖干果和熏肉的铺子前面待了两小时，望着那些食物解馋；如果可能，我不仅会吃掉那些食品，而且会吃掉那些装食品的盒子、篮子和篓子。

第五天上午，我几乎不能动弹了，我拖着身子来到安岗住的地方。门关着，我敲门；我叫他，安岗有一段时间没有回答；他终于起来了，给我开了门。他不自然地笑着；他身上的礼服扣了扣子；他坐在餐桌前，以异乎寻常的声调说：“我们的早餐快来了。”我看见他衬衣上仿佛有一些血迹；我蓦地解开他的礼服：他用小刀在自己胸部左侧刺了一个两寸深的口子。我叫救命。女仆跑去找来一名外科医生。伤势是危险的。

这新的不幸事件迫使我下了决心。安岗是布列塔尼议会的参议员，曾经拒绝接受英国政府向法国法官提供的薪俸，就像我不愿接受每天赐给流亡者的一个先令的施舍一样。我给德·巴朗坦①先生写信，向他透露我朋友的境况；安岗的亲戚立即赶来，将他带到乡下。在同一时候，我舅舅贝德叫人给我送来了四十埃居，这是我的被迫害的家庭所做的令人感动的奉献。我仿佛看见秘鲁的全部黄金：法国囚徒的钱喂养流亡的法国人。

①德·巴朗坦(Barentin)：路易十六的掌玺官，当时流亡在伦敦。

我的穷困成了写作的障碍。由于我不再交原稿，印刷中断了。由于没有安岗陪伴，我不再保留贝利租给我的一个月一畿尼的住宅；我支付了到期房租，走了。在那些最初充当我在伦敦的保护人的穷流亡者底下，还有一些更加缺吃少穿的人。同在富人之间一样，穷人当中也有不同的等级；从冬天抱着狗取暖的人到身穿破衣服发抖的人，什么人都有。我的朋友给我找到一个对于我日益减少的财富更加适合的房间(人们并非总是飞黄腾达的)。他们将我安顿在玛丽勒保纳街附近，那是一间顶楼，天窗对着坟场。每天晚上，守坟者的木铃声告诉我，有人刚才偷走了尸体①。我得知安岗已经脱离危险，于是心中放下一块石头。

①当时尸体解剖是非法的，所以常常有人偷盗尸体用于医科学校的解剖课程。

我的同伴们常常到我的工作室来看望我。看到我们无羁无绊和我们的穷困，他们也许会把我们当作罗马废墟的画家；我们是描写法国废墟的落魄艺术家。我的面孔充当写生的实物，我的床是我的学生的座位。这张床就是一张床垫和一条被子。我没有床单；天冷的时候，除了被褥，我再加上衣服和一张椅子。我太虚弱，无力移动床，它始终保持上帝给它安排的位置。

我的表兄德·布埃塔代由于不能付房租，被人从一间爱尔兰人的破房子里赶出来，尽管他已经把他的提琴送到当铺里去了；为了逃避警察，他躲在我那里；一位下布列塔尼的副本堂神甫借给他一张行军床。布埃塔代同安岗一样，是布列塔尼议会参议员；他没有头巾包头；但他逃跑的时候，带着武器和行李，即他的方帽子和红袍，这样，他就盖着他的大红袍子睡在我身边。他很滑稽，精通乐器，有一个动听的嗓子。我们不睡觉的时候，他光着身子坐在行军床上，戴着方帽子，用一个只有三根弦的吉他给自己伴奏，唱起浪漫曲。一天晚上，他这样哼着梅塔斯塔齐奥①的“维纳斯颂歌”：Scendi propizia②：一阵穿堂风吹过来，把他的嘴吹歪了，痛得他要死。但他并未立即死去，因为我热忱地给他搓面颊。我们在我们高高在上的房间里举行会议，议论政治，评论流亡者当中的流言蜚语。晚上，我们到我们姑姑和表妹家去跳舞，厮混在丝带装饰的时装和各色帽子之间。

①梅塔斯塔齐奥(Metastase，一六九八—一七八二)：意大利诗人，歌词作者。

②意大利文，意思是：“你下来吧，慈悲的……”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盛大的节日——四十埃居用光——新的困境——客饭——主教——在伦敦酒馆午餐——卡姆登的手稿

读我的《回忆录》的这一部分的读者也许没有发现，我的回忆录已经中断两次了：一次是为了宴请约克公爵，英国国王的弟弟；第二次，是七月十八日为法国国王返回巴黎举行的庆祝晚会。这次活动我花掉四万法郎。大不列颠帝国的贵族院议员及他们的夫人、大使们、有名望的外国人将我的装饰得金碧辉煌的客厅挤得满满的。我的餐桌闪烁着伦敦水晶的光泽和塞夫勒瓷器的流金溢彩。最精美的菜肴、葡萄酒和花朵应有尽有。波特兰广场停满闪闪发光的车辆。科利内和阿尔玛克的音乐使面带时髦的忧郁表情的纨绔子弟和服饰典雅的太太们着迷。反对派和执政的多数派休战：坎宁夫人和伦敦德利公爵交谈，泽西夫人同威灵顿公爵聊天。国王的大弟托人告诉我，他祝贺我一八二二年盛会的豪华，但他不知道，一七九三年，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为了等候他大驾光临，一位未来的部长，由于一片忠心，在一个公墓旁边的楼上挨饿。今天，我庆幸自己冒过沉船的风险、上过战场、分担过社会最微贱的阶级的痛苦，就像我在飞黄腾达的时候因为曾经受到不公正待遇和诽滂而感到洋洋自得一样。我从中吸取了教训。生活如果没有使其变得庄严的痛苦，是儿童的玩物。

我曾经是腰缠四十埃居的人①；但是，在发财之前和商品降价之前，没有任何东西取代我空空如也的钱包。我的家庭在布列塔尼蒙受朱安党叛乱和恐怖时代的双重灾难，我不能期望它给我提供新的接济。除了医院或泰晤士河，我看不到别的前景。

①影射伏尔泰写的一篇同名故事。

流亡者的仆人，由于他们的主人无法再养活他们，自己变成饭店老板来养活他们的主子。上帝才知道他们用什么残羹剩菜招待客人!也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在饭桌上如何谈论政治!共和国的一切胜利都被讲成失败，如果偶然有人对立即实现复辟的可能表示怀疑，他就会被人当作雅各宾派。两位半死不活模样的大主教，春天在圣雅各公园散步：其中一位说：“大人，你是否相信我们六月份能回法国呢?”——“大人，”另一位经过一番思考回答说，“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神通广大的佩尔迪埃将我从我所在的角落里挖掘出来，或者毋宁说将我从我所在的巢穴里赶出来。他在一张雅茅斯萨福克报纸上看到，一个古董收藏家协会打算研究该郡的历史，招聘一位能够阅读十一世纪法文的法国人，辨识卡姆登藏书中的手稿。贝克尔斯的牧师是这件工作的负责人：应该同他联系。“这是你干的活，”佩尔迪埃对我说，“去吧，你能够弄懂这些古老玩意的；你要继续向贝利寄《革命论》的手稿，我会迫使他重新开印。你赚两百畿回伦敦，作品也完成了，何乐不为呢?”

我想表达一点不同意见，他嚷道：“嗨!真见鬼!你想留在这座‘宫殿’里吗?这地方我都冷得受不了哪。如果里瓦洛尔、尚普塞贝兹、米拉波—托诺和我这样挨冻的话，我们会成为《使徒行传》的头号新闻!你不知道安岗的事闹得满城风云吗?难道你们俩都想死在这里不成?哈!哈!哈!得了……!哈!……”佩尔迪埃笑得前俯后仰，双手扶着膝盖。他刚把一百份他编的报纸送到“殖民地”书店，而且收了货款；他把口袋里的钱币弄得叮叮作响。他拖着我，连同患抽风的布埃塔代，和他碰见的两个衣衫褴褛的流亡者，到伦敦酒馆吃饭。他让我们喝波尔图葡萄酒，吃牛排和布丁，撑得我们要爆裂了。他对我表兄说：“怎么样?伯爵先生?你的嘴怎么歪的?”布埃塔代，既感到不快，也感到高兴，尽他的最大可能解释事情的经过。他说，他在唱“Obella Venere”①这几个字的时候，突然嘴歪了!我可怜的歪嘴表兄说这句话的时候，显得如此痛苦、如此僵硬、如此无奈，以致佩尔迪埃身子往后仰，放声狂笑，他翘起来的双脚，几乎把饭桌掀翻了。

①意大利文：“美丽的维纳斯!”

我经过考虑，觉得我的同乡的建议是蛮不错的；他的为人同我的另一位同乡——“圣贤”——一模一样。经过五天联系，在佩尔迪埃的裁缝给我做了几身衣服之后，我带着黛博夫借给我的一点钱，出发去贝克尔斯；黛博夫同意借钱给我是因为我保证继续写完《革命论》。由于我的名字英国人念起来很困难，我改名为贡堡，这是我哥哥用过的名字，它让我想起我童年时代的痛苦和欢乐。住进旅舍之后，我带着黛博夫的信去见牧师。黛博夫在英国图书界是一位很受尊重的人，他把我推荐给牧师，说我是一流学者。我受到热烈欢迎，我同当地的所有绅士见面，而且我碰见法国皇家海军的两位军官，他们在那里教法文。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我在外省工作——我哥哥的死——我的家庭的不幸——两个法国——安岗的信

我恢复了体力；骑马散步使我的健康状况略为改善。日常生活中的英国是阴沉的，但有迷人之处。到处都是同样的东西，同样的景色。贡堡先生被邀请出席所有的聚会。我的命运的初步改善归功于我的学业。西塞罗倡导在生活悲哀的时候耕耘文学，他是有道理的。女人们很高兴碰见一个法国人，以便操练她们的法语。

我从报纸上得知我的家庭遭遇的不幸，使人们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因为我无法掩饰我的痛苦)，这更增加了社交界对我的兴趣。报纸报道德·马尔泽尔布先生、他女儿德·罗桑波庭长夫人、他孙女德·夏多布里昂伯爵夫人和他的孙女婿、我哥哥德·夏多布里昂伯爵的死讯；他们是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在同一断头台被杀害的。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在英国人当中很受崇敬；我同这位路易十六的捍卫者的亲戚关系更增加我的主人的友善。

我舅舅写信，将其他亲人所受的迫害告诉我。我年迈和杰出的母亲同其他被害者一样，被扔在马车上，从布列塔尼深处押到巴黎，投进监狱，让她分享她宠爱的儿子的命运。我的妻子和我姐姐吕西儿被关在雷恩的监狱里，等待判决。人们曾经考虑将她们关进变成国家要塞的贡堡：她们无辜受到指控，仅仅因为我犯了流亡之罪。同那些留在祖国的法国人所承受的苦难相比，我们在异国的苦难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在流亡的苦难之中，得知我们的流亡变成我们亲人受迫害的借口，这令我们多么痛苦!

两年之前，我嫂嫂的结婚戒指在卡塞特街的沟渠中被人拾获。人们把戒指给我送来：戒指已经损坏了，两个小环串在一起吊着；上面刻的姓名仍然清清楚楚。这只戒指是怎么找到的?它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丢失的?关在卢森堡公园的受害者在押往刑场途中，是否从卡塞特街走过?这只戒指是在行刑之后从她手指上剥下来的吗?看见这个象征物，我非常激动，它的损坏和它上面的铭刻让我记住亲人的悲惨命运。看来，是我嫂嫂从阴间将这只戒指送来给我，作为对她和对我哥哥的纪念，这中间有某种神秘和命中注定的东西。我将戒指交给她儿子：但愿戒指不会给他带来不幸!

亲爱的孤儿，你母亲的影子，

我在此为你乞求上天，

愿你享受你父亲不曾享有的幸福，

愿你拥有你叔叔没有的孩子。

当我侄儿结婚的时候，这段蹩脚诗，还有另外两三段，是我送给侄儿的惟一礼物。

我还保留另一件证实这个惨祸的纪念物：贡坦桑先生给我寄来一封信。他在查阅巴黎市的档案时，找到革命法庭将我哥哥和他的家庭送上断头台的命令：

子爵先生，

在一个经受了许多苦难心灵里，唤醒那些最痛苦的回忆是一件残酷的事情。这种考虑使我犹豫再三，最后才决定将这份十分令人悲伤的材料送给你；这材料是在我在历史研究工作中找到的。这份死亡公证书由一个同死亡一样无情的人签署；每次他看见某颗头颅上汇集了声名和美德，就写下他的名字。

我希望，子爵先生，你不会因为我给你的家庭档案增加了这份使人想起这些残酷时刻的材料而过分责怪我。我估计这份材料对你是有意义的，因为我觉得它有价值，于是我想到送给你。如果我不冒昧的话，我因此感到双重的荣幸，用这个行动，我可以向你表达长期以来我对你的尊重和诚挚的崇敬。子爵先生，我是你非常谦卑、非常顺从的仆人。

阿·德·贡坦桑

一八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于巴黎，

塞纳省政府

下面是我对这封信的复信：

先生，我曾经叫人到圣夏佩尔教堂寻找我不幸的哥哥和他妻子的诉讼材料，但他们没有找到你寄给我的命令。这道命令和其他命令，连同里面被涂改的字句，残缺的姓名，在上帝法庭上会拿到富基埃面前，他必须承认是他签的名。这就是人们所惋惜的时代；为了它，有人写下歌功颂德的著作!而且我羡慕我哥哥：至少他在多年之前就离开了这个悲惨的世界。先生，我非常感谢你在你美丽和高贵的来信中，对我表达的敬重，并请你接受我崇高的敬意。等等。

这张处死令证明，屠杀是以何等轻率的方式犯下的：有些姓名的拼写不正确，还有些模糊不清。这些形式上的毛病本来足以使一个普通判决书失去效力，但并不能够阻止刽子手；他们只重视死亡的准确时间：“五时正”。下面是原文，我照抄不误：

刑事判决执行人

革命法庭

刑事判决执行人应该遵照命令，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执行对下列罪犯处死的判决：穆塞、德斯布梅尼、夏普里耶、图莱、埃尔、拉穆尼瓦翁·马尔泽布尔、勒佩尔蒂埃(女)、夏多·布里昂及其妻子(名字抹去，无法辨识)、寡妇迪萨特莱、前格拉蒙公爵的妻子、罗沙舒阿尔(女)和帕尔蒙基耶等一共十四人。死刑将于今天五时正，在本市革命广场进行。

检察官 富基埃

法兰西共和历第二年花月三日

车两部。

热月九日救了我母亲的命；但是，她被人遗忘在巴黎裁判所监狱里。国民公会的特派员看见她，对她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呀，女公民?”我母亲回答说，她失去了儿子，她不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死在监狱里面或外面对她是无所谓的。“你可能还有别的孩子吧?”特派员问她。我母亲讲出我妻子和我姐姐的名字，她们被关在雷恩。将她释放的命令很快下达，她不得不离开监狱。

在这场革命的历史中，人们忘记将外部法国的图画放在内部法国的图画旁边，忘记描写那些数量众多的流亡者，他们在异国不同的气候和风俗中，以不同手段谋生，忍受了各种痛苦。

在法国之外，一切都是个人的事情：地位的变化，默默忍受的不幸，无声的、无报偿的牺牲。在这些不同地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的大杂烩当中，保留着固定的想法；古老法兰西浪游时带着它的偏见，它的信徒，就像上帝的教会过去在大地上漫游时，带着它的德行，它的殉道者。

在法国国内，一切都是群众的事情。巴里埃宣布屠杀和征服，内战和同外国的战争；旺代和莱茵河的大规模战役；我们的舰队在海上沉没；民众在圣德尼将君主们挖出来，将已死国王的骨灰扔到活着的国王脸上，使他们看不见东西；以刚刚获得的自由为荣、甚至因为自己的罪行感到骄傲的法兰西，虽然从边境退却，但在自己的土地上是巩固的；它佩戴着双重的武器：屠夫的大刀和士兵的利剑。

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我的朋友安岗的几封信使我放下了对他的牵挂，而且这些信写得极为出色，写信时间是一七九五年九月：“你八月二十三日的来信洋溢着令人感动的关切。我拿给几个人看，他们读的时候，眼睛都湿润了。我很想对他们重复狄德罗对到樊尚监狱探望他的眼泪汪汪的卢梭所说的话：‘你看，我的朋友多么爱我呀!’说实话，我的病只是令人痛苦的神经冲动，时间和耐心是治疗这种疾病的妙药。在病中，我读了《斐多篇》和《蒂迈欧篇》①的片断。这种书读了叫人想死，我同加图②一样说：

①都是柏拉图的著作。

②加图(Caton，创作时间约为公元三世纪)：古罗马诗人。

Il must be so，Plato；thou reason‘st well!③

③英语：“他应该这样，柏拉图；你是有道理的!”(艾狄生的悲剧《加图》的台词)艾狄生(Addion，一六七二—一七一九)是英国剧作家。

我想象我在旅行，就像人们想象的大印度之行一样。我认为我在‘精神世界’(如斯维登堡所说)里将看到许多新东西，尤其我将省却旅行的疲劳和危险。”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夏洛特

在离贝克尔斯四法里的地方，有一座名为本盖的小城，住着一位英国牧师，尊敬的艾夫斯先生。他是古希腊语专家，数学专家，他妻子还年轻，容貌迷人，谈吐风雅，举止端庄；他们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儿。与其他地方相比，我在这个家庭中受到更好的待遇。我们按照古代英国人的方式喝酒，在女人离去之后，在餐桌边还待上两个小时。艾夫斯先生去过美洲，他喜欢讲他的旅行故事，也喜欢听我讲我自己的旅行故事，他还喜欢谈论牛顿和荷马。他的女儿，为了使他高兴，也变得博学多才；她擅长乐器，唱起歌来像今天的帕斯塔夫人①。喝下午茶的时候，她重新出现，用她的音乐驱除老牧师的感染人的睡意。我在钢琴旁边，静静地听艾夫斯小姐演奏。

①帕斯塔夫人(Pasta，一七九八—一八六五)：当时著名的歌唱家。

演奏完毕，少女问我一些有关法国和有关文学的问题；她问我应该读什么书；她特别想了解意大利作家，要求我给她讲解《神曲》和《耶路撒冷的解放》。渐渐，我觉得自己对她产生了眷念之情。我曾经给佛罗里达姑娘戴上花环，但我不敢接受艾夫斯小姐的挑战。当我试图翻译塔索的某个章节的时候，我感到尴尬。但碰到但丁这样的比较纯洁、比较刚劲的天才，我就比较自在了。

夏洛特的年龄和我的年龄相当。在仅仅由于职业原因而形成的关系中，有某种凄凉色彩；如果人们事先不相识的话，对你爱的人的回忆就不会扰乱你未同她相识前的平静生活；这些日子属于另一个环境，不堪回首，好像从你的生活中截去了。有年岁距离吗?不便之处多一些：年轻的出世之前，年老的已经开始生活；年轻的也注定要独自生活；一个曾经在摇篮内独自行走，另一个在坟墓后要穿越孤独；对于前者，过去是沙漠，而对于后者，未来是沙漠。爱要满足幸福的一切条件是困难的：青春，美貌，合适的时机，心灵、趣味、容貌和年岁的和谐。

由于骑马摔了一跤，我在艾夫斯先生家住了一段时间。那是冬天；我生活中的美梦在现实面前开始消散。艾夫斯小姐变得比较矜持；她不再给我送花；她不再愿意唱歌。

如果有人对我说，我将在这个很少与人交往的家庭里默默度过我的余生，我会高兴得要死。但是，为了同时成为堕落前的伊甸园和无穷无尽的凯歌，爱情所缺乏的是持久。如果能让美貌长在，让青春驻留，让心灵永不衰老，你将再现天国。爱情是凌驾一切的幸福，以致它被永世长存的幻觉追随着。它只愿意发出不可挽回的誓言；既然不能享受它的欢乐，它试图使它的痛苦永恒；天使已经倒下了，但它还讲着它在那些不可败坏的日子里讲的语言；它的希望是永不停息；它以它在人世的双重的本性和双重的幻觉，希冀通过不朽的思想和连绵的世代使自己长存。

我沮丧地看着我不得不离开的日子临近。我预定离去的那天前夜，晚餐是沉闷的。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艾夫斯先生在用餐后点心的时候带着女儿离去；而我独自同艾夫斯太太待在一起；她非常尴尬。我以为她会责怪我对她女儿的倾慕，但我从来没有透露过这种感情。她瞅着我，垂下眼睛，脸红了；她自己在慌乱中显得分外迷人，令人销魂。最后，她终于鼓足勇气，用英语对我说：“先生，你看见我的窘态了。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夏洛特，但事情瞒不过母亲的眼睛；我女儿肯定爱上你了。艾夫斯先生和我商量了一下；从各方面看，你对于我们是适合的；我们相信你会使我们的女儿幸福。你已经没有祖国了；你刚刚失去双亲；你的财产卖掉了；这样，谁会要求你回法国呢?你在等候遗产期间，就同我们住在一起吧。”

在我经历过的痛苦当中，这一次对于我是最尖锐和最巨大的。我跪在艾夫斯夫人脚下，流着眼泪吻她的手。她以为我喜极而泣，因为幸福而流泪，她自己也由于快乐而开始抽泣。她伸出手臂，想拉响铃铛，叫她丈夫和女儿。“别叫!”我大声说，“我已经结婚了!”她晕倒了。

我走出去。连房间也不回，就徒步出发了。我到达贝克尔斯。我给艾夫斯夫人写了一封信，然后坐上去伦敦的邮车。很遗憾，这封信我没有留底。

这件事给我留下最温柔、最甜蜜、最充满感激之情的记忆。在我成名之前，艾夫斯一家是惟一希望我幸福，而且对我真情相待的家庭。尽管我穷困、默默无闻、流落异乡，没有魅力、没有美貌，我找到有保证的前途、祖国、迷人的妻子，找到一个几乎具有同样魅力的母亲，取代我年迈的母亲，找到一个有教养、重感情、致力文学的父亲，取代我被上天夺去的父亲。为了报答这一切，我能够拿出什么呢?他们挑选我的时候，对我不会抱任何奢望；我应该相信，自己是被人爱的。在那之后，我只碰见过一次唤起同样信任的崇高的爱恋之情。至于在那之后人们对我的兴趣，我从来弄不清，是否其他外部原因、声名的显赫、党派的光彩、文学和政治的崇高地位的光辉导致对我的殷勤。

而且，如果我娶夏洛特为妻，我在世上所起的作用会不同：关在大不列颠的一个郡里，我可能会变成一个打猎的绅士，我的笔会一行字也写不出；我可能会忘记我的语言，因为我用英文写作，开始用英文思考。我的国家因为失去我，会蒙受很大损失吗?如果我能够将那些使我得到安慰的东西放在一边，也许我已经度过不少平静日子，而不是我碰到的那些动荡岁月。帝国，复辟，分裂，法国的争吵，这一切会同我有什么牵涉呢?那样，我因此不必天天掩饰错误，同谬论搏斗。能否肯定我具有真正的天才，而且值得为它牺牲我的生活呢?我将超越我的坟墓吗?如果我能够超越，在正在实现的变化中，在一个已经改变、并且忙于其他事情的世界里，将会有公众听我说话吗?我是否会变成一个过去的人，对于新的一代无法理解?我的思想、我的感情、甚至我的文笔对于倨傲的后代是否成为令人厌烦的东西?维吉尔的影子对但丁说：Poeta fui et cantai①，“我曾经是诗人，我歌唱”，我的影子将来能够这样说吗?

①意大利文，引自《神曲》的《地狱篇》。

返回伦敦

虽然我回到伦敦，但没有得到安宁。我逃避我的命运，好像坏人逃避罪行。这家人接待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而且以从祖先那里继承的纯朴、信赖和谨慎想给我一个新家园；一个如此值得我尊重、崇敬和感激的家庭，遭到我的拒绝，对于他们该是多么痛苦的事情!我想象夏洛特的痛苦，他们对于我可能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责怪，因为我曾经自觉沉湎于我知道不合法的感情。我是否不经意地试图引诱她，而未意识到这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但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清白，像我所做的那样，我刹车了，或者，为了纵情于这种因为我的行为事前就凋谢的爱恋，我超越障碍，我只能够使被我引诱的对象陷入悔恨或痛苦。

从这些苦涩的思考，我又转向其他同样充满苦涩的情感：我诅咒我的婚姻。按照我当时非常病态的心理的错误感觉，这场婚姻使我步入歧途，夺去我的幸福。我不曾想，由于注定我痛苦的性格，也由于我对自由的浪漫想法，同夏洛特小姐的婚姻和一个比较独立的婚姻一样，对于我也许会是同样痛苦的。

一个纯洁和美妙的东西留在我心中，尽管它是非常悲哀的：夏洛特的形象。这个形象结果制服我对我的命运的反抗。我曾经一百次试图返回本盖，不是到那个被搅乱的家庭里去，而是去躲在路边，看着她走过，尾随她进入教堂，我们在那里有相同的上帝，如果不是有相同的祭坛的话，目的是向这个女子奉献我无法表达的热情祝愿，目的是念出——起码在思想上——婚配降福的祈祷；本来我是可以从这间教堂的牧师嘴里听见这个祈祷的：

，

“啊，上帝，请将这对夫妇的灵魂结合起来，在他们心灵里撒下诚挚的友谊。请以嘉许的目光看待你的女仆吧。让她身上的约束是爱情和和平的约束，让她多子多福；主呀，让这对夫妇看见他们孩子的孩子，一直到第三代和第四代，让他们享受幸福的晚年。”

经过无数次决心，我给夏洛特写了一些长信，但我又把它们撕掉了。我从她那里收到几封无关紧要的短笺，我时刻铭刻在心里，成了我的避邪物。妩媚和温柔的夏洛特，在女精灵的小路上跟随着我，净化我的步伐。她令我丧魂落魄；她是我的心灵活动的中心，就像血液都通过心脏一样；她令我厌弃一切，因为任何东西与她相比，都相形见绌。一个真正的和不幸的爱情是一个被毒化的根源，它留在心灵深处，败坏天使的面包。

我走过的地点，我同夏洛特分享过的时光，我同她交换过的话语，都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我看见许配给我的妻子在微笑；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抚摸她的黑发；我把她美丽的手臂压在我胸前，如同百合花组成的链子。每次我来到一个僻静地点，夏洛特就用她白净的手拉着我，坐在我身边。我感到她的存在，就像人们在黑夜中呼吸看不见的花朵的芳香。

没有安岗的陪伴，我的散步比任何时候更加孤独，使我享有让夏洛特的形象陪伴我的充分自由。在离伦敦三十法里的地方，没有哪一丛欧石南，没有哪一条小路，没有哪一个教堂不是我参观过的。最偏僻的地点，一小块长满荨麻的地，一条栽种大蓟的小沟，所有人迹罕至的地点都成了我喜爱的地方；拜伦曾经在这些地方踯躅。我用手支撑着头，凝望着这些别人不屑一顾的风景；当我不能忍受这些凄凉的景象时，想起夏洛特，我就心旷神怡。那时候，我像一个朝圣者，来到荒漠之中，面对西奈的岩石，听夜莺歌唱。

在伦敦，人们对我的行为感到吃惊。我的眼睛不看任何人，我不回答任何人的问话，我听不见别人同我讲话：我的老朋友们怀疑我疯了。

不寻常的会见

在我离开之后，本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给这个家庭带来欢乐和痛苦，它现在怎么样了?

你们始终要记住，我现在是派往乔治四世身边的大使，现在是一八二二年，我在伦敦记述一七九五年的在伦敦发生的事情。

一个星期以来，由于事务繁忙，我被迫中断记述，今天才重新提笔。在这中间，有一天，在正午到一时之间，我的随身仆人进来对我说，有一辆马车停在门口，一位英国太太求见。由于我担任的职位的性质，我规定自己不拒绝任何来访者；因此，我吩咐让这位太太上来。

我在我的办公室里；仆人宣布萨尔顿夫人到。我看见一个带孝的女人走进来，身后跟着两个同样带孝的漂亮男孩：一个约莫十六岁，另一个十四岁。我朝英国太太迎上去。她非常激动，几乎不能迈步。她用异样的声音对我说：“My lord，do you remember me?”(我的老爷，你还记得我吗?)记得，我认出艾夫斯小姐!尽管岁月流逝，她仍然保持青春。我抓住她的手，请她坐下，我也在她身边坐下。我讲不出话来；我的眼睛噙满泪水；我眼睛模糊，无言地看着她；从我此刻的感受，我知道我曾经深深地爱她。终于，我能够开口了：“而你，夫人，你还认得我吗?”作为回答，她抬起低垂的眼睛，凄楚地微笑着，朝我看了一眼，好像要唤起遥远的记忆。她的手始终留在我的双手里。夏洛特对我说：“我给我母亲带孝；我父亲几年以前死了。这是我的两个孩子。”讲完这句话，她将她的手抽回，靠在她的扶手椅里，同时用手帕遮住眼睛。

随后，她说：“老爷，我现在用我在本盖同你尝试过的语言讲话。我感到羞愧，请原谅。你离开英国之后第三年，我同萨尔顿海军上校结婚，这两个孩子是我们的儿子。今天，我没有心情同你详谈。请允许我以后再来。”我问她的住址，然后送她出门上车。她哆嗦着，我把她的手放在我胸口。

次日，我到萨尔顿夫人那里去。我看见她的时候，只有她一人在。于是，在我们之间开始了一连串的“你记得吗?”这些问题再现了整个生命。每讲一次“你记得吗?”我们都互相看着；我们试图在我们脸上发现时光的痕迹，这些痕迹以残酷的方式，标志着走过的道路的起点和距离。我问夏洛特：“你母亲怎么告诉你的?”……夏洛特脸红了，急忙打断我：“我这次到伦敦来，是为了请你关照萨尔顿将军的孩子。长子想到孟买去。被任命为印度总督的坎宁先生是你的朋友，如果他能将我儿子带去，我将感激不尽，我希望你能够出面促成我大儿子的幸福。”她强调最后这几个字。

“啊，夫人，”我回答说，“你让我想起什么呢?命运多么反复无常!在你父亲好客的餐桌上，你们接受一个被驱逐的人；你们并未蔑视他的苦难；你们可能想将他提高到光荣和出乎意料的地位；是你们要求在你们国家里保护他!我将去看坎宁先生；你的儿子——尽管这样叫他我感到难受，你的儿子，如果这事由我决定的话，肯定能够到印度去。但是，告诉我，夫人，我的新境况让你怎么哪?你今天怎么看我?你用‘老爷’这个词，这使我感到十分难受。”

夏洛特回答说：“我觉得你一点也没有变，甚至没有老。你走后，当我同我父母谈起你的时候，我总是称你为‘老爷’；我觉得应该这样称呼你：对于我，你不是如同丈夫吗?my lord and master，我的老爷和主人?”这位妩媚动人的女人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有弥尔顿的爱娃身上的某种东西；她不是另一个女人生育的；她的美貌有搓揉她的圣手的痕迹。

我赶到坎宁和伦敦德利勋爵那里；为了这个小小的职位，他们故意为难，就像在法国人们刁难我一样；但是，他们许下诺言，就像那些宫廷的许诺。’我把我努力的结果告诉萨尔顿夫人。我又见过她三次。在我第四次拜访她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即将回本盖。这最后一次见面是痛苦的。夏洛特仍然同我谈我们过去的心照不宣的故事，我们一起读书，我们一起散步，听音乐，昔日的花朵，逝去的希望。“我认识你的时候，”她对我说，“你默默无闻：现在，有谁不知道你呢?瞧，我现在还保存一份材料和你写的几封信。喏。”说着，她将一个包裹交给我。“我不愿保留你的任何东西，请不要介意。”随后，她哭了。她说：“Farewelle!farewell!(永别了!永别了!)记得我儿子的事。我永远不会再看到你了，因为你不会到本盖来找我。”“我要去的，”我叫道，“我会把你儿子的证书给你送去。”她满脸怀疑地摇摇头，然后走开了。

回到使馆之后，我把自己关起来，打开包裹。里面只有我的几封无关紧要的短信，一份阅读计划，还有对英国和意大利诗人的一些评注。我原来希望找到一封夏洛特的信，但没有。在手稿的白边上，我看见几条用英文、法文和拉丁文写的批语，陈旧的墨水和新近的笔迹证明，这些批语在空白上存在已久。

这就是我同艾夫斯小姐的故事。讲完这段往事，我感觉我第二次失去夏洛特，在那个我第一次失去她的同一个岛屿上。但是，在我此刻对她的感情和那些温情脉脉的时刻我对她的感情之间，隔着天真纯洁时代的整个空间：在艾夫斯小姐和萨尔顿夫人之间插进了别的爱情。我对一个纯朴女人不再心怀天真的欲望，不再有近乎梦幻的爱情的甜蜜无知。我那时在我忧郁的波浪上写作，今天我已经摆脱生活的波浪。好吧!这位在处女时代许配给我做妻子的女人如今是妻子和母亲，如果我把她拥抱在自己怀里，那会是一个疯狂举动，结果会使奉献给另一个男人的二十七年黯然无光、充满苦涩。

我应该将我刚才回忆的感情，当作第一次进人我心扉的感情；但这种感情同我暴躁的天性是不相容的；我的性格也许会破坏这种感情；它也许会令我无法长久地品味这神圣的欢愉。那时候，我被苦难激怒，已经经历了海外的朝圣，已经开始我孤独的旅行；正在那个时候，我在勒内的秘密中描绘过的那些疯狂念头困扰着我，使我成为世上最受折磨的人。无论如何，夏洛特纯洁的身影，在让几许真正的阳光照进我心扉同时，首先驱除大群魔鬼：我的女精灵，像一个女魔潜人深渊；她在等候时机，希望重新出现。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我的性格缺陷

由于《革命论》的关系，我与黛博夫的联系从来不曾中断过，我需要在伦敦重新捡起这项工作，以便支持我的物质生活。但是，我最近的不幸是从何而来的呢?来自我顽固的沉默。

任何时候，我都无法超越这种含蓄和孤僻的性格，这种性格阻止我讲出我心中牵挂的东西。任何人都不能不顾事实，说我在痛苦、欢乐和满足的时刻，讲的话是大多数人会讲的东西。从我嘴里，从不讲出、或者极少讲出性质严重的词语，性质严重的忏悔。我从来不会同过路人谈我的兴趣、我的打算、我的工作、我的牵挂、我的快乐、我的悲哀，因为我认为谈论自己会令别人厌烦。我坦诚，讲实话，但我不够直率。我的心总想将自己关闭起来。只是在这部回忆录里，我才暴露我的全部生活。如果我试图讲故事，想到故事的漫长我就突然感到害怕；几句话之后，我就无法容忍我讲话的声音了，于是我住口。除了宗教，我没有任何信仰，于是我怀疑一切：恶意和诋毁是法国精神的两个特点；嘲讽和诽谤是推心置腹的必然结果。

然而，我从我含蓄的天性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不可捉摸，我变成一个同我的现实毫无关系的无法形容的怪人。甚至我的朋友对我也捉摸不透，用他们感情的错觉美化我，以为这样会让人更好了解我。一切客厅、办公室、报纸、咖啡馆的庸人，都以为我雄心勃勃，而事实上我毫无野心。在日常生活中我显得冷漠无情，与热情和伤感无缘。我透辟和迅速的观察立即看穿事和人，剥掉煞有介事的伪装。我的想象力非但不会引诱我，将可以实施的真理理想化，反而贬低最崇高的事件，讪笑我的幻想；我首先看到的，是事物微小和可笑的方面；在我眼里，伟大的才华和伟大的事件是不存在的。对于那些刚愎自用、声称自己的才能高人一等的人，我彬彬有礼，肯定，赞扬，我带着含而不露的轻蔑哂笑着，给所有这些被香火环绕的面孔戴上卡洛①的面具。政治上，我的观点中表现的热情从来不超过我的演说或我的小册子。在内心生活和理论上，我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在外部和实际存在中，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由于我既富于冒险精神又井井有条，既充满激情又有条不紊，从来没有谁比我更加喜欢幻想和讲求实际，比我更加热情和更加冷漠；我是用我母亲和我父亲的不同血液糅合而成的奇异的两性畸形人。

①卡洛(Callot，一五九二—一五九三)：法国油画家、铜版画家。卡洛善于讽刺和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人们描绘我的画像千篇一律，主要是由于我的木讷。人们过于轻浮，过于粗心，如果不事先告诉他们，他们就不会花功夫如实观察人。当我偶尔在我的前言中，试图纠正某些错误判断的时候，他们不相信我讲的话。结果，由于我觉得这些对于自己无关紧要，我没有坚持；“随你们便吧”，这倒使我省去说服人和试图恢复事情真相的烦恼。我躲到我内心深处，像兔子躲进窝里一样：在那里，我重新开始观察抖动的树叶或弯折的青草。

我并不把我这种无法克服和无意的审慎当作美德。如果它不是虚假的，至少它有虚假的外表；这种脾气与那些比我的性格更加快乐、更加可爱、更加随和、更加天真、更加感情外露的性格是不相容的。它常常损害我的感情和事业，因为我从来无法容忍解释，无法用抗议和澄清、诉苦和眼泪，唠叨和责怪、细节和辩解来达到和解。

关于艾夫斯一家这件事，我对自己情况的顽固的沉默对于我是致命的。夏洛特的母亲无数次打听我的家人的状况，给我提供透露真情的方便。我未意识到我的沉默会造成什么后果，我同平常一样，满足于用几句含糊其辞和简短的话回答她。如果我没有这种怪癖，任何误解都是不可能的，而我也不会给人企图欺骗这个慷慨和好客的家庭的印象了。我在决定性时刻讲出了真相并不能使我得到原谅：我仍然事实上伤害了别人。

我在悲哀和自责的心情中重新捡起我的工作。我甚至适应了这种工作，因为我想，我通过成名，也许会令艾夫斯一家不那么后悔他们对我表达的关注。这样，夏洛特支配着我的研究工作，我要用荣誉跟她和解。我写作时，她的形象坐在我面前。当我的目光从纸张上抬起来，望着我热爱的形象，好像她真的在我面前。锡兰岛的居民一天上午，看见太阳披着盛装升起，太阳的球体打开了，里面走出一个光灿夺目的人，对锡兰人说：“我来统治你们。”夏洛特从一道光线里走出来，统治着我。

忘记这些往事吧；同希望一样，往事也衰老和不留痕迹。我的生命将改变，它将在其他星空下、在其他山谷里度过。我青春时代的初恋呀，你带着你的魅力逝去了!的确，我刚才重新看见夏洛特，但是，这中间过去了多少年?往事的温柔的光线，黑夜前黄昏淡淡的玫瑰红，而太阳早就落山了!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革命论》——它的影响——诗人勒米埃尔的侄儿的来信

人们(首先是我)常常将生活比作一座山，我们从一边上去，在另一边下来。也可以将它比作阿尔卑斯山，山顶光秃秃的，覆盖着冰雪，看不见背面。按照后一种形象，旅行者老是往上爬，不再下来；这样，他对走过的空间和小路看得更加清楚；这些小路不是他选择的，但他沿着这些小路爬上平缓的山坡。他怀着遗憾和痛苦注视他开始迷路的地点。因此，应该说，《革命论》的出版是我偏离平静的道路、将我引入歧途的第一步。我写完我给自己确定的巨大工程的第一部分；写下这部分的最后一个字时，我处在死的念头(我又生病了)和梦已做完的感觉之间：“In somnis venit imago cenjugis”①。《革命论》是在贝利印刷厂印的，一七九一年在黛博夫出版社出版。这个日期标志我人生的转变。有时候，我们的命运或者屈服于社会，或者屈从于性格，或者开始让我们承担我们应该承担的角色，突然偏离它原来的路线，像一条河流突然弯曲而改变方向一样。

①拉丁文，引自《埃涅阿斯纪》：“她丈夫的身影在她梦中出现。”

《革命论》概述了我作为诗人、伦理学家、政论家和政治家的一生。说我希望这部作品取得巨大成功——至少在我可能希望达到的范围内，这是不在话下的。我们这些作家，奇迹般的世纪奇才，我们拥有和未来人民保持沟通的抱负；但是，我认为，我们不知道后代住在什么地方，我们写错了他们的地址。当我们躺倒在坟墓里的时候，死亡将把我们写的或唱的话冻结得非常僵硬，以致它们不会像蒙田的“冻结的”话那样融解。

《革命论》应当成为历史百科全书。出版的第一卷已经是相当庞大的研究工作；续集已经完稿；接踵而来的，除了编年史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注释，还有诗人的短小诗篇，《纳奇兹人》等。直到今天，我还几乎无法理解，在我到处流浪的、遭遇那么多挫折的职业生涯当中，我怎么能够从事如此规模的研究。年轻时，我常常坐下来，一口气写十二个小时到十五个小时，连桌子也不离开，反复涂改和重写一页文字。年迈未能使我失去这种埋头苦干的能力。今天，我的外交函件全部由我自己起草，而且这些工作毫不影响我的文学创作。

《革命论》在流亡者当中引起轰动。这部作品同我的患难朋友的感情是矛盾的；我在我的各种职位上表现的独立性总是伤害与我同路的那些人。我担任过不同军队的首领，而士兵们并不属于我自己的党派。我率领保皇党去争取民众自由，尤其是他们所厌恶的新闻自由；我以同样的自由的名义，将自由党人集合在他们憎恶的波旁王朝的旗子之下。有时，流亡者的舆论出于虚荣心，依附于我这个人：英文的《杂志》以赞扬的口气谈论我，《拥护者》则充满溢美之词。

我将《革命论》寄给拉阿尔普、然格内和德萨勒。勒米埃尔，同姓诗人的侄儿，格雷①的诗作的翻译者，一七九七年七月十五日从巴黎给我来信，说我的《革命论》取得巨大成功。肯定的是，如果说《革命论》一时有些名气，但它很快被人遗忘了：一个突然出现的影子吞没了我的荣耀的最初光芒。

①格雷(Thomas Gray，一七一六—一七七一)：英国诗人。

由于我几乎成了名人，上层流亡分子在伦敦寻找我。我一条条街往前走。首先，我离开霍尔鲍尔—托特汉考路。搬到汉姆斯底德路。在那里，我在奥拉里夫人家中待了几个月。她是一位爱尔兰寡妇，有一个十四岁的漂亮女儿，特别喜欢猫。我们被共同的爱好联系在一起，但不幸的是，两只可爱的小雌猫死了。那两只猫白得像白鼬，只有尾巴是黑的。

在奥拉里夫人家中，一些邻居老太太常来喝茶。我不得不按照传统习惯陪伴她们。斯塔尔夫人在《埃杰蒙夫人家中的科琳娜》中描绘过这种场面：“我亲爱的，你是否认为水可以冲茶吗?”“我亲爱的，我想还要等一会儿吧。”

经常参加这种晚会的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爱尔兰姑娘，玛丽·尼尔；她身材高大，由一个保护人陪同。她在我的目光深处发现伤感，因为她对我说：“you carry your heart in a sling?(你把你的心当作肩带佩在身上)”。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披露心迹的。

奥拉里夫人动身到都柏林去了。这样，我又离开穷困流亡分子聚集的地区，逐渐搬到西部富裕流亡分子的居住地，生活在主教、朝臣和马提尼克岛的殖民者当中。

佩尔迪埃又回到我身边；他轻率地结了婚；他仍然爱吹牛，到处帮助人，同邻居的钱打交道、而不是同邻居打交道。

我结识一些新朋友，尤其在那些同我的家族有关系的圈子里，如克里斯蒂昂—拉穆瓦翁。在基贝隆事件①中，他的腿受了重伤，今天是我在贵族院的同僚。他把我介绍给林赛夫人；这位夫人爱上他哥哥奥古斯特·德·拉穆瓦尼翁。纪尧姆议长①因此没有迁进他在下城的新居，到布瓦洛、塞维涅夫人和布达卢中间去生活。

①基贝隆(Quiberon)事件：基贝隆是布列塔尼的一座海滨城市，一七九五年，一支由流亡分子组成的军队在英国人帮助下，在那里登陆，结果许多人被俘，七百四十八人被枪决。

①纪尧姆议长(Guillaume de Lanoignon，一六一七—一六七七)：巴黎议会的首任议长。

林赛夫人原籍爱尔兰，思想僵硬，脾气有点粗暴，身材优雅，容貌漂亮，有高贵的灵魂和高尚的性格，有名望的流亡者在尼农家族这最后的继承人家中聚会。旧君主制度连同它的一切特权和优雅死亡了。一天，人们将把它发掘出来，像人们在埃特吕利挖出来的那些皇后的骨架，戴着项链、手镯、耳环。我在这些集会上碰见马娄埃特先生、可爱的贝洛瓦夫人、蒙洛西埃伯爵和庞纳骑士。最后这位以幽默、肮脏和贪食出名，而且这个名声是十分恰当的。他是那种有鉴赏力的人，从前他们坐在那里，冷眼观察法国社会；他们无所事事，任务是观察一切，对一切指手画脚；他们的作用相当于现在新闻记者的作用，但没有他们的尖酸刻薄，而且在民众当中他们没有那样大的影响。

蒙洛西埃完全符合他那句关于“木十字架”的名言②给他带来的声誉，我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对它进行了删节，但仍然是符合原话精神的。离开法国后，他来到柯布伦滋③。他在王子们那里未受到礼遇，同别人吵了一架，夜晚在莱茵河边殴斗，被人用剑刺穿胸。他不能动弹，又什么也看不见，他问身边的人，剑尖是否穿过去了。人们摸了一下，对他说，“有三个指头长。”蒙洛西埃回答说：“那就没什么了。”跟着又说：“先生，再来一剑。”

②在制宪会议上，蒙洛西埃反对向拒绝宣誓的主教发放年金的提案，他说：“如果人们夺走他们的金十字架，他们将拿起木十字架，而这个木十字架拯救了世界。”

③柯布伦滋(Coblentz)：德国城市。

蒙洛西埃对王室忠心耿耿，却受到这样的对待。于是，他来到英国，躲藏到文学中；文学是流亡者的巨大医院，在那里，他的草垫旁边放着我的草垫。他得到编辑《法国信使》的职位。除了编辑报纸，他还写物理、政治、哲学著作。在他的一本书里，他证明蓝色是生命的颜色，因为人死后血管变成蓝色，生命浮现到人体表面，以便蒸发，并且回到蔚蓝的天空。由于我喜欢蓝色，我感到很高兴。

蒙洛西埃是封建的自由主义者、贵族和民主派，他的思想是各种倾向的混合；他提出一些互相矛盾的想法，但是，如果他能够使它们摆脱狂放的话，这些看法有时是很出色的，尤其是强劲有力的。他是反神甫的贵族，通过诡辩论变成基督教徒，旧世纪的爱好者；在异教的统治之下，他也许会成为理论上的独立和实际上的奴隶制的热情拥护者，以人类自由的名义，叫人将奴隶扔进海里喂海鳝。虽然他胡言乱语，吹毛求疵，僵硬，粗暴，可是里翁的前贵族议员趋炎附势；他懂得维护他的利益，但他不让别人发现这一点，而且懂得将他作为人的缺点掩盖在他的绅士的荣誉之后。我不愿意讲我的“著名奥弗涅人”①的坏话，连同他的“金山”浪漫曲，和关于“平原”的论战。我对他这个怪人感兴趣。他亢长的发挥和转弯抹角的阐述，连同题外话，喉音，和颤抖的“啊，啊”使我感到厌烦(我憎恶暧昧、杂乱、含混、生涩)；但是另一方面，这位火山博物学家、这位平庸的帕斯卡、这位好像他的小同乡在烟囱顶唱歌一样、在讲坛上夸夸其谈的山岳派演说家令我开心。我喜欢这个泥炭沼和小城堡的办报人，这位通过哥特式窗口解释宪章的自由主义者，这位几乎同他的挤奶女工结婚、亲自在他的布满卵石的地皮上冒雪播种大麦的牧人老爷；由于他在他的多姆山木屋里将一快黑岩石送给我，我对他怀着感激之情；那块岩石是他在一个高卢人公墓里发现的。

①“奥弗涅人”(Auvemat)：奥弗涅是法国一个地区的名称。

德利尔神甫①，西杜瓦拉·阿波里内尔、医院主管、德·拉法耶特、德·托马和德·尚福尔的另一位同乡，由于共和党人的节节胜利而被赶出大陆，也到伦敦安家落户。流亡者骄傲地将他排在他们的队伍中；他讴歌我们的苦难，这是我们爱他的缪斯的另一个理由。他很勤奋，而且他非这样不可，因为德利尔太太将他关起来，等他写完一定数目的诗行后，才放他出来。一天，我到他家里去；他叫我等候，然后，他出现了，但两颊通红：有人断言，德利尔夫人掴了他几耳光；我对此一无所知，只讲我亲眼看见的东西。

①德利尔神甫(Jacques Delille，一七三八—一八一三)：当时被视为大诗人。

谁没有听过德利尔神甫念他自己写的诗呢?他很善于讲故事；他丑陋和愁眉不展的脸孔，因为他的想象力变得生气勃勃，同他有声有色的讲话、同他的个性、同他的教土职业非常和谐。德利尔教士的杰作，是他翻译的《牧歌集》②，但那些有关感情的诗不怎么样；然而，这本书读起来好像译成路易十五时代语言的拉辛的作品。

②《牧歌集》(Georgiques)：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

十八世纪文学，除了几个统治它的杰出天才之外，这个位于十七世纪的古典文学和十九世纪的浪漫文学之间的文学，并不缺乏淳朴，但没有个性；由于它专心致力于词的排列，所以缺乏新流派的特点，也没有古典派的纯粹。德利尔是现代城堡诗人，就像行吟诗人是古代城堡诗人一样；前者的诗和后者的抒情短诗，让人感觉壮年时期的贵族和衰老的贵族之间的差别。神甫描绘城堡里读书和下棋的情景，而行吟诗人过去歌唱远征和骑士比武。

我们战斗的教会的杰出人物那时都在英国：我前面讲到过的卡隆神甫(是他救过我姐姐朱莉一命)；圣波尔—莱昂大主教，严厉和迟钝的高级教士，他为使阿尔图瓦伯爵渐渐离开他的世纪作出了贡献；埃克斯红衣主教，可能由于他在世上的成就，因而备受诽谤；还有另一位红衣主教，他博学而虔诚，但非常吝啬：如果他不幸丢失灵魂的话，他绝对不会把它再买回来。几乎所有吝啬鬼都是才子：我一定蠢得可以。

在西城的法国人当中，我们可以举德·布瓦涅夫人为例；她可爱，风趣，才气横溢，非常漂亮，而且最年轻；她以后和她父亲德·奥斯蒙侯爵一道，代表流亡英国的王室，比我这个性格孤僻的人所做的好得多。她此刻在写书，凭她的才能，她将出色地再现她的所见所闻。

德·科蒙夫人、德。贡托夫人、德·克吕泽尔夫人也住在那些幸福的流亡者居住的地区，但是，关于德·贡托夫人和德·克吕泽尔夫人，我不知道是否张冠李戴了；我仿佛在布鲁塞尔见过她们。

但非常肯定的是，德·迪拉斯公爵夫人这时在伦敦：我同她相识是十年以后的事情。在生活中，我们多少次在美妙的东西旁边经过呀!就像航海者在海上航行，上天青睐的土地就在天际，只需一天航程!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我在泰晤土河畔，明天我要通过邮局给塞纳河畔的德·迪拉斯夫人寄一封信，告诉她我在回忆录中头次提及她。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封塔纳——克莱里

革命不时给我们送来一些具有新观点的流亡者；流亡者的不同层次正在形成，就像土壤包含洪水的波浪冲积而成的不同土层：沙层或黏土层。其中一道波浪给我送来一个人，我今天惋惜他的去世；他是我在文学上的领路人，而他的友谊是我一生的荣誉和安慰。

前面，读者在本《回忆录》其他章节已经读到，我于一七八九年认识德·封塔纳先生；去年，我在柏林得知他去世的消息。他出身在尼奥尔一个贵族和新教徒家庭里，他父亲在一场决斗中不幸打死他的内兄。

封塔纳由他哥哥抚养长大，来到巴黎。他目睹伏尔泰逝世；他的最早诗篇是在这位十八世纪的伟大代表的启迪下写成的；他的诗论引起拉阿尔佩的注意。他开始从事戏剧工作，结识了迷人的女演员德加森小姐。他住在奥德翁剧场附近，常常在查尔特勒修会周围转悠，他喜欢那里的幽静。他结识一位朋友儒贝尔先生；后来，此人也变成我的朋友。革命发生后，他加入一个主张维持现状的政党；这种政党被主张前进的政党往前拖，又被落后的政党往后拉，始终逃脱不了被撕裂的命运。君主主义者叫他担任《调停者》的编辑。但事态恶化的时候，他躲到里昂，并且在那里结婚。他妻子生了个儿子。里昂被围困期间，这座城市被革命者称为“自由市府”，就像路易十一世驱逐阿拉斯居民，将该城称为“自由城市”一样。这段时间，封塔纳太太不得不改变住处，以免她襁褓中的婴儿遭到炮弹袭击。热月九日，他回到巴黎，同拉阿尔佩先生和沃宰勒神甫一道创办《备忘》。果月十八日他被放逐，英国成了他的避风港。

德·封塔纳，以及谢尼埃，是老一辈古典派的最后一位作家：他的散文跟他的诗很相似，取得同样的成就。他的思想和他创造的形象有一种忧郁情调，是只知道宗教雄辩术的严峻和悲怆的路易十四时期不曾见过的。这种情调流露在他写的《死者之日》等作品中，是他生活的时代的印记；这种情调标志他的诞生日期，表明他是在卢梭的影响下诞生的，并且表明他的趣味与费奈隆接近。如果有人将德·封塔纳先生的作品编成两小卷，一卷诗，一卷散文，那将是人们在古典主义的坟墓上能够树立的最好的纪念碑。

在我的朋友留下的手稿中，有《被拯救的希腊》中的几首抒情诗，几本颂歌，还有一些杂诗等。他后来什么都没有发表，因为当政治观点不蒙蔽他的时候，他是那样精细、那样明智、那样公正，他害怕批评。他对斯塔尔夫人是非常不公平的。在他的诗人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加拉在《纳瓦尔森林》上发表的充满嫉妒之心的文章，几乎使他立即搁笔。封塔纳的作品的发表，毁灭了多拉的矫揉造作的流派，但是他无力重建随着拉辛语言的死亡而死亡的古典主义。

在德·封塔纳先生遗下的颂歌中，有一首名为《他的生日》。同《死者之日》一样，这首诗很有魅力，但感情更深沉，更有个性。我只记得下面两段：

衰老连同它的痛苦已经来到：

未来给我什么?希望渺茫。

过去给我什么?谬误，遗憾。

这就是人的命运；人逐渐成熟，

但是，睿智有什么用处，

既然来日可数?

过去，现在，未来，一切都令我哀伤：

对于我，暮年不再轩昂，

在时光的镜子中，它失去魅力。

快乐!去寻找爱情和青春吧；

让我在哀伤中苟延，

不要扰乱我的安宁!

如果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应该令德·封塔纳先生感到厌恶，那就是我的写作方式。随着浪漫派的诞生，在我身上开始法国文学的一场革命。然而，我的朋友非但不反对我的粗犷，反而对它倍加赞扬。我给他念《纳奇兹人》、《阿达拉》、《勒内》的片断时，看见他脸上显得非常惊讶。他无法用文学批评的一般规则来衡量这些作品，他感觉他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他看见一种迥然不同的气质；他面对一种他自己不熟悉的语言。我从他那里得到极好的建议；我的文笔的长处得益于他的指导；他教我尊重耳朵；他不让我堕入胡编乱造和我的弟子们的生涩。

我庆幸他流亡，很高兴在伦敦欢迎他。人们要求他朗诵《被拯救的希腊》中的抒情诗；人们聚集在一起听他朗诵。他住在我的住所附近；我们形影不离。我们一起目睹一个与这个不幸时代相称的事件：不久前坐船到达的克莱里，给我们念了他的回忆录的手稿。流亡者听路易十六的随身仆人和见证人讲述那位囚徒的痛苦和死亡，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激动心情!督政府对克莱里的《回忆录》感到恐慌，出版了《回忆录》的窜改本；在这个版本里，他们让作者像仆役一样说话，而让路易十六满嘴脚夫的腔调。在革命者的卑鄙行径当中，这可能是最肮脏的事情之一。

一个旺代农民

德·阿尔图瓦伯爵在伦敦的代办迪泰伊先生，急忙寻找封塔纳。封塔纳请我把他带到王子的代办家中。我们到达他的住处时，看见他周围有一大群王位和祭坛的保卫者(他们终日在皮卡迪利广场闲逛)、间谍、化名和化装从巴黎逃出的精明的骑士、以出卖反革命为业的比利时、德国、爱尔兰的冒险家。在这群人当中，有一个毫不起眼的三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男人，他在专心看一幅描写沃尔夫①将军之死的版画。他的神态令我吃惊，我打听此人是谁。我身旁的人告诉我：“他什么都不是；他是一个旺代农民，为他的头头送信来。”

①沃尔夫(Wolf：一七二七—一七五九)：从法国人手中夺取魁北克的英军司令。

这个“什么都不是”的农民，曾经看见旺代的第一位农民将军、同他一样的农民卡特利诺战死；再现巴雅尔的邦尚；穿苦衣的莱斯居尔，但不是为了躲避子弹；他是德·埃尔贝②，他是拉罗什拉克，革命党人下令“验明”他的尸体，以便让节节胜利的国民公会感到放心。这位“什么都不是”的人，曾经两百次参加攻打和收复城市、村庄和堡垒，七百次个别行动和十七次对阵战；他曾经与三十万正规军，六十万到七十万征召的土兵和国民卫队作战；他曾经帮助夺取一百门炮和五万条枪；他曾经穿越由国民公会议员指挥的放火连队——地狱纵队；他曾经三次冲进席卷旺代森林的火海之中；最后，他曾经看见三十万犁地大力士——他的劳动伙伴——死去，并且看见土地肥沃的家乡的一百平方里土地化成荒凉的焦土。

②德·埃尔贝(d'Elbee，一七五二—一七九四)：旺代将军。被枪弹击毙在一张扶手椅里，他身上的伤使他不能站立。

两个法国在这片被它们整平的土地上相遇。十字军东征的法国身上剩下的全部血液和记忆，与革命法国身上的一切新鲜血液和希望搏斗。战胜者感到战败者伟大。共和国将军蒂罗说，“旺代人是历史上最善战的人民之一。”另一位将军写信给梅兰·德·蒂永维尔说：“打败这些法国人的部队可以吹嘘自己能够打败任何其他民族。”普罗布斯③军团的歌声也这样赞颂我们的祖先。波拿巴称旺代的战斗是“巨人的战斗”。

③普罗布斯(LaProbus)：公元三世纪的罗马皇帝。

在会客室拥挤的人群中，唯有我怀着赞美和崇敬的心情端详这位古代“雅克”①的代表；在查理第五时代，古代雅克在粉碎老爷们的枷锁同时，击退外国入侵。我仿佛看见查理七世时代的那些市府的后代；那些市府和外省小贵族一道，一寸寸土地，一道道犁沟，重新夺回法国的疆土。他显出野蛮人无所谓的神气；他的目光像铁棒一样忧郁和坚定；他的下唇在咬紧的牙齿上颤抖；他的头发像僵硬的蛇从头上垂下、但这些蛇随时准备重新挺立起来；他的手臂垂在腰两侧，带着刀伤的硕大手腕神经质地抖动着；人们可能将他当作一名锯木板的工人。他的外貌表现粗人的性格，这种性格被强劲有力的风尚驱动，为与这种性格相反的利益和思想服务；仆从的天生的忠诚，基督教徒的纯朴信仰，在那里同习惯于自尊和被人公正对待的平民的强烈独立性混杂在一起。他身上，他对自由的感觉仅仅是对他的手臂的力量和对他的心灵的勇敢的意识。他并不比一头狮子的话多；他像狮子一样给自己搔痒，像狮子一样打呵欠，像感到烦闷的狮子一样侧卧在地上，仿佛在怀念鲜血和林莽。

①“雅克”，或“老实人雅克”是法国贵族对农民的称呼，有讥讽意味。

那个年头，各个党派里的法国人是什么人呀?而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种族!共和党人自己、他们之间，有他们的原则，而保皇党人的原则在国外。旺代人向流亡者派出代表；巨人向侏儒派出代表，听从他们指挥。我端详的粗野的信使抓住革命的脖子，大声叫道：“你们进来吧；跟在我后面吧；它不会伤害你们的；它不能动弹；我抓住它了。”谁也不愿意跟他过去：这样，老实人雅克将革命松绑，而夏雷特①把自己的剑砸烂。

①夏雷特(Charette，一七六三—一七九六)：旺代农民的领袖。他于一七九五年二月十七日同国民公会代表签署和平条约。

同封塔纳散步

当我因为看见这个农夫，而引起上面的思考时——就像我看见米拉波和丹东而引起的思考一样，封塔纳受到他笑称为“财务总监”的那位先生的单独接见。他出来时，显得非常满意，因为迪泰伊先生答应资助我的作品出版：封塔纳一心想着我。不可能有比他更好的人了：关于他个人的事，他畏葸不前，但为了朋友他勇往直前。当我在当甘公爵死后提出辞职时，他证实了这一点。谈话中，在文学问题上，他以可笑的方式发脾气。在政治上，他胡言乱语；国民公会犯下的罪行使他憎恶自由。他讨厌报纸，讨厌侈谈哲学，讨厌意识形态，而且当他接近波拿巴的时候，将这种仇恨传染给这位欧洲的主人。

我们常常到野外散步；我们在草场的榆树下停留。我的朋友靠着榆树干，向我讲述他革命前在英国旅行的故事，并给我念他当年写给两位英国小姐的诗篇；这两位小姐在维斯敏斯特塔的阴影之下已经成了老妪；塔依然耸立在那儿，但塔下埋葬了他年轻时代的梦想和时光。

我们常常在切尔西一间偏僻的小酒馆吃午饭，旁边是泰晤士河；我们谈论弥尔顿、莎士比亚。他们看见过我们现在看见的东西；他们曾经同我们一样，坐在他们祖国的这条河。流旁边。我们在依稀的星光下返回伦敦；星星逐渐被该城的浓雾吞没。透过环绕每盏路灯的发红的煤烟，模模糊糊的光线让我们勉强识别回家的道路；我们返回我们的住所。诗人就是这样生活的。

我们仔细参观伦敦。我这个老流亡者为新到达的流亡者充当导游——无论他们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承担苦难，并没有法定年龄。在一次远足中，我们突然碰到雷雨，我们不得不躲进路边一间简陋的小屋里；屋子的门是开着的。我们在那里碰见德·波旁公爵。我头一次碰见这位王子是在尚蒂伊，他那时还不是孔代家族的最后继承人。

波旁公爵、封塔纳和我同样是被放逐的人，我们在外国土地上，在一个穷人的屋顶下，躲避同一场雷雨!Fata viam invenient①。

①拉丁文，引自《埃涅阿斯纪》：“命运将找到自己的道路”。

封塔纳被召回法国。他拥抱我，希望我们不久会重新见面。他到达德国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

一七九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如果你对我离开伦敦感到惋惜，我向你发誓，我的惋惜也是同样真诚的。在我一生当中，你是我碰到的第二个同我的思想和心灵相同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异国流亡期间，你给我带来的安慰。离开你之后，我常常怀着欣喜的心情想到你的《纳奇兹人》。你给我读的章节，尤其在最后几天念的，美妙极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但是，我来到德国之后，你给我留下的诗的魅力有一阵消逝了。除了我离开时给你看的消息之外，法国传来最可怕的消息。我有五六天惶惶不可终日。我甚至担心会对我的家庭进行迫害。今天，我的恐惧心理已经大大减少。事态并没有那样严重；他们威胁多，动手少，灭绝者针对的并非我这个“年代”的人。最近收到的信给我带来安全的保证和良好的祝愿。我可以继续我的行程，下月初我就动身。我将住在圣热日曼森林附近，生活在我的家人、希腊和我的书籍之间，其中可以说也包括《纳奇兹人》!刚刚发生在巴黎的这场未曾料到的暴风雨，我相信是由你认识的那些轻率的官员和头头们制造的。我手头掌握明显的证据。根据这种信念，我写信到大普尔特耐街(泰伊先生住的那条街)，信中我尽量彬彬有礼，但也表现出必要的审慎。我打算至少在下一段时间避免通信，我对我即将作出的决定和我要挑选的住所不置一词，让别人完全摸不透。此外，我仍然以友好的口气谈论你，衷心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以报答你的关照，而且凭你的人品和才能，你是完全当之无愧的。努力吧，努力吧，我亲爱的朋友，显名扬姓吧。你是做得到的：前途属于你。我希望“财务总监”多次重复的许诺至少能够部分兑现。即使部分兑现，也会使我感到安慰，因为一想到这样一部作品由于缺乏资助无法写下去，我就感到难受。给我写信吧。让我们的心灵继续沟通吧，让我们的缪斯永远是朋友。当我能够自由地在我的祖国散步的时候，我会在我的蜂巢和花朵旁边给你准备蜂巢和花朵，对此你不要怀疑。我的友情是忠贞不渝的。只要我不在你的身边，我就独自一人。你给我谈谈你的工作吧。最后，我要告诉你一件令你高兴的事：我在易北河畔写了半首新式抒情诗；我对这半首诗，比对其他诗更加满意。

再见，我亲切地拥抱你。

你的朋友封塔纳

封塔纳告诉我，他由于换了流亡地，才写出诗。永远不可能剥夺诗人的一切；他随身带着他的竖琴。让天鹅自由飞翔吧，每天晚上，无名的河流将反复发出悦耳的低鸣，这是他情愿让俄罗达河①听见的声音。

①俄罗达(Eurotas)：古希腊的一条河流。

“前途属于你”：封塔纳讲的是真话吗?我对他的预言应该感到高兴吗?唉!他预言的前途已经过去了：我会有另一个前途吗?

我一生当中的第一个朋友的亲切来信，从它发出到现在，陪伴我度过了二十三年；它以痛苦的方式，警告说我将变得日益孤独。封塔纳不在了；他儿子的悲惨的死使他十分悲痛，将他过早地推进坟墓。我在这部《回忆录》中提到过的人几乎都死了；我手上拿着的是一本死者的姓名录。再过几年，我这个被迫记录死者的人，将把我自己记录在亡人登记簿上，谁都不会遗漏。

但是，如果我要独自留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不再有爱我的人留在我身边，陪我到我最后的归宿，与别人相比，我更加不需要向导：我已经打听了道路，我研究过我要经过的地点，我希望看到临终时发生的事情。我常常在墓穴旁边，看见人们拉着绳索将棺材往下放，我听见绳索的窸窣声；然后，我听见第—铲土落在棺材上：每铲一次，沉闷的响声都减弱一些；在泥土填满墓穴时，逐渐让永恒的沉寂压在棺材上面。

封塔纳!你在给我的信中说过：“愿我们的缪斯永远是朋友。”你这句话没有白说。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我母亲的死——回归宗教

Alloquar?audiero nunquam tua verba loquentem?

Nunquam ego te，vita frater amabilior，

Aspiciam posthac?at，certe，semper amabo!①

①拉丁文，古罗马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卡图卢斯(Catulle，公元前八四—公元前五四)的诗句。

“我不能再同你说话?我永远不会再听见你的声音?比生命更加可爱的兄弟，我将永远不再看见你吗?咽!我永远爱你!”

我刚刚失去一位友人，又要告别我母亲：必须一再重复卡图卢斯写给他哥哥的诗句。在我们的眼泪的山谷里，如同在地狱里一样，有一种我说不出的永恒的悲叹，它构成人类悲哀的本质和基调；我们不断听见它，当一切痛苦沉寂下来的时候，它仍然继续下去。

在封塔纳的信之后不久，我收到朱莉的信，证实我将日益孤独的预感。封塔纳鼓励我“工作”，“显名扬姓”；我姐姐要求我“放弃写作”：一个建议我追寻荣誉，另一个主张我隐姓埋名。你们在德·法尔西夫人的故事中看到，她是这样看待问题的；她憎恨文学，因为她将文学视为她一生中的诱惑之一。

一七九八年七月一日于塞尔旺

我的朋友，我们刚刚失去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你宣布这个噩耗。当你不再是我们关心对象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失去意义了。如果你知道你的错误让我们尊敬的母亲洒多少眼泪，如果你知道对于一切能够思考、不仅主张孝顺而且主张理智的人，那些错误是多么令人惋惜的话，也许会帮助你睁开眼睛，促使你放弃写作；而且，如果上天被我们的愿望感动，让我们团聚，你在我们当中会找到人们在世上能够享受的一切幸福；你会赐给我们这个幸福的；因为我们现在并不拥有它，而我们想念你，并且有理由为你的命运担忧。

啊!为什么我没有听从我姐姐的劝告呢?为什么我继续写作呢?如果这个世纪少了我写的那些东西，难道这个世纪的历史和思想会有所不同吗?

这样，我失去我的母亲；这样，我令她弥留之际痛苦!当她远离她的幼子撒手而去的时候，我在伦敦干什么呢?我可能趁早上的清凉正在散步，而她头上大汗淋漓，等候我的手去揩拭!

我对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的敬爱之心是深沉的。我的童年和我的青年时代同对我母亲的亲切回忆交织在一起；我懂得的一切都来自她那里。想到我让生我养我的母亲暮年蒙受这样的折磨使我感到绝望，我怀着厌恶之情将几本《革命论》当作犯罪工具付之一炬。我如果能够毁灭这部作品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在我萌生用一部宗教著作弥补我的第一部作品的念头时，我才摆脱这种惶恐：这就是《基督教真谛》的初衷。

“我母亲，”我在这部作品的第一篇序言中说，“在七十二岁高龄被关进监狱；她在狱中看见她的一些孩子死去，而她自己在苦难中死在病榻上。由于我步人歧途，使她最后的日子充满苦涩。她临终时，交待她的一个女儿，要我重新皈依抚育我成长的宗教。我姐姐把我母亲临终的愿望告诉了我。当她的信从海外送到我手上时，我姐姐自己也去世了。这两个从坟墓传出的声音，这个传达噩耗的死，令我震惊。我变成基督教徒。确实，我并未被伟大的神奇光辉诱惑：我的信念来自我内心；我哭泣了，我信仰了。”

我可能夸大了我的错误：《革命论》并不是一部亵渎宗教的书，而是一部流露怀疑和痛苦的书。透过这本书揭示的黑暗，看得见一道照耀我的摇篮的光线。从《革命论》的怀疑到《基督教真谛》的信心，并不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基督教真谛》——德·帕那骑士的信

得知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去世的令人悲伤的消息之后，我决定改弦易辙。我立即想到的《基督教真谛》这个题目启发了我：我动手写这部作品；我怀着为母亲建造陵墓的儿子的热忱写作。我此前发表的著作给我提供了经过长期积累和挑选的素材。我比现在的人更熟悉神甫们的著作。我对这些作品进行了研究，甚至批判；由于我深入其中的时候带着不良动机，我非但未能作为优胜者从中走出来，反而被打败了。

至于历史本身，我在写《革命论》的时候，已经进行过专门研究。不久前我研究的卡姆登①所收集的手稿使我熟悉了中世纪的习俗和制度。最后，我写的长达两千三百八十页对开本的《纳奇兹人》手稿，包含《基督教真谛》描写大自然所需要的一切；我可以充分利用这笔财富，就像我写作《革命论》时已经做过的那样。

①卡姆登(Camden，一五五一—一六二三)：英国学者。

我完成《基督教真谛》第一部分。为法国流亡教会服务的书商迪鲁兄弟负责出版。第一卷的头几页已经印刷了。

这部一七九九年在伦敦开始写的作品，一直到一八○二年才在巴黎完成：请看《基督教真谛》的不同序言。整个写作过程中，有一种冲动激励我：我同时在头脑里、在血脉中、在心灵里孕育着《阿达拉》和《勒内》，把《基督教真谛》余下部分的酝酿同这对棘手的双胞胎的痛苦诞生交错在一起，人们永远无法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对夏洛特的回忆贯穿和激励着这一切，更甚的是，对荣誉的渴望激发我的想象力。这种渴望来自我对母亲的热爱；我希望造成极大的轰动，让这种轰动上升到我母亲居住的天国，并且让天使们给她带去我的圣洁的悔罪。

由于研究工作是互相有联系的，我不能埋头于法国的论述而不考虑我所在国的文学和人物，于是我投入其他研究。我将白天和夜晚都用来读书、写作、向一位名叫卡佩兰的博学的神甫学希伯来文、跑图书馆、请教了解情况的人、带着我执拗的遐想到田野上溜达、接受来访和回访。如果未来事件有追溯和征候效应的话，我本来应该估计到这部反映我的澎湃的思潮和我的缪斯的激情的作品，会引起骚动和震动，为我博得名声。

有几个人读了我的初稿，他们的意见给了我启发。让人读稿是非常有益的，如果人们不把违心奉承当作谋取利益的手段的话。只要作者是诚心诚意的，从别人的直觉印象，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作品的弱点，尤其关于这个作品是否太长或太短，是否符合或超过分寸。我现在找到德·帕那骑士的一封信，当时完全默默无闻的他，在信中谈到他读稿的感想。信写得很优美，邋遢骑士①的实事求是和嘲讽看来不可能是伪装的：

①邋遢骑士：作者在前面讲过骑士“不修边幅”。

我的上帝!谢谢你的殷勤好意，我有幸读了这本有趣的书!我们的宗教在它的捍卫者当中，有一批伟大的天才、著名的神甫；这些巨人以雄辩有力的方式运用了所有的论证武器；怀疑已经被克服了，但这还不够：必须指出这种令人赞美的宗教的一切魅力；必须指出它是如何适宜人类的心灵和它向思想展示的壮丽画面。这不再是学校的神学家，而是开阔新视野的伟大画家和敏锐的人。以前缺乏你这样的作品，你被指定完成这个使命。大自然将它要求的优美品质赐给你：你属于另一个世纪……啊!如果说在本性中感情的纯真最重要，没有谁比你更好地证明了我们的宗教的纯真感情；你在寺庙门口使不信教的人哑口无言，而你把高尚的思想和敏锐的心灵引进圣殿。你描绘了那些古代哲学家，他们教诲的时候，头上戴着花环，手上捧着馨香。这个形象还不足以刻画你如此温柔、如此纯洁和如此古朴的精神。

我每天都庆幸自己有同你接近的美好机会；我不能忘记这是封塔纳做的一件好事；我因此更加爱他，而我的心不会忘记这两个同样荣耀的名字，如果上帝为我们敞开我们祖国的大门的话。

德·帕那骑士

德利尔神甫也听我念了《基督教真谛》的片断。他显得很惊讶；不久之后，他把他喜欢的散文写成韵文。他把我的美洲野花移植到他的法国花园里；把我的温热的酒放到他的清泉的凉水中冷却。

在材料的编排上，伦敦出版的《基督教真谛》不完全本，同法国出版的版本略有不同。执政府检查署，即不久后的皇家检查署，对国王们的人品，对他们的荣誉感，对他们的德行本来就抱有好感。富歇的警察已经看见圣瓶和白鸽——波拿巴的率直和革命的纯洁的象征——从天而降。里昂参加宗教仪式的虔诚教徒，迫使我删去“不信神的国王”中的一章，而我将其中各个段落分散到全书各处。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我的舅舅德·贝德先生——他的长女

在继续文学方面的探讨之前，我有必要暂停一下，以便同我舅舅德·贝德告别。唉!这是同我的童年的欢乐告别：freno non remorante dies(奥维德)①，“什么东西也不能阻止时光前进。”你们看看那些放在教堂地下室里的旧棺材吧：它们自己被岁月打败，变得陈腐，失去记忆，连墓碑也不见了，甚至忘记了棺材里面安葬的死者的名字。

①奥维德(Ovide，约公元前四三——公元一七)：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关于我母亲的死，我给我舅舅写了一封信；他回我一封长信，信中有几句表示哀悼的动人的话，但两页对开信纸的四分之三篇幅都是谈我的家谱。他特别嘱咐我，要我回法国的时候，一定要把贝德家族祖先的头衔弄清楚；家谱是交给我哥哥的。这样，对于这位可敬的流亡者，无论流亡，无论毁灭，无论亲人的去世，无论路易十六的牺牲都不能使他醒悟革命已经发生；什么都没有出现，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仍然停留在布列塔尼三级会议时代和贵族议会时代。眼看他的身体日益衰弱，他的岁月流逝，他的亲人和朋友相继去世，他的思想却一成不变，这实在令人吃惊。

我舅舅流亡归来之后，隐居在迪南，后来死在那里；迪南离蒙舒瓦六法里，一直到死他没有回去过。我的表妹卡洛利娜是三位表妹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现在还活着。她至今还是老姑娘，虽然往日的青春对她提出正式的警告。她给我写了一些充满拼写错误的信，信中对我以“你”相称，叫我为“骑士”，谈我们过去的美好时光：“in illo tempore”。她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身段优美；她跳舞像卡玛尔格①。她似乎记得我曾经暗中对她一往情深。我用同样的语调给她回信，并且以她为榜样，将我的年龄、显要地位和声名放在一边：“是的，亲爱的卡洛利娜，你的骑士，等等。”我们已经有六年或七年时间没有见面了。感谢上天!因为，上帝知道，如果我们偶然碰到一起，互相拥抱，我们会发现对方已经面目全非了!

①卡玛尔格(Camargo，一七一○—一七七○)：当时巴黎歌剧院的著名舞蹈演员。

甜蜜的、纯朴的、天真的、令人尊敬的亲情呀，你的世纪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再被无数花朵、坯芽、根维系于地面；现在，我们独个儿诞生，独个儿死去。活着的人急于将死者扔进永生，急于摆脱他的尸体。朋友之间，有的人到教堂等候灵柩到来，一边因为惯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而嘀咕；另一些人忠心耿耿，跟在灵车后面，一直到墓地；墓穴一填满，一切记忆都抹去了。宗教和温情的日子呀，你们不会再回来了。那时候，儿子同他的先辈一样，死在他父亲和祖先去世的同一栋房子里、同一张扶手椅里、在同一个壁炉旁边，身边围着流泪的子女和孙辈，而死者向子孙表示最后的祝福!

永别了，我亲爱的舅舅!永别了，舅舅一家!作为我的家族的另一部分，它永远消逝了!永别了，我过去的表妹!你现在仍然像过去一样爱我，那时我们一起听我们的善良的布瓦泰伊尔姑婆唱关于“鹰”的民歌，或者你到纳扎雷特修道院参加我乳娘的还愿仪式。如果我死后你们还活着，请你们接受我在此留给你们的感激和爱心!你们不要以为我在谈论你们的时候脸上露出勉强的笑容：我的眼睛，请你们相信，噙满泪水。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一八四五年二月修改

题外话：英国文学——旧派的衰落——历史学家——诗人——政论家——莎士比亚

我从事的与《基督教真谛》有关的研究，逐渐(我前面已经讲过)引导我对英国文学进行更深入的考察。一七九二年我到英国避难时，我不得不对我从评论家那里得到的大部分看法予以修正。在史学家当中，休姆被认为是托利党成员和落伍分子；像对吉本一样，人们指责他在英国语言中加进太多的法语词；人们喜欢他的继承人莫莱特甚于他。吉本生前是哲学家，死时变成基督教徒；由于这个身份，他受人打击，并被人视为可怜人。人们还谈论洛贝特松，因为他文笔枯燥乏味。

诗人方面，高雅的《精华》登载了几首德莱顿的诗；人们不能原谅波普在韵律方面的缺陷，尽管人们参观他在特维克纳姆的故居，并且砍伐那棵由他栽种的、如今像他的名声一样衰败的垂柳的树枝。

布莱尔被视为法国式的令人讨厌的批评家：人们认为他远在约翰逊之下。至于老斯佩克塔托尔，他的作品已经被人束之高阁了。

我们对英国的政治著作没有多少兴趣。但经济著作局限少一些；关于国家财富、资本使用、贸易平衡的计算部分适用于欧洲社会。

伯克摆脱政治的民族性：他通过反对法国革命，将他的国家拖进与法国为敌的漫长道路，结果导致滑铁卢之战。

然而，巨人是存在的。到处看得到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的影响。蒙莫朗西，比隆，絮利，先后是法国派遣到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身边的大使，他们是否曾经听人讲起一名小丑呢?他在他自己写的闹剧和别人写的闹剧中担任演员。他们是否曾经提到用法语念起来挺奇怪的莎士比亚这个名字?他们是否想过那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在这种光荣面前，他们的豪华、地位如同尘土?嗳!在《哈姆莱特》中扮演鬼魂的喜剧演员是一个伟大的幽灵，像月亮一样。当中世纪行将灭亡的时候，是在世界上升起的中世纪的影子：由但丁开始、而由莎士比亚完成的伟大世纪。

和《失去的天堂》的作者同时代的怀特洛克所著的《简史》中，有下面这句话：“一个名叫弥尔顿的盲人，是议会的拉丁文秘书。”莫里哀，“历史学家”，扮演他的普尔索涅克；同样，莎士比亚是江湖艺人，扮演他的法尔斯塔夫。

这些戴面纱的旅行者不时到我们餐桌旁坐下，被我们当作一般客人；一直到他们消逝，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在离开世界的时候，面目已经变了；他们像上天派往多比的使者，对我们说：“我是天主身边的七个使徒之一。”但是，如果说这些圣人走过时不为人所知，他们之间是互相认识的。“为了他被人崇敬的遗骸，”弥尔顿说，“我的莎士比亚难道需要一个世纪的劳动所堆积的石头吗?”米开朗琪罗嫉妒但丁的命运和天才，叫道：

Pur fuss'io tal...

Per l'aspro esilio suo con sua virtute

Darei de lmondo piu felice stato．

为什么我不能像他那样?为了他在艰苦流放中的品德，我愿意放弃人世的一切幸福!

塔索赞美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卡莫埃尔，为他制造声势。这些同样显赫的人物，通过暗号识别对方，他们使用只有他们懂得的语言交谈，有什么比这更值得赞美的事吗?

莎土比亚是否同拜伦勋爵、司各特和朱庇特的女儿一样是瘸腿?如果果真如此，斯特拉特福的儿子丝毫不像恰尔德—哈罗尔德，因为自己的残疾而感到羞愧，并不害怕告诉他的情妇之一：

……lame Ly fortune's dearest spite．

由于对命运的最高昂的讽刺而瘸着腿。

以一首十四行诗表现一次爱情来计算，莎士比亚经历的爱情非常之多。德斯德蒙娜①和朱丽叶的创造者日渐衰老时，仍然爱心不死。莎土比亚用优美的诗赞美不相识的女人，她们是否因为受到他的十四行诗讴歌而感到骄傲和幸福呢?这是值得怀疑的：对于一个老者，荣誉犹如钻石对于一个老妇人：钻石是老妇人的装饰，但不能使她变得美丽。

①德斯德蒙娜(Des demone)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的女主人公。

“我死之后，不要为我长久哭泣”英国悲剧诗人对他的情妇说。“如果你读到这些诗句，你不必想到写下诗句的那只手；我这样爱你，如果你因为想起我而感到不幸，那么我宁愿被你遗忘。啊!你看见这些诗行的时候，我也许已经变成一堆尘土，你甚至不要念出我可怜的名字，让你的爱同我的生命一道枯萎吧。”

莎士比亚爱着，但他并不相信爱情，就像他不相信别的东西一样：一个女人对于他是一只鸟，一阵微风，一朵花，一个可爱的、但转瞬即逝的东西。由于他对他的声誉漫不经心或者无知，他的境况将他排斥在社交界之外，在他无法企及的命运之外，他似乎将生命当作一个轻浮和无所事事的时刻，当作一个转眼逝去的甜蜜的闲暇。

莎士比亚在青年时代，碰见两个从修道院赶出的老修士，他们曾经目睹亨利八世，他的改革，他对寺院的毁坏，他的“小丑”，他的妃子，他的情妇，他的刽子手。当诗人离开人世时，查理一世才十六岁。

这样，莎士比亚一只手碰过图德的倒数第二个儿子用剑威胁的白发苍苍的头颅，另一只手碰过议会的斧头要砍下的斯图尔特的次子的头颅。这位伟大的悲剧作家，扶着这些悲惨的头颅走进坟墓。他用他的鬼魂、他的盲眼国王、他的受到惩罚的野心家、他的不幸女人，填满他岁月的空间，以类似的虚构故事将过去的现实同未来的现实衔接起来。

莎士比亚属于那些足以满足思想的需要和滋养的五六个作家之列；这些母亲般的天才似乎孕育和抚养了其他天才。荷马养育了古代文化：埃斯奇尔①、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贺拉斯、维吉尔是他的孩子。但丁孕育了现代意大利文学，从彼特拉克一直到塔索。拉伯雷创建了法国文学；蒙田、拉封丹、莫里哀是他的继承者。英国到处是莎土比亚留下的痕迹，一直到最近，他还把他的语言借给拜伦，把他的对话借给司各特。

①埃斯奇尔(Eschyle，公元前五二五—四五六)：古希腊诗人，古典悲剧的创始人。

我们常常否认这些至高无上的大师；我们挺身反对他们；我们历数他们的错误；我们谴责他们无聊、亢长、怪诞、乏味，同时又剽窃他们，拾他们的余唾；可是，人们徒然地在他们的枷锁下挣扎。一切都同他们的色彩相像；他们发明的词语和名称扩大了各民族的普通词汇；他们的话变成成语，他们虚构的人物变成真实的人物，这些人物有他们的继承人和后代。他们打开了地平线，从那里喷射出光明；他们播种思想，启发千万种其它思想萌发；他们向所有艺术提供构想、题材、风格：他们的作品是人类思想的矿山或母腹。

这样的天才站在头排；他们的博大，他们的多产，他们的创新，使人们将他们当作各种才智的规律、典范、模式、典型，就像同一个始祖繁殖的四个或五个人种，其它的不过是分支。我们不要蔑视这些有时会陷入混乱的巨人；我们不要模仿被人咒骂的卡姆①；如果我们在亚美尼亚的群山上，在方舟的阴影下，碰见深渊的孤独船夫②裸着身体在睡觉，我们不要嘲笑吧。我们要尊重这位洪荒时代的航海者，他在天上的瀑布干涸之后重新开始创造：恭顺的孩子们呀，我们享有父亲的祝福，让我们将我们的外套盖在他身上吧。

①卡姆(Cham)，圣经《创世纪》中诺亚的儿子。

②指诺亚。

莎士比亚生前从未考虑死后永生。今天，我的赞歌对他有什么重要呢?即使同意所有的假设，根据人类思想所渗入或浸透的真理或谬误思索，对于莎士比亚，一个不可能达到他身边的声誉有什么重要呢?基督教徒吗?在永恒的至福当中，他理会这虚无的世界吗?自然神论者吗?摆脱了无知的阴影，失落在上帝的光辉之中，他会俯首看一眼他走过的沙粒吗?无神论者吗?他无声无息地沉睡着，人们称这种睡眠为死亡。因此，进入坟墓之后，没有什么比荣誉更加虚妄的东西了，除非它让友谊长存，对德行有裨益，在不幸中可以求助，让我们在天上能够享受一个我们留在地上的令人安慰的、慷慨的、使我们得救的思想。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题外话：旧小说——新小说——理查森——瓦尔特·司各特

上世纪末，小说是一种受到普遍排斥的体裁。已去世的理查森被人遗忘了；他的同胞觉得他的文笔中有他生活过的下层社会的痕迹。菲尔丁还能站稳脚跟；别具一格的斯特恩已经过时了。还有人读韦克菲尔德的《副本堂神甫》。

如果说理查森的文笔不行的话(我们是外国人，对此无法判断)，他将无法生存，因为作家仅仅是靠文笔存在的。与这个真理相对抗是徒劳的：一部精心构思、用逼真的肖像点缀、充满其他长处的作品，如果文笔欠佳，是注定要失败的。文笔千姿百态，是无法学习的；这是上天的恩赐，是天才。但是，如果理查森被抛弃仅仅因为作品中有某些高雅社会不能容忍的粗鄙词语，那么，他可以重新获得生命。正在进行的革命降低了贵族，提高了中产阶级，将使人们对于家庭日常琐事和下层语言的痕迹不再那样敏感。

从克拉丽斯和汤姆·琼斯，衍生了英国现代小说家族的两个分支，家庭图画、家庭悲剧小说和冒险及社会图画小说。理查森之后，“西城”风俗闯入小说：小说中充满城堡、贵族和贵夫人、湖畔风景、跑马场、舞会、歌剧院和拉内拉赫的故事，连同没完没了的闲聊和唠叨。背景不久就转移到意大利；情人冒着可怕的风险，并且忍受令狮子感动的心灵痛苦越过阿尔卑斯山：“狮子痛哭流涕!”一句颇风趣的话被接受了。

半个世纪以来淹没英国的成千上万部小说当中，有两部长盛不衰：《迦勒·威廉》和《修道士》。我在伦敦居留期间，不曾见过戈德温；但我两次碰见刘易斯。他是一位年轻的下议院议员，非常讨人喜欢，举止很像法国人。巴鲍德的作品是另一种风格。安娜·拉德克里夫的作品另具一格。巴鲍德夫人、埃奇沃斯小姐、伯内特小姐等的作品，据说有可能站住脚。蒙田说：“应该运用法律，制裁那些无能又无用的作家，就像制裁流浪汉和懒虫一样。将我和另外一百个作者从人民手中驱赶出去。粗制滥造的作品成了这个失去控制的世纪的征兆。”①

①引自蒙田《随笔集·论虚荣心》。

但是，这些深居简出的小说家、乘公共马车或敞篷马车的小说家、湖畔和深山蛰居的小说家、废墟和鬼魂小说家、城市和客厅小说家的不同流派，都消失在瓦各特·司各特的新流派之中，如同诗人争相仿效拜伦勋爵一样。

我在伦敦流亡期间，这位著名的爱尔兰画家以翻译歌德的《贝利欣根》开始他的文学生涯。随后，他继续以诗歌知名，后来，他的爱好转向小说。我觉得他似乎建立了一种不伦不类的体裁；他败坏小说和历史；小说家动笔写历史小说，而历史学家写小说化的历史。如果说，我读司各特的作品时，有时不得不跳过没完没了的对话，那是我的过错；但是，在我看来，司各特的伟大功绩之一，是大家都愿意读他的书。比起为了讨好而不顾分寸，使人感到有趣而不违背章法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比起扰乱心灵的平静，控制心绪更加困难。

伯克使英国政治滞留于过去，司各特使英国人倒回到中世纪：人们写作的、制造的、建筑的，都是哥特式的：书籍、家具、房屋、教堂、城堡。但是，大宪章时代的地主是今天邦德街的“时髦人士”；这轻浮的一代在古代庄院里露营，等待新一代来将他们赶出。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题外话：新诗——贝蒂

在小说转向“浪漫状态”的同时，诗经受·了类似的变化。柯珀抛弃法国派，使民族派复活；布伦在爱尔兰开始同样的革命。在他们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抒情诗的复兴派。介于一七九二年和一八○○年之间的这些诗人当中，有好几位属于“湖畔派”(这个名称今天继续沿用)，因为小说家们住在坎伯兰湖和威斯特摩湖畔，而且有时讴歌它们。

托马斯·穆尔、坎贝尔、罗杰、克雷布、伍德沃斯、骚塞、亨特、诺尔勒、霍兰男、坎宁、克洛克仍然在世，继续为英国文学争光。但是，必须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才能鉴别当地人才能够领会的表现内心世界的文学作品的价值。

现代文学方面，任何人只能充当用本民族语言写的作品的权威评论家。你认为你精通外国语是徒劳的，你没有吮吸过乳母的奶汁，你没有从襁褓时代起就在她怀中牙牙学语；你不能摆脱你的乡音。关于我们的文学，英国人和德国人有一些非常奇特的看法：他们称赞我们鄙视的东西，他们鄙视我们热爱的东西；他们不懂拉辛，不懂拉封丹，甚至不能完全理解莫里哀。你要是知道，在伦敦、维也纳、柏林、彼得堡、慕尼黑、莱比锡、哥廷格、科隆谁是我们的最伟大作家，你要是知道人们在那里热衷读的和不读的东西，你会哑然失笑的。

如果一位作者擅长措辞，外国人永远无法理解这种长处。才能越深刻、越有个性、越具有民族性质，这些秘密越难于被并非才能诞生地的人所理解。我们凭口头一句话赞美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我们的赞美是世代相传的；而希腊人和罗马人不会嘲笑蛮子们的判断。我们当中有谁能像讲希腊语和讲拉丁语的人一样，领会狄摩西尼和西塞罗的散文的和谐，阿尔赛和贺拉斯的诗歌的节奏呢?有人断言说，真正的美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感情美和思想美是这样；但文笔美不是。文笔不像思想一样是国际性的：它有它的故乡，一个属于它的天空和太阳。

我在伦敦流亡期间，一八○○年或一八○○年之前，布伦、梅森、柯珀去世了；他们结束了一个世纪；我开始一个世纪。我从流亡地回国两年之后，达尔文和贝蒂死了。

贝蒂宣布诗的新世纪诞生。《吟游诗人》或《才华的进步》，描写缪斯对一位行吟诗人最初的启迪，诗人还不知道令他备受折磨的灵感。很快，未来诗人将在暴风雨中坐在海边；很快，他将抛弃乡村游戏，到僻静之处听远处传来的风笛声。

贝蒂经历各种各样悲哀的梦幻和思想，而成百个诗人自以为是这些感情的“discovers”(发现者)。贝蒂打算继续他的诗；的确，他创作了他的第二首歌：一天晚上，埃德温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从山谷底升起；那是一个孤独者发出的呼喊；他看破红尘，躲进幽静的山谷，以便在那里沉思默想，歌唱造物主的奇迹。这位隐士启发了年轻的吟游诗人，向他披露了他的才能的秘密。念头是极好的；但执行起来没有那样顺利。贝蒂注定要流泪的：他儿子的死使父亲心碎了：他像失去奥斯卡后的奥西昂①，将他的竖琴挂在橡树的树枝上。也许贝蒂的儿子，就是那个父亲歌唱过、但他在山上不再看见脚印的年轻的吟游诗人。

①奥西昂(Ossian)：苏格兰传说中的诗人。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题外话：拜伦勋爵

在拜伦的诗句中，看得出对《吟游诗人》的惊人模仿。我在英国流亡时期，拜伦勋爵在哈罗兹中学读书；中学在一座离伦敦十里的村庄里。他是孩子，我还年轻，同他一样默默无闻；他在爱尔兰的欧石南丛中、在海边长大，我也一样，在布列塔尼的荒原上、在海边长大；同我一样，他喜欢读《圣经》、奥西昂；他在新斯迪德修院歌唱他的童年，如同我在贡堡歌唱我的童年。

“当我这个山里孩子，在黑色的欧石南丛生地摸索，攀登你倾斜的峰顶时，咽，白雪皑皑的摩尔温山呀，我听山下的激流轰鸣，或看云雾在我脚下缭绕，酝酿着风暴……”

当我在伦敦教区奔走的时候，我穷困潦倒，曾经无数次从哈罗村前经过，但不知道村里住着多么伟大的天才。我坐在公墓的一棵榆树下；一八○七年，我刚从巴勒斯坦回来时，拜伦勋爵在那棵树下，写了下面的诗行：

Spot of my youth! whose hoary branches sigh，

Swept by the breeze that funs thy cloudless sky...

在我度过童年的地方，微风吹拂着光秃秃的树枝，而晴空万里，空气清新!我如今独自在那儿踯躅，而过去我常常同我爱的人脚踩你柔软的青草；当命运使胸中洋溢的热情变得冰凉，当它使忧愁和激情平息……过去，我的心在这儿跳动，将来也许在此休憩。在这片我的希望苏醒之地，我能够进入梦乡吗?脚踏我过去走过的土地……被我年轻时的朋友哀悼，被今天的世界忘记!

而我将写道：你好，古老的榆树!幼年时代的拜伦曾在这里沉湎于童年的幻想，而我在你的荫蔽下幻想勒内；以后，诗人到这里来构想《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拜伦要求他童年时代嬉戏的墓地，给他留下一个朴实无华的墓穴：他的荣耀不会让他实现这个无法实现的请求。现在的拜伦与过去的拜伦不可同日而语；在威尼斯，我到处看见他的身影。几年之后，在这座我过去到处看见他的名字的城市里，我看见他的名字被抹掉，不留痕迹。丽都岛的回声不再重复他的姓名，威尼斯人不知他为何许人。对于他们，拜伦勋爵已经完全死去；他们不再听见他的马嘶鸣。伦敦的情形也一样，他已被人遗忘。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如果说我经过哈罗的时候，不知道童年的拜伦在那里生活，路过贡堡的英国人也不曾想过，一个在这些树林中长大的野孩子将来会留下几许痕迹。旅行家阿尔蒂尔·扬格曾经路过贡堡镇，写道①：

①扬格的作品《法国游记》出版于一七九○年到一七九四年。

“(从蓬套尔松)一直到贡堡，这个地区一片荒凉：并不比休伦人②那里先进；在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当地居民几乎同那里的土地一样粗野，贡堡镇是人们看得到的最肮脏和最艰苦的地方之一：泥土的房子没有窗户，铺路的石头坑坑洼洼，走路绊脚，没有任何富裕生活的迹象。但是，那里有一座城堡，里面甚至住了人。城堡主人有相当坚强的神经，居然敢生活在污秽和穷困之中；城堡主人是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此君何许人也?在这一堆惨不忍睹的贫困中，有一个漂亮的湖泊，湖泊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树林。”

②北美印第安的一族。

这位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是我父亲；在脾气暴躁的农学家眼中，如此丑陋的偏僻角落仍然不失为高贵和美丽的住所，虽然阴暗和肃穆。至于我，一条在粗陋的塔楼脚下开始攀登的藤蔓，只关心考察我们的收成的扬格先生会看见我吗?

在一八二二年写的这些文字之外，请允许我再加上一八一四年和一八四○年写的内容：这样，关于拜伦的文章就做完了；人们在读了我经过威尼斯时关于这位伟大诗人所讲的话之后，这篇文章就全面了。

将来，法国和英国两个新流派领袖的会见也许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他们有共同的基本看法，差不多相同的命运，如果不是共同的生活习惯的话：一位是英国贵族，一位是法国贵族；两位都曾经到东方旅行，一前一后，但两人从未见过面。不同之处，仅在于英国诗人的生活不像我的生活那样，我曾经卷入一些重大事件。

在我之后，拜伦勋爵去朝拜希腊遗址：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他似乎用他自己的颜色美化了《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的描写。在我的朝觐的开头，我再现德·儒安维尔老爷同他的城堡告别；拜伦也向他的哥特式住宅告别。

在《殉道者》中，欧多尔从麦西尼亚出发去罗马：“我们的航程是漫长的，”他说，“我们看见所有被寺庙和坟墓装点的岬角……我的年轻伴侣未听人讲过朱庇特的化身，对眼前的遗址一无所知；而我曾经同先知坐在被毁灭的遗址上，而巴比伦告诉我科林斯的存在。”

在塞维卢斯①写信给西塞罗之后，英国诗人犹如法国散文家：这样完美的会见对于我特别荣耀，因为我在永恒的诗人之前到达那里，我们在那里有相同的记忆，我们在那里朝拜过同样的遗址。

①塞维卢斯(Sulppcius，约三六三—约四二○)：高卢人，早期基督教虔修士，历史权威，最著名的著作是《圣马丁传》。

在罗马的记述中，我和拜伦勋爵也有共同之处：对于我，《殉道者》和我关于罗马乡村的信，由于猜到一位杰出天才的灵感而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拜伦勋爵的最早一批翻译者、评论家和赞美者，对于《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作者可能读过我的作品避而不谈；他们也许认为这样做会损害他的才能。现在，狂热平静了一点，人们不像过去那样拒绝给予我这种荣誉。我们的不朽歌手②，在他的歌集的最后一卷曾经写道：“在前面一段里，我讲过法兰西应该感谢德·夏多布里昂先生的诗才。我不害怕这句话遭到新诗派反对，它是在鹰的翅膀下诞生的，自然以这样的来源为荣。《基督教真谛》的作者在国外同样有影响，也许应该说句公道话，承认《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作者和勒内是一家人。”

②指法国民间诗人贝朗瑞(Berangn，一七八○—一七一一)。

在关于拜伦的一篇杰出文章里，维尔曼先生重复了贝朗瑞的观点，他说：“《勒内》有几页无与伦比的文字，的确，将这种政治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不知道拜伦是否对此进行了模仿，或者以天才的方式予以革新。”

我刚才说的，关于《勒内》的作者和《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作者之间，在想象力和命运方面的相似之处，并不剥夺行吟诗人的一根毫毛。我的缪斯徒步，没有竖琴，能够奈何迪河①的背竖琴、有翅膀的缪斯吗?拜伦勋爵，或者同我一样是他的世纪的孩子，像我和我们之前的歌德一样，将经历爱情和苦难；或者我的高卢船的航程和灯光，在未曾探索的大海上，向阿尔必翁②的船只指明了道路。

①迪河(Dee)：苏格兰的一条河流。

②阿尔必翁(Albion)：大不列颠旧称。

而且，相同性质的两个头脑很可能有相同的想法，而别人不能指责他们曾经卑屈地走同样的道路。利用外国语言表达的观念和形象是允许的，为的是丰富我们自己的语言：这是任何世纪、任何时代都见过的事情。我首先承认，在青年时代，《奥西昂歌谣》、《维特》、《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自然论》，同我的想法是亲近的；但是，我丝毫没有隐瞒我喜欢的作品给我带来的快乐。

如果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里面，以不同名字(康拉德、拉雷、曼弗雷德、勒吉阿乌尔)登台的那个独特人物深处的确有勒内的些许影子；如果拜伦公爵偶然让我生活在他的生命之中，他难道会如此懦弱，竟然从不提及我的名字?我难道是一个被人否认的父亲，当人们已经功成名就的时候?拜伦提到过几乎所有他同时代的法国作家，他怎么能够完全无视我呢?当英国和法国报纸在他身边围绕我的作品进行了二十年争论的时候，当New-Times(《新时报》)将《基督教真谛》的作者和《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作者进行对比的时候，他难道从来没有听人谈到过我吗?

无论怎样得宠的才子，都有忌讳和疑心：他要保留权杖，怕有人来分享，因为将他与别人对比而感到愤慨。因此，另一位上等才子在一部名为《关于文学》的作品中避开我的姓名。多亏上帝，我对自己有正确的评价，我从来不曾打算称王称霸；由于我只相信宗教真理(自由是其表现形式之一)，我对自己的信任并不超过对其他东西的信任。但是，如果我对什么东西赞赏过，我决不会感觉有必要沉默不语；所以，我公开宣布我对斯塔尔夫人和对拜伦勋爵的赞美。有什么比赞美更加甜蜜的事吗?这是上天的爱，是上升到崇拜的温情；对于扩展我们的才能，为我们的心灵打开新的视野，赐给我们如此巨大、如此纯洁、不包含任何恐惧和嫉妒的幸福的赞美对象，我们觉得自己充满感激之情。

而且，我在这部《回忆录》中，对英国自从弥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诗人的微词，仅证明一样东西：我对他的缪斯的崇高评价。

拜伦勋爵开启了一个令人惋惜的流派：同在我身边幻想的勒内给我带来痛苦一样，我推测他的孩子《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也给他带来痛苦。

拜伦勋爵的生活是众多调查研究和诽谤的对象：年轻人对那些神乎其神的说法深信不疑；妇女们怀着恐惧心情，觉得自己随时可能被这个“魔鬼”勾引，随时可能去安慰这个孤独和不幸的撒旦。谁知道呢?也许他还在寻找他梦想的女人，一个相当漂亮、心胸同他一样宽广的女人。根据那些弄神弄鬼的人的看法，拜伦过去是一条到处引诱人、欺骗人的蛇，因为他看到人类的败坏；这是一位命中注定的、痛苦的天才，他处在物质秘密和智慧之间，找不到能够解开宇宙之谜的答案，将生活当成一种无缘无故的辛辣讽刺，罪恶的卑鄙微笑；他是绝望的儿子，表现轻蔑和否定，身上有一块不可愈合的伤痕，用享乐将一切接近他的东西引向痛苦而进行报复；他是一个从未经历童年的人，从来不曾有幸被上帝抛弃和诅咒；被大自然的怀抱排斥的人，定是虚无的受苦人。被虚无判决。

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就是这样想象拜伦的，但我觉得这并不符合事实。

像大多数人一样，两个不同的人统一在拜伦身上：自然的人和“制度”的人。诗人了解公众的愿望，同意扮演他们希望他扮演的角色，开始诅咒他起初不过茫然相对的世界：这种过程在他的作品的前后变化之中是感觉得到的。

至于他的才能，远没有人们所讲的那样博大，而是相当含蓄的；他在诗中表达的感情，只不过是呻吟、哀叹、诅咒；在这方面，他是值得称赞的：不必问竖琴所表达的思想，只需问它歌唱的是什么。

至于他的幽默，那是富于讽刺意味和丰富多样的，是具有煽动性的黑色幽默：作者读过伏尔泰，并且模仿他。

拜伦勋爵享有种种优越，对他的出身没有什么好责怪的地方；令他不幸、并且使他的优越和人类的病弱结合起来的偶然事件，本来不应该使他感到痛苦，因为这并未妨碍他受人爱戴。不朽的歌手从他自身的体验懂得，泽农①的格言是多么千真万确：“声音是美的精华所在。”

①泽农(Zenon，公元前四九○—公元前四三○)：古希腊哲学家。

令人感慨的是，显赫的声名今天转瞬即逝。几年之后，怎么说呢?几月之后，迷恋就消失了，跟着而来的是贬抑。我们看见拜伦的荣耀已经变得暗淡；他的天才更为我们所理解；他在法国比在英国将受到更长时间的崇拜。由于《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主要成就是对个人感情的描绘，但英国人更看重大家共有的感情，所以他们最终会否认诗人：他的喊叫太深邃、太悲哀了。但是，他们得当心。如果他们打碎这位曾经赐给他们新生命的人的形象，他们还剩下什么呢?

一八二二年，我在伦敦居留期间，当我写下我对拜伦勋爵的感想的时候，他在人世只剩下两年生活时间了：他死于一八二四年，当他开始觉悟和厌倦的时候。我先于他出生，他先于我死；还未轮到他的时候，他就被召去了；我的号码在他的号码之前，可是他先走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本来应该活下去；这个世界可以失去我而不发现我的缺失。在我继续向前的路上，我在罗马遇见圭恰奥利夫人①，在巴黎遇见拜伦夫人。这样，我目睹了弱点和德行：前者可能太真实，后者不够虚幻。

①圭恰奥利夫人(Guiccioli)：拜伦的情妇之一。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英国——从里士满到格林威治——与佩尔迪埃同行——布雷汉——斯托——汉普顿·科特——牛津——爱顿学院——私人生活习俗；政治风尚——福克斯——伯克——乔治三世

在议论我在英国流亡时期的英国作家之后，现在我还要谈谈这个时期英国发生的一些事件，它的风貌，它的名胜，它的古堡，它的生活习俗和政治风尚。

从伦敦北面的里斯满到伦敦南面的格林威治，在这四法里方圆的空间里，我们可以窥见英国之一斑。伦敦南部是工业和商业的英国，连同它的码头、海关、船坞、仓库、酿造厂、工场、铸造场，船舶；每天涨潮的时候，这些船舶分三批溯泰晤士河而上，最小的船舶领头，跟着是中型船舶，最后，巨型船舶的风帆掠过历史悠久的海员医院的柱廊和外国人寻欢作乐的酒馆的窗口。

伦敦北面，是农业和畜牧业的英国，其中有它的牧场、它的牲口群，它的农舍、它的公园，而泰晤士河的河水被潮汐推动，一天两次浸润矮树丛和草地。在这相对的两点之间，伦敦将双重面貌的英国的一切混杂在一起：西部的贵族，东部的民主，伦敦塔和威斯敏斯特是两个界碑，大不列颠的全部历史都在界碑之间演出。

一七九九年夏天，我有一部分时间是跟克里斯蒂昂·德·拉穆瓦翁在里斯满度过的，我忙于《基督教真谛》的出版。我常常在泰晤士河上划船，或者在里斯满公园里跑步。我很希望伦敦附近的里斯满变成“光荣的里斯满迪奥条约”中的里斯满，那样我就会回到我的祖国，我将在下面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纪尧姆一私生子将四百四十二块领地送给他女婿布列塔尼公爵阿兰，这些土地构成后来的里斯满伯爵领地。阿兰的继承人——布列塔尼众公爵，将这些土地作为封地赐给一些布列塔尼骑土——罗昂、坦特尼亚、夏多布里昂、戈荣、蒙布歇家族的后代。但是，尽管我的愿望是善良的，我必须在约克郡去寻找里斯满伯爵的领地；而后者在查理二世时代因为一个私生子，变成公爵领地：泰晤士河边的里斯满是爱德华三世时代的西恩。

爱德华三世，这个被情人阿丽克丝·皮尔斯掠夺的著名国王，一三七七年死在那里；这个女人不再是克雷西的征服者早年的阿丽克丝或卡特琳·德·索尔兹伯里了：在你可能被爱的时候，你才去爱别人吧。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也死在里斯满：何处不是葬身之地?亨利八世喜欢住在那里。英国历史家学因为这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感到尴尬；一方面，他们无法掩饰他的专制和议会的惟命是从；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过多谴责宗教改革的领袖，他们可能会整到自己头上：

压迫者越卑鄙，奴隶越可耻。(拉哈尔普①)

①拉哈尔普(La Harpe，一七三九—一八○三)：法国批评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在里斯满公园里，人们把一座小山丘指给我看，那里曾经是亨利八世的观察哨，用来观察安妮·博凌受刑的情况。看见伦敦塔发出的信号后，亨利高兴得直哆嗦。多么开心的事情呀!屠刀已经砍下那美丽的脖子，鲜血染红了诗人国王曾经深情爱抚的秀发。在空无一人的里斯满公园里，我并不等候屠杀的信号，甚至丝毫不想损害背叛我的人。我同几只平静的黄鹿散步：它们习惯在猎犬群前面奔跑，一直到精疲力竭才停下来。它们对这种游戏非常满意，非常高兴，然后人们用一辆铺满干草的两轮车将它们送回来。我常常到基尤去看袋鼠，这是一种可笑的动物，与长颈鹿截然不同：与昆斯布里老公爵让里斯满小街小巷充斥的妓女相比，这些跳着走路的天真的四脚动物更能够使澳大利亚增色。泰晤土河从一座农舍的草地边流过，而农舍被垂柳包围着，在一棵黎巴嫩柏树的遮掩下隐隐约约。一对新婚夫妇来此天堂度蜜月。

一天傍晚，我平静地在特维克纳姆的草坪上散步，面前突然出现佩尔迪埃。他用手帕捂着嘴，俟他走到听得见的地方，就叫道：“这倒霉的雾，没完没了!”“活见鬼，你怎么能够呆在这里?我已经猜过了：斯托、布兰希姆，汉普顿科特，牛津；按你那个喜欢幻想的脾气，即使你一辈子呆在约翰·布尔②那里，也不会看见任何东西。”

②约翰·布尔：又译“约翰牛”。，指英国文学和政治漫画中具有英国传统性格的人物形象。

我求他放过我，但白搭，必须跟他走。在敞篷四轮马车里面，佩尔迪埃跟我谈了他的种种愿望；他的愿望是接力式的；一个破灭了，就骑上另一个，于是到处闯，往前走，一直到天黑。他最强烈的愿望之一，以后把他引导到拿破仑身边，他楸住拿破仑的衣领，而后者不拘礼仪，同他玩拳击。佩尔迪埃的助手是雅姆·玛金道斯；虽然他被法庭判刑，但是他通过出卖有关他的官司的材料发了一笔财(赚的钱被他马上吃掉了)。

我憎恶布雷汉。由于最近发生的冲突，我感到受到侮辱，我更因为我的祖国过去的败北而感到痛苦。泰晤士河上游的一条船看见河岸上的我，桨手们估计我是法国人，发出欢呼；当时英国刚刚收到阿布基尔海战的消息；外国人的胜利可能为我打开重返法兰西的大门，但我憎恶这些胜利。我多次在海德公园见过的纳尔逊，将他在那不勒斯的胜利保留在哈密顿夫人的披肩上，而无业游民把脑袋当球滚。这位海军上将光荣地战死在特拉法尔加，而他的情妇失去了美貌、青春和财富，悲惨地死在加莱。阿布基尔的胜利使我在泰晤士河边蒙受羞辱，我看见利比亚海岸上耸立着一排排棕榈树，而海水被我的同胞的鲜血染红了。

斯托公园是以它的建筑物出名的，但我更喜欢它的绿阴。在一道阴暗的小山沟里，我看见一座寺庙的复制品，而我以后在赛菲兹阳光灿烂的山谷里才看见原建筑物。在几间无人居住、窗门紧闭的房间深处，一些意大利画派的美丽油画显得分外凄凉。可怜的拉斐尔，囚禁在老布列塔尼人的一座城堡里，远离拉法内基纳的天空!

汉普顿科特收藏着一些查理二世的情妇的画像：在一场让他父亲人头落地并且要驱逐他的家族的革命之后，这就是王子的所作所为。

我们在斯劳看见赫歇耳，连同他博学多才的姐姐和他四十尺长的大天文望远镜；他正在寻找新的行星：他的执着引起佩尔迪埃的讪笑，因为他只相信七个老行星。

我们在牛津停留两天。我在阿尔弗烈德大王①的共和国怡然自得；它是中世纪享有特权的学术机构的学风的代表。我们参观了二十五间中学、图书馆、画廊，博物馆，植物园。我以极大的乐趣，翻阅了伍斯特中学收藏的手稿，发现这位王子的传令官用法文诗句撰写的黑王子的生平。

①阿尔弗烈德大王(Alfred-Le-Grand 八四九—九○一)：英国国王，被视为牛津大学的创始人。

牛津让我想起多尔、雷恩和迪南的外貌朴素的中学。我翻译了格雷写的名为《乡村墓地》的哀歌：

The curfew tolls the knell of parting day．②

②夏多布里昂将这首诗译成法文，大意是：在颤抖的空气中，我听见缓慢的晚钟在长久低鸣……

这是对但丁的诗句的模仿：

Squilla di lontano Che paja‘l giorno pianger che si muore．③

③意大利文：“(旅人)听见远处的钟在鸣响，仿佛在哭泣落山的太阳。”

佩尔迪埃在他的报纸上立即将我的译诗刊登出来，而且大吹大擂。看见牛津，我想起同一位诗人所写的名为《伊顿中学远眺》的颂歌。

幸福的山岗，美妙的绿阴，徒然爱慕的田野，我在那儿度过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我感觉从你们那儿吹来的微风：它们似乎在抚慰我颓丧的灵魂，它们散发欢乐和青春的芬芳，焕发我的第二度青春。

告诉我，慈祥的泰晤士河呀……告诉我，哪一代人朝三暮四，如今得势，加快铁环的滚动，或者射出飞逝的子弹?唉!幼小的牺牲者嬉戏着，不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他们既不预见未来的灾祸，也不考虑将来的岁月。

谁不领会以缪斯的全部温柔在此表达的感情和惋惜?谁忆起童年的游戏、学习和爱情，能够不怦然心动?但是，它们能够再现吗?记忆中的童年的欢乐是火把照耀下的废墟。

英国人的私生活

英国人，由于长期战争同大陆隔离，一直到上世纪末，仍然保留他们的风俗和民族特性。那里只有一个民族，以它的名义，一个贵族政府行使主权。那里只有被共同利益连接起来的两大阶级：老板和顾客。在法国被称作资产阶级的那个心怀嫉妒的阶级在英国是不存在的：它刚刚诞生。没有任何东西隔在富裕的地主和忙于实业的人士之间。在制造业中，尚未普遍采用机器——那只是特殊阶层的荒诞行为。现在，我们看见面孔肮脏的人同穿礼服的人在同一条人行道上并肩而行，但当时只看见身披短斗篷的小姑娘走过，头上的草帽用丝带系在颏下，臂上挽着篮子，篮子里放着水果或书本，她们个个都低垂着眼睛，发现有人看她们就脸红。莎士比亚说：“英国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天鹅巢。”一七九三年，伦敦很少有人穿礼服，所以一位泪流满面、对路易十六的死表示哀悼的妇女对我说：“可是，亲爱的先生，可怜的国王被砍头的时候，真的穿着礼服吗?”

乡绅们尚未卖掉他们的产业，到伦敦居住。在下议院，他们仍然构成独立的派别，成为内阁里的反对派，维护自由、秩序和繁荣的观念。他们秋天去猎狐或锦鸡，圣诞节吃肥鹅，看见牛排啧啧叫好，对现实不满，歌颂过去的美好时光，诅咒皮特和战争，因为战争使波尔图葡萄酒的价格上升，他们睡觉的时候酩酊大醉，第二天又开始相同的生活。他们相信，只要人们唱“上帝保佑国王”，大不列颠的光荣就不会褪色，腐朽的市镇将维持下去，关于狩猎的法律将继续执行，人们会继续偷偷地在市场上把兔子和山鹑当“狮子”和“鸵鸟”卖。

英国圣公会是博学、好客和慷慨的；它以真正的基督的乐善好施接待法国神甫。牛津大学出资印制了罗马异版的《新约》，免费发给教士们，上面写着：“供为教会而流亡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使用”。至于英国上流社会，我这个卑微的流亡者只能看见它的外表。在王宫或加莱公主宴请的时候，侧身坐在轿子里的夫人们经过，她们的大裙环露在轿子门口，好像祭坛的前部。在她们的裙子构成的祭坛上，她们本人俨如圣母或佛像。这些漂亮的太太是圭彻公爵和洛赞公爵赞美过的女子的女儿；一八二二年，她们的女儿或孙女穿着短连衫裙，在我的公寓里随着克里奈的笛声翩翩起舞，花朵般转瞬即逝的一代代人。

政治风尚

上个世纪末，一六八八年的英国处在它的巅峰时期。我这个可怜的流亡者，从一七九二年至一八○○年，听人谈论皮特、福克斯、谢里登、威尔伯福斯、格林威尔、怀特布雷德、劳代当，厄斯金们；一八二二年，我是声名显赫的驻伦敦大使，所以当我看见我头一次旅英时的那些伟大演说家被他们的助手取代时，我无法形容我是何等惊讶：学生取代了老师。“普遍的”思想进入这个“个别的”社会。但是，一百四十年来，领导这个社会的开明贵族向世人展示一个从罗马贵族以来给人类带来光荣的最完美、最伟大的社会之一。也许，在某郡深处，某个古老家族会认出我刚刚描写的社会，而且怀念我在此叹惋的时代。

一七九二年，伯克先生①同福克斯先生②分道扬镳。因为伯克先生攻击法国革命，而福克斯先生捍卫法国革命。到那时为止一直是朋友的两位演说家，从未表现如此杰出的雄辩才能。整个议会激动不已，而当伯克先生用下面的话结束他的答辩的时候，福克斯先生双眼噙着泪水：“非常令人尊敬的绅士先生在他发表的演说里，每句话都是对我的残酷攻击；他品评了我的整个一生，我的行为和我的观点。尽管他对我进行了违背事实的严重攻击，我不会被吓倒；我不害怕在这个议会或任何其他地方表明我的态度。我将向全世界宣布，宪法受到威胁。当然，任何时候，尤其在我这个年龄，招惹敌人或向朋友提供抛弃我的理由，是不适宜的。但是，如果为了支持英国宪法舍此没有其他办法，我宁可冒失去一切的危险。最后，正如公民的义务和公民的审慎对我要求的那样，我要高呼：“避开法兰西宪法吧!——Fly from the french Constitution。”

①伯克(Burke．Edmund，一七二九—一七九七)：英国政治家。

②福克斯(Fox．charles James，一七四九—一八○六)：英国政治家。

听见福克斯说这样“会失去朋友”的时候，伯克先生大声叫道：“是的，会失去朋友!我知道我的行为的后果；我愿意以失去朋友的代价履行我的义务，我们的友谊结束了：“I have done my duty at the price of my friend；our frendship is at an end．”我告诫本议会的两位敌对的非常令人尊敬的绅士，他们在未来(他们或者像两个流星消亡在政治半球里，或者他们像两个兄弟并肩前进)，我告诫他们，他们应该维护和珍惜英国宪法，他们应该防止革新，避开那些新理论可能带来的危险。“From the danger of these new theories．”令人怀念的时代!

我是在伯克的晚年认识他的，他那时虽然因为失去独子而痛苦，仍然创办一所为穷困流亡者的孩子开办的学校。我去参观他称为“他的苗圃”的学校，“hisnursery”。他看见在他慈祥的照顾下，这些外国孩子天真活泼感到十分开心。望着那些无忧无虑的小流亡者蹦蹦跳跳，他对我说，“我们的孩子不会这样做：Our boys could not do that．”而他的眼睛噙满泪水：他想念到更远的地方流亡的他的儿子。

皮特、福克斯、伯克都不在了，而英国宪法接受了“新理论”的影响。要目睹过当时议会进行的激烈辩论，要听过这些演说家仿佛宣布革命即将爆发的预言，才能想象我刚才描绘的场面。关于限制在秩序允许范围内的自由辩论，在威斯敏斯特似乎是在无政府主义式的自由的影响下开展的，而这种自由仍然笼罩着国民公会散发血腥的讲坛。

高高瘦瘦的皮特表情悲哀，面带讥讽。他的话是冷漠的，他的声音单调，他的手势不为人觉察；可是，他活跃的思想，他闪烁雄辩光辉的推理的逻辑性，使他成为才华出众的人物。

我经常看见皮特先生徒步离开他的府邸，穿过圣雅姆公园到王宫去。而乔治三世，在同住在附近的农夫一道用锡杯喝了啤酒之后，也从温莎方面走过来。他乘一辆灰色马车，穿过他的肮脏的城堡中肮脏的院子，后面跟着几名骑马的卫士。这就是欧洲国王们的领袖，就像五个或六个伦敦旧城的商人是印度的主宰一样。皮特先生，身着黑衣服，钢手柄的剑佩在身旁，帽子夹在腋下，攀登台阶，一步跨两级或三级。他所经之处，碰见三个或四个无所事事的流亡者：他昂着头，脸孔苍白，从我们身边走过，用不屑的目光扫视我们。

这位大金融家家中杂乱无章；睡觉或吃饭都没有固定时间。他债台高筑，从不还债，而且从来没有把一份账单弄清楚的决心；一名侍者管理家务。他衣着随便，没有嗜好，没有爱情，仅仅贪图权力；他轻视荣誉，满足于当威廉·皮特。

一八二二年六月，利物浦勋爵请我到他的乡村别墅晚餐，经过普尔特内灌木丛的时候，他将查塔姆勋爵的可怜儿子去世的小屋指给我看。查塔姆这位国务活动家曾经收买欧洲，亲手发放亿万财富。

乔治三世在皮特死后还活着，但失去理智和视力。每个季度，议会开幕的时候，内阁成员向沉默和感情激动的议会宣读国王的健康情况通报。一天，我去参观温莎。我花了几个先令，请门房让我躲在一个角落偷偷看国王一眼。白发和瞎眼的国王出现了，像李尔王一样在他的宫殿里游荡着，用手摸索着大厅的墙壁。他在他熟悉的一架钢琴前面坐下来，弹了哈昂戴尔的一首奏鸣曲：这是“古老英国”的美妙结局。“Old England!”

—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流亡者返回法国——普鲁士公使发给我一张假护照，我变成拉萨涅，瑞士纳夫夏泰尔邦人——伦敦德利勋爵之死——我的士兵和旅人生涯结束——我在加莱上岸

我开始把目光转向我的祖国。一场伟大革命完成了。拿破仑成为首席执政官，他采用专制手段恢复秩序；许多流亡者回国，尤其是上层流亡分子，他们急于回去收拾他们剩下的财产：头脑的忠诚所剩无几，但忠诚的心还在几个变成穷光蛋的外省贵族胸膛中跳动。兰得赛夫人已经走了；她写信叫德·拉穆瓦翁兄弟回去；她也请德·阿格索夫人，德·拉穆瓦翁兄弟的姐姐，越过海峡回国。封塔纳催促我，叫我回巴黎完成《基督教真谛》的印刷。虽然我思念我的祖国，但我没有重见它的愿望。比家神更加强大的神挽留我；在法国，我不再拥有财产和住所；对于我，祖国变成石头胸脯，没有乳汁的乳房：我在那里再也看不到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我的姐姐朱莉。吕西儿还活着，但她成了德·科德先生的妻子，不再和我同姓了；由于浩劫和八年的分离，我年轻的“寡妇”同我一道只生活了几个月。

如果事情能够由我自己决定，我不知道我是否有勇气回去；但是我看见我周围的小圈子渐渐人去楼空；德·阿格索夫人提议带我回巴黎，我听从了。普鲁士公使为我弄了一本护照，上面的名字是拉萨涅，纳夫夏泰尔邦居民；迪洛兄弟中断《基督教真谛》的印刷，将印好的书页交给我。我从《纳奇兹人》中抽出《阿达拉》和《勒内》的轮廓；我将剩下的书稿装进箱子，叫我在伦敦的房东保管，随后我就同德·阿格索夫人一道启程前往多佛尔：兰得赛夫人在加莱等我们。

一八○○年，我就这样离开英国。我当时的心情同我在一八二二年写这本回忆录时的心情是不同的。我从我的流亡地带回的只是悔恨和幻想；今天我头脑里塞满了野心、政治、荣华、宫廷的场面，而这些东西与我的本性是格格不入的。我此刻的生活当中堆积了多少事件呀!人啊，过去吧，过去吧；快轮到我了。至今，我仅仅向你们展示我的三分之一的生活；如果说我忍受的痛苦曾经影响我的春天的晴朗，现在我进入更加成熟的年龄，《勒内》的幼苗将长高，另一种苦涩将混杂在我的故事当中!关于我的祖国、它的革命，我已经描绘了它们的近景，但是谈到它们的时候，谈到帝国和我看见倒下的那个巨人的时候，谈到我积极参与的、今天是光荣的、但我只能透过我说不出的某种阴郁的云雾瞥见的王朝复辟时期的时候，我还有多少话要说!

写到一八○○年春天为止的这一卷结束了。我的头一个生涯到头了，面前展现的是我的作家生涯；我从一个自在的人，要变成一个抛头露面的人；我走出纯洁的孤独和清静的庇护所，步人人世肮脏和喧闹的十字路口；灿烂的阳光将照亮我的充满幻想的生活，光明将进入黑暗的王国。我带着感动的心情，朝这些包含我的逝去岁月的书瞥了一眼；我仿佛向我的祖屋永诀；我离开我青年时代的思想、梦幻，就像离开我留在故乡而且不会再见面的姐妹，情人。

从多佛尔渡海到加莱，我们用了四个小时。我用一个外国人的名字潜回我的祖国：以瑞士人的默默无闻和我自己的默默无闻作为双重的掩护，我同新世纪一道走近法国。

一八三六年

于迪耶普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迪耶普小住——两个社交圈子

你们知道，我写这本回忆录的过程中曾经多次改变住地；我常常描写这些我住过的地方，谈这些地方在我身上唤起的感情，描写我经历的事件，这样，将我的思想和我的流动的家的历史同我的一生的历史交错在一起。

你们知道我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今天上午，我在迪耶普古堡后的峭壁上散步时，远远看见通向峭壁的暗门，穿过一座搭在壕沟上的桥就可以到那里。德·隆格维尔夫人①就是从那里逃走，躲避奥地利王后安娜的追捕的。她偷偷在勒阿弗尔登船，在鹿特丹上岸，然后到斯特内找德·迪雷纳元帅。大统帅的名声不再是洁白无瑕的，而流亡的善谑夫人对那个罪人并不十分友好。

①德·隆格维尔夫人(Madame de Longueville，一六一九—一六七九)：大孔代王子的姐姐，在投石党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与朗布耶宫、凡尔赛王权、巴黎市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德·隆格维尔夫人，对《格言》的作者萌生了感情，而且尽量对他一片忠心。后者是靠德·拉斐特夫人和德·塞维涅夫人的友谊、拉封丹的诗句和格林威尔夫人的爱情，而不是靠他的思想生活的：这就是人们所讲的对名人的眷念。

临终前的德·孔代夫人对德·布里埃内夫人说：“我亲爱的朋友，把你所见的关于我的情况告诉那个在斯特内的苦命人吧，让她学会死。”话说得挺漂亮。但是公主忘记了，她本人曾经是亨利四世所爱恋的人，她被她丈夫带到布鲁塞尔时，她曾经出走，想去同贝阿尔纳见面，“半夜从窗口逃出，然后骑马跑了三四十里地”；那时她是一个十七岁的可怜女孩。

从峭壁上下来之后，我站在通往巴黎的马路上；一出城，马路很快变得越来越陡峭。右边，在逐渐升高的河岸上，高耸着墓园的墙壁；沿着墙壁架着搓绳的纺车。两个制绳工匠并排向后倒退，左右摇摆，一齐小声唱着歌。我竖耳倾听；他们正在唱《老下士班长》中的一段：这是美丽的政治谎言，它使我们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

那里，谁在哭泣，张望?

嗯!是鼓手的寡妇……

两人唱着叠句：“行进中的新兵呀，别哭泣吧……往前走吧，往前走。”歌声是如此慷慨，如此激动人心，我忍不住流下眼泪。他们自己踏着步，摇着纱，似乎在纺着老下士班长的临终一刻。两个水手望着大海，为一名死去的士兵唱挽歌，这证明贝朗瑞①享有特殊的声誉，但我说不清这种声誉意味什么。

①贝朗瑞(Beranger，一七八○—一八五七)：著名的法国民间诗人和歌手。

峭壁令我想起君主的伟大，大路令我想起平民的声誉。我头脑里将处于社会两个极端的这两种人作比较；我扪心自问，我更喜欢我自己属于这两个时代中的哪一个呢?当现实同过去一样消失的时候，这两种声名中哪一个更吸引后代呢?

可是，如果说事实是一切，如果说声名的价值在历史上不能同事件的价值相提并论，那么，在我的时代同从亨利四世去世到马萨林去世之间逝去的时代之间，差别是多么大呀!同吞噬旧世界、而且因为它在它之后既没有留下旧社会、也没有留下新社会、可能自己也会死去的这场革命相比，一六四八年的动乱算得了什么呢?我在我的《回忆录》中，不是描绘过一些比德·拉罗什福尔公爵讲述的场面重要得多的画面吗?就在迪耶普，与德·贝里公爵夫人相比，巴黎崇拜的萎靡和淫荡的偶像算得了什么呢?过去向大海宣布国王的遗孀临幸的炮声今天不再鸣响；海边，硝烟的谄媚只留下浪涛的呜咽。

波旁家族的两个女儿，安娜·热纳维埃夫和玛丽·卡罗利娜，退出了舞台；歌唱平民诗人写的歌曲的两位水手将撒手人寰；我已经离开迪耶普：那是另一个我，逝去的早年岁月的我，曾经在那里居住，因为我们的岁月在我们之前就死了。在这里，你们曾经看见我在纳瓦尔团当少尉，在卵石上训练新兵；后来在拿破仑统治下，你们在那里又看见我流亡；你们将来还会在那里看见我，当七月事件的日子突然降临在我面前的时候。现在我也在这里；我在此重新提起笔，继续写我的忏悔录。

为了我们互相通气，了解我的《回忆录》的进展情况是有益的。

我的《回忆录》写到哪里了?

我的做法同所有从事伟大工程的人的做法一样：我首先搭起两端的楼阁，然后搬动脚手架并将它们在别的地方重新架好，我为中间的建筑物垒起石头和水泥；要用好几个世纪才能建好一座哥特式教堂。如果上天假我以时光，我将用好多年时间完成这座建筑物；建筑师是同一个人，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年岁增长了。而且，在一个磨损的物质外壳里面，完整保存他的精神生命是一种苦刑。圣奥古斯丁①公爵感到他的泥土在崩塌，于是对上帝说：“请你庇护我的灵魂吧!”而他对人们说：“如果你们通过这本书认识我，请你们为我祈祷。”

①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三五四—四三○)：古代拉丁教会圣师。

我这本《回忆录》从开始记述到现在，时间跨越了三十六年。过去，这对于我曾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题材；而今天，当我交谈的对象不再是活人的时候，当现在的问题是要到永恒中去唤醒冰凉的塑像、下降到坟墓中同生命游戏的时候，我怎么能够保持热情，继续我的叙述?我自己不也几乎死了吗?我的观点不是改变了吗?我仍然以同样的观点观察事物吗?在世人眼中，如同在我自己眼中一样，那些曾经令我惴惴不安的与个人有关的事件，连同那些普遍的或非常的事件，不是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吗?任何生涯漫长的人，都感觉他的生命日益冷却；前一天还趣味盎然的事情第二天就变得索然无味。当我在记忆中搜寻的时候，有些名字，甚至大人物的名字，我也记不起来了；然而，它们曾经令我激动：健忘和容易被人遗忘的人是多么虚荣呀!面对梦想、爱情，呼唤它们回来是徒然的，只有用金树枝才能打开亡灵的冥府，而采摘这样的树枝需要年轻的手。

一八三六年

于迪耶普

一八○○年——法兰西的面貌——我到达巴黎

由于八年来我一直被禁锢在英国，只看见英国人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同欧洲其他地方是非常不同的，尤其在那个时候。一八○○年春天，随着多佛尔开出的邮轮渐渐驶近加莱，我凝望着眼前的海岸。我对我的国家的贫穷感到吃惊：港内只看见几根桅杆；一群穿短上衣、戴布帽的人沿着防波堤朝我们走过来：尚未看见欧洲的胜利者，就先听见他们木鞋的哒哒声。当我们的船沿防波堤泊好后，宪兵和海关官员跳上甲板，检查我们的行李和护照。在法国，人永远是可疑的，在日常生活中或在职业生活中，我们远远看见的头一样东西，是三角帽或刺刀。

兰得赛夫人在客栈里等候我们。次日，德·阿格索夫人、她的一位亲戚和我，启程前往巴黎。路上，几乎看不到人。黝黑或褐色皮肤的妇女光着脚，光着头或者头上包一条手巾，在地里劳作：人们很可能以为她们是奴隶。这片土地上，女人挥动镢头，男人侍弄火枪，这个景象颇令我吃惊。看来战火曾经殃及这些村庄，它们满目疮痍，颓垣断壁，到处是泥土或灰尘，粪便和瓦砾。

路两边，看得见毁坏的城堡；高大的树木被铲平了，只剩下用树干锯成的方木，孩子们在木头上嬉戏。我们看见围墙有缺口，教堂废弃了，而死人被人从里面抬出来，钟楼没有钟，墓地没有十字架，圣像在他们的壁龛里遭到亵渎，头颅被砍下。墙壁上涂写着已经过时的共和党人的口号：“平等、自由、博爱，或者死”。有时，人们试图将“死”字抹掉，但黑色或红色的字迹在一层石灰底下仍然依稀可辨。这个民族过去似乎曾经面临瓦解，却开创了一个新世界，好像人们走出了野蛮的黑夜和中世纪的毁灭。

接近首都时，在埃古安和巴黎之间，榆树并没有被砍倒；这些在英国土地上看不到的美丽的林阴道令我惊喜。同从前我见到的美洲森林一样，法兰西对于我是新鲜的。圣德尼教堂的屋顶被掀掉了，窗子破碎了，雨水飘进变成绿色的殿堂，不再看见坟墓的踪影：我以后在那里见过路易十六的骸骨，哥萨克人，德·贝里公爵的棺材和路易十八的灵柩台。

奥古斯特·德·拉穆瓦翁来迎接兰得赛夫人：他的华丽马车同我从加莱过来一路所见酌笨重大车、瘦马拉的又破又烂的驿车形成鲜明对比。兰得赛夫人住在特而内街。车停下，让我下去；我穿过田野，进入我的女主人家中。我在她那里停留二十四小时；我在她家中遇见一位名叫拉萨尔的高大和肥胖的男人，他帮她处理有关流亡者的事务。她叫人通知封塔纳先生，说我到了；四十八小时之后，封塔纳先生到我住的客栈来找我，客栈就在兰得赛夫人家旁边，是由她安排的。

那是一个星期天。大约下午三时，我们徒步从星门进城。今天，我们无法想象这场革命的过激行动留给欧洲人的印象，尤其对那些恐怖时期不在法国的人。我觉得我真是下地狱去。的确，我曾经目睹刚刚发生的革命；但是，那时人们尚未犯下昭彰的罪行，而我停留在后来发生的事实的阴影之中，就像平静和循规蹈矩的英国社会里所传说的。

由于我用假姓名旅行，而且担心连累我的朋友封塔纳，所以当我进入香榭丽舍大街，听见小提琴、号角、单簧管和鼓齐声奏鸣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我看见男人和女人在小酒馆里跳舞；稍远处，在两丛栗树掩映下，杜伊勒利宫露出它的身影。路易十五广场空无一人；它像一座毁圮的古老的圆形剧场，凄清而荒凉；我听不见抱怨声，对此我十分纳闷；我害怕涉足一泓痕迹已干的血潭；我久久凝望那一片曾经竖立死亡机器的天空；我仿佛看见我的哥哥和嫂嫂，他们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衣，被绑在血腥的机器旁边：那是路易十六被砍头的地点。尽管街头一片欢快景象，教堂的钟楼是沉寂的；我仿佛在一个无限痛苦的日子——耶稣受难日——归来。

封塔纳先生住在圣罗克教堂旁边的圣奥诺雷街。他把我带到他家中，把我介绍给他妻子，然后引我到他的朋友儒贝尔家，我被临时安顿在那里：人们把我当作一个小有名气的旅人接待。

第二天，我到警察局去，以拉萨涅的名义，将我的外国护照押在那里，领取了我在巴黎的居留证，而且这张居留证每个月要去办理延期。几天后，我在圣父街旁边的里尔街，租了一个位于中二楼的房间。

我带来了《基督教真谛》和在伦敦印刷的这部作品的头几页。人们将我介绍给马涅雷先生。他是一位很有尊严的人，他同意恢复中断的印刷，而且向我预付了一点钱，让我能够维持生活。无人知道《基督教真谛》这部作品，尽管勒米埃尔在他的信中对我讲过那番话。我发现了老哲学家德利尔，他刚刚发表《献给上帝的回忆录》；我去拜访然格内。他住在“善良的拉封丹”旅店附近的格雷内尔—圣日耳曼街。他的门房上还写着：“此地人们以公民的称号为荣，并以‘你’相称。请关门。”我上楼。然格内好半天才认出我，他以傲慢的口气同我谈论他目前的情况和过去。我唯唯地退出了，未曾试图建立这种太不相称的联系。

我心中对英国始终抱有怀念之情；我长期生活在这个国家，甚至接受了当地的生活习惯。对于我们的肮脏的房屋、楼梯、桌子，对于我们的不卫生的习惯，对于我们的喧嚣，对于我们的不拘礼仪，对于我们的不得体的闲聊，我无法适应。从行为方式、趣味上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从思想上说，我已经是英国人了；因为，像人们所说的，如果说拜伦勋爵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多少受《勒内》的启发的话，英国八年的生活，再加上此前的美洲之行，用英语说话、写作、甚至思考的长期习惯必然影响我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是，我逐渐领略我们特有的社交习惯，这种令人喜悦的、容易做到的、敏捷的思想交流，这种傲慢和偏见的荡然无存，这种对财富和声名的轻蔑，这种不同等级的拉平，这种令法国社会无与伦比和弥补我们的缺陷的思想平等：人们在我们当中生活了几个月之后，就感觉只能在巴黎生活了。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

一八○○年——我在巴黎的生活

我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埋头工作。休息的时候，我到处走走，熟悉环境。在王宫中央，竞技场填平了；再看不见卡米耶·德穆兰在众人当中高谈阔论；再看不见那些在礼服商人和哥利本僧祭司①达维德引导下，游来逛去的妓女队伍，理智女神的未婚伴侣。在每条小街出口，在走廊下，到处看得到吆喝着兜售新奇玩艺的人，皮影戏，西洋镜，健身表演，怪兽。虽然砍了那么多脑袋，仍然还有闲人。从“商人宫”的地窖里，传来音乐声，伴随着大鼓的轰鸣：也许住在那里的正是我寻找的、时势造就的巨人。我走下地窖，坐在喝啤酒的观众当中，人头涌涌的地下舞会正在进行。一个矮驼子，站在一张桌子上拉小提琴，唱一首歌颂拿破仑的歌曲，歌词最后两句是这样的：

①哥利本僧(coryhante)：古希腊自然女神库柏勒(Cybele)的祭司。

以他的德行，以他的魅力，

他做他们的父亲当之无愧!

歌唱完之后，有人赏他一个苏。这就是支持亚力山大和拿破仑的这群人的实质。

我参观那些我早年曾经带着幻想漫游过的地点。在我从前去过的修道院里，俱乐部成员在修道士之后，也被撵走。在卢森堡公园后面散步的时候，我信步走到查尔特勒修道院；建筑物快拆光了。

胜利广场和旺多姆广场在为那位伟大国王不见踪影的雕像哭泣；嘉布遣会女修院被洗劫一空，隐修院变成罗贝尔松的放映场②。在科而得利修道院，我要求参观该修院的哥特式殿堂，但未得到允许；当年我在那里见过崭露头角的马拉和丹东。在德亚底安修会旁的河岸上，修士的教堂变成咖啡馆和表演走钢丝绳的剧场。门口，一幅彩色图画上画着一些走钢丝绳的杂技演员，而且用大字写着：“免费演出”。我同人群一道走进这个凶险的洞窟。我刚坐下，手上搭着抹布的侍者就走过来，大声叫道：“请用饮料，先生们!请用饮料!”我不等他重复，就在众人的哄笑声中狼狈逃窜了，因为我没有钱“用饮料”。

②指比利时人罗贝尔松改进的一种幻灯。

社会的变化

这场革命分成截然不同的三个部分：共和国，帝国和复辟王朝。这三个不同的世界都实现了，但它们之间似乎相隔了几个世纪。这三个世界中的每一个都遵循明确的原则：共和国的原则是平等，帝国的原则是力量，复辟王朝的原则是自由。共和时期是最有特点和影响最大的时期，因为它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从来未曾见过，而且人们永远不会再看见那种道德混乱所产生的实际上的秩序，民众政府下出现的统一，取代法律和以人类的名义运作的断头台。

一八○一年，我目睹第二次社会变革。那种混乱是匪夷所思的：通过大家约定的乔装打扮，许多人变成另一个人：每个人脖子上挂着自己入伍时的化名或假名，就像狂欢节上的威尼斯人，手里拿着一个小面具，以警示别人他们是带着面具的。这位被视为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另一位装成普鲁士人或荷兰人，而我是瑞士人。母亲装扮成她儿子的姑妈，父亲装扮成儿子的舅舅；地主变成管理员。另一方面，这种混乱使我想起一七八九年的运动，那时僧侣和教士走出他们的隐修院，旧社会正在被新社会取代。后者取代前者之后，自己也要被取代。

可是，有条理的新世界开始重新出现；人们纷纷离开咖啡馆和街道，回到自己家里；人们重新将残剩的家人聚拢来；人们收集剩下的财产重组家业，好像战斗之后清点人数，统计损失。剩下的完好的教堂重新开放：我有幸在教堂门口吹喇叭。人们区分正在引退的老共和党人的一代，正在前进的帝国的一代。征用的将军们一副穷酸相，语言粗暴，表情严肃，他们身经百战，结果只得到身上的伤痕和褴褛的衣服，而同他们交错而过的三执政政府的军队的军官们身上金光闪闪。归来的流亡者同杀害他们亲人的杀人犯平静地交谈。所有看门人--C故的罗伯斯庇尔的坚定支持者，都怀念路易十五广场的表演；人们过去在那里砍妇女的头。那些女人的脖子，我住的里尔街那栋房子的门房对我说，“同鸡肉一样白”。九月屠杀的参与者改换了姓名和住址，变成马路边卖炸苹果的小贩；但是，他们常常被迫逃窜，因为人们认出他们，将他们的摊子掀翻，威胁揍死他们。那些发了财的革命党开始搬进日耳曼区被人出卖的大公馆。雅各宾派正在变成男爵和伯爵，他们口口声声讲的是一七九三年的恐怖，惩罚无产者和镇压下等人的必要性。波拿巴将布鲁图①和斯高沃阿尔们安排在警察局，准备用丝带将他们装扮起来，用头衔玷污他们，强迫他们背叛他们的观点，并且使他们的罪行蒙羞。在这一切当中，在腥风血雨中出生的坚强的一代正在成长，他们站出来，一心想让外国人流血。共和党人正在逐渐变成帝制主义者，所有人的专制变成一个人的独裁。

①布鲁图(Brutus，公元前八五—前四二)：公元前四四年三月，刺死罗马独裁者朱乌斯·凯撒的密谋集团的领袖。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我经历的一八○一年——《信使报》——《阿达拉》

我在对《基督教真谛》进行增删、修改润色的同时，不得不做一些其他工作。封塔纳先生那时负责编《法兰西信使报》，他建议我为该报写一些文章。这种战斗并不是没有危险的：人们只能通过文学达到政治，而波拿巴的警察敏感得很。一个特殊情况妨碍我睡眠，但另一方面使我的工作时间延长，给我提供更多时间。我买了两只斑鸠，它们整天咕咕叫个不停：我没有办法，晚上将它们关在一只小旅行箱里，但它们因此叫得更欢了。我在被吵得无法入眠的时候，想到在《信使报》上给斯塔尔夫人写封信。这个玩笑使我不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我的两卷《革命论》未能做到的事情，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做到了。我开始崭露头角。

首次成功似乎预告了接踵而来的胜利。我在忙于修改《阿达拉》(同《勒内》一样，是包含在《基督教真谛》中的插曲)的清样时，突然发现有些页找不到了。我害怕了：我以为有人偷我的小说，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因为没有人相信我值得偷。无论如何，我决定单独出版《阿达拉》，我在写给《论战报》和《政论家报》的信中，宣布了我这个决定。

我在公开发表这部作品之前，先拿去给封塔纳先生看。在伦敦，他已经看过手稿的片断了。当他读到奥布里神甫在阿达拉临终时在病榻前讲的那段话时，突然用严厉的声调对我说：“这不真实；写得不好，重写这一段吧!”我沮丧地退了出来；我觉得自己无法写得更好。我想将一切付之一炬；从晚上八点到十一点，我呆在我的房间里，坐在桌子前面，头伏在盖住稿件的摊开的双手上。我恨封塔纳，我恨自己，我甚至打算放弃了，因为我实在太泄气。将近午夜的时候，斑鸠的叫声传到我耳朵里。由于两只鸟被囚禁，叫声变弱了，但更加凄凉：我恢复了灵感。我一口气将神甫的讲话重写了一遍，没有停顿，没有涂改，以后原文照发，一直到今天一字未改。第二天上午，我的心跳动着，拿去给封塔纳看。他叫道：“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跟你说过，你可以写得更好一些么!”

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是从《阿达拉》出版开始的。我不再自在自为地生活，我的公众生涯开始了。在经历了这么多军事胜利之后，一个文学上的成功显得是奇迹；人们对此期待已久。这部作品的新奇更增加群众的惊讶。在帝国的古典派文学当中，在这个看见就令人厌烦的改头换面的旧文学当中，从天而降临的《阿达拉》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学作品。人们不知道应该将它视为“畸形的怪物”还是“美人”。它是戈尔工①还是维拉斯?院士们聚集在一起，旁征博引，研究它的性别和性质，就像他们对《基督教真谛》所作的那样。旧世纪拒绝它，新世纪欢迎它。

①戈尔工(Gorgone)：希腊神话中的怪物。

阿达拉大受欢迎，甚至同布兰维利埃一道，进入库尔提乌斯②的人物群像之中。运货马车车夫住的客栈贴上了印有夏克达斯、奥布里神甫和希马岗的女儿的红色、蓝色和绿色版画。河岸上摆的木书箱里，陈列着我创造的人物的蜡像，好像集市上摆的圣母和圣徒的画像。在林荫大道一间剧场的舞台上，我看见我的女野人头上插着鸡毛，与一个同类的男野人大谈“孤独的灵魂”，让我窘得直冒汗。游艺场上演一出戏，剧中一位少女和一个男青年离开他们寄宿的公寓，乘车到一座小城去结婚；由于他们下车日寸——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满口讲的是鳄鱼、鹳和森林，他们的父母以为他们在发癫。滑稽模仿、漫画、讥笑铺天盖地向我袭来。为了使我难堪，莫尔莱教士叫他的女仆坐在他膝盖上，但无法将处女的脚抱在怀里，就像夏克达斯在暴风中抱住阿达拉的脚一样：如果安茹街的夏克达斯被画成这副模样，我是会原谅他的批评的。

②库尔提乌斯(Curtius)：德国人，在巴黎开设了两间蜡像馆。

这一切的结果是，我一露面就引起轰动。我成了一个大红人。我觉得晕头转向了：我从前不知道自尊的乐趣，而我因此陶醉了。我爱荣耀像爱女人，像爱初恋。然而，由于我生性胆怯，我的恐慌同我的热情同样强烈：我入伍，但不敢上战场。我天生腼腆，对我的才能始终抱有怀疑，令我在胜利中谦卑。我躲避我的光彩；我躲到一边去散步，试图扑灭我头上的光环。傍晚，我将帽子压下，盖住眼睛，以免别人认出我这个伟人。我到咖啡馆去，偷偷读那些不知名小报对我的颂扬。面对我的名声，在那条曾经令我分外痛苦的去王宫的路上，我一直散步到夏约宫消防队驻地。虽然有这些新荣誉，我并不感到更自在些。当我这个不同凡响者花三十苏到拉丁区吃晚饭的时候，由于认为别人在看自己，咽呛了。我端详自己，对自己说：“瞧，你这个非同一般的创造物，像别的男人一样狼吞虎咽!”在香榭里舍大街，有一间我特别喜欢的咖啡馆，因为店内墙壁上挂着一个关着几只夜莺的鸟笼；卢梭太太是咖啡馆的老板，她见过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将近晚上十时，有人给我送来一杯咖啡，在五只或六只唱歌的夜莺陪伴下，我在《小告示报》上寻找有关《阿达拉》的文章。唉，不久，可怜的卢梭太太就去世了；我、夜莺和唱“爱是美好的习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印度女人组成的社交圈子，只维持了很短时间。

如果说成功未能延长我的愚蠢的自恋的话，却带来另一种危险；这种危险随着《基督教真谛》发行和我因为当甘公爵被害而辞职增加了。那时，许多人簇拥在我周围，其中有因为读小说而哭泣的年轻女人，成群的基督教徒，还有另外一些热情而高贵的人，光彩的行为令他们冲动。十三四岁的少年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对你的要求，他们着迷似的，将你的形象同传奇、花边和花朵的世界混同。卢梭说过，在他的《新爱洛伊丝》出版时，收到许多表白爱情的信件，一些女人向作者自荐；我不知道人们是否会将帝国对我拱手相让，但我知道我当时被一大堆洒了香水的信件淹没。如果这些信今天不是祖母们的手迹，我不会以适当的谦虚态度重提这些事而不感到尴尬的：人们为了得到我的手迹相互争吵，人们收藏我写的信封，红着脸，垂下头，在长长的秀发底下，将信藏起来。我没有被宠坏，这说明我的本性是好的。

出于真心实意的礼貌或者无法理解的懦弱，我有时甚至相信，我有义务到这些写信恭维我但从未谋面的太太们家去登门致谢。一天，在一栋房子的五楼，我看见一位在母亲护佑下的极可爱的女子，但我以后没有再跨进她们的门槛。一位波兰女人在她雅致的客厅里等候我；她是女奴和瓦尔基丽的混合，像一朵盛开的雪莲花，或者像欧石南，在花神的其他花朵尚未到来或已经过去时取代它们。不同年龄和不同容貌的女人的合唱班是我从前的女精灵的再现。由于到那时为止，除了一次认真的眷恋，我从未被人追求和引人注目，这一切对我的虚荣心和我的感情产生的双重影响，可能更加可怕。然而，我要说：虽然我滥用一时的错觉是容易的，但通过宗教的纯洁道路达到享乐是我诚挚的本性无法接受的：因为《基督教真谛》被人爱!因为《临终涂油礼》、《亡人的节日》被人爱!我永远不会成为这种可耻的伪君子。

我结识了一位名为维嘎鲁的普罗旺斯医生；他已经到了欢娱之日所剩无多的年龄，但他对我说，他丝毫不惋惜这样浪费时光。如果时光给他带来幸福的话，他会坦然地走向死亡，而且他希望将死亡变成他的最后乐趣。可是，我目睹他临终时流下可悲的眼泪；他无法对我掩饰他的哀伤之情；但为时已晚：他的满头白发也不能掩盖他的眼泪。在离开人世的时候，只有不信神者是真正不幸的：对于没有信仰的人，生命的可怕之处是它令人感到虚无：如果人们未曾降临人世，就不会有死亡的恐惧：无神论者的一生是一道可怕的闪电，它只是让人发现深渊。

伟大和慈悲的上帝呀!你将我们扔到世界上，不是为了大可不必的悲哀和可怜的幸福!我们的不可避免的醒悟告诉我们，我们的命运是更加崇高的。无论我们有什么过错，如果我们保留一个严肃的心灵，并且在我们的懦弱中想到你，你会慈悲为怀，解放我们，我们将被送到那个永远眷恋的国度!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

我经历的一八○一年——德·博蒙夫人：她的社交圈子

不久，我由于作家的虚荣心而受到惩罚，那是最可恶的惩罚，如果不是最愚蠢的惩罚的话。我曾经以为可以悄悄地享受作为崇高天才的满足心理，但不必像今天那样借助一绺与众不同的胡子或一身奇装异服，而只是保持正派人的穿着、仅仅以才气出众：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的骄傲理应受到惩罚；惩罚来自我被迫认识的政界人物：声名是以灵魂为代价取得的特权。

封塔纳先生同巴兹奥希夫人①有交往。他将我介绍给波拿巴的妹妹，不久又介绍给首席执政官的弟弟吕西安。后者在桑利(勒普莱西)附近有一座别墅，我被邀请去那里吃晚饭。这座古堡过去属于德·贝尼斯主教。在吕西安的花园里有他前妻的坟墓；这位夫人有一半德国血统和一半西班牙血统，是诗人主教留下的纪念物。给用铲子挖掘的小溪提供营养的仙女是一头汲井水的骡子：那是波拿巴帝国的所有河流的发源地。人们设法从流亡者名单中删掉我的名字：大家对我已经以夏多布里昂相称，我也毫无忌讳，忘记我的名字应该是拉萨涅。一些流亡者找上门来了，其中有博纳尔先生和谢纳多莱先生。克里斯蒂昂·德·拉穆瓦翁，我伦敦流亡期间的伙伴，将我带到雷卡米埃夫人家中：她和我之间的帷幕突然降下了。

①拿破仑的妹妹。

我流亡归来后，在我生活中德·博蒙伯爵夫人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她一年当中有一部分时间住在帕西城堡，城堡位于儒贝尔先生避暑的伊冯娜—索尔—维尔纳韦附近。博蒙夫人回到巴黎，想认识我。

为了使我的生命成为一连串遗憾，在我的公众生活开始时，上帝安排的头一个善意接待我的人也是头一个死去的人。德·博蒙夫人走在那些在我之前死去的女人前头。我最遥远的记忆建立在骨灰上，从棺材到棺材，它们不断坠落；我像印度的博学者为死者祈祷，一直到我的念珠上的花朵凋谢。

德·博蒙夫人的父亲是阿尔芒·马克·德·圣埃兰，德·蒙莫兰伯爵，前法国驻马德里大使，布列塔尼驻军司令，一七八九年贵族议会议员，路易十六时期担任外交部长而且颇受国王赏识。他死在断头台上，在他之后，他的一些亲人也被处死。

从相貌看，说德·博蒙夫人美丽不如说她其貌不扬；勒布伦夫人为她画的像很真实。她的脸是瘦削而苍白的；如果不是一种不寻常的温柔使她的目光显得黯淡的话，她那双杏眼本来会炯炯有神的，犹如一道光线穿过晶莹的水变得温柔一样。她性格中的强硬和急躁来自她性格的力量和她身体上的痛苦①。她心灵崇高，勇气过人，生来适于社交生活，但她由于自己的选择和不幸，从中退出了；可是，当朋友在门外呼唤这个孤独的才女出来的时候，她会来到你面前，并且对你讲一些天上才有的话语。由于德·博蒙夫人极度虚弱，她讲话很慢，而这种缓慢是动人的；我在她躲避人世的时候才认识她；她已经受到死亡的威胁，我努力安慰她。我在新卢森堡公园街附近的埃丹贝旅店住下来。德·博蒙夫人在这条街上有一套房子，面对司法部的花园。每天晚上，我同她的朋友和我的朋友到她那里去，都是文学界和政界有地位的人：德·巴纳尔先生，莫莱先生，帕斯埃先生，谢纳多莱先生。

①她患肺结核病。

儒贝尔先生是一个满身怪癖、风格奇特的人，认识他的人永远想念他。他对别人的思想和心灵有非凡的吸引力，他一旦攫取你，他的形象就无法摆脱。他的最大愿望是冷静，但没有谁像他那样躁动不安。他力图控制自己，避免他认为有害健康的激动，但是他的朋友们总是扰乱他的健身原则，因为他不能禁止自己因为他们的悲哀和快乐而激动。他是一个只考虑别人的利己主义者。为了恢复体力，他觉得有必要闭目养神，几个钟头一言不发。上帝才知道，在这些他强加给自己的沉静和休息中，他内心是怎样动荡不安。儒贝尔先生三天两头改变他的禁食和节食制度，今天只喝奶，另一天只吃肉末，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奔走颠簸，或在最平整的林阴道上徐行。他读书时，将书中那些他不满意的书页撕下来；结果，他的书架上尽放一些松松垮垮的空书壳。

他是一个深沉的形而上学者，他的哲学通过他特有的方法，变成图画或诗歌；他是一位具有拉封丹的心灵的柏拉图，他追求完美，结果什么也做不成。在他死后留存的手稿里，他说：“我是一个风动琴；只能奏出几个美丽的乐音，但成不了曲调。”维克多·德·夏特内认为，“他的灵魂似乎偶然碰到一个躯体，而躯体极力摆脱它。”这是一个俏皮但符合事实的评价。

我们嘲笑封塔纳先生的敌人，他们想将他描绘成一个老练而不动声色的政治家。其实，他只是一个坦率和容易发怒的诗人，他容易恼羞成怒，他无法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不能采纳别人的观点。他的朋友儒贝尔的文学原则并非他自己遵循的原则：儒贝尔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作家身上都看见某种好东西；相反，封塔纳憎恶这种或那种学说，不愿意听别人提起某些作者的名字。他是现代写作原则的死敌：他认为，在读者眼皮下展开具体的情节、罪行或带绳索的绞架，是非常可笑的；他认为，人们只应在诗意盎然的环境下看见事物，就像在一个玻璃罩下一样。他认为，一眼望穿的痛苦只是罗马竞技场或沙滩广场的感觉；他只能理解因为赞美变得崇高、而且用艺术方法变成“可爱的怜悯”的悲剧感情。我向他举希腊花瓶为例：在这些花瓶的装饰图案中，可以看见阿喀琉斯的战车拖着赫克托耳的尸体，而空中飞着的小人代表帕特洛克罗斯的身影，她因为儿子忒提斯被报仇雪恨而感到欣慰。“什么!儒贝尔，”封塔纳叫道，“你对缪斯的这个花神怎么看?这些希腊人多么崇敬灵魂呀!”儒贝尔觉得自己受到攻击，讽刺封塔纳自相矛盾，责怪他对我宽容。

这种滑稽可笑的争吵常常发生，而且没完没了。我还住在路易十五广场德·库瓦斯兰夫人公馆楼上的时候，一天晚上十一时半，封塔纳怒气冲冲，爬八十四级楼梯来找我。他用手杖敲着地面，阐述他没有讲完的论点。此次涉及的是皮卡尔：他那时认为皮卡尔远在莫里哀之上。那些话他可能不愿意白纸黑字写出来：说话和写文章时，封塔纳是两个不同的人。

我愿意在此重复说，是封塔纳先生鼓励我进行最初的尝试：是他预言《基督教真谛》会成功；他的缪斯充满献身精神，在我的缪斯匆匆走上的新路上引导她；他教会我以采光方式掩饰物体的丑陋；是他教会我让我的浪漫主义人物讲古典语言。从前，有一些趣味保守的人，就像守护赫斯珀里得斯花园里的金苹果的龙；只是当年轻一代能够碰到苹果而不损坏它的时候，龙才让他们进入花园。

我的朋友的作品以怡人的流畅吸引你；读起来有心旷神怡之感，仿佛进入一个一切都令人着迷、没有令人不快之处的和谐的境地。封塔纳先生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没有谁比这位大师更加相信下面这句精辟的谚语：“要快，但不要着急。”今天，人们只顾拼命赶路，以为快就是一切，他对此不知会作何感想?封塔纳先生宁愿按照舒缓的节奏旅行。你们知道，在我重返伦敦时，关于他我讲过什么话；我那时表达的遗憾我在此处应该予以重复：生活不断迫使我们提前或在回忆中哭泣。

德·波纳尔先生①思想灵活；人们把他比作天才；他在孔代军队里，在黑森林中，思考了他的形而上学策略，像耶拿和库丁格的那些老师一样，他们走在他们的学生前面，为德意志的自由牺牲自己。尽管他在路易十六手下当过火枪手，但他是主张革新的；他把古人当作政治和文学方面的儿童；他首先使用现在流行的妄自尊大的语言，认为国民教育部部长“还不够成熟，无法理解这一点”。

①德·波纳尔(Louis de Boned，一七五四—一八四○)：绝对主义的空论家。无论在宗教问题或政治问题上与夏多布里昂的分歧很大。

谢诺多莱①有知识，有才能；但他的才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他非常忧郁，甚至自称乌鸦。他从我的作品中剽窃一些东西。我们之间达成协议：我将我的天空、气体、云彩让给他；而他同意把我的微风、浪涛和森林留给我。

①榭诺多莱(Vhenedolle，一七六九—一八三三)：法国诗人和大学教师。

我现在谈的只是我的文学朋友；至于我的政治朋友，我不知道是否要同你们谈论他们：一些原则和一些演说造成我们之间的深渊!

奥卡尔夫人和德·万蒂米尔夫人，参加新卢森堡公园路的聚会。德·万蒂米尔夫人是旧式女人，这样的人如今所剩无几；她经常涉足社交界，为我们带来那里的新闻：我问她人们是否还在“建造城市”。细小的丑闻遭到辛辣的讽刺，虽然无伤大雅，但使我们更好体会我们的安全的价值。德，万蒂米尔夫人和她的妹妹曾经被拉阿尔佩赞美过。她的语言是谨慎的，性格是含蓄的，思想是成熟的：她曾经同德·谢弗勒兹夫人、德·隆格维尔夫人、德·瓦利埃夫人、曼特农夫人、若奥弗兰夫人和德芳夫人一道生活。她曾经融人一个由不同思想和不同价值观的人构成的社交圈子，而这种丰富多样正是这个圈子的乐趣。

奥卡尔夫人被德·博蒙夫人的弟弟深深地爱上了，一直到他走上断头台，他心中一直牵挂着她，就像奥比雅克在被绞死之前，还吻着他保留的马格丽特·德·瓦卢瓦夫人的海蓝色天鹅绒手笼。现在，在任何地方，在同一个屋顶下，不可能聚集这么多属于不同阶层和不同命运的杰出人物，这样无所不谈：朴素的语言并非来自匮乏，而是有意的选择。这可能是最后一群闪烁旧法兰西精神的人。在新一代法国人当中，再也看不到这种彬彬有礼，那是长期教育的结果，并且从旷日持久的习惯变成性格特征。这群人现在怎么样了?你们订出计划吧，将你们的朋友聚集起来吧，为的是准备永恒的丧事!德·博蒙夫人不在了，儒贝尔不在了，谢诺多莱不在了，万蒂米尔夫人不在了。从前，收葡萄的时候，我到维尔纳韦去看望儒贝尔；我同他一道在荣纳的山坡上散步；他在矮树林中采摘红鹅膏，采摘菲伊花。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尤其回忆永远离开我们的友人德·博蒙夫人：我们回忆的这些往事从前是我们心中的希望。晚上，我们回到维尔纳韦。维尔纳韦周围是菲利普—奥古斯特时代斑驳的城墙和半毁的塔楼，塔楼上飘逸着从收葡萄者的炉灶中升起的袅袅轻烟。儒贝尔指着远处树林中的砂石小路，对我说他在恐怖时代常常沿着这条小路走，去看他的躲在帕西古堡中的女邻居。

自从我的导师死后，我有四次或五次经过桑斯地区。我从大路上遥望山坡：儒贝尔不再在那里散步了；我认出那些树、田野、葡萄园和我们习惯坐下来休息的石头堆。进入维尔纳韦后，我凝望着空无一人的街道和我的朋友的关闭的房屋。我最后一次经过那里，是在我赴罗马大使馆就任途中。啊，如果他在家中，我会带他去瞻仰德·博蒙夫人的坟墓!上帝很乐意为变成基督教徒的儒贝尔先生打开天上的罗马，它更加适合于他的崇尚精神的灵魂。

在人世，我不会再看见他了：“我不会同他相遇；他不会同我相会。”(《诗篇》①)

①《圣经·旧约》中的一卷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

我经历的一八○一年——萨维尼的夏天

《阿达拉》的成功使我下决心将已经印了两卷的《基督教真谛》写下去，德·博蒙夫人提议，在她在萨维尼租的房屋里给我留一个房间。我同儒贝尔和其他朋友在她的隐居地度过了六个月。

房屋位于面对巴黎方向的村口，被当地人称为“亨利第四之路”的大道从村边经过；村后是种满葡萄的山坡，前面是萨维尼公园，公园深处是一道树木的屏障，一条叫奥热的小河从中穿过。左边是一直延伸到朱维齐泉的维里平原。村子周围有一些山谷，傍晚我们到那里去散步，寻幽探胜。

清晨，我们一块用早餐；早餐后，我关门写作；德·博蒙夫人替我抄一些我需要的引文。在我需要的时候，这位高贵的夫人向我提供住所：没有她提供的幽雅环境，我也许永远不会完成我在逆境中无法完成的作品。

我永远记得我在这个友爱的住宅中度过的几个夜晚：散步回来之后，我们待在果园里，聚集在草地中央一泓流水潺潺的水池旁边。儒贝尔夫人、德·博蒙夫人和我，我们坐在长凳上，儒贝尔夫人的儿子在我们脚下草地上打滚：这孩子现在已经不在了。儒贝尔先生在一条僻静的沙路上散步；两条看门狗和一只猫在我们周围嬉戏；而一群鸽子在屋檐边咕咕叫。在经历八年的穷困潦倒的生活(除了几个转瞬即逝的日子)之后，对于一个刚刚流亡归来的人，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啊!傍晚，我的朋友们通常让我讲我的旅行见闻；我从未像那时那样绘声绘色地描绘新世界。晚上，当客厅的窗子开着的时候，德·博蒙夫人把各种星座指给我看，还说我将来有一天会记得，是她教会我辨识星星的：自从我失去她之后，在离开她的坟墓不太远的地方，在罗马，我多次站在旷野里，在空中寻找她教我认识的星座；我远远看见它们在萨宾山上空闪烁；光芒照耀着台伯河平静的水面。过去，我在萨维尼树林上空看见这些星星的故地，我重新看见它们的地点，我反复无常的命运，一个女人为了让我记得她给我在天空留下的印记，这一切令我心碎。一个终究不免一死的人，出于什么奇迹，竟然同意做他在世上所做的事情呢?

一天傍晚，我们看见一个人偷偷从窗口爬进我们僻静的住所，再从另一个窗口出来：此人是拉博里先生；他在躲避波拿巴的魔爪。不久之后，出现一个痛苦的灵魂，那是同其他灵魂不同的灵魂；她走过的时候，将她的不为人知的痛苦同人类司空见惯的痛苦混杂在一起：那是吕西儿，我的姐姐。

我到达法国之后，写信给我的家人，告诉他们我已经回国。伯爵夫人德·马里尼，我的大姐，头一个来找我；她走错地方，碰见拉萨涅五兄弟，其中最小的一个从补鞋匠的翻板活门底下钻出来，回答她的询问。德·夏多布里昂夫人也来了：她是迷人的，而且具有令我幸福的一切品质；自从我们重聚之后，我在她身边是心满意足的。德·科德伯爵夫人，吕西儿，随后到来。儒贝尔先生和德·博蒙夫人对她十分眷念，而且对她怀有一种温存的怜悯之心。从那时起，她们之间开始通信，一直到这两个女人去世；她们相互钦慕，好像两朵即将凋零的同一种类的花儿。一八○二年九月三十日，吕西儿夫人曾在凡尔赛停留，我收到她一封短信：“我写此信是为了请你替我告诉德·博蒙夫人，感谢她邀请我去萨维尼。我打算两周后去享受这种快乐，除非德·博蒙夫人方面有什么障碍。”科德夫人按时来到萨维尼，就像她所通知的那样。

我对你们说过，我姐姐年轻时是阿尔让蒂埃尔教士会享有教俸的修女，而且准备加人勒米尔蒙教士会，她和布列塔尼议会参事德·马菲拉特尔先生有一段恋情，但她将自己的感情隐藏在心里，这更加重了她天生的忧郁。革命期间，她嫁给德·科德伯爵，但结婚十五个月之后，她就失去丈夫。她深情爱戴的姐姐德·法尔西伯爵夫人的死更增加了她的悲哀。后来，她依恋于我妻子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左右她，但这种关系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因为吕西儿脾气暴躁、专横、缺乏理智，德·夏多布里昂夫人迁就她的任性，暗地帮助她，那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朋友向一个敏感和不那样幸福的朋友提供的帮助。

吕西儿的才气和性格几乎接近让·雅克·卢梭的疯狂；她认为自己遭到隐藏的敌人的算计：她向德·博蒙夫人、儒贝尔先生和我提供假地址，让我们给她写信；她检查封印，试图发现封印是否被破坏。她经常改变住所，既不愿留在我的姐妹们家里，也不愿同我妻子呆在一起；她厌恶她们，而对她一片忠诚的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最终也无法忍受这种变成负担的残酷的眷恋之情。

另一个不幸是吕西儿蒙受的打击：家住维勒的德，谢诺多莱先生到富热尔去看她；不久就谈婚论嫁，但没有成功。我姐姐似乎样样都不顺心，结果她重新缩回到自己身上，失去自持的勇气。在萨维尼的怡人的孤独中，这个哀怨的灵魂有时找一块石头坐下来：那么多颗心曾经怀着喜悦在那里接待她!它们本来应该让她过甜蜜的生活，生活在无比的幸福之中!但是，吕西儿的心只能够在专门为她营造、不曾为人呼吸的空气中跳动。在上天安排的特殊世界里，她急速地吞噬着岁月。为什么上帝创造了一个生命，仅仅是为了让它痛苦呢?在苦难的天性和永恒的原则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神秘关系呢?

我姐姐一点也没有变化；她只是采用一成不变的方式表达她的痛苦：她微微垂着头，好像承受时光的重压。她让我想起我的双亲；这些从墓中唤醒的对家庭的最早的回忆，好像在焚尸的柴堆的颤动的火光映照中，一群为了取暖的昆虫飞过来围住我。我端详吕西儿的时候，仿佛在她身上看见我的整个童年：她曾用略显迷茫的眼睛看着我。

痛苦的幻影消失了：这位承受生活重负的女人，似乎来寻找她应该带走另一个沮丧的女人。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

我经历的一八○二年——塔尔玛

夏天过去了：按照习惯，我希望来年同它再见。但是，时钟不会回到人们期望它回到的位置。在巴黎度过的冬天里，我结识几位新朋友。朱利安先生，一位乐于助人的富人和愉快的客人；尽管他家中的人互相厮杀，他在法国人剧场有一个包厢；他把包厢借给德·博蒙夫人。有四、五次，我同封塔纳先生和儒贝尔先生一道去那里看戏。当我刚刚步人人世的时候，传统喜剧处在鼎盛时期；但是，此刻我看见喜剧正在土崩瓦解。依靠迪歇努瓦小姐，尤其依靠达到戏剧天才顶峰的塔尔玛①，悲剧得以维持。他从艺初期我见过他；他当时没有现在这样帅，而且可以说没有我重新看见他时那么年轻：他身上具有岁月赋予的优雅、高贵和庄重。

①塔尔玛(Talma，一七六三—一八二六)：法国剧作家和悲剧演员。

斯塔尔夫人在她写的关于德国的著作中，所描绘的塔尔玛的形象只有一半是真实的：这位杰出的女作家以女性特有的想象力看待这位伟大艺术家，在他身上加上了他并不具备的东西。

塔尔玛并不需要中介的世界：他不理解“贵族”，他不知道我们的旧社会；他不曾登上密林深处的哥特式塔楼，在领主夫人的餐桌上就座；他对声调的抑扬变化、献殷勤和轻浮的习俗、天真的荣誉感、温情脉脉和英雄主义、骑士们的基督教献身精神一无所知。他不是唐克雷德，库西①，或者他至少将他们改造成他创造的中世纪英雄：旺多姆深处的奥德罗。

①库西(Coucy)：德·贝洛瓦的一部悲剧中的主人公。

塔尔玛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他的世纪和古代社会。对于爱情和祖国，他有深刻和专注的激情；这种激情从他的胸膛中进发出来。他具有他经历过的大革命的痛苦灵感，乱世天才。曾经包围他的种种可怕场面，以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哀伤和遥远的合声在他的才能中再现。他身上的优美不是惯常的优美，它像苦难一样攫取你。阴郁的野心，悔恨，嫉妒，心灵的忧伤，肉体的痛苦，因为神灵和厄运而疯狂，人类的悲哀：这就是他了解的东西。他的出场，他的声调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悲剧性。痛苦和沉思展现在他脸上，表现在他的沉默、姿势、动作、步态中。他扮演希腊人，气喘吁吁，神情忧伤，从阿尔戈斯废墟走过来，是不朽的奥雷斯特斯，三千年来饱受欧梅尼乌斯的折磨；他作为“法国人”，从圣德尼的孤独里走来，在那里，一七九三年的复活节，国王世代相传的血脉被切断了。他全身有一股阴郁之气，期待着某种未知的、但已经被不公正的上天确定的东西；他这位命运的苦役犯，不可避免地束缚在厄运和恐惧之间，行进着。

时光在正在变得陈旧的戏剧杰作上投下不可避免的阴影；它投下的阴影将最纯洁的拉斐尔变成伦勃朗。如果没有塔尔玛，高乃依和拉辛的一部分杰作会不为人所知。戏剧天才是一只火把，他将火传给其他快要熄灭的火把，使那些以他们的革新的辉煌令你心醉神迷的天才复活。

人们将演员服装的完美归功于塔尔玛。但是，对于艺术，戏剧的真实和服装的严谨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必要吗?拉辛的人物未向服装式样借用任何东西：最初，在画家的作品中，背景遭到忽视，而服装是不相称的。《奥雷斯特斯的狂怒》或《乔德的预言》，被穿礼服的塔尔玛在客厅里朗诵，同穿希腊长袍或犹太长袍的塔尔玛在舞台上演出相比，有同样的效果。当布瓦洛向他的朋友念如下悦耳的诗句时，伊菲革涅亚那身打扮俨如塞维涅夫人：

伊菲革涅亚牺牲在奥立德，

从未让希腊洒下如此多眼泪，

我们眼前这出杰出的戏里，

拉尚梅莱顶替她，让人哭泣。①

①引自费奈隆的《书简诗》VII。

这种再现无生命物体的一丝不苟，是我们时代的艺术精神：它宣告高雅诗和真正的戏剧的堕落。当人们无力表现大美的时候，人们满足于小美；当人们无力描绘坐在天鹅绒扶手椅中的人物的面部表情的时候，人们用逼真的画仿效扶手椅和天鹅绒。然而，一旦堕落到这种物质形式的真实，就不得不再现这种真实；因为公众自己物质化了，有这样的要求。

我经历的一八○二年和一八○三年——《基督教真谛》——预言的失败——最后成功的原因

我完成《基督教真谛》后，吕西安希望读读清样，我寄给他；他在清样的白边上写了一些相当平庸的批注。

虽然我这本重要著作的成功同我的小书《阿达拉》的成功一样光彩夺目，但它受到较多的非议。这是一部严肃的作品，我并非用一部小说同旧文学和旧哲学的原则作战，而是用推理和事实向它们发动攻击。伏尔泰帝国发出一声惊叫，并且急忙拿起武器。斯塔尔夫人对我的宗教研究的前景作出错误的判断：有人给她送去一本尚未裁开的书；她随意用手指翻翻，碰到《童贞》那一章，于是对身边的阿德里安·德·蒙莫朗西说：“啊!我的上帝!我可怜的夏多布里昂!这次他会一败涂地的!”修道院院长布洛涅手里有我这部著作的部分章节，在该书付印之前，他答复一位咨询他的书商说：“如果你想破产的话，就印这本书吧。”可是，布洛涅院长后来对这本书赞扬有加。

的确，一切似乎都预告我的失败：一个不出名、像我这样没有后台的人，怎么能够期望摧毁半个多世纪来占统治地位的伏尔泰的影响呢?伏尔泰建立的大厦是由百科全书派完成的，而且被欧洲一切名人所加固。什么!狄德罗、德·阿朗贝尔、杜克洛、迪皮伊、埃尔韦絮斯、孔多尔塞之类的人难道没有权威吗?什么?世界应该回到金色的圣徒传时代，放弃已经赢得的对科学和理性杰作的赞美?难道我能够赢得这个挥舞严惩大棒的罗马和势力强大的教会所不能挽救的事业吗?这个事业曾经枉然地被巴黎大主教克里斯托夫·德·博蒙所捍卫，尽管他得到议会、武装力量和国王的支持，但他并未成功。一个卑微无闻的人，反对如此势不可挡、甚至引起一场革命的哲学运动，难道不是一个既可笑又鲁莽的行为吗?看见一个侏儒伸直他短小的手臂，试图阻止时代进步，阻挡文明的进程，并且将人类往后拉，这实在是奇怪!多亏上帝，只需一句话就可以让这个疯子粉身碎骨。所以，然格内先生在《十日》上对《基督教真谛》予以贬低，声称批评来得太晚，因为我的唠叨已经被人遗忘了。他这番话是在作品出版五个月或六个月之后讲的，而法兰西学院在十年一次的颁奖仪式上，院士们众口一词对这部作品发动的攻击并未能将它置于死地。

我是在我们的教堂的废墟当中发表《基督教真谛》的。信徒们以为自己得救了：人们那时需要信仰，渴求得到宗教的安慰，而这种需要和安慰多年来被剥夺了。为了克服积累的那么多对立，需要多少超自然的力量呀!多少被肢解的家庭需要到天父身边寻找他们失去的孩子!多少被粉碎的心灵，多少孤独的灵魂呼唤圣手的救治!人们拥进上帝的房屋，如同瘟疫流行时涌进医生的诊室。动乱的受害者(而且受害者的种类何其多!)向祭坛奔去；海上遇难者攀附着岩石，希望得救。

那时，波拿巴希望将他的力量建立在社会的原始基础之上，不久前同罗马教廷达成谅解：首先，对一部可能使他更加得人心的作品的出版，他不会设置任何障碍；他当时需要同他周围的人和宗教信仰的公开敌人作斗争；所以他很高兴在外部被《基督教真谛》召唤的舆论所保卫。后来，他对他的错误估计感到后悔：正统君主观念和宗教观念同时来到。

当时不像《阿达拉》那样引起轰动的《基督教真谛》中的一个插曲，确定了现代文学的特征之一；而且不仅如此，如果《勒内》未完成的话，我就不会写它了；如果我能够将它毁掉，我会这样做的。诗人勒内和散文家勒内的家族大量繁殖：此后，人们听见的只是哀怨和不连贯的句子；到处是狂风骤雨，到处是与乌云和黑夜有关的生僻的词语。没有哪一个从中学出来的无知学生不认为自己是人类最不幸的人；没有哪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不对生活感到厌烦，不认为自己被自己的天才折磨；没有谁在他思绪的深渊里，不纵情于“激情的波浪”，没有谁不敲打自己苍白的面孔和披头散发的脑袋，并且用他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了解的苦难令世人惊讶得目瞪口呆。

在《勒内》里，我披露了我们世纪的一个弱点；但是，试图将不着边际的痛苦描绘成普遍现象是小说家们的另一个荒唐想法。构成人类基础的普遍感情，父母之爱，子女的孝敬，友渲，爱情，是取之不尽的；但是，特殊的感觉方式，思想和性格的个性，只能在宏伟和数量众多的图画中得到延伸和增加。人类心灵尚未被发现的细小角落是狭小的地盘；在这片田地收获一遍之后，不再剩下什么可以采摘的东西了。心灵的疾病并不是经常和自然的状态：我们不能再现这种病态，使它变成文学，并且从中得益，像从一种按照艺术家的喜好不断修改、而且改变其形态的普遍感情得益一样。

无论如何，文学涂上我的宗教图画的色彩，就像政界保留我的作品中关于国家的用语一样：《按宪章建立的君主政体》是我们的代议制政府的基础，而我关于“保守派”、“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文章使这两种说法成了政治术语。

有些作家模仿《阿达拉》和《勒内》，就像讲道者借用我的关于传教士和基督教的恩惠的故事一样。一些段落里，我证明：我们将异教的圣灵从树林中赶出来，我们在扩大信仰同时，也使大自然回复到孤寂之中；有些段落里，我议论了我们的宗教对我们的观察和描绘方式的影响；有些段落里，我探讨诗和雄辩术中发生的变化；有些章节，我研究古代戏剧中引进的外国感情包含新批评的萌芽。就像我说过的，拉辛的人物既是，也不是希腊人物；他们是信奉基督教的人物：这是人们完全没有理解的东西。

如果《基督教真谛》的后果，仅仅是对人们认为造成革命所带来的苦难的一些学说的反动，那么，这种后果随着起因的消失本来应该不复存在；它不可能一直延续到我写书的时候。但是《基督教真谛》对舆论的影响不只是人们声称已经被埋葬的宗教的暂时复活：一种更加持久的变化发生了。如果说作品的文笔焕然一新的话，还有教义的变化；实质和形式同样都变了；无神论或唯物论不再是年轻人信仰或不信仰的基础；上帝和灵魂不死的观念重新占上风：从那时起，在互相联系的观念的链条中变化发生了。人们不再因为反对宗教偏见而固定在他的位置上—成不变；人们不再认为自己必须被哲学的头带包裹着，充当虚无的木乃伊；人们胆敢审视任何体系，甚至是基督教的体系，无论人们觉得它如何荒谬。

除了回应牧师召唤的信徒，由于自由思考的权利，其他信徒也出现了。你将上帝当作本原吧，圣言会接踵而来：儿子必定出自父亲。

各种抽象组合不过是用更加无法理解的奥义取代基督教的奥义：泛神论有三四种，而且人们如今时兴将其归因于开明的智慧，其实泛神论是东方幻想中最荒唐的一种，由斯宾诺莎重新阐明：这方面，只需读读怀疑论者贝勒有关那位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的文章。某些人谈论这一切时，使用不容置辩的腔调，如果不是来自研究的欠缺，这令人感到愤慨：他们使用一些自己也不懂的词，还以出类拔萃的天才自诩。但愿人们明白，阿贝拉耳、圣贝尔纳、圣人，圣托马斯·德·阿甘诸圣人，为了推广形而上学，带来了我们无法接近的超级智慧；各种圣西门系统、法伦斯太尔系统、傅立叶系统已经被各种异端发现和运用，人们向我们提供的当作进步和发明的东西，是一千五百年以来在希腊学校和中世纪学堂里用滥了的陈旧货色。糟糕的是，头一批宗派分子未能创建他们的新柏拉图主义共和国，而伽利昂答应普劳丹在坎帕尼亚进行这种试验。以后，人们犯了严重错误，烧死宗派分子，那时他们想建立共同财产，并提出一个女人不能拒绝一个男人以耶稣基督的名义要求同她苟合，因此宣告卖淫是神圣的。他们说，为了实现这种结合，只需消灭她的灵魂，并且将它暂时寄放在上帝怀中。

《基督教真谛》对世人的冲击，使十八世纪脱离它的轨迹，永远偏离它的道路：人们重新开始或者毋宁说开始研究基督教的起源：他们重读神甫们的作品(假设人们曾经读过)，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们碰见那么多奇特的故事、那么多哲学知识、那么丰富多彩的文体美、那么多思想，而通过这一切的逐渐进步，使古代社会过渡成现代社会：这是人类惟一值得怀念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通过天才人物的心灵，天和地实现交流。

从前，在正在崩溃的异教旁边，仿佛在社会之外，另一个世界崛起了，它是这些伟大场面的观众，它穷困，孤独，躲在—边，仅在人们需要它的教训或它的帮助时，它才干预生活。这些最早的大主教——他们几乎都有幸取老圣人和殉道者的名字，这些普通教士守护着圣骨和公墓，这些修士和隐士躲在他们的修院或洞窟里，起草着和平、伦理、慈善的规则，而外面到处是战争、腐化、野蛮，他们从罗马的暴君走到鞑靼和哥特人的首领那里，到处游说，目的是防止一些人的不公正和另一些人的残忍，用木头十字架和心平气和的言语阻止军队进发；他们是人类当中最弱小的人，却保护人类免受阿提拉①的蹂躏；他们站在两个世界之间，充当它们的联系，慰藉一个垂死世界的临终时刻，并且支持还在摇篮中的世界迈出最初的步伐。看见上面这—切，真是—件美妙的事情。

①阿提拉(Attila，?—四五三)：进攻罗马帝国的最伟大的蛮族统治者之一。

《基督教真谛》(续)——作品的缺点

《基督教真谛》中阐明的真理，不可能不促进思想的变化。今天对中世纪建筑的兴趣与这部作品是分不开的：是我唤醒这个年轻世纪对旧教堂的赞美。如果说人们滥用我的观点，如果认为我们的大教堂能够同帕提依神庙媲美是不恰当的，如果认为这些教堂用它们石垒的档案可以告诉我们未知的事实是错误的，如果认为这些花岗岩的记忆向我们披露了本笃会学者不知道的东西是无稽之谈，如果人们由于听我反复讲哥特式建筑而对此感到厌烦，那不是我的过错。而且，在艺术方面，我知道《基督教真谛》的缺陷；我的作品有一部分是不完善的，因为在一八○○年，我还不懂艺术：我没有去过意大利，也没有到过希腊和埃及。同样，我未从圣人的生平和传说中得到充分的教益；但它们给我提供了一些奇妙的故事，只要懂得在其中挑选，就可能取得丰硕的收获。这片可以任由想象力驰骋的中世纪的宝贵园地，其丰富程度超过奥维德的变形和米利都的寓言。此外，我的作品中有一些发挥得不够和错误的判断，例如我对但丁的看法：后来，我对他表达了诚挚的敬意。

认真说，我在《革命论》中对《基督教真谛》进行了补充。人们对这部作品谈论得最少，但剽窃得最多。

《阿达拉》的成功令我十分高兴，因为我的心还是年轻的；《基督教真谛》的成功却令我困苦：我被迫牺牲我的时间，进行一些毫无益处的通信和无聊的应酬。所谓赞美无法补偿不可避免的厌恶之情，这仅仅因为你的名字被群众记住了。什么好处能够弥补你在将公众引进你的私生活时失去的宁静呢?除此之外，还有缪斯喜欢用来折磨她的崇拜者的焦虑，性格随和带来的尴尬，聚敛财富的无能，闲暇的丧失，变化无常的性格，更加强烈的感情，无法解释的忧郁，无缘无故的快乐：如果人们能够作主的话，谁愿意以这样的代价购买名望的并无把握的好处?何况这种名望不一定能够得到，有人在你一生当中对此提出异议，得不到后代的认可，而且你死后这一切对你会变得毫无意义。

《阿达拉》引起围绕新文风的争论，《基督教真谛》出版时，这种争论重新出现。

帝国学派，甚至共和国学派的一个特点是值得研究的：在社会朝善或恶前进的时候，文学是停滞不前的；文学置自己于思想的发展之外，不属于它的时代。喜剧中，在粗鲁和嗜血成性的观众面前展现的，是乡村老爷，科兰们，巴贝们，或人们不再了解的客厅情节，是风俗画，而那些看戏的人是风俗的破坏者；悲剧中，坐在剧场里的平民所关心的，是贵族家庭和王室。

在十八世纪，两样东西使文学停滞：它从伏尔泰和大革命继承的对宗教的蔑视，和波拿巴用以打击它的专制。国家元首利用这种俯首听命的文学，将它关进兵营，而文学向他举枪致敬。当人们喊“卫兵站出来”时，它就走出来，它列队前进，像士兵一样进行操练。任何独立的意图都是对他的权力的反叛；他不再希望有文字和思想的骚动，他不容许叛乱。他中止执行人身保护法对思想和个人自由的保护。我们也要看到，公众对无政府状态感到厌倦，乐于给自己重新套上法规的枷锁。

反映新世纪的文学，只是在它所表达的时代的四十年或五十年之后才占统治地位。在这半个世纪里，它只是被反对派利用。首先讲这种语言的，是斯塔尔夫人，是本杰明，是勒梅尔西埃，是博纳尔，是我自己。十九世纪所标榜的文学变化，来自流亡和放逐；是封塔纳先生孵化了这些不同类的小鸟，因为他回溯到十七世纪，汲取了这个多产的时代的力量，并且抛弃十八世纪的贫乏。一部分人类的思想，即探讨超验性题材的那一部分，独自和文明一道同步前进：不幸，学识的光荣并不是洁白无瑕的：拉普拉斯、拉格朗热、蒙热们、夏普塔尔、贝托莱之流，这些奇才曾经是骄傲的民主派，后来都变成拿破仑的最卑躬屈节的奴仆。为了文学的荣耀，必须说：新文学是自由的，才能是缺乏独立精神的；性格和才气并不相称，那些思想上升到天空顶点的人，没有能力将他们的心灵提高到比波拿巴的脚跟更高的位置：他们声称不需要上帝，因此他们需要暴君。

拿破仑式的经典作家是一位头戴路易十四式假发、或像路易十五时代一样头发卷曲的十九世纪天才。波拿巴曾经要求革命人土进宫时穿礼服，佩剑。人们眼中没有当时的法国；这不是秩序，只是纪律。所以，没有什么比旧文学的苍白的再现更加令人厌烦的东西了。当新文学通过《基督教真谛》而声势浩大地闯进来的时候，这种冷漠的模仿，这种没有生产能力的过时游戏消失了。当甘公爵之死，虽然将我撇在一边，对于我也有好处，让我在孤独中跟随我的个人灵感，阻止我加入老品达的正规步兵：我的精神自由得益于我的道义自由。

在《基督教真谛》的最后一章我研究过，如果在蛮族进犯的时候，没有人传播信仰，世界可能会变成什么模样。我在另一段里指出，君士坦丁改宗之后，基督教在法律上引起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题目。

设想当时我具有我现在的宗教观念，《基督教真谛》尚未动笔，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写作：我会让人们看到基督教是未来和人类解放的思想，而不去回顾我们宗教过去的恩惠和组织；我会说赎罪和救世的思想是社会平等的惟一基础；惟有这种思想能够建立这种平等，因为这种思想对民主的本能起纠正和调节作用的必要性摆在这种平等旁边。合法性不足以抑制，因为它不是长久的；它的力量来自法律，而法律是匆匆走过和变化的人的作品。一部法律并非必须永远遵守；它始终可以被另一部法律取代：与此相反，伦理是持久的；它的力量在它自身，因为它来自不会变化的秩序，惟有它才能够赋予持久性。

我会让人看到，所有基督教占上风的地方，都改变了思想，修正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用肯定取代怀疑，使整个人类接受它的教义和告诫。我会努力推测我们离开福音的完全实现还有多大距离，估量在过去十八个世纪里，在十字架这边，被摧毁的罪恶和实现的改进的数目。基督教的影响是缓慢的，因为它到处发生影响；它并不关心个别社会的改革，它致力于普遍的社会；它的恩泽延伸到所有亚当的孩子身上：这正是它在最平凡的祈祷里，在它每日的祝愿中，以动人的纯朴方式所表达的：“让我们为人世所有受苦受难的人祈祷吧。”哪种宗教过去这样讲过话?圣言并不体现在寻欢作乐的人身上，而是体现在苦难者身上，为的是解放一切人，实现普遍的博爱和无限的拯救。

如果《基督教真谛》满足于这样的研究，我会庆幸自己发表了这本书：现在要知道的是，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如果另一本按照我大约勾勒的新大纲编写的《基督教真谛》是否会取得相同的成功。一八○三年，当旧宗教毫无地位的时候，当它受到蔑视的时候，当人们对问题之所在一无所知的时候，当人们还在蒙受过分自由的伤害的时候，谈论从耶稣受难十字架下来的未来自由难道符合时宜吗?波拿巴会容忍这样一部作品吗?唤起悔恨，使人们对一个如此不熟悉的事业感兴趣，在指出它是多么严肃、强大和有益身心之前，将视线吸引到遭到蔑视的物体身上，使它变得可爱，这可能是有好处的。

现在，假如我的姓名能够留下一点痕迹，那是得力于《基督教真谛》。我对作品的内在价值并不抱幻想，我认为它的价值是偶然的。它生逢其时。由于这个缘故，它使我在一个历史时期有自己的位置；而历史时期将个人和事件混在一起，强迫人记住此人。四十年来，如果我的作品不限于在在世的几代人当中引起变化，如果它还有助于在后人当中重新点燃人世教化的真理的火花，如果人们认为在其中看到的生命的轻微征兆在后代将得以维系，那么我会对上帝的仁慈抱着满怀希望离去。重新和好的基督徒呀，我离去之后，在你的祈祷中请不要忘记我。我由于过错，也许会停留在门前，但在那里我曾经怀着好意为你高声呐喊：“开门吧，永生之门!Elevamini，portae aetemales!”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我经历的一八○二年和一八○三年——城堡——德·居斯蒂纳夫人——德·圣马丹先生——德·乌代托夫人和圣朗贝尔

自从我出名之后，我的生活受到极大干扰。除日常来往的人之外，我有一大群熟人。我被邀请到那些正在修复的城堡里去作客。我尽可能到这些家具残缺不全、或者尚未配齐的庄园里去。然而，其中有些城堡是完好无损的，如落到德·拉布里希夫人手里的马雷城堡；这是一位杰出的女性，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我记得，我这个名人到圣多米尼克—当菲街，乘一辆破出租车到马雷去，在车上碰见德·万蒂米尔夫人和德·费泽萨克夫人。在阿尚普拉特勒，莫莱先生叫人改建了三楼的小房间。在破破烂烂的大客厅里，有一幅油画表现他在革命中被处死的父亲①。马蒂厄·莫莱在画里戴着方帽子，试图制止骚乱。这幅画让人感觉时代的变迁。一丛很壮观的椴树被砍掉了；但是，三条林阴道中的一条仍然保持葱郁的浓荫；后来，路旁混栽了其他种类的树：现在时兴柳树。

①他父亲是巴黎议会主席，一七九四年四月被送上断头台。

流亡归来之后，再穷的流亡者也要在他重新得到的十尺土地上或院子里开辟一块英国式花园。我自己从前不也在狼谷种过树吗?我不是在那里开始写这本《回忆录》吗?我不是在蒙布瓦西耶的花园里继续这本书的写作吗?那时候，我们试图让因为无人居住而满目疮痍的院子恢复生机。后来，我搬到刚修复的曼特农公园里进行写作，不是吗?结果，花园成了重新归来的民主的牺牲品。对于残存的城堡，一七八九年被烧毁的城堡无疑是一个警告：还是将自己藏匿在废墟中为好。维苏威火山的熔岩吞噬了村庄，而穿过熔岩耸立于地面的钟楼，并不能阻挡在同一片熔岩上建立别的教堂和别的村庄。

在构筑蜂巢的蜜蜂当中，有德·居斯蒂纳侯爵夫人，她是圣路易的妻子马格丽特·德·普罗旺斯的继承人；她一头秀发，有圣路易的血统。她搬进她继承的费法克城堡时我在场，而且我有幸在贝阿尔拿的床上睡过，就像在贡堡，我在克里斯蒂娜王后睡过的床上睡过一样。这次旅行非同小可；马车要载年幼的阿斯托尔夫·德·居斯蒂纳、管家贝尔兹特、一名讲德语的阿尔萨斯老女仆，还有著名的狗特兰——它在路上还要吃东西。这帮人到费法克去，准备在那里长住吗?但是，城堡的家具尚未配齐，迁出的通令就下达了。我看见她以大无畏的勇气面对断头台；我看见她比帕斯卡更加苍白，穿着黑衫，因为面对死亡显得更加单薄，丝一般的秀发是她头上仅有的饰物；她死在贝克斯①之前，我看见她离开日内瓦附近的塞榭隆：她翕动着苍白的嘴唇、露出美丽的牙齿对我微笑。我听见她的棺材半夜通过洛桑恬静的街道，运往她在费法克的永久的停放所。她急于到她仅仅占有片刻时间——就像她只占有片刻生命一样——的土地上躲藏起来。我在古堡壁炉的一个角落，看见下面两句据说由加布里埃尔的情人所写的蹩脚诗：

①贝克斯(Box)：她于一八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在贝克斯一间旅店里去世。

值得向费法克夫人

发动猛烈的进攻。

土兵国王向其他许多人讲过类似的话：从一位美人到另一位美人，一直到居斯蒂纳夫人，男人一时的信誓旦旦很快烟消云散。费法克被出卖了。

我还碰见德·夏蒂荣公爵夫人。百日王朝时期我不在的时候，她给我的奥尔内山谷增添了光彩。我经常见面的德·兰得赛夫人介绍我认识朱莉·塔尔玛。德·克莱蒙·托内勒夫人将我吸引到她家里。她称我为表兄，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祖母。她丈夫克莱蒙·托内勒去世后，她又同德·塔拉吕侯爵结婚。她在狱中使德·拉阿尔佩先生改变信仰。我是通过她认识画家内弗的；内弗是服侍她的骑土之一；内弗又将我介绍给圣马丹①。

①圣马丹(Saim-Martin，一七四三—一八○三)：哲学家。

圣马丹先生认为，他在《阿达拉》中发现了某种我自己并未意识到的行话，证明他同我之间学术上有某种亲缘关系。内弗为了让我们这两个兄弟②建立联系，请我们到他在波旁宫区的住宅里吃晚饭。我六时赴约：天上的哲学家③已经在那里了。七时，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仆人将一盆汤放在餐桌上，然后退出，关好门。我们就座，开始默默吃饭。圣马丹先生举止优雅，只讲了几句简短、但有分量的话。内弗以画家的风度和鬼脸，用欢呼作为答复；我一言不发。

②指学术上的亲缘关系。

③指圣马丹。

半小时过后，招魂者④回来，将汤端走，在餐桌上摆上另一道菜：菜一道接着一道，但中间隔的时间很长。圣马丹逐渐活跃起来，开始以大天使的派头讲话；越讲，他的语言越变得晦涩。内弗在同我握手的时候，暗示我说，我们将看到一些出其不意的东西，我们将听到一些声音。在死一般沉寂的六个钟头里，我倾听着，但什么也没有发现。到午夜，白日做梦者突然站起来，我以为撒旦或天使降临，铃声将在神秘的走廊里回响；但是，圣马丹先生宣布他累了，下次再聊。他戴上帽子，走了。但是，他倒霉，在门口被人拦住，被迫折回来，因为他碰见另一位来访者；然而，过不久他就不见了。我以后没有再见过他：他死在我在奥尔内的邻居勒努瓦尔—拉罗什先生的花园里。

④指仆人。

对于斯维登堡主义⑤，我是一个有反叛精神的臣民：教士法里阿①在德·居斯蒂纳夫人的一次晚宴上，吹嘘自己可以令金丝雀受磁气作用而死。结果金丝雀更厉害，而惊惶失措的教士，由于担心被金丝雀杀死，被迫放弃这场游戏。仅仅因为有我这个基督教徒在场，三角支架也没用了。

⑤斯维登堡主义(Swedenborgisme)：斯维登堡(一六八八—一七七二)是瑞典神智学者，认为一切事物都具有精神上的含义，但只有上帝才了解。

①动物磁气疗法的施行者。

另一次，也是在德·居斯蒂纳夫人家里，赫赫有名的高尔②吃晚餐时坐在我旁边，但他不认识我。他弄错了我的面角，将我当成青蛙；当他知道我是谁之后，用一种令我为他感到羞耻的方式，试图修补他的学说。头颅的形状可能有助于区分人的性别，指出属于动物、属于动物感情的东西；至于说智力，骨相学从来是无能为力的。如果人们能够将有史以来死去的伟人的各种头骨汇集起来，并且让骨相学家来辨识，他们会一个也认不出来。研究头盖骨的隆凸导致最滑稽可笑的错误。

②高尔(Gall，一七五八—一八二八)：德国医生。

我感到有点后悔了：我谈到圣马丹的时候略带讥讽，我感到内疚。这种我不断拒绝、但又不断重犯的讥讽使我痛苦；因为我痛恨嘲讽的性格，将它当作一切个性中最渺小、最平庸、最容易做到的个性。当然，我在此并非攻击崇高的喜剧。圣马丹先生毕竟是一位具有独立性格、德高望重的人。当他的思想可以理解的时候，这些思想是崇高的，性质是非凡的。《圣马丹先生自绘像》的作者作了慷慨和过分恭维的表白，我不应该将前面两页文字当作祭品奉献给他吗?如果我讲的话可能对圣马丹先生庄严的名声和人们对他始终一贯的尊重有丝毫损害，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它们抹去。而且我高兴地看到，我的记忆并没有欺骗我：在我谈到的晚餐上，圣马丹先生不可能以同我完全一样的方式感到吃惊，但是人们看得到，我并非无中生有，圣马丹先生自己的叙述实质上同我的回忆是相近的。

他说：“一八○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我在综合理工学校内弗先生家中，出席一次特意安排的晚餐，同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见面。我要是早一点认识他就好了：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惟一的正直文人，而且我只是在进餐过程中同他聊了一下。由于此后有人来访，使他在余下时间里沉默无语，我不知道何时再有这样的机会，因为这个世界的国王有意给我制造麻烦。何况，我需要谁呢，除了上帝?”

圣马丹先生比我强千倍：他最后那句话的尊严以其严肃的性质压倒我的善意讥讽。

在马雷，我远远见过德·圣朗贝尔先生和德·乌代托夫人①，两个人都代表精心补缀和保养的旧时的观点和自由：这是以它自己的方式消逝和出嫁的十八世纪。在生活中只需坚持，非法也会变成合法，人们对伤风败俗感到无限的敬意，因为它无时不在，而且时光用皱纹点缀它。事实上，两位贞节的夫妻并不是夫妻，他们出于人类的尊敬结合在一起，因为他们的令人敬仰的状况而略感痛苦；他们感到厌倦，他们以老年人的全部乖戾相互憎恶：这是上帝的公正。

①他们之间的爱情甚笃，但当时他们都七十多岁了。

上天青睐的长寿者多么不幸!

要是人们知道卢梭激动的原因，《忏悔录》的某些章节就难以理解了②：德·乌代托夫人保留了他那些据说比《新爱洛伊丝》中的信更加热烈的信吗?人们认为，她把这些信送给圣朗贝尔了。

②卢梭在《忏悔录》中说，德·乌代托夫人是他真正爱恋的惟一女人。

德·乌代托夫人在将近八十岁的年龄，还用愉快的诗句大声叫道：

爱情给我安慰!

什么东西也不能减轻

我对他的思念。

她睡觉之前，一定要用拖鞋击打地面三次，同时向《四季随笔》已故的作者①说：“晚安，我的朋友!”一八○三年，十八世纪哲学成了这种玩艺。

①指圣朗贝尔。

德·乌代托夫人、狄德洛、圣朗贝尔、卢梭、格林和德·埃皮纳夫人的社交圈子，使蒙莫朗西山谷在我心目中变得无法容忍，而且尽管有一件伏尔泰时代的纪念物就在我眼前，我对这个时代一点也不怀念。最近，我在萨努瓦重新参观了德·乌代托夫人的故居；那不过是一间徒有四壁的空壳。一个废弃的壁炉总是令人感兴趣的；但是，那些旁边没有坐过美人、母亲和教徒的壁炉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他们的骨灰尚未飘散，只会令人想起那个只懂得毁灭的岁月。

一八三八年

于巴黎

法国南方之行(一八○二)

阿维尼翁发现了盗版的《基督教真谛》，为此，一八○二年十月，我到法国南方走了一趟。我只了解我可怜的布列塔尼和我去国时经过的北方各省。这次，我要去看普罗旺斯的太阳了，那里的天空将让我提前体验意大利和希腊的滋味，我的本能和缪斯女神使我对这两个国家无限神往。我此刻心情愉快；我的名声使我的生活变得轻松起来：声名带来的最初陶醉包含许多梦想，惬意的眼睛立即充满正在升起的光芒；但是，如果这道光芒熄灭，你就会堕人黑暗之中；如果光芒继续，由于你对它已经习以为常，很快就会对此无动于衷了。

里昂给我带来极大的愉快。我又看见那些罗马建筑遗址。我头一次看见的罗马建筑是特里维的圆形剧场，我坐在那里，将《阿达拉》的手稿从背囊中拿出来，读着。索恩河上，扬帆的小船在两岸之间穿梭；到晚上，船上点一盏灯；驾船的是女子：一名十八岁的女船夫让我乘她的船，她每划一次桨，就用手扶正插在她帽子上的花朵。早上，我被钟声唤醒。悬在半山腰的修道院似乎恢复了宁静。巴朗赫先生的儿子①，米涅雷之后《基督教真谛》的拥有者，是我的主人：他成了我的朋友。今天，谁不知道这位基督教哲学家呢?他的作品闪耀着平静的光辉，这种光辉赏心悦目，就像天空友善的星星射出的光芒。

①指皮尔—西蒙·巴朗赫(Pierre-Simon Ballanche，一七七八—一八四七)，里昂印刷商的儿子，神秘哲学家。

十月二十七日，由于暴风雨，载我去阿维尼翁的驿船被迫在丹镇停留。我仿佛到了美洲：在我眼中，罗纳河代表那些蛮荒的大河。我住在北岸一间客栈里；一位新人伍的士兵站在壁炉旁边，背着背囊，他准备返回他在意大利的部队。我面对客栈女主人，伏在壁炉边的风箱上写作；女主人对着我默默坐着，而且出于对房客的尊重，制止狗和猫吵闹。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博纳尔的著作《原始法律》的文章，我在沿罗纳河而下的旅途中，文章差不多完稿了。我已经料到会发生什么事情：“法国文学将发生变化；随着革命，将诞生其他思想，对人对事的其他看法。作家将分裂成派别，这是不难预料的事情。有人极力摆脱旧道路，其他人将试图仿效古代的榜样，但需要对其改头换面。结果，很可能后者将战胜对手，因为他们有伟大的传统和伟大的人物作后盾，他们有更为可靠的向导和更为丰富的资料。”

这篇旅途中写的批评文章今天属于历史文献；从那时起，我的思想随着我的世纪前进。我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无法拒绝他的地位给他提供的形象。在写上面这几个字的时候，他正沿着法国最大的河流之一顺流而下。在相对的两座山上，耸立着两座毁圮的塔楼；塔楼顶挂着小钟，山里人在我们走过时把钟敲响。这条河流，这些山岗，这钟声，这些哥特式建筑，使旅人的眼睛感到片刻的欢愉；但是，谁也不会停下来，朝钟楼走去。今天宣扬伦理和宗教的人也是这样，他们在他们的废墟上，枉然地向被世纪的急流带动的人发出信号；旅人对壮观的废墟、从中发出的悦耳的声音、从中升起的庄严回忆感到惊奇，但是他并不因此中断他的旅程，而且在第一个拐角处，“一切都被遗忘了。”

诸神瞻礼节前夕，我到达阿维尼翁。一个卖书少年向我推销他的商品，我一下子就买了三种赝制的名为《阿达拉》的小说。我在各个书店转悠，终于找到赝造者，他不知道我的身份。他卖给我四本《基督教真谛》，每本只收九法郎，而且他在我面前对作品和作者倍加赞扬。他住在一座有院子又有花园的漂亮公馆里。这次，我认为人赃俱全了。二十四小时之后，我对这种追索钱财的事感到厌倦，结果我几乎没有索取任何代价就同剽窃者达成妥协。

我看望德·让松夫人，一位矮小、干瘪的女人；她皮肤洁白，行动果断。她在她的庄园里同罗纳河搏斗，她跟河边居民相互射击，还同衰老作斗争。

阿维尼翁让我想起我的一位同乡。德·迪盖克兰①可以同波拿巴匹比，因为他使法国从外国征服下解放出来。他同那些被他的荣耀吸引到西班牙的冒险分子来到教皇之都②附近，对教皇派来见他的修道院院长说：“兄弟，请不要对我隐瞒什么：这些钱是哪里来的?是不是教皇自己的钱?”院长回答说：“不，是阿维尼翁老百姓凑集的。”贝特朗说：“这笔钱我们一个子儿也不要，我们要求把这些钱还给老百姓，而且请教皇监督此事，要是我知道情况不是这样，我会感到不安的；即使我们过海了，也会回来。”这样，贝特朗收了教皇的钱，而他的手下人重新被赦免，头一次的赦免得到确认。

①德·迪盖克兰(Bertrand du Guesclin，一三二○—一三八○)：法国陆军统帅，布列塔尼人。

②指阿维尼翁，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该城是”阿维尼翁”教皇皇宫所在地。

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旅行过去从阿维尼翁开始，那是意大利的门户。地理书说：“罗纳河属于国王，但索尔盖河(该河的一条支流流经阿维尼翁城)属于教皇。”教皇有把握长期保留台伯河这份产业吗?人们在阿维尼翁参观塞勒斯坦修道院。勒内是一个善良的国王，碰到刮北风就减税；他在塞勒斯坦修道院的一个大厅里画了一副骷髅：那是他爱过的一个女人的骨骼。

在方济各会的教堂里，有圣母洛拉的坟墓，弗朗索瓦一世下命令将墓掘开，向不朽的遗骸致敬。马里尼亚诺战役的胜利者在他叫人新修的坟墓上留下如下的墓志铭：

在这块小地方，你可以看见

那声名显赫的遗迹：

……

啊，可爱的灵魂呀，

你被人尊重，

谁能够歌颂你又缄口沉默?

因为言论始终被压抑，

而题材远非言语所能够表述。

人们是徒然的，“文学之父”，切利尼、达·芬奇、普利马蒂乔国王(我们的狄安娜，阿波罗·德·贝尔维迪尔的妹妹，和拉斐尔的神圣家族都来自他那里)的朋友；洛尔的歌手，彼特拉克的赞美者，从感恩戴德的艺术获得不朽的生命。

我到沃克吕兹，在泉水边采撷芬芳的欧石南和幼小的橄榄树上结的第一个果实：

Chiara fontana，in quel medesrmo bosco，

Sorgead'un sasso；ed acque fresche et dolci

Spargea soavemente mormomndo：

Al bel seggio riposto，ombroso e fosco

Ne pastori appressavan，ne bifolci；

Ma nimfe et muse a quel tenor cantando．①

①意大利文，引自彼特拉克的诗《坎左纳》三二三页。

绿阴之下，一道清洌的泉水从岩间流出；泉水清凉而甘甜，潺潺低鸣。在这美妙的床榻之上，既没有牧人也没有牲口群，而女精灵和缪斯在那儿歌唱。

彼特拉克讲述过他是如何发现这个山谷的，他说：“我寻找一个隐蔽的角落，当作我的退隐之地。结果我找到与世隔绝的沃克吕兹山谷，那是一切溪流之皇后索尔盖河的源泉。我在那儿安顿下来。那儿，我用通俗语言写诗，在诗中描绘我年轻时的烦恼。”

也是在沃克吕兹，他听见——就像我从那儿经过时仍然听见一样——意大利传来的兵器的碰撞声；他叫道：

Italiamia……

……

O diluvio raccolto

……

Di che deserti strani

Per inondar i nostri dolci campi!

Non e questo‘l terren ch'io toccai pria?

Non e questo‘l mio nido，

Ove nudfito fai si dolcemente?

Non e questa la patria，in ch’io mi fido，

Madre benigna e pia

Chc copre l’uno et l’altro mio parente?①

①意大利文，引自彼特拉克的涛《坎左纳》一二八页。

我的意大利……啊，从国外荒漠涌来的洪水，淹没我们的美丽的田野!……那不是我最早抚摸的土地吗?那不是喂养我的甜蜜的巢穴吗?那不是我信赖的祖国吗?她像温柔和虔诚的母亲，庇护我的双亲!

稍后，洛尔的情人请乌尔班五世②搬迁到罗马，他雄辩地大声说：“当圣皮埃尔问你们：‘罗马出了什么事呀?我的寺庙、我的坟墓、我的人民怎么样哪?为什么你们不回答我?你们从哪里来?你们在罗纳河边住过吗?’你们如何回答他的问题?你们会说，你们在那里出生，而我，我不是出生在加利利吗?”

②乌尔班五世(UrbainV)：法国人，一三六二年至一三七○年担任教皇，住在阿维尼翁。

多产的、年轻的、敏锐的世纪，它的赞美感人肺腑；听从一位伟大诗人的竖琴的世纪，就像服从一位立法者的法律!由于彼特拉克，教皇才重返梵蒂冈；是他的声音使拉斐尔诞生，使米开朗琪罗的圆屋顶拔地而起。

回到阿维尼翁，我寻找教皇的宫殿，而人们将冰窖①指给我看：革命不放过那些出名的地点；往事的回忆不得穿越这些地点，在尸骨上苏醒。唉!牺牲者的哀叹在牺牲者死后很快就听不见了；哀叹勉强唤起回声，回声让它们存活片刻，而哀叹之声已经沉寂。但是，当痛苦的呐喊在罗纳河边消失时，人们听见远处传来彼特拉克的琴声。一首从墓中飘出的孤寂的抒情诗，继续用永恒的古老哀歌和情歌令沃克吕兹陶醉。

①指教皇城堡内的冰窖。一七九一年，一百个保皇党俘虏在那里被杀害。

阿兰·夏蒂埃来自贝额，被埋葬在阿维尼翁的圣—安托万教堂。他写过《无情美人》，而他靠马格丽特·德·苏格兰的亲吻生活。

我从阿维尼翁到马赛。关于这座城市，西塞罗讲过如下的话、而波舒哀曾经模仿过这些话的雄辩语调：“马赛，我不会忘记你，你德行崇高，大多数民族不得不甘拜下风，甚至希腊也不能和你匹比。”马赛难道还会别有所求?塔西佗在《阿格里科拉的一生》中，也赞美马赛，认为它兼有希腊的典雅和拉丁城市的和谐。希腊的女儿，高卢的女教师，被西塞罗讴歌，被凯撒抢掠，这还不够荣耀吗?为了观赏马赛的海，我急忙登上监护圣母院教堂。所有的著名古国，连同它们的遗址，都在这片大海的美丽的海岸上。不会走动的大海是神话的源泉，就像一天两次起立的大洋是深渊；耶和华对大洋说：“你不会远去。”①

①引自《圣经—约伯篇》。

今年，一八三八年，我重新登上这座教堂之颠；我重新看见这片对我变得非常熟悉的大海，而在海的尽头，树起了胜利的十字架和坟墓。外面刮着西北风；我走进弗朗索瓦一世建造的堡垒，那里再看不见埃及军队的老兵，而一位准备去阿尔及尔、但在黑暗的拱顶下迷路的新兵站在那里。在修复的小教堂里，一片恬静，而北风在外面怒号。我记起布列塔尼的水手在慈善圣母院唱的圣歌，你们知道我曾经向你们引用这首我初次接触大海时听见的民歌：

我信仰的圣母呀，

我期待你的救助……

我经历了多少事件，才来到“海之星”脚下，我在儿时就许愿给它了!当我端详这些还愿物，这些挂在我周围的表现海难的油画的时候，我仿佛阅读我自己的生活的历史。维吉尔将特洛伊的英雄摆在迦太基的柱廊下，而歌唱哈姆莱特的天才诗人利用歌唱迪东的诗人的心灵。

在这块过去被吕甘②赞美过的森林覆盖的岩石下，我没有认出马赛：在它笔直、漫长和宽广的街道上，我不会再迷路了。海港内挤满船舶，而在三十六年前，我费好大劲才找到一条小船，女船夫是皮太阿斯③的后裔，她好像儒安维尔，载着我到塞浦路斯。同人类的情况相反，时光使城市变得年轻。我更加喜欢古老的马赛，连同她对贝朗热、安茄公爵、勒内国王、吉斯、埃佩尔农的纪念，连同路易十四的建筑物和贝尔曾斯①的德行，我喜欢它额上的皱纹。也许在悼念它失去的岁月的时候，我只是为我增加的岁月哭泣。的确，马赛以优雅的方式接待我，但是，我觉得，雅典的竞争对手变得太年轻了。

②吕甘(Lucain，三九一六五)：拉丁诗人，他有一部史诗，描写凯撒和庞贝之间的斗争。

③皮太阿斯(Pytheas)：公元前四世纪的马赛航海家。

①贝尔曾斯(Belzunce，一六七一—一七五五)：马赛大主教。

如果阿尔菲耶里②能够在一八○二年出版他的回忆录，我在未参观诗人沐浴地的岩石之前是不会离开马赛的。这个性格粗犷的人这次表现了梦幻般的魅力：

②阿尔菲耶里(Alfieri，一七四九—一八○三)：意大利悲剧诗人。他的回忆录在一八○三年出版。

在马赛，除了看戏，我的消遣之一是几乎每天下海沐浴；港外右边一个狭长的小岛上，我找到一角非常惬意的地方，我坐在沙滩上，背靠岩石——它挡住来自陆地的视线，面前只有天空和大海。在夕阳照耀的这两个广袤的空间里，我纵横遐想，度过美妙的时刻；在那里，如果我能够用任何语言写作的话，我早就成为诗人了。

我经过朗格多克和加斯哥涅往回走。在尼姆，竞技场和方屋尚未暴露出来，而在一八三八年，我看见发掘正在进行。我还去寻找让·勒布尔③。我本来是不相信这些工人诗人的，通常他们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工人。应该向勒布尔请罪。我在面包房里找到他；我同他说话，但不知道他是谁，他同他的伙伴没有差别。他问我的姓名，然后说他去看看我要见的人在不在。他很快就回来了，然后作自我介绍；他将我带到他的仓库里，我们在迷魂阵般的面粉袋中转来转去；然后我们顺着一个楼梯般的东西上去，进入一间陋室，好像风磨顶部的小房。我们在那里坐下来交谈。

③让·勒布尔(Jean Reboul)：尼姆的面包师诗人。

我像在我的伦敦顶楼里——样高兴，觉得比坐在巴黎的部长扶手椅里更加自在。勒布尔先生从一张五斗柜里取出一份手稿，给我念他以《末日》为题所写的强劲有力的诗句。我祝贺他的宗教信仰和才能。我还记得他的《致流亡者》中充满魅力的诗句：

一个伟大事件在世界上酝酿；

啊，年轻的国王，

你的心灵必须准备妥当；

哟!上天抚慰我们的忧伤，

有意通过死者披露你的生命；

同样，若干年后，面对天下，

兴高采烈的民族，身后跟着孩子，

在棺材边用手臂将你托起!

我必须同主人告辞了，我祝他在诗的园地里取得丰收。我可能更喜欢他在蒂比尔瀑布旁边沉思，而不是看见他在瀑布上的磨坊里搬运研磨的面粉。的确，索福克勒斯也许在雅典当过铁匠，而罗马的普劳图斯①，是尼姆的勒布尔的先驱。

①普劳图斯(Plaute，公元前二五四—前一八七)：古罗马著名喜剧作家。

从尼姆到蒙彼利尔途中，艾格莫尔特在我左边掠过；一八三八年，我参观了这座城市。该城保存完好，连同它的塔楼和城墙。它好像一艘远洋船舶，被圣路易、时光和大海抛弃在那里。圣王规定了艾格莫尔特城的规章和地位：“他希望监狱并非用来毁灭人，而是看管他；对辱骂者不予追究；通奸者仅在某些情况下被传讯，而强奸处女者，volente vel nolente①，既不丢掉性命，也不砍掉四肢，sed alio modo puniatur②。

①拉丁语词组：无论同意与否。

②拉丁语词组：或以其他方式处罚。

在蒙彼利尔，我重新看到海，我本来很乐意为她写下下面的话，就像笃信基督教的国王写给瑞士联邦的话：

“我忠诚的盟邦，我的伟大朋友。”斯卡利杰③可能愿意将蒙彼利尔当作他“暮年的巢穴”。城市的名称来自两位神圣的处女，Mons puellarun：因此，这里的女人特别美。蒙彼利尔在黎塞留红衣主教手中时，是法兰西贵族政体消亡的见证。

③斯卡利杰(Scaliger，一四八四—一五五八)：出生在意大利的学者。五二五年他离开意大利移居法国，并成为法国公民。

从蒙彼利尔到纳博纳途中，我的与生俱来的幻想病发作了。如果我不像某些心病者，将发病日期记在一张小纸头上帮助记忆的话，我会把这件事忘掉的。这次我经过的是一片荒凉的、长满毛地黄的土地，它让我忘记这个世界：我的眼睛望着这片红色的茎的海洋，一直到天际淡蓝色的康塔尔山脉。在大自然中，除了天空、海洋和太阳，启迪我的不是庞然大物；它们给我的仅仅是庞大的感觉，将我的失落的、得不到安慰的渺小投掷在上帝脚下。可是，一朵我采摘的花朵，一条在灯心草当中蜿蜒的小溪，一群准备起飞和在我面前停留的小鸟，令我萌生各种各样的遐想。这样无缘无故地动感情，不比在生活中追逐利益更好一些吗?利益由于反复和众多，反而使人对它变得迟钝和冷漠。今天，一切衰退了，甚至苦难。

在纳博纳，我看见双海运河。高乃依通过歌颂这项工程，颂扬了路易十四的功绩①：

①高乃依这首名为《关于奥克语运河》的诗，发表于一六六八年，是对一首拉丁诗的模仿。

长久以来，在她们幽深的洞窟，

加龙河和塔尔河盼望她们的水流结合，

穿过一道倾斜的山坡，

让黎明的珍宝汇入夕阳的江河。

大自然恪守永恒的法则，

作为不可逾越的屏障，

竖起崇山峻岭，

使善良的愿望成为泡影。

法兰西呀，伟大的国王说话了，

岩石裂开，大地让路，

崇山峻岭低头。

从此畅通无阻……

在图卢兹，我从加龙桥遥望朦胧的比利牛斯山；四年之后，我将翻过这座山。地平线像我们的岁月一样连绵起伏。有人提议带我到—个地下墓室去看美丽的波勒的干尸。有些事只能想象，亲眼看就倒胃口了。蒙莫朗西是在市政府大院里被砍头的。这颗被砍掉的头果真那么重要吗，既然在其他许多头颅被砍掉之后，人们还在谈论它?我不知道在刑事诉讼历史上，是否有谁的证词让人更好地辨识—个人的身份：“他身上披着战火和硝烟，”吉托说，“最初，我没有认出他；但是，看见一个人在冲散我们的六排队伍之后，还在砍杀第七排的士兵，我断定：除了蒙莫朗西，不可能是别人；当我看见他翻倒在地，被压在一匹死马之下时，我更加肯定无疑了。”

废弃的圣塞尔兰教堂以它的建筑风格令我吃惊。这座教堂同阿尔比人的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由福利耶尔翻译的诗很好地再现了这段历史：

“骁勇的年轻伯爵，他父亲的阳光和继承人，十字架和剑，进城了。无论在闺阁里，或在楼台上，一个年轻姑娘都不剩了；全城居民，无论长幼，都来欣赏伯爵的风采。”

奥克语的消亡是从西蒙·德·蒙福尔时期开始的：“西蒙看见自己拥有这么多领地，于是将土地分给贵族们，有法国贵族，也有其他国家的贵族，atque loci leges dedimus(我们在此发号施令)”；八位签名的大主教和主教是这样说的。

我本来很乐意花时间，了解一位我十分敬佩的人——居雅斯①。他伏着睡觉，周围散放着书籍。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还记得他两次结婚的女儿苏珊。苏珊不大欣赏坚贞不渝，把这种品德不当一回事；她教唆她的一位丈夫不忠，结果另一个丈夫因此丧命。居雅斯受到弗朗索瓦一世的女儿保护，皮布拉克受到亨利二世的女儿保护，两个马格丽特都有瓦卢瓦家族的血统，缪斯的纯粹血统。皮布拉克以他的翻译成波斯语的四行诗出名(我从前的住处可能是他当法院院长的父亲的公馆)。“这位善良的皮布拉克先生，”蒙田说，“和蔼可亲，看法公正，作风温和；他的心灵同我们的腐败和激烈迥然不同。”而皮布拉克曾经为圣巴托罗缪事件辩护。

①居雅斯(Cujas，一五二二—一五九○)：图卢兹法学家。

我不停地奔跑；命运使我回到一八三八年，让我仔细欣赏雷蒙·德·圣吉尔②的城市，让我谈论我在那里新结识的朋友：德·拉韦涅先生，一个充满才气、幽默感和理性的人；奥诺里纳·加斯克小姐③，未来的马利布朗。后者让作为克莱芒斯·伊泽尔的新侍从①的我，想起夏佩尔和巴肖蒙在图卢兹附近的昂比儒岛上写下的诗句：

②雷蒙·德·圣吉尔(Raimond de Saint-Gilles，一○四二—一一○五)：指雷蒙五世，图卢兹伯爵。

③奥诺里纳·加斯克小姐(Honorine Gasc)：歌唱家。

①一八二一年四月夏多布里昂被选为图卢兹百花诗赛的“游戏大师”。

唉!如果西尔维坚贞不移，

在这如画的地方

同她一起度过一生，

那是多么幸福!

但愿奥诺里纳小姐不被这美妙的歌声诱惑!才能是“图卢兹金”②锻造的，它们会带来不幸。

②根据古老的传说，“图卢兹金”会带来不幸。

波尔多刚刚清除它的断头台和它的卑怯的吉伦特派。我所看见的一切城市都好像患了一场重病、刚刚恢复生气的漂亮妇人。在波尔多，路易十四从前为了兴建喇叭城堡，叫人拆毁保护女神庙。斯篷③和捍卫古迹的朋友发出哀叹：

③斯篷(Spon，一六四七—一六八五)：考古学家。

为什么拆毁诸神的这些圆柱，

它们是凯撒的杰作，护佑我们的庙宇?

圆形剧场的几个遗址依稀可辨。如果要为一切被毁坏的建筑物惋惜，那么要流太多的眼泪。

我启程往布莱。我参观这座当时默默无闻的城堡；一八三三年，我为它写了下面的话：“布莱的女囚!对你此刻的命运我无能为力，我因此愧疚!”我前往拉罗榭尔城，经过旺代到南特。

这个地区像一名老兵，肢体残缺，身上留有记录他的勇敢的伤疤。由于时光而变白的尸骨，和由于火焰而变黑的废墟引人瞩目。旺代人在向敌人发动进攻之前，跪下来接受神甫的祝福。战火下的祈祷并不表现软弱，将剑举向天空的旺代人乞求的是胜利，而不是生命。

我乘坐的驿车挤满乘客，他们讲述旺代战争中他们引为骄傲的奸淫和杀戮。我们在南特渡过卢瓦河之后，我的心急剧地跳动着：我进入布列塔尼了。我沿着雷恩那间中学的围墙走过，它是我的童年的最后几年的见证。在我的妻子和我—的姐妹们身边，我只停留二十四小时，随后我赶回巴黎。

一八三八年

于巴黎

我经历的一八○二年和一八○三年——德·拉阿尔普先生：他的死

我赶回巴黎看望一位处于弥留之际的人；在十八世纪，他属于二线的杰出人物，这些人物构成社会坚实的后卫线，是社会宽阔和巩固的基础。

我是在一七八九年认识德·拉阿尔普先生①的。同弗兰一样，他爱上了我姐姐法尔西夫人。他来的时候，短小的手臂下夹着三大本他的作品；他的光荣无法征服桀骜不驯的心灵，这令他感到吃惊。他言辞激烈，表情生动，因为时弊大动肝火；一次到部长家赴宴时，他觉得饭不合口味，叫人给他煎一个摊鸡蛋；他吃饭用手，袖口拖在碟子里，对赫赫有名的大老爷讲一些有哲学意味的粗话，而老爷们居然十分欣赏他的放肆。但是，总的来说，他为人正直，开明，在感情激动的时候能够保持公正，善于发现人才，赏识他们，能够用美好的诗句或美好的行动表达惋惜，如果他觉得有必要，也乐于表示悔恨。他没有错过他的目标：他由于宗教信仰，趣味而变得崇高，只对亵渎宗教的言行表示轻蔑，只憎恨“革命语言”，我看见他死的时候，像一名勇敢的基督教徒。

①德·拉阿尔普(de Laharpe，一七三九—一八○三)：当时著名的文学批评家。

我流亡归来时，宗教信仰使拉阿尔普对我的作品产生好感，尽管他有病，仍然坚持工作，给我念他写的关于大革命的长诗的一些段落，我注意到，诗中有一些针对当时的罪行和针对忍受这些罪行的“诚实人”的强有力的诗句：

但是，如果说

他们胆大妄为，

你们听之任之，

压迫者越残暴，

奴隶越卑劣。

他头戴白帽，身穿棉衣，忘记自己是病人，扯着嗓门朗诵；随后，他把他的笔记本丢开，用几乎听不见的微弱声音说：“我受不了啦，我觉得胸口里有一只铁爪在抓我。”不幸得很，此刻碰巧有一名女仆走过，他有意提高嗓门，叫道：“滚开!滚开!把门关上!”一天，我对他说：“为了宗教的利益，你应该活下去。”“是的，”他回答说，“这对上帝有好处，但他不乐意，我这几天就要死了。”他重新跌进扶手椅里，将帽子盖住耳朵，用他的顺从和谦卑补偿他的骄傲。

在米涅雷家的晚餐上，我听见他以极谦卑的语气谈论自己，说他没有做任何超过别人的事情，但是他相信艺术和语言在他手中没有退化。

德·拉阿尔普先生于一八○三年二月十一日离开人世。在哲学的一切安慰中，《四季随笔》的作者几乎同时去世，而德·拉阿尔普先生死的时候，享受宗教的一切安慰：一位被人抚慰，另一位被神抚慰。

德·拉阿尔普先生于一八○三年二月十二日安葬于沃吉拉尔门公墓。棺材放在墓坑旁边的一小堆泥土上，泥土很快就要将它掩盖了。封塔纳先生发表了演说。场面是哀伤的：旋转的雪花从天空飘落，使棺罩变成白色，而风儿掀起棺罩，让友人最后的话语传到死者耳中。现在，公墓已经被毁坏，德·拉阿尔普先生的尸体被挖出来了：他纤细的骸骨几乎不剩下任何东西。他是在督政府时期结婚的，他同他美丽的妻子在一起并不幸福；她非常厌恶他，从来不给他任何权利。

而且，同其他事情一样，随着革命日益发展，德·拉阿尔普先生的地位越来越降低：在这场革命的代表人物面前，荣誉急忙退却，如同危难在他面前失去威胁力。

一八三八年

于巴黎

我经历的一八○二年和一八○三年——会见波拿巴

当我们这些庸人忙于生和死的时候，世界却完成了伟大的长征；时代的代表人物领导人类的潮流。在作为普遍变化之先驱的激烈动荡中，我在加莱登陆，为的是有助于总的行动，尽战士的责任。这个世纪的头一年，我来到波拿巴敲打集合鼓的营地：他不久就变成首席执政官。

一八○二年，立法会议通过和解协议之后，内政部长吕西安为他的兄弟组织了一次庆祝活动；由于我聚集了基督教力量，并且使他们采取攻势，所以我被邀请参加。拿破仑进来时，我在走廊里：我一阵惊喜。我以前只是远远地见过他。他的微笑是温柔动人的；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他的目光尚无任何江湖骗子的印记，没有任何做作和虚伪。《基督教真谛》当时引起轰动，对拿破仑也有影响。出奇的想象力激励着这位如此冷峻的政治家：如果没有缪斯，他不可能是这个模样；理智完成诗人的思想。一切伟人都是由两种性格构成的，因为他们既有灵感，又能行动：一种性格酝酿计划，一种性格付诸实施。

波拿巴老远就看见我，并且认出我，我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当他朝我走过来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他要找谁；人群相继让开了；每个人都希望执政官停在自己面前。他对于人们的误会显得有些不耐烦。我躲到我的邻居后面；波拿巴突然提高嗓门，叫道：“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这时只有我还留在前面，因为其他人后退了，而且在我们周围很快形成一个圆圈。波拿巴以很自然的方式同我说话：他没有恭维我，没有废话，没有开场白，马上就同我谈论埃及和阿拉伯人，好像我是他的老朋友，好像他不过是在继续我们之间已经开始的谈话。“我始终感到吃惊，”他说，“当我看见阿拉伯酋长们在沙漠中下跪，面对东方，并且头碰地。他们向东方膜拜什么呀?”

波拿巴中断讲话，不经过渡就转向另一个问题：“基督教!观念学者不是想把它变成一个天文系吗?如果这样，他们能够让我相信基督教是渺小的吗?如果基督教是天体运动的寓意画，行星的几何学，无神论者就无能为力了，他们不得不让‘无耻者’拥有足够的伟大。”

饶舌的波拿巴走开了。在我的黑夜里，如同约伯所说的，“一个幽灵从我面前走过；我毛骨悚然；他停留在那里：我不认识他的面孔，而我听见他声音，犹如轻微的气息。”

我的生命只是一连串幻觉；地狱和天空不断在我脚下或我头上开启，而我来不及探测它们的黑暗或它们的光明。在两个世界的边岸上，我只见过一次上世纪的伟人和新世界的伟人，华盛顿和拿破仑。我同两人都谈了一会；两人都让我重新回到孤寂中去，头一个用善良的愿望，第二个用罪行①。

我注意到，波拿巴在人群中走动时，向我投射的目光比他在同我谈话时的目光更加深沉。我也用目光跟随着他：

①指杀害当甘公爵。

Chi e quel grande，che non par checuri L'incendio?

这位不把火灾放在心上的伟人是谁?②(但丁)

②引自但丁《神曲·地狱篇》。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

我经历的一八○三年——我被任命为驻罗马大使馆一等秘书

此次会见之后，波拿巴考虑派我去罗马：他一眼就看出他在什么地方、在哪方面可以利用我。对于他，我涉世不深，毫无外交经验是无关紧要的。他认为这样的人才什么都懂，不需要学习。他是一个善于发现人才的人；但是，他希望他们的才能仅仅为他服务，而且以尽量少提及这种才能为条件。他嫉妒任何声誉，并且视之为对他的声誉的篡夺：世界上应该只有拿破仑存在。

封塔纳和巴兹奥希夫人对我说，执政官对“我的谈话”感到满意。但我根本没有开口；这意味着波拿巴对他自己感到满意。他们敦促我利用这个良机。我从未想过我会是一个人物；我断然拒绝了。这时，他们让一个我难以拒绝的权威人物讲话了。

圣絮尔皮斯修道院院长埃梅里以教会名义，恳请我为了宗教的利益接受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职务；波拿巴打算任命他舅舅菲舍红衣主教担任大使。他暗示我说，红衣主教并不是很聪明的人，我很快就会左右局势。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使我认识了埃梅里院长。你们知道，我是同纳戈神甫和其他修士一道去美国的。对我当年的卑微无闻、对我的青年时代和我的旅行生活的回忆，后来反映在我的公众生活当中，始终占据我的思想和心灵。得到波拿巴赏识的埃梅里院长，由于他天生的性格、由于他身上的道袍和由于革命，是一个精明人，这三重的精明仅仅为他的真正的长处服务。他惟一的野心是做善事，他的一切活动以促进他的修道院的繁荣为目的。他做事、说话谨慎，要勉强他是徒劳的，他随时准备用他的生命为你效劳，但他永远不会放弃他的观点：他的力量在于他坐在他的坟墓上等候你。

他第一次努力没有成功；他卷土重来，他的耐心终于打动我。我接受了他负责向我提议的职务，但我对自己在这个岗位上的作用一点信心也没有：我在二线完全不起作用。如果不是考虑德·博蒙夫人，我也许还会后退。德·蒙莫兰先生的女儿奄奄待毙，有人说，意大利的气候可能对她有好处，如果我同意去罗马，她就会答应越过阿尔卑斯山。抱着拯救她的希望，我牺牲自己。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准备来同我汇合；儒贝尔先生说要陪伴她，而德·博蒙夫人启程前往金山，以便随后到台伯河①边治病。

①指罗马，台伯河是横穿罗马城的河流。

德·塔莱朗先生当时是外交部长；他给我送来了任命书。我到他家里吃晚饭。他给我的印象跟我初次见到他时的印象一样。而且，他优雅的举止同他周围那些无赖形成反差；他的狡诈有无法想象的重要性：在一个无法补救的危险形势下，腐败作风是天才，轻浮思想是深刻。革命太谦虚了；对它自己的优越不够重视：将自己摆在罪恶之上或之下，这不是一回事。

红衣主教身边的教士当中，我认得的有快乐的德·波那教士，他从前在勤王军里是布道牧师，凡尔登撤退时他在场；他还担任过夏隆主教德·克莱蒙—托乃尔先生的代理人，主教尾随我们登船流亡，并且声称自己是教皇的表兄，要求教廷发给他抚恤金。我准备妥当就启程了：我应当在拿破仑的舅舅之前赶到罗马。

一八三八年

于巴黎

我经历的一八○三年——从巴黎到萨瓦省的阿尔卑斯山之行

在里昂，我再次同我的朋友巴朗谢见面。我目睹圣体瞻礼节的恢复。我相信，我为这些花束、为这种我唤回地面的天堂的欢乐贡献了一份力量①。

①指以《基督教真谛》的出版促成基督教节日的恢复。

我继续上路；沿途受到诚挚的欢迎：我的姓名同祭坛的恢复混在一起。我感到最开心的是，我在法国和国外受到诚心诚意的尊重。我在乡村小客店休息的时候，有时看见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带着儿子走进来。他们对我说，他们带他们的儿子来向我表示感谢。我是由于自尊心，才有这种高兴的感觉吗?在大路上，在不知名的村落里，一些善良和默默无闻的人向我表示他们的满意心情，这同我的虚荣心有什么关系?触动我的——至少我敢这样相信，是我曾经做过一点好事，安慰过一些受苦人，让母亲心中恢复了将儿子培养成基督教徒的希望，即培养一个顺从的、恭敬的、依恋父母的儿子的希望。如果我写过一本使道德和宗教受到损害的书，我会体会这种纯洁的快乐吗?

从里昂出城后，一路相当沉闷。从松塔一直到善邻桥，路上绿树成荫。

在贝亚尔充分表现了骑士精神的尚贝里，一名男子受到一个女人的接待，而作为对所受的款待的报答，男人以哲学家的洒脱往她脸上抹黑①。文学的危险就在这里：一鸣惊人的欲望战胜高贵的情操。如果卢梭没有成为名作家，他会将收养过他的女人的弱点埋没在萨瓦的深山里；他会为他的朋友的缺点而牺牲自己；他可能会安慰她的暮年，而不是将她痛打一顿，然后溜掉。咽!但愿被出卖的友谊的声音永远不会对着我们的坟墓怒吼!

①暗示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讲述的他同瓦朗夫人的爱情故事。

过了尚贝里，伊泽尔河出现在眼前。山谷里，大路上到处看得见十字架，松树树干上挂着圣母像。树木包围中的小教堂与高耸的大山形成令人激动的反差。当冬天的风暴从积满冰雪的山顶降临时，萨瓦人躲在田间的庙宇里祈祷。

在蒙梅里安北面的山谷两侧，是形状各异的山岗，有的是半秃的，有的布满森林。

埃格贝尔似乎位于阿尔卑斯山的尽头；但是，绕过一块横在路中间的孤立的岩石，你就可以看见通往阿尔克河的山谷。

两边耸立着高山，山坡是笔直的，光秃秃的山顶上开始有积雪了。瀑布飞流而下，壮大了汹涌的阿尔克河。在水声的喧哗中，一道轻盈的瀑布，在由柳树构成的帘子下，以无限优美的姿势往下倾泻。

我穿过圣让—德莫里埃那，日落时到达圣米歇尔；在那里，我找不到马匹，于是被迫在那里留宿；我走到村外散步。山顶的空气清澈透明，锯齿状的山峰历历在目，而夜色逐渐向山顶升去。山下夜莺在唱歌，山上老鹰在呜叫；花楸树在山谷里开花，白雪在山顶闪烁。按照传统，由迦太基人建造的城堡屹立在陡峭的山坡上，下面是岩石上开凿的凸角堡。那里，岩石中加进了个人①的仇恨，那种仇恨比一切障碍更加强大。人类的报复心压在自由民族的头顶上；这个自由民族在其他民族沦为奴隶并且抛洒鲜血时才能缔造它的伟业。

①指汉尼拔(Hannibal，公元前二四七—前一八二)，迦太基人，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终生与罗马共和国为敌。

我在天蒙蒙亮时出发，下午二时到达塞尼山脚的朗勒布尔。进村的时候，我看见一位农夫手里抓着一只鹰；一群人无情地扑打那只鸟中之王，欺侮它年幼和无力反抗。高贵的孤儿的父亲和母亲被杀害了，有人提议将鹰卖给我，但在我释放它之前，雏鹰已被虐待致死。当时，我想起未成年的路易十七；此刻，我想起亨利五世：衰落和苦难来得多么快呀!

我们开始攀登塞尼山，抛下将我们引导到山脚的阿尔克河。在塞尼山的另一侧，我们越过杜瓦尔河进入意大利。河流不仅是“会走的大道”——像帕斯卡所说的，它还给人们指引道路。

当我头一次登上阿尔卑斯山山顶的时候，我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我好像那只同我一道穿越冰冻的山顶的云雀，它在唱过平原的歌谣之后，突然坠落在雪堆里，而不是下山寻找成熟的庄稼。一八二二年，这座山在我心中唤醒的诗篇，相当准确地表达了一八○三年在同一地点我心中激荡的感情：

阿尔卑斯山呀，

你没有我的遭遇!

时光对于你无能为力；

曾经压在我头上的岁月

在你额上只留下轻微的痕迹。

我满怀希望，屏障，

广阔的前景像地平线

展现在我眼前。

意大利在我脚下，

世界在我前面!

这个世界，我真的深入其中了吗?哥伦布在发现新大陆之前，是神灵指引他到达他日思梦想的土地；伽马在途中遇见飓风。这两个伟人当中，哪一个预示我的前途?本来我一心向往的，是以辉煌的成绩使我默默无闻的一生变成荣耀的一生。你们知道最早埋葬在美洲的欧洲人是谁吗?是斯堪的那维亚人比奥纳：他在文兰登陆时丧命，被同伴们埋葬在一个岬角上。谁知道这一段掌故?谁知道他的帆船在哥伦布的帆船之前到达新大陆?比奥纳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岬角上长眠，而一千年来，我们在北欧诗人用现在无人讲的语言所写的传说里，才知道他的名字。

从塞尼山到罗马——米兰和罗马

旅行开始时，我的方向与其他旅人相反。在发现欧洲古老的都市之前，我发现美洲古老的森林。我来到欧洲各个古都的时候，由于一场新的革命，它们正在同时经历新生和死亡的过程。米兰被我们的军队占领着；人们正在拆毁那座经历过中世纪战争的城堡。

法国军队驻扎在伦巴第平原上，好像一个军事殖民地。这些高卢来的外国人戴着警察的橄榄帽，在他们的圆鼓鼓的上装外面佩着马刀，好像没有拿镰刀的殷勤而快乐的收割者；在他们周围，各处有他们的伙伴放哨。他们搬动石块，推动火炮，驾驶马车，修盖库房和草棚。马匹在人群中跳动着，转动着，竖起前蹄，好像正在同主人嬉戏的狗。在这武装的集市上，意大利妇女在她们的露天货摊上出卖水果：我们的士兵将他们的烟斗和火镰送给她们，好像他们的蛮族祖先对他们的心爱人说：“埃尔吉娜，我亲爱的妻子，我，福特拉，厄贝尔的儿子，法兰克人，为了对你的美貌表示敬意(in honore pulchritudinis tu oe)，我把我在松树区的住宅送给你。”①

①引自一部八世纪的著作：《嫁妆的置办》。

我们是与众不同的敌人：最初，人们觉得我们有点放肆，有点放荡，有点不安分；但我们刚转身，人们就怀念我们了。法国兵活泼、风趣、聪明，帮他们的房东干活，做家务：他像穆瓦兹帮助马迪昂的女儿一样，打井水，驱赶牧人，带羊羔去洗澡，劈柴，烧火，帮助做饭，抱孩子或哄摇篮中的婴儿入睡。他的善良和他的活泼使一切充满生气；人们习惯将他当作家中的一员。鼓一响，当兵的马上跑去抓起火枪，离开茅屋，留下房东的女儿在门槛上哭泣。可是，在他进入荣军院之前，他不会再想起这间茅屋。

我经过米兰时，一个觉醒的伟大民族睁开了眼睛。意大利走出梦境，记起她的精神，好像记起她的神圣的梦：这种精神对于正在复兴的我们的国家是有益的，它在我们的困窘中，给我们带来横跨阿尔卑斯山的大自然的伟大；这位奥索尼乌斯①是在对举世闻名的祖国的崇高回忆中，在艺术杰作的熏陶下长大的。奥地利来了；她重新给意大利人套上枷锁，她迫使意大利人重新回到棺材里。罗马重新沦为废墟，威尼斯回到大海。威尼斯陷落了，用它最后的微笑给天空增添异彩；她以迷人的姿态躺卧在她的波涛之中，像一颗不会再升起的星辰。

①奥索尼乌斯(Ausonius，约三一○—约三九五)：拉丁诗人兼修辞学家，生于高卢。

米拉将军是米兰驻军司令。我给他带来巴兹奥希夫人的一封信。我同他的副官们一道度过了白天：他们并不像我的同伴们在蒂永维尔城下那么穷。法国式的礼貌在战场上再现了，试图证明它继承了洛特雷克②时代的传统。

②洛特雷克(Lautrec)：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时期的法国元帅。

六月二十三日，我在梅尔齐先生家中出席一个盛大的晚宴，庆祝米拉将军的一个儿子接受洗礼。米拉先生认识我哥哥；内阿尔卑斯山共和国副总统举止优雅；他的住宅好像一个世代相传的王公的府第：他对我冷漠而有礼；我对他的态度同他都对我的态度完全一样。

我于六月二十七日晚，即圣彼得节的前两天，到达我的目的地。圣徒们的教皇在等候我，就像我贫穷的保护主以后在耶路撒冷接待我一样。我沿着佛罗伦萨、希埃内、拉迪科法尼一路过去。我急于拜访菲舍即将接任的卡科尔先生，而我将取代阿尔托先生。

六月二十八日，我奔波了一整天。我匆匆忙忙，看了一眼科里载先贤祠，图拉真圆柱和圣昂热城堡。晚上，阿尔托先生带我到圣彼得广场附近的一栋房子里参加舞会。飞旋的人群在窗前跳华尔兹舞，透过敞开的窗子，可以远远看到米开朗琪罗的圆屋顶上五彩缤纷的焰火；从艾得利安码头发射的烟花火箭落在塔索的坟墓上开花。寂静、荒凉和黑暗笼罩着罗马的田野。

次日，我出席圣彼得广场的弥撒。庇护七世脸色苍白，阴郁而严肃，是名副其实的苦难教皇。两天之后，我被介绍给教皇：他让我坐在他身边。他的桌子上有一本《基督教真谛》，书被好意地翻开了。康萨尔维红衣主教①灵活又坚定，如果他有不同意见，那也是以温和和彬彬有礼的方式表达的；他是古罗马政治的化身，代表世纪的容忍，而不是时代的信仰。

①庇护七世的国务秘书。

穿过梵蒂冈时，我停下来欣赏那些可以骑在骡背上参观的楼梯，那些被艺术杰作所装饰、螺旋上升的层叠的长廊。从前，教皇和他的仪仗队从那里穿过由那么多不朽的艺术家装饰的会议厅；那么多名人欣赏过这个会议厅：首先是彼特拉克，塔索，亚里士多德，蒙田，弥尔顿，孟德斯鸠，然后是正在进行统治或倒台的王后和国王们，最后是从世界各地赶来的朝圣者。现在，这一切都静止不动；只有一线阳光射进空无一人的剧场。

有人建议我到月光下散步：从三神山往下看，远处的建筑物好像画家的草图或从船舶上看到的朦胧的海岸。月亮这个被人想象为有限世界的球体，在寂寥的罗马上空来回移动着它苍白的孤独；她照亮没有居民的街道，阒无一人的院落、广场、花园，听不见祈祷的寺院，同科里载的柱廊一样沉寂和空旷的隐修院。

十八个世纪之前，在同一地点，在同一时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呢?谁在此脚踏过这些方尖碑的阴影，在这些阴影不再倒映在埃及的沙漠上之后?非但古代意大利不复存在，连中世纪意大利也消逝了。然而，在永恒之城里，还保留这两个意大利的痕迹：如果现代罗马炫耀它的圣彼得广场和它的杰作，古罗马则展现它的先贤祠和它的废墟；如果一个让它的执政官从卡皮特尔山上走下来，另一个则将教皇们从梵蒂冈带过来。台伯河是两种光荣的分界线：同样坐落在尘埃之中，不信神的罗马日渐陷进它的坟墓，而基督教的罗马慢慢沉没在它的地下墓穴之中。

菲舍红衣主教的宫殿——我的工作

菲舍红衣主教在台伯河畔租了朗斯洛迪宫，我于一八二七年在那里见过朗斯洛迪公主。我住在这栋楼的最高一层。我们刚走进去，一大群跳蚤就跑过来黏在我腿上，连我的白裤子都变黑了。博纳维神甫和我想尽办法，叫人给我们彻底打扫住宅。我仿佛回到我在New-Road(新路)的狗窝。对我，回忆过去的困窘并不是令我不快的事情。这间外交办公室收拾停当之后，我开始颁发护照和履行其他同样重要的职责。我的字体成了发挥我的才能的障碍，红衣主教菲舍看见我的签名之后，耸了耸肩膀。我呆在我高高的房间里，几乎无事可做。我从屋顶往下看，在隔壁房子的屋顶下，几个洗衣女工同我打招呼；一位未来的女歌唱家在吊嗓子，她不停顿的视唱练习伴随着我。如果有送殡的队伍走过，让我解解闷，那我就高兴极了!我从窗口往下望，只见一位年轻妇女的灵柩：在两行穿白衣服的送葬者中间，人们抬着死者的遗体，死者的脸裸露着；她刚刚出生的儿子也死了，头上戴着花环，躺在她脚边。

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我想得太简单，认为应该去拜访当地名流；我登门向退位的撒丁国王①表达我的敬意。我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引起可怕的闲话；所有外交官都幸灾乐祸。“他完蛋了!他完蛋了!”那些吹牛拍马和攀附权贵的人，怀着看见别人倒霉的快乐心情反复说。所有外交界的傻瓜都兴高采烈，自认为比我高明。人们很希望我倒下去，尽管我微不足道，尽管我无足轻重：没什么，只要有人倒下去，总是令人高兴的事情。由于我的单纯，我没有意识到我的罪行，而且以后我也从未把高官厚禄当一回事。人们以为我很看重国王，事实上他们在我眼中只是一些可怜虫。有人从罗马写信到巴黎，讲述我干的可怕的蠢事。幸亏我是同波拿巴打交道：本来要使我遭受灭顶之灾的事情反而救了我。

①指维克多·伊曼纽尔(Victor-Emmanuel，一七九五—一八二四)，意大利公爵，一八○二年成为撒丁国王。一八○二—一八一四年间，除撒丁外，他的领地全部被法国人占领。夏多布里昂到达罗马时，他的住所成为反拿破仑的法国流亡者的总部。

我一跃成为拿破仑的舅舅、一位教会领袖领导下的使馆的一等秘书，这似乎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在那里好像一名省政府的抄写员。在正在酝酿的冲突之中，我本来可以找些事干干，但是人们对我封锁消息。我完全置身于使馆的纠纷之外；而且，我何必为那些任何办事员都可以解决的细节问题浪费时间呢?

我花许多时间散步、在台伯河畔流连，但当我回到使馆，看到的只是红衣主教的吹毛求疵、夏隆主教的贵族式的吹牛、未来的摩洛哥主教的难以想象的谎言。吉荣神甫利用他的姓名听起来同另一个人的姓名相像，声称他在奇迹般地逃脱加尔默修院大屠杀①之后，在福尔斯监狱②为德·朗巴尔夫人赦罪。他吹嘘说，罗伯斯庇尔在最高主宰节上发表的演说是由他起草的。一天，我打赌，说有办法让他夸口到过俄国：他不敢讲得很肯定，但他谦虚地说，他在圣彼得堡生活过几个月。

①加尔默修院(Cannes)大屠杀：大屠杀一七九二年九月发生在巴黎。

②福尔斯监狱(la Force)：巴黎的一所监狱，德·朗巴尔夫人在那里被杀害。

梅松福尔先生是一个有头脑但不露锋芒的人，他向我求救；不久之后，大贝尔坦先生，《辩论》的老板，在一桩痛苦事件中友好地帮助过我。他被流放到厄尔巴岛，放逐他的人③后来从厄尔巴岛回来后，又把他赶到根特④。一八○三年，他得到共和党人布里奥的批准，在意大利结束他的流亡生涯。我同他一起参观了古罗马遗址，并且目睹德·博蒙夫人去世。这两件事使我们成了朋友。他是一个情趣高尚的批评家，他同他兄弟一样，对我的作品提出过许多极好的建议。如果他有机会登上讲坛的话，一定会成为杰出的演说家。长期以来他是正统主义者，经受过坦普尔监狱和厄尔巴岛流放的考验，但他仍然坚持他的原则。我将忠实于我这位艰苦岁月的伙伴；人世的一切政治观点抵不上真诚友谊所作的一个小时的牺牲：我只需保持自己的观点不变，就像我忠实于我的记忆。

③指拿破仑。

④根特(Gand)：比利时城市。

我在罗马居留期间，博尔盖兹公主⑤来过：我负责将巴黎的鞋子送给她。我被引见；她当着我的面梳妆打扮。她那双漂亮的鞋子大概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只走了一会儿。

⑤博尔盖兹公主(Borghese)：拿破仑的妹妹之一。

终于，一个不幸事件让我忙了一阵：这种事是随时可能发生的。

一八三八年

于巴黎

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修改

我经历的一八○三年——德·博蒙夫人的手稿——德·科德夫人的信

我离开巴黎时，我们对德·博蒙夫人的病还抱有幻想。她经常哭泣，她在遗嘱中说，她认为自己没救了。可是，她的朋友们在他们之间并不提及他们的担忧，试图安慰自己；他们相信意大利的水和阳光会创造奇迹；他们分手了，各走各的路，约定罗马再见。

后来，在德·博蒙夫人的遗物中，我找到她在巴黎、金山、罗马写的一些信，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她当时的心态：

几年来，我的健康明显恶化。从一些症状看，启程的日子不远了，但我尚未作好远行的准备。随着病情的发展，幻觉越来越频繁。我见过许多这类极度虚弱的病例，但我发现这些事例对我毫无帮助。我已经采用过一些既麻烦又无用的治疗方法，可能我还无法避免另一些残酷的治疗，患肺病的人注定要遭罪。像别人一样，我还抱着希望，希望!我还有希望活下去吗?我一生是一连串的不幸，我目前的生活充满动荡和烦恼；我从此失去心灵的平静。我的死对于某些人只是一时的痛苦，对于其他人是一件好事，而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幸事。

花月二十一日，即五月十日，是我母亲和我哥哥的忌辰：

我最后死，命运最悲惨!①

①引自拉辛的悲剧《费德尔》。

啊!为什么我没有勇气死?这种我畏惧的病稳定下来了，也许我还要活很久，可是我相信我会高高兴兴地死去：

我的生命不值得我为之叹息。

谁也不会比我更有理由抱怨大自然：它向我关上一切大门，令我痛感我的缺失。我无时无刻不感觉我注定承受的平庸的重负。我知道，自满和幸福常常是我怀着苦涩抱怨的这种平庸的代价；但是，由于天性未在其中加入幻觉，使平庸变成我的苦刑。我像一个失落者，无法忘记失去的东西，没有勇气直面现实。幻觉的绝对缺失，即锻炼的缺失，使我蒙受各种各样的苦难。我像局外人一样审视自己，我如实地看待我的朋友。我的价值仅仅来自我的极度善良，但我这种本性没有充分表现出来，既未得到赏识，也未真正发挥作用，而且我急躁的性格剥夺它的一切魅力：它使我更加为别人的苦难痛苦，但未向我提供拯救苦难的手段。然而，多亏它，我在生活中才有些许真正的享受。尤其多亏它，我不曾有嫉妒之心——它通常伴随平庸的感觉。

金山

我打算仔细剖析自己；但是烦恼使我放下已经提起的笔。

如果我能肯定我在几个月内将停止生命，我处境中的一切痛苦和艰难都会变成幸福。

当我有力量自己结束烦恼的时候，我不会使用它：这将违反我给自己确定的目标，使我的苦难大显身手，给在痛苦中支持我的心灵留下太大的创伤。

我流着泪，哀求我自己痛下决心，一个如此严峻和必不可免的决心。夏洛特·科黛①断言，‘对于任何牺牲，人们从中得到的享乐超过下决心时的痛苦’；但是她要死了，而我可能还要活很久。我会有怎样的结局呢?我到什么地方躲藏起来呢?选择怎样的坟墓呢?如何阻止希望进入其中呢?什么力量能够堵住这扇门呢?

①夏洛特·科黛(Chalotte Corday，一七六八—一七九三)：暗杀法国革命家马拉的凶手。

悄悄离去，让人遗忘自己，将自己永远埋葬，这就是我强加给自己的义务，我希望有勇气完成。如果酒太苦涩，一旦我被人遗忘，就没有什么东西再强迫我将它全部饮尽，而且，也许我的生命根本不会像我害怕得那么长久。

如果我选定了退隐之地，我想我会比较平静；可是，在我因为懦弱而产生的困难之上又加上此刻的困难，要有非凡的力量才能够同自己作强劲有力的搏斗，像残暴的敌人那样苛刻地对待自己。

十月二十八日于罗马

十个月来，我一直感到难受；六个月来，肺病的种种症状出现，其中有些到了极严重的程度：我缺的只是幻觉，也许我已经有了!

儒贝尔先生被折磨博蒙夫人的这种死的欲望吓坏了，将他的《思想》中的话送给她：“请爱护和尊重生命吧，如果不是为了生命本身，至少为了你的朋友们。无论你的状况如何，我总是更希望你编织它，而不是把它拆掉。”

那时候，我姐姐同博蒙夫人通信。姐姐死后，这些信落到我手里。古代诗歌将涅瑞伊德斯②描绘成漂浮在深渊上的花朵，吕西儿就是这样的花朵。将她的信同上面引用的信件片断对比，这两位落难天使用不同语言所表达的不幸灵魂的雷同令人吃惊。当我想到，我曾经生活在这样聪明的人当中，我对自己的平庸感到惊讶。这两位杰出女性相继离开人世，中间只隔很短时间；我一读她们的信，就感到难受。

②涅瑞伊德斯(Nereide)：希腊神话中海神涅柔斯的女儿。

七月三十日于拉斯卡尔代①

①拉斯卡尔代(Lascardais)：夏多布里昂的二姐的庄园。

夫人，我很高兴终于收到你的信。我是如此高兴，甚至还没有读完，就急于告诉城堡里的所有人：我收到你的消息了。我没考虑到我的欢乐在这里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几乎无人知道我和你通信。看见周围都是冷漠的面孔，于是我上楼回到房间里，决心独自享受我的快乐。我把你的信读完，而且重读了几遍，但是，夫人，我仍然没有弄懂信的全部内容。收到这封我期待已久的信时我欣喜异常，干扰了我的注意力。

夫人，你真的要走了吗?到金山后，你不要忘记你的健康；你要千万小心，我怀着最诚挚、最亲切的心情恳求你。我弟弟告诉我，他希望在意大利同你见面。命运如同天性，有意使他和我不同，对他特别青睐。至少，在爱戴你这方面，我不会比我弟弟逊色：我同我弟弟终生共享这种幸福。我的上帝呀，夫人，我的心情多么紧张和忧伤啊!你不知道你的信对于我是多么重要，它如何启发我，让我蔑视我的苦难!想到我令你操心，我引起你的关切，我就格外提高了勇气。给我写信吧，夫人，让我常常想到你，这对于我是非常重要的。

我还没有看见谢诺多莱先生，我盼望他到来。我可以同他谈谈你和儒贝尔先生的情况；这对于我将是极大的快事。请允许我，夫人，再次恳求你注意身体，你的病让我们难受，让我们操心。你怎么能够不爱惜自己呢?你对于大家是这样宝贵：请小心照料自己吧。

九月二日

夫人，你告诉我的你的身体状况令我不安，令我悲哀。然而，想到你那样年轻，想到你虽然虚弱、但那样充满活力，我就放心了。

我很遗憾你现在生活在一个你不喜欢的地方。我希望你周围的环境能够使你舒心，能够帮助你恢复体力。我希望你恢复健康后，能够同奥弗涅和解①。对于你这样的慧眼，任何地方都有其美妙之处。我此刻住在雷恩：我对我的孤独很满意。夫人，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常常改换住地；这个世界对于我似乎是不适宜的：的确，我视自己为多余之物，而且这并非始于今日。我相信我同你谈过我的烦恼和我的不安。现在，这些都不成问题了，我享受一种谁都无法夺走的内心平静。虽然我到了这个年龄，虽然我由于遭遇和趣味，几乎一直过着孤独的生活，但是，夫人，我过去对社会毫无了解，现在我终于得到这种阴暗的看法。幸亏，潜心思索救了我。我想，这个世界，无论从好的方面看，或从坏的反面看，从来都只是一个可怜的东西，它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呢?它究竟有何价值呢?夫人，人的判断力同他生命的其余部分一样是有限的，同样变化无常，同人的无知一样不可信赖，不是这样吗?所有这些充分的或不充分的理由，让我将我穿过的那件奇怪的袍子轻易地扔到身后。我现在充满诚挚的感情和力量；别人不再能够扰乱我。我尽我的一切可能重新把握生活，让它完全听从我的支配。

①德·博蒙夫人说，奥弗涅(Auvergne)的群山使她感到压抑。

请相信，夫人，我并不需要过分怜悯，因为我情同手足的弟弟境况甚佳，因为我还有眼睛欣赏大自然的奇迹，有上帝作我的支撑，有一个平静和充满美好回忆的心灵作为庇护所。夫人，如果你能继续给我写信，那对于我将是莫大的幸福。

文笔是玄妙的，这种玄妙无处不在，但又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它；一个有才能但痛苦的天性崭露头角；一种人们以为处于青春时期的少女的天真，和一种不为人知的天才的质朴显露在这些信件中，尽管有许多信还未引用。塞维涅夫人给格里尼夫人①写信时，是否比德·科德夫人给博蒙夫人写信时怀有更多的感激之情?“她们两人的温情可以相提并论”。我姐姐以坟墓的全部激情爱我的朋友，因为她感觉她快死了。吕西儿几乎一直住在罗歇②附近；她是她那个世纪的女儿，是孤独的塞维涅夫人。

①塞维涅夫人(一六二六—一六九六)：法国女作家。格里尼夫人是她的女儿。

②罗歇(Rochers)：塞维涅夫人的庄园所在地。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

德·博蒙夫人到罗马——我姐姐的信

巴朗谢先生果月三十日的来信告诉我，德·博蒙夫人将离开里昂的金山到意大利来。他还告诉我，我不必担心我害怕的事，病人的健康有所改善。博蒙夫人到达米兰之后，同到那里处理事务的贝尔坦先生汇合。贝尔坦殷勤地照顾可怜的旅行者，将她送到佛罗伦萨；我将在那儿等候他们。看见她那副模样，我吓了一大跳；她只有微笑的力气了。休息几天之后，我们启程前往罗马；为了避免颠簸，车走得很慢。博蒙夫人到处受到殷勤的照料：这位可爱的妇人虽然那么疲倦和痛苦，但她仍然保持吸引人的魅力。在客栈里，甚至女仆也动了恻隐之心。

我的感情是大家猜想得到的：我们将朋友们送到坟地，但他们是沉默的，而令人费解的微小希望不会使你的痛苦变得更加尖锐。我对沿途的景色熟视无睹；我取道佩鲁贾：意大利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那儿的气候令人受不了，如果刮风的话，轻微的海风也是猛烈的。

在特尔尼，博蒙夫人说想去看瀑布；她强打精神，靠在我胳膊上，但随后她又坐下来，对我说：“水往低处流，要听其自然。”在罗马，我为她在品系奥山下、西班牙广场附近租了一栋孤立的房子；房子旁边有一座小花园，种着排成梯级的柑树；还有一个种无花果树的院子。我将垂危的病人安置在那里。我费了许多周折才租到这套幽静的住宅，因为当时在罗马流传一种偏见，认为肺病是可以传染的。

在这个社会秩序正在恢复的时代，人们寻找旧君主制度的遗迹：教皇派人来了解德·蒙莫兰的女儿的近况；康萨尔维红衣大主教和红衣主教团的成员也仿效教皇的作法；菲舍红衣主教本人对德·博蒙夫人，一直到她去世，都显得很敬重，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使我忘记我刚到罗马时我们之间的分歧。德·博蒙夫人到达之前，我曾经写信给儒贝尔，表达我的不安心情：“我们的朋友的金山来信，”我对他说，“使我心碎了。她说，她‘感觉灯里的油烧光了’；她谈到‘她的心脏的最后跳动’。你为什么让她独自旅行呢?你为什么不给她写信呢?要是失去她，我们怎么办哪?谁能够弥补这样的损失呢?只是在我们有可能失去友人的时候，我们才感觉他们的价值。当一切都J颐利时，我们相当麻木，以为我们可以离开他们而不受到惩罚：上天为此处罚我们了。他从我们身边将他们夺走，我们因为他们离去而来临的孤独感到恐惧。请你原谅我，我亲爱的儒贝尔；今天，我心里感到我才二十岁。意大利使我变得年轻了；我和我年幼时一样，强烈地爱一切我珍视的东西。忧愁是我的天性：仅仅在不幸的时候，我才能找到自己。现在，我的朋友是如此稀少，想到他们可能被夺走就令我寝食不安。请原谅我的哀叹，我相信你也同我一样感到不幸。给我写信吧，也给另一个住在布列塔尼的不幸女子①写信吧。”

①指夏多布里昂的姐姐吕西儿。

最初，德·博蒙夫人感觉稍好，她以为自己会活下去。我满意地想，至少德·博蒙夫人不会离开我们了。我打算春天带她到那不勒斯去，然后我在那里向我们的外交部提出辞职。德·阿然古先生②，一位真正的哲学家，来看望那只在飞往未知土地之前在罗马逗留的轻盈的小鸟；我们的画家们的前辈博盖先生③也来探访。

②德·阿然古先生(一七三○—一八一四)：学者。

③博盖(一七五五—一八三九)：定居罗马的法国画家。

这些来访增强了希望，对病人是一个支持，使她萌生了幻想；但是，在她内心深处，她已经不抱希望了。一些读起来令人难受的信件从四面八方寄到我那里，表达寄信人的恐惧和希望。十月四日，吕西儿从雷恩给我写道：

“前些日子，我给你写信，但只开了个头，我现在找不到这封信了。我在信中谈到德·博蒙夫人，我抱怨她没有给我回信。我的朋友，几个月来，我过的是多么伤心和奇特的日子呀!所以，我常常想起预言家的这些话：‘上帝将给你戴上痛苦的花冠，而且把你像球一样扔掉’。可是，我们别谈我的痛苦吧，谈谈你的担心吧。我不认为你的担心是有根据的，我看见德·博蒙夫人精神焕发，充满生气，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关于她，我没有任何不祥的感觉。上天知道我们对她的感情，为了我们，上天无疑会保护她。我的朋友，我们不会失去她的；我觉得，我内心有这样的信念。我高兴地想，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担忧已经消除了。请替我告诉她，我很关心她，我想念她；请告诉她，对于我，对她的回忆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之一。你要说话算数，别忘记尽量把有关她的消息告诉我。我的上帝!要等多长时间我才会收到你的复信呀!天南地北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呀!为什么你同我谈回法国的事呢?你想讨好我，骗我吧?在我的一切苦难之中，我心中有一个凌驾一切的甜蜜思想，那就是你的友情，是我在你心目中按上帝意愿形成的地位。我的朋友，对于我，除了你的心，我在世上不再有可以信赖的家园。对于其他人，我是外人，不为人理解。别了，我可怜的弟弟!我会重新看见你吗?我这个想法并不是很清晰的。如果你能重新见到我，我担心你会觉得我完全失去理智了。我欠你太多。别了，弟弟。别了，我的至福!啊，对我的美好岁月的回忆呀，你们现在难道不能照耀一下我的悲哀时刻吗?

我并不是离别时尽情倾倒苦水的人；因为你不在，我的忧愁日益深重，而且只要你留在罗马，我就无法不忧伤。为了抚慰我对你的思念，我没有一天不读几页你的书；我作一切努力，为的是造成似乎听见你讲话的错觉。我对你的情谊是十分自然的：从儿童时代起，你就是我的保护人和朋友；你的朋友都变成我的朋友。我可爱的兄弟，以嘲弄我的一切其它幸福为乐的上天，却希望我在你身上找到幸福，让我向你推心置腹。你快将德·博蒙夫人的近况告诉我吧。来信请寄拉莫特小姐处，虽然我还不知道我在她那里会住多久。上次我们分手以来，我住无定所：的确，对于任何不了解我的人，我想必是无法被人理解的；然而，我只是外形上有变化，而本质上我是始终如一的。”

天鹅临死前的绝唱由我转给濒死的天鹅：我是这些不可言喻的最后合唱的回声!

德·克吕登纳夫人的信

下面这封信是由另一个女人——德·克吕登纳夫人写的，与前面的信十分不同。德·克吕登纳夫人起过非凡的作用；虽然她并不享有美貌、名声、权势或财富带来的力量，这封信却表明了她对他人的影响。

一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于巴黎

前天，我从里昂来的米肖先生处得知，德·博蒙夫人此时在罗马，而且病得很重，这是他对我说的。我因此深感忧虑；我心情很不好，十分想念这位我认识不久、但我真心爱戴的迷人女性。我多少次祝愿她幸福呀!我多少次祝愿她越过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天空下找到我自己在那里感受过的温柔和深刻的激情呀!唉!但是，她到达那个如此美丽的国家，难道只是为了在那里蒙受痛苦，使自己置身于我害怕的危险境况之中吗?我无法向你表达每念及此我是多么伤心。请原谅，我亲爱的夏多布里昂，我对此事太专注了，还没有问你的近况。你应该知道，我对你怀有诚挚的感情，向你表明我对德·博蒙夫人的关注，比谈你自己更能够触动你。我面对这令人伤心的景象；我掌握痛苦的奥秘，但面对这些天性使然，比别人更能承受苦难的人，我的心好像被撕碎一样难受。我希望德·博蒙夫人享受她的特权，更加幸福；有意大利的阳光和你在她身边，我希望她的身体会好一些。啊!同我谈谈吧，让我放心吧；请告诉她，我由衷地爱她，我为她祈祷。她是否收到我对她从克莱蒙寄来的信的复信呢?请将你的复信寄到米肖处!我只要求你给我一句话，因为，我亲爱的夏多布里昂，我知道你是多么敏感，而且你是多么痛苦。我相信她好些了；我没有给她写信；我被事务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我可以想象，她重新看到你是多么高兴。同我谈谈你的健康状况吧：请相信我的友谊，和我对你始终不渝的关心，别忘记我。

比·克吕登纳

一八三八年

于巴黎

德·博蒙夫人之死

罗马的空气给博蒙夫人带来的好处没有持续多久。的确，不再有即将离世的迹象；但是，为了欺骗我们，临终时刻仿佛永远停滞不前。我有两三次用车载着病人去散步；我努力使她分散注意力，让她注视田野和天空：她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一天，我带她到斗兽场去；那是罗马才有的十月的一天。她摇摇晃晃地下车，在一块石头上坐下，面对着竞技场周围那些祭坛中的一座。她抬起眼睛，悠悠地望着那些死去已久、并且曾经目睹许多人死去的柱廊；废墟上生长着荆棘和被秋天染成橘黄色的耧斗莱，沉浸在阳光里。垂危的妇人的视线离开阳光，从一级台阶到另一级台阶，往下移到斗兽场；她将目光停留在祭坛的十字架上，对我说：“我们走吧，我觉得冷。”我将她送回家；她躺下去，从此没有再起来。

我同德·拉吕泽尔纳伯爵①联系上了；我通过每次信使，从罗马将他小姨的健康情况通报寄给他。他被路易十六派到伦敦去执行外交使命的时候，带我哥哥同行；安德列·谢里埃②那时是使馆成员。

①德·拉吕泽尔纳伯爵：德·博蒙夫人的姐夫；德·博蒙夫人死后，夏多布里昂给他写信，报告她临终的情况。

②安德列·谢里埃(一七六二—一七九四)：法国诗人。

在作过散步的尝试之后，我又请医生来会诊；他们向我宣布，只有奇迹才能够拯救德·博蒙夫人。她自己认为，她最多能够活到十一月二日，即万灵节；然后，她想起她的一位亲戚——我不知道是哪一位——是十一月四日死的。我对她说，她在胡思乱想，她将来会知道这些担心是多余的；为了安慰我，她回答说：“啊!是的，我会走得更远一些!”她看见我想对她掩饰我的眼泪，于是对我说：“你真是个孩子；难道你对此没有准备吗?”

十一月三日星期四，她去世前夕，显得比较平静。她同我谈财产的处理，并且谈到她的遗嘱，说：“一切都完了；可是一切要从头开始。为了处理这些事，只要两个钟头时间。”晚上，医生告诉我，他不得不通知病人，是作临终忏悔的时候了。我一时无法自持；我担心死亡仪式会促使德·博蒙夫人为时不多的生命更快结束。我对医生发脾气，然后，我哀求他起码等到第二天。

由于我心中隐藏着这个秘密，这个夜晚对于我是残酷的。病人不让我留在她房间里守夜。我呆在门外，听见一点动静就浑身发抖。当门微微打开时，我远远看见一支即将熄灭的蜡烛的微光。

十一月四日星期五，我走进房间，身后跟着医生。德·博蒙夫人发现我神情慌乱，问我：“你怎么啦?我晚上睡得不错。”医生此时故意大声对我说，他想同我到隔壁房间谈谈。我出来了。当我重新进入房间的时候，我手足无措。德·博蒙夫人问医生对我说了什么。我跪倒在她床下，泪流如雨。她沉默片刻，望着我，然后好像要鼓励我似的，以坚定的语调对我说：“我以为不会这么快的。好吧，要同你永别了。请你叫德·博纳维神甫来。”

德·博纳维神甫得到授权，来到德·博蒙夫人家中。她对他说，她心中一直怀有深厚的宗教感情；可是，她在革命时期遭受的闻所未闻的不幸，使她有一段时间怀疑上帝的公正；她准备承认错误，乞求仁慈的主保护；不过，她希望她在人世蒙受的苦难，会缩短她在阴间的赎罪。她做手势叫我退出，让她独自同听忏悔的神甫呆一会。

一小时后，我看见神甫出来了，他一边擦着眼睛一边说，他从未听过这样优美的语言，从未见过这样的英勇气概。为了行圣事，人们派人去找本堂神甫。我回到德·博蒙妇人身边。她看见我的时候，对我说：“怎么!你对我满意吧?”她对她所称的我对她的“照顾”表示感激。啊!如果此时我能够用我的生命换取她一天的生命，我会多么心甘情愿呀!德·博蒙夫人那些没有目睹这个场面的其他朋友只需要哭一次；可是我站在这苦难之床旁边，听她临终的时刻敲响，她的每次微笑都令我兴奋振作，她笑容的消失令我沮丧。一个可悲的想法令我震惊：我发现德·博蒙夫人在她的最终一刻，才发现我对她的真正感情：对此，她不断地表示惊讶，而且她似乎既绝望又高兴。她曾经认为她对于我是一个负担，希望离去，让我卸下她这个包袱。

本堂神甫十一时到达。房间里挤满好奇和无动于衷的人群；罗马神甫身后经常有一帮这样的人。德·博蒙夫人面对这样隆重的场面毫无惧色。我们跪下来，而病人领圣餐和行临终涂油礼。所有人都退出之后，她叫我坐在她床边，怀着最崇高的思想和最动人的友情同我谈我的事业和我的打算。她特别鼓励我到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和儒贝尔先生身边去生活。但是，儒贝尔先生还能够活多久呢?

她请我打开窗子，因为她感觉气闷。一道阳光照射在她床上，这似乎令她高兴。此时，她向我重提到乡下隐居的打算，随后她哭了。

下午两时到三时之间，德·博蒙夫人向年迈的西班牙女仆提出要换床，医生表示反对，因为他担心病人会在移动过程中死去。这时她对我说，她感觉临终时刻近了。突然，她把被子掀开，朝我伸出一只手，将我的手紧紧攥住；她的眼睛失去了光彩。她用她那只空着的手指指床脚，好像同谁打招呼似的；然后，她把手缩回到胸前，说：“是这里!”我十分愕然；问她是否认得我。她在迷茫之中想露出笑容；她对我轻轻点点头，表示肯定：她已经不能讲话了。痉挛只持续了几分钟。我，医生和看护，我们用手臂扶着她。我的一只手放在她不堪重负的心上，她的心急剧地跳动着，好像一只断了发条的表。啊!我一阵恐慌：我觉得她的心停止跳动了!我们将平静下来的妇人轻轻放在枕头上；她垂下头。她的几绺散发跌在脸上；她的眼睛闭上了，永恒的黑夜降临了。医生将一面镜子和一根蜡烛放在她嘴前：镜子没有因为生命的气息失去光泽，烛光一动也不动。一切都结束了。

巴黎

葬礼

通常，哭泣者可以静静地享受他们的眼泪，其他人负责料理最后的宗教仪式。我作为法国的代表——红衣主教公使此刻不在，作为德·蒙莫兰先生的女儿的惟一朋友和她的家族的代理人，不得不主持一切：我要选择墓地，确定墓坑的深度和宽度，叫人准备裹尸布，将棺材的尺寸通知木匠。

两位修女守护在棺材旁边；棺材应该运到圣路易法国人公墓。神甫当中有一位是奥弗涅人，是蒙莫兰当地出生的。德·博蒙夫人说过，她希望裹着她哥哥奥古斯特从法兰西岛①寄来的料子人殓；奥古斯特是她惟一逃脱断头台的兄弟。但她所讲的料子不在罗马；人们找到一段她随身带的料子。圣日耳曼太太将布裹住德·博蒙夫人的遗体，用她平时束头发的红玛瑙发卡扣住。法国神甫请来了，博尔盖兹公主将她家族的灵车借出；菲舍红衣主教曾留下命令，说遇到非常情况，可以使用他的仆役和车辆。十一月五日星期六晚上七时，在火把照耀下，在人群的簇拥中，德·博蒙夫人启程了，走上那条我们大家都要走的路。十一月六日星期天，作下葬弥撒。巴黎举行的葬礼可能也不及罗马的葬礼那样具有法国特点。这个用我们古老祖国的徽号和铭文作装饰的建筑物，这些铭刻我们历史上最古老的家族的姓名的坟墓，这座被大圣人、大国王、大人物保护的教堂，这一切都无法安慰不幸，但使不幸增添了荣耀。我希望一个显赫家族的后裔，在我卑微的眷恋之情中至少找到一点支持，并且希望她不会感觉缺乏友谊，就像她不缺乏财富一样。

①法兰西岛：法国的一个省。

对外国人习以为常的罗马居民，把外国人当作兄弟姐妹。德·博蒙夫人在这片对死者友善的土地上，留下恭敬的回忆；人们今天还记得她：我看见莱昂十二世在她墓前祈祷。一八二七年，我拜谒这座代表一个消逝的社会的灵魂的纪念碑；在一座孤寂的教堂里，我在这座沉默的纪念碑周围的脚步声对于我是一种警戒。“我将永远爱你，”希腊文的墓志铭写道，“但是，在阴间，我求你，请别喝这杯酒，它会令你忘记你的老朋友。”

一八三八年

于巴黎

我经历的一八○三年——榭诺多莱先生、封塔纳先生、内克先生和斯塔尔夫人的信

如果我们将私人生活中的不幸同国家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性相比，那么这些不幸在《回忆录》中的位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谁没有失去朋友?谁没有看着他死去?谁不曾讲述过这类丧事?这样想是对的，但是，没有谁能够纠正自己的做法，不讲自己的遭遇：水手们在负载他们的船上，想念他们的陆地上的家庭，谈论他们的亲人。每个人自身包含一个特殊的世界，这个世界和人世的普遍规律和命运是完全不同的。而且，认为各种革命、轰动一时的事件、影响巨大的灾难是我们生命中惟独值得纪念的大事是错误的。我们大家都在为共同的历史出力，而且在上帝眼中，人类世界就是由这些个体的存在组成的。将悼念之情聚集在德·博蒙夫人的骨灰周围，我只有把献给她的花环摆在她的墓旁。

谢诺多莱先生的信

我亲爱和不幸的朋友，请相信我分担你的哀伤。我的痛苦没有你的痛苦那么巨大，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我由于这个损失而感到异常悲痛，这个损失使长久以来对于我只意味痛苦的生活更加阴暗。这样，一切善良、可爱和敏感的人都走了，从地上消失了。我可怜的朋友，你赶快回法国来吧，到你的老朋友身边来寻找一点安慰吧。你知道我是否爱你：来吧。

我很为你担心：我三个多月没有收到你消息了，而我寄了三封信都没有回音。你收到这些信吗?两个月之前，德·科德夫人突然停止给我写信。这件事令我懊丧极了，可是，我没有任何对不起她的地方。而且，无论她做什么，都不能剥夺我永远奉献给她的温柔和恭敬的友情。封塔纳和儒贝尔也不给我写信了；这样，我爱的一切人似乎联合起来，要同时将我忘记掉。啊!请你不要忘记我，我的好朋友，让我在这充满泪水的土地上，还有一个我能够信赖的心灵吧!再见!我流着眼泪拥抱你。请相信，我的好朋友，我会分担你的损失。

一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封塔纳先生的信

我分担你的全部忧伤，我亲爱的朋友：我体会你此时的痛苦。她死时是这样年轻，而且是她的家族惟一的幸存者!但是，这位有趣和不幸的女子不会缺乏友谊的支持和回忆。她将活在同她一样高贵的人心里。我将有关死者的记述转交给德·拉吕泽尔纳先生。是由你朋友的仆人、年迈的圣日耳曼送去的。我一边听这位善良的仆人谈他的女主人，一边哭了。我对他说，他有一笔一万法郎的遗赠，但他完全没有理会这件事。如果在这悲哀的时刻，有可能谈别的事，我就会对你说，将她的遗产的用益权给你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些财产要传给遥远和几乎无人知晓的旁系亲属。

我赞成你的行为；我知道你是正直的；但是，为了我的朋友，我承认，我不能像他对自己那样无私。人们忘记这件事，这令我感到吃惊和难受。德·博蒙夫人在她临终的病床上，用富有感情的方式同你道别，谈及你的前途和命运。她的声音应该比我的声音更有说服力。可是，正当你的职业生涯刚摆脱最初的困境，你却打算放弃八千或一万法郎的薪俸，她同意你这样做吗?我亲爱的朋友，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你能够轻率从事吗?请相信，我会很高兴重新看见你。如果我只考虑我自己的幸福，我会对你说：马上来吧。但是，你的利益同我的利益一样重要，我看不到眼前有什么办法能够弥补你自愿放弃的好处。我知道，凭你的才能，你的名气和你的工作，你不会有衣食之忧；但是，我在这件事上看到的是名誉，而不是财富。你所受的教育，你的习惯，免不了会有些开销。为了应付日常生活，光名望是不够的，其他人头脑里都有解决柴米油盐问题的可悲的窍门，如果他们希望过独立和平静的日子的话。我始终希望，不要有什么东西让你下决心到国外去寻求财富。嗯!我的朋友，请相信，在开头的热于之后，外国人比同胞更差劲!的确，你的女友在弥留之际对你讲过这些话，但她在最后时刻想必有点迷糊了。我希望你在她墓前得到超过你剩下的朋友可能向你提供的教训和启发，这位可爱的女人爱你：她会给你提供好建议。你对她的思念和你的心会正确引导你：如果你能够听从它们，我就放心了。再见，我亲爱的朋友，我亲切地拥抱你。

内克先生给我写了信，那是我从他那里收到的仅有的一封。这位以其正直的观点为推翻君主制度作出贡献的部长被解除职务时，我曾经目睹宫廷的兴高采烈。他曾是德·蒙莫兰先生的同事。内克先生不久之后就在他这封信发出的地点去世。当时斯塔尔夫人不在他身边，他为他女儿的朋友洒了些眼泪：

内克先生的信

先生，我女儿启程去德国时，请我打开一个体积相当大的包裹，以便决定是否有必要通过邮局给她寄去。这就是我先于她知道德·博蒙夫人的死讯的原因。先生，我已将你的信寄往法兰克福，信很可能会从那里再转到更远的地方，也许是魏玛或柏林。如果你尚未收到斯塔尔夫人的答复，先生，请不要惊讶，你可能很快就会收到的。你可以相信，先生，斯塔尔夫人得知失去一位我常常听她怀着深厚感情谈及的友人时，一定会感到痛苦。我分担她的悲伤，我分担你的悲伤，而且，当我想到我的朋友德·蒙莫兰一家的不幸遭遇时，我更加难受。

看来，先生，你打算离开罗马日法国了。我希望你回国途中经过日内瓦，我不久要去那里过冬。我将很高兴带你参观一座知道你的大名的城市。而且，先生，你何处不在呢?一切喜欢读书的人手里，都有你的闪烁着无可比拟的美丽光泽的新作。

先生，我谨向你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内克

一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科佩

斯塔尔夫人的信

一八○三年十二月三日于法兰克福

啊!我的上帝呀，“my dear Francis”，收到你的信我是多么痛苦呀!昨天，我已经从报纸上读到这个可怕消息，而你令人心碎的来信更用血宇将它铭刻在我心上。你怎么能够，你怎么能够跟我谈关于宗教和神甫的不同观点呢?①当只有一种感情的时候，难道有两种观点?我噙着痛苦的眼泪读完你的记述。“My dear Franics”，你还记得你对我怀着殷殷友情的那段时间吗?你千万不要忘记我的心被你吸引的那段时间，要知道，我心中的这种感情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加甜蜜，更加深沉。我喜欢，我欣赏德·博蒙夫人的性格：我没有见过更加慷慨，更加知恩图报，更加富于同情心的人。自从我进入社交界以来，我一直同她有联系，我始终觉得，我们之间尽管有些差异，但由于共同的根源，我们是很相像的。我亲爱的弗朗西斯，让我在你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吧。我佩服你，我爱你，我爱你哀悼的人。我是忠诚的朋友，我将是你的姐妹。我应该比任何时候更加尊重你的观点。和你持同样观点的马蒂厄，在我刚刚感受的哀恸中，天使般地安慰我。请你给我一个迁就这些观点的新理由吧：让我以某种方式，对你有所帮助或者使你感到愉快吧。没有人写信告诉你，我已经被流放到远离巴黎的地方吗?此刻我正在周游德国，但到春天，如果我的流放结束，我将回到巴黎，或巴黎附近，或日内瓦。你想个办法，让我们聚聚吧。你不感到我的思想、我的心灵理解你的心灵吗?你不感觉，在我们的分歧之中，我们有相像之处吗?德·洪堡先生②几天前写信给我，他在信中以敬佩的心情谈到你的作品；一个他这样身份和观点的人能够这样讲，应该使你感到高兴。但是，关于你的成功，我此刻还要说什么呢?她对你的成功是感到高兴的，并且以此为荣。继续努力吧，让她如此爱戴的人名扬四海吧!再见，我亲爱的弗朗西斯。我到魏玛之后，再给你写信。给我回信吧，请将信寄到银行家德波尔兄弟家。在你的记述中，多少令人心碎的话呀!还有收留可怜的圣日耳曼太大的决定：你找一天把她带来看看吧。

①夏多布里昂在将“记述”寄给斯塔尔夫人时，要求她不要就宗教和神甫在其中的地位“开玩笑”。

②德·洪堡先生(Humboldt)：普鲁士驻罗马公使。

亲切的再见，痛苦的再见。

斯塔尔

这封由一位著名女性写的殷勤和温馨的信令我倍受感动。如果上天让德·博蒙夫人复活的话，她此刻会无比幸福的!但是，我们对死者的眷恋并无回天之力。当拉扎尔从坟墓中站起来的时候，他的手脚被捆绑着，脸上包着裹尸布：不过，友谊不能像基督一样对马尔泰和玛丽所说的：“给他松绑吧，让他走。”①

①引自《福音书》，耶稣使马尔泰和玛丽的兄弟拉扎尔复活。

他们也走了，那些安慰我的人，而且他们要求我替他们悼念另一女人。

一八三八年

于巴黎

我经历的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年——写《回忆录》的初衷——我被任命为驻瓦莱公使——离开罗马

我决定放弃我的外交生涯。在我任职期间，个人的不幸同工作中庸俗和细小的政治烦扰纠缠在一起。当你不曾在一个接受你的生命的人居住过的地方独自浪游时，你就无法体会什么是心灵的凄凉。你寻找她，但寻而不获；她同你说话，对你微笑，陪伴你；一切她用过或接触过的东西都让人想起她；在她和你之间只有一层透明的帷幕，但它是那么沉重，你无法将它掀起。对头一个中途抛弃你的朋友的回忆是残酷的；因为，如果你的生命延长的话，你必定还会蒙受其它损失：这些接踵而来的死亡同头一个死亡串在一起，你在哀悼一个人的时候，也同时哀悼你相继失去的其他人。

在我作出安排，准备离职期间，我被抛弃在罗马的废墟上。由于远离法兰西，我的离职申请被拖延了。我头一次散步时，周围的景色似乎变了，树木、建筑物和天空都是陌生的；我在田野上、沿着瀑布和引水渠到处乱走，像过去在新世界森林中绿阴蔽天的小径上一样。我回到永恒的城市，它在无数逝去的生命当中又加上一个熄灭的生命。由于我经常在台伯河孤寂的河岸上漫游，我已经将河岸的景色铭记在心里，而且在给封塔纳先生的信中作了相当准确的描述：“如果一个外国人是不幸的，”我说，“如果他将他的心爱者的骨骸同那么多名人的骨骸放在一起，为什么他不怀着沉醉的心情，从塞西里亚的墓地走到那位不幸女子的棺木那里去呢!”

也是在罗马，我头一次想到撰写《我一生的回忆录》；现在，我找到当时随便乱涂的几行字，从中辨别了如下内容：“在世上到处浪游，在远离祖国的地方度过我青年时代的黄金岁月，在忍受了一个人可能忍受的几乎所有痛苦(甚至饥饿)之后，我于一八○○年回到巴黎。”

在给儒贝尔先生的一封信中，我这样草拟了我的计划：

我惟一的乐趣是挤出几个钟头时间写一部作品；只有这部作品才能减轻我的痛苦。这部作品是《我一生的回忆录》。罗马在其中有它的位置；从此，我只能以这种方式谈及罗马。请放心，这不会是令我的朋友们难堪的忏悔：如果我将来有所作为的话，我的朋友们在其中将有一个美丽和令人尊重的名字。我也不会同后代详谈我的弱点；关于我，我只会讲那些符合我的个人尊严的东西，而且我敢说，那些符合我的崇高心灵的东西。只能向世人介绍美的东西；只暴露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让我们的同类产生高贵和勇敢的感情的东西，这不是对上帝撒谎。这并非因为我确实有什么需要隐瞒。我既没有因为一条丝带被偷而让人驱逐一名女仆，也没有将一个垂危的朋友扔在街上不管；既没有侮辱收容我的女人，也没有将我的私生子抛弃在孤儿院①。但是，我有我的弱点，我的沮丧；我的一声叹息，就足以让世人明白那些应该放到纱幕之后的不光彩的事情了。再现这些人们到处都可碰见的伤口，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要揭示人类可怜的天性，事例是俯拾即是的。

①影射卢梭。

在这份我草拟的大纲里，我忘记我的家庭，我的童年，我的青年时代，我的旅行和我的流亡，然而那是我更喜欢的故事。

我仿佛一个幸福的奴隶：他习惯于给自己套上枷锁，当枷锁被粉碎时，他不知道如何度过他的闲暇。在我打算投入工作的时候，一个人影来到我面前，而且我不能将我的视线从它身上移开：只有宗教以它的庄严和它启迪我的高层次思考令我静下心来。

然而，在我考虑写《回忆录》的过程中，我感到古人对他们的姓名的价值的重视：在这种人们死后留下的永恒的纪念当中，也许有令人感动的东西。可能古代伟人当中，人类长生不死的想法取代了他们无法解释的心灵的永恒。如果说，当名誉仅仅同我们自己有关时是无关紧要的，但必须承认，赋予他爱过的人以不朽的生命，这是天才人物的友谊才享有的美妙特权。

我从《创世纪》开始，评论《圣经》的几个章节。关于下面一段：“亚当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实吃，就永远活着。”我注意到创造者的辛辣讽刺：“亚当已经与我们相似，人不应该摘生命树的果实吃。”为什么?因为他尝过知识的果实，并且懂得善和恶；现在他作恶多端；“所以，不能让他永生”：死亡是上帝赐以的多大的恩典呀!

祈祷已经开始了，有的为了“灵魂的不安”，另一些为了“变得坚强，与恶人对抗”：我试图将我的在身外飘泊的思想引到一个休憩之地。

由于上帝不愿意在那里结束我的生命，要使它经受长期的考验，要爆发的雷雨平息了。突然，红衣主教大使改变了对我的态度：我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要求他作出解释，并且宣布我决定辞职。他表示反对：他声称，我在此刻辞职有失宠之嫌，会令我的敌人开心，首席执政官会生气，使我在我希望退隐的地方不得安宁。他建议我到那不勒斯去休息两周或一个月。

与此同时，俄国叫人向我试探，问我是否愿意当一位大公爵的家庭教师：这最多等于问我是否愿意当亨利五世的家庭教师，向他奉献我生命的最后几年。

正当我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之间犹豫不定的时候，我收到首席执政官任命我为驻瓦莱公使的消息。首先，因为有人控告我，他发了脾气；但是，他冷静下来之后，明白我这种人只能处在第一线，不能让我同别人一道平起平坐，要不人们休想得到我的支持。由于没有空缺职位，于是他决定按照我爱好清静和独立的性格创建一个，将我安排到阿尔卑斯山里去。他给我一个天主教共和国①，连同它由众多急流组成的天地：罗纳河和我们的士兵在我脚下交错而过，一条流向法兰西，其它回溯到意大利，辛普朗山在我面前打开它的险峻的通道。为了让我到意大利旅行，我要多长假期执政官都会同意；巴兹奥希夫人叫封塔纳告诉我，重要的大使馆一有空缺就是我的。这样，我出乎意料地取得第一次外交胜利。的确，执掌政权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不希望让另一个他感觉准备同政权分道扬镳的聪明人被衙门的倾轧所埋没。

①指瓦莱(De Valais)共和国。瓦莱是瑞士南部一个州，南与意大利，西与法国接壤。一八○二年拿破仑出于战略上的需要把瓦莱建立为独立的共和国。

德·博蒙夫人死后，几乎在菲舍主教对我的态度变得比较友好同时，他将两封恶意的信寄到巴黎，这更证明我上面的意见是符合事实的。虽然如此，我在这部《回忆录》中仍然为他讲了公道话，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当他答应我到那不勒斯去的时候，他究竟在谈话中，还是在他的外交公文中表达了他的真实思想呢?谈话和信件是同一个日期，但内容是矛盾的。如果我愿意，通过销毁有关我的报告的痕迹，我可以使主教先生同他自己统一起来：我任外交部长期间，我只需从那些文件夹里面将大使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抽出来。如果我这样做，也不过是模仿德·塔列朗①处理他同皇帝的来往信件的方式。我不认为我有资格为自己的利益滥用权力。如果万一有人寻找这些文件，在原来的位置是找得到的。这样做是耍手腕，我完全同意；但是，为了不让人认为我具备我并没有的德行，人们必须知道，我是出于轻蔑、而不是出于慷慨大度，才尊重我的诽谤者的信件。我也在驻柏林使馆的档案中，看到一些德·博内侯爵②写的攻击我的信件：我非但不加掩饰，还让别人读这些信。

①德·塔列朗(de．Talleyrand，一七五四—一八三八)：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时期、波旁王朝复辟时期都任过高官。

②德·博内侯爵(Bonnay)：法国驻柏林大使，夏多布里昂的前任。

菲舍主教先生对可怜的吉荣神甫(摩洛哥主教)并不宽厚些：他被指责为“俄国间谍”。波拿巴视莱内先生为“英国间谍”：正是通过警察的这些报告，这位伟人养成了胡说八道的恶习。但是，难道他对菲舍本人毫无意见吗?他自己的家庭对他怎样看?一八○三年，德·克雷蒙—托内尔主教同我一样在罗马，关于拿破仑的舅舅，他什么话没有说过!我有信为证。

而且，四十年来一直埋没在虫蛀的卷宗里的这些争吵有什么重要呢?在这个时代的形形色色的演员当中，只有一个还在：波拿巴。我们这些人自以为活着，实际上我们已经死了：昆虫爬行时，人们在它拖在身后的微弱光线中，会看到它的姓名吗?

以后，我担任驻莱昂十二世身边的公使时，菲舍公爵又见过我；他尊重我，而我对他是殷勤和尊敬的。而且，人们以严厉的态度评论我是自然的事情，我对自己也是严格的。这一切都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我甚至不屑去辨识那些当年担任菲舍主教先生的正式或非正式秘书的人的笔迹。

我启程去那不勒斯。在那里，开始了没有德·博蒙夫人的一年；故人不在的一年，还有多少这样的岁月接踵而来啊!此后，我没有再去那不勒斯，尽管以后我在一八二七年陪同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到了这座城市的大门口。柑树上挂满果实，而爱神木开满花朵。海湾，香榭里舍和大海的美丽是我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在《殉道者》中，我描绘了那不勒斯湾。我登上维苏威火山，下到火山口里面。我在剽窃自己：我在摹仿《勒内》的一个场面。

在庞贝，人们将一具带枷锁的骷髅和士兵们在墙上乱涂的拉丁字指给我看。我回到罗马。卡诺瓦①让我参观他的工作室，那时他正在完成一座仙女雕像。在另一个地方，我预订的大理石墓碑已经雏形初具。我到圣路易公墓②向死者祈祷，然后我于一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启程回巴黎，那是另一个不幸的日子①。

①卡诺瓦(Canova，一七五七—一八二二)：意大利雕刻家。

②德·博蒙夫人埋葬在那里。

①路易十六于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被处决。

这是不可思议的苦难：从发生这些事件的日期到现在，三十五年过去了。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悲痛欲绝的我不是信誓旦旦地说，刚刚夭折的友情是我最后的友情吗?然而，我多么‘陕就用别的东西取代(不是忘记)了对于我珍贵的东西呀!人就是这样不断失言。当他年轻，前途无限的时候，他还有一丝借口；但是，当他套上车，在身后艰难地拖拽着生活的时候，怎么为他辩解呢?我们的本性是那么贫乏，甚至在我们朝三暮四的弱点中，为了表达我们的新感情，我们只能使用我们在从前的眷恋中使用过的词语。可是，有些词应该只使用一次的：如果重复，就是亵渎了。我们的被背叛和被抛弃的友情谴责我们进入新的社交圈子；我们的岁月已经认罪：我们的生活令我们永远汗颜，因为它是持续不断的罪愆。

一八三八年

于巴黎

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修改

我经历的一八○四年——瓦莱共和国——参观杜伊勒利宫——蒙莫兰公馆——我听见被处死的当甘公爵控诉——我辞职

由于我不打算留在巴黎，所以我下榻在博纳街的法兰西旅店。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到那里同我汇合，准备一起去瓦莱。我从前的社交圈子一半已经散伙，已经七零八落了。

波拿巴正在向帝国前进；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才气更加飞扬。他像正在膨胀的炸药，可以毁灭整个世界。他已经拥有无限的力量，但他并不觉得到了顶峰，他拥有的力量使他倍受折磨；他摸索着，似乎在寻找道路。当我到达巴黎的时候，他正在同皮歇格律和莫罗纠缠。出于狭隘的嫉妒心，他居然将那些远在他之下的人物(莫罗、皮歇格律、乔治·卡杜阿尔)当作对手，将他们逮捕。

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动辄耍阴谋诡计的卑劣做法，与我的天性完全不符合，于是我宁愿逃到山里去。

锡永市议会给我写信。由于该信的口气十分天真，我将它保留下来了。我通过宗教进入政治：《基督教真谛》为我打开了政治的大门。

瓦莱共和国

一八○四年二月二十日于锡永

锡永市议会，

致法兰西共和国驻罗马使团秘书夏多布里昂先生：

先生：

从我们的大法官的正式公函，我们得知你被任命为法国驻我们共和国的公使。我们愿意立即向你表达我们对这个选择的完全满意的心情。我们认为，这次任命是首席执政官对我们共和国的宝贵支持，我们因为你能够来到我们的城市而倍感荣幸：我们从中看到对于我们祖国和我们城市的最吉祥的征兆。为了向你表达我们的欢迎之情，经过讨论，我们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为你准备了一套符合你的身份的临时住宅，配备了家具和日常用品，在你自己作出满意的安排之前供你使用。

先生，请将我们的建议当作我们诚挚欢迎法国政府特派代表的证明予以接受，这个选择令“一个信教的民族特别感到高兴”。我们请你将你到达本城的时间通知我们。

先生，请接受我们的敬意

锡永市议会主席

雷·里德马尔唐

市议会授权：

议会秘书

德·索朗特

三月二十日之前两天，我穿好衣服到杜伊勒利宫向波拿巴辞行；自从他在吕西安家同我讲话之后，我一直没有见过他。接待厅挤得满满的，他由缪拉和首席副官陪同；他从人群中走过，几乎没有停顿。他靠近我的时候，我对他面色的变化大吃一惊：他青灰色的两颊下垂，眼睛闪耀着粗野的目光，脸色苍白而暗淡；他从前吸引我的魅力不见踪影；我没有在他要经过的地方停留，为了避开他，反而往后退了一步。他朝我瞟了一眼，好像试图认出我是谁似的，还朝我的方向移了几步，但是他后来转身走开了。在他眼中，我也许是一个警告吧?他的副官注意到我；当人群遮住我的时候，副官试图越过我前面的人找我，把执政官往我这边引导。这种情况持续了近一刻钟，而我始终往后退。拿破仑朝我这边走是无意的。我始终弄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引起副官注意。他将我当作一个不认识的可疑人物吗?如果他知道我是谁，他是否会有意让波拿巴同我谈谈呢?无论如何，拿破仑进入另一个客厅。我因为自己到杜伊勒利宫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感到高兴，于是告退了。从我走出城堡时的愉快心情来看，显然我是不适于进去的。

回到法兰西旅店后，我对我的几个朋友说：“一定出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因为波拿巴的模样变得太厉害，除非他病了。”布里埃纳先生知道我作过这种与众不同的预言，他只是将日期弄错了，下面是他的原话：“从首席执政官的官邸回来时，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对他的朋友们说，他觉得首席执政官变化很大，目光凶险。”

是的，我注意到这一点了：超群的智慧孕育罪恶不可能没有痛苦，因为这不是它的天然果实，它不应该结出这样的果实。

两天之后，三月二十日，我因为心中的悲哀和眷恋，很早起床。德·蒙莫兰先生在荣军院大街普吕梅路拐角处建了一座公馆。在这座革命时期卖掉的公馆的花园里，幼年时代的德·博蒙夫人栽种了一棵柏树，她每次从旁经过的时候，都喜欢将树指给我看；只有我才知道这棵树的来源和故事。我那天要去向这棵树告别。这棵树现在还在，但枯萎了，只有齐窗高。我在三四棵同类树木中认出这棵树；它似乎认得我，看见我走近特别高兴；悠悠的风将它变黄的头吹得朝我倾斜，而且对着空房间的窗子喃喃细语：这是我们之间的神秘的默契，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倒下时，这种默契就结束了。

我虔诚地履行了义务，然后我沿着荣军院大街和广场而下，穿过路易十六大桥和杜伊勒利公园；在马尔桑亭附近，我在通向里沃利街的栅门那里走出公园。那是在十一时到正午之间，我听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大声宣读一条官方新闻；路人止步，突然被下面这句话惊呆了：“在樊尚召开的特别军事委员会，判处一七七二年八月二日出生在尚蒂伊、名为路易—安托万—亨利·德·波旁的人死刑。”

这对于我犹如一声晴天霹雳；这条消息改变了我的生命，就像它改变了拿破仑的生命一样。我回到家中，对德·夏多布里昂夫人说：“当甘公爵刚被处决①。”我在桌子前面坐下，开始写辞职信。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没有反对，以极大的勇气看我起草。她并非不知道我所冒的风险：当时正在对莫罗将军和乔治·卡杜阿尔起诉；狮子尝过血腥了，这不是激怒他的时候。

①当甘公爵(Duc d'Enghien，一七七二—一八○四)：法国波旁公爵的独生子。大革命爆发后逃亡国外。一八○四年拿破仑接到情报，说当甘公爵策划推翻他的阴谋，这份情报是假的，但拿破仑下令把他关人监狱，后组织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将他处决。

这时，克洛泽尔·德·库斯盖来了；他也听见有人宣读判决。他看见我手里拿着笔，劝我为可怜的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着想，把一些激烈的句子删去。信送到外交部。措辞是无关紧要的：我的观点和我的罪行表现在我辞职的行动本身。波拿巴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巴兹奥希夫人得知她称之为我的背叛行为时大嚷大叫；她派人找我，对我进行最激烈的谴责。封塔纳先生害怕得几乎乱了方寸：他认为我将同所有同我有关系的人一道被枪决。好几天时间里，我的朋友们一直战战兢兢，担心我被警察抓走；他们不时来到我家中打听，而且走近门房的时候，都忍不住发抖。帕基埃先生在我辞职次日，来同我拥抱，说他高兴有我这样一个朋友。在相当长时间里，他保持体面的温和立场，远离权力和官位。

然而，赞扬勇敢行为的普遍同情心消失了。我出于宗教的考虑，接受到法国以外的地方任职。这个职位是一位势力强大的天才、无政府状态的征服者、一个人民推举的领袖、一位共和国执政官给予的，而不是一个继续被篡夺的君主制度的国王给予的。那时，带着那种感情的我是孤立的，因为我的行为始终如一；当我可以接受的条件变化之后，我就引退了；可是，一旦英雄变成屠夫，人们立即涌进他的候见厅。三月二十日事件发生六个月之后，人们可以认为，除了暗地的嘲笑，上层社会只剩下清一色的观点。那些“倒下去”的人①声称他们是“被迫的”，而且他们说，人们只强迫那些有名声和有地位的人，每个人为了证明他的重要和高贵，在被人哀求之后“迫不得已”接受了。

①应该理解为“向拿破仑屈服的人”。

那些曾经向我热烈鼓掌的人离我而去；我的留任对于他们是一种谴责。谨小慎微的人觉得向荣誉让步是不谨慎的。有时，崇高的心灵是真正的缺点；谁对此都无法理解；它被视作思想的狭窄，偏见，不良的习性，异想天开，妨碍正确判断的怪癖；有人说，也许这是一种体面的愚蠢，一种愚蠢的卑下和无知。如果我们闭眼不看世界，置身时代进步、思想运动、风向变化、社会进步之外，我们能够有什么作为呢?夸大事件的重要性，难道不是一个令人惋惜的错误吗?你将自己锁闭在你的狭窄的原则里面，思想和判断同样短浅，结果你像一个住在房屋后部的人，只看得见狭小的院子，不知道街上发生的事情，也听不见外面的声音。看，因为有一点独立性，你就落到这种地步，成为庸人怜悯的对象。至于那些骄傲和目光高贵的大人物，oculos sublimes，他们怀着悲天悯人的心情原谅你，因为他们知道“你无法理解”。于是，我默默地重新投入我的文学生涯；可怜的品达注定我的第一次奥林匹克会①还是唱“水的清甜”，而将酒留给幸运者。

①古代奥林匹克会不仅有体育竞技比赛，还有艺术比赛。

友谊使德·封塔纳先生恢复了勇气；巴兹奥希夫人怀着好意在她哥哥的愤怒和我的决心之间斡旋；塔莱朗先生，出于漫不经心或者另有算计，把我的辞职报告在抽屉里放了几天之后才谈到此事。当他向波拿巴汇报的时候，后者已经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思考。从一个不害怕冒犯他的正直的人那里，他收到惟一的直接谴责的迹象。他只说了两个字：“很好。”稍后，他对他妹妹说：“你的确为你朋友操心了。”很久之后，他有一天同封塔纳先生交谈，向他承认，我的辞职是最令他震惊的事情之一。塔莱朗叫人给我发了一份公函，他在其中以委婉的方式责怪我，说他的部门从此少一个我这样有才干的人工作。我退还了安置费，表面上一切都结束了。但是，通过采取离开波拿巴的大胆行动，我将自己摆在和他平等的地位，因此他怒火中烧，以他的全部叛逆之心①反对我，而我以我的全部忠诚反对他。一直到他败落，他将剑悬在我头上。他出于本能，有时回到我身边，并试图将我淹没在他命定的成功之中；由于他在我心中唤起的赞美，由于想到我面临的是社会变革，而不是改朝换代，我向他致敬。可是，在许多方面，我们两人的针锋相对的个性还是表现出来了，而且如果说他本来会乐于枪毙我的话，我要是能够杀死他，也不会悲痛欲绝的。

①指对正统君权的叛逆。

死亡创造或毁灭一个伟人，使他在下坡的路上或上坡的台阶上止步：这是一个成功或失败的命运；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审视它的成功之处；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对可能的后果作种种推测。

如果从长远抱负来说，我尽了应尽的义务，这种看法也许不符合事实。查里十世到布拉格才让我明白我在一八○四年究竟做了什么：他改变了对君主制度的看法。“夏多布里昂，”他在赫拉西纳堡对我说，“你为波拿巴效过力，是吗?”“是的，陛下。”“当甘公爵被处死的时候，你辞职了?”“是的，陛下。”苦难教育人，或者让人永志不忘。我对你们讲过，在伦敦，我有一天同德·封塔纳先生在一条林间小道旁边避雨，波旁公爵也来到同一地点躲避。在法国，他勇敢的父亲②和他，虽然向给当甘公爵写悼词的人表示深切感谢，却没有跟我提及此事。他们也许不知道我的所作所为；的确，我从来不曾同他们谈过。

②指孔代王储。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于尚蒂伊

当甘公爵之死

同候鸟一样，我到十月份就惴惴不安，想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住，如果我的翅膀还有力量，我还有这样的兴致的话：天上的飞云令我产生逃遁的愿望。为了排遣这种愿望，我跑到尚蒂伊去。我在草地上踯躅，而年迈的看林人在树林边步履蹒跚地走动着。几只小嘴乌鸦在我前方的染料木、矮树丛和空地上方飞动，将我引导到科麦尔湖。死亡带走了过去陪伴我到白皇后城堡去的朋友们，这些寂寥的景色是一扇朝过去半开的窗口，只令人感到凄凉。在勒内的岁月里，我本来要在特里维的小溪中找到生命的奥秘：溪流将它的踪迹隐藏在木贼和青苔之中；芦苇遮盖着它；它消失在它不断死去、又不断复苏的青春所滋养的水潭里。当我同那些我用花朵装点、对我凄凄微笑的幽灵在一起的时候，虽然我心中空虚，但潺潺流水令我心醉神迷。

我沿着依稀可辨的树篱归来时，碰到下雨；我躲在一棵山毛榉树下：它最后的叶子像我的岁月一样剥落了；它的顶部像我的头一样秃了；树干上画了一个红圆圈，准备同我一样被砍倒。带着采摘的秋天植物和与欢乐无涉的心境，面对尚蒂伊的废墟，我将向你们讲述当甘公爵是怎样死的。

当初，他的死令所有人因为恐惧而感到心寒；人们害怕罗伯斯庇尔的专制卷土重来。巴黎人以为处死路易十六的日子又回来了。波拿巴的仆从、朋友、亲戚都愕然。在国外，尽管外交语言扼杀了人民的感情，但群众的心情是激动的。对于流亡的波旁家族，这是沉重的打击。路易十八将金羊毛勋章退还给西班牙国王，因为波拿巴也刚刚被授予这种勋章；退还的勋章还伴有一封颂扬王室精神的信件：

“陛下和亲爱的堂兄，在我和那个被胆量和运气摆在王位上的大罪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野蛮之极，用波旁家族的后裔当甘公爵的纯洁的血将王位玷污了。宗教可能劝导我原谅杀人犯；但是，压迫我的人民的暴君应该永远是我的敌人。上帝出于无法解释的原因，可能迫使我在流亡中结束我的生命；但是，根据我在敌对时代的一贯表现，无论我的同代人或后代都不能说，我不配继承我祖先的王位。”

不要忘记跟当甘公爵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名字：后来被废黜和驱逐的居士塔夫—阿道夫①。在当时他是为拯救年轻的法国王子而惟一敢大声呐喊的在位国王。他叫一名副官从卡尔斯吕赫出发，送一封信给波拿巴。信来得太迟了：最后一个孔代已经被处死。居士塔夫—阿道夫将黑鹰勋章寄还给普鲁士国王，就像路易十八将金羊毛勋章寄还给西班牙国王一样。居士塔夫像大腓特列的继承人一样宣布：“根据《骑士章程》，我无法接受成为当甘公爵的屠夫的战友”(波拿巴有黑鹰勋章)。在这种对骑士风俗近乎荒谬的回忆中，有一种我无法说清的讽刺；这些过去的习惯现在到处都不存在了，只有一个不幸的国王，为了他被杀害的朋友，还铭记在心里。这是对苦难的高贵同情心，它被人忽视，存在于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世界里，不为人理解!

①居士塔夫—阿道夫(Gustave-Adolphe，一七七六—一八三七)：瑞典国王，一八○九年被废黜。

唉!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不同形式的专制，我们的性格被一系列苦难和压迫所钳制，失去锐气，所以我们虽然痛苦，但不会长时间为年轻的孔代佩戴黑纱。眼泪渐渐干了；关于首席执政官刚刚逃脱的危险，害怕之情变成庆幸；它因为被如此神圣的屠杀所拯救而感激涕零。内隆在塞内克口授下向元老院写了一封信，为屠杀阿格丽晶娜①辩解；而激动的议员们，对这个敢于用如此必要的弑君而采取果敢行动的高贵儿子，大加祝福。社交界很快恢复了娱乐；它害怕服丧；在恐怖时代之后，幸免的受难者翩翩起舞，努力显得幸福；而且由于害怕被怀疑犯有怀旧罪，极力显得高兴，他们跟上断头台一样兴高采烈。

①阿格丽品娜(Agrippinc，约公元前一四—公元三三)：罗马皇帝奥古都斯的孙女。她竭力为自己的儿子争夺王位。公元二九年，她被流放到潘塔里亚岛。此处影射被指控阴谋推翻拿破仑的当甘公爵。

逮捕公爵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波拿巴叫人汇报欧洲波旁王朝成员的数字。在一次有德·塔莱朗和富歇先生参加的会议上，人们确认德·昂古莱姆同路易十八在华沙；德·阿尔图瓦伯爵和德·贝里公爵，连同孔代和波旁王子在伦敦。最年轻的孔代住在巴登公国的埃藤海姆。泰勒先生和德雷克先生，英国间谍，在这方面耍了阴谋诡计。一八○三年六月十六日，波旁公爵警告他的孙子，说他有可能被逮捕，这封从伦敦寄出的信还保存着。波拿巴将另外两个执政官召到他那里：首先，他对雷阿尔②先生诸多责怪，说他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有人在策划反对他的阴谋。他耐心地听了解释。态度最激烈的是德·康巴塞雷斯，波拿巴因此对他表示感谢，然后改谈别的事情。这是我在康巴塞雷斯先生的回忆录中读到的，他的一个侄儿德·康巴塞雷斯先生，法国贵族院议员，让我查阅了这本回忆录，我对他的殷勤帮助十分感激。发射出去的炮弹收不回了；炮弹朝针对的目标飞去，跌落在地。为了执行波拿巴的命令，必须侵犯德国领土，而且立即这样做了。当甘公爵在埃藤海姆被捕。人们在他身边看到的不是迪穆里埃将军，而是德·蒂梅里侯爵和其他几个不出名的流亡分子：这本来应该让人明白事情弄错了。当甘公爵被带到斯特拉斯堡。樊尚事件开始时的情况是由王子自己讲给我们听的：他留下一小册日记，记述他从埃藤海姆到斯特拉斯堡途中的情况。悲剧的主角走上前台，念了如下的开场白：

②雷阿尔(Real)：当时的警察部长助理。

当甘公爵的日记

三月十五日星期四，我住的房子被一队龙骑兵和宪兵包围；总共约二百人，两位将军，龙骑兵上校，斯特拉斯堡宪兵上校夏洛，时间是清晨五时。五时半，门被撞开，我被带到制瓦厂附近的磨坊。我的文件被拿走，封存。我被带上一辆大车，两侧围着步枪兵，一直押送到莱茵河。登船到里斯瑙下船，步行到普福尔次海姆。在小客栈吃午饭。同夏洛上校坐上车，宪兵中士和一名宪兵坐在前座上，还有格兰斯坦。将近五时半，到达斯特拉斯堡，进入夏洛上校的办公室。半小时后，在大本营改乘出租马车……

十八日星期天，清晨一时半我被带走。他们只给我穿衣服的时间。我拥抱我的不幸的同伴，我的仆从们。我独自同两名宪兵出发。夏洛上校对我说，他接到巴黎的命令，我们到少将家中去。但是，我在教堂广场看见一辆六匹驿马拉的马车。彼得马内少尉上车坐在我身旁，布里太道尔中士坐在前座上，两名宪兵在车内，一名在车外。

至此，遇难者即将被淹没，中断了日记。

将近晚上四时，马车从斯特拉斯堡到达首都一个城门口；车没有进人巴黎市中心，而是沿着外大街行驶，停在樊尚城堡。王子在内院下车，被带进城堡的一个房间里。他被关起来，并且入睡了。随着王子离巴黎越来越近，波拿巴故作镇静。三月十八日，他出发去马尔梅松；那天是圣枝主日。波拿巴夫人和她全家都得知王子被捕的消息。她同波拿巴谈到此事。波拿巴回答她说：“你对政治一窍不通。”萨瓦里上校是波拿巴的常客之一。为什么?因为他曾经看见首席执政官在马伦戈①哭泣。与众不同的人物应该提防他们的眼泪，因为眼泪会使他们被庸人钳制。眼泪是一个弱点，目睹者可以利用它作为把柄，左右一位伟人的决心。

①马伦戈(Marengo)：意大利北部的平原，拿破仑在那里同第二次反法联盟的军队展开战斗并险胜。

人们肯定说，樊尚执行的所有命令都是首席执政官的指示。其中一道命令说，如果作出的决定是判处死刑，那么死刑应该立即执行。我相信这种说法，尽管我无法证实，因为我没有找到有关命令。三月二十日晚，德·雷米扎夫人在马尔梅松同首席执政官下棋，听他轻轻念了几句歌颂奥古斯特的宽大胸怀的诗句；她以为波拿巴改变了主意，王子得救了。不，命运之神已经发布了旨谕。当萨瓦里重新在马尔梅松出现的时候，波拿巴夫人猜到不幸已经发生了。波拿巴独自在房间里呆了几个钟头。随后，风刮着，一切都结束了。

任命军事法庭

共和国十二年风月二十九日，拿破仑命令由巴黎军区司令缪拉将军任命的一个七人军事法庭在樊尚开庭，对“前面提到的当甘公爵”进行审判，他“被控告以武力反对共和国”。

根据此命令，在同一天，即风月二十九日，若阿基姆·缪拉指定七名军人组成该军事法庭，即：

于兰将军，执政官近卫军投弹手部队司令，主席；

吉东上校，胸甲骑兵第一团司令；

巴赞库尔上校，轻步兵第一团司令；

拉维埃上校，野战步兵十一团司令；

巴鲁瓦上校，野战步兵九十六团司令；

拉贝上校，巴黎卫戍部队第二团司令；

奥唐库尔公民，骑兵上尉，担任推事职务。

上尉推事预审记录

奥唐库尔上尉，精锐骑兵分队队长雅坎，该部队的两位骑兵——勒尔瓦和塔尔西，和该部队的少尉努瓦罗公民，来到当甘公爵的房间，将他叫醒：只需再等四小时，他就重新人睡。上尉推事，在由他挑选的书记官、十八团上尉莫兰协助下，对王子进行审讯。

问：姓名、年龄和出生地。

答：姓名为路易—安托万一亨利·德·波旁，当甘公爵，一七七二年八月二日出生于尚蒂伊。

问：自从你离开法国之后，住在何处?

答：我随着我父母出走，孔代军团成立后，参加了所有战斗；在此之前，我随波旁军团在布拉班特参加一七九二年战役。

问：你是否到过英国，这个强国是否一直向你支付薪俸?

答：从未去过。英国一直向我支付薪俸，我只有这个生活来源。

问：你在孔代军团中担任什么职务?

答：一七九六年之前，是我父亲参谋部的志愿人员；此后一直担任前卫司令。

问：你是否认识皮歇格律将军?同他有无联系?

答：我想，我从未见过他。我跟他没有关系。我知道他想见我。传说他手腕卑鄙——不知此事是否属实，幸亏我不认识他。

问：你是否认识前将军迪穆里埃，同他有无联系?

答：没有。

上述审判记录由当甘公爵、奥唐库尔上尉，精锐骑兵分队队长雅坎、努瓦洛少尉、两位宪兵和上尉推事签字。

在这份记录上签字之前，当甘公爵说：“我坚决要求单独会见首席执政官。我的姓氏、我的地位、我的思考方式和我的可怕处境，使我有理由相信他不会拒绝这个请求。”

军事法庭开庭审判

三月二十一日清晨二时，当甘公爵被带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大厅，他重复上尉推事在审判记录中记录的话。他坚持他讲过的话，说他准备打仗，而且说他希望参加英国针对法国的新战争：“当他被问到，还要说什么为自己辩护时，他回答没有什么要补充。

主席叫人将被告带走；法庭进行秘密辩论；主席从军衔最低的军官开始统计票数，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法庭一致同意宣布当甘公爵有罪，并援引……法第……条关于……判处他死刑。(法庭)命令，按照上尉推事的建议，在向被告宣读判决书之后，面对本军营各驻防部队，立即执行本判决。

前述年、月、日，审判、结案、判定于樊尚，签字。”

墓坑“掘好、填满和封闭”了，十年的遗忘、普遍的赞同和闻所未闻的光荣压在上面；在宣布胜利的礼炮声中，在照耀教会加冕礼、凯撒女儿的婚礼或罗马国王诞生的彩灯中，草儿长高了。惟有几个罕见的伤心人在树林中漫步，在壕沟底朝那个凄惨的地点偷偷地瞟一眼，而关在城堡主塔里的囚犯从塔顶望着那块地方。复辟时期到了：墓地被翻动，连同人们的良心；这时，每人都觉得应该把问题讲清楚。迪潘先生将他的不同意见公开；军事法庭主席于兰先生讲话了；德·罗维戈由于指控德·塔莱朗先生而同他发生冲突；一位第三者为德·塔莱朗先生辩解，而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提高了嗓门。

要复制和研究这些文件，明确每人在这场悲剧中的责任和占据的位置。天黑了，我们在尚蒂伊；当甘公爵在樊尚的时候，天也是黑的。

一八三八年十一月

于尚蒂伊

我经历的一八○四年

迪潘先生出版他的小册子之后，寄给我一本，并且附有如下的信：

一八二三年十一月十日于巴黎

子爵先生，

请接受一本我写的关于当甘公爵被害事件的书。

如果我从前未考虑尊重波旁公爵大人的意愿，这本书早就出版了。他得知我在写这本书后，叫人对我说，他希望不要把这个悲惨事件再挖掘出来。

但是，既然上帝让其他人开了头，那就有必要让人了解真相；在确信人们不再坚持要我保持沉默之后，我就坦率直言了。

子爵先生，请接受我最深挚的敬意。

阁下最谦卑、最顺从的仆人迪潘

我对迪潘表示赞扬和感谢；他在他的作品的前言中，披露了受难者的高贵和仁慈的父亲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品德。迪潘先生的小册子是这样开始的：

不幸的当甘公爵之死，是最令法兰西民族伤心的事件之一：它使执政府蒙受耻辱。

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王子，在外国领土上平静地睡着觉，本应受到保护，却遭到突然袭击。他被强制带回法国，被那些完全没有资格审讯他的所谓审判官传讯。他被控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剥夺雇请辩护律师的权利，受到秘密的审讯和判决，连夜被处死在充当国家监狱的城堡的壕沟里。这么多不为人知的品德、这么多宝贵的希望毁掉了，使这次灾难成为专制政府能够犯下的最令人愤慨的罪行之一!

不仅任何法律手续都未受到尊重，审判官是无权能的，他们甚至不愿意花功夫在他们的判决书中明确他们当作判决依据的法律的日期和条文。不幸的当甘公爵是根据一纸无人签名的判决书被处决的，而且该判决书在事后才补充完善，这说明他不仅是一个司法错误的无辜牺牲品；事情的真相是：这是一桩卑鄙的谋杀。

这雄辩的开场白之后，迪潘先生转而研究文件。他首先指出，逮捕是非法的：当甘公爵不是在法国被捕的；他不是战俘，因为他被捕的时候手中没有武器。这是对当事人的武力绑架，可以同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的海盗行为相比，是强盗行径，incursio latronum。

其次，法学家指出军事法庭的无权能：调查所谓反国家的阴谋活动不是军事法庭的职能。

然后，对判决进行分析：

审判(下面仍是迪潘的话)是风月二十九日深夜进行的。风月三十日清晨二时，当甘公爵被带到军事法庭。

审判的原始记录上写道：今天，共和国十二年风月三十日“清晨二时”。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审判的确是在这个时刻进行的；这几个字在原始记录上被擦掉了，没有换上其他时间。

没有听任何有关被告的证人发言，没有出示任何证据。

“宣布被告有罪”!有什么罪?判决书未予说明。

任何判决书都应该引用量刑使用的法律。

然而，此处完全不符合上面讲的对法律形式的要求。记录中没有一句话证明，军事法庭成员手中有一份法律文本；没有任何东西证明，主席在宣判之前念了用以量刑的法律的原文。非但如此，判决书以其具体形式证明，法庭成员宣判时既不知道援引的法律的日期，也不知道该法律的内容，因为在判决书原文中，有关法律日期、条款序号和条款文字的位置“都是空着的”。可是，就是在这种手续极不完备的情况下，最高贵的血液在刽子手的屠刀下流淌了!

辩论应该是秘密的，但宣判应该是公开的，法律有这样的规定。可是，风月三十日的判决书讲得很清楚：法庭“闭门辩论”。但是，我们在其中看不到重新把门打开，公开宣布辩论结果的说明。即使这样说了，我们能够相信吗?清晨二时，在樊尚城堡里，能够公开宣判吗?何况城堡的所有大门都被精锐的宪兵部队把守着!何况，他们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求助于谎言；在这一点上，宣判书保持沉默。

宣判书是由主席和六位其他委员(包括推事)签字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书记官未在判决书原本上签字，但为了证明文件的真实性，他的签字是必不可少的。

判决书以这句可怕的话结尾：“按照上尉推事的请求，死刑立即执行。”

立即!这令人绝望的话是审判官的杰作!立即!而共和国六年雾月十五日的法律明确规定，对任何军事法庭的判决都有权要求复审!

关于处决，迪潘先生继续说：

当甘公爵在深夜被审讯、判决之后，在深夜被处决了。这恐怖的牺牲应该在黑影中完成，以便表明一切法律都遭到蹂躏，一切，包括关于公开处决的法律。

这位法学家谈到预审的违法处：共和国五年雾月十三日通过的法律第十条规定，在预审结束之后，推事要求被告“选择一位朋友作辩护人”。被告“有权”在当地所有阶层的在场公民中“选择辩护人”；如果他宣布无法作这种选择，推事将为他选择。

啊!无疑，王子在他周围的人中间没有“朋友”；这种情况是由这个可怕场面的制造者之一向他宣布的!……唉!为什么我们不在场?为什么不让王子向巴黎的律师团体求助?在那里，他本来会找到同情他的朋友，为他的不幸辩护。为了使判决在公众眼中说得过去，他们似乎比较从容地重新起草了文件。比原始文件看来较为合乎规定的第二稿的采用(尽管也是不公正的)，并未丝毫减轻将当甘公爵处死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何况处决所依据的是一纸匆忙签署、有许多空白的判决书。

这就是迪潘先生的小册子的主要内容，作者观点鲜明。可是，我不知道，在作者分析的情况当中，合法的程度是否重要。如果人们将当甘公爵掐死在从斯特拉斯堡到巴黎的驿车上，或者将他杀死在樊尚的森林里，事情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是，许多年之后，有人指出谋杀的非法性质，另一些人对此进行公开谴责，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他们听见什么哪?上天的什么声音促使他们挺身而出呢?

一八三八年十一月

于尚蒂伊

于兰将军

在那位大法学家之后，一位盲眼老战土出来讲话了。他曾经指挥老近卫军投弹手；对于勇士们来说，这意味什么是再明白不过了。他最后一个伤口是马莱①赐给他的；铅弹留在他脸孔里面，一直没有取出来。“他失明了，从社交界退出，惟有家人的照顾使他得到些许安慰”(这是他本人的话)。当甘公爵的审判官似乎应最高审判者②之召，从坟墓里走出来。他为这桩案子辩解，既不抱什么幻想，也没有道歉。

①马莱(Malet，一七五四—一八一二)：法国将军。

②指上帝。

他说：“但愿人们不要误解我的动机。我并不是因为害怕才动笔的，因为我本人受皇上亲自颁布的法律的保护，而且在一位公正的国王的政府治理下，我丝毫不害怕暴力和专断。我讲明真相，甚至讲出那些于我不利的情节。我并不试图为审判的形式和实质辩解，但我愿意指出，宣判是在什么形势下作出的；我想否认我和我的同事是为派别的利益行事的。如果说我们仍然应该受到谴责的话，我也希望人们这样看待我们：‘他们是很不幸的!”’

于兰将军肯定地说，他被任命为军事法庭主席时，并不知道成立法庭的目的。他到达樊尚之后，还是一无所知，法庭的其他成员对此也不清楚。当城堡的指挥官阿雷尔被问及时，他回答说，他什么都不知道，还加上一句说：“有什么办法?我在此毫无地位。一切事情都不征求我的意见，也不要我参加：在此发号施令的是别人。”

到晚上十时，于兰将军看了材料，心里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由上尉推事主持的对在押人的预审结束后，军事法庭在午夜开庭。“材料宣读后，”法庭主席说，“出现意外情况。我们注意到，上尉推事读完审判记录后，王子在上面签字之前，亲笔写了几行字，表示希望能够同首席执政官当面解释。一位法庭成员建议将这个意见转交给政府，大家表示赞同。可是，这时站在我的扶手椅后面的那位将军①对我们说，这个要求‘不适当’。而且，我们在法律中找不到任何条款授权我们推迟判决。所以，法庭对此要求不予理会，打算在辩论之后满足被告的愿望。”

①指萨瓦里将军。

上面这些话是于兰将军讲的。然而，在德·罗维戈公爵的小册子中，我们读到另一种说法：“人相当多，由于我是最后到达的，所以我好不容易才挤到主席座位后面站着。”这样说，“走到”主席的“扶手椅之后站立”的是罗维戈了?但是，他，或者另一位，由于不是法庭成员，有权在辩论中发言，并且称别人的要求“不适宜”吗?

让我们听老近卫军说话，看他如何描写这位孔代家族的年轻后裔的勇气；他对此是有发言权的：

我开始对被告进行审讯。应该说，他在我们面前表现出高贵的自信，完全否认直接或间接卷入针对首席执政官的暗杀阴谋；但是，他承认曾经同法国打仗，他勇敢和骄傲地说：“我维护我家族的权利，一个孔代家族的成员只能拿着武器返回法国。”他还说，“我的出生，我的观点，注定我永远是你们政府的敌人。”为了他的利益，无论我们怎样努力，他都不愿意改变上述观点。

他的毫不动摇的坦诚使审判人无计可施。我们多次想引导他收回他讲的话，但他毫不动摇，不时说：“我知道法庭成员的可尊敬的意图，但是，我不能采用他们向我提议的办法。”关于军事法庭的判决是最终判决的警告，他回答说：“这我知道，我知道我所冒的风险；我只要求同首席执政官见一面。”

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上，有比这更加悲怆的一页吗?新法兰西审判旧法兰西，向她致敬，向她行军礼，判决她的时候向她降半旗志哀。法庭坐落在过去囚禁孔代大公的城堡里，大公当时在那儿栽种花朵；波拿巴的近卫军司令官坐在洛克鲁瓦战役的胜利者的后代对面，审判被一切人抛弃、没有辩护人的被告，心中充满敬佩之情，而掘墓人说话的声音同年轻战士的坚定的回答交错的在一起!处决后数日，于兰将军大声说：“啊，勇敢的年轻人!多么勇敢!我愿意以同样方式死去!”

于兰将军在谈及判决书的原件和第二稿之后说：“至于第二稿，即惟一的正式文件，没有提到‘立即处决’的命令，只是说‘立即向被告宣读’判决书，‘立即处决’不是法庭决定的，仅仅是那些擅自匆忙执行处决的人的责任。”

唉!我们当时有许多想法!判决书一签字，我作为法庭成员共同愿望的代言人，立即动笔给首席执政官写信；在信中，我向他转达了王子要求同他见面的愿望，请求他缓期执行我们由于自身所处的地位不得不作出的判决。

这时，一直呆在会议室内的那个人——等一会我将讲出他的姓名，因为我不认为，我即使为了替自己辩解，也不应该指控他……走到我身边，对我说：“你在做什么?”“我给首席执政官写信，”我回答说，“向他表达法庭和被告人的愿望。”他从我手里将笔夺过去，对我说，“你的事情办完啦，现在让我来处理。”

我承认，我和我的几位同事理解他的意思是：“通知首席执政官是我的事”。我们这样理解他的话，给了我们希望，意见毕竟反映了。我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我们身边的这个人收到“对一切法律手续置之不顾”的命令。

这个惨案的全部秘密在这几句话里面当中。这位随时准备在战场上捐躯的老兵，从死神那里学会了真理的语言，用下面的话作为结论：

我谈谈刚才在审判室隔壁门厅里发生的事情。大家在个别交谈；我在等车，因为我的车同其他成员的车一样不能进入内院，这样我们未能及时离去。我们被关在那里，谁也不能同外面联系。这时，外面传来一声爆炸：这可怕的声音令我们心灵震动，将我们吓呆了。

是的，我以我的全体同事的名义发誓，处决不是我们授权的：我们的判决书上写着，判决书副本将呈送陆军部、司法部部长大法官和巴黎军区司令。

按照规定，处决命令只能由后者发布。副本还没有寄出去；副本要在天亮后过一段时间才能准备妥当。我回到巴黎后，本来要去找军区司令，首席执政官，还有别人。可是，可怕的响声突然告诉我们，王子已经死了!

我们不知道，那位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匆忙执行处决的人是否收到命令。如果他并未收到命令，那么他要承担全部责任；如果他收到命令，军事法庭同这些命令无关；法庭是秘密审判的，而且其最后的愿望是拯救王子，它无法预防也无法阻止命令的后果，人们不能因此谴责它。

二十年过去了，但遗憾在我们心中造成的痛苦并未减轻。要是有人指责我无知、犯了错误，我是同意的；让人们责怪我顺从吧。今天，如果碰到同样的情况，我就不会俯首听命了。对于一个我相信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幸福的人，我是眷恋的；我对一个我当时认为合法的政府是忠诚的，而且我向它宣过誓；但是，希望人们考虑，我和我的同事们是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被召去表明态度的。

辩护是无力的，但是，你后悔了，将军：愿你心灵平静!如果说，你的判决书变成最后一位孔代的路条，你将在冥府的死者的前卫部队里，同你古老祖国的最后一名入伍者汇合。年轻的土兵将很乐意同老近卫军的投弹手分享床榻；弗里堡①的法兰西和马伦戈②的法兰西将一道安眠。

①弗里堡位于德国，当年是法国流亡分子的根据地之一。

②马伦戈(Marengo)：指马伦戈战役。在第二次反法联盟战争中，是拿破仑的一次险胜。

德·罗维戈公爵

德·罗维戈公爵先生痛心疾首，加入坟墓前忏悔的行列。我曾经长期受到警察部长的关照；正统王朝复辟后，他的地位降低到我的权势之下，于是他将他的部分回忆录给我看。他这样地位的人，以奇妙的率直谈到他们做过的事情；他们没有想过，他们讲的东西对于他们自己是不利的：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谴责自己；他们没有想到，关于他们在职期间的所作所为，别人的看法同他们自己的看法并不相同。即使他们不忠诚，他们也不认为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即使他们承认充当了其他人感到厌恶的角色，他们也认为自己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天真不会使他们变得清白，只是为他们辩解。

德·罗维戈公爵先生就有关当甘公爵之死的章节，征求我的意见。正因为他了解我的所作所为，所以他想知道我的看法。我对他尊重我的意见十分感激，所以对他坦诚相见，建议他不要发表任何东西。我对他说：让这一切死去吧；在法国，遗忘是很容易的事情。你想使拿破仑免受谴责，并将错误推到德·塔莱朗身上。然而，你并没有充分证明前者无罪，也并没有充分谴责后者。你授敌人以口实，他们一定会反驳你。你何必让公众记起你是驻樊尚的精锐骑兵部队的司令呢?他们不知道你直接参与了这次不幸的行动，而你向他们披露这一点。将军，把你的手稿付之一炬吧①：我为你着想才这样说。

①萨瓦里于一八二三年将该手稿发表。

德·罗维戈公爵满脑子帝国的治国准则，他认为这些准则同样适用于正统王权。他深信，他的小册子会给他重新打开通往杜伊勒利宫的大门。

后代将根据这本书的披露，看见吊丧的幽灵出现。我想把半夜向我求宿的罪人藏起来，但他不接受我的保护。

德·罗维戈讲述了德·科兰古出发时的情况，但他没有点名；他讲述埃藤海姆绑架、囚犯转移到斯特拉斯堡和到达樊尚的经过。在诺曼底海岸出征归来之后，将军回到马尔梅松。一八O四年三月十九日傍晚五时，他被召到首席执政官办公室。首席执政官将一封加封的信交给他，请他送到巴黎军区司令缪拉那里去。他立即赶到将军家中；他在路上同外交部长相遇，接到率精锐骑兵到樊尚去的命令。他晚上八时到达，看见军事法庭成员逐渐来齐。他马上走进审判王子的会议厅，那是二十一日早上一时。他坐在主席身后。他说当甘公爵的答话大致和那仅有的审判记录相符。他对我说，王子解释完毕之后，激动地将帽子脱下，放在桌子上，而且像一个将生命置之度外的人一样，对法庭主席说：“先生，我没有什么要补充了。”

德·罗维戈先生坚持说，审判并不是秘密进行的：“对于任何此时想去旁听的人，大厅的门是开着的。”迪潘先生已经指出这种看法的荒谬。对此，阿希尔·罗什先生似乎站在塔莱朗先生的立场写道：“并不是秘密审判!半夜!审判是在该城堡有人居住的部分举行的，在监狱里面进行的!谁能够出席这样的审判?狱卒、士兵、刽子手。”

对于处决的时间和地点，没有人比德·罗维戈更加详细了。看他怎样写的

宣判之后，我和其他一道旁听审判的军官们退场，走到聚集在城堡广场上的部队旁边。我的步兵指挥官十分激动地对我说，有人要他派出一个分队，负责执行军事法庭的判决。“你派给他们吧，”我说。“可是，在哪里执行呢?”“找一个不会伤人的地方。因为巴黎郊区人口稠密，此时居民已经上路赶集了。”

军官经过实地勘查，选择壕沟作为刑场，因为那里最安全，不会伤害任何人。当甘公爵先生通过塔楼通往花园的楼梯，被人带到壕沟，听宣读判决，然后被处死。

在这一段底下，回忆录的作者有一条注解：“在宣读判决和处决之间，人们挖了一个墓坑。有人据此说，墓坑在审判之前就挖好了。”

不幸得很，此处的疏忽是令人感慨的：“德·罗维戈先生声称，”德·塔莱朗先生的辩护士阿希尔·罗什先生说，“他服从命令!谁向他转达了处决的命令?看来是后来战死在瓦格朗①的德尔加。但是，无论是不是德尔加先生，如果萨瓦里先生弄错了，今天无疑不会有人为自己要求他赐给这种光荣。人们谴责德·罗维戈先生匆忙执行处决；他回答说，并不是他干的：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对他说，有尽快处决的命令。”德·罗维戈公爵说处决是在白天进行的，这种说法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这也丝毫不能改变事实，不过给处决减少了一只火把。

①瓦格朗(Wagram)：奥地利地名，一八○九年七月六日拿破仑在瓦格朗战役中取得对奥军的胜利。

“太阳升起的时候，在露天里，”他说，“还需要灯笼才看清六步之外的人吗?”他补充说，“阳光是不明亮的；由于一晚的小雨，天空笼罩着浓雾，太阳迟迟不露面。处决是清

①瓦格朗(Wagram)：奥地利地名，一八○九年七月六日拿破晨六时进行的，有不可辩驳的文件作证。”

可是，将军没有提供文件，也没有指出文件的来源。审判程序表明，当甘公爵清晨二时受审，随即被处决。“清晨二时”几个字先出现在判决书的原件上，后来被删掉。发掘记录证明处决是晚上进行的，有三个人(邦太太、戈达尔先生和布纳莱先生——后者曾协助挖掘墓坑)作证。迪潘先生回忆细节说，一盏风灯挂在当甘公爵的胸口，当作瞄准点；或者出于同样目的，风灯是由王子强劲有力的手提着的。墓坑里发现一块大石头，可能是用来砸负伤者的脑袋的。最后，德·罗维戈想必吹嘘过保留死者的部分骸骨。我本人相信这个流言，但正式文件表明，这种讲法并没有根据。

根据一八一六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三由医生签署的验尸记录，证实死者头部碎裂，“上颚同脸部骨骼完全脱离，有十二枚牙齿；下颚中间被打碎，分成两部分，只看见三枚牙齿”。尸体俯身向下，头比脚更低；颈椎骨上系着一条金项链。

第二份验尸报告(跟头一份验尸报告一样，日期为一八一六年三月二十日)证实，连同遗骨，还找到了一个皮钱袋，里面装有十一枚金币、七十枚卷成筒状的金币，还有头发、被子弹打穿的帽子的碎片。

看来，德·罗维戈先生并未取走任何遗骨。埋在地下的东西都挖掘出来了，证明将军的廉洁；风灯并未绑在胸口，不然会找到风灯的碎片，就像帽子的碎片一样。大石头没有从墓坑里挖出来；相距六步的行刑队的火力足以粉碎脑袋，使“上颚同脸部骨骼完全脱离”，等等。

对于人类的可笑的虚荣心，只缺少巴黎军区司令缪拉的同样的牺牲，囚徒波拿巴的死，和当甘公爵棺材上的铭刻：“此处埋葬的是高贵和强大的正统王子的遗体，一八○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死于樊尚，享年三十一岁七个月十九天。”遗体只是残破和裸露的骨骼；“高贵和强大的王子”是一名土兵的躯壳的碎片。在这由痛苦的家人刻下的墓志铭中，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件惨祸，没有一个字表示谴责或痛苦；这个世纪对革命成果和革命感情的尊重造成这奇迹般的后果!同样，人们赶忙拆毁德·贝里公爵的祭堂。

多少虚妄呀!波旁家族的子孙们，即使你们能够回到你们的宫殿也白搭，你们只是忙于验尸和安葬；你们生存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是上帝的意愿!在孔代大公的幽灵注视下，法兰西从前的光荣在樊尚的一个墓坑里消亡了。也许就在这个地方，人们今天奉为圣人的路易九世从前“坐在橡树下，谁有事都可以找他，同他谈话，不会受到看门人或其他人的刁难；在那些仗义执言的人的意见中，如果他发现有什么需要改正，他会亲自下达指示，而所有与他的工作有关的人都在他周围。”(儒安维尔①)。

①儒安维尔(Joinville，一二二四—一三一七)：法国历史学家。

当甘公爵要求同波拿巴谈话，他有事找他，但无人理会!在浓雾和黑影中，好像在永恒的暗夜里，在半月堡旁边，谁注视着壕沟里这些被风灯依稀照耀的武器和土兵呢?风灯放在何处?当甘公爵的双脚是否站在洞开的墓坑旁边?他是否被迫跨过坑，以便达到德·罗维戈公爵所讲的六尺的距离?

人们保留当甘公爵九岁时写给他父亲波旁公爵的一封信，信中说：“所有当甘家族的人都是幸福的：参加过塞里早勒战役的人，在洛克鲁瓦战役中打了胜仗的人。我也希望这样。”

人们拒绝为受难者找一位神甫，这是真的吗?他几经周折，才找到一个人，答应为他向一个女子转交他的爱情的最后信物，这是真的吗?对于刽子手，虔诚之心或爱情算得了什么呢?他们在那里是为了屠杀，当甘公爵在那里是为了死!

当甘公爵在一位神甫面前，同夏洛特·德·罗昂公主秘密结婚。在祖国到处流亡的时代，那些身份高的人反而被无数政治束缚所制约；为了享受公众社会允许所有人做的事，他不得不躲躲闪闪。这个今天披露给世人的合法婚姻，使悲剧性的结局更增加了光彩。它用上天的光荣取代上天的宽恕。苦难结束之后，当十字架在空无一人的地方竖起，宗教使苦难的盛典长存。

一八三八年十一月

于尚蒂伊

德·塔莱朗先生

在德·罗维戈先生的小册子出版之后，德·塔莱朗先生向路易十八呈交了一份辩解性的备忘录。我没有读过这份备忘录；它本来应该澄清一切事实，但结果什么也没有澄清。一八二○年，我担任驻柏林全权大使期间，我在大使馆的档案中，发现拉福雷公民就当甘公爵先生的事写给塔莱朗公民的一封信。这封措辞强硬的信，由于作者不害怕葬送自己的前程和得不到公众舆论的报偿，更加表现了写信人的凛然正气，因为他的行动是不为人知的。他在这件事情中表现了高贵的献身精神；正是由于此人默默无闻，结果他做的好事被埋没。

德·塔莱朗先生接受教训，沉默不语了。至少，我在那批关于王子之死的档案中，没有看见他的任何东西。然而，外交部长于风月二日曾经告诉巴登大公国的部长，“首席执政官认为不得不命令若干分队到奥芬堡和埃藤海姆去，逮捕一件骇人听闻的阴谋的煽动者；由于阴谋的性质恶劣，所有明显参与阴谋的人不再受到保护。”

古尔戈将军、蒙托隆将军和瓦尔德医生的一段话将波拿巴推上舞台。这段话说：“我的部长对我强调说，必须抓住当甘公爵，虽然他住在一个中立国的土地上。但是，我还在犹豫，而德·贝内旺王子两次给我送来逮捕令，让我签字。只是在确认这样做的紧迫性之后，我才决心签字。”

根据《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下面这句话是波拿巴讲的：“当甘公爵在法庭上表现了极大的勇气。他到达斯特拉斯堡时，给我写过一封信；这封信交给塔莱朗了，他将这封信一直保留到执行死刑。”

我不大相信有这样一封信。拿破仑也许将当甘公爵要会见他的请求，或者王子在审判记录上签字之前亲手写的表达这种要求的几行字说成信。尽管如此，由于信没有找到，不必绝对肯定这封信不存在。德·罗维戈公爵说：“我知道在复辟王朝初期，即一八一四年，德·塔莱朗先生的一位秘书在博物馆的档案中不断查找。我是从那位接到命令让此人进馆的人那里知道这件事的。在战争档案馆，有人也查找有关当甘公爵这个案子的文件，那里现在只剩下判决书。”

上面讲的情况是符合事实的：全部外交档案，尤其德·塔莱朗先生同皇帝和首席执政官的通信，都从博物馆档案室转移到圣弗洛朗坦大街的房子里；一部分档案被销毁了，剩下的塞进炉子里，但炉子没有点火：对于王子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部长认为这样做已经够谨慎了。没有销毁的信找到了；有人认为，这些文件应该还在。我手里有一封德·塔莱朗先生的信，而且亲自看过。信是一八○四年三月八日写的，与逮捕当甘公爵的事有关，但那个命令尚未执行。部长请求首席执政官采取严厉措施对付他的敌人。由于人们不允许我保留这封信，我只记住其中两段：“如果说法律迫使人严惩，政治要求毫无例外的惩处……我将向首席执政官提议，他可以命令德·科兰古完成此事，他会谨慎和忠实地执行命令。”

德·塔莱朗有关王子的这份报告有一天会全文发表吗?我不知道；据我所知，这个文件两年前还在。

内阁会议就逮捕当甘公爵问题进行了讨论。康巴塞雷斯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说他反对逮捕，这我是相信的；但是，在回忆他的讲话之后，他没有说别人的反应如何。

而且，《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否认有人乞求波拿巴怜悯。至于传说约瑟芬①抓住她丈夫的衣服，跪下来替当甘公爵求情，并且被怒不可遏的丈夫推开，那完全是凭空臆造。我们有些人，今天正是采用这种编故事的手法撰写正式的历史。三月十九日晚，约瑟芬不知道当甘公爵将受到审判，她只知道他被捕了。她答应德·雷米扎夫人关注王子的命运。十九日晚，当德·雷米扎夫人同约瑟芬来到马尔梅松时，人们发现未来的皇后常常从车窗探头，看她的随从当中的一位将军，而不是仅仅牵挂着樊尚的囚徒的安危问题。一个风骚女人可能挽救王子的生命的想法成了泡影。直到三月二十一日，波拿巴才对他妻子说：“当甘公爵被枪决了。”

①约瑟芬(Josephine)：拿破仑的妻子。

我读过的德·雷米扎夫人的《回忆录》中，关于宫廷内部情况的记述是非常奇特的。作者在百日王朝期间，将她的回忆录烧了，以后又提笔重写；色彩变淡了，但波拿巴在其中暴露无遗，而且受到公正的评价。

拿破仑身边的人说，他们在王子被处决之后才得知此事。从德·罗维戈所讲的关于雷阿尔到樊尚的故事，这种讲法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证实，如果那个故事是真实的话。由于革命党人的阴谋，王子死了，波拿巴马上承认既成事实，以免激怒那些他认为势力强大的人物：这种巧妙的解释是无法接受的。

各人的责任

归纳以上事实，我现在得出如下看法：

波拿巴想置当甘公爵于死地；谁也不曾提出，王子的死是他登上皇帝宝座的条件。这种假想的条件是政治家们故弄玄虚，他们声称任何事情背后都有原因。然而，某些被牵连的人物，看见首席执政官同波旁家族从此永远分道扬镳，很可能会感到高兴。樊尚的审判是由波拿巴的暴躁性格造成的，是他的部长的报告所煽动的愤慨情绪的爆发。

德·科兰古先生的罪过只是执行了逮捕令。

缪拉应该感到内疚的地方只是转达了命令，没有勇气告退。审判期间，他不在樊尚。

德·罗维戈公爵负责处决，可能他接到秘密命令：于兰将军暗示了这一点。如果不是根据一道强制性的命令行事，谁敢自作主张，立即将当甘王子处死呢?

至于神甫和贵族德·塔莱朗先生，他千方百计煽动波拿巴的不安情绪，酝酿和准备了谋杀：他害怕正统王朝复辟。根据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所讲的话和欧坦公爵的信，也许可以证明德·塔莱朗对于王子的死应该承担重大责任。有人徒然地反驳说，部长无足轻重、他的性格和他所受的教育应该使他远离暴力，腐化应该使他丧失魄力，但是他坚决主张执政官发出实施逮捕的命令。关于三月十五日逮捕王子，德·塔莱朗先生不是不知情的；他每天同波拿巴联系和商讨问题。在逮捕和处决之间的时间里，挑起事端的德·塔莱朗先生后悔过吗?为了不幸的王子，他向首席执政官求过情吗?认为他极力支持执行判决是很自然的事情。

军事法庭对当甘公爵进行了审判，但带着痛苦和后悔的心情。

通过认真、公正和严格的分析，这就是各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我的命运同此事关系太密切，所以我力图弄清含糊的地方，并且澄清事实。如果波拿巴没有杀死当甘公爵，他可能会让我越来越靠近他(而且他有这种倾向)，那么我可能怎么做呢?我的文学生涯会结束；我会全身投入政治生涯，我可能会变得有钱有势；西班牙战争已经证实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法兰西从我同皇帝的联盟中可能会得益；而我在其中会受到损失。也许我能做到在这位伟人的头脑中维持某些自由和节制的观念；但是，我的生命由于同那些人们称之为幸福的生命排在一起，兴许会被剥夺那造成其个性和荣誉的东西：穷困、战斗和独立。

一八三八年十一月

于尚蒂伊

波拿巴：他的诡辩和悔恨

终于，主要的被告在其他人之后站起来了。他是沾满鲜血的忏悔者的行列的殿后者。让我们设想一位审判官传一个名为波拿巴的人应审，就像上尉推事传名为昂吉安的人应审一样。设想后者的审判记录是按照前者的审判记录起草的，我们可以读读，作一个比较：

问：姓名、年龄和出生地?

答：姓名是波拿巴·拿破仑。

问：自从你走出法国之后，住在何处?

答：比利牛斯山、马德里、柏林、维也纳、莫斯科、圣赫勒拿岛。

问：你在军中的职务?

答：上帝军团的前卫司令。

被告没有回答其他东西。

这场悲剧的各个演员互相指责；惟有波拿巴不推诿责任。在诅咒的重压下，他保持尊严；他站着，但并不低头；他像一名斯多葛主义者一样大声说：“痛苦呀，我从来不承认这是一件坏事!”但是，他出于骄傲不向生者承认的东西，却被迫向死者坦白。这位普罗米修斯，虽然秃鹰在啄着他的胸口，这位窃天火者，他自以为高于一切，但他被迫回答他过早处死的当甘公爵的问题：那具他造成的骷髅、战利品，以上天的严峻审问他，令他慑服。

仆役、军队、前厅和帐篷在圣赫勒拿岛有他们的代表。一位以其对他选择的主人的忠诚而备受尊敬的人①来到他身边服侍他。头脑简单的人重复神话，使它变成响当当的真理。波拿巴是命运之神；同她一样，他以外表欺骗那些被迷惑的人；但是，在他的虚伪深处，人们听见严酷的真理在大声呐喊：“我在这里!”而世界感到它的分量。

①指德·拉卡齐(Las-Cases)伯爵：由于没有任何东西和任何人强迫他尾随拿破仑到圣赫勒拿岛，夏多布里昂在下面称他为“自愿流亡者”。德·拉卡齐后来将这段经历写成回忆录。

那本关于赫勒拿岛的最可信的作品，阐述拿破仑发明的为杀人犯辩护的理论。自愿流亡者将杀人犯的胡说八道当作《福音书》中的话，按照他的意图解释拿破仑的一生，就像他所记录的那样。他教导他的新信徒们说，德·拉卡齐伯爵在不知不觉中受益匪浅；神奇的囚犯在孤寂的小径上散步，用谎言将他的轻信的崇拜者吸引在身后，如同海格立斯用金链将人们悬挂在他的嘴上。

“头一次，”诚实的侍从说，“我听见拿破仑提到当甘的名字的时候，我由于尴尬而脸红。幸好，我是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尾随在他身后，不然他一定会发现我的窘态。然而，当皇帝第一次讲述整个事件的时候(连同细节和附带情况)，当他以严格、清晰和吸引人的逻辑分析各种动机时，我承认，事件似乎渐渐面目全非……皇帝常常谈这件事，这帮助我留意他身上一些非常突出的性格特征。利用这个机会，我在他身上多次清楚地看到，个体的人同公众的人在搏斗，他心中的自然感情同因为他的地位而产生的骄傲和尊严的感情在斗争。私下闲谈时，他对不幸的王子不是漠不关心的；但是，一旦涉及公众，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一天，他同我谈到风华正茂的王子，最后他这样说：“我以后得知，我亲爱的，他对我是有好感的；人们向我保证说，他每次谈起我都带着敬佩之情；这就是人世安排的公正!”他讲最后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话同他脸部的感情非常和谐，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如果此时他同情的那个人的命运由他掌握的话，无论那人的动机或行动如何，都会得到原谅……皇帝惯于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普通法或既定法的角度，天赋权利或暴力差异的角度。

皇帝私下对我们说，在内部，错误可能应该归咎于他身边的人过分热忱，一些人的个人看法，或一些人的阴谋诡计。他说，他曾经无意中被他人推动，可以说毫无准备，他仓促应付，导致以后的一连串后果。“肯定无疑的是，”他说，“如果有人及时向我报告王子的思想观点和性格特征，特别是如果我读到他写给我、但我并未收到的那封信，我肯定会原谅他，但上帝才知道我会出于什么动机：这是马后炮了。”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话是皇帝的肺腑之言，而且仅仅是对我们讲的，因为如果有人认为他试图往别人身上推卸责任或降低身份为自己辩解的话，他会感到屈辱的。他在这方面非常害怕，或者说非常忌讳，所以他在同外人讲话，或在这个问题上口授向公众发表的文件时，他只说，如果他收到王子的信，考虑他因此可以得到的政治利益，他也许会赦免王子。在写他的估计会留给同代人或后人的遗嘱时，在这个关系他的名声的微妙问题上，他说，如果需要重新开始，他还会这样做的。

至于作者，这段话的语气非常诚恳；一直到德·拉卡齐伯爵声称波拿巴本来会欣然原谅一个没有罪的人那句话，赤诚之情跃然纸上。领袖的理论是微妙的，人们用它努力调和那些不能调和的东西。在区分普通法(或既定法)和天赋权利(或暴力差异)同时，拿破仑似乎求助于诡辩；事实上，他并未成功。他不能像他征服世界一样征服他的良心。当上等人和小人物犯错误之后，他们的天生弱点是想将这个错误说成天才的杰作，说成凡人无法理解的宏图大略。骄傲的人讲这种话，而蠢人相信。波拿巴可能把他怀着伟人的内疚所讲的那句格言视为统治者的标志：“我亲爱的，这就是人世安排的公正!”真正的哲学同情心!多么不偏不倚!它将罪恶算在命运账上，为来自我们自身的罪恶百般辩解!在喊过下面的话之后，人们以为现在可以原谅一切了：“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我的天性，这是人类的弱点。”一个杀害父亲的人反复说：“我生来是这个样子!”而人群张口结舌地呆在那里，而有人研究这个统治者的颅骨①，并且承认它“生来是这个样子”。你生来是这个样子同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后果?如果所有“生来是这个样子的人”都要别人接受自己，世界就会大乱了。当人们犯错误的时候，他们将错误神圣化，将错误变成教条，将亵渎圣物变成宗教，而且人们因为放弃对自己的罪恶的崇拜而认为自己是叛逆。

①影射加尔(Gall)的骨相学。

从这个故事应该得出的结论——当甘公爵的死引发的敌对情绪

从拿破仑的一生，可以得出严重的教训。两次行动，两次都是错误的行动，导致他的衰落：当甘公爵之死，西班牙战争。虽然他做这两件事的时候声名显赫，但他仍然不免摔跟斗。他正是失败在他自认为强大、根基深厚、不可战胜的那个方面；当他忽视和轻蔑他的真正力量，即在维护秩序和公正方面的崇高品德的时候，他违反道德准则。当他只是向无政府主义和法兰西的敌人进攻的时候，他是战无不胜的；一旦他走上腐败之路，他就变得软弱无力。被达里拉剪下的头发不是别的东西，而是德行的丧失①。任何罪行本身孕育力量的丧失和灾难的萌芽。因此，为了幸福，让我们行善吧；为了精明能干，让我们公正吧。

①影射《圣经》中的一个典故。

为了证实这个道理，请你们注意如下事实：王子一死，分裂就开始了。由于形势恶化，分裂日益严重，注定了樊尚悲剧的组织者倒台。俄国内阁就当甘公爵被捕事件，提出强烈抗议，反对侵犯帝国的领土。波拿巴感到不快，在《箴言报》上发表一篇咄咄逼人的文章；那篇文章让人想起保罗一世的死。在圣彼得堡，为年轻的孔代举行了追悼仪式。衣冠冢上刻着：“纪念被科西嘉的猛兽吞噬的当甘公爵”。以后，两个强大的敌人②表面上和解了；但是政治给双方造成伤害，而这种由于谩骂被扩大的伤害留在他们心中。拿破仑认为，一直到他进入莫斯科睡觉那一天，他才算解恨；亚历山大要等到进入巴黎之日才会心满意足。

②指拿破仑和亚历山大。

柏林政府的仇恨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我讲过德·拉福雷先生的崇高的信。他在信中，向德·塔莱朗先生指出杀害当甘公爵在波斯坦宫廷中造成的后果。当樊尚的消息传来时，斯塔尔夫人在普鲁士：“我住在柏林，”她说，“在斯布莱特码头附近；我住楼下。一天上午八时，人们将我叫醒，说路易·菲迪南王子①骑着马，在我窗下等候，请我出去同他说话。”“你知道吗?”他对我说，“当甘公爵在巴登领土上被绑架，而且二十四小时后被枪毙了。”“有这种事吗?简直发疯了!”我回答说，“你不认为这是法国的敌人散播的流言吗?的确，我承认，无论我怎样恨波拿巴，但还不至于相信他会犯下这样的滔天大罪。”“既然你怀疑我的话，”路易王子对我说，“我叫人将《箴言报》给你送来，报上有判决书。”他说完这句话就走了，而他脸部的表情显露出复仇或死亡的决心。一刻钟后，我看到三月二十一日(风月三十日)的《箴言报》，上面登载着在樊尚开庭的军事法庭，将名为路易·当甘的人判处死刑的判决书!一些法国人是这样称呼那些为他们祖国带来光荣的英雄的后代的!当人们公开放弃一切有关高贵出身的偏见时(君主制度的复辟必然要恢复他们)，人们能够这样亵渎对朗斯和洛克鲁瓦战役的纪念吗?波拿巴也打过胜仗，但他不懂得尊重战争中的英雄。对于他，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他性格专横、骄傲，不愿意承认舆论中有任何神圣的东西。他只尊重现存力量。路易王子给我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开头的：“名为路易·普鲁士的人让人请求斯塔尔夫人”等等。他感觉对他出身的王族、对他急于加入的英雄人物的侮辱。在这个罪恶行动之后，欧洲的国王们怎么能够同这样一个人打交道呢?也许有人说，这是需要。心灵的圣殿里永远不应该有这种想法，不然，世上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呢?那只是随意的消遣，只适用于作为个体的人的悠闲。

①路易·菲迪南王子(Louis-Ferdinand)：普鲁士王子，腓特列二世的侄儿。

当一八○六年普鲁士战役打响时，王子心中仍然保持这种他以后用生命偿付的愤恨。腓特列—吉尧姆①在他十月九日的申明中说：“德国人没有为死去的当甘公爵复仇；但是，对这个滔天大罪的记忆在他们心中永远不会磨灭。”

这些不大被人重视的个别的历史事实值得注意；因为那些人们难以在其他地方找到解释的敌对情绪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同时，这些事实也披露了上帝支配一个人的命运的不同阶段，从错误到受到惩罚。

①腓特列—吉尧姆(Frederic-Guillaume，一七七○—一八四○)：普鲁士国王(一七九七—一八四○)。

《信使报》的一篇文章——波拿巴生活的变化

无论如何，我的生活是幸福的，它未受到恐惧的干扰，未受到时尚的感染，也未受到榜样的诱惑!今天，我对我当年的所作所为感到满意，这保证我良心的平静。我比所有专制君主和拜倒在那位光荣的士兵脚下的民众更加心满意足，我怀着可以原谅的骄傲心情重读这一页；它是我保留的惟一财富，而且我完全是依靠自己得到它的。一八○七年，我的心还在为刚才讲的谋杀激动，写下如下的文字。我的文章使《信使报》遭到查封，并且使我的自由重新受到威胁。

①腓特列—吉尧姆(Frederic-Guillaume，一七七○—一八四○)：普鲁士国王(一七九七—一八四○)。

“在卑鄙的沉默中，当人们只听见奴隶的枷锁和告密者的声音在回响，当所有人在暴君面前颤抖，而且当得宠和失宠变得同样危险的时候，历史学家肩负为人民复仇的责任出现了。内隆的兴旺是徒然的，塔西佗已经在帝国出生。他在格马尼库斯①的遗骸旁边成长，而公正的上帝已经将世界主人的殊荣赋予这名默默无闻的孩子。如果说历史学家的角色是美妙的，它也同样危险；但是，还存在一些祭坛，如荣誉的祭坛，它们虽然荒芜，但还要求奉献牺牲。上帝并不因为庙宇空无一人而被消灭。一切命运还有机会的地方，它不会被英雄气概所诱惑；高尚行为是其可预见的后果是苦难和死亡的行为。总之，在我们死去两千年之后，如果后代谈起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名字能够使高贵的心灵激动，那么挫折算得了什么呢?”

①格马尼库斯(Germanicus，公元前一五—公元一九)：指格马尼库斯·凯撒，罗马皇帝提比略的义子，战功卓著的名将。

在波拿巴的行为中，当甘公爵的死引入另一个原则，使他正直的才智解体：他被迫采用一些格言，当作挡箭牌；但他并不掌握这些格言的全部力量，因为他不断以他的光荣和他的天才曲解它们。他变得疑神疑鬼；他让人恐惧；人们对他和他的命运失去信心；他被迫接触——如果不是寻求的话——一些他本来永远不应该见的人，而这些人，因为他的举动，认为自己成了和他一样的人：他被他们的污秽玷污了。他不敢在任何事情上责怪他们，因为他已经失去进行谴责的道义自由。他伟大的品质依旧；但他善良的本性变了，不再是他的伟大品质的支撑。由于原始污点的变质，他的本性败坏了。上帝要求他的天使们打乱这个世界的和谐，改变它的规律，使它向天极倾斜：“天使们出力，”弥尔顿说，“斜斜地推移着世界的中心……太阳收到离开赤道的命令……狂风撕碎森林，在大海上掀起巨浪。”

他们千辛万苦，

推歪了这个中心球：有人说太阳

被吩咐以同样远距离的幅度离开。

……北风，东北风，

狂吼怒号的西北风和偏北西北风，

吹裂树林又掀翻海洋。①

①引自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第十卷。

尚蒂伊的废弃

波拿巴的遗体将同当甘公爵的遗体一样被挖掘出来吗?如果我当时能够作主，后者的遗骸可能还会无声无息地躺在樊尚城堡的壕沟里。这位“被开除教籍的人”，也许同雷蒙·德·图卢兹②一样，躺在一个没有盖子的棺材里；没有人敢用木板遮住他的目光；他是荒谬的判决和上帝的震怒的见证。当甘公爵被抛弃的骸骨和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荒凉的坟墓遥遥相对：没有什么比位于世界两端的这两副遗骨更令人回首往事了。

②雷蒙·德·图卢兹(Raymondde Toulouse，一一五六—一二二二)：雷蒙四世，图卢兹伯爵，因为支持阿尔比教派被开除教籍，死后不得入土。

无论如何，当甘公爵没有留在异国土地上，像那位被国王们放逐的人；后者让前者回到他的祖国③，虽然采用的方式的确有点粗暴；但是，会永远如此吗?法兰西(革命之风簸扬的那么多尘土已经证明这一点)对遗骨并不忠诚。老孔代在他的遗嘱中说，“他不敢肯定他将死在哪个国度”。啊，波舒哀!当你面对大孔代的棺材发表悼词的时候，如果你能够预见未来，会给你雄辩的作品增添多少风采!

③指拿破仑下令将他从国外绑架回国。

当甘公爵出生在这里，在尚蒂伊：“路易—安托万—亨利·德·波旁，一七七二年八月二日出生于尚蒂伊”，判决书是这样写的。他童年时代在这片草地上玩耍，踪迹已经抹去了。而弗里堡，讷德林根，朗斯，塞尼费的凯旋者，“过去战无不胜，现在却虚弱”，此刻在何处呢?还有他的后代，约翰内斯堡和贝尔斯特海的孔代①，还有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们现在在何处?那座城堡，那些花园，那些“日夜不停流淌”的喷泉，现在怎么样了?残缺的雕像，补上爪子和下颚的石狮，断垣残壁上用武器组成的装饰，模糊不清的百合花盾形纹章，被铲平的小塔楼的地基，空空如也的马厩上方的几匹大理石骏马(它们听不见洛克鲁瓦的战马嘶鸣)，驯马场附近一座未建成的大门：这就是一个英雄家族的遗物；用一条绳索绑着的遗嘱改变了遗产的主人②。

①约翰内斯堡和贝尔斯特海的孔代：指老孔代，当甘公爵的祖父，一七七二年他在约翰内斯堡(Johannisberg，法国马延省)的战斗中建立了功勋。一七八九年，他组成孔代军团，在普鲁士的贝尔斯特海(Berstheim)打了胜仗。

②影射当甘公爵的父亲，他于一八三○年八月的一天自缢身亡，留下遗嘱，将尚蒂伊城堡让给德·奥马尔公爵。

森林多次遭到滥伐。过去，不同时代的几代人曾经在这片从前喧嚣、如今寂静的狩猎地上奔跑。他们在这些橡树下停留时，有多大年纪?心中怀着什么样的感情?心中有什么幻想?啊，我于事无补的《回忆录》呀，我此刻不能对你说：

愿孔代在尚蒂伊有时读你这本书：

愿当甘因此激动!

卑微的人呀，在这些名人旁边，我们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将消逝，永无归期。“诗人的康乃馨”呀，你将再生；你们现在静静地插在我的桌子上，在纸张旁边；这迟到的小花是我在欧石南当中采摘的；但是，我们，我们不能在这令我心旷神怡的芳香中再生。

我经历的一八○四年——我搬到米罗梅尼尔街——韦纳伊——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梅斯尼尔——梅齐——梅雷维尔

从此，我离开官场，但多亏巴兹奥希夫人的保护，我躲过波拿巴的震怒。我离开我在博纳街的临时住所，搬到米罗梅尼尔街。我租的小公馆后来被德·拉利—托朗达尔先生和德南夫人，“他最心爱的人”——就像迪亚娜·德·普瓦提埃时代人们所讲的那样，占据。我的小花园同一间货栈毗邻，而我的窗子附近有一棵大柳树，但德·拉利—托朗达尔先生为了空气干爽，用他粗大的手亲自把树砍倒；他认为自己的手透明少肉，这是一个幻觉，同别的幻觉一样。街石铺到我门口；再过去，一条小路蜿蜒而上，穿过一片人们称为“兔子岗”的荒地。兔子岗上分布着几座孤立的房屋，右边通往蒂沃利公园，我跟我哥哥就是从那里启程去流亡的。我经常到这荒废的公园里散步；革命是从那里开始的，正当奥尔良公爵和他的宾客狂欢的时候。这个幽静的地点被大理石的裸体雕像和人造的废墟装点着；这是轻浮和放荡的政治的象征，它将用娼妓和垃圾覆盖法国。

我无所事事；至多，我在公园里同杉树聊聊天，或者在一条被青苔遮掩的人造小溪旁边，同三只乌鸦谈论当甘公爵。我失去我的阿尔卑斯公使馆和罗马的友谊，就像我过去突然同我伦敦的朋友们分开一样，我不知道如何利用我的想象力和我的感情。我让它们傍晚追随太阳，但夕阳的光辉不能将它们带到海上去。我回来，试图在我的柳树的呜咽中人眠。

然而，我的辞职扩大了我名声：在法国，表现一点勇气总是一件好事。德·博蒙夫人的旧社交圈子把我介绍给新城堡。

德·托克维尔先生，我哥哥的姐夫和我的两个侄儿的保护人，住在德·塞诺奘夫人的城堡里：那时，到处是断头台的遗产。我在那里看见我的两个侄儿同托克维尔的三个儿子一起成长。在托克维尔的儿子当中，有一个名叫亚历克西，他后来是《论美洲民主》一书的作者。他在韦纳伊比我在贡堡更加被溺爱。这是不是我见到的最后一个在襁褓中不被人看好的名人呢?亚历克西·托克维尔走遍文明的美洲，而我跑遍它的森林。

韦纳伊改换了主人，变成圣法尔若夫人的财产。这位夫人是因为她父亲和将她收为养女的革命而出名的①。

①她父亲是一位旧制度的法官，投票赞成将路易十六处死，结果他自己被一名警卫杀害；国民公会以革命的名义收养他的女儿。

在芒特附近的梅斯尼尔，住着罗桑波夫人。我的侄儿路易·德·夏多布里昂后来在那里同罗桑波夫人的侄女奥尔格朗德小姐结婚。可是现在，城堡的水塘边和山毛榉下再也看不到她的倩影了：她已经去世。当我从韦纳伊到梅斯尼尔去的时候，我在途中碰见梅齐。梅齐夫人是体现母亲的美德和痛苦的传奇故事。至少，如果她那个从窗口跌落、摔碎脑袋的孩子，像我们猎取的年轻鹧鸪一样腾空升起，从城堡上空飞走，躲到塞纳河中的美丽岛上去，那该是多么美妙呀!Coturnix per sitpulas pascens①。

①拉丁文：鹧鸪在牧场上觅食。

在塞纳河的另一边，离马雷不远的地方，德·万蒂米尔夫人将我引荐到梅雷维尔。梅雷维尔是由微笑的缪斯创造的一片绿洲；高卢诗人称这种缪斯为“博学的仙女”。在那里，衣着优雅的几代人，都听过朗读《布兰卡》和《韦雷达》的故事；这些人像花朵般世代相继，至今还在听我的岁月的叹息。

我住在米罗梅尼尔街，对闲逸渐渐感到厌倦了，头脑中渐渐出现远方的幽灵。《基督教真谛》启发我，使我萌生检验这部作品的念头，将基督教人物同神话人物混杂在一起。一个我很久之后称为西莫多塞的影子，在我头脑中若隐若现，但还没有任何确定的轮廓。西莫多塞一露面，我就同她呆在一起，杜门谢客，就像从前我同我想象的女孩所做的那样；但是，在她走出梦境之前，在她通过象牙之门从忘河岸边走来之前，她不断改变模样。如果说我因为爱而创造她们，我也因为爱毁掉她们，而我随后呈献的惟一和心爱的女子是无数变幻的结晶。

我在米罗梅尼尔街只住了一年，因为房子被人卖掉了。我同德·库瓦斯兰夫人商量，她将她位于路易十五广场的公馆的顶楼租给我。

德·库瓦斯兰夫人

德·库瓦斯兰夫人是一个很有气派的女人。她年近八旬，骄傲和专横的眼睛流露出诙谐和讥讽的神情。德·库瓦斯兰夫人对文学一窍不通，而且以此为荣。她在不知不觉之中度过了伏尔泰世纪；如果说她对那个世纪有什么看法的话，她会说，那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平民的世纪。这并非说她影射她的出身；她太高贵，不会有这种可笑的举动。她很懂得同“小人物”打交道，而不降低自己的身份。但是，她毕竟是“法国第一侯爵”的后代。虽然她的祖先当中，有一○九六年死在巴勒斯坦的德鲁贡·德·内斯尔，路易九世的王室总管德·拉乌尔·德内斯尔骑士，圣路易最后一次出征时的法国摄政王让二世·德内斯尔，但德·库瓦斯兰夫人承认，这都是荒唐的命运使然，她不应该承担责任。她生来是宫廷人物，而其他一些人更加适于市井生活，就像良种牝马和拉出租马车的瘦马之间的差别一样。她对这种偶然性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忍受上天用来惩罚她的痛苦。

德·库瓦斯兰夫人曾经同路易十五有过瓜葛吗?她从未向我承认这一点，但她声称她曾经以最严厉的方式对待她的王室情人。“我看见他跪在我脚下，”她对我说，“他有一双迷人的眼睛，满嘴甜言蜜语。他有一天提出送一套瓷梳妆台给我，像德·蓬巴杜夫人有的那种。我叫道：‘啊，陛下!那是为了把我藏在底下啊!”’。

我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在伦敦德·坎宁安侯爵夫人①家中看见这套梳妆用具；她是从乔治四世那里收到这份礼物的，她把东西指给我看，露出逗人的天真表情。

①乔治四世宠幸的女人。

德·库瓦斯兰夫人住在她的公馆里，房间上面是一列柱子——就像家具仓库那种柱子。两幅韦尔内的海洋风景画挂在一张略带绿色的旧壁毯上面，那是“可爱的”路易送给贵夫人的礼物。德·库瓦斯兰夫人躺在挂着床帏的大床上，床帏也是绿色的。她头上随意戴一顶睡帽，露出她灰色的头发，在床上一直呆到午后二时。像投石党运动时代的美人一样，老式钻石耳环垂在她充满烟草味的睡袍的肩带上。在她周围的被褥上，散放着写有地址的信封，她利用这些纸头，在上面记下各种各样的想法：她不买纸张，纸都是邮差给她送来的。一条叫莉莉的小狗不时从毯子底下钻出来，朝我吠五六分钟，然后又叫着钻进她女主人的巢穴。路易十五的年轻情妇们曾经这样打发着日子。

德·夏托鲁夫人和她的两个妹妹是德·库瓦斯兰夫人的堂姐妹。德·库瓦斯兰夫人没有德·马伊夫人那样的好脾气。据说德·马伊夫人，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次在圣罗什教堂里，碰到一个用粗话侮辱她的男人，而她只是说：“我的朋友，既然你认识我，请你为我祈祷上帝吧。”

德·库瓦斯兰夫人同许多聪明人一样吝啬，把她的钱藏在壁橱里。她被她皮肤上的埃居①寄生虫吞噬着，她手下的人帮她减轻痛苦。当我看见她埋在数字堆里呕心沥血的时候，她令我想起吝啬鬼赫莫克拉特斯；后者在口授遗嘱的时候，为自己确定了继承人。但她偶尔也请人吃晚饭。可是她大骂咖啡，说其实大家并不喜欢那玩意儿，喝咖啡不过是为了延长用餐时间。

①埃居：法国古代货币名。

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同德·库瓦斯兰夫人和德·内斯勒侯爵夫人结伴到维吉去。侯爵夫人先行，叫人准备好美味的晚餐。德·库瓦斯兰夫人随后到达，但她只要了半镑樱桃。离开客栈时，她要付数目很大的账单，结果闹得不可开交。她只愿意付樱桃；而客栈老板说，不管你吃不吃，按照惯例，住客栈都要付晚餐。

德·库瓦斯兰夫人随她自己的意愿理解问题。她既轻信，也不轻信。由于她自己没有信仰，所以喜欢嘲弄别人的信仰，但迷信又使她感到恐惧。她碰见过德·克吕登纳夫人；这位神秘莫测的法国贵夫人在看见财产清单的时候，才会头脑清醒；俄国信女不喜欢她，她也不喜欢俄国信女。克吕登纳夫人满腔热忱地问德·库瓦斯兰夫人：“夫人，是哪位神甫听你忏悔呀?”“夫人，”德·库瓦斯兰夫人回答说，“我不了解我的忏悔神甫；我只知道我的神甫在他的告解座里面。”以后，两位夫人不再见面。

德·库瓦斯兰夫人吹牛说，是她将一种新玩艺引进宫廷，那就是飘动式发髻，尽管非常虔诚的莱克金斯卡先生反对这个危险的革新。她断言说，有身份的人过去从来不给医生付酬金。她极力反对女人有一大堆内衣，“这好像是新贵的派头，”她说，“我们这些宫廷命妇只有两件衬衣厂穿破了才换；我们穿绸长袍，不像现在那些小姐，打扮得像轻佻的女工。”

住在王府街的絮阿尔夫人养了一只公鸡，鸡鸣声穿墙越户，德·库瓦斯兰夫人不胜其扰。她写信给絮阿尔夫人说：“夫人，叫人把你那只鸡宰了吧。”絮阿尔夫人将信退回来，加上一张便笺：“夫人，我荣幸地答复你，我不会叫人把我那只鸡宰掉。”通信就此结束。德·库瓦斯兰夫人对夏多布里昂夫人说：“啊!我的心肝，这是什么年头呀!她还是潘库克的女儿，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妻子，你知道吗?”

埃南先生，外交部的前办事员，是一个令人厌烦的人物，他正在胡编大部头小说。一天，他向德·库瓦斯兰夫人念一段描写：一位被抛弃的女情人泪流满面，悲哀地钓鲑鱼。德·库瓦斯兰夫人不喜欢鲑鱼，听了颇不耐烦，于是打断作者，用使她变得十分可笑的严肃口气说：“埃南先生，你不能叫这位太太钓别的鱼吗?”

德·库瓦斯兰夫人讲的故事是无法记述的，因为那些故事毫无内容，一切都表现在她的手势、声调中。她自己从来不笑。有一段《雅克米诺先生和夫人的对话》，那真是绝了。在夫妻两人的对话中，雅克米诺夫人反驳道：“可是，雅克米诺先生!”她念这个名字的声调非常古怪，你忍不住会哈哈大笑。德·库瓦斯兰夫人不得不停下来，一本正经地嗅鼻烟。

她在报纸上读到有几位国王去世的消息。她取下眼镜，一边擤鼻涕一边说：“戴皇冠的动物当中，发生了流行病。”

在她准备撒手归西的时刻，有人在她床边说，只是在人们自暴自弃的时候，才会倒下；如果聚精会神，眼镜盯着敌人，就不会死。她听完这句话回答说：“我相信这种说法。但是我担心会分心。”话毕，她就断气了。

次日，我到她家里去。我在那儿碰见德·阿沃雷先生和夫人，她妹妹和妹夫。他们坐在壁炉前面，围着一张小桌子，正在清点从护壁板里面取出来的一袋金路易。可怜的死者躺在床上，床帏半开着：她听不见那本来应该唤醒她的清点金币的声音了。

在死者写在印刷物的空白和信封上的感想中，有一些是非常优美的。在路易十六之后的波拿巴时代，德·库瓦斯兰夫人让我看到残存的路易十五宫廷的风尚，就像德·乌德托夫人让我在十九世纪看到哲学社会留下的痕迹。

维希、奥弗涅和勃朗峰之行

一八○五年夏天，我到维希同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汇合；像我刚才所说的，是德·库瓦斯兰夫人带她到那里去的。那里，我没有看见塞维涅夫人所说的，一六七七年在她前后人浴的朱萨克、太尔姆、弗拉马朗①。他们已经沉睡了一百二十多年了。我将我姐姐德·科德夫人留在巴黎；她从一八○四年夏天起就住在那里。在维希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之后，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建议我去旅行，让我们在一段时间内远离政治的烦扰。

①塞维涅夫人在她的一封信中说，这些先生在她之前或之后人浴。

人们将我那时写的两篇关于奥弗涅和勃朗峰的小游记收进我的作品。三十四年之后，一些同我素不相识的人在克莱蒙像迎接一个老朋友似的欢迎我。长期维护人类共同享受的那些原则的人，在所有家庭里都有朋友、兄弟和姐妹，因为如果说人是忘恩负义的，人类是知恩图报的。对于那些从未见过你、由于你名声好而同你相识的人，你永远是一个模样；你永远保持你在他们心目中的年龄；他们的眷念之情并不因为你在面前而受到干扰，在他们眼中，你永远是年轻和美丽的，就像他们在你的作品中所喜欢的感情。

在布列塔尼，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常常听别人讲起奥弗涅，我想象那是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那儿可以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要在圣母的保佑下，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到达那里。我每次看见那些背着小杉木箱去闯荡世界的奥弗涅年轻人，心里就有一种激动的好奇心。他们从山崖上走下的时候，木箱里只装着希望；要是他们能够将希望带回来，那该是多么幸福呀!

唉!德·博蒙夫人在台伯河边安眠之后不到两年，我在一八○五年来到她的故乡；我离金山不过几里路；她去罗马之前，在那里休养过一段时间。去年(一八三八年)夏天，我重新回到同一个奥弗涅。在一八○五年和一八三八年之间，我可以摆进我周围社会发生的变化。

我们离开克莱蒙。在赴里昂途中，我们经过蒂埃尔斯和罗阿纳。那时这条路走的人不多，有些地段是沿着里农河修建的。《阿斯特雷》的作者并不是一个大才子，但他创造了一些有生命的人物和地点。当虚构的故事同它出版的时代符合的时候，有多么强大的创造力呀!在那些与牧羊人、贵夫人、骑士混杂的精灵和水神的再现当中，有某种出乎意料的神奇。这些缤纷的世界很和谐，人们乐于接受这些同小说的谎言交错在一起的寓言和神话。卢梭讲过他如何被于尔菲①欺骗。

①于尔菲(Urfe，一五六八—一六二五)：法国作家。他的田园小说《阿斯特雷》在十七世纪家喻户晓。

在里昂，我们又找到巴朗赫先生，他同我们一道去游览日内瓦和勃朗峰。他陪人到处闲逛。在日内瓦城门口，我没有受到克洛维斯的未婚妻克洛蒂尔德的欢迎：她父亲巴朗特先生提升为莱蒙州州长。我到科佩去看望斯塔尔夫人。我见她独自呆在城堡深处，内院满目凄凉。我同她谈起她的财富和她的孤独，说那是实现独立和自由的宝贵手段：我的话伤害了她。斯塔尔夫人是喜欢社交生活的；她认为自己是最不幸的女人，流亡异乡，而我对那种生活是求之不得的。在我眼中，这种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不幸，连同生活的舒适，意味什么呢?同千万父母死在断头，台上、没有面包、没有姓名、没有钱财、分散在欧洲各处的苦难相比，在一套面对阿尔卑斯山的豪华别墅里，享有光荣、闲逸、和平的不幸意味什么呢?被一种众人无法理解的痛苦所折磨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而且，这种痛苦因此只会更加强烈：在将它同别人的痛苦相比的时候，它不会减弱；人们无法判断别人的痛苦；令此人痛苦的东西是另一个人的欢乐。不同的心灵隐藏着不同的秘密，其他心灵是无法理解的。我们不要非议别人的痛苦吧；痛苦同祖国一样，是因人而异的。

次日，斯塔尔夫人到日内瓦拜访德·夏多布里昂夫人，随后我们出发去夏蒙尼。我关于山区风景的观点引起议论，说我追求标新立异；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人们将看到，在我谈到圣戈塔尔①的时候，我仍然持这种观点。我的《勃朗峰游记》中的一段，将我生活中的过去的事件和未来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而那些未来事件今天也过去了。

①圣戈塔尔(Saint-Gothard)：瑞士的阿尔卑斯高原。

“仅在一种情况下，山确实让人忘记人世的骚动：那就是当人们远离红尘、潜心宗教的时候。一位献身人类的隐修者，一位默默思索上帝的伟大的圣人，在空无一人的岩石上可以找到宁静和欢乐；这时，并非那个地方的安宁渗入这些孤独者的灵魂，相反，是他们的灵魂将它的安详传播给闪电雷击的地区……有些山，我会怀着极度的喜悦去游览：那是希腊和朱戴②的山。我希望走遍我的新研究工作迫使我关心的地区；在描写过新世界的无名的群山和河谷之后，我很乐意到塔波尔和戴热特去寻找其他的颜色和其他的和谐。”后面这句话，是我次年(一八○六年)要进行的旅行的预告。

②朱戴(Judee)：古代希腊—罗马时代巴勒斯坦南部的一个省。

回日内瓦途中，我们在科佩未能重新看见斯塔尔夫人，而客栈都住满了。要不是德·福尔班先生③出乎意料地来帮忙，叫人在前厅为我们准备了一顿粗劣的晚餐，我们就会空着肚子离开卢梭的故乡了。德·福尔班那时生活在极度的幸福之中；他的眼神透露他内心的快乐，有点飘然若仙的味道。他满怀才情和喜悦，好像从天而降似的从山上下来，身穿画师的紧身外衣，拇指掐着调色板，笔筒里插满画笔。这位先生虽然非常幸福，但仍然打算有一天模仿我；那时，我打算完成叙利亚之行后去加尔各答，为的是让爱情通过一条不寻常的道路归来，既然在老路上找不到它们的踪迹。他的眼睛流露出恩主般的怜悯；我当时是穷困的，卑微的，对自己信心不足，而且我手心里没有公主的芳心①。在罗马，我有幸偿还德·福尔班先生的湖畔晚餐；那时我成了大使。那个年头，一个白天在街上分手的穷鬼晚上可能变成国王。

③德·福尔班先生(de Forbin)：当时的著名画家。

①德·福尔班是意大利公主波利娜·博盖塞的情人之一。

这位由于革命变成画家的高贵绅士，是那一代艺术家的前驱；他们潜心于素描、荒诞画、漫画。有的蓄着可怕的小胡子，好像要去征服世界似的；他们的刷子是戟，他们的刮刀是军刀；另一些留着大胡子，长长的或蓬松的头发；他们像火山一般抽雪茄。正如我们的老雷尼耶所说的，这些“彩虹的表兄”满脑子洪水、大海、河流、森林、瀑布、暴风雨、屠杀、苦刑和断头台。他们想的是人的头骨，花式剑，曼托林，高顶盔和土耳其长袍。他们夸夸其谈，敢想敢说，蔑视礼仪，豁达大度(他们甚至为独裁者画像)，他们意在组成一个位于猴子和森林之神之间的特殊种类。他们坚持要人明白，画室的奥秘有它的危险，模特儿是靠不住的。但是，为了弥补这些缺陷，有什么代价他们不愿意付出呢?用激动的生活，痛苦和敏锐的天性，完全的献身，对他人苦难的毫无算计的关怀，细致的、崇高的、理想化的感受方式，以骄傲的方式接受、并用高贵的方式忍受的穷困；最后，有时以不朽的才能，即勤劳、激情、天分和孤独的果实!

我们晚上离开日内瓦回里昂，结果被阻隔在闸门炮台脚下，因为城门尚未打开。在这个麦克佩斯②的巫婆的出没之地，我头脑中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我逝去的岁月像一群幽灵复活了，他们将我团团围住；我热烈的季节带着它们的火焰和悲哀回到我身边。我的生命被德·博蒙夫人的死所挖掘，变得空空如也：从深渊底升起的漂浮的形体，天堂的仙女或梦幻，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女精灵的时代。我离开我居住的地点，幻想其他疆域。某种神秘的影响将我推向东方，而且我的新工作计划和来自我乳母的心愿的宗教之声，将我朝那里拖去。由于我所有的官能都壮大了，由于我没有滥用生命，它充满我的智慧的活力，而在我的本性中占上风的艺术，更增添了诗人的灵感。我具有代巴伊德①的父辈称为心灵的“升腾”的东西。同我还不知道姓名、我仅仅通过爱情和荣耀的气氛瞥见的弗蕾达和西莫多塞对我的冲击相比，拉斐尔(请原谅这样比喻可能亵渎神明)在他仅仅勾勒的变容图前面，可能不会更加被自己的杰作激动。

②麦克佩斯(Macebeth)：苏格兰国王。他的生平故事构成莎士比亚《麦克佩斯》一剧的基本情节。

①代巴伊德：古埃及的南部地区。

这样，在摇篮时代就折磨我的与生俱来的天才，在抛弃我之后，有时重新归来；这样，我从前的痛苦又重新出现；我身上，什么也没有治愈；即使我的伤口立即愈合了，但它们像中世纪带耶稣像十字架的伤口，在耶稣受难日会突然绽开，流淌鲜血。在危机中，我除了放任我激动的思绪，没有其他减轻痛苦的办法，就像人们在血液涌向心脏或冲向头脑时，让医生切开自己的血管。可是，我在说什么呢?啁，宗教呀，你的伟力、你的约束、你的抚慰在哪里呀?从我赐给勒内以生命时开始，我不是长年累月在写这一切吗?我有无数理由认为我已经死了，可是我活着!这实在是极大的悲哀。孤独的诗人注定承受违背农神的意志的春天；对于尚未逾越共同法则的人，诗人的痛苦是无法理解的。对于他，岁月永远是年轻的：“此刻，年轻的山羊羔，”奥比昂②说，“守护着它们的生命的创造者；当后者一旦跌进猎人的网，它们从远处给它衔来开花的嫩草，并且用嘴给它衔来在附近小溪中汲取的清水。”

②奥比昂：古代希腊诗人，生活于公元二世纪。

回里昂

回到里昂，我看到儒贝尔先生的几封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他九月前不可能到维尔纳韦来。我回信说：“你离开巴黎的时间太久，去的地方太远，令我感到不便；你知道，我妻子不会同意在你之前到维尔纳韦去的：她是一个固执的人，自从她同我一道生活以来，我要统帅两个不易管理的脑袋。我们将留在里昂。这里的饭食出奇的好，我没有勇气离去。博纳维神甫在这里，他是从罗马回来的；他身体棒极了，心情愉快，他忙于布道，忘记了自己的不幸；他拥抱你，很快就会给你写信。总之，除我之外，大家都很快乐；只有你发牢骚。请你告诉封塔纳，我到萨热先生家用晚餐了。”

萨热先生是议事司铎们的保护人；他住在圣弗瓦的山坡上，那是葡萄酒的著名产地。大致从卢梭在索恩河畔过夜的地方往上走，就可以到他家。卢梭是这样描写的：

记得我曾经在一条沿着索恩河蜿蜒的小路上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河的对岸是修成梯田的园子。那天白天十分炎热，夜色是迷人的：露水湿润着干枯的野草；落日在空中留下红色的烟霞，将河水映成玫瑰色；园中树上栖息着百灵鸟，它们婉转啼鸣，隔枝唱和。我如痴如醉地漫步着，用我的感官和心灵享受这一切，只因为没有人同我一起分享而感到惋惜。我沉湎于甜美的遐想，直到深夜还在继续漫步，而没有疲倦的感觉。但我终于困乏了……树枝是我床顶的华盖：一只百灵鸟刚好栖息在我头上，它的歌声伴随我进入梦乡。我的睡眠是甜蜜的，我的苏醒更是如此。天色大亮了：我睁开眼睛，看见河流、翠绿的树木、令人赞叹的景色。①

①引自卢梭的《忏悔录》。

手持卢梭的美妙的路线图，我们到达萨热先生家。这位有古人遗风的瘦削的单身汉从前结过婚；他头戴绿鸭舌帽，身穿灰羽纱服，一条本色布蓝裤子，蓝袜子，水獭皮鞋。他曾经长期生活在巴黎，同德维埃纳小姐有交情。她向他写了一些很风趣的信，骂他，还向他提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他对她的意见置若罔闻，因为他并不认真看待这个世界，他好像墨西哥人，相信这个世界有过四个太阳，到第四个(即今天照耀我们的这个)的时候，人变成猕猴。他对圣波坦和圣伊雷内的殉教，对按照里昂市长芒德罗的命令屠杀排列成行的新教徒，都毫不在乎。面对布洛托的枪杀现场，他给我讲述枪杀的细节；而他在葡萄树中穿行，在故事当中夹杂几行卢瓦兹·拉贝②的诗句。他在宪章—真理时期③，在里昂最近蒙受的苦难当中，可能没有吃什么苦头。

②卢瓦兹·拉贝(Loyse Labbe，一五二六—一五六六)：里昂女诗人。

③这句话讽刺路易·菲利普的宪章。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四年，里昂对异教徒和起义者进行了血腥镇压。

某些日子，人们在圣弗瓦端出特别烹制的小牛头。牛头经过五天腌制，里面填满美味食品，再用马雷尔葡萄酒烹制。漂亮的村姑端菜送酒；她们用有三个酒瓶大的坛子给你斟满极好的当地葡萄酒。在萨热的宴会上，我和穿黑道袍的教士都醉倒了：山坡上一片漆黑。

我们的主人很快就吃光他的积蓄。在他临死前的最后日子里，一贫如洗的他被两三个他养肥的老情妇收容。“这种女人活着，”圣西普里安说，“仿佛她们还能够被人宠爱，quoes sic vivis ut possis adamari。”

访大查尔特勒修道院

也是同巴朗谢先生一道，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美妙的卡布，启程去参观查尔特勒修道院。我们租了一辆四轮敞篷马车；车轮滚动时发出吱吱的响声。到达沃莱贝之后，我们住进上城的一间客栈。次日，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在向导带领下，骑马启程了。在查尔特勒修道院脚下的圣洛朗村，我们越过山谷人口的大门，沿着两侧是岩石的山路，朝隐修院进发。在谈到贡堡时，我跟你们讲过我在此时此地的感受。修道院的房屋有许多裂缝，看守者好像守护废墟的农夫。一位办事修士住在那里，为的是照顾一位孤单的残疾人，残疾人刚刚死去：宗教要求人们对朋友忠诚和顺从。我们看见不久前填满的墓穴。在同一时刻，拿破仑将去奥斯特利茨挖掘一个巨型墓坑。人们把修道院的围墙指给我们看，每间寝室都有花圃和工场；工场里面有木工工作台和镟工车床。凿子还在那里，人不见了。长廊里挂着修道院历届院长的画像。威尼斯公爵的宫殿里挂着历届总督的画像：不同地点有不同的纪念物!再往上，稍远处，人们将我们带到勒絮厄尔描绘过的不朽的隐修士①的小教堂。

①指圣布律诺。

我们在宽敞的厨房吃完晚餐，然后像印度王子一样坐轿子下山；路上，我们碰见夏普塔尔先生。他从前是药剂师，随后当参议员，以后成为尚德鲁的领主；他是甜菜制糖的发明人，还是西西里岛的印度玫瑰园的继承人；是奥奥塔黑提的阳光使这些玫瑰娇艳迷人。穿过树林下山时，我想起古代的修士；在几个世纪里，他们用长袍兜泥土栽种杉树；这些树在岩石上长大了。啊，你们无声无息地穿过人世，走过时连头也不回，你们是多么幸福呀!

我们还未到达山谷人口的大门，雷雨就爆发了。山洪倾泻，咆哮的浊水到处奔流。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由于恐惧反而变得勇敢。她脚踏卵石，在暴雨和闪电中狂奔。为了更清楚地听见雷鸣，她把伞扔掉；向导对她喊道：“求上帝保护你吧!以上帝、耶稣和圣灵的名义!”我们在警钟声中到达沃莱普；雨还未停。我们看见远处有一座村庄起火，而月亮在烟霭之上露出了它的上半个面孔，好像沉默修会的创始人圣布律诺的苍白和光秃秃的脑袋。巴朗谢先生虽然被淋得像一只落汤鸡，仍然以他惯常的平静口气说：“我是如鱼得水。”今年(一八三八年)，我重新访问达沃莱普；暴风雨不再了。然而，那次参观的两个证人都健在：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和巴朗谢先生。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在这部《回忆录》提到的人当中，太多的人已经走了。

我们回到里昂之后，和同伴分手，然后动身去维尔纳韦。我向你们介绍过这座小城，叙述过我同儒贝尔先生在荣纳河边散步的情景，和我心中的怀念之情。那地方，生活着三位老小姐，皮亚特三姐妹。除了社会地位不同之外，她们令我想起我外婆的三位女友。维尔纳韦的老处女渐次死了，我看见她们住过、现在空无一人的房子外的台阶上长满青草，于是想起她们。她们在世时，她们之间谈什么呢，这些乡村小姐?她们谈她们父亲在塞斯集市上给她们买的狗和手笼。这件事同该城宗教评议会一样使我着迷；圣贝尔纳在城里将我的同乡阿伯拉尔①判刑。带手笼的处女可能是爱洛伊丝一样的人物；她们也许爱恋过。一天，她们的信件将被世人发现，令人欣羡不已。谁知道呢?她们的信也许是写给她们的“老爷”的，还有她们的父亲，还有她们的兄弟，还有她们的丈夫：“domino suo，imo patri，etc．”她们因为被称作女朋友、情妇或交际花而感到荣幸，“Concubinae vel scorti”①。“当他用爱情引诱他的学生爱洛伊丝的时候，”一位严肃的学者说，“我觉得对于学识渊博的阿伯拉尔，这是一个令人赞美的疯狂举动。”

①阿伯拉尔(Abailard)是布列塔尼人。

①上面的话都引自爱洛伊丝的信。爱洛伊丝(约一○九八—一一六四)是法兰克女隐修院院长、神学家和哲学家阿伯拉尔之妻。他们年轻时相恋，生一子，然后秘密结婚。

德·科德夫人之死

在维尔纳韦，一个新的悲痛降临到我头上。为了向你们讲这件事，我要倒回去，讲讲我去瑞士旅行之前数月发生的事情。一八○四秋天，德·科德夫人到巴黎时，我还住在米洛梅尼尔街。德·博蒙夫人的死最终使我姐姐精神错乱了；她几乎不相信她死了，她怀疑这里面有什么奥秘，把上天也算在那些以她的痛苦取乐的敌人之中。她一无所有：我为她在科马尔丹街挑选了一套住宅，向她隐瞒了房租的真正价格和我为她的饮食同一个饭店老板达成的安排。像一根即将熄灭的蜡烛，她的天资放射着耀眼的光芒；而她自己也被光芒照亮。她写点东西，但随后又扔进火里；或者她到书籍中抄一些同她的心绪吻合的思想。她在科马尔丹街住的时间不长；后来她搬到圣米歇尔女修院：德·纳瓦尔夫人是修院院长。吕西儿住在一个对着花园的房间里；我注意到她怀着一种我无法形容的阴郁的向往，望着那些在院内菜地周围散步的修女。我们猜想她羡慕圣女，甚至更进一步，她向往天使。我在这部《回忆录》里收进德·科德夫人在上升到永恒的天国之前写的几封信，作为她的遗物，使这本书变得圣洁。

一月十七日

我把我的幸福寄托在你和德·博蒙夫人身上；想到你，我就摆脱烦闷和忧愁：我惟一的牵挂是爱你。前晚，我对你的性格和你的生存方式进行了长时间的思索。由于我们总是住在邻近的地方，我想，了解我需要时间，我头脑里有多少各种各样的想法呀!我的腼腆和我外表的软弱同我内心的力量多么不同呀!瞧，我尽讲我自己。我的声名显赫的弟弟呀，对你不断给予我的照料和友情，请接受我最亲切的感谢。这是你早上收到的我的最后一封信。我徒然地将我的想法告诉你，它们仍然完整无缺地留在我心里。

无日期

我的朋友，你真的觉得我不会受到谢诺多莱先生的无礼对待吗?我决定不再邀请他来访了；我允许他星期二最后来一次。我不想使他难堪。我永远合上了我的命运之书，而且我用理智之印将它封上了。无论是生活中的小事或大事，我都不会查看这本书了。我放弃我的一切疯狂念头；我不愿意理会、也不愿意为别人的疯狂念头悲哀、伤感。我将潜心思索我在这个世界上经历的一切事件。我对自己的担忧是多么令人怜悯呀!除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上帝不能再令我悲伤。我感谢他将你当作珍贵的、善良的、亲切的礼物送给我，也感谢他让我保持清白无瑕的生命：这就是我的全部财富。我可以将云中的月亮当作我的生命的标志，连同如下的箴言：“经常被遮掩，从不失去光泽”。再见了，我的朋友。从昨天上午起，你可能对我使用的语言感到吃惊。看到你之后，我的心朝上帝升腾而去，而且我将我整个的心放在十字架底下，那是它惟一和真正的归宿。

星期四

你好，我的朋友。今天上午，你的情绪是什么颜色的?我记得，当我为德·法尔西夫人①的健康担心时，只有一个人能够安慰我。此人曾经对我说：“你在她之前死是合乎情理的。有比这更公正的事吗?”有人说，死的念头可以使我们摆脱对前途的烦恼。我的朋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今天上午，我急于让你摆脱我，因为我觉得自己尽讲一些美好的事物。再见，我可怜的弟弟。保持快乐的心境吧。

①德·法尔西夫人(Madame de Farcy)：他们的姐姐朱莉。

无日期

德·法尔西夫人在世时，由于我一直在她身边，所以从来不曾感觉有必要同别人交流思想。我享有这样的财富，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是，自从我们失去这位朋友，而环境将我同你分开以来，我体会到无法在同他人的交谈中解除苦闷和更新思想的痛苦；我感觉，我目前的情绪对我是不利的，如果我无法摆脱的话；这肯定来自我的构造不佳。然而，从昨天开始，我对我的勇气是相当满意的。我对我的忧愁、对我内心的空虚毫不在意。我厌倦了。继续善待我吧：这几天是有人情味的。再见，我的朋友。希望不久就能见面。

无日期

你放心吧，我的朋友。我的健康眼看在恢复。我常常问自己，我为什么花那么多功夫来支撑它。我好像一个疯子，想在荒漠当中建造一座堡垒。再见了，我可怜的弟弟。

无日期

“因为今天傍晚我觉得头痛得厉害，所以只随便抄几句费奈隆的话寄给你，以履行我的承诺：

——当人们将自己封闭起来的时候，会感到周围非常狭小。相反，当人们走出这个监狱，进入上帝的辽阔天地时，会感到非常宽敞。

——我们很快就会找到我们失去的东西。我们每天都迈着大步走近目标。再加把劲，就不再有什么需要哭泣的东西了。将要死去的是我们，我们爱的东西继续存在，而且不会死去。

——你的力量是虚假的，就像病人的高烧。几天以来，人们看见你为了表现勇气和欢乐，有一种痉挛性的冲动，其实是临终挣扎……

这就是今晚我的脑袋和我的秃笔允许我写给你的全部东西。如果你愿意，我明天继续，也许会更多一些。晚安，我的朋友。我仍要对你说，我崇拜费奈隆，我觉得他的感情是如此深刻，而他的德行是如此崇高。再见，我的朋友。

我醒来时，向你倾诉无数温情，给予你无数祝福。我今天上午身体不错，我担心费奈隆那些话是否选得恰当——如果你有时间读的话。我害怕我的心受他的影响太深。

无日期

你会想到，从昨天起，我为了修改你的作品忙得不亦乐乎吗?布洛萨克兄弟偷偷将你的一首八音节诗给我看。我觉得你这首诗未能充分表达你的思想，我尝试作些改动，作为消遣。有比这更加大胆妄为的事情吗?请原谅；大人物，你要记得我是你姐姐，多少有权滥用的你的财富。

于圣米歇尔女修院

我不会再对你说：别来看我了。因为我在巴黎的日子只剩几天了，我感觉你的来访对于我是至关重要的。四点钟才来吧，在此之前我要外出。我的朋友，我对那些我感觉存在或不存在的东西有无数互相矛盾的想法，这些东西好像反射到镜子里面的物体，尽管历历在目，但人们不能肯定它们的真实。我不想再理会这一切了；从此刻起，我放任自己。我没有办法像你那样到处走动，但我有勇气不将我所在地的任何东西放在心上，而将自己完全和最后地固定在正义和真理的创造者身上。我害怕的只是走过的时候，无意中触犯某人，而不是因为人们对我有兴趣；我还没有疯到愿意干这种事的地步。

无日期

我的朋友，你的声音从未令我这样高兴，当我昨天在楼梯上听见的时候。那时，我的思想试图超过我的勇气。因为感到你在我身边，我突然变得轻松了；你一出现，我内心就恢复了平静。有时，我十分厌恶喝下这杯苦酒。这小小的心怎么能够容纳这么多存在，这么多伤悲?我对自己是很不满意的，很不满意。我的事情和我的念头拖着我；我几乎不再关心上帝了，我只是每天对他讲一百次：“主呀，快点满足我的愿望吧，因为我的心已经无法坚持了。”

无日期

我的弟弟，你不要对我的信和我这个人感到厌倦。想想吧，你很快就会摆脱我的纠缠了。我的生命放射着最后的光芒，这是一盏在长夜黑暗中燃尽的灯，曙光升起的时候就会熄灭。我的弟弟，请想想我们年幼时的日子吧。你记得吗?我们常常坐在同一个膝盖上，被抱在同一个怀抱里，你用你的眼泪伴随我的眼泪；从小开始，你就呵护我，保护我脆弱的生命；我们一起嬉戏，我们一道学习。我姑且不谈我们的少年时代，我们的幼稚的想法，我们朝夕相处的欢乐和我们相互的需要。我之所以旧事重提，我承认，我的弟弟，是为了让我在你心中占有更多的位置。当你第二次离开法国的时候，你将你妻子交给我，你要我答应永远不同她分开。我信守诺言，自愿让人给自己套上枷锁，走进那专门关闭死囚的监狱。在那个地方，我心中只担心你的命运；我对你的命运作种种猜测。当我重新获得自由之后，在各种痛苦的重压之下，惟有同你再聚的想法支撑着我。当我今天永远失去在你身边度过余生的希望时，请容忍我的悲哀吧。我将听从我的命运，而且仅仅因为我还在同它抗争，我才感到心碎般的痛苦。但是，当将来我向我的命运屈服的时候……而且这是什么样的命运呀!我的朋友，我的保护人和我的财富到哪里去啦?谁再关心我的命运呢?这个被所有人抛弃、形单影只的命运!我的上帝呀!对于纤弱的我，这些苦难还不够吗?还要加上对未来的恐惧!对不起，我最亲爱的朋友，我会顺从的；面对我的命运，我会俯首听命。可是，在我留在这座城市的为数不多的日子里，允许我在你身上寻求我最后的安慰吧。让我相信你是高兴看见我的。你要相信，在爱你的人当中，没有哪一个比我对你的无能为力的友情更加诚恳，更加温柔。记得那些愉快的事情吧，它们会延长我在你身边的生命。昨天，当你叫我到你家去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表情是不安和严肃的，可是你的话很亲切。怎么，我的弟弟，难道我也应该远离你，我令你厌烦吗?你知道，不是我提议去看你的，我答应过不会随意去的；但是，如果你改变了主意，你为什么不对我直说呢?我没有勇气拒绝你的彬彬有礼。从前，你将我同芸芸众生分开，对我更加公正一些。既然你今天等着我，我十一时去看你。我们寻找一个将来对你最适合的办法。我给你写信，因为我肯定自己没有勇气当面对你讲这封信的内容。

这封如此令人伤心和如此美好的信是我收到的最后一封。我赶到圣米歇尔女修院。我姐姐同德·纳瓦尔夫人在花园里散步；当人们告诉她我上楼等她的时候，她回来了。她显然努力重复她的想法，不时咬紧嘴唇。我求她别再胡思乱想，不要再给我写那些如此不公正、让我心碎的东西，别再想我会对她感到厌倦。听见我重复这些宽慰她的话，她平静了一点。她对我说，她觉得修院的生活对她不利，如果能够在植物园一带找一套独立的房子住，她可能会觉得好一些，而且这样她可以散散步，看医生也方便。我鼓励她按她自己的意愿办，而且还说，我会把老圣日耳曼①派到她那里去，帮助她的女仆维吉妮。她对这个建议很满意，因为这使她想起德·博蒙夫人；她叫我放心，说她会处理有关新住宅的事。她问我夏天的打算，我告诉她我要到维希找我妻子，然后到维尔纳韦同儒贝尔先生见面，从那里再去巴黎。我建议她同我们一起去。她回答说，她希望独自度过这个夏天，而且她要打发维吉妮回富热尔。我同她告别；她显得比较平静。

①老圣日耳曼：德·博蒙夫人的老仆人。

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启程到维希，而我准备去同她汇合。离开巴黎之前，我去看望吕西儿。她很亲热；她同我谈她写的一些小作品，在本《回忆录》的第三章我们见过其中一些非常优美的片断。我鼓励这位大诗人；她拥抱我，让我答应尽快回来，祝我一路平安。她送我到楼梯平台上，靠着栏杆，平静地看我下楼。在楼梯底下，我停步，抬起头，对仍然注视我的不幸的姐姐说：“再见，亲爱的姐姐!再见!多保重。给我写信，寄到维尔纳韦。我会给你写信的。希望到冬天你会同意和我们一起生活。”

傍晚，我见到年迈的圣日耳曼。我向他交代一些事，给他一些钱，要他对她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偷偷把价钱少算一些。我要求他向我报告一切，而且在需要我的时候，通知我回来。三个月过去了。我到达维尔纳韦的时候，看到有关德·科德夫人健康状况的两封相当令人安心的信。但是，圣日耳曼忘记把新住址和我姐姐的新打算告诉我。我动笔给我姐姐写一封长信，而这时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突然得了重病。我收到圣日耳曼下一封信的时候，我守候在妻子床边。我打开信，一行令人震惊的字告诉我，吕西儿突然去世了。

我一生当中料理过许多丧事，我姐姐却死无葬身之地，我和我姐姐命该如此。她死的时候，我不在巴黎；我在那里没有任何亲戚；我由于妻子生命垂危，无法脱身去安葬她神圣的遗体；我从远处发出的命令未能及时到达，未能将她遗体以正常的方式埋葬。吕西儿是无人认识的，没有任何朋友，身边只有德·博蒙夫人的老仆人，仿佛他负有将这两个命运连接起来的责任。只有他跟在孤独的棺材后面，而且在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的病情好转、允许我带她回巴黎之前，他自己也死了。

我姐姐被埋葬在穷人当中，在哪个公墓里呢?她被怎样的死者的静止不动的潮水吞没呢?从圣米歇尔女修院出来之后，她是在哪座房子里去世的?即使我通过查找，在市政府的档案或堂区教堂的登记表中找到我姐姐的姓名，这又于事何补呢?我找得到那座公墓的看守人吗?我会找到挖掘那个没有姓名、没有标记的墓坑的掘墓人吗?那些最后接触这堆纯洁的黏土的粗糙的手，它们还记得死者吗?冥世的书会给我指出这被抹煞的坟墓吗?它不会弄错吗?既然这是上天的愿望，让吕西儿从此销声匿迹吧!我觉得，墓地的缺失是同我其他朋友的坟墓的差别。在我之前来到和离开这个世界的姐姐为我祈祷救世主；她在包括她的遗骨在内的穷人的遗骨当中向他祈祷：在耶稣基督所喜爱的人当中，也安息着不知下落的吕西儿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上帝一定会认出我姐姐；而对人世不甚留恋的她在那里不应该留下痕迹。她离开了我，这位天才的圣女。我没有一天不哀悼她。吕西儿喜欢闭门索居；我为她在我心中留下一块僻静的角落：当我停止生命的时候，她才会从中走出来。

这就是我的真实生活中惟一真实的事件!在我失去我姐姐的时候，万千士兵在战场上倒下、王位的崩塌和世界面目的变化同我有什么关系呢?

吕西儿的死触及我的灵魂的根本。随着消失的，是我在家人环绕中度过的童年、是我一生的最初的痕迹。我们的生命好像空中被一些拱扶垛支撑的脆弱的建筑物：拱扶垛不会同时倒塌，而是逐渐与建筑物脱离；它们还支撑着某个走廊，但它们已经放弃了建筑物的圣殿或摇篮。由于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对专横任性的吕西儿的伤害还记忆犹新，她认为吕西儿的长眠对于这个女基督教徒是一种解脱。让我们温良些吧，如果我们希望别人怀念的话。杰出的天才和高贵的品质只会被天使悼念。可是，我不能分享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的宽慰。

一八三九年

于巴黎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我经历的一八○五年和一八○六年——我回到巴黎——东方之行

当我从勃艮第大路回巴黎时，远远望见瓦尔—德格拉斯修院的拱顶和俯瞰植物园的圣热纳维埃夫教堂的圆盖，心情黯然：我又失去了一个生活的伴侣!我们重新回到库瓦斯兰公馆。虽然德·封塔纳先生、儒贝尔先生、德·克洛泽尔先生、莫莱先生傍晚到我家中聚会，我心中不断涌现的往事和思念仍然折磨着我，到了令人不堪的地步。我独自被撒手而去的亲人们撇在他们身后，好像一名雇佣期满的外国水手，既没有家园，也没有祖国；我在岸上跺着脚；我急于投身新的海洋，穿越它，沐浴清凉的海风。我是品达的弟子，索里门的表亲，急切地希望到雅典的废墟中安慰我的孤独，·将我的眼泪同马德莱娜的眼泪混在一起。

我回布列塔尼探访家人；从那里返回巴黎后，我于一八○六年七月十三日启程去里雅斯特①。德·夏多布里昂夫人陪我一直到威尼斯，巴朗谢先生再到那里同她汇合。

①里雅斯特(Trieste)：意大利港口城市。

除了旅行前后收到或寄出的几封信，旅途情况我都逐日逐时记在《游记》中，我在此不赘述。于连，我的仆人和同伴，也写了他自己的《游记》，好像一条探险船上的乘客各自记下自己的感受一样。我手头有他的日记手稿，可以用来印证我的记述：我是库克，他是克拉克①。

①库克和克拉克都是英国航海家，在一七七六年开始的航行中，库克是船长，克拉克是大副。

为了突出由于社会地位和文化差异而感受不同的事实，我将我的记述同于连的记述放在一起。我让他先讲，因为他记述了从莫东②乘船到士麦那③的旅行，我没有这一段经历。

②莫东(Modon)：土耳其城市。

③士麦那(Smyrne)：即伊兹密尔，爱琴海上的土耳其海港。

于连的记述

我们于八月一日登船；但是，由于风向不适于出港，我们在那里一直呆到次日天亮。引港员通知我们可以出港了。由于我从未乘船出海，将海上的危险想象得太严重，可是接下来的两天里并未碰见任何危险的事情。到第三天，刮起了大风；闪电，雷鸣，还有可怕的暴风雨向我们袭来，大海上恶浪滔天。船上有八名水手、一位船长、一名军官、一位领水员和一名厨师，还有五名乘客，其中包括先生和我：一共十七人。这时，我们都动手帮水手收帆，尽管下着雨；为了工作方便，我们都脱掉外衣，但大家很快就淋湿了。我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忘记了危险；其实，想象中的危险比实际危险更加可怕。两天时间里，风雨不断，这使我在航行的头几天受到锻炼；我并无任何不适的感觉。先生担心我会在海上病倒；当海上恢复平静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对你的身体放心了；既然你顶住了这两天的风雨，在其他恶劣天气下你都不会有事的。在我们前往士麦那途中余下的时间里，并不是这么回事。十日是星期天，先生叫船在一座名为莫东的土耳其城市旁边停泊，他从那里登岸去希腊。和我们同行的乘客当中，有两位到士麦那去的米兰人，他们做白铁和铸锡生意。两人当中的一位名叫约瑟夫，讲一口相当好的土耳其话；先生提议雇他当仆人和翻译，陪伴先生去旅行；他在他的《游记》中提到过这件事。他同我们分手时对我们说，此次旅行只用几天时间，他将在一个我们四五天后要经过的岛上重新登船；如果他先到的话，他会在那里等候我们。先生认为那位米兰人适合陪伴他作这次小小的旅行(斯巴达和雅典)，于是将我留在船上照管行李，随船一直到士麦那。他交给我一封写给法国领事的介绍信，以备他不能同我们汇合时使用；这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第四天，我们到达指定地点。船长登陆，先生不在那里。我们在那里过夜，一直等他直到次日上午七时。船长又上岸，通知说他不得不趁顺风开船了，因为他要赶路。而且，他看见一名海盗试图接近我们的船只，当务之急是赶快进行防御。他命令给四门炮装填了炮弹，将步枪、手枪和刀剑搬到甲板上；可是，由于风向对我们有利，海盗丢下我们走了。我们于十八号星期一晚七时到达士麦那港。

横穿希腊之后，我经过戴阿和希俄斯①，在士麦那找到于连。今天，在我的记忆当中，希腊是我闭上眼睛就看见的灿烂的光环之一。在这片神秘的磷光之上，显现一些精美和令人赞叹的建筑物遗址，这一切由于披上我无法形容的缪斯的光彩变得更加辉煌。我什么时候能够重新看到伊米托斯山②的百里香，欧罗塔斯河③畔的夹竹桃呢?我在外国土地上碰见的最令我欣羡的人之一，是皮雷的土耳其海关官员。他独自一人生活在那里，管辖着三个空无一人的海港，凝视着略带蓝色的岛屿，闪光的岬角，金色的大海。那里，我只听见地米斯托克利①的坟墓中海浪呼啸，和遥远往事的喃喃低语：在斯巴达残骸的沉寂中，光荣地缄默不语。

①希俄斯(Chio)：爱琴海上的希腊岛屿。

②伊米托斯山(Hymete)：希腊雅典南面的石灰岩山。

③欧罗塔斯河(Eurotas)：希腊河流，古希腊城市斯巴达建立在河岸上。

①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约公元前五二四—前四六○)：雅典海上强权的缔造者。

在荷马的摇篮，我丢下我可怜的翻译约瑟夫，让他留在他的白铁铺里，而我自己朝君士坦丁堡迸发。由于我对诗的痴情，我从帕加马经过，打算先去特洛伊；上路不久，我就从马上摔了下来。并不是我的坐骑失足，而是我在马上睡着了。我在我的《游记》中记述了这件事；于连也讲到这件事；他关于道路和马匹的评语我认为是符合事实的。

于连的记述

先生在马上睡着了，跌落在地，而且落地时没有醒过来。他的马一停步，跟在后面的我的马也停下来。我立即跳下地了解原因，因为他和我之间有一段距离，我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我看见先生躺在他的坐骑旁边地上，十分惊讶。他叫我放心，说他没有受伤。他的马没有试图离开，那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旁边就是深渊。

出索玛，经过帕加马之后，我同我的向导发生了争吵，就像人们在《游记》中读到的。下面是于连的记述：

将我们的旅行箱放在马背上之后，我们很早就离开村庄。我看见先生对向导发脾气，感到非常吃惊。我问他是怎么回事。先生回答说，他跟向导在士麦那谈妥，他要把我们带到特洛耶平原。可是，路走了一半，他却变卦了，说平原上到处是强盗。先生完全不相信，谁的话也不听。看见他大气越来越大，我跟向导打招呼，叫他到翻译和那位土耳其士兵这边来，请他解释别人对他是怎样说的，先生想参观的平原究竟有什么危险。向导对翻译说，有人对他说，要大批人一起走才不会受到攻击。土耳其士兵对我讲了同样的话。随后，我找到先生，向他重复了他们三人讲的话，而且补充说，我们离前方的小村庄有一天路程，那里有个类似领事的人物，他可以把真相告诉我们。听了这番话，先生平静下来了。我们继续往前走，一直到上面所讲的小村庄那里。我们一到达，他就去找领事。后者对先生说，如果他坚持同这几个人到特洛耶平原去，那确实非常危险。这样，先生不得不放弃他的计划，我们继续前往君士坦丁堡。

我到达君士坦丁堡。

我的记述

几乎看不见妇女，没有车辆，成群的野狗。由于行人都穿着皮拖鞋，由于没有马车的喧闹，由于既听不见钟声也听不见铁匠的锻锤响，到处是宁静的。默默的人群从你身边擦过，仿佛他们故意不引人注目，而且仿佛是在逃避别人的目光似的。在你漫步途中，市场和墓地交替出现，好像土耳其人活着只是为了买、卖和死。街市中间那些没有围墙的墓地是优雅的柏树林：鸽子在树梢筑巢，分享死者的安宁。不时可以看见一些古老的建筑物，它们同现代市民和四周房屋极不协调：好像无限的法力将它们搬进这座东方的城市。没有任何欢乐的迹象，没有任何幸福的印记：我们看见的不是人，而是一群被阿訇牵着、将被士兵宰杀的用来祭献的羊。除了饕餮没有别的欢乐，除了死刑没有别的刑罚。在监狱和劳役场之间耸立着一座宫殿——那施行奴役的卡皮托利山。那儿，一位神圣不可侵犯的守护者，细心保管着瘟疫的”根苗和专制的原始戒律。

于连不像我那样坠入五里雾中：

于连的记述

由于通向运河和港口的斜坡，君士坦丁堡城内令人感觉非常不舒服。人们不得不在所有通往这个方向的街道上设置一道道挡土墙，阻止雨水将泥土冲下去。车辆很少：同其他民族相比，土耳其人使用的驮马多得多。在法国人的居住区，有几台供女士乘坐的轿子。也有一些载运货物的骆驼和马匹。我们还看见一些土耳其挑夫，他们手持又长又粗的棒子；他们可以一头五六个人，迈着整齐的步伐，搬运庞大的物件。一名挑夫也可以扛非常重的物体。他们用一种由肩及腰的钩子，非常灵巧地搬运各种包裹，而不必用绳子捆绑。

从君士坦丁堡到耶路撒冷

在君士坦丁堡，我登上载运希腊朝圣者到叙利亚去的船只

我的记述

船上大约有两百名乘客，其中有男人、女人、儿童和老人。统舱内，两边整整齐齐排列着数目相同的草席。在这个共和国里，每人随意做他的家务：妇女照顾孩子，男人抽烟或煮饭，教士们聊天。到处都听见曼陀林、小提琴和里拉的声音。人们唱歌，跳舞，放声大叫或高声祈祷。大家都非常快乐。有人对我说：“耶路撒冷!”同时用手指着南方；我也回答说：“耶路撒冷!”总之，如果心里不害怕的话，我们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是，稍许有点风，水手们就收帆，而朝圣者叫道：“Chritos，Kyrieeleison!”风暴一过去，我们立即恢复勇气。

在这里，同于连相比，我就相形见绌了。

于连的记述

我们准备出发去加法①。我们是十八日星期四启程的。我们登上一艘希腊船；船上载着至少一百五十名去耶路撒朝圣的希腊人，其中有男人、妇女和儿童。这样，船上就显得非常拥挤。

我们同别的乘客一样，有我们自己的口粮和我在君士坦丁堡购买的烹调用具。另外，我们还有大使先生送给我们的另一批种类相当齐全的食品，包括优质面包、火腿、香肠、各种葡萄酒、朗姆酒、柠檬，甚至还有治发烧有效的金鸡纳酒。这样，我们随身携带的食品是非常丰富的，但我用起来仍然很节省，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路途遥远。船上到处是人，无法走动。

①加法(Jsffa)：位于现在的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一带。

由于船上肮脏和种种不便，不过十三天的航程显得非常漫长。有几天天气不好，许多妇女和孩子病了，到处呕吐，以致我们不得不走出我们的房间，到甲板上去睡觉。我们等希腊人闹腾完了之后，才在甲板上吃东西，这比别的地方自在得多。

我穿过达达尼尔海峡；我接近罗德岛②，为了在叙利亚登岸，我雇了一名引水员。由于没有风，我们停在旧时的歇里多里亚角对面，滞留在亚洲大陆以南。我们在海上停留两天，不知自己所在的位置。

②罗德岛(Rhodes)：爱琴海中的希腊岛屿。

我的记述

天气晴朗，气候暖和，因此，所有乘客晚上都在甲板上露宿。我同两个粗野的希腊僧侣争夺后艏楼的一个角落，最后他们无可奈何地把地方让给我。九月三十日清晨六点，我还在睡觉，突然被一阵嘈杂声吵醒。我睁开眼睛，看见朝圣者都朝船头方向凝望。我问出了什么事，人们回答说：“Signor，il Carmelo!”(老爷，卡梅尔山!①)卡梅尔山!昨天晚上八时开始刮风，我们在半夜已经到达同叙利亚海岸遥遥相望的位置。由于我是和衣睡的，所以马上起身，打听哪里是圣山。大家都殷勤地指给我看；但是，由于我们对面的大阳正在上升，我什么也看不见。此时此刻有某种宗教和庄严的气氛；所有朝圣者手持念珠，用同样的姿态保持肃静，恭候圣地出现。领头的教士高声祈祷：我们只听见他的祈祷声，和在风儿推动下船只在闪光的海面上滑动的声音。当人们重新看见卡梅尔的时候，喊声又在船头升起。终于，我自己也看见这座在阳光下像一个圆点的山。此时，我仿效拉丁人的榜样跪倒。我丝毫不体会我在发现希腊海岸时感到的那种惶惑。但是，看见以色列人的摇篮和基督教徒的祖国时，我心中充满喜悦和崇敬!我很快要登上这片奇迹的土地、来到最令人赞叹的诗篇的泉源、亲临这个从人类的角度说曾经发生改变世界面目的最重大事件的地点。

①卡梅尔山(leCarmel)：位于以色列，被视为加尔默罗会教派的摇篮。

……

中午，风停了；到四时，又起风。但是，由于引水员的无知，我们超越了我们的目标……下午二时，我们重新看到加法。

一条船载着三名修士离开陆地。我同他们一道乘一只小艇；我们穿过在岩石中开凿的险峻的通道进港；那个地方连土耳其小船都不容易进去。

岸上的阿拉伯人淌着齐腰的深水朝我们走过来，为的是将我们背上岸。此时，出现一个很滑稽的场面：我的仆人穿着白礼服，而白色对于阿拉伯人是显贵的颜色。他们认为于连是酋长。他们抓住他，将他抬起来，尽管他表示抗议；而我多亏我的蓝色服装，不那么显眼，于是被一名衣衫褴褛的乞丐背上岸。

现在，且看当时那个场面的主要演员如何叙述吧：

于连的记述

令我非常惊讶的是，我看见六个阿拉伯人过来将我抬上岸，而只有两个人背先生。先生看见人们像抬圣人遗骸盒似的抬着我，十分开心。不知是不是我的穿着看起来比先生更加显眼；他身上是一件褐色礼服，同样颜色的扣子；而我身上是一套白色礼服，连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白色金属纽扣：这大概是造成误会的原因。

十月一日星期三，我们来到加法的修士们当中，他们属于方济各修会，讲拉丁语和意大利语，但不大会讲法语。他们热情地接待我们，而且尽力向我们提供我们需要的东西。

我到达耶路撒冷。按照修院教士会的意见，我很快穿过圣城到约旦。在伯利恒①修院稍事休息后，我在一队阿拉伯人护送下出发；在圣萨巴停留。午夜，到达死海之畔。

①伯利恒(Bethleem)：巴勒斯坦中部城镇。

我的记述

在尤底亚地区②旅行时，人们感觉非常单调；但是，从荒芜到荒芜，无垠的空间在我们面前展开，烦闷的感觉渐渐消散，大家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非但不降低灵魂，反而给人勇气，提高精神境界。从各方面涌现的非凡景观展现一片蕴藏奇迹的土地：灼热的太阳，矫健的雄鹰，没有果实的无花果树。圣经的全部诗意、所有图画都在那里。每个名称都包含奥秘；每个洞窟都预告前途；每个山峰都回响着先知的声音。上帝本人曾经在河畔讲话。干涸的激流、裂开的岩石、半开的坟墓证实着奇迹；由于恐惧，沙漠似乎仍然缄默着，好像自从它听见上帝的声音，不敢打破沉寂。

②尤底亚地区(La Judee)：古代巴勒斯坦南部省份。

我们从圆形山顶下来，到死海边过夜，然后启程往约旦河。

于连的记述

我们下马，让牲口和我们一样休息和进食。由于耶路撒冷的修士们的馈赠，我们的食物相当丰富。吃完点心，护送我们的阿拉伯人走到离我们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用耳朵贴着地面，听听有什么声响。他们说，我们可以放心，于是大家进入睡乡。尽管躺在卵石上，我还是打了个好盹；清晨五时，先生过来将我叫醒，让我通知大家准备出发。他用一个能装三杯水的白铁罐装满死海的水，准备带回巴黎。

我的记述

我们出发了，在白色的细沙中艰难地跋涉了一个半小时。在一片光秃秃的沙漠中央，我吃惊地发现一个由芳香植物和罗望于树组成的小树林。突然，阿拉伯人停下来，对我用手指着山沟深处某种我并未注意的东西。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只隐约看见在静止的土地上有类似沙的东西在流动。我走近这奇特的物体，看见几乎无法同周围沙漠区别的一条黄色的河流。它夹在深深的陡壁之间，里面缓缓流动着稠厚的水：这是约旦河。

阿拉伯人脱掉衣服，跳进约旦河。由于发烧一直折磨我，我不敢仿效他们。

于连的记述

我们在沙漠中经过跋涉，在清晨七时到达约旦河。我们的马匹行走时陷进齐膝的沙，爬上难以攀登的壕沟。我们沿着河岸一直走到十时。为了消除疲劳，我们在河边小树的荫蔽下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河宽仅四十法尺①，要游过去是很容易的事情。但这样做是很不谨慎的，因为有些阿拉伯人试图靠近我们；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可以聚集人数众多的队伍。先生用他的第二个白铁罐装满了约旦河的水。

①约八十公尺。

我们回到耶路撒冷。于连对圣地的印象并不特别深刻；作为真正的哲学家，他的记述是枯燥的。他说：

骷髅地位于一座和我们攀登过的许多山相似的山上，在一座教堂里；从山顶，我们看见远处的荒地，和被动物啃噬的灌木和小树。约扎法山谷在外面，在耶路撒冷城墙脚下，像环绕城墙的壕沟。

我离开耶路撒冷，到达加法，随后我登船前往亚历山大。我从亚历山大到开罗，让于连留在德罗维迪①先生那里；德罗维迪先生盛情为我租了一条去突尼斯的奥地利船。于连在开罗继续写他的日记，他说：“犹太人像在其他各处一样，也在这里做生意。离城半里远的地方，有红色花岗岩的庞贝柱，柱子耸立在一大堆巨石之上。”

①德罗维迪(Drovetti)：法国驻亚历山大领事。

我的记述

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午，顺风，我登船。我在岸边拥抱德罗维迪先生，我们殷殷道别，答应保持联系。今天，我偿还了我欠的人情。

我们二时起锚。引水员将我们带到港外。风是微弱的，南风。在三天时间里，我们在天际都看得见庞贝柱。第三天傍晚，我们听见亚历山大港的归营炮回响。这是我们真正离去的信号，因为起北风了；我们向西面驶去。

十二月一日，一直刮着西风，阻挡我们前进。风向渐渐转为西南，变成风暴，一直到我们抵达突尼斯时才平息。为了消磨时间，我抄写和整理旅行笔记和(殉遭者)中的描写部分。晚上，我跟大副迪内里上尉在甲板上散步。在一条被风浪击打的船只上、在波浪中度过的夜晚不会没有收获的；前途的变化不定赋予事物以真正的价值：风急浪大的海上看到的这片陆地，好像临死者眼中的生活。

于连的记述

离开亚历山大港后，头几天相当顺利，但这种情况未能继续下去，因为剩下的航程里，我们碰到的都是逆风、坏天气。甲板上随时有一位军官、一位驾驶员和四名水手值班。傍晚，当我们估计夜晚不会平静的时候，我们就登上甲板。将近午夜，我调好潘趣酒。我先招待驾驶员和水手，然后我端给先生和军官，最后才轮到自己。但是，我们饮酒的时候，不像在咖啡馆里那样平静。那位军官比船长的阅历多得多。他的法语讲得很好，这在我们的旅途中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我们继续航行，在克尔克尼岛前面下锚。

我的记述

东南风骤起，这令我们无比欣喜。五天时间，我们就到达马耳他岛附近水域。我们是在圣诞节前到达的；但是圣诞节那天，风向转为西偏西北，将我们吹到兰佩杜斯岛南面。我们在突尼斯王国的东海岸边滞留十八天，生死未卜。我一辈子忘不了二十八日那一天。

我们在克尔克尼岛前面下锚。我们在希尔特停泊一周，在那里迎接一八○七年到来。在多少星空之下，在多少不同的境况里，我见过我的岁月更迭!倏忽即逝的岁月，或漫长的岁月!我的童年时代，已经离开我多么遥远呀!那时候，我以欢快的心情接受父亲的祝福和礼物!元旦总是我期待已久的日子!而现在，在一条外国船上，在大海的包围之中，面对蛮荒的土地，元旦就这样飞逝了，没有见证，没有欢乐，没有家人的拥抱，没有母亲对儿子最诚挚的祝愿!在暴风雨中诞生的这一天在我的额头上只留下忧虑、遗憾和白发。

于连有同样的遭遇，而他责怪我急躁，但幸亏我现在已经改掉了这个毛病。

于连的记述

我们离马耳他岛很近，而且我们担心如果被英国军舰发现，会强迫我们进港。但是，无人理会我们。我们的船员非常疲倦，而风向继续对我们不利。船长在海图上发现，一个名为克尔克尼的锚地离我们不远，于是扬帆驶过去，而没有征求先生的意见。先生看见我们接近这个锚地，就发脾气了，因为事先没有同他招呼。他对船长说，既然我们已经忍受了最恶劣的天气，就应该继续我们的航程。可是，我们已经偏离太远，无法继续了；而且，船长的谨慎做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晚风刮得更猛，浪更大。由于我们在锚地比预订时间多呆了二十四小时，先生向船长表示了强烈不满，尽管船长是正确的。

我们航行了大约一个月，再过七八小时就可到达突尼斯港。突然，风变得非常猛烈，我们被迫驶向外海，在海上滞留三个星期不能进港。这时，先生又责怪船长在锚地浪费了三十六小时。人们无法说服他：如果不是船长有预见，我们本来会遭殃的。令我担心的，是我们的食品日益减少，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到达。

我终于在迦太基①登岸。我在德瓦兹夫妇②家中受到最殷勤的款待。于连向我详细介绍我的主人，他也谈到野外的景色和犹太人，说：“他们祈祷，哭泣。”

①迦太基(Canhase)：非洲北部(今突尼斯)的奴隶制国家。约公元前八一四年由菲尼基城邦推罗的移民所建。

②德瓦兹(Devoise)：德瓦兹是法国驻突尼斯领事。

我登上一条美国双桅战船，越过突尼斯湖到拉古莱特。于连记述说：“半路，我问先生是否取了他放在房间抽屉里的金币；他回答说忘了，我不得不返回突尼斯。”金钱在我的头脑里从来没有位置。

当我从亚历山大港过来时，我们在阿尼巴尔古城遗址对面下锚。我从船舷凝望着，但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我远远望见几间摩尔人的小屋，一座位于岬角顶端的穆斯林隐修教士的住所，羊群在废墟间吃草；废墟极不显眼，难以同周围的地面区别：这就是迦太基。我们启程回欧洲之前，参观了这座城市的遗址。

我的记述

从比尔萨山之巅，可以纵览迦太基遗址；废墟的数目比通常人们想象的多。它们好像斯巴达城遗址，保护得不好，但占地面积很大。我是二月份去的，无花果树、橄榄树和角斗树已经发出新芽；在各种颜色的大理石建筑残骸之中，高大的白芷和老鸦企形成茂密的绿阴。我遥望远处的地峡，两个海，岛屿，欢快的田野，湛蓝的湖水，蔚蓝的群山。我凝视森林、船舶、水渠、摩尔人的村庄、穆斯林教士的隐居院、突尼斯清真寺的尖塔和白屋。千百万椋鸟组成军团，乌云一般在我头上翱翔。在最伟大和最感人的纪念物的包围之中，我记起迪东①、索福尼斯伯②和阿斯德律巴尔的高贵的妻子；我注视着埋葬阿尼巴尔、希皮翁和凯撒军团的辽阔平原；我的眼睛希望辨识乌提卡③皇宫的遗址。唉!提比略①的宫殿的遗址还留在卡普雷，但在乌提卡，已经找不到卡统②的房子的痕迹!最后，可怕的汪达尔人，轻捷的摩尔人渐次在我记忆中走过，而头脑中闪现的最后图画，是圣路易在迦太基废墟上临终的情景。

①迪东(Didon)：传说中的提尔公主，迦太基的奠基人。

②索福尼斯伯(Sophonisbe)：公元前三世纪努米底亚国王后。

③乌提卡(Uuque)：北非城市，在迦太基西北部。

①提比略(Tibere)：罗马皇帝(公元前三二—公元三七)。

②卡统(Caton)：古罗马政治家，主张粉碎希皮翁的权力和强大的迦太基。

于连同我一样，以对迦太基的记述结束他的非洲游记。

于连的记述

七日和八日，我们在迦太基遗址上散步。那里，在旷地里，还可以看到一些墙基，证明古代建筑的坚固。还有一些被大海淹没的澡堂设施。还有异常美丽的水槽；另外，有些水槽被土填满了。住在这一带的为数不多的居民以种田为生。他们收集大理石、石头或钱币，当作古物卖给游客：先生买了些，准备带回法国。

我从突尼斯取道西班牙回法国

于连简要记述了我们如何穿越突尼斯到直布罗陀湾。他从阿尔热西阿赶到卡的斯，再从卡的斯到格拉纳达③。他在布兰卡毫无感触，只注意到“阿尔汉布朗和其它建筑物竖立在高耸的岩石上”。关于格拉纳达，我也没有详谈；我只说：“阿尔汉布朗虽然不能同希腊的庙宇相比，但值得一看。格拉纳达河谷风景优美，与斯巴达河谷颇相似：我们理解为什么摩尔人怀念这样的国家。”

③这三个地方都是西班牙城市。

在《阿邦塞拉奇末代王孙的奇遇》中，我描写了阿尔汉布朗。阿尔汉布朗，热内拉利菲和桑多峰好像黎明霞光中看见的神奇景色，永远铭记在我心中。我觉得自己有足够的才情来描绘维伽①；但是，由于我害怕得罪格拉纳达大主教，我不敢作这样的尝试。我在素丹的这座城市居留期间，一天，我经过一座村庄，一位因为地震离开家乡的六弦琴手对我发生了兴趣。他聋得厉害，到处跟着我。当我在一座摩尔人宫殿的遗址上坐下时，他站在我身边唱歌，用六弦琴给自己伴奏。歌喉优美的乞丐也许没有谱写《创造》交响乐，但他在他褴褛的上衣底下露出褐色的胸脯，很可能也需要倾诉衷肠，就像贝多芬对布勒宁小姐—样②：“令人尊敬的埃莱奥诺，我最亲爱的朋友，我很希望有—件由你编织的兔毛上衣。”

①维伽(Vega)：西班牙格拉纳达平原。

②贝多芬—七九三年十一月二日的信。

我横穿整个西班牙。十六年之后，上天让我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在一个高贵的民族当中协助制止骚乱，解救波旁王室。我们的军事威望恢复了，而且如果正统王位的继承者能够理解他们继续存在的条件，我本来是可以挽救他们的。

一八○七年六月五日下午三时，在于连将我带到路易十五广场之前，从未离开过我。他从格拉纳达把我带到阿兰胡埃斯、马德里；他又从那里赶到巴约讷③。

③巴约讷(Bayonne)：法国西南部城市，靠近西班牙。

他记述道：“五月九日星期二，我们从巴约讷出发，去波城、塔布、巴雷热和波尔多。十八日我们到达波尔多时，大家精疲力竭，个个都发烧。十九日，我们又从那里出发，经过昂古莱姆和图尔，二十八日到达布卢瓦过夜。三十一日，我们继续赶路，一直到奥尔良；随后，我们在昂热维尔度过我们的最后一个夜晚。”

我在一座城堡的驿站里；我的长途跋涉未能使我忘记那里的居民。但是，阿米德的花园①在哪里?有两次或三次，我重返比利牛斯山的时候，我从大路看见梅雷维尔的圆柱。它如同庞贝柱，向我宣告沙漠临近了：如同我在海上的遭遇，一切都变了。

①影射纳塔利·德·诺阿伊(Nataliede Noaille)，夏多布里昂在阿尔汉布朗重新找到的“迷人的女子”。

我回到巴黎肘，我寄的信尚未到达：我走在我的生活之前了。虽然我那些信无关紧要，但我仍然像观看象征我访问过的地点的粗劣图画似的浏览它们。那些信是从莫东、雅典、载阿、士麦那和君士坦丁堡寄出的；是从加法、耶路撒冷、格拉纳达、马德里和比戈斯寄出的。我对这些用各种各样的墨水、写在各种各样的纸上、从各地寄来的信饶有兴趣。甚至那些敕令，我打开的时候无不怀着喜悦的心情。我喜欢抚摸这些敕令的羊皮，欣赏上面的优雅的书法，对文笔的华丽惊叹不已。我是一个大人物了!在这些扎头巾的君王旁边，我们这些持推荐信和四十苏的护照的人是十足的可怜虫!

奥斯曼·塞伊德，莫雷的帕夏，在关于我去雅典的敕令上是这样写的：

米西特拉(斯巴达)和阿尔戈斯各城镇执法人、法官、至尊、老爷们，愿你们的智慧日益增长；你们的贵族和我们的大领主的光荣，你们的主人的全权代表；信用日益增长的军人和商人：

我们通知你们，法国巴黎的一位贵族，持本敕令，由一名带武器的土耳其士兵和一名仆人陪同，请求允许他通过你们辖区的某些地点和关口，前往与你们辖区相邻的地峡雅典。

以友情为重，恭谨相待。

伊斯兰教历纪元一二二一年

我从君士坦丁堡到耶路撒冷的护照上写着：

致库德斯(耶路撒冷)法官阁下的崇高法庭，非常杰出的老爷：

请非常杰出的老爷、庄严法庭的法官阁下接受我们的诚挚祝福和亲切致敬。

我们知照你们，法国宫廷的一位高贵人物，为了朝圣(基督教徒)，此刻正在去你们地区途中。

我们能够这样保护那些素不相识的旅行者吗，当他们向市长和宪兵交验护照的时候?从这些敕令，我们也可以看出各民族的变革。上帝要给各帝国发放多少通行证，米西特拉法官才会给一个鞑靼奴隶放行呢?而一个伊斯兰教徒要向库德斯(即耶路撒冷)法官推荐一名基督教徒呢?

《游记》进入具体描写。一八○六年我出发的时候，到耶路撒冷朝圣是一个壮举。那时，关注我的人很多，大家都殷勤相助；现在，神奇的色彩消失了；我还剩下突尼斯：人们关于这地区谈得不多，应该说我描写了迦太基各港口的真实状况。下面这封令人尊敬的信是一个证明：

子爵先生，我刚刚收到一张迦太基遗址的地图，提供了准确的轮廓和地形；它是采用三角法以一千五百公尺为基线绘制的，以气压计观察的结果为依据。这是十年细致和耐心工作的成绩，证实了你描绘的比尔萨①各港口的位置。

①比尔萨(Byrsa)：迦太基城市。

我将这张精密地图同所有古代文献对照，相信我可以确定高东、比尔萨和梅伽拉的外城墙和其它部分的位置，等等。我认为，从许多方面看，你都是正确的。

如果你不担心我的三角法和我的沉闷的学识有损你的天才的话，只要你打招呼，我立即就会去拜访你。如果说在文学方面，我父亲和我远远不如你的话，Longissimo intervallo①，在保持高贵的独立方面，我们至少曾经试图仿效你，这方面，你给法国提供了一个美好的榜样。

①拉丁词组，意思是：隔着很长的距离。

我有幸是你的真诚的崇拜者，并且以此自诩。

迪罗·德·拉马尔

过去，这样纠正地理位置足以使我在地理学上扬名。今后，如果我还有显名扬姓的怪癖，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我不知道我还可以跑到什么地方去。也许，我会重新拾起探索北极通道的计划；也许我会溯恒河而上。那里，我会看到作为喜马拉雅山屏障的森林。当我来到连接甘豪山两个主要山峰的山口，发现长年积雪的圆形剧场形的山脊，当我像加尔各答圣公会主教希伯一样，问向导东面其他山的名字时，他们会对我说，翻过山就是中华帝国了。好极了!但是，从金字塔归来犹如从蒙莱里②归来。这方面，我想起法国圣德尼郊区的一位规矩的古董商人，他给我写过信，问我蓬图瓦兹③跟耶路撒冷是否相像。

②蒙莱里(Montlgery)：法国埃松省的首府，离巴黎不远。

③蓬图瓦兹(Pontoise)：瓦尔德瓦兹省的首府，在巴黎附近。

游记的最后一页似乎就是此刻写的，它完全反映我今天的感情。

“二十年前，”我说，“在各种危难和各种苦恼包围中的我，致力于研究：diversa exilia et desertas quaerere tarras①。我的作品的许多篇章是在帐篷下，在沙漠里，在波浪中写成的；我常常手里提着笔，不知道如何将我的生命延长数刻……如果上天将我从未体验过的内心平静赐给我，我会默默努力为祖国树立一座纪念碑②。如果上帝拒绝将这种平静赐给我，那么，我只考虑让我最后的岁月避免从前的岁月的忧愁。我已经不年轻了，我不再喜欢喧嚣：我知道，文学事业是个人私事的时候是非常甜蜜的，但文学一公开就会给我们招惹麻烦。无论如何，如果我的名字应该流传下去，我写的东西够多了；如果它应该死去，我已经写得太多了。”

①拉丁文，引自维吉尔写的《埃涅阿斯纪》：“寻找不同的流放地和被抛弃的土。”

②夏多布里昂已经考虑写一部《法国史》。

对于跟我一样流浪的犹太人，我的游记也许会变成教科书。我小心翼翼地标志每段路程，还绘制路线图。很多旅行者在耶路撒冷写信给我，对我的精确描写表示祝贺，并且感谢我。我举一个例子：

先生，几周之前，我和我朋友圣洛梅先生有幸被你接见。我们给你送来阿布—高士③的一封信，同时要对你说，在当地读了你的游记之后，我们发现它有许多以前未曾注意到的长处，除了遗址的数目有所增减之外——那是这个地区惟一变化，每走一步都证明你的描写是何等准确；我们也欣赏这本书的名称，尽管你选择的书名是那样朴素、那样谦虚。

③带领夏多布里昂到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村长。

朱尔·福朗特洛

科马尔丹街二十三号

我的描写之准确并非来自我平凡的良知；我属于克尔特人和乌龟的步行的种族，而不属于骑马和有翅膀的鞑靼人和飞鸟的种族。的确，宗教有时劫持我；但是，当它把我放回地上的时候，我扶着拐杖往前走，在界石旁边停下来吃橄榄和黑面包充饥。“虽然我常常到树林中去，像弗朗索瓦所做的那样”，可是我从来不为了改变而喜欢改变。旅途令我厌烦：我喜欢旅行，只是因为它使我独立，就像我喜欢田野不是为了田野，而是为了孤独一样。“任何天空对于我都是一样的，”蒙田说，“让我们在家人当中生活吧，到不相识的人当中去死和发牢骚吧。”

关于东方国家，我还保留几封寄出几个月之后才收到的信。圣地的神甫、领事、家庭，以为我在复辟王朝时期变成有权有势的人物，向我提出种种要求。人在远处，常常有错误的看法，相信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一八一六年，加斯帕利先生给我写信道：“致皇家巴黎大学教授夏多布里昂子爵先生”。

加费先生①关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同时也从亚历山大给我写信，将他那里的新闻告诉我：“你走后，国家的状况没有改善，虽然到处是平静的。领袖完全不必害怕逃到上埃及的马木路克们②，但他仍然要保持警惕。阿伯—埃—乌阿仍然守护着麦加。马诺夫运河不久前关闭了。穆罕默德—阿里由于完成了这项工程，在埃及将永远被人怀念，等等。”

①加费(Caffe)：在亚历山大接待过夏多布里昂的法国商人。

②马木路克(Mamenlucks)：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埃及的军事特权阶级。

一八一六八月十三日，小庞加洛先生从载阿③写信给我说：

③载阿(Zea)：希腊基克拉泽斯群岛中的一个岛，位于爱琴海。庞加洛先生是法国的代理领事。

老爷：

你的《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运到载阿。我给家人读了阁下写的关于我们家庭的非常客气的话。你在我们家的时间很短，我们对你的接待很随便，不值得你称赞。我们还刚刚得知，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你升迁了，现在身居要位，这与你的功绩和出身是相称的。我们向你表示祝贺，我们也希望夏多布里昂伯爵先生在他登峰造极的时刻，记得载阿、他的房东老庞加洛人口众多的一家。从光荣的大路易①时期开始，国王就给我们祖先颁发证书，任命我们家的人担任领事。沉痼不起的老人已经不在了，我失去父亲；现在，我用微薄的家产抚养全家；我负担母亲、六个待嫁的姐妹和几位拖儿带女的寡妇的生活。我请求阁下照顾，救救我们全家。载阿是国王的舰只经常停泊的港口；我请求你让载阿副领事馆同其他副领事馆一样领取薪俸，将我从现在担任的无报酬代理人提升为副领事，享受相应的待遇。我相信，考虑我祖先长期为国效劳，阁下很容易满足这个请求，如果阁下肯过问此事的话。阁下，请原谅你在载阿的房东放肆无礼，我们盼望你的关照。

①大路易(Louis-le-Grand，一六三八—一七一五)：法国国王，号称“太阳王”，即路易十四。

老爷阁下，

请接受我最深厚的敬意。

你最谦卑和最顺从的仆人

庞加洛

一八一六年于载阿

每当我得意忘形的时候，我都跟做了错事一样受到惩罚。重读关于我在东方受到领事们殷勤接待的一段话(的确，由于用了一些表示感激的词语，口气婉转一些)，这封信使我感到后悔：“庞加洛小姐，”我在游记中写道，“用希腊文唱道：

‘啊!你听我说，妈妈!’

庞加洛先生叫嚷着，公鸡引颈长鸣，而尤路斯、阿里斯泰俄斯、西摩尼得斯①的故事一扫而光。”

①尤路斯、(Iulis)、阿里斯泰俄斯(Aristee)、西摩尼得斯(Simonide)：都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要求保护的请求，几乎都是在我失宠和穷困潦倒的时候提出来的。一八一四年十月十一日，复辟王朝开始的时候，我收到这封寄自巴黎的信：

大使先生②：

②当时夏多布里昂担任法国驻瑞典大使。

圣皮埃尔岛的杜邦小姐，和有幸在该岛见过你的米克隆先生，希望晋见阁下。因为她知道你住在乡下，请你告诉她你回巴黎的日期，和你在什么地方可以接见她。

我荣幸地……

杜邦

我记不起这位我在大西洋上旅行时见过的小姐，人是多么健忘呀!但我清楚记得，在严寒和寂寥的基克拉泽斯群岛，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姑娘坐在我身边：“一位年轻姑娘出现在山坡上面；尽管天气严寒，她光着腿，踏着露水走路”等等。

一些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阻止我会见杜邦小姐。如果万一她是纪尧米的未婚妻，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她的境况如何呢?她在新世界的严冬里苍老了，或者她仍然保持青春，好像躲藏在圣皮埃尔要塞壕沟里的蚕豆?

《圣热罗门信札》的杰出译本的两位主要译者，科隆贝尔先生和格雷古瓦先生③，在他们的附言中，认为这位圣人和我在对犹太地区的看法上，有相似之处；可是，出于对圣人的尊重，我拒绝这种对比。生活在孤独中的圣热罗门描绘他内心斗争的图画：我不可能写出伯利恒洞窟居士的天才句子；我最多能够同我在法国的主保圣人圣弗朗索瓦一道唱两首圣歌，用比但丁的意大利文更古老的意大利文写的圣歌：

③两位里昂学者。

In foco l’amor mi mise，

In fcco l’amor mi mise．①

①意大利文，意思是：爱情在我心中燃烧。

我喜读海外来信：它们仿佛给我带来几声风的呜咽，几许阳光，几声被海洋隔开、但被受到殷勤接待的回忆联系起来的各种遭遇的回响。

我是否希望重新访问这些遥远的国度呢?也许其中一两个。阿提卡②的天空曾经令我心醉神迷，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心中还保留着“花朵包围中的维纳斯神庙的爱神木”和塞菲兹的彩虹的芬芳。

②阿提卡(Attique)：希腊的一个半岛，雅典在半岛上。

费奈隆在动身前往希腊之前，给波舒哀写了如下的信。《泰雷马克奇遇记》③的未来作者在其中表现了传教士和诗人的热情：

③《泰雷马克奇遇记》(Telenaques)：费奈隆一六九九年发表的一部作品。

迄今，各种没有料到的小事推迟了我回巴黎的日期。可是，老爷，我终于动身了，而且我恨不得插翅飞翔哩。这次旅行还未结束，我已经在考虑另一次更大规模的旅行了。整个希腊向我敞开门户，素丹因为害怕而后退，伯罗奔尼撒④已经在自由地呼吸，而科林斯教堂⑤即将鲜花盛开；那里还会听见使徒的声音。我觉得自己已经飞到这些美丽的地方，周围是珍贵的遗址；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在那里汲取古代的精神。我寻找那个长老会；圣保罗在会上向全世界的圣贤宣布上帝将降临，这是不为世人所知的；但是，不敬神者在圣人之后到来，而我心甘情愿到皮雷①。我攀登到帕尔纳索斯山上，采摘德尔斐②的桂枝，品味藤比河谷的美味。

④伯罗奔尼撤(Pelopponnese)：希腊最大的半岛。

⑤科林斯：在希腊。

①皮雷(Piree)：雅典郊区的海港，苏格拉底曾经在那里设计他的共和国。

②德尔斐(Delphes)：最重要的希腊阿波罗神庙所在地。

什么时候，土耳其人的血和波斯人的血在马拉松平原上流在一起，让整个希腊民族献身于将它视为祖国的宗教、哲学和艺术呢?

……Arva，beata

Petamus arva divites et insulas．③

③拉丁文：引自贺拉斯《讽刺诗集》：“夺取田野，富饶的田野，充满财宝的岛屿。”

啊，我不会忘记你，被亲爱的弟子的卓越想象神圣化的岛屿呀。啊，幸福的巴特姆斯呀，我将在地面亲吻使徒的脚印，而且我似乎看见苍穹洞开。那里，我义愤填膺，怒斥伪先知，他想发挥真先知的权威意见；我还祝福万能的主，他非但不像巴比伦那样抛弃宗教，还驯养龙，使它所向披靡。我已经看见分歧消失了，东方和西方汇合在一起，而亚洲在漫漫长夜之后看见太阳重新露面。被救世主的脚步圣化、被他的血灌溉的土地从亵渎者手中解放出来了，闪烁着新的荣耀。最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亚伯拉罕④的孩子们，人数比天上的星星还多，他们被四面八方的风聚集在一起，将成群结队归来，承认被他们刺死的基督，并且在世纪末日展示他们的复兴。这就够了，老爷，要知道，这是我的最后一封信，我不会再用这些令你生厌的唠叨麻烦你，你会因此感到高兴的。请原谅我从远处给你写这些哕嗦话，希望见到你时能够详谈。

④亚伯拉罕(Abraham)：希伯来人的祖先，古代圣人。

弗朗索瓦·德·费奈隆

这是名副其实的新荷马，只有他有资格向新克里斯托门①歌颂希腊和描绘它的美好风光。

①克里斯托门(Chrysostome，三四四—四○七)：希腊教神甫，以杰出的口才著称，有“金嘴”之称，此处指法国作家波舒哀。

我对这次出游的思考——于连之死

我在叙利亚、埃及和布匿人居住地的风景中，看到的仅仅是那些与我的孤僻性格相符合的东西。我对它们的喜爱与古代艺术和历史无关。金字塔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仅仅因为金字塔周围的荒漠，而不是它们自身的伟大；比起戴克里先圆柱②，沿着利比亚沙漠展开的月牙形花边的大海更令我瞩目。在尼罗河出口处的佩吕资城，我并不希望看见一座纪念碑，让我记起普卢塔克③描写过的情景：

②戴克里先(Diocletien)圆柱：在亚历山大，又被称为“亚历山大”圆柱。

③普卢塔克(Plutarque，约四六一—一一九)：古希腊作家，对欧洲有重大影响。

被解放的奴隶沿着海滩寻找，捡到旧渔船的碎片，其数量足以焚烧一个可怜的裸尸，而且是不那样完整的。这样，当他正在搜索、将物体聚在一起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年纪不轻的罗马人。他年轻时在庞培手下打过仗。“啊!”罗马人说，“你不要独自享受这个荣誉吧，在这神圣和虔诚的机会，请你收下我这个伙伴，不然我会永远悔恨；为了补偿我忍受的痛苦，让我利用这个良机，用我的手，协助埋葬罗马最伟大的统帅吧。”

凯撒的对手在利比亚附近不再有坟墓，但一个年轻的“利比亚”女奴被一位“庞培”埋葬在罗马附近，而伟大的庞培是被人从罗马赶出来的。从命运的这些游戏，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基督教徒躲藏到拉泰巴伊。

我出生在利比亚，正当青春的时候被埋葬在欧索尼亚①的尘土中；我沿着沙岸，在罗马附近长眠。将我抚养大的著名的庞培，怀着母亲的温情哀悼我，将我安葬在一座坟墓里，使我这个可怜的奴隶同自由罗马人一样享受同样的权利。(《文选》)

①欧索尼亚(Ausonia)：意大利的另一名称。

在我刚刚向你们讲述的、我经历过的风雨当中，欧洲、亚洲、非洲的人物被吹散了：一位从雅典卫城跳下，另一位在希俄斯海滨坠落；这一位从锡永山跌下，那一位永远不会从尼罗河或迦太基的水槽中走出。各个地方也都变了：在美洲，过去我只看见森林的地方兴起了城市；同样，一个帝国在埃及的砂砾中形成，过去我在那里只看见“赤裸裸的、像盾牌的隆起部分一样浑圆的地平线，和上、下颚像一条裂开的棍子般的骨瘦如柴的野狼”——正如阿拉伯诗歌所说的。希腊获得自由，我在一名土耳其士兵护送下穿越它的时候，那还仅仅是我心中的祝愿。可是，希腊现在享有民族自由，还是仅仅改换了枷锁?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被旧风俗统治的土耳其帝国的最后参观者。我所到之处，在我的访问前后发生的革命延伸到希腊、叙利亚、埃及。一个新的东方将会很快出现吗?将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向那些建立在奴隶制和一夫多妻制基础上的民族，传授现代武器的艺术，我们将因此受到应得的惩罚吗?我们将文明传播到国外去了，还是将野蛮带到基督教民族中去了?新的政治利益、关系，可能在东方出现的强国的建立，将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谁也说不清楚。汽船、铁路、制成品的销售、被帕夏雇佣的几个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士兵的发财，都是新的诱惑；可是，我不让自己眼花缭乱：这一切并不是文明。依靠未来的易卜拉欣①的纪律严明的军队，在查理·马特②时代曾经威胁欧洲、后来勇敢的波兰将我们从中解救出来的灾难，也许会卷土重来。我怜悯那些在我之后到来的旅行者：后宫不再有秘密可言；他们再也看不见东方古老的太阳和穆罕默德的头巾。当我进入尤底亚山区的时候，一名贝督因儿童用法语向我喊道：“前进，起步走!”口令发出了，东方前进了。

①易卜拉欣(Ibrahim，一六一五—一六四八)：奥斯曼苏丹。

②查理·马特(Charles-Martel，约六八八—七四一)：法兰克王国东部奥斯特拉西的宫相，他的功绩是重新统一法兰克王国。

尤利西斯的伙伴，于连，他后来怎么样哪?他在将他的手稿交给我的时候，请求担任我在地狱街的住宅的门房。这个位置已经被一位老看门人和他的家庭占据了，我不能将他们赶走。上天的震怒使于连变得固执和酗酒，我长期容忍他；最后，我们不得不分手。我给他一小笔钱，又在我的财产中留给他一份抚恤金，数目不多，但一直是用我的西班牙城堡③的极好的抵押票据支付的。我按照他的愿望，安排他进入老人院。他在那里完成他伟大的、最后的旅行。我很快就会去占据他的空床位，就像我过去在埃特尼尔—卡匹的宿营地，睡在一名刚被抬走的患鼠疫的穆斯林的床上一样。最后，我的愿望是躺在旧社会寿终正寝的医院里。旧社会似乎还活着，但它只是在苟延残喘。它断气之后会分解，以便在新形式下再生，但是它必须先死去；民族的第一需要，就像人一样，是死亡：“上帝吹口气，冰块形成了，”约伯这样说。

③意思是空中楼阁，幻想，指他的尚未完成的回忆录。

一八三九年

于巴黎

一八四七年六月修改

一八○七年，一八○八年，一八○九年和一八一○年——一八○七年《信使报》的一篇文章——我购买狼谷，并在那里隐居

我旅行期间，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病得很厉害；我的朋友们好几次以为我死了。德·克洛泽尔先生很乐意将他为他的孩子们写的几则笔记给我看，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一八○六年六月，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出发到耶路撒冷旅行。他远行期间，我每天去看望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我们的旅行家从君士坦丁堡给我写了一封数页的长信，现在放在我们在库斯尔格的书房的抽屉里。一八○六至一八○七年之间的冬天，我们知道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正在海上航行，准备回欧洲。一天，寒风凛冽，我跟德·封塔纳先生在杜伊勒利宫花园内散步。我们躲在水池旁的凉亭下。德，封塔纳先生对我说： 这个时候，一阵狂风也许让他葬身鱼腹了。’我们后来知道，这种预感差一点变成现实。我记下这件事，是为了证明我们对德·夏多布里昂先生的深厚友情和关心；通过这次旅行，他会变成一位更加出名的作家。德·封塔纳先生是一个极好的人，他心怀崇高、深厚、非凡的感情，帮过我许多忙，我在上帝面前要求你们记住他。”

如果我能够活下去，而且让那些我爱的人活在我的作品中的话，我会以多么高兴的心情，带着我的所有朋友同行呀!

我满怀希望，将少数还找得到的朋友带到我家中；我不会休息太长时间。

经过一连串谈判，我成了《信使报》的惟一的所有者。一八○七年六月底，亚历山大·德·拉博德先生发表他的《西班牙游记》；七月，我在《信使报》上发表那篇我在谈到当甘公爵之死时摘引过的文章：“在卑鄙的沉默中，等等。”波拿巴的飞黄腾达非但没有使我屈服，反而激起我的愤慨；在暴风雨当中，我感情激昂，精神焕发。我并没有白白地让太阳晒黑我的面孔，我不顾上天的震怒，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是为了在一个发怒的人面前低头颤抖。如果说拿破仑打败了国王们，他并没有打败我。我在他最炙手可热的时候发表的文章，令法国震动：人们到处传播文章的手抄本；好些《信使报》的订户将文章剪下来，单独装裱好；人们在沙龙里朗读这篇文章，沿街叫卖。要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才能想像在世界的一片沉默中，这震耳欲聋的一声怒吼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藏匿在心灵深处的高贵感情苏醒了。拿破仑大发雷霆：他因为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因为受到攻击而大动肝火。什么!甚至蔑视他的光荣，再次冒犯那位全世界顶礼膜拜的人物!“夏多布里昂以为我是蠢货，以为我不懂他的意图!我叫人在杜伊勒利宫的台阶上把他宰了!”他下令封闭《信使报》，逮捕我。我的报纸完蛋了；而我本人奇迹般地逃脱：波拿巴忙于世界范围的事情，把我忘记了，但我在威胁的重压下生活。

我的境况是很可悲的：当我认为应该以符合我的荣誉的方式行动的时候，我因为个人承担的责任和我给妻子带来的忧虑而感到内疚。她很勇敢，但她感到痛苦，而接连降临在我头上的暴风雨扰乱她的生活。革命期间，她为我忍受了那么多痛苦；她希望生活安宁一些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毫无保留地支持波拿巴，她对正统王权不抱任何幻想。她不断预言，如果波旁王朝复辟，我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

这部《回忆录》的第一卷开头写着“一八一一年十月四日于狼谷”。那卷里面，有一段对我的隐居地的描写；我当时买那块地是为了躲藏起来，与世隔绝。离开我们在德·库瓦斯兰夫人家中的房间之后，我们搬到圣父街，住进以主人的姓氏命名的拉瓦莱特公馆。

德·拉瓦莱特先生五短身材，穿一套深紫红色的衣服，走路拄一根有金球饰的拐杖；如果我有什么事情要代理的话，他是我的代理人。他做过国王的掌酒吏，我不花的钱，他都喝掉。

到十一月底，我看见我的茅屋的维修工程进展缓慢，于是决定亲自去监督施工。我傍晚到达狼谷。我们没有走通常走的道路；我们从花园下面的栅栏进去。由于下雨，小路泥泞不堪，无法前进；马车翻倒了。放在德·夏多布里昂夫人身边的荷马半身石膏像，从车门跌出去，摔断了脖子：对于我当时正在写作的《殉道者》，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房屋里挤满工人，取暖的刨花燃烧着，蜡烛闪光，而工人们笑着、唱着、打闹着，好像朝圣者夜晚在树林中被篝火照亮的宿营地。我们很高兴有两个房间是稍稍收拾过的，其中一间里面还摆好了餐具；我们就座了。次日，我在锤子的响声和工人的歌声中醒来，我看见太阳升起，心中怀着比杜伊勒利宫的主人少得多的忧虑。

我心情舒畅；虽然我不是塞维涅夫人①，但我穿上一双木鞋，到泥地上种树，在小径上来回走动，反复查看每个细小的角落，在每丛荆棘旁边踯躅，想象我未来的花园是什么模样，因为那时候，前途是广阔的。今天，当我在记忆中试图重新打开已经关闭的前景的时候，它变得面目全非。我迷失在我模模糊糊的思绪中；我沉浸的幻觉也许同最初的幻觉一样美丽；只是它们不再朝气蓬勃了；过去我在中午灿烂的阳光中看到的东西，今天我透过夕阳的余晖遥望着。如果我能够不受梦幻的骚扰，那该多么好呀!贝亚尔②被勒令交出要塞，他回答说，“等我用尸体搭一座桥，让我和我的部队从上面通过吧。”我担心，为了出去，我必须从我的空想的肚皮上通过。

①塞维涅夫人(Madame de Sevigne，一六二六—一六九六)：法国十七世纪女作家，她在自己的庄园里种果树。

②贝亚尔(Bayald，一四七六—一五二四)；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人，以勇敢著称。

我的树都还幼小，无法随着秋风鸣响；但是，到春天，微风将把附近草原的花香带来，让我的山谷弥漫芬芳。

我给茅草作屋顶的别墅添了几样东西；我用两根黑大理石柱和两座白大理石女像柱支撑柱廊，美化砖墙：这让我想起我去过的雅典。我还计划在小屋后面起一座塔楼；在此之前，我在小路边的墙上筑起雉堞：我因此开今天令我们着迷的中世纪癖之先河。在我所有失去的东西当中，狼谷是我惟一留恋的东西；我说过，我什么都不会留下。失去狼谷之后，我修建了玛丽—泰雷兹休养所，最近也放弃了。我向命运挑战，说它现在不能使我留恋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从此，我只需荣军院周围那些名称响亮的林阴道作花园，同我的断臂或瘸腿的同僚们在那里散步。在离那些林荫道不远的地方，挺立着德·博蒙夫人的柏树；在这些人烟罕见的空间里，高大和轻盈的德·夏蒂荣公爵夫人从前曾经靠在我的胳膊上。现在，我的胳膊支撑的只是时光：它是那么沉重!

我兴致勃勃地写我的《回忆录》，《殉道者》也有进展；我将其中几卷读给德·封塔纳先生听。我在我的记忆当中坐下来，好像坐在一间大图书馆里一样。我翻翻这个笔记本，翻翻那个笔记本，然后我叹着气将它们合上，因为我发现阳光照射进来了，毁掉这一切奥秘。一旦将生命的岁月照亮，它们就面目全非了。

一八○八年七月底，我病了，不得不回巴黎。医生使病情变得更加危险。希波克拉底①在世时，地狱缺乏死者，像讽刺诗所说的；多亏我们的希波克拉底们，今天到处都是病人。

①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公元前四六○—三七七)：古代希腊名医。

临近死亡的我，这可能是惟一希望活下去的一次。当我感觉自己要晕倒的时候——我常常有这种情况，我对德·夏多布里昂夫人说：

“你放心吧，我会苏醒过来的。”我失去知觉，但心中焦躁，因为上帝才知道我心中还牵挂着什么。我也有完成我相信的东西的强烈愿望，我仍然相信的东西是我最完美的作品。为了让我在东方之行中经历的千辛万苦产生结果，我要付出代价。

吉罗代为我的画像作最后润色。他把像画成黑色的，像我当时的脸孔一样；但是，他在这幅画上面充分显示了天才。德农先生②收到这幅供展出的杰作；他作为高贵的廷臣，态度谨慎，将画像放在一边。波拿巴来参观画廊，他看完画之后说：“夏多布里昂的画像哪里去啦?”他知道，那幅像应该摆在那里，结果人们不得不将那幅隐藏的画像拿出来。波拿巴的慷慨大度风一样吹过去了，他看着画像，说：“他像一个从烟囱里钻出来的阴谋家。”

②德农先生(Denon)：当时的国家博物馆馆长。

一天，我独自回到狼谷，花匠邦雅曼告诉我，一个外地来的肥胖的先生找我；由于我不在，他说要等我；他叫人给他摊了一个鸡蛋，然后倒在我床上睡了。我看见一个身材肥大的人在熟睡，我摇摇他，叫道：“喂!你是谁呀?”那一堆肉颤抖了一下，坐起来。他头上戴着毛皮高帽，身穿点子绒的上衣和裤子，脸上黏着烟草末，舌头吊在嘴外。原来是我堂兄莫罗!自从蒂永维尔城下邂逅之后，我没有再见过他。他刚从俄国回来，想进人专卖局。我从前在巴黎的向导后来在南特去世。这样，这本《回忆录》中最早出现的人物之一消失了。我希望他仍然躺在阿福花的床榻上，向夏特纳夫人谈我的诗篇，如果这个倩影如今在香榭里舍①的话。

①香榭里舍(Champs-Elysees)：希腊神话中有德行的灵魂在阴间的居留地。

《殉道者》

一八○九年春，《殉道者》出版。这是一部严肃认真的作品：我咨询过有见解、有学识的批评家德·封塔纳先生、贝尔坦先生、布瓦松纳先生、马耳他—布伦先生，而且我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我对文字作过反复修改。在我的全部作品当中，这是语言最讲究的一本。

我这部作品的提纲没有错误。今天，我的思想已经普遍为人接受。两种宗教中，一个正在兴起，另一个正在消亡；谁也不再否认，它们之间的战斗向缪斯们提供了最丰富、最富有成果和最富于戏剧性的主题之一。因此，我认为可以抱一点并非过分的奢望；可是，我忘记了我的头一部作品的成功：在这个国家，你别指望接连两次获得成功；一次成功毁掉另一次。如果你在散文方面有才能，你就应该避免再尝试韵文；如果你在文学方面出了名，那就不要再涉足政治：这就是法国人的精神和悲哀。一位作者由于开头顺利，某些人的自尊心受到刺激，嫉妒之心随之而来；他们结成同盟，窥伺诗人的第二本书，进行声势浩大的报复：

所有人都蘸着墨水，发誓报复。

我应该为我在《基督教真谛》出版时不该得到的愚蠢赞扬付出代价。我理应退还我偷窃的东西。唉!为了卸下我自己认为不配享受的东西，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如果说我解放了基督教的罗马，我只要求得到一顶草冠①，用永恒之城的青草编织而成的草冠。

①在古罗马，军人在解放被围困的城市之后，得到一顶草冠作为奖赏。

对虚荣心的惩罚由霍夫曼先生执行；愿上帝给他安宁!《战斗报》不再是自由的；它的所有者失去控制权，而且审查署指令该报对我进行谴责。尽管如此，霍夫曼先生放过了“法兰克人之战”和作品的另外一些章节。可是，虽然他认为西莫多塞是可爱的，但他作为最虔诚的天主教徒，认为我将基督教真理同神话传说相提并论是一种亵渎，因此感到愤慨。弗蕾达未能拯救我。人们认为我将塔西佗的日耳曼祭司变成高卢人是一种罪行，似乎我除了借用悦耳的名称之外，还想借用其它东西!我通过重建法国基督教徒的祭坛，给他们帮了大忙，可是他们居然对霍夫曼的合乎福音的话愚蠢地感到愤慨!《殉道者》的标题使他们产生错觉，他们以为会看见一本殉道圣人名册，而那只撕碎荷马的女儿的老虎，在他们眼中是对圣物的亵渎。

庇护七世被波拿巴绑架到巴黎，他的真正殉道不令他们感到愤慨，但他们因为我的故事却激动万分——据他们说，那些故事不大符合基督教精神。《基督教真谛》的作者亵渎了宗教，负责对他进行惩罚的是夏特雷大主教先生。唉!他今天应该发现，他的热忱本来应该用于其他战斗的。

德·夏特雷大主教是我极要好的朋友德·克洛泽尔的哥哥；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基督教徒，他不让自己被他弟弟这样品德崇高的批评家左右。

我觉得应该对审查作出答复，就像我的《基督教真谛》一书出版时所作的那样。孟德斯鸠对他的《法的精神》的辩护，对我是一个鼓舞。我错了。被攻击的作者即使讲得天花乱坠，也只会引起那些不偏不倚的人的哂笑和众人的嘲弄。他们所处的地位对他们不利：自卫立场是法国人的性格所不容的。我为了答复反对意见，指出有人在批评某个段落的时候，攻击了古代的某部优秀作品，而遭到驳斥的人为了自我解嘲，说《殉道者》只是一个仿制品。如果我引用宗教圣父的权威，为两种宗教并存辩解，他们就反驳说，在《殉道者》所描写的时代，在伟人当中，异教已经不复存在。我从心底认为，这部作品完了；猛烈的攻击动摇了我的信念。有几位朋友安慰我；他们坚持说，否定作品是没有道理的，公众迟早会得出另一种结论。德·封塔纳先生特别坚定：我不是拉辛，但他可能是布瓦洛，而且他不断对我说：“他们会改变看法的。”他在这方面信心十足，甚至为此写了几节漂亮的诗：

“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塔索到处流浪。”等等。

他不害怕他的鉴赏力和他的批评家权威受到影响。

的确，《殉道者》重新站立起来了，连续印了四版；它甚至特别受到文人的青睐：他们欣赏这部作品，是因为严肃的研究，精致的文笔，一丝不苟的语言和高尚的情趣。

实质性的批评很快停止了。因为我描绘了两种共同存在的宗教(其中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信仰、祭坛、教士、仪式)，而指责我把渎神的东西和神圣的东西混为一谈，等于说我不顾历史。殉道者们是为谁死的?为耶稣—基督。人们将他们的牺牲奉献给谁?献给帝国诸神。因此，存在两种宗教信仰。

哲学问题，即在戴克里先①治理下，罗马人和希腊人是否信仰荷马的圣灵?公众的宗教信仰是否变质了?作为“诗人”，这个问题与我无关；作为“历史学家”，我本来是有许多话要说的。

①戴克里先(Diocletien，二四五—三一六)：古罗马皇帝。

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出乎我最初的预料，《殉道者》保留下来了；我现在只关心把作品再读一遍。

《殉道者》的缺点，来自它的不可思议的直率。我囿于我的古典主义成见，不恰当地滥用了这一点。我对自己的革新感到恐慌，但我似乎无法摆脱地狱和天国。其实，对于情节的处理，好天使和坏天使就足够了，不必援引那些用滥了的玩意。如果法兰克人、弗蕾达、圣哲罗姆②、奥古斯都、厄道尔、西莫多塞、那不勒斯和希腊的描写不能使《殉道者》摆脱困境，地狱和天国也不能拯救这本书。德·封塔纳先生对下面这段文字最满意：

②圣哲罗姆(Saint Jerome)：早期西方教会中学识最渊博的教父，将《圣经》希伯来文《旧约》、希腊文《新约》翻译成拉丁文。

西莫多塞坐在监狱窗前，用手支着脑袋；脑袋上盖着殉道者的面纱，她如怨如诉地吟咏道：

“奥索尼乌斯①的轻舟呀，划破平静和闪光的大海吧。大海的奴隶呀，任由多情的风鼓动你的船帆吧；弯腰划动轻巧的桨吧。在我丈夫和父亲护卫下，把我送回帕米居斯的幸福的海岸吧。

①奥索尼乌斯(Ausone，三一○—一九五)：拉丁诗人兼修辞学家。

飞吧，脖子柔软优雅的利比亚鸟呀，飞到伊多姆的山顶上，告诉大家：荷马的女儿即将看到麦西尼亚②的月桂树!

何时我将看到我的象牙床、对死者如此宝贵的光明、鲜花盛开的草原呢?”

②麦西尼亚(Messenie)：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一带。

《基督教真谛》将作为我的伟大作品流传，因为它引发或决定了一场革命，开辟了文学世纪的新纪元。《殉道者》的情况不同，它是在革命之后出现的，只证明我的思想异常丰富。我的文笔不再是新东西；除了弗蕾达那个插曲和对法兰克人的风俗的描绘，我的诗有它“经常光顾的”地方的痕迹!其中，古典主义凌驾在浪漫主义之上。

最后，促成《基督教真谛》成功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政府非但不优惠我，反而对我怀有敌意。由于《殉道者》，对我的迫害变本加厉：在加莱里乌斯③的肖像和戴克里先宫廷的图画中，帝国警察不可能不注意那些明显的影射；英文版译者毫无顾忌，不考虑是否会连累我，竟在他的前言中特别提到这些影射。

③加莱里乌斯(Galerius，?—三一一)：罗马皇帝。

《殉道者》的出版同一件悲惨的意外事故巧合。多亏我们对政权的热情，事件并未使严厉而公正批评家放下武器；他们感觉，有助于减少对我的兴趣的文学批评可能对波拿巴是愉快的事情。后者不会忽略细小的利益，就像那些腰缠万贯的银行家，在举行盛大宴会同时，也叫人支付寄信的邮费。

阿尔芒·德·夏多布里昂

你们曾看见，阿尔芒·德·夏多布里昂是我童年的伙伴，也曾在亲王的军队里见过他和聋哑女人Libba在一起。现在他留在英格兰。他在泽西岛办完终身大事，就担任了亲王们的通信员。一八○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动身，当天晚上十一时，他被扔到布列塔尼圣卡斯特附近的海滩上。船员有十一个，只有两个是法国人：卢瑟尔和甘塔尔。

阿尔芒去住在圣卡斯特村的老德洛纳—布瓦泽—吕卡先生家投宿。当年英国人就是被迫从那个村登船撤退的。房主劝阿尔芒赶快离开。可是那条船已经启航回泽西岛了。阿尔芒和布瓦泽—吕卡先生的儿子接好头，把亲王们的代理人亨利·德·拉里维埃尔托带的包裹交给他。

我于九月二十九日回到海边，他在一次受审时说，守了两夜，却不见有船来接我。月光很亮，我便又退了回来。十月十四或者十五日再去海边，一直等到二十四日。每夜潜伏在岩礁间守候，却始终不见船来。白天，我回到布瓦泽一吕卡家。送我来的那条船，包括卢瑟尔和甘塔尔在内的那班船员应该把我接走。至于我和老布瓦泽—吕卡先生一起采取的安全措施，我都跟你们详细说了，再也没有别的可说。

勇敢的阿尔芒在离父亲农庄不远的地方上了岸，却像来到无法停船的托里德海岸，借着月光，望眼欲穿地在海浪上搜寻着本可以救他的船只，结果却是枉然。从前，我已经离开贡堡，准备飘洋过海去大印度的时候，也曾伤心地在茫茫波涛上扫视。阿尔芒潜藏的圣卡斯特岩礁，和我坐过的瓦尔德海岬，相距不过几海涅，其间的波浪，都被我们从两个相反的方向观望过。这两处地方，都是我们两个同姓同宗的兄弟焦虑烦恼的见证。也是我们两人不同命运的分水岭。我最后一次见到热斯里尔，也是在这一片海浪之中。我在梦中，常常看见热斯里尔和阿尔芒在深渊洗濯额上的伤口；而我们童年时习惯在其中嬉戏的海浪则被染得血红，漫到我脚边。

阿尔芒终于上了一条在圣马洛买来的船，可是被西北风顶着，他只好退回来。最后，到了一月六日，在一位名叫让·布里昂的水手帮助下，他把一条小船推到海里，后来小船搁浅了，又上了海里漂浮的另一条小船。在三月十八日的审讯中，他是这样叙述他的海上经历的。其实这是我的经历和遭遇：

“从晚上九点起，我们就动身了。直到凌晨二时，都是一帆风顺。我们判断离曼吉埃岩礁不远了，就下了锚，打算等天亮以后再走。可是寒风凛冽，我们又怕风力加大，就收了锚继续航行。不久，就到了深海。我们的罗经被一根横桁打坏了，因此我们始终不知路线对不对。一月七日(当时应该是中午)，我们碰到的第一块陆地是诺曼底海岸。这就使我们不得不上了另一条船，并且在诺曼底海岸和泽西岛之间的埃克莱奥岩礁附近下了锚。强烈的顶头风迫使我们当日及八日停在那里。九日早上，天一亮，我就对德帕涅说，风势看来小一些了，因为我们的船晃得不太厉害了。我让他看看风向。他告诉我，我们抛锚处附近那片岩礁不见了。我由此判断我们漂离了航道，锚也丢了。猛烈的风暴只留给我的一条生路，就是回到岸边。可是我们看不到陆地，不知距海岸有多远。我就是在这时候把证件文件扔到海里的。我还出于谨慎，在证件上绑了一块石头。然后，我们顺风朝大陆驶来，于上午九点到达诺曼底的布莱特维尔—絮尔—埃海岸。

“在岸边我们被海关人员拦获。我的手脚都冻僵了，他们把奄奄一息的我从船舱里拖出来。我们被送到布莱特维尔武装警察队长那里关押起来。过了两天，德帕涅被押送到库唐斯监狱。从此我就再没有见到他。又过了几天，我自己也被转送到该城的拘留所。进去第二天，即被警察中士带到圣洛，在他那儿关了八天。一月二十六日，该省警察局长先生提审了我一次，然后我就被武装警察队长和中士带往巴黎。一月二十八日到达，旋被带到警察总署德马雷先生办公室，然后押往军事监狱。”

风、波涛和帝国警察都与阿尔芒作对。而波拿巴却同风暴串通一气。神祗发泄盛怒，惩罚一个虚弱的生命。

扔进海里的小包，又被海浪推回瓦洛涅附近阿卢埃圣母院的海滩。小包里有三十二份文件，成了确认阿尔芒身份的铁证。甘塔尔曾驾着小船，去布列塔尼海岸接阿尔芒。出于不幸的命运，他在我堂弟之前几天，也在诺曼底遇上了海难。甘塔尔船上的水手招了供。圣洛的警察局长便得悉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是亲王的谍报小组的头头。当他听到报告，说一艘载着两人的小船靠了岸，便判定阿尔芒必在其中。因为那些水手说起阿尔芒，都说在海上从未见过那么勇敢的人。

一八○九年一月二十日，芒什的警察局长向警察总署报告，已将阿尔芒逮捕。报告是这样写的：

我的推测完全得到了验证：夏多布里昂已被抓获。他在布莱特维尔海岸登陆，化名约翰·法尔。

尽管我下了十分明确的命令，但还是担心约翰·法尔到不了圣洛。便委派莫杜伊警察中士去执行任务，不管该犯在何处，处于何种状况，都要提来见我。莫杜伊是个靠得住的人，办事十分积极。他在库唐斯找到了约翰·法尔。当时人们正准备把犯人送往医院治腿。因为那两条腿都冻坏了。

今天我把法尔提来面审。我命人把勒利埃维尔带到一套隔开的房间。在那里他可以看见约翰·法尔到来，却又不会被约翰·法尔发现。当勒利埃维尔看见他迈步登上屋旁一座台阶的时候，忍不住拍手叫了起来，脸色也变了。“这是夏多布里昂!是怎样把他抓到的?”

勒利埃维尔事先一无所知。他是由于吃惊才说出这番话的。接着他求我不要说出是他指认出了夏多布里昂，否则他会没命的。

我没有让约翰·法尔知道我清楚他是谁。

阿尔芒被押解到巴黎，关在军事监狱，经受了修道院军事法院的秘密审判。老战士第一团的上尉贝尔特朗被此时当上巴黎驻军司令的于兰将军任命为阿尔芒专案军事调查委员会的独任推事。这个委员会是根据二月二十五日的命令成立的。

此案牵连的人有：被阿尔芒派到布雷斯特的德·古阿庸先生，和小德·布瓦泽—吕卡先生。阿尔芒托他把亨利·德·拉里维埃尔的书信交给巴黎的莱亚和西卡尔女士。

阿尔芒于三月十三日给富歇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有一些人，只因对我表示了过多的友情，就被关在监牢里吃苦。恳请皇帝宽大为怀，将他们开释。不论是什么情况，都请恢复他们的自由。我亦恳求皇帝的宽宏大量能惠及我不幸的家庭。”

一个心肠慈柔的人，给一个阴险狠毒的家伙写这些文字，真是打错了主意。再说波拿巴也不是佛罗伦萨的狮子；并不因为母亲流泪，就放了孩子。我曾写信向富歇求见。他同意了，并以革命者的轻率口气，大胆向我保证：“他见过阿尔芒了，我可以放心；阿尔芒跟他说会慷慨就刑的，他也确实是一副宁死不屈的神气。”要是我提出让富歇去死，他能保持这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语气吗?

我转而求助德·莱米扎夫人，请她转呈一封信给皇后，要求皇帝公正审判，或者宽赦阿尔芒。在阿莱能堡，德·圣勒公爵夫人告诉我这封信的命运：约瑟芬将它交给了皇帝。皇帝读它的时候，似乎有些犹豫。但是信中有些话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一气之下，就把信扔进火里烧了。我忘了一条，人只顾自己的面子。

德·戈荣先生和阿尔芒一起被判处死刑。不过他的案子惊动了德·蒙莫朗西男爵—公爵夫人，引得她来说情。她是德·马蒂格尼翁夫人的女儿，德·戈荣家与她们是姻亲。倘若只要侮辱一个姓氏，便可把一个古老的君主国交给新政权，那么蒙莫朗西家族的一个成员是可以为他求到赦免的。可惜事情并非如此容易。德·戈荣夫人没有救出丈夫，却救了年轻的布瓦泽—吕卡。这个惨案牵扯到方方面面，打击的只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似乎世界都要崩溃了：波涛上的风暴，陆地上的埋伏，波拿巴，大海，杀死路易十六的凶手，也许还有某种狂热的情绪，那是世上种种灾难神秘的起因。这一切大家甚至都没有想到，只有我一人注意到了。只有我一人把它铭记在心里。对拿破仑来说，皇冠上有几只小虫，哪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伸手把它们捏死不就行了吗?

行刑那天，我想把儿时的伙伴送到他最后的战场。可是我找不到车，只好徒步跑到格勒纳勒原野。我汗流浃背赶到时，已经晚了一秒钟：阿尔芒冲着巴黎城墙已被枪决了。他的头颅被打碎了。肉铺养的一条狗正在舔他的血和脑髓。我跟随拉着阿尔芒及其两位难友——甘塔尔和戈荣，一个是平民，一个是贵族——遗体的大车来到沃吉拉尔公墓。就是在那里，我安葬了德·拉阿尔普先生。我最后一次见了堂弟，却认不出来了：铅弹把他的面目全毁坏了，整张脸都被打掉了。我在上面看不出岁月的摧残，亦无法通过扭曲的带血的弹道看到死亡的踪迹。在我的记忆中，他始终还是围攻蒂永维尔时那副年轻的模样。他是在耶稣受难日被处决的：在我所有苦难的尽头，耶稣基督出现了。每当我在格勒纳勒原野的大路上散步的时候，都要驻足观看城墙上仍然残留的弹痕。如果波拿巴的枪弹没有留下其他痕迹，大家就不会再议论他了。

命运的链环真是怪异!巴黎驻军司令于兰将军任命的委员会，打得阿尔芒脑浆进飞。而从前，他也曾被任命为打破当甘公爵头颅的审判委员会主席。他在第一次不幸摊上那种事之后，难道不应该避免和一个军事法庭发生任何联系吗?至于我，每次提起伟大的孔代亲王儿子①的死亡，就免不了想到于兰将军在处决我的堂弟那位无名战士的案件中所起的作用。我毫不怀疑，现在轮到我接受上天的委托，来审判万森特别军事法庭那些法官们了。

①即前文提到的当甘公爵。

一八三九年于巴黎

一八一一、一八一二、一八一三、一八一四年——发表《纪行》——博塞红衣主教的信——谢尼埃之死——我被研究院接纳为院士——演说事件

在我的文学生涯中，一八一一年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年。

我发表了《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接替德·谢尼埃先生当了研究院的院土，并开始写作回忆录，今日此书已告完成。

《纪行》获得了全面成功，正如《殉道者》引起了全面争议一样。一个作家，不管多么蹩脚，在他那乱七八糟的东西出版之时，也会收到一些贺信的。在写给我的贺信中，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的信是不能忽略不提的。此公已经出版了两部著作，其权威性已经得到承认，而且在研究波舒哀和费奈隆①方面，几乎让人无话可说。这就是阿莱主教，博塞红衣主教。他对我极尽溢美之辞。人们给一本书的作者写信表示祝贺，只是由来已久的习惯，算不得什么。可是红衣主教至少让我感到了读者当时对《纪行》的普遍看法。关于迦太基那一段，他让我知道了有人对我的地理观念提出了一些异议。不过，这种地理观念还是占了上风。我还是确定了迪东②靠岸和避难的地点。在那封信里，人们会乐于发现一个由优秀人物组成的社会的表达方式，一种由于礼貌、宗教信仰和品德而变得庄严平和的文笔。

①波舒哀(Bossuet，一六二七—一七○四)，法国高级教士，神学家，作家。弗奈隆(Fénelon，一六五一—一七一五)，法国高级教士。

②迪东(Didon)，希腊传说中的公主，迦太基的创立者。

今日我们距那种优雅的调子是如此遥远。

经(塞纳和瓦兹省的)隆株莫，寄往维尔莫阿松。

先生，您也许已经收到公众满意和感激的正当表示。但是我可以向您肯定，您的读者都带着更真实的感情，享受您那部令人感兴趣的著作。您是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不需借助版画和图片，就能使读者看到那些胜地和古迹，回忆起那优美往事和壮丽场景的旅行家。您的心灵把一切都感受到了。您的想象力把一切都描绘出来了。读者感受了您心灵的感受，看见了您看见的东西。

从头九页起，当我随着您的笔，沿着克基拉岛的海岸旅行，看到相反的命运相继引来的那些永恒人物走上前来，我内心的感受，恐怕只能勉强向您表述。您只用寥寥几行文字，就把他们的足迹永远镌刻下来。人们永远可以在您的《纪行》中见到他们。您的著作比那些大理石更忠实地保存了属于他们的英名。

现在，我终于如愿地了解雅典那些名胜古迹了。我在一些精美的版画中见过它们。我欣赏过它们，但我却没有感受过它们。人们常常忘了，建筑师固然需要准确的描述、精确的尺寸和比例，但平常人也需要感受构思设计这些宏伟建筑的灵魂和天才。

您推测出了建造金字塔那高尚而又深远的目的。一些浅薄的演说家甚至没有想到那一层道理。

先生，一千二百年来，这个愚蠢野蛮的民族①蹂躏了地球上一些最美好的地区；您使各个世纪人们对他们的憎恶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我衷心感谢您!他们是从沙漠中出来的。我和您一样，希望看到他们被赶回沙漠。

①指土耳其人。

您通过与北美的野蛮人作的出色的对比，使我一时产生了对阿拉伯人宽容的感情。

似乎天意把您引到耶路撒冷，去观摩基督教早期场景的最后一场表演。即使人眼再也见不到那座陵墓，那惟一在末日无任何东西需要偿还的陵墓，基督徒总是可以在《福音书》中见到它的，而喜欢思考、生性敏感的人则可以从您描绘的画卷中见到它。

既然迦太基的废墟已经不复存在，您便无法描绘它。于是您在那上面安上了许多人和事，这些，难免遭到批评家的指责。不过，先生，我要求您，只诘问那些批评家一句：若是在这些如此引人入胜的画卷里见不到那些废墟，他们会不会十分气愤。

先生，您有权享有一种专属于您的光荣。这是您通过创造赢得的。不过对于您这样的性格，还有一种更让人满意的快乐，这就是把您高尚的灵魂和崇高的感情赋予您天才创作的快乐。这就是保证在任何时候，使您得到所有有宗教信仰的、品德好，名声好的朋友的尊敬和景仰。

先生，我正是以这个理由，请您接受我崇高的敬意的。

前阿莱主教、博塞红衣主教

一八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德·谢尼埃先生于一八一一年元月十日去世。友人们生出一个要命的想法，敦促我去接替他在研究院的位置。他们声称，像我这样遭受政府首脑的敌视、警察的怀疑和骚扰的人，有必要进入一个名头大，成员地位高的强大机构；只有在它的庇护下，我才能安宁工作。

对于在有关机构，即使是政府以外的机构谋取一个位置，我有一种无法克服的厌恶。头一个差使让我吃的苦头，我记得太清楚了。在我看来，谢尼埃留下的位置是危险的。我若是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只可能招惹灾祸。可是对于弑君的罪行，我不愿意默默放过，尽管康巴塞雷斯①是国家的二号人物。我决心呼吁自由，大声疾呼反对暴政；我想叙说一七九三年的恐怖，怀念下台的王族，叹息忠于王室的臣民的不幸。友人的回答说，我想错了。在学士院作就职演说，只要歌颂政府首脑几句即可。作了这番歌颂，我就可以让他相信我想说的一切事实，我就可以既保留自己的看法，又打消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的恐惧。再说，从某方面看，我也认为波拿巴值得歌颂。

①康巴塞雷斯(Cambaceres，一七五三—一八二四)，法国政治家，曾任执政府的第二执政，是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的人之一。

这些朋友一个劲地劝说，我厌烦了，只好举手投降。但我向他们表示，他们的看法有错。我对波拿巴的儿子、妻子和他的光荣经常予以抨击，这些他是不会不知道的，而对我给他的教训，他更是感受甚深；至于对当甘公爵遇难后辞职的人，对他命人撤下的《信使》杂志那篇文章的作者，他是认得出的。总之，我不但得不到安宁，反倒会重新招来迫害。朋友们不久就会不得不承认我说的都是事实：他们确实没有料到我的演说有多么冒失。

我照例去拜访学士院的诸位院士。德·万蒂米尔夫人把我领到莫尔莱神甫家里。我们发现他坐在炉前一把扶手椅上打盹，刚才在读的一本《纪行》从他手里落到地上。听到仆人通报我的姓名，他一惊而醒，抬起头来，叫道：“长了一点，长了一点!”我笑着告诉他，我也发现了这一点，准备再版时压缩。他是个好人，答应投我一票，尽管不喜欢我的《阿达拉》。后来，当《论立宪君主制》面世时，他想不到这样一部政论作品竟是出自《弗洛里达姑娘》的作者之手。格罗蒂乌斯①不是写了悲剧《亚当与夏娃》，孟德斯鸠②不是写了《格尼德神庙》吗?不过我不是格罗蒂乌斯，也不是孟德斯鸠，这倒是真的。

①格罗蒂乌斯(一五八三—一六四五)，荷兰历史学家。

②孟德斯鸠(一六八九—一七五五)，法国思想家、哲学家。

投票选举完了；我得到了绝大多数选票，于是开始准备演讲词。我写了又推倒重来，如此不下二十次，总是不能让自己满意：有时，我想让人家读起来舒服点，就觉得言辞重了点，有时，怒火烧起来，我又觉得话还是说轻了。我不知道在学士院演说，歌功颂德的配方该定多大的剂量为宜。尽管我对拿破仑感到厌恶，但是我对他一生中为公众服务的部分还是钦佩的。我愿意把它表达出来。我的结论本可以作得更好些。我在演说开始时提到了弥尔顿①。他就给我提供了榜样。他在为英国人民的《再次辩护》之中，对克伦威尔作了高度赞扬。他说：

①弥尔顿(Milton，一六○八—一六七四)，英国诗人，随笔作家。

“你不仅使我们历代国王的文治武功黯然失色，就是传说中英雄的丰功伟绩也无法与你相比。你出生的土地把国家交给你治理，请你经常思考着这份贵重的抵押品。从前它希望从德才兼备的精英们手里获得自由，如今它指望从你手中获得；它以只从你一人手中获得为荣。我们怀着热切的希望。请你不要让我们失望；你不安的祖国有一些担心，请你让她放心；你英勇的战友在你的旗帜下勇敢地为自由而战，请尊重他们的关注，莫辜负他们的伤口。那些死于疆场的战士，你要对得起他们的英灵。总之，你要尊重自己，不要在历尽艰险追求自由之后，自己又来践踏自由，或者让别人来攻击自由。只有等我们大家都获得了自由，你才可能真正自由。这就是事物的性质：侵犯公众自由的人，会头一个失去自由，成为奴隶。”

约翰逊②只引用了弥尔顿对护国公的颂扬，以便把共和党人拿来与他本人作对比。我刚才翻译的那段优美文字显示了作那些颂扬的条件。约翰逊的批评被人忘记了，而弥尔顿的辩护词留了下来。一切受党争派性所驱使，为一时的热情所裹挟的事物，都会像党争派性一样消亡，都会随那些热情一起消亡。

②约翰逊(Johnson，一七○九—一七八四)，英国伦理学家、文学批评家。

我的演说辞写好以后，就被召去念给专门成立的委员会听：可是它被这个委员会打回来了，只有两三个成员认为可以通过。那些得意的共和党人听我演说时那副恐惧模样真应该看看。我那些不受束缚的看法把他们吓坏了。他们只要听到自由两个字，就气得怕得发抖。达吕①先生把我的演说辞送呈圣克卢宫审阅。波拿巴表示，只要我发表了这个演说，他就会下令关闭研究院，把我扔进地下暗牢去度过余生。

①达吕(Daru，一七六七—一八二九)，法国政治家、学者。

我收到达吕先生这封便函：

本人有幸通知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倘若他有时间或者有机会来圣克卢，我将奉还他的演说辞。顺致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问候。

达吕

我去了圣克卢。达吕先生把演说稿还给了我。波拿巴盛怒之下，拿起铅笔，时有涂改，还用括号圈起来：处处留下狮爪的深痕。我认为自己身上也被狮子抓过，竟生出某种刺激的快感。达吕先生并不隐瞒拿破仑发火的情形。他告诉我，结尾虽可以保留，但仍有几句话要改；至于其余部分则全部要改。如果做到这点，学士院将以热烈的掌声接纳我。有人在宫里抄了我的演说辞，删去几段，又插进去几段。不久，外省就印出了被修改过的演说稿。

这一篇演说辞最能表明我的观点独立的和原则坚定。絮阿尔先生不抱偏见，做人很讲原则。他说，要是我在学土院大会上宣读了演说辞，大厅的穹顶都会被雷鸣般的掌声震塌。的确，在奴性十足的帝国时期，竟有人如此热烈地歌颂自由，人们想象得到吗?

我怀着宗教的虔诚，将经过修改的稿子，保留了下来。可是不幸在离开玛丽—泰莱丝医疗所时，那份手稿和一大堆文稿被火烧了。然而这部回忆录的读者还不致与它无缘，因为我在学士院的一个同事曾好心抄了一份。现转录如下：

弥尔顿出版《失乐园》的时候，大不列颠三个王国中没有一人予以赞扬。这部作品虽说错误不少，却仍不失为人类思想最壮美的丰碑之一。这位英国的荷马死去的时候已被人遗忘，他的同时代人把这位伊甸园的歌手不朽的任务留给了后人。这是否是文坛上一件极不公正的事情呢?这种事情，几乎每个世纪都可以举出一些。不过，诸位先生，这算不上文坛的不公。因为英国人那时刚刚摆脱了内战，似乎还没有打定主意来纪念一位在不幸年代以激进的宗教观点引人注目的人。英国人说，要是我们对一位充其量只可能要求我们作出慷慨宽恕的人大表敬意，那我们在为拯救祖国而捐躯的公民坟头又能做些什么呢?后人对弥尔顿自会有公正的评价，但我们，我们应该给予孙们上一课，应该用我们的沉默告诉他们，才华一旦与偏见结合，就成了有害的天赋；与其利用祖国的危难来出名，还不如强迫自己默默无闻。

诸位先生，我是仿效这位永垂青史的榜样，还是给你们谈论谢尼埃先生其人与其作品呢?为了使你们的习惯与我的看法达成一致，我以为应该持一种公正的折衷态度，既不完全沉默，也不作深入剖析。不过，不管我会说出什么话来，我都不会在其中夹带丝毫怨恨。如果你们发现我像我的老乡杜克洛①那样坦率，那我也希望你们会感到我和他一样正直。

①杜克洛(Duclos，一七○四—一七七二)，法国伦理学家、历史学家，出生于迪南。

大概，看到一个处于我这种地位，怀有我的原则和政治信念的人，来对今天由我占据其位的人发表议论是一件稀奇事。不过，若是能考察革命对文学发生了什么影响，指出社会制度怎样诱使才子犯错误，使他误人歧途，看上去是引他成名成家，其实只是使他被人遗忘，倒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情。弥尔顿尽管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但还是留下了一些得到后人赞赏的作品，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虽然没有摆脱自己的谬误，却摆脱了一个抛弃他的社会，在宗教中找到了减轻痛苦的良方，赢得光荣的办法。他既然得不到天的光明，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新地球，一个新太阳，可以说走出了一个满目所及只见灾祸和罪行的世界。他把雅各和拉结①帐篷里充满的那种原始的纯真、圣洁的幸福置放在伊甸园的摇篮之中，而把曾和他一起疯狂的那些人的烦恼、偏见和内疚置放于地狱之中。

①雅各和拉结，《圣经》中的一对夫妻。生活俭朴，和美，幸福。

不幸的是，尽管人们从谢尼埃的作品中发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才华的萌芽，但它们却并不是因为那种古代的简朴和那种崇高的庄严而闪耀光辉的。作者是由于完美的古典精神而显声扬名的。谁也没有他那样熟悉古今文学的原则：戏剧、演说辞、历史、批评、讽刺诗，种种体裁他都有所涉足。但是他的作品是在灾难的日子诞生的，打上了那种岁月的烙印。它们常常是为党性派性所驱使而写出来的，也就为乱党所欢迎。在我前任的作品中，我应该把已经被视为我们的祸根和也许仍将是我们的光荣的东西分开来谈吗?文学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在这里混在一起了。我既然不可能忘记一方面来专谈另一方面，那么，诸位先生，我就只能沉默，不然就得讨论一些政治问题。

有一些人希望把文学改变为一种抽象的东西，希望把它与人类的种种事情隔离开来。这些人会问我：为什么要保持沉默?诸位先生，请你们只从文学方面来看待谢尼埃先生的作品。这就是说，我不得不滥用你的和我自己的耐心来重复人们到处都可听到的陈词滥调。对那些陈词滥调，你们比我更加熟悉。在古代，在不同的风习下，前贤们过着长久延续下来的平安日子，可以致力于一些纯粹经院式的辩论。这些辩论表明了他们的幸福，更证明了他们的才华。可是我们，劫后余生的倒霉鬼，我们不再有那些必不可少的条件，也就无法领略一种如此完美的安宁。我们的思想与精神都有截然不同的经历。在我们身上，常人的身份取代了院士的身份。把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从文学中抽走之后，我们就只能通过鲜明的记忆和身处逆境的种种经历来看待它。什么?!在经历了一场数年之间使我们尝遍了许多世纪的辛酸苦辣的浩劫之后，竟还有人禁止作家作高屋建瓴的观察!禁止作家从事物严肃的一面进行审视!从语法上挑些毛病，提出几条风格上的规则，写出几句小里小器的文学格言，这些都是无聊的毫无价值的事情。作家会躺在摇篮里，包在襁褓中老去!他晚年的额头上显不出由长久的劳作，庄严的思想，常常是男性的痛苦加上人的威严所刻画的皱纹!操什么心事使他的头发变白?只不过是自尊心可怜的苦恼和幼稚的精神游戏罢了。

诚然，诸位先生，真要这么说，那就是极为蔑视我们!对我来说，我不可能这样返老还童，也无法在年富力强之时退回到童年状态。我也不能把自己封闭在人家给作家画出的狭小圈子里。举例来说吧，诸位先生，如果我愿意对主持这次会议的文人兼宫中大臣①作一番颂扬，你们认为我会满足于颂扬他身上那种轻松潇洒的法兰西精神?他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这种精神。在我们当中，他提供了这种精神的最完美的榜样。毫无疑问，我还要充分颂扬他美好的姓氏。我要举出德·布夫莱公爵，他让奥地利人解除了对热那亚的封锁。我还要谈到他父亲德·布夫莱元帅，那位军区司令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里尔城，用可歌可泣的战功慰藉了一位伟大君主不幸的晚年①。德·曼特农夫人评论蒂雷纳元帅这位战友时说：“在他身上，心是最后死的。”最后，我要提到路易·德·布夫莱②。他的诨名叫“强壮汉”，在战斗中表现出了海格立斯③的勇武和力量。这样一来，我就在这个家族的两极发现了勇武与优雅，发现了征战的骑士与抒情的诗人。有人希望法国人是赫克托尔④的后人，我却更认为法国人是阿喀琉斯⑤的子孙，因为他们也像那位英雄一样，一手挥剑，一手抚琴。

①指睿智的德·布夫莱伯爵，时年七十四岁。

①里尔保卫战发生于一七○八年，其时路易十四已是风烛之年。

②路易·德·布夫莱(Louis de Bouflers，一五三四—一五五二)，法国贵族，军人，死时年仅十八岁。

③海格立斯(Hercule)，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④赫克托尔(Hector)，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在特洛伊战争中作战勇猛，后被阿喀琉斯刺死。

⑤阿喀琉斯(Aehale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诸位先生，假如我希望跟你们谈谈那个以美妙声音歌唱大自然的著名诗人⑥，你们会认为我只限于让你们注意一种善于以同样的功力表现维吉尔那种匀称的美和弥尔顿那种不规则的美的才华，对吗?不对：我还要向你们指出这位诗人不愿与不幸的同胞分离，怀抱竖琴跟随他们流亡海外他乡，通过吟唱他们的痛苦来安慰他们。在我所属的那群流亡者中间，他是名闻遐迩的—个。确实，他的年纪，衰弱的身体，才华和光荣都不能使他在自己的祖国免遭迫害。有人想叫他写一些给他的诗才抹黑的诗歌，以换取平安。可他的诗才只能吟诵：罪恶遗臭万年，美德流芳千古：“放心吧，你们将永远被人铭记。”⑦

⑥指法国诗人德利尔(Delille，一七三八—一八一三)。

⑦德利尔一七九四年奉罗伯斯庇尔之命写了这首《酒神颂》。他于一七九五年流亡英国。

最后，诸位先生，如果我希望跟你们提到一位我十分敬爱的朋友，照西塞罗①的说法，一位助你更加成功，帮你化解不幸的益友②，那我就要夸赞他情趣高雅纯粹，散文写得优雅精致，诗歌写得和谐，有力，完美。它们虽然仿照了一些名篇巨作，却因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而出类拔萃。我要赞颂这位超卓的才子，他从不知妒嫉是什么滋味，不论谁获得成功，他都为之高兴；十年来，我每取得一点成绩，他都感到快乐，那种纯真的发自心底的快乐，只有最高尚的品格、最深厚的友谊才感受得到。不过我却不应忽略我的朋友在政治上的丰功伟绩。他是国家最高机构之一的主席，他所发表的演说，篇篇都是温文尔雅的杰作。他牺牲了自己与缪斯女神的温情交往，转而忙于一些行政事务，倘若不是怀着培养子孙后代将来循着父辈的光荣足迹前进，避免我们谬误的希望，那么这些事务大概是不会有什么趣味可言的。

①西塞罗(Ciceron，公元前一○六—前四三)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

②指封塔纳，法国文学家，诗人，曾任拿破仑宫廷的国民教育大臣，立法机构主席。

在谈到出席这次会议的诸位杰出人物时，我忍不住要从精神和社会两个方面来评价。你们中的这一位③是以敏锐、高尚、达观的思想，以今日少有的文雅，尤其是以坚持自己的温和见解这种最可贵的节操而被人敬重。另一位④虽然年事已高，却恢复了青春活力，朝气蓬勃地为不幸者的官司进行辩护。这一位是博雅的历史学家，讨人喜欢的诗人⑤，他对一位父亲和一个儿子为祖国效力而伤残的回忆，赢得了我们更大的敬重与爱戴。那一位⑥通过让聋子恢复听力，哑子开口说话，让我们想到他所献身的福音信仰带来的奇迹。先生们，在你们当中，难道没有你们昔日光辉业绩的见证人?他可以给德·阿格索大法官的孝子贤孙讲述他祖先的姓氏在本院大会如何受欢迎的情景。接下来我要提到缪斯九姊妹格外垂青的门生。我发现《俄狄甫斯》的可敬作者①退隐乡间，索福克勒斯在雅典附近的柯洛纳小村子忘记了把他召回雅典的光荣。梅尔波麦娜②的其他儿子，使我们对父辈所受的苦难格外关心的人，该得到我们多大的敬爱啊!

③学士院院士絮拉特(Suard)。

④指莫尔莱神甫，他曾为恐怖时期的受害人提出申诉。

⑤指德·塞居尔伯爵(Comte de Segur)。其父与其于都在为法国效力的征战中受伤。

⑥指西卡尔(Sicard)神甫。

①指法国戏剧家杜希(Ducis)，他退隐巴黎郊外的凡尔赛生活。作者把他比作古希腊大戏剧家索福克勒斯。

②缪斯九姊妹之一。

所有法国人预感到亨利四世的逝世③，他们的心再一次受到震撼。那些勇敢的骑士被历史可耻地遗忘，悲剧女神恢复了他们的光荣，并且通过我们一位现代欧里彼得斯④之手，高贵地替他们作了报复。

③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加布里埃尔·勒占韦写了一出悲剧《亨利四世之死》。

④欧里彼得斯(Euripides，公元前四八○—前四○六)，古希腊悲剧作家。作者在此比喻法国剧作家莱鲁亚尔，剧本《圣殿骑士团》的作者。

接下来，在评价阿那克莱翁⑤的继承人时，我要特别提到那位可爱的人⑥，他也像那位底奥斯老头，写的爱情歌在被人传诵了七十五年之后，仍然深受欢迎。诸位先生，我将去那些波翻浪涌的海洋追寻你们的功名。从前，是巨人阿达玛斯托尔看守它们。它们一听到埃莱奥诺尔和维吉妮⑦的芳名，就变得风平浪静。“Tibi rident oe quora．”⑧

⑤阿那克莱翁(Anacreon)，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抒情诗人，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底奥斯，故下文的底奥斯老头亦是指他。

⑥指法国情歌作者洛容。

⑦分别指法国诗人帕尔尼和小说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这是他们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名字。

⑧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的诗句：“平静的大海向你微笑。”

咳!我们中间有太多的天才四处漂泊，远走他乡!诗不是用和谐的语句歌唱过海神的艺术，把它带往遥远海岸的如此不幸的艺术吗①?还有，法兰西的辩才在为国家和祭坛辩护之后，不是把圣昂布卢阿兹的祖国当作发源地，退去那儿隐居吗②?难道我不能把本次大会的全部成员都放在一幅画上来描绘一番吗?这幅画色彩艳丽，用不着靠阿谀奉承来增辉。因为，嫉妒虽然有时确实使文人的可敬品质黯然失色，但是这类人以高尚的情感，无私的美德，和对压迫的仇恨，对友谊的忠诚，对不幸者的一贯同情而显声扬名却更是事实。诸位先生，我喜欢把一个主题从各方面来考察，尤其喜欢把文学用于伦理道德、哲学和历史的最高题材，使它变得严肃，其原因就在于此。由于具有这种思想的独立性，有些作品我就只好不提，因为考察这些作品不可能不刺激情绪。如果我评论悲剧《查理九世》，我能忍住不去报复洛林红衣主教的记忆吗?能克制自己不去对这门不可理解的给君王准备的功课提出异议吗?凯厄斯、格拉库斯、卡拉斯、亨利八世③，弗奈隆都在好些地方篡改了历史，以支持同样的学说。我读过讽刺作品，发现本次会议一些最重要的人在其中受了嘲讽，然而这些作品风格纯净，笔调优雅，文字浅易，令人愉快地想到伏尔泰的流派。尤其是我的名字也不能躲开作者的嘲弄，就更乐意为它们说上几句好话。不过，对于一些有可能引来严厉指责的作品，我们就按下不提吧。有一个作家是你们的同事，你们当中有些人是他的朋友，他的仰慕者，我也就不来搅乱你们对他的悼念了。我希望他在九泉之下得到安宁。这种安宁，他是靠人们对他的信仰才得到的，尽管在他看来，在那些维护这种信仰的人的作品里，这种信仰是那么微不足道。不过，诸位先生，在此碰到一个暗礁，我岂不是相当不幸?因为在把所有死者都应得到的敬意给谢尼埃先生献上的同时，我担心碰上一些更为出名的亡灵。倘若一些不大宽容的解释要把我这种不由自主产生的不安说成是罪过，那我就情愿躲在一个强大帝王在历代被侮辱的王朝尸骸上建起的赎罪坛脚下避难。啊!对谢尼埃先生来说，要是他没有参与群众动乱，他会更加幸福!

①指法国诗人埃斯梅纳尔，他写过一首诗《远航》。

②指红衣主教莫利，他本已退隐意大利，但拿破仑又把他任命为巴黎大主教。

③凯厄斯(Caius，一五一○—一五七三)，英国人文主义者，内科医生。格拉库斯、卡拉斯不详。亨利八世(Henril VIII，一四九一—一五四七)，英国国王。

因为动乱的不幸后果最后还是落到了他头上。他和我一样，知道在风暴中失去一个至爱兄弟是什么滋味。要是天主在同一天把我们不幸的兄弟召到他的审判庭，我们的兄弟会说什么?要是他们在最后的时刻，在把血流到一起之前相遇，没准会向我们大喊：“停止你们的内战，找回友爱与和平的意识。每一方都受到死亡的打击。无情的分裂会叫你们付出青春与生命的代价。”这也许就是他们出于手足之情的呐喊。

现在这些话只能安慰我的前任的亡魂了。要是他能够听到这些话，一定会感受到我在此对他兄弟所表达的敬意。因为他本是个豪爽的人，甚至就是这种豪爽的性格把他拖进了革新运动。想必革新运动很是诱惑人，因为它答应把法布里齐乌斯①的美德还给我们。可是他不久就失望了，情绪变坏，才华变得反常。他被运动的潮流裹挟，从诗人的孤独来到乱党贼众中心，怎么可能沉湎在那些使生活变得有趣的情感之中?他本是在希腊的天空下面出生的，要是他只见过希腊的天空，要是他只察看过斯巴达和雅典城邦的废墟，那该多幸运呀!我说不定会在他母亲①的美丽祖国与他相遇，我们也许会在佩尔默斯②海边发誓订交：或者，既然他注定要回到父亲的家园，何不让他跟随我去风暴把我抛进的荒漠呢?森林的静穆将会安抚这个骚动的灵魂，荒野的茅棚也许会使他对王家的宫廷生出友善之情。可这都是毫无意义的愿望!谢尼埃先生始终在观看我们的骚乱、我们的痛苦。先生们，他年纪还轻，就患上了不治之症，你们眼见他缓缓走向坟墓，最后永离人世……他临终的情况，没人对我说过。

①法布里齐乌斯(Fabficius，公元前三世纪)罗马政治家，以廉洁正直著称。卢梭十分推崇他，称他为“罗马老人”。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记叙了他的一生。

①谢尼埃的母亲出生在君士坦丁堡，是拉丁人，受的是希腊文化的教育。

②原文为Permesse，查不到在哪个地域，通译为什么名字，姑用音译。

我们这些经历过动乱纷争的人，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注视。在一个疯狂的年代，人人都多少失去理智的年代，谁又能自诩为出污泥而不染呢?因此，我们要对别人宽容，有些事我们虽不赞成，却也要原谅宽宥。有时才华、天才甚至美德也可能跨过责任的界限，这本是人类的弱点。谢尼埃先生热爱自由，我们可以说他这是罪过吗?就是那些骑士本人，要是他们能走出坟墓，也会追随我们时代的光明的。要是那样，我们就会看到荣誉和自由那种完美的结合得以形成，就像瓦卢瓦家族统治时期，那些哥特式的齿形装饰在我们的宏伟建筑上无限优雅地环罩在希腊柱形顶端一样。自由难道不是最贵重的财富，不是人的第一需要?它使天才热情奔放，使心灵得到升华。对于缪斯的朋友，它像他呼吸的空气一样不可缺少。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附他人而生存，因为它们使用的是一种单独的语言，并不为群众所理解。而文学则不同，它用的是通用语言，若是戴上了脚镣手铐，就会衰弱，就会死亡。若是在写作时，必须禁止自己表达高尚的感情，表达强烈而伟大的思想，那又怎么写得出不辜负未来的篇章?自由乃科学与文学之友，这本是如此自然的事情。当自由被人从人民中间驱走时，它就躲到科学与文学身边避难。先生们，自由委托我们替它撰写编年史，替它向敌人报仇，把它的名字与对它的崇拜传给后人，传到千秋万代。为了使们不致误会我所表达的思想，我谨声明，我在此谈论的自由，是来自秩序和产生法律的自由，而不是源于放纵招来奴役的自由。《查理九世》作者的过错并不在于向那些神祗中的随便叨阶奉上了乳香，而是在于认为它赋予我们的权利是与一个君主立宪政府水火不容的。一个法国人把这种自主表述在他的看法之中，而别的民族则把它写进了法律。自由在他看来只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原则。从本能上说他是公民，而他选择的却是臣民。即使你们哀悼的作家作了这种思考，他对于破坏性的自由与建设性的自由也不是怀着同样的热爱之情。

先生们，学士院的惯例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在即将结束这场演说的时候，我忽然冒出一个想法，不觉悲从中来：不久之前，谢尼埃先生对我的作品作出了判决，正准备发表，而今日，却是我在这儿批评我的判官。我要十分真诚地说，我仍然宁愿遭受一个敌人的嘲讽，宁愿安安静静地生活在孤独之中，也不愿以我的到场提请你们注意，人在尘世的生死接替是何其迅速，死亡的出现是何其突然，它推翻我们的计划，打消我们的希望，骤然把我们带走，有时把对我们的回忆留给与我们的观念原则完全相反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讲台就是战场，才子们轮番登台，在这里大出风头，也在这里告别人世。这个讲台曾见过多少天才走过!高乃依、拉辛、布瓦洛、拉布吕耶尔、波舒哀、费奈隆、伏尔泰、布封、孟德斯鸠……先生们，想到自己将成为这条名人谱系链上的一环，谁又不害怕呢?我被这些不朽的名字压得喘不过气来。况且凭我的才华，我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他们的继承人。不过我至少会努力以我的感情证明，我是他们的后来人。

将来，轮到我让位给应该替我致悼词的人时，他可以苛严地对待我的作品。但有一句话他是不能不说的，这就是我怀着满腔激情热爱祖国；我宁肯自己吃千般苦，也不愿让祖国流一滴泪；我坚定不移地把生命的每一天奉献给这种高贵的情感。只有它使我们活得伟大，死得光荣。

可是先生们，我选择这样的时刻来谈论死亡葬礼是多么不合时宜!我们周围不是充满了欢乐吗?作为一个孤独的旅人，我在那些覆亡的帝国废墟上作过多日沉思：我发现一个新帝国在崛起。我刚刚离开安息着已逝民族的陵墓，又看到一只满载着未来命运的摇篮①。从四面八方传来士兵的欢呼。恺撒登上了卡皮托利山②，老百姓到处传诵奇迹，宏伟的高楼大厦一座座建起来了，祖国的边境线一直推进到了遥远的海边。那可是日耳曼尼库斯③都没见过的远海哟!那里浮载着西庇阿④的巨舰。

①拿破仑之子生于——八一一年三月二十日。

②罗马山名，建有朱庇特神殿。此句喻拿破仑登上了政治巅峰。

③日耳曼尼库斯(公元前十五—公元十九)，古罗马名将，维护和扩大帝国疆土的功臣。日耳曼便是因其得名。

④西庇阿，古罗马大家族，族内先后有多人率军出征非洲。

当胜利者接受凯旋式的欢迎，由他的军团簇拥着前进的时候，缪斯那些沉着安静的子孙将干什么呢?他们将迎着战车走去，以便把和平的橄榄枝和胜利的棕榈叶插在一起，以便向胜利者展现神圣的队伍，以便给战争故事加上让保罗—艾米尔看到佩尔修斯⑤的不幸潸然落泪的感人画面。

⑤保罗—艾米尔(Paul-Emile，生卒年月不详)，古罗马大将，公元前169年，大败马其顿国王佩尔修斯(公元前二一二—前一六五)。

您，凯撒们的女儿⑥，抱着您年幼的儿子，走出宫殿，来给伟大增加一点妩媚，来使胜利生出几分怜悯，来用您王后兼母亲的带着威严的温柔，减弱武器的寒光。

⑥指拿破仑的妻子玛丽—路易丝皇后。

在退还给我的演说稿上，开头部分提到弥尔顿的地方，都被波拿巴亲手划去了。我反对把文学孤立起来的部分也同样留下了铅笔划去的印痕。对德利尔神甫的颂扬被括起来了，因为它使人想起了流亡贵族，想起了诗人对王室的灾难，对流亡难友的痛苦始终不变的同情。对德·封塔纳先生的颂扬被打上了叉。几乎所有提到德·谢尼埃先生，他和我的兄弟，以及在圣德尼建造的赎罪坛的地方，都被一笔勾销。以“德·谢尼埃先生热爱自由……”开头的那一段，被打上了两条直杠。不过后来帝国官员在发表这篇演说辞时，还是相当合适地保留了这一段。

人家把这份演说稿退给我以后，事情并没有了结。他们想迫使我重写一份。我表示就用这一份，决不重写。于是委员会宣称，我如果不改写，就不会被学士院接纳。

有一些十分美丽、热心，有胆有识的人对我很是关心，尽管我并不认识她们。我一八○○年回国时，是兰德赛夫人从加来把我接到巴黎的，这一次她把我的情况告诉了盖夫人，盖夫人又把它告诉了莱约尔·德·圣—让—堂热利夫人。后者便请求德·罗维戈公爵放我一马。当代妇女把她们的美丽插在权势与厄运之间以作调停。

由于研究院要颁发十年大奖，我进学士院这件事就拖了下去，直到一八一二年才得到解决。波拿巴虽然迫害我，在审查获奖作品的时候，却也问及学士院为何《基督教真谛》榜上无名。学士院说明了原因：我的许多同事写的评审意见对我的作品不利。有一个希腊诗人对一只鸟说：“雅典的女儿啊，你是用蜂蜜喂大的，你的歌唱得如此曼妙，可是你带走了一只蝉，一个和你一样好的歌手，要用她去喂你的雏儿。你和蝉都长着翅膀，都在这里居住，都庆贺春天的来临，你就不能还她以自由么?一个歌手死于同类之喙，这件事儿可不道义。”我真应该把这段话说给我那些同事听听。

十年大奖——《革命论》、《纳切兹人》

波拿巴对我又恼恨，又有好感，这种状况是经常的，奇怪的。不久前他还在威胁我，可突然一下他又质问研究院，在评审十年大奖时，为什么没有提我。他甚至向封塔纳表示，既然研究院认为我没有资格去竞争这项大奖，他就给我一个奖，他将任命我当法兰西全部图书馆的总管：这是个享受一级使馆薪俸供给的肥缺。波拿巴最初的想法是把我安排在外交界使用，但他又认为这不合适。出于他很清楚的原因，他对于我辞去外交部的职务一直不肯谅解。尽管他有这种慷慨的打算，他的警察总监不久之后还是请我离开巴黎，于是我去了迪耶普继续写回忆录。

波拿巴屈尊降贵，演起了爱戏弄人的小学生角色。他翻出《革命论》，为在这个题目上给我招来攻击感到快乐。有一个叫达马兹·德·莱蒙的先生出来为我辩护。我去维维安街向他致谢。他家的壁炉上摆着一些小玩意，还放着一个骷髅。不久，他与人决斗送了命，他那可爱的面孔就与似乎频频相召的可怕头骨会合去了。当时大家都来硬的：一个暗探奉命去逮捕乔治，①脑袋上挨了他一颗子弹。

为了打退我的强大对手发动的这场恶意攻击，我去找那位德·波默勒尔先生。我第一次到巴黎时曾向你们提到他：他当上了印刷出版行的总管。我请求他允许我把《革命论》全文重印一次。在一八二六版我的全集第二卷《革命论》的序言里，大家可以读到我关于这件事的通信及其结果。此外，帝国政府也有充足的理由拒绝我全文重印此书的申请。无论从论述自由还是从论述合法君主制度的言论来看，《革命论》都不是在专制政府与篡位者统治时期能够出版的书籍。警察装出不偏不倚的样子，让人说了我一些好话，可是在禁止我作唯一能为自己辩护的事情时，他们笑了。路易十八回国以后，有人又翻出了《革命论》。在帝国时期，人家利用这本书，从政治方面攻击我，而在复辟时期，人家则是从宗教方面来反对我。在新版《历史论著》的注释中，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全面的检讨，以致再也没有可以自责的地方了。这事还是留待后人去评说吧。假如这些陈旧的东西还能吸引他们的话，他们是会对论著和注释发表看法的。我敢于希望他们会像我这头斑斑白发一样来评价《革命论》，因为随着年岁增长，接近未来，人也接受了未来的公正态度。这本书和注释把我人生之初和晚年是什么样子，都如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①即卡都达尔(Codoudal)，曾策划二次反波拿巴的行动，一八○四年被处决。

此外，我毫不留情地谈论的这部著作，对我作为诗人、伦理学家和未来政治家的一生作了一个简略的概括。工作精力充沛，观点大胆至极。人们不能不承认，我虽步过不同的道路，却从没有受过偏见的支配，从没有盲目地从事任何事业，也从没有受过任何利益的驱使；我所作的决定都是出自内心，从没有受过别人指使。

在《革命论》里，我在政治与宗教上是完全自主的。我把一切都作了审查：作为共和派，我却为君主政体效力；作为哲学家，我却向宗教表示敬意。这并不矛盾，而是人类实践的可靠性与理论的不可靠性所带来必然的后果。我的思想生来是什么都不相信的，甚至连我本人也不相信，是什么都瞧不起的，不管是伟大还是贫贱，是国王还是民众，都被一种理性的本能所支配。这种本能让它服从公认的美好事物，如宗教、正义、人道、平等、自由、光荣。今日人们对未来的梦想，眼下这代人认为自己发现的、建立在与旧社会截然不同的原则基础上的未来社会的东西，在《革命化》中早就得到了肯定的预告。一些人称自己宣告了一个陌生世界的来临，而我比他们早了三十年。我的行动属于旧的世界，我的思想却进了新的国度。前者由我的责任所规定，后者则是由我的本性所驱使。

《革命论》不是一部蔑视宗教的著作，而是一部充满疑惑和痛苦的著作。这点我早巳说过。

尽管如此，我还是应该把自己的错误，看得严重一些，应该用合乎事理的观念来弥补我的著作中那么多带有偏见的观念。在我开始写作生涯的时候，我生怕伤害年轻人。对年轻人我是有要修正弥补的地方，至少我应该给他们一些别的忠告。但愿年轻人知道人们可以成功地与一种被搅乱的自然进行斗争。道德的美，神圣的美虽然比尘世的一切梦想都要高级，我却见到过，只要有几分勇气，我就可以达到它，持有它。

为了结束我关于自己的文学生涯的评价，我应该谈谈我的处女作。这部作品我一直没有拿出去发表，恐怕在收进我的全集之前它仍会是手稿。

《纳切兹人》开篇的序言叙述了在德·图依齐先生的关心和热情寻找下，作品在英国失而复得的经历。

我从这部手稿中抽出了《阿达拉》、《勒内》两部作品以及穿插在《基督教真谛》中的许多描写。这样一部手稿决不会是一部枯燥乏味的东西。这第一部手稿是一气呵成的，并没有分开几部分来写。所有的主题都混在一起：游记、自然史、戏剧性的部分等等。不过在这部一气呵成的手稿旁边，还有另一种分成卷的部分。在这第二部分中，我不仅在题材上作了分别，在写作体裁上也作了改变，把它们从长篇小说改为史诗。

一个年轻人把思想、创意、所作的研究和阅读的材料乱七八糟地堆在一块，难免不拼凑出一个大杂烩，但是在这个大杂烩之中也确实显现了年轻力壮所具有的创造力。

我的情况也许别的作者都没遇到过，这就是事隔三十年后，重读连自己都完全忘记了的一部手稿。

我有一个风险要承担。在把画笔重新刷过画面时，我有可能把它弄得黯然失色。一只更稳重但也更呆板的手在抹去一些不准确的线条时，也会有抹掉年轻时最强烈的色块的危险：在创作中应该保留独立自主，也可以说保留自己的激情。应该允许年轻战马的嚼子上流点口沫。就算《纳切兹人》中有一些东西，今日让我来写，我会颤抖地把它们冒险写出来，但也有一些东西我是不愿再写的，尤其是第二卷中勒内那封书信。它出自我最初的手法，并且再现了《勒内》整部作品。我不知道为了更靠近疯狂，在我之后写出来的种种《勒内》会说些什么。

《纳切兹人》通过一种祈求，朝荒野和夜的星辰——我年轻时最高级的神灵倾吐心声：

“在美洲森林的阴影里，我想唱一些孤独的曲子，一些凡夫俗子尚未听见的曲子。啊，纳切兹人，我想叙说你们的苦难!啊!路易斯安那州的民族，如今只留下回忆的民族!不幸的默默无闻的林中居民，他们难道不如别的人那样有权让我们掬一捧热泪?而我们圣殿中君王的陵墓，未必比故乡橡树下印地安人的坟茔更打动人心?

“而你呵，沉思的烛台，夜的星辰，你对于我就是希腊品都斯山脉的星星!在我的脚步前面走吧，穿过新世界的陌生地区，让我借你的光，发现这些荒原迷人的秘密!”

我的两个自然界在这部奇异的作品里，尤其在早期的手稿里交混在一起。人们会在其中发现一些政治事件和传奇情节，不过透过叙述，人们到处都听得见一个歌唱的声音，一个仿佛来自陌生世界的声音。

我的文学生涯的终结

从一八一二年到一八一四年，只有两个年头帝国就覆亡了。这两年发生的事情，人们预先就看出了一些眉目。我在这两年作了一些有关法兰西的研究，写了这部回忆录中的一些篇章。但我什么也没有付印。我发表了《基督教真谛》、《殉道者》和《纪行》三部大部头作品以后，我的诗歌和学术生涯就真正完结了。我的政论写作开始于复辟时期。与这些作品同时开始的，还有我的政治活动家生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生涯到此结束了。我被时光的波涛所裹挟，把文学遗忘了。仅仅是在今年一八三一年，我才记起了置诸脑后的一八OO至一八一四年间的事情。

这段文学生涯，您可以确信无疑，丝毫不比我的旅行生涯和行伍生涯顺利。一样也有艰苦的劳作，也有战斗，也有沙场喋血。并非人人都是缪斯，处处都有卡斯塔利亚泉源①。我的政治生涯更是充满了狂风暴雨，更加动荡不安。

①帕尔纳斯山脚的泉源，缪斯们经常光顾，能给诗人以灵感。

也许有一些残屑碎片标出了我的雅典学园②所在的地点。《基督教真谛》开始了反对十八世纪哲学的宗教革命。我同时也准备了这场威胁我们语言的革命，因为风格上没有创新，思想上也就不可能出新。在我之后会不会出现目前尚未为人所知的艺术形式?我们能否从目前的研究出发向前发展，正如我们从过去的研究出发向前迈步一样?有没有人不可能跨越的界限，因为人与事物的本质发生了碰撞?这些界限难道不是存在于现代语言的分裂、存在于这同一些语言的老朽，以及存在于新社会造就的人的虚荣之中?语言仅是在文明的运动完善之前才追循它，到达语言自身的顶点之后，它们便暂时稳定下来，然后它们无力再往上攀登，便走上了下坡路。

②柏拉图在其中讲学的花园。

现在，我要结束的叙述与先前不同日子写的我政治生涯的最初篇章结合起来了。回到我的大厦已经建成的部分，我觉得略微增添了几分勇气。当我重新开始工作时，我担心柯埃吕斯年老的儿子①会看见特洛亚城的建筑师手中的金砌刀变成了铅砌刀。不过我觉得，负责向我倾诉往事的记性还靠得住：在我的叙述中，你们深切感受到冬天的寒冰了么?我在讲述童年往事时，你们觉得我试图激活的黯淡尘封与我让你们看到的鲜活人物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吗?我的年岁就是我的秘书，当其中某一个年头即将逝去时，就把羽毛笔传给妹妹，于是我得以继续口授下去。由于她们是姐妹，她们写出来的东西也几乎完全一样。

①柯埃吕斯为希腊神话中的天神。他年老的儿子似指克洛诺斯。此句意为：夏多布里昂开始写《回忆录》时，使的是阿波罗建造特洛亚城的金砌刀，但他担心自己变得与克洛诺斯一般老时，金砌刀会变成铅砌刀。

波拿巴

青春是一个可爱的东西。她从花团锦簇的生命之初出发，像雅典的舰队一样浩浩荡荡，去征服西西里和埃那城风光优美的郊野。海神的教士大声作了祈祷，并用金杯盛酒作了浇祭。人群站在海边，把自己的祈祷与船上驾驶员的祈祷汇合在一起。当帆篷在黎明的阳光和微风下徐徐展开时，人们唱起了战歌。亚西比德①穿一身红装，像爱神一样俊美，在三层桨战船上引人注目，他为自己在奥林匹亚赛车场投进的七辆马车而骄傲。不过阿尔客诺俄斯②统治的岛刚刚驶过，幻觉就消失了：亚西比德遭受放逐，将在远离祖国的地方老去，并将身中利箭，在提曼德拉怀中死去。他实现最初希望的同伴，絮拉库斯城的奴隶，只得到欧里彼得斯的几句诗来减轻他们锁链的重量。

①亚西比德(Alsibiade，公元前四五○—前四○四)，古代雅典将军，苏格拉底的学生，民主派首领。

②阿尔客诺俄斯(Alcinous)希腊神话中斯刻里亚岛上的费阿客亚人之王。

你们看着我的青春离开了海岸，它没有叔公佩里克莱斯③收养的遗孤，在阿斯帕齐娅④膝头上长大的孩子那份俊美，但天主知道，它有清早的时辰，还有欲望和梦想!那些梦想我跟你们作过描绘：如今，在四处流亡之后回到陆地，我可以给你们讲述的，只有像我的年纪一样伤感的真理。我之所以有时还拨响里拉的和弦，因为那是诗人最后的和谐之音，他力图给自己治愈时间之箭的创伤，或者想让自己摆脱岁月的羁绊。

③佩里克莱斯(Pericles，公元前四九五—前四二九)，雅典政治家，亚西比德的叔公。下文的遗孤即亚西比德。

④阿斯帕齐娅(Aspasie，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雅典美女，佩里克莱斯的女友。

你们知道我的旅行者和士兵生涯多变，你们熟悉我从一八○○年直到一八一三年的文学生涯。一八一三那一年你们把我留在狼谷。而在我的政治生涯开始之时，那个地方仍然属于我所有。我们现在进入了这段生涯。在深人其中之前，我不得不回过头来说一说一般的事情。此前我光顾说自己的工作和遭遇，跳过了那些事情。那些事都是按拿破仑方式做出来的。因此，我们就来谈谈他吧，谈一谈在我的梦想之外建造的宏伟大厦，我现在成了历史学家，却仍是回忆录作者。公众的兴趣鼓励我倾吐出私人的隐情。我将在叙述之中插入这些细节。

革命战争爆发之际，各国君王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以为发生的是一场暴乱。他们从中也许会看到民族的变更，一个世界的终结与开始。他们自以为对自己来说，这场革命战争只会使自己的国土扩大，把原先属于法兰西的几个省并人自己的版图。他们相信旧时的战术，相信旧时的外交条约，相信政府间的谈判。而应征入伍的新兵将会打退德皇弗雷德里克的精锐部队。一些君王将来到一些默默无闻的鼓动家的候见厅祈求和平。革命的可怕舆论将在断头台上解决古老欧洲的冲突。这个古老的欧洲以为打击的只是法兰西，却没有意识到一个崭新的世纪正在朝它走来。

波拿巴在他节节胜利期间似乎被召去改朝换代，使他本人的王朝成为年岁最长的王朝。他把巴伐利亚、符登堡和萨克森的选帝候都扶上国王的宝座，把那不勒斯的王冠给了米拉，把西班牙的王冠给了约瑟夫，把荷兰的王冠给了路易，把威斯特伐利亚的王冠给了热罗姆；他妹妹埃莉莎·巴兹奥希是吕卡①的公主；他自己则是法国人的皇帝、意大利国王。他的意大利王国囊括威尼斯、托斯卡纳、巴尔玛和普莱桑斯；皮埃蒙特并入了法国。他同意让他的将领之一贝纳多特统治瑞典；通过莱茵联盟条约，他行使奥地利王室对德意志的权利；他宣称自己是海尔维第联邦①的中介人；他把普鲁士打翻在地；他手上一条船都没有，就宣布封锁英伦三岛。英国尽管拥有强大的舰队，却到了在欧洲没有一个港口可以卸一包货物或者投一封信的时刻。

①吕卡，意大利中部城市。

①海尔维第，古高卢的东部地区，大致相当于现代瑞士。

教皇辖下诸邦成了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台泊河流域成了法兰西的一个省。人们看见巴黎的街道上有一些主教在来往，他们几乎成了半个囚徒。他们把头探出出租马车门口，问道：“请问XX国王是否住在这里?”“不在这里。”被问到的人回答，“在那上头。”奥地利交出自己的女儿才赎回了自己的皇权。南方的大王向奥诺里娅·德·瓦朗蒂尼安求婚，并要求得到帝国的一半省份作陪嫁②。

②南方的大王指波拿巴。公元五世纪的匈奴王阿提拉是北方的大王。奥诺里娅是公元四世纪罗马皇帝瓦朗蒂尼安的妹妹。阿提拉声称只有得到罗马帝国的一半疆土才答应娶她。

这些奇迹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创造出这些奇迹的人有些什么品质?要圆满地实现这些奇迹他还缺了什么才能?我将密切关注波拿巴的巨大功业，尽管他走得如此之快，只在这部回忆录中占了短暂的时期。枯燥的家系调查、对事实冷静客观的分析研究、对日期单调的核查，这些都是作家的责任，也是不得不做的工作。

波拿巴——他的家族

第一位应该在现代编年史上提一笔的布奥拿巴③(波拿巴)是雅克·布奥拿巴。他是未来征服者的先兆，给我们留下了一五二七年罗马遭受洗劫的历史，他是那场劫难的目击者。拿破仑—路易·波拿巴①是奥尔唐斯王妃，德·圣勒公主的长子，在罗马涅省暴动之后逝世。他生前把那份珍贵的资料翻译成了法文。在译文开头他叙述了布奥拿巴的家谱。

③波拿巴的科西嘉岛发音。

①拿破仑—路易·波拿巴(Napoleon-Louis Bonaparte)，未来的拿破仑三世的兄长。

译者说“他在发表有关波拿巴家族的真实细节时，只限于填补科隆出版商写的那篇前言中的缺漏。据他说，那虽然是一些几乎完全被人遗忘的历史碎片，但对于喜欢在过去的编年史中寻找近代名人家世起源的人来说，至少还是有意思的。”

让我们来查看一部家谱。在这部家谱里，我们看到一个叫诺尔迪依·布奥拿巴的骑士，于一二六六年四月二日，为孔拉丹德·施瓦本亲王衣物的关税值进行了担保(这位亲王正是被安儒公爵让人砍下头颅的那一位)。将近一二五五年，特雷维索人的家庭开始遭到放逐：波拿巴家族的一支迁到托斯卡纳定居，并担任了国家的要职。在萨尔扎纳定居的一支中，有一位名叫路易—玛丽—弗图内·波拿巴，于一六一二年迁往科西嘉岛，在阿雅克肖定居下来，成了科西嘉岛那支波拿巴家族的族长。波拿巴家族的人佩戴两条金杠两颗星的纹章。

还有一部家谱，是庞库克先生编写的，收在波拿巴文集的卷首：它在许多点上与拿破仑—路易编写的家谱有出入。另一方面，德·阿布朗泰夫人②想把波拿巴说成是康尼努斯③，她提出的理由是波拿巴(Bonaparte)是希腊文Calom&os的意译。而Calom&os则是Conm~ne(康尼努斯)家的人的小名。

②拿破仑的助手朱诺将军的遗孀，所写回忆录比较有名。

③十一世纪拜占庭的皇帝。

拿破仑—路易认为应该以下面这些话来结束他的家谱：“我省去了许多细节，因为贵族衔头封号只是少数人感兴趣的东西，再说波拿巴家族也从未从这些衔头上沾过光。”

为国效力的人不需祖先的荫庇。

尽管引用了伏尔泰这句哲理诗，家谱却是不能丢的。拿破仑—路易特许他的时代使用一句民主格言，却又不让它引出严重后果。

在这里一切都是不寻常的：雅克·布奥拿巴，记叙罗马遭受洗劫，以及波旁家族陆军统帅的士兵拘押教皇克莱芒七世经过的历史学家，与摧毁那么多城池，主宰沦为一省之垣的罗马城，坐上意大利国王宝座，将波旁家族的王冠置于座下，在教皇庇护七世主持加冕礼，亲手给法兰西皇帝戴上皇冠之后将他监禁的拿破仑·布奥拿巴是一个血统。雅克·布奥拿巴著作的译者是拿破仑—路易·布奥拿巴，拿破仑的侄子，拿破仑的弟弟荷兰国王的儿子。这个年轻人在最近一次罗马涅暴动中死去。死亡地点离拿破仑的母亲和遗孀流亡的两座城市不远，死时正逢波旁家族第三次倒台。

由于通过奥林匹亚喜欢的蛇把拿破仑说成是丘庇特·阿蒙的儿子，或者通过阿伽吉兹把他说成是维纳斯的孙子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一些学识渊博无所顾忌的人便找到了另一种奇迹来加以使用：他们向皇帝证明，他是铁面人①的直系后人。圣玛格利特群岛总督名叫波恩巴；他有一个女儿；路易十四的孪生兄弟铁面人爱上了看守他的这位总督的女儿，并且秘密地娶她为妻。此事征得了宫廷的准许。这对夫妻生下的儿女跟母姓，被悄悄地带往科西嘉岛。由于语言不同，波恩巴就变成了波拿巴。这样铁面人就成了拿破仑神秘的祖先。他生着一副冷峻面孔，是一个伟人。这样就把拿破仑与伟大国王扯到一起了。

①据说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孪生兄弟，因权力之争被关在监狱，并被套上铁面具。

弗朗西尼—波拿巴这一支在盾形纹章上镌着三朵金色百合花。拿破仑带着不相信的神气朝这种家谱微笑，虽说是怀疑，但毕竟还是笑了：因为这终归是为了他家族的利益而要求恢复的王国。拿破仑假装漠不关心，其实他做不到，因为正是他本人让人编出了他的托斯卡纳家谱(是布里埃纳①编的)。正是因为波拿巴的出身缺乏神圣性，它才具有神奇色彩：狄摩西尼②说，我们为了还希腊以自由，为了拯救它的共和国，与腓力浦进行战斗。我看见这个腓力浦眼睛爆了，肩膀断了，手没劲了，腿挛缩了，却威武不屈地伸出四肢，任凭命运抽打，因为他感到满足了：他是为荣誉而活的，他给自己戴上了棕榈叶王冠。

①布里埃纳(Bourienne)拿破仑的秘书，写有《回忆录》传世。

②狄摩西尼(Demosthene，公元前三八四—前三二二)，雅典演说家、政治家。

腓力浦是亚历山大的父亲，因此亚历山大是国王之子，是一个够格的国王的儿子。由于这两点，他赢得了人们的臣服。亚历山大一如波拿巴，出生于帝王之家，并非是过上一段贫贱日子之后才过上王侯生活的。亚历山大并没有显出那两种生活互不协调的痕迹。他的家庭教师是亚里士多德。他童年的一项消遣就是驯服那匹烈马比塞法尔。拿破仑只从一位平常的教师那里接受教育，也没有骏马供他骑用。同学之中，数他最没有钱。这位连仆人都没有的炮兵少尉，却猛一下迫使欧洲来承认他。当年这个小伍长后来把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们召到自己的候见厅：

他们还没来吗，我们那两位国王?

派人告诉他们，他们来得太晚，

阿提拉早已等得心烦。①

①法国剧作家高乃依的戏剧《阿提拉》开头的台词。

拿破仑曾十分明白地叫道：“啊!我要是我自己的孙子该多好。阿!”他发现他的家族没有威信，他就创立了这种威信，这种创造力具有多么巨大的才能啊!有人不是认为，拿破仑只不过是把身边散布的社会智慧，经过前所未闻的事件和非同寻常的危险锻炼的智慧拿来使用罢了?即使这种假设成立，它也仍然让人吃惊：的确，一个能够控制并据为已有那么多外国优势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科西嘉岛波拿巴家族特别分支

拿破仑虽然不是出为王子，却是老话说的富家子弟。科西嘉岛的总督德·马尔伯夫让拿破仑进了奥登附近一家中学读书。接着，他又被布里埃内军事学校接纳。巴兹奥希夫人埃莉莎是在圣西尔受的教育。当革命摧断了宗教静修之门时，波拿巴接回了妹妹。这样，人们便发现拿破仑的一个妹妹是一所修道学校最后的学生。路易十四曾听见这所学校的头一批姑娘合唱拉辛写的歌。

要进贵族学校，必须有贵族的证明。拿破仑拿出了一系列文件证书，其中包括他父亲夏尔·波拿巴的受洗证明书，它一直往上提到了夏尔的十代祖弗朗索瓦；还有一份阿雅克肖城主要贵族出具的文件，证明波拿巴家族始终位于最古老最高贵的世家之列；还有把斯卡纳的波拿巴家族出具的确认证书，说他们享有贵族地位，与科西嘉的波拿巴家族同宗共祖，出自一家，等等。

“德·拉卡兹先生说，当波拿巴进入特雷维索时，有人告诉他他的家族过去在此地十分强大；在波伦亚，他的家族上了当地的金册……在德累斯顿会晤时，弗兰茨皇帝告诉拿破仑皇帝，波拿巴家族曾是特雷维索的统治者。他让人把文件拿出来给拿破仑看，并补充说拿破仑家从前是君主，这真是大喜事，他得告诉女儿玛丽—路易丝，她听了会很高兴的。”

弗兰茨皇帝出身于乡绅之家，与奥尔西尼家，洛梅利家、梅迪契家、拿破仑家有姻亲关系。他虽受到革命强制，但只是一时做了民主派。从他的言谈和作品里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他为自身的地位所决定，自然是贵族倾向。帕斯卡尔·保利并非如人所言，是拿破仑的教父。真正的教父是卡尔维城名不见经传的洛朗·吉尤贝加。人们是从阿雅克肖的洗礼登记簿上得知这一点的。掌管登记簿的是教会管事迪亚芒特教士。

我担心把拿破仑放回贵族行列会损害他的英名。克伦威尔一六五四年九月十二日在国会发表演说，宣称自己出身于贵族。米拉波、拉斐德、德塞和上百个革命的拥护者都是贵族。英国人声称皇帝的名字叫尼古拉，他们嘲弄他的时候叫他尼克。拿破仑这个漂亮名字来自一个把女儿嫁给奥尔纳诺①家的伯父。圣拿破仑是个希腊的殉教者。据那些评注但丁诗歌的人说，奥尔索伯爵是拿破仑·德·赛尔巴雅的儿子。尽管有好几位枢机主教都叫这个名字，但从前人们读历史的时候，无人会注意这个名字。今日这个名字却赫然醒目。一个人的光荣不往上溯，只往下流。尼罗河在发源处只为几个埃塞俄比亚人所知，而到了人海口，还有什么人不知道它呢?

①奥尔纳诺(Ornano)，科西嘉大家族，历史上出过多位名将名人。

波拿巴的出生与童年

现在剩下的事情就是确认波拿巴的真正姓氏是布奥拿巴。从意大利历次战役，直到他三十三岁，他都是这样签名的。以后他把这个名字换成了法语，签名时只写波拿巴：我保留了他给自己取的并刻在他坚不可摧的塑像脚下的名字。

波拿巴是否给自己少报了一岁，以便使自己成为法国人，也就是说，使出生日期晚于科西嘉并入法兰西的日子?这个问题被埃卡尔先生以一种简短然而充实的方式作了彻底的探讨，大家可以读一读他的小册子。他得出结论：波拿巴生于一七六八年二月五日，而不是一七六九年八月十五日，虽说布里埃纳先生一直断定他是后面那个日期出生的。保守的参议院在一八一四年四月三日的声明中把拿破仑说成外国人，原因就在于此。

共和四年风月十九．日(一七九六年三月九日)波拿巴与玛丽—约瑟夫—罗兹·德·塔舍在巴黎第二区户籍簿上登记的结婚证书上写明，拿破仑·布奥拿巴于一七六八年二月五日生于阿雅克肖，他的由户政官员核发的出生证证实了这个日期。它与结婚证上的日期完全一致，那上面写明丈夫二十八岁。

拿破仑与约瑟芬登记结婚时，送到巴黎第二区区公所的出生证被一个副官在一八一○年年初收了回来，当时他正准备与约瑟芬离婚。杜克洛先生不敢抗拒皇上的命令，当即在波拿巴卷宗的一份材料上写道：波拿巴的出生证还给他本人了。由于要得很急，无法立即复制一份。约瑟芬的出生日期在结婚证上被篡改，被擦掉涂改过了，尽管仔细看还是可以看出最初的字迹。皇后逊位后四年，在杜伊勒利宫和圣赫勒拿岛，大家拿这件事开的玩笑仍是刻薄的，居心不良。

波拿巴的出生证在一八一○年被副官取走以后就不见了。大家多方寻找，却没有结果。

这是一些不容置疑的事实，因此我认为，根据这些事实，拿破仑是一七六八年二月五日于阿雅克肖出生的。然而我不能让自己对历史在接受这个日子时的为难视而不见。

波拿巴的兄长约瑟夫生于一七六八年一月五日，作为弟弟的拿破仑不可能与他同一年出生，除非约瑟夫的出生日期也被篡改了：这一点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拿破仑和约瑟芬的所有户籍证件都被怀疑是假的。尽管对其中有弊的猜疑合情合理，加尔维专区的区长德·勃蒙伯爵在其关于科西嘉岛的观察报告中还是肯定地说，阿雅克肖户籍登记簿上记得明明白白，拿破仑生于一七六九年八月十五日。最后，李布利先生①借给我的文件表明，波拿巴本人在没有任何理由希望自己年轻的时期，也认为自己生于一七六九年八月十五日。但是他初婚证件上的正式日期却永远留了下来，他的出生证也始终找不到了。

①李布利(Libri)，佛罗伦萨人，入法国籍，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后因盗书罪遭指控，卒于一八五○年。

无论如何，波拿巴改变出生日期并没得到任何好处：如果您把他的诞生日定在一七六九年八月十五日，那就不得不把他受孕的日期推到一七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左右；而科西嘉岛是在一七六八年五月十五日签订的条约之后才被出让给法国的，而最后一批皮埃韦(科西嘉的边远地区)的归顺只是一七六九年六月十四日的事。按照最宽的计算，那时拿破仑在母亲肚子里才做了几天法国人。这样一来，如果他只是一个国籍不明的公民，那么他的血统就与众不同了：他的生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可以属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

然而波拿巴倾向于选择意大利作为祖国。他憎恨法国人，直到法国人的勇敢给他建立了帝国他才改变态度。这种憎恶的表现在他年轻时写的东西里比比皆是。在拿破仑就自杀写的一则杂感里，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我的同胞们戴着锁链，战战兢兢地去亲吻一只压迫他们的手……法国佬，你们抢走我们珍爱的一切还不满足，还败坏我们的风俗。”

一七八九年拿破仑写给英国保利①的一封信已经被公开发表，信是这样开头的：“将军，我出生于祖国危难之时。三万法国佬在我们的海滨呕吐秽物，把自由的宝座浸泡在血海之中。我生下来第一次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可憎的景象。”

①保利，科西嘉爱国者。

在另一封信中，拿破仑对科西嘉三级会议主任书记官古比卡先生说：

“要是法国重新崛起，我们这些不幸的科西嘉人会变得怎样?仍是那么卑贱，继续亲吻那只压迫我们的傲慢的手吗?继续看着天生属于我们的位置被那些出身卑微、行为丑恶、品性低劣的外国佬占据吗?”

最后，波拿巴写的第三封信的草稿，谈到了科西嘉人承认一七八九年国民议会的问题。它是这样开始的：诸位：

法国人是通过腥风血雨，才坐上了统治我们的宝座，他们还想通过腥风血雨来确保他们的征服。武士、法律界人士、金融家，都串通一气来压迫我们，来看不起我们，来让我们大口吞下耻辱的苦水。我们忍受他们的欺侮也够久了。但是，既然我们那时没有勇气来解放自己，我们就把这些永远忘记吧。现在，让他们回到被人鄙视的地步吧，他们罪该如此；或者至少让他们去自己国家骗取民众的信任吧：他们永远得不到我们的信任。

拿破仑对宗主国的成见并没有完全抹去：身居宝座，他似乎把我们忘记了，他只谈他自己，他的帝国，他的士兵，却几乎从来不提法国人；他有时脱口而出：“你们这些法国佬呵。”

皇帝在圣赫勒拿岛写的回忆录里，说到母亲突然阵痛发作，措手不及，就把他生在一块地毯上。那地毯上织着大幅图案，表现的是《伊利亚特》中的英雄故事。其实，哪怕是生在稻草堆里，他也照样会是现在这样。

我刚才提到他失而复得的文稿；一八二八年我在罗马当大使的时候，菲舍红衣主教让我参观了他的藏画和藏书，告诉我他有拿破仑年轻时的手稿。他并不把它们看得很珍贵，竟提出要拿给我看看。可是我不久离开了罗马，来不及细细查阅资料。拿破仑的母亲和菲舍红衣主教逝世之后，他们留下的许多东西就被分散了。装有拿破仑的论文的纸盒连同许多其他物品一起被带到里昂，落到了李布利先生手里。

李布利先生在一八四二年三月一日出版的《两世界评论》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菲舍红衣主教的文稿。后来，承他好意，把纸盒寄给了我。我查阅了其中的资料，扩充了从前写的回忆录中有关拿破仑的文章。不过我还是将互相矛盾的情报和反对意见留给更了解情况的人。

波拿巴的科西嘉岛

庞松在他的《科西嘉概貌》中写到了波拿巴一家居住的乡村房舍：

“沿着阿雅克肖海岸，朝桑吉尼埃尔岛的方向，出城走上大约三里路，就可见到两根石柱，那是一道朝向大路的门的残柱；进门往里走，可到一座破败的别墅，从前这是波拿巴太大同母异父的兄弟的住所。他就是拿破仑后来委任的菲舍红衣主教。在一座悬崖下面，稍稍露出一座小楼，入口几乎被一株茂密的无花果树堵死，这就是波拿巴住惯了的僻静之所。当学校放假，可以回家时，他就常来这里居住。”

拿破仑热爱家乡的感情属于正常。一七八八年，波拿巴在提及德·苏西先生时写了一句话，说“科西嘉永远是春天”；他得意的时候不谈故岛，甚至对这个岛有些厌恨，因为它让他想起一个过于狭小的摇篮①。但到了圣赫勒拿岛，他又记起了故乡：“在拿破仑看来，科西嘉有着千般魅力，他详细地述说它的主要风貌，述说它的地理构造的险峻雄奇。他说那里的一切都比别处好。没一样东西比别处差，就是泥土的气息也要比别处香：他闭上眼睛也可以嗅出来。他在任何别处都没有闻过那种气味。他回想自己年轻时的情形，想象着最初几次恋爱的光景，他仿佛回到少年时期，在那里的悬崖峭壁间奔跑，攀上高高的山峰，下到深深的谷底。”

①又有诞生地之意。

拿破仑在他的出生地发现了一个传奇。事情是从瓦尼娜开始的，她是被丈夫桑皮埃特罗杀死的。德·纳霍夫男爵，或者泰奥多尔国王在让人给自己戴上科西嘉的王冠后，出现在世界各处海滨，向英国、罗马教皇、土耳其苏丹、突尼斯贝伊①求助，而那些人却不知道应该帮谁。伏尔泰嘲笑了这件事，保利家两兄弟，雅辛特，尤其是帕斯卡尔，已经名扬全欧洲。布塔福奥柯②请让—雅克·卢梭为科西嘉立法，这位日内瓦的哲学家曾考虑去踏破阿尔卑斯山，把日内瓦挟在肋下带走的英雄家乡定居。“在欧洲，”卢梭写道，“还有一个国家能够立法：这便是科西嘉岛。这个国家勇敢的民众善于恢复并捍卫自己的自由。他们的英勇与顽强有资格得到某个智者的帮助，教会他们怎样保持自由。我有某种预感，有朝一日这个小岛会震撼欧洲。”

①奥斯曼帝国的高级官吏。

②布塔福奥柯(Buttafuoco，生卒年月不详)，科西嘉争取独立的领袖之一。

波拿巴是在科西嘉的环境中受到哺育，在这所革命的小学中长大，一开始他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平静或者年轻人的激情，而是已经打上政治激情烙印的思想。这一点使人改变对拿破仑的先入之见。

一个人出名以后，便有人为他编造出一些履历。照传记作家的说法，凡是生来命运不平凡的儿童，必定性情暴烈，喜欢吵闹，桀骜不驯，要么什么都学，要么什么都不学；他们往往也是忧郁的，不和伙伴们一起游戏，独自在一边想人非非，并且已经为威胁他们的名字所纠缠。喏，有一个热衷于研究拿破仑的人发掘出了他写给祖父母的一些便函，那些信极为平常(当然是用意大利文写的)，我们不得不忍受这些幼稚的蠢话。对我们的未来作预测是没有意义的，时势把我们造就成什么人，我们就是什么人，一个孩子是快乐还是忧愁，是文静还是吵闹，显得有办事能力还是没有能力，都由他们自便吧，我们不要从中得出什么征兆。就拿一个十六岁的学生来说吧，不管你们把他说得多么聪明，他毕竟只有那个年纪，仍然是个不谙世事的愣头青；再说孩子终归少了最美的优雅表情：微笑。他发笑，可不会微笑。

因此，拿破仑那时只是个平平常常的小男孩，并不比同龄孩子高明，也不比同龄孩子低劣。他说：“我只是个执拗的、事事好奇的孩子。”他喜欢毛莨，和柯龙比埃小姐一起吃樱桃。当他离开父母亲时，只会意大利语。蒂雷纳元帅所讲的语言①他几乎完全不懂。一如德国人萨克森元帅，意大利人波拿巴向来拼写不好一个法文词。亨利四世、路易十四和黎塞留元帅也不见得比他拼得正确。比起他来，他们更说不过去。拿破仑写字龙飞风舞，无法辨读，显然是为了掩饰他受教育时的粗心大意。他九岁离开科西嘉岛，八年以后才回来。在伯里埃内学校，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外表上，他都毫无超常之处。同学们拿他的姓名和家乡开玩笑。他对同学布里埃纳说：“我会尽一切可能，害你们法国人的。”一七八四年，在一份上呈国王的报告里，德·盖拉利奥先生肯定“年轻的波拿巴将是一名优秀海员”。这句话来历可疑，因为这份报告仅仅是在拿破仑视察布洛涅舰队时才被人找出来的。

①蒂雷纳是法国元帅，讲的是法语。

波拿巴一七八四年十月十四日从伯里埃内学校毕业，转进巴黎的军事学校学习。他的膳宿费用由国王支付。他为自己享受助学金而觉得苦恼。然而这份助学金还是给他保留了下来。证明便是从菲舍(也就是李布利先生)的纸盒里找到的收据样本：

我，签字人，确认从比埃库尔先生处收到二百法郎。此钱来自国王以巴黎学校校友身份设立的军校基金，是国王赐我的津贴。

费尔蒙—孔奈娜(德·阿布朗泰夫人)出嫁之前，先后在蒙彼利埃、图卢兹和巴黎居住，一直关注着她的老乡波拿巴。她写道：“今日当我从孔蒂沿河马路经过时，忍不住要望望房子左角四楼那个老虎窗。从前拿破仑每次来我父母家，都是住在那间房里。”

在新的军校，波拿巴并不讨人喜欢：他性情忧郁、好与人对着干，老师都不喜欢他；他什么都要指责，不讲一点情面。他给副校长写了—份备忘录，对在这里受的教育的缺陷提出批评：“迫使学生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就是说，少让他们开点小灶，让他们多吃点军需餐或类似的东西，让他们习惯自己捶打刷洗衣服，擦鞋子靴子，这样不是更有好处吗?”这正是他住到枫丹白露和圣日耳曼区以来命令部队做的事情。

这个性情暴烈的人离开了学校，被任命为拉费尔团的炮兵少尉。

从一七八四年到一七九三年是拿破仑从事文学活动的时期。从空间上讲这一段时间很短，从工作上讲这一段时间却很长。他随所属的炮兵部队在奥克索纳、多尔、瑟尔、里昂间移防，哪里一有风声就开往哪里，就像鸟儿被镜子招引，或者扑向媒鸟一样。波拿巴对科学院提出的问题十分关心，常常作出回答；他十分自信地与那些并不认识的权贵交往，他先把自己看成是与他们平等的人，然后成为他们的主子。他时而用借来的名字说话，时而又用不会暴露假名的名字落款。他给莱纳尔神甫①和内克先生②写信；就科西嘉的组织、圣弗洛朗、拉摩泰拉和阿雅克肖海湾的防卫计划，以及炮兵布阵方法给部长们呈寄备忘录。他的意见，人家听取的，不会多于米拉波在柏林写的有关俄罗斯与荷兰的计划。他钻研地理学。有人注意到，在谈到圣赫勒拿岛时，他只用了这两个字：“小岛。”他关心中国、印度、阿拉伯的事情。他研究历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赫罗多托斯、斯特拉彭、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菲朗吉埃里、马布利、史密斯①的著作，批驳卢梭关于人类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演说辞，他写道：“我不信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信。”吕西安·波拿巴说，他把拿破仑撰写的一部历史草稿誊抄了两份。这部手稿的一部分在菲舍红衣主教的纸盒里找到了：它在学术研究上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风格平平，瓦尼娜那一节大概被重写过。瓦尼娜被谋杀以后，亨利二世宫中那些大老爷就桑皮埃特罗说的一句话抵得上拿破仑的全部叙述：“桑皮埃特罗和他妻子闹不和，跟法国国王有什么关系?!”

①莱纳尔神甫(Raynal，一七一三年—一七九六年)，法国历史学家与哲学家。

②内克(Necker，一七三二年—一八○四年)，法国金融家、政治家。

①赫罗多托斯(Herodote，公元前四八四—前四二五)，古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彭(Strabon，公元前五八?公元二一?)，古希腊地理学家。狄奥多罗斯(Diodore，公元前九○—前二○)，古希腊历史学家。菲朗吉埃里(Filangieri)，不详。马布利(Mably，一七○九年—一七八五年)，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史密斯(Smith，一七二三年—一七九○年)，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

波拿巴在人生之初对自己的未来没有半点预感，仅仅是在上了梯子之后他才产生了往上爬的念头。不过当时他虽然没有渴望往上爬，却也并不愿意往下走。他的脚在一个地方站住之后，别人就休想叫他移开。有三本手稿(菲舍的纸盒)记录了他对索尔邦神学院和法国教会的自由所作的研究。还有与保利、莎利塞蒂，尤其是与最小兄弟会的修士，伯里埃内学校副校长杜普伊神甫的来往书信。杜普伊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信仰虔诚，经常给年轻的弟子一些忠告，并称拿破仑为“亲爱的朋友”。

在这些没有结果的研究中，波拿巴插进了一些想象的篇页；他谈论女人；写出了《蒙西的先知》、《科西嘉传奇》、一篇写英国的短篇小说《Essex伯爵》。他写有一些关于爱情的对话，虽然论说起爱情来有些轻蔑，却还是像个冒失鬼，给他喜欢的一个陌生女人写了一封情书。他对荣耀也不怎么在乎，只把对祖国的爱放在头等的地位。而这个祖国就是科西嘉。

在日内瓦，大家都可能看到写给一位书商的求购信：浪漫的少尉希望得到德·华伦夫人的回忆录。正如恺撒和腓特烈，拿破仑也是一位诗人：在两个意大利诗人中间，他喜欢阿里奥斯托胜过塔索；他从这位诗人的诗中发现了他未来各路统帅的肖像，以及一匹套了笼头供他在天空驰骋的骏马。下面这首短短的情诗，有人认为是波拿巴写给歌剧院演员圣于贝蒂夫人的。她在匹希尼的歌剧《迪东》中扮演迪东一角。从内容上看，这首诗可能是皇帝本人所写，而从形式上看，则出自一个比他更有学问的人之手：

罗马人，你们为一个辉煌的开端自豪，

来看看你的初生的帝国靠什么运气!

只因为迪东没有足够强烈的魅力，

来推迟情郎执意要作的潜逃。

假若另一个迪东已经名满当地

当上了迦太基的女王，

他便会抛弃众神，为她效力，

而你们的美丽国土仍是一片蛮荒。

似乎在那个时期波拿巴曾经企图自杀。成千上万的黄口小儿都着迷于自杀的念头，他们认为这是他们高人一等的证明。这份笔记手稿是在李布利先生转送的文稿里发现的：“在茫茫人海，我总是孤单一人，我回来是为了独自做梦，为了沉湎于深深的忧郁之中。今日我为什么而伤感?为死亡的念头……我要是活了六十岁，我会尊重同代人的偏见，会耐心地等待生命自然结束，可既然我已经开始感到痛苦，没有一点快乐，那么这种不会使我幸运的日子，何必又硬撑着过下去呢?”

这是在所有小说中都可读到的梦呓。这种念头的意思和表达方式在卢梭的作品中可以读到。波拿巴也许会加上他的风格的几句话，来篡改卢梭的原文。

下面是另一种方式的随笔，我一字不改，原文照录：

教育与血统不应该使君王们变得过于傲慢：请他们回忆在一个随意把他们从国王寝宫赶出来的人门口排队，竞相献媚邀宠的情形。

表格、证明以及其他与我现状有关的重要东西

请假的魔法

当您在休半年假①时，因为生病想请暑假，便可请城里内科或外科医生开一张证明，说明在指定的日期之前，您的身体不允许您回部队。您注意检查证明是否开在印花公文纸上，是否被审核人和军区长官盖章照准。

①旧时法国军队有些军官一年只当差六个月。

然后您就给陆军部打一份报告，方式和格式如下：

一七八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于阿雅克肖

请假报告

王家炮兵部队 拉费尔团

炮兵拉费尔团少尉 请求德·赛居尔元帅大人准予休

拿破里约纳·德·布奥拿巴 假五个半月，从五月十六日开始，以遵照医生证明恢复健康。由于我经济不宽裕，疗养又所费不小，因此请求大人恩准带薪休假。

布奥拿巴

然后把所有材料寄给团长转呈陆军部长或者国家拨款审核委员德·朗斯先生，或者转呈宫中军费拨款审核专员索吉耶先生。

这么多的细节来教唆人家作伪!我们以为看到皇帝正在致力于使扣押各个王国财产的行为合法化，使他书房堆满的不合法的文件合法化。

青年拿破仑的文笔是夸张的。他的文章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见解，只有一个精力旺盛的开路人清扫沙土的行动。看到这些早熟的作品，我想起了我年轻时的那些废纸，我的《历史论文集》，我的对开四千页，用线装订的《纳切兹人》手稿；但我在页边空白处没有画上一些“小房子”、一些“儿童图案”、一些“小学生的涂鸦”，像我们在波拿巴的草稿空白处所见到的那样。在我的青年时期，并没有可以给学习使用炮弹球做样板的纸弹球滚动。

因此，皇帝一生中有一个前台；伟大的拿破仑之前有一个陌生的波拿巴。波拿巴的思想先于他本人存在于世：它暗中搅得人世动荡不安。在一七八九年波拿巴崭露头角的时候，人们生出某种可怕的感觉，某种不安，只是人们没有意识到是什么。当地球面临灾难的时刻，人们才被姗姗来迟的震动提醒。人们生出恐惧，夜晚起来倾听地下的声音，两眼始终盯着天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天上会落下什么灾祸。

保利

一七八九年，保利①由于米拉波的一个提案，被人从英国召回法国。他被德·拉斐德侯爵引去见了路易十六，被任命为科西嘉的司法与军事长官。波拿巴是受保利保护的人，并且一直与他通信，会不会追随这位流亡者呢?人们推测会的。然而不久波拿巴就与保利闹翻了：我们最初的骚乱使老将军心灰意冷，便把科西嘉交给英国人，免得遭受国民公会的管辖。波拿巴在阿雅克肖的时候加入了一个雅各宾俱乐部，有些人另成立了一个俱乐部，与雅各宾俱乐部对着干，迫使拿破仑出逃。莱蒂齐亚夫人带着几个女儿躲到卡尔热兹的希腊殖民地避难，从那儿辗转到了马赛。一七九四年八月一日约瑟夫在马赛娶了一位富商的女儿克拉里小姐。一七九二年，陆军部长，名不见经传的拉雅尔暂时撤销拿破仑的职务，因为有一次检阅时他缺席。

①保利(Paoli，一七二五—一八○七)，意大利政治家，曾领导科西嘉人民反抗热那亚的统治。一七六九年法国入侵科西嘉，他逃往伦敦。法国大革命期间再次回到科西嘉。

在一七九二年，人们发现波拿巴与布里埃纳在巴黎。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他就去做生意。他声称在蒙托龙街租了一些在建的房屋，打算把它们转租出去。在那段时间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到了六月二十日，波拿巴与布里埃纳从圣奥诺雷街王宫附近一个饭馆老板家出来，看见五六千衣衫褴褛的人嚎叫着，朝杜伊勒利宫走去。波拿巴对布里埃纳说：“跟着那帮叫化子走。”他在河边的露天咖啡座坐了下来。那群人拥进王宫。当国王戴一顶红帽子，在一个窗口出现时，波拿巴气愤地叫起来：“他妈……的!谁让那帮无赖进去的?真该架门炮，轰他个四五百人，其余人才会跑出来。”

一七九二年六月二十日，我就在离波拿巴不远的地方：你们知道，当巴莱尔和玛雷像我一样(不过出于别的原因)，寻求安静的时候，我正在蒙莫朗西散步。难道那时候，波拿巴真到了被迫出卖和转让被称作紧身衣①的小额指券的地步?圣阿沃依街一个酒店老板去世后，公证人杜迈和拍卖估价人夏里约对他的财产进行了登记和清算。在财产清单上赫然写着波拿巴的名字，他欠了酒店老板十五法郎，房租无力偿付。这种贫穷愈发使他伟大。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说：“八月十日，听到冲击杜伊勒利宫的声音，我赶紧跑到加卢塞尔街福韦莱家。他是布里埃纳的兄弟，在那儿开了一爿家具店。”布里埃纳的兄弟做过一种投机生意，他称之为“国家拍卖”。波拿巴把怀表放在他那里典当。这可是个危险的榜样：后来有许多穷学生自以为是拿破仑，都把怀表拿去抵押!

①原文为Corset，转意为严格控制。

两本小册子

共和二年一月二日，波拿巴回到法国南方，在围攻土伦之前，他就在这里居住，并写了两本小册子：第一本小册子是给马泰奥·布塔福奥柯的一封信，对他作了不公正的批评，同时还指责保利把权力交给了民众：“真是少见的错误，”他叫道，“从所受的教育，从显赫的家世，从家庭财富来看，惟一适合掌权治国的人，竟要向一个蛮子，一个雇工屈服!”

波拿巴虽然是革命派，却处处显示出是民众的敌人。然而他这本小册子却受到阿雅克肖爱国者俱乐部主席玛塞里亚的称赞。

一七九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波拿巴让人印了另一本小册子：《博凯尔镇的夜宵》。布里埃纳先写出这本小册子的初稿，交给波拿巴审阅，波拿巴退回稿子后，他作了压缩，并使它更符合皇帝的观点。这是一篇对话，对话者一个是马赛人，一个是尼姆人，一个是军人，一个是蒙彼利埃的作坊主。四个人谈论的是当时的大事：卡尔托的军队对阿维尼翁城的攻击。拿破仑就在那支军队里当炮兵军官。他向马赛人宣布，他的分队会被打垮，因为他不再赞成革命。马赛人告诉军人，也就是波拿巴说：“俱乐部里有一名骨干，是个杀人魔王，先是派人吊死一个公民，洗劫他的家庭，又逼公民的妻子喝下一杯丈夫的血，然后把她强奸了。这个可恶的家伙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多么凶残的暴行呐!”军人叫起来，“但这未必是真的?我不相信有这号事，因为您知道，如今人们不相信还有什么强奸了。”上个世纪的轻浮在波拿巴冷峻的性格里产生了效果。我们经常听说有人自己喝或逼别人喝人血的事。当德·蒙莫朗西公爵在图卢兹被斩首之后，一些军人就喝了他的血，为的是让自己得到一颗伟大心灵的刚勇和胆气。

上尉委任状

我们来谈论围攻土伦的战斗。波拿巴的军事生涯在此展开。关于拿破仑当时在炮兵中所任的职务，菲舍红衣主教的纸盒里藏有一份奇特的文件：这是一份炮兵上尉委任状，一七九二年八月三十日由路易十六授予拿破仑的。八月十日路易十六已被赶下了王位，而这份委任状是在他下台二十天后签发的。国王在八月十三日，也就是在瑞士卫队被杀之后第三天就被关进了圣殿。委任状上说，一七九二年八月三十日签发的对该晋级军官的委任，从当年二月十六日起执行。

不幸的人常常是先知。这一次牺牲者的预见对拿破仑的光辉前程并非毫无帮助。陆军部里还存有一些空白委任状，已经由路易十六预先签了字。只需在那些空白处填上文字即可。这样便炮制出了上面说的委任状。路易十六和一家老小被关在圣殿，即将受审，自然有别的事情要做，无暇关心一位陌生军官的晋升。

委任状上的日期是由副署者签字时填上去的。副署者是塞尔旺。这位塞尔旺于一七九二年五月八日被任命为陆军部长，当年六月十三日就被免职。杜莫里埃接他的位当到六月十八日，接着轮到拉雅尔上台一直干到七月二十三日，达邦库尔干到八月十日，国民议会又召塞尔旺再度出山，他当到十月三日辞职。当时的部长就和我们获胜以来的部长一样更迭频繁，难以计算。

既然拿破仑的委任状上的日期是一七九二年八月三十日，那就不可能是塞尔旺第一次当部长时签发的，应该是他再次出山时签发的。然而有一封信，是拉雅尔于七月十二日写的，收信人是炮兵上尉波拿巴。波拿巴是贿赂了某个办事员，还是趁时局混乱，或者利用革命情谊弄到这封信的呢?你能作什么解释就作什么解释吧。是哪个靠山在推动这个科西嘉人步步晋升呢?这个靠山不是别人，正是永恒的主宰。法兰西在天主的驱使下，亲自给人间第一个上尉签发了委任状，这份委任状没有路易的签字也成了合法文件，它留下了路易的头，只要换上拿破仑的头就行了：这是天主做的交易，面对这桩交易，人们只有朝天举双手赞成罢了。

土伦

土伦曾承认路易十七①，并且曾把自己的港口向英国舰队开放。国民议会的代表弗雷隆、巴拉斯、里柯尔和萨利塞蒂调集大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卡尔托率领，另一路由拉普亚甫将军率领，朝土伦奔袭而来。拿破仑在阿维尼翁战役中投到卡尔托麾下效力，这时应召参加军事会议，主张占领英国人在凯尔高地上修建的穆尔格拉韦要塞，在埃基耶特和巴拉吉耶两个岬角设下炮队，给大小锚地以毁灭性的打击，迫使敌方舰队弃港逃走。战斗结果果然如拿破仑的预言：人们头一次看到了他的命运。

①路易十六的次子(一七八五一一七九五)，在路易十六被处死后被流亡的亲王们推为法国国王。

布里埃纳夫人在丈夫的回忆录里插进了一些笔记。有一段描写了波拿巴在土伦的表现，现转录如下：

她说：“那一年(一七九五年，在巴黎)，我注意到他性情冷漠，常常愁眉不展；微笑是强装出来的，而且经常笑得不是地方；说到这一点，我又想起了一件事，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回巴黎不久，他有一阵子突然乐得发狂，十分粗鲁，使得我很不舒服，都不大喜欢他了。他眉飞色舞地向我们讲述围攻土伦的事情。他在那里指挥炮兵。他说部队里有个军官，新婚不久，十分痛爱妻子。在他的安排下，那位妻子到部队来探望丈夫。不久，波拿巴接到了新的攻城命令。那位丈夫也要听令出战。妻子得到消息，来找波拿巴将军，含泪求他那天让丈夫休假，将军冷酷无情，拒绝了她的请求。这是他带着冷酷又动人的快乐，亲口对我们说的。进攻的时刻到了。照波拿巴本人说的，那位军官是个非同寻常的勇士，但那一刻他预感到自己的大限已到，也变得一脸惨白，浑身发抖。他被安排在将军左右。有一阵子，城里射来的炮火十分密集，波拿巴对他说：‘当心!有一颗炮弹射来了。’那军官没有躲闪，只是弯下身子，被炮弹炸成了两截。波拿巴说起他打赢的这一仗，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攻下土伦后，断头台搭起来了：八百个俘虏被赶到战神广场，遭到霰弹的射杀。行刑监察员在尸体堆中一边往前走，一边高叫：“没死的站起来，共和国饶他一命。”那些受伤的站起来，却被他们一个个打死。这个场面是如此壮观，以至于里昂被攻陷之后，也发生了同样的一幕：

我有什么可说?头一阵弹雨过后

也许还有罪人从死神手里逃脱：

那就宣布宽赦，让那不幸的家伙

以为可以活命，战战兢兢地站起，

那时再举枪挥剑，将他击毙。

(德利尔神甫)

波拿巴是以炮兵指挥官的身份，亲自指挥这场屠杀的吗?虽说从性情上看他并不残酷，可是人性却并不足以制止他。

有人发现了这封写给国民公会特派员的便函：

代表公民们，我一边踏着奸党的鲜血前进，一边从光荣的战场向你们报喜：你们的命令得到了执行，法兰西已经实行了报复：无论男女老幼，没有一个得到赦免。那些只被共和国的炮弹炸伤的人，又补挨了自由的利剑和平等的刺刀。

此致

敬礼

无套裤公民布鲁图·布奥拿巴

我认为，这封信最初刊登在玛尔特—布兰主持的《星期》杂志上。德·弗尔子爵夫人(笔名)在她的《法国革命回忆录》中把它公之于世。她还加了一段按语，说这封信是在一只鼓箱上写的。法布里在他的《当代名人传》波拿巴那一篇再次引用了这封信，卢亚尤在《法国史》中声称不知是哪个人发出的屠杀命令。前面提到的法布里在《一七九三年的传教士》中说，有些人认为屠杀令是国民公会特派员弗雷隆发出的，有些人则认为是波拿巴发的。弗雷隆曾给国民公会的莫依兹·贝尔写过一封信，并经莫特多和巴拉斯转呈救国委员会。在那封信里他叙述了土伦战神广场的屠杀经过。

拿破仑的胜利，最先传来的究竟是谁的捷报?是拿破仑自己的还是他弟弟的?吕西安厌恶自己的错误，在《回忆录》中承认，他起初曾是热烈的共和派。他被安排在普罗旺斯的圣玛克西曼城当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他说：“那时我们从不放弃说话演讲，以及向巴黎的雅各宾党写信报喜的机会。当时大家作兴取古人的名字，我那位前修士就取名叫伊巴密浓达，我则取名叫布鲁图①。有一本小册子认为我取这个名字是拿破仑的主意，其实是我自己的主意。拿破仑想的是使自己的名字超过历史上那些伟人。我认为，他即使愿意戴上种种假面；也不愿意选择布鲁图这个名字。”

①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公元前四一八—前三六二)，古希腊政治家、将军；布鲁图(Brutus，公元前八五—前四二)，古罗马政治家，与人合谋刺杀了恺撒。

作这段坦白真要有点勇气。波拿巴在《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中，对这段日子闭口不提。在德·阿布朗泰公爵夫人看来，这种沉默从他的处境危险这条理由中得到了解释。她说：“波拿巴使自己比吕西安更加引人注目，尽管后来他努力把吕西安置于他的位置，人家却不可能上当受骗。他或许这样想过：‘将来会有上亿人读到《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在这些人中间，也许只有千把人知道让我不快的事情。这千把人只会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保留对那些事情的回忆；因此我的回忆录是驳不倒的。’”

这样一来，对吕西安或者拿破仑签署的这封信，人们的疑惑还是没有消除：吕西安又不是国民公会的议员，怎么会擅自向上面报告屠杀的情况呢?莫非他是圣玛克西曼公社的代表，前来观看屠杀的?那么，他怎么会在屠杀时有人比他位高权大，以及目击他哥哥指挥屠杀的证人还活着的情况下，把屠杀的责任揽到自己头上呢?这样一问，就使我们在把目光抬得那么高之后，又把目光压得那么低。

就算表述拿破仑功绩的人是圣玛克西曼委员会主席吕西安，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始终是：波拿巴最初几发炮弹中有一发是射向法国人的；至少，葡月十三日拿破仑又被召去屠杀法国人；他用当甘公爵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双手①。第一次屠杀，我们的牺牲使波拿巴崭露头角；第二次屠杀把他抬上了意大利主宰的地位；第三次屠杀为他当皇帝铺平了道路。

①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葡月十三日)巴黎保王党人包围了国民公会。国民公会议员巴拉征调拿破仑和米拉的军队镇压；当甘公爵为法国亲王，于一八○四年被拿破仑下令处决。

他踏着我们的血肉青云直上；他砸碎了我们的骨头，吸食雄狮的骨髓。这是件可悲的事情，可是又必须认清这一点，如果人们愿意对人性的秘密，对时代的特征有所了解的话：拿破仑之所以有力量，部分是因为他曾在恐怖时代受到磨炼。对于从革命的罪行中走过来的人，革命可以很方便地为他们服务。而清白无辜的出身则是飞黄腾达的障碍。

小罗伯斯庇尔很喜欢波拿巴，想任命他替代亨利约，担任巴黎的指挥官。拿破仑一家搬进昂蒂布附近的萨累城堡住下。吕西安写道：“我从圣玛克西曼来到城堡，与家属和兄长一起住几天。我们一家人都到齐了。将军只要抽得出时间，就来陪我们。有一天，他比平时更加忙，在我和约瑟夫一左一右陪着他散步的时候，他对我们宣布，他只要愿意，第二天就可以动身去巴黎，并且可以在那里为我们安排一个好位置。我听了这话，感到非常高兴：在我看来，进京是任何事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大好事。拿破仑又对我们说：‘人家向我提供亨利约现在占着的职位。今晚我得给人家答复。喂!你们觉得怎样?’我们有一阵迟疑。将军又说：‘唉!这件事值得考虑：反正不能当激进派；在巴黎要想保住脑袋，就没有在圣玛克西曼那么容易喽。——小罗伯斯庇尔是个正直人，可他的兄长可不会开玩笑。得为他效力。——要我去支持这个人!不行，绝对不行!我知道，我换下他那个糊涂的巴黎指挥官，对他是有用的。可是我不愿为他出力。现在还不到时候。在我看来，如今只有军中才有体面的位子：耐心等着，将来我会主宰巴黎的；’这就是拿破仑说的话。接下来他向我们表示他对恐怖时代政体的愤恨，宣称它不久就会垮台。最后他似忧似笑地连说了几遍：‘和那些家伙搅在一起，我能干些什么?”’

在攻下土伦之后，波拿巴参加了我们阿尔卑斯方面军的军事行动。他接到了开赴热那亚的命令。一些秘密指示也传给了他：侦察萨沃纳堡垒的情况，收集热那亚政府有关联盟的意图的情报。这些指示是共和二年获月二十五日发给洛阿诺的，由里柯德签署。

波拿巴完成了任务。到了热月九日，那些主张实行恐怖政策的代表被阿尔比特、萨利塞蒂和拉波特所取代。他们突然以法国人民的名义，宣称意大利军团的炮兵指挥官波拿巴将军行为极为可疑，尤其是最近赴热那亚一行说不明白，完全失去了他们的信任。

法兰西共和国，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在其二年热月九日(一七九四年八月六日)发出巴塞洛纳特法令，宣布“将波拿巴将军逮捕，解往巴黎救国委员会，一路上要严密看守，谨防逃脱。”萨利塞蒂审查了波拿巴的证件；对那些关心被囚者情况的人，他回答说，尼斯和科西嘉都有人检举被囚者犯有间谍罪，所以他们不得不严厉行事。这种指控，其实就是里柯德发的秘密指示所引来的后果：它很容易使人想到，拿破仑不是为法国，而是为外国效力。皇帝根本不把这种检举放在心上；其实他本应想到这种事使他面临的危险。

拿破仑努力为自己辩护，对国民公会的代表们说：“萨利塞蒂，你是认识我的……阿尔比特，你虽然不了解我，但是你知道诽谤流传起来是无孔不入的。你们要听明白我的话，恢复我爱国者的尊严。过一个钟头，要是那些奸贼想要我的命……我对谣言诽谤根本不在乎!常常懒得理睬!”

接下来，拿破仑被宣判无罪释放。在当年证明波拿巴表现良好的旁证材料中，我们注意到波佐·迪勃戈写的一份证明。波拿巴只是暂时恢复了自由，但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来得及把许多人投入监狱。

萨利塞蒂这个原告不久就依附了被告：但波拿巴从不信任这个从前的冤家对头。他后来写信给杜马将军：“让他(指萨利塞蒂)留在那不勒斯；他在那儿应该过得快活。他在那儿收容无业游民；我相信他能干好：那些无业游民怕他，因为他比他们还要坏。要让他明白，对于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的可怜家伙，我没有能力保护他们抵挡民众的轻蔑与愤怒。”

波拿巴跑到巴黎，在马伊街租了一套房子住下。当年我和罗兹夫人从布列塔尼来，初到巴黎也是住在这条街。布里埃纳赶来与他会合。米拉也扔下阿贝维尔驻扎的部队赶来了，他被人怀疑主张实行恐怖政策。政府试图改任拿破仑为步兵旅长，并把他派到旺岱去对付保王党游击队。他谢绝了这一荣升，理由是他不愿改换武器。救国委员会于是把他从将军任用名单上一笔勾销。在注销他的名册上签字的有康巴塞雷斯，后来成了帝国的二号人物。

遭到这些迫害，拿破仑十分气愤，便想移居国外。沃尔内劝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假如他执行了这个决定，流亡宫廷也会赏识他的行动。再说，这一边也没有皇冠可戴，不过我却会多一个伟大的伙伴，一个屈身与我一同流亡的巨人。

流亡国外的念头打消后，波拿巴又转向东方，东方的专制和辉煌双重地符合他的本性。他专心写了一份申请报告，以便向天主奉上自己的利剑。无所事事，默默无闻对他是两种要命的折磨。“如果我能使欧洲更加害怕土耳其的武力，”他大声说道，“就对我的国家有益。”据说，对这份疯子的报告，政府没有理睬。

波拿巴制订了种种计划，但没有一种行得通，不由得愈发心灰意冷。他难以得到支持，别人的帮助他也不愿接受。再说他是由王室的津贴培养出来的，为此也吃了些苦头。对于比他走运的人，他总是心怀怨恨。在他看来，各国财宝即将被人搜刮一空，因此，在他心里，我们发现了现时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对富人的那种仇恨。当你和穷人一起受苦时，你会感受到社会的不公，而当你坐上马车时，你倒不一定会瞧不起步行的人。波拿巴尤其厌恶那些年轻的保王派，那些装腔作势，服装怪异的青年。那是当时的一些花花公子，总是把头发梳成斩落的首级那种样子。他喜欢叫他们扫兴。他和演员巴蒂斯特老大有些来往，又结识了演员塔尔玛。波拿巴一家都表现出对戏剧的喜好：驻防的悠闲常常把拿破仑引进戏院。

不管民主政体如何努力，提出伟大目标来提高自己的品性，习惯却使它的品性日渐堕落。它强烈地感到了自己这种平庸：于是它往革命中倾注一条条血的激流，以为这样可以使人忘却它的平庸。然而这剂汤药并不奏效，因为它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杀死，如果真要杀下去，最后它面对的是冷漠无情的尸体。作出一些小妥协的需要使生活具有了某种平常的意味。一种少有的思想被迫用一种庸俗的语言来表达，天才被关进了土话方言，正如在过时的贵族政治中，一些卑鄙的感情总是包裹在高雅的词句之中。当我们希望通过古代的榜样，抬举拿破仑某个低劣的方面时，只找到阿格里皮娜的儿子，然而古罗马的军团却敬爱奥克塔维的丈夫①。罗马帝国一想起这个人就要发抖!

①阿格里皮娜的儿子和奥克塔维的丈夫都是指古罗马暴君尼禄。

波拿巴在巴黎与费尔蒙—孔奈娜小姐再度相逢。她嫁给了在南方与拿破仑结为朋友的朱诺。

德·阿布朗泰公爵夫人说：“在他生命中的那个时期，拿破仑模样丑陋。后来他整个人都变了样。我不是指他周身罩上了神异的荣光。我说的是这七年中身体逐渐发生的变化。从前他瘦骨嶙峋，面皮发黄，一副病态，如今圆润丰满，肤色光亮，英俊有神。从前他的面部轮廓尖的尖，凸的凸，如今则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因为脸上长了肉。他的目光和微笑还是那么可爱。他的性格也完全变了。今天我们看到他走过阿尔柯尔桥的版画，觉得他的发型是那样独特，其实在那时候是很普通的，因为那些时髦青年头发要长得多。他那时见到那些青年，总要跟在后面骂一通。不过那时他的脸色是那样黄，又不注重仪容修理，头发乱蓬蓬的，发粉扑得不匀，给人一种邋里邋遢的模样。他的小手原来又瘦又长又黑，现在也变了。我们知道从那时以来，他变得多么爱慕虚荣。当然他也是有理由这样做的。总之，当我想起一七九五年拿破仑走进圣托马斯女儿街安宁宾馆院子时的模样：他走过院子时步子相当笨拙，犹豫；头戴一顶破圆帽，一直罩到眼边，只把两边鬓发露在外边，那鬓发上东一团西一块地扑了粉，一直垂到那件铁灰色礼服的领口；后来那礼服成了光荣的旗帜，至少相当于亨利四世的白翎饰；他不戴手套，因为据他说这是一种无益的开支，穿着做工粗劣，油没擦匀的靴子；再者他身体消瘦，面色蜡黄，整个人显出一副病态；总之，当我回想起那个时期的他以及后来我又见到的他的模样时，我无法相信两副尊容竟是同一个人。”

葡月的日子

罗伯斯庇尔的去世并没有使一切完结：监狱只是慢慢地打开大门。平民演说家被送上断头台的前一天，有八十名牺牲者被铡掉了头颅。屠杀组织得多么好!操作得多么有序，多么顺从!刽子手桑松父子①被送交审判。他们比德·玛延纳公爵治下处死塔尔迪夫的刽子手罗佐②要幸运，因为他们被无罪开释：路易十六的血把他们洗干净了。

①老桑松是处死法王路易十六的刽子手。他儿子小桑松是恐怖时期的刽于手，处死了法国王后和一些大贵族。

②罗佐是法国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刽子手，绞死了最高法院一些法官，包括推事塔尔迪夫，后他也被绞死。

恢复自由的囚徒不知怎样打发日子，无所事事的雅各宾党人不知怎样活得开心，于是兴起了舞会，引起了对恐怖时代的怀念，人们只是一步一步地从国民公会议员手里夺过了司法权；他们不愿放弃罪恶，生怕失掉权力。革命法庭被撤销了。

安德烈·杜蒙提议追究罗伯斯庇尔的继承者的罪行。国民公会迫不得已，违心地在萨拉丹的一份报告上批示说，有理由对巴雷尔、比洛·德·瓦雷纳和科洛·德布瓦实行拘捕。后两人是罗伯斯庇尔的朋友，但他们也促成了他的垮台。卡里埃、富基埃—坦维尔、约瑟夫·勒邦受到审判；一些前所未闻的谋杀和凶杀案得到揭露，尤其是共和派婚礼和南特六百儿童淹死案。国民自卫队是按街区划分单位的。那些街区控诉国民公会过去的罪行，担心它又犯下新的罪行。雅各宾派的团体还在战斗，他们不可能对死亡表示厌恶。勒让德从前是那么凶狠，现在恢复了人性，进了救国委员会。就在罗伯斯庇尔受刑那一夜，他关闭了老巢。不过八天之后，雅各宾党人又打出了新雅各宾党的旗号。那些一边织毛衣一边列席国民公会会议的平民妇女又出现在他们中间。弗雷隆出版他那份复活的报纸《人民演说家》，一边欢呼罗伯斯庇尔倒台，一边向国民公会的权力靠拢。马拉的半身塑像仍然摆放着，各种委员会仍然存在，只是换了换门面。

严寒与饥馑夹杂在一起，加上政治上的暴虐，使得灾难变得复杂。一些武装团体得以形成。一些妇女加入其中，高喊着：“要面包!要面包!”最后，牧月一日(一七九五年五月二十日)，国民公会的大门被冲开了。费罗被杀，头颅被割下来放在主席的办公桌上。有人说，在危险面前，布瓦西·德·昂格拉表现得十分沉着：谁要是否认有英勇行为，谁就会倒霉!

这种革命的植物在人血浇灌的以人血为基础的肥料层上茂盛生长。罗西约尔、于塞尔、格里庸、莫依兹·贝尔、阿马尔、苏迪约、亨兹、格拉奈、莱奥纳尔·布尔冬这些主张实行恐怖政治的人，所有以凶暴出名的人，都被关进了城堡监狱。这期间我们的名声在外头越来越大。当舆论起来反对国民公会议员时，我们对外国佬的胜利窒息了公愤。那时存在着两个法国：一个是国内可怕的法国，一个是在国外可敬的法国。有人把光荣拿来冲抵我们的罪行，正如波拿巴把光荣拿来抵消我们的自由。我们在前方总是触到胜利的暗礁。

有人把我们的胜利归结为我们的异乎寻常。我们有必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些人所犯的年代错误：这些胜利都是在实行恐怖统治的前后取得的，因此恐怖政治对我们的军队没有丝毫支配力。但这些胜利却有一点坏处：它们给那些革命幽灵头上罩上了一圈光环。人们也不查看日期，就以为这圈光环是该他们所有。夺取荷兰，挺进莱茵河，这些征服似乎不是用剑，而是用斧头乱砍乱劈作出来的。在这种混乱中，人们看不出法国将怎样摆脱身上的镣铐，尽管头一批罪人倒了霉，这些镣铐却没有打开。不过，救星已经在那儿了。

波拿巴在南方结交的朋友，如今大部分，而且是最坏的部分还同他来往。他们和他一样，也都躲到京城避难来了。萨利塞蒂与雅各宾派关系良好，仍然有权有势，与拿破仑的关系又再度密切起来；弗雷隆希望娶波利娜·波拿巴(博盖塞公主)为妻，也给年轻将军提供支持。

波拿巴每晚和朱诺都在植物园散步，远离广场和论坛的叫骂抱怨。朱诺向他讲述自己对波莱特(即波利娜)的一腔激情，拿破仑则向他吐露自己对德·博阿尔内夫人①的倾心：此时正在酝酿的事件将促使一个伟人的诞生。德·博阿尔内夫人与巴拉斯友情不错：当决定性的日子到来时，这种关系有可能帮助国民公会特派员记起往事。

①即后来嫁与拿破仑的约瑟芬。其时她丈夫博阿尔内将军已被革命法庭处死。

续篇

新闻出版暂时恢复了自由，便发表了一些要求解脱(恐怖)的言论。可是民主派从来不喜欢这种自由，再说新闻出版方面曾攻击过他们的错误，因此他们就指责新闻出版界是保王派。莫尔莱神甫和拉阿·尔普写了一些小册子，与卑劣的学者、诙谐的小人玛尔什纳写的西班牙文小册子互相呼应。年轻人穿着开翻边黑领的灰衣服，这是保王的朱安党人的著名制服。新立法机构开会其实是集合各分区的借口。勒普累蒂埃分区从前打出的旗号叫圣托马斯的女儿分区，名头很响，如今是最冲动的分区，好几次出现在国民公会的席位上发表怨言。小拉克雷泰尔①勇敢地为他们说话，共和四年葡月十三日波拿巴在圣罗什宫台阶上用霰弹射杀巴黎民众那天，他也表现出了这种勇气。各分区预计战斗的时刻已经临近，便从鲁昂请来达尼康将军当他们的头领。国民公会把保护它的人召集到它周围，由此可见它是多么恐惧，多么惊慌。警察总监助理莱亚尔在《论葡月那些日子》一文中说：“人们把一七八九年的爱国者神圣营安排在那些共和派前头。把那些打过六次仗，在巴士底监狱墙脚挨过打，曾推翻暴政，今日又拿起武器来保卫他们于八月十日推倒的城堡的革命老兵安排在队伍中间。在那里面，我见到了从前菲庸将军麾下列日营和比利时营幸存的可贵战士。”

①小拉克雷泰尔(Lacretelle Le jeune，一七六六—一八五五)，拉克雷泰尔家有两兄弟。老大是律师，称大拉克雷泰尔；老二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称小拉克雷泰尔。两兄弟都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名人。

莱亚尔用这声顿呼结束了清点人数：“啊，多亏你，我们才凭着没有管事人的政府，凭着没有军饷的军队，战胜了欧洲；自由的守护神啊，你仍在关照我们!”这些自豪的自由卫士多活了一些日子，他们后来在暴君的警察局唱完了独立自主的颂歌。今日那段时光只是一座打断的台阶，革命曾在那上面踏过：那么多人意气风发地说话，行动，热衷于一些今日已无人再关心的事情!今天活着的人采摘被遗忘的人的果实，那些人正是为了今天的人献出了生命。

人们着手准备国民公会的更新换代。基层代表大会已经召开，委员会、俱乐部、分区，乱糟糟地搅成了一锅粥。

国民公会受到全面威胁，发现必须自卫：它把巴拉斯抬出来与达尼康作对，任命他为巴黎和国内武装力量总指挥。巴拉斯与波拿巴在土伦有过一面之缘，现在通过德·博阿尔内夫人又想起了他。想到这样一个人可能给予的支持，巴拉斯觉得非常振奋，便把波拿巴任命为自己的副手。未来的执政在和国民公会谈论葡月的日子时，声称多亏波拿巴迅速而聪明的部署，非常巧妙地在外围设了岗，我们才得以解围。拿破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给了各分区以沉重打击。他说：“我给法兰西盖上了我的印章。”阿提拉当年曾说：“我是宇宙的锤子。”

这个行动成功之后，拿破仑担心失去人心，曾保证要用几年时间来抹去他历史上的这一页。

有一篇出自拿破仑之手叙述葡月那些日子的文章：他努力表明是各分区先开的火。在他与那些人交手的时候，他可以想象自己还在土伦：卡尔托将军率领一个纵队在新桥，一个马赛人组成的连队在朝圣罗什开来，国民自卫队占领的岗哨被相继夺走。我已经跟你们提到莱亚尔的叙述。他最后以如下的蠢话结束他的叙述，而巴黎人却对这些话坚信不疑：一个伤员穿过胜利的沙龙，认出—了他夺过来的旗帜，便声息微弱地说：“我们别再走了，我要在这里死去。”杜弗莱斯将军的夫人撕破衬衣，做成绷带。杜罗舍的两个女儿保管醋和烧酒。莱亚尔把一切都归功于巴拉斯：这是有所保留的奉承；它表明了在共和四年，拿破仑还不是个重要人物，因为仗是他打赢的，功却算在别人身上。

波拿巴似乎并不指望从打击分区的胜利中得到大的好处，因为他对布里埃纳说：“去你美丽的永纳山谷寻一小块产业，我有钱了就把它买下来，但是千万记住，我可不要国家财产。”在帝国时期波拿巴改变了主意：开始十分重视国家财产。

葡月的骚乱结束了骚乱的年代：直到一八三○年，骚乱才再度发生，不过那导致了君主制度的完结。

葡月的骚乱过去四个月以后，共和四年风月十九日(三月九日)，波拿巴娶了玛丽—约瑟夫—罗兹·德·塔舍为妻。结婚证书上没有一句提及德·博阿尔内伯爵的遗孀的话。塔利安和巴拉斯是婚契证人。到了六月，波拿巴被任命为驻扎在沿海的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军队首长。卡诺①要求取代巴拉斯得到签发这份委任书的荣誉。有人把意大利方面军指挥官这一职务称作博阿尔内夫人的嫁妆。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轻蔑地说，他原以为是与一位贵妇成亲，谁知不是，言语之间并无感激之意。

①卡诺(Carnot，一七五三—一八二三)，法国军事专家、政治家、曾任国民公会议员、督政府成员、五人执政团成员。后在拿破仑治下任过陆军部长。

拿破仑此时完全走上了命运给他安排的道路：他需要人类，人类也将需要他；时势造就他，他也将造就时势。卓越的人物在发迹之前，不得不屈居庸人之下，少不了他们保护，这种不幸他已经经受了：阿拉伯人保护最高棕榈树的幼芽，首先是用一只粘土坛子将它罩住。

意大利战役

波拿巴来到尼斯的意大利方面军司令部，发现士兵们样样都缺，没有衣穿，没有鞋子，没有面包，也没有纪律。他那时二十八岁：在他麾下马塞纳指挥三万六千名士兵。这一年是一七九六年。三月二十日，他拉开了第一个战役的序幕。那是个著名的日子，以后好几次刻写在他的人生经历之上。他在蒙特诺特打败了勃里厄的军队，两天以后又在米勒西莫切断了奥地利和撒丁国两支军队的联系。接下来他又连连在塞瓦、蒙多维、福萨诺和舍拉斯柯获得胜利。战争守护神亲自下凡了。下面这段文告让人听到了一个新的声音，正如那些战斗宣告一个新人的到来：

“士兵们!十五天当中，你们获得了六场胜利，夺取了二十一面军旗，缴获了五十五门大炮，俘敌一万五千人，毙敌或者伤敌一万余名。你们没有大炮，却打了胜仗；没有桥，却过了河；没有鞋，却作了强行军；没有烧酒，常常还没有面包，却在野外露营。只有共和部队，自由士兵才能吃你们那些苦；士兵们，人民感谢你们!……

“意大利人民啊!法国军队砸断了你们身上的锁链；法国人民是各国人民的朋友。我们只仇恨奴役你们的暴君。”

五月十五日，法兰西共和国和撒丁国王缔结了和约。萨瓦、尼斯和当德割让给了法国。拿破仑继续往前推进。他给卡诺写道：

“我们终于渡过了波河：第二个战役开始了。勃里厄惊慌失措，计算不准，总是往人家设下的圈套里钻。也许他是想拼一场，因为此人有疯子的鲁莽，却没有战神的胆魄，我们又获得一场胜利，成了意大利的主宰。从此时起我们就停止了运动，让部队换上了新装。它仍是叫人害怕，然而士兵们却都长胖了，因为他们吃的都是戈纳斯面包和大量的好肉。纪律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但是常常还得枪毙人，因为有些士兵十分恶劣，不服指挥。我们从敌人手里缴获的东西不计其数，你们越给我增拨人马，我越容易供养他们。我给您捎上二十幅油画，不是柯勒乔的，就是米开朗基罗的，都是一流大师的作品。您对我妻子十分关心，我应该特别感谢您。我把她交给您照顾：她是个真诚的爱国者，我爱她爱得发狂。我希望事情办得顺利，能够给巴黎送上一千多万法郎，这对您补给莱茵方面军没有坏处。请给我派四千不带马匹的骑兵来，我设法在这边给他们配上坐骑。我也不瞒您，自从斯汤热尔一死，我就没有能够上阵的骑兵高级军官了。我希望您能派两三个热情洋溢、意志坚定、决不贪生怕死，临阵后退的将军助手来。一七九六年五月九日于普莱桑斯司令部。”

这是拿破仑引入注意的信件之一。多么生动!多么惊人的天才!除了在慷慨得意地提到米开朗基罗等人那批油画时，显露的英雄豪气之外，在提到“热情洋溢、意志坚定，决不贪生怕死、临阵后退的将军助手”时，对一个竞争对手①作了辛辣的讽刺。同一天波拿巴还写信给督政府，建议停止发运原来答应给巴马公爵的武器，同时报告寄发柯勒乔的《圣热罗姆》的消息。五月十一日，他向卡诺报告打过了洛迪桥，占领了伦巴第。他之所以没有立即朝米兰进军，是因为他想追击勃里厄，把他彻底打败。“我只要攻下曼图亚，就可长驱直人，进入拜恩了。再有二十天，我就到了德国的心脏。要是莱茵方面那两个军投入了战斗，请把他们的位置告诉我。三支大军会师在惊惶不安的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心脏，逼迫对手讲和，共和国去签订这样的和约，是很有面子的。”

①似指莫罗。——原注

雄鹰不是在行走，而是展翅高飞，脖子上和翅膀上悬挂着胜利的旗帜。

人家想把克雷曼调来给他当助手，他表示不满：“一个自认为是欧洲最出色的将军的人，我是没法与他愉快共事的。我认为一个坏将军抵得上两个好将军。”

一七九六年六月一日，奥地利军队全部被逐出了意大利。而我们的先遣部队已经在侦察德国的山岭，为大军开辟行军路线。波拿巴给督政府写信说：“我们的掷弹兵和步兵在与死神嬉戏。除了他们强行军时的快活情绪，再也没有什么精神可与他们的英勇相比。你们大概认为到了宿营地，他们至少会倒头大睡，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每人都要谈论明天的行动，或者在内心计划明天怎样行动。他们往往还说得很准。有一天我检阅一个团队行军，一名轻步兵走近我的马，对我说：‘将军，必须这样做。’我对他说：‘倒霉蛋，你给我闭嘴吧!’他立时就不见了。我派人去找，也没把他找来。人们做的，正是我命令做的事情。”

士兵们给他们的指挥官提了级：在洛迪他们封他当下士，在卡斯蒂廖内则封他为中士。

十一月十七日大军到达阿尔柯尔：年轻将军走过使他名震遐迩的那座桥；一万名战士留在原地。波拿巴后来一回忆这个行动就叫道：“这是《伊利亚特》似的史诗!”

在德国，莫罗完成了那次著名的撤退。拿破仑称之为“中士的撤退”。他在打击奥国查理大公的军队时，准备用高乃依剧本中的两句诗嘲笑自己的竞争对手：

我紧跟您那著名的溃退

好随意商谈，无须翻译作陪

一七九七年一月十六日，敌对双方在里沃利开战。法军在圣乔治和法沃里特与乌姆泽所部打了两仗，毙敌五千，俘敌二万，残敌逃进曼图亚，紧闭城门坚守。法军封锁了这座城市，迫使它妥协。乌姆泽率领剩下的一万二千余人向法军投降。

不久，法军进入意大利的马尔凯·德·安科纳地区。后来缔结的托伦蒂诺条约给我们交来了珍珠、钻石、珍贵的手稿、耶稣变容图、拉奥孔①和阿波罗在亭子里的画像。不到一年时间，通过一连串军事行动，法军消灭了四支奥地利军队，降服了上意大利，楔人了奥地利的蒂罗尔地区。托伦蒂诺条约使这一连串的军事行动得以终结。人们还来不及定下神来：闪电和打击是同时发出来的。

①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王子，阿波罗的祭司，反对将木马引入特洛伊城。

查理大公率领一支新的大军，匆匆跑去保卫奥地利本土，不得不从塔格利亚芒托经过。格拉迪斯卡陷落，的里雅斯特被攻占，法兰西与奥地利在莱奥本城签订了条约的预备性条文。

在罗马帝国陷落期间形成的威尼斯遭到了背叛，感到惊慌，我们打开了它那些环礁湖和宫殿，而它的对手热那亚也于一七九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完成了一次革命：诞生了利古里亚共和国。倘若在一系列的征服过程中，波拿巴要是想到自己是为奥地利攻占威尼斯，为罗马攻占莱加顿，为波旁家族攻占那不勒斯，为皮埃蒙特攻占热那亚，为普鲁土攻占威斯特伐利亚，为俄罗斯攻占波兰，为英格兰攻占西班牙，一定会吃惊的。他就像那些士兵，洗劫一座城市，拼命想多装一点劫来的财宝，可是又带不走，不得不扔掉，而这时他们自己的祖国却被人家夺走了。

七月九日；内阿尔卑斯共和国宣告诞生。在波拿巴的书信集里我们看到他的书信在与我国革命有联系的各国革命的链环里穿梭往返。一如穆罕默德手持利剑和《古兰经》，我们也一手持剑，一手高举人权前进。

对自己的慷慨举动，波拿巴没有漏掉任何细节：他一时担心威尼斯、波伦亚和米兰那些大画家的古画在过塞尼斯峰时会不会被雾水打湿，一时又挂记盎博罗削会图书室某部写在纸莎草上的手稿是否遗落，他让内务部长告诉他，手稿是否送到了国家图书馆。他向督政府报告了他对手下将军们的看法：

“贝尔蒂埃：无论才华、活力，还是勇气和品性，一切都很突出。

“奥热罗：很有个性，有胆魄，性格坚强，办事积极，深受士兵爱戴，打仗很有运气。

“马塞纳：肯干，孜孜不倦，骁勇，有眼力，处事果断。

“塞吕里埃：像士兵一样上阵拼杀，遇事不但责任；意志坚定，对自己的部队看法不好；有病。

“德斯匹诺瓦：软弱，没有活力，没有胆量，没有打仗能力，也不受士兵喜爱，不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此外具有正确的政治原则，有才，也有些高傲，适合在国内指挥军队。

“索莱：是个优秀，十分优秀的士兵，当将军还少了些谋略；运气不大好。

“阿巴图西：指挥五十人都不适合，等等等等。”

波拿巴写信给玛依纳地区①的首脑：“法国人尊重唯一保留了古希腊美德的弱小然而勇敢的民族，尊重斯巴达的可敬后裔。他们少不了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赢得和祖先一样的名声。”他向权力当局报告了夺取科孚岛(即克基拉岛)的经过：“据《荷马史诗》，”他指出，“克基拉岛是诺西卡公主的家乡。”他寄上与威尼斯达成的和约。“我们的海军将赢得四五条大舰，三四条三桅战舰，再加上三四百万缆绳。——请给我派些法国或者科西嘉水手来，”他要求道，“我将把曼图亚和瓜达的水手召募来。——我向你们报告的给土伦的一百万，明天起运；两百万……凑成五百万，这就是新战役打响以来意大利方面军可以上缴的款子。——我委派……去锡永，设法与瓦莱开始谈判。——我已经派人找来一位优秀工程师，以便了解修建这条大路(辛普朗高山公路)所需的费用……我还委托这位工程师勘察勘察，看要不要炸掉罗纳河注入的那段峭壁悬崖，以便能够开发利用瓦莱和萨瓦地区的木材资源。”他建议从的里雅斯特运小麦和钢材到热那亚。他给斯库台的帕夏送去四箱步枪，作为友好的表示。他命令从米兰押解几个可疑人物，又另外逮捕了几个。他给土伦的海军拨款审核员格罗尼亚公民写信，说：“我不是审判你的法官，但你要是在我手下，我就要把你抓起来，因为你批准了一个荒唐的拨款申请。”有一份报告，是交给教皇使者的，说：“教皇或许将认为，颁发一份诏书或者训谕，让所有教士都服从政府的领导，是配得上他的智慧，配得上最神圣的宗教的举措。”

①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地区。

在这些情况中间，杂夹着与各新生共和国谈判的汇报，纪念维吉尔和阿里奥斯托①的详情，缴获二十面战旗的说明，从威尼斯搜集的五百部手稿的清单。这些信都是在穿过被战火震聋的意大利，穿过变成火炉的意大利时写的。我们的掷弹兵就像蝾螈一样，生活在火中。

①阿里奥斯托(Ariosto，一四七四—一五五三)，意大利诗人，《疯狂的罗兰》的作者。

就在马不停蹄地办事、打仗，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之时，果月十八日来临了。这个日子由于波拿巴的声明和他遭到默兹军团嫉妒的大军的决议而变得有名。于是人们认为运筹惟幄，使共和国连连获胜的那个人消失了。这么认为也许是错误的。有人肯定，共和国的计划是达尼西、拉菲特、达尔松这三个高级军事天才主持制订的。卡诺由于波拿巴的影响，只被放逐了事。

十月十七日，波拿巴签署了坎波—福尔米奥条约：第一次大陆革命战争就在离维也纳三百里远的地方结束了。

拉施塔特和会——拿破仑回到法国——拿破仑被任命为英国方面军司令——远征埃及

在拉施塔特召开了一个会议。波拿巴被督政府任命为出席会议的代表，离开了意大利方面军。他对战友们说：“只有想到很快可以和你们重逢，一起战胜新的危难，我心里才好过一点。”一七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他的日程安排表明，他离开米兰去主持出席会议的法国公使团，并把意大利方面军的军旗寄给了督政府。

波拿巴让人在这面军旗的一边绣上了他的征战功绩：“十五万战俘，一万七千匹战马，五百五十门山炮，六百门野炮，五套架桥设备，九条配备五十四门大炮的巨舰，十二条配备三十二门大炮的三桅战舰，十二条轻巡航舰，十八条双桅战船；与撒丁国王订了停战协定，与热那亚订了协议；与巴尔玛公爵、摩德纳公爵、那不勒斯国王、教皇订了休战书；订立了莱奥本条约的预备性条文；与热那亚共和国订了蒙特贝洛条约；与奥地利国王在坎波—福尔米奥订了条约；给波伦亚、费拉尔、摩德纳、马萨—卡拉拉、罗马涅、伦巴第、布莱西亚、贝尔加姆、曼图亚、克莱姆、维罗纳部分地区、基亚韦纳、博尔米奥、瓦尔特利纳、热那亚、给帝国各邦、给克基拉诸省、给爱琴海和伊塔克岛的人民带去了自由。

“米开朗基罗、圭尔奇诺、提香、保尔·维罗乃兹、柯勒乔、阿尔巴尼、卡拉基、拉菲尔、莱奥纳尔·德·樊西等人的杰作都被送到了巴黎。”

“意大利方面军的这面不朽旗帜。”日程表上写道，“将悬挂在督政府公众会议厅的穹顶上。当现在这一代人死去之后，它将向后代显示我们军人的功绩。”

波拿巴与参加会议的各方订立了一个纯粹的军事条约，规定把美因茨交给共和国的军队，把威尼斯交给奥地利军队之后，波拿巴就离开了拉施塔特，把会议余下的事情交给特莱亚德和博尼埃去办理。

在意大利战役末期，波拿巴受到一些将军和督政府的嫉妒，日子很不好过，有两次都提交了辞职报告，可是政府成员虽然希望他辞职，却又不敢接受他的申请。波拿巴的情感并不跟着时代的倾向走；他违心地向从革命产生的利益作了让步：他的行为和思想有矛盾，原因就在这里。

回到巴黎，他住在尚特莱纳街自己家里。这条街后来改为胜利街，至今仍有人这么叫它。元老院想把尚博尔送给拿破仑，那是弗朗索瓦一世建的城堡，它只让人想起圣路易最后一个子孙流亡海外这件事。一七九五年十二月十日，在卢森堡宫的院子里，波拿巴被介绍与督政府的成员见了面。在这个院子中央，建有一个“祖国”祭坛，上面立着自由、平等与和平诸女神的雕像。缴获来的军旗在五位穿着古式服装的执政头顶上铺成了一顶华盖，胜利的阴影从这些旗帜上降下来。法兰西在这片阴影里休息了片刻。波拿巴身着戎装。在阿尔柯尔，在洛迪，他就是穿着这套军服。德·塔莱朗先生在祭坛边接见胜利者，想起自己从前在另一个神坛上作过的弥撒。欧坦主教从美国溜回来，得到谢尼埃的保护，出任外交部。他那时腰佩弯刀，戴着亨利四世式的帽子：事件的发展使人不得不认真看待这种种乔装打扮。

高级教士对意大利的征服者作了一番赞扬：“他喜欢，”塔莱朗伤感地说，“他喜欢奥西昂的歌谣，尤其是因为那些歌谣超脱于尘世。人们称他有野心，对此我们远不担心。相反也许我们哪天要请他出山，要把他从勤劳平静的隐居生活中拖出来。全法兰西都将变得自由，也许他却永远不能自由：这是他的命运。”

这话被他神奇地说中了!

圣路易的弟弟在格朗代拉，查理八世在福尔努，路易七世在阿亚代尔，弗朗索瓦一世在马里南，洛特莱克在拉文纳，卡蒂纳在都灵的功绩都与这位新近提拔的将军相去甚远：拿破仑的功绩无与伦比。

几位执政对一种威胁着所有专制政治的更高级的专制心怀恐惧，不安地注视着人们对拿破仑表达的敬意。他们想到要把拿破仑从他们眼前打发走，便利用他表现的热情，鼓励他去东方远征。拿破仑说：

“欧洲是一个鼹鼠丘；巨大的帝国，伟大的革命从来只存在于东方；我已经不再有光荣·了：因为这个小小的欧洲再也拿不出足够的光荣。”拿破仑像一个孩子，为自己当选为研究院院土而欢欣不已。他只要求给他六年时间，好让他去拿下印度并且凯旋。“我们才二十九岁，”他想到自己时提醒人们注意，“这并不老：我从印度回来时三十五岁。”

他被任命为所谓的英国方面军司令。所辖的部队分散在布雷斯特到安特卫普一线。波拿巴巡视部队，访问地方当局和科研机构，在此期间却调集部队，组建埃及军团。这时我们驻维也纳大使贝纳多特将军在公馆门口放置的三色旗和红帽子，突然被人使了些手脚，督政府便打算让拿破仑留下，以对付可能爆发的新战争。好在奥国外交官柯本茨尔先生预先阻止了两国关系的断裂，于是波拿巴又接到命令出发了。意大利成了共和国，荷兰也变成了共和国。法国此时的疆域一直扩展到莱茵河。和平给法国留下了一些毫无用武之地的士兵。督政府深谋远虑，心怀恐惧，急于把胜利者打发去远方。在埃及的冒险远征既改变了拿破仑的命运，也改变了他的天才，给已经过于光辉灿烂的他，又镀上一层照射着云火柱①的阳光。

①暗指那根引导希伯莱人在沙漠前进的变幻不定的柱子。

远征埃及——马耳他——金字塔之战——开罗——拿破仑在最大的金字塔——苏伊士

公告

士兵们：

你们是英国方面军的一翼。

你们作过山地战、平地战、围城战；你们剩下要做的就是在海上作战了。

古罗马那些军团，就曾在这同一片海上，曾在扎马平原上与迦太基作战。你们有时也仿效他们，但你们还比不上他们。因为他们英勇善战，吃苦耐劳，纪律严明，同心协力，胜利便从不抛弃他们。

士兵们，欧洲在注视着你们!你们要完成伟大的使命，要投入战斗，要克服重重危险和劳累；你们要为祖国的兴盛，人民的幸福和你们自己的光荣，作出前所未有的努力，立下前所未有的功绩。

一七九八年五月十九日于土伦

在发表了这份忆及前人光荣的公告之后，拿破仑就上了船：就像是荷马或者是把荷马的史诗珍藏在金匣子里的那位英雄①。此人行路真是风风火火：双脚刚踏上意大利的国土，又一下出现在埃及。这是一段传奇般的插曲，使他真实的人生显得更为伟大。一如查理曼大帝，他也给自己的历史系上一部史诗。在他携带的书籍里，有爱尔兰诗人麦克弗森的《奥西昂集》、《少年维特之烦恼》、《新爱洛伊丝》和引日约》：这显示出拿破仑的头脑里乱七八糟的什么都装。他把讲究实际的思想与浪漫感情，把各种方案与幻想，认真的研究与一时兴起的想象、明智的想法与荒唐的念头交揉在一起。他从这些互不连贯的时代产物之中抽出了帝国；这是一个广大无边的梦，然而，这又是像孕育它的混乱夜晚一样迅速消逝的梦。

①指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

一七九八年五月九日，拿破仑进入土伦，下榻在海员宾馆；十天后，他登上旗舰“东方号”；五月十九日，他下令升帆，从他第一次让鲜血，法国人的鲜血横流的起点出发：土伦的屠杀为他在雅法的屠杀作了准备。他把头一批从他的光荣里诞生的将军带在身边。贝尔蒂埃、卡法莱利、克莱贝、德塞、拉纳、米拉、默努。十三条战列舰，十四条三桅战舰，四百条运输舰随他远征。

纳尔逊让拿破仑驶出了港口，在海上却没有拦截到他，尽管有一次我们的舰队离英国舰队只有六十里。从西西里的海面上，拿破仑看见了亚平宁山脉的峰顶。他说：“看到意大利的土地，我就感到激动；那就是东方：我要去的就是那儿。”看见伊季山，他对米诺斯国王和古代的智慧发出热烈的赞美。在跨海途中，波拿巴乐于把学者召集拢来，挑起他们辩论。通常他总是赞同最荒谬的或是最大胆的见解。他问学者们星球是否可以住人，什么时候会被水或者火毁灭，就好像他负有视察天国军队的使命似的。

他在马耳他靠岸，好不容易从露出海面的一座岩礁洞里找到了避难的古老骑士会。接着，他下到亚历山大城的废墟。他在晨曦中看到了庞培建造的那些立柱。我在乘船离开利比亚的时候，从甲板上见过那座废墟。他从因一个伟大而忧伤的名字而变得不朽的建筑物脚下往上走，越过墙垣。墙那边，从前就是“灵魂药库”①，和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的方尖碑。如今那些碑横陈地上，一些瘦狗在碑石间游荡。罗塞塔的城门被撞开了。我们的军队涌进两座小港和灯塔。“可怕的屠杀!”将军助理布瓦耶给父母写信说，“土耳其人被人从四面八方驱赶，只好躲进他们的神明和先知的寺庙里避难。他们把清真寺挤得水泄不通；男女老少都被杀死了。”

①即亚历山大图书馆。

波拿巴对马耳他主教说：“您可以让您教区的人放心，天主教、正教、罗马教不仅会得到尊重，而且教士们都会得到专门保护。”他到达埃及后发表讲话说：“埃及人民：我更尊敬马木路克人②的上帝，尊重他的先知，尊重《古兰经》。法国人是穆斯林的朋友。从前穆斯林占领罗马，推翻了教皇的宝座，因为教皇煽动基督徒反对崇奉伊斯兰教的人。不久穆斯林就朝马耳他进军，赶走了那些自认为受上帝召唤来对穆斯林开战的人……要是埃及是马木路克人的田庄，就请把上帝给的租约亮出来看看。”

②最早是指由土耳其奴隶组成的穆斯林军队，曾建立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马木路克王朝，以后在埃及社会中仍有很大特权，直到十九世纪初才被取消。

拿破仑朝金字塔前进。他对士兵们叫道：

“想一想，在这些巨型建筑物顶上，四十个世纪的眼睛在盯着你们。”他进入了开罗，而他的舰队在阿布基被炸上了天；东方军团与欧洲失去了联系。国民公会议员朱利安的儿子朱利安(德·拉德罗姆)亲眼目击了灾难，把事情的过程一分钟接一分钟地记了下来：

“时值七点，夜幕降临，火烧得更猛了。到九点过几分，战舰就爆炸了。到了十点，火势渐弱；在战舰刚刚爆炸的地方，一轮明月从右边升起。”

波拿巴在开罗对法律界首领说，他将恢复清真寺，将让自己的姓名传到阿拉伯半岛、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开罗发生了暴乱。他在一场风暴当中命令部队炮击开罗。受神灵启示的人对信徒说：“我可以要求各位说出内心最隐秘的感情，因为我无所不知，甚至你们没告诉任何人的事情也清楚。”麦加的大谢里夫在一封信里称他是“清真寺的保护人”；教皇在一封文书里称他为“我太亲爱的儿子”。

出于一种天生的弱点，波拿巴常常喜欢他的短处甚于他的长处。他对于可以一下打赢的战斗不感兴趣。砸碎世界的手却喜欢玩骗术。当他运用自己的能力时，完全有把握为自己的损失获得赔偿；他的天才弥补了性格的缺陷。他为什么一开始不以中世纪骑土继承人的身份出现呢?在信奉伊斯兰教的民众看来，他这种双重身份，其实只是伪基督徒，和伪伊斯兰教徒。如果光是欣赏那些不真诚的方法，却看不出它们的卑鄙之处，就免不了可悲地上当。当巨人落到使用伪善伎俩的地步时，那就真该哭泣了。那些异教徒向脚镣手铐的圣路易提出，要给他戴上埃及的王冠。据阿拉伯历史学家说，因为他始终是人们见过的最高尚的基督徒。

我去开罗时，这个城市还保留了法国人的痕迹：有一座公共花园是我们建造的，里面种着棕榈树；从前四周开了一些饭馆。不幸我们的士兵，和昔日的埃及人一样，抬着一具棺材在宴桌周围走动。

如果相信那是真的，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场面咽!波拿巴走进克奥普斯①金字塔内部，坐在一具石棺上，和伊斯兰教教法阐释官及伊斯兰教教长聊天。棺内法老的木乃伊已经失踪了。然而，我们还是把《箴言报》上的故事看作缪斯的作品吧。如果这不是拿破仑的世俗故事，那么就说明他的聪明的故事，这值得我们关心。还是让我们来听听在一座坟墓内部响起的声音吧。这个声音将来的世纪都会听得到。

①克奥普斯(Choops，前?—前二六五○)。埃及王，第四王朝的第二位法老。

一七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箴言报》

今日，唯一的不可分割的法兰西共和国第六年热月二十五日，即伊斯兰历1213年穆夏兰月28日，在参谋部众多军官和国家研究院众多成员的陪同下，军团司令来到大金字塔，即克奥普斯金字塔参观。在金字塔内部，有若干伊斯兰教教会阐释官和教长在等候将军驾到，准备给他讲解金字塔的内部构造。

司令官来到最后一间大厅。这间大厅穹顶平坦，长约三十二尺，宽约十六尺，高约十九尺。里面只有一具花岗岩匣子，长约八尺厚约四尺，盛着一个法老的木乃伊。将军在石棺上坐下，招呼教法阐释官和教长，如苏莱曼、易卜拉罕、穆罕默德等人在他身边坐下，当着随从的面，与他们进行了如下对话：

波拿巴：“上帝伟大，他的作品也很神奇。可是这里却是人手创造的伟大作品!建造这个金字塔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来做这样一个工程的呢?”

苏莱曼：“这是埃及的一个强大君主。人们认为他名叫克奥普斯。他希望死后安寝，不致遭到后人冒犯。”

波拿巴：“伟大的波斯国王居鲁士让人在露天安葬自己，以便使自己的躯体还原成元素：你认为他这样做不是更好吗?你是这样看的吗?”

苏莱曼(倾身颌首)：“光荣属于上帝!一切光荣都属于上帝!”

波拿巴：“光荣归于安拉!只有真主，没有别的上帝。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我是他的朋友。”

易卜拉罕：“愿胜利的天使为你扫除路上的尘埃，用他们的翅膀庇护你!马木路克该死。”

波拿巴：“他们被交给了黑暗天使姆基尔和卡基尔。”

苏莱曼：“他伸出掠夺的手，获取埃及的土地、谷物和马匹。”

波拿巴：“法兰克人的财宝、产业和友谊，你们亦可以享受一份。直到你们升上七重天，坐到永远年轻永远贞洁的黑眼仙女身边的时候，你们可以在拉巴的阴凉中歇息。拉巴的枝叶本身就可给真正的穆斯林提供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

这种排场毫不改变金字塔的庄严——二十个世纪，沉入永恒的黑夜，不动，无光，毫无声息

要是换了波拿巴躺在这古老的地下室里，一定会使他的疆域扩大。只是他从没在这死亡的前厅苦熬岁月。

我在《纪行》里写道：“我们在尼罗河上航行。剩下来的日子，我一直待在甲板上，静静地注视着那些陵墓……宏伟的建筑物构成了任何人类社会光荣的主要部分：它们把一代人的名声带到了它自身的存在之外，并使它与那些荒废的田园定居的一代又一代后人并存。”

我们感谢波拿巴在金字塔为我们这些沾上了诗歌的污点，在废墟偷偷搜集谎言的小政客做了如此精彩的辩护。

从波拿巴发布的公告、安排的日程和发表的演说来看，他显然是想学亚历山大，让人把自己看成上天派来的使者。亚里士多德的侄孙卡利斯提尼斯受命论证腓力浦的儿子亚历山大就是丘庇特的儿子。后来马其顿国王是那样残酷地对待这位哲学家，大概是要惩罚他的阿谀奉承。这件事可在斯特拉博①保存的卡利斯提尼斯著作残篇里读到。帕基埃所著《亚历山大谈话录》，是在亚历山大这位伟大的征服者和拉伯雷这位伟大的讽刺家之间的一场对话：

①斯特拉博(Strabo，公元前六四—二三)，希腊地理学家、历史学家。

“朝我这边看，”亚历山大对拉伯雷说，“你看到的那些地方都是些下等地方。在那里你找不到一个有才能的人物，为了吹嘘自己的想法是有来历的，而不暗示他与众神关系亲密。”拉伯雷说：“亚历山大，为了对你说真话，我决不拿你的小特点来寻开心，即使是你酒后说的糊涂话，做的糊涂事我也不管。只是你现在变得这么伟大，你究竟感到有什么好处呢?你难道就和我不一样了?你感到遗憾，心里不快活，可是比起人一死就失去名声来，这于你要适合得多。”

然而，在提到亚历山大的时候，波拿巴对自己，对世界所处的时代，对宗教都把握得不准：在当今之世，人不可能让别人把自己当成神来尊奉了。至于拿破仑早年的功绩，它们还没有与对欧洲的征服混在一起，它们还没有取得足以让穆斯林群众敬服的结果，尽管有人给他起了个诨名叫“热情苏丹”。蒙田说：“亚历山大三十三岁，就已经胜利地跑遍了所有可住人的陆地，生命才过了一半，就达到了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记叙他的丰功伟绩的君王，比记叙别的国王文治武功的历史学家还要多。”

波拿巴从开罗到了苏伊士。他看到摩西开启的，后来落到法老身上的大海。他看出了一条运河的线路。这条运河开始是中帝国的几代塞索斯特里法老修建的，后来波斯人把它加宽了，最后苏丹人想开通从红海到地中海的贸易，又把它进行了扩建。拿破仑打算把一部分尼罗河水引到阿拉伯半岛海湾。在海湾腹地他的想象力勾出了一个新俄斐①地区，将来每年在那里举办一次交易会，让香料商、丝绸商、让玛斯卡特、中国、锡兰、苏门答腊、菲律宾和印度的所有珍宝在那儿进行交易。修士们从西奈下来，请拿破仑在他们的“保证”书上留名。他的名字写在埃及苏丹萨拉丁的名字旁边。

回到开罗，波拿巴举行集会庆祝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他对士兵们说了以下这番话：“五年前法国人民的独立受到了威胁；但是你们攻下了土伦：这是你们的敌人灭亡的先兆。一年以后，你们又在德戈打败了奥地利人；次年，你们登上了阿尔卑斯山的顶峰；两年前，你们与曼图亚作战，取得了著名的圣乔治大捷；去年，你们从德国回来，到了德拉瓦河和伊松卓河的源头。那时，谁说你们今日会来到尼罗河畔，来到旧大陆的中心?”

①未能确定位置的一个地区。在《圣经·旧约》时期，这个地区以出产纯金闻名。

对军队的看法

不过，波拿巴在他日理万机，考虑种种方案时，真的死抱住这些想法不变吗?当他装出愿意留在埃及的样子时，幻想并没有使他看不清现实。他给哥哥约瑟夫写信说：“我认为再过两个月就会回到法国；因此，请在我到达时安排一所乡间住宅，或是在巴黎附近，或是在勃艮第：我打算在那里过冬天。”波拿巴并没有估计到能够阻止他回国的力量：他的意志既是他的命运，又是他的吉星。这封信落到了英国海军将领手里，于是英国人大胆宣称：拿破仑的使命只有一个，就是让他的军队覆没。

在埃及的法国士兵都很勇敢，尤其是因为他们强烈地感到了自身的痛苦，也就愈发英勇。有一个中士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告诉勒杜，千万不要犯傻，上船到这个鬼地方来。”

这位叫阿韦里约里的中士说：“从国内来的人都说亚历山大城是最美的城市：唉!其余的城市该会是什么样呢?您想一想，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破房子，都是平房，一色的木门，一样的锁；漂亮一点的有个露台；没有开窗户，却安了木栅，只是栅条太密，看不清里面的人。街道狭窄，只有法兰克人和达官贵人所在的街道才稍稍宽一点。城中大部分是贫苦居民，他们除了一件垂到膝盖活动时一半时间卷起的蓝衬衫，一条腰带，一块破头帕，别的地方都裸着。我对这个可爱国家厌烦透了。住在这儿令我发狂。可恶的埃及!到处是沙砾!亲爱的朋友，有这么多人上了当!那些寻求发财发迹的人，或者那些窃贼，没有一个不垂头丧气。我相信，他们巴不得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罗齐是个上尉：“我们太没有地位了。军中普遍存在不满。今日的专制独裁比任何时候都厉害。有些士兵当着司令官的面自杀，对他说：‘这就是你做的好事!”’

我所举的这些名字，今日都几乎无人所知了。在这份名单上，压尾的是塔连的名字。

以下是塔连给妻子的信：

“亲爱的朋友，如你所知，我来这里，并不是心甘情愿的。我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差，因为远离家乡，远离亲人，我看不到可以重返故乡，重见亲人的时刻。

“我跟你说心里话，我一千倍，一万倍愿意带上你和女儿，到天涯海角，远离一切激情，一切阴谋，安安静静过日子，而不愿过这种生活。我向你保证，我只要有幸摸到故乡的泥土，就决不再离开它。在这里的四万法国人中间，不这样想的，不会超过四个人。

“我们在这里过的日子真是再凄凉不过了!什么都缺。我有五天没有合眼了。我就睡在地板上。苍蝇、臭虫、蚂蚁、库蚊，各种虫子都来叮我们。我每天不下二十次怀念我们那可爱的茅屋。亲爱的朋友，求求你，不要卖掉它。

“再见，我的好泰莱琪娅，泪水浸透了我的信纸。我只要回想你的善良，回想我们的爱情最甜蜜的往事，只要得知你始终可爱，始终忠贞，只要怀着拥吻亲爱的女儿的希望，我这个不幸的人就能熬下去。”

在这一切之中，忠诚一钱不值。

人从幻想的高处跌落下来，自然把处境看得过分糟糕，这样便出现了这种一致的抱怨：法国人时时憧憬着东方，天主教反对异教的骑士团给他们开辟了道路。他们虽然不再有诚意去为圣墓解围，却有十字军骑士的勇敢，以及戈德弗鲁瓦①周围那些编年史家和吟游诗人编造出来的对王国和美人的信仰。在意大利获胜的士兵看到的是一个待夺取的富庶国家，一些待拦路抢劫的沙漠商队，待截获的马匹、武器和后宫佳丽。那些传奇小说作者已经瞥见了安条克公主②，而那些学者则在诗人的热情之中加进了他们的梦想。一开始，没有一部描写埃及的作品不被当作知识丰富的现实，直到《昂泰诺尔游记》出版，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他们将要深入神秘的埃及，下到地下墓穴，搜索金字塔，发掘被人遗忘的手稿，辨读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唤醒黛尔莫西里斯①。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做，研究院的学者一头扑在金字塔上作研究，士兵们只遇见一些赤身裸体的农民，一些泥棚茅屋，他们面对的就是鼠疫、贝都因人和马木路克骑兵，这才发现大大失算了。只不过他们吃的冤枉苦使他们看不到最终的结果：法国人在埃及穆罕默德国王培育的文明上播下了幼苗。波拿巴的光荣增大了；一线光亮照进了伊斯兰教的黑暗世界，野蛮被轰开了一道缺口。

①戈德弗鲁瓦(Godefroi，一○六一—一一○○)，下洛林公爵，曾率默兹和莱茵地区的骑士团作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拿下耶路撒冷之后，当选为君主，号称“圣墓代理人”。

②安条克(Antioche)为叙利亚塞琉西王国几任国王的名字。

①原文为Thermosiris，查不到是何人还是何物。

叙利亚之战

为了防止叙利亚的帕夏采取敌对行为，也为了追击若干马木路克骑兵，波拿巴于二月二十二日进入了世界的这一部分。阿布基战斗把他留在这里。其实拿破仑弄错了，他追寻的是一个强权梦。他比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幸运，在跨越沙漠时没有遇到南部吹来的热风。他在陵墓间扎寨安营，他翻越了埃拉里什峰，在嗄扎取得了胜利。他于六日写道：“我们处在亚非两洲交界处的山间；我们晚上在亚洲宿营。”这个巨人走在征服世界的路上。这是个要征服那些不可征服的地区的人。

雅法攻下来了。发起攻击以后，守城军队的一部分，波拿巴估计有一千二百人，其他人估计有二三千人向法军投降，受到了宽大接待。过了两天，波拿巴下令把他们全部处决。

①原文为Thermosiris，查不到是何人还是何物。

瓦尔特·司各特和罗贝尔·威尔逊爵士对这场屠杀都有所叙述。波拿巴在圣赫勒拿岛痛痛快快地向艾勃林顿勋爵和欧米拉医生做了承认。只是他把这件令人发指的暴行归咎于当时的处境：他无法为这些俘虏提供食物，又不能把他们护送回埃及。在口头上让他们自由吗?即使那样做，他们也理解不了这份荣幸，这种欧洲式的做法。“换了威灵顿，”他说，“也会像我这样处置的。”

蒂耶说：“拿破仑下决心采取一个可怕的措施，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残忍行为：他命人用剑刺杀剩下来的战俘。部队怀着几分恐惧，服从了他的命令，将这批俘虏屠杀罄尽。”

“他一生中唯一的残忍行为”，在土伦大屠杀之后，在拿破仑视人命如草芥的那么多战斗之后说这种话，未免过于断言了。让法国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士兵以“几分恐惧”抗议他们将军的残忍。

但是雅法的屠杀救了我们的军队吗?波拿巴没有看见一小群法国人，轻易就把大马士革帕夏的军队给打败了吗?在阿布基，他不是依靠几匹战马，就把一万三千名奥斯曼的军队打垮了吗?后来，继波拿巴任指挥官的克莱贝不是叫大首相①和不计其数的伊斯兰教徒失踪了吗?倘若事情关系到权利，那法国人又有什么权利入侵埃及呢?为什么要杀死行使自卫权的人?总之波拿巴不能援引战争法，因为雅法守军的战俘已经放下了武器，而且他们的投降已被接受。光是征服者竭力为自己辩白这件事就让他难堪，因为事情本来被人避而不提，或者只在官方的公函或波拿巴随员的叙述中被隐隐提及。拉莱医生说：“攻占一个要塞，通常带来的可怕后果，我就不说了，因为我痛苦地目击了雅法那场惨案。”布里埃纳叫道：“那个残酷的场面，我至今一想起来，就像目击那天一样，还浑身直打哆嗦。我宁愿忘却这件事，而不愿被迫拿起笔来描述。那个流血场面，无论人们怎样想象，都想不出它是多么可怕。”波拿巴写信给督政府：“雅法遭到洗劫，经受了种种战争的暴行。对雅法城来说，战争从未显得这样可怖。”但这些暴行又是谁指使的呢?

①当时土耳其对最高行政长官的称呼。

贝尔蒂埃是拿破仑在埃及时的战友。一八○九年五月五日，身在德国恩斯总司令部的他，给奥地利军队参谋长写了一封让人吃惊的快信，谴责了夏斯特莱坐镇指挥的蒂罗尔城一次枪决战俘的事件：“他(夏斯特莱)让人杀死了七百名法国俘虏，一千八百到一千九百巴伐利亚人。这是各国历史上前所未闻的罪行。要是奥皇陛下不把俘虏看成受他的诚意和荣誉保护的人，这个罪行就会激起可怕的报复。”

对雅法处决战俘一事，人们所能作的谴责，波拿巴在此都作了。这种矛盾在他看来有什么要紧?他知道真相，并不把真相放在眼里，只把它和谎言作一样的用场。他只看重后果，至于用什么手段，在他看来则无关紧要。众多战俘给他带来麻烦，他就把他们杀死。

始终存在着两个波拿巴，一个伟大，一个渺小。当你们认为在拿破仑治下生活安定的时候，他却使这种生活变得可怕。

在埃及战争担任助理军需官的米奥特在他的《回忆录》初版(一八○四年)对屠杀只字不提，到一八一四年的版本才提到它。这个版本几乎绝版了，我好不容易才找了一本。其实我完全不需要读一个目击者的叙述，才确信一个如此痛苦的事实。大致知道一件事情的存在是一回事，了解其细节特点又是另一回事：一个行动在道义上的真相只会在这个行动的细节里显露。按照米奥特的叙述，事情的细节如下：

“风月二十日(三月十日)下午，雅法的战俘被押去放风。四周围了一大圈彭将军的部队。我听到暗中传来的风声，说人们为他们准备了什么命运，便和许多人一起，跨上马，跟在牺牲者们安安静静的纵队后面，想看看人家说的是否有根有据。土耳其士兵三三两两地走着，已经预知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没有流泪，也没有叫喊：都{则顷从。有几个人受了伤，跟不上队伍，就在路上被人用刺刀捅死了。还有几个在人群里转着，似乎是在作临死的诀别。那些胆子最大的也许在考虑能够冲开包围着他们的军队，也许他们希望穿过田野，分散逃跑，可以使部分人免于一死。然而法军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土耳其人没有作任何逃跑的尝试。

“最后，战俘们被押到雅法西南的沙丘地带，在一眼浑黄的池塘边站住。这时，指挥部队的军官让士兵把俘虏分成小队，然后把这些小队带往不同的地点枪杀。尽管投入这场血腥屠杀的军队人数不少，干完这可怕的事也还是费了不少时间。我应该说明，这些军队怀着极大的厌恶，来执行人家强加给他们打过胜仗的双臂的可恶差事。池塘旁边有一队俘虏，其中有几个老军官，目光沉着，高贵；还有一个年轻人，精神垮了。在那样嫩的年纪，他大概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就作出了一个举动，似乎激起了周围人的反感。他朝法国军官骑的马腿扑去，抱住军官的膝头，求他饶命。他叫着：‘我犯了什么罪?我造了什么孽?’他流泪也罢，凄惨感人地叫喊也罢，统统无济于事，改变不了命运已经作出的不幸判决。除了这个年轻人，其他土其耳人都沉着地在那汪死水里作了大净，然后举起手拍拍胸、拍拍嘴，像穆斯林平时向人致意那样，互相作了永诀。他们勇敢的灵魂显得视死如归。从他们的镇定中可以看出，在这最后的时刻，他们的宗教和来生幸福的希望给了他们多大的信心。他们似乎在说：‘我离开此世，去穆罕默德身边享受长久幸福。’《古兰经》允诺给穆斯林的死后幸福，就这样支持着虽然被打败，却并不为自己的不幸而沮丧的穆斯林的精神。

“我看见一个可敬的老人，说话的声调和举止都表明他是一个高级军官，我看见他……冷静地让人在自己面前的流沙中掘坑，一个相当深，足以把他活埋的坑：大概他不愿死于别人之手。他仰卧在这个叫人痛苦的然而却是保护他的墓穴里，他的同伴一边向真主祈祷，一边往他身上堆满沙子，然后踩紧，也许是想让他早点结束痛苦。

“那一幕看得我心惊肉跳，我现在描述起来仍然觉得浑身无力。与那一幕同时，别的俘虏都被带到沙丘后面杀死了。最后，只剩下水塘边的那些人了。我们的士兵把子弹都打完了，现在只能用刺刀，用白刃来结束他们的性命。那可怕的景象我实在看不下去，就溜走了。我一脸苍白，几乎晕厥。晚上，有几个军官告诉我，那些不幸的人为不可抵挡的求生本能，甚至在绝望关头也想逃生的本能所驱使，都前仆后继地朝刀剑冲过去，用四肢来承受扎向心口本会立即让可悲生命结束的刀尖。这样一来，一具具尸体和滴着血奄奄待毙的躯体便堆起了一座可怖的金字塔。只有把已经断气的尸体拖开，才能把那些得到这可怖的人墙保护的不幸俘虏杀死。我是忠实而确切地描述那一幕的，我一想起那种情景，手就发抖，笔力也就不逮，无法完全写出那惨烈的程度。”

作为这种叙述涉及的对象，拿破仑的一生解释了人们对他反感的原因。

我由雅法修道院的修士们引路，去了城市西南的沙丘地带，在那片坟地上走了一圈。从前，这里是尸体堆，如今是白骨塔。我在一些石榴园里漫步。石榴树枝头挂满鲜红的果子；从欧洲飞来的第一只燕子掠过我周围悲惨的土地。

老天惩罚侵犯人权的罪行，遣来了鼠疫，不过一开始尚未造成大的灾害。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雅法城的鼠疫病人》①的场面发生在法军第一次路过该城的时候。布里埃纳指出了他们的错误：鼠疫是在法军从圣让—达克尔回来时发生的。我军好些人士都向我肯定，那幅画的场面纯粹是虚构的。布里埃纳确认了这些情况：

①格罗所作的油画，藏于卢浮宫。

“鼠疫病人的床，”拿破仑的秘书说，“就在第一间大厅进门右手边。我走在将军旁边。我肯定没有见到他接触一个患者。他手持一根马鞭，轻轻打着黄色的靴边，匆匆穿过几间大厅。一边大步走，一边重复：“我得回埃及，抵御即将到达的敌人。”

在参谋长五月二十九日的正式报告中，对鼠疫病人，巡视医院和接触病人等事只字不提。

格罗那幅壮美的油画会怎么样呢?它仍是一件艺术杰作。

圣路易虽然没有那样受绘画的抬举，但在行动上却更英勇一些：“善良的国王温和而宽厚，一见这种情景，就生出怜悯之心，马上把所有事情放下，叫人在旷野挖好坑，做成一个墓园；请教皇特使祷告……路易国王亲手帮着把那些死者安葬。换了别的人即使愿意动手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埋葬死者的五天，国王每天早上做完弥撒都到墓地来。他对手下说：‘去埋葬那些牺牲者吧。他们是为耶稣基督受苦。不要厌烦这种事，他们受的苦比我们多。’提尔的大主教和达米埃特主教率领手下的教士穿着法衣，已经到了那儿，为死者作法事。气味难闻，他们都捂着鼻子。但我们却没见到好国王路易捂鼻子，他只是专心地、虔诚地为死者超度。”①

①引自容维尔的《回忆录》。

波拿巴布兵包围了圣让—达克尔城。卡纳曾目睹基督治好了古罗马百人队长儿子的病，纳扎莱特曾掩护救世主度过平安的童年，塔包曾见到耶稣变容，曾听到彼得说：“主人，我们来到了这座山上；我们在这里支起三座帐篷吧。”现在这三个地方成了流血之地。正是从塔包山上向占领“苏尔、古提尔、塞查莱、尼罗河瀑布、佩吕河口、亚历山大城和江海沿岸柯尔索姆和阿尔诺伊废墟所在地区的部队寄出了战斗日程表。波拿巴喜欢这些地名，乐于把它们放在一起。

在这产生奇迹的地方，克莱贝和米拉把汤克莱德和雷诺①的武装行动又重演了一遍：他们把叙利亚的民众驱散，占领了大马士革帕夏的营地，对约旦河和嘎利雷海扫了一眼，便占有了斯卡菲和古贝图利亚。波拿巴注意到，当地居民把朱迪特杀死霍洛菲纳②的地方指给他看。

①汤克莱德(Tancrede，?——一一一二)，古昂蒂奥什君主，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的英雄。塔索的长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主人公之一。雷诺同为上述长诗中的主人公。

②霍洛菲纳是亚述将军，在攻打贝图利亚城时，被犹太女子朱迪引诱，于睡眠中被割断首级。

当犹大山区的阿拉伯儿童用法语向我喊：“前进!”时，告诉了我一些更靠得住的传统。我在《殉道者》中写道：“这些荒漠曾见过塞索斯特里斯、冈比西斯、亚历山大和恺撒的军队前进：未来的世纪啊，你们也会把人数不会少，将领同样有名的军队领到这儿来。”

我沿着波拿巴在东方新近的足迹往前走，到了无法再循着他的路线走的时候，我就往回走。

圣让守军的统帅是“屠夫”杰扎尔帕夏。波拿巴一七九九年三月九日从雅法给他写信称：“自我进入埃及以来，我多次向您表明，我无意跟您作战，我唯一的目的是驱走马木路克骑兵……我不久将朝圣让—达克尔开进。不过我有什么理由要夺走一个陌生老人的几年寿命呢?在我征服的国家旁边，多占几十里地有什么用呢?”

杰扎尔并不为他这些安抚所迷惑：这只老虎信不过年轻同行的爪子。他身边一些仆人，都被他亲手折磨致残。他自己也说(塞巴斯蒂亚尼将军的叙述)：“有人说杰扎尔是个残忍的波斯尼亚人，是个无赖。可是我并不需要什么人，是人家找的我。我生下来是个穷光蛋，父亲传给我的东西，只是他的胆魄。我能干许多工作而得以升迁。可是这并不让我自豪：因为一切都完了。也许今天，或者明天杰扎尔就会完蛋，并不是像敌人所说，是因为老了，而是因为上帝要让他完蛋。法国国王本来很强大，却死了；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是被一个小家伙杀死的。等等。”

在壕沟里待了六十一天之后，拿破仑不得不撤除对圣让—达克尔的包围。我们的士兵从地洞里钻出来，追着敌人的圆炮弹跑。我们的大炮又把这些炮弹送了回去。我们的部队在抵御城里和英国锚泊的舰队两方面攻击的同时，发起九次攻击，五次登上了城墙。据十二世纪一位僧侣里戈尔的报告，在十字军东征时代，圣让·达克尔城里有一座塔，名叫“魔鬼塔”。这座塔也许被一座粗塔替换了。波拿巴的进攻就是被这座塔挫败的。我们的士兵跳到街上，夜里在那里展开了肉搏战。拉纳将军头部负伤。柯尔贝大腿挂彩。战死者中有布瓦耶、韦奴和雅法城屠杀战俘的执行官彭将军。克莱贝是这样评论这场围城战的：“土耳其人像基督徒一样防守，而法国人却像土耳其人一样进攻。”这是一个不喜欢拿破仑的军人所作的批评。波拿巴撤兵时宣称，他已经把杰扎尔的宫殿夷为平地，把城市炸成一片废墟；杰扎尔身受重伤，率领残部逃往海边要塞；三桅战舰奉拿破仑之命夺取了三十艘满载军队的叙利亚船只。

西德尼·史密斯勋爵和流亡的炮兵军官菲利坡前来支援杰扎尔。他们一个曾被关押在圣殿，另一个是拿破仑的军校同学。

昔日，在菲利普—奥古斯特治下，骑士制度的精华在圣让—达克尔城下覆没。我的同乡，布列塔尼吟唱诗人纪尧姆用十二世纪的拉丁诗句这样唱道：“当我们的英雄在阿斯卡龙城(圣让—达克尔城附近)受到死神袭击时，举国上下，无处不悲，无人不哭，因为灾难实在太大了。”

波拿巴是个大魔术师，可是他无法让死于普托莱马依(圣让—达克尔的旧称)的彭将军变成库西的领主拉乌尔。后者于一一九一年死于这座城市的城墙脚下，曾写信给法耶尔贵妇说：“为忠诚地爱慕女友而死。”

拿破仑在圣让—达克尔汲取了许多别的传说，他不接受吟唱诗人的那首歌，那就说明他并没有受到好的接待。在他晚年，在我们看不到的天空之下，他乐于透露他在叙利亚思考的事情。要是他没有根据既成事实制订计划，没有根据真实的过去构建他希望让人相信的虚幻未来，他就会按他思考的办。圣赫勒拿岛向我们透露的情况是这样的：“作为托勒密的主宰，拿破仑在东方建立一个帝国，把法兰西交给别的命运主宰。拿破仑在大马士革、在阿勒颇、在幼发拉底河上飞翔。叙利亚的基督徒，甚至亚美尼亚的基督徒都会支持他。各国人民都会受到震动。马木路克骑兵残部，埃及沙漠的阿拉伯人，黎巴嫩的德鲁斯人，阿里集团受压迫的互济会员和伊斯兰教徒都可能在叙利亚的主要军队里集合。这种震动会传遍整个阿拉伯半岛。奥斯曼帝国讲阿拉伯语的省份盼望巨变，期待一个人和幸运的机会来临；这个人可能在仲夏时节来到幼发拉底河上，带领十万部众和二万五千名法军预备队士兵，他会让他们陆续从埃及赶来。他将攻下君士坦丁堡和印度，改变世界的面貌。”

在从圣让—达克尔撤走之前，法国军队碰了碰提尔：这座城市被所罗门的舰队和马其顿的陆军抛弃，只保留了以赛亚不可打破的静寂：连狗都默不作声，拒绝吠叫的静寂。

圣让—达克尔是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日撤的围。波拿巴于五月二十七日来到雅法，不得不继续撤退。大约有三四十人患了鼠疫，拿破仑把这个数字减为七人。他无法把这些人带走，但又不愿丢下他们，据他说，是怕他们遭到土耳其人的残酷折磨，便建议主医官德日奈特给他们服用大剂量的鸦片。德日奈特的回答是那样有名：“我的职业是救人，而不是杀人。”历史学家蒂埃说：“并没有给那些患者开鸦片。但这件事使可耻的谣言流传。今日这谣言已经被戳穿了。”

这是不是谣言?是不是被戳穿?这正是我不能像那位引人注目的历史学家那样不容置辩地肯定的问题。他的推理等于这样：波拿巴并没有毒死鼠疫患者，出于理性他曾打算毒死他们。

德日奈特出身于诺曼底一个贫穷的乡绅家庭，在叙利亚的阿拉伯人当中仍然受到尊敬，威尔逊说他的姓名只应该用金字书写。

布里埃纳写了十页文字，来驳斥那些否认下毒的人。“我不能说亲眼看见有人下毒，”他说，“我要是那样说就是撒谎；但我确实知道作出了决定，而且应该是讨论之后作出的决定，并且发出了命令；那些鼠疫患者都死了。什么!从雅法动身的次日，整个司令部当作真事来议论的事情，我们当作可怕的灾难来谈论的事情，竟成了破坏一个英雄名声的恶毒谣言?”

拿破仑从不放弃他的过错，正如一个软心肠的父亲偏爱最不得宠的孩子。法国军队没有赞美派历史学家那样宽容，它相信采取了下毒的措施，而且不限于那几十个病人，被毒的有好几百人。罗贝尔·威尔逊在他的《英军征战埃及史》里头一个提出了这个严重的指控；他肯定这个指控的根据是在叙利亚被英军俘虏的法国军官的说法。波拿巴断然否认威尔逊的说法，可是威尔逊回答说，他说的只是事实。威尔逊是莫斯科撤退时担任英国驻俄军联络员的那位参谋长。后来他曾有幸帮助德·拉瓦莱特先生逃走。一八二三年西班牙战争时，他组建了一个军团反对正统派，保卫了比尔堡城，并且把德·维莱尔先生的舅子，被迫停港的德巴辛先生还给了德·维莱尔先生。从各个角度来看，罗贝尔·威尔逊的叙述都是很有分量的。在下毒这件事上，大部分叙述都是一致的。德·拉斯卡斯先生①接受这个说法，即军中有人相信，下毒的传言。波拿巴被监禁以后变得真诚了一些，他对瓦尔能先生和欧米拉医生说，如果处在鼠疫患者那种情况，他也会试图服用鸦片来忘却痛苦的，就是他的亲生儿子患了此病，他也会让他服毒的。瓦尔特·司各特转述了关于这一话题外间流传的所有说法，但他不接受关于被毒死的病人数目的说法，认为对许多人下毒不可能成功。他还补充说，西德尼勋爵在雅法医院遇到了波拿巴提到的那七个法国人。瓦尔特·司各特是最公正的；他为拿破仑辩护，如果亚历山大死后受人诟骂，他也会为亚历山大辩护的。

①德·拉斯卡斯(Las Cases，一七六六—一八四二)，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最后言论的记录人。

我把瓦尔特·司各特当作拿破仑的历史学家来提，可以说是第一次，以后我还要提到他的。在此我应该说，人们指责这位著名的苏格兰人对一位伟人抱有偏见，其实是大错特错。《拿破仑传》乃长篇巨制，篇幅不下十一卷。它并未获得人们本可期望的那种成功，因为除了两三处地方，写了那么多杰作的作者的想象力出了差错以外，他还被他所描写的那些虚幻成就弄花了眼，被不可思议的光荣压垮了。英国人看历史很少有宽广的视野，因为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构想历史。整部《拿破仑传》也缺乏这种视野。话说回来，除了几处年代错误，这部传记还算翔实，尤其是写波拿巴被监禁在圣赫勒拿岛那一卷写得出色：英国人的位置比我们好，更了解这一部分的情况。遇到这样神奇的一生，小说家被事实战胜了。理性在瓦尔特·司各特的写作中占支配地位。他提防自己的感情干扰写作。他作的评判太有节制，以致变成了赞扬。叙述者宽厚到了接受拿破仑的不可接受的诡辩的地步。显然，那些说瓦尔特·司各特的书受了英国偏见影响，带有私人利益的人并没有读过那部书。在法国人们不再读书了。作者远没有夸大任何不利于波拿巴的地方，反而被舆论吓坏了，作了无数让步；他到处妥协；要是开头作了一个明确的评价，接下来他就找出一些理由把它收回。他认为这样做才不失公正。他不敢反对传主，亦不敢正视他。尽管在公众的自负面前表现得怯懦，瓦尔特·司各特还是失去了摆出高贵姿态的资格，因为他在告读者书中流露出这种简单的真理。他说：“如果拿破仑的全部手段是以暴力和欺骗作为基础，那么对于冒险充当为他作传的历史学家的人来说，闷住其声音，或者弄花其眼睛的，就不会是拿破仑巨大的才能，也不会是他事业上的成就。”

卑贱的大胆像玛德莱娜一样，用头发抹去了天主脚上的尘土。今日这种大胆被视作渎圣行为。

顶着烈日从叙利亚作的撤退，被一些不幸打上了印记。这些不幸让人联想到在霜冻日子里从莫斯科撤退时我们士兵所受的苦难。米奥特说：“在海边的破窝棚里，还有一些不幸的人，在等着人家把他们运走。其中有一个士兵患了鼠疫，在临终时有时发作的谵妄状态中，他看见部队在踏着鼓点行进，大概推测到自己将被他们扔下；他的想象力让他看到自己落到阿拉伯人手里会吃多大的苦头。我们可以推测，这种畏惧让他是那样不安，竟想出了跟着队伍走的主意。他拿起枕在头下的军用背囊，背在肩上，使劲站起来。血管里流动的可怕传染病的毒液夺走了他的体力，刚走出三步他就倒在沙地上，摔了个嘴啃泥。这次摔跤更使他感到恐惧。他睁着茫然的眼睛，看着行进中的队伍尾部，过了一会儿，他又一次站起来，然而情况却并不比第一次好。他第三次尝试站起来，但又摔倒了，而且离海水更近。他就留在命运为他选作坟墓的地方。这个士兵的模样真是可怕；他语无伦次，念念有词，不知说些什么，一脸痛苦表情，两眼大睁，目光呆滞，一身军装烂成了破布条，这一切都显现出死亡最丑恶的样子。他的眼睛紧盯着行进的队伍，竟没有想到扭头看看另一边；换了一个冷静的人，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在另一边，他将看到克莱贝师和骑兵师在别的师之后撤离唐图拉城，而逃生的希望或许会让他活下来。”

当我们的士兵变得无动于衷之后，看见一个不幸的战友像个醉鬼，跟在队伍后面，踉踉跄跄，跌倒了爬起，爬起又跌倒时，往往会说：“他宿营了。”

布里埃纳的一页文字将结束这种景象：

“一滴水也没有，”《回忆录》写道，“喉咙干得冒烟，天气极其酷热，在滚烫的沙丘上作人困马乏的行军，这一切降低了人的道德，打消了高尚的情感，引来了极为残酷的自私，极为可悲的冷漠。我见过有人把一些截了肢的军官从担架上扔下来。要知道这是上头下令抬的呀，而且军官们还交了钱，酬谢人家付出的辛劳。我看见一些截肢的官兵，一些伤员，一些患了鼠疫或者被怀疑患了鼠疫的人被扔在大麦堆上。火把照着队伍行军。点燃火把是为了放火焚烧沿路的小城、小镇、村庄和屋群，以及地上长满的丰收的庄稼。整个地区是一片火海。那些奉命负责制造灾难的人在到处进行破坏的同时，似乎想为他们的失败进行报复，给自己的痛苦寻找安慰。我们周围只是一些奄奄待毙的人，一些抢劫犯、纵火犯。那些被扔在路边还有一口气的人声音微弱地叫着：‘我不是鼠疫病人，我只是受了伤。’为了使过路的人相信，他们露出伤口，甚至制造一处新伤。可见谁也不相信他们的话。大家说：‘他的事儿完了。’于是就走了过去，先还有点犹豫，以后就把什么都忘记了。我们一路上放火，黑烟滚滚，把澄净的天空中明晃晃的太阳都遮住了。我们右边是大海，左边和后面是刚刚制造出来的荒野。前面等着我们的则是物质匮乏和痛苦。”

回到埃及——征服上埃及

“他走了；他到了；他驱走了所有的风暴；他一回来风暴又卷过沙漠。”被驱赶的胜利者，回到开罗的时候，就是这样歌唱、赞颂着自己。他在颂歌里攻下了全世界。

在他出外期间，德塞已经彻底降服了上埃及。现在沿着尼罗河上溯，人们还可以遇到一些古代残迹，波舒哀在《世界史》中把它们的宏伟描绘了下来，甚至为之添色。《世界史》的作者说：“人们在赛义德发现了一些还算完整的庙宇宫殿，里面有无数廊柱和雕像。尤其有一座宫殿令人赞叹。其残垣断壁之所以留存下来，似乎只是为了使所有伟大建筑黯然失色。四条望不到头的小径。路边到处立着一尊尊狮身人面像，其用材是罕见的，规模大得惊人。四条小径通往四道柱廊，其高度让人见了吃惊。多么宏伟巨大!就是给我们描绘这座神奇建筑物的人也没有时间走完一圈，甚至不敢肯定是否看到了一半，不过他们所见到的一切都是惊人的。有一间大厅，从外面看是这座雄伟宫殿的中厅，是由一百二十根柱子撑起来的。柱子有六抱粗，高度亦很可观，中间夹杂着方尖碑，历经许多世纪，却还完好无损。在这壮美宫殿的废墟中，就连颜色，也就是说，最早经受时间侵蚀的东西，也仍然保持得鲜艳：埃及多么善于在所有作品上印上不朽的特征!既然国王路易十四的英名已经深入到世上最不为人知的地方，那么对于发现上埃及在其荒漠中封闭的美这种高尚的好奇心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个合适的理由吗?既然离那座王家城市那么远，人们都发现了如此壮美的东西，要是能够接近那座城市，那该发现多么美的东西呀!罗马的统治者知道自己无法企及埃及人，认为把他们国王的建筑物照搬过来，也就相当伟大了。”

拿破仑负责执行波舒哀给路易十四提的建议。跟随德塞远征的德农先生说：“底比斯这座被弃置的城市，过去人的想象力只能透过时间的黑暗隐隐窥见它，现在它仍是一个幽灵。这个幽灵是那样巨大，以致部队一见到它，就自动停止前进，拍起手来。在士兵们快乐的热情之中，我找到一些弯头，用来架桌子，发现一些物体用来遮荫……到达尼罗河的瀑布之后，虽然我们的士兵一直在与贝伊们作战，经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劳顿，却仍然开心地在西耶纳村开了一些缝纫摊、金银首饰摊、剃须摊和价格固定的小饭馆。在一条绿树夹驰的小径上，他们立了一根里程柱；上面写着：通往巴黎……沿尼罗河下来，部队经常与去麦加朝圣的人交战。士兵们给阿拉伯人的防御工事点上火。他们缺水，只能用脚踩用手扑，甚至用身体滚灭火。”

德农先生还写道：“那些人黑黑的，身上一丝不挂，在火里跑过来跑过去，正是魔鬼在地狱的情景。我看着他们，不由产生又怕又钦佩的感觉。有时候，在静寂之中，突然传来一声叫喊，接着响起一片圣歌和战斗的呐喊作为响应。”

这些阿拉伯人唱着跳着，就和萨拉戈萨大火①中的西班牙士兵与僧侣一样。俄国人放火烧了莫斯科：使波拿巴不安的这类壮丽的疯狂，他把这种情绪传给了他的牺牲者。

①萨拉戈萨是西班牙城市。一八○八和一八○九年法国军队曾围攻该城。该城的市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阿布基战斗——拿破仑的便条与信函——重返法国——雾月十八日

拿破仑回到开罗后，写信给杜古阿将军：“将军公民，您命人砍掉雅法前总督阿卜达拉加的脑袋吧。据叙利亚的居民说，那是个魔鬼，应该逐出人间……您派人去把那些叫哈桑、尤素福、易卜拉罕、萨勒、马哈迈特、贝基尔、哈杰—萨勒，缪斯塔法、马哈默德的人和所有马木路克骑兵枪毙。”他常常对那些说不好法语的埃及人重申这道命令：这就是波拿巴运用法律的例子。战争的权利本身允许他用一道简单的长官命令牺牲那么多人的性命：“您派人……枪毙。”他给达尔富尔苏丹写信说：“我希望您给我送两千名男奴隶来，年龄都要在十六岁之上。”他喜欢奴隶。

一支奥斯曼帝国的舰队，大约有上百挂帆，在阿布基停泊，运来一支军队。米拉得到拉纳将军支持，把这支军队赶到了海里。波拿巴把这个战绩报告了督政府：“去年潮流卷走英法军队战死者尸体的海滩，今年盖满了敌人的尸首。”在这胜利的尸骨堆之间行走很是费力，就像在这些荒漠闪闪发亮的沙子上行走一样。

接下来的公函使人不快：“将军公民，您在刚刚开展的行动中的做法，我不大满意。您接到命令，要开赴开罗，可是您没有执行。任何可能发生的事件都不应该阻止军人服从命令，作战的能力就在于克服困难，使难以进行的行动得以进行。我跟您说这话，是希望您以后记住。”

这是提前表现的忘恩负义行为。波拿巴这份粗鲁严厉的训示是发给德塞的。他在上埃及率领勇士们，作出既有人情味又勇敢的表率。他牵着马缓步而行，谈论着废墟，怀念祖国，救助妇女儿童，受到民众爱戴。老百姓称他为“公正苏丹”。总之，这封训示是发给德塞的。这个德塞在马伦戈战役中死于一次突击。正是依靠这次突击第一执政才当上了欧洲的主宰。拿破仑这封信函显露了他专横而嫉妒的性格。人们预先感到了后来所有议论都加以贬损的那个人，即预先决定别人命运的那个人的威风。不过，如果没有这种统帅的气势，波拿巴又怎么可能所向披靡呢?

从前，在这块远古的土地上，人临死前都要叫：“给人以生命的主。阿，请收下我，请赐我一个居所，让我在不死的神祗中间生活吧。”现在，波拿巴准备离开这块土地时，想到的只是他在尘世间的前途。他让人从红海通知了法国和波旁家族管辖的岛屿。他派人向摩洛哥苏丹和的黎波里的贝伊致敬。他告诉他们，他对沙漠商队和去麦加朝圣的香客是多么关心爱护。土耳其政府打算出兵干预，拿破仑竭力劝大首相打消这个想法，向他肯定说，他准备与敌人作任何谈判，也准备打败任何敌人。

假如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对新生事物的喜爱不比我们民族的公正性更加有罪，那么有一件事就会给我们的品格抹黑。法国人只顾为远征埃及而欢欣，却没注意这场远征违背了正义，违反了政治权利。埃及本来太太平平，又是法国最老的同盟者，我们却连战也不宣，就向它进攻，掠夺它最肥沃富庶的尼罗河省，就像阿尔及利亚人在一次偷袭中占领了马赛和普罗旺斯一样。当土耳其宫廷拿起武器合法自卫时，我们为那套臭名昭著的诡计而得意，竟问土耳其宫廷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生气。我们声称拿起武器只是为了在他们国家维持秩序，只是为了镇压劫持帕夏的马木路克匪帮。波拿巴通知大首相：“阁下难道不觉得，杀死一个法国士兵，对土耳其宫廷的支持不就少了一分?至于我，将把帮助结束一场既不策略又无目的的战争当成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波拿巴想走开，因为当时的战争既不策略又无目的!此外，古老的君主国和共和国一样有错：外交档案馆保存了多份在埃及建立法国殖民地的计划。莱布尼茨本人曾劝路易十四在埃及建立殖民地。英国人只尊重实惠的政治，即追求利益的政治。他们觉得忠于条约和道义上认真是幼稚行为。

时机终于到了：波拿巴伫立在东方亚洲的边境线上，先要把欧洲的统治权抓在手上，然后再向北，通过另一条道路，寻找喜马拉雅山的大门和光辉的克什米尔。他一七九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从亚历山大写给克莱贝的最后一封信，写得十分出色，集理智、经验和威信于一纸。信末的话严肃认真，悲怆感人：

“将军公民，随信寄上一纸命令，命您担任军团总指挥。我担心英国巡洋舰队随时出现，准备把旅程加快两三天。

“我带领贝尔蒂埃、昂德莱奥西、米拉、拉纳和马尔蒙将军、蒙日和贝托莱公民同行。

“您随信还可读到英国和法兰克福的报纸。日期到六月十日为止。您会看到我们丢掉了意大利；曼图亚、都灵和托尔托纳被封锁了。我有理由希望曼图亚坚守到十一月底。要是命运关照我，我有望于十月初回到欧洲。”

下面是一些特别指示：

“您和我一样，能够判断拥有埃及对法国是多么重要：这个土耳其帝国本来就摇摇欲坠，哪边都有崩溃的危险，现在总算垮了。但是从埃及撤退将是一场不幸，尤其是如果我们在世时看到这个美丽的省份转到欧洲另一只手上，那就更是不幸。

“共和国将来获胜也好，失败也好，这种消息都将成为我们计划中的重要因素。

“……

“将军公民，您知道我对埃及的内政是如何看的：不管您干什么事，基督徒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您得阻止他们过于傲慢，免得使土耳其人像疯狂反对基督徒那样反对我们。如果阻止不了，那就会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变得不可调和了。

“……

“我已经几次要求派一个剧团来演演戏。我回去后再下些功夫，给您派一个来。这一条对于军队，对于改变地方风俗十分重要。

“您将担任要职，从而得以施展天生才干。此地发生的事情关系重大，对于商务，对于文明，尤其要紧。这将是爆发大革命的时代。

“我已经习惯于把后人的评价看作一生辛劳的报偿，所以我是恋恋不舍地离开埃及的。我只是为了祖国的利益和光荣，为了服从命令，为了刚刚发生的非凡事件，才下决心穿过敌人的舰队回欧洲。我的思想和心仍和你们在一起。你们的功绩对于我，将和我周围的成就一样珍贵。我一生中要是哪天没有为交给您指挥的军队，为巩固刚刚奠基的宏图伟业干点事，我就认为哪天是虚度了。

“我交给您的军队是由我的小弟组成的。我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最艰难的时刻，都得到他们忠诚爱戴的表示。您要让他们保持这种情感，就是看在我对您的特别尊重和友好，对他们的真实喜爱份上，您也该这样做。

波拿巴”

一个武夫从来不会用这种口气说话。这说明拿破仑这个角色结束了，接下来的是皇帝这个角色。他也许将更让人惊讶，也更让人仇恨!他的声音将失去年轻时的音色：岁月、独裁、成功的陶醉将使他的声音变质。

波拿巴命人杀死了一些“孩子”。根据古老的埃及法律，他得与那些孩子拥抱三天。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确是值得同情。他为留下来遭受烈日烤炙的士兵们想出一些消遣，三十二年以后，帕里船长①在单调的北极冰原上为他的水手们也使用了这些办法。他给勇敢的继任者(不久这位继任者就遭暗杀)寄去埃及遗嘱后，就悄悄地溜走了，就像当年恺撒泅水在亚历山大港逃命一样。诗人贺拉斯称克娄巴特拉女王为“奇女灾星”。她没有等恺撒。他得去赴命运——另一个不忠的强主安排的秘密约会。在一头扎入东方这种种美妙传闻的发祥地之后，他回到我们身边，然而却没有在耶路撒冷露面，也没有进罗马城。犹太人叫着：“祸害!祸害!”在圣城周围转悠，却没有闯入他的永久住所。有一个诗人逃出亚历山大城，最后一个登上冒险的三桅战舰。波拿巴带着满脑子的犹太的奇迹和金字塔陵墓的回忆，远渡重洋，对他们的战舰牢不牢靠，前面有什么深渊全不在意，因为对这个巨人来说，事件也好，波涛也好，全都是可以瞠过去的。

①帕里船长(Parry，一七九○—一八五五)，英国航海家，北极海域的探险家。

当年拿破仑走的正是我后来跟循的路线：他逆风沿着非洲海岸航行。二十一天以后，他绕过了突尼斯北部的邦角，抵达撒丁海岸，但是不能在阿雅克肖上岸，只能隔海眺望出生地，从菲舍红衣主教那里要了点钱，就再次上船出发。他发现了一支英国舰队，但它并未追赶。十月八日，他到了弗雷瑞斯锚地，就离他最后一次可怕地展现自己力量的胡安海湾不远。他弃船上岸，动身到了里昂，然后取道波旁大路，于十月十六日进了巴黎。巴黎的政要们，如巴拉斯、西哀士、贝纳多特、莫罗等似乎都准备反对他。然而好像发生了奇迹，这些反对者一下又为他效起力来。阴谋正在酝酿着，政府迁到了圣克卢。波拿巴想在元老院发表演讲，可是心慌意乱，结结巴巴说了些军中兄弟、火山、胜利、专制君主等话。人家把他当作克伦威尔、暴君、伪君子对待。他想指责人家，结果却遭到了人家的指责。他说他一直得到战神和命运之神的佑护。他高喊了一句：“爱我者跟我走!”就退下讲坛。有人提出要控告他。吕西安是五百人院的主席，这时走下主席座，为的是不许拿破仑置身法外。他抽出宝剑，发誓说，如果拿破仑企图损害自由，那他就要刺穿他的胸膛。有人谈起枪毙开小差的士兵、违反卫生法规的人、鼠疫患者的事情，于是大家又夸奖他。米拉逼得那些代表从窗户里跳出去。雾月十八日结束了。三个执政官的政府诞生了。自由死亡了。

这时世界上发生了一场彻底的变化：上世纪的人走下了历史舞台，新世纪的人登台亮相了。华盛顿在作出种种奇事之后，终于让位于波拿巴，让他开始自己的神奇之举。十一月九日，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逝世，为一七九九年划上了句号。而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则为一八OO年打开了大门：

一个伟大命运开始，另一个伟大命运结束。

(高乃依《阿提拉》)

我的《回忆录》你们看到的部分，还有一篇辱没古代手稿的现代文章，写的就是这些大事件。’我算出我在伦敦默默无闻的那段时间正是拿破仑上升、变得光芒四射的日期。他的脚步声与我孤独一人散步的静寂搅在一起。他的名字始终萦绕在我脑际，甚至在我那些不幸伙伴的贫寒斗室，在那快乐的困境，或如我们古老语言所谓佩尔迪埃好笑的贫穷①之中，我都没有丢下它。拿破仑与我年龄相仿：两人都在军中待过，他打赢一百场战斗时，我还在为他的飞黄腾达充作基础的流亡贵族阴影里遭受折磨。我被他远远地甩在后面，有朝一日能够追上他吗?然而，当他把一些法律强加给各国君主的时候，当他派军队打倒这些君主，让他们的血在他脚下喷涌的时候，当他手擎战旗，跨过阿尔柯尔桥和洛迪桥的时候，当他在金字塔上得胜的时候，我会拿出在英国一座无名小城度过的已被人遗忘的时间，仅仅是一个钟头，来换取这些胜利吗?啊!青年时代不可思议的事!

①第一卷第四百一十二页注。

第二次联盟——波拿巴从埃及战场回国时法国的处境

拿破仑离开埃及几个月后，我也离开了英国。我们几乎是同时回到了法国。他是从孟斐斯来，我则是从伦敦来。他抓住了一些城市和一些王国，他的手上握满了强大的实在的东西，我抓着的却只是一些空想。

拿破仑出征期间欧洲发生了什么事?

在意大利，在那不勒斯王国和撒丁国各州又发生了战事：罗马和那不勒斯暂时被人占领，教皇庇护六世当了阶下囚，被带到法国，最后死在这里。彼得堡和伦敦的内阁缔结了盟约。

这是反对法国的第二次大陆同盟。一七九九年四月八日拉施塔特会议流产，法国的全权代表都被谋杀。苏沃洛夫率俄军来到意大利，在卡萨诺打败了法国人。我们的一支军队由麦克唐纳德指挥，被迫撤出那不勒斯，好不容易才保存下来。马塞纳则在保卫瑞士。

在被封锁七十二天，被围困二十天之后，曼图亚终于沦陷。一七九九年十月十五日，儒贝尔将军在诺维被杀，给波拿巴让出了道路。他被指定扮演这种角色：谁要是阻挡一个人必然发迹的命运，谁就要倒霉，奥什、莫罗和儒贝尔便是明证!两万英国兵来到荷兰的海尔德，却发挥不了作用；他们的舰队部分被冰层困住。我们的骑兵向英国舰队发起攻击，把那些舰船都缴获了。苏沃洛夫的俄军经过战斗和行军的劳顿，只剩了一万八千人，九月二十四日经过了圣哥达之后，便进入雷乌斯峡谷。马塞纳在苏黎世战役打败敌军，拯救了法国。苏沃洛夫进人德国，指责奥地利人不讲信义，一气之下退到波兰。这就是波拿巴又在巴黎露面，推翻督政府，建立执政府时法国的处境。

在深入叙述之前，我想起了一件事情。现在，大家应该相信这一点。我谈论的不是波拿巴的私生活。我勾勒出的是他所作所为的概要。我再现他的战斗，却不作描绘。波梅勒尔写了《意大利战役》，从他开始，直到我们的将军(他们是批评和审查所参加战斗的专家)，直到那些外国的，如英国、俄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战术家，描写战斗的人到处都见得着。拿破仑的战争公报和秘密公文信函构成了叙述的线索，只是不大可靠。瑞士人约米尼少将的著作提供了最好的训示来源：作者是可信的，尤其是他在《论重大战术》和《论重大军事行动》中表明他作过研究。他在内伊元帅的参谋部工作，对拿破仑十分景仰，甚至连拿破仑的不公正也予以赞美。他从批评和军事角度给我们写了革命战争的历史。他亲眼目睹了在德国、普鲁士、波兰和俄罗斯进行的战争，直到拿下斯摩棱斯克为止。他在萨克森参加了一八一三年的战斗。那以后他投奔了同盟国。他被波拿巴的一个战争法庭判处死刑，与此同时，他被俄皇亚历山大任命为副官。萨拉森将军在《德俄战争史》中对约米尼进行攻击，约米尼予以回击。他可以使用存放在陆军部和王国其他档案馆的材料；他在引导我们的军队前进之后，又反过来静观它们的节节败退。他的叙述浅显明白，夹带着敏锐和明智的思考。有人常常整页整页借用他的文字，却又不加说明。但我并不想当一个文抄公，也不贪图一个怀才不遇、只差一顶战盔就可重新征服人间的恺撒的可疑名声。我要是愿意查阅地图，在种满和平庄稼的战场奔跑，抄录一份又一份文献资料，堆积一份又一份千篇一律的文章，以此来帮助一些老兵回忆过去，那我会写出一卷又一卷史书，会赢得能干的名声，然而却会冒把自己、读者和主人公埋葬在我的辛勤劳作之下的危险。我只是一个小兵，在韦格提乌斯①的学问面前不敢放肆。我也不曾把那些领半饷的军官当作我的读者。因为最小的伍长知道的也比我多。

①韦格提乌斯(Vegetius)公元四世纪时罗马军事家，其论文《罗马军制》较著名。

执政——第二次意大利战争——马伦戈大捷——赫亨林登大捷——吕内维尔条约

为了使自己的位子稳固，拿破仑需要作出比过去更大的奇迹。

一八○○年四月二十五和三十日，法国人由莫罗率领，跨过莱茵河。奥地利军队八天内受了四次打击，直往后退，一边退到沃拉尔堡，另一边退到乌尔姆。五月十六日，波拿巴经过大圣贝纳尔。二十日，小圣贝纳尔、辛普朗，圣哥达、塞尼峰、热纳韦尔峰等都被法军拿下并通过。我们的军队从三个以天险著称，所谓熊洞、鹰崖的山口进人意大利。六月二日攻克米兰，重新组建内阿尔卑斯共和国。不过热那亚是经过令人难忘的围城之后才不得不投降的。那次围城战是马塞纳打的。

在马伦戈大捷之前，我们还攻占了帕维亚，在蒙特贝洛战胜了奥地利军队。

一场溃败成了这次大捷的前奏。拉纳和维克多的部队连日征战，已经精疲力竭，便停止战斗，放弃阵地。德塞率领四千步兵，得到克勒曼的骑兵旅支持，重新投入了战斗。德塞阵亡。克勒曼的一次攻击决定了当天的胜利，然而梅拉将军的愚蠢却彻底断送了那一天。

德塞是奥韦涅地方的乡绅，在布列塔尼团当过少尉，给维克多·德·布罗格利将军当过副官，于一七九六年指挥莫罗军团的一个师，并与波拿巴一起出征东方。他公正无私，性格天真，容易相处。当埃拉利什条约使他恢复自由以后，他却被凯思勋爵扣留在利乌尔纳检疫站。他的旅伴米约特说：“日光暗下去后，我们的将军就给我们讲强盗和鬼魂的故事，他与我们同乐，劝解我们的争吵。他非常喜欢女人，但只愿以对光荣的热爱来赢得女人的爱慕。”他在欧洲上岸以后，接到第一执政的召唤信，深受感动。德塞说：“可怜的波拿巴一身罩满光荣，却并不幸福。”他从报纸上读到预备部队行动的消息，叫道：“没有剩下什么叫我们干了。”其实还是给他留下了事情：那就是得胜、战死。

德塞被埋葬在阿尔卑斯山圣贝纳尔峰的济贫院里，正如拿破仑被埋葬在圣赫勒拿岛的小山上一样。

克莱贝遭到暗杀，死在埃及，正如德塞死于意大利一样。指挥官走后，克莱贝率领一万一千名法军，在赫利奥波利斯打败大首相指挥的土耳其十万大军，这样的战绩拿破仑根本无法相比。

六月十六日，订立了亚历山大港协议。奥地利人撤到波河下游左岸。意大利的命运在这场被称为“三十天战争”的战役中得到了解决。

莫罗取得的赫奇达德大捷安慰了路易十四的亡灵。然而马伦戈战役后缔结的德国与意大利的停战协定，却于一八○○年十月二十日被废除。

十二月三日，在一场暴风雪中迎来了赫亨林登大捷。这仍是莫罗这位伟大的将军取得的胜利。只可惜在他之上还压着另一个伟大的天才。杜·盖克兰①的同乡朝维也纳进军。在距这座京城两百多里的地方，他与查理大公订立了施泰尔停火协议。波左洛战役之后，法军又连克明西奥、阿迪杰和布伦塔等重镇，终于于一八○一年二月九日缔结了吕内维尔条约。

①杜·盖克兰(Du Guesclin，一三一五?—一三八○)，法国陆军元帅，一生战功累累。下文他的同乡指莫罗。

而九个月之前，拿破仑还在尼罗河畔!他只用了九个月，就平息了法国的民众革命，打垮了欧洲各国的君主专制政体。

有一段艳事绯闻，大家可以在一些家庭的回忆录里读到，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安插在这段时间，也不清楚有没有必要重提。不过，恺撒的绯闻艳事是不会少的。人生并不是一条平坦大路，有时人会走上坡路，但经常走的是下坡路：拿破仑在米兰的床上接纳了一名意大利姑娘，那姑娘芳龄十六，长得非常美艳，但拿破仑睡到半夜就把她打发走了，就像把一束花从窗户扔出去一样。

还有一次，一位妙龄美女溜进他的寝宫。她是凌晨三点进来的，大肆闹腾了一番，凭着年轻在狮子头上打滚。那一天狮子比平时有忍性。

这些寻欢作乐之举远非爱情，对一个决定生死予夺的人没有什么影响：即使他放火焚毁古伊朗都城波斯波利斯，那也只是为了自己泄愤，决不是为了博得一个妓女开心。塔瓦纳①说过：“弗朗索瓦一世玩过女人才办事；亚历山大办完事才见女人。”

①塔瓦纳(Tavannes，一五五五—一六二九)法国元帅。

作为母亲，妇女们普遍憎恨波拿巴，作为妻子，她们也不大喜欢他，因为她们得不到他的爱。他毫无温情，总是侮辱她们，追她们也只是满足一时之需。他垮台之后，确实让人生出了某些想象的激情：但是在那时候，对一个女人的心来说，飞黄腾达的诗意没有身遭不幸的诗意那么诱人。有一些鲜花是开在废墟上的。

波拿巴以圣路易的骑士团为榜样，组建了荣誉团：古老的君主制度通过这个机构射入一线光亮，并且给新的平等设置了一道障碍。蒂雷纳元帅的尸骨移葬巴黎残老军人院使人对拿破仑油然生出敬意。勃丹船长的远航把他的名声带到了全世界。凡是可能损害第一执政的企图都失败了。他挫败了葡月十八日一些犯人的阴谋，逃脱了雪月三日炸弹的暗杀。英国首相皮特下台了。沙皇保罗一世逝世了，亚历山大接他的位；此时威灵顿尚未出头。不过印度开始蠢蠢欲动，要夺走我们征服尼罗河的战果；埃及受到了从红海方面发动的攻击，而假好汉帕夏也从地中海方面发起进攻。拿破仑震撼了各个帝国：整个大地都感到他的威力。

亚眠条约——撕毁条约——波拿巴登上皇帝宝座

法英两国于一八○一年十月一日在伦敦商定的和约预备性条文最后改成了亚眠条约。拿破仑的世界还没有固定。它的边界随着我们胜利的潮涨潮落而改变。

几乎就在那时，第一执政任命图森—路维杜尔当圣多明各的终身总督，并把厄尔巴岛并人法国。只是图森被人阴险地绑架，死在汝拉山一座禁卫森严的城堡之中。而且波拿巴在厄尔巴岛首府波托费拉约备有一座监狱，以便在世界帝国的监狱人满为患时可以分监一些犯人。

一八○二年五月六日，拿破仑被选为执政，先是任期十年，不久就改为终身执政。与英国的条约给他留下了广阔的统治空间，然而他还是觉得碍手碍脚。于是他不受亚眠条约的束缚，也不考虑他决心再打的战争，只是借口马耳他尚未撤退，就把皮埃蒙特的各个省收归法兰西名下，并以瑞士发生骚乱为由占领了它。于是英国人与我们断交。这是一八○三年五月十三日到三十日之间发生的事，到了五月二十二日，就颁布了那个野蛮法令：凡在法国经商或者旅行的英国人，一律逮捕。

六月三日，波拿巴侵入汉诺威选帝侯的领地：我当时在罗马，给一个不为人知的妇女①抹上了双眼。

①指作者的情人波丽娜·德·博蒙。

一八○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当甘公爵遇难。这件事我在前面已有所叙述。同一天，颁布了民法典或者拿破仑法典，为的是教我们尊重法律。

当甘公爵死后四十天，即一八O四年四月三十日，法案评议委员会一名叫居莱的委员提议将波拿巴提到最高权位，表面上是因为有人亵渎自由：从没有更显赫的主子是由一个更无名的奴才提议产生的。

保守的参议院把法案评议委员会的提议变成了法案。波拿巴既不仿效凯撒，也不效法克伦威尔：在皇冠面前他更自信，他接受了皇冠。五月十八日，在圣克卢，在他本人驱赶过民众的地方，在亨利三世被刺杀，英格兰的亨利埃特被毒死，玛丽—安托瓦内特接受把她引向断头台的转瞬即逝的快乐、查理十世动身作最后一次流亡的地方，拿破仑被宣布为皇帝。

祝贺之辞如潮水般涌来。米拉波一七九○年曾经说过：“这种盲目而多变的轻率，在各个时期把我们引向接连不断折磨我们的危机的轻率，给我们提供了新的例证。似乎我们的眼睛不能睁开，似乎我们决心做孩子，有时淘气但永远是奴隶的孩子，直到世界末日。”

有人向拿破仑介绍了一八○四年十二月一日公民投票的情况；皇帝回答说：“我的后人将长期保留这个宝座。”当我们看到天意布置在权力周围的幻象时，不禁为它们的短命而感到庆幸。

帝国——加冕礼——意大利王国

一八○四年十二月二日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皇帝的祝圣仪式和加冕礼。教皇作了这段祈祷：“万能的永恒的天主啊，您安排哈萨艾勒①统治叙利亚，安排耶户②当以色列王，您通过埃利先知的喉舌向他们表示您的意愿；您同样通过萨缪埃尔先知的帮助，给萨乌尔和大卫的头上抹满国王的圣油，通过我的手，给您的仆人拿破仑身上撒满圣宠和降福的珍宝。今日，尽管我们个人不够资格，但我们以您的名义为拿破仑皇帝祝圣。”教皇庇护七世在一七九七年还只是伊莫拉主教，他那时就说：“是啊，亲爱的教友们，你们当个好基督徒，就是当个优秀的民主主义者。伦理道德使民主主义者变得善良。最初的基督教徒都受到民主精神的鼓舞：天主支持古罗马政治家卡顿·杜蒂克和一些著名共和主义者的事业。”人的生命是被什么旋风刮走的呢?

①哈萨艾勒(Hazael)公元前九世纪大马士革国王。

②耶户(Jehu，约公元前八四二—前八一五在位)，以色列国王。

一八○五年三月十八日，皇帝在参议院宣布，内阿尔卑斯共和国的选民团来向他敬献铁质皇冠，他接受了。他把自己的意愿暗暗地启示别人，同时又在公开场合接受这种意愿。渐渐地，全意大利都被置于他的法律之下。他把意大利绑在自己的皇座上，就像十六世纪那些战将在帽盔上缀一颗钻石作纽扣一样。

入侵德国——奥斯特利茨——普雷斯堡条约——古犹太法庭

受伤的欧洲想把伤口包扎好：大不列颠与俄罗斯在普雷斯堡缔结条约，奥地利也参加了该条约。亚历山大和普鲁士国王在波茨坦会晤，这就给拿破仑提供了恶毒嘲讽的材料。第三次大陆同盟开始酝酿。这个同盟不断地从怀疑和恐惧中得到再生。拿破仑身处险风恶浪，却胜似闲庭信步。他从这个同盟得到好处。

他下令调集一支特遣队到布洛涅，并且用一些小艇威胁对岸英国。然后他从布洛涅海岸开始急行军。一支由达武组织的军队像云一样飞卷到莱茵河畔。一八○五年十月一日，皇帝对他的十六万士兵发表讲演：他的行动迅雷不及掩耳，快得奥地利慌了手脚。莱希河战役，威尔廷根战役，贡茨堡战役。十月十七日，拿破仑出现在乌尔姆面前，他向马克发出命令：“放下武器厂马克带领三万部众服从了。慕尼黑投降了；法军渡过了因河，拿下了萨尔茨堡，解放了特劳恩。十一月十三日，拿破仑开进了一座京城，以后他将逐个访问那些京城：他穿过已经算人他的胜利的维也纳，又连攻一连串的城市，一直打到了摩拉维亚中部，在那里碰上了俄国人。左边波希米亚发生暴动，右边匈牙利人揭竿起义；查理大公从意大利赶来。普鲁士秘密参加了同盟，但还没有对外宣布，派大臣豪格维茨送来了最后通牒。

一八○五年十二月二日到了。这一天是奥斯特利茨开战的日子。同盟国在等待第三支俄军部队的到来。它离奥斯特利茨只有八小时的行程。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提出要避免冒险作战；拿破仑却以自己的手法强迫俄军应战；俄军被打败了。不到两个月，法国人从北海出发，穿过奥地利的都城，打垮了俄皇卡特琳娜的军团。普鲁士的大臣来到法军司令部，向拿破仑表示祝贺。胜利者对他说：“这篇祝词原是准备对别人说的，机运使它改换了致达的对象。”奥皇弗兰茨二世也来到幸运武士的宿营地。拿破仑对他说：“两个月来我这是第一次住宫殿。我就在这里接待您。”——弗兰茨二世答道：“您既然那么善于利用这所住宅，它就应该让您满意的。”这样的君主还有必要大动干戈吗?于是大家同意休战。俄军按拿破仑规定的顺序，分三路纵队，每天一站路撤退。奥斯特利茨战役以后，波拿巴的所作所为，几乎都是错误。

一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签署了普雷斯堡条约。拿破仑制造了两个国王，一个是拜恩的选帝侯，一个是符腾堡的选帝侯。波拿巴原先建立的共和国，现在又被他一个个吞掉，以便把它们改造成君主国。一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舍恩布鲁恩城堡，他一反这种做法，宣布“那不勒斯王朝结束统治”。不过，这是为了换上自家的王朝①：听了他的话，各国国王都慌得从窗子里跳进跳出。天主的意图实现得丝毫不比拿破仑的意图差。我们看见天主与人在齐头并进。波拿巴在大获全胜之后，下令在巴黎修建奥斯特利茨桥，而老天则命令亚历山大从桥上走过去。

①拿破仑的兄弟约瑟夫当了那不勒斯王。

当战斗在摩拉维亚继续进行的时候，开始于蒂罗尔的战事并没有平息。在一片卑躬屈膝、俯首称臣的世态之中，我们发现有一个人傲然挺立，会感到安慰：蒂罗尔暴动的首领霍费尔没有像主子那样投降。但是这种崇高的气节并没有感动拿破仑，他只觉得这种态度未免愚蠢，或者疯狂。奥地利皇帝抛弃了霍费尔。当我渡过让古罗马诗人加图和维吉尔不朽的加尔达湖，有人便把猎人被枪决的地方指给我看。由此我知道，就个人而言，臣民勇敢，君王怯懦。

一八○六年一月十四日，欧仁纳亲王娶了拜恩的新王之女为妻：各国宝座从四面八方落进科西嘉一个战士的家庭。二月二十日，皇帝下令修复圣德尼教堂。他又重修了一些地下墓室，以安葬他这个家族的王爷王孙。然而拿破仑后来却没有埋在里面：人掘坟墓，天主用之。

贝格和克莱韦公国归了米拉；而西西里则给了约瑟夫。拿破仑的脑子里想起了查理曼的一件事，于是设立大学。

巴塔维亚共和国①不得不拥戴君主，便于一八○六年六月五日派人晋见拿破仑，请求他屈尊同意让他弟弟路易担任国王。

①一七九五—一八○六年荷兰的国名。

通过一种多少有些伪装的联合，把巴塔维亚并入法国，这种想法其实只是出自一种既无先例又无理由的贪欲。这是宁愿要一个无作用的小省，也不要与一个大国交友所带来的好处，而且这样做还会毫无益处地增加欧洲的担心和嫉妒。这等于是向英国人确认印度的地位，同时迫使他们为了自己的安全，守住好望角和锡兰。这两处地方是我们第一次入侵荷兰时他们占领的。给路易亲王授予联合省(荷兰)的一幕已经准备好了。当年路易十四让孙子腓力浦五世在凡尔赛宫露面的一幕，在杜伊勒利宫得到重演。次日，在月神厅举行盛宴。奥尔唐斯女王的一个孩子走进来，波拿巴对他说：“宝贝儿，给我们唱唱你学会的寓言。”孩子马上说：“就唱《青蛙们要国王》。”他往下唱道：

青蛙们厌倦了

民主政体，

一个劲地闹，

朱平①只好给他们

派个和气的国王。

①疑为儿语对朱庇特的称呼。

皇帝坐在荷兰新王后面，按他一个表示亲密的习惯，用手捏新王的耳朵：他是一个大贵人，却并不总是有教养的友伴。

一八○六年七月十七日缔结了莱茵河诸邦联盟条约。十四位德国亲王脱离帝国，与法国联合：拿破仑充当了该联盟的保护人。

七月二十日，法俄条约签字。弗兰茨二世继莱茵联盟之后，也于八月六日放弃了德国当选皇帝的尊荣，成了奥地利的世袭皇帝：神圣罗马帝国崩溃了。这个重大事件几乎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因为在法国革命之后，一切事件都不算大了；在克洛维王朝的宝座塌落之后，日耳曼皇朝宝座塌落的声音几乎听不到。

在我国革命开始的时候，德意志还有众多君主。两个主要的君主政体大有把各君主国收归它们旗下的趋势：它们一个是时代创立的奥地利，一个是由一个人创立的普鲁土。两种宗教把国家分开，勉强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作为基础。德意志渴望政治统一。但是为了达到自由之境，它还缺乏政治教育，正如意大利为了达到同样的自由之境，还缺乏军事教育一样。德意志保留了许多古老传统，就像那些建有许多小尖塔的大教堂，虽然违反了艺术规则，却仍然表现出宗教的庄严和时间的威力。

莱茵联盟是个没有完成的巨大工程。它需要充足的时间，对各个民族的权利和利益也要有专门的知识；在构思这个工程的人的头脑里，它很快就退化了，从一个深层的联合体蜕变为一架财政和军事机器。波拿巴天才的构想闪过之后，就只见到金钱和士兵了。从此伟人就变成了征税人和征兵人。作为政治和战争方面的米开朗基罗，他留下了一些装满宏伟草图的画夹。

拿破仑是个爱生是非的人，大约在这时期又想建立犹太人的最高议事机构，这个议会不会把耶路撒冷判给他，但是一步一步走下去，会让全世界的财源都落到犹太人的店铺里，从而给社会经济造成一种致命的破坏。

劳德代尔侯爵来到巴黎，在毫无进展的法英谈判中换下福克斯先生。这场外交谈判最后简化为英国大使评价德·塔莱朗先生的这句话：“这是一只丝袜里的烂泥。”①

①据原注：也有人认为这句话是拿破仑说的。作者用“烂泥”一词，有意弱化了原话的意思。

第四次同盟——普鲁士战役；柏林法令——在波兰与俄国交战——蒂尔西特——拿破仑与亚历山大瓜分世界的计划——和平

一八○六年组成了第四次同盟。拿破仑从圣克卢出发，到达美因茨，在萨尔茨堡夺取了敌人的军需库。普鲁士的斐迪南亲王在萨尔菲尔德被杀。十月十四日，在奥埃斯塔德和耶拿两场战斗中，普鲁士消失了：我从耶路撒冷回来，就找不着它了。

普鲁士的战报用一行字概括了一切：“国王的大军受挫。国王及其兄弟仍活着。”不伦瑞克公爵多处受伤，不久就死了。在一七九二年，他的声明曾经使法国松了一口气。当年我是个穷士兵，去投奔路易十六的兄弟，在路上这位公爵曾向我打招呼致意。

奥伦治亲王和默伦多尔夫率领好几个将级军官，被困在哈雷城里，得到许可撤退，条件是交出要塞。

默伦多尔夫年逾八旬，过去曾是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的伙伴。弗雷德里克曾在《他的时代的历史》中赞扬他；米拉波也在《秘密回忆录》里说他的好话。他目击了我们在罗斯巴赫的灾难，也是我们在耶拿获胜的见证人。不伦瑞克公爵在克洛斯特冈看见德·阿萨斯被杀，又在奥埃斯塔德看见普鲁士的斐迪南倒下。斐迪南的罪行就是对杀害当甘公爵一事怀有正义的仇恨。昔日汉诺威和西里西亚战争的那些鬼魂触摸了我们两个帝国的圆炮弹：昔日无能为力的阴魂无法拦住未来前进，它们在我们旧帐篷的烟气和新宿营地之间露了露脸，就消失了。

爱尔福特投降了，莱比锡被达武攻克，易北河的通道被夺取了，斯潘道妥协了，波拿巴在波茨坦缴获了弗雷德里克的佩剑。一八○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普鲁士国王待在他柏林空荡荡的宫殿周围的尘土里，从携带武器的方式判断出来人是外国的掷弹兵。果然是拿破仑到了。当哲学的大厦在施普雷河畔轰然坍塌时，我正在耶路撒冷参观宗教的不朽建筑。

斯德丁和库斯特林投降了。法军在吕贝克获得新的胜利。瓦格里的首府被攻占了。普鲁士将军布吕歇尔命中注定要两进巴黎，一直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这就是荷兰的历史，就是路易十四一六七二年一次亲征连克荷兰四十六座城池的历史。

十一月二十七日参照大陆体系制订的柏林法令面世。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法令。它把英国逐出世界，并且准备立即实行。这个法令似乎失去了理智，只是范围广大而已。然而，大陆封锁一方面促使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创办制造工场，另一方面却促使英国扩大了它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贸易：在使同盟各国政府感到为难的同时，它赚取了工业利润，煽起了仇恨，促使杜伊勒利宫内阁和圣彼得堡内阁的决裂。因此，大陆封锁是一个值得争议的行动。换了黎塞留，决不会采用这种下策。

很快，继弗雷德里克的其他邦之后，西里西亚邦也被法军踏遍了。法普战争开始于十月九日，才十九天时间，我们的士兵就像一群猛禽，飞遍了法兰克尼亚①的险关隘道，飞遍了萨勒河和易北河的水域。十二月六日，他们就已经过了维斯图拉。米拉从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就开始驻防华沙。俄军赶来支援普鲁士军队，可是来得太晚，就只好从这座城市撤退。萨克森选帝侯当上了拿破仑封的国王，十分得意，同意加入莱茵联盟，并且保证战时提供二万兵员。

①中世纪早期德意志五个大公国之一。现为巴伐利亚州西北区。

一八○七年的冬天中止了法俄两个帝国的敌对行动，但是这两个帝国互相攻击，而且命运显然在变坏。不过，拿破仑尽管经常出错，却仍吉星高照，好运上升。一八○七年二月七日，他守在埃劳战场：从这杀戮的场所留下一幅油画，是格罗最美的作品，画的是拿破仑理想化的头脑。经受了五十一天围困之后，但泽终于打开城门向勒费弗尔元帅投降。这位元帅在围城期间不断地对炮兵说：“我没听见炮声；快给我轰一个口子，好让我进去。”昔日法国近卫军的中士，一变而成了但泽公爵。

一八○七年六月十四日，在弗里德兰重创俄军，毙敌伤敌一万七千，俘虏了同样的数目，缴获七十门大炮。这场胜利也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又招来新的敌人。从此以后，如果幸运不向法军大敞其门，我们就再也得不到胜利了。柯埃尼斯堡被占领了。在蒂尔西特缔结了停战协定。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在一间亭子里，坐在一只竹筏上进行了会晤。亚历山大牢牢控制普鲁士国王，人们几乎见不到他的面。世界的命运在涅曼河上漂荡，后来它也是在这条河上得以实现。在蒂尔西特，双方商谈一份秘密条约，内容有十条之多。根据这份条约，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划归俄国，而且莫斯科的军队可以征服亚洲。而拿破仑这方面则成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主宰，把罗马及其属地归人意大利王国，而且进入非洲，占领突尼斯和阿尔及尔，拥有马耳他，侵入埃及，地中海只向法国、俄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船只开放：在拿破仑的头脑里，这是一些没有终止的大合唱。还在一八○○年，拿破仑和俄皇保罗一世就构思了从陆路入侵印度的计划。

七月七日缔结了条约。拿破仑一开始就不喜欢普鲁士王妃，也就不愿答应人家代她求的情。她住在涅曼河右岸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子里。大家给她面子，两次请她出席皇帝们的盛宴。西里西亚从前是被弗雷德里克不正义地侵占的，现在却还给了普鲁士：人们尊重从前不正义行为的权利。凡是用强力夺取的东西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波兰一部分领土划给萨克森治理。但泽恢复了独立，大家清点了无端在街道上和壕沟里送命的人数：荒唐和无益的战争杀戮!亚历山大承认莱茵联邦，也承认拿破仑的三兄弟约瑟夫、路易、热罗姆分别为那不勒斯、荷兰和威斯特伐利亚国王。

西班牙战争——爱尔福特——威灵顿亮相

波拿巴用来恐吓各国国王的命运，也威胁着他本人。他几乎是同时进攻俄罗斯、西班牙和罗马：三场把他前程断送的战争。 《维罗纳会议》比这部《回忆录》面世要早一些，读者在那里面已经读到了入侵西班牙的始末。枫丹白露条约是一八○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签订的。朱诺赶到葡萄牙，宣布根据波拿巴的法令，布拉干萨家族的统治已经中止。这是采用的外交礼节：你们知道，这个家族仍在统治葡萄牙。地球上发生的事儿，都传到了里斯本，因此约翰家老二从偶然得到的一份《箴言报》上知悉了那个法案，而此时法军距卢西塔尼亚的京城只有三天行程了。宫廷可做的事情，就是从曾向伽马的征帆致意，曾听见卡蒙斯①的歌声从海上逃走②。

①伽马(Gama，一四六九—一五二四)，葡萄牙航海家，开辟了绕好望角到印度的航线；卡蒙斯(Camoens，一五二四—一五八○)，葡萄牙诗人，曾经海路漂泊到印度、非洲等地。

②当时统治葡萄牙的是约翰六世，他逃到了西班牙。

对波拿巴来说，不幸的是，他在北方打到俄罗斯边界的同时，南方的帏幕拉开了，人们看到了别的地区，别的风景：安达卢西亚的阳光，瓜达基维尔的棕榈林。我们的掷弹兵全副武装，向那些地区致意。在竞技场我们看见一些公牛在拼斗，在山区我们看见一些光着膀子的游击队在伏击，在修道院我们看见一些僧侣在祈祷。

从入侵西班牙开始，战争的实质改变了。拿破仑发现自己在与英国，他的克星打交道。英国教他如何打仗：英国在阿布基消灭了拿破仑的舰队，在圣让—达克尔拦阻了他的进攻，在特拉法尔加夺走了他最后的战船，迫使他从伊比利亚半岛撤走，然后又占领了直到加隆河的法国南部，并在滑铁卢等他决战：今天英国还看守着他在圣赫勒拿岛的坟墓，占据着他的出生地科西嘉岛。

一八○五年五月五日，巴约讷条约以查理四世的名义，把这个君主的一切权利出让给拿破仑：劫持西班牙只是使波拿巴成了一个马基雅弗里式的意大利君王，除了巨大赃物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好处。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削弱了他对付俄国人的兵力。此时他表面上还是俄国人的朋友与同盟者，其实内心隐藏着对他们的仇恨。拿破仑在公告书中对西班牙人说：“你们的民族正在死去；我看出了你们的病症，我将对症下药。我希望你们子子孙孙都会记着我，会说：‘他是使我国再生的人。’”是啊，他是使西班牙再生的人，只是他说出的话，他自己都不大明白。当时西班牙人编的一本教理问答，解释了先知这番话的真正意思：

“孩子，告诉我，你是谁?”——“得到天主恩泽的西班牙人。”——“我们幸福的敌人是谁?”——“法国皇帝。”——“他是什么人?”——“一个坏人。”——“他有几种本性?”——“两种。一种是人的本性。一种是魔鬼的本性。”——“是什么使拿破仑迷失正途的?”——“罪孽。”——“如果西班牙人没有尽职守责，该受什么刑罚?”——“该处死，得到奸贼叛徒的臭名。”——“法国人是些什么人?”——“从前是基督徒，如今成了异端分子。”

波拿巴倒台后用毫不含糊的措辞责备自己在西班牙的行为。他说：“这件事我从头至尾做坏了。‘不道德大概表现得过于明显，不正义到了聒不知耻的地步。’而且这一切依然十分卑鄙，既然我没有顶住诱惑；因为现在人们提到那次‘谋杀’，只是提它可耻的赤裸的行为，而把我做善事的意图和一切崇高的考虑都闭口不提。不过，那件事如果干成了，后世会因为它伟大而幸运的结果而赞美它，也许还会带着理性。可惜这个计划把我断送了。它断送了我在欧洲的口碑，给英国士兵提供了教训。这场倒霉的西班牙战争是真正的灾祸，是法国遭殃的首要原因。”

借用拿破仑的话，这段坦白是“太不知耻了”；不过我们不要上当：波拿巴的目的是，借着谴责自己的机会，把一桩谋害密使的罪行驱人充满不幸的荒漠，以便毫无保留地呼吁人们对他的其他行为表示赞美。

贝伦战事①失败以后，欧洲各国内阁对西班牙人的成功感到惊讶，为自己的怯懦感到脸红。在太阳落下去的地方，威灵顿第一次从地平线上站起来。一八○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一支英国军队在里斯本附近下船。而在八月三十日，法国军队撤离卢西塔尼亚。法军将领苏尔特皮包里装着他自命葡萄牙国王尼古拉一世的公告。拿破仑从马德里召回贝格大公。在他兄长约瑟夫和妹夫约阿希姆(即米拉)之间，他乐于作一项角色的调换：他把那不勒斯的王冠从约瑟夫头上摘下来，戴在约阿希姆头上。又把后者的王冠戴在前者头上。他把这两顶帽子一下扣到两位新国王的额头上。两位新国王就各自走开了，就像两个新兵调换了军帽。

①指一八○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军在安达卢西亚受挫。

九月二十二日，在爱尔福特，波拿巴炫耀了他的光荣。这是他最后几次炫耀中的一次。他认为自己已经嘲弄了亚历山大，就大说他的好话，使他飘飘然不知所以。一个将军写道：“我们刚刚让沙皇吞下了一杯鸦片。等他睡着以后，我们再去别处料理自己。”

一座库房被改成了戏院。两把扶手椅摆在乐队前面，给两位皇帝坐。左右两边摆着一些包了软垫的椅子，给各国君主坐。后面是一条条长凳，给那些亲王坐。塔尔玛这位戏台上的国王，给一戏院的国王们演戏。只听他唱道：

一个伟人的友谊，就是众神的恩德。听到这里，亚历山大握住他的“伟大朋友”的手，弯腰施礼，说：“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切地感到了这一点。”

在波拿巴眼里，亚历山大当时是个羽毛未丰的毛头小子。他作了一些嘲讽。当他猜想亚历山大为人狡猾的时候，就赞美他，说：“这是后期罗马帝国里的希腊人。得防着点。”在爱尔福特，拿破仑装出打了胜仗的士兵那种傲慢无礼，亚历山大则像一个吃了败仗的君王，装出对此浑然不觉的样子：诡诈在与假象暗中较劲；西方政治与东方政治都不暴露自己的特性。

对于法方提出的和谈建议，伦敦避不作答。维也纳内阁则暗中决定开战。波拿巴再度沉湎于想象，于十月二十六日对立法机构作了这个声明：“我和俄国皇帝在爱尔福特作了会晤，一致同意，无论和平还是战争，都要齐心协力，永不背叛。”他又补充一句：“我只要在比利牛斯山那边露面，就会把那头豹子①吓慌。它会逃进大洋，以避免羞耻、失败或者死亡。”然而豹子却已经在比利牛斯山这边出现了。

①指英国人。

拿破仑总是相信他的希望会实现，认为他用四个月就可以完全让西班牙臣服，就像他后来得到正统王位合法继承权一样，然后他再重新杀向俄罗斯。因此，他从萨克森、波兰和普鲁士抽调了八万老兵。他本人也到西班牙御驾亲征。他对马德里城派来的代表团说：“世上没有任何障碍，可以使我的意志推迟实行。波旁家族不可能再在欧洲统治下去了。任何统治集团，只要受英国影响，就不可能在大陆存在。”

这个权威决断作出三十二年了。一八○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攻克萨拉戈萨，预示世界将得到解脱。

法国士兵再怎么勇敢也是枉然：座座森林拿起了武装，丛丛灌木都成了敌人。施加报复并不能阻止居民的敌对行为，因为在这个国家报复是家常便饭。贝伦战事、吉罗纳和罗德里戈城保卫战显示了一个民族的复兴。为拿破仑镇守海岛的西班牙将军拉罗马纳把他的几个团从巴尔蒂克凹地带回西班牙，就好像古时法兰克人逃出黑海，在莱茵河口胜利登岸一样。作为战胜过欧洲各国精锐部队的雄师，我们却让僧侣流血。那种亵渎宗教的疯狂，来自伏尔泰的荒唐和恐怖时期不信神的癫狂。然而却是这些修道院的自卫队使我们老兵的胜利到此打住。这些老兵没有料到会遇到这些不怕死的人。他们像一条条火龙，骑在萨拉戈萨那些高楼大厦着火的梁柱上，伴随着曼陀林的琴声，包列罗舞的歌声、超度死人的安魂曲乐声，在火焰中给他们的喇叭口火枪装填弹药：萨贡托城废墟①在为他们鼓掌喝彩。

①古罗马城市，在西班牙境内，被汉尼拔于公元前二一九年摧毁。

然而摩尔人的宫殿改建成基督教大教堂的秘密还是被人参透了。教堂遭到洗劫，失去了委拉斯开兹和缪利约的杰作；从罗德里戈到布尔戈，部分国王、圣贤的遗骨被抢走了。人家有那么大的光荣，也就不怕激起熙德②的遗骸起来反抗，正如人们不怕惹恼孔代亲王的阴魂一样。

②十一世纪西班牙的军事家、民族英雄。

当我从迦太基的残余废墟中走出来，穿过法国人入侵之前的赫斯佩里亚时，我发现西班牙仍然受其古代风俗的保护。艾斯柯里亚宫在一处地方，一处建筑里向我显示了卡斯蒂利亚的严酷：腓力浦二世修建的修士宿舍，形状就像折磨人的火刑架，并且，为了纪念我们的一次灾难，艾斯柯里亚宫建在黑乎乎的小山间的凝固土上。它里面修有一些王家陵墓，有的已经埋了人，有的尚待埋人；有一座图书馆，蜘蛛在里面结网；有拉菲尔的一些杰作，收在空荡荡的圣器室里生霉；它有一千一百四十眼窗户，都朝着天地间无言的空间打开，其中四分之三已经破损：宫廷和僧侣从前就在这里把尘世和对尘世的厌恶集合在一起。

在外表像被赶到荒漠去的宗教裁判所的可怕建筑物旁边，是一个种着一行行染料木的林园和一个村庄。那些被烟熏黑的炉灶表明这里从前有人住过。荒原上的凡尔赛宫只是在国王间或驾临时才有人住。我看见有红斑鸫——欧石南丛生地的云雀栖停在千疮百孔的屋顶上。这些神圣的森严的建筑，带着不可抵御的自信、高不可攀的外观，和默默无言的感受，比什么都显得雄伟庄严。一股不可抵挡的力量把我的目光牵往神圣的门梃上石头的隐修士，他们头脑里装着宗教。

再见了，修道院。我在内华达山的山谷和穆尔西亚海滩朝它投去一瞥!在那里，有一口很快就会敲不了的钟，在它敲出的丧钟声里，在下沉的拱廊下，在空无隐修士的寺院之间，有—些默默无声的坟墓，有一些阴魂离去的死人；在那里，在空落落的寝室，在布鲁诺留下静默、弗朗索瓦留下便鞋，多米尼科留下火把，查理留下王冠，依纳爵留下宝剑，朗塞①留下苦衣的荒芜庭院，在一个信仰失落的祭坛，人们习惯于蔑视时间和生命：要是人们还渴望激情，你们的僻静提供了能满足他们做梦的虚荣的东西。

①布鲁诺(Bruno，一五四八—一六○○)，十六世纪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多米尼克(Dominique，一四三八—一四六一)，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画家。依纳爵(Ignace，二世纪初)安提阿主教、神学家。朗塞(Rance，一六二四—一七OO)，法国天主教士，隐修院长。

透过这些阴森的建筑物，我们看见有一个黑衣人的影子闪过。这是建造这些房子的腓力浦二世的亡灵。

教皇庇护七世，天主教国家会议在法国召开

波拿巴进入了被星相家称为“横走星”①的轨道：同样的政策把他扔到了附庸的西班牙，却搅得已经顺从的意大利动荡不安。他与教士们争吵得到什么好处?教皇，主教，神甫，哪个不大说他的政权的好话?就连教理入门书也对他歌功颂德，鼓吹服从。信奉天主教的弱国小国已经减少了一半，难道它们还成了他的障碍?对于它们，他波拿巴还不是想怎么支配就可以怎么支配?就连罗马，它那些名画、珍宝，不也被洗劫一空?剩下没拿走的，就是那些古建筑的废墟。

①意为灾星。

莫非拿破仑惧怕教廷的精神和宗教权力?但是，他迫害教廷，不是反而增大了这种权力么?圣彼得的继任者像圣彼得一样顺从。对他来说，与主子同心协力，难道不是比被迫抵抗迫害者要有利一些吗?是谁在推着波拿巴走?是他天才的恶劣部分，是他无法停手的本性：他是个永不下桌的赌客，不是把帝国押在一张牌上，而是押在某种突发的奇想上。

在这些烦扰深处，可能有某种贪婪的统治欲，某些横插进头脑，于时代并不适用的历史回忆。任何权力(甚至时间的权力和信仰的权力)，只要没有附着在他皇帝身上，他就认为是僭越，是篡权。俄罗斯和英国使他更加渴望取得优势，前者是因为它的君主专制政体，后者是因为它的精神霸权。他回想起法国把宗教统治的源头堵在国内的时候，几任教皇在阿维尼翁居住的日子：从他国家元首的薪俸里给教皇开工钱这个想法让他兴奋。他没有想到，迫害庇护七世，毫无益处地做这样一件忘恩负义的事情，会使他在信奉天主教的民众中丧失宗教复兴者的声誉。他给自己的贪欲赢得了曾给他加冕的衰老教士的最后一件衣衫，以及成为一个行将就木老人的看守的荣幸。但是，拿破仑最终必须成立一个台伯河省，好像他只有拿下永恒之城才算作出了全面的征服：罗马永远是全世界掠夺的大宝物。

庇护七世为拿破仑祝了圣，正准备返回罗马之际，有人向他透露，说有可能把他留在巴黎。教皇回答说：“这一切我都预料到了。在离开意大利之前，我签署了合法的让位诏书，放在巴勒摩的皮亚泰利红衣主教手里，那是法国人够不到的地方。你们要是把我扣下，那么在你们手里的就不是教皇，而是一个叫巴尔纳贝·齐亚拉蒙蒂的僧侣。”

寻衅者挑起争吵的头一个借口，就是教皇允许英国人(教皇与英国人关系和睦)像别的外国人一样来罗马。接下来热罗姆·波拿巴在美利坚合众国娶了帕特逊小姐为妻，拿破仑不同意这门婚事：这样临产的热罗姆·波拿巴夫人不能在法国下船，只好在英国上了岸。波拿巴想让罗马拆散这对姻缘，却遭到庇护七世拒绝，因为教皇找不到任何表明两人结合无效的理由，虽然双方一个是天主教徒，一个是新教徒。谁来卫护正义、自由、宗教，还有教皇或者皇帝的权利?皇帝经常叫道：“我在本世纪发现了一个比我更有势力的神甫。他统治着精神，而我只统治物质。神甫们把灵魂留给自己，却把尸体扔给我。”教皇和皇帝这两人一个是站在新的废墟上，另一个则是坐在旧的废墟上。抛开两人交往中拿破仑的不义，剩下的就是伟大那非同寻常的基底。

一封从西班牙的贝内文托，从毁灭的剧场发出的信，把喜剧搅和进了悲剧；人们都以为是在观看莎土比亚的一出戏：世界主宰命令外交大臣给罗马写一封信，向教皇声明，他，拿破仑，不接受圣蜡节教皇的礼物蜡烛，西班牙国王约瑟夫也持同样态度，那不勒斯与荷兰两国国王约阿希姆和路易亦将予以拒绝。

法国执政官命令庇护七世，“教皇的地位与权力并不能使这些东西具有价值(何况是一个老囚徒的地位与权力!)；教皇和本堂神甫也可能被打人地狱；一枝由本堂神甫祝福的蜡烛，可能和教皇祝福的蜡烛一样神圣。”这是一种由俱乐部哲学发出的卑鄙侮辱。

接下来，波拿巴从马德里赶到维也纳，又扮演起他那灭绝者的角色，于一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发出一道法令，召集法兰西帝国里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开会，宣布罗马为帝国自由城市，任命一个议会去接管权力。

被剥夺权力的教皇仍住在罗马居依里纳山，仍然支配几个忠于他的国家政权，仍然指挥一些瑞土卫兵；这太让人无法忍受了：必须找一个由头，来采取最暴烈的行动；这个由头，有人在一个可笑的偶然事件里找到了。不过这个事件证明了人们对教皇纯朴的爱戴：有几个人在台伯河钓鱼，钓到一条鲟鱼，想把它献给他们新的戴着锁链的圣彼得。法国的暗探闻知此事，立即叫起来：“有人要谋反!”于是教皇政府剩下来的人员被遣散了。圣安琪城堡的炮声宣告教皇的世俗统治垮台。教皇的旗帜降下来了，让位于三色旗。在世界各地，这种三色旗都意味着光荣和毁灭。罗马还看到许多别的风暴经过和消失：它们只刮走了它苍老头顶上覆盖的灰尘。

教皇抗议——教皇被劫离罗马

教廷国务秘书康萨尔维已经引退，他的继任人之一帕卡红衣主教赶到圣父身边。两人一齐喊着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成了!”红衣主教的侄儿蒂贝尔·帕卡带来一份印刷的拿破仑法令。红衣主教接过法令，走到窗边准备阅读。百叶窗关着，只透进微弱的光亮。他看着几步外的不幸的教皇，听着帝国胜利的炮声，好不容易才读了下去。两个老头儿在一座罗马宫殿的黑暗之中，孤身与一个打败了全世界的强大势力作斗争。他们使出了他们那个年纪的全部精力：人既然准备一死，就变得不可战胜了。

教皇首先签署了一份严重抗议书，然后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开除教籍的谕旨，在签字之前，问了一声帕卡红衣主教：“您准备干什么?”红衣主教回答：“请您抬头望天，然后下令：您嘴里说出来的就是上苍的意思。”教皇抬起头，在谕旨上签了名，大声吩咐道：“发下去。”

梅加希把谕旨抄成公告，张贴在圣彼得、圣玛利亚—玛热尔和圣让·德·拉特朗三座大教堂门口。公告被人揭走了。罗马守备司令米奥利把它呈送给皇帝过目。

要是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开除教籍的谕旨恢复昔日的威力，那就是庇护七世的美德：在那些年长的人看来，这个晴天霹雳具有最大的威慑力。可是谕旨仍然保留了软弱的特点：拿破仑虽然也是抢劫教会的人，却没有被明确地点名。当时是恐怖时期。胆小怕事的人见这种名义上的开除教籍并没点自己的名，也就心安理得了。其实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斗争，应该使惊雷具有雷霆万钧之力，既然人家并没有打定主意自卫。应该停止礼拜，关上寺院教堂的大门，禁止外人进人，应该传令所有神甫，停止主持一切圣事。不管作这种高度的冒险是否合乎时宜，尝试尝试总是有利的：换上格列高利七世①，肯定会试一试的。如果说他一方面没有足够的信心，坚决把破坏教会的人革出教门，另一方面他更担心波拿巴会变成英王亨利八世那样的人，自立教会，与罗马脱钩。其实若是采取了全面彻底开除教籍的措施，拿破仑皇帝会处于无法摆脱的困境：暴力可以关闭教堂，却不可能再将它们打开；不可能强迫民众祈祷，也不可能逼迫教士献祭。可惜这个可以对付拿破仑的办法，却没有得到彻底的使用。

①格列高利七世(Gregoire Ⅶ，一○二○—一○八五)，从一○七三年到一○八五年任罗马教皇，以反对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著称于世。

一个七十一岁的教士，手下没有一兵一卒，自然顶不住帝国的压力。米拉急速调拨七百拿波里人增援米奥利这个在曼图亚主持维吉尔节的人。罗马宪兵司令拉代将军奉命劫持教皇与红衣主教帕卡。他们采取了武装措施，秘密下达命令，正好是在圣巴特勒米圣名瞻礼日②夜里采取行动。当居依里纳山的钟声敲响凌晨一点的时候，悄悄集结的部队将大胆地上山进入两位衰老教士的居所。

②基督十二圣徒之一，圣名瞻礼日在八月二十四日。

到了定好的时刻，拉代将军从大门进了居依里纳山宫殿的院子里；先已潜入宫殿的西里上校给他打开了里面的门。将军上楼去教皇的套房：来到守瞻礼的大厅，他见到了瑞士卫队，他们一共有四十个壮丁，因为接到了不要动手的命令，便没有作任何抵抗：教皇只希望天主在面前保佑他。

外面有条街通往善良门。宫殿朝街这边的窗户都被人用斧子砍破了。教皇赶忙起床，穿着紧袖法衣，披着披肩，与红衣主教帕卡、德斯普依，还有几个高级神职人员和秘书处的职员一起待在平常接见人的大厅。他坐在一张桌子前，两边各坐一个红衣主教。拉代走了进来。双方人员都没有说话。拉代一脸苍白，有些不知所措，最后终于开口了。他对庇护七世宣布，教皇陛下应该放弃罗马的世俗统治权，如果拒绝服从，他将奉命带教皇陛下去见米奥利将军。

教皇回答说，如果忠于职守的誓言迫使拉代服从波拿巴的命令，那么他，庇护七世，更有理由恪守任职时所发的誓言。教会的产业并不属于他，他只是一名管理者，因此他无法出让或者放弃。

教皇问是否只把他一人带走。将军回答：“陛下可以带大臣一起走。”于是帕卡跑到隔壁房间穿上红衣主教的袍子。

当年圣诞之夜，格列高利七世在圣玛利亚—玛热尔教堂主持祭礼时，被人奉钦契乌斯长官之命，从祭坛拖下来，打伤头部，抢走身上的装饰品，并被带进一座塔堡。民众听到消息，纷纷拿起武器，钦契乌斯吓坏了，跪在被他囚禁的教皇脚下求情。格列高利抚平民愤，又被送回圣玛利亚—玛热尔教堂，结束祭礼。

一三○三年九月八日，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浦的顾问诺加莱和柯洛纳①深夜闯进阿纳尼宫，撞开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房门。卜尼法斯八世披着教皇的圣袍，头戴教皇的冠冕，手持钥匙和十字架，在等他们到来。柯洛纳猛殴他的脸部：卜尼法斯因狂怒和痛苦而死。

①罗马世家，历史上出过多位教皇和高官。该家族成员与博尼法斯八世是私敌。

庇护七世为人谦恭而威严，并不显出同样的勇气，也没表现同样的高傲。因为榜样就在近前。他受的磨难与庇护六世相似。两个同样称号的教皇，一个前任，一个继任，都成了我们革命的牺牲品：两个教皇都被人从痛苦之路拖到法国。他们一个八十二岁，就死在瓦朗斯，一个年过七旬，在枫丹白露饱受牢狱之苦。庇护七世好像是庇护六世的阴魂，又重新走上了那一条路。

当帕卡穿上红衣主教的袍子走回来时，发现尊严的主子已经被警察与宪兵强带着，踏着地上被撞破的门叶碎片，走下楼梯。庇护六世是在一八○○年二月二十日被人从梵蒂冈劫持的，当时离天亮还有三个钟头。他扔下那个充满杰作的社会，在圣彼得广场喷泉的呜咽声中，经昂热利克门出了罗马。那个社会似乎在为他哭泣。庇护七世是七月十六日天亮时分被人从居依里纳山的宫殿绑架走的，经过的是善良门，在城墙外绕了一圈，一直走到人民门。我曾独自一人在善良门一带散过步。当年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①入侵罗马，就是从这座门进的城。沿着庇护七世走过的环城路，在博盖塞别墅那边，我只看到画家拉菲尔的隐居所，在班西奥山那边，只看到法国画家克洛德·洛林和普桑的隐居屋。这是罗马的光明和妇女的美丽留下的美好纪念，教皇权力保护的艺术天才留下的纪念，它们可以伴随并安慰一位被囚禁被洗劫的君主。

①阿拉里克(Abaric，约三七○—四一○)，西哥特人领袖。

庇护七世从罗马动身时，口袋里只有二十二苏小钱，就像每段行程只领五个苏的士兵：可他是收复梵蒂冈的人呀。在拉代将军执行任务的时候，波拿巴两手抓了一大把王国：可是他留下了什么呢?拉代把这次行动的经过叙述出来，并且印成了书；他请人把这次行动绘了一幅画，留给家人：在人的思想里，正义与荣誉的观念被搅得一塌糊涂。

在居依里纳山宫殿院子里，教皇碰到了迫害他的那些拿波里人。他为他们，也为那座城市祝福。教皇的祝福无所不包，不论是在不幸中还是在得意时都可作，这就使这些教会君主生活中的事件有了一种特殊的性质。本来他们与其他君主也不相似。

驿站的马匹在人民门外等着。教皇上了马车。他坐的这一边的百叶窗帘关得紧紧的，车门也关上锁死，拉代把锁匙放进衣兜里。宪兵司令要把教皇一直送到佛罗伦萨修道院。

在蒙特罗西，有些妇女站在房门口哭泣。将军请教皇陛下放下窗帘，隐蔽起来。天气酷热。傍晚时分，庇护七世要喝水。中士卡蒂尼就在路边水沟里灌了一瓶给他。庇护七世痛痛快快地喝了。在拉迪柯法尼山，教皇在一家简陋的旅店住宿。他一身衣服都给汗湿透了，却没有一件换的。帕卡帮女仆收拾好教皇睡的床铺。次日，教皇碰到一些农民，对他们说：“勇敢点，祈祷吧!”一行人穿过锡耶纳，进了佛罗伦萨。马车有一只轮子断了。民众见到教皇，十分激动，都大声喊着：“圣父!圣父!”他们把教皇从倾倒的马车里拉出来，有些人伏在地上向他朝拜，有些人则摸着他的衣袍，就像当年耶路撒冷的民众触摸基督的衣袍一样。

最后，教皇又重新上路去修道院。十年前庇护六世曾在那个僻静的地方住过。教皇正在犹豫之间，两个粗汉就把他抬下了马车。他发出痛苦的呻吟。修道院坐落在瓦隆布罗萨风景区，隔着一大片松树林与卡马尔杜耳相连。过了卡马尔杜耳，翻过层峦叠嶂，就到了亚平宁山脉的主峰。在那儿可以见到两边的大海。突然发来的一道命令迫使庇护七世重新动身去亚历山大城。他只来得及向修道院长要了一本日课经。帕卡跟教皇分开了。

从修道院到亚历山大城，一路上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有人向教皇扔鲜花，有人给他送水，有人送上一些水果。一些乡下人打算解救他，问他说：“告诉我们，您愿意吗?”一个虔诚的窃贼悄悄偷了他一枚别针，那是给劫持者开启天国之门的圣物。

在离热那亚八九里远的地方，有一乘轿子把教皇抬到海边。一条斜桅小帆船把他送到圣皮埃尔·德·阿莱纳对岸的城市，取道通往亚历山大城和蒙多维的大路，到了第一个法国村庄，受到村民们虔敬真情的接待。教皇说：“对这些友爱的表示，天主能允许我们无动于衷吗?”

在萨尔戈萨当了俘虏的西班牙人被囚禁在格勒诺布尔：一如驻扎在印度某些山区被人遗忘的欧洲军队，他们每夜唱歌，让外国的天空下响起祖国的歌曲声。突然教皇来了。他似乎听见了这些基督徒的声音。战俘们飞也似地跑过来迎接这位新的受迫害的人。他们跪下来。庇护七世几乎把整个身子都探出车门外。他朝这些战士伸出颤抖的瘦骨嶙峋的双手。他们曾经用剑捍卫西班牙的自由，正如他曾经用信仰捍卫意大利的自由一样。两剑在英雄的头上交锋。

从格勒诺布尔庇护七世到了瓦朗斯。庇护六世就是在那里去世的。在那里，当人家让他与老百姓见面时，庇护六世大喊：“戴荆冠的耶稣像!”在那里，庇护六世的阴魂与庇护七世分了手。死人遇到了自己的坟墓，便进去了。至此才停止双重的显灵，而在此之前，人们觉得两个教皇如影随形一样，在一起行走。庇护六世断气时手指上的戒指，如今由庇护七世戴着：这就是他接受前任的不幸与天命的征兆。

在离柯马纳城二十里的地方，圣徒克里索斯托姆①住在圣徒巴齐利斯克②生前的住处。夜里，巴齐利斯克这位殉道者出现了，对克里索斯托姆说：“勇敢点，让兄弟!明天我们就在一起了。”让回答道：“万事万物都赞美天主!”说完他就躺在地上，死了。

①克里索斯托姆(Chrysostome)，公元四世纪时教会的医生。

②巴齐利斯克(Basilisque)，生平不详。

波拿巴是从瓦朗斯开始发迹的，之后才有扑向罗马的行动。在瓦朗斯，人们不容庇护七世有时间瞻仰庇护六世的遗骨，就把他立即推到了阿维尼翁：这是为了让他重回小罗马。他在那儿可以在另一世系教皇宫殿的地下室里看到冰窖，并且听到古代桂冠诗人①的声音，它召唤圣彼得的继任者前往卡皮托利山。

①指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他于一三四一年在卡皮托利山荣戴桂冠。

由偶然性引导，他回到了海边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在瓦尔桥，他要步行过去。他遇到按职业划分的民众，教士们穿着僧侣的衣袍，一万人跪在地上，一片沉默。西班牙国王的女儿艾特吕莉王妃带着两个孩儿也跪在桥头迎候圣父。在尼斯城，街道上撒满鲜花。负责把教皇带往萨沃纳的指挥官选了一条人迹稀少的林中道路，连夜动身。可是让他大吃一惊的是，他落进了一片静静的灯的海洋。每棵树上都挂了一盏灯。海边峭壁公路上也一路挂满了灯火。海里的船只隔着老远就看见尊敬、感动和同情为一个被劫持的教士遭难而点燃的指路灯。拿破仑从莫斯科回来受到这种对待吗?教皇受的对待，难道不是他施行的善事和老百姓感恩的明证吗?

就在教皇长途奔波期间，瓦格拉姆战役打赢了，拿破仑与玛丽—路易丝的婚事定下来了。召到巴黎的十三位红衣主教遭到放逐，由法国组建的罗马议会再次宣布教廷与帝国和好。

教皇被囚禁在萨沃纳，身心疲惫，又被拿破仑派来的一帮家伙包围，便签发了由罗韦莱拉红衣主教为主起草的一份敕书，允许把教皇的批准书分送人家指定的不同主教。皇帝没有指望教皇会这样通融，便拒绝了敕书，因为不拒绝他就得恢复教皇的自由。有些红衣主教反对他的做法，他在一时盛怒之下，下令剥下他们的大红教袍，并把其中几个关进万森监狱。

尼斯的省长给庇护七世写信，说“禁止他与帝国的任何教堂来往，否则以违反命令论处；还说，他，庇护七世，不再是教会的喉舌，因为他鼓吹造反；还说他的灵魂充满了敌意，既然什么也不能使他变得明智，他就会看到皇帝陛下完全有力量废掉一个教皇。”

这样一封信的底稿，是不是马伦戈战役那位胜利者口授的呢?

一八一二年六月九日，在萨沃纳囚禁了三年之后，教皇终于被召到了法国。有人嘱咐他换了衣服。在去都灵的路上，他于半夜来到塞尼山的修道院招待所。到了那儿，他已经差不多要死了，便让人给他做临终敷圣油的圣事。人家只给了他停下来做这样一件事的时间，不许他在靠近老天的地方居留。教皇并不抱怨。他发扬光大了韦尔赛依城那位殉道女人宽厚的风范。在山脚下，在即将被斩首的时刻，那位殉道的女人看见刽子手的风衣搭扣掉了，便对他说：“你衣领上那只金搭扣刚刚掉了。拾起来吧，你挣来这点东西不容易，不要丢失了。”

当庇护七世在法国的大地上穿行的时候，人家不许他下马车，就连饭也是把车停在驿站车库里，就在车上吃。六月二十日早上，教皇到了枫丹白露。三天之后，波拿巴渡过涅曼河，开始他的赎罪行动。传达官拒绝接待被囚的教皇，因为他没有接到任何命令。等到巴黎发来命令，教皇才进了这座宫殿。他把天国的正义也带了进去：后来，就在庇护七世虚弱无力的手搁过的那张桌子上，拿破仑签署了退位诏书。

如果入侵西班牙这个极不正义的行动在政治上激起人们反对拿破仑，那么占领罗马这个忘恩负义的行动则在精神上使他成了众矢之的。他没有得到半点好处，就像闹着玩似的，一下子把民众与教会，人与天主都失掉了。他的人生之途两边都是自己挖的悬崖绝壁，他就在中间一条狭路上行走，去欧洲腹地寻找他的毁灭，就像走在死神借助祸害的力量，在一片混乱之中架起的奈何桥上①。

①典出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

庇护七世与本《回忆录》并非无关。我政治生涯中头一回在君主身边担负使命，就是从他那儿开始的。那个使命始于执政府时期，也突然中止于执政府时期。他在梵蒂冈接见我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是在他的书房里，《基督教真谛》摊开放在他的桌上。后来我也是在那间书房拜见了莱昂七世和庇护八世。我喜欢重提他遭受的苦难：一八○三年他在罗马给波丽娜·德·博蒙的痛苦作的祝福，现在，她通过我的纪念，给他的苦难偿付欠下的感激之情。

第五次同盟——攻占维也纳——埃斯林根战役——瓦格拉姆战役——奥地利皇宫里签订的和约——离婚——拿破仑娶玛丽—路易丝——罗马王的诞生

一八○九年四月九日，英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宣布成立第五次同盟。这个同盟暗中得到了其他国家心怀不满的君主支持。奥地利人指责法国人违反条约，突然一下从布劳瑙渡过了因河。因为人家批评他们行动迟缓，他们就想学一学拿破仑。其实这种速度与他们并不相宜。波拿巴高高兴兴地离开西班牙，直奔巴伐利亚，不等法军赶到，就指挥巴伐利亚士兵开始行动。对他来说，每个士兵都是优秀的。他在阿本斯堡打败路易大公，在埃克米赫尔打败查理大公，把奥地利军队割成两截，并渡过了萨尔察赫河。

他进入维也纳。五月二十一和二十二两天发生了可怕的埃斯林根战事。据查理大公的报告称，奥军二百八十八门大炮第一天发射了五万一千发炮弹，第二天又从各处调来四百门大炮。法军元帅拉纳在此受了致命伤。波拿巴对他说了一句话以后，就把他忘了：人的忠心与打击他们的炮弹球冷得一样快。

(一八○九年七月六日开始的)瓦格拉姆战役集中了在德国进行的各次战役的特点。波拿巴施展出了全部天才。赛查·德·拉维尔上校奉命去向皇帝报告左翼遭受的挫折，发现他正在右翼指挥达武元帅的进攻。拿破仑立即回到左翼，挽回了马塞纳的失败。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一仗输了，独有他一人从敌人的行动中作出了相反的判断。他叫道：“这场战斗我们赢了!”他用自己的意志坚定了必胜的信心。他把优柔寡断的将士带到了火线，就像当年恺撒拽着那些惊得发呆的老兵的胡子，把他们拖上战场一样。九百门大炮发出了怒吼；原野和庄稼燃成了一片火海。一个个大村庄化成了灰烬。战斗持续了十二个小时。在唯一的冲锋中，罗里斯顿带着一百门大炮，迅速向敌人冲去。四天之后，人们在麦田中收埋了一些军土的尸体。他们都是受了伤，躺在被踏倒的麦穗上，被太阳暴晒之后才死去的。他们身下都是血，浑身都被血粘住了。死得早的尸体伤口已经长了蛆。

我年轻时，人们都喜欢读福拉尔、圭斯卡德、滕珀尔霍夫和劳埃德①的回忆录；常常琢磨“深”的阵形和“浅”的阵形。我常常在我那张下士桌上摆上一些小木块，来演练阵形。军事科学和所有其他科学一样，都被革命改变了。波拿巴发明了大规模的战争。共和国的征服给他提供了征募群众来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思想。他不重视要塞，仅满足于把它们作些掩饰，他在被侵入的国家冒险，发动一场又一场战斗，直到大获全胜。他根本没想到撤退，只是勇往直前，就像罗马人修的那些大路，逢山过山，逢坎过坎，从不转弯抹角。他把所有的兵力集中在一个点，然后形成半圆，把切断联系各自为战的敌人一个个收拾。这种战法为他所特有，是与“法国的狂热”相一致的；但如果换上一些不那么勇猛灵活的士兵，它就不会成功。在他的战争生涯将近结束的时候，他也曾让炮兵去冲锋陷阵，让骑兵去夺取棱堡。这样做带来了什么结果呢?在把法国带入战争的同时，我们教会了欧洲走路：以后的问题只是增加实力；一个人总是顶一个人用的。于是人们一招就是六十万大军，而不是十万大军，一配就是五百门而不是一百门大炮。知识并没有增多，只是规模扩大了。这种战法，蒂雷纳和波拿巴一样清楚，但他不是绝对的主子，而且也没有支配四千万人口。莫罗仍然善于指挥的文明战争迟早会得到恢复。这种战争让民众休息，只让少数士兵来尽义务，必须恢复撤退的技术，恢复用要塞来保卫一个国家的办法，恢复持久的行动，它所费的只是时间，却省下了许多人。拿破仑进行的大规模战争超出了光荣的范围。眼睛不可能一览无余地看到这些屠场。不管怎样，这些屠场没有带来任何与它们造成的灾难相称的成果。欧洲长时间里对战斗感到厌恶，除非是发生了突如其来的战祸。拿破仑通过扩大战争而扼杀战争。我们的非洲战争①只是向我们士兵开放的实验学校。

①福拉尔(Folard，一六六九—一七五二)，法国军人，军事理论家。圭斯卡德(Guischardf，约一○一五一一○八五)，十一世纪诺曼人入侵意大利南部时的领导人。滕珀尔霍夫和劳埃德不详。

①指阿尔及利亚战争。

在瓦格拉姆战场，在死人堆中，拿破仑表现得沉着镇定。这本是他特有的气质，也是他强装出来的，因为他要显得高人一等。他冷冷地说，更确切地说，他冷冷地重复在这种场合的口头禅：“好一场消耗战!”

当有人请他照顾受伤的军官时，他回答说：“他们不在。”军人的德行虽然带出了某些美德，但它也削弱了许多其他美德。过于仁慈的士兵不可能完成任务，鲜血淋淋、泪雨滂沱的情景，苦难、痛苦的喊叫每一步都在拖住他，都在摧毁他身上造就恺撒的心性。不管怎么说，人们是不想当那号冷酷人的。

瓦格拉姆战役之后，在茨纳伊姆达成了停战协定。不管我们的战报如何说，奥地利军队还是井然有序地撤退的，没有扔下一门装配好的大炮。波拿巴占领索恩布吕恩之后，便致力于和平。外交大臣卡多尔公爵说：“十月十三日，我从维也纳来，与皇帝一起工作。商谈了一会以后，他对我说：‘我去检阅部队：您就留在这间书房里，起草这份照会，我检阅回来再看。’我和皇帝的贴身秘书德·麦纳瓦尔留在书房里。皇帝很快就回来了。他对我说：“列支敦士登亲王没告诉您，有人经常劝他派人刺杀我?”“告诉了，陛下。他告诉我他很厌恶那些主意，未予采纳。”“哦!有人刚才企图这么干，您跟我来吧。”我跟他一起走进客厅。那里有几个人，显得十分冲动，团团围住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男子。那小伙模样俊秀，十分温和，显得单纯老实。一群人中间也只有他一人保持了冷静。他就是刺客。拿破仑亲自审问他，不过态度很是温和。拉普将军担任翻译。那人的回答，我只记得几句，因为它们给我的印象较深。

“‘你为什么要刺杀我?’——‘因为只要你活在世上，德国就别想和平。’——‘你这么做是谁授意的?’——‘对祖国的爱。’——‘你没有跟别人商量过?’——‘这只是出自我自己的良心’——‘你不清楚这么做要冒什么危险?’——‘我清楚。但是为祖国而死我觉得光荣。’——‘你遵守一些宗教原则：你认为天主容许暗杀行为?’——‘我希望上帝因我动机善良，会原谅我。’——‘在你受的教育里，人家是这么教你的吗?’——‘跟我受一样教育的人，大部分都有这种感情，准备为拯救祖国献出生命。’——‘要是我放了你，你会干什么呢?’——‘会杀你。’

“这些回答的真率质朴，所显露的视死如归、坚定不移的决心，这种超出人类一切恐惧的狂热，给拿破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显得比刚才更冷静了，我也就可以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喝退了所有的人，只让我留在他身边。在骂了几句这种如此盲目又如此深思熟虑的狂热之后，他对我说：‘该和平了。’”卡多尔公爵这段叙述值得全文引述。

各个民族开始觉醒了：它们向波拿巴预示，它们是比各国国王更强大的对手。当时是一个普通百姓的决心拯救了奥地利。然而拿破仑的运数还没有让他晕头转向。一八○九年八月十四日，就在奥地利皇帝的宫殿里议定了和约。这一次恺撒的女儿成了胜利者的战果。只是约瑟芬是祝过圣加过冕的皇后，而玛丽—路易丝却不是：随着第一位妻子被遗弃，圣事的效力似乎也离胜利者而去。我本可以在巴黎圣母院看到我在兰斯大教堂看到的同样的仪式：除了拿破仑，同样的人物都到场了。

在这件事情上暗中出力最多的一个秘密角色，是我的朋友亚历山大·德·拉博德，他在流亡贵族的阵营里受过伤，因此获得了玛丽—泰蕾莎十字勋章。

三月十一日，纳沙泰尔亲王在维也纳代替波拿巴迎娶玛丽—路易丝女大公。玛丽—路易丝由米拉亲王夫人陪同，动身去法国。在路上她戴上了表示皇后地位的象征饰物。三月二十二日她到达斯特拉斯堡。二十八日到了贡比涅宫，波拿巴在此迎候。四月一日在圣克卢宫举行了非宗教婚礼。四月二日菲舍红衣主教在卢浮宫为两位新人做新婚祝福。波拿巴让这位后妻学会对他不忠，正如前面那位一样，因为他在举行宗教结婚之前就与玛丽—路易丝在床上厮混：皇权无视王家风俗和神圣法律。这绝不是好兆头。

似乎一切都功德圆满：波拿巴得到了他惟一缺少的东西：正如腓力浦—奥古斯塔①与卡洛温家族最后一位传人伊莎贝尔·德·艾诺联姻一样。他把最低劣的家族与出了许多伟大君王的家族混在一块了。过去与未来合在一起了。假若他想把自己固定在巅峰上，那么无论前面的世纪还是后面的世纪，他都是主宰。可是他虽有力量拦住世界前进的步伐，却没有力量使自己停下来。他要一直走下去，直到征服最后一顶王冠，一顶使所有其他王冠更有价值的王冠为止。那就是不幸之冠。

①法国十二世纪国王(一一八○—一二二三)。下文提到的他的婚姻为他带来了一大片国土。

一八一一年三月二十日，玛丽—路易丝女大公生下一个儿子。有人揣想这是拿破仑以前过于顺利的惩罚。一如极地的鸟类，这个孩子是在午夜的阳光下出生的②，后来只给世上留下一支忧伤的华尔兹曲。那是他在索恩布吕恩亲自创作的，并且在教堂的管风琴和巴黎街头，在他父亲的宫殿周围演奏过。

②意谓是在开始衰落之时出生的。

俄罗斯战争的计划和准备——拿破仑的困境

波拿巴见不到哪里还有敌人，不知道哪里还有帝国可以夺取，他就退而求其次，把荷兰王国夺过来送给了弟弟。不过对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他心底始终怀着暗中的敌意，在处死当甘公爵那一段时间，这股敌意更是有增无减。一种力量的竞争使他兴奋；他知道俄罗斯能干出什么事情，也知道自己在弗里德兰和埃劳取得胜利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在蒂尔西特和爱尔福特的会晤，被迫实行的休战，波拿巴的性格不能忍受的和平，友好的声明、热情的握手、亲密的拥抱，荒唐的共同征服计划，这一切都只是使仇恨推迟发作而已。在大陆上还有一个拿破仑从未涉足的国家，还有一些拿破仑从未进入的都城，还有一个帝国屹然站立在法兰西帝国对面：两个巨人大概在互相打量。在拼命扩大法兰西的疆域时，波拿巴与俄国人遭遇上了，正如公元一世纪末二世纪初的古罗马皇帝图拉真，在渡过多瑙河时遇到了哥特人一样。

亚历山大生性好静，自从恢复宗教信仰以来心地虔诚，为人诚恳，这些都使他倾向于和平。要是人家不找上门跟他过不去，他也不会打破和平的。整个一八一一年双方都在作准备。俄罗斯邀请已被制服的奥地利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普鲁士在它遭到进攻时出手援助。英国财带着钱包赶来了。西班牙的前车之鉴激起了各国人民的同情。在德国已经形成了勇士联络组织(爱国大学生的秘密组织)，渐渐地它把全德国的青年人都裹挟进来了。

波拿巴则与人谈判，作一些许诺：他让普鲁士国王生出拥有俄罗斯的德语省份的希望，让萨克森国王和奥地利庆幸自己在波兰剩余的领土里得到了扩展；莱茵联盟的君主们渴望按他们的意愿来改变领土。没有一个国家，甚至法国，拿破仑不想让它们扩大，尽管法国的领土已经超出了欧洲范围。他明确地表示打算把西班牙并入法国。塞巴斯蒂亚尼将军问他：“那您兄弟呢?”拿破仑回答：“我兄弟有什么要紧!难道要把西班牙这样的王国去送给别人吗?”主子凭一句话，就支配了叫路易十四吃了那么多苦头，作出那么多牺牲的王国；只是他没有把它保留那么久。至于各国人民，从来没有人像波拿巴那样轻视他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举着鞭子，赶着各国君主行猎，把各民族的碎肉扔给他们争抢。古代哥特人的历史学家若南德斯说：“阿提拉把一群臣服的王公带在身边。那些人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地等着万王之王示意，好去办理他们要办的事情。”

在率领两个盟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及由各国君主亲王组成的莱茵联盟进军俄罗斯之前，拿破仑想把挨着欧洲两端的两侧搞稳固一点。他谈好两个条约，一个是在南边与君士坦丁堡谈的，另一个是在北边与斯德哥尔摩谈的。只是这两个条约都没有被人遵守。

拿破仑担任执政时期，就与土耳其苏丹的宫廷有了来往：谢里姆和波拿巴曾交换过肖像，还保持了秘而不宣的通信联系。一八○七年四月三日，拿破仑从汉诺威的奥斯特罗德给他这位朋友写信说：“你得显出是名副其实的谢里姆和索利曼的传人。你需要什么，尽可告诉我。我有足够的能力，也相当关心你的成功，什么也不会拒绝你的。这么做既是出于友情，也是出于政治。”这真像圣西门所说的，两个苏丹面对面交谈，流露的殷殷之情亲切感人。

谢里姆垮台后，拿破仑又回到俄罗斯的方案，考虑和亚历山大来瓜分土耳其。接着，他的理智被新冒出的一些念头搞乱了，又决定入侵俄罗斯帝国。但只是到了一八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他才提出与马哈茂德结盟，突然要求派十万土耳其大军到多瑙河边集结。作为报偿，他把瓦拉齐和摩尔多瓦送给土耳其宫廷。可是俄国人抢先一步，他们的条约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一八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俄土条约签字。

在北方，波拿巴也被那儿发生的事件所欺骗。瑞典人本来可以入侵芬兰，正如土耳其本来可以威胁克里米亚，如果作出了这种配合，那么俄国人要应付两场战争，就无法集中兵力对付法国。今天的世界由于思想的交流和铁路的开通而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变小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这还可以说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行动。可是斯德哥尔摩把自己局限于国内政治，与彼得堡达成了协议。

一八○七年，波美拉尼亚被法国人侵占，一八○八年，芬兰又被俄国人侵占，失去这两块国土之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被赶下了台。作为一个正直又有一点傻的国王，他的下台增加了人世间流亡国王的人数。而我呢，曾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引他去见圣地的神父们。他应该在耶稣—基督陵墓前得到安慰。古斯塔夫的叔父被扶上了侄儿原来坐的宝座。贝纳多特在指挥波美拉尼亚的法国驻军时，赢得了瑞典人的尊敬。瑞典人便把眼光投向他，选他来填补王储荷尔斯泰因—奥古斯登堡亲王留下的空缺。这位亲王是新当选的王储，可是不久前死了。拿破仑看到从前的战友当选这一职位，心里很不高兴。

波拿巴和贝纳多特之间的敌意增大了。贝纳多特是反对雾月十八日政变的人，接下来他又以激烈的谈话和对一些才智之士的巨大影响，来参与动乱。最后这场动乱把莫罗送上了特别法庭。波拿巴以自己的方式作出报复，力图贬低一个性格鲜明的人。在审判莫罗之后，他送给贝纳多特一所房子。房子坐落在昂儒街，是从被审判的那位将军手里剥夺来的。出于当时过于普遍的软弱，约瑟夫·波拿巴的小舅子不敢拒绝这份不大光彩的慷慨赠予。原属巴拉斯的大树林城堡则被赏给了贝尔蒂埃。命运女神把查理十二的权杖交到了亨利四世的一个同胞手里。查理—让不愿接受拿破仑的野心，认为与近邻亚历山大结盟，比起与远方的敌人拿破仑结盟更为可靠：他宣布自己保持中立，并且奉劝俄法两国休兵息战，打算充当双方的中间人。

谁知波拿巴却大发雷霆，咆哮道：“他这个贱种，竟来给我出主意!竟想对我发号施令!一个得尽我的好处的家伙!多么忘恩负义呵!老子就要迫使他顺着我这个主人的意思办!”波拿巴发了这番火之后，贝纳多特于一八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签订了圣彼得堡条约。

大家不要问波拿巴有什么权利骂贝纳多特是“贱种”，因为他忘了自己的出身并不更高贵，来历也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行伍出身，在大革命中发迹。这种侮辱人的话并不表明他有世袭的高贵地位，也不表明他有高尚的灵魂。贝纳多特并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他不欠波拿巴的情。

皇帝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家世悠久的君主，把天下的一切都归于自己名下，谈论的话题全是自己，以为说一声满意或不满意，对别人就是奖赏或是惩罚。甚至王冠之下过去的许多世纪，圣德尼那一长溜王陵，都不会为这种狂妄自大作出辩护。

命运把两位法国将军①从美国和北欧领到同一个战场，打一场反对一个人的战争。起初他们聚集在这个人麾下，后来却被他分开。无论士兵还是国王，当时谁都不认为，推翻压制自由的独裁者会是罪行。贝纳多特胜利了，莫罗却喋血沙场。英年早逝的人都是强壮的旅客。他们快速走过的路程，体弱一些的人要慢慢才能走完。

①指莫罗和贝尔纳多特。莫罗被审判之后去了美国，一八一二年被沙皇聘作顾问。

皇帝着手出征俄罗斯——反对意见——拿破仑的错误

波拿巴执意发动俄罗斯战争并非没有听到反对意见：在征求德·弗里乌尔公爵、德·塞古尔伯爵和德·维桑斯公爵等人的看法时，他们提出一大堆意见，反对这场战争。德·维桑斯公爵在《伟大军队的历史》中勇敢地叙述道：“‘在占领欧洲大陆，甚至同盟者家族的国家时，不应该指责这个同盟者违背了大陆体系。当法国军队遍布欧洲的时候，又怎么好去指责俄国人的军队呢?我们给德意志那些民族造成的创伤尚未结痂，难道又得把他们投入战争的火海吗?在一个没有任何自然边界限定的国家中间，法国人已经认不出来了。真正的法国将来被人抛弃时，谁又来保卫它呢?’——皇帝回答说：‘我的声望来保卫它。’”这句答话是梅黛①提供的，拿破仑把悲剧传到自己身上。

①梅黛是法国剧作家高乃依的同名悲剧中的女主人公，有一句台词“我”十分有名。此处作者说拿破仑的答词“我的声望”是从她那儿学来的。

他透露出把帝国全部人马都组成出征作战的大队的意图：他的记性把年代和事件记得一团糟。当时帝国还存在着一些不同党派，面对他们的反对意见，他回答说：“保王党人既希望我失败，却又更加担心我失败，我做的最有益也最难办的一件事，就是挡住了革命的洪流。否则，它是会把一切都淹没的。你们是担心战争会夺去我的生命?我被人刺杀是不可能的：难道我完成命运的意愿了么?我觉得自己被推向一个陌生的目的。当我达到目的后，一粒尘埃就足以把我打死。”这些话仍是搬了别人的：汪达尔人①在非洲，阿拉里克在意大利都表示只屈服于超自然的力量。

①占据并定居在北非的日耳曼民族的一个分支。

波拿巴与教皇荒谬而可耻的争吵更使他的处境岌岌可危。菲舍红衣主教就恳求他不要同时招来天上和地上的敌意。拿破仑牵着舅父的手，把他领到一扇窗户前(时当夜晚)，问道：“您看见那颗星吗?”——“看不见，陛下。”——“仔细看吧。”——“陛下，还是没看见。”——“可是我哩，我看见它。”

波拿巴对德·科兰古先生说：“您，您也成了俄国人。”

德·塞古尔肯定地说：“人们常常看到他(指拿破仑)半倒在沙发上，陷入沉思，然后他抽搐似地一弹，突然大叫几声，回过神来。他好像听到有人叫他，大声问道：“谁叫我?”同时站起身，不安地走着。“刀疤脸”德·吉斯公爵将要遇害的时候②登上了布卢瓦城堡被称作“布列塔尼钓鱼台”的阳台：只见在秋日的天空下，空旷无人的原野一直伸展到远方。有人看见德·吉斯公爵怒气冲冲，大步走着。波拿巴犹豫不决，其实于他倒是有益的。他说：“我周围的一切都不稳定，不能打这样一场遥远的战争。得把它推迟三年。”他主动向沙皇宣布，他既不直接，也不间接地支持恢复波兰王国：旧法国和新法国都抛弃了这个忠实而不幸的国家。

②德·吉斯公爵(Gulx，duc de，一五五○—一五八八)，法国公爵，宗教战争期间天主教派和神圣联盟公认的首领，为法王亨利三世下令所暗杀。

在波拿巴所犯的政治错误之中，抛弃波兰是最严重的一个。犯下这个错误之后，他声称之所以没有明确表示要支持恢复波兰，是因为他担心惹岳父生气。波拿巴竟是个为家庭的理由所支配的人!这个借口是那样无力，拿来使用只会使他诅咒与玛丽—路易丝的婚姻。俄国皇帝对这场婚姻的感觉不是这样的。他叫道：“我这下被赶到森林深处了。”波拿巴对老百姓的自由素来反感，他只是被它蒙住了双眼。

法国军队第一次入侵的时候，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曾组建了波兰军队，一些政治团体也形成了。法国相继派了两任大使驻留华沙，一位是红衣主教马利纳，另一位是毕庸先生。作为北方的法国人，波兰人和我们一样勇敢和活泼，而且说的是我们的语言，把我们当作兄弟一样热爱。他们忠心耿耿，为了我们而牺牲自己，那种义气中透露出对俄罗斯的憎恨。法国从前断送过他们，现在也该法国来让他们复活。对这个拯救了基督教国家的民族，难道我们就不该做点什么?我在维罗纳对亚历山大说：“陛下要是不让波兰复国，就会被迫把它毁灭。”断言这个王国地理位置不好，注定要遭受异族压迫，其实是过于看重山川的屏障作用了。有二十个民族国境周围并五天险可依，有的只是自己的勇敢，不也保持了独立?意大利有阿尔卑斯山作屏障，可是只要谁想翻过阿尔卑斯山，谁就可以把意大利置于自己的奴役之下。也许有理由承认另一种天数，即好战的民族，平原的居民命中注定要东征西讨：欧洲那些侵略者都是从平原奔来的。

法国人远不去帮助波兰，却要把它的士兵纳入法国的军队；它这么贫穷，却还要负责供给一支八万人马的法国军队。华沙大公国已经被许给了萨克森国王。如果恢复波兰王国，那么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斯拉夫民族就可以恢复独立。那些波兰人即使处在被拿破仑抛弃的状态，但只要使用他们，他们就会要求打头阵的；他们会以不靠我们，独自攻进莫斯科为自豪：可这是多么不合时宜的提议呀!全副武装的诗人波拿巴出现了，他要登上克里姆林宫，在那里唱歌，点戏。

不管今天有人发表了什么称颂波拿巴这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的作品，他对立宪政府的仇恨都是无法遏制的。即使在他进入俄罗斯那些可怕的荒漠之后，这股仇恨也没有离他而去。参议员韦比基一直来到维尔拿，给波拿巴带来华沙议会的决议。他带着渎圣者的夸张说：“该由您来给本世纪口授历史。天主的力量存在于您身上。您会赞成的努力该由您来支持。”他韦比基来觐见拿破仑大帝，求他说出这句话：“让波兰存在吧。”只要拿破仑说了，波兰王国就会存在下去。而“波兰人民将会忠实地执行这位统帅的命令。在这位统帅面前，已逝的所有世纪只是一个瞬间，而空间只是一个小点。”

拿破仑回答：

“绅士们，波兰联邦的代表们，你们刚才对我说的话，我饶有兴致地听见了。波兰人，我将和你们一样思想和行动；我将和你们一样在华沙议会投票。文明人的第一项义务，就是热爱祖国。

“处于我的地位，我有许多利益要取，有许多义务要尽。我要是在第一次，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瓜分波兰时当政，我会武装我的人民来保卫波兰。

“我爱你们国家!十六年里，你们的士兵跟随我征战南北，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战场奋勇拼搏。你们所做的事情，我都拍手叫好。你们想作的努力，我都予以批准：凡是需要我做的我都会做，以支持你们的决议。

“我第一次进波兰时就跟你们说过同样的话。我应该在此补充一句，我曾向奥地利皇帝作出保证，让他的领土保持完整。任何影响他平安拥有剩下的几个波兰省份的行动或者运动，我都不能赞同。

“你们国家素来忠诚，因此，你们是如此值得我尊重和保护，你们有那么多的理由得到我的尊重与保护，以后的形势需要我做出什么我都尽力去做，以酬报你们这种忠诚。”

只因为要恢复民族的主权，波兰就这样遭受了一番折磨，然后被抛弃了。人家卑鄙地侮辱了它热烈的感情。当它被钉在自由的十字架上，喊着“我渴啊”的时候，人家递给它的却是充满酸醋的海绵。

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大声地宣布：“当自由坐上世界主宰的宝座之后，会对世界各国进行审判。它会对法国说：‘我召唤过你，你不听我的：去受你的奴役吧。’”

拉默内神甫说：“如此巨大的牺牲，如此艰苦的奋斗，难道不会带来任何结果吗?神圣的牺牲者在祖国的田野里撒下的，难道是永远受奴役的种子?在那些森林里你们听见了什么?是风忧伤的低语。在那些平原之上你们看见什么掠过?是寻找栖息之地的飞鸟。”

德累斯顿会议——波拿巴检阅部队，抵达涅曼河畔

一八一二年五月九日，拿破仑动身去部队，来到德累斯顿。正是在这里，他把莱茵联盟分散的力量集中在一起，并且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他制造的这架机器投人运行。

在失落他乡，仍然怀念意大利的阳光的杰作①中间，拿破仑皇帝、玛丽—路易丝皇后、奥地利皇帝和皇后，以及大大小小的君主汇集一堂。这些君主希望以他们各自的宫廷来组成第一宫廷的附属圈子：他们争夺附庸的地位：这一个想当给布里埃内军校毕业的少尉斟酒的人，那一个想当给他提篮子的人。查理曼的历史则被博学多识的德国首相们借用。人的地位越是高贵，越是表现得奴颜婢膝。

①拿破仑从意大利掠夺的油画大多集中在德累斯顿博物馆。

“一个蒙莫朗西②家的贵妇，”波拿巴在拉斯卡斯记录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中说，“会抢着过来给皇后系鞋带。”

②昔日法国最古老、最高贵的家族之一。

波拿巴戴着帽子，第一个迈步，领头走过德累斯顿宫，去出席已经备好的盛宴。弗兰茨二世帽子戴得低低的，陪着女儿玛丽—路易丝皇后紧随其后。其余的君王则恭恭敬敬，一声不吭，三三两两地跟在后面。奥地利皇后没有跟在后面。她自称不舒服，只能坐轿子出来，免得把手臂伸给她讨厌的拿破仑。世上剩下来的高尚情感，都躲进了妇女心中。

惟一的国王，普鲁士国王，起初被排斥在外。“这位君主希望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波拿巴不耐烦地叫道，“他那些信不是够叫我厌烦的了吗?何必还要亲自出席，来惹我不快呢?我又用不着他干什么。”这番无情无义的话本是想防止发生不幸的事，谁知第二天就发生了不幸。

在共和主义者波拿巴看来，腓特列—吉尧姆的滔天大罪，就是抛弃了国王们的事业。波拿巴常说，柏林宫廷与督政府的谈判，揭示出这位君主实行一种羞怯的、谋求个人利益的、说不上高尚的政治，它为了扩大一点领土，而牺牲了自己的尊严和君主们的共同事业。当他在一张地图上看到新普鲁士的版图时，忍不住叫道：“我竟给那家伙留了这么大的地盘，这是真的吗?”同盟国派出三个专员，把波拿巴接到弗雷瑞斯。惟有普鲁士的专员受到波拿巴粗鲁对待，而且波拿巴根本不想理睬他。有人探究皇帝憎恶吉尧姆的隐秘原因，认为是出于这种那种特殊情况。我认为，当甘公爵之死是他憎恶吉尧姆的原因，这种说法最贴近事实真相。

波拿巴在德累斯顿等着各路大军传来捷报。在同一座城里，当年马尔伯勒①去晋见瑞典国王查理十二时，在一张地图上发现标出了一条通往莫斯科的路线。他猜测君主可能会走这条路，以免卷入西方的战事。波拿巴虽然不能公开承认自己的侵略计划，却也无法将它隐瞒。他先对外交官们发出三次抱怨：沙皇一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出敕令，禁止进口若干商品，以此破坏了大陆体系；亚历山大对在奥尔登堡公爵领地举行会议提出的抗议；俄罗斯的军备。如果有人还不习惯滥用词语的恶习，见到人家把一个独立国家的海关规定和违反该国并未接受的体系的行为当作战争的合法理由，准会大吃一惊。至于奥尔登堡公爵领地的会议和俄罗斯的军备，你们刚才已经见到了德·维桑斯公爵斗胆向拿破仑指出这种指责是多么不近人情，正义是如此神圣，对于成功似乎是那样不可缺少，以致那些践踏正义的人也要声称是按它的原则行事。这期间罗里斯顿将军被派往圣彼得堡，德，纳尔博伯爵被派往亚历山大的总司令部，去传达主子那些和平友善的鬼话。普拉德神甫被紧急派往波兰议会。他从那里回来时给主子起了个绰号叫“朱庇特—斯卡班”①。德·纳尔博伯爵报告说，亚历山大既不沮丧，也不狂妄，宁肯打一场战争，也不屈求可耻的和平。沙皇总是对拿破仑表示出一种幼稚的热情；然而他说俄罗斯人的事业是正确的，他那野心勃勃的朋友错了。这个真理在俄国的各份公告中得到表述，它被打上了民族特性的印记：波拿巴成了“基督的敌人”。

①马尔伯勒(Marlboroagh，一六五○—一七二二)，英国将领。

①朱庇特为罗马神话中的主神；斯卡班是戏剧中爱使诡计的下人。

拿破仑于一八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离开德累斯顿去波兹南和托恩，在那儿目睹其他同盟者洗劫波兰。他又去了维斯图拉，在但泽、柯尼格堡和贡比能作了停留。

一路上，他检阅了不同的部队。对老兵他谈起金字塔，马伦戈、奥斯特利茨、耶拿、弗里德兰，对年轻士兵他询问他们有什么需要，装备了什么武器，每月拿多少军饷，统领他们的官长怎么样：在这种时刻他装作善良。

入侵俄罗斯——维尔拿：波兰参议员维比基；俄罗斯议员巴拉谢夫——斯摩棱斯克——米拉——普拉托夫之子

当波拿巴渡过涅曼河时，有八千五百五十万人承认他或他家族的统治，信奉基督教的人中有一半服从他的统治；他的号令在横跨十八个纬度三十个经度的空间得到执行。如此巨大的征战真是空前绝后。

六月二十二日，拿破仑在他设于维尔柯维斯基的司令部宣布开战：“士兵们，第二次波兰战争开始了；第一次战争是在蒂尔西特结束的；俄罗斯被不幸的命运拖进了战争；它的气数将尽。”

莫斯科通过它年已一百一十岁的大主教之口，回答了这个仍然稚嫩的声音：“莫斯科城将像孝顺儿子拥抱母亲那样接待它的救世主亚历山大，并且高唱凯歌!上帝保佑来到这里的人!”波拿巴乞灵于命运，亚历山大则向上帝求助。

一八一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波拿巴星夜察看了涅曼河的地形，命令立即架三座桥。次日黎明，几个工兵乘船过河，在彼岸没有碰到一个人。有一个哥萨克军官，一支巡逻队的指挥官，跑过来问他们是什么人。“法国人。”——“为什么来俄罗斯?”——“向你们开战。”哥萨克立即跑进树林不见了。三个士兵朝森林开火，可是无人回击：万籁俱寂。

波拿巴一整天绵软无力地躺着，却又怎么也睡不着。他感到有什么东西正在弃他而去。我们的各路大军正趁着夜色，穿过皮尔维斯基森林向前挺进，正如匈奴人由一只母鹿引导，穿过帕律斯梅奥蒂德沼泽地。他们还未见到涅曼河。为了察看地形，必须赶到河边。

白天，我们的军队既没有遇到俄罗斯军队，也没有见到前来迎接解放者的立陶宛民众，一路上见到的，不是贫瘠不毛的沙地，就是荒寂无人的森林。“离河边三百步远，一座最高的山丘上，扎着皇帝的帐篷。周围的山岗沟坡上布满了兵马。”(塞古尔)

听令于拿破仑的兵力总计为六十八万○三百步兵，十七万六千八百五十匹战马。当年在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战争中，路易十四也有六十万大军，并且全是法国人。由波拿巴直接指挥的常备步兵分成十个军团，由两万意大利人、八万莱茵联盟的士兵，三万波兰人、三万奥地利人、两万普鲁士人、两万七千法国人组成。

大军渡过了涅曼河。波拿巴本人跨过了那座命中注定不幸的桥，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他勒马停步，观看士兵们列队从他眼前通过，然后他避开众人的注意，信马由缰跑进一座森林，似乎被召去参加在欧石南丛生地举行的神灵会议。他从树林里走回来，侧耳谛听，整个大军都在侧耳谛听。他们认为听到了远处隆隆的炮声。大家为此十分兴奋。其实这只是一场雷雨。战斗推迟了。波拿巴住进一座荒废的修道院：在这里可以得到双重的宁静。

有人叙述说，拿破仑的马倒下了，人们听到有声音嗫嚅道：“这是个凶兆；一个罗马人会退缩。”这是个古老的故事。罗马大家族西庇阿家的成员，私生子吉尧姆、爱德华三世以及动身去革命法庭的马勒泽尔布①都曾是这个故事暗指的人物。

①私生子吉尧姆(Guillawme le Betard，一○二七—一○八七)，诺曼底公爵，后任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EdouardⅢ，一三一二—一三二七)，英国国王；马勒泽尔布(Maieskerbes，一七二一—一七九四)，曾任法国王室秘书，后辞职，在大革命中为路易十六辩护，被处死。

部队过河用了三天时间，然后排好队伍，继续前进。拿破仑匆匆赶路。时间一个劲地向他喊着：“前进!前进!”就像波舒哀在《复活节布道稿》中所写的那样。

在维尔拿，波拿巴接见了华沙议会的参议员维比基。一个俄国议员巴拉谢夫也受到接见。他声称人们仍然可以议和，亚历山大根本不是侵略者，法国军队没作任何宣战的表示就侵入了俄国。拿破仑回答说，亚历山大只是个摆样子的将军；他手下只有三员大将：一个是库图佐夫，他波拿巴对这个人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他是个俄国人，一个是本尼格森，六年前就已经太老，现在则更糊涂了；再一个是巴克莱，一个退休的将军。德·维桑斯公爵认为波拿巴在谈话中轻侮了自己，便气恼地打断他的话说：“我是个优秀的法国人，我已经表明过这一点。我还要重复一句老话，这场战争是不策略的、危险的，会断送军队、法国和皇帝本人。我用这番话来表明我是个优秀的法国人。”

波拿巴对俄国特使说：“您以为我担心你们那些波兰的激进民主派?”这句话是德·斯塔尔夫人在《流亡十年》中转述的，她与上层人士经常来往，信息很灵：她肯定波拿巴手下一位大臣曾给亚历山大一世手下的大臣罗曼佐夫写过一封信，建议从欧洲的文件证书中勾销波兰和波兰人的名字。这一点充分证明了拿破仑对那些恳求他开恩的老实人是多么厌恶。

波拿巴在巴拉谢夫面前打听莫斯科的教堂数量。听了回答后他叫道：“怎么，这年月人们都不再当基督徒了，还有那么多教堂?”——“对不起，陛下，”俄国使节说，“俄国人和西班牙人还是基督徒。”

巴拉谢夫带着一些不可接受的建议被打发走了。和平的最后一线光明熄灭了。战报说：“俄罗斯帝国远看是那样可怕，可现在我们闯进来了!这其实是一片荒漠。亚历山大募集兵丁，比拿破仑打到莫斯科要的时间还多。”

波拿巴到了维泰普斯克以后，有一阵子想停下不走了。回到司令部，看到巴克莱还在往后撤，他把佩剑往地图上一扔，叫道：“我就在这里停下来!我一八一二年的仗打完了。剩下来的是一八一三年的仗。”他手下的所有将军都劝他停下来，倘若他坚持了这个决心，那就好了。可是他希望收到和平的新建议，没有收到，他就觉得烦躁。他距莫斯科只有二十天的路程了。“莫斯科，神圣的城市!”他反复说。他的目光发亮，神情变得十分粗暴。他下达了出发的命令。有人提意见，他不予理睬。达吕在被他问及的时候，回答说：他想不出打这样一场战争是为了什么目的，有什么必要。皇帝回答说：“人家难道把我当成了一个丧心病狂的人?人家以为我是喜欢打仗?”他难道没有听人说过，“西班牙战争和俄罗斯战争是侵蚀法国的两块病毒”?可是和平是两方面的事，他连亚历山大的一封信也没有收到。

然而，这两块“病毒”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些前后矛盾之处却没有被人发现，甚至在需要时还成了拿破仑真诚老实的证明。

波拿巴要是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就以为自己失去尊严了。他的士兵抱怨只是在战斗时刻才见到他，而他亲临战场督阵，却是让他们去死，而不是去生。对这些抱怨他充耳不闻。俄罗斯与土耳其缔结和约的消息让他震惊，却没让他停步。他加速奔向斯摩棱斯克。俄罗斯人宣称：“他(指拿破仑)来了，嘴上高唱正直无欺，心里却装满了背信弃义。他用他那些奴隶军团来给我们套上锁链。让我们心中装着十字架，手持利剑，拔掉这头狮子的牙齿。这个暴君既然把人间搅得天翻地覆，我们就把他打翻在地。”

在斯摩棱斯克高地，拿破仑遇到了俄军的十二万人马。“我逮着他了!”他叫道。十七日，天刚破晓，骑兵将军贝利亚尔追击一队哥萨克，把他们赶进了第聂伯河，战幕又合上了。有人看见敌军在通往莫斯科的大路上行进。他们在撤退。波拿巴的梦想仍然没法实现。米拉追击敌人过于卖力，可是都扑了空，绝望之余想一死了之。斯摩棱斯克的大本营尚未撤退。我们的一座炮台被那里发射的炮火摧毁了。米拉守在那里不愿离开。“你们都撤!”他吼道，“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对这座大本营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我们的军队集结在像梯形剧场一样逐级升高的高地上，静观着下面的战斗：当士兵们看到进攻者冲过炮火硝烟和枪林弹雨时，忍不住拍起手来，就好像看到底比斯城废墟时所产生的反应一样。

夜里，一场大火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达武手下一名土官翻过城墙，来到烟火笼罩的城堡。远处一些声音传到他的耳朵。他提着手枪，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摸过去。让他大吃一惊的是，他落进了友军一支巡逻队手里。原来俄国人放弃了城池，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波兰军队占领了它。

米拉以其非同一般的习性，以其与哥萨克骑兵相似的勇敢性格，激起了哥萨克的好感。有一天他对哥萨克骑兵队发起了疯狂的冲击，他对他们大发脾气，控制住了他们，并且指挥起他们来。那些哥萨克听不懂他的话，却还是猜出了他的意思，竟然掉转马头，乖乖地服从了敌方将军的命令。

当一八一四年我们在巴黎见到哥萨克首领普拉托夫时，我们尚不知道他作为父亲的悲痛之情。一八一二年，他曾有一个儿子，长得像俄里翁①一样俊美。这儿子年龄十七，正是风华正茂，充满希望的年纪，骑一匹雪白的乌克兰骏马，带着这个年纪的勇气上阵杀敌，不幸被一个波兰骑兵枪杀了。他的遗体被安放在一张熊皮上，哥萨克骑兵都走上来恭恭敬敬地吻他的手。他们为亡灵作了祈祷，把他葬在一个长满枞树的土丘。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牵着战马，倒执枪矛，绕着坟墓行走。这一幕，仿佛是哥特历史学家若南德斯描写的葬礼，又像塔西佗忆述的古罗马皇帝的禁军大队在他们的将军日耳曼尼库斯的遗骸前倒插枪矛的情景。“北国的春天把团团雪絮送到他头发上。风把它们吹落。”(斯堪底纳神话集《索曼德埃达》)

①希腊神话中的英俊猎人。

俄国人的撤退——博里斯泰纳河——波拿巴的顽念——库图佐夫接替巴克莱指挥俄军——莫斯科河或者博罗季诺战役——战报——战场景象

波拿巴从斯摩棱斯克写信给法国，说他已是俄国盐场的主人，他的财政部可以指望增加八千万财富。

俄国人朝北极撤逃。农奴主们带着家小、农奴和牲口逃难，他们那原木造的城堡里空无一人。法军渡过了第聂伯河。这条河古名叫博里斯泰纳河，十世纪的俄国君主弗拉基米尔曾宣布这条河是圣水。它曾给文明的民族一次次送去蛮族的入侵，现在它自身遭到了文明民族的入侵。它的野蛮被一个希腊名字所掩饰，甚至不再使人联想到斯拉夫人的第一次迁徙。它仍旧默默无闻地流着，流过两岸的森林；它浮载的船舶中运送的不是奥丁①的孩童，而是圣彼得堡和华沙妇女使用的披巾和香水。对世界来说，它的历史只开始于亚历山大祭奉上天的山区之东。

①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主神。

从斯摩棱斯克，可以挥师直下圣彼得堡，也可以引军挺进莫斯科。在那里，战胜者大概受到警告，不要再深入内陆。有一阵子他也这样想过。拿破仑的私人秘书凡先生说：“皇帝心灰意冷，打算在斯摩棱斯克驻扎下来。”在野战医院，医疗物品开始匮乏。古尔戈将军讲述说，拉里布瓦西埃将军实在无法，只好解下大炮上的麻丝来给伤员包扎伤口。可是波拿巴已经鬼迷心窍，乐于在欧洲两头看到在火热的平原和冰冷的高地照亮他军队的两种曙光。

罗兰在他狭窄的骑土圈子里，紧紧地追随着昂热利克①，初民中的征服者追随的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女主宰②。这位时间的妻子，天的女儿，众神的母亲，这位头戴塔冠的女神，凡是没有拥抱过她的人就别想休息。波拿巴为他自己的生存所支配，把一切都简化成了他自身；拿破仑控制了拿破仑；他的身上只装着他自己。迄至那时为止他只到过一些著名的地方。如今他走上了一条无名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彼得大帝刚刚建起一些未来城市的雏形，毕竟那个帝国才建立不到百年呀。要是有先例的教训，波拿巴也许会打听查理十二的事情。那位瑞典国王曾穿过斯摩棱斯克，试图打到莫斯科。在科洛德利纳发生了一场伤亡惨重的战斗。人们匆匆掩埋好法国人的尸体，让拿破仑判断不出他受了多大的损失。在多罗戈布依，法军遇到一位俄罗斯老人，只见他一部耀眼的白须一直飘到胸前。他年纪太大，不能随家人一同逃难，只好独自一人留守家园。他曾目睹彼得大帝统治末年所创造的奇迹。他在默默无言的愤怒之中，目睹了法军对他家乡的蹂躏。

①阿里约斯特《疯狂的罗兰》中的两个骑士。

②指库柏勒，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众神之母。

法军不断与俄军发生遭遇战，有时遇到了俄军，对方一枪不放便匆匆逃走，一路上就这样打打追追，法军被领到了莫斯科河流域的原野上。每到一个宿营地，皇帝都要坐在枞树枝上，用脚盘弄俄国的圆炮弹，一边和将军们商讨战局，倾听他们的意见。

巴克莱先是在利沃尼做牧师，后来当上了将军。这个撤退的战法就是他想出来的，只是时值秋天，使法国人有时间追上他的部队。一场宫廷阴谋把他赶下了台。取代他的是在奥斯特利茨吃了败仗的老库图佐夫。但那次失败是因为人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照他的主张，先要按兵不动，直到查理亲王率军赶到再投入战斗。俄国人把库图佐夫看成他们本民族的将军，看成是苏沃洛夫元帅的学生，看成一八一一年打败土耳其首相的胜利者，看成与土耳其宫廷媾和的功臣，当时俄罗斯是那样需要这份和约。库图佐夫上任后，派了一名军官去见达武的先头部队，向他们提出一些空泛的建议。他的真实使命似乎是观察、留神法军的动向。达武元帅建议拿破仑包抄敌人。皇帝回答道：“这会叫我失去太多时间。”达武坚持己见，保证在早上六时以前完成部署。拿破仑猛一下打断他的话说：“唉!您总是主张包抄包抄。”

有人发现俄军营地里有大的骚动。各路大军都拿起了武器。库图佐夫在一些神甫和修道院院长簇拥下，跟在宗教的旗幡和从斯摩棱斯克废墟抢救出来的一幅圣像后面，来到士兵中间，给他们谈论天国和祖国。他称拿破仑为迫害全世界的暴君。

在这一片战歌声中，在这一片夹杂着痛苦叫喊的胜利合唱声中，有人在法军营地里也听到了一个基督教的嗓音，它与别人的声音截然不同，这是唯一在神庙圣殿的穹顶下响起的圣歌声。这个平静然而又激动，最后一个响起的声音，是指挥近卫骑兵队的元帅手下一名副官发出来的。这位副官参加了俄罗斯战役的所有战斗，谈起拿破仑来就和别的最仰慕拿破仑的人一样，可是他看出了拿破仑的短处。他纠正了一些不确切的说法，宣称法军所犯的错误都是指挥官骄傲，对天主不敬所致。博杜中校说：“在俄军营地，在决战前夕，士兵们隆重地举行瞻礼活动。因为对许多勇士来说，决战之日就是生命的最后一日……敌军的虔诚，和我方许多军官说说笑笑的情景，我都看在眼里，不由得想起了我们最伟大的国王查理曼每次开始危险的征讨，也都要举行宗教仪式……唉!大概在那些迷途的基督徒中，有许多人用他们的诚意作了祈祷，因为俄军那次在莫斯科河畔被打败了。只是几个月以后，我们的彻底失败——俄国人丝毫不能以此自豪，因为这显然是上苍的安排——就证实了他们的祈祷极为顺利地传到了天主的耳朵里。”

但是沙皇在哪儿?他刚刚对逃亡国外的德·斯塔尔夫人谦虚地说，他为自己不是个大将军感到遗憾。这时皇帝侍从德·勃塞先生出现在我们的营地。他不慌不忙地从圣克卢的树林中出来，顺着我们大军可怕的足迹，在莫斯科河大杀戮前夕来到法军司令部。他带来了罗马王的肖像。玛丽—路易丝派他来把儿子的画像送给皇帝看。波拿巴见到儿子画像时的情感，凡和德·塞古尔先生作了描述。按照古尔戈将军的说法，波拿巴端详画像之后叫了起来：“快拿回去。他太早见到战场了。”

风暴前夕极为平静。

德·博迪先生说：“到我这把年纪，冷静地想这件事的时候，我才觉得人们准备这种残酷傻事的那种智慧，实在含有对人类理性的侮辱：因为我年轻时觉得那种智慧很美。”

六日向晚时分，波拿巴口授了这份公告；大多数士兵只是在胜利之后才得知公告内容：

“士兵们，你们渴望的战斗就要打响了。接下来胜利就靠你们去夺取了。我们必须得到胜利。只有胜利我们才能满载而归，光荣回国。像在奥斯特利茨、在弗里德兰、在维泰普斯克和斯摩棱斯克一样战斗吧。让千秋万代以后的人去列举你们今天的表现；让人家这样评价你们：他曾参加莫斯科城下的激战哩。”

波拿巴在惶惶不安之中度过了一夜。他一会儿认为敌人撤退了，一会儿又担心他的士兵缺乏弹药，军官身体疲乏。他知道周围人都在议论：“我们长途跋涉八千里，得到的只是沼泽地的水、饥馑和扎在尸骨堆上的营地，这是何苦来着呢?仗一年比一年打得大，新的征服逼迫我们去寻找新的敌人。过不了多久欧洲也不能让他满足了，他需要得到亚洲。”波拿巴的确没有对注入伏尔加河的水流无动于衷。他生来就是要征服巴比伦的，他已经通过另一条道路作过尝试。他在雅法，亚洲的西大门被拦住了，在莫斯科这个亚洲的北大门又被挡住了。世界的这个部分是人类起源的地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他最后死在沐浴这一部分土地的海洋之中。

拿破仑半夜三更派人叫来一名副官。副官发现他两手托着头。他问副官：“战争是什么?是野蛮人的一种职业。它的全部诀窍就在于在特定的一点上，要比别人强大。”他抱怨命运多变。他派人去侦察敌军的动静。侦察员向他报告，敌营的灯火仍是那么多，仍是那么亮，他才放下心来。早上五点，内伊派人要求他下令发起攻击。波拿巴走出门来，大声说：“去打开莫斯科城门吧。”曙光初现。拿破仑指着开始变红的东方，叫道：“那就是奥斯特利茨的太阳!”

一八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于莫贾依斯克

十八封大军战报节录

……六日凌晨两点，皇帝亲临前线，观察敌军的前哨据点。这一天大家都在侦察地形。敌军的阵地非常狭小。

这个阵地显得很不错，易守难攻，便于调动兵力，容易迫使敌军撤退。不过那样一来，决战又要推迟。

……七日早上六点，将军索尔比耶伯爵率领近卫军预备队炮兵设置好右炮台，开始发炮……

六点半，孔邦将军负伤。七点，德·艾克穆尔亲王战马阵亡……

七点，元帅艾尔岑根公爵恢复行动，在富歇将军先天布置对付敌军中央阵地的六十门大炮保护下，向敌军中心发起攻击。双方一千门大炮喷射出死亡的火焰。

八点，敌军阵地被攻占，那些棱堡角堡亦被夺取，我们的炮兵把敌军的小丘高地都炸翻了……

敌人还剩下右翼的棱堡；将军莫朗伯爵率军攻击，把它们夺了过来。可是到了上午九点，他受到各方攻击，没有守住。敌军小有得手，士气大振，遂把预备队和最后几支部队全部调上前线，企图搏一搏运气。俄罗斯皇家近卫军亦在其中。他们攻击我军中心阵地。而我军右翼正是围绕中心迂回运动。有一阵我们担心敌军会夺去焚毁的村子。好在弗里昂师及时赶到。八十门法军大炮先是阻遏，然后歼灭了敌军的各路纵队。敌军冒着炮火，挤在一起近两个小时，不敢前进，又不愿后退，只是丢掉了胜利的希望。那不勒斯王见他们犹豫不决，便为他们解决了难题。他命骑兵四队发起攻击，冲入我们密集的炮火在俄军步兵堆和重骑兵连中轰开的口子，俄军四散而逃……

下午两点，敌人失去了任何希望：战斗结束了，大炮却仍在轰击。但敌军发炮是为了掩护撤退，保存兵力，而不是为了夺取胜利。

我们损失的兵力总数估计有一万人，敌人估计有四五万之多。这样的战场真是前所未见。六具尸体之中，只有一具是法国人的，其余五具是俄国人。俄军被俘或伤亡的将军有四十人之多：巴格拉蒂翁将军负了伤。

我方损失了师长蒙布伦伯爵，这位将军是被一发炮弹炸死的，还损失了将军科兰古伯爵，他是被派去接替蒙布伦将军的，继任一小时后同样死于炮火。

旅长孔佩尔、普洛左纳、玛里翁、于亚尔等将军阵亡；有七八位将军负伤，但大多是轻伤。德·艾克穆尔亲王安然无事。法军大获全胜，表现出他们的强大优势。

莫斯科河战斗发生在莫贾依斯克后方二十里，距莫斯科二百三十里的地方。以上就是这场战斗的概述。

皇帝根本没有露面。近卫军，不论步兵还是骑兵，都没有派出一人参战，也没有一人阵亡。胜利从来不曾变化不定。如果敌人被赶出阵地后，不想将它们夺回来，我们的损失会比他们大得多。可是敌方指挥官执意夺回失去的阵地，把他的部队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置于我们的炮火打击之下。俄军损失惨重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份冷漠的充满保留的战报远未说出莫斯科河战斗的实情，尤其是大棱堡的恐怖屠杀：八万人马失去了战斗力，其中有三万是法国人。旺代人首领的弟弟奥古斯特·德·拉·洛舍亚克兰脸上挨了一马刀，当了俄国人的俘虏：他提起了别的战斗，想到了另一面战旗。波拿巴视察几乎全部战死的六十一团时，问上校说：“上校，还有一个营呢?你把它弄到哪儿去了?”——“报告陛下，在棱堡里。”俄国人一直坚守阵地，而且还在坚守，他们已经打赢了这一仗：他们将在博罗季诺高地树立一根胜利的柱子，纪念战死的亡灵。

德·塞古尔先生的叙述将给波拿巴的战报补上它所漏掉的东西。他说：“皇上跑遍了战场。从来没有一个战场有如此可怖。一切都可怖：老天晦暗阴沉，冷雨沁凉，寒风猛烈，村庄烧成了灰烬，平原上一片狼藉，到处是废墟和残砖断瓦，天边稍现出北方树木那阴暗忧伤的绿色，到处都有士兵在尸体间游荡，寻找财物，甚至伸手在死去战友的口袋中搜索。伤员受伤都很严重。因为俄军的子弹比我们的粗。营帐里静静的，再也没有人唱歌，再也没有人讲故事，一片死气沉沉的静默。

“在鹰旗周围，我们看见剩下来的军官士兵，以及护旗所需的几个士兵。他们的衣服在激战中撕破了，被火药熏黑了，沾上了斑斑血迹。然而，他们虽然衣衫褴褛，虽然贫寒，虽然吃了败仗，却显出高傲的神情，见到皇上，甚至发出几声胜利的叫喊。这是少有的，激动的叫喊，因为在这支擅于分析和调动热情的军队里，各人都根据整体的处境作自己的判断……

“皇上只能根据死人的数目来估计胜利的大小。地上躺了那么多法国士兵的尸体，他们都在角堡上，以致看上去角堡好像是属于他们，而不是属于仍站着的人似的。在那儿战死的胜利者似乎比活着的胜利者更多。

“为了跟随拿破仑，必须在死尸中间行走。一匹马踩中了死尸堆中的一个伤员，让他发出了生命的或者痛苦的最后一声信号。皇上和他的胜利一样，直至此刻一直默不做声，因为看到这么多牺牲者使他心情沉重，这时他忍不住爆发了，发出了愤怒的呵斥，并且让人悉心照料那个不幸的伤员。这样他的心才轻松了一点。接下来，他遣散跟随他的军官，让他们去救助那些尚未断气的人。四处传来那些人的叫喊。

“我们尤其在溪涧深处发现了一些尚未断气的人。我方那些人大多是跳下去的。还有好些人是爬下去的，以便更安全地躲开敌人的炮火和暴雨的袭击。有些人在呻吟之中念着自己的家乡或者母亲的名字：他们是年纪较小的伤员。那些年岁大的木无表情地，或者带着嘲弄的神气等待死亡降临，甚至不屑于发出哀求或抱怨。另一些人则请求马上结果他们的性命。可是人们虽然很快赶到这些不幸者身边，却爱莫能助。”

这就是德·塞古尔先生的叙述。对于不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是为了满足一个征服者虚荣心而夺取的胜利，这是一份诅咒!

由二万五千精兵强将组成的近卫军没有参加莫斯科河的战斗。波拿巴以种种借口把这支部队留下。而且一反惯例，他本人也没有亲临火线，未能亲眼观察部队运动。他坐在先一天夺下的一个角堡旁边，或者在附近走一走。当有人前来报告几个将军阵亡的消息时，他做了个无奈的手势。人们吃惊地注视着这种无动于衷的表现。内伊叫道：“他在军队后面干什么?在那里，他能得到的只是挫折，不是成功。既然他不再亲自上阵，就别再当将军吧。他到处都想显示自己是皇帝，那就回杜伊勒利宫，让我们替他当将军好了。”米拉承认在这激战的一天他认不出拿破仑的天才了。

一些毫无保留的崇拜者把拿破仑的麻木归因于太痛苦太复杂。他们肯定地说他当时被痛苦压倒了。他们断言拿破仑不时被迫下马，而且常常一动不动，把额头贴在大炮筒上。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一时的不适可能在这时使他活力衰退，意气消沉。但如果人们注意到他在萨克森战役，尤其在著名的法兰西战役中又恢复了这种活力，那么他在博罗季诺的无所事事就应该另找原因。怎么!你在战报中承认“容易调兵运动，迫使敌人撤出良好的阵地，不过那样一来，决战将要推迟”，你有足够的主意让我们那么多士兵去送死，就没有足够的体力命令你的近卫军至少去支援他们?这件事，除了人的本性，再没有别的解释：厄运来了，最初的打击使他失去活力。拿破仑的伟大并不在于经受逆境；只有在顺境他才能发挥全部才能：他命中不能对付厄运。

法军向前挺进——罗斯托普钦——波拿巴在得救山——莫斯科的景色——拿破仑进入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大火——波拿巴险胜彼得罗夫斯基——罗斯托普钦的告示——在莫斯科废墟上的逗留——波拿巴的操心事

在莫斯科河与莫斯科之间，米拉在莫贾依斯克前面还打了一仗，入城之后，发现有一万死人或者奄奄一息的人。士兵们把死人从窗户里扔出去，把房子腾给活人住。俄国人井然有序地朝莫斯科撤退。

九月十三日晚，库图佐夫召集了作战会议。所有将军都表示莫斯科并非祖国。布图林(《俄罗斯战争史》)，即亚历山大派往昂古莱姆公爵西班牙司令部的那个军官和巴克莱在其《辩护书》中都说明了左右作战会议意见的原因。库图佐夫向那不勒斯王建议停火，而这时俄军士兵正要经过沙皇旧京。那不勒斯王接受了建议，因为法国人希望保留这座城市。米拉只是紧紧咬住敌军的后卫部队。我们的掷弹兵则步步紧逼撤退的俄军掷弹兵。拿破仑以为胜券在握，其实还离得很远：库图佐夫遮掩了罗斯托普钦。

罗斯托普钦是莫斯科的军政长官。报复可能从天而降：一只花费巨资制造的巨球将在法军上空飞翔，在千百个人中选准皇帝，在枪林弹雨中落到他头上。在试制过程中，气球的侧翼折断了。人们只好放弃这种幻想的炸弹，但是烟火仍留在罗斯托普钦手里。博罗季诺战败的消息传到了莫斯科。而这时帝国的其余部分，人们看了库图佐夫的战报，正在欢庆胜利哩。罗斯托普钦用韵文写了一些通告，他说：

“行动吧，我的俄国朋友们，前进吧!集结十万大军，高举圣母玛利亚的圣像，架起一百五十门大炮，把敌人消灭干净。”

他号召居民们只用草叉武装自己，因为一个法国人不比一棵草重。

大家知道罗斯托普钦完全否认他参与了放火焚烧莫斯科的行动；大家也知道亚历山大从未就这方面作过解释。罗斯托普钦是不是想逃避财产损失和贵族与商人的指责呢?亚历山大是不是担心被研究院称作“野蛮人”呢?这个世纪是如此可怜，拿破仑已经独占了它的伟大，以至于不论发生什么高尚的事，各人都说与自己无关，不愿承担责任。

放火焚烧莫斯科是一个果断的决定，它拯救了一个民族的独立，并且为好些别的民族的解放作出了贡献。吕芒斯①虽然被毁，却没有失去受人敬佩赞美的权利。莫斯科被焚烧又有什么关系?它从前难道不是七次被焚烧吗?拿破仑不是在他的第二十一号战报中断言这座京城被焚毁，把俄罗斯拖后了一百年吗?可是今天它不又是璀璨夺目，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德·斯塔尔夫人说：“莫斯科的灾难本身使帝国得到新生：这座宗教的城市就像殉道者一样牺牲，它流出的鲜血给跟在后面的教友们提供了新的力量。”(《流亡十年》)

①公元前一三三年被西庇阿·艾米利安摧毁的西班牙城市。

假若波拿巴从克里姆林宫顶上撒开他的专制政治，像棺罩一样盖住整个世界，那么各个民族会变成什么样子?人类的权利重于一切。对我来说，即使地球是一个会爆炸的球，只要能解放我的祖国，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点上火。然而，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即使他头戴黑纱，眼含泪水，但只要为了人类自由的崇高利益，也会下决心作出一种将使那么多法国人遭殃的决定。

我们在巴黎见过罗斯托普钦伯爵，这是个有知识的睿智的人。在他的文字作品里，思想隐藏在某种诙谐下面。他属于开化的蛮族一类，讽刺、甚至反常的诗人一类，能够做出一些慷慨的举动，同时又瞧不起民众和君王：哥特式教堂允许在其宏伟壮丽之中插入怪诞的装饰。

在莫斯科开始了溃逃。通往喀山的大路上挤满了逃难的人。他们有的步行，有的坐车，有的孤身一人，有的带着仆人。有一阵子，有一个征兆使人精神振奋：一只秃鹫陷在拉住大教堂十字架的链环里了。罗马和莫斯科一样，曾见过这个预示拿破仑被囚的征兆。

随着长长的伤员队列走近城门，一切希望都破灭了。库图佐夫曾鼓励罗斯托普钦用剩下的九万一千兵马守城：你们刚才看到了，作战会议强迫他撤退。罗斯托普钦孤军奋战，独守危城。

夜幕降临：一些密使神秘地敲打各家各户的门，通知人们必须动身，尼尼微注定有毁灭之灾①。一些易燃物运进了公共建筑、市场、商店和私宅。消防筒都收走了。这时罗斯托普钦命人把监狱打开，从一群污秽不堪的人中间叫出一个俄国人和一个法国人。俄国人属于一个德国光明异端派别，被指控图谋卖国，翻译法军的通告。他父亲跑上来。军政长官给他几分钟，让他替儿子祝福。“我，会为一个叛徒祝福?!”俄国老头子叫道，就骂起儿子来。那名囚犯被交给民众打死了。

①影射《圣经》中希伯来先知约拿对尼尼微人所作的预言。

“至于你哩，”罗斯托普钦对那个法国人说，“你一定盼望你那些同胞到来。我放了你。去告诉你们的人，俄国只有一个叛徒，他已经受了惩罚。”

其他为非作歹的家伙被释放出来，以示宽大。不过他们接受了到时放火的指示。罗斯托普钦最后一个走出莫斯科，就像一个船长，在发生海难时最后一个离船一样。

拿破仑骑马来到先头部队。还有一个高地翻过去就是莫斯科了。这高地与莫斯科的距离，就像蒙马特尔与巴黎一样紧挨着。它叫得救山。因为俄国人见到圣城后，就在这儿祈祷，正像那些朝圣的人见到耶路撒冷时所作的一样。斯拉夫诗人们写道，有着金顶建筑的莫斯科，共计有二百九十五座教堂，一千五百座宫殿，以及漆成黄色、绿色和粉红色的精美小屋，阳光下全城一片金碧辉煌：只要加上柏树，和一个博斯普鲁斯海峡，就是君士坦丁堡了。克里姆林宫就是这一大片包着光铁皮或着油漆铁皮的建筑物中的一部分。莫斯科河从一片精致优雅的砖与大理石的别墅中间流过，两岸是一座座种植着枞树的花园。枞树是这一片天堂的棕榈树。即使威尼斯在鼎盛时期，在亚德里亚海边也不比这更辉煌。九月十四日下午两点，波拿巴顶着北极的艳阳，见到了他最新征服的城市。莫斯科就像一位欧洲公主，用亚洲的所有财富打扮自己，来到他的帝国边境，似乎要嫁给他拿破仑。

这时响起一片欢呼声：“啊!莫斯科!莫斯科!”是我们的士兵在欢呼。他们还拍着巴掌。在过去的光荣时代，他们不论倒霉还是得意，都高呼着：“国王万岁!”

勃杜中校说：“那真是美妙的时刻。那座巨大城市壮丽的全景忽然一下出现在我眼前。波兰师队伍里的那份激动啊，我一辈子都记得。尤其是那股情绪打上了宗教思想的印记，给我的印象就愈深。看到莫斯科，整团整团的官兵就一齐跪下来，感谢军队之神用胜利把他们引到最顽固的敌人的京城。”

欢呼停止，人们默默地下山，朝城里走。没有任何使团从城里走出来，用银盆装着钥匙，献给胜利者。巨大的城市里已经停止了生命的活动。莫斯科在外国人面前摇摇欲坠。三天后它就消失了。北方的切尔克斯女人①，美丽的未婚妻，躺在它临终的柴堆上。

①高加索北麓从前叫切尔克斯。

当这座城市还没有毁灭的时候，拿破仑朝它走去，叫着：“瞧，这就是那座名城!”他打量这座城市：莫斯科被人抛弃，活像《圣经·耶利米哀歌》中那座哭泣的城市②。欧仁纳和玻尼亚托夫斯基已经包围了城垣，有几个军官进了城，他们回来向拿破仑禀报说：“莫斯科空了!”——“空了?不可能!让人领几个贵族来见我。”可是贵族都走了，留下的只有一些穷人，而且都藏起来了。街道空荡荡的，窗户紧闭。炉灶里没有一丝炊烟冒出。不过，不久就从那里腾起了熊熊烈焰。整座城市鸦雀无声。波拿巴耸耸肩膀。

米拉一直深入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受到那些囚犯狂呼乱叫的迎接。人家把他们从监狱里放出来，让他们来解救祖国。米拉没有办法，只好动用大炮来轰开宫门。

②指耶路撒冷。

拿破仑来到多罗戈米洛城门，在郊外第一座房子里小憩，又沿着莫斯科河走了一趟，没有碰到一个人。他回到住处，任命莫蒂埃元帅为莫斯科总督，杜罗斯纳尔将军为要塞司令，德·勒塞普先生以总管的身份负责行政。帝国近卫军和各路大军都穿上盛装，在人迹稀疏的市井中穿梭。不久，波拿巴便得到确切消息，城市里有可能发生某种事件。凌晨两点有人来向他报告，城里起火了。胜利者离开多罗戈米洛郊区，搬到克里姆林宫避火。时值十五日上午。住进彼得大帝的皇宫时，他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便借着开始着火的市场反射的火光，给亚历山大写了几句话，正如亚历山大那次打了败仗，从奥斯特利茨战场给他写了一封便函一样。

市场里一长溜店铺都关了板子。火势先被遏制住了。可是到了第二天夜里，大火又从四面八方爆发开来。烟火射上去的火球炸裂开来，变成一束束火把落到宫殿和教堂里。强风刮带着火星，把它们吹进克里姆林宫。宫里有一个火药库。甚至波拿巴的窗下也留下了一堆炮兵的弹药。我们的士兵被大火从一个又一个街区赶出来。一些戈尔高娜和默杜萨①举着火把，跑遍了这座地狱苍白的十字路口。另一些妖魔则用涂了柏油的木矛拨火。波拿巴待在新佩尔加蒙②的宫殿大厅里，几个箭步冲到窗前，叫道：“多不寻常的决定!多么狠的人呐!真不愧是西徐亚人③!”

①古罗马神话中的蛇发女魔和蛇发女怪。

②古希腊城市。在公元前二三世纪曾是希腊王国的京城。

③公元前九世纪居住在阿尔泰山以东的游牧民族，后西迁，盛时曾控制俄罗斯南部，活动范围达至埃及边境、匈牙利和东普鲁士。

传言说克里姆林宫里埋了炸药：一些仆人惶惶不安，一些军人强压住恐慌。外头许多地方的火势在扩大，相互靠近，烧成了一片。军火库的塔楼像一支巨大的蜡烛，在一片着火的教堂圣殿中间燃烧。克里姆林宫成了一座黑暗的孤岛。波涛滚滚的火海碰到这个孤岛便碎成了细小的浪花。天上反射出地上的火光，就像被闪忽不定的北极光照亮一样。

第三个夜降临了。在令人窒息的烟雾中，人们勉强有点呼吸。火舌有两次舔着了拿破仑住的宫楼。怎样逃出去?火势汇成一片，封住了城堡的各个大门。在四面八方寻找之后，有人终于发现了一道朝莫斯科河而开的暗门。征服者带着卫兵，从这个救命的出口逃了出去。城里，在他周围，拱顶吱嘎叫着，爆裂开来，钟楼倾塌下来，里面的钟早已烧熔，就像熔岩流淌下来。框架、梁柱和屋顶劈劈啪啪炸响着，摇晃着，最后倒在一片可燃物上，腾起万丈烈焰，进发出千万颗闪闪发亮的金星。波拿巴逃到一个已化为灰烬的街区，踩着冷却的焦炭，才算逃出了火海：他来到沙皇的别墅彼得罗夫斯基。

古尔戈将军在批评德·塞古尔先生的著作时，指责皇帝的副官弄错了：的确，他的话由德·博杜先生的叙述予以证实。德·博杜先生是贝西埃元帅的副官，也给拿破仑任过向导。他说拿破仑并不是从一道暗门，而是从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出来的。从圣赫勒拿岛海岸，拿破仑又见到了西徐亚人的城市燃烧的情景。他说：“一切想象的特洛伊大火的描写尽管富有诗意，却根本不能与现实的莫斯科大火相提并论。”

回忆了这场灾难之后，波拿巴接着又写道：“我的灾星出现在我面前，通知我结局已到。我在厄尔巴岛看出了这个结局。”库图佐夫先是往东撤退，后来又折向南方。遥远的莫斯科大火微微地给他的夜行军照明。从莫斯科同时还传来凄凉的嗡嗡之声，就好像有一只巨钟，因为太重一直无法挂上钟楼，现在却高悬在燃烧的钟楼之上，敲响了丧钟。库图佐夫到达沃罗诺弗。这是罗斯托普钦伯爵的领地。他刚刚见到庄园里那座壮丽的建筑，它就忽地一下为新燃起的烈火所吞没。在一座教堂的铁门上有这样一个告示，是业主写的“绝笔信”：“八年来，我把这一片乡野建设得十分美丽。我在这里，在家人中间，过着幸福的生活。这块土地上有一千七百二十个居民，在你们逼近时都弃家出走了。我把自家的房屋点火烧掉，免得遭受你们的玷污。法国人，我在莫斯科有两幢房子，还有五十万卢布的家具，都让给你们了。在这儿，你们只会得到一片灰烬。罗斯托普钦启。”

一开始，波拿巴欣赏这场大火，钦佩西徐亚人，好像这一幕与他的想象相似。可是不久，这场灾难造成的痛苦就使他寒了心，又恢复了那不公正的谩骂。在把罗斯托普钦的信寄往法国时，他加上一句：“看来罗斯托普钦是疯了。俄国人把他看作马拉一样的人。”在别人的壮举中看不出崇高伟大的人，在牺牲的时刻来临之际，也不能为自己弄清伟大的意义。

亚历山大毫不沮丧地弄清了他所处的劣势。他在传谕中写道：“在欧洲用目光鼓励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要往后退?我们给欧洲做个榜样吧。对于选择我们来充当捍卫自由与道德的第一民族之手，我们向它致敬。”接下来的是向上帝做的祈祷。

一种把上帝、道德、自由的话语揉合在一起的文体是强有力的，为人所喜欢，能使人放心，得到安慰。比起下面这种矫揉造作的，可悲地搬用异教短语，并像土耳其人那样打上宿命色彩的话来，这种文体不知高明多少：“他曾存在，伽1曾经存在，天数把他们带走了。”这种措辞枯燥无味，意义始终空洞，甚至用在伟大的行动时也是如此。

拿破仑是九月十五夜里从莫斯科出来的，十八日又进了城。回城的路上，他见到污泥中砌起了炉灶，燃起了炊烟，烧的都是桃花心木的家具和漆得金碧辉煌的壁板。在这些露天炉灶周围，有一些焦头黑脸，一身泥巴，衣衫褴褛的军人。他们躺在丝质长沙发上，或者坐在天鹅绒的扶手椅上；脚下当作地毯铺在烂泥中的，是开司米披巾，西伯利亚毛皮，波斯的绣金织物；手中捧着银盆，吃的却是黑面条或者带血的烤马肉。

由于先前开始的抢劫混乱无序，人们便进行了安排整顿，使每个团都能轮上。被赶出屋的农民，哥萨克，敌方的逃兵都在法国人周围转悠，以我们的小队啃过的东西为食。人们抓到什么就带走，可是抢的东西太多，想到离家有六千里路，又马上把它们扔掉。

士兵们为弄到吃的四处奔走，引出一些感人的场面。有一班法军赶回了一头奶牛；一位妇女跟着赶过来，旁边一个男人怀里抱着一个几个月的婴儿，两人用手指着士兵们抢走的奶牛。那位母亲撕开破旧的外衣，露出干瘪的乳房，示意她没有奶水了；那父亲做了个动作，好像要往一块石头上砸婴儿的脑袋。军官让士兵们把奶牛还给他们，他补上一句，说：“这一幕给士兵们的感受是那样深，以致好长一段时间，队伍里都没人做声。”

波拿巴改变了愿望，宣布他打算向圣彼得堡进军。他甚至在地图上标出了行军路线。他说明这个新方案是如何出色，攻进帝国陪都的行动是如何可靠：“现在这里一片焦土，还有什么可干?登上了克里姆林宫，这一份光荣难道还不够?”这就是拿破仑新的幻想。人已经接近疯狂状态，做的却仍是一个雄图大略、经天纬地的人的梦想。

“我们离圣彼得堡只有十五天行程。”凡先生说，“拿破仑想转道去那座京城。”其实在那个时期，处于那种情况，十五天根本走不到，应该把这个数字念成两个月。古尔戈将军补充说，从圣彼得堡传来的消息无不表明那里人惧怕拿破仑的行动。如果皇上进攻圣彼得堡，那里人肯定相信他会得手，但是人们准备留给他第二座空城，并且标出了撤往阿尔汉格尔的路线。一个民族把北极当作最后的堡垒，那么这个民族是不会屈服的。另外，英国舰队也于春季驶入了波罗的海，很可能使法军夺取圣彼得堡的胜利变成一场毁灭。

不过，当波拿巴没有节制的想象力动了去圣彼得堡走一走的念头后，他反倒认真琢磨起相反的念头来。他虽然怀有希望，却还没到昏头昏脑的地步。他的主要计划，是把一份在莫斯科签署的和约带回巴黎。这样，他就可以免除撤退的危险，就可以完成一项震古烁今的征服，就可以举着橄榄枝回到杜伊勒利宫。在到达克里姆林宫给亚历山大写了第一封信以后，他没有忽视任何机会主动与对方接触。在与俄国一位普通官员，莫斯科弃婴收养院(该院奇迹般地逃脱了火灾)副院长德·杜泰米纳先生友好交谈时，他插进了几句有助于和解的话。通过雅科列夫先生，从前俄国驻斯图加特公使的弟弟，他直接写信给亚历山大。雅科列夫先生保证把此信面交沙皇，不经第三者之手。最后罗里斯顿将军被派到库图佐夫那里。库图佐夫答应说服沙皇进行和平谈判，但拒绝给罗里斯顿将军发一张去圣彼得堡的安全通行证。

拿破仑总认为他对亚历山大是在行使他在蒂尔西特和爱尔福特行使过的支配权。然而亚历山大十月二十一日写信给米歇尔·拉卡诺维齐亲王时却说：“我极为不满地获悉，本尼格森将军与那不勒斯王有过一次会晤……我派人传给您的命令，其中所含的决定应该使您相信，我决心已定，不可动摇，此时此刻，敌人不管发来什么提议，都不会促使我结束战争，从而减少我为祖国报仇的神圣义务。”

俄国将军们愚弄了法国前卫部队指挥官米拉的自尊心和简单的头脑。那些哥萨克对他殷勤有礼，他总是觉得十分受用，便从手下的军官那里借来首饰，作为礼物送给那些恭维他有才华的家伙。但是俄国将军们不但不希望和平，而且怕实现和平。尽管亚历山大下了决心，他们却了解他们皇上的弱点，担心他经不起我们皇上的引诱。为了实施报复，只须赢得一个月时间，等到第一场霜冻下来。俄国的基督徒祈求上苍快点刮风下雨。

作为英国驻俄军的特派员，威尔逊将军到职履任。波拿巴在埃及的时候，威尔逊就跟随过他的足迹。炮兵将军法布维尔也从我们的南方军团来到了北方军团。英国人鼓励库图佐夫发起进攻。因为大家知道法布维尔带来的决不是好?肖息。两个惟一为自由而战的民族从欧洲两端，越过莫斯科征服者的头顶握起手来。亚历山大的批复迟迟不来。法国的信使也在路上耽搁了。拿破仑的不安与日俱增。一些农民警告我们的士兵说：“你们不清楚我们这里的气候。再过一个月，寒冷会把你们的指甲冻脱。”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大名使他的一切都变得伟大。他在《俄国》一书中如实地写道：“这个国家的气候是如此寒冷，树枝架在火上烧，汁液从尾端一流出来就结了冰。”

波拿巴虽然觉得后退一步会有损他的威望，使人不再畏惧他的威名，却下不了决心南下。尽管即将来临的危险一再发出警告，他还是留在莫斯科，一分又一分钟地等着圣彼得堡的回复。他，在指挥大军战斗时干了那么多侮辱对方的事情，现在竟然要求战败者说几句同情的话了。他在克里姆林宫忙于安排法兰西喜剧院演出事宜。他花了三个晚上完成了这个雄伟壮丽的工作。他和副官们一起讨论新近从巴黎传来的一些诗句的妙处。他周围的人都钦佩伟人的冷静，而这时在最后几场战斗中负伤的人正在剧痛中死去，并且，由于拖延了几天时间，他把剩下的几十万人马都送上了死路。可是当代奴性的愚蠢却硬要叫人认为这种卑鄙的装模作样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头脑的计策。

波拿巴参观了克里姆林宫的建筑。他在楼梯上走上走下。彼得大帝曾命人在这里屠杀叛乱的近卫军。他去了宴会厅。彼得大帝曾让人把囚犯带来这里，每喝一杯酒就砍掉一个人的脑袋，并建议出席宴会的宾客，那些亲王和大使以同样的方式消遣。当时男人被处以车轮刑，女人遭活埋，有两千近卫军士兵被绞死，尸体挂在宫墙四周示众。

波拿巴如果不安排演戏，而是给保守的参议院写一封信，就像彼得大帝从普鲁特河船上写给莫斯科元老院的信一样，那也许会好一些。彼得大帝那封信是这样写的：“我谨通知你们，由于误信假情报，我虽然未出差错，还是被一支四倍于我军的军队包围。我如果被俘，你们就不要再把我看作沙皇和主宰，也不要执行任何以我的名义发给你们的命令，即使你们认出是我的手迹。如果我该死，你们就推选你们中间最优秀的来接替我的位置。”

拿破仑写给康巴塞雷斯的一封信，含有一些不可理解的命令：收信人经过仔细辨认，认出确实是波拿巴的笔迹，尽管信末署的名字加上了一个古代的姓氏，于是收信人宣布，那些命令虽不好理解，也得执行。

克里姆林宫里藏有一对宝座，是给两兄弟坐的：拿破仑没有坐他那一个。在宫内大厅里，还可以看到被一发炮火炸断的担架。当年查理十二受了伤，就是让人用这副担架把他抬去指挥波尔塔瓦战斗的。在高尚天性这方面，波拿巴永远是败者，他在参观历代沙皇陵墓时，曾想到每逢节日，人们总是给沙皇的棺木罩上华丽的棺罩吗?曾想到俄国臣民要祈求恩典，会把请求书放在一座陵墓上，惟有在位沙皇有权把它取走吗?

不幸者的请求书，由亡灵转交给当权者，这种做法是不合拿破仑的胃口的。他操心的是别的事儿。他像当年离开埃及时—样，打算把巴黎的戏班子调到莫斯科来演出，并保证一个意大利歌唱家会赶来。这样做半是想迷惑敌人，半是出于本性。他把克里姆林宫的大小教堂洗劫一空；那些神圣的装饰品和圣人的画像，还有从伊斯兰教徒那里抢来的新月纹章和马尾堆满了他的辎重马车队。他抢走了伊凡大帝塔的巨大十字架，打算把它立在巴黎残老军人院的圆顶上。这个十字架和梵蒂冈那些杰作相似，拿破仑用那些杰作装饰了卢浮宫。当人们拆卸这个十字架时，一些小嘴乌鸦哇哇叫着，在十字架周围飞来飞去。“这些鸟儿想叫我干什么?”波拿巴问道。

不幸的时刻临近了。对于波拿巴提出的种种计划，达吕提出了反对意见。“那么，该作出什么决定呢?”皇上叫起来。——“留在此地；让莫斯科成为一个有堡垒保护的兵营；在这里过冬。把养不活的马匹宰了腌起来；等待春天到来；我们的援军和立陶宛军队会来解救我们，并结束此次征服。”——“这是个了不起的主意。”拿破仑回答说，“可是巴黎会怎么说呢?法国还不习惯我的缺席。”——“在雅典人们说我什么呢?”亚历山大这样问过。

拿破仑又陷入犹豫之中：走还是不走?他不知道。接连进行了多次讨论。最后，十月十八日发生在温科沃的一场战事，突然使他决定率军撤出莫斯科的断壁残垣。就在这一天，他不事先张扬，不声不响，不昏头昏脑，想避开直接去斯摩棱斯克的大路，就取道通往卡卢加的两条道路中的一条撤出莫斯科。

在三十五天之中，他就像非洲那些吃饱了就睡的巨龙，已经为世人所遗忘。看来改变他这样一个人的命运需要好多日子。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命运之星倾落了。等到他终于清醒过来，已经是处在寒冬与一个焚毁的京城两面夹击之下。他撤出了那堆残砖断瓦，可是为时太晚，十万兵马已被引上绝路。后卫统领莫蒂埃元帅接到命令，在撤退时炸毁了克里姆林宫。

撤退

波拿巴要么是自己弄错了，要么是想欺骗别人，于十月十八日给德·巴萨诺公爵写了一封信。伊凡先生转述这封信说：“波拿巴通知公爵：大约十一月头两个星期，我将率部队到达斯摩棱斯克、莫依洛、明斯克和维泰普斯克之间的四方地带。我决定采取这次转移，因为莫斯科不再是一个军事重镇；我将另找一个，找一个更有利于打响下一场战争的地方。下场战争要打的将是彼得堡或者基辅。”倘若这不是权宜之计，靠谎话帮忙，那就是拙劣的吹牛。不过在波拿巴看来，征服的想法尽管明显违背了理智，但仍然是一种真诚。

大军朝马洛雅罗斯拉维奇行进。可是行李辎重车同炮兵套得松松垮垮的大车拥塞在一起，步履缓慢，走了三天离开莫斯科还不到一百里。人们本来打算赶在库图佐夫前面。欧仁纳亲王指挥的前锋部队确实把这个意图通知了福明斯科依。撤退之初，还有十万步兵。骑兵除了近卫军还有三千五百匹马，已经名存实亡。我们的军队二十一日到达通往卡卢加的新路之后，于二十二日进了波卢斯克，二十三日德尔宗师占领了马洛雅罗斯拉维奇。拿破仑很是欢喜，以为自己逃脱了厄运。

十月二十三日凌晨一点半，大地震动了：堆在克里姆林宫穹顶之下的十八万三千磅炸药，撕开了历代沙皇的宫殿。派人炸毁克里姆林宫的莫蒂埃，一直活到费尔斯基①谋杀案发生。从时间和制造爆炸的人来看，两次爆炸，是如此不同，其间又经历了多少人事沧桑!

①费尔斯基(Fieschi，一七九○—一八三六)，科西嘉人，于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庆祝七月革命的活动中制造爆炸事件，企图炸死国王及其家人未果。

在这声沉闷的爆炸之后，一阵猛烈的炮火打破沉寂，射向马洛雅罗斯拉维奇。拿破仑闯进俄国时多么希望听到这种声音，在撤出俄国时就多么惧怕听到这种声音。总督的一位副官报告说俄军开始了全面进攻。夜里，孔邦和热拉尔两位将军赶来援助欧仁纳亲王。两边都有不少人阵亡。敌军最后控制了通往卡卢加的大路两边，并且堵住了法军希望继续走的尚未被破坏的道路人口。除了重返通往莫贾依斯克的大路，以及从一些给我们造成不幸的老路回斯摩棱斯克，再无别的办法。回斯摩棱斯克是可行的。因为我们来时为了便于认路，一路上扔了一些吃的，天上的鸟儿尚未把这些东西吃完。

这一夜拿破仑宿在格罗德尼亚一幢破旧房子里。各位将军的随从在那里都无处安身。他们聚集在波拿巴的窗子外面。那窗户既无百叶窗板，又无窗帘，看得见从里面透出的亮光，而外边的军官们则为黑暗所淹没。拿破仑坐在寒伧的房间里，把头埋在两只手上。米拉、贝尔蒂埃、贝西埃尔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站在他身边。他没有下什么命令，二十五日一大早就骑上马，去观察俄军阵地。

他刚刚出门，一支哥萨克骑兵就一直奔到了他脚下。这支人流滚过了卢加，沿着林中边缘行进，躲过了人们的耳目。大家都握剑在手，皇上本人也是如此。要是这些偷袭者胆子更大一些，波拿巴就成了俘虏。在被大火焚毁的马洛雅罗斯拉维奇，街道上堆满了烤得半焦的尸体。炮兵的车轮从它们身上碾过，把它们有的切断，有的留下轮印，反正搞得肢体残缺不全，面目全非。为了继续向卡卢加行进，也许应该进行第二场战斗，可是皇上却认为不适宜。在这个问题上，拥护皇上的人与元帅们的朋友展开了一场辩论。是谁提出重走来路的?显然是拿破仑。他阴沉着脸发表一大通训斥，在他来说并非难事，他习惯于此。

二十六日回到博卢斯克。次日，在维尔西亚附近，有人把维辛热罗德将军及其副官纳里斯金伯爵带来见我军长官。这两人是因为进莫斯科太早而被捉去的。波拿巴大发脾气，咆哮道：“把那将军毙了!那是符腾堡王国的叛徒。那王国属于莱茵联盟。”他大骂俄国贵族，最后说了这些话：“我要去圣彼得堡。我要把那座城市扔进涅瓦河。”他见到一座山丘上耸立着一座城堡，就突然命人去把它烧掉。受伤的狮子气得发狂，在周围见到什么就朝什么扑去。

不过，当他命令莫蒂埃炸毁克里姆林宫时，狂怒之中，也还是顺从了自己的双重本性。他写给德·特莱维兹公爵(即莫蒂埃元帅)的信很有温情。当他想到自己的书信有可能为外人所获悉时，又带着充满父爱的关心叮嘱他保全医院。“因为在圣让—达克尔我就做出了这种举动。”他补上一句。可是在巴勒斯坦他让人枪杀了土耳其战俘，如果不是德日奈特反对，他会毒死手下的病号!贝尔蒂埃和米拉救了维辛热罗德亲王的命。

然而库图佐夫仍然不慌不忙地跟着我们。

威尔逊催促俄国将军动手，那将军回答说：“让雪下起来再说吧。”九月①二十九日，大军接近了莫斯科河畔那惨烈的山丘。军中有人发出痛苦而惊恐的叫声。眼前是几个巨大的屠宰场，排列着被动物以不同方式吃掉的四万具尸骨。一排排骨架似乎还保留着军队的纪律。前面几个削平的土丘上，单独躺着几具尸骨，表明这是指挥官，它们统治着混杂的尸骨堆。折断的武器、穿底的战鼓，破烂的盔甲军服、撕裂的军旗到处都是，散落在几尺高的树桩之间。树身都被炮弹削去了。这就是莫斯科河战场的惨景。

①原文如此。应为十月。

在这一片静止的毁灭之中，人们发现一件活动的东西：一个失去两条腿的法国士兵在这些似乎把五脏六腑都扔到外面的尸骨中开辟了一条通道。一匹被炮弹击穿躯体的马成了这名士兵的岗亭。他就住在里面，靠啃他的肉屋为生。伸手可及的尸体和腐肉就成了他包扎伤口的烂布，和裹扎骨头的火绒。对光荣的强烈悔恨，他缓缓地朝拿破仑爬来：拿破仑不曾料到这点。

士兵们因为寒冷，饥饿，也因为后有敌人，一个个加快了步子。队伍中一片沉默。战友的遗骨士兵们都见到了。他们想到自己很快也会和那些战友一样。在这个尸骨场上，只听见撤退的军队发出的不安的叹息和不由自主的颤抖之声。

再走远一点，是已被改成医院的柯特洛斯柯依修道院。这里什么救护都没有：只剩足以感受死亡的生命力。波拿巴来到这里，把散了架的马车劈成柴烧火取暖。当部队重新上路的时候，奄奄一息的伤病员们都爬起来，挪到最后的安身之所门口，让人把自己一直扶到路上，向离别的战友们伸出虚弱的手，似乎在祈求他们，又似乎在谴责他们。

一路上不时地传来弹药车爆炸的声音，人们不得不扔下它们。卖酒食的随军商贩把病人扔在路边壕沟里。一些俄国囚犯，由替法国人出力的外国人押送，被他们的看守结果了性命：他们的死法都一样，脑髓从头顶上流了出来。波拿巴把全欧洲的人都带来参战，他的军队里听得到各种语言，也看得见各种帽徽，各国军旗。意大利人被迫参战，像法国人一样被打败了；西班牙人维持了其勇敢的名声：对他们来说那不勒斯和安达卢西亚只是一场美梦中的遗憾。人们说波拿巴是被全欧洲打败的，此话一点不错，只是人们忘记了，波拿巴也是在欧洲，在他那些盟友被迫或者主动的帮助下打败别人的。

俄罗斯独自抵抗由拿破仑率领的欧洲；成了孤家寡人，由拿破仑卫护的法国，也成了反戈一击的欧洲攻击的对象。不过必须指出，俄罗斯得到了气候的保护，而且欧洲是在满不情愿地主子指挥下行动的。而法国的情况则相反，既得不到气候的保护，也没有靠大量牺牲人口来防卫，它靠的只是自己的勇敢和对光荣的回忆。

波拿巴对士兵的凄惨无动于衷，他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当他安营扎寨住下来后，谈论的通常是一些大臣。他说那些大臣卖身投靠了英国人，是挑起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他不肯承认这场战争就是他自己一人挑起的。德·维桑斯公爵执意要用高尚的行为来弥补一场不幸，在军营一片阿谀声中大发脾气，叫道：“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难道我们带到俄罗斯的就是这种文明!”听到波拿巴那番令人难以置信的言谈，他做了个气愤和怀疑的手势，退了出去。波拿巴平时受了半点冲撞都要发怒，却忍受着科兰古(即德·维桑斯公爵)的粗鲁。从前他曾托科兰古给艾登海姆①捎过一封信，现在就只当做是对那件事的补偿。每当人犯下一桩应该指控的罪过时，老天作为惩罚，总是安排了见证人。过去那些暴君除掉见证人，可是枉费心机；那些见证人下到地狱后，附上复仇女神的躯体，又回到人间。

①原文为Ettenheim，查了许多工具书，不知是指何人抑或何地。

拿破仑经过吉亚茨克，一直推进到维亚斯马；他原来担心会遇上敌人，可是过了维亚斯马还没有发现敌人的影子。十一月三日他到达斯拉夫斯科沃，在那里才获悉他走后在维亚斯马发生了战斗。这场对抗米洛拉多维奇军队的战斗对我们是不幸的：我们受伤的士兵和军官，手臂用三角巾吊着，脑袋用衬衣包扎着，奋不顾身地朝敌人的大炮扑过去，表现出惊天动地的勇敢。

如果遗忘之河不曾这么迅速地流过我们的尸骨，这一连串在同一地点发生的战事，这一层压一层的死尸，这一场接一场的战斗，本会使一些不幸的战场变得双倍地不朽。可是今天谁还想得起留在俄罗斯的那些农民?那些乡下人会不会为参加过莫斯科城下大战而自豪?也许只有我在秋天的黄昏，看着北方的鸟儿在高空飞过，想起它们曾见过我们同胞在那边的坟墓。一些工业公司搬迁到了荒原，建起了窑炉，烧起了锅炉。尸骨已经变成了骨炭：不管是用狗骨还是入骨做的，釉瓷的价格都是一样的；不管是采自黑暗还是采自光荣，它都不会更有光泽。这就是今天我们对待死者的办法!这就是新宗教的神圣仪式!奉献给亡灵的保护神。查理十二的幸运战友呵，你们不曾被这些亵渎神圣的鬣狗打扰!冬天白鼬来往于洁白的雪地；夏日波尔塔瓦长满了苔藓。

(一八一二年)十一月六日，温度降到了零下十八度。大地白茫茫的一片，把什么都盖住了。士兵们没有靴子，脚下失去了知觉，手指冻得发紫，僵硬，握不住枪。那些枪摸一下刺得人发痛。他们的头发因为结霜而根根直立，他们的胡须因为呼出来的气而冻结在一起。他们的破衣烂衫上覆盖了一层薄冰。他们一倒下，就被雪盖住了，在地上形成了一溜一溜的坟丘。他们不知道江水朝哪边流，不得不砸破冰层，查看水流的方向，—好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他们在原野上迷了路，各支部队只好燃起营火，以便互相呼应，互相识别，就像遇险的舰船发炮求救一样。原野上到处耸立着一棵棵枞树，它们浑身晶莹透亮，成了这场盛大葬礼上的水晶大烛台。一些乌鸦和一群群无主的白狗远远跟着这群撤退的尸体。

每天行军下来，到了荒凉的宿营地，不得不在营地周围采取保险措施，防备一支完好无损，装备精良，补给充足的军队袭击，不仅要派出哨兵，还要占据要害位置，安排前哨，这种事情委实艰难。在长达十六个钟头的黑夜，被凛冽的北风吹着，真不知道该坐在哪儿或者睡在哪儿。树木带着浑身的冰雪被大风刮倒在地，拿它们来烧火怎么也烧不起来，好不容易才烧化一点儿雪，冲调一两勺黑麦面粉。士兵们刚刚在没有铺垫的地上躺下来，哥萨克的吼叫声就在树林间响起来；敌人的炮弹就呼啸着飞过来，发出沉闷的轰响。我们的士兵们吃的是没有半点油水的伙食，可是他们一上桌，却像上了国王们的筵席一样吃得津津有味。在饥饿不堪的宾客中间，敌人射来的圆炮弹就像一只只铁面包在滚动。天刚微微亮，就听见盖了一层白霜的鼓敲响了，或者呜咽的号角吹响了：任什么声音都不像这种起床号起床鼓凄凉：它们是在呼唤那些醒不过来的战士拿起武器。日光渐强，照射着熄灭的柴堆边一圈圈死去的冻僵的步兵。

有一些士兵幸免于死，便再度出发。他们朝那陌生的地平线走去。那地平线永远在后退，一步一步消失在雾霭之中。在沉闷得透不过气的，仿佛被先天的风暴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天空下，我们稀稀落落的队伍走过一个又一个荒原，穿过一座又一座森林。大洋似乎把它们的浪沫挂在林中桦树乱蓬蓬的枝干上。在这些树林中，甚至没有遇到那种忧郁地唱歌的小冬鸟，一如我在掉光叶子的灌木丛中那样。要是我因为这种接近而突然发现自己面临老境，啁，同志们!(士兵皆兄弟)，你们的苦难让我也想起了年轻时，在你们面前撤退，贫病交加，孤立无援地穿过阿登高原的欧石南丛生地。

俄罗斯的几路大军紧紧咬着我们不放。我们的军队分成好几个师，师下面又分成纵队。欧仁纳亲王指挥先头部队，拿破仑坐镇中军，内伊元帅率军殿后。由于受到种种障碍阻挡，又被战斗拖延了时间，这些部队并未严格保持距离。有时后面的部队超过了前面的部队，有时各路纵队齐头并进，更经常的是这些队伍互相看不见，因为缺乏骑兵，断了联系。我们的士兵被那些雪虻搞得精疲力尽，可是那些陶里人①骑着马尾扫地的矮马，不分日夜进行骚扰，不让他们休息。景色完全变了。本来人们见到那儿有一条小溪，可是现在却只见到一串挂在陡峭的溪岸上的冰链。波拿巴在(《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中说：“单是一天夜里就损失了三万匹马。当时我们的炮兵拥有五百门火炮，可是没有办法，只好把它们差不多全部扔下。那些弹药给养都没法运了。由于缺马，我们无法侦察地形，甚至无法派出一支骑兵先头部队前去探路。士兵们失去了勇气和理智，军心混乱。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惊慌失措。只要有四五个人，就足以把一个营搞得提心吊胆。他们采取分散行动，四处转悠寻火烤暖。派出去摸情况的人也放弃职守，想方设法钻到老乡房子里烤火。他们四处散开，远离大队，轻轻易易成了敌人的猎物。另一些人躺在地上，睡着了，鼻孔里流出一点血，在睡梦中死去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就这样送了命。波兰人还救出了几匹马，保留了几千炮兵。可是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士兵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尤其是骑兵吃了许多苦。四万人马中，估计活下来的不过三千。”

①克里米亚南部沿海山区最早的居民。

而您，在另一个半球的艳阳下述说这些情形的您，难道不是如此深重苦难的目击者?

气温极低那天(十月六日)①，从法国来了久违的信使，带来了马雷谋反的可恶消息。这场谋反反衬出拿破仑运星的神奇。据古尔戈将军说，这场谋反皇上印象最深的是它过于明显地表明，施用君主制原则的君主政体根基是那么浅，以致一些高级官吏听到皇帝死了，就忘了君主驾崩，还有一个储君在那儿接位哩。

①原文如此。应为十一月六日。

波拿巴在圣赫勒拿岛(见拉斯卡斯的回忆录)多次讲过，他在提到马雷谋反时，曾对杜伊勒利宫的文武大臣说：“喂，诸位先生，你们断言已经结束了你们的革命；你们以为我死了：可是罗马王呢?你们的宣誓呢?你们的原则呢?你们的主义呢?想到将来，你们让我寒心呀!”波拿巴这样想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事关他的王朝。如果事关圣路易家族，他会作出这样正确的思考吗?

波拿巴是在一片荒野之中，在一支几乎被摧毁、鲜血被冬雪吸尽的军队的残余人马之中获悉巴黎的事变的。拿破仑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权利连同他的武力一起在俄罗斯消失殆尽，这时在京城只要有一个人出来就足以对这些权利表示怀疑：脱离了宗教、正义和自由，他就失去了一切权利。

几乎与波拿巴获悉巴黎事变同时，他接到内伊元帅一封信。这封信告诉他，“最优秀的士兵都在寻思，为什么要他们孤军奋战，确保其他人逃跑；为什么雄鹰不再保护人，不再杀敌人，为什么还要把整营整营军队白白送死，既然要做的事只是逃跑?”

当内伊的副官准备禀报一些令人苦恼的特殊情况时，波拿巴打断他的话：“上校，我并没有要你讲这些细节。”这场远征俄罗斯的行动是一件地地道道的荒唐事。无论帝国的军事当局还是民政当局，对此都颇有微词。撤退的路上回想起胜利和苦难，使士兵们不是感到酸楚，就是变得消沉。在这条沉浮不定的人生道路上，拿破仑也可以看到他一生两部分的真实写照。

斯摩棱斯克——撤退 撤退

十一月九日，大军终于抵达斯摩棱斯克。波拿巴下令，在岗哨交给帝国近卫军之前，不许放任何人进城。城外边的一些士兵聚集在城墙脚下。里面的士兵则紧闭城门不出。那些被剥夺进城权利的士兵感到失望，空中响彻他们的咒骂声。他们有的穿着哥萨克肮脏的长礼服，有的穿着打了补丁的军大衣，有的披着斗篷，穿着破军服，有的裹着被子或马披，头上或戴软帽，或扎帕子，或罩穿了底的筒帽，或顶变形破口的头盔；这一切上面不是血迹斑斑，就是粘满雪花，不是被子弹洞穿，就是被马刀砍坏。他们脸盘瘦削，脸色苍白，眼睛阴郁却炯炯有神。他们咬牙切齿地望着城墙上头，那种神气，宛如大块头路易治下那些被处残刑，右手抓着自己被砍断的左手的囚犯。乍一看上去，人们或许会把他们当作戴了狂怒面具的人，或者是从医院逃出的疯狂病人。年轻和年老的近卫军赶到了，进入了我们第一次经过时烧掉的要塞。有人喊出反对这支享有特权的队伍的口号：“军队就只剩了这些家伙吗?”这些饥肠辘辘的队伍像是鬼魂造反，汹涌地向商店跑去。守卫在那里的人把他们推出来，他们便和对方打起来：被杀死的人还摆在街头，妇女儿童，还有奄奄待毙的人都在大车上。空气中弥漫着腐尸的臭味。一些军人患了痴呆症或者精神病。有几个头发直立，或者绞成一团，不是大声骂娘就是一个劲傻笑，不久就一命呜呼了。波拿巴对一个可怜的供货商大发脾气。那供货商也是无能为力，下达给他的命令没有一个得到执行。

十万人的大军，到这时只剩了三万人，旁边还跟着五万名民工车夫，骑在马上的骑兵只剩了一千八百名。拿破仑把这支队伍交给德·拉图尔—莫布尔先生①指挥。这个军官在率领重骑兵进攻博罗季诺的大角堡时，头部被马刀劈开了；后来在德累斯顿他又丢掉了一条腿。看见仆人落泪，他就问：“你有什么好哭的?你以后只有一只皮靴要擦油了。”这位将军始终忠于落难的主人，在亨利五世这位年轻王子流亡国外的头几年当上了他的太傅。我在他面前走过时，就像在荣誉面前走过一样，要脱帽致敬。

①这位先生在复辟时期当了陆军部长。

法军依靠武力在斯摩棱斯克住到十四日。拿破仑命令内伊元帅与达武商议，用地雷把要塞炸毁。至于他本人，则去了克拉斯诺依，并于十五日在那里安顿下来。在此之前，俄军曾洗劫了那里。俄国人缩小了包围圈。摩尔多瓦的所谓大军就在附近。它准备把我们完全包围，并把我们赶进贝莱齐纳河。

我们剩下的部队日渐减少。库图佐夫得知我们所处的困境，几乎不再移动。威尔逊叫了起来：“你只要从司令部出来一会儿，走到高地看一眼，就明白拿破仑最后的时辰到了。俄罗斯需要这个牺牲品：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次攻击就可奠定胜局；再过两个钟头，欧洲的面貌就要变了。”

这话说得不假。可是不单是波拿巴受到了特别惨重的打击，天主还要把手紧紧地压住法国。

库图佐夫回答说：“我每二天就让士兵们休息一次；如果他们一时半刻没有面包吃，我也会为此羞愧，会立即停止行动。我押送法军上路，它已是我的俘虏。只要它想停下或者离开大路，我就惩罚它。拿破仑的命运到了头，这点已是不可改变地显示出来了。闪耀一时的流星将当着所有俄军的面，在贝莱齐纳河的沼泽地带熄灭。我将把虚弱不堪、解除了武装，奄奄一息的拿破仑交给他们：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儿。”

波拿巴毫不吝惜轻蔑。他曾带着侮辱人的轻蔑谈论那个“老”库图佐夫。现在轮到“老”库图佐夫来以牙还牙了。

库图佐夫手下的将士没有他这么沉得住气。哥萨克们叫道：“难道还要放这些死鬼逃出坟墓不成?”

然而他们没有发现对方开来了第四个军团。它大约是十五日离开斯摩棱斯克的，十六日来到克拉斯诺依与拿破仑会合。联系被切断了。欧仁纳亲王率领后卫部队，试图恢复联系，却是白费气力。他能够做的，就是绕过俄军，与近卫军在克拉斯诺依会合。可是达武和内伊两位元帅始终没有出现。

这时拿破仑忽然恢复了天才：他于十七日提着手杖，带领只剩了一万三千人的近卫军出了克拉斯诺依城，去迎击无数敌人，打通通往斯摩棱斯克的大路，给两位元帅开辟一条通道。只是，“皇帝我做够了，现在是做做将军的时候了。”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撕开了他的假面纱，并且败坏了这个行动。当年亨利四世出发去围攻亚眠城时，曾说过：“法国国王我做够了，现在是做做纳伐尔国王的时候了。”克拉斯诺依四周都是山丘，山丘上都架了炮，拿破仑就在山脚下行走，随时都可能被炮火击倒。可是拿破仑朝炮兵阵地扫了一眼，说：“派一连轻骑兵去把它拿下来!”俄军只要冲下山来，光凭人数就可以把他踩死，可是，看到这位伟人，看到残余的近卫军紧密地排成战斗方阵，他们就像着了魔似的，一个个呆若木鸡：他只是一瞥就制住了山岗上的十万人马。

由于克拉斯诺依这个经历，库图佐夫在彼得堡得了个绰号，叫做“斯摩棱斯基”，其意思，大约是在波拿巴的手杖之下，并没有对拯救共和国灰心失望。

渡过贝莱齐纳河

在这次无用的努力之后，拿破仑于十九日折回第聂伯河，在奥尔夏安营。他原来带了一些文件；准备在冬天无聊的时候写作自传，要是莫斯科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使他能够住下去的话。现在，他把这些文件付之一炬。他发现自己不得不把圣约翰的巨大十字架扒进桑勒沃湖。后来哥萨克把这个十字架打捞上来，重新安放在伊凡大帝塔顶上。

在奥尔夏，人们十分不安。尽管拿破仑企图接应内伊元帅，他的行动却仍扑了空。最后人们在巴拉尼得到了内伊的消息：欧仁纳终于与他会合了。古尔戈将军讲述了拿破仑听到这个消息的欢喜情形，尽管对于与皇帝本人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战报和皇帝朋友的叙述提起来仍然带有嫉妒的保留。军中的快乐很快就压下去了；危险接踵而来。波拿巴从柯卡诺夫转赴托洛齐姆途中，一位副官向他禀报了波里索夫桥头阵地失守的消息。那是摩尔多瓦军队从唐勃罗夫斯基将军手里夺去的。摩尔多瓦军队在波里索夫又遭到德·莱吉约公爵(乌迪诺元帅)的突然袭击，退到贝莱齐亚河对岸，把桥摧毁了。这样，戚查柯夫的大军就在我们对面，河流彼岸。

柯尔比诺将军，我军一个轻骑兵旅的指挥官，得到一个农民指点，在博里索夫下游威塞洛沃发现了一处可涉水渡河的地方。拿破仑得知此汛，于二十四日晚派德布雷和夏斯卢带着工兵和架桥兵从波布尔出发，他们来到贝莱齐纳河边的斯图迪央卡，到达指定的浅水湾。

河上架起了两座桥。一支四万人马的俄军在对岸安营扎寨。天亮后，当法国人看到河对岸已经空无一人，又看到扎普利茨师的后卫部队正在撤退时，他们是多么惊愕呀!他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要一发炮弹，或者一个哥萨克烟锅里的火，就足以把德布雷的并不坚固的桥炸成碎片，或者烧成焦炭。有人跑去向拿破仑禀报。拿破仑赶忙爬起床，出门一看，就叫道：“我骗过了海军元帅①!”将士们自然地发出了欢呼。俄军功败垂成，犯了一个可使战争拖长三年的错误。但是俄军指挥官并没有被骗住。戚查柯夫海军元帅把一切都预见到了。他只是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罢了。尽管聪明热情，他还是贪图舒适；他怕冷，守着炉子烤火，心想只要把一身烤暖和了，总是有时间把法军消灭的。他屈从于自己的性情。今日他退居伦敦，抛却前程，与俄罗斯断了联系，给《评论季刊》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文章，谈论一八一一年的战争：他试图为自己辩解，而他的同胞则反驳他；这是俄国人之间的一场争论。唉!如果说在河上建了两座桥和扎普利茨师莫名其妙的撤退这两件事救了波拿巴的命，法国军队的命运却没有好转：另两支俄军集结在拿破仑准备离开的河岸上。在此没有见过那场景的人应该住口，让目击者说话。

①指俄军元帅戚查柯夫。

尚布雷说：“德布雷指挥的架桥兵很是忠诚，这点和抢渡贝莱齐纳河的回忆一样，会留在人们心中。尽管他们长期以来忍受着种种病痛折磨，身体都很虚弱，尽管缺少食物，又没有烧酒，可是我们还是见到他们不畏严寒，跳进水里。有的地方水都齐胸了。这几乎肯定意味着寻死。但是全军都望着他们。他们为拯救全军而牺牲自己。”

德·塞古尔先生说：“法军队伍里一片混乱。两座桥的器材物资都不够。二十六日到二十七日的夜里，行车的桥两次断了，使渡河推迟了七个钟头：到了二十七日，将近下午四点，桥又第三次断了。另一方面，那些民工车夫分散在树林和周围的村庄里，没有利用第一夜渡河，到了二十七日天亮以后，大家都挤在一起过桥。

“他们都是跟着近卫军行动的。近卫军开始动身，桥上就特别挤。近卫军过桥像是一个信号，民工车夫从四面八方跑过来，聚在岸上。一会儿工夫，就聚集了乱糟糟的一大群人，马车和马匹把两座桥的入口堵得水泄不通。头前的人被后面的人推向前，又被近卫军和架桥兵推回来，或者被河水拦住，不是被人群压死，践踏，就是扑进了贝莱齐纳河的冰凌里。从这一大片乱哄哄的人群中，一会儿传来沉闷的嗡嗡声，一会儿响起大喊大叫，夹杂着呻吟和凶狠的咒骂……混乱到了如此地步，以致到了下午两点，轮到皇上过桥时，人们不得不动用武力为他开道。近卫军一支掷弹兵部队，还有拉图尔—莫布尔出于怜悯，不愿在这群不幸者中间挤出来……大群人聚在河岸上，和马匹马车混在一起，造成了可怕的堵塞。将近中午时分，敌人的炮弹开始落在这片混乱的人群中：这一下引发了普遍的绝望……

“第一批从这群绝望的人中冲出去的人，有许多并没有挤上桥面；他们想从两边爬上去，但大多被推进河里。在河上的浮冰之间，可以见到一些怀里抱着孩子的女人，她们自己往下沉，却把孩子举起来，她们自己被水淹没了，僵直的手臂却仍把孩子举过头顶。

“在这一片混乱之中，炮兵走的桥压垮了，断了。已经走上这狭窄通道的队伍想退回来，可是做不到。潮水一般从后面涌上来的人并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事故，也听不到前面人的叫喊，仍然推着前面的人往前走，把他们推下桥，自己也被后面的人推下去。

“于是所有人又朝另一座桥涌去。大量的大型弹药车、载重马车和大炮从四处赶来，车夫赶着马车飞快地驶下又陡又崎岖的河坡，冲人这一大片人群中。有一些不幸的人惊住了，躲闪不及，被马车辗成肉酱。接下来，马车又撞成一堆，大部分都翻了车，倒下来时把周围的人都压死了。这时一排排的人被后面的人疯狂地推着，倒在这堆障碍前面，被后面潮水般涌上来的人践踏，而后面那些人同样不幸，不断地被再后面的人推倒、践踏。

“这些不幸者的人潮就这样一波压一波地滚着。只听见一片痛苦和疯狂的喊叫。被踩在战友脚下透不过气来的人拼命挣扎。他们紧紧地揪住上面的人，用指甲掐他们，用牙咬他们。上面的人像对敌人一样，毫不留情地把下面的人推开。这时风暴声、波涛声、炮火声、爆炸声、炮弹的尖啸声、叫骂声、呻吟声可怕地响成一片，乱成一团的人群根本听不见被他们踩在底下的牺牲者发出的抱怨。”

别人的叙述与德·塞古尔先生的叙述是一致的。我只举出《沃东库尔回忆录》中的一段，以作代表：

“入夜，威兹洛沃前面相当广阔的原野呈现了一幅惨景，其可怖的程度难以描述。原野上排满了大车和辎重车，大部分撞在一起，翻倒在地，散了架。地上尸体狼藉，死法各异，都不是军人的，其中许多是随军行动到了莫斯科，或者追随祖国的军队逃出莫斯科的妇女儿童。这些不幸的人夹在两军混战之中，有的是被车轮辗死的，马蹄踏死的，有的是被双方的炮火炸死的，子弹射死的，有的是想和军队一起过桥，被挤到河里淹死的，或者被敌军剥光衣服，赤身裸体扔到雪地上，严寒很快结束了她们的痛苦。”

看到这样一幕惨状，见到这种历史上最惨痛的事件，这种超出波斯国王冈比西斯的军队所受苦难的灾祸，波拿巴又发出了什么呻吟呢?他的灵魂又发生了什么呐喊呢?他的战报上仅有这几个字：“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军队渡河。”军队是怎样渡的河，你们刚才都见到了!妇女沉下水，把怀中的婴儿高高举出水面的惨景，甚至都未使拿破仑感动。另一个统治世界的法国伟人，查理曼，虽然看上去十分粗蛮，可是看到在冰上玩耍的儿童掉进埃布尔河，却流下了眼泪，还写诗(他也是诗人)志哀：

离群的孩子在冰上玩耍

掉进了埃布尔河……

德·贝律纳公爵负责保卫通道。他把帕尔图诺将军安排在后面过桥。帕尔图诺不得不服从。德·莱吉约公爵再次负伤，由内伊元帅接替他指挥军队。部队通过了盖纳沼泽区。要是俄国人稍有先见之明，就会使这段道路无法通行。十二月三日，三星期来受阻的信使都来到了马洛德茨诺。拿破仑就是在那儿考虑放弃旗帜。他说：“难道我能继续率领一支败军吗?”在斯摩尔戈尼，那不勒斯王和欧仁纳亲王催他返回法国。德·伊斯特里公爵进行劝说，可是刚刚说了几句，拿破仑就发火了，叫道：“只有最不共戴天的死敌才会在眼前这种境况劝我离开军队。”他一把抽出剑，做了个要朝公爵扑过去的动作。晚上，他派人叫来德·伊斯特里公爵，对他说：“既然你们大家都有这个愿望，我就只好动身了。”这一场戏是安排好的，在它上演的时候，动身的计划也订出来了。凡先生的确肯定皇帝下决心在四日军队从马洛德兹诺到比克利扎的行军途中动身。这就是大演员用以结束自己悲剧的喜剧。

在斯摩尔戈尼，皇帝写了他的二十九号战报。十二月五日他与德·科兰古先生上了一辆雪橇。这时是晚上十点钟。他借用逃伴的名字穿过德国。他走之后，一切变得更糟。在上埃及，一场风暴刮来，把一座花岗岩巨像埋人流沙之后，沙漠上就不会再留下它的影子。一些士兵身子都动不了了，住在松树枝搭建的厂棚里，最后竟吃起战友的肉来。苦难似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此之前，还只是秋天的气候，现在冬天来临了。在一片冰天雪地的地区，俄国人都不再忍心朝波拿巴抛下的那些冻伤的幽灵般的人开火。

在维也纳，人们只碰到一些犹太人。他们开始收下了一些病号，可是出于吝啬，又把这些病号扔到敌人脚下。最后一次溃败破坏了法国人在波拿里高地的逗留。他们终于到了涅曼河。我们的部队来时走过的三座桥，如今荡然无存。只有一座敌人搭建的桥，仍然立在封冻的水面上。在八月，有五十万人马，无数大炮渡过了这条河，而此时在柯诺重渡该河的，只有千把常规步兵，几门大炮和三万满身是伤的可怜人。不再奏音乐，也不再唱凯歌。面泛绿色，睫毛冻住了，眼睛眨不得的将士们默默地在桥上行走，或者爬过一块又一块浮冰，直达波兰这一边的河岸。到达有炉火取暖的住所后，不幸的人却都毙了命，他们的生命与他们身上的雪一起化掉了。古尔戈将军断言，重渡涅曼河的有十二万七千人，即使按照这个数字，在一场为时四个月的战争中，也损失了三十一万三千人。

米拉到达贡比能以后，召集手下的军官，对他们说：“没法再给一个失去理智的人效力了；他的事业没有救了；他的话，他的条约，欧洲的君主没有一个再会相信了。”从那里他去了波兹南。一八一三年一月十六日，他弃职而去。二十三天以后，施瓦琛伯格亲王离开了军队。军队交由欧仁纳亲王指挥。约克将军起初受到腓特列—吉尧姆的公开指责，不久又与他重修旧好。他把普鲁士人带走了：欧洲的背叛开始了。

对俄罗斯战争的评判——大军最后一号战报——波拿巴回到巴黎——元老院的演讲

在这场战争中，波拿巴从头至尾表现差劲，不及他的将军们，尤其不及内伊元帅。对于他的逃跑，有人作了种种辩护，其实这些是说不通的：证据是他不应该放弃挽救时局的一切机会，这种渎职行为不但没有回避灾难，反而加速了莱茵联盟的瓦解。

大军最后一号战报，即第二十九号战报，是一八一二年十二月三日从莫洛杰奇诺①发出的，十八日送到巴黎，只比拿破仑早到两天。它使法国人都惊呆了，尽管它远没有像人们赞扬的那样说真话。它字里行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之处，真相处处显露出来，根本掩盖不住。在圣赫勒拿岛(正如上文所述)波拿巴带着较大的诚意回忆那一段往事，因为他头上的皇冠已经掉了，说明真相不会再有什么牵累。不过，我们还得听一听这位破坏者说的话。

①作者在前面称为莫洛德兹诺(Molodeczno)。

“这支军队，”他在一八一二年十二月三日的战报中写道，“六日还是那样威武雄壮，从十四日起，就变得面目全非了。由于基本上丧失了骑兵、炮兵和运输车队，我们只能侦察前方两里路的情况……

“没有经受过大自然足够的磨炼，经受不起命运的挫折和苦难的人，这时显然动摇了，失去了快乐和好性情，搁在心里的只是不幸的灾难；而经受了大自然的磨炼，吃得一切苦的人，不但保留了乐观精神和常规状态，而且还把要克服的种种困难看作新的挑战。

“在这些行动中，皇上始终行走在他的近卫军，由元帅德·伊斯特里公爵指挥的骑兵和由德·当齐克公爵①指挥的步兵中间。陛下对近卫军表现的良好的精神状态深为满意：这支部队随时准备奔赴战况需要的地方。但是往往只要它在场就够了，因此它没有遇到需要冲锋陷阵的机会。

①即勒费弗尔元帅。

“纳沙泰尔亲王、大元帅(杜罗克)、大侍卫(科兰古)、以及皇上的副官和行营军官一直跟随在陛下左右。

“我们的骑兵失去了大量战马，以致我们不得不召集保住了战马的军官，组成四个骑兵连，每连一百五十人。在这支队伍里，将军担任连长，上校则成了士官。这支神圣的队伍听令于那不勒斯王，由格鲁希将军直接指挥，不管皇上怎么行动，这支队伍都紧随护卫。陛下的身体比任何时候都好。”

短短的文字，概述了那么多胜利，多么精彩呀!波拿巴曾经问那几个执政官：“那十万法国人，我光荣的战友，你们搞到哪儿去了?搞到坟墓里去了!”这一次法国可以问波拿巴了：“渡涅曼河时的五十万将士，都是我的儿女和盟友，你一次出征，就把他们搞到哪里去了?搞到坟墓里去了呀!”

拿破仑惋惜的那十万共和国将士，虽然失去了，至少祖国得救了；而俄罗斯战争的结果却是使法国遭到入侵，使二十年来我们的光荣与牺牲所积累的财富丧失殆尽。

波拿巴得到一个神圣营时刻不停的护卫，不管他怎么行动，那支部队总是紧随护卫；这是三十万牺牲了的生命的补偿：但是为什么大自然没有给他们以足够的磨炼呢?不然，他们本来也可以保持常态的。这些可怜的炮灰，他们的行动也和陛下一样，被人小心庇护吗?

一如许多别的战报，这份战报也是以这句话结尾的：陛下的身体比任何时候都好。

我的同胞们啊，请擦干你们的眼泪：拿破仑的身体健康着呢。

在各家报纸上，紧随着这份战报的，有这样一则正式的按语：“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色诺芬和恺撒都曾写过这样的文献，一个写的是《万里撤退记》，一个写的是《回忆录》。”如果把战报与上述两部作品作学院式的比较，那会是多么荒唐的行为!但是，撇开友善的文字吹捧，我们应该感到满足，因为拿破仑导致的可怕灾难给他提供了展示自己作家才华的机会!尼禄火烧了罗马，然后歌颂特洛亚的大火。我们却一直落到了靠一种阿谀来作无情嘲弄的地步。这种阿谀在其记忆中搬出色诺芬和恺撒，来侮辱法兰西永久的悲哀。

保守的元老院跑来了。博物学家德·拉塞佩德说：“元老院急忙伏倒在皇帝兼国王陛下的宝座脚下，敬祝他‘荣归’ 各族臣民中间。元老院作为皇帝的最高议事机构，仅在君王需要它、让它行动时才有权行事。它的建立，目的就是为了‘在我们的第四朝代’保存君主制，以及你们宝座的世袭权。法国及后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现元老院忠于这个神圣的职责，为了保卫这个守护民族安全与昌盛的圣物，元老院成员随时准备献出生命。”元老院成员在宣布废黜拿破仑的时候，绝妙地表现了这一点。

皇上回答道：“诸位议员，你们刚才说的，让我十分愉悦。我一直把法兰西的光荣与强大铭记在心：但是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一切能确保国内长治久安的措施……是这个宝座。从今以后，祖国的命运就与这个宝座连在一起了……我要求天主给我一定的寿数……不同年代所做的事情，我已经作过思考，我将来还要思考。”

奴颜婢膝的历史学家在斗胆恭维拿破仑为国家带来幸福的同时，却被他的勇气吓坏了；他害怕“活着”；他故意说了一句：仅在君主需要它，让它行动时，元老院才有权行事。人家是多么惧怕元老院独立呵!

波拿巴在圣赫勒拿岛时为自己辩解，说：“我是毁在俄国人手里吗?不是，是假情报，愚蠢的宫廷阴谋，背叛，无聊事，总之，是人们有朝一日可能得知的许多事情把我毁了。人们有权把外交和战争方面的两大错误归到我名下。这些事情可以减轻或者解释这两大错误。”

如果只是导致一场战斗失败，或者丢失一个省份的错误，那么用神秘隐晦的话来做些解释还是可以的，真相留待将来去弄清也不迟。可是造成社会动乱，给一个独立的民族套上枷锁，这样的错误，用自尊作为借口是无法使人忘掉的。

在造成那么多灾难，做出那么多英雄壮举之后，在元老院的发言中只有憎恶与鄙视可以选择，终究是件很难堪的事。

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修订

法兰西的灾难——强作欢颜——在我的山谷中居留——正统观念的觉醒

当波拿巴紧随战报到达巴黎时，法兰西举国上下一片沮丧。德·塞古尔先生说：“帝国只剩了一些被时光和战争催老的男人，还有一些孩子。几乎没有壮丁了。他们在哪儿呢?妻子的哭泣，母亲的凄号，便足以回答问题了!她们俯看着大地，诅咒大地上的战争。没有她们，这大地会是一片荒芜。”

从贝莱齐纳河回来之后，仍得照旧奉命跳舞：这是我们从奥尔唐斯王后的《为历史服务的回忆》中获知的事情。人们心里一片悲凉，在为亲友哭泣，可是还得去跳舞。这就是专制政治强加给法国的耻辱：人们在街头碰到的情景，在沙龙也可见到：一些女人靠歌唱她们的贫困，给路人解闷，来娱乐自己的生活。

我退居奥奈已有三年了。一八一一年，我在长着松树的山坡上，目送着彗星在夜间奔向林木蓊郁的地平线。它像一位女王，美丽而忧郁，一路上拖曳着长长的面纱。这位迷失在我们的天地之间的陌生女人在寻找谁呢?她在天上的荒漠中将脚步迈向何人?

我有段时间宿在巴黎圣父街拉瓦莱特旅馆。老板娘拉瓦莱特太太耳朵有点聋。一八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她带着长长的角状助听器来唤醒我：“先生!先生!波拿巴死了!马雷将军杀了于兰将军。当权的人都换了。革命成功了。”

波拿巴是如此受人爱戴，有一阵子，巴黎沉浸在欢乐之中，除了被突然逮捕的权贵。一口气就差点把帝国吹翻了。一个士兵半夜从监狱逃出来，黎明时分就成了世界主宰。一场梦幻差点带走了一个可怕的现实。最温和的人说道：“要是拿破仑没死，他会东山再起，改正过错，扫除霉气，和欧洲讲和，这样我们剩下的孩子就有救了。”过了两个钟头，拉瓦莱特先生又进了我的房间，告诉我马雷被捕的消息：“什么也瞒不了我(这是他的口头禅)，一切都完了。”白昼和黑夜同时降临。波拿巴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雪原获悉这个消息的情形，前面已经叙及。

一八一三年一月十二日，元老院颁令将二十五万人交给回来的拿破仑支配。自此一批又一批新兵如法兰西的伤口渗出的血液，令人揪心。于是人们听到了一个久已忘却的声音；一些年老的法国人认为听出了是谁：这是路易十八的声音；它是从流亡的深处响起来的。路易十六的兄弟宣布有朝一日在一个符合立宪政体的宪章里要确立的原则。我们从昔日的王族那里得到了最初的自由希望。

亚历山大进入华沙，向欧洲宣告：

“……卡斯蒂利亚人作出的光辉榜样，如果北方效仿，世界的悲哀就完结了。欧洲正要成为一个魔怪的战利品之际，恢复了独立和平静。总之，以其长期罪恶威胁大陆的血腥巨魔只剩了一个可怕又可悲的长久回忆!”

这个怪物，这个以其长期罪恶威胁大陆的血腥巨魔，并没有从不幸遭遇中受到多大教训，以至于刚从哥萨克手里逃出来，就又扑向一个被他囚禁的老者。

教皇在枫丹白露

我们已经看到教皇在罗马被人劫持，又在萨沃纳稍事停留，最后被拘禁在枫丹白露。红衣主教团里已经产生了分歧：有些红衣主教希望圣父为教会实行抵抗，他们奉命只穿黑袜子；有几个被发配到外省流放；有些法国教堂的主持被带到万森监狱关押起来：另一些红衣主教则主张教皇完全顺从，他们继续穿红袜子；这是圣蜡节的第二种排场。

在枫丹白露，当那些穿红袜子的红衣主教稍稍放松了对教皇的纠缠之后，教皇便独自一人在弗朗索瓦一世的画廊里散步：他在这里认出了一些艺术品，便想起了圣城。从窗口望出去，他看见了路易十六栽种的松树。松树对面，是一排阴森森的房间。莫奈斯卡奇①就是在那里被人暗杀的。像耶稣一样，在这片寂寥之地，他可能对人间的王国生出了怜悯之心，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半截人了黄土，又遭到波拿巴本人的纠缠，也就昏昏然然于一八一三年签署了和解协议。不久，帕卡和康萨尔维红衣主教来到，教皇又对这个协议表示反对。

①莫奈斯卡奇(Monescalchi，—一六五七)，意大利人，原为瑞典克里斯蒂娜的宠幸，后失和，于一六五七年被她命人杀害。

帕卡本是和教皇一起从罗马出来的，当他再度与这位被囚禁的人会合时，以为会在王家监狱见到许多人。其实他只在院子里碰到很少几个仆人，还在铁梯上头见到一个看守。宫殿的门窗都关紧了：在第一候见厅里关的是多里亚红衣主教，别的厅里关的是几个法国主教。帕卡被人领到圣父身边：圣父站立着，一动也不动，脸色苍白，身子佝偻，面容削瘦，眼睛凹陷。

红衣主教说他匆匆赶来伏拜圣上。教皇答道：“那些红衣主教把我们拖到桌子旁，让我们签了字。”帕卡回到人家给他安排好的房间，为住所的僻静，教皇眼神的淡漠，面孔的沮丧和额上显露的深愁重忧深感不安。回到圣上身边，他发现“圣上的状态着实堪怜，让人担心他来日无多。他谈起所发生的事件，感到莫大的哀伤，精神垮了。忧愁和烦恼搅得他夜不安寝，食不甘味。他吃的东西只够他保留几口气不死。——‘照这样看来，’圣上说，‘我也会像克雷芒十四一样，变成疯子死去。’”

圣路易、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的声音曾在这些走廊里响起。但这些走廊里如今鲜有人迹。在这里的单人囚室里，圣父花了好几天时间，来写将要交给皇帝的信，并誊抄清楚。教皇写好一张，帕卡红衣主教就把这张危险的信纸藏在衣袍底下带出去。信写好以后，教皇于一八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把它交给拉戈斯上校，请他转呈皇上。同时，他还让人给近旁的一些红衣主教宣读了一篇训词。他把在萨沃纳发出的敕书和一月二十五日的和解协议都看成是无效文件。“天主保佑，”那篇训词说，“他的怜悯心从未远离我们!他想用一种于我们身心有益的羞愧挫一挫我们的骄气。其实受点挫折对我们的灵魂只有好处。让我们受挫吧，让天主千秋万代受赞美，享受荣誉与荣光!一八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于枫丹白露宫”。

这个宫殿从未发出更精彩的敕令。教皇的良心感到释然，那副殉道者的面容也变得明朗。他的微笑和嘴巴又恢复了往日的优雅，他的眼里则露出了倦意。

拿破仑起初恐吓要崩掉枫丹白露几个教土的脑袋，他甚至想宣布自己为国教首领，接着，他又恢复本性，假装根本不知道教皇给他写了信。可是他的运气衰落。教皇出自可怜的僧侣等级，由于不幸，又回到群众中间，似乎又重新扮演护民官这一重要角色，并发出信号要废黜民众自由的压制者。

背叛——拉格朗日与德利尔之死

厄运引来了背叛，却并不给背叛以正当的理由。一八一三年三月，普鲁士在卡利什与俄罗斯结为同盟。三月三日，瑞典与圣詹姆斯内阁签订条约，保证提供三万兵员。法国人撤出了汉堡，哥萨克占领了柏林，俄国人和普鲁士人攻占了德累斯顿。

莱茵联盟背叛在即。奥地利加入了俄普同盟。意大利重燃战火。欧仁纳亲王匆匆赶到那里。

在西班牙，英军在维多利亚打败约瑟夫。从教堂和宫殿窃取的油画落到埃布罗：我在马德里艾斯居里亚宫见过那些画，后来在巴黎修复后我又见过。人群与拿破仑就像一道阴影，在这些缪利约①和拉菲尔的杰作上掠过。威灵顿一直向前挺进，在龙塞斯瓦列斯打败了苏尔特元帅：我们磨灭不去的回忆成了背景，昭示着我们的新命运。

①缪利约(Murillo，一六一八—一六八二)，西班牙画家。

二月十四日，立法会议开幕之际，波拿巴声称他始终希望和平，世界需要和平。这个世界不再让他成功了。再说，在管我们叫臣民的这个人嘴里，从未对法国的痛苦表示过同情：波拿巴把痛苦加给我们，把贡品收归自己。

四月三日，保守的元老院增拨十八万战士给原来已补充人员的军队：在已经择伐过的人的森林里又进行了特别的采伐。四月十日数学家拉格朗日逝世。德利尔神甫几天之后也一命呜呼。在天国，情感高尚要比思想高深更受重视，吟唱“同情曲”的唱诗班被安排在距天主近距《分析函数理论》作者①远的地方。波拿巴四月十五日离开巴黎。

①即拉格朗日。

吕岑、包岑、德累斯顿战役——西班牙受挫

一八一二年各地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最后终止在萨克森。拿破仑赶来了。已不复存在的老部队的荣誉传给了二十万新兵，他们像马伦戈战役中的掷弹兵一样英勇地战斗。五月二日，吕岑战役大获全胜；波拿巴在这些新的战斗中，几乎只使用炮兵。进入德累斯顿以后，他对居民们说：“我不知道亚历山大皇帝和普鲁士国王进入你们城垣时，你们是多么激动。你们的少女在那些君主所过之处撒的花，虽然成了渣滓，街面上却还看得到。”拿破仑是想到了凡尔登的少女吗?这是他那美好岁月的事。

在包岑，取得了另一些胜利。但是工兵将军基尔热纳，皇宫大元帅杜罗克在此阵亡。皇上对杜罗克说：“还有一个生命，我们会重逢的。”杜罗克真的很想再见到他吗?

八月二十六和二十七两日，法军逼近易北河，开进已经出名的战场。莫罗这时已从美国回来，在斯德哥尔摩见了贝纳多特，在布拉格见了亚历山大。在德累斯顿，他在俄皇身边，被一颗炮弹夺去了双腿：拿破仑历来就是这么有运气。在法军营地，人们从一只丧家狗那儿得悉了霍亨林登战役胜利者的死讯。那条狗的项圈上刻了这位新蒂雷纳②的名字。那狗失去主人之后，在死人堆中乱跑：“你呀，奥尔居斯的门房!”①

②法国历史上著名战将，也是死于炮弹。

①原文为拉丁语。见古罗马诗人维吉尔《Eneide》中的诗句。地狱之神奥尔居斯的门房是狗。

瑞典君主成了德国北方军队的最高统帅，于八月十五日给他的将士们发了一则通告：

“士兵们，一七九二年引导法国人前进，促使他们团结一心，打退入侵之敌的情感，今日应该引导你们英勇地抗击敌人：他们侵入了你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仍然用锁链奴役你们的兄弟、妻儿。”

波拿巴招来一致的谴责，受到自由从四面八方，以各种形式作出的攻击，便一头朝自由冲过去。八月二十八日一道元老院法令撤销了安特卫普一个陪审团的裁决②：在皇上独断专行，随意定罪之后，这种行为大概只是轻微地触犯了公民的权利，但是法律本质上有一种神圣的独立，其呐喊被人听见了。这个压迫陪审团的事件比法国遭受压迫引出的议论还要多。

②该陪审团宣告两个偷税的官员无罪。

在南方，敌人终于触及了我们的土地。英国人是波拿巴的一块心病，长期摆脱不了的烦恼，也几乎是造成他所有失误的根源。他们于十月七日跨过了比达索亚河。威灵顿这个决定命运的人，第一个把脚踏上了法国的土地。

尽管在波希米亚，旺达姆被敌人占了上风，内伊在柏林附近被贝纳多特打败，拿破仑还是执意留在萨克森，他又重返德累斯顿。当时后备军起义；一场类似于西班牙解放战争的民族战争正在酝酿之中。

萨克森战役或诗人之战

有人把一八一三年的战事称为萨克森战役：也许把它称为青年德意志之战或者诗人之战更为合适。波拿巴通过其压迫，把我们逼到了何等失望的地步?既然我们看到自己流血，却不能作出对这群以独立名义持剑战斗的高尚青年有益的活动，以卫护我们自己。这些战斗，每一场都是卫护民权的一次抗议。

一八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亚历山大在卡利什发表了一份通告，呼吁德国人民拿起武器；他以那些兄弟国王的名义，答应让德国人民建立自由制度。当时德国秘密成立了一个大学生组织，叫“学友联合会”。这个信号让它正式登台亮相。德国的大学敞开大门，它们把痛苦放在一边，想的只是补偿所受的侮辱。从前的日耳曼人说：“让哀诉与眼泪早点打住，让忧伤与痛苦长留；女人哭一哭还说得过去，男人则只应把痛苦埋在心里。”当青年德意志为解放祖国而奔走时，那些日尔曼人，帝国的同盟者也集结起来。从前的罗马把他们当作刀枪使用。

一八一三年，费希特教授①在柏林发表了一通论述“义务”的演讲。他谈到了德国经受的种种灾难，最后说：“课程将停到战争结束。我们要么等祖国自由了复课，要么为争取自由而死。”年轻听众都站起来，发出呐喊。费希特从讲坛上走下来，穿过人群，在一个出发从军的团体名册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①费希特(Fichte，一七六二—一八一四)，萨克森哲学家，其《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宣言书。

这一切波拿巴原来并不当一回事，他根本就不把它放在眼里，可现在这却对他构成了危险：智力也下到了竞技场，来反对暴力。莫斯科成了火炬；借着它的亮光，日耳曼扎好了武装带。缪斯号召道：“拿起武器吧!俄罗斯这只凤凰已经从柴堆上飞起!”那位普鲁士王后①是那样纤弱，那样美丽，曾经受到拿破仑卑鄙的侮辱，现在变成了一个既恳求人又被人恳求的亡灵：“她睡得多么平静!”歌颂英雄的吟游诗人唱道：“啊!你能一直睡到人民在血泊中洗除剑锈那一日么?醒来吧!醒来!做一个自由天使，复仇天使!”

①指路易丝王后，死于一八一○年。

柯尔纳②只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死于散文：“诗啊!诗!”他叫道，“在白昼的光明中，还我以死亡!”

②柯尔纳(Koerner，一七九一—一八一三)，维尔纳诗人，死于战场。

他在军营里写出了颂诗《竖琴与宝剑》。

骑士：告诉我，我的宝剑，我的腰刀，你今日的目光为何这样热烈?我的宝剑，我的快乐之源，你脉脉含情地望着我。乌拉!

宝剑：这是因为一个勇敢的骑士佩戴了我：正是这让我目光里燃起火焰；这是因为我成了一个自由人的力量：正是这让我快乐。乌拉!

骑士；是的，宝剑，是啊，我是个自由人，我从心底喜欢你：我爱你好像你是我的未婚妻，我爱你好像你是我亲爱的情妇。

宝剑：而我，我已经委身于你!我的生命，我的钢铁灵魂都献给了你!啊!我们要是订了婚，你何时会对我说：“过来，过来，亲爱的情妇!”

十二世纪丹麦历史学家萨克索·格拉玛蒂居斯描写一个北方的武士，一个孤独的战士道：“他倒下了，含笑而逝。”难道上面那些话，我们不认为出自那位武士之口?

这决不是一位处境安全的吟唱诗人所表现的冷静的热情：柯尔纳年轻俊美，长着一头金发，腰悬佩剑，像阿波罗一样骑一匹骏马，像阿拉伯人一样在征鞍上歌唱夜晚，在向敌人发起攻击时，他的“玛乌亚”①由战马疾跑的蹄声伴奏。他在吕岑受了伤，爬到树林里，被一些农民发现。他又重上战场，战死在莱比锡平原，年仅二十五岁。他喜欢一位妇人，但是却从她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去了一切生活快乐的地方。古希腊诗人图尔泰俄斯曾说：“妇人乐于凝视生气勃勃精神焕发的青年男子：即使当他在第一排倒下时，他也仍是那样俊美。”

①阿拉伯近代歌曲。

这些新阿米尼乌斯②吸收的是希腊学派的营养，有一支普遍的战歌：当这些大学生抛离科学这宁静的一隅，奔向战场，舍弃学习那种静谧的快乐，投身于战火纷飞杀声震天的危险，丢下荷马史诗和尼伯龙根的传说，拿起刀枪之时，他们拿什么来与我们血的颂歌，革命圣歌相抗衡呢?他们拿出的是这些充满宗教感情，充满人性的赤诚的诗歌：

②阿米尼乌斯(Anninius，公元前十八—公元十九)，古日耳曼民族首领。公元前九年打败了瓦卢斯指挥的罗马军团。

“德国人的祖国在何处?请把这伟大的国度告诉我!只要听得到德语的地方，听得到赞美上帝的德语歌的地方，就应该是德国人的祖国。

“德国人的祖国，是握手足以代替发誓的国度，是所有人眼睛里闪耀着赤诚的国度，是所有人心中充满炽热感情的国度。

“啊，天上的上帝呀，请垂青我们，把那样纯粹，那样地道的德国思想赋予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忠诚而善良地生活。那里就是德国人的祖国，那整个思想领域就是德国人的祖国。”①

①引自艾恩斯特—莫里斯·阿尔恩特的一首诗。

这些昔日的同窗，今日的战友并不聚集在采伐林那烧炭党人秘密集会的场所，在那里九月大屠杀的参加者曾手持匕首实施暗杀：他们忠实于幻想的诗意，忠实于历史的传统，忠实于昔日的宗教信仰，把一处古堡，一片古老的森林辟作“学友联合会”保守的避难所。普鲁士王后充作“黑夜女王”②，成了他们的保护人。

②诗歌中月亮的雅称。

在山丘，在废墟，学生兵与他们的教授兼队长一起，发现了他们喜爱的大学厅堂的屋脊：回想起他们学习的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他们激动不已，看到他们童年游戏和学习的圣所，他们百感交集，发誓要像瑞士人梅尔奇达、福斯特和施托法歇③一样解放祖国。他们面向阿尔卑斯山发出三重誓。阿尔卑斯山由于他们而变得不朽，而他们则因为阿尔卑斯山而出名。德国人的天性自有某种神秘之处。席勒笔下的黛克拉仍是富有预见力的条顿女儿，而且具有神的成分。德国人今日热爱自由形成一种隐隐的潮流，正如昔日他们把树林的奥秘称作“上帝”……人的生命是一首正在吟唱的热烈的抒情诗，只有当青年德意志的诗人们吟唱过了，并且拿起刀剑与他们的对头、武装诗人拿破仑作斗争时，人才会倒下。

③这三人于一三○七年发誓，要把人民从奥地利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亚历山大有资格充任上天派给德意志青年的使者。他分享他们高尚的感情，而且，他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能够使各种计划得以实现。但是他听任自己被周围君主们的恐惧所吓倒。这些君主言而无信，并未给自己的人民以宽容的制度。缪斯的儿女们(一批批浑浑噩噩的士兵就是被他们煽起热情的)被投人黑牢，这就是他们忠诚和高尚的轻信的报偿。唉!还条顿民族以独立的一代人消失了，在日耳曼只剩下陈旧衰老的事务所。他们尽可能高呼拿破仑为伟人，以便把他们现时的景仰当作他们过去卑鄙的借口。在对鞭挞各国政府之后又继续压扁它们的人表示的愚蠢热情之中，人们几乎想不起柯尔纳来了。塔西佗说：“阿米尼乌斯，日耳曼的解放者，在只作自我欣赏的希腊人那里是个陌生人，在被他打败的罗马人那里也鲜有名气，但是在野蛮民族却仍然被赞美歌颂。”①

①塔西佗：《编年史》：二卷八十八页。

莱比锡战役——波拿巴重返巴黎——瓦伦塞条约

十月十八日和十九日在莱比锡的原野上发生了德国人称为“民族之战”的战斗。在第二天将近日暮时分，萨克森人和符腾堡人打着贝纳多特的旗号，从拿破仑的阵营里出来，决定了战斗的结局。胜利为叛变所玷污。瑞典君主、俄罗斯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从三座不同的城门进人莱比锡。拿破仑在遭受大挫之后撤出了该城。由于他对他所称的“士官的撤退”一窍不通，他一过了河使命人把桥炸掉。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两次负伤，在埃尔斯特河中溺水身亡：最后的保卫者一死，波兰也就沦亡了。

拿破仑只在爱尔福特停了停。他的大军一直是常胜之师，从那里发出的战报才报道它“像一支打了败仗的军队抵达该城”。不久以前，爱尔福特曾见到拿破仑处于隆盛的峰巅。

巴伐利亚人继他人之后，背叛了一种被抛弃的命运。他们终于试图在哈瑙歼灭我们剩下的人马。仅仅一些仪仗兵就把他们的陆军元帅推翻了：几个年纪不小的新兵踩着他达到了目的，他们救了波拿巴，并在莱茵河后面占领了阵地。拿破仑悄悄逃到美因兹，于十一月十九日回到圣克卢。不知疲倦的德·拉塞拜德来对他说：“陛下战胜了一切。”德·拉塞拜德先生曾得体地谈到卵生动物，但是他却不能堂堂正正做人。

荷兰恢复了独立，又召回奥伦治亲王。十二月一日同盟国诸强宣称“他们不是对法国宣战，而是对皇帝一人，或确切地说是对他过于长久地在帝国之外给欧洲和法国带来灾难的霸道宣战”。

人们看到我们被关进故园的时刻临近，不由得萌生出一问：把欧洲搞得天翻地覆，让数百万生灵涂炭究竟有什么用?

通过十二月十一日签订的《瓦伦塞条约》，可怜的斐迪南德七世被重新送回了马德里，这样就悄然地迅速地结束了西班牙这边的罪恶事业，这是拿破仑失败的首要原因。人们可以永远为非作歹，可以永远杀人，不是杀百姓就是杀国王，但要改过回头却是很难的。雅克·克莱芒①补好便鞋，准备去圣克卢行刺；他的会友笑着问他准备走多久，他答道：“我要走的路相当长，但我应该走下去，不回头。”

①雅克·克莱芒，杀死亨利三世的凶手。

立法会议召开，复又延期——同盟国军队渡过莱茵河——波拿巴发怒——一八一四年元旦

一八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召开了立法会议。波拿巴虽然在战场表现惊人，在其政务院表现突出，却不具有同样的政治才能。自由的语言他一无所知；他想表达与他的天才一致的情感，父亲般的情感，但是在不该动感情的地方动了感情；他的话充满感情，可是内心却是无动于衷。他对立法团说：“我的心需要臣民到场，需要臣民爱戴。我从没有为幸运所迷惑。逆境将会看到我经受了它的打击。我曾构想并实施了一些宏伟计划，为的是让世界繁荣幸福。作为君主和父亲，我感到和平增加了皇位的安全，家庭的太平。

一八O四年七月，在帝国治下，《箴言报》刊载的一篇官方文章曾说法国绝不会把版图划过莱茵河，法军绝不会再渡莱茵河。

一八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盟国军队以十余万人马，渡过莱茵河巴尔至沙夫豪森这一段。同月三十一日，西里西亚军队由布吕歇指挥，从曼海姆到柯布伦茨这一段渡过莱茵河。

奉皇帝之命，元老院与立法会议任命了两个委员会，负责研究与同盟国列强谈判有关的文件资料。这是一个政权的预见。它拒不接受已经是无法回避的后果，想把责任推给另一个权力机构。

立法会议的委员会由莱内先生主持，竟大胆地声称“只要法国人相信，他们只为捍卫祖国、捍卫保护人的法律而流血，和平的手段就会肯定奏效；还表示应该请求陛下继续执行保证法国人民享有自由、安全和私有财产的权利、保证国家享有自由行使其政治权利的法律。”

警察大臣德·罗维戈公爵派人抢走了报告的清样。十二月三十一日，一道法令将立法会议展期。会堂门都关上了。波拿巴称立法会议委员会的成员是“英国收买的代理人”。他说：“那个名叫莱内的家伙，就是一个奸贼通过德赛兹①与摄政王联系。莱鲁亚尔、麦纳·德·比朗和弗洛热尔格②都是叛逆。”

①德赛兹(Deseze，一七四八—一八二八)，法国律师，法官，路易十六的辩护人。

②莱鲁亚尔(Raynouard，一七六一—一八三六)，法国作家。麦纳·德·比朗(Maine de Biran，一七六六—一八二四)，法国哲学家。弗洛热尔格(FLaugergues，生卒年月不详)，法国阿维龙的议员。

那些波兰人被他这位战友抛弃了，他们在服从他的命令而溺水之时还高呼“皇上万岁!”可是他却假惺惺地为见不着他们而吃惊。他称委员会的报告是出自雅各宾俱乐部的提案。波拿巴本是从共和派里出来的，可是他没有一次演说不表露出对共和派的憎恨。不过他最恨的不是他们所犯的罪行，而是他们倡导的自由。提到这份报告时他还补上一句：“大家愿意恢复人民的统治权吗?好吧，如果愿意，那我就做人民，因为我想永远留在统治权所在的地方。”从来没有一个独裁者把自己的本性解释得这样露骨。这其实就是路易十四那句话“朕即国家”的翻版。

一八一四年的元旦接见时，人们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认识一个属于这个宫廷的男子。他就曾打算一有情况，就拔剑出鞘。那一天拿破仑也只是言辞激烈，并没有过界，但是，他出口太没遮拦，甚至让他那些持戟步兵听了都觉得不好意思。他吼着说：“家里的争吵，为什么要在欧洲面前提呢?脏内衣得在家里洗。一个帝王的宝座是什么呢?不就是一个木头架子，蒙上一块布?关键在于坐在上面的人。法国更需要我，我却不这么需要法国。有些人可杀不可辱，我就属于这样的人。再过三个月，我们就会得到和平。不把敌人赶出国境，我就去死。”

法国人的内衣，波拿巴习惯在血里洗。三个月以后，人民并没有得到和平，敌人并没有被赶出国土，拿破仑也没有丢掉性命：死并不是他的作为。法兰西经受了那么多的灾难，又被自我的主宰那种徒劳的固执所折磨，已经失去希望，变得死气沉沉，麻木不仁。

一道帝国法令调动了国民卫队一百二十一个营，另一道法令组建了一个摄政内阁，成员有各部大臣，由康巴塞雷斯主持，皇后为该内阁首脑。约瑟夫这个离职的君主，这时已带着掳来的财物从西班牙回来，被宣布为巴黎总指挥。一八一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波拿巴离开皇宫去军队，他要在熄灭之时进射一束耀眼的火焰。

教皇获释

前两日，教皇恢复了自由；将轮到自己戴锁链的那只手，被迫把它给别人戴的枷锁砸碎：上天改变了人的运数，本来往拿破仑脸上吹的风，现在推着同盟国的军队挺向巴黎。

庇护七世得知自己获释，赶快在弗朗索瓦一世的小教堂里做了个短短的祈祷，然后坐上马车，穿过森林。照民间传说，当一个国王将驾临圣德尼时，这座森林便会出现牵着猎犬出来收人的死神。

教皇一路上受到一名宪兵军官监视，军官一直把教皇送上第二辆马车。在奥尔良，教皇得知他进入的城市的名字。

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教皇坐马车往南方走。不久，拿破仑也将在外国特派员们的看守下，经过这些省份。迫害教皇的人倒台，反倒使圣上的行程被耽搁了：权力当局瘫痪了，民众不服从任何人的指挥。波拿巴的一纸命令，二十四小时之前还能叫最高贵的人头落地，叫一个王国倒台，现在却成了一张废纸。拿破仑若是多掌几分钟权，就能保护曾经被他的权力迫害的教皇。教皇曾把波旁家族的王冠戴在一个不相干的人头上，而现在却要波旁家族签发一道临时法令，才彻底恢复教皇的自由：命运是多么错综复杂呀!

庇护七世在钟声和圣歌声中，在眼泪和“教皇万岁!”“教会领袖万岁”的口号声中赶路。一路上人家给他送来的，不是城市的钥匙，而是浸透鲜血，通过杀戮才得到的降书。人家介绍一些要求治疗的病人，要求祝福的新婚夫妇来到他的马车边。他对病人们说：“天主会安慰你们的!”他朝新婚夫妇伸出和平的手；他抚摸母亲怀抱的婴孩。城里的人，能走能动的都出来了。朝圣者们彻夜守在野外，等着一位获释的老教土到来。农民们天真单纯，觉得圣父很像天主。新教徒们也动了感情，说：“当今之世，他是最伟大的人。”这是真正的基督教社会的伟大：在那里上帝时时与人在一起；这就是得到教会支持和经过不幸磨炼的弱者的力量，胜于刀剑和权杖的优势。

庇护七世途经卡尔卡松，贝济耶、蒙彼利埃和尼姆，以便再了解意大利的情况。在罗纳河边，似乎雷蒙·德·图卢兹手下无数十字军仍在圣雷米镇列队检阅。教皇又见到了尼斯，萨沃纳，伊摩拉，这些地方是他新近受的折磨、早年作的苦行的见证。人是喜欢在哭过的地方流一掬眼泪的。一般情况下，幸福的地点和时间，人都是记得的。庇护七世想起了他行的善事，吃的苦头，就像—个人回忆起已经淡忘的恋情。

在波伦亚，教皇被交到奥地利权力当局手中。米拉，即那不勒斯王约阿希姆—拿破仑，于一八一四年四月四日给他写信道：

“大神大圣的圣父，当您被迫离开罗马之时，武运使我成了您所拥有的国家的主宰。现在，我毫不犹豫地把它们交还给您统治，放弃我对这些地方的征服权。”

人家给即将下台的约阿希姆和拿破仑留下了什么东西呢?

教皇还没到达罗马，就给波拿巴的母亲提供了一个避难所。教皇派的一些特使已经收复了这座永恒之城。五月二十三日，一片春意盎然，庇护七世见到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他后来讲述说，见到那神圣的圆顶，他流了泪。正准备跨进人民门之际，教皇又停住了脚步；只见二十二个孤女，穿着洁白的裙袍，四十五个少女，举着大捧金色的棕榈枝，唱着圣歌走上前来。民众高呼万岁。当年拉代占领庇护七世的橄榄园时，是皮亚泰利在居依里纳山指挥军队，现在他则引导这支挥舞棕榈枝的队伍游行。与皮亚泰利改变角色同时，在巴黎，一些变节的贵族在路易十八的安乐椅后面又捡起了他们宫廷侍从的职务：幸运连同它的奴才一同转给了我们，正如古代领主的土地是连同农奴一块发卖的。

写作小册子《论波拿巴与波旁家族》的笔记——我在里沃利街租了一套房间——一八一四年，惊心动魄的法兰西战役

在本《回忆录》第二编(见第一卷，当时我第一次流亡迪耶普，刚从那边回来)，有这样一段话：“人家准许我回我那峡谷。外国士兵的脚步把大地踏得发抖：我就像罗马帝国的末代子民，在蛮族入侵的叫嚣声中写作。白天，我写的一些篇章，和当天发生的事件一样动荡不安；夜晚，当远方的隆隆炮声在僻静的树林里消失时，我就回忆躺在坟墓里的安静的往昔，和童年的太平。”

我白天写出的动荡篇章是一些与时事有关的笔记，汇在一起，就编成了一本小册子：《论波拿巴与波旁家庭》。我对拿破仑的天才，对我们士兵的勇敢是那样看重，压根儿想不到外国人会打进法国来，虽说这场入侵直到最后的结局对法国都是有利的。我当时认为，这场入侵让法兰西感到拿破仑的野心给它带来的危险，会引发一场国内运动，法国人会用自己的手来赢得解放。我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写下这些笔记的。我的意图是，如果我们的政治会议阻止同盟国军队的推进，并且奋起造反，与一个已变成祸害的“伟人”决裂，那么这些笔记可以给人们一些启发。我觉得庇护所就在权力当中，而权力是随时代而改变的。我们的先人在权力之下生活了八个世纪。就如暴风雨来临时，近处只有一所老房了，尽管它已是破烂不堪，人们也会跑进去躲一躲风雨的。

在一八一三年与一八一四年间的冬季，我在里沃利街租了一套房间。房间对面就是杜伊勒利宫的第一道栅门。就是在那道栅门前我听到了当甘公爵死亡的惨叫。那时在这条街还只看得到政府建的连拱廊，以及这里那里耸立的几座侧面有待接石齿饰的房子。

拿破仑给法兰西带来的灾难，已使人对他的反感刻骨铭心，对他幻想不再。他是前所未有的战争天才，他在意大利打的第一仗和在法国打的最后一仗(我说的不是滑铁卢)是最漂亮的两仗。在前一仗他像是孔代亲王，在后一仗他像是蒂雷纳元帅。在前一仗他是个伟大的武士，而在后一仗他是个伟人。不过两场战斗的结局截然不同。通过前一仗他赢得了帝国，而后一仗则使他丢掉了帝国。他在政坛上的最后几个时辰，就像狮子的牙齿，尽管松动了，露出牙根了，却也需要欧洲使出全力才能拔掉。拿破仑的名字仍然是那样可怕，敌军是战战兢兢地过了莱茵河，并且左顾右盼不断回首后顾，以确信担心后路被切断。路没有被切断。就是进了巴黎当了主宰，他们仍然提心吊胆。亚历山大在打进法国时，朝俄罗斯回望了几眼，他祝贺那些能够离开的人运气好，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流露出不安和悔恨。

拿破仑在圣迪济耶打击了俄国人，在布里埃内打击了普鲁士人和俄国人，就好像要给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争光似的。他在蒙米哈依和尚波贝尔击败了西里西亚军队，在蒙特罗重创部分敌军。他到处抗击敌军，把包围他的一个个敌军纵队打退。同盟国军队提议休战。波拿巴撕毁对方提出的预备性条款，吼道：“我离维也纳近，奥地利皇帝离巴黎远!”

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为了互相支持，互相打气，在肖蒙订立了一个新的同盟条约。其实他们被波拿巴的抵抗吓住了，打算撤退。在里昂，在奥地利军队侧翼组建了一支法军；在南方，苏尔特元帅阻遏了英军的推进。夏蒂庸会议只到三月十五才散，此时仍在谈判。波拿巴把布吕歇尔的军队赶出了克劳恩高地。同盟国的大军只到二月二十七日才在奥布河畔的巴尔镇，凭借兵力上的优势取胜。波拿巴分身有术，可是收回的特鲁瓦又被同盟国的军队重新占领了。他从克劳恩去兰斯，说：“今夜，我要去特鲁瓦接岳父。”

三月二十日，在奥布河畔的阿尔西镇附近发生了一场战事。在炮兵的连续齐射之中，一颗炮弹落到了近卫军一个方队前面。方队显出了小小的骚动：波拿巴打马冲过去，那炮弹的引火索正在冒烟。他让马去嗅那炮弹。炮弹爆炸了，一片火光硝烟之中，皇上却安然无事。

第二天将继续进行战斗。但是波拿巴受到天才的启示——不过这个启示对他来说却是不幸的——从阵上撤走，以便包抄到同盟国军队的后面，切断他们与弹药粮草的联系，并且征调边境重镇的驻防部队来补充兵力。当时外国军队已经准备退回莱茵河，可是亚历山大受到改变世界的天意驱使，作出了向巴黎进军的决定。而通往巴黎的大路此时已变得畅通无阻。拿破仑以为牵住了敌军主力，以为跟在后面的一万骑兵是敌军大部队的先锋，掩盖了普鲁士人和俄罗斯人的真实运动。他在圣迪济耶和维特里打散了这一万人马，这时才发现同盟国的大部队并没有跟在后面。而此刻这支军队正在急速朝京城挺进。在它前面只有马尔蒙和莫蒂埃两位元帅指挥的一万二千新兵。

拿破仑立即朝枫丹白露赶去。在那里，一个神圣的牺牲者(教皇)在退走的时候，留下了酬劳的人和报仇的人。在历史上有两件事总是并行不悖：当一个人开辟了一条不义之路时，也就开辟了一条失败之路，过了一定距离之后，第一条路就通到了第二条路。

小册子开始付印——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的一则笔记

人们万分激动：二十年来，一场残酷的战争沉重地压在法兰西头上，使它饱经忧患，也饱尝了光荣的滋味。现在，看到这场战争即将停止的希望，和平压倒了民族感情。人人都在考虑灾难过后该作出什么决定。每晚我的朋友们都来德·夏多布里昂夫人这里聊天，叙述和议论白天发生的事件。这都是些一时之交，时局使他们接近我，时局也使他们疏离我。封塔纳、克洛泽尔和儒贝尔三位先生与这群朋友一起来。德·莱维公爵夫人，一位平和忠诚的美人，成了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的忠实友伴。后来在冈城我们又见到了她。德·迪拉公爵夫人当时也在巴黎。我那段时间还常去探望德·黎塞留公爵的姐姐德·蒙卡姆侯爵夫人。

尽管战场渐渐移近，我却仍然相信同盟国的军队不会进入巴黎，相信一场民族抵抗会使我们的担心化为乌有。这种想法萦绕心头，使我在面对外国军队时，感受也没有本应有的那样深。不过看到欧洲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思考我们使欧洲经受了多大的灾难。

我一直关心我那个小册子。我是在无政府状态就要出现时，把它当做一种药方来准备的。这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只管舒舒服服地写，要担心的只是报上连载文章的战争：那时一到夜里我就把自己关在屋里，我把写好的稿纸压在枕头下面，把两把上了子弹的手枪放在桌子上。我就睡在这两个缪斯之间。我写的东西都备了双份。我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写的，它也保留了小册子的形式，但由于用的是演说辞的笔调，它在某些方面又与小册子有些不同。我揣测在法国举行武装起义之时，民众可能会在市政厅集会，因此我就围绕两个主题展开论述。

在我们共同生活的不同时期，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写过一些笔记，我从中发现了下面这一段：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写作小册子《论波拿巴与波旁家族》。假若这个小册子被查获，作者无疑会受到审判：结果肯定是上断头台。可是作者的掉以轻心真是令人难以相信。他出门时，常常就把稿子留在桌上，忘了藏起来；最多他也就是小心到把它收在枕头下面，而且是当着仆人的面。那仆人是个十分诚实的小伙子，但也有可能被人收买呀。我则担心得要死：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一出门，我就把他的手稿收起来，藏在我身上。有一天，在经过杜伊勒利王家花园时，我发现手稿不在身上，因为我确信出门时是带着的，便怀疑是丢在路上了。我已经想象出警察拿到了那要命的手稿，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被捕的情景。我顿时昏倒在花园里，人事不知了。好些善良人过来帮我，把我抬回不远的家中。我上楼梯的时候，一边提心吊胆，几乎肯定手稿丢失了，一边又怀着一线微弱的希望：出门时忘了把它带在身上。那段路是多么难熬的酷刑呀!在走近丈夫的房间时，我又觉得支持不住，要昏厥了。最后，我进了房间，看见桌上什么也没有，我就直奔床铺，先摸了摸枕头，没有感觉什么，然后我把枕头掀起来，看到了那卷稿纸!到现在我每次想起这事，仍心有余悸。我一辈子都没有感受过那种快乐。当然，我可以说实话，就是我发现自己在断头台脚下捡回了一条命，都不会那样高兴的，因为死里逃生的，是一个比我本人还要珍贵得多的人呀。”

我曾给德·夏多布里昂夫人造成一时的痛苦，真是有愧!

不过我还是不得不让一个印刷商知道了我的秘密。他同意冒险试一试；他根据每时每刻听到的消息，根据炮声离巴黎是远还是近，来把毛样还给我或是重新取走：将近十五天，我就这样拿生命作赌注。

巴黎城外的战斗——巴黎景象——贝勒维尔之战——玛丽—路易丝和摄政府逃跑——德·塔莱朗先生留在巴黎

同盟国的军队缩紧了对京城的包围：每时每刻，人们都得知敌军又推进了一步。一些俄军俘虏，一些法军伤员用大车运载着，从各个城门乱纷纷地进了城。有些伤员已经半死不活，跌落在车轮下，被碾得血肉模糊。一些从市内征召的新兵，排着长队穿过市区，朝军队走去。夜里，人们听见城外的大马路上驶过隆隆的炮队，不知远方的爆炸声宣告的是决定性的胜利，还是最后的溃败。

战斗终于在巴黎城外打响了。从圣母院塔楼顶上，可以看到俄军纵队的先头部队，就像头几道冲上沙滩的海浪。当一个古罗马人在卡匹托利亚山峰，发现脚下的拉丁古城，以及阿拉里克统率的西哥特士兵，他那时可能有的感受，我当时也感觉到了，因为我发现了脚下的高卢古城，和俄罗斯士兵。永别了，我们的家园，我们保留了地方传统的家庭，维吉妮和爱洛伊丝居住过的家宅；那个维吉妮被父亲杀死，为贞洁和自由做了牺牲，那个爱洛伊丝被爱情献给了文学与宗教①。

①维吉妮为传说的古罗马少女，其父怕她干出伤风败俗的事，把她杀死。爱洛伊丝为十二世纪法国少女，与一修士自由恋爱受罚，成为后来许多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

若干世纪以来，巴黎就没有见到过敌营的炊烟，正是波拿巴取得节节胜利，逐步引导底比斯人进入了斯巴达女人的视野②。巴黎是一座界石，波拿巴就是从这里出发去征服世界的：等他回到这里时，身后留下了徒劳无益的征讨燃起的熊熊大火。

②普鲁塔克在《阿热齐拉传》中说，当底比斯人等帕米农达侵入斯巴达时，阿热齐拉记起自己曾说过：“绝不让斯巴达妇女见到敌营的炊烟”。

人们急忙赶往动物园。昔日筑有防御工事的圣维克多修道院可以保护这个地方。我们的力量曾答应使这里的天鹅和香蕉树永享和平，而现在这个小天地被扰乱了。在小道纵横的公园最高处，在高大的雪松上面，在波拿巴来不及完成的粮库上方，在巴士底狱和万森监狱主塔(讲述我们整部历史的地方)的遗址那边，群众看到贝勒维尔战斗中步兵的炮火。蒙马特尔高地失守。炮弹一直落到圣殿周围的各条大道上。国民卫队的几个连出了城，结果在蒙马特尔英烈墓周围的田野上损失了三百人。法国武装部队在逆境中从没有进发出更为强烈的光辉：最后一批英雄是综合工艺学校的一百五十名学生娃娃，他们当了炮手，据守在通往万森的大路角堡里。敌人包围了他们，叫他们投降，但他们坚决不从。敌人只能把他们拖离炮位。俄国掷弹兵扭住被火药薰黑，遍体鳞伤的学生，见他们使劲挣扎，就把他们举起来，得意地叫着，也发出钦佩的赞叹，把鲜血淋漓的他们还给他们的母亲。

在此期间，康巴塞雷斯和玛丽·路易丝、罗马王和摄政府一起逃走了。在城里各处墙上贴了一份通告：

皇帝指定的摄政官，国民卫队总指挥约瑟夫国王

告巴黎公民书

“摄政内阁把皇后与罗马王送到了安全地方：我留下来与你们在一起。让我们武装起来，保卫这座城市，保卫它的建筑，它的财富，保卫我们的妇女、儿童，保卫我们珍爱的一切。让这座巨大的城市暂时变成一座兵营。敌人企图胜利地跨进这座城市的城墙。让他们在城墙下感到羞耻吧。”

罗斯托普钦当初并没有打算保卫莫斯科；要把它付诸一炬。约瑟夫宣布他决不离开巴黎人民，可是一闻到风声他就溜了，只把他张贴在街角的勇敢留给我们。

德·塔莱朗先生是拿破仑任命的摄政府的成员。从欧坦主教停止担任帝国外交大臣那一日起，他就只盼着一件事，就是波拿巴死亡，玛丽一路易丝的摄政府解散。他作为贝内文托亲王，本应是这个摄政府的首脑。波拿巴于一八一四年任命他为临时摄政府成员，似乎满足了他内心的欲望。可是拿破仑并没有死。既然推不翻这个巨人，德·塔莱朗先生就只好在他脚下蹒跚而行，并且伺机为自己谋利益。这个善于搞调和、做交易的人天生的才华就是会作人处事。他的处境十分为难：留在京城是对的；可是波拿巴要是打回来，发现他这位亲王没有跟逃亡的摄政府在一起，他就有被枪毙的危险。另一方面，在同盟国军队可能进城的时刻，他又怎样抛下巴黎呢?这难道不是舍弃成功的好处，背弃种种事件导致的那个结果吗?而他德·塔莱朗先生不是为那个结果而生的吗?他不但不亲波旁家族，反而由于他的种种变节行为而惧怕波旁家族。然而，既然有了某种拥护他们的机会，德·维特罗尔先生(阿图瓦伯爵的幕僚)就带着已婚高级教士的同意，悄悄去参加夏蒂庸会议，作为正统派未被承认的列席代表。采取这个谨慎措施之后，亲王(指塔莱朗)便耍出他擅长耍弄的手腕，以便摆脱巴黎的困境。

不久，拉博里先生在杜邦·德·内穆尔先生领导下，当上了临时政府的特别秘书，去找了国民卫队专员德·拉博尔达先生，揭发了德·塔莱朗先生的出走。他说：“德·塔莱朗先生打算学摄政府的样逃走。您似乎有必要逮捕他，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与同盟国谈判。”这场喜剧演得天衣无缝。三月三十日，亲王家的人大叫大嚷地给他的车队装上行李，然后，车队在正午时分上路，驶到地狱门，守城的国民卫队就不管他如何抗议，无情地把他送回自己的府邸。即使发生奇迹，局势又逆转过来，证据也摆在那儿，前外交大臣是想去追随玛丽—路易丝，但是武装力量不让他出城。

大元帅施瓦岑贝格亲王的通告——亚历山大的演说——巴黎投降

在同盟国兵临城下之时，亚历山大·德·拉博尔德伯爵和国民卫队的高级军官图尔顿先生被派到大元帅施瓦岑贝格亲王身边。在俄罗斯战争期间，这位大元帅曾是拿破仑手下一员将军。大元帅的通告在三月三十日晚上就传遍了巴黎。通告是这样说的：“二十年来，欧洲浸透了血泪。为了结束如此多的苦难所作的尝试都没有奏效。因为甚至在压迫你们的政府的原则里，都存在着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致使和平无法实现。巴黎市民们，你们清楚你们祖国的处境。同盟国军队致力的目标，是保存你们的城市，使其平安无事。正是本着这种感情，武装的欧洲兵临城下，才向你们发出本通告。”

“武装的欧洲兵临城下才向你们发出本通告!”这是对法兰西的伟大多么直率的承认!

我们没有尊重过任何人，我们洗劫过他们的城市，现在，他们变得比我们强大了，却对我们表示尊重。他们觉得我们是一个神圣的民族，觉得我们的土地是伊利亚①原野，受到众神的保护，任何军队都不能践踏。假若巴黎认为应该进行抵抗，那么抵抗二十四小时是十分容易的，只是那样一来，结局就完全变了。好在除了因打仗和荣誉而红了眼的士兵，谁也不希望波拿巴继续干下去，大家怕留下他这条祸根，就匆匆打开了城门。

①希腊人眼中的圣地。那里有两座体育竞技城——皮斯与奥林匹亚。

三月三十一日巴黎投降。军队投降书是由德尼和法布维尔两位上校以莫蒂埃和马尔蒙两位元帅的名义签署的。市民投降书则是以巴黎的市长区长名义签署的。省市议会派遣代表去俄军总司令部，拟定投降书各条款。我的流亡伙伴克里斯蒂安·德·拉穆瓦尼翁是代表之一。亚历山大对他们说：

“你们的皇帝曾经是我的盟友，但他一直侵人我国心脏，带去种种灾难，其痕迹将长久存在。是恰如其分的自卫把我一直引到这里来的。俄国所受过的苦难，我绝不想还给法国。我是对的，我知道那不是法国人民的过错。法国人民是我的朋友，我愿意向他们表明，我是来以德报怨的。只有拿破仑是我的敌人。我答应对巴黎城实行特别保护。我将保护，保留所有公共机构，我只留下精锐部队，我将保留你们的国民卫队，它是由你们公民中的优秀分子组成的。你们将来的幸福，该由你们自己来保证。该给你们一个既给你们，也给欧洲带来安宁的政府。你们的意愿，该由你们自己来表达。你们会发现我时刻准备给你们以支持。”

这番话一丝不差，句句得到了执行。在同盟国眼中，胜利的幸福超出了其他一切利益。外国人进入巴黎这座城市，从来只是来赞美我们，来领略我们文明和智慧的奇迹；这座不可侵犯的城市，在十二个世纪之中，受到历代伟人的守卫，这座光荣的都城，至今似乎仍然受到路易十四阴魂的保护，也受到波拿巴杀回马枪，卷土重来的保护。亚历山大看到城中建筑物的圆顶，该有些什么感受呢?!

同盟国军队进入巴黎——波拿巴在枫丹白露

天主曾说过那样一句话，从此，永恒的沉寂隔上长久的一段时间就被打断一次。在新的一代人中间，敲击时间的锤子举起来了。从前巴黎只听见它敲响过一次：公元四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兰斯宣告为克洛维①举行洗礼，于是吕泰斯(巴黎古称)城门为法兰克人打开了；一八一四年三月三十日，在为路易十六举行了血的洗礼之后，凝然不动的古老锤子再次举起来了，在古老君主制度的钟楼里再次敲响了，鞑靼人进了巴黎。一千三百一十八年的间隔之中，外国人攻击过我们帝国京都的城墙，却始终未能进入城池，由我们自己的部队召进去的除外。诺曼底人包围了“巴黎肆夷”(巴黎市民)的城市，“巴黎肆夷”放飞了立在拳头上随自己转悠的鹰；厄德②这位巴黎的孩子，未来的国王。阿邦在《诺曼底人围攻巴黎》一诗中说：rex futurus(未来的国王)打退了北方来的海盗。巴黎人于一八一四年放掉了自己的雄鹰，同盟国的军队开进了卢浮宫。

①克洛维(Clovis，四六六—五一一)，古代一个法兰克小国的国王，于公元四九六年受洗皈依天主教，得到高卢一罗马人支持，遂进入巴黎，并征服了许多地区和小王国。

②厄德(Eudes，八六○—八九八)，法国伯爵，后任国王。

亚历山大是波拿巴的仰慕者，曾跪下来祈求和平，可是波拿巴对他发动了不正义的战争；波拿巴指挥了莫斯科河畔的大屠杀，还逼迫俄国人自己放火烧了莫斯科；波拿巴掠夺了柏林城，羞辱了它的国王，侮辱了它的王后：我们该招来什么样的报复?且拭目以待吧。

我曾在佛罗里达一些不知名的建筑物周围转悠。从前它们遭到一些征服者的破坏和劫掠，但这些征服者都没留下痕迹。看到高加索游牧部落在卢浮宫院子里安营扎寨的情景，我很克制。照蒙田说来，这些历史事件是对“我们的能力和价值的小小证明”。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我缄默无言。

Adh aeret lingua mea faucibus meis．①

①《圣经·诗篇》二十一首。即为上句的意思。

一八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午，同盟国军队进入巴黎。当甘公爵是一八○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死的，这一天离他死难周年纪念日只过了十天。干下一件罪恶的事，留下的回忆。对于一个为期短暂的政权是那样长久，这是不是给波拿巴的一个惩罚呢?俄罗斯皇帝与普鲁士国王走在自己的军队前面。我看见他们在大街上行进，愕然呆立、内心一片悲凉，就好像人家剥夺了我的法国姓名，换上一个号码，今后就戴着它在西伯利亚的矿坑里干活了。我同时感到愤恨越来越强烈，我恨那个家伙，他为了自己的光荣，把我们送到了这种耻辱的境地。

话说回来，同盟国这头一次入侵是史无前例的：处处都体现了秩序、和平和克制，店铺重新打开了大门。一些俄国近卫军士兵，身高六尺，由一些法国小顽童领路，在街上行走，顽童们嘲笑他们，说他们像狂欢节的木偶和假面人。战败的人可以被看做战胜者，因为战胜者为自己的胜利而惶惶不安，好像在请求人家原谅。除了外国王公贵胄下榻的宾馆酒店，巴黎城内由国民卫队驻守。一八一四年三月十四日，无数军队占领了法国。几个月之后，波旁王朝复辟后，外国军队一枪不放，滴血未流，又全部退到了我们国境之外。昔日的法国发现在某些地方国境线向外扩展了；人家与它一起瓜分了安特卫普的舰船和军火库，并把三十万战后散落在各国的战俘遣返法国。打了二十五年仗，整个欧洲终于听不到枪炮声了。亚历山大走了，给我们留下了掠夺来的杰作，还有写进宪章的自由。这份自由，我们既要感谢他的智慧，也要感谢他的影响。身为两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的首长，有刀剑和宗教作保障的双重专制君主，在欧洲的君主之中惟有他明白，在法国所达到的文明时代，只有依据自由宪法才能对它实行统治。

我们对外国人抱有天生的敌意，因此把一八一四年与一八一五年两次入侵混为一谈，其实它们没有半点相似之处。

亚历山大仅把自己看做天主的工具，不居功自傲。德·斯塔尔夫人曾经恭维他，说他的臣民有福，虽然被剥夺了一部宪法，却得到了他的统治。他则对德·斯塔尔夫人作了那个有名的回答：“我不过是一个幸运的意外。”

一个年轻人在巴黎街头向亚历山大表示敬佩，说他待最卑微的公民也十分和气。他答道：“难道君主不是天生就该这样吗?”他不愿住在杜伊勒利宫，尽管他记得波拿巴曾在维也纳、柏林和莫斯科的宫殿里逍遥作乐。

他望着旺多姆广场铜柱上的拿破仑雕像，说：“我要是被举到那么高的地方，一定会害怕头晕的。”

他去参观杜伊勒利宫时，有人领他看了和平沙龙，他笑着问：“这沙龙对波拿巴有什么用呢?”

路易十八进巴黎那天，亚历山大置身在一扇窗子后面，没有丝毫与众不同的标志，悄悄地观看王家的车辇随从经过。

他有时表现得优雅多情。参观一家疯人院时，他问一位妇女“因恋爱而疯的女人”①是否很多。“迄今为止并不多。”那女人回答，“不过陛下进人巴黎以后，恐怕她们的人数增多了。”

①影射法国剧作家杜加宗的歌剧《尼娜，或因恋爱而疯的女人》。

拿破仑手下一位要人对沙皇说：“陛下，这里的人早就盼望、期待您驾临了。”——“我本该早点来的。”沙皇回答，“您指责我来迟了，只是突出了法国的重要。”确实，在渡过莱茵河时，他曾为自己不能平平安安退回家人中间而懊悔。

在残志军人院，他见到在奥斯特利茨战胜他的伤残士兵：他们面容阴郁，默不做声；只听见他们的木腿在荒凉的院子里和简陋寒伧的教堂里踏响的声音。听到这些勇士的声音，亚历山大心里一软，命人给他们拉来十二门俄国大炮。

有人提议给奥斯特利茨桥改名。他说：“不必。我率军从这桥上走过就行了。”

亚历山大性格冷静，但也有几分忧郁：他在巴黎散步，不论骑马还是步行，都不带随从，也不装出假面孔。他似乎为自己的胜利吃惊。他的目光几乎充满感动的神情，在人群中扫来扫去，似乎觉得他们都比自己高贵，就像一个来到我们中间的蛮族人，一个在雅典自惭形秽的罗马人。也许他想到这些法国人曾在他被焚毁的京城出现，想到轮到他的士兵来做巴黎的主人了，在这里他也许能够找到几支熄灭的火把。它们曾经攻破和烧毁了莫斯科。这种命运，这种变化不定的天数，这种君王与人民共有的苦难，大概深深地打动了他那虔诚的心。

波拿巴在枫丹白露——摄政府在布卢瓦

博罗季诺战役①的胜利者在干什么?他一获悉亚历山大的决定，就给炮兵参谋马伊亚·德·莱斯库下令，炸掉格勒内尔的火药库：罗斯托普钦放火烧了莫斯科，但他在动手之前撤出了居民。拿破仑回到枫丹白露之后，又从那儿一直走到维尔儒依夫：在那儿他朝巴黎望了一眼，只见一些外国士兵在把守城门，于是征服者回忆起他的掷弹兵看守柏林、莫斯科和维也纳城墙的日子。

①或者叫莫斯科河战役，这次胜利可疑。

事件接连发生，如潮落潮涨，云起云消。

今天在我们看来，亨利四世当年在维尔儒依夫听到加布里埃尔的死讯，回到枫丹白露的痛苦是多么可怜呐!波拿巴也回到了这种孤寂状态。在枫丹白露等待他的，只是对那位尊严的囚徒的回忆：和平的俘虏(庇护七世)刚刚离开城堡，以便让战争的俘虏(拿破仑)自在一点，“不幸是多么迅速地填补他的位置”①。

①法国作家波舒哀：《悼念英国的亨利埃特》。

摄政府撤到了布卢瓦。波拿巴曾命令皇后和罗马王离开巴黎，据他说，他更愿意看到他们留在塞纳河凹地，而不愿意看到他们被人家得意洋洋地带回维也纳。但与此同时，他又命令约琴夫留在京城。他得知兄弟开溜后，怒不可遏，说这位前西班牙国王把一切都断送了。宫廷大臣、摄政府成员，拿破仑的兄弟、妻子和儿子为溃退的人流所裹挟，仓皇逃到了布卢瓦：货车、行李、客车都到了那儿，甚至国王金碧辉煌的专车也到了那边，并且被马匹拉着驶过了博斯到尚博尔的泥泞道路。那个地区是法国惟一留给路易十六的继承人的地方。有几个大臣在布卢瓦没有停，要一直走到布列塔尼去躲藏。而康巴塞雷斯则懒洋洋地坐在轿子里，在布卢瓦渐次升高的街道上兜风。有不同的消息在市井流传；人们议论着两个阵营的事，还说起要进行总征调。人们有好几天不知道巴黎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一个货车车夫来到，这种情况不明的状况才告终止，因为他的护照上签署的是俄国将军萨肯②的名字。不久，俄国将军苏沃洛夫在加莱尔饭店下榻，他突然被一些大人物包围。他们都急于从他那儿得到签证，以便各自逃命。不过，在离开布卢瓦之前，他们每人都让摄政府的财务处支付了路费和拖欠的薪俸。大家一手持护照，一手抓着钱，同时还不忘给临时政府寄去效忠书，因为大家毕竟没有失去理智。拿破仑的母亲和舅舅，那红衣主教菲舍动身去了罗马。埃斯泰尔哈吉亲王以弗兰茨二世的名义来找玛丽·路易丝和她儿子。约瑟夫和热罗姆强迫皇后跟他们走，没有办成，就去了瑞士。玛丽·路易丝立即去与父亲会合。她与波拿巴的关系本不太融洽，自然找到安慰自己的办法，并且庆幸自己摆脱了丈夫与主子这双料暴君。当来年波拿巴卷土重来，给波旁家族造成那种逃跑的混乱时，那些刚刚从长久的苦难中脱身的人，还不曾经历十四年前所未闻的繁荣，一时尚未习惯宝座的安逸。

②萨肯(Sacken，生卒年月不详)，同盟国指定的巴黎军区司令。

我的小册子《论波拿巴与波旁家族》出版

然而拿破仑此时尚未下台。他身边还有地球上最精锐的四万士兵。他可以退守卢瓦尔河。从西班牙撤回的法国军队在南部抱怨不迭，就像火山将要爆发。武装的民众情绪激奋，有可能与火山喷发的熔岩相呼应。就是那些外国元首，也仍在让拿破仑还是让他儿子统治法国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亚历山大整整犹豫了两天。如前所述，德·塔莱朗先生暗中赞同让罗马王统治法国的政策，因为他对波旁家族心存畏怯。他之所以没有完全赞同玛丽·路易丝摄政的计划，是因为拿破仑尚未灭亡，他作为贝内文托亲王，担心在君主未成年的时期，自己不能始终充当主宰，因为在这段时期一个正当盛年、很不安分、行事难以预料、敢作敢为的人的存在将始终威胁着政局。

就是在这些关键的日子，我抛出了小册子《论波拿巴和波旁家族》，想打破力量均衡的局面。大家知道这本小册子起了什么作用。我奋不顾身地投入乱军混战，以便给再生的自由充当盾牌，以抵挡暴君的打击，那暴君不但没有倒下，反而会垂死挣扎。我是以正统王位继承权的名义说话的，为的是给我的话语增添正义的权威。我告诉法国昔日的王族是怎么回事；我说出了这个家族还有多少成员活着，他们叫什么名字，品性如何；我这样做，有点像在清点中国皇帝有多少小孩，因为共和国和帝国侵占了现在，而把波旁家族推人历史。我曾在好几处地方提到，路易十八后来曾表示，我这个小册子给他的帮助，抵得过十万大军；他本可以补上一句，对他来说，这个小册子就是一份人生的证明书。西班牙战争幸运地结束后，我曾再次帮助他得到王冠。

我的政治生涯一开始，我就成了民众欢迎的人物，但同时也就失去了升官发财的机会。在波拿巴治下充当奴才的人都恨我，而另一方面，那些想把法国置于从属地位的人又信不过我。最初，在那些君主当中，只有波拿巴本人赞同我的看法。他在枫丹白露浏览了我的小册子；是德·巴萨诺公爵带给他的，他们两人进行了公正的讨论；波拿巴说：“这一点是准确的；这一点又不准确。对夏多布里昂我无可指责。我大权在手，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就与我对着干；而那些混蛋那时在干什么呢，如某某某、某某某!?”他点了他们的名字。

我对波拿巴始终真心敬佩，即便我在猛烈攻击拿破仑时也是如此。

后世在作评价的时候，就不会像现在人们所说的那样公道：正如离得近会导致一些错误、偏见，隔得远也会带来一些错误、迷恋和偏见。当后世毫无保留地表示敬佩时，会对敬佩对象的同代人并没有得出与他们一样的看法感到气愤。不过这一点自有其道理：这个人物身上使人不快的东西都已成为过去，他的短处与他的肉体一起死了，留下来的只是他不朽的生命；不过他引起的苦难：他自己的苦难，他那类人的苦难，尤其是忍受他折磨的人所受的苦难却不会因此就不存在。

当今的趋势是颂扬波拿巴的胜利。忍受他折磨的人都不见了，再也听不见诅咒他的声音，听不见牺牲者绝望和痛苦的惨叫，再也看不见法兰西被榨得干干净净，只能靠妇女来耕种田地的景象，看不见父母为儿子的过失而被捕、村民因一个人拒服兵役而连带受罚的情景；再也看不见街角贴的征兵布告，也看不见行人聚集在大张死刑判决书前面，悲伤地寻找儿女、兄弟、朋友、邻居的名字的情形。大家忘记了过去曾一同为胜利而哀叹，忘了在戏院，从检查官漏过的台词里，领会到对波拿巴的一言半语影射嘲骂便兴奋不已的情形，忘了朝野上下、将军、大臣、拿破仑身边的人都曾对拿破仑的压迫和征服怨声载道，对那种老是赢老是玩下去的游戏感到厌倦，对每天早上都要问“今天能否安宁”的生活失去兴趣。

灾难本身也证实了我们痛苦的现实：如果法兰西真的狂热拥护波拿巴，为什么会两次突然地，而且是彻底地抛弃他，也不尝试为留住他作最后的努力呢?如果法兰西的一切：光荣、自由、秩序、繁荣以及工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宏伟建筑物的兴建，文学、美术等的昌盛都是波拿巴的功劳，如果在他之前，国家没有任何成就，如果共和国缺乏天才，没有魄力，既没有捍卫，更没有扩展自己的国土，那么法兰西坐视拿破仑这样一个恩人落到敌人手里，或者至少没有抗议敌人囚禁这样一个恩人，岂不是太忘恩负义，太卑鄙了吗?

这种指责，人家有权对我们作出，然而却没有作出，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是因为拿破仑倒台的时候，法国不但不打算保护他，反而情愿抛弃他。在我们感到苦涩的憎恶时，我们只把他看做造成我们苦难的罪魁祸首，对我们的苦难视而不见的冷酷家伙。同盟国并没有战胜我们；是我们自己在两个祸害之中选择时，抛弃了使我们流血的祸害，因为我们的血不再是为我们的自由而流了。

无疑，共和国曾经是残酷的，但我们各人都希望它会过去，我们迟早会恢复权利，同时又保留共和国在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方面为防御外敌所征服的疆土。它带回来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以我们的名义赢得的。在共和国时期我们要谈论的只是法国；获胜的总是法国，打败敌人的总是法国；一切都是我们战土干的，人们设立欢庆胜利或者纪念丧亡的节日，也是为了他们。将军们(他们中有的十分伟大)获得了十分荣耀的位置，但在公众的回忆里，他们为人谦虚；马尔索、莫罗、奥什、儒贝尔就是这样。后面两位本来注定要占据波拿巴的位置的。但是波拿巴天生就是争夺光荣的人，他突然阻挡了奥什将军的宦途，并且以他的嫉妒使这位绥靖的大将备享盛名。这位将军在获得阿尔滕基尔肯、新维德和克莱尼斯特大捷之后突然去世。

在帝国时期，我们都消失了；什么事儿都不再与我们有关，一切都属于波拿巴：我下令，我打了胜仗，我说话，我的雄鹰，我的皇冠，我的血统，我的家族，我的臣民。

然而，在这两种既相似又相对立的状况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共和国倒霉时我们并未抛弃它，它让我们受不了，但是它给了我们荣誉；我们不曾为了某个人的财产而感到耻辱；由于我们的努力，共和国没有遭到入侵；俄国人在山那边打了败仗，来苏黎世断气。

至于波拿巴，尽管他打了大胜仗，获得了大片土地，大量战利品，还是倒下了。这并不是因为他打了败仗，而是因为法国不再需要他了。真是深刻的教训!它让我们永远记取：任何损害人类尊严的事情，都会带来灭亡。

在我的小册子出版之际，凡是有独立见解的人，不论立场观点如何，都持同一种说法。拉斐德、卡米耶，儒尔当、迪西、勒默西埃、朗儒伊纳一德·斯塔尔夫人、谢尼埃、邦雅曼·龚斯唐、勒布朗都像我这样思考问题，写文章。朗儒伊纳说：“罗马人不愿做那些人的奴隶，我们却在那些人中间寻找一位主子。”

谢尼埃谈论波拿巴并不比他宽容：

一个科西嘉人吞灭了法国人的遗产。

在战火中遭到屠杀的精英们，

带着光荣被拖向断头台的先烈们，

你们心满意足，又怀上一个希望。

太多的血泪淹没了法国。

一个人成了这血泪的继承人。

……

我由于轻信，长久庆贺他的征服，

在广场、贵族院、我们的运动会，

在我们的节日……

……

但他一旦悄悄逃回家园，

便拿光荣来换取帝国。

我没有颂扬他炫目的丑行，

我的声音永远是压迫者的敌人；

暴君看到崇敬者潮水般涌来，

把谄媚的诗与国家出卖给他，

却发现我不在他的宫中；

因为我歌颂光荣，不歌颂权力。

(《散步集》一八○五年)

德·斯塔尔夫人对拿破仑的评论也很尖锐：

“要是那些督政(督政府的五个成员)，那几个几乎算不上武官的人从坟墓中爬起来，质问共和国征服来的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的天然屏障怎么丢了，质问外国军队怎么两次进了巴黎城，质问从卡迪克斯到莫斯科怎么死了三百万法国人，尤其质问各国人民曾对法国的自由事业深感同情，而今怎么变成了根深蒂固的憎恨，那对于人类来说，难道不是上了一堂大课吗?”

(《论法国革命》)

让我们来听一听邦雅曼·龚斯唐是怎么说的吧：

“十二年来，自称命中注定要征服全世界的那个人已经当众认错，说明他的抱负是成问题的……还在他的领土被外国军队侵入之前，他就已经受到无法排遣的烦恼侵袭。外国军队刚刚挨近他的边境，他就把征服的成果扔得远远的。他要求一个兄弟弃位，认可了把另一个兄弟被除名的行为；不待人家提出要求，他就宣布自己放弃一切。

“所有国王，哪怕被人家打败了，都不会放弃自己的尊荣，为什么他这个征服世界的人刚受一点挫折就妥协呢?他告诉我们说，他家里的叫喊让他肝肠寸断。那些在俄罗斯战场因身体负伤，饥寒交迫而死的人就不属于这个家庭吗?那些人断气时，这位长官抛弃了他们，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安全的；而现在，他与众人一起有了危险，就不再无动于衷了。

“恐惧是个出坏主意的家伙，尤其是在没有良心的地方：在逆境中犹如在幸福时一样，只有道义才有价值。在道义管不到的地方，幸福就会因为荒唐而败坏，而逆境则会因为堕落而陷人无法自拔的泥坑。……

“对一个勇敢的民族，这种盲目的恐惧，突如其来在我们的风暴当中尚无先例的怯懦会产生什么作用?只被一个不可战胜的首领压迫，民族的自尊心得到了一定的补偿(这是个错误)。如今这补偿还剩什么?威望不存在了，胜利不再有了，只剩下一个残缺不全的帝国，只招来全世界的憎恶，宝座失去了往日的气派，色泽黯然，用来摆样子的武器都被撤去，只有当甘公爵、皮什格吕①和许多为支起这宝座而被杀死的幽灵在周围转悠。”②

①皮什格吕(Pichegru，一七六一—一八○四)，法国大革命时的将军，一七九七年当选五百人院长，因与保王党人同一立场，遭到逮捕，流放圭亚那，后逃出流放地，潜回法国，被捕后死于监狱，不知是被谋杀还是自杀。

②《论征服精神》德文版。——原注

难道我在《论波拿巴和波旁家族》真的走得很远?权力当局于一八一四年发布的公告——我将会引述——不是重复、肯定、确认了这些看法?虽然这样表明自己立场的权力当局是可耻的，而且由于他们最初的阿谀而失去了尊严，但这只是害了起草这些谀词的办事员，丝毫没有减小它们作为论据的力度。

我本可以引述更多人的论述，可我只记得两个人的话，因为这两人观点有些特别：贝朗瑞这个坚定不移彻头彻尾的崇敬波拿巴的人，说出这些话，不认为自己应该作些解释吗：“我对皇帝的天才热烈地、坚定不移地敬佩，但这种狂热的崇拜绝不会蒙住我的眼睛，使我看不到帝国的专制越来越厉害。”保尔—路易·库里埃在谈到拿破仑登基时，说道：“告诉我，这意味什么……他，波拿巴，那样一个人，行伍出身，军队长官，世界第一号统领，竟想叫大家称他陛下!明明是波拿巴，却要做陛下!不，他认为与国王们平起平坐就是上升。他喜欢的是衔头，而不是姓氏。可怜的人，他的头脑不如他的运气。这位恺撒很清楚这一点。这也是个别样的人。他不要人家用过时的衔头，他把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高于国王的衔头。”健在的才子们都走上了同样的不为他人所左右的道路。德·拉马丁先生在议会讲坛，德·拉图什先生在隐居地都表明了同样的看法。维克多·雨果先生在两三首最美的颂诗里延长了这高贵的声调：

在罪恶的黑暗中，在胜利的光辉里，此人无视派他来的天主……

最后，在国外，欧洲对拿破仑的评价也同样严厉。我只举出英国反对派的情绪。他们对我们革命中的一切都表示赞同，都为之辩解。请大家读一读麦金托什为佩尔蒂埃①所作的辩护词；谢里丹②在《亚眠条约》签订之际对议会说：“走出法国，来到英国的人，不论是谁，都认为是逃出了牢狱，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得到了独立自主的生活。”

①麦金托什(Mackintosh，一七六六—一八四三)，苏格兰发明家和工业家，防雨布是他发明的织物。佩尔蒂埃(Pelletier，一七八八—一八四二)，法国药剂师，发现了马钱子碱、藜芦碱和奎宁等药物。

②谢里丹(Sheridan，一七五一—一八一六)，英国剧作家、政治家。

拜伦勋爵在献给拿破仑的颂诗里，极为不敬地谈到他：

一切都完了——昨日你还是一个国王!并兴师动众与各国君主较量，而今却成了无名之辈，虽如此不幸——却还活在世上

颂诗从头到尾就是这个调子；每一节都比前一节更强烈，不过这并不妨碍拜伦勋爵赞美圣赫勒拿岛的陵墓。诗人是鸟，听到一点声音就唱起来。

当最广泛的智者形成了对拿破仑的一致评价时，任何赞美，不论是虚假的还是真诚的，任何对事实的安排，任何事后想象的办法，都无法撤销判决。为什么?——人们可以像拿破仑那样，以意志代替法律，迫害自主的生命，以侮辱他人，扰乱生活、破坏个人生活习惯和公众的自由为乐，而反对这种荒谬行为的高尚之举却会被宣布为恶意中伤和亵渎神明!假如勇敢的义举不仅现在有可能遭到卑鄙的报复，而且有可能遭到未来的卑劣指责，那么谁愿站出来反对强者压迫，保护弱者呢?

这个著名少数派的部分成员是诗人，渐渐地演变成了全国性的行动：到了帝国末期，人人都恨起帝国的专制来了。人们一想起波拿巴，就会对他作出严厉的指责：他使他的枷锁变得如此沉重，使得敌视外国人的情感竟因此变弱了，也使得今日想起来令人扼腕的一场入侵，当初在完成之际也具有了几分解放的意味：这是我不幸而正直的朋友卡莱尔发表的共和派观点。卡诺也说：“波旁家族回国，在法国激起了普遍的热情；人们怀着无以言表的激情迎接他们。从前那些共和派也真诚地分享着万民的快乐。拿破仑对他们那些人的压迫是那么重；社会各阶层都吃了那么多苦头，以致没有一个人不乐醉了。”

对这些看法，只差一个权威人士来予以肯定、赞同了：波拿巴便负责证明这些是实话。在枫丹白露宫廷，在向将士们告别之后，他大声坦言法国该把他抛弃。他说：“法国本身需要别样的命运。”这是出人意料的坦白，也是值得记忆的坦白，任什么也不能减轻其分量，缩小其价值。

天主在其充满耐心的永恒之中，迟早要作出公正的评价。在老天表面上打瞌睡的时刻，让一个正直人的批评意识保持清醒，让他的批评成为对绝对权力的制约总是好事。当大家都变得卑躬屈膝，当卑躬屈膝能得到那么多好处，阿谀逢迎能得到那么多恩惠，而真诚耿直却要招来那么多迫害的时候，法国是不会抛弃那些拒当奴才的高贵灵魂的。因此，我们要向拉斐德、斯塔尔、邦雅曼·龚斯唐、卡米耶·儒尔当、迪希、勒默西埃、朗儒伊纳、谢尼埃他们表示敬意。民众和国王们都匍匐在地，惟有他们傲然挺立，敢于蔑视胜利，反对暴政!

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修改

元老院发布废黜法令

一八一四年的宪章，由元老院议员议定的只有一条，就是保留他们津贴的那条无耻条款。四月二日，这些议员们宣布废黜波拿巴。如果说这个法令对于法国来说不啻于解放，对颁发它的人来说则是卑鄙的，它对人类是一次羞辱，同时它又教育后世，当伟大和幸运不惜于以美德、正义和自由作为代价时，它们还有什么价值?!

保守的元老院的法令

鉴于在立宪君主制国家，君主只能依照宪法或者公约存在；

鉴于在一个有权威的谨慎的政府执政的一定时间里，拿破仑·波拿巴曾经使全国有理由指望将来会有明智和公正行为，但接下来他却撕毁了把他与人民联在一起的协议，尤其是提高税收，开设法律规定之外的税种，违反了他登基之日依照共和十二年花月二十八日通过的宪法第五十三条所发誓言的明确内容；

鉴于他犯下这种侵犯民权的错误，在不久前毫无必要地推迟立法会议，并且像罪犯—样，让人撤销该会议的一份报告；

鉴于他怀疑该机构是否有资格，是否适合代表全国民众；鉴于他发动了一系列战争，违反了共和八年通过的宪法文本第五十款，这一条款规定宣战要像法律一样经过提出、讨论、决定并宣布等程序；

鉴于他违反宪法，发布若干死刑法令，尤其是去年三月五日发布的两道法令，旨在使人把他出于过度的野心而发动的战争视作全民族的战争；

鉴于他在有关国家监狱的法令中违反了宪法；

鉴于他取消了各部大臣的职责，混淆各方面的权力，破坏了司法机构的独立；

鉴于作为民族一项权利而确立和认可的新闻自由经常被置于他的警察的专断检查之下，同时他总是利用新闻在法国和欧洲大肆捏造事实，散布谎言，制造有利于专制的理论，发表侮辱外国政府的言论；

鉴于元老院同意的法令和报告在公布时遭到了篡改；

鉴于拿破仑违背誓言，不是为了法国人民的利益、幸福和光荣而执掌政权，而是拒不按照法国的利益要求接受，且无损法国荣誉的条件与外国谈判，滥用人民交给他的人力和财力，抛弃孤立无援、得不到包扎，缺衣缺食的伤员，并由于种种错误措施，使得城市破落，乡村荒芜，饥馑蔓延，疾病流行，使祖国蒙受了无以复加的灾难；

鉴于共和十二年花月二十八日，或者公元一八○四年五月十八日由元老院法令批准成立的帝国政府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业已不复存在；鉴于所有法国人明显地希望整顿秩序，首先全面恢复和平，况且当今也是欧洲大家庭各国正式恢复友好关系的时代，元老院作出并宣布如下决定：废黜拿破仑；取消其家族的世袭权，解除法国人民与军队忠于他的誓言。

罗马元老院在宣布尼禄为人民公敌时，言辞也没有这样冷酷：历史只是同样的事在不同时代不同人身上的重演。

皇帝在枫丹白露阅读这份法令的情景，大家想象得出来吗?对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于他召来共同压制我们自由的那些人，他是怎么看的呢?当我发表小册子《论波拿巴和波旁家族》时，我能料到它会被元老院发挥并改写成废黜法令吗?这些立法者指责波拿巴制造弊端，但是在波拿巴如日中天的时候，是谁阻止他们发现这些弊端呢?是谁又禁止他们看到波拿巴违反宪法呢?是什么灵丹妙药治愈了这些哑巴，促使他们竟然为“新闻自由”说起话来呢?拿破仑每次征战归来，那些大献谀词的人如今怎么觉得他是“出于过度的野心”才发动那些战争的呢?那些曾把那么多新兵扔给拿破仑吞食的人，如今怎么怜悯起那些“孤立无援、得不到包扎，缺衣缺食的伤员”来了呢?有些时候，人们只能节俭地“花费”轻蔑，因为有大量的“穷人”：眼下我还是舍不得给他们，因为他们在百日王朝期间和以后仍然需要轻蔑。

当我寻思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对元老院的法令作何感想时，回答是现成的：一八一四年四月四日的一项并未正式发表，但京城之外多家报纸刊载的法令，对军队的忠诚表示了感谢，并作了以下补充：

“元老院竟然支配法国政府；它忘了它的权力是皇帝给予的，而今它正在滥用这份权力。它还忘了，是皇帝把它的部分成员从革命风暴中救出来的，对于另一部分成员，皇帝把他们从默默无闻的卑贱生活中拉出来，并且为给他们挡住了全国民众的仇恨。元老院是在宪法条文的基础上建立的，现在却要推翻宪法。它不知羞耻地指责皇帝，却没有想到，作为国家的首要机构，无论什么事件都有它的份。元老院不知羞耻地谈到攻击外国政府的诽谤文字，却忘了这些文章是在它的内部写成的。要是好运气长久地降临他们的主子，元老院那些人也会忠诚下去的，根本不会抱怨什么滥用权力。要是皇帝如人所指责的那样，真的瞧不起人，那么今天大家会看出他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这是拿破仑本人对新闻自由表示的敬意：他应该认为新闻自由也有某些好处，因为它向他提供了最后的庇护，最后的援助。

而我，挣扎着与时间斗争的我，力图让时间说出它的所见所闻的我，在菲利普这个假冒继承人(他继承了如此大笔遗产)治下写作距往事如此遥远的文字的我，在时间这个吞食了各个世纪——我以为它们停止了——让我随它在空间转过来转过去的家伙手里，我变成了什么人呢?

圣弗洛朗坦街公馆——德·塔莱朗先生

亚历山大在德·塔莱朗先生府上下榻。我没有出席秘密会谈：会谈内容，大家可以在普拉德神甫与一些用肮脏小手玩弄一个历史伟人及世界命运的投机家的文章里读到。我对与大众无关的政治不屑一顾。在候见厅里的二流阴谋家决不可能比我更正直，更宽容。作为未来可能建立的复辟王朝的人，我在窗下，在街头等待。

通过圣弗洛朗坦街公馆的阴谋策划，保守的元老院任命了一个临时政府，成员有伯尔农维尔将军、若库尔议员、德·达尔贝格公爵、孟德斯鸠神甫、杜邦·德·内穆尔等人，由贝内文托亲王主持。

因为是第一次遇到这个名字，我本应该提一提这个人物，他在当时的事务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我却要把他的形象留到《回忆录》末尾去描绘。

在同盟国进城之际策划的阴谋把德·塔莱朗先生留在巴黎。这阴谋是复辟初期他成功的起因。俄罗斯皇帝在蒂尔西特见过他，所以认识。在法国权力空缺的时候，亚历山大下榻于王爷公馆，这是公馆主人殷勤向他提供的。

自从德·塔莱朗先生被视作世界的仲裁人以后，他府上的客厅就成了谈判中心。他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了临时政府，把他的牌友都安排了进去：只有孟德斯鸠神甫在里面像是正统的一块招牌。

复辟王朝最初的使命，就是交给干不出成果的欧坦主教去干。他使复辟王朝无办事效率，为它埋下了枯萎和死亡的病根。

临时政府的公开信——元老院提出的宪法

临时政府被置于主席的独裁之下。它最初的文件，就是致士兵与民众的公开信：

“士兵们，”公开信对士兵们说，“这么多年来，法国和你们一起被人奴役，发出痛苦的呻吟。不久前，它打碎了枷锁。暴政让你们吃的苦头，你们都看到了。士兵们，现在是让祖国结束苦难的时候了。你们是祖国最优秀的儿女。你们不能再听任蹂躏祖国的人指挥了。他想让你们的名字为各国人民所不齿，也许还会玷污你们的光荣，如果一个甚至不是法国人的家伙能够损毁我们军队的荣誉和我们士兵的骁勇的话。”

这样，在他最奴颜婢膝的奴才眼里，这个赢得了那么多胜利的人甚至不再是法国人了!在神圣联盟主政时期，杜布尔①把巴士底城堡还给亨利四世时，拒绝取下黑腰带，拒绝收下人家提供的翻建要塞的银钱。人家要他承认国王，他答道：“这大概是一位很好的君王，但他已经向德，马耶讷先生①作过保证。另外，布里萨克②是个叛徒。为了让布里萨克忠于德·马耶讷先生，他会当着国王的面，拿长矛扎他，并把他的心脏吃掉。”时代不同了，人也不同了!

①杜布尔(Du Bourg，一五二一—一五五九)法国行政法官。

①德马耶讷(De Mayenne，一五五四—一六一一)，法国亲王，神圣联盟负责人。

②布里萨克(Brissac，一五○五—一五六三)，法国军人，马耶讷任命的巴黎军区司令，后降亨利四世。

四月四日，临时政府发表了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信中说：

“你们在结束内部不和时，选择了一个人作为领袖。此人在世界舞台上出现，显示出伟人的品质。但是在无政府主义的废墟上，他建立的却只是专制。他至少应该得到你们的承认，成为法国人，因为他从来就不是法国人。他毫无目的，毫无理由，不断发动非正义的战争，完全是一个只图出名的冒险家。即使在前所未闻的失败如此明显地惩罚了他的傲气和滥用胜利的行为时，他也许还在梦想他那些宏图大略。他统治国家为的不是民族利益，甚至也不是他那专制政府的利益。凡是他想建立的，他都予以摧毁，凡是他想摧毁的，他又予以重建。他只相信武力，而今却被武力打倒了：这正好是失去理智的野心得到的报应。”

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罪有应得的厄运；不过，这些厄运是谁造成的?我可怜的小册子夹在这些言词尖锐的公开信之间，结果如何?难道不是完全被掩住了吗?同一天，即四月四日，临时政府废除了帝国政府的符号和标志。要是凯旋门当时建起来了，人们也会把它推倒的。迈勒是第一个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的人，康巴塞雷斯是第一个向当了皇帝的拿破仑致敬的人，他们都立即感谢临时政府所做的事情。

六日，元老院拿出了一部宪法的草稿：它的基础，几近于未来宪章的基础；元老院作为上院保留下来，元老院议员的头衔被宣布为终身的、世袭的；在他们长子世袭财产的衔头之上，还附加了元老院议员的薪俸。宪法使这些衔头和长子世袭财产变成可传给拥有者子孙后代的东西。正如古人所说，好在这些世袭权本身也有帕尔卡①。

①欧洲神话中掌管生、死、命运的三女神。此句意谓世袭也不见得能顺利实行。

这些元老院议员在祖国遭到入侵的时候，他们还念念不忘自己。他们的厚颜无耻在许多事件中都让人感到吃惊。

对于波旁家族来说，在回到故国时接受一个现成的政府，一个不做声的立法机构，一个秘密驯服的元老院，一套被套上锁链的新闻系统，难道不是更便利吗?可是细细一想，大家就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压弯它的那只手臂松开了，天生的自由便又会站起来，又会在轻微的压力下挺直腰杆。如果合法的亲王们遣散波拿巴的军队(他们本应该这样做，这是拿破仑在厄尔巴岛的看法)，却同时保留帝国政府，这就等于打碎光荣的工具，只留下暴政的工具，未免过了头：宪章是路易十八付出的赎金。

德·阿尔图瓦伯爵到达——波拿巴在枫丹白露逊位

四月十二日，德·阿尔图瓦伯爵以王国摄政官的身份到达巴黎。有三四百人骑马前去迎接。我也在欢迎队伍中。他的言谈举止与帝国那一套迥然不同，优雅有礼，令人敬爱。法国人高兴地从他身上看到了昔日的风俗、礼貌和昔日的语言。人们把他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向他致意；这是往昔令人快慰的重现，是抵挡外国胜利者和仍具有威胁的波拿巴的双重保护伞。唉!这位君王刚刚把脚再次踏上法兰西的土地，就看到自己的儿子①在这里遇刺身亡，就不得不回到原来的流亡地，客死他乡：有一些人，生命中像有锁链一样套在他们脖子上。

①德·阿图瓦伯爵的儿子是德·贝里公爵，是极端保王党人，受到自由党人反对，一八二○年遭到暗杀。

有人把我介绍给国王的兄弟②，让他读了我的小册子。不然他是不会知道我的名字的：他记不起曾在路易十六的宫廷里见过我，也想不起曾在蒂永维尔军营跟我有过接触，大概也从未听说过《基督教真谛》：这原本是很平常的事。一个人长期吃苦，深受折磨，记得的也就只有自己；个人的不幸是个女伴，有些冷漠，也很苛刻，始终缠着你，一刻也不离开你，不让别的情感进入你内心，你的坐卧住行都受她控制。

②指德·间尔图瓦伯爵，后采的国王查理十世。他是路易十六，路易十八两位国王的弟弟。

德·阿尔图瓦伯爵进城前夕，拿破仑通过德·科兰古先生斡旋，与亚历山大作了徒劳无功的谈判，然后发表了他的《逊位诏书》：

“同盟国列强宣称在欧洲恢复和平，拿破仑皇帝是唯一障碍；有鉴于此，拿破仑皇帝忠于誓言，宣布他本人和他的继承人放弃法兰西和意大利的宝座，因为他时刻准备为法国人民的利益作出任何牺牲，乃至献出生命。”

不久，皇帝卷土重来，对这些响亮的话语作了同样响亮的否认：他只需要去厄尔巴岛的时间。他在枫丹白露待到四月二十日。

四月二十日到了，拿破仑走下有两道尖拱的石阶，走到卡佩王朝荒凉城堡的列柱廊。有一些掷弹兵在宽大的院子里排成队列，就好像在最后的战场上列阵。这是战胜欧洲各国的部队剩下来的老兵。他们周围，是那些古树。——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四世的肢体残缺的伴侣。波拿巴向他征战生涯的最后见证人说了下面这番话：

“跟随我多年的近卫军的将军、军官、士官、士兵们，我向你们道别：二十年来，我对你们深感满意；在光荣的道路上我总是看见你们的身影。

“同盟国列强把整个欧洲武装起来反对我；有一部分军队背叛了他们的职责；法兰西本身希望有别的命运。

“有你们，有仍然忠于我的勇土们，我可以打三年内战；可是这样做法兰西就要遭难，这是违背我的初衷的。

“请你们忠于法兰西选择的新王；我们亲爱的祖国遭受了太久的磨难，请你们不要抛弃她!永远热爱她，热爱亲爱的祖国。

“不要为我的命运惋惜；我将来知道你们幸福后，我会永远高兴的。

“我可能死去；对我来说，再没有比一死更容易的了。但我会永远沿着光荣的道路走下去。我们所干过的事业，还需要我写下来。

“我不可能一个个拥抱你们，但我要拥抱你们的将军……来吧，将军……(他紧紧拥抱佩蒂特将军)请把鹰旗送上来!……(他亲吻鹰旗)亲爱的鹰旗啊!但愿这些亲吻响在所有勇士心里!……永别了，孩子们!……我的祝愿永远陪伴着你们；你们要记着我啊。”

说完，拿破仑就收起了他那曾覆盖过全世界的营帐。

拿破仑去厄尔巴岛旅途见闻

波拿巴曾要求同盟国给他派一些特派员，一路上保护他去厄尔巴岛。同盟国的君主同意把这个岛给他，产权完全归他所有，可以在生前赠予他人。苏沃洛夫伯爵代表俄罗斯、柯勒将军代表奥地利、坎贝尔上校代表英国、瓦尔德堡—特鲁克塞斯伯爵代表普鲁士，都被任命为特派员。普鲁士的代表写出了《从枫丹白露到厄尔巴岛：拿破仑旅途见闻录》。这个小册子以及普拉德神甫关于波兰大使馆的小册子是最让拿破仑恼火的报告。他当时大概很怀念他那种宽容的新闻检查的时代：当年可怜的德国书商帕尔姆在纽伦堡发行德·根茨先生写的《深受屈辱的德国》一书，竟被他下令枪毙。在那部书出版的年代，纽伦堡还是个自由城，并不属于法国。然而，帕尔姆难道不应该觉察到拿破仑要征服这个城市么?

德·瓦尔德堡伯爵首先叙述了动身之前在枫丹白露作的几次交谈。伯爵说，波拿巴对威灵顿勋爵赞不绝口，还了解他的个性与习惯。他对没有让布拉格、德累斯顿和法兰克福和平感到歉意。他承认自己有错，但他有不同看法。“我不是篡位上来的。”他补充说，“因为我是在全国人民表达一致的愿望之后才接受的皇冠。路易十八才是个篡位的家伙。他只是被一个可恶的元老院召上王位的。而这个元老院有不止十个成员曾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

德·瓦尔德堡伯爵继续写道：

“二十一日将近中午，皇帝带着另外四辆马车上路了。在动身之前，他和柯勒将军长谈了一次，下面就是谈话的概要：‘噢，您昨日听见我对近卫军说的话了。您喜欢那番话，并且看到了它的效果。对那些士兵，就应该那样说话，那样办事，路易十八要不学这个样，绝对带不出一个法国士兵。’……

“等到我们跟法国军队分开，‘皇帝万岁’的呼声也就停止了。在莫兰，我们见到了第一批白旗。当地居民呼喊着‘同盟国万岁’欢迎我们。坎贝尔上校从里昂起就先走一步，去土伦或者马赛寻找一艘英国三桅战舰，以便满足拿破仑的意愿，把他送上他的岛屿。

“我们途经里昂。在那里，将近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聚集了一帮人，高呼着‘拿破仑万岁!’的口号。二十四日，将近中午，我们在瓦朗斯遇到奥热罗元帅。皇帝和元帅下了马车；拿破仑摘下帽子，向奥热罗伸过手去。奥热罗没有向他敬礼，但是拥抱了他。‘你这是去哪儿?’皇帝挽起元帅的手臂，问道，‘去宫廷?’奥热罗回答说眼下先去里昂。他们一起沿着瓦朗斯大路走了一刻钟。皇帝指责元帅对他的态度，说：‘你那个声明真是愚蠢。何必要骂我呢?只要这样说就行了：国家表明了意愿，希望由新君主领导。军队的义务就是服从国家意愿。国王万岁!路易十八万岁!’奥热罗这时也开始对波拿巴以你相称，他严厉指责波拿巴好大喜功，贪心不足，为了自己的野心把一切都牺牲了，甚至把法国全体人民的幸福都断送了。这些话叫拿破仑听了生气，他猛地朝元帅转过身，拥抱他，又把帽子摘下来，然后跳上马车。

“奥热罗背着双手，并没有摘下军帽还礼，只是在皇帝登上了马车以后，他才轻蔑地挥挥手道别。……

“二十五日，我们到了奥伦治，在‘国王万岁!’‘路易十八万岁!’的口号声中受到接待。

“当天早上，从阿维尼翁出发时，皇帝稍稍走在前面。到了换马的地方，有许多民众聚在一起，等候他经过。我们一到，就听见一片呼声：‘国王万岁!同盟国万岁!’打倒暴君、混蛋、无赖!’……这群人还朝他骂了千百句难听的话。

“我们竭尽所能，制止这闹哄哄的场面，并且把围攻皇—帝马车的人群拉开。我们仅仅做到了使这群激愤的人停止咒骂‘那家伙’。照他们的说法，那家伙害得他们吃苦，还想让他们更倒霉……

“在我们经过的所有地方，他都受到了同样的接待。在小村庄奥尔贡，我们换了马，那里的民众激愤到了顶点，在皇帝应该停下来歇息的小饭店前面，有人立起一个绞架，上面吊着一个穿法国军装的假人，浑身是血，胸前写着这样一句话：暴君迟早会落得这种下场。

“民众攀上拿破仑的马车，想看看他，痛骂他几句。皇帝尽可能躲在贝尔特朗将军身后，一脸苍白，神色紧张，一声不吭。我们努力把民众劝开，才把他拖出了困境。

“苏沃洛夫伯爵坐在旁边的一辆马车上，对这群人说了这些话：‘你们侮辱一个不能自卫的落难的人，难道不羞耻吗?他落到了可悲的处境，受的侮辱已经够多了。他原是自以为要给世界制订规矩的人，如今到了要靠你们宽大的地步!你们放过他吧；看看他那副样子：你们会明白，如今他没有半点危险了，你们只应该蔑视他。如果要采取另外的报复，那就不是法兰西民族的高尚作为了。’民众听了这番话，鼓起掌来，波拿巴看到这种效果，对苏沃洛夫投去赞许的眼色，接着又感谢他帮的忙。

“离开奥尔贡两里地左右，他觉得不能不采取防备措施，化化装，于是找了一件蓝色的破礼服穿上，戴上一顶圆帽，扎上白帽徽，骑上一匹驿马，走在他的马车前面，想让人家把他看做驿夫。由于我们不可能跟着他，到达圣卡纳比他晚了很久。我们不清楚他用了什么办法摆脱群众，以为他陷入了极大的危险，因为我们看见他的马车被愤怒的群众包围，人们企图打开车门，幸好车门关得紧紧的，这才救了贝尔特朗将军的命。妇女的固执尤其叫我们吃惊；她们求我们把拿破仑交出来，说：‘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你们，把他交出来都是应该的，我们只不过要你们做一件正确的事情。’

“走出圣卡纳四五里路，我们追上了皇帝的马车。它不久就驶进大路边一家简陋的小饭铺。饭铺名叫‘驯马坡’。我们跟了进去。到了这里我们才获知他乔装改扮的事，以及如何借助于伪装到达饭铺的经过。他只带了一个邮差走在前面。他的随员，从将军到小伙伕，一律戴上了白帽徽，就像是走在前面采购食品的后勤人员。他的贴身侍从迎着我们走来，请求我们配合，让人家把皇帝当作坎贝尔上校，因为进饭铺时他就是这样向老板娘通报的。我们答应配合。我第一个走进像是房间的住室，不由一愣，只见世界的主宰坐在前面，双手捧头，陷入沉思。我先没认出他来，便走拢去。他听见有人走过来，猛地站起来，这一来我看见他满脸泪水。他示意我别声张，在他旁边坐下。当老板娘在房里忙碌的时候，他只跟我扯些毫不相关的事情。但等老板娘一出去，他又回复到先前的姿势。我认为让他独自待着较为合适。不过他请求我们不时上他房间走一走，免得让人怀疑他的身份。

“我们告诉他，人家知道，恰好在昨日坎贝尔上校经过此地，往土伦去了。他当即决定用伯格勋爵的名字。

“我们上桌吃饭。但是饭菜不是由他的厨子做的，他一时迟疑不决，不知该不该吃，因为他怕人下毒。然而，看到我们吃得津津有味，他就为自己露出的恐惧而感到不好意思，于是把人家上的饭菜都收下来，装出尝了的样子，其实都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有时他把食物扔在桌下，让人以为他屹到肚子里了。他吃的是一点儿面包，一小瓶葡萄酒，都是叫人从车上取来的。他甚至让我们与他分享。

“他说了很多话，显得十分亲切。等老板娘上完饭菜，退出去，餐厅里只剩我们时，他就告诉我们他以为性命难保了。他认为法国政府采取了措施，让人在这儿劫持或者暗杀他。

“他的脑子里交织着上千个如何逃生的计划；他也考虑蒙骗埃克斯民众的办法，因为有人告诉他，在驿站有许多人在等着他。因此他向我们表示，他觉得最合适的办法，就是回到里昂，走另一条路登船去意大利。无论如何，我们是不可能同意这个计划的。我们努力劝说他直接去土伦，或者途经迪涅去弗雷瑞斯。我们尽力让他相信，法国政府如果对他有这样卑鄙的图谋，不可能不照知我们；那些群氓尽管行为粗暴，言辞失礼，却也不可能犯下这种罪行。

“为了说服我们，证实他的担心是多么有理，他向我们讲了他和老板娘之间的对话，那老板娘并没有认出他来。‘喂!’老板娘问他，‘那你们碰见波拿巴了?’——‘没有。’他答道。——‘我倒很想看看他能不能逃命。’老板娘继续说下去，‘我总认为老百姓会杀了他的：也得承认，那个坏蛋该杀。告诉我，你们会让他坐船去他的岛屿吗?’——‘是的。’——‘你们会把他淹死，对吗?’——‘我希望这样!’拿破仑回答她说。‘你们瞧，’他对我们说，‘我面临什么危险。’

“于是他又开始惶恐不安，犹豫不决，搞得我们疲惫不堪。他甚至请求我们查看一下，看哪个角落有没有可以逃生的暗门，或者看看窗户高不高，能不能跳下去逃命。他一到房间里就把百叶窗关死了。

“窗户外面装了栅栏。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他，让他极为不安。一有动静他就惊跳起来，马上变了颜色。

“晚饭后我们听任他去沉思，但按他表示的意愿，不时去他房里走走，每次进去，我们发现他总在哭泣……

“苏沃洛夫将军的副官来说，聚集街头的民众几乎都散了。皇帝便决定半夜动身。

“他一再坚持，终于叫苏沃洛夫将军的副官穿上了他来到饭铺时穿的蓝色破礼服，戴上那顶圆帽。

“波拿巴想让人家把他当作一名奥地利上校，便穿上柯勒将军的军服，佩上将军佩的圣泰蕾丝荣誉勋章，又把我的旅行帽扣在头上，再披上苏沃洛夫将军的披风。

“在同盟国列强的特派员们穿戴完毕之后，马车队便出发了。但是，在下楼之前，我们还按照应该排列的行走次序，在我们房间里演练了一番。德鲁奥将军打头；然后是苏沃洛夫将军的副官，所谓的皇帝，再后面是柯勒将军，皇帝，苏沃洛夫将军，我则荣幸地殿后，跟在我后面的是皇帝的随行人员。

“我们就这样穿过了惊得目瞪口呆的人群，他们极为费劲地辨认，想从我们中间发现他们称为暴君的人。

“苏沃洛夫将军的副官(奥勒维埃夫少校)假充拿破仑，坐在他的马车上，而拿破仑则与柯勒将军坐他的敞篷四轮马车动身……

“然而，皇帝还是放不下心来；他始终待在奥地利将军的敞篷四轮马车上，并且命令车夫吸烟，想让车夫这种随便的举止来表明他不在车上。他甚至请求柯勒将军唱歌，将军回答说不会唱，波拿巴就要他吹口哨。

“他就这样赶路：缩在马车的一个角落里，假装被车夫的烟薰得晃头晃脑、被将军的悦耳音乐所陶醉，而进入了梦乡。

“在圣马克西曼，他和我们一起吃早饭。他听说埃克斯专区的区长在此地，就叫人把他请来，一见面就嚷道：‘你看见我穿着这身奥地利军装应该脸红。我穿它是迫不得已，因为我不想遭那些普罗旺斯佬的辱骂。我原先到这儿来，对你们充满了信任，本来都准备带走六千人，作我的近卫军。可是现在我发现这儿是一群群疯子，他们想要我的命。普罗旺斯人种不好，在大革命中干下了种种暴行，犯下了种种罪恶，现在他们又准备闹事了。真要他们上阵杀敌，他们又没胆量，一个个都是软骨头。普罗旺斯人组成的团队，没有一个叫我满意。不过，明天他们对路易十八，说不定也会这样疯狂的，就像今日对我这样……’

“接着，他朝我们转过身，说路易十八要是对法兰西民族太客气，那是干不出什么名堂的。‘再则，’他继续说，‘他必然要大量征税，这一来，就会立即招来臣民的仇恨。’

“他跟我们说，十八年前，他带了几千人马，被派到这个地区，解救两个保王党人。这两人因为戴了白帽徽，要被颁。‘我费了很大气力，才从这些疯子身上把他们救了出来。今日，’他往下说道，‘这些人又开始对他们中间拒绝戴白帽徽的人施加暴力。法国人就是这样左右摇摆!’

“我们听说卢克有两连奥地利轻骑兵。在拿破仑的要求下，我们下令给骑兵指挥官，要他们等我们到来，护送皇帝到弗雷瑞斯。”

德·瓦尔德堡伯爵的叙述到此结束。这些文字读起来让人难受。什么!同盟国列强的特派员有幸作了保证，却无法更好地保护皇帝?他们算老几，竟对皇帝装出那样高傲的神气?波拿巴说得对，他如果愿意，本可以带上部分近卫军随行的。显然，他们对他的命运漠不关心：他们庆贺波拿巴被黜下台；他们乐于赞同牺牲者为了自身安全使用那些屈辱的标记。把曾经在最高贵者头顶上走过的人的命运踩在自己脚下，用侮辱他来替自己的自尊心出一口气，那滋味是多么美呀!因此对这样一种命运的转变，特派员们想不出一句话，甚至是一句明理的同情话，来提醒波拿巴人是多么微不足道，而天主的判决又是多么伟大!在同盟国的阵营里，从前谄媚拿破仑的人为数不少：当人对着武力跪下时，是不可能战胜不幸的。我承认，普鲁士曾需要做出可歌可泣的努力，才能忘却它吃过的苦头，忘却它的国王和王后蒙受的苦难，但这份努力毕竟还是做了。唉!波拿巴从前没有半点怜悯心，所以大家对他也非常冷漠。他表现最残酷的时候，是在雅法；而表现最渺小的时候，是在去厄尔巴岛的路上；前一种表现，军事需要可以充作他的理由，而后一种表现，外国特派员的冷漠误导了读者的感情，减轻了拿破仑的卑琐。

在我看来，法国临时政府也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我不认为莫布勒伊①是有意诽谤；不过，在拿破仑仍然使他从前的仆人感到的恐惧中，一个不测之灾在他们看来也许只像一件不愉快的事。

①莫布勒伊(Maubreuil，生卒年月不详)，法国侯爵，热罗姆·波拿巴从前的侍从，声称受塔莱朗以同盟国的名义派遣，暗杀拿破仑。

有人也许不相信德·瓦尔德堡—特鲁克塞斯伯爵叙说的事情是真的，但是柯勒将军在《瓦尔德堡旅途见闻录续篇》中确认他的同事的部分叙述是实实在在。苏沃洛夫将军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他含蓄谨慎的话比瓦尔德堡感情外露的文笔更有说服力。最后，保王党政论家法布里的《旅途见闻录》是根据一些目击者提供的真实的法文材料写成的。

既然我对同盟国和那些特派员作了应有的评价，那么人们在《瓦尔德堡旅途见闻录》里见到的真是战胜世界的那个人吗?英雄被描写成了一个乔装改扮，穿着驿夫的外衣，躲在饭铺后房里头流眼泪的人!难道马里乌斯②在迦太基城废墟上是这样的吗?死在比西尼亚的汉尼拔、在元老院的恺撒是这样的吗?庞培怎样乔装改扮呢?用宽大的外袍把头裹起来。曾经身穿皇袍的人戴上了白帽徽，并且呼喊。‘国王万岁!’以此来保护自己。而这个国王的一个继承人从前就是被他下令枪杀的!民众的主宰赞成那些特派员为掩护他而对他做出种种侮辱，唆使柯勒将军在他面前吹口哨，允许一个车夫对他脸上喷烟，还逼迫苏沃洛夫将军的副官假扮皇帝，而他波拿巴则穿上奥地利上校的军服，披上一位俄国将军的斗篷!大家必须珍爱生命：这些不朽的人不可能同意去死。

②马里乌斯(Marius，公元前一五七—前八六)，古罗马将军、政治家。

莫罗评论波拿巴说：“他的性格特征，就是撒谎，贪生怕死；我要打击他，我将看到他跪在我脚下求饶。”莫罗若是这样想，就不可能理解波拿巴的本性；他犯了和拜伦勋爵一样的错误。至少在圣赫勒拿岛，拿破仑由缪斯培养，变得高尚了，虽说与英国总督的纠纷不怎么光明正大，却也只能忍受其位高权重的分量。在法国，他造成的灾难，在他眼里已经具体化成了孤儿寡妇，令他在几个妇女手下发抖。

这一切都太真实了；可是波拿巴不应该用人们应用于伟大天才的尺度来评判，因为他缺少的就是高尚。有些人向上爬有能力，可是往下走就没有本事了。他拿破仑则往下往上的本事都有。一如反叛的天使，他可以把他无法量度的身躯缩小，以便关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他可伸可缩的本事为他提供了逃生和复活的办法。与他打交道，事情看似完了，其实都没完。他这个演员根据风俗习惯的意愿改变自身，无论是演喜剧还是悲剧，无论身穿奴隶服还是王袍，无论是演阿塔洛斯①还是恺撒，都演得大方自然，完美无缺。再等一阵子，你们会看到，那个矮子将从堕落中抬起他那布里亚柔斯②的头；“瘸腿魔鬼”阿斯摩代③化作大团烟雾，从关住他的瓶子里钻出来了。拿破仑珍惜生命，是为了生命给他带来的东西。他本能地感到了剩下来还可以描绘的东西。他不希望画没绘完，画布就用光了。

①阿塔洛斯(Attalos，公元四至五世纪人)，罗马元老院议员，后被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推为皇帝。公元四一四年落入奥诺里尤斯之手，成为众人嘲弄的对象。

②布里亚柔斯，希腊神话中的百手巨人，有五十个头，一百只手。据说在他的帮助下，宙斯才能顺利统治奥林匹斯山。

③阿摩斯代，法国作家勒萨日的小说《瘸腿魔鬼》中的人物。

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比那些特派员要公正一些，他在评论拿破仑的恐惧之时，坦率地指出民众的愤怒给波拿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流泪，表现出他那公认的勇敢所不能接受的软弱，但是司各特补充道：“那种危险是特别可怕的，最能使久经沙场、出生人死的人害怕：在维特两兄弟①所遭受的，死亡面前，便是最勇敢的士兵也都要不寒而栗。”

①维特兄弟(兄Comelis de Witt，一六二三—一六七二，弟Johan de Witt，一六二五—一六七二)，荷兰政治家，与英国克伦威尔议和，并驱逐荷兰的奥伦治亲王全家。在一次暴动中被奥伦治派杀死。

当年，拿破仑在恐怖时期，就是在这些地方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现在，还是在这些地方，他却受到了革命的疯狂的惊吓。

普鲁士将军一旦中止了叙述，便认为应该说出皇帝并未隐瞒的一种病痛：德·瓦尔德堡伯爵可能把他所看到的波拿巴的病痛搞混了。德·塞古尔先生在俄罗斯战争中曾见过波拿巴发病的情形，那次皇帝痛得②没办法，只好下马，把头靠在大炮上。在著名武将的种种弱点中，真正的历史只记载了刺进亨利四世心脏的匕首，和夺走蒂雷纳元帅性命的炮弹。

②波拿巴患有膀胱炎。

在叙述波拿巴到了弗雷瑞斯之后，瓦尔特·司各特摆脱了大场面的记述，快乐地使出了他的拿手好戏，像德·塞维尼夫人所言，痛痛快快地神聊起来；他细说拿破仑去厄尔巴岛的经过，说起波拿巴对英国水手们的诱惑；只有欣顿一人除外，他一听到人家颂扬皇帝，就忍不住嘀咕一句：瞎扯!拿破仑走了以后，欣顿祝愿皇帝陛下身体健康，下次机运更好。拿破仑既有人类的种种弱点，也有人类的所有伟大之处。

路易十八在贡比涅——路易十八进入巴黎——老近卫军无法挽回的过错——圣旺宣言——巴黎条约——宪章——同盟国军队撤离

当名闻遐迩的波拿巴在万民的垢骂声中逃离法国的时候，被各地民众遗忘的路易十八打着白旗，顶着重重王冠出了伦敦城。拿破仑在厄尔巴岛下了船，又恢复了气力；路易十八在加莱下了船，可能见到了卢韦尔①。他在此遇见梅宗将军。十六年后，这位将军负责护送查理十世乘船去瑟堡。查理十世似乎为了使他有资格执行未来的使命，把法兰西元帅的权杖授予梅宗先生，正如一位骑士在上阵拼杀之前，把骑土身份授予地位比他低，但他愿意与之较量的人一样。

①路易十八怕遭暗杀，才从加莱上岸。卢韦尔(Louvel，一七八三—一八二○)，法国工人，暗杀路易十八的儿子贝里公爵的凶手。

我担心路易十八露面效果不好，便急急忙忙抢在他前面住进了贡比涅行宫。一四三○年圣女贞德就是在那里落到了英国人手里。在那里，有人把一部手抄的卷轴拿给我看。它被射向波拿巴的一个炮弹球打中了。阿提拉曾经吹嘘：“我的铁骑所过之处寸草不生。”而今，王室的一个残疾人替下了曾经可以像他一样夸口的骑士，人们见到这位老人的模样会作何感想呢?我既不是负有使命，也不是乐于干这种事，就揽下了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这是命中注定)：描写路易十八到达贡比涅的情景，让世人如我借助缪斯的神力描绘的样子，来目睹圣路易子孙的风采。我是这样表达的：

“御辇前面，是专程前去迎接圣驾的元帅和将军。全场欢声雷动，响成一片，再也听不出‘国王万岁!’的口号，只听得出一片欢乐和激动的叫喊。国王身穿蓝礼服，只有一枚勋章和两块肩章才使他与众不同。他腿上裹着宽宽的金线镶边的红天鹅绒护腿。当他坐在扶手椅上，裹着古式的护腿，双膝间夹着手杖，人们以为见到的是五十岁左右的路易十四……麦克唐纳、内伊、蒙赛、塞吕里埃、布吕纳等元帅、纳沙泰尔亲王，以及所有将军，在场的各色人等都得到了国王最亲切的问候。在法国，国王姓氏上附着的这股魔力，就是合法君主的力量。一个人独自从流亡中归来，没有随从，没有侍卫，没有财富，一切都被剥夺得精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赐人，也几乎做不出任何许诺。他在一个年轻妇人搀扶下，从马车上下来，来到从未见过他的上尉的面前，来到几乎不知道他的名字的掷弹兵面前。这人是谁?是国王!大家都在他脚下跪下来。”

就我想达到的目的来说，我在上面提到的军人们的情况，与官长有关的是真实的，与士兵有关的则不尽然。路易十八于五月三日进人巴黎城，去圣母院的情景，我一直没有忘记，至今想起来仍历历在目：人家本来不想让国王见到外国军队；老近卫军一个步兵团沿着奥费弗尔河街排成一道人墙，从新墙一直排到圣母院。我以为没有和这些掷弹兵的面孔一般凶狠可怕的人脸了。他们这些打遍欧洲的胜利者身上伤痕累累，他们曾看见成千上万的炮弹从头上飞过，散发出烈火与炸药的气味。这些人失去了自己的统帅，被迫向一个老态龙钟，因为年岁而不是因为战争致残的国王致敬；他们在拿破仑的受到外国军队入侵的京都，被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监视着。一些士兵颦眉蹙额，把宽大的皮毛帽拉下来，遮住眼睛，另一些士兵透过唇髭，露出老虎一般的牙齿。他们操弄武器时像是带着满腔怒火，那声音叫人不寒而栗。说实话，从没有人受过这种考验和酷刑。倘若在这种时刻有人号召他们报仇，那么必须把他们彻底消灭，一个不留，否则他们连大地也会吃掉。

在队伍末尾是一个年轻的轻骑兵，骑着马，拿着出鞘的马刀上下挥舞，动作因为气愤而抽搐不止。他脸色苍白，眼珠滴溜溜直转，嘴巴时张时合，咬得牙关嘎嘎响，欲言又止。他瞧见一名俄国军官。他朝那军官投去的目光无法形容。当国王的马车从他面前经过时，他勒马一跃，显然，他企图朝国王冲过去。

复辟王朝一开始犯了一个无法挽救的错误，它应该遣散军队，保留那些元帅、将军、军区司令和各级军官的退休金、荣誉和军阶，重新组建军队以后，再把那些士兵陆续召进来，就像组建王家卫队时所作的那样：如果这样做了，正统王权就不会在开始时受到帝国那些如胜利时期一样有组织，有纪律，有指挥，不断谈论过去，满怀懊恨和对新主子的敌意的士兵反对。

“红屋”①可怜巴巴的恢复，旧君主体制的将士与新帝国士兵的杂处，更使错误加大：一些经历了千百次战斗、打出威名来的老战士看到一些毛孩子——他们大概十分勇敢，但毕竟大多是沙场新手——不经浴血奋战，就佩上了高级军官的牌牌，岂有不反感的道理?若是认为他们不会反感，那就是不了解人的本性。

①法国国王的军事顾问机构。

路易十八在贡比涅小住期间，亚历山大前来探望。路易十八态度倨傲，伤了他的心。这次会见的结果，是五月二日的圣旺宣言。国王在宣言中表示：他将实行宪政，决定以下面这些保证作为宪法的基础：组织两院制的代议制政府；实行自由税赋；保证公众和个人自由、新闻自由和信仰自由；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已出售的国家财产不得收回；实行部长负责制，法官终身制和司法独立，任何法国人都可担任国家各级职务，等等。

虽说这个宣言合乎路易十八的思想，却并不是由他，或者由他的顾问拟写的。因为这个时期他才刚刚走出了休眠状态。他的翅翼本已收起来了，他从一七九二年以来就停止了“飞行”；他刚刚恢复了飞行或者奔跑。恐怖时代的种种暴行，以及波拿巴的专制压制了他的思想。但是，阻遏这些思想的障碍一旦被摧毁，它们就汹涌地流进了它们本要遵循和开掘的河床。人们从被拦阻的地方又重新起步。过去的事情仿佛不曾发生：人类被带回革命开始的年代，难道失去的只是四十年生活①；或者，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四十年是个什么概念?被截断的时间重新接上以后，这段空白就消失了。

①从一七九二年到一八一四年只有二十二年。——原注

一八一四年五月三十日，法国与同盟国之间缔结了巴黎条约。大家议定，在两个月之内，参与本次战争的各方列强都派全权代表去维也纳参加一次大会，以便作出最终的安排。

六月四日，路易十八在立法团全体会议和元老院部分成员的集会上露面，发表了一次崇高的演说；那些枯燥的细节古老、陈旧、过时，从此只充作历史的线索。

对于国内绝大部分人而言，宪章是不便接受的：这等于是通过这个十分无用的词，又提出了是国王还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烫手的问题。路易十八也把他的善举追溯至他当政的年月，只当不曾有波拿巴这个人似的，正如英国的查理二世双脚并拢，从克伦威尔头上跳过去一样。但对于过去曾承认拿破仑，眼下就在巴黎的各国君主而言，这无异于某种侮辱。这种过时的论调，这些昔日君主体制的要求并未给正统王权增补任何权利，充其量只是一些幼稚的陈词滥调。除了这点，宪章取代了专制，给我们带来了合法的自由，含有使正直人士满意的内容。从宪章得到那么多好处的保王党人，或是从村庄，或是从贫苦家庭，或是从默默无闻的位置(帝国时期他们被埋没在这样的位置上)走出来，被召到高级的地位，过起了出人头地的生活，然而他们得到了好处，却只是嘟嘟嚷嚷地发牢骚。自由党人曾经心悦诚服地接受波拿巴的暴虐统治，认为宪章是地地道道的奴隶法典。我们又回到了巴别塔①时代；但是人们不再建造一个混乱的公共建筑物：各人按自己的力气和身材建造适合自己高度的塔楼。再说，宪章之所以显得不完善，是因为革命尚未走到尽头，平等与民主的原则仍留在人们思想深处，起着与君主政治秩序背道而驰的作用。

①巴别塔，《圣经》所载故事。挪亚的后裔要建一座通天塔，但由于语言不通，塔未建成。

同盟国君王不久就离开了巴黎。亚历山大在走之前，叫人在协和广场举行了一次宗教祭祀活动。在当年绞死路易十六的地方，搭起了一座祭坛。七位俄国教士主持弥撒。外国军队列队从神坛前经过。在一支优美的希腊古曲伴和下，大家唱起了感恩赞美诗。士兵们与君主们一样，都跪下来，领受上天的降福。法国人的思绪又回到了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四年。当时牛都不肯从大街上走，因为血腥味难闻。是一只什么样的手把这些不同国家的人，把这些古代蛮族人侵者的儿子，这些鞑靼人领到赎罪祭礼上来的呢?这些鞑靼人有些还是中国长城脚下羊皮帐篷里的居民。这些场面，贫弱的子孙后代是再也见不到的了。

复辟王朝头一年

在复辟王朝第一个年头，我目睹了社会的第三次变革。我曾见到古老的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和君主立宪制向共和制转变，又见到共和制转变为军事独裁，还见到军事独裁又变回自由的君主政体。新观念容纳了旧原则，一代代新人启用了老人。帝国的元帅们摇身一变，成了法兰西的元帅。拿破仑的近卫军军服与国王侍卫和红房子的军服混在一起。后者的军服完全是按照老式样裁剪的。达弗雷老公爵戴着扑粉的假发，拄着漆黑的手杖，作为卫队首领，走在维克多元帅旁边，脑袋一晃一晃，步子像波拿巴那样，有些不稳。德·莫西公爵从未见过打枪放炮，在参加弥撒的队列里走在伤痕累累的乌迪诺元帅身边。在拿破仑时代杜伊勒利宫是那样洁净，那样充满军营气氛，如今则充满了由四面八方升起的炊烟。那些宫中显贵的贴身侍从，宫中负责膳食和衣物的管家，一个个又显出了仆人的神态。在街头，人们看见一些年迈体衰的流亡贵族，仍然穿着旧时的衣服，摆出昔日的模样。他们大概是最可敬的人物，但是置身于现代人群之中，就和共和国的统帅置身于拿破仑的士兵中间一样，显得格格不入。帝国宫廷的贵妇引进圣日耳曼郊区享有亡夫遗产的寡妇，告诉她们宫里“曲里拐弯的”事情。从波尔多来了一些代表团，一个个都佩着臂章。从旺代教区来的一些统领，都带着拉罗什雅克兰①式的帽子。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保留着他们所熟悉的表达感情思想风俗习惯的用语。这个时代的本质是自由。这些乍一看去似乎不应该活了的人，是自由使他们一同活了下来。但是人们几乎认不出这种自由，因为它带着旧日君主王朝和帝国专制的色彩。宪制的语言，人人都不怎么清楚。保王党人一谈宪章就出大错，帝制主义者更是不甚了了。那些国民公会议员相继当上了伯爵、男爵，拿破仑的元老院议员，路易十八的贵族院议员，他们一时又操起了几乎已经遗忘的共和国的语言，一时又操起他们彻底学到手的专制主义语言。一些司法长官晋升为野兔看守人。人们听见末代军事独裁者的副官们在议论老百姓不可侵犯的自由，一些弑君者则在支持正统王权的神圣信条。

①拉罗什雅克兰(La Rochejaquelein)，法国旺代的大家族。法国大革命期间该家族站在保王党一边。

这些变化如果不是有点与法国人的柔韧天性有关，那就可恶了。雅典的民众自己统治自己；演说家在公共广场发表演说鼓动民众的激情；至高无上的人群由雕塑家、画家、工匠，即修昔底德①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说的“观看演说倾听行动”的人所组成。但是，无论如何，法令下达以后，从那不内行的互不相干的人群中，会走出什么人来执行法令呢?走出来的是苏格拉底，福基翁，伯里克利，亚西比德。②

①修昔底德(Thucydide，约公元前四六○—前四○四)，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历史》等杰作。

②福基翁(Phocion，公元前四○二—前三○八)，雅典政治家、将军。伯里克利(Pericles，约公元前四九五一前四二九)，古代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亚西比德(Alcibiades，约公元前四五○—前四○四)，雅典政治家，苏格拉底的弟子。

应该怪罪保王党建立了复辟王朝?

难道真如今日有人提出的，复辟王朝的建立，应该怪罪保王党人?完全不是如此：这岂不是说当一小撮正统派违背所有人的意愿，靠挥动几条手帕，把太太的一条饰带别在帽子上，就完成一次遭人垢骂的复辟的时候，三千万人在一旁深感惊讶吗?确实，当时大多数法国人感到欢欣鼓舞，但是这个大多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正统派。正统派这个词只能用在旧君主政体的铁杆拥护者身上。这个大多数是一个有着种种观点的群体，他们为获得解放而庆幸，他们同仇敌忾，反对给自己带来所有不幸的那个人。我的小册子所以受欢迎，也是因为这一点。承认自己提出了国王名字的贵族有多少人呢?马蒂厄和阿德里安·德·蒙莫朗西两位先生、逃出牢房的德·波利尼亚克两兄弟，以及亚历克西·德·诺阿耶、索斯泰纳：德·拉罗什富科等人。就是这么七八个人，老百姓并不熟悉他们，也不会跟他们走，难道他们可以命令全国人民采纳他们的主张?

德·蒙卡尔姆太太曾给我寄来一袋钱，有一千二百法郎，让我分发给纯粹的正统派。我把这笔钱退了回去，因为找不到受主。当时有人在旺多姆广场立柱的雕像脖颈上系了一条肮脏的绳子。可是没有几个保王党人会拿光荣来大肆践踏，会拉扯那条绳子。是当权在位的那些人——他们都是波拿巴的人——借助一根吊杆，把他们主子的雕像弄了下来：雕像被强力压着低下头，落到欧洲各国君主脚下，从前这些君主有那么多次拜倒在他面前。热烈欢迎王政复辟的，都是共和国和帝国的人。通过革命发迹爬上高位的人物，他们的言行举止和忘恩负义的做法，对他们今日假装怀念和赞美的那个人来说，都是可憎可恶的。

帝制主义者和自由党人，你们曾匍匐在亨利四世的子孙后代面前，而今权力又落到了你们手上!当年保王党人与他们的亲王们重逢，看到被他们视为篡位者的那个人统治终结，自然是高兴的；可是你们，那个篡位者栽培的人，你们过分地让保王党人的感情吃惊。部长们，政要显贵们竞相向正统王权宣誓效忠。所有的司法与行政长官排着队发誓，说他们如何仇恨被放逐的新家族，如何热爱曾被他们千百次定罪谴责的古老家族。那些充斥于法兰西的声明和指控侮辱拿破仑的书信，都出自何人之手呢?出自保王党人之手吗?不对：出自波拿巴挑选和留下的大臣、将军和权贵之手。复辟是在哪儿策划的呢?在保王党人家里吗?不对，是在德·塔莱朗先生家里。与谁一起策划的呢?与战神教堂的指导神甫，戴着主教冠的江湖骗子德·普拉德先生。王国的摄政官到达巴黎后，是与谁在一起，在谁家吃饭呢?是与保王党人在一起，在保王党人家里吃饭吗?不对，是与德·科兰古先生在一起，在德·欧坦主教家吃的饭。是在哪儿为那些“可耻的外国君王”举行的宴会?在保王党人的城堡吗?不对，是在玛尔梅宗约瑟芬皇后宫里。拿破仑那些最亲密的朋友，例如贝尔蒂埃，是向谁热烈表示尽忠的呢?向正统王位继承人。是谁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那个粗鲁的鞑靼人那里过日子的?是研究院那些专家，是学者、文人、博爱的哲学家、有神博爱教的信徒，以及其他人。他们从那里回来，一个个兴高采烈，听饱了赞扬话，口袋里装满了鼻烟壶。至于我们，拥护正统王权的可怜虫，哪儿也不接纳我们，人家根本没有把我们当回事，不是在街上对我们说去睡觉吧，就是劝我们别大叫“国王万岁”，因为这样的口号自有别人来喊。列强不但不强迫任何人成为正统派，反而宣称任何人都可自由改变角色和调子，德·欧坦主教在君主制下和在帝制下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主持弥撒。我从未见过有什么城堡主夫人，什么圣女贞德，拳头上停着一只隼，或者手执长矛，宣称拥戴合法的君主，但是我看见德·塔莱朗夫人坐着敞篷四轮马车满街跑，高唱着赞美虔诚的波旁家族的颂歌。而以前波拿巴是把她当作广告牌，把她与她丈夫捆在一起的。在经常出入帝国宫廷的一些人家窗口，晃动着一幅幅毯子，好心的哥萨克真以为在改换门庭的波拿巴分子心中，开着和迎接他们的白布片一样多的百合花①呢。在法国什么东西都极有传染力，就是人们听到旁边的人呼喊：“砍掉我的头!”也会跟着喊的。帝制主义者一直跑进我们家中，让我们这些拥护波旁家族的人把柜子里剩下的白布都找出来，当作白旗挂出去。我家里就发生了这种事儿。可是德·夏多布里昂夫人不肯听他们的，勇敢地保住了她那些平纹细布。

①百合花是波旁王室的标志。

首任内阁——我发表《政治思考录》——德·迪拉公爵夫人——我被任命为驻瑞典大使

立法团改成了众议院。贵族院有一百五十二名终身议员，其中有六十多个是从元老院来的。这两个议院组成了首任立法机构。德·塔莱朗先生被安排在外交部，动身去参加维也纳会议。按照五月三十日的条约第三十二条，会议定于十一月三日开幕。德·约库尔先生担任代理部长，直到滑铁卢一战打响。德·孟德斯鸠神甫当了内政部长，基佐先生给他当秘书长。玛卢埃先生入主海军部，后来死于任上，由勃寥先生接位。杜邦将军得到了陆军部。后来苏尔特元帅替下他，因为建造基贝隆②陵园而显声扬名。德·布拉加公爵任王室总管，安格莱先生任警察总监，丹布莱大法官任司法部长，路易神甫任财政部长。

②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有许多流亡贵族和保王党人在此地遭杀害。

十月二十一日，德·孟德斯鸠神甫就新闻出版问题推出了第一部法律，规定任何不足二十印张的作品都要送交检查：这第一部自由的法律是基佐先生起草的。

卡诺写了一封信上呈国王，坦言波旁家族被人民欢欢喜喜地接受了，但是，他没有考虑到时间的短促以及宪章所允诺的一切，就轻率提出一些的建议，和一些傲慢的教训：当人们要接受部长的位子和帝国伯爵的衔头时，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当人们屈从过一个强悍专制的君主之后，就不应该对一个软弱宽容的君主表现得骄横自负；当恐怖时期的阴谋诡计玩过之后，人们发现自己无法计算拿破仑战争的规模时，这样做是毫无益处的。作为回答，我让人印出了《政治思考录》，它包含了《论君主立宪制》的主要内容。众议院主席莱内先生跟国王说起这部作品，夸赞了几句。国王对我有幸为他效力，总是显得欣喜；老天似乎把正统派使者的大衣披在我肩上了，可是作品越是受欢迎，作者就越是不讨陛下欢喜。《政治思考录》表露了我的符合宪法的主张：宫廷从中本可以得到一个印象：我对波旁家族的忠诚并没有淡灭。可是路易十八对他的亲信说：“你们千万当心，绝不要叫一个诗人插手你们的事儿：他会断送一切的。这些人什么用处也没有。”

这时期一股浓厚的友情充满了我的心房。德·迪拉公爵夫人有些想象力，脸上甚至带有几分德·斯塔尔夫人的表情：人们可以从《乌莉卡》来判断她的写作才华。流亡回国后，她有好几年关在卢亚尔河畔她的于塞城堡。我与她都在伦敦住过好多个年头，却从来没有见过面。后来在梅内维尔美丽的花园里，才第一次听人说起她。她为了两个可爱的女儿费莉茜和克拉拉接受教育，迁来巴黎生活。一些家庭与外省的关系，以及文学见解、政治观点，给我打开了她的社交圈的门。心灵热情、品格高尚，才华卓越，情趣高雅，这些把她造就成了一个超凡脱俗的女子。复辟王朝初期，她当上了我的保护人，因为我虽然为正统王朝做了不少事，路易十八也承认我为他出了不少力，可我还是被晾在一边，以致打算搬到瑞士去隐居。真要去了，说不定还好些：拿破仑原来派我去那山沟沟里当大使，我要去了那偏僻地方，不会比在杜伊勒利宫幸福吗?当我在正统派回国以后进入杜伊勒利宫的沙龙时，它们给我的印象几乎和我在这里看见波拿巴准备枪决当甘公爵那天一样难受。德·迪拉夫人向德·布拉加先生提到我。先生回答说我愿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德·迪拉夫人发了那么大的脾气，她为朋友是那样有胆魄，德·布拉加只好找出了一个大使出缺的使馆，那就是驻瑞典的使馆。路易十八老是听到人家谈论我，已经厌烦了，正巴不得把我打发到他的好兄弟贝纳多特国王那儿去。此公会不会想，人家把我送到斯德哥尔摩，是来夺他的王位的?唉，天主啁!人间的君王们，我不会夺任何人的王位，你们只要有本事，就努力保住王冠吧，尤其不要把王冠交给我，因为我根本不愿戴。

德·迪拉夫人这个杰出妇女，这个允许我以姊妹相称，我有幸若干年来在巴黎经常见到的女人，后来去了尼斯，并在那儿去世(一八二八年)：这又揭开了一个伤疤。德·迪拉公爵夫人与德·斯塔尔夫人很熟：我也就不明白自己怎么未被吸引去追循雷卡米尔夫人的足迹：她从意大利回到了法国。对于来帮助我生活的人，我本应去致一致礼：我已经不属于可以自我慰藉的早晨，而是挨到了需要别人来安慰的黄昏。

发掘路易十六的遗骨——在圣德尼度过的头一个一月二十一日

一八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立法两院推迟到一八一五年五月一日开会，就好像把那些议员召集起来是去参加波拿巴的五月田野大会似的。一月十八日发掘出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的遗骨。我目睹了在墓地举行的发掘工作。后来，在那个墓地，应太子妃的虔诚祈求，封塔纳和佩尔西埃建了一座墓庐。墓庐模仿的是黑米尼墓地教堂，可能是巴黎最引人注目的纪念性建筑①。墓庐的回廊是由一连串的坟墓组成的，引人遐思，充满了悲伤的气氛。在本回忆录第四卷里，我已经提到一八一五年的发掘工作：在一堆骨头中间，我认出了王后的头，因为那颗头在凡尔赛宫曾对我微笑过。

①建在玛德莱娜教堂从前的公墓区。

一月二十一日，人们给应该树立在路易十五广场却始终没有立起来的雕像放下了第一块基石。我描写了一月二十一日葬礼的情形：“举着方形王旗走过来迎请圣路易遗骸盒的这些修士将不会接待圣王的后代。在那些国王和王侯安息的地下墓穴里，路易十六会觉得孤单!……这么多的死人是怎样起出来的?圣德尼为什么这样荒凉?我们不如问它的屋顶为什么是重盖的，它的祭坛为什么是站立的?是何人的手重建了这些地下墓室的弯顶，砌起了这些空空的墓穴?这个人也曾在波旁家族的宝座上坐过。天意啊!他以为给整个家族都准备了坟墓，结果却只是让人给路易十六修造了陵寝。”

我曾经相当长久地希望，人们会在路易十六流血的地方立起他的塑像。要是现在问我，我是不会再持这样的意见了。波旁家族一回国。就想到了路易十六，这一点是应该赞美的。他们应该把路易十六的骨灰撒在他们的额头上，然后再把他的王冠戴在他们头上。现在我认为他们本是不必走得更远的。这不是在巴黎和伦敦审判君主的某个特别法庭，而是整个国民公会，如果一场重复举行的葬礼一年一度对国民公会进行指责，则有针对全国人民的意味，因为一个完整的代表大会在表面上代表了全国人民。所有民族都为他们的胜利、动乱或者不幸确定了周年纪念日，因为大家都想保留对那些事情的回忆：我们有盛大仪式纪念内战，有歌曲传唱圣巴尔泰勒米事件①，有节日纪念卡佩国王逝世；但是，当宗教让最不显赫的圣徒活过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时候，法令却无法设立一些纪念性的日子，这一点难道不值得注意吗?如果为查理一世设立的斋戒与祈祷至今仍然保留，那是因为在英格兰国家把宗教与政治的最高权力合为一体。依照最高权力的意愿，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被定为假日。在法国，情况完全不同：只有罗马有权在教会发号施令。如果一个君王下达的命令，一个政治性代表大会发布的法令，另一个君王，另一个代表大会有权勾销，那么，这道命令，这个法令还有什么效用?因此，我如今认为，一个可被取消的节日的象征，一场并非被宗教信仰接受的惨祸的见证，恐怕不宜安放在群众无忧无虑、心不在焉地去寻欢作乐的路上。眼下，也许该担心的，是基于让人牢记民众暴行所造成的恐怖这个目的而立的纪念碑，会使人产生模仿那些暴行的愿望：恶比善更有诱惑力；你想让人们永记痛苦，但人们常常记住的是那些作恶的榜样。各个世纪都不接受哀伤的遗传，现实有够多的事让它们哭泣，它们决不会还为往昔传下来的伤心事落泪。

①圣巴尔泰勒米事件：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夜巴黎天主教派屠杀新教徒的事件。

看到从德克洛索①墓地抬出来，装着国王王后遗骨的灵柩台，我感到悲哀。我目送它缓缓离去，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路易十六总算睡进了圣德尼他的坟墓，路易十八则睡在罗浮宫。两兄弟开始了又一个正统的国王与幽灵并存的时代。修复宝座也好，修葺坟墓也好，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时代已经扫去了这两处地方的灰尘。

①德克洛索(Declozeaux)，法国保王党人，于一七九四年买下了玛德莱娜教堂墓地。一八一五年发掘国王路易十六与王后玛丽一安托瓦内特遗骨的工作亦是由他指导的。多的事让它们哭泣，它们决不会还为往昔传下来的伤心事落泪。

既然我提到这些经常重复举行的葬礼，我就跟你们说一说我看到的可怕幻象。仪式结束后，我晚上到气氛轻松了一半的大教堂里散步，当我想到这些遭到破坏的陵墓之间伟人的虚荣时，思路就转到了从同样场面得出的一般伦理教训。可是我的思想并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我还一直深入到人的本性。在坟墓里，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吗?在这虚无之中是否存有什么呢?难道没有虚无的生命、尘埃的思想吗?这些骨骸就没有人所不知的生活方式吗?谁知道这些死人有没有激情、快乐和拥抱呢?他们从前梦想、相信、期待的事物，是否和他们一样成了虚有之物，与他们一起乱七八糟地堕入了深渊呢?梦想、前途、快乐、痛苦、自由与奴役、强大与弱小、罪恶与美德、荣耀与卑鄙、富贵与贫穷、才干、天才、智慧、光荣、幻想、爱情，你们真是一时的感觉，随着你们赖以产生的头颅的毁灭，随着从前跳动着一颗心脏的胸膛的破损而成了过去吗?陵墓呵，如果你们真是陵墓的话，在你们永远的沉默中，难道人们只听见一种永久的嘲笑?这笑声是不是天主，惟一在这欺骗的世界消亡后还会存在下去的嘲弄的反响?让我们闭上眼睛吧!“我是基督徒。”让我们用牺牲者这句崇高又神秘的话来填满生命的绝望之渊吧!

厄尔巴岛

波拿巴不肯上法国船，只愿乘英国海军的船，因为他们是胜利者。他忘了对背信弃义的英国表示的仇恨、诽谤和侮辱。他现在认为只有胜利的一方才值得他钦佩。载他赴第一次流放地港口的是英国舰船无畏号。他对人家将接待他的方式并非毫不担心：法国驻防部队会把他们守卫的这块土地交给他吗?一些意大利岛民希望喊英国人来，另一些则不受任何人管辖；在相互靠近的几个海岬，飘扬着三色旗和白旗。不过一切都安排好了。当人们听说波拿巴带着几百万(银钱)来到时，舆论便慷慨地决定接待这位令人敬畏的牺牲者。世俗和宗教的权力当局被引出了同样的信心。代理主教约瑟夫—菲利普·阿里吉发表了一篇训谕：“神明的天意希望我们将来成为拿破仑大帝的臣民。厄尔巴岛被抬到这样荣耀的地步，将把涂过圣油的贵人收入它的怀抱。我们决定高唱庄严的赞美诗，以作感恩的表示，云云。”

皇帝已给法国驻防部队指挥官达莱斯姆将军写了一封信，说他应该让厄尔巴岛的居民明白，皇帝选择该岛作为居留之地，是考虑到岛上风俗，纯朴，气候温和。他在双方的礼炮声中踏上了费拉约港的土地：一方是送他来的英国三枪战舰，一方是海岸的炮兵。人们举着堂区的华盖，把他从港口领到教堂，那里正在唱感恩赞美诗。主持仪式的教堂执事是一个矮胖子，身子粗得两手都合不拢来。接下来拿破仑被带到市政府。他的寝宫就安排在这儿。有人展开新做的皇旗：雪白的底子上横过一条红带，上面缀着三只金色的蜜蜂。三把小提琴和两把低音提琴跟在他后面，奏出欢快的乐声。在公共舞厅匆匆摆好的宝座，贴着金纸，铺着红布。流亡者本性中喜剧演员的一面与这种炫耀一拍即合：拿破仑在小教堂演戏，就像他从前在杜伊勒利宫中演些古代小戏供文武大臣娱乐，然后出于消遣去杀人一样。他组建了皇宫：计有四个侍从，三个传令官，两个内廷管家。他宣布每周两次接见贵妇，都安排在晚上八点。他举办了一次舞会。他占据了给工兵部队准备的小楼，充做寝宫。波拿巴一生不断发现两股生命的源泉：一股是与民众打成一片的品质，另一股是为王称帝的威权；他的力量来自公民大众，这是他的守护神。你们看见他不费力气，就从大众之中走上了皇帝的宝座；又毫不为难地从爱尔福特国王王后的簇拥中走进在他费拉约港的谷仓里跳舞的面包商食油商的圈子。他在君王中间有人民的品质，在人民中间有君王的威风。清晨五点，他穿着丝袜和带环扣的皮鞋，指挥厄尔巴岛的泥水匠干活。

他在他的帝国安顿下来，

那里，自维吉尔时代就有

采不尽的钢铁

岛上大量提供铁匠们珍爱的

用不完的金属

波拿巴没有忘记他刚刚遭受的侮辱；他不曾放弃撕毁裹尸布的打算，但他最好显出被埋葬了的样子，最好让陵墓周围出现幽灵。这就是他似乎心无旁骛，迫不及待地下到他的结晶铁和磁铁矿坑的原因。见他那模样，人家可能把他当作从前的国家矿产视察员。他后悔从前把岛上的冶铁收益分派给了荣誉团。他当时觉得五十万法郎比掷弹兵胸前挂的在鲜血中浸泡的十字架更有价值。他说：“我的脑子在哪儿?这样的法令，我签发了好几个。”他与里窝那签订了通商条约，还打算与热那亚订立一个。无论如何，他开始勘测五六条大路，划出了四座大城市的位置，就像狄多圈出迦太基的范围一样。作为从人类荣华富贵的巅峰下来的哲人，他表示从此以后想作一个治安法官，在英国某个郡生活。然而，在登上俯临费拉约港的一座小山，看到峭壁下向四方漫卷开去的大海时，他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这句话：“见鬼!说实在的，我的岛屿太小了。”再过几个钟头他就要去自己的领地走一遍。他打算把南边一个叫匹亚诺莎的礁岛并过来。“欧洲将指控我作了一次征服。”他笑着说。作为嘲弄，同盟国列强乐于给他留下四百名士兵，他也不需要更多，只要一声呼唤，就能把他们召回旗下。

拿破仑来到靠意大利的海岸一线，使大家十分激动。这儿曾目睹他开始那辉煌的事业，保留了对他的回忆。米拉就在邻近的地方；他的朋友，一些外国人，或秘密或公开地来到他隐居的地方；他母亲和妹妹波利娜公主来探望过他；大家期望玛丽—路易丝和他儿子不久会来到他身边。果然有一个妇女和一个孩子①出现了。他们受到秘密接待，被安排在岛上最偏僻的角落一幢隐蔽的别墅居住：在奥吉吉亚海岸，卡吕普索②对尤利西斯谈起她的爱情，而尤利西斯并没有听，一心想着如何对付追求者。休息两天之后，北方的天鹅带着孩子，坐着白色的小快艇，从海路去了巴伊亚的爱神木林。

①瓦留斯卡伯爵夫人和她与拿破仑的私生子。

②希腊神话中阿特拉斯的女儿，爱上了尤利西斯，把他留在岛上，想和他结为夫妇。但尤利西斯不为所动。十年后，卡吕普索奉宙斯之命，放尤利西斯回家。

要是我们稍微存一点疑心，就会轻易地发现一场灾难已经临近。波拿巴离他的诞生地，离他征服的地方太近了；他落难的岛屿应该更远一点，应该为重洋所包围。人们弄不明白，同盟国怎么想到把拿破仑流放到那些礁岛上：看到亚平宁山脉，闻到蒙特诺特、阿尔柯尔和马伦戈的火药味，发现威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那三个受他奴役的美丽城市，我们能认为最不可抵御的诱惑不会占据他的内心吗?难道人们忘了，他曾经搅得天翻地覆，他到处都有崇拜者，都有对他感恩图报的人，他们都是他的追随者?他的野心落了空，却并没有泯灭；不幸与复仇又吹燃了野心的火焰：当魔鬼从被创造出来的宇宙边缘看见了人与世界，就决定断送他们。

在显露出自己的意图之前，可怕的囚徒隐忍了好几个星期。他的保护神与它所支配的强大的公共“法老”商谈一笔财富，或者一个王国。富歇与古斯曼·达尔法拉什之流的人物充斥于世。伟大的演员老早就给警察准备了情节剧，把精彩的场段留给了自己。他拿那些平常的牺牲者开心，让他们落人剧中的陷阱。

王政复辟初年，随着希望日益变大，对波旁家族软弱的性格的了解日益加深，波拿巴主义从单纯的意愿发展到了行动。当阴谋在外部被人策划时，它自身内部也酝酿成熟，变得明显了。在驿运公司总经理费朗先生巧妙的管理下，德·拉瓦莱特先生与外界联络：君主国的信使传递着帝国的快信。人们不再躲躲藏藏。一些夸张的描写预示人们所希望的卷土重来：有人看见一些雄鹰从窗户里飞进了杜伊勒利宫，一群火鸡①则从门里走了出来，“黄色或绿色的矮人”②提到母鸭的羽毛。从四面八方传来了警报，但是人们不肯相信。瑞士政府把退隐在沃州的约瑟夫·波拿巴的阴谋举动通知国王的政府，但是没有用。有一个妇女从厄尔巴岛赶来，报告在费拉约港所发生的最详细的情况，警察却把她投入监狱。人们坚信，在维也纳会议散会以前，拿破仑不敢贸然作出任何行动，而且，就算他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也只会打意大利的主意。还有一些人考虑周密一些，则祝愿“小伍长，吃人巨妖，囚徒”登上法国海岸：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幸运了，可以一下把他收拾掉!波佐·迪·波尔戈在维也纳宣称将会把犯人挂在一株树的枝桠上。如果我们能够拿到某些文件，就能找到证据，证明从一八一四年起，有人就策划了一场军事阴谋，它与塔莱朗亲王在富歇指使下，在维也纳施展的政治阴谋并驾齐驱，互相呼应。拿破仑的朋友们写信给他，说他若不赶快回来，就会发现他在杜伊勒利宫的位子被奥尔良公爵占去了。他们认为这么说有助于让皇帝赶快回国。我相信这些阴谋是实有其事，但我也认为促使波拿巴回国的根本原因，就是他的天性。

①又有笨蛋的意思。

②一种牌戏。母鸭为Cane，与地名Canne(夏纳)同音。此处暗示拿破仑将在戛纳登陆。

德鲁埃·德尔隆和勒费弗尔—德鲁埃特的阴谋活动不久前爆发了。我在这两位将军揭竿起义的前几天去苏尔特元帅府吃饭。元帅于一八一四年十二月三日被任命为陆军部长。有一个傻瓜讲述路易十八在哈特威尔流亡的经历。元帅听着。每听说一件事他都要说一句：“这是老八辈子的事了。”——有人带来陛下的拖鞋。——“这是老八辈子的事了!”——每逢守斋日，国王吃晚饭以前，都要吞下三个新鲜鸡蛋。——“这是老八辈子的事了!”这种回答让我吃惊。当一个政府并非团结一致坚强有力时，任何良心靠不住的成员依其性格的活力，都会变成四分之一，四分之二或四分之三个阴谋家；他等待着命运的决定：事件造就的叛徒，比舆论造就的要多。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百日王朝的开始——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

电报突然通知善良的人和不相信的人：拿破仑乘船渡海回法国来了。御弟和德·奥尔良公爵、麦克唐纳元帅一起赶赴里昂，不久，御弟又从那里返回巴黎。苏尔特元帅被人向众议院检举，于三月十一日把位子让给了德·费尔特公爵。波拿巴碰到的对手费尔特将军，一八一四年曾是他的最后一任陆军部长，一八一五年则成了路易十八的陆军部长。

这次行动是前所未闻的大胆，从政治角度着眼，可以把它看做拿破仑不可饶恕的罪过或者天大的过错。他明知各国君王还在维也纳出席和会，欧洲仍然全副武装，决不会容许他东山再起；他的判断力应该告诉他，即使获得成功，也不过是一两天的事情：人民曾经为他慷慨地献出了热血和财产，现在他为了满足自己重新在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欲望，不惜牺性人民的安宁。他过去的一切都得自祖国，他的前途也与祖国不可分离，然而他却使祖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这种荒诞的想法里含有冷酷的私心，对法兰西毫无感激之情，且十分苛刻。

按照实践的理性，对于一个有头脑但更有良心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是对于拿破仑那种人来说，世上存在着另一种理性。那些名声赫赫的人自有与众不同气派：彗星绘出了无法计算的曲线，它们与任何东西都没有联系，似乎干什么都不适合；要是在它们行经的轨道上有一个星球，它们就把它撞碎，送回天上的深渊。它们的规律只有天主知晓。非凡的人是人类智慧的纪念碑；而不是人类智慧的标准。

波拿巴也决定采取行动，主要不是听了朋友们不实的报告，而是出于本性的需要：他是因为对自己信念才采取行动的。对一个伟人来说，生得伟大还不够，还必须死得伟大。厄尔巴岛难道是拿破仑的终老之地?难道他可以像戴克里先①在萨洛纳那样，同意做一方菜地的君主?如果他再等一些时日，等到人们想起他来不再那样恐惧，等到他的老兵解甲归田，等到新的社会秩序建立，那时成功的机会是否多一些呢?

①戴克里先(Diocletien，二四五—三一三)，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期间推行全面改革，引起矛盾激化，最后被黜下台。

唉!他轻举妄动，与世界作对：一开始，他大概认为不会看错自己影响力。

二月二十五日与二十六日之间的夜里，博盖塞公主举行舞会。散场后，拿破仑就带着胜利——他长期的同谋与伙伴潜逃出来。他渡过了布满我们舰队的大海，遇到两艘三桅战舰，一艘配有七十四门大炮的战舰，还有一艘“微风号”双桅横帆战船。“微风号”驶上前去盘问他；他亲自回答了船长的问话。大海和波涛都向他致意，他顺利地继续自己的航程。他的小船“无常号”的上甲板就成了他的散步场所和书房。他在风中口授，让人在摇晃不定的桌子上抄录了三份致法兰西和军队的声明。有几条斜桅小帆船载着跟随他一起冒险的伙伴，簇拥在他的船周围，扯着缀着星星的白旗。三月一日，凌晨三点，小船驶入胡安湾抵达戛纳与昂蒂布之间的法国海岸。拿破仑下了船，在岸上行军，采了一些堇菜，在一个榄橄种植园里宿营。当地的老百姓吓坏了，纷纷躲避。他走错了路，没找到昂蒂布，就一头扎进格拉斯山区，穿过塞拉农、巴莱姆、迪涅和加普等地。在西斯特龙，本来有二十个人就可以把他拦住，可是他没见到任何人来拦阻。几个月以前，那些居民曾想干掉他，而现在，他却在他们中间畅行无阻。在他巨大的阴影周围形成了一片空白。即使有一些士兵走进这片空白，那也是不可抵挡地被他的鹰旗吸引来的。他的敌人被迷惑了，四处寻找，却见不到他。他藏在自己的荣光里，就像撒哈拉的狮子藏身在阳光照射的地区，以便躲开猎人的目光，因为阳光照得他们眼花缭乱。阿尔柯尔、马伦戈、奥斯特利茨、耶拿、弗里德兰、埃劳，莫斯科河、吕岑、包岑战役血淋淋的幽灵裹着炽热的龙卷风，跟在拿破仑后面，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百万战死的将士。每到一个城市门口，从这支烈火与烟云组成的纵队中，就传出几声喇叭，三色旗也招展几下，于是城门就放下来了。当年拿破仑率领四十万步兵，十万牲口渡过涅曼河，要去炸掉沙皇在莫斯科的宫殿，其行为也没有现在他中断流放，把镣铐朝各国君主脸上扔去，·独自从戛纳来到巴黎，安然睡在杜伊勒利宫叫人惊愕。

正统王权的麻木——邦雅曼龚斯唐的文章——苏尔特元帅的训令——王家会议——法律专科学校给众议院的请愿书

在拿破仑单枪匹马入侵的奇迹旁边，还得放上另一件奇迹，它是前一件造成的影响：正统王权虚弱不堪，终于倒台。国家心脏的麻木传到了四肢，使法兰西变得僵滞。在二十天时间里，波拿巴一站接一站赶路。他的“鹰”飞过了一座又一座钟楼。在近两千里的路程当中，政府这个支配一切，要钱有钱要人有人的主宰，却来不及也想不出办法来炸断一座桥、砍倒一棵树，以阻延人民虽不反对，但也不会追随的那个人前进，哪怕阻延一个钟头也是好的呀。

巴黎的公共舆论十分活跃，这一点，就使政府的麻木显得尤其可悲。内伊元帅都反叛过去了，政府却还事事容忍。邦雅曼·龚斯唐在报上写道：

“在把所有的灾难都倾倒在我们的祖国以后，他离开了法兰西的土地。当时谁不认为，他这一去就不会再来了?可是忽然他又来了，并且还答应给法国人以自由、胜利与和平。作为法国最专制政体的始作俑者，他今天竟然谈论起自由来了!十四年间，正是他破坏了自由，摧毁了自由。他提到过去毫无歉意，过去执政的经历没有给他带来经验教训；他没有资格充当帝王。他奴役的是自己的同胞，他给与他平等的人套上锁链。他的权力并不是继承来的，他要的是，处心积虑策划的独裁专制。他能给人民什么自由?比起他的帝国时期，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了千百倍?他答应给人民胜利，可是他有三次把自己的军队扔在埃及、西班牙和俄罗斯不管，那些战友们不是冻死，饿死，就是绝望而死。他给法兰西招来入侵的屈辱。我们在他上台之前的胜利成果都被他丧失殆尽。他答应给人民和平，可单是他的名字就是个战争信号。人民在他统治下已经受够了苦，如果他东山再起，人民又将成为欧洲仇恨的对象。他的胜利就将成为文明世界一场死战的开端……因此，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索取，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予。他又可以说服谁?或者又可以诱骗谁呢?他给我们带来的礼物，无非是两场战争，一场内战，一场国际战争。”

苏尔特元帅一八一五年三月八日的训令，倾吐了正直的心声，表达了与邦雅曼·龚斯唐差不多的思想：

“士兵们：

“那个篡夺了权力，是那样糟糕地使用了权力的人，在欧洲人眼里弃位出国后，又回到了他不应再看到的法国土地上。

“他想干什么?内战!他想寻找什么人?叛徒!他会在哪儿找到叛徒?会不会在被他把勇敢引入歧途，欺骗和牺牲那么多次的士兵中间?会不会在一提到他的名字就恐惧的家庭中间?

“波拿巴也太小看我们了，以为我们会抛弃一个合法的为我们所敬爱的君主，去跟一个只能算是冒险家的人瞎胡闹。这个失去理智的家伙，他以为我们会这样做!他最近的疯狂行为彻底表明了这一点。

“士兵们，法国军队是欧洲最勇敢的军队，也将是最忠诚的军队。

“让我们听从那位人民之父、伟大的亨利种种美德当之无愧的继承人的召唤，集结在百合花军旗周围。他亲自给你们规定了应尽的义务。他派这位亲王，法国骑士的楷模作你们的首领。这位亲王光荣归国，已经驱走了篡位者，如今他又要亲自带兵上阵、去粉碎篡位者惟一的，也是最后的梦想。”

路易十八于三月十六日亲临众议院。他为法国和世界的命运深感不安。当国王走进议会大厅的时候，全体议员与看台上的观众都站起来，向他脱帽致敬。欢声雷动，震得大厅四壁直抖。路易十八慢慢登上宝座。亲王、元帅与卫队统领分列国王两边。欢声停止，全场肃立。在这短暂的静寂之中，人们好像听见了拿破仑遥远的脚步声。陛下坐下来，扫视全场，然后以坚定的声音发表了这番演说：

“先生们：

“在民众的公敌进入王国的部分领土，威胁着其余国土自由的关键时刻，我来到你的中间，进一步加强你们与我的联系。这种联系通过使你们与我团结一心，形成了国家的力量。我来到这里，向你们致意，向全法国表达我的感情和愿望。

“我回到了祖国；我使祖国与外国列强恢复了友好关系。你们不要怀疑，它们会忠于给我们带来和平的条约。我是为我的人民的幸福而工作的。我过去得到，现在每天仍然得到人民最真诚的爱戴。我已经六十岁了，除了为保护人民而死，我还能有更好的结束一生的方式吗?

“因此，我对自己无可担心，但我为法兰西担心：来我们中间点燃内战之火的家伙也会招来外部战争的灾祸。他来给我们的祖国套上铁的枷锁，最终会把我给你们的宪章毁掉。这部宪章是我在后世眼里最光荣的业绩，是法国人民最珍爱的宝贝，是我在此发誓要维护的东西：因此，让我们紧密团结在它周围。”

国王演说时，有一片乌云从天空飘过，使大厅的光线黯淡下来。大家抬头仰望天空，寻找突然暗下来的原因。当合法君主结束演说时，全场听众流着热泪，又开始呼喊“国王万岁!”的口号。《箴言报》如实地写道：“听了国王这番充满真情的演说，全场听众大受感动，都站起来，朝宝座伸出双手。只听见一片呼喊：“国王万岁!甘为国王献身!永远跟着国王走!”听众一遍一遍地呼喊着这些口号，这种激情，所有法国人都将感受到。”

的确，场面很是动人：一个腿脚不灵的衰老国王，家人遭受屠杀，自己在外流亡了二十三个年头，付出了这样的代价，终于给法兰西带来和平、自由，使它忘却了所有的屈辱和灾难，这个受人敬重的君主来向全国的议员表示，在他这把年纪，重返祖国之后，除了为保护人民而死，他不可能有更好的结束一生的方式!亲王们纷纷发誓要忠于宪章。最后发这种姗姗来迟的誓言的是孔代亲王，当甘公爵的父亲亦加以附和。根据众多回忆录的描写，这个行将灭亡的英雄家族，靠刀剑拚出来的贵族家族竟要寻找自由这面盾牌，以抵挡更年轻、更长久、更凶狠的平民武士的剑击，这一点具有极为悲怆的意味。

路易十八这番演说传到外面，激起了无以描述的热情。巴黎本就是保王党的天下，在拿破仑卷土重来的百日王朝期间仍是如此。妇女们尤其拥护波旁家族。

如今的年轻人喜欢回忆波拿巴，因为现政府让法国在欧洲扮演的角色让他们感到屈辱；而一八一四年的年轻人则向复辟王朝表示敬意，因为它推翻了专制，恢复了自由。当时在志愿拥戴国王的人中间有奥狄龙·巴罗先生①，有医药专科学校的大部分学生，还有法律专科学校的全体学生。三月十三日，法律专科学校的学生向众议院递交了下面这封请愿书：

①奥狄龙·巴罗(Odilon Barrot，一七九一—一八七三)，复辟时期的自由反对派首领，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任内阁主席。

“先生们：

“我们自告奋勇为国王和祖国效力。法律专科学校全体学生请求上阵杀敌。我们决不会抛弃君主和宪法。我们忠于法国的荣誉，向你们要求武器。我们以对路易十八的热爱向你们保证我们忠贞不渝，立场坚定。我们不想要镣铐，我们要的是自由。我们已经享有自由，可是有人要来夺走：我们誓死保卫它。国王万岁!宪法万岁!”

在这些真诚、自然，热情有力的文字里，我们感受到年轻人的慷慨激昂和对自由的热爱。今日来向我们说复辟王朝是被法国带着痛苦和憎恶接受的人，不是拉邦结派的野心家，就是从未受过波拿巴压迫的黄口小儿，再不就是那些老骗子，他们先是拥护革命，后来又拥护帝制，在和别人一样欢迎波旁家族回国之后，现在又照他们的习惯，辱骂起倒台的政府，并且恢复了他们杀人、抓人、奴役人的本能。

保卫巴黎的计划

国王的演说使我充满希望。在众议院主席莱内先生家里举行了几次讨论会。我在那儿遇到德·拉斐德先生。从前，在制宪会议期间，我只是远远地见过他。会上提出的议案真是五花八门，不过大多数都是胆小怕事的，就像事情真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似的。一部分人主张国王离开巴黎，撤往勒阿弗尔；另一些人则主张把国王送到旺代省。这些人颠三倒四胡扯一通，得不出结论，那些人则主张等一等，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会发生什么事情是显而易见的。我发表了一个不同的看法：真是咄咄怪事!德·拉斐德竟表示支持，而且十分热烈。莱内先生和马尔蒙元帅也持相同的看法。我是这样说的：

“希望皇上说话算数，留在京城。国民卫队是拥护我们的。我们也可以得到万森要塞的支持。我们有武器，有钱。用钱可以动摇敌人的军心，买到敌人的贪婪。要是皇上离开巴黎，巴黎就会敞开大门让波拿巴进来；波拿巴控制了巴黎，就等于主宰了全法国。军队尚没有完全投向敌人。有好几个团队，许多将军和官佐尚未背叛他们的誓言：只要我们坚定不移，他们就会忠诚不渝。王室其他人员可以疏散，只要皇上留下来。御弟去勒阿弗尔，奥尔良公爵去麦茨，昂古莱姆公爵夫妇已经在南方了。我们在不同地方进行抵抗，可以阻止波拿巴集中兵力。我们在巴黎构筑街垒。邻省的国民卫队已经来支援我们了。作了这些安排处置，我们年老的君主凭着路易十六遗嘱的保佑，手里又拿着宪章，完全可以稳坐在杜伊勒利宫的宝座上，平安无事。把外交使团安排在皇上周围。贵族院和众议院安排在王宫两座小楼里。皇上的侍从仆佣安排在骑兵竞技场和杜伊勒利宫花园里扎营住宿。我们在沿河马路和河边的石质阶地上架起大炮：让波拿巴从这方面来进攻我们吧；让他攻下我们一个又一个炮阵吧；让他炮轰巴黎吧，只要他愿意，只要他有那么多臼炮；他会叫全国人民恨死的，我们将看到他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只要抵抗三天，胜利就是我们的。皇上在宫里自卫，将会激起全世界的热情声援。退一万步说，就算皇上可能战死，他也是死得其所；而拿破仑最后的‘战功’，就是戮杀一个老头。路易十八一辈子，也只是打这一仗，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将赢得这一仗的胜利。他打赢了，也就捍卫了人类的自由。”

我这样表示：我们什么都还没有尝试做，决不能轻言一切都完了。欧洲所有的君主联合起来，花了那么多年才把一个人斗倒，而现在圣路易一个衰老的儿孙，率领法国人民，只用几天功夫就把他打败，世上还有比这更光辉壮丽的业绩吗?

这个决定表面上看是孤注一掷，其实是很理智的，并不会冒丝毫危险。我始终认为，波拿巴要是发现巴黎全城同仇敌忾，皇上坐镇坚守，是不会贸然攻城的。他没有炮兵，没有粮草，没有钱财，有的只是一些乌合之众，而且那些人跟他走只是碰碰运气，仍在动摇之中，仍在为突然换了帽徽，在路上匆匆宣的誓感到惊愕，用不了多久就会散伙的。拖上几个钟头，拿破仑就会完蛋。只要心里不慌就行了。我们甚至还可以指望部分军队的支持。有两团瑞士兵仍然保留了信义。在奥尔良驻防区，古翁·圣西尔元帅不是在波拿巴进巴黎两天之后，又戴上了白帽徽?三月份从头到尾，从马赛到波尔多，所有人都承认皇上的权威。在波尔多，军队犹豫不决，如果有人告诉他们，皇上仍在杜伊勒利宫，巴黎在进行防卫，他们说不定会继续听从昂古莱姆公爵的指挥。外省的城市都学巴黎的样子。有十分之一的防守部队在昂古莱姆公爵的指挥下打得很好；马塞纳显得滑头，动摇不定；在里尔，驻防部队对莫蒂埃元帅的声明响应坚决。宫廷逃离巴黎，这些军队仍然作出了忠诚的表示，如果坚守巴黎，他们的态度岂不会更加坚决?

如果采纳了我的计划，外国军队就不至于再次蹂躏法国；我们的亲王们就不至于随着敌国的军队一起回来；正统王权就会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拯救。如果是那样，胜利后只有一件事要担心：对君主政体的力量过于信任，从而漠视国民的权利。

为什么我要生活在一个怀才不遇的时代呢?为什么在一个可怜的王族不可能听见我的声音也不可能理解我的意思的时期，我要违背本性做一个保王党呢?为什么我被扔到那群平庸家伙中间呢?我一说起勇敢，他们就把我看成莽汉，我一说起自由，他们就把我当成革命党。

要紧的是进行抵抗!皇上并不恐惧，对我的方案相当欣赏，因为他身上有几分路易十四的英雄气概。可是另一些人的面孔就拉长了。人家把王冠上的钻石取下来包好(这是昔日各国君主的特别贡礼)，留下三千三百万埃居的珍宝，四千二百万埃居①的证券。这七千五百万埃居都是征税得来的呵：为什么不把它们还给人民，而要留给暴君呢?

①法国古币单位。一埃居在不同时代等于三到五法郎。

川流不息的人在花神阁的楼梯上上上下下；大家打听该干什么事儿，可是得不到答复。有人去问卫队统领，有人则去探询王宫小教堂的主持、唱经班成员和指导神甫，却什么也打听不到。徒劳无益的交谈，毫无消息的流动。我看见一些年轻男人号啕大哭，要求给他们下命令，发武器，可是没有结果。我还看见一些女人因为气愤和轻蔑而昏厥。求见皇上是不可能的；礼仪规定常人不得擅入宫门。

宣布对付波拿巴的重要措施，是一道追缉的命令：腿脚不灵的路易十八，竟要追缉跨上陆地的征服者!这个古老法律用语在这里得到更新，它足以表明这个时期的政治家的智力。在一八一五年追缉!追缉!那么追缉谁呢?追缉一只狼?追缉一个土匪头子?追缉一个篡位的老爷?不是，追缉的是拿破仑，他曾经追击过各国君主，把他们抓住，在他们肩膀上烙上永不磨灭的“N”字!

仔细琢磨这道命令，就可以看出无人注意到的一个政治真相：正统王族与国民断了二十三年的联系，仍然停留在革命冲击他们的时代与位置，而国民在时间与空间上都向前进了。因此，他们无法理解和融合。对国王和人民来说，宗教、思想，利益、语言、大地和天空都不相同，因为他们不在一个起点，因为他们隔开了四分之一世纪，隔开了相当于若干世纪的四分之一世纪。

不过，如果由于保留了古老的法律用语，追缉的命令显得古怪，那么波拿巴一开头是否有意使用一种新语言，来做得更好一些呢?德·欧特里沃先生有一些文件，经过阿尔托先生整理清点，表明人们很难阻止拿破仑命人枪毙昂古莱姆公爵，尽管《箴言报》上正式发表的为拿破仑炫耀的文章留在我们手里：他认为这位亲王自卫不好。然而这位从厄尔巴逃回来的人头年在离开枫丹白露时曾叮嘱士兵们忠于法兰西选择的君主。波拿巴的家族一直得到尊重，奥尔唐斯王后从路易十八手上接过了圣勒女公爵的衔头；米拉仍统治那不勒斯，他的王国只是在维也纳会议期间才被德·塔莱朗先生出卖的。

这个时期让人心情沉重，因为大家都缺乏坦诚：每个人先就抛出一个声明，说自己如何有诚意，好像这是一块跳板，可以渡过当时的难关，其实只要改变方向，难关就过了：只有年轻人是真诚的，因为他们刚刚出了摇篮。波拿巴郑重表示，他放弃王冠；他走了，过了九个月又卷土重来。邦雅曼·龚斯唐把他那篇强烈反对暴君的文章印了出来。但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他就变了。在本《回忆录》另一卷，大家将看到是谁启发他作出了这一高尚行为，可惜他那动摇不定的本性不许他始终忠于这一行为。苏尔特元帅鼓动部队反对他们从前的统帅，可是过了几天他就在杜伊勒利宫拿破仑的书房里嘲笑他自己的声明引起的轰动，不久他又当上了滑铁卢战役法军的总参谋长；内伊元帅曾经亲吻路易十八的双手，发誓要把波拿巴关在铁笼子里带来见皇上，然而他把自己指挥的军队全部交给了波拿巴。唉!法兰西国王又怎么样呢?……他曾表示，他六十岁了，除了保护人民而死，再没有更好的结束一生的方式……可是他却逃到了冈城!看到这种感情虚伪和言行不一，我们觉得对人类生出了强烈的厌恶。

三月二十日，路易十八还声称死也要死在法国中部。如果他说话算数，正统王族还可以掌权一个世纪。天理本身似乎也剥夺了衰老的国王撤退的能力，因为它让他患有腿疾，行动不便。可是人类未来的命运偏偏要从中作梗，阻止宪章的作者彻底实行他的决定。波拿巴跑来援助未来，这位邪恶力量的救世主抓住新近瘫痪的人，对他说：“起来吧，把您的床带走。”

国王出逃——我与德·夏多布里昂夫人一同动身——道路堵塞——德·奥尔良公爵与孔代亲王——图尔奈，布鲁塞尔——回忆——德·黎塞留公爵——皇上召我去根特城

显然，宫里人打算出逃：他们害怕遭到扣留，甚至连我也不通知。要是拿破仑进了巴黎，一个钟头后就会把我这种人拉去枪毙。我在香榭丽大道遇到了德·黎塞留公爵。“人家瞒着我们。”他对我说，“我来这儿望风，因为我不想在杜伊勒利宫独个儿等候皇帝。”

十九日晚上，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派了一个仆人到骑兵竞技场，吩咐他得知国王确实出逃后再回来。到了半夜，仆人还未回，我就去睡觉，可是刚上床，克洛泽尔·德·库斯盖先生就进屋来了。他告诉我们陛下走了，是朝里尔方向去的。是掌玺大臣让他带这个信给我的。他知道我处境危险，特地给我透露了秘密，并且给我送来一万二千法郎，今后从我驻瑞典公使的薪饷中扣回。我执意留下来，只有确知皇上走了才肯离开巴黎。派去打听情况的仆人回来了：他看到一长列马车驶出了王宫。三月二十日凌晨四点，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把我推上她的马车。我当时是那样气愤，以至于不知道往哪儿去，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们从圣马丁门出了城。天亮了，我看见一些乌鸦从夜宿的大路旁榆树上悠然飞下来，去田里吃它们的早餐，根本不为路易十八或者拿破仑操心：它们并没有被迫离开家园，又多亏生有两只翅膀，可以把颠得我要死的破路不放在眼里。孔堡的老朋友呵!从前，天一亮，我们就在布列塔尼的荆棘丛里吃熟了的树莓。那会儿我们过的日子是多么相似呵!

道路坑坑洼洼，又是阴雨绵绵的季节，但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强忍着痛苦：她不时地从马车后面的气窗里往外面瞧，看有没有人跟踪。我们在亚眠宿了一晚。大学者迪康热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接下来在阿拉斯又睡了一晚。那是罗伯斯庇尔的家乡：在那儿，我被人家认出来了。二十二日早上，我们打发人去租马，驿站老板说它们被一位将军预订了，他要去里尔送信：皇帝与国王胜利进入巴黎。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怕得要死；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我跑到驿站，花了点钱，解决了难题。

二十三日凌晨两点来到里尔城墙下，却发现城门紧闭。上面有令，不管谁来了都不能开。守城人不能或者不肯告诉我们皇上是否进了城。我花了几个路易，让驿站的马车夫把车驶出城门前的开阔地带，把我们送到要塞另一边，最后又送到图尔奈。一七九二年，我与兄弟一起赶夜路，硬是走完了这一段路。到了图尔奈，我获悉路易十八与莫蒂埃元帅在一起，肯定进了里尔城，并打算守城。我赶紧派了一个信使去见德·布拉加先生，求他给我发一份进要塞的通行证。信使带回了要塞指挥官发的通行证，却没有德·布拉加先生的一句话。我把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留在图尔奈，自己登上马车去里尔，正好碰上孔代亲王赶到。我们从他嘴里得知，皇上已经动身了，莫蒂埃元帅让他把皇上一直送到边界。根据他这番话，情况便得以证实：我的信送到城里时，路易十八已经走了。

德·奥尔良公爵紧随孔代亲王行动。表面上他们有不满，其实他乐于置身于战事之外。他的言论行动都有些暧昧，打上了他的性格的印记。至于年迈的孔代亲王，流亡就是他的家神。他并不惧怕波拿巴先生，只要人家愿意，他打也行，走也行；他的脑子有些糊涂了。他不大清楚是在罗克罗亚停下来打仗，还是去巨鹿镇吃晚饭。他比我们早几个钟头支起帐篷，并把家里人留在后边，吩咐我替他们去餐馆要咖啡。他不知道他孙子死后我就辞了职；他并不确知自己曾有个孙子，他只觉得自己的姓氏上又增添了几分光荣，它来自孔代家某个记不起来的成员。

你们记得我第一次流亡时，和兄弟一起经过图尔奈吗?你们顺便也记得那个变成驴子的男人，和那个耳朵里掏出麦穗的姑娘，以及到处点火的雨点般密集的乌鸦吗?一八一五年，我们自己也成了一群群乌鸦，不过我们没有放一处火。唉!可惜我再也不能与可怜的兄弟在一起了。从一七九二年到一八一五年，经历了共和国与帝国；在我的生活中，也完成了那么多的革命!时间和其他东西一样蹂躏了我。你们，现时的年轻一代，再过二十三年，你们对我的坟墓说一说你们今日的爱情与幻想处于什么状态。

贝尔坦家两兄弟到过图尔奈。贝尔坦·德·沃回了巴黎。他的兄弟贝尔坦老大成了我的朋友。你们读了本回忆录，知道是什么事使我与他交往上的。

我们从图尔奈去了布鲁塞尔：在那儿我没有再见到德·布勒特伊男爵和里瓦罗尔，也没有再见到那些年轻副官，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老了，不过这是一回事。我也没有听到收容我的那位剃须匠的任何消息。我没有握火枪，而是握起了羽毛笔。我从士兵变成了一个舞文弄墨的人。我寻找路易十八；他在根特城；是德·布拉加和德·迪拉两位先生领他去那儿的：他们起初是想让皇上乘船去英国。要是皇上同意了这个计划，就永远也别想再登宝座了。

我走进一家带家具的旅馆，想察看房间，不想在一间黑魃魃的房间里头，见到德·黎塞留公爵半躺在一张沙发上抽烟。他用最粗鲁的口气跟我谈起那些亲王，并声称他要去俄罗斯，再也不想听人说起那些家伙。德·迪拉公爵夫人来到布鲁塞尔，因为母亲在这里去世而悲痛。

我觉得布拉班特的首府很糟；我流亡时从来只是从这儿路过。它总是让我或者我的朋友不幸。

皇上下令召我去根特城。王室的志愿者和德·贝里公爵的小部队都被派到贝蒂讷，去蹦那些烂泥，吃军事溃败的种种苦头：大家作了感人至深的诀别。王宫两百个亲兵留下来，驻扎在阿洛斯。我的两个侄子，路易和克里斯蒂安就在这支部队里。

根特百日——国王与框密院——我出任代理内政部长——德·拉利·托朗答尔先生——德·迪拉公爵夫人——维克多元帅——路易神甫和勃若伯爵——德·孟德斯鸠神甫——白鱼宴：众宾客

有人给了我一张投宿证，不过我没有用：有一个男爵夫人——我忘了她姓什么——来旅社找到德·夏多布里昂夫人，要在她家里给我们提供一套住房：她是那样高兴地邀请我们去住。她对我们说：“我丈夫对你们说的话，你们千万别在意：他脑子有……你们明白吗?我女儿也多少有些怪。可怜的孩子，有些时候她真可怕!但其余的时候她温驯得像只绵羊。唉!我最担心的还不是她；是我儿子，最小的那个，要是天主不帮帮忙，他的情况比父亲还糟。”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礼貌地谢绝了邀请，她不愿去脑子这样清醒的人家里住。

皇上住得舒舒服服的，日常生活有人伺候，安全有人警卫，一切安顿好以后，便组成了枢密院。这位伟大君主统治的地盘是荷兰王国的一座宫殿。这座宫殿所处的城市，虽说是夏尔一坎的故乡，却曾是波拿巴治下一个省的首府：在这两个名字之间隔了好几个世纪，也发生了相当多的事件。

德·孟德斯鸠神甫去了伦敦，路易十八便任命我为代理内政部长。我与各省的通信联系算不上什么大活儿。我每天轻轻松松地就把给我们境内的省长、专区区长、市长和他们的助手的信写了；我也不怎么修路，听任钟楼倒塌。我们的预算并没给我多少钱；我也没有秘密资金；只是出于一种明显的流弊，我拿双薪；我仍是国王陛下派驻瑞典国王身边的全权公使。那位国王和他的同胞亨利四世一样，凭征服的权利当政，不然就是凭出生的权利。我们在国王的书房里，围着一张铺了绿毯的桌子开会发言。我认为，德·拉利—托朗答尔先生当时是公共教育部长，发表的演说比他的人更充实丰满：他举出了他著名的祖先历代爱尔兰国王，并把他父亲的案子与查理一世、路易十六搅在一起。有一位妇人热烈仰慕他的才华，从巴黎赶来，晚上，他和这位妇人一起，把白天在枢密院流泪、出汗和发言造成的疲劳一扫而光。出于美德，他努力治疗妇人的疯狂症，可是他的口才使他的德行落了空，反倒使妇人更加迷恋他了。

德·迪拉公爵夫人来到逃亡者中间，与丈夫德·迪拉公爵先生会合。我不愿再说不幸的坏话，因为我在这位杰出女人身边住过三个月，聊过正直的心灵头脑在情趣相投，思想一致，原则相同之中能够找到的一切话题。德·迪拉夫人对我寄予厚望，只有她一开始就知道我在政治上可能有所作为；嫉妒与盲目阻挠我进入枢密院，她总是为此难过。不过，我的性格给仕途带来了一些阻碍，她更是为此伤心。她责备我，劝我改掉单纯，直率、天真的毛病，想让我养成连她本人也无法忍受的讨好献媚的习惯。感到自己被一种崇高的友谊保护，这也许比任何东西都叫人更依恋与感激，因为这种友谊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它让人把你的缺点当作优点，把你的短处当作魅力。男人保护你是因为他有地位，女人保护你则是因为你有才华：两种权威一种是那样丑恶，另一种是那样温馨，其原因就在这里。

这位如此高尚的女人有一颗那样高贵的心灵，有一个兼具德·斯塔尔夫人的思想力量和德·拉斐德夫人的才华魅力的头脑。自从失去她以来，我在悲痛之中不断地责备自己脾气古怪，有时可能使呵护我关照我的人伤心。让我们注意自己的性格吧!让我们想到，即使我们怀有深厚的感情，也仍然有可能把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日子败坏掉。待到我们的朋友进了坟墓，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改正过错呢?那些无用的懊悔、空洞的遗恨，真是治疗我们给他们造成的痛苦的良药吗?他们喜欢的是生前看到我们微笑，而不是死后我们流的泪水。

迷人的克拉拉①(德·洛赞公爵夫人)和她母亲一起来到根特。我们俩就着蒂罗尔女人的乐曲作了几支蹩脚的歌。我曾把几个漂亮小姑娘放在膝头上搂着，如今她们都做了年轻祖母。一个姑娘，十六岁上在你面前嫁了人，你离开她，过十六年再来，会觉得她还是那个年纪。“啊!夫人，您可一点儿也没变老!”大概是吧：可是你是在向她女儿说这句话，你等会儿还要引这个女儿上祭坛呢。而你，这两场婚姻的伤感见证人，你把从每一场结合收到的十六年锁进箱子里：作为婚姻的礼物，它将促使你赶快与一个白皙的，有些消瘦的女人结婚。

①德·迪拉夫人的次女。——原注

维克多元帅来到根特城，与我们在一起。其朴实令人敬佩：他从不向皇上要求什么，也从不以巴结讨好来惹皇上心烦。人家几乎见不到他。我不知道人家是否给他面子，赏他一个机会，请他陪陛下一起吃过一顿饭。我后来又见到维克多元帅，并和他在部里共过事。他在我眼里总是那副好性子。一八二三年，在巴黎，太子先生对这位诚实正派的军人相当冷漠。而这位贝律纳公爵却真是善良，对如此放肆的忘恩负义，竟以那样谦恭的忠诚来报答。这种单纯让我着迷，让我感动，即使有时候它显得极为幼稚也是如此。元帅就是这样，用士兵的腔调，来对我讲述他妻子死的情形，说得我都流下了眼泪：他说出那些下流字眼是那样快，换用别的字眼是那样害羞，以至于我们都不妨把这些字眼写下来。

德·沃布朗和卡佩尔两位先生来与我们会合。德·沃布朗先生说他的公文包里什么都有。要孟德斯鸠的书吗?喏，这就是；波舒哀的呢?喏，那就是。随着时局渐渐显示出另一种态势，我们中间又来了一些人。

路易神甫和勃寥伯爵住进了我下榻的旅店。德·夏多布里昂夫人那时胸闷，呼吸不畅，我夜里照看她。两个新来的人住的房间与我妻子的房间只隔了薄薄一层板壁。除非我们把耳朵塞起来，不然不可能听不见那边的动静：在晚上十一二点之间，两个新来乍到的人提高嗓音，路易神甫说话像狼，声音一挫一挫的：只听他对勃寥先生说：“你，部长?你当不上了!你做的全是傻事!”勃寥先生答的话，我听得不太清楚，不过他提到了留在王家财库的三千三百万法郎。神甫显然生气了，将一把椅子推倒了。从他们的吵闹声中，我听到了这些话：“昂古莱姆公爵?得让他去巴黎城门口买回国家财产。我将把剩下的国家森林卖掉。我把一切都砍光，大路边的榆树，布洛涅树林，香榭丽舍的园林，那些树有什么用，嗯?”粗鲁是路易先生的主要优点；他的本事就是痴爱物质利益。要是财政部长能把森林拖走，他没准会有一个不同于俄尔甫斯的办法。俄尔甫斯是奏起手摇弦琴，让树林跟他走。当时人们用切口称路易先生为专家。他的理财专长促使他把纳税人的金钱堆在国库里，好让波拿巴取走。他最多只适合在督政府里当差任职，拿破仑就没有想到起用这个专门人才，因为他决不是独一无二，必不可少的角色。

路易神甫是直奔根特城来求部长职位的：他在德·塔莱朗先生手下十分得志，曾与德·塔莱朗先生一起庄严地主持过练兵场联盟的第一次仪式：主教作祭司，路易神甫作副祭，艾尔诺神甫是副助祭。德·塔莱朗先生回忆起那次可圈可点的布道，对路易男爵说：“神甫，练兵场那次你做副祭，真是英俊呢?”过去，在波拿巴的专制暴政后面，我们忍受了这种耻辱，将来我们是不是还要忍受这种屈辱呢?

十分虔诚的国王避免了各种伪善的指责：他的枢密院里拥有一位结了婚的主教——德·塔莱朗先生，一位与人姘居的教士——路易先生，一位不大遵守教规的神甫——德·孟德斯鸠先生。

德·孟德斯鸠先生像个肺病患者，易于激动，能说会道，但是心胸狭窄，性格乖戾，喜欢记仇，也喜欢诽谤人。有一天我在卢森堡公园宣传新闻自由，克洛维的后人①从我面前经过，使劲顶了我这个布列塔尼首领莫尔莫兰的后人一膝头，顶在大腿上火辣辣地好不疼痛，我也还了他一膝头，虽说这不礼貌：我们便像雷斯红衣主教和拉罗什富科公爵那样大骂起来。德·孟德斯鸠神甫戏称德·拉利—托朗答尔先生是“一只英国式的畜生”。

①指德·孟德斯鸠神甫。他家是法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克洛维是公元五六世纪法兰克人的国王。

在根特的河里可以钓到一种肉质鲜嫩的白鱼：我们常常去城郊一家小饭馆吃这种鲜鱼，一边等待各个帝国开战、灭亡。拉博里先生从不失约：我是在萨维涅第一次遇到他，当时他躲避波拿巴的追捕，从一边窗户跳进德·博蒙夫人家，又从另一边窗子跳出去逃走。他干起活来不知疲倦，写的信多，跑的腿也多，乐于助人，一如别人乐于得人帮助。可是他却被人诬蔑：其实诬蔑并不是对被诬蔑者的指控，而是诬蔑别人的家伙为自己作的辩解。拉博里先生本来大有希望，可是我却见那些希望都蔫了；这是为什么?空想就像折磨：一想就是一两个钟头。我常常用一根金索，捆一束回忆的玫瑰。那些玫瑰已经衰老，都无法立起。我捧起它们，献给年轻活泼的希望。

在那些白鱼宴上我也见到了莫尼埃先生。这是个有理性的正人君子。基佐先生常常屈尊光临我们的聚餐活动。

根特百日续篇——根特导报——我给皇上的呈文：这份呈文在巴黎的影响——篡改呈文

我们在根特办了一家导报：我给皇上的报告就发表在这份报纸上。它证明了我对新闻自由和外人统治的看法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到今天我还可以举出这些段落；它们没有与我的生活相背离：

“陛下，您给现行制度奠定了基础，现在又准备把它们加以完善……您开贵族院议员世袭制的先河确定了一个时期。内阁变得更为一致；部长们按照宪章精神，将成为两院成员；一项法案已经提出，凡四十岁以下都有权竞选众议院议员，并使公民们有了一种真正的政治职业。人们还将针对新闻界的不法行为订立一部刑法典，这部法典通过之后，新闻就会完全自由，因为任何代议制政府都得实行这种自由……

“陛下，我要借此机会向您郑重保证：您内阁的任何部长，您抠密院的任何成员，都义无反顾地捍卫这种适度自由的原则。他们从您那儿学会了热爱法律，秩序和公正。没有法律、秩序和公正，人民就不可能幸福。陛下，我们大胆向您表示，我们准备为您流尽热血，跟您走到天涯，并且与您一起经受万能的天主给您的种种考验，因为我们当着天主的面认为，您既然给人民创立了宪政，也就会维护宪政，您高贵的灵魂真诚的愿望，就是让法国人民自由。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陛下，我们将死在您脚下，以捍卫您神圣的个人；不过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不再是您的士兵了，也不再是您的枢密院顾问和部长了……

“陛下，此时此刻，我们分担着您作为国王的忧愁：您的枢密院顾问和部长，没有一个不会誓死阻止外族入侵法国。陛下，您是法国人，我们也是法国人!我们对祖国的荣誉十分关注，对我们军队的光荣深感自豪，对我国士兵的英勇深表敬佩，我们愿意在他们的队伍中，流尽最后一滴血，以便把他们引回正道，或者与他们分享正义的胜利。当看到我们的祖国面临灾难的打击，我们深感痛苦。”

就这样，在根特，我提议进一步完善宪章，并且对法国受到再次入侵的威胁表现出深愁重忧：可是我只是一个逃出来的人，心愿与现实相矛盾，而现实是不可能为我打开祖国的大门的。这些文字是在君主联盟的国家里，在憎恶新闻自由的国王和流亡者中间，在开赴征战前线的军队中写的。可以说，我们是那些军队的俘虏：这种境况或许会给我斗胆表达情感增添几分力量。

我的呈文传到巴黎，引起很大反响；小勒诺尔芒先生拿生命开玩笑，竟让人重印了这篇文章。而我为此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谋到了毫无用处的国王印刷特许证。波拿巴不适时宜地行动，或者让别人行动：在我的呈文发表之际，人家的所作所为，正是督政府在克莱里的回忆录①面世之际所采用的伎俩，把文章的一些段落作了篡改：人们认为向路易十八提出了愚蠢的建议，要求恢复封建特权，要求允许教士们重新征收什一税，要求恢复国家财产，就好像《根特导报》在具体的众所周知的日子登载的原件不能拆穿篡改的伎俩似的：其实人家是需要借用一时的谎言。一篇没有诚意的抨击文章用的是一个军衔相当高的人的笔名：百日王朝以后他被撤了职。有人把他被撤职归咎于他对我的行为。他让一些朋友采找我；他们求我出面说说话，让一个有功之人不至于失去惟一的生活来源：我写信给陆军部，为这位军官谋得一份退休金。他现在已不在人世了，但他妻子仍与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来往密切，对她深怀感激之情。其实这份感激我是根本受之有愧的。有些行为被人过于看重；其实最普通的人也可能做出这种慷慨之举。人们不必付出什么代价，就能博得美德的名声：高尚的灵魂并不是宽恕人的灵魂，而是不需宽恕的灵魂。

①见第一卷第四百五十一页。

波拿巴在圣赫勒拿岛认为我在根特出了大力，我不知道他这番见解是从何得来的：他虽然把我的作用看得过大，但至少在感觉上对我的政治才干作出了评价。

根特百日续篇——不发愿修女的修道院——我受到怎样的接待——盛宴——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到奥斯坦德旅行——安特卫普——一个口吃的人——一个英国少女之死

在根特，我尽一切可能避开阴谋；我生性厌恶那些阴谋，觉得那些阴谋卑鄙可耻；因为，在我们平常的灾难深处，我看到了社会的灾难。我躲避游手好闲的家伙和乡下佬的地方，就是“不发愿修女修道院”：我跑遍了那个小小的女人天地，里面的女人都披了面纱，或者包了头巾，做着各种教会的活儿。那个地方安静，其位置就像非洲风暴边缘的沙洲。在那里，我的思想没有产生任何不和谐的地方，因为宗教感情是那样崇高，再重大的革命也不可能不熟悉：上埃及的孤独隐居者，还有摧毁罗马人世界的蛮族，都不是不协调的事实和互不相容的存在。

我作为《基督教真谛》的作者，在修道院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不论我走到哪儿，只要在基督徒中间，那些本堂神甫就来迎接我，然后那些做母亲的就领着孩子来见我；那些孩子就背诵我写的《初领圣体》那一章。接着就来了一些不幸的人，他们告诉我，我有幸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好处。我途经一座天主教城市的消息被人当作传教士和医生途经该城的消息传扬出去。我被这种双重的名声感动了：这是我保留的惟一有关自己的愉快回忆；至于有关我个人和名声的其他回忆，我并不喜欢。

奥普斯夫妇经常请我去他们家吃饭。这对可敬的父母身边有三十来个子孙重孙。在柯邦斯先生家，有一场盛宴请我参加，盛情难却，我只好接受。这顿饭从午后一点吃到了晚上八点。我数了数共有九道大菜：开始上的是果酱，最后上的是排骨。只有法国人才知道有条有理地吃喝，正如只有法国人才知道怎样写书一样。

我的部长职务把我留在根特。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没有我这么忙，就去奥斯坦德观光。一七九二年我就是从那儿登船去泽西岛的。当年我从那些运河下海，流亡异乡，病得要死，后来我流亡国外，仍在那些运河边散步，不过身体健康：我一生中总有一些奇闻!第一次流亡的贫困与快乐又在我的头脑里复活；我想到了英格兰，想到了那些患难伙伴，想到了我以后还会瞧见的那个夏洛特。谁也不像我，在忆起一些影子时，便给自己创造出一个真实的社会。达到了我记忆中的生活同现实生活的感觉合并为一。有些我从未挂念过的人，死后反倒进入我的记忆：好像只有去坟墓走一遭，才能成为我的伙伴似的。这一点使我认为自己已是死人。在别人认为是永诀的地方，我却认为是永远的团聚。某个朋友辞别人世，就好像是来到我家居住；他不会再离开我。随着当今世界渐渐退隐，过去的世界又回到我身边。如果当今一代瞧不起年老的几代，他们在涉及我的事情上便会白费气力：我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我的金羊毛勋章还不在布吕日①，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没有替我把它带来。一四二六年，在布吕日，有一个叫让②的人发明或者改进了油画技艺：让我们感谢让·德·布吕日吧；他的方法要是没有宣传出来，拉菲尔的杰作今日都会褪色，变得模糊不清。佛兰德画家是从哪儿采光，来照亮他们的画作的?希腊的哪道光束偏离了方向，照到了巴达维亚海滩?

①金羊毛荣誉勋位团是一四二九年在布吕日建立的。夏多布里昂只到—八二三年才得到该勋章。

②即下文提到的佛兰德画家让·德·布吕日(一三八六—一四四○)。

在奥斯坦德游览之后，德·夏多布里昂夫人跑了一趟安特卫普。她在那儿的一座公墓里见到了用石膏雕塑的炼狱里的灵魂，它们身上乱涂着烟薰火燎的颜色。在卢万，她给我领来了一个口吃的人。那是一个博学的教授，专程来根特看看我妻子的丈夫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对我说：“著著……著名的……”他表达不出颂扬之意。我请他吃饭。这个研究古希腊的学者喝了几杯柑香酒以后，舌头放开了。我们开始赞扬修昔底德的功绩。酒使我们觉得他像水一样清澈。由于长久与客人对话，我想我最终说起了荷兰话；至少，我已经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了。

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在安特卫普的客店里凄惨地住了一夜：有一个英国少妇，刚刚生过孩子，在那里离开了尘世；她哼哼唧唧了两个钟头，接着声音渐渐弱了下去，最后的呻吟消失在永恒的静寂之中，一只听不懂她的话的耳朵勉强听到这些。这个孤独的，被人遗弃的游魂的叫喊，似乎为滑铁卢即将传来的千万个死者的叫喊拉开了序幕。

根特百日续篇——根特罕见的运动——威灵顿公爵——御弟——路易十八

当时成群的外国人涌入根特，使根特变得热闹，不久，这些外国人撤走了，根特惯有的清静变得更为明显。一些比利时和英国的新兵在广场上、在散步场所的树下学习操练。一些炮手、器材供货商、龙骑兵在把炮兵的辎重物资和牛马弄上岸。那些马匹悬在帆布带上，人家把它们牵下船时，它们仍在空中挣扎。卖酒食的随军女贩子背着大包小袋，牵着孩子，拄着丈夫的步枪走下船来：这些人也不知为什么，也不为丝毫利益，就去赴波拿巴为他们设下的毁灭性的约会。人们看见一些政治家沿着一条运河，在一个一动不动的钓渔人周围比划着手势说话，还看见一些流亡者在匆忙奔走，从国王行宫走到御弟的住所，又从御弟的住所赶到国王的行宫。法国的掌玺大臣德·昂布莱先生穿着绿礼服，戴着圆筒帽，臂下夹一部旧小说，前往枢密院修正宪章。德·莱维公爵趿一双开了边，露出脚趾头的拖鞋去上朝，他是个勇士，堪称阿喀硫斯再世，打仗时脚跟负了伤，所以只能趿拖鞋。他很有思想，大家可以根据他的随想录①作出评价。

①德·莱维公爵(一七五五—一八三○)的《关于若干问题的箴言与思考》于一八○八年出版。

威灵顿公爵近来不时检阅部队。路易十八每天吃过晚饭，就带着首席侍从和卫兵，坐一辆六匹马拉的四轮马车，在根特城兜一圈，就好像他仍在巴黎。国王要是在路上碰到威灵顿公爵，他会摆出恩主的派头，在经过时向公爵稍稍点一下头回礼。

路易十八从没有忘记他的优越出身；他走到哪儿都是国王，就像天主走到哪儿都是天主，不论是在民宅还是在神庙，是在金子还是黄泥砌的祭坛。落难从不曾剥夺他半点特权。他的威权下降了，傲气却增大了；他的王冠就是他的姓氏；他似乎在说：“杀死我吧，但你们无法刮去刻在我额头上的世纪。”即使有人刮掉罗浮宫里他家的纹章，他也无所谓：它不是刻在地球上了吗?难道人们会派出专员，去世界各个角落把它们刮掉?在印度，本地治里、美国、利马、墨西哥，在东方，在安蒂奥克、耶路撒冷、圣—让·达喀尔、开罗、君士坦丁堡、罗得岛、摩里亚半岛，在西方，在罗马的城墙上，在卡塞塔和埃斯柯里亚宫的天花板上，在雷根斯堡和威斯敏斯特大厅的穹顶上，在各国国王的盾形纹章上，都可以见到他家的徽记，难道它被抹去了吗?它被安在罗盘指针上，似乎表示百合花徽在世界许多地区的统治，难道它被人从那上面拔下来了?

他的家族高贵、古老、尊荣、威严，这些固定不变的观念给了路易十八一个真正的帝国。我们感觉到他对这个帝国的统治。便是波拿巴手下的将军们也承认这一点：他们在这个残疾老头面前，比在指挥他们打过上百次仗的可怕主子面前更为惶恐。在巴黎，当路易十八给予获胜的各国君主以与他同席的荣幸时，他总是毫不客气地打头，走在那些君主前面，而那些君主的军队就驻扎在罗浮宫院子里；他把他们当附庸看待，宗主国的主子有了事，他们领军前来支援，只是尽自己的义务。在法国，只有一个君主国，就是法兰西君主国，其他君主国的命运都与法国联系在一起。与于格·卡佩家族比起来，欧洲所有王族都嫩得很，几乎都是它的后代。我们古老的王权就是世界的古老王权：从卡佩家族被放逐之日起，开始了国王们被赶下台的纪元。

圣路易的后代这股傲气越是不得当(在路易十八的继承人那里这股傲气变得有害了)，它就越是迎合了民族自尊心：各国君主过去作为战败者，戴上了一个人的锁链，而现在作为战胜者，却戴上了一个家族的桎梏，法国人看到这种状况一个个都欢欣不已。

路易十八对自己的血统毫不动摇的信念是使他重握权杖的真实力量；这种信念两次把一顶王冠戴在他头上，当时欧洲都失去了信心。而且这种信心并不曾打算耗尽他的人力财力。被逐的国王没有一兵一卒，却打赢了并非由他发动的每场战斗。路易十八就是正统王权的化身；当他去世之后，正统王权也就见不到了。

根特百日续篇——根特历史回顾——德·昂古莱姆公爵夫人来到根特——德·塞茨夫人——德·莱维公爵夫人

在根特，一如在任何别处，我独自作了一些郊游。船只在狭窄的运河里航行，在到达大海之前，不得不从绵延百里的草场中间穿过，那种滋味，就像是在草地上滑行。那些船让我想起在密苏里长满野燕麦的沼泽里行驶的筏子。停在水边，当别人把一匹匹坯布浸下水的时候，我的目光则在城里座座钟楼间游荡；我觉得历史出现在天空的云彩上面：

根特人民奋起反抗支持法国的总督亨利·德·夏蒂庸；爱德华三世生下了让·德·根特，兰开斯特家族的鼻祖；阿特威尔德①深得人心的统治：“善良的人们呵，是谁伤害了你们?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客气?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们?”——“你得去死!”民众吼道。这是时代对我们所有人发出的呐喊。后来我见到了历代勃艮第公爵；西班牙人来了。接下来是媾和、围城，拿下根特城。

①阿特威尔德(Artevelde，约一二九五—一三四五)，十四世纪佛兰德人的领袖，领导根特人民保持中立，驱逐原统治者路易一世。后在暴乱中遇害。

当我在以往的世纪中浮想连翩的时候，一支小号，或者一支苏格兰风笛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我看见一些活生生的士兵跑步前进，去与巴达维亚被埋葬的部队会合：仍旧是那些毁灭啊，被推翻的强权啊，最后，是一些消逝的幽灵，一些往日的名字。

沿海的佛兰德是克洛迪昂①和克洛维的战友们最先安营扎寨的地区之一。根特和布吕日两城，以及周围的乡村给老近卫军的掷弹兵提供了将近十分之一的兵源：这支可怕的部队部分是由我们祖先出生地的兵丁所组成的，而它又来到这个出生地附近让人歼灭。对我们历代国王的部队，利斯河会献上它的鲜花吗?

①克洛迪昂(Clodion，死于四四七年)，法国墨洛温王朝的祖先。

西班牙人的风俗体现了他们的个性：根特的建筑物让我又想起了格林纳达的房子，只是少了闪耀着织女星的那片天空。一座几乎无人居住的大城，空荡荡的街道，同样空荡荡的运河……由运河分割出的二十六座岛屿，不是威尼斯那样的运河，而是中世纪一个巨大的炮阵。在根特，就是它们取代了切格利城区，杜罗河，塞尼尔，热内哈利夫夏宫和艾勒汉人拉古城：我昔日的梦想啊，我还能再见到你们吗?

德·昂古莱姆公爵夫人乘坐吉伦特号船，经英国来到我们这里，同行的有唐纳迪厄将军和德·赛茨先生。后者远渡重洋，外衣上还戴着蓝色勋章。在王妃之后到来的，还有德·莱维公爵夫妇：他们是乘坐公共马车，从通往波尔多的大路逃出巴黎的。他们的旅伴，马车上的乘客都在谈论政治。其中—个人说：“夏多布里昂那个坏蛋总不至于那么蠢吧!他的马车装满了行李，停在院子里有三天了：鸟儿都在上面做了窝。拿破仑要是把他逮住，是不会讲什么①客气的!……”

①上述地名，都是夏多布里昂在西班牙格林纳达城游览时足迹所到之处。

德·莱维公爵夫人是个很美丽很善良的女人。德·迪拉公爵夫人有多么好动，她就有多娴静。她总是与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待在一起，在根特是我们家的常客。我十分需要安宁，但我一生中从未遇到像她这么安详的人。我平生最无烦恼的时刻，就是在诺瓦齐埃这位夫人家里度过的那些日子。这位夫人的话语和感情深入你的灵魂，把安宁引到你心中。我至今仍然怀念在诺瓦齐埃栗树下度过的时光。那时我精神得到了抚慰，心情得到了康复，注视着瑟堡修道院的废墟，和马恩河畔垂柳下停泊的小船射出的如豆灯光。

对我来说，回忆德·莱维夫人，就像回忆一个宁谧的秋夜。她过了不久就去世了②。她融人死亡，就像融进安宁的源泉。我目送她无声无息地下到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墓坑里。她被葬在德·封塔纳先生上方。德·封塔纳先生旁边，安息着他死于决斗的儿子圣马尔塞兰。因此，我在向德·莱维夫人的坟墓鞠躬时，又碰到了另两座坟墓。人在感受一个痛苦时，不可能不唤醒另一个痛苦：夜里，种种只在暗处开放的花全都开了。

②德·莱维夫人死于一八一九年。——原注

德·莱维夫人对我亲切善良，德·莱维老公爵先生则对我友好：我现在只能按辈分来谈这家人。德·莱维先生很会写文章；他的想象丰富多彩，透露出他的名门气息，就像基贝隆湾海滩上的鲜血让人感到流血者出身高贵一样。

一切都不该在此终结。友好的情谊传到了第二代。德·莱维少公爵先生虽然今日依附了德·尚博尔伯爵先生，当时却向我靠拢；我与他家老辈人有交情，自然不会亏待他，正如我对他令人敬畏的主子也少不了表示忠诚。少公爵的妻子，可爱的德·莱维少公爵夫人，把心灵和才智方面最闪光的优点都汇集在欧比松这个高贵的姓氏里：当美惠女神向历史借用那永不疲倦的翅膀时，就有足够的东西来维持生活了。

根特百日续篇——根特的马尔桑公馆——王国宫廷顾问盖雅尔先生——德·维特罗尔男爵夫人秘密来访——御弟手书——富歇

在根特一如在巴黎，都有马尔桑公馆①存在。每天，从法国各地给御弟传来许多新闻。这些新闻是信誉所关制造出来的或某些人想象出来的。

①德·阿尔图瓦伯爵本人住在马尔桑公馆。此处指他的党派。

盖雅尔先生这位昔日的演说家，如今王国宫廷的顾问，富歇的密友来到我们中间。他得到大家的承认，并且与卡佩尔先生有了来往。

我很少去御弟那儿，但每次去，御弟身边的人总是用隐晦的话语和频频的叹息，跟我提到一个“表现极为出色的人(应该承认这点)：他牵制了皇帝的一切行动；保卫了圣日耳曼郊区，等等，等等”。忠心耿耿的苏尔特元帅亦是御弟偏爱的人物。而且，他也是富歇之后，法国最忠诚的人。

一天，一辆马车在我的旅馆门口停下，我看见德·维特罗尔男爵夫人走下车：她是带了德·奥特朗特公爵(即富歇)的前途来的。她带来御弟的一封亲笔信，亲王在信中表示，对救过德·维特罗尔先生性命的人，他永怀感激。对这件事，富歇也不指望得到更大的酬报了。有了这封信，王朝再次复辟后，他的前途就确保无虞了。从此时起，在根特，人家感谢杰出的富歇德·南特先生的大恩大德就不成问题了，除了通过这个正人君子的良好意愿，再没有其他办法回法国也是很明白的事情了：难的是让国王欣赏这个君主政体的新救星。

百日政变结束后，德·居斯蒂纳夫人硬拉我去她家吃饭，与富歇同桌。五年前，在我的堂弟阿尔芒受审判期间，我曾见过富歇一面。从前的大臣知道我在卢瓦、贡纳斯、阿尔努维尔反对过对他的任命。他猜测我很有势力，便有意与我言和。他身上最大的资本，就是路易十六的死亡：判处国王死刑体现了他的清白。一如所有革命家，他嘴巴灵活，空话连篇，搬出的大套陈词滥调里充满了“命运”“需要”“事物的权利”之类词语；他把社会进步、社会发展的无意义归于哲学的荒谬，把无耻的道德行为准则用来为强者欺压弱者服务；他厚颜无耻地承认人成功是公道的，承认砍掉一颗头颅没有多大意义，承认人们幸运是合理的，人们受苦则不公平；他装出最轻描淡写，最不在乎的口气，来谈论最可怕的灾难，就好像他是一个超脱这类无聊事的神灵。不论谈到什么问题，他总要表露出一个不同凡响的想法，要作一番引入注目的概述。我无法与这位罪人相处，只好耸耸肩膀，走了出来。

我对富歇先生冷淡，他从未原谅过；他拼命拉拢我，却收效甚微，对这点也始终耿耿于怀。他曾经打算举起命运的大刀，在我眼前晃动，就像西奈半岛①的荣光，来迷惑我；他曾经认为我会攀住着魔的巨人。那巨人谈到里昂的土地时曾说：“这片土地会动荡不安；这座傲慢的造反之城，在它的残砖碎瓦上面，会零零落落地建起一些茅屋，那些平等的朋友会竞相赶来居住……我们将有充足的勇气，穿过阴谋家们巨大的坟墓……把那些血淋淋的尸首扔进罗纳河，得让它们给两岸和河口留下可怕的印象，摆出人民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图像……我们将庆祝土伦的胜利；我们今晚就要打发二百五十名造反者去领受那惊雷一般落下的大刀。”

①据说在西奈山上，耶和华将《十诫》授予摩西。

这些可怕的小事并不能叫我产生敬畏之情：因为德·南特先生哕哕嗦嗦叙述的，是共和派在帝国的烂泥里犯下的暴行；因为无套裤汉虽然变成了公爵，用荣誉团勋章的饰带包起了绞死过人的路灯绳，在我看来却并不比原来精明，也不比原来高贵。对于根本不把雅各宾党人的暴行当回事，根本不把他们的杀戮放在眼里的人，雅各宾党人恨之入骨；因为他们的自尊心受了刺激，就像才华遭到别人否认的作者一样。

维也纳会议——富歇的特使德·圣莱翁先生参加谈判——关于德·奥尔良公爵先生的提议——德·塔莱朗先生——亚历山大对路易十八的不满——形形色色的求职者——拉贝斯纳迪埃尔报告——亚历山大给会议的突然提议：克兰卡尔西勋爵挫败该提议——德·塔莱朗先生改变态度：他给路易十八的快信——同盟国的声明，在法兰克福官方报纸发表时遭删节——德·塔莱朗先生希望国王从东南各省进入法国——贝内文托亲王到维也纳的数项交易——亲王给身在根特的我写信：他的信文

在富歇把盖雅尔先生派来根特，与路易十六的兄弟谈判同时，他在巴尔①的代理人正在与梅特涅亲王的代表讨论如何处置拿破仑二世的问题，而受这同一个富歇委派的代表德·圣莱翁先生则来到维也纳，讨论是否可能给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戴上王冠的事宜。德·奥特朗特公爵的朋友对他的信任，不可能超过他的敌人：在正统亲王们归国时，他在流亡贵族的名单上留下了从前的同事蒂博多先生的名字，而塔莱朗先生则随自己的喜好，删去或者添上某个流亡者的名字。这样一比较，圣日耳曼郊区的人信任富歇先生，不是很有理由么?

①巴尔即巴塞尔。

德·圣莱翁先生带了三封信来维也纳，其中一封是给德·塔莱朗先生的：德·奥特朗特公爵向路易十八的大使提议，如果有机会，把平等的菲利普之子②推上宝座。这场交易是多么正直啊!与这样诚实的人打交道是多么幸运啊!然而我们曾经赞美、恭维、祝福过这些市井无赖；我们曾经巴结他们，称他们为阁下!这就说明了现实世界的复杂。在德·圣莱翁先生之后，富歇又增派了德·蒙特隆先生。

②指德·奥尔良亲王。

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没有参与阴谋，但这件事得到了他的同意。他让那些意气相投的革命党去策划阴谋：多么惬意的圈子!在那座树林深处，法兰西国王的特命全权大使侧耳倾听富歇的提议。

在提到德·塔莱朗先生在地狱门遭到拘捕时，我曾说过迄至当时为止德·塔莱朗先生对玛丽—路易丝执政的固定不变的看法：他不得不顺应事变，接受波旁王朝上台的可能性；但他始终不自在；他觉得在圣路易的直系继承人统治下，一个娶妻的主教位置没有保障，因此用幼系替代长系的主意正合他的心意，尤其是他过去曾与德·奥尔良公爵那一支住的王宫有过来往，就更觉得这个想法可行。

打定主意之后，他就冒险把富歇的方案向亚历山大作了简要的透露，不过并没有完全暴露他自己的想法。沙皇对路易十八已经不再感兴趣：在巴黎，路易十八摆出一副血统高贵的架式，伤了他的面子；后来不许德·贝里公爵与沙皇一个妹妹结婚，更是伤了他的心；路易十八拒绝俄国公主有三条理由：第一，她是分立派教徒；第二，她的家族不太古老；第三，她的家族里出过疯子。这些理由不便直说，而是转弯抹角地提出来的，亚历山大隐隐约约悟出来后，更是觉得受了冒犯。沙皇对流亡的老迈君主最后一点不满的原因，是有人提出了英国、法国和奥地利三国联盟的设想，因此他指责这个设想。再说，他觉得继位已是公开的事了；大家都打算继承路易十六之子的权位：邦雅曼·龚斯唐以米拉夫人的名义，为拿破仑的妹妹辩护，她认为自己拥有统治那不勒斯王国的权利；贝纳多特远远地朝凡尔赛投来一瞥，表面上是因为瑞典国王来自波城。

外交部门的长官拉贝斯纳迪埃尔来见德·科兰古先生；他就正统王位草拟了一份报告：《法兰西的申诉与反驳》。使出这一招之后，德·塔莱朗先生设法把报告交给了亚历山大：沙皇本就心怀不满，态度变化无常，看了拉贝斯纳迪埃尔的小册子，深受影响，便在开会时突然提出，是否可以将审查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担任国王在哪些方面可以使法国和欧洲满意列为议题，使与会代表大吃一惊。这也许是那非常时期最让人觉得意外的事情之一。虽说那段时间人们是那么少地提及，但它也许比人们提到的还要不寻常。克兰卡尔西勋爵让俄罗斯的提议落了空。这位大人声称无权讨论这样重大的问题：“至于我嘛，”他像普通人似的发表意见说，“我认为把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放到法国的王位上，无异于用家族成员的篡位来取代军事的篡位，对于君王们来说，这种篡位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篡位都要危险。”与会代表去吃饭时，在他们会议记录的纸页上，作为记号，画了圣路易的权杖，就像画一根草秆似的。

看到沙皇碰了钉子，德·塔莱朗先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预料这一幕会传出去，便向路易十八作了报告(在我见到的一封快信里。那封信标号二十五或者二十七号)：他认为有义务把一个如此过分的动作报告陛下，因为，——他说——这个消息不久会传到皇上耳朵里：德·塔莱朗亲王先生真是少见的天真。

当时的问题是，同盟国要发表一个声明，清楚地告诉全世界，他们憎恨的只是拿破仑；他们并不打算把法兰西不喜欢的政府形式和君王强加给它。声明这后一部分被删去了，但是法兰克福的官方报纸却确实作了宣示。英国在与各国政府谈判时，总是使用这种自由的语气，其实只是为了防止议会辩论时有人批评．

我们看到，第二次复辟时，同盟国并不比第一次复辟时更关心确立正统王权的统治：一切都是由事件自身安排的。这些君主目光是那样短浅，欧洲各国君主政体的母亲被人扼杀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这会阻止他们花天酒地，豢养卫队吗?如今这些君主一手抱住地球，一手持剑，稳坐江山!

德·塔莱朗先生的利益当时在维也纳。那时英国人的看法对他不再那样有利。他担心英国人会在各国军队做好准备之前发动军事行动，从而使圣詹姆斯内阁获得优势：这就是他想让国王从东南部各省回国，以便得到俄帝国和奥地利内阁军队保护的原因。因此，威灵顿公爵得到明确指示，不许开战。是拿破仑想打滑铁卢之仗。人们无法拦挡这么一个人的命运。这些历史事实虽然是世界上最离奇的，却鲜为人知；同样人们对维也纳有关法国的条约形成了一种模糊看法：人们认为那是一群得胜的君主炮制的不公正东西，因为那些君主热衷于整垮我们。不幸的是，那些君主虽然苛刻，却是受了一个法国人的挑唆：德·塔莱朗先生如果没有玩弄阴谋，就是作了交易。

普鲁士想得到萨克森，这个地区迟早是它的猎物；法国应该支持这个愿望，因为萨克森会在莱茵河流域获得补偿，而兰道则会连同我们那些飞地一起留给我们；柯布伦茨和别的要塞划归一个友好的小国，该国横隔在我们与普鲁士之间，阻止两国接壤；法兰西的要害之地便没有受到腓特烈的阴影威胁。因为萨克森为此要遭受三百万法郎的损失，德·塔莱朗先生就反对柏林内阁的方案。但是，为了使亚历山大赞同古老的萨克森存在下去，我们的大使不得不把波兰让给沙皇，尽管其他强国希望好歹留下波兰，让它牵制俄国，使其在北方的行动没有那么自由。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族一如德累斯顿的君主，用钱赎回了自身。德·塔莱朗先生声称有权要求补助，作为交换他将让出贝内文托公爵领地：他离开主子卖掉号衣。法国失去了那么多的地盘，难道德·塔莱朗不也该失去什么?再说，贝内文托并不属于侍从长，根据重新生效的旧条约，这块亲王封地从属于教会国。

这就是我们在根特居留期间，维也纳所作的外交交易。我在根特时收到德·塔莱朗先生这封信：

“先生，得知您到了根特，我非常欣喜，因为形势要求皇上身边有些精明强干、能独立思考的人。

“您肯定认为，通过一些深思熟虑的出版物，来批驳人家在正式文献中想建立的整套新学说是有益的。这些正式文献已在法国面世。

“看来有必要写点东西以论证三月三十一日同盟国在巴黎发表的声明，废黜皇帝，让位，作为其后果于四月十一日签订的条约都是于五月三十日的条约绝不可少的预备性条件，也就是说，没有这些预备性条件，条约就不可能订立。这一点提出以后，破坏上述条件的人，或者协助他人破坏上述条件的人，就是在破坏这个条约所确立的和平。他和他的同伙也就是在向欧洲宣战。

“无论国内国外，进行这方面的讨论都是有益的；只是有一条，一定要讨论清楚，因此请您负责此事。

“先生，请接受我真诚的友爱与崇高的敬意。

塔莱朗

五月四日于维也纳

“希望有幸在月底见面。——又及”

我们的部长仇恨从黑暗中逃出的巨怪。他在维也纳忠诚地保持了这股仇恨；他怕被那怪物鼓起翅膀扫一下。此外，这封信还表明，德·塔莱朗先生独自写作时，是很能干事的：他好意给我点明“主题”，把余下来的事则交给我去敷衍修饰，这就是说几句外交辞令，提一提废黜、逊位，四月十一日的条约与五月三十日的条约，以制止拿破仑卷土重来!我很感激他按我的文凭“精明强干的人”发给我的训令，只是我没有遵命：作为“未出国门”的大使，我此时还没有干预“外交事务”。我只是“暂时代理内政部的部务”。

这时在巴黎发生了什么事呢?

巴黎百日——正统王权回到法国的影响——波拿巴的震惊——他被迫妥协，带着他认为已经扼杀的思想——他的新体制——剩下三个大玩家——自由党的怪物——俱乐部与联盟派——共和国的敷衍：附加文件——众院开会——无益的“五月田野①”

①“五月田野”为法国卡洛林王朝时的武士聚会，后成为阅兵活动。秃子查理当上法国国王后取消了这一活动。

我让你们看到了历史并未显示的事件的背面；历史只展示事件的正面。《回忆录》就有这个好处，能够把事情的正反两面都展现出来：从这方面讲，它们像莎土比亚的悲剧，通过展示下流和高尚的场景，较好地描绘了完全的人性。不论何处，宫殿附近总有茅屋，笑者旁边总有哭者，失去宝座的国王周围总有背筐的拾荒人：波斯国王大流士下台对参加埃尔比勒战争的奴隶有什么影响?

巴黎拉开大幕演戏，根特只是后台的更衣室。一些名人仍留在欧洲。我一八○○年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一起开始了政治生涯，为什么我没有追随这些同代的第一流演员，在大舞台上显露头角呢?为什么我独自待在根特呢?这是因为老天想把你扔在哪儿就扔在哪儿。现在，我们就从根特演出的百日小戏，来看巴黎演出的“百日大戏”。

我曾跟你们提到本该把波拿巴拦在厄尔巴岛的理由，以及迫使他逃出流放地的首位原因或不如说是出自本性的需要。可是从戛纳到巴黎的路程耗尽了这个老年人余力。在巴黎护身符被扯碎了。

法制不久就得到恢复，专制无法在短暂的时间里重居统治地位。专制主义钳制了群众的口舌，却在一定范围里解放了各个个人；无政府主义解开了群众的锁链，却控制了个人独立。由此可说，当专制主义接替无政府主义时，它像自由，而当它取代自由时，便显出了它真实的面目：在督政府的宪法之后，波拿巴是解放者，而在复辟王朝的宪章之后，他就是压迫者。这一点他是那样明白地感觉到了，以致他认为自己不得不比路易十八走得更远，不得不转到民族主权的源头。他这个曾经作为主宰把人民踩在脚下的人，竟然不惜把自己装扮成护民官，不惜讨好巴结郊区的民众，不惜模仿起革命的开端，不惜呲牙咧嘴，结结巴巴地操起自由的老调，每个音节都让他的利剑生气。

他作为掌有大权的命运，的确是那样完美，以致人们在百日王朝再也认不出拿破仑的天才。那是获取胜利、建立秩序的天才，而不是失败和自由的天才：然而，他却对背弃他的胜利，对秩序无能为力，因为少了他秩序照样存在。他在惊愕之余说道：“波旁王朝才几个月就替我把法兰西收拾好了!我要推倒重来，得好几年功夫。”征服者见到的秩序，并不是正统王权的功劳，而是宪章的功劳。波拿巴下台时，扔下的是一个默默无言，俯伏在地的法国，现在他看到的是一个挺直了腰，大声说话的法国：他怀着单纯的专制思想，把自由看作混乱。

然而波拿巴不得不妥协，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可能一开始就获胜。他得不到民众真正的拥护，只好以每人四十苏的价钱，雇一些工人下班后到骑兵竞技场，喊几声“皇帝万岁”!人们管这种活儿叫“去吼吼”。一些通告首先宣布一种完全的遗忘和宽恕；个人被宣布是自由的，民族是自由的，新闻也获得了自由；人家只希望让人民得到和平、独立和幸福；帝国的整个机构都改组了；黄金时代将再度来临。为了使实践与理论一致，法兰西被分成了七个警察分区；七位警察总监被授予了相当于执政府与帝国时期警察总局局长的权力：我们知道，当年在里昂、波尔多、米兰、佛罗伦萨、里斯本、汉堡和阿姆斯特丹那些个人自由的保护者是何等的威风。在这些警察总监之上，波拿巴安排了一些特派员，他们如同国民公会时期的人民代表。这套等级制度越往上越不受管束。

富歇领导的警察机构发表了一些庄严的公告，告诉大家，它以后只会为传播人生哲学出力，只会按照道德原则办事。

波拿巴颁布一道法令，重组了王国的国民卫队。从前单是这个名字就让他头晕。他在帝国时期曾宣布专制体制与宣传鼓动脱离关系，现在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取消这一规定，而且要促使它们再度结合：在五月的田野上，从这种结合中将诞生出一种自由，它头戴红帽，扎着头巾，腰佩马木路克骑兵的马刀，手持革命的斧头，被成千上万牺牲在断头台、战死在西班牙滚烫的田野和俄罗斯冰冷的荒原上的幽灵包围。在得胜之前，马木路克骑兵都是雅各宾党人，得胜之后，雅各宾党人变成了马木路克骑兵：危险时是斯巴达，胜利时则是君士坦丁堡。

波拿巴本想独揽大权，但做不到；他发现有一些人已经作好与他争权的准备：首先是一些真诚的共和派，他们挣脱了专制的锁链，摆脱了君主制的律条，希望保持独立，其实这独立也许是一种高尚的错误；接着是昔日山岳派那些狂人：他们在帝国时期只是替一个独裁者的警察机构充当密探，受尽屈辱，这次似乎决心为自己捞回为所欲为的自由，在过去十五年间他们把这种特权让给了一个主宰。

但是不论是共和派，革命者，还是波拿巴的喽哕仆从，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建立各自的权威，或者把其他两派吞并。在外部他们受到人侵的威胁，在国内他们为公共舆论所纠缠，他们明白，如果闹分裂，他们就完了：为了避开危险，他们把争吵往后推；一些人把自己的体系和空想带来作共同的防卫，另一些人带来的则是他们的恐怖和邪恶。在这个盟约组织里没有人是真诚的，一旦危机过去，各自就把盟约往自己有利的地方拉；大家事先就力图确保胜利的结果。在这个可怕的牌局里，自由、无政府主义、专制主义三个大玩家轮流做庄，想方设法作弊，尽力把大家都是输家的牌局打赢。

那些人脑子里满是这种想法，对于某些加速采取革命措施的失落青年，他们并不予以惩罚：在郊区养成了一些联盟派，而在布列塔尼、安茹、里昂和勃艮地等地组成了一个个联盟，用当地方言发出了严格的誓言；有人高唱起《马赛曲》和《卡马约尔曲》①；巴黎成立了一个俱乐部，与外省的俱乐部进行联络；有人宣告《爱国者报》将复刊。不过，从这方面来说，如果一七九三年那些东西复活，会得到人们多大的信任呢?它们对于自由、平等、人权的解释，我们不是早就领教过了吗?它们在犯下滔天大罪之后，是否比犯罪之前更道德、更明智、更真诚呢?是否因为它们曾染上种种劣迹，就能够作出种种善事德行呢?罪恶不像王位，没有那样容易放弃；扎过可怕头带的额头，会留下抹灭不去的印记。

①两者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歌曲，前者被选为法国国歌。

让一个天才的野心家从皇帝的位子降到大元帅或者共和国总统的地位，这只是痴心妄想：百日王朝期间有人给波拿巴的半身像上戴了红帽子，这顶帽子向他表示的意思是皇冠又到手了，如果有可能两次向这些跑遍世界的运动员提供同一个赛场①的话。

①赛场亦有历程、任职期、生涯的意思。

然而，一些自由派的精英决心赢得胜利：像邦雅曼·龚斯唐那样误人歧途的人，和像西蒙德—西斯蒙迪先生那样幼稚无知的人都打算把卡米诺亲王(即吕西安·波拿巴)安排在内政部，把少将卡诺伯爵安排在陆军部，把梅尔兰伯爵安排在司法部。波拿巴看上去疲惫不堪，并不反对民主运动，因为最差的结果，它也向他的军队提供了兵源。他听任人家写文章攻击；一些漫画再三向他呼喊：厄尔巴岛，正如鹦鹉总是向路易十一叫着：多嘴婆。人们对这个逃出监禁地的人以“你”相称，对他大肆鼓吹自由与平等；他则一副痛悔的样子听着这些告诫。然后，他忽然把人们打算束缚他的绳索全部挣断，以他自己的权力宣布，他要的不是平民宪法，而是贵族宪法。是帝国诸宪法的一个“附加文件”。

人们梦想的共和就被这灵巧的戏法一变，而成了古老的帝国政体，虽说它因为封建制度而重新变得年轻。“附加文件”从波拿巴一边夺走了共和派，并且引起了几乎其他所有派别的不满。巴黎一片动荡，外省则充满无政府气氛；民事与军事权力机构互相打架；这里有人威胁要火烧城堡，杀死教士；那里有人举起白旗，高喊“国王万岁”。波拿巴受到攻击，往后退；从特派员那里收回了镇长乡长的任命权，把它交给了人民。他怕大多数人投票反对“附加文件”，放弃了事实上的独裁，却按照那份尚未通过的文件，召开了众议院大会。他从一个暗礁游荡到又一个暗礁，刚刚摆脱一个危险，又遇到一个危险：作为一个昙花一现的君主，怎样开辟一块为平等精神所反对的世袭草场?怎样驾驭两院?两院会不会表现出盲目的服从?两院与“五月田野”打算召开的代表大会是什么关系?既然“附加文件”在选举计票之前就已经付诸实行，“五月田野”的代表大会就不再有真正的目标。这次代表大会由三万名选民组成，难道它不认为自己代表了全国人民?

经过那样大张旗鼓的宣传广告，“五月田野”于六月一日召开了，会议分成了两项，一是无甚稀罕的军队游行，一是遭到蔑视的神坛前的授旗仪式。拿破仑在兄弟、国家显要、元帅、民众与司法机构的簇拥下，宣布实行他其实并不信奉的民主政治。公民们以为他们在这庄严的日子里会炮制出一部宪法；心平气和的资产者原指望会宣布拿破仑逊位，让他儿子继位。这是富歇的代表与梅特涅亲王在巴尔阴谋策划的政治安排：可是会上只有一场可笑的政治欺骗。此外，“附加文件”就像是对正统王权的致敬书一样推了出来：除了稍有不同之外，这就是宪章本身，尤其在取消“抄没财产”这一条更是相似。

巴黎百日——波拿巴的忧虑与痛苦

这些变化，这种一团糟的局面，预示着专制主义已经行将就木了。不过皇帝不可能受到内部的致命打击，因为与他斗争的力量跟他一样疲乏不堪；从前被拿破仑打败的革命巨人尚未恢复元气；两个巨人此时互相打击，却没有半点杀伤力；这只是两个影子在交手。

除了在外面事事行不通之外，波拿巴还为家里和宫里的事烦恼痛苦：他向全法国宣告皇后和罗马王行将回国，可是他们两人都没有成行。荷兰女王已经被路易十八册封为圣勒公爵夫人。波拿巴谈到她的时候说：“当人们同意与一个家庭共享幸福时，也应该想到与它共度危难。”约瑟夫从瑞士匆匆赶来，却只是为了向他要钱；吕西安与一些自由党人交往，让他深感不安；米拉起初图谋反对妻兄，后来投奔他，立即调转枪头进攻奥地利人：他被夺走了那不勒斯王国，灰溜溜地逃出来，被关在马赛附近，等待灾祸降临，下面我将要讲到。

再说，这些昔日的党徒，所谓的朋友，皇帝能够信任吗?在他遭到废黜的时候，他们不是可耻地抛弃了他吗?当年匍匐在他脚下、如今缩在贵族院里的那些元老院成员，不是曾颁布法令，将恩主废黜?那些家伙走来对他说：“陛下，法兰西的利益与您的利益密不可分。虽然命运辜负了您的努力，挫折却不会削弱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反而会使我们加倍爱戴您。”他听到这些话时，能相信他们吗?你们的信念!你们因不幸而倍增的爱戴!这番话是你们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一日说的，而在一八一四年四月二日你们说的是什么话?过几个星期，到了一八一五年七月十九日，你们又说了什么话?

正如你们所见，帝国的警察部长与根特、维也纳和巴尔保持联系；波拿巴不得不委以军队指挥大权的元帅们也都宣誓效忠路易十八；他们曾发表言辞激烈的通告反对他波拿巴：确实，从那时起，他们又重新投靠了他们的苏丹；可如果波拿巴在格勒诺布尔被拦住了，他们会怎么办?只要解除一个誓言，就足以使另一个遭到违背的誓言恢复其全部的约束力?难道两次背誓等于忠诚?

再过一些日子，“五月田野”这些信誓旦旦的家伙就在杜伊勒利宫里向路易十八大表忠心了；他们靠拢和平的天主的圣餐台，是为了在战争的宴会上得个部长的职位；作为波拿巴加冕礼上的军队特使，挥舞各国王室旗幡的人，他们在查理十世的加冕礼上又充当了同样的角色；接着，作为另一个权力的特派员，他们把这个被囚禁的国王带到瑟堡，勉强才在他们的良心上找到一处空地，挂上他们新誓言的标牌。生在不正直的年代，生在两个人聊天要小心避开一些字眼，以免冒犯对方或者使对方脸红的日子真是痛苦。

那些未能在拿破仑辉煌的时刻攀附他的人，未能以感恩图报赢得赏给自己荣华富贵甚至姓氏的恩主长久宠信的人，此刻会为他没有多少指望的事业而赴汤蹈火吗?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一个由前所未有的成就、由十六年的胜利加固的机运都未能使他们不变心，他们会把自己捆在一个靠不住的要从头开始的命运上吗?有那么多虫蛹，在两个春天之间，脱去又穿上、丢掉又捡起正统派、革命党、拿破仑派和波旁派的蛹壳；有那么多的誓言诺言说了出来，却又得不到遵守；有那么多的十字勋章从骑士的胸脯移到马尾，又从马尾移到骑士的胸脯；有那么多的勇士换旗易帜，挣脱他们虚假的信仰的牢笼；那么多贵妇，相继追随玛丽—路易丝和玛丽—卡洛琳娜(德·贝里公爵夫人)，在拿破仑的内心深处只可能留下疑忌、恐惧和轻蔑。这个年迈的伟人在那些人，那些叛徒中间是个孤家寡人，他走出那群人的圈子，来到一块摇晃的土地，头顶一块敌对的天空，面对自己已完结的命运，来接受天主的审判。

维也纳的决议——巴黎的活动

拿破仑找到的忠臣，只是他昔日光荣的影子。他们如我前面所述，从拿破仑登陆的地点开始，一直跟随他进了法国的京城。可是从戛纳到巴黎，在一座又一座钟楼上飘扬的鹰旗，到了杜伊勒利宫烟囱上就疲惫地倒了下来，不能再前进一步。

民众虽然情绪高涨，但是拿破仑却没有抢在英普联军在比利时集结兵力之前，迅速赶到那里。他停下来，试图与欧洲谈判，并且低三下四地维持正统王权订立的各项条约。维也纳会议用一八一四年四月十一日的废黜来反对德·维桑斯公爵先生：通过这场废黜，“拿破仑看出自己是欧洲恢复和平的惟一障碍，因而为了他和他的继承人，放弃法兰西与意大利的宝座”。此时，既然他卷土重来，恢复权力，违反巴黎条约宣言，把自己放进一八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前的政治形势：那么就是他向欧洲宣战，而不是欧洲向他宣战。正如我在提到德·塔莱朗先生的信时所指出的，外交代理人这些合乎逻辑的遁词，起到了它们在战斗打响前所能起的作用。

波拿巴在戛纳登陆的消息是三月三日传到维也纳的，那一天正是过节，人们在表演奥林匹斯山和帕尔纳斯山诸神集会的情形。此前不久，亚历山大拿到了法国、奥地利和英国结盟的计划：他在这两个消息之间犹豫了一阵，然后说：“这事与我无关，但是关系到拯救世界。”于是一个传令兵赶往圣彼得堡，传令调遣近卫军。本来在往后撤的军队停止后撤；长长的队伍调过头来；八十万敌人一齐把脸转向法国。波拿巴准备打仗；有人指望他亲临新的卡达卢尼亚战场：只是天主推迟了他的行动，让他晚点指挥那场将结束战争统治的战役。

法兰西其实只是一个生产士兵的大窝。只要马伦戈和奥斯特利茨的名气发生一点腋温，就可以孵出几支军队。波拿巴已经使他的军团恢复了“不败之师”、“威猛雄师”、“天下第一师”的称号，七个军团重新亮出了“比利牛斯军团”、“阿尔卑斯军团”、“汝拉军团”、“莫塞尔军团”、“莱茵军团”的旗号：大段大段的回忆给一些假想的部队和未来的胜利提供了背景。一支真正的军队在巴黎和拉昂集结。一百五十个炮组套好了马车，一万精兵进了近卫军；一万八千威名赫赫的水兵驻扎在吕岑和包岑；三万老战士、军官与士官一起防守各个要塞；北边和东边七省准备进行总动员；十八万国民自卫队改编成了机动部队；洛林、阿尔萨斯和法朗什—孑L泰地区成立了独立团；一些联盟军官兵献出长矛，提供援助；巴黎每天造出三千枝步枪：这就是皇帝的家底。如果他在跨出国门时，能下决心号召各个民族独立，也许还能再次把世界闹个天翻地覆。时机十分有利：各国君主本来答应臣民成立立宪政府，现在却可耻地违背了诺言。不过对拿破仑而言，自从他饮过权力之樽中的美酒以来，自由就成了讨厌的东西；他宁愿与战士一起打败仗，也不愿与民众一起打胜仗。他相继派往荷兰的军队人数达到七万之众。

我们在根特的工作——德·布拉加先生

我们这些流亡者，待在查理五世出生的城市，就像这座城市的女人：坐在家里的窗子后面，借着一面斜放的小镜子，观看街上来来往往的士兵。路易十八就在这座城市的一个角落里，完全被人遗忘了；至多隔一段时间，他才收到德·塔莱朗亲王从维也纳寄来的一封信，或者外交团成员、派驻威灵顿公爵身边的特派员波佐·迪博尔戈和德·樊尚等先生写来的几行字。人们有别的事情要干，不会老记挂我们!一个与政治无关的人决不会相信，成千上万准备互相杀戮的士兵的对抗，将把隐居在利斯河畔的一个腿脚不灵便的人重新推上宝座：这个残疾人既不是士兵们的王，也不是他们的将军；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他，既不知其姓名也不了解其生活。根特与滑铁卢这两个如此接近的地方，一个从未显得如此默默无闻，另一个则从未那么光彩夺目：正统王权就像一辆破旧货车被搁在车库里。

我们知道波拿巴的部队正在开过来。我们没有别的保护，只有德·贝里公爵麾下的两连军队，那位亲王血统高贵，不可能为我们服务，因为人家已经要求他到别处去指挥防务了。我们才干把匹马，脱离了大部队，用不了几个钟头就会被打垮。根特城的防御工事已被撤毁；剩下来的城墙很容易攻破，尤其是因为比利时的老百姓对我们并无好感。我曾在杜伊勒利宫目击的那一幕又重演了：有人秘密地准备了陛下的车辆；马匹也订好了。我们这些忠心耿耿的臣子，就只能靠天主安排，在后面蹦泥水了。御弟去了布鲁塞尔，负责就近注视事态的发展。

德·布拉加先生变得忧心忡忡，一个劲地发愁。我这个可怜人只好安慰他。在维也纳大家都不喜欢他。德·塔莱朗先生嘲讽他；保王党人则指责他是造成拿破仑卷土重来的罪魁祸首。这样看来，无论他站在哪一边，都不可能再体体面面地去英国流亡，也不可能在法国继续占据头等位置：只有我一人支持他。我经常在马市上遇见他，他总是独自一人在那里跑来跑去。我被他拉过去，总是顺从地听他诉苦埋怨。可是我在根特、在英国，直到百日王朝过后还在法国卫护过的，甚至在《论立宪君主制》前言中还为之辩护的人，却总是与我唱对台戏：倘若这无损王国的事业，倒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我对过去干的那些傻事并不后悔，但是我应该在这部回忆录里写出我的善心和判断力所感到的惊愕。

滑铁卢战役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将近中午时分，我从布鲁塞尔门出了根特城，准备独自去大路上走一走。我带了《恺撤回忆录》，一边慢慢地走，一边细细地看书。走出十来里路，隐约听到了沉闷的轰隆声。我停下脚步，抬头望天，只见天空乌云密布。我在心里琢磨，是继续往前走呢，还是怕下暴雨回根特躲一躲呢。我侧耳细听，又只听见一脉细流在灯心草丛中汩汩流淌，还有村里一座挂钟的声音。于是我继续往前走，没走出三十步远，就听见那轰隆声又响了起来，时而短促，时而长久，其间的间歇也有长有短；有时只是感到空气震荡，传到了这大片大片原野的土地上，可见声音有多么遥远。这些爆炸没有惊雷那样响，没有那样起伏，那样联接紧密，使我顿时生出打仗的念头。在我前面，种着啤酒花的地头角上，有一株杨树。我穿过小路，靠在树干上，回头眺望布鲁塞尔方向。一阵南风吹过，使我更清楚地听到了炮声。这场暂时还没有名字的大战就是滑铁卢战役!我在一株杨树脚下听到了它的回响；村子里一座挂钟刚才敲响的是为那些无名士兵的丧钟。

作为一个孤独无声地倾听命运可怕判决的人，我心潮起伏，思绪难平，要是置身在千军万马的混战之中，我恐怕不会这样激动：危险、炮火、死的纷乱拥挤会使我无暇思考；但在根特周围的乡野，像放养周围来来去去的牛羊的牧人一样，独自立在一株树下，思考的重量便压在我身上：这是什么战斗?是决定性的战役吗?拿破仑亲自上阵了吗?世界是否像基督的长袍，被扔给命运裁决?两军的胜败会给各国人民带来什么后果，是自由还是奴役?可是，流的是什么的血啊!传到我耳中的每一声炮响，难道不都是某个法国人最后的叹息?这是不是某个新克雷西，某个新普瓦蒂埃，某个新阿赞库尔；他们投向了法兰西最不共戴天的死敌?要是他们赢了，我们的光荣岂不毁于一旦?要是拿破仑打了胜仗，我们的自由会落得什么下场?尽管拿破仑的一场胜利会给我打开永远流亡的大门，此时我最牵挂的还是祖国的命运；我祝愿法兰西的压迫者能够获胜，只要他在拯救我们的荣誉之时，能够使我们摆脱外国人的统治。

威灵顿会赢吗?如果他赢了，正统王权就会跟在这支刚刚用法国人的鲜血染红制服的军队后面回到巴黎!就会用装满我们伤残士兵的救护车来给他的加冕礼作彩车!在这种保护下完成的复辟会是什么样的复辟?……当时我思绪万千，心乱如麻，上述问题只是一小部分。每一声炮响都给我一击，使我心跳加剧。几十里开外，正在发生一场巨大的灾难，可是我见不到；我也摸不到滑铁卢每分钟都在加高加大的巨大坟墓，一如在开罗布拉克镇海岸，在尼罗河畔，我徒然把手伸向金字塔。

路上不见一个行人，只有几个妇女在田野上，平静地给一畦畦菜地锄草，似乎没有听见我在听的声音。这时来了一位信使：我便离开树下，站到路中间；我让信使停下，问他有什么消息。他是德·贝里公爵的部属，从阿洛斯特来。他告诉我：“波拿巴昨日(六月十七日)经过一场血战，进了布鲁塞尔。今日大概又打了起来。大家认为盟军肯定败了，撤退的命令都发下来了。”说完，信使继续赶路。

我匆匆地跟着他走：一位大商人坐着马车超过我。他带着一家老小，租了驿车逃命。他向我证实了信使的那番话。

根特的混乱——滑铁卢战役是怎么回事

我走回根特时，城里一片混乱：有人把城门关上，只留下小门微开着；一些装备很差的市民和几个留守的士兵在站岗放哨。我径直去了皇上的行宫。

御弟刚走一条偏僻的路，绕了一大圈赶回来。他听到波拿巴进了布鲁塞尔那条假消息，又听说第一仗打输了，第二仗也没有希望打赢，就离开了那座城市。传说普鲁士人没有上阵，英国人则被歼灭了。

得了这些战报，大家只想着各自逃命：有办法的人都出发了；我虽然从来没有什么办法，却总是精神饱满，时刻准备动身。不过我想让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先走。她虽是铁杆波拿巴派，却不喜欢炮火：她不愿跟我分开。

晚上，陛下召集会议：我们再次听了御弟的报告和要塞指挥官或者根特军政长官德·艾克斯坦男爵收集的传言。装运王冠钻石的马车已经套好了：我不需要货车来运载财宝。我把晚上扎脑袋的黑丝巾塞进内政部长的软包，就带着这份为正统王权办事的重要文件，听候亲王的安排。第一次流亡时，我带了个军用背囊，又当枕头，又作《阿达拉》的襁褓；比起那会儿来，我现在可是富多了。不过到了一八一五年，《阿达拉》有十三四岁了，成了个笨手笨脚的大姑娘，可以独自满世界跑了，而且引来了太多的议论。这当然是做父亲的荣誉。

六月十九日凌晨一点，波佐先生派传令兵给皇上送来一封信，说明了事实真相。波拿巴不但没有进布鲁塞尔城，而且彻底打输了滑铁卢一仗。他六月十二日由巴黎出发，于十四日与大军会合。十五日，他突破了敌军在桑布尔一带的防线。十六日，他在弗勒侣斯的田野上打击普鲁士人。在那儿胜利似乎永远贴着法国人了。利尼和圣阿芒一带的村庄都被法军攻占了。在四胳臂一带，法军又获得胜利：不伦瑞克公爵与阵亡的将士待在一起。布吕歇尔本来已经撤退，奉比洛将军之命，不得已带了三万人的预备队，又杀回来；威灵顿公爵带领英国与荷兰军队，背靠布鲁塞尔而战。

十八日早上，在第一阵炮击开始之前，威灵顿公爵便宜称他能坚守到下午三点；如果届时普鲁士人还没赶到，他就肯定会被打垮!他被赶到普朗舍诺亚和布鲁塞尔之间的绝境，再无后退的可能。他遭到拿破仑的突然袭击，军事处境十分恶劣；这种境况，并非他自己选择的，而是别人强加给他的。

法军首先拿下敌军左翼，俯瞰乌古蒙城堡，直到埃圣特和帕普洛特田庄的高地。在右翼，他们攻打蒙圣让村庄；热罗姆亲王在中央拿下了埃圣特。但是到下午六时，普鲁士的预备队出现在圣朗拜尔，对埃圣特发动了疯狂的反攻。我军部队已经冲破帝国近卫军的方阵，但是布吕歇尔率领精神饱满的军队突然赶来，包围了我军剩余的部队。在这支不朽的铁军周围，三百门大炮齐声轰鸣，二万五千匹战马疾速奔驰，大量逃兵卷着滚滚尘埃，裹着滚滚硝烟，顶着一阵阵机枪的扫射，把一切都带人被一枚枚康格莱韦火箭①划破的夜幕：这场战斗似乎浓缩了欧洲的一切战斗。法国士兵两次喊起了“胜利哕!”两次都被敌军的纵队压了下去。我方阵地上的火力停止了；弹药已告罄尽；在三万死者中间，一些受伤的掷弹兵拄着长枪，仍然挺立在阵地上；他们脚下，堆着十万冷却的，血迹斑斑的炮弹球；他们手上的枪，刺刀已经拼断了，枪管里没有火药了。离他们不远，那个战争人物眼光发呆，谛听着火炮的轰鸣。那也许是他一生听到的最后一声炮响。在那屠场上，他弟弟热罗姆还在领着残部拼杀。敌军的人数压倒了他们。但他们的勇敢并未带来胜利。

①发明火箭者是英国人威廉·康格莱韦，故以他的名字命名。

同盟国一方阵亡的将士估计有一万八千人，法国方面有二万五千人，英军有一千二百个军官战死；威灵顿公爵的副官不死即伤：在英国没有一家不举丧。奥伦治亲王肩头中了一弹，奥地利大使攀尚男爵的手掌被子弹射穿。英国人得胜全靠了爱尔兰人和苏格兰的山地族，我们骑兵几次冲锋，都未突破他们的防线。格鲁希将军的部队没有往前移动，也就没有参加战斗。两军带着十个世纪来的民族仇恨所激发的勇敢和顽强，进行了剑与火的较量。卡斯尔雷勋爵在向英国上院报告战斗经过时，说道：“战争结束后，英法两国士兵在同一条溪流里洗濯他们血淋淋的双手，两岸的人互相称赞对方勇敢。”威灵顿总是波拿巴的克星，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英国天才总是拦住他的对手法国天才通往胜利的道路。今日普鲁士人向英国人索讨这场决定性胜利的荣誉；可是，在战争中，造就胜利者的并不是完成的行动，而是威名：真正打赢耶拿战役的并不是波拿巴①。

①在夏多布里昂看来，那场战役真正的胜利是达武在奥埃斯蒂德村取得的。

法国人犯了大错!他们弄错了敌军或者友军；他们迟迟才占领四胳臂那个阵地；格鲁希元帅②率领三万六千人马，负责拦阻普鲁士人，然而他根本没有见到普军，竟让他们通过了：我们的将军们就是在这一点上互相指责。波拿巴按照习惯，实施正面攻击，而不是迂回打击英军的侧翼，而且以主子的自以为是，忙于切断一支并未被打败的敌军的退路。

②前面称格鲁希将军。他原为拿破仑部将，复辟时期留任将军。拿破仑百日政变后封他为元帅，但复辟王朝只到一八三一年才予以承认。

对于这场灾难，人们编造了许多谎言，也说了一些相当离奇的实情。“近卫军都战死了，没有投降”那句话，就是一句谎言，人家都不敢再为之辩解。看来在战斗开始时，苏尔特向皇帝提了几条战略上的意见。“你被威灵顿打败过，”拿破仑冷冷地回答他说，“就总以为他是个了不起的将军。”到了战斗后期，副官蒂雷纳先生催促波拿巴赶紧撤退，免得落到敌人手里：波拿巴恍如走出噩梦一样回过神来，起初还发了一通火，后来突然把马一夹，飞快地逃走了。

皇帝归来——德·拉斐德再度露面——波拿巴再遭废黜——贵族院争论激烈的场面——二次复辟的凶兆

六月十九日，巴黎残老军人院鸣炮百响，宣告利尼、夏尔勒卢阿和四胳臂等地的大捷，人们在滑铁卢前夕庆祝幻觉的胜利。第一个把这场失败的消息传给巴黎的，正是拿破仑本人。这是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之一。就结果来说，他于二十一日夜里进了巴黎城门，就像是他的阴魂回来通知朋友他已不在人世似的。他下榻在爱丽舍—波旁宫：当他从厄尔巴岛回来时，是在杜伊勒利宫下榻；这两处庇护所都是由他本能地选择的，它们显示了他的命运的转折。

在外国一场高贵的战斗中，拿破仑输了，而在巴黎，他还得忍受一些辩护人的争宠邀功，这些人想把他的不幸藏起来：他后悔在出发亲征之前没有解散议会；他也经常悔恨没有派人毙了富歇和塔莱朗。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这就是在滑铁卢战役之后，波拿巴禁止自己做出任何暴烈行为，也许他这是服从了本来的平和性情，也许他是被命运驯服了；他不再像头一次被黜之前那样说：“一个伟人逝世会带来多大损失，大家走着瞧吧。”这股狂劲已经过去了。他对自由生出反感，想到要砸碎朗儒依纳主持的众议院。此公原是一个公民，后来当上了元老院议员，从元老院议员转为贵族院议员，然后又复归为公民，最后从公民再度爬上贵族院议员的高位。拉斐德将军是众议员，在议院宣读了一个提案，表示：“议会要永远存在下去；任何解散它的企图都是严重的背叛，罪大恶极，任何企图做出此种行为的个人，都是叛国贼，或者被判为叛国贼。”(一八一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将军的演说是这样开头的：

“诸位，多年来，我这是第一次亮开嗓子说话，追求自由的老朋友将认出我的声音。此时，我觉得自己是被召来向你们谈论祖国的危险的………现在是团结在三色旗周围，团结在一七八九年的大旗周围，团结在自由平等和公共秩序的大旗周围的时候了。”

这篇演说过时的口气一时间使人们产生了幻觉；人们以为看到革命从坟墓里走了出来，一脸苍白，皱纹麻密地出现在议会论坛上；拉斐德就成了革命的化身。不过这种要求秩序的提案，只不过是米拉波从前的提案的花样翻新，只是从一座旧武器库里搬出来的报废的武器。拉斐德虽然从生到死，都始终活得高尚，却无法把中断的时间之链焊接起来。邦雅曼·龚斯唐去爱丽舍—波旁宫晋见皇帝，发现他在花园里。宫外的马里尼大马路上挤满了群众，他们呼喊着：“皇帝万岁!”这种发自人民群众肺腑的呼喊令人感动；因为这是向一个战败者发的!波拿巴对邦雅曼·龚斯唐说：“我给这些人带来了什么好处?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贫困潦倒，我扔下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一贫如洗。”如果情绪激动的议员当时没有听错，也许这是波拿巴惟一发自内心的话。他预见到事情的结局，主动迎合人们准备向他提出的要求；他自动退位，免得被人家赶下台：“我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他说，“我要求让我儿子以拿破仑二世名号继位，成为法兰西皇帝。”他这个措施完全是徒劳，一如查理十世为亨利五世作出的安排：你手上有皇冠，才能把它让予别人，人在厄运中立下的遗嘱，别人是不会当回事的。再说，皇帝再次退位，比起头一次来，就少了许多诚意。难怪当法国的特使去向威灵顿公爵通报拿破仑退位的消息时，这位公爵回答说：“这消息，我一年前就晓得了。”

众议院经过几次辩论，同意君主再次退位，但是措辞含糊，而且没有任命执政。马吕埃在这些辩论中发了言。

成立了一个行政委员会，由德·奥特朗特公爵主持；成员有三个部长，一位国事顾问，以及皇帝手下一位将军。他们再次抛弃了主子。这几个人是：富歇、科兰古、卡诺、吉内特和格莱尼埃。

在这些交易期间，波拿巴又改变了主意，他说：“我没有军队了，只有逃兵。众院的议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拉斐德、朗儒依纳和另外几个人跟我过不去。只要全国人民起来。敌人就会被消灭。可是，如果全国人民不起来战斗，而是争论谁是谁非，那我们就完了。全国人民选出这些代表，不是来推翻我的，而是支持我的。不管他们干什么，我都不怕；我永远是军队和人民崇拜的偶像：只要我一句话，他们就会没命。不过，如果我们不互相理解，只顾吵架，那就免不了重蹈后期罗马帝国的覆辙。”

众院一个代表团来庆祝波拿巴第二次退位，他说：“谢谢你们：我希望我的退位能给法国带来幸福；可是我不作这份指望。”

不久，他听说众院任命了一个五人行政委员会，就感到后悔了：“我可不是给一个新的督政府腾出位子的；我退位，是要让儿子继位：要是人家不宣布他接位，我的退位就无效。两院俯首贴耳，跪在同盟国面前，想叫他们承认民族独立，那是做不到的。”

他抱怨拉斐德、塞巴斯蒂亚尼，蓬泰库朗、邦雅曼·龚斯唐等人阴谋反对他；此外他又说两院没有足够的活力。他说他独自一人便可挽回一切，只是那些为头的与他意见不合，他们宁愿往深渊里跳，也不愿与他拿破仑齐心合力遮盖深渊。

六月二十一日，在玛尔梅宗宫，他写了这封高尚的信：“我虽然放弃了权力，却没有放弃公民最高贵的权利——保卫祖国的权利。在当前的危难时刻，我要作为将军为祖国出力，我把自己仍看做祖国的第一号士兵。”

德·巴萨诺公爵告诉他，两院并不支持他。他说：“这我明白。总得要妥协的。这可鄙的富歇蒙骗了你们。只有科兰古和卡诺还算有点才能。可是跟一个奸贼——富歇，两个傻瓜，——吉内特和格莱尼埃在一起，还有不知自己到底要干什么的两院，他们能干出什么名堂?你们一个个都像糊涂虫，外国佬许诺的那些美丽的东西，你们竟然都相信；你们以为，他们会把母鸡给你们放到砂锅里炖好，会把他们那号亲王封给你们当当，对吧?你们弄错了。”

一些全权代表被派往同盟国。六月二十九日，拿破仑要求调停泊在罗斯弗尔的两条三桅战舰，载他离开法国。在出国之前，他在玛尔梅宗宫隐居。

在贵族院，辩论激烈。波拿巴的宿敌卡诺在签署阿维尼翁屠杀令时，甚至无暇读一读，而在百日王朝期间，却有时间牺牲自己的共和主义，换取帝国伯爵的衔头。六月二十二日，他在卢森堡公园读了陆军部长的一封信，信里对法国的军事力量作了夸大的报告。内伊新来乍到，听了那些话，不免气愤。拿破仑在战报中提到元帅时，曾明显表露出不满。古尔戈则指责内伊是滑铁卢打败仗的主要原因。内伊一怒而起，说：“这份报告是假的，没有一点是真的：格鲁希至多只有两万到两万五千人听他指挥。近卫军的士兵没有一个回来的；我指挥过近卫军；我亲眼看见它在撤离战场之前被全部杀死了。敌军有八万人马，目前在尼维尔，六天之后就可以到达巴黎：你们只有谈判，没有别的办法拯救祖国。”

副官弗拉奥想支持陆军部长的报告，内伊断然反驳他说：“我再说一遍，你们没有别的救国之路，只有谈判。必须把波旁家族的人请回来。至于我，将到美国去隐居。”

听到这话，拉瓦莱特和卡诺又大肆指责元帅；内伊轻蔑地回答他们说：“有些人满脑子想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我可不是那号人。路易十八回来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叛主投敌，拉出去枪毙，就这么个好处；不过我应该对祖国说实话。”

在贵族院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德鲁奥将军回忆那一幕说：“我不安地看到，昨日有人发言，贬低我们军队的光荣，夸大我们的灾难，缩小我们的实力。我尤其不解的是，说这些话的是一位出色的将军(内伊)，他凭着巨大的能力和军事知识，有那么多次得到民族的感谢。”

在二十二日的会议上，紧接着第一次风暴爆发了第二次风暴：事情涉及波拿巴的退位，吕西安坚持要大家承认他侄儿为皇帝。德·逢奉库朗先生打断他的发言，质问他吕西安一个外国人，一个罗马亲王，有什么权利来给法兰西安排一个君主。他又补上一句说：“一个孩子，而且住在外国，我们又怎能承认他呢?”听到这句话，拉贝都瓦埃尔在座位上耐不住了：“君主幸运时，我听到一些人总是围着他叽叽喳喳，如今君主遭了难，这些人就躲得远远的了。有些人不愿承认拿破仑二世，是为了接受外国人的统治。他们称那些外国人叫“盟国”。

“拿破仑退位与他儿子继位是不可分的。要是大家不愿他儿子，他就会手持利剑战斗。曾经为他洒过热血，至今仍遍体鳞伤的法国人将团结在他周围。

“他将被一些卑鄙的将军抛弃，那些人已经背叛他了。

“不过，要是我们宣布，任何法国人，只要离开他的旗帜，就会背一身恶名，房子会被推倒痍平，家庭会被驱逐，那就不会再出现叛徒，不会再发生导致最近这些灾难的阴谋。今天在座的，也许就有这些阴谋的炮制者。”

议院里一片哗然：“安静!恢复秩序!恢复秩序!”有人被他这番话中伤，吼叫起来：“年轻人，你真是忘乎所以了!”马塞纳叫道。——“你还以为是在近卫军团吧?”拉梅特说。二次复辟的一切征兆都来势汹汹：波拿巴卷土重来，只带领了四百个法国人，而路易十八卷土重来，带来的是四十万外国兵；他从滑铁卢的血泊旁边经过，就像去他的墓地一样，前往圣德尼。

就在正统王权向前开进的时候，贵族院里回响着议员们的呼喊和质询；当匕首在法庭上受害者手中传递的时候，我觉得那里面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意味，就像当年我们蒙受深灾巨难之时那些可怕的革命场景。几个武官那要命的蛊惑力把法国带到了灭亡的境地。他们在招引外国军队再次人侵的时候，还在法院门口打斗不休；他们有预见的绝望，他们的手势，他们关于坟墓的言论，似乎都预告了三重死亡：他们自身的死亡，他们赞美的人的死亡，以及他们放逐的家族的死亡。

从根特动身——抵达蒙斯——我政治生涯中第一次错失良机——德·塔莱朗先生在蒙斯——与国王在一起——我愚蠢地对德·塔莱朗先生感兴趣

当波拿巴连同终结的帝国退缩进玛尔梅宗宫的时候，我们则随同再度开始的君主王朝从根特出发。波佐知道正统王权在上层社会有多大影响，赶忙写信给路易十八，建议他赶快动身，早点到达，如果他希望在别人占据宝座之前就执掌国柄的话：路易十八在一八一五年再次戴上王冠，是多亏这封信的提醒。

在蒙斯，我第一次错过了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机会；我本人一直是妨碍自己高升的阻障；我不断在升迁的路上奔走。我的缺点本会叫我吃些苦头，但这一次却是我的优点捉弄了我。

德·塔莱朗先生参加一次谈判，发了大财，却认为自己给正统王权出了大力，傲得不得了，俨然一副主子的派头回来了。他发现人们并未按他划出的路线回巴黎，大吃一惊，又见到德·布拉加先生在皇上身边，更是觉得不满。他把德·布拉加先生视为王国的祸害，但这并不是他憎恶此人的真实原因：他认为此人是国王的红人，因而也就是自己的对手；他也害怕御弟，十五天前，当御弟把自己在利斯河畔的公馆提供给他居住的时候，他大为不悦。要求德·布拉加先生离远一点，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使用他，太让人想起波拿巴。

德·塔莱朗先生在路易神甫陪同下，将近下午六时进了蒙斯城：德·利塞先生、德·若库尔先生和他府上另外几个常客飞也似地跑去迎接他。他怀有一种前所未见的情绪。一个国王认为自己的权威被人轻视时就有这种情绪。他不肯首先去晋见路易十八，对敦促他去的那些人，他说了这样一句大喇喇的话作为答复：“我又不急，明日再去也不迟嘛。”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尽了恭维话。他引诱那些小野心家和那些位高权重的傻瓜，用的就是这种办法。他挽起我的手臂，身子紧靠着我和我说话：这是极为喜欢你的亲密表示。他打算用这套伎俩来使我受宠若惊，昏头转向，可这个如意算盘完全落了空。我甚至没有悟出他的用心。我准备去见国王，邀他同往。

路易十八正处在痛苦之中：他必须与德·布拉加先生分手；德·布拉加先生不能回法国；因为舆论反对他；虽说我在巴黎时对这位宠臣有些怨言，但在根特城我没有对他表示任何不满。皇上对我的表现甚为满意，感激之余，对我也就特别友善。德·塔莱朗先生的话，已经有人向皇上禀报，皇上便问我：“德·塔莱朗先生自吹再次替我戴上了王冠，还威胁我要回德国去：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这事您怎么看?”我答道：“人家也许是向陛下传错了话；德·塔莱朗先生只是累了。要是皇上同意，我就去部长家看看。”皇上显得很乐意；他最不喜欢烦恼；他希望得到安宁，哪怕为此损害友情。

在奉承者中间，德·塔莱朗先生被抬举得比任何时候都高。我向他指出，在这种关键时刻，他不应该想到离开。波佐也从这方面开导他：尽管他对德·塔莱朗先生没有半点好感，但作为老熟人，还是愿意在这个时刻看到他理事。此外，他推测德·塔莱朗先生得到沙皇的宠信。我根本无法说服德·塔莱朗先生改变主意，他那些常客总是与我作对；莫尼埃先生甚至认为他应该退步抽身。路易神甫见人就想咬一口，跟我说话时就动了三次牙巴骨：“我要是亲王，决不会在蒙斯待上一刻钟。”我回答道：“神甫先生，你我想到哪儿就可去哪儿；谁也不会发觉我们不在。可德·塔莱朗先生就不是这样。”我还坚持自己的意见，又问亲王道：“您知道皇上会继续行路吗?”德·塔莱朗先生似乎觉得意外，然后他傲慢地对我说：“他不敢!”那模样，就像刀疤脸①在对那些想劝他提防亨利三世居心不良的人说话。

①法国历史上第三任吉斯公爵(duc de Guise，一五五○—一五八八)绰号叫“刀疤脸”。他曾任法国历史上反对新教的联盟首领，后遭人暗杀。

我回到国王行宫，在那儿见到了德·布拉加先生。我为部长开脱，对陛下说他身体不适，明天肯定会来晋见皇上。“他愿什么时候来就来吧。”路易十八回答说，“我三点动身。”接下来他又满带感情地补上一句：“我就要与德·布拉加先生分手了；这位子空着哩，德·夏多布里昂先生。”

这等于是将王室的内务交给我来管理。换了一个处事周全的政治家，准会让人套上马车，在皇上车前车后侍候，并不担心德·塔莱朗先生会从中作梗：可我却傻乎乎地留在客店里。

德·塔莱朗先生不可能想到皇上会动身，已经上床睡了：到了三点钟，有人唤醒他，告诉他皇上要出发了，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叫道：“老子被人耍了!背叛了!”仆人们侍候他起床。他平生第一次凌晨三点起床，由德·里塞先生搀扶着走到街上。当他来到国王下榻的宾馆门前时，御辇的头两匹马已经有一半出了大门了。人们赶忙招呼车夫停下。皇上问是怎么回事，有人大叫道：“陛下，是德·塔莱朗先生。”——“他睡了。”路易十八说。——“他在这儿，陛下。”——“好吧!”国王答道。马车退回院里。下人打开车门，皇上下了车，慢吞吞地回到房间。部长瘸着腿跟在后面。德·塔莱朗先生在房里有气地作了一番解释。陛下听他说完，答道：“贝内文托亲王，您要离开我们?温泉水对您会有好处的：以后给我们通点消息吧。”皇上扔下目瞪口呆的亲王，让人扶自己上车，出发了。

德·塔莱朗先生气得目瞪口呆；路易十八如此冷静，让他不知所措：他德·塔莱朗先生从来以沉着冷静自炫，没想到在自己的地盘上被人打败了，而且被人扔在蒙斯一个广场上，就像是最无足轻重的人似的：这口气他硬是咽不下!他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着马车远去，接下来他一把揪住德·莱维公爵的上衣钮扣，说：“走吧，公爵先生，去告诉大家，看人家是怎样对待我的!我给皇上重新戴上了王冠(他翻来覆去提到这顶王冠)，可是还得去德国重过流亡生活。”

德·莱维先生漫不经心地听着，踮起脚尖，说：“亲王，我走了，至少皇上身边得有一个大贵族。”

德·莱维先生跳上一辆出租马车。法兰西的掌玺大臣已经坐在车上了：卡佩王朝的两个大贵族并排坐在一辆墨洛温王朝的破公共马车上，只花一半价钱，去追随君主。

我请德·迪拉先生从中说和，一有消息就告诉我。德·迪拉先生问我：“什么!皇上跟您说了那番话，您还留下不动呀?”德·布拉加先生从蒙斯动身时，感谢我对他的关照。

我再见到德·塔莱朗先生时，他还是一副难堪模样。他后悔没有听我的劝说，恨自己昨晚像个没脑子的少尉，不肯晋见皇上；他担心人家作出一些安排，把他排斥在外，担心他无法进入政治权力中枢，从准备好的金钱投机中获利。我对他说，尽管我与他见解不同，但一个大使对部长的敬意与依附，我一分也不少；而且，我在国王身边有些朋友，希望不久就会听到好消息。德·塔莱朗先生当时动了真情，亲热地靠在我肩上。他那阵子肯定认为我是个十分伟大的人。

不久我就收到德·迪拉先生一封信。他从康布雷告诉我，事情已经办好了，德·塔莱朗先生不久收到上路的命令；这一回亲王规规矩矩地服从了。

皇上可以说是把王室总管的差使提供给我，或更确切地说，赏给我了，我没有跟他走，是受了什么鬼怪的驱使呢?我执意留在蒙斯，伤了他的心。而德·塔莱朗先生勉强跟我熟识，并未得到我的敬重与钦佩，再说这位先生将进入我不参加的内阁，而且生活在腐败的环境之中，我会在那种环境中无法呼吸，可我却为了他的事不惜碰得头破血流!

还是在蒙斯，贝内文托亲王在这种种难堪之中，派杜普莱先生去那不勒斯领取数百万钱财，这是他在维也纳做成的交易之一。德·布拉加先生也在同一时间上路。他口袋里装着驻那不勒斯大使的任命，以及根特流亡将军们在蒙斯给他的另外几百万经费。我与德·布拉加先生关系良好，准确地说这是因为大家都憎恶他。德；塔莱朗先生性情不好，喜怒无常，而我却对他始终如一，因此赢得了他的友谊；路易十八诚心召我去他身边效力，可我却选择了一个毫无诚意的人的卑鄙行径，而放弃了国王的宠信：我干出这种蠢事，得到报偿：想为大家出力，却被大家抛弃，实在是再公平不过。我回到法国，身无分文，连路费也付不起，而财宝却像下雨一样落在那些失宠的人头上：这种惩罚，我也是活该。当大家都披上黄金甲的时候，努力做一个穷骑士倒不失为一件惬意事；不过即使这样也不能犯大错：我如果留在国王身边，那么塔莱朗和富歇的内阁就几乎不可能成立；复辟王朝由一个讲道义的有信誉的内阁开始，后来的内阁也就可以变好。我对自己素来不大关心，这种性情使我把握不住事情的重要性：大多数人的缺点是自视过高，我的缺点却是缺乏足够的自信：我自己素来轻视自己的发达机遇。我本应该明白，此时此刻，法兰西的命运与我卑微的命运连在一起：这就是历史上十分常见的错综复杂的状况。

从蒙斯到戈纳斯——我与勃寥伯爵反对任命富歇为部长：我的理由——威灵顿公爵获胜——阿尔努维尔——圣德尼——与皇上最后的交谈

终于从蒙斯出来后，我到达卡托—康布雷；德·塔莱朗先生在此与我会合：法兰西的享利二世与西班牙的腓力浦二世于一五五九年媾和，我们好像是来重订这一和约似的。

在康布雷，由于德·拉苏兹侯爵，我们待在费奈隆的故乡时的“住宿官”已经拿走了德·莱维夫人和我们夫妇的房票，我们只好露宿街头。周围是节日的篝火，川流不息的人群，以及高呼“皇上万岁!”的居民。一个大学生听说我在街上，就把我们领到他母亲家里。

法国几个王朝的朋友们开始露面了；他们来康布雷不是为了结盟反对威尼斯①，而是为了联合起来反对新宪法；他们跑来把接连不断的忠诚和对宪章的仇恨献在国王脚下：他们认为这是在御弟身边必不可少的护照；我和两三个有理性的老实人已经闻到了雅各宾主义的气息。

①一五○八年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康布雷订立反对威尼斯的条约。

六月二十三日，发表了康布雷声明。国王在声明中说：“我不愿意让这些人远离我。他们的名声是使法国痛苦、使欧洲恐惧的一个原因。”然而，请看，马尔桑派说出富歇的名字，带了多么深厚的感激之情!皇上嘲笑他兄弟的新激情，说：“这可不是得自神明的启示。”我在前面已经述及，百日王朝之后，我在途经康布雷时，曾徒劳地寻找在纳瓦尔团当兵时的住所，以及与拉马尔蒂尼埃经常去泡的咖啡馆：可是它们与我的青春一起消逝了。

从康布雷动身，我们走到鲁瓦镇宿下：客店老板娘把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当成了太子妃，叫人欢呼着把她抬到一间餐厅。那里有一张大桌子，摆了三十副刀餐；房里点着大小蜡烛，燃着一大盆炉火，空气闷得很。老板娘不肯收食宿费，说：“我没有替国王去上断头台，都瞧自己不来哩。”有一团火在那么多世纪激励着法国人，她就是这团火的最后一点火花。

拉博里先生的姻兄拉莫特将军受京城权力当局派遣，来告诉我们，不佩戴三色标志，我们进不了巴黎。德·拉斐德先生和另外几个委员小心地从一个参谋部侍候到另一个参谋部，在外国人那里为法兰西乞讨随便一个主子。但他们在盟军那里受到很不客气的接待。照哥萨克的选择，任何国王，只要不是圣路易和路易十六的后人，就是杰出的君主。

在鲁瓦召开了内阁会议：德·塔莱朗先生让人给自己的马车套上两匹瘦马，去了陛下的行宫。他的车马随从占据了不小的位置，从部长下榻的客店一直排到国王的行宫门口。他下车后向我们宣读了一份备忘录：他考虑了我们到达巴黎后应该作出的决定，对不分派别，一视同仁，公开任用的必要性试作一些阐述；他表示可以将宽赦的范围扩及审讯路易十六的人。陛下气得一脸通红，两手拍打着椅子扶手，叫道：“绝对不行!”可惜这“不行”只维持了二十四小时。

到了桑利，我们去一个议事司铎家下榻：他家女仆把我们当一群丧家之犬来接待。至于议事司铎本人，他并不是桑利的首任主教、该城的主保圣人圣里约，他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他吩咐女仆，只帮我们买点吃的，而且是用我们的钱，其余就不管了。《基督教真谛》对我毫无帮助。然而桑利本应是我们的吉兆，因为亨利四世一五七六年正是在该城逃脱了看守的魔掌。那位国王、蒙田的同乡逃出来后叫道：“有两样东西留在巴黎，我很舍不得：一样是弥撒，一样是我妻子。”

我们从桑利出发去菲利普—奥古斯特的家乡。那地方又叫戈纳斯。快到村口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两人朝我们走来：原来是麦克唐纳元帅和我的忠实朋友希德·德·纳维尔。他们拦住我们的马车，问德·塔莱朗先生在哪儿。他们很爽快地告诉我，他们找德·塔莱朗先生，是为了通知皇上，陛下如果不把富歇任命为部长，就别想进巴黎城。我顿时忐忑不安起来，因为路易十八尽管在鲁瓦作了明确表示，我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我问元帅：“什么!元帅先生，只有答应了那些苛刻条件，我们才能进城吗?”——“子爵先生，确实如此，”元帅答道，“不过我还不太相信。”

皇上在戈纳斯停了两个钟头。我让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别下车，就待在大路上，自己则去村公所参加会议。在那儿大家讨论了一项措施。王国将来的命运就取决于它。辩论激烈。只有我和勃寥两人主张，无论如何路易十八不能同意富歇先生人阁。皇上听着。我看出来，他想坚持鲁瓦的表态，但是御弟左右了他的思想，威灵顿公爵又向他施加压力。

在《论立宪君主制》中的一章，我扼要阐述了在戈纳斯摆出的理由。我那时很激动；话语从口里说出来，自有一股力量，写在纸上，则软弱无力。我在那一章里说：“不管在哪儿，只要有公开的论坛，有可能招致批评的人就不能担任政府首长。总会有某种演说，某种言论，迫使那样的部长提出呈辞，退出议会。这种机制本是代议制政府自由原则的结果，但是当所有幻觉汇聚一堂，不顾皇上极有理由的厌恶，要把一个名人推举进内阁，人们却感觉不到这一点。此人的晋升，必然引出下面的后果：不是宪章被废弃，就是内阁在开会时垮台。我们想象一下，我所指的那个人如果旁听众议院关于元月二十一日条约的辩论，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呢?他随时可能被里昂的某位代表斥责，随时可能听到那句可怕的话：你就是那家伙!那种人只有与土耳其苏丹巴耶塞特宫廷的哑巴，或者与波拿巴立法团的哑巴在一起，才可能公开任职。要是一个议员，拿份《箴言报》走上讲坛，朗读一七九五年八月九日国民公会的通告，那位部长会有什么感觉呢?那份通告把“他，富歇(我是逐字逐句引述原文)当作贪污犯、恐怖主义者开除出国民公会，说他不论成为什么代表大会的成员，他那有罪的残忍行为都将给该代表大会带来耻辱和污点”。要是议员发问，按照这份通告，把富歇逐出内阁的理由是不成立，那富歇又何地自容呢?

可惜这些事都被大家忘记了!

不幸的是如果人们硬是认为，这样一个人有时还是有用的，那么，就应该把他安置在幕后，以借用他那令人伤心的经验；可是如果要违反圣意和民意，公然抬出这样一位部长来处理国家大事，公然任用连波拿巴当年都看做无耻小人的角色，岂不是表明要放弃自由与德行吗?一顶王冠值得作出这样的牺牲吗?现在连抛开一个人都做不了主，真要任用富歇之后，谁还能把他开除呢?

各派人物都在积极活动，却没人想到他们选定的政体形式；人人都谈论宪法、自由、平等、民权，却没有人愿意实行；一些时髦的空话：人们无意中询问宪章的消息，同时却希望宪章很快完蛋。自由党和保王党倾向于由风习改良的专制政体：这是法兰西的折衷办法与行事方式。物质利益高于一切；据说，人家不愿放弃大革命期间的所作所为。每个人都承受了自己的生活，而且打算让邻居也来承载一点：有人断定，恶变成了一种公共元素，它从此将与各届政府结合，像一种极其重要的原则进入社会。

我由于道德与宗教观念的影响，我才产生出有关宪章的那些想法，没想到却招来了某些派别的仇恨：对于保王党来说，我太热爱自由了；对革命者而言，我又太鄙视那些罪恶。我如果不甘愿吃大亏，在那儿像小学教师一样反复宣传宪法精神，那么从头一天起极端保王派和雅各宾党人就把宪章装进他们绣着百合花的燕尾服，或者卡修斯式的卡马尼奥拉服①口袋里去了。

①卡修斯(Cassius，卒于公元前四二年)，古罗马将军，庞培的拥护者，所穿的军服，与法国大革命时流行的卡马尼奥拉服式样相近。

德·塔莱朗先生不喜欢富歇先生；但更奇怪的是，富歇先生憎恶，并且鄙视德·塔莱朗先生：达到这个成功地步委实不易。德·塔莱朗先生起初也许乐于看到人家把自己与富歇先生分别对待，后来却觉得此人无法摆脱，便举手赞同。但是他没有想到，如果奉行宪章(他尤其与里昂大屠杀的刽子手连在一起)，他不会比富歇更为人们所接受。

我预先提出的警告，很快就应验了：接受德·奥特朗特公爵人阁，人们并没有得到好处，得到的只是耻辱；两院渐渐移过来的阴影足以让过于遭受论坛自由抨击的部长们隐没。

我的反对毫无作用：按照懦弱性格的惯例，皇上召开会议，但什么也定不下来；只有阿尔鲁维尔城堡才能决定法令。

在阿尔鲁维尔城堡，从不召开合乎规定的会议。集会的只是一些亲信和秘密加入的人。德·塔莱朗先生比我们先到，在与朋友们交流情况。威灵顿公爵到了；我看见他乘敞篷四轮马车经过，帽上的羽饰迎风飘扬。，他把富歇先生和德·塔莱朗先生当作滑铁卢大捷的两份礼物，来赐予法国。当有人告诉他，德·奥特朗特公爵犯有弑君罪，可能有点麻烦，他答道：“这是鸡毛蒜皮的事。”一个信奉新教的爱尔兰人，一个英国将军，既不熟悉我们的风俗，也不了解我们的历史，在一七九三年的法国只看到一六四九年①的英国的人，却被委任来决定我们的命运!波拿巴的野心害得我们落到这么悲惨的境地。

①英王查理一世于一六四九年被处决。

我离开众人，在花园里转悠。一七九四年，财务总监马索尔在九十三岁时，就是从这座花园走到马德洛纳特监狱，并在那里去世的；因为当时死神作大检阅，没有遗漏一个人。我不会再被召去开会了。君臣之间的患难之情已经完结：皇上准备回王宫，我则准备回那偏僻住所。君主一旦重掌大权，他们周围就再度形成空白地带。我经过杜伊勒利宫那些静寂无人的厅堂去皇上的书房时，很少不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在我看来，这是另一类荒漠，是无边的寂寞，在这里，世界本身都在天主那惟一真实的存在面前消失。

在阿尔鲁维尔缺少面包；若不是一位名叫杜布尔和我们一样从根特过来的军官收罗吃的，我们就会饿肚子。杜布尔先生去居民家“打秋风”，从逃走的村长家给我们带来半只绵羊。这位村长的女仆像博韦那位独住的女英雄，若是有武器，准会像让娜·阿舍特②一样接待我们。

②法国十五世纪女英雄，博韦被勃艮第公爵鲁莽查理围困时，她带领居民武装保卫家乡，迫使敌军撤退。上文博韦那位独住的女英雄便是指她。

我们前往圣德尼：道路两旁是一座挨一座铺开的普军与英军营帐；眼光触及远处修道院的尖顶；在修道院的地基达戈贝尔特③扔下了他的金银财宝，在修道院的地下室里，王族代代传人埋葬了族中的国王和伟人；四个月前，我们把路易十六的遗骨移葬那里，以代替其他人的骨灰。一八○○年我第一次流亡归来时，也曾经过这块圣德尼平原；那时在这里扎营的还只是拿破仑的士兵；换下蒙莫朗西大元帅老营的还是法国人。

③达戈贝尔特(Dagobert)，生于七世纪初，公元六二三—六三九年为法兰克国王。

一位面包商接待我们住宿。晚上，将近九时，我去晋见皇上。陛下住在修道院里：荣誉勋位团那些小姑娘老是呼喊：“拿破仑万岁!”费尽力气也劝阻不了。我首先进了附属教堂。毗连修道院的一面墙倒了。古老的教堂只点着一盏灯。在地下墓穴的人口，我作了祈祷，在那儿，我曾目睹路易十六的遗骨安放下去：我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一颗心完全被深愁重忧和宗教感情所淹没，这样的时刻，不知从前是否经历过。接下来我就去了陛下的行宫。有人把我领进皇上寝宫前的一间厅房，里面没有人。我坐在角落里等候陛下接见。突然有一张门打开了：邪恶倚着罪恶的臂膀悄悄地进来了——富歇先生扶着德·塔莱朗先生走着；这丑恶的一幕慢慢地从我眼前晃过，进了皇上的书房，看不见了。富歇来向主子发誓，保证诚心效忠，保证敬重君主；忠诚的弑君者跪在地上，把让路易十六人头落地的两只手放在遇难先王的弟弟手中；背教的主教充当他的誓言的担保人。

次日，到了圣日耳曼郊区：为了富歇的任命，一切势力，信教的与不信教的，有德行的与邪恶堕落的，保王党与革命党，外国人与法国人都卷了进来；到处都有人叫喊：“不用富歇，皇上不得安全；不用富歇，法国没救；他已经独自拯救了祖国，他独自也能完成伟业。”德·迪拉老公爵夫人是捧富歇最起劲的贵妇之一；克鲁索尔大法官是幸存的马耳他骑土团的骑士，他也随声附和，说他的头颅能留在肩上，全赖富歇先生保全。胆小的人是那样惧怕波拿巴，以至于把里昂大屠杀的刽子手当作提图斯①式的人物来歌颂。在三个多月里，圣日耳曼郊区的沙龙把我视作异类，因为我不赞同任命他们的内阁。这些可怜人，他们拜倒在“新贵”脚下，拥戴富歇，却照旧吹嘘他们如何高贵，如何仇恨革命者，如何经受考验，忠于君主，如何坚持原则。

①提图斯(Titus)，古罗马帝国皇帝(公元七九一八一年在位)，以红善著称，在位期间未下令处死过一个人。

富歇感到他的部长生涯与代议制君主体制的规则无法相容：由于他不可能与一个合法政府的成分相融合，他就试图让政治环境与自己的本性一致。他制造出虚假的恐怖；他打算根据一些臆想的危险，来强迫皇上承认波拿巴的两院，接受他们匆忙修改的权利宣言；甚至有人私下议论放逐御弟父子的必要：目的在于孤立皇上。

人们继续受骗：国民卫队翻过巴黎的墙垣，来保证自己的忠诚也是徒劳；有人肯定这支队伍部署不好。乱党命人关闭巴黎城门，以阻止在百日政变期间仍然支持正统王朝的民众跑出来迎接我们。甚至有人说这些百姓威胁要在路易十八经过时行刺。大家真是盲目至极，因为法国军队虽然退到了罗亚尔河，十五万盟军占据了京城外围各个战略要津，却还是有人声称皇上不够强大，不能进入一座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一些市民的城市：只要市民想闹事，极有可能藏匿一小撮拿破仑的联盟军。不幸的是，由于一连串不可避免的巧合，皇上似乎成了普鲁士人和英国人的首领；他以为围着他的都是自由党人，陪同他的都是敌人；他好像是被一支仪仗队所包围，而这支仪仗队其实是宪警，要把他带出他自己的王国。于是他只让外国人陪伴他穿过巴黎。后来有一天，这件事成了驱逐他家族的理由。

波拿巴退位以后成立的临时政府被解散了，因为它干了一桩指控王权的行为：这是一块待接石，人家指望有朝一日在那块石头上建起新的革命。

第一次复辟时我同意保留三色旗：它闪耀着它的全部光荣；白旗被人遗忘了；那么多的胜利给予这三种颜色以合法地位，保留它们，并不意味着给一场可预见的革命准备一个重新集合队伍的标记。不采用白旗是明智的，但是在波拿巴的掷弹兵举过之后将它抛弃则是卑鄙行为：从卡夫丁轭形门下①通过不可能不受惩罚；侮辱人的事也是致人于死地的事：一记耳光在身体上并未给你造成任何伤害，然而它却杀了你。

①公元前三二一年萨姆尼特人在卡夫丁峡谷打败罗马军队，强迫他们通过轭形门，以示侮辱。

在离开圣德尼之前我受到国王接见，与他作了如下对话：

“什么事?”路易十八问我，以这声含有惊讶的话开始了对话。

“是这样，陛下：您要用德·奥特朗特公爵?”

“必须用他：从我弟弟到克鲁索尔大法官(此人倒并不可疑)，大家都说我们只能用他：你的看法呢?”

“陛下，既然事情已定，我就请求陛下允许我沉默。”

“不，不，你说出来：你知道，从根特以来我一直在抵制。”

“陛下，我只服从您的命令；请原谅我的忠心：我认为君主政体完了。”

皇上保持沉默；我开始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可怕。这时陛下开口道：

“唉，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我与你的看法一样。”

我以这段对话结束有关百日王朝的叙述。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波拿巴在玛尔梅宗宫——全面放弃

要是一个人突然一下从轰轰烈烈的人生舞台转到冰海那静悄悄的岸滩，他那种感受，我在拿破仑墓旁也感到了，因为我们突然一下就来到了这座坟墓。

拿破仑六月二十九日走出巴黎，住进玛尔梅宗宫，等着从法国动身时刻的到来。我现在又来叙述他的事情：回忆逝去的日子，预料未来的时光，我只在他去世后才离开他。

皇帝歇脚的玛尔梅宗宫空荡荡的：约瑟芬已故；波拿巴孤独一人待在这个偏僻的住所里。在这里他开始了飞黄腾达之路；在这里他曾经十分幸福；在这里他曾经陶醉在世人的奉承之中；在这里，在他的坟墓之中，曾发出惊天动地的命令。从前群众的脚踩得花园沙径上寸草不生，如今花园里杂草疯长，荆棘丛生，一片葱绿，我在其中散步要先探明路径。由于缺乏照料，那些异国林木已经逐渐枯萎；沟渠里再也见不到大洋洲来的黑天鹅；笼子里也失去了热带鸟的身影：它们已飞到故乡，等候主人的到来。

不过，在回首往事时，波拿巴应该找到一条安慰自己的理由：垮台的国王们尤其悲伤，因为在他们跌落的上方，他们只看到先辈的辉煌和童年的奢华：可是拿破仑在自己发迹之前看到了什么呢?科西嘉一个村庄里他出生的旧屋。脱下皇袍之后，他变得更加大度，本会自豪地穿起农夫的宽袖外套；可是人们难以退回过去卑微的起点，他们觉得，命运在让他们失去赢得的东西之后，不公平的老天也夺走他们的祖产，然而拿破仑的伟大就在于他是白手打天下：他既没有高贵的出身可以依靠，也没有家世的力量可以继承。

看到这些荒芜的园子，空荡的房间，被欢庆活动磨蚀得黯淡陈旧的走廊，歌声乐声已然消逝的大厅，拿破仑可能回顾了他的一生：他可能扪心自问，如果稍微节制一点，他能否保住幸运。现在不是外国人，不是敌人把他驱逐出境，他并不是在打了一八一四年那神奇的一仗之后，几乎以征服者的身份离开祖国，让万民在他途经之处瞻仰他的风采的；他是败退下来的。要他下台的，催他快些离开的，连将军也不想让他当，一封接一封信逼他离开这块他为之争光也危害过的土地的是法国人，是一些朋友。

除了这个如此惨痛的教训之外，还有一些别的警告：普鲁士人在玛尔梅宗附近转悠；布吕歇尔喝醉了，踉踉跄跄地下令，抓住那个“把脚踩在各国君主脖子上的”征服者。我担心运气的速生速灭，风俗的平淡无奇，现代人物的倏忽沉浮会把历史的高尚磨掉几分：罗马和希腊都不曾说过要绞死亚历山大和恺撒。

一八一四年的那些场景，一八一五年又出现了，但更有些令人不快的意味，因为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受了惊吓：必须赶快摆脱拿破仑，同盟国的军队来了；亚历山大起初不在那儿压制胜利的气焰，抑制幸运的骄横；巴黎不再是洁净的未受过侵犯的城市；第一次入侵玷污了圣殿；落在我们头上的不再是天主的盛怒，而是苍天的轻蔑：连惊雷都不再震。向了。

在百日王朝，所有卑怯的行为都达到了邪恶的新地步：它们打着热爱祖国的旗号，假装超脱了个人的恩恩怨怨，大叫波拿巴违反一八一四年的各个条约，罪大恶极。可是真正有罪的难道不是帮助他实现意图的那些人?如果在一八一五年，他们不帮他重组军队，而是在抛弃他一次之后再次抛弃他，在他人住杜伊勒利宫时对他说：“您的天才欺骗了您；舆论并不向着您；怜惜怜惜法国吧。这次回了陆地，不要再抛头露面了。到华盛顿的国家去生活吧。谁知道波旁家族会不会犯错误呢?当您在自由学校里学会了尊重法律，谁知道法国会不会把眼睛转向您呢?那时您回国来，就不是一个扑向猎物的掠夺者，而是一个给祖国带来和平的伟大公民。”

可惜他们没有对他说这番话，而是迎合了卷土重来的首领的狂热；他们都清楚，无论他是胜是败，他们都可以得到好处，因此他们赞成让他失去理智。惟有士兵是带着可歌可泣的真诚为拿破仑送命的，其余的人只是一群吃草的羊，这里吃一口，那里啃一撮，好把自己养肥。哈里发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可是只要这些家伙愿意背弃他，他还有救!然而他们不愿意，他们要在他最后的时刻来捞取好处。他们提出种种可鄙的要求，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每个人都想从他的贫困中榨点油水。

从来没有比这更完全的抛弃；这种抛弃是波拿巴自找的：他对旁人的痛苦不闻不问，毫不关心，世界对他也就还以冷漠。正如大多数专制君主，他对仆人很好；其实他什么也不看重：作为孤家寡人，他有自己就足够了；不幸只是使他回到生活的荒漠。

当我回忆往事，想起在费城的小屋里见到华盛顿的情景，又想起波拿巴住在宫殿里的排场，便觉得隐退到弗吉尼亚州田园的华盛顿，决不至于感受到在玛尔梅宗花园里等待放逐的波拿巴那番辛酸苦辣的滋味。前者的生活中没有任何变化；他只是恢复了往日俭朴的习惯；他虽然解放了农夫，却只和他们享受一样的幸福；而波拿巴生活中的一切都被搅乱了。

从玛尔梅宗出发——朗布依埃——罗什福尔

拿破仑由贝尔特朗、罗维戈和贝克三位将军陪同，离开了玛尔梅宗。贝克是以监视者或者特派员的身份前去的。走到路上，拿破仑临时起念，要在朗布依埃停一下。他从这里出发，去罗什福尔上船，就像查理十世从这里出发去瑟堡上船一样。朗布依埃是一个不凡的偏僻地方，最伟大的家族和人物都在这里隐遁；弗朗索瓦一世就是在这里驾崩的；亨利三世逃出街垒后途经此地，连靴子也没脱就在这儿睡了一觉；路易十六也曾在这里留下身影!如果路易、拿破仑和查理只是朗布依埃默默无闻的放羊人①，那该多么幸福啊!

①路易十六在朗布依埃建有田庄，并从西班牙引进了美利奴绵羊。

到达罗什福尔后，拿破仑又不想走了：于是行政委员会发来强制命令：“着罗什福尔与拉罗舍尔驻军提供有力支持，协助拿破仑登船……可以动用武力……务必让他动身……他的要求不可接受。”

拿破仑的要求不可接受!可是你们没有受过他的恩惠或者奴役吗?拿破仑不是自己离开的，是被驱逐的：驱逐他的是谁?

波拿巴只相信命运；对于不幸，他既不烧火，也不泼水；他预先就原谅了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一场公平的同等报复使他受到他自家体制的庭审。当胜利不再激励人心的时候，他这个人就化成了另一个人，而弟子们则为了学校而抛弃先生。我这个人相信善事都是正当的，灾祸有绝对权力；如果我曾为波拿巴效过力，那我是不会离开他的；我会以自己的忠诚来证明他的政策有错。我会像一个失望的，靠他枯燥无味的理论和没有多大用处的成功权利维持生命的人，留在他身边，分担他受黜失势的痛苦。

从七月一日以来，几艘三桅战舰就停泊在罗什福尔锚地等待波拿巴：从未破灭的希望、与永诀连在一起的回忆把他拉住了。他—定怀念童年的岁月，那时他明亮的眼睛尚未见过下雨!他留出时间让英国舰队驶近。此时他还可以乘上两条三桅帆船，在深海与一条丹麦船会合(这是他兄弟约瑟夫的决定)，可是看到法国海岸，他的决心动摇了。他仇恨共和国，厌恶美国的平等自由。他倾向于向英国人要一个避难所。他向一些人征求意见，问他们：“你们觉得这办法有何不妥”——“有损您的尊严。”—个海军军官回答，“您不应该死在英国人手里。他们会把您捆上稻草，拿去展览，票价是—先令。”

波拿巴上英国舰队避难——他给摄政亲王写信

皇帝没有接受这些意见，决定接受征服者的处置。七月十三日，在路易十八进入巴黎五天以后，拿破仑给英国军舰“柏勒洛丰”号的舰长寄去这封信，请他转交摄政亲王：

“亲王阁下，鉴于我已成为分裂祖国的捣乱集团利用的对象以及欧洲列强憎恶的目标，我已结束政治生涯，并像地米斯托克利①一样，来到英国人民家里坐一坐。我置身于英国法律的保护之下，并祈求亲王殿下作为我最强大，最恒久，最慷慨的敌人的保护。

①地米斯托克利(ThemisCocles，公元前五二五—四六○)，古希腊雅典政治家，将军，民主派首领。晚年曾流亡国外。

一八一五年七月十三日

于罗什福尔

如果波拿巴没有在二十年间对英国人民、英国政府，英国国王及其继承人大加侮辱，那我们也许会觉得这封信的语气是恰当的；可是被拿破仑那样蔑视，那样凌辱的这位亲王殿下，怎么突然一下又变成了最强大、最恒久、最慷慨的敌人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是胜者吗?他不可能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而假的东西是没有说服力的。写信给一个敌人、陈述一个伟人被废黜事实的话很漂亮；但是推出地米斯托克利那个平庸榜样就过分了点。

更糟的是，波拿巴这封求情信缺少真诚；他在信中遗漏了法国：皇帝关心的只是个人的灾难；既然他下台了，我们在他眼里就算不上什么玩意儿了。更不用说，他喜欢英国甚于美国，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对祖国悲哀的一种侮辱。他向二十年来一直收买欧洲反对我们的政府祈求一处避难之所。而这个政府派驻俄军的联络员威尔逊将军在莫斯科大撤退时，曾向库图佐夫施加压力，让他彻底消灭我们：英国人因为在最后决战中侥幸获胜，便在布洛涅树林里安营扎寨。地米斯托克利p阿，安安稳稳去坐在英国人家中吧，法国人为你在滑铁卢流的血，大地还没有喝完呢!逃亡者也许受到热烈欢迎，当他到了泰晤士河边，面对被外国军队侵犯的法国，面对成了罗浮宫的独裁者的威灵顿，他会扮演什么角色?拿破仑的好运帮了他的大忙：英国人听任自己采取一种狭隘的记恨的政策，错失了他们最后的胜利；他们把祈求者关进他们的巴士底狱或者请上盛宴，在后人看来，都没有断送他，反而是把他们以为夺走的皇冠还给了他，而且擦得更为灿烂夺目。他虽被囚禁，列强的恐惧却有增无减：大洋的阻隔是徒劳的，武装的欧洲在海滨扎营，眼睛紧盯着海面。

波拿巴在“柏勒洛丰”号舰上——托贝——将波拿巴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法令——波拿巴登上“诺森伯兰”号，扬帆远航

七月十五日，“鹰”号把波拿巴转送到“柏勒洛丰”号舰上。这只法国小艇是那样小，以至于从英国舰上看出去，只看到巨人站在波涛之上。皇帝走到舰长梅特兰身边，对他说：“我来把自己置于英国法律的保护之下。”蔑视法律的人至少曾经承认过法律的权威。

军舰扬帆向托贝驶去：有许多小船在“柏勒洛丰”号周围来来去去，在普利茅斯，一样的繁忙景象。七月三十日，凯特勋爵把将波拿巴送往圣赫勒拿岛囚禁的法令交给他本人。“这比帖木尔的笼子①还要糟糕。”拿破仑说。

①一四○二年，鞑靼征服者帖木尔俘虏土耳其苏丹巴耶塞特，将他囚禁在笼子里。

这种做法是令人愤慨的，因为它侵犯了人权，侵犯了交战双方人员在对方得到食宿保护的权利：如果你在任何一条船上诞生，只要船上挂着帆，你就生来是个英国人；按照伦敦的古老习俗，波涛被称作“阿尔比庸(英国古称)的陆地”。对一个祈求保护的人来说，一艘英国船决不是一座不受侵犯的神坛，它决不会把选择了“柏勒洛丰”号舰船艉的伟人置于大不列颠三叉戟的保护之下!波拿巴提出抗议；援引法律作为论据，说人家出卖他，干出背信弃义勾当，并且向未来求助：可是这于他适合吗?他不是嘲笑过正义吗?他现在祈求一些神圣之物保护，可他得势时，不是践踏过它们吗?他不是劫持过图森—路维杜尔①和西班牙国王吗?他不是命人逮捕亚眠条约中止时处在法国的英国旅行者并将他们囚禁多年吗?他过去这些做法，素来讲究有来有往的英国是可以仿效的，而且可以进行卑鄙的报复；只是人家也可以以另外的方式行动。

①图森—路维杜尔(Toussaint-Louverture，一七四三—一八○三)，海地历史上的黑人领袖。一八○二年被入侵的法军打败，被囚。

在拿破仑这边，头脑虽然博大，心胸却狭窄：他与英国人的争吵十分可悲，激起了拜伦勋爵的反感。他怎么肯说几句好话，来给看守他的人增光添彩呢?看到他自降身分，在托贝与凯特勋爵斗嘴，在圣赫勒拿岛与哈得逊·洛②爵士吵架，并且因为人家对他缺乏诚意，就发表一些谤文，对某个衔头，对金子多了少了一点，或者敬意多了少了几分而横加评论，乱找碴儿。波拿巴回落到他本人，也就是回落到了他的光荣，而这于他也就足够了：他对于人类毫无所求，他谈起厄运来并不太愤懑；人们也许会原谅他把最后的囚禁当作灾难。他对英方侵犯他得到食宿保护权利的行为表示抗议。我只发现抗议书的日期与签名值得注意：“拿破仑，写于海上航行的‘柏勒洛丰’号舰上”。这里奏出了巨大无边的和弦。

②哈得孙·洛(Hudson lowe，一七六九—一八四四)，英国将军，一八一六年任圣赫勒拿岛总督。

波拿巴从“柏勒洛丰”号转到“诺森伯兰”号军舰。两条运载圣赫勒拿岛未来驻军的三桅战舰在后面护航。其中有几个军官曾在滑铁卢打过仗。英方允许波拿巴这位全球探险家把贝尔特朗夫妇和德·蒙托隆、古尔戈以及德·拉斯卡斯诸先生留在身边。这几个人是自愿留在沉船上的乘客，义薄云天。按照船长的一条训示，波拿巴应该被解除了武装：拿破仑孤身一人，被囚禁在一条军舰上，四周是茫茫汪洋，还要下了他的武器!可见人们对他的力量是多么惧怕!不过对于滥用武力的人，老天给予的教训又是多么深刻!愚蠢的海军法庭常常把发配澳洲植物学湾①的罪犯看做危害人类的罪魁祸首：当年黑皮亲王爱德华三世不是让人下了法国国王善良的让的武器?

①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小海湾。一七七○年库克船长在此首次登上澳洲大陆，发现了许多新植物，因此得名。

舰队起锚开航。自从恺撒坐船跨海以来，还没有一条船舰载运过如此重要的人物。波拿巴靠近了那片神奇的海域，当年西奈的阿拉伯人目睹他经过那儿的风采。拿破仑见到的最后一块法国土地是乌格海岬；那又是英国人获得胜利的地方②。

②一六九二年英军在乌格锚地击毁了法军的图尔维尔舰队。

皇帝本来希望留在欧洲，免得被人遗忘，可是他想错了；他很快就成了个平常的或者绝望的囚徒：他古老的角色已经演完了。不过，在这个角色之外，一种新处境给他带来新名声，使他变得年轻。任何有世界声誉的人都没有拿破仑这样的结局。人家并不像前次那样，宣布他是几处采石采铁场的专制君主，因为采铁场可以给他提供利剑，采石场可以给他打制雕像。既然他是雄鹰，那就给他一处岩礁。在那礁尖上，他至死都沐浴着阳光；住在那里，整个陆地都见得到他。

评论波拿巴

在波拿巴离开欧洲、放弃生活去寻找生命的归宿之时，对这个过着两种生活的人作一番审查，对真假拿破仑作一番描绘是合适的：真实与谎言搅作一团，使得真假拿破仑混为一体。

从这些评价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波拿巴是一个行为诗人，是一个战争天才，一个精明强干，不知疲倦的管理之神，一个勤奋理智的立法者。他有那么多的办法控制民众的想象力，那么大的权威左右讲究实利者的评价，原因就在这里。但作为政治家，在国务活动家眼中，他永远是一个有缺陷的人物。这种见解是从大多数吹捧他的人嘴里流露出来的，我深信，它将成为对他的最终看法；它将解释他的神奇作为为什么总是带来可悲结果。在圣赫勒拿岛，他在西班牙和俄罗斯战争这两件事上面严厉批评了自己的政治行为；他本来还可能把忏悔扩及其他罪过。他的热烈支持者也许不相信，他在反省自责时还在欺骗自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吧：

波拿巴不顾一切，悍然行动，杀害了当甘公爵，且不说他的行为包含了新的卑鄙成分，光是这件事，就给他的生活绑上了沉重的负担。尽管有一些无知的人为他辩护，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次杀戮，是后来亚历山大与拿破仑，以及普鲁士与法国失和的内在根源。

对西班牙的战争完全是多此一举：半岛本就在皇帝的控制之下，他可以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可是结果并非如此，他把西班牙变成了英军士兵的训练基地，和民众对抗，导致他自己覆灭的起源。

拘禁教皇，把各个教会国并人法国，这两件事只是暴政的心血来潮，但由于它们，波拿巴失去了宗教复兴者的好名声。

波拿巴娶了奥皇的女儿后本应罢手，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如果他罢了休，俄罗斯和英国会大声感谢他。

当欧洲的安全取决于波兰的重建时，他没有恢复这个国家。

他不听手下将军与顾问们的劝阻，一头扑向俄罗斯。

他开始失去了理智，越过了斯摩棱斯克；种种迹象表明，他第一步不应跨这么远，他的第一次北方战役已经结束，第二次战役(他自己感到了)将使他成为沙俄帝国的主宰。

在莫斯科大家都推算日子，预见气候的影响，他却既不会推算日子，又预见不到气候的影响。我们姑且站在他的位置，来看看我所称的“大陆封锁”和“莱茵联盟”情况如何。第一件，构想十分宏伟，执行如何却要存疑；第二件是一个巨大工程，但是在实行中却被拉帮结派的本能和收税的意图弄糟了。拿破仑作为送上门的礼物，收下古老的法兰西君主国时，法兰西还是一个又一个世纪、一代接一代伟人把它造就成的模样，还是路易十四的神威和路易十五的联姻所留下的模样，还是共和国将它扩展之后的模样。他坐在这雄伟的基座之上，伸出手臂，抓住一些民族，将它们安置在自己周围；但是，他得到欧洲有多么快捷，失去欧洲就有多么迅速；尽管他的军事智慧屡创奇迹，他却两次造成同盟国军队侵入巴黎。他把世界踩在脚下，可是从中得到的好处只是自己被监禁，家族流亡，征服来的国土和自古就有的部分国土沦丧。

以上所述，是为事实所证实的历史，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我刚才指出的带来如此迅速又如此不幸结局的错误，是从哪儿来的呢?它们来自波拿巴在政治上的偏颇。

在他的同盟中，他仅仅通过出让领土才控制了其他国家的政府；但他很快又改变了这些领土的界限。他不断流露出收回许人之物的私下想法，总是让人家感到他的压迫；在他侵占的地方，除了意大利，他什么也没有重组。他并不是每走一步就停下来，以别的形式扶起身后被他打倒的东西，而是不停地踏着废墟往前走：他走得是那样快，几乎没有时间在他经过的地方喘一口气。假如他通过类似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东西，确立并保证德意志、普鲁士和波兰诸小邦的存在，那么他第一次败退时，也许可以得到那些小邦心满意足的民众支持，在他们那里找到避难所。可是他富有诗意的胜利大厦没有基础，只是由他的天才悬系在空中，万一天才往后抽走，大厦就要坍塌。马其顿人在奔逐中建立了一个个帝国，波拿巴在奔逐中却只会将它们一个个摧毁；他惟一的目标是成为全球主宰，却没有考虑用什么办法来维持这个地位。

有人想把波拿巴描绘成一个完美的人，一个有情有义、正直高尚、公正有德的人，一个像恺撒和修昔底德的作家，一个和狄摩西尼①和塔西佗一样的演说家。拿破仑的公开演说，他的哄骗或者劝告并未受什么先知灵感的启示，尤其因为它们宣告的灾祸并未发生，它们也就显得更是空话，而代表神的裁判权的耶西②却不见了：类似于耶西宣告尼尼微将要毁灭的话追逐着各个小邦，却没有追上，也没有将它们毁灭；这些话始终显得幼稚，并不崇高。波拿巴在十六年间曾是地道的命运之神：命运之神是缄默的，波拿巴本来也应该缄默。波拿巴并不是恺撒；他受的教育并不广博，亦不良好；作为半个外国人，他不知我国语言最重要的规则：他的话有些语病，说到底，那又有什么关系?他照样向全世界发号施令。他的战报富有胜利的说服力。有几次，在成功的陶醉之中，人们喜欢把战报扎在一只鼓上。从一片极凄伤的话语之中爆出要命的笑声。我曾认真读过波拿巴的作品：他童年的手稿，他写的长篇小说，他给布塔弗奥柯写的小册子——《博凯尔的晚餐》，他写给约瑟芬的私信，他的五卷演说辞，他的命令和战报，他未发表被德·塔莱朗先生的机构编得一塌糊涂的书信集。我在这方面较为内行，只在留在厄尔巴岛的一部蹩脚手稿里发现过一些与那位伟大岛民本性相似的思想：

①狄摩西尼(Demosthenes，?—公元前四一三)，雅典将军，政治家，口才极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是个深谋远虑的战略家。

②耶西(Isaie)《圣经》中以色列国王大卫的父亲。

“我的心既不接受普通的快乐，也不接受平常的痛苦。

“我既没有给自己生命，也不会把它夺走，因为生命需要我。

“我的灾星出现了，向我预报结局来临。其实我在莱比锡就发现了结局。”

“我驱走了传遍世界的可怕的新思想。”

这些话肯定出自真实的波拿巴的手笔。

如果说，波拿巴的战报、演说辞、声明通告以笔力雄健出名，那么这种力量并非为他所特有，它属于他的时代，来自革命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身上已经衰微，因为他与之背道而驰。丹东曾说：“金属沸腾了；要是你们不注意炉子，都会被烫伤的。”圣茹斯特①说：“敢作敢为!”这句话含有我们革命的全部政策；那些干半吊子革命的人只是为自己掘墓。

①圣茹斯特(Saint-Just，一七六七—一七九四)，法国大革命时的领袖人物，曾任国民公会主席。

波拿巴的战报超过这些豪言壮语吗?

至于以下列书名发表的作品：《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流放中的拿破仑》等，不是由别人从他嘴里采访得知，就是他向别人口授的纪实作品，其中不乏精彩的战争描写，亦不乏对一些人的杰出评价；但归根结蒂，拿破仑只是在为自己写辩护词，只是在为自己的过去解脱，只是在一些已完结的事件上，建造一些新生的想法。在这些辑录的作品里，褒贬交错，每种看法既有肯定的依据，也有断然否定的道理，难以分出哪是拿破仑的东西，哪是他那些秘书的私货。很可能他们中间每人都有一个版本，由读者凭爱好选择，以便在将来按自己的意愿创造拿破仑。拿破仑愿意留给后人什么样的历史，他就口授什么样的历史；这是一个写文章评论自己作品的作者。对一部多人文集倾倒，再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事，因为这些文章不像《恺撤回忆录》，是一部篇幅不大的作品，出自一个伟人的头脑，由一个卓越的作家撰写(不过维吉尔的朋友阿西尼乌斯·波利翁认为那些短小的回忆文章既不准确，又不忠实)。《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写得很好，对坦率而自然的赞颂受之无愧。

拿破仑生前有一点最招人仇恨，那就是他事事都喜欢贬低人家：在一座被攻占的城市，他把重新安排几个演员的法令与废黜一些君王的命令放在一起签发。天主拥有万能权力，既支配整个世界的命运，也决定一只蚂蚁的一生，拿破仑的做法，就是对这种权力的滑稽模仿。在攻陷人家帝国的同时，他还加进对妇女的侮辱①。他从被他打倒的人所受的屈辱中感到满足。对于敢于反抗他的人，他尤其加以诽谤与中伤。他的傲慢等同于幸福。他认为压低别人他就更显得高大。明明是他的过错，但由于他嫉妒手下那些将军，就硬说是他们的过错，因为他是决不可能出错的。他们的功勋他不放在眼里，他们的过错他却总是揪住不放，横加指责。在拉米伊战役失败之后，路易十四对维尔卢阿元帅说：“元帅先生，到我们这把年纪，我们是不会快活的。”换了拿破仑，他是决不会这样说的。因为这种感人的大度，他根本沾不上边。路易十四的世纪是由伟大路易创造的：波拿巴创造了他的世纪。

①作者写这句话时，尤其想到了昔鲁士王后路易丝。——原注

皇帝的历史被一些虚假的传统改变了，还将被帝国时代的社会状况进一步曲解。如果存在新闻自由，任何记载的革命都可以让目光直达事实的深处，因为各人都如实说出他所见到的情况：克伦威尔的统治是众所周知的，因为人们都把自己对护国公的行为与为人的看法告诉他。在法国，即使是在共和国时期，尽管刽子手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真理还是显现出来；得胜的并不始终是一伙人；先上台的那帮人很快覆亡了，后上台的那帮人便把前面那帮人掩瞒的真相揭露出来：在两座绞架之间、在两颗掉落的头颅之间存在着自由。但是波拿巴掌权之后，思想受到钳制，人们听到的只是一个专制政府的声音，它自吹自擂，却不允许人家谈论别的事情，真理消失了。

那个时期所谓真实的文章都是被收买的；不管是书籍还是报纸，都有得到主子的命令才能出版：波拿巴注意着《箴言报》上的文章；他的省长们按照巴黎权力当局口授的和传达的命令，从各个省份发来祝辞、贺辞和歌功颂德的文章，尽管它们与实际舆论完全不同，却还要装腔作势，表达“民众的心声”。你们就按照这些资料来写历史吧!给你们查考过的真实资料编上号，以证明你们的研究是公正的：你们只能引用一段谎言，以支持另一个谎言。

如果有人不相信拿破仑会做出欺骗天下的事情，如果一些并未在帝国生活过的人执意认为他们碰到的，或是在衙门卷宗里翻出来的白纸黑字的材料是真的，那么只要求助于一个不容置疑的证据，求助于保守的元老院就足够了，在那里，在我上面提到的法令里，你们可以见到这些话：“鉴于新闻自由经常被置于他的警察的专横检查之下，同时，他总是利用新闻在法国与欧洲散布捏造的事实和虚假的准则，还有，在元老院宣读过的法案和报告出版时经过篡改，等等。”这里面有没有东西可以回答那些人的疑问呢?

波拿巴的一生是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被人家作了虚假的撰写。

波拿巴的性格

一股魔怪般的傲气，一种不断的做作，这两样东西损害了拿破仑的性格。在他统治时期，当军队之神向他提供了那辆由活人做的轮子的战车时，他何必要夸大自己的身高呢?

他是意大利血统；他的性格复杂。人世间的伟人为数太少，不幸只能在彼此间互相仿效。拿破仑既是模特儿，又是模仿者，既是实在的人物，又是表现这个人物的演员，因此，他模仿的就是他自己；如果他不穿上英雄服装，他就不相信自己是个英雄。这个离奇的弱点给他惊人的现实蒙上一层虚假和暧昧的色彩；人们担心把王中之王当作古罗马演员罗西乌斯，或者把罗西乌斯当作王中之王。

在报纸、小册子，诗，甚至充满帝国思想的歌谣中，拿破仑的品质受到那样的美化，以至于完全认不出来了。在拿破仑关于囚犯、死人和士兵的《嘉言录》里，人家吹捧为感人至深的话，全是些谎言，被他一生的行为所戳穿。

我名声赫赫的朋友贝朗瑞那支歌《祖母》①只是一首民谣：波拿巴决不是个老好人。他实行的是人格化的统治，冷漠无情；这种冷漠对他热烈的想象力是一种化解剂；他在自己身上找不到话语，只找到事实，一个随时准备对最轻微的独立倾向生气的事实：一只小蝇，如果没有奉他的命令飞动，在他看来就是反叛的昆虫。

①真名为《人民的回忆》。

哄住耳朵还不够，还得蒙住眼睛：在一幅版画上，这边，画着波拿巴在奥地利的伤兵面前脱帽致礼的情节，那边，有一个小士兵拦住皇帝的去路；再远一点，是拿破仑接触雅法那些鼠疫病人的细节，其实他根本没有碰过他们；画面上他骑一匹烈马，在漫天大雪中穿过圣贝纳尔，其实那一天天气再好不过了。

今日，有人不是想把皇帝改变成早年阿文提努斯峰的罗马人，改变成自由的传道士，改变成一个只是因为喜欢相反的道德才实行奴役的公民?让我们从两件事情，来看看平等的伟大缔造者是个什么人：他命人打破热罗姆与帕特松小姐的婚姻，因为拿破仑的兄弟只能娶王家血统的女子；后来，他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以后，他给新的民主宪政抹上贵族色彩，并戴上“附加法案”。

有人说拿破仑作为共和国所获胜利的继承人，到处撒播独立的原则，他的胜利有助于缓和各国君主和民众的关系，使民众摆脱古老习俗和陈旧观念的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社会的解放作出了贡献，对这些话我不打算否认：如果说他出于本身的意愿，有意致力于各民族的政治解放和民众解放；他建立最严酷的专制统治，为的是给欧洲，尤其给法国以最宽松的宪政；他其实只是化装成暴君的民权保卫者，这是我无法接受的假话。

波拿巴作为君王一族，想的只是权力，追求的只是权力，不过他是通过自由才到达权力之巅的，因为他是在一七九三年才开始走上世界舞台的。革命本是拿破仑的乳母，不久在他看来就像是敌人了。他不断地打击革命。话说回来，当邪恶并不是直接出自皇帝本人时，皇帝对邪恶还是认识很清的；因为他的道义感并没有丧失。有人使出诡辩，以论证波拿巴热爱自由，但它只证实了一件事，就是人们可以滥用情感。如今理智不是可以用于任何事情吗?它不是论证恐怖时期是一个人道的年代吗?确实，人家在屠杀那么多生灵的时候，不是在要求废除死刑吗?伟大的教化者——借用人家对他们的称呼——不总是使人类作为牺牲品吗?人家不正是以此来论证罗伯斯庇尔是基督的接班人吗?

皇帝什么事都要插手；他的智力从未得到休息；他思想上总是躁动不安。他生性急躁，走起路来不是从从容容，持续不停，而是昂首挺胸，大步前冲，扑向世界，让它经受一阵阵震动。对这个世界，他虽然不得不期待，其实却并不想要：作为不可理解的人，他发现了通过蔑视自己最高贵的行为来将它们贬低，以及将他最下流的行为一直提升到他的高度的诀窍。拿破仑性子本来不急不躁，但一想到办事就迫不及待，为人并非全面，似乎尚未发育完全，既很有天才，毛病也不少：他的智力活像南半球的天空，活像一块块空白把星星隔开的那片天空。不久他就客死在那片天空之下。

人们寻思，波拿巴的贵族气是那样重，与人民是那样敌对，是通过什么影响得到他所享有的那份民心的：因为在一个曾经打算为独立和平等筑起神坛的国家，这位打造桎梏的铁匠肯定是深孚众望的；下面就是谜底：

一种日常的经验使人看出来，法国人的本能适合掌权；他们并不喜欢自由；他们崇拜的只是平等。因此，平等与专制有些暗中联系。在这两方面，拿破仑在法国人心中自有根源，因为法国人在军事上倾向于强权，在民主上热爱平等。登上宝座之后，拿破仑让人民与他一起就座；作为无产的国王，他在前厅侮辱各国君王与贵族；他让各个阶层平等，但不是降低而是提高它们：降低也许会减轻平民的嫉妒，但是提高却更迎合他们的自尊心。波拿巴使我们优越于其他欧洲人，因此法国人的虚荣心而膨胀。拿破仑有名望，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他晚年的痛苦。他去世后，随着人们日渐了解他在圣赫勒拿岛所受的苦难，便开始动起了恻隐之心。人们忘记了他的暴政，却想起他起先战胜敌人，接着招致敌人侵人法国，又为保护我们而抗击敌人；我们想象，他会为我们洗却今日的羞耻：他的苦难使他恢复了声望；他的不幸成全了他的光荣。

最后他军队的奇迹使年轻人着了魔，让我们学会了崇敬暴力。他前所未闻的幸运给每个野心家的自负留下一个希望，就是爬到他所达到的地位。

然而这个用压路滚筒碾过法国而获得那么大名望的人，却是平等的死敌，是民主政治中贵族的最高组织者。

我想给波拿巴的一切行为找出理由，但我却不能采纳人家侮辱他的假惺惺的赞颂；我不能抛开理性，在令我生出恐惧或者心怀恻隐的行为面前倾倒。

要是我能把自己的感受说清道明，也就将成为第一流的历史人物；可是从这个由谎言拼凑成的神奇人物身上我没有采纳任何东西；我是看着那些谎言炮制出来的，起初它们还是被人当作谎言，以后由于人们自以为是，又愚蠢地自信，就把它们当成了真理。我不愿欺人自欺，傻愣愣地发出赞叹。我致力于老老实实地描绘人物，有就有，无就无，决不给他们作一分增减。要是成就被人当作真诚，要是成就一直带坏了后人，给后人套上它的锁链；要是后人出生自过去的奴隶，又沦为未来的奴隶，不论是谁获胜，都充当他的同谋，那么哪儿又有权利?牺牲岂不是白作了?善与恶只是相对的，人类的行为抹去了一切道德观念。

这就是显赫名声给一个公正作家造成的障碍；但作家尽力排除障碍，以便不加任何修饰地描绘出真实；只是光荣像一团耀眼的雾气卷过来，立刻罩住画面。

如果波拿巴把用武力夺走的东西用名望给我们留下

现在这一代人不肯承认波拿巴给我们带来的强大衰退了，疆域缩小了；他们想象波拿巴用武力夺去的东西，又用名声给我们还了回来，以此来安慰自己；他们说：“从此我们不是名扬四方了吗?一个法国人在哪块海滩不被人敬畏，不引人注意，不让人追求，不为人所认识呢?”

可是我们不是处于这两个条件之间吗?要么没有实力。但是不朽，要么实力强大，却不可能不朽。亚历山大让全世界知道了希腊人的名字；但他仍给他们在亚洲留下了四个帝国；希腊人的语言与文明从尼罗河传到了巴比伦，又从巴比伦传到了印度。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祖传的马其顿王国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强大百倍。波拿巴让五湖四海的人都认识了我们；他指挥法国人把欧洲摔在脚下，摔得那么惨，以至于至今法国人仍以名字取胜，以至于星形广场的凯旋门仍能建起来，并不显得是个幼稚的纪念碑；但是在我们失败之前，这个纪念碑就已经是个证物而不是一段历史了。不过，杜莫里埃①率领旧时征召的士兵，不是给了外国人最初的教训?儒尔当②不是打赢了弗勒鲁一仗?皮什格吕不是征服了比利时与荷兰?奥什渡过了莱茵河，马塞纳在苏黎世获胜，莫罗在霍亨林登取得大捷，他们不是立下了这些最艰难的，为其他战事扫清障碍的军功?波拿巴使这些分散的胜利结为一体；他继续扩大胜利，将它们发扬光大：但如果没有这些最初的奇迹，他又如何得到最后的奇迹?只有当理性在他身上实施诗人的灵感之时，他才超过了所有人。

①杜英里埃(Dumnouries，一七三九—一八二三)，法国将军，在大革命早期指挥北方军团，多次打败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并占领比利时。

②儒尔当(Jourdan，一七六二—一八三三)，法国元帅，一七九四年在比利时的弗勒鲁打了胜仗，使比利时对法国人开放。

我们每年只付出二三十万人的生命，就为封建君主赢得了名声；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三百万士兵，不过是我们同胞在十五年中丧失自由，饱尝痛苦：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值得一提么?后来的几代人不是很荣耀吗?前面死掉的就自认倒霉吧!在共和国时期的灾难有助于拯救所有人；而我们在帝国时期的不幸作用更大：它们把波拿巴捧上了神坛!这点让我们心满意足。

我却并不满足，因为我不至于卑躬屈膝到把波拿巴捧到民族之上的地步；他并没有造就法国，是法国造就了他。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有多大的优势，都不可能叫我赞同一个一句话就可以剥夺我的独立，离散我的家庭和朋友的政权；我之所以不说运数与荣誉，是因为我觉得运数不值得保卫；至于荣誉，它可以避开暴政。

这是受难者的灵魂；绳索把它团团围住，却不能将它束缚；它穿过监狱穹顶，带着受难者一同飞升。

真正的哲学不会原谅的波拿巴的罪过，就是使社会习惯于盲目服从，把人性推向道德沦丧的时代，并在心灵开始因高尚的情感而怦怦跳动的时候，以不可言喻的方式使人的品性变坏。我们面对自己和面对欧洲的软弱，我们现时的沉沦，都是拿破仑奴役的后果：我们身上剩下的，只有扛枷锁的能力。波拿巴甚至把未来都搅乱了；要是人们看到我们在无能为力的苦恼之中步步退缩，闭关自守，不是去寻求与欧洲交往，而是将它拒之门外；看到我们交出内部的自由，以便摆脱外部的恐惧；看到我们迷失在违反天性以及十四个世纪形成的民族习俗可恶的深谋远虑之中，我是不会感到半点奇怪的。波拿巴留在空中的专制，又变成堡垒落在我们头上①。

①梯也尔于一八四○年决定在巴黎修筑环城工事，夏多布里昂持反对意见。

今天，用冷笑迎接自由，把它和贞操看成废品已是时髦。我不赶时髦。我认为没有自由，就没有世上的一切；因为有自由，生命才有价值；即使最后剩下我一人为自由辩护，我也要继续宣告它的权利。以陈年往事的名义抨击拿破仑，用废旧观念来指责他，其实就是为他准备新的胜利。人们只能用比他更伟大的东西——自由来打击他：因为他对自由，因而对人类犯了罪。

上述真理无用

上面说的都是空话!我比谁都清楚地感到它们没有用。从此以后，任何批评，不论多么温和，都被看做是渎神的；你得有几分胆量，才敢倾听民众的呐喊，才不至于担心别人认为你智力有限，由于惟一的原因，即人们虽对拿破仑表达出强烈而真实的崇敬，却无法恭维他的种种缺陷，而理解不了和感受不到拿破仑的天才。世界属于波拿巴；破坏者没有彻底征服的东西，他的名声夺取了；生前他没有占领世界，死后却拥有了世界。你再抱怨也是白搭，一代代人从你身边经过，却不听你的。古代人让普里阿摩斯②儿子的阴魂出来说话：“不要凭赫克托耳①的小坟来评判他：伊利亚特，荷马，逃走的希腊人，这就是我的坟墓：我被埋在所有这些壮举下面。”

②普里阿摩斯(Priamos)，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亚国王，有五十个儿子和多个女儿。

①赫克托耳(Hector)，普里阿摩斯的儿子，特洛亚最勇敢的战士。

波拿巴不再是真实的波拿巴，这是个传说中的人物，由诗人的怪念头，士兵的闲聊和民众的故事所组成；这是我们今日见到的中世纪史诗中的查理曼与亚历山大。这个虚构的英雄将长期是现实的人物；其他的肖像则将消失。波拿巴如此顽强地属于独裁统治，以至于我们在忍受了他本人的专制之后，还得忍受他身后名声的专横统治。后面这种专制比前面那种更压迫人，因为拿破仑在位时还有人反对他，但他死后人们却普遍愿意接受他扔给我们的镣铐。他是未来事件的阻碍：一个从军营里出来的政权在他之后怎么坐得稳江山?他在超过这个政权时不是把所有军事方面的光荣都消灭了吗?当他在人们心中腐蚀了自由原则之时，自由政府又怎么可能产生?从此任何合法政权都不可能从人心中驱除篡位者的阴魂：不论士兵还是公民，是共和派还是君主派，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把拿破仑的半身雕像和肖像供奉在宫殿或者茅屋里的家中；从前的战败者与战胜者握手言和；在意大利每走一步都见得到拿破仑的影子；一深入德意志就可以感到他的存在，因为这个国家厌恶他的年轻一代已经过去。通常各世纪都在一个伟人的肖像前面坐下，以长久不断的工作来把他画完。这一次人类却不愿等待；也许那支粉笔涂抹得太快了一点。现在是把偶像不完善的部分与已完成的部分作对比的时候了。

从话语、演说、文稿以及从他从不曾热爱自由，也从不曾打算实行自由这一事实来看，波拿巴并不伟大；他的伟大在于建立了一个合乎规定的强大政府。一部为众多国家所采纳的法典，一些法院、学校和一套强有力的积极聪明，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管理体系；他的伟大在于使意大利复兴，并且出色地予以引导和管理；他的伟大在于使法国在一片混乱之中恢复了秩序，重立神坛，压制了那些疯狂的煽动家、傲慢的学问家，无政府主义的文学家、伏尔泰式的无神论者，十字街头的演说家，监狱与街头的刽子手，论坛、俱乐部和断头台的穷人的气焰，让他们在自己手下出力；他的伟大在于控制住了无政府的乌合之众，在于制止了下层百姓的放肆，在于使曾经与他同等的士兵，曾经领导他或者曾经是他竞争对手的将领服从他的意志；他的伟大尤其在于他是白手起家，除了才华再无别的权威，却能在王座周围失掉幻影的年代，使三千六百万臣民服从他的统治；他的伟大还在于打败了所有敌对的君王，击溃了军纪兵力迥然不同的各国军队，让文明国度的人民知道了他的名字，超越了在他之前的一切胜利者，还在于十年之间他的魔力无处不在，到了今天的人们几乎不可理解的地步。

如今那位著名的打胜仗的囚徒已不在人世；为数不多的还理解高尚情感的人能够无所惧怕地向光荣表达敬意，却不用为自己曾经宣称这份光荣是不祥的而懊悔，也不必承认破坏各国独立的人就是各国解放的领头人：拿破仑不需要别人给他贴金；他天生就带来了足够的丰功伟绩。

因此，脱离他的时代后，他的历史结束了，但他的史诗却开始了。现在我们去看看他死亡吧：我们离开欧洲；随他在把他神化的天空下行走!他的船只在海的颤栗中降下帆篷，波澜给我们指示他消失的地方。塔西佗说：“在我们这个半球的极端，人们听见落日在沉人海中时发出的声响。”

(无日期)——圣赫勒拿岛——波拿巴横渡大西洋

葡萄牙航海家让·德·诺亚在分隔非洲与美洲的水域迷失了航向。一五○二年八月十八日是第一个基督教皇帝的母亲圣赫勒拿的圣名瞻礼日。那一天，在南纬十六度和经十一度，让·德·诺亚遇到一座岛屿，便靠了上去，并给它命名为圣赫勒拿岛。

葡萄牙人与这座岛屿来往几年之后，便舍弃它了；荷兰人接管了该岛，不久又扔下它，去了好望角；接下来英国印度公司占据了它；荷兰人于一六七二年又重占该岛，但后来英国人又占领该岛，并定居下来。

当年让·德·诺亚突然来到圣赫勒拿岛时，岛上没有人烟，只有一片森林。后来葡萄牙的背教者费尔南德斯·洛佩斯被放逐到这块绿洲，在岛上养了许多奶牛、山羊、母鸡、珠鸡和世界各地的鸟类。从此人们源源不断地把大自然的种种动物带上岛来，就像送上诺亚方舟。

岛上现有五百白人，一千五百黑人，以及一些黑白混血儿、爪哇人与中国人。詹姆斯镇是岛上的城市和港口。英国人在掌握好望角之前，印度公司的船队从印度驶回时，要在詹姆斯镇停泊。水手们在槟榔树下摆摊出售他们携带的私货：沉寂的森林每年一度变成喧闹拥挤的市场。

岛上气候宜人，只是多雨：这座海神的城堡主塔，环绕一圈只有七八里，竟引来了大洋上的水汽。中午赤道的阳光把一切呼吸的生物都驱赶到了阴处，甚至迫使小蝇虫都停止喧闹和飞动，人和动物都不得不藏起来。夜里波涛被所谓的“海光”照亮。那是无数昆虫发出的光。它们在风暴中带了电，彼此交配时便以集体婚礼的灯饰来照亮深渊的表面。岛屿的影子黑魃魃的，一动不动地停在波光粼粼的万顷平畴之中。据我那位博学而有名的朋友洪堡①说，天上的景象很是壮观。他写道：“驶近赤道，尤其是从一个半球驶入另一个半球，我们看到自幼熟悉的星晨渐渐落下，最终消失时，不免生出一种说不出来的陌生感觉。当我们看到天边升起巨大的阿尔戈船星座，或者麦哲伦海峡磷光闪闪的云团，便觉得自己不是在欧洲。”

①洪堡(Humboldt，一七六九—一八五九)，德国自然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近代地质学、气候学、地磁学、生态学创始人之一。

他继续写道：“我们仅是在七月四日与五日间的夜里，在南纬十六度，才清楚地看到南十字星座。

“我想起但丁那次辉煌的航行。最著名的评论家都认为他发现的正是这个星座：

“我朝右边转过去……②

②但丁：《炼狱》第一章二十二节。

“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心里，宗教感情使他们依恋一个形状像十字的星座，因为它使他们想起祖先插在新大陆荒漠中的信仰记号。”

法国和卢西塔尼亚(葡萄牙)诗人把哀歌的场面置放在梅兰德和附近岛屿的岸上。这些虚构的痛苦，与拿破仑在贝雅特里齐的歌手③咏唱过的那些星辰下面，在艾蕾奥诺尔和维尔吉妮④生活的那片海域所感受的现实的烦恼相去甚远。罗马那些贵人如果被放逐到希腊的岛屿上，会留心海岸的美景和克里特与尼克索斯两个岛崇拜的神祗吗?曾经让瓦斯柯·德·伽马和卡蒙斯①陶醉的景物不可能让波拿巴动情：他睡在军舰尾部，除了头顶上头次见到的陌生星座在闪烁，他什么也没有注意到。这些星星从未在他的帝国上空闪耀，他也从未从宿营地见过它们，它们与他有什么关系呢?然而颗颗星星与他的命运有关：苍天有一半照耀过他的摇篮，另一半则留给他的葬仪。

③贝雅特里齐是十三世纪的意大利贵妇，是但丁长久爱慕的对象。她的歌手即指但丁。

④法国作家帕尔尼与贝纳尔丹·德·圣—皮埃尔作品中的人物。

①伽马(Gama，约一四六○—一五二四)，葡萄牙航海家，由欧洲绕好望角到印度的海路的开拓者。卡蒙斯(Carnoens，一五二四—一五八○)，葡萄牙著名诗人。

拿破仑跨越的这片海洋并不是把他从科西嘉的小港、阿布基的沙漠，厄尔巴岛的峭壁带到普罗旺斯海岸的友好海洋；而是将他关闭在德意志，法兰西、葡萄牙和西班牙，仅仅在他的航船前面敞开，等他一过去又重新关闭的敌对海洋。看到海浪推着他的舰只前进，信风缓缓地将军舰吹远，拿破仑对自己的灾难的思考，很可能与我的思考不同：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感受生活；给世界表演威武雄壮大戏的人，自然没有看戏的人那样受感动与教育。波拿巴一心想着过去，仿佛他还可能再生；他在回忆中怀抱着希望，因此几乎没有发觉他已经跨越了赤道，也不问是哪只手划出了限定星球永恒运转的圆圈。

八月十五日，在最后一站停泊地，这群漂泊的移民在载送拿破仑的军舰上庆祝圣拿破仑的圣名瞻礼日。十月十五日，“诺森伯兰”号驶近了圣赫勒拿岛。乘客登上甲板，好不容易才在茫茫碧波之中发现了一个细小的黑尖尖。他抓起望远镜，细细地观察这弹丸之地，就像昔日观察湖中一座堡垒似的。他发现圣詹姆斯小镇镶嵌在峭壁悬崖之中；在那寸草不生的崖壁上，每一道褶皱都悬吊着一门炮：似乎人家打算以拿破仑所擅长的一套来接待他这位俘虏。

一八一五年十月十六日，波拿巴走上礁岛——他的陵墓，一如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走上新大陆——他的不朽纪念碑。瓦尔特·司各特写道：“在那里，在印度洋人口，波拿巴被剥夺了一切能让他再次在陆地化身或者显形的手段。”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登陆——他在朗伍德安身——防护措施——在朗伍德的生活——来访

在被送到朗伍德寓所之前，波拿巴在大商人巴尔孔布的别墅附近一座小屋里住下来。十二月九日，朗伍德由英国舰队的木匠匆匆扩建之后，正式接待它的主人。屋子坐落在一片坡地上。有一间客厅，一间餐厅，一间书房，一间工作室、一间卧房。房子是不多；不过比关在圣殿塔楼上和万森监狱塔堡的人住的要好多了；当然那些人可以指望缩短关押期。古尔戈将军、德·蒙托隆夫妇及孩子、德·拉斯卡斯先生父子暂时住在帐篷里；贝尔特朗夫妇住在朗伍德屋坪边缘的小房子“草庐门房”里。

波拿巴有一块十二英里的沙地，作为散步的地方；沙地周围布置了哨兵，最高的几处地方安排了嘹望岗。狮子可以跑到沙地以外的地方，但必须接受英国斗兽者的看守。有两座兵营守护着与外界隔绝的禁区：晚上，文官们便集中在朗伍德；一到九点，拿破仑便被禁止出门；士兵们开始在周围巡逻；到处安排的骑哨步哨监视着下到沙滩的小湾和冲沟。两条双桅帆船在附近海域巡游，一条在下风处，一条在岛的上风处。在万顷海涛中看守一个人，竟采取了这么严密的措施!日落之后，任何船只都不许下海；渔船都被登记了数目，天黑以后必须留在港口，由一个海军中尉负责看管。当年骑在马上指点江山的至高无上的大元帅，如今一天两次要在一个步兵军官面前点名报到。波拿巴不肯被这样点名。即使偶然他躲不过勤务官的目光，那军官也不敢说出曾在哪儿，又是怎样见过他。其实发现他不在比证实他在要难得多。

制订这些严格规定的乔治·科伯恩爵士被哈得逊·洛爵士替换下来，于是开始了所有的回忆录①都向我们讲述的争吵。要是相信那些回忆录的描述，新总督便是来自圣赫勒拿岛的巨型蜘蛛家族，或者是那些栖满异蛇的树林里的爬行动物。英国缺少几分高尚，拿破仑缺少几分尊严。为了结束他的礼节需要，波拿巴有几次决心用一个假名来掩盖自己的身份，就像一个君主在外国徽服出游一样；他打算就用在阿尔柯尔战役阵亡的一个副官的名字。法国、奥地利和俄罗斯都任命了特派员驻守圣赫勒拿岛的下台皇帝官邸：被囚的拿破仑已经习惯接待后面两个强国的使节：法国的合法王权不承认拿破仑是皇帝，但是本可以表现更高尚一些，也不承认他是囚犯。

①夏多布里昂指的是拉斯卡斯和蒙托隆的《回忆录》。

一座巨大的木屋，在伦敦搭建好，运到了圣赫勒拿岛；但拿破仑身体每况愈下，没有福气住它了。他在朗伍德的生活起居是这样规定的：起床时间不定；躺在床上时，由贴身仆人马尔桑先生朗读书报；起床后，向蒙托隆与古尔戈将军，以及德·拉斯卡斯先生的儿子口授指令，安排工作。他十点吃早餐，约摸下午三点骑马或坐车出去兜风，六点回府，十一点上床睡觉。他乐于自己穿衣，就像伊萨贝②所描绘的那样：早上他裹一件东方男人的皮袍子，头上缠一条印度人的帕子。

②伊萨贝(I sabey，一七六七—一八五五)，法国著名画家，为拿破仑画了三十二幅画，以画像酷似真人而出名。

圣赫勒拿岛处在两极中间。从一极驶往另一极的航海家都要在这第一站锚泊。船员们看惯了海洋的景色，这里的土地可以驱除他们眼睛的疲劳；同时它还提供水果和清凉的淡水，滋润船员们被盐渍得火辣辣的嘴巴。波拿巴在岛上，把这块福地乐土变成了一个人人退避三舍的岩礁：外国船只再也不来停靠；岛上的人一旦在二百里外发现外国船只，便派一支巡航舰队前去确认它们的来意，并命它们驶往远海；除非是躲避风暴，一般只允许英国船只靠岸停泊。

有几个英国旅行家，刚刚欣赏过，或是前去欣赏恒河的奇迹，顺路又观看了另一个奇迹：被人征服惯了的印度，却有一个征服者被囚禁在它门口。

拿破仑勉强接受这些来访。阿默斯特勋爵①从驻中国使节任上回国时，拿破仑同意接见他。海军上将普特奈·马尔科姆爵士让拿破仑感到高兴。有一天他问上将：“您的政府是不是打算把我囚在这岩礁上，直到死了才算完呀?”上将说恐怕是的。“那么我很快就会死的。”——“先生，希望不会很快。您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写您那些丰功伟绩；它们是那样多，您得活久点才写得完。”

①阿默斯特(Amherst，一七七三—一八五七)，英国外交官，一八一六年曾到中国商谈贸易工作。

拿破仑对“先生”这个平常的称呼并不反感；他这时认识到了自己真正的伟大。对他来说，幸好没有写自己的一生，不然他会低估的：像他那种天性的人应该把自己的生平回忆留待出自人民与时代之口，不属于任何人的声音来叙说。只有我们这种平凡之辈才能评说自己，因为我们不说，就再也没有人会说。

探险家巴齐尔·霍尔①船长来到朗伍德：波拿巴记起曾在勃里安纳见过这位船长的父亲。他说：“令尊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英国人；所以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件事。”他和船长聊起新近发现的大泸洲岛。船长说：“岛民们没有武器”——“没有武器厂波拿巴叫起来。——“是的，没有枪也没有炮。”——“至少有长矛和弓箭吧?”——“都没有。”——“小刀也没有?”——“没有。”——“那他们怎么打仗?”——“他们不清楚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知道有法国英国存在；从没有听说过陛下。”波拿巴微微一笑，那模样给船长留下了强烈印象：那张面孔越是严肃，笑容就越是灿烂。

①霍尔(Hall，一七八八—一八四四)，英国海军军官，一八一五年曾指挥护航船陪送英国驻清朝大使威廉·阿默斯特去北京。发表过《发现朝鲜西岸和大泸洲岛的航行记》、《一八二○、一八二一、一八二二年智利、秘鲁和墨西哥海岸记述选辑》以及《一八二七和一八二八年在北美的旅行》等著作。

这些旅行者都注意到，波拿巴脸上没有丝毫血色：他的头活像一尊大理石雕像，由于时间太久，白里微微泛黄。他的额头上面颊上没有皱纹，灵魂似乎平和。这种表面的安详让人以为他天才的火焰熄灭了。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表情亲热，算得上温柔；有时他的目光一闪，炯炯有神，但马上又变得黯然、忧郁。

啊!·拿破仑认识的一些旅行家从前曾经到过这些海岸。

在一个暗杀装置爆炸之后，一八○一年元月五日的元老院法令不经判决，仅通过普通的警察调查，就宣布将一百三十名共和党人流放海外：他们被押上三桅战舰“希福纳”号和轻巡洋舰“箭”号，送到塞舌尔岛，不久就分散到了非洲大陆与马达加斯加之间的柯莫尔群岛；几乎全部死在那儿。有两个被放逐的人勒弗朗和索诺亚搭一条美国船逃了出来，于一八○三年到达圣赫勒拿岛。十二年后，天意把迫害他们的最高统治者囚禁在那里。

他们的难友，大名鼎鼎的罗西约尔将军①在咽气前一刻钟叫道：“我太痛苦，我要死了；若能得知统治祖国的暴君将遭受同样的痛苦，我会高高兴兴地死去。”这样，甚至在另一个半球，自由的诅咒也在等待着背叛自由的人。

①罗伯斯庇尔的朋友，一八○一年被放逐到柯莫尔群岛，次年死在那儿。

曼佐尼——波拿巴生病——奥西昂——拿破仑见到大海的沉思——劫持的打算——波拿巴最后的工作——他一病不起——口授遗嘱——拿破仑的宗教感情——指导神甫维亚利——拿破仑斥责医生昂托马西——接受临终圣事——寿终

意大利长久昏睡，被拿破仑唤醒，把眼睛转向想恢复它光荣的卓越年轻人，但是它却和年轻人一起重新被套上了桎梏。缪斯的儿子，最高贵最知情知义的人，当他们尚未变得最卑鄙、最忘恩负义的时候，都注视着圣赫勒拿岛。维吉尔的祖国的最后一位诗人，写诗歌颂恺撒的祖国的最后一位战士：

曼佐尼说：他经受了一切：

危难之后最大的光荣。

逃亡与胜利，

权势与可悲的流放，

两度落入泥尘

两次又登上神坛。

两个世纪，全副武装，

互相为敌，听他自报家门，

一齐转向他，

仿佛等待命运的判决：

他不动声色，

坐在中间主宰一切。

波拿巴走近了末日；体内的伤口①受到忧愁感染，折磨着他；他曾把这个伤口带到成功的怀抱之中：这是他从父亲那里获得的惟一遗产；其余的都来自天主的慷慨赏赐。

①波拿巴患了胃癌。

他已经在流放中度过了六年；当年他征服欧洲都没有用这么多时间。他几乎整天闭门不出，阅读切萨罗蒂②翻成意大利文的《奥西昂诗集》。在那片天空下面，生命似乎更加短促；比起我们这个半球，那个半球要少三天太阳。因此那里的一切都让他忧愁。波拿巴每次出门，都要跑遍崎岖不平的小径。小径旁边生长着香气四溢的染料木和芦荟。他要么在开着少见花朵的桉树林中散步，风儿从整个树林吹过，把桉树吹得都向一边倒，要么隐身在地上漫卷的浓厚云雾之中。人们惯常看见他坐在“黛安娜峰”、裸石岩和里德山的底部，从山口静观大海。在他眼前翻腾的海洋，一边洗濯着非洲海岸，另一边连接着美洲大陆，就像一条无边的河，注入南方的海。离这个岛最近的文明陆地就是风暴角。这个被死亡活生生地撕裂的普罗米修斯，当他手抚疼痛的胸口，眼光扫视着波涛的时候，谁能说出他在想什么?基督被送到一座山的顶峰，从那儿他看到人间的所有王国；只是对基督而言，他已经给人类的诱惑者点明：“你别想迷惑天主之子。”①

②切萨罗蒂(Cesarotti，一七三○—一八○八)，意大利诗人，散文家，翻译家。

①圣马蒂厄编《福音书》第四节第七行。

波拿巴忘掉了我曾叙及的一个想法(要是人家不给我生命，我也就不会剥夺自己的生命了)，打算自杀；他也记不起一个士兵自杀那天他下了什么命令。他对被囚的难友们的爱戴寄予相当大的希望，认为他们会同意与他一起烧一盆炭火，吸炭气自尽：真是痴心妄想。在台上统治久了，就会生出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是在拿破仑的焦灼不安之中，应该考虑到他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德·拉斯卡斯由于违反规定，用一块白绢给吕西安写信，奉命离开圣赫勒拿岛：他的离去更使被放逐者感到空虚。

一八一七年五月十八日，霍兰勋爵②就蒙托隆将军转给英国的报怨，在参议院提出一个建议。他说：“后人不会考察拿破仑是否受到恰如其分的惩罚，而是会注意英国是否表现了与一个大国相称的宽大。”参议员巴瑟斯特勋爵反对这一提案。

②霍兰(Holland，一七七三—一八四○)，英国政治家，曾任掌玺大臣。

菲舍红衣主教从意大利给外甥派去两名教士。博盖塞公主要求准许她去见兄长。拿破仑说：“不行，我不愿意让她看到我受屈辱。”这个丘比特的妹妹，拿破仑喜欢的小妹便没有渡海去探望兄长；后来她死在拿破仑留下声名的地方。③

③波利娜·博盖塞一八二五年死于佛罗伦萨。

有些人制订了一些劫走拿破仑的计划：一名叫拉塔匹的上校，领导一群美国冒险家，准备进攻圣赫勒拿岛。大胆的走私者约翰斯通打算用一条潜水船把波拿巴偷运出来。有一些年轻贵族参与其事；人们暗中策划，要砸断压迫者身上的锁链；要是换了人类的解放者，人们也许会听任他戴着镣铐死去，想都不会想他。波拿巴指望欧洲的政治运动会解救他。他要是活到一八三○年，也许会回到我们身边；但他在我们中间又能干什么?在新思潮新观念之中，他会显得衰老、落后。昔日对我们的奴役而言，他的专横似乎是自由；如今对我们的渺小而言，他的伟大都似乎成了专制。在眼前这个时代，一切事物一天就变老了；活太久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在人生道路上往前走时，我们留下三四幅不同的画像，过后又在朦胧的往昔中重新见到它们，就像见到不同年纪的肖像。

波拿巴身体衰弱，只像孩童一样玩耍：他在花园里掘一个小水池，在里面养了几条鱼：水池充填料中间嵌了铜，鱼儿不久就死了。波拿巴叹道：“跟我有关的东西，都躲不过打击。”

将近一八二一年二月底，拿破仑被迫躺在床上，再也没有起来。“我这次真是垮了!”他嗫嚅道，“当年我搅得世界天翻地覆，现在却连眼皮也抬不起了!”他不相信医学，反对让昂托玛奇①和詹姆斯镇的几个医生来给他诊治。不过他却同意让英国医生阿诺尔德接近他临终的床。四月十五到二十五日，他口授遗嘱；二十八日，他吩咐把他的心送给妻子玛丽·路易丝，并表示不许任何英国外科医生碰他的遗体。他认为自己患的是与父亲一样的病，便嘱咐随从把尸检记录转交赖希施塔特公爵②：可惜父亲的资料变得多余；现在拿破仑二世已经与拿破仑一世会合了。

①昂托玛奇(Antomarchi，生卒年月不详)，原籍科西嘉的医生，受菲舍红衣主教的委派，前来给拿破仑治病。

②赖希施塔特(Reichstadt，一八一一—一八三二)，拿破仑一世与玛丽—路易丝皇后的独生子。

在临终时刻，波拿巴始终深藏在心中的宗教感情苏醒了。蒂博多在《执政府回忆录》中提到恢复宗教信仰时，叙述说，第一执政告诉他：“上个星期天，在天静地寂之中，我在(玛尔梅宗)花园里散步；突然听到了吕埃尔教堂的钟声，年轻时的所有景象顿时浮现出来；我很受感动，早年的习惯是多么顽强呀。我寻思：对我都是如此，对那些轻信的普通人来说，这种回忆又该产生怎样的效果呵?!对这种情况，你们哲学家真该作出回答!……”他把双手举向天空，问道：“这一切究竟是什么人安排的呢?”

一七九七年，波拿巴发布马切拉塔通告，允许前往教皇国避难的法国教士回国居留，严禁惊扰他们，要求各修道院给他们提供膳食，发给薪俸。

他在埃及的变化，他对教会的怒气(其实他是复兴教会的人)表明在他即使失去理智的时候，宗教本能也支配着他，因为他的堕落与恼怒并非出于一种达观的本性，而是打上了宗教特性的印记。

波拿巴向菲舍派来的教士之一维亚利详细说明了对停尸房的要求：他希望在遗体周围点多少蜡烛，但他认为察觉到昂托玛奇对这个嘱托不快，便向医生解释，说：“您当然超脱了这些弱点：可您要我怎么办，我一不是哲人，二不是医生；我信奉天主；我信仰父亲的宗教。凡是想……的人就不是不信神的人……您能不信奉天主吗?因为毕竟一切都表明天主存在，连最有才华的人都相信这点……您是医生……医生只跟物质打交道；他们什么都不相信。”

现今理智的人们，放弃你们对拿破仑的景仰吧；从这个可怜人身上，你们没有什么可做的：他不是想象有一辆尸车来接他，就像从前带走恺撒一样?此外，他“信奉天主，与他父亲信仰同一种宗教”，他不是“哲人”，也不是“不信神的人”；他和你们一样，并没有向神开战，尽管他曾战胜为数不少的国王；他觉得“一切都表明天主存在”；他声称：“最有才华的人都相信天主存在”，并且愿意像先辈那样信仰。最后，咄咄怪事!这位现代的第一人，这位存在于所有世纪的人，在十九世纪竟成了基督徒!他的遗嘱开篇就是这一条：

“五十多年前，我出生在来自使徒的罗马宗教怀抱里，现在，我也死在这种宗教的怀抱里。”

在路易十六的遗嘱第三段，我们读到这样的话：

“我死在我们的神圣母亲来自使徒的罗马，天主教的和睦之中。”

革命给了我们许多教益；但是，有没有某件事可以与下面这件事相比呢?拿破仑与路易十六声明信仰同样的宗教!你们想知道十字架的价值吗?去全世界寻找最适合不幸的德行，或者最适合垂死的天才的东西吧。

五月三日，拿破仑让人给自己作敷圣油的圣事，并接受了临终圣体。房间里寂然无声，只有垂死者的呃逆和钟锤均匀的摆动声才打破这种沉寂：暮色在停在钟面上之前，还继续走了几圈；用光亮勾出挂钟外形的星辰，好不容易才收起光辉。五月四日，刮起了克伦威尔临终时也刮过的风暴。朗伍德几乎所有的树木都被连根拔起。最后，五月五日下午五时四十九分，在风雨交加和波涛喧嚣之中，波拿巴把曾经给捏成人形的泥土赋予活力的最有力的生命之气还给了天主。从征服者唇边听到的最后的话是：“军队……头脑。”或者是：“军队首领。”他的思想仍然在战火之中游走。当他永远闭上眼睛时，与他一同辞世的宝剑就躺在他左边，他胸脯上则放着一枚耶稣受难十字架：贴着拿破仑心口的和平象征止住了他的心跳，就像一缕天光抚平了浪潮。

葬礼

波拿巴起初希望自己被埋在阿雅克肖大教堂，后来，他通过一八二一年四月十六日的追加遗嘱，愿意把遗骨留给法国：老天为他尽了力；他真正的陵墓就是看着他落气的岩礁：请大家再读一读我关于当甘公爵遇难的记述吧①。拿破仑预计英国政府会反对自己的遗愿，或许在圣赫勒拿岛选定了一处坟址。

①见本书第一卷第六百四十八页。

岛上有一条狭窄的山谷，过去叫斯拉纳山谷，或叫老鹳草山谷，如今叫陵谷。山谷中流淌着一道清泉。拿破仑的中国仆人就像卡蒙斯笔下的爪哇人一样忠诚，习惯于用双耳瓮来山谷汲水。泉边立着两棵垂柳，周围长着一片青草。“粲巴花，绚丽多彩，芳香扑鼻，可是因为它开在坟头上，人们都不喜欢它。”梵语诗里说。在光溜溜的岩礁斜坡上，稀稀落落地生长着几株苦涩的柠檬树，椰子树、落叶松和产胶的柯尼子树。人们从山羊胡子上采摘这种树的胶汁。

拿破仑喜欢泉边那两棵垂柳；他在斯拉纳山谷求得安宁，就像但丁被放逐以后，在科尔沃隐修院得到安宁一样。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领略到这种暂时的休息之后，他指定这个山谷作为他永远的安息之地。提到山泉时，他说：“要是天主肯让我康复，我会在泉眼边立一块纪念碑。”这个纪念碑就是他的陵墓。在普鲁塔克的时代，在斯特里蒙河边一处供奉山林水泽仙女的地方，有一张石椅，亚历山大常在上面坐一坐。

拿破仑穿着马靴、系了马刺，穿着近卫军上校制服，佩着荣誉团的勋章，躺在他那张小铁床上；面容平静，毫无惊惧之色；灵魂在离去之前，留下了最后的木然表情。木工和板材工制作了四层棺木，把波拿巴装殓进去，封死。最里面一层是桃花心木的棺材，外面钉一层铅皮，再套上一副桃花心木的棺材，外边用白铁皮封死。人们好像担心他关得还不够严似的。昔日的胜利者在马伦戈那场大葬礼上披的斗篷，被当作棺罩盖在灵柩上。

葬礼于五月二十八日举行。天气晴好。四匹健马由徒步的马夫牵引，缓缓拉动灵车；二十四名英国掷弹兵徒手守护在灵车周围；拿破仑的马跟在后面。守岛部队立在道路的险隘地段。送葬队伍前面，是三个龙骑兵中队；接下来是第二十步兵团、海军士兵和圣赫勒拿岛的志愿送葬者，王家炮兵也拖了十五门大炮跟在后面。岩礁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支乐队。奏着哀乐，乐声彼此应和。到了一个隘口，灵车停住了，二十四个徒手的掷弹兵搬起棺榔，放在肩上，把它一直抬到墓地。在拿破仑的遗体人土之际，炮兵发射了三响礼炮：他在这个尘世造成的所有声响都人不了地下两分深。

有一块石板，本来应该用于建造流亡皇帝的新居，现在则压在棺材上，作为波拿巴最后的囚室的盖板。

有人背诵圣诗第八十七首：“我年轻时贫穷劳碌；我被养大成人，遭受屈辱……我曾被您的愤怒洞穿。”英军旗舰隔几分钟就发射一炮，这种落在浩瀚海洋里的战争的轰鸣回答了愿灵安眠的祈愿。皇帝被在滑铁卢打败他的人埋进土里，听到了那次战役最后的炮声；英国搅扰他同时又纪念他在圣赫勒拿岛的长眠的礼炮，他并没有听见。参加葬礼的人都走了，每人手里抓着一根柳枝，就像是参加庆祝胜利的活动归来。

拜伦勋爵认为众王之主放弃了名望与宝剑，将黯然逝去，被人遗忘。这位诗人本应知道，拿破仑的命运本是缪斯，就像一切高贵的命运一样。这位缪斯善于将一个失败的结局化为一个使主人公新生的突变。拿破仑在流放期间以及在九泉下的孤寂，给他死后的显赫名声注入另一种魔力。在希腊人看来，亚历山大没有死；他是消失在那遥远的奢华的巴比伦。在法国人看来，波拿巴没有死；他是失落在热带那壮丽的地平线上。他像一个隐士，或者像一个被排斥的人，在一个小山谷，一条荒僻的小径尽头睡着了。此刻压在他身上的沉寂与当年包围他的喧闹是等量齐观。各个国家没派代表，各族民众离开了；布封所说的“给太阳的战车拉套的热带鸟”从光明之星一头扎下来；今日它在哪儿栖息?在把地球压得倾斜的遗骨上。

拿破仑世界的覆灭

他死后他们都戴上王冠……

于是罪恶在大地繁衍。

(马加比)

《马加比传》①对亚历山大作的这段概述仿佛是为拿破仑写的：“王冠被瓜分一空，罪恶在大地丛生。”波拿巴死后不过二十年，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君主国就不复存在了。世界版图改变了；必须学习新的地理学；一些民族与他们的合法君主分开了，被抛给了偶然冒出来的君主，一些著名演员走下舞台，而一些无名之辈则登上了舞台；在高高的松树尖梢飞翔的雄鹰落进海里，而脆弱的贝类则攀附在仍然提供保护的树干上。

①马加比是耶路撒冷附近的犹太教世袭祭司长家族。该家族曾于公元前二世纪领导犹太人反抗镇压犹太教的叙利亚国王安条克。《马加比传》是该家族几个重要成员的传记，叙述了公元前二世纪的犹太历史，是收入天主教《圣经》的次经之一。

因为是最后的结局，一切都趋向于结束；拿破仑曾以自己的天才拦阻他所称的“传遍世界的可怕的新思想”，现在这种新思想又开始流传。征服者的制度摇摇欲坠；他将是最后一个伟大的个体存在，从此以后，低微、平等的社会不会再受任何东西统治；拿破仑的阴灵只会在被摧毁的古老世界尽头升起，一如挪亚时代滔天洪水的阴影在深渊旁边冒出：遥远的后世将在坠进了一个个陌生世纪的深渊上方发现这个阴灵，直至标志着社会复兴的日子到来。

我与波拿巴的最后关系

因为我提及别人，不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目的还是写我自己的一生，所以当我偶然想起一些人和事时，就不得不把自己的生活和他(它)们放在一起来写。当我走过一段路程时，难道不会想起被囚禁在海洋那座监狱里，等待执行天主判决的放逐者?不，我会想起的。

拿破仑没有和看守他的各国国王缔结和约，却和我达成了和平：我和他一样，是海洋之子，我的算命天宫图也和他一样，是岩礁。比起那些更经常见到他，更接近他的人来，我庆幸自己更了解他。

拿破仑到了圣赫勒拿岛以后，不再对我怀恨，消除了对我的敌意；我也变得更加公正，在《保守派》那家刊物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各国人民称波拿巴为灾祸；可是天主的灾祸出自天怒，它们保留了某种永恒性和天怒的威严：枯骨啊，把我的气息给你们，你们就活过来了。拿破仑生于一个海岛，死在三块大陆交界处的一个海岛；卡蒙斯在诗中把风暴的神灵放置在那片海洋，似乎预料到波拿巴的到来，波拿巴被扔在那片海洋，只能在它的岩礁上活动，我们也只是从一次震动才得知他的活动。新的亚达玛斯托尔①在地球另一极走一步，这一极就会感觉到。要是拿破仑逃生了看守们的控制，逃到美国，朝大洋扫上几眼就足以让旧大陆的人民恐慌；只要他待在大西洋彼岸，欧洲就被迫在此岸屯兵驻守。”

①亚达玛斯托尔(Adamastor)，揣为卡蒙斯诗中的神灵。

波拿巴在圣赫勒拿岛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原以为敌人的手给他的伤口抹上了最后一点清凉油膏。他对德·蒙托隆先生说：

“要是在一八一四和一八一五两年，一些灵魂为过于困难的形势所吓倒，或者一些背叛祖国，认为只有在神圣同盟的奴役下才能使主子的宝座得到拯救与安全的人还没有对国王生出信任；要是一心想把祖国从外国军队刺刀的威胁下解救出来的德·黎塞留公爵和刚在根特立下汗马功劳的夏多布里昂主持政务，法国将变得强大，为敌人所惧怕，走出这两场大的民族危机。夏多布里昂从大自然得到了圣火：他的作品表明了这一点。他的文笔与戏剧家拉辛的不同，是先知那种风格。他执掌权柄，也许会迷失方向：因为有那么多人在政坛失败了!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他的才华适合于从事一切伟大的民族的事业，他会愤怒地反对当时的行政当局那些有损名声的行为。”

这就是我与波拿巴最后的关系——为什么我不承认这番评价“迎合了我心中自负的弱点”②?有许多小人得到我帮的大忙，对我却不说什么好话，而曾经被我大胆抨击过的巨人，却对我评价甚高。

②法国戏剧家拉辛的剧本《伊菲热尼》中阿喀门农的台词。

拿破仑死后的圣赫勒拿岛

当拿破仑的世界渐渐消失的时候，我打听了拿破仑逝世地的情况。与圣赫勒拿岛的陵墓同时存在的两棵垂柳，有一棵已经为陵墓所损害：由于谒陵的人多，树木衰老、落叶，一日不如一日。墓地用一圈铸铁栅栏围着；墓坑上横放着三块条石，坟头坟脚长着几丛鸢尾草；山谷的清泉仍在那神奇的日光消逝的地方汩汩地流着。被风暴刮来的游客认为应该把他们的默默无闻刻记在举世闻名的陵墓上。一个老者在墓边住下来，以回忆的阴影来维持生命；一个伤残老兵在一个岗亭里站哨。

离新坟二百步远的地方，是古老的朗伍德，它已经荒芜不堪。走过一个堆满厩肥的园子，就来到牛棚；就是当年波拿巴的卧室，一个黑奴会指着一条被风磨占住的过道，对您说：“他是在那里断气的。”拿破仑出生的房间可能不会比这里大，也不见得更富丽。

在新的朗伍德，萋萋草木盖住了坟头；而在总督府，则可看到威灵顿公爵的画像，以及描绘他所指挥的战斗的油画。一只玻璃柜里收有一截树干，当年在滑铁卢，这位将军就在那棵树旁。这个纪念物两边，是一截采自橄榄园的橄榄枝，和一些南海野蛮人的装饰品：弄潮人的奇特组合。战胜者想依藉圣地树枝和航海家库克的纪念品的保护，取代战败者，其实并不必要，只要在圣赫勒拿岛再感受一下孤寂，再看到大洋和拿破仑就够了。

要是我们研究那些伟人出生、死亡或者生活居住过的名胜的变迁沿革，该发现多少不同的事物，多少不同的命运啊，因为发生了那么奇特的变故，甚至我们微贱生命所依附的幽暗住所都变了!克洛维是在哪座茅屋出生的?阿提拉是在哪辆马车上面世的?阿拉里克的坟墓被哪条湍流淹没了?亚历山大的金棺或水晶棺①又被哪只豺狼占据了?这些尘埃换了多少次地方?埃及与印度那些陵墓属于何人?这些变化连接着未来的秘密，惟有天主知道其原因：对人类而言，它是藏在时间深处的真理，只在一个个世纪的帮助下才显现出来，正如一些距地球遥远的星星，它们的光亮尚未照到我们。

①公元四世纪亚历山大的棺材失踪了。

移葬波拿巴

在我写作这部回忆录期间，发生了一个事件。倘若今日各个事件不是落在烂泥里，遭人抨击，那一定是个伟大事件。有人曾向伦敦索讨波拿巴的遗骨。英方接受了这个要求：几块枯骨对英格兰有什么要紧?这种礼物只要我们要，他们就会给。于是在我们遭受屈辱的时候，他们把拿破仑的遗骨交还给我们。那些遗骨本来可能要忍受一番检查，可是外国人显得很通融：开了张货物出关证就放行了。

移葬拿破仑的遗体是对名声犯下的过错。在巴黎筑一座陵墓，决不能与斯拉纳山谷同日而语：一个被解放的可怜奴隶在古罗马军团一个老兵帮助下垒起沙垄，除了在这条沙垄上，谁还愿意在别处谒访庞培的陵墓?我们在贫穷之中，拿这些珍贵的遗骨怎么办?最坚硬的花冈岩是否会表示波拿巴的业绩永久存续?我们只要有一个米开朗基罗，就可以雕刻他的遗像!可是怎样来雕塑纪念碑呢?小人需要建造陵墓，而伟人只要一块石头一个名字就行了。至少，要是把棺木搁在凯旋门的顶饰上，要是各民族远远望见他们的主人被他的胜利扛在肩上，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呀!?古罗马皇帝图拉真的骨灰坛不是安放在罗马他的纪念柱上么?拿破仑在我们中间，就会陷入那些默默死去的无业游民的烂泥之中。天主不愿让他经受我们政治变革的兴衰更替，希望路易十四、沃邦元帅与蒂雷纳元帅保护他!在我国破坏坟墓的事情是那样普遍，大家可要当心呀!如果革命在某方面取得胜利，那么征服者的遗骨就可能与被我们的痛苦抛散的骨骸相会合：人们会忘记战胜各国的人，只记住压制自由的人。拿破仑的遗骨不会复现他的天才，而会向普通士兵教授他的专制。

不管怎样，有人向路易—菲力普①的一个儿子提供了一艘三桅战舰：一个于昔日我们的海上胜利十分珍贵的名字保佑它在海上劈波斩浪。当年强盛时波拿巴从土伦港登船去征服埃及，现在这条船载着新的阿尔戈②从土伦出发，来到圣赫勒拿岛追还波拿巴的遗骨。坟墓仍然默默地隆起在斯拉纳或者热拉尼奥姆山谷。两株垂柳有一株已经倒了。岛上某任总督的夫人达拉斯女士命人种了十八棵小柳树，三十四棵柏树来替代那棵枯木。那眼山泉仍在山谷里汩汩流淌，和拿破仑当年在此饮水时一样。在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英军上尉带领下，法国人忙了一夜，才掘开坟墓，只见里面的棺榔一层套一层，先是桃木心木棺，然后是铅棺，又是一层桃花心木棺，最外面是白铁皮棺，四层棺材都完好无损，未被触动。大家把棺材移到一座帐篷下开棺验尸，棺木四周围了一圈军官，其中有几个认识波拿巴。

①路易—菲力普(Louis-Philippe，一七七三—一八五○)，法国国王(一八三○—一八四八年在位)。当上国王之前为奥尔良公爵。

②希腊传说中与伊阿宋一道乘阿尔戈号快船寻取金羊毛的人。

当最后一层棺材打开，大家都把目光射进里面。柯克罗神甫说：“只见一堆白花花的东西，从头到脚盖住尸体。盖雅尔大夫摸了摸，才知道那原是棺材盖下面衬的一层白缎垫子，脱落下来，便像裹尸布一样包住了尸体，乍一看上去，尸体上像是铺了薄薄一层白沫，又像是蒙上一层半透明的雾气。那确实是拿破仑的头：一只枕头把它微微垫高了一点；他那宽阔的前额和眼睛上还留着几根睫毛，眼皮闭着，凹现出眼眶；两颊浮肿，只有鼻子变了样子，嘴巴半开着，露出三颗洁白的牙齿；下巴上清晰地显出胡须茬子；两只手尤其像是活的，因为它们有血色，有光泽，其中左手比右手稍高一点；他的指甲又长又白，在他死后还长了；他一只靴子脱了线，露出了惨白的四个脚趾。”

是什么东西给尸虫①留下了深刻印象呢?是尘世事物的虚幻吗?是人类的虚荣心吗?不是，是死亡的美丽。我猜想，波拿巴的指甲长长，只是为了撕扯世间残余的自由。他的脚回到卑微的地位，不再踩着王权的软垫，而是裸放在泥尘中。孔代亲王的儿子(指当甘公爵)也是被这样包裹着，躺在万森的墓穴之中。然而拿破仑的尸体保存得这样好，却恰恰只留下了三颗牙齿。当年子弹射穿当甘公爵的颌骨之后，在他口腔里留下的就是三颗牙齿。

①夏多布里昂把柯克罗神甫比作靠尸体为生的尸虫。——原注

圣赫勒拿岛隐没的星辰在各国人民的欢乐中重现：世界又见到了拿破仑；拿破仑却没有重见世界。曾经引导拿破仑奔赴流亡地的星星，又看到了这位征服者漂泊的遗骨：波拿巴在坟墓只是走了一遭，正如他生前走遍各地一样。在勒阿弗尔下船以后，遗骨被送到凯旋门。一年中有几个日子①，太阳光照进那个穹顶下面。从凯旋门到残老军人院，一路碰到的都是浮雕柱、石膏胸像和孔代大王的雕像(丑恶的破雕像在哭泣)，还有让人回忆起胜利者不可毁灭的一生的枞木方尖碑。天气奇冷，灵车周围的将军们都摔倒了，就像从莫斯科撤退时一样。除了在赛纳河上无声地运送拿破仑遗骨与一具十字架的灵船，毫无美丽之处。

①据说五月五日与八月十五日两天阳光照进去最深。五月五日是拿破仑生日；八月十五日是他的圣名瞻礼日。

拿破仑离开了岩礁做的灵柩台，被送到巴黎，埋在垃圾堆。没有大船向在奥依特山精疲力尽的新赫拉克勒斯②致敬，有的只是沃吉拉尔街的洗衣妇，她们随同大军从未见过的伤兵在周围转悠。为了给这场软弱无力的安排作准备，一些萎琐小人只可能想象出库尔提乌斯风吹日晒的雕塑沙龙③。下了几天雨以后，这组装饰物便只剩了一堆沾满泥泞的碎片。无论如何，我们将永远看到胜利者的真正坟墓垒在大海中间：拿破仑的遗体是回到了我们这里，但他不朽的生命却留在圣赫勒拿岛。

②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英雄。新赫拉克勒斯指拿破仑。

③影射一八四○年在巴黎凯旋门致残老军人院之间置放的石膏塑像。

拿破仑结束了过去的时代。他进行的战争过于浩大，以至于人类对战争深感厌恶。他一进伊阿诺斯④神庙便立即关门，把一堆堆尸体堵在门外，让人无法再打开大门。

④罗马神话中守卫门户的神，有两张面孔，既可瞻前又可顾后，掌管门户出入和水陆交通。

我在戛纳参观

在欧洲，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之后到过的地方我都去参观了。我住进戛纳客店的时候，纪念七月二十九日的仪式正好鸣响礼炮。皇帝卷土重来，闯入陆地的一个后果，大概他早有预见。我到达胡安海湾时，天已经黑了。我下了马车，走向大路旁一幢孤零零的房子。房主叫雅克曼，开了家客栈，又做陶器卖。他领我去海边看看。我们在一些低凹的道路上走。路两边长着橄榄树。波拿巴曾在树下宿营。雅克曼本人曾接待过波拿巴，现在则亲自为我领路。横路左边耸立着一个厂棚，拿破仑单枪匹马闯回法国时，曾把上岸时的衣物存放在厂棚里。

到达沙滩，我看到是一片平静的大海，水面似镜，波澜不兴；浅潮如沙罗，缓缓地漫上细沙地，没有声音，也无泡沫。头顶上是一片神奇的天空，繁星点点，射出漫天清辉。不久，那轮新月开始下落，躲进一座山背后。海湾里只停泊了一条大船两条小舢舨。左边看得见昂蒂布灯塔，右边看得见莱汗群岛；正前方，是朝南，朝那个罗马城敞开的深海。波拿巴一开始打发我去的就是罗马。

莱汗群岛今日改称圣玛格利特群岛。古代有些人躲避蛮族的入侵，逃到岛上，就在那里安顿下来。圣奥诺拉①从匈牙利逃出来，登上那些礁岛中的一座：他爬上一株棕榈树，划了一个十字，所有毒蛇就死了，这也就是说异教消失了，在西方诞生了新文明。

①圣奥诺拉(Saint-Honorat，约三五○—四三○年)。古高卢人，公元五世纪他在岛上建立了隐修院。

十四个世纪以后，波拿巴来到圣人开始这段文明的地方，结束了这段文明。那座隐修院的最后一个独居者是铁面人，如果那个传说是真的话。从胡安湾的静寂和古代隐修士的岛屿的平静之中，走出了滑铁卢的喧嚣，它穿过大西洋，来到圣赫勒拿岛才消停。

夜晚，身临被那些海员抛弃的海边，在两个社会的回忆之间，在一个已经消逝一个行将消逝的世界之间，我生出什么感受，大家可以想象出来。我怀着一种虔诚的难受心情，离开了那片沙滩，听任潮水起起落落，一次次漫过拿破仑最终垮台前的足迹，却不将它抹去。

每个伟大时代终结的时候，都可听到某种怀念过去的悲泣，它吹响了“熄灯’’号：查理曼、圣路易、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驾崩的时代就是这样哀诉的。我目击了两三个王朝的覆亡，还有什么东西不能说呢?当人们像我这样，见过华盛顿与波拿巴这两个人物，在美国辛辛那提的犁铧与圣赫勒拿岛的陵墓后面，还有什么东西要看呢?我为什么要比我生活的时代和同代人活得更久呢?为什么不和同代人——一个衰朽种族的末代子孙一同倒下呢?为什么要独自在堆满死人的洞穴冥府寻找他们的遗骨呢?我没有勇气继续下去。咽!至少，我应该像非洲遇到的那些阿拉伯老人，无忧无虑，不操空心!他们坐在一小块线毯上，翘起二郎腿，包着头帕，两眼望着蓝湛湛的天空，目光随着那沿着迦太基废墟飞翔的美丽的火烈鸟移动，就这样打发余生；波涛的轻声细语在给他们催眠，让他们依稀忘记自身的存在，轻轻哼起一首大海之歌：他们就要死去。

一八三九年写于巴黎

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修改

世界的变化

叙述了波拿巴和帝国，又来谈那些追随者，无异于从现实堕入虚空，从山顶掉进深渊。一切不是都随拿破仑完结了吗?难道我不应该谈谈别的事情?除了波拿巴，还有什么人能让大家感兴趣?在写了这样一个人之后，又能够写什么人，写什么事?但丁在阴曹地府遇见了大诗人，惟有他有权与他们合作。路易十八处在皇帝的地位，我们怎样称呼他?当我想到此刻我必须嘟嘟嚷嚷地提到一大群卑贱者的时候，我就变得脸红，我是这些人中的一份子；在一个舞台上，巨大的太阳殒落了，我们成了夜间活动的可疑角色。

那些波拿巴主义者也变得僵化了。他们收紧四肢，身体挛缩；波拿巴一落气，灵魂便离开了新世界；赋予事物形与色的光亮一熄灭，这些事物也就消失了。在这部《回忆录》开篇部分，我只能谈论自己：人的个体孤独总是有某种优先权；接下来我被种种奇迹包围了：这些奇迹支持了我的声音；只不过此时不再有征服埃及，不再有马伦戈、奥斯特利茨和耶拿战役，不再有莫斯科撤退，不再有入侵法国，占领巴黎，也不再有厄尔巴岛的卷土重来，滑铁卢战役和圣赫勒拿岛的葬礼：那么有什么呢?有一些人像，惟有莫里哀的天才才能赋予喜剧庄严色彩的人像!

在表现我们的卑微价值时，我紧扣住了自己的良心；我扪心自问，是否把自己排除在这个时代的萎琐之外，以便取得指责别人的权利；我内心相信我的名字是会出现在那些被抹去被消除的事物中间的。不，我坚信我们都会被消除的：首先，因为我们没有衣食来源，其次，因为我们生于斯死于斯的时代无法给我们提供衣食。一代代人不是伤残、衰弱就是傲慢，没有诚意，只是专心于他们所喜爱的虚无，不知道怎样使人不朽；更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名声；你们把耳朵紧贴在他们嘴巴上，却什么也听不到：死人内心发不出任何声音。

然而有一件事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眼下进入的小社交圈子胜过一八三○年接替它的那个上流社会。比起一八三○年后形成的那个小人社会，我们都是巨人。

复辟王朝至少给人提供了一个恢复尊严的立足点：在单独一个人，即那逝去之人耍过威风之后，所有人的尊严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自由取代了专制，我们去掉了爬行的习惯，人类的天生权利已经家喻户晓，那我们就应该感谢复辟王朝。我正是为此才投入混战，以竭尽所能，在个人完结之时使人类复兴。

来吧，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吧!抱怨着下来吧，一直下到我和我的同事这里。你们曾看到我身在梦境，你们将看到我置身于现实：假若兴趣消减，假若我倒下了，读者呵，那就请你们放公正一点；注意我涉及的题目。

我生活中的一八一五、一八一六年——我被任命为法国贵族院议员——我在议会的开端——各种演说

在皇上再次回国，波拿巴最终消失之后，内阁由德·奥特朗特公爵先生和德·塔莱朗亲王先生掌握，我被任命为卢瓦莱省选举团主席。一八一五年的选举使皇上获得了“无双”议院①。在奥尔良，所有的选票都投了我，这时却传来了召我去贵族院的命令。我的行政生涯刚刚开始，道路就突然一下变了：要是我被安排在选举院，那又会走一条什么路呢?如果顺利，那条路很可能通到内务部，而不是外交部。我的性情习惯更适合贵族院，尽管由于我的自由观点，一开始贵族院就对我怀有敌意。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关于新闻自由的理论，以及反对外国奴役的态度，使贵族院大得人心。只要它容忍我的观点，就能享有这种名望。

①一八一五至一八一六年由极端保王分子组成的众议院。

我在贵族院待了十五年，同僚们向我表示的惟一敬意，是我在到职时收下的：我被任命为一八一六年大会的四个秘书之一。拜伦勋爵在英国上院出现时，得到的礼遇不会比我多，于是他永远离开了那个地方：我本应该回我那偏僻住所的。

我在议院讲坛发表的头篇演说，论述的是“法官的终身性”：我赞扬原则，却指责立即将之付诸实行的打算。在一八三○年的革命中，最忠实于革命的左派打算把终身性中止一段时间。

一八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德·黎塞留公爵给我们带来了王后的遗嘱；我登上讲坛，说：“为我们保存玛丽—安托瓦内特遗嘱的人，买下了蒙布瓦西埃田庄：作为审判路易十六的法官，他在那座田庄立了一块碑，纪念为路易十六辩护的人。他亲自在碑上刻了一段法文诗，颂扬德·马尔泽布尔先生。这种惊人的公正表明，在道德领域，一切都变了。

“一八一六年三月十二日，贵族院辩论教士津贴问题。我说：那些可怜的乡村小神甫，将余生奉献给祭坛，你们却不肯给他们一点吃的，而对于让那么多人头落地的约瑟夫·勒邦，对于要为流亡贵族立一部法，简单得连一个孩子都可以把他们送上断头台的弗朗索瓦·夏博，对于在圣殿不肯接受路易十六的遗嘱，反而对不幸君主说‘我只负责引你去死’的雅克·卢，你们却发给津贴。”

有人给贵族院带来一份有关选举的法案：我发言赞成全部改选众议院；可是只到一八二四年我当了部长以后，才把这一条写进了法律。

也是在一八一六年关于选举法的这第一次演说里，我回答一个对手说：“欧洲密切关注我们的辩论，人们对它的评论，我就不转述了。至于我，先生们，听到人家为得到我的赞同而谈到的国外舆论，我深感不安，这一点，也许该归因于我血管里流动的法国血液。要是开化的欧洲想把宪章强加于我，我将去君士坦丁堡生活。”

一八一六年四月九日，我在贵族院提出一个有关柏柏尔国家的议案。贵族院决定有必要议一议。在得到贵族院同意的决定之前(它是一个大国第一次有利于希腊的政治干预)，我已经考虑打击奴隶制。我对同僚们说：“我见过迦太基的废墟；我在废墟中间碰到一些基督徒的后代，为了解救他们不幸的先人，圣路易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要是我的提议取得成功，哲学可以从随之而来的光荣中获取它的一份，可以吹嘘在一个光明世纪取得了宗教在一个黑暗世纪未能得到的东西。”

我是置身于这样一个大会：我的话在四分之三的时间都转过来反对我自己。人们可以感动一个众议院；一个贵族院则是个聋子。没有论坛，禁止旁听，与会者都是一些老头子，都是旧君主制度、革命和帝国的遗老遗少，就是用最平常的口气说的话也显得疯狂。有一天，离讲坛最近的头一排扶手椅坐满了德高望重的贵族院议员，他们一个比一个耳背，都把头向前倾着，在耳旁安了一只助听的小角，角口对着讲坛。我说得他们都睡着了，这是自然的事。有一个议员一打盹，把助听的角掉到地上。声音惊醒了邻座。这位议员出于礼貌，想帮邻座拾起来，不想自己却倒在地上。尽管我当时在悲怆感人地谈论什么人道的题目，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在这个贵族院受欢迎的演说者，都是那些没有思想，语调干巴，平淡乏味的角色，或者是那些只在怜惜可怜臣子时才有同情心的人。德·拉利—托朗达先生大声疾呼，要求让民众自由：他让我们寂静的穹顶响起对英国大使馆三四位爵士的赞扬，他说那是他的先人。当他把新闻自由颂扬一通之后，马上见机行事，来了个“但是”。这个“但是”在新闻审查官的有效监视之下，还是顾及了我们的体面。

复辟王朝促使智力活动；它释放了被波拿巴压抑的思想：精神就像从建筑物上拆下来的女像柱，身子不再被压弯，抬起了头。帝国曾迫使法国沉默；得到恢复的自由接触了法国，把话语还给它：议院讲坛有一些人才，把米拉波和卡扎莱们扔掉的东西在原处又捡了回来，于是革命继续它的进程。

《论立宪君主制》

我的工作不限于在议院讲坛发表演说，虽说这讲坛对我来说是那样新鲜。看到人们所了解的一些体制，看到法国时代议制政体的原则一无所知，我感到担心，就写了《论立宪君主制》那本书，并且拿去出版了。这本书的出版是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使我跻身于政论家的行列；它被用于确定有关我们政府性质的见解。英国报纸不加任何说明，全文刊载这部作品；在我们中间，莫尔莱神甫甚至适应不了我的风格变化和真理不容分辩的精确。

《论立宪君主制》是一部立宪的入门书：今日人们当作新东西提出来的建议，大部分在那里面就被提出来了。因此，“国王统治却不行政”这条原则，在那部书的四、五、六、七章，四章论述君权时就得到了全面的阐释。

《论立宪君主制》的第一部分提出了立宪的原则。在第二部分，我审查了一八一四年到一八一六年接连三届政府的体制；在这个部分，我既作了一些以后多次得到验证的预言，又阐释了一些当时尚未公开的理论。在第二部分二十六章有这样一段话：“一场性质与我国革命相似的革命，只可能通过改换王朝来结束，这种事情，在一定的党派看来是确实的；而另一些温和的党派则认为，只要改变继承王位的顺序就可以结束革命。”

在我写完这部作品的时候，传来了一八一六年九月五日的命令(解散无双议院)：这个举措驱散了不多几个聚在一起要重建合法君主政体的保王党人。我赶忙写了《补记》，没想到惹恼了德·黎塞留公爵和路易十八的红人德卡兹先生的怒气。

增加了一篇《补记》，我赶紧跑到书商勒诺尔曼先生家，发现一些警官和一位警长正在采证。他们收了一些毛样，贴了一些封条。我与波拿巴对着干，并不是未受德卡兹先生恐吓的：我反对他们查封；，作为自由的法国人，作为法国贵族院议员，我声明只向武力让步：武力一来，我就退走。九月十八日我去了路易—马尔特·梅斯尼埃先生和他同事办的王家公证人事务所。我在他们那里抗议，要求他们记下我关于作品被扣的声明，指望以这场抗争来确保法国公民的权利。一八三○年，《时代报》编辑勃代先生仿效了我的作法。

接下来，我被迫与大法官、警察大臣和总检察官贝拉尔先生交涉，案子拖了相当久，直到十一月九日，大法官才通知我，初审法庭作出了有利于我的裁决，把我被扣押的作品发还。在一封信里，大法官先生通知我，他看到皇上公开对我的作品表示不满，感到遗憾。我在一些章节里反对在一个立宪国家设立一般的警察衙门，正是这些章节使得皇上不满。

路易十八

在我叙述根特之行的那几章里，你们看到了路易十八作为于格·卡佩的子孙，到底表现如何；在我写的《王上驾崩：皇上万岁!》那篇文章里，我叙述了这位君王实在的品质。可是人并非一成不变，始终如一：为什么逼真的画像是那样少?因为它描摹的是某个年龄的真人；过十年，画像与真人就对不上了。

路易十八看前面不远的事物，看不清周围的东西；他随自己的视角，来判断事物是美或是丑。他受到世纪的影响，担心对于一位虔诚信奉基督教的国王来说，宗教只是适合于调和君主政体各种成份的制剂。他从祖父那儿接下来的放荡的想象力本可能使人对他的作为生出几分疑虑；不过他有自知之明，每次他用肯定的方式说话，都要通过自嘲来夸耀自己。有一天我跟他谈及有必要让波旁公爵再婚，以便让孔代家族复兴：他很赞成这个想法，虽说他不怎么关心孔代家族的复兴；不过他顺便跟我谈到德·阿尔图瓦伯爵，说：“我弟弟尽可以再婚，丝毫改变不了继承王位的顺序。他生的儿子都属于幼支，我生的都是长支：我并不愿夺去德·昂古莱姆公爵的继承权。”说完，他得意地摆出一副能干和自嘲的神气。然而我并不打算与皇上争夺任何权力。

路易十八是个自私的人，但是不抱成见，只是不惜一切代价，图得自身安宁：臣子们只要得到大多数议员支持，他就支持他们，但只要这个大多数动摇了，只要他的安宁有可能受到干扰，他就立即把他们打发走。为了得到胜利必须前进一步时，他是决不会踌躇不前的。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耐心；他不会去迎合事件，而是事件来将就他。

这位国王既不残忍，也不人道；碰上惨祸灾难既不会大惊失色，也不会心软生怜。就是德·贝里公爵道歉说有罪，以他的死打扰了皇上的清眠，皇上也只会对这位公爵说一句：“我还是睡着了。”可是这个平和的人受了挫折，遇到不快，还是会大发雷霆的；总之这位如此冷漠如此无情的君王，还是有一些类似于偏见的爱好：德·阿瓦莱伯爵、德·布拉加先生、德卡兹先生也就因此相继充当了他的亲信；德·巴尔比夫人和杜·凯拉夫人这两个为他所喜爱的女人也就成了他的红人。不幸的是她们掌握的书信太多了。

路易十八是在历史传统的背景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他显得偏爱旧的君王体制。难道孤独的君王心中一旦空虚，他们就随便找什么东西来填塞?他们找一个生性相似的人，这是否叫做情投意合?是否叫做天上掉下来的情谊，以扫除他们高处不胜寒的孤清?是否叫做对一个奴才的偏爱?这个奴才把全副身心献给主子，成了主子的一件衣裳，一件玩具，一个与主子的所有情感、趣味、爱好连在一起的固定观念，主子在他面前无所隐瞒。宠儿身份越是卑微，与主子的关系越是亲近，人们就是不能把他打发走，因为他掌握了一些秘密，若是说出去，会叫主子脸红的：受偏爱的家伙在自己的卑鄙和主子的软弱里汲取了双重力量。

万一宠臣是一个伟人，例如紧缠路易十三的黎塞留或者打发不走的马扎兰，各个国家则在憎恨他的同时也利用他的光荣或者能力；只是用一个著名的事实上的国王换下一个可怜的享有权利的国王。

德卡兹先生

德卡兹先生一被任命为内阁大臣，晚上马拉盖沿河马路上就车辆拥塞。圣日耳曼郊区最高贵的人物都来到这位新贵家的沙龙做客。法国人干什么都是枉费心机，他永远只是个奉承者，至于奉承谁并不重要，只要是当朝权贵就行。

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有利于新宠儿的可怕的蠢话联盟。在一个民主社会，你谈论自由，声称看到了人类的进步，事物的未来，并给你的演说加上几个荣誉勋章，这样，你的位置就确保无虞了；在贵族社会，你玩一玩惠斯脱牌，提出庄重的深不可测的样子，说一些陈词滥调和事先准备的好话，你的天才的机运就有保障了。

德卡兹先生是米拉的同乡，是拿破仑的母亲①推荐给我们的。他为人随和，待人客气，从不摆架子使性子。他对我怀有好意，我也不知为什么竟没有注意到：我的失宠就是由此开始的。这件事应该使我明白，绝不能对一个宠臣失敬。皇上对他宠信有加，赏了不少恩典，后来又让他娶了一位大家闺秀，德·圣奥莱尔先生的女儿。当然德卡兹先生勤劳国事，十分卖力。内伊元帅躲在奥弗涅山区，就是德卡兹先生把他找出来的。

①德卡兹曾任拿破仑母亲的秘书。

路易十八始终看重他的王权的影响，谈到德卡兹时说：“我要把他提得那样高，让最大的贵族也眼红。”这句话是从另一个国王那里借来的，它只是一句不适时宜的错话。要抬举别人，首先要确保自己不会下落。可是，在路易十八所处的时代，君主们又落到了什么地步呢?他们虽然让一个人发财，却不能让他高贵；他们只不过是宠臣红人的钱庄老板罢了。

德卡兹先生的妹妹普兰塞托夫人是个出色的女人，为人谦恭，和蔼可亲。王上暗暗地爱恋她。我在王宫见过德卡兹先生的父亲，他穿着礼服，腰悬佩剑，手夹礼帽，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德·贝里公爵的去世加深了双方的敌意，导致宠臣垮台。我曾说过“他在血泊中闪了脚”，这并不是说他犯了屠杀罪，但愿大家不这样理解!而是说他倒在卢韦尔刀下的血泊里。

我被国务部长名单上除名——我出卖藏书，我的山谷

我曾反对查封《论立宪君主制》，为的是给被滥用的君主政体廓清是非，为的是支持思想和新闻自由；我曾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们的制度，并且忠实于它。

我的小册子出版之后，受到人家的攻击，等到这些麻烦事过去，我已是伤痕累累，满身鲜血。我走上政坛时，受到打击，感到不适，透不过气来，因此可以说，没有那些伤疤，我也就不可能拥有我的政治生涯。

过了不久，由黎塞留签署的一道命令把我从国务部长的名单上勾去了，于是我被剥夺了一个迄今为止不能罢免的享有名望的职位。这个职位是在根特授予我的。我享有的部长薪俸也随之收回去了：打击我的是任用富歇的那只手。

我也是荣幸，三次为正统王权被罢官解职：头一次，是因为追随圣路易的子孙踏上了流亡之途；第二次，是因为写了赞成“复辟”的君主政体的东西；第三次，是因为我对一个有害的法律保持沉默，其实那时我刚刚让我们的军队获得胜利：西班牙战役使一些士兵归顺白旗，而且，如果我留在权力机构里，也可能把国界推到莱茵河。

我生性不重财，对失去薪俸满不在乎；我的损失只是要晴天徒步，雨天乘出租马车去贵族院。我本来就属于无产者之列，现在一副大众打扮，在周围的下层百姓保护下，又恢复了无产者的权利：从我的大车顶上，我俯视君王们的车马扈从。

我被迫出卖藏书：梅尔兰先生把它们摆到好儿童街的西尔威斯特大厅叫卖。我只留下一小册希腊文的荷马史诗。在那本书的天头地角，留有我一些试译的文字和一些批注。不久我就不得不忍痛割爱；我向内务部长申请用我的乡间居所发行彩票。开彩地点设在公证人德尼先生家。共发行了九十张彩票，每张一千法郎：没有一位保王党人前来购买。德·奥尔良公爵夫人虽是个寡妇，却也买了三张；我的朋友莱内先生是内务部长，正是他签署了九月五日的命令，并且同意勾去我在枢密院的名字，他用假名买了第四张彩票。钱后来退还给购票人，但是莱内先生不肯收回那一千法郎；他把那笔钱留在公证人那里，用来救济穷人。

不久，“狼谷”卖掉了，就像人家在夏特莱广场发卖穷人的家具一样。我很舍不得卖掉那座居所。我眷恋那些树木。可以说，它们种在我的回忆里，在我的回忆里长大。房子开价五万法郎。德·蒙莫朗西子爵出了高价。也惟有他才敢于以高出一百法郎的价格来竞买。房子归他了。从此他就住在我那僻静的居所。可是他并不适宜介人我的事情：这个德高勋劬的人已不在人世。

我在一八一七与一八一八两年的演说(续)

在《论立宪君主制》出版和一八一六年十一月议会开幕以后，我继续进行战斗。我在十一月二十三日的贵族院会议上，提出一个议案，恭请皇上派人检查最近选举中发生的问题。内阁在选举中营私舞弊，动用暴力，事情十分明显。

我谈到(一八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提出的财金法案时，对其中第十一条持反对意见：那一条涉及国家森林，有人打算把它拨给偿还公债基金会，然后出卖十五万公顷。国家森林由三类产业所组成：一是王室从前的领地，二是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封地，三是剩下的教产。即使是今日，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觉得自己的话有一股忧伤的意味；它和我的回忆录有几分相似：

“对于在兵荒马乱中行政的人，我们就不要以此难为他们了，在公众那儿产生信用的，并不是物质抵押，而是一个民族的道德。新的业主能够利用新产业的权利吗?人家为了剥夺他们的权利，将向他们列举从昔日产业占有者手里夺来的九个世纪的继承权。你们得到的不会是那些祖传的恒产(在那些田产上，一个家族甚至比橡树的种族存续得更久)，而是一些动产(那上面的芦苇刚刚由生到死就换了主人)。家园不再是家庭习俗的保护者；它们失去了可敬的权威；任何来者都可以从你的产业上经过；那些小路不再因为祖父的椅子和孙儿的摇篮而变得永恒。

“法国的贵族院议员呵，我在此是为你们的而不是我的事业辩护：我是为你们子孙的利益跟你们说话，至于我本人，没有任何东西要与后人交待清楚；我无儿无女，父辈传下的田产也丢了，就是自己种的几棵树，不久也将属于别人。”

皮埃先生家的聚会

由于观点相似，当时两院的少数派结下了一种同志情谊。法国得知代议制政府：由于我愚蠢地按字面理解这种体制，并且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偏好它到了痴迷的地步，因此对于采纳它的人，我是坚决支持，根本没有考虑，如果他们反对，是否更有人道的理由，而不像我对宪章的感觉，是纯粹的喜爱；我并不是傻瓜，但是我酷爱意中人，只要能把她抱在怀里带走，我甘愿上刀山下火海。一八一六年，就是在这种选择政体的冲动中，我结识了德·维莱尔先生。他比我沉着，压住了自己的热情；他也表示要争取自由，但是把它当做合乎规矩的基础；他有条不紊地挖好壕沟：而我呢，老想翻墙爬壁，攻下要塞，结果总是被推下壕沟。

第一次遇到德·维莱尔先生是在德·莱维公爵夫人府上。他成了众议院保王派反对党的首领。我则是贵族院的反对党首领。他与同僚德·科比埃尔先生是朋友。两人再也没有分开过，所以有人称他们为维莱尔与科比埃尔，正如人们称俄瑞斯忒斯与皮拉德，厄里亚尔与尼索斯一样。

为了一些明天即被人们忘记名字的人物而来叙述一些枯燥乏味的琐事，实在是一种愚蠢的虚荣。一些隐晦的无聊的，有人认为很有意思，其实谁也不感兴趣的骚动，一些过时的，并未引起什么重大事件的花招应该留给那些快乐的幸运儿去写，他们自以为现在是，或者曾经是人们关注的目标。

然而，有些自傲的时刻，我与德·维莱尔先生发生过争论。在我看来，这些争论像是苏拉与马里乌斯，恺撒与庞培之间的争执。我们与反对派的其他成员经常去泰莱兹街，在皮埃先生家过一晚上，讨论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到达时模样难看，在沙龙里围坐成一圈。沙龙里只点着一盏嘶嘶吐着大舌的油灯。在这有关法律的朦胧之中，我们讨论提出的法律，议论该提出什么动议，该把哪位同志推荐到秘书处、财务处或者各个委员会。反对宗教信仰的人描绘的那些最虔诚的信徒，他们的会议，与我们的聚会确有相似之处：我们散播最坏的消息，声称事情将变得面目全非，罗马将受到军队的骚扰，我们的军队将吃败仗。

德·维莱尔先生听着，做概括，却不下结论：这是个能干的办事助手。他从前是个谨慎的海军军官，在风暴期间从不出海，只要能够机敏地驶进一个熟悉的港口，他是不会去发现新大陆的。在讨论发卖教士的财产时，我常常注意到，我们中间最虔诚的基督教徒，往往是最热烈捍卫立宪学说的人。宗教是自由的源泉：在罗马，朱庇特的教士只戴一只空心指环，因为实心指环带有锁链的意味；在衣服上和头上，朱庇特的大祭司不容许打任何结。

散会后，德·维莱尔先生由德·科比埃尔先生陪伴回府。在这些会上，我研究过许多个人，学会许多事情，照管过许多方面的利益：我一直清楚的财政，以及军队、司法、行政方面的基本知识我都掌握了。我从这些会议出来，多少像一个政治家了，也多少相信了这些学识的贫乏。漫漫长夜，我在似睡似醒之间，瞥见这些秃顶人的不同态度，瞥见这些不大整洁，与来客不甚协调的客厅里宾客的种种表情：这当然是可敬可佩的；但我还是更喜欢儿时把我唤醒的燕子和梦中的缪斯：我看到照着一只天鹅，把那些白鸟影子投射在一道金波上的朝阳，和在叙利亚像凤凰窝似的挂在一株棕榈树枝头的旭日，更觉得愉悦。

《保守者》

我感到，在一个封闭的议院，在一个对我不大友好的会议，我的论战即使取得胜利也是枉然，我还需要另一种武器。可是，如果要办日报性质的报纸，又得经受新闻检查，我只能通过创办一种不定期的、半日报性质的报纸来满足自己的愿望，并借助它来抨击内阁各部的体制，回击艾蒂安先生在《密涅瓦》杂志上发表的极左见解。一八一八年夏天，我住在诺阿齐埃德·莱维公爵夫人家里，出版我著作的书商勒诺尔曼来看我。我把内心的想法告诉他。他立即来了兴趣，自愿冒一切风险，并承担一切费用。我把这些告诉了好友德·博纳尔和德·拉默内两位先生，要求他们入伙：他们同意，不久，报纸就面世了，取名叫《保守者》。

这家报纸引发的革命是前所未闻的：在法国它改变了议院的多数派；在国外它改变了各国内阁的思想。

在各国民众和君主看来，保王党人曾经跌人虚无之中，因此，他们得到走出虚无的好处，实在应该感谢我。我让法国最高贵的家庭都拿笔写文章。我把蒙莫朗西和莱维家的人打扮成记者；我召集了全部人马；我把封建主义调来援助新闻自由。我把保王党最引人注目的人，如德·维莱尔、德·科比埃尔、德·维特罗尔、德·卡斯泰尔巴雅克等先生召集在一起。每当我把一位红衣主教的红袍摊在《保守者》上，充作封面，并欣悦地读到一篇清清楚楚地署着“吕泽纳红衣主教”①大名的文章时，就情不自禁地感谢天主。可是，在把我的骑士们领上立宪的十字军东征之路，在他们解放了自由，夺取了权力，当上埃代斯亲王、安条克亲王和大马士革亲王①之后，他们就和娇妻美眷守在新获的封地，让我一人在耶路撒冷城下苦苦地等待。而异教徒又把圣墓夺了回去。

①吕泽纳(Luzerne，生卒年月不详)，法国旧制度时的省长，不赞同罗马教会与法国执政府签订的政教协议。

①这些都是十字军将领获得的封号。此处意为那些保守派得到好处之后，就不战斗了。

我在《保守者》上开始笔战，一八一八年一直打到一八二○年，也就是说打到政府借口德·贝里公爵遇刺身亡，恢复新闻检查为止。这是我论战的初期。在这期间我推翻了旧内阁，把德·维莱尔先生推上了权力中枢。

一八二四年以后，当我重握羽笔，写作小册子，并给《辩论报》写文章时，处境已经不一样了。可是，对我这个从不相信所处的时代，只属于过去，不信任君王，不信任民众，除了梦，从不把任何事放在心上(即便是梦，也只放一夜)的人，这种微不足道的贫困生活又算什么?!

《保守者》上的第一篇文章描绘了我加入争论时的形势。在这份报纸存在的两年期间，我相继写了一些论述时事，思考一些重要问题的文章。我有机会揭露巴黎警察当局在伦敦发表《私人通信集》的卑鄙行径。这类《私人通信集》可以造谣诽谤，却无法败坏人家的名声：卑劣者没有能力使别人卑劣；惟有荣誉可以惩罚毁人荣誉的人。我说：“隐姓埋名的诽谤者，拿点勇气出来，报出你的尊姓大名；这样做是有些羞耻，但很快就会过去；在您的文章上署上大名，无非是增添几个可耻的字母而已。”

我有时也把那些部长抓来嘲弄一番。我总是在自己身上发现嘲讽的习性，也就网开一面，任其发挥。

最后，在一八一八年十二月五日，《保守者》刊登一篇严肃的文章，论述利益道德和义务道德。这篇文章引起很大励向。“道德利益”与“物质利益”两个用语就是出自这篇文章。这两个用语由我首先提出，跟着就被大家接受了。以上十分简略地叙述了报纸的情况，它已经超出了一份报纸的意义，算得上我的一部作品。我的理性赋予它一定的价值。它并没有衰老过时，因为它包容的思想是适合一切时代的。

论物质利益道德和义务道德

“内阁发明了一种新道德，利益的道德；义务的道德则扔给了傻瓜。有人想把这种道德作为我们政府的基础。然而，这种道德在三年里对人民的腐蚀，甚于革命在二十五年中对人民的危害。

“促使各民族的道德连同这些民族一同灭亡的，不是暴力，而是诱惑；我所说的诱惑就是，一切虚伪的主义学说都有讨人喜欢的似是而非的道理。人类常常把谬误当作真理，因为心力或者智力都有其虚伪的图像：冷漠与贞洁相似，推理与理性相似、空虚与深邃相似，余者类推。

“十八世纪是一个毁灭性的世纪；我们都受到诱惑。我们歪曲了政治的性质，为了在我们风习的堕落中寻找社会的存在而迷失在犯罪的革新之中。革命把我们唤醒：它本是要把法国人推下床，却想不到把他扔进了坟墓。然而，在革命的各个时期，恐怖统治也许是对道德最无危险的时期，因为任何人的道德心都没有受到强制：罪恶都是在真诚之中犯下的。血腥之中举行狂欢活动，一幕幕丑剧由于太骇人听闻，也就不再发生；可说的也就是这些，民间妇女来到杀人机器旁边，就像来到自家炉灶边干活：斩刑成了社会习尚，死亡成了政府基础。再也没有比各人的处境更明白的东西：人们不谈“专长”，不谈“实利”，更不谈“利益体制”。那些卑琐小人心术不正的人的胡言乱语，那时根本没听过。人家对一个人说：“你是保王派，贵族，富人：去死吧。”于是他就死了。革命法庭陪审团负责人昂托纳尔写道：“对那些囚徒，我们想不出任何罪名，可还是把他们作为贵族判了刑。真是残酷的坦率，但是并不妨碍道德范畴继续存在；因为这并不是把无辜者作为失去社会的无辜者，而是把他作为罪犯处死。

“因此，这些可怕的时期又是十分尽心效力的时期。那时女人们英勇地走去受刑，父亲为了儿子，挺身而出，儿子为救父亲，慨然自首，就是在牢狱里也有意想不到的人前来援救。被追缉的教士就在刽子手旁边安慰受难者，刽子手只装作不认识他。

“督政府时期的道德应该反对的不仅是学说主义的堕落，更是风习的堕落；世风日下。人们被抛进销魂园里寻欢作乐，一如从前被扔进监狱。人们惟恐过去的惨事卷土重来，都迫不及待地行乐，甚至预支未来的快乐。大家都来不及给自己建立家室，就在街上，在公园，在公共场所生活。大家跟断头台很亲近，再说一只脚已经跨出了人世，也就觉得不必回家了。只要有艺术、舞会和时髦东西就行了。送命就和人们更换首饰服装一样随便。

“在波拿巴统治时期诱惑又开始了，不过这种诱惑随身带来了解药：波拿巴用光荣的魔力来迷惑人。再说大凡伟大之物自身必定带有法律原则。因此波拿巴认为让人教授各个民族的主义学说，各个时期的道德以及永恒的宗教是有益的。

“若是有人这样回答：‘把’“义务”作为社会基础，就是把社会建立在空想之上；而把“利益”作为社会基础，则是把社会建立在现实之上。’我是不会惊讶的。其实事情恰好相反，‘义务’是现实，而‘利益’是空想。‘义务’源白天主，深入到家庭，在父子间建立了实实在在的联系；然后由家庭进入社会，分成两支，一支在政治领域，规定了君臣关系，一支在道德范畴，建立了效力与保护，行善与感激的链条。

“因此义务是一个十分确定的实在，因为它赋予人类社会惟一可以延续的生存方式。

“相反，从严格的物质的意义上说，当利益照今日的方式被人们获取时，它就只是一种行为，因为它早上是一个样，晚上又是一个样，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性质，因为它是以运气为基础因而具有运气的流动性。

“出于利益道德，每个公民都能够与法律和政府为敌，因为在社会中总是大多数人受苦。人们不会为秩序、和平、祖国这些抽象概念而战斗；即使为它们战斗，也是因为人们给这些概念附加上‘牺牲’的概念，这样，人们就走出了利益道德，回到了义务道德：因为在义务道德之外，确实找不到社会的存在方式!

“谁尽了义务谁就赢得尊重，谁屈服于利益谁就不大受尊重。从鄙视的源泉汲取一条政府的原则，这是世纪办的好事。如果培养政治家们只去考虑与他们相关的事，你们将看到他们会把国家治理成什么样子!你们看到的将只是一些贪官污吏，腐败臣僚，与管理后期罗马帝国的那些残疾奴隶相似。那些人想起自己曾被人家卖过便把帝国的一切都拿来出卖。

“请注意这点：利益只是在昌盛之时才有力量；碰上艰难时世，利益就衰弱了。而义务则相反，只是在尽它要付出代价时才那样富有活力。到了丰年顺年，它反倒松缓下来。我喜欢一条原理：政府是在灾难中强大起来的。这与美德十分相似。

“还有什么比朝民众叫喊：‘不要忠诚!不要热情!只想着你们的利益就行了!’更荒谬的事?!这就像是对他们说：‘如果这不符合你们的利益，那就别来救我们，抛弃我们算了。’如果执行这种糊涂政策，到了需要尽忠的时刻，各人都会关上大门，站在窗口，观看君主制度下台的。”

以上就是那篇论述利益道德与义务道德的文章。

一八一九年十二月三日，我又上贵族院的讲坛：我奋起抨击一些居心不良的法国人，他们可能打着维护安定的旗号，请出欧洲军队来实行警戒。“我们需要监护人吗?难道还要人家来维持目前的形势?我们难道还要通过外交照会，来接受人家证实我们表现良好的证明?我们所干的，不就是让人家把驻防的哥萨克换成一班大使吗?”

从此，我在议院就常常议论外国人，就像西班牙战争以来我所做的那样。在自由党人都在反对我的时刻，我想到的是我们的自由解放。观点对立的人争吵得太厉害，最后只好不作声了!安静地过几年吧，演员将走下舞台，观众也不会留在剧场指责或者喝彩。

我生命中的一八二○年——德·贝里公爵之死

二月十三日晚上我刚上床睡下，德·维布莱依侯爵突然走进我家，告诉我德·贝里公爵被人暗杀的消息。他说得匆匆忙忙，忘了告诉我事件发生的地点。我赶快起床，上了德·维布莱依先生的马车。看到车夫赶马走上德·黎塞留街，我吃了一惊，又看到他把马车停在歌剧院门口，就更吃惊了。剧院旁边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我们从两行士兵中间登上台阶，从左侧门进了剧院。由于我们穿着贵族院议员的礼服，人家让我们通过。我们来到像是候见厅的小房间，里面满是宫里的人。我一直走到一间包厢门口，正好迎面碰到德·奥尔良公爵。他尽管强迫自己显出悲痛懊恨的样子，眼睛里还是流露出一丝掩饰不住的快意。我看到这一点，不禁大为震惊。他发现自己距王位更近了。我的目光让他很不自在，他便离开座位，并转身背对着我。我周围有人在讲述暗杀的细节，凶手的名字，以及对有待逮捕的几个参与者的推测。人们都很激动、忙碌：人类喜欢戏剧场面，尤其是死亡，只要死的是大人物。每个走出血淋淋的手术室的人，人们都要向他打听情况。我们听到德·吉拉尔丹将军讲过，他遍体鳞伤，人家以为他死了，把他留在战场，但他还是活过来了：他怀着多大希望，受到多大安慰，也就感到多么痛苦。不久人群安静下来，全场鸦雀无声，只听见从包厢里传来一声闷响：我把耳朵贴在门上谛听；听出一声嘶哑的喘息；喘息声旋即停止了：国王家刚刚收下了路易十六一个孙子的最后一口气!我立即推门进去。

请大家想象一下：一场惨案之后留下的空荡荡的剧院大厅：幕布还挂在上面，乐池是空的，灯光熄灭了，布景机关停止运转，背景凝然不动，被烟气笼罩，演员、歌手、舞女都从翻板活门和暗道里走了!

我在一部单独的作品里叙述了德·贝里公爵的生平与死亡。我当时的思想至今仍未过时：

“圣路易的一个子孙，长系的最后一个传人，熬过了漫长的流亡岁月而未为逆境所击倒，回到祖国，开始领略幸福。他庆幸自己得到复活，庆幸天主许给他的君主政体同时在年轻人中得到复活：可是当他满怀希望之时，他却突然遇刺，几乎就倒在妻子怀抱里。他行将死去，可是他年纪尚轻呐!他难道不能责怪老天，问问它为什么对自己这么狠?啊!他抱怨自己命不好，完全是情有可原!因为，他究竟做过什么坏事呢?他平易近人，与我们相处随和亲切，与我们同悲同乐；他的亲人已有六个殒命；在路易十六死亡二十七年以后，为什么还要缠上他，杀死他这个清白无辜，距王位如此遥远的人?让我们更深地了解波旁家族一个成员的心!这颗心被一把匕首刺穿，对我们却没有一句怨言：这位王子没有说一句尖刻的话，没有说一声对生命的惋惜。作为丈夫、儿子、父亲和兄弟，他尽管内心十分焦虑，身体极为痛苦，却不停地要求大家饶恕‘那个人’，他甚至不管他叫凶手!最专横的性情突然一下变得最为温柔。这是一个在心灵的一切方面都依恋生活的人，是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亲王；断气的是尘世最美王国的继承人，你们也许会说，是一个在尘世毫无损失的不幸人。

刺客卢韦尔是一个面目肮脏，神情奸诈的小矮子，这样的人在巴黎街头可以见到成千上万。他穿着短上衣，满面怒容，样子孤僻。卢韦尔可能没有参加任何党团。他是某个教派的成员，却没参与什么阴谋；他属于那些思想组织中的某一个；那些组织的成员有时可能集会，但最经常的是按各人的内心冲动单独行动。他的头脑里只滋养着一种思想，正如一颗心只啜饮一种激情。他的行为符合他的原则：他希望一下就灭掉一个家族。卢韦尔—如罗伯斯庇尔，得到一些人的赞美。我们的世俗社会作为所有粗俗举动的同谋，很快就摧毁了为一桩谋杀赎罪而建立的小教堂①。我们对人们的道德观感到恐惧，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冤家对头和控诉人：眼泪也可以像是一种控诉；人们匆匆取下某些基督徒的十字架以便哭泣。

①德·贝里公爵遇刺不久，歌剧院就拆毁了，在它的地址上建起了赎罪教堂。一八三二年该教堂被推倒。——原注

一八二○年二月十八日，《保守者》发表悼念德·贝里公爵的文章。文章结尾引用了拉辛的这句诗：

要是国王的精血漏出一滴就好了!①

①暗指德·贝里公爵夫人怀孕的事。——原注

可惜!这滴精血流在外国的土地上!

德卡兹先生倒台了。新闻审查开始了。尽管德·贝里公爵惨遭暗杀，我还是投票反对这项措施：我不愿让新闻审查玷污《保守者》，在对德·贝里公爵作了这番哀掉后，停办了这份报纸：

“虔信基督教的亲王!圣路易的可敬子孙!众多君王的显赫后代!您在下到最后的居所之前，请接受我们最后的敬意。您喜欢的一份报纸，常读的一部作品就要被审查官摧毁。您几次对我们说，这部作品拯救了王位：只可惜我们未能挽救您的性命!在您中止生命的时刻，我们也停止写作：我们把这份报纸的终结与您生命的终结连在一起，悲痛之余又感到慰藉。”

德·波尔多公爵的诞生——波尔多菜市场的妇人

德·波尔多公爵先生于一八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出世。新生儿被称为“欧洲之童”和“奇迹之童”，没想到后来却成了流亡之童。

在王妃临产前一段时间，波尔多菜市场的三位妇人，以做同样买卖的所有女人的名义，让人做了一只摇篮，并选择我作为介绍人，领她们去拜见公爵夫人并赠送摇篮。达斯泰、杜朗通、阿尼什三位夫人来到巴黎见我。我赶忙向公爵夫人的宫廷侍从申请作礼节性的拜访。可是德·赛茨先生认为这样一种荣誉非他莫属：据说我在宫廷从未办成过什么事。我还没有与内阁重修旧好，似乎不配充当那些卑微的女代表的引见人。我一如既往，从这件事退了出来，但还是支付了费用。

这一切变成了国家大事；各家报纸都刊载了有关此事的传言。波尔多那些女人得知后，为此给我写来下面这封信：

子爵先生：

承蒙好意帮我们把快乐与敬意奉献在德·贝里公爵夫人脚下，谨向您表示谢意：至少，这次人家不可能阻止您充当我们的引见人。我们获知了德·赛茨伯爵在报上制造的消息；极为难过。我们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怕给您带来麻烦。然而，说实话，子爵先生，没有人比我们更有资格恢复您的荣誉，并在选择拜见王妃殿下的引见人的真实意图上，把德·赛茨先生拉出错误的泥坑。我们愿意在您选定的一家报纸上发表声明，说明事情经过；由于无人有权给我们选定引见人，而且，至今我们仍为选定您作引见人而感到荣幸，我们在这方面的表态必将使所有人无话可说。

子爵先生，这就是我们作出的决定；但我们认为没有您的许可我们不应该行动。请您相信，我们公开您在引见我们的事情上对大家的善良态度，完全是出于好心。既然事情是我们引起的，我们也就准备作出弥补。

子爵先生，我们现在，将来都是您最卑微的，也是最尊敬

您的仆人

达斯泰、杜朗通、阿尼什夫人

一八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于波尔多

这些妇人虽与贵妇名媛极不相似，却是高尚的妇女。我给她们回信说：

亲爱的夫人们，你们提出要在一家报纸上披露与德·赛茨先生有关的事情真相，我衷心地感谢你们。你们是优秀的保王党人，我也是：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德·赛茨先生是一个可敬的人，而且曾经保卫过王上。这个良好的行动不会被一个小小的贪图虚荣的行为抹煞的。因此，我们还是保持沉默吧：你们只要在朋友中间为我作证就行了。我已经感谢你们送来的甘美果子：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和我每天一边吃你们的粟子，一边谈到你们。

现在，请允许你们的东道主拥吻你们。我妻子有千万件事要告诉你们，而我则是你们的仆人与朋友。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年十一月二日于巴黎

可是今日还有谁想到这些无关紧要的争吵?洗礼的欢乐与热闹都远远地留在了身后。当亨利在圣米歇尔日诞生的时候，不是也有人说大天使将把龙牵到他脚下?相反，该担心的倒是寒光闪闪的利剑出鞘，只是为了把清白无辜从人间天堂赶出来，并且把住大门不让它进去。

我促使德·维莱尔与德·科比埃尔先生首次入阁——我给德·黎塞留公爵的信——德·黎塞留公爵的便函与我的回复——德·波利亚克先生的便函——德·蒙莫朗西和德·帕基埃两位先生的信函——我被任命为驻柏林大使——我去使馆赴任。

这期间事件变得复杂，却还没有使人作出任何决定。德·贝里公爵遇刺导致德卡兹先生下台。他不无痛苦地离开了内阁。德·黎塞留公爵只是在莫莱先生答应给德卡兹先生一个远方的差使之后才同意让年老的老师去职。德卡兹先生动身去伦敦担任大使。我后来接替他担任此职。事情还没有完。德·维莱尔先生与决定他命运的人德·科比埃尔先生仍被排斥在内阁之外。我给他们设置了一个巨大障碍。德·蒙卡尔姆夫人不停地劝我和平：我早就准备这么做，只是真诚地想摆脱纠缠着我的事情。对那些事我是极为鄙视。可是德·维莱尔先生虽然比较柔顺，当时却并不容易支配。

要当部长有两个办法，一个迅速，这就是使用力量，另一个长久，就是使用智谋；第一个办法不符合德·维莱尔先生的习惯：这个狡猾的家伙不使用力量，但更有本事确保已经赢得的地位。这种向上爬的办法，最要紧的就是要忍受侮辱，忍气吞声：这种教士阶级实现野心的办法，德·塔莱朗先生已经运用得十分熟练。一般而言，人们正因为有平庸之处，才能爬到国家机关；正因为有高超之处，才能留在国家机关。这种对立因素集于一身的人十分少见，因此国务活动家才是那样稀少。

德·维莱尔先生恰好有一些平庸的品质，因此道路为他打开了：他听任人家在他周围说三道四，只管采摘占据宫廷的恐惧之果。有时他发表一些好战的演说，但其中有些句子却显现出一种容易接近的希望。我认为他那种人应该从进入——不管怎样进入——国家机关，占据一个不太可怕的位子开始。我觉得他应该先当不管部部长，以后哪一天再争取当内阁总理。那样将给他带来温和节制的名声，他的衣装打扮将与他的神态气质完全一致；那样有一点就会变得明显：保王党反对派的议会领袖不是一个野心家，因为他同意为了和平而委屈自己。任何当过部长的人，不管是以什么衔头，都会再当部长：首次人阁是再次人阁的梯子；穿过绣花大礼服的人身上，留有部长的气味，机关衙门迟早又要找上门来请他出山的。

德·蒙卡尔姆夫人替他兄弟传话，告诉我内阁已没有空缺，但我的两位朋友如果愿意以不管部长的身份进内阁，皇上会高兴的，以后的事情会好办些。她补充一句，说我如果愿意出国，可以派到柏林任职。我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关系；至于我本人，随时准备动身，只要国王们有差使要到他们的远房亲戚那儿去办，就是去魔鬼家我也在所不辞；但是，要德·维莱尔先生同意进枢密院，我才同意出远门。我还想把莱内先生安排在那两位朋友身边。我负责与这三方面协商。我以自己的能力，成了法国政治上的主人。大家料想不到是我让德·维莱尔先生当了首相，也是我把图卢兹的市长推上了职业政治家的生涯。

我觉得莱内先生性格固执。德·科比埃尔先生不愿意进内阁挂个空名。我就安慰他，让他怀着希望，以为以后会让他主管公共教育。德·维莱尔先生对我的意愿只是厌恶地顺从，一开始对我千埋怨万反对，但他有一副好脾气，又怀有雄心壮志，最后还是决定往前走：一切都安排妥当。下面是一些不容置疑的证据，证明我以上所述是实有其事；一些枯燥乏味的资料，它们记载的一些小事已经被人抛入忘川，但对我个人历史还是有用的：

十二月二十日凌晨三点半钟

致德·黎塞留公爵：

公爵先生，我曾有幸登门拜访，向您报告事情的进展：一切都极为顺利。我见到了两位朋友：维莱尔终于同意以部长级国务秘书的身份进内阁，不授实职，只要科比埃尔同意以同样身份进内阁，并负责公共教育。从科比埃尔那方来说，很愿意以这些条件进去，只要维莱尔同意。这样看来，不会再有难题了。公爵先生，现在完成您的作品吧；去看看两位朋友；当您听见他们亲口说出我写的这些话时，您就使法国恢复了国内和平，正如您给了法国外部的和平。

请允许我还给您出一个主意：把巴朗特先生退休后空缺出来的职务交给维莱尔，您是否觉得不便?如果能交，那他就与朋友更为平等了。不过，他肯定地对我说过，他同意不任实职进内阁，只要科比埃尔得到公共教育的实职。我说这些，只是作为又一种办法，让保王派完全满意，也确保让您得到坚定不移的最大多数人支持。

最后，我荣幸地提醒您，明晚在皮埃先生家召开保王派大会，若能让两位朋友届时说出稳定情绪阻止分裂的事情，那将会很有益处。

公爵先生，由于我本人并未从中得到任何好处，我也就希望您在我的热情之中只看到一个希望祖国强盛，希望您取得成功的人的一片忠心。

公爵先生，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夏多布里昂

星期三

先生，我刚刚给德·维莱尔和德·科比埃尔两位先生写了信，请他们晚上来见我，因为干这样一件有益的工作一分钟都不能丢。感谢您这样快地办了事情。希望我们能顺利地收尾。先生，请相信我乐于向您表示谢意，亦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黎塞留”

公爵先生，这件大事有个顺利的结局，请允许我向您表示祝贺，同时亦庆幸自己在其中做了一份工作，但愿明天能将命令发表：它将使人们停止一切对立。在这方面我可能对两位朋友有用。

公爵先生，我有幸向您重新表示我对您的崇高敬意。

夏多布里昂”

星期五

收到德·夏多布里昂子爵的大函，极为高兴。我相信，他是不会为祈求皇上的恩典以及允许我增强在他乐意的事情上助一臂之力的意愿而后悔的。请他接受我的崇高敬意。

黎塞留

星期四

高贵的同事，您大概已经知道，昨晚十一点事情办妥了。一切都是按照您与德·黎塞留公爵商定的原则安排的。您的参与对我们很有助益：此后，前途必定光明远大，因此应该感谢您。

您终身的仆人

J．德·波利亚克

“高贵的子爵，我刚才去府上，可惜您出门了：我是从维莱尔家去的，他本人参加您为他准备，并宣布召开的会议，回来亦很晚。因为我是您最近的邻居，他就让我转告您，您白天指挥和安排的事情，以最平常最简要的方式定下来了：他不担任实职，他的朋友兼管公共教育。科比埃尔也让我把这些情况转告您。维莱尔似手认为他们本可以再等一等，以获得更好的条件；但是您这样一个传话人和中间人的活动，要是推翻就不好了。确实是您给他们打开了进入新职业生涯的大门。他们相信您会为其扫清障碍。从您这方面来说，在我们还有优势把您留住的不长时期内，请告诉您最亲密的朋友，要支持联合计划，至少不要反对。晚安。我还要恭维您一句，您办事迅捷。希望您也这样处理好德国的事务，尽早回到朋友中间。至于我呢，已经被您的平易态度迷住了。

再一次向您致以深情的问候。

德·蒙莫朗西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三晚十一时半于巴黎

先生，这份申请，是皇上一名贴身护卫呈送给普鲁士国王的。近卫军一位高级军官把它交给我，并作了一番叮嘱。现在我把它交给您随身带着，等您到了柏林，了解了形势，认为可以取得某种成功，再予以利用不迟。

我乐于抓住这个机会，与您一起庆祝今早的《箴言报》出版，同时感谢您为取得这个可喜结果所作的努力。我希望它对法国的事情将产生良好的影响。

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爱戴。

帕基埃

这一系列信函足以表明我没有自吹自擂。做个整天瞎忙的官僚，我会感到太无聊的。我也没有野心问鼎政坛执掌国柄。不管掌舵的是高处来还是低处滚，我都不为所动。我习惯于躲在内心深处，或暂时在世纪的广阔生活中遁世隐居，对候见厅的秘密没有任何兴趣。我进入现金流通很不适应；为了自救，便退到天主身边；有一个来自天上的固定观念把您孤立起来，让您周围的所有东西死去。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我生活中的一八二一年——驻柏林大使馆——到达柏林——安齐隆先生——国王一家——尼古拉大公的婚礼——柏林社会——洪堡伯爵——沙米索先生

我以去国离乡为代价，替朋友们谋得权力之后，就留下他们去执掌大权，自己则离开了法国：我真算得上利库尔戈斯①第二。这件事的好处，就是我首次运用政治实力的尝试恢复了我的自由。我将在国外享有这种权力内部的自由。在我个人这种新处境，我依稀觉得有什么说不出的离奇遭遇混在一些真事当中。难道在宫中不会有离奇事儿?难道这不是另一类孤寂?这也许是和影子混杂在一起的香榭丽舍大道。

①利库尔戈斯(Lycurgus)，古希腊政治家，传说斯巴达的立法者，在制订一部宪法之后出走了。

一八二一年一月一日我从巴黎出发：塞纳河上结了冰。我这是第一次带着钱箱赶路。我渐渐摆脱了对财富的鄙视；我开始觉得，一路上坐好车，吃好饭，事事不用动手，有一个华沙的大个子仆人打前站真是惬意。那仆人永远填不饱肚子，要是没有沙皇，光是他一个人就可以把波兰吞吃掉。我很快就习惯了我的幸福；但我预感好景不长，很快就会被体面地解职。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在旅行中剩下的只有对旅行本身的原始爱好；对独来独往，不受拘束的爱好——挣脱了社会束缚的快乐。

当我一八三二年从布拉格回来时，你们将看到我是怎样忆起莱茵河的往事：由于冰凌，我被迫沿河岸上行，在美国兹上头渡河。我对莫根蒂亚(美因兹的拉丁文名字)，对它的大主教，对它的三四次被围，以及它的印刷术①(虽说我是借助印刷术来实行统治的)不感兴趣。法兰克福是犹太人集中的城市，我在那儿逗留仅是因为业务需要：换币。

①古登堡是美因茨人。

一路上冷冷清清：大路上覆盖了雪，松树枝上挂满了雾凇。耶拿出现在远处，连同它两次战斗的亡灵。我经过爱尔福特和魏玛：皇帝不在爱尔福特；而歌德就住在魏玛。我原来是那样钦佩歌德，现在劲头大减了。物质的歌手仍然健在，他衰老的尘埃仍在他的天才周围成型。我本应该去见歌德，却又没有见到：在我眼皮下走过的名人队列里，他留下了一个空白。

路德在维腾贝格的坟墓对我没有半点吸引力：在宗教上，新教只是一个不合逻辑的异端，而在政治上，只是一场流产的革命。过易北河时，吃了一只用烟气烤出来的小黑面包，我本来需要在路德的大酒杯里喝点酒。那杯子被人们作为圣物保存下来了。从那里又经过波茨坦，渡过斯普雷河。墨绿的河水上悠悠地漂着几只小船。一条白狗看守着这些船。我到达柏林，在那里如前所述，住在“假于连在假雅典”旅馆。我徒劳地寻找哈梅托斯山的太阳。我在柏林写了这部回忆录中的一部分，你们在那里面谈到了对这个城市的描述，途经波茨坦的情形，以及我对腓特烈大帝、对他的马、他的猎兔狗以及对伏尔泰的回忆。

一月十一日住在旅店，不久搬到“椴树下”，住在德·波纳侯爵住过的宾馆。这是德·狄诺公爵夫人的产业：我在这里受到公使团秘书德科、德·弗拉维尼和德·居西诸先生的接待。

一月十七日，我荣幸地向国王呈递德·波纳侯爵的离任国书和我的上任国书。国王住在一所简朴的房子里，惟一与众不同的是门口有两个哨兵：谁想进去都可以，只要他在家，就可以与他说话。德国君王这种平易近人，使小民百姓对王公贵族的姓氏与特权没有那样反感。腓特列——吉尧姆国王每天同一时刻，都要亲自驾一辆敞篷马车去公园。他头戴鸭舌帽，肩披灰斗篷，嘴上衔着雪茄，坐在马车上兜风。我经常碰到他，彼此打个招呼，然后又各走各的路。当他回柏林城时，守在勃兰登堡城门的岗哨大喊一声；卫队拿起武器，跑出城门；等国王一经过，一切便告结束。

在同一天，我还去拜见了王太子以及各位王子，他们都是快乐的年轻军人。我见到了尼古拉大公和新娶的大公夫人。当时人们正在欢庆这对夫妇的新婚。我也见到了英王乔治三世的儿子坎伯兰公爵与夫人，王叔吉尧姆亲王，以及长期囚在我国的奥古斯特亲王：这位普鲁士亲王曾想娶雷卡米耶夫人为妻，把热拉尔给她画的绝妙画像霸在手里，最后雷卡米耶夫人只好拿柯里纳的油画与他作交换。

我急于见到安齐隆先生，便到处找他。我们相互之间是通过作品认识的。我曾在巴黎与他见过一面，他陪着王太子——他的学生。在柏林，他在伯恩斯托夫伯爵先生缺位期间代理外交部长。他的生活十分感人；他妻子失明，所以家里的门都是打开的；可怜的盲人每天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房里都摆了花，走累了就像个笼中夜莺，停下来休息：她歌唱得很好，只是死得很早。

一如普鲁士的许多名人，安齐隆先生祖籍法国：作为信奉新教的部长，他起初持自由主义的观点，且十分激进，以后才慢慢冷下来。我一八二八年在罗马见到他时，他已经回到温和的君主制一边，甚至退得更远，到了拥护绝对君主制的地步。他学识渊博，很有修养，崇尚各种高尚的情感，仇恨并且惧怕那些革命党人：正是这股仇恨把他推向专制主义，希望从中找到一处躲避革命风暴的避难所。仍在歌颂一七九三年，赞美那些罪行的人，难道他们真是永不明白，那些罪行给人们制造的恐怖，给恢复自由带来多么大的阻力吗?

宫里曾举行过一次晚会。正是在晚会上开始了有关我的传闻。对我来说这当然是荣耀，只是我受之有愧。让·巴尔为了去凡尔赛，穿了一件金银线混纺的呢礼服，碍手碍脚，甚为不便。在奏响一支波洛涅兹舞曲时，当时的大公夫人，今日的俄罗斯皇后，以及坎伯兰公爵夫人选我当舞伴：于是我在社交场的离奇遭遇就开始了。那支舞曲像是一盆大杂烩，由好几支曲子组成，其中我高兴地听出了达戈贝尔特国王的歌：这一下我来了勇气，顿时克服了羞怯。这种晚会经常举行，尤其有一场是在大王宫举行的。我不愿来叙述自己的表现，兹如实引述霍亨豪森男爵夫人发表在柏林《摩根布拉特报》上的文章：

《摩根布拉特报》(晨版)第七十号

参加这场晚会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是法国公使德·夏多布里昂于爵。尽管晚会场面富丽堂皇，光彩夺目，美丽的柏林女人还是把目光投向了《阿达拉》的作者。那是一部精彩然而伤感的小说。最热烈的爱情在其中泯灭于对宗教的斗争。作者用弥尔顿式的绚烂色彩，描绘了夏克塔在美国原始森林躲避雷雨时的幸福时刻，这一段，还有阿达拉死的一节，将永远镌刻在所有读者的记忆之中。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年轻时流亡异国，生活艰难，《阿达拉》就是在那个时期写的：整部小说充满深深的忧伤和火热的激情，其原因就在于此。目前，这位经验丰富的国务活动家的大笔完全转向了政治。他最近的作品《德·贝里公爵的生与死》完全是以路易十四的颂辞作者那种笔调写成的。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身量不高，但显得细长。一张鹅蛋脸上常挂着虔诚与忧郁的神情。黑黑的头发与眼睛，闪射着他们精神之光。他的才智清楚地显现在相貌之中。”

可是现在我的头发都白了：霍亨豪森男爵夫人虽然与我来往有一些年头了，但她描绘的还是我美好年华时的样子。这一点请读者诸君原谅。此外，这幅画像十分俊美。只是坦率地说，它并不像我。

各国公使和大使——宫廷史与社会史

对我来说，“椴树下”宾绾太大、太冷，也太破旧：我只占用了它很小的一部分。

在我的同事那些公使与大使中间，只有一个引人注目，那就是俄国全权公使阿洛泊先生。我曾在罗马见过他夫人与女儿。她们那时陪在埃莱娜大公夫人身边。倘若此时在柏林的是埃莱娜大公夫人，而不是她嫂子尼古拉大公夫人，那我会更加快乐。

我的同事阿洛泊先生有一个有趣的毛病，就是以为自己深得女人喜爱。他经常为自己使女人产生的情欲而苦恼。他常说：“天哪，真不知道我有什么魅力。无论我去哪里，总是有女人跟着，搞得阿洛泊夫人总是寸步不离，守着我。”他本可以是个出色的圣西门主义者。私人社会一如公共社会，有其自身情况：在私人社会，总不外乎形成或者断裂的爱情关系，家务事，添丁死人、个别的烦恼和快乐等等；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些事情的外表也发生变化。而在公共社会，则总是更换内阁，战争输赢，与各国宫廷的交易，国王君主驾崩，或者王国垮台。

在勃兰登堡选帝侯，浑名“铁牙”的腓特烈二世治下，在被犹太人利波尔德毒死的约阿希姆二世治下，在把普鲁士合并到自己的选帝侯领地的西格蒙德治下，在“优柔寡断”，失去自己的堡垒，听任古斯塔夫·阿道夫与自己宫里的贵妇聊天，说什么“他们有大炮，我能干什么呀?”的乔治—吉尧姆治下，在大选帝侯(他在自己的领地只遇到一堆堆妨碍草本生长的尸骨，他接见鞑靼人的使团，翻译两只耳朵被割掉了，鼻子是木头的)治下，在他儿子，普鲁士首任国王(他被王后惊醒，惧怕得发起高烧，一命呜呼)治下，种种回忆只让人看到同样的奇闻艳事在私人社会一再重演。

腓特列—吉尧姆一世是腓特烈大帝的父亲。这是个强硬而怪异的人，由逃亡的罗库尔夫人培养成人：他喜爱一个无法使他变温柔的少妇；他的客厅是一个烟馆。他任命弄臣贡德灵为柏林王家科学院院长；他命人把自己的儿子关进库斯特林堡狱，并把圭特在年轻王子面前斩首；这就是那个时期的私人生活。腓特烈大帝登基以后，与一个意大利舞女私通，那女人名叫巴尔巴里尼，是他惟一接近过的女色：他娶不伦瑞克的伊莉莎白公主时，新婚第一夜仅满足于在她窗下吹笛子。腓特烈喜欢音乐，爱好写诗。腓特烈与伏尔泰两位诗人的诡计和讽刺短诗，让德·篷巴杜夫人、贝尔尼神甫和路易十五大为恼火。腓特烈二世的妹妹拜罗伊特总督夫人也搅和进来，堕人爱河，就像一位诗人能做的那样。国王家里聚集了一些文人圈子，接着一些狗爬上肮脏的扶手椅，接着在安提诺乌斯①的雕像前面举行了一场场音乐会，接着是盛大的晚宴，接着来了许多哲学家，接着是新闻自由和棍棒打击，最后是一份螯虾或者鳗鱼糜，它使一位衰老然而希望长生不老的伟人①结束了一生：这就是占据那个文学与战斗年代私人社会的东西。——然而，腓特烈复兴了德意志，形成了与奥地利抗衡的势力，改变了日耳曼的一切政治关系与政治利益。

①安提诺乌斯(Antinous)，希腊美少年，阿德里安皇帝的红人。公元一二二年自沉于尼罗河。皇帝把他当作神来供奉，在他投河的地方建庙纪念。

①所谓伟人是指腓特烈二世的读报人拉姆特里。他只活了四十二岁，死于消化不良。

在新王(即腓特列—吉尧姆二世和三世)统治时期，我们发现了大理石王宫，腓特列—吉尧姆二世的宠妇利茨夫人及其儿子，玛尔什伯爵亚历山大，还有从前的演员，施韦德总督的情妇斯托尔岑伯格男爵夫人，以及亨利亲王及其可疑的朋友，利茨夫人的情敌沃丝小姐，一个法国青年与一个普鲁士将军夫人之间的假面舞诡计，最后是福XX夫人，其风流韵事可在柏林宫廷秘史②中读到。所有这些名字有谁知道?将来谁又记得我们的名字?今日，在普鲁士京城，一些八旬老者几乎记不起过去一代的事情了。

②其实是米拉波的外交信函集。夏多布里昂赴任之前曾浏览过。

吉尧姆·德·洪堡——阿德贝尔·德·沙米索

柏林社会的习俗与我相宜：下午五点到六点之间，人们去参加晚会；到晚上九点，一切活动结束，我准时上床睡觉，就像我并未担任使节似的。睡眠吞没了生命，这就是它的好处。费奈龙说：“时间漫长，生命短暂。”我那位大名鼎鼎的朋友亚历山大男爵的兄弟吉尧姆·德·洪堡当时在柏林。他在罗马当公使时我认识了他。由于他的自由主义观点，政府不信任他，他就退下来过起了隐居生活；为了打发时间，他学习各种语言，甚至世界各地的方言。他从一个国家的地理名称入手，找到了一块土地的古代居民。他有个女儿说古希腊语或者现代希腊语都一样流利。要是碰上个好日子，他们说不定在餐桌上用梵语聊天呢。

阿德贝尔·德·沙米索住在植物园，离柏林城里有一段路程。我去那个偏僻角落看过他。那些植物在温室里都冻住了。阿德贝尔·德·沙米索个子高挑，面相颇讨人喜欢。我觉得自己对这个像我一样四处漂泊的流亡者有股好感：他曾经见过北极的海，而我也以进入过北极为荣。他和我一样是流亡贵族，在柏林长大，当了宫廷侍从。阿德贝尔跑遍了瑞士，在科佩住过一段时间，就住在湖边。他曾打算死在那儿。那天他甚至写道：“我看清楚了，应该在大海寻找我的永福。”

德。沙米索先生先被德·封塔纳先生任命为拿破仑城的教授，后又任命为斯特拉斯堡的希腊文教授，但他用这些高贵的话语予以谢绝：“从事教育青年的工作，首要条件是不受束缚：尽管我钦佩波拿巴的才华，他却不可能让我满意。”复辟王朝提出的优厚待遇，他也没有接受。他说：“我没有给波旁家族出半分力气。父辈们效力、流血得来的果实，我不能坐享其成。在这个时代，各人应该自食其力。”在德·沙米索先生家里，至今珍藏着路易十六亲笔在圣殿写的信：“兹将我忠实的仆人德·沙米索先生介绍给我弟弟。”受难的国王将这封短信藏在胸口，以便交给他的首席侍从，阿德贝尔的叔父沙米索先生。

这位缪斯的孩子，隐藏在外国人队伍里，为日耳曼的行吟诗人所收养，写出的最感人的作品，也许是下面这些描写故居彭库尔城堡的诗句。他先是用德文写的，以后又翻成法文：

顶着白发的重压，

我仍思念青春年华；

忠实的图像呵，你萦绕不去，

在虚幻的时间下再生。

从一片碧海之中

耸立起那高贵的城堡：

我认出了它的屋顶、

塔堡还有齿形的雉堞；

我们纹章上的雄狮，

仍射出爱情的目光；

亲爱的卫兵，我朝你们微笑着，

一头冲进院子。

喏，这儿是泉边的狮身人面像，

是翠绿的无花果树；

那儿铺开了孩童的初梦

那徒劳无益的阴影。

在小教堂，我寻找并见到

先人的坟墓；

这是他挂刀枪的柱子，

这块被太阳染成金色的大理石

这些虔诚的记号与文字，

不，我还读不了，

湿润的纱帘模糊了双眼。

祖先们的忠诚城堡啊，

我在自己身上见到了你!

你不再有昨日的富丽堂皇，

岁月的犁铧犁过你身上!……

珍爱的土地啊，变富饶吧，

我以公正的心为你祝福；

为有用之人祝福，不管他是谁

只要将铧头犁开你的胸膛。

沙米索祝福耕耘土地的农夫，虽说那是他被剥夺的土地；他的灵魂一定在我的朋友儒贝尔俯瞰的地区住过。我也怀念孔堡，但我不像沙米索这样大方，我不愿放弃它，尽管它不是从我家被收去的。德·沙米索先生登上由罗曼佐夫装备的战舰，与科泽布舰长一起，发现了在白令海峡东边的海峡，并且给一个岛屿命名。当年库克曾从那些岛屿依稀见到美洲海岸。他在勘察加发现了雷卡米耶夫人烧在瓷板上的画像，还有他写的小故事，已翻成荷兰文的《彼得·施勒米》。阿德贝尔笔下的主人公彼得·施勒米把自己的影子卖给了魔鬼：而我真希望把肉体卖给魔鬼。

我现在回忆沙米索，又想起了那股难以觉察的轻风。我回柏林时穿过一座树林。那轻风微微地吹动梢头的枝叶。

吉尧姆公主——歌剧——音乐会

根据腓特烈二世的一项规定，在柏林的王族，无论男女，都不见外交使团。不过，由于是狂欢节，又由于坎伯兰公爵与普鲁士的腓特烈公主结婚(新娘是已故王后的妹妹)，还由于礼仪上的某种改动(据说，这是为我作的)，我有比各国同事更多的机会与王室成员接触。由于我经常去“大王宫’’拜访，就在里面遇到了吉尧姆公主：她欣然把我领到各个房间去。我从没有见过比她更忧伤的目光。在宫楼后面，临斯普莱雷河的一些无人的沙龙里，她把一间卧房指给我看：在一定的日子，一位白衣贵妇经常出入这间卧室。坎伯兰公爵夫人也告诉我，她和姐姐普鲁士王后还很小的时候，听到刚刚逝世的母亲在闭拢的床帏里面跟她们说话。

我这好奇的探访结束时，不期碰上了国王。他把我领到他的小礼拜堂，让我观看带耶稣像的十字架和油画，并把他作这些革新的荣誉归功于我，因为他告诉我，他在《基督教真谛》中读到新教徒把礼拜作得过于朴素的评论，觉得我的批评是正确的：那时他还不到极端盲信路德教的地步。

晚上在歌剧院，我的包厢正对舞台，就在王室的包厢旁边。我常与公主王妃们聊天。幕间休息的时候，国王经常走出包厢，被我在走廊里碰到。他看看周围有没有外人，人家有没有可能听到我们的谈话，然后他小声告诉我，他喜欢格鲁克，厌恶罗西尼。他甚至展开来谈，抱怨艺术颓废，尤其是歌剧中那些漱口似的破坏音：他跟我说心里话，说这些意见只敢对我说，因为他身边那些人不喜欢听。一见到有人过来，他就赶忙回包厢去了。

我看了席勒的《圣女贞德》：兰斯大教堂描绘得十分逼真。国王对宗教的事十分认真，看到舞台上表现天主教的祭祀场面，很不舒服，只好忍受。《维斯泰尔》的作者斯篷蒂尼先生是歌剧院经理。斯篷蒂尼夫人是发明三角钢琴的艾拉尔先生的女儿，那是个可爱的人儿，只是说话慢声慢气，似乎为女性的滔滔不绝赎了罪：每个词都被她分成一个个音节，从唇上吐出来；她要是对你说：“我爱你。”一个法国人的爱情很可能就在她吐出这三个字的时间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没法说出我的全名，可她不发一定的慈悲，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

有一种公共音乐会，每周举行两三次。每天晚上，男工女工下班回来，女工挎着篮子，男工拿着工具，你挤我搡地拥人一间大厅；进门时，有人给他们一张乐谱，于是他们和合唱团一起唱起来，唱得惊人地准确。两三百个人的声音混合在一起，气势磅礴，令人惊讶。待到歌曲唱完，各人又走上回家的路，我们从未有这种和谐的感觉。这是文明的强有力的手段。它把一种教育引进了德国农民的茅屋，而这种教育，我们的乡下人却缺乏：哪里有钢琴，哪里就不会再有粗野。

我的头一批公函——德·波纳先生

大约在一月十三日，我与外交部长开通了邮路。我的思想很容易屈从于这类工作：为什么不呢?但丁、阿里奥斯特和弥尔顿在政坛与诗坛不都获得了成功吗?我当然不是但丁，不是阿里奥斯特，也不是弥尔顿；但是欧洲和法国都从“维罗纳会议”看出我能干什么事情。

柏林我的前任德·波纳先生在一八一六年谈论我，就像在革命开始时在小诗中谈论德·拉梅特①先生一样：你要是和蔼可亲，就不要把记事本留在身后；你要是没有外交才能，就不要像职员那样正直。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你原来反对的人，说不定一阵风就会把他送到你的位子上。由于一个使节的职责首先在于熟悉使团的档案，我就看到了主人亲自整理的那些笔记。你让我怎么办?这些深文周纳的人物，为了良好事业的成功而竭尽全力，却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出一点疵漏。

①拉梅特(Lameth，一七五六—一八五四)，法国将军，政治家，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

德·波纳先生的笔记摘录

第六十四号

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皇上对新组成的贵族院发表的演讲，已经为欧洲各国所获悉并且赞同。有人问我，忠于皇上的人，依附他本人，在他宫中或者在各位亲王宫中办事的人，是否确实投票支持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进入秘书处。我的答复是，投票是不记名的，谁也不清楚投票者投了谁。有一个要人叫了起来：“啊!要是皇上确知是哪些人投赞成票，我就希望杜伊勒利宫立即禁止那些不忠的仆人进入。”我认为我不应该回答，也就没有理睬这番话。

一八一六年十月十五日

……

本月五日与九月二十日的举措，都是由同一位公爵先生采取的：两个举措在欧洲得到的是一片赞同声。只是看到最纯粹最正统的保王派继续狂热支持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尽管他出了一本书，提出了一个原则，即按照宪章，法国国王以后只是一个精神上的存在，在本质上是不存在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要是提出这种原则的不是他，而是别人，那么这些表面看上去有理性的人会将他定性为雅各宾党人。”

我这下子安分了。再说这也是一个好教训；它压下了我们的自傲，让我们知道身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看了德·波纳先生和几个属于旧制度的使节的信函，我觉得它们传递的主要不是外交事务，而是与宫廷和社会有关的一些人物的轶事：它们成了像当若那样阿谀奉承的家伙，或者像塔尔曼①那样冷嘲热讽的家伙的日记。因此，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对我的同事那些趣味盎然的信，比对我的一本正经的公函要喜欢得多。我本可以像前任那样去欢笑，去嘲弄人；可是引起议论的艳遇和小诡计与公务相联系的时代已经过去。对我的国家来说，从描绘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先生的文字里又能得到什么好处?这个俊朗的老头像天鹅一样白，像土钵一样聋，不经允许就去罗马，拿太多的事儿寻开心，不论什么幻想都相信，最后落到磁疗医生柯尔夫手里，被他的磁气学迷上了，我曾碰见他骑马在魔鬼、医学和缪斯三不管的偏僻地带转来转去。

①当若(Dangeau，一六三八—一七二○)，法国道德家，路易十四的亲信，留下一部《路易十四宫廷日记》。塔尔曼(Tallenmnt，一六一九一—一六九二)，法国道德家，著有《杂闻录》。

我对这些无聊信函很是鄙视，便在一八二一年二月十三日的十三号信中对时任外交部长的帕基埃先生说：

“男爵先生，我不会按惯例，向您报告招待会、舞会和晚会的情况；我也不会向您描绘无足轻重的人物，作毫无益处的讥讽，我努力使外交摆脱那些说长道短的陋习。非常时期过去之后，平常的统治又会恢复：今日只应描写应该活着的人，只应进攻威胁人家的人。”

公园——坎伯兰公爵夫人

柏林给我留下了长久回忆，因为我在此地找到的娱乐让我回到了童年和少年时期。只不过实实在在的公主扮演了我的茜尔菲德①的角色。一些老乌鸦飞来栖息在我窗前的椴树上。它们是我永远的朋友。我扔食物给它们吃。当它们接住的面包块太大的时候，便以难以想象的灵活赶紧扔掉，转接一块小一点的，使得后面可以接一块稍大点的。这样一块块接下去，直到接到一块很大的，衔在嘴尖上，把嘴撑得开开的，再也落不下什么食物为止。吃饱以后，它们就以自己的方式唱歌：“乌鸦的歌犹如旧时代的声音。”我曾在冰封的柏林僻静的空地上转悠，但我没有听到从它的城墙内，一如从罗马古老的城墙内传来少女的曼妙歌声。我碰到的不是趿着便鞋，在花丛中行走的白须嘉布遣会修士，而是滚雪球的士兵。

①世界第一部浪漫芭蕾舞剧《茜尔菲德》中的女主人公。

有一天，在城墙拐角上，我和秘书雅辛特迎面碰上一股刺骨的东风，不得不在田野里猛跑，回到城里已经累得半死。我们跨进城垣，所有的看门狗都来追我们，扑上来咬我们的大腿。那一天气温表落到零下二十二度。在波茨坦，有一两个公务员冻伤了。

公园另一边，是一个废弃的旧养雉场。普鲁士的亲王们不打猎。一条运河流人斯普雷河，上面架有一座小木桥。走过桥便到了充作养雉场柱廊的杉木立柱之中。一只狐狸从仓库墙洞里钻出来，来向我打招呼，又钻回它的避难所。它让我想起孔堡槌球场的狐狸。

在柏林，被称作公园的，是一大片树林，其中有橡树、桦树、山毛榉、椴树和荷兰白树。公园坐落在夏洛登堡门口。一条大路从中穿过，通往这座行宫。公园右边是练兵场，左边是一些农舍。

公园里面当时并没有像样的路径：人们或是踏人一块块草地，或是走到一些荒野之处，常常还有一些山毛榉树身拦住你的去路。青年德意志成员在树身上用刀刻着一些心，心上插着匕首：在这些图案下面，刻着“桑德”①这个名字。一群群乌鸦，栖息在即将发芽的树上，开始亮开嗓子鸣啭。大自然中动物先于植物复苏。在解冻的水面上，这里那里浮着一只只鸭子，吞食着黑乎乎的蛙类：那些夜莺在柏林的“树林里撩开了春天的面纱”。然而公园里并非没有漂亮的动物：一些松鼠在树枝上地上追逐嬉闹，用尾巴竖起旗杆。当我走近它们嬉戏的地方时，那此小家伙就溜上橡树，停在一个桠叉上，低声抱怨着，看着我从下面经过。有几个游园的人经常来到乔木林。林子里土地坎坷不平，沟渠纵横。有几次，我遇到一个患痛风症的老军官，他暖和了身子，高兴地跟我谈起那惨淡的阳光(我在阳光下发抖)，他对我说：“冷得很呐!”我间常碰到坎伯兰公爵骑着马，几乎看不见，被一株荷兰白树拦住路，鼻子几乎碰到树身。有几辆套着六匹马的轿车驶过。它们或是载着奥地利的大使夫人，或是拉着拉济维乌王妃和她女儿。那姑娘年方十五，长得像奥西昂的画上月亮周围那些长着维纳斯面孔的云彩一样可爱。坎伯兰公爵夫人几乎每天和我做一样的散步：有时她从一所茅屋来，刚才在那里救济了一位可怜的斯潘道镇的妇女，有时她停下来，亲切地说想遇见我；可爱的王女像夜晚的仙女一样从马车上下来，要在森林里转悠!我在宫里也见过她：她多次对我说，她想把儿子交给我培养。那个小乔治已经当了君主①，据说她表姐维多利亚女王曾想把他安排在她身边，坐英国的王位。

①桑德，自由主义大学生，因杀死作家柯采布，于一八一九年被处决。

①一八一五年当了汉诺威国王。

腓特烈公主婚后曾在泰晤士河边，在基尤那些花园里闲逛过。昔日那些花园曾看见我在两个紧随我不去的伙伴——幻想和贫困之间游荡。我离开柏林以后，她曾赏光与我通信；在信中逐时逐刻描写了那片欧石南丛生的地方一个居民的生活。伏尔泰曾在那里经过，腓特烈死在那里，米拉波曾在那里藏身。他后来发动了革命，而我是那场革命的牺牲品。隐约瞧见把陌不相识的人联系在一起的链环之后，注意力就被吸引住了。

下面，把坎伯兰公爵夫人写给我的信摘录几段：

今早，一觉醒来，有人把回忆您的“最后”一件证明交给我；此后我从您房前经过，发现窗户照常开着，一切都在原位，只是您不在了!此事给我的感受，无法向您言说!我不知您此刻究竟在何处；每时每刻您都离得更远。惟一不变的是二十六日，您打算到达的日子，和我对您的回忆。

但愿您发觉一切都变得最好：为了您为了普天下的幸福!我既已习惯了牺牲，也就仍能承受不再见到您的牺牲，只要这是为了您和法兰西的幸福。

四月十九日，星期四

周四以来，我每天去教堂，都要从您房前经过；我在教堂里虔诚祈祷您幸福。您房子的窗户一直开着，我很受感动：您虽然不在，却仍有人按您的爱好，照您的吩咐打开窗户。操这份心的是谁呢?有时我都觉得您并没有走，事务把您拖住了，或者您是想摆脱那些讨厌鬼的打扰，方便地远离他们。您不要认为这是指责：只有这个办法好用；不过，如果是这么回事，请对我直说无妨。

二十二日

今日天气如此闷热，在教堂里都感受不到阴凉，以致我无法在平常的时刻去散步：眼下对我来说这并不要紧。在我眼里，那可爱的小树林已失去了往日的魅力，那儿的人个个让我心烦!气温突然由冷变热，这在北方是平常事儿。居民们性情稳重，情感温柔，一点也不像气候。

二十三日

大自然变得美丽多了；自您动身以后，树木长出了绿叶：如果它们早生两日多好呵，那样，您在记忆中就能带走更有春意的图景。

二十四日

谢天谢地，终于收到您的一封信!我明白您不可能更早给我写信；可是，尽管理智作了种种计算，三个星期，准确地说，二十三天得不到您的消息，对友谊来说还是长了点儿。得不到您的消息，无异于最凄凉的流亡生涯：不过，我还留有对您的回忆，还留有希望。

一八二一年五月十二日于柏林

我并不是像土耳其皇帝，在马镫上给您写信，而是在床上。不过这个清静的地方倒是使我时时思考您打算让亨利五世实行的新政体。我对此非常满意。烤焦的狮子只可能让他大受益处。我只是建议您从心灵开始着手此事。应该让您另外的学生(乔治)去吃羊羔，好让他不至于太坏。一定要让这个教育计划得到实现，让乔治与亨利五世成为好朋友，好盟友。

坎伯兰公爵夫人继续给我写信，先是从埃姆斯河畔，接着从施瓦尔巴赫河边，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回柏林后，又从那里给我写。她从埃姆斯镇告诉我：“英国将在我缺席的情况下举行加冕礼。国王确定在我一生中最凄凉的日子(我爱戴的姐姐普鲁士王后逝世的日子)举行加冕礼，我很难过。波拿巴的死也让我想起他让我姐姐吃的苦头。

五月十五日

我又见到了这些僻静的大路。要是您像答应我的那样，把您为夏洛登堡写的诗句寄给我，我就太感激您了!我又走上了通往林中小屋的路。您曾在那儿好意帮助我去救济可怜的斯潘道镇的女人。您要是想得起这个名字，该有多好呵!一切都让我想起那段幸福的时光。我并不是新近才怀念过去的幸福。

在我准备寄出此信时，获悉皇上在海上为风暴所阻，很可能被推到了爱尔兰海岸。他十四日没有到达伦敦，但是他回来的消息，您会比我们早点获悉。

可怜的吉尧姆王后今日获悉她母亲，汉斯一诺堡的君主夫人去世的噩耗。您知道，凡是与我家有关的事情，我都跟您说；但愿您有一些好消息要告诉我!

九月二十二日于柏林

这不就像美丽的普鲁士王后的妹妹在跟我谈“我的家族”，就像她好意谈我的祖先、姑姑和普朗古埃默默无闻的亲戚似的?这个异国的王室，与我仅仅认识，并不欠我什么，却这样亲切地对待我，而法兰西的王室何时又给过我类似的殊荣呢?还有好些情意殷殷的信，我都没提：它们含有几分痛苦、克制、甘忍、高贵、亲切与优雅的意味。我对君王家族的评价也许过于严厉，它们抵消了我那些过头话。我们回溯一千年，查理曼的女儿腓特烈公主曾在黑夜把恋人埃金赫尔德扛在肩上带走，以免在雪地上留下痕迹，让人发现他们恋爱的秘密。

我于一八四○年重读了这一卷回忆录：不禁为我生活中这连续不断的离奇遭遇所吸引。我错过了多少命运的安排啊!要是我陪同小乔治这个有可能继承王位的人回英国，我将看到新的梦想破灭。本来，这个梦想有可能让我改换祖国，正如第一次，如果我没有结婚，就会留在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国度。年轻的坎伯兰公爵由于失明，并没有娶表妹英国女王为妻。而坎伯兰公爵夫人则成了汉诺威王后：现在她在哪儿?是否幸福?我又在哪儿?感谢天主，再过一些日子，我就不必回顾往昔的生活，也不必扪心自问了。但是我不可能不祈求上天保佑，让腓特烈公主晚年幸福。

我仅是举着和平的榄橄枝，才被派到柏林去的，另外，派我去那儿，也是因为我留在巴黎让行政当局不安。不过，由于我知道命运无常，也感到我的政治角色并没有演完，也就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我不愿抛弃朋友。不久，我就觉察到，拥护国王的一派和支持政府的一派并没有真诚和好，他们之间仍存在着成见和不信任；人家答应我的并没有兑现：他们开始攻击我。而德·维莱尔和德·科比埃尔两位先生人阁激起了极右派的嫉妒；他们不再在前者的旗帜下前进；而前者雄心勃勃，焦躁不安，开始产生厌倦。我们往返了几封书信。德·维莱尔先生后悔不该入阁：他错了，我看准了的证明，便是一年不到，他当了财政部长，德·科比埃尔先生则当了内政部长。

我也向帕基埃男爵先生作了一番说明；我一八二一年二月十日写信告诉他：

男爵先生，从今日即二月九日上午到达的信使那里，我获悉了巴黎的情况，得知有人怪罪我从美因茨给哈登堡亲王写信，甚至派信使给他送信。我根本没有给哈登堡先生写信，更没有派信使给他送信。男爵先生，我希望人家高抬贵手，不要找我的碴于。要是我的效力不再让人满意，人家只须直说就是，没有比这更叫我高兴的事了。人家派给我的这份差使，既不是我求来的，也不是我希望的。我接受这种体面的流放，既非出于爱好，也非出于选择，而是为了和平的利益。保王党人在内阁重新集合，但内阁却不清楚是我促成了这种集合。有权抱怨的本该是我。我出来以后，人家又为保王党人干了什么?我不停地为他们写信：可他们听我的吗?男爵先生，谢天谢地，我生活中除了出席舞会，还有别的事儿要做。国家要我效力，生病的妻子需要我照顾，朋友们要求我引路。担任一个驻外使节，或者一个国务部长，我也许心有余而力不足。比我更胜任办外交的，你们不乏其人。寻找一些借口来找我的碴子，其实并无益处。有些事儿不用细说，我都明白；您会发现我随时准备回去过默默无闻的生活。

这一切都是真诚的：就算我有某种野心，这种坦坦荡荡，视名利如浮云，不贪恋任何好处的态度也是我的强大力量。

我的公函(续)

我与帕基埃先生继续保持外交公函来往。我继续关心那不勒斯事件①，在信函中说：

①一八二○年那不勒斯发生了烧炭党人起义，一八二一年三月遭奥地利军队镇压。

奥地利摧毁了两西西里的雅各宾大厦，给君主政体帮了一忙。不过，要是来一场迫不得已的拯救行动，结果却只征服一个省，或者压迫一个民族，那么它就会断送这些君主政体。必须把那不勒斯从煽动人心的独立中解放出来，建立君主制的自由；必须给那不勒斯砸碎锁链，而不是给它戴上锁链。可是奥地利并不愿意让那不勒斯实行宪政：它准备让那不勒斯实行什么政治呢?而人呢?他们在哪儿?只要有一个自由主义的本堂神甫和二百名士兵，就可以从头开始。

在自愿或者强迫的占领之后，你们再介入进去，以便在那不勒斯建立一个立宪政府。在这个政府里，一切社会自由都得到尊重。

第十五号信函一八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我在法国始终保持了舆论的优势。它迫使我把目光投向国内。我大胆地把下面这份方案呈交部长：

果断接受立宪政府。

推行七年改革，不打算保留现行议会的某一部分，如果保留一部分，效果令人怀疑，如果保留全部，则结局危险。

放弃特别法，因为它是专制的根源，纷争与诽谤的永恒主题。

把乡镇从内阁专制下解放出来。

在三月三日的十八号公函里，我重提西班牙的事情，说：

西班牙很可能会迅速把君主国变成共和国：其宪制会带来成果。国王要么逃走，要么被废黜；他并不是个强者，控制不了革命。这个西班牙还有可能在民众掌权的状态下存续一段时间，如果它组成联邦共和国的话。它拥有众多小邦公国，风俗、法律甚至方言都各各不同，比别的任何国家都适合组成这样的团体。

我有三四次提到了那不勒斯事件。我在三月六日的第十九号公函中指出：

在一个更换主子如此频繁、受惯革命动荡的国家，正统王权并未深深地扎根。友爱还来不及产生；风俗也来不及接受各个世纪各种制度不变的印记。在拿波里民族，有许多堕落或者野蛮的人，他们彼此间并无关系，与王权也只有微弱的联系：君主制离乞丐游民太近，离卡拉布里亚人太远，因此得不到尊重。法国人的武力太强，拿波里人的武力又不够，因此民主自由立不起来。

最后我还说了些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事。

有传言说，若昂六世在里约热内卢登船往里斯本来了。一个葡萄牙国王来到欧洲，要在欧洲革命中寻找躲避美洲革命的安全处所。当年那个征服者迫使他逃往新大陆，现在他要从曾经阻住那位征服者的山崖脚下经过。这真是命运的捉弄，完全与我们的时代相称。

我(在三月十七日的第二十一号公函中)说：“西班牙的一切都让人担心。本岛的革命将经历其一切阶段，除非有一只手伸过来把它拉住。但是，这只手又在哪里?这就是问题所在。”

这只手，我有幸于一八二三年找到了：这就是法兰西的手。

在我四月十日二十六号公函的这一段，我高兴地读到了对同盟国带有妒忌的反感，以及我对法国尊严的担心。在提到皮埃蒙特时我说：

“皮埃蒙特的骚乱延长下去，不会有近忧；但是，它会导致奥地利与俄罗斯的武装干涉，会引来长远的灾难。俄罗斯军队一直在运动，并没有撤销原来的命令。

“您会看到，在俄罗斯和奥地利军队占领皮埃蒙特期间，派二万五千人马占据萨瓦，能不能保卫法国的安全，体现法国的尊严。我认为，这个有力的很有策略的行为，在迎合法国人自尊心的同时，将变得家喻户晓，给内阁带来无限光荣。王家近卫军有一万名将士，再从其余部队挑选一批优秀士兵，很容易组成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忠诚精锐之师：当我军的白旗再次见到敌人时，会确保胜利。

“男爵先生，我知道我们应当避免伤害法国人的自尊心，也知道俄罗斯和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可以激发我们的斗志；但我们有一个简易的办法来鼓舞我们的斗志，那就是占领萨瓦。保王党人会为此高兴。而自由党人看到我们的态度与我们的力量相称，只会拍手叫好。我们既可领略镇压一场蛊惑人心的革命的幸福，亦可得到恢复我们军队优势的光荣。如果对调集二万五千人马进军外国，与俄国人奥地利人作武力对抗感到担心，那就是不理解法兰西精神。我以头颅来担保事件成功。我们在那不勒斯的局势中可以保持中立，但在事关我们安全与光荣的皮埃蒙特骚乱中，我们还能保持中立吗?”

这段话揭示了我的整个方案：我是法国人；早在西班牙战争之前就有了一套可靠的策略，而且我也看出来，就是获得成功，这种成功本身也会把责任压在我头上。

我在此回忆的一切，大概没有人会感兴趣；这就是回忆录的缺点：当它没有历史事实可讲述时，就只能跟你说作者的为人，以至于使你厌烦。现在，我们就把这些被人遗忘的影子丢开不管吧!我更愿回忆米拉波还是默默无闻的时候，于一七八六年在柏林完成的一桩无人知晓的使命：他不得不训练一只鸽子，以便向法国国王报告可怕的腓特烈断气的消息。

米拉波说：“我有些不知所措。城门肯定关上了。甚至腓特烈一断气，波茨坦岛上的桥梁立即就会拆除。要是那样，新王打算怎样执政，我们就可能长久得不到确切消息。如果第一个推断成立，那么怎样把一个信使送出去呢?任何翻越城墙或者栅栏的办法都会招来麻烦。栅栏外面，每隔四十步，城墙外面，每隔六十步就有一个哨兵。怎么办?我要是公使，只要确知死亡的症状，不待人断气就会下决心派信使出发，因为‘死亡’这个词还有什么更多的意义?处在我的位置，我能这样做吗?不管怎样，最要紧的是办好事情。我有充足的理由信不过使团的活动能力。我怎么办呢?我派一个可靠的人骑着烈马到十来里外的一个农庄。几天前我在这个农庄的鸽棚里买了两对鸽子，并作了放飞试验，鸽子都飞回去了。只要波茨坦岛上的桥被拆掉，我就可以用鸽子传信。

“我觉得我们还没有阔到要把一百个金币往窗外扔的地步；我苦思冥想，花了一些金币，费了不少力，作了美好的打算，希望它们还会飞回来，最后还是放弃了。我放掉鸽子。我做对了还是错了?我不知道；不过我并没有明确的使命，而且有时人家对你干分外事并不领情。”

一八二一年于柏林

关于德国的报告草稿

使节们都得到命令，在驻外期间，要对驻在国的政府与民众状况撰写一份报告。这一系列的报告可能对历史有用。今日人们也发出同样的命令，只不过几乎所有的外交人员都不服从。我在使团的时间太短，无法写完长篇观察报告。不过我还是写出了草稿；我的工作耐性并非毫无效果。现在我又找到这份观察报告：

从拿破仑倒台之后，日耳曼联邦引入的代议制政府在德意志唤醒了革命起初在这里引发的最早的改革思想。这些思想带着猛烈的力量，酝酿了一段时间：当局号召年轻一代保卫祖国，答应给他们自由。本世纪的科学知识有支持自由主义学说的倾向。年轻学生们在老师那里发现了这种倾向。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当局的许诺。在日耳曼的天空下，热爱自由成了一种阴忧而神秘的狂热崇拜，由一些秘密社团发起。桑德行刺吓坏了欧洲。此人虽然带出了一个强大的派别，其实他本人只是个平常的狂热信徒。他判断有误，把一种平庸的思想当成卓越的思想：行刺的对象也选错了，他除掉的只是一位作家。这位作家的才华不足以使他渴望统治帝国，也没有多少征服者和帝王的威风，不值得挨上这么一刀。

设立政治调查法庭，取消新闻自由遏止了这种思想运动。但切不要认为它的力量消除了。德意志一如意大利，如今渴望政治统一。这种念头迟早要苏醒，就看人的行为和事件的进展如何。人们在把它唤醒的同时，永远可以确信会激起日耳曼人民的热情。那些君主或者部长虽然可能出现在德意志联邦的阵营，加快或者推迟这个国家革命的爆发，但绝不可能阻止人类一代代发展；每个世纪都有自己的一代人。今日在德国甚至在欧洲都不再有这种人了。人们从巨人堕落到侏儒，从广阔的天地跌落到狭窄的沟谷。拜恩虽然有所后退，但是通过蒙热拉先生组成的内阁，还是促使了新观念的产生，而黑森的君主却甚至不承认欧洲发生了革命。刚刚去世的君主希望他的士兵头上扑香粉，身穿燕尾服，而这些士兵从前是热罗姆·波拿巴的部属；他把旧时的时尚当作古老的习俗，然而他忘了人们可以仿效旧时的时尚，却绝不会恢复古老的习俗。

夏洛登堡

在柏林，在北方，宏伟的建筑都是城堡。单是它们的外观就使人心情沉重。如果在土地丰饶，人口众多的地区，见到这类要塞，能使人生出合法防卫的想法；妇女和孩子们或是坐在离哨兵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或是在那儿玩耍；他们与哨兵形成了颇为有趣的对照。而在荒凉无人，杂草丛生的地方见到一座堡垒，就只会使人联想到人类的怒气：如果不是针对贫瘠和独立，这些城墙又是针对什么而垒的呢?非得要我这样的人，才会生出兴致，来这些堡垒脚下转悠，来听在这些沟堑里呼啸的风，来看这些为防御永远也可能不会出现的敌人的护墙。这些军事上的迷宫，这些面对面架在长草的凸角上的沉默的大炮，这些石头的突出部位(那儿不见人影，没有任何眼睛向你张望)如今令人难以置信地悲凉。在大自然和战争造成的双重荒凉之中，你在一片开阔地带的角堡下发现了一株雏菊。花神这么适意地躲在这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让你感到一丝慰藉。当我在意大利的城堡，看见一群山羊被拴在废墟上，牧羊女坐在伞形松树下；当我在耶路撒冷四周中世纪的城墙上，把目光投入塞德隆山谷，看见几个阿拉伯妇女踩着砾石爬陡坡，那些场景无疑也很凄凉；但是历史摆在那儿，现在的寂静只是让人更清晰地听到过去的声音。

我借德·波尔多公爵受洗的机会请假，获允后就准备动身。伏尔泰在给侄女的一封信中说，他看到斯普雷河奔流不息，流到易北河，易北河又奔流不息，投入大海，而大海接纳了塞纳河；他就这样南下去了巴黎。在离开柏林之前，我最后一次去拜访夏洛登堡：它既不是温莎，也不是马德里南边的阿朗珠埃和那不勒斯附近的卡塞特，更不是枫丹白露：别墅背靠一个小村庄，周围有一块面积不大的英国式园林，从那儿可以见到外面的一些荒地。普鲁士王后在这儿安息，对波拿巴的回忆再也不会扰乱她的生活。当年那位征服者带着军乐队和在耶拿浴血拼搏出来的部队突然出现在这里时，在这个清静的隐修所造成多大的喧闹啊!正是在柏林，在把腓特烈大帝的王国从地图上抹去之后，波拿巴才宣布实行大陆封锁，并开始考虑发动莫斯科战役；他的言论已经给一个完美的王妃心中带去了死亡：如今她安眠在夏洛登堡一个巨大的地下墓室里；人们为她立了一尊美丽的大理石雕像。我应坎伯兰公爵夫人之请，在坟墓上题了一些诗句：

游客：守墓人，告诉我，

在荫护这些泉源的参天松树下，

这座新建筑是什么?

守墓人：游客啊，有朝一日，

你的生命之旅将会终结：

这是一座坟墓。

游客：是谁躺在里面?

守墓人：一个充满魅力的人。

游客：人家喜欢她吗?

守墓人：人家爱戴她。

游客：开门让我看看。

守墓人：你若担心流泪，

就不要进入。

游客：我常常为希腊

或意大利流泪。

有人从死者的盛大仪式拿来这块大理石墓碑；

是哪座坟墓出让它以增加这里的魅力?

是安提戈涅还是柯尔内莉①

①安提戈涅(Antigone)，希腊神话底比斯王俄狄甫斯的女儿，因违抗新王克瑞翁的禁令，埋葬阵亡的哥哥波吕尼刻斯，被拘禁在墓穴里，就在那里自缢。柯尔内莉(Cornelie，公元前一八九一—一一一○)，古罗马女子，西庇阿大家族的人，早年丧夫，含辛茹苦抚育儿子，是贤德的楷模。

守墓人：美人的形象激发

你的热情；

在我们的树林中走过她的生命。

游客：是谁替她在这些

饰有贴面的大理石墙上

一顶顶地挂上她的王冠?

守墓人：是些俊美孩童，

她在尘世的贞洁

使她得到这些宝贝。

游客：有人来了。

守墓人：这是一位丈夫，

他把脚步送到这里

悄悄滋养冥府的回忆。

游客：那么他失去了一切?

守墓人：不，他还剩王位。

游客：王位无法给他安慰。

从柏林卸任到伦敦赴任的间隙——德·波尔多公爵的洗礼——给帕基埃先生的信——德叫白恩斯托弗先生的信——安齐隆先生的信——坎伯兰公爵夫人最后一封信

我到达巴黎，正赶上给德·波尔多公爵举行洗礼。路易十四的孙子的摇篮是从国外邮购的，我曾有幸为它付过邮资，可是它也和罗马王的摇篮一样失踪了。在与罗马王不同的时代，卢韦尔的暴行可能确保亨利五世的君权。可是对于杀人犯罪的人，杀人不再是一种权利。

德·波尔多公爵的洗礼举行以后，人家又把我安排进内阁：把它夺走的是德·黎塞留先生，把它归还的还是德·黎塞留先生；弥补过错给我带来的快乐，并没有超过犯下过错时给我造成的伤害。

当我自以为将回柏林去看那些乌鸦时，局势变得复杂：德·维莱尔先生退出了内阁。我忠于友情和我的政治原则，认为应该与他一同退出政坛。于是我致函帕基埃先生：

男爵先生：

本月十四日，您打算召我去府上，宣布我必须再赴柏林任所。我荣幸地回答您，由于德·科比埃尔和德·维莱尔两位先生似乎要退出内阁，我的义务就是追随他们。在代议制政府的工作实践中，同一观点的人习惯于分享同一命运。男爵先生，习惯要求我做的事，荣誉命令我做，既然这不是得到，而是失去恩宠。因此，我现在书面向您重申口头曾向您提出的要求：辞去驻柏林宫廷全权公使的职务。男爵先生，希望您能将我的辞呈放在国王脚下。我恳求陛下接受我的理由，并且相信，我对他屈尊给予的恩情深怀感激与敬意。

我谨…………等等。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于巴黎

我向德·伯恩斯托弗伯爵通报中断我们外交关系的事件；他回信说：

子爵先生：

虽说长久以来我就期待您的消息，可我还是为此深感不安。在这种微妙的局势里，促使您作出决定的理由，我表示理解和尊重。但是，除了在这个国家，人们对您的普遍敬佩又增加了新的理由以外，人们在长久担心的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得到证实之后，也更觉得惋惜。国王本人与王室成员都深感遗憾。这种感情，我只等您返回任所时才向您正式表示。

我恳求您保留对我的回忆和好意，并且接受我再次表示的不可侵犯的忠诚和崇高敬意。

伯恩斯托弗

一八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于柏林”

我赶快向安齐隆先生表示友情和遗憾。他那封十分精彩的回信(撇开对我的赞扬)值得转述如下：

先生，大名鼎鼎的朋友，您真的要离开我们，无可挽回了么?虽说这悲伤离别我早有预见，还是被它搞得十分难受，就像未曾料到似的。其实我们有资格把您留下，有资格拥有您，因为我们至少有一点小小的长处，就是感受，承认和钦佩您胜过别人的地方。要是对您说，皇上，各位亲王，朝野上下都舍不得您走，那是赞扬他们，而不是赞扬您；要是告诉您，我为这份依依不舍的感情感到欣慰，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我与他们一样舍不得您走，这又远不是实话，而且也让您领会不到我的感受。请允许我认为，您十分了解我，完全可以看出我的心。即使这颗心指责您，我的头脑也不但完全宽恕您，而且还要对您高尚的举动，对您奉行的原则表示敬意。您本来就该给法国来一个深刻的教训，作一个光辉的榜样，现在，您在拒绝给一个缺乏自知之明，或者没有必要的精神勇气退出政坛的内阁效力时，还清了这两笔夙债。在一个代议制的君主国，部长们和把部长摆在最重要位置加以使用的人应该组成一个清一色的内阁；这个内阁的各个部分应该紧密团结。在那里不像其他内阁那样，朋友要分开；在那里朋友相互支持，共同进退同上同下，甚至一同垮台。您已经身体力行，与维莱尔和科比埃尔两位先生同进同退，向法国表明了这个准则的切实可行。同时您也让法国明白，事关原则之时，就不要考虑个人的升官发财。即使您的原则不具有理性、良知和历代的经验，但只要有您这样的人在这些原则指导下所做的牺牲，就足以使人作出对这些原则有利的，在懂得尊严的人看来是有力的推断。

我焦急地等待下次选举的结果，以便为法国占星算卜。下次选举将决定法国的未来。

再见，大名鼎鼎的朋友；希望不时地从您所居的高处，洒下几滴甘露，以滋润一颗始终爱您敬佩您的心。这颗心只要还在跳动，就不会中断对您的感情。

安齐隆

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于柏林

我不再为自己和朋友的命运操心，只是关心法国的利益，便把下面这份照会交给御弟大人：

照会

倘若皇上垂询，我为了他的办事机构的利益，以及法国的安宁，将提出以下条陈。

任命卢阿耶—柯拉尔①先生，将使选举院偏左的中间派满意；不过我认为如果在贵族院或者众议院选一个持中间观点的有功之人入阁，和平会更有保障。

①卢阿耶—柯拉尔(Royer-Collard，一七六三—一八四五)，法国政治家，空论家。

再从独立的右派众议员中选一个入阁；

按这种思想来分配各部实职。

至于要办的事：

在合适的时候推出一部有关新闻自由的完整法律。撤销追究意图和随意审查这两条。准备一部市镇法；完善七年任期法，把有被选资格的年龄定在三十岁。一言以蔽之，手持宪章前进，勇敢捍卫宗教，既要反对亵渎宗教的行为，又要防止宗教狂热对宗教本身带来危害。

至于外事工作，国王的部长们应该以三件事为目标：法兰西的荣誉、独立与利益。

新法兰西现在是百分之百的保王国家，但它也可以变成百分之百的革命国家：只要依法行政，我以头颅担保，可享几百年的太平；要是违法或者乱法，我就只能担保几个月的前程。

我和我的朋友准备竭尽全力，支持按上述基本条件组成的行政机构。

夏多布里昂

一个女人味盖过王妃味的声音来补偿一种不断变化的生活的痛苦。坎伯兰公爵夫人的字迹如此潦草，我都几乎认不出来了。信上署的日期是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这是我最后一次收到的这位王妃的亲笔信。唉!那段时间在巴黎支持我的其他高贵女友都已离开人世!难道我还要如此顽强地留在尘世，比我所依恋的人都活得长久?那些越老越糊涂，活够了日子记不起事来的人是多么幸福啊!

财政部长德·维莱尔先生——我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

德·维莱尔和德·科比埃尔两位先生辞职不久，内阁就解体了，于是如我所预料的，我的朋友们又回到内阁：德·蒙莫朗西子爵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德·维莱尔先生为财政部长，德·科比埃尔先生为内政部长。我在前面那些政治行动上参与太多，对舆论的影响又太大，以至于人家不可能把我晾在一边，于是决定派我去伦敦使馆，替换德卡兹公爵先生：只要把我打发到远方，路易十八总是同意。我去向他表示谢忱。他对我谈起那位宠臣，言语间流露出恒久不变的眷念，这种感情，在君王身上真是少见。他请我在乔治四世头脑里抹去对德卡兹先生的成见，并叫我忘掉从前与那位前警察大臣的分歧。这位君主受过那么多苦难，都不曾流下一滴眼泪，现在却为曾经有幸成为他朋友的人可能吃过的苦头动情。

我的任命唤醒了记忆：脑海里又浮现出夏洛特的身影；我的青春岁月，流亡生活带着它们的苦与乐又出现在眼前。人类的弱点让我把重返故地当成一种快乐：当年我在那边默默无闻，势单力薄，如今已是名闻遐迩，手握大权。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怕海，不敢过海峡，于是我单身赴任。使团的秘书们先我动身。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改定

一八二二年——伦敦发的第一批公函

正是一八二二年在伦敦，我才连续写出了这本回忆录中最长的部分，其中包括我去美国旅行，返回法国，结婚，上巴黎，与兄长同赴德国流亡，从一七九三年到一八○○年在英国居留，以及在那儿吃的苦头等内容。那里面有对古老的英格兰的描写。由于我一八二二年担任驻英使节时又描写了英伦风情，因此对一七九三年到世纪末的人物与风俗的变化感到吃惊。我自然而然地把一八二二年看到的景象与在海峡对岸流亡七年的所见所闻作比较。

因此，有些事情，我本该放在伦敦当大使期间来叙述，却已经提前写过了。到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旧地重游时我的激动，感受，我在前面已经说了。可是，你们也许没有读那部分?你们做对了。现在，我只要告诉你们，我在叙述伦敦任职期间的事情时留下的空白在哪儿补上就行了。因此，我一八三九年写这些文字时，心却是回到了一八二二年和一七三三年的死人中间。

一八二二年四月，我在伦敦，距萨顿夫人(即当年的夏洛特)有四百来里。我在肯辛顿公园散步，带着新近的印象和年轻时的往事：年代的混杂在我身上造成了记忆的混杂。日趋衰弱的生命如希腊科林西亚城的大火，把缪斯与爱神的青铜雕塑、三角支架与坟墓混合在一起。

当我下榻到波特兰广场宾馆时，议会还在休假。副国务秘书普朗塔先生以伦敦德里侯爵的名义，建议我去北克莱吃晚饭。那是那位大贵族居住的乡间别墅。别墅朝花园的窗前，长着一棵大树；远处可看见几块草场；周围的山丘上长着小块小块矮林，使这块地方的风景与英国平常的风景不同。伦敦德里夫人作为侯爵夫人和首相夫人，名声十分显赫。

我四月十二日的第四号公函叙述了与伦敦德里侯爵的初次会晤；它涉及了我将料理的事务：

子爵先生：

前日，星期三，上午十时，我去了北克莱，与伦敦德里侯爵会谈。兹将会谈情况荣幸地向您报告如下。饭前会谈了一个半小时，饭后又继续，但没有饭前自在，因为有外人在场。

一开始伦敦德里侯爵再三了解皇上最新的健康状况，明显地显示出政治上的关注。我在这方面让他放心后，他又谈起我国内阁的情况，对我说：“它稳定了。”我答道：“它从来就没有不稳过。由于它属于一派人，只要这派人在议院占主要地位，它就不会倒。”于是我们由此谈起选举：我告诉他夏季开会有好处，可以在财政年度内恢复秩序，他听了我的话似乎有些吃惊；看来在此之前，他一直未弄清楚这方面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谈起了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伦敦德里侯爵在谈论军队与士兵时，似乎与我们的前任内阁观点一致，认为我们调集大军将有危险。我驳斥了这种观点，指出带领法国士兵参战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法国士兵看到敌人的旗帜决不会叛变；我还指出，我们刚刚扩充了军队，如果必要，明日还可以扩编，毫无困难；说实话，在一个驻防区里，可能有几个士官会喊“宪章万岁”，但是到了战场上，我们的掷弹兵们都会高呼“国王万岁”。

我不知道这个重大政策是否让伦敦德里侯爵忘了贩卖黑奴；他一个宇也没跟我谈起。换了话题之后，他又跟我谈起美国总统送来的文书，要求和会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我对首相说：“商业利益可能从中得到某种好处，可是我不相信政治利益能得到同样的好处。世界上共和思想已经够多了，再增加下去，会愈来愈危害欧洲君主国的命运。”伦敦德里侯爵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对我说了这些值得注意的话：“至于我们(英国人)，根本不准备承认这些革命政府。”他说的是真话吗?

子爵先生，有关重要的谈话，我是应该原原本本地向您复述的。但是，难道我们没看到，英国或迟或早会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公众舆论和商业活动会迫使它承认的三年来，它已经花费巨资，与巴拿马地峡南北暴动的省份秘密地建立联系。

简而言之，于爵先生，我觉得伦敦德里侯爵先生是一个睿智的人，精通古老的治国行政方法，说话也许不够直宰，惯于搞驯服外交，听到一种更适合法国的说法时觉得惊讶，却不会觉得不快；总之，他与一个保王党人交谈，难免不感到惊异，因为七年来人家一直告诉他，这人是个疯子和傻瓜。

致

礼!

我谨……等等。

一八二二年四月十二日于伦敦

一如所有的驻外使馆，伦敦使团既要办理这类一般事务，也要处理一些特别事情。我曾受理了菲茨—詹姆斯公爵先生的诉状，英国船只“伊莉莎—安娜”号的官司，和泽西岛渔民滥捕格兰维尔蚝群的诉讼案。我不得不用一点脑子去装提出要求者的材料，为此感到遗憾。当人们在记忆中搜索时，碰到厄斯琼、科平格、德列日和皮弗尔这些先生是很讨厌的事。可是，再过几年，我们还会比这些先生更有名?有一个叫博纳先生的人在美国逝世了，法国所有叫博纳的人便都给我写信，要求继承那人的遗产。那些折磨人的家伙还在给我写信!可是现在是该让我安静的时候了。我回信告诉他们，因为发生了王权倒台的小事件，我不再管这种事儿了，可是他们坚持己见，硬要继承。

至于东方，需要回忆一下君士坦丁堡的几个大使。我预计英国不会跟随大陆同盟行动，便向德·蒙莫朗西先生作了通报。人们原来担心俄罗斯与土耳其宫廷决裂，其实这事并未发生：亚历山大的节制推迟了决裂的时间。我为这事来来去去，观察推测，费了不少力；我写了不少公函，它们和关于未邃事件的报告一起，送进了档案馆，在里面发霉。比起我那些同事，我至少有一点优势，就是并不看重自己的工作。我看着它们和人类失落的思想一起坠入忘川。

议会于四月十七日复会。十八日国王回宫。十九日我进宫晋见。在十九日的公函里我报告了晋见的情况；那封信是这样结尾的：

英王陛下话语紧凑，话题多变，我没法把皇上特意交办的事情告诉他。不过他还会接见我，下次会有机会说的。

与乔治四世谈论德卡兹先生——合法王权治下我国外交的高尚表现——议院开会

王上特意交代我跟乔治四世说说有关德卡兹公爵的事情。后来我完成了使命：我对乔治四世说，路易十八听说他的使节受到冷遇，很是气恼。乔治四世回答道：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您听我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德卡兹先生的使命；这对我是略为轻慢了点。一个宠臣，没有别的功勋，只不过得到主子的圣眷，我是顾着与法兰西国王的友情，才接受了他。路易十八很看重我的善意，本来这是对的；可是，我总不能宽容到对德卡兹先生以大礼相待的地步，因为要是那样做，英国会感到伤了面子。不过请转告贵国国王，他派您来向我提出此事，我深受感动；我永远乐于向他表示真正的敬意。”

听了这番话，我的胆子也大了，便把脑子里想起来的对德卡兹先生有利的话都对乔治四世说了。他半用法语，半用英语回答说：“好极了!您是个真正的绅士。”回巴黎后，我把这次谈话的情形报告了路易十八：他显出感激我的样子。乔治四世跟我说话，像个有教养的君主，但又像个性格平易的人；他之所以不显得严厉，是因为他有别的考虑。然而与他开玩笑可得讲分寸。有一个与他同席吃饭的人曾经打赌，说他要是请乔治四世拉铃，乔治四世就会拉铃。果不其然，乔治四世真的拉了铃，只听他吩咐值班侍从说：“把这位先生赶出去。”

我脑子里始终想着的，是使我们的军队恢复实力与光荣。四月十三日，我致函德·蒙莫朗西先生：“子爵先生，我冒出了一个念头，想听听您的看法：在与奥地利驻伦敦大使埃斯泰尔哈吉亲王聊天时，我暗示他，如果奥地利军队需要从皮埃蒙特撤出部分军队，我们可以顶替上去。作为会谈，您觉得这样妥当吗?最近传说我们的军队在多菲内集结，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有利的题目。一八二一年六月皮埃蒙特发生暴乱的时候，我曾向前内阁提议在萨瓦驻兵(参见我从柏林发出的一封公函)。前内阁拒不采取这个措施，我认为它是犯了大错。我坚持认为，在意大利驻扎部分法军，将对舆论产生重大影响，皇上的政府可以从中获得巨大光荣。

证明复辟王朝时期我们外交高明的事例不胜枚举。可它们对于党派有什么关系?明明维罗纳会议就摆在那儿，明明那些外交文献无可争议地显示，除了俄罗斯，整个欧洲都不愿意打西班牙战争，可今天早上还有一家左派报纸宣称，同盟国曾强迫我们充当他们的宪兵，去打西班牙战争。其实不仅欧洲不愿意打，而且英国还公开表示厌恶那场战争，甚至奥地利还暗中以不那么高尚的手段来反对我们打那场战争。这个事实并不能阻止明天又有人撒谎；人们甚至不愿劳神去考查一下问题，读一读人家没有读过就妄加评论的东西!任何谎言，只要重复几次就成了真理：人类的舆论怎么鄙视都不过分。

四月二十五日，小罗素勋爵在下院就国家在议会的代表状况提出一项动议：坎宁先生表示反对。接下来他也提出一项议案，撤销部分剥夺贵族院天主教议员投票权和出席议会会议权利的文件。我出席了这几次会议，坐在议长让我坐的羊毛绒椅上。坎宁先生一八二二年出席贵族院的会议，他的提案遭到否决；老财政大臣的一句话让他十分不快：那位先生在谈到提案的作者时，轻蔑地叫道：“有人肯定地说他会动身去印度：咽!让他去吧，这漂亮绅士!让他去吧!一路顺风!”坎宁先生出门时对我说：“我不会放过他的。”

霍兰勋爵演说十分精彩，不过还是少了福克斯先生的风采。他常常就地转身，背朝大家，对墙说话。大家叫着：“听啊!真来劲!”对这怪异的举止毫不反感。

在英国各人都尽可能表达自己的想法，都不会使套子耍花招；说话的人无论声音还是用词都不相似。听的人很有耐心，即使说话人说得不流畅，大家也不介意：就让他含糊不清，让他结结巴巴，让他去想词儿吧，只要他说出几句理智的话，大家就觉得他“演说精彩”。这种保持自然本色的人的多样性最终还是让人愉快的，因为它打破了千人一面的单调。确实，只有极少数贵族和下院议员起了身。我们始终坐在一个舞台上，说话行动都像是一丝不苟的木偶。我先在柏林那秘密而静穆的君主制下待过，以后又在伦敦公开的闹闹嚷嚷的君主制下当差，这段经历对我是有益的一课：从处于一种制度两端的两个民族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到某种教益。

英国社会

国王的驾临、国会的复会、欢乐季节的开始，这些事把职责、事务和快乐搅和在一起：人们只能在宫廷、舞会和国会见到那些部长大臣，为了庆贺陛下的诞辰，我出席了伦敦德里侯爵府上的宴会，又出席了伦敦市长在游艇上举行的酒会。游艇溯流而上一直驶到了里斯满。我更喜欢威尼斯海军兵工厂的小型豪华战船，它只带着对一位位总督的回忆①，和一个维吉尔的名字。从前过流亡日子时，我瘦骨鳞峋，打着赤膊，虽说不是西庇阿②，却也曾在市长大人的豪华游船擦过的那一带岸边打过水漂漂。

①威尼斯总督在每年升天节都要从豪华战船上把一个金戒指扔进亚德里亚海。此举象征威尼斯与大海的结合。

②西塞罗在《演说辞》第二卷曾提到西庇阿童心不泯，在海边打水漂消遣。

我也在伦敦城东，萨洛蒙家族的幼支，罗思紫尔德先生家吃过饭：在那儿我能不吃吗?烤牛肉与伦敦塔的壮丽独一无二，鱼有那么长，都见不到尾；妇人和阿比嘎依③唱得一样好，我只在那儿见到那样的女人。我大口吞饮托卡依葡萄烧酒的地方，就离当年我几乎饿死，只能以一罐罐清水充饥的地方不远。我躺在舒适柔软的轿车里头，身下是小块丝垫，瞧见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当年，我曾在这个教堂关了一夜，也曾同安岗和封塔纳一起，一身泥水，在这个教堂周围散步。我住的宾馆，租金高达三万法郎。从那里望得见我表弟拉布埃塔代住的阁楼间。那时他穿着红袍，坐在一张借来的破床上弹吉他。我曾给他提供住处，让他跟我住在一起。

③阿比嘎依(Abigail，生卒年月不详)，犹太女子，善唱，大卫王听其歌声，不知不觉堕入情网。

当年我们曾在布列塔尼一个议员的提琴伴奏下翩翩起舞。但现在我参加的，不再是那种流亡贵族的小型舞会，而是柯利内特领导的阿尔迈克舞场①，这是伦敦西区最高贵的妇人们支持的公共舞会，它给了我很多快乐。老年人和年轻的纨绔子弟都在那里露面。在那些老者中间，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②最引人注目，他带着一身的光荣加入四对舞，就像向女人设下一个圈套。在年轻人中间，最出类拔萃的要算克兰威廉勋爵。据说他是德·黎塞留公爵的儿子。他做了一些令人敬佩的事情：他骑马跑到里斯满，途中两次落马，又从那里跑到阿尔迈克舞场。他发音的方式有点像亚西比德，让人听了陶醉。议会每一次开会，伦敦上流社会几乎都要改变一次发音和说话的方式，更换一些流行词儿。一个诚实人认为自己学会了英语，过六个月来到伦敦，会惊异地发现自己学的那点东西早过时了。在一八二二年，上流社会的时髦人第一眼让人看到的，应该是一副不幸的，身体有病，潦倒落魄的样子；他应该有些不修边幅，指甲老长老长，胡须残缺不齐，也不修剪，在失望忧愁之中，不留神就长长了；一咎头发总是迎风翘起，目光深沉、忧伤、困惑，具有掩饰不住的魅力；嘴唇紧抿着，显出对人类的轻蔑；内心像拜伦一样觉得烦闷无聊，浸透了人生的神秘和厌倦。

①参见第一卷第二百四十六页。

②指威灵顿公爵。

如今情况完全变了：纨绔子弟应该有一副征服者的派头，性格轻浮，举止傲慢；他应该注意仪表，蓄着唇髭，或者胡须修得圆圆的，就像伊莉莎白女王的皱领，或者像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他不摘掉头上的帽子，在沙发上打滚，把靴子伸到坐在对面椅子上仰慕他的女士鼻子下面，以此来显出个性的独立不羁，他骑上马，拿着拐棍，就像拿着一根大蜡烛，至于胯下是匹什么马他毫不关心，反正是随便牵的。他的身体必定非常健康，灵魂则永远处在第五重或第六重极乐世界的顶点。有几个激进的纨绔子弟一人一个烟斗，因为他们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人。

不过，在我描写这些情况的时候，它们肯定又发生了变化。据说眼下的纨绔子弟大概弄不清楚自己是否存在，世界是否存在，是否还有女人，是否该向他人打招呼了。我们在亨利三世治下发现纨绔子弟的原型，难道不是有趣的事情?《赫耳玛佛洛狄忒岛》的作者托马斯·阿尔蒂尤斯说：“这些英俊小生蓄着长发，那卷了一波又一波的发卷像女人一样从小绒帽和衬衣皱领下面钻出来。那领子是梳妆布做的，硬邦邦地上了浆，长约半尺，团团地衬托着脑袋，看上去，就像一只盘子盛着圣约翰的首级。

“他们动身去亨利三世的寝宫，身子摇摇晃晃，脑袋摇摇摆摆，两条腿摇摇颤颤，我时时以为他们就要摔倒了……他们觉得这种走路的姿势比别的姿势漂亮。”

从本性或者从派头上说，每个英国人都是疯子。

克兰威廉勋爵爬得很快：我在维罗纳又见过他；在我之后，他担任英国驻柏林公使。有一段时间，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尽管我们步幅不一样。

在伦敦，什么也没有傲慢无礼这样吃得开，证明就是吉什公爵夫人的弟弟多塞特：他骑着马在海德公园跑来跑去，攀墙爬门，与纨绔子弟嬉闹玩乐、称兄道弟，不拘形迹：他取得的成就简直无与伦比，更有甚者，他甚至劫持了一家人：父亲、母亲和几个孩子无一幸免。

我不大喜欢最时髦的女人；不过，有一个可爱的女子——格维迪尔女士却是例外：她的言谈举止都像个法国女人。杰茜女士风韵犹存。我在她家遇到了反对派。柯宁汗姆女士就是对立面中的一员，就是国王本人也暗暗保留了对老朋友的偏爱。在支持阿尔迈克舞场的女人中间，人们注意到俄罗斯大使夫人。

列文伯爵夫人与德·奥斯蒙夫人和乔治四世有些离奇的瓜葛。由于她大胆泼辣，又被人认为在宫里吃得开，她就成了极为走红的女人。大家认为她有些才气，因为大家推测她丈夫没有才气；其实事情并非如此：列文先生比列文太太要强得多。列文太太一张尖尖脸，不讨人喜欢，是个俗气、烦人、冷漠的女人，只知道谈一个话题：粗俗的政治；再说，她什么都不懂，只会用滔滔不绝的话语来掩盖思想的贫乏。当她与才德之士相处时，她的内心贫乏就使她住了嘴；她摆出一副高深的样子，似乎不屑于参加这种谈话，就好像她有这种权利似的。由于时间的作用，她衰落了，又由于不能禁止自己管点事情，这位参加多次外交会议的未亡人从维罗纳来，得到彼得堡行政官员们的允许，给巴黎人表现昔日外交的幼稚。她谈到了私人的通信，似乎擅长于失败的婚姻。我们的情场新手匆匆涌进她的沙龙，学习上流社会的人情和吐露秘密的艺术。他们也把自己的事情说给她听。而这些事一经列文太太的扩散，就变成了暗中流传的流言蜚语。部长以及渴望成为部长的人都为得到这样一位贵妇的保护而感到自豪，因为这个贵妇在梅特涅先生卸下国务重担、经营缫丝业来打发时间以后见过这位伟人。可笑的事在巴黎等待列文太太。有一位庄重的神学家(基佐)倒在翁法勒脚下：“爱神呵，你断送了特洛伊。”①

①翁法勒是希腊神话中的吕狄亚女王。赫拉克勒斯把自己卖给翁法勒为奴，与她同居三年，治好了一身痼疾。后出发去惩罚特洛伊王拉俄墨冬。

在伦敦白天的时间是这样分配的：早上六点，跑去参加一个高雅的聚会，包括一顿乡间早餐；回来吃午饭；然后换衣服去邦德街或者海德公园散步；七点半钟换装吃晚饭；然后又换上晚礼服去歌剧院；半夜又换衣服去参加晚聚或者交际会。多么迷人的生活!若是让我选择，我宁肯一百次做苦役，也不过这种日子。最合礼仪的举止，就是不能进入举行私人舞会的小沙龙，留在为人群所堵塞的楼梯上，以及迎面遇到萨默塞特公爵；这种真福我得到过一次。新的英国人比我们要轻浮得多，有一场“节目”就可以让他们昏头转向：要是巴黎的刽子手去伦敦，会让整个英国都跑来观看的。苏尔特元帅不就像布吕歇尔，迷倒了英国的夫人淑女么?当年那些女人曾竟相亲吻布吕歇尔的唇髭。我们的元帅既非安蒂帕特①和安提柯②，亦非塞琉古③安条克④和托勒米⑤，更不是亚历山大的任何统帅大王，他只是一个出色的士兵，通过挑起战争，洗劫了西班牙；就在他身边，一些嘉布遣会修士为一些油画送掉了性命。不过，他确实在一八一四年三月，发表过一份激烈的声明，反对波拿巴。可是过了几天，他又欢欢喜喜地接待了波拿巴：此后他就在圣托马斯·阿奎那过复活节领圣体。在伦敦，有人展示他那双皮靴，一先令看一次。

①安蒂帕特(Antipater，公元前三九七—前三一九)，马其顿将军，战功显赫，曾任摄政王。

②安提柯(Antigonus，公元前三八四—前三○一)，马其顿将军，亚历山大大帝的摄政官。

③塞琉古(Seleucus，公元前三五八—前二八○)，马其顿将军，亚历山大大帝的摄政官，后任叙利亚王。

④安条克(Antiochus，公元前三二四—前二六一)，塞琉古之子，叙利亚王。

⑤托勒米(Ptolemee，公元前三六七—前二八三)，亚历山大大帝的大将之一，后任埃及王。

所有传闻很快传到泰晤士河边，又很快地消失。到一八二二年，我发现这个大城沉浸在对波拿巴的回忆之中；大家从对尼克(对拿破仑的谑称)的攻击发展到愚蠢的崇拜。回忆波拿巴的文章充斥于报刊杂志；在每户人家的壁炉台上都供放着拿破仑的胸像；画像商的橱窗上都耀眼地挂着波拿巴的版画；就连威灵顿公爵家的楼梯上，也安放着卡诺华雕塑的波拿巴巨像。难道人们不曾把另外的圣所奉献给被缚的战神吗?这种神化活动似乎更是一个看门人图虚荣而干的活儿，而不是一个战士所表达的敬意——将军，您在滑铁卢并没有打败拿破仑；他的命运之链已经断裂了，您只是把最后一环扭开罢了。

公函续篇

我正式拜会乔治四世之后，又多次见到他。英国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事情差不多已成定局，至少这些独立国家的船只挂着自己的国籍旗可以在大不列颠帝国的港口受到接待。我与伦敦德里侯爵作过一次会谈。我五月七日的公函报告了这次会谈的情况，以及这位首相的想法。对当时的国务来说，这封公函十分重要，但对于今天的读者就几乎毫无意思了。在西班牙殖民地与英法两国有关的立场中，有两点需要讲清挑明：一是贸易利益，一是政治利益。我深入地探讨了这些利益的细节。“我越了解伦敦德里侯爵，”我对德·蒙莫朗西先生说，“就越觉得他精明。这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从来只说想说的话。有时，人们都忍不住认为他是个善人。他的声音、笑容、目光里，都有几分波佐·迪·波尔戈先生的味道。确切地说，他让人产生说不出的信任感。”

公函是这样结束的：“若是欧洲不得不承认美洲事实上的政府，那么它的政策就应该致力于让新大陆诞生君主国，而不是那些将向我们输出物产和原则的革命共和国。

“子爵先生，阅读本函时，您或许和我一样，感到满意。六个月前，英国还不屑于听听我们对一些利益的看法。现在，迫使它为了这些利益与我们合作，在政治上显然是迈出了一大步。作为一个善良的法国人，我对于一切能使我国恢复世界强国地位的进步都感到欢欣鼓舞。”

这封信是我一切思想的基础。我在西班牙战争期间，在这次战争爆发近一年前，关于殖民地问题所作的谈判，也是以这封信作为基本原则。

重返议会——为爱尔兰人举行的舞会——贝德福公爵与白金汉公爵的决斗——行宫的宴会——柯宁汗姆侯爵夫人及其秘密

五月十七日我去科文加登剧院，坐进约克公爵的包厢。国王来了。这位君主从前被人家憎恨，现在却受到这座古修道院僧侣们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二十六日，约克公爵来使馆吃饭；乔治四世本来极想赏给我这份荣耀，但是担心我那些外交界的同事嫉妒，只好作罢。

德·蒙莫朗西子爵不同意就西班牙殖民地问题与圣詹姆斯内阁谈判。五月十九日，我获悉德·黎塞留公爵先生的死讯。他几乎是猝死的。这位正直的人平静地忍受了头一次退出内阁的痛苦，但是他也许是思念政务太久，终于支持不住了，因为他毕竟没有第二个生命以取代失去的一个，黎塞留的英名仅仅是通过一些女人才传到我们这儿的。

美洲革命仍在继续。我致函德·蒙莫朗西先生(第二十六号)：

一八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于伦敦

秘鲁刚刚采纳了立宪君主制。欧洲的政策应该作出百般努力，使宣布独立的殖民地国家都得到类似的结果。美国很担心墨西哥成立帝国。万一新大陆整个成了共和国的天下，旧大陆的君主制就要完蛋了。”

人们对爱尔兰农民的穷困议论很多，最后人们用跳舞来安慰他们。在歌剧院举行的一场盛大舞会吸引了富有同情心的人。国王在一条走廊上遇见我，问我在那儿干什么，并挽起我的手臂，把我领进他的包厢。

在我流亡时期，英国剧院正厅的观众吵吵嚷嚷，都很粗俗。一些水手在正厅喝啤酒，吃橙子，对着包厢叫骂。有一晚，我进了一家剧场，旁边来了一位醉醺醺的水手，问我这是在哪儿。我告诉他：“在科文加登剧院。”他一听就叫了起来：“真的，好漂亮的花园哩!”说完，就像荷马笔下的众神一样狂笑起来，抑也抑不住。

我最后一次应邀去兰斯多恩勋爵府上参加晚会。勋爵阁下把我介绍给一位庄重的贵妇人：她年已七十三岁，穿着绉呢衣服，白发上面罩着黑纱，就像带着王冠，整个人活像一位退位的女王。她用庄严的声调，残缺不全地背了三句《基督教真谛》中的话，跟我打了招呼，又同样庄严地告诉我：“我是西当斯夫人①。”即使她告诉我：“我是麦克白夫人，”我也会相信的。我从前曾经看过她演戏，她那时正是才华横溢的年纪。时间的波浪把一个世纪的残屑抛到另一个世纪的岸滩，只要拾取这些残屑就足以生活了。

①西当斯(Siddons)，英国著名演员，当时六十七岁。——原注

到伦敦来看我的法国人有德·吉什公爵夫妇，我在布拉格还要提到他们；德·居斯蒂纳侯爵先生，我在费法克见过他，他那时还是个孩子；德·诺阿耶子爵夫人，她还和十四岁在梅内维尔的美丽花园里游玩时一样聪明、优雅、讨人喜欢。

宴饮和晚会太多，大家都应酬烦了；各国使节渴望出去度假：埃斯泰尔哈吉亲王准备去维也纳；他希望人家会召他参加和会，因为人们已经打算召开一次和会。罗思柴尔德先生回法国，他已经与其兄弟一起终止了俄罗斯的二千三百万卢布借款。在海德公园一个地洞深处，贝德福公爵与大块头白金汉公爵斗了一场。从巴黎寄来了一首侮辱法国国王的民谣，伦敦的报纸把它登了出来。英国激进的下等人光觉得它有趣，可是却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发笑。

国王去了行宫。我于六月六日也动身去那儿。国王邀我去那儿吃饭，小住。

我于十二、十三、十四日在陛下的起床时刻，在接见厅，在舞会多次见到乔治四世。二十四日，我宴请丹麦亲王与王妃：约克公爵作陪。

柯宁汗姆侯爵夫人待我十分友善，若在从前，这也许是一件大事：她告诉我不列颠国王陛下并未完全放弃去大陆旅行的想法。我极其虔诚地在心中保守这一秘密。若是在韦纳依、曼特农于尔森和篷巴杜夫人①干政的年代，为了一位宠姬的这样一句话，该发送多少公函哪!再说，我也并不热心于打探伦敦宫廷的情报：反正你说也是白搭，人家不听你的。

①韦纳依(Verneuil)，法国贵妇，生平不详。曼特农(Maintenon，一六三五—一七一九)，法国贵妇，法王路易十四秘密娶的妻子。于尔森(Vrsins，一六四二—一七二二)，法国贵妇，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关系密切。篷巴杜夫人(Pompadur，一七二一—一七六四)，法国贵妇，法王路易十五宠爱的女人。

群臣画像

伦敦德里侯爵尤其难以接近：一方面，他身为大臣，说话直率，另一方面，他为人谨慎，这两方面使你感到拘束。他坦率地解释他的政策，神情极为冷漠，对发生的事情却绝口不提。他对自己说的话漠不关心，就好像那不是他说的。大家不知道究竟应该相信他说出来的话，还是应该相信他藏在心里没说的话。就像圣西门所说，你往他耳朵里塞一筒炸药，他也不会动一动。

伦敦德里侯爵有一种爱尔兰人的口才，常常在贵族院激起笑声，给公众带来快乐；他的疏忽是有名的，不过他有时说的一些妙语，例如在谈到滑铁卢战斗时说的：“我把士兵们叫回来了。”让公众激动不已。

哈罗比勋爵是枢密院主席。他说话简明扼要，熟悉情况。在伦敦，一个枢密院主席说话哕哕嗦嗦，大家认为是不合适的。此外，从言谈举止来说，他还是个十足的绅土。有一天在日内瓦的帕基斯，有人通报一个英国人求见：进来的是哈罗比勋爵。我好不容易才认出他来。他失去了从前的国王；我从前的国王则流亡外国。这是我最后一次觉得英国伟大。

我在《维罗纳会议》一文中提到皮尔先生和威斯特摩兰勋爵。

我不知道巴瑟斯特勋爵是否那位巴瑟斯特伯爵的后人，是否他的孙子。斯特恩曾经这样描写巴瑟斯特伯爵：“这位爵爷是个奇迹；八十岁的人了，还头脑清醒，反应灵敏，像个三十岁的人。情绪健康，对什么都有兴趣，也有能力讨我所熟悉的不熟悉的人喜欢。”巴瑟斯特勋爵，即我跟你们提及的大臣，是个受过教育知书达礼的人；他保留了过去有教养的法国人的礼貌传统。他有三四个女儿。她们皮肤白净，体型修长，行动轻盈，像海燕一样顺着波浪奔跑，或更确切地说，飞翔。她们现在变成了什么模样?她们是否和同姓的英国少女一起落进了台伯河①?

①见第三卷第四十二页。

利物浦勋爵不像伦敦德里侯爵，是主要大臣，但却是最有影响，最受尊敬的大臣。他享有虔诚信士和慈善家的名声。对于拥有者来说，这个名声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人家来找他时都怀着对父亲一样的信任。任何行为，要是得不到这位圣人的认可，就似乎不是善良行为，因为这位圣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才干的影响。利物浦勋爵的父亲查理·詹金逊是霍克别里男爵，利物浦伯爵，是伯特勋爵的红人。英国的国务活动家，几乎个个都是从文学生涯开的头，不是写过几首或好或坏的诗，就是写了一些文章在杂志上刊载。一般而言，这些文章都写得很好。对这位首任利物浦伯爵还要再写几句。他给伯特勋爵当过私人秘书，他的家族为此颇为伤心：这种虚荣心在任何时候都是幼稚的，在今天就更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那些最狂热的革命者就是从血缘的失宠或者社会地位的低下中萌生对社会的仇恨的。

利物浦勋爵支持改革，坎宁先生最后一次入阁要感谢他。他虽然死守宗教原则，却也可能受到不愉快回忆的影响。在我认识利物浦勋爵的时候，他几乎到了清教徒感悟的地步。平时他与一位老姐妹住在离伦敦几十里远的地方。他言语不多，脸色忧郁，常常侧着耳朵，似在倾听什么悲伤的事情：好像他听见自己的最后几年寿命从天而落，就像冬季落在街面上的雨点。再说，他没有任何情欲，只是照上帝的意旨生活。

海军将领团的成员克拉克先生是个著名的演说家和作家，一如坎宁先生属于皮特先生一派；不过他比坎宁先生更为醒悟。他在白厅住了一套阴暗的房间。当年查理一世就是被人从那些房子的窗子提出去，直接送上断头台的。在伦敦走进那些机构领导人的住所，人们都会大吃一惊，那些机构的分量就是在天涯海角也感受得到呀。一张光光的桌子，后面坐着几个穿黑礼服的人，这就是你见到的场面：然而这就是英国海军的指挥官们，或者是哪个商务公司的老板们，他们继承了蒙古皇帝的伟业，在印度就有两亿臣民。

两年前，克拉克先生来玛丽一泰蕾丝诊疗所看我。他提醒我注意我们舆论和命运的相似。一些事件把我们与世界分开；政治造就离群独居者，一如宗教造就隐土。当一个人独居荒野时，便会在自己身上看到无限人生的某种遥远图像。无限人生独居在无垠的宇宙，看着各个世界的革命完成。

公函(续)

在六七两个月，伦敦内阁开始认真对待西班牙事件①。伦敦德里侯爵和大多数使节在谈到这次事件时，都显得不安，甚至几乎表现出可笑的恐惧。内阁担心如果绝交，我们占不了西班牙人的上风；别国的内阁则怕我们挨打；他们总是看到我们的军队打出三色旗。

①马德里发生暴乱，国王费迪南德七世被囚。

我在六月二十八日的第三十五号公函中，如实地报告了英国的举措：

子爵先生：

伦敦德里侯爵有关西班牙的想法，我比过去更难向您报告，因为难以打听到他发给英国驻马德里大使W·阿库尔先生的秘密训示。不过我事事都留心，所以您最近的十八号公函所要求的情报，我还是搞到了。如果我对英国内阁的政策以及隆东代里侯爵的性格判断准确，那我就相信W·阿库尔先生几乎没有带走任何书面训示。人家会口头指示他观察各派动向，但不介入纷争。圣詹姆斯内阁不喜欢西班牙国会，但是看不起费迪南德，肯定不会为保王派干什么事情。再说，只要我们对一种舆论施加影响，英国就会对相反的舆论施加影响。我们的再度繁荣激起了强烈的嫉妒。此间的国务活动家对西班牙蕴蓄的革命狂热都怀着隐隐的担心。不过遇到特殊利益，这种担心就压住不提了。因此，如果一方面大不列颠能够把我们的商品排斥出半岛，另一方面它能够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那么它就能轻而易举地决定对西班牙事件持什么态度，并且为大陆君主国家可能再次遭受的苦难而幸灾乐祸。阻止英国从君士坦丁堡撤回使节的同一原则，促使英国往马德里派遣一位使节：它对一般的事情毫不关心，只关注能从帝国的革命中得到什么好处。

致敬!

一八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于伦敦

我在七月十六日的四十号公函中又报告了西班牙的消息，并对德·蒙莫朗西先生说：

子爵先生：

英国报纸依据法国报刊新闻，今早刊载了包括本月八日在内的德穗里的消息。我对西班牙国王的命运从来抱很大希望，也就并不感到震惊。如果那个不幸的君主命该一死，其余的人也别想幸免于这种灾难：匕首只能刺杀一位君主，断头台却可以毁掉君主制度。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受审就是最好的明证：老天给我们预防了第三场审判。这种审判似乎以杀戮的权威，来确立民众的权利，成立反对国王们的法律团体!现在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法国政府应该预料的机会之一，就是西班牙政府宣战。无论如何，我们不久就会不得不撤除防疫线①，因为过了九月，如果巴塞罗那没有再次发现疫情，那时还提防疫线，就会是真正的嘲讽；因此，应该坦率地承认部署了一支军队，并说明我们不得不保持这支军队的理由。难道这不等于向西班牙国会宣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撤除防疫线，会引出什么后果呢?这个怯懦的行为会危及法国的安全，损害内阁的威信，并使我国的革命党重新生出希望。

①当时巴塞罗那流行黄热病，法国派兵严守与西班牙交界的地区，防止有人将疾病带入。

致敬!

一八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于伦敦

有关维罗纳会议的磋商——致德·蒙莫朗西先生的信；他的回信隐隐表示拒绝——德·维莱尔先生的信更支持我——我给德·迪拉夫人写信——德·维莱尔先生给德·迪拉夫人的便函

自维也纳会议和埃克斯·拉·夏佩尔会议以来，欧洲的君主们都被会议搞晕了头：人们在会上一边娱乐，一边瓜分几个国家。因此，始于莱巴赫，终于特罗坡的会议一结束，人们便考虑在维也纳、费拉尔或者维罗纳召开另一次会议：西班牙的动乱正好提供了机会，加快了会议进程。每个宫廷都指定了出席会议的代表。

我在伦敦看到大家都准备动身去维罗纳。由于我满脑子装的是西班牙的事，又由于我在想一个为法国争光的方案，便认为如果让别人在一个想不到的方面了解自己，可能对会议有用。我从五月二十四日起就给德·蒙莫朗西先生写信，可是没有讨到半点好。部长冗长的回信在这个问题上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说不清楚；虚情假意掩饰不了明显的疏远。信末写道：

“尊贵的子爵，既然我向您敞开了心扉，就想把不愿在公函里说，可是某些个人观察和一些熟悉您那块阵地的人的见解启发我生出的想法告诉您。面对英国大臣，您首先想的难道不是应该注意嫉妒和气恼的某些作用吗?这种嫉妒和气恼时刻可以从直接表示的王恩和‘社会信任’中看出来。请告诉我您是否看出了这方面的迹象。”

对我得到“王恩”和“社会信任”(我猜测，就是柯宁汗姆侯爵夫人的信任)的抱怨，是通过谁传到德·蒙莫朗西子爵那里的呢?我不知道。

通过这封私函，我预计我的方案在外交部长那儿是通不过了，就给德·维莱尔先生写信。他当时是我的朋友，并不怎么偏袒他那位同僚。他在一八二二年五月六日的信中，先给我回复了几句好话。

“您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对我说，“我谨表示感谢。那个宫廷关于西班牙殖民地的决定不可能影响我们的决策；因为两国的处境大不相同。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应该避免与西班牙发生战争，从而被拖住手脚，无法在别处行动。而假如东方事务在欧洲会引起新的政治组合，那我们是应该在别处行动的。

“当前的世界形势有可能引发出一些事件。如果不参与，法国政府就会有失体面。而我们是不会让法国政府丢脸的。别的国家干预调解，可能有更多的优势，但没有一个国家比法国更具胆魄，更为正直。

“我认为人家大大低估了我国切实可行的办法，和国王政府在给自己规定的形式下还可以行使的能力；它提供了更多的人们似乎不相信的资源，我希望遇到机会我们能够表现这一点。

“亲爱的，如果出现这种良机，您一定会鼎力相助。我们坚信您会这样做。我们不会像现在这样分享荣耀而是按各方所作的贡献论功行赏。让我们来比一比，看哪方出力最多。因为光荣将属于大家。

“我确实不清楚这是否会形成一次和会：不过，我无论如何不会忘记您告诉我的事情。

一八二二年五月五日于巴黎”

由于头一次看了这封体谅我的信，我就通过德·迪拉夫人督促财政部长。她原来就以友情帮助过我，于一八一X年指责宫廷忘记我了。不久，她收到了德·维莱尔先生这封信：

“我们能说的话，我都说了；在我心里以及在我的看法里，能够为公众幸福和我的朋友做的事情我都做了或者将要去做，请相信这点。我不需要听人劝说，也不准备改变意见。我向您重申：我是凭信仰和感情行事。

“夫人，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伦敦德里侯爵去世

我于八月九日寄出的最近一封公函，向德·蒙莫朗西先生报告伦敦德里侯爵将于十五日至二十日动身去维也纳。可是我的计划遭到了突然的改变。我原以为只须向人世间国王的内阁报告人事，谁知却要向它报告天意。

由加莱电报局转往巴黎：

伦敦德里侯爵于今日(十二日)上午九时在北克莱乡居突然去世。

一八二二年八月十二日下午四时于伦敦

第四十九号公函：

子爵先生：

倘若时间没有阻延我的电报，昨日四时寄发的特挂也没遇到任何事故，那么我就希望您是大陆上头一个得悉伦敦德里侯爵猝死量耗的人。

这场死亡极为悲惨。高贵的侯爵星期五还在伦敦。他觉得头有些发胀，就请人在后颈部放了血，然后动身去了北克莱。伦敦德里侯爵夫人已经在那儿居住一个月了。星期六(十日)和星期日(十一日)开始发高烧。但星期日夜里似乎退了烧。星期一(十二日)早上，病人的情况显得很好，看护他的妻子便认为可以离开一会儿。伦敦德里侯爵脑子已经失常，见没有人守着，就下了床，进了一个卫生间，抓住一把剃刀，一下就把颈静脉割破了。一个医生赶来救他。他就倒在医生脚下。鲜血流了一地。

这个可悲的事故人们尽可能保密，但还是传到了公众那里，而且大大走样，引发了种种流言。

伦敦德里侯爵为什么要寻短见?他既没有痛苦也没有灾难；地位比任何时候都要稳固。下星期四他就准备动身。他会把一次公务旅行变作一次愉快的事。他准备于十月十五日回国，参加预先安排的狩猎，并且邀请我参加。可是，老天作了另外的安排，于是伦敦德里侯爵追随德·黎塞留公爵走了。

一八二二年八月十三日于伦敦

以下是我没写进公函的一些细节。

乔治四世回到伦敦后，向我讲述说，伦敦德里侯爵起草了给他自己的训示，准备在会议上遵循，呈送给国王批准。乔治四世接过文稿，想斟酌措词，便开始大声朗读起来。他发现伦敦德里侯爵并没有听，两只眼睛在书房顶上扫来扫去，便问道：“爱卿，怎么啦?”侯爵回答道：“陛下，约翰那个家伙(一个马夫)在门口，真叫人受不了；我不断地命令他走开，他就是不走。”国王大吃一惊，合上文稿，说：“爱卿，您病了：回家去吧；叫人给您放点血。”伦敦德里侯爵走出来，去买了一把刀，以后就用它割了颈根。

八月十五日，我继续向德·蒙莫朗西报告情况：

“人们往四面八方派出信使，去水边，去海滨浴场，去城堡寻找外出的大臣们。发生事故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在伦敦。人们今明两日等他们回来。他们将召开大臣会议，但什么也定不下来，因为最终结果，是由国王给他们任命一位同僚。可是国王这会儿正在爱丁堡。很可能大不列颠的国王陛下并不急于在丧葬期间作出决定。在英国，伦敦德里侯爵的去世是不幸的：他虽然并不受人爱戴，却为人所敬畏；激进党人憎恶他，但是又怕他。他为人特别正直，使反对派不能不敬畏，不太敢在讲坛和报纸上侮辱他。他不可动摇的冷静，对人对物的漠不关心，他的专制本能，对合乎宪法的自由的暗中蔑视，凡此种种，都使他成了能够与本世纪的倾向作斗争并取得成就的大臣。在过激与民主威胁世界的时代，他的缺点也成了优点。

致礼!

一八二二年八月十三日于伦敦

子爵先生：

在前日第四十九号普通公函中，我有幸报告的关于伦敦德里侯爵去世的情况，已经为后来的消息所证实。不过，不幸的大臣割断颈静脉，用的不是我前函报告的剃刀，而是一把小刀。您将在报纸上读到“验尸官”的报告，会把一切了解清楚的。对大不列颠首相尸体作的调查，一如对一个杀人凶手尸体作的调查，给这个事件增加了几分恐怖。

子爵先生，您现在大概知道了，伦敦德里侯爵在自杀前几日，已经出现了精神错乱的症状，就连国王本人也觉察到了。有一个细微的情节值得一叙。这件事我原来并没有留心，可是灾难发生以后想起来了：十二天或者十五天以前，我去看过伦敦德里侯爵。他一反自己的习惯和当地的风俗，亲亲热热地在卫生间里接待了我。他正要刮脸，便半讥半讽地笑着对我夸赞英国剃刀的好处。我对即将闭幕的会议恭维了他几句。“是啊，”他说，“是该结束了，不是会议，就是我。”

致礼!

一八二二年八月十五日于伦敦

英国的激进派和法国的自由党人对伦敦德里侯爵去世的说法是，侯爵觉得反对派的原则将获得胜利，在政治上失望，便寻了短见。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是一些人凭想象，另一些人凭党争派性和蠢气编造出来的。伦敦德里侯爵根本没有想过要反对人性而犯罪，也就不必为此悔恨，他也没有为支持本世纪的知识而犯罪，因为他对它们深为鄙视：疯狂通过女人进人了卡斯尔雷家族。

内阁作出决定，由威灵顿公爵代替伦敦德里侯爵前去参加维罗纳会议。克兰威廉勋爵陪同他前往。给他们的正式训示缩减成了以下几条：完全不提意大利，绝不插手西班牙事件，参加东方问题的谈判，保持和平，不让俄罗斯扩大影响。机遇总是垂青于坎宁先生；外交部长一职暂由殖民地大臣巴瑟斯特勋爵代理。

八月二十日，我出席了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伦敦德里侯爵的葬礼。威灵顿公爵显得很悲痛，利物浦勋爵不得不拿帽子遮脸，不让人看到他在流泪。当遗体抬进教堂时，外面传来一些辱骂和欢叫声：科尔贝和路易十四是否比伦敦德里更受人敬重呢?活人没法教给死人什么东西，相反，死人倒教育了活人。

又一封德·蒙莫朗西先生的信函——由哈特韦尔之行——德·维莱尔先生的便函通知我：我被指定参加会议

德·蒙莫朗西先生的来函：

尽管没有重要公函交给您忠实的信使雅珊特，我还是愿意按照您本人的意愿，以及雅珊特代表德·夏多布里昂夫人表达的让他立即回到您身边的意思，让他再度动身。我利用这个机会，向您说几句更机密的话，让您了解我们和伦敦一样，对伦敦德里侯爵的惨死感觉十分沉痛，同时趁此机会，谈一谈您似乎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枢密院议了这件事，定于近几日，就在今天上午散会之后立即开始，讨论该确定的主要领导、该发生的训示，该选派的人员：头一个问题就是弄清楚该派一个人还是一些人去。我觉得您曾在什么地方表示过，对有人竟然想到XXX而没有想到您大惑不解。您很清楚，我们不可能处在同一条线上。假如经过最成熟的考察后，我们认为无法利用您向我们坦率表示的诚意，那肯定是有一些严肃的理由。这些理由，我会同样坦率地告诉您的：推迟决定人选不如说对您的意愿有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您在近几个星期内，在内阁作出决定(各国内阁都在忙于这事)之前离开伦敦，对您对我们都是不适宜的。这件事给大家的打击是那么大，以致早几天有几位朋友对我说：“要是德·夏多布里昂先生立即回了巴黎，再逼他动身去伦敦，那就太叫他扫兴了。因此，我们等待英王从爱丁堡返回后作出重要的任命。英国大使斯图亚特骑士昨天说，肯定是威灵顿公爵去参加会议；对我们来说，要紧的是尽快得知确切消息。伊德·德·纳维尔①先生昨日到了，身体十分健康。我见到他很高兴。高贵的子爵，我始终对您怀着神圣不可侵犯的感情。

①伊德·德·纳维尔(Hyde de Neuville，一七七六—一八五七)，当时法国驻里斯本公使，夏多布里昂的好友。

蒙莫朗西

八月十七日于巴黎

德·蒙莫朗西先生这封信中夹杂着一些讥讽，充分向我证实，他不愿派我去参加会议。

圣路易的圣名瞻礼日那天，我为路易十八举行了一次宴会，并去哈特韦尔参观，以纪念这位国王的流亡岁月。我这样做，与其说是享受一种乐趣，不如说是尽一份义务。如今当国王做君主的遭受不幸是太平常了，人们犯不着对那些并没有出天才或美德的地方感兴趣。在凄清的哈特韦尔小公园里，我只见到过路易十六的女儿。

最后我忽然收到德·维莱尔先生这封出入意料的便函，它让我的预料落了空，并结束了我的犹豫不决的状态：

亲爱的夏多布里昂，我们刚才议定，只要荚王回到伦敦，情况许可，您就可以回巴黎，作为代表法国参加会议的三位全权使节之一，从这里出发去维也纳或者维罗纳。另两位使节是德·卡拉曼先生和德·拉费罗纳先生。德·蒙莫朗西予爵后日赴维也纳，出席会议之前在该城召开的预备会。等到各国君主出发去维罗纳后，他再回巴黎。

此信只由您独自阅览。这件事遂了您的心愿，我很高兴。衷心祝您幸福。

一八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按照这封便函的通知，我准备动身。

古老英格兰的终结——夏洛特——几点思考——离开伦敦

雷霆不断落在我脚边，处处追着我不放。迄今为止，古老的英格兰一直在不断壮大的改革中挣扎，待到伦敦德里侯爵一死，它也就完了。坎宁先生崭露头角：可是自尊使他甚至在议院论坛上也用布道的口气说话。在他之后，出现了威灵顿公爵，他是保守党，是来搞破坏的：当社会的判决宣布之后，本该举起的手却只知道砸下来。格雷勋爵，奥康内尔这些废墟上的工人相继为旧制度的倒台而工作。议会的改革、爱尔兰的解放，一切本身良好的事物，由于时间的侵害，都变成毁灭的原因。恐惧使灾难增多：要是人们对威胁不那么惧怕，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顶住威胁。

英国需要什么才会支持我们最近的动乱呢?它闭守在岛上，抱着民族的敌意，处于安全的地方。圣詹姆斯的内阁需要什么才会害怕爱尔兰分离呢?爱尔兰只是英格兰这只大船上吊着的小艇，割断绳索，小艇就会落进万顷波涛而完蛋。利物浦勋爵本人就有阴忧的预感。有一天我在他府上吃饭：饭后我们走到一个窗户前聊天。窗户对着泰晤土河。我们在下游方向看到城市一角。在烟气和雾气笼罩下，它显出黑压压的一大片。我对主人称赞英国的君主制度，说它一边是自由，一边是权力，两边势均力敌，保持平衡，因此十分稳固。可敬的勋爵抬起手臂，指着城市问我：“这么巨大的城市，有什么稳固可言?伦敦只要来一场像样的暴动，一切就完了。”

我觉得好像是在英国跑完了一段路程，就像昔日在雅典、耶路撒冷、孟斐斯和迦太基跑的一样。我把阿尔比庸(英国古称)的世纪都召到眼前，我从一段传说上溯到另一段传说，我看着那些世纪一个接一个坠入深渊，不由得感到一阵痛苦的晕眩。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亨利八世和伊莉莎白、克伦威尔和吉尧姆、皮特和伯克所在的辉煌热闹时代，如今变得怎么样了?那一切都完结了；卓越和平庸，爱与恨、幸福与贫困、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刽子手与受难者、国王与人民，都在同一种寂静中，同一层尘埃中睡着了。倘若人类最有生机的部分，像古代的阴影一样留在现在的几代人中，却不在自己身上活着，也不知自己曾经存在的天才都是这样，我们这些人又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啁!

在几百年之中，英国遭受过多少次毁灭?它经历了多少次革命，才面临一场更伟大、更深刻、把子孙后代都卷进来的革命!我看到过那几届著名的权势显赫的国会：它们如今安在?我见过保持了旧时风俗与繁荣的英国，到处都有孤零零的小教堂和塔楼，有格雷那种乡间墓地；到处都有窄窄的砂径，牧放奶牛酌山谷，牧放着一群群绵羊的欧石南丛生地；到处都有畜栏、城堡和城市：大森林不多，鸟儿也不多，海风却是不断。这不是安达卢西亚那些田野。在那里，芦荟和棕榈树林掩映着摩尔人宫殿的废墟。在那些淫荡的断壁残垣中，我遇到一些年老的基督徒和一些年轻的恋人。

西班牙啊，什么样的人生

才有资格回忆你的海岸?

这里不是那片罗马的原野，它那不可抵挡的魅力让我不断地回想它；这些波涛不是洗濯柏拉图教授弟子的岬角的海浪太阳也不是照耀那个地方的太阳。在这个阳光普照之地，我听见蟋蟀呜叫，为它神庙的神甫向密涅瓦要求一个家园，却是枉费之力。不过这个四周海疆百舸争流，国土上处处牛羊成群，鼓吹其伟人崇拜的英格兰，终究是个既可爱又可怕的国家。

今天，英国的山谷被炼铁炉与工厂的烟子熏黑，它的道路变成了铁路；在这些路上移动的不是弥尔顿和莎士比亚，而是活动锅炉。那些知识的苗圃如牛津和剑桥，已经露出了凄清的气象：它们的学院和哥特式小教堂已经半是荒寂，叫人看了心酸，在它们的内院里，立着一块块中世纪的墓石。旁边，则躺着被人遗忘的古希腊民族的大理石编年史。看守废墟的还是废墟。

这些纪念性建筑物周围，开始形成空白。我把失而复得的青春岁月都留在这些地方了。我在第一次虚掷青春的地方，再次与青春分开了。夏洛特就像那颗星星，那阴影中的快乐，在日月的运行中姗姗来迟，于午夜升起，再次出现在天空。倘若你们并不厌倦，就请在这部回忆录里找一找，看一八二二年蓦然再见这位女子，在我身上产生了什么效果。当年她注意我的时候，我对英国女子还毫无了解。后来我出了名，有权有势以后，才为大群英国妇女所包围：她们的敬意衬托出我命运的轻微。如今，在我担任驻伦敦大使十六年以后，在后来又经历那么多毁灭之后，我的目光又投射到戴斯德莫娜和朱丽叶①的家乡那位姑娘身上：我只记得她出人意料的出现点燃我的记忆之火那个日子了。新的厄庇墨尼德②在久睡之后终于醒来了。我把目光投向一座灯塔。由于海岸上其余的灯塔都已熄灭(只有一座除外，它在我之后还燃烧了很久①)，这座灯塔就更显得光辉灿烂。

①两人都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女主人公。

②厄庇墨尼德(Epimenide，生卒年月不详)，克里特岛的立法者，据说在一洞穴里睡了五十年。

①指朱丽叶·雷卡米埃。

本回忆录前面提到的与夏洛特有关的事情，我尚未说完：一八二三年，我任部长的时候，她和家庭部分成员来法国看我。当时由于人类那些说不清楚的不幸作祟，我正在为一场战争担忧，法兰西君主制度的命运就取决于这场战争，大概接待她时声音显得不够热情，夏洛特回英国后，给我留下一封信，字里行间表明她因为冷淡的接待而伤心。她把一些文稿片断还给我，我答应增写一些文字，再交给她，可是我既不敢增写，也不敢寄给她。倘若她真有理由抱怨，我就该把这些记述我初次海外流亡生涯的文稿付之一炬。

我常常想去给她解释清楚，可是我这个连父亲所有的岩礁(我在那儿留出了自己的墓地)都不敢去的人，又有可能再去英国吗?如今我害怕感觉：时间夺走我的青春岁月，把我摧残得与那些把肢体留在战场的士兵相似的人；我的血液要跑的路不长，是那些迅速地流人心脏，使得这个主管我痛苦与快乐的陈旧器官狂搏不止，几乎到了破裂的地步。我想把与夏洛特有关的章节烧掉，虽说我是怀着虔诚的尊敬来写她的。这种意愿又和毁掉这部回忆录的想法搅和在一起：倘若这些回忆文字还属于我，我还能把它们赎回，我说不定会忍不住试一试的。我对一切是那样厌恶，对现在和不远的将来是那样鄙视，深信今后的人是那样可怜(这是作为公众这个整体而言，而且在好几个世纪都是这样)，以至于我为自己把最后的时刻用来讲述往事，用来描绘一个终止的、其语言和名字都不为将来的人们所理解的世界而脸红。

人不论是遂心如愿，还是失望受挫，都可能产生错觉：我违背本性，想去参加会议；我利用德·维莱尔先生的成见，引导他去逼迫德·蒙莫朗西先生作出决定。唉!其实我真正喜欢的，并不是我已经得到的东西，倘若人家迫使我留在英国，我大概会有些怨气，但是去探望萨顿夫人，去三个王国旅行的想法，会很快压倒一种虚假的，并不合我天性的野心冲动。可惜天主作出了另外的安排，我便动身去了维罗纳，由此引出了人生的转折：我的人阁，西班牙战争，我的胜利，我的下台，以及随之而来的君主制度的垮台。

一八二二年，夏洛特曾请我关照两个英俊少年。其中一个不久前来巴黎看我：他就是今天的萨顿上慰。他娶了一个可爱的年轻姑娘。他告诉我，他母亲身体病弱，是住在伦敦过冬天。

一八二二年九月八日我在多佛尔上了船。二十二年前，也是在这个港口，纳沙泰尔人拉萨涅先生扯起船帆，开始了驶往法国的航程。从那时到眼下我写这一段的时刻，过去了三十九年。当人们回顾或者倾听过去的人生岁月时，依稀看到一艘消失的航船在苍茫的大海上留下的航迹，依稀听到一座看不见的古塔钟楼敲响的丧钟。

从一八二四到一八二七年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西班牙国王获释——我被免职

按时间顺序，这里应该叙述雅罗纳会议的情况。关于那次会议，我另外出版了两卷本。倘若有人偶然想读读它，随处都可以找到。作为我生活中的重大政治事件，我的西班牙战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行动。正统王权将在白旗下首次点燃战火，将在最遥远的后世都能听到的帝国炮声之后发射出它的第一炮。一步跨进西班牙，在昔日一个征服者的军队吃了败仗的土地上赢得胜利，在六个月中做到他七年都没有做到的事，这份神奇的功勋，有谁能够向往?然而这正好是我所建立的功勋；可是在复辟王朝让我就坐的游戏桌旁，我被人家说了多少坏话呀!我面对着一个与波旁家族为敌的法兰西和两个外国大臣：梅特涅亲王和坎宁先生。我没有一天不收到一些报灾信，因为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欧洲，与西班牙开战都不是得人心的。果然，我在半岛得胜不久就下台了。

收到西班牙国王获释的电报之后，我们这些大臣一时非常兴奋，就跑进王宫致贺。在那儿我生出下台的预感：我被迎头浇了一瓢冷水，又回到了平时的微贱地位。国王和御弟没有发现我们。德·昂古莱姆公爵夫人被丈夫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也没有认出我们是谁。这位不朽的牺牲者听到费迪南德获释的消息，写了一封信，结尾是从路易十六女儿嘴里说出的那句隽永的感叹话：“事实证明，臣民可以拯救一位不幸的国王!”

星期天，我赶在内阁之前，再度拜见王室；庄严的王妃对我的每位同僚都说了一句感谢话，对我却一句话也不说。大概我不配得到这份荣誉。圣庙的这个遗孤不致谢辞，决不可能是忘恩负义：老天有权得到人间的爱戴，却不欠任何人的情。

接下来，我一直拖到圣灵降临节。不过我的朋友们一直为我担心，常对我说：“明天就会把你打发走。”“他们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打发我。”我回答道。一八二四年圣灵降临节那天，我走到御弟的头几间客厅，侍者传话说有人想见我。原来是我的秘书雅珊特。他一见到我，就报告说我的部长已经给撤了。他递给我一封信。我拆开一看，是德·维莱尔先生写来的：

子爵先生：

谨奉国王之命，把陛下刚刚下达的任命书转致阁下：

着内阁总理德·维莱尔伯爵先生接替德·夏多布里昂子爵暂时代理外交部长职务。

这份任命书是德·维莱尔先生的秘书德·莱内维尔先生拟写的。那人还算善良，所以至今在我面前仍觉得尴尬。可是，老天啊!难道我不熟悉德·莱内维尔吗?难道我什么时候想到的是他吗?我经常碰见他，可是他什么时候又看出来，我知道，那份把我从部长名册上一笔勾销的任命书是出自他的手呢?

然而我究竟干了什么事?我在哪儿玩了阴谋?我的野心在哪儿?我独自一人悄悄去布洛涅树林散步，难道是想夺取德·维莱尔先生的位子吗?正是这种怪异的生活断送了我。我生活简朴，始终保持了老天赋予我的本色；可是就因为我对任何东西都无贪欲，人家便以为我什么都想要。今日我清楚地意识到，我过天马行空的生活乃是一个大错误!怎么?你什么都不愿当?去你的吧!我们不需要一个看不起我们渴慕的东西，自以为有权侮辱我们平庸生活的人。

富裕的尴尬和贫困的麻烦跟着我来到大学街的寓所：我被打发出来的那天，本来要在内阁请很多人吃晚饭，我只好派人去向宾客致歉，并且把为四十位客人准备的三大桌饭菜移到我的只有两名师傅的小厨房来做。蒙米莱尔厨师带领助手开活，把锅子、盆子、烤肉时接油的盆子摆满了各个角落，把他的拿手好菜放在安全的地方回锅。一个老友来分享我这水手上岸后的第一餐饭。城里人和宫里人都跑来了，因为我刚刚效了大力，却被如此专横地打发出来，大家对此都表示不满。大家相信我只是暂时受屈，不会长久，都装出与己无关的样子安慰我。说这只是一时失势，人家并没有抛弃我，过几天又会召我回去。

其实人家弄错了，白白糟蹋了那一份心思：他们原指望我会向他们哀求，会唉声叹气，会有充当走狗的雄心壮志，会忙不迭地声明自己有罪，会卖身投靠那些驱逐我的人：这是不了解我的为人。我连该得的待遇也没要就下来了，既没有接受宫廷的恩惠，也没有得到它一文铜钱。凡是背叛我的人，我一概闭门不见；也不接受群众的慰问，谢绝一切来访。于是众人都散去了。大家开路一致责备我。原来各个沙龙和候见厅都觉得我的事情很有意思，现在则觉得可怕。

我下台以后，保持沉默难道不是更好吗?人家对我的粗暴不是把公众推到我这边来了吗?德·维莱尔先生再三表示免职信送迟了；由于这偶然的延迟，它不幸只是在王宫才交到我手里：也许是这么回事；不过，当人们赌博时，应该计算双方的胜机；对一位有点才华的朋友，尤其不应写一封信把他打发走。这就像对一位有罪的仆人，主人觉得见他是耻辱，就写一封信给他。而真遇上这样的仆人，就是扔到街上也用不着不安和内疚的。维莱尔的决定尤其让我恼火的是，他竟然想把我的功劳据为已有，明知我对一些问题弄懂了，他们却揣测我一无所知。

我要是不做声，(如人家所说的)表现克制，也许会受到永远崇拜部长职务的人们赞扬；要是甘愿无辜受罚，也许为重返内阁作了准备。一般而言，这样做更合适一些；可是，我要这样做，就不是我的性格，就意味着我有重掌政柄的欲望，有向上爬的渴望。可是这种欲望和渴望再过十万年都与我无缘。

我持有立宪政府的观点，不可能进人反对派；我觉得只有系统的反对派才适合这种政体；而号称“良知”的反对派是不起作用的。良知可以裁判道德上的事，却没法裁判精神上的事。我们只能把自己置于一个能分辨好坏法律的首领之下。当某个议员把自己的愚蠢当做良知，并且将它塞入投票箱时，难道不应该这样做吗?被称作“良知”的反对派摇摆于各派之间，咬嚼子，甚至视情况投票赞成内阁，通过使别人生气来使自己变得高尚；在士兵中被视为有反抗精神的愚蠢的反对派，在长宫中却是有野心的让步的反对派。只要英国是健全的，它就只有一个系统的反对派：平时与朋友同进同出；离开部长职位，就坐上攻击者座位。由于人们被认为是不愿接受一种制度才退下来的，那么留在王冠旁边的这种制度就势必遭到反对。人所代表的只是一些原则，系统的反对派与“人”竞争时，想夺走的也只是原则。

反对派跟我走

我的下台激起了很大反响：那些显得最遂心如意的人却指责我下台的形式。我后来获悉德·维莱尔先生本有些犹豫，是德·科比埃尔先生做的决定：“只要他从一扇门走进内阁，我就从另一扇门出去。”于是人家就让我出去：很简单，人家喜欢德·科比埃尔先生，而不喜欢我。我对他并不怨恨；我打扰了他，他让人把我赶走：他做得对。

我被打发走的次日及随后的日子，人们从《辩论报》上读到下面这些话，它们对贝尔坦先生是如此尊敬：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再次经受正式解职的考验。

“一八一六年他担任国务部长，曾因在其不朽著作《论立宪君主制》中攻击著名的九月五日法令而被解职。那道法令宣布解散一八一五年的无双议院。德·维莱尔和德·科比埃尔两位先生当时只是议员，何王党反对派的领袖。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正是为他们辩护，才成了内阁发怒的牺牲品。

“一八二四年，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又被解职。这次却是由已经当上部长的德·维莱尔和德·科比埃尔两位先生将他做了牺牲品。真是咄咄怪事!一八一六年，他遭惩罚是因为开口说话；到了一八二四年，却是因为不开口说话。他的罪过就是在辩论公债法时保持沉默。任何政坛失意都不是不幸，公众舆论是至高无上的裁判，它将告诉我们该把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放在什么地位，它还将告诉我们这一天的法令将对谁——无论赢家还是输家——最为不利。

“在维罗纳会议开幕之日，谁又可能告诉我们，我们会如此糟蹋西班牙事件的所有成果?今年我们该做什么?只能讨论七年任期法(不过是完全法)和预算。至于西班牙、东方和美洲的事情，则小心地不声不响地照着做下去，问题总会解决的。最光明灿烂的未来就在我们前面，只是果子还是青的，有人就想采摘；果子又不落下来，于是有人就以为用点暴力，可以促使果子早点落地。

“怒气和嫉妒是两个出馊主意的顾问；治理国家要讲究平稳，可不能带着情绪，意气用事，更不能一冲一跳，踬踬颠颠。

“附言：七年任期法今晚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可以说，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被逐出内阁之后，他的主张仍获得了胜利。这部法律他设想了很久，作为我们制度的补充部分，它和西班牙战争一起，将在国家事务中显示其巨大的影响。德·科比埃尔先生周六剥夺当时还是同僚的先生的发言权，对于这种做法，人们深表遗憾。贵族院至少应该听见一位部长下台前发表的意见。

“至于我们，带着极为强烈的遗憾重返战场。我们本来希望，保王党能够精诚团结，永远摆脱内部的论战，可是法兰西的幸福、荣誉、政治上的忠诚，凡此种种，都不允许我们犹豫不决。”

反抗的信号就这样发出去了。德·维莱尔先生起先并不太惊慌；他不知舆论的力量。要打倒他本需要好几年时间，不过最终他还是倒台了。

最后一批外交函件

我收到内阁总理的一封信。这封信把一切都结清了，它也证实了我并未从一个使人受到敬重、变得可敬的差使中捞取任何好处：

子爵先生：

我已把有关您的敕令呈交陛下。陛下同意把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从御库支取的秘密经费金额注销。

皇上同意这份敕令所作的全部安排。我荣幸地向您转交原件。

子爵先生，请接受我的敬意。

一八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于巴黎

我和朋友们立即寄出一批信件：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致德·塔拉吕先生①

①塔拉吕(Talaru，生卒年月不详)，当时法国驻马德里大使。

亲爱的朋友，我不再是部长了；有人打算让您来当。当我为您谋到驻马德里大使的职务时，曾对好几个人说过：“我刚刚任命了我的接班人。”这些话他们还记得。我希望预言中的。眼下外交部长一职暂由德·维莱尔先生代理。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四年六月九日于巴黎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致德·莱内瓦尔先生②：

②莱内瓦尔(Rayneval，生卒年月不详)，当时法国驻柏林大使。

先生，我的差事完了；希望您还能干长久。我已作了努力，让您对我无可报怨。

我可能退居瑞士境内的纽沙泰尔；倘若此事能成，请预先帮我恳求普鲁士国王陛下的保护和关照。请代我向伯恩斯托弗伯爵致敬，向安齐隆先生转达友情，向您的秘书们问好。先生，请相信我对您的忠诚与真挚的喜爱。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于巴黎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致德·卡拉曼先生：

侯爵先生，我收到了您本月十一日的来信。别人将告诉您今后走哪条路；要是合您的心意，这条路会前程远大的。梅特涅先生可能会为我被解职快乐半个月。

侯爵先生，请接受我的遭别，以及我的忠诚与崇敬的最新保证。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于巴黎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致伊德·德·纳维尔先生：

您大概获悉了我被解职的消息。我只剩一件事，就是告诉您，与您来往我是多么高兴。可惜人家新近把这种关系打断了。先生和老友，请继续为祖国出力，只是不要过于指望得到感谢，也不要认为您的成就就是把您留在岗位上的理由，虽说那岗位是多么适合您。

先生，祝您幸福。您应该得到幸福。拥抱您。

附言：顷接您本月五日的来函，获知德·梅罗纳先生抵达。谢谢您的深厚友谊；请相信，我在您的信中所要的也就是这份情谊。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于巴黎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致德·赛尔伯爵先生①：

①赛尔(Serre，生卒年月不详)，当时法国驻那不勒斯大使。

伯爵先生，我被解职一事将向您表明，我无力帮您的忙了；我只能表达一些祝愿，希望在能充分发挥您的才干的位置上见到您。我虽然退下来了，但我为法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独立出了一份力，为法国的选举制度引进了七年任期制，我为此而高兴。虽说通过的法律与我最初的设想不尽相同，时间的改动是必不可免的结果，但毕竟原则提出来了，如果时间不把它取消，就会把余下的事情干完。伯爵，我敢认为，您对我们俩的交往，绝无可以报怨的地方，至于我呢，将永远庆幸在公务中遇到您这样一位德才兼备之人。

请接受我的道别和敬意。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于巴黎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致德·拉费罗纳先生：

伯爵先生，如果您碰巧还在圣彼得堡，我就不愿在结束我们的通信关系之时，不告诉您，您让我生出的敬意与友情。但愿您保重身体，比我幸福。请相信您在任何生活状况下都有我这个朋友。我给皇帝写了一封短信。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于巴黎

对这封告别信的回复于八月上旬到了。德·拉弗罗纳先生曾经同意在我这个部长手下当大使；不久，我就成了德·拉费罗纳部长手下的大使：当初两人中谁也不相信会有升降。我们是老乡，又是朋友，互相评价不错。德·拉费罗纳先生受过最严酷的考验，却没有一句怨言，始终忠于受过的苦难，守住了高贵的清贫。我下台后，他在彼得堡为我所作的事情，如果换了他下台，我也会像他那样做。正人君子总是相信能得到正人君子的理解。德·拉费罗纳先生表现出了胆魄、正直和高尚的灵魂，令人感动。我为自己引出他这种表现而高兴。在我收信的时刻，他这封信是对命运无常而平庸的恩惠一种十分真诚的补偿。只是在此，我头一次认为应该唯一违规，把可敬的秘密公之于众，这是友谊所然。

德·拉费罗纳先生致德·夏多布里昂先生

俄国信使前天抵达，把您十六日的短函交给我，在我荣幸地收到的您的所有书信中，这封信成了最珍贵的一封。我会像保存一份荣誉证书一样保存它，而且，我热烈地希望和坚信，不久就能在更为愉快的场合拿给您看。子爵先生，我仿效您的榜样，绝不就刚刚突然地、出人意料地中断我们公务关系的事件发表任何意见；这种关系的性质本身，您对我的信任，以及一些更为郑重的考虑(一些并非纯粹个人的考虑)，将足以向您解释我的理由，以及我遗憾到了什么程度。在我看来，刚刚发生的事情是完全解释不通的；我不清楚事情的原因，但我看到了事情的结果：它是那么容易，那么自然地被人预料到，因此我为您如此大胆地无视它而惊愕。不过我太了解您的高尚感情和真诚的爱国心，也就确信您会赞同我的行为。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这样处置。我的职责，我对祖国的爱，甚至对您光荣的关心都促使我这样做。您太看重国格，在目前的处境不可能接受外国人的保护和支持。您永远得到欧洲的信任与尊敬。但是您是为法国服务，您只属于法国；它可能是有欠公正，可是若让一些外国人来为您说话，把水搅浑，把您的事情搞复杂，那么无论是您本人还是您真正的朋友都不会同意的。因此，在大局面前，我就压下了任何个人的感情和考虑。任何活动，只要其头一个作用是在我们中间造成危险的分裂，损害国王尊严。我就要防止。这是我动身之前办的最后一件事。子爵先生，只有您知道此事。我应该向您交心；我深知您品格高尚，肯定会为我保守秘密，而且会认为我在这件事情上处置得当，符合您所要求的感觉。对于得到您尊重和友情的人，您有权要求他们具备这种感觉。

再见，子爵先生：如果我有幸与您建立的关系使您对我的品格有个正确的了解，那么您就会知道，地位的变化并不能影响我的感情，您永远也不必怀疑我对您的爱戴和忠诚，因为我在目前的形势下，自认为在被舆论视为您的朋友的人中间，是最幸福的一个。

拉费罗纳

一八二四年七月四日于圣彼得堡

德·封特纳和德·蓬卡雷①两位先生强烈感到您愿意为他们保留的回忆的价值：他们和我一样，亲眼目睹了您人阁以来法国日益获得的尊重，自然也怀有和我一样的感情和遗憾。

①封特纳(Fontenay，生卒年月不详)，蓬卡雷(Pontcarre，生卒年月不详)，两人都是当时法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秘书。

瑞士纽沙泰尔

我下台之后，立即变成了反对派，开始了新的反对派的斗争；可当路易十八逝世，斗争暂告中断，直到查理十世加冕以后才又激烈地恢复进行。七月，我去了纽沙泰尔，与早已等在那儿的德·夏多布里昂夫人会合。她在湖边租了一座简陋的小屋。房子南北两面，放眼望去，远远地逶迤着阿尔卑斯山的群峰。房子背后就是汝拉山。笔陡的山坡长满松树，黑森森的，仿佛就在头顶上。湖上荒寂无人。一条林中走廊就成了我的散步场所。我想起了英国绅土马雷夏尔①。当我登上汝拉山顶，就见到比延纳湖。湖上的轻风和微波曾给让·雅克·卢棱以最美妙的灵感(见《第五个梦》)。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前去参观弗里堡和一座乡间小舍。人家告诉我们，那房子清雅可爱，她却觉得冷冰冰的，毫无生气，虽说小舍号称“小普罗旺斯”。我的全部消遣，就是观看一只半野半家的瘦黑猫，把爪子伸进一只装满湖水的大桶里抓小鱼吃。一位文静的老妇人总是织着毛线活，也不挪动椅子，就在一只小炉子上为我们烹制丰盛的饭菜。我没有丢掉吃田鼠的习惯。

①即卢棱在《忏悔录》中提到的凯思勋爵，在腓特烈治下曾任纳沙泰尔总督。

纽沙泰尔有过一些美好的日子；它曾经属于隆格维尔公爵领地；让·雅克·卢棱穿着亚美尼亚人的袍子，在它的山岭上散过步；而被德·圣伯夫先生那样细致地注视过的德·夏里埃尔夫人曾在《纽沙泰尔书简》中描写过它的社会情形；只不过朱莉安娜、拉普里兹小姐和亨利·梅耶②不在那儿；我只见到了可怜的富舍一勃莱尔③，他是早年移居那儿的，不久就跳窗自杀。总督普尔塔莱先生的花园虽经精心拾弄，却不如附近一座对着汝拉山的葡萄园的英国式假山更让我着迷。最后一位纽沙泰尔亲王，由波拿巴册封的贝尔蒂埃④尽管在特拉维山谷修建了小辛普朗山区大路，尽管他也和富舍一勃莱尔一样跳楼自杀，摔破了头颅，却还是被人遗忘。

②三人都是《纳沙泰尔书简》中的人物。

③一个保王派官员(一七六二—一八二九)，为贫穷所迫，走上绝路。

④贝尔蒂埃(Berthier，一七五三—一八一五)，拿破仑手下的元帅，曾让人在特拉维山谷修建了图尔纳大路。最后死于精神错乱。

路易十八驾崩——查理十世加冕

国王的病情把我召回巴黎。九月十六日，也就是我被解职四个月之后，国王去世了。我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国王驾崩：国王万岁!》。在书中我向新君主致敬，·并为查理十世做了《论波拿巴和波旁家族》那本小册子为路易十八所做的工作。我去纽沙泰尔接回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在巴黎目光街租房住下。查理十世宣布解除新闻检查，以此开头来争取民心。他于一八二五年春天举行加冕礼。“从此蜜蜂开始发出嗡嗡的声音，鸟儿开始鸣唱，羊羔开始欢跳。”

我在文稿堆中找出下面这些写于兰斯的文字：

一八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兰斯

皇上后天驾临：将于二十九日星期天加冕；我将看到他把一顶王冠戴在头上。若在一八一四年，不管我怎样大声疾呼，也不会有人想到这顶王冠的。我曾出力为皇上打开了法国的大门；我通过妥善处理西班牙事务，也给他带来了保卫他的人，我让人接受了宪章，并且恢复了一支军队：国王单凭这两条，就可以在国内施政，在国外称雄：可是这场加冕礼又给我保留了什么角色?一个放逐者的角色。我沦落民间，接受了人家施舍的勋章①，但即便是这枚勋章，也不是查理十世给的。那些得到我帮助，甚至由我安置的人都转身背对我。国王将握住我的双手；他将看着我在他脚下宣誓而毫不感动，一如他看到我重过贫贱生活而毫不关心。这对我有什么影响?没有。我摆脱了去杜伊勒利宫的义务，无拘无束补偿了一切损失。

①路易十八于一八二四年一月八日给夏多布里昂授勋，过了五个月就将他解职。

在一片喧闹声中，我被人家忘记了。我就在那个房间写了本回忆录的这一页。上午我参观了圣莱米纪念堂和用花纸装饰的大教堂。在柏林的时候，我曾看过席勒的《圣女贞德》；是那幕戏的布景使我对兰斯的大教堂有了清楚的概念：斯普雷河边的布景装置让我看到了韦勒河边的布景装置遮藏起来的东西：再说，我寻访那些古老家族的遗迹，了解他们的轶事，从克洛维与法兰克人以及从天而降的鸽子，直到查理七世与圣女贞德，我都作了调查，从中得到消遣。

我来自我的家乡，

它高不过一个小冈，

我头上扎着，扎着，

萨瓦的头饰。

“先生，赏一个铜板吧，求求您。”

这是回去的路上，一个刚到兰斯的萨瓦小伙子，给我唱的小曲。“你来这儿干什么呢?”我问他。——“先生，来看加冕礼的。”——“扎着你那萨瓦的头饰?”——“是啊，先生，头上扎着，扎着，萨瓦的头饰。”他回答道，一边转着身子，跳起舞来。“嗬，小伙子，跟我一样。”

这样说并不确切：我来参加加冕礼，并没有扎萨瓦的头巾。而且，头巾也是挣钱的办法呀。而我的箱子里只装着旧日的梦想，它不可能缠上一根魔杖，让想着戏法的过路人给我一个铜板。

路易十七和路易十八都不曾加冕。路易十六加了冕以后，接下来加冕的就是查理十世。查理十世出席了他的兄长路易十六的加冕礼，他当时代表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吉尧姆。路易十六登上宝座难道不是十分顺利?他继承路易十五时深得人心!可是，他后来又落得什么下场?眼下的加冕仪式只是一场加冕表演，而不是加冕：我们将看到蒙塞元帅。此人在拿破仑的加冕礼上是个活跃角色，昔日在自己的军队里曾庆贺暴君路易十六被处死。我们将看到他以佛兰德伯爵，或者以阿基坦公爵的身份，挥舞着王家宝剑出现在兰斯。这场炫耀是做给谁看的呢?如果是在今日我不会要任何排场：国王骑在马上，教堂不作任何装饰，有它那些古老的穹顶和古墓就够显气派了；两院成员出席仪式；手按福音书，大声宣誓忠于宪章。这就是君主制的改革更新；我们本可以以自由和宗教来重新开始君主制的统治；可惜大家不大喜欢自由：至少，只要大家喜欢光荣就行!

阿!在那尘土覆盖的墓穴里，

英勇国王的高贵阴魂将说什么?

法拉蒙、克洛迪昂和克洛维，

还有我们的丕平、马泰尔、查理

和路易①将说什么?

①这些人都是法国早期的国王。

这些冒着战争危险，以自己的血肉

给子孙夺来如此美好江山的英雄!

总之，拿破仑的新式加冕礼，就是教皇来给一个与查理曼一般伟大的人物涂抹圣油的仪式，难道不是通过改换出场人物，来摧毁我国历史上这种古老仪式的作用?老百姓会由此认为，一场虔诚的仪式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任何人送上宝座，或者对选择接受圣油的人这种大事变得无关紧要。在巴黎圣母院那场仪式上出头露面的人物，在兰斯大教堂又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其实他们只是一场演俗了的戏里不可或缺的人物：拿破仑把他那些无足轻重的配角送给查理十世，他将占据优势。从此皇帝的面孔控制一切。它出现在事件的背景上和思想的深处：我们所处的堕落时代的纸页，一碰到他那些雄鹰的目光，便都卷缩起来。

星期六，加冕礼前夕，于兰斯

我见到皇上进城来；从前这位君主连一匹坐骑也没有，今日我看见他坐着金碧辉煌的御辇经过；我还看见一辆辆马车满载臣僚驶过来，从前那些家伙连主子都不知道护卫。这一行人去教堂唱感恩赞美诗，而我则去参观一座罗马时代的废墟，并独自去一片小榆树林散步。人家称那片林子为“爱情林”。我远远地听着欢庆的钟声，看着大教堂的塔楼。几百年来，它们都是这种仪式的见证人。这种仪式总是那么一回事，然而，又因为时代、思想、人情、风俗、习惯的不同而显得迥异。君主政体灭亡了，有几年大教堂被改作马厩。查理十世今日重临大教堂，是否记起他曾目睹路易十六接受圣油的情形?而今他也将在同一地方接受圣油。他会相信，一场加冕祝圣会给他消灾除难吗?如今不再有能够医好瘰疠的贞德之手，也不再有使国王们百病不侵的圣油。

荣誉团骑士接待会

有一本小册子，书名叫《兰斯律师巴尔纳热所述加冕礼》。我就是在这本小册子半是空白的纸页上，以及在掌玺大臣德·塞蒙维尔先生一封公开印行的书信上匆匆写下了大家刚刚读到的那些文字。德·塞蒙维尔先生那封信是这样写的：“掌玺大臣荣幸地通知德·夏多布里昂子爵先生大人：陛下祝圣加冕仪式次日，凡愿意出席圣灵荣誉团和圣米歇尔荣誉团领袖与至高无上主宰，以及荣誉团诸骑士接待会的贵族院议员先生，都可在大教堂圣殿找到为其提供并保留的座位。”

不过查理十世愿意宽恕我。在兰斯，巴黎大主教跟他说起反对派阵营的人，皇上说：“那些人不拥护我。让他们去吧。”大主教接口说：“可是，陛下，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呢?”——“哦，他呀，我为他遗憾。”大主教问皇上，这句话能否转告我。皇上在房间里踱了两三圈，沉吟一阵后，说：“行，就转告他吧。”可是大主教忘了转告我。

在荣誉团骑士接待会上，当德·维莱尔先生宣誓之时，我正好跪在国王脚边。我的帽上掉了几根羽毛，我就跟骑土伙伴相互问候了两三句。然后，我们离开了君王的膝头，一切便告结束。国王费力地脱下手套，握住我的手，笑吟吟地说：“戴手套的猫逮不着耗子。”人家以为他跟我说了好久的话，于是说我再度受宠的流言不胫而走。查理十世以为大主教把他的好意说给我听了，大概正期待我说句谢恩的话，我的沉默一定让他气恼。

我就是这样出席了为克洛维国王的后人举行的最后一次加冕礼。我在《国王驾崩：国王万岁!》那本小册子里要求举行加冕礼，并且对仪式作了描述。是我那些文字促成了这件事。这并不意味我对仪式还有丝毫信仰；而是因为合法王权什么都缺乏，不管是好是歹，都必须运用一切手段来支持它。我记得兰斯大主教阿达贝隆下的那个定义：“法兰西国王的加冕礼不是私事，而是关系到公众利益的大事。”我谨转录专为加冕礼所作的令人赞美的祈祷：“天主通过你的德行来指导你的人民，并赋予你的仆人领悟你智慧的头脑!愿这些日子人人生出公正与正义：给朋友以支持，给敌人以障碍，给苦难者以安慰，给受培养者以端正的品格，给富人以教诲，给穷人以同情，给朝圣者以热情接待，给可怜的臣民以和平安全的家园!主啊，愿国王学会自控，学会依人施治，温和节制，以便能给全体人民作出表率，过你喜欢的生活。”

这段祈祷是十五世纪学识渊博的杜蒂耶保存下来的。在把它录入我的小册子《国王驾崩：国王万岁!》之前，我曾喊道：“让我们祈求查理十世仿效他的祖先吧：第三家族有三十二位君主接受了加冕的圣油。”义务尽完之后，我就离开了兰斯。我可以像圣女贞德一样说：“我的使命结束了。”

我把宿敌召集在身边——我的读者变了

巴黎经历了最后的欢乐庆典：宽容、和好、友善的时代过去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严峻的现实。

一八二○年，当新闻检查处让《保守者》停刊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料到，七年后会以另一种形式，另一家报刊，重新开始同一性质的笔战。在《保守者》上与我并肩战斗的人曾像我一样，要求思想自由和写作自由。他们和我一样，站在反对派阵营，和我一样受贬失意，因此自称是我的朋友。一八二○年，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更借重于我的奔走，他们当了官掌了权，于是掉转枪口来反对新闻自由：他们由受压的人变成了压迫者，便不再是我的朋友，也不再这样自称。他们硬说新闻许可证只是从一八二四年六月六日，也就是把我赶出内阁的那一天才开始实行的。他们的记性太差了：他们只要再读一读从前反对前一届政府、主张新闻自由而发表的观点、撰写的文章，就会承认，他们至少在一八一八和一八一九年就是主张新闻许可证的副头领了。

另一方面，我从前的敌人现在向我靠拢。我努力使拥护独立的人归附正统王权，这方面的成就比我让王座与神坛的仆人归顺宪章的业绩要大一些。我的读者变了。我曾经警告政府防止民众冲动，以后又不得不提醒它专制政体的危险。我尊重读者惯了，给他们写的每一行文字，无不是竭尽所能，精心思考之后才写出来的。比较起来，我写这类昙花一现的作品，比写那几部篇幅最长的作品还费劲一些。我的生活令人难以置信地充实。荣誉与祖国把我再度召到战场。我已到了需要休息的年纪。但如果以我对压迫与无耻行径日益强烈的仇恨来判断年龄，那我会认为自己又焕发了青春。

我的周围聚集了一群作家，使我的阵容显得整齐壮大。他们中间有贵族院议员、众议员、行政官员，还有刚开始文学生涯的年轻作家。有自由派倾向的贵族院议员德·蒙塔利韦先生，《辩论报》编辑萨尔旺迪先生，《环球报》编辑杜韦吉埃，德·奥莱纳先生，以及许多别的人都来到我家。那些人曾经是我的弟子，如今却就代议君主制这个话题，把我过去教给他们的东西，在我的著作里每页都有表述的东西当作新观点新思想来大肆传播。德·蒙塔利韦先生当上了内务部长，是菲力普的大红人；喜欢追踪命运变故的人会觉得下面这封便函相当有趣：

子爵先生：

我荣幸地在王宫考绩表中发现了一些错误。那张表已经发给您了。兹将勘误表寄上。我再次将错处检查了一遍，认为可以保证下面的这份名单准确无误。

子爵先生，请屈尊接受我深深的敬意。

您忠实的同僚

真诚的仰幕者

蒙塔利事

这并不妨碍我“尊重人的同僚和真诚的仰慕者”德·蒙塔利韦伯爵先生把我当作煽动新闻自由的罪魁祸首，投入警察总监吉斯盖先生的大牢，尽管他当年也曾那样热烈地主张新闻自由。

我新开始的笔战打了五年，最后以胜利告终。对于这场笔战，作一个概述，将使人看到思想反对既成事实，即便是得到权力当局支持的事实，具有多大的力量。我是一八二四年六月六日被赶出内阁的，六月二十一日我就走下了角斗场①，并且在那里一直待到一八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我进去时孑然一身，被剥得精光，一丝不挂，出来时我是胜利者。我在摘要转述我所使用的论据时，其实是在叙述历史。

①夏多布里昂领导的自由主义运动第一篇文章于一八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发表在《辩论报》上。——原注

下台后我的论战摘录

我们曾经有勇气，有荣耀，在实行新闻自由的时候，打一场危险的战争，而且那个高贵的节目也是第一次给君主政体上演。可是我们很快就为自己的光明正大而后悔。当报纸只可能损害我们将士的胜利时，我们曾经与报纸作对。当它们胆敢议论大臣高官的时候，就必须制服它们。

管理国家的人似乎对法兰西人办理严肃事情的天才一无所知，但他们对融人并美化文明民族生活的优雅光彩之事倒并不那样陌生。

合法政府对艺术的施舍超过篡权政府对艺术的资助。但这些施舍是怎样分配的呢?那些主管分配的人或是因为本性，或是因为趣味，都比较健忘，似乎对名声抱有反感；他们的黑暗是那样不可改变，以至于他们一走近光明就要让光明淡灭，就好像他们把钱浇到艺术身上是要将艺术之火浇灭，把钱堆到我们的自由身上是要让自由窒息。

人家把法国塞进一架狭小的机器里加以折磨。但只要这架机器与我们在收藏家书房里偷偷看到的那些完美模型相似，好奇的趣味就有可能使人们一时发生兴趣。可是它偏偏不像：它只是一架做工粗劣的小玩艺儿。

我们说过，今日行政当局采纳的体制伤害了法兰西的才华：我们将试着证明，这个体制也同样不了解我们制度的精神。

君主制度不费力气就在法国复辟了，因为它拥有我们的整个历史，因为戴王冠的家族几乎看到我们民族诞生，是它培育了我们的民族，使它开化，给了它所有的自由，并使它变得不朽。只是时间把这个君主制度逼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政治上的想象时代已经过去；人们不可能再拥有一个充满宗教信仰、崇拜和奥义的政府：人人都了解自己的权利，理性范围之外的事情什么都办不成；当今之世，直到恩典，绝对君主制的最后一幕幻景，一切都被掂量，一切都被估价。

我们千万不要弄错，各个民族的新纪元开始了；它会不会较为幸运?只有老天知道。至于我们，只有可能应付未来的事件。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能够往后退：只有宪章才能够拯救我们。

君主立宪制并不是从我们中间一套书写成文的体制中诞生的，尽管它有一套印刷的法典；它是时间和事件的产物，一如先辈们的旧君主制。

在专制主义建筑的大厦，在专制主义留下痕迹的地方，为什么不能维持自由?胜利可说至今仍然装饰着三种颜色，却躲进了德·昂古莱姆公爵的营帐；合法王权住进了罗浮宫，虽说那里仍可见到一面面鹰旗。

在君主立宪国家，人们尊重民众的自由；人们把自由看做君主、人民和法律的保障。

我们另外想说的是代议制政府。人家组成一个小集团(有人甚至说是两个对立的小集团，因为必须竞争)，用金钱收买报纸。人家不怕引起公愤，与不肯卖身投靠的产业主打官司；人家想用法庭判决迫使这些产业主受人鄙视。由于正派人不屑于干这种事，人家就招募一些写诽谤文章的家伙来支持保王党内阁。其实那些家伙制造流言蜚语，对王室加以困扰和折磨。凡是在旧的警察机构当过差的，在帝国的衙门办过事的人，人家都招来重用。一如我们的邻邦，当人们想招募水兵时，就在小酒馆和可疑场所强抓硬捉壮丁。这帮强行捉来的自由作家登上五六艘“船”——被收买的报纸，而他们所说的话在部长那里被称作“公众舆论”。

以上十分简略地转摘了我在小册子和《辩论报》上的论战样品。也许还是摘录长了。在我那些小册子和文章里，大家可以读到今日宣布的所有原则。

我不肯领受国务部长津贴——希腊委员会——莫莱先生便函——卡纳里斯给儿子的书信——雷卡米耶夫人给我寄来另一封书信摘要——我的作品全集

人家把我从内阁赶出来的时候，并未发给我国务部长津贴，我也没有索讨；不过德·维莱尔先生受了国王一次指责，竟大胆地让司法部长德·佩罗内先生重新发了一道敕书，补发这份津贴。我不肯接受。要么我有权领取原先的津贴，要么就什么津贴也无权领取：如果是前面那种情况，用不着重新给我发敕书，如果是后面那种情况，这份津贴就是内阁总理赏赐的，我不愿得这个好处。

希腊人为挣脱枷锁而行动起来：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希腊委员会，我是其中的一员。委员会在胜利广场的泰尔诺先生①家集合。成员们相继来到会议地点。塞巴斯蒂亚尼将军②刚一坐定，就表示这是一桩大事，他要为之长期斗争：这番话让我们讲究实效的主席泰尔诺先生老大不快，他愿意为希腊美人阿丝帕琪做一条披肩，却不会为她浪费时间。法布维埃先生③的快信让委员会十分难受。他严厉指责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打赢马拉松战役，他便把他认为的种种不是怪罪于我们。我为希腊的解放事业尽心出力，因为我觉得那是子女对母亲尽一份孝心。我写了一份“照会”，寄给了俄罗斯皇帝的接位人，就像当年在维罗纳会议，我交给他本人一样。“照会”被多次印在游记的卷首。

①泰尔诺(Temanx)，法国大工业家，毛纺业主。

②塞巴斯蒂亚尼(Sebastimi，一七七二—一八五一)，自由派首领，后任元帅，外交部长。

③法布维埃(Fabvier，一七八二—一八五五)，炮兵将军，著名的亲希腊派。

在贵族院，我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努力，想促使一个政治集团行动。莫莱先生这封便函显示了我将遇到的阻力，以及我不得不采用的迂回办法：

明天会议开幕，您会发现我们都准备顺着您的足迹飞跑。我要是没找到莱内，就准备给他写信。只能让他预先准备好关于希腊的发言。不过您得当心，人家会提出修正案的范围来反对您，还会搬出条例章程来拒绝您。也许人家会让您把提案放在桌上：您可以对它作补充，而且是在说完了要说的话以后。帕基埃刚刚病了，病情相当严重，我担心他明天还好不了。至于投票，我们是会赢的。可是您与书商作的安排比这管用。人类的不公正和忘恩负义从我们这里夺去的东西，由您的才华夺回来，是多么美好的事呀。

我一辈子都属于您。

莫莱

希腊摆脱了伊斯兰教的统治，不过，在雅典成立的并不是我所希望的联盟共和国，而是一个巴伐利亚君主国。由于国王们都没有记性，我这个为亚哥斯人的事业出过一点力的人只在荷马的史诗里听人提到他们。得到解放的希腊不曾对我说：“谢谢您。”它本就不知道我的姓名，到了我穿过它的荒野，在它的残垣断壁前流洒热泪的日子，它就更不清楚我是何人了。

希腊还未成为王国之前，对人更怀有感激之心。在委员会安排培养的几个孩子中间，有一个少年卡纳里斯：他父亲是条汉子，无愧于赢得迈卡尔大捷的水兵，他给儿子写了一封短信，儿子把它译成法文，就写在信末空白处。兹将译文转录于下：

亲爱的儿子：

被关心我们的慈善团体选上，去学习人类的义务，你这份幸福，任何别的希腊人都不曾有过。我让你来到人世；而那些值得称道的人则让你接受教育，成为真正的人。假如你愿意让赋予你生命的人晚年得到慰藉，就要乖乖地听从那些再生父亲的教导。注意身体。

父亲C·卡纳里

一八二五年九月五日于古罗马的拿波里

我保存了这封便函的副本，作为希腊委员会的报酬。

当我从内阁出来的时候，拥护共和的希腊曾表示了特别的遗憾。一八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雷卡米耶夫人从那不勒斯给我写信说：

“我收到一封希腊来信。它绕了一大圈才到达我手上。我发现里面有几行与您有关，想让您知道，兹转录如下：

“‘六月六日的命令传到了我们这儿。我们的领导人深感震惊。他们最靠得住的希望就在法国的慷慨之中。他们不安地寻思把一个人逐出内阁预示着什么，因为那人的品格使他们有指望得对一份支持。’

“要么我弄错了，要么这份敬意会使您快乐。我把这封信附上：第一页只与我有关。”

不久大家将读到雷卡米耶夫人的生平：大家将知道，从缪斯的家乡传来一份纪念品，又经过一位妇女的美化，我收到后心里异常甜蜜。

至于前面引述的莫莱先生那封便函，它暗示了我就出版自己的作品全集与书商达成的协议。这种安排本来的确可以保证我衣食无虞，可是事情办得对我不利，尽管对出版商有利。拉德沃卡先生破产之后，把我的作品都留给了那些出版商。说到普路托斯或者普路同①(神话学家总是把他们混为一谈)，我就像阿尔克提斯②，“总是看到必将带来不幸的船”；一如威廉·皮特，我是一只穿了底的箩筐，这也是我的辩辞；只是那窟窿并不是我自己弄出来的。

①普路托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财神；普路同是罗马神话中的冥王。

②希腊神话中阿德墨托斯的妻子，因丈夫患不治之症，自愿替丈夫去死。但被赫拉克勒斯救出。欧里彼得斯据此写了一出悲剧。此句话便是出于该剧。

在我一八二六年版全集第一卷的总序结尾部分，我是这样责备法国的：

“法国啊!我亲爱的故乡，我的初恋，您的一个儿女在一生将尽的时候，把他能从您的慈爱中得到的作品呈献在您眼前。他虽然不能再为您做什么，您却能为他做一切，只要您宣布，他对您的宗教、您的国王、您的自由的敬爱让您高兴就行。卓越而美丽的祖国啊，我即使渴慕一丝一毫光荣，也只是为了增加您的光彩。

洛桑小住

德·夏多布里昂夫人身体不适，去法国南部走了一趟，也未见好转，便回到里昂。在那里普律纳尔大夫对她作了诊断，说她患了不治之症。我便去那里与她会合，并把她带到洛桑，先后住在德·希弗里先生和德·柯堂夫人家。德·柯堂夫人是个聪慧女人，很重感情，只是命运不佳。我见到了德·蒙托里厄夫人：她住在一座高高的山冈上，远离人群；最后也和同代人德·冉莉夫人一样，死在小说的幻象中。英国史学家吉本曾在我的门口写出了《罗马帝国史》。他于一七八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在洛桑写道：“正是在卡皮托利山的残砖断瓦之中，我拟定了一部著作的大纲。在将近二十年之中，这部著作占据了我的生命，使我的生命得到了快乐。”德·斯塔尔夫人曾和雷卡米耶一起在洛桑露过面。流亡国外的贵族，一个完结的群体曾在这座又明媚又忧郁，有些像格雷纳达的海市蜃楼的城市里停留过一段时间。德·迪拉夫人在《回忆录》里勾画出对这个城市的回忆，这封便函让我获悉了新的损失：

“先生，完了，您的女友不在人世了；今天上午十一点差一刻，她没有痛苦地去了，把灵魂还给了天主。昨晚她还坐着马车兜风。没有任何迹象预示她的大限已到。我能说什么呢?我们根本没想到她的疾病会是这样结束。德·居斯蒂纳先生十分悲痛，不能握笔给您写信。昨天早上他还登上贝克斯周围的一座山岭，像平日一样，取新鲜牛奶给他亲爱的病妻饮用。

“我十分悲痛，无法向您叙述更多的细节。我们准备收拾好最慈祥的母亲，最善良的女友的珍贵遗物回法国。昂盖朗①将在两位母亲中间安息。

①德·居斯蒂纳先生与前妻的儿子，他与生母、后母都埋在费法克城堡附近的乡村小教堂。

“我们将途经洛桑。到那里以后，德·居斯蒂纳先生会去见您。

“先生，请接受我对您的尊敬与爱戴。

贝斯特舍②

②德·居斯蒂纳先生原来的家庭教师，后来成为他太太的管家。

一八二六年七月十三日于贝克斯”

我在前面和后面都幸运或不幸地回忆到德·居斯蒂纳夫人的一些事情，读者请去那些段落寻找。

德·夏里埃尔夫人的作品《洛桑书简》，把我每天看在眼里的场景，以及心里生出的高尚感受描写得十分真切。“我独自对着一扇窗户休息。”塞西尔的母亲说，“窗户朝湖，是开着的。山啊，雪啊，太阳啊，你们给了我种种快乐，我感谢你们。还有我看到的这一切的作者，你们把它们造得这样悦目，我感谢你们。大自然迷人又惊人的美景啁!我的眼睛每天都在欣赏你们，我的心每天都在感受你们。”

我在洛桑开始写作对我第一部著作《论古今革命》的评注。从我房间的窗口，可以望见迈耶里的峭壁。我在一条评注中写道：“卢梭比同时代作者高明的地方，只在于《新爱洛依斯》那六十几封信，以及《遐想》和《忏悔录》中的几页文字。在那些地方，他的才华溶人真正的大自然，就使他妙笔生花，文思泉涌，那种才情是前所未见。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在路易十四时代的作家那里找到了文体上的榜样；卢梭走的则是另一条路，甚至布封也是如此，他们创造了伟大世纪所不曾见过的语言。”

回巴黎——耶稣会教士——德·蒙洛齐埃先生的来信和我的复信

回到巴黎，我就忙着两件事，一是在地狱街安家，一是在贵族院和小册子里重开论战，批驳反对公众自由的种种法律方案。其间我也发表了一些演说和文章，支持希腊的解放事业，还为全集的出版做了一些工作。俄罗斯皇帝驾崩。我与各国帝王之间，就剩了与他的友情。德·蒙莫朗西先生成了德·波尔多公爵的太傅。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他并未享有多久；他于一八二六年的耶稣受难日，在圣托马斯·阿奎那教堂去世，死时正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咽气的时刻；他与基督的最后一息一同去见天主。

对耶稣会教士的攻击已经开始。应该承认，在那道著名命令里，蒙着一层令人不安的东西，因为在有关耶稣会的事情上，总是罩着一层神秘的云雾。我们听到有人发出一些平庸的陈腐的抗议。

说到耶稣会，我收到德·蒙洛齐埃先生这封来信。在这封信之后，大家可以读到我的回复。

不要抛弃一个老友，

因为新的比不上老的。

“亲爱的朋友，这些话并不仅仅是出自上古，也不仅仅是出自高深的智慧；对基督徒来说，它们是神圣的。我在您这儿举出它们的权威。在昔日的朋友之间，在善良的公民之间，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接近。紧密团结，密切我们的所有联系，竟相激发我们的所有意愿，所有努力，所有感情，这是国王和祖国极其可悲的状况要求我们尽的一份义务。在向您说这些话时，我并非不知道接收它们的是一颗深受忘恩负义与不公正伤害的心。然而我照样满怀信任对您说这些话，因为我确信它们会穿破重重乌云进入您的心田。亲爱的朋友，在这微妙的地方，我不知您是否对我满意，不过在您遭受磨难之时，我即使听到有人指控您，也没有注意为您辩护；甚至人家说您什么我都没有听。我只是暗自寻思：这事是什么时候起的?当那位雄辩术教师拿不出荷马的作品时，亚西比德把他赶出家门，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否脾气太大了一点。当那位元老院议员发表相反意见时，汉尼拔把他推下座位，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否性子太暴了一点。要是我能够对阿喀硫斯发表一点个人看法，也许我会不赞成他为了一个被掳来的小姑娘①，竟然扔下希腊大军。抛开这些不说，只要说出亚西比德、汉尼拔和阿喀硫斯的名字，就足以使一切争吵结束。今天亦是一样，只要一提“严厉的、暴躁的”夏多布里昂的大名，大家马上就不出声了。我在心里琢磨事儿时，也总是想到这个名字：他若是发出抱怨，我便觉得心里涌出一股体恤之情，当我想到法国有欠于他时，内心便充满了对他的敬意。是啊，朋友，法国有欠于您。应该让法国欠您的更多，多亏您，它才再度爱上了先辈的宗教：应该为它保留这一善举；为此，应该使它避免它那些教士的谬误；那些教士处在一面危险的斜坡上，也应该让他们本人离开那要命的地方。

①指《伊利亚特》中的人物布里赛依丝。

亲爱的朋友，您我多年来从未停止战斗。现在剩下来还要我们做的，就是防止自称宗教的教会以优势控制国王和国家。在昔日那些情状，恶及其根须在我们内部，我们可以迷惑它们，成为它们的主宰。而今日遮盖我们的枝桠是在内部而根须反倒在外部。沾满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鲜血的主义同意让位给沾满亨利四世和亨利三世鲜血的学说。您与我肯定不能忍受这种状况。正是为了与您联合，正是为了从您那儿得到鼓励我的赞同，正是为了把我的心和我的家徽作为战士提供给您，我才给您写信。

我怀着对您的景仰和真正的忠诚，怀着体贴和敬意来恳求您。

德·蒙洛齐埃伯爵

一八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朗达纳

亲爱的老朋友，您的来信太严肃，不过与我有关的那些话，还是让我笑了。亚西比德、汉尼拔、阿喀硫斯!您跟我说这些人，肯定并不当真。至于珀琉斯家少爷的那个小姑娘，如果指的是我的职位，我就要反驳您，那不忠的女人我不会爱上三天，失去她我一刻钟也不会怀念。我悔恨的是另一码事。德·维莱尔先生是我真心诚意喜欢的一个人。可是他不但背弃了友谊的义务，对不住我公开向他表示的喜爱，辜负了我为他作的牺牲，而且违背了最起码的做人之道。

既然国王不再需要我为他效力，那么我离开他那些顾问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可是对于一个高尚的男子来说，最要紧的就是方式方法。既然我并没有偷皇上放在壁炉上的怀表，我就不应该像那样被赶出王宫。我独自一人打了场西班牙战争，在这危险时期维护了欧洲的和平。我单凭这一件事，就给合法王权创立了一支军队；在复辟王朝的所有大臣之中，只有我一人被赶下台，没有得到皇上任何顾恤垂念的表示，就好像我背叛了君王和祖国。德·维莱尔先生以为我会接受这种待遇。他弄错了。过去我是他的挚友，今后我是他不共戴天的死敌。我生下来真是不幸：人家给我造成的创伤从不曾癔合过。

但是我的事说得太多了，我们还是来说别的更要紧的事情。我担心在一些重要的目标上不能与您看法一致。如果是那样，我会很难过的!我希望实行宪章，实行整部宪章，还希望全面给予公众自由!您希望这些吗?

我和您一样希望信仰宗教；我也像您一样仇恨圣会和那些伪善家伙的协会，它们把我的仆人改变成间谍，它们在神坛寻求的只是权力。但是我认为教会摆脱了这些寄生植物之后，可以非常适宜地进入立宪政体，甚至成为我们的新制度的支柱。您不会过于希望把它与政治体系分开吧?我是极为公正的，在此我可以给您一个证明。我敢说教士们欠我的是那么多，却一点也不喜欢我，从没为我说一句话，帮一点忙。但这有什么关系呢?要紧的是不偏不倚，看到对教会与君主制度两者皆宜的事情。

老朋友，我并不怀疑您的胆魄，我相信，任何事情，只要您觉得有益，就会去做，而且您的才干保证您一做就会成功。我等待您的新消息，并且衷心地拥抱您这位流亡岁月的患难之交。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三日于巴黎

论战续篇

我重新开始了论战。每天我与内阁拳养的走卒都有一些接触战前哨战。他们使出来的总不是什么好剑。在罗马时代的头两个世纪，有些骑土或是因为躯体肥胖，或是因为胆小，冲锋陷阵时总是落在后面，人们给他们的惩罚，就是判决给他们放一次血：我承受了惩罚。

“我们周围的世界变了，”我说，“人民再度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古代民族在废墟上复活。惊人的发明预示着在和平与战争的技术领域将发生革命：宗教、政治、风俗，一切都会改变性质。这种变动，我们觉察到了吗?我们与社会在同步前进吗?我们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吗?在变革或扩大的文明里，我们准备保留原有的地位吗?不，引导我们前进的人对欧洲的事情并不了解，就和新近在非洲内陆发现的民族一样。那么他们知道什么呢?证券交易所!就连这一点，他们也只是知之皮毛。我们曾经承受过光荣的桎梏，因为这，就要处罚我们，判我们承受黑暗的重压么?”

与圣多明戈有关的交易①给我提供了机会，来阐述我们公众权利的几个观点，原来没有任何人想到过这些。

①指的是圣多明戈给被剥夺产业的法国移居民的赔偿。

一些反对者对我说：“什么?我们有朝一日会成为共和派?真是老糊涂了!今日谁还想要共和国?……”我作了深入的思考，宣告世界将发生变革。我回答那些人说：

“我生于理性，喜欢君主制度，把立宪君主制看做现代社会可行的最好的政体。

“不过假若有人想把一切都归结为个人利益，以为我认为共和国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可怕，那他就错了。

“还有什么制度会比君主制对我更差?我有两三次为了君主制，或者被君主制剥夺得精光，而帝国待我难道比这还坏吗?只要我愿意，帝国什么事都会为我做。我憎恶奴役，自由最合我天生的独立性格。我更愿意在君主制度下享受这份自由，然而我却是在民主的范畴来构想它的。有谁比我更不惧怕未来?我有任何革命都夺不走的东西：我虽然没有地位，没有荣誉，没有财富，但任何还没有蠢到轻视舆论的政府就不得不把我认真看待。民主政府尤其是由一些单个的人组成的，它把每个公民的个别价值改变成一种普遍的价值。我始终坚信会得到民众的尊敬，因为我从未做过使我失去它的事情。而且，在我的敌人中间，我或许会比在所谓的朋友中间得到更公正的对待。

“这样盘算之后，我对共和国就没有什么恐惧了，正如我对它们的自由没有任何反感一样：我又不是国王，我并未指望从王国得到任何利益，它并不值得我为它辩护。

“在另一班人当权时，有一次扯到他们那个内阁。我曾说：‘哪天早上，大家会涌到窗口，观看君主政体经过。’

“我对现任内阁说：‘在继续前进之中，革命可在一定时间内变成一部新版宪章，只要把老版本改换两三个词就行了。’”

我把后一句加上着重号，以吸引读者注意这句惊人的预言。即便在各种主张满天飞，各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今天，一个保王党人在复辟时期表达的共和主义思想也算是大胆的了。在展望未来的时候，那些所谓思想进步的人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

塞巴斯蒂亚尼将军的信函

我最后那些文章甚至使德·拉斐德先生也振奋起来，他让人给我送来一片月桂树叶，作为祝贺。一些人不相信我的主张有这么大的威力。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下到书商，上至在政治上起初离我最远的议会人士，都感受到了我的主张的影响。那些书商派代表来我家致意。下面转录这封信，以证明我所提出的主张。信末的署名引起了某种惊愕。我们只应该注意这封信的意义，注意写信人和收信人思想观点和立场的突然变化：至于措辞，我是波舒哀和孟德斯鸠，这点自不待言；我们这些作家，这是我们的家常便饭，正如那些部长大臣永远是苏利和柯尔贝尔。

子爵先生：

请允许我加入普遍的景仰：我产生这种感情太长久，以至于无法抵挡向您表达这种感情的需要。

您把波舒哀的高超与孟德斯鸠的深刻糅合在一起：您再现了他们的笔力和天才。对于所有的国务活动家，您的文章都富有教益。

在您创造的新型战争里，您提起了在别的战斗中也使世界充满其光荣的那个人的强大之手。但愿您的成功能够持续更久：它们与人类和祖国的利益相关。

所有与我一样鼓吹君主立宪制原则的人，都为找到您作为最高贵的代言人而自豪。

子爵先生，请接受我新的崇高敬意。

贺拉斯·塞巴斯蒂亚尼

十月三十日，星期日

这样，在胜利的时刻，朋友、敌人、对手都拜倒在我脚下。原先以为我必败无疑的胆小鬼和野心家开始看见我喜气洋洋地从论战的尘埃漩涡中走出来：这是我的第二场西班牙战争。在国内，我战胜了所有党派，在国外，我打败了法兰西的敌人。正如我曾用公文快信压倒梅特涅先生和坎宁先生的公文快信，使它们传递不灵而失效，我是凭着全力以赴才取得胜利的。

富瓦将军逝世——“公正与爱情法”——艾蒂延纳先生的信函——邦雅曼·龚斯唐先生的信函——政治影响的巅峰——关子国王圣名瞻礼日的文章——撤销新闻管理法——巴黎灯火辉煌——米肖先生的便函

富瓦将军和玛努埃尔众议员去世了，使左翼反对派损失了两位第一流的演说家。德·塞尔先生和卡米耶·儒尔当也下到了坟墓里。我甚至坐在法兰西学土院的扶手椅上，都被迫为新闻自由辩护，驳斥院士德·拉利—托朗答尔先生哭哭啼啼的请求①。关于新闻管理的法律，大家称为“公正与爱情法”，它被撤销，主要是由于我的抨击。我对这部法律草案的评价是少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见解。我收到一些人的祝贺信，其中有两封特别值得一提：

①法兰西学士院准备向查理十世递交请愿书，要求实行新闻自由。拉利—托工朗答尔请求大家不要这样做。但夏多布里昂的意见占了上风。他执笔起草了请愿书。不过查理十世不肯接受。

子爵先生：

您希望向我表达谢忱，我对此深受感动。被我看作债务的事情，您却称作帮忙。因此我乐于向您这位妙笔生花的作家偿债。凡是真正的文友都愿意分享您的胜利，都应该看到自己的命运与您的成功休戚相关。如果您需要我的绵薄之力，无论我离得远还是离得近，我都会竭尽所能，为您的成功作出贡献。

在我们这样一个昌明时代，惟一能战胜失意打击的力量就是才华；先生，无论给那些为失意庆幸的人，还是给那些不幸为失意伤心的人，您都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先生，谨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艾蒂延纳

一八二六年四月五日于巴黎

先生，对于您那场精彩的演说，我迟至今日才向您表示感谢。眼睛的肿痛、议院的工作，尤其是议院可怕的会议成了我的理由。再说，您也知道，我的思想和心灵完全同意您说的一切，完全赞成您试图为我们不幸国家做的一切善事。我乐于把自己的绵薄之力汇入您强有力的影响。一个折磨法国，想使其丧失尊严的内阁已经丧心病狂了，近期的后果虽然让我担心，长远来看却让我宽心，因为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就不可能长久了。对于结束它的统治，您是出了大力的。倘若有朝一日，人家认为在必须进行的反对疯狂与罪行的斗争中，应该把我的名字排在您的大名之后，我就认为得到了莫大的报偿。

先生，请接受我真诚的仰慕与崇高的敬意。

邦雅曼·龚斯唐

一八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于巴黎

在我提及的年代，我的政治影响达到了巅峰。通过西班牙战争我支配了欧洲；但在法国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我下台之后，成了国内得到承认的舆论支配者。就是那些指责我重新拿笔是犯了一个不可弥补的错误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建立了一个比第一帝国更强大的帝国。年轻的法兰西整个站到了我这一边，并且不再离开。在许多工业部门，工人们都听从我的命令。我不可能在街上走一步而不被人围住。我这种名望是从哪里来的?来自于我了解真正的法兰西精神。最初我创办一家报纸投人战斗，到后来我成了所有报纸的主人。我的胆魄来自于淡泊名利：由于我对失败毫不在乎，也就不担心失败，因而取得了成功。我剩下的只是对自己的满意，因为昔日的名望已被大家合理地从记忆中抹去，今日还有什么用呢?

皇上的圣名瞻礼日来到了，我利用这个机会表现自己的光明磊落。我的自由主义主张从未改变这个品质。我发表了下面这篇文章：

皇上又得到一次休战!

今日与部长们停战!

光荣、美誉、永福和长寿属于查理十世!这是查理圣人!

要了解查理十世的历史，尤其应该向我们，君主昔日流亡的难友询问。

而你们这些并未被迫去国离乡的法国人，你们这些多接待一个同胞只是为了摆脱帝国专制和外国奴役的法国人，你们这些繁华大城市的居民，当你们于一八一四年四月十二日簇拥在查理身旁时，你们只看到一个幸福的亲王；当你们感动地哭着，触摸那双神圣的手时，当你们像隔着面纱看见美人，在一个因年龄和苦难而变得高贵的额头上发现青春的所有优雅时，你们只见到胜利的道德，于是你们把，历代国王的子孙领到他先辈的御床。

但是我们曾看见他和我们一样，被逐出家园，被剥夺财产，没有住所，就睡在地上。唉!今日他的仁慈令你们着迷，当年他也是一般善良；他当年承受苦难，一如今日顶戴王冠，并不觉得过于沉重，因为他怀着基督徒的甘忍仁厚，当年挫掉了不幸的锋芒，如今缓和了发达的光焰。

查理十世的祖先为我们作了种种好事，他本人的善行更多。一个虔诚信仰基督教的国王，其圣名瞻礼日就是法国人民的感恩节：让我们投入它激起的感恩激情吧。千万不要让可能破坏我们纯粹快乐的杂念进入我们内心!谁要是心生……，谁就会倒霉!我们就会重新开战!国王万岁!

抄录这一页论战文章时，我的眼睛噙满泪水，我没有勇气再往下摘抄。国王啁!我曾经看见您睡在异国的土地上，而今又看到您流亡在外，并且将客死异乡!请您凭上面转录的文章来判断，当我奋力斗争，要把您从那些开始断送您的手中救出来时，究竟是您的敌人，还是最真诚最体贴的朋友!唉!我跟您说话，您却听不到了。

关于新闻管理的法律草案被撤销了，巴黎全城灯火辉煌。公众这种表示使我大为震惊。对君主体制来说，这是不祥之兆：对立已经转入民众之中，而民众依其性格，会把对立变成革命。

对德·维莱尔先生的仇恨有增无减。一如在《保守者》出刊的年代，保王党人在我身后再度成为立宪党人。米肖先生给我写信说：

尊敬的大师：

昨日我把您论述新闻检查的作品预告拿去付印。可是那则预告才两行宇，却被检查官先生们删去了。卡佩菲格先生①将向您解释我们为什么不涂上点黑白颜色。

①米肖是《日报》主编；卡佩菲格是该报撰稿人。

要是天主不来援助我们，一切就完了；君主政体就像落入土耳其人手中的倒霉的耶路撒冷，只有城里的孩子才能接近；我们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事业呀!?

德·维莱尔先生的恼怒——查理十世想去大校场检阅国民卫队——我给他写信：信的内容

反对派终于使德·维莱尔先生冷静的性格变得暴躁起来，并且对德·科比埃尔先生作恶的思想作了公开揭露。后者解除了德·利昂库尔公爵①十七个不拿薪俸的职位。德·利昂库尔公爵并非圣人，但是乐善好施，博爱众人，赢得了慈善家这一令人尊敬的称呼。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些旧日的革命者就像荷马史诗中的众神，总是带上了一个修饰词，如人们总是称一位像阿喀硫斯一样，从不食粥(非糊状一词，就是由阿喀硫斯演变来的)的人为可敬的某某先生，坚强的某某公民。在给德·利昂库尔先生送葬时，人们争相抬棺，竟动手打起来。事情发生后，德，塞蒙维尔先生在贵族院对我们说：“诸位，请放心，这种事不会再次发生，我将亲自领你们去墓地。”

①利昂库尔(Liancourt，一七四七—一八二七)，法国慈善家，第一家储蓄所的创办人。

一八二七年四月，皇上想去大校场检阅国民自卫队。在这次不幸的检阅前两天，我在一股激情驱使下，只求缓和局势，防止内乱，便写了一封信，请德·布拉加先生转呈国王。布拉加给我写了这封便函，确认收到了我的信：

子爵先生，您托我转交皇上的书信，我一刻也未耽误就递了上去。倘若陛下俯允我转交回信，我也会立即转达的。

子爵先生，请接受我真诚的问候。

布拉加·德·奥尔普

一八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时

呈给皇上的信：

陛下：

有一个忠实的臣民，每逢时局动荡之际，总是守在宝座脚下尽忠效力。他近来作了一些思考，自以为对王权的光荣，皇上的幸福与安全有益。请允许他大胆陈述，以求天听。

陛下，国有危难，已是再确切不过的事实。不过，只要不违背施政原则，这点危难算不了什么，这也是确切无疑的。

陛下，有人揭露了一个秘密：您的部长们告诉法国，据说已不复存在的那些民众至今仍然活跃。巴黎有两次二十四小时处于无政府状态。同样的场面在法国各地重演：乱党是不会忘记这种尝试的。

在绝对君主制国家，民众聚会是那样危险，因为他们一闹，针对的就是君主本人。但是在代议君主制国家，这种事算不了什么，因为民众接触的只是部长和法律。在君主和臣民之间有一道屏障，把什么事情都挡住了。这就是两院和政府机构。国王看到他的权力和他神圣的本人超脱于民众运动之外，永远受到保护。

不过，陛下，有一个条件，与普遍安全不可分离，这就是要按照宪法精神行事。只要您的内阁抵制宪法精神，那么无论是代议君主制，还是绝对君主制，民众闹事就一样危险。

我从理论转到实际：

陛下将出席阅兵仪式，像应该的那样受到欢迎，但是陛下也可能在一片“国王万岁!”的欢呼声中听到别的声音，令他了解百姓们对部长们的看法。

此外，陛下，据说眼下有主张共和的乱党存在，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确切，真正有的，是一些拥护非法君主制的党徒。那些人十分狡猾，不可能不利用机会，于二十九日把他们的呐喊混进法国的欢呼，以制造事变。

皇上将怎么办呢?让他的部长们对群众的呼喊作出妥协?这无异于断送政权。皇上会留下那些部长吗?那些部长会把他们的不得人心反扣在威严的主子头上。我知道皇上宁肯自己承受痛苦，也不让君主体制蒙受灾难，可是这类灾难可以用最平常的办法来防止。陛下，请允许我向您说出来：只要坚守我们的宪法精神就可以避免灾难。无论在贵族院还是在全国，内阁都失去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这种危险局势的自然后果，就是部长们下台。以他们的责任感，又怎么能够留在政府，继续损害王权呢?他们只要把呈辞放在陛下脚下，就会平息一切骚动，结束一切事变：让步的不再是国王，而是部长们。他们按照代议制政府的所有原则和习惯引退。接下来国王认为他们中哪些人可以留任，还可以再行任用。现在这任内阁，有两位成员口碑不错：这就是德·杜多维尔公爵和德·夏布罗尔伯爵两位先生。

这样，阅兵的不利之处就可以防止，就会是一次纯粹的胜利。阅兵仪式就会平平安安结束，普遍的感恩祝福就会落到我王头上。

陛下，我是深信需要痛下决心，才斗胆给您写这封信的；是不可推卸的责任驱使我这样做的。部长们是我的冤家对头，我也是他们的敌人。作为基督徒，我宽恕他们；但作为人，我永远也不原谅他们：持有这种立场，只要君主制还有危险，我就要向皇上建议让他们下台。

我是您忠诚的仆人。

夏多布里昂

阅兵——解散国民卫队——解散选举院——新成立的选举院——拒绝合作——维莱尔内阁倒台——我协助组建新内阁并同意担任驻罗马大使

公主娘娘和德·贝里公爵夫人前去观看阅兵，受了屈辱；国王受到普遍欢迎，但是六团有一两个连队呼喊：“推翻内阁!”“打倒耶稣会!”查理十世受了冒犯，训斥道：“我来这儿是接受敬意的，不是来受教训的。”他常常嘴上说一些高尚话，行动却总是粗鲁，与言语不一致。他的思想大胆，性格却怯懦。查理十世回宫后，对国民卫队统领乌迪诺元帅说：“总的效果让人满意。虽说出了几个糊涂虫，国民卫队大体上是好的：把我的满意传达给部队。”这时德·维莱尔先生来了。有些军团返回营房时经过财政部，士兵们便高喊：“打倒维莱尔!”部长受了上述攻击，恼羞成怒，一时失去冷静，便建议内阁解散国民卫队。德·科比埃尔、德·佩罗纳、德·达马和德·克莱蒙—托内尔四位先生赞成，德·夏布罗尔先生、埃尔莫波利主教、德·杜多维尔公爵反对。国王的一纸命令宣布解散国民卫队。这是七月暴动之前对君主制最致命的打击：要是七月那一阵国民卫队尚未解散，街垒就垒不起来。德·杜多维尔公爵提出辞呈。他给皇上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理由，并预告了未来的情形。其实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大家也都预见到了。

政府开始感到担心，报纸变得更加大胆了，于是出于习惯，有人提出新闻检查的方案；同时也有人提议由拉布尔多纳来组阁。德·波利亚克先生后来就是那届内阁的成员。我曾经不顾德·维莱尔先生劝阻，让人任命德·波利亚克先生担任驻伦敦大使，做了件倒霉事。在这件事上德·维莱尔先生看得比我清楚，比我远。由于当时进了内阁，我便急于向御弟讨好卖乖。可是内阁总理当时预见到政局即将发生变化，已经促成国王两兄弟和好。这件事他占了便宜；而我呢，则再次发现我想做聪明人，其实很蠢。如果德·波利亚克先生当时没当驻伦敦大使，后来也就不会当上外交部长。

德·维莱尔先生一方面受到自由主义保王党人反对，另一方面又受到主教们纠缠。那些主教在向省长咨询时，受了省长的欺骗(其实省长们本人也上了当)，便不顾选举院还有三百名支持者，下决心解散它，向德·维莱尔提出了种种苛严的要求。恢复新闻检查机构之后，选举院就解散了。我的抨击也比过去更猛烈了。各个反对派别都合起手来。那些小的选举团都不投内阁的票。在巴黎，左翼获胜。有七个选举团选出了罗亚尔—柯拉尔先生；德·佩罗纳先生是内阁部长，参加两个选举团的竞选，被他们抛弃了。巴黎再次灯火辉煌：出现了一些流血场面；街上垒起了阻障；被派来恢复秩序的军队不得不开火，就这样酝酿了最后的不幸日子。就在这时候，人们听到了纳瓦里诺战斗①的消息，那次胜利有我的一份，我可以要求享有它。复辟王朝的大灾大祸是以一些胜利为先兆的，这些胜利难于摆脱路易大帝的子孙们的摆布。

①一八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希腊与土耳其军队的战斗。

贵族院由于抵制压迫人的法律，很受公众拥护；但它不善于保护自己。它听任自己被一炉炉面包②塞满肚子，一直填到喉咙口。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反对这样做。我事先向它指出，任命这些人破坏了它的原则，久而久之，会使它失去舆论的全部力量：我看错了吗?一批批地任命这些人，目的在于打破一些人的多数地位，但是它不仅毁灭了法国的贵族，而且还变成一种手段，有人将利用它来反对英国贵族；英国贵族将被大量制造的法官长袍压迫窒息，并且最终失去继承权，就像变了质的贵族院议员称号③在法国失去了继承权一样。

②一词多义，亦有一批批人的意思。

③指法国路易—菲利普的贵族院议员称号。

新的选举院成立后，发表了著名的不合作的通告：德·维莱尔先生被迫走极端，打算把部分同僚打发出内阁，便与拉菲特和卡季米尔·佩里埃两位先生谈判。左翼反对派的两位首领倾听他的意见，可是阴谋被人家发觉了。拉菲特先生不敢迈出这一步。于是维莱尔内阁总理当到头了，职位从他手中掉落了。我在退出国务部门时还吼叫了几声；德·维莱尔先生却躺倒了：他还打算留在众议院。他本应该作出这种决定，可是他对代议制政府既缺乏深入了解，对外部舆论又没有足够的权威，也就无法充任这样的角色。新任部长们要求将他赶出贵族院，他也同意了这一苛求。有人问我哪些人可以取代上届部长入阁，我提出卡季米尔·佩里埃先生和塞巴斯蒂亚尼将军两人。可是我的话落了空。

德·夏布罗尔先生负责组建新一届内阁，把我列在名单之首。可是查理十世气愤地把我的名字一笔勾销。包塔利斯先生的品格最为卑劣，在百日王朝期间加入了拿破仑的同盟军，以后又匍匐在正统王权的脚下。他奉承正统君主的话，连最最铁杆的保王派说起来都会脸红。如今他向菲力普大献并不高明的谀辞，便当上了掌玺大臣。在陆军部，德·柯先生换下德·克莱蒙—托内尔先生。罗亚伯爵先生精明能干，创下了巨大的财富，因此被委任为财政部长。我的朋友德·拉费罗纳伯爵出任外交部长。德·马蒂亚克先生担任内政部长。国王不久就对他生出了厌恶。查理十世用人办事，主要凭自己的喜好而不是原则：他厌恶德·马蒂亚克先生是因为那家伙喜欢寻欢作乐，可是德·科比埃尔和德·维莱尔两位先生不去望弥撒听布道，他却照样喜欢。

德·夏布罗尔先生和埃尔莫波利主教暂时留在内阁。主教在卸职之前来看我，问我愿不愿意替换他在政府机构任职。我对他说：“叫罗亚尔—柯拉尔先生去吧。我根本不想当部长。不过，要是皇上一定要把我召回内阁，那我也只回外交部。我在那里蒙受屈辱，也要在那里恢复名誉。可是那个位子我那高贵的朋友坐得稳稳的，我也就不存任何奢望．了。

马蒂厄·德·蒙莫朗西先生去世后，德·里维埃先生当上了德·波尔多公爵的太傅，从此加入了推翻德·维莱尔先生的活动。因为宫中的宗教派聚在一起，反对财政部长。德·里维埃先生约我在塔拉纳街德·马尔塞吕先生家见面，徒劳地建议我与他们一同行动。后来弗莱西努教士也向我提了同样的建议。德·里维埃先生死后，德·达马男爵继承了他的太傅职务。谁来接替德·夏布罗尔先生和埃尔莫波利主教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勃韦主教福特里埃神甫被安排在从国民教育部分出来的宗教信仰部。而国民教育部则落到德·瓦蒂梅斯尼尔先生手里。还剩下海军部长一职：人家提出让我来当，我没有接受。罗亚伯爵先生请我物色一个同观点的、为我所喜欢的人，推荐给他。我便指定了伊德·纳维尔先生。另外，还得选上德·波尔多公爵的太傅。罗亚伯爵跟我谈起过他。我最初想到的是德·谢韦吕先生。财政部长跑到查理十世宫中请示。皇上对他说：“就这么定了：伊德当海军部长。但是夏多布里昂本人为什么不当这个部长呢?至于德·谢韦吕先生，人确实选对了；可是只怪我没有早点想到。名单在两个钟头前就确定了：把这点跟夏多布里昂说清楚，不过还是任命塔兰先生①。”

①塔兰(Tharin，生卒年月不详)，当时任斯特拉斯堡主教。

罗亚先生来告诉我他与皇上商定的结果，并补充道：“皇上希望您接受一个大使职位：如果您愿意，就去罗马好了。”罗马这两个字对我产生了神奇的作用；身处荒野的隐修士所受的诱惑，我也感受到了。我推荐的朋友，查理十世任命为海军部长，主动作出和好的表示，对于他的期望，我也就不能够再予以拒绝：于是我就同意离开法国。至少我乐于作这次流亡。那可是去“神圣的宝座，令人敬畏的教廷”任职啊。我觉得自己为确定启程日期、在政治上获胜的时刻去死亡之城隐居的愿望所攫住。到了那儿，我不必再提高嗓门发表政见，除非是像普林尼②的预言鸟，每天拂晓在卡皮托利山扯开嗓子念圣母经。让祖国觉得摆脱了我，也许是有益的：我感觉到别人给我的压力，由此悟出我大概也成了别人的负担。某种权势集团的人绞脑汁，费心机，确实让人家厌烦。但丁把在激情的床上苦思冥想的灵魂打入地狱。

②普林尼(Pliny，六一—一一四)，古罗马作家，第一流的演说家。

审查一种指责

在改变话题之前，我请求大家允许我往回走几步，减轻一个负担。在详细叙说我与德·维莱尔先生的长期不和时，我并非不感到痛苦。有人指责我为推翻正统君主制出了一份力。对这种指责作一番审查于我是合适的。

在我参加的内阁行政期间所发生的事件都有重大影响，它把内阁与法国的公共命运联系在一起。没有一个法国人的命运不曾受我做的好事，忍受的苦事影响。由于一些奇怪的无法解释的亲合性，一些间或把贵人与常人捆在一起的秘密联系，波旁家族只要屈尊听我的话，就昌盛发达，虽说我远不相信，“我的辩才如诗人贝朗瑞所言，是给正统王权的施舍”。只要有人认为应该折断在王位脚下生长的芦苇，王冠就歪了，不久就掉落下来：常常有人拔掉一茎小草，就使得巨大的废墟轰然倾圮。

这些不容置疑的事实，人们尽可随意解释；即使它们赋予我的政治生涯—种有限的并非来自自身的价值，我也不会以此而自夸，不会为我转瞬即逝的姓名偶然与千秋万代的事件混在—起而沾沾自喜。不管我的命途如何多舛，也不管人物事件把我带向何方，画面上最后的地平线总是凄凉而可怕的。

……树梢摇晃不止，

母狗似在暗处吠叫。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六章)

有人说，若是场景不幸发生变化，那我就只能自责：我觉得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为了报复，就挑动人人不和，其最终后果，就是国王的宝座被推翻。瞧，这话说得多么玄。

德·维莱尔先生宣称，用我不用我都没法掌权行政。用我是个错误，不用我，在德·维莱尔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确实无法执政，因为种种不同的舆论使我得到多数的支持。

内阁总理先生从不曾了解我。我曾经真诚地喜欢他，推荐他首次进了内阁。这一点有德’黎塞留公爵先生的感谢函和前面转录的其他信函为证。当德·维莱尔先生退出内阁时，我也辞去了驻柏林的特命全权公使。有人曾让他相信，当他再度入阁处理国务时，我曾希望得到他的位子。其实我根本没起这个念头。我不是固执己见的人，听不见忠诚和理智的声音。我确实毫无野心。确切地说，我缺乏从政的热情，因为我为另一种激情所控制。当我请德·维莱尔先生把一封重要公文转呈国王，以免我亲赴王宫的劳苦，并留点闲暇去参观穷汉圣于连街的一座哥特式小教堂时，他只要对我的单纯幼稚或清高孤傲有较为正确的判断，就完全不必担心我有野心。

在实际生活中，也许除了外交部，我对其他职务都不感兴趣。想到我使祖国在国内实现了自由，国外赢得了独立，内心难免没有情绪。但是我不但没有试图推翻德·维莱尔先生，反而对皇上说：“陛下，德·维莱尔先生是个充满智慧的总理；您应该永远留下他担任内阁首脑。”

有一点德·维莱尔先生没有注意到：我的思想虽然有统治人的倾向，但它由我的性格支配；我在服从他人的意旨中尝到了快乐，因为这样使我摆脱了自己的意志。我最要命的缺点就是厌倦，事事不感兴趣，老是疑三疑四。倘若遇到一位了解我的君王，硬留住我工作，他也许可以从我身上得到某种好处：但是老天很少让想干的人和能干的人一起出生。总之，今日还有什么事情，能使人愿意费力下床来干一干?夜里，一些王国纷纷垮台；早上，有人在我们门口扫除这些王国的残砖断瓦，可是人们在这种声音中照样呼呼大睡。此外，自从德·维莱尔先生与我分道扬镳以来，政局完全乱了：内阁总理的智慧虽然仍在反对极端主义，可是他的才干已无法应付这一问题。他感到国内舆论与国外舆论的演变并非一致，十分气恼：新闻管制，撤销巴黎国民卫队等措施都是由此引出来的。难道我应该听任君主体制灭亡，以便得到见危不救，假装镇定的名声吗?我以为，我作为反对派首领而战斗是尽了义务的，虽说我对一方面所见的危险过于看重，对另一方面的危险却不够警觉。当德·维莱尔先生被人推翻以后，有人就任命另一届内阁征询我的意见。我推荐了卡季米尔·佩里埃先生、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和罗亚尔—柯拉尔先生。若是人家用了他们，事情可能就好办了。我不愿意当海军部长，让人把这个职位给了我的朋友伊德·纳维尔先生；同样我两次拒绝当国民教育部长；我不当主宰是绝不会再进内阁的。我去罗马在废墟中寻找另一个自我，因为在我身上有两个不同的人，他们之间从未有过联系。

不过我还是襟怀坦白地承认，过分的怨恨并不能按照美德这个可敬的词汇和标准来说明我行事正确，但是我的一生表明我这样做自有其理由。

作为纳瓦尔团的军官，我从美国林莽回国之后，就投到逃亡的正统派麾下，在正统派的队伍里战斗，反对我自己的理智。这一切并非出自信念，而仅仅是出自战士的责任。我在异国的土地上待了八年，受尽苦难。

这份巨大的义务尽了以后，我于一八○○年回到法国。波拿巴要与我结交，给我安排了职位；当甘公爵死后，我又重新致力于回忆波旁家族。我在的里雅斯特贵妇墓前的讲话惹怒了分发帝国的主宰；他威胁要让人在杜伊勒利宫的台阶上把我劈死。路易十八本人承认，《论波拿巴和波旁家族》那本小册子给他出的力，相当于十万人马。

凭着我当时的名望，反对立宪的法国理解了正统王权的制度。在百日王朝期间，君主政体在再次流亡中，看到我与它在一起。最后，通过西班牙战争，我为灭除阴谋活动，把各种舆论都集合在同一种主张下面，并使我们的大炮恢复了它的射程。至于我接下来的打算，大家都清楚：扩伸我们的边界，在新大陆给圣路易家族戴上几顶新王冠。

这种长期坚守同一种感情的做法也许应该得到几分尊敬。我对别人的冒犯十分敏感，不可能把我能够得到的东西搁在一边，不可能完全忘记我是宗教的复兴者，《基督教真谛》的作者。

想到一场平常的争吵害得国家错过了变得强大的机会，我就势必更加气愤。因为这种机会再也找不到了。要是人家对我说：“您的方案，我们会照着办的；您着手办的事情，您就是不在场，我们也会接着做下去的。”我会为法国忘却一切。不幸的是我认为人家并没有采纳我的主意；这一点，有事件为证。

我或许见识有谬，但我深信德·维莱尔伯爵并不了解他所领导的社会。我认为这位能干大臣的可靠品质不合他的内阁的时辰：他在复辟时期来得太早。财务活动，贸易协会，工业运动，运河、汽船、铁路、公路，一个只渴望和平、只梦想生活舒适，只希望未来永远像今日一样美好的物质社会，若是只和这类事物打交道，德·维莱尔先生可以做国王。德·维莱尔先生需要的时代不能属于他，而他不需要的却偏偏叫他赶上了。在复辟王朝，中心人物的能力十分活跃，所有党派都渴望现实或者异想天开。所有人，不论是前进还是后退，都碰在一起，发出大声喧嚷。谁都不愿留在原地。在任何情绪冲动的人看来，立宪正统派显然并未战胜共和派或者君主派。人们感到脚下大地在颤动，军队和革命正在走来以响应特殊命运的召唤。德·维莱尔先生对这种运动是有经验的；他看到翅翼生长，看到翅翼推举着民族，将把民族还原其元素、空气及空间，尽管民族巨大，却很轻飘。德·维莱尔先生想把这个民族留在地上，系在下层。可是他没有力气。而我呢，则希望法国人忙于光荣的事业，想把他们系在上层，试图通过一些梦想来把他们引到现实：他们喜欢梦想。

若是我更谦卑、更低下，更甘忍，情况也许要好一些。可是我很容易犯错误，根本没有福音书宣称的那种完美：要是人家打我一个耳光，我决不会伸出另一边脸①。

①《马太福音》第三十九章有一边脸挨了耳光后伸出另一边脸的话。

我要是看到结果，肯定会克制自己；赞成不予合作的多数要是预先知道投票后果，也许就不会投。除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谁都不希望发生灾祸。开头其实只是一场骚乱，是正统王权将它激化成了革命。到了关键时刻，可以拯救正统王权的，是智慧、谨慎和决断，可它偏偏缺少了这些。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被打倒的君主政体，以后还有许多君主政体会被打倒：我该给它的只是我的忠诚；它永远会得到我的忠诚。

君主政体最初的苦难我经受了，它最后的不幸我也经受了：灾祸将永远把我当作它的第二目标。职位，俸禄，荣誉，我把一切都打发走了，甚至，为了万事不求人，我把棺材都押了出去②。裁判们呵，不管你们是严厉的毫不留情的，还是德高勋劭沉稳可靠的保王党人，虽然你们把宣誓与发财结合在一起，就像把盐撒在盛宴用的肉上以便保存，对我苦涩的过去，还是多少来一点宽容吧。今天我要以不同于你们的方式来补偿过去。你们相不相信，晚上，干苦力的人休息的时候，他并不觉得生活的担子有多么重，虽说这副重担将又扔回他的肩膀?不过，我本可以不挑这副重担，一八三○年八月一日到六日，我曾去菲力普宫里晋见；这一段时间到时候我会叙述的。当时他对我说了一些慷慨话，听不听全由我定。

②指出卖《回忆录》的文稿。——作者注

后来，我虽然可以后悔干得不错，却仍不可能改变我的良心最初的冲动。邦雅曼·龚斯唐在当时是那样有权势，他于九月二十日写信给我说：“我写信给您，更愿意谈您而不是谈我自己，因为您的事情比我的更加重要。我希望能跟您谈谈，您离开法国民众，让全法国蒙受了多大的损失，因为您过去对它施加了那么高贵那么有益的影响!但是如此议论个人问题也许有失谨慎，因此我虽然和全体法国人一样叹息，却还是应该尊重您的顾虑。”

我的义务似乎还没有尽完，我保护孤儿寡母，我受过审判，坐过牢。波拿巴就是在最气恼的时候，也没有让我受这份罪。当甘公爵死后，我提出辞职，从那时到我为被放逐的孩子呐感为止，我一直在出头露面，我以一个被枪决的亲王和一个被放逐的王子为依靠；我衰老的手臂挽着他们虚弱的手臂，他们给我以支持：保王党人啊，你们也曾由这样的人陪护过吗?

不过，我愈是用忠诚和荣誉的绳索捆住生活，就愈是用行动自由来换取思想独立；这种思想回到了本质。现在，抛开一切不论，我只是据实评价历届政府。我们能不能相信未来的国王?该不该相信现时的人民?在这个没有信仰的世纪，得不到安慰的智者只能在政治无神论中得到可怜的休息。但愿一代代年轻人怀着希望：他们要等待漫长的岁月，才能达到目的；年龄以平均的速度前进，听到我们欲望的召唤也不加快步伐：时间是一种适合必然消失之物的永恒；它根本不把自己作品中的人种及其肤色当回事。

由大家刚刚读过的章节可以得知，如果人家照我的忠告办了，如果人家不是只顾满足自己褊狭的欲望而不顾法国的利益，如果权力当局更确切地估计了有限的能力，如果外国政府像亚历山大那样，认为自由主义制度可以拯救法国君主政体，如果这些政府不扶持在对宪章原则不信任之中重建的权威，那么正统王权仍然会稳坐在宝座之上。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回首往事，重回已经离开的位置是无用的，在那里留下的东西什么也找不到了：人、想法、环境，一切都消失了。

一八三九年于巴黎

雷卡米耶夫人

我们去罗马使馆赴任，去我昼思夜想的那个意大利。在接下去叙述之前，我应该提一提一位妇女。直到本回忆录结尾，读者都可以见到她：从罗马到巴黎，在我和她之间将展开一段通信联系：因此，读者应该知道我是在给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写信，我是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认识雷卡米耶夫人的。

在社会各个阶层，雷卡米耶夫人都遇到一些在世界舞台上或多或少有些名气的人物。大家都对她表示崇拜。她的美貌把她的理想生活与我们历史的具体事实结合在一起：宁静的光照着一幅暴风雨的画面。

让我们还是回到已逝的时代，借着我夕阳的余晖，努力在天幕上描绘一幅肖像。我的黑夜临近，不久就会在天上撒满阴影。

一八○○年我回国后，《信使报》刊发了我一封信①，引起德·斯塔尔夫人注意。当时我的名字还在流亡贵族的名单上；《阿达拉》使我走出了默默无闻的状态。在德·封塔纳先生请求下，巴兹奥西夫人(波拿巴的妹妹埃莉莎·波拿巴)替我申请并获得批准，把我的名字从流亡贵族名单上一笔勾销。经办此事的便是德·斯塔尔夫人。我去向她致谢。我记不起是克里斯蒂安·德·拉穆尼瓦翁还是《柯丽娜》的作者(德·斯塔尔夫人)把我介绍给雷卡米耶夫人的。她当时住在勃朗峰街她家的府邸里。我刚从树林里出来，刚刚走出生活中的阴暗地带，仍然很孤僻，勉强才敢抬眼注视一位身边围满崇拜者的女人。

①指《关于德·斯塔尔夫人作品再版致封塔纳公民的信》，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信使报》发表。署名为《基督教真谛》的作者。其实《基督教真谛》三个月以后才出版。

大约一个月以后，有一天早上，我去德·斯塔尔夫人家，她在梳妆台前接待我。她一边由奥利韦小姐侍候着穿衣，一边跟我说话，手指间还捏着一根小青树枝。雷卡米耶夫人穿着一袭白袍，突然走进来，在一张蓝绸沙发中间坐下。德·斯塔尔夫人仍然站着，正在谈话的兴头上，就继续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望着雷卡米耶夫人，勉强才答上几句。我从未想到有这样漂亮的人儿，我也从没有这样泄气：我对她的仰慕变成了对自己的不满。雷卡米耶夫人走出房间。我再见到她，是十二年以后的事了。

十二年!是什么敌对力量这样切割糟蹋我们的年华，讽刺地把它慷慨送给被称为爱慕的冷漠，外号叫幸福的不幸!接下来，当年华最珍贵的部分凋零、消耗之后，它又嘲讽地把你带回起点。而且，它是怎样把你带回来的呀?一些古怪念头，一些讨厌的幽灵，一些上当的落空的感觉折磨着你的头脑，拦在你前面，阻碍你得到那本来还可以品尝的幸福。你闷闷不乐地回来，内心充满痛苦和遗憾，想起那纯洁的年华，便为如此艰难的青春时期的过错而懊悔。我游历罗马、叙利亚，目睹帝国兴亡，成为风云人物，不再做沉默之人以后，回来时就是这样一种心情。需卡米耶夫人又干了什么事呢?她过的又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下面我将给你们叙说她的生活。她的日子过得既光辉灿烂，又默默无闻，其中大部分为我所不了解，因此我不得不求助于一些权威，它们虽与我的权威不同，却是不可置疑的。首先，雷卡米耶夫人向我讲述过她亲眼目睹的一些事情，并且给我写过一些珍贵的书信。她将所见所闻，都写了笔记，她不但允许我查阅，而且允许我引述，这是十分难得的。其次，德·斯塔尔夫人在已经印出来的通信集里，邦雅曼·龚斯唐在他还是手稿的回忆文章里，巴朗谢先生在我们共同的女性朋友的小传里，德·阿布朗泰公爵夫人和德·冉利夫人在她们的文章草稿中，都给我的叙述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我只是把那些美丽的姓名串接起来。若是哪个事件的环节断了或者扯开了，就用我的叙述填补空白。

蒙田说，人类张开怀抱迎接未来的事物，而我却有个怪毛病，张开怀拥抱过去的事物。尤其当人们回顾亲爱的人早年的生活时，一切都是快乐：人们是在延长所爱的生命，是在把爱情扩展到原来并不了解现在回忆起来的日子，是在美化现在人过去的生活，是在给青春作补偿。

雷卡米耶夫人的童年

在里昂我参观过植物园。它就建在古圆形剧场的废墟上，位于古荒漠修道院的花园里。那座修道院现在已经倒塌了。罗纳河和萨奥纳河就在脚下；远处耸立着欧洲最高峰。那是意大利的第一个里程碑，它那白色的告示牌直插云霄。雷卡米耶夫人曾被送进这家修道院，在一道栅门后面度过了童年。只有在举行弥撒的日子栅门才向外面的教堂打开。那时，人们便可以在修道院的内部小教堂见到葡匐祷告的姑娘们。女修道院长的圣名瞻礼日就是修道院的主要节日；由女寄宿生中最漂亮的一个向院长致例行的祝贺：同伴们给她整戴好首饰，扎好辫子，戴上头巾，披上面纱。这一切都是静静地做好的，因为揭开面纱的时刻是修道院里所称“鸦雀无声”的时刻之一。接下来朱丽叶得到了当天的荣誉。她父母在巴黎安了家，便把孩子召回身边。在雷卡米耶夫人写的一些草稿中，我收集了这则笔记：

“姨妈来接我的前一天，有人把我领到院长嬷嬷的房间，接受她的祝福。第二天，我跨出修道院大门。大门打开让我进去的情形我记不起来了。我满脸泪水，和姨妈坐上一辆马车去巴黎。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一个那样纯洁，那样平静的年代，走进了动荡不安的岁月。有时我像做一个朦胧而温柔的梦，又想起那个时候的事，想起那袅袅的香烟，想起那没完没了的仪式，想起在花园里的迎神游行，想起那时唱的歌和那时的花。”

从一个虔诚的僻静的地方出来的岁月，如今在另一处虔诚的清静的地方休息，它们的清沌与和谐没有损失半分。

雷卡米耶夫人的少年时期

伏尔泰之后，最有头脑的男人是邦雅曼·龚斯唐。他力图使人们对雷卡米耶夫人的少年时期有所了解：他打算描绘出模特的轮廓，在她身上提取出一种并非与生俱来的优雅。

“在当代因为面孔、才智或者品性的优势而出名的女人中间，”他写道，“有一个我愿意描绘。先是她的美貌让人仰慕她，接下来她的灵魂让人了解她。她的灵魂看上去比她的外貌还要美。社会风习给她提供了施展才智的办法。她的才智并不在她的灵魂与容貌之下。

“才满十三岁她就嫁了人。男人一心忙于大事，不能指导这个极为幼稚的孩子。于是在一个仍是一片混乱的国家里，雷卡米耶夫人几乎全靠自己来打理生活。

“同时代有许多妇女名满欧洲。她们中的大部分都向时代进了贡，有些人的贡品是她们那毫无温情可言的爱情，另一些人的贡品则是向相继而来的暴政作有罪的屈服。

“人处在这种环境，不是被它腐蚀，便是被它败坏。可是我描写的这个女子，、却是光彩夺目、纯洁无瑕地从这种环境出来了。首先童稚是她的一种保障，因为这个美妙作品的创造者使一切都变得对她有利，她住在一个由艺术装点的偏静处所，远离尘世，学习诗歌与其他有趣的功课，把这些仍属另一种年龄的乐趣当作自己的日常消遣。

“她有一些少年伙伴，也常常和她们一起玩一些闹闹嚷嚷的游戏。她身材苗条，体态轻盈，每次跑步，总是跑在前面。她把眼睛蒙上布条。有朝一日，她将看穿所有人的灵魂。她的目光如今是那样生动，那样深邃，似乎在向我们揭示一些她本人也不清楚的秘密，但那时却只闪烁出欢乐和顽皮的光芒。她那一头秀发每次散开来都要惹得我们心慌意乱。她那时把头发披落在白皙的肩膀上，当然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危险。她那稚气的谈话常常为长久的清脆的笑声打断；不过人们在那时就已经注意到她那敏锐捕捉笑料的观察力，那寻找快乐却从不伤人的调皮，尤其是那份优雅、单纯和趣味纯正的感觉。那是真正的天生高贵，其资格是烙在享有天赋的人身上。

“当时的上流社会与她的本性太不相容，以至于她只能偏爱隐居。当任何封闭的圈子都会招来怀疑时，把房子对所有人开放便是惟一可行的聚会办法。各阶层的人都来到这些房子，因为在这里可以说活却不招惹是非。可以见人却不会受到连累；在这里流腔痞调替代了风趣，乱七八糟换下了欢乐。但是在这里从来见不到她的身影。在督政府大院里，权力显得既凶狠又亲切，让人既生出恐惧又免不了轻蔑。在这里也见不到她的身影。

“然而雷卡米耶夫人间或也走出偏僻的居所，去剧院看戏，或者去公园走走。因此，在众人常去的这些地方，她少有的几次出头露面成了真正的事件。这些大型聚会的其他目的都被人忘记了，每个人只是朝她经过的地方冲过去。幸运地给她领路的男子必须战胜像障碍一样拦在他面前的仰慕者。她的脚步时刻被拥挤着围观的人所阻延。她带着儿童的快乐和少女的羞怯享受着这份成功。但那份庄重与优雅，在家里使她超出其他年轻女友，在外面，则镇住了冲动的人群。似乎她光是以自己的出场，就支配了座中的朋友和外头的公众。雷卡米耶夫人婚后头几年就是这样过的：不是在偏僻的居所写诗吟诗，玩游戏，就是惊鸿一现地光彩夺目地在交际场所露一露面。”

我中断《阿道尔夫》作者的叙述，插上一句：在那个刚度过恐怖时期的社会，人人都怕显出有个家的样子。大家都在公共场所碰头，尤其是在汉诺威咖啡馆①。我看见那座楼阁时，它那破败凄凉的样子，就像昨日才举行过节日庆典的大厅，或者再无演员登台的剧场。一些幸免于牢狱之灾的年轻人就在那里见面。安德烈·谢尼埃曾替他们说：

①德·黎塞留元帅于一七六○年修建的楼阁，后由韦洛尼开设咖啡馆是当时巴黎的一个聚会场所。

我还不想死。

雷卡米耶夫人曾碰到去受刑的丹东。不久，她发现几个美丽的受害人避开一些男人，因为那些男人成了自己狂热的牺牲品。

我又回到邦雅曼·龚斯唐的叙述：

“雷卡米耶夫人的思想需要另一种养料。美的直觉使她预先就爱上了因为有才干或者天才而出名的优秀男人，尽管并不了解他们。

“有一个一流男人，名叫德·拉阿尔普先生，知道这个女人的价值。有朝一日，这个女人将把当时的名流全部召集在自己周围。童年时他曾遇见她，待到再次见面时她已经嫁了人。一个极其自尊，平时习惯于与法国最聪慧的人交谈的男人，免不了十分挑剔，难以接近。可是在他看来，这个十五岁少妇的谈吐却有千般魅力。

“德·拉阿尔普先生身上有许多毛病，使人觉得与他打交道很难，几乎无法忍受，可是在雷卡米耶夫人身边，他这些毛病大部分都改掉了。他乐于充当她的指导：她的头脑很快就弥补了经验的不足，对于他所揭示的世界与人类的事情，一下就理解了，那份敏捷，深受他赞赏。当时正处于著名的改换信仰时期。许多人认为那种做法是虚伪的。我却始终认为它是真诚的。宗教感情是人天生的权力。断言这种权力来自欺骗与谎言是荒谬的。人的灵魂中，除了天生之物，人们没有塞进任何东西。有利于某些信条的滥用权力和迫害有可能使我们对自己产生错觉，从而抗拒我们所感受的东西，如果它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话。不过，只要外部原因停止作用，我们就会恢复本性：当不再有勇气进行抗拒时，我们就不会再为自己的抗拒而高兴。因此，既然革命夺走了不信宗教的这种价值，那么只是出于虚荣心才不信宗教的人便可以成为虔诚的信徒。

“德·拉阿尔普先生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不过他还是不能容人，这种苛刻的禀性使他旧仇未了，又招来新恨。然而在雷卡米耶夫人身边，这些信仰上的麻烦都消失了。”

下面是邦雅曼·龚斯唐提到的德·拉阿尔普先生写给雷卡米耶夫人的书信片断：

“什么!夫人，您有这么好，竟愿意来寒舍看望我这样一个可怜的放逐者?这一回，我可以像古代那些家长，说‘一位天使来到我的住所’了。话说回来，我跟那些家长几无相似之处。我很清楚，您喜欢‘发慈悲行善事’；可是，时下做什么好事都难，行善也一样。很遗憾，我应该告知您，首先，出于许多理由，单独来是不行的；理由之一，即以您的年龄和到处会引起轰动的脸蛋，您不能不带一个贴身使女就出门。我偏僻的房子并非属于我一人，出于谨慎，我就不会把房子的秘密告诉她了。这样一来，您只有一个办法来实行您那高贵的决定，就是与德·克莱蒙夫人商量，让她哪天带您上她的乡间小城堡，从那里您与她一起就可以很方便地来寒舍了。您和她天生就是互敬互爱的一对……

“近来我写了许多诗句。常常一边写，我就一边想，兴许哪天可以读给那可爱的美人儿朱丽叶听，她的思想与目光一样敏锐，情趣和灵魂一般纯洁。我还将给您寄上阿多尼斯的片断，您喜欢它，我却觉得它有些亵渎宗教的意味了；不过我希望您答应我，不会把它传出去……

“再见，夫人。我忍不住对您谈这些事情，换上别人，会觉得给一个十六岁的女子谈这些事很奇怪。不过我知道，您那十六岁只是写在脸上。

九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夫人，我有好久没有尝到与您聊天的快乐了。假若您确信(您应该确信)，这是我丧失的一笔财产，您就不会责备我……

“您看透了我的内心：您发现我在那里为国家的不幸个人的过错服丧。我应该感到，这种悲伤的心境与您的年纪与魅力周围的光辉形成过于强烈的对比。我甚至担心在少有的能与您在一起的时刻被您看出来，因此我预先请求您对这一点宽大为怀。不过，眼下，夫人，天主似乎给我们就近指明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样甜蜜的，我认为离我们是这样近的希望带来的快乐，除了对您，我还可以对谁倾吐呢?到那时，在与民众欢乐融合在一起的个人快乐中，谁还能占据比您还重要的位置呢?那时我会更容易感受您迷人的小圈子的温馨，更有资格享受它。如果仍能在其中出点力气，我会认为自己是多么幸福啊!如果您肯同样看重我的劳动成果，事成之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您，会首先把它迫不及待地奉献给您以表示敬意。那时将有更多的阻力和障碍；但您会发现我永远都服从您的命令；而且我希望，我这种偏爱，无人可以指责。我会说：这就是那个女子，她还在幻想的年纪，有着种种显著优势。可以作为幻想的理由，就有了最纯洁的友谊，就懂得了高尚体贴地对待朋友，虽然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却还记挂着一位被放逐的人。我会说：这就是那位女子，我曾目睹她身处污泥而不染，在普遍的腐败中青春勃发，更添优雅；她那十六岁的理性常常让我觉得汗颜；这一点，我确信谁也不会反驳。

星期六”

动人的表述后面，隐藏着由宗教、年龄和事件引发的忧伤，使上面这些信显示出一种思想与文体的特殊混合。现在我们还是回到邦雅曼·龚斯唐的叙述：

“我们到了这种时期：雷卡米耶夫人首次发现自己成了一种强烈的连续不断的激情追求的对象。迄今为止，她只接受过一些男人的敬意，那些人虽是遇到的，但是她的生活方式却叫人根本不知道在哪个聚会中心肯定可以再见到她。她从不在自己家里见客，也尚未形成自己的社交圈子。只有进入这样的圈子，人们才可以天天见她，努力取悦她。

“一七九九年夏季，雷卡米耶夫人搬到巴黎城外两三里远的克利希城堡居住。这时有一个人因为种种抱负而闻名，而不要好处比赢得胜利又更使他闻名。这人就是吕西安·波拿巴。他请人把自己介绍给雷卡米耶夫人。

“迄今为止，他只希冀作一些容易得手的征服，也只研究过一些小说的办法。他涉世不深，以为这些办法肯定有效。有可能是俘获当代最美的女人这个想法让他首先动了心。他年纪轻，身为五百人院的党派首领，又是当今之世第一将军的弟弟，他对自己集政治家的胜利与情人的成功于一身而洋洋得意。

“他设想借助于一个编造的故事来向雷卡米耶夫人表示爱慕，于是伪造了一封罗米欧致朱丽叶的信，把它作为自己的作品寄给同名的女人。”

下面就是邦雅曼·龚斯唐所知的吕西安那封信；在搅得现实世界动荡不安的革命之中，看到波拿巴家的一个成员深人虚构的世界倒是很有趣的事。

《印地安部落》①的作者编造的罗米欧致朱丽叶的信

①吕西安·波拿巴在与雷卡米耶夫人结识之前不久出版了这部两卷本长篇小说。

“朱丽叶，罗米欧给您写信：要是您不肯读，您就比我们的父母还要残酷。他们长期的不和近来终于平息了：这种可怕的争吵大概不会再发生了……

“不久以前，我还只了解您的名声。我曾在教堂里和欢庆活动中看见您几次。我知道您是最美丽的女人，有千张嘴巴都夸您好，您的美貌打动了我但没有让我眼花……为什么和平把我交付给您的帝国?和平!我们两家是和平了，可是我的心里却烦乱起来……

“我第一次被人介绍给您的那一天，您还记得吧?我们举行了一场盛大宴会，庆贺我们父辈和好。我从元老院回来，有人兴风作浪，对共和国发难，在那里造成了强烈的印象……那时您来到了；大家都拥过来看您。‘她多么美咽!’有人叫道。……

“晚上人群挤满了贝德马尔的花园。讨厌鬼到处都有，他们死缠着我。那次我对他们可没有耐心，也没有什么和气：他们害得我无法靠近您!……我想弄明白为什么会心慌意乱。我尝到了爱情的滋味。我想控制它……可是我被它驱使，和您一块离开了那欢乐的地方。

“后来我又见到了您。爱情似乎在对我微笑。有一天，我坐在水边，一动不动，兀自出神，您拿着一朵玫瑰，把花瓣一片片摘下来；我单独与您相处，便开口了……我听见一声叹息……徒劳的幻想!我认识到犯了错误，看见冷漠面色从容地坐在我们中间……我已经被一腔激情控制，言语之中处处将它表露出来，而您的言谈则烙着打趣的印记，还带着童年那可爱又残酷的痕迹。

“我每天都想见到您，就好像事情在我心里还没有着落似的。我看到您独自一人的时候很少，而围着您向您献殷勤说蠢话的那些威尼斯年轻人又叫我受不了。对朱丽叶，能像对别的女人那样说话么?!

“我想给您写信，您认识我了，不会再有疑虑。我的灵魂焦虑不安，它渴望情感。倘若爱没有激动您的情感，倘若罗米欧在您眼中只是个凡夫俗子，那么，我就用您强加给我的束缚，请求您出于善意，对我严厉一点，不要再对我微笑，不要再跟我说话，把我推远一点。命令我离开吧。如果我能够执行这道严厉的命令，那就至少请记住，罗米欧会永远爱您的；谁也不曾像朱丽叶那样让他着迷，至少，他不再可能为她而放弃在回忆中生活了。”

对于一个冷静的男人，这一切多少有点嘲讽的意味：波拿巴家的人都是以戏剧、小说和诗句来维持生活的；波拿巴本人的一生难道不是一首诗，而是别的东西么?

邦雅曼·龚斯唐继续评论这封信：“这封信的文笔显然是模仿了从《少年维特之烦恼》到《新爱洛依丝》的情爱小说。雷卡米耶夫人在好几处细小的地方轻而易举地看出，她本人就是人家用信函表示情意的对象。她还不太习惯爱情的直接语言，也就不可能凭经验，知道那些话没有一句是真诚的；但是一种准确的可靠的直觉提醒了她；她爽直地，甚至快乐地回了信，表现了几分不安和担心，但更多的是冷漠。光是这一点，就使吕西安真的生出强烈的爱情。他原来的激情多少是夸大了一点。

“吕西安越是动了激情，他的信就写得越是真实，越有表现力；在他的信中，始终可以见到对华丽辞藻的追求，以及故作姿态的需要。他不投人睡梦之神莫耳甫斯的怀抱就睡不着觉。他在失望之中，描写自己专心于周围大事的情形。他为自己这样一个男子汉竟然流泪而吃惊。不过这夹杂着大话空话的文体，还是有说服力，有同情心，也有痛苦。总之，在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中，他对雷卡米耶夫人写道：‘我没法恨您，但是我可以杀了您。’他在全面思考后突然说：‘我忘了，爱情不可能拔除，但是可以得到。’然后又补上一句：‘收到您的便函以后，我又收到好几封外交公文；我获悉了一个消息；您从外面的传闻中大概也听说了。我被幸福包围了，觉得飘飘然然……人家跟我谈论的竟不是您!’接下来又是一句惊叹语：‘与爱情相比，本性是软弱的!’

“吕西安无动于衷的那个消息其实十分重要：波拿巴从埃及赶回来，已经上岸了。

“一个新的命运带着希望与威胁在不久前登陆了；过了三星期，就发生了雾月十八日的政变。

“这一天在历史上将永远是那么重要，刚刚逃脱了那一天的危险，吕西安就写信给雷卡米耶夫人说：‘您的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最后的思念将会向着您’。”

邦雅曼·龚斯唐的叙述(续)德·斯塔尔夫人

“雷卡米耶夫人与一个名气远大于德·拉阿尔普先生的女人结下了友谊。两人的关系日益亲密，至今仍在发展。

“内克先生让人把自己的名字从流亡贵族的名单上勾销之后，便委托女儿德·斯塔尔夫人出售巴黎的一处房产。雷卡米耶夫人买下了房子，也是逢这个机会她见到了德·斯塔尔夫人。

“乍一见这位女界名流，雷卡尔耶夫人感到十分胆怯。人们对德·斯塔尔夫人的脸蛋看法殊异。但是她那炯炯有神的目光，甜甜的微笑，善意的表情，自然爽快的态度，稍微直露但并不显得狂热的夸奖和恭维，谈起话来天地万物，无所不包，这些，使几乎所有接近她的人都觉得惊讶，觉得有魅力，都对她生出敬意。她确信自己才华出众，无与伦比，但又不拿这分自信来压别人，在这方面胜过她的人，无论男女，我都没有见过。

“德·斯塔尔夫人和雷卡米耶夫人的交谈比什么都有意思。她们一个言语急迫，要表达千般新思想，另一个则情意殷殷，细细地听，并插上几句评论；一个思想刚烈泼辣，要把一切都吐露，另一个心思敏锐而细腻，什么事情一听就懂；一个训练有素的天才对一个有资格接受的聪慧少妇倾心相予：这一切形成了一种关系，不是有幸亲眼目睹的人，是无法描绘的。

“雷卡米耶夫人对德·斯塔尔夫人的友情得到了一种情感的支持。她们两人都体验到了这种情感，这就是子女对父母的敬爱。雷卡米耶夫人的母亲是个少有的贤慧女人，只是身体让人担心，她在世时，雷卡米耶夫人对她十分孝顺，她死后，则没完没了地怀念她。德·斯塔尔夫人崇拜父亲，父亲的死只是使这种崇拜变得更为狂热。她表达思想感情的样子从来就很迷人，在谈到父亲时就变得尤其引人入胜。她那激动的嗓音，噙泪的眼睛，那分狂热崇拜的真诚，即使是对她父亲，那位名人有不同看法的人士，心灵也为之感动。她在作品中对父亲大唱赞歌，人们常常加以嘲笑，可是当人们听见她夸赞父亲时，却硬是嘲笑不起来，因为真实的东西都不可笑。”

《柯丽娜》的作者给雷卡米耶夫人写信始于邦雅曼·龚斯唐在此提到的年代：那些信别具一种差不多源自爱情的魅力。我在下面转录几封供大家一阅。

德·斯塔尔夫人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美丽的朱丽叶，有一个人您记得吗?您去年冬天对他作出种种关心的表示，他也乐于鼓励您今年冬天再作那样的表示。您是怎样统治美丽的帝国的?有人乐意地把这个帝国给您，因为您为人极其善良；再说，一个如此温柔的灵魂，有一张可爱的面孔来表现温柔善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您知道，在您那些仰慕者中间，我比较喜欢阿德里安·德·蒙莫朗西。，我收到他一些信。他的信写得风趣优雅，文采飞扬。尽管他表达感情的方式很潇洒，我却相信他的感情是坚实可靠的。再说，坚实可靠这个词适合于我，因为它只要求成为她心中的次要角色。不过您是所有人感情追求的女主角，您面临的是可以写悲剧和长篇小说的大事件。我的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苔尔芬)正在阿尔卑斯山麓往前走。我希望您将来会有兴趣读一读。我在写作的时候倒是兴致蛮高的……您现在处在这些成就之中，是一个美丽纯洁的天使，将来您也会是这样一个天使，您会得到虔诚信徒的崇拜，就像得到公子少爷的爱慕……《阿达拉》的作者您又见了吗?您一直住在克利希?总之我想知道您的详细情况。把您做的事情告诉我，把住的场所描绘给我看看。您留给大家的回忆，难道不是一幅幅画吗?在对您少有的优势如此自然的狂热崇拜之中，我再加上对您的小圈子的许多好感。请带着好意，接受我赠送的东西，并且答应我，今年冬天多多见面。

九月九日于科佩①

①即日内瓦远郊的科佩城堡。

美丽的朱丽叶，您知道吗?朋友们听到请您来这里的主意，夸了我几句哩?难道您不能让我乐上这么一回么?一段时间以来，幸福理都不理我了，如果您来，就意味着命运有了转机，就会使我对渴望之物生出希望。阿德里安和马蒂厄说他们会来。如果您与他们来这里，只要住上一月，就足以领略我们美丽的自然风光了。我父亲说，您应该选择科佩作住所。我们将从这里出发，往四处跑跑。我父亲极想见到您。您知道人家是怎样评论荷马的。

您通过老人的喉舌夸赞美丽②。

②见《伊利亚特》第三卷一五六节。

除了这分美丽，您还可爱。

四月三十日于科佩

雷卡米耶夫人的英国之行

在亚眠达成的短暂和平期间，雷卡米耶夫人陪母亲作了一趟伦敦之行。三十年前在英国当大使的德·吉涅老公爵给她们写了一些介绍信。老公爵与英国当时最引人注目的贵妇们保持了通信联系，如德文希尔公爵夫人、墨尔本贵妇、索尔兹伯里侯爵夫人，以及他曾经爱过的安斯帕赫总督夫人。他在任期内干的事情仍然有名，那些可敬的贵妇们都还惦记着他。

在英国新鲜事儿就有这种力量：她们头天到英国，第二天报纸上就刊登了外国美女抵达本土的消息。雷卡米耶夫人把介绍信送出去后，所有收信人便都来看望她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德文希尔公爵夫人，她年纪在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虽然一只眼睛失明了，但美貌犹存，时髦依旧。她把一绺头发搭下来，正好遮住瞎眼。雷卡米耶夫人第一次在那边公开露面，就是由她陪同。公爵夫人把雷卡米耶夫人领到歌剧院她的包厢里。那里面坐着威尔士亲王、德奥尔良公爵及其兄弟德·蒙邦西埃公爵和德·勃约莱伯爵。前两位后来都当了国王，但是当时一个已经摸到了王位，另一个则还隔着一道深渊。

望远镜和目光一齐朝公爵夫人的包厢转过来。威尔士亲王对雷卡米耶夫人说，她如果不想被挤死，就得在歌剧终场前出去。可是她刚起身，各个包厢的门就一下打开了；她躲避不及，被人潮一直带到马车上。

次日雷卡米耶夫人由道格拉斯侯爵陪同，去肯辛顿公园游玩。道格拉斯侯爵后来当了汉密尔顿公爵，曾在霍利路得接待查理十世及其妹妹萨默塞特公爵夫人。公园里的游人见雷卡米耶夫人经过，立即拥了过来。以后她每次在公共场合露面，这种情形都会重演。各家报纸不断提起她的名字；由巴尔托洛基刻绘的她的版画像，被人带到英国各地广为散发。《安提戈涅》的作者巴朗谢先生补充说，一些船只还把她的画像带到了希腊的各个岛屿。美貌回到了人们原先编撰其形象的地方。大卫曾给雷卡米耶夫人画过一幅小像，热拉尔给她画过一张立像①，卡诺瓦给她画过一张半身像。热拉尔那张像是他的杰作，但我不喜欢，因为模特的轮廓虽然画对了，神情却完全见不到了。

①大卫那张肖像画于一八○○年，并未完成，现藏于卢浮宫；热拉尔的作品稍后一点，现藏小王宫。两幅画毫无相似之处。——原注

雷卡米耶夫人动身之前，威尔士亲王和德文希尔公爵夫人要见她，并带来了一帮朋友幕僚。大家在一起演奏音乐凑兴。雷卡米耶夫人与马林骑士——当时第一流的竖琴家一起演奏了莫扎特的一支变奏曲。各家报纸把这场晚会说成是外国美女动身之前，为威尔士亲王举行的音乐会。

次日她登船赴海牙。本来十六个钟头的航程，用了三天才走完。她后来告诉我，在那几天刮风暴的日子里，她连续地阅读了《基督教真谛》。我向她“表示”——按她善意的措辞：风和海历来对我很好，从这件事我又看出了它们对我的关照。

她参观了海牙附近奥伦治亲王的城堡。这位亲王曾让她答应去参观他的住所，又给她写过好几封信，谈起他打的败仗，以及他打胜仗的希望：吉尧姆四世后来确实当上了君主；当时要当国王就得耍阴谋，就像今日想当议员一样；因此那些想当君主的人竟相拜倒在雷卡米耶夫人脚下，就好像她手中握着王冠似的。

今日贝纳多特统治瑞典。是他这封便函促使雷卡米耶夫人结束了英国之行。

“……我担心您健康不佳。英国报纸打消了我的不安，但是让我得知您曾面临危险。我首先要责怪伦敦人民过分热情。不过我向您坦白，他们很快就得到了原谅，因为我是责无旁贷，要为那些为瞻仰您高贵面容的丰采而变得冒失的人辩护。

“在您周身的光轮之中，在您有那么多理由得到的光荣之中，请问或记起，在大自然中最忠于您的，就是

贝纳多特”

德·斯塔尔夫人首次德国之行——雷卡米耶夫人在巴黎

德·斯塔尔夫人受到放逐的威胁，打算在离巴黎七八十里外的乡间玛弗利埃定居。雷卡米耶夫人从英国回来以后，建议她去圣布里斯同住几天。她接受了。接下来，她回到头一个避难所。当时发生的事情，她在《流亡十年》中有所描述。

“在一间看得见大路和入口的厅堂里，”她说，“我与三位朋友围桌而坐。时当九月底，下午四点：一位灰衣人骑马来到门前停住，拉响门铃。我知道自己的命运了。他要求见我，我在花园里接见他。在朝他走过去的时候，花香和明媚的阳光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与人交往的感受与从大自然得来的感受是如此不同!这人对我说，他是凡尔赛宪兵队的指挥官……他把一封信拿给我看，信是由波拿巴签署的，他命令我搬到离巴黎城三四百里的地方去，并且二十四小时内就要动身，不过对我还是拿出了对女界名人应有的尊重……我回答宪兵军官道：二十四小时内动身适合于应征入伍的新兵，却不适合妇女儿童。因此，我提出让他陪我去巴黎，在那里我需要三天作必要的旅行安排。我带着孩子和这位军官登上马车。这位军官是作为宪兵中最有文学天赋的人，特意选出来的。的确，他对我的作品说了一些恭维话。我对他说：‘先生，您看到了，做一个才女会发生什么事儿。我请求您，如果有机会，劝您的家人千万不要做才女。’我试图摆出傲气，让自己发火，可是我只觉得百爪抓心。

“我在雷卡米耶夫人家停了一阵，见到了朱诺将军。他出于对雷卡米耶夫人的忠诚，答应次日去跟第一执政说说。他确实尽心尽力地去了。

“限我动身的日子前夕，约瑟夫·波拿巴又作了一次尝试……

“我不得不在巴黎城外二十里远的一家小饭馆等候回复，不敢回到城里自己家中。一天过去了，没有得到答复。我不想在小饭馆停留太久，免得引人注目，就顺着城墙兜圈子，想在同样是离城二十里远的地方，在另一条路上寻找一家饭馆。我离开朋友和自己家才几步路，却不能见也不能归，这种流浪生活使我心如刀割，个中滋味，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不寒而栗。”

德·斯塔尔夫人没有回科佩，反而动身去作她的首次德国之行。那时期德·博蒙夫人去世，她听到死讯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在首次罗马之行那一章作过引述。

雷卡米耶夫人在巴黎家中集合了受压迫党派和持不同政见分子中最出色的人物。旧君主体制和新帝国的名流都可在这里见到：蒙莫朗西一家、萨布朗一家、拉穆尼瓦翁一家，马塞纳、莫罗和贝纳多特将军；那一个遭到放逐，这一个却登上王座。外国的名流也来这里。奥伦治亲王、拜恩亲王、普鲁士王后的弟弟等人都围在她身旁。威尔士亲王一如在伦敦，为戴了披肩而骄傲。这里的吸引力是如此不可抵挡，以至于连欧仁·博阿尔内和皇帝的大臣们都去参加那些聚会。波拿巴不能容忍别人成功，哪怕是一个女人。他问：“从什么时候起，内阁在雷卡米耶夫人家开会啦?”

将军们的计划——贝纳多特的肖像——莫罗的案子——莫罗与马塞纳写给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现在回到邦雅曼·龚斯唐的叙述：“波拿巴占据了政府，老早以来，就公然向着专制暴政发展。在本质上截然不同的党派都激烈反对他。大多数公民仍在为人家答应给他们的休息而恼怒。共和派和保王主义者希望推翻现政权。由出身、关系和政治主张所决定，德·蒙莫朗西先生属于后面这部分人。雷卡米耶夫人只是由于普遍关心各党派的失败者，才与政治挂上了勾。她生性独立，不肯加入拿破仑的宫廷，关系上也就疏远了。德·蒙莫朗西先生想把自己的希望告诉她，便以适宜激发她热情的色彩向她描绘波旁王室复辟的情景，请她负责拉拢当时法国的两位要人贝纳多特和莫罗，看看他们能否联手反对波拿巴。雷卡米耶夫人与贝纳多特很熟。贝纳多特当时已经当上了瑞典储君。他面容英俊，气派高贵，头脑敏锐，谈吐不俗，总之是个引人注目的男人。打仗勇敢，言词大胆，可是在非军事行动中，却是畏畏缩缩，办什么事都优柔寡断：有一件事情，使人第一眼看到时觉得他十分迷人，但又给与他合手实行计划设置了障碍，这就是夸夸其谈的习惯，他所受的革命教育的残余。他有时情绪来了，变得很有口才，真正是雄辩滔滔。他知道这一点，也喜欢这样的成功。当他抓住在俱乐部或者论坛上听来的什么论点，展开论述某种一般观念时，他就全神贯注，忘记一切，成了一个充满激情的演说家。他始终仇恨波拿巴，也始终得不到波拿巴的信任。在波拿巴统治初年，他出现在法国时是什么样子，在近来欧洲的动荡之中也还是什么样子。人们感谢他带来了解放，因为他通过向外国人表明，一个法国人准备反抗法国的暴君，并且知道只发表能够影响民族的言论，而使他们不再担心。

“凡是能向一位妇女提供行使权力手段的东西，她总是喜欢的。此外，在策动地位高光荣大的人反对波拿巴独裁的想法中，有某种高尚慷慨的东西迷住了雷卡米耶夫人，因此她赞同德·蒙莫朗西先生的愿望。她经常把贝纳多特和莫罗请到家中聚会。莫罗犹犹豫豫，贝纳多特则慷慨陈词。雷卡米耶夫人把莫罗含含糊糊的话当作下决心的开始，把贝纳多特的高谈阔论当作推翻暴政的信号。从两位将军那边来说，他们看到自己的不满受到美丽、才智和优雅这样安抚，也动了心。这位女人如此年轻、如此迷人，而且在跟他们讨论祖国的自由，在她身上，确实有某种浪漫的、富有诗意的东西。贝纳多特不断向雷卡米耶夫人表示，她天生就是鼓动人、培养狂热信徒的。”

在指出邦雅曼·龚斯唐这段描写十分细腻的同时，也得指出，雷卡米耶夫人如果不是因德·斯塔尔夫人遭受流放感到义愤，是不会卷入这种政治利益之争的。瑞典未来的君主握有一份仍属独立派的将军名单，但是莫罗的名字不在上面。这是惟一能与拿破仑抗衡的名字。只是贝纳多特虽然攻击波拿巴的权力，却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莫罗夫人举行一场舞会，除了法国，全欧洲都有人参加。在舞会上代表法国的只是共和党反对派。在大家尽兴娱乐之时，贝纳多特将军把雷卡米耶夫人领进一间小客厅。只有音乐声跟着他们飘进来，并且提醒他们身在何处。莫罗进了这间客厅。贝纳多特作了长篇解释之后，对他说：“您有一个深受大众欢迎的姓氏，是我们当中惟一能够自诩得到全体人民支持的人。看看您能干什么，我们在您的领导下能够干什么。”莫罗把过去常说的话又说一遍：他感觉到了威胁自由的危险；必须戒备波拿巴，但是他怕引发内战。

这场谈话扯长了，变得激烈，贝纳多特最后发火了，对莫罗将军说：“您不敢站在自由一边。好吧!波拿巴不会把您和自由放在眼里。我们虽然作出努力，可自由还是会被断送。而您呢，仗都不用打，就会困在自由的废墟里。”真是先知的预言!

雷卡米耶夫人的母亲与莫罗夫人的母亲乌洛太太关系亲密，而雷卡米耶夫人与莫罗夫人从小就是好朋友，两人都乐于在上流社会继续发展友情。

在莫罗将军受审期间，雷卡米耶夫人就住在莫罗夫人家里。莫罗夫人对女友说，丈夫抱怨没有在剧场和法庭公众中间再看到她。雷卡米耶夫人便作好安排，旁听次日的庭审。有一个法官，名叫布里亚—萨瓦兰先生，自告奋勇地安排她从梯形大厅后面的一扇门进入。一进门，她就掀开面纱，扫了一眼被告席，想看到莫罗。莫罗认出她了，站起身，向她致意。所有目光都朝她射过来。她连忙走下梯级，坐到给她预定的位子。被告有四十七名，坐满了法官对面的阶梯座位。每名被告都由两名宪兵押着：这些士兵对莫罗将军表现出尊重与敬佩。

大家注意到德·波利亚克和德·里维埃，尤其是乔治·卡杜达尔先生。皮什格吕这个名字虽然仍将与莫罗的名字连在一起，但被告席上却不见他的人，确切地说，大家认为在被告席上看到了他的阴魂，因为大家知道，监狱里也看不到他那个人了。

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共和党人，而是与新政权作斗争的忠诚的保王党人。不过，领导正统王权事业的人，那些贵族党徒的首脑却是个平民，他就是乔治·卡杜达尔。人们看见他坐在被告席上，都想，这颗如此虔诚，如此勇敢的头颅，将会落在断头台下；也许只有他卡杜达尔一人不会得救，因为他没有为得救作任何努力。他保护的只是他的朋友。至于与他个人有关的事情，他什么也不隐讳。波拿巴并不像人们猜想的那样宽大：有十一个忠于乔治的人与他一同被处死了。

莫罗没有说话。庭审结束后，先前领雷卡米耶夫人进来的法官走过来送她出去。她穿过与刚才进来的后门相对的法官席，顺着被告席走下去。莫罗走下来。两个宪兵紧盯着他。他与雷卡米耶夫人只隔着一道栏杆。他对她说了几句话，可是她在激动之下没有听清：她想回答，可是喉头哽塞，语不成声。

如今时代变了，波拿巴的姓名似乎独自充斥其中。人们想象不到他的权力曾经命系一发。判决前夕，法庭开会合议，全巴黎的人一夜没睡。一股股人潮往法院涌来。乔治不愿得到赦免，回答那些想为他申请赦免的人说：“你们答应给我一个更壮烈的死亡机会吗?”

莫罗被判以终身流放，被押往卡的斯，在那里登船去美国。莫罗夫人去卡的斯与他会合。在莫罗夫人动身的时刻，雷卡米耶夫人陪伴着她，亲眼目睹她亲吻摇篮中的儿子，然后往门外走，走了几步又回来再次亲吻儿子：她把莫罗夫人领到马车旁，接受了她的永别。

莫罗将军从卡的斯给他高贵的女性朋友写了下面这封信：

夫人：

您对两位流亡者表现出那么明显的关心，大概乐意得知他们的消息。我们希望，在洗去了海上陆上的舟车劳顿之后，我们可以趁黄热病在此地流行，把我们困在城中的机会，在卡的斯休养一阵。这种疾病的肆虐，可以与我们刚刚遭受的苦难相比。

尽管我妻子尚在产褥期，在疾病流行期间我们被迫在此羁留了一个多月，我们还是相当幸运，没有染上疾病；只有一个同伴受了传染。

最后我们到了希克拉纳。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乡村，离卡的斯有几十里路。我们的身体都健康；妻子给我生下，一个健康的小女儿，身体完全恢复了。

她相信您对我们的一切都很关心，对这件事当然也不例外，因此让我把它告诉您，并代表她向您问好。

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就不说了。总之是极其无聊、单调。不过至少我们能自由地呼吸，尽管身在暗无天日的国家。

夫人，请接受我们的敬意与友爱，并请相信我永远是您卑微顺从的仆人。

V．莫罗

一八○四年十月十二日于(卡的斯附近的)希克拉纳

这封信是从希克拉纳写的。这个地方似乎以光荣保证了德·昂古莱姆公爵的稳定统治①：不过这片海滨之地对莫罗这位被大家认为忠于波旁王室的将军却又是不幸的。莫罗内心是忠于自由的。当他不幸加入联合行动时，心里想的只是反对波拿巴的独裁统治。德·蒙莫朗西先生痛惜莫罗的阵亡，认为这是王权的巨大损失。路易十八却对他说：“没有那么大：莫罗是共和党人。”莫罗这位将军返回欧洲，只是为了找到天主在上面刻了他的姓名的那颗炮弹②。

①一八二三年德·昂古莱姆公爵率军围攻卡的斯，司令部就设在希克拉纳。

②莫罗一八一三年指挥同盟国军队，在德累斯顿战役阵亡。

莫罗让我联想到另一位著名将领马塞纳。这位将军去了意大利方面军。他向雷卡米耶夫人索讨一根饰带。有一天雷卡米耶夫人收到马塞纳这封便函。

“雷卡米耶夫人赠送的饰带，马塞纳将军在热那亚的战斗与封锁中一直佩戴在身，须臾不离，保佑他夺得胜利。”

古代习俗是现代习俗的基础。在这里它透过现代习俗显露出来。高贵骑士的殷殷之情在平民战士身上得到再现。对十字军东征和骑士比武的回忆潜藏在这些武装行动之中。通过这些行动，现代法国褒扬了古代的胜利。查理曼的友伴西舍在战斗中戴上了太太的彩色饰带。圣加尔修士说：“他用长矛扎着七八个甚至九个敌人扛回来，就像扛一捆水毛茛一样。”西舍引出了骑土精神，马塞纳则继承了骑士精神。

内克先生逝世——德·斯塔尔夫人回国——雷卡米耶夫人在科佩——普鲁士的奥古斯塔亲王

德·斯塔尔夫人在柏林获悉父亲病了，急忙赶回来，可是还没到达瑞士，内克先生就去世了。

这期间雷卡米耶先生破产了。德·斯塔尔夫人很快就听说了这个不幸事件，立即给朋友雷卡米耶夫人写信：

啊!亲爱的朱丽叶，我听到了可怕的消息，感到多么痛心啊!我要诅咒这可恶的流放，它害得我不能守着您，把您搂在怀里!您失去了过轻松愉快生活的条件，但是只要可能，您会更得到人们的喜爱和关心。我同情雷卡米耶先生，敬重雷卡米耶先生，我将写信安慰他。但是，请告诉我，今年冬天在这儿见面是不是白日做梦?如果您愿意，请来这儿住三个月。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圈子。圈里人会热情照顾您的。不过在巴黎您也惹人关心体贴。总之，至少到里昂，或者到我那四百里外的住所。我将去那里见您，拥抱您，告诉您我对您，比对认识的任何女人都要体贴。我不善于说安慰的话，只会说大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喜爱您，尊重您，只会说不管您愿不愿意，您宽厚仁慈的优点反因这场不幸而变得出名，好像缺了不幸，也不可能有宽厚仁慈似的。当然，若拿今昔的境况作比较，您是亏了。但我要是喜欢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我会把所有属于我的东西送出去，以便成为您。有在欧洲无与伦比的美貌，有纯洁无瑕的名声，有慷慨而高尚的性格，在人被掠夺得精光而过的悲惨日子里，这是多么幸福的命运!亲爱的朱丽叶，让我们的友情更加亲密；它不再是单单来自于您的慷慨帮助，而是不断来往的通信联系，是互相倾吐思想的需要，是共同的生活。亲爱的朱丽叶，您将来会让我重返巴黎，因为您永远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而我们可以天天见面。由于您比我年轻，您会给我送终，会成为我几个孩子的朋友。今早我女儿为您和我的伤心事哭了。亲爱的朱丽叶，您周围的奢华曾由我们共同享受；您的命运曾经是我的命运；您不再富有，我也觉得自己破了产。相信我，当一个人这样招人喜爱时，剩下的就是幸福了。

邦雅曼想给您写信，他很同情您。马蒂厄·德·蒙莫朗西给我写信谈您的事，信文十分动人。亲爱的朋友，愿您在这么多的苦难中保持心情平静。唉!朋友的死亡和冷漠都不曾威胁到您，这一下却来了永久的损害。再见，亲爱的天使，再见!我怀着敬重，亲吻您可爱的脸蛋……

雷卡米耶夫人表现出一种新的兴趣：她毫无怨言，离开了社交圈子，似乎天生既能过孤寂生活，又能过交际生活。朋友们都没有抛弃她。巴朗谢先生说：“这次，溜走的只是财产。”

德·斯塔尔夫人的朋友召来科佩。普鲁士的奥古斯塔亲王在埃劳战役被俘，获释后去意大利，途经日内瓦：他爱上了雷卡米耶夫人。属于每个人的私生活在公共生活、战争的血迹和帝国的变化下面继续存在。富人一觉醒来，看见自己金碧辉煌的屋宇，穷人一觉醒来。看见的是自家被烟熏黑的屋梁，照耀它们的，是同一个太阳的光芒。

奥古斯塔亲王以为雷卡米耶夫人会同意离婚，便提出娶她。在柯丽娜那幅油画上，有这段狂热爱情留下的纪念。那幅画是亲王从热拉尔那里得到的，他把它转送给雷卡米耶夫人，作为他对她的感性、以及柯丽娜与朱丽叶的友谊的不朽纪念品。

夏天就在欢宴娱乐中过去了：世界被搅得动荡不安，可是国家灾难的回响与年轻人的欢歌笑语混合在一起时，有时反倒增添欢乐的魅力。人们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寻欢作乐之中，尤其在人们觉得即将失去欢乐时就更是如此。

奥古斯塔亲王这段恋情，德·冉利夫人①拿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有一天，我看到这位夫人正在兴奋地写作。她住在“兵工厂”，房子里黑魃魃的，周围全是蒙着灰尘的书。她并未等什么人；她穿着一件黑袍，一头白发遮住了面庞，两膝间夹着一具竖琴，正在低头抚弄，两只苍白而干瘦的手拨动琴弦，弹出微弱的音响，仿佛是死者发出的遥远的幽然叹息。古代的女预言师在唱什么?唱雷卡米耶夫人。她起初恨雷卡米耶夫人，后来被她的美丽与不幸征服了。德·冉利夫人刚刚写了有关雷卡米耶夫人的这一页，她给主人公取名叫雅典娜依丝：

①德·冉利夫人(Genlis，一七四六—一八三○)，法国伯爵夫人，写有大量长篇小说。

亲王由德·斯塔尔夫人领着，走进客厅。突然一下，房门稍稍打开了，雅典娜依丝走向前来。看到她优雅的身材，容光焕发的面孔，亲王不可能认不出她来。可是他心目中的她完全是另一种模样，他想象中这个美貌如此闻名的女人是一个因为大受追捧而神情高傲，举止大方；充满名气经常给予的那种自信的人。可是他看见走过来的却是个怯生生的年轻女子，是个露面时局促不安，脸色羞红的女人。他在惊讶之余，心底里涌出了一股最温柔的感情。

晚饭后，大家都没有出去，因为外边极为炎热。大家走到走廊里弹琴唱歌，直到可以出去散步为止。几声清亮的和弦和曼妙甜美的试音之后，雅典娜依丝在竖琴伴和下唱起歌来。亲王听得心醉神迷。当她一曲唱罢，亲王注视着她，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慌乱，只是叫着：‘好本事! ’”

盛年的德·斯塔尔夫人喜爱雷卡米耶夫人；老年的德·冉利夫人为她恢复了年轻时的笔调。《克莱蒙小姐》的作者把长篇小说的场景放在科佩《柯丽娜》的作者家中。这位作者曾是她憎恶的竞争对手。这是一桩奇事。另一桩奇事，是看到我描写这些细节。凡是让我回忆起默默无闻、离群索居时的书信，我都浏览了一遍。我没去科佩时，那里曾经幸福过。后来我每次看见那一带湖滨，都忍不住生出一股妒意。在人世逃避我，躲开我，令我一直惋惜的东西，倘若不是见我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会把我的老命送掉的。不过，如果说在永恒的忘川边上，一切真实和梦幻都是枉然；在人生的尽头，一切都是荒废的时光。

德·斯塔尔夫人第二次德国之行

德·斯塔尔夫人再次动身去德国，从此又开始一封接一封地给雷卡米耶夫人写信。这些信也许比前面那些书信更加动人。

在德·斯塔尔夫人印刷成书的作品中，没有任何东西与她书信中那种朴素自然打动人心的风格相接近。在书信中，想象把它的表现力赐给了情感。雷卡米耶夫人友情的效力一定很大，既然它能够让一个天才女人使出一些潜藏未露的才华。此外，我们在德·斯塔尔夫人的忧伤笔调中也能觉察出一丝隐隐的不快。美女自然该是倾听苦恼的知己，因为她永远都不可能遭受类似的伤害。

肖蒙城堡——德·斯塔尔夫人给波拿巴的信

德·斯塔尔夫人重返法国后，于一八一二年春天来到勒卢瓦尔河边，在距巴黎三四百里远的肖蒙城堡居住。这个距离是为了划定她的放逐范围而决定的。雷卡米耶夫人来到这处乡间与她会合。

德·斯塔尔夫人当时正在监督印刷她关于德国的作品：当它行将面世时，她寄了一本给波拿巴，并附上下面这封信：

陛下：

我斗胆把有关德国的著作呈送给您。倘若陛下屈尊阅读，似可从中发现一种智力的表现。这种智力能作某些思考并且由时间促使成熟。陛下，我被流放在外，有十二年未见您。十二年的苦难改变了一切性格，命运也教受苦人学会了忍耐。我在准备登船之际，恳请陛下接见半小时。我认为有些事会让陛下感兴趣。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我才要求晋见，恳请陛下在我动身前恩准。如果陛下不准我住在离巴黎很近，可以接孩子们去住的乡间，我就不得不离开大陆。我在此信中只冒昧地提出一点请求，就是向您解释我这样做的原因。遭受陛下贬黜的人在欧洲受到冷漠的对待，以至于我每走一步都感到其影响。有些人见到我生怕受连累；另一些人打消了这种担心，便以为自己是施舍怜悯的恩主。最普通的社会交往也成了有自尊心的灵魂无法忍受的恩惠。在我的朋友之中，有些人表现出值得赞美的义气，与我一同承受命运的折磨；但我还是看到最亲密的感情因为不愿与我过冷清日子而断绝。八年来，我就是这样过来的：一方面惟恐人家不愿为我作出牺牲，一方面又为人家为我作出牺牲而苦恼不安。这样来向世界主宰细述自己的感觉，未免有些可笑。可是陛下，让您赢得天下的，正是至高无上的天才。说到对人心的体察，大到深广的心机，小到细微的心理，陛下都了解。我的几个儿子没有职业；女儿十三岁了，过不了几年就要嫁人：强迫她过我这种乏味的生活，未免有点自私。因此我得让她与我分开!这种生活是无法忍受的，可是在大陆我摆脱不了。我可以选择哪座城市，在那儿，陛下对我的贬黜不会成为儿女们成家立业不可克服的障碍，不会成为我个人安宁的阻力?陛下本人或许不知道大多数国家权力当局对流放者的恐惧，我在这方面也许该告诉陛下一些事情，它们肯定超出了陛下的吩咐。有人报告陛下，说我是因为博物馆和演员达尔玛才舍不得离开巴黎：这是拿流放，也就是西塞罗和波林布罗克①所称最无法忍受之不幸开的有趣玩笑。不过，陛下，即使我喜爱那些艺术杰作——您的征战给法国带来的珍品，即使我喜爱那些精彩的悲剧——那些英雄主义的形象，您也要责备我做得不对吗?每个人的幸福不是由他官能的性质所构成的吗?老天虽然给了我才华，但我就没有使艺术和精神享受变得不可缺少的想象力吗?有那么多人向陛下讨取种种实在的好处!而我向陛下要求友谊、诗歌、音乐、油画等精神的东西又何必脸红呢?我可以享受它们，却又不会偏离对法兰西君主应有的服从。

①波林布罗克(Bolingbroke，一六七八—一七五一)，英国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安娜王后死后，于一七一四年流亡法国。

这封信不为人们所知，却值得保留。德·斯塔尔夫人并不如人们所断言的，是个盲目的死板的敌人。就是在我发现不得不写信给波拿巴，求他饶我的堂弟阿尔芒一命时，我的话也可能比她的话更为波拿巴所接受。这封信笔调如此高尚，又出自一个如此有名的女人之手，就是亚历山大和恺撒读了也会感动。可是在波拿巴看来，自恃成就斐然，要与最高统治者争个平起平坐的那分自信，还有凭着才智，站在欧洲主宰的层次评说各国王权的那种随便，都是自尊心不守规矩狂妄自大的表现。凡是有几分傲气不受束缚的人，他都认为是反对自己的人。在他看来，卑鄙是忠实，傲骨却成了反叛。他不知道，真正有才华的人只在天才上承认拿破仑；他有权进王宫就像有权进神殿一样，因为他是不朽的。

雷卡米耶夫人与马蒂厄·德·蒙莫朗西先生——雷卡米耶夫人在沙隆

德·斯塔尔夫人离开肖蒙，回到科佩。雷卡米耶夫人再次急急忙忙赶到她身边。马蒂厄·德·蒙莫朗西先生仍一如既往地忠于她。两人为此都受了惩罚。他们前去安慰人家的痛苦，却反受到痛苦的打击。距巴黎三四百里的路程成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障碍。

雷卡米耶夫人退居玛恩河畔的沙隆。她作出这一决定，是考虑到那里邻近蒙米拉依。德·拉罗什富科和杜多维尔先生就住在蒙米拉依。

波拿巴实行全面暴政，成千上万有关他压迫人民的细节因此而埋没：遭受迫害的人怕见朋友，惟恐连累他们；而朋友们也不敢去探望他们，生怕给他们招来更暴虐的迫害。不幸的放逐者成了鼠疫患者，被隔离在人类之外，孤立地生活在暴君的仇恨之中。只要人们不清楚你持独立见解，就会热情接待你，一旦得知了真相，他们就全都躲开了。你周围只剩下监视你与什么人来往，检查你的感情、信件和一切活动的权力当局：这就是那幸福自由年代的真实情景。

德·斯塔尔夫人的书信显示了那个时代的痛苦。在那个时代，有才干的人时时可能被投进黑牢；人们只关心脱身的办法；人们像渴望解放一样渴望逃跑：自由失去以后，就剩下一个国家，只是不再有祖国。

德·斯塔尔夫人写信给朋友，说不想见她，怕给她带来迫害。有些事她也没有告诉朋友：她与德。罗卡先生秘密结了婚，引来一大堆麻烦，正好被帝国警察加以利用。德·斯塔尔夫人认为应该向雷卡米耶夫人隐瞒自己的新烦恼。可是雷卡米耶夫人见她执意不许自己进入科佩城堡，自然觉得大惑不解：她为德，斯塔尔夫人已经作了牺牲，受到拒绝，免不了受到伤害，可是她仍然决心与她会合。

所有本来可以劝阻雷卡米耶夫人的信件，却反而使她坚定了自己的意图：她动身了，在第戎收到了这封要命的便函：

“我一生亲爱的天使，我怀着灵魂的全部温情，向您道别，我派奥古斯特①前来见您，然后再把情况向我报告。您是一位绝世的人儿。要是在您身边生活，会极为幸福：可是命运要把我带走。别了。”

①德·斯塔尔夫人的长子。

此后，德·斯塔尔夫人至死才见到朱丽叶。她那封便函像晴天霹雳，把正在旅途的雷卡米耶夫人打懵了：她匆匆赶来要与德·斯塔尔夫人分担不幸，谁知德·斯塔尔夫人还未见到她，拥抱她，就突然溜走了，在德·斯塔尔夫人那方面，这难道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决定?在雷卡米耶夫人看来，友情似不可能那么轻易地被命运带走。

德·斯塔尔夫人穿过德国和瑞士，前往英国：拿破仑的权势是另一片海洋，把阿尔比庸与欧洲隔开，正如大西洋把它与世界隔开。

德·斯塔尔夫人的儿子奥古斯特早先失去了弟弟。他是在决斗中被人一刀劈死的。奥古斯特本人娶了妻，生了一个儿子。可是儿子才几个月，就跟随他进了坟墓。奥古斯特·德·斯塔尔一死，一个女名人的男性后代就灭绝了。因为她不再正大光明地使用前夫的姓氏，而是偷偷地用上了罗卡的姓氏。

雷卡米耶夫人在里昂——德·谢弗勒兹夫人——西班牙的囚徒们

雷卡米耶夫人孑然一身，充满悔恨地留在里昂，首先要在这座故乡城市寻找一处落脚的地方。她在这里遇到了另一个被放逐的女人德·谢弗勒兹夫人。这位夫人先是被皇帝，后是被她自己的家庭逼迫，进入新社会。宁愿失去一片森林而保住体面的名门世家，你几乎找不到。进了杜伊勒利宫以后，德·谢弗勒兹夫人以为可以在一个诞生于兵营的宫廷充老大；确实，这个宫廷是想学习旧时的派头，希望掩饰自己浅薄的资历。可是平民气派仍然太粗鲁，接受不了贵族关于粗鲁的教育。在一场持久的已经走出最后一步的革命当中，例如在罗马，贵族在共和国垮台一个世纪之后，能够心甘情愿地只充当皇帝们的元老院。过去没有任何可供现代皇帝们指责的地方，既然这段过去已经完结；所有人的生活都打着同样的烙印。不过在法国，变成王室侍从的贵族走得太急；新生的帝国先于他们消失，他们面对着复兴的古老君主体制。

德·谢弗勒兹夫人染上一种胸疾，请求死在巴黎，可是未得恩准。人不可能想何时死就何时死，想死在何处就死在何处。拿破仑造成那么多人死亡，即使他让他们选择死亡的地点，他们也不会放过他的。

雷卡米耶夫人并未达到忘却自身烦恼的境地，但是她却关心别人的烦恼。依靠仁慈修道院一位修女善良的帮助，她秘密探视了里昂的西班牙囚徒，其中有一个就要去见天主。他又勇敢又英俊，像熙德一样信仰基督。他坐在草上，弹着吉他。他的剑曾经欺骗了他的手。他看见女善主来了，没有别的办法表示感谢，就给她唱家乡的抒情歌曲。他微弱的嗓音和乐器的混响消失在监狱的静寂之中。这位战士的伙伴们半裹着撕裂的大衣，黑头发垂落在古铜色的瘦脸上。他们抬眼望着被放逐的女人。他们眼里湿漉漉的，充满了感激的泪水，还射出卡斯蒂利亚血统的傲气。这位女子也戴着同一个暴政的枷锁，让他们想起妻子、姐妹、情人。

那位西班牙战土死了。他可以像波兰勇敢的青年诗人扎尔维斯卡一样说：“一只陌生的手将合上我的眼皮；一座外国钟将宣告我死亡；一些异乡的人声将为我祈祷。”

马蒂厄·德·蒙莫朗西来里昂看望雷卡米耶夫人。于是她认识了卡米耶·儒尔当和巴朗谢两位先生。他们都有资格加入伴随雷卡米耶夫人高贵一生的友人行列。

雷卡米耶夫人在罗马——阿尔巴诺——卡诺瓦：他的书信

雷卡米耶夫人太高傲，不可能求人家把自己召回去。富歇曾长期地但是徒劳地逼她点缀皇帝的宫廷：大家可以从当时的作品中看到这类王宫交易的细节。雷卡米耶夫人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到意大利去隐居。德·蒙莫朗西先生把她一直送到尚贝里。剩下来的阿尔卑斯山的路程，她只有一个七岁的小侄女做伴。如今那位小女孩成了勒诺曼夫人。

罗马当时是法国的一座城市，是台伯河省的首府。教皇当时身陷囹圄，在枫丹白露弗朗索瓦一世的王宫里叫苦不迭。

富歇在意大利当钦差，在凯撒的城市里发号施令，如同雅典城那些黑人宦官头领。不过他只是路过该城。于是人们安排德·诺尔万先生当警察局长：这场人事变更发生在欧洲另一头。

永恒之城被征服了，却没有见到第二个阿拉里克，它陷在废墟之中，默不作声。一些艺术家独自住在这一堆世纪之上。卡诺瓦把雷卡米埃夫人当作法国归还梵蒂冈博物馆的一尊希腊雕像来接待：作为艺术权威，他在被抛弃的罗马城让她开始接受卡皮托利山的敬意。

卡诺瓦在阿尔巴诺有一座房子。他把它送给雷卡米耶夫人。雷卡米耶夫人在那里度夏。她的卧室带阳台的窗户是画家取景的大窗子之一。窗外是庞培城的废墟。远处，从一些榄橄树上方望过去，可以看见太阳沉入水中。卡诺瓦常在这个时刻回来。面对着这片美景，他很兴奋，快乐地唱起威尼斯船歌，嗓音优美，带着威尼斯口音：“啊!海上的渔夫……”雷卡米耶夫人用钢琴给他伴奏。《普绪喀》和《玛德莱娜》的作者十分喜欢这种和谐，在朱丽叶的轮廓里寻找贝娅特丽克丝①原型，渴望有朝一日把她画出来。罗马从前曾经目睹拉菲尔和米开朗琪罗在富有诗意的狂欢中给他们的模特儿授奖。切利尼②曾经过于放肆地叙述狂欢的情形：在一个流亡女子和如此天真如此温柔的卡诺瓦之间的庄重纯洁的小场面，比他们要优越多少咽!

①原文为Beatrix，揣为古代希腊、罗马美女，或艺术家的模特儿。

②切利尼(Cllini，一五○○—一五七一)，意大利佛罗伦萨金匠，雕塑家。

罗马此时在为亡夫守丧，因此比任何时候都冷清：它再也见不到那些安详的君王经过，为它祝福。他们用种种艺术奇迹，把它的老年打扮得青春焕发。人世的喧闹再次远离它。圣彼得教堂和柯利赛教堂一样门可罗雀。

过去最有名的女人写给女友的动人书信，我都一封封读过。现在，请读一读现代最好的雕塑家用彼特拉克的语言，用最迷人的纯真来表达的同样的温情吧。我不准备把这封信翻译出来，免得亵渎圣物。

永恒的天主!我们是活是死?我希望活着，至少是为了写信。我的心也是这样希望，甚至它命令我活下去。啊!我这颗可怜的心，您要是彻底了解它，就会更加相信它!可是说到我的不幸，您似乎对它有所不知。耐心啊!如果您不愿告诉更多，至少请告诉我怎样才能怀有您；尽管您答应让我写信，平心静气地写信。近来我确实想见到您本人，可是没有任何办法做到这点，就是做到了我也会急不可耐地告诉您一些怪事。因此我最好还是满足吧：能不断在思想中见到您，也就不错了，因为这样您就永远在我眼前，我就永远见到您，永远跟您说话，跟您说许多许多事情。可是一切，一切都抛开了。是啊，一切!就连耐心也抛开了!说来也是奇怪，大概事情永远是这样发展的!不过，话说回来，我希望您相信，坚信，我的心是爱您的，爱的程度之深，您不可能相信，也想象不到。

阿尔巴诺的渔夫

雷卡米耶夫人在里昂探望了一个特殊并令她十分同情的西班牙囚徒，他是一个渔夫，因被指控与教皇的臣民暗中勾结，而受到审问，进而被判死刑。阿尔巴诺的居民恳求来此避难的外国女人为这个不幸的渔夫说说情。于是有人把她领到监狱。她见到了那位囚徒。那人的绝望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的眼泪潸然而下。那倒霉的人求她救命，为他说说话。这个哀求很是感人，尤其是无法做到，就更令人心碎。当时天已经黑了，天一亮，他就要被枪决。

然而雷卡米耶夫人还是毫不迟疑，立即去为他奔走，虽说她相信自己的活动会徒劳无功。有人牵来一辆马车，她上了车，没有给死囚留下任何希望。她穿过盗匪成灾的乡野，来到罗马，却没有找到警察局长。她在菲亚诺宫等了两个钟头，计算着一个人生命中还有多少分钟，其最后一分钟即将来临。当德·诺尔万先生来到以后，她告诉他自己来访的目的。德·诺尔万先生告诉她判决已经宣布，他无权中止执行。

雷卡米耶夫人满腹惆怅离开了那里：当她走到阿尔巴诺附近的时候，那死囚已经不在人世了。居民们在大路上等着法国女人，一认出她的模样，就跑了过来。曾陪伴死囚的教士给她转达了死囚最后的祝愿，说他感谢那位妇女，说他在去刑场的路上不断用眼睛寻找她。他让雷卡米耶夫人为他祈祷，因为一个基督徒并没有完全死掉，他肉体虽不在了，但恐惧并没有摆脱。雷卡米耶夫人被教士领到教堂。阿尔巴诺一群美丽的农妇跟随她到了那里。渔夫是黎明时在他过去跑惯的海滩和驾惯的小船被枪决的。过去这只船随他在各个海区打鱼，如今失去了主人孤零零地漂泊在那里。

只有了解征服者造成的种种苦难，只有亲眼目击在他们从未涉足的地球某个角落人们如何满不在乎地为他们牺牲最不伤人的子弟，我们才会憎恶征服者。对波拿巴的成就来说，罗马诸邦一个渔民的生命算得上什么?大概他从不知道这个贫苦渔民曾经存在过。在他与各国国王斗争的喧闹声中，他连这位平民牺牲品的姓名都不知道。

在拿破仑身上，全世界只看到一连串胜利；那粘合胜利纪念碑的泪水从未从他眼里掉落。我想，在天主的决定里，使统治者从巅峰迅速跌落的秘密原因，就是由这些被人不放在眼里的痛苦，由卑贱者和小民百姓的苦难组成的。当个别的不公正积聚起来，最后超过幸运的砝码时，天平盘就沉下来了。有些血是沉默的，有些血却在呐喊；战场的血被大地无声地吸收了，和平时期溢出的血则呻吟着，朝天空进射。天主服下血，为它报仇，波拿巴枪杀了阿尔巴诺的渔夫，几个月以后，他就被放逐到了厄尔巴岛的渔夫中间，并且死在圣赫勒拿岛的渔民中间。

在雷卡米耶夫人心里，我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粗浅的印象，当她置身于台伯河和阿尼奥大草原中间时，是否想到过我呢?我已经穿过了那些凄凉的偏僻地方，在那里留下一座坟墓，朱丽叶的朋友们的眼泪给那座坟墓带来荣光。当德·蒙莫兰先生的女儿(德·博蒙夫人)于一八○三年逝世时，德·斯塔尔夫人和内克先生给我写信表示怀念。那些信大家已经看到了。因此，几乎在认识雷卡米耶夫人以前，我在罗马就收到了来自科佩的信。这是缘分显露的最初迹象。雷卡米耶夫人也对我说过，我一八○三年写给德·封塔纳先生的信，在一八一四年充当了她的旅游指南；其中有一段她经常重读：

谁要是在生活中没有了束缚，就应该来罗马居住。在这儿，他会找到一块滋育思想充实心灵的土地，和总是给人以启示的散步场所作为交往圈子。脚踩着的石头会跟他说话，风扬起的尘土把人的某种高贵埋葬在脚步之下。如果他遭遇不幸，只要把所爱之人的遗骨与那么多名人的遗骨合在一起，那么他从西庇阿的坟墓走到一个正直朋友的最后归宿之地，又有什么魅力体会不到呢!?……如果他是基督徒，啊!那他怎么可能离开这块已成为他家乡的土地呢?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一个幼时更健康，实力更强大的第二帝国；在这块土地上，我们逝去的朋友与殉教者们睡在教父眼睛下面的墓穴里，似乎会头一批从尘土中醒来，好像离天国更近。

不过在一八一四年，在雷卡米耶夫人看来，我只不过是个平常的导游，是为所有游客效力的。到了一八二三年，情况就好多了，因为我已经跟她熟识，可以在一起谈谈罗马的废墟了。

雷卡米耶夫人在那不勒斯——德·罗昂·夏勃公爵

雷卡米耶夫人秋天来到那不勒斯。在这里，她停止了那些打发孤独的活儿。她刚住进旅店，约阿希姆国王的臣子们就跑了过来。米拉忘记了把他的马鞭变成权杖的那只手，准备投奔同盟国。波拿巴曾把宝剑插在欧洲中部，一如高卢人把利刃剑插在议事广场中央：在宝剑周围，团团一圈排列着各个王国，拿破仑把它们分配给家人。卡罗琳分到了那不勒斯王国。米拉夫人虽然没有博盖塞公主那样优雅高贵，面容却比妹妹秀丽，头脑也比她机灵。从她坚定的性格来看，她具有拿破仑的血统。只要王冠在她眼里不是一个妇女的头饰，那就仍是一位王后权力的象征。

卡罗琳热情接待了雷卡米耶夫人。由于到波蒂奇都可以感受到暴政的压迫，这种热情就显得尤其虚假。不过，这座拥有维吉尔的坟墓和塔索的摇篮的城市，贺拉斯和提图斯—利维乌斯、薄加丘和桑纳扎罗等人居住过的城市，曾见到杜朗特和契马罗萨诞生的城市，在新主子的管理下变得更美了。秩序恢复了：无业游民不再拿头颅来玩滚球游戏，以博取纳尔逊海军上将和汉密尔顿贵妇开心。庞培城的发掘工作已经展开了。波西利普山上开出了蜿蜒的大路。一八○三年我翻过这座山的侧坡，去里泰纳打听西庇阿的隐蔽居所。一个军事皇朝新建立的王权，使原来笼罩着一个古老民族暮气的地方恢复了活力。罗贝尔·吉斯卡尔、铁臂吉尧姆、罗热和坦克雷德①似乎又回来了，只是少了些骑士精神。

①罗贝尔·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一○一五—一○八五)，南意大利诺曼人国家的创立人之一。铁臂吉尧姆(Guillaume Bras-de-Fer)，疑为西西里王恶人吉尧姆(一一二○—一一六六)，罗热(Roger，一○三一—一一○一)，西西里伯爵，罗贝尔·吉斯卡尔的兄弟。坦克雷德(Tancrede，?—一一一四)，西西里君主，十字军东征的将领。罗贝尔的孙子。

一八一四年二月雷卡米耶夫人在那不勒斯。那时我在哪儿?在我的“狼谷”，开始写我的历史。我在外国军队的脚步声中回忆着童年的游戏。本回忆录结尾提到的女人那时在巴亚海边游荡。后来有一天我从这块土地得到了幸福。我在《殉道者传》中描写帕特诺珀的诱惑时，对此就没有一点预感吗?

“每天早上，曙光初露，我就去了一个柱廊下面。眼前，旭日东升，撒下最柔和的光辉，照亮萨莱诺山连棉的群峰、白帆点点的蓝色海洋，卡普雷、厄纳里亚和普罗希塔诸岛，以及米塞纳岬角和巴亚，显现出其全部魅力。

“比起刚刚送走夜幕的那不勒斯风光，带露的水果鲜花都要少几分水灵和清新。我每次来到海边，站在柱廊下，总是觉得诧异，因为此处波涛声极轻，就像一眼喷泉在汩汩流动，勉强可以听到。面对着如画的美景，我心醉神迷，倚在一根柱子上，不思不想，没有欲望，没有打算，整小时整小时待在那儿，呼吸着甜丝丝的空气。这里的魅力太大了，以至于我觉得这美妙的空气改变了我的实体，我怀着无以言表的快乐，像一个纯洁的精灵，朝天空飞去……等待或者寻找美人，看见她乘一只小艇而来，在万顷波涛中间朝我们微笑；和她一块在海上荡浆，往海面上撒鲜花；在那些爱神木林深处和维吉尔安置爱丽舍的幸福田园追随迷人女子：这就是我们当代关心的事……

“也许，这里的气候以其极度的愉悦对德行有害。一则巧妙的传说叙述说，帕特诺珀是在一个妖艳女人的坟墓上建起来的。难道这不是它想给人们的指点。在那不勒斯，乡间的朦胧光亮，温暖的空气，圆圆的山包，山谷河流徐缓的转折，都是愉悦感官的东西。一切都使人觉得闲适，没有任何东西伤人……

“为了避开南方的炎热，我们躲进王宫建在海水下面的部分。我们躺在象牙床上。倾听头上波涛的低语。要是在这些水下深宫突然遭到雷雨的袭击，奴隶们就点燃注满阿拉伯甘松香的油灯。这时进来一些拿波里姑娘。她们每人抱着诺拉出产的花瓶，里面插着波塞冬尼亚的玫瑰。宫外，波浪在咆哮；宫里，她们唱歌，不慌不忙地在我们面前翩翩起舞，使我想起希腊的风俗：诗人的想象就这样为我们变成现实；我们还以为是在海王的洞宫观看海中仙女游戏。”

雷卡米耶夫人在那不勒斯遇见德·涅佩伯爵和德·罗昂—夏勃公爵：他们后来一个登上鹰巢，一个披上大红教袍①。有人说德·罗昂—夏勃公爵早就被许愿穿红袍。他先是穿仆从的红礼服，后来穿近卫军轻骑兵的红军服，最后是穿红衣主教的红教袍。

①德·涅佩伯爵于一八二一年娶拿破仑的遗霜玛丽—路易丝为妻；德·罗昂—夏勃公爵后来当上红衣主教。

德·罗昂公爵十分英俊；他懒洋洋地唱着浪漫曲，画一些小水彩画，而且衣着讲究，注意打扮，显得与众不同。他当神甫的时候，恭顺的头发用烙铁烫过，别有一种殉道者的优雅。黄昏时他在阴暗的祈祷室布道。在众多信女面前，他借助两三枝巧妙摆放的蜡烛，小心地用中间色调，把自己苍白的面孔照得像一幅油画。

有一些人过于自傲，反而被名声所累，变得愚蠢。一开始人们弄不明白，他们怎么会甘愿被一个“暴发户”雇去当仆人。走近一看，人们才发现，这种当奴仆的本事自然来自他们的风俗：他们已经习惯了仆人的生活，只要旗号没变，主人住在城堡，他们就不考虑改换门庭。波拿巴看不起他们，就是对他们的公正评价：这位伟大的战士被自己人抛弃，感激地对一位贵妇说：“其实，只有你们这些人才会伺候人。”

宗教和死亡抹去了罗昂红衣主教的某些弱点。无论如何，它们还是可以原谅的。作为基督教神甫，他在贝桑松援救不幸者，给穷人提供食物，给孤儿提供衣服，把他的一生都用于慈善事业，完成了自己的奉献。他的健康不佳，自然缩短了生命的里程。

读者咽，你要是厌烦这些引言，这些叙述，就请先想想，你也许没有读过我的作品，接下来再想想我听不到你的话了。你在地上走，我在地下睡；你要是恨我，敲打这块土地，侮辱的也只是我的骨骸。此外，还请想想，我的作品是我展示的生活的一部分。啁!愿我的拿波里油画有一个真实背景!愿罗讷河姑娘是我想象的快乐中的真实女人!但是，不行，如果我是奥古斯丁、热罗姆、厄道尔、我也只会独自是，我要活在柯丽娜在意大利的女友之前。我若是能像一条鲜花铺成的地毯，把我的全部生命铺展在她脚下，那该多么幸福咽!可惜我的命途坎坷，它的凹凸不平，会伤人的。至少，让我临终的时刻能在为大家所爱，谁也不会抱怨的女人身上反映出同情与魅力。她把这两样东西注满了我的垂暮之年。

国王米拉：他的书信

米拉，那不勒斯国王，一七七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生于卡奥尔附近的巴斯蒂德，年龄稍大被送到图卢兹上学。他厌恶文学，便参军来到阿尔代纳的轻装兵部队，后来开小差逃到巴黎。路易十六的立宪卫队收容了他。这支卫队被解散以后，他在第十一轻骑兵团谋了个少尉。罗伯斯庇尔死后，他被当作主张实行恐怖政策的人撤职。波拿巴亦有同样的遭遇。两位军人失去了生活来源。米拉于葡月十三日得到赦免回到部队，并且当上拿破仑的副官。在拿破仑的指挥下，他参加了第一次意大利战役，攻夺了瓦尔泰利纳，把它并人内阿尔卑斯共和国。他参加了出征埃及的行动，并在阿布基战斗中表现突出。跟随主子回到法国以后，他奉命把五百人院逐出门外。波拿巴把妹妹卡罗琳许配给他为妻。在马伦戈战役，米拉指挥骑兵。当甘公爵遇害时，他作为巴黎的军政长官，只能低声埋怨暴行，却不敢大声指责。

作为拿破仑的妹夫，帝国元帅，米拉于一八○六年进驻维也纳，为法国获得奥斯特利茨、耶拿、埃劳和弗里德兰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因而被晋封为伯格大公，又于一八○八年入侵西班牙。

拿破仑把他召回法国，给他戴上那不勒斯的王冠。一八○八年八月一日，他被宣布为两西西里国王。他的排场、身上穿的戏剧服装，骑马兜风的习惯和喜庆娱乐活动都让拿波里人喜欢。

他以帝国大附庸的身份，被召去参加入侵俄罗斯的战争。每次战斗他都参加，最后负责指挥从斯摩棱斯克到维尔拿的撤退。在表明自己的不满以后，他效法波拿巴，离开军队，来到那不勒斯晒太阳，一如他的统帅坐在杜伊勒利宫烤炉火。这些常胜将军无法习惯失败的滋味。于是他开始与奥地利来往。一八一三年他又出现在德国战场，在莱比锡打了败仗，并在恢复奥地利与英国的谈判之后回到那不勒斯。在进入全面的联盟关系之前，米拉给拿破仑写了一封信。我听人给德·莫斯布尔先生念过这封信。米拉在信中对妻兄说，他发觉半岛十分动荡不安，意大利人要求民族独立，倘若得不到独立，恐怕他们会与欧洲结盟，这样一来，法国就面临更大的危险。他恳求拿破仑实行和平，要保存一个如此强大如此美好的国家，这是惟一的办法。如果波拿巴不肯听他的，那么他，被扔在意大利尽头的米拉，就会不得不离开他的王国，或者不得不关心意大利自由的利益。这封十分理智的信发出后几个月没有回音；因此，拿破仑实在无法指责米拉背叛了他。

米拉被迫匆匆作出抉择，于一八一四年元月十一日与维也纳宫廷签订了一纸条约，答应向同盟国提供一支三万人马的军队。作为这次变节的奖赏，人家保证让他的拿波里王国继续存在，并且肯定他有权征服教皇国的边境省。米拉夫人把这笔重要交易透露给了雷卡米耶夫人。米拉十分激动，正要公开发表声明，在卡罗琳房里遇到雷卡米耶夫人，便问她对自己该作的决定有什么看法。他请她为自己治下的臣民利益着想。雷卡米耶夫人说：“您是法国人，应该忠于法国人民。”米拉的脸顿时变了样，说道：“这么说，我是个叛徒?怎么办呢?为时太晚了!”他猛地推开一扇窗子，指着一支英国舰队。只见那支舰队扯着满帆，全速驶进港来。

维苏威火山爆发，使多处地方发生了火灾。火山爆发后两小时，米拉就骑马率领卫队出游。人群围着他叫喊：“约阿希姆国王万岁!”他把什么都忘了，似乎陶醉在快乐之中。次日，在圣查理剧院举行盛大演出；国王与王后进剧院时受到热烈欢迎。那种狂热的场面，阿尔卑斯山那边的人民从未见过。人们也欢迎弗朗索瓦二世派来的特使。拿破仑的公使的包厢里则空无一人。米拉似乎为此有些慌乱，好像在包厢深处看到了法国的鬼魂。

一八一四年二月十六日，米拉的军队投入战斗，迫使欧仁亲王撤往阿迪杰河。拿破仑先在香槟省获得意外的胜利，便给妹妹卡罗琳写了几封信。同盟国截获了这些信，并派卡斯尔雷勋爵报给英国议会。拿破仑在信中对妹妹说：“您丈夫在战场上十分骁勇；可是只要不见敌人，他就比女人或者修士还懦弱。他没有半点胆魄。他胆小怕事，不敢冒险在顷刻间失去只能由我，只能与我一起保住的东西。”

在另一封写给米拉本人的信中，拿破仑对妹夫说：“有些人认为狮子死了，我想您不会这样认为；偌若您真打了这种算盘，那就错了……自您从维尔拿动身以来，一切对不起我的事，您只要能做，就都做了。国王这个头衔让您失去了理智。您如果还想保住它，就不要乱来。”

米拉并不往阿迪杰河方向追击总督。他根据波拿巴觉得赢得或者失去的机会，在同盟国与法国之间摇摆。

拿破仑是在布里埃内被旧王朝提拔起来的。在布里埃内战场，他举行了最后一次，也是最惊人的一次血腥比武，作为对旧王朝的纪念。约阿希姆得到“烧炭党人”的帮助。时而想宣布自己是解放意大利的人，时而希望与成了战胜者的拿破仑平分意大利。

有一天早上，信使给那不勒斯带来了俄军开进巴黎城的消息。米拉夫人还睡在床上，雷卡米耶夫人坐在床边与她聊天。有人进来，把一大堆书信报纸放在床上，其中就有掘著《论波拿巴与波旁家族》。王后叫道：“哦!这里有一本德·夏多布里昂先生的书；等会我们一起读吧。”说完她继续拆信。

雷卡米耶夫人拿起小册子，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又放回床上，对王后说：“夫人，您自个儿读吧。我得回家了。”

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同盟国以少见的灵活，把他安排在意大利沿海岛屿。米拉听说人家在维也纳会议上要拿走他的国家，那可是他费了昂贵代价才得到的哟，于是他与妻兄，其时已成为近邻的拿破仑秘密勾结起来。拿破仑一家有些亲戚总是叫人吃惊：有谁知道亚历山大的兄弟阿利代①的姓名?在一八一四年，那不勒斯国王与王后在庞培城举行了一次庆典；人们在音乐声中发掘了一处遗址。可是卡罗琳和约阿希姆让人发现的这座废墟并没有预告他们自己的灭亡。在幸运最后的边缘，人们听到的只是正在逝去的梦想的最后乐曲。

①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与一个妓女生的儿子。

巴黎和谈时，米拉是同盟国的一部分。米兰已经还给了奥地利：拿波里人则退回到教皇特使管辖区。波拿巴在戛纳登陆以后进入里昂，米拉不知所措，因为他的利益变了，便走出管辖区，带着四万人马挺进上意大利，以便箝制一些兵力，支援拿破仑。奥地利人虽然吓坏了，还是给他许了一些愿，但是他在巴马表示拒绝。我们每人都有一个关键时刻，选择的好坏将决定我们的前途。费尔蒙男爵打退了米拉的军队，并且转为进攻，追追打打，把他们一直赶到马塞拉塔②。拿波里人溃不成军。他们的将军兼国王回到那不勒斯时，身边只有四个执矛骑兵。他去见夫人，对她说：“夫人，我没有死成。”次日，一条船把他送往伊其亚岛；他到深海登上一艘三桅帆船，扬帆驶往法国。船上已经载了他的参谋部几名军官。

②罗马以北一百七十公里处的乡镇。

米拉夫人独自留下来，表现出了一种可圈可点的才智。奥地利人即将出现：在一个政权向另一个政权过渡时，一般有一个无政府时期，其间可能充满混乱。于是摄政的米拉夫人并不急于退走。她听任德国士兵占领城市，在夜里让人把宫殿走廊照得灯火通明。民众从外边望进去，以为王后还留在宫中，也就不敢乱来了。其实卡罗琳从一道暗梯出了宫，上船走了。她坐在船尾，看着岸上灯火辉煌的空王宫。那是她睡梦中见到的光辉图景啊。

卡罗琳碰到了运送费迪南①的三桅战舰。载着逃亡的王后的船向他致意，而载着应召复位的国王的船并不回礼：幸运认不出自己的姊妹厄运了。就这样一些人梦幻破灭了，另一些人梦幻又做起来了。人的无常命运就这样在风浪中相遇：无论得意还是倒霉，它们下面都是同样的深渊，都将被这深渊吞没。

①费迪南(Ferdinand，一七五一—一八二五)，即费迪南一世。幼年即那不勒斯王位。一七九八年法军侵入那不勒斯，他逃往西西里。一八一六年成为两西西里国王。

米拉在别处结束了航行。一八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晚上十时，他在胡安湾登陆。他的妻兄也是在这个地点上岸的。命运让约阿希姆可笑地模仿拿破仑。拿破仑不相信不幸的力量，不相信不幸给伟大心灵带来的援助：他禁止下台的国王奔赴巴黎，把他关在检疫所隔离检查，其实他身染的是战败者的瘟疫；然后把他扔在土伦附近一所名叫“肖遥馆”的乡间别墅。拿破仑本人也感染了那种瘟疫，因此对它大可不必看得那么严重：谁知道像米拉那样的猛士会不会改变滑铁卢的战役的结局呢?

一八一五年七月十九日，那不勒斯国王怀着满腹忧愁，给富歇写了一封信：

“对那些指控我过早开战的人，我将回答，是皇帝明确要求我这样做的；有三个月他不断地让我相信他的感情，同时派一些大臣来我身边，还写信说他信赖我，永远不会抛弃我。我在作了三个月的有效箝制之后，失去了打下去的办法，连王位也丢了。那些人看到这种局面，才想误导舆论，暗示我是为了自身利益行动的，皇帝并不知道。”

当时上流社会有一位高贵而美丽的女子①；当她来到巴黎时，雷卡米耶夫人接待她，在那倒霉的时代并不抛弃她。在她留下的文件中，有人找到米拉于一八一五年六月写的两封信。它们对于历史是有用的。

①有人认为她是米拉的忠实女友米歇尔·德·希弗里厄夫人。

“我为法国失去了最美好的人生。我为皇帝战斗。我的妻子儿女正是为此才被监禁的。祖国处境危险，我献出自己的力量；人家却迟迟不予接受。我不知道自己是自由的还是囚徒。皇帝如果垮了，我就会困在他的废墟里，人家会剥夺我为他效力，从而也为我自己的事业效力的手段。我问人家为何拖着我，人家答得十分暖昧，我也就无法判断究竟处于什么境况。我既不能前往巴黎，因为那有可能损害皇帝的利益，又不能去军队，因为那会过于唤醒士兵的注意。怎么办呢?等待：这是人家给我的回答。另一方面，有人告诉我，我去年抛弃皇帝，人家不肯原谅，虽说我在为法国战斗时，巴黎来信告诉我：‘此间所有人都为国王感到高兴。’皇帝也写信给我：‘我就指望您了。请相信我：我永远不会抛弃您。’约瑟夫国王写信说：‘皇上命我写信，叫您火速赶往阿尔卑斯山。’我赶到阿尔卑斯山，向他表示了崇高情感，并自告奋勇愿为法国战斗，他却把我送到阿尔卑斯山中。对一个从没有别的对不起他的地方，只是过于信任崇高情感的人，他连一句安慰话也没有。其实他对我从来没有什么崇高感情。

“朋友，恳请您让我知道法国舆论界和军队对我的看法。必须学会忍受一切，我有勇气，决不会被不幸压倒。除了荣誉，一切都失去了：我失去了王位，但我保全了光荣；我被我那些战无不胜的士兵抛弃了，但是我从未战败。二万士兵开小差，让我受了敌人的摆布；一条渔船救了我，使我免当俘虏，而一条商船花三天时间，把我带到法国海岸。

一八一五年六月六日”

“顷接大札，读后百感交集，无法描述。不过我还是一时忘了不幸。我惦念的只是女友。她那高贵而慷慨的心灵来安慰我，向我表示她的痛苦。请您放心，一切虽已失去，荣誉却仍留着；苦难磨灭不了我的光荣。勇气将使我战胜命运的一切艰难险阻：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需要担心的。我失去了王位与家庭，毫不伤心，可是忘恩负义却叫我气愤。我为了法国，为了法国皇帝丧失了一切，因为执行他的命令而倾家荡产，可是今天他把这说成是罪行。他不许我战斗，不许我复仇，我也不能选择退隐：我的不幸，您想得到么?怎么办?该拿什么主意?我是法国人，又是一家之父：作为法国人，我应该报效祖国；作为父亲，我应该去分担儿女们的命运：荣誉规定我要尽战斗义务，血缘却告诉我，我应该与儿女们在一起。该听谁的呢?不能二者兼顾吗?我能够听这个或者那个的吗?皇帝已经拒绝给我兵权；奥地利又会准许我前去与儿女会合?我从不愿意与该国大臣们商谈，又怎么向他们提出这个要求?这就是我的处境：请给我出出主意。收到您、德·奥特朗特公爵和吕西安的回复后，我再作决定。问问大家的意见，看我适合干什么，因为我无法选择退隐。当我的家属身陷囹圄，哀苦呻吟的时候，人家却翻老账，指控我奉命丢掉王位是犯罪。给我出出主意吧；听听荣誉的声音，天理的声音，并且，作为公正的裁判，尽管大胆直言，告诉我该怎么办。我在马赛里昂间的大路上等您的回信。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于土伦”

我们把个人的虚荣心和出自王位，即使是只坐一时的王位的那些幻觉放在一边，这两封信也让我们知道了米拉对妻兄的看法。

波拿巴再次失去帝国。米拉无家可归，在海滩上流浪。后来德·贝里公爵夫人也在那些地方流浪过。一八一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一些走私者同意把他和另外三人带到科西嘉岛。迎接他的是一场风暴：在巴斯蒂亚和土伦之间摆渡的单桅帆船把他接上去。他刚刚离开小艇，艇身就裂开了。八月二十五日他抵达巴斯蒂亚，就跑到韦斯柯瓦托村老柯洛纳—塞卡迪家躲藏。有两百名军官在弗朗塞仆蒂将军带领下前来与他会合。他朝阿雅克肖进军。惟有波拿巴的故城仍然拥护她的儿子；偌大一个帝国，拿破仑此时拥有的只剩他的摇篮。堡垒的驻防部队向米拉致敬，想宣布他为科西嘉国王：他不愿接受；他认为两西西里的阴影与他的身份不相称。他的副官缪西罗纳从巴黎给他带来一纸决定，按这个决定，他应该放弃国王的衔头，随便去波希米亚或者摩尔达维亚隐居。约阿希姆回答说：“太晚了，亲爱的缪西罗纳，大局已定。”九月二十八日，米拉乘船驶往意大利，七艘大船载着他的二百五十名部下：他不屑于把伟人狭小的故乡当作王国来统治。他满怀希望，为一个比他更为伟大的命运的榜样所吸引，从这座岛屿出发。当年，拿破仑就是从这里出发去征服世界的：同样的命运并不是由同样的地方，而是由相似的天才制造出来的。

一场风暴吹散了船队。米拉于十月八日被刮到圣厄菲米亚海湾。那几乎是波拿巴登上圣赫勒拿岛岩礁的日子。

他那几条平底炮船只剩下两条，包括他自己坐的这一条。他带着三十来人登岸，试图策动沿岸民众起义。可是那些居民朝他的部队开火。两条船驶到深海。米拉被部下出卖了。他跑到一条搁浅的小船，试图把它推下水。小船纹丝不动。岸上居民围上来，把他抓住。这些人原来拼命狂叫：“约阿希姆国王万岁!”如今却对他大肆侮辱。他们把他带到皮佐城堡。有人从他和同伴身上搜出一些荒谬的公告：它们表明人直到最后一刻还怀着什么样的梦想。

米拉在狱中心平气和，说道：“我只要保住那不勒斯王国：我的堂兄弟费迪南将保住第二西西里。”这时，一个军事法庭判处米拉死刑。当他得知判决以后，一时间变得软弱，流下泪来，叫道：“我是约阿希姆，两西西里的国王!”他忘了路易十六曾是法国国王，当甘公爵是伟大的孔代亲王的孙子，而拿破仑则是欧洲主宰：死亡根本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

不管人家说什么和做什么，一个教土总归是教士。他来使一颗无畏的心恢复所欠缺的力量：一八一五年十月十三日，米拉给妻子写过信，被人带到皮佐城堡一间大厅，在自己传奇般的身上再演了中世纪那些光辉的或者悲壮的奇遇。有十二个士兵排成两行，等他到来。他们或许曾在他手下效过力。米拉看到他们给枪装药，便不肯蒙上眼睛；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统帅，他亲自选了一个最容易中弹的位置。

当士兵的举枪瞄准，正要开火之时，他说：“士兵们，放过面孔；朝心口打!”他倒下来，手里还紧攥着妻子儿女的画像：从前这些画像装饰着他的宝剑护手。这只不过是勇土刚才连同生命一起舍弃的又一件物事而已。

拿破仑与米拉的不同死法保持了他们各自的人生特点。

米拉生前是那样讲究排场，死后却被草草埋葬在皮佐一间基督教堂里。那教堂慈善的内部宽大为怀，接受一切人的遗骨。

雷卡米耶夫人返回法国——德·冉利夫人的信

雷卡米耶夫人返回法国。她经过罗马时，正是教皇回罗马的时候。在本回忆录的另一部分，读者已经把在枫丹白露获得自由的庇护七世送到罗马，直到圣彼得教堂门口。约阿希姆那时还没死，不过就要消失(死亡)了，而庇护七世则将重新露面。在他的后面，拿破仑遭到打击：征服者的手听任国王倒下，却把教皇扶起来。

庇护七世受到热烈欢迎。欢呼声把废墟之城的废墟震得摇摇欲坠。人们拦住他的马车，把马卸下来，由人来拉，一直拉到使徒教堂台阶前。圣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神思恍惚，已经远离尘世。他只是出于慈爱的习惯，把手举起来，替民众祝愿。在管乐声中，在《感恩赞美诗》的咏唱声中，在瑞士人崇敬“吉尧姆·退尔”①的欢呼声中，教皇进了大教堂。从香炉飘来阵阵香烟，他嗅也不嗅。他不愿在华盖和棕榈树的影子下受人赞扬。他就像一个海上脱险的人刚在神佑圣母院许了愿，受基督委派，去执行一项改换人间面貌的使命。他穿着一袭白袍；尽管年事已高，又受了不少磨难，头发却仍是一片乌黑，与刚从禁闭中出来的苍白面容形成反差。走到使徒墓前，他跪下来伏拜：他陷入沉思、纹丝不动，仿佛死在天启的深渊之中。群情激动。目击这一幕的耶稣教徒个个热泪滚滚。

①瑞士海尔维第地区传说中的英雄，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不向权贵低头，很为人民喜爱。在此喻教皇。

他思考什么?一个衰老的教士，没有力气，没有保护，被人从居依里纳宫劫持，送到高卢深处；一个只等就义的殉道者，却从威逼全球的拿破仑手里逃了出来，夺回了一个不可摧毁的世界的控制权，而在此期间，海外的牢狱正准备接收那欺压各国君主与民众的可怕狱卒。

庇护七世活得比皇帝久。他看到那些杰作回到了梵蒂冈。那都是陪伴他度过流亡生涯的忠实朋友。受这次迫害归来，在圣彼得教堂的穹顶之下，年过七旬的教皇身子佝偻了。在他身上，同时表现出人的衰弱与天主的强大。

走下萨瓦地区阿尔卑斯山，雷卡米耶夫人在芳邻桥见到了白旗和白徽。圣体瞻礼的请神队伍游遍了各个村庄，似乎随着虔信基督教的国王回来了。在里昂，这位赶路的女人碰到一次欢庆波旁家族复辟的活动。那股热情是由衷地从内心发出来的。在欢庆活动中领头的是亚历克西·德·诺阿耶和约瑟夫·波拿巴的妻弟克拉里上校。今日有人说，在第一次复辟时期，人民用冷漠和悲伤来迎接合法王权，这完全是无耻谎言。不同政见的人普遍感到欢乐，甚至在立宪派和拥护帝国的人中间也是如此。当然士兵们除外，因为他们高贵的自尊心正在为这些失败而痛苦。如今军事政府的压力已经感觉不到了，虚荣心又被唤醒了，于是事实就应该推翻，因为它们不合时下的理论。说全国人民厌恶地迎接波旁家族，说王政复辟是一个压迫和贫困的时期，这些谬论适合一种理论体系的需要。只是这样做，使人对人类的本性生出悲观的想法。要是波旁家族喜欢压迫，而且有力量压迫，他们完全可以吹嘘自己稳坐江山。波拿巴的暴力与非正义，表面看危害了他的权力，其实帮了他的忙：人们对罪恶感到恐惧，但是人们给它编造了一个美好的看法；人们准备把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看做优秀人物。

德·斯塔尔夫人比雷卡米耶夫人先到巴黎，给她写了好几封信。但只有下面这封短信寄到了。

“我一生亲爱的天使，没有您，我在巴黎活得很不自在。请把您的打算告诉我。要不要我去科佩迎接您?我在那儿要住四个月。受过这么多苦之后，我最乐意见到的就是您；我的心永远忠于您。何时动身何时到，请给我一句话。我等着这句话，以便知道怎么办。我往罗马、那不勒斯都给您写过信。”

德·冉利夫人从未与德·雷卡米耶夫人有过来往，此刻很热情地与她接近。我从一封信的片断里发现了一段表达祝愿的文字。倘若这个愿望实现了；读者也就不必读我的叙述了。

“夫人，这就是我荣幸的地答应给您的那本书。我作了标记的段落，希望您能读一读……

“来吧，夫人，给我说说您在这方面的经历，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接下来我还要请您按回忆文章的形式写，那样读起来一定趣味盎然，因为您风华正茂的时候，脸蛋漂亮，头脑敏锐细腻，却被投入了谬误和狂热的漩涡；因为您什么都见到了，因为在那些暴风骤雨之中您仍保留了虔诚的感情，纯洁的灵魂，无瑕的生活。充满同情和忠于友谊的心，您没有什么渴求，也没有仇恨的情绪，描写一切都会带着最真实的色彩。您是当代少有的人物之一，而且肯定是最可爱的人。

“把您的回忆说给我听听。我经验丰富，可以给您出些主意。这样您就可以写出一本有益的美好的作品。千万不要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我不希望您来一套老生常谈。那配不上您的才智。您可以毫不内疚地回首往事。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最美好的权利。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这是极其珍贵的权利。好好利用它，来教育您抚养的孩子。对他来说，这是您最大的善事。

“再见，夫人，请允许我说我爱您，真心拥抱您。

一八一四年五月二十日于巴黎”

邦雅曼·龚斯唐的信

既然雷卡米耶夫人回到了巴黎，我就将在一定时间内重新见到我的头一批领路人。

那不勒斯王后担心维也纳会议会作出不利的决定，便给雷卡米耶夫人写信，请她帮忙物色一个能在维也纳商谈利益的人。雷卡米耶夫人找上邦雅曼·龚斯唐，请他起草一份陈情书。这种情况对这份陈情书的作者产生了最不幸的影响。一场会谈下来，引出了激烈情绪。正如在《论征服精神》中可以见到的，邦雅曼·龚斯唐本是激烈反对波拿巴的人，现在又受这种情绪支配，便流露了一些看法。不过不久后发生的事件让他改变了这些看法。由此他得到了政治上变化不定的名声。对国务活动家来说这是要命的。

雷卡米耶夫人虽然敬佩波拿巴，却始终仇恨压制我们自由的人，仇恨德·斯塔尔夫人的敌人，至于与她个人有关的事，她都没有去想，即使是害她流亡的事，她也不会看得很严重。邦雅曼·龚斯唐这期间给她写的信，至少可以作为对人脑的研究，如果不能作为对人心的研究的话：一个喜欢嘲讽的、热情的、严肃和充满诗意的人能够把一腔激情变成什么，我们都可从这些信中看到。卢梭不会比他更真实，但他在想象的爱情中加进了一种由衷的伤感，一种现实的沉思。

波拿巴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之际，邦雅曼·龚斯唐写的文章

当波拿巴在戛纳登陆时，他的逼近造成的动荡开始让人感觉到了。邦雅曼·龚斯唐把这封便函寄给雷卡米耶夫人：

原谅我利用这种形势来打扰您；不过机会太好了。再过四五天，我的命运肯定会被决定下来，因为不管您为了打消兴趣，如何不肯相信，我都肯定是法国受牵累最深的四个人之一。另外三人是马尔蒙，夏多布里昂和莱内。因此，如果我们打不赢，再过八天，我不是逃跑，被放逐，就是坐黑牢，被枪决。因此，在战斗打响前两三天，尽可能花点时间陪陪我吧。如果我死了，您做了这样的好事，会觉得欣慰的；倘若您让我苦恼，到时候会感到悔恨的。我对您的感情就是我的生命。您对我的一丝冷漠，比四天后给我的死刑判决更让我难过。当我觉得危险是个机会，可以得到您关心的表示，我从中感到的就只会是快乐。

我那篇文章您觉得满意吗?知道人家对它的评论吗?

邦雅曼·龚斯唐说得不错，他受的牵累和我的一样深：他依附贝纳多特，反对拿破仑。他发表了《论征服精神》，其中论述暴君的文字，比我的小册子《论波拿巴与波旁家族》还要尖锐。他在一些报纸上发表言论，抨击暴政，使自己的危险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三月十九日，波拿巴已经兵临城下，邦雅曼·龚斯唐还相当坚定，在《辩论报》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文章结尾是边洋写的：“可悲的叛徒，我不会从一个政权爬到另一个政权，用诡辩来掩盖无耻，结结巴巴地说一些亵渎的话，来换回可耻的性命。”

邦雅曼·龚斯唐写信给唤起他这种崇高情感的女人：“我的文章终于见报，心头顿觉轻松。如今人家至少不能怀疑它的真实了。兹附上一封短信，这是有人读到文章后，给我写来的：要是从另一个人那儿能收到这样一封信，我就是上断头台也会快活。”

雷卡米耶夫人总是责备自己无意中对一个可敬的人产生了这样的影响。的确，让一些变化不定的人下定他们无法保持的决心，委实是最不幸的事情。

邦雅曼·龚斯唐于三月二十日推翻了他十九日的文章。他坐着马车跑了几圈，想离开巴黎，最后还是回到城里，并且接受了波拿巴的诱惑。他被任命为国事顾问，致力于编写《附加法案》，以此抹去了他从前那些高尚的篇页。

从此他内心就带了暗伤。他对于后人如何评价再也没有自信。他忧伤而阴暗的生活促成了他的死亡。有一些不幸，天主不许我们战胜，因此就是最高贵的天性，也难以幸免!老天赋予我们才华，非要附加一些缺陷不可：愚蠢和嫉妒则可以赎罪。一个优秀人物的弱点，就是古代献给凶神的那些黑色牺牲，然而凶神却绝没有变得和善。

克吕登纳夫人——威灵顿公爵

百日王朝期间，雷卡米耶夫人留在法国。是奥尔唐斯王后请她留下的，而那不勒斯王后则相反，给她在意大利提供了一个安全住所。百日王朝之后，克吕登纳夫人随着同盟国的军队再次来到巴黎。她从传奇小说落进了神秘主义之中，对俄罗斯皇帝的思想很有影响力。

克吕登纳夫人住在圣奥诺雷郊区一家公馆。公馆花园一直延伸到了香榭丽舍大街。亚历山大常常隐姓埋名从花园一道门进来，与她作一番政治与宗教的谈话，然后以热烈的祈祷结束。克吕登纳夫人曾邀请我参加一次这种祈祷上天的巫术活动，但我虽然作过种种幻想空想，却仇恨一切无理性的行为，憎恶故弄玄虚装神弄鬼，也看不起那些花招骗术；只是人非完人，我还是参加了。但那场面让我厌倦。我越是想祈祷，就越觉得我的灵魂冷酷无情。我想不出什么话要对天主说，而魔鬼却逗我发笑。我更喜欢仍是这块贫瘠土地上的居民，整天为花儿所包围，写作《瓦雷里》时的克吕登纳夫人。只是我发现老朋友米肖奇怪地掺合在这种牧歌式的爱情之中，虽说他有个风流名字，人却并不多情。克吕登纳夫人变成了上品天神，努力把天使留在自己身边。邦雅曼·龚斯唐给雷卡米耶夫人的这封有趣的信便是证明：

“克吕登纳夫人刚才托我办一件事，我有些为难，但还是要办。她请您来的时候，尽可能不打扮得那么漂亮。她说您会弄得所有人都花了眼，灵魂受到干扰，注意力便无法集中。您不可能抛掉自己的魅力，但不要再把它增强。我本可以借机在您脸上添加许多东西，但我没有胆量。人可以增添讨人喜欢的魅力，但决不能弄出杀人的魔力。我等会儿来看您。您指定我五点钟来，可是您到六点钟才回家，而我却不能说您一句。不过，这一次，我还是会尽力殷勤一点。星期四”

威灵顿公爵难道不也想得到朱丽叶的青睐?从他写给雷卡米耶夫人的信中，我选了一封转录如下。它只有署名有点奇怪。

“夫人，我承认，晚饭后因事务缠身，未能登门探望，我并不觉得多么遗憾，既然每次见过您后，总是更为您的可爱所吸引，而无心关注政治!!!

“明日如果您在家，我从希卡尔神甫家回来时，将登门拜访。这类危险的探访对我的影响，我根本不予考虑。

您十分忠实的仆人

威灵顿

一月十三日于巴黎”

威灵顿公爵从滑铁卢归来，一进雷卡米耶夫人家就叫道：“我把他狠揍了一顿!”在一颗法国女人的心里，他的成就断送了他的胜利，他本来可以想到这一点。

我再次见到雷卡米耶夫人——德·斯塔尔夫人之死

我再次见到雷卡米耶夫人，是在法国名流感到痛苦的年代，德·斯塔尔夫人就是那个时期死的。《苔尔芬》的作者在百日王朝后回到巴黎时已有疾病缠身。我在她家和德·迪拉公爵夫人府上都见到过她。渐渐地她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卧病在床。有一天我去卢瓦尔街她的寓所。只见百叶窗拉起了三分之一，床铺挨着里头的墙壁，只在左边留下一条通道。床帏在金属杆子上拉了回来，像是床边的两根立柱。德·斯塔尔夫人半躺半坐，身下垫着枕头。我走了过去。当眼睛稍稍适应黑暗之后，我看清了病人的模样。她因为发烧而两颊通红。她美丽的目光在黑暗中撞上我，她便对我说：“您好，亲爱的弗朗西斯。我病了，但这并不妨碍我爱您。”她伸出手来。我使劲握了握，又吻了一下。我抬起头，看见床铺另一边的通道上，有一个瘦瘦的白影子站了起来：这是德·罗卡先生。他的脸变了形，两颊凹陷，两眼浑浊，脸色难以形容。他就要死了。这是我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他没有开口，只是从我面前经过时点了点头。听不见他走路的声音。他就像一个幽灵似的离去了。走到门口，干瘪的偶像停了一会，又搓着指头走回床边，对德·斯塔尔夫人说声再见。这两个鬼魂一个站着，一脸苍白，一个坐着，因为充血而满脸通红(那血就要退下来，在心口凝结)，默然相视，这种情景，叫人看了不寒而栗。

没过几天，德·斯塔尔夫人换了房子，请我去马图兰新街她的新家吃晚饭。我去了。她不在客厅里，甚至也不能出来吃饭。但她尚不知道大限已是如此逼近。我们入了席。我坐在雷卡米耶夫人旁边。我有十二年没有遇见她，就是那一回见到，也只是片刻之间的事。我没有望她，她也不望我。席间两人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到了散席的时候，她才腼腆地跟我谈了几句德·斯塔尔夫人的病情。我稍稍偏过头抬起眼睛。今天我担心上了年纪的嘴巴会说出亵渎一种感情的话。这种感情在我的记忆中保留了它的全部青春，而且随着我日渐衰老，它的魅力也日益增大。我撇开晚年的日子，要发现那后面天国的幻影，要听见深渊下方一个更幸福的地区的和谐声音。

德·斯塔尔夫人去世了。她写给德·迪拉夫人的最后一封信字体粗大，笔法错乱，像一个孩子写的。信里给弗朗西斯顺带写了一句充满感情的话。才华消失时比人去世时给人的感受更加强烈：社会普遍感到悲痛，每人在同一时刻失去了同样的东西。

随着德·斯塔尔夫人逝去的，还有我经历的时代的很大一部分日子：就像一个卓越智者倒下时在一个世纪砸出的缺口，再也得不到弥合。她的去世给我一种特别的感受，其中还掺杂有一种神秘的惊愕：我是在这位女名人家里认识雷卡米耶夫人的，然后，经过漫长的分别之后，德·斯塔尔夫人把两个几乎变得互不相识的游子召到一块：在一交预报死亡的宴席上，她给他们留下了回忆和不朽的友爱的榜样。

我常去城墙下街看望雷卡米耶夫人，后来她搬到昂儒街，我又常去那儿。人一旦与命运重新会合，就以为从不曾与它分离过：照毕达哥拉斯的说法，生活只是不朽的灵魂对理念的回忆。在生命的历程中，有谁不回想起一些细枝末节的，与任何别人无关的事情?昂儒街的住所有一个花园，花园里有一条椴树组成的绿廊。我在那里等候雷卡米耶夫人时，从枝叶间瞥见一缕月光：难道我不觉得这缕月光是属于我的，只要去那些树下就能再见到它?我曾看见阳光照耀着许多人的面孔，可就是想不起阳光。

林中修道院

我迫于无奈，正要卖掉“狼谷”的时候，雷卡米耶夫人和德·蒙莫朗西先生来租了一半房子。

雷卡米耶夫人日益遭受命运的打击，不久就住进了林中修道院。

德·阿布朗泰公爵夫人是这样描述这个住所的：

“林中修道院有几座附属建筑，几个美丽的花园，还有宽阔的庭院。不同年龄的女孩在院子里玩耍。她们目光单纯，无忧，言语淘气。当年大家都只知道林中修道院是一处圣洁的场所，一个家庭可以把希望托付给它，尽管这样做的只是一些兴趣在它的高墙之外的母亲。但是，一旦玛丽亚修女把隔离圣地与尘世的小门关上(门上筑有顶楼)，人们穿过横亘在修院与外面街道的正院，就不仅像是到了中立地带，而且像是到了外国。

“如今就不是这样了：林中修道院这个名称已经大众化了；它的名气传得很广，为社会各个阶层所熟悉。头一次来这里的女人，只要对下人们说一声：“去林中修道院。”下人们肯定不会问她该往哪边走……

“它那如此实际，如此广泛的名声，在短短的时间里，是从哪儿来的呢?喏，那顶上面，屋顶层，有两扇小窗户，在那儿，主楼梯间那几扇大窗户上面，你们看见了吗?那是院里的一间小房子。可是，林中修道院的名声却是从那里诞生，从那里传下来，变得家喻户晓的。当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都知道那间房里住着一个不幸的女人，她虽然被剥夺了所有的快乐，却能用体贴的话语消除人们的烦恼，却用神奇的词汇抚平人们的痛苦，却给所有不幸的人带来救助时，林中修道院又怎么可能不出名呢?

“当库代①从牢房里隐隐看到断头台时，他祈求的是谁的同情呢?他对兄弟说：‘去见雷卡米耶夫人，告诉她，我在天主面前是清白的……她会明白这段话的……’于是库代获救了。雷卡米耶夫人与这位有才华有善心的人一起实施了营救行动：巴朗谢先生协助她奔走活动，于是断头台少吞食了一个牺牲者。

①库代(Couder，生卒年月不详)，在一桩案件中受牵累，被判死刑，后获救。

“一位不只是在欧洲享有盛誉的女人，竟来到这间小房子寻找休息和合适的避难之所，这几乎是向人类精神研究提供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例证。有一些人即使举行盛宴，可是由于社会对他们不再满意，还是对他们不屑一顾，而对于昔日在欢乐中仍然更多地倾听怨诉的女人，社会并不是那么健忘。不仅林中修道院四楼小房间始终是雷卡米耶夫人的朋友们探访的目标，而且那些曾经要求昂坦大道的优雅公馆接纳他们，把这当作一种恩典的外国人也要求享受同样的待遇，就好像一个仙女的神奇力量可以使陡峭的楼梯变得平缓似的。对他们来说，看到在一个十尺宽二十尺长的空间，各种观点的人聚集在同一面旗帜之下，和平相处，甚至携手同行，委实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场景，与巴黎任何稀奇事同样值得注意。德·夏多布里昂子爵向邦雅曼·龚斯唐讲述未为人所知的美洲奇闻。马蒂厄·德·蒙莫朗西以他独有的文雅，以他家祖传的骑士礼貌，对即将登上瑞典宝座的贝纳多特夫人毕恭毕敬，十分殷勤，这种态度，他本是用来对待阿代拉依德·德·萨伏瓦修女①的。她是白手恩贝尔的女儿，胖子路易的未亡人，曾经嫁过一位先辈。对自由时代的人，封建时代的人没有任何尖刻言辞。

①阿代拉依德·德·萨伏瓦(Adelaide de Savoie，?—死于一一五四年左右)，法国路易六世之妻。

“两人并排坐在一张沙发上。圣日耳曼郊区的公爵夫人对出身于皇室的公爵夫人谦恭有礼。在这间单独的小室里，没有任何冲突。当我在这间房子里重新见到雷卡米耶夫人时，我已经搬回了久违的巴黎。我有事需要请她帮忙，就满怀信任去找她。我从共同的朋友处得知她的勇气具有何等力量。可是我看见她待到屋顶下那间房里，和待在勃朗峰街金碧辉煌的沙龙里一样神闲气定，态度从容，一下就失去了勇气。

“于是我暗自寻思：‘嗬!总是在吃苦!”我闪着泪花的眼睛盯着她，那种表情，她一看就应该明白。唉!我的思绪越过年代，回到了从前!名气虽然把这个女人供放在世纪的花冠之上，她却总是遭到暴风骤雨打击，十年来苦难一直包围着她的生活，在加倍打击她的心，把她置于死地!……

“当我为往事和恒久的好感所指引，选择林中修道院作为住所时，住在四楼小房间的人已不是我本想寻找的那一位：雷卡米耶夫人住进一套更宽敞的房间。我在那里又见到了她。死亡使她周围的战士日渐减少。在她那些朋友中间，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几乎是硕果仅存的政坛精英。但是王室忘恩负义，使他失望的时刻到了。他很理智，对那些貌似幸福的东西说声别了，就放弃了护民官那种靠不住的权力，以便抓住一种更为确定的权力。

“我们已经看到，在林中修道院的沙龙里，除了文学兴趣，还活跃着别的兴趣，那些受苦的人都想把希望的目光投向那里。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清理与皇帝一家有关系的东西，我翻出几份资料。现在看来，它们似乎不是插曲。

“西班牙王后觉得自己必须回法国，就写信给雷卡米耶夫人，说她要求来巴黎，请雷卡米耶夫人帮忙疏通。当时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在外交部。西班牙王后知道他为人正直，相信自己的要求会得到批准。其实，这件事很难办，因为有一部法律打击这个不幸的家族，即使是最有德行的成员也不能幸免。但是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身上有一种高尚的感情，就是对不幸者的同情。这种感情让他后来写下了这些动人的语句：

对那些大人物我正大光明；

他们受苦受难我才尊敬。

我仇恨光芒四射的帝王法老；

他垮台后我才赞美他的王袍；

我觉得逆境把他造就成国王，

泪水中才透出权力的威望。·

不幸的廷臣……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关心一个不幸女子的利益；他查考自己的职责，发现它并不强迫自己要提防一个弱小的妇女，于是，在收到申请两天之后，他写信给雷卡米耶夫人，说约瑟夫·波拿巴夫人可以回法国，问她现在在何处，以便让当时驻布鲁塞尔公使迪朗·德·马勒依先生签发许可，只是她得以德·维尔纳芙伯爵夫人的名字来巴黎。他同时给荷兰驻巴黎公使德·法热尔先生写了一封信：

我高兴地向阁下转告这件事。由于它使申请人和给予关照的公使都得到尊重，我就更觉欣慰。他们得到尊重，一个是因为高尚的信任，另一个则是因为高贵的仁慈。

我的表现其实不值一提，德·阿布朗泰夫人，是过奖了。不过，由于林中修道院的情况她讲得并不全面，我想把她忘记或者忽略的地方予以补全：

罗热上尉是又一个库代，也被判了死刑。雷卡米耶夫人让我也加入她的善行，一起来营救他。邦雅曼·龚斯唐同样插进来帮助卡隆的这位难友。他把下面这封写给雷卡米耶夫人的信交给了死囚的兄弟：

夫人，老是打扰您，我真不能原谅自己，可是，人家不断地判处死刑，这又怪不得我。送信人是那个倒霉的罗热的兄弟，罗热与卡隆一同判了刑。这是一件最黑暗也最为人知的案子。单单这个名字就使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投入了行动。他有幸是内阁的第一大才子，又是惟一保留了血性的部长。我不再添加什么话了。我信赖您的良心。说来也伤心，我给您写的信谈的几乎全是不幸的事儿，不过我清楚，您会原谅我的。我坚信您会往被您营救的不幸者名单上增添一个名字。

谨致以诚挚的敬礼。

B．龚斯唐

—八二三年三月一日于巴黎

罗热上尉获释以后，急忙向营救他的几位恩人表示感谢。有一天吃过晚饭，我照例去了雷卡米耶夫人家：这位军官突然出现了。他操一口南方口音对我们说：“要不是你们营救，我这颗头就滚到断头台上了。”我们都感到愕然，因为我们把那事给忘了。他脸红得像公鸡，叫道：“你们想不起来了吗?……你们想不起来吗?……”我们赶忙道歉，说记性不好，可是没有用；他还是气呼呼地走了，靴子上的马刺碰得嘎嘎响。他责怪我们记不起所做的善事，就好像要责怪我们害他去死一样。

大约在这个时期，塔尔玛要求雷卡米耶夫人安排他与我在她府上见面，以便就迪西翻译的《奥瑟罗》中几句诗听听我的意见，因为人家不许他照原来的念诵。我扔下公文就跑去赴约。晚上，我与现代罗西乌斯①一起重译被错误理解的诗句：他提出这里要改，我提出那里要改，哪怕是一个词半句话，我们都竞相开动脑筋，退到窗前或者一个角落，反复推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才对意思或者韵辙达成一致。看到我，路易十八的大臣，他塔尔玛，戏台上的国王忘掉身份，不顾人家指责，把上流社会的尊严扔到一边，激烈争论的样子，大家一定觉得奇怪。如果黎塞留一面命人演他的戏，一面听任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一河道尔夫入侵德国，那么我这个卑微的国务秘书就不能一面关心别人的悲剧，一面去马德里寻求法国的独立吗?

①罗西乌斯(Roscius，?—公元前六二)，古罗马著名演员。

德·阿布朗泰公爵夫人死后，我曾去夏约教堂出席了她的葬礼。其实她在上面描写的只是雷卡米耶夫人住过的地方，而我要谈的是一个僻静的住所。一条黑乎乎的走廊隔开两间小房。我估计这间门厅是由淡淡的日光照明。卧室里摆了一只书柜，一架竖琴，一架钢琴，挂着德·斯塔尔夫人的一幅画像和科佩的一幅月光小景。窗台上摆放着一只只花钵。当我在向晚时分气喘吁吁地爬上四楼，走进这间小室时，一下变得心旷神怡：从窗户往下看，可以看见修道院的花园。在绿油油的花坛周围，修女们走来走去，寄宿的女生则在奔跑游戏。一株刺槐树梢尖长到了与我的目光齐平的高度，尖尖的钟楼划破天空，赛弗尔的山岭在天边显现出来，夕阳把这一片美景染成金黄，从打开的窗户里射进来，雷卡米耶夫人坐在钢琴前；三钟敲响了，钟声似乎“正在为逝去的白日哭泣”。与施泰贝尔特①创作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最后的晚祷声融在一起。拉起的百叶窗帘上，飞来几只鸟儿栖息，我越过一座大城的嘈杂与喧闹，汇人远处的清静与孤寂。

①施泰贝尔特(Steibelt，一七六五—一八二三)德国作曲家，钢琴家。

天主赐予我这些宁静的时辰，以补偿我那些心烦意乱的时刻。我瞥见即将来临的休息。我的信仰相信这场休息，我的希望召唤这场休息。我在外面被政治事务弄得心神不安，或者被宫廷的忘恩负义弄得心绪烦乱，而心平气静却在这个偏僻住所深处等着我。恰如走过滚烫的平原，一片树林的清凉在等着你。在一个女人身边我找回了宁静。这个女人把宁静扩展到周围，却没有让它变得太平庸，因为它是透过深厚的情感传过来的。唉!我在雷卡米耶夫人家遇到的那些男人，如马蒂厄·德·蒙莫朗西，卡米耶·儒尔当、邦雅曼·龚斯唐、德·拉瓦尔公爵，都与安岗、儒贝尔、封塔纳这些已逝社会的已故人物相会去了。在这些持续不断的友谊之中，一些年轻的朋友成长起来，他们就像一座永远在砍伐的古老森林里春天长出的小树苗。我请他们，请昂佩先生②在我死后读读本回忆录，我要求他们大家保留对我的某个回忆：我把生命之线交给他们，主管生死命运的帕尔卡女神之一拉刻西斯让线头从我的纺锤上掉落下来。与我从不分离的旅伴巴朗谢先生独自站在我一生的起点与终点。他是我被时间拉断的社会联系的见证人，正和我是他被罗讷河带走的社会联系的见证人一样：江河总是冲蚀着河岸。

②昂佩(Ampere，一八○○—一八六○)，法兰西公学教授，终生热爱雷卡米耶夫人。

朋友们的不幸常常倾落到我身上，而我也从不躲避神圣的重负：酬劳的时刻已经到了；一种真诚的爱慕愿意帮助我承受众多朋友给我衰老之年增加的压力。在走近末日的时候，我觉得我曾经珍爱的任何东西，都是与雷卡米耶夫人分不开的，她是我爱情的隐秘之源。我把各个年龄的回忆，关于梦想与现实的回忆都糅合在一起，做成一个由魅力与淡淡的痛苦组成的复合体，而她就成了这个复合体看得见的外形。她支配了我的感情，一如天上的权力把幸福、秩序与和平放进我的本分之中。

我在她刚刚踏上的小径随她而行，那个行路的女人，不久，在另一个度，我会赶在她前面。如果她来本回忆录漫步，在我匆匆建成的大教堂拐角上，会见到我在此奉献给她的小教堂；她或许乐意去里面休息：我在里面挂上了她的画像。

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改定

驻罗马大使任期——三类素材——旅途日记

前面的一卷，是我在一八三九年写成的，这一卷写我在罗马担任大使期间的事，成于一八二八和一八二九年，已经有十年了。作为回忆录，本书叙述了雷卡米耶夫人的一生；一些别的人物也都被带上舞台，我们看到了米拉统治时期的那不勒斯，波拿巴统治时期的罗马，还看到教皇获得自由后回到圣波得教堂的情形，本书录存了德·斯塔尔夫人，邦雅曼·龚斯唐、卡诺瓦、拉阿尔普、德·冉利夫人、吕西安、波拿巴、莫罗、贝纳多特和米拉等人一些不曾发表的书信，邦雅曼·龚斯唐的叙述使它显露了新的角度。我曾把读者引到帝国的偏远角落，当时这个帝国正在完成其世界性的运动；现在我发现自己被引向我在罗马的使馆。大家将为一个陌生的题材分一分心，从我这儿得到休息：这对读者是有好处的。

写作我在罗马担任大使的这卷书，我有大量素材，它们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包括我内心情感的经历，以及我在给雷卡米耶夫人的信中叙说过的私生活方面的事情。

第二类有关我的公务活动，就是我的公文函电。

第三类是有关教皇、罗马古代社会和这个社会沿革变迁的历史细节。

在这些探索之中夹杂着一些思考和描写，那是我散步的结果。这一切都是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在欢庆活动或者重要公务之余写出来的。那七个月是我在罗马担任大使的时间。不过，我的健康那时恶化了：一抬头就感到头晕眼花。为了观赏天空，我不得不登上一座宫楼或者一座山冈，俯视或平视四周的天幕。不过我通过使用脑子，治好了躯体的疲乏：运用脑力恢复了我的体力；本来可能叫另一个人送命的事情让我活了下来。

重读这些文字，有一件事让我吃惊：我到达永恒之城时，感到一丝惆怅，我认为过一段时间一切会变好的。渐渐地，我生出了对废墟的狂热兴趣，终于像成千上万的游客一样，迷上了起初让我无动于衷的东西。思乡病就是怀念家乡。在台伯河两岸人们也有思乡病，但是结果与平常的截然相反，人们喜欢孤独僻静，厌恶家乡。在第一次旅居罗马期间我就患上了这种毛病，我可以说：

我认出了古代大火的痕迹①。

①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四卷。

你们知道，在组成马蒂尼亚克内阁时，单是提到意大利这个名字就把我余下的憎恶一扫而光，但是否会有欢乐的心境，我确实没有把握。确切地说，我是与德·夏多布里昂夫人一起动身后，在路上自然而然地生出忧愁来的。你们读一读我的旅途日记，就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了：

一八二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洛桑

本月十六日离开巴黎，十七日经过永纳河畔的新城；我在那儿留下了那么多的回忆!儒贝尔去世了；帕西那座荒废的城堡换了主人。有人对我说：“做只夜蝉吧。”

九月二十五日，阿罗纳

二十二日抵达洛桑。我走的这条路，有两个女人原来走过，她们都去世了，她们都希望我好，而且，按照自然的顺序，她们应该比我活得久。她们一个是德，居斯蒂纳侯爵夫人，来到贝克斯，死在那里，另一个是德·迪拉公爵夫人，不到一年前，她跑到辛普朗，逃过了一死，谁知到尼斯还是死了。

高贵的克拉拉，可敬的老友，

此地已不见你的音容笑貌，

人们掉过头，不望这坟墓，

你的名字消失了，世界将你忘却!

我收到德·迪拉夫人的最后一封信，感到最后一滴生命之水的苦涩。那水，我们将来都要熬干的!

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尼斯

我给您送去一株肉色马利筋：这是一种攀援的月桂类植物，各地都可种，耐寒，花为红色，像茶花，香气纯正。把它搁在贝内迪克丹①书房的窗台上。

①德·迪拉夫人有时这样称夏多布里昂，意为专心研究的学者。

至于我的情况，我只说一句：还是老样子，整天坐在沙发上，恹恹无力，也就是说，除了坐车外出，或者在外面走走，其余时间都是这样。去外面走也不能超过半个钟头。我想念过去，我的生活曾经是那样动荡，那样多变，以至于我都无法说感到强烈的厌倦：只要我能做做针线活儿，搞搞绒绣，我就不会觉得不幸。我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生活相隔甚远，现在看过去，仿佛在读回忆录，或者是在看戏。

这样，我无依无靠，回到意大利，就和二十五年前从这里出去一样。不过在初期我可以挽回损失，到今天谁还愿意与古老的日子挂钩呢?谁也不想住在一个废墟里。

在辛普朗，我见到一个幸运的黎明的第一丝微笑。峭壁黑黑的底部一直延伸到我的脚边，但顶部却沾着露水，叫阳光一照，闪闪发光。只要往天上升，就能走出黑暗。

我一八二二年作维也纳之行时，意大利在我眼中就失去了它的光彩，在一八二八年它就更显得黯淡无光了。我衡量了时代的进步。倚在阿罗纳旅店的阳台上，我眺望马约尔湖岸边的风光。夕阳给湖岸镀上一层金色，天蓝的波浪拍打着岸堤。城堡以其雉堞圈住这一片景色，再也没有像这样平和淡泊的风光了。可是我却感觉不到快乐，也生不出激情。青春的岁月嫁给了它们心目中的希望。一个年轻人将与爱人一起流浪，或者带着对离去的幸福的回忆。他没有任何人可以联系，但他寻找可以联系的人，他每走一步都相信能找到什么东西，幸福的思想随他而行：这种心境在客观物体上得到反映。

此外，我独自待着的时候，对当代社会的缩小看不那么清楚。波拿巴曾把世界留在孤寂之中。我也被留在这片静寂之中，依稀听见一代代虚弱的人在荒漠边上经过，啼哭。

一八二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波伦亚

在米兰，我计了数，不到一刻钟，就有十七个驼背从我旅馆的窗下经过。德军的酷刑把年轻的意大利折磨得变了形。

我拜谒了圣查理·波罗梅①的坟墓。在阿罗纳，我刚刚参观了他的故居。他死去二百四十四年了。他并不俊美。

①圣查理·波罗梅(Charles Boromee，一五三八—一五八四)，教皇庇护四世的侄子，红衣主教。

在勃尔戈·圣多尼诺，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半夜冲进我的房间：她把裙袍草帽搭在椅子上，却看见它们掉了下来。她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住的旅店不是有神灵常驻，便是有盗贼出没。我在床上没有感到任何震动，不过在亚平宁地区人们确实感到了地震：颠覆一个城市的震动当然可以震落一个女人的衣服。我用这话安慰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我还告诉她，我经过西班牙贝加·迪·塞克斯尼尔地区时，头天晚上有个村庄被地震震塌了，我却安然无事地过来了。可是这番苦口婆心的安慰话没有半点收效，于是，我们急急忙忙地离开这个杀人洞窟。

接下来的路程，处处可以看见人们在逃跑，处处可以感至愉运之无常。在巴尔玛，我找到了拿破仑遗孀的画像②。这位凯撒的女儿如今成了涅佩伯爵的妻子。她给那位征服者生了一个儿子，如今给这个儿子生了几个弟弟。她积欠下的债务，她让波旁家的一个年轻人来担保偿还。这位年轻人住在卢克，如果有机会，将继承巴尔玛公爵领地。

②玛丽—路易丝是巴尔玛女公爵。

比起第一次来，波伦亚显得热闹些了。我在这里受到了客气得让大使们受不了的接待。我参观了一个幽美的墓地：我总是忘不了死者；他们是我们的家庭成员。

在波伦亚的新画廊，我比任何时期都更从容地欣赏了卡拉齐的作品。开始我还以为这是拉菲尔的圣塞西尔，因为比起黑烟滚滚的天空下的罗浮宫，它挂在这里更加神妙。

一八二八年十月一日，拉文纳

我并不熟悉罗马涅，在这个地区有许多城市。城里一座座抹着石灰的房屋散落在小山顶上，就像是一群群白鸽，每个城市都能拿出几件现代艺术的精品，或者几座古代的纪念性建筑物。意大利这个地区包含了罗马帝国的全部历史，你得手捧提图斯一利维乌斯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①的著作去跑遍它的每个角落。

①提图斯—利维乌斯(Titus-Livius，公元前六四—公元一○)，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塔西佗的(Tacitus，五五—二○)，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编年史》等。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七○—一二八后)，古罗马传记作家。

我经过伊摩拉。这是庇护七世和法恩扎的主教区，在福尔利我绕了一个圈，去拉文纳参观但丁墓，走进坟墓时，我由于敬仰而浑身颤抖。名人受过苦难，他的名气就使人肃然起敬，阿尔菲耶里②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但是透露出希望，葡匐在这块大理石上，献上这首商籁：

②阿尔菲耶里(Alfieri，一七四九—一八○三)，意大利诗人。

伟大的阿利吉耶里神父③啊!我在坟墓前引用《炼狱》的这句诗：

③阿利吉耶里神父，即但丁，但丁名为阿利吉耶里。

兄弟啊，世界是盲目的，

而你正是来自于它。

贝雅特里齐出现在我眼前。她的模样就和让她的诗人生出叹息和哭死的愿望时一样：

“啊我虔诚的歌，”现代缪斯之父说，“现在准备哭吧!去找回那些妇女少女。你的姐妹习惯于给她们送去快乐!而你，忧愁的女儿，你得不到安慰，去和贝雅特里齐住一块吧。”

然而，当贝雅特里齐离开尘世时，新的诗歌王国的缔造者却忘记了她。他醒悟过来后，才找回贝雅特里齐，以崇拜她的天才。贝雅特里齐准备向情人描绘天国时，指责他这样做不对：“我让他(但丁)爱我，”她对天堂的万能天神说，“用脸蛋，用我儿童清纯的眼睛让他继续爱我。但当我行将跨入第二个年龄阶段，改变生活时，他就离开我，投身于别的女人。”

但丁不肯为了一声对不起就回家乡。他回答一个亲戚说：“如果只有给我敞开的这条路，再没有别的路回佛罗伦萨，那我就绝不回去。我到处都可以静观日月星辰。”但丁不肯把自己的岁月交给佛罗伦萨人，而拉文纳则拒绝把他的遗骨交给他们，虽说米开朗琪罗这个由诗人复活的天才打算在佛罗伦萨装饰那个教人“怎样不朽”的人的陵寝。

创作《末日审判》的画家，雕塑《摩西》的雕刻家，建筑圣彼得教堂圆顶的建筑师，设计佛罗伦萨古防御工事的工程师，写出《致但丁的十四行诗》的诗人联合同乡，用下面这些话支持他们向利奥十世呈递的申请：“我，米开朗琪罗，雕塑家，恳请教皇陛下准予我在本城体面的地方为神圣的诗人建一座相称的陵墓。”

米开朗琪罗搞雕刻的凿子失去了希望，只好求助于绘图的铅笔，以便给另一个他建造另一个陵墓。他在伟大诗人一卷对开本诗集的白边绘上《神曲》的主要故事。可惜一条船在把这双重的珍宝从里窝那运往西维塔—韦齐亚的途中沉没了。

当我的导游提出领我去参观拜伦勋爵的房子时，我刚心情激动地回来，再次感到了那场地震，还夹着在耶路撒冷感到的对神的敬畏。啊!面对着但丁和贝雅特里齐，恰尔德一哈罗尔德和丘乔莉太太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恰尔德一哈罗尔德没吃苦头，还少了一些世纪的磨难，让他等待将来吧。拜伦在对但丁的评价中考虑欠周。

我在圣维塔尔和圣阿波利纳尔仿佛又置身于君士坦丁堡①。西罗马帝国洪诺留皇帝与其情妇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更喜欢普拉西狄亚②和她的风流韵事。在参观圣让一巴甫蒂斯特大教堂时我想起她的故事，在蛮族那里这就是传奇。西哥特王狄奥多尔尽管害死了罗马哲学家博埃斯，仍是个伟人。这些哥特人是一个高等种族。东哥特公主阿马拉松特虽被放逐到博尔塞纳湖中的一个岛上，仍努力与她的大臣卡西奥多鲁斯一起保留罗马文明的残余之物。埃克查尔克人给拉文纳带来了他们帝国的没落。拉文纳在艾斯托尔弗(伦巴第国王)统治时期属于伦巴第地区，卡洛人又把它还给了罗马。它成了大主教的辖地，后来又从共和变成了专制。最后，在站在教皇一边或者皇帝一边之后，在成为威尼斯共和国一部分之后，它于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治下回到教会，今日仅仅凭着但丁的名字而存在。

①因为上述两地多拜占庭式的教堂。君士坦丁堡曾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

②普拉西狄亚(Placidie，三九○—四五○)，罗马帝国皇后，先嫁给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后成为康斯当斯三世之妻。

洛摩罗斯③老年生养的这座城市，从诞生之日起就带上了母亲的老气。总的说来，我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我会喜欢去法国纪念碑，那是为了纪念法国国王路易十二获胜的拉文纳战斗而建起来的。梅迪契红衣主教(后来的利奥十世)，以及大诗人阿里奥斯托，大绅士贝雅尔和德·夏多布里昂伯爵夫人①的兄弟洛特莱克曾在这里生活过。美男子加斯东·德·富瓦到了八十高龄还在这里遭杀害。“忠实的仆人”说：“法国人冒着西班牙人的炮火继续前进。自从天主创造天地以来，法国与西班牙还没有发生过更酷烈的战斗。双方战士打累了，就在对方阵前休息，喘一喘气，然后，把眼睛一低，呼喊着法国或者西班牙的名字，又开始更猛烈的搏斗!在那么多斗士中间，只剩下几个骑士。他们最后抛却光荣，披上了修道士头巾。

③罗马神话中玛斯和瑞亚·西尔维亚的儿子，是罗马的创建者和第一个国王。

①此夫人是佛朗索瓦一世的情妇。

人们在某个茅棚里还看见一个少女，娇嫩的手指插在大麻里，转着纺锤。她还不习惯这种生活：这是个特里乌尔斯②。当她透过微开的门缝，看见海面上波浪滚滚，就觉得更加伤心：这位少女原来得到一位伟大国王的爱慕。她闷闷不乐地走一条偏僻小道，每天从茅屋走到一座荒废的教堂，又从教堂走回茅屋。

②参加法国对西班牙战争的米兰贵族的通称。

我经过的古老森林由一些孤零零的枞树组成。它们就像搁浅在沙滩上的船只的桅杆。我离开拉文纳已是夕阳西沉时分。远处传来悠悠的钟声：它在召唤信徒们去作祷告。

十月三日和四日，昂柯纳

回到福尔利，还没到坍塌的城墙上看看就再度离开了。卡特琳娜·斯福兹公爵夫人曾站在城墙上，面对着准备杀死她独生子的敌人大声宣告，她还有生育能力。庇护七世出生于切塞纳，曾在值得赞美的山上圣母修道院当修士。

我在萨维亚诺附近涉过一条小溪。溪水湍急。当有人告诉我，我涉过的是卢比贡河①时，我的眼前仿佛升起了一挂帆船，我仿佛看见了恺撒时代的陆地。我的卢比贡河，就是我的生命：老早以前我跨过了它的第一道河岸。

①横隔在意大利与古高卢之间的一条小河。恺撒跨过这条河，进入高卢。

在里米尼，我既未碰到弗朗索瓦兹②，也没见到陪伴她的幽灵。”她们在风中是那样轻飘。”③

②弗朗索瓦兹(Francoise，一三八四—一四四○)，罗马贵妇，以慈善闻名，在一四一三—一四一四年鼠疫流行期间，大行善事，被奉为圣女。

③但丁《地狱》篇中的诗句。

里米尼、珀扎诺、法诺和西尼嘎格利亚这些城镇通过奥古斯特④们留下的桥梁与大路，把我引到昂柯纳。在昂柯纳，如今人们庆贺教皇的节日；我听见图拉真凯旋门传来节日的音乐：永恒之城的双重统治权。

④奥古斯特(Augtuste，公元前六三—公元十四)，古罗马皇帝。

十月五日和六日，洛莱特

我们来到洛莱特过夜。这块国土提供了一个完美保存的罗马殖民地样品。圣母院的田庄农民生活富足，看上去幸福。那些农妇又漂亮又快乐，一个个都在头发上插一朵花，高级教士兼行政长官热情地接待我们。从钟楼顶部和城中几座山丘顶上望出去，可以见到田野、大海和昂柯纳城一片明媚的风光。晚上刮起了风暴，我高兴地看着山羊吃的球果紫堇和拔地麻在古老的墙头被风吹弯了腰。我在按布拉芒特⑤的图纸建造的双层游廊散步。我走以后，再过相当长时间，这些街面将受到秋雨的打击，这些小草将在亚德里亚海风的劲吹下瑟瑟发抖。

⑤布拉芒特(Bramante，一四四四—一五一四)，意大利建筑师。

午夜，我缩在一张八尺见方的床上。这是波拿巴奉献的东西。一盏小油灯射出幽幽的光，勉强驱走房里的黑暗，突然一张小门打开了，我看见一个男子带着一位遮面的女子悄悄走进来。我半撑起身子，望着他。他走近我的床，身子一直躬到地上，忙不迭地向我道歉。说打搅了大使先生的休息：他是一个鳏夫，一个可怜的管家，他希望把身边这个女儿嫁出去，可惜缺了点嫁妆。他掀开那个孤女的面纱。那姑娘一脸苍白，很是漂亮，垂着眼帘，神态谦卑。那位父亲似乎想走开，留下已订婚的女儿来读完她的故事。在这个迫在眉睫的危险之前，我不像那位好心的骑士问格勒诺布尔那位母亲她女儿是不是处女，我没向迫不得已的倒霉父亲提任何问题。我为了给主子国王争光，顾不得头发乱蓬蓬的，随手抓起床边小桌上的几个金币就给了那姑娘。”她的眼睛并没有哭肿，”抓住我的手吻了一下，千恩万谢个不停，我一声不吭，又躺回大床，似乎想睡一觉，于是圣安托瓦纳①那种幻象消失了，我感谢主保圣人圣弗朗索瓦的佑护。恰好今天是他的圣名瞻礼日。我躺在黑暗中，半带着微笑，半觉得遗憾，不过对自己的德行还是深表赞赏。

①圣安托瓦纳(Sain-Antoine，二五一—三五六)，底比斯隐修士，曾受到种种诱惑，但都坚守住了。

然而，我就是这样把金子撒出去的。我是大使，在洛莱特行政长官的辖地受到盛情接待；就在这同一座城市，塔索曾住在一所破屋里，由于缺了几个钱，无法继续行路。他用抒情短诗来偿付所欠洛莱特圣母院的债务：

现在，冒着暴雨狂风……

德·夏多布里昂夫人跪着登上圣堂的台阶，为我一时的幸运当众谢罪，在我夜里获胜之后，我本来更有权让萨克森国王把我的结婚礼服送到洛莱特宝库珍藏，可是我绝不能原谅自己，我这个虚弱的诗人，在耶路撒冷的歌手是那样衰弱那样凄凉的地方，却是那样强壮那样得意!托尔卡图斯①，在我间或走运的非常时刻，请不要把我带走。我平时与钱财无缘；你要看看我途径纳莫尔的样子，看看我在伦敦住阁楼间，在巴黎住诊疗所的情景，就知道我跟你有天壤之别。

①托尔卡图斯(Torquatus)公元前三世纪末罗马执政，独裁官。

我不像蒙田，没有把自己的银质肖像留给洛莱特圣母院。也没有把“莱奥诺尔·德·蒙田，(我的)独女”的肖像留下来。我从不希望比同一代人活得长。可是有个女儿，而且名叫莱奥诺尔!

斯波勒托

离开洛莱特，经过马塞拉塔，我到了托朗蒂诺，波拿巴曾到过那儿，并在那儿与教皇庇护六世签订了条约。从那里出来后，我翻过了亚平宁山脉的最后几座山峰。山头上潮湿，土地被开垦出来种植啤酒花。山左边是希腊海，右边是伊比利亚海。我被海风推着行路。我可能曾在雅典和格雷那德呼吸过这些海风。我们顺着山路在一个个山口盘旋而下，朝翁布里走去。在山口的树丛中，悬吊着一些山民的居所。他们的祖先在特拉西梅纳诺战役之后，向罗马提供了兵源。

福利尼奥镇拥有拉菲尔的一幅处女图。今日这幅画为梵蒂冈所收藏。韦娜姿态迷人地待在克利通诺河的源头。普桑②再现了这个温暖迷人的地方的风光；拜伦曾冷漠地歌唱过它。

②普桑(Poussin，一五九四—一六六五)，法国画家。韦娜应是拉菲尔画中的处女。

当今教皇出生于斯波莱托。据我的信使乔吉尼说，利奥十二在这座城市安置苦役犯以为故乡争光。斯波莱托敢于抵抗汉尼拔。这个城市展示了老利比①的许多作品。他在隐修院被人养大，成为柏柏尔人的奴隶，后又成为画家中塞万提斯一类人物，六十岁去世。人们认为他勾引了吕克莱丝，女方的父母便下毒害死了他。

①利比(Lippi，一四○六—一四六九)，意大利画家，他儿子也是画家，故有老少利比之分。

奇维塔·卡斯泰拉纳

在蒙特吕柯，波托斯基伯爵躲进幽美的隐修院隐居。但是罗马的思想难道不随他而来?难道他不认为自己被带到了少女唱诗班中间?至于我，也像圣热罗姆一样，“我年轻时，曾白天黑夜发出叫喊，捶打胸脯，直到天主让我恢复平静为止”。我已不复当年的模样，我为此而惋惜。

过了蒙特吕克的隐修院，我们开始绕山而行。我第一次陪同一位行将死去的妇女②从佛罗伦萨到罗马，途径佩鲁兹时就走过这条路……

②指波利纳·德·博蒙夫人，夏多布里昂于一八○三年陪她浏览意大利。

光线柔和自然，风景充满生机，置身其间，我简直以为自己是在阿勒格尼山脉一座小丘上。那里只有一座高高的引水槽，上面建有一道窄桥。让我想起斯波莱托的伦巴第公爵们曾经参与兴建的罗马一座工程。这类纪念性建筑物都是随自由而来的。美国人尚未来到这些地方。我在克利通诺的牛车旁边步行登山。大使夫人则被那些牛拖着凯旋。一个瘦小轻捷的放羊女娃，像她那只母山羊一样友善，带着她的小弟弟跟着我来到这富庶的乡间，要我给她题字：我给她题了，以纪念德·博蒙夫人。这些地方已经把她忘了。

唉!小牺牲者无忧地游玩，

丝毫不担心自己的命运!

她们见不到苦难正在袭来，

也想不到白昼过后的黑暗。①

①英国诗人格雷的诗句。

我又见到了泰尔尼和它那些瀑布。一片种植着橄榄树的田野把我领向纳尔尼。接下来，经过奥特里柯利之后，我们来到忧郁的奇维塔·卡斯泰拉纳。我很想去圣玛利亚·迪·法勒里，参观一座只剩外表，只剩城墙的城市，城内空空荡荡：“人类的苦难，天主该把它带走。”且让我先去履职，回头我再来寻找法利希人的城市。不久，我将从尼禄的陵墓，把俯瞰恺撒之城的圣彼得大教堂十字架指给妻子看。

给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读者刚刚浏览了我的旅途日记，还将读到我给雷卡米耶夫人的信。正如先前说过的，它们与一些历史的篇页穿插在一起。

同时还将读到我的公函。我身上存在的两个人将在此分别露面。

致雷卡米耶夫人

一八二八年十月十一日于罗马

我经过了这个充满您的往事的美丽地方。我感到慰藉，然而每走一步都要想起一些别的往事，忧愁总是挥之不去。我二十年前曾经横渡过亚德里亚海，此回故地重游，心头自是别一番滋味!在泰尔尼，我曾与一个可怜的垂死的女人歇过脚。最后我进了罗马城。正如我所担心的，它那些历史建筑与雅典的相比，显得不够完美。我对房屋街道的记忆力既惊人又残酷，连一块石头都不会忘掉。

除了国务秘书贝尔纳蒂红衣主教，我还没有去见任何人。昨日傍晚，我想找个人说说话，就去找盖兰①。他见我来访似乎很高兴。我们推开朝罗马城的一扇窗户，欣赏天边的景色。对我来说，这是惟一保持了我所见到的模样的东西。不是我的眼睛就是物体变了；也许两者都变了。

①盖兰(Guerin，一七七四—一八三三)，法国画家。

利奥十二和红衣主教们——各国大使

初到罗马，我的时间被用来作一些正式拜访。教皇陛下单独接见了我。他不再作公开接见，因为耗费太大。利奥十二身材魁梧，面色安详之中透出一丝忧郁，穿着一袭朴素的白袍。他不摆任何排场，坐在一间几乎没有家具摆设的书房里。他几乎不吃东西，只和他的猫一起喝一点玉米粥。他自知重病缠身，怀着甘忍的精神看着自己日渐衰弱。这种精神来自基督教的快乐。他志愿把棺材摆在床下，像从前的教皇本尼狄克十四所作的那样。我来到教皇的套房门口。一名神甫领我走过黑魃魃的过道，一直来到教皇陛下的卧室或者祈祷室。教皇怕我等，衣服也顾有上穿，就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我要单膝着地去吻他白拖鞋处的裙袍边，他却不许我这样做。他牵着我走到摆在他朴素的扶手椅右边的位子上，与我一起坐下交谈起来。

星期一早上七点我去国务秘书贝尔纳蒂府上拜访。他是个商人，喜欢寻欢作乐的人，与多里娅公主有关系；他了解当代风情，只是违心地接受了红衣主教的帽子。他不肯进教会，仅仅要了一个五品修士的证书，如果把帽子退还，明天就可以娶亲。他相信会发生革命，甚至认为如果自己命长，可以看到教廷的俗权垮台。

红衣主教们可以分成三个集团：

第一个集团由努力与时代同步前进的人组成。邦维努蒂与奥匹佐尼就属于这个集团。邦维努蒂根除了贪污盗窃的行为，又去拉文纳，在里瓦罗拉红衣主教那里执行了一项使命，由此而名声大噪；奥匹佐尼是波伦亚的总主教，在那座难以管理的工业与文学之城与各种政见的人取得了一致。

第二个集团是由一些狂热分子所组成。他们企图开倒车。他们的首领之一是奥代卡尔齐红衣教。

最后是第三个集团，由一些老头子，一些僵化的人组成。无论是前进还是倒退，他们都不想，或者说是不能，在这些老人中可以见到维多尼红衣主教。他粗大威猛、脸膛发亮，歪戴着圆帽，活脱脱一个托朗蒂诺条约的象征。有人告诉他，说他有机会问鼎于教延，他答道：“那圣灵准是疯了!”他在彭特—莫尔植树，君土坦丁就是在那里建立基督教世界的。当我从百姓门走出罗马城，又从天使门返城时，就可以看见那些树。隔着老远看见我，这位红衣主教就朝我叫道：“啊!啊!法国大使阁下!”接下来，他对那些植树的工人发脾气。他根本不遵守红衣主教的礼仪，坐车出门只带一名跟班。大家事事原谅他，管他叫“维多尼太太”①。

①我离开了罗马时，他买下我的马车，在去彭特—莫尔途中死在车上。(作者于一八三六年补记)

我的同事有奥地利大使路特兆伯爵，一个彬彬有礼的人，他妻子歌唱得好，不过老是唱一支曲子，说话也总是不离她的孩子，普鲁土公使，学识渊博的本森男爵，他是历史家尼布尔的朋友(我曾与他商量取消在他的卡皮托利山宫殿租约一事)，俄罗斯公使加加林亲王，他是为了失去的恋情而来到罗马这个昔日的繁华之地的。美丽的娜里斯金夫人曾在我从前的隐居地奥纳住过一段时间，她对加加林亲王情有独钟。她之所以这样，一定是亲王的丑脾气中还有迷人的地方。缺点比优点更能征服人。

西班牙大使德·拉布拉多先生为人忠诚，少言寡语，经常独自去散步，想得多，或者根本不想事，这一点我不会区分。

弗斯卡尔多老伯爵代表那不勒斯，就像冬天代表春天。他有一块大纸板。他戴着眼镜在上面研究可疑的外国人姓名，而不是波塞冬尼亚的玫瑰田。对于那些人的护照，他不能给予签证。我很羡慕他的宫殿(法尔内塞宫)。它那令人赞美的结构虽然尚未完全竣工，可它是米开朗琪罗装的顶，是奥古斯丁协助兄弟阿尼巴尔·卡拉齐绘的画；在它的柱廊下面，曾停过塞西莉亚·梅特拉的石棺。陵墓变了，她却没有失去什么。据说，弗斯卡尔多这个智力迟钝体力衰弱的老人有个情妇。

赛尔伯爵是荷兰国王的使节，曾娶瓦朗斯小姐为妻，如今那位妻子已经作古。他与她生了两个女儿。因此，她们也就是德·冉利夫人的外孙女。赛尔先生仍然当省长，因为他从前当过省长。一个人的性格兼有饶舌鬼、专制家长、招兵买马者和管家的特点，就什么也亏不了。要是您碰到一个人，跟您谈论公顷、米、分米、而不是阿尔邦、图瓦兹和脚尺①，那他准是个省长。

①后三种是法国古代计算面积和长度的单位。一阿尔邦相当于二十～五十公亩，一图瓦兹相当于一点九四九米；一脚尺相当于三百二十五毫米。

方夏尔先生是葡萄牙半被承认的大使，他是个畸形小矮子，不安分，好做鬼脸，皮肤青得像巴西猴子。黄得像里斯本橙子。这个新卡蒙斯居然歌唱他的女黑奴了!他酷爱音乐，用自己的薪俸养了个帕格尼尼式的乐师，只等他的国王复位。

我在这里那里隐约瞧见过一些小邦的公使。那些狡黠的小人见我并不看重大使这个差使，一个个都很气愤：他们俨然一副要人派头，一本正经，默不作声，迈着四方步，就像藏了一肚子秘密，会把人胀死似的。其实他们什么秘密都不清楚。

新老艺术家

我一八二二年在英国当大使时，曾寻找过一七九三年在伦敦熟悉的人物与地方。一八二八年在教廷当大使，我忙着干的是跑宫殿和废墟，以及打听一八○三年在罗马见过的人。宫殿和废墟倒是跑了不少，人却没有见到几个。

从前菲舍红衣主教租住的朗塞洛蒂宫，如今住着真正的主人朗塞洛蒂亲王和王妃。王妃的父亲是马西莫亲王。德·博蒙夫人住过的西班牙广场那幢房子，如今不见了。至于德·博蒙夫人，如今长眠在她的安息之所。我曾和教皇利奥十二在她墓前祈祷。

卡诺瓦同样长辞人世。一八○三年我曾两次去他的工作室拜访。他手拿木槌接待我。他带着最天真最温顺的神气，领我参观波拿巴的巨大塑像和赫丘利把吕柯斯扔进波涛的雕塑作品，他执意要让您相信。他可以使外形充满生气。不过他的凿子也不肯深入地探讨解剖学。尽管他有追求，美女仍只是皮肉上的美，而青春女神埃贝却在他雕塑的那些老人的皱纹里显露出来。我在旅途遇到当代第一流雕塑家。他后来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就像古容①从罗浮宫的脚手架上摔下来一样。死神总是守在那儿，继续充当永恒的圣巴多罗买①，并用他的箭射杀我们。

①古容(Goujon，一五一○?—一五六九?)，法国雕塑家与建筑师。

不过令我十分高兴的，是老博盖还健在。他是侨居罗马的法国画家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他有两次打算离开喜欢的乡间，甚至去了热那亚，可是心里觉得难受，便又回到了他原来选择的寄居之所。我担任大使期间很关照他和他儿子。他对儿子像母亲一样慈爱。我与他一起又开始作从前那种远足。我见他步履迟缓才意识到他已经老了，心里不由得涌出一股哀怜。我压住年轻人的步子，并努力使自己保持与他一样的步幅。我们两个都有好久没见到台伯河了。

在艺术鼎盛之年，大艺术家们的生活与今日截然不同，他们悬吊在半空中，专心致志地在梵蒂冈的穹顶，在圣彼得教堂的间壁，在法尔内其纳宫的墙上绘制杰作。拉菲尔走路时，身边总簇拥着一群弟子，身后总跟着一群红衣主教和王公贵族，宛如古罗马的一个元老院议员，总有一帮受他保护的人前呼后拥，鞍前马后地效劳。查理五世三次提高提香的身价，替他收拾画笔，在散步时让他走右边，一如弗朗索瓦一世陪伴垂死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提香在罗马大获成功；画坛泰斗米开朗琪罗在那里接待了他。直到九十九岁，提香在威尼斯仍用有力的手握着那枝用了一个世纪的画笔。他是世纪的胜利者。

米开朗琪罗八十八岁，在放好圣彼得教堂圆顶的脊桁之后，于罗马逝世。托斯卡纳大公派人秘密地把他的遗骨挖出来，佛罗伦萨举行盛大的葬礼，以对它的伟大画家的敬意补偿了对它的伟大诗人但丁遗骨的疏忽。

委拉斯开兹②两次访问意大利，意大利两次站起来向他致敬：缪里奥①的这位先驱带着奥宗纳描写过的埃斯佩里②的果实返回西班牙。这些果实就落在他手边：当时十二位最有名的画家，他一人带走他们一幅画。

②委拉斯开兹(Velasquez，一五九九—一六六○)，西班牙画家。

①缪里奥(Murillo，一六一八—一六八二)，西班牙画家。

②奥宗纳(Ausone，三一○—三九五)是古罗马诗人。埃斯佩里是古希腊人对意大利的称呼。

那些著名艺术家整天纵酒行乐、猎艳追奇。他们保卫城市和城堡，建筑教堂、宫殿和防御工事，比剑斗狠，勾引妇女，出了事躲进隐修院避难，得到教皇赦免，王公贵族的营救。在邦维努托·切利尼叙述的一次狂欢活动里，可以看到米开朗琪罗和儒勒·罗曼的大名。

如今场景大为改变；艺术家在罗马生活贫困，寂寞无闻。也许这种生活别有诗意，与前面那种生活不相上下。有一个德国画家联合会试图上溯到佩鲁贾③，说绘画受基督教影响自他开始。这些圣路加④的年轻信徒断言拉菲尔在他的第二门艺术⑤上变成了无神论者，因而才华退化了。好吧!那我们就做一做无神论者，就像拉菲尔笔下那些童贞女，就让我们的才华退化、变弱吧，就像在《耶稣变容图》那幅画上一样!新神圣派这个谬误虽然可以理解，却仍然是个谬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外形的呆板和描绘缺陷是凭直观描绘的结果，而在文艺复兴前画家作品中引入注目的那种信仰的表现力，并不是由于人物像狮身人面像那样摆出姿势端坐不动，而是由于画家本人像他所在世纪一样“信仰宗教”。是他的思想，而不是他的图画信仰宗教。这一点是如此确实，以至于西班牙画派虽有文艺复兴以来的优雅与生动，却还是具有那种“虔诚”的表现力。这是什么原因?原因就是，西班牙人是基督教徒。

③佩鲁贾(Perugin，一四四五—一五二三)，意大利画家，是拉斐尔的老师之一。

④圣路加，福音书作者之一。是画家和医生的保护人。

⑤拉菲尔不但是画家，还是建筑师。

我想观看画家们分开工作；学雕塑的弟子住在一个山洞里，外面是梅迪契别墅苍翠的橡树林。他在那儿完成一件大理石作品：一个孩子用贝壳盛水给一条蛇喝。画家住在偏僻角落一座破屋里。我发现他独自待在房里，透过打开的窗子描绘罗马的乡村风景。施内兹①先生的《女强盗》变成了向一幅圣母像祈祷，祈求让患病的儿子痊愈的母亲，莱奥波德·罗贝尔②从那不勒斯来，近几日是在罗马度过的，带走了这个优美地区的迷人风光。其实他只是把这些风光贴在画布上而已。

①施内兹(Schnetz)法国侨居意大利的画家，曾任罗马法国科学院院长。

②莱奥波德·罗贝尔(Leopold Robert，一七九四—一八三五)，瑞士画家，版画家。

盖兰像一只病鸽，搬到梅迪契别墅一座小楼顶上。——他把头埋在翅翼下面，倾听台伯河的风声。当他清醒时，就用羽毛描绘普里亚摩斯③之死。

③普里亚摩斯，传说中的特洛伊王，拉奥梅冬之子。

贺拉斯·韦尔纳④努力改变习惯；他成功了吗?他缠在脖子上的蛇，偏爱的服装，吸的雪茄，以及他周围的面具和花剑都让人联想到露营的军队。

④贺拉斯·韦尔纳(Horace Vemet，一七八九—一八六三)，法国画家。

有谁听人谈到我的朋友盖克先生?他继尤里乌斯三世之后，担任米开朗琪罗、维尼奥拉和祖卡里⑤别墅的主持。不过他在《天命仙窟》中，把维特利乌斯⑥死亡的情形画得还不算太坏。有一头狡猾的动物经常闯入荒芜的花坛。盖克先生想方设法要赶走它：这是一只狐狸，是老祖宗古尔匹尔的重孙。古尔匹尔是恶狼伊桑格兰的侄子。

⑤尤里乌斯三世(Jules III，一四八七—一五五五)，罗马教皇·维尼奥拉(Vignolg，一五○七—一五七三)，意大利建筑师·祖卡里(Zuccari，一五二九—一五六六)意大利画家。

⑥维特利乌斯(Vitellius，十五—六十九)，古罗马皇帝。

皮纳利总是醉得一塌糊涂，在一次清醒的时候答应给我画十二幅跳舞、赌博和盗窃的场景图。可惜他一条守门的大狗叫他饿死了。托尔瓦森和卡莫西尼是罗马穷画家中的王爷。

有时这些画家聚在一起，步行去苏比亚柯。半路上，就在蒂沃里小餐馆墙上乱涂乱起来，也许哪天人们依据涂在拉菲尔某个作品上的炭笔画，认出某个米开朗琪罗式的画家来。

我真希望生下来就是艺术家，因为孤独、独立不羁，在废墟和杰作中间的阳光都合乎我的脾性。我没有什么需求：一块面包一眼山泉足矣。我的一生很可悲，被路旁的荆棘丛扯扯绊绊地耽误了，要是我是只自由的鸟，在那些荆棘丛上面筑巢唱歌，那该多么幸福啊!

尼古拉·普桑用妻子的陪嫁在潘乔山上买了一座房子。对面也是一家俱乐部，属于绰号洛林佬的克洛德·热莱。

这克洛德又是我的同胞。他死在世界女王的膝头上。即使他的风景画场景移到别处，普桑再现的也是罗马的乡间风光，而洛林佬即使画的是船舶和海上落日，再现的也是罗马的天空。

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人，我在不同的时代对他们怀有好感，如果我是他们的同代人那该多好啊!可是那样我就得太频繁地复活。普桑和洛林佬克洛德去了卡匹托利山。有一些国王来到这里，却还赶不上他们。德·布罗斯在这儿碰见英国觊觎王位的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我一八○三年在这儿遇见被废黜的撤丁王，就是今日，一八二八年，我还在这儿见到拿破仑的弟弟威斯特伐利亚王热罗姆。堕落的罗马给倒台的权贵提供了避难之所。对于受迫害的光荣，落难的才华，它的废墟是自由之乡。

罗马古代社会

我描绘了二十五年前罗马社会与罗马乡间，就不能不修饰我的画像，因为它不再像我了。三十三年为一代人。基督的寿命就是这么长(基督是所有人的榜样)。在我们西方世界每代人都要变样。人类被置于一幅画中，画框不变，人物却是活动的。一五三六年，拉伯雷与杜伯莱红衣主教在罗马城。拉伯雷在红衣主教大人府上当膳食领班：负责切菜、端莱。

拉伯雷变成“昂托默尔的约翰”修士后，并不像蒙田那样看问题。蒙田在罗马几乎听不到钟声，在法国某个乡村就更听不到了。而拉伯雷则相反，在“钟鸣岛”(罗马)听到很多钟声，竟至于怀疑罗马就是敲打铜盆铜锅的古希腊城市多多纳①。

①传说宙斯在此城发布神瀹。神汉神婆敲响铜盆来回答宙斯。

蒙田在拉伯雷四十四年之后，觉得台伯河两边已经颇为壮观了，他发现三月十六日罗马就开了玫瑰与长生花。只是罗马教堂里光秃秃的，没有圣人的雕像，没有画，比法国教堂丑陋，装饰也差。蒙田习惯了我们这些哥特式教堂的巨大和阴暗，他多次谈到圣彼得教堂，却没有描绘，似乎对艺术不感兴趣或者无动于衷。面对如此多的杰作，蒙田却想不出任何人的名字。他的记忆力既没有向他提起拉菲尔，也没有提起才逝世十六年的米开朗琪罗。

再说，关于艺术，关于发展或者保护艺术的天才哲学影响的见解当时尚未产生。时间为人类作的事情，正是空间为建筑物所作的事情。至于人和建筑如何，只能隔一定距离，从展望的角度去评价。隔得太近，看不到全貌，太远，则又看不到了。

其实，《随笔集》的作者在罗马寻找的，只是古代的罗马。他说：“眼下我们在混杂的罗马看到的楼房，与那些破房子挨在一起，尽管让我们的世纪大为赞赏，却让我想起法国教堂里，麻雀和小嘴乌鸦在穹顶和间壁上挂的巢。那些教堂不久前叫胡格诺派毁掉了。”

蒙田把圣彼得教堂看做挂在柯利赛教堂间壁上的麻雀巢，那他把古罗马又看成什么呢?

公元一五八一年由教皇正式下谕接受的罗马新公民指出，罗马女人不像法国妇女那样戴假面或者半截脸罩，她们戴珍珠着宝石在大庭广众露面，不过她们的腰带太松，以至于她们看上去像孕妇。男人们都穿黑衣服，“不论是公爵、伯爵还是侯爵，样子都显得有些卑贱”。

圣热罗姆注意到罗马女人的动作姿态使她们看上去像孕妇，这不是怪事吗?她们“步子碎，膝头弯”。

每天，我从天使门出城时，几乎都看见台伯河畔一座简陋的房子，挂着一块法文招牌，上面画着一只熊。蒙田地方的领主米歇尔来罗马时就是在这儿上的岸。这儿离收容那可怜疯子①的医院不远。蒙田曾去费拉尔寓所探望那个专为古代和纯粹的诗歌而生的人，当时感到的气恼超过了同情。

①指意大利诗人塔索。

十七世纪派遣它最伟大的新教诗人和最认真的天才②于一六三八年访问天主教的大罗马，确实是值得纪念的事件。罗马背靠十字架，手持两本圣约，身后是从伊甸园出来的一代代罪人，面前从橄榄园传下来的一代代赎罪的人，对着昨日出生的异端发问：“您打算拿老迈的母亲怎么办?”

②指英国诗人弥尔顿。

罗马女子莱奥诺拉迷住了弥尔顿。我们是否注意到，在德·莫特维尔夫人①的《回忆录》里，莱奥诺拉出现在马扎兰红衣主教②的音乐会上?

①莫特维尔夫人(Motteville，一六二一—一六八九)，法国贵妇。

②马扎兰红衣主教(Mazarin，一六○二—一六六一)，原籍意大利，后为法国君主服务，是一代名相。

按时间的顺序，阿尔诺神甫③在弥尔顿之后访问的罗马。这位神甫带了纹章，借一个人物的名字讲述了一件奇闻，让人了解了当时高等妓女的风俗。奇闻中的主人公德·吉斯公爵是“刀疤脸”④的孙子，他去那不勒斯寻求艳遇，于一六四七年途经罗马，在此认识了尼娜·巴卡罗拉。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德赛依先生的秘书梅宗一布朗谢竟然打算作德·吉斯公爵的情敌。于是不幸落到他身上。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房里没有一点灯光，有人用一个丑陋的老太婆替换了尼娜。“一方面哄然大笑，另一方面却是不知所措。”阿尔诺说，“情郎好不容易从他的仙女造成的尴尬中脱了身，光着身子逃出屋子，就好像有魔鬼在后面追赶似的。”

③阿尔诺(Arnauld，一六一二—一六九四)，法国教士、神学家。

④第三任德·吉斯公爵(一五五○—一五八八)，见前注。

关于罗马的风俗，雷斯红衣主教⑤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我更喜欢小古朗热⑥和他在一六五六年和一六八九年的两部游记：他在文中赞美那些葡萄园和花园，单是那些地方的名字就独具魅力。

⑤雷斯红衣主教(Retz，一六一三—一六七九)，法国政治家、作家，所著《回忆录》有名。

⑥古朗热(Coulanges，一六三三—一七一六)，法国绅士，歌词作者。

在善良门公园，古朗热提到的人，我几乎都找到了。是他们本人吗?不是!是他们的孙儿孙女。

德·塞维尼夫人⑦收到了古朗热的诗；她从罗舍城堡给他写了回信。那地方在可怜的布列塔尼，离贡堡约有百来里路。“我的好表弟，同您的日子相比，这里的日子是多么冷清!不过它适合我这样一个孤独女人。罗马的日子适合一个运星漂泊的人。尽管命运跟您有些不和，却正如您说的，它待您还是不错的。但愿如此!”①

⑦德·塞维尼夫人(Madame de sevigne，一六二六—一六九六)，法国侯爵夫人，书简体作家。

①古朗热在信中谈到自己运星漂泊，并附上自己新作的一篇歌词，其中有这样一句：命运啊，您与我不知，却待我不薄。

古朗热一六五六年和一六八九年两次罗马之行相隔三十三年。我一八○三年和一八二八年两次罗马之行只隔了二十五年。我要是认识德·塞维尼夫人，一定会治好她恐老的心理毛病。

斯彭、米松、杜蒙和爱迪生②在古朗热之后相继来到罗马，斯彭与同伴韦勒曾领我参观雅典的废墟。

②斯彭与米松情况不详。杜蒙(Dumont，一七五一—一八三一)，法国画家。爱迪生(Addison，一六七二—一七一九)，英国诗人、作家，著有悲剧《卡顿》。

杜蒙的书中提到他一六九○年赴罗马时我们所赞美的杰作是如何摆设的：人们在凉亭上看见尼罗河和台伯河，安提诺乌斯、克娄巴特拉、拉奥孔和想象的赫拉克勒斯的胸像。杜蒙在梵蒂冈花园里设置了“非洲人”西庇阿墓上的青铜孔雀”。

爱迪生是以学生的身份旅行的，因此他的游记就变成了对古典作品的引述，其中流露出对英国的回忆：途经巴黎时，他把自己的拉丁诗稿送给波瓦洛先生过日。

拉巴神父③跟随悲剧《卡顿》的作者旅行：这位巴黎多明我会的修士是个奇才。他在安第列斯群岛传过教，当过海盗，是个能干的数学家、建筑师和军人，使起大炮来就像摆弄掷弹筒，又是个博学的批评家，曾论证出是迪耶普人最早发现了非洲，他的才智较为诙谐，性格喜欢自由。关于教皇政府，我不知道别的旅行家是否有过更明白更准确的概念。拉巴在大街小巷到处跑，参加迎神游行，什么事都参与，对什么事也几乎都予以嘲笑。

③拉巴(La bat，一六六三—一七三八)，法国多明我会教士。

多明我会教士叙述说，在卡的斯嘉布遣会的修士们那里，有人给他几条用了十年还是新的毯子；还说他看见一个穿着西班牙服装，腰挂佩剑，头发上扑粉，鼻梁上架着眼镜，胳臂下夹着帽子的圣约瑟夫。在罗马，他出席了一次弥撒。他说：“我从没看见那么多残疾乐师聚在一起，也没见过那么多人来奏一支交响曲。行家里手说这么美的音乐别处是听不到的。我也这样说，好让人认为我也是内行。可是我没有得到做主祭随从那份荣幸，因为那仪式至少举行了三个钟头，我觉得足有六个钟头，因此中途离开了。”

我越往下写来，罗马的习俗就越和今日的习俗相似。

在德·布罗斯①时代，罗马女人都戴假发。这个习惯形成已久：普罗佩斯②问他心爱的女人为何乐于装饰头发：

①德·布罗斯(de Brosses，一七○九—一七七七)，法国作家，行政官。其《意大利书简》出版于一七三九年。

②普罗佩斯(Properce，公元前四七—十五年)，古罗马诗人。

我的心肝，把头发如此装扮

有什么快乐?

我们的母亲高卢女人提供了塞维里娜、普里斯卡、福斯蒂娜、萨比娜③的头发。韦莱达④对厄多尔谈起她的头发，说：“这是我的冠冕，我是为你保留的。”头发绝不是罗马人最重要的战利品，但肯定是最持久的战利品之一：人们常常从女人墓中取出这完整的饰物，它曾顶住了夜里姑娘们的剪刀；人们寻找它覆盖的优雅额头，却没有找到。芳香的发辫是最不专一的激情酷恋的对象，比一些帝国存在得更久。死亡可以打断一切链条，却无法扯断这轻轻的发网。今日意大利女人蓄着自己的头发。民间女子把它编成俏丽的辫子。

③不详。揣为一般法国女人的姓氏。

④韦莱达(Velleta)古代日耳曼人的女祭师和女先知。曾策动高卢北部的人民起义，事敷被俘，死于罗马。

旅行的行政官德·布罗斯的画像和作品有点像伏尔泰。在谈到一块田园时他与伏尔泰有一场可笑的辩论。德·布罗斯曾有几次坐在一位博尔盖兹公主床边聊天。一八○三年，我在博尔盖兹宫看见另一位公主，她借着兄长的光荣而引人注目。如今波利娜·波拿巴已不在人世了!如果她生活在拉菲尔的时代，也许会被他画成倚在法尔内齐纳宫狮子背上的漂亮小孩模样，而画家和模特儿会患上同一种爱情忧郁症。在我让热罗姆、奥古斯丁、厄多尔和西莫多塞流浪的那些荒原上，有多少花已经凋谢!

德·布罗斯描绘的在西班牙要塞的英国人和我们今日所见的差不多：一起生活，大叫大嚷，居高临下看可怜人，回他们伦敦的浅红色破房子时，对柯利赛教堂几乎都不看一眼。德·布罗斯得到了巴结雅克三世①的荣幸：

①雅克三世(Jacques III，一六八八—一七六六)，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国王雅克二世之子，随父流亡法国。法王路易十四承认他为国王，但他一直未得到王位。故德·布罗斯在下文称他为觊觎王位者。

“觊觎王位者有两个儿子。老大年约二十，老二有十五。我听到那些很了解他们的人说，老大有出息得多，父亲内心更喜欢他。他勇敢心地善良；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哪天他要是摆脱不了困境，绝不是缺乏勇气。有人告诉我，在西班牙人征服那不勒斯王国时，他年纪轻轻就被派去参加围攻嘎埃特的战斗。在渡海时不慎把帽子掉到海里。有人想捞上来。他说：‘不必捞。哪天我要亲自去找回来。’”

德·布罗斯认为，威尔士亲王若是想干什么事情，准保干不成。他说出了个中缘由。在表现了灵活与勇敢之后，查理·爱德华——他随奥尔巴尼伯爵姓——回到罗马，这时他父亲死了，他娶了斯托伯格一戈德恩公主为妻，在托斯卡纳安顿下来。据休谟说，他于一七五三年和一七六一年两次秘密访问伦敦，并出席了乔治三世的加冕礼。他对人群中某个认出他的人说：“我最不羡慕的，就是这场盛典的主角。”此事不知是真是假。

觊觎王位者的同盟并不顺利，奥尔巴尼伯爵夫人跟他分了手，到罗马定居：另一个旅行家瑞士考古学家彭斯特堂就是在那里遇见她的。伯尔尼这位绅士晚年在日内瓦向我透露，他手里有奥尔巴尼伯爵夫人年轻时的书信。

阿尔菲耶里在佛罗伦萨见过觊觎王位者的夫人，从此一生都爱慕她。“十二年以后，”他说，“在我写这些可怜文字的时候，在我这个不再有幻想的可悲年纪，虽说时间摧毁了她唯一不是得自自身的魅力，即她一时美貌有光彩，我对她的爱却是与日俱深。我的心灵升华了，更加善良，因为她而变得温柔，我敢说，她的心也是一样，因为我给了它支持，使它变得坚强。”

我在佛罗伦萨认识了奥尔巴尼夫人，年岁在她身上起的作用，似乎与通常在他人身上起的作用相反：时间使面孔变得高贵，如果这是一张出身于古老家族的面孔，时间就在它作了标记的额头上印上这个家族的某种特征：奥尔巴尼伯爵夫人身子粗胖，面无表情，模样平常。如果鲁宾斯画中的女人也会衰老的话，她们到了我见到奥尔巴尼夫人时她那把年纪，一定与她相似，我气愤的是，这颗得到阿尔菲耶里支持和鼓舞的心，却需要另一种依靠。我在此想起当年给德·封塔纳先生的信中有关罗马的一段话：

“您知道吗?我一生只见过一次阿尔菲耶里伯爵?您能猜出我是怎样见到他的吗?是在他被放进棺材的时候。人家告诉我，他的模样几乎没变。他的相貌看上去高贵而庄严；死亡无疑使他变得更严肃。棺材短了一点，人们只好把死者的头压到胸脯上，这使尸体可怕地动了一下。”

年轻时写的东西晚年重读，比什么事儿都悲哀：当年的事情如今已成为过去。

一八○三年在罗马，有一阵我见到了约克红衣主教。这位亨利九世，斯图亚特家族的末代子孙当时有七十九岁了。他没有骨气，接受了乔治三世的一笔津贴：查理一世的遗孀曾向克伦威尔要求一笔津贴，却没有得到。这样，斯图亚特家族失去王权后再没有收回，过了一百一十九年，就绝嗣了。三个觊觎王位的子孙在流亡中传承着一顶王冠的影子；他们不缺智力和勇气，缺什么呢?缺天主的援助。

此外，斯图亚特家族的人看到罗马便想得开了。在这巨大的废墟上，他们的沉浮只是一个轻微事故，只是大片废墟中间一根折断的小柱子。他们家族在从世上消失的时候，还得到了另一种安慰：他们看见古老的欧洲倒塌了，附着在斯图亚特家族身上的灾难把别的国王也拖进尘土里。其中就有路易十六。他的先人不肯给查理一世的后代提供避难之所，而查理十世在约克红衣主教的年纪死在流亡之中!查理十世的子孙仍在人世间流浪!

拉朗德①一七六五和一七六六年的意大利游记仍是对艺术的罗马和古代罗马描述得最好最准确的文字。“我喜欢读历史学家和诗人的作品，”他说，“但人们恐怕不会一边踏着载负这些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土地，在他们描写的山岭上散步，看着他们歌咏过的江河奔流，一边读他们的作品，从而感受更大的愉悦。”对一个吃蜘蛛的天文学家来说，这不算太坏。

①拉朗德(Lalande，一七三二—一八○七)，法国天文学家。

杜克洛①几乎和拉朗德一样干瘦，他有了这个细心的发现：“不同民族的戏剧都相当真实的反映了他们的风俗。意大利喜剧的主要角色仆人是个丑角，总是被演成非常好吃的模样，而他的好吃却是出于一种平常的需要。我们喜剧中的仆人总是醉醺醺的，可以想象他们生活放荡，却绝不至于贫穷。”

①杜克洛(Duclos，一七○四—一七七二)，法国哲学家。

杜帕蒂②夸张的赞美并未补偿杜克洛与拉朗德的枯燥乏味，但它让人感受到了罗马的存在。有人通过反映，发觉描写文体的感染力是在卢梭的气息③吹拂下产生的，“生命的一丝气息”。杜帕蒂接触了这个新流派，不久，这个流派就用感伤、晦涩和矫揉造作取代了伏尔泰的真实、浅显和自然。不过，透过他做作的难懂的话，杜帕蒂的观察还是准确的：他用相继接位的君主年龄老迈，来解释罗马人民的耐性。他说：“对于罗马人民，一个教皇始终是一个行将就木的国王。”

②杜帕蒂(Dupaty，一七四六—一七八八)，法国波尔多法院院长，著有《关于意大利的书信》。

③气息亦有启发，灵感之意。

在博尔盖兹别墅，杜帕蒂看着黑夜降临：“只剩一线日光在一个维纳斯的额头上逝去。”现代诗人能说得更好一些吗?他向蒂沃利告辞：“别了，小山谷!我是外国人，没住在你美丽的意大利。我不会再见到你，但我的儿女或者儿女的什么人没准哪天会来探访你：你对他们父亲展现过的魅力，也请对他们展现。”这位诗人兼博学者儿女的什么人访问了罗马，他们本来可以看到杜帕蒂“创造出来的维纳斯”④脸上逝去的最后一线阳光。

④指杜帕蒂的长子查理(一七七一—一八二五)。他是雕塑家，罗马法国科学院的成员。

杜帕蒂刚离开意大利，歌德就来接替了他的位置。波尔多法院院长是否听人说起过歌德?不过，在杜帕蒂的名字消失的这块土地上，歌德的名字却传开了。我并不是偏爱德国的大天才；我对叙事诗人无甚好感：我欣赏雪莱，但我理解歌德。歌德在罗马对朱庇特生出狂热崇拜，其中确有很美的东西，一些杰出的艺术家都这样评价。但是我更喜欢十字架的主神，而不喜欢奥林匹斯山的主神。我沿着台伯河寻找《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作者，但是没有找到。我只在这句话中找到他：“我眼下的生活就像年轻时的一场梦；我们将看到我究竟是命中注定要来领略它，还是承认它和别的梦一样，是一场空。”

当拿破仑的鹰听任罗马逃过它的爪子后，罗马又落人了它温和的牧人怀抱：这时拜伦出现在恺撒们坍塌的墙垣里。他把悲痛的想象力投向这样多的废墟，就像给它们罩上一件丧服。罗马!你原来有个名字，他又给你取了一个；这个名字将留存下去：他管你叫“失去孩子和王冠的民族的尼奥贝①。她要诉说不幸又发不出声；两手捧着一个空瓮，骨灰早就撒掉了。”

在这最后一场诗兴大发之后不久，拜伦就去世了。我本可在日内瓦见到拜伦，却没有见到；本可在魏玛见到歌德，也没有见到；不过我见到德·斯塔尔夫人倒下了：她不肯生活在青春之外，便匆匆带着柯丽娜上了卡皮托利山：不朽的名字，著名的遗骨，与永恒之城的名字和遗骨融合在一起。

①希腊神话中的女王，因为嘲笑勒托只有两个儿子，遭到报复，七子七女被杀。宙斯把她变为一尊哭泣的雕像。

罗马现代风俗

在意大利，从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人物与风俗就这样变化着。不过，大的变化，主要还是由我们对罗马的双重占领造成的。

在督政府的影响下成立的罗马共和国拥有两名执政和一群皂吏衙役(都是从下层人中间召募的无赖)，显得是那样滑稽，它并不单单在民法里进行了顺利的改革：这个罗马共和国设想的分省行政体制被波拿巴借用设立了省治机构。

我们给罗马带去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管理胚芽。罗马成了台伯河省的首府，被安排在优越的位置。它那套抵押的办法是从我们这里搬过去的。取消修道院，经过庇护六世认可的拍卖教产削弱了长久的宗教信仰。那著名的“禁书目录”在阿尔卑斯山这边还有几声反响，在罗马却已是毫无声息：只要花上几个钱，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阅读禁书。“禁书目录”是作为旧时代的见证保留下来的风俗之一。在罗马和雅典共和国，国王的头衔，与君主制度有关的名门望族的姓氏，难道都没有被恭恭敬敬地保留下来?只有法国人才愚蠢地对他们的陵墓和历史发火，才会推倒十字架，劫掠教堂，仇恨基督纪元一千或者一千一百年的教土。再没有比这种回忆往事侮辱先人的做法更幼稚或更愚蠢的了。也没有比这更让人认为我们干不了正经事，我们永远不了解真正的自由原则的事情。我们不但不轻视过去，而且会像各民族所做的那样，把过去当作在家里谈见闻的可敬老人来对待：这样，他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灾祸呢?他通过叙述、想法、语言、举止和过去的服饰来教育我们，使我们高兴。不过他没有力气，两手发软，发抖。这位和我们的父辈同时代的人倘若能死，早就进坟墓了，而且除了他们骨骸的权威，他再没有别的权威，对于他，我们难道还害怕吗?

法国人穿过罗马，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原则：当一个文明较先进的民族完成对一个文明较落后的民族的征服时，这种事儿就总是发生。亚历山大治下希腊征服亚洲、拿破仑治下法国征服欧洲便是明证。波拿巴在把儿子们从母亲们那里带走，在逼迫意大利贵族离开宫殿，扛起武器的同时，匆匆进行民族精神的改造。

至于罗马社会的面貌，在举行音乐会和舞会的那些日子，人们简直以为身在巴黎。罗马那些名媛贵妇，如阿尔蒂埃里、帕列斯特里娜、扎嗄罗拉、代尔·德拉戈、朗特、洛扎诺等，圣日耳曼郊区的沙龙对她们来说并不陌生。不过，这些妇人中有几位神色惊恐，我认为这是环境造成的。例如，美丽的法尔柯尼埃莉就总是挨着门，如果人家注视她，她就准备往马利尤斯山上跑：山上的梅利尼别墅是她的产业。若是在那个荒废的别墅里，在那些望得见海的柏树下放一部传奇小说，也许有其价值。

不过，不管在意大利，从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人物风俗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还是发现了一个高尚的、我们这些平庸的蛮子无法企及的习惯。在罗马仍有古罗马人的血统，仍有世界主宰的遗风。当人们看到百姓门那些矮小的新房子，或者被分割成小屋、伸出烟囱的宫殿里挤满外国人时，以为看到一些老鼠在阿波罗多罗斯①和米开朗琪罗的纪念碑脚下扒土，拼命地啮啃，在金字塔上打洞。

①阿波罗多罗斯(Apollpdore，六○—一二九)，古希腊建筑师。

如今罗马的贵族叫革命闹得破了产，把自己关在宫殿里，节衣缩食，自己承担采买和各项家务。当人们有幸晚上受到那些人家接待时(这种情况十分少见)，人们穿过的大厅空荡荡的，没有摆设家具，灯光幽微，沿墙那些古代的雕像在黑暗中发白，就像一些幽灵或者出土的死尸。走到大厅尽头，引路的衣衫破烂的仆人把您领进一间闺房式的房间。一张桌子周围，坐着三四个老妇或者衣装不整的少妇，她们一边就着灯光做一些小手工活儿，一边与暗处半躺在破椅上的父亲、兄弟或者丈夫说上几句话。不过，在这个为一些杰作遮掩的，您一开始以为是巫魔夜会的聚会里，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只有名门贵族才有的庄严崇高之美。向妇女献殷勤的那类侍从骑士完了，尽管还有一些戴披巾抱脚炉的神甫；这里那里也有某个红衣主教待在某位女子家里不走，就像她家的一只沙发。

教皇不可能再重用亲属，闹出丑闻，正如国王不能再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养情妇。既然罗马的贵妇不能参政，又没有那些悲惨的艳遇情事以供消遣，那她们在家里如何打发时间呢?深入探索这种新风俗准会有趣：我如果留在罗马，就要做一做这件事。

地点和风景

我于一八○三年十二月十日去过蒂沃利。在那个时候，我曾在一篇当时出版的记叙文①中这样讲过：

①那篇文章的题目是：《蒂沃利和阿德拉那别墅》(“Tivoli et la villa Adri aha．”)。

那是一个适宜于沉思默想的好地方，我回忆过去的经历，感受到了现在的重要，我试图猜想我未来的生活二十年后我会在什么地方?我会干什么?

二十年呀!这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世纪。我想，在这个世纪过完之前，我一走已经长眠于我的墓中了。那时，从这个世界消逝的不仅是我，还有这个世界的主宰者和他的帝国本身!

几乎所有古代的和现代的旅人在罗马乡下都只看到了一些他们称之为恐怖和光秃秃的地方。蒙田对那些不乏想象力的人说过：“在我的左面，远远地看去是亚平宁山。看到这个不怎么可爱的地方的全景，千沟万壑，光秃秃的土地上，连一棵树也没有，真是个贫瘠的地方。”

新教徒密尔顿以同他的信仰一样枯燥冷漠的目光看待罗马乡村，而拉朗德和布罗斯地方的主席也和他一样对其视而不见。

德·邦斯特当②先生于一八○四年(也就是我写信给德·封塔纳先生、一八○三年底刊登在《信使》报上的那封信发表一年之后)在日内瓦出版的《埃内德游记新十篇》中，我们几乎找不出对那种惊人的孤独的真实感情，而且里面还掺杂了一些愤怒的指责。在埃内的天空下，可以说是面对荷马诸神阅读维吉尔的诗歌，那是多么惬意啊!邦斯特当说：“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只看得见大海，一些毁坏了的树林，田野和大片的牧场，而看不到一个居民。这里多么荒凉!在这辽阔的土地上，只看到一所房子，而这所房子就在我身旁的小山顶上。我走了过去，房子没有门。我登上楼梯，走进了一间卧室，只见一只猛禽在那里筑了一个巢。我在这所已被弃置的房子的窗边待了一会，看着我脚下的这片海滨。在普利那①时代，这一带多么繁荣富饶，而现在这里竟一个农夫也找不到。

②德·邦斯特当(de Bonsteten，一七四五—一八三二)，瑞士作家。

①普利那(Pline)，公元一世纪拉丁诗人。

自从我对罗马农村作过描写以后，人们对此也由诋毁转向热情，英国和法国的旅人步我的后尘，他们的足迹从斯托尔塔②到罗马，一路上心旷神怡。德·图尔农③先生在他的统计学研究中，走进了我有幸发现的、值得钦佩的古罗马大道。“罗马乡村，”他说，“每走一步，都更加清晰地层现它那无边的线条、众多的景致及山脉的美丽轮廓的壮丽美。它那独具的庄严使人震动，让人心驰神往。”

②斯托尔塔(storta)，往佛罗伦萨去的路上，距罗马十二公里的一个驿站。

③德·图尔农(de Tournon，一四八九—一五六二)，帝国时期的罗马省长，后任波尔多和里昂省长。

我差点没提到西蒙④先生了。对他来说，旅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以看到乱七八糟的罗马为乐事。他骤然逝世时，我正在日内瓦。他是个农庄主，那时他刚割完他的草料、高兴地收获了第一批谷物，再回去收集割倒的草和庄稼。

④西蒙(Simon)，瑞士旅行家。

我们有几位著名风景画家的信，普森和克洛德·洛兰虽然对罗马未发一言，但是，如果说他们的羽笔沉默的话，他们的画笔却洋洋万言：L'agro romano①是一个神秘的美景之源，他们从中汲取素材，以天才的吝啬将之隐藏，像是生怕庸俗会将其辱没一样。奇怪的是，正是法国人的眼睛很快地看到了意大利的光芒。

①罗马乡村。

我又读了一遍二十五年前我写给德·封塔纳先生关于罗马的信，我承认，在我看来这封信是如此的真实，表达恰到好处。那年冬天(一八二九年)有家外国公司来提出开垦这片罗马的乡间土地。啊，先生们，你们别在雅尼居尔②的那种英式花园吧!为了那些花园，几个世纪以来长满了青草的土地上，森森纳杜斯③的犁铧都被砸碎了。而如果将来有一天，它们使得这片土地更加丑陋的话，我将逃离罗马，永不复足。去别处使用你们的改进过的犁铧吧!在这片土地上，只能挖掘坟墓。有几个家伙跑上跑下地算计着毁掉图斯居兰④的废墟可建筑多少贵族式的城堡，红衣主教们对此充耳不闻。他们只怕是要用石灰和大理石来为保罗·埃米尔做石棺了，就像他们曾用排水管和铅来为我们的祖辈做棺材一样。红衣主教怀念过去；此外当他证实罗马乡村提供给土地所有者百分之五的土地作牧场，而却能生产出一点五倍的小麦时，他把经济学家们给弄糊涂了。这不是懈怠的结果，而是实得的利润。平原种植者获得了的先权，罗马农村一亩地的收入，几乎比得上法国最好的土地上相同面积的收入。要让人信服的话，只需读一读尼科拉伊①先生的著作。

②雅尼居尔，指台伯河右岸的丘陵地带。

③森森纳杜斯名人物，以生活简朴著称。公元前四六○年是罗马执政官，后又两次当上罗马独裁官，最后回乡重操犁铧。

④意大利古代城名。

①尼科拉伊(一七三三—一八一一)，德国评论家、出版商。

给维勒曼先生的信

我跟您说过，在我第二次罗马之行开始的时候，我正感到困扰和烦恼，最终重新踏上了那片废墟，回到了阳光下：我还处于初步印象的影响之下，一八二八年十一月三日我给维勒曼先生②回信：

②维勒曼(Villemain)，当时巴黎大学的教授。

先生：

我在罗马孤独寂寞的时候，正好收到了您的来信。它驱散了我对这个地方强烈的厌恶情绪，这种厌恶情绪与以前那些剥夺我的双眼以致不能像起初那样看待周围事物的时候是不同的。我记忆中的点点滴滴远远不够和现在的罗马联系起来，从而使自己得到慰藉。当我在数个世纪的遗址中散步的时候，这些只为我提供了一个推测年代的尺度。我追忆过去，看到了我曾失去的一切和我以后将拥有的短暂时光的尽头。我努力去追忆那些可以使我停留的乐事，却找不出一件来。我尽力去欣赏那些曾令我为之叹服的东西，却也再没有仰慕之情了。我回到家里体验着那些被acirocco③压坏或被来自地中海的北风刺透的荣誉。这就是我全部的生活。我离坟墓不远，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造访这个坟墓④。人们照看着许多摇摇欲坠的纪念物，把它们支撑住，砍掉缠在上面的花花草草。我离开时还年轻的女人们已变得苍老了，而那些废墟却又重焕青春。在这种地方，人们能干什么呢?

③地中海干燥的风。

④波利娜·德·博蒙(Pauline de Beaumont)的故墓。

我还肯定地告诉您，先生，我只想回到地狱街去永远不再出来。我履行了对国家、对朋友的所有诺言。当您和贝尔坦·德·沃先生进入国会时，我将别无它求，因为凭你们的才干，你们很快就能得到高升。我希望，我的退出，对于停息那些可怕的反对意见多少起些作用。公民自由在法国受到永远的承认。我的牺牲伴随我的职务现在应该结束了。我只要重回我的“诊所”，我只对这个地方感到满意，因为我曾在那里受到过最好的招待。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宽容的政府，除了意大利的事以外，它对各种事情也很在行。但什么也比不上从世界舞台上完全消失这一念头更令我开怀：在别人发现之前就先进入了清静的坟墓，这确实是件欣慰的事。

谢谢您乐意与我谈及您的工作。您将会做一件与您的身份相符，而且能进一步提高您的知名度的事。在这里，如果您还有些研究要叫人做的话，尽管吩咐好了。在梵蒂冈作一次挖掘将会给您提供许多宝物。唉!我对可怜的蒂埃里先生看得太重了!我敢肯定对他的追忆使我困惑。他那么年轻①对工作满怀热忱，却这样匆忙地走了!就像有真才实学的人一样，他的思想一直在不断完善，在他身上，理智取代了执拗。我仍期待着会有一个奇迹，我为他写作呼吁，可人们甚至不予理睬。我曾为您感到更为高兴，而德·马蒂尼亚克先生的一封信最终使我期望您将受到公正的对待，尽管这一公正姗姗来迟，而且还很不完全。先生，我只为我的朋友们而活着，请您允许我把您也列入我那些剩下的朋友之中。先生，怀着真诚和仰慕之情，我仍然是您的最忠实的仆人。②

夏多布里昂

①蒂埃里当时三十三岁。

②感谢上帝，蒂埃里先生又活过来了，并以新的力量重焕青春，又开始了他的重要工作。但他几乎失明，像蛹中的虫子一样在黑暗中工作a：

a．他几乎成了瞎子(原版本的注释)。

仙女乐意把自己

紧闭在金和丝的坟墓里，

谁使她

躲过了众人的眼睛，

……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两封信

“德·拉·费隆内先生告诉我瓦尔纳①，投降一事，这我已经知道了。我想起您以前也曾说过，整个问题对我来说，就像这个广场上的瀑布一样。还有，土耳其皇帝只有在俄国人做出一些在以往的战争中从未做过的举动时，才会想到“和平”二宇。近来，我们的报纸也一度可怜巴巴地土耳其化。他们怎么会一度忘记希腊崇高的利益转而欣赏那些在伟人的国度和欧洲最美丽的国家推行奴隶制、传播鼠疫的野蛮人呢?这就跟我们一样：我们这些法国人，个人的一点点不快就使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原则和最通常的情感。战败的土耳其人引起了我的一点同情，打赢了的土耳其人使我感到厌恶。

①俄国人对土耳其的胜利。

现在，我的朋友德·拉·费隆内仍在当政②。我庆幸自己，我作出跟随他的决定将会使他职位的那些竞争对手远他而去。但最终我还是得离开这儿。我只想远离政治生涯，回归孤独，我渴望在有生之年能独立自主。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将会拥有我曾为之努力奋斗的公众自由。他们会拥有，但不能滥用我的遗产，我要在您的身旁宁静地死去。

②德·拉·费隆内(de la Ferronnays)(一七七七—一八四二)，一八二八年一月后任马蒂尼亚克内阁外交大臣，身体状况欠佳，一八二九年元月四日，在国王的办公室里差点昏厥，由“前所未有的最不幸的人”波塔利斯(详见第二卷五百九十九页)代其职务，并于三月十五日正式担任此职。

前天，我独自去庞菲利别墅散步，多美的享受!

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八日星期六于罗马

在托尔路尼亚①家的举行了首场舞会。我在那里见到了地球上所有的英国人，我仍自以为是驻伦敦的大使。英国人像充当着既定的配角，准备整个冬天在巴黎·米兰、罗马、那不勒斯跳舞过冬。春天一到，他们的任期届满，要回到伦敦去。在卡皮托制遗址上的蹦蹦跳跳和上流社会到处推行的一致风俗真是千奇百怪，但愿我还有办法可以逃到罗马的荒漠里去!

①托尔路尼亚(Torlonia)，富有的罗马银行家。

在这里有真正不幸的东西，那些与当地自然界不协调的东西，就是那些充斥在这里的俗不可耐的东西：英国女人和那些无聊的花花公子就像蝙蝠被缚住了翅膀一样，把他们的怪模怪样，他们心中的愤懑和他们的妄自尊大送到你的节日盛会上来，在你家里一住不走，就像永久地住在客栈里一般。这些流浪的、扭着腰走路的大不列颠人，在盛大的节日里跳到你的位于上，要与你比试拳击，把你赶下去。他们每天贪婪地吞噬着，好的坏的来者不拒。他们给你带来了许多“荣誉”，却吞吃了你晚会上所有的蛋糕和冰淇淋。我真弄不懂，一个大使怎么能忍受得了这样一些粗俗的客人，而不将他们赶出门外。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六于罗马

关于将要与读者见面的《回忆录》的几点说明

我在维也纳大会上，曾谈到过我的关于东方的回忆录已经存在。当我在一八二八年从罗马寄了一本给当时的外交部长德·拉·费隆内公爵时，世界还不是这个样子：在法国，正统王权还存在；在俄国，波兰也还未消失；西班牙仍处于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英国还无保护我们的荣誉。因此，这本《回忆录》中的许多事都是老掉牙的了。今天，在几个方面，我的对外政策也不再相同了。十二年时间改变了外交关系，但真理的本质仍保留着。我把《回忆录》全文刊登出来，以再次为人们不顾事实真相而顽固地对法国王朝复辟时期谬加指责而鸣不平。复辟王朝一旦在其朋友中选拔了各部部长之后，就不停地为法国的独立自主与法兰西的荣誉而操劳。它站起来反对维也纳条约，它要求收回用于防御的国界线，这并不是为了将疆域扩充到莱茵河河畔为荣，而是为了寻求安全的保障。当人们对它谈到欧洲平衡时，它笑了，尽管这一平衡对它是那样的不公平。既然它在北方乐意裁军，那么它当然希望首先向南方扩展。在纳瓦兰①，它重新组建了一支海军，并让希腊获得了自由，东方的问题并未再次使它措手不及。

①纳瓦兰(Navarin)，希腊港口。

自从我写《回忆录》以来，我对东方问题曾持过三种观点：

一、如果欧洲的土耳其将要被瓜分的话，出于扩展国土和在阿尔奇佩尔拥有几个军事基地的需要，我们也应有自己的一份。拿分割土耳其与瓜分波兰相比是极不明智的。

二、把土耳其看作处于弗朗索瓦一世的统治下，作为一项有利于我们强国的政策，这就等于在人类历史上删去了三个世纪。

三、借口使土耳其文明化，给它一些汽船，为它修建铁路，训练它的军队，教会他们驾驶军舰，这不是把文明扩展到东方，而是将野蛮引进西方。将来的易布拉欣可以使未来恢复到查理——马泰尔时期或维也纳被围的时代，波兰英勇地拯救了欧洲，而国王们的忘恩负义却给波兰施加压力。

我应指出的是，我和邦雅曼·贡斯当是唯一指出基督教政府缺乏主见的人，一个民族，其社会秩序建立在奴隶制和多配偶制上，这个民族，真应该送回到蒙古大草原上去。

最后的结果是，根据安基亚尔——斯克莱西条约①成为俄国附庸的欧洲土耳其已不复存在了。如果问题得马上解决，我所怀疑的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帝国最好把政府设在君士坦丁堡，把希腊形成一个整体。这可不可能呢?我不知道。至于穆罕默德·阿里②这个冷酷的农场主和海关关员，为法国利益考虑，埃及由他看管当然比交给英国人要好。

①一八三三年七月八日，俄国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traited'Unkiar-Ske-lessi)。

②穆罕默德·阿里(Mehemet Ali，一七六九—一八四九)埃及副王，一八一一年他在开罗屠杀了玛木路克人，后又征服苏丹。在法国的支持下，致力重过素丹的统治。

但我努力要显现法国复辟王朝的荣誉，啊，谁会为它所做的一切操心呢?尤其是几年之后谁还会为之操心呢?第尔和埃克巴塔尔的利益也同样使我激动，过去的世界不再、也不会再存在了。在亚历山大之后，罗马人开始当政；在凯撒大帝之后，基督教改变了世界；查理曼大帝之后，黑暗的封建社会里孕育着一个新社会；拿破仑之后则是虚无；人们既看不到帝国、宗教，也看不到野蛮人，文明达到了最高峰。但这是一种庸俗的贫瘠的文明，毫无建树。因为人们只有通过道德才会产生生命，只有通过天国之路才能激发创作灵感，铁路只不过是更快地把我们引向深渊。

以上就是我认为理解《回忆录》随后的正文所必要的前言。这个《回忆录》在外交事务中也会有它的地位。

致德·拉·弗隆内伯爵先生的信

我尊敬的朋友：

在您十二月十日的私人信件中，您对我说：“我对目前的政治局势作了一个简单的概括，您一定在回信中乐意把您的想法告诉我。在这方面，您的意见最好不过了。”

尊敬的伯爵，您对我的友情使您对我大宽容了，我丝毫不认为附上的《回忆录》能给您以任何的启迪，只是遵照您的吩咐做而已。

一八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于罗马

附：回忆录

第一部分

由于我寓事件发生的地点太远，我对谈判的情况差不多是一无所知，因此我几乎不能进行恰当的评论。然而，由于我对法国的对内政策有着一种不可动摇的执着，可以说，我是第一个要求解放希腊。尊敬的伯爵，我乐意将我的想法呈献给您。

当我出版《关于希腊的笔记》一书时，《七月六日条约》①并不成问题。这个笔记包含有这条约的起因：我建议欧洲五大国给迪范②发个共同电报，紧急地要求他停止在素丹政府和希腊人之间的一切敌对行为。一旦遭到拒绝，五大国将立即宣布它们承认希腊政府的独立，并将接待该政府的外交使节。

①一八二七年，根据英国这项条约，法国、俄国也加人进去以保卫希腊，对抗土耳其。

②迪范：土耳其政府。

政府各部门都阅读了我这本笔记。由于我曾担任过外交部长，这一身份使我的观点显得有些重要性。奇怪的是，梅泰尼王子对我书中的思想表现的反对情绪还没有坎宁先生强烈。

我同坎宁先生曾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口才极好，胜过大政治家，真是才能卓越，不亚于政府要人。但他对成就，尤其是对法国的成就一直有着某种妒忌心，当国会中的反对派损害或刺激了他的自尊心时，他便急于进行报复，或是冷嘲热讽，或是口出狂言。就是因为这样，在西班牙战争后，他以调整海外事务为由，拒绝了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从马德里政府内阁争得的参加诉讼申请。其实际的原因是：这个要求不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他不愿意看到，在他的方案里(如果他有方案的话)，再次出席全体大会的英国不受大会契约的任何约束，一直自由地单独行动。也是他，坎宁先生，还让军队开拔到葡萄牙，这并不是为了捍卫他第一个站起来嘲弄的宪章，而是由于反对派因我们的士兵在西班牙而指责他。他想告诉国会，英军占领里斯本正如法军占领卡迪斯一样。就这样，他最终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违背了国家的意志和希腊人民的利益，签订了《七月六日条约》。他之所以同意这个条约，是因为他怕看到我们和俄国带头发难，独揽解决问题的殊荣。总之，这位后来声名鹊起的部长，也相信可以通过这项条约来限制俄国的行动。然而，很明显，条约正文并没有钳制尼古拉大帝的行为，也没有强迫他放弃与土耳其之间的特种战争。

《七月六日条约》是一个不完全的文件，粗糙而有诸多纰漏，文件没有任何预见性，往往自相矛盾。

在我的《关于希腊的笔记》中，我猜测到与大国都会参加。奥地利和普鲁士却联合中立。这一中立立场使它们可以随时根据情况，极为自由地宣布支持或反对交战的某一方。

回忆过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抓住现在。各国政府必须要做的一切就是最好地利用已有的现实情况。所以，让我们看一看目前的局势吧。

我们占领了莫雷①，这个半岛的一切要塞都在我们的手里，这是与我们密切相关的。

①在梅松将军一八二八年八月登陆之后。英雷是今天法国卢瓦尔—歇尔省的首府。

瓦尔纳被攻陷，成了一个距君士坦丁堡只有七十小时步程的前哨。达达尼尔海峡被封锁了。俄国人在冬天夺取了西里斯特里和其他几处要塞，去了许多新兵。到春天，为一场决定性战役的一切准备已开始进行。在亚洲，帕斯凯韦兹将军侵占了三个帕夏管辖区，他控制了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资源，威胁到埃尔译鲁的交通。这也与我们有关。

尼古拉皇帝是不是最好在欧洲进行战争呢?如果可能，我想是这样。走过君士坦丁堡，他就能快刀斩乱麻地摆脱一切外交困境；人们总是站在胜利者一边；寻求盟国的办法就是取胜。

至于土耳其这方面，据我看，如果俄国人在瓦尔纳失败，那他的早对我们宣战了。他们是不是会明智地开始和英、法谈判协商以求两者之中至少能摆脱一个呢?奥地利自然会建议它选择后者。谁将成为这批不具有欧洲思想的人们主人，还很难预料。他们狡猾如奴隶，狂傲似暴君，只有在恐惧时，他们暴戾的脾气才会有所收敛。根据几份资料，苏丹马穆二世看来比近几任苏丹都要好些，政治上尤其有胆识；但他是否具有征服自我的勇气呢?他满足于在国都郊区搞一些检查，任那些要人显贵苦苦哀求他不要去安德里诺普莱，君士坦丁堡的百姓们受胜利的影响之深远甚于国王的控制。

不过，我们还是得承认迪范同意以《七月六日条约》为基础进行谈判。谈判过程将非常艰难。如果只有希腊的边界线归他管辖，那是远远不够的。这些边界线将在大陆的什么位置呢?有多少岛屿获得自由呢?曾那样英勇地捍卫自由的萨莫斯①，会不会被抛弃?再远一点，想想那些既定的协商会，会谈会不会使尼古拉的大军陷入完全停顿状态呢?

①萨莫斯(Samos)，爱琴海上，希腊岛屿。

当土耳其的三个大国联盟全权代表在阿尔奇佩尔谈判时，军队每入侵布尔加里一步，都会改变问题的性质。如果俄国人被击退，土耳其就会解散议会。但如果俄国人打到君士坦丁堡了，那莫雷的独立就至关重要了，希腊人再也不需要保护者和谈判者了。

因此，让迪范来负责《七月六日条约》，这只是推迟困难，而不能解决困难。在我看来，希腊的解放和土、俄和约的签订同时进行，是使欧洲各国内阁走出困境的必要条件。

尼古拉皇帝对和平中提出了什么条件呢?

圣彼德堡内阁想要调整阿克尔芒——伊阿西条约，会提出了如下的要求吗?1．两个公国完全独立；2．黑海对俄国实行与其他国家同等的商贸自由；3。赔偿最近一次战争中的费用。

要达到以此为基础的和平，有着数不清的困难。

如果俄国想替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挑选国王的话，那奥地利将会把这两国看作是俄国的两个省份，它会反对这桩政治交易。

两个公国会独立于任何大国统治之外，还是会成为同时受数个君主控制的保护国?

在这种情况下，尼古拉更喜欢由马穆任命的两国大公，因为这两国一直属于土耳其，在俄军铁蹄之下，是不堪一击的。

黑海贸易自由和海域向欧洲、美洲各国的船舶的全面开放，将动摇素丹政府的统治基础。允许战船在君士坦丁堡下面通过，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地理位置来说，这无异于允许外国军队有权随时沿巴黎城墙穿越法国。

最后，土耳其从哪里去弄钱来支付战争费用呢?所谓的素丹宝库不过是个古老的传说罢了。除高加索外，被征服的省确实可以用来作所需款项的抵押。两支俄国军队，在欧洲的这一支，似乎是事关尼古拉的荣誉所在，在亚洲的那支负责得到财物的实惠。但是，如果尼古拉自从为不受他的宣言束缚的话，英国会不会用无所谓的眼光来看待向印度前进的莫斯科士兵呢?当俄军一八二七年在波斯帝国逾越了一步时，英国不就惊慌失措了吗?

如果此项条约的实施以及土、俄之间和平条件的合理解决带来了双重困难，如果这一双重困难使试图克服困难的努力白费，如果到春天又展开一场新的战役，欧洲大国会在这场战争中表态吗?法国又将充当什么样的角色?这就是我在《笔记》第二章中将要审视的问题。

第二部分

奥地利和英国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在对外政策上它们自然而然地联合在一起。不论其政府组成形式多么的不同，对内政策如何相悖，两者都同样敌视和嫉妒俄国；两者都希望扼制这一强国的壮大。它们也许会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联合起来，它们会感到，如果俄国不屈服，它可以对抗比实际上更强硬的这种联盟。

臭地利无求于英国，而英国只有在为奥地利提供金钱的时候才有用处。不过英国自身为债务所累，已无力借钱给任何人了。囿于自己的财源，奥地利在现时的财政状况下无法调动大量的军队，不得不防备意大利，和同波兰与普鲁士的边界上处于警备状态。俄国军队现在的位置，进入维也纳要比进入君士坦丁堡快得多。

英国又能对俄国做些什么呢?关闭波罗的海，不再从北部市场购买大麻和木材，摧毁埃当①上将在地中海的舰队，或是派几个工程师和士兵去君士坦丁堡，向其他提供一些食物和弹药，进入黑海，封锁克里米亚所有的港口，还是抢走俄军后备部队的商船和军舰?

①埃当(Heyden)，俄军舰队司令。

就算这一切都做到了(首先要知道不花一大笔钱是无法做到的，而这笔钱既不可能有赔偿，也不会有担保)，尼古拉庞大的陆军依然存在。

奥地利和英国攻打十字军，这有利于土耳其，将增加俄国在一场民族和宗教战争中威望。这种性质的战争没有钱就可以打，由于舆论的力量，它可以便一些国家去反对另一些国家。让那些神甫们去圣彼德堡开始传教吧，就像伊斯兰学者在君士坦丁堡传道一样。他们会发现很多很多的士兵，对于战绩机会的向往远远胜过对方对人们的热情和信仰的呼唤。这股潮流从北到南势不可挡，这比起从南到北慢慢爬登的那股潮水自然要迅猛得多，因为人流毕竟更倾向于去气候好的地方。

如果奥地利和英国声明站在土耳其一边，普鲁士还会对这场大战袖手旁观吗?没有理由可以相信这一点。

在柏林的内阁中，可能存在一个仇视和害怕圣彼德堡内阁的政党。但这个政党已开始衰败，并且认为反奥地利党，尤其认为那种家族亲情是一大障碍。

在君主之间，家庭观念通常很淡薄。但在普鲁士，这种联系却很紧密。菲特勒·纪尧姆三世就深深地爱着他的女儿、现今的俄国皇后。他一想到他的孙子将来能登上彼德·大帝的宝座便格外开心。王子们呢，菲特勒王子，纪尧姆王子，查理王子，亨利·阿尔贝子也都非常依恋其姐姐亚历山大娜。储君最近毫不掩饰地在罗马宣称他是吃土耳其的饭长大的。

权衡一番利弊后，我们发现法国处在一个受人羡慕的政治地位上，它可以成为这场争斗的评判员，它可以根据时间和情况的变化随心所欲地保持中立或声明支持某一方，如果它不得不走到极端的话，如果它的建议得不到采纳，如果它高贵而温和的态度不能使它获得它想为自己为别人所争取的和平，在它认为有必要动武的时候，利益会驱使它站到俄国一边。

奥地利和英国如结成反俄同盟，假如法国也加入进去，会有什么好处呢?

英国会借军舰给法国吗?

法国在欧洲是仅次于英国的海军强国，它的战舰比在必要的情况下摧毁俄军海上力量所需的数量还要多。

英国会给我们提供贷款吗?英国目前已经囊空如洗，法国甚至比它还富有。所以法国人根本没有必要受雇于大不列颠议会。

英国会为我们提供军士或武器装备吗?法国什么也不缺，更不缺士兵。

英国能保证我们的岛屿和陆地面积有所增加吗?如果我们对俄国开战，这会有利于土耳其皇帝，我们会从哪儿获得领土呢?还是试图从波罗的海海岸，黑海海岸或白令海峡登陆?我们或许还有另外的期望?我们打算让英国靠拢我们以便在某一天国内事务混乱时它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上帝叫我们提防未来和警惕外国人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英国不重视各国国王和各国人民的自由。它随时准备为它的私利牺牲君主国和共和国。

不久以前它还宣布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同时拒绝承认希腊的独立。它派舰队支持墨西哥暴乱分子，在太晤士河扣留了几条留给希腊人的不堪一击的汽船。它承认穆罕默德的权力的合法性，却否认费迪南权力的合法化。它见风使舵，时而忠于专制政府，时而又拥护民主政治。

当我们与英、奥协调作战计划对抗俄国时，我们上哪里去找昔日奥斯特里兹老对头呢?他已不在我们的边境上，那我们岂不是要用我们的钱出动十万全副武装的精良部队去支持维也纳戌君士坦丁堡吗?我们得有一支军队在雅典保卫希腊反抗土耳其，还得有另一支军队在安德里诺普莱维护士耳其对抗俄国了吗?我们在莫雷用机枪扫射奥斯芒里人，而在达达尼尔海峡则和他们拥抱吗?缺乏一致性的行动是不能成功的。

尽管如此，还是得承认我们的努力在这反常的三重联盟中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设想一下吧，普鲁士在这场争执中一直保持中立，荷兰也是如此，我们则就可以把力量用于对外，那我们就不会在离巴黎两千多公里以外的地方被迫作战了。那么，我们为解放穆罕默德坟墓而进行红十字军东征又会有什么好处呢?作为土耳其人的保护者，我们从东方回来，会有一件“荣誉袄”。我们将拥有的荣誉会是这样：牺牲一百二十万人，换取奥地利的平静，使妒忌成性的英国满意，使奥托曼帝国的鼠疫和野蛮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里继续横行肆虐。奥地利也许会从瓦拉齐和摩尔达维方面增加几个州，英国也许能从素丹政府那里获得某些通商特权。但如果我们参加的话，却只能得到一点微薄之利。因为我们既无英国那样多的商船，也没有同样的加工成品以打入东方国家的市场。在这个没有共同目标的三重联盟里，我们最终将完全上当受骗，而即使达到了目标，也不过是让我们吃亏而已。

不过，如果英国没有任何直接对我们有利的办法，那它至少知道该对维也纳内阁施加影响，让奥地利承诺把莱茵河左岸那些古老地区归还给我们作为对我们付出的牺牲的报偿吧?绝对不会。奥地利和英国向来反对这种让步，只有俄国才会让我们这样做。正如我们随后可以看到的那样，奥地利讨厌我们，而且对我们深感恐惧，甚于它对俄罗斯的仇恨和恐惧。更有甚者，它宁愿让俄国向保加利亚方面扩展，而不愿意法国在巴伐利亚方向壮大。

不过如果沙皇俄国把君士坦丁堡变为国都的话，欧洲的独立自主会不会受到威胁呢?

欧洲的独立意味着什么，应该解释一番。我们想说，一切平衡打破了，俄国在征服欧洲的土耳其之后，会不会夺取奥地利，制服德国和普鲁士，最终奴役法国呢?

首先，一个无休无止扩展疆域的帝国会耗尽它的力量，它几乎会总是处于分裂状态，那样，我们不久将会看到两三个彼此敌对的俄国。

再者，自从签订最后几项条约以来，对法国来说，欧洲的平衡还存在吗?

在法国大革命的战争期间，英国保住了它在世界上三个部分的殖民地取得的几乎所有的战利品；在欧洲，它夺取了马耳他和伊奥民亚群岛；还没到汉偌威举行选举，它就扩大了王国，扩充了几处领地。

奥地利也扩大了自己的领土，占据了波兰的三分之一领土，巴伐利亚的一些边远地区，达尔马提亚和意大利的一部分。它确实失去了荷兰，但地方并未转而归属法国，反而变为了英国和普鲁士反法的一个可怕的帮凶。

普鲁士也由于有了波桑公国，萨克斯的一些小块地区和莱茵河畔的一些公国得以扩大。它的前哨处在我们的领土上了，离国都只有十天的步行路程。

俄国疆域覆盖了芬兰，延伸到了维斯瓦河沿岸。

我们呢?我们从这场领土瓜分中捞到了什么呢?我们的殖民地被掠夺，我们原有的领土没有得到尊重，兰多①脱离了法国，于宁格被夷平，在我国边境上留下一道五十余里的大缺口。小国撒丁岛也恬不知耻地从拿破仑帝国和路易十四窃取了几小块地盘。

①兰多(Landau)今属德国。十七和十八世纪时属法国，一八一五年归属巴伐利亚。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有何好处让奥地利和英国放心去对付俄国的胜利吗?当俄国向东方扩展，威胁到维也纳内阁时，我们会处于危险境地吗?他们待我们并不客气，以致我们对我们的敌人的担心这么敏感吗?英国和奥地利一直是，将来也会是法国天然的对手。我们将看到了要攻打我们，掠夺我们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愿意同俄国结成联盟的。

不要忘记，当我们拿起武器来拯救被尼古拉可能的野心置于危险的欧洲的时候，较少有骑士风度而更显贪婪的奥地利也许会听彼德堡内阁的话的：政策的突然改变对它来说算不了什么。有了俄国的默许，它会夺取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留给我们的慰藉只是让我们为穆罕默德卖命。

法兰西已经与土耳其人处于半敌对状态了。法国自己为希腊的事业已花去了几百万，投入了两万多兵力。英国却只说了几句漂亮的话，便背叛了“七·六”条约的原则；法国损失了荣誉兵力和金钱：我们的远征只会得一次政策上的可耻失败。

但是，如果我们不和英、奥结盟，尼古拉大帝就会去君士坦丁堡吗?欧洲平衡就会因此打破吗?

让这些或真或假的担忧，我们再说一遍，留给英国和奥地利吧。让英国看到俄国抢占东方通道变为海上强国，这与我们关系不大。有那个必要让法国人流血流汗，丧失殖民地、舰队和海上贸易优势，让英国保持海上霸主地位吗?难道应该让那些合法家族动用军队保护那些想尽法子闹得法国鸡犬不宁的非法集团吗?当所有的强国，像我前面指出的那样，它们拧成一股绳，增加它们自己的分量而减少法国的分量，这个欧洲平衡，真漂亮呢!让它们像我们一样进入它们的旧边界，然后我们得跑去向它们乞求独立，这独立要受到多大的威胁啊!它们会毫无顾忌地和俄国结盟以肢解我们，侵吞我们的胜利果实，所以，让它们看到我们和这个俄罗斯加强联系感到难受吧，那样才能回到合理的边界和重建真正的欧洲平衡!

此外，如果尼古拉皇帝愿意并且能够去君士坦丁堡签订和约的话，奥托曼帝国被摧毁会不会成为这件事的严重后果呢?和约巳在剑拔弩张的情况下，在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签订了。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差不多欧洲所有的首都被攻占过：奥地利，巴伐利亚，普鲁士，法国，西班牙都灭亡了吗?哥萨克人和匈牙利人两次在卢浮宫的庭院里安营扎寨，亨利四世王朝被军事占领已达三年之久，而我们要是看到哥萨克人在素丹宫廷里，我们都会感动的；而且我们会把这种可能性看作是野蛮人的荣誉，而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有过，这是文明的荣誉，是我们祖国的荣誉。让素丹的自负受到凌辱吧，那时，它也许会被迫承认被它践踏的这些人权。

现在来看看我说哪里了，以及我要从前述得出结论。请看下列结论：

如果交战的各大国不能在冬天达成一项和解协议，如果欧洲的其他国家也认为在春季里要卷入到这一争斗中去，如果各种联盟形成了，如果法国被迫在这些联盟中作出选择，如果事态的发展迫使法国脱离中立，它的一切利害关系都应让它决心与俄国结盟，各种考虑认为可靠，又可提供某些好处，也就容易让普鲁士加入进去。

俄法之间互有好感，俄国社会的上层阶级差不多全受到了法国文明的影响，法国教给俄国它的语言和道德风尚。处在欧洲大陆的两极，法国和俄国没有毗邻的世界，没有可以遭遇的战场；在商业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竞争；俄国惯常的敌人(英国人和奥地利人)也是法国惯常的敌人。在和平时期，杜伊勒利内阁是圣彼德堡内阁的同盟，在欧洲不可能动荡；而在战争时期，两个内阁的联盟则可以主宰世界。

我曾让大家清楚地看到，法国与英、奥联盟对抗俄国，那是一种骗人的联盟。在这样的联盟里，我们只能白白地流血和损耗我们的宝贵财富。而与俄国联盟，则恰恰相反，我们甚至还可以确保我们在群岛的地位和把我们的国界线一直延伸到莱茵河河畔。

我们可以这样对尼古拉说：

你们的敌人央求我们，我们希望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我们想保持中立。但最终如果您只能以武力解决与素丹政府的争端，如果您想去君士坦丁堡，那您就同那些宗教大国一道去平均瓜分欧洲的土耳其吧。那些无法在东方扩张的强国将接收一些补偿。至于我们，我们只想拥有莱茵河一线，从斯特拉斯堡到科隆，这是我们的正当要求。您的兄弟亚历山大说过，法国的强大对俄国有利。如果您同意其他强国都会拒绝的这一安排，我们不会坐视这些强国插手你们同土耳其的争端。如果它们不听我们的劝阻去攻打你们，我们将和你们一同战斗，条件嘛，当然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这就是我们可以向尼古拉说的。奥地利和英国永远不可能答应以莱茵河作我国的国界来要求同我们结盟。然而法国的国界迟早要定在那里，这既是为了它的荣誉，也是为了它的安全。

向奥、英开战，我们取胜的希望很大，而败北的可能性却很小。首先得设法稳住普鲁士，最终促成它与我们和俄国结盟：这一步做到了，荷兰便没法宣称与我们为敌了。在目前的精神状况下，保卫阿尔卑斯山的四万法国人可能会激怒整个意大利。

至于对英国的敌对，如果万一它要开战，应增派两万五千人去莫雷，或者迅速从那里召回我们的军队和舰队。不再搞分舰队，将战船在所有的海面上一只一只分散开来，将缴获的船只擞去一切装备后，命令将其沉入海底。在世界各地的港口，增加张贴的报复特许状。用不了多久，大不列颠迫于破产和商业危机，会恳求恢复和平。我们不是见到过它在一八一四年向美国的海军投降吗?它现在也只有九艘驱逐舰和十一条战船呢。

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我们的特殊利益的双重关系考虑，俄国对素丹的战争不应引起我们的不安。根据大文明之原则，人类只有在奥托曼帝国毁灭之后才能得到发展：对人民大众来说，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的统治比臭斯曼的统治要好几千倍。道德和政治社会的一切因素实际上渊源于基督教；社会毁灭的根由在于穆罕默德教。有人说目前的素丹已向文明迈步，是不是因为它在几个法国叛徒和几个英、奥官员的帮助下，试图让它那狂热的部落也接受正规的训练?从何时开始，学习武器的机械操作也成了一种文明?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是教土耳其学习我们的战术几乎是一种犯罪：应该给经过训练的士兵洗礼，除非有人存心要培养社会的毁灭者。

缺乏远见者比比皆是：欢呼建立奥托曼军队的奥地利将是第一个自食其果者：如果土耳其人攻打俄国人，他们会更有理由能与他们的邻国帝国的士兵较量；维也纳这次也在劫难逃。以为素丹没有什么可怕的欧洲其他国家，它们会不会更加安全呢?一些狂热而目光短浅的人想当然，希望土耳其是一个规矩的军事强国，希望它加入文明国家的战争与和平共同法规，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持一种不知道叫什么的平衡，它的一句空话使得这些人产生了一种想法：这些已实现了的愿望其结果会是什么?当欧洲那些其余的国家取悦素丹，以某种借口攻打一个基督政府时，一支操作精良，有埃及帕夏舰队和有强国柏柏尔①人海军部队参加的君士坦丁堡舰队会宣布封锁西班牙或意大利海岸，派五万兵力在卡塔赫纳②或那不勒斯登陆，那时你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把十字旗插到圣索非亚③上，继续训练土耳其、阿尔巴尼亚、非洲黑人和阿拉伯的游牧部队呢?不出二十年，也许伊斯兰教的新目旗会在圣彼德教堂的圆屋顶上空大放光芒，那时你们还会号召欧洲参与反对拥有肆虐、奴隶制和可兰经的异教徒吗?那时就会为时太晚啊!

①指北非诸伊斯兰国家。

②卡塔赫纳(Canthagene)：西班牙地中海港口。

③圣索非亚：君士坦丁堡的教堂。

社会整体利益只有在尼古拉大帝率军取胜时才能得以实现。

至于法国的特别利益，我已作了充分说明，它存在于我们与俄国的结盟之中，只有通过这个强国所支持的东方战争才能有效地逐步实现。

关于《回忆录》的概述、结论和思考

概述如下：

一、土耳其同不同意在《七·六条约》的基础上进行谈判，现在尚未决定，土、俄之间的和平未能实现；在巴尔干腹地进行战争的可能性随时会改变那些关注希腊解放的全权代表的论据和立场。

二、尼古拉大帝和穆罕默德素丹议和的可能条件容易受到最强烈的反对。

三、俄国可以对抗英、奥同盟，这种同盟表面上很了不起，实际上并非如此。

四、普鲁士与尼古拉——菲特勒·纪尧姆三世的女婿的联合更有可能，而不会与尼古拉大帝的敌人联合。

五、与奥、英结盟对抗俄国，法国只会损失一切，根本无利可图。

六、欧洲的独立自主完全不会受俄国在东方征战的威胁。那种不考虑到有任何障碍，让俄国人从博斯普鲁斯海峡长驱直入，把它们的桎梏强加在德、法的头上，这种说法是相当荒谬的。因为一切帝国在扩张时，也削弱了它自己。至于力量平衡，对法国来说，很久以前就被打破了。它失去了殖民地，被紧紧地束缚在旧有的国界线内，而英、奥、普、俄则在迅速扩张。

七、如果法国不得不放弃中立，拿起武器支持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话，从文明的整体利益和法国本身的特殊利益出发，我们都必须加入同俄国的联盟。这样我们才能得到莱茵河作为我们的国界线和得到群岛的殖民地。这是圣詹姆斯内阁和维纳内阁从来不曾给过我们的好处。

以上便是对这本笔记的概述。我只能根据假设进行推理。我不知道在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英、奥、俄会提出或者已提出了一些什么主张。也许一份资料或一个电报就可以使这些事实变成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纸。这是由于距离太遥远和推测性政策带来的不便。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肯定，法国人的地位是强大的，法国政府能从这件事情上获得最大的利益，只要它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不为任何人所吓倒，并且在坚定的言语上配上坚强的行动。我们有一位倍受尊敬的国王，一位宝座的继承者，他动用了三十万军队在莱茵河畔扩大?他在西班牙赢得的荣誉。我们对莫雷的远征使我们扮演了一个荣耀的角色。我们在政治上的态度是鲜明的，我们的财政的繁荣在欧洲是绝无仅有的。有了这些，我们尽可以昂首阔步；拥有天才、勇气、勤劳和财富，这是怎样的国度啊!

此外，我并不认为把一切都说全了，把一切都预见到了。我没有自以为是地认为我的说法是最好的。我明白，在人类的事务中，有一些神秘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如果人果真能恰到好处地预见最新最普遍的革命成果，那么同样真实的是，人在细节上会弄错。具体事件往往以不可预料的方式变化着；看到了目标，人们往往会通过一些事先想都没有想过其存在的方法去实现它。比如，土耳其将被赶出欧洲，这是肯定的。但会是在什么时候?怎样被赶出去?目前这场战争能不能使文明世界赶走这个祸患?我讲的那些阻碍和平的障碍是不是不可以克服呢?如果仅限于类似的推理的话，确实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在算计上加上与已经造成战争的不一样情况，那就不可能。

现在的一切与从前大不相同了：除了宗教和道德，大部分实际情况都变化了，即使不是本质上的变化，至少在与人和与事之间的关系上改变了。多萨仍是一个精明的谈判者，格罗蒂斯仍是一个天才的政论家，皮方多尔夫仍是个判断精确的人，但是，在今天，却不能运用他们那种外交规则，也不能在欧洲的政治权利上重新回到威斯伐利亚条约上去。现在人民群众介入了那些过去仅仅由政府管理的事务；他们对这些事物的感受也不同于以往了；他们对同样的事情不再感兴趣；他们看事物不再用同样的角度；他们身上的理智有了增加，想象却少了；实利压倒了豪情和热心的决断；某种情由决定一切。欧洲大多数皇室和内阁坐着一些厌弃革命，厌倦战争，对一切冒险的事时，最小的影响可以决定最重大的事情，相似的事情会走向相反的方向：一个奴隶可以使一项和约在君士坦丁堡得以签订，而这是整个欧洲祈求、下跪都无法获得的。如果上面所讲述的某种出乎意料的原因导致在冬天引来某种谈判要求，而这样的要求与《笔记》中的原则不相符合，是不是该马上拒绝呢?也许不用：当人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争取时间是一门伟大的艺术。我们可以明白那些最好的事，并满足于那些不那么糟的事。特别政治的真实性，是相对的；在国家方面，绝对化有诸多的严重不妥。土耳其人被扔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对人类实在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这次征战我们不负责任，伊斯兰教的丧钟也许还没有敲响：为了不做傻事，仇恨谁应该弄明白，什么也不应妨碍法国进入谈判，但要注意使谈判尽可能接近本《笔记》要求的精神。这就得靠各个帝国的掌舵人。他们要看好风尚，避开暗礁，驾驭好航船。

当然，如果北方强大的君主同意降低和平条件，以实施阿克尔芒条约并解放希腊，就有可能让素丹政府听话。但是，有什么可能让俄国满足于不发一弹便可获得的条件?它怎么能放弃那些如此傲慢、公开提出的要求呢?如果有办法的话，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建议召开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会上尼古拉将满足或装个样子满足基督教欧洲的心愿。在人们取得成功的办法就是保全他们的自尊心，给他们提供收回自己的诺言体面地摆脱困境的理由。

这个代表大会召开的最大的障碍可能来自奥托曼军队在冬天出乎意料的取胜。但愿俄国人或者由于气候的严寒，军需品的缺乏，军力不足，或者其他原因，被迫放弃围攻酉里斯特里①；但愿瓦尔纳再次落到土耳其人的手里(不过这几乎不可能)，尼古拉大帝将听不进任何建议，跌入各国君主末等位置。那时战争将会继续下去，我们将回到《笔记》所推断的可能状态之中。但愿俄国失去军事强国的地位，被土耳其取而代之，那时欧洲的危难会有些改变。然而，穆罕默德的弯刀给我们带来的危险比尼古拉的长剑对我们的威胁要严重得多。如果偶然的机会把一个非凡的王子推上了素丹的宝座，尽管他有宏图大愿去改变法律和道德，他也不能活那么长的时间。穆罕默德快死了，他会把他的帝国，连同他那些受过良好训练狂热的士兵，连同他那已掌握了一种新的征服手段——现代战术的伊斯兰教学者——交给谁呢?

①西里斯特里：目前是保加利亚多瑙河上的港口，十世纪时曾是土耳其的要塞。

当奥地利最终由于错误的估计而惊恐万分时，它将被迫龟缩在土耳其近卫军不至让它觉得害怕的边界内。尼古拉军队丢脸的可能结果，一次新的军事起义也许会在圣彼德堡爆发，并渐渐蔓延开去，在德国北部挑起战火。以上就是那些在政治上停留在普通的恐惧如同老生常谈的那些人所观察不到的结果。一些短函件，一些小阴谋，是奥地利用来反对可能威胁一切的运动的手段。如果法、英采取与它们相称的立场，如果在素丹对和平的建议不置一顾时，法英照会素丹政府说，它将会春天在战场上见他们，这个决心很快会使欧洲的一切忧虑烟消云散。

回忆录的存在，已在外交界传播开来，我受到了我从未拒绝过，但也从未奢望的尊敬。我不太看重那些能够突袭事实的事情。我的西班牙兵法是一件很实际的东西。在旧社会发生的普遍的革命，其不停的工作在给我们带来传统政权的倒台的同时，却打乱了有关事实持续性的计算方法，如一八二八年存在过的那些事实。

您愿意相信—个大作家和一个大政治家之间在功绩上和荣耀上的巨大的差别吗?我的外交工作因其高度灵活，即取得的成就，已被认可。谁读到这个《回忆录》，谁都会一口气读完。如我是读者，我也会这样做。好吧，不要把这本小小的著作当作使馆文献，人们可以在这本书里看到荷马或维吉尔式的某个章节，上天赐给我他们的天才，你们以为，我会在迦太基漏掉迪东的爱情或普尼亚姆在阿维尔帐篷里流的眼泪吗?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我去参观了蒂贝利纳科学院，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我听到了一些才华横溢的演讲和优美的诗句。多少才智浪费了!今天晚上，我心情十分沉重，我正沮丧万分地给您写信。

这种沉重的心情总算过去了。德·滋夫人很高兴，因为我们曾经拥有过地球上全部的红衣主教。整个欧洲，在罗马，都同罗马在一起。既然我奉命在这里工作一些日子，我愿意同另一位大使做得一样好。敌人不希望任何成就，甚至最可怜的成就。在他们自认为无与伦比的方面获得成功，就是对他们的惩罚。

下周六，我将成为圣·让·德·拉特朗①的议事司铎，周日我将为同事们举行宴会。今天将举行一个我无心参加的会议。我和所有的艺术家将在盖兰家吃晚饭，我们将放下您为普森作的纪念碑。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德普雷先生，他将把大画家的一张画像做成一个浅浮雕，勒穆瓦纳先生将制作画家的半身塑像。这里真应有些法国的能工巧匠才好。

①法国国王任此职是圣·让·德·拉特朗的议事司铎，他的大使可代理此职。

为了补充我的罗马的故事，德·卡斯特妮②夫人到了。这又是一个曾像塞扎琳娜③一样的跳到我膝盖上来的小姑娘。这个可怜的女子现在变了很多。当我跟她讲起她在洛莫瓦时的童年时光时，她眼睛里噙满了泪水。看来在这个四处飘泊的女子身上，再无欢乐可言了。多么孤独啊!为了谁?您瞧，最好的不过的是，尽快去见您。如果我的摩西④从山上下来，我将向它借一缕阳光，让我在您的眼前显得光辉灿烂和青春重显。

②德·卡斯特妮de castfies，巴尔扎克后来的情人，他后来以她为原形塑造了德·朗热公爵夫人。

③塞扎琳娜·德·马代多(Cearine d'Houdetot)，于一八一一年嫁与普罗斯佩·德·巴朗特，其祖母曾是让·雅克·卢棱的恋人。

④夏托布里昂希望他的不幸悲剧有朝一日能搬上舞台。

我在科学院这顿晚餐吃得很畅快，年轻人非常高兴：一个大使第一次在他们中间吃晚饭。我向他们宣布了普森纪念碑一事，这样我好像已经为他们的骨灰增添了光彩。

一八二八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三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与其浪费您和我的时间讲述我每天的所作所为，我宁愿等到这些东西在罗马的报刊上刊登出来以后一并寄给您。有十二个月的时间落到我的头上。我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呢?我什么时候会停止在大路上浪费那些本可以更好地利用的时光呢?只要我是富有的，我是不计较开支的；我曾经认为我的宝库是取之不尽的。如今，看着它已减少了许多，想到能在您石榴裙下的时间亦来日无多，不由得我心里一紧。但是在地面上的生命结束以后，不是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么?作为可怜卑微的基督徒，面对米开朗琪罗的最后审判我颤抖了，我不知我将去何方，没有您，我在任何地方都会很痛苦。我曾多次跟您讲到过我的计划和未来。毁灭、健康、失去一切幻想，一切都在对我说：“滚开，出去，结束吧。”在生命的尽头，我只看到您。您曾希望我的罗马之行能留下印记，现在我这样做了：普森的墓将保留下来，墓碑上将刻着如下的题字：

F·A·德·夏多布里昂致尼古拉·普森：艺术的光荣，法国的荣誉

我现在在这里有什么可干什么呢?我无所事事，尤其是在以一百杜卡托①为您最爱的人的您会说，首先爱我而后是勒·塔斯②的纪念碑刻字之后。

①威尼斯古金币名。

②勒·塔斯(kTame，一五四四—一五九五)意大利诗人。

一八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我又要向您祝贺新年了，但愿上帝赠给您健康长寿!别忘了我，我也有这个希望，因为您很记得德·蒙莫朗西先生和斯塔尔夫人，您有很好的记忆，一如您的好心肠。昨天我还跟萨尔瓦日夫人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找不出像您这么美丽而善良的人了。

我昨天同教皇一起待了一个小时。我们无所不谈，谈到了一些最高层次、最为严肃的话题。他是个杰出、明智的人，一个庄重的亲王。我的政治生活中本只缺少与教皇的交往了，而这一次正好给我的政治生涯补全了。

您想确切知道我都做了些什么吗?我五点半起床，七点吃早饭，八点回到我的办公室，我给您写信，有事干的时候，我办点公务(为了法国的某些机构，或为了法国穷人，要做的具体工作就很多了)。中午，我会在废墟里，或在圣彼德教堂，或在梵蒂冈，东游西荡两三个小时。有时，我不得不在散步前后拜访一些人。下午五点回家，换上晚装，六点吃晚饭。七点半和德·夏多布里昂夫人一起去参加晚会，或在家里接待几个朋友。十一点左右上床睡觉。有时我还要去乡下，尽管那里有小偷和疟疾，去乡下干什么呢?其实什么也没干。我去聆听寂静，我一面走，一面看着自己的影子沿着月光下的引水道，从一个廊柱移到另一个廊柱。

罗马人对我有条不紊的生活习惯了，往往是我为他们当时钟。但愿他们快些吧，我将很快把钟面转完一圈。

一八二九年一月三日星期六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我真倒霉，在全世界天气最好的时候，我们却碰上了雨天，使得我不能出去散步了。然而那是我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候。在这些偏僻的乡村里，我就要想念您了。这些乡村是联结我对过去和未来感情的纽带，因为从前我也作同样的散步。我每周要到那个英国女人①淹死的地方去一两次。现在，谁还会记得那个可怜的女人巴蒂斯特小姐吗?她的同胞们沿河奔跑也不会想到她。见过其他许多事情的台伯河也不会为此事操心。它的波涛再起：这些波涛，一如它从前席卷这位充满着希望、美丽和生命的女人时一样的苍白和宁静。

①一八二四年三月她沿台伯河骑马而行时落人河中淹死。

现在，我被高高挂起，自己尚未觉察。原谅一只被淋湿被关在兔窟的野兔吧。我该跟您讲讲上星期二发生的一个小故事。大使馆来了一大群人，我背靠着一张大理石桌子，跟进进出出的人打招呼，一个我既不知其姓名也未曾谋面的英国女人向我走来，她两眼盯着我，用一种您明白的口气对我说道：“夏多布里昂先生，您真倒霉!”我对于这种责备和这种开场白惊讶不已，我问她想说些什么，她回答说：“我想说我同情您。”说完，她钩住另一个女人的胳臂，一转身便消失在人群里了。在后来的晚会中，我再也没有见到她了。这个奇怪的外国女人既不年轻又不漂亮，然而我很感谢她那神秘的话语。

你们的报纸仍然在反反复复地议论我，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发脾气。我真该像自己希望的那样被人遗忘了。

我通过邮局写信给蒂埃里先生，他在伊埃尔病得很重。德·拉·布耶里先生②毫无回音。

②德·拉·布耶里(de la Bouillefie)，皇室总管，作者因为奥古斯坦·蒂埃里的事给他写过信。

一八二九年一月八日星期四于罗马

致蒂埃里先生的信

收到您的新版《信扎》①，我很感动，先生。书中附言证明您想念着我。如果这附言出自您的手，为了国家，我衷心希望您的双眼能复明，您能充分地利用您的天赋进行研究。我贪婪地，应该说是反复地读着这本短短的著作，我在每一页上都作了折角，以便能尽快地找到我要利用的段落。在我准备多年的关于最初两类人种的著作中，我将多次引用您的话。我将把我的思想和研究置于您那高度权威的保护之下。我会常常采用您选用的名词。我有幸与您有着②差不多相同的观点，同时不由自主地离开基佐先生倡导的体系。我不能同这位天才作家一道去推倒最为真实的历史建筑，把所有法兰克人变为贵族和自由人把所有罗马——高卢人变为法兰克人的奴隶③。撒利克法典和里普利安法兰克法典里有大量以法兰克人的不同状况为基础的条文：《Si quis ingenuus ingenuum ripuarium extra solum vendidedt，etc．④》。

①《关于法国历史的信扎》于一八二七年出版第一版。

②基佐(Frawcois Guizot一七八七一八七四)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先后任内政部秘书长(一八一四)、公共教育部长(一八三二—一八三七)、外交部长(一八四○—一八四七)、政府总理(一八四七—一八四八)：著有《英国革命史》。

③夏托布里昂在《历史研究》的序言里研究了这些问题。

④《如果一个自由人把另一个自由的里普利安人卖到国外……》

您知道吗，先生?我真希望您在罗马。我们一起坐在废墟上，在那里您可以教我历史，我这个老学生将聆听您这位年轻的老师讲课。唯一可惜的是：我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接受他的教诲⑤：

⑤作者一八四八年去世，这封信写于一八二九年，其时他已六十一岁了。

这就是人的命运：

他活到老，学到老；

但当生命的尽头来临，

即使他再渊博又有何用?

这是一首未曾发表的颂歌，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已故的封塔纳先生所作。因此，先生，罗马的一切都提醒我已失去的东西，提醒我我的时间已所剩无几，我从前以为还很漫长的希望已非常短暂了。

请相信我，再没有任何人比您的仆人更尊敬您、更忠于您了。

一八二九年一月八日于罗马

致德·拉·弗隆内伯爵先生的信

伯爵先生：

本月二日，我见到了教皇①。他很乐意留我交谈了一个半钟头。我要把我同教皇的谈话内容向您做个汇报。

①指莱昂十二世(Leon XII)，一八二三—一八二九年任教皇。

首先，我们谈的是法国的问题。教皇一开始便十分诚恳地颂扬了我们的国王。他对我说：“在以往任何时候，法国皇室从未显现出一个像现在这样在素质和美德上都这样完美的整体。使得在教士之间重建了平和的秩序，主教们也宣布服从政府②。”

②教士们以前曾起来反对马蒂尼亚克把神学院，甚至一些很小的神学院都归巴黎大学统管的命令。

“这种服从，”我回答说，“部分地多亏了阁下的英明和温和的态度。”

“我建议做我认为合理的事。”教皇解释说，“教权没有受到敕令的影响，主教们不写那第一封信也许会更好一些。但既然说了‘non possumus①’，他们就没有退路了。在他们同意的时候，他们尽可能地把言、行之间的矛盾缩小，应该原谅他们。这些虔诚而恭顺的人，与国王和君主制紧密相依；他们和大家一样，也有他们的弱点嘛。”

①“我们不能”。这是圣皮埃尔和圣让对想要禁止他们宣传福音书的王子们的回答(见《使徒法》第四卷第二十章)。

伯爵先生，这些他都是用法语说的，说得很清楚，也说得很好。

在感谢教皇对我的信任之后，接着我同他慎重地谈起了国务秘书红衣主教②。

②指托马斯·贝内蒂红衣主教(Thomas Bernetti一七九九—一八五二)。

“我之所以选中了他，”他对我说道，“是因为他曾到处旅游过，熟悉欧洲的事物。我觉得他具备这个职务所要求的能力，与您写的两个法令相比，他只写那些我所要的和我所建议他写的东西。”

“我胆敢和教皇陛下交流一下，”我又说，“说说我对法国宗教形势的看法吗?”

“非常乐意。”教皇回答说。

在这里，我略去了他对我的几句恭维话。

“教皇陛下，”我说，“我想，麻烦来自于教士们的误解：不是支持新的法规，或者至少是对这些法规保持沉默，教士们无意中说些责备的话且不说他们在至教训谕或演讲时所讲的话。一味斥责神圣使者的那些不信宗教的人，抓住那些话，把它当武器使；他们大喊大叫说什么天主教与建立公众自由是水火不相容的，宪章和教士之间有着你死我活的争斗。通过不同的行动，我们的教士可以得到他们想从国家那里得到的一切。在法国，有着很坚实的宗教基础，有着忘记我们以前在祭台桌下的不幸的明显倾向，但也有着对圣路易之子带来的制度的真正的眷恋。人们不善于估计教士将会强大的何等程度，如果它同时表现出是国王和宪章的朋友的话。我不断地在我的著作和讲演里宣传这一政策，但当时的狂热情绪不愿听我的话，而且把我当作敌人。”

教皇十分注意地听我讲话。

“我理解您的思想，”他沉默了一阵，对我说道，“耶稣基督并未对各个政府的组成形式表示看法。把属于恺撒的东西归还给恺撒吧①，这话仅仅是说：服从已建立起来的政权吧。天主教在共和国时期的繁荣发展如同在专制统治时期一样。它在美国已取得了巨大进展；在西属美洲，它独占支配地位。”

①摘自圣马蒂厄福音书第二十二章二十一节。

伯爵先生，教皇这席话是很引人注目的，正值罗马宫廷强烈倾向于给玻利瓦尔②任命的教士们授职的时候。

②玻利瓦尔(Bolivar，一七八三—一八三○)，委内瑞拉将军，他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了大哥伦比亚(新格拉纳达，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

教皇又说：“您看外来的新教徒给罗马带来何等的影响，他们的到来对国家有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好的：英国人来到这里，对罗马教皇和教廷，对宗教的狂热崇拜，对这里奴役人民的现象，有着一种奇特的看法。他们没待上两个月便完全改变了，他们发现我也只是个教士，与其他教士并无二样；罗马教士并不无知，也不惹人讨厌；还有我的臣民亦非傻瓜。”

受到教皇陛下一番推心置腹之言的鼓舞，我试图扩大谈话的范围，我对教皇说道：“教皇陛下，您不认为这个时候正适合于重组天主教的统一和在对纪律稍作让步后与异端教派和解?对罗马教廷的偏见到处都在消退，在那个仍然易激动的世纪，革布民兹③和波舒哀已尝试过重新统一的事业。”

③莱布尼兹(Leibnitz，一六四六—一七一六)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

“这是一件大事，”教皇对我说道，“我得等待上天确定的时期。是的，偏见已经淡化了。德国宗教派别分化已令这些教派自己感到厌烦。我曾在萨克斯住过了几年。我第一个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弃儿医院，并坚持要由天主教徒来管理。当时在新教徒中掀起了一阵反对我的呼声。今天呢，同样是这些新教徒，他们第一个赞成建立和捐助这所医院。在大不列颠，天主教徒的人数正在猛增，确定有许多外来人加入进去。”

教皇又沉默了一会。我利用这一段时间讲到了爱尔兰天主教的问题。

“如果自由得到恢复，”我说，“天主教在大不列颠就会更加壮大。”

“从一方面讲，”教皇解释说，“的确如此。但从另一方面讲，这就有些弊端了。爱尔兰天主教徒极易激动，做事冒失。此外，奥科内尔①这个人是个有德之人。他不是在一次演说中说过，罗马教徒和不列颠政府之间有一个协议吗?可是没有。这个论断，我不能公开反驳，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因此，关于异端教派的重新统一，应等待时机成熟，要等上帝自己去完成他的工作。教皇们只有等待。”

①奥科内尔(o'Connel，一七七五—一八四七)，爱尔兰天主教头目。

伯爵先生，这不是我的观点。但重要的是，我必须，将圣文对一个如此严肃的主题的观点告诉国王，我没有被指定去反对它。

“你们的报纸会讲些什么?”教皇又高兴地说道，“它们说得很多，荷兰的报纸说得更多。有人告诉我，在看了报上的文章一个小时以后，在你们的国家里再没有人去想它了。”

“这确实是真的，圣父。您看法兰西日报②把我弄得可糟呢(因为我知道教皇什么报纸都看，连《信使报》也不放过)。然而，教皇却待我非常好，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法兰西日报不会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

②法兰西日报(la Gazette)，是激进报。《信使报》(Le Courtier)，在派报纸。

教皇摇了摇头，笑了。我继续说道：“啊，对了!圣文，还有一些报纸，像您看到的那样：如果报纸说真话，那么它说的好事就存在下去；如果它说假话，就当它什么也没有说。会议上会有一些什么演说，教皇可以预料得到。极右派会坚持说，红衣主教贝内蒂先生不是教士，关于他的关于法令的信件也不是信条；极左派则会说，不必接受罗马的命令；大部分人会为枢密院受人尊敬叫好，会高度颂扬陛下的智慧与和平精神。”

这几句解释，使教皇听得入迷，他为发现某个精于我们立宪制国家机器的齿轮游戏的人而高兴。伯爵先生，想到国王和他的枢密院终将高兴地了解教皇对东方当今事务的见解，我只重复了几则报纸新闻，因为我未获批准向教徒通报您十二月十八日电函中关于召回我们远征莫雷的部队的书面通知。

教皇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我。看来他对轻率地教给土耳其人军事科学感到不安。下面是他说的原话：

“如果土耳其人能够抵御俄国的侵略了，它获得了体面的和平，那时它的武装力量往哪儿搁呢?经过四五年休整和战术完善之后，谁能阻止它们的部队入侵意大利呢?”

伯爵先生，我向您承认，看到教皇感觉到人家犯下的巨大错误带来的冲击，他所表露的思想和担忧，我不由得庆幸在我的《东方事务笔记)中更为详尽地表现出的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担忧。

教皇补充说道：“只有来自盟国的坚定决心才能制止这场威胁未来的灾难，法国和英国要制止这一切，现在还是时候。但一旦新的战争爆发，等战火蔓延到了欧洲，再去扑灭就为时太晚了。”

“更加值得考虑的是，”我又说道，“如果欧洲分裂了，与万在意大利的法国军队就成了问题。这是上帝所不愿意看到的。”

教皇没有回答，我只是感到法国人在意大利这一件事并不引起他任何担心。大家已厌倦了维也纳宫廷伪调查，它的纠缠不休，它的不断的蚕食和它的小阴谋，企图把各国人民拉入一个反法兰西的联邦里，而各国人民都痛恨奥地利的奴役枷锁。

伯爵先生，以上便是我和教皇长篇谈话的概要。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曾同样或更深入地了解过教皇的内心情感，是不是还有人曾听到过这个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君王对一些范围如此广泛的问题和如此超越一般的外交这个狭窄范围的事情发表的见解。在这里，教皇与我之间没有中间人。看到莱昂十二世，以其单纯的性格和亲切谈话的素养，既不隐瞒任何东西，又不欺骗任何人，实在令人高兴。

很明显，教皇倾向于法国，希望法国好：当他拿到圣彼德教堂的钥匙时，他就属于强硬派。现在他在温和中寻找力量，这就是使用权力所教给人们的。由于这个原因，他离开的那个红衣主教派不再喜欢他了。在俗间神职中找不到有才能的人，他便在正规神职中挑选主要倾向。这样，那些高级神职人员和普通的神甫反对他时，他却有修遭士们拥护他。在我到达罗马时，反对者的头脑或多或少遭到了我们的修会散布的谎言的毒害，现在他们极为明智了。所有的人，通常都指责我们教士的抗议示威。真令人奇怪，耶稣会的人在这里的敌人同在法国一样多。他们的对头是其他教派的人及其首领。他们制订了一项计划，运用它来垄断罗马的国民教育；这个计划后来被多明哥会的人挫败。教皇并不怎么得民心，因为他责罚很严。他的那支小小的军队由波拿巴的老兵组成，穿的服装军人气十足，在大道上像警察那样威风凛凛。罗马从秀丽的风景上讲，大为逊色了，但它在卫生和有益健康方面却赢了一着。教皇叫人种了许多树，抓走了一些隐修教士和乞丐，这是那些下等人抱怨的主要之点。莱昂十二世是个实干家：他睡得很少，吃得也不多。他年轻时只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打猎。这项增进他健康的活动看来还有所加强。在梵蒂冈那些花园的空旷地方他不时放上几枪，死硬派很难原谅他这一无害的消遭，他们责备他感情软弱和多变。

这个国家的宪法的根本弊端很容易看出，那就是一些老人让一个和他们一样老的人来当君王。这个老君王一上任，便轮到他来任命了一些老人当红衣主教。这种弊端循环下去，致使软弱无力的最高权力就永远在坟墓边缘徘徊了。王子继位的时间还不够让他将其构思的改良计划予以实施。该有个足智多谋的教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提拔一些年轻的红衣主教，以便将来选举一个年轻教皇时保证多数票。但是，任命官职的西克斯特五世①的规定、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使人们在每项改换教皇时都有利可图，有些野心勃勃的红衣主教想通过短期的当权来增多当教皇的机会，以及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些都阻碍着红衣主教的年轻化。

①西克斯特五世(Sixte-Vu，一五二○—一五九○)，是一五八五—一五九○年间的教皇。他曾致力于教会改革。

伯爵先生，这封快信的结论是：在目前的状况下，国王完全可以相信罗马教廷。

鉴于我观察和感受百物的方式方法，如果我对送交给您的这个材料提出自责的话，那就是减弱了而不是夸大了教皇的话语的含义。我的记忆很可靠，我离开梵蒂冈就记下了这次谈话，而我的私人秘书又是将我的原记录原原本本地抄下来的(我的字写得很快，连我自己也只能勉强辨认，您一定看不清的)①。

①这封信发出不久，弗隆内先生因病前往意大利治病，他的外交部长职务由波塔利斯暂行代理。

有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一月十二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昨天晚上八点，我给您写了封信，交给德·维维埃②先生给您带去了。今早醒来，我又写了一封信给您，中午交给了邮班寄走了。您了解圣丹尼那些可怜的太大们。自从特利尼达·迪蒙的贵妇们来了之后，并不成为其敌人的她们便被抛弃了。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站在这些弱者的一边。一个月以来，圣丹尼的这些夫人们就想为大使先生和大使夫人举办一个晚会，昨天中午方得以如愿。您想象一下用教堂的圣器室——圣器室里还有一个廊台——做剧场的情形吧。演员是十二个八至十四岁的小姑娘，她们演了《马夏贝》③。她们自己动手做的面具和大衣。她们有声有色地用世界上最滑稽的意大利口音朗诵法国诗。激动起来，她们手舞足蹈。其中一个小演员是皮埃七世①的一个侄女，一个是托瓦尔桑②的女儿，另一个是画家沙文的女儿。她们身着纸做的服装，竟然美得不可思议。扮演大教士的女孩戴上了一大挂黑胡子，她很高兴，但那胡子老扎着她的脸，这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子只得老用她那白白的小手去摆弄它。作为观众，有我们，还有几位母亲，几个修女，萨尔瓦日夫人，两三个天主教修士，另外还有廿来个小女寄宿生。这些奇宿生都穿白色衣服，蒙着面纱。我们叫人从大使馆带来了一些蛋糕和冰淇淋。在幕间休息时，人们弹起了钢琴。想想在晚会前修道院里的期望和欢乐以及晚会后的回忆吧!整个晚会在三个修女齐唱《主的名字永存》的歌声中结束。

②维维埃(viviers)，作者在罗马的一个使馆随员。

③这里指演了亚历山大·吉罗的悲剧《马夏贝》中的几幕。此剧一八二二年在奥代翁剧院上演。作者因写了《小萨瓦人》，在十七世纪有些名气。

①庇护七世(de Pie)，莱昂十二世的前任。

②托瓦尔桑(Thorwaldsen，丹麦雕刻家。

一八二九年一月十三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

又要给您写信了!昨夜风疏雨骤，就像在法国时一样。我想象，风雨敲打您的小窗，我感到自己被带到了您的卧室里。看到了您的竖琴，您的钢琴，您养的鸟儿。您在为我弹奏着我或是莎士比亚喜爱的曲子。但是我在罗马，远离您的身旁!一千六百公里的路程和阿尔卑斯山把我们隔得远远的!

我收到了那位有时到部里去看我的那位很风趣的夫人③的一封信。她是怎么奉承我的，想想吧，这个狂热的土耳其女人，把穆罕默德④看作走在她的国家前面的伟人!

③这里可能指卡斯泰拉内夫人，朱利埃特·雷卡米耶夫人嫉妒她。

④穆罕默德二世(Mahlmad II)，具素丹称号。

我所在的罗马也许会教我漠视政治。在这里，自由和暴政都不存在了。我看到罗马共和国和台伯河帝国的废墟混为一起，现在这同一堆灰烬之中的，究竟是些什么呢?用袍子清扫这些灰尘的嘉布遣会修士不是会使万千虚荣的虚荣更为敏感吗?然而，我不情愿地想到我那可怜的祖国的命运，我希望它有宗教，有荣誉，有自由，而没有想到我没有能力用这三重桂冠来打扮它。

一八二九年一月十五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托尔——委内加塔是一处修士们的产业，坐落在内隆①墓附近的一个地方，在从罗马出来的左手边。那是个最美丽而又最偏僻的地方，是一大片昔日绿草青青、菊花盛开而今却化为灰烬的土地。前天(星期二)我开始在那里挖掘，同时停止给您写信。陪同我去的有亚森特和领导挖掘的维斯孔蒂②。天气再好不过了，十二个拿着铲子和镐的人在荒野寂寂中挖掘着坟墓、房屋和宫殿的瓦砾。构成了一幅值得您为之动笔的画面。我只有一个愿望，如果您在这画中话。我非常向往和您在这片碎片中搭个帐篷，一起生活。

①内隆(Neron，一八三七—一八六八)，罗马皇帝。

②维斯孔蒂(Visconti)，罗马古建筑的管理者。

我把手放在碎片上，发现了一些大理石碎块：这都是些好线索，我期望能从这死人坑里碰碰运气，找出点什么来弥补我在金钱方面的损失。我找到了一块相当大的希腊大理石，可以用来做普森的半身雕像。这一挖掘将成为我散步的目的地，我每天都要到这些碎片中来坐一会。它们是属于哪个世纪、哪些人的呢?我们也许正翻动着最有价值的灰烬而我们自己不知道呢。一篇碑文也许能有助于弄清某个历史事实，纠正某个错误确立某个真理。当我和十二个光着膀子的农民离开这里时，一切又会回复到沉寂和遗忘之中。您能想象，在这些废弃的地方曾经骚动过的激性和兴趣?这里有过主人和奴隶，幸福的人或不幸的人，有过人们喜爱的美人和想当大臣的野心家。现在只剩下了我和几只小鸟，而且还只是短暂的停留。我们很快就要走的，告诉我，我，阿尔莫里克①的野蛮人、罗马人不熟悉的地方那些野人中的旅行者、扔给狮子的教士身边的大使，成为高卢小国枢密院的一员，值得吗?当我在拉塞德莫内叫雷奥尼达时，他不回答我：我在托尔——委内加塔的脚步声不致惊动任何人的。当轮到我躺到坟墓里时，我也会连您的声音也听不到的。所以，我得尽快回到您的身边去结束人生的幻想。只有退休才好，良友惜相于嘛。

①阿尔英里克(Armorique)指法国西部。

一八二九年二月五日，星期四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倍

我收到了古耶米诺②将军的一封长信，他向我讲述了他在希腊海岸的悲惨行程中所遭遇的一切。不过他还是个大使，他曾指挥过大型战船和一支军队。在我们的士兵出发以后，他动身去到了一个国家，那里没有房子，也没有麦地，零零散散几个男人，他们为生计所逼成了强盗。据可能的推测，他们不是为了去抢一个女人(勒洛芒夫人③)。

②吉耶米诺(Guilleminot)，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③阿梅莉·西沃克(Amelie Cyvoct)，雷卡米耶的侄女，一八二六年嫁给了考古学家查理·勒烙芒。

今天早上我将去挖掘。昨天我们发现了一个士兵的骨骼和一个女人雕像的一只胳臂，可以说是遇见了毁灭者及他所毁掉，的残迹。我们今天上午有很大的希望能找到这尊雕像。如果我发现的建筑物碎片值钱的话，我不会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把它们弄倒，把砖头卖掉。我会让它们站起来，刻上我的名字。它们是多米吉安①时代的产物。我们有块碑文，那上面的题字告诉我们：那是罗马艺术的黄金时代。

①多米吉安(Domitien，一八五一—一八九六)，一八八一—一八九六年间的罗马皇帝。

一八二九年二月七日于罗马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关于莱昂十二世之死

伯爵先生：

教皇陛下突感其旧疾恶化，生命危在旦夕，现已下令停止一切演出。我从当国务秘书的红衣主教家里出来，他本人也生病，他对教皇能活几天不抱希望。在这种时候，失去一位如此开明和温和的教皇，对基督徒，尤其对法兰西，会是一个真正的不幸。我以为，伯爵先生，国王政府必须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大事以事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才好。因此，我从驿站发了一封信到里昂，内有我写给罗纳省省长的一封信，还有一封要他转交给您的快件，另外一封我请他让信使带给您的信。如果我们真的不幸失去了教皇陛下，我将另寄一封信到巴黎告知您一切细节。

我谨……

一八二九年二月九日星期一于罗马

又及：

现在已召开红衣主教团体大会，禁止当国务秘书的主教发放通行证给驿站。所以，在教皇逝世时，我的信使只能在红衣主教团的信使出发后才能出发。我曾想派人带上我的快件去托斯卡纳的国境线寄发，但由于路状大糟，又没有马匹可租，这个计划行不通了。被迫在罗马等待消息，这简直像坐牢一样。我一直希望通过电报能让您比阿尔卑斯山之外的其他政府提前几个小时知道消息。不过，还可以这样办：寄给教廷大使的信件肯定比我们的要快，可以让他经过里昂时，把电报亲自交给您。

写于晚上八点

又及：

教皇刚刚断气。我的信使已经出发，几个小时后，使馆随员蒙特贝洛伯爵随后就到。

二月十日，星期二，上午九点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

伯爵先生：

约两个小时之前，我寄了一封快信到里昂，告知您教皇逝世这个突然而不幸的消息。现在我让大使馆随员蒙特贝洛伯爵先生带给您一些必要的细节。

教皇死于痔疮发作。血流到膀胱受阻引起滞留，医生试着给他导尿以减轻其痛苦。听说教皇陛下可能是在手术时受了伤。不管是不是这样，在忍受了四天的折磨后，今天早晨九点正当我到达梵蒂冈时，莱昂十二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一个大使馆官员曾在梵蒂冈过夜。我的第一封信告诉了您，我无法在教皇逝世前获得驿站的通行证。

昨天我去看望了当国务秘书的主教，他的痛风正强烈发作。我同他就我们受到的威胁的不幸的后果谈了很久。我为教皇的逝世深深叹息。他性情温和而又通晓欧洲事务，这对平息基督教情绪极有裨益。图务秘书回答说：“这不仅仅是法国的一大损失，对罗马国家也是你们所想象不到的巨大打击。我们各省的不满情绪和痛苦是巨大的；红衣主教们认为往后应实施稍微有别于莱昂十二世的另一套计划，他们等待着看他们怎样摆脱出来。至于我本人，我的职能随着教皇的生命而停止了，我没有什么要自责的。”

今天上午，我又见到了贝内蒂主教。他确实已停止了国务秘书的职务，他又向我重述了昨天说的那些话。我要求他在教皇选举会闭门谢客之前再见他一次，我们约定将讨论选择一个可继承莱昂十二世温和主义的新教皇，我将有幸向您汇报我所得知的一切消息。

也许教皇的死和贝内蒂主教的下台会令那些反对马蒂尼亚克法令的敌人欢欣鼓舞，他们会把这一不幸的事件称为上天的惩罚。从几个在罗马的法国人脸上，很容易看出这种思想。

我对教皇的去世倍加悼念，我曾有幸赢得他的信任。在我到来之前，人们蓄意使他对我产生偏见，但这些偏见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在任何场合下，公开地、明确地表明他对我的尊重，他给我带来了荣誉。

伯爵先生，现在请允许我解释几件事。

在庇护七世逝世时，我是外交部长。在外交部文件盒里，如果您想了解的话，您会看到我同德·拉瓦尔公爵交往的结果。惯例里，教皇逝世之后，派遣一位特使，或通过给红衣主教团的新的文件任命一个常驻大使。这是我给新故的路易十八陛下提的最后一个建议。国王会任命一批他所认为最能胜任其职的官员。四个法国红衣主教曾来罗马参加莱昂十二世选举，法国今天有五个红衣主教，这在教皇选举中，当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票数。伯爵先生，我等待着国王的命令。负责向您递交这封信的蒙特贝洛先生，将听从您的调遣。

有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

我本想给您写一封长信的，但必须我亲自来写那快件和连日来的辛劳弄得我精疲力尽了。

教皇的去世，我深感遗憾，我本来已得到了他的信任的。现在我重任在身，我丝毫不知遭将来会怎样，会对我的命运产生什么影响。

教皇选举一般为期两个月，在复活节时我将有空闲时间。不久我将就此同您细谈。

您想柬一下吧，上周星期四，我还见到这位可怜的教皇在他病发之前在写墓志铭。我们想让他从那些伤心的想法里摆脱出去，他却说：“不，过几天就可以完成了。”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日晚上十一点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

看了您的报纸，常令我难受。我看到《全球报》说，波塔利斯伯爵是我公开的敌人，为什么?我想夺他的职位吗?这东西麻烦大多，我一点都不想它。我祝愿他幸运常在。但是，如果他果真要开仗，我会挺身而出。人们似乎对一切，对不死的穆罕默德，对于从英雷撤离，都在胡说八道。

最有可能的是，这次撤离将会重新把希腊置于土耳其的奴役之下，而我们将失去荣誉和四千万。法国人有惊人的妄想，但人们缺乏头脑和理智，听了几句好话就飘飘然起来，被人牵着鼻子走。更糟的是，我们总是倾向于贬低朋友而抬高敌人。有人把我在一次关于《公众自由和王权自由之协调》的演讲里的说法告诉了国王，就因用了这种论调而受到大家的憎恨，这不是很奇怪吗?而那些让王权如此说话的人，却是新闻检查的最狂热的拥护者!还有，我将观看基督教首领的选举，这将是我一生中参加的最后一次大场面。此后，我的职业生涯便要宣告结束了。

现在，罗马的娱乐活动已经停止，工作开始了。我不得不将一方面写信给政府，报告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得开始履行我的新职责了。我得祝贺红衣主教团，参加教皇的葬礼，我很爱戴教皇，因为人们不喜欢他，尤其怕他会是敌人。我找到了一个朋友，他从圣彼德教堂高高的讲道台上下来，对那些恶意中伤我的基督徒散布的谣言断然予以否认。后来，几个法国红衣主教与我不期而遇。我写信至少要介绍一下图卢兹的大主教①。

①德·克莱蒙·托内尔(de Clermont-Tonnerre)主教，他是反对马蒂尼亚克法令的修士头领。)

在忙乱中，普森纪念碑正在制作之中。挖掘获得了成功。我找到了三颗完整的头颅，一个蒙黑纱的女人半身像，一个当兄长的为年轻的妹妹所写的墓志铭。这些，都在等待着我去研究。

说起墓志铭，我跟您说过，可怜的教皇在发病前夕，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料到自己即将去世。他留下一份文书，把贫穷的家人托付给了罗马政府：只有善爱他人者才有如此的德行。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二，星期四，于罗马

罗马大使馆的续篇

在说到重要事情之前，我想重提几件事。

教皇陛下逝世时，罗马政权落人领导六品修士、神父和主教的三个红衣主教和摄政枢机主教的手中。大使们照例向圣彼德教堂尔举行的教皇选举前召开的主教团会议上致贺词。

教皇陛下的遗体先陈列在西齐纳小教堂里，后于二月十三日(上星期五)移至圣彼德教堂的盛圣体的小教堂里。在那里一直保留到十五日(星期天)，然后将放置在现在庇护七世的骨灰存放处，庇护七世的骨灰曾经放在地下的教堂里。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七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

我见到了莱昂十二世的遗体，脸露在外，安放在一张简陋的灵床上，四周摆满了米开朗琪罗的杰作。我出席了在圣彼德教堂举行的第一次葬礼。几个特派的老红衣主教，他们的眼睛早已看不见东西了，用他们那颤抖的手指在核查教皇的棺材是否钉好。在火把同月光的照耀下，棺材被滑轮提起，悬在暗处，然后放在庇护七世的石棺里。

有人刚给我送来了教皇的小猫①，那是只灰色猫，同它从前的主人一样温柔。

①作者甚爱猫，他把此猫带回了法国，养在玛丽——泰雷兹诊所里。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七日于罗马

致波塔利斯伯爵的电报

伯爵先生：

我有幸在第一封同电报一起寄到里昂的信和十五号快件中告诉您，我为寄出本月十日的两封信所遭遇到的困难。这些人还处在盖尔弗和古贝林的时代，似乎教皇早死或晚死一个小时便可以使一支皇家军队进驻意大利似的。

圣父的葬礼将在二十二号(星期日)结束，教皇选举将于二十三日晚上开始。在参加了当天(星期一)早上的圣灵弥撒后，人们将把基利纳尔宫的单人小室摆上家具。

伯爵先生，我不准备同您谈奥地利宫廷的看法，那不勒斯·马德里和都灵内阁的愿望。拉瓦尔公爵先生在他一八二三年写给我的信中，描绘了一些红衣主教的个性特征，其中有一部分正是现在的主教。我们将会看到五号(及附件)、三十四号、五十五号、七十号和八十二号文件。部里卷宗中也有从别的渠道收集了几份笔记。这些东西通常都是凭空想象的，可以看看，但不足为信。三样东西——女人的阴谋、大使的诡计和宫廷的权力不再造就教皇，他们也不再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和家庭特殊利益出发，这些个人和家庭想从教皇选举中寻找权位和金钱。

今天，教廷将有许多事要做：异端宗教派别的会议，欧洲社会的巩固加强等等。一个走进世纪精神并成为开明的一代的领路人的教皇，能够使罗马教廷年轻化。但这些观点是红衣主教团里那些老顽固怎么也不能接受的。已步入风烛残年的主教们形成了一个就要同他们一道消亡的选举优势。坐在罗马的双重废墟上，教皇们的样子像是受过死亡的力量打击。

那时，这些主教在否决塞维罗里主教后，选德拉·让加(莱昂十二世)担任教皇。他们认为他活不了多久，但他居然活得好好的。他们对这一错误估计深恶痛绝。莱昂十二世在修士中选拔、启用了一些有才能的人，这是这些主教埋怨他的另一件事情。在另一方面，已故的教皇在提拔修士们时，想要使修道院有一些规范，因此，大家并不感谢他做的好事。那些被人们抓起来的流浪修士，被逼着站在大街上喝酒以免他们在酒馆里动刀子。征税方面并不见得好转；教皇某些家人滥用权力；甚至教皇去世期间使得剧院、罗马商人丧失了大量的利润，这些抵消了人们对这位值得最为痛惜的君主的怀念。在西维塔——维克厦，人们曾企图烧毁两个曾接受过教皇恩惠的人的房子。

在众多的竞争者中，有四个人最为引人注目：布道首领卡佩拉里主教，帕卡主教，德·格里戈欧主教以及吉斯蒂尼亚尼主教。

卡佩拉里主教①是个博学、能干的人，但据说他大年轻了，当过修道士，对外事工作不了解，会被主教们否决。他是奥地利人，其宗教观点格外固执，狂热。但是，就是这个卡佩拉里，莱昂十二世在向他征求意见时，他对可以接受教士要求的国王的法令什么也没看出来；也是他，签订了罗马教廷与荷兰的和解协议，而这个协议主张授职给西班牙共和国的教士。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有着明智、随和、公道的心灵。我是从贝内蒂主教那里得知这些细节的。我于十三日(星期五)曾与他交谈过，这我在十五号的快件中已告诉过您了。

①卡佩拉里(Capellari)主教于一八三一年继庇护八世担任教皇，号格雷古瓦。

对外交团体，尤其是对法国大使来说，重要的是，罗马国务秘书是个平易近人且精通欧洲事务的人。从各方面来看，贝内蒂红衣主教是个对我们合适的部长。他由于强硬派和修会成员之间的事为我们受到过牵连，我们应该祝愿地被未来的教皇再次起用。我曾问过他，同上述四人中哪一位在一起，他最有机会重掌权力，他回答说是卡佩拉里。

帕卡主教和穗·格里戈里欧主教在上述信件的五号附件中已有过详实描述。但帕卡年迈体弱，并且像拉·索马里亚主教一样，已开始完全丧失记忆了。德·格里戈里欧将是个合适的教皇，尽管他属于强硬派之列却仍不乏温和，他赶走了耶稣会的人，这些人在这里和在法国一样，有同样多的对手和敌人。他是地道的那不勒斯人，他又一次被那不勒斯和阿尔巴尼主教否决了。阿尔巴尼主教是奥地利驻教皇选举会议高级事务的执行者。德·格里戈里欧主教是波伦亚的教皇特使，已有八十多岁高龄，且有病在身，有可能不会来罗马。

最后，吉斯蒂尼亚尼主教是罗马贵族的主教，奥德卡尔基主教是他的侄儿，他确实会获得相当多的选票。但另一方面，他很穷，他的亲戚也很穷，罗马担心贫困需要救助。

伯爵先生，您清楚吉斯蒂尼亚在西班牙任教廷大使时所干的那些坏事，而由于他在释放费迪南国王时给我带来的尴尬，我比别人更了解这些。在他现在所统管的利穆拉修遭院，他也并不表现得更为温和一点。他恢复了反对辱骂宗教者的圣路易法规，他不应是这个时代的教皇。此外，他是个博学的人，古希腊语和希伯莱语学者，数学家更适合从事办公室工作，而不是做交涉事务。我认为奥地利不会选他。

总之，人们的猜测通常是靠不住的。一个人当权之后，往往会变。强硬派德拉·让加主教就是温和的教皇莱昂十二世。也许在四个竞争者之外，会突然产生一个任何人都想不到的教皇，如卡斯蒂格里奥尼①主教，邦弗尼蒂主教，加勒菲主教，阿雷佐主教，冈贝里尼主教，甚至最年老也最受人尊敬的红衣主教团首领索马里亚老主教，尽管他已患老年幼稚化病，但说不定正因为如此他会得以进入此列。他甚至有几分希望，因为他是奥斯蒂的主教和亲王。他如果即位，将会引起一场万人空巷的大运动。

①卡斯蒂里奥尼(Castiglioni)，他是后来的主教当选者当时是弗拉斯卡蒂的主教。

大家猜度选举将会持续很久或很短暂的时间，不会有庇护七世死后的那种制度之争，教皇选举人的随员和反随员都不复存在了。这就使得选举更为容易了。但在另一方面，在获得一定票数的竞选人之间，会有一些个人之间的斗争。由于只需要三分之一的票数就可以当选，由于拉选票(但不应混同于排他)，候选人之间的摇摆不定将会持续并延长一段时间。

法国想不想行使它与奥地利、西班牙共享的否决权呢?奥地利在以前的教皇选举中通过阿尔巴尼主教的介入曾行使过这一权力反对塞维罗里。如果法国国王想行使这一权力，那么他将反对谁呢?是不是费斯兹主教(如果偶尔想到了他的话)?还是反对古斯蒂尼亚尼?他该遭受否决带来的打击吗?妨碍选举自由的人是不是总有点令人厌恶?

国王的政府打算把否决权交付给哪个主教行使呢?是不是让法国大使显得了解他的政府的秘密并显得准备在教皇选举使查理十世不快时对这次选举予以打击呢?总之，政府有没有偏爱的选择?它会支持这一位或那一位主教吗?当然，如果同一种族中的主教，也就是说，西班牙、那不勒斯，甚至皮埃蒙特想把他们得的票与法主教得的票合并在一起，如果我们可以组成一个王权政党，我们将会在教皇选举中取胜。但这一联合是个幻想，我们在各派红衣主教中，敌人远比朋友要多。

有人肯定匈牙利首席主教和米兰大主教会来参加选举。奥地利驻罗马大使吕佐韦伯爵对未来教皇应有的平易近人的性格大说好话，还是让我们等待维也纳的指令吧。

此外，我相信所有的大使在教皇选举时都将无所事事，我们在罗马毫无用处。而且我也看不出有任何利害关系加速或推迟选举进程(这是不在任何权力范围之内的事)。在意大利的外国主教参不参加选举，这或多或少应适应各国宫廷的尊严。但这对选举结果来说，其利害关系是微乎其微了。如果我们手头上有几百万来分发的话，还可能造就出一个教皇来。我只发现有这么一个办法，但这不是法国的习惯。

一八二三年九月十三日我给拉瓦尔公爵先生的秘密指令中，我对他说，我们要求将来荣登教皇宝座的应是一个以仁慈和美德闻名的高级修士，我们只希望他足够博学、机智、随和，能正确判断各国政治形势，而不会以无益的苛求将其置入对宗教和王权同样不利的无法摆脱的困境中。我们想要一个意大利强硬派中温和的成员，能够得到各政党的认可。从我们的利益考虑，我对他的要求是：不会利用我们教士中可能形成的分化来扰乱我们的教会事务。

我在一八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写的另一封秘密信中对新教皇德拉·让加生病时的情况对拉瓦尔公爵说过：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位教皇，他凭其随和、平易的态度，独立于其他权力之外，他的原则明智而温和，而且他能成为法国的朋友。

伯爵先生，今天，我作为大使，该不该继续执行，我作部长时作出这些指令呢?

这封信的内容包罗万象。我只能简单地告诉国王选举的进程和可能出现的事件，不再牵涉到计票和投票的变化。耶稣会的人支持的主教有：吉斯蒂尼亚尼、臭德卡尔基、佩迪西尼和贝塔佐里。

耶稣会的人基于各种原因和各种情况，他们反对的主要主教有：聚尔拉、德·格雷戈里欧、贝内蒂、加佩拉里和米卡拉。

有人认为，在五十八位主教中，会有四十八位或四十九位参加选举。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三票或三十四票将决定选举结果。

西班牙部长拉布哈多先生，一个孤独而感情含蓄的人，在其严肃的外表下，我隐约觉得他受其身份的束缚甚深，其宫廷的指令什么也没预见到。他是这样写信给查理陛下驻吕加的代办的。

很荣幸为您服务。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七日于罗马

又及：

有人说，邦弗尼蒂主教已有把握得十二票。如果他能成功的话，这一选择将是很不错的。他了解欧洲，在各种事务中，他表现出了杰出的能力和温和的态度。

教皇选举会

教皇选举就要开始了，我想粗略地描绘一下已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的教皇选举法。教皇从何而来?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他们是怎样选举出来的?

在自由、平等和共和将近奥古斯特时期彻底灭亡的时候，护民官总部在贝特莱昂诞生了。自由、平等和共和的全球伟大代表——基督，把十字架插在两个世界边界上，以后在他被钉在十字架而死之后，作为人类痛苦的象征、受害者和救世主，基督便将其权力移交给了他的第一使徒。从亚当到耶稣基督，是奴隶、奴隶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平等。而从耶稣基督到我的今天，是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的社会，是没有奴隶或者至少是没有奴隶制的社会。现代社会的历史，开始于十字架。

罗马主教彼德创立了教皇这一职位，独裁护民官也陆续由人民选出，大多数时候是在人民最卑贱的阶层中选出。教皇对民主、对纳扎雷特耶①稣创立的兄弟般新社会拥有暂时性权力。耶稣是制造犁铧和桎梏的工人，是视生母亲所生，是上帝和上帝之子，正如他的事迹所证实的一样。

①纳扎雷特(Nazareth)，耶稣诞生地。

教皇有责任报复和维护人权，作为人类公论的首脑，即使再柔弱，他们也有力量用一句话和一个想法将国王赶下宝座；他们只有一个头戴修士方巾、手持十字架的平民百姓作卫兵。教皇走在文明的前列，向社会的目标迈进。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服从于一个他们只闻其名的教士，就因为他是基本真理的化身。在欧洲，他代表着几乎已毁坏殆尽的政治独立；在哥特世界，他是民众自由的捍卫者。正如在现代社会，他成了科学、文学和艺术的重建者。人们穿着当乞丐的兄弟的衣服，参加了他的军队。

帝国和圣职之争是中世纪两种社会原则之争，权力和自由的斗争。教皇支持教皇派人，声明支持人民的政府；国王们则属于皇帝派人，推行贵族统治。这正好是希腊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当教皇站到国王一边，当他们也成了皇帝派的人时，他们便失去了其权力，因为他们脱离了自然的原则。相反，当政治自由直接回到人民手中时，教士的权力也就小了，因为人们用不着再由教土充当代言人了。

中世纪时，空着的宝座交给了第一个占领者；国王跪着哀求教皇的原谅。王国遭禁，一句有魔力的话便使国家完全被剥夺了宗教。被驱逐出教的君主们不但被有才能的人遗弃，而且众叛亲离；王子们就像麻风病人一样遭人回避，与普通人隔离，等待着他们那永久性家族的消失。他们吃过的食物，他们碰过的物品，就像弄脏了的东西一样，要扔到火里烧掉。这一切只是委派给宗教并由宗教行使民众主权的影响。

根据世界上最古老的选举法，教皇的权力从圣彼德转交至今天担任教皇职位的教士，从这个教士一个个往上数，可一直看到能接触基督的圣人。在教皇链上的第一个环上是上帝。主教由信徒大会选出。从泰尔蒂利昂①时代开始，罗马主教被称为主教中的主教。教士是人民的一部分，帮助选举。由于热情四溢它们破坏了最美好的制度和最具美德的性格，随着教皇的权力渐渐扩大，并企图进一步扩大。人类的竞争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异教徒的罗马，类似的混乱在选举护民官时也曾出现过：两个格拉舒人，一个被扔进了台伯河，另一个被一名奴隶在祭复仇女神的林子里刺死。三三六年达马斯教皇的任命更是引起了流血斗殴，有一百三十七人丧生于西西尼的大教堂，即今天的圣母大教堂。

①泰尔蒂利昂(Tevtullien，一五○—二二二)，拉丁作家。

我们看到圣格雷格瓦被教会、元老会和罗马人选为教皇的情形。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走近教皇宝座。莱昂四世在八四七年四月十二日晋升为教皇以反对撒拉逊人保卫罗马，他的圣职受任礼一直拖到他能充分证明自己有勇气时才进行。同样的事也在其他修士身上发生过。森普利修斯升至波尔日主教时，他还是个在俗徒。直到今天(这是人们所不知道的)，也许会选一个在俗教徒来当教皇，即使他已结婚。他的妻子也可以人教，和教皇一起接受各种宗教教义。

希腊和拉丁的君主们想抑制教皇选举的自由，有时甚至夺去这一自由。他们经常要求这一选举至少要得到他们的认可。后来路易——勒——德波奈尔的一纸勒令恢复了教皇选举最初的自由，这种自由根据当时的一项条约，经过教会和民众的一致同意后得以实现。

民众所要求或国王所授意的选举，它产生的危机迫使法律作出了某些改变。于是罗马有了被称为主教的神甫和六品修士。他们的名字来自是他们充当号角或服务于祭坛的某一角，主教一词派生于拉丁语中的中心人物。教皇尼古拉二世在一○五九年《罗马训谕》规定，只有主教才可以选举教皇，教士和民众只能接受选举的结果。一百二十年后，《拉特朗训谕》剥夺了教士和民众的认可权，使得有效选举要在主教大会上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

但是，这个训谕并未规定选举期限和形式，所以在选民中产生了很大的混乱，而且在修改法令时也找不出任何办法可以制止这种混乱。一二五八年，在克雷芒四世死后，聚集在维泰尔贝的主教们无法统一意见，教皇职位，空缺两年。最高行政长官和城里的民众只得将主教们关在宫内，甚至有人说是腾空这个宫殿以强迫他们最终作出选择。格雷古瓦十世最终得以当选。为了防止未来滥用权力，制定了教皇选举会议；这样他拥有了权力或者一部分权力；他调整了一些选举的内部措施，与现时相差无几：单间彼此隔开，公共的大间用来投票，窗户全从外面堵死，只留一扇拆去石膏封泥，以向内公布选举程序。一二七○年在里昂公布的教谕确认并改善了这些措施。这些规定的一个条款被废除了，这条文里规定：如果在选举期限超过三天以后，教皇还未选出，在此后的五天中主教们每餐只有一道菜；再往后就只有面包，葡萄酒和水，直至选出新教皇。

现在，选举期限不再受限，主教们也不再像孩子一样受节食的惩罚了。他们的饭食放在架子上的篮子里，从外面进来时，还有仆人伺候。在隐居主教饰以纹章的华丽马车旁，一名武士紧跟着马，披着甲，身上还挂着剑。车队进入选举区时，杀鸡剁肉，桔子摆满街道，瓶塞也已打开，生怕某个教皇不露脸。古时的习俗，有的稚气，有的滑稽，都有不完善的地方。酒席搞得很奢华吗?饿得慌的穷人看到餐车经过，会作出比较，议论纷纷；酒席搞得一般吗?那会产生另一个自然的缺陷：穷人会对此嘲笑不已，瞧不起罗马大红袍。最好是不要这些俗套子，这在现代风尚中已不复存在了。天主教正本清源了，塞勒和阿拉普的时代又回来了。当今基督应独立主持这些盛宴。

教皇选举中的阴谋士很著名的，有的甚至引起命案。我们在西方教会分立中看到，教皇与反教皇的人从罗马废墟的高墙上相互咒骂，互相开除出教。皮埃尔·德·吕纳一三○四年在阿维尼翁进行教皇选举重新搞教会分立后，这种现象似乎显得要消失了。亚历山大六世一四九二年用阴谋收买了二十二个主教的选票，这有损他的教皇名声。在他死后留下了吕克雷斯的回忆录。西克斯特五世在选举中只在需要有人支持时才搞阴谋，他当上教皇后，便不再需要支持了。我在罗马一个别墅中看到过他姐姐的画像，一幅贫苦女人的画像，这爱闹事的教皇，怀着平民的自负，很高兴叫人给他画的。他对他姐姐说过：“我们房子里首要的武器就是这些破布碎片。”

这还是某些君主向教廷发号施令的时代。菲力普二世把一些写有“陛下不希望某某当教皇，他希望某某取胜。”的纸片弄到选举场所。此后，选举中的诡计就只是一些没有闹出什么名堂的骚乱。不过，林佩隆和多萨却获得了亨利四世和教廷的和解，这倒是一件大事。杜佩隆大使馆明显逊于多萨的信件。在他们之前，杜贝莱预见到了亨利八世时的教会分立。在与教会分立之前，他从这位暴君那里获悉他将被送往教廷那里接受审判。在亨利八世的死刑判决发布时，他到了罗马。他争取到了一段时间派了一个信得过的人去了英国，只是因为路况不佳耽搁了回信。查理五世的拥护者们执行了死刑，亨利八世的传令者两天后才到达。一封信的延误推迟了欧洲政治形势的改变。英国信了新教。世界的命运并不见得就取决于比这更大的原因，在巴比伦，一只倒空了的杯子就使亚历山大从此销声匿迹。

雷斯主教在奥兰比亚①时代来到达罗马，她在伊诺桑十世死后的教皇选举中参加了飞骑兵(人们对十位独立的主教的称谓)。他们抬举只会作画的萨谢蒂②，目的是要选上亚历山大七世。“沉默生智”③，作为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并没有多大作为。

①奥兰比亚·邦费里(Olimpia Panfili，一五九四—一六五六)，她漂亮而野心勃勃，在其堂兄伊诺桑十世当教皇时，曾起了一定的政治作用。

②萨谢蒂(Sachetti)意大利作家(—三三○—一四○○)，有个美丽的脑袋，而不是智慧的脑袋。

③“沉默生智”(savio col silenzio)是说他什么也不说，而显得聪明，“飞骑兵”表面上支持萨谢蒂，目的是要选上亚历山大七世。

德·布罗斯主席讲述了他亲眼目睹了德，克雷芒十二世之死，看到了贝努瓦十四世当选，就像我看到莱昂十二世死在他那清贫的床上一样。摄政枢机主教敲了德·克雷芒十二世的前额二三下，根据惯例，他拿一个小锤，一边叫着“洛朗佐·科尔西尼”。“他根本就不回答我。”德·布罗斯补充说，“就这样，让您的女儿变成了哑巴①。”在那个时候，对待最严重的事情，人们往往拍拍死去的教皇的头，就像敲打智慧之门一样，一边喊着静静死去的人的名字，也许能启发证人玩笑之外的某些东西，这是从莫里哀那里学来的。如果克雷芒十二世从冥在深处问道：“你想拿我怎办?”第戎的轻率大法官该怎么说呢?

①英里哀《屈打成医生》中的台词。

德·布罗斯主席给他的朋友库图瓦寄了一张参加选举的主教名单，并在每个人的名字上写了一句表示“敬意”的话：

加达尼：虔诚，伪善，没有思想，没有爱好，可怜的修士；

阿卡维尼·达阿贡：外表高贵，体态微胖，思想像外表一样；

奥托博尼：没有道德，不讲信用，生活放荡，破产，其余爱好：艺术；

阿尔贝罗尼：火暴性子，焦虑，好动，受人鄙视，没有道德，不体面，没有思考力与判断力。据他说：红衣主教就是一个穿红衣服的人。

名单上其余的人，评价一样难听，他们的整个思想在这里都是厚颜无耻的。

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德·布罗斯去圣庞克拉斯和英国人吃晚饭，大家模拟教皇选举，阿塞韦德爵士取下假发代表主教长老，他们唱着《请众同祷》②曲，阿尔贝罗尼主教在一片欢呼声中通过投票当选。波旁王朝陆军统帅的新教徒士兵在圣彼德教堂任命马丁·路德为教皇。现在，既是罗马的祸患又是它的保护神的英国人对允许人们在百姓门外布道的这一宗教信仰曾表示了尊重。政府和习俗将不再容忍这一丑闻。

②神甫祈祷时的用语。

在选举中，如果某位主教被捕入狱，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自己和仆人在黑暗中一齐动手去挖新砌的墙，直到挖出—个小洞，夜间把绳子从那里穿出去，通过这个办法向里里外外传递消息。此外，观点可靠的德·雷斯主教讲述了他曾参加的教皇选举中的一些痛苦经历后，讲了几句很好的话：

“我们在那里(选举的地方)总是生活在一起，有着在国王内阁里一样的尊严和文明，有着亨利三世宫廷里一样的礼仪，有着圣职社社团里一样的亲切，有着初修院里一样的谦虚和至少在表面上可以说果及其团结的兄弟般的慈善。”

当我对这个长长的故事作完概述时，故事开始时的庄严和结尾时的近乎滑稽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以上帝之子的庄重伟大揭开序幕，但这伟大随着宗教偏离了它的初衷而不断缩小了，最后以亚当之子的渺小而告终。教皇逝世后，我们几乎再也感觉不到十字架最初的崇高了。教皇没有家，没有朋友，他的遗体放在床上，暗示着人类在福音社会里绝对是微不足道的。作为暂时的君主，会对死去的教皇致敬；作为人，他的尸体则被扔到教堂门口。那是罪人以苦行赎罪的地方。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

伯爵先生：

我不知道国王愿不愿派一个特使到罗马来。国王委派我驻任罗马教廷是否合适，如果第二种情况下，我将荣聿地请您注意到，我拨给德·拉瓦尔公爵先生的特别服务费。在一八二三年，这笔费用高达我还记得，四万至五万法郎。奥地利大使，达波尼伯爵先生，先是收到宫廷寄来的三万六千法郎第一笔费用，然后每月添补七千二百法郎作为选举期间的日常开支。还有一万法郎的礼品费和使馆花销费用。伯爵先生，我并非有意与奥地利大使比阔(像德·拉瓦尔公爵那样)，我既没有租车，又没有租马，也没有令罗马下等人称赞的仆役制服。法国国王是个大贵人，他有足够的钱来支付他的各位大使的排场，如果他愿意的话。借贷的慷慨，这是灾难。所以，我将坐着我那辆普通的马车，带着我的随从，简朴地去选举场所。剩下的问题是，国王有没有想过，在选举期间，我必须做一些交际应酬，而这些是我日常的薪水无力支付的。我不要求什么，仅仅把问题提出来，听候您和王室的裁决。

很荣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七日于罗马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

伯爵先生：

昨天我有幸出席了红衣主教团的会议并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①。发言稿的抄件，我事先已在本月十七日(星期二)发出的祝愿十七号快件中给您寄去了。人们怀着良好的满意心情听了我的发言。倍受尊敬的主教长老德拉·索马里亚以对国王陛下和对法国最深情的问候作为对我这一发言的回应。

①二月十八日的演讲是在所有主教到达之前作的，不要同三月十日的重要演讲搞混了。

一切都在上一封信中告诉您了，今天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要说了，除了比西主教昨天从贝内旺来了，大家还在等着阿尔巴尼主教、马西主教和奥皮佐尼主教的到来。

二十三日(星期一晚上)，红衣主教团各位成员将紧闭在基利纳尔宫里，等待外国主教的到来又要十天。此后，选举的庄严程序就要开始了。如果一开始就顺利的话，教皇在封斋期的头一个星期便可选出。

伯爵先生，我等待着国王的指示。我希望在德·蒙特贝洛先生到巴黎后，您已经给我寄封信过来。我急需收到一份特派大使的通知或有政府指令的。给我的新的任命图书。

五个法国的主教会不会来?从政治上讲，他们来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必要。我已写信给拉蒂尔主教①阁下，以便在他到来时为他效劳。

①拉蒂尔(Latil)，兰斯总大主教，曾为查理十世加冕。

我谨……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九日于罗马

又及：

附上德·芬夏伯爵给我写的信的抄件，我没给这位大使写回信，仅仅去跟他聊了几句。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昨天，教皇的葬礼终于结束了。纸做的金字塔和四支枝形大烛台确实很漂亮，因为是大尺寸的，一直伸到教堂的挑檐。《震怒之日曲》特别动人，是教皇唱诗班的一个不知名的人所作。我觉得此人是罗西尼之外的另一类天才。今天，我的悲伤已变成了快乐。我们为选举开幕而唱《未来的创造者》。然后，我们每晚去看选票有没有被烧掉，烟火是不是从某个特定的锅子里升出来的。当哪一天没有烟了，就说明教皇已经选出来了②，我会与您重逢。这就是我做的事的背景。英国国王的演说对法国极为傲慢无礼，莫雷的远征，是一次多么悲惨的远征啊!人们开始感受到了吗?吉耶米罗将军就此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让我觉得很好笑。他是不能这么给我写信的，因为他好像把我当作部长了。

②选票是单独烧毁的，而以前的是和麦秆一起烧毁的。

一八二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于罗马

又及：

死者长已矣：托罗尼亚病了两天，昨晚已离开人世。我看到他全身涂满颜料躺在灵床上，旁边放着一把剑。他出放典押货款，但这是什么样的典押啊!几件古董，一间满是灰尘的宫殿里，乱七八糟堆着几张油画，这可不是阿巴贡①堆放波伦亚诗琴②的商店：他的琴上缠着各种各样的琴弦。一张三脚蜥蜴的皮，一张四脚镶边的匈牙利床。

①阿巴贡，英里哀的《吝啬鬼》中的主人公，见第一幕第二场。

②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盛行的乐器。

在大街之上，只看到人们拉着一些穿着装尸衣的尸体一晃而过；我们坐在桌旁吃饭时，窗下也不时抬过一个死人。此外，一切都预示着春天的远去；人们开始分开；动身去那不勒斯；在圣周时节回来一趟；然后永远分散了。明年又会有另一批游客，另一些面孔，另外一种社会。走在废墟中，总想起一些伤心事；罗马人就像这座城市的碎片一样；世界在他们的脚下转过。我想象着这些人回到家里，在欧洲各地，年轻的姑娘们又回到迷雾中去了。如果她们中的某一个被带回意大利，三十年之后，这宫殿里的圣人故去之后，谁还会记得见到过她呢?圣彼德教堂和罗马竞技场，就是她认得出的全部。

二月二十五日

致波塔利斯伯爵

伯爵先生：

我的第一封信已于上月十四日晚上九点到了里昂。您十五日便可从电报上得知教皇逝世的消息了。今天已是三月三日了，我还没有收到指示或正式的回信。报上已透露了两三个主教动身的消息。我已写信给巴黎的德·拉蒂尔主教，将大使馆交给他使用。我刚刚又给他沿途各站写信，以再次提醒他我为他作的安排。

我很生气不得不告诉您，伯爵先生，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小阴谋想让我们的主教远离大使馆，想让他们住到那些人更易施加影响的地方去。就我而言，这与我毫不相关。我会尽职尽力为主教们效劳。如果他们问起一些应该让他们知道的事，我会尽我所知告诉他们。如果您要我向他们传达国王的命令，我也一定照办不误。但如果发生同国王政府的观点相对立的情况，如果人们发现他们行动与国王的大使不一致，如果他们所持的观点与我的截然相反，如果他们把选票投给某个没有分寸的人，如果他们内部分裂，那么，没有什么会比这后果更为糟糕了。为了对国王效忠，也许此时我提出辞职比将来出现此种混乱的场面要好些。奥地利和西班牙已有一种办法，使他们教士无法搞阴谋。在他们所有的主教和神甫中，只有宫廷大使作为罗马的行政长官和通信往来者，而大使此时有权让可能成为障碍的该国的教士离开罗马。

伯爵先生，我希望不会有什么分裂发生。主教先生们将接到正式命令服从于我及时从您那里得到的指令。我想知道他们中谁将在有必要时否决权以及这一否决权将会到哪些人的头上。

有必要保持警惕，最后的选票预示着一个政党的复苏①。这个党将百分之百地把选票投给德拉，玛英拉和佩迪西尼主教，形成人们所称的撒丁乱党。其他主教会害怕，他们会把所有的票投给奥皮佐尼这个坚强而又温和的主教。尽管奥地利人，也就是说米兰人，他在波伦亚顶住了奥地利。这总会是个绝妙的选择。一旦确定好选这个或是那个主教，法国主教的投票将决定这一选举。不管是对还是不对，这些主教是反对国王政府的目前的体系的，而且撒丁乱党指望他们。

①强硬派。

我谨……

(一八二九年三月三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您说的关于我挖掘废墟的事使我吃惊，我记不起我曾跟您描述得那样好。正像您所想象的那样，我非常忙，既无头绪又得不到指示，我不得不把一切揽在自己身上。不过，我想我可以向您保证，能选出一个明智而温和的教皇。上帝只想在波塔利斯先生的代理部长任期届满时教皇才能选得出来。

一八二九年三月三日于罗马

昨天，是行圣灰礼仪的星期三①，我独自一人跪在桑塔·克罗斯教堂里。这个教堂紧靠罗马城墙，在那不勒斯门附近。在这一片落寞中听那些修士们单调凄凉的歌声。我也曾想头顶方巾在这废墟中歌唱。这是怎样的地方啊!可以让追逐名利的心归于平静，可以看见人世间的一切虚浮!我不同您讲我的身体状况，这个问题很烦人。当我发病时②，有人告诉我，德·拉费隆内已痊愈。他骑马散步，他的康复被当地看作奇迹：上帝希望如此，希望他在代理期满后，能重坐部长宝座。对我来说，这能解决多少问题呀!

①圣灰(Cendres)：忏悔的象征。

②他患风湿病和头晕病。

三月四日

致波塔利斯伯爵

伯爵先生：

我已很荣幸地告诉您，法国主教们已陆续到齐。其中有三位，德·拉蒂尔先生、德·拉发尔先生和德·克鲁瓦先生给我面子住到我家。第一位已于十二日晚上(星期四)同伊佑阿尔主教去了选举地；后两位也于十三日(星期五)晚上去了。

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给他们讲了，我向他们通报了选举中多数派与少数派以及各政党的动机的重要消息，我们一致认为他们将投票支持我给您讲过的那几位主教：即加佩拉里、奥皮佐尼、邦弗尼蒂、聚尔拉、卡斯蒂里奥，以及帕卡和德·格雷戈西亚。他们将反对撒丁乱党的主教，即佩迪西尼、古斯蒂尼亚尼、加勒菲和克里斯塔尔蒂等人。

我希望大使们和主教们之间的融洽能产生最好的效果，至少，如果偏见和私利使我的希望落空的话，我也没有什么可自责的。

伯爵先生，我发现了从巴黎到罗马的一些可鄙而危险的阴谋，这是通过教廷大使朗布律施尼①先生的渠道而操纵的。这还不光是让人在选举中空读分成若干章节的给德·拉蒂尔主教先生的所谓秘密指令(还无耻地作了保证的)。参加选举的大多数人都极力反对类似的阴谋诡计，他们希望能写信给教廷大使，要他断绝跟这些制造不和的人的一切关系。这些人扰乱法国的同时，终将使天主教变得众人憎恨的东西。伯爵先生，我收集到了一些真实可靠的新情况，在任命教皇后就给您寄去。这比所有的信件都要好。孰友孰敌，国王将会一目了然，政府任命也可以以这些事实为基础采取行动。

①朗布律施尼(Lambruschini)，教廷，驻巴黎的大使。

您在十四号快件中告诉我，教皇大使想以莱昂十二世之死为由，在法国再次进行越权行动。我当外交部长时，在庇护七世死后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所幸的是，我们总会有办法对付这些公开的攻击。但要躲过暗中策划的阴谋，自然要困难得多。

陪同我们的主教参加选举的随员看来是些很有头脑的人：唯一的教士、您给我讲过的库德兰就是这些顽固而目光短浅的人中的一个，他们滴水不入，连自己是干什么的都搞不清楚，您知道，他是个修士，却发号施令，他甚至有授职的权力。这些是不符合我们的民法和政治法令的。

本周末大概可以选出教皇了。不过，如果法国主教的参与不起首要作用的话，那就难于给选举定个期限了。新的分化组合也许会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为了结束选举，也许会找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当选，如旦迪尼这样的人。

伯爵先生，我过去从来不曾处于这样的困境；不管是在伦敦当大使，或是在西班牙战争期间担任部长，还是当贵族院的议员，甚至当反对派的领袖，都没有什么使我像现在担任这样的职务面对各种阴谋诡计使我担心焦虑过。我得有个隐身之法，把自己关在牢里，四周看守森严才行。我既没钱给人家，又不能向人家许诺一官半职。五十来个老人过时的热情并未使我感到丝毫的惊讶。我得与某些人的愚蠢作斗争，还得同另一些人的世纪无知作斗争；同这些人的盲目狂热作斗争；同那些人的诡计伪善作斗争。在一切野心、利害关系、政治仇恨中，我被一堵堵的墙隔开了，被包含着那么多分裂因素的大会中的神秘隔开着。每时每刻情况都在变化，每过一刻钟都会收到一些互相矛盾的报告，这使我更加困惑，无所适从。

伯爵先生，我跟您讲这些困难，并不是为了表明我的能耐，而是为了在选举中万一选出来的是一个违背其保证、不合我们意的教皇时，能为自己找到托辞。在庇护七世逝世时，宗教问题还没能煽动舆论，但这些问题现在却和政治搅和到了一块，宗教领袖选举从未来得这么不合时宜。

有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三月十五日，星期四

致雷卡米耶夫人

巴伐利亚国王身着礼服来看我，我们谈到了您。这个头戴皇冠的希腊国君看来很清楚面临的是什么，并明白人们不能停留在过去的岁月中。星期四晚上他在我家进餐，不希望有其他人来参加。

另外，我们面临着许多大事：要选举教皇，这当选的教皇会是谁呢?天主教教徒会摆脱束缚吗?东方的一场新的战争，哪一方会获胜?我们能否从中渔利?谁来管理我们的事务?有没有一个天才的头脑能够预见到法国在这中间能干些什么，又能根据情况获得一些什么?我坚信人们在巴黎不仅没有想到这些，在客厅和卧室之间，在娱乐和法令之间，在普遍的欢乐和各内阁的担忧之间，人们为欧洲的操心毫无用处。只有我，远离家乡，有时间来空想并关注我的周围。昨天，我迎着风暴在蒂沃利古老的路上散步，到了罗马古老的铺石路上，路面保存得如此完好，以致让人觉得是新铺上去的一样。在我踏上这些石头之前奥拉斯①曾经在这些石头上走过，但他在哪儿呢?

①奥拉斯(Horace，公元前六十五年—八年)，拉丁诗人。

(一八二九年三月十七日于罗马)

卡波尼侯爵

卡波尼侯爵从佛罗伦萨来，给我带来了几封他在巴黎的朋友的几封推荐信。我于一八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回了其中的一封①。内容如下：

①也许是科尔特里亚·德·卡斯泰拉内的信。

我收到了您两封信，我的帮忙没什么了不起，但我愿意为您效劳。我不了解卡波尼侯爵的过去，我可以告诉您，他还很英俊，顶住了岁月的消耗。您的第一封信对崇高的穆罕默德苏丹，对驯服了的野蛮人，对棍打成士兵的奴隶充满了热情，我没有回信。女人们，对同时要娶几百个女人的男人们充满着敬仰之情，让她们把这个当作文明和开化的进步吧。这，我可以想象得到。但我更喜欢贫穷的希腊人，我希望他们自由就像希望法国的自由一样。我也希望国界线覆盖巴黎，保证我们的安全和独立，但决不是通过君士坦丁堡的尖桩刑，维也纳的棍棒刑和伦敦的拳击刑这三种刑罚的结合来得到莱茵河左岸的地区。十分感谢这件荣耀皮大衣，我们能从所向无敌的信徒首领那里获得。这位首领仍然没有从他的宫殿郊区走出来。但我宁要这种不加任何修饰的荣誉，它像个美丽的女人，菲迪亚斯②不会给她套上土耳其睡裙的。

②菲迪亚斯(Plinidias)，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雕刻家。

致雷卡米耶夫人

好!我有理由反驳您了!昨天，在等待选出一个教皇时，在两次投票空隙中，我抽空去了圣奥吕佛一趟。在隐修院的内院确有两棵桔树，可没有橡树。我对自己的好记性感到自豪。我几乎是闭着眼睛奔向覆盖着您那位朋友①的石头。我喜欢这块石碑甚于人们即将给他建立的坟墓：多么美好的孤独!多么可叹的景色!安息在多米尼坎修士和万西的莱奥那尔②的壁画中间长眠，该是多么惬意啊!我将来也想去那里，从前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过。人们让您进了修道院吗?在一个长长的走廊里，您有没有看见莱奥那尔·德·万西的圣母像?那颗一半已模糊但仍然很迷人的头您见到了吗?在图书馆，您有没有看过勒·塔斯的面具、枯萎的月桂形皇冠、他用过的一面镜子、他的墨水瓶、他的笔和他亲手所写、贴在他的雕像下端挂着的木板上的一封书信?在这封被涂掉了但仍很容易辨认的小字体的信中，他谈到了友谊和财风。财风几乎从未向他刮来，而友谊他也常常缺乏。

①勒·塔斯(Le Tasse)是雷卡米耶喜爱的一位诗人，他死在奥吕佛，并葬在那里。

②莱奥纳尔(L'esnaid de Vinci，一四五二—一五一九)意大利画家、雕刻家，生在佛罗伦萨附近的万西。

教皇还未选出，我们时刻都在等着他。但如果决定推迟，如果障碍从各个方面冒了出来，这可不是我的错。本应多听听我的话，而不要总做与我们意愿相反的事。此外，我觉得目前所有的人都想同我和平相处，德·克莱蒙——托内尔主教刚刚亲自给我来信，求我像以前一样好地待他。除此以外，他还登门造访我家，我决心要把选票投给最温和的教皇。

您已看到了我的第二次演讲的稿子③，谢谢凯拉蒂④对第一个讲演稿的客气的评价，我希望他看到另一个后会更高兴。我们俩都在为恢复基督教的自由而努力，终有一天，我们会成功的。您对卡斯蒂里奥尼主教⑤给我的回信有什么感想?在选举期间，我是不是很受褒扬?在受您宠爱的日子里，您可没有讲得更好。

③三月十日的讲演，极为大胆。

④凯拉蒂(Keratry)，菲尼斯太尔省的使节，布列塔尼自由主义者，夏多布里昂的朋友。

⑤卡斯蒂里奥尼(Castiglioni)，后来的庇护八世，他的回信充满了颂扬之词，但对作者演讲的内容有所保留。

如果我相信罗马的传闻，我们明天就会有个新教皇。但我心灰意冷，我不相信会有这种幸运。您一定知道，这种幸运不是政治上的幸运，不是胜利后的快乐，而是获得自由和与您重聚的幸福。当我跟您讲了那么多关于教皇选举的事以后，我也像一些人一样有了个固定的想法，并认为世界只受这种想法的支配。然而，在巴黎有谁会想到教皇的选举、有谁会为教皇、为我的艰苦操心呢?法国式的轻率、眼前的利益、议会里的争论、勃勃的野心，有其他事要干。当德·拉瓦尔公爵也在来信中谈到对选举的担心和对西班牙战争的忧虑时，我回信对他说：“啊!上帝!正是这样呢!”今天，波塔利斯先生该让我受同样的惩罚。不过，那个时候的事与现在确实不一样，宗教思想从未像现在在整个欧洲这样与政治思想混在一起过，争论不在那里，教皇的任命不像在那个时候一样，不能扰乱或平息这些国家。

自从收到那封告诉我德·拉弗隆内先生已延长休假和动身来罗马的信以来，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但我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蒂埃里先生从伊埃尔给我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他说他要死了，但他希望能在科学院得到一个碑位并请我为他写碑文，我会做到。我的挖掘不断得到一些石棺，死亡只能提供它所有的东西。普森纪念碑有进展，将会是一个典雅精致的纪念碑。您不会知道，为了找适于雕刻的浅浮雕，甚至动用了阿尔卡蒂的牧人图①。

①《阿尔卡蒂的牧人图》是普森的一幅画。

一八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到我家下榻的克莱蒙——托内尔主教今天已去参加选举了。这个世纪是奇迹的世纪。我身边有拉内元帅的儿子和掌玺大臣的孙子，立宪党的先生们和《日报》的记者先生们在我这里共进晚餐。真是做人真诚的好处，我让他们每个人想他们所想要的，只要人们让我有同样的自由。我只努力让我的观点能拥有大多数人，因为我自认为这比别的理由更为充分。就因为这份诚恳，我使得最有分歧的看法也能倾向于与我接近。我给他们避难权，在我家里，别人不能来抓他们。

三月二十八日

致德·布拉卡公爵①先生

①布拉卡(Blacas)，驻那不勒斯大使。

我非常抱歉，公爵先生，因为我信中的一句话引起了您的担忧。我并没有抱怨一个有思想有精神的人(菲斯卡尔多先生②)。他对我说过一些外交的。我们这些大使，我们说过别的东西吗?至于您给我谈到的那位主教，法国政府并没有特别点某人的名，它完全信任我给它提过的一切。七八个温和或平和的主教，看来同样吸引了各个宫廷的愿望，他们是我们希望看到聚集票数的候选人。但如果我们不打算给大多数，强加一个选择，我们会尽力想办法排除三四个狂热无能而又爱耍阴谋的主教。他们是少数派的候选人。

②菲斯卡尔多(Fuscsldo)，那不勒斯驻罗马大使。

公爵先生，我无法让人把这封信带给您，只得把它通过邮局寄给您了，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只涉及您和我不能大声谈论的东西。

有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

德·蒙特贝洛先生到了，给我带来了您和贝尔坦先生以及维勒曼先生的信。我的挖掘进展顺利。我发现了一些空石棺，我可以从中选择一个留给自己，而我的骨灰将不致赶走那些已随风而逝的亡灵。无主的坟墓显示出一种复活的气氛，但实际上只表明了一种更深刻的死亡。这不是生活，而是虚无使坟墓冷冷清清。

为了写完我的小小日记，我将给您讲讲我前天在风暴中爬上圣彼德教堂的球形塔。您一定想象不到，在天空中，在这个米开朗琪罗的圆屋顶的四周，在这个基督教堂之上，横扫古罗马的大风是什么样的。

一八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

胜利了!我们有了一个教皇。我曾将他的名字列入我的名单：他就是卡斯蒂里奥主教，是我在一八二三年任部长时支持去当教皇的那位主教，他在一八二九年最后的这次教皇选举时，曾高度赞扬过我。卡斯蒂里奥温和而且忠于法国，这是一个完全的胜利。选举团在解散之前，吩咐写信给巴黎教廷大使，要他代向国王表达红衣主教团对我所作的一切十分满意。

我已发快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巴黎。罗纳省省长是空中联系的中介人，他就是德·布罗斯伯爵的儿子小德·布罗斯。这个来罗马的轻捷旅游者，我在给您写信时收集到的摘录中经常提到他。携带这封信给您的这位信使还带着给波塔利斯先生的快件。

我的身体没有连续两天是好的，这使我极为烦躁，因为在我生病期间，我对什么都没有心情。不过，我还是耐心等待着巴黎对任命新教皇一事的反应。人们说些什么，人们做些什么，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最有可能的，我将告假。我在报上看到了立宪党人对我的讲演引发的争论，他们指责《消息报》没有刊登出来，而罗马三月二十二号的《消息报》却刊登了(争论发生在二十四号至二十五号)。这不是挺奇怪的吗?看来很明显，有两种版本，罗马一种，而巴黎的是另一种。可怜的人啊!我想到了另一家报社的失算，它曾断言选举团对这一发言极不满意。但当它看到已成为教皇的卡斯蒂里奥主教对我的赞扬时，又会怎样说呢?

什么时候我才能不再向您诉苦呢?什么时候，只要回忆完我的生活经历，我的生命也就来日无多了，就像这本回忆录的最后一页一样?我需要这样，我实在是累了。岁月的重压不断增加，我的头脑能感觉出来。我喜欢把它叫做风湿病，然而它却无法根治。只有一句支撑着我，我重说一遍：不久见。

三月三十一日晚上

我忘了告诉您，菲舍主教在这次选举中表现极佳。他和我们的主教一起投的票。我下定决心请他吃饭，他给我写了一张很有分寸的便条，谢绝了。

四月三日

致波塔利斯伯爵的信

伯爵先生：

正如我有幸在三月三十一日晚从驿站发往里昂的第一封信中告诉过您的一样，阿尔巴尼主教已被任命为国务秘书①。这位新部长既不受撒丁乱党欢迎，也不受大多数红衣主教的欢迎，甚至连奥地利也不喜欢他。因为他粗暴，反耶稣会的，待人态度生硬，尤其他是意大利人。他富得流油，却吝啬得要命。阿尔巴尼与各种图谋和投机有牵连。昨天，我第一次去拜访他，他一见到我就大声说道：“我是头猪(他确实脏得很)!您会看到，我不会是敌人。”伯爵先生，我只是向您转述了他的首批言论。我回答说，我根本没有把他看作敌人，他却又说道：“对你们这些人，需要的是水而不是火。我不了解你们的国家吗?我没有在法国生活过吗?(他说起法语来，像个地道的法国人)你们会满意的，你们的主人也一样。国王身体好吗?早上好，我们一起去圣彼德吧!”

①阿尔巴尼(Albani)的当选使夏多布里昂大为失望，并使卡斯蒂里奥尼主教当选为教皇带来的欢乐也大打折扣。阿尔巴尼是奥地利的代理人。夏托布里昂曾经想过，一旦他当选了，法国将对他行使否决权。

那时是早上八点，我见到了教皇陛下，所有罗马城里的人都跑去看那次盛典。

阿尔巴尼主教是一个机灵的人，个性虚伪，但脾气直率，他的粗暴胜过狡诈。我们只需捧他并满足他的吝啬刃性便可以利用他。

庇护八世知识渊博，尤其是在神学方面。他能讲法语，只是在流利与典雅方面稍逊于莱昂十二世。他的右半身得过偏瘫症·易患痉挛。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使他痊愈的。他将在四月五日(下个星期天)耶稣受难日受冕。

伯爵先生，现在把我留在罗马的主要使命已经完成，如果您能代我向国王陛下请几个月假，我将感激不尽。我在把国王给庇护八世的回信交给教皇后才能休息。有人会致函教皇他，向他宣告，他在圣彼德教堂升迁主教座的事。请允许我再次为我的两位使馆秘书，贝洛克先生和德·吉雷先生恳求您的宽怒。

阿尔巴尼在选举中的阴谋和他获得的甚至是多数派中的支持者使我担心会对教皇陛下产生意想不到的攻击。看来，我不能让自己受到突然袭击，让奥地利代理人在法国大使眼皮底下夺取教皇职位，所以，趁德·克莱蒙——托内尔主教到来之际，我要他负责这封信中本要我来负责的一切大事。所幸他还没有到要用这封信的地步，他把信还给了我，我荣幸地将信寄给你。

我谨……

一八二九年四月二日于罗马

致德·克莱蒙——托内尔主教大人的信

主教大人：

由于无法与您那些紧闭在蒙特——卡瓦洛宫内的法国主教先生们沟通，由于要更好地为国王、为国家利益效劳不得不预先作好一切准备，由于知道在教皇选举中发生过许多意想不到的任命事宜，我十分抱歉，但我不得不委托您大人一项可能的否决权。

尽管阿尔巴尼主教一开始并未显示出有任何机遇，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在长期的斗争中，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他是教皇选举中奥地利指令的负责主教，德·吕佐韦伯爵在其发言中已正式指明了他这一身份。然而，让一个公开隶属于王权的主教当教皇是绝对不可以的，即使隶属于法国也同样不行。

因此，大人，我委托您根据法国国王驻教皇大使之权力之所及，并由我负全责，请投票否决阿尔巴尼主教。如果或者是偶然的原因，或者是暗中施了权术，他获得了多数选票的话。

专此布达。

一八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于罗马

这封由一个没有正式授权的大使委托给一个主教的否决信，从外交上来看是很冒失的。这里面有些东西使所有政府公职人员会害怕得躲在家中不敢出来，使所有各部门首脑、高级官吏和外交事务的刀笔吏不知就里。但由于部长对此一无所知，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可能要发生的情况，我不得不替他想到。试想一下吧，如果阿尔巴尼万一被选上了教皇，我将会怎么样?作为政治家，我将永远完蛋。

我想到这点，并不是为了维护我作为政治家的那点声誉而担忧，而是为了未来的那一代作家：那时候他们听到我的这件偶然事件的片言只语，或许会为我昭雪写白而有损于他们的职业，就像王太子做了傻事，总是鞭打其侍从以示惩戒一样。但是，在将解职信一事归功于我时，也不能过于称赞我的大胆预见。因为在一时的老外交思想上看来骇人听闻的事，在今天的社会秩序中却是不值一谈的。我的大胆一方面来自我对一切不幸的无动于衷，另一方面来自我对时下的观念仍了解。今天的世界，为教皇的任命、王权的竞争和教皇选举的内部阴谋不用花费一文钱。

给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快件(机密)

伯爵先生：

有幸于今天给您寄去这份我跟您说起过的重要文件，这根本不是教皇选举的正式的秘密新闻，而是根据意大利原文逐字逐句译过来的东西。我只是省去了那些过细而可以得知其出处的内容。这些绝无仅有的新消息，即使只透露了那些极微小的事件，其价值也比得上数个人的命运、自由、甚至生命。更为可叹的是，这些内幕并不是有关利害关系或腐败的现象，而是关系到信赖法国的荣誉。所以，伯爵先生，这件东西，在枢密院会议上念过之后，要绝对保密。因为，尽管我小心谨慎地隐去了真名实姓，删去了一些直截明了的事件，但文章本身所说已足够能危及作者的名誉了。我加上了一段评论，以帮助理解全文。教皇政府用一本登记本，每天甚至是每时每刻记下他们的决定，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果我们能从中挖掘出教皇最初几个世纪的事情来，这是怎样的一个历史宝库啊!这为现在的时代打开了半扇大门。通过我给您寄去的材料，国王可以看到一些我们闻所未闻的选举内幕，可以了解到罗马宫廷最秘密的感情，陛下的部长们，也用不着在黑暗中摸索。

我在日志上所做的评论舍弃了我的其他思索，剩下的只是向您数以我崇高的敬意以及我荣幸地……

一八二九年四月二日于罗马

这封密信中所提到的那份珍贵资料的意大利原文，我已亲眼见到它在罗马被焚烧掉了。寄给外交部的译文我也没有留下任何副本，我只留下了一份我自己对译文做的评论文章和批语的抄件。但我建议部长对文件要做到绝对保密的那份谨慎使得我在这里也得把那篇评论文章毁掉，因为，尽管这一评论掩饰得很隐秘，但由于与之相关的资料不多，这种隐秘仍可能给罗马人留下蛛丝马迹。不过，在这个永恒的都市，记恨是很长久的，也许在五十年后，还能使作者的某个侄孙为这些神秘隐情而受打击。所以，我将满足于对评论中与法国事务直接有关的部分作个简要的介绍。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那不勒斯宫廷是怎样欺骗德·布拉卡的，或者说，宫廷本身是怎样受骗上当的。因为，在宫廷对我说那不勒斯的主教们将和我们一起投票的时候，这些主教却与少数派或撒丁乱党联合在一起了。

主教少数派猜想法国主教的投票将影响到我们政府的形式，这怎么可能呢?看来有人猜测到了他们接受的神秘指令，而这些神秘指令有利于一个狂热教皇的当选。

教廷大使唐布律斯希尼主教在选举中肯定地说德·拉蒂尔主教了解国主的秘密：乱党的一切努力无非是为了让人相信查理十世与政府不和。

三月十三日，德·拉蒂尔主教声称有一个纯粹信仰方面的声明要告之教皇选举团。他被带到了四个主教面前，他的这一秘密忏悔是在赦罪院大主教的监督之下进行。其他法国主教不知道这种忏悔的方式，阿尔巴尼主教试图弄清楚却徒劳一场。这事很重要却又令人好奇。

少数派总共有紧密团结的十六票。少数派的主教被称作“十字架之父”，他们在门上放了一个圣安德烈的十字架，表明坚信他们作出的选择，他们不愿同任何人讨论。多数派表现出理智的感情和不干预外国政治的决心。

由选举团公证人拟定的会议纪要值得一提，纪要里说：“庇护八世，结论中说，决定任命阿尔巴尼主教为国务秘书，以使维也纳政府也同样满意。”教皇在两个王权中分享到了一小部分权力，他自称为法国教皇，并给了奥地利一个国务秘书。

致雷卡米耶夫人

就在今天，我请了整选举团的成员吃晚饭。明天我将接待女大公海伦①。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二，将有一个庆祝选举闭幕的舞会。然后，我就准备去看您了。想想吧，我是多么的迫不及待啊。在我给您写信时，我还不知道我从驿站发出的宣布教皇死讯的信件的情况，可新教皇已经加冕了，莱昂十二世已被人遗忘了。我和新国务秘书阿尔巴尼一起重新开始工作，一切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不知道您在巴黎甚至也知道已有了一个新教!教皇的赐福庆典多好啊!先是远处的萨比娜，接着是罗马荒凉的村庄，然后是罗马，最后是圣彼德广场，所有的人都跪在一个老人的脚下：教皇是祝福其子民的唯一君主。

①海伦(Helene)，沙皇的嫂子，她当时二十一岁。

正写到这里，从热那亚来的一份邮件送来了一封从巴黎发往土伦的快件，这快件是从巴黎发往土伦的，是给我的回信，告诉我四月四日上午十一点巴黎收到了我从罗马发往土伦告知卡斯蒂里奥尼被任命为新教皇的消息的。国王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

快件传递之快真惊人：我的快件是三月三十一日晚上八时发出的，而我四月八日晚上八点便收到了巴黎的回信。

一八二九年四月八日于罗马

今天是四月十一日，一个星期后，就是复活节了。两个星期后；我就有假期可以去看望您了!一切的不快因为有这一期望而烟消云散了：我已不再惆怅，不再想部长们了，也不再想政治了。明天，圣周就要开始了，我会想起您对我讲的一切，可惜您现在不在这里，要不可以同我一道听听那美妙的痛苦之音!我们可以一起去荒无人烟的罗马农村散散步!现在，那里已是绿草青青，花开遍地了。一切废墟似乎随着新春的到来而变得年轻了：我只是去其中凑凑热闹罢了。

一八二九年四月十一日

参加完耶稣苦难纪念三日大日课和听完《上帝怜我》这首曲子，我走出西卡斯汀教堂。我想起您曾同我讲起过这种宗教仪式，因此，我当时十分感动。

日光渐渐淡了下去，夜色慢慢笼罩着小教堂的壁画，仅仅只能看清米开朗琪罗画上的几处粗线条的轮廓了。蜡烛一根根熄灭了，散发出一团团薄薄的白烟，这种生活中的自然景象，就像《圣经》中描绘的薄薄的雾气一样。主教们跪着，新教皇伏在祭坛前，几天前我还在那里见过他的前任。忏悔和祈祷之声令人赞叹不已；随后在寂静的夜色中不时响起对那位先知者的哀号。人们感到被一个为洗净人间罪恶而垂死的上帝的一种巨大的神秘感所征服。七座小丘上立着天主教继承人的雕像和所有的纪念物。然而，并不是那些强大的教皇，也不是那些为君主们的优先权争论不休的主教，而是一位可怜的，没有家庭，没有后台的瘫痪教皇，一些默默无闻的宗教王子，宣布了一个使现代社会开他的强权的灭亡。艺术上的杰作亦随之而去，在几近被遗弃的梵蒂冈宫的墙上和拱顶上，壁画已模糊得无法辨认了。一些与宗教无关又好奇的外国人经过这里时也参加了这一庆典，他们取代了忠实信徒社团。双重的悲伤笼罩我的心。基督教的罗马在追忆耶稣基督之死的同时，看来也在庆祝自己的死亡，要对新的耶路撒冷重复热雷米①曾对旧耶路撒冷预言的那些话了。罗马为忘掉一切、蔑视一切而后死去，这仍不失为一件好事。

①热雷米(Jeremie)，《圣经》上的先知者。

圣周星期三，四月十五日

致波塔利斯伯爵的信

伯爵先生：

事情的进展正如我荣幸地和您猜测的一样，新教皇的一言一行都完全符合莱昂十二世的和平政策。庇护八世与其前任相比甚至还稍胜一筹，他更坦率地表达了他对法国一八一四年宪章的看法。他并不害怕提到这个词，并且还建议法国人追随这种精神。教廷大使在提及我们的有关事务时，他只收到了只介入他们自己事务的指令。对荷兰协议来讲，一切已经解决，而且塞尔伯爵下个月就要离职了。

阿尔巴尼主教处境艰难，不得不拿他当替罪羊：他告诉我他表示忠于法国宣言，大大伤害了无法掩饰自己情绪的奥地利大使。在宗教方面，我们对阿尔巴尼主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阿尔巴尼自己不怎么信教，他不会因为自己的狂热或他的君主的温和观点而铤而走险，给我们制造混乱。

至于政治关系方面，今天并不是一个警察手腕或一封密码信件就可以避开意大利让人占领公使馆的，或者让奥地利驻军以任何借口留驻安科纳的。那样就意味着搅乱欧洲和对法国宣战：然而我们不再是一八一四年、一八一五年、一八一六年了，也不是一八一七年了，大家不会愿意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看到不受惩罚的狂妄、贪婪的野心得逞的。看来，阿尔巴尼主教接受了梅泰尼王子①的年金；他是德·穆戴纳②公爵的亲戚，他声称要把他的巨额财产留给这位公爵；他同那位王子策划了一个反对撒丁王位继承人的小阴谋。这一切果然属实；在这些专制、隐秘的政府背后通过密件派遣军队的这个时代，所有这些都会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今天通过公开的政府、新闻和言论的自由，通过快报和各种快捷的通讯，通过社会各阶层广泛的知识，人们往往隐匿在骗术和旧的外交手腕之中。然而，对一个奥地利的代办、罗马国务秘书的不足之处不应该视而不见；一些记录材料(如那些与意大利皇权有关的东西)，不能把它们放在阿尔巴尼主教的手中。

①梅泰尼王子(Mettecnich，一七七三—一八五九)奥地利，国务活动家。

②德·穆戴纳(Modene)是个专制主义者。

还没有人能识破这种任命的秘密，世人讨厌它，甚至连意大利内阁也是这样。这与外国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有关吗?可以肯定的是阿尔巴尼主教在当时给圣文提前支付了罗马政府所需要的二十万皮阿斯特③，也有一些人认为，是一个奥地利银行家贷的款。红衣主教马希上星期六对我说，教皇陛下不想重新起用贝内蒂主教，然而他愿意赐给贝内蒂一个重要的职位。教皇找不到其他的解决办法，只好让波伦亚公使的职务空缺。这种悲惨的困境常常促成了一些最重要的解决办法的形成。如果马希主教的说法是真的，那么庇护八世为了取悦法国和奥地利王室，他所说的和所作的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借此在私下里来掩盖自己的虚弱而已。此外，人们目前完全不相信阿尔巴尼任职久长。一旦他与大使们建立关系，困难便接踵而至。

③旧货币单位。

至于意大利目前的形势，伯爵先生，必须仔细读读从那不勒斯或其他地方给您送去的东西。极其不幸的是，西西里岛政府陷入了极度受蔑视的境地。宫廷贵族生活在卫队的保护之下，但他们仍觉得心惊胆颤，总是被恐惧的幽灵纠缠着。他们让人看的只有耗费巨大的打猎和绞刑。这一切使王权在这个国家越来越丢面子。人们把群众的不满。本世纪的产物——新旧社会的斗争，旧制度的衰败和青年一代蓬勃发展之间的斗争，称为阴谋活动。总归，孰是孰非，有比较才能鉴别。我们不能不承认：富强、自由、幸福的法国，这种宏伟的景象照亮了那些处于或已沦为被奴役地位的国民的眼睛，在他们中间产生了遗憾或孕育了希望。代议制政府与绝对君主专制的混合不会持续很久；这一种或那一种必然消失，政府得重新回到与欧洲哥特式时代平等的水平上来。边境的海关从今以后不能隔断奴隶的自由，一个人不会因为一条小溪的一边有着神圣而美好的声誉自己被吊死在同一条小溪的另一边的。在这种意义上，伯爵先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在意大利是有密谋的，而在这种意义上，意大利是法国的。当它享受到一些权利——它的聪明觉察到的和时间的逐步推移给它带来了的这些权利的那一天，它会平静下来，成为纯粹的意大利。那不过是几个可怜的烧炭党党徒引起的全国起义：那几个人是被警署的不正当行为所激发而被毫不怜惜地吊死的。有人用一些事情的真实情况却给各级政府提供最虚假的主意。有人阻止政府做他们为自己的安全应该做的事，并且总把长期的和普遍的原由所起的作用看作一小撮雅各宾派的特别图谋。

伯爵先生，这就是意大利的真实情况。它的各个邦除了智者的共同的工作以外，都受某种地方性弊病的折磨：皮埃蒙地区丢给了一狂热的派别；米兰地区遭奥地利人蚕食；糟糕的财政管理使圣父统治区遭到破产；税收上升到了将近五千万，而留给产业主的收入不到百分之一；海关几乎收不到利税；走私猖獗；穆戴纳王子在他的公爵领地(一切流弊泛滥的地方)建立了一些违禁品商店，他是晚上把违禁品运进波伦亚公使馆的。

伯爵先生，我曾跟您提到过的那不勒斯，在那里，政府的软弱只是由于民众的怯懦才得以解救。

是军事才能的欠缺延长了意大利末日的来临。波拿巴没有来得及在马里于斯和恺撒的国家复活这种才能。优闲的生活方式和怡人的气候还使南部意大利人丧失了争取更加美好生活的愿望。领土区划上产生的对立增加了内部运动的困难，但是如果某种来自外部的推动力或者如果某个阿尔卓斯山这边的王子答应给他的臣民一部宪章，那么革命就会爆发，因为这场革命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所幸的是我们，经验教育了我们，人民减少了那些曾经猖獗一时的犯罪和不聿。

伯爵先生，我曾向您请过假，大概我会很快得到答复吧：这也许对我很有用。在离开意大利之际，我认为应该让您看一些全面性的材料，以确定枢密院的指导思想，以便警惕那些头脑狭隘的人或者盲目激动的人打的报告。

很荣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四月十六日

致波塔利斯伯爵

伯爵先生：

法国的红衣主教们急于知道他们开支和在罗马期间共有多少钱。他们曾多次请我给您写信问问这些。因此我不得不请您尽早把国王的决定告诉我。

伯爵先生，谈谈与我有关的事吧。当您想拨给我三万法郎的补助款时，当时您想到没有哪个红衣主教住在我的家里。事实是：德·克莱蒙——托内尔先生和他的随从在这里住下了，有两个教皇选举人的随员，一名教会的秘书，一名非教会的秘书，一名随身男仆，两个仆人，一个法国厨子，最后还有一个罗马管家，一个司仪，三个跟班，一个车夫，所有意大利红衣主教所应拥有的人。还有不能走动的图卢兹大主教先生①，他不能上桌用餐。还得有两三个仆人轮流照料来这里的常客和朋友们的马车和马匹。我这个受人尊敬的客人肯定不会支付这些开销的：人将去，记忆留给我。我不仅得付钱给厨师、洗衣女工、马车老板等人，而且还有那两个来治大主教的腿的两个外科医生、给教皇做白色和红色拖鞋的鞋匠、缝制大衣、长袍和领巾。主教和他的教士们的全套打扮的裁缝得付钱。

①因为他扭伤了腿。

除上述这些开销，伯爵先生，我在教皇选举会的前前后后以及选举会期间所花的演出费用也得开销。另外，女大公海伦，保尔·德·乌尔唐贝尔亲王②和德·巴伐利亚国王的到来，开销有所增加。这样，您肯定会发现您拨给我的三万法郎已经远远不够花了。大使到任的头一年花费是很大的，拨给这个机构的补助费用入不敷出。这样，一个外交官差不多得花三年时间才能找到偿还先前欠下的债务和使得收支平衡的办法。我知道外交预算很紧缺，如果我自己有些财产的话，我就不会去打扰您了。我向您保证，令我不快的是，我自己也不得不涉及这些经费开销问题。

②保尔·德·乌尔唐贝尔(Paul de Wurtemberg)，女大公爵的父亲。

公爵先生，请接受我的……

一八二九年四月十六日于罗马

在梅迪西别墅为女大公海伦举行的宴会

我曾在伦敦、巴黎举行过舞会、晚会，虽然我有另一种孤独感，但是克服这些新的孤独感没有太多的困难。我没有料到罗马的宴会会是这种样子：它们是古诗中描绘的某些东西，把死亡置于快乐的一旁。梅迪西别墅的花园早已披上了盛装，在那里，我接待了女大公海伦。这里的四周景色如画，一边是博尔盖兹别墅和拉斐尔大厦，另一边是德·蒙特——马里奥别墅和台伯河两岸的山丘。向下看去，整个罗马像被遗弃的一只鹰巢。在小树林里，来自阿尔卑斯省、佛罗伦萨、米兰的美人儿与波拉、科尔内里的后裔紧紧挨在一块儿，而海伦女大公就像是他们的王后。突然，一阵北风从山上吹下来，撕破了宴会的帐篷，卷走了破布和花饰，留给我们这样一种景象：在这段时间里把这一切像是从河岸上扫光了一样。大使馆很沮丧；我呢，看一阵风把我一天的心血和一时的快乐一下子吹走了，我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嘲弄般的快意。麻烦一下子解决了：我们在优雅的宫殿里进早餐而不是在露天里了。和谐的号角声与双簧管音乐在风中荡漾，就像是我的美国森林里的低声细语。人们在狂风中玩乐，妇女们的面纱拍打着她们的面颊和头发，乐声在风中继续着，演奏者朝天吹奏，气球飞起来掠过那位北方女子的头顶，这一切给这些活动增添了新意，而我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大风大浪似乎已融人到这中间来了。

对于每个忘记自己大把年纪的人，对于曾向世界和暴风雨追求过这种幻想的人，这是怎样一种幻境啊!我都还依稀记得我的垂暮之秋，在我的宴会上，我看到置身于花海音乐和分枝吊灯之中的青春少女从我面前走过，可以说她们像天鹅一样游向阳光明媚的环境。她们会有什么样的消遣?她们中的一些人在寻找她们已经爱过的东西，而另一些人在寻找她们还不曾爱过的。在道路的尽头，她们将跌人那儿一直打开着的坟墓里、旧石棺里；旧石棺被用作水悬在柱廊上的喷泉的水池，迷人而轻飘的水沫将大量倾泻在她们身上。这群美女连同那些钻石、花朵和羽毛饰在不断重复、渐渐减弱的罗西尼①的音乐声中飘去。这种旋律是我在佛罗里达大草原听到的微风的叹息?是我在雅典娜埃尔谢泰神殿听到的呻吟?是远处大洋上北风的呜咽在抚慰我?我的精灵是不是像几个意大利名人那样被隐匿起来了?不是。我的山林女仙还单独留在牧场柳树林里，我同她在那里的孔布尔乔林的另一边交谈。对于那些伴着我的行程即将结束时的步伐相联系的社会嬉戏，我深感陌生。然而，在这种仙境之中，却有一种陶醉涌上心头。只有当我到圣彼得教堂前寂静的广场上或荒凉的竞技场清醒自己的头脑时，我才会从中解脱。当大地上那些细微的景色都消失了，我才感觉到我年轻时那些原有的忧愁与大自然景色的突然变化毫无二致。

①罗西尼(Rossini，一七九二—一八六八)，意大利作曲家。

我同波拿巴一家的关系

我今天在这里记录了作为大使，我同波拿巴一家的关系，以便澄清王朝复辟时期不断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

法国没有为皇室成员的放逐单独做什么，它只是按照军队力量强加的严厉要求去做的。发起这场放逐的是那些同盟国。外交协定，正式条约宣布了放逐波拿巴一家，规定了他们定居的地方，不允许与国中任何一国的部长或大使单独向拿破仑的亲属发放护照，一个签证得有另外四国的部长或大使签字。拿破仑的血统是多么令同盟国感到恐慌!即使他的血已不再在他自己的血管里流淌。

感谢上帝，我对这些措施还从未屈服过。在一八二三年，虽然已有了这些条文，在我作为外交部长个人负责的情况下，我给当时在布鲁塞尔的苏尔维里耶伯爵夫人①就发了一本护照，好让她去巴黎照料一个生病的亲属。我曾数十次要求撤消这些惩罚条文，我也曾数十次对路易十八说过，我想见他的警卫队队长、德·雷兹塔德公爵，想看到拿破仑的雕像重新放回旺多姆圆柱上。作为部长，作为大使，我为拿破仑一家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工作。就这样，我充分理解了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自由与光荣并存。作为驻罗马的大使，我授权我的秘书和随员在德·圣勒公爵夫人②家里出进，我打破了一些自己也深遭不幸的法国人之间日益上升的离间状态。我曾写信给费舍主教先生，邀请他参加到聚集在我家里的主教队伍中来；我向他证实了有人以为应采取一些政治方面的措施给我带来的痛苦；我使他回忆起他在罗马教廷任职时我曾是他的秘书的那段时光；我请这位前任大使赏脸参加他当大使时他的原任秘书的宴会，我收到了他一封庄重、谨慎、深谋远虑的回信：

①朱丽·克拉里(Julie Clary)，约瑟夫·波拿巴的妻子，后称为苏尔维里耶伯爵夫人。

②奥尔腾斯(Hortense)王后，约瑟芬的女儿，她嫁给了以前是荷兰国王，后来是圣勒伯爵的路易·波拿巴。

费舍主教很感谢德·夏多布里昂先生的盛情邀请，但鉴于他重返罗马后的处境，使得他不得不离开上流社会，去过一种脱离社会、与家庭格格不入的生活。后来的情形表明这样的决定对他的安逸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但眼前的舒适不能免去未来的烦恼，他只得丝毫不改变他的生活方式。费舍红衣主教清德·夏托布里昂先生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他的感·激，虽然他常想去拜访阁下，但终因困顿，难以成行。

顺致时安。

费舍主教

一八二九年四月四日于法尔科尼里宫

这封短信中的那句话：“但眼前的舒适不能免去未来的烦恼”，影射了德·布拉卡先生发出的威胁：如果费舍主教在法国大使馆露面，就下令把他从楼梯上扔下去。德·布拉卡先生遗忘得太多，他并不总是大贵人。我呢，我是什么人，我能是什么人，现在我应该是什么人，这不断让我回忆起过去，我的为人同里昂这位大主教很不一样，他和我之间过去存在的不和使得我在到达罗马后更加注意礼节，尤其是，我处在胜利者一方，而他却处在失败者的地位。

在他那方面，热罗姆王子让我有幸进行调解并随信寄了一份他写给红衣主教、国务秘书的诉状。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对这个大度的、看到他(热罗姆王子)出生的法国，对这个拥有他全部的爱并为之服务了二千年的法国，流放在当初和在后果上都是相当可怕的；而今法国想通过允许它的每一届政府滥用它的微妙地位只能加剧它的局势的恶化。

热罗姆·德·蒙福尔①坚信法国政府的诚意和它崇高的代表性，毫不犹豫地想到会还他公道的。

①热罗姆·德·蒙福尔(Jerome de Montfort)，拿破仑最小的弟弟在流放期间的名字。

顺致敬意。

热罗姆

我就这份诉状，向国务秘书贝内蒂主教写了一封密信。信的结尾是这样的：

《热罗姆·德·蒙福尔亲王》推断的缘由，对这封信的署名人来说，显得是建立在法律与道义上的，他不能拒绝向申诉人提供帮助，他坚信法国政府终将看到采取多疑的措施只能在政治上使得法律过于严厉。

在这种情况下，本人将不惜一切代价以获得国务秘书红衣主教阁下的有力支持。

夏多布里昂

与此同时，我也写了一封回信给热罗姆王子。信的内容如下：

驻罗马教廷的法国大使有幸收到了热罗姆·德·蒙福尔王子寄给他的信。他对给予他的信任向王子表示谢意，他将在教皇陛下的国务秘书面前对殿下提出的合理要求当做己任给以大力支持。

曾经被逐出他的祖国的夏多布里昂子爵将格外高兴能减轻那些还处于政治法令打击之下的法国人的苦难。拿破仑被放逐的弟弟，写信给一个以前曾被拿破仑亲自从流放名单中划去的流亡贵族，这是命运游戏之一是罗马毁灭的见证人。

德·夏多布里昂有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五月九日于罗马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

在四月三十日的信中，我曾很荣幸地告诉过您，我已收到了您的第二十五号急件。教皇四月二十九日中午单独接见了我，看来教皇陛下的身体很健康。他让我坐在他的前面，并留我呆到近五点一刻。在我之前，奥地利大使向他递交了图书。

离开梵蒂冈教皇陛下的办公室，我去到了国务秘书家，跟他坦诚地讨论了一个问题。我对他说：“好吧，您看报纸上是怎样评论您的吧!您是奥地利人，您讨厌法国，您想对它使坏。我应该相信这些吗?”他耸了耸肩，回答我说：“你们的报纸很使我发笑。如果您不肯信服的话，我的话也不能使您信服的。那就考验我吧。您将看到，我是不是不喜欢法国，我会不会按照您以您国王的名义向我提出的那些要求去做的!”伯爵先生，我相信阿尔巴尼主教是诚恳的。在宗教上，他有一种极深的冷漠；他不是神甫，他甚至想脱离教会，想去结婚；他不喜欢耶稣会的人，他们的流言使他厌烦；他好吃懒做，喜欢各种娱乐消遣；主教训谕和主教的信件使他烦恼了这种厌烦对这些训谕和主教信件的作者极为不利。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想平静而快乐地死去。

很荣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五月四日于罗马

庇护七世

我常去蒙特—卡瓦洛①，那里花园的凄凉使得罗马的乡村更加荒凉，那是在台伯河上游的右岸从罗马所看到的景色。那里的园艺工人是我的朋友。几条小径通向怕内泰里；一家可怜的乳晶商店立在那里；居住在大鸟笼或动物园似的房子里的居民就像当前的教皇一样贫穷而温和。从低向上望去是一色的基利纳尔的围墙上的平台；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可以看到一些妇女在不同的楼层的窗口前干活：街区偏僻、寂静，有些妇女在刺绣，有的在梳头。我对上一届教皇选举的主教小屋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当人们建造圣彼得教堂时，当人们向拉斐尔订购作品时，当国王前来吻教皇的白拖鞋时，在现任罗马教皇的教廷里有些事是值得注意的。我很乐意去参观格雷古瓦七世、西克斯特五世式的住所，就像我在巴比伦寻找关狮子的凹坑一样；但是一些漆黑的洞穴里住着的是一群被遗弃的默默无闻的老者，这给我的印象就像是古罗马的那些骨灰存放处②——如今骨灰已空，一族死者消失了。

①蒙特—卡瓦洛(Monte-Cavallo)，广场，当时教皇的夏宫基利纳尔设有那里。

②存放骨灰瓮的壁龛。

接着，我很快走过这些一半已毁坏的小室，来到宫殿大厅里漫步。在那儿，一切都向我讲述一直追溯到西雅纳·科罗纳③、诺加勒和波尼发斯八世时期发生的事件。

③一三○三年，在阿加尼，波尼发斯八世教皇遭到科罗纳的鞭挞和诺加勒的扣留；在这里，夏多布里昂联想到了庇护七世被拿破仑绑架一事。

我在罗马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旅行同回忆庇护七世的事联系在一起了。在谈到博蒙夫人和波拿巴夫人时，我讲述了庇护七世的故事。我的这两次旅行是我的纪念碑拱顶上的穹隅的雏形了。我的那种对老朋友的忠诚怀念给了我现在的朋友以信任吧：对我来说，什么也不会留到我的坟墓里去；我认识的一切都活在我的身边：据印第安人的教义；死神接近我们时，它不能摧毁我们，它只是让我们变得无影无踪。

一八二九年三月十日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

伯爵先生：

通过德格朗热和弗朗盖维尔先生，我终于收到了您的第二十五号快件。由不善外交的某个办事员起草的这份讨厌的快件，并不是我在教皇选举期间有幸为国王效劳之后所期待的；尤其是，他们本应该想到与自己打过交道的人。对贝洛克①先生一句客气的话也没有；他很少收到文件，关于我为他提的要求，信上什么答复也没有；对于阿尔巴尼红衣主教的任命作了无谓的评论，在教皇选举会上任命什么人，任何人都无法预料得到，对这次选举我还不断地寄去了许多说明材料，在我的第三十四号快件中——现在您一定已经收到了——我还向您提出了一个摆脱这位主教的简单办法，如果他给法国造成巨大的恐慌的话②，在您收到那封信时那个办法已经执行了一半。明天，我将向教皇陛下告辞，根据您第二十四号文件的指示，我把大使的

①贝洛克(Bellocq)，驻罗马大使馆的一等秘书。

②反对阿尔巴尼任命的办法是：召回夏多布里昂自己。事务托付给贝洛克先生，让他当代办，我将动身去巴黎。

致礼。

一八二九年五月七日于罗马

这封短信用词严厉，我同波塔利斯先生突然中断了联系。

致雷卡米耶夫人

我的出发日期定在十六日。来自维也纳的几封信今天上午收到了。信中说德·拉瓦尔先生拒绝当外交部长，此事当真?他如果坚持拒绝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只有天知道。我希望一切都在我到达巴黎之前决定下来。我似乎觉得一切都陷入了停顿状态，我们不能随便说话了。

您认为我和德·拉瓦尔先生会合得来，我对此表示怀疑。我的生性和任何人都合不来。我的本性最平和，可这些人总要无所顾忌地同我争吵。当我有机会进入内阁时，那些快件对我没有赞扬和恭维话；当职位被人夺走或者被认为被人夺走时，他们在措词最粗同时也是最愚蠢的快件里干巴巴地告诉我德·拉瓦尔先生的任职一事。但是，不管你是在这种职位还是另一种职位，要变得如此平庸或如此傲慢，也还得注意你是在跟谁说话。最近，在我寄给德·波塔利斯先生的回信中，我告诉了他。他没有看信就署了名，这看来是可能的，就像卡尔诺随便就签署了上百份执行死刑案件一样。

一八二九年五月十四日

高视阔步

伟大的洛皮塔尔的—个朋友——掌玺大臣奥利维埃，在他十六世纪无视诚实的语言中，把法国人比做无尾猴：它们爬到树颠，不断地向上爬到它们不能到达的高枝，在那里展视它们本应隐藏的东西。从一七八九年至今在法国所发生的一切证明这种比喻是正确的：每个人都是掌玺大臣的猴子，都在攀登生活，以向行人毫无廉耻地展示他们的虚弱而告终。在这里，在我的信件结束之际，我想自吹地说了：此时，聚集在这里的大人物指出，不宣布自己的不朽，便是欺骗。

在外交档案中，你读过在这一时期与最重要的事件有关的外交函件吗?——没有。

至少，你见过印刷成册的公函，你知道杜·贝莱、多萨、杜·佩隆和让南总统之间的协议，你了解维尔鲁瓦的国家回忆录，苏利的王室经济；你读过黎希留红衣主教的回忆录，马扎兰的大量信，威斯特法伦协议与明斯特和平有关的文件文章，你看过吗?你了解巴利庸关于英国事务的信件吗?西班牙王位继任协议对于您来说并不陌生；你还没有忘掉于尔森太太①的名字吧；浮现在你眼前的是舒尔泽尔家族的协议吧；你知道西梅内、奥利瓦勒斯同蓬巴尔、于格、格罗蒂于斯就海上的自由给两个奥克桑斯蒂埃的信吧；维特首相与于格的次子皮埃尔·格罗蒂于斯之间的协议你也不知吧。总之，大概是各种外交文集吸引了你的目光，是不是?不是。

这样说来，这些通过熬夜刻苦写出来的不朽著作，你什么也没有读过?那么，读一读吧。当这些做完以后，来读我的《西班牙战争》。因为它的胜利会使你腻烦，尽管我把它列人了政治家的第一篇章。把我的普鲁士、英国、罗马的信件放在我指定的那些信件旁边。说句良心话吧，它们中的哪一封最令你厌烦?说吧，是不是我的工作与我先辈的工作不是完全相同的?是不是在那些小事与实际事物的协调方面在我这方面同过去的部长们和已故的大使方面不那么明显?

①于尔森(Ursins，一六四二—一七二二)，她在菲力浦五世的宫廷中对西班牙的政策起过重大作用。

首先，你会注意到我眼观六路；我关心雷斯希——帕夏①和布拉卡先生；我在抵御来犯者捍卫我的特权和我的驻罗马大使的权利；我很狡黠、虚假(这才是高尚的品质!)、乖戾，以致德·芬夏尔②先生在一种模棱两可的形势下给我写信，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他，但是我很机敏地去拜访了他，没让他说我的坏话，他也得到了满足。在我与贝内蒂和阿尔巴尼主教这两个国务秘书的交谈中，没有一句不谨慎的话可以让人家挑剔，达到了滴水不漏的地步。我考虑到了最小的细节，我重新建立了在罗马的法国事务原则，可以让它在我设计的基础之上继续存在。我以鹰的眼光发现罗马教廷和勒瓦尔、布拉卡大使之间签订的特利尼达·迪蒙条约是一种骗局，两方之间没有哪一方有权利那样做。后来升为高级外交官时，我自己负责解除了一位红衣主教的职务，因为一位外交部长暗示我，他将让我看到任命一个奥地利人当教皇。我弄到了一本关于教皇选举的秘密日志，没有哪一个大使获得过它。我日复一日地把选举名单寄回国内。我不能不关心波拿巴一家；我没有失望，用优惠待遇使菲舍红衣主教辞去了他在里昂的大主教职务。如果某个烧炭党党徒抖乱，我了解它，我能或多或少断定谋反的真实意图；如果某个天主教教士策划阴谋，我也了解它，我会挫败想让法国大使馆的红衣主教离开的计划。后来，我发现了红衣主教拉蒂尔在赦罪院设下的一个重要秘密。你满足了吗?那里有人知道他的职业吗?那么，你瞧着。我把这种外交需要草草地写了下来，随便哪个大使来了，就不用我给他出主意了。正像一个下诺曼底的农民傻瓜一边牧羊一边做齐膝短裤：我的绵羊终归是我的。

①雷斯希——帕夏(Reschid-Pacha)，苏丹外交部长。

②德·芬夏尔(Funchal)，葡萄牙大使代理人。

现在有另一种观点：如果把我的官方信件同前辈们的信件做个比较，人们就会发现，在我的信件里，我把公共事务放在个人事务同等的位置上；我的这个世纪的思想性格是在人类精神更高层次的地区形成的。这点尤其体现在我同波利塔斯先生谈意大利形势的快件中。在那封快件里，我指出了内阁的错误，它把只是文明发展的东西看作特殊的阴谋。《东方战争回忆录》同样阐明了出自共同道路的政治命令的真实性。我曾同两个教皇谈到过内阁阴谋以外的其他事情：我迫使他们谈到了宗教、自由和世界未来的命运。我在教皇选举会上的讲演有同样的性质。我敢于向老人们说，前进，把宗教放在社会前进的首位。

读者们，请等一等，为了以后达到目的，让我以哲学家柏拉图让他的思想在他周围飞奔的方式结束我的这番夸夸其谈吧。我成了老西德拉克①了，年龄使我的道路得以延长。我继续说下去，我的时间还长着呢。当今的好些个作家看不起他们的文学才能而去追求政治才能，认为后者大大胜过前者。谢谢上帝，逆反心理主宰了我，我不大看重政治，原因就是在这种纸牌游戏②中我是幸运。要想在事业上成为上等人，要获得这些才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只在于失去它们。我毫不忌讳地承认自己在实际事务中有这种才能，对于阻碍我全面成功的障碍我没抱任何幻想。这种障碍不是来自诗兴，而是出自我对一切事物的漠不关心。因为有这种缺点，在现实生活中，要什么事都实现是不可能的。

①西德拉克(Sidrac)，唱诗班中的人物。

②十五—十六世纪法国雇佣的德国步兵传入法国的一种纸牌游戏。

我认为冷漠是政治家的一种品质，但有些政治家没有良心。必须懂得用冷漠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件，就像吞咽希腊马尔瓦西葡萄酒一样忍气吞声，对待别人要把道德，正义，痛苦化作虚无，只要在革命中善于找到个人的位置便行。因为，对于这些卓越的人物，偶然的事件，好的或坏的，都能给他们带来某些东西，但必须按照宝座、棺材、誓言、凌辱一一兑现，灾难和凌辱的价目由米奥耐①一一标出。对于这种古代奖章学，我并不内行。不幸的是，我的无忧无虑增加了，我不再为自己而只为事实激动了。对于圣保罗隐修教士来说，藐视世界来自他的宗教信仰；对我来说，蔑视社会来自我对政治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使得我在活动范围内很高傲；如果对我个人的傻劲更细心的话，我就知道让其丢丑，同时也知道为其掩饰。我这样做也是枉然；只会留下一个忠诚的傻瓜，天生的傻瓜，不会加任何修饰，不懂得爬，也不懂得拿。

①米奥耐(Mionnet)，即努米斯马特(Numismate，一七七○—一八四二)。

谈到安蒂利，他好像描绘了我的性格的一方面。他②说，“我从来不曾有过任何一种野心，因为我已经受够了，再也不能忍受那种束缚了：那种束缚把上帝给我的爱好压抑住了，它本来可以为国家做出一番伟大而光荣的事业的，也可以获得人民的赞赏的，而且我不可能用它为自己谋取私利。我仅仅是为了一个行使其统治、只想拥有不朽业绩的国王。”在这种情况下，我不适合当今的国王。

②摘自安托万·阿尔诺尔·德·安蒂利(Antoine Arnauld d’Andilly，一六六—一六九八)主教的《回忆录》。安蒂利是大主教阿尔诺的侄儿。

既然我手把手把你领到了我的业绩的一些最不为人知的领域，我让你感受到了我的信件中那些罕有的东西，像我们学院里的一个老是夸耀他的声望、教别人羡慕他的同事一样，现在我也跟您说说我在这里夸夸其谈，我的用意是什么：我要保护那些搞文学的人，让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干他们能够干的事情；我反对那些搞外交坐柜台和坐办公室的人。

这些人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高一等，其实最普通的人也比他们强。当我们懂的东西那么多的时候，像那些讲究实际的先生们一样，至少我们不应该说出那些愚蠢的话来。你说到的东西，你就应该去重新认识那些东西：古代的、中世纪的、英国现代的大多数作家，当他们热衷于从政时，都成了大政治家。阿尔菲爱里①在拒绝接受使馆任职时说道：“我不曾想告喻他们，他们的外交和他们的书函在我看来，确实也是，不如我的甚至其他人的悲剧重要；但是要使这种人重操旧业也难；他们不能也不应该改变。”

①阿尔菲爱里(Alfiefi，一七四九—一八○三)，意大利作家。

在法国有谁比奥拉斯的继承人洛皮塔尔、比那位精明的大使多萨、比那位专横任性的黎希留更具文学性?黎希留不满足于口授有争议的协议，不满足于撰写回忆录和虚构的故事，他不断地创造出一些富于戏剧性的主题，与马勒维尔和波瓦斯托贝尔一起写些歪诗，并辛勤汗水创立了法兰西学院和传教土守则。是不是因为他是个平庸的作家才成了大部长?问题或多或少不在于才华，而在于对墨水和纸张有激情。德·朗皮勒先生②比起那位主教来，为了夺取帕尔那斯文学奖，没有显得那么热情，也没有付出那么多的代价，但他的悲剧《米拉梅》的上演却花了他两万埃居①!如果在一个同时是政治的又是文学的人物里面，诗人的平庸造成了政治家的优势，应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政治家的软弱是诗人的力量造成的，然而文学的天才扼杀了索隆同西莫尼德一样哀歌诗人的才干吗?德·佩里克勒把雄辩术用于诗歌，他用雄辩术征服了雅典人；德·蒂西迪德和德·德莫斯泰纳在写作和演讲方面拥有那么高的声誉，他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战争和集会上吗?塞诺分一面想着他的《西诺佩迪》，一面使一万官兵退出阵地，天才摧毁了他的才干吗?两个西皮翁，一个成了勒利于斯的朋友，另一个是泰朗斯②协会的会员。德·西塞隆，这位文学之王，被称为当时的国文。最后，德·塞扎尔，他是语法学、天文学、宗教学、文学学的作者；德·塞扎尔是德·阿尔奇洛克讽刺诗的竞争者，是德，索福克尔悲剧的竞争者，是德·德莫斯泰纳雄辩口才的竞争者，难道他的评论集反映了历史学家的绝望吗?

②这是年轻诗人达米(Damis)自己取的别号，《皮隆的作诗狂》中的主人公。

①法国古币，一埃居约合五法郎。

②泰朗斯(Terence，公元前一九○—一五九)，著名喜剧拉丁语诗人。

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文学才能——显然是所有一切才能之中第一位的，它把一切别的才能排除在外，在这个国家里它仍将会是取得政治成就的障碍：事实上，高智商有什么用处?法国的傻子，特殊的人，普通的国民不会给法国的格罗蒂斯们、弗雷德里克们、巴孔们、托马·莫吕斯们、斯庞塞尔们、法尔克朗们、克拉朗东们、波兰布罗克们、伯克们和坎宁们任何东西。

我们的虚荣心，从来不承认即使有天赋的人有两种才能，有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做好普通事情的能力。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傻瓜们则会大叫道：“您坠人了五里雾中了!”他们庆幸自己身处社会底层，执意那么思考。这些可怜的嫉妒人的人，由于他们忍受着无名的痛苦，对别人的勋劳总是反感。把维吉尔·拉阜·拉马丁打发回他们的诗歌中。但是，那些高人一等的老爷们，应该把你们打发到什么地方?发配到忘记：他们好像在离你们住宅二十步远的地方等着你们，而那些诗人的二十首诗却把他们永远载入史册。

在罗马的法国人

法国第一次入侵罗马是在督政府时期，那是可耻的、掠夺式的入侵。第二次是在帝国时期，这也是极不公正的。但是，一旦侵略过后，秩序便恢复了。

共和国向罗马提出，要停战，必须交出二千二百万法郎，要占领安科纳城堡，交出由法国专门人员一百油画、雕像和一百幅原稿，尤其要布律蒂斯和马克一奥雷尔的半身雕像。在当时的法国有那么多的人叫布律蒂斯，他们想拥有的，很简单，只是一种对他们的被推定的父辈的一种虔诚的想象!但是，马克——奥雷尔又是谁的父辈呢?阿蒂拉为了离开罗马，只要一定数量的胡椒和丝绸：我们这个时代真是个用书画赎买的时代!一些不修边幅、穷困潦倒的大艺术家经常把他们的作品留给那些不了解他们而又忘恩负义的城市做赎金。

帝国时期的法国人需要修膳那些共和时期法国人在罗马毁坏的地方；他们还应该为一个法国王子①率领的一支军队掠夺罗马的所作所为赎罪；该由波拿巴来收拾那些废墟了，而另一个波拿巴②却看到了这些废墟的形成和扩大，他还描绘了当时的骚乱。法国行政当局关于清理弗罗姆广场的计划是拉斐尔给莱昂十世的提议。这个计划使得朱屁特神殿的三根柱子出土了，重现了协和神殿的柱廊，发现了神圣之路的路面，拆除了拥挤不堪的和平大殿的新的建筑物，清除了盖在竞技场上面的泥土，清除了竞技场上的杂物，重新建了七八个提图斯的澡堂。

①一五二七年，波帝王朝军队的统帅。

②即雅克·波拿巴。

另外，特拉让的弗罗姆广场已被勘探出来；维修了潘提翁神殿、蒂奥克勒蒂安公共浴池、皮蒂西泰贵族神殿。除罗马之外，维修法勒里墙和塞西利阿——梅泰拉墓地的资金已经下拨。

现代建筑物的维修工作也作了安排：墙外圣保罗教堂已经不存在了，可望重建它的屋顶；圣阿涅和桑——马尔蒂诺埃——蒙蒂教堂得到加固，让它们能抵御时日的损害。圣彼德教堂的屋顶和路面一部分已得到了重修；米开朗琪罗图屋顶装上了避雷针，使其免遭雷击。城东和城西各划出了一块地作公墓之用；东边的那块地在圣洛朗修道院旁边，已经收拾好了。

基利纳尔宫内的寒酸相被罗马斑岩和大理石的豪华所覆盖：因为被指定为皇宫之后，拿破仑住进去之前，想除掉被绑架囚禁在枫丹白露的教皇留下的痕迹。当局本打算拆除位于卡庇托尔与蒙特一卡瓦洛之间的一部分街道，以便让这位凯旋者能踏上一条宽敞的大道通向他的皇宫的，终因枝节横生，结果事与愿违。

在这些中断的计划中，有一项是修筑从小河堤到大河堤的一系列码头：这些河堤本应修建好的，但中途停了；另外在圣昂热城堡和吕斯蒂居西广场间的四个小岛上的房屋已部分地买下了，本应被诉掉的，可是也停了。如果这些工程不停下来，一条宽大的林荫道就通到了圣彼穗广场，我们则可以从圣昂热城堡的脚下看到圣彼德广场。

法国人到处闲逛。我在开罗看到一大片四方形的土地，里面种着棕树，咖啡馆环绕四周，这些咖啡馆都是借用巴黎咖啡馆的名字：在罗马，我们的同胞创造了硒西奥这个名词；我们是从斜坡登上那儿的。有一天，在下坡时，我看到一辆马车里坐着一个还算年轻的女子：看到她那金黄色的头发，身材粗短，长得不算漂亮的样子，我还以为她是威斯伐利亚的白种人，一个肥胖的外国女子，可她是吉克西奥利夫人：她怀念着拜伦勋爵，然而梳妆打扮一点都不少，但这有什么关系?这个拉威纳①的女儿(而且，她的那位诗人在打定主意死的时候，已十分困乏了。)在缪斯的引导下，也会去躺在埃利塞公墓那儿的，那样，那里就要增加一个神灵了。

①拉威纳(Lavenne)，意大利城市，濒阿德里亚海。

人民广场的西边大概是一块布满工地和商店的地方，从河道的尽头可以看到卡庇托尔宫、梵蒂冈和台伯河堤外的圣彼德教堂，即古代罗马和现代罗马的全貌。

最后，法国人培植的一片树林出现在今天的竞技场东面。那树林虽然长大，有着另一片废墟脚下荆棘丛生中的样子，却从来没有人涉足。

小普利纳②写信给马克西姆说道：

②小普利纳(Ptine le jeune，六二—一一四)，拉丁作家。

我们把您送到希腊去，那里是礼仪、文学、甚至是农业的发源地。尊重它们的缔造者之神吧，尊重神的存在吧，尊重这个国家古老的荣誉吧。在城市里，老年人是神圣的，他们受到人们的敬重。以他们的古老、闻名的业绩、甚至是他们的神话为荣吧。一点儿也不损害尊严、自由、甚至是个人的虚荣。公开地继续我们在这个国家吸取的正确东西吧。在征服了这个国家之后，我们没有把法律强加在人民的头上，而是在经过请示之后，他们把自己的法律给了我们。您必须控制雅典和塞德莫内①；要用一种不人道的、残忍的、野蛮的手段去掉他们的幽灵，自由的名字才能留下。

①拉塞德莫内，是斯巴达的别名，古希腊奴隶制城邦。

当普利纳给马克西姆②写这些高尚的动人的话语时，他知道他是在给那些当时还很野蛮而后来有一天主宰罗马废墟的人撰写指示吗?

②马克西姆(Maxime，三八三—三八八)，罗马篡职者。

漫步——我的侄儿克里斯蒂昂·德·夏多布里昂

我很快就要离开罗马了，同时也期盼着再回来。罗马是这样的忧伤又这样的美丽，我又重新热烈地爱着它：我在卡庇托尔会有它的一张全景图，在那里，普鲁士的公使会给我让出卡法勒里③小宫殿；在圣奥努弗尔，我已为自己安排了另一处隐避所④。在等待我的出发和返回时，我在乡下不停地游荡；没有任何两道篱笆间的小路，比得上我熟悉的贡堡小路。从马里于斯山的高处和周围的小山看去，我发现了伸向奥斯蒂⑤的海平线。我在马达马别墅细巧的摇摇欲坠的柱廊下休息了一会。在这些改成农庄的建筑物中，我常看到一位略带惶恐的像山羊一样攀援的野姑娘。当我从波塔·皮亚出来后，便来到了横跨特维罗纳河⑥的拉芒塔诺桥上。在路过圣涅斯教堂时，我欣赏了看护着几乎荒弃的修道院的一尊米开朗琪罗雕的基督头像。这样散落在荒漠上的大师们的杰作倒使灵魂充满深沉的忧伤。我感到痛心的是罗马的画全汇集到了博物馆里。我本来有更多的兴趣在下了雅尼居尔斜坡之后，在阿卡·皮奥拉下面穿过德尔·福尔纳西偏僻的街道去圣彼德教堂的蒙托里奥修道院寻找耶稣变形图的，但当我看到教堂的主祭坛上，我站的地方被拉斐尔葬礼的饰物占据着时，我的心里十分难过，悲伤极了。

③夏多布里昂曾想租下度夏。

④指他的坟地。

⑤奥斯蒂(Ostie)，古罗马港口，台伯河入海口。现已填平。

⑥或叫阿尼奥河，是台伯河的支流。

在拉芒塔诺桥的那边，泛黄的牧场向左一直廷伸到台伯河河岸。流经奥拉斯花园的这条河在这里默默地流淌着。沿着大路，你会走上蒂比尔蒂纳古道。就在这里，我看到了今年飞来的第一只燕子。

我在塞西利亚·梅特拉陵园周围采集植物标本：波浪形的木犀草和银莲花对废墟和白色的土壤起一种舒缓的作用。我从奥斯蒂大路回到最近烧毁了的圣保罗，我在一些灼烧过的斑岩石上休息，默默地看着工人们在重修一个新的教堂。在森普隆斜坡上，几根柱子的粗略轮廓已经展现在我的面前：西方基督教的全部历史开始于墙外圣保罗。

在法国，当我们新建某个小城镇时，会产生出一种可怕的嘈杂声：机器的轰隆声，人们的叫嚷声；而在意大利，人们做这样的大工程时，差不多是无声无息的。教皇就在这时让人重建科利塞倒塌的部分，五六个苦力在没有脚手架的情况下竖起那座巨像；在巨像看上死去了一个变成工人的奴隶①。在维罗纳附近，我常常停下来去看一个独自一人正在修建一个巨大钟楼的神甫；在他看来，木堂区的农夫就是泯瓦工。

①耶路撒冷被毁之后由蒂蒂斯带到罗马的犹太人。

我经常步行绕着罗马城墙轻圈，走遍了这条圆形小路。在这些建筑物和不同年代的城墙中，我领略了异教世界和基督教的历史。

我还将探索在罗马城墙内的某个已毁坏的别墅。我参观了圣玛丽一马热尔、圣让一德一拉特朗和它的方尖碑，圣克鲁瓦一德一耶路撒冷和它的鲜花；在这里，我听到了歌声。我祈祷着，我喜欢跪着祈祷。这样，我的心更接近骨灰和永恒的休息，我靠近我的坟墓了。

我的挖掘只是同种兴趣的多种变化而已。从某座小丘的顶上，可以看到圣皮埃尔宫的圆屋顶。拥有埋藏宝藏的土地的主人，我们要付给他们什么呢?一笔赔偿因挖掘而损坏的草地的钱。也许，作为交换，我要把挖去的粘土还给赠与我雕塑的大地：以物换物，公平交换。

如果一次也没走过郊区夹在旷野中的道路，那儿随处可见废弃的花园，长满野草和葡萄藤的围墙，种满棕榈树和柏树的回廊，有些宛如柔顺的东方女子，有些则像哀怨的修女，那你就没有看见过真正的罗马。我们从这些残破的碎片可以看到伟大的罗马人民，虽然贫穷，却心地善良，看到他们当年买水果或在皇帝、教皇的引水渠里汲水的场景。为了发掘他们那种纯真的习俗，我装作去租房子的样子，敲响了一座偏僻的屋子的门。房子的主人回答我道：“请进!”我走了进去。在空荡的房子里，我看到一个像工人模样的人正在干活，或者是一个骄傲的“齐泰拉人”吧。他一面织着毛线，一面看着我，膝头上趴着一只猫，见到我这个不速之客，并没有起身。

每当天气不好的时候，我就去圣皮埃尔岛或出没在梵蒂冈有着一万一千个房间和一万八千扇窗户的博物馆里。这一杰作是多么的僻静!通过一道长廊来到几堵墙的面前，墙上镶嵌着许多墓志铭和一些古老的铭文：在罗马，虽死犹生。

在这座城市里，坟墓比死人多。我在想，那些死人躺在大理石的墓穴中，当他们感到太热时定会悄悄地溜进另一个空着的墓穴里去，就像把病人从一张床上移到另一张床上一样。我甚至相信，在夜晚可以听到骷髅从一副棺材爬到另一副棺材里去的响动。

我第一次看到罗马是在七月底，那个高温的季节增加了我对这个城市的厌恶感。外地人都逃离了这儿，当地人躲在自己家中闭门不出。在大街上，大白天里碰不到人。太阳把灼热的阳光射向科利塞，树木都纹丝不动耷拉着脑袋了，那里只有蜥蜴还能跳动。大地光秃秃的；天上没有一丝云彩，显得比地上还要荒芜。但是，一旦夜幕降临，人们便从自己的宫殿中走了出来，这时星星已显现在无尽的苍穹之中：天上、地下又重新显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罗马城复活了；在黑暗中默默地重新开始的生活，在墓群周围，有了生命的气息，有了游客的身影，但这一切都将随着曙光的临近而再度消失。

昨天夜里，我披着月光漫步在安热利凯港和马里于斯山之间的乡村。听见一只夜莺在狭窄的山谷间呜叫；我只在古代诗人的创作中找得到关于春鸟啼唱的这种富有旋律的悲鸣。每个人都知道，这有翅膀的音乐家在发出那一组引入注目的轻快乐声之前发出的那一声长呜叫却不如我们的夜莺叫的那样明亮动听，就像我们那树林中灰雀的叫声一样含混不清。它所有的音符都降了半个调，它的浪漫曲的副歌从大到小地移调，唱得很低，好像是要迷惑亡灵的睡意，而不是要唤醒它们。在那些荒芜的道路上，奥拉斯的莉迪曲，蒂比尔的德利曲，奥维德的科利纳曲都已经过时了，只剩下了维吉尔的夜莺曲了。这首爱情歌曲在此时此地是很有力量的，它能引发一种我不知道的第二次生命的激情。苏格拉底①认为，爱情是通过美的撮合而复生的愿望。一位希腊女孩对一位男孩说：“如果我只剩下珍珠项链的那根绳子，我也要与你分享!”爱情就是这位男孩在听到这句话时所感受到的愿望。

①苏格拉底(Socrate，公元前四七○—三九九)，古希腊哲学家。

如果我有幸在这里度过我的有生之年，我在圣奥努弗尔岛上得安排一间简陋的小屋，毗邻勒塔斯死去的那个房间。在我大使生涯所逝去的时日里，在那间单人小屋的窗前，我将继续我的回忆录。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在绿色的桔树和橡树之间，整个罗马呈现在我的眼前。每天早上，在投人工作的同时，在死亡之床和诗人的坟墓之间，同荣光神与不幸之神交往。

在我刚到达罗马的那些日子里，当我这样闲荡时，我在蒂蒂盆地和科利塞之间发现一所男子寄宿学校。一个帽子戴得低低的教师，穿着破烂、拖曳的长袍，像一个贫寒的信奉基督教的修士，正在带着一群孩子游玩。经过他的身旁时，我看着他，觉得他长得有些像我的侄儿克里斯蒂昂·夏多布里昂①，但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他望着我，并不显得惊奇，叫道：“叔叔!”我很激动，赶紧上前，用双臂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他做了一个手势，让那些孩子停了下来；那些孩子很听话，默默地站住了。克里斯蒂昂的脸上又苍白又黑黝，由于发烧体质渐渐瘦弱了，太阳把他的皮肤烤黄了。他告诉我，他在耶稣教会学校担任教务干事长，当时在蒂沃利度假。他几乎忘记了他的母语，讲法语很困难了，现在他只讲意大利语，用意大利语教学。我注视着这个已成为外国人的我兄弟的儿子，双眼噙满了泪水，他穿一件黑色的布满灰尘的粗布长褂；一个罗马的学校教师，披着修士的毛毡，高贵的前额上戴着防护帽倒也合适。

①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的小儿子。让·巴蒂斯特(一七九一—一八四三)是夏多布里昂的哥哥。

我是看着克里斯蒂昂出生的。在我移居国外的前几天，我参加了他的洗礼。他的父亲，他的祖父，罗桑玻的主席和他的曾祖父，德·马尔泽尔布先生都在场。他的曾祖父敲敲他的前额，给他取了克里斯蒂昂这个名字。圣洛朗教堂已荒无人烟，处于半毁坏状态。他的奶妈和我，把孩子从本堂神甫手中接了过来。

Io piangendo ti presi，e in breve cesta Fuor ti portai．①

①“我哭着把你抱过来，放在一个小摇篮里。”《摘自勒塔斯的诗歌集之十二》。

(Tasso)

新生儿送到了他母亲身边，放在他的小床上。他母亲和祖母，罗桑玻夫人，含着高兴的泪水迎接着他。两年后，他父亲、祖父、曾祖父、母亲和祖母死在断头台上。而我，他的洗礼的见证人，也被流放远走他乡。这就是在罗马废墟中，我侄儿的骤然出现，在我脑海里重新激起的回忆。克里斯蒂昂孤孤单单过了半辈子，他的下半辈子注定要在祭坛上度过了：他祖辈的家乡是回不去了。

克里斯蒂昂对路易，他那可敬的哥哥，有着深厚的情义，唯恐失去了他。路易结婚后，克里斯蒂昂去了意大利。他在那里认识了罗昂——夏玻公爵，他还在那里遇到了雷卡米耶夫人；跟他叔叔一样，定居到了罗马；他住在一个修道院里，而我住在宫殿里。他献身宗教为的是还给他哥哥一笔他认为根据新的法律并不是合法拥有的财产。这样，马尔泽尔布②和贡堡的财产都归路易了。

②马尔泽尔布(Malesherbes)的父亲一七二六年在卢瓦雷继承的土地。

在科利塞山下意外相遇之后，克里斯蒂昂由一位耶稣会的修士陪同到大使馆来看过我。他似乎很伤感，表情严肃，而在以前他总是笑呵呵的。我问他是否过得开心，他回答说：“我过去很长时间以来感到痛苦，现在我已作出了牺牲，感觉好些了。”

克里斯蒂昂继承了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父亲夏托布里昂先生的刚强的性格，还有他外曾祖父德·马尔泽尔布先生的高尚品德，他的情感不轻易流露，即使他要表露某种感情，他也不在乎别人的成见。当牵涉到他的义务时，他一马当先，毫不犹豫地去了圣塔布尔，人们并不嘲笑他，因为他的勇气和他的善行赢得了他的同伴们的好评。大家发现，自从他辞去公务之后，他秘密地救助了一些官员和士兵；他还在巴黎的顶楼里供养了一些寄宿生，向路易还清了兄弟间欠的债。有一天，我在法国问克里斯蒂昂是不是打算结婚，“如果我结婚，”他回答我说，“我要跟我亲戚中最穷的一个女孩子结婚”。

克里斯蒂昂夜里是在祈祷中度过的，他进行的苦修能把他的上司吓倒：他腿上的一处伤疤是他整小时整小时地跪在地上所造成的；他对此毫无怨言。克里斯蒂昂完全不是属于这个世纪的人：他使我想起查理大帝宫廷里的公爵和伯爵们，在打败撒拉逊人之后，在热洛尔①或马拉瓦尔②的荒漠里创建了一些修道院，自己便在那里做了修道士。我把他看作圣徒：我本来也是愿意做这种圣徒的。我坚信他那美好的事业跟我母亲和我妹妹朱莉的事业是紧密相连的，我坚信他们做的好事也会让我得最高法官的恩赐的。我生来也向往修道院，但时间一到，我会在一个讲法语、名叫弗朗索瓦的老板保护下去波尔蒂翁居尔求得一份清静的。

①埃罗省荒漠里圣吉约曼修道院(创建于九世纪)。

②塞纳河畔的修道院(创建于十一世纪)。

我愿独自拖着我的凉鞋行走；既然世界上没有什么能让我痛苦，在我的法衣里会有两个脑袋。

但丁说道：

青春依旧，

阿西斯①的大阳娶了一位女人，

①意大利城市。

没有人对她敞开快乐之门，

就像不会给死神开门一样。

这个女人，

为她的第一任丈夫②寡居了一万一千年，

②基督。

受尽了黑暗和鄙视的煎熬，

她白白地与基督一样上了十字架。

谁是我这些神秘的话语在这里为你指出的情人?

弗朗索瓦和贫穷。

一八二九年五月十六日

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

这封信将在我离开罗马后的几个小时发出，在我到达巴黎前的几小时到达。这封信将结束我们的这段通信，如果一封不少地收集起来，您手中应该会有厚厚的叠信了。我体验了一种难以明状的快乐与悲伤的交杂着的情绪。在罗马的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我过得相当不愉快。现在，我在这些典雅的废墟里，在这种如此深沉、如此平静然而又充满兴趣、勾起回忆的孤寂之中，我得到了恢复。也许是我在这里获得的意外的收获把我吸引住了；我来的时候，那么多成见都是针对我来的，而我什么都战胜了；他们对我的到来显得很懊悔。我回法国会得到什么呢?沉默中的喧闹，宁静中的激动，不理智，野心，为权位和虚荣的争斗。我所采用的政治体系不可能会是人们所希望的，甚至不会让我将其付诸实施。我将继续从事为法国争光的事业，如同我为法国的自由所作过的那样。但是，他们要毁了我吗?他们对我说：“去做你的主人吧，要拥有一切，不怕掉脑袋吗?”不，想对我说这种事，他们还远了一点，让他们赶在我之前去争取民众吧，让他们在遭受了法国所有平庸的人的拒绝后再来采纳我的意见吧，让他们去认为把我流放到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是给我的莫大恩赐吧。我马上去找您；不管是不是大使，我都想死在罗马。作为一个小小生命的交换，我至少要拥有一块大大的墓地，直到把我的衣冠冢埋在看着我出生的沙土里。别了，我已朝您走了好几十公里哩。

一八三○年八月和九月

于巴黎地狱街

从罗马回到巴黎——我的计划——国王和他的安排——波塔利斯先生——德·马蒂尼亚克先生——动身去罗马——比利牛斯山——冒险

我十分高兴接待我的朋友①：我曾经高兴地设想过，把他们带着跟我一起走，到罗马去度过我的余生。我曾经写过信以便更好地确保我计划在卡庇托尔租下的那幢卡法雷里小宫殿，以及我在圣奥努弗尔岛上申请的那间单人房间。我买了一些英国马，并把它们运到了埃旺德尔牧场。我在思想上带着一种该受惩罚的喜悦，已向我的祖国告别了。当一个人在他年轻时就出外旅行，在异国他乡度过许多年以后，葬身何处也就不在乎了。在横跨希腊的大海时，在我看来，所有我在海岸上看到的纪念碑都是有着田舍风光的高级旅馆，我的床已在那里准备好了。

①夏多布里昂一八二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回到巴黎。

我去圣克卢宫参见国王，他问我什么时候回罗马。他坚信我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个很任性的脑袋。事实上，我与查理十世对我的评价恰恰相反：我的头脑很冷静，很好使；我的心对四分之三或一半的人而言，是算很不错的。

我觉得国王对内阁的人事安排很糟糕，这使得他受到了某些皇家报纸的攻击，更确切地说，当这些报纸的编辑去问他是不是没有察觉出敌对情绪太大，他大声嚷道：“不，不!继续干下去。”当马蒂尼亚克说：“查理十世常说：‘好吧，你们听过帕斯塔①唱歌吗?’”于德·德·纳维尔先生的自由舆论引起了他的反感；他感到联盟军军人②波塔利斯先生脸上显露出贪婪，却待人甚殷：正是这位波塔利斯先生给法国带来了不幸。当我在帕西③见到他时，我就已经看出我猜中了一部分了：他是国王的掌玺大臣，而假装坚持当代理外交大臣，骨子里却死死抱住这个职位不放，虽然他可以不费任何周折爬上最高法院院长的宝座。国王在他安排外交事务时，早就说过：“我没有说夏多布里昂不会是我的大臣，但不会是院长。”拉瓦尔王子已经拒绝，德·拉·费隆内不可能继续干下去，波塔利斯希望外交大臣的宝座留给自己，他没做什么去影响国王的决定。

①帕斯塔(Pasta，一七九八—一八六五)，意大利歌唱家。

②指波塔利斯(Portalis)，一八一五年法国百日事变期间的联盟军军人。

③巴黎十六区。

因对罗马未来的事务充满兴趣，我听其自然没有过多地去打探未来的事；波塔利斯先生保留他这个代理职务，对我来讲还是比较合适的：受到他的保护，我的政治地位仍会跟原来的一样。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德·波利尼亚克会被授予大权：他脑子迟钝、呆板、易冲动，他那该死的、不受欢迎的名字，他的固执，他那近乎狂热的宗教观念，让我觉得都是他被永远解除职务的原因。确实，他为国王吃过苦头，但是作为回报，他也得到他的主人的友谊，还有我不顾维莱尔先生的反对，在部里把伦敦大使馆的最高权力交给了他。

我觉得巴黎所有在位的大臣，除了那位杰出的于德·德·纳维尔先生，没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能力，这让我开始为他们帝国的继续存在而担忧了。德·马蒂尼亚克先生有讲漂亮话的才能，有着温柔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就像那种女人们都愿意把自己的诱惑和柔弱中的某种东西都给予他的那种男人的嗓音：皮塔戈尔老想着他爱过的一位名叫阿尔塞①的魅力十足的妓女。修道院院长、原大使馆秘书西埃韦斯也很自负，头脑冷静，但有点妒忌心。我于一八二三年就已把他送到西班牙坐上了高高在上的位子，但他却想当大使。因为没有得到一个他认为他的能力能胜任的职位，他在精神上受到了打击。

①阿尔塞(Arcee)，古代名妓，皮塔戈尔认为他们那位妓女是阿尔塞的灵魂转世。

我的品味或我的不满都没有什么要紧的。议会要否决一位原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保留的部长，是会犯错误的。这位温和、稳重的部长起着滑向深渊的挡板作用，当然要把他拉下来也是很容易的，因为有他无他无关大局，更何况他还是国王的对头；此外，为了不在这些人中间引起内讧，为了让他们能够维持住多数，他们可以在某一天，在不发生意外的情况下，让一位强有力的部长上台。在法国，人们对于等待什么一无所知，他们厌恶这个政权在外表上的一切东西，直到他们拥有这个政权。另外，德·马蒂尼亚克先生高傲地否认了他的懦弱，并且勇气十足，要把他的余生用在保护德·波利尼亚克身上。我的双脚在巴黎灼伤了，我无法习惯我的祖国那灰色的天空和法兰西的悲伤了；我会去思索我的家乡布列塔尼那天空的什么呢?为了讲希腊语吗?但是，在那里，至少有海风或者有安宁：“波涛泛起时，大海白茫茫一片”①，或者是“风平浪静。②”我的命令只在我的花园里，我的房子里和地狱街上执行，也就是一些必要的改变和扩充，以便在我死后，作为遗产，把我的房子改成夏多布里昂夫人诊所，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把这份财产留给几个艺术家和几个活着的作家作退休之用。我瞧着那苍白的太阳，对它说道：“我要带较好的面容马上找到你，我们再也不分离。”

①摘自Ovide(Metam．，Ⅺ)。

②摘自Virgile(Eneide．二十七)。

告别国王，带着永远离开他的希望，我登上了敞篷马车。我首先去比利牛斯山，在科特雷进行温泉疗养；从那里，穿过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省，我便会去尼斯，我将在那里同夏多布里昂夫人团聚。然后我们将一起经过圣西尔军校的升学补习学校去到那座永恒的城市，但不会在那里停留；在那不勒斯停留两个月之后，便去勒塔斯的老家看看，然后回罗马拜谒他的坟墓。这段时间会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什么也不企求了，我已经满足了，我将觉察到在休息一些时日之后我的最后的时刻。我已进入岁晚之年，我将像帕利努尔一样趁风扬帆：inopinaquies③。

③“突然去休息。”(摘自Eneide)

我到比利牛斯山的整个旅程都处在一系列的梦幻之中：一路上我想就停；随处可以找到我领会到的中世纪编年史；在贝里，我看到树荫成行的小路——作家瓦朗蒂娜①把它称为长裙的拖裙，而它使我回忆起了我的布列塔尼。里夏尔·狮之心就是在夏吕这座塔的下面被害的：“穆斯林的孩子，静一静!这就是里夏尔王!”在里摩日，我脱帽向莫里哀致敬；在佩里格，那躺在上了彩釉的陶质②坟墓里的山鹑再也不能唱出跟亚里士多德时代一样的不同的声音了。我在那里遇见了我的老朋友克洛译尔·德·库斯盖；他带来了我生活中的一些篇章。在贝尔热拉克，我本来可以去看看西拉诺的山鼻子的，而不用去跟那些年轻的卫士争斗；我让它跟那些神像留在灰尘里了。这些神像为了人类所造，而他们没有创造人类③。

①指乔治桑(George Sand)。

②暗示佩里戈尔的配以块菰的山鹑馅饼。

③塞让用这些词句在西拉诺的阿格里纳死神庙宜传无神论。阿格里纳没有什么可夸口的；贝尔执拉克用他父亲的姓，他的那块地方是属于他父亲的；那块地方在伊尔一德一弗朗斯。

在奥兹，我非常欣赏那些在伟大的艺术时代从罗马运来的硬纸板上的那些雕花祷坐席。多萨，我在罗马教庭的前辈就出生在奥兹附近。这里的阳光很像意大利的阳光。在塔布，我本想留宿在星星客栈的，弗鲁瓦萨尔同里昂的埃斯潘阁下一块下榻到了那里；埃斯潘这位“勇敢而谨慎的男人、漂亮的骑士”在那里找到了“好的干草、饱满的燕麦和清澈的河水。”

看到比利牛斯山延伸到天边的时候，我的心激动不已：二十三年后，有着遥远时光的美好回忆，自从我从巴勒斯坦和西班牙归来后，在山脉的另一边，我发现了这座大山的顶峰。我赞同莫特维尔夫人的看法，我认为于尔冈德·拉·德科汝④是住在比利牛斯山上的城堡中的一座。这里过去就像是一座古董博物馆。在那里，我们又看到了流逝的时光；每个人都能看出属于自己的时光。一天，我漫步在一座废弃的教堂里，我听到在石板上有拖拉的脚步声，就像一位老人在找他的墓穴时发出的那种脚步声。我看了看四周，空无一人。原来是我自己在吓唬自己!

④他叫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他的名字经常改动，还因为有不测的逃亡。

在科特勒，我越是幸福，那种已经结束的忧郁就越是让我高兴。狭窄的山谷越来越窄，而其间的激流越湍急。在城市的那一边，股股矿泉汇成两条河流，其中一条因景色优美而著名，它穿过西班牙大桥流向冰川地带。这里的矿泉浴让我很受益；我一个人常作远距离步行，仿佛觉得自己置身萨比娜的陡坡峻岭之间。我使出浑身解数想使自己忧郁起来，可我没能做到。我在比利牛斯山上写了几句诗；我常吟诵它：

我曾见过索利梅与雅典娜的大海飞逝而过，

见过，阿斯卡隆港①和尼罗河的流沙，

①巴勒斯坦港口。

被荒弃的卡尔塔热②城和它那发白的港口。

②非洲古城。

夜晚的轻风给我扬帆，

而天上的金星把它那清凌凌的珍珠淆杂在夕阳纯净的金光里。

我坐在快舶的桅杆下，

双眼在远处搜索着阿尔西德那些圆圆的柱子，

在那里，两个被激怒的内普蒂纳③在撞击海神的三叉戟。

③水神。

从那艘正在靠岸的古老的埃斯佩利，从那庄严的阿邦斯拉热，

神秘为我打开了迷人的宫殿之门。

像玫瑰丛中一只年轻的蜜蜂，

我的诗歌来自它采集到的蜂蜜，

和在鲜花中收集到的最美好的回忆：

在由罗兰①用他的骁勇毁坏的山上，我对着他的长矛讲述着他的故事，

①《罗兰之歌》中的主人公。

为了开心，那是我尝试危险的骄傲。

朽迈之年，突然失宠，

逃吧，逃吧，隐秘我们行踪的大船，一面行走，一面让我们说：

“我那时有一个兄弟、一个母亲、一个女友；

万幸，万幸!

可我还有多少亲人和时日?”

我无法写完我的颂歌，我已悲伤地给我的手鼓蒙上了黑纱，用来召回过去漫漫长夜中的梦幻。不过，在这些回忆当中也夹杂着某些对现时的想法：笑嘻嘻的样子会使沮丧中的老同事不高兴的。

正当我吟诗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位年轻的女子；她坐在比利牛斯山的激流旁边。她起身径直朝我走来，听到村子里的传闻，她知道我到了科特勒。这个陌生女子恰巧就是那个给我写信长达两年之久却从未曾谋面②的奥克西塔尼人③，这个神秘的无名氏终于揭开了她的面纱：patuit dea④。

②她叫莱昂蒂娜·德·维尔纳夫，结婚后(一八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叫卡斯特尔巴雅克伯爵夫人。当她一八二九年七月遇见夏多布里昂时才二十六岁。

③奥克西塔尼地区包括中世纪所有讲奥克西塔尼语的国家。

④“她宛如一位女神。”(Eneide，I，四○五)

我带着敬意去拜访这位激流中的水神，一天晚上，正当我要离开时，她陪着我，要跟着我，我只得把她抱回了她的家。我从来不曾这样丢人现眼过，在我这把年纪，被这种爱慕所吸引真像是一种真正的嘲弄。我愈是能被这种古怪的情感所向慕，冒着被人嘲弄而接受它，我愈感到丢丑。我真想在我的那些邻居，那些孤僻者中间匿影藏形。我远不能像蒙田那样说话：“爱情给我带来警惕、节制、深情厚意，还有我身体上的细心照料……”。我可怜的米歇尔①，你说的这些富有浪漫色彩的事，在我这种年纪的人，你知道爱情是不会给我们带来像你在这里所想象的一切的。我们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先把我们自己果断地搁置在一旁。我并不是把自己置于能更让人爱的纤尘不染的博雅位置上，而是让我的那种短暂的克蕾蒙斯·伊索尔②印象很快消逝。山中的微风很快带走了这昙花一现的爱情，那位风趣诙谐、意志坚定、魅力无穷的十六岁的外国少女，为了公平地对待我，还是让我知道她已经结婚了。

①蒙田全名为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②即后一句提到的那位外国少女。

波利尼亚克大臣——我的沮丧——我重返巴黎

更换大臣的传闻已经传到了我们的冷杉林住地。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竟谈到了波科尼亚克王子；但我却完全不相信这一回事。后来，来了报纸，我打开来看，证实了这些传闻的官方安排使我大为骇然。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已饱受命运变迁之苦，但我从来还没有经历过这样一落千丈的厄运。我的命运又一次使我的幻想破灭；这一打击不仅使我的幻想成了泡影，连君主立宪制度也告吹了。这一打击让我觉得恐怖，有段时间我已经绝望了，因为我的党刚被取缔了，我觉得我应该回去。邮局给我送来了一大堆信件，每封信都劝我辞职。一些人，甚至一些我刚认识的人觉得不得不劝我隐退。

我的声誉受到了这种半官方利益的冒犯。谢天谢地，我从来不需要别人给我指手划脚；我的一生是一连串的牺牲，从来不要别人指点；对待义务，我义不容辞。这次下台对我来说简直是毁灭，因为除了一身债，我什么也没有了。这些债我是在一些地方任职待的时间不够用来偿还而欠下的，因此每次回去，我都不得不拼命在一家书店里工作，以此来还债。有几个高傲的家伙向我鼓吹通过职位求得荣誉和自由，我回到巴黎后更是极为鼓吹，他们自己提交了辞去参议员的辞呈。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是有钱人，其他的则没有放弃他们赖以生存的第二职业。他就像是一群新教徒，对于天主教教义各取所需，放弃一些，保留一些，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提供给你的，没有一样是完整的，没有一样是真正的诚心实意的：放弃一万二千或一万五千镑①的年薪，这是确实的，但他们是回到富有的家庭中去，或者至少也小心谨慎地留足了用以果腹的面包的。对于我这个人，他们就不那么客气了，他们一心想让我作出牺牲，他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要剥夺属于我的东西：“算了吧，乔治·但丁②，拿出勇气来吧。见鬼!我的女婿，不要堕落呀，死吧!把两万镑收人挥霍掉吧，一个适合你口味的位置，一个高高在上、美滋滋的位置，罗马艺术的权威，你通过艰苦、长期的斗争获得的回报给你带来的幸福：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快乐。以这种代价，你会赢得我们的好感的。我们的外套被抢走了，但在外套里面我们还留有一件很好的法兰绒背心，同样，你要脱去了你那件天鹅绒大衣，你什么都不剩了，会赤身裸体。完全的平等是有的，那存在于祭坛和祭品中。”

①法国古代的记账货币，相当于一古斤银的价格。

②在莫里哀的《乔治·但丁》的剧本中，索唐维尔先生在他对他的女婿讲话时用的一种滑稽可笑的腔调的模仿。

真是怪事!在这股推我下台的热潮中，那些向我表达了他们意愿的人既不是我真正的朋友，也不是我的政治观念的同路人。我得马上牺牲在自由主义和继续向我进攻的教义之中，我得冒险去推倒合法的王权以博得敌人中几个胆小鬼的赞誉，而他们连饿死的勇气都没有。

长期的大使生涯会把我淹死；我举行的宴会已经使我倾家荡产，而我还没有付清最初的建馆费用。让我痛心的是，我曾发誓要幸福地度过余生，现在却彻底完蛋了。我一点也不会因为给了人家这样的信息而自责；这些信息既没有使接受了它的人变穷，也没有让给与这些信息的人变富，因为我坚信这些信息对那种一点也没有这种信息的内在感觉的人是没有用处的。一开始，我就说过，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用不着再下决心了，但是执行起来却是痛苦的。在路尔德的时候，我没有去南方，也没有去意大利，而是走上了去波城的路；我泫然泪下，我承认我的脆弱。如果说我较少接受和经受住命运给我的挑战，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不会很快回去的，以便把日子打发走。我会慢慢地登上这条路的，我重新那么高兴地从那条路上回来那是刚刚几个星期前的事。

波利尼亚克王子害怕我辞职。他觉得我回去后会把他推到皇室选举议会去，从而使得他当部长就成了问题。有人向他建议派一个传令兵带着国王的命令到比利牛斯山来找我，让我马上去罗马接待那不勒斯刚把女儿嫁到西班牙的国王和皇后。如果我接受这个命令，我的处境将会变得十分尴尬。也许我会认为不得不服从这个命令，哪怕在完成这项使命之后我再提出辞呈。可是，一旦到了罗马，对我来说，会发生什么呢?我可能会被耽搁；不幸的日子可能会在卡庇特尔神庙前突然而至。也有可能在犹豫不决中我或许能够留下来，这样的话，可以给德·玻利尼亚克先生在议会中带来多数选票，他本来只差几票了。采用灵活的办法是行不通的；要是采用灵活的办法，它的结果，也就是它的安排对其不幸的安排者来说，可能不会显得必要：Dis aliter visum①。

①诸神对此的叛断也是另一码事(Eneide，Ⅱ，四二八)。

与德·波利尼亚克先生会晤——我提出辞去驻罗马大使的辞呈

在巴黎，我找到百依百顺的夏多布里昂夫人，她脑子里想的是到罗马当大使夫人，当然换成其他女人也会这样想的。但在一些大的场合下，我妻子对于她认为能维护我生活的安定和提高我在公共舆论中的威望的事从来没有犹豫过。在这一点上，她比别的女人做得更好。她喜欢绘画、名分和财富；她讨厌贫穷和卑微的家务事；她不喜欢那种动不动就生气的性格、过分的忠诚和过分的自我牺牲；她把这些看成真正意义上的欺骗，她是不会对你这些表示感谢的，她甚至是永远也不会高呼“国王万岁”的。但只要是关于我的事，则一切都变了：对我的粗鲁，虽然她心里抱怨，却顽强地忍受着。

我老得守斋、守夜和祈祷，那些自己不穿苦衣②却迫不及待要穿在我身上的人，我得答理他们。我成了一头圣驴，背上驮着徒有其名的自由，他们崇敬得五体投地的自由，啊!但愿他们不要费心去扛着它了。

②苦行者穿的粗毛衬衣。

我回到巴黎的第二天，去拜访了德·波利尼亚克先生。在回到巴黎时，我曾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王子殿下：

我认为我亲自来向陛下递交我的辞呈、我通过邮局迅速把辞呈转交到您的手中，这样更尊重我们过来的友谊，更适合我深以为荣的这个高位，尤其是对国王陛下更显敬重。我最后一次，恳请您，即呈请国王陛下接见我一次，听听我不得不辞去罗马大使的原因。王子殿下，请相信，在您掌权之际，我放弃这个外交职务，有幸为您效劳，这于我也是应该的。

王子殿下，在此，请接受我的崇高敬意。

您的最谦卑、最顺从的奴仆夏多布里昂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于巴黎

作为这封信的回执，外交事务办公室给了我一张便条，上面写道：

德·波利尼亚克王子殿下向夏多布里昂子爵先生致敬，如果可能，他请您明天也就是星期天九点整到内阁来。

星期六，四点

我立刻写了一封短信回驳他：

我已收到王子您的办公事一封短信，邀请我在方便的情况下，在明天，即三十日九点去内阁。由于这封信并没有告诉我我曾请求晋见国王的事，我要等到您有正式的事，即关于我向国王陛下提出辞呈的事要谈时，我才奉命前往。

顺致匆忙的问候。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于巴黎

这时，德·波利尼亚克先生亲手给我写下了下面这些话：

我收到了您的短封，亲爱的子爵。我将非常高兴明天十点左右能见到您，如果这个时间对您适合的话。

愿我们历来的、真诚的友谊常青。

德·波利尼亚克王子

这张便条对我来说，不像个好预兆；他那外交辞令上的保留语气令我担心会遭到国王的拒绝。在我再熟悉不过的内阁，我找到了德·波利尼亚王子。他朝我跑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从他内心里抒发的情感来看，我宁愿相信是真诚的。然后，他把手放在我肩上，我们开始慢慢地从内阁花园中的长廊这一端走到另一端，来回走着。他说他不能接受我的辞呈，国王不同意，我得返回罗马去。每次他重复最后这样一句话时，我的心就像撕裂了一样：“为什么，”他对我说道，“为什么您不愿意像拉·费隆内和波利塔斯那样同我共事呢?我难道不是您的朋友吗?在罗马，我会给您想要的一切的；在法国，您会比大臣更大臣，我会听您的建议的。您如果要退下来，那会引起新的分裂的。您不想让政府造成损失吧?如果您坚持要退休，国王会生气的。亲爱的子爵，我求您了，别做傻事。”

我回答道，我不会做一件傻事，我做事有充分的理由。我还说他的内阁太不得人心，偏见是不会公正的，然而偏见的确存在。我还说，整个法国必得实行大众的自由，而我正是这些自由的捍卫者，我不可能同站在自由一边的敌人乘坐同一条船起航。在这次辩论中，我相当尴尬，因为实际上，我对新内阁不能马上提出什么异议，我只能在将来某个时候他们能否认什么时才能向他们发起攻击。德·波利尼亚克先生发誓说，他喜欢宪章①并不亚于我；但他是以他的方式来喜欢它的，他喜欢它近似于过分。不幸的是，对于一个名誉受到了玷污的姑娘，而你对她还脉脉温情，那对她有多少用处呢?

①指法国一八一四年的宪章。

谈话围绕着同一话题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德·波利尼亚克结束谈话时对我这样说道，如果我同意继任旧职，国王就会高兴地接见我，并听取我想同他说的反对他那位部长的话；但如果我坚持辞职，国王陛下则会认为他没有必要接见我，因为他和我之间的一场谈话只会是不愉快的事情。

我反驳说：“那么，瞧着吧，王子殿下，我的辞呈就算呈上了。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出尔反尔过；既然国王认为接见他的一位忠臣不适合，那么我就不坚持了。”讲了这些话之后，我便出来了。我请王子殿下重新委派拉瓦尔公爵先生去罗马当大使，如果他还愿意承担此职，那时我将向他办理有关移交手续。然后，我步行走上了荣军院大道，那是通向我的诊所的大道。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当我离开德·波利尼亚克时，他在我看来，在这种不可动摇的信任中，使得他明显地变得哑口无言，而这种哑口无言足可以扼死一个帝国的。

我辞去罗马大使的决定已经下达，我便给教皇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圣父：

作为一八二三年法国的外交部长，我有幸担当了已故国王路易十八的代言人，他让陛下登上了圣皮埃尔的宝座。作为查理十世陛下驻罗马的大使，我更有幸看到了您洪福齐天登上了教皇皇位，并且聆听了您对我说的那番话，那是我一生的光荣。在结束我有幸在您身边担任的高级使命时，我来向您证实一下那些我不断了解到的要害憾事。圣父，对您的善行善举，我要向您表示忠诚的感激，同时我还请求您赐我使徒的祝福。

顺致崇高、忠诚的敬礼!

您最谦卑、顺从的奴仆

夏多布里昂

经过好几天时间的搜肠刮肚，我在我的于蒂克①中总算搞出了些眉目；我写了一些信，用来拆毁我花了那么多的爱心修建起来的大厦。像一个人的死亡一样，这些都是一些细节，关系到家庭的、家族的活动；在一个梦的死亡里，毁灭这个梦的现实是更使人心碎的。永远的流放在罗马的废墟里曾经是我的幻想。像但丁②一样，我曾作好了安排，不再回到我的祖国去。这些有关遗嘱的明确解释，对《回忆录》的读者来说，不会有兴趣的；而对我来说，它却相反。年老的鸟儿从它避难的树枝上掉了下来，那是它离开它的生命走向死亡；它被流水带走，那也只是变成河流的一部分。

①公元前四十六年，继法尔萨尔之后，小卡通在于蒂克被赐死。于蒂克，非洲北部城市。

②但丁(Dante，一二六五—一三二一)，意大利作家，政治家。

报纸上的溜须拍马

当一群燕子要出发时，总有一只要先飞出来，通报其他燕子马上就要出发。我第一个展翅飞翔，赶在公正无私飞行的前面。报纸对我备加赞扬，它们让我入迷了吗?一点都不会。我朋友中的一些人用保证我会成为首相的话来安慰我，说这一局玩得那么爽快，会决定我的未来：他们以为我有那种野心，其实我想都没有想过。我不明白，一个人只要同我共同生活一个星期，而且很融洽，他不会不发现我缺少的正是这种激情——这种激情是能把人推到政治生涯的最高位置的。我时刻在寻找退休的机会，我之所以对罗马大使馆那么感兴趣，正是因为它不能给人带来什么，它是个退隐的好处所。

说到底，我把对立面推得那么远，我在内心深处有某种不安的感觉，我将不得不成为焦点、中心和靶子；我被吓坏了，这种恐惧增加了我对失去了的宁静避难所的惋惜。

不管怎么说，在走下祭坛的偶像前要多烧香。德·拉马丁先生，法兰西新的、光辉的典范，就法兰西科学院候选资格①问题给我写了信，那封信的结尾是这样的：

①以接替达吕的位置。拉马丁在一八二九年十一月五日当选。

德·拉·诺②来我家里待了一些时候。他对我说，他离开了您，耽误了您一些用来在法国建立一座纪念碑的宝贵时间。您的每一次自愿的、勇敢的免职都能给您的姓氏增添荣耀，为您的国家增添荣誉。

②德·拉·诺(de La Noue，一五三一—一五九一)，法国剧作家。

《诗人的沉思》的作者这封珍贵的信收到之后，马上便收到了德，拉克雷泰尔先生的信。他对我写道：

他们竞选择了这么个时候来侮辱您!您，是个鞠躬尽瘁的人，对您来说，卓越的工作比高尚的行为更值钱!您的辞职同选定新的部长，在我看来，这两件事事先就联系在一起的。您的献身精神使我们亲密无间，如同波拿巴用他的胜利赢得我们的好感一样。但是，他手下有很多人，而您没有那么多的追随者。

两个很有功德，很有文学功底的作家，阿贝尔·雷米扎先生和圣马丹先生①，起来反对我时只是软弱了一点，他们是同德·达马斯男爵先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设想他们对于蔑视社会地位的这些人有些恼火：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不应原谅那些蛮横无礼的人。

①阿贝尔·雷米扎(Abel Remusat)和圣马丹(Saint Martin)都是东方学者、极端保皇党人。

基佐先生赏脸亲自参观了我的住所。他认为能够越过大自然设置在我们之间的距离。他走近我，对我讲了他应该讲的话：“先生，真是今非昔比啊。”在今年(一八二九年)，基佐先生需要我帮他竞选，我便给利西厄地区的选民写了信，他被提名了。德·巴罗格里②先生为此给我写了一封短信：

②阿希尔·德·巴罗格里公爵(Achille de Broglie，一七八五—一八七○)，娶了斯塔尔夫人的女儿阿尔贝蒂娜(Albertine)。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感谢，先生，感谢您给我写信。我很好地用上了这封信，就像应该做的那样，而且我坚信，像一切来自于您的东西一样，它将结出硕果，结出有益的果实。就我而言，如果只牵涉到我自己，我同样地感谢您，因为没有任何事件会让我看得更重要，也不会让我产生更大的兴趣。

七月的日日夜夜让基佐先生当上了众议员，由此我成了他政治上高升的部分因素：卑贱者的祈祷有时候是会让上天听到的。

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第一批同事

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第一批同事是德·布尔蒙先生，德·拉·布尔多内先生，德·夏布洛尔先生，库瓦齐埃先生和蒙特贝尔先生。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我在根特①从国王家里出来下楼时，在楼梯下面遇见了一个身着礼服、脚穿沾满泥浆的长统靴的人，他正要上楼去见国王。从他的精神面貌，从他的机敏灵巧，从他那温和、漂亮、像游蛇似的眼睛，我认出他就是德·布尔蒙将军。他于十四号脱离了波拿巴的军队。德·布尔蒙伯爵是一位优秀的军官，擅长于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但他是属于这种人中的一个：身居高位，看得见障碍却无法克服它，原因是被人家指挥而不是指挥人家。幸运的是，在他的征途中，阿尔及尔会给他留下一个好名声。

①比利时城市。

德·拉·布尔多内伯爵，过去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个最难相处的人，你一靠近他，他就会对你尥蹶子；他在议院里攻击演讲者，就像在农村里谩骂他的邻居一样；他会因为一句话，跟你闹翻天，比如为了排水沟什么的，他会同你打官司。我被任命为外交大臣的当天上午，他就跑来告诉我说，他要同我绝交：·因为我当了大臣。我笑了，任这个无赖撒泼；他也笑了，活像个泄气的赖皮狗。

德·蒙特贝尔先生先是公共教育大臣，后来德·布尔多内先生退休时，德·蒙特贝尔先生便在内部取代了他。而盖尔农——朗维尔先生则取代德·蒙特贝尔先生当了公共教育大臣。

双方都在准备开战：大臣一方出版了一些讽刺小册子，反对代议制；反对派组织了起来，并扬言：如果违反宪章，就拒绝纳税。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布列塔尼联盟”的组织来对抗政府：我的那些同乡常常在最近的革命行动中采取主动行动，在布列塔尼人的脑瓜子里有着我们那半岛上特有的肆虐海岸的“劲风”。

一份其宗旨是推翻旧王朝的报纸大大鼓起了人们的士气。年轻而又英俊的书商索特莱早有自杀的企图，几次想用显赫的方式为他的党英勇献身。他曾负责共和国的文库工作的管理；梯也尔先生、米涅先生和卡雷尔先生是编辑。《国民报》①的老板塔莱朗王子没给金库里带来一分钱，他扔进金库里的只是一份背叛和腐化，只是污染了报纸的精神。这个时候，我收到了梯也尔先生一封短信，全文如下：

①这是共和国文库报纸的名称。

先生：

不知道一份开创的报纸是不是会做到它应该做的那样，我把第一期《国民报》先寄给您。我所有的同事和我一起，请您赏脸予以评断，不是作为订户，而是作为义务评论者。如果在第一篇文章里——那是我极为关注的文章——我成功地表达了您赞成的见解，我就放心了，也能肯定我的路走对了。

先生，请接受我诚挚的敬意。

阿·梯也尔

我会回过头来谈谈《国民报》的编辑们的，我会说说我是怎样认识他们的；但现在我要单独谈谈卡雷尔先生。他是梯也尔先生和米涅先生的上司，在我同他有来往的时候，他能单纯地看待自己，由于他在作家中后来居上，他用他的剑维护着那些文人“拔”①出来的观点。

①这些文人满足于“拔”出(陈述)那些观点，而他，“拔”出了他的剑：是不是应这样来理解?

远征阿尔及尔

在打算进行一场战争的时候，远征阿尔及尔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完成了。作战大臣布尔蒙将军被任命为这次远征的首脑：他预料即将要发生政变，难道他想逃避这次政变的责任吗?从他的过去和他的手段来看，这是极有可能的；这对查理十世来说，是个不幸。如果不幸发生期间，将军留在巴黎，作战大臣的职位就不会落人到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手中；德·布尔蒙先生无疑会把全部皇家军队集中到巴黎来；他会筹集必要的资金和给养，让土兵什么也不缺。

我们的海军在纳瓦兰②战役后，经过休整，从法国过去被荒废的各个海港出发了；锚地上挤满了开航远去的舰队船只。蒸汽船，人类天才的发明，来来往往在各师之间传达命令，像美人鱼，像海军上将的助手，活跃在军营之中。王太子③站在岸边，市民和乡民也来到了那里。他，这位王太子，把他的亲人、西班牙国王从革命中挽救出来以后，看到旭日东升，基督徒们也应得到解脱，但他是不是能以为接近大功告成了呢?

②指一八二七年十月英法俄与土埃(土耳其、埃及)之间的战争。

③指昂古莱梅(Angouleme)。

现在再也不是卡特琳·德·麦迪西请求土耳其把阿尔及尔王国当作封地授与亨利三世的时代了，也不是为人作嫁的时代了!阿尔及尔将成为我们的掌上明珠，我们的战利品，不用得到任何人的允许，不用担心英国敢阻止我们去夺取这座“皇宫”；这却能使人想起夏尔五世和他的财产的变化。这对聚集在这里欢呼的法国群众、欢呼博絮埃的群众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快乐和巨大的幸福。豪华的大船准备用船头拉开环链时，海雕的叫声使胜利的欢呼声更加高涨。当欢呼声里喊道：未来的成就属于伟大的国王时，就像将来有一天在他的坟墓里对他安慰道，他的家族已散布四方：

你在征服者面前，要么屈服，要么倒下，阿尔及尔，你堆满了基督徒的尸体。你在你那颗吝啬的心里说：我用我的法规守住我的大海，国民是我胜利之本。你的战船的轻捷让你信心十足，但是，你将看到你会在你的舷侧受到攻击，就像你要到悬崖上的鸟窝里去抓一只正在喂它的孩子的迷人的鸟儿一样，你也要受到攻击。你现在交还了你的奴隶。路易已经砸碎了枷锁，你的枷锁使奴隶们受不了了，他们在光荣的帝国里生来就是自由的。惊讶的水手们事先就大声叫道：“谁像蒂尔?然而她在大海中已自杀身亡①。”

①玛丽·泰雷兹(Msrie-Teerese)王后葬礼上的祷词。

精彩的话语!你没有能够推迟王位的崩溃吧?国民们朝他们自己的命运走去，像但丁的某些影子一样，要他们停下来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幸福之中。

这些战船给努迷蒂的大海带来了自由，也带走了合法性；这支在白帆下的舰队，是君主政体的开航出海，它远离了圣路易上船时的港口，那时死神在加太基正叫他。从阿尔及尔苦役犯监狱里释放的奴隶们，那些把你们送回你们国家的人却失去了他们自己的祖国，那些把你们从永久的流放中解救出来的人们自己却遭到了驱逐。这支庞大船队的主人乘坐一只小船穿过大海逃了，但法兰西可以对他说科内利对蓬佩说过的话：“这是我财产的杰作，而不是你的，我看你现在龟缩在一叶小小的可怜的扁舟上；而你却想划着它与五百只战船一起航行①。”

①普吕塔克的《蓬佩的一生》(埃约译)。

这群聚集在土伦海岸上的人群目送着开往非洲的这支舰队；这群人中没有我的朋友吗?德·勒·普莱西，我姐夫的兄弟②，不是在船上接待一位漂亮的女士吗?那位女士是勒诺芒太太，她在等着从尚波利翁返回的朋友。这次对非洲的突然进击带来了什么结果呢?还是听听我的同乡、德·潘奥昂先生怎么说吧：“自从我们看到这同一面旗帜在这些同样的海岸对面五百只战船上空飘扬以来，还不到两个月，六万士兵就急不可耐想去非洲战场上大展拳脚了。到今天，几个病人，几个伤员艰难地行走在我们三桅战舰的甲板上，这是战舰上的唯一随员了。……在哨兵拿起武器，像往常一样向这面旗帜的升降致敬时，甲板上的一切谈话声便戛然而止。我也马上脱帽，带着只有在年老的国王本人面前那种无比的崇敬行礼。而在我的心底里，我是跪在深遭不幸的陛下面前的；我是悲伤地看到了这种不幸的迹象的③。”

②安娜·比松·德·拉维涅(Anne Buisson de Lavigne)，夏多布里昂的姐姐，一七八九年嫁给了埃尔韦·德·勒·普莱西。普莱西骑士，海军军官，是埃尔韦伯爵的弟弟。

③《一位作战参谋军官的回忆录》，由巴舒·德·潘奥昂男爵著。

一八三○年会议的召开——进谏——解散议会

一八三○年的会议在三月二日召开，关于王位问题的演说使得国王开口说话了：“如果这些罪恶的阴谋对我的政府造成了我不能也不愿预见到的障碍，我会找到一支力量来克服它们的。”查理十世讲这番话时的语气，就像一个男子，在通常的情况下又害羞又温和，在偶尔的情况下勃然大怒，声色俱厉：讲话的声音提得越高，解决的办法越显得南风不竟。

作为辩白的进谏书是由艾蒂安先生和基佐先生起草的，上面说道：“陛下，宪章跟法律一样，它认可国家有权干预公益事业的审议。这种干预应把您的政府方面的长期资助和人民的意愿变成公共事业的正规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陛下，我们的忠诚，我们的献身精神使得我们不得不向您挑明：这种资助并不存在。”

进谏书以二百二十一票对一百八十一票的多数获得通过。德·洛热利尔先生的修正案去掉了“拒绝资助”这句话；这个修正案只获得二十八票。如果那二百二十一票早能预测投票结果，进谏书可能被否决了。为什么上帝不能偶尔把盖住未来的面纱揭起一角!但它确实给了某些人一种预感；但是他们并没有十分看清他们应走的道路；他们害怕挨骂，或者，如果他们按他们的预感行事，怕别人不会相信他们。上天没有挑明问题的关键；当一个人忍受了巨大的挫败以后，他就会成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这抱负延伸在总体的计划中，展现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而又在我们的后代所能及的范围当中。

国王在回复进谏书时，表示他的解决方案不会变，也就是说他不会解除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职务。议会解散了：德·佩罗内先生和德·尚特洛兹先生取代德·夏布洛尔先生和库瓦齐埃先生，让他们退休：卡佩尔先生任贸易大臣。在他周围还有二十来位先生能当大臣；还可以把德·维莱尔先生召回，还可以任用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和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德·维莱尔先生下台以后，当修道院院长弗雷西诺奉命要我去当公共教育大臣时，我就向国王推荐了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和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可是不行，他们害怕有能力的人。在他们追求庸才的热潮中，似乎是要使法兰西蒙羞似的，他们要寻找它所拥有的更加无能的人来当它的头。盖尔农先生是那些不为人了解的人当中最勇敢的人，他们发现了他，然而王太子却恳求德·尚特洛兹先生去拯救他的君主制度。

根据议会解散后的安排，一八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召开了区级头头会议，省级头头会议在七月三日召开，在制止长房分支毁灭前仅仅二十七天。

那些十分活跃的党团把什么都推向了极端：极端保皇党人扬言要对王国实行去政；共和党人则想建立有个督政府的共和国或国民公会下的共和国。这个党的《论坛》报出版后，其发行量超过了《国民报》。全国大部分人还是要实行合理的君主政体，但要放开，要摆脱宫廷的影响。野心勃勃的人活跃了起来，每一个人都想当部长：雷雨过后，百虫逞能。

那些想迫使查理十世成为立宪君主的人，觉得他们合情合理。他们认为自己十分合理合法，但他们忽视了人的脆弱性，王权可以受到猛烈攻击，而国王本人却不行：他失去的是我们，而不是他的制度。

新议院——我动身去迪耶普——七月二十五日的敕令——我回到巴黎——路途中的思索——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新议院的代表都已到达巴黎。原二百二十一个代表中有二百零二人再次当选；反对党获得二百七十票，内阁一百四十五票，王权那部分全部丧失。选举结果自然是内阁隐退：查理十世执意冒犯一切，政变已不可避免。

我七月二十六日去迪耶普，早上四点便动身了，那一天正是敕令签发的日子。我相当高兴，很想再去看看大海；但是几小时以后，伴随着我而来的是一场吓人的暴风雨。我吃住在鲁昂，什么也不知道，真后悔没能去参观圣鸟昂，跪在博物馆漂亮的圣母像面前回忆着拉斐尔和罗马。第二天，二十七日中午时分，我到达迪耶普。我下榻在我以前的公使馆秘书为我安排的旅馆里。我穿好衣服就去找雷卡米耶夫人。她住在一套窗户朝沙滩开的套房里。我在那儿聊天、看波涛，不知不觉过了好几个小时。突然，亚森特先生来了；他给我带来了德·布瓦西先生①收到的一封信；信中对发布的敕令大加赞赏。过了一会，我的老朋友②巴朗谢进来了。他从驿车上下来，手里拿了一些报纸。我打开《箴言报》看了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上面都是官方的文件；还说一个政府故意从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跳楼!”我向亚森特要了几匹马要返回巴黎去。晚上七点左右我登上了马车，把我的朋友们留在那里惶恐不安。一个月以来，常有政变的传闻，但谁也没有理会这种看来荒谬的议论。查理十世向来生活在王位的幻象之中：王子们四周形成了一种虚假的安澜，使得他们不去看现实的东西，而去看天上的虚幻景象。

①德·布瓦西(de Boissy)法国贵族院议员，以前他是夏多布里昂在伦敦的使馆秘书。

②原文为“我过去的朋友”，为作者笔误。

我随身带着《箴言报》，一天亮，也就是二十八日，我读了又读，为敕令作些评论。给国王的报告的前言给我留下了两方面的深刻印象：对于新闻界弊端的评价是正确的；但同时这些评论的作者却显得对当今社会的情况完全无知。无疑，自一八一四年以来，持自己观点的大臣们受到了新闻界的骚扰；无疑，新闻界有意控制统治权，迫使君主和议会服从它；无疑，在王朝复辟时期最近这些日子，新闻界只凭自己的热情，不顾法兰西的利益和荣誉，攻击阿尔及尔的远征，对其原因、方式、准备工作、成功还是失败的机遇大加发挥，泄露了武器装备的机密，把我们军队的情况、部队和战船的数量、以至登陆的地点都泄露给了敌人。要是事先把他们谈判的秘密这样泄露出来，或者标明他们的部队的宿营地，里舍利它的主教和波拿巴岂不早把欧洲置于法兰西的脚下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令人可憎的，但是，补救的办法呢?新闻事业在以前是鲜为人知的，人们以前没有看出它的威力，但现在它已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它的话语比得上雷击，它是社会的电流。你能不让它存在吗?你越是要压制它，它爆炸起来就更具有威力。那么你得学会与它共存，就像你与蒸汽机为伴一样。你得学会利用它，去除它的危害性，或让它逐渐用于公共的和家庭的用途一点一点地削弱它，或者你逐步地把你的习惯和你的法则同今后支配人类的规律融合在一起。新闻界在某些情况下的无能为力的一个例证就是来自于你对它就阿尔及尔的远征发出的谴责：你不顾新闻自由夺取了阿尔及尔，就像我在一八二三年用这种自由最猛烈的大火发动了西班牙战争那样。

在内阁的这个报告中，不能容忍的就是那无耻的妄自尊大，即：国王对法律有先决权。那么宪法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国王对政府制定的法令可以随意加以改变，那么为什么要用虚假的保证来欺骗人民大众呢?该报告上面的签字人是那么相信他们所说的东西，以致他们几乎不提宪章的第十四款；我曾就这一款提出了有人会把宪章当成自己的私货。他们想到了这一款，但是仅仅是想到而已，并且认为它是法律的累赘。

第一条敕令取消了新闻在各个部门的自由。这是十五年以来警察局在他们的小黑屋子里精心设计的上乘之作。

第二条敕令重写了选举法。这样，两项首要的自由：新闻自由和选举自由彻底地取缔了：这两项自由的取缔，不是通过立法机构制定的法令而是通过这样一条随心所欲的敕令来做出的，虽然制定法令的机构腐败，它制定的法令虽然极不公正，但它却是合法的。这样有五个并不缺乏见识的人，他们、他们的主人、君主政体、法国和欧洲，以史无前例的轻率猛然跌进了深渊。我不知道巴黎发生的事情，我期望着有某种抵制，在不推翻王位的前提下迫使王权辞退那些大臣，收回那些敕令。在这些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我坚决不插手其间，不写、不说反对这些违反宪法措施的东西。

如果外交使团的成员没有对敕令直接施加压力，那么他们是支持这些敕令的。整个欧洲是厌恶我们的宪章的。当敕令的消息传到柏林和维也纳，当他们以为在二十四小时内就会取得成果时，昂西隆先生大呼欧洲得救了，德·梅泰尼先生显然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接着不久，当德·梅泰尼了解到了真相以后，他沮丧的程度同他原来高兴的程度一样强烈；他说他受骗了，还说舆论是绝对自由的，他早已习惯奥地利宪法那种思想了。

7月敕令颁布后，国会议员的任命便落到了这些人身上：这些人是在候见厅里，通过他们的见解或文章大力支持敕令的。我们从名单上看就是那些最反对代议制的人。是不是甚至就在国王的内阁里，在国王的眼皮底下，起草了这些令人沮丧的文件?是不是在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办公室起草的?是不是在一次仅有大臣参加的会议上，还是在一次有几个反对宪法的帮闲才俊参加的会议上?是不是在重压下，在一次像那种十人①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起草了这些七月决定(按照这些决定，合法的国王被判处在叹息桥上绞死)?还是德·波利尼亚克先生一个人的意见?这大概是历史永远也不会向我们泄露的。

①秘密十人委员会，一三一○年创建于威尼斯，到一七九七年，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真正的实权机构。

到吉索尔后，我听到了巴黎暴动的消息和一些令人不安的议论；这些议论表明宪章是多么地为法兰西人民所接受。在蓬图瓦兹，还有更新的消息，但这些消息不很确切，而且互相矛盾。在埃布莱，驿站没有马，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有人建议我绕过圣德尼，因为走那里会有路障。在库贝瓦，驿站的马车夫摔掉他那件钉着有百合花图案的钮扣的上衣；早上有人朝他经过香榭丽舍大街开往巴黎的敞篷四轮马车开枪，因此，他对我说他不准备带我走那条大街，他要在星形广场栅栏的右边去找托卡德洛的栅栏，从那里就可以看到巴黎了。我看到了飘扬的三色旗，于是我断定那不是骚乱，而是一场革命。我有预感，我的角色变了：我本来是跑来保卫大众自由的，却将要不得不保卫王权了。白色的硝烟在一排排的房屋之间升起；我听到几声炮声和机枪齐射的声音，不时夹杂着警钟的嗡鸣声。我仿佛看到古老的卢浮宫从荒芜的高原上倒了下来；那处高原是由拿破仑指定用来建罗马皇宫的。

我的车子从斜坡上冲下去，穿过耶拿桥，上了沿着尚德马尔斯铺了石板的路。一切都显得很孤寂。我发现一队骑兵站在军校的栅栏前；那些人看起来很悲伤，像是被人忘却了似的。我们走的是荣军院大道和蒙帕纳斯大道，路上遇见了几个行人，他们都吃惊地瞧着一辆驿站马车像平时那样在路上跑。昂佛尔大街已被砍倒的榆树拦住了。

回到我的家门口，邻居们夹道欢迎我回来；对他们来说，我好像是他们的保护神。夏多布里昂夫人对我的返回，既高兴又惊慌不已。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的早上，我给在迪耶普的雷卡米耶夫人写了一封信，信后还有附言。信的全文如下：

我给您写这封信，但不知道您是否能收到，因为邮车已停开。

我是在隆隆的炮声、枪声和警钟声中进入巴黎的。今天早上，警钟还在响，但我已听不到枪声了。似乎大家正在组织起来，只要敕令不收回，反抗就要继续下去。这就是大臣们违背誓言的直接后果(还不说它的决定性后果)!至少可以看出，大臣们已把他们的错误归咎于王权了。

国民自卫队，巴黎综合科学校，一切都乱套了。我还没有见任何人。您判断一下看，我是在什么情况下找到夏大太的吧。像她一样，见过八月十日和九月二日暴乱的人，仍心有余悸。一个团的士兵，第五纵队，已倒向宪章派这一边。很明显，德·波利尼亚克是罪大恶极的，他的无能是一个很蹩脚的托词，有野心又无能，这就是一种罪过。有人说，宫廷准备迁到圣克卢去。

我自己的事不用同您说了；我的处境很艰难，但立场很明确。我不会背叛宪章，更不会背叛国王；我不会背叛自由，更不会背叛合法的王权。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可做；只有等待和为我的国家哭泣。外省会怎么样，现在只有上帝知道；已有人提到鲁昂的起义了。修会要武装朱安党人和西部的保皇党人了。统治者们坚持有什么用?一个敕令和六个无能(或无德)的家伙足以把我们这个最平静的也是最繁荣的国家变成最混乱不堪也是最不幸的国家。

一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上午

战火又烧起来了。好像已向卢浮宫开火了，国王的军队固守在那里。我住的郊区也开始暴动了。人们开始谈论着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其首脑会是热拉尔将军、舒尔译尔公爵和德·拉·法耶特先生。

这封信可能发不出去，巴黎已宣布戒严，由马尔蒙元帅替国王掌权。有人说国王已被杀死，但我不信。望您保重，不要过于担心。上帝保佑您!我们还会见面的。

中午

这封信是昨天写的，没能发出去。一切都结束了，人民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国王在所有的方面都作了让步，但我担心人们会要他让出王位。我今天早上已写信给皇上。此外，我为我的将来，做了一个令我开心的完美计划。等您到了之后，我们再谈。

我自己马上去邮局发这封信，只怕会要跑遍巴黎。

星期五

七月革命二十六日这一天

七月二十五日的敕令刊登在二十六日的《箴言报》上。秘密保守得很严密，连自己军参谋长、担任值勤的元帅拉居兹①公爵、警察局长芒让先生都没被告之。塞纳省省长也只是看了《箴言报》才知道这些敕令的，副国务秘书先生也是在看了这份报纸后才知道的。然而，正是这些人掌握着各个兵种的武装力量。德·波利尼亚克王子负责代理德·布尔蒙先生大臣的职务，远没有想到要留心敕令这些琐事，二十六日那一天他在军务部主持工程招标会议。

①拉居兹(Raguse)，即马尔蒙(Marmont)。

二十六日，国王在《箴言报》运到圣克卢之前就打猎去了；他从朗布耶回来已是半夜了。

后来，德·拉居兹公爵收到了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一封短信：

阁下想必知道国王陛下以他的英明和对于民的爱护采取了一些为维护王权和公共轶序的特别措施。在这一关键时期，陛下凭依您的热忱以确保在您管辖的范围内的秩序和平静。

这些最脆弱的人再大胆，也决不会反对一支即将粉碎一个帝国的军队的；这种人的大胆只能用一种幻觉——人们不再认为是危险时刻一个小集团驱使的后果——来解释。报纸的编辑们，在咨询了迪潘先生、奥迪隆·巴罗先生、巴尔特先生和梅利洛先生以后，决定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发表他们自己的文章，以防让人抓起来，针对敕令的非法性为自己进行辩护。他们聚集在《国民报》的编辑部：梯也尔先生起草了一份抗议，在上面签字的有四十四个编辑，第二天，二十七日早晨，发表在《国民报》和《时代报》上。

黄昏时，几位众议员在德·拉博德家里集中，他们决定在第二天去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家里碰头，即将占领政治舞台的三种权力之中一种第一次在那里出现，其他两种是：君主政体在议会，占据着皇宫；共和派在市政大楼。晚上皇宫前有几次集会；人们朝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汽车扔石头。拉居兹公爵去圣克卢见了国王，他要从朗布耶返回时，国王向他打听了一些巴黎的消息。“年金降了，降了多少?”王太子问道。“三法郎。”这位元帅回答道。“会升上去的。”王太子又说。于是，各自散去。

七月二十七日这一天

二十七日这一天一开始就不吉利。国王委任拉居兹先生为巴黎总指挥官；这全靠拨给他的那笔肮脏的钱来支撑。这位元帅一点钟便去了卡鲁塞尔广场的自卫军参谋部坐镇指挥。芒让先生派人去抓《国民报》的人，卡雷尔先生奋起反抗，米涅先生和梯也尔先生以为大势已去，那两天躲起来了：梯也尔先生去了蒙莫朗西峡谷，躲在一个叫库尔尚的太太家里。库尔尚太太是两位贝克先生的亲戚；这两个贝克先生，一个在《国民报》工作，另一个在《论坛报》工作。

在《时代报》报社，事情的性质则严重多了。记者中真正的英雄非科斯特先生莫属。

一八二三年，科斯特先生领导着《历史记事报》，被他的同事指控出卖了这份报纸，他奋起反抗，身上还挨了一剑。科斯特先生到外交部去见我，我同他谈到了新闻自由；我对他说：“先生，您知道，我是多么热爱和尊重这个自由啊!可是，当您每天都在攻击王权和宗教的时候，叫我怎样在路易十八面前来捍卫这项自由呢?我请求您，为了您的利益，也让我省点劲，您就不要去破坏这千疮百孑L的壁垒了，说实在的，一个勇敢的人去攻击它应该感到脸红。我们做一笔交易吧：您呢，不要再去攻击那几个自身都难保的老头儿了，王权和宫殿也几乎保护不了他们了；我呢，我拿我的个人作交换，您早晚攻击我好了，您想说我什么就说什么吧，我永远不会抱怨；我自愿作您攻击的目标，但不要把国王当作靶子。”

科斯特先生对我这次会见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时代》编辑部里，在博德先生和一位警察分局局长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宪法的争论。

国王在巴黎的检察官，签发了四十四张传票给在抗议书上签了字的记者。

两点左右，革命中的君主政体分裂派像前一天晚上约定的那样，在佩里埃先生家中集合，但是什么事也没有议成。众议员们推迟到了第二天，即二十八日，在奥布里·德·皮拉沃先生家里集中。卡齐米尔·佩利埃先生，是个生活有条理又富裕的人，他不想落在人民的手中，他对通过某种调整后的合法王权仍抱有希望。他激动地对舍朗先生说道：“不搞合法化，你们就会失去我们；你们在让我们离开高级职位。”这种合法的思想到处存在，在两次截然不同的会议上也体现了出来：一次是在卡代——加西库尔先生家开的，另一次是在古尔戈将军家里开的。佩利埃先生是属于这个由一般人民群众和士兵上升为资产阶级的阶级。他有勇气，思想固执；他勇敢地投入革命洪流是为了阻挡它；但他的健康状况使他太关心自己的生活了，他太看重自己的财产了。“对一个老在镜子里照他舌头的人，您要拿他怎么办呢?”德卡泽先生对我说道。

人群里人越来越多，并且似乎有动武的苗头。宪兵队的军官去告诉德·拉居兹元帅，说他的人手不够，他担心会被迫动武。于是，元帅作了军事部署。

二十七日，当军营里接到带武器的命令时已是下午四点半了。巴黎宪兵队在自卫军队几支小分队的支援下，试图恢复里舍利厄大街和圣奥诺雷大街的交通。一支小分队在波尔多公爵大街①受到石子的猛烈袭击。该小分队队长在金字塔街躲过从皇家酒店投出的一块石头以后，便下定了解决问题的决心：他发现住在这酒店里的一位叫福克斯的先生手里端着他的猎枪，在窗口朝经过那里的自卫军队开火，士兵们给以回击，对着这座房子开火，福克斯先生和他的两名仆人当即被击毙。这些英国人，本来龟缩在他们的岛上，却要向其他地方输送革命，你可以看到他们混在世界各地，插手一些与他们无关的事情：比如为了出售一匹白布，为了这么一点小事，他们可以把一个国家置于深重的灾难当中。这位福克斯先生有什么权力朝法国士兵开枪?是不是查理十世触犯了大不列颠的宪法?如果说有什么东西玷污了七月战斗的话，那就是一个英国人射出的这颗子弹激发的。

①今天的七·二九大街，在圣罗克教区。

二十七日这一天的首次战斗直到下午五点左右还没正式开始，天一黑就停止了。军火商把他们的武器给了群众；路灯有的打碎，有的没有点上；三色旗在巴黎圣母院顶上的黑暗中升起；警卫队的拥进；军火库和火药库的夺取；常驻部队步枪手武装的解除，这一切是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在二十八日天亮时进行的，到八点一切都结束了。

革命中的无产者民主党人个个穿着军服或者半裸，拿着武器走在前面，顾不上他们的烦恼和褴褛衣服了。人民，由几处在不同地点聚集的人群中选出来的一些代表在卡代一加西库尔先生家里召开了一次会议。

篡夺党这时还没有出现，它的头头①躲在巴黎以外的地方，他不知道是去圣克卢还是去皇宫。资产阶级政党或君主专制政党的代表们对被运动拖着走表示不满。

①他后来成了路易·菲利普。

德·波利尼亚克先生去了圣克卢，二十八日早上五点让国王签署了巴黎戒严令。

七月二十八日：战斗的一天

二十八日，聚集的人群更多了；人们高呼“宪章万岁!”的口号声还可以听得到，中间还夹杂有“自由万岁!”“打倒波旁王朝!”也有人高喊：“皇帝万岁!”“黑暗中的王子万岁!”在所有革命当中，在老百姓的想象里，这种黑暗中的神秘王子总要出现。于是，回忆与激情一齐涌向心头，毁坏和烧毁法国武器，把武器用绳子绑在毁坏了的路灯柱子上，扯掉驿车车夫和邮差胸前的百合花勋章，公证人取掉了他们的盾形纹章，执达员扯去了他们的帽徽，马车夫扯掉了盖戳的单据，宫廷供应人拒绝送食物。那些以前把拿破仑的鹰饰勋章涂上百合油漆的人，他们只用一块海绵，沾上调稀的胶水就可以去掉那层漆，还帝国的雄风。

德·拉居兹元帅写信给国王说，必须尽快采取绥靖措施，到第二天(二十九日)就太晚了。一位警察局长的使者去问元帅，巴黎是不是确实已宣布戒严，元帅自己一无所知，显得十分惊讶。他跑到内阁总理那里，看到大臣们聚集在一起，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给他重新下达了命令。因为那个践踏世界的人，曾经在一些城市和省份宣布过戒严，查理十世认为可以仿效他。大臣们对元帅说，他们将坐镇卫队的参谋部。

二十八日九点，当时已不是守住一切的时间了，而是要重新夺取一切，可是圣克卢没有一项命令下达下去。元帅下令所有部队离开军营，当时实际上有一部分在前一天夜里已出动了。他们没有任何办法能把给养运到卡鲁塞尔总部。因为他们忽视了派重兵把守，军用面包干已被夺走了。德·拉居兹公爵先生，是个有思想有功绩的男人，勇敢的战士，学者，却是一个倒霉的将军，从他可以上千次地看出，一个军事天才在处理内乱时是微不足道的，随便哪一个警官都会比这位元帅更懂得他应该怎么做。也许他的聪明才智被他的往事弄麻木了，他只能在他那赫赫大名的厄运重压下苟延残喘了。

元帅，手下只有一小撮人，他制定的计划，应有成千上万的士兵去执行。此时，一些纵队已被派往远方作战，另外一支将去夺取市政府大楼。这些部队，在完成维持各地的秩序的行动之后，应该集中到军营里去。勒·卡鲁塞尔坚持在司令部里：那是发布命令和收集情报的地方。一支由瑞士人组成的部队，围着圣婴市场打转，肩负着维持往来在中心和边远地区部队的联络。波蓬库尔军营的士兵分成几个分队，准备随时奔赴召唤他们去的地方。拉图尔——莫布尔将军住在荣军院①内。当他看战事进行不利时，他建议在路易十四大厦里收容残兵败将，他坚信他能把他们养起来，以对付巴黎市民的攻击。过去他把他的人放在帝国的战场上没少受非议，但波罗蒂诺的人知道他会遵守诺言。但是，一名残废老兵的经验和勇气能值几何?这样他的建议没被采纳。

①他是那里的司令。

在圣夏芒伯爵的指挥下，卫队的第一纵队从玛德莱娜大教堂出发，沿着大路向巴士底狱进发。没走几步，萨拉先生指挥的一个小分队就受到了攻击；该小分队队长是个保皇主义者，他奋起还击，打退了进攻。队伍越往前赶，留在路上的交通驿站一个个离得太远，防守又太薄弱，被人民群众切断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并在它们之间用伐倒的树隔开，还设置了路障。在圣德尼门和圣马丁门之间发生了一场流血事件。德·圣夏芒先生路过菲埃斯希未来战功剧场，在巴土底狱广场遇上了一队队人数众多的男女。他劝他们自行解散，并给了他们一些钱。但有人不停地朝附近的房屋射击，他不得不放弃从圣安托万大街返回市政府大楼，过了奥斯特里兹大桥，他从南方大道才回到了卡鲁塞尔。对小路易十四①的母亲来说，在还没有毁坏的巴士底狱前面的蒂雷纳要幸运得多。

①在一六五二年投石党运动期间，他打败了孔代，回到了巴黎宫中。

占领市政府大楼的小纵队沿着杜伊勒利宫、卢浮宫和拉丁区的岸边，新桥过了一半，夺取了奥洛热码头、花卉市场，从巴黎圣母院桥拥向沙滩广场。卫队的两个小分队通过急行军，把一直到新吊桥的地方都箝制住了。第十五区的一个营稍微支援一下卫队，也得在百花市场留下两个小分队。

在过塞纳河的圣母院桥上打起来了，老百姓们大鼓打头阵勇敢地冲向卫队。指挥皇家炮兵的军官下令监视人群，结果他们白白受到冲击，因为他们没有炮，只会被打垮而无任何成功的希望。居民寸步不让，炮兵开火了。士兵们拥人堤岸码头，拥人沙滩广场；在沙滩广场，从阿尔科尔桥上突然又冒出了另外两个卫队的小分队。他们不得不强行驱散在圣雅克区集结的大学生队伍。市政府大楼被占领了。

在穆通街的入口处设置了一处路障，一队瑞土士兵把它搬走了，于是人民群众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在一片欢呼声中重新夺取了他们的防御工事，但路障最后还是落到了卫队的手里。

在所有那些贫穷、人民大众居住的街区，人们迅速投入了战斗，没有什么个人的盘算；法国人的那种冒失轻率、戏弄嘲笑、无忧无虑、勇敢无畏一下子都涌人了每个人的头脑中。对我们的民族来说，光荣有着香槟酒的清香。妇女们在交叉路口鼓励男人们上街；军官中，谁倒向人民的一边，谁就得挨元帅的拳棒；可队伍在小提琴的乐曲声前进着。这是些可悲又可笑的场面，是集市上的那种露天舞台上的凯旋的场面：在人山人海当中，有欢笑声，枪声中夹杂着咒骂声，沉闷的吼叫声。一些临时召来的车夫光着脚、头戴警察无边软帽，带着一张通行证运送着一些不知名的军官；这个伤员车队在斗士们中间穿行，斗士们为其让出了一条道。

在那些富裕的街区，则是另一种情形。国民卫队的兵士已重新穿上了原来被人剥去的制服，在第一区区政府大量集中，以维持秩序。在战斗中，卫队比人民群众遭受了更多的疾苦，因为他们暴露在躲在房子里的看不见的敌人的炮火之下。另外一些人认识卫队的军官，在客厅里就叫得出那些勇土的名字，他们以攻打他们取乐，而他们自己躲在百叶窗或壁炉后面，是很安全的。在大街上，苦力或士兵的敌意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他们是相互救助的。群众救了好些个伤员。两位军官，戈荣先生和里约先生，一场英勇的保卫战过后，他的得救就应归功于战胜者的不念旧恶。卫队的一个上尉，柯芒，头上挨了一铁棒，晕过去了，双眼流血，但他用他的剑拨开了他的士兵们对准那个工人的刺刀。

卫队中多数人是波拿巴的投弹手。好些个军官丢了命，其中有努瓦洛中尉，他是个特别英勇的军人，在一八一三年，他被欧仁王子授予荣誉勋位团的十字勋章，因为他在卡尔迪埃拉①参加过棱堡之战。德，普兰塞尔维上校，在圣马丁门的战斗中受了致命伤，以前参加过帝国在荷兰、西班牙的战争，在大部队里呆过，也在皇家卫队里呆过。在莱比锡战役中，他亲手俘虏了奥地利将军梅尔弗尔德。他负伤后，由他的士兵抬到了大石子医院，他要等到七月中最后一个伤员包扎完了之后才肯让人给自己包扎。在别的战场上见过他的拉雷②医生，看到要救他已为时太晚，只好截掉了他一条腿。那些看到那么多子弹在他们头上飞过的高贵的对手，如果他们没有被某些自从胜利以来在胜利者的队伍里得到了自由的苦役犯的子弹所击中，他们是多么幸运啊!这些苦役犯没有能亵渎共和国的胜利；他们只对路易·菲利浦的王权构成了危害。因此，这批逃过了莫斯科、吕真③莱比锡④大炮的著名兵士的幸存者们隐隐约约地在巴黎街头出没，他们说他们正在查理十世时期屠杀那些他们在拿破仑时期那么崇敬的英雄。他们只缺一个人：那个人在圣赫勒拿岛上不见了。

①在意大利伦巴第地区。

②拉雷是“大军”外科医生的儿子，这里，夏多布里昂似乎把他与另一个拉雷搞混了。

③均系德国城市。

④均系德国城市。

夜幕降临，一个乔装打扮的副官给市政府大楼里的部队带来了从那里撤往杜伊勒利宫的命令。撤退的命令被大胆地顶回去了，因为他们不愿意抛下那些伤员，而且大炮要越过路障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后来还是顺利撤走了。当部队从巴黎各区撤回以后，他们以为国王和王太子同他们一样来到了他们的身旁，他们找也白搭，只看到了钟楼亭子上的白旗，他们却让人听到了军营里雄壮的声音。

像大家看到的那样，说市政府大楼被卫队从人民群众手中夺回是不真实的，而是人民群众把它从卫队手中重新夺了回去。当卫队走进市府大楼时，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因为里面空无一人，连省长本人也走了。这些大话把真正的危难减轻了，并使人怀疑这种危难的存在。卫队在迂回曲折的大街上行进很艰难；他们执行的路线，先是以中立的形式出现，后来又背叛了它；这种原来很漂亮的理论，到头来是行不通的。在市政府大楼里进行战斗时，第五十分队赶了来。由于疲惫不堪，他们被很快撤到了大楼的围墙之内，只是把他们全部的、无用的子弹给了那些精疲力尽的同志。

留在圣婴市场的一个瑞士营被另一个瑞士营营救出来，他们一个营接着一个营地朝工科学校的河岸边走去，驻扎在卢浮宫。

此外，设立路障是巴黎人民的自卫手段：从查理五世至今，在历次内乱中早已有之。

“人民群众看到部署在各街道上的军队的同时，”埃斯托瓦尔说道，“已开始用大家所熟悉的方式布置路障。几个瑞士人被杀了，埋葬在巴黎圣母院的一个墓穴里。居伊兹公爵穿过街道，得到人们最热烈的欢呼：“居伊兹万岁!”他呢，摘下他的帽子，对他们说道：“我的朋友们，够了!够了!先生们，过分了；叫国王万岁吧!①”

①据《埃斯托瓦尔》报记载。

为什么近来的路障效果这样好，却很少赢得人们去谈论它，而一五八八年的路障几乎没产生什么效果却引得人们那么有兴趣去读它呢?这要看不同的世纪和不同的人：十六世纪把什么都放在它的前面，而十九世纪把什么都放在它的后面：德·皮拉沃还不是脸上有刀疤的人。

七月二十八日，无战事日

这些战斗进行期间，紧接着武力革命而来的是非武力的政治革命。被拘禁在阿拜①的士兵被释放了；在圣佩拉吉②监狱里的那些因债务问题而坐牢的犯人逃走了；政治犯被释放了。一场革命就是一次大赦；它免除了所有的罪行，罪行再大也是如此。

①过去的圣普——日耳曼阿拜监狱；在第二帝国时期，因开通圣日耳曼大街而不复存在。

②圣佩拉吉修道院，在圣梅达尔区，自一八一一年以来便成了政治犯和债务犯的监狱。一八九五年被毁。

大臣们向参谋部提议：他们决定逮捕这次运动的首要人物：拉菲特先生，拉斐特先生，热拉尔先生，马尔谢先生，萨尔韦特先生和奥德利·德·皮拉沃先生。元帅已就此下达了命令，但稍后不久，他们作为代表被派遣往他那里去时，他不相信他有幸让他的命令得到执行。

由贵族院议员和众议员组成的君主制党的会议在基佐先生家中举行：布罗格利公爵参加了会议；重新露面的梯也尔先生、米涅先生和尽管有别的看法的卡雷尔先生出席了会议。就是在那里这个篡夺党首次亮出了奥尔良公爵的名字。梯也尔先生和米涅先生到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家里同他谈起了王子的事，将军含混其词也作了回答；奥尔良公爵，能不能保证不再这样把他摆在他的手里，他没对他作出任何承诺。

还是在二十八日的当天，中午时分，众议员全体会议在奥德利·德·皮拉沃先生家里举行。德·拉·法耶特先生，共和党首脑，二十七日回到了巴黎。拉菲特先生，奥尔良党首脑在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夜间才到，他去了皇宫，在那里，他什么人也没找到。他派人去纳耶：未来的国王也不在那里。

在德·皮拉沃先生家里，大家讨论对敕令起草一份抗议的事。这份抗议用词温和，对那些大问题只字未提。

卡齐米尔先生建议赶快派人去找德·拉居兹公爵，而那五位选出的众议员则作好了动身的准备，阿拉戈先生却还在元帅家里。但他在给德·布瓦涅夫人的一封信中，是决心赶在特派代表们之前的。他向元帅指出了尽早结束首都不幸的必要性，德·拉居兹先生去德·波利尼亚克先生家里探听情况。德·波利尼亚克得知部队正犹豫不决，他声明说，如果军队倒向人民一边，就得受到暴徒一样的镇压。特罗梅兰将军，听到这些话，对昂布吕热阿克将军生气了。这时，代表团到了。拉菲特先生说道：“我们来请你们制止流血事件。如果战斗再持续下去，不仅会带来最残酷的灾难，而且会带来一场真正的革命。”元帅在军事荣誉的问题上打圈圈，提出什么人民应该首先停止战斗；然而在他写给国王的一封信的附言里却这样写道：“我想陛下应该事不宜迟地利用向您提出的那些建议。”

德·拉居兹公爵的军事助理柯尼埃罗沃斯奇上校被带入国王在圣克卢的住所，把那封信交给了国王。国王说道：“我会看看这封信的。”上校退了出来，在等待命令：看到没有下达命令，他请迪拉公爵先生去国王那里催问。公爵回答说，按照规定，他是不允许进国王的宫殿的。后来，柯尼埃罗沃斯奇先生被国王召去，要他向元帅传达坚守的命令。

樊尚①将军从家里赶到圣克卢，强行闯进，但被拒绝了。他告诉国王，一切都完了。查理十世对他说道：“亲爱的，您是一位好将军，但您对此什么也听不到。”

①樊尚(Vincent)，国王的马术教师。

七月二十九日，军事日

二十九日这一天，出现了一些新斗士：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与他们的一位老学友夏拉斯先生取得联系，他们不顾禁令派去了他们中的四个同学：贝泰兰先生，洛通先生，潘索尼埃尔先生和图尔纳先生，让他们去为拉菲特先生、佩里埃先生和拉斐特先生效力。这些年轻人一八一四年便来到了巴黎，通过学习，个个都很杰出；他们在联盟会上相互认识了。只有几天，他们便成了人民的领头人；人民以极为朴实的方式把他们推到了领导的地位。后来，有些人回到了奥德翁广场，其他的人回到了皇宫和杜伊勒利宫。

发表于二十九日早上的命令冒犯了卫队：这项命令宣布国王对他的英勇之师表示满意，同意发给他们一个半月的工薪。法国士兵觉得此举不合适：这是用英国人的尺度来衡量他们，而英国人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或者是：如果他们领不到薪水，他就造反。

在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的夜里，人民群众在大街上每隔一段路面就拆掉二十来步的铺路石，到第二天天亮时，在巴黎已设置了四千处路障。

波旁宫已由纵队驻守，卢浮宫则是由两个瑞士营驻守，和平大街、汪多姆广场和卡斯蒂格利奥纳街由纵队五分队和五十三分队驻守。将近一千二百人的步兵部队已到达圣德尼、凡尔赛和吕埃尔。

军事位置是比较好的：军队比较集中，要穿过很大的空间才能到达军队驻地。认为这种安排十分合理的埃格泽尔芒将军十一点来把他的才能和经验推荐给了德·拉居兹元帅；帕若尔将军则自荐给众议员去担当国民卫队的指挥。

大臣们置身于运动之外，吃尽了苦头，他们想在杜伊勒利宫召开宫廷会议。元帅催促众议院主席收回敕令。在他们交谈时，他们请来了德·波利尼亚克先生；他本来已同贝埃蒂先生出去并回家了。贝埃蒂先生是一七八九年第一个牺牲者的儿子，他曾跑遍了巴黎城，他断言皇家的一切事业都在朝好的方面转化；致命的事是让这些人有报复的权力，这些人在我们经受第一次动乱时就已经被扔进了坟墓了，最近的不幸又让他们复活了。这些不幸不再是什么新东西；自一七九三年以来，巴黎已习惯了事件的发生和王位的更替。

至于与保皇党人的关系，一切进行得那样好，以致有人说纵队的第五分队与五十三分队同人民群众情同手足，他们背叛了。

德·拉居兹公爵让人提议休战：事实上有几个地方已经停火了，但在别的地方却没有执行。元帅已派人去找驻扎在卢浮宫的两个瑞土营中的一个营；让这营派人去找另一个防守圆柱走廊的那个营。巴黎市民看到这个圆柱走廊已无人看守，便走近围墙，进到了里面，再由通向皇家花园的假门，进到了内部。他们进到交叉通道，朝在院子里的那营官兵开火。想到八月十日的恐怖，瑞士人从宫中冲了出来，分散到了散布在巴黎各个哨所的他们的第三营驻地。同那些士兵在一起，停火得以遵守。人民群众，从卢浮宫到了巴黎博物馆的长廊里，在那些贵重的展品之间开始朝排成行的骑兵竞技场的枪骑兵开枪射击。巴黎各个哨所看枪骑兵挨打，中止了停火又打了起来。瑞士人拥向凯旋门下，把枪骑兵推向钟楼亭子的柱廊里和拥向杜伊勒利宫的花园里。年轻的法尔西①在这场冲突中被打死：他的名字被刻在咖啡店的角落里，他是在那里倒下的；一个甜菜加工厂今天在泰莫皮尔还存在。瑞士人有三四个士兵伤亡：这么少的伤亡，这里却被说成了可怕的屠宰场

①法尔西(Fairy)，哲学家和诗人，他当时刚满三十岁。

人民群众同托马①先生、巴斯蒂德先生和吉纳尔先生通过皇家桥进了杜伊勒利宫，一面三色旗插到了钟楼的亭子上空，像波拿巴时期一样，它象征着自由。一些家具被毁坏了，一些画被军刀一下捅成了两截，在大橱里找到了国王的打猎日记本，其中记载着打山鹑的那几次漂亮射击：这就是猎场看护人关于皇上守猎的古老传说的由来。他们把一具尸体放到了皇宫大厅里空着的宝座上，如果法国人今天不再继续上演悲剧了，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哩。在圣托马一阿坎的大炮博物馆，被抢劫一空，从戈德弗鲁瓦·德·布荣②的头盔到弗朗索瓦一世③的长矛，这历史的长河可流淌了好几个世纪。

①托马(Thomas)，作为将军，他后来在巴黎公社时期被枪毙。

②戈德弗鲁瓦·德·布荣(GodefroideBouillon，一○六一—一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首领之一，一O九九年创建了耶路撒冷王国。

③弗朗索瓦(Francois，一四一四—一四五○)一世，布列塔尼的公爵他支持查理七世反对英国的斗争。

当时，德·拉居兹公爵离开了司令部，放弃了箱子里放着的十二万法郎。他从里沃利街出去，回到了杜伊勒利宫花园。他下令部队撤退，先从香榭丽舍大街撤，后来一直撤到星形广场。人们以为和平了，王太子来了；人们看到几辆马车和一辆运货车，穿过路易十五广场开走了：那是大臣们工作完了之后回家了。

来到星形广场，马尔蒙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说，国王已任命王太子先生担任部队总司令，元帅听从他的指挥。

卫队第三连被遗忘在罗昂大街的一家制帽厂的厂房里，他们作了长时间的抵抗，最后厂房还是被夺去了。默尼埃上尉身中三枪，从四楼的窗口跳了下来，掉在下面的房顶上，被送到了大石子医院，他居然大难未死。巴比洛纳军营在中午到下午一点受到瓦诺、拉克鲁瓦和乌沃利埃这三名巴黎综合工科学院学生的袭击，当时这个军营只有一队大约一百来人的瑞士新兵看守，由有法国血统的迪费副官指挥。三十年来，他一直在我们中服役，他在共和时期和帝国时期的一些大事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勒令他投降时，他拒绝了一切条件，把自己紧闭在军营里。年轻的瓦诺死了。消防队员们朝军营的大门开火：门在猛烈的攻击下倒了，迪费副官马上走了出来，他身后由他的山岳派的人跟着，那些人手里端着刺刀。迪费被附近一家小酒店里射来的子弹打死了；他的死拯救了那批瑞士新兵。那些新兵回到了他们各自所属的部队。

七月二十九日，无战事日——博德先生、德·舒瓦瑟尔先生、德·赛蒙维尔先生、德·维特罗尔先生、拉菲特先生和梯也尔先生

莫特马尔公爵在二十八日(星期三)晚上十点到达圣克卢，他是去担任一百来号瑞士兵的上尉一职的，他只能在第二天同国王交谈。二十九日八点，他在查理十世的身旁作了几次尝试，劝他收回敕令。国王对他说道：“我不能像我兄弟那样去坐双轮运货马车，我决不后退一步。”而在几分钟之后，他却将退出整个王国。

大臣们全到了：他们是德，塞蒙维尔先生，德·阿尔古先生，维特罗尔先生。德·塞蒙维尔说他同国王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诚心诚意地跟他谈到了太子妃的种种危害，还是没能改变国王的决心。他对他说：“到明天中午，不再会有国王、王子了，也不再会有波尔多公爵了。”而国王却回答他说：“那您就让我到下午一点吧。”我不相信这些话中的任何一句。吹牛皮是我们的错：去问一个法国人吧，相信他对你讲的话，他什么都会干的。大臣们在德·塞蒙维尔之后，都进了国王的住所；敕令被撤销了，撤职的大臣德·莫特马尔被任命为众议院议长。

在首都，共和党刚找到了一处住所。博德先生(《时代》编辑部的审稿人)在街上跑时，发现市政府大楼里只有两个人，迪布尔先生和齐默尔先生。他马上想到自己是即将到这里来办公的临时政府的一员，便叫来了省政府的雇员，他命令他们马上开始工作，就像德·夏布洛尔先生还在这里一样。在那些变成了机器的政府里，担子一下子加重了，每个人忙碌奔波为自己失去职位时有块地方安身。谁使自己当上了秘书长，谁就是实权派，谁就有了财权，谁就有了人事权，谁就可以在他的朋友中录用工作人员。那些叫人把他们的“床”搬了来以避免被炒的人有之，甚至跳过即将要空缺的职位的人也有之。外号叫将军的迪布尔先生和齐默尔先生，被看作是临时政府军事部门的长官。博德先生，这个不知名的政府的文官代表，作了一些决定，起草了一些声明。然而，人们看到了来自共和党的一些布告，这些布告上说创建了另一个由德·拉斐特先生、热拉尔先生和舒尔泽尔先生组成的政府。但很少把最后这个名字与前面的那两个名字相提并论，为此，舒尔泽尔先生提出了抗议。这个自由党人老头儿，为了活着的人，僵直得像具死尸；他曾移居国外，又在加来遇难，回到法国后，只在他的祖国的巴黎歌剧院找了一个包厢作为他的住所。

下午三点，出现了新的混乱。按照日程，召集留在巴黎的众议员们在市政府大楼举行了例会，以商议要采取的对策。市长们应回到各自的市政机关去，因此他们得派一名副手到市政府大楼来，组成一个协商委委员会。这项议程已被签署：让·博德代表临时政府签的字，而齐默尔上校是根据迪布尔将军的命令签的字。这三个人的胆子真大，居然以只存在于街头巷尾他们自己所贴的布告中的政府名义说话；这种大胆证明了处在革命中的法国人的那种少有的才智：很明显，这种人天生就是带领其他人的头儿。如果说波拿巴剥夺了我们的自由而留给我们的竟是这种无政府主义，那是多么悲惨的事啊!

众议员们聚集在拉菲特家里，德·拉斐特先生一七八九年复职，他声称他也要恢复国民自卫军统帅的职位。大家向他鼓掌，接着他回市政府大楼去了。众议员任命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市政委员会，他们是：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拉菲特、德·洛博先生、德·肖南先生和奥德利·德·皮拉沃先生。奥迪隆·巴罗先生被选为这个委员会的秘书，他像拉斐特先生以前做的那样，将住到市政府大楼去。这一切乱七八糟地摆到了迪布尔先生的临时政府面前。莫甘先生被派往这个委员会，也就留到了那里。华盛顿的朋友把一面军旗插在市政府大楼楼顶，这是迪布尔先生的主意。

晚上八点半，德·塞蒙维尔先生、德阿尔古先生和德·维特罗尔先生在圣克卢下了车，他们在圣克卢马上得知敕令已被撤回、原来的大臣被解职、和德·莫特马尔先生被任命为议院主席的事，他们跑遍了整个巴黎。他们是以国王的代理人身份出现在市政委员会的。莫甘先生问掌玺大臣，他是不是有成文的委任状。掌玺大臣回答说，他还没有想到这件事。代理官员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拉菲特在会议上得知在圣克卢发生的事情后，为德·莫特马尔先生签发了一张通行证，并补充说，在他家开会的众议员们等他，一直等到了凌晨一点。高贵的公爵没有来，众议员们便走了。

拉菲特先生和梯也尔先生留了下来；拉菲特先生在料理着奥尔良公爵和要发表的声明。法国五十年的革命给实践家们以重组政府的才能，给理论家们以更换宪章像换鞋底一样容易的经验，以及设置机构和bers①的经验；这样的政府就是用这些东西建立起来的，也是在这些东西上面倒下去的。

①这个词一直用到十五世纪，它的含意相当于造船厂的“下水架”。大船在下水架上建成，又用它把船滑进水里去的。

我写信给在圣克卢的国王；他口头的回复——贵族部队——地狱街传教士住所遭劫

二十九日这一天，也就是我回到巴黎的第二天，也没让我无事可做。我的计划中断了：我想有所行动，但我只想根据国王的手谕行事，而且给我一些必要的权力，以便和眼下的当局对话；我什么都可以干，什么都不干不适应于我。我向来通情达理，德·阿尔古先生、塞蒙维尔先生和维特罗尔先生都十分清楚。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在圣克卢的查理十世，由德·吉雷先生负责送去。我请国王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但德·吉雷先生空手而归。他把我的信交给了迪拉公爵先生，由他转呈给了国王，国王让人转答我说，他己任命德·莫特马尔先生为首相，而且他希望我同他沟通沟通。那位高贵的公爵，我到哪里去找?二十九日那天晚上，我没有找到他。

遭到查理十世的拒绝后，我的思想转向了贵族分庭，作为最高法庭，它能提出诉讼和审理纠纷。如果它在巴黎没有安全保障，它可以自由转移到某个地方去，甚至可以在国王身边，它可以在那里作出大的仲裁。它有成功的希望，它的成功往往是由于它有勇气。总之，它屈服了，它遭受的失败也有利于道德准则。可是，我会在这分庭里找到一二十个随时准备效忠的人吗?在这一二十个人里面会有三四个同意我的关于公众自由的理论吗?

当贵族议会成为最高也是唯一享有立法权力的时候，它很风光地处于统治地位。它能提供最强有力的保证；但是，在那些联合的政府里，当有重大危机出现时，它就会失去其价值，变得十分悲惨……它在反对国王时软弱无力，没能阻止专制主义；它在对抗人民大众时，也是很软弱的，没能防止无政府主义的出现。在民众的动乱中，他们只能以发伪誓或者以他们处于受支配地位的代价来换取自身的存在。贵族议院挽救了查理一世吗?它挽救了它曾向其发过誓的里夏尔·克罗威尔先生吗?它挽救了雅克二世吗?今天它能挽救德·阿诺沃尔①的王子们吗?它自己能挽救自己本身吗?这些自称为平衡力量的贵族只能妨碍平衡，迟早会被扔出巴黎盆地的。从前一个富有的、习惯管闲事的贵族，当权利要从他手中失去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办法去保住它：那就是走南闯北，义结金兰，自己当上新运动的头儿，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力量去冒险打一场内战。

①指从乔治三世以来统治英国的王朝。

在我等待吉雷先生返回的时候，我一直忙于保卫我这个地区。郊区居民和蒙特热采石工人通过地狱街的路障大量拥人到了我们这个区。蒙特热的采石工人同蒙托马尔的采石工人一样：蒙特马尔的采石工在德·莫尔内小姐逃离圣巴尔特莱米的屠杀时，他们给她造成的恐慌几乎把她吓死。在经过我这条街上的修道院时，他们闯了进去，二十来个教士只好赶紧逃走。这些狂热的教徒的巢穴任他们抢劫一空，他们的床和书籍也被扔到大街上烧掉了。然而，这场不幸，大家并没有提到它。大家为这帮教士可能失去的东西担心过吗?我招待了他们中的七八个人，他们在我家里躲藏了好几天。我通过我的邻居阿拉贡先生给他们弄到了通行证，让他们到别处布道诵经去了：“圣徒们的逃走往往对人民有益；为了人民的利益，让他们暂时委屈委屈吧。”

众议院——德·莫特马尔先生

在市政府大楼建立的市政委员会任命路易男爵为临时财政委员，博德先生为内务委员，梅里卢先生掌管司法，夏尔德尔先生掌管邮政，马夏尔先生掌管电报，巴沃先生掌管警察局，德·拉博德先生任塞纳省省长。这样，随着博德先生的晋升，他自任政府委员的那个临时政府实际上自动处于被毁灭的地步。商店重新开门营业，各项公共设施重新启动。

在拉菲特家里召开的会议上，已决定众议员中午在议会大厦集中，到会的有三十多个人，会议由拉菲特先生主持。贝拉尔先生说他曾遇见了德·阿尔古先生、德·福尔班——让松先生和德·莫特马尔先生；他们去过拉菲特先生家，以为在他家里能遇见众议员们。他还说他邀这三位先生跟他一起去议会，但德·莫特马尔公爵先生①已疲惫不堪，他回去看德·塞蒙维尔先生去了。据贝拉尔先生讲，德·莫特马尔先生说过，他已有一张签了名的空白证明，而且说国王已同意了所有的一切。

①查理十世早己任命他为议会主席。

事实上，德·莫特马尔先生带来了五项命令；他没有首先同众议员们通气，他的疲劳使得他先去了卢森堡宫。中午，他派人把命令送到了索沃先生那里；索沃先生回答他说，没有得到众议院或市政委员会的允许，他不能把命令刊登在《箴言报》上发表。

贝拉尔先生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把情况说明以后，议会里讨论开了，’以便弄清是接收还是不接收德·莫特马尔先生。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坚持表示赞成；莫甘先生则说，如果德·莫特马尔先生在场，他就会要求听听他怎么说，但事情紧迫，就不能依德·莫特马尔先生的意愿来行事了。

最后，他们指定五个人专门负责去同贵族们商议。这五个人是奥古斯坦·佩里埃先生、塞巴斯蒂亚尼先生、基佐先生、邦雅曼·德莱塞尔先生和于德·德·纳维尔先生。

但很快，德·絮西伯爵被领到了选举议院，德·莫特马尔先生要他把命令介绍给众议员们。在议院里，他对他说道：“在掌玺大臣先生不在时，有几个贵族，只有几个人，在我家里聚会，德·莫托罗尔公爵先生把这一封信交给了我们，这封信是给热拉尔将军或给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的。请允许我把这封信向你们传达一下。”信的内容是这样：“先生，您夜里去了圣克卢，我找您没找到。请告诉我，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您。我请您告诉我，我昨天就带在身上的命令的内容。”

德·莫特马尔公爵先生夜里从圣克卢动身了；他口袋里揣着命令已有十二或十四小时了，照他的说法，从昨天起就揣在身上。他既没有遇到热拉尔将军，也没有遇到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德·莫特马尔先生真不幸!贝拉尔先生对这封传达过的信作了如下的批语：

我不得不指出，这里缺少诚意。德·莫托马尔先生今天早晨在我遇见他时，他去了拉菲特先生家里。他正经八百地对我说，他要来的。

那五条命令宣读了。第一条是撤回七月二十五日的敕令；第二条，八月三日召开议会会议；第三条，任命德·莫特马尔先生为外交大臣和议会主席；第四条，任命热拉尔将军为作战大臣；第五条，任命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为财政大臣。当我终于在掌玺大臣家里找到莫托马尔先生时，他对我保证说，他是迫不得已留在德·赛蒙维尔先生那儿的，因为步行回到圣克卢时，他只得绕道从一个缺口进了布诺涅林园，他的长统靴或是他的皮鞋被划破了，伤及了他的脚后跟。德·莫特马尔先生对自己在为王权制定那些法令之前没有努力去看看那些具有影响的人物，没有让他倾向于王权的事业，深感遗憾。那些法令突然之间拿到毫无思想准备的众议员之间来了，因此谁也不敢说话了，也因此抬来了德·邦雅曼·康斯坦这个可怕的回复：

我们早就知道贵族议院要对我们说什么了，它会不折不扣地要取消这些命令。至于我，我不会对王朝予以正面的支持的；我只会说，这对一个向人民大众开枪的国王来说，再适合不过了；事过之后他只会说：他对此什么也没有干。

德·邦雅曼·康斯坦，声明他不会对王朝予以正面的支持，要是有人对他提起过去对他的才华和雄心所说过的那些赞美之词，他会以同样的方式来结束他的话吗?当我刚才想到合法的君主制可能已被推翻，因为掌握了国王的权力的大臣，在巴黎没能碰到两个众议员，而他疲于奔波，步行了十几里路，磨破了脚后跟，我就由衷地喜欢一个像莫特马尔先生一样有勇气有荣誉的人。任命圣彼德堡的大使①的命令为德·莫特马尔先生取代了他的老主人的命令。啊!我怎么拒绝了路易·菲力甫当他的外交大臣或重新当我最心爱的驻罗马大使呢?不过，唉!我最心爱的罗马使馆，在台伯河边我干什么?我一定会以为她会红着脸看我的。

①在一八三一年，路易·菲力甫把法国驻圣彼德堡大使的职务给了德·莫特马尔，但早在一八二八年查理十世就已把这个职务托付给了他。

在巴黎奔走——迪布尔将军——卢浮宫柱廊前的葬礼——年轻人把我带到贵族议院

三十日上午，我收到掌玺大臣①一封短信，他邀请我出席在卢森堡宫举行的贵族会议。我早就想了解过去的一些消息，我便从地狱街、圣米歇尔广场去了多菲内大街。在有缺口的路障四周，仍有一些不安的因素。我把我看到的情况同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运动作了一番比较，这场运动好像还算有秩序，也比较平静：道德风尚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

①负责在文件上盖上议院图章的法国贵族。德·塞蒙维尔候爵在一八四年至一八三四年担任此职。

在新桥，亨利四世的雕像手中握着一面三色旗，像神圣同盟的军旗一般。一些平民百姓瞧着这尊国王的铜像说道：“你没干那蠢事吧，老兄。”一些军队集中到了巴黎高等理工学院的河岸码头上，我从远处看到了一位由两个副官陪着的将军，也骑在马上。我向那个方向走去。我拨开人群，把视线落到了那个将军身上。他腰上系着一根三色腰带，帽子歪戴着，帽角朝前。他发现了我，对我大喊道：“喂，子爵!”我大吃一惊，认出了这位迪布尔上校或上尉，我在根特的伙伴。我们回到巴黎，他将以路易十八的名义去夺取几座没有设防的城市。就像我在第二卷里说过的那样，他给我们带来了半只羊，我们在阿尔努维尔的一间破屋里当作晚餐吃了。就是这位军官，各种报纸把他介绍为留着灰色胡子的共和党人朴实的军人；他是个不愿为帝国的暴政效劳的人；他是那样的贫穷，以致在一七九五年督政时期，他的上司不得不在旧衣店里为他买一件制服。看到他叫我，我也叫道：“啊!是您!怎么样……”他朝我伸出了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周围的人围了一圈。“亲爱的，”这位临时政府的军事首脑指着卢浮宫大声对我说道，他们在那里布置了一千二百人的兵力，“我们从后面用子弹掩护了他们的两侧!他们尽管往前冲，往前冲!……”迪布尔先生的副官们哈哈大笑了起来，周围的人也笑成了一团。将军刺了他的小驽马①一下，它旋转半圈，像是一头累坏了的牲口；它后面跟着的两匹瘦马在石板上滑动，像是要在骑手的两腿间趴倒到地上去了。

这样，他神气十足地走了，一副英姿勃勃、气宇轩昂的样子，把我留在市政府大楼的后面。我见过一些认真看待一八三○年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各种事件的人，他们为这样记述而脸红，因为这种记述有损于他们的英雄信念。看到最庄严的革命那可笑的一面，和用什么方式大家可以嘲弄人民的诚意，我自己也感到可耻。

①一种小劣马。

路易·布朗先生那部优秀的《十年的历史》的第一卷在我搁笔后就出版了，它证实了我的记述。他写道：

一个中等身材、精力充沛的男子，身着将军服，身后跟着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士兵，穿过了圣婴市场。这就是德·埃瓦里斯特·迪穆兰先生，《立宪党人》的编辑，他从一个卖旧衣服的商人那里买到了那身制服，他戴的肩章是演员佩尔莱从喜剧院商店买来送给他的。“这位将军是谁?”从各方面来的人都在问。围着他的人回答说：“是迪布尔将军。”人民群众高呼道：“迪布将军万岁!”在他面前，这个名字还从来没有这样在空中回荡过。①

①我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九日收到迪布尔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说：“自从上次我们在卢浮宫岸边相遇后，我多么想再见到您啊!我多少次想把撕碎我灵魂的忧伤向您倾吐啊!生活在这么个时代，——个人热烈地爱着他的国家、他的荣誉、他的幸福、他的光荣，可他是多么不幸福!……

在一八三○年，人家干的事，我没附和他们，难道我错了吗?他们为法国安排那可憎的未来．我看得清清楚楚。我解释说，单是它的弊端就能怎么怎么造成政治上的也是欺诈性的人事安排，然而没有人能理解我。

同一年(一八四一年)的七月五日，迪布尔先生又给我写了一封信，给我寄来了一个记事手稿，他曾在一八二八年寄给了德·马蒂尼亚克先生和那些他鼓励他们让我进议会的先生。我并没有朝迪布尔先生指的这个方向向前发展，这不太符合现实。(巴黎，一八四一年记事。)

另一个场面，在几步之外等着我：在卢浮宫的柱廊前面挖了一个墓穴，一个神父身着一件宽袖白色法衣，佩着襟带，在墓穴旁边念着祷词；人们把几具尸体放了进去。我赶紧脱帽致敬，在胸前划了个十字。静静的人群带着敬意注视着这葬礼。如果宗教界的人士不到场，这种仪式也就不算什么了。那么多的回忆和思考一下子涌进我的脑子里，我木然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突然，我感到有人推我，原来响起了一片口号声：“捍卫新闻自由的人万岁!”我的头发让我被人认了出来，马上一些年轻人抓住我，对我说道：“您去哪里?我们带您走。”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向他们表示感谢。我挣扎着，请他们放我走。贵族议院开会的时间还没有到；那群年轻人不停地喊道：“您去哪儿?您去哪儿?”我胡乱地回答道：“去皇宫!”马上我又听到“宪章万岁!”“新闻自由万岁!”“夏多布里昂万岁!”的呼声。在方丹家的院子里，书商巴尔巴先生从他房中出来，拥抱我。

我们到了皇宫，我被挤到了木长廊底下的一家咖啡屋里。我热得要死。我合着手反复要求不要那样赞誉我，可不管用。所有那些年轻人就是不放开我。人群里有个男子，卷着袖子，一双手黑黑的，一张阴沉沉的脸，眼睛火辣辣的；他这模样儿，一开始起事，我就注意上了他。他不停地想往我这边靠，可年轻人们总不让他挨近我。我既不知道他姓什名谁，也不知道他要找我干什么。

最后，我不得不亮出我要去贵族议会。于是我们离开了咖啡屋，欢呼声再次响起。在卢浮宫的庭院里，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呼叫声：人们嚷道：“冲进杜伊勒利宫去!冲进杜伊勒利宫去!”另一些人则叫道：“首席执政①万岁!”他们似乎希望我成为拥护共和的波拿巴的继承人。陪同我的亚森特先生，得接受人家的握手和拥抱。我们过了艺术大桥，上了塞纳大街。有人在我们所经过的路上奔跑，有人扑到窗边招手；这么多的赞誉我都受不了啦，因为他们还搀着我的手。从我身后推着我走的那群年轻人中的一个突然把头伸向我的双腿之间，把我背在他的肩上。于是又发出了一阵欢呼，他们对马路上、窗户旁的观众喊道：“脱帽致敬!万岁，宪章!”我呢，我也大呼道：“对，先生们，宪章万岁!国王万万岁!”他们没有附和这声呼喊，但也没有生气。就这样，这一着是失慎了!不过一切还可以挽救回来，但不应在人民群众中宣扬：在革命中，一个来自普通人的名字胜过一支军队的思想。

①指拿破仑。

我请求我的年轻的朋友们把我放了下来。在塞纳大街，当着我那位书商的面，勒诺尔芒先生，一个做软垫家具的工人为了我的健康，要送一张沙发给我，我谢绝了。在一片欢呼声中，我回到了卢森堡宫的主院里。我的这些热情的朋友，在又高呼了一遍“宪章万岁!”“夏多布里昂万岁!”之后，离开了我。我被这些崇高的青年人的激情深深感动了：我在他们之间喊了一声“国王万岁!”然而，我却像单独一人呆在家里一样安全。他们了解我的主张，他们亲自送我到贵族议院，他们知道我要在那里发言，知道我忠于国王；然而，那天已是七月三十日了，我们刚刚经过的那座墓穴，里面埋掩着被查理十世的士兵枪杀的公民!

贵族会议

被我关在门外的嘈杂声与卢森堡宫前厅的死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死寂在德·塞蒙维尔先生客厅前阴暗的走廊里显得有增无减。我的出席使得聚集在那里的三十来个贵族很感不安；我尽力不流露出担心和内心沮丧的情绪，而这，正是他们自己所表露的。我正是在那里得以见到了德·莫特马尔先生。我对他说，根据国王的意愿，我已准备好同他打交道。他回答我的话同我已讲过的那样：在回来的时候，他的脚后跟擦伤了；他回到了议院的同事之间。他把那几项命令告诉了我们，在这之前他曾让德·絮西先生向众议员们作了同样的传达。德·布罗格利先生说他已跑遍了整个巴黎；说我们已处在一座火山之上；说资本家们再也控制不住工人了；说只要把查理十世的名字一说出口，人们就要割断我们的喉咙；还说，人们要摧毁卢森堡宫，就像过去摧毁巴士底狱一样。“是这样，是这样。”那些谨慎小心的人一面摇着头，一面小声说道。德·卡拉芒先生，被封为公爵了：他过去曾是德·梅泰民先生家的仆人，他极力认为人们不会服从那些命令的。“那为什么，先生?”我问他道。这个冷冰冰的问题使他的激情从沸点降到了冰点。

五个众议员委员会代表到了。塞巴斯蒂亚将军用他的惯用语开了腔：“先生们，这是件大事。”接着，他高度赞扬了德·莫特马尔公爵先生的稳重态度。他谈到了巴黎的危险；说了几句赞扬奥尔良公爵的话之后，他作结论说不可能去执行那些命令。我与于德·德·纳维尔先生，只有我们两人与他的意见不同。我发言说：

先生们．布罗格利公爵对我们说道，他在大街上散步时，看到到处布满了充满敌意的设施。可我也刚刚跑遍了巴黎，几千个年轻人把我送到了这个宫殿的院子里；你们可能听到了他们的叫喊声：这些曾招呼过一个你们的同事的人，难道他们想喝你们的血不成?他们高呼：“宪章万岁!”我回答他们：“国王万岁!”他们一点也没有生气，并把我平平安安地送到了你们中间。这些难道是公众舆论那么可怕的凶兆吗?我呀，我坚持认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失去，我们能接受这些命令。问题不在于考虑有无危险，而应遵守对当今国王许下的诺言；对此我们曾以我们的爵位，有的还以自己的财产作过担保。皇上取消拨款命令，改组内阁，做了他应该做的事，现在轮到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了。什么?在我们一生之中，只有在现在才被卷入了战场，我们能不接受这场战斗吗?我们为了法兰西，做出光荣而忠诚的榜样吧!不要让它陷入无政府的联合之中，那样，它的和平、它的实际利益、它的自由都将失去：只要我们面对现实，危险就会消失。

他们急于散会，对我的讲话不予理会。在这个笼罩着恐怖的会议上，大家对背誓一词显得格外不耐烦：每个人都想保住他那芝麻绿豆大的一点点利益，似乎到了明天，鹊巢鸠占，什么也捞不到了。因此，那些守财奴们，你休想叫他拿出一分钱来。

共和党人——奥尔良党人——梯也尔先生被送往纳耶——贵族会议在掌玺大臣家里召开：那封信到我家已太迟了

三个政党开始登场并彼此攻击：希望长房登上君主专制政体宝座的众议员们也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力量；他们嘲弄那些一切想维持现状的人。但从精神上讲，他们又是最脆弱的：他们迟疑不决，不敢表态，他们对宫廷含糊其词，很明显，与其说他们将被共和党人所吞噬，还不如说他们会倒在篡权者的手中。

共和党人在张贴的文告上说：“法国是个自由的国度。在等待新的选举表明法国何去何从的这段时间里，只有临时政府有权支配它，而不是王室。执行权将属于临时总统。全体公民有直接或间接选举议员的自由。尊重宗教信仰自由。”

这个文告把所有公正的事务都概括在共和思想里面了：对不再实行王权的意见的让步是好是坏，将由众议员新的代表大会作出决定；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辩护；由国会选举产生的任何一个政府都具有合法性。

在七月三十日同一天，共和党人的另一张文告上，用粗体字写着：“波旁王朝不存在了，这里只有一个庄严、安宁、繁荣的国家和自由。”

最后，是一篇致组成临时政府的市政委员会各成员先生的一封信，它要求：“政府本身的形式在没能确定之前，不要发布任何指定其首脑的声明；临时政府一直保留到法国大部分公民的意愿得到认可为止；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的做法均属不合时宜、应受到谴责的。”

这封信是由巴黎各区公民中的大部分人指定的一个委员会成员拟定的，在上面签字的有：主席谢瓦利埃先生及特雷拉先生、泰斯特先生、勒佩勒蒂埃先生、吉纳尔先生、安格莱先生、科舒瓦一勒梅尔①先生等。

①这些人都是共和党人。

在那次公民大会上，人们一致建议把共和国总统之职授予德·拉斐特先生，他们依据的是一八一五年众议院在解体前宣布的原则。很多印刷工人抵制印刷这些文告，说是德·布罗格利公爵先生已给他们下令禁止印这些东西。共和党可以把查理十世的王冠扔到地上，但它却害怕布罗格利先生，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禁令。

我已对你们说过，在二十九日至三十日的那个晚上，拉菲特先生同梯也尔先生、米涅先生为把公众的目光吸引到德·奥尔良公爵先生身上来，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三十日，那次秘密会谈的宣言、请愿书及结果都出来了，那就是：“避免共和制”。随后传来了热马佩与瓦尔米战争胜利的消息，于是大家断定德·奥尔良公爵先生不是属于加佩王朝派，而是属于瓦洛王朝派。

然而，梯也尔先生受拉菲特先生的派遣，同舍费尔②先生骑马去了纳耶，王子却不在那里。奥尔良小姐③与梯也尔先生之间进行了一场唇枪舌战：最后梯也尔先生为了让奥尔良先生赞同革命，答应给他写信。梯也尔先生于是亲笔写了封短信给王子，而阿代拉伊德夫人则答应全家提前迁往巴黎。奥尔良主义已有所进步，就在这天晚上，众议员们决定授与奥尔良公爵先生少将头衔。

②舍费尔(Seheffer，一七八五—一八五八)，法兰西学院画家，奥尔良家族密友之一，他的一个侄女嫁给了欧内斯特·勒朗。

③阿代拉伊德(Adelaide)夫人，路易·菲力普的姐姐。

德·絮西先生，带着圣克卢的命令，在市政府大楼受到的欢迎远不及在众议院所受到的欢迎。他拿着德·拉菲特的一张收据，去找德·莫特马尔先生；德·莫特马尔先生大叫道：“您不仅救了我的命，还挽救了我的名誉。”

市政委员会发表了一声明，声明中说，他(查理十世)的罪恶的政权已经结束，人民将拥有一个本应属于他们(人民)的政府：这句模糊的话，人们怎么想就可以怎么解释。拉菲特先生和佩里埃先生对这一举动没有签署任何意见。德·拉斐特先生稍后不久，因害怕奥尔良主义的王权思想，派了奥迪隆·巴罗先生去众议院申明：人民，七月革命的发起者，没打算以简单的人事更换来结束它，流的血一定能换取某些自由。问题是，为了邀请奥尔良公爵返回首都居住，众议院得发表一项申明：但通过几次与市政委员会的交涉后，起草申明的计划被迫取消了。人们对派遣十二个代表去纳耶别墅主人那里授与少将头衔一事没少操心，因为没能在一项文告中提及此事。

晚上，掌玺大臣在自己家里召集贵族开会，他给我的信要么是由于疏忽，要么是由于政治原因，到得很晚，我只好急急忙忙跑去参加会议。有人给我打开了嘹望台小路上的栅栏门，我穿过卢森堡公园，当我赶到他的别墅时，那里却空无一人。我就着月亮，重新踏上了公园的路。我无心去看出现在我面前的大海和群山，山顶上的森林静静地朝我身后遁去，但我却听到月亮仿佛在向我重复伊壁鸠鲁①的箴言：“藏起你的生命!”

①伊壁鸠鲁(Epicure，公元前三四—一二七○)：希腊哲学家。

圣克卢——王太子和德·拉居兹元帅之间的争吵

二十九日晚上，部队退回圣克卢。夏约和帕西的资产者对他们进行了攻击，杀害了一个步兵上尉、两个军官和打伤了十几个士兵。卫兵上尉莫塔①被一个他主动照料的一个孩子的子弹打中了。这个上尉在敕令发布时曾辞去他的职务，但在二十七日当他看到人们交战时，他又回到了部队，要与他的战士共患难。在法国的光荣史册中，没有哪一场战斗比这场交战更辉煌了，这场交战的双方，一方是为了自由，另一方是为了荣誉。

①这里实际上指的是德·阿尔芒—菲力普·勒英特(Anmnad-Philippe Lernotheux，一七九五—一八三○)，他是保安警察队第一团团长，在敕令发布时曾辞职，革命爆发时，为了“与他的同志们共患难”，他重新归队。七月二十九日，他被一个“他曾主动照料过的年轻人”杀害。这个年轻人叫维尼，在重要的国防地役，他也杀了他的队长勒诺。但在这里，夏多布里昂用“孩子”代替了那个“年轻人”。

那些孩子，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在这三天之中，他们扮演了一个伤心的角色：他们躲在薄弱的工事里，在有效射程里对准军官们射击，而军官们认为去打那些娃娃有损他们的荣誉。现代化的武器可把那些手持短矛长枪的人置于死地。丑陋的猴子又孱弱又放纵，变成人以后，就会变得残忍、凶狠。三天中，这些小英雄开展了暗杀行动，却还认为自己无罪。我们得注意，那是一场为得到美名而激发起来的杀人竞赛。斯帕特的孩子们开始驱赶公仆了!

王太子在地处森林中的布洛涅村的村口接见完士兵，回到了圣克卢。

圣克卢由四个警卫连担任守卫。圣西尔军校学生组成的部队赶来了：与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不同，他们拥护王室的事业，两校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经过三天三夜的战斗后，那些残兵败将精疲力竭地回来，看到在国王餐桌上就餐的那些有爵位、穿金戴银的有钱仆人非常惊讶。他们一点也不去想切断发报机的线路了，握着三色旗大摇大摆地在大道上、旅行道上，坐在邮车上、公共马车上来来往往。在他们经过的村庄里，总要闹得那里鸡犬不宁。用金钱和女人招募士兵的办法出台了。巴黎公社的宣言在到处传播。国王和宫廷仍不愿意承认他们已陷入绝境；为了显示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叛乱举动满不在乎和根本没有发生革命，他们听任事态发展：因为上帝明察一切。

七月三十日，夜幕降临，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众议员委员会的成员前往纳耶，一名副官被派来向部队宣布，命令已被撤销。士兵们高呼：“国王万岁!”露营地的部队又快乐起来了。但是，由拉居兹公爵派来的这个副官的通告事先没有征求王太子的意见，他是个贪叨权位、利欲熏心的人，他回去时火冒三丈，怒不可遏。国王对元帅说道：“王太子不满意，您去同他解释解释吧。”

元帅在王太子家里没找到他，就和王太子的副官德·吉什公爵和德·旺塔杜尔公爵在台球室等他。王太子回来了：一见到元帅，他满脸通红，迈着古怪的大步穿过候见室走进了自己的客厅，对元帅说道：“进来!”随后关上了门。接着，一阵吵闹声传了出来，嗓门越来越高。德·旺塔杜尔公爵十分担心，推开了门：元帅走了出来，王太子跟在他后面，骂他是大叛徒：“把剑交出来!把剑交出来!”接着，他扑到元帅身上，下了他的剑。元帅的副官德拉吕先生想冲到王太子与元帅之间去，被德·蒙加斯孔先生拉住了。王太子竭力想折断元帅的剑，结果割伤了自己的手。他大叫道：“卫兵过来!给我抓住他!”元帅还没有反应过来，卫兵们的刺刀就差没刺破他的脸。德·拉居兹公爵被带到了禁闭室①。

①在这个口角发生的同样的时刻，在德·昂古莱梅公爵与马尔蒙之间的冲突也同样具有戏剧性和荒唐可笑。

国王马马虎虎地处理了这件事，更为可悲的是，这件事的两个对手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关心。当巴拉弗雷的儿子杀死神圣联盟的元帅圣波尔的时候②，那一剑激起了吉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热血；但当比洛林王子更有权势的领主王太子刀劈马尔蒙元帅时，人们又有什么反应呢?如果是元帅把王子杀了，人们恐怕也只是觉得意外一些罢了。即使人们看见维纳斯的后代塞扎尔和朱尼于斯③的侄孙布律斯在大街上走，人们也懒得抬头看他们一眼。现在什么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高贵的东西已荡然无存。

②在一五九四年。

③朱尼于斯·布律斯(Junius Brutus)，神话中的人物，热爱共和的罗马人的象征性代表。相传他的两个儿子参与重建王朝的阴谋，他主持他们两个的死刑。而杀塞扎尔(公元前八五一四二年)的杀手也是朱尼于斯·布律斯。

下面便是君主政体解体时的最后时刻的生动写照：这个可怜的君主专制度，面部扭曲，血迹斑斑，像于尔费④塑造的一个大人物临死时的画像：他的眼睛消瘦，深陷，他的下巴瘦得皮包骨，只剩下伶仃瘦骨；他胡子拉碴，面色蜡黄，目光呆滞，呼吸急促。他口中念念有词，可谁也听不明白。

④于尔费(Urfe，一五六七—一六二五)，法国作家、诗人。

纳耶——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兰西——王子来到巴黎

所有出身高贵的人都有一种权力欲，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整个一生都在谋求获得王位。这种欲望随性格不同而有所不同：有一种人，易冲动，野心勃勃，但怯懦，善阿谀奉承，有些冒失，但做事公开；另一种人做事谨慎、隐秘、可耻、卑鄙。前一种人，为了升官，什么罪都可以犯；后一种人，为了向上爬，什么勾当都可以干出来。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属于后一种野心家。他一生跟着王子，没说过一句完整的话，没干过一件完整的事：他总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在王朝复辟时期，他恭维宫廷，又鼓吹自由思想，纳耶城成了不满和不满者的集中地。他唉声叹气，与人握手时仰首望天；他要求恢复原来的高位，可从不明说。一个反对派成员死了，他送给殡仪队一辆华丽马车，但车内什么也没有；穿的衣服既可以出门拜访，也可以上坟送葬。如果我在宫廷受冷遇，我站在杜伊勒利宫前德·奥尔良公爵先生经过的路上，他总把注意力放在右边，朝那边打招呼，因我站在左边，他总用背对着我。他这种做法很引人注目，效果也不错。

德·奥尔良公爵先生事先是否知道七月敕令?他是否早就由掌握乌拉尔先生①密秘的人透露了消息?他对此想些什么?他害怕什么?希望什么?他作了计划吗?他是促使拉菲特先生去干他干过的事，还是任拉菲特先生自己去干?根据路易·菲力普的性格，人们可以认定他根本没作任何打算，根据他在政治上的缩头缩脑的性格，可以认定他躲在暗处，等待事件的发生，就像蜘蛛躲在自己织的蛛网中等待飞虫自投罗网一样。他要留着时间让人出面搞阴谋；他自己只在思想上搞阴谋，而这一点可能他又担心难于实现。

①乌拉尔(Ouvrard)，著名的金融家。

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有两条路可选择：第一条道路，也是最体面的道路，那就是跑到圣克卢去，在查理十世与人民之间进行斡旋，这样既可以保住查理十世的王冠，又可保住人民的自由；第二条道路是投身到革命中去，手握三色旗，走在世界革命的前面。菲力普可以选择做一个正直的人，也可以做一个伟人：他却更想窃取国王的王冠和人民的自由。有个贼，趁着火灾引起的混乱，从着火的宫殿里轻而易举地偷走了那些最珍贵的东西，却对婴儿床上一个被大火烧得哇哇直叫的小孩视而不见。

丰盛的猎物一旦得手，他面对的自然是众多的猎犬要他分配食物：于是旧制度所固有的腐败现象应运而生；这些赃物的窝主，像那些被人们踏过上百次、几乎粉身碎骨的肮脏的癞蛤蟆一样，它们活了下来，尽管干扁、瘦溜。然而，人们吹捧赞扬的就是这种人和他们的能干!弥尔顿①在写一封出色的信中的一段话却表达了他的不同想法：

①弥尔顿Milton(一六○八—一六七四)，英国诗人，以写哲理诗著称。

如果上帝曾把心灵美的坚定的爱倾注到了某人的心里，那是它把这种爱倾注到了我的心里。我在一个地方遇到一个男人，他蔑视虚伪，却称赞那种敢于用他的情感、他的语言和他的行动去渴望获取高贵的智者教给我们最宝贵知识的下层人民群众。我和他趣味相投，我们交上了朋友。不论天上还是地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怀着尊敬和温情对人格和德行都达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人们的崇敬。

查理十世那瞎了眼的王朝永远搞不清它处在什么地步，也不知道它应同谁打交道：他们可以把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召到圣克卢，在开初阶段他也可能听话；他们甚至在发布敕令的同一天可以在纳耶把他除掉：他既不属于这个派也不属那个派。

邦迪夫人二十七日(星期二)晚上到达纳耶，根据她带来的消息，路易·菲力普早上三点起床，隐藏在一个只有他家里的人知道的地方，他既害怕在巴黎起义中受害，又害怕被警卫队队长逮捕。因此，他在法兰西孤独地呆着，听听远处从卢浮宫传来的枪炮声，就像我当时站在树下听滑铁卢战役中的枪炮声那样。引起王子不安的感觉无疑几乎像我当时在根特乡下受到压抑时的感觉一样。

我对您说过，七月三十日早晨，梯也尔先生在纳耶根本没有找到德·奥尔良公爵先生，但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已派人去找王子殿下。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伯爵负责传递信息。到法兰西以后，德·孟德斯鸠先生费尽九牛之力让路易·菲力普回到纳耶来，让他在那里等着众议院代表团的到来。

最后，有个骑士以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名义，说路易·菲力普已登上了马车。德·孟德斯鸠走在前面，开始他走得很快，但当他回头看时，只见王子殿下的敞篷四轮马车停了下来，回过头重新朝法兰西方向驶去。德·孟德斯鸠先生只好往回赶，请这位驾车飞奔的未来的君主在某个偏僻的地方躲起来，就像当年那些著名的基督徒逃避主教施加的无法忍受的折磨一样。这个忠心耿耿的仆人终于赢得了他最后的也是毫无价值的胜利。

三十日晚，曾把王国总兵头衔授予王子的众议院十二人代表团给在纳耶的王子带来了一封短信，路易·菲力普在公园门口收到了这封信。他就着火光看了这封信后，便马上取道赶回巴黎，陪同他一起走的有贝尔托瓦先生、埃梅先生和乌达尔先生。他在扣眼上佩戴了一个三色帽徽：他很快就要换掉家具贮藏室的旧皇冠了。

选举议会代表团将王国总兵之职授予德·奥尔良公爵先生——他接受了——共和党人的努力

一到皇宫，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就派人去向德·拉斐特先生致意。

十二名众议员的代表团来到皇宫，问王子是否接受王国总兵之职，得到的答复令人难堪：“我来到你们中间是来同你们一起分担风险的……我需要考虑一下，我得同各方面的人士协商协商。圣克卢的安排没有任何敌意，国王的到来给我带来了我该承担的义务。”路易·菲力普的回答也是这样的。人们让他回部队去演讲，他也正等着到那里去：他走后刚半小时，却又重新发表了一项申明，按此申明，他接受了王国总兵的全部职权；申明最后说：“宪章将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这个申明被送到选举议会，得到了五十岁以上充满革命激情的人的热烈欢迎：他们用基佐先生起草的另一篇申明来响应它。众议员们回到皇宫，王子心里明白，在危难时刻，他不得不重新接受了王国总兵之职，但他仍抑制不住不停地抱怨着。

共和党人被各种打击弄得昏头昏脑而在竭力自已，但他们真正的头头拉斐特将军却几乎把他们抛弃了。他沉醉在来自四面八方的崇拜声中，他尽情地品味着革命的芳香，一想到自己是法兰西的主宰者，就忍不住飘飘然起来，他能按自己的意愿，跺跺脚就可以把共和党或君主制消灭掉；他喜欢在这种动荡不定的局势里摇来摆去；在这种局势里，那些害怕将来的结局的人，一个劲地抱怨着，因为他们本能地感到，一旦成了定局，他们将什么也不是。

另外那些共和党的领袖们早就被许多事弄得惊慌失措了：恐吓的言辞让人想起了一七九三年的法国人，这使他们不得不打退堂鼓。同时，在七月战事中，国民自卫队的重建扼杀了起义的方针和权力。德·拉斐特先生没料到在他梦想建立共和国的同时，也武装了三百万①反对共和国的宪兵。

①此处似应为三十万或三万——译者。

不管如何，年轻人一旦认为自己被骗而感到羞耻，便竭力起来反抗。他们通过演讲，张贴演讲稿和张贴反对德·奥尔良公爵的标语来进行反抗。他们对他说，如果众议员们降心相从求他接受王国总兵的职务，那么根据贵族的一条法律任命的众议院无权代表公众的意志。人们向路易·菲力普证实他是路易·菲力普·约瑟夫的儿子，而路易·菲力普·约瑟夫是路易·菲力普的儿子，路易·菲力普是路易的儿子，路易是摄政王菲力普二世的儿子，菲力普二世是菲力普一世的儿子，菲力普一世是路易十四的弟弟，因此，德·奥尔良的这个路易·菲力普是属波旁王朝和加佩王朝而不是属瓦卢瓦王朝。拉菲特先生一点也没把他看成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的后代，他说：“这一点梯也尔知道。”

后来，卢瓦蒂埃会议②大声疾呼全国武装是为了用武力维护它的权利。十二区的委员会说：宪法的模式根本没有征求公众的意见；而众议院和贵族院从查理十世那里得到了的权力，会同它一起下台的；因此它们不能代表国家；十二区委员会一点也不会承认这个总兵；他们认为临时政府应在德，拉斐特的领导下，一直存在，直到宪法经过讨论和确立为政府的坚实基础为止。

②动乱开始时，几个年轻的共和党人在卢瓦蒂埃饭店开会。

三十日早晨，就要宣告共和国的成立了。几个勇敢的人用匕首威胁市政委员会的人，问他们是不是交出权力。人们能不指责贵族院吗?人们对它的放肆行为很愤慨，贵族院真胆大妄为!当然，这是最后的侮辱和最后的不公，它等待的是公众的裁决。

有一个方案：二十来个最有激情的年轻人准备埋伏在一个废铁码头旁边的小马路上，当路易·菲力普从皇宫回到城里的房子时就放火烧死他，有人劝阻了他们，对他们说：“那样做，你们同时也会烧死拉斐特·帕若尔和邦雅曼·康斯坦的。”后来他们想除去德·奥尔良公爵，让他在谢尔堡上船：要是查理十世和菲力普同在一个港口，同在一条船上，那该多好啊!在异国的河畔，一个被资产阶级所杀，另一个被共和党所杀!

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去市政府大楼

德·奥尔良公爵决心去市政委员会的官员中证实他的头衔，他从王宫出来，身边簇拥着八十九个戴大盖帽或圆帽、穿着制服或礼服的议员。这位王位候选人骑在一匹白马上，后面跟着邦雅曼·康斯坦①。邦雅曼·康斯坦坐在一顶由两个萨瓦人拈着的轿子里，一路上摇个不停。梅尚②和维埃内③先生，浑身是汗和灰尘，来往于王室的白马和患病议员的双轮车之间，为保持适当的距离，他们俩与两个脚夫争吵不休。一个半醉的鼓手在打鼓，鼓由一个随从顶在头上。四个看门人成了侍从官。那个最虔诚的议员扯开嗓子吼道：“奥尔良公爵万岁!”在王宫周围，这些呼喊倒有些效果，可是，随着人们临近市政府大楼时，这一幕却变得未免滑稽可笑，大多数人沉默不语。菲力普骑在他那象征着胜利的马上乱跑，听到拉菲特先生这个保护人的几句话，他一个劲地往他的盾牌下躲去。他冲着热拉尔将军微笑，对维埃内先生和梅尚先生做着会心的动作示意，他挥起他那顶飘着一尺来长的三角旗饰带的金色帽子向人们致意，向他们乞求王冠。他把手伸向每一个愿意向他施恩握他手的过路人。这个虚弱的君主到达希腊广场时，那里的人们却用高呼“共和国万岁!”的方式来欢迎他!

①他的脚痛。

②梅尚(Mechin)，复辟王朝时期王室议员，后为参议员。

③维埃尔(Viennet)，帝国时期的军官，复辟王朝时期的自由派议员贵族。

当王室选举的车队进入市政府大楼时，这个想当国王的人受到的欢迎是一片更具威胁性的怨声：几个直呼他名字的狂热仆人还挨了好几拳。他走进王室，那里挤满了三天战斗中下来的伤员和士兵，他们同声呼喊：“不要波旁王朝!拉斐特万岁!”声震屋宇。王子听到这呼声，显得很慌乱。维埃内先生高声为拉斐特先生宣读众议员们的声明；大家听着，一声未吭，只有德·奥尔良公爵讲了几句赞同的话。这时，迪布尔先生很不客气地对菲力普说道：“你刚才许了诺，假如某一天你忘了，我们会叫你记起来的!”这位未来的国王激动地回答道：“先生，我是个诚实的人。”德·拉斐特先生看到会场里越来越乱，便突然带头放弃了会议的主持角色：他把一面三色旗交给了德·奥尔良公爵，朝市政府大楼的阳台走去，在惊讶的人群的目光注视下吻了王子，他手里挥舞着国旗。共和党人拉斐特的这一吻造就了一个国王，两个世界的英雄整个一生的奇特效果!

接着响起了“够了!”“够了!”的喊声。邦雅曼，康斯坦的轿子和路易·菲力普的白马在半是嘲讽、半是祝福的喊叫声中从沙滩广场的政治建筑物里回到了市场王宫。路易·布朗①后来说道：

①在他的《十年的历史》中说这番话的。

在同一天(二月三十一日)，在市政府大楼的不远处，在太平间下面放了一条船，它比海盗用的船还大，船上摆满了用担架运来的尸体。人们把尸体堆成堆，上面用稻草覆盖着。聚集在塞纳河沿岸的人群，默默地看着。

在谈到神圣联盟的三级会议和国王的服装时，帕尔马·卡耶②大声说道：

②帕尔马·卡耶(Pahlma Cayet一五三○—一六一○)，又称皮埃尔·卡耶，历史学家和专栏编辑。

我请你们告诉我，这个小娃娃国王马蒂厄·德洛内师傅能作出什么回答呢?布歇这个圣贝努瓦的神甫先生，以及有他这种才能的其他人，谁对他们说过，派他们去按照他们的设想为法国物色一个国王来呢?……真正的法国人总是蔑视用这种方法选择国王的，因为他们成了主人的同时，也成了仆人。

王宫里的共和党人

菲力普还没有结束他的拉关系的工作，他还得去和许多人握手，拥抱，接吻，向行人弯腰致意，去到激情的人群中间游说，站在杜伊勒利宫的阳台上唱马赛曲。

一些共和党人三十一日早晨聚集在国家王宫：他们得知德·奥尔良公爵被任命为王国总兵的时候，他们想听听这个受到他们阻拦、但仍坚持这样做的将来注定要当国王的人的意见。他们由梯也尔先生领进王宫，这些人是：巴斯蒂德先生、托马先生、儒贝尔先生、卡韦尼亚克先生、马尔尚先生、德古赛先生、吉纳尔先生。王子先讲了许多赞美自由的话。巴斯蒂德反驳说：“您现在还不是国王，您听听这个事实吧，很快，围着您拍马的人少不了。”卡韦尼亚克接着说：“您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一样，是个弑君者；这样，别人会对您敬而远之的。”两个弑君者的儿子相互庆贺讥讽一番，倒别有情趣；不过随着菲力普说得过去的解释，大家明白他们不至于效仿他们的父亲，他们会记住这件事的。

一些没有参加国民会议的共和党人走了进来，特雷拉先生对菲力普说：“人民是主人，您的职务是暂时的，应该由人民的意愿来决定，而您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对不对?”

梯也尔先生敲着托马先生的肩膀，打断了这些危险的争论：“殿下，这倒是一块好料，不是吗?”

“是真的。”菲力普答道。

“他说的是什么?”有人大声问道，他是不是把我们当做一群来出卖的牲口?”

人们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的一些互相矛盾的声音：“轮到巴贝尔上台了!我们认为他是个开明君主!不是要建立共和国吗?那么应该同共和党人一起来管理厂

梯也尔也大声叫道：“我也做了一件漂亮的工作!①”

①当索西被梅居尔打败后，是索西说的一句可怜的话(莫里哀：《晚宴东道主》)。

接着德·拉斐特先生走出王宫：公民们已被国王拥抱得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时整个房子都沸腾了。

衣服是荣誉的象征，大厅里坐的是戴大盖帽的人，和王子公主呆在一起的工人，会议室里、椅子上、沙发的两端都挤满了人。说的话，人们爱听不听。路易·菲力普坐在德·拉华耶特先生和拉菲特先生之间，他的两只手搂着这两个人的肩膀，显出平等与快乐的样子。

我本想把这些引发了一场大革命的场景描写得更严肃些的，或者把加快了世界改变步伐的这些场景说得更加具体一些的，可是我目睹了这一切，众议员们本是这场运动的发动者，然而他们不能制止某些混乱的局面，却对我说他们七月三十一日以什么什么方式将锻造出一个国王来，我只好作罢了。

人们为不是天主教徒的亨利四世做了他还没来得及说出来的事，甚至他还从来没有估计到自己可以戴上王冠：人们提醒他说：“圣路易不是在日内瓦而是在罗马加冕的；假如国王不是天主教徒，他不会在一个基督教国家里占第一国王的地位的；国王为一种宗教祈祷、而他的人民则为另一种宗教祈祷，这样就不合适；假如国王不是天主教徒，他不能在兰斯加冕，也不能在圣德尼安葬。”

在让菲力普通过最后一轮投票前，人们对他提出什么异议呢?人们提出他不是一个十足的爱国者来作为反对他的理由。

现在革命已经完结，只要人们正视一下开始所发生的事，人们就会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人们担心削弱他们已经取得的地位，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在事情开始时没有看到事情结束时的严重性，那他行事未免太贸然了。

当一个天真纯洁的姑娘从闺房中出来为克洛维添圣油时，当长发的国王们在盾牌前站起来时，当圣路易，因为有早熟的美德，颤抖地宣誓只为上帝的荣誉和人民的利益行使他的权力时，当亨利四世到巴黎后，在圣母院前跪拜，人们看见或者说人们以为看见在他右边有一个漂亮的孩子护卫他，人们说那是护守天神时，我想那加冕是神圣的；那焰形装饰旗放到圣体柜中了。有一个君主，当他在公共场所时，他的马被人家杀了，反对他的在他身后联合了起来，他在鼓声中在利刃前低下了头；另一个君主在另一个公共场所，被庶民们团团围住，在同样的鼓声中乞求选票的时候，谁还会对王冠抱有幻想呢?谁又相信这个杀人的被玷污的王权仍然矗立在人们的面前呢?又有哪个感到他的心还在跳动的人愿意在菲力普一下子倒空他所有凝结着耻辱与恶心的苦难时，毫不作呕地去侵吞所有的权力呢?假如法国要保留这个圣人加伟人的女儿——古老的君主专制，那么欧洲的君主专制制度也许能继续存在下去。可是人们对此到处在宣传说：任何东西都是不能死而复生的。

国王离开圣克卢——王妃来到特里阿农——外交使团

您刚才看到沙滩广场的王族在三色旗下，在那些盛气凌人的朋友的簇拥下，风尘仆仆，气喘吁吁地前进着；现在来看看按预定计划撤离的兰斯王族吧：他们在神父和卫兵的带领下一步一步地移着，没听到他们说一句不敬的话，即使是仇恨它的人。卫兵们曾为它效命沙场，往往一命呜呼，所以他们对它淡然处之。放在那副总有一天要合拢的棺材上的白旗仿佛在风中说：“向我致敬吧!我曾去过伊沃利；我曾看到蒂雷纳死去；英国人在丰特鲁瓦认识了我；我使华盛顿时代的自由获胜；我解放了希腊；我至今还在阿尔及尔的城墙上飘扬。”

三十一日黎明时分，当德·奥尔良公爵到达巴黎准备接见少将时，在圣克卢供职的人来到了赛沃尔桥边的宿营地，说他们已被解职，国王早晨三点半走了。士兵们很激动，王太子的出现使他们平静了下来：他骑着马前进，好像是在用这样的话在鼓励士兵们的斗志：在他的领导下，法国人不是死就要走向胜利。他在队伍前停了下来，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话之后，就转过身，跑着回城堡去了。他缺少的不是勇气，而是言语。自从路易十四以来，我们这些长族的王子们受的教育少得可怜，他们经不起舌剑唇枪的辩论，不能像别人一样抒发己见，也不能与其他人抱成一团，同舟共济。

在赛沃尔高地上和美景饭店露天平台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在交战。指挥赛沃尔桥旁前锋的上尉投向敌人，他带去了一门大炮和一部分聚集在光明大道上的兵士。而巴黎市民和卫队在从圣克卢和赛沃尔撤退时，认为不会发生任何敌对行动。撤退一开始，瑞士人组成的部队就被赛沃尔的居民包围了。他们放下了武器，但很快轻骑兵又帮他们夺了回来，轻骑兵的中校受了伤。部队经过凡尔赛时，国民卫队从前一天夜里开始就与罗什雅克兰①的精锐部队的士兵在那里值勤；他们中的一支打着三色旗，另一支打着白旗。王太子夫人从维希赶来，与在特里阿农的王室家庭重聚；在这之前，她喜欢在玛丽一安托瓦内特逗留。在特里阿农，德·波利尼亚克先生和他的主人分了手。

①罗什雅克兰(Roehejaquelein)是军官，范德昂(Vendeen)将军(一七八三—一八六三)的弟弟。被强行编入拿破仑的军队后，在莫斯科作战时，脸部受过伤。他是个狂热的正统派(即波旁王朝长系的强烈拥护者)。

有人说王妃是反对七月敕令的：从本质去判断事物，这是认清事物的唯一方法：老百姓总渴望自由，王子总倾向于要权。这不能算是他们的罪过，当然也不是他们的长处，这是他们的天性。王妃可能喜欢那些敕令在一个更适当的时候即在已采取了更好的预防措施之后，从而加大了成功的希望时发表；但事实上，敕令使她很高兴，也应该使她高兴；贝利公爵夫人对此也很满意。两位亲王夫人认为，借此，王室将最终克服代议制政府所造成的阻碍君主制度的困难。

七月事件没有与外交使团交锋，人们很感惊讶。它曾经是宫廷的常任顾问，它插手我们的事，手太长了。

在最近的动乱中，就有两位大使插了手。一个在进城门时被逮住，他带着一包东西要送到市政大楼去，里面是一封洛旺埃尔先生①给瑞典国王的电报。博德先生原封未动地交给了瑞典公使馆。洛尔·斯托阿尔②的信也落到了人民群众的领袖手里，也原封未动地被送了回去。这种事在伦敦干得更出色。洛尔·斯托阿尔和他的同胞一样，希望外国陷入混乱：他的外交政策来自密探，他的电文来自泄密。我当大臣时，他很喜欢我，因为我待他很随便，我的门对他时刻敞开着；他有时穿着长统靴、全身汗淋淋的、穿得像贼一样，也可以随时闯到我家里来：那时他总是从那些称他为“斯托阿尔”的太太们家里出来、跑了好几条街之后到我家里的；他付给她们的钱很少很少。

①洛旺埃尔(Loevenhiem)，当时在巴黎的瑞典大臣。

②洛尔·斯托阿尔(lord Stuart)，英国驻巴黎大使。

我那时构思了一个新的外交计划：我不隐藏什么，有话明说；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看我的电文，因为为了法兰西的光荣，我没有什么计划要避开我的反对派来作的。

我微笑着但又很严肃地对查理·斯托阿尔说过一百遍：“不要跟我拐碴儿吵架，如果您要跟我决斗，我马上与您决斗。法兰西从来没有用你们的计谋同你们打过仗，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把我们打败了的原因，不过俐门不要因此而翘尾巴哕。”③

③这段话同我一八二三年写给卡宁先生的信的内容差不多(见《维罗纳代表大会》)。

洛尔·斯托阿尔就是用这种观点来看我们七月起义中的混乱的，他对我们的不幸狂喜异常，但外交团其他仇视人民事业的成员，或多或少推动查理十世制定了敕令。然而，敕令出来后，他们并没有做什么来挽救君主制。如果说波佐·蒂·玻尔戈①对政变显得担心，他这种担心既不是为了国王，也不是为了人民。

①波佐·蒂·玻尔戈(Pozzo di Borgo)，俄国驻巴黎大使。

有两件事是肯定的：

第一件：七月革命冲击了四国联盟的条约：波旁家族的法国是这个联盟中的一员，波旁王朝的权力一旦被强行剥夺，欧洲新的政治权力必将陷入危险境地。

第二件：在君主制度下，外国公使不是政府的代理人，他们是君主的代理人。因此，公使们最基本的义务是聚集在查理十世的周围，无论他在法国的哪一个地方，他们都得追随他。

有一个唯一的大使，这种思想来到了他的脑海里，他就是贝尔拿多特——一个不属于君主古老家族的国王——的代理人，这不是很奇怪吗?当波佐，蒂·玻尔戈反对债权函件强加的和荣誉迫使其做出的手段时，德·洛旺埃尔先生却使德·韦尔泰男爵②赞成了他的意见。

②德·韦尔泰(de Werther)，当时在巴黎的普鲁士公使。

外交团之所以去到了圣克卢，是因为查理十世的地位有了变化：王位支持者们在选举委员会取得了他们开始时缺少的势力；工业家们害怕可能发生一场战争；保住亨利五世就保住了和平的思想已深入到了王室青少年圈子里的大部分成员当中。

波佐·蒂·玻尔戈先生很克制没有多说话了，因为交易所和银行的资金都没有受到损失，尤其是他的地位也毫无危险。然而他对加佩王朝的灭亡起了百分之五的作用，这种灭亡对其他活着的国王起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他会不失时期地、根据为他所用的原则，用这个为个人私利而造成的无法挽回的错误的做法来开脱罪责的。

大使们在同一个宫廷里待得太久，已养成了他们居住国的生活习俗，喜欢生活在荣誉里，他们不再如实地看待事物，他们担心他们的电文透露出去，动摇他们的地位。事实上，埃斯特拉齐、韦尔泰、波佐在柏林，在彼德堡，在维也纳，或者在法国宫廷的大使阁下们，不是同一回事。有人说，波佐先生因其手艺高明的女厨师和贵族议员的称号的事，而对路易十八和对查理十世心怀恨意。不满足他的要求，是不对的，他恨他的同乡①波拿巴，但他是在波旁王朝供职。但是，如果是在根特，他决定王冠问题，引起路易十八突然去巴黎，他可以自夸他能阻止外交使团在七月里所做的事，他帮助他兄弟戴上的王冠，他一定能够从查理十世的头上摘下来。

①他知道波佐·蒂·玻尔戈是科西嘉人。

我想了很久，几个世纪之后产生的外交使团置于人们的另一种权力之下，将不再会与新的社会发生关系：公众的政府，方便的交通将做今天那些内阁同时直接处理或由领使馆官员这个中间人处理的事；那时还会增加其数量，改善其处境，因为那时欧洲已经工业化了。那些封了头衔的间谍，非常自负，他们为了效忠于他们失去了的那个王朝，只会在他们代理的王国里捣乱，培养着他们想象中的主子。查理十世没有邀请外交使团到他的宫廷里去，从他那方便来讲，他可错了；但他所看到的，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梦；他越来越感到惊讶。这样，他没有把德·奥尔良公爵召到他的身边，因为他只想到了危险来自共和党方面，而从未想到会有被篡位的威胁。

朗布伊埃

查理十世同王后和德·波尔多公爵在当晚去了朗布伊埃。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扮演的新的角色在国王的头脑里第一次产生了退位的念头。王太子先生，一直呆在后卫部队，但一点也没有同士兵接触，他在特里阿农派人给他们分发剩下的酒和食物。

晚上八点一刻，各兵种部队开始行动。那时，第五轻骑兵营的忠诚充分显示了出来：他们没有被卷入到那场运动里去；回到巴黎后，他们把他们的军旗交给查理十世，而查理十世拒绝接受它，就像他曾拒绝第五十营的军旗一样。

几个旅的士兵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各种不同的武器混杂在一起；骑兵连超过了步兵连，在一旁休息。七月三十一日半夜，他们精疲力尽，在特拉佩斯停了下来。王太子就在这个村子后面的一间房子里休息。

第二天，即八月一日，他让部队驻扎在特拉佩斯，自己去了朗布伊埃。部队在十一点拔营；有几个士兵去村子里买面包，被人暗杀了。

到朗布伊埃后，军队驻扎在城堡周围。

八月一日至二日的晚上，胸甲骑兵的三个团重新踏上了去他们原来驻地的路。有人认为，指挥卫队胸甲骑兵团的博尔德苏尔将军已在凡尔赛投降了。

第二投弹兵连把军旗交给国王后，也于二日早晨出发了。王太子碰到了这些投弹兵逃兵，他们马上排成战斗队形向王太子致意，然后继续赶路了。不忠和礼节混合在一起，多么奇特!在这三天的革命中，没有人有激情了，每个人只是依据他的权利或义务所形成的想法在行动：权利已经取得，义务已经完成，敌意和爱一样，都已不复存在；一些人担心享受权利不会长久，另一些人则担心尽义务会无止境。也许机会只有这一次，也许今后不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人们在胜利面前止步不前；过去当他们愿意战斗的时候曾经保卫过国王的士兵，而今当他们要离开国王的时候却又把他们的军旗交还给了他。敕令使人们放弃了他们的誓言；战场上的撤退使投弹兵放弃了他们的军旗。

八月三日会议的召开——查理十世写给德·奥尔良公爵先生的信

查理十世引退了，共和党人却退却了，什么都不能阻止君主选举制前进的步伐。外省对巴黎向来是绵羊般顺从，奴才般响应，发到巴黎的每封电报和插在车上的三色旗，无不在高呼：菲力普万岁!或者，革命万岁!

决定在八月三日召开的会议开幕了，贵族议员去了众议院：我去了那里，因为一切都还是临时的。那里上演了一幕滑稽喜剧：王位空着，反国王的人士坐在王位旁边，像是由掌玺大臣主持召开的一次没有国王参加的英国议会。

菲力普说为了拯救我们，他认为接受下列事项是非常必要的：摄政王之职，宪章第14条的修改，以及像维持欧洲和平一样，他，菲力普十分关心让我们得到充分的自由。在讲演中，在句子的结构上不厌其烦地玩弄手段，这在我们的历史上已延续了半个世纪。但当王子发表下面的申明时，大家的注意力就特别集中了：

贵族议员和众议员先生们：

两个议院一建立，我就把查理十世国王陛下引退的消息告诉你们；与此同时，法国的路易·安东民王太子也放弃了他的权力。这件事已于昨天，八月二日晚上由我着手解决。我今天上午已下令把这件事的材料存入贵族议院，我会将其在《箴言报》官方的通报栏中予以公布。

用卑鄙的计谋和卑劣的不哼不哈的策略，德·奥尔良公爵在这里略去了亨利五世的名字，两个国王正是为了他而引退的。假如这个时候，挨个地询问每个法国人，大部分人可能会赞成亨利五世，一部分共和党人甚至已接受了他，还会把拉斐特送给他做老师。他这根合法的苗子其所以留在法国，是因为两个年老的国王将去罗马度过他们的余生；另外，他留在法国，围绕着权利的移交不会出现任何困难，各个政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怀疑。任用波旁王朝的后代不只是一种危险，还是政治上背道而驰的行为：新法国属于共和党人的，它不需要国王，至少它不需要·占老家族的国王。再过几年，我们将会看到我们的自由是什么，和平是什么；在那种自由和和平的国度里，人们将是怎样的心花怒放，兴高采烈。我们很了解这位新当选者的脾性，如果人们能够依据他的性情来判断他的动向，那么，为了维护他的君主专制，他只会对内进行压迫，对外实行投降。

路易·菲力普的错处不是接受了王冠(这种野心勃勃的举动已有成百上千的例子，它只是攻击一种政治机关)，他真正的不法行为是：他曾是个背信弃义的监护人；他曾扔下孩子和孤儿不管这在《圣经》里是够不上该诅咒的一种轻罪：然而，在道德法庭上(人们把它叫做命运或天意，我这样称它，我只强调罪过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不会放过对那些违反道德法律的行为进行制裁的。

菲力普以及他的政府，所有这一类不可能的事和相矛盾的事，或早或迟都注定会失败的。那是因为有偶然的因素，有国内外利益的复杂因素，有某些人的漠不关心和被收买被腐蚀的因素，有某些人的轻率、麻痹大意的因素；但不管现政权能够维持多久，它永远也不会持续到奥尔良这个家族支系能够扎稳它的根的时候。

查理十世了解到革命取得了进展，明白到了他那种年纪以及他的为人，要想阻止革命的进程，他是无能为力的；他知道，只有像菲力普对众议员宣布的那样，他和他的儿子引退下来，才能避免使他的家族受到打击。在八月一日，他就写了批示，同意召开这次会议；而且，他相信他侄儿奥尔良公爵对他的忠诚，便亲自委任他侄儿当了王国总兵。八月二日，他走得更远了，因为他只想登船走了，他请求派特派员护送他一直到谢尔堡。这些特派员开头没有被国王卫队所接受。波拿巴也曾用特派员当过卫兵，第一次是俄国人，第二次是法国人，但他并没有去求过他们。

下面是查理十世的信：

表弟：

我很痛心，因为有许多麻烦会使得人民受苦，或使他们受到威胁，而我又没有办法告之他们。因此我决定把我的王冠让给我的孙子波尔多公爵。

王太子也分担着我的痛苦，他将让位给他的侄子①。

①贝利公爵的遗腹子，波尔多公爵即亨利五世，当时还不足十岁。

因你的才华出众，你将成为王国的摄政王(王国总兵)，由你负责宣布亨利五世登上王室的宝座。另外，在新国王因年幼不能执政的期间，你应采取各种措施拟定政府的形式。我对你说的仅仅是这些安排，这是避免出现更多的麻烦的一种措施。

你把我的安排与外交团通通气，你要让我尽快知道我的孙子以亨利五世的名义登基的消息。

我再次向你表达我对你的信任，并向你致意；表弟，我是永远爱着你的表兄。

查理于朗布伊埃

一八三○年八月二日

假如德·奥尔良公爵先生能动之以情或有悔意，这个“爱着你的表兄”的签名应该会打动他的心吧?人们怀疑在朗布伊埃放弃王位的这一举动的作用微乎其微，人们准备让年轻的王子出发了：三色旗及保护措施都已由那些狂热支持敕令的信徒们安排好了。假如贝利公爵夫人与她的儿子突然出发，出现在众议院里，而那时，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正在他召集的会议上演说，那他就只有两个可能了，而这两个可能都很棘手。但至少，灾难来临时，那个被捧到天上的孩子不必在异国的土地上过那段悲惨的日子了。

我的建议、我的愿望、我的呼喊，都不起作用；玛丽·卡罗莉娜①是贝亚尔的母亲，她正准备离开城堡，我求她也白搭。仆人卢瓦亚尔②说过这样一句话：“可怜呢，好心善良的母亲轮到最后一个出去，她把儿子叫来，对他说了下面这些话：‘皮埃尔，我的朋友，谦虚礼貌点吧!切忌骄傲自满!对任何人要彬彬有礼，言行一致，也就是说，对穷人，对孤儿寡母，对单身汉，都要乐于施舍，这样，上帝会保佑你的!’……那位善良的母亲当即从她的袖子里摸出一个小皮夹子，里面只有六个金埃居，她把它递给了她的儿子。”

①玛丽·卡罗莉娜(Marie-Caroline)，贝利公爵夫人。

②卢瓦亚尔(Loyal)，《贝亚尔传记》的不具名作者，十九世纪人士。

那位骑士带着装有六个金埃居的皮夹子，既不害怕，也无怨言地出发了，为的只是要成为最勇敢、最有声誉的上尉。亨利的身上可能还没有六个金埃居，但他会有许多其他的战斗要去完成，他必须与所有的不幸作斗争，还要打败世界上最厉害的对手。英雄母亲给予她们儿子的是无限的关怀与教导!贝妮，我的母亲，从你那里，我学会了让我的生活充满荣耀，并做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

原谅我写了这些回忆，但正因为我这些回忆也许让我从过去回到了现在，从而把现在的不幸去掉了一部分。

拥护查理十世的三个众议院委员分别是：德·肖南先生、奥迪隆·巴罗先生和梅松元帅。他们被兵站送了回来，踏上了回巴黎的路；人民群众的一次游行又把他们赶到了朗布伊埃。

人民群众朝朗布伊埃进发——国王出逃——思考

八月二日晚上，在巴黎纷纷传说：查理十世一直拒绝离开朗布伊埃，非得等到他的孙子被承认为止。三日早晨，一大群人聚集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高呼道：“到朗布伊埃去!到朗布伊埃去!不能让一个波旁王朝分子溜掉!”一些有钱的人也混到了人群里面。但是时间到了，他们让以帕若①将军为首的那群坏蛋逃走了；帕若曾让雅克米诺②上校当他的参谋长。往回赶的委员们在途中遇到了特遣队的侦察兵，跟着他们的足迹，他们被带到了朗布伊埃。国王向他们打听暴动者的势力，回宫后，他让人把梅松①叫去了；梅松掌握着他的命运和军队指挥权。国王对梅松说：“梅松，我要你以军人的荣誉和信仰回答我：那些委员们同我讲的是真的吗?”这位元帅回答道：“他们跟您讲的只有一半是真的。”

①帕若(Pajol)，拿破仑的将军。

②路易·菲力普后来让他当了将军，贵族院议员。

①查理十世在一八二九年封他为元帅；路易·菲力普后来任命他为大使大臣。

八月三日，在朗布伊埃还有三千五名卫队步兵和四个轻骑兵团；这四个团组成二十个骑兵队，共二千人。兵站、卫兵等加上骑兵、步兵一千三百人。总共兵力八千八百人，七个炮兵连，四十二门大炮。晚上十点，听到备鞍上马声，整个军营开拔前往曼特农，查理十世和他的家人也在这群忧伤的人群里，这时月亮刚从云端里露出脸来，照着他们。

他们在谁面前撤退?在一支几乎手无寸铁、坐着破旧的凡尔赛和圣克卢的小马车赶来的队伍前撤退。帕若将军迫不得已领着这帮人往前赶时，他觉得自己快完蛋了，因为这帮人加上前来汇合的鲁昂人在一起，也没超过一万五千人，而且有一半人老在路上拖拖拉拉。几个激进、勇敢、大度的年轻人夹杂在这支队伍里，他们乐于作出牺牲；而其他的人则不堪一击。在朗布伊埃这个光秃秃的平原上，只有炮火才构成威胁；因此根据各种迹象来看，他们似乎获得了胜利。在巴黎人民获得胜利的基础上和国王在朗布伊埃得胜的情况下，谈判也许能进行。

什么!在这么多官员之中，竟没有一个人能有勇气以亨利五世的名义掌握指挥大权?因为，不管怎么说，查理十世和王太子已不是国王了!

他们不想战斗，躲在夏特雷有什么用?在那里，他们在群众袭击目标之外；在都尔会更好，因为那里有外省正统派可作依靠。查理十世仍留在法国，军队的大部分仍会忠于他。布洛涅和吕维尔的军营已经拔营，正行进在解救他的路上。我的侄儿，路易伯爵带领他的那个团——第四轻骑兵团，得知国王已从朗布伊埃撤离，才松了一口气。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不得不护送国王骑着小马回到他的小船上。查理十世如果是在一座小城市里，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如果他召集两院会议，大多数议员还是会表示服从他的。卡齐米尔·佩里埃、赛巴斯蒂阿尼将军和其他百来号人曾经等待过，他们极力反对三色的标志，他们害怕人民革命对他们的危害：我能说什么呢?王国的总兵是由国王任命的，他没见到过他打过一次胜仗，他只好避开那些拥护者，而一味地听从国王的命令。外交团没有尽到它的责任，只有当它与国王站在同一条线上时，才去尽它的职责。共和政体在一片混乱中于巴黎建立之后，面对外省建立的符合宪法的合法政府时，它一个月都会维持不了。人们从来还不曾在这么有利的形势下输过，如果就这样输掉，恐怕再也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因此，在七月敕令和从圣克卢撤退之后，我们要向市民倡导自由，向士兵宣传荣誉!

如果一个新的社会取代了目前的社会制度，那么一个新的时代也许将会到来，那时战争将会变成极为荒谬的事，战争的理论本身将再也不会让人知晓，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博爱家把战争区分开来，而他们即将遇到的是名声那么坏的内战：“同胞自相残杀!兄弟、父亲、儿子水火不相容!”这一切多么凄惨；然而人民却在这种内部的分裂中不断地受到磨炼，得到新生，它永远不会在国内战争中灭亡，但它会在国外的侵略战争中消亡。看看分裂时期的意大利吧，再看看如今的它吧。被迫去夺取邻国的土地，又被迫看到自己被邻国血洗的家园，这是多么悲惨与不幸啊!但是，坦白地讲，难道残害一个你不认识的德国的农民家庭，远比你去偷，比你毫无怜悯之心地杀人，比你心安理得地去玷污妇女和姑娘要人道得多吗?难道就因为这是战争吗?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当发动对外战争不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时候，那么国内战争就没有对外战争那么不公平、不令人反感、反而显得更加自然了。国内战争至少是以个人的凌辱和公认的憎恨为基础的，是与弱者的决斗，正是在这些战争中，对手们懂得了他们为什么要手拿武器。要是激情辩护不了罪愆，它还是会为它开脱，为它解释，它会让人们明白为什么它会存在。对外战争呢，它是怎样被辩护的呢?民族之间的互相残杀通常是因为国王感到厌倦，某个野心家想篡权，某个大臣想搞垮对方。是该惩罚那些年老而神经过敏的人了，他们更适合于做诗人而不是做历史学家：如蒂西迪德、赛扎尔、蒂特一利韦，他们满足于一个表示痛苦的句子而不管其他。

国内战争，尽管带来许多灾难，但它只有一个真正的危险：如果叛乱分子求助于外国，或者外国利用人民的四分五裂，对人民进攻，那么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是被征服，如大不列颠、西班牙、古代的希腊和今天的波兰，我们列举的这些例子，大家应该不会忘记。然而，在神圣联盟时期，两个派别都呼吁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支持，他们的力量相互抵销了，一点也没有影响武装了的法国人在它们之间的平衡。

查理十世用刺刀去支持敕令是不对的；可他的大臣们却不能以服从与否来为自己让人民和士兵流血而辩解；人民和士兵之间没有任何仇恨可以把他们分开，如同那些理论恐怖主义分子在不存在恐怖时想制造出一种恐怖理论的方案一样。查理十世在战争打来了，并丢失了所有的战略要地之后，还不肯承认战争也是错误的。他把王位给他的孙子之后，就无权对新国王若阿斯说：“我让你登上王位，是为了让你在尘世间经受锻炼、熟悉情况、受到考验；你肩负的担子不轻：我老了，我或许被流放，我的王位要你保住。”不应该在查理十世被迫离开法国的同时，让亨利五世登上王位。而在让他当上国王的同时，人们就判处他要死在这块掺和了圣路易和亨利四世骨灰的土地上。

再说，在这阵热血沸腾之后，我又恢复了理智，而且在这些事情中，我只看到了人类命运的终结。以武力取胜的宫廷，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它不会在某一天里被推翻，反而会在这些年里阻碍社会的发展。但所有广泛包含君主专制的东西都遭到了重新建立起来的圣会的谴责。最后的结果是，事情的发展偏离了人类文明的方向。上帝造就了符合它秘密目标的强大的人类：它给了他们当他们应该扔掉就扔掉的不足之处，因为它不希望用低下的智力养成的不良的品行与天意作对。

王宫——谈话——最后的政治意图——德·圣奥莱尔先生

王室在隐退的同时，把我的作用也大大缩小了。我只希望能被召到贵族议院去发言。写是不可能的：如果攻击来自宫廷的敌人，如果查理十世被来自外部的阴谋所推翻，我会拿起我的笔的；另外，他们要是让我独立自由，我会在王室残部的周围全力以赴重建一个大党。但是攻击来自王室的内部；大臣们违背了自由的两大原则；他们使王权背誓，也许是偶然，但却是事实；正因为如此，他们甚至使我丧失了作用。为敕令，我能去冒什么险?我怎么还能去称赞依然合法的君主的可靠性，他的坦率和荣誉呢?我又怎么能说它是我们的利益、我们的法律和我们的独立自主的最强大的保障呢?真是古老君主制度的典范!可这个君主制度却夺去了我的武器，让我在我的敌人面前手无寸铁了。

当我被弄得势单力薄南风不竞时，看到新的王室竟来找我，我不免大为震惊。当年查理十世对我的提议嗤之以鼻，而菲力普却不遗余力地想让我为其效力。先是阿拉戈先生激昂而生动地同我谈到了阿代拉伊德夫人的事，后来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伯爵一天上午来到雷卡米耶夫人家里找到了我。他对我说，德·奥尔良公爵夫妇将会很高兴接见我，如果我愿意去王宫的话。当时他们正忙于发表一个声明：把王国总兵的头衔正式更名为摄政王。也许，在我发表看法之前，新王室早就已决定削弱我的对立面的力量；它也可能在想，我会因为三个国王的离位而把自己看作无所事事的人。

德·孟德斯鸠先生这场开场白使我大吃一惊，然而我不能拒绝他所说的，因为，不是自吹自擂，我能成功，我想我能让人弄明白事实的真相。于是我跟未来王后的荣誉骑士去了王宫。带进面对瓦卢瓦大街的大门后，我在他们的小客厅里见到了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和阿代拉伊德夫人。以前我曾很荣幸见过她们。德·奥尔良公爵夫人让我坐在她旁边，马上对我说道：“啊!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我们非常的不幸呢!如果所有的党派都能联合起来，我们也许还能得救。您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

“夫人，”我回答道，“没有什么比这更明了了：查理十世和王太子殿下已经让位，亨利现在当了国王，德·奥尔良公爵大人是王国总兵。在亨利五世年幼期间，请他执政好了，这样，一切都会结束的。”

“可是，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老百姓们很不安，我们会在这种混乱中垮台的。”

“夫人，我斗胆问一句，德·奥尔良公爵大人的意图是什么?如果把王位让给他，他会接受吗?”

两位夫人犹豫着没有回答。片刻沉默之后，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反问道：“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请您想一想可能会到来的不幸。为了把我们从革命中拯救出来，‘所有明事理的人必须精诚合作，互相理解。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您在罗马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如果您不再离开法国，您在这里可是大有所为的哩。”

“夫人不知道我是效忠于年轻的国王和他母亲的吗?”

“哦!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他们待您可真好啊!”

“王太后不希望我这一生有违旨行为。”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您不了解我侄媳，她太轻佻了!……可怜的卡罗利娜!……我马上派人去找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来，让他劝劝您，这方面他比我强。”

公爵夫人吩咐人去找公爵，半刻钟以后，路易·菲力普来了。这位公爵夫人穿着随便，显得很疲倦。我站了起来，这位王国总兵走过来对我说道：“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大概已对您说过，我们现在的处境多么的不利吧。”

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根据他当年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欢乐情景吟了一首表达草原上宁静生活的田园诗。我抓住两节诗中的空隙时间，恭恭敬敬地重复了我刚给公爵夫人说过的话。

“啊!”他叫道，“我的欢乐在那里!能成为这个孩子监护人和依靠，我是多么满足啊!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我同您一样，对这一切都想过了：带着德·波尔多公爵肯定会是最好的做法，我只是担心那些事件来势凶猛，我们敌不过他们。”

“敌不过他们，大人?您不是享有一切权力吗?去同亨利五世汇合在一起，把议会和军队召到您身边，并离开巴黎。在您离开之后，一切动荡都会平息。那时人们会在您强大的权力和保护下寻求庇护的。”

在我讲这些的时候，我不断地观察菲力普。我的话让他浑身不自在。我在他脸上看出来了，他想当皇帝。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他没看着我，对我说道，“事情远比您想象的要困难呢，这事并不那么简单，您不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怎样的危险。一群愤怒的人反对议会已达到了极点，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招架不住。”

从德·奥尔良公爵嘴里不意中说出的这句话，使我很高兴，因为它给我提供了一个不容置辩的反驳机会：

“我想到了这种困境，大人，但有一个可靠的办法可以摆脱它。如果您不愿意像我刚才建议的那样去与亨利五世汇合，您也可以选择走另一条路。议会马上要召开了：不管众议员们作出什么样的决议，您就声明说，目前的议会无权(这是铁的事实)决定政府的形式：您就告白天下，法国需要咨询，要选举新的议会以及成立专门的权力机构，以决定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太后陛下就会照此站在最具人民性的立场；目前把您捧上天的共和党，是您的真正威胁。在最近的两个月里，一直到新议会任期开始，您把国民卫队组织起来；您所有的朋友和年轻国王的朋友将在外省与您共同奋斗。到时您让那些众议员们都来，让他们在法庭上当众为我所辩护的案子作证。这案子，由您私下里支持，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无政府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您将再也不会害怕共和党的暴力了。我甚至认为把拉华耶特将军和拉菲特先生拉过来也不是一件难事。大人，一切都以您为中心了!国王还小，您可以统治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我们这些人都该退下来了；您将获得历史上一项唯一的荣誉——登上王位并将它传给合法继承人。同时，您可以让这孩子用本世纪之精神与智慧把他培养成人，以便将来能统治法国：您女儿中的一个将来某一天会同他一起共撑王权的。”

菲力普不时仰望头顶上空，他对我说道：

“对不起，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我抽空离开了一个代表团是为了同您谈谈，等会儿我还得回去。公爵夫人会告诉您我是多么地高兴能做您所期望做的事的；但请您相信好了，是我一个人阻止了一群危险的人。如果说保皇党没有被屠杀，那是全靠了我的努力。”

我是这样来回答这个出乎意料又离我们谈话主题甚远的这番话的：

“大人，我曾目睹过一些大屠杀：那些在革命中闯过来的人都是些经受过战争锻炼的人。那些老兵不会被那些让新手吓得发抖的事所吓倒的。”

国王陛下退引之后，我去找我的朋友们：

“怎么样啊?”他们问道。

“是这样，他想当国王。”

“那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呢?”

“她想当王后。”

“他们俩都对您说了?”

“一个对我朗颂田园诗，另一个同我大谈法国所面临的危险和可怜的卡罗利娜的轻佻；他们两个都想让我明白我对他们很有用，他们任何一个都没把我当对手。”

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希望能与我再次会面，而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却没有参与这项谈话。阿代拉伊德夫人和第一次一样也在那里。德·奥尔良公爵夫人更加详尽地谈到了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打算给我许多的荣誉和好处。而且她友善地让我回忆起她通过舆论让我获得权力和我做出的贡献，还有尽管我尽心尽职，查理十世和他的家族对我仍表示的反感。她对我说，如果我愿意回到外交部去，国王陛下将会很高兴我做出的选择；但如果我更喜欢回到罗马去，那么，她(德·奥尔良公爵夫人)会非常满意地看到我为我们圣教的利益而作出的最后的选择。

我有些生气地马上回答道：

“夫人，我看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已下定了决心，他衡量了其后果，他看到了他将度过的那些艰难而悲惨的岁月；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不是出于对波旁王族后裔的尊重，我是不会到这里来的；另外，我只能感谢夫人的好意了。因此，把那些大的分歧和那些从原则和事件中得出的结论搁在一旁吧，我只求王后陛下同意听听与我有关的事。

“她很想同我谈谈她称之为我在舆论界的强大影响。确实!如果这种强大的影响确实存在，它只是建立在公众评价的基础上的；但是，在我改换旗帜之后，我将失去它。德·奥尔良公爵先生要是以为能得到支持，那为他效力的也只会是一个言词浮华的人，一个讲话没有人再听的变节的人，一个人人都有权在他脸上抹污泥、吐唾沫的背教者。如果他为路易·菲力普结结巴巴地说些模棱两可的话，那些人们就会拿他为那个已倒台的家族出版的全部著作来反对他。夫人，那部《波拿巴和波旁王朝》、以及一系列关于《路易十八来到贡比涅》的文章、还有《在根特枢密院里的报告》和《德·贝利公爵先生的一生》等这些著作，难道不是我写的吗?我不知道在这些书中，是不是会有一页，仅仅一页上，没有我过去的国王们的某件事的记述，或者没有我的爱、我的忠诚的保证洋溢其间，或者没有与夫人说我不信任国王一样引人注目的、带有我个人爱慕的个性的东西?一想到要背叛，我就脸红，说不定我明天还会跳进塞纳河呢。我恳求夫人原谅我的直率，我将会把这当作一个刻骨铭心的回忆的，但请您不要让我的名誉受到玷污，惩罚我吧!夫人，惩罚我吧!”

我站了起来，鞠了个躬，准备离开，德·奥尔良公爵夫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她也站了起来，走近我，对我说话说得这么简短，声调这么激动，我对此感到十分惊讶。

这就是我最后的政治上的愿望。根据圣伊莱尔①说的，我简直可以自认为我是个正人君子了，因为他认为：所有的人都会因为他们的圣洁而遭到魔鬼的诱惑：Victoriaei est magis，exacta de sanctis(他的胜利是带给圣徒们最伟大的财富)。我的拒绝是一种欺骗：判断它们的公众在哪里?难道我不能置身于这群人——不顾一切为国家效命的大地母亲的勇敢的儿子们中间吗?不幸的是，我不是风派人物，而且我也并不想向命运屈服。在我和西塞隆②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之点；他的脆弱不能当他的挡箭牌，子孙后代没有原谅一个大人物为了另一个大人物③。一时间的软弱。是我贫穷的一生使我失去了他唯一的财富——对德·奥尔良·路易·菲力普的忠贞?

①圣伊莱尔(Saint Hilaire)，四世纪普瓦提埃的主教。

②西塞隆(Cic&on公元前一○六—公元前四三)，政治家和演说家，典型的风派人物。

③指不能原谅西塞隆为了塞扎尔(即恺撒)的利益而一时的软弱(影射瞢罗·马塞罗)。

在王宫进行的最近一次谈话的那天晚上，我在雷卡米耶夫人家里遇见了德·圣奥莱尔先生④。我不想刺探他的秘密，但他却刺探起我的来了。他刚脱离他所经历的、现在还热着的人民运动。

④圣奥莱尔先生(Saint-Aulaire)一八二九年继承了他父亲的贵族爵位，后来他归顺路易·菲力普，井让他当了大使。

“呀啊!”他叫道，“见到您我多么高兴啊!真是天赐良机!我希望我们这些人能在卢森堡宫一起尽我们的职责。由贵族院议员来安排亨利五世的王位，真是怪事!我敢说，您不会让我一个人凉在一旁的。”

由于我的决心已下，我十分镇静；我的回答对德·圣奥莱尔先生的热情来说，像是一瓢冷水。他出去看他的朋友去了，却把我凉在一旁了：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共和党的末日

共和党在背叛了它的朋友的压力下，仍在拼命挣扎。八月六日，由巴黎十二个区的中央委员会指定的二十名成员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来到众议员递交了一份请愿书，但蒂阿尔将军和迪律一迪费雷纳先生①回避了它。请愿书上这样写着：

①这两个人在复辟时期曾是自由党人。

作为宪法权力机关的国家，既不能承认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这个议会是在被它推翻的君主王权的影响下产生并存在的，也不能承认贵族议会，它的宗旨与让人们拿起武器战斗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作为革命的必然产物，巴黎十二个区的中央委员会只承认当前的、事实上的、但是是非常临时性的政权，它是属于当今的众议院的。考虑到采取一切紧急措施，它希望能实行自由选举并选出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它希望月前的所有议员能独自完成这个任务。如果不能这样，国家要惩罚那些无用并且企图妨碍国家行使权力的人。

这一切的动机都是很纯洁的，但是王国总兵早窥视着王位，而且，由于害怕与野心交织在一起，加速了他窃取王位的行动。这时的老百姓想再来一次革命，可不知道应如何着手。于是他们以雅各宾派为榜样，雅各宾派差点要把王宫里的人和两院里那些喋喋不休的人扔进海里。德·拉菲特先生近来意志消沉，值得庆幸的是他使国民卫队复活了，但他却像不懂事的孩子一样被菲力普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把菲力普当做奶妈，在这份幸福中他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这位老将军有的只是欺骗性的自由，就像一七九三年的革命，只是死亡的开始。

事实是一个没有支配权、被削弱—了的议会没有任何权力可以控制王权：这就是特别联合国民公会：由上议院和新选出的下议院组成，它支配着第二代雅克政权。我们可以肯定，众议院的残余，那二百二十一个①在查理十世传统的世袭君主制度下的元老，对选举制的君主制度不会带来任何支配权，他们一开始工作就得停止，并会使这种支配权朝着半合理的原则倒退。那些为新王权铸剑的人们已坐到了一座活火山顶上，那火山迟早会爆发的。

①指一八三○年那些投票赞成以书面申明的形式对国王进行谏净的议员。

八月七日这一天——贵族议院会议——我的演说——我离开卢森堡宫是为了一去不复返——我的辞职

八月七日这一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值得回忆的日子：正是那一天，我幸运地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涯，像当初开始时一样。这是今天足以让人高兴的少有的幸福。有人从众议院给贵族议院带来一则关于王位空缺的申明①。这时我正走去坐在我的位子上；我的座位在最高的那排，在会议主席座位的对面。贵族们给我的印象是即忙碌又沮丧。如果有人把他们最近的一次背叛当作骄傲，那么其他的人会把他们没有勇气去听取悔恨当作耻辱的。我一面观察这个悲惨的议会，一面感慨道：“什么!曾接受过查理十世恩惠的那些人，现在竟要在他处于不幸的时候背弃他!那些人的特殊使命就是保护世袭王权；他们和那些与国王朝夕相处的人真会出卖他吗?他们在圣克卢时，时时刻刻密切关心着他，在朗布伊埃时，他们支持着他，而且在最后一次见面时，国王还紧紧握着他们的手，那么，他们会举起曾在最后一次拥抱过国王时的那双手来反对他吗?十五年以来，在这个议院里听到都是他们信誓旦旦的誓言，难道今天会听到他的背叛的誓词吗?然而，正是为了他们，查理十世才会完蛋，正是他们，促使他发布了敕令；当敕令公布以后，在雷电交加、暴风骤雨来临前那一分一秒寂静无声的时候，他们是何等的欢欣雀跃，乐不可支。

①它刚由众议院表决。

这些想法在我脑海里缠绵悱恻，不是滋味。贵族议院已成了旧的、君主制、共和政体和帝国的腐败、堕落的三合一聚集地。至于一七九三年的共和党人，他们已成了参议员，至于波拿巴的将军们，我只期望他们向来所做的事：他们废黜了他们一切要归功于他的那个特殊人物；他们正要废黜在财富和荣誉上使他们飞黄腾达的国王——他们的第一个主子。狂风怒吼吧，他们还将废黜这位篡权者，尽管他们当初准备把王冠扔给他。

我登上讲坛，下面一片死寂，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得很难堪，每个议员都在位子上侧过身去望着地上。除了几个像我一样决心隐退的议员以外，没有人敢抬头看着讲台。我把我的讲稿保存了下来，它不仅概括了我的一生，还因为它是我对未来的向往的第一章：

先生们：

给这次会议带来的那项申明对我来说，远没有比对那些与我持不同意见的先生们那样变得复杂化。在我看来，申明中的一件事支配着其他所有的事，或者不如说把其他的事都给毁灭了。如果我们处在正常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我会仔细推敲大家要在宪章中进行修改的条款的。这些要修改的条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提出来的。我感到惊奇的仅仅是，有人竟能在这次会议上谈关于由查理十世创建的贵族议院的反动措施。我不会因为这伙人而变得软弱的，你们知道，我还同他们的恫吓作过斗争；你们也知道，互相诋毁，为所欲为地把我们的议员从名单中勾掉，做得过火了，这无异于被流放。他们是不是想把贵族议院搞垮?可以这样说：与其任人宰割，不如一死了之。

我对事情的细节谈得不多，我已表示了自责；不管它有多么重要，它终归会大大方方消失的。法国没有方向，但我将去料理那只起锚的、被拔去了舵的航船，去增加或减少它的桅杆的!因此，我要从选出的议会的申明中删去那些次要的东西，而且我坚持要弄清王位是真正空缺还是所谓的空缺这个唯一的事实，我将径直朝着既定的目标一直走下去。

一个首要的问题应该解决；如果王位空缺，我们是不是能自由选择我们政府的形式。

在把王位给某人之前，有必要弄清楚我们把社会制度建立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上。是建立共和制还是建立新的君主制?

共和制或新的君主制，它能给法兰西以长期的、有力的和安宁的足够保障吗?

一个共和政体，或许首先反对它的，就是对共和制本身的回忆。那些回忆一点都没被抹去。人们没有忘记，在那个时期，在自由和平等之间，死亡就是依凭它们的臂膀游戏于人间的。当你倒在新的无政府状态下，你能在崖边唤醒唯一能战胜魔鬼的海格立斯吗?在许多年以后，你的子孙后代也许能看到另一个拿破仑，而你本人，就指望他了。

再说，在我们今天的道德状态下，在与我们周围各国政府的关系中，共和体制，除了它的不足之处，在我看来，现在是实行不了的。首要的困难是要引导法国人形成一致的决议，巴黎居民有什么权力能迫使马赛居民或其他城市的居民建立共和政体?是一个共和政体还是二十个、三十个共和政体?它们是联邦制的还是相互独立的?先撇开这些障碍不谈，就算只有一个共和政体吧，我们的民族有着亲善和洽的传统，但是，一个总统，尽管他多么严肃认真，尽管他多么受人爱戴，尽管多么能干，一旦他独揽大权，你设想一下，那时他会愿意自动退休离职吗?那时法律和舆论都约束不了他，而且他日日夜夜受到隐密的对手和捣乱分子的祸害、贬责和辱骂，他无心去搞贸易和房地产业，他既没有足够的尊严去和外国政府打交道，也没有足够的势力维持好内部的社会秩序。如果使用武力镇压吧，那末共和政体就会变得让人厌恶。那时动荡不安的欧洲会乘机破门而入，进行挑拨离间、武装干预，人民又会陷入可怕战争之中。议会制共和政体无疑会是世界未来的政府形式，但它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我们再看君主制。

由议会任命或由人民选举国王，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件新生事物。于是，我在想，人们需要自由，特别是新闻的自由；正是通过自由，也正是为了自由，人民刚刚取得了一个如此令人震惊的胜利。不过，请注意，一切新的君主政体，迟早会不得不压制这种自由的!拿破仑，是他本人同意这种自由存在的吗?我们不幸的宝贝、我们光荣的奴隶——新闻自由只有在一个政府深深地扎稳了根之后，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一个君主政体，是鲜血淋漓夜晚过后的产物，难道它对舆论独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吗?如果一些人能鼓吹出共和政体，而另一些人能鼓吹出另一种政体，难道你不担心会不得不立即求助于特别法，尽管它已取消了一八一四年的宪章中第八款增加的议会弹劾权①?

①这里指取消了“议会弹劾权不会被恢复”这一条款。

那么，得到了自由的朋友们，你们会从人们向你们提出的改变中得到什么呢?你们将会深深地陷入共和政体里面或合法的奴役之中。君主政体将会被民主法制的洪流淹没和卷走，或者是君主被乱党运动打垮。

人们被初步的胜利陶醉了，他们以为一切都易如反掌；他们希望能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一切情感和一切利益；他们以为每个人都会把个人的观点和虚荣搁置在一旁；以为知识的优势和政府的才智会克服数不清的困难，但是，几个月之后，事实推翻了这些设想。

先生们，对一个新的共和政体或一个新的君主政体，以及与它们相随而来的诸多不便，我只向你们介绍了这几点。如果它们两者都有其许多缺陷，那么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它很值得我们谈谈。

一些不得人心的大臣玷污了王位，而且他们支持谋杀犯罪；他们阴一套阳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诡计多端。

外国先生们，你们两次进到巴黎，没有受到阻拦，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成功的真正原因；你们是以合法政府的名义进来的。如果你们今天跑到这里来要挽救专制政权，想想吧，文明世界首都的大门是不是同样在你们面前也能轻易地为你们打开?法兰西民族在你们走后，在法制的保障下，已经变得强大了；我们十四岁的孩子已成了巨人；我们在阿尔及尔的新兵，我们在巴黎的中学生们刚刚向你们显示了他们战胜奥俄②、马朗戈③和伊埃纳④的勇气，而这些孩子在自由加光荣的战斗中变得更为强壮了。

②指一八○五年十二月二日拿破仑与奥地利和俄罗斯之战。在这次战争中，拿破仑战胜了奥地利和俄罗斯的两个皇帝，故又称“三个皇帝之战”。

③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波拿巴战胜梅拉斯的奥地利人的战争。梅拉斯在亚历山大(埃及)附近。

④指一八○六年十月十四日拿破仑战胜荷昂洛贝王子指挥的普鲁士士兵的战争。这次战争打开了通往柏林的道路。

没有比巴黎人民的自卫战更为正义、更为英勇壮烈的战斗了。人民奋起战斗并不为了反对法律；只要是牵涉到遵守社会公约时，人民便安分守己；他们忍受着辱骂、挑衅和威胁，不出怨言；他们用金钱和鲜血换来了宪章，他们对金钱也好，牺牲也好，从不吝惜。

但是，当他们忍受到最后一刻时，他们突然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当愚陋和虚伪的阴谋忽然暴露，当太监们策划宫廷恐怖以为能取代共和党的恐怖和帝国的枷锁时，人民于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武装自己；他们发现工场主们很容易制造出火药的烟雾来，而且认为只要几个士兵和一个头头便能使这种恐怖大为减少。一个世纪不能像三个最后的大阳一样，使一个民族的觉悟成熟起来；这三个大阳刚刚照耀在法国的上空。这时发生了一庄重大的罪案，并且对一条原则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难道就因为这庄罪案以及随之得到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胜利，我们就能颠倒事务本来的顺序吗?我们来看看吧：

查理十世和他的儿子已经下台，或者说已放弃王位，你们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但是，王位并不空缺：他们走后又来了一个孩子；难道我们能说他无知吗?

今天什么人大喊大叫反对他呢?你们敢说反对他的是他父亲吗?这个孤儿是在立宪政府的关怀下、在这个世纪的思想教育下，在学校里成长大的，他有可能成为一个能满足未来需要的国王。在他的监护人的监护下，可能会要让他发表继位宣言；你们将对这个宣言进行表决。获得多数票通过后，这位年轻的君主将重新宣誓。目前实际上的国王会是德·奥尔良公爵先生；他是摄政王，曾是生活在人民群众身边的王储，他明白如今的君主政体只能是个得到民众拥护的、明智的政体。这些因素自然地归结在一起，这在我看来，会是一种解决王位继承问题的最佳方式，也许能在平复国家因为那些剧烈的变更引起的动荡后拯救法国。

说那个孩子离开了他的老师，在长大成人之前一直都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说他在接受长时间的平民教育以后，在那把两个国王推向黑暗深渊的可怕教训之后，他会因为他的出身而自命不凡，这些是合乎情理的吗?

从亨利四世婴儿时期到年轻亨利的婴儿时期，这样一代又一代我都为其辩护，这既不是因为感情上的忠诚，也不是乳母般的怜悯，而且事情一旦成功，可能一切都会对我不利。我这样做，不是追求离奇，不是追求荣誉，也不是要自讨苦吃；我不相信王室的神权，但我相信革命的力量和事实。我甚至不引证宪章，我把我的思想看得更高；我这些思想是从我这一生为之奋斗的这个时代中的哲学范围里得出的：我就这么很简单地建议这位波尔多公爵作为王室的继承人，他比大家讨论的人选要强得多。

我明白大家在疏远这个孩子的同时，想制定人民王权的方针，因为旧学校的愚昧证明，在政治上，我们老一辈的民主人士没有做出王国老战士那么多的成绩。任何地方，绝对的王权是没有的；自由不会从政治权利中得到，就像我们从十八世纪的情况看出来的那样。自由来自自然的权利，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它存在所有形式的政府中，因此，一个君主政体也许是自由的，比共和政体要自由得多。但是，要讲一堂这方面的政治课，现在既不是时候，也不是这个地方。

我只想指出，当人民掌握了王权的时候，他们也拥有了他们的自由；我请你们注意，君主世袭制的原则一开始也让人觉得荒谬，但慢慢地也就被认可了，它比君主选举制更可取。其理由十分明显，我不需要在这里发挥了。你们今天选一个国王，谁明天会阻止选另一个呢?你们会说，是法律。法律?法律难道不是你们制定的吗?

还有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再要波旁王朝的长房掌权了。为什么你们不要他了呢?因为我们胜利了，我们在正义的、圣洁的事业中得胜了，我们要行使战胜者的双重权利。

很好：你们显示了王权的强大力量，很好地保存这股力量吧，因为，如果你们在这几个月内失去了它，那时会悔之晚矣。这就是人类的本性!最明智、最正直的人是不会居功自傲的。他们首要的，是运用手中的权利来反对暴力；他们用他们智慧的全部优势来维护这种权利；而且，在他们指出的事实是通过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被颠覆所证明的时候，那些战胜者们，会夺取他们手中的破烂武器的!那时候，那些危险的破铜烂铁，还没有使用就会伤着自己的手的。

我把战斗放到了我的对手的地盘上；我过去从来没在那面死人的旗子下角逐过：那面旗子并不是不光荣，但它吊在那旗杆上一动不动，死气沉沉。当我拨动那三十五个卡佩家族的遗骸时，我找不出任何哪怕只让人听一听的论据。对一个名字的狂热崇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君主制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这是那个时候优于其他形式的政治形式，因为它使得秩序更好地进入了自由的领域。

卡桑德尔真无用，我已很厌恶那些轻视我的警告的王室和贵族议员①了：我现在只是坐在我曾预言的灾难的残局上了。我在不幸中承认了各种势力，但使我违背誓言的势力除外。我也应该使我的生活保持一致：在我为波旁家族做过、说过、写过的一切之后，如果我在他们最终落得过流亡生活的时候，来否认他们，那我会是个最可怜的家伙。

①“贵族议员”(pairie)在原文为“祖国”(patrie)，一九四六年雅克·夏特莱先生在《夏多布里昂社会新闻简报》第四十六页中指出，这是个笔误，应为“贵族议员”，而不是“祖国”。

我把恐怖留给那些没有为王国作过一点贡献的高贵王室成员们，留给那些不久前把我当做叛徒、叛教者、革命者的教会和王室的捍卫者们。叛徒称你们为御用文人!那么，来吧，来为那个赋予了你们才能、但已被你们抛弃的可怜的主人说一句话吧，只说一句话!政变的策划者们，制宪政权的鼓吹者们，你们在哪里?你们躲在污泥浊水的底层，你们在那里伸出头来诽谤那些国王的忠实的仆人；你们今天的一言不发跟昨天洋洋万言如出一辙。那些显赫的勇士动刀兵把亨利四世的后代赶走，现在让他们蹲在三色旗下发抖吧，这是必然的。他们用高贵的色彩涂抹在自己的脸上，这或许能保护他们的个人，但掩饰不了他们的卑鄙行径。

另外，当我在这个讲台上直言谔谔时，我一点也不认为这是英雄主义的行为。我们今天不再是那种发表一种不同的见解就要搭上一条命的时代了，再说，即使是那样的时代，我也会大声地说上一百遍的!最好的掩蔽体是一个向敌人敞开的心胸。不，先生们，我既不用害怕其良知与他们的勇气相等的人民，也不用害怕我所钦佩的那英勇无畏的年轻一代；我同这些年轻人坦诚相见，相处得十分融洽协调，我祝愿他们，像我的祖国一样，荣耀、光荣和自由。

我远远没有去想要在法国散布分裂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我的讲话有一丝的激情的原因。我之所以从内心里主张让孩子在寒微贫贱而幸福的生活行列里成长，就是为了确保三千三百万人民的安宁。一切与时需相矛盾的言词，我都会看成是罪行；我没有这种秽行。如果我有权支配王权，我将会自愿地把它交给德·奥尔良公爵先生。但我在圣德尼只看到缺一座坟墓，而不是王位。

等待的王室摄政王先生的命运不管如何，只要他为我的祖国谋幸福，我永远不会是他的敌人。我只要求保持我心灵上的自由和去到我感到独立和宁静的任何地方去死的权利。

我反对草议声明。

我开始演讲时，心情相当平静，但后来我渐渐激动起来了。当我说到：“卡桑德尔真无用，我已很然厌恶那些轻视我的警告的王室和贵族议员了”时，我的声音哽咽起来，我不得不拿起手帕去擦掉我脸上揪心而苦涩的眼泪。愤怒的情绪使我接着说了下列这段话：“叛徒称你们为御用文人!那么，说一句话吧，只说一句话!”说到这里，我把目光投向了那几行我对着他们说话的人。

不少议员一副颓丧的样子：他们把自己深深地埋在扶手椅里，躲在他们那些同样一动不动的同事后面，以致我无法看到他们。这篇讲演引起了一些反响，在座的各政党成员都受到了刺激，但谁也没有吭声，因为我费了许多劲，摆了大量事实。我从讲台上走下来，离开大厅，去到了存衣处。我脱下了我的议员服，取下我的剑和我那顶有羽饰的帽子；我御下三色标志中的白色标志，并把它放在我穿着的黑色礼服胸前左边的小口袋里。我的仆人送走了我的议员服，我抖了抖鞋子上的灰尘，离开了这座背叛者们的宫殿，我再也不会回到那里去了。

八月十日和十二日，我结束了一切工作，并送去了下面这些辞呈信件：

贵族议院议长先生①：

①从八月四日以来，由帕基埃(Pasquier)先生任议长。

由于不愿为路易·菲力普·德·奥尔良效力，他俨如法国人的国王似的，我觉得自己已别无良策，不能继续参加世袭议院的会议了。承蒙路易十八国王的好意和王室的慷慨，给我留下的唯一标志：一万二千法郎的议员养老金还在。给我这笔钱，如果说不是荣誉的标志，至少也是解决我日常生活之需的标志，我当时被招了来担任了这个显职。如果我继续保留这项恩赐，而又不能继续履行我的职责，那是不合适的。因此，我荣幸地放弃这笔养老金，交由您去处理。

一八三○年八月十于巴黎

财政大臣先生②：

②从八月一日起，由路易任此职。

承蒙路易十八国王的好意和王室的慷慨，留给了我一笔一万二千法郎的养老金。这笔钱已改为终生年金，并登记在国家债权人的名册上，而且这笔钱只能由所持人的第一代直系亲属继承。我已不能为奥尔良公爵先生效命，他俨然成了法国人的国王似的，故此，如果我继续领取那笔我已不担任其职务的补贴，显然是很不公正的，我决定放弃这份补贴，交由你们处理。八月十日，我就此事已给贵族议院议长先生写了一封信，并告诉他，强求我宣誓效忠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已停止领取这份养老金了。

顺致崇高的敬意。

一八三○年八月十二于巴黎

尊敬的掌玺大臣先生①：

①赛蒙维尔(Sononville)继续留任此职。

我很荣幸地能给您送去我写的这两封信的抄件：一封是写给巴黎贵族议院的议长先生的，另一封是写给财政大臣先生的。您在这两封上可以看到我已放弃了贵族议员的养老金，因此我的代理人不能再去领取这笔津贴了。这笔钱，在八月十日，即我声明拒绝效命的那天起，已被冻结了。

顺致崇高的敬意。

一八三○年八月十二日于巴黎

尊敬的司法大臣先生②：

②指杜邦·德·厄尔(Dupont de l'Eure)。

我很荣幸向您呈上我辞去国务大臣的呈文。

司法大臣先生，请接受我崇高的致意。

您的卑微而恭顺的仆人

一八三○年八月十二于巴黎

我像一个小圣让一样，已一无所有了，但长期以来，我已习惯以野生蜂蜜为食③，而且我不用担心埃罗迪埃德的女儿会喜欢上我这个白头老翁①的。

③像当年圣让·巴蒂斯特(Jeau Baptiste)在荒原上以野生蜂蜜为食一样。

①犹太王妃埃罗蒂埃德(Herodiade公元前七年—公元后三九年)，大埃罗德的孙女。她先后嫁给了两个年岁很大的埃罗德：埃罗德·菲力普和埃罗德·昂蒂帕。

我的装饰物：剑上的穗子、流苏、螺旋状的流苏和肩章，全卖给了一个犹太人，由他拿出熔化后，给我送来了七百法郎，这是我们有荣誉的产物。

查理十世动身去谢尔堡

查理十世此时怎样了?他由他的卫士陪伴，在三个警察押送下，走上了他的流亡道路。在穿过法国境内时，竟没有引起路旁正在耕种的农民的惊讶。在两三个小镇里，出现了一些敌对行动；在其它城镇里，一些有钱人和妇女对他则有怜悯的表示。要知道，波旁王朝再也不会有在从丰泰纳布洛到土伦途中所引起的那种轰动了；法国不再那么激动了；那么多战役的那个战胜者差点在奥里贡被暗杀。在这个疲惫的国家里，最重的事件也只不过是为了让我们消遣的悲剧而已：幕布揭起时，它占据着观众的心，可幕布落下时，它留给观众的只是空洞洞的回忆。有时，查理十世和他的家人在那些蹩脚的驿站停下来，在一张肮脏的餐桌一角用餐；在他之前，往往是车夫们用餐的地方。亨利五世和他的姐姐则在餐馆的院子里逗鸡和鸽子玩。我曾早就说过，君主制完蛋的时候，人们会爬到窗子上去看它路过。

这时天上下起雨来，它是在诅咒那得胜的党和失败的党吧。当人们认为整个法国是被敕令激怒了的时候，菲力普国王收到了来自外省写给查理十世国王的许多信件，称赞他采的回忆的，他的回忆挂在斯图阿城堡的城墙上，由于时间的流逝，它已变成了古旧而发黄的雕刻了。

七月革命会是什么

我把在我面前流逝的这三天逐一进行了描绘。某种时代色彩在事件进行时显得绘声绘色，可是事件过后，就显得子虚乌有了；这种时代色彩展现在整个画面上。这场革命声势浩大，就是缩小到最小的比例，也要一分一秒地细细描述。事件是从事物的内部引发出来的，就像人是从娘胎里出来的一样，都有其天生的缺点。可怜和伟大是孪生姐妹，她们同时出生，随着差别逐渐扩大，可怜在某个时候会死去，只留下了伟大。为了公正地判断留下正确的东西，应该站在子孙后代的立场上，让子孙后代去判断好坏。

我已去掉了气质上和行动上我曾有过的那种狭隘的情感，我心里装着七月的那些日日夜夜。在贵族议院里我的发言中，我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民于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武装自己；他们发现工场主们很容易制造出火药的烟雾来，而且认为只要几个土兵和一个头头便能使这种恐怖大为减少。一个世纪不能像三个最后的太阳一样，使一个民族的觉悟成熟起来；这三个太阳刚刚照耀在法国的上空。”

事实上，切实地说，是人民在二十八日那一天里十分勇敢和大度。卫队死的死，伤的伤，损失了三百多人；它给了广大穷人阶层广泛的公道平允，正是这些穷人在这一天中独自作战，他们中虽然混进了一些不干不净的人，但并没有给他们丢脸。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二十八日那天出来得太晚没有赶上参加，但是二十九日那天，人民群众把他们放到了队伍的前面，他们的单纯和天真令人敬佩。

那些杰出的人物在人民坚持的这场斗争中不在场，只在二十九日，也就是说，当最危险的时刻过去之后，他们才来加入他们的队伍，其他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战胜者们，也只是在三十和三十一日，在取得胜利之后，才赶来加人人民的行列。

部队方面，也大体差不多，参加进去的士兵和军官为数可数；把波拿巴弃置在丰泰纳布洛的参谋部，站在圣克卢的高地上观战，以便看风使舵：当查理十世如日方升的时候，他们对他投其所好，如蝇逐臭；当他日薄西山的时候，他们乘人之危，溜之大吉。

平民的克制同他们的勇气一样，社会秩序顿然混乱起来。在公园门口守门的那些半裸的工人，我们大概都见过吧，他们根据上头的命令阻止其他衣衫褴楼的工人进去，为的是用这种义务的力量为自己形成一个概念，这种义务的力量控制着仍是主人的人们。他们能为自己付出血的代价，能经得住苦难的煎熬。像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一样，人们一点都没有看到逃亡中被杀害的那些瑞士人。所有的意见都得到尊重，除了个别的例外，人们从来不滥用已经取得的胜利。战胜者们抬着卫队的伤员穿过人群，他们大声叫道：“向勇士们致敬!”士兵一旦去世，他们就说：“安息吧!”在立宪制度下，复辟的十五年使得我们中间有了人道、平等和公正的精神，这在二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的精神下是没能培养出来的。进到我们习俗中的特权似乎已变成了普通的权利。

七月革命的影响将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这次革命宣布反对王权已告结束，如今国王们只能通过战争的暴力才能行使其统治了，而且那也只是权宜之策，是不能长久的：用暴力维持其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蒂西迪德和塔西特不会把这三天的事件很好地讲给我们听的；我们大概会要波舒哀为我们解释一番天意中的事件的；天神能看到一切，但超越不过它那明智和光辉的界限，就像在两个光极上滚动的、东方人称它为上帝的奴隶的太阳那样。

我们不要在我们身边寻找离我们很远的事件的动机：人的平庸、极度的恐惧、说不清的争执、仇恨、野心、一部分人的自负、另一部分人的成见、密谋、堂会①、采取的好的或坏的措施、勇气或缺乏勇气，所有这些都是一些偶然的事，而不是事件的原因。当人们说他们不再需要波旁王族、波旁王族已变得可憎可恨时，他们是说，他们认为波旁王族是外国安置在法国的，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①指秘密的社会集会。

严格地讲，七月革命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没完没了的社会变更。通过这一连串的变更，一八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的事件只不过是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事件的继续。我们第一次评议会的工作已经中止，但并未结束。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法国人已习惯于生活在别的首领的统治下，而不是在他们以前的君主统治下，像英国人生活在克诺伟伊的统治下一样。查理十世的倒台，是路易十六被斩首的产物，如同雅克二世被赶下王位是查理一世被暗杀的产物一样。革命的火焰在拿破仑的光荣和路易十八的自由中似乎已经熄灭，但是革命的胚芽没有被毁坏，它存在在我们的心底里；当复辟的谬误唤醒它时，它仍会发展壮大，它甚至很快就会爆发。

神灵的裁夺显现在正在进行的反君主政体的变化之中。智力浅薄者在革命中只看到了三天的殴斗，这再简单不过了；但有识之士却明白已迈出了非同寻常的一步：人民君主制的信条已取代了王室君主制的信条，世袭君主制已变成选举君主制。一月二十一日听说有人控制了国王，七月二十九日表明人们可以控制王权。然而，所有显现出来的好的或坏的事实，都掌握在人民群众的手里。一项变更，当它不再是以大逆不道的形式出现时，当它是出自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时，就不再是闻所未闻、显得格外特别了。法兰克人集体行使王权，然后他们把王权授与某些首领，这些首领然后又把王权授与某一个人，然后，这个唯一的首领为了他家族的利益，篡夺了王权。现在人们把世袭王权推向选举王权，从选举王权推向共和政体。这就是社会发展史，这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政府从人民中来，又回到人民当中去。

因此，我们不要以为七月的事业是多此一举，不要以为通过长子的权利来继承王位恢复王位继承权，也不要对我们说，七月革命会夭折。毫无疑问，德·奥尔良家族支系的根不会扎牢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流了那么多的血、经历了那么多的灾难、费去了那么多的才智，并不会是这样的结果的!七月，结果它不是带来法兰西的最终毁灭和所有民主的消亡，那么，它必将结出自然的果实：那就是民主。这果实也许会是苦涩的、流血的，但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君主制，它决不会长在共和政体的茎上!

因此，不要把这个偶然产生的国王和这次革命混同在一起；这场革命，像我们看到它发生的那样，它是与他的那些原则背道而驰的。它不像是个能成活的婴儿，因为它受到王权的惩罚。不过，这场革命，它也只能维持几年的时间，因为将要来的和将要过去的东西都将改变有待我们认识的许多东西。上了年纪的人都将死去，或再也看不到他们看过的事情；青少年达到了懂事年龄；新的一代将对老一代进行更新；医院里洗伤口的脏水流到大江里，只会弄脏伴随这些脏水沿江而下的水流，而大江的上游和下游的水流却保持着或重新变得清澈。

原本自由的七月，产生了一个极不自由的君主，但是去掉他的王权的时刻即将到来，他将被迫接受已成为自然规律的变更；只有这样做，他才能生活在适应他的气质的环境里。

共和党的错误，正统派的幻想，一个个都是可悲的，而且它们都超越了民主和王权：共和党认为暴力是成功的唯一手段，而正统派则认为只有回复到过去才是唯一的安全港。殊不知，有一个支配社会的道德准则，有一个高于个别合法性的普遍合法性；这个伟大的准则，这个伟大的合法性，就是人们享有自然的权利，这是由义务所规定的，因为是义务创造权利，而不是权利创造义务；欲念和罪恶使你们降到了奴隶阶层。普遍的合法性不会有任何障碍要克服，按照同一原则，如果它保存了个别合法性的话。

另外，注意一下就足以让我们弄懂，我们古老王族的那不可思议而威严的力量：这个我已经说过了，我不会老去重复它的，一切王权将随着法国王权的灭亡而灭亡。

事实上，在没有君主的时候，同时也就没有君主思想了；人们在自己的周围有的只是民主思想。我的年轻的国王将把世界上的君主制揽在他的怀里带走。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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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这一切关于一八三○年革命在未来的岁月里会是什么时，我很难抵御那种要我从相反的方面推断的本能。我有这种本能是因为一八三○年的混乱使我不快；我不相信我自己，也许，我的认理不认人，帮理不帮亲过火了一点，也许我夸大了这三天未来的作用吧。然而，查理十世的垮台已经过去了十年了，英雄的七月不是傲然屹立吗?现在已是一八四O年十月初了，法国衰落到了何种地步!如果我能在法国政府的耻辱中尝到一丝欢乐，在维罗纳的代表会议上重新念一念我给坎宁先生的信，我会感到某种自豪的：当然，不是刚才在众议院会议上公布的那封信①。错误出在哪里?出在被选出的王子身上吗?还是大臣们的无能?或者还是由于其才智与骨气似乎已经耗尽的民族本身?我们的思想是进步的，难道是我们的道德观念在支持着它?一个有着十四个世纪历史的民族，由于一场意想不到的爆炸而结束了它漫长的生涯，走到了它的尽头，这不会奇怪的。如果您把这本《回忆录》继续读下去，您将会发现我认为最后的结果就是旧社会的完蛋，而且您会公正地看待在我们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一切我认为美好的东西的。

①一八四○年，东部问题差点引发了一场欧洲战争。年底，梯也尔和吉佐在这次会议上公布了他们在这次危机中与英国政府交换的信件。

《杂记》，一八四○年十月三日于巴黎

我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我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我的这部只概述我的宫廷经历的《回忆录》也该就此搁笔了。三次灾难标志着我过去生活中的三个部分：在我的旅人和士兵生涯中，我目睹了路易十六的驾崩；在我的文学创作生涯结束时，波拿巴消失了；查理十世的垮台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涯。

我在文学创作中确立了一个革命的年代，同样，在政治上，我提出了代议制政府的原则②；我的外交通信，我想，它抵得上我的文学作品。也许两者皆不足观；不过，两者可等量齐观，这是肯定的。

②见第二卷，第447页。

在法国，在贵族议院的讲坛上，在我的通信中，我施加了某种影响，使得德·瓦莱尔先生先是进了内阁，后来他成了我的政敌之后，又迫使他退出了内阁。这一切，您读了这部《回忆录》之后，就可以得到证实。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西班牙战争是个重大事件。这次战争对我来说，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恰如我在文学生涯中写《基督教真谛》。命运选择了我，让我承担了那次巨大的冒险；在复辟时代，它本可以调整世界迈向未来的步伐的。它让我摆脱了梦想，把我变成了事件的指挥者。在它的牌桌上，它让当时的两位首相，德·梅泰民亲王和坎宁先生成了我的对手，我战胜了他们。各国内阁中的严肃之士一致认为，他们在我身上看到的是一位政治家的风采。波拿巴在他们之前已经预见到了这点，尽管我的书他没看过。因此，我可以认为，在我身上，政治家和作家的能耐不相上下，这不是自我吹嘘。不过，我认为国务活动家的声誉一钱不值，正因为这样，我才指天画地，舌无留言。

半岛事件的时候，如果不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把我排斥在外，我们的命运就会改变，法国就会重新获得它的边界，欧洲的平衡就会重新建立，复辟就会大加增光，长久地存在下去，而我的外交工作也会在我国的历史上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我的两种生涯之间，不同的只是它们的结果。我的文学生涯是圆满的，产生了它应该产生的一切，因为它只取决于我自己。我的政治生涯是在其成功的途中突然中断的，因为它取决于别人。

尽管如此，我承认我的政治方针和才略只适用于复辟时期。如果原则方针、社会和人本身发生了变化，昨天还是好的东西，今天就会过时无用了。关于西班牙，王族之间的关系，因撒利克法典的废止而不复存在，因此重要的已不再是在比利牛斯山之外建立起不可穿透的边界了；必须接受有朝一日奥地利和英国有可能对我们重新开战的这一事实；必须持那种把他们已经到来了的观点；必须放弃一种坚定而理智的行动，尽管不无遗憾，尽管其肯定的利益的确是长远的。我坚信，我为正统派尽了我的努力，就像它本应该做的那样圆满完成了。我当时和此刻一样，对未来看得一清二楚；只是，我希望到达的路途不那么险峻，以便让有利于我们的宪政教育的正统派在其匆忙的奔跑中不至跌倒。现在我的计划实现不了了；俄国将转向他方。假如我现在去半岛，那里的精神早就产生了变化，那么我要同不同的思想的人打交道了；我将只关心人民的联合，无论这种联合多么令人怀疑，让人眼红，情绪激昂，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我不会再考虑同国王们的关系。我将对法国说：“你离开了既定的道路，走上了崎岖的小径；那好吧，你就去探索一条最好的然而充满危险的道路吧!改革、事业、创新，全由我们自己来干吧!来吧!如果需要，让武器来帮你们的忙吧。新事物在哪里?在东方吗?那么就到那里去吧。我们的勇气和才智应该去哪里施展?朝哪里跑去?让我们站在人类腾飞的前头；别让别人超过我们。在这一次十字军东征中，让法国的名字排在别国的前面吧，就像昔日里前往基督的坟墓时一样。是的，如果祖国采纳了我的建议，我将竭力在它所采取的危险原则中对它有用；现在去拉住它，无异于宣判它的死刑。我不会满足于讲演，我会把事业同信仰联系起来，我将训练士兵，准备几百万，我将建造船只，如同挪亚，以防洪水。倘若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会回答道：“因为这是法兰西的意愿。”我会用电报通知欧洲所有的内阁，没有我们的介入，谁也别想在世界上动一动；若要瓜分世界，最大的一份将是我们的。我们不会再去卑躬屈膝乞求我们的邻居让我们生存下去；法兰西的心脏将自由跳动，任何人都不敢用手去数它脉搏跳动的次数。而且，既然我们是在寻找新的太阳，我将迎着辉煌冲在前面，不再等候曙光自然升起。

上天保佑，让我们在其中寻求一种新的繁荣方式的工业效益不至骗人，让它们和旧社会从其中走出的那些道德利益同样富有成果，同样富于教化!时间会告诉我们，这些工业效益是否只是那些思想贫乏之徒无结果的梦想?他们设法走出物质世界。

尽管我的作用和正统派一起结束了，我仍对法兰西有着美好的祝愿，无论它的不可预料的任性让它服从的是什么政权。至于我，我毫无所求；我只想不要在脚下跨过太多的崩塌的废墟。然而，岁月犹如阿尔卑斯山：刚越过几座山峰，又有别的山峰耸起。咳!那些最高的、最后的山岳无人居住，荒芜不毛，白雪皑皑。

引言

三天的喧哗终于结束了。我非常惊讶自己能平心静气地打开这部作品的第四部分，看来我已渡过了难关，且在不知不觉之中溜进了一方和平安宁的地带。假如我在今年八月七日死了，那么，我在贵族议院的最后一篇演讲将成为我历史的终止线；长达十二个世纪的灾难性往事将填塞我的回忆，悲剧也将圆满地画上一个句号。

但是，我不会马上死去的，因为我并未被击败。皮埃尔·德·勒埃图瓦尔在亨利四世遇刺以后不久在报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在这里，伴随着我的国王(亨利四世)生命的结束，我亦将结束第二本记载着忧郁、虚浮的消遣和好奇探索的手册。公众也好，个人也好，一个月以来，由于亨利四世的死，个个忧心殷殷，慑怛伤悴；我个人更是愁肠百结，日夜忧心如焚。这便是这本手册此时此刻的最后一段。

我想以此为标志，结束我的这本历年大事记。然而，由于出现了由这一重大事件引发的这么多的奇特的新的变故，我若在它取悦上帝之前就把它传递给另外一个人就好了。我猜想这将为期不远了。

勒埃图瓦尔目睹了第一位波旁王室成员的死，我也刚刚见到了最后一个的垮台，我是否也该在这种时候结束我这本记载着忧郁、虚浮的消遣和好奇探索的手册呢?也许吧，然而由于出现了这么多的由这一重大事件引发的奇特的新的变故，我若在它取悦于上帝之前就把它传递给另一个人就好了。

如同勒埃图瓦尔那样，我对圣路易家族的厄运深表哀伤；然而我又不得不承认，在我的痛苦之中夹杂着某种发自内心的欢愉；我为此曾自责过，可还是无法抗拒：这种欢愉就像奴隶挣脱了锁链时的那股高兴劲儿那样。当我告别了旅人和土兵生涯时，我尝到了忧郁的滋味。现在，作为一名解放了的宫廷苦役犯，我体验到了欢愉。我对自己的原则和誓言忠贞不渝，从未背叛过自由和国王；我既不带走财富也不带走荣誉，就像平时一样贫穷的离开。幸亏结束了那令我腻味的政治生涯，带着满腔的欢愉，我回到了自己的墓地。

啊，为我的同胞和可贵的独立祈祷祝福吧。那是我生命的灵魂!来吧，把您视为知己密友，当偶像崇拜和缪斯看待的《回忆录》带给我吧，休闲时光本来就是用来讲述故事的，我将继续向渔夫讲述我在海上遇难的经过。回到我原始的本性，我又变成了旅人，可以自由自在豪放不羁了。我是怎样地开始我的旅程，我将怎样地来结束它；已画上圆满句号的有生之年，又将我带到了新的起点线上。一路上，在那些我过去跑遍过的路途中，我是无忧无虑的新兵，但却像老练的养老兵那样缓慢前进：筒子状的军帽里插着休假专用的卷轴装饰①，臂膀上戴着人字形袖章，背上背着多年以前用过的军用背囊。谁知道呢?也许一个旅站一个旅站过后，我又会重新找到年轻时的梦想呢。像龙骑兵躲在废墟里一样，为了抵制这群所谓真理的化身、实为乌合之众，我将向众多的梦想求救；将生命的两头重新接上，把遥远的年代和今天相互掺合，让不同年龄阶段的幻觉彼此相融，这一切全在我了，而当年我从父亲的家里外出时遇到的王子②遭流放，今天在我走进坟墓时遇到的他又遭放逐。

①带着装饰物和普通印章的官方休假信件。

②即查理十世。

一八三○年十月于巴黎玛丽·泰雷兹诊疗所

大臣们的诉讼案——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总教区遭劫

去年十月，我飞快地写完了《回忆录》中关于本章节的小段引言；但我不能继续写下去了，因为手中有另一件事要办：这关系到我的《作品全集》③的结束工作。我的写作被打断了，先是大臣们诉讼一案④，后是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遭劫一事⑤。

③指《历史研究》的四卷、五卷、五卷乙和五卷丙，由拉德沃卡出版社出版。这四卷已于一八三一年出版发行。

④四个签署敕令的大臣被逮捕，人民群众声讨索要他们的脑袋。

⑤一八三一年四月十四日，保王党人为悼念贝里公爵遇难一周年，在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举行弥撒庆典仪式，人群冲进了该教堂。

大臣们的诉讼案和巴黎的忐忑不安对我个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大事。在路易十六一案和造反分子暴动一事之后，有关审判和起义方面的一切都退居到次要地位了。在宣布审判结果期间，大臣们从樊尚赶到卢森堡监狱，然后又回到樊尚。一路上辗转反复，取道地狱街缓步向前。我在隐居地就听到了他们车子的滚动声。世事沧桑，难料啊!大臣们的辩护人依然力不从心，无人能从足够高的高度去看事物：律师在辩论中占着太多的优势。我的朋友波利尼亚克王子若选了我做他的副手，我会睁大眼睛仔细审视那些在法官面前立下的伪誓的。我会对他们吼道：“什么!你们胆敢审问我的当事人!是你们自己玷污了自己的誓言，却敢拿他丢失了自己的主子来给他定罪，而你们还以为自己在为主子效劳!你们自己是煽动者，是你们煽动他颁布敕令的!与你们审判的对象换一个位置吧，让被告来审判你们吧!如果我们要受审，也不是由你们来审判；如果我们有罪，那是对人民有罪，而不是你们!人民在审判厅里等待着你们呢!我们扛着自己的脑袋去见他们吧。”

大臣诉讼案之后，随着来的是圣日耳曼一奥塞尔教堂里发生的丑闻。优秀得过分的保王党人有时很蠢，常常喜欢捉弄人，他们从来不考虑自己行动的后果，总以为只要在领带上系上高级勋章的授带，钮扣眼中插上一朵花就表示重新拥有合法王位的继承权，其实他们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蹩脚的可悲闹剧。很明显，革命党人将有可能利用贝里公爵之死而滋事生非。然而，保王党人却无能阻止他们，甚至连一个用来维持秩序的机构，政府也没有建立一个。大祸临头了，教堂也遭到了洗劫。一个进步的伏尔泰派的药剂师①，胆大妄为，攻下了一三○○年前建成的教堂钟楼，而一座十字架是由九世纪末的野蛮人所推倒的①。

①指卡代——加西库尔(Cadet-Gassicourt一七六九—一八二一)，他在些文章中抨击过夏多布里昂和斯塔尔夫人。

①圣日耳曼一奥塞尔教堂原址上建立起来的第一座教堂，九世纪末被诺曼底人所毁。

紧接着这位高明药剂师的突出事件是洗劫主教区、亵渎圣物以及在里昂出现过的辱没迎神仪式的队伍。就只缺刽子手和牺牲品了，但却不乏鸡胸驼背式的滑稽小丑、稀奇古怪的面具和狂欢节才有的花样百出的狂欢。十分荒唐的是，当塞纳河另一侧假装跑来营救的国民卫队在排队行进时，塞纳河这边亵渎圣物的游行队伍却畅行无阻。河对岸井然有序，河这边乱七八糟。后来有人说，当时一个很有见地的人在那里，看到塞纳河上漂浮着祭披和书本时觉得很奇怪，他说道：“遗憾啊!真该把主教扔进这河里去!”这话说得多深刻，因为，淹死主教的确是件逗人高兴的事儿，但含义深远，它道出了自由与光明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而我们，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们不得不对你们说，你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苍白和悲惨的仿制品。你们的革命天性未泯，然而力量却不够；你们只能在想象中成为罪犯；你们想干坏事，心里却缺乏勇气，臂膀也缺乏力量；你们耳闻目睹到杀戮，自己却无法下手。如果你们希望七月革命伟大，永远伟大，那么不能把卡代一加西库尔当做真正的英雄，马耶②才是理想的人物。

②漫画家们创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他属于巴黎小资产阶级，不信宗教，永不满足的爱国者。

一八三一年四月于巴黎

我的关于王朝复辟和选举君主制的小册子

七月过后，我原以为会进入一方和平安宁的地带，然而现实与我原来的估计相差甚远。三位君主的垮台使我不得不向贵族议院作出解释，说明原因。国王们被放逐不允许我再三缄其口、沉默不语了。一方面，菲力普的各家报纸问我为什么拒绝为那场革命效劳，而那场革命的宗旨正是我曾大力捍卫、广为传播的。为了澄清事实和解释我个人的行为，我不得不开口讲话了。这里有一本今后也许会被遗失的记事本(《记王朝复辟与选举君主制》)①，我将继续用它作为我讲演的题材和我这个时代历史资料：

①这里记载着夏多布里昂论战的精华。

去掉了现在，就只有一个在我坟墓之外的不确定的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让我的回忆无声无息。我不应该在我曾致力参与、天天受到人们辱骂、最后又在我的眼皮底下被放逐的复辟王朝一言不发了。在中世纪那多灾多难的年代里，人们信奉宗教，为了拯救民族，僧侣把自己关在塔楼里靠面包和清水守斋禁食。我同十二世纪的僧侣差不多了。透过赎罪监狱的天窗，我向过往的行人布讲最后的福音。瞧，这就是讲道的大致概要。在贵族议院的讲台上，在我最后的讲演里，我大声讲道：七月王朝处在绝对的天福里，或者处在特别法的保护下。它靠人民养活，而人民把它杀害了。没有天福，它将被自由毁灭；如果它攻击自由，便会自取灭亡。我们不难发现，为了人民的自由，用内战驱逐三个君主，又为反对这种自由而重新来一场革命，其实是白费劲。然而，怎么办呢?难道为了遏制作家，加大法官、法律的作用就行了吗?一个新政府只不过是个只能用布带拉着蹒珊学步的婴儿，我们的国家又回到了婴儿时期。这个在母亲的怀抱里吸足了胜利的血液的可怕婴儿，难道它不会撕破包裹它的襁褓吗?只有在过去深深扎稳了根的树墩才不致被新闻自由的风景所刮倒。

听到这些夸张的日课经，爱丁堡①的流放者们似乎是人间最渺小的同伴了，而且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缺少。现在缺少的是过去，这不打紧!像以往各个世纪都不注重打好基础一样，愿新来的世纪能做得更好。我们的虚荣心无论怎样违背记忆，擦掉代表王室的百合花徽，取消贵族的头衔和符号，一切都无济于事。这个家族，半个世纪的继承者，它的隐退留下了一片广袤的空白，这一点我们到处都能感受得到。这些在我们眼里如此不堪一击的君主，他们的衰亡却震撼了整个欧洲。这些事件只要能稍微产生一些正常的效应和严峻的后果，查理十世便会在让位的同时使所有的哥特国王和加佩王朝的附属大国国王让位。

①查理十世首先逃到了爱丁堡，在奥利洛德城堡避难。

我们正在走向一场总体的革命。如果正在进行的改造顺坡而下不遭遇任何阻碍，如果人民大众的理智继续高涨，如果中产阶级的教育不中断，那么各民族将在自由的世界里会彼此平等。然而，倘若这项改造中途流产的话，那么各民族将生活在专制政权下。专制政权不会持续很久的，因为光明的曙光就在前面；但它会很严酷的，而且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社会解体。

考虑到我对这些思想持的赞同态度，大家便会明白为什么我个人必须坚贞不谕地继续担当起公众自由的最佳捍卫者，并且执意选择那些危险最小的通往彻底自由的道路。

我并不想有意做一名哭哭啼啼的、多愁善感的政治说教者，也不想做佩戴着白色羽毛饰的亨利四世式的饶舌者。用眼睛巡视一下耶稣教堂塔和爱丁堡城堡的中间地带，我发现，也许这里面有几个世纪以来堆积在贵族身上的重重厄运。尤其是那位悲痛欲绝的妇女①，她像最强壮的妇女一样肩负着最沉重的负荷，那些回忆使她心碎，她的遭遇如此深重，以致后来成了革命伟人之一。但是，并不见得非得让她当上国王。上天把它特殊的爱送给愿意接受的人；这种爱总是很短暂的，因为人生是短暂的；而且这种爱在人类整体的命运中从不吝啬。

①指昂古莱姆(Angouleme)公爵夫人。

然而，让把丧失了权力的家族永远地驱逐出法兰西领土的建议②是衰落家族的必然后果吧，必然结果这一套说服不了我，我会在与现实社会秩序紧密相连的不同阶层的人中徒劳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②指议员博德(Baude)提交给议会办公室的那项建议。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有发不完的誓，继看不见的第一共和国、五人督政府、三人执政府、一人独裁的法兰西帝国、第一次复辟、帝国宪法附加条例、第二次复辟之后，仍有誓言向路易·菲力普可发。我可没有这样富有。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做罗马的牧羊人七月份在废墟③中玩配对游戏时一样，他们议论着，说只有那些傻瓜和笨蛋才不把政治作为个人利益的资本。我就是这种傻瓜和笨蛋。

③在“废墟”一词之后，在这本小册子里，夏多布里昂还有下面这段话：“这些人在这最后一场革命里看到的仅是表面的、纯属巧合的事件；但愿这场革命继续下去，以便他们获得一笔意外之财，不管发什么财!他们说……”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胆小如鼠，本不想再起誓的，但一看到他们的祖父母、孩子及所有的产业主屡屡被割喉杀死，便也颤颤巍巍地发起誓来。这一肉体惩罚我至今未得到证实，但我会等待这一惩罚的。如果要发生在身上，到时候再看吧。

还有一些人，他们同养老金密切相关、靠神圣纽带紧紧拴在一起的帝国大老爷们。不管他们落在谁的手里，在他们看来养老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它的重要性同头衔、婚姻一样重要。所有靠养老金生活的人不能没有养老金；养老金由国库负担，他们也就由国库来负担了；我不习惯向财富伸手，我太老了，不要它了，我放弃了它，我怕它不离开我。

还有高贵的王权和教权的捍卫者男爵们，他们从来没有背叛过敕令；不过，也未必，为了把这些敕令付诸实现，运用的手段不得力使他们大为光火，他差点要迁怒于专制政府了①，他们已在设法改换门庭了。我可不能分担他们这种愤懑和恚恨了。

还有一些屈服于压力、为立伪誓而立伪誓的良知未泯的人；他们的权利并不因此而受到削弱；他们为可怜的查理十世哭泣过；他们对于查理十世，先是由于他们出的主意导致他的失败，后又由于他们的伪誓把他置于死地。但是，如果他或他的家族有朝一日复苏重新掌权，他们就会成为正统派的叱咤风云的人物。而我，我向来视死如归，像穷人家的狗一样，愿做一个旧君主制的驮畜。

①他们对查理十世镇压革命不力很不满。

最后，还有一些口袋里装着荣誉证书和伤残证明的皇家骑兵。而我是没有这样的证书的。

我是可以接受的王朝复辟派人物，有着各种自由的王朝复辟派人物。这种王朝复辟却把我当做敌人；它完蛋了，我也跟着要倒霉。在我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年月里，难道我也去像那些东游西逛、任人糟蹋自己的裙裤的妇女那样去赚一笔新的财富吗?作为年轻一代的领路人，我难免会让人说我靠不住；而落在他们的后面，那又不是我的位置。我所有的器官依然健壮，对此我感觉良好。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自己的世纪，也比任何人都更勇敢地探索它的未来。然而，命中注定的厄运开始了，体面地结束一生是从事社会活动者的必备条件。

一八三一年三月底于巴黎

《历史研究》

我的《历史研究》在不久前终于出版了。下面是这本书的《前言》：这是我的《回忆录》的真正的篇幅之一，因为它记录了此时此地我正在写着的我的历史：

前言

为了防止看不见世界历史之车起见，记住吧，当时(即罗马帝国灭亡之时)，一些市民像我一样在现在的废墟中翻寻着应新革命之声而记载着旧革命编年史的过往档案。他们像我一样，在一片摇摇欲坠的建筑物中，把砸在自己的脚边、极有可能打破脑袋的石头当作一览表。

《历史研究)(第五卷第175页)

在我一生余下的日子里，我不想过那刚刚度完的一年半的那种日子了①。别人大概永远不会像我一样有那种笃行不倦的思想了，我强制自己起早搭黑，一天十小时、十二小时、十五小时地对周围发生的事物舒怀命笔、仰屋著书。当人们费力地阅读报纸上连载小说的章节或片段时，谁还会去翻阅我的那厚厚的四大卷呢?我写古代史时，现代史来敲我的门了。我对它嚷道：“等一等吧，马上轮到你了。”可是没有用，现代史纵身投入了大炮的轰隆声中，卷走了三代国王。

①这个《前言》刊载在拉德沃卡版本里的第四卷卷首。

那么，让时间与《历史研究》的性质协调一致吧!有人推倒十字架，有人追捕神甫，而在我的讲述里每一页都有国王和神甫；有人把加佩王族驱逐出境，而我却出版了一部有关加佩王朝的历史书，其中加佩王族的统治达八个世纪。这是我一生中写得最长、也是我的最后一部书；写这部书，我花的研究、精力和时间最多，我花的心思和记叙的事实恐怕也是最多的；它问世后，其读者为数戋戋，就像我把它扔进井里，让它在随后扔下的大堆瓦砾的重压下沉下去一样。当一个社会形成又瓦解的时候，当每个人和大家都能在那里生存下去的时候，当人们连未来的一个小时都无法把握的时候，谁还会去在意、关心邻居的所做、所说、所想呢?当我们发现自己身陷现代社会的灾难当中的时候，还会去关心德·内隆、德·康斯坦丁、德·朱利安、基督使徒、殉教者、神父、哥特人、匈奴人、达尔人、法兰克人、克洛维王朝、查理曼大帝、胡格·加佩和亨利四世，以及旧世界的灾难吗?在这个时候去操心史学，难道不是本末倒置，不是精神上的一种软弱吗?话虽这么说，但这种本末倒置与我的大脑没有联系，它只是我个人倒霉不幸的产物。我如果不是为了国家的自由而如此卖命的话，我也不会被迫去鉴定那些在双重环境里对我来说充满了不幸的文约。任何一个作家都不会写出这样的作品，感谢上帝，它总算快到分娩期了。我只需坐在废墟上，对我年轻时就一直不屑一顾的生活继续不屑下去。

在极不情愿地结束这通合乎情理的怨言之后，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自我安慰的念头。我通过写一部以诗与道德的关系去预测基督教的书开始了我的文学生涯，然后我又通过写一部以哲学与历史的关系去思考这个宗教的书来结束了我的文学生涯；我在复辟时期开始了我的政治生涯，又伴随着复辟的结束而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涯。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满意足，觉得自己一贯如此。

一八三一年五月于巴黎

我绝不放弃七月事件时设想的解决方案。我操心的是如何在外国的领土上艰难地生存下去，我已一无所有了。买下我所有作品的出版者也许要让我破产了①，而满身的债务也不会让我去找到愿意借钱给我的人。

①《作品全集》的出版者拉德沃卡已不得不靠普拉的接济了，很多次本该属于夏多布里昂的收人都被削减了。

无论如何，我都得带着卖掉我最后一本小册子(《论王朝复辟和选举君主制》)的钱前往日内瓦，留下我写这篇文章的房屋出卖代理权以便安排目前的日子。如果能找到买我这张床的商人，我在法国之外还可以找到另一张床的。在这种变化不定和颠沛流离之中，到我初步安顿下来，我都无法重新拾起《回忆录》中被中断的部分②继续写下去了。因此，我将只会继续写些我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我会在路途中或各个落脚点用书信形式让世人了解这些东西；我将用一本记着信件日期的日记把这些情节串联起来。

②这与我后面要讲的我的文学生涯和政治生涯有关，这个空白现在已由我在一八三一—一八三九年这些年里刚刚补上了。(一八三九年巴黎手记)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和写给她的诗作

致雷卡米耶夫人①

①亚森特习惯抄写我发出和收到的信函，固执得差不多不顾我的反对了，因为他发现我经常被一些人攻击，而这些人正是写信给我、没完没了地吹捧我或求我帮助的人。他这种兴趣来了的时候，就在他一个人所熟悉的纸堆中翻来翻去，然后把辱骂我的文章和奉承我的信件作比较，井对我说道：“您看，先生，我干得不错吧!”但我却一点都不这么认为：对那些人的意见，我既不相信也不过于着重，它们是什么我就把它们当做什么，但我重视它们的价值。我永远也不会因为他们公开说我或私下里说我而考虑拒绝他们的信件，但亚森特很在乎这个。我给雷卡米耶夫人写信从不留底稿，她很乐意把我写给她的信借给我。(一八三六年巴黎手记)

我现在离您很远很远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忧郁地旅行过。宜人的气候，披上盛装的大自然，啭鸣啼叫的夜莺，繁星满天的夜晚，这一切都是为了谁?如果您不来救我，我一定会要回到您那儿去的。

一八三一年五月十八日于里昂

致雷卡米耶夫人

昨天，我一整天都在罗纳河边踱来踱去，东游西转，眼睛注视着您出生的那座城市以及您在那里曾被选为第一美女的那座耸立着修道院的小山丘：真希望您一点都没有说谎；您没回过这里了，好多年已过去，您还在摇篮时代就被放逐过，史塔尔夫人久辞人世，我亦离了法国!在这些过去的年代里，一位怪人出现在我的面前：因为出乎意料，又令人吃惊，我把他的一张便条寄给您。我从来没有同他谋过面的这个人在里昂的山上种了一些松树。离那里很远的地方，在费多街和售房街，各类角色在这块土地上的变化真大啊!

亚森特把报纸上的道歉和文章告诉了我，我觉得他们这样做一点都不值得。你知道我一天有二十三小时真诚地信任他，只有一小时用在虚荣心上，但这种虚荣心一闪即过。我在这里不想见任何人；但回到南方的梯也尔先生敲开了我的门。

五月二十日(星期五)于里昂

附：信中夹带的纸条：

我是您的一位邻居，您的同乡。我对您的杰出的才华和个性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没有别的意思。我希望能有幸拜谒您，向您呈上我的一片崇敬之意。旅馆里的这位邻居、这个同乡叫埃勒维庸①。

①埃勒维庸(Ellevion)是法国男高音歌唱家。他在费多剧院十分走红，尤其在达拉亚拉的售房街更是红得发紫。后来退出乐坛归隐，居住在里昂附近，那里有他自己的土地。

致雷卡米耶夫人

明天我们将去日内瓦，在那里我可以找寻到您的另外一些回忆。一旦越过边境线，我还能见到法兰西吗?当然是能够的，只要您愿意，也就是说，只要您一直呆在法国。我不希望出现一些提供让我回去的别种机会的事件。我真愿意不踏进那不幸的祖国一步。我会在24日(星期二)在日内瓦再给您写信的。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您那娟秀的字体，我年幼的小妹?

五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于里昂

昨天到达日内瓦后，我们到处找房子住，我们有可能安顿在湖边的一个小亭子里。我简直无法告诉您我们在寻找栖身之处时我是多么的忧伤。又是一个未来!当我以为一切已经完了的时候，又要重新开启新的生活的航船!我本打算稍微休息之后给您写封长信的，但我害怕这种休息，因为那样我又会想起那枯燥无味、没有轻松可言、成天一颗心绷得紧紧的黑暗年代的。

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于日内瓦

致雷卡米耶夫人

您知道，在新教徒中建立了一个新教派。该教派的一名牧师来看望了我，在此之前他曾给我写了两封堪称一代宗师劝我改教的书信。他想要我改信他们的宗教，而我执意做一名天主教徒。我们像在加尔文时代时那样争论着，但彼此又像兄弟会一样友好善待且不中伤对方。我对他的灵魂拯救论很有些信心，他完全动摇了我的关于教皇的理论。您简直想象不出他的激动、兴奋达到了何种程度，他的天真和坦率有多么可爱!如果您和我的老朋友巴朗谢一同来到了我这里，那该多好啊!日内瓦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新教论战的文章，这家报纸鼓励作者们坚持下去，因为《基督教真谛》的作者就在身边。

还有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就是寻找一个由最卓越的人管理的自由部落，在那个部落里，宗教思想是自由的基础，也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我在内克①夫人身边的德·康斯坦②先生家吃午饭；内克夫人耳朵不幸失聪，但仍不失是人间罕有的、最优雅、最高贵的妇女。我们谈的都是您。我早已收到了您的信，并且向西斯蒙蒂先生③转达了您对他的敬仰之情。您看，我对您是多么言听计从啊!

①内克·德·索舒尔(Necker de Saussur)夫人，女作家，斯塔尔夫人的表妹。

②查理·德·康斯坦(Charles de Constant)，是邦雅曼的堂兄，住日内瓦。

③西蒙斯蒂(Sismondi一七七三—一八四二)，历史学家。

最后，是给您的一首诗。您是我的星星，我等着您指引我到达那迷人的岛上。

德尔菲娜④已成了家，哦，我的谬斯!我在最近的一封信里向您解释了为什么我既不写贵族议员也不写战争：那样的话，我会要去攻击我也曾属于其中一部分的那个肮脏的躯体，宣扬那些已不存在的荣誉。

④德尔菲娜·盖(Delphine Gay)，年轻的浪漫女诗人，一八三一年嫁给了记者埃米尔·德·吉拉尔舟。

得有个水手来读和理解这些诗⑤。我得到了勒罗尔芒⑥先生的帮助。以您的才智是足以对付最后3节诗的，谜底就在诗的下面⑦。

⑤扯了一通短悍的题外话之后，作者才回到诗的主题。

⑥他曾陪同尚波利翁先生到过埃及，他对地中海一带十分熟悉。

⑦夏多布里昂在诗的下面写道：“致雷卡米耶夫人”。

一八三一年六月六日

遇难的船员①

劲风②刮到沙滩上，失去了它的威力；击碎的旧船③，它的生命完了。那顽强的木匠④呀，无情的死神，要在你生命征途最后一站把船拆散!

①②③④借指夏多布里昂本人。

甲板上的人走空了，下面只剩下一个守护人。

过去你看到船在你前面的工作台上。

暗礁使你心焦，使你痛苦。

你吹着口哨，为的是把风招来。

无畏的骑士马上上到了艏斜桅上，

当他的头沉入波涛中时，他笑了；

你到桅杆上时，你跳了起来，

他叫道：“大地呀!救救水手们吧!”

他回到了残破的船舱里⑤，

⑤指他老了，身体也垮了。

脸色苍白，头发花白，双手如柏油，

只有目光仍如豆。

沙时计⑥里的沙子快空了，方向盘已破碎，这一切预示着他将成为大海的隐士⑦。

⑥古代计时的一种工具。

⑦他将死去

你们奄奄一息以为快到岸了，

老船，老船夫!你们错了：

暴风雨控制了你们，要把你们带往黄泉路，

到阴曹地府去号啕痛哭吧!

当你触到第一块暗礁时，你就难于前进了，

你将停航，船的两侧已经开裂。

你们将沉入海底!完了!锚已折断。

在海底，滑动、移动都不可能了。

这艘船是我的生命；而这位船夫就是我。

我得救了!我在海上的日子已结束了：

当其他的星星躲藏起来的时候，

我爱着的那颗星星①把光芒照亮了我。

①指雷卡米耶夫人。

这颗夜晚的星星驱散了暴风雨，

它的名字是那样的美好，

它把我的航船从深渊，

领向那无限美好的彼岸!

这颗温柔、迷人的星星一直要领着我去到那佳城仙境，

我将永远跟着你那纯洁、皙皙亮光；

而当你停止照耀我的风帆时，

你将照耀我的坟墓。

致雷卡米耶夫人

您已收到了我所有的信，而我在不停地伫候玉音。明知会没有回信，可每当邮差带给我的仅仅是些报纸时，我还是觉得诧异不已。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您才给我这样写信，只有您才想起我，对此我不胜感激，备感欣慰。我喜欢您的与众不同的来信，因为您的来信与那些在我拥有高官贵爵的时候给我寄来的那种充满爱恋、崇拜而粗俗的信件与快件包裹截然不同；这些东西随着我的失意潦倒而消失了。看了您的信，即使我不回去找您，我也能看到您那美丽的身影。您将是我的遗嘱的执行者；卖掉我那座古旧的房子吧，用作您走向光明的盘缠。那个时候，天气会晴朗；就在我给您写信的时候，我远远地看到了那金灿灿的阳光下的勃朗峰。自勃朗峰往下看，那是亚平宁山脉：在我看来，从那儿到我们将要去的罗马似乎只有两三步之遥，因为一切都会在法国安排妥的。

在我们引以自豪的祖国经历了千灾万难、饱尝痛苦之后，我们再也不要那个胆小的政府了①。年轻人依着各自不同的性格，在教义、文学作品和荒淫放荡中自甘坠落，自我毁灭，余下的也只是津津乐道于各种事件和事故。然而，当人们像我一样在人生的路上跋涉时，是最有可能发生意外事故的，那就是人生旅途的终结。

①路易·菲力普政府在避免法国内战之前过去是、今后仍会是诚惶诚恐、蹴蹴不安的。

我一点也不写作了，我也没有什么可写了：我只是烦闷苦恼。这是我的天性，像水里的鱼儿一样，但水若再浅一点，也许我会游得更开心些。

一八三一年六月十八日于日内瓦

一八三一年七月十二至一八三一年九月一日的日记

于日内瓦附近的帕吉

德·拉帕诺兹先生的代理人——拜仑勋爵——费尔内和伏尔泰

我同夏多布里昂夫人在帕吉①安顿了下来；我在那里结识了里戈先生，他是日内瓦工会的要人；顺着洛桑大道往上走，在里戈先生房屋的上边，日内瓦湖边，坐落一座前有花园，耗资150万法郎修建的别墅。这是德·拉帕诺兹先生的两个代理人②的。每当我徒步经过他们的别墅时，我总不禁感谢起上帝来，因为它在他们和我的心里，在日内瓦留下了复辟的一切证据。瞧我多笨啊!德·拉帕诺兹先生是保王党人，曾与我一道共过患难：看看他的两个代理人因为赞成我曾经天真反对过的公债的折换③吧，而我正因为此而遭驱逐。而他们呢?他们坐着雅致的轻便马车，帽子戴到了耳朵上部姗姗而来，而我却不得不跳到水沟里以免车轮挂着我礼服的下摆。我曾当过法国贵族议员、大臣、大使，而在我的一个硬纸盒里装着所有基督教国家的一级神品，包括圣灵骑士勋章和金羊毛勋章。如果德·拉帕诺兹先生的这些百万富翁代理人先生们想为他们的老婆向我买饰带盒的话，他们会让我十分开心的。

①日内瓦近郊的小镇，夏多布里昂夫妇在那里租了一·间带家具的房子居住了下来。

②巴托洛尼兄弟得到德·拉帕诺兹大银行家的支持，他们俩人在法国发了大财。

③指旧债券折换成新债券。

然而，对B先生们①来说，并不是一切都是美好的，他们还不是日内瓦的贵族，也就是说，还不属于第二代，他们的母亲仍住在日内瓦城的下城区，也就是说，还没有迁到市内的圣日耳曼区的圣皮埃尔小区来。然而，老天相助，有了钱就能买到贵族头衔。

①指巴托洛隆兄弟。

我第一次住到日内瓦，是在一八○五年。假使两千年的时光消逝在我的两次旅行时期，那么它们还会像现在这样彼此划分得如此分明吗?日内瓦原来是属于法兰西的；波拿巴在它整个的光荣史上闪闪发光，德·斯塔尔夫人则在他的光荣史上闪闪发光。如果波旁王族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当然也就无所谓波旁王族的问题了；但是波拿巴和德·斯塔尔夫人以及波旁王族，他们会怎样呢?至于我，我依然是我。

德·康斯坦先生，即邦雅曼·康斯坦的堂兄以及康斯坦小姐②，一位思想丰富、才气过人，有着优良品德的老姑娘，他们两人住在靠罗纳河边的地下陋室里。他们的上方是另一座乡间房子；这房子过去属于德·康斯坦先生，后来他把它卖给了流放中的米兰王妃贝尔吉奥诺索③。我在罗马为大公爵夫人埃莱娜举行宴会时，我曾见过这位王妃路过，她的脸色十分苍白①。

②即罗萨莉·德·康斯坦(Rosalie de Constant)，查理的妹妹。

③贝尔吉奥诺索(Belgiojoso)意大利阴谋家，在法国当了作家；她在米涅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

①缪塞在他的《关于一个女人的死》中写道：“她装作像活着。”

在船上闲庭漫步时，一位老桨手向我讲述了拜仑先生的故事，湖边萨瓦岸上那幢房子就是拜仑勋爵的。拜仑勋爵等待风暴来临以便乘船出游，他从单桅帆船船舷往水里跳，然后顶风游到了博尼瓦尔封建监狱：他讲述着，像演员也像诗人。我不能像他那样原汁原味地表述出来，我也喜欢暴风雨，但我的激情同它是隐蔽的，连对船夫也不肯吐露。

我发现在费尔内后面有一条狭窄的河谷，里面流淌着一股七八尺深的细流，小溪冲洗着几棵柳树的根须，根须在层层水田芥的掩盖下若隐若现。几只蓝翅膀的蜻蜓在微微晃动的灯蕊草尖上翩翩起舞。吹号手②可曾见过这般万籁俱寂而非回声阵阵的避难胜地吗?也许没有过吧!那么请看看吧!水在那儿流淌呢!我不知道它的名儿，也许它压根儿就没有名字吧。伏尔泰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只有它的名声还在这块狭小的角落里悄悄流传，就像这小溪一样，从十几步远的地方听到溪水潺潺流淌的声音。

②这里的吹号手指的是伏尔泰，在本章稍后的部分里还要讲到他。费尔内离日内瓦七公里。

人各不相同，我被这条荒漠的小河沟深深的陶醉了；一看到手里在阿尔卑斯山上采集的蕨冠便让我狂喜不已，流淌在碎石间的涓涓细水发出的潺潺声也让我倍感欢愉；只有我才能发觉的那些细小昆虫在苔藓下面不断往下钻，就像钻进一片广袤的孤独中一样，占满了我的视野，让我浮想联翩。这种叫人窝心的事，连置身其旁、化妆成奥罗斯玛娜上演悲剧、给各地王子写信，让整个欧洲来费尔内村庄欣赏他的杰出天才也不理解，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悲哀吗?世界的改变可比不上这些溪水的流淌；比起国王来，我更爱我的蚂蚁。

每当想起伏尔泰，有件事总让我惊讶不已：拥有高超、理智、聪睿头脑的伏尔泰，对基督教却一无所知，对大家看到的东西，他视而不见。新约全书的成书，对人类关系的思考是地球上发生的最伟大的革命：可以这样说，伏尔泰时代里这一思想早已进入了人们的头脑中。神学家为基督教辩护，说它是一部已完成的作品，一个以现世的宗教权威法则为基础的永不蜕变的真理；哲学家则攻击它是为神甫和国王的积弊：其他的攻击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倘若有人能突然把问题的另一面告之伏尔泰，他那清晰的头脑和敏捷的思维是不会因此而受到打击的，我对此毫不怀疑。他致力探讨的题目同各民族的改革、伦理学的引进、新的社会制度、另一项人权和另一个思想体系毫无关系，人们对他这种没有远见的平庸做法赧然一笑置之。不幸得很，这位大作家在散布一些令人沮丧的思想的同时，自己也惘然若失，最后带着这些狭隘的观点落得个功败垂成：他活像东方的暴君，跪在被他杀害的奴隶坟墓之前惺惺作态。

在费尔内那里，今天谁也不去了；在我独自前来闲逛的费尔内四周，有多少名人雅士曾经光顾过啊!他们被编撰在伏尔泰的作品里，永远永远地长眠于地下了；伴随着另一个世纪气息的到来，这个世纪的呼吸已逐渐减弱，直至消失在永恒的肃静之中。

日记(续)

一八三一年九月十五日

于日内瓦附近的帕吉

白跑一趟巴黎

啊!我曾如此鄙视过、无论干什么也不会喜欢上你的金钱呀!我不得不承认你的魅力了。作为自由之源，你把万事万物调理得如此井然有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你，一切都难以举步运行。除了荣誉，还有什么你不能获得呢?有了你，人便变得漂亮、年轻、可爱；有了你，人们才会有敬意、感到光荣，才会具备优良的品德和高尚的品质。夫人，也许您会对我说，有了钱，你也只能买到上面那些表面的东西，我若对虚假的东西信以为真，那又有何关系呢?骗骗我吧，剩下的我不再向你索取。生活不过是篇谎言罢了。我们身无分文的时候，便生活在对别人别物的依赖之中，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两个互不喜欢对方的家伙会从各自出发，走到一起。好吧，既然大家都没有钱，那就面对面地互相不满、互相抱怨、互相惹怒对方、互相牵制、互相吃掉自己的良心忍受对方的白眼和冷言相讥吧，彼此在发怒的同时牺牲自己的口味、爱好和生活的自然方式吧。痛苦紧紧地追逐着他们，一个紧挨一个，争先恐后。处在贫困线上的人们，他们非但不相互拥抱，反而彼此撕咬，只是不像弗罗拉咬伤蓬佩①那样，没钱的连逃避的方式也没有。人们无法带着一个高傲的灵魂去寻找新一轮太阳；人们不停地给自己拴上条条铁链；走运的犹太阔佬，买卖耶稣像的商贾，今天由他们主宰基督教，决定战争与和平。他们卖掉古老的城堡后，吃着猪肉，成了国王和美人的宠信。你们多丑陋多肮脏!要是你们愿意同我换一下皮肤，多好!如果我能，哪怕只溜进你们的保险箱一趟，把你们的脏物拿来分给我的儿子，我便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①弗罗纳是罗马高级妓女，她咬蓬佩是在爱的冲动下之所为。

我会有办法生存下去的。我要是向君主们进言，像扶助他们的王位一样，自己却落个潦倒落魄。他们没让我饿死已算够公正的了。然而，这种想法他们本该有的，却没有；我更不用说了。我宁愿像从前在伦敦同我的穷朋友安岗过的那样，重新忍饥挨饿，也不愿去坐到国王的宴会厅里。然而，年谷顺成的时代已经过去，不是我在那里不好过，而是我在那里不舒服，我穿着大礼服在那里会占去过多的位置，我去到那里已不是只穿一件衬衣和那个没吃饭的陌生人的苗条身材了。我那个为抵御夜晚的寒气把椅子当棉被盖着取暖的在拉布厄塔德的堂兄布列塔尼已经去世了，他再也不能身着布列塔尼国会参议员的红袍坐在我的破床上拉小提琴了；拿着克里斯托夫国王的钱给我们饭吃的佩尔蒂埃也不在了；特别是那年轻的女术士不在了，她一微笑就能把贫穷化为富有，就能把她妹妹“希望”送来给你做情妇；她妹妹的骗术与她的相比半斤八两，只不过当姐姐的潜逃消失时，她折了回来。

我已忘记第一次逃亡国外时的绝望情绪，我当时设想，离开了法国，只要在流亡中保持那份尊严便行了：烤云雀只会落在收割庄稼的人手里，而不会落在播种庄稼的人手里：如果只涉及到我一个人，我会好端端地躺在医院里的，然而夏多布里昂夫人怎么办?因此与其放眼未来，还不如想想现在。一阵焦虑占据着我的心。

有人从巴黎写信告诉我，在地狱街只能找到以不足清还房子抵押权价出售房子的办法；要是我在巴黎，有一些事是可以办好的。根据这信上说的，我回了一趟巴黎。但是白跑了一趟，因为我既没有找到热心人也没有找到买主。不过我又见到了拉巴耶一奥一布瓦和其他几位新朋友。在返回这里的前一天晚上，我同阿拉戈、普凯维尔、卡雷尔和贝朗瑞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共进了晚餐。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对最佳共和政体①不满或失望。

①法耶特本打算给立宪君主政体定这个名称，但是他否定了用这种从来不曾用过的表达方法。——同夏多布里昂共进晚餐的四个人或多或少有支持共和党的倾向。

一八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于日内瓦附近的帕吉

日记(续)

阿·卡雷尔先生

我的《历史研究》把我同卡雷尔①先生联系在一起了。《历史研究》使我认识了梯也尔先生和米涅先生，我把卡雷尔先生撰写的《卡塔洛涅战争》中的大部分引进到了我的《研究》序言中。其主要内容有：“事物在它的连续的、必然的变化中，并不能增加人们对它的理解，也不能巧妙地驯服所有个性中人，甚至未顾及到各方面的利益。这就是我为什么必须理解、原谅那些为以往利益而辩护的抗议者所干的傻事；当一个时代已经完结，它的模式也随之毁坏，对于上帝来说只消重做一个，然而这些残余仍留在地上，偶尔看它一眼也不是不可以的。”

①阿芒·卡雷尔(Annand Carrel1800—1836)，他在一八三○年同梯也尔和米涅创建立国民党，后由于他的共和观点使他很快同梯也尔和米涅决裂。

在上面这段精彩的引言下面，我作了如下的概括：“只有能够写下这些的人才有可能对那些信仰上帝、尊重旧教、眼睛盯着地上残余的人产生好感。”

卡雷尔先生来向我致谢，他是国民党中智勇双全的人，曾与梯也尔和米涅共过事。卡雷尔先生是虔诚的保王派鲁昂家族的一员，好坏不分的盲目的正统派们对卡雷尔先生不屑一顾，恃才傲物的他便一头扎进他自己的理想世界以此补救自己做出的牺牲。在各项伟大运动中那种才智双全的特点他都具有。这种人，当事先没有预料到形势迫使他们把自己关在一方狭小的范围内时，便尽一切努力利用其丰富的才能去适应当时的事件与舆论。革命之前，这些高傲的绅士死得不明不白，因为那时他们的公众尚未形成，革命过后，这些人死得孤孤单单，因为公众隐退时抛弃了他们。

卡雷尔先生是个不幸的人：再没有什么比他的思想更积极的了，再没有什么比他的生活更浪漫的了。一八二三年，他在西班牙成了一名伏尔泰式的共和党人，就地参加了战争，后被法国当局判处死刑。他冒着重重危险逃了出来；在潜逃的日子里，爱与动乱相互混杂，他必须保护支撑着他生命的所爱①。勇敢的他总是随时准备在某一天扑向敌人的剑尖，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与他心爱的女人一起，在第一束曙光升起的时候，在起床号召他向敌人的阵地发起进攻的时候，在寂静的战场上转悠。

①指埃米尔·安托万(Emille Antoine)。

为了写写我们著名的作曲家，我离开了阿芒·卡雷尔。读者也许会发现我的叙述太短太少了，但我有权得到您的宽恕，他的名字和他的歌声应当铭刻在您的记忆里。

德·贝朗瑞先生

德·贝朗瑞先生不必像卡雷尔先生那样掩饰他的爱，在歌唱了自由和大众美德，在痛斥了国王的监狱之后，他把满腔的爱倾注在歌曲之中，于是产生了不朽的《利赛特》②。

②贝朗瑞演唱的一首充满激情的歌曲。

在烈士街城门附近，蒙马特高地下面，有一条奥弗涅钟楼街。在这条只修了半截、铺了一半路面的路旁，有一幢后面带小花园、不值几个钱的小房子，里面就住着我们这位杰出的歌唱家。这是一位秃顶、表情略显粗野却又狡黠、淫荡的诗人。在看惯了太多庄重的皇家面孔之后，我饶有兴致地把目光落到了这位古罗马式的小庶民身上。我把各种不同类型的面孔予以比较后发现，在君王们的前额上，有种天然高贵但又有点干瘪、乏力、模糊的东西；在平民的前额上似乎有种共同的自然天性。但我们仍可以辨别出两者的天性在智力上的高低来。君王的前额已失去了皇冠，而平民的前额正在等待着它。

一天，我请贝朗瑞让我看看他几篇他还没有成名的作品(倘若他让我像他那样家喻户晓时①，要他大度包容)，他对我说道：“您知道吗?开初我还是您的忠实信徒呢，我发疯般地迷上了您的《基督教真谛》。于是，我做了一些基督教田园涛：反映乡间教士在村庄丰收季节里举行祭礼的场景。

①夏多布里昂比贝朗瑞大12岁，但这位歌唱家当时享有的盛誉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奥古斯坦·蒂埃里先生对我说，法兰克人在《殉难者》书中的战斗使他萌发了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写历史：没有什么比把我的回忆置于历史学家蒂埃里和诗人贝朗瑞的才华前面更令我得意了!

我们的歌唱家具备伏尔泰对唱歌要求的各种素质，这位写了那么多优美诗歌的作者说道：“为了写好这些小小的作品，必须从细腻和敏感的情感出发，脑子里要绝对的协调，调子既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而且不能太长。”

贝朗瑞有好几个引发他灵感的女人，她们十分迷人；当这些女子成了他妻子的时候，他全爱着她们。但当他背叛她们时，他对此毫不伤悲。然而，他的快乐之中，隐藏着痛苦的虔诚感觉：这是个微笑着的严肃脸孔，一种祈祷的哲学。

有人称贝朗瑞为我的同党，从这方面讲，我对贝朗瑞的友情值得惊奇。一位与我素不相识的圣路易时代的老骑士从他的塔楼里给我捎来这样一封信：“先生，高兴起来吧，感谢那些对你的国王和上帝扇耳光的人的吹捧吧。”太好了!我勇敢的骑士，您也不愧为一位诗人!

在我动身前往瑞士前，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我宴请了贝朗瑞先生和德·卡雷尔先生。晚餐结束时，贝朗瑞先生唱了一首动人的歌：

夏托布里昂，你为什么离开你的祖国，离开它的爱、我们的赞扬和思念?

在波旁家族史上，发现了这样一节诗：

你关心他们的衰亡吗?

那么了解一下他们那极度的虚荣吧，

它把坏事归罪于上天本身，

他们用背信弃义对待你的忠诚。

针对这首反映这个历史时代的小诗，我在瑞士写了一封信，发表在我那本关于布里格维尔建议的小册子的前面，我对他说道：“从我给您写信的这个地方，先生，我看到了拜仑先生居住的乡间别墅和斯塔尔夫人府邸的屋脊。那位游吟诗人希尔德——阿洛尔德在哪里?那位作家科里纳在哪里?我这太长的生涯就像那墓碑四周的道路一样。”

我回到了日内瓦。接着，我带夏多布里昂夫人回到了巴黎，把反对布里格维尔关于放逐波旁王族的议案手稿也带回来了。这份让一部分人成功，另一部分人不幸的议案于一八三一年九月十七日在众议员会议上引起了重视。

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底

于巴黎地狱街

关于放逐波旁王族长房的博德和布里格维尔议案

十月十一日我回到巴黎，我的那本小册子于同月月底出版了，书名为《关于查理十世及其家被放逐之议案》或者称为《论王朝复辟与选举君主制》之续篇。

当我这些耽误了的回忆录将来出版时，那些日复一日、单调无聊的口诛笔伐，那些我在世时人们醉心痴迷的事件，那些我与之周旋的敌手，甚至查理十世及其家族的驱逐，等等，他们会把我的回忆录当做一回事吗?一切报纸的弊端就在这里：对于一些已变得无关宏旨的题目争论得轰轰烈烈；读者看到的仿佛是一些他连名字也叫不出的、默默无言的影子在舞台上晃来荡去。然而，在这一幕又一幕俗不可耐的剧目中，人们收集了一个人和多个人的历史事迹和观察结果。

我首先把博德先生和布里格维尔先生先后建议的政令列入在小册子的开头部分，然后在仔细研究了人们支持的5个决定后，我说道：

我们度过的最糟糕的时期似乎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因为在人们的理性、道德和理解的领域里无政府主义当道。民族的存在长于个人的存在：一个瘫痪病人在死亡前有时可以在病床上舒适地躺上许多年，而一个民族在覆灭之前却要在历史上经历漫长停滞衰弱的时期。一个新君主所需要的是激情、年轻、勇敢果断、面对未来、领着法兰西向着未来大步前进。

因此，这个国家需要治理，它已面黄肌瘦，被医生开的药方弄得虚弱无力；它可怜又可悲，日渐贫困，两手空空，无计可施，全靠救济，向每个人乞求恩惠；可它脾气暴躁，一面笨拙地模仿正统派，一面又大肆攻击它，它反对共和主义却又在它面前瑟瑟发抖。这种布鼓雷门的做法只有在对它构成威胁的两个对立面里才能看到它的敌人何在。为了站住脚，它招募了一支由老兵组成的军队：如果说他们的臂章上带着像他们发出的誓言一样多的人字形条纹的话，那么他们的袖子比蒙莫朗西的号衣还要花里胡哨。

我怀疑自由会长久地迎合君主政体的火焰瓶，法兰克人已把这种自由置于兵营之中；他们的子孙后代自小尝到了自由的甜头和爱心，自由像前朝一样，希望得到颂扬，而他们的众议员正好都是军人。

这场辩论之后，我将详细讲述我们在对外关系中的体系问题。维也纳会议的重大错误在于把一个像法国这样的军事国家强行推人敌视河这边的居民的境地。我让大家看看外国人是怎样地蚕食我们的领土和取得权利的，而这一切，我们在七月里是能够夺回来的。多么深刻的教训啊!追求军事辉煌的虚荣和征服者的暴行触目惊心!假如立一个增加了法国财富的历代君王的名单，波拿巴会榜上无名，而查理十世却会占着显著的位置!

说来说去，我还是回到路易·菲力普的身上来吧，我说道：

路易·菲力普是国王，他篡夺了那孩子的君主权，成了它的直接继承人，成了查理十世把其交给这位王室总兵手里的那个弃儿的继承人；他当时可像个老练的监护人，忠实的保管者和慷慨的保护者。在这杜伊勒利宫里，躺在这无辜者的床上不失眠，不内疚，没有幽灵出现；而这位王子找到了什么呢?一张空荡荡的御座，那是由一个幽灵，一个鲜血淋淋的双手拎着另一个君王头颅的幽灵①奉送给他的。

①指路易·菲力普的父亲，菲力普—埃加利泰(Philipp-Egalite)。尽管他在国民公会投了处死路易十六的一票，他还是在一七九三年十一月被送上了断头台。

为了做得彻底，是不是在法律里应装配上卢伟尔②式的铁器以给被流放的家族以最后一击呢?如果它被风暴推上了岸的话，如果不嫌亨利年纪大小、不够推上断头台的年龄的话，那么，好吧!你们这些先生们，为了让他死去，就免除其年龄的限制吧。

②巴黎制鞍具的工人，杀害贝利的凶手(一八二○年)，后死于断头台上。

同法国政府谈过这些后，我转身朝奥利洛德走去，并补充道：

在结束我的讲话时，我能冒昧而放肆地为那些流放中人讲几句话吗?他们在遭受着痛苦就像他们在他们的母亲怀抱里遭受着不幸一样，这不幸就像我难于抵御的诱惑，我总觉得它有理；我担心有损受尽凌辱的伟大人物神圣而庄严的威信；这些伟大人物从今以后只有我这个溜须拍马的人了。但我将克服我的弱点，并尽力让人们在某个不幸的日子里听到一种能为祖国增添一线希望的声音。

王子的教育应当与政府的形式及国家的风俗习惯密切相联，否则，在法国就不再有骑士会、骑士、焰形装饰旗下的士兵和披着铁铠甲的勇士随时准备跟着指挥旗前进了。人民也不再是过去的人民了，而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变迁、不再具有我们祖辈的风俗习惯的人民。无论是痛惜还是颂扬突然而来的社会变革，都应当尊重国民，尊重事实，进入当时的时代去思考，然后据此采取行动。

一切都掌握在上帝的手里，除了一旦从这只强有力的手里掉了下来就再也回不去了的过去。

……

也许这个孤儿离开在他年青时就给他蒙上了不祥之兆的阴影的这个斯图亚特城堡的时刻快要到了。贝阿尔乃最小的儿子应该加入到他这种年纪的儿童行列中去，上公立中学去读书，学习今天人们知道的一切知识。但愿他成为他的时代里最具见识的年轻人，但愿他掌握当代最具先进水平的科学知识，但愿他把我们时代的一个基督徒的学问融会到圣路易时代的一个基督徒的美德中去，但愿出门旅行能教给他社会的道德与法律知识，但愿他在漂洋过海之后，能对各国的宪法和政府，自由的民族和被奴役的民族作一番比较；他要是有机会在国外能遇到那些普通的士兵，但愿他也去尝尝战争的危害，因为，没有听到过炮弹的轰炸声，是绝不会有能力对法国人发号施令的。那个时候，人们会为他做从道义上讲所能做的事了。不过，你们得特别注意，不得用那种不能战胜的法权思想去培养他；远远不能吹捧奉承他去与他的父辈比高低，而是要使他有永远也达不到那种高度的思想准备；培养他是为了让他成为人而不是成为国王：那才是他最好的机遇。

就这些了：不管上帝怎么想，他将在我温存而痛苦的忠贞候选人中保持一副旁人无法夺走的世纪之尊的姿态。千百年来的历史在这年轻人的头脑里总会充溢着胜过以往任何朝代的豪华排场。如果，从他个人来讲，他若能戴稳这顶崭新而古老、辉煌的王冠，如果他双手能毫不费力地举起祖先流传下来的今天的君主权杖，哪个帝国还会遗憾呢?

我如此反对其议案的德·布里格维尔伯爵先生在我的小册子上写下了几句反思的话；他的反思是随下面这封信寄给我的：

先生：

您那极富说服力的篇章使我从思想上对我的议案进行了反思，我决定向需要让步，向公布这些反思的义务让步。发现自己与您这位才华冠世、忠贞不贰、能将众多头衔纳入公众思考的当世俊杰作对，我感到汗颜无地。祖国已危难当头，而且我也不能就我们之间的分歧聚讼纷纭了：此时的法兰西需要我们团结一致，共同来拯救它，用您的才智来帮它一把吧，我们共同努力来助它一臂之力吧。在这片土地上，大家彼此不和的时日不会长了，不是吗，先生?您将是人民的诗圣，我们是您的士兵，而且我将十分高兴地自认为我会是您的最热情的政治上的参与者，就像我已经是您的最虔诚的崇拜者一样。

您的十分谦卑、十分驯服的仆人阿芒·德·布里格维尔伯爵

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于巴黎

又及：我不能再迟疑下去了，我对决斗者投出了狠狠的一枪。

致阿芒·德·布里格维尔伯爵先生

先生：

来函收阅，您真不愧为一名绅士：请原谅我用了这个古老的名词，但它与您的大名、您的勇气以及您对法兰西的爱是完全一致的。同您一样，我恨透了外国对我们的奴役：倘若关系到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不会要求戴上诗人的桂冠的，而是要手执老兵的长剑加入到士兵的行列。

对您的反思，我还没有来得及读它；如果政治形势能引导您撤消让我如此怆恨伤怀的议案的话，我将何等地高兴与您相聚在一起啊!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没有障碍，有的只是幸福和对我们祖国的荣耀!

我将十分荣幸地成为您的最谦卑的侍从，先生。顺致崇高的敬意。

夏多布里昂

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于巴黎

致《复仇女神》①作者的信

①马赛人巴尔特莱米(Barthelelemy一七九六—一八六七)，在一份他定名为《复仇女神》的一种杂志上发表了他讽刺诗集。在此之前不久，他抨击过拉马丁。

其一

一位诗人，把诗人情感的摈弃与法律情感的摈弃混同起来，用一首气势汹汹的即兴诗作猛烈地去攻击一个寡妇和一个孤儿；由于这些诗出自一位颇有才华的作家之手，因此具有某种权威，但却不能让我就此止步，撒手不管，因此我得调转矛头以攻击另一个敌人②。

②巴尔特莱米先生自菲力普的中庸政府以来，不无费劲地承受着许多人的讥咒。这些人只是稍后不久才联合起来(一八三七年巴黎笔记)。

要是没读过那些诽谤性的小诗，是不会理解我的回击的，因此，我劝诸位还是去浏览一下为好。那些诗写得很美，到处都可以找到。我的回击当时还未公开，只是在《回忆录》里才首次刊登出来。残酷的论争孕育着革命!这就是我们所进行的斗争，我们这些人中的那些软弱的后继者也拿起了武器，他们把参加这些重大问题的论争看做震撼世界的光荣与自由!今天，矮子们让埋在大山底下坟墓中的被他们所推翻的巨人听到了他们那微小的呐喊声。

一八三一年十二月于巴黎地狱街玛丽一德纳斯疗养所

其二

先生：

今天上午我荣幸地收到了您寄来的最后一期《复仇女神》。为了抵御那些艳丽、优雅、妩媚颂辞的诱惑，我需要回忆一下横在我们之间的隔阂和障碍。我们生活在两个各自不同的世界里，希望和担心的各不一样，我喜欢的您讨厌，您喜欢的我讨厌。您在一群7月早产儿中间长大成熟了；然而，如同您设想的那样，我的散文影响不会使倒下的民族站起来，同样，在我看来，您的诗文的所有魄力也一样不能贬低这个高贵的民族。这样一来，我们不是彼此被置于两种不可能逾越的境地里了吗?

您还年轻，先生，您像您憧憬着却又诱骗您的未来一样；而我老了，我像这我悠然神往却又与我擦肩而过的时光一样。假使您来，坐在我的火炉边，您一定会用雕刻刀重现我的形象，而我呢，我会竭力使您成为基督徒和保王党人。既然您在您的诗歌的第一段里用和声唱《我的殉教者和我的圣地》，为什么不坚持唱完呢?走进圣地吧!时间只会夺去我的头发，就像冬天树儿掉叶一样，而液汁还留在树干里。我的手依然有力，足够擎着火把指引您迈进神圣的殿堂。

您会断言，先生，得有一个由诗人组成的民族来理解我的《灭亡的王国与年轻的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对压迫它的暴君们，您难道没有庆祝其自由和找到几个赞美之词吗?您摘引了迪·巴里、孟德斯庞、丰唐日、瓦里埃尔的话语，回忆了王室的软弱；然而这种软弱较之于丹东和卡米尔·德穆兰的荒淫无度对法兰西的影响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粗俗的卡蒂里纳①们的风俗习惯被反映到了语言里面，他们从污秽不堪的猪圈里去借用隐喻，意在其外。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软弱在让其子女蒙受凌辱之后，不同样把他们的父母推上了断头台吗?用鲜血去洗刷一个革命者的污点和用牛奶去洗刷一个波佩②的耻辱，前者不是更贞洁吗?要是罗伯斯庇尔的小商小贩们去向巴黎人民兜售丹东浴缸里的血，内隆的奴隶去向罗马居民出卖高级妓女在公共浴池里用过的牛奶③，您认为这些恐怖的刽子手在一池淫秽的污水中能找出一点德行吗?

①古罗马的粗俗下流的政治家。

②波佩(Poppee)，古罗马皇后，奥通的妻子，后当了内隆的情人；内隆公元65年娶了她，内隆发怒时用脚踢死了她，后把她封为神。

③指波佩的洗澡水。

您的诗兴飞得太高太快了，使您受骗了，先生：朝所有不幸的人微笑的大阳有时也会嘲笑寡妇的衣裙的；这些衣裙在您看来似乎像镀了金似的，但我见过它们，即使是在节日里，也是丧服一身。肚子里的婴儿只有眼泪涮涮落地的声音才能抚慰；正像您说的那样，如果他在娘肚子里已跳动了9个月，他只有在出生之前，即怀孕与分娩、暗杀与流放之间才能享受快乐!您在亨利脸上发现的那种可怕征兆的苍白色①是他父亲遗传的结果，而不是那270个疯狂夜晚舞会的疲劳所致。先前的咒语在亨利四世女儿身上得到了应验：in dolore paries filios②。我只知道理智女神分娩时，由于与人通奸，在死亡之神的舞动中提前生产了：从尽人皆知的腋窝下掉下来一群猥亵的爬行动物，这些爬行动物刚刚还在断头台旁边与一面打毛衣，一面列席国民议会的平民妇女一道，随着屠刀一上一下的声音跳着恶魔般的舞蹈。

①巴尔特莱米(Barthelemy)曾以波尔多公爵为题写下了下列诗句：

……这一位的脸上，

是可怕征兆的神经质苍白……

②意为：“这是你分娩时的阵痛”。

啊，先生，凭您那罕有的才华，我请求您，停止犯罪，停止用即兴创作诗句去惩罚不幸者；不要把一个捧到天上，把另一个打入地狱。如果您仍然与自由和光明的事业拴在一起的话，您就会为宗教、人道和无知提供避难场所，您将会在夜间灯光下刻苦钻研时看到另一种类型的与世界上所有的大人物相媲美的复仇女神出现在您的面前。那时您会把您新思潮的整个海洋倾注到社会公德上去，而且会比我做得更好。继续带着您满腔的仇恨去洗刷我们的卑鄙行为吧，推倒那些尚未为宗教信仰建立庙堂的虚假革命纪念碑吧，用您的诗去开垦它们的废墟吧，在地里撒上盐使它贫瘠得永远无法再滋生出任何新的荒淫无耻的东西吧。我特别要嘱咐您，先生，这个卑鄙无耻的政府是惯于拿唯唯诺诺当做自豪、拿失败当做胜利、拿祖国的受辱当做光荣的。

夏多布里昂 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九日

(星期三)晚上于巴黎

普鲁韦尔街的密谋

三月末于巴黎地狱街

对我来说，这些旅行和这些战斗在一八三一年已经结束；在一八三二年年初，出现了另一桩麻烦事。

巴黎革命给巴黎的街道上留下了一大批瑞士人、警卫员、各种各样由宫廷养活的人员。他们会饿死，而那些在君主制度下有头脑的人，年轻人和那些须眉交白的疯子幻想着突然之间能被应征人伍。

在这个大阴谋中，涉及进出的不乏为严肃、苍白、消瘦、感情外露、驼背的人，面孔庄重者，双眼炯炯有神者，华首齿豁者；这场景与那种想用即便是自己强有力的手也无法支撑的光荣家族的复苏是何等的相似。经常有些拄着拐杖的家伙妄言要撑住要倒塌的君主政权，然而在当时的这个社会，连修复一座中世纪的纪念碑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建筑艺术之神已死，人们只能在思想上建些哥特式的陈旧东西。

另一方面，被中庸政府窃取了共和国胜利果实的七月革命的英雄们，宁愿胜利后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也巴不得与卡斯洛派联合起来以报复共同的敌人。梯也尔先生在大肆吹捧了他奉之为自由、胜利和神圣的事业的一七九三年的体制后，其幼稚的想象力在只有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才能看到其火焰在火灾中燃烧起来了。这些恐怖、丑陋而滑稽的伪劣作品是自由在时间上的倒退，同时又是对历史、时代和人类的贬责，它妄想让世界从断头台剑子手中逃脱出来后又不得不后退到苦役犯看守们的鞭子中去。

为了养活那些愤愤不平的人，即那些被打发回家的7月革命的英雄或无家可归的战士，得花钱：政府到处在搞钱。卡洛斯派的人和共和派的人在巴黎的各个角落里与人秘密交谈，这实际上是警察派出的密探，从俱乐部到仓库，都在宣讲他们的平等与合法性，有人把他们这些做法告诉了我，我是坚决反对这样做的。两派都想在某个胜利时刻担任领袖。一个共和派的俱乐部差人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共和国主席一职，我回答道：“当然可以，先生，不过得在德·拉·法耶特先生之后。”德·拉·法耶特将军是当时人们认为谦虚而合适的人选。他有时去雷卡米耶夫人家里，我对他的《最好的共和国》一书颇有微词。我曾问过他：在幼主未成年期间，他宣布自己是亨利五世或是法兰西真正的总统是否会要好些。他对此心领神会，并把这当成一个玩笑，因为他是我一个很要好的伙伴。每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要说：“啊!您又要同我吵架了。”我想让他明白只有他才会上他的好友菲力普的当。

在这动荡不安和怪诞不经的时候，我家里来了一位乔装打扮的不速之客，他头上戴着狗牙根似的假发，鼻子上架副墨镜，将一双不戴墨镜显得更好看的眼睛遮蔽了起来。他口袋里装满了汇票，并拿给我看；得知我要卖掉房子和打点行装，他主动提出为我效力。我禁不住嘲笑起这位先生来(这是一位风趣而足智多谋的人)，他自认为是为了正统派而不得不来买我的房子的。他太心急了，以至看见我满脸不屑时反倒退缩了。他给我的秘书写了这样一封短信，我还保留着它。

先生：

昨天晚上我有幸见到了夏多布里昂先生，他以其惯有的仁慈接待了我。然而，我认为我发现他并没有什么要舍弃的。请您告诉我，是什么使我失去了我看得高于一切的他对我的信任。如果有人对他说了我的种种不是，我并不怕把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世，并且随时准备回答别人对他可能说过的一切问题：他遭受阴谋家的暗算太多，以至不想听听我的申述就给我下结论。有些胆小鬼也如此这般，不过终将会有一天看清那些忠诚之士的。他对我说过，不用我去介入他的事务，我很伤心，因为我宁愿相信他的事务已按他的意愿处理好了。我几乎有些怀疑是什么人让他改变卖房的主意的。如果我那时能谨慎一些，我就不会在您那特好的老板家里受到冷遇的。总之，我对他的忠诚会一如既往，您可以再一次向他肯定这一点，同时请向他转达我对他的崇高敬意。我敢说，他能了解我、判断我的那一天一定会来。

顺致崇高的敬意。

亚森特在我的授意下，回复了这封信：

我的老板对给我写信的人没有任何特别的想法。他只想超脱一切，不想接受任何恩惠。

不久之后，灾难发生了。

你知道普鲁韦尔街吗?那条狭窄、肮脏、拥挤不堪的破街就在圣厄斯塔什和菜市场附近。有名的第三饭店夜宵部就在那儿。食客们身带手枪、匕首、钥匙，酒足饭饱之后，他们拥进卢浮宫画廊，两旁陈列的杰作被抢的抢，砸的砸，一直持续到深夜。他策划得很浪漫，仿佛回到了十六世纪，回到了博尔吉阿时代，回到了佛罗伦萨的梅迪西时代和巴黎的梅迪西时代，回到了类人猿的时代。

二月一日晚上九点，我正准备上床睡觉时，一个十分虔诚的男子和那个揣着汇票的家伙敲开了我在地狱街的房门。他们告诉我说，一切准备就绪，两个小时之后，路易·菲力普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们来是想打听我是否愿意做临时政府的首脑，如果我同意，就根据摄政准则，以亨利五世的名义，推我担任临时政府最高领导人。他们承认事情很棘手，但我可以享受更高的荣誉，而且因为我对所有党派都适宜，所以是法兰西担任这个职务的唯一人选。事已燃眉，只有两个小时来决定我是否走马上任!只有两个小时来磨砺那把我一八○六年在开罗买的大军刀!然而，我并不觉得为难，我对他们说道：“先生们，你们明白我向来不赞成这种举动，这在我看来，太不可思议了。假如我要插手，我自然会分担你们的风险，而不会待到胜利之后来坐享其成的。你们明白，我酷爱自由，但很明显，从你们这次事件的领头人来看，他们是不讲任何自由的，他们一旦在战斗中赢得了主人的位置，他们马上会开始建立专制政体。不会有人，尤其我不会去支持他们的计划；他们的成功只会导致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外国则会利用我们的不和来肢解法国。因此，我对此不能涉足。我敬重你们的热心，但我的热心不是同一个性质的。我要去睡了，我建议你们也去睡吧。我担心明天早晨会听到你们的朋友的不幸消息。”

晚宴举行了：住房主人，得到警察的许可才准备的宴会，他知道怎么对付宴席上为亨利五世的健康高声碰杯祝贺的密探。然而警察来了，把食客抓了起来，又一次推翻了法定王权的酒杯。保王党冒险家头子勒·雷诺原是塞纳街的一名鞋匠，因为七月里连续三天的英勇战斗，接受过七月王朝政府的受勋；后来他为亨利五世把路易·菲力普的一名警察打成重伤，就像过去他为驱逐这同一个亨利五世和两个年老的国王而杀了几名国民卫队的士兵所干的一样。

在这个事件中，我收到贝里公爵夫人的一封短信。贝里公爵夫人曾任命我为一个秘密政府的成员，这个秘密政府是她以法国摄政王妃的身份建立的。我借此机会给这位王妃写了下面这封信。

致贝里公爵夫人的信①

①我把这封长信的几个段落放进了我的《关于我的一万二千法郎的说明》里，后来又把它们放进了《回忆录》中关于《贝里公爵夫人被监禁》一章里。

夫人：

我怀着十二万分的感激收到了您赐与我的满怀器重与信任的信函，它使我义不容辞地双倍努力，忠贞不贰地永远将一切我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置于殿下的耳目所及的地方。

首先我想说说那些所谓的阴谋，关于它的谣传也许已风传到了贵府。有人断言，阴谋是由警察一手制造或挑起的。抛开事件本身不说，也不去强调那些阴谋是真是假和它本身应该谴责的东西，我只就发现我们的国家在处理这类事情时要么大轻率、要么大直率的做法来谈谈。正因为这样，四十年来，这种应受谴责的做法总是以失败告终。没有什么比听到一个法国人公开吹嘘自己是个阴谋家更平常的事了：他可以把细节给你讲得详详细细，日子啦、地点啦、时间啦，他把什么样的密探当同道啦，一一都不会漏掉；他粗声大气地讲，更加确切说是向行人扯开嗓子嘶叫：我们有千军万马，我们有几万个炸药筒，在什么什么街，多少多少号，屋子的角落里堆满了云云。然后，这个吹牛家跳呀，笑呀，得意志形。

秘密结社光是时间就需要很长一个时期，因为它是通过革命而不是通过阴谋来进行的；因为它在改变人和事之前，必须先改变教义、思想和风俗；其进展是缓慢的，但结果是肯定的。思想的公开会摧毁秘密团体的影响，现在的法国是公众舆论支配着秘密团体在尚未解放的人民群众中所做的工作。

当局似乎想通过专横的手段和暴力把西部和南部各省往绝路上逼，那里还保留着区别于古代道德的那种忠贞不贰的精神；这占了法兰西一半面积的西部、南部地区永远也不会搞阴谋，更确切点说，这里类似于在武器下休．整的兵营。作为正统派的后备军固然可佩可敬，但前锋部队人力不够，永远无法成功地主动进击。要发动这么一场战果累累的内战不可能，因为文明的步子走得太快了，这是各个世纪的对策与灾难；这两者受基督教的影响深一些，而受启发却少一些。

如今法兰西国土上存在的不再是君主制，而是共和制；说到底，这是一种更糟糕、更差劲的制度。它以王权为胸甲抗击着各种冲向政府的刀剑袭击。

此外，如果说正统派的力量可观的话，那么选举制即使形同虚设也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尤其是在这个人们靠虚荣过活的国度里，法国人的激情通过选举把平等吹得神乎其神。

路易·菲力普政府致力于查理十世政府连想也没有想到过的专断与巴结相结合的双重政策。为什么人们容忍这种两面做法?因为较之于别人创立的严刑峻法，人们更容易忍受那些自己播下的骄横暴政。

四十年的暴风雨摧毁了一切顽强的精神：冷漠无情的情绪在增长，自私自利几乎到处都有；为了摆脱危险，人们躲躲闪闪，看守着各自的坛坛罐罐，求得一生平安。革命过后，仍然残留着某些腐朽堕落之辈，他们满身污垢就像战争留下的腐尸一样。如果亨利五世能如愿平平安安、体体面面被拥进了杜伊勒利宫，那么我们高复辟不远了。不过，要想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成功的希望就会大大减少。

七月王朝既没有给人民带来甜头，也没有给军队带来荣誉，更没有给文学、艺术、商业、工业带来利润。国家成了职业大臣们和那个视祖国如聚宝盆、视公共事务如家务的阶级的战利品。夫人，您是很难从远处理解这里的所谓“中庸政府”的。王子殿下在升华的灵魂、高尚的心灵、可爱的性格方面想象力贫乏，而对那些权欲膨胀、为高升着魔、为金钱发狂、为薪金被杀的人却记忆犹新，什么也不能使他们同这些分开，这是生与死的搏斗。他们像高卢人之与剑、骑兵之与方形王旗、胡格诺派①之与亨利四世的白羽饰、拿破仑的士兵之与三色旗一样连缀在一起。他们在最后的领地上流完最后一滴血后，才会终因厌透对所有政体的立誓而死去。那些准正统派的宦官们一面把市民击昏在街头，把作家塞进监狱，一面却大讲独立自主；一面应英国一名大臣的指令从比利时撤军，一面应奥地利一名二级下士的命令从安科纳撤离时，还唱起了胜利的凯歌；在圣佩拉热派与欧洲内阁大门前，他们趾高气扬，神气活现，打着自由的旗号，虚张声势，招摇过市。

①十六一十八世纪法国天主教徒对加尔文派教徒的称呼。

我所讲的有关对法国的印象不应让殿下灰心丧气，我只是想要人们能更好地了解通向亨利五世王冠的道路。

您明白我对幼主的教育问题的方式的思考，其中的一些观点已写在我的那本小册子的后一部分。我只能反复讲这同一件事，但愿亨利五世为了他的世纪，能被后世的人予以承认；那两行字概括了我所有的方案。把他提高不是为了让他当王，他可以明天统治天下，也可以在十年后统治天下，甚至永远不统治天下。因为，如果正统派利用各种机会走回头路的话，我将立马摧毁它；可是，如果当前的政治大厦不走出废墟的话，极有可能自行倒塌。您是一位相当坚定的女性，夫人，假设一下吧，您不让自己受挫，上帝的一项判决也会把您那著名的家族重新置入普通人的源头的；正如您有一颗伟大的心灵，怀有合理的希望却不让自己因此而陶醉一样。我现在应向您呈上画面的另一部分了。

王子殿下以他的年纪可以藐视一切，对抗一切：自从革命开始以来，他的余生比他度过的年龄要多得多。然而，最近这些年看到了什么呢?当共和国、帝国、正统派已成往事时，中庸政府的骑墙政策会一点也行不通的!什么!我们在经历了那么多的祸乱、不幸，耗费了那么多的才智，失去了那么多的自由、光荣，得到的却是人类的灾难、此时此刻的一切!什么!欧洲被搅得乱七八糟，王位一个个倒塌，一代代人死在刀剑之下埋进了坟墓，世界遭受半个世纪的折磨与痛苦，这一切仅仅是为了孕育出一个准正统派吗?人们将设计出一个伟大的共和国，它将从这个灾难深重的社会废墟上飞腾兴起，至少它善于继承革命传统即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地位平等、就业充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参加选举和掌权。然而，设想一下吧，一群肮脏、平庸、苟延残喘之辈如何能运用这些原则呢?他们还有什么没有打折扣呢?他们不喜欢这些原则，只对某些特殊的法令情有独钟。他们想在他们已铸就的王冠底下囊取一切自由，就像在陷阱里大喊要自由那样；然后怡然自得地对运河、铁路大干蠢事，胡乱摆弄艺术、稀里糊涂地给文学、巨著排定等级，喋喋不休地吹嘘那所谓的模范社会。这些对所有上流社会，对所有渴望自由论坛、诗歌、武器、胜利、荣誉和甘愿牺牲的天才人们是个极大的不幸!可他们在这个倒霉的社会里有朝一日或许会升迁。

夫人，准正统派要想继续混下去的话，只有一个机会了：那就是社会目前的这个状态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自然状态。如果年老的人适合于衰败的政府，如果政府与臣民之间存在衰弱与软弱协调一致的关系，那么，夫人，对王子殿下来说，一切都将完蛋，对其余的法国人来说，也是如此。不过，如果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完全衰老，而且共和国不可能马上建立的话，那么正统派似乎就要应运复生了。愿您的青春常驻，夫人，您将会看到这个可怜巴巴的、称之为七月王朝的鹑衣百结、饔飨不继的。把您的祖先布朗什皇后①在圣路易幼时对她的亲信说的话告诉您的敌人吧：“等待与我毫无关系。”生命中的美好时光是对您不幸的补偿，而未来会把现在从时日中夺走的幸福如数奉还。

①布朗什皇后(Blanche一一八八—一二五二)，路易八世的妻子，圣路易的母亲，她丈夫一二三四年死后，她成了摄政者。

夫人，对您有利的第一个原因是：您的事业是正义的，您的儿子是无辜的。一切意外的情况都不会对有理的一方不利。

在详细论述了这些我不大抱希望、而我又尽力夸大它来安慰这位皇太后的原因之后，我继续写道：

夫人，您瞧，准正统派在国内的形势是不稳定的；在国外，它的地位也得不到保障。如果路易·菲力普政府早些感到7月革命会废除先前的和约，早些感到另一种类型的国家宪法能带来另一种政治权力和改变社会的利害关系，如果它从一开始便有判断能力和勇气的话，那么它就能毫不费劲地使法国夺回它失去的边界，那时人民会积极拥护，各国国王则会惊诧不已，刮目相待的。准正统派要想扩充自己的领土，得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丢掉自己的王冠，躲藏到林荫大道的阴暗处去了。为了走得快些，它不但不去利用共和党的成功要素，反而害怕它的原则，把它踩在脚下，抛弃为它和被它发动起来了的民众，把本是自己依靠对象的民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它扑灭了他们的战斗激情，把我们与邻国重建势力均衡、至少要从那些过分扩张了领土的国家收回与我国息息相关的几块周边失地的正当要求，转为了胆怯的和平谈判。由于胆怯和缺乏才智，路易·菲力普不得不承认那些并非革命性质的、外国人可以任意违反的条约。

中庸政府给外国的内阁留下了自我认识和训练军队的充分时间。而且，由于民主君主制的存在与大陆君主制的存在是水火不相容的，其间的敌意，有着外交上的协议，有财政困难问题，相互害怕，延长的停战协定，用美丽的外交辞令，友好的表示，这种敌意，我说，还是可以走出困境，化干戈为王帛的。如果有产者的王国政府甘心受辱，如果他们幻想和平，则战争迟早会强加到他们的头上。

不管战争能否粉碎准正统派，我明白您永远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外国的身上，夫人；您宁愿亨利五世永不登上统治宝座也不愿看到他得到欧洲同盟的施舍；您只把希望寄托在您自己和您的儿子身上。不管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思考那些敕令，它永远也伤害不了亨利五世；一切无辜的他，有数个世纪供他选择，他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幸。如果在坟墓的寂寞中不幸触及到我们，那么，当它在摇篮旁熬夜的时候，它更会恭候着我们：因为那时已不是对往事、对悲惨人生的追忆，而是对那些已停止受苦受难的人的回忆。这是痛苦的现实；让本应该只懂得愉快的年龄的人悲伤，让对他不构成伤害、不该受到惩罚的人终生担惊受怕。

对您，夫人，在您的不幸中，有一种强大的权威，您，身染您丈夫的鲜血，腹中怀着政治上称为“欧洲的孩子”，而宗教上称之为“圣迹的孩子”的婴儿。当大家看到您独自照料着那被驱逐的孤儿、看护着那顶从查理十世花白头发上抖落下来的那顶沉重的王冠时，您对公众舆论什么影响不能施加啊!为了允许其甩掉这个新的负担，在王冠的重压下已有另外两张满足痛苦表情的脸逃走了。您给我们记忆中的印象，是那种端坐在御座上，举止优雅，似乎在师承他们的职位。人民对您不抱任何成见，他们同情您的苦难，敬佩您的勇气；他们把您的哀悼日深深刻在记忆里，他们感谢您后来融入到了他们的快乐之中，感谢您分享了他们的欢乐；他们感谢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法国女人，她为了我们的荣耀，一路经过福尔农、马里尼昂、阿里科尔和马雷戈的日日夜夜后仍精力充沛，魄力无穷。诗才们却为在意大利美丽的天空下出生的他们的捍卫者、让意大利唤起了对艺术的热爱、由亨利四世的女儿变成了弗朗索瓦一世的女儿而深感遗憾。

自从那次革命以来，法兰西的头目频频更换，但至今仍未看到过女人执掌政权。上帝也许想把那顶统治桀骜不驯的人民的王冠从凶残的国民议会手中拿掉，交由波拿巴那顺当的大手折断，后又由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相继徒劳地抓住后重新交给一位年轻的王妃吧；只有她懂得如何使王冠少一点脆弱，多一点怀柔。

最后，我提醒这位夫人，如果她想我成为秘密政府的一员，我是这样结束这封信的：

在里斯本，耸立着一块宏伟的纪念碑，上书的碑文是这样的：“巴斯科·菲盖拉违心地长眠在这里。”我的陵墓将十分简陋，也无心埋在那里。

夫人，您知道，我是如何按思维逻辑秩序看到了复辟的可能性的，其他的组合办法则超出了我的思维范围。我承认自己的不足之处，在露骨地说自己是您忠实、可信赖之徒时，我找到了某种力量。然而，作为夜间的全权使者，在黑暗中为他人越俎代庖，这便是我为何感觉不到自己有才的原因。如果王子殿下委任我为新法兰西人民永远的大使，我将在门上用粗体字刻上如下的几个宇：旧法兰西公使馆。这样做，上帝也会高兴的；但我对隐匿的忠诚一窍不通，只有使自己去犯罪，才知道自己是名忠诚的罪犯。

夫人，在不回绝王子殿下有权向我提出为他效劳的情况下，我恳求王子殿下同意我的决定，那就是让我在退休后度过我的残生。我的思想无法使那些坚信在奥利洛德的流亡贵族的人满意：不幸已成往事，对我的人品和原则有一种自然的反感的人，随着他们的得势将再度复生。我看到我为祖国富强，使法兰西赖以生存、防御侵略而应拥有的边界，为让它摆脱维也纳——巴黎条约的耻辱而提出的计划遭到了拒绝。当我捍卫宗教时，人家当我是叛教者；当我竭力想在公众自由的基础上建立王权时，人家说我是革命分子。我似乎觉得，因仇恨而使同样的障碍增加了，而这种仇恨可能会是宫廷中、城市里和外省的那些忠贞不贰的人从我的所作所为使他们在不幸的那一天得到的教训中设想出来的。我的抱负不大，志向不高，只是太需要休息以卸下王冠上的重负，使它接受令人腻烦的我。我尽职尽责履行自己的义务，一刻也没有想过利用威严的家族捞取特权；幸运的是我可以拥抱自己的对手!在这项荣誉之上，我什么也没看到；它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忠实的仆人了，但它可以找到比我更年轻狡黠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必不可少的人，而且我还认为今天已不再有必不可少的人了。现在一切已于事无补，我要在寂静处处理过去的事了。我希望，夫人，希望您长寿，用您命定的未来给法兰西复辟的历史添上光辉的一页。

谨向王子殿下呈上我的一片崇敬之情。

您的最谦卑的仆人 夏多布里昂

这封信得有一名可靠的驿夫传递，时间过去了，我便在这封快信后面又加了下面这段附言：

夫人：

法国的一切变化很快，每天都有新的机会向政界敞开，出现了一系列事件。我们中有的人得了佩里埃先生的那种病：上帝病①。我把圣路易与亨利四世遭流放的女儿拨出的用以慰藉不幸者的一万二千法郎寄给了塞纳省省长先生。多么高尚而又可怜的家族啊!夫人，我将竭力成为您情感的忠实表达者，这将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使命。

①即霍乱。这种病发生于三月末，致使近一万八千人死亡。卡齐米尔·佩里埃四月四日得病，后一病不起。

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一八三二年四月十二日

在谈及一万二千法郎的事之前，为了上述附言中所述的霍乱患者，我不得不讲讲霍乱是怎么一回事：我在去东方旅行途中没有遇到这种瘟疫，倒是在国内遇上了。厄运在我四周游荡之后，就坐在我的门前等着我。

意外事故

瘟疫

在雅典的瘟疫时期，公元前四三一年，二十二种大瘟疫蹂躏着整个世界。雅典人认为有人在井里投了毒；所有感染者的脑中都产生幻想。迪西第德给我们留下了阿提喀灾难，在古人吕克雷斯、维吉尔、奥维德、吕坎，今人博卡斯、芒左尼的书里都作了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雅典的瘟疫，迪西第德对希波克拉底的医学只字未提，如同谈到阿尔西毕阿德时不提苏格拉底一样。这种瘟疫先袭击人的大脑，然后下降到胃部，再从胃部进入内脏，最后蔓延到小腿。如果瘟疫在穿越全身后从脚下出来，像蛇那样，那么这样的病人就会痊愈。希波克拉底把它称为“邪恶之神”，迪西毕德则称它为“圣火”。他们两人都把它看做“天怒之火”。

最令人恐惧瘟疫是五世纪君士坦丁堡的那场瘟疫。那时犹太人统治天下，基督教早改变了人们的想象，给灾难以新的特性，就像他们改变诗歌的性质那样：病人以为看见周围鬼魂游荡，鬼哭狼嚎，令他毛骨悚然。

十四世纪的黑死病起源于中国，以黑死闻名，人们把它想象成散发着恶臭气味、到处蔓延的烟雾。黑死病夺走了欧洲五分之四的人口。

一五七五年，瘟疫传染到了米兰，使圣夏尔·博罗梅的仁慈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美名。五四年以后，即一六二九年，这座不幸的城市仍然笼罩在灾难之中。芒佐尼曾绘制过一幅比毕加索的名画还要杰出的灾难之画。

一六六○年，瘟疫重卷欧洲，一六二九年和一六六○年的两次病症都显示出与君士坦丁堡那里的病症相同的狂热性。

勒蒙蒂①先生说过：“马赛②于一七二○年从曾给瓦卢瓦小姐即莫德娜公爵夫人指明通道的狂欢节中心走出来。在仍装饰着花环、佩备着乐师的帆桨战船两侧，漂浮着几只从叙利亚港口开来的军舰，上面载有最严重的瘟疫病人。”

①勒蒙蒂(Lemontey一七六二—一八二六)，立法议会前任议员，他曾写几部历史方面的书。

②见译文786页注①。

勒蒙蒂先生谈到的倒霉的战舰在出示了无疫证③以后，被获准停靠④在港口内一会儿。一会儿的功夫对毒化空气绰绰有余。一阵狂风暴雨过后，瘟疫便随着一声响雷传开了。

③合乎卫生检测标准的证书。

④准许过往船只在停泊的港口与当地居民接触。

城门和各家各户的窗子都关得严严实实；在一片寂静中，人们偶尔听到一扇窗户被打开，放下来一具尸体；墙面上流淌着生了坏疽的血水，无主的野狗在下面等待着掉下来的尸体。在一个所有居民死光了的街区，人们在那里筑起了围墙，像是要阻止死神外出似的。从那些堆垒着家庭大墓的街上，到交叉路口，路上满是病人和躺在褥垫上无人救护的垂死者；一具具裹在沾满污泥的破烂衣服里的骨架在渐渐腐烂，还有一些人倚墙而立，他们早已断气。

所有的人都逃走了，连医生也不例外。德·贝尔占斯主教写道：“真应该吊销这些医生的行医证，或者至少给我们派些医术较好、胆子较大的医生来。我真不忍心让人把我的房子周围那150具半腐烂的尸体运走。”

一天，一些苦役犯正犹豫着是否要去完成他们的丧事任务，一个传教者爬上一座坟冢，坐在一堆尸首上命令苦役犯干活。死神与美德在罪恶与恐怖的奇怪的淫乱引导下在坟墓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靠海的图雷特广场上，三周以来搬来的尸体被置放在太阳底下，阳光灼烤着尸体，最后成了一弯臭味熏天的湖泊了。在这片液化的尸体上只有一些蛆虫在上面匆匆爬行，留下了一道道模糊的痕迹。

当瘟疫传播的速度开始减慢时，教士首领德·贝尔占斯先生领教士前往阿库尔教堂，登上一个嘹望台，从那里看到马赛、广阔的乡村、港口和大海，他像罗马教皇给城市居民祝圣一样，祈求降福。还有什么比这只更勇敢、更纯洁的手能让上天的恩惠降临到这些不辜人儿的身上呢?

瘟疫就这样蹂躏了马赛，5年之后，人们在马赛旅馆正面墙上题写了下面这段铭文，就像墓碑上那些浮夸的碑文那样：

“Massilia Phocensium filia，Romae soror，Carthaginu Carthaginis terror，Athenarum aemula①。

①“马赛，福塞昂的女儿，罗马的姐妹，迦太基的恐怖，雅典的对手。”

一八三二年五月于巴黎地狱街

霍乱

霍乱自一八一七年在恒河三角洲发现以来，由南往北蔓延八千八百多公里，由东往西蔓延宁万二千八百多公里，它使一千四百个城市遭劫，四千多万人口丧生。我们有张霍乱行迹图：从印度蔓延到巴黎要十五年的时间，这与波拿巴军队的速度不相上下。他用了大约同样多的时间远征到了莫斯科，不过他只葬送了二、三百万人的生命。

霍乱是什么?是死神旋风吗?是我们吞食或鲸吞我们的昆虫吗?穿越高山与大海、像一座坐落在恒河河边的恐怖黑塔一样，把我们碾碎在塞纳河边。这个携着双柄刮肉刀的黑死病是什么呢?假如这场灾难在宗教世纪降临到我们身上的话，在风俗习惯和民众信仰的诗歌里加以扩充的话，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便是一幅颇为显目的作品了。想象一下那些兜尸布像旗子高高飘扬在圣母院塔楼上空、大炮声不时孤独地响几下以告之粗心的旅客尽快逃离的情景吧，想象一下层层军队包围一座城市、无人能进无人能出、教堂里满是呻吟的人群吧，想象一下神甫日日夜夜像念经一样单调地诵读着临终祷告、临终圣体在大蜡烛和钟声的陪伴下抬进抬出、丧钟不停地敲打着、僧侣们手执耶稣受难像在十字路口号召人们苦修苦赎、布讲上帝的恼怒与判决、当这些判决传到尸体上时尸体早已被地狱之火熏得漆黑一般的情景吧。

接着是店铺关门，被教士团团围住的高级神甫带着各个教会堂区的神甫去领取圣日耳曼的遗骸盒。圣骨绕城一周，后面紧跟着长长的由众多修会、同工公会、苦修修士圣会、戴面纱的妇女城市代表团、大学生、济贫院助理神甫、没带武器或倒扛着长矛的士兵等等组成的队伍。教士唱起的《上帝怜我》与孩子、姑娘们唱的感恩歌融合在一起。所有这一切随着一定的信号一会儿寂寂无声，一会怒声再起。

这一切于事无补：霍乱在我们这个博爱、怀疑、报纸和物质至上的世纪里发生了。这场没有想到的瘟疫既未发生在古旧修院的游廊、修道士身上，也未发生在地下墓室和哥特式的坟冢里。它像一七九三年那场浩劫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崭新的世界上，带着讥讽的样子，随着医治它的药方、它吞噬的和正在吞噬的受害者名录、人们希望看到它被消灭的希望、人们为了预防它采取的措施、应该吃什么和怎样穿衣服才合适等，在到处游荡。每个人继续忙于自己的事务，剧院里一仍其旧，场场满座。我曾看见数名醉汉坐在栅栏处的酒店门前一张小木桌旁喝酒，他们一面举杯，一面说道：“祝你健康，虎列拉①!”虎列拉出于感激，连忙跑了过来，结果他们全死在桌子底下。孩子们玩霍乱游戏，他们把这称之为“尼古拉·虎列拉”或者叫“无赖虎列拉”。霍乱也有它害怕的东西：一束阳光，人群的冷漠，到处在继续的生命列车，这些都给霍乱存在一个新的特性和一种恐怖。人们感到四肢不适；一阵干冷的北风吹得你憔悴消瘦；空气中混有呛喉咙的金属味。在谢尔什——米蒂街上，炮兵车在运送尸体，在被瘟疫完全洗劫的色沃尔街上，尤其是街边，柩车挨家挨户，来往不断。窗口里常有人喊：“柩车上这里来!”车夫则回答说，他正运着尸体，不能顾及所有的人。我的一个朋友，普凯维尔先生复活节那天来我家吃晚饭，在到达蒙帕尔那斯大街时，被来往不断、几乎由人力扛着的棺材挡住了去路。他看见队伍里有口棺材，死者是位年轻姑娘，上面放着一顶由白色玫瑰编织成的花圈。柩车过后是一股氯气样的恶臭气味。

①指霍乱。

交易所广场，工人排着队聚在那里唱着《巴黎女人之歌》②。直到晚上十一点，人们还经常看到殡仪队伍用沥青火把照明朝着蒙马特公墓而去。巴黎新桥被抬着送往医院的病人或者途中已断气的死者的担架堵得水泄不通。艺术桥①上收过桥税的工作也停了几天，各种摊点不见了，像被东北风刮走了似的；所有的摊店、站台店铺纷纷关门停业。路上遇到的是些盖着遮阳布的马车，后面跟着身着黑衣黑裤的教士，为首是一名身着丧服、手里拿着名单的文职官员。由于缺乏公证人，人们不得不到圣日耳曼、维莱特和圣克卢去请公证人。柩车上要放五六口棺材，用绳子捆在一起；四轮公共马车和出租马车都用来做柩车了；看到一辆装有身穿骑马裙的死者的轻便马车路过已不是稀罕的事了。几具尸体堆在教堂里，一名神父正朝这些来生相聚的忠实信徒身上洒圣水。

②为纪念7月革命，由卡齐米尔·德拉维涅谱写的一首歌曲。

①过此桥要收少量过桥费。

在雅典，民众以为皮雷附近的水井里被人投了毒；在巴黎，人们指控商人在葡萄酒、饮料、糖果以及在其他食品里放了毒。几名商人甚至被打死撕裂后塞进了下水道，流到了塞纳河。当局对这种笨拙、邪恶的做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场似电火花迅速蔓延开来的灾难是怎样从伦敦流行到了巴黎的呢?人们无从解释，这种怪异的瘟疫常常是一块一块、一家一家地传染上，而且其周围地区即使没有触及到它也同样会招灾，它甚至会半途折回，重复着它忘了做的事情。有天晚上，我感到自己染上了霍乱，小腿不停地发抖抽筋。我不想按铃吓坏夏多布里昂夫人，便下床把房间里凡能找到的东西全塞在床上，然后蒙头大睡。一场大汗把我救了回来，但我仍然有些精疲力竭。正是在这种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提笔写下了有关贝里公爵夫人那一万二千法郎的事。

我本不该在一怒之下气冲冲地在维什诺长子的眼皮底下离开的。假如所有身患瘟疫的人都不幸死去了，会怎么样呢?没有什么：地球上的人口只不过少一些，它会继续独自旋转，甚至不需要曾经为它测量过的天文工作者来计算它的步伐。对另一个星球上的居民来说，不会发生丝毫变化，他们会看到它在那里发挥着它惯有的作用。在地球表面上，我们那些小小的工程，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纪念物会为狮子的统治恢复原来的森林；天地之间不会存在任何空坪隙地。只是懂得天文地理的人类智慧下降了，但它会得到提高，一直达到它原有的水平。咽，你怎么啦!那是上帝的杰作，人类的才智懂得世间万物，如果它万一消失，连一颗细微的原子也不失去的。

贝里公爵夫人的一万二千法郎

贝里夫人在巴黎有她的一帮人，正如查理十世有他的一帮人一样：人们收到了以她的名义救助那些最贫困的保王党人的一笔小小的款子。我提出把这一万二千法郎以亨利五世的母亲的名义分发给霍乱患者，人们写信到马萨①，公爵夫人不但十分同意这笔资金的安排，而且另拨了一笔更为可观的救灾款。她的认可书就在我把资金寄给市长的当天到达的。就这样，在我对流亡者的天赋进行诠释的一节里，一切都变得实实在在了。四月十四日，我把分配给受感染的巴黎人中最贫困阶层的全部款子寄给了塞纳省省长；当我的信到他那里时，德·邦迪先生(塞纳省省长)恰好不在巴黎市政厅。他的秘书拆开我的信，认为无权接受这笔钱。三天后，德·邦迪先生给我回了信。他在信中说不能收下这一万二千法郎，因为他不想让表面的善行掩盖住全巴黎人强烈反对的政治手腕。我的秘书于是把钱转赠给十二位区长。在场的五位区长中，四位接收了，一千法郎的馈赠，一人拒绝。在七名缺席的区长中，五名保持沉默，两名拒绝。于是我马上被一大堆穷人包围了：济贫会和各种慈善机构的人，各个行业的工人，妇女和孩子，流亡的波兰人和意大利人，文学家，艺术家，军人等等，他们纷纷写信要求分领一部分救济金。假如我手头有一百万，几个钟头下来也会分得一干二净的。事情不像德·邦迪先生所说的“全体巴黎人民会用拒绝救济来表示”反对那样。谁说巴黎人不需要钱?政府的惊慌失措也许要让人笑破肚子的；他们或许会说：“正统派这笔不义之财会煽动霍乱患者在医院里举行暴动，袭击杜伊勒利宫，捣毁棺材，敲响丧钟，裹尸布会在死神的指挥下在空中飘扬。我与区长们的通信由于巴黎市长的回绝而弄得迟迟不能了结。我的几位朋友中，有的写信来要退回我那笔款子，有的则再向我索要贝里公爵夫人的一部分款子。于是，我坦坦荡荡地收回那笔钱，把收据交给了第十二区的区长。收据是这样写的：“兹收到第十二区区长起初收下后又在塞纳省长的授意下退回给我的一千法郎。”

①托斯卡纳靠海的一个小城市，贝里夫人就住在那里。

一八三二年五月于巴黎地狱街

第九区区长克罗尼埃先生是比较勇敢的。他因留下了那一千法郎而被撤了职。我给他写了一封短信。信的全文如下：

先生：

我怀着深深的歉疚心情得悉贝里公爵夫人的善行成了他们免除您的职务的理由或借口，让您蒙受不幸。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您那独立和为不幸者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将永远受到人民大众的尊重。

顺致我最崇高的敬意。

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十四区区长完全是另一类型的人：他叫卡代·德·加西库尔，他既是药剂师又是诗人，喜欢赋些小诗，在自由和帝国时期写过一篇优美的浪漫派的散文，攻击我和史塔尔夫人。卡代·德·加西库尔先生是一位使者，他曾攻击过圣日耳曼一奥克塞罗瓦正门上的十字架，在关于霍乱的一项声明中，他说歹毒的卡洛斯派可能是人们早已做出公正判决的毒酒肇事者。这位赫赫有名的斗士给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先生：

当您派的人到达我区时，我正好不在区里，这是我为什么回信较迟的原因。

塞纳省省长先生没有收下由您负责捐献的那笔钱，这在我看来，他这一做法给市议会委员定下了一个应该遵守的准则。我自认为很了解省长先生，我完全赞同那些可能促使他拒绝接受的看法，我会要更加效仿他的。

我要顺便提提亲王殿下的头衔问题，那是出于某种友好的情谊给他这个人戴上去的；您是属于他那个机构的成员。查理十世的儿媳妇在法国不再是亲王殿下，因为她的公公不再是国王!而且，先生，没有人会从道义上承认这位女士积极主动行事的。她为了在我们的国家制造事端，挑起内战，不惜到处输出大量金钱要派您来支配。这种慷慨的施舍不过是她想掩盖其真正意图，使之抓不到把柄和引起别人对她及其党派的注意的一种手段而已。因此，您不会觉得一名与路易·菲力普宪政王权紧紧相依的行政官员拒绝王室的资助、却在地道的市民中间寻找对人类、对祖国更纯洁、更虔诚的善行而感到惊愕了。

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卡代·德·加西库尔

一八三二年三月十八日于巴黎

卡代·德·加西库尔先生对这位夫人及她公公的反叛是很刚烈的：认识和哲学取得了怎样的进步啊!独立是怎样的势不可挡啊!弗勒朗先生和皮尔贡先生只在跪着时才敢正视别人的脸，而他，卡代先生却像吉德①那样说道：“我们站起来了!”

①吉德(Gid)在他的小说《胜利》中说的话。

他随心所欲，比这位公公(即圣路易之子)更勇于去流放。德·加西库尔先生凌驾于一切之上，当权的和没落的贵族，他一样看不起。正是贵族阶级这种惯常的睨而视之的态度，使他跟我过不去；正是贵族阶级这种偏见，他总是妄自尊大，恃才傲物。卡代家族与加佩家族之间在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纠纷呢?亨利四世，这位公公的祖先，不再为王，这位太太也不再是王家人。一天亨利四世穿越圣日耳曼森林时，八位爵爷为刺杀贝阿尔纳正好藏在林子里，他们全被活捉。

埃图瓦尔说道：“这些滑头中的一个是药剂师，他要求同国王说话。”

国王问他是哪个等级的，他回答说是贵族阶级。

“什么!”国王说道，“难道这里也习惯组成贵族社会吗?那你就给我监视行人吧!”

亨利四世原是名士兵，一点儿也不感到羞耻，在敌人面前也口无遮拦。

从德·加西库尔先生反对亨利四世的孙子那幽默来看，我怀疑他就是神圣联盟成员、那药剂师的孙子。第十四区区长可能已写信给我，希望用刀子解决他和我之间的问题。然而我根本不想同卡代先生较量，但愿他能原谅我在此处对他的小段回忆。

自从我亲眼目睹发生的这场大革命和这些伟大的革命者的这些日子以来，一切都变得僵化了。那些砍倒栎树重又种上让它生根发芽的人来找我了，他们问我要那寡妇的几个钱来买面包。七月授勋委员会的一封来信对今后的鉴戒来说，不失为一份极为有用的文件：

子爵先生：

我们委员会全体同仁满怀信心敬请您为七月授勋委员会的利益赐予您的天赋。作为不幸家庭之父，在灾祸与瘟疫横行的这个时刻，我们对所有的善行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请容许我们大胆地希望您能同意我们把您的大名排列在贝特朗将军、埃格泽尔芒将军、拉马克将军、法耶特将军、几名大使、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名单里。我们恳请您能赐与回信，只言片语也行，而且，如果您不拒绝我们的请求又不让我们久等的话，将此信回寄我们也行。

顺致最诚挚的敬意。

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日于巴黎

附(1)：七月授勋委员会主要工作人员

名单：

走访员：富尔

特派员：西普里安·德马雷斯

代理秘书：吉贝尔一阿尔诺

助理员：图雷尔

附(2)：来信请寄：圣尼凯兹街3号，委员会代理秘书吉贝尔一阿尔诺先生收。

我绝不会让七月革命此处给我的方便白白失去。他们在区分各种各样的人的同时，在不幸者之中会培植出由于某些政治观点而永远无法得救的一些社会最低层的人的。我赶紧向这些先生寄去了一百法郎，并随附了一封信：

先生：

我非常感谢你们给我来信为几个不幸家庭之主求助。我赶紧给你们寄上一百法郎以备急用；很遗憾，我没有更多的捐赠给你们。

致诚挚的敬意。

夏多布里昂

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于巴黎

信发出不久，马上收到了他们的回信：

子爵先生：

我很荣幸地感谢您，并荣幸地告诉您，您对七月革命中的不幸者惠赠的一百法郎已经收到。

顺致诚挚的敬意。

代理秘书吉贝尔—阿尔诺

四月二十三日

就这样，贝里公爵夫人对那些驱逐她的人一一给予救济。互相了结显露出了事务的本质。因此，请相信这个国家里的几个现实吧：在那里人们对自己党内的残废者漠不关心；在那里昔日的英雄今天成了弃儿；丁点儿金子能让大群人趋之若骛，就像农场里的鸽子一样朝着扔谷子的手疾飞而上。

这一万二法郎中还剩下四千，于是我给修会写信，巴黎大主教阁下给我回了一封信：

子爵先生：

崇尚美德如同信仰一样普遍，但与那些言行不一的人的狂热无缘。根据圣保罗的理论①，一个区别它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不打歪主意(non cogitat malum)。它对施助者与受惠者赐以同等的天福，既不会降福于别有用心的行善者身上，也不会降福到一无所求的穷人之外的人身上。我们带着深深的忠诚的感激之情收下了我们那位令人敬畏的遗孀委托您寄给首都那些饱受蹂躏的受害者的捐赠，我们将会按您的吩咐把这四千法郎一一进行分配。当所有的善举意图都容纳其中时，此信既可作收据也可作捐资分配的明细表。

①见《科林斯人》第八部分。

子爵先生，请向贝里公爵夫人转达一位牧师和父亲的感激之情；他每天为其信徒和孩子把生命交托给上帝，呼吁各方的援助以便战胜不幸。他那颗真诚的心无疑已经在他自身找到了他为不幸者所做出的牺牲的回报。修会为行善者许下的神圣诺言寄存在真福书里。

救济金会马上在巴黎十二个主要的教会堂区由神甫先生们分发，我给他们每人写了一封信，其抄件附后。

子爵先生，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巴黎大主教 亚森特②

②亚森特—路易·凯朗(Hyacinthe-Louis Quelen)伯爵，自一八二一年起任巴黎大主教。

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于巴黎

人们总是惊奇地看到宗教是多么适应时尚啊!甚至给陈词滥调一种一看便能感觉得到的严肃与契合的东西。这与混在我刚才叙说过的信件中那一堆匿名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匿名信的拼写是相当正确的，书法也算漂亮，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它们称得上文学作品，如同七月革命一样。不过那里面充满着写信人的嫉妒、仇恨和虚荣心，只是由于胆怯，不敢让人看到自己的名字，不敢露出真面目，不敢公布于众罢了……

匿名信一瞥

“老共和党员，你想把你贿买的对手的日子告诉我们吗?我们很容易让你得到收买保皇党分子的贿买金的；而且，如果你想用你朋友的鲜血为他们谱写历史的话，在巴黎的污泥浊水中并不缺乏这些素材。

“老坏蛋，问问你那神气十足的朋友菲兹·雅姆混蛋吧，看他在封建社会得到的那块宝石是否让他满意。一帮坏蛋!我们会撕破你们的肠肚的……”

在另外一封信中，我们看到绞刑架上的这些字写得很清楚：

“跪在神父面前忏悔吧，因为我们想拿你的脑袋来结束你的背叛。”

另外，霍乱还在继续；我对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对手要做的回答可能要在他们躺在他们的门槛上的时候才能到达他们的手中。相反，如果他们命中注定还要活着，他们对我的反驳会送到什么地方呢?也许会到这个安息之地吧，今天，已没有人害怕这个地方了，特别是我们这些在恐怖与灾难当中延续生命的人，这是生命中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门槛了，让我们的棺木就停在这里吧。

拉马克将军的送殡队伍

拉马克①将军的送殡队伍引发了两天的流血事件，准正统派战胜了共和党。这个不完整的分裂的党进行了一次英勇的反击。

①拉马克将军(Larnarque一七七○—一八三二)，朗德省的众议员，以反对自由派的演说家闻名于世。他的葬礼(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给共和党人提供了一个发动起义的机会，但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巴黎被围，这是最大范围内对政府的指控，如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对政府的指控那样，不同的是特别军事法庭代替了革命法庭。人们在一八三二年六月枪杀了在一八三○年七月取得了胜利的那些人；他们让这同一个巴黎综合工科学校，这同一个国民卫队，做了牺牲晶；它们为那些摧毁它们、取缔它们、解散它们的人夺得了政权。共和党人错误地提倡了无政府主义的乱世的政策，但你也会伸出你那高贵的手越过我们的国界线吗?他们能让我们摆脱外国人可耻的牵制吗?勇敢、狂热的头脑在巴黎无济于事，不会激起人们反对对外政策的耻辱，不会激起人们反对对新王室的信赖。你们太无耻了，不去分担那三天的风险，现在却坐收渔利。现在你们同他们的母亲去认领他们这些在七月革命中立下奇功的人的尸体吧，因为你们占据着他们的位置、财富和荣誉。年轻的人们，你们不会在同一个岸边得到同样的命运的!你们在卢浮宫的柱廊下有一座坟墓，在存尸房里有一个位置；有一些人在那里升了天，另外一些人用它造就了一个王位。谁会记得在值得纪念的革命中你们这些牺牲者和受害者的名字呢?他们知道他们瞻仰的纪念碑是用鲜血建造的吗?为国王建造金字塔的工人们躺在穷人的墓地旁边，被人遗忘，无声无息，而穷人在干活时却养活了他们。

一八三二年六月十日于巴黎地狱街

一八三二年七月底

于巴黎地狱街

贝里公爵夫人南下普罗旺斯省到达旺代省

贝里公爵夫人不愿拿她的一万二千法郎去作投机性冒险。马赛起义失败后，只好向西部发展。但旺代省的辉煌是一枝独秀，它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大记事里。不过大半个法国选择了另外一种辉煌：那是被人嫉妒、招人反感的事情。旺代在圣德尼的宝库里，是一面令人尊敬、让人羡慕的旗帜，在它的下面，年轻人和子孙后代永远不会再是碌碌无为的了。

公爵夫人像波拿巴一样，在普罗旺斯港上岸。她没看到教区到处飞舞的白旗；失望之中她发现那里几乎只她和布尔蒙先生两个人。这位元帅想让她马上越过边境线，她要求在夜里再去考虑。那一晚她在海涛声中的岩石中间睡得很香；早上醒来时，她记起了她那个高贵的梦：“既然我已经到了法国的土地上，我就不会再离开。我们去旺代省吧。”一位叫某某的先生得到一位忠臣的通知，把她当做自己的妻子一样请到了自己的车子里，同她一起穿越了整个法国，最后去到了某某地方。她在一个城堡里呆了一些时候，除了本堂神父外，没被其他任何人认出来。布尔蒙元帅得走另一条路去旺代省和公爵夫人重聚。

得知巴黎的这一切之后，我们就很容易预见未来的结果了。这一举措对于王室事业有一个欠妥之处，他们马上会发现这种事业的脆弱性，并消除一些幻想。如果公爵夫人没有去旺代省，则法国始终会认为法国西部有个潜伏的保皇阵营，像我所称谓的那样。

不过还是有办法救公爵夫人的，在真相上面蒙上一层新的面纱：这位王妃得赶快离开，自己承担一切风险，就像一个勇敢的将军刚刚检阅过自己的军队，抑制住自己的烦躁和热情，这样她可以说是跑来告诉她的士兵，行动的时刻还不成熟，当时机成熟后叫她来时，她会跑来当他们的头的。这样做，公爵夫人至少可以再一次表明，一个波旁王室成员又来到了旺代省人民中间：卡特利诺一家、埃尔贝一家、邦尚一家、拉罗什雅克兰一家、夏雷特一家①，这些人的影子都会欢欣鼓舞、兴高采烈的。

①这些人都曾是波旁王朝的重臣或将军。

我们的委员会重新聚在一起开会。当我们正在讨论时，从南特来了一名上尉，他把我们的女英雄住的地方告诉了我们。这上尉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像水手一样勇敢，像布列塔尼亚人一样古怪。他不同意她的这一做法，他认为她已失去了理智。不过，他说道：“如果公爵夫人不离开的话，那她定死无疑，这是全部问题之所在。另外，委员先生们，你们应该吊死瓦特·斯科特，因为真正的罪犯是他。”我主张把我们的想法写给王妃。如果可以。佩里耶先生去坎佩尔办一宗诉讼案时，会不辞劳苦，把信带去，同时去看看王妃。当要写这封信时，谁也不知道应如何下笔，于是我挑起了这个担子。

我们的信使走了，我们在等待着事态的发展。我很快从邮局收到了下面这封信，信封上没盖邮戳，很可能受过当局的检查。

子爵先生：

当接到下卢瓦尔省省长的邀请，我星期天离开南特后，于上星期五收到并转交了您的信。我已经上路并到了昂古莱姆的城门口，刚才被领到了省长那里。他告诉我说，德·蒙塔利韦先生下了一道命令，让我在宪兵队的护送下返回南特。自从我离开南特后，下卢瓦尔省省府就被包围了：因为这次非法传递，他们要把我按特别法处理。我写信给内政大臣，请求他让我回巴黎；他通过同一个信使收到了我的信。我的南特之行似乎无法解释清楚，请您慎重考虑一下，您看同大臣谈谈是否合适。我请求您原谅向您提出这种要求，但我只能对您说。

子爵先生，请相信我一如既往的忠诚。

您忠实的仆人 小佩里耶

六月七日于昂古莱姆

又及：如果您想去见大臣，就不能耽搁一分一秒了。我星期天要去都尔，他的新的指示还来得及。他可以通过电报或由信使专递他的指示。

我通过下面的回信，让贝里耶了解到我的决心已经下定：

先生，我已收到了本月七日您从昂古莱姆寄来的信。像您希望的那样，我去见内政大臣先生，已太迟了；但我很快给他写了信，并把您的信也一并寄给了他。我希望让您被捕的这个误会能很快澄清，让您恢复自由，回到您的朋友身边来。请相信我，我是您可以信赖的朋友之一。

顺致崇高而匆匆的敬礼，请接受我诚挚的问候。

夏多布里昂 一八三二年六月十日

于巴黎

下面是我给内政大臣的信

内政大臣先生：

我刚才收到了附上的这封信。看来我无法像贝里耶先生希望的那样马上赶到您的家里去，因此，我把他的信给您寄去。我看他的要求是正当的：他在巴黎就像在南特、在南特就像在巴黎一样，都会是无罪的：这是当局要承认的事实，而当局在满足贝里耶先生的要求的同时，会避免给法律造成有追溯效力的错案的。伯爵先生，我斗胆希望得到您公正的裁定。

顺致敬礼。

夏多布里昂 一八三二年六月九日

于巴黎

我的被捕

我的一个老朋友，富扎塞尔，英国人，不久前他十七岁的独生女儿不幸早逝。我六月十九日参加了那可怜的爱丽莎的葬礼。美丽的德里塞尔夫人①，当死神降临时，完成了她的肖像画。回到孤独的地狱街后，我不胜伤感地躺到了床上；这些伤感的思想自然来自青春、美好和坟墓的联想。六月二十日早上四点，长期效忠于我的巴蒂斯特走进我的房间，靠近我的床，对我说道：“先生，院子里来了许多人，坫在各个门口，他们强迫德布罗斯①把通车的大门打开，这里就有三位先生要找您谈话。”他说完这些话，领头的那个人很礼貌地走近我的床，说他是奉命来逮捕我的，要把我带到警察局去。我问他太阳是否已经升起，法律所要求的事和他是不是持有合法的逮捕令：他没有回答关于太阳的问题，却出示了下面的证件：

①她出生在拉博尔德的瓦朗蒂纳，嫁给了工业家、邦雅曼的兄弟加布里埃尔·德里塞尔。梅里梅很爱她。

①守门人。

抄件：

巴黎警察局

经国王批准

我们，国务委员，巴黎警察局长鉴于已掌握的情况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条之规定，我们要求警察分局局长，在受阻的情况下，或者别的人，亲自前往德·夏多布里昂子爵的住所，需要时，前往任何地方，由于其参与反对国家安全的阴谋，要寻找和截获一切包括挑动犯罪，反对公共安全，需要审查的文件、通信、著作，以及他掌握的所有煽动暴乱的物资或武器。

当我在看妨害国家安全的大阴谋的通告时，虚弱的我刚被告知，那警长对他的下属说道：“先生们，干你们该干的事吧!”这些先生们要干的事就是打开箱柜，翻遍所有的口袋，查找证件、书信和书写材料，寻找罪证和各种武器，像警察局文件规定韵那样。

看完那份文件之后，我对那位暴徒兼小偷们的体面队长说道：“先生，您知道我一点也不承认你们的政府，我抗议你们对我采取的暴力行动。但由于我手无缚鸡之力，我决不会同你们厮打，我马上起床跟你们走。不过，先请你们坐下。”

我穿好衣服，没什么可带的，便对那位体面的局长说道：“先生，我听您的吩咐，我们是步行吗?”

“不，先生，我准备了一辆马车，用它带您去。”

“谢谢您的好意。走吧，先生。不过得委屈您一下，我得去同夏多布里昂夫人告别一下。允许我一个人进到我妻子的房里去吗?”

．

“先生，我陪着您到她的房门口去吧，我在那里等着您。”

“很好，先生。”

于是我们下了楼。

一路上我发现到处都布满了哨兵，在林荫道旁直通我家花园尽头的小门旁还有骑哨。我对那头头说道：“这些防范措施毫无用处，我根本没有想过从你们的手里逃跑，溜掉。”那些先生忙着翻我的材料，但一无所获。我那把马梅卢克①时代的大马刀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低声商量了一会之后，最后把那件武器留在了那堆灰尘满布的书籍里面；跟它躺在书堆里的还有一个我从圣地带回来的黄色木头上雕刻的耶稣像。

①马梅卢克(Mamelouck)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王朝(一二五○—一五一七)。

这幕哑剧差点让我笑出声来，但我为夏多布里昂夫人忧心忡忡，肠断魂消。有谁了解她的为人，又有谁了解她对我的脉脉温情，她心中的恐惧，她那丰富的想象力，和她那糟糕的身体状况?警察的从天而降以及我的被捕会使她痛苦万分，她已经听到了噪杂声了。当我在这么个异乎寻常的时刻去到她的房间里时，我发现她坐在床上，胆战心惊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啊!真见鬼!”她叫道，“难道你病了吗?啊!天啦!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她浑身发抖。

我禁不住潸然泪下，我抱着她，对她说道：“没什么，有桩新闻诉讼案件，要我去说一说，做证人。几小时以后，一切就会结束，我会回来同你一道吃早饭的。”

密探头子就站在敞开的门口，他看到了这一幕。我边说边走回到了他的身边：“您看到了，先生，您的来访是不是太早了一点。”我同他们一起穿过院子，其中三个和我一块上了马车，其余的步行跟在俘虏车后面，我们顺当地到了警察局的院子里①。

①在司法大楼。

监禁我的监狱看守还没有起床，他们敲打他的窗子才把他叫醒，于是他去给我准备住处。他去忙乎他的事去了，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同我在一起的还有莱奥托先生。他负责看守我；此人很正直，他同我交谈，友好地对我说道：“子爵先生，我很荣幸地记起了您，那时您是大臣，在去国王家时，我好几次向您举枪致敬：我那时是卫兵。可是您究竟图个啥呢?您不是有妻室儿女的人吗?总得活下去呀。”

“您说得对，莱奥托先生。这个差使能给您带来多少收入?”

“啊?子爵先生，这得看被捕人的情况……额外补贴时多时少，就像在战场上打仗一样。”

在踱步的时候，我看到一些打扮各异的密探进来了，他们戴的面具像是开始封斋时人们从田舍花园回来时戴的面具：他们回来汇报夜间发生的事和他们的行动。他们中的一些人打扮成色拉商人，沿街叫卖的小贩，煤炭厂、菜市场的搬运工人，旧衣商人，拾破烂者，以及管风琴演奏者。另外一些人戴着假发，假发下面露出了另一种颜色的头发，还有一些人留着胡须和小胡子。还有一些人拖着两条腿像应受尊敬的残疾人，在钮扣眼上带着鲜艳的红带子。他们走进一个小院子，很快换上了自己的衣服，回来时不再有胡须，不再有颊髯，不再有假发、面罩、假腿，手臂也不再斜吊着了。黎明到来时，警察局里的这些包打听随着天色渐亮逐渐离开、消失了。我的住处已安排好，那看守来告之了我们。莱奥托先生，帽子戴得很低，把我带到了我的住处门口，他边走边说把我交付给了监狱看守和他的手下人：“子爵先生，我很荣幸向您致意，再次见到您我很高兴。”那扇门随后关上了。我走在手里拿着钥匙的监狱看守和两个侍从前面，这两个人跟着我，怕我逃走。我登上一个狭窄的楼梯上了二楼，一条又小又黑的走廊把我引到了一道门前；监狱看守开了门，我跟着他进了我的囚房。他问我是不是什么都不缺，我回答说一个小时后我要吃早饭。他告诉我说那里有个咖啡馆和一个餐馆，他们向囚犯提供任何想要的合适东西。我请求看守，如果他能够，给我送一杯茶来，还有热水、冷水和毛巾。我先给了他二十法郎：他恭恭敬敬地走了，并保证马上就回来。

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仔细地观察了这间囚室：房子较长，不很宽，两米来高，板壁斑斑点点，光溜溜的，上面布满了我的前任们的诗文，特别是一个女人怒斥中庸的信笔涂抹。一张破床上面铺了一个肮脏不堪的床单，床占去了房子一半的面积；靠墙角离床两尺来高的地方，两根木条撑起的一块木板，是用作放衣服与长统靴、皮鞋的地方。一把椅子和一组令人生厌的用具组成了全部室内家具。

那位忠实的看守给我送来了我向他要的毛巾和几壶水。我要他拿走床上的脏床单、羊毛被，和拿走令人作呕的木桶。在要他洒了水之后，他动手打扫这间破房子。房里的东西拿走后，我刮了胡子，洗了个澡，换了一身衣服。夏多布里昂夫人给我送来了一个小包裹。我把床上所有的东西收拾好放在那块木板上，就像放在船上的船舱里一样。当这一切收拾好时，我的早饭送来了。我在桌子上铺了一块白毛巾，坐在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桌子旁喝茶。很快有人来收拾桌子，又把我一个人严严实实地关在这房子里了。

我房子的光线全靠从一个开得很高、有窗栅栏的窗子里照进来；我把桌子放在窗户下面，然后爬到桌子上去呼吸和享受阳光的温暖。透过窗栅栏，我只能看到一个小院子或者是一条阴暗狭窄的过道，周围黑不溜秋的建筑物上有几只蝙蝠在瑟瑟发抖。我常听到钥匙和链条的丁当声，治安警察和巡逻者的谈话声，士兵的脚步声，武器的撞击声，叫声，笑声，隔壁囚犯下流的歌声，杀了母亲和坏朋友、被判死刑的伯努瓦的叫喊声。我能分辨出伯努瓦在害怕和后悔的感叹声中这几句话：“啊!母亲!我可怜的母亲!”我看到了人间地狱，人类的创伤，和推动这个社会运转的丑陋机器。

我感谢拥护新闻自由的那些文人，他们把我当做他们的领袖，在我的授命下进行战斗。没有他们，我到死都不会知道监狱是什么样子，而这一次体验的机会也会失去。通过这一微妙的变故，我又一次认识到了文人的才智、仁慈、慷慨、荣誉感及勇气。然而这次短暂的体验会怎么结束?勒塔斯在监狱里呆了许多年，而我还在抱怨!不!我没有资格用几个小时同那些长年累月遭受磨难的不幸英雄相比，他们的名字将永载史册!

另外，我并不是不幸的，一点都不是。过去桂冠的天才，三十年荣耀的天才对我来说，一点都没有显露出来；但我过去写诗的灵感，非常贫乏，不为人知，却通过这个窗口，喜冲冲地进来拥抱我了。它被我的住所迷住，大受启发；当《勒内》最初的梦幻在我的脑际间浮泛的时候，它又发现了我，就像看见我当年在伦敦的惨状中那样。潘德山脉同我一样孤寂的时候，我们去干什么呢?可怜的勒韦拉斯诗人在英格兰的监狱里呆过，他的歌不就是歌颂他的主人查理一世的吗①?不，囚徒的声音，在我看来，对年轻的国王亨利五世将会是一个不好的征兆；必须在祭坛下为不幸者歌唱，我不会去赞美从无辜者手里失去王位的人；我很乐意去谈另外一种白色的花环，它摆在一位年轻女孩的棺木上；我记起了前天晚上安葬在帕西公墓的爱丽莎·富礼塞尔。我开始读拉丁文碑文上几行哀诗，接着被一个很长的单词难住了。我从桌子上跳下来，依在窗栅栏上，然后跑去用手使劲敲门，四周的门洞充满嘈杂声；监狱看守上楼来了，后面跟着两个宪兵。他打开我门上的小窗，我对他吼道：“一本格拉迪斯!一本格拉迪斯②!”监狱看守眼睛睁得圆圆的，不知所云；两个宪兵则以为我泄露了一个同谋的名字。他们很乐意为我松开了拇指铐。我解释说我想让人买一本格拉迪斯字典，我给了钱，他们让惊诧不已的警察去买去了。

①英国诗人理查德·勒韦拉斯(Richard Lovelace一六一八—一六五八)，查理一世的拥护者。

②指格拉迪斯(Gradus)编的一本字典。这本字典对每个拉丁词作了详尽的注释，在当时十分受欢迎。

当他们去办我的事的时候，我又爬上了我桌子；不再去想换三脚支架③的事了，我开始为爱丽莎的死写诗了。三点时分，正当我处在灵感的光环里时，一些执达员走进了我的房间；他们惊扰了我在佩尔梅斯④岸边的神游，把我带到了预审法官那里。这位法官在我那间囚室院子对面的一个黑暗的书记室里写东西。这位显得很严肃的年轻、肥胖的法官，向我提了一些一般的问题，如姓名、年龄、住处等。在不了解一个既没有传统法律又没有经过人民选举的政府的行政当局面前，因为法国既没有召开过协商会议，也没有召开过国民大会嘛，在这种情况下，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也不在任何东西上签字。我又被带回了我的牢房。

③这里是夏多布里昂把自己和阿波罗神殿的女祭司作比较。

④贝奥蒂的激流。它的圣水能激发诗人的灵感。

六点，给我送来了晚餐。我在脑海里继续斟酌那些诗句，同时又临时创作了一首似乎很有韵味的曲子。夏多布里昂夫人给我送来了一条地毯，一个枕头，几床床单，一床棉被，一些蜡烛和一堆我晚上要看的书。房子里的东西总是七零八乱的，我一面整理，一面哼着曲子：

《摆上棺材和洁白无瑕的玫瑰》

我为年轻女孩和美丽的鲜花所作的抒情歌曲已大功告成!

摆上棺材和洁白无瑕的玫瑰，

父亲把她和鲜花放进棺材里，这是他痛苦的祭品；

大地呀，你把她们带到人世间，现在你又把她们掩盖年轻的姑娘和鲜艳的花朵。

啊!永远也不要把她们带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来，

这是个悲哀、恐惧和不幸的世界；

大风摧残和斫丧了，阳光烤焦和葬送了，

年轻的姑娘和鲜艳的花朵。

安息吧!可怜的爱丽莎，你还那么年轻!

你再也感觉不到日子的艰辛和火热的煎烈了；

你们结束了你们的豆蔻年华，

年轻的姑娘和鲜艳的花朵。

但是，爱丽莎，你父亲在坟前悲悼，

苍白从你的脸上移到了他的脸上；

老橡树呀!岁月在他的根上摧毁了，

年轻的姑娘和鲜艳的花朵!

一八三二年七月底于巴黎地狱街

从我的小偷斗室到吉斯凯小姐的梳妆室——阿希尔·德·阿莱

我开始脱衣时，听到了谈话声。接着门开了，警察局长先生在佴先生的陪同下，走进了我的囚室。这位局长对我在拘留时延长了监禁时间万般道歉。他告诉我说，我的朋友菲滋——雅梅公爵和于德·德·纳维尔男爵像我一样，都被捕了；由于受到省长的干预，他们不知道把法庭认定应该受到收审的人安置在什么地方。“但是，”他补充道，“子爵先生，您马上上我家去，您可以在那里选择一间最合您心意的房间。”

我向他表示感谢，并请他不要挪动我这个窝，因为我已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就像和尚喜欢他的殿堂一样。警察局长拒绝了我的要求，我得搬走。我又看到沙龙了，那是自从波拿巴的警察局长请我来这里，劝我远离巴黎后我一直没有见过的。吉斯凯先生①和吉斯凯太太给我打开了他们所有的房间，请我选择—个我最喜欢的。佴先生建议把他的房间让给我，他们如此客气，让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我要了一间单独朝花园开的小房间；这间房子，据我看，是给吉斯凯小姐当梳妆室用的。他们允许我带仆人，让他睡在门外通向吉斯凯夫人那套房子的—条小楼道入口处的地毯上。另外一条梯道通向花园，但我不能从那里过，每天晚上，在花园与沿河马路之间的栅栏下安排了一个哨兵站岗。吉斯凯夫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吉斯凯小姐很漂亮，是—个天才的音乐家。我对主人的细心安排很满意：似乎他们想要补赎十二刊、时以来给我的惩罚。

①他是警察局长，佴是他的秘书．我们在稍后还会尹到他，他是吉斯凯小姐的未婚夫。

在吉斯凯小姐的盥洗室住下的第二天，我很高兴地起了床，回忆起了阿纳克翁一首关于一位年轻希腊女孩的梳妆室的歌。我把头靠在窗子上，看到一座满园绿色的小花园，围墙上爬满了日本的长春藤。右面，花园的尽头，有一些办公室，可以看到那里一些和颜悦色的警察局职员，就像丁香花中的美女；左面是塞纳河河堤，塞纳河和巴黎古城的一角，古城拐角在圣安德烈·阿尔克的乡村里。我听到了吉斯凯小姐那优雅的琴声，中间夹杂着密探们那讨价还价向他们的头头要求对告密费分成的吵闹声。

斗转星移，世界上的一切都在改变!警察局里那个带浪漫气息的英国式小花园已只剩下法国式花园毫无规则的部分了，有如巴黎首任法院院长的大楼里修剪过的绿荫栅。在一五八○年，这个花园位于一大堆挡住了它北边和西边视线的房子中间，它一直延伸到塞纳河边。只有在那里，在白天路障撤消后，德·吉兹才来拜访阿希尔·德·阿莱①。他发现首任议长在花园里散步；议长对他的到来并不怎么感到惊诧，他不屑一顾，把头转了过去，继续散步。散步完了，他已到了小路的尽头，待他转过身来，他看到德·吉兹公爵正朝他走去。这个威严的法官扯开嗓门对他说道：“真是天大的不幸，仆人竟然把主子赶走了；尽管这样，我的灵魂依旧属于上帝，我的心依旧属于我的国王，而我的身体却掌握在恶人手中。由得他们怎么做吧。”阿希尔·德·阿莱今天在这花园里散步，到这里来散步的还有维多克先生②，德·吉兹公爵和科科·拉库尔。在一些大的原则上，我们已改换了一些大人物，我们现在多么自由啊!尤其是，我把头依在窗户上，我是多么自由啊，楼梯下监视我的那个坏家伙，时刻准备在我逃走时向我开枪，好像我长了翅膀似的。我的花园里没有夜莺，但有许多在乡村、城市、宫殿、监狱到处可见的矫健、放肆、喜欢吵架的麻雀。它们站在死亡的边缘上和在玫瑰花上一样快活，它们所想要的就是逃离人世间的痛苦。

①阿希尔·德·阿莱(Archille de Harlay一五三六—一六一九)，巴黎议会首任议长。

②有名的苦役犯变成了安全局局长(一七七五—一八五七)。科科·拉库尔是他的副手，继承人。

预审法官德莫蒂埃先生

夏多布里昂夫人获准来看我了。她曾在恐怖时代同我的两个妹妹吕西尔和朱莉在雷恩监狱坐过十三个月的牢；她的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已承受不了蹲监狱这两个词了。我可怜的妻子在走进警察局时，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这是我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在我被拘留的第二天，预审法官德莫蒂埃先生在记录员的陪同下来到了我这里。

基佐先生已经让人任命作家埃罗①先生担任雷恩王室法庭的检察长；这位先生向来嫉妒成性，使性子耍态度，一朝大权在手，更是野腔无调，像只斗胜的公鸡。

①天主教作家欧内斯特·埃罗(Ernest Hello)的父亲。

这位基佐先生的被保护人从混在南特起诉佩里耶先生的材料里找到了我的名字和菲兹——雅梅公爵先生、于德·德，纳维尔先生的名字，就写信给法庭专使说，如果他是主人的话，就决不会放过我们，把我们放到案子里去，当作共犯和物证。德·蒙塔利韦先生②原以为应对埃罗先生的意见作出让步；有一段时间他毕恭毕敬跑到我家听取我对选举和新闻自由的建议和见解。复辟时期造就了一批像德·蒙塔利韦先生这样的人，而没有培养出一个有才智的人，无疑这就是为什么它在人们的心里没有留下好印象。

②德·蒙塔利韦(de Montalivet)，当时是内务大臣。

预审法官德·蒙塔利韦先生走进我的小屋，一种虚情假意在他挛缩而粗暴的脸上蔓延，就像在脸上涂了一层厚厚的蜂蜜似的。

我叫忠臣，出生在诺曼底，

是手持权仗的看门人，虽然像伪君子。

德莫蒂埃先生不久以前是圣会派①成员，伟大的领圣体者，伟大的正统主义者，伟大的敕令拥护者，现在成了狂热的中庸派。我以惯有的礼节请这个畜生坐下，把一把扶手椅扔到了他面前。我在他的记录员面前放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上了一支羽毛笔和墨水。我坐在德莫蒂埃先生前面，他用一种温和的声调对我宣读了各种小小的指控，很有证据，这足以让我杀头。接着是审讯。

①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左右政权的一派。

我再一次申明不承认现行的政治制度，我没有什么可回答的，我不会在什么东西上签字，所有这些指控都是不能成立的，他们可以不必费心，可以去干别的，但我总会很乐意地接待德莫蒂埃先生的来访。

我看到我这种做法使这位圣人大为恼火，他以前是赞成我的观点的，我的行为在他看来，对他的行为不失为一种辛辣的讽刺。这位法官的高傲里掺杂着不满，他自认为在他的职责范围里受到了伤害。他想跟我讲理；我永远也不能让他弄明白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之间存在的差异。我对他说，我服从的首先是自然法则；我遵守民法、军事法和财政治，治安法和公共秩序。政治法，只要它来自于历代的王权或者人民的王权，我是遵守的。我没有那么傻和虚伪去相信人民被召集开了会，受到了协商，建立的政治秩序是国民裁定的结果。结果有人指责是盗窃犯、杀人犯、纵火犯，或者别的凶杀和社会罪行，我会求助于法律。但是当有人在政治上向我起诉时，我对这个毫无合法权利的当局没有什么可回答的，因而它也没有什么可问我的。

半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德莫蒂埃先生的愤怒，我早就听说了(他企图把他的愤怒感染给法官们)，他带着一种酸溜溜的神态走近我，对我说道：“您不想把您的大名告诉我吗?”在一次审讯中，他给我念了一封查理十世给德·菲兹——雅梅公爵的信，里面有一句赞美我的话。“很好，先生，”我对他说，“这封信意味着什么呢?众所周知，我一直忠于原来的国王，我没有宣誓效忠菲力普。正在流放的国王的信让我感动；在他那繁荣昌盛的时期，他从未对我说过相似的话；而这句话是对我所有效劳的奖誉。”

一八三二年七月底于巴黎地狱街

在吉斯凯先生家里的生活——我的获释

很多囚犯都得到了雷卡米耶夫人的安慰和解救；她由人领着到了我的新住所来看过我。德·贝朗瑞先生从帕西下车，在他的朋友的簇拥下，用诗一样的语言同我谈起了我那些朋友的囚禁生活。他不能再为复辟王朝的事毫不客气地责备我了。我那肥胖的老朋友贝尔坦来给我管理政府的圣事①；一位热情的女子专门从博韦赶来欣赏我的光辉形象；维勒曼先生不畏强暴来看我；杜布瓦①先生，昂佩尔先生，勒诺芒先生，我这些慷慨博学的年轻朋友没有忘记我；共和党律师勒德律先生从未离开过我，在案件有希望时，他将扩大战果，他准备花费他所有的时间、牺牲他的幸福为我辩护。

①此话颇具讽刺意义，因为贝尔坦和《辩论报》早已同《菲力普报》结盟。

①杜布瓦(Dubois)，《环球》的创始者。

吉斯凯先生，像我给您说过的那样，把所有的客厅供给我用，但我没有滥用这种权利。只在一天晚上，我下楼坐在吉斯凯先生和吉斯凯夫人之间听吉斯凯小姐弹钢琴。她父亲责备她，说她的奏鸣曲弹得不如以前好。这场只有我一个听众的小型家庭音乐会倒别有情趣。这田园式的一幕在家庭的和谐气氛中正进行时，一群治安警察手拿长枪和铁头木棍把我的一些难友从外面带了进来；此时此刻，在警察们的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宁静与和谐在支配着他们啊!

我很高兴能让自己接受一个特殊的恩惠，那就是蹲监狱。菲利蓬先生②曾经因为他的才干被拘留了几个月，他是在夏约的疗养院里度过这些日子的，因为他需要在一件讼诉案中作证被叫到了巴黎，他便利用了这个机会，再也没有回到他的囚室。但他后悔了，在他的藏身之处，他不能方便地去看望他爱着的那个女孩子了。他后悔没回监狱，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回去，便给我写了下面这封信，请我和我的主人商量此事。

②菲利蓬(Philipon)，《漫画报》的主编。

先生：

您是囚犯，因此您会理解我的，您不能把自己当做夏多布里昂……我也是囚犯，从戒严后我自愿当囚犯的；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在一个像我一样可怜的艺术家家里。我曾想逃避军事法庭的审讯，因为本月九日我受到了它的威胁，他们要查封我的报纸。可是，躲起来吧，我就被剥夺了拥抱一个我爱得发疯的孩子的机会，那是一个我收养的五岁小女孩，她是我的幸福和快乐。这种剥夺，我再也忍受不了多久了，这等于死亡!我去自首吧，他们会把我投进圣佩拉热监狱；在那里我见到我那可怜孩子的机会会很少；如果他们让我见她的话，也只能在规定的时间里；不天天见到她的话，我会为她的健康担心得发抖，会担心得死去的。

我对您说，先生，对您这个正统派说；我是个忠心耿耿的共和党人，您是个严肃、温文尔雅的人。我是个漫画家，主张人在政治上的人格越辛辣越好，对您来说，我是什么人，您一点都不了解，只是像您一样是个囚犯。因为获得了警察局长先生的允许，让我进了疗养院，他们把我递解到了这里。如果能让我那可怜的孩子留在我这里，我以我的名誉作担保，要我上法庭，我每一次都去，我决不逃避任何法庭的裁定。

先生，请您相信，当我以荣誉作担保时，我保证决不逃跑，而且我坚信您可以当我的律师；尽管在正统派与共和党之间，在政治的实质关系上能看到联盟的新的迹象，但是，所有的人，他们的看法竟是如此的一致。

如果对这样一位主人，对这样一位律师提出要求，我遭到拒绝的话，我会知道我再没有什么可指望了，我会看到自己将与我那可怜的爱玛要分开九个月。

先生，不管您那宽宏大量的干预结果如何，我对您的感激将是长期的，永远的，因为我永远不会怀疑我这急切的希望会在您那高尚的心灵上产生共鸣。

先生，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请相信我，我是您最卑微、最忠实的仆人。

《漫画报》主编、补判处十三个月监禁的囚徒 菲利蓬

一八三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于巴黎

我获得了菲利蓬先生要求的优待，他给我回了一封信表示感谢，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帮忙(它使得只用一个宪兵在夏约看守我这位主顾了)。但是，这种隐藏的快乐也许只能被那些真正有这种感觉的人感觉到。

先生：

我和我亲爱的孩子一块去了夏约。

我要感谢您，但我觉得这些词语太苍白无力，无法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先生，我有理由相信是您的心灵驱使您去力排众议、据理力争的。当我想到您说我不是忘恩负义之徒，您描绘您的仁慈会使我幸福得要发疯的情景比我描绘得会更好时，我坚信自己一点也不会搞错。

请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先生，请相信我是您最忠诚的仆人。

夏尔·菲利蓬

在我的信誉的这个特别的标记上，我还要给我的名望加上这个奇特的证明：吉斯凯办公室里的一个年轻职员给我读了一篇十分优美的诗，而这篇诗吉斯凯先生本人曾送给了我。人总得讲公正：如果一个文人政府卑鄙地攻击我，诗人们便起来堂堂正正地保护我；维尔曼先生曾勇敢地为我辩护过，我的肥胖的朋友在《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对我的被捕表示了抗议。下面是办公室职员给我说的署名诗人肖邦的诗：

致德·夏多布里昂先生

致巴黎警察局局长

曾经钦羡你的天才，

我斗胆呈上我的诗，

就如一丁点儿水流入大海中央，

我带上这件贡品给辑睦之神。

今天不幸已降临到你的头上，

万里晴空总蕴含在风雨飘摇之中。

短暂的现在，给诗人什么呢?

你的荣耀与世长存……我们的怨恨也将过去。

对顽抗的敌人，你那刚劲有力的声音

使它在错误的道路上胆战心惊；

而你那迷人的口才总能让心灵得到慰藉。

不久前，一位国王限制了你神圣的自由，

在他的冷酷无情面前，你是多么伟大……

他会倒下，会被法兰西赶跑，

你看到他的只能是他的倒霉!

啊!谁能估量出你的忠诚

让激流改变方向?

只要有一个政党为你的热忱拍手称快，

你的光荣就会属于我们大家……

拿起你的画笔吧。

办公室职员 肖邦

诺埃米小姐(我猜想这是吉斯凯小姐的名字)经常一个人拿着一本书在小花园里散步，她不时偷偷朝我的窗户瞧一眼。被我主人的千金小姐解除我的铁链是很令人高兴的，如同塞万提斯①!正当我显得浪漫、年轻、漂亮的时候，佴先生走来打碎了我的梦。我看见他以一种没有欺骗我，也没有欺骗窈窕淑女们的神态在同吉斯凯小姐谈话。我驱散眼前的云雾，关上窗子，没有让厄运中的风把我的胡须催白。

①塞万提斯(Cervantes一五四七—一六一六)，西班牙作家，他的一生充满磨难，坐过五年牢。主要作品有《唐·吉诃德》。

半个月之后，六月三十日，一道不予起诉的命令让我获得了自由。夏多布里昂夫人高兴无比，如果对我的监禁延长下去，她会死去的，我想。她坐着马车来找我，我很快把行李收拾好放上了马车，就像从前我从部里回来那样敏捷。我回到地狱街，不知道用什么去消除不幸带来的痛苦①。

①博舒哀的回忆里是这么说的。

如果吉斯凯先生的名字能在未来的历史上写上一笔的话，也许他名声会很糟糕；我希望刚才我写的关于他的东西能冲淡对他的敌对的描述。我只能赞扬他的关心和乐于助人；如果我被判刑，也许他也不会让我逃出来，但总归，他和他的家人对我是很有礼节的，对我很体贴，他们能设身处地地为我当时以及以前的处境着想。历来的文官政府和法学家对待弱者要多粗鲁有多粗鲁，而且从不后悔。

四十年来，在法国登台的各类政府中，菲力普政府是唯一把我划进土匪的圈子里去的政府。它把手打到了我的头上，打到了我这个受人尊敬的人、甚至是发怒的征服者的头上；拿破仑曾经举起了手，但他没有打下来。他们为什么恼羞成怒?让我来跟您说说吧：我敢于为权利而不是为一时一事提出异议；在一个国家里，在拿破仑统治下我要求自由，在复辟时期我要求荣誉；在一个国家里，寂寞时，我依靠的不是兄弟、姐妹、孩子、快乐和高兴，而是坟墓。最近政治上的变化使我剩下的朋友与我分道扬镳了：他们是那些不愿守着我的贫穷而去碰运气、用不正当手段去发财的人，是那些抛弃了处在受辱中的家园的人。几代本来是如此钟爱独立的人们却出卖了自己：他们的行为里暴露出粗俗，傲气中显出固执，文字中表现出中庸或疯狂。我从这些人身上等待的只有蔑视，礼尚往来，我要把蔑视还给他们。他们对我什么也不了解，他们无视自己曾经发过誓的东西，他们忘记了人家对他们的谆谆教导，忘记了尊重自己的意见，忘记了对成绩和金钱的淡然相待，忘记了对牺牲的珍视、对弱者和不幸者的爱护。

一八三二年七月底于巴黎地狱街

给司法大臣的信及回信

在不予起诉的命令下达之后，我还有一个任务要完成。我被控告犯的轻罪与在南特被羁押的佩里耶先生的案件有关。我没能同预审法官解释清楚，因为我不承认法院的权力。为了修复因我的沉默而可能给佩里耶先生造成的不幸，我给司法大臣写了下面这封大家将要看到的信，而且我将在报纸上公布于众：

司法大臣先生：

请允许我给您写信，为一个长期被剥夺自由的男子完成一项良心上的也是很荣誉的任务。

上个月十八日，当南特的预审法官审讯小佩里耶先生时，他回答说道：他曾经见到过贝里公爵夫人，因为崇敬她的身份、勇气和同情她的不幸遭遇，便接受了她个人的以及她的一些可敬的朋友的关于法国当前的形势和关于王子殿下出现在西方产生的后果的意见。

佩里耶先生以他惯有的天才扩大了这个广泛的主题，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任何一场国外的或国内的战争，即使摘取了胜利的桂冠，既不能压制也不能统一公众的舆论。

当问到他刚才谈到的那些可敬的朋友时，佩里耶先生庄重地说道：那是一些严肃的人，他们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与他的一致。他原以为他必须使他的意见与他们的意见相一致的，不过他们不同意的话，他是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的。

司法大臣先生，我是佩里耶先生咨询过的人当中的一个，我不仅支持过他的意见，我甚至按这种意见的意思还草拟过一份文件。在这位王妃真正到了法国领土上的情况下，这份文件应送到贝里公爵夫人的手里；可我不相信她来过。这第一份文件还没有签字，我又写了第二份，并签上我的名字，我更加强烈地恳求亨利四世孙子的勇敢的母亲在纠纷四起时离开祖国。这就是我应该对佩里耶先生说的。真正的罪犯，如果有罪犯的话，那就是我。我希望这些话能让南特这名囚犯尽快获释。这些话只会留在我的脑海中去对一件事的指控的思索，这无疑是非常无辜的，但不管怎么说，我宁愿承担一切后果。

顺致敬意。

夏多布里昂一八三二年六月三日

于巴黎

又及：

就一件与佩里耶先生有关的事，我曾于上个月九日给德·蒙塔利韦伯爵先生写过封信，这位内务大臣甚至认为不必让我知道他已收到了我的信：由于知道我今天有幸给司法大臣写的这封信的结果如何对我至关重要，我万不得已才请他吩咐他的办公室人员通知我他已收到了我的信。

夏多布里昂

没过多久，司法大臣便回了信，全文如下：

子爵先生：

您写给我的能给司法机关以启示的那封信，我马上转给了国王驻南特法院的检察官，以便让它在已经开始的对佩里耶先生的预审作个补充材料。

顺致敬意。

掌玺大臣巴尔特 七月三日于巴黎

通过这封回信，巴尔特先生巧妙地保留了对我提出的新的讼诉。当我隐约预感到有可能对我个人或我写的东西施加暴力时，我想起了中庸政府里那些重要人物极端傲睨万物的神态。啊!天哪!为什么让我经受这种难以想象的危害呢?谁会拥护我提出的主张呢?谁想动我哪怕是一根头发?玩火者必自焚，不惜一切代价为维持和平的不屈的英雄们，然而，你们也曾经经受过财政上的和警察局的恐怖，你们巴黎被围的情况，你们的成千个新闻案件，你们的军事委员会要判《闲话集》①的作者死刑；你们还把我抓进了你们的监狱，你们对我的罪行的量刑并不比死刑轻。我是多么乐意把我的头交出来啊!因为要是把它放在公正的天平上，它肯定会偏向于我的祖国的荣誉、光荣和自由的一边!

①正统派的讽刺性刊物，唯一的编辑是皮埃尔——克雷芒·贝拉尔。他不得不流放国外。

查理十世提供给我的贵族议员年金——我的回信

我比以往更加坚定地要去重新过流亡生活了，夏多布里昂夫人被我这个意外事件吓坏了，她可能已经想到过要走得远远的。剩下的问题只是要找个地方重新搭起我们的帐篷。最大的困难是要弄到一些钱去到国外的土地上生活和还清一笔债，这笔债会让我受到追捕、甚至有被抓起来的危险。

在那个废墟似的大使馆的第一年，我一直在那里当大使：这是我在罗马遇到的情况。波利尼亚克大臣上台后，我辞职了，于是我的日常债务已增加到了六万法郎。我去敲过所有保皇党人的银行的门，没有一家的门朝我敞开。后来有人建议我去敲拉菲特银行的门，拉菲特先生给我预支了一万法郎，我很快把钱还给了那些逼债逼得最紧迫的债主。在我那些书的稿费里，我凑足了这笔钱，满怀感激地还给了他。但我还欠三万法郎的旧债等着我去还，我为此黯然销魂，我手头一无所有，有的只是留了多年的胡子；然而这胡子是金胡子，而每年在我的下巴要剪胡子。

德·莱维公爵从埃科斯旅行回来，他对我说，查理十世想继续向我提供贵族议员年金，我认为应该拒绝这项恩赐。德·莱维公爵又来了，他看到我从监狱里出来处在最尴尬的境地，我家里和地狱街的花园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又被一大群债主纠缠着。我家里的银器早卖光了。德·莱维公爵给我送来了两万法郎，并且正式告诉我说，这只是国王认为欠我的两年的贵族议员年金，我在罗马欠下的债是王国的债务。这笔钱会使我得到解脱，我把它当做临时借贷接受了，并写了下面这封信①：

①您很快会见到我第一次布拉格之行时与查理十世就这项借款的谈话(巴黎记事一八三四年)。

陛下：

在这些不幸之中，上帝愿您的生活神圣不可侵犯；您还没有忘记在圣路易王位下那些受苦受难的黎民百姓。几个月前，承蒙您让人传谕，让我继续享用贵族议员年金，我拒绝了这种特殊的享受。我以为尊贵的陛下有比我更可怜的求助者，他们比我更需要您的好心施与。但我最近刊登的一些文字材料给我带来了不幸，招致迫害；我卖掉了家里为数不丰的财产。但无济于事。看来我不得不接受您这笔费用了，但不是作为陛下给我的年金，而是作为一项临时救济让我借以摆脱困境；这种困境妨碍着我去重新找个避难所、以自己的工作来维持生计。陛下，如果使我放弃我曾为之不遗余力、并且用我的余生为之效劳的王位恢复工作，哪怕是一瞬间，都将会是十分痛苦的。

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夏多布里昂

一八三二年八月一日至八日

于巴黎地狱街

贝里公爵夫人的信——给贝朗瑞的信——从巴黎出发——从巴黎到卢加诺的日记——奥古斯丁·蒂埃里先生

我侄儿路易·德·夏多布里昂伯爵以他的名义给我预支了两万法郎。这样，我克服了一些物质上的困难。当我做第二次出发的准备时，一件事关荣誉的事把我留住了：贝里公爵夫人还在法国的土地上。她会怎么样、而我难道不应该留在这个地方以便她在危难之中可能会召唤我吗?王妃从旺代省内地来的一纸书信最终使我获得了自由：

子爵先生：

我要同您就我认为应该组建的临时政府事宜谈谈，但我甚至还不知道我是否能回到法国去，不过有人告诉我，您已同意成为其中的一员。本政府事实上还并不存在，因为它还从来不曾召集过会议，有几个成员只是听说要给我一个意见，但我没有能够采纳，因为他们是不是存有坏心眼，我一点都搞不清。您已根据他们向您提出的报告作出了判断，他们的报告是依据我的地位和国家的形势来写的，他们有理由比我更了解这种权威的必然的作用；这种权威的作用我是不肯相信的。假如夏多布里昂先生您在我的身边，我可以肯定您那高贵而仁慈的心灵也是会不相信的。但我并不会因此而轻视个人的良好公务效用，甚至包括拥护临时政府的那些人士的建议；他们的选择通过他们对我指点时表现出来的明显的热情和对亨利五世的正统性的忠诚就可以看出来。我看出您还是想离开法国，尽管我会为此感到遗憾，但不知我能否让您向我靠拢。不过您有着能在遥远的地方发挥作用的武器，我希望您不停地为亨利五世而战斗。

子爵先生，请接受我所有的致意与友谊。

贝里公爵夫人

通过这封信，这位夫人免去了我为她的服务，也没有采纳由佩里耶先生带去的我大胆提出的那些建议，她甚至还显得她的自尊心受到了轻微的伤害，虽然那种权威的必然作用使她如坐云雾。

就这样，我得到了自由，摆脱了一切束缚，八月七日，除了动身以外，我没有其他事可做了。我给去狱中看过我的贝朗瑞先生写了一封告别信。

德·贝朗瑞先生：

我想跟您说声永别了，先生。感谢您记得我。时间紧迫，我得走了，来不及去看您和拥抱您了。我的未来会怎么样，我一无所知：今天，谁会有个美好的未来呢?我们不是处在革命的时代，而是处在社会变化的时代；而变化是缓慢地进行的，一代又一代人处在变形的时代，忍受着黑暗与痛苦。如果说欧洲处在一个衰败的时代(这是很可能的)，那是另一回事：它不能生产什么，它将在虚弱的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中，在腐败中和教条主义中走向灭亡。这样，先生，您只能歌唱坟墓了。

先生，我已尽了所有的义务：我又回到了您的声音里面；我维护了我来维护的东西；我深受霍乱的折磨；我又回到了大山之上。不要像您威胁过我们的那样去击碎您的梦吧；我欠着它我回忆的这些人中一个最荣耀的头衔。还是使法兰西笑吧，哭吧：因为通过只有您一个人知道的秘密，您的民歌中歌词往往是美滋滋的，而曲子却常常是忧心悲愤的。

请接受我对您的友谊，愿您诗兴大发。

夏多布里昂一八三二年八月七日

于巴黎

我明天得动身，夏多布里昂夫人将在卢塞恩①同我会合。

①瑞士地名。

从巴黎到卢加诺①的日记

①为了写这一章及以后各章，夏多布里昂用了他在旅游期间(从八月十二日到八月十九日)写下的记事录。记事录在一本他称之为《白皮书》的小册子里。德·拉福尔斯公爵拥有这个小册子，他一九四一年出版了这些记事录《夏多布里昂在工作》。

一八三二年八月十二日，巴塞尔②

②阿梅代·蒂埃里(Amedee Thierry一七九七—一八七三)，《高卢人的一个故事》一书的作者。

很多人临死前总要去看看他的故乡故土，而我却不能回去让我的故乡故土看着我离开人世。为了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完成我的《回忆录》，我背起一个大包又一次上路了。包里装的是外交文书、机密文件以及大臣们和国王的信件。这是背在背上的一部历史著作。

我在维祖尔见到了奥古斯丁·蒂埃里先生，他隐居在他当省长的兄长家里。以前他在巴黎的时候，他把他的《诺曼底人出征的故事》寄给了我，我去感谢他。我看到一个房间里有个年轻人，房间的百叶窗半关着。那人的眼睛差不多瞎了，他试着站起来接待我；但他的腿支撑不住，倒到了我的怀里。当我向他表示我对他的真诚敬佩时，他的脸红了：这时他回答我说，他的著作是我的著作，那还是在他读法兰克人在殉教者中的战斗时，他萌发了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写史的思想，他写下了那本书。当我向他告辞时，他竭力站起来送我。他拖着身体一直到了门口，把身子靠在门上。我出来时对他的天才和不幸百感交集。

在一段很长时间的流放后，查理十世突然出现在维祖耳，他正在朝最后一个流放地远航①。

①查理十世一八三二年八月离开苏格兰去布拉格安顿。一八一四年，他在维科斯发表了《告法国人民书》。

我背着这一袋东西毫无障碍地越过了国界线。看吧，在阿尔卑斯山的背面我不能享受瑞士的自由和意大利的阳光，我的建议与我的阅历。

进到巴塞尔，我遇见了一个瑞士老人，他是海关人员。他让我把随身所带物品一一作了登记，然后把我的行李放到了一个地窖里，有个叫不出其名字的东西像一架织机一样在动，在发出声响，一股醋味迎面扑来，就这样把从法国带来的东西进行了消毒处理。这位善良的瑞士人使我感到轻轻松松了。

在谈到雅典的鹳时，我在《游记》中写道：“它们的窝筑在很高很高的地方，革命到不了那儿。它们看到它们的下面人变了一茬又一茬，尽管不信教的几代人立在信教的几代人的坟墓上，年轻的鹳总得养活它年老的父亲。”

我在巴塞尔找到了六年前我留在那里的鹳窝；但是，房子顶上巴塞尔的鹳塔窝的旅馆不是帕尔泰农庙，莱茵河的阳光不是塞菲兹河的阳光，宗教评议会不是刑事法庭，埃拉斯姆②也不是佩里克莱③：然而这是莱茵河、黑森林、罗马式日耳曼式巴塞尔。路易十四把法国的领土扩展到了这座城市的门口，三个敌对的君主在一八一三年穿过这座城市睡到了路易大帝的床上，拿破仑再守卫也白搭。一块去看看奥尔斑①的《死神之舞》吧，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人类的虚荣。

②埃拉斯姆(Erasme)，荷兰人道主义者。

③佩里克莱(Pericles)，雅典政治家，民主党领袖。

①奥尔班长期住在巴塞尔，同埃拉斯姆有往来。

《死神之舞》(以前甚至不用化装)一四二四年在巴黎无辜人士公墓前演出过，它来自英国。演出安排在风景区里进行；那里可以看到德雷斯德之墓、吕贝克之墓、芒当之墓、拉谢兹一迪厄之墓、斯特拉斯堡之墓、在法国的布努瓦之墓；在巴塞尔，人们将永远记住奥尔班画里墓中的快乐。

这位伟大艺术家的骷髅舞也被死神带走了，但这种骷髅舞没有减少其固有的狂热：在巴塞尔，奥尔班的著作只有六部保留在修道院里的石桌上和大学的图书馆里。一幅上了色的绘画上保留了全部作品。

这些恐怖底色上的奇异绘画有着莎土比亚的天才，那是喜剧和悲剧混合在一起的天才。上面的人物表情极为生动：穷人和富人，年青人和老年人，男人和女人，教皇，红衣主教，神甫，皇帝，国王，王后，王子，公爵，贵族，法官，军人，对于死神是赞成还是反对，大家都在争论与推理，没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它的。

死神变化无穷，但总是同生活本身一样，滑稽可笑，它只不过是一幕严肃而低级的滑稽剧。讽刺画家笔下的这个死神只有一条腿，好像上前与之攀谈的假腿乞丐一样；它在他背上的骨头上玩曼陀林，就像它训练的音乐家那样。它不完全是秃顶的，有一小撮金色、棕色、灰色的头发在这瘦骨伶仃的家伙那脖子上飘动着，这使得它差点像活的一样，也使得它更加可怕。在一处涡形装饰的地方，死神几乎显出它有肌肉，它几乎像年轻人那样年轻，它带走了一个正在照镜子的年轻女孩。死神在它的褡裢里有一个狡狯小学生的全部诡计：它用剪刀剪断了给一个盲人引路的狗脖子上的绳子，而那盲人只差两步就要走到一条敞开的阴沟边了。在别处，死神穿着一件小大衣，打着帕斯坎①的手势，走近它众多的受害者中的一个，正在同他攀谈。奥尔班能在大自然中捉住这种美妙的快乐主题：你走进存放圣骨盒的圣堂里，所有的死人头似乎在冷笑，因为它们都露出了牙齿，这是牙齿四周没有嘴唇形成的微笑，它们在笑什么呢?死还是生?

①原指古罗马的一座残缺的雕像，后指小丑、丑角之类。

巴塞尔的大教堂，尤其是那些古老的修道院，令我感兴趣。我跑遍了所有的修道院，里面到处是碑文，我发现了几个宗教改革家的名字。当新教安置在天主教教堂里时，它选择的地点和时间都不合适；人们看到毁坏的要比重建的多。旧基督教是十五世纪以来社会的创建者，那些想在旧基督教里重建原始基督教的干瘪学究们却一座纪念碑也没能建立起来。这种纪念碑意味着什么呢?它怎样和社会风俗联系起来呢?那些人一点也不像路德②和加尔文③时代的吕泰和卡尔万，他们像有着拉斐尔④式才能的莱昂十世或者有着哥特人才能的圣路易；他们中一小部分人什么也不相信，大部人却什么都相信。因此，新教只把教室当庙宇，或者把它毁坏的大教堂当教堂：它在那里建立了一尊裸体像。耶稣和他的使徒也许不像他们那个时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但他们没有来制造一种旧的崇拜；他们却来建立了一种新的宗教，用一个神取代了所有的神。

②路德(Luther一四八三—一五四六)，德国理论家和宗教改革家。

③加尔文(Calvin一五○九—一五六四)，法国宗教改革家。

④拉斐尔(Raphael一四八八—一五二○)，意大利画家。

一八三二年八月十四日，卢塞恩

从巴塞尔途经阿尔戈维到卢塞恩的路上有很多山谷，其中有些山谷很像阿尔热莱斯山谷，但比比利牛斯山上的西班牙天空要低些。在卢塞恩，周围尽是连绵起伏的峰峦，有的聚集在一起，有的重叠在一起，有的只露出一个侧面，有的染上了金子般的颜色，有的隐匿在另一些山峰的后面，有的消逝在圣哥达附近白雪皑皑的高山深谷的风景里。假如我们去掉里吉峰和皮拉特峰，只保留上面长了牧草和有兔棚围着四州湖的小山峰，我们就可以造出一个意大利湖来。

环绕着教堂墓地旁边修道院里的连拱长廊好像一些房子，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景致。墓地里的纪念碑上有一个铁十字架，它作为一面旗帜，上面有一个镀金耶稣像，在太阳底下，这只是一些消失在墓旁的光点。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些圣水缸，里面有小树浸着。人们可以用小树枝给亡魂祝福。我不会在那里单独地哭上一场，我把圣水洒在安息在那里的基督徒及我那些不幸的兄弟的坟上。我看到一块墓碑，上面这样写着：Hodie mihi，cras tibi①，另一块上面写着：Fuit homo②，还一块上面写着：Siste，viator；abi，viator③。等到明天，我还会是个活人；作为旅人，我停了下来；还是作为旅人，我马上滚蛋。我斜靠在修道院的连拱长廊上，久久地盯着吉约姆·退尔和他的同伴们在这里上演过奇遇和历险的剧场：这是瑞士的自由剧场，希勒和让·德·米

①“今天是我，明天轮到你了。”

②“这里安息着一个男子。”

③“旅行者，你停下来；滚吧，旅行者!”

①席勒主演他的悲剧《德·纪尧姆·退尔》(一八○四年)；让·德·米勒主演《瑞士联邦的历史》(——七八六—一七九五)。

四五年前我再一次看到阿尔卑斯山时，我在想我那时刚在那里寻找过的东西：我今天会怎么说呢?我明天、明天的明天会又怎么说呢?不幸的是我不能再变老、而我总在变老!

一八三二年八月十五日，卢塞恩

加比森人在圣母升天日的早上按照习俗到山上去感恩、祝福去了。这些修道士宣讲宗教；正是在宗教的保护下，获得了瑞士的独立，而这种独立一直持续至今。可我们的现代自由会是什么样子呢?会是哲学家与刽子手们恩宠的那种可恶的自由吗?这种自由还不到四十年，它就在街头巷尾被出卖了又出卖，兜销了又兜销。在为阿尔卑斯山祝圣的嘉布遣会修士的裤裆里的自由比共和国、帝国、复辟王朝和七月篡权的立法机构的整个旧货店里的自由要多得多。

在瑞士的法国旅人既感动又感伤；我们这些地区的人民的历史与他们的历史有着太多的联系；瑞士人的血为我们而流，通过我们而流；我们把铁和火运到了纪尧姆·代尔的茅屋里；在国内战争中，我们把农民战士组织起来保住了王位。天才的托瓦尔桑②把八月十日的回忆刻到了卢塞恩的城门上。瑞士雄狮中箭后断了气，它那下垂的头和一只爪子盖着现在只能看见百合花徽的法国王室盾形纹章。这里有为牺牲者设立的祭坛，在岩石上雕刻的浅浮雕旁，一簇簇绿树向外国人展示纪念碑中记载八月十日大屠杀里逃出来的士兵名字，路易十六命令瑞士人放下武器的信，祭坛的前部是由拉多费纳夫捐献的赎罪台，这个代表着痛苦的模型上雕刻着作为祭品的神圣小羊羔图像。有什么旨意驱使上天在波旁王朝最后一个国王倒台时让我在纪念碑旁边寻找一个避难所呢?现在至少我凝视这纪念碑不会脸红，我举起我这瘦弱的手不会对着法国的盾形纹章发假誓，有如狮子用它那有力的爪子紧紧抓住自己，直到死的时候才松开一样。

②托瓦尔桑(Thorwalsen)，丹麦雕刻家。

有个国会议员竟提议拆毁这块纪念碑，真是怪事!瑞士究竟想要什么?自由吗?它已拥有它达四个世纪；平等吗?它也有；共和国吗?它的政府就是这种形式；减轻赋税吗?瑞土人几乎不纳税。那么它到底想要什么呢?它想变，这是自然规律。当一个民族随着时代的变化不能维持其原样时，那么它的毛病的第一个症状便是痛恨过去和父辈们的伦理道德。

八月十日，我从纪念碑林回来，曾通过一座大桥，那是一种悬在湖上的木质大长廊。长廊屋顶椽子中间嵌着二百三十八幅三角形的画，这些画面点缀着这个长廊，这是民间奢侈的场面；在这里，瑞士人懂得了他们的宗教和历史。

我看见私人养的黑水鸡；我更喜欢孔堡池塘里的野黑水鸡。

回到城里，唱诗班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是从圣母小教堂里传出来的。进到这座教堂，我感到自己回到了童年时代。在四个装饰一新的祭台前，妇女和神甫一起吟诵祷告和连祷文，这有如晚上在我那贫困的布列塔尼海边祈祷一样；而当时我是在卢塞恩湖畔!我用一只手把生命的两头联结在一起，以便更好地感受到这些年来我所失去的东西。

一八三二年八月十六中午，在卢塞恩湖畔

阿尔卑斯山呀，把你的高峰降低吧，我不再值得你钦佩：我若年轻一点，我会很孤单；现在老了，斜阳孤影叹伶仃。但我会把大自然描绘好，可是为了谁呢?谁会关心我的作品?除了时间的力量，还有什么力量作为惩罚能激发我的才智回到我这枯竭的头脑中来呢?谁会再唱我的歌呢?我从哪里获得灵感呢?我在苍穹下度过的那些岁月就好像是在冰雪覆盖的山脉下度过的岁月一样，没有一丝阳光能照进去温暖我的身心；拖着疲惫的步子，穿过这些没人愿意跟着来的山脉，多么可悲可怜!人到晚年，发现自己只有飘泊、流浪的自由是多么不幸啁!

下午两点

在进入乌里河湾之前，我的船停在湖右岸一所房子旁的码头旁边①。我爬了上去，进到这家小客栈的果园里，坐在覆盖着牛棚的两棵胡桃树下。在前方偏右正对着湖的那边，一个叫施维兹②的小村庄出现在我的眼前。在那些果园和当地称作阿尔卑斯山斜坡的牧场当中，它高高立在一块半圆形的岩石上，它的两个高地，米唐和阿康分别以他们的形状命名(烟囱帽和柱头)，像戴在牧羊女头上那种可怕的瑞士独立王冠一样。旁边的牛棚里，两头小牝牛的叫声打破了我周围的沉寂，好像是在为我高歌。施维兹以它的名字给每个人田园式的自由。在那不勒斯旁边，一个被称作意大利的小地方，用它不够神圣的权利，把它的名字告诉罗马的每一寸土地。

①隐藏船的地方。

②施维兹村这个名字也是整个这个地区的名字，甚至瑞士本身也叫这个名字。

下午三点

我们出发了，进到了河湾或叫乌里湖的地方。这里奇峰突起，天昏地暗。这里是格林特里贫瘠的圆形山庄和三个喷水池的所在地，是菲斯特、安·德·阿尔当和斯托发谢了人发誓逃离他们的祖国的地方。在这里，在阿尚贝尔山的脚下，那座小教堂的偏祭台上写着：此处是退尔从盖斯勒的船上跳起，一脚把他踢入波涛之中。

退尔和他的同伴们真的存在吗?他们不是那些出现在斯卡尔德歌谣里的北方人?有人不是在瑞典的海岸边找到了他们的传统的英雄人物吗?今天的瑞士人还是处在争取独立的那个时代下的瑞士人吗?在孤寂的小路上，退尔和他的同伴们手持弓箭，赶着四轮马车在飞奔，越过一个深渊又一个深渊：我是一个适合到这种地方来旅行的人吗?

幸好，一场风暴来了，我们在一个离退尔祭坛只有几步的小溪旁靠了岸：总是由同一个神来呼风唤雨，对这一个神的同样的信仰能使它保佑你。同过去一样，在穿越大洋、美洲的湖泊、希腊和叙利亚的大海时，我总要在一张打湿了的纸上写上当时的见闻。云层、潮汐、滚滚的雷鸣同阿尔卑斯山那古老自由的回忆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比起大自然无意中灌入我心中的微弱、变样的声音的印象要深得多。

阿尔托弗

我在弗吕朗下船后来到了阿尔托弗，因为没有马，我只得在邦贝尔山脚下过夜。纪尧姆·退尔在这里射中了他儿子头上顶着的一个苹果，射击的距离有这里两个喷泉间的距离那么远。相信吧，尽管这个故事由语法学家萨克松讲述过，尽管我在《论革命》①首先引述过。信仰宗教和自由，这是人类的两件大事；荣誉和权势是。向当当的，但不是大事。

①关于苹果和纪尧姆·退尔的轶事，是很令人怀疑的。瑞典历史学家格拉马蒂居恰好也讲述了一个农民和一个瑞典统治者之间的类似的故事。

明天，我将站在圣戈塔尔山上再一次向意大利致敬，以前我曾站在森普隆山上和蒙——塞尼山上数次向它致敬过。不过，最后看一眼中午和黎明时的这些地区又有什么用呢?冰川中的松树是不会掉到下面开满鲜花的山谷里的桔树中的。

晚上十点

风暴又起，闪电盘绕岩石闪个不停；回音增大，延续在轰鸣的雷声里；舍尚和勒斯咆哮声迎接着阿尔莫里克的吟游诗人。很久以来，我没有单独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呆过了；我紧闭的房间里什么也没有，两张床给一个已经年老、既没有情人要抚慰也不用去幻想的旅游者。这些大山，这场风暴，这个夜晚，对我来说是失去了的宝贝。然而，这就是我灵魂深处感受到的生活!当最热的血在我的心脏里、血管里流动的时候，我从未使用过如此激情的语言。我似乎看到我那孔堡森林里的窈窕女子从圣哥达山的侧面走了出来。你会来找到我年轻时的那种美妙的幻想吗?你可怜我吗?像你看到的那样，我只是改变了容颜，却仍爱幻想，但无缘无故地被一场火吞食了。我从人世间走了出来，当我在一个极度兴奋、心醉神迷的时刻创造了你时，我又走了进去。现在轮到我祈求你了；我还能打开我的窗子让你进来。如果你对我慷慨赐予你的优美体形不满意的话，我会让你变得更加迷人的，因为我的调色板上的颜料还没有用完。我看到过很多美女，我也知道怎样才能画得更美。你过来坐到我的膝上吧，不要怕我的头发，用你仙女或幽灵般的手指去抚摸它，在你的亲吻下，它会恢复成棕色的。头发下遮住的这个脑袋并不平静，当我把身子赐给你的时候，它会像往日那样疯狂；我幻想中的大女儿，是我神秘的爱和首次孤独时温柔的结晶!来吧，让我们又一次一起飞上云霄!我们将用巨雷开路、照明、燃烧我明天要走过的悬崖。来吧!像过去一样把我带走，但不要把我再带回来。

有人敲我的房门：但那不是你!那是向导!马来了，该动身了。在这场梦幻中，只剩下雨、风和我；梦幻没完没了，暴风雨没完没了。

一八三二年八月十七日(阿姆斯特)

从阿尔托弗到这里，相近的山脉之间的山谷，到处可见；嘈杂的勒斯在中间。在雄鹿客栈，一个来自罗纳冰川的德国小大学生问我道：“您是今天早晨从阿尔托弗来的吗? 您走得真快!”他以为我同他一样是步行来的。后来他看到一辆有长凳的马车，便说道：“啊!有车坐!那是另一回事了。”要是这位大学生想用他的腿去踢我那有长凳的马车和我这有名无实的更坏的车，我将会多么高兴地拿走他的棍子、他的灰色罩衣和拔掉他那金黄色的胡子!我也会去罗纳河的冰川，我会对女主人说席勒的语言，我会想方设法获得日耳曼的自由：他呢，他会像时间一样步行到老，像死人一样让人乏味，让他系个铃子在脖子上，从经验中觉醒；一刻钟以后那铃声会比勒斯的巨响更令他烦躁厌倦。这场交易没有发生，占便宜不是我的喜好。我的这位学生走了；他取下又戴上他那德国佬的无边软帽，轻轻对我点了点头说道：“告辞!”又一个影子走了。这学生不知道我的姓名，他或许还会碰到我，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想到这里我很高兴；我喜欢在阴暗处呼吸甚于过去希望在明亮的地方呼吸：我讨厌光亮，因为它照亮了我的痛苦，让我看到了再也享受不到的那一切。于是，我急忙把蜡烛传给了我身旁的人。

三个小男孩在射弩，纪尧姆·退尔和盖斯勒无处不在。自由的人民保留着当初他们获得独立的美好回忆。试问一个贫穷的法国人吧，看他是不是还记得他们的国王罗德维格、克罗德维格和克洛维①?

①夏多布里昂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对奥古斯坦·蒂埃里研究过的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把法兰克的名字译成法语名字。

圣哥达之路

新的圣哥达之路从阿姆斯特延伸出来，有十多公里来来回回，蜿蜒曲折的一段，它时而与勒斯连接，当激流的断痕加大时，它又与勒斯分开。在垂直的高地上，有平坦的斜坡或一簇簇新长出来的山毛榉。山峰上云彩四散，覆盖着冰块般的大教堂；光秃秃的山顶，或许留有几束雪光，就像一绺一绺的白发。在山谷里，有些桥，桥墩是木柱，黑溜溜的。胡桃和果树上的果子掉落之后，会长出新枝和新叶。阿尔卑斯山的特性改变了这些树的自然属性，尽管嫁接了，它的汁液还是往外流：一个强有力的特性打破了文明的联系。

再高一些的地方，在勒斯的右面，景致又不同了：在一个长了三四排松树的通道，河里的水在流过多石块的地段时发出一阵阵响声。这是在科特莱的西班牙桥大山谷。在大山下，在岩石的棱角边，一些落叶松委靡不振，根紧紧扎在石缝里，以抵挡风暴的袭击。

唯一证明这里有人居住的是路旁种植土豆的几块方形菜土：他们要吃要行，这是他们历史的简述。在上等地区的牧场里，家禽已无影无踪，没有一只鸟，鹰已不再构成威胁，最大的鹰在穿越圣埃莱娜海峡时掉到海里去了；再也没有飞得这么高、这么有力的动物从高空掉落下来了。皇室的雏鹰刚刚死去①。有人早就把一八三○年七月王朝的其他小鹰告诉了我；表面上它们从自己的窝里出来只是为了能和爪子上长羽毛的鸽子住在一起。它们从来没有用爪子却走过岩羚羊，让家禽变得虚弱，它们闪烁的眼睛永远不会从圣哥达顶峰上去注视法国引以为荣的那个自由、明亮的太阳。

①他于一八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死去。在夏多布里昂写这句话的时候，雨果在《拿破仑二世》里也说到了同一回事：“英国抓了老鹰，奥地利抓了雏鹰。”

舍埃农山谷——魔鬼桥

过了神父桥，绕过瓦桑村的圆丘，我们又到了勒斯河的右岸。在路的两旁，旅游者经过的地方，绿草像地毯一样铺在地上；两边的瀑布在绿草的衬托下显得白茫茫一片。我们在一条狭路上看到了与菲尔卡冰川连接在一起的朗兹冰川。

最后，我们进到了舍埃农山谷，这里是圣哥达斜坡的起点。这个山谷是十六块花岗岩的断层形成的近六十米深的谷地；花岗岩的内侧像高悬的大墙壁。两旁的高山只显出它的一侧和炽热的红色山顶。勒斯河水在它垂直的河床里轰鸣作响；河床里积了一层石片。那塔形碎片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征，就像大自然所显示的那样，它已存在好几个世纪了。沿着一堆花岗岩的那些墙悬挂在空中；绵延不断的小路沿着勒斯河的激流并排延伸着；到处都有正在自行建造的穹顶，它为旅人提供了一个泥石流到来时的避难所。再退几步就进入了一种迂回曲折、漏斗形的洼地。在贝壳形的涡状物中，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正面对着魔鬼桥。

这座桥今天隔断了建立在它后面支配它的更高的新桥的拱廊。这样，变化了的旧桥不再像一个双层的短短的引水渠。当我们从瑞士过来时，新桥就遮住了藏在后面的瀑布。为了观看天上的彩虹和水花四溅的瀑布，我们得站在这座桥上。但是，当我们看到尼亚加拉瀑布时，就不会想再看别的瀑布了。我经历过一次次的旅游，我攀登过一座座山峰，我跨越过一条条河流，我穿越过一片片森林，这些在我的记忆中彼此交织在一起，形成对照，我此时的生活摧毁了另一种生活。社会和人类，对我来说是同一回事。

森普隆通道①上先修建后又废弃的现代化公路，根本不像老路那样风景秀丽，老路更豪放、更自然，不避开任何一个障碍，它几乎不离开河岸，它随着地面起伏而起伏，从岩石上落人低谷，从泥石流穿过，丝毫不会减少遐想和惊险带来的乐趣。如圣哥达那段老路比现在的路更具惊险。魔鬼桥名符其实：当我们站在桥上时，就可以看到上面的勒斯瀑布划出一个阴暗的圆弧，或者说是穿过瀑布明亮的水汽划出的一条宽宽的小道；在桥那头，小道已达到了最高点，这样可以到达我们现在看得见遗址的小教堂，至少乌里的居民虔诚地想在瀑布旁建一个小教堂。

①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里的通道。

过去这里的人像我们一样，是不会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那是蛮族的游牧民族或罗马兵团的事，是沙漠商队、骑士、雇佣兵、掮客、朝圣者，或高级教土、或修女们的事。他们讲述一些异国奇遇：魔鬼桥是什么人建的?谁从瓦桑牧场抛下魔鬼石的呢?到处建立了城堡主塔、十字架、小礼拜堂、修道院、隐修教士的住所；保留了敌人的入侵史、决斗、奇迹或者不幸的回忆。每个小区部落都保留了自己的语言、服饰、祝愿和习俗。说实在的，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我们是根本找不到这么好的小客栈的。在这里，人们几乎不喝香槟酒，不看报。但是，如果说在圣哥达有更多的小偷，那么这里的无赖却会更少。文明是多么美妙的东西p阿!这颗珍珠是我留给第一个漂亮的珠宝商的②。

②拉封丁语，见《公鸡和珍珠》。

絮瓦罗夫和他的士兵是这个隘口中最后一批旅人，他们隘口尽头碰到了马塞纳③。

③在一七九九年。马塞纳(Massena一七五八—一八一七)，法国元帅，以英勇著称，拿破仑戏称他为“胜利的孩子”。

圣哥达

在走出魔鬼桥和乌尔内罗兹长廊以后，我们到了一个像竞技场的石座位一样的梯形墙围着的牧场。勒斯河在青翠的草木中间静静地流淌着，它的对比很明显，如同革命之前和之后的社会一样显得很平静。人民和帝国沉睡在离他们只有两步远就要掉进的悬崖旁。

在奥斯皮塔尔村，第二个斜坡从这里开始，它一直到满是花岗岩的圣哥达的顶峰。那些滚动、笨重、破碎了的花岗岩，雪花环装饰了它的顶峰，像不变的波涛和大块石头上的泡沫；人们让路上的水流进了这石头的海洋里。

布瓦洛①用诗赞道：

①布瓦洛Boileau(一六三六—一七一一)，法国作家，诗人。

在阿杜尔山下，芦苇丛中，

莱茵河，平静而骄傲地送走它的水流；

它一只手靠在倾斜的蒴壶②上，

②藓类的蒴壶。

在新起的波涛拍打声中鼾然入睡。

写出这些优美的诗句，诗人是从凡尔赛那些大理石的河流中获得灵感的。莱茵河不是从大堆芦苇中流出来的，它从一处雾淞滩的直泻而下，它的蒴壶或者说它的一些蒴壶是冰块。它的源头是属于北方人民的，是北方居民文明的发祥地和防御战争的天堑。莱茵河发源于格里松的圣哥达，流入荷兰、挪威和英国的海中；罗纳河也发源于圣哥达，它流入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海中。含丰富矿物质的雪形成了许多古代和现代社会丰富、肥沃的储水池。

圣哥达高原上的两个大水池，一个发源于特森，另一个发源于勒斯；勒斯的源头比特森的要低，便于开凿几百步宽的运河，这样特森的水可以流人勒斯。如果人们为这些河流的主要支流再开凿下去，那么就会在阿尔卑斯山下造出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来。山区人可能会高兴废去一条大河，使一个国家的土壤变得肥沃或贫瘠，这就是把权势的傲气打下去。

看着勒斯河与特森河道一声永别，行走在圣哥达两个山坡相反的路上，这可是美事一桩。它们的发源地紧紧相依，它们的流向却各奔东西；它们各自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土地和阳光，但它们的母亲依偎在一起，处在孤独的最高点上永不停息地抚养着与它们分开的孩子。

从前，在圣哥达山上有一个由嘉布遣会修士主持的收容所，现在我们只能看到它的遗址，只剩下一个被虫蛀蚀的十字架，十字架上刻有耶稣像。当人退去时，神便居住到了这里。

在圣哥达高原上，如今荒无人烟，一个世界终结了，另一个世界却重新开始：意大利人的名字取代了目耳曼人的名字，我离开了我的同伴，勒斯河把我带来，它又重新回到了卢塞恩湖，我和新的向导则一块去了卢加诺湖。

圣哥达山在意大利那边被挖凿得很陡峭，往下一直延伸到特雷莫拉山谷的那条路给它的设计师带来了荣誉；而他是不得已把路线设计在最狭窄的咽喉处的。往上面看，这条路像一根折叠了又折叠的带子，往下面看，那些挡土的墙像是保险设施，有的起着土堤的作用，有的抵挡着水流的冲击。有时候路面两边有规则地竖立了两排里程碑，据说那是一排士兵从阿尔卑斯山上冲下来，企图再—次入侵不幸的意大利。

一八三二年八月十八日，星期六(于卢加诺)

我过的夜晚都是埃罗罗、贝兰佐纳和勒旺蒂纳山谷①式的夜晚：我一点也没看见地平面，听到的只有湍流声。星星从穹顶和山尖围成的天空中升起，月亮还没有升到地平线上，但是黎明却在它面前缓缓到来了，如同十四世纪的画中的名人挡住了圣母玛丽亚的头一样：最后它好像被掏空了，在福尔卡锯齿形的顶峰上被减少了1／4个圆：新月的尖尖像鸟儿的翅膀，据说那是一只从岩石窝里逃出来的白鸽：在微弱和更显神秘的光线下，凹形天体向我展示出勒旺蒂纳山谷尽头的马热湖。我两次看见过这个湖，一次是去参加维罗纳大会，另一次是去罗马大使馆。我在繁华的大道上观赏着阳光下的这个湖；而现在，我仿佛在晚上又见到了它，这时我在对岸，在不幸的路上。我的旅行相隔只有几年，却仿佛回到了十四世纪的那个君主制度时代。

①均为瑞士地名。

不是我要尽量不怨恨这些政治革命；在还给我自由的同时，这些革命恢复了我的天性。我还有足够的精力去重现梦中的新鲜事物，我还有足够的热情去同我希望见到的人恢复联系。对于我来说，穿越的时空只保留了上天造就给我的双重的孤独。既然我度日如年，我为什么要抱怨时光过得太快呢?

对卢加诺的描写

卢加诺是一座意大利式的小城：柱廊像波伦亚的；居民在大街上做家务，像那不勒斯；建筑风格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屋顶超出墙外而没有挑檐；又长又窄的窗户无饰物，或装有一个罩子，一直开凿到了墙壁的额枋。城市背靠一个种满葡萄的山坡，山坡上面是两座平行的大山：一座是牧场，另一座是森林。湖就在山脚下。

在卢加诺东边，大山的顶上有个小村庄，村里高大、白皙的妇女生产的塞加西亚棉毛交织呢很有名。在我到达这里的前一天是这个小村庄的节日，人们去美神殿朝圣。在这个村落里，居民是北方蛮族人的后代，他们不与平原上的居民往来。

我被带到了好几处可租给我住的房子看了看，这些房子对我都合适，我选择了一处最雅致、但房租很贱的房子住下了。

为了更好地看看这个湖，我又登上了船，两个船工中有一个用掺杂着英语的法国式意大利语讲着他们的行话。在山上，他把一些大山和村子的名字告诉了我：我们在桑——萨尔瓦多山上看到了米兰天主教堂的圆屋顶；在卡斯塔涅，有很多橄榄树，外国人用它们的枝条插在他们的扣眼里；冈利亚，在提契诺州边缘的湖上面；圣乔治被一个僻静的地方遮住了它的屋顶：每处地方都有它的历史。

把这里抡掠一空、什么也没留下的奥地利人却在卡普利诺山下保留了一个属于特森区域内的小村庄。在另一边的对面，它还拥有一方海角，上面有座小教堂；海角为卢加诺人无偿地提供了一处处决罪犯和设置绞刑架的场所。卢加诺对于这个设置在它的范围内的高级执法机构，要得到它的允许，它会讨价还价争论一些日子的，因为这是它的主权的一个象征。今天，人们已不再让犯人忍受这种绞刑的痛苦了，砍下他们的头了事：巴黎提供了这种刑具，维也纳提供了这种极刑的场所，这是这两个大宗主国值得钦佩的礼品。

这些图像在我的脑海里不断闪现；此时湖面泛起蓝色的波浪，微风轻轻拂来，带来了松树的琥珀发出的阵阵幽香；善会的船队来来往往，善会的人员伴随着双簧管和号角的节奏声，把一束束鲜花抛到湖里。大群的燕子在我的船帆四周玩耍。在这些游客中，一天傍晚我在蒂比尔和奥拉斯之家的老路上闲逛时遇见的那些难道不认识我了吗?那时那位诗人根本就没和蒂比尔乡下的这些燕子在一起，但我知道，就在同一时间；另外一个女人偷偷地拿走了放在花园里的那朵玫瑰；那个花园是拉斐尔时代被那座别墅所放弃的；她只在罗马的废墟上找寻这朵花。

围住卢加诺湖的那些大山其根基在大湖的水平面上不怎么相连，它们倒像被一些狭窄的运河分开的小岛；它们让我想起了亚速尔群岛的妙丽模样和青葱翠绿的草地来。我大概会在这令人愉快的柱廊下度过我流放岁月的最后几天吧；贝尔吉奥若索公主年轻时不也在这里被流放了几天吗?这是一块古老而具有历史意义的土地，这是一块完成了许多革命、维吉尔和勒塔斯在这里歌唱过的土地；我在进入这块土地时，会完成我的《回忆录》吗?看到奥索纳这些大山，我会记起布列塔尼我那个终点站吗?如果它们的窗帘刚才拉开了，我会看到伦巴第上的平原，从那里还可以看到罗马，从那里还可以看到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希腊、叙利亚、埃及、迦太基：我算计过的远处的边缘，我，我不拥有我踩在脚下的这块土地!然而，我会亡命于此吗?一切在这里结束吗?——这不就是我所要的，我所追求的么?我对此什么也不知道。

一八三二年八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于卢塞恩

高山——行走在卢塞恩周围——克莱拉·旺代尔——农民的祷告

我没在那里睡觉便离开了卢加诺，回到了圣哥达，看到了曾经看到过的一切；我没有找出一丝变化来改变过去勾画的轮廓。在阿尔托弗，二十四小时以来一切都变了：不再有风暴，我那孤独的房间里，不再有人出入。我来到了弗吕朗的小客栈里过夜，我曾在大路上跑了两趟，路的尽头通向两个湖；那个地方归两个有着共同政治关系但又与世隔绝的民族占有。我穿过了卢塞恩湖，在我看来，它已失去了一部分往日光辉：在卢加诺湖有的是雅典式废墟的罗马的废墟，阿尔米德式的花园的西西里的田野。

另外，为了达到山区作家阿尔卑斯山式的狂热，我白白从侧面往上爬，全都是白费劲。

在体力上，这纯净而含有香脂气味的空气应该能让我恢复体力，稀释我的血液，消除精神疲劳，让我有饥饿感，让我睡觉时不做梦，可这些效果全都没有在我身上产生。我呼吸不很畅通，血液的循环没有增快，我的头脑在阿尔卑斯山并不比在巴黎感到轻松。我的食欲在蒙唐维尔和在香榭丽舍大街时一样，我在圣多米尼加街和在圣哥达山晚上睡觉也是一样，如果说我在蒙鲁日那美妙的平原上有着许多梦想，那也只是在想睡觉的时候才会有。

在精神上，我攀爬那些岩石也白搭，我的精力并没有变得更充足，我的心灵也没有变得更纯净；我带着人世间的烦恼和人类卑劣行为的重负；酣睡时，尘世间的平静并没有传到我那苏醒中的感官当中来。我多么可怜，穿过萦绕在脚下的雾气，我常常能看到人间快乐的面孔。再上升一千米，什么都不会改变，从山顶看到的上帝并不比从山谷深处看到的上帝更伟大。如果要变成一个强壮的人，一个圣人，一个超级天才，就只能在云端里翱翔；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病人，这么多无宗教信仰的人、呆子，而他们舍不得花一点力气去登上森普隆呢?肯定是他们对自己的不足看得太重了。

太阳独创了这种风景；光线勾勒了这种景致。卡塔日的一个沙滩，索朗特右岸的欧石南，以及罗马乡村里干枯的芦苇杆周围，在落日和黎明的光线照射下，比高卢那边阿尔卑斯山上所有的景致都要漂亮、迷人。在那些戏称为山谷的地洞里，那里即使是在正午也伸手不见五指；高高的山被叫做高高的屏风；混浊的湍流和旁边的牛一起大声吼叫，淡紫色的脸，患甲状腺的脖子，患积水的肚子，等等，呸!真见鬼!

如果说在我们这种环境下的大山能够判断出它们的羡慕者的颂词的正确，那也只能是在它们被黑夜包围的时候，它们利用黑夜加剧混沌：它们的角落、它们的土岗、它们的凸出部分、它们大的山路、它们自身投下的巨大阴影在月光下更会加剧这种混沌的效果。星星为大山勾勒出轮廓，让它们在天空下显露成宝塔形、圆锥形、方尖碑形、大理石的建筑物形，有时给它们盖上一层薄纱，并染上淡淡的蓝色，以不定的变化协调一致；有时候把它们一座一座地刻画，用很明显的特征把它们区别开来。每一道山谷，每一处有湖泊、岩石和森林的住所都变成了一座座静寂、孤独的庙宇。冬天，大山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幅两极地区的图景；秋天，在多雨的天空下，在黑暗深浅不一的色调之中，大山更像些灰色、黑色和茶色的石版画；暴风雨来了它们也能适应，如同半云半雾的水汽飘浮在它们的脚下，或者悬在它们的身旁一样。

但这些大山是不是有利于思考、有利争得自由和抒发情感呢?带有大海一样的美丽、深沉的孤独不接受灵魂的任何东西、不增加一点感官上的快感吗?崇高的大自然难道给予更多的激情、而这种激情不让人更好地领悟大自然本身吗?发自内心的爱没有增加对所有美好事物的爱、围绕这种爱的聪明才智，难道就像相似的有关原理一样互相吸引、互相混淆吗?丰富的情感通过一场巨大的演变变得有限时，它不会再增加、扩展到另一个永恒的生命开始的边缘上去吗?

我现在认识了这一切，不过请听我讲；存在的这些山并不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简单；这些山如同激情、天赋和灵感一样，它们显现出线条，为天空、白雪、山顶、斜坡、瀑布、朦胧柔和的环境、温情轻飘的影子着色：优美的景致在克洛德·勒洛兰的调色板上，而不是在康波一瓦西诺①的调色板上。让我来爱你们吧，你们将会看到一棵被风刮倒在地上的孤苦伶仃的苹果树破扔进博斯②的小麦地里；你们将会看到一朵茨菰花置在沼泽之中，路上的一股细流，岩石上的一块苔藓、一根蕨、一根很细很细的蕨，一角潮湿的蓝天，一只本堂神甫住宅花园里的山雀，一只在下雨天沿着装谷子的茅屋屋檐下面或沿着修道院低空飞行的燕子，一只取代小燕子在田野、岩石周围飞行、翅膀在最后一束晨光中微微颤抖的蝙蝠。所有这些小小的东西，维系在某个回忆里，将会在我的幸福的神秘之中或我的遗憾的悲哀之中喜跃扦舞、兴高采烈的。总归，这是生命的青春，是风光中人。巴凡③的窗镜根据心境、奥依奥河①和恒河的河岸，在没有任何友爱的情况下，也能照出笑脸来。一位诗人②写道：

①克洛德·勒洛兰Glaude le Lorrain(一六○○—一六八二，法国画家，以素描画著称；康波一瓦西诺事迹不详。

②巴黎盆地地区。

③巴凡Baffin(一五八四—一六二二)，英国航海家。

①美国河流。

②伏尔泰：《马奥梅》第一章第二节。

祖国在灵魂被缚的地方。

这依然是美。

关于山的问题，—上面说得太多了。我爱它如同爱那种伟大的孤独；我爱它如同爱一幅远处的美丽的画，连同画框和边饰；我爱它如同爱自由的城墙和庇护所；我爱它如同在灵魂的激情之中添加了一种无限的东西。我尽其所能，公正、合理地表达了它的全部优点。如果我没有去阿尔卑斯山的那一面，那么我到圣哥达的旅程就会是一桩毫无意义的事情。在我的《回忆录》中，我看到的东西就会不全面：我把灯熄掉了，卢加诺又会回到黑暗中去。

一到卢塞恩，我又一次很快去了奥弗凯尔谢大教堂；它是建立在一个为船主圣尼古拉祝圣的小教堂的遗址上的，这原始的小教堂同时又用作灯塔，因为在晚上，人们看到它用一种超自然的方式照亮着，那是伊朗的传教土在卢塞恩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传播福音的场所。他们在这里创立了在他们自己那不幸的国家未能享受到的自由。当我来到大教堂时，有个人在那里挖墓穴；人们在教堂里的棺材旁结束了成殓仪式，一位年轻女子让一个戴便帽小孩在教堂祭坛前祝圣。她用一种溢于言表的喜悦之情把孩子放到手里提着的篮子里面，带着她的宝贝离开了。第二天，我看到墓穴合上了，一瓶圣水放在洒了水的地面上，并在那里为小鸟散了些茴香豆，它们已单独呆在那位死者旁边守夜了。我在卢塞恩周围美丽的松林中漫步；一些蜂箱固定在农场里的门上，蜜蜂在屋檐下同农夫们住在一块。我看到著名的克拉拉·旺代尔①穿着囚服走在被俘获的同伴后面，一起去做弥撒。她很普通，我在她的脸上看到了法国众多的杀人犯中所有的野蛮神态，但就此而言并不比一头猛兽更凶恶，尽管犯罪理论说他们十恶不赦并要处以极刑。一名手持卡宾枪普通士兵白天把这些苦役犯押送去干活，晚上又把他们押送回监狱。

①她在一八一六年暗杀了卢塞恩一名高级行政官员。

这天晚上，我继续沿着勒斯河散步，一直走到了一个建筑在路旁的一座小教堂：要上去得穿过一条意大利式的柱廊。我在柱廊那里眺望山上最后几抹夕阳的余辉时，看到一个神父双膝跪在小教堂里祈祷。我回卢塞恩时，听到一些女人在小屋里念珠；孩子们的声音与他们母亲的声音相呼应。我停了下来，听到了穿过葡萄架传来的这些在一间茅屋里对上帝说的话。给我服务的那位“金鹰”小姐，年轻、漂亮、文雅，她在给我的房间放下窗帘时也一本正经地念这种三钟经。我进门时，把我采摘的鲜花送给了她几朵；她用手轻轻地拍了一下胸部，红着脸对我说道：“这是送给我的吗?”我回答道：“是的，送给您的。”我们的交谈就这么几句话。

一八三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于卢塞恩

亚历山大·大仲马先生—科尔贝尔夫人——贝朗瑞先生的信

夏多布里昂夫人还没有到，我准备去康斯坦斯湖看看，亚历山大·大仲马先生正在那里。我在达维①家里见到过他，那时他正在请这位大雕刻家铸造自己的塑像。科尔贝尔夫人同她的女儿布朗卡斯夫人也到了卢塞恩。约二十年前，我就是在博斯的科尔贝尔夫人家里，在我的《回忆录》中写下了我年轻时在孔堡的经历的。这些地方好像同我一起游历，一样多变，如同我的生命一样短暂。

①达维·昂日尔Davis d'Aangers(一七八三—一八五六)，法国雕刻家。

信使给我送来了德·贝朗瑞先生一封非常漂亮的信；我从巴黎动身时曾给他写过一封信，这是他给我的回信。在维罗纳大会上，这封信连同卡雷尔先生的一封信印成了材料，并加了注释。

一八三二年九月

于日内瓦

苏黎世——康斯坦斯——雷卡米耶夫人

从卢塞恩到康斯坦斯，途中要经过苏黎世与温特图尔。除了回忆拉瓦泰尔和热斯内②，湖上那块空地上种的树，以及里马兹的林荫大道，和一只老乌鸦、一棵老榆树这些东西以外，在苏黎世没有其他东西让我感兴趣。我喜欢这些东西胜过苏黎世所有历史性的过去，甚至不喜欢苏黎世的那次战斗。拿破仑和他的部下们的节节胜利曾把俄罗斯人带到了巴黎。

②若安·拉瓦泰(Johann Latter)，相面术的创立者。萨洛蒙·热斯内(Salomon Gessner)是《田园诗》作者。他们都出生在苏黎世，前者一七四一年出生，后者一七三○年出生。

温特图尔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小镇，或者说是一条又长又干净的街道。康斯坦斯与众不同，它对每个人都敞开大门。八月二十七日，我去了那里，没看到一个海关人员，一个士兵，也没有人要看我的护照。

雷卡米耶夫人到这里两天了，她要去拜访荷兰皇后①。我等着夏多布里昂夫人到卢塞恩同我汇合。我在想，除了以后去意大利，先安顿在絮阿贝是不是可取。

①指奥唐斯皇(Hortense)后。她自称“德·圣勒公爵夫人”，隐居在康斯坦斯北面的阿雷南贝尔的城堡里。

在康斯坦斯破败不堪的小城里，我们的客栈里则显得热闹非凡，客栈里正在操办一桩婚事，在我到来的第二天，雷卡米耶夫人也想置身到这个快乐的庇护所来。我们在湖上乘船穿过一大片平静的水面，那便是莱茵河成为大江的地方，然后我们在公园的一片沙滩上了岸。

上岸之后，我们穿过了一排柳树林；在柳树林对面，我们发现了一条沙石小路；小路穿过灌木林，一排排的树林和草坪。一个亭子立在花园的中间，一座雅致的别墅建在树林旁边。我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些令我伤感的灯笼草②，这要归结于我对多个秋天的模糊回忆。我们盲目地散步，然后坐在湖岸边的长凳上休息。从亭子里传来了竖琴和号角悦耳的音乐，但它戛然而止，令人神往又使人惊异。我们开始听到这美妙的音乐时，它给人以仙女群舞的感觉。这美妙的音乐不再开始，我便向雷卡米耶夫人朗读了我写的对圣哥达的描写文章。她求我在她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写点什么。记事本上已写了一篇关于让·雅克·卢梭的死的细节。文章下面有作者埃卢瓦兹写的下面这句话：“我的妻子，请打开窗子，让我再见见太阳。”我用铅笔在这两行字下写上了下面这些话：

②指秋水仙。

我在卢塞恩湖上想要的，在康斯坦斯湖上找到了：那就是美人的魅力和才智。我不想像卢梭一样死去：如果我会在你身旁结束生命，我希望看太阳还要更久一些。让我的生命在您的脚下结束吧，就像您喜欢听听波浪的涛声一样。

一八三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湖水蓝莹莹的，衬托着它身后的绿叶；格里松的阿尔卑斯山山峰堆积在南部的地平线上；轻轻吹拂着柳树的微风与来回荡漾的波涛同声相应；我们看不见一个人，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圣勒公爵夫人

回到康斯坦斯的时候，我们见到了圣勒公爵夫人和她的儿子路易·拿破仑①：他们来到了雷卡米耶夫人的前面。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我完全没见过这位荷兰皇后；在昂吉安公爵死后我辞职时，在我想救我的侄儿阿芒时，我知道她是十分慷慨大度的；在复辟时期我在罗马当大使时，我同这位公爵夫人只有礼节上的联系；因为我不能直接去她的家里，我便让秘书和文化专员自由自在去取悦她，我还邀请红衣主教菲舍共进了一次外交式的午餐。自复辟王朝最近失败以后，我才有机会和奥唐斯皇后、路易王子通信。这些信是逝去的荣誉当中最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下面便是这些信：

①指拿破仑三世。

德·圣勒夫人在读完夏多布里昂先生最后一封信时写道：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有着超人的天赋，他不会不理解拿破仑皇帝的天赋是茫无垠际的。他那光辉而丰富的想象力，我们只有羡慕的分儿；而他对年轻时代的回忆，那是一宗吸引着他整个思想的显赫财富，他把整个一生和他的才华都奉献给了它，就像诗人付出了激励着他的情感一样，总想以他喜欢的形态点燃他的激情。别人的背信弃义没有让他泄气，因为不幸总在那里缠着他；然而他的灵魂、理智对法国的真挚感情却又不情愿地让他站在与祖国对立的一面。他只喜欢过去那种荣耀里的忠诚、让人明智的宗教、能使祖国强大的辉煌、能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信仰和言论自由的崇高的飞跃发展、能为所有有聪明才智的人开辟一条道路的杰出人物，这就是他那比其他任何东西更为广阔的心胸。因此，说他是保皇分子，不如说他是自由派人物、拿破仑分子，甚至是共和党人。这样，他不为那些在他心中近乎当做神灵似的人所理解时，新的法兰西、新的名流们会懂得如何去理解评论他的。如果说，他只歌唱不幸，那不是最值得别人关心的事吗?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十分不幸的事已变得那样的平凡，以致他那辉煌的想象力在没有目标、没有真实动机，缺少足够高雅的精神食粮的情况下为获取美的灵感而失去其光辉。

奥唐斯一八三一年十月十五日

于阿勒南贝尔

看了奥唐斯署名的文章之后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在这一篇文章的第一部分里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恭维，用这样优雅的笔调表达的这种好意是不能用“感谢”二宇所能表达得了的；文章的第二部分潜藏着女人与皇后的诱惑，这种诱惑带来的自尊心并不比德·夏多布里昂的自尊心更招眼。

诚然，在今天，在这么深重又这么众多的不幸之中，还是可以选择一个不贞的机会的；不过，到了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这把年纪，这种过眼云烟的倒霉事大可使曾满载荣誉的他不屑一顾的：在试图尽力对付新的逆境的同时，他的主要精力用在对付原有的不幸上面。

夏多布里昂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六日

于巴黎

子爵先生：

我刚读了您最近出的一本小册子。波旁王朝有您这样的天才支持是多么的荣幸!您拿起同样的武器为祖国的振兴而奋斗；您找到的言辞震撼着每一个法国人的心灵。所有属于国家的东西都能从您的灵魂那里找到回应；因此，当您读到二十年来使法国荣耀的伟人时，主题的高明激发了您的灵感，您的天才整个地拥抱着这个伟人，您的灵魂自然倾注在上面，用最伟大的思想关注着最伟大的荣耀。

子爵先生，我也一样，我对所有能使国家得到荣耀的事十分热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任凭内心的驱使去行事，我敢对您说，我说的这种同感表现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对自由的热爱。不过，请允许我对您说：您是旧王室唯一可怕的维护者；如果它也像您这样想的话，您会使它在全国复辟的。这样，为了让它体现自己的价值，不能只满足于它如何向您声明，最重要的证明它是您的国家。

然而，子爵先生，如果我们的看法不同，但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都希望法国幸福。

顺致敬礼!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一八三二年五月四日

于阿勒南贝尔

伯爵先生：

在回答您的赞美之辞时，总感到好不自在；您讲得那样头头是道，又那样彬彬有礼，那是言过其实的；其中不乏无与伦比的回忆，更让人尴尬难堪了。但至少，先生，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同感的：您年轻有为，我老骥伏枥，都是为了法兰西的荣誉而战斗；看到中庸政府被教皇的士兵围困在安科纳，您和我都羞愧难当。啊!先生，您的叔父在哪里?要是对别人我会说：“国王的保护人、欧洲的盟主在哪里?”在保卫正统派的事业时，我不抱一丝幻想；而且我在想，任何一个受到公众尊重的人，应该忠实于他的誓言，不改初衷，要像自由的朋友、宫廷的敌人英国贵族法尔克朗一样宁死不屈，最后他在纽比利被查理一世的军队所杀。伯爵先生，您活着是为了看到国家能自由、幸福，在您将穿过的那些废墟中，有些地方我也将呆在那里，因为我自己也属于这些废墟的一部分。

我曾一度很高兴可望在今年夏天把这份尊敬奉献给圣勒公爵夫人：可惯于打乱我计划的命运又一次欺骗了我。我本来会很高兴能亲自面谢您这封客气的信的，那时我们本可以谈谈法兰西的前途与它的伟大的荣誉这两件事的，可这计划被打乱了，不可能了。但是，伯爵先生，这两件事离您很近了。

夏多布里昂

一八三二年五月十九日子巴黎

波旁王朝从来不曾给我写过我刚才介绍过的类似的信吗?他们从来就不怀疑我会远远超过一个蹩脚的诗人或一个文人政治家吗?

当我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同牧羊的同伴一块在孔堡欧石南丛生的地方追逐，那时我是否能想到会有那么一天我会在地球上两种最为强大的力量，即两种被打败的力量之间进行斡旋、把一只手伸给圣路易家族，另一只手伸给拿破仑家族呢?这两个敌对的伟人在困难的时候曾经互相依靠、互相接近过；他们中一个是弱者，但是很忠诚，另一个则对正统王权极其蔑视。

雷卡米耶夫人将去沃尔贝尔帕尔坎①先生住过的城堡里安顿下来，那里与德·圣勒公爵夫人休假地阿南贝尔相邻；我在康斯坦斯呆了两天。我看到了能看到的一切：前厅是一个公共顶楼，人们把它叫做主教会议厅；一个所谓的于斯雕像；一个据说是热罗姆·德·普拉格和让·于斯被烧死的广场，以及历史上和社会上所有那些惯有的可耻行为

①帕尔坎(Parquin)退休的骑兵队长，娶了陪伴奥唐斯皇后的一名贵妇为妻。

发源湖口的莱茵河被誉为国王之河，然而它没有能保卫住康斯坦斯，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康斯坦斯曾被阿蒂拉洗劫一空，被匈牙利和瑞典包围，被法国人攻占过两次。

康斯坦斯是德国的圣日耳曼城：过去社会上那些年老的人都住在这里。当我去敲一扇门打听夏多布里昂夫人的住址时，我见到的是几个修女，她们都是成年的女子，还有一个古老民族的王子，领半饷的选民②。这同这个城市被废弃的钟楼和荒芜的修道院倒很协调。孔德的军队在康斯坦斯的城墙下曾英勇地作战，似乎他的救护车还停在这座城市里。我遇到了一个流亡国外的老兵，他过去曾把认识我当成一种荣耀。他的生命垂危，不幸得很，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支持不住了，倒下去死了。

②指非在职军人领取的半饷。

阿勒南贝尔——回到日内瓦

八月二十九日，我去阿勒南贝尔吃午饭。

阿勒南贝尔坐落在一个岬角上一群陡峭、绵延不断的峰峦当中。荷兰皇后说到做到，一挥手便建立了这个城堡。如果她愿意，还可以建一个亭子。这里视野开阔，但很凄凉，视界只能俯视到康斯坦斯湖下面的部分，那实际上只是莱茵河上被淹没的牧场的延伸部分。在湖的另一面，我们可以看到昏暗的树林，那也只是卢瓦尔森林的边缘部分。几只白色的小鸟在阴暗的天空里飞来飞去，一阵冷风把它们刮走了。奥唐斯皇后在坐上御座时，被人极度地恶意中伤，她后来来到这里隐居在一块岩石上；下面是湖中的小岛，据说有人在那里发现了查理·勒格罗的墓地，而现在死在那里的是一些十足的傻瓜；他们要求在那里看卡那里①的太阳，但竹篮打水——一场空。圣勒公爵夫人住在罗马要合适一些：并不是说与她出生时和早期生活时相比她的地位下降了，正好相反，她的地位提高了；她的地位的下降只与一次意外的遭遇有关；但也不像多芬娜夫人那样，从时代的最高峰跌落下来。

①西班牙地名。

圣勒公爵夫人的同伴和女伴是这么一些人；她的儿子、萨尔瓦日夫人、还有一位夫人。在国外的雷卡米耶夫人、维埃雅尔先生和我。圣勒公爵夫人从皇后和博阿乃贵妇人的困难处境里摆脱出来，是件大好事。

晚餐后，圣勒夫人和科特罗先生走到钢琴旁坐下。科特罗先生是个年轻的高个画家，他留着胡须，戴顶草帽，穿一件领口下翻的衬衣，全身的衣着都很古怪。他打猎、跳舞、唱歌、大笑，风趣诙谐。

路易王子住在另一座小楼里，我在那里看到有刀剑武器和军用地图，新建立的工业偶尔也让人想到这位未任命的未来征服者的血。路易王子是位勤奋、有教养、充满荣誉感的勇敢的年轻人。

圣勒公爵夫人给我读了她的回忆录中的几个片断，她给我看了一个装满拿破仑的战利品的小房间。我在想为什么这个装衣帽的小房间会让我感到寒冷，为什么这顶小帽、这根腰带、这套战服会让我无动于衷。当讲到拿破仑的圣埃莱娜之死时，我惶恐不安了!因为拿破仑和我们是同一代人，我们都看到过他，也了解他，他活在我们的记忆里。但是，英雄离荣誉还是很近的。一千年之后，那是另一回事了：只有历史会在亚历山大的汗水里洒一点琥珀香；等着吧：对一个征服者，只应动用手中的剑。

我和雷卡米耶夫人回到沃尔夫贝尔后，我当晚便走了。天阴沉沉的，又下着雨，风吹动着树枝，灰林号鸟在哀号：白耳曼真实的一幕。

夏多布里昂夫人不久来到了卢塞恩，城市里潮湿的气候使她害怕，而卢加诺的消费太高，我们决定回到日内瓦去。我们从桑帕兹上路：大湖保留着对瑞士解放斗争①的回忆，那时阿尔卑斯山这边的民族丧失了自由。过了桑帕兹，我们从圣于班修道院经过，它像所有基督教的建筑物一样倒塌了。它是建在一个令人伤感的地方，在通向森林的一棵欧石南附近，我要是只有一个人，我会很自由，我会向修士们打听，在他们的墙后是不是有一个地洞，我好在那寂静的地方写完我的《回忆录》，然后，在那不勒斯或者在帕勒莫那懒洋洋的阳光下结束我无所事事的日子：但是那些美丽的地方和春天已变成了侮辱、灾难和遗憾的场所。

①指十四世纪的时候。

到达伯尔尼时，我们得知这个城市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动乱事件；但我什么也没看到，街上冷冷清清，万籁俱寂，可怕的动乱无声无息的停止了，只有一缕宁静的水汽从某个咖啡馆的地下管子里冒了出来。

雷卡米耶夫人很快同我们一起来到了日内瓦。

一八三二年九月底

日内瓦

柯贝城堡——德·斯塔尔夫人之墓——漫步

我开始重新认真地投人工作：上午写作，黄昏散步。昨天我去了柯贝。①别墅关着，有人给我开了门；我在冷清的房间里信步走着。同去拜谒的女伴辨认出了所有那些场所，她觉得在那里又见到了她的朋友，或坐在钢琴前，或进进出出，或在长廊旁边的凉台上聊天；雷卡米耶夫人又见到了她住过的房间；流逝的岁月，重新浮现在她的眼前：这好像是再现了我在《勤内》中描绘过的场景：“我走遍了那些隔音很好的房间，只听得见我的脚步声……所有大厅的帘子都已取下，蜘蛛的弃置的床上结了网……年幼时兄弟姊妹聚集在年迈的双亲的羽翼下度过的那些时光是多么的温馨，却又是如此匆匆!人的家庭生活只不过是短暂一瞬间，上帝喘口气便可将它吹得烟消云散。儿子才刚刚了解父亲，父亲才刚刚了解儿子，兄弟才刚刚了解姐妹，姐妹才刚刚了解兄弟。橡树看到橡子在它的身旁发芽，而人类和他的子孙们却做不到!”

①柯贝的这座别墅当时属于德·斯塔尔夫人的儿熄，奥古斯特的遗孀所有。

我也想起在《回忆录》中所述，动身去美洲前最后一次参观贡堡的情景。两个不同的世界，却通过一种隐秘的感应相连，令我们，雷卡米耶夫人和我，魂牵梦萦。唉!这些孤寂的世界，我们每个人自身都感受着；因为那些彼此相近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们，怎么可能没有分手的回忆呢?我们走出别墅，进入花园；初秋已经开始染红、催落几片树叶；秋风习习，送来一阵阵推动水磨的潺潺溪流声。循着几条过去常跟斯塔尔夫人一起徜徉的小径，雷卡米耶夫人想去拜谒她的骨灰。距花园不远，有一片灌木丛，夹杂着几棵大树，围墙已经潮湿破损了。这处灌木丛很象平原上猎人们称为“躲藏处”的那种树丛：死亡正是把它的猎物赶往这里并把这些牺牲品围困起来。

在树林中，已经预先为内克先生、内克夫人和斯塔尔夫人修了一座坟墓：当斯塔尔夫人前来赴约后，人们便封死了地穴的门。奥古斯特·德·斯塔尔①的孩子葬在外面，奥古斯特本人死在孩子前面，被安置在他双亲脚下的一块石碑下②。石碑上镌刻着引自《圣经》的话：您为什么要在这些死者中寻找活在天堂里的人呢?我没有走进树林，只有雷卡米耶夫人一个人获准进去。我坐在围墙前的一条长椅上，背向着法国，眼睛时而凝望着勃朗峰的山巅，时而凝视着日内瓦湖：汝拉山脉那阴暗的轮廓线后，金色的云覆盖了天际；简直可以说是一圈光环升起在一口长长的棺材上。我看到了湖对面科伦勋爵的房子，房顶抹上了一道落日的余辉：卢梭已不在，不能欣赏这景色了，而伏尔泰呢，也已销声匿迹，不过他对此从来也不放在心上。正是在斯塔尔夫人的墓前，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未曾出现在同一湖岸，却浮现在我的i己忆中，他们好像前来寻找这个与他们并驾齐驱的人的影子，和她一起飞上天空，在黑夜中与她同行。这时雷卡米耶夫人从阴森的山林中走出来，脸色苍白，泪流满面，就像一个幽灵。如果我曾经同时感受到荣耀和生命的虚荣和真实的话，那就是在这寂静、幽暗、不为人知的树林的人口处，这里面长眠着那个光彩夺目声名显赫的女人，它让人看到什么才是真正被人所爱。

①斯塔尔夫人的长子。

②奥古斯特·德·斯塔尔(Auguste de Stall)死于一八二七年；他儿子死于一八二九年，时隔二年。

凭吊完柯贝的亡者的翌日黄昏时分，因厌倦了湖畔，我便依旧和雷卡米耶夫人一起去寻找一个稍为僻静的散步场所。在罗讷河的下游，我们发现了一个狭窄的山谷，被草地分隔开的悬崖峭壁间，河水在几架水磨下奔腾而过。一块草地延伸至一小山脚下，山岗上，树丛间，耸立着一幢房子。

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在这块将喧嚣的河流与沉寂的山坡分隔开的狭窄的草地上上下走了几个来回：多少人对往昔感到烦恼，可又使得多少人步其后尘。我们谈起这些总是令人痛苦和惋惜的时光，其间激情使得青春充满幸福和磨难。现在我是在午夜写这页日记，我周围已是万籁俱寂，透过窗户，我看到阿尔卑斯山上空有几颗星星在闪烁。

雷卡米耶夫人即将离开我们，要到春天才返回，而我将用整个冬天来回忆那些逝去的光阴，并且将以它们一一出示在我理智的法庭上。我不知道我是否非常的公正，是否法官对犯人不会有太多的宽容。明年夏天我将在让——雅克的祖国度过。但愿上帝不会让我成为空想家!然后当秋天重归时，我们将去意大利：Italiam这是我永唱的老调。

日内瓦 一八三二年十月

致路易·拿破仑王子的信

路易·拿破仑王子送给我一本他的题为《政治梦想》的小册子，我给他写了这封信：

王子，

我认真地读了您给我的那本小册子。如您所希望的那样，按照您的愿望，我写了一些看法并交给您来评判。您知道，王子，我们年轻的国王还在苏格兰，只要他还活着，对于我来说就不可能有他以外的别的法兰西国王。但是如果上帝以他不可捉摸的意志抛弃了圣·路易家族，如果我们祖国不能重返可能的共和状态，那么将没有人比您更适合法兰西的荣耀了。

此致

夏多布里昂

一八三三年一月，于巴黎地狱街

致司法大臣、议长、贝里公爵夫人的信——我写《关于囚禁公主的回忆录》——给报社总编辑们的通报

我切盼着这个不远的将来，我相信它已到来。黄昏时分，我通常在萨莱夫一则，阿尔费的拐角处散步。一天晚上，我看见佩里耶先生走了进来；他从洛桑回来并告知我贝里公爵夫人被逮捕了；他不知道个中细节。我再次取消了我的休假计划。当亨利五世的母亲已经相信能够成功时，她便辞退了我。她的最后一封信充满了不幸并唤我为她辩护。在给大臣们写完信后，我立刻从日内瓦动身，到达地狱街，我便给报社总编们写了如下的通报：

先生

本月十七日到达巴黎，十八日我给司法大臣写了一封信，询问我为贝里公爵夫人一事于十二日从日内瓦寄给他的信是否收到，并且他是否将其转给了夫人。

同时我请求给予必要的许可以便我去布莱探望公爵夫人。

掌玺大臣先生十九日作了答复，他已将我的信件转交给议长①并告之我必须向他询问此事。因此二十日我给陆军大臣写信。今天二十二日我收到了他二十一日的回信：他不得不遗憾地告诉我，政府认为没有必要接受我的要求。这个决定结束了我对政府部门的奔走活动。

①素勒(Soult)元帅，他同时也是陆军部长。

先生，我从来不抱奢望，认为自己能够独自为不幸的、法国的案件作辩护。我的目的是，如果人们允许我与庄严的囚徒见上一面，我会向她建议，在目前情况下成立一个由一些比我更加明智之士组成的委员会。除了那些已经自荐的高贵和可敬的人士之外，我冒昧地顺便推荐德·帕斯多雷侯爵②先生和夫人，莱内先生，维莱尔先生，等等。

②帕斯德雷侯爵(Pastoret)(一七五六—一八四○)，复辟王朝时的司法大臣。

现在，先生，擞开官方不说，我谈谈我个人的权利。我的(关于贝里公爵先生生与死的回忆录)，包藏在今日被囚禁的那位遗孀的记忆中，停留在那一颗罗威尔使得酷似于亨利四世的心里。我丝毫没有忘记这个显赫的荣誉，此刻它要求我加以说明并让我感到责任重大。

此致

夏多布里昂

当我给报社写这份通报时，我已设法让人将这封信转给了贝里公爵夫人：

夫人，

我荣幸地于本月十二日从日内瓦给您寄了第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我恳请您选择我，让我荣幸地作为您的辩护人之一，此信已见诸于报墙。

对于那些未被授权，有一些有用的真相要披露的人，殿下这个案件可能会作个别处理。但是如果夫人希望人们以自己的名义处理这件事，那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由政界和法律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来负责这件大案子。在这种情况下，请夫人让以下这些人来协助我。(这些人您可以作出选择)帕斯多雷伯爵①先生，依德·德·纳维尔②先生，维莱尔先生，莱内先生，罗瓦尔一高拉尔先生，帕尔德苏③先生，芒达鲁—维达米④先生，沃弗雷朗先生。

①疏忽处，应为侯爵(见上一条注释)

②在这本回忆录中我们已常见到夏多布里昂的这位忠诚的朋友依德·德·纳维尔(Hyde de Neuville)(一七七六一一八五七)

③帕尔德苏(Pardessus一七七二—一八五三)，法学教授。

④芒达鲁一维达米(Mandaroux-Vertamy)，最高法院律师，他在夏多布里昂与业主阶层的纠纷中担任法律顾问——沃沸雷朗先生不怎么有名。——一份折衷的名单：我们知道夏多布里昂不喜欢维莱尔，并且罗瓦尔一高拉尔先生远不是一个纯正统主义者。

我曾经想过，夫人，我们也许能够叫几个非常有才干且与我们观点相反的人到委员会来；但这也许是把他们置于一个错误的位置，强迫他们作出荣誉和原则的牺牲，他们的崇高的精神和正直的良心是不能妥协的。

夏多布里昂

一八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巴黎

如同一名守纪律的老兵，我跑过来在队列中站齐，在上尉们的号令下行进：权力的意志迫使我决斗，我接受。我丝毫也没想到，会从丈夫的坟冢来到遗孀的囚笼旁参加战斗。

假设我必须孤独地留下，假使我错误地理解了什么适合于法国，我仍然丝毫不会离开荣誉的道路。否则一个人为了他的良心而作出牺牲对人们便毫无意义。好在有人为了他们坚信的原则愿意坚定不移地付出牺牲，他们坚持着我们本性中崇高的东西：这些受骗者是粗暴现实必须的反驳者，是被压迫者宣布反对颂扬暴力的受难者。我们赞扬波兰人，他们的忠诚不就是一种牺牲吗?这种忠诚什么也没有拯救，什么也不能拯救：甚至是在我的对手们的想法中，忠诚对于人类是徒劳无益的吗?

人们说我爱家甚于爱国：不，我忠实于我的誓言而不愿背誓，我热爱精神世界更甚于物质社会；这便是一切：对于家庭的事，我主要花精力在确信其主要是有益于法国上；我混淆家庭的昌盛和祖国的繁荣；当我为其中一个的不幸感到惋惜的时候，我也为另一个的灾难战败感到悲叹。我像胜利者给自己规定权益一样，给自己定下责任。我努力地带着自尊隐退；孤独寂寞中，必须注意人们对同伴作出的选择。

于巴黎地狱街

《关于贝里公爵夫人被囚禁的回忆》①(节选)

①这篇回忆的最后一页日期为一八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而里封页注明为一八三三年。

在法国，这个虚荣的国家，一旦出现引起哄的机会，许多人便会抓住不放：一些人出于好心行事，另一些人则是因为他们意识中有这种特长。我有很多的竞争者，他们像我一样恳请能够荣幸地为贝里公爵夫人辩护。但至少我自荐的妄自尊大能通过以往的一些事例得到说明：如果我没有抛出布莱勒之剑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在其中加入了我的名字，尽管这也许是微不足道，但已给君主制赢得了一些胜利。我郑重地打开我的《关于贝里公爵夫人被囚禁的回忆》，我深深地被打动，我经常重写它，也许我还将重写它。

“人们不断地惊讶于一些事件，”我说过，“人们总是设想最后一个到达，革命总是重新发生。那些四十年以来为了按期到达而在行进的人们呻吟着：他们以为能在他们的坟墓边坐几个小时；妄想!时光鞭挞着这些气喘吁吁的旅行者并且逼迫他们前行。自从他们上路以来，多少个君主政体在他们脚下垮台!刚刚避开这一连串的崩溃，他们又被迫重新穿越瓦砾和灰尘。哪个世纪才将看到这场运动的尽头?”

“注定要经历一些不堪回首的日子的那几代人，天意希望他们年幼，以使损害变得微小。因此我们看到一切都失败了，一切都中止了，没有人依然如故，没有人能把握自己全部的命运，每一个事件都不产生它所包含和应产生的东西。年迈的人渐渐地死去；他们将有继承人吗?帕尔米勒遗迹只剩下一片砂砾。”

从这个总的意见到特殊的事例，我在辩论中阐明我们可以用任何措施来帮助贝里公爵夫人应诉，将她视作警方、战争和国家的犯人，或是向议会提出一个叛国罪法案，使她适用于法律范畴，并对她采用布里克维尔特别法，或是采用法典的普通法，就可将她看做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大臣们支持第一种意见，七月王朝人士赞成第二种意见，保皇党人则同意第三种意见。

我看了各种假设：我表明如果贝里公爵夫人南下来到法国的话，仅仅是因为她听到了要求另外一个现在，呼唤另外一个未来的意见，并在此深深地被吸引。

背叛了民众的初衷，七月革命摒弃了光荣而迎合了耻辱。对于那些心灵无愧于容纳自由的人来说，自由已变成那些嘲笑叫喊者讥讽的对象，这个卖艺者们用脚相互踢来踢去的自由，这个被特别法玷污而被压制的自由，将沮丧地把一八三O年的革命变成了一声无耻的欺骗。

就此，为了解放我们每一个人，贝里公爵夫人来到了。命运背叛了她，一个犹太人①将她出卖，一个大臣则买下了她。如果人们不愿由警方来起诉她，那么只有将她递交到刑事法庭。我也是如此假定的，我已经安排好了公爵夫人的辩护人；然后，让辩护人发言之后，我对原告说：

①德斯用十万法朗作交换，向警方报告了公爵夫人在南特的藏匿住所。参见雨果的黄昏颂歌，《致出卖一个女人的男人》。

“律师，请起立：

请您博学地证明西西里的卡罗利娜一费迪南德，贝里的遗孀，奥地利已故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卡佩的遗孀)的侄女，反对被视作亨利孤儿的叔叔及监护人的罪名成立；根据“被告”诽谤性的言论，所谓的叔叔和监护人也许是被监护人王权的掌握者，被监护人无礼地坚持认为自从以前的查理十世，前任王太子让位以来，一直到法国人选举国王之日为止，他曾经是国王。

作为您辩护的依据，法官们应首先让路易一菲利普作为原告的证人或被告的证人出庭，好在作为亲戚他没有拒绝出庭。然后法官们要让大叛徒的后代与被告对质；要撤旦附身的伊斯卡里奥特——像犹大出卖了耶稣——说说他从这笔交易中得到了多少钱财，等等。

然后，根据专家关于现场的鉴定，将证明被告在一个四个人几乎不能呼吸的狭窄的空间里，被用火刑拷问达六小时，却把被审讯者轻蔑地说人们在对她打一场圣罗朗①的战争。然而，卡罗利娜一费迪南德，被她的同谋者挤靠在灼热的板上，火焰两次燃着了她的衣服，而宪兵在外面每一次敲打三角形的壁炉，振动便刺激着这个只犯有轻罪的人的心，使得她大口吐血。

①影射圣·罗朗的烙板。

然后，面对着耶稣的画像，人们将烧坏的裙子作为罪证放在桌上：因为在这些犹太的交易中，必须总是碰巧有一条扔掉的裙子。”

当他们相信已经让她名誉扫地时，一纸授权文书便让贝里公爵夫人获得了自由。我所作的辩护让菲利普感到了公众评论的可憎，促使其决定采取他认为已经让她经受了折磨后的赦免：这些异教徒，在严酷的统治下，将一个新近释放的年轻女基督徒扔进了兽群中。今天我这本只剩下几句话的小册子，有了重要的历史结果。

在我文章最后斥责的同时，我仍深深抱着一种同情，这就是，我承认我流了很多泪。

“卓越的布来的被囚禁者，夫人!您英勇地出现在一块懂得英雄主义的土地上，引导着法国对您重复着政治自由赋予我权力所说的那句话：夫人，您的儿子是我的国王!如果上天还给我一点时间，在荣幸地目睹您的不幸之后，我将看到您的胜利吗?我将收到我信义的这笔租金吗?当您幸福归来时，我将快乐地在隐退中结束流亡的日子。哎呀!我非常遗憾对您现在的命运我却无能为力!我的话语围绕着您监狱的墙壁无用的飘逝：风声、涛声和人声，在僻静的堡垒的脚下，甚至不能把这些最后的忠诚的话语送达给您。”

一八三三年三月

于巴黎

我的果子

有些报纸重复了这句话：“夫人，您的儿子是我的国王”，因违反了出版法而被传唤出庭；我感觉到被人们的追踪包围着。这次我未能否认法官们的权限，我应该出面尽力解救那些因我受到攻击的人们，对我的作品负责这关系到我的荣誉。

另外，我被传唤出庭的前一天，《告诫者》已发表了贝里公爵夫人的声明；如果我缺席的话，人们会认为保皇党人退却了，会认为保皇党人对公爵夫人的命运弃之不理，并且为曾经颂扬过的夫人的英雄主义而感到羞惭。

不乏胆怯的劝告者对我说：“您惹麻烦了，您会被您那句话：‘夫人，您的儿子是我的国王’弄得焦头烂额。”——“我将更大声地呼喊这句话，”我回答。我到过曾经设置过革命法庭的大庭；在这里，玛丽一安托瓦内特曾经出过庭，我兄弟也曾经在这儿被判处。七月革命让人们取下了十字架，而用以告慰纯洁无辜的十字架的出现，让审判者心惊胆战。

我的到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它一下子抵消了《告诫者》声明的作用，并且维护了亨利五世母亲勇敢的冒险举动：当他们看到保皇党人敢于面对大事并且不会认输时，人们已经产生了怀疑。

我丝毫没有想请律师，但是在我被监禁期间伴随着我的勒德律先生愿意为我辩护。他的辩护词混乱不清，并给我造成了很多麻烦。为《日报》作辩护的佩里耶先生，间接地为我申辩。在辩论的最后，我请来了全体贵族陪审团，这个陪审团对宣告我们所有人无罪起了不少作用。

在回荡过富基埃一坦威尔和丹东声音的恐怖的房间里，我的这个案件没有任何非凡之处；有趣的只是佩西尔先生①的辩辞：为了证明我有罪，他引用了我书中的一句话：“在脚下踩扁的东西难以踩碎。”他叫嚷道：“先生们，请注意在这段话中所包含的所有蔑视，‘在脚下踩扁的东西难以踩碎’，而且他还作了一个用脚踩碎东西的动作。他又开始得意洋洋，听众又发出了笑声。这个勇敢的人既没有发现听众对这句不合适宜的话满意，也没有意识到他在黑色长袍里跺脚就像是在跳舞一样的滑稽可笑，同时他的脸苍白得富有激情，眼睛惊恐得富有表现力。

①让—夏尔佩西尔(Jean-Charles Persil)曾被路易一菲利浦任命为巴黎皇家法院的总检察官。

当陪审团返回并宣告我无罪时，响起了一片掌声，我被一些为了进来而穿了律师长袍的年轻人簇拥着：卡雷尔先生也在场。

我出来时人越来越多；在皇宫的院子里，跟随我的人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最后，人群跟随着我的马车并高喊：夏多布里昂万岁!我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家。

要是在以前，这个宣告无罪是很有意义的；对贝里公爵夫人说：“夫人，您的儿子是我的国王”被宣告无罪，意味着对七月革命的谴责；但是今天这个判处已毫无意义，因为对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了主张，也没有期限。在24时内，一切都已改变；明天我也许将为今天已宣告无罪的事情再度受到判处。

我将我的证书送到陪审团成员家里，特别是谢韦先生，他是全体贵族陪审团成员之一。

对于这个正直的公民来说，会很自然地凭良心作出一个有利于我的判决。我也很乐意出钱在谢韦法官①家举办了一次丰盛的晚餐，并藉此庆祝我被宣告无罪的快乐：谢韦先生和许多记者和新闻检察官一起对合法性、篡权以及《基督教真谛》一书的作者发表了极其公正的看法。

①谢韦(Chervet)是陪审团的一员，他投票赞成宣告无罪。他作为王宫豪华的修复者和时鲜水果蔬菜商，非常出名。

一八三三年四月

于巴黎

名望

关于贝里公爵夫人被囚禁的《回忆录》一文使我在保皇党中深孚众望。各地都派来了代表团和寄来了信件。我收到了一些寄自法国北方和南方的附有数千人签名的支持信。这些签名者都引证我小册子中的话，要求还贝里公爵夫人以自由。一千五百名巴黎的年轻人来向我道贺，使得警方忐忑不安。我收到了一只镀金的银酒杯，上面写有：致夏多布里昂，忠诚的维尔纳夫人②。南方一个城市给我寄来了非常好的酒以盛满这只酒杯，但我不喝酒。最后，正统的法国将这句话作为格言：夫人，您的儿子是我的国王!好些报纸将它用作题词；有人把这句话刻在项链和戒指上。我第一个面对篡权者说出了没人敢说的话，这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我认为亨利五世回来掌权的可能性比可怜的中庸政府或最偏激的共和政体掌权的可能性要小。

②洛特河畔维尔纳夫的居民。

另外，保皇党人给“篡权”一词下的狭窄定义我还没弄懂。关于这个词的多种解释，就像合法性这个词一样。篡权的真正含义是监护人剥夺被监护的未成年孤儿的权利，并将其放逐，这是最恶劣的行为。所有冠冕堂皇的言辞，如“必须拯救祖国”，不过是邪恶的政治野心的借口。难道要把你们篡权的这种卑劣行为看做一种美德不成?!也许你们会意外地把自己的儿子祭献给罗马的强盛的布律蒂斯的!

我可以把我一生中文学上的声誉和名望作一番比较：前者，在一段时间里让我心情愉快，但对于这种声誉的热爱消逝得很快。至于名望，我待之漠然，因为在革命中，我太多地看到了被这些民众簇拥的人，民众将他们捧上天之后，又将他们打入地狱。民主的天性，高尚的品性，使得我十分乐意将我的财富和生命奉献给人民，只要我和大众有一点点关系。尽管这样，我还是对七月革命中那场在贵族院中将我举起欢呼胜利的年轻人的运动特别感动：他们在那里不是将我当作他们的首领举起，而是因为我跟他们想的一样；他们只是将正义还给了一个敌人；他们认识到我是一个热爱自由和重视荣誉的人；这种宽宏大量让我感动。但是在自己党派中我刚获得的另一种名望却未能使我激动；在我和保皇党人之间，有一种隔阂：我们希望同一个国王；除此之外，我们的愿望大多数是背道而驰的。

一八三三年五月九日

于巴黎地狱街

玛丽——泰雷兹的诊所——贝里公爵夫人寄自布莱城堡的信

一直到今天我都在忙于一系列的事情：最终我还能重新开始工作吗?这些工作包括这些未完成的《回忆录》的各个部分。我难以一下子恢复原状，因为这些事情缠绕着我；我还无法合适地收集那长眠于沉寂中的过去，它在生活中曾经是那样的动荡不安。我拿起笔来写，写谁和写什么?我不知道。

我浏览了一些日记，在其中我体会到了六个月以来我的所作所为及遭遇到的事，我看到大部分的日记标记的地址都是地狱街。①

①现为当费尔—罗什罗大街29号。

我所住的栅栏边的庭院升值到了六万多法朗；但是在地价上涨的时期，我买它花了过高的价钱，因而一直未能付款：为了拯救在夏多布里昂夫人关心下建起的与庭院相邻的玛丽一泰雷兹诊所，一个承包公司建议在上述的庭院里建造一个咖啡馆和一些高低起伏的滑车道，随着一天天的衰败，便再也无人过问它了。

对所作的牺牲我不高兴吗?也许；人们总是乐于救助不幸的人；我很乐意与贫困的人分享我很少的所有；我不知道这种善举是否能够上升为一种美德。我像一个被判决的人，在挥霍着我一个小时之后便再也享受不到的东西。在伦敦②，将被绞死的人出卖自己的皮换酒喝，我不出卖我的皮，我将它留给掘墓人。

②这是原版的文字，作了不当的改动。夏多布里昂曾大胆地写为：《在伦敦被绞死的人卖皮换酒喝》。

房子一买下，最好便是住进去；我将它照原样布置。从大厅的窗户首先可以看到英国人称之为娱乐场地的由草皮和小灌木丛组成的前台。在这个场地的外面，越过一个上部是白色菱形栅栏的矮墙，是一块种植着各种作物的农田并可用来喂养诊所的牲畜群。在这块田园的外面是一块由绿色栅栏的矮栏墙隔开的场地，栅栏上交织着孟加拉的铁线莲和蔷薇；这个独立王国包括一块簇树林，一个内院和一条两旁是杨树的小道。这个角落特别的僻静，它没有如奥拉斯角落一般向我欢笑，angulus ridet①。完全相反，我在这里哭过几次。有句成语说：青春如流水，长留不住。暮年也会聊发轻狂：

①这个角落对我笑。

眼泪和怜悯，

出自一种富有魅力的爱。

(拉封丹②)

②见他的寓言《埃费兹的收生婆》

我的树有干余种，我种植了二十三株萨洛蒙雪松和两株德落伊教祭司橡树：它们用手指做角的样子来嘲笑他们不久于人世的主人，brevem dominum③一条可玩木球游戏的路，两条栗树成荫的小径，连接着上下花园：沿着中间的场地有一个较陡的坡。

③奥拉斯，颂歌，第二卷XIV，24

这些树，我并没有像在狼谷一样作为我周游过的地方的纪念物加以选择：只是因为我喜爱这些保存着希望的回忆。但是如果人们没有孩子、没有青春、也没有祖国，而树的叶子、花朵和果实也不再是用来计算多梦时节的隐秘的数字，人们还能对这些树倾注何种爱恋?人们枉然对我说：“您变年轻了”，他们难道能让我将成的智牙当作乳牙吗?还是这副智牙，我有了它只是为了在八月七月的王权下嚼食一块苦涩的面包。此外，如果我的树用作我快乐的日历或是我岁月的丧葬文选，它们无须询问什么；它们每天都在生长，从我开始衰弱的那天开始：它们与弃婴所围墙①中的树以及包围着我的地狱林荫大道的树交织在一起。我没有看到一幢房子；在离巴黎两百古里②的地方，我更必感到与世隔绝。我听到正在给被遗弃的孤儿喂奶的母山羊的咩咩叫声。啊!如果我曾经也像它们一样，在圣一樊尚一德一保尔的怀抱里，生出来虚弱、卑微、默默无闻，那么今天我将是某一个无名的工人，没有任何东西要和人们澄清，我不知道为什么和怎样来到人间，也不知道怎样和为什么我要离开这个世界。

①如今为圣—樊尚—德—保尔医院，费尔—罗什罗大街74号。

②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拆除一道围墙，使我与玛丽一泰雷兹诊所有了来往；我感觉像在一个修道院，又像是在一个农场，一个果园和公园里。早晨，我在祈祷的钟声中醒来；在床上我听到唱诗班教士们的歌唱声；从窗户我看到耶稣受难像升起在一株胡桃树加接骨木之间：一些奶牛，母鸡，鸽子和蜜蜂，一些身着黑色薄纱长袍、载着白色凸纹条格折扇形头巾的修女，一些康复中的女人和一些年老的教士徜徉的花园的丁香、杜鹃和蓬巴杜夫人花丛中，漫步在菜园中的蔷薇、醋栗、覆盆子和蔬菜之间。几个八十来岁的教士曾和我一起被流放：在肯星顿的草坪上，我的不幸与他们的交汇在一起，我让他们在我养老院的草皮上走过最后的步履，在此他们就像庙宇圣殿薄纱的皱折，在艰难地熬度着他们虔诚的晚年。

我有一只带黑色横纹的棕灰色的大猫做伴，它诞生在梵蒂冈拉斐尔的画室里：莱昂七世将它喂养，一次主教接见大使时，我见到过，便渴望得到它。圣·皮埃尔的继承人死了，我便继承了这只没有主人的猫，正如我的叙述我的罗马大使馆时所说的那样。人们称这只猫为米塞多，起绰号为罗马教皇之猫。在虔诚的灵魂中，它以这种资格享受了一种特别的崇敬。我竭力让它忘记流亡，忘记西斯蒂纳小教堂，以及它从中走过的高高的米歇尔天使的圆屋顶上的阳光。

我的房子，诊所的各种建筑和小教堂，以及哥特式的法衣圣器室仿如一个营地或一个小村庄。在举行仪式的日子里，隐藏在我家中的宗教，在我的医院中的旧君主制便会表现出来。由所有我们这些羸弱者组成的游行队伍，前面走着邻近的一些年轻姑娘，举着圣礼，十字架和旗帜，歌唱着从树下走过。夏多布里昂夫人手握念珠跟着他们，为这些她关怀的信徒而感到骄傲。乌鸦呜叫，莺在呢喃，夜莺竞唱着赞歌。我回想起我描写过的罗加西翁的田野浮华：我已从基督教的理论，过渡到实践。

我的住所朝向西方。晚上，从后面被照亮的树梢在金色的地平线上勾画出齿状的黑色轮廓。此时我骤然变得年轻了；它使我缅怀起那些被时光化为虚幻的流逝的往日。当星辰出现在蓝色的苍穹，我便回忆起我曾在美洲丛林或海洋深处所欣赏到的壮丽的天空。夜晚比白天更有利于游子作模糊的回忆；它掩盖了可能会勾起游子回忆的住处的景色，仅仅只是让他在同一半球的不同纬度，从相似的一面看到这些星辰。于是游子认出了他从那个国家、在那个年代看到过的这些星辰；在地球的各个地方，他有过的思想，他体验过的感情便会重新浮现并依附天空的同一地方。

在诊所，我们只是在两次公共布施时和每星期日的少部分时间才与人们来往：那些日子，我们的养老院变成了一个地区教堂。修道院长认为一些漂亮的夫人来做弥散是希望见到我；她精打细算，利用她们的好奇心：答应她们向我引见，把她们吸引到试验室，一旦她们被关进了笼子，不管情愿与否，便要她们拿钱买糖制品。她利用我来兜售那些为了病人利益①生产的巧克力，就像玛尔蒂尼尔②吸收我销售他在爱情成功时喝过的醋栗水。这个神圣的女人也在夏多布里昂夫人的墨水瓶里窃取了一些羽毛茎；她在这些纯粹的保皇党人中出让它们，断言这些珍贵的羽毛茎写出了出色的《关于贝里公爵夫人被囚禁的回忆》。

①见维克多·雨果叙述，2卷12页，故事发生在一八二○年末或一八二一年初。

②见第1卷，161页。

西班牙和意大利画派的一些好画，一幅盖兰少女，圣泰雪兹画家科里纳③的最后的代表作，使我们沉醉于艺术。至于历史，在养老院里我们马上就会有法佛哈侯爵的妹妹和罗朗夫人的女儿：君主制和共和制让我负责为它们的忘恩负义作出补偿和收养它们的伤残者。

③热拉尔男爵。他的画《米泽纳海角的科里约》置于雷卡米耶夫人的大厅中。

在玛丽·泰雷兹被收容的人，那些康复后被迫从这儿出去的可怜的女人，她们住在诊所的附近，自以为又患了病而要重返诊所。在这里没有任何医院的感觉：犹太人、新教徒、天主教徒、外国人、法国人在这里得到的是胜似亲人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悲伤中的每一个人都以为是见到了自己的母亲。我见过一个西班牙女人，如同《塞维利亚的珍珠》画中的多罗泰一般美丽，十六岁上死于肺病，在集体宿舍里，她庆幸自己的幸福，微笑地睁着两只黯淡的黑色大眼睛，一副未老先衰的消瘦的面孔，拉多菲内夫人询问着她的一些近况并向她保证不久便会痊愈。可当天晚上她便香消玉殒，远离了科尔多瓦的清真寺和加达基维河的母亲河：“你是哪里人?”“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和本地人!”

很多圣一路易的骑士们的遗孀是我们的常客；她们随身携带的所留下的唯一的东西便是他们的丈夫身着陆军上尉军服的肖像：白色的衣服，玫瑰色或天蓝色的夹里，巨鸟型的鬈发。我们将这些肖像束之高阁。我看着他们的军团忍俊不禁：如果旧的君主制继续存在，那么今天这些肖像的数目还会增加，在一个弃置的走廊里我会这样慰抚我的侄孙们。“这是你们的叔公弗朗索瓦，他是纳瓦尔军团的上尉：他非常有才干!他在《墨丘利神》中做了一个字母组合字谜，开始几个字为：砍掉我的头。还在阿尔马纳施他作了一首短诗：《心灵的呼唤》。

当我对花园感到厌倦时，便改去蒙特鲁热平原。我看到了这个平原发生的变化：要是我没有看到变化该多好!二十五年前，当我去梅雷维尔，去马雷，去狼谷时，我经过了缅因关隘，在车行道的左右两旁，位于采石场的缺口处和卢梭老朋友塞尔斯的苗圃，我只是看到一些磨坊、一些吊车的车轮。德努瓦耶为皇家卫队士兵建造了几个可容纳万人的大厅，他们在每次战役失败之后，所有王国被打垮之后，便来这里喝闷酒。在磨坊的四周，立有几间乡间小屋从缅因关隘一直延伸到蒙一帕尔纳斯关隘。更高处是冉森教派的磨坊和与之对照的洛赞的小房子。乡间小屋旁边的一些金合欢树是这些穷人的纳凉处，就如同苏打水是乞丐们的香槟酒一样。一个庙会剧院让那些弹奏嘈杂音乐的流浪人定居下来。形成了一个小村庄，有了一条石板路，一些作小曲的人和一些警察；警察中有昂菲翁和塞克罗。

在生者定居的同时，死者也要求一席之地。尽管招致一些醉汉们的反对，人们还是在一个如阿布瓦塔一般废弃的磨坊的围墙里圈出了一处公墓：就是在那里，死亡每天都在运走它收获的谷物；一堵简陋的墙将死亡与舞蹈、音乐、喧嚣隔离开来；短暂的喧哗、一个小时的婚礼便将它们与无穷的沉寂无尽的黑夜和永恒的婚礼分隔开来。

我经常到这座远不如我年迈的公墓里去走一走，这里，吞噬着死人的虫子还没有死去；我读着这些碑文：多少十六到三十岁的女人成了坟墓的猎物!幸福的是她们只度过青春时代!热弗尔公爵夫人，迪·盖克兰，另外一个年代的骨骸的最后一滴血脉，在这些长眠的平民之间小憩。

在这次新的流亡中，我又多了一些作古的朋友；勒穆瓦纳先生①长眠于此。他是德蒙莫兰先生的秘书，通过波蒙夫夫介绍给我的。我在巴黎时，几乎每个晚上，他都和我进行简单的交谈，我们的谈话诚挚友好，令我非常愉快。我疲惫不振的精神得到休息，变得健康放松。我将崇高的圣徒勒莫瓦纳先生的骨灰留在了台伯河畔。

①他死于一八二九年，见勒瓦杨先生的《夏多布里昂先生的光辉、痛苦和幻想》。

围绕着诊所的林荫道和公墓是我散步的场所。在这里我不再渴望什么：不再有前途，我便不再有梦想。对于新一代人我显得陌生，在他们看来我好像是光秃秃的、布满灰尘的旧式圆眼镜；我现在勉强被一块经时光裁剪而变短的发角的破布覆盖着，就像一个部队的传令官裁剪着一个没有光荣历史的骑士的燕尾服—样，我乐于被撇在一旁。我很高兴住在关隘步枪的射程之内，住在一条大路旁边，随时准备启程。时光就在计程碑的脚下，在我注视着邮递员中流逝……

一八二八年我在罗马时，曾计划在巴黎我僻静住所的尽头，建一个花房和一个园丁住的房子，这是我在大使馆和在托尔·韦加塔发掘找到的文物残片得到的全部积蓄。德波里亚克先生从中斡旋，我将这处令我陶醉的地方奉献给了国家：我重新陷入穷困潦倒，再见了我的花房：财富就像玻璃一样不堪一击。

我用纸张和墨水有一个坏习惯，使得我忍不住潦草书写。我拿起这支不知我将写什么的笔，将这段过长的描写涂抹了至少三分之一：如果有时间，我还会将它删节。

我应该请求那些感受到我某些想法的痛苦的朋友原谅我。我只会张开嘴笑，我忧郁、身体衰弱，的的确确是有病。无论谁看过这本《回忆录》都可以看到我的命运是怎样的。我没有依偎过母亲的怀抱，痛苦便早已向我袭来。我不断遭受失败，我感受到我一生的不幸，它对于这间脆弱的陋室显得过于沉重。但愿我所爱的人不会因此而自认为被背弃；但愿他们原谅我，但愿他们能容忍我的狂热：在这些冲动中，我的一颗心全是为了他们。

我呆在那里，将这些脱线的纸页杂乱无章地扔在桌上，从开着的窗户吹进来的风将它们掀起，这时有人交给我如下的贝里公爵夫人的信和附论：走，再一次回到我双重生活的另一面：积极的一面。

我两次要求您来我这里，但遭到政府的拒绝，对此我深感不快。我遭到过无数的苛待，这一次可能是最沉重的。我有好多事要跟您讲!有好多事要征求您的意见!既然必须放弃见您的想法，那么至少我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尽力将委员会的事托付与您，我愿意如此而且您也能做到：因为我毫无保留地相信您对我的关爱和对我儿子的忠诚。因此，先生我特别委托您去布拉格并且向我父母讲明，如果直到二月二十二日我们拒绝宣布我的秘密婚姻，那么我的想法更多地是为了我儿子的原因并借此证明，一个母亲，一个波旁内人并不害怕面对危险。我只是让我的儿子大体上能理解我的婚姻；但是政府的威胁，道德的折磨已达极限，促使我决定发表这个声明。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还我自由，如此多的希望落空之后，该是向我的家人和全欧洲作一个解释的时候了，以防止一些败人名誉的猜测。我本希望早点这样做，但是一次绝对非法的拘禁和与外界联系上不可克服的困难让我一直拖到今天。您跟我家人说，我已在意大利和康波一弗兰哥王族的埃克托尔吕克谢齐一帕利伯爵成婚。

啊!夏多布里昂先生，我请求您给我亲爱的孩子们带去我给他们所有的爱，对亨利讲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他能努力逐渐地赢得法国人的赞美和爱戴。对路易丝讲我多么希望能幸福地拥抱她，她的来信是对我唯一的安慰。向国王转达我的敬意并向我的兄长和姐姐献上我的温情。我请求您给我带回我孩子和家人对我的所有的祝愿。被囚禁于布莱的城墙内，我找到了一个安慰，那就是有一个像夏多布里昂子爵先生一样的代盲人；他是我永远值得信赖的人。

玛丽—卡罗利娜

一八三三年五月七日于布莱的城堡

又及：

我对您和拉多尔一莫布尔侯爵先生之间达成的协议感到非常满意，其中对我儿子的利益给予了高度重视。

您可以把我写给您的信转给拉多菲内夫人。您向我姐保证，一旦我获得自由，便会刻不容缓地给她寄去所有关于政治事件的文件。我所有的愿望就是一旦获得自由便马上到布拉格去。但是我所经历的各种痛苦已如此摧残了我的健康，以至于我不得不在意大利停留以稍作恢复，并且不让我可怜的孩子们对我的变化感到惊恐。您研究我儿子的性格，他的品质，他的嗜好，甚至于他的缺点；您告诉国王拉多菲内夫人和我自己，他需要改变、改正和完善的地方，您要让法国了解她对年轻国王所寄予的希望。

通过与沙皇几次的接触，我知道他曾多次很好地接受了我儿子和奥尔加公主联姻的建议。德·舒洛①先生将给您提供在布拉格的人士的详尽情况。

①德·舒洛(de Choulot)，贝里公爵夫人与她的支持者之间的联系人。

首要的是做一个法国人，我请您向国王请求保留我王妃的称号以及我的姓。撒丁的国王的母亲，一直称作卡里尼昂王妃，尽管她嫁给了德蒙莱尔先生，而且她还给了他亲王的称号。玛丽—路易丝，帕尔默女公爵，在嫁给雷佩尔伯爵后仍保留了女王的称号，并仍是她儿子的监护人：她其他的儿子姓内佩尔。

我请您尽快动身去布拉格，我深深希望您能及时到达，并让我的家人能从您这儿得知所有这些细节。

我希望尽可能不让别人知道您的行程，至少不让别人知道您是我的送信人，以避免我唯一的、如此珍贵而不寻常的与外界联络的方法为人发现。我的丈夫吕克谢齐是西西里四个最古老的家族之一的传人，是唐克雷德国王①十二伴侣中唯一幸存的一支。这个家族因其对国王们的事业高尚的忠诚而为人关注，康波一弗兰哥王子，吕克谢齐的父亲，是我父亲议院的第一贵族。当今的那不勒斯国王②非常信任他，将其安置在其弟弟西西里总督的身旁。我不跟您讲他的情感；他的情感在各方面都与我们一致。

①唐克雷德(Tancrete)，十一世纪西西里国王子。

②费尔蒂南二世(Ferdinand Ⅱ)为贝里公爵夫人的兄弟。

我坚信被法国人理解的唯一方法便是给他们讲荣誉，并让他们面对光荣。我有一个想法，便是把比利时并入法国并作为儿子执政的开始。吕克谢齐伯爵替我就这个问题向荷兰国王和奥兰日王子提出初步建议；他为这些建议的被理解作了很大贡献。对于我全部心愿所在的协定，我没能有幸完成它；但我想还会有成功的机会；离开旺代之前，我已授权德·布尔蒙元帅先生继续这件事情。没有人比他更能把这件事办好了，因为他在荷兰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布莱 一八三三年五月七日玛丽·卡罗利娜

又及：我没有把握在什么地方我能给拉多尔一穆布尔侯爵写信，您动身之前请尽量去看看他。您可以跟他讲讲所有您认为合适的事情，但绝对要保密。您跟他商定给报界一个指导意见。

思考与决心

读了这些材料我很感动。作为那么多国王的女儿，这个从如此高处跌落下来的女人，在长期听不见我的建议后，她仍有崇高的勇气寻求我的帮助，并原谅了我曾经预言过她的举动不会成功：她的信任深入到了我心中并使我感到荣幸。贝里夫人对我作了准确的判断；我没有背离这个使她丧失全部的举动的宗旨。用王权、荣誉、将来和命运作赌注，不是一件平凡的事情：世界认为公爵夫人可能是一个英雄的母亲。但是应当被人咒诅的是，史无前例的针对一个虚弱、孤单、无助、受到密谋反对她的政府的各种力量攻击的女人不知羞耻的折磨，好像是战胜了一个了不起的当权者一样。一些父母听凭他们的女儿受到仆人的嘲笑，用四肢支撑着她让其当众分娩；叫唤角隅里的当局、狱卒、间谍、过路人来看孩子从女囚犯的腹中出生，就像人们曾号召法国来看他的国王①的诞生一样!哪个女囚?亨利四世的孙女!哪个母亲?被人们占据了王位又被驱逐的孤儿的母亲!在苦役犯监狱，人们能否找得到一个出身微贱的家庭有斥责一个蒙受了这种耻辱的孩子的想法吗?杀死贝里公爵夫人恐怕要比让她忍受极端专制的耻辱还更加高尚一些。在这件可耻的事件中，宽容归于时代，耻辱则属于政府。

①一八三三年五月十日在布莱城堡，公爵夫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生下一个女儿。

贝里公爵夫人的信有不止一处值得注意：与比利时合并和亨利五世婚姻有关的部分，显示出她的头脑擅于考虑重大的事情。有关布拉格家庭的部分令人感动，公爵夫人害怕被迫在意大利逗留以稍作恢复，并不使她的变化过分惊吓她可怜的孩子们。还有什么比这更忧伤和痛苦的呢!她补充道：“哦!夏多布里昂先生，我请求您给我亲爱的孩子们带去我所有爱，等等。”

哦!贝里公爵夫人，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衰弱的人，又能为您做些什么呢?但是听到这些话语我怎么能拒绝：“被囚禁在布莱的城墙内，我找到了一个安慰，那就是有一个像夏多布里昂先生一样的代言人，他是我永远值得信赖的人。”

是的，我将去履行我最后一次也是最光荣的一次大使职责；我将以布莱女囚的名义去找圣殿的女囚；我将去商谈一个新的家庭条约，将一个被囚禁的母亲的拥抱带给被流放的孩子们并出示这些信件，通过它们，她的勇气和不幸使我相信她的清白和美德。

一八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到二十四日

在马车上用铅笔写作，在旅馆用墨水写作

从巴黎出发——德·塔莱朗先生的敞篷四轮马车——巴塞尔——从巴黎到布拉格的日记

一封给多菲内夫人的信和给两个孩子的便条附在给我的信中。

我有一辆象征我昔日威严的双座四轮轿式马车；以前在乔治四世的皇宫里，我坐在马车里十分惹人注目，还有一辆敞篷四轮旅行马车，它是为了让塔莱朗亲王使用而制造的。我让人将这辆敞篷马车作了检修，以便它能用作超常的行驶：因为基于它的来源和习惯，在亲王死后，这辆马车便很少使用。五月十四日晚八点半，谋杀亨利四世的纪念日，我动身去寻找亨利五世，这个被流放的孤儿。

对于我的护照我不无担心：这是本外交护照，没有体貌特征，有效期为十一个月，它是由瑞士和意大利签发的。我使用它从法国出境并重返法国，不同的签证证明了各种情况。我不想更换这本护照，也不想重新申请一本。所有的警察局也许都得到了通知，所有的电报机也许都已开启。也许在所有的海关，我的牛皮车篷①马车和我本人都会遭到搜查。如果我的文件被查出，不知会有多少迫害的借口、多少次的住宅搜查、多少次的逮捕!对王室的囚禁更会遥遥无期!因为事实证明公爵夫人有她的秘密方法与外界保持联系。因此我不可能申请新的护照以让人知道我的动向；我相信会吉星高照。

①覆盖于马车外面的牛皮车篷。

避开行人过多的法兰克福这条路线和电报线下经过的斯特拉斯堡路线，我和我的秘书亚森特·皮洛热(他已习惯我所有的坎坷)和巴蒂斯特(当我是老爷时，他是一个侍者，我失去领地时不久他便成了我的仆人：我们可以说是荣辱与共)。还有我的厨师、有名的莫努米拉依(我从部里出来时他也离开，并表明他只为我做事)一起上了去巴塞尔这条路。通过复辟王朝时期引进大使时已明智决定卸任的大使都应回归自己的个人生活，巴蒂斯特也已经重新做了仆人。

到达了阿尔特克奇边境的一个驿站，来了一个宪兵并且要我出示护照。一看到我的名字，他便对我说他已按照我侄儿，在一八二三年西班牙战争中任龙骑兵上尉的克里斯蒂昂的命令行事。在阿尔特克奇和圣·路易之间，我遇到了一位神甫和他的教会堂区居民在举行一次反对鳃角金龟的游行，自从七月革命以来的这些日子里，这种丑陋的动物大量增长。在圣路易，海关人员认识我，便让我过去了。我高兴地到达了巴塞尔的城门口，去年八月曾经检查过我的那个瑞士老鼓手长在那里等着我，但这次与霍乱无关。我将南下去莱茵河畔的三王镇，时间是五月十七日上午十点。

旅馆的老板为我找了一个叫做施瓦兹的仆人，他是巴塞尔本地人，可以在波希米亚为我作翻译。他讲德语，就像我的好朋友，米兰的白铁匠约瑟夫在墨西亚用希腊语询问斯巴特遗迹一样。

当天，五月十七日晚六点，我离开港口。登上马车时，我惊讶地在人群中又见到了阿尔特基克的宪兵；我不知道他是否被派来尾随我的：从法国起他便老老实实地护送着我的马车。我给了他一些钱，为他的老上尉的健康而干杯。

一个小学生走近我，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道：致十九世纪的维吉尔。我念着改自埃内伊德的这段话：Macte animo，generose puer①。车夫扬鞭策马，我带着在巴塞尔获得的崇高的声望骄傲地出发了，我为成为维吉尔感到十分惊讶，也为被称作孩子“generose puer”而心醉神迷。

①见第一卷99页注解①。

莱茵河畔——莱茵河大桥——莫斯克奇——雷雨

我过了桥，让巴塞尔的市民和农民在他们的共和国中打内战②，并且以他们的方式完成在社会全面变革中他们被委任的角色。我重新登上了莱茵河的右岸并带着一些忧愁注视着巴塞尔乡村高高的山岗。去年我在阿尔卑斯山来找寻的流亡生活，于我似乎是更加幸福的生活的一个终结，是比我再次从事的帝国的事情更加愉悦的经历。我对贝里公爵夫人和她的儿子抱有一线希望吗?不是；而且我坚信，尽管我做了最近的这件事情，但在布拉格我根本找不到朋友。像那些对路易·菲利普发过誓的人，那些只是颂扬灾难性指令的人，对于查理十世来讲，比我这个决不肯背誓的人一定更显亲切。因亲近国王更有双倍理由相信：人们喜欢奉承的背叛甚于严肃的忠诚。因此我来到布拉格，就像一个从联盟时期在巴黎被处绞刑的西西里战士①走向绞架：拿不勒斯的教士尽力任他安息并在途中为他祈祷：阿们!阿们。我的思绪在驰骋，因此时马车正载我离开；但是当我想到亨利五世母亲的不幸时，我便对自己的抱怨感到自责。

②当时，巴塞尔城市与农村正发生战斗。

①为梅耶内作战的西西里战士杀死了一个法国绅士。故事来源于埃图瓦尔。

莱茵河畔从我的马车旁疾驰而过，让我感受到这是一种非常愉快的消遣：当我们看窗外的景色时，不管你在想什么别的东西，映人你眼帘的景色仍然可以进入你的思绪之中。我们行驶在点缀着五月鲜花的草地间，树林中的一片新绿是果园和树篱。马、驴和牛，猪、狗和羊，鸡和鸽，鹅和火鸡在田野中与它们的主人相依相伴。莱茵河，战争之河，仿佛在这幅田园景色之中悠然自得，就像一个行军住宿在庄户人家中的老兵。

第二天早上，五月十八日，到达夏费斯之前，我叫人驾车去了莱茵瀑布；我抽出一些时间来欣赏瀑布壮观的景色。我可能将最后的日子安排在俯瞰瀑布的小城堡中。如果我把未曾实现的阿达拉梦想留在了尼亚加拉，如果在蒂沃利我存有另外一个已经在世上消逝的幻想②，那么在莱茵河瀑布的城堡主塔中，我就不会发现一个更美的视觉，它飘浮于莱茵河畔并且用我失去的所有影子让我得到藉慰。

②指波利娜·德·博蒙(Pauline de Beaumont)。

从夏富兹我继续赶路去于尔姆。这个地区是已耕种的盆地，一些覆盖着树林，彼此分开的小山丘一直延伸到盆地的底部。人们已对这些树林进行了开发，可以看到一些橡树，有些被砍倒了，还有一些竖立着。地上的表层，是一些白色的光秃秃的树干和树枝，仿佛是一副怪异动物的骨架；下层是一些多毛的细枝，点缀着一些黑色苔藓，呈现出一派春天的嫩绿，它们结合在一起，这种现象在人的身上是永远看不到的，它是一种暮年和青春双重美的融合。

在平原的枞树林中，一些树被连根铲除留下了一些空地，这些地方变成了草地。这些位于林中的草地显得既严谨又怡人，让人想起了新世界的热带草原。这些小屋取自瑞士人的性格，小村庄和小旅馆以一种诱人的洁净而别具特色。这在我们国家还鲜为人知。

晚上六七点钟，停在莫斯克奇吃晚饭，我探头窗外，一群家畜在泉边饮水，一只小牝牛在跳跃嬉戏，就像一只狍子。凡是人们善待动物的地方，动物便会很快乐，并和人们愉悦相处。在德国和英国，人们几乎不鞭打马匹，也不呵斥它；马儿自觉排列在拴马柱旁，只要低声地指令或轻轻地拉拉辔头，马便会往前或停住。而法国人便显得不那么人道，您看过我的马车夫是怎样驱使他的马匹的吗?他们用靴子踢马的侧身，用鞭子抽打它的头部，为了让马后退，甚至拉断了马嚼子，并对这可怜的动物进行各样的诅咒和侮辱。人们强迫着这些牲畜拖拉或背负着超出它的体力的负重，为了强迫它们向前，人们把鞭子打得都卷了起来①。高卢人的野性仍留在我们身上。它仅是掩藏在我们的长袜和领带的丝绸下面。

①用鞭子毒打。

不只我一个人惊讶，那些和我一样将头伸出窗外的女人也是如此。在经过一些不知名的小村庄时，我时常问自己：“你愿意在这里住下来吗?”我总是回答自己：“为什么不?”轻狂年少时，准不曾吟诵过行吟诗人皮埃尔·维达尔诗：

我有美丽的兰博

送给我的绶带，

比理查德国王拥有普瓦提埃、

图尔、昂日更富有。

梦想无处不有，痛苦和欢乐随处可见。莫斯克奇这些凝望着天空或我的马车，这些注视着我或什么也没有看的女人们，难道她们就不像巴黎的人们一样，没有快乐和忧愁，没有财产、没有心事、没有家庭吗?如果不是晚餐在一声轰隆的雷声中富有诗意地开始，我还沉浸在对周围事情的遐想之中，真可谓小题大作。

一八三三年五月十九日

多瑙河——乌尔姆

晚十点，我重新上了马车，在打在车篷顶上的淅沥①的雨声中入睡了。马车夫的小号声唤醒了我。我仿佛听到遥远的河流的潺潺之声……我们在一个城市的门口停下来，城门打开，有人检查我的护照和行李，我们进入了符腾堡国王陛下辽阔的帝国。我在《回忆录》中向埃莱娜大公爵夫人，这朵优雅而精致的，现在被禁锢于沃尔加温室中的鲜花致意。我仅仅体会了一天高位和财富的价值：在梅迪西斯别墅的花园里我为年轻的俄罗斯公主举行宴会。我感受到上天的神奇，地方的魅力、美貌和权力的魔力如何令人陶醉；我自认为同时成了多尔瓜多塔索和阿尔芬斯·德斯特；我胜过王子却不如诗人；埃莱娜比雷诺尔更美丽。作为弗朗索瓦一世和路易十四的继承人的代表，我有过一个法国国王的梦想。

①笔误，原为噎食声。

没有对我进行任何检查，我对君主的权利也无任何的反感。当君王们不再承认王权时，我还承认了一个年轻君主的权利。海关和护照的粗俗和现代特征与暴风雨，哥特式的门，小号声以及激流声形成的鲜明对比。

没能见到我准备解救的被压迫的城堡女主人，而在出城时，我见到了一位年迈的好人；他问我要六个克莱泽。他用左手将一个灯笼举至与他的灰白的头子齐，向坐在位子上的施瓦兹伸出右手，张开的口活像被鱼钩钩住的白斑狗鱼的嘴：因淋湿了一身而生病的巴蒂斯特也忍俊不禁。

我刚刚穿过的这条激流是什么河?我问车夫。他对我吼道：“多瑙河。”我又跨越了一条著名的河流而浑然不知，就像我上了玫瑰月桂欧罗塔斯床而不知晓!我饮过梅查色贝河，艾利坦河，台伯河，塞非兹河，艾姆斯河，约旦河，尼罗河，贝蒂斯河，特茹河，艾伯尔阿，莱茵河，斯普雷河、塞纳河等等这些默默无闻或驰名于世的河流的水啊!不为人知，它们没有给我一点它们的平和；声名显赫，它们也没有给我传达一点它们的光荣；它们仅能说他们看着我经过就像河岸看着水波经过一般。

在浏览了莫罗和波拿巴特的田园风景之后，五月十九日星期日清早，我到达了于尔姆。

亚森特，是荣誉勋位团成员，他配带着勋带：这种装束赢得了我们异常的尊敬。我的扣眼上只有一朵小花，人们知道我名字之前，依据我的装束，把我当作一个神秘人物，在开罗，我的穆鲁克骑兵①不管我愿意与否，把我想象为冒充博学之人的拿破仑的一位将军；他们一点也未放弃，并预计我不久就可以看到我将埃及放人我的囊中。

①古代埃及素丹卫队兵士。

但是，正是那些我们烧毁了他们的村庄并掠夺了他们的粮食的人们怀有这种感情。我享受了这种光荣；但如果在德国我们只作一些好事，我们在那里还会这样后悔吗?无法解释的人性!

战祸已被遗忘；我们在占领地上留下了生命之火。行进中的这群迟缓的人仍继续激昂，因为人们在此已开始融洽。今天我发现人们背着包在守夜，他们准备出发，好像在等着我们作为队伍的排头兵。法国人总是被当做传达行进命令的副官。

于尔姆是一个小城，没有特别的地方，毁坏的城墙成了菜园和散步的场所，所有的城墙都是如此。它们的命运与军人们的命运有些相似：战士们年轻时拿着武器，残废之后便成了园丁。

我去看了大教堂，这是一个哥特式的高尖顶大厅，底边分成两个狭窄的拱顶，仅由一排柱子支撑着。使得内部建筑既像一个大教堂也像一个大会堂。

教坛的帷盖上有一个精致的钟，尖尖的就像一顶主教帽；钟的内部有一个中心，一个石头的带有水泥图案的螺旋拱顶绕其旋转。一些穿透出来的对称的针好像是为了支撑一些大蜡烛。当主教在节日布讲传道时，这些蜡烛照亮着他的三重冠。我没有看到教土们的司仪，却见到了一些在花岗岩的叶饰上跳跃着的小鸟：它们在庆贺第五个创造日赋予它们声音和翅膀的上帝的话语。

中殿空荡荡的，教堂祭台周围有一些小伙和姑娘分成两群在聆听教诲。

宗教改革(我已经说过)错误地渗透到天主教的建筑物中，在这点上它是卑微可耻的。这些高的柱廊需要众多的神职人员。豪华的仪式、圣歌、油画、装饰物、丝绸的帷幕、打褶帷幔、花边、金银、祭坛的灯、花和香火。耶稣教枉讲了它回归了原始的基督教，这些哥特式的教堂说明它已背叛自己的祖先：这些耶稣教徒，这些奇迹的设计师们，是和路得和加尔文的后代不同的人。

一八三三年五月十九日

布莱尼姆——路易十四——海西森林——野蛮人——多瑙河源头

五月十九日中午，我离开了于尔姆。在蒂兰根，因为马匹缺乏，我在大街上逛了一个小时，作为消遣我看着筑在烟囱上的鹳巢，好似雅典清真寺的尖塔：很多麻雀无礼地将它们的巢建在安详的“长颈皇后”寝宫里。鹳的下面，住在二楼的一位妇人，在半卷的百叶窗的阴影中注视着行人；这位妇人的下面是一个放在壁龛中的木制圣徒。圣徒将匆忙地从壁龛走向大街，妇人从窗边走向坟墓：那么鹳呢?她将飞走：这三层楼便将如此完结。

在蒂兰根和多挪维慈之间，我们穿过了布莱尼姆战场。莫罗军队的脚步丝毫也未能抹去路易十四军队的脚印。在这方土地，伟大国王的失败胜过伟大皇帝的成功。

为我驾车的马车夫是布莱尼姆人，驶近他住的村庄时，他吹响了小号：也许他在告诉他喜爱的农女他打这儿经过；她会在田地间喜不自禁，而在这田野里，法国二十七个营和十二个骑兵连成了俘虏。纳瓦尔军团，我曾有幸穿过这个军团的制服，在凄凉的号角声中埋葬了他的军旗：这里是世纪更替的共同之所。一七三九年共和国从莱尼姆大教堂拿走了一七○四年君主制时拔掉的旗帜，它为王国复仇并杀死了国王，它砍掉了路易十六的脑袋，但仅仅只是让法国撕掉白旗。

一直到被拿破仑胜利的湍流冲饰成的沟底去找寻记忆，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感受到路易十四的伟大的了。这位君王的东征西讨给我们国家留下了保存至今的国境线，布里埃内的学生，他合法地挥着一柄剑，将欧洲一段时间监禁在他的前厅；但欧洲从中走了出来：亨利四世的孙子将这同一个欧洲置于法国的脚下：欧洲仍保留着。这并不意谓着我将拿破仑和路易十四作比较，他们有着不同的命运，分属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民族：一个结束了一个世纪，另一个开辟了一个天地。我们可以用蒙田评论恺撒的一句话来说拿破仑：“我原谅胜利没有能够摆脱他。”

我和佩尔迪埃一起看到的布莱尼姆城堡的不相称的墙毯，表现了塔拉尔无帅向马尔博鲁公爵脱帽献媚。塔拉尔仍然是老勇士的红人，他曾在伦敦被监禁，在安娜女王心目中，他击败了曾经在布莱尼姆战胜过他的马尔博鲁而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①，按照圣西门所说的：“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眼中略带嫉妒，目光炯炯，充满狡黠的人，却因其野心而不断被魔鬼击败。”

①塔拉尔(Tallart)不是法兰西学院院士，而是科学院院士。

我在马车上写历史：为什么不?恺撒在轿子上做得很好；如果他赢得了他所写的那些战斗，那么我也没有输掉我所说的那些战斗。

从蒂兰根到多挪维慈是一块富饶的平原，高低不平，麦田和草地错杂其间。随着道路和河流的蜿蜒曲折，我们离多瑙河忽远忽近。在这个高度，多瑙河水像台伯河水一样，仍然呈黄色。

您刚走出村庄，便会看到另一个村庄；这些村庄洁净而怡人，房子的墙上通常有一些壁画。随着我们走近奥地利，一些意大利的特征呈现出来：多瑙河的居民不再是多瑙河的农民。

他的下巴畜着浓密的胡子：

全身毛茸茸的

像一头熊，但却是一个野蛮人①。

①引自拉封丹的《多瑙河的农民》

但是这里却缺少意大利的天空：太阳低而且白；种植异常稠密的小镇不同于罗马尼亚的那些其中孕育着艺术代表作的小镇，人们耕种着土地，而这种耕作，像一株麦穗，产生出古代凿子的某种奇迹。

在多挪维慈，我后悔到得太晚而未能欣赏到多瑙河的一个美景。二十一日，星期一，还是同样的景象，但土地显得比较贫瘠，而农民也显得比较贫困。我们开始看到一些枞树林和小山丘。海西森林绵延至此。普林给我们作了独特描述的树木经过几代人的砍伐，现在已和百年橡树一起被埋葬了。

当特拉让在多瑙河上架起一座桥时，意大利人第一次听到了对于古老的世界如此不祥的名字：哥特人的这个名字。无数的野人打通了这条路并洗劫了罗马。匈奴人和雅典人在莱茵河畔，像台伯河的敌人一样，对照戈利瑟建起了他们的木质宫殿。阿拉尼克的游牧部落于三七六年跨越了多瑙河，推翻了文明的希腊帝国，一八二八年，俄罗斯人在同样的地方越过多瑙河，企图推翻建立在希腊废墟之上的野蛮帝国。特拉姜猜得到有朝一日，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另一侧，在他几乎已发现的河流流域，将建立起一种新的文明吗?诞生在黑色丛林中的多瑙河，它也将死于黑色的海洋，它的主源头藏匿于何处?在一个德国男爵的院子里，男爵雇佣着女河神为他洗衣服。一位地理学家竟敢否认这件事实，于是这位贵族所有者对他进行起诉。判决结果为多瑙河的源头是在这位男爵的院子里，而不可能是在别处。以普多雷梅的谬误达到这个重要的真理需要多少个世纪啊!塔西特山将多瑙河从阿伯罗巴山上引下山，但是科门德斯契奴斯科，马罗曼汉加德。男爵们是罗马的历史学家依附的官员，也没有像我们的德国男爵那样精明。当我让欧多尔去伊斯泰河的出海口时，他不知道这么多，在那里，按照拉西勒所说，欧辛应在两天里背负着米特里达特度过伊斯泰河?走向它的出海口，我发现一座石坟，上面长生着一株月桂，我拔掉那些盖住了一些拉丁字母的杂草立刻便看到了一位不幸诗人①的哀歌的第一句：

①奥维德(Ovide)忧伤诗选的开头一句。

“我的书，你将去罗马，你去罗马没有我的陪伴”

多瑙河，在失去孤独中，看到了那些与社会不可分的灾难在它的两岸发生：鼠疫，饥饿、火灾，城市洗劫，战争以及因人类的激情或错误而不断产生的分歧②。

②奥维德(Ovide)(《忧伤》集的开关)。

我们已经看到了变幻无常的多瑙河，

它有时是天主教的，有时又是耶稣教的，

用它的波浪服侍着罗马和路德，

它在罗马人和路德教徒的后面无足轻重，

它完成了它的流浪旅程，

甚至还不是基督徒①。

①引自雷格尼尔·德斯马雷(Rhgnier-Desmarais)神父(一六三二—一七一三)《慕尼黑之旅》诗选。

雷根思堡——皇帝工厂——离法国越远，社会活力也越弱——德国人的宗教情感

过了多挪维慈之后，便是伯克汉和纽布尔。在英戈尔斯塔特吃中饭的时候，人们给我端上了狍子肉：吃这种可爱的动物是非常痛心的。每次读到一四六六年约克大主教乔治·雷维尔就职庆祝目的叙述时，我总是感到恶心：人们烤了四百只天鹅，合唱着它们的葬歌!这顿饭中是否也有两百零四只麻鸦，我相信会有!

经由多挪维慈到达雷根斯堡②，我们称之为雷根思堡，是因为这里风光秀丽。二十一日，我在驿站的旅馆前停住时，时钟敲了两下。人们在套车，这在德国做起来总是要很长时间，我走近邻近一个名叫“古教堂”的小教堂，这是一个粉刷一新并刷成金色的教堂。八个头发花白，身着黑袍的老教士在做晚祷；在第瓦里我曾在一个小教堂中为一个在我身旁做祷告的人作过祈祷；在卡塔契的一艘供水船中，我曾给圣路易许过愿，他死在离乌第克不远处，比卡通更达观、比安尼巴雷更真诚，比艾雷更虔诚：在雷根思堡的小教堂，我想向上天推荐我来找寻的年轻国王；但我过于害怕因要求王位而激起上帝的愤怒；我祈求所有仁慈的分发者赐予这个孤儿以幸福，并让他蔑视权力。

②雷根思堡的德文名称。

我从古教堂跑到大教堂。这个大教堂比于尔姆的那个小一些，便更具宗教意境，风光也更美。它的彩色玻璃窗用这种适宜的模糊引人遐思。那白色的小教堂更符合我对于无辜的亨利的祝愿，这阴暗的大教堂使得我为老国王查理而激动不已。

至于我无关紧要的旅馆，人们以前在其中推举过皇帝。至少可以证明曾有过一些选举的君王，甚至是一些人们审判过的君王。查理大帝遗训第十八条写道：“如果我们子孙中的某个(出生的或将出生的)被指控，命令人们不要将他们的头剃光，不要把他们的眼睛弄瞎，不要砍下他们的四肢，或者未经很好的辩论和检察，不要将他们判处死刑。”我不知道哪一个曾在位的德国皇帝仅仅要求他们喜爱的葡萄钉子王权。

在雷根思堡这个以前的君主工厂，人们常以卑劣名义用皇帝们来捞钱，这种买卖已经垮掉了。波拿巴的一场战斗以及普里马王子，我们万能宪兵的谄媚者，未能使这座濒死的小城复活。雷根斯市民，像巴黎一样打扮的悭吝，没有任何外貌特征。这座城市，由于缺少众多的居民而显得忧郁；杂草和蓟包围着郊区，它们立刻就会向城堡主楼举起它们的军帽羽饰和长矛，科普勒像哥白尼那样让地球转动，永远长眠在雷根思堡。

我们经由布拉格公路大桥出城，这是一座吹得很响却非常难看的大桥，离开多瑙河盆地的时候，我们爬上了陡坡。克勒第一个驿站，位于一个陡峭的山坡上，在这个山坡的顶上，透过带有水分的云层，我发现了一些黯淡的小山和一些灰白的山谷。农民的面貌有所改变，小孩面黄浮肿，一副病态的样子。

从克勒一直到沃尔德门澄，贫困景象越来越明显。我们几乎看不到小村庄；一些圆枞木盖起的茅屋和地面的泥泞混作一团，如同在阿尔卑斯山脉贫瘠的山口处。

法国是欧洲的心脏，随着我们离法国越来越远，社会的活力也逐渐减弱。以我们经过的地方和萧条程度，我们可以判定距巴黎的距离。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活力的减弱和死亡的增加不怎么明显：在前者，您见到的是另外一种人，另外一个世界，是一些信奉基督的阿拉伯人，后者迷人的气候和艺术，爱情和古迹的魔力会使您无暇感到压抑。但在英国，尽管物质世界很完善，在德国尽管人民具有美德，但人们仍感到沉闷。在奥地利和俄国，军事压迫凌驾于您的思想之上，就像您的头顶是一片没有阳光的天空：我不知道怎样来警告您，您既不能写，不能说，也不能独立地思考；必须以您的存在除去所有高尚的东西，只留下懒惰这个人的机能中最基本的因素，如同是神的一个毫无用处的赠予。自然的艺术和美不会来消磨您的时间，您只能沉溺在一种粗俗放荡中或沉醉于德国人感到满足的纯理论和事情中。对于一个法国人，至少对我而言，这种生存方式是不可能的，没有尊严，我不能理解生活，即便是有自由，荣誉和青春的各种诱惑，我甚至仍难以理解。

但是德国人有一件事吸引着我，那便是宗教情感。如果我不是太疲倦的话，我就会离开我在这篇日记中所写的米特挪旅馆，我就会和这些被钟声召唤去教堂的男女老幼一起去做晚祷。这群人看到我跪在他们中间，他们便会按照具有共同信仰的同一方式来接待我。哲人们在他们的殿堂里为一个远道而来的哲人祈福。并和这位陌生人一起向所有哲人心目中不一致的上帝做着一个类似的祷告，这一天什么时候才会到来?神甫的念珠更加肯定，我坚持这一点。

五月二十一日

到达沃尔德门澄——奥地利海关——被拒绝进入波希米业——逗留在沃尔德门澄——致舒特克伯爵的信——担忧——盘缠

我于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二早晨，到达沃尔德门澄，这是波希米亚一侧的巴伐利亚州的最后一个村庄。我庆幸我能很快地完成我的使命。我距布拉格仅200公里之遥。我把脸沉到结冰的河中，用泉水洗漱一番，就像是一个准备隆重登场的大使，我出发上路，在距沃尔德门澄半古里之处，我充满信心地走向奥地利海关。一个低矮的栅栏挡住路，我和亚森特一起下来，他的红色勋带闪闪发光。一个年轻的关员，配带着一支长枪，将我们带到一幢房子的底层的拱型大厅。那里，一个又老又胖的德国头目像在法庭上一样坐在桌旁；他赤色的头毛和胡须，粗粗的眉毛斜挂在两只半眯着线绿色的眼睛上，一副凶相，维也纳警察局的密探和波希米亚走私犯的特点两者兼备。

他拿去我们的护照一言不发，当这头目检查护照时，那个年轻的关员，在他的面前好似在发抖，他怯懦地为我搬过来一张椅子。我没有坐，我去瞧着挂在墙上的手枪和放在房间角落里的一支马枪，马枪让我想起了戈兰特地峡的拉加射杀希腊农民使用过的枪①。五分钟沉寂之后，奥地利人叫出了两三个字，巴塞尔人是这样翻译的：“您不能过去。”“怎么，我不能过去，这为什么?”

①这个故事出于《旅行指南》。

他开始解释：

“您的特征没有标记在护照上。”

“我的护照是外交护照。”

“您的护照是旧的。”

“它没有一年期限，它在法律上仍有效。”

“护照没有在巴黎的奥地利使馆签证。”

“您弄错了，签了”。

“没有戳印。”

大使馆忘了，您看看别的地方其他外国公使的签证。我刚经过了巴塞尔州，巴德大公国沃登伯革王国和整个巴伐利亚州人们没有找我一点麻烦。我说出我的名字，人们甚至不用打开我的护照。”

“您有什么特别的?”

“我曾经在法国当过大臣，是笃信基督的国王陛下的柏林，伦敦和罗马的大使。就私交而言我与你们的国王和梅特里奇王子都很熟。”

“您不能过去”。

“您想要我交纳一笔罚款吗?您想叫人把我看管起来吗?”

“您不能过去。”

“如果我派一名信使去波希米亚政府呢?”

“随您便。”

我有点忍耐不住了，便开始拼命诅咒这位关员。作为在位国王的大使，耽搁几个小时无关紧要，但作为铁窗中的王妃大使，我感到这是对不幸的不忠，是对被囚禁的女王的背叛。

这个人在写着：巴塞尔人没有将我的自言自语翻译出来，但是有几句法语我们的士兵曾教过奥地利，并且它还没有忘记。我对翻译说：“跟他解释一下我要到布拉格去向法国国王奉献我的忠诚。”关员没有中断书写回答说：“查理十世对于奥地利来说不是法国国王。”“对于我来说是”。我反驳道。这几句回敬凶恶的看守人的话好像起了一些作用，他从旁边偷偷地看着我。我相信他冗长的注释将最终给予顺利签证。他还在亚森特的护照上乱写了些什么，然后全部交给翻译。他的签证是说明不允许我继续旅行的理由，以至于我不但不能去布拉格，而且在其他地方我出示护照会给人以错误的印象。我重新登上马车，对车夫说：“去沃尔德门澄。”

旅馆的主人对我的返回丝毫并不惊讶。他会讲一点法语，告诉我类似的事已发生过。一些外国人被迫在沃尔德门澄逗留，并将他们的护照寄往慕尼黑让奥地利公使馆签证。旅馆老板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他是驿站的站长，他负责向波希米亚的大公①递交这封信。

①肖泰克(Choteck)伯爵代表奥地利皇帝统治波希米亚。

下面是该信的抄件：

省长先生，

我个人很荣幸为奥地利国王陛下和梅特里奇王子殿下所熟识，我相信凭着一本没有一年期限的，仍有法律效用且已经奥地利驻巴黎大使签发去瑞士和意大利签证的护照能在奥地利旅行。事实上，伯爵先生，我已经过了德国，且我的名字优足以让我通过。唯独今天上午，奥地利阿塞尔巴契海关关长认为未经授权放行并在我随信寄上的这本护照及我的秘书皮罗日先生的护照上的签证中注明了理由。他迫使我很遗憾地退回到沃尔德门澄并在这儿等着您的命令。我希望公爵先生能解决阻碍我的这个小难题并通过我派去的信使寄给我去布拉格和从那里去维也纳的许可证明。

谨向您，省长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非常谦恭和顺从的仆人夏多布里昂

一八三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于沃尔德门澄

请原谅，伯爵先生，我冒昧地附上一封给布拉卡公爵的公开信。

我这封信流露出一点自傲，我被伤害，就像西塞龙一样感到屈辱，当他从他的亚洲政府凯旋时，他的朋友问他是从巴衣尔还是从特斯卡勒姆①的家中来：“怎么，我的名字传遍了四方，难道阿塞拜契山区的一个海关关员竟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因为人们看到了我在巴塞尔的成功而更显残酷。

①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因为他以西西里任职回来，他恼火地看到他的同胞一点也不了解他。

在巴伐利亚，殿下和大臣都曾向我问好，在沃尔德门澄，一个巴伐利亚官员在旅馆高声说道，就我的名字而言，就没有必要要奥地利大使签证。我承认这话使我感到很慰藉。但最终存在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那就是在地球上还有一个人以未听说过我的名字。

但是谁知道阿塞拜契的这位海关关员是否知道我一丁点!各国的警察部门是如此的亲密默契!一个既不认可，也不赞成维也纳条约的政治家，一个热爱法国的荣誉和自由，仍忠于这个衰落强国的法国人，也许应该在维也纳受到查禁。对待夏多布里昂先生，就像对待一个有间谍嫌疑的旅行推销员，这是多么体面的报复!作为一个负责向被放逐的孩子偷偷地传达他的被囚禁的母亲的决别的使者，只要能被当作一个证件不合规定的流浪汉，便感到万分庆幸了!

信使于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从沃尔德门澄出发：我估计后天(二十三日)中午至下午四点间便应返回；但我深感不安，我捎去的信会怎样?如果省长是一个果断且懂得处世的人，他就会给我寄来许可证明，如果他是一个怯懦和不明智的人，他便会答复说我的要求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他须立刻向维也纳请示。这件小事会使梅特里奇王子既感到高兴和又感到不悦。我知道他是多么害怕报纸；我见过他在维罗纳放下那些最重要的事情，发狂似地闭门谢客和德根兹先生①一道为《宪法》和《辩论》报撰文作答。在帝国部长的命令下达之前，多少的时光又将流逝。

①德根兹(de Gentz)德国外交官(一七六四一一八三二)二十年时间内是梅特里奇的亲密合作者。

另一方面，布拉加先生在布拉格会轻易会见我吗?德达马斯先生不会以为我是来取代他吧?拉蒂尔红衣主教先生一点也不担心?他们三位②不会利用这个不幸而将我拒之门外?没有比这更轻松的事，向总督说一句话，一句我一生都将不明白的话。我在巴黎的朋友们会怎样的担心?当这个冒险传开时，消息灵通者又怎么能只字不提?一些流言又怎么不四散传播呢?

②夏多布里昂提到的这三个人是围绕查理十世和波尔多公爵身旁的嫉妒者。

如果总督大人不给我答复?如果他不在?如果没有人敢代替他?没有护照我将变成什么?什么地方我才能得到承认?在慕尼黑?在维也纳?哪个驿站长会给我马匹?在沃尔德门澄我事实上将如陷牢笼。

这便是萦绕在我脑海中的烦恼和痛苦③；我还想到了我已青春远逝：我有生之日太短暂，再不能浪费一丁点。奥拉斯说过：“要好好儿地抓住时光。”这是对二十岁的人的忠告，也是对我这把年纪理智的建议。

③烦恼和痛苦。塞纳涅(Sevigne)夫人常将此词用作此义。

我的脑海中反复思考着各种情况④，感到倦怠时，我听到外面人群的喧哗声，我的旅馆位于村子的广场上。通过窗户我看到一个神甫在给一个临终的人举行最后的圣礼。国王们，他的仆从们和世人的事情与这个垂死的人有什么关系?每个人都放下手中的活跟随着神甫，年轻的女人，年迈的老妪，孩子们以及怀抱着吮奶婴儿的母亲们，重复作着临终祷告，来到死者门口时，神甫给临终圣体举行了降福仪式。参加的人开始跪下来，划着十字，低下了头。永恒的护照丝毫也不能被分发面包的人和乡村旅馆中给客人开门的人所理解。

④拉封丹的回忆(《人和蛇》)

小教堂——旅馆里我的房间——对沃尔德门澄的描述

尽管我七天未曾躺下，我仍不能呆在房里，超过一个小时都不行，以雷根思堡一侧走出村庄，我看到了右边的麦田中一个白色的小教堂。我朝教堂走去。门关着，透过倾斜的窗，我看到一个有十字架的祭坛。这个教堂的建造时间是一八三○年，在下楣上写着：“人们在巴黎推翻了一个君主制而在沃尔德门澄建立了一个小教堂。”三代被流放的人应来住在距离受难国王新的高高的避难所五十古里远的流放地。成千上万的事件同时发生：在台伯河河岸倒在短刀下的白人，对于同一时刻睡在尼日尔河畔棕桐树下的黑人做了些什么呢?那些在欧洲欢笑的人对于那些在亚洲哭泣的人做了什么呢?一八三○年推翻圣日耳曼·奥塞尔，砍倒十字架的人对于建造这座小教堂的泥瓦工、一八三○年颂扬这个基督的巴伐利亚的神甫又做过些什么呢?仅仅是对于那些受难或获益的人，事件才显得重要，而对于那些不知晓或未曾涉及的人，它们无关紧要。在阿尔布鲁孜山上有这样一群牧人，他们未曾下山，而看到过迦太基人，罗马人及哥特人等中世纪的几代人及现代人经过。这群人丝毫也未融人山谷中的不断更替的居民中间，而仅仅是宗教深入到了他们的心中。

回到旅馆，我便躺倒在两张椅子上想睡一会儿，但无法成眠。想象中的冲动比疲倦更强烈。我反复不停地念叨①着我的信使：晚饭时仍杳无音讯。在从田野放牧归来的家畜的嘈杂声中我躺了下来。十点钟，又传来另一种声音，守夜人在报时，五十只狗在吠叫，然后，这些狗回到了窝里，似乎是守夜人命令它们闭嘴，我感受到德国的纪律性。

①对自己不停地说起我的信使。

从我到柏林旅行时起，日耳曼便开始了文明进程：现在床的长度对于一个普通身材的人几乎足够了，但上面的被单总是与被子缝在一起，下面的床单太窄，扭曲、卷缩在一起，让人感到很不舒适，既然我是在奥古斯特·拉封丹②的家乡，我便要摹仿他的才能，我想把我这段时间在沃尔德门澄所住的旅馆房间的情况告诉我的子孙后代。要知道，侄孙们，这是一间意大利风格的房间，光秃秃的墙刷成白色，没有一块护壁板和壁毯，底部是宽宽的墙脚板或着色的层间腰线；房顶是一个三张网状的圆环，檐板画成带有暗褐色月桂饰的兰色玫瑰花饰，檐板下面的墙上，是一些美洲绿底带有红色图案的叶饰。四处有一些带框的法国和意大利小木刻。两个带有白色棉布窗帘的窗户，它们之间是一面镜子。在房间的中央，一张至少可以容纳十二人的桌子，桌上盖有高垂的带有玫瑰花及各种样式印花的漆布。六张带有垫子的椅子，垫子上盖有苏格兰方格红布。围绕着房间是一个衣柜和三张床；门旁一角，一个黑陶的炉子，其表面雕刻着巴伐利亚的武器图案，炉子上是一个哥特式皇冠形的容器。房门带有一种铁制的复杂机关，这种机关能锁住牢狱的门并且有防止情人和小偷的开锁钩。我为旅行者介绍了这间我开出了足可与《悭吝人》①相媲美的清单的绝好房间，我向可能会遭到阿塞拜契的红色野山羊②的继承者阻拦的未来的正统主义者推荐这间房子。我《回忆录》的这一页将会让现代文学派人士③感到高兴。

②奥古斯特·拉封丹(Auguste Lafontaine一七五六—一八三一)，德国小说家，出生于法国难民家庭，他的描写细腻。

①与《悭吝人》的清单对比。

②奥地利阿塞拜契海关头目，赤色头发和赤色的胡须。“野山羊”：可能是因为他住在山区后来又称之为“阿塞拜契的狼”。

③夏多布里昂指责浪漫主义为“实践学校”过分地注重外部细节。

在同我一样风烛残年的微光下，我数着天花板的半圆环饰，望着雕刻的年轻的米兰姑娘，美丽的瑞士女人，年轻的法国女人，年轻的俄罗斯女人，已故的巴伐利亚国王及已故的巴伐利亚皇后，——皇后很像我认识的一个女人，我已记不起她的名字了，——终于我睡着了一会儿。

二十二日我七点起床，洗了一个澡，驱走了剩下的疲倦。这个小山镇让我情有独钟，如同库克船长被他的太平洋上发现的小岛所深深吸引。

沃尔德门澄建在一个山坡上，很像是一个破败不堪的罗马帝国村庄。几所房屋的正面有壁画，主街的进出口有一张拱型的门，广场上是一些显眼的小店和一眼干涸的喷水池。夹杂着大石板和小砾石的可怕的街道，看到如此这般的路面，只有坎倍戈朗坦④能在上面行走。

④拉封登的回忆《陷入泥潭的赶车人》。

人们外表朴素，服装一点也不特别。女人们露着头，有的如巴黎卖牛奶的女人一样用手帕包裹着头，她们的衬裙很短，像孩子们一样光着脚和腿走路。男人的穿着有的像城里人一样，有的像从前的农民。他们一个个很像是个神，只是戴着帽子，而我们市民丑陋的棉软帽对他们是陌生的。

根据习俗①每天在沃尔德门澄有演出，我在头等座位上观看了演出。早上六点，一个高而瘦的老牧人，在村庄各处转一圈：他吹着一个六尺长的直喇叭，人们远远地把它当作传音筒或哨子。开始他吹出三种和谐的金属声音，然后让人们听到奔马或瑞士牧歌一类急促的曲调，摹仿牛哞哞叫和猪的嚎叫。铜管乐在一种假声的持续和上升的调子中结束。

①根据习俗，或根据定下的习惯。

突然，母牛、小牝牛、小牛犊、牝牛和公牛从各家各户一涌而出；有的吼叫着走进村庄的广场；有的从附近的街道沿着习惯的路去吃草；一群像野猪且呼噜做声的猪蹦跳着跟在后面。位于最后的山羊和羊羔咩咩叫着组成了协奏曲的第三部分；鹅群则显得比较持重；忽然间，所有这些景象消失得无影无踪。

晚上七点，又听到了号声，这是家畜群放牧归来了。畜群的顺序改变了，猪成了前卫，还是同样的音乐；有几个作为侦察兵，随意跑动或到处停留。羊群纵列行进；母牛和它们的儿女、丈夫一起殿后。鹅两边摇晃着。所有的家畜都回到了家，没有一个走错了门。但是有几匹劣马在偷吃农作物，有几个在玩耍不想回栏的冒失家伙，还有几只年轻公牛固执地要与和它们不同栏的女伴呆在一起。于是拿着小鞭的妇女和小孩走了过来，驱使掉队者赶上队伍，迫使反抗者服从规矩。这场演出让我很开心，如同以前在绍尼，亨利四世让一个名叫“大家”的牛倌用号声召集牛群取乐。

很多年以前，在诺曼底费法克城堡居斯蒂纳夫人家中，我住着亨利四世的房间；我的床很大，贝阿尔纳曾在此和某个弗罗雷特共眠，在这里我得到了君主主义，因为我未曾自然地拥有它。灌满水的壕沟围绕着城堡。从我的窗子可一直看到费法克小河畔的草地。草地上，一天早上我看到一头白得出奇的漂亮的母猪，它好像是马尔卡散王子的母亲。它躺在柳树脚下鲜草地上的露水之中，一头年轻的公猪采集了一些纤细的苔藓，用牙咬成齿状，将它们盖在嗜睡的母猪身上；它多次重覆着这个动作，直到母猪被完全盖住为止，它被埋在青青绿叶中，人们只看到黑色的蹄子从中伸出来。

这是在为名声不好的动物作辩护，而我过多地谈起它便会感到羞惭，如果荷马未曾歌唱过它的话。事实上我发现我的《回忆录》的这一部分不完全是一种奇遇：沃尔德门澄是衣塔克；牧人是忠实的欧梅和他的猪，我是拉尔特①的儿子，在游览了大地和海洋后回来了。我也许应更好的沉醉于艾汪德②的玉液琼浆，品尝魔草③枯竭的花，在罗多发杰的国度疲惫衰弱下去，呆在西尔塞的家中或听从美人鱼歌声的诱惑：《靠近些，到我们这里来》。

①即于利斯(Ulysse)。

②即于利斯。

③这种植物可防止魔法(《奥德赛》)

一八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如果我还是二十岁，我就会在沃尔德门澄寻找一些奇遇以打发时间；但在我这种年龄，不再有丝绳梯④，它只是作为一种回忆，而且也仅仅是影子攀越围墙。以前我非常注重身体，提醒自己生活要有节制，以便在四十多年后显得十分强健和精力充沛。我的身体愚弄了我灵魂的誓言，它固执地寻欢作乐，从不愿花一个子儿作一天“保养得很好的人”：“见鬼去吧!”它说，“我的青春年华是用来享受生活的快乐，如果没有人愿意和我分享这些快乐，我这么吝啬它又能得到什么呢?”于是它摆脱了头脑而自享其乐。

④闲心。

因此我被迫拥有这样一个身体。二十二日我到村子的东南边去散步。我们沿着莫利尔之间一条推动几个工场动作的小河走着。沃尔德门澄出产布匹，一幅幅布摊开在草地上，一些年轻的姑娘将布浸湿，光着脚在空地上跑着，用洒水壶洒水，就如同园丁在浇灌花坛里的花。沿着小溪，我想起了我的朋友们，想起他们，我很感动，然后，我猜想他们在巴黎会这样说起我：“他到了吗?他见到国王一家吗?他马上回来吗?”我考虑是否可以不派亚森特去找寻新鲜黄油和黑面包，而只在桤木树下的泉边吃一点水芹。我对生活没有很大的奢望：为什么命运将我与国王们紧紧连在一起呢?

回到村里，我打教堂旁经过，两个殿堂与围墙相连，其中一个显得是被缚的圣皮埃尔及一个给囚犯的布施箱，为了纪念佩里戈①的监狱及警察局的禁闭室，我放了几个克莱泽②。另外一个殿堂表现的则是橄榄树花园的景色，景色是如此的超凡动人和雄伟壮丽，以致这里怪诞的人们也没有将它毁掉。

①西尔维奥·佩里戈(Silcio Pellico，——七八九一一八五四)，意大利作家，他曾坐牢九年。

②日耳曼帝国货币名。

我匆忙吃过晚饭，跑着去做晚祷，我听到了晚祷的钟声。在教堂狭窄街道的拐角处，远处的小山顿时跃人我的眼帘：天边还显露着一点点微光，这一线即将消失的亮光来自法国那边。一股深沉的情感使人心碎，我此去朝圣何时才能完成?当我从亲王的军队返回穿过日耳曼大地时，我甚是很凄惨的；当我作为路易十八的大使出使柏林时，我得意洋洋；好多年以后，我又偷偷潜入同一个德国来寻找被再次放逐的法国国王。

我走进教堂：里面一片漆黑，甚至没有点一盏灯。穿过黑夜，在哥特式的凹陷中，我只是通过殿堂浓重的黑暗才分辨出它。墙壁、祭坛、柱子都好像带有装饰和蒙上黑纱的画；中殿整齐地贴满了一些结婚预告。

一个老年妇女用德语大声讲天主经，一些我看不见的年轻和年老的女人念着圣母经回应着。这个老妇发音清楚，声音纯静、语调低沉、哀婉动人，她离我有两条长凳距离，当她每次念到“基督”这个词时，她都会在天主经中加进某些祷告，低头在黑暗中深深的鞠躬。诵经过后接下来是对圣母的连祷，这些看不见的祷告者用德语单调地念着：Les ora pronobis在我耳旁响起，就像重复着“希望、希望、希望!”这个词。我们混杂着走出教堂；我带着希望去睡觉，很久以来我没有将希望紧揽怀中，但它一点也没有老，尽管它有不忠，但人们总是热爱它。

按照塔西特的说法，日耳曼人相信晚上比白天更古老，对于他们来说，是黑夜带来了白昼。但我相信黑夜是年轻的而白昼是永恒的。诗人们也对我们说过，睡眠是死亡的兄弟：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衰老是死亡最近的亲戚。

一八三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二十三日早晨，老天爷给我在痛苦中带来了一些甜蜜：巴蒂斯特告诉我，当地有一位要人，是啤酒酿造商，他有三个女儿，在他的小壶之间摆放着我的作品。当我出去时，这位先生和他的两个女儿看着我经过：第三位小姐在干嘛?以前，我收到过从秘鲁寄来的一位夫人的亲笔信，他是太阳的表妹，很欣赏阿塔拉，但在沃尔德门澄为阿塞拜契的狼胡子所知晓，这是一件天大的荣幸事，在巴伐利亚，在距奥地利一古里之处，确实发生过人们轻视我的事情。这次波希米亚的远行，要是仅仅按照我自己的意愿，那会怎样呢(但在波希米亚我为自己会作些什么呢)?在边境受阻，我就会回转巴黎。有一个人精心策划了他的北京之行，他的一位朋友在巴黎的“王室大桥”上看到了他：“怎么，我认为您到中国去了?”“我回来了，那些中国人在当地给我制造了很多麻烦，我把他们丢在那儿了。”

在巴蒂斯特给我讲述我的成就时，一阵出葬的钟声将我吸引到窗户前。神甫走在十字架前，一些男人和女人拥来，男人们身着大衣，女人们穿着裙子和戴着黑色修女帽。尸体从我旁边第三家抬走，送至公墓：半小时后，送葬的人们回来了，只是少了被葬者。两个年轻女人用手帕捂着眼睛，其中一个在哭喊，她们在哭她们的爸爸，死者就是我到达那天接受临终祝福的那个人。

当我自己已不在人世时，如果我的《回忆录》能流传到沃尔德门澄，今天举哀的这家人将在《回忆录》中找到已逝去的伤心日子。深卧床中，垂死者也许听到了我马车的声音，这也是他在世唯一能听到的我的声音。

人群散去，我走上了殡葬人群走向的往东的寒冷的路。我首先看到一个死水养鱼池，一条小溪在它的旁边急速的流着，如同坟墓旁的生命。小丘背面的十字架标明这是一个坟墓。我爬上一条凹陷的路，通过一堵墙的缺口，进入神圣的场所。

一些土堆代表着地上的一些尸体，到处都竖着一些十字架：它们为旅行的人标出了进入新世界的出路，就好像一条河流出海口处的航标为船只指明开放的航道。一个可怜的老人在为一个孩子掘着坟墓，独自一人，流着汗，光着头，他没有唱，也没有像哈姆雷特的小丑一样寻开心，更远处是另一个墓穴，在它的旁边可以看到一条矮凳，十根杆子和一根绳子，一直通往永恒。

我走近这个墓穴，它似乎对我说：“这是一个好机会!”一具盖着几铲灰尘的棺材卧在坑底，在等着余下的尘土。一块白布铺在草地上：死者很关心他们的裹尸布。

远离基督的国度，基督徒总有办法迅速的赶到这里，这便是围绕着教堂参观人类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坟墓是家园，宗教是共同的祖国。

我返回时已是中午，据各种推算，信使不可能在三点前回来，但每一次马蹄声都让我跑到窗前：随着时间的临近，我相信许可证不会来了。

为了打发时间，我要来了我花费的记账单，我估算我吃过的鸡肉，比我更伟大的人也没有鄙视这种细心。最负盛名的亨利·蒂多尔，把混杂在一起的白玫瑰与红玫瑰清开来，就像我把白色花结与三色花结连在一起一样。我看过亨利七世一张张地签署账单：“三只苹果，给一个女人十二个苏，发现了三只兔子，给六个先令八个苏，给贝尔纳教师，盲人诗人一百先令(这比荷马要强)；给小矮人，在沙弗特斯伯格，二十先令。”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小人，但他们所值都超出了二十先令。

三点钟，是信使该回来的时候了，我和亚森特来到阿塞拜契大路上。刮着风，天上飘着一些云，它们掠过太阳，将阴影投向田野和枞林。村子中的一群牲畜走在我的前面，行进中，它们扬起了曾经英勇地被英国骑士击败的契罗西大公军队扬起过的高高的尘土。一个耶稣十字架耸立在道路登高处的顶上，从那里可以看到一条长长的车行道。坐在一条沟谷中，我问亚森特：“安娜修女，你没有看到什么过来吗?”远远地看到村子里的几辆小车让我们心跳；近前，才发现这些小车是空的，如同载着幻想。我只得回到住所满腹忧愁的吃晚饭。终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驿车会在六时经过，它不会带来总督的回信吗?六点响过，没有驿车的影子。六点一刻，巴蒂斯特走进我房间：“布拉格的平信刚到，没有先生的任何东西。”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舒特克伯爵的信——农女——从沃尔德门澄出发——奥地利海关——进入波希米亚——松林——与月亮对话——比尔森——北方大道——布拉格一瞥

巴蒂斯特刚从我房间出去，施瓦兹手里摇晃着一个盖有大印戳的信。他喊道：“这就是许可证。”我跳起来扑向这份急件，我拆开信封，里面有一封总督的信、许可证和布拉加先生的一张短笺。下面便是舒特克伯爵的信：

子爵先生：

对于在进入波希米亚时给您的旅行造成的麻烦和耽搁我感到非常气愤。但是鉴于边境上对于所有从法国来的旅行者都有非常严格的命令，在目前情况下，您自己也会觉得这种命令是很自然的，我只能同意阿塞拜契海关关长的做法。尽管您的名字享誉整个欧洲，还请您原谅这个未曾有幸知道您的职员，因而对您的身份有所怀疑，更因您的护照只有去伦巴第而没有去奥地利州的签证。至于您到维也纳的旅行计划，我今天已给梅特里奇王子写了信，您一到布拉格，我便会马上向您通报他的答复。

我荣幸地随信寄上布拉加公爵的答复，并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舒特克公爵

一八三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于布拉格

这个答复礼貌而且恰到好处，总督不可能为我抛弃下面的官员，毕竟他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巴黎我曾经预见过我的旧护照可能会成为争辩的原因。至于到维也纳，我曾说过是出于政治的目的，是为了让舒特克伯爵放心并向他表示我不会躲着梅特里奇王子。

五月二十四日星期四晚上八点，我登上马车。谁会相信，我离开沃尔德门澄历尽这么多的磨难!我已习惯我的主人们，他们也已习惯我。我熟悉窗旁和门旁所有的面孔，当我散步时，他们友好地接待我。邻居们跑过来看我的如同于格卡贝君主制一般破旧的马车驶过。男人们脱下帽子，女人们则打手势向我致意。我的故事成为村子里聊天的话题；每个人都站在我这边：巴伐利亚人和奥地利人相互憎恨，前者为让我通过而感到骄傲。

我几次注意到在茅屋的门坎上，一个举止如拉斐尔的处女像的沃尔德门澄姑娘；她的父亲，一副老实的农民相，一直挥着宽边毡帽向我深深鞠躬致意。他用德语见我问好，我则用法语友好地回答他。他女儿站在他身后，从老人肩后满脸绯红的望着我。我又重见到这位姑娘，但她独身一人。我向她挥手道别；她一动不动，看上去很惊讶，我相信她心里有一种我不知道的隐秘的抱怨。我离开她就像人们离开在路边山谷上看到的一朵野花，它给您的旅途带来了芬芳。我经过了欧梅的羊群；他露出他的灰白的头看护着羊群；他已结束他的劳动，他和他的绵羊一起回去睡觉去了，但是，于利斯还在继续他的错误。

收到许可证前，我对自己说过：“如果我得到了它，我将羞辱为难我的人。”到达阿塞拜契，他对我，如同对待乔治，当旦①，我又生出该死的仁慈；对于这次胜利，我没有一点热情。我怯懦地蜷缩在马车一角，施瓦兹①出示了总督的命令；我对这位海关关员的混淆黑白感受太深。他在一旁，没有登上马车，甚至没有让检查车子。他非常的平静!但愿他能原谅我对他的辱骂，但是因为记恨于他，我也就没有从《回忆录》中删去这一段。

①这里夏多布里昂把英里哀的乔治·当丹同拉辛的法官当丹搞混了。是后者在《诉讼人》中宣布判决时“被同情心所打动”。

①夏多布里昂在波希米亚的翻译。

在离开巴伐利亚这一侧时，一片黑色而宽广的松树林在波希米亚形成了一个柱廊。山谷中弥漫着水汽，白昼在衰退，西边的天际呈现一片桃红色，地平线降到几乎挨着了大地。在这个纬度缺乏光亮，也因之缺乏生命力，一切都死气沉沉、无生气、变得苍白了。冬天似乎委托夏天替它保存着白霜直至来年冬天返回。一轮半遮半掩的月亮让我感到欣喜，并非一切都已消失，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容，它好像对我说：“怎么!你在这里?你记得在别处的森林中我见过你吗?你记得你年轻时对我说过的柔情的话语吗?确实，你没有讲过我太多的坏话。现在你为什么沉默不语?这么晚了，你独自一人去哪里?您不停地重操旧业吗?”

噢!月亮，你说得对。但是如果我曾说过你的魅力，你会知道你曾经给我的帮助；当我和我的爱情幻影一起散步时，你照亮着我的脚步；今天我的头脑和你的面容一样一片银白，而你却惊异的发现我一人独处!你对我不屑一顾，但我们在你的帐幕里度过了整整几夜。你敢否认我们在草地上和海边的约会吗?多少次你凝望着我充满激情地看着你的双眼!你忘恩负义又爱嘲笑人，你问我这么晚了去哪里?这样责备我日夜兼程太无情了。啊!如果我走过你那么多路，我不会像你每个月都回到摇篮的光环下而重焕青春。我没有新月，我生命的衰减一直要到彻底的结束，而当生命之火熄灭时，我将不会像你那样将火炬重新点燃!

我整夜都在赶路，我穿越了德尼兹，斯坦科和斯达布，二十五日早晨，我打比尔森经过，荷马风格的美丽兵营。这座城市带有笼罩着这个国家的忧伤气氛。在比尔森，渥伦斯坦希望抓住一根五笏：我也正在寻找一个王冠，但并不是为我自己。

原野如刀切斧劈般高低不一，称之为波希米亚群山；山丘的顶端长着松树，农作物的绿色构划着山的轮廓。

村庄稀少。一些关押着囚犯的断粮的堡垒耸立在岩石上像一些老秃鹫。从紫第兹到贝罗勒，右边的山峰变得光秃秃的。我们经过一个村庄，道路宽广，驿站齐备，这一切都显现出这是一个模仿古代法国的君主国。

菲利普德瓦卢瓦朝代的盲人让，路易十一时期的乔治大使，他们曾经过了哪些林间小道?德国的现代公路有什么用?路上渺无人烟，没有历史、没有艺术，也没有气候吸引外国人到他们寂寞的大道上来。对于贸易，公共道路如此宽广和如此昂贵的维护是白费的。陆地上最贵的运输，是印度和波斯的运输，它们是通过骡、驴和马驮着，通过刚刚开辟出的穿过山脉的沙漠地区的小道进行的。现在的大道，在那些运输并非频繁的国家，仅仅是为战争服务；这些略被用作新野蛮人的通道，他们从北方出来，伴随着庞大的军火列车，来淹没那些赋予智慧和阳光的地方。

在贝罗勒流淌着一条同名的小河，它就像所有好寻衅者一样讨厌。一七八四年，河水涨到了驿站旅馆墙上标记的高度，过了贝罗勒，几个峡谷绕过几座小山，一直向高原的人口处扩展过去。道路从这个高原沉人一个线条模糊的山谷，山腰上横立着一个村庄，从那里一条很长的山道通向德斯契尼克，那是此间最后一个驿站。我们马上下来，向着对面顶上竖着一个十字架的小山岗走去。在摩尔多瓦河的两岸，我们发现了布拉格。就是在这座城市里，圣路易的几个年长的儿子结束了他们的流亡生活，他们家族的继承人开始一种被流放的生活，而他的母亲则在他被驱逐的土地上的城堡中日渐憔悴。法国人!你们的祖先为其打开了圣殿大门的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儿，你们已将她派到了布拉格；你们不想在你们中间保存这座唯一的伟大和美德的丰碑吗?噢!我的老国王，我喜欢您，因为您已经下台，我为我的主人!噢!年轻的孩子，我第一个称您为国王，我要对您说什么呢?在您的面前，我怎敢自我介绍呢?我没有被放逐，我可以自由的回到法国，也可以自由地在第一次呼吸时曾激活我胸膛的空气中作最后一次呼吸，我的骨头可以长眠在我出生的大地中!在布莱身处囹圄的人啊!我马上就要看到您的儿子了!

波希米亚诸王的城堡——第一次看见查理十世

五月二十四日晚上七点，我进入布拉格，下榻温泉旅馆，旅馆在老城，建在摩尔多瓦河左岸。我给德·布拉卡公爵先生写了封短笺，通知他我到了，我收到如下回答：

子爵先生，如果您不过分劳累，国王将很高兴今晚九点三刻接见您；当然，如果您想休息，陛下亦将欣然于明日上午十一点半见您。

请接受我最热忱的问候

布拉卡·德·奥尔普

于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七点

我认为不可利用人家给我的选择，于是晚上九点半，我即动身；旅馆中有一个人略懂法语，于是给我带路。我走过几条寂静、昏暗，没有路灯的街道，到了一座高高的山丘脚下，小丘顶上就是波希米亚诸王的城堡①。那座宫殿在天空上勾画出了它庞大的黑色轮廓，不见任何光亮从它的窗子中透射出来：这里有某种梵蒂冈或从约撒法特山谷所见的耶路撒冷的寺庙那样的孤独、神圣和伟大。只有我和我的向导的脚步声清晰可闻；山坡太陡，我不得不不时地在路阶的平台上停一停。

①赫拉德钦宫。从一八三二年十月至一八三六年五月查理十世在此居住。

我一步步往上走，城市也在我下面渐渐展开。历史的交织，人们的命运，帝国的毁灭、福音的意国，纷纷涌上我的心头，与我的个人命运的回忆融为一体：探索过一座座死去的废墟之后，我又被召去目睹一座座活着的废墟。

我们到了赫拉德钦宫前面的平地上，穿过一个步兵哨所，岗哨紧靠着边门。我们从边门进入一个方形的院子，周围是一式的、无人居住的房子。我们穿过右侧底层一条长长的走廊、一些嵌在墙上的玻璃灯间隔越来越远地照着，酷似在一座兵营或一座修道院里。走廊尽头有一楼梯，楼梯口有两个哨兵走来走去。我登上第三层，正碰上下楼的德·布拉卡先生。我同他一起进入查理十世的套房；那儿也有两个掷弹兵值勤。法国国王门口的这些外国士兵，这些白色制服，给我留下了痛苦难忍的印象：我想到的不是一座王宫，而是一座监狱。

我们前面是三个几乎没有家具又仿佛险象环生的大厅：我认为还是在那个可怕的艾恩库里亚修道院里游荡呢。走进第三个大厅时，德卡布拉卡先生让我留下，他进去通报国王，这与杜伊勒里宫里的礼节一样。他回来把我带进陛下书房，旋即退下。

查理十世走近我，亲切地伸过手来，对我说：“您好，您好，夏多布里昂先生，看见您我非常高兴。我一直等着您。您不该今晚来，您一定很累了。您别站着，坐下，您夫怎么样?”

在高高的社会地位上，在巨大的生活灾难中，最让人肝肠寸断的莫过于几句实实在在的话语。我像个孩子似的哭了，我好不容易用手帕压住哭泣声。多少我准备冒死一言的事情，全部我用以武装我的宏论的空洞无情的哲学，此刻都荡然无存。我，居然想当个以不幸教人的老师!我，竟敢教训我的国王，我的白发苍苍的国王，我的被废、被逐、准备遗尸异国他乡的国王!我的年迈的君主望着我这个七日敕令的“无情敌人”、“强硬反对派”，又握住了我的手。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让我靠着一张小木桌坐下，小木桌上点着两支蜡烛：他也挨着小木桌坐下，把他那只好耳朵凑近我，想听得更清楚些，他就这样告诉我，在他生活的不寻常的灾难之中，又加上了岁月造成的通常的衰弱。

在奥地利众皇帝的住处，我望着法兰西第六十八代国王，他被世世代代的统治和他的七十三个年头压弯了腰：这些年中，有二十四年是流亡生涯，五年在一张摇摇欲坠的宝座上度过；眼下君主正在最后的流放中了却余年，他带着孙子，孙子的父亲已被暗杀，母亲仍被囚禁。查理十世为了打破这片沉默，向我提了几个问题。于是，我简短地向他说明了此行的目的：我说我带来德·贝里公爵夫人给太子妃夫人的一封信，信中，布莱监狱的女囚把孩子托付给坦普尔监狱的女囚，这是不幸中的习惯做法。我还说，我也有一封信给孩子们。国王回答说：“别把信给他们，他们母亲的事他们还不全知道；把信给我吧。再说我们可以明天两点钟再谈这些事：现在您去睡觉吧。您明天十一点钟会见到我的儿子和孩子们，然后跟我们一起吃饭。”国王站起来，祝我睡个好觉，走了。

我出来，在前厅我找到德·布拉卡先生；向导正在楼梯上等着我。我回旅馆，走在路面溜滑的街上，下坡之快一如我去时上坡之慢。

一八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布拉格

王太子先生——法国的孩子们——吉什公爵及夫人——三人联盟——郡主

第二天，五月二十五日，我在旅馆中接待了住在同旅馆的科塞伯爵先生的来访。他给我讲了城堡中对波尔多公爵教育的争执的情况。十点钟我到了赫拉德钦宫；吉什公爵将我带到了王太子先生的家中①。我发觉他老了且瘦了；他身穿蓝色的旧衣服，一直扣至下巴，衣服呈得过于宽大，好像是在旧货店中买来的：这可怜的王子让我感到一种特别的怜悯。

①即昂古莱姆公爵。

王太子先生有勇气，他服从于他的父亲查理十世，这妨碍他在圣克卢和朗布伊埃露面，使他仅在芝加拿②露面：他显得异常孤僻。他难以容忍见到一个新的面孔。他常对吉什公爵说：“您为什么在这里?我不需要任何人。没有足够小的老鼠洞可以让我藏身。”

②在一八二三年。(见t．ⅡP635，Nofci)

他还几次说：“但愿人们没有说起我，也不要照顾我；我什么都不是，我愿意什么都不是。我每年存两万法朗收人，这超出我的需要。我该想的仅是得到解救和有一个好的结局。”他还说过：“如果我的侄儿③需要我，我就会拔刀相助；但为了服从我的父亲我违心的签署了让位声明；我不会更改它；我也再不会签署什么；但愿人们让我安静。我只想说：我永不撒谎。”

③波尔多公爵(Le duc de Bordeaux)。

的确，他的嘴里从未说过谎。他读的书很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在语言方面也如此；在西班牙战争中他与维莱尔先生的通信极具价值，他与皇太子夫人的通信节选刊在《指南》①上，这使他大为高兴。他刚直不阿，笃信宗教，他的孝心升华成一种美德。但是不可克服的怯懦使王太子未能发挥他的能力。

①百日战争期间。

为了让他感到轻松，我避免谈及政治，只是询问他父亲的健康状况，这于他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话题。爱丁堡和布拉格气候的差异，国王的长期痛风，国王饮用的特普利孜水，他所感受的善事，这便是我们谈话的内容。王太子先生夜间照看查理十世就像照顾一个孩子一样；他近前吻他的手，询问他夜间的情况，拾起他的手帕，提高声音说话以让他听见，不让他吃不适的东西，根据冷热程度让他添减衣服，陪他散步并带他回来。我没有说起别的事。像七月革命的日子，帝国的灭亡，君主制的前途等等。“现在是十一点，”他对我说，“您去看看孩子们，我们一起吃晚饭。”

我被带到家庭教师②的住处，门打开了，我看到达马斯男爵和他的学生；康多夫人和郡主③，巴朗特先生④，拉维拉特先生和其他一些忠实仆从；所有的人都站着。年轻的王子，在一旁惊慌地望着我，看着他的老师好像在问他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该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郡主则带着羞涩和无关的神情微笑着：她好像很在意她兄弟的一举一动。康多夫人显得对她所进行的教育感到很骄傲的样子。给两个孩子致意之后，我向孤儿走过去并对他说：“亨利五世，你愿意让我向你表示敬意吗?”当他将来登位时，他也许能回忆起我曾荣幸地对他的杰出的母亲说：“夫人，您的儿子是我的国王。如此我是第一个称亨利五世为法国国王的人，并且一个法国陪审团，宣告我无罪，并承认了我的话。国王万岁!”

②达马斯(Damas)男爵是波尔多公爵的家庭教师，即王子的太傅。

③路易丝·德·波旁(Louise de Bourbon一八一九—一八七○)，贝里公爵和夫人的长女。一八四五年与夏尔·路易·德·波旁·帕尔姆结婚。

④巴朗特(Barande一七九七—一八八三)巴黎综合工业学校毕业生，为波尔多公爵主要老师，直至一八三一年夏天。失宠后他住在布拉格，作为矿物学者，他的工作成就引入注目。

孩子听到称他为国王，听我讲起人们再也没有跟他说过的母亲感到很惊愕；他一直退到了达马斯男爵的腿前，嘴里低声反复念着几个字。我对德·达马斯先生说：

“男爵先生，我的话好像让国王感到吃惊。我看他对他勇敢的母亲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他的仆从们有时有幸为合法王室的事业所作的事情。”

教师回答我：“我们告知了殿下像您一样的一些忠诚之士，子爵先生……”他没有说完。

达马斯先生赶忙声称学习的时间到了。他邀请我回来听骑术课。

我去拜访了吉什公爵夫人，她住在相当远的城堡的另一处，要经过十分钟的走廊地带才能到达。在伦敦作大使时，我曾为吉什夫人举行一个小型的宴会，那时她是如此青春焕发并拥有众多的崇拜者。在布拉格，我发现她变了，但她面部的表情更让我心怡。她的发型搭配好极了：头发梳成像姬妾或是萨比娜奖章式样，前额两边的头发则用束发带系成花结。吉什公爵夫人和公爵在布拉格表现出一种身处逆境的美。

吉什夫人了解我曾对波尔多公爵说过的情况。她给我讲人们想疏远巴朗德先生；问题在于会找来一些耶稣教士；德·达马斯先生已经中止了但没有放弃他的计划。

有一个布拉卡公爵、达马斯男爵及拉蒂尔红衣主教组成的三人联盟：这个联盟试图隔离年轻的国王并用一些信条及通过一些仇视法国的人来教育他以达到支配将来的统治。城堡的其他居民则反对这个三人联盟：孩子们自己更反对得厉害。但是反对意见也有细微的差别：康多一派不完全等同于吉什一派；布液女侯爵，贝里一派的背叛者，她和莫里逆神甫一道站在三人联盟一边。王太子夫人，最不偏不倚，她也不完全倾向巴朗德先生为代表的青年法兰西一派；但由于她溺爱波尔多公爵，她常倾向他这边并支持他反对其教师。

阿古尔特夫人，全心全意忠诚于三人联盟，她只会插手制造麻烦，王太子夫人一点也不信任她。

拜访吉什夫人之后，我到了康多夫人家中。她和路易丝公主在等着我。

公主有一点像她父亲：棕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显得很机灵；她年龄显得很小，不像她的画像中描绘的样子。她整个人兼具有小孩、年轻姑娘和公主的特点：她低眉顺目，笑起来带有一种艺术感的天真可爱。我们不知道是该给她讲仙女的故事，还是向他作一个声明抑或像对待皇后一样和她崇敬地交谈。路易丝公主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多才多艺：她能讲英语并开始懂得德语；她甚至有一点外国口音，流亡生活已在她的语言之中留有烙印。

康多夫人给我介绍小国王的姐姐；无辜的逃亡者，他们好像是躲藏在废墟之中的两只小羚羊。瓦辛小姐，副家庭教师，一个优秀而文雅的女孩子来了。我们刚落座，康多夫人刘我说：“我们谈谈吧，小姐知道一切；她和我们一起为我们所看到的感到惋惜。”

小姐马上对我说：“噢!亨利今天早晨真笨：他害怕。爷爷对我说过：‘猜猜你们明天将见到谁：这可是一个世界上的大人物!’我们回答：‘那么，是皇帝。’‘不是。’爷爷回答。我们又试着猜了猜；但没有猜出来。他说：‘是夏多布里昂子爵。’我拍着自己的额头后悔没有猜出来。”公主拍着额头，脸红得像玫瑰，一双温柔湿润的蓝色眼睛，笑起来更显聪颖；我多么想尊敬地吻她那白色的小手啊。她又说：

“您没有听到，在您提醒亨利让他回忆起您的时候。他对您说了些什么吧?他说：噢!对，是这样!但他讲得这么小!他害怕您也害怕他的老师。我对他做手势，您看见了吗?您今晚会高兴些；他会讲话，您等着。”

小公主对他弟弟的这番关心很可爱；我几乎犯了欺君之罪。公主注意到这一点，这实际上是在给他兄弟一个善意的维护。我让她放心亨利留给我的印象。她对我说：“我很高兴您在达马斯先生面前说起我妈妈，她马上就出狱吗?”

大家知道我有一封贝里公爵夫人给孩子们的信，我一点也没有和他们谈及，因为他们不知道囚禁后的细节。国王曾问我要这封信；我认为不能给他，而应给我被派来寻找的，喝阿尔斯巴尔水的王太子夫人。

康多夫人又给我讲了德·科塞先生和德·吉什夫人和我讲过的事情。小姐带着小孩的严肃神情哼哼着。她的女教师谈到了解雇德·巴朗德先生和可能会来一位耶稣教士，露易丝公主交叉着手笑着说：“这将太不得人心了!”我忍不住笑起来，小姐也笑了，她一直满脸绯红。

离国王接见我还有一会儿。我上了马车去寻找大公舒特克伯爵，他住在城保一侧，城外半古里的一幢乡下房子里。我在他家中找到了他，并感谢他写信给我。他邀请我于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一吃晚饭。

与国王交谈

两点钟回到城堡，像昨晚一样布拉加先生领我晋见国王。查理十世也照常亲切地接见了我，岁月使得他更显平易近人。他又让我坐在小桌旁。下面便是我们谈话的细节：

“陛下，贝里公爵夫人命我来找您并交给王太子夫人一封信。我不知道信的内容，尽管这封信没有封口；信是用柠檬水写的，给孩子们的信也一样。但是我的这两封信，一封是公开的，另一封是秘密的。玛丽—加罗琳娜给我解释了她的想法。在她被囚禁期间，如同我昨日跟陛下说过的那样，将她的孩子们交予王太子夫人特殊照看。另外，夫人还要我向她汇报亨利五世，这里人称波尔多公爵，的教育情况。最后，贝里公爵夫人声明她自己和出身名门的埃克托尔·吕克舍齐·帕利伯爵秘密订婚。这些已有若干先例的王妃的秘密婚姻没有剥夺她们的权利。贝里公爵夫人要求保留她的法国王妃地位、她的摄政权及监护权。当她获得自由时，她打算来布拉格拥抱她的孩子们并向陛下致以敬意。”

国王严肃地回答我。我用一种反责的口吻予以辩驳。

“希望陛下原谅我，但在我看来有人似乎对她存在有偏见：布拉加先生应是我尊严的委托人的敌人。”

查理十世打断我：“不，但她对他坏，因为他阻止她做一些蠢事，一些疯狂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做这类蠢事，”我回答，“亨利四世像贝里公爵夫人一样斗争过，并且和她一样，他不总是有足够的力量的。”

“陛下，”我接着说，“您不希望贝里夫人是法国的王妃，尽管如此，她将仍然是王妃。全世界总是称她为‘贝里公爵夫人’，亨利五世的英雄母亲。她的勇敢和痛苦超出一切；您不能将自己置于她的敌对行列，您不能像奥尔良公爵一样，同时鞭挞孩子们和母亲。宽待一个女人的荣誉对您就这么难吗?”

“好吧，大使先生，”国王带着一种夸张的亲切口气说道，“希望贝里公爵夫人去巴勒莫①，希望在那里她和吕切齐先生，公开地以夫妻名义生活，我们会对孩子们说他们的母亲结婚了。她将来此拥抱他们。”

①巴勒莫：意大利西西里岛北部港口。

我觉得事情已说得差不多了，主要目的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三，关于称号的谈话和准许在将来某一时间来布拉格的问题可以稍迟一些时候再说：确信和太子妃一道完成了我的工作，我便转换了话题。固执的想法抗拒着坚决主张；坚持这些想法，总想在激烈的斗争中一下子得到一切，往往会把事情搞砸了。

我转而谈起有关王子将来的教育，关于这个问题，我弄不大明白。宗教使查理十世成了一个孤僻的人；他的想法脱离实际。我略微谈起德巴朗德先生很有才能而德达马先生则较为缺乏。国王对我说：“德巴朗德先生受过良好教育，但他的事太多了；他曾被选来给波尔多公爵讲授自然科学，而他一切都教，历史、地理、拉丁文。我曾叫马卡尔蒂院长②来分担马朗德先生的工作，他死了，我指望另外一个教师，他很快就会来。”

②马卡尔蒂(Maccarthy)爱尔兰耶稣会会士。

这些话让我发抖，因为新教师事实上仅仅是一个耶稣会士代替另一个而已。在法国当今的社会状况下，为亨利五世找一个卢瓦娅娜的门徒只是查理十世头脑中唯一的想法，他对这个民族已经有些失望。

惊讶之余，我说：“在知名的但却是被诽谤的社会阶层中选择一个教师，国王不怕言论的影响吗?”

国王嚷道：“呵!他们仍是耶稣会士吗?”

我向国王谈起选举及保皇党人想要了解他的意愿的想法。国王回答我：“我不能对一个人说：‘违背您的良心起誓吧。那些相信应该起誓的人可能会善意行事。我亲爱的朋友，对这些人我没有任何偏见；当他们愿意忠诚地服务于法国和王位继承权的时候，他们的过去无关紧要。共和党人在爱丁堡给我写过信，我接受了他们个人对我提出的一切要求。但是他们想强加给我一些政体条件，我拒绝了。在原则上我从来不让步，我想留给我孙子一个比我更加稳固的王位。法国人今天难道比和我在一起时更加幸福和自由吗?他们交的税少了吗?这个法国是怎样一头奶牛啊：如果我允许自己拥有奥尔良公爵拥有的四分之一的东西，会招致多少叫喊声，咒骂声!他们会密谋反对我，他们已承认这一点：我要自卫……”

国王停住了，好像沉浸在他的万千思绪中，他害怕说出一些伤害我的话来。

这一切都对，但是查理十世指的“原则”是什么?他是否了解反对他的政府的真的或者假的阴谋的原因呢?沉寂了—会儿，他接着说：“您的朋友贝尔坦一家人怎么样?他们没有什么可抱怨我的，您知道：他们对于一个被放逐的，对他们没有任何伤害的人严厉极了，至少我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亲爱的，我不抱怨任何人，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行事。”

一个被驱逐和受诽谤的国王的这种温和仁慈、这种基督徒的宽厚胸怀让我热泪盈眶。我想讲几句关于路易·菲力普的话。“啊!”国王回答……“奥尔良公爵……他已作了判断……您想要什么?……人们就是如此。”从三次被流放的老人的嘴里没有说出一句苦涩的话，没有指责也没有抱怨。而法国人的手却砍下了他兄弟的头，刺穿了他儿子的心脏；这些手对于他来说是记忆犹新和不共戴天的!

我用一种激动的语调赞美国王伟大的胸怀。我问他是否从未想过中止所有这些秘密的联络以及让所有这些四十年来一直在欺骗王权的委员们离开。国王向我保证他要坚决地中止这些无效的烦恼。他说：他已指派一些重要的人，其中包括我，在法国组成一个适当的委员会以告诉他真相。布拉加先生将给我解释这一切。我请求查理十世集合他的仆从并听取我的意见。他让我去找德·布拉加先生。

我勾起了国王对于亨利五世成年时代的思绪，我和他说起到时发表一份声明是一件有用的事情。国王，他内心一点也不愿意发表这份声明，他请我为他起草一份样本。我尊敬地但是很坚决地回答：如果在声明上我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国王的名字之下，那么我决不撰写这样一份声明。我的理由是我不愿意承担因为梅特尼克王子和德·布拉加先生的任何行为而引起的可能的改变。

我向国王指出他离法国太远，在他于布拉格得到消息之前，人们能有时间在巴黎举行两到三次革命。国王辩驳说皇帝让他在整个奥地利各州自由选择居住的地方，伦巴第王国除外。“但是，”陛下补充道：“奥地利可居住的城市距法国的距离都差不多。在布拉格，我住在这儿什么都不要，而我的境况迫使我这么打算。”

君王五年间庞大的开支达两千万，还不包括王室的住所。对于将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和波旁家族的古老遗产留给法国的君王，估计为两千五百万到三千万的收入!

我说：“陛下，您忠实的臣民常想贫穷的王室可能需要些什么，他们准备根据各自的财产凑一些钱，以使您摆脱对外国的依赖。”“我相信，亲爱的夏多布里昂先生，”国王笑着说：“您一点也不比我富裕，您是怎么支付您的旅费的呢?”“陛下，如果贝里公爵夫人不给她的银行家若歇先生下命令，支付我六千法郎的话，我是不可能到您这儿来的。”“这太少了，”国王喊道，“您需要补充一些吗?”“不，陛下，足够了，我甚至还要退还一些给可怜的被囚禁者，但我一点也未过分节省。”“在罗马时您是一位阔绰的老爷吗?”“我总是尽责地吃着国王给我的俸禄，没有剩下几个钱。”“您知道我一直保存着由您支配的您的同等的薪俸，您不想要。”“不，陛下，因为您有一些仆从比我更困难。您曾帮我摆脱了我在罗马大使馆留下的两万法郎的债务，另外一万法郎，我从您的伟大的朋友拉斐特①处借的。”“这是我应该做的”，国王说，“您辞去大使职务并不意谓着您放弃您的工资，附带说一句，您的辞职给我带来不少麻烦。”“不管怎样，陛下，应付或不应付，您帮助我归还我工作所得，而我在可能时也会把钱归还给他。但不是现在，因为我一贫如洗，我的地狱街的房子还未付款。我和可怜的夏多布里昂夫人的家人拥挤在一起勉强度日，一边等着您在位时在吉泽凯②先生家看过的住所。当我经过一座城市时，我首先打听是否有一家医院。如果有，我便高枕无忧。“有吃有住，还有何求③?”

①“伟大的朋友”是笑着说的。拉斐特自路易·菲力普登基以来，工作最多。

②吉泽凯(Gisquet)，警察局局长。

③引自拉封丹的一段回忆。

“噢!不能长此这样下去吧。夏多布里昂先生，您需要多少钱才算富裕?”

“陛下，您会白费时间，今天上午给我四百万，今晚我便会一文不剩。”

国王用手摇着我的肩膀：“好极了!但是您的钱都干什么了?”

“说真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任何嗜好也没有任何花费。这不可理解!我真蠢，在做外交官时，我不愿拿两万五千法郎的安置费，离任时我又不屑隐没秘密经费!您和我谈到我的财产是为了避免和我谈起您的财产。”

“是这样，”国王说，“现在轮到我坦白了：我年复一年坐吃山空。我计算过以我现在的年纪我可以无须别人的帮助而活至最后一天。如果我处于贫困中，我希望，就如同您向我建议的那样，得到法国人及外国人的帮助。人们已给了我一些借款，另外在荷兰还有一笔达三千万的借贷。但我知道，这笔债是欧洲的主要基金提供，它会降低法国的基金。这阻止我采纳这个计划：影响法国公共财产的任何方法都不适合我。”无愧于一个国王的情感!

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查理十世慷慨的性格、温和的习性以及他的通情达理。而作为一个哲人，我和国王在一个向波希米亚君王借住的城堡深处相互探询各自的财产并且相互秘密地倾吐各自的痛苦，这真是一件奇特的事情!

布拉格，一八三三年五月二十五和二十六日

亨利五世

和国王交谈之后，我便去看亨利的骑术训练。他骑两匹马，第一匹无马镫，拉着马缰绳疾跑，第二匹有马镫，不牵马笼头打圈，一根棍子在它的背部与他的手间挥动。那孩子很勇敢，身着白色裤子，燕尾服，小皱领和鸭舌帽，非常潇洒。奥埃热蒂神甫是马术教师，他喊道：“那条腿怎么了，像一根棍子，让这条腿动一动!对!真糟，今天您怎么了?等等。”训练结束了，这位年轻的贵族骑着马停在场地中间，一把脱下他的鸭舌帽，和观礼台上的我打招呼——我和达马男爵及几个法国人呆在那里——他像小让·德·森特雷①一样轻松优美地跳到地上。

①十五世纪骑士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小侍从成为一个地道的骑士。

亨利瘦长，敏捷，他长得很好，棕色头发，蓝色眼睛，左眼的眼神酷似他的母亲。他动作很唐突，他坦率地接近别人；他好奇而且多问；一点也没有报纸上所说的迂腐；他是一个真正的小男孩，如同所有的十二岁的小男孩一样。我赞扬他的骑姿优美：

“您什么都没看到，”他对我说，“您应看我骑我的黑马；它像魔鬼一样坏；它尥蹶子，把我摔在地上，我再爬上去，我们跳越栅栏。一天它撞伤了，腿肿得有这么粗。我最后骑的一匹马漂亮吗?但刚才我没心思。”

亨利目前讨厌达马男爵，他的神情，性格和主意都令他反感。亨利常惹他生气。他狂怒之后，不得不让王子悔过；有时罚他待在床上：愚蠢的惩罚。半路杀出一个神甫莫利尼，为叛逆者作忏悔并竭力让他害怕魔鬼。固执的亨利什么都不听并拒绝吃饭。于是，太子妃认为他有理，他又开始吃饭并嘲讽男爵。对亨利的教育便是这样的恶性循环。

对于波尔多公爵而言，应该用一只轻柔的手引导他，让他不感到压抑，家庭教师不仅是他的老师，更应是他的朋友。

如果圣路易家族也和斯图亚特家族一样，是被一场革命驱逐而被禁闭在一个岛上的特殊家族，那么波旁家族的命运在短期内对于年轻一代人将显得陌生。我们古老的王权不是这样；它代表古老的君主制：人民政治，道德，宗教上的过去都源于这种权力并聚集在其周围。与社会秩序如此交织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民族的命运，人们永远也不可能漠然视之。但是，这个民族生存的命运，构成这个民族的个体的状况以及他们永无休止的厄运是可悲可泣的。在长期的不幸中，这些个体，沿着他们家族的光荣的回忆，在一条平行线上忘我地行进。

没有什么比下台的国王的状况更凄惨的了；他们的日子交织着现实和幻想：在他们家中，他们的仆从中和他们的记忆中，他们仍是君王，他们宁愿不跨出房子的门槛，也不愿意在门口发现嘲讽的现实：雅克二世或者爱德华七世①，查理十世或路易十九②，由秘密的变成了公开的雅克或爱德华，查理或路易，没有序数，他们如同相邻的受苦的人：他们有宫廷生活及私人生活的双重麻烦；一方面是谄媚者，宠幸者，阴谋和野心；另一方面是侮辱、悲痛和说长道短：这是一个仆从和大臣改换着装束的没完没了的假面舞会。在这种情况下脾气变坏，希望在磨灭，遗憾在增加；他们重温过去，他们在指责，言语的表达也不再仅仅是良好出身的风雅及优越地位的彬彬有礼，人们之间的相互指责也因此变得更加尖酸：人们因世俗的痛苦而变得庸俗；失去王权的忧虑化成各种各样的家务烦恼：教皇克莱芒十四和彼护六世在“觊觎王位者”③的全体仆役中从未能重建和平。这些被废黜的外国人在人们中间总是受到监视，他们像厄运的传染者而被君王们排斥，像权力的伤害者而为人民所怀疑。

①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Charles-Edouard Stuart)，“觊觎王位者”雅克二世的孙子。

②昂古莱姆公爵在其父及自己让位给侄儿时临时所用名字。

③他在罗马隐退。

赫拉德钦宫的晚餐和晚会

我去换农服：有人通知我仍可以身着礼服和靴子参加国王举行的晚餐；但是在这样的高层场合穿着随意实在不好。六点差一刻我到达城堡；在一个人口大厅中已摆好了席。我在客厅里发现了拉蒂尔红衣主教①，自从在罗马他到我使馆来做客之后，我便再也未见过他，那次是莱昂十二死后，他来参加主教选举教皇的会议。在这期间，我和世界的命运又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

①一八四○年，他给德波拉斯特龙夫人作了最后的圣事，是与阿尔图瓦伯爵最后的联系。

总是这个有着圆圆的肚子，尖尖的鼻子，苍白的面孔的无声望的教士，就如同我在贵族院中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把象牙刀，一副生气的神态一样。人们肯定他没有任何影响，人们拍打他几下便带到角落里去喂养；也许：有各种不同的信任：对红衣主教的信任显而易见，尽管它隐藏起来；从在国王身边的漫长岁月中，从教士的性格中，他得到了这种信任。拉蒂尔神甫曾是亲信；德皮拉斯特龙夫人的回忆伴随着听忏悔神甫的白色宽袖法衣；最后的软弱的仁慈的魅力以及最初的宗教情感的甜蜜沉浸在年迈君王心里的回忆中。

德·布拉加先生，阿·德·达马先生，男爵的兄弟，奥埃热蒂神甫先生，科塞先生和夫人相继到来。六点整，国王出现了，后面跟着他的儿子；人们走向桌旁。国王让我坐在他左边，太子先生在其右侧；德·布拉加先生坐在国王对面，在红衣主教和科塞夫人之间；其他人则随意就坐。孩子们只有星期天才和他们的祖父一起用餐：这是在流亡中放弃亲近和家庭生活中仅存的幸福。

晚餐简单而且相当糟。国王向我夸奖摩尔多瓦河的一种鱼，其实它不值一文。四到五个穿着黑衣的仆人走来走去，像是食堂中不受神品的办事修士；没有膳食总管。每个人夹着面前的菜并将其递给别人。国王吃得很好，他要着并亲自递去别人要的菜。他情绪很好；原先我的恐惧早已消失。谈话在一个公共场合循环进行，谈波希米亚的天气，太子妃的健康状况，我的旅行，第二天将举行的圣灵降临节仪式；从不涉及政治。太子先生埋头吃饭，有时也打破沉寂，对拉蒂尔主教说：“主教，今早的福音书是圣马蒂厄的?”“不，阁下，是圣马克的。”“怎么，圣马克?”围绕圣马克和圣马蒂厄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红衣主教输了。

晚餐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国王站起来；我们跟着他到客厅。报纸放在桌上；每个人都坐下来开始看这看那，就像在一个咖啡馆。

孩子们进来了，波尔多公爵由他的教师领着，女教师则带着公主。他们跑过来拥抱他们的祖父，然后他们向我冲过来；我们坐在一扇窗户的四瓣饰中，窗户朝向城市，视野很美。我重新提起在马术课上的赞扬之辞。公主迫不及待地重复着他兄弟对我说过的话。说我什么也没看到；黑马跛了，我们什么也不能判断。贡多夫人过来坐在我们身旁，德·达马先生在不远处竖着耳朵听，一副好笑的忧虑相，好像我会吃掉他的受监护的孤儿，会说出赞美新闻自由或贝里公爵夫人的荣耀的话来。如果自波里尼亚克先生之后，我还会取笑一个可怜的人的话，那么我就会嘲笑我给他带来的害怕。突然亨利对我说：“您见到过蟒蛇吗?”“殿下是想说蟒蛇；在埃及和突尼斯都没有，我只到过非洲的这些地方；但在美洲我看见过很多的蛇。”“噢!对，”路易丝公主说，“响尾蛇，在《基督教真谛》中提到。”

我低头谢谢公主。“但您还看到别的蛇吗?”亨利又说，“它们很凶吗?”“有一些很危险，殿下，还有一些没有毒液，人们可以舞耍它们。”

两个孩子高兴地靠近我，四只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紧盯着我的眼睛。

“还有一种玻璃蛇，”我说，“它很美，对人无害；它有玻璃的透明和脆性；人们一碰它，它就碎了。”“肢节不能重新连结起来吗?”王子问。“当然不能，我的弟弟。”公主替我回答。“您去过尼亚加拉大瀑布吗?”亨利又说，“它发出很吓人的轰鸣声吗?人们可以坐船下去吗?”“殿下，有一个美国人好玩，将一只大船冲放了下去；听说另外一个美国人，自己跳到了瀑布里面；第一次他没有死；他重新开始，第二次则死了。”两个孩子举起手叫道：“噢!”

德·贡多夫人说话了：“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去过埃及和耶路撒冷。”公主拍着手更加靠近我，她对我说：“德·夏多布里昂先生，那么给我弟弟讲讲金字塔和耶稣基督的墓吧。”

我尽可能给他们讲述金字塔，圣墓、约旦河、圣地。孩子们出奇地专心：公主两手托着她漂亮的脸庞，手肘几乎抵着我的膝盖，亨利呆在高靠椅中，摇晃着双腿。

愉快地谈过蛇、瀑布、金字塔、圣墓之后，公主对我说：“您能不能给我提一个关于历史的问题?”“关于怎样的历史?”“嗯，问我一个年代，法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除了十七和十八世纪，我们还没有开始学。”“噢!我，”亨利喊道，“我更喜欢著名的年代：问我一些关于著名年代的事情。”他没有他姐姐对事情那样有把握。

我开始听从公主的，于是说：“嗯!公主能不能给我说说在一○○一年发生了什么，谁统治法国?”轮到姐弟俩思索了，亨利抓着头发，公主用两手遮住脸，这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好像是在捉迷藏，然后她突然露出幼稚和幸福的表情，嘴角微笑着，眼睛透亮。她第一个说：“是罗贝尔统治，格雷古瓦五世是教皇，巴齐尔三世是拜占庭帝国皇帝……”“奥东三世是西罗马帝国皇帝，”亨利迫不及待地喊道，生怕落在他姐姐后面，他补充道：“韦勒蒙二世在西班牙。”公主打断他的话说：“埃泰雷德在英国”“不”，他弟弟说，“是爱德蒙，铁海岸。”公主是对的；亨利因偏爱“铁海岸”而弄错了几年；但这仍然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

“那么我的著名年代呢?”亨利带着半生气的语调问。“好，殿下，一五九三年发生了什么事?”“呵!”年轻的王子喊道，“是亨利四世的公开放弃王位。”公主因未能第一个回答而变得脸红起来。

八点响过，德·达马男爵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就像是在贡堡的大厅中，钟槌敲过十下，中止了我父亲的脚步声。

可爱的孩子们!年迈的十字军战士给你们讲述过巴勒斯坦的奇遇，但不是在无辜的王后的城堡家中!为了找到你们，他拄着棕榈木棍，穿着满布灰尘的便鞋，撞在外国的冷冰冰的门槛上。布隆代尔在奥地利公爵城楼的脚下徒然歌唱①；他的声音未能再为你们打开祖国的道路。年轻的被放逐者，远方的旅行者对你们隐藏了他故事的一部分；他未曾对你们说，作为诗人和预言家，他在佛罗里达的丛林中，在朱代的群山上背负着如此多的失望、忧伤和激情，就如同你们所有的希望、快乐和天真一样；他有一天曾像于连一样，将他的血抛洒向上天②；慈悲的上旁为他保存下来几滴血，用来赎回他曾经交付给诅咒的上帝的血滴。

①影射格雷特里和塞代纳的歌剧《理查德，狮之心》。理查德奥地利公爵的囚犯被关在一座城楼中。为了让他认出来，行吟诗人布隆代尔唱着著名的浪漫曲：“噢理查德，噢我的国王……”

②影射于连阿波斯塔之死及夏多布里昂在贡堡曾经试图自杀。

王子，由他的老师领着，他请我去听下星期一上午十时的历史课；德·贡多夫人和公主一起离开。

然后开始了另外一番情影：未来的王权，体现在一个孩子身上，刚将我和他的游戏结合在一起；过去的王权，在一个老人身上，让我参与他的游戏之中。一盘惠斯特牌戏，在一个昏暗的大厅的一角，由两根蜡烛照明，在国王和太子，布拉加和拉蒂尔主教之间开始了。只有我和奥埃热蒂骑术教练是旁观者。透过未合上窗帘的窗户，黄昏将它的暗淡和蜡烛的昏暗搀合在一起。君主政体在这两者垂死的微光中熄灭。死一般的沉寂，除了纸牌的沙沙声和有时国王生气的叫喊声。牌被换成拉丁字母的，以减轻查理六世的敌意：但是，在查理十世时期，这些不幸的消遣，将再也没有奥日埃和拉伊尔来命名。

游戏结束后，国王向我道过晚安。我经过我昨晚穿过的冷落昏暗的大厅，同样的楼梯，同样的院子，同样的守卫，我走下了山丘的斜坡，迷失在街道上和黑夜中，我回到了旅馆。查理十世仍禁闭在我离开的黑色城堡中，没有什么能够描绘出他放弃权力和他所度过的岁月的忧伤。

拜访

我实在是太困了，想休息一会儿。但是从荷兰来的、住在我隔壁的卡佩尔①男爵朝我走了过来。

①卡佩尔(capelle)男爵是波利尼亚克内阁的公共工程大臣。他在敕令上签了字，在七月革命期间逃离了法国。

滂沱大雨从天而降，它流人它冲击成的深渊，从此一动不动，静寂无声。那些软弱的大臣们任圣路易的王冠跌进这一深渊，我对他们没有任何耐心和同情，他们本该将王冠物归原主的!在我看来，那些反对敕令的强硬派是罪魁祸首；那些自称是温和派的人其是别有用心。既然他们对这一切已了如手掌，为何不置身事外呢?因为他们不愿放弃王权。勒·多芬先生把他们视为胆小鬼。蹩脚的借口，其实他们是少不了钱。不管他们都说些什么，在这场空前的灾难中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他们对此所抱有的冷静是多么明智啊!有一位在对法兰西的历史作了精心地编排之后，又对英国历史胡乱涂鸦。有一位①则将波尔多公爵送往布拉格后，对雷斯代德公爵的死悲痛不已。

①指荷塞(mussy)侯爵和蒙贝尔(Montbel)伯爵，他们分别任波利涅克内阁的海事部长和财务部长。

我了解卡佩尔先生，他对自己过去的贫穷生活毫不隐讳，他的要求也不过分。就像吕西安②所说的，他是很知足的。“如果你来听我讲一讲呼吸着异香和倾听天鹅发出的天籁之音，我敢说这是上帝从未曾向我提及的美妙的字眼。”如今，谦卑是一种罕见的高贵品质。卡佩尔先生唯一的过错是不该出任部长职务。

②吕西安·德·桑摩萨特(Lucien de Samosate)(公元二世纪)，出自《从阴影到天鹅》一书。

达马斯男爵先生曾经拜访过我。这位勇敢的军官的优秀品质已经显示在他满面红光上了。他命中注定要掉进这个圈子里：雷维埃尔③公爵临终前要达马斯先生接替波尔多公爵的位子。波利涅克亲王是这个小集团中的一分子，无能成了联系遍布全国的共济会的纽带。这个烧炭党打开了地牢的大门，等级得以消除。

③雷维埃尔(Riviere)，波尔多领地的第一长官。死于一八二八年。

使唤仆人在宫廷中习以为常，因此达马斯先生选拉天拉特先生作为波尔多公爵大人的管家。除此之外他并没想过给予他其他什么头衔。第一次见面，我就把这个军人当成长着雪白獠牙，负责保护绵羊的忠实的看门狗。在威严的蒙吕克元帅看来，他属于那些手持榴弹的人。他曾说过：“他们并没有留一手。”拉夫拉特先生将因为他的忠诚而被打发走，而不是因为他的军营里的那种颐指气使。大家很合得来。经常有人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在军营里大拍马屁，但在我谈到的这位忠诚的老战士身上，一切都十分坦率。如果他像让德卡斯特罗①一样借了三万皮阿斯特②的话，他将骄傲地收回他的胡子。他那可憎的面目只要象征着自由；他只是用脸色警告他。在指挥他的军队投入战场前，佛罗伦萨人用马提内纳大钟警告他们的敌人。

①出自盂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一书中的一个讽喻故事：一个名叫让·德·卡斯特罗的葡萄牙著名将军在印度极需钱用，于是将自己的胡子割下一绺来，作为抵押，向哥阿的居民借了两万皮斯托尔(西班牙、意大利的一种古金币)。这笔钱借到手以后，他随即很骄傲地收回了自己的胡子。

②皮阿斯特：埃及等国家使用的货币名称。

一八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布拉格

弥撒——克热尼基将军——在哥尔·布可夫总督大人家吃饭

我曾计划去一些城堡旁边的大教堂听弥撒。因受来访者的影响，我仅有时间去了一所耶稣会教士的古罗马会堂。我们在那儿跟着管风琴的伴奏歌唱。一个坐在我身边的女子的声音令我头晕脑涨。在领圣体的时候，她双手掩面，碰都不去碰圣台。

唉!我已经仔细地参观过世界各地的许多教堂了。甚至在耶稣基督的坟前，我也抛不开精神上的苦衣。我是这样描写阿邦·阿梅在科尔多瓦①的基督教清真寺里游荡的情形的。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圆柱下的一动不动的影子。他起先以为那是在坟墓上的一座雕像②。

①西班牙地名。——译注

②《最后一个阿邦斯哈日的历险》(阿邦斯哈日是奥克语)，这个主人公是指朗泰立。

阿邦·阿梅模糊地预感到这个骑士的祖先是一个我在埃斯克利尔教堂碰到的修道士，我渴望得到他的信任。谁知道在如此虔诚的灵魂深处有着这样的狂潮，在神圣无罪的大祭司面前出现了多少祈祷?我曾在埃斯克利尔的空无一人的圣器室里欣赏最美丽的穆丽尤圣女。我曾和一个女人③在一起，她第一个为我指出了在激情的声音中出现的虔诚的寂静，这些激情在她身边擦身而过，穿过了悄然无声的庙宇内殿。

③指娜塔莉·德·诺阿耶(Natatie de Noailles)。

在布拉格的弥撒过后，我打发人去寻找一辆敞篷四轮马车。我选择了沿途建有古老的堡垒的小路，马车沿着小路来到了城堡。我们忙于欣赏壁垒上的花园。那儿森林里的美妙音乐代替了布拉格战争的喧嚣。这所有的一切在未来四十年里将会十分美丽：上帝叫亨利五世别长期待在这里，因为这儿连一片树叶的阴影都没有。

在第二天去总督家吃晚餐之前，我想应先礼节性地去拜访舒泰克伯爵夫人。只要她不提起我的作品片断，我就会觉得她既美丽又可爱。

我参加了吉什夫人的晚宴。在那儿我遇见了克热尼克④将军及夫人。他向我讲述了波兰人的暴动①和奥斯托兰卡②的战斗。

④克热尼克(Czernicky)，波兰将军，曾在拿破仑的军队里服役；当时被流放。

①发生于一八三一年。

②波兰暴动在此地被俄国镇压。

当我起身准备告辞时，将军请我伸出尊贵的双臂去拥抱新闻自由的倡导者。他的夫人想拥抱我这个《基督教真谛》的作者。保皇党人接受了共和党人胸襟宽广的兄弟般的亲吻。我对人们的正直满意极了；很高兴在陌生的心灵里唤醒了各种可贵的善良天性，在丈夫和夫人的内心里轮流受到自由和宗教信仰的冲击。

二十七号星期一的早晨，我得知了反对意见。我绝不可能看到年轻的王子：达马斯先生在大赦年的各个祈祷处，带着他的学生参观一个又一个教堂，把他搞得疲惫不堪。这种疲倦是一个假期的借口，是到乡间散心的理由：有人想把小孩藏起来，不让他见我。

我用整整一个早晨跑遍了全城。五点钟的时候，我去肖泰克伯爵家进晚餐。

在肖泰克伯爵家吃饭

肖泰克伯爵的房子是他父亲建造的，(他父亲也曾是波希米亚总督)。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哥特式小教堂的风格：如今这已不足为奇了，一切都有人摹仿。从客厅里，我们可以看到花园；它呈斜坡形伸向一块谷地：那里常年光线昏暗，浅灰色的土地像是在北方层峦起伏的谷底披上了一件苦行者穿的粗毛衬衣。

餐桌摆在一个很舒适的树荫下。我们进餐时没戴帽子。我那久经风霜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当我强迫自己来吃饭时，我无意间看着我们头顶上的小鸟和乌云。被卷进和风中的过客与参加宴会的人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旅行者是我的主要观察目标。我的眼神不能随风而去却不带一丝怜悯。我宁愿与平凡世界的空中流浪的食客在一起，也不愿与坐在我身旁的客人相处：拥有一只乌鸦提供食物①的隐士们是多么幸运啊!

①提供食物者——不少隐士以请求衔头面包的乌鸦的救济而出名。

我不能跟您谈起布拉格的社会，因为我仅仅在这次宴会上见到了一个在维也纳很时髦的女人，有人坚持称她才华横溢。尽管她还有些年轻，但她在我眼里却是尖酸刻薄而又愚蠢，就像一些夏天的树还保留着它们春天剩下来的干枯了的花朵一样。

我仅仅了解十六世纪这个国家的一些风土人情，那是巴松皮埃尔进述的：他曾受过安娜·依斯丹，她是一个守了六个月寡的十八岁的女人。他乔装打扮在他情妇旁边的房子里过了五天六夜。他与瓦朗斯丹在哈德斯辛打了网球。不管从瓦朗斯丹身上，还是巴松皮埃尔身上，我都没奢望有尊严和感情。现在的依斯丹人想要阿苏埃琉斯人穿起黑色长外套乔装起来，度过他们的漫漫长夜：我们不能放下长久以来的面具。

一八三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布拉格。

圣灵降临节②——布拉加公爵

②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

七点钟，吃了晚饭，我来到国王家里。我在那儿遇到了昨天那些人，只有波尔乌公爵不在。我们聊起星期天的活动①它们真把他累得够呛。国王半躺在长沙发上，大郡主坐在查理十世对面的椅子上。一边爱抚着小女儿的胳膊，一边给她讲故事。年幼的小公主听得津津有味。当我出现时，她看着我，并冲着我适当地微笑，大概是想对我说：“我应该使祖父高兴高兴。”

①大赦年的祈祷处(包括参观教堂)。

“夏多布里昂”，国王说道，“我昨天没见到你吗?”“陛下，我得知陛下请我列席宴会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接着是圣灵降临节，这使我无法晋见陛下。”“这是怎么回事?”国王问道。“陛下，那是九年前的圣灵降临节，我前去觐见陛下，他们不让我进门。”

“没有人会把你从布拉格城堡赶走”。查理十世激动起来。“不是这样的，陛下，是因为在这儿，您的手下不会在这幸运的日子里把我拒之门外。”惠斯特牌戏②开始了，意味着这一天也结束了。

①大赦年的祈祷处(包括参观教堂)。

打牌以后，我回访了布拉加公爵。他对我说：“国王通知我和你面谈”。我回答他说，国王认为目前不适宜召集议会，所以让我在会上就法国的未来阐述我的想法和波尔多公爵的主要意见。这样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国王陛下没有一点自己的主张。”布拉加先生嘿嘿地笑了两声，双眼写满了兴奋，说道：“他只有我了，绝对只有我了。”

藏衣室的总管自视很高。——法国人的通病。按他的说法，他什么都干，什么都会干。他和贝里公爵夫人③结了婚；他控制着各王宫贵族，他牵着梅特尼斯的鼻子走；他抓着勒斯罗德的衣领；他统治着意大利；他已将自己的大名镌刻在罗马的方尖形纪念碑上；他的口袋里兜着选举教皇的会场的钥匙；后来的三个教皇必须对他毕恭毕敬；他对舆论了如指掌，他根据自己的能力将雄心壮志发挥到了顶点以至于陪伴在贝里公爵夫人左右，他认为完全有资格坐上了摄政议会的首脑、总理和外交部长的宝座!这就是可怜的人们如何了解法国和这个时代的。

③一八一六年时为驻那不勒斯特别大使。

然而，布拉加先生是集团中最聪明，最圆滑的一个。说话的时候，他头头是道。他说是附和你的意见。“您这么想!这正是我昨天所说的，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他同情他的奴隶，厌倦他的工作，他想住到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在那里远离世界而安详地死去。至于他对查理十世的影响，别对他说：我们觉得他控制了查理十世：不对!他对国王什么也不能做!国王不听他的；今天早晨，国王就拒绝了他一件事；晚上，他也承认了此事。我们并不知道他为什么改变了主意，等等。当布拉加先生跟你絮絮叨叨的时候，他是“真诚”的，因为他从来就不和国王唱反调。他并不可靠，因为他只会将国王的意志与王子们的想法达成一致。

再者，布拉加先生既有勇气，又有威望，他不是不宽宏大量；他忠心耿耿，值得信赖。在与贵族显要打交道并逐步走向富裕时，他学会了他们的高贵品质，他出身很好，从一贫如洗的房子里走了出来。但这房子是古老的，在诗歌和徽章中享有盛名。他做作的举止，四平八稳的站姿，过分循规蹈矩的礼节，与他的上司们保持着我们在不幸中很容易丢得一干二净的修养；至少，在布拉格的博物馆里是如此，一动不动的盔甲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布拉加先生并不缺乏一定的运动。他迅速地处理公事，有条不紊，在考古学的某些领域颇有造诣，对艺术饶有兴趣，却缺乏想象力。而且他还是个冷酷无情，放荡不羁的人。他甚至没有激情。他的冷静是国务活动家的优秀品质，如果说他的冷静不是别的，只是对他禀赋的信赖，而他的禀赋又与信赖背道而驰的话，我们将会觉得他是一个失败的官僚，就像他的同乡拉瓦来特·埃佩卡公爵①一样。

①亨利三世原来的宠儿。

我们将去的那个地方，也许有复僻，也许没有。如果有的话，布拉加先生将带着他的高贵地位和体面回来。如果没有，藏衣室的总管的几乎全部家当将会流出法国。查理十世和路易十五将会去世。布拉加先生自己也将会变成垂垂老者，他的子女们仍将是被流放的王子的同路人。奇怪的画面出现在奇怪的宫廷，上帝的一切给出卖了!

如此看来，产生和灭亡波拿马的革命，将会使布拉加先生受益匪浅：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布拉加先生拉长了脸，面色发白，一手操办了葬送君主制的盛大仪式；他将它葬在哈特威尔②，葬在岗德，葬在爱丁堡，并将葬在布拉格或其他地方。他一直照看着有权有势的死者的遗体，就像海边的农民收集那些被大海抛到岸边的沉船物一样。

②坐落在伦敦西北边的城堡；后来路易十八在第一帝国时期曾在此小住。

一八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布拉格。

事变

对布拉格的描述——蒂肖·布拉埃——贝尔迪达

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二，我本要参加的十一点钟的历史课没有举行，因此，我有时间跑遍，或更确切地说是参观了全城。我来来回回看了又看。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曾设想布拉格是蜷缩在一个山洞里，将群山的影子映在一大片尖尖的①房子上：布拉格其实是一座喜气洋洋的城市，这里高耸着二十五到三十座漂亮的塔和钟楼。它的建筑使人想起一座复兴的城市。在内阿尔卑斯一带的国王的长期统治给德带来了那儿的许多艺术家。奥地利村庄是属于伦巴第，属于工斯卡内或威尼斯的坚固国土：我们想象着在一个意大利农民的家里，在有着光秃秃的大房子的农场，一个锅子能否代替太阳。

①可能应该这么理解：在层层叠叠的房子上有一个压平了的房顶(就像把锅子翻转过来)；见后面的字：“耸立……塔……钟楼。”

从城堡的窗户看，景色很美。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着绿色山坡的小山谷上的果园，城市的锯齿状的围墙一直往下延伸到莫尔多河；有几分像罗马的城墙的梵蒂冈往下延伸到台伯河；另一边，河流穿过了城市，使上游的一个小岛更加美丽，在北部市郊的边缘地区环绕着下游的另一个小岛。莫尔多河一直流人易北河。我要是在布拉格大桥坐船，完全可以在巴黎的王室大桥①上岸。我不是国王和尘世的产物。对于现在从尼罗河到塞纳河的方尖形纪念碑，我既没有感觉到它的分量，又没有它的历史悠久。为了拖我的帆桨战船，古罗马贞女的腰带受到了亵渎。

①在伏尔泰的信中曾提起过。

莫尔多河大木桥由玛塔建立于七九五年，其间经历了好几世纪，后多次用石头重建。正当我在这座桥上踱步时，查理十世走上了人行道。他的胳膊下夹着一把雨伞。他的儿子就像一名尽职尽责的导游一样陪着他。我曾经说过，保守派只需站在窗前，就可见到君主经过。我在布拉格大桥上就见到了。

在组成哈德斯年的建筑群里，我们看到了历史上的大厅，博物馆里挂着修复的油画和波希米亚公爵和国王们擦亮了的武器，离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远，一座拥有典雅的柱廊的十六世纪的漂亮建筑物直插云霄：这座不相宜的建筑物与气候格格不入。我们能否在波希米亚的冬天，将这些意大利的宫殿与棕榈叶一起放进温室呢?我对它们在夜里所遭受的严寒总是忧心忡忡。

布拉格经常遭受围困，一次又一次地被攻下，一次又一次地被收复，由于以它命名的战役和在沃弗纳格的大撤退而闻名于世。城市里的林荫大道被破坏殆尽。在山坡的一处较高的平地上，城堡的排水渠，如今变成了种着杨树的又狭又深的裂缝。在三十年战争期间，这些排水渠曾经注满了水。新教徒于一六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潜进了城堡。从窗户里扔下去两名天主教的大老爷和一位国务秘书：三个潜入者逃跑了。这个秘书作为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因无礼地跌在了一位大老爷身上而多次向他道歉。在这一八三三年的五月里，我们已没有什么教养礼貌可言了：在类似情况下我会说些什么不大清楚，因为我也当过国务秘书。

蒂肖·布拉埃①在布拉格去世了。就他的理论，你愿意有一个像他那样的蜡制的或银制的假鼻子吗?蒂肖在波希米亚自我安慰，而查理十世凝视着天空；天文学家羡慕成果，国王羡慕二人。星星出现于一五七二年(消逝于一五七四年)。银色的光辉连续地掠过红黄色的火星和铅白色的土星，给蒂肖的观测展现了一片火红世界的景象。革命的威力促使路易十六的兄弟打倒了丹麦的牛顿，伴随着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粉碎一个星球。这是什么一回事?莫罗将军来到布拉格与俄罗斯的皇帝商讨复兴一事。而莫罗将军却是不应该目睹这一切的。

①蒂肖·布拉埃(Tycho-Brahe)，十六世纪丹麦天文学家，他的观测结果促使凯普勒建立了星体运动的理论。

如果布拉格坐落在海边，那么就没有比它更迷人的了；就连莎士比亚都用魔棒敲打波希米亚，使之变为海滨城市。

“你能肯定吗?”在《冬天的故事》里，昂蒂戈龙斯②问一名水手。“我们的军舰已经靠近波希米亚的不毛之地了吗?”

昂蒂戈龙斯来到陆地，负责向一个小女孩讲明一切。他是这样说的：“花儿!在这里欣欣向荣……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看来你必须在摇篮里狠狠地摇晃一下!”

②在《冬天的故事》中，昂蒂戈尤斯是西西里的一位老爷，而贝迪达则是西西里国王的女儿。

莎士比亚似乎没有提前讲述路易丝公主③的故事。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孩，这另一个贝尔迪达也将被带到波希米亚的不毛之地来吗?

③路易丝(Louise)是贝里公爵及其夫人的女儿。

一八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布拉格

事变的继续

关于波希米亚——斯拉夫和现代拉丁语文学

混乱，流血，灾难，这就是波希米亚的历史；它的公爵和国王们，在内战和外战中，为了各自的目的和利益，与来自西里西亚、萨克森、波兰、摩拉维亚①、匈牙利、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公爵和国王们扭打在一起。

①捷克斯洛伐克地名。

在旺塞拉斯六世统治期间，如果他的厨师没有把兔子肉烤好，就把他放到烤肉铁杆上。这时诞生了让·于斯，他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带来了维克莱夫的理论。新教徒到处寻找鼻祖，但就是找不到。据他们说，让站在高高的木柴堆上，高唱着有关于路德将来临的预言。

波舒哀说过：“世界充满了丑恶，于是诞生了路德和加尔文，他们将基督教徒安置在各地。”

基督教徒和异教徒之间的斗争，提前到来的波希米亚的异端邪说，外国资本的输入和外国风俗习惯的潜移默化，形成了谎言弥布的混乱局面，波希米亚变成了一个巫师的国度。

一八一七年，由布拉格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昂卡在科尼然霍夫教堂的档案馆发现的古代诗集是鼎鼎有名的。我非常高兴地提到年轻的昂佩尔先生，他是一个著名学者的儿子。将这些诗篇的灵魂思想公诸于众。塞拉科夫斯基还将其中的著名篇章推广到斯拉夫的习惯用语之中。

波兰人觉得波希米亚的方言有点娘娘腔，这是古希腊多利斯和爱奥尼亚的抗衡。下布列塔尼的瓦讷地区认为下布列塔尼的特雷吉埃地区是未开化的地区。而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对各种表达方式都欣然接受：我可怜的《阿达拉》按照匈牙利的审美观被穿上了奇装异服①；她套着亚美尼亚的土耳其长袍，戴着阿拉伯的面纱。

①暗示《阿达拉》的匈牙利文译本。

另一种文化在波希米亚欣欣向荣。那就是现代拉丁文化。而这一文化的佼佼者，是博于拉斯·哈桑斯坦·洛科维茨男爵。他生于一四六二年，一四九○年来到威尼斯。他访问过希腊、叙利亚、阿拉伯和埃及。洛科维茨比我早326年来到这些著名的地方，就像拜伦勋爵讴歌他的朝圣一样。在时隔三个世纪以后，我们有着迥然不同的灵魂、心灵、思想、习惯。我们在同样的废墟上和同样的阳光下思考。洛科维茨，波希米亚人，拜伦勋爵和我，法兰西的儿子!

在洛斜维类旅行期间，万人敬仰的纪念碑在坍塌之后，又重新站了起来，这是一个壮观的画面：食人生番用尽全身力气，将被打倒在地的文化死死地踩在脚下。马欧梅二世的士兵，沉湎于鸦片、胜利和女人，手持弯刀，头绑血迹斑斑的头巾，整齐地排列在进攻埃及和希腊的废墟前的阵地上：而我，在同样的废墟中见过同样的野蛮人在文化的脚下自相残杀。

在布拉格市区和郊区漫步时，我刚刚讲到的东西与我的记忆相吻合了，就像光学视角②。但是，就在我所处的某个角落，我看见了哈德思辛。而法兰西国王正靠在城堡的窗前，就像统治着所有影子的幽灵一样。

②光学视角：从魔灯里发射出来的。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布拉格。

向国王告辞——永别了，——孩子们给妈妈的一封信——一个犹太人——萨克森女佣人

我又一次游览了布拉格以后，五月二十九日六点钟，我去城堡里进晚餐。查理十世十分高兴。离开餐桌之后，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对我说：“夏多布利昂，你知道今晨到的《国民报》宣称我有权颁布法令一事吗?”“陛下，”我回答道：“陛下往我的花园里扔了石头。”国王犹豫了一下，终于打定了主意。“我心里有些不舒服，你在议员面前讲话的第一部分对我极为不利。”国王没给我回答他的机会，紧接着大叫道：“噢!结束了!结束了!……圣德尼的……太妙了……太棒了!太棒了……别再说了。我不想再这样下去……完了，完了。”他为自己竟敢拿这么一点点词儿去冒险而表示道歉。

我毕恭毕敬地亲吻了国王的手。

查理十世又说道：“我想对你说的是，也许在朗布依埃没有为自己辩解是错误的；当时我还有的是办法①……但我不愿意有人为我流血，所以我退让了。”

①这也是夏多布里昂的意见。

我对这种堂而皇之的借口丝毫没有反驳；我回答道：“陛下，波拿巴像您一样退让了两次，是为了不加深法兰西的罪孽。”我就这样用拿破仑的耀眼光辉掩盖住我那老国王的软弱。

孩子们来了，我们走近他们。国王谈到了小姐的年龄：“怎么!小东西，你已经14岁了。”国王惊叫道。小姐说：“噢!我真的十四岁了!”“那么，你想干什么呢?”国王问道。小姐突然沉默不语。

查理十世讲述了一些东西。波尔多公爵说：“我记不清了。”国王回答道：“我记得很清楚，这件事正好发生在你出生的那天。”亨利说：“噢!那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小姐微微地将头靠在他肩上，脸面对她的哥哥，而她的目光却扫向我，略带挖苦地说：“那您出生至今已有很久了哕?”

孩子们要走了，我跟孤儿告辞：我必须在夜里出发。我用法语、英语、德语跟他道别。为了讲述他流浪的遭遇，为了向外国人乞求一块面包和一个容身之所，亨利究竟要学会几种语言呢?

当惠斯特牌戏开始时，我得到了国王的命令。“你去加尔斯巴德看看王太子妃。”国王说：“一路顺风，我亲爱的夏多布利昂。我们将在报纸上看到有关你的消息。”

我在城堡里挨家挨户地向人们表达我最后的敬意。我在贡托夫人那儿再次见到了年轻的公主。她委托我转交一封给她母亲的信。信的下面还有亨利的几行字。

我必须在30号早晨5点出发；肖忝克伯爵十分好意地为我在路上叫了一辆马车。我稀里糊涂地坐车一直到中午。

我带有可以在布拉格支兑的2000法郎支票。我来到一个又矮又胖的犹太人家里。他发出惊讶的呼喊声，瞅着我。他叫他的妻子来帮忙，她跑了过来，甚至可以说是滚到了我的脚下。她坐在我对面，又矮，又胖，又黑，两只手臂像一对翅膀。用她铜铃般的大眼睛盯着我。当我焦急等待的人从窗户潜入后，这个叫拉歇尔的女人不那么兴致勃勃了；我觉得自己被一个哈利洛亚所恐吓。经纪人拿出了他的财产，可以在犹太人的范围内通兑的支票；他补充说他将把2000法郎送往我住的旅馆。

29号晚上，仍没见钱的影子。30号早晨，几匹马都已套上车时，来了一个带着装满指券①及各种票据的包的职员。这些指券和票据在当地或多或少已失去价值。在奥地利国外一文不值。我的账户被分成几部分，只剩下些余额。这可是“好钱”，我大吃一惊：“你们要我拿这些做什么用?”我对职员说道。“怎么，要用这么张白条支付邮资和旅馆的花销吗?”职员跑着去查找原因。另一个职员过来跟我没完没了的算来算去。我把第二个职员打发走；第三个职员用布拉邦特②的埃居还给我。我走了，再也没有耐心在耶路撒冷的姑娘们当中呼吸自如了。

①是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七年流通于法国的一种国家担保的证券，后作为通货使用。

②比利时省名。

我的马车停在门边，被旅馆里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在他们当中有一位萨克森的美丽女仆，她总是在两次铃响间的空当儿奔向一架钢琴：恳求利穆赞的莱奥纳尔德或皮卡第的方雄为你弹奏《唐蒂·帕尔皮蒂》或《摩西的祈祷》③钢琴曲。

③这是两支罗西尼的著名钢琴曲，前者被收录在《唐克雷德》中，后者收在《摩西》中。

一八三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布拉格及途中。

我给布拉格留下的

我是提心吊胆地走进布拉格的。我对自己说：为了迷失方向，只消将自己的命运放在上帝的双手之上；上帝为了人类而创造奇迹，但他放弃了对他们的引导，没有了引导，他就可以自作主张：人类使这一奇迹的胜利果实损失殆尽。在这个世上，并非所有的罪恶都会受到惩罚；错误更是如此。罪恶是人类无穷无尽的和普遍的天性；只有上天对此一清二楚，偶尔对此加以惩罚。有度的间或的错误是地球上狭隘主义的产物：这就是人们无法原谅君主制的最后的错误的原因。

我还对自己讲：我们目睹王室摔倒在无法弥补的错误上，还在为自身本性的错误估计而自命不凡：一会儿自认为自己是神圣的独一无二的家族；一会儿又是无可救药的自私的家族；一般情况下，他们是凌驾于公共法律之上或自律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他们违反宪法吗?他们大声疾呼自己拥有权利，他们是法律的源泉，他们不能凭一般的法规评判。他们愿意在家庭内部犯错吗，比如给王位的继承者进行危险的教育，他们激动地回答说：“一般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孩子做一切事情，而我们做不到!”

不，你们不能这么做；你们既不是一个神圣的家庭，也不是一个私人的家庭，你们是一个公共的家庭；你们属于整个社会。王室的错误不仅冲击王室本身；而且对整个国家不利。国王失误可以一走了之；但是国家又何去何从呢?国家没有一点不正常吗?那些依旧与被架空了的王权息息相关的人和自己面子的牺牲者，难道他们没有在仕途中受阻吗?没有追随他们的亲朋好友吗?没有被束缚而失去自由吗?没有在生活里受到威胁吗?再重申一次，王权不是私人财产，而是公共的，不可分的，其中部分已与王位的命运结为一体。我害怕，在与痛苦密不可分的混乱中，王权不能看清这些事实，而且及时采取措施挽回。

另外，在认识撒利克法典的巨大优点的同时，我并没有忘记种族的延续对人民和国王有着种种很明显的不利因素：对人民来说，因为他们将他们的命运和国王的命运联系得太紧密了；对于国王来说，因为永久的权利使他们陶醉；他们将地球上的普遍规律抛之脑后；这一切都不在他们的祭台上，虔诚地拜倒在地祈求，谦卑的愿望，匍匐在地，其实是亵渎宗教的行为。痛苦并不属于他们；逆境只是使平民丧失尊严，灾难对他们来说只是蛮横无礼的行为。

我有幸受了骗，我根本就没发现查理十世在社会上层所犯下的滔天大错；我只是在统一的幻象中发现了始料不及的事件，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安抚路易十八兄弟的自尊心；他目睹了政治世界崩溃，他不无理由地将这种崩溃归罪于时代，而不是他个人：路易十六没有完结吗?共和国没有垮台吗?波拿巴不是被迫两次放弃他那光荣的一幕，而后主动躺在棺材里等死吗?欧洲的王权不是岌岌可危吗?那么，他查理十世除了被推翻的政权还能有什么作为?他想在敌人面前自卫，警察和公众的征兆对面临的危险已给他提出了警告：他掌握了主动权；他以攻为守。三次暴动的英雄们不是承认他们是暗中策划好的，他们在十五年之内扮演了一幕喜剧吗?好!查理认为努一把力是他的责任；他试着想挽救法国的王位继承权，继而想挽救欧洲的王位继承权，他投入了战斗，结果失败了；他为拯救君主制而作出了牺牲；这就是一切：拿破仑有滑铁卢战役，查理十世有七月的日子。

就这样，事情发生在不幸的君主头上；他是一成不变的，依靠在这些左右和奴役他思想的事件上，由于坚持不懈的努力，他终于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具有幻想力的人，他聆听你讲的话，他不因与你意见相左而大发雷霆，他似乎全身心地投入，又好像完全置身事外。他成了大家公认的原则，我们把这些原则当作在他身前的一些土筐；然后在此掩护下，向过路的聪明人开火。

根据历史上的那些周而复始的事件，大多数的蔑视其实是作自我规劝；人类依旧处于它的老位子上；他们将激情与思想混为一谈：前者古今皆同，后者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如果说一些行动的物质影响在不同的年代是相似的话，那么产生的这些结果的原因则不尽相同。

查理十世自诩是一个原则，然而事实上有一些人，由于生活在一成不变的思想里和区别甚微的一代又一代人当中，他们只是变成了纪念碑。某些个体，由于时间和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影响，由东西转变成了人；这些个体在事情刚刚失败后灭亡；布吕蒂斯和卡通是带有罗马色彩的共和国；他们不能再生存下去，当鲜血止住时，心脏也停止了跳动。

我曾经这样勾勒查理十世①的画像：

①见路易十八死后出版的小册子《国王死去》、《国王万岁》。

“十年来，您也看见了，忠诚的话题，值得尊敬的兄弟，温柔的父亲。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儿子受苦受难，其他人一定会来安慰鼓励的!你很清楚，这个波旁在我们痛苦之后，是第一个到来的，可谓法兰西的传令官，手持一束百合，投身于你们和欧洲中间!你用充满感情和满意的眼光看着这位亲王。他有他这个年龄的成熟，有年轻人的魅力和高贵气质。他现在头戴王冠，不再仅仅是你们当中的一个普通的法国人!你用激情的话语重复这个年轻的君主的话语，它能够从他高贵的心灵中汲取金玉良言!

“我们当中有谁不信任他的生命、他的命运、他的名誉?这个人是我们永远的益友，我们当今的国王。啊!尽量使他忘记为他的生命所做的牺牲吧!但愿王冠在这匹基督教战马的白色头顶不是那么沉甸甸的!虔诚如同圣·路易，亲切、富有同情心和公正如同路易十二世，彬彬有礼如同弗朗索瓦一世，真诚如同亨利四世，希望他获得他久违的幸福!当众多君王遇到波折时，但愿王冠是他的一个栖身之所。”

另外，我还要歌颂同一个亲王：榜样已老矣，但是我们依旧记得他们在画像中年轻的模样。岁月用夺走使我们神采奕奕的某种诗歌的精华的方法让我们老去，然而大家无论如何还是喜欢已经枯萎了的面容和自己的行为。我曾为亨利四世的家族高唱赞美诗；我将带着宽广的胸怀又再次唱起来，面对着对王位继承权的鄙视和它给我带来的种种不幸，如果它是用作重生的话。原因是合法的君主立宪制一直都是我走向完全自由的最温和、最可靠的道路。我曾想过用找出这种政体的优点的方法行动起来，做一个好公民，如果这要靠我的话，我将给它足够时间来完成社会和风俗习惯的逐渐改造。

我要用十足的事实驳斥人们对他未来的蜚短流长的办法来帮助查理十世回忆。党派之间的敌对情绪使他成了一个对自己誓言不忠的人和政治自由的破坏者：他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他曾攻击宪章①因而有着良好的声誉；他从来没想过，也不应该想违背誓言；他有坚强的意志，在拯救了宪章之后；用他自己的方式，并按照他的理解，重新把它建立起来。我是这样看待查理十世的：温和，尽管对某些事发脾气，善良温柔地对待家人，亲切、轻盈、不自傲，具有一名骑士的所应有的精神，忠诚、高贵、礼貌而又典雅，但同时也有虚弱的一面，这并没有排除他被动的勇气和英勇献身的光荣；不能将一个好的或坏的解决方法坚持到最后；带有对他这个时代和身分的偏见；在一个平凡的时期，是一个恰当的国王；在一个非常的年代里，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人，而不是一个不幸的人。

①法国一八一四年的宪章。

波尔多公爵

说起波尔多公爵，我们应该把他看作一个永远在战马上的哈德思辛的国王，总是挥剑前进。毋庸置疑，他是勇敢的；但在这个时候，将征服的权力弄得沸沸扬扬是错误的。让亨利四世登上王位就行了。没有勇气，我们就不能统治；有勇无谋，也不行；波拿巴将胜利的威信给葬送了。

亨利五世可以设想成一个非凡的角色：我猜想他在二十岁时就弄清了自己的位置，并对自己说：“我不能一动不动；身为王族，对过去我有应尽的职责，但是，我非得让法兰西仅仅因为我的缘故而动荡不安吗?我应该掂量以往年代在未来世纪的重量吗?解决问题：为不公正地将我在幼年时期流放异国他乡而感到后悔，向他们展示我能做的。他只知道靠我效忠国家重新献身于世袭君主制的原则，而不管战斗的结果如何。

于是，圣路易的儿子带着双重目的来到法国——光荣和牺牲；他带着坚定的信念来到这里，一顶王冠戴在头上，或是一颗子弹在心中：最后，他的继承权给了菲力普。亨利的胜利的生和崇高的死巩固了王位继承权，只是抛弃了那些与时事不合拍的东西和跟不上年代的人，另外，想着我年轻的王子的牺牲，并不是为了我：亨利五世去世后，没有孩子，我将对法国的君主制一无所知。

我任自己走进了梦境：我料想抓住亨利的决定是不可能的：就方法而言，我置身于凌驾在我们之上的秩序中；这一秩序对于飘渺而崇高的时代来说是很自然的，今天它只是一种小说中的赞美，这就是我当时发表意见时所讲的，他回到了十字军东征时代；然而，我们实实在在地处于正逐步减少的人道主义的现实悲剧之中。这就是灵魂的处置，亨利五世发现了在内部对法国的冷淡，在外部对王权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而他必须绝对服从，他得同意等待事情的发生，至少，他决定了一个我们不会忘记的烙下了名字的冒险家的角色，他必须回到一系列平庸的事实，而不是每次让自己承受过重的负担，让各种困难将他重重包围。

波旁王朝能够在帝国灭亡之后一统天下是因为他们成功地继承了专制制度：试想，完全自由已没有利用价值以后，亨利由布拉格迁往卢浮宫，法兰西民族从内心里不喜欢这种自由；但她崇尚平等；她只推崇一切为自己，和由自己掌管一切，她的虚荣心规定自己只做那些非做不可的事。《宪章》想把本已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古代法兰西和现代法兰西统一在一种法律之下，但却前功尽弃；怎么，当偏见已经产生的时候，您怎能让这样和那样的法兰西相互谅解呢?您不可能在众目睽睽无可争议的事实面前重新找回原来的思想。

就激情和无知而言，波旁王朝是给我们带来痛苦的罪魁祸首；旧的职位的复位是城堡统治机构的重建，波旁王朝是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元凶，我完全有理由对此抱怨连连。没有什么比这些指控更荒谬了，时间被人遗忘，事情也大部分变了质。复辟王朝①只是在第一次遭到入侵时利用了一些外交手腕的影响。众所周知，人们一点都不喜欢这个王朝，因为我们已和波拿巴在夏蒂荣谈判；只要他愿意，他依旧是法兰西的皇帝。由于他天性中的顽固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选择了那时的波旁王朝。帝国的少将先生，参与了当时的交易；我们在《亚历山大的生活》②中看到一八一四年所签订的巴黎协定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①法国复辟王朝时期(一八一四—一八三○年)。

②见《维罗纳》的“亚历山大，他一生的缩影”第一章。夏多布里昂在此是要说明，由于亚历山大，法国才没有在一八一四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一八一五年，问题不再是波旁王朝，他们在第二次入侵中不再搞掠夺协议了：这些协议的结果导致打破了违反厄尔巴岛的放逐令。在维也纳，他们声称只针对一个人来结成联盟；他们既不打算把任何形式的主人，也不企图把任何形式的政府强加给法兰西。亚历山大甚至向国会提出路易十八以外的其他君主。来自杜伊勒利宫的路易十八并不急着盗走他的王冠，他不会君临天下。一八一五年的协定可恶至极，完全是因为我们拒绝听取王位继承权的慈父般的声音，正是为了让这些协定化为灰烬，我才预备在西班牙重建我们的权威。

我们仅仅在埃克斯·拉·夏佩尔国会上找到了主旨；联盟国已经商定要夺去我们的东部和北部的省份：黎塞留先生从中进行干预。沙皇同情我们的遭遇，十分公正地在黎塞留公爵的面前拿出法国地图，并在上面划出了最后的国界线。我曾亲眼见到蒙卡尔姆夫人手中的这张斯蒂克斯地图，她是尊贵的谈判者的姐姐。

法国就像过去那样被占领了，我们坚固的国土上站着外国的卫戍部队，我们还能坚持到底吗?一旦各省被剥夺了武装，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在敌人的征服下呻吟叹息呢?拥有一位来自新家庭的君主，一位临时的王子，是不会受到人们尊敬的。在联盟国中，有些人在庞大家族的气势面前退缩了，其他人则认为，在已过时的强权政治下，王室丧失了它的能力，不再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科贝特自己在信①中也持相同看法，这是一种无形的、奇异的徒劳无益，如果我们仍是古老的高卢人，那么我们就必须拿出我们最痛恨的血腥。这种鲜血，是八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法兰西血管里流淌着，是这种鲜血把法国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且拯救了她。为什么要顽固地、没完没了地否认既定事实呢?人们滥用胜利反对我们，就像我们曾滥用胜利反对欧洲那样。我们的军队曾挺进俄罗斯；他们后撤时带回了在他们前面逃跑的士兵。行动，再行动之后，就是法律。这对波拿巴的耀眼光芒丝毫没有影响，孤立的光芒保持着其统一性；这也无损于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尽管这种自豪感盖满了我们旗帜，横扫欧洲的滚滚征尘。在过分公正的困扰下，在万恶之中找出真正的原因是没有用的。远不是由于这种原因，而使得波旁王朝成为我们的梦想，使得我们四分五裂了。

①这封给夏多布里昂的信的译文见《维罗纳国会》。威廉科·科贝特(一七八二—一八三五)是一个英国的激进派论战者。

分析一下如今以复辟王朝当靶子的诽滂；有人就对外关系的成果提出疑问，我们将因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统治下的强国的语言独立而充满信心。我们的君主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们更是国外的皇帝，外国对重建从来就没有诚意，只是不情愿地看着年迈的君主制复活。这一时期法国的外交辞令，我认为，也应该说是特殊的贵族政治；民主，有着广泛而丰富的道德，当它占上风时又是狂妄自大的：当需要大量牺牲时，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慷慨大方，它输在一些琐事上；很少有人把它捧得很高，尤其在长期的战乱中。英国和奥地利宫廷对王位继承权的部分仇恨来自波旁王朝内阁的强硬。

远不是要加快王位继承的步伐，更重要的是要支撑住百废待兴的局面；在国内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建立了一座座高楼大厦，就像在一片岩石中开凿出来的船坞中建造一艘可以经得住海浪的军舰：这样，英国的自由形成了诺曼底法律的主旨。不能抛弃君主制的幽灵；这位中世纪的百岁老人犹如当多洛①一样，漂亮的头上长着一双眼睛，否则，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老人能够指引年轻的十字军，带着满头白发，在皑皑白雪上深深地印下挥之不去的脚印。

①当多洛家族在威尼斯出了几个执政官。其中最著名的昂里科·当多洛生活在十二世纪，活到近一百岁。

可是，在我们深深的恐惧里，多少偏见，羞愧和虚荣心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很了解；但是后代们将会认识到复辟王朝在历史上是周而复始的革命中最幸福快乐的阶段之一。热情没有熄灭的党派现在可以站出来高呼：“我们在第一帝国时期是自由的，而在宪章的君主制的统治下才是奴隶!”后代们将不会在这些可笑的谎言上纠缠不休，如果不是诡辩者的话；他们会说波旁王朝预见了法国的分崩离析，会说它加深了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会说它搞活财政，偿还不是他们承担的债务，一直认真支付罗伯斯庇尔的姐姐的抚恤金。最后，为了对我们已失去的殖民地作出补偿，他们在非洲给我们留下了罗马帝国的一个最富庶的省份。

在复兴的王位继承权中，有三件事已成定局：她进入了西班牙的加的斯；她还给希腊的纳瓦兰以独立；她用占领阿尔及尔的方式跨越了基督教国家；这些是波拿巴、俄罗斯、夏尔、坎和欧洲都未能实现的，这是一个仅维持了几天的政权，并且争议颇大，但却完成了这样多的事情，你能给我再找出一个来吗?

真心诚意地讲，我丝毫没有夸大，我只是陈述了一些诸如我刚刚提到的王位继承权的有关事实。波旁王朝肯定既不愿意也不可能重建宫廷君主制，只能满足于一个贵族和神甫的小集团；可以肯定他们绝不是被联盟军带回来的；他们的回归纯属偶然，我们灾难的根源不是来自他们，是明显地来自拿破仑。但也可以肯定的是，第三种族①的复兴很不幸地与外国军队的成功同时发生。哥萨克人正好在我们再次见到路易十八时在巴黎出现了：于是为了受屈辱的法国，为了特殊的利益，为了各种激情，复辟王朝和入侵二者是一致的；波旁王朝成了混乱的事实的牺牲品，成了变相诽谤的靶子，就像其他那些事情，是一种真实的谎言。唉!想逃避自然和时间制造的灾难是不可能的!大家徒劳地与之作斗争，有理并不一定就会获胜。帕西勒人，—个非洲古老的民族，拿起武器与南部的狂飙斗争；刮起了一阵旋风，吞没了这些勇敢的人：“纳扎莫人，”埃罗多特说道，“他门夺回了被遗弃的城市。”

①在《在法兰西历史的正确分析》的开头部分，夏多布利昂指出，正如人们在十八世纪经常所做的那样，历史上有三个王族，墨洛温王族、卡洛温王族和卡佩王族。

说起波旁王朝的最后一次灭顶之灾，我不由得想起了他们的开端：我不知道在他们的摇篮里让人听到了来自坟墓的什么预兆，亨利四世并未感到自己是巴黎的主人，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暗杀行动又开始了，没有警告他的勇气，影响着他自然而然的快乐情绪。一五九五年一月五日，在迎圣灵的宗教仪式上，他一身漆黑，上嘴唇打了膏药，这伤口是在让·夏泰尔一剑想刺向其心脏时划破的。但神情忧郁；德巴拉尼夫人曾向他问起原因：他回答道：“怎么，我难道因为看到一个如此忘恩负义的人还会高兴吗?更何况我已经尽我所能做了，并且每天还在为人民做一切事。为了拯救人民，我愿意死一千次，愿意成天面对新的谋杀，如果上帝愿意赐给我这么多次生命的话，因为自从我来到这儿，我一直没有谈到别的事。”

然而，这个人大呼：“国王万岁!”一位宫廷大臣说道：“陛下，请看看您的臣民是如何以能见上您一面为荣。”亨利摇摇头说：“这只是一个人。如果我的最大的敌人处在我的位置，而且他也看到了这一切，他会像对待我一样对待他，甚至喊声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位联盟成员远远看见消沉的国王在华丽马车的里面，说道：“他已经在双轮马车的底部了。”你难道不觉得这位联盟成员就像是说从寺庙来到断头台的路易十六吗?

一六一○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五，斐扬派的国王对同行的巴松皮埃尔和吉兹公爵说道：“你们现在并不了解我，你们这些人；当你们失去我时，那时你们就会知道我的价值和我与其他人的区别了。“我的上帝，陛下。”巴松皮埃尔说道：“您能不能停止折磨我们，尽说一些您会死的话?”接着，元帅就沉浸在向亨利描绘他的光辉业绩之中，他的成功，他的健壮身体和青春长在。“我的朋友，”国王回答道，“必须离开这一切。”拉瓦伊阿克站在了卢浮宫的门口。

巴松皮埃尔退下去了，他再见到国王时是在他的书房里。

“他躺在床上，”他说道，“维克先生也坐在这张床上，将十字架勋章放在嘴唇上，向他说起对上帝的怀念。勒格朗①先生来了，跪在小路边，执起他的一只手亲吻，我跪在他的脚下，一边拥吻，一边痛哭流涕。

①勒格朗(le Grand)法兰西的年轻贵族。

这就是巴松皮埃尔的记述。

跟随着这些痛苦的回忆。我好像又看见了在哈德思辛的长厅里，波旁王朝的最后几个人悲伤、忧郁地走过，就像波旁王朝的第一人②站在卢浮宫的长廊里一样：我来吻死去的君王制的双脚。无论它永远地死去或者复苏，她都将得到我最后的誓言：明天，当它最终消失时，共和国就为我开始了。帕尔卡女神应该出版我的《回忆录》，也许不会立即出版③，当它全部出版时，当人们可以看到它的全貌，心情沉重时，人们将会了解，我在遗憾和推测中受骗上当到了何种地步。——向悲痛致敬，向我曾效力的，并以我最后的日子的休憩为代价继续效力的一切致意，我觉得我的真言或谎话在我每况愈下的日子里，如同枯萎而轻巧的树叶，在不断地微风的吹拂下将很快随风飘散。

②指亨利四世。

③当他写到这里时，夏多布里昂对《回忆录》在其死后马上出版并不抱太大希望。(见《回忆录》引言，第一卷)。

如果高贵的家族们走向末路的话，(将来的一切可能和生气勃勃的希望不停地在人们心灵深处滋长且撇开不谈)，难道一个与他们的伟大相称的结局，他们在过去岁月的夜晚随着时代而隐退，不是更好吗?将这些没有显赫声名的日子延伸下去是不名一文的；人们对你和你的夸夸其谈已经厌倦了；他们抱怨你老是赖着不走：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都是在盛名之下，激流勇退。为了美丽地死去，就必须早死，不要跟孩子们提起春天：“怎么!就是这个天才，这个伟人，这个家族，让人们拍手叫好，我们为之付出了头发、微笑和对生命牺牲的一瞥!”看到年迈的路易十四除了维尔鲁瓦老公爵外，身边找不到其他人聊聊他的年代，是多么惆怅啊!这是大孔代的最后一次胜利，在他的坟边遇见了波舒哀：演说家使尚蒂利的死水复活了，使老年人返老还童，重新塑造一个年轻人的青春；他将在罗克鲁瓦上的获胜者的前额的头发再染成棕色，说他波舒哀对他的银发道一声不朽的永别。爱好荣耀的你们，好好照看你们的坟墓；好好在这儿躺着，尽量保持最佳状态，因为这里将是你们的长眠之所。

王太子妃

从布拉格到加尔斯巴德的道路一直延伸到令人烦心的，沾染了三年战争鲜血的平原。在夜里穿过这片战场时，在战神面前，我感到丢脸，他将天空缠绕在指间，如同一个戒指。我们可以看见远处树木繁茂的小山脚下，流着潺潺的溪水。加尔斯巴德的医生的纯良美德与医神山的蛇形山路交相辉映，蜿蜒到小山下，来喝伊日①酒杯里的琼浆玉液。

①主要是指医学天神，是一条缠在一捆长条形棍子上的蛇。医神的女儿伊日象征着健康(健康女神)。

斯塔蒂尔姆是一个坐落在城市最高处的塔楼，上面装着一口钟，守卫们一旦看见一个陌生人就吹号。他们把我当成一个垂死挣扎的人，用欢乐的曲调向我致意，群情激昂地在路上奔相赴告，“这是一个关节病患者，一个精神忧郁者，一个近视眼!”唉!我比这严重多了，我已病人膏盲。

31号早晨七点钟，我下榻在博尔佐纳伯爵开的金盾旅馆，伯爵是一个破了产的贵族。住在这家旅馆的还有科塞伯爵及夫人(他们比我先期到达)，我的同乡特罗戈夫将军，他不久以前曾任圣老卢堡的总督，这个在朗迪维齐奥的朗德尔诺月光的眷顾下出生的人，又矮又胖，在大革命期间在布拉格的奥地利精锐部队的上尉。他刚探望过被流放的长官，圣克卢的继承人，在那个时候是圣克卢的一名修道士。过后，特罗戈夫回到了下布列塔尼。他带回了一只匈牙利夜莺和一只波希米亚夜莺，吵得旅店里的人无法入睡，它们一直在抱怨着代雷①的残酷暴行。特罗戈夫给它们填满了烤牛心，也没能让它们战胜痛苦。

①根据传说，夜莺因饱受代雷的暴行摧残，故而用“抱怨填满空间”这是维吉尔的一首诗句的含义，被夏多布里昂引用。

我和特罗戈夫像两个布列塔尼人那样拥抱在一起。将军又矮又胖，圆滚滚的，像一个科尔努阿伊的塞尔特人，在真诚的外表下有一颗细腻的心，言谈之中不乏诙谐感。他逗得王太子妃相当开心，而且因为他懂德语，她还和他一块儿散步。科塞夫人通报我来了，她告诉我可以在九点半钟或中午去看她：中午，我如约而至。

她住在村头一所单独的房屋里，它坐落在泰普尔河右岸，小河流经高山，蜿蜒穿过加尔斯巴德。登上公主的房间的楼梯，我有些心绪不宁：我就要见到公主了，几乎是第一次见面，这是人类痛苦的一个完美的典范，这个昂蒂戈思的基督徒。我过去与王太子妃交谈总共不到十分钟；那是在她短暂的幸福日子里，每次才两三句话；她与我交谈时显得很尴尬。尽管我总是以一种深深的敬意来写或说她，王太子妃想必是对我抱有前厅教徒们的偏见，她生活在他们中间：王室成员整天孤独地生活在充满愚昧和嫉妒的城堡中，重重包围，新的一代根本就进不去。

一个仆人为我打开了门；我看见王太子妃坐在客厅深处两窗之间的沙发上，手里正绣着一块挂毯。我进去时是如此激动，以至于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一直走到公主的身边。

她抬起了专心做活的头，似乎是为了掩饰她自己的情感，跟我聊了起来，她对我说：“我很高兴见到您，夏多布里昂先生；国王向我通报了您的到来。您整夜都在赶路吗?那么您一定很累了。”

我恭敬地把贝里公爵夫人的信交给了她；她接过去，放在身边的沙发上，说：“请坐，请坐。”接着她以一种迅速、机械和痉挛的动作，重新开始了她的刺绣。

我闭口不言；王太子妃也保持沉默：只听见公主的针线在布上穿来穿去的声音，在绣花底布上我看见掉下了几滴泪珠。这个不幸的人不停地用手背擦拭眼睛，并没有抬起头来。她问我：“我姐姐怎么样了?她好可怜，好可怜。我真为她抱冤，为她抱冤。”这短促地，不停重复的话没能使打断的谈话重新开始，两个对话者都没有了心情。王太子妃双眼因流泪而红肿，使她徒自增添了一份美丽，酷像斯巴齐诺①圣女。

①痛苦的“痴”圣女，儒勒·罗曼的油画，珍藏在普拉多。

“夫人，”我回答道，“贝里公爵夫人的确很不幸。她要我在她被囚禁期间将她的孩子们托付给你。想到亨利五世能重新找到陛下这样的第二个母亲，这将大大缓解她的痛苦。”

帕斯卡①有理由将人类的伟大和痛苦掺和在一起：谁会相信王太子妃把诸如皇后、陛下的称号看得很重?其实这对她来说是很自然的事，尽管她也知道这些称号不过都是虚荣而已。对了，“陛下”这个词真是个神奇的字眼；它照射在公主的额头上，一瞬间将乌云一扫而空；可这些乌云像一顶王冠似的又猝然地重新笼罩在她的头上。

①帕斯卡(Pascal)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噢!不、不，夏多布里昂先生，”公主看着我，停下了手中的活儿，“我不是皇后。”“您是的，夫人，根据王族的法律，您是皇后：太子殿下只能放弃，因为他是国王。法兰西将您视为她的皇后，您将是亨利五世的母亲。”

王太子妃不再争辩：这个可怜的女孩，打扮成女人的模样，脸上洋溢着崇高圣洁的光彩，使其更增添了几分魅力，与平民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

我高声朗读着委托信，信中贝里公爵夫人向我解释了她的婚姻，要我到布拉格来，要求保存其法国公主的称号，将她的孩子托付给她的妹妹。

公主又重新开始了她的活计；当我读完信后，她对我说：“贝里公爵夫人有理由相信我，这太好了，夏多布利昂先生；太好了：您对她讲，我十分同情我的姐姐。”

除了叫我向贝里公爵夫人转达她的同情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了，这让我清楚地了解到，这两个人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感情，我也觉得似乎有一种并非自愿的情感在冲击着圣徒的心。多么残酷的竞争!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儿不必忧心这场斗争；棕榈叶始终在她手上。

我又说道：“如果夫人想看贝里公爵夫人给您的信和给她的孩子们写的信，您可能在其中找到新的解释。我希望夫人写一封信，让我带回布莱伊。”

信是用柠檬汁写的。“我一点也看不清，”公主说道，“我们该怎么办?”我建议用一只小火炉，里面放上一些白色的小木片；夫人拉了一下铃，铃绳一直伸到了沙发后面。一个仆人走进来，接受了命令，将炉子搁在客厅门前的平台上。夫人站起身来，我们于是走向火炉。我们将它放在一张小桌子上，旁边用楼梯的灯照明。我拿出两封信中的一封，平行地放在火焰上方。王太子妃看着我，并笑了笑，因为我没成功。她对我说：“给我，给我，该轮到我试试了。”她将信在火焰上方荡来荡去，贝里公爵夫人的粗大的圆形字迹出现了：第二封信也如法炮制。我祝贺夫人的成功。奇怪的一幕：路易十六的女儿和我一起坐在加尔斯巴德高高的楼梯上，辨认着这些神秘的字体：布莱伊的俘虏写给寺院的俘虏的信!

我们重新回到客厅里坐下。太子妃读着给她的信。贝里公爵夫人谢谢她妹妹对自己厄运的同情，把她的孩子托付给她，特别交待将儿子托给他的姨妈管教。写给孩子们的信只是些温柔抚慰的话。贝里公爵夫人请亨利使自己成为无愧于法兰西的人。

太子妃对我说：“我姐姐给予了我公正。我很了解她的苦衷。她肯定很痛苦，很难过。请您告诉她，我会照顾好波尔多公爵先生。我很爱他。您是怎么找到他的?他的身体很好，不是吗?很健壮，尽管有些神经质。”

我与夫人面对面地交谈了两个钟头，这是很少有的荣幸：她看起来很高兴。不要总是对我抱有敌意的偏见，她大概将我看作一个强壮、充满优点的人；她认为我和蔼可亲，是个好小伙子。她真诚地对我说：“我将像平时那样散散步；我们三点钟吃饭，如果您不午睡的话，就请光临。我希望这不会使您太累。”

我不知道我究竟为什么会如此成功，但值得肯定的是坚冰已经融化，冰释前嫌；这种与宫廷的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紧密相连的目光，善意地投射在一个可怜的仆人身上。

我终于使太子妃不再感到局促不安，但我却感到特别压抑：害怕超过我类似于在查理十世身边时所能控制的限度。也许是我没有那引出夫人灵魂深处的崇高内涵的诀窍；也许是我对她的崇敬关闭了思想交流的大门，我感到一种痛楚的无助正在走近我。

3点钟，我又来到了太子妃的家中。我在那儿见到了埃斯泰拉齐伯爵夫人和她的女儿——阿古尔夫人，以及小奥埃热尔蒂先生和特罗戈夫先生；他们为能在公主家吃饭而感到十分荣幸。曾经十分美丽的埃斯泰拉齐伯爵夫人风韵犹存；她曾经在罗马与布拉加公爵结合。大家肯定她已融人了政治当中，并将自己所学全部交给了博泰尔尼克亲王先生。在出宫廷时，夫人被派往维也纳，她遇见了后来成为她同伴的埃斯泰拉齐伯爵夫人。我注意到她很认真的听我讲话；第二天她很天真地对我说，她彻夜在写写画画。她决定出发去布拉格，在一个约定的地方安排了与布拉加先生的秘密会晤；从那里她将去维也纳。在间谍活动的安排和促使下，旧情复燃了!什么事情!多么兴奋!埃斯泰拉齐小姐一点也不漂亮，她看起来聪明又狡猾。

阿古尔子爵夫人今天很虔诚，她是一个在所有公主的办公室里都可见到的重要人物。她尽其所能使其家庭发达，她跟所有的人说话，特别是我；我曾有幸安置了她的侄儿们；她似乎对已故的司法大臣康巴塞雷斯也很有热情。

晚餐是如此的难吃和不丰盛，出门时我仍饿得发慌；晚餐就在太子妃的客厅里进行，因为她没有餐厅。晚餐过后，有人移走了桌子；夫人又坐在沙发上，开始了她的活计。我们围坐在一起。特罗戈夫讲起了夫人喜欢的历史故事。她很关心女人们，是有关吉施公爵夫人的问题。“她的辫子织得不怎么好”，王子夫人说道，这话令我惊讶不已。

坐在沙发上，夫人可以透过窗户把外面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她数说着散步的男人和女人的名字。这时，过来了两位身着苏格兰服饰的骑士，带着两匹小马；夫人停下工作，不停地看着，说道：“这位是……夫人(我忘了她的名字)，她要和孩子们到山上去。”玛丽泰雷滋①很奇怪，她知道附近的规矩，戴王冠的公主和上绞刑架的公主从其生活的高峰降到与其他女人的相同的水准，她们使我特别感兴趣；我带着一种哲学家的怜悯观察着这一切。

①这是昂古莱姆公爵夫人的名字。

五点钟，太子妃坐马车出去散步，七点钟我又回到晚宴上。一切照旧：夫人坐在沙发上，吃饭的和五六个年轻或年迈的喝水的人扩大了围成的圈子。太子妃的努力叫人感动，显而易见，是为了表示出大度；她和每个人都聊两句。她几次提到我，将我介绍给大家，但在每两句话中间，她总是有一个停顿。她的针动作加快了，她的脸几乎贴着手中的绣毯，我注意看着公主的侧面，夫人与其父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我看见她的头低得就像在一把痛苦的利剑下时，我仿佛看见了路易十六眼睁睁地看着利剑倒下时的情景。

八点半，晚会结束了；我又累又困，很快便入睡了。

六月一日，星期五，我五点钟就起床；六点钟我来到米朗巴德(风车浴)：饮酒作乐的人们围绕在喷泉边，在一排排树荫下或紧挨着的花园里漫步。太子妃来了，穿着一件紧身的灰色裙子；肩上围着一件旧披肩，头上戴着一顶旧帽子。她有着一副与其服装相称的表情，像她在巴黎裁判所监狱里的妈妈一样。奥埃热尔蒂先生是她的骑士，向她伸出了胳膊。她走进人群里，为舀泉水的女士们递杯子。没有人注意到马尔纳①伯爵夫人。玛丽·泰雷兹②，她的祖母，于一七六二年建造了这所叫米朗巴德的房屋；她也给与了加尔斯巴德一些钟，它们将把她的孙女召唤到十字架下。

①在加尔斯巴德她就让别人这样称呼她。

②老玛丽·泰雷兹皇后。

夫人走进了花园，我走近她：她似乎有点受宠若惊。我很少为王室成员而起这么早，可能除了一八二○年二月十三日我去歌剧院找贝里公爵。公主允许我陪着她在花园转悠了五六圈，友好地交谈着。她说在两点钟接见我并给我一封信。我审慎地离开了她；我用完早餐，就用剩余的时间跑遍了山谷。

一八三三年六月一日

加尔斯巴德

小故事——泉水——矿泉水——历史的回忆

就像所有的法国人一样，我在加尔斯巴德只能找到沉重的回忆。这座城市以查理四世的名字命名，他是波希米亚的国王，来此治疗在克雷西受的三处伤，当时他追随他的父亲让作战。洛科维兹断定让是被一个苏格兰人杀死的；历史学家对此嗤之以鼻。

“当他为保护高卢人的国界和朋友的土地而战时，他被一把喀里多尼亚③利剑直刺胸膛。”

③苏格兰的古名。

诗人是为了创造诗的意境而使用喀里多尼亚这个词吗?一三四六年爱德华正与罗贝尔，布律斯交战，苏格兰人与菲利普定有盟约。

波希米亚的让在克雷西的死是最有英雄气概，最悲壮的骑士的历险。让想去救他的儿子查理；他对随从说：“军官们，你们是我的朋友；我请求你们让我上前一步能够轻而易举地刺上一剑，他们回答说愿意，并将照办……波希米亚国王冲锋陷阵，挥剑斩敌，十分骁勇善战，同样感染了他的战友们；直冲到英国人中间，第二天，人们发现所有战土都倒在那里，围着他们的首领，所有的马也围在一起。”

大家几乎都不知道波希米亚的让被埋葬在蒙塔尔口的多米尼亚教堂里，在他的坟墓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模糊不清的墓志铭：“他带领部下英勇战死，将他们一起托付给天主，请上帝保佑这位善良的君主。”

但愿这个法国人的过去能够补偿法国的忘恩负义，在新的多灾多难的岁月里，我们用亵渎圣物的行为恐吓上天，为了能够在古老的灾难里熬下去，从他的坟墓中为我们扔出一个死了的王子。

在加尔斯巴德编年史中指出：让国王的儿子查理四世在打猎时，一只猎狗在追逐一头鹿时失足跌进了一个滚烫的水塘里。惨叫声使猎人们闻声而来，斯普吕代尔的源头被发现了。一只在特普利茨水中被烫伤的猪将它指给牧人。

这是德国人的传说。我曾路过科林斯①；朝臣们的寺庙的灰烬散落在格利塞勒的废墟上；但是，由仙女的泪珠而形成的皮雷纳喷泉仍在月桂玫瑰中奔流不息，佩加兹飞骏马②在诗歌的年代飞奔。没有船舶的港湾的浪涛洗涤着倒下的圆石柱，柱头被浸在了水中，就像年轻姑娘的头埋在了沙子里；爱神木在浓密的枝叶中生长，替代了老鸦企①的叶子——这就是希腊的传说。

①希腊地名。

②神话中的飞马，即诗神所骑的有翼天马，后成为写诗灵感的象征——译注。

①一种植物。

在加尔斯巴德有八处喷泉，其中最有名的是斯普吕代尔，它是被猎犬发现的。这座喷泉在教堂和忝普尔河之间的土地下喷射出来，震耳欲聋，还带着氤氲的水汽，它不规则地喷出来，有六到七英尺高。只有冰岛的喷泉能胜过斯普吕代尔，但是没人会在生命断绝的埃克拉沙漠中寻找健康，那儿在夏季，每天都是白昼，既没有日出，也没有日落；在冬季，每天都是黑夜，没有曙光和黄昏。

斯普吕代尔的水可以煮鸡蛋、洗碗；这一大自然的恩惠为加尔斯巴德的家庭主妇服务分忧：请想像，天才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在庸俗的作品上显示才华。

洛科维兹为斯普吕代尔温泉写了一篇拉丁文颂歌，大仲马先生把它意译成法文：

Fons helieonianum②等等

②《诗歌之泉……》。

喷泉是诗人们赞歌的主题，

你隐秘的热力的源泉是什么?

你那燃烧着硫黄和石灰的河床来自何方?

埃特纳火山③的熊熊火焰不再使云彩着火，

③埃特拉火山位于意大利。

她是不是向你敞开了陌生的道路，

或者，斯蒂克斯的邻人，沸腾了你的水?

加尔斯巴德是君主所通常会晤的地方；他们应为了他们和我们远离王冠，来此疗伤。

有人公布了一份斯普吕代尔每天游客的名单表：在一些古老的名册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北方最知名的诗人和文人，如居洛夫斯基、登凯尔、韦斯、埃尔代、哥德；我希望见到席勒的名字，他是我最喜欢的。在今天这一页里，在不出名的来访者中间，可以看到马尔纳伯爵夫人的名字，是唯一用小号大写字母写的。

一八三○年，王室家族在圣克卢垮台的同时，克里斯托夫的遗孀和他的女儿们喝了加尔斯巴德的水。海地的国王陛下撤退到托斯卡纳，拿破仑家族陛下的身边。克里斯托夫国王最年轻、最博学和最美丽的女儿在比萨死去了；她乌黑色的美貌自由自在地躺在康波藏托的柱廊下，远离干蔗田和红树丛，她生来就忠于红树荫。

一八二六年，人们在加尔斯巴德看到一个加尔各答的英国女子，从印度的榕树下窜到波希米亚的油橄榄树下，从恒河的阳光下跑到泰普尔的阳光下；她就像一缕印度的阳光在寒冷和夜色里迷失了方向。基地在健康而又有生气的地方显得凄凉伤感：那里长眠着一个个外国的年轻女子：墓碑上刻着她们去世的日子和来自哪个国家：让人觉得就像在种着各种季节的花朵的暖房里漫步，用小标签在花儿的根部写上它们的名字。

当地已经制定了有关外国人死亡的法律：预见到了旅行者客死异乡的情况，允许预先掘坟。因此，我可以在圣安德烈的坟墓里待上十来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回忆录作为遗嘱的做法，如果太子妃在这儿去世，法国法律会同意把她的骨灰送回祖国吗?这将是一场支持教义的索邦神学者和主张取缔的决疑论者之间十分棘手的辩论焦点。

肯定的是，加尔斯巴德的水对肝脏有裨益，对牙齿却有害处。对于肝脏，我无从知晓，但是在加尔斯巴德却有许多牙齿掉光了的人；也许罪魁祸首是年龄而不是水：时间是一个狡猾的扯谎者，它拔掉了人们的牙齿。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又开始了无名氏①的代表作?一个字带着我走向另一个字；我就要去冰岛和印度了。

①指一篇无名氏的作品，文章中博学受到嘲讽(一七一四年)。

这就是亚平宁山脉，那就是高加索②。

②《拉封丹的回忆》(老鼠和牡蛎)。

然而我还没从泰普尔的河谷走出来。

小故事(续)——泰普尔河谷——她的植物

为了浏览一下泰普尔河谷，我翻过一座小山，穿过了一座松树林：笔直的树木和倾斜的土地形成了一个尖尖的角度；有的露出树尖，有的露出三分之二，一半和四分之一树干，剩下的只露出树根。

我向来就喜欢树木：加尔斯巴德植物丛上空的微风吹拂着脚下的草地，漂亮极了；我发现了手指状的小草，平庸的颠茄，普通的千屈茱，金丝桃，生气勃勃的铃兰，灰白的柳树；我的最初的文选的美好题材。

我年轻时的模糊记忆悬挂在我走马观花认出的一些植物的茎杆上。您还记得我在西米洛勒一家作过的植物学研究吗?有佛罗里达的月见草和睡莲；有缠着一只乌龟的铁线莲做的花圈，在湖边我们惬意地小憩，木兰属玫瑰叶瓣如雪花般飘落在我们的头上。我不敢计算我曾经朝三暮四过的“画儿姑娘”的年龄；今天我会在她的额头上细数我的皱纹吗?她现在无忧无虑地长眠在亚拉巴马州的柏树林下；而我仍将这些遥远的回忆深深地埋在记忆里，孤独，没有人知道我看见了!我在波希米亚，不是与阿达拉和塞吕塔在一起，而是在太子妃身边，她将交给我一封写给贝里公爵夫人的信。

与太子妃的最后一次交谈——出发

一点钟，我正听凭太子妃的吩咐。

“你打算今天出发吗?夏多布利昂先生?”

“如果陛下允许的话，我想回法国，到贝里夫人那儿去；否则我就不得不去西西里，那样殿下想等回音，就得好长一段时间了。”

“这里有张字条是写给她的。我没有提您的名字，免得万一您被牵连进去。请看。”

我看了一个字条；全是太子妃的手迹；我将它一字不误地抄了下来。

一八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加尔斯巴德。

“我亲爱的姐姐，我非常高兴，终于直接收到了你的消息。我万分地同情你，请相信我一直以来对您，尤其是对您的孩子们的关心，对我来说，他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珍贵。只要我一息尚存，我的一切都可以为之牺牲。我还没有将您的委托告知家里，由于健康问题，我来此地进行温泉疗养。但我很快就会回去，我们，包括家人和我自己，会以从未有过的爱心来照顾他们。

再见，我亲爱的姐姐，我打心底里同情您的遭遇，亲切地拥抱您。

“姆特”

我对字条中的审慎的词句感到震惊：几句含糊其辞的表达感情的话并没有将干涸的心灵掩饰得很好。我注上了敬词，再次为不幸的贝里夫人进行解释，夫人回答我说国王会做决定。她向我保证会好好关心她姐姐；但不论是在她的语气还是语调里，都没有一丝真诚；反而可以感到一种隐隐的生气。我的主顾的事似乎就要失败了。我又想到亨利五世。我想我必须对公主忠心不二，就像曾在大风大浪中为了使波旁王朝欣欣向荣而所做的那样；我既没有拐弯抹角，又没有阿谀奉承地跟她讲起了对波尔多公爵的教导。

“我知道夫人已经满意地看了一本小册子，在它的结尾处我表达了自己关于亨利五世的教育的一些看法。我恐怕环境对他们不利：德达马先生，布拉加先生和拉蒂尔先生并不是普通人。”

夫人同意我们看法：她甚至一下子就把德达马先生完全抛在脑后，只是三言两语地讲起他的勇敢、正直和宗教信仰。

“九月份，亨利五世就将成年了：夫人难道没有想过，在他身边设一个理事会是很有用的吗?我们让一些法国对其成见较少的人进入理事会。”

“夏多布利昂先生，增加理事，就等于增加了不同意见，而且，您会提议谁挑选国王?”

“维莱尔先生。”

正在刺绣的夫人，停下了手中的针线，惊讶地看着我，然后，轮到她让我吃惊了，她振振有词地批评了维莱尔先生的性格和思想，她只把他看成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官员。

“夫人言过其实了，”我对她说，“维莱尔先生是一个有条理，有责任心，稳重冷静的人，而且足智多谋；如果他有霸占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完全没有那个必要，作为一名部长永久性地在国王的理事会里任职就足够了；没有人可以代替他。将他安排在亨利五世身边是最佳选择。”

“我想您是不喜欢德维莱尔先生吧?”

“君主制灭亡之后，如果我仍抱有一种庸俗的竞争意识，那我就会蔑视自己了，王室的藩镇割据状态已经带来了太多灾难；我以宽广的胸怀公开放弃它们，并准备向那些冒犯我的人道歉。我请求陛下相信那里既不是错误的慷慨的陈列处，也不是一块防备未来不幸的宝石。对流放中的查理十世，我能提什么要求呢?如果复辟王朝到来了，我不是已在坟墓的深处了吗?”

夫人亲切看着我，她好意地这样赞美我：“这太好了，夏多布利昂先生厂她似乎总是因为发现这个“夏多布利昂”与别人对她描绘的如此不同而惊讶不已。

我又说道：“还有另外一个人，夫人，我们可以叫他来：我高贵的朋友，莱内先生。我们三个人在法国是永远不向菲利普宣誓的：我，莱内先生和鲁瓦伊埃·科拉尔先生。在政府以外和其他场合，我们组成一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三人联盟。莱内先生虚弱地发了誓，鲁瓦伊埃·科拉尔先生庄严地发了誓；前者会为此而死；后者却会活下来，因为他看到了自己所做的一切，却不能做一点令人尊敬的事。

“你对波尔多公爵先生满意吗?”

“我觉得他很有魅力，肯定陛下有点溺爱他。”

“噢!不不，您对他的健康状况满意吗?”

“他似乎身体还不错；有点纤弱和苍白。”

“他脸色一般来说都很好；只是他有点紧张。王太子先生在军队中名声不错，是不是?享有盛誉?大家都将铭记在心，是不是?”

这是突然的问题，与刚刚我们的话题毫无关联，使我揭开了一个在圣克卢和朗布依埃的日子里太子妃心中的秘密的伤痕。她为了放心恢复了丈夫的姓。我在公主和夫人的想法前彷徨；我坚信：军队里仍不能忘怀大元帅的公正、美德和勇气。

看到散步的时候到了。

“陛下再没有事要吩咐了吗?”我害怕变得使她腻烦。

“告诉您的朋友我是多么热爱法兰西；但愿他们清楚我是一个法国人。我特地请您带这个话；还请您说一下：我为法兰西感到遗憾，感到非常遗憾。”

“噢，夫人，法兰西给了您什么?作为受过如此多磨难的人，您怎么还有思乡病呢?”

“不，不是的，夏多布利昂先生，不要忘了好好跟他们说，我是法国人，一个法国人。”

夫人走了，我不得不在出发前停在楼梯口；我不敢走到街上去；一想到这幅场景，我的眼眶就湿湿的。

回到旅馆后，我又穿上了我的旅行服装。当准备马车时，特罗戈夫跟我聊天；他不断地说太子妃对我非常满意，她没有回避，她把一切说给想听的人：“您的旅行可真是件大事!”特罗戈夫叫道，努力地想控制他那两只夜莺的叫声。“您想看到以后的故事!”我觉得没有“以后”。

我是有根据的；我们当晚等待着波尔多公爵的来临。尽管每个人对他的到来都心知肚明，但大家还是要把它搞得神神秘秘的。我要自己作出知晓秘密的样子。

晚上六点钟，我坐车前往巴黎，不管布拉格的不幸是怎样的没完没了，王太子的拘束生活仍是痛苦得难以忍受；为了喝最后一滴酒，必须烧毁他的宫殿，痛快淋漓地大醉一回。唉!又一个西马克①，我为抛弃祭台而痛哭流涕；我把手伸向卡皮托利山丘②；我祈求罗马的君王!但如果上帝变成了木头，罗马会永远不再在废墟上复苏吗?

①最后一个异教的捍卫者。见《殉道者》一书。

②罗马的卡皮托利山丘，是朱庇特神殿所在地——译注。

从加尔斯巴德至巴黎的日记

一八三三年六月一日晚上

森蒂——埃格拉——瓦朗斯丹

沿着埃格拉的从加尔斯巴德至埃尔博根的小路走很舒服。这座小城的城堡建于十二世纪，是一座大山隘口的步。肖。山岩下，布满了树林，将埃格拉的山形包裹了进去：城市和城堡的名字便由此得来：埃尔博根(拐弯的地方)。我在大路上注意到城堡主塔被最后一缕夕阳染红了。在大山和森林的上端有一个铸造厂的斜斜的烟囱。

在兹沃达驿站休息过后，九点半钟我出发了。我沿着当年沃弗纳尔格从布拉格撤退时的路走着；在为一七四一年阵亡的军官所致的悼词中，伏尔泰对这位年轻人说了一番这样的话：“你不在了，啊，我余生的美好希望；我总觉得你是最不幸也是最安静的一个人。”

从马车的里面，我看见了升起的星星①。

①旅行者在此沉醉于他的梦想之中。在这六月清新温馨的夜晚，他以为自己置身于罗马的乡间；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姑娘坐在他的身旁：为了使她安心，他叫她森蒂，这是拉丁诗人普罗佩尔斯女友的名字。

别害怕，森蒂；这只不过是我们经过的看似在移动的森林边芦苇的窃窃私语。我有一把给你准备的嫉妒和鲜血的匕首。但愿这坟墓不会给你造成任何不快；这是一个像你一样被人爱的女人的坟墓：瑟西莉阿·默泰拉①长眠于此。

①他们在通往阿皮埃纳的路上：瑟西莉阿·默泰拉的坟墓就在他们面前。

罗马乡间的这个夜晚是多么的可爱啊!月亮从萨比娜后升起来，为的是看看大海，她拨开朦朦胧胧的黑雾，使蔚蓝的阿尔巴诺火山口湖②的灰白峰顶及索拉克特③遥远的模糊的线条清晰起来。沿着引水渠的河道里，浪花，水珠飘来荡去，耧斗茱，紫罗兰连接着大山与城市。擎天柱直插云霄，旁边岁月的流逝，小河流淌。世界的主宰——罗马，坐在它坟墓的废墟上，穿着陈旧的衣袍，将它巨幅的不规则的图形扔进孤独的历史长河。

②在罗马东南面。

③在萨班的山峰上。

我们坐了下来：这颗松树像阿布吕兹的白扁豆一样，在废墟中展开了它的小阳伞。月光凝聚在梅特拉的坟墓的哥特式冠形圆顶上，凝聚在牛头饰的牛角形花边上；汲取了一些优雅，邀请我们享受似水年华。

听!爱捷丽仙女在喷泉边引吭高歌；夜莺在西皮翁的地下建筑的葡萄架上浅吟低唱；从叙利亚吹过来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微风给我们带来了野生晚香玉的似有似无的香气。废弃的“别墅”的棕榈叶半浸在月光的如水晶般的蓝色中。但你，由于月神狄安娜的单纯的反映而苍白，噢，森蒂，你比棕榈树④要优美上千倍。代莉、拉拉热、吕底亚、莱比⑤的阴魂在鬼斧神工般的悬崖边围着你结结巴巴地说着些神神秘秘的话⑥。你的目光与星辰的光辉交相辉映。

④荷马回忆：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于利斯将诺西卡比作“棕榈树的一枝直插云霄的新枝。”

⑤几个拉丁诗人喜欢的女人，蒂比喜欢代莉，奥拉斯喜欢吕底亚和拉拉热，卡蒂尔喜欢莱比。

⑥在《伊里亚德》和《奥德赛》中，阴魂比作飞来飞去轻声呜叫的蝙蝠。

但是，森蒂，你只能享受真正的幸福。头顶上的星辰是这样的明亮，它们与你的极大幸福只能在幻觉中融为一体。年轻的意大利女郎，时光飞逝!在一片花海之中，你的伴侣已经悄然离去了。

这时，升起了一层薄雾，用一层银纱包裹住了夜的双眸；鹈鹕叫着回到了沙滩；丘鹬在闪着银光的木贼树里打架；教堂的钟在圣·皮埃尔的穹顶下敲响着；夜间的素歌像中世纪的声调使圣·克鲁瓦孤独的修道院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修道士跪在圣·保罗烧毁的石柱①前用一成不变的声音朗读颂赞经；贞女们拜倒在关闭地下室的冰冷的石板上；皮费拉罗②站在地下墓地紧闭的石门前面对寂寞的圣母玛利亚吹着夜晚的悲歌。惆怅的一刻，宗教苏醒了，爱情睡着了!

①指一八二三年圣·保罗发生的一场火灾。

②吹短笛的人。

森蒂，你的声音渐渐减弱了；那不勒斯的渔夫在扬着风帆的船上或者威尼斯的桨手划着轻舟时教你学会的副歌已经消逝。去休息一下吧，你太消沉了，放心睡吧，我会看着的，夜里，你沉重的眼皮盖住了双眼，感受不到昏昏欲睡和芬芳的意大利倾泻在你额头上的甘美。当能在乡，野听到马嘶时，当早晨的星星宣告黎明的到来时，弗拉斯卡蒂③的牧羊人带着羊群走了下来，而我也将停止对你轻轻的催眠曲。

③意大利中部城市，离罗马不远。

“一束茉莉和水仙，一个刚刚从岩洞中出土的或从寺院里的三角楣上新近跌落下来的洁白的赫伯④，都静静地待在秋牡丹的花床上：不，缪斯，您错了。茉莉花洁白的赫伯是罗马的巫神，诞生在五月的春季，已有十六个月，在弦琴声中，在黎明里，在帕埃斯顿的玫瑰花海里。

④希腊青春女神。

“巴勒莫港带有橘子气味的风吹拂在西尔塞岛上；微风轻吻着塔斯的坟墓，爱抚着法尔内齐纳①的仙女和爱情；您在梵蒂冈与拉斐尔②的贞女们嬉戏，穿梭于缪斯神像之间，您在蒂沃利的瀑布下弄湿了翅膀，艺术的天才生长在经典巨著间，在回忆里飞来飞去，来吧：我只允许您唤醒森蒂的酣睡。

①带有壁画大厅的罗马别墅。

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还有你们，毕达哥拉斯③尊敬的女儿们，帕尔卡女神穿着亚麻的裙子，永远的姐妹坐在球轴上，在金锭子上一圈圈地缠着森蒂的生命线；让她们从你的手指飞下来，再以难以形容的美妙的声音飞到你的掌心；永生的纺纱女人，打开通向梦境的，轻轻压在一个女人胸前的象牙大门④。我要为您歌唱，噢，罗马神圣的头顶供品的少女，年轻的夏丽特靠维纳斯女神怀中的精美食品为生，东方式的微笑潜入了我的生活；在奥拉斯的花园，蝴蝶花被人遗忘……

③古希腊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发明了勾股定律——译注。

④通过此门可进入虚幻和美妙的梦境。

“先生，过关请付10克莱泽。”

你这该死的笨蛋⑤!我已经改头换面了!我是如此精神饱满!缪斯一去不复返!不管我们到哪儿，这个该死的埃格拉就是我倒霉的原因。

⑤夏多布利昂嘲笑海关人员使用克莱泽这个词(克莱泽：德语，是日耳曼帝国货币名)。

在埃格拉的夜晚凄凄惨惨。席勒告诉我们，华伦斯坦被他的同伙们给出卖了，向埃格拉堡垒一个大厅的窗子靠进⑥：“天空暴风骤雨，一片混乱，”他说道，“狂风吹乱的堡塔上的军旗；乌云很快地扫过月牙儿，在夜空中投下忽隐现的月光。”

⑥见《华伦斯坦》三部曲的末尾。

华伦斯坦在被暗杀的时候，为被泰克拉所爱的马克思·皮科洛米尼的死而感动：“我生命里的鲜花已经消失；他像我年轻时代的幻影出现在我身旁。他为了我而把现实变成了梦幻。”

华伦斯坦在他休息的地方停了下来：“夜已深了；我们在城堡里已听不到一丝声响：来吧!照亮我吧；注意不要太迟才叫醒我；我想我将长眠，因为日子实在太难熬了。”

凶手的匕首把华伦斯坦从雄心勃勃的梦中惊醒，就像邮递员站在栅栏边，告诉我，我的梦破灭了。席勒，邦雅曼·康斯坦①(他在摹仿德国悲剧时惟妙惟肖)，前来会见华伦斯坦，由此让我想起了在埃格拉门前他们的三次叫门。

①他曾饰演过根据席勒的三部曲改编的一部法国的悲剧。

一八三三年六月二日

韦桑塔德——旅行者——贝尔内克和回忆——拜罗伊特——伏尔泰——霍尔费尔德——教堂——背篓中的小女孩——旅馆老板和他的女仆

我穿过了埃格拉，六月二日，星期六的黎明时分，我进入了巴伐利亚：一个红棕色头发，光脚，没有戴帽的少女为我开了门，像一个奥地利人的待客之道。寒流仍在继续；壕沟的野草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霜；浑身湿淋的狐狸窜出燕麦田；半圆形的灰色云层布满天空，交错而过，像鹰的翅膀划过长空。

我在早晨九点钟到达韦桑塔德，此时一辆出租马车载着一个戴着帽子的年轻女子走过来；她拥有一切她应有的东西：幸福、短暂的爱情，另外就是医院和公共墓穴。漂泊的快乐，但愿天空在你的露天舞台上并不太生硬，人世间有比你更蹩脚的演员。

在走近村庄之前，我穿过了“wastes”：这个词出现在我的笔端；它属于我们古老的法兰克语：他比“荒野”这个词更能描绘一个荒凉的坟，它的意思是土地。

我仍记得晚间穿过原野时唱的歌曲。

这是荒野的骑士；

不幸的骑士!

当他出现在荒野之上时

听见猴子在呜叫。

过了韦桑塔德，便来到了贝尔内克。在出贝尔内克时，一条两边种着杨树，绕来绕去的林荫路引发出我不知是高兴还是痛苦的一种感情。我一边在记忆中搜索，我发现它们像以前整齐排列在巴黎附近的杨树，在荣纳河畔维尔纳夫人口处。博蒙夫人已经不在了；儒贝尔先生也不在了：杨树被砍倒了，在君主制第四次崩溃以后，我来到了贝尔内克的杨树下：“赐我一个爱护我，理解我的人吧!”圣·奥古斯坦说道。

年轻人笑自己的不自量力；她是迷人的，快乐的；警告她陷入相似的苦海之中是徒劳的；她用她轻盈的翅膀碰碰你，然后飞向幸福：如果她和他们同生共死，那么她就是对的。

这就是拜罗伊特，是一种模糊的记忆。这个城市坐落在良田和牧场错落有致的平原上：街道宽敞，房屋低矮，人口稀少。在伏尔泰和弗雷德里克二世时期，拜罗伊特的总督很有名望：他的死招来了费尔内唱经班为他高唱颂歌①在此也体现了一点点抒情的味道。

①为拜罗伊特亲王夫人所唱的颂歌。

你将永不再歌唱，寂寞的西尔旺德尔，你的声音在这艺术的宫殿里荡气回肠，

敢于反对偏见，

权利让人谈论人道主义。

如果这不比伏尔泰——西尔旺德尔更孤独寂寞的话，诗人对此是相当满意的，诗人还对总督补充说道：

平静而高明的哲学家，

他用安详的眼睛和怜悯之心注视着，

幽灵们改变他们生活的梦幻，

如此多的梦破灭，如此多的计划泡汤。

在宫殿的顶楼，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用安详的眼睛注视过路的可怜的魔鬼，但这些诗句却并不虚弱无力……谁能比我更了解这些呢?我曾目睹成群结队的幽灵穿越他们生命的梦境!此时此刻，我不是刚刚看到布拉格皇宫的三个幼儿和加尔斯巴德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儿吗?一七三三年，刚好一个世纪，大家在干什么?我们有没有想想今天是什么模样?一七三三年，弗雷德里克结婚，生活在他父亲的严密监护下，他是否在马蒂厄·拉昂斯贝尔②的书里看到了拜罗伊特的总督图尔农③，又为了罗马行政长官的职位放弃总督吗?一九三三年途经弗朗哥尼的旅游者会问我的影子，我是否能猜出他将作为见证人的事实是什么。

②《软木笔记》一书不知名作者的笔名，是一本很流行的预测未来的书。

③一八○九年，图尔农伯爵(Tournon)(一七八八—一八三三)成为罗马的行政长官。

我正在午餐时，看到了一个德国妇女按照一位老师的口授写下来的忠告，她年轻，必定漂亮。

“那些幸福的人，是富人。您和我钱很少，却很幸福。在我看来，我们比那些拥有一吨金子的人更幸福。”

的确如此，小姐，您和我都不富有；您是幸福的，就像看起来的那样，您嘲笑一吨金子，但如果偶然我不开心时，您给我一吨金子，将使我异常舒畅。

出了拜罗伊特，我们走了一段上坡路。修剪过的瘦长松树使我想起了开罗清真寺或科尔多瓦大教堂的柱子，但要小些，黑些，就像在暗室中①成的像那样。小路经过一座又座小山，一座又座山谷；巨大的山前有一小撮树木，狭窄的，绿色的山谷，却没有什么浇灌。在山谷的谷底，我们看见了一座小教堂的钟楼及整个村庄。所有的基督教文化形成了一种模式：传教土不再变成本堂神甫；乡野村夫驻扎在他周围，就像羊群围绕着牧羊人，以前这种摆脱尘世的隐蔽的陋室让我梦想着某种假象；今天，我不再做梦，在哪儿都一样不好受。

①凭借经验预示(一八三九年)摄像术的发明。

巴蒂斯特疲惫不堪，使得我不得不在霍尔费尔德停了下来。在准备夜宵时，我登上了一块可以看到部分村庄的岩石，这块岩石与一座四四方方的钟塔相连；雨燕一边叫着，一边掠过主塔的顶尖和侧面。自从我在贡堡的童年时代，这种几只小鸟和一座古老的塔楼构成的画面就再也没有浮现过；我心情十分沉重。我来到这座地面往西下垂的教堂；它被一些刚死不久的死者的荒坟所包围着。去世多年的死者仅在此细细地勾画他们的皱纹；以证明他们曾辛勤地耕耘过。太阳正在落山，苍白地淹没在远处冷杉林形成的地平线下，照亮了除了我之外再没有其它人站着的公墓。什么时候轮到我长眠?虚无的愚昧的人们，我们的无能和强大是如此明显：我们不能任意拥有光明和生命；大自然赋予我们双眼和手，却任意支配我们的夜晚和死亡。

走进虚掩着大门的教堂，我跪下为了母亲灵魂的安息念了天主经和圣母经；不死的奴性强迫基督教徒彼此温柔相待。在此，我听到了忏悔的小门敞开了；我感到是死亡而不是神父将出现在忏悔的窗栅栏前。当关闭教堂大门的钟响起时，我才发现该回去了。

在回旅店的路上，我遇见了一个背着背篓的小女孩：她的腿、脚都是光着的；她的裙子很短，紧身的上衣撕破了，她佝偻着背，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走着。我们同时走上了一条陡峭的路：她将她那黑黝黝的脸稍稍地转过来对着我：一头美丽的乱发贴在背篓上。她的眼睛是黑色的；她的嘴唇因为呼吸而微张着：我们可以看见，她负重的肩膀下年轻的胸膛只感受到果园蜕皮的沉重。她想对他说起玫瑰；这就是你对我讲的玫瑰。(阿里斯托芬)①。

①“这就是你给我讲的玫瑰”：在阿里斯托芬的《威胁》中有一段“公正的推理和非公正的推理”之间的口舌之争；为后者的言辞所激怒，前者辱骂它是非公正的，即讽刺意义上的“玫瑰”。

我开始给这个采葡萄的少女算命：她会不会在一台压榨机前日渐衰老，成为一个平常而幸福家庭的主妇?她会不会被一个二级下士带到军营中去?或将成为某个堂吉诃德的猎物?被劫走的村姑希望劫持者意外地给她们带来爱情；他将她带到梅斯海峡的大理石的宫殿里，有翩翩的棕榈树和叮咚的泉水，面对着层层蓝色海浪和喷射着火花的埃特纳火山。

我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而我的同路人转向左边一块很大的空地，走向几幢孤立的房子。在快消失的时候，她停下来，向陌生人投来最后一瞥，然后，为了让背篓通过低低的门，她弯腰走进了一间茅屋，就像一只小野猫溜进装着一堆堆麦捆的谷仓。让我们去牢房寻找贝里公爵夫人殿下。

我跟随着她，但我在哭泣，

因为不能再随她而去了①。

①仍是伏尔泰的诗(《写给城堡夫人的诗节》)。

我在霍尔费尔德的店主是一个古怪的男人：他和他的女仆当客栈老板十分勉强，总是对旅客有反感。当他们发现远处一辆车走过来时，他们就躲起来，还骂这些流浪汉无所事事，在大街上游游荡荡，这些懒汉打搅了体面的酒店老板，不让他喝不得不向他们出售的酒。老妇人眼见她的户主破产；但她为之等待天公的一臂之力；像桑肖一样，她说：“先生，请接受这个壮丽的米科米翁王国吧，它从天而降，落在你的手心里②。”

②见《堂吉诃德》。

一旦一阵情绪过后，夫妇二人喝了两杯酒，看起来心情还不赖。女主人说了一点不太地道的法语，紧盯着你看，似乎想跟你搭腔：“我曾在拿破仑的军队里看到过像你这样殷勤的年轻人!”她抽起烟斗，喝起酒来仿佛像露营一样光荣，她向我暗送挑逗和俏皮的秋波：在我们不想活的时候有人爱，这是多么幸福的事!但是雅沃特，太迟了，我的欲望已经支离破碎，苦苦压抑，就像从前一位法国人③所说的；我宣布一切结束了：“平和的老人，休息吧。”莱尔米尼埃④先生曾对我说。您看见了，好心的陌生人，他不让我听到你的歌声：

③见《蒙田散文集》第三卷。

④莱尔米尼埃(Lherminier)，自由右派的倡导者，格格伯的前合作者。

军团的随军女酒贩①，

①见贝朗瑞的《女酒贩》的第一段。

大家都叫我雅沃特。

我痛快地出卖，给予，畅饮

我的葡萄酒和烧酒。

我有轻快的步伐和倔强的眼神，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

这就是我拒绝您的引诱的另一个原因，您很轻浮，您将背叛我。走吧，巴伐利亚的雅沃特夫人，像你的先行者伊莎博夫人那样②!

②伊莎博(Isabeau)夫人，摄政者。她“背叛”了法兰西和她的儿子查理七世的利益。

班贝克——一个驼背女人——维尔茨堡：它的议事司锋们——一个醉汉——燕子

从霍尔费尔德出发，我经过班贝克时，已经是夜里了。一切都已沉睡；我注意到一束微弱的光线从一间房子的苍白的窗口投射出来。谁在此守护?幸福还是痛苦?爱情还是死亡?

一八一五年在班贝克，纽沙泰尔的亲王贝蒂埃从阳台摔到街上!他的主人将从更高处摔下来。

六月二日星期日

在代泰尔巴克，又出现了葡萄园。四种植物标志的四种自然景观和四个季节：桦树、葡萄、橄榄树和棕榈树，一步步走向阳光充足的地带。

离开代泰尔巴克，中间经过了两个驿站，到达了维尔茨堡，一个驼背女人坐在我的马车后面；泰朗斯在《安德里安纳》中说：inopia tgregia forma，aetate integra①、车夫想叫她下车；我以两个理由拒绝了：第一，我害怕这个仙女扔给我一个符咒；第二，曾经在一本关于我的自传中看到，我被描述成是一个驼背②，因此所有驼子都是我的姐妹。谁能肯定自己不是一个驼背呢?谁将永远不会说你是驼背呢?如果您照照镜子，您什么都看不见；我们能看到自己的真实模样吗?您将发现一个最符合自身的尺寸。所有的驼背既骄傲又开心；有歌颂驼背优点的赞歌。在小路的路口上，我的这个驼背，背上沉甸甸地，庄重地下了车：像所有的凡人一样背着自己的包袱。她像蛇一样钻进一块麦地，消失在比她高一头的麦穗之中。

①“可怜的人，一种罕见的美，在花儿一般的年纪”《安德里埃纳》。此处讽刺地引用。

②夏多布里昂“有点耸肩缩颈”。见迪施曼的《夏多布利昂》。

六月二日中午，我到达了一个山岗上，从这儿可以看到维尔茨堡。城堡主塔在最高点，城市和宫殿，教堂的钟，小塔在较低处。宫殿的建筑尽管有些笨拙，但无论如何在佛罗伦萨是不错的；在雨天，亲王可以让他所有的臣民在城堡里避雨，而不必腾出自己的房间。

维尔茨堡大主教在任命教土会议的议事司铎上曾是很有权威的。在他当选后，他光着膀子，走到两排他的教友中间，让人鞭打，大家猜想，那些亲王们对这种向皇室成员的背脊祝圣的方式大为震惊，并拒绝加入两队人的行列。今天，这一切不会再重演：查理曼大帝的子孙不会为了得到伊夫托的皇冠而让人连续鞭打三天。

我曾见过奥地利皇帝的弟弟，维尔茨堡公爵；他在枫丹白露弗朗索瓦一世的宫殿里约瑟芬皇后举办的音乐会上高歌，唱得棒极了。

施瓦茨在护照办公室被滞留了两个小时。将马车停在一座教堂前面之后，我走了进去，我与那些基督徒们一起祈祷，他们在新社会中却代表着旧势力。一长列仪式队伍走了出来并环绕教堂走了一圈；可惜我不是罗马城来的传教士!我归属的时代将在我的身上结束。

当第一批宗教种子在我的灵魂中萌芽时，就像在一片未开垦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摆脱荆棘，并有了第一次收获。一阵又干又冷的北风刮来，土地变干了。上天怜悯它，赐给它温和的玫瑰；接着，风又刮了起来。这种怀疑和信任的交替造成了我生活中绝望和难以形容的乐趣交错出现。我圣洁的母亲，为我向耶稣基督祈祷吧：您的儿子想赎罪变成另一个人。

我四点钟离开了维尔茨堡，往曼海姆进发。进入巴德公爵领地；这是个开心的村庄；一个醉汉把手伸向我，大叫“皇帝万岁!”在德国已成为过往云烟。这些人揭竿而起，为的是想从拿破仑的勃勃野心中挣脱出来，争取民族独立，然而，他们却念念不忘拿破仑，因为从帐篷里的贝督因人到茅屋中的条顿人，无不被他的功勋所震动。

随着我离法兰西越来越近，小村庄里的孩子们兴高采烈，车夫赶马也更起劲了：生命复活了。

在比肖夫海姆，我吃饭的地方来了一个漂亮的不速之客：一只燕子，真正的帕罗克内①，微红的胸脯，栖息在我敞开的窗前一根支撑“黄金阳光”的招牌的铁杆上；接着用世界上最婉转动听的声音叫起来，以一种熟识的眼光看着我，没有一丝恐惧。我从不抱怨被庞迪翁①的女儿吵醒；我从来不像阿那克里翁一样叫它“吱吱喳喳”的小鸟：相反，我总是用罗得岛②的儿歌为飞回来的燕子欢呼：“她回来了，燕子回来了，带来了好天气，好年景!请开门，不要轻视燕子。”

①夜莺的美称。

①在变成燕子前，帕罗克内是雅典王庞迪翁的女儿。

②位于希腊。

在比肖夫海姆，我的这位客人对我说：“弗朗索瓦，我的高祖母曾住在贡堡你的小塔顶的椽子下面的房子里；你每年秋天都陪着她，你想在夜里跟你的女风精会面，你就在池塘的芦苇丛里等着。她在你动身去美国那天围绕在你身边，然后还跟着你的帆飞翔了一段时间。我祖母住在夏洛特的交叉路口；八年后，她和你一起到了雅法；你在《旅行指南》③中提到过。我的母亲在朝霞中啁啾呜叫，有一天落在了外交部你办公室的壁炉里；你为她打开了窗子。我母亲有好几个孩子；正和你说话的我是她最小的孩子；我在罗马的乡间的蒂沃利古老的小路上多次遇见过你；你还记得吗?我的羽毛是那样漆黑油亮!你忧伤地看着我，您愿意和我一起翱翔吗?”

③见《旅行指南》一书。

“唉!我亲爱的燕子，你是如此了解我的过去，你真是好心；但我只是一只掉了毛的可怜的鸟儿，我的羽毛再也不会长出来；所以我不能和你一道振翅飞翔。有太多的悲伤和岁月，使我不能和你在一起。而且，我们能去哪儿呢?春天和美好的天气不再是属于我。你拥有空气和爱情，我只有大地和孤寂。你走吧；但愿露水能使你的翅膀恢复原貌!当你飞越伊奥尼亚海④时，但愿一根好客的横桁能让飞行疲劳的你歇息片刻；但愿有一个宁静的十月的天气使你免遭暴风雨的袭击!代我向雅典的橄榄树和罗泽特的棕榈树问好。当鲜花将你召唤回来时，如果我不在了，我邀请你参加我的葬礼：在我坟前的草地上，在夕阳中捕捉小飞虫；像你一样，我热爱自由，但我生命短暂。”

④介于意大利南部和希腊之间。

一八三三年六月三日、四日

威藏巴克的旅馆——一个德国人和他的妻子——我的暮年——海得尔堡——朝圣者——毁灭一曼海姆

燕子成双成对后，我一个人上路了，夜幕降临。一轮弯弯的月亮在云中漫步，月光微弱，我眼睛半睁半闭地看着；我感觉自己好像在神秘的照亮了黑暗的光线中呼吸：“我感受到一种难受的沉寂，最后的晚餐的先驱”(曼佐尼①)。

①夏多布里昂对曼佐尼(一八二三年)的这部剧情有独钟。

我在威藏巴克停了一下来：孤单的旅店处在森林覆盖的两山之间的小山谷中。一个像我一样的来自布伦斯维克的德国游客听说了我的名字，跪了过来。他握着我的手，跟我聊起我的作品，他对我说：他妻子就是在《基督教真谛》一书中开始学法语的。他不断地为我的“年轻”而感到惊讶。“但是，”他补充道，“这是我判断的错误，从您最近的作品看，我应该相信您就像现在一样年轻。”

我的生命中掺人了我的如此多传奇经历，以至于在读者的眼里，我和这些经历一样古老久远。我常说自己头发斑白：其实是为了自尊心，好让别人在看到我时叫道：“啊!他并不是这么老!”我们对白发总是很自在；可以吹吹牛；自吹自擂地说拥有黑发会倒胃口；你的母亲生下你是一项伟大的成功!但时间、痛苦和你的聪明才智是如此美妙!我成功地耍了几次小聪明。最近，一个传教士想见我；当他见到我时哑口无言，最后才找出话来，大喊：“啊!先生，您还可以为信仰长期地战斗!”

一天，路经里昂，一位夫人写信给我，请求我将她的女儿放在我车上，并将她带到巴黎。我觉得这请求很独特；但最后，从字迹看出，这位陌生的妇人是值得尊敬的；我礼貌地答应了。母亲把女儿带来了，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母亲不敢看着我，她满脸涨得通红；她的信赖出卖了她：“请原谅，先生，”她结结巴巴地说，“我并不是没有慎重考虑……但您是懂礼的……我搞错了……我是如此吃惊……”我只一味地看着我未来的同路人，她似乎对谈话感到好笑；我连声保证说，对这个漂亮的小女孩，我会千方百计照料好的；母亲喋喋不休地说着抱歉和感激的话。两个女人都退了下去。我对使她们感到害怕而骄傲不已。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自己被晨曦变得年轻起来。这位夫人本以为《基督教真谛》的作者肯定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修道院院长夏多布里昂，高大，乏味的老好人，不停地用马口铁制的鼻烟壶吸烟，他能很好地将一个年轻的寄宿生带到圣心教堂。

五年或十年前，在维也纳有人说，我独自一人生活在一个名叫“狼谷”的山谷里。我的房子建在一个岛上：如果有人想见我，就必须在河对岸吹号角(在夏特内的河边)。然后，我从一个小洞里观察：如果来人使我高兴(这是很少见的)，我会亲自坐船去接他；否则便不去。夜里，我把船拖到岸上，没有其他人上岛。实际上，我本应该这样生活；这个维也纳的故事总是那么炫人：德梅泰尔尼克先生绝不会制造出这样的故事；就凭这点他就不完全是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这位德国游客会跟他妻子说起我，似乎急于向他妻子说明我并非那么回事。我害怕遇到既有黑发又有白发的尴尬事儿。我害怕既不十分年轻又不十分聪明。另外，我又没有向威藏巴克献媚；一股忧伤的风吹拂在旅店的门边和走廊里；只有当风吹起来时，我才对他充满感情。

从威藏巴克一直到海得尔堡，我们一直顺着内克尔河走。它四周青山环抱，有连绵不断的沙堆和红粉色的硫酸盐。我看见过多少的河水流淌啊!我遇到了瓦尔蒂兰的朝圣者：他们在大路两边排成两列行走；马车走在中间。女人们光着脚，手上拿着一串念珠，头顶一个布包；男人光着头，手上也拿着一串念珠。下雨了；在有些地方，这些光头赤脚的人露宿在山侧。一些载着木头的船顺流而下，另一些船则张着帆或拉纤逆流而上。在山与山之间，有田野和小村庄，在丰硕的果园里有孟加拉的玫瑰和各种灌木。朝拜者，为我们不幸的小国君祈祷：他被流放了，他是无辜的；当你们和我做完各自的朝圣后，他也开始朝圣。如果他不该统治天下的话，在如此巨大的灾难中，我的救生艇能打捞起一些残骸碎片时，总是一件光荣的事。只有上天才会赐给人们一路顺风和宁静的港湾。

接近海得堡，内克尔的河床布满了越来越大的岩石。我们注意到城市的港口和城市的本身面积很大。整个画面的最远处是高高的地平线：它像河流的堤坝。

一座红色的石质的凯旋门标志着海得堡的入口。左边的一座小山上，有座中世纪城堡的废墟。除了这些美丽的风景和一些大众的传统，哥特时代的断垣残瓦只会使那些认为这是杰作的人感兴趣。一个法国人会不会因为德国王室的老爷们感到尴尬，德国王室的王妃们，又白又胖，长着一双蓝眼睛?大家为了布拉邦的圣·热纳维埃夫而忘了他们。在现代的废墟中，没有什么是和现代人相通的，除了基督教的面孔和封建的性格。

希腊和意大利的古迹则是另一回事(不包括太阳)；它们属于所有的民族；它们开创了历史；碑文是用所有受过教育的人能看懂的文字书写的。意大利废墟本身就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因为它们打上了艺术的标记，而艺术属于社会的大众领域。一幅多未尼坎或蒂蒂昂已经退了色的壁画，米开朗琪罗或帕拉迪奥的倒塌了的宫殿，让各个世纪的天才感到伤心。

在海得堡有一个特大的酒桶，变成醉汉的柯利塞剧场的废墟；至少没有一个基督徒在莱茵河的这个圆形剧场丧命；理由是，这损失并不大。

走出海得堡，内克尔河左右两岸的山丘散开了，我们走进了一片平原。曲折蛇行的道路，比麦子高出几英尺，两侧是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樱桃树，和“经常被过路人欺负”①的核桃树。

①在那里，过路人敲打核桃树，将核桃击落：见布瓦洛的回忆，书信。

走进曼海姆时，我们穿过了一片啤酒花，它的长花架只被一些向上攀援的藤蔓占住了三分之一。朱利安·拉波斯塔曾为啤酒写了一首很美的讽刺诗；拉布莱特里神甫②将之模仿得惟妙惟肖：

②拉布莱特里(La blettefie)，《朱里安国王的生活》(一七三五年)的作者。

你只是一个虚伪的酒神……

我有证据。

高卢人口渴难耐，

在没有花串的情况下，求助于穗，

他夸奖邑列斯①的儿子：

①罗马谷物女神。

塞梅勒的儿子万岁!

几座果园，小路柳树成荫，在每个地方形成了曼海姆独特的绿色市郊。城市的建筑大多数只有两层楼。主要马路很宽广，路中间种着树木：但这仍是一座没有生气的城市。我不喜欢假金子：而且我也绝不想要曼海姆②的金子；但我一定有“图卢兹的金子”，这是由我生命中的不幸辨别出来的；有谁还会比我更尊敬阿波罗神殿呢?

②也就是说“模仿”。——见《图卢兹的金子》一书。

一八三三年六月三日、四日。

莱茵河——莱茵伯爵领地——贵族军队——平民军队——修道院和城堡——雷声滚滚的山峰——孤独的旅店——凯撒斯劳滕——睡意——小鸟——萨尔布鲁克

我下午两点钟过了莱茵河；在我过河的时候，一艘蒸汽船正逆流而上。当恺撒建他的大桥时，如见到了这样的机器，他会说什么呢?

莱茵河的对岸，也就是曼海姆的对面，我们又来到了巴伐利亚，这是由于一系列的可恶的割裂活动，维也纳及埃克斯·拉夏佩尔条约的舞弊行为。各人用剪刀给自己瓜分了一块，不需要理由，人性、公正、丝毫不为少数老百姓落入了王室的口袋里而感到揪心。

在这边的莱茵伯爵领地上赶路，我想这一地区过去算是法国的一个省，白色高卢被莱茵河包围着，从日耳曼的“蓝色”割裂出来。拿破仑以及他之前的共和国已实现了我们好几代国王，尤其是路易十四的梦想。如果我们不占有天然的国界，欧洲就将有战争发生，因为保守利益推动着法国抓住国家独立的必要边界线。在此，我们为要求时间和地点种下了战利品。

莱茵河与托内尔山脉之间的平原是可悲的；那里的土地和人们似乎在诉说：他们的命运飘浮不定，他们不属于任何一国人；他们仿佛在等待着新的军队人侵，就像等待着再一次洪水泛滥一样。心照不宣的日耳曼人在他们边境的大片土地上大肆蹂躏，任凭其在他们和敌人之间荒芜。耕耘在战场的边境上的平民是多么不幸，那里的各民族应该团结一心。

在走近……的时候，我目睹了一件悲惨的事：一片五到六英尺高的小松树林被砍伐并捆成柴堆，森林还未长成就被毁了。我曾经说过有许多小孩的坟墓单独地挤在一块的卢塞恩坟墓。我从来没有如此渴望过尽快结束我的路程，在抚摸我的心脏察看并保护我的朋友的手臂之中死去，然后有人说：“它不再跳了。”站在我坟墓的旁边，我希望能够十分满意地回顾我过去的岁月，像一位来到庙宇内殿的高级神职人员，祝福穿着长礼服的一队随从。

卢瓦火烧了莱茵伯爵领地；不幸的是，持火把的那只手是蒂雷纳的。革命毁坏了这个地区，使它相继成为贵族和平民胜利的见证人和牺牲品。有足够的战士的名字来证明时代的不同：一边有孔代，蒂雷纳、克雷基、卢森堡、拉福斯、维拉尔；另一边有凯勒马恩、奥什、皮舍格吕、莫罗。不要否认我们的任何胜利；军事的光荣只知道法兰西的敌人，只有一个信念：战场上，荣誉和危险只会使两边势均力敌。我们的父辈管那些并非致命的伤口流出来的血叫：“朝三暮四的血”：一个蔑视死亡的特殊的词，在每个时期对法国人来讲是很自然的。什么制度也改变不了这一民族特性。战士们在蒂雷纳死后说过：“我们放开白底黑斑马①，她停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扎营。”完全抵得上拿破仑的精锐部队。

①蒂雷纳的马。

在敦凯姆的高地上，在高卢人建的第一个壁垒边，我们发现了扎营的位置和如今已没有战士的阵地：勃艮第人、法兰克人、哥特人、亨斯人、絮埃弗人等蛮族像汹涌的洪水，一次次地冲击着这些高地。

离敦凯姆不远，我们看见了一座坍塌的修道院。当年院内的修道士将一些在下面往来的军队看得很分明；他们殷勤接待了许多战土：在这里，有几名十字军丢了命，将柱形尖顶头盔换成了修道士的头巾；一些呼唤寂静和休憩的激情在最后的休憩和最后的寂静之前逃之天天。他们找到了要找的东西吗?这些废墟还是沉默不语。

看过了和平的庙宇内殿废墟后，就是战争巢穴的瓦砾，堡垒、弹盾、护墙，一座城堡被拆毁的炮耳。这些城墙像修道院一样垮掉了。城堡里的人为了狙击敌人，埋伏在危机重重的小路上：可城堡却挡不住时间和死亡。

从敦凯姆到弗朗康斯坦，道路曲折延伸到狭窄的山谷，路面刚够一辆车子通行，两边山坡上的树木往下延伸，最后会合在谷地。从美塞尼亚到阿尔卡迪，我沿着漂亮的小路一连走过了好几个类似的山谷：畜牧神潘在桥上和路上没有听到半点声响。开花的染料木和一只松鸦把我带进了布列塔尼的回忆；我回想起在朱代山上这种鸟的叫声给我带来的愉悦。我的记忆中有一幅全貌：在相同的背景上，阳光照耀的五颜六色的天空和景色，远处雾蒙蒙的地平线。

弗朗康斯坦的旅馆坐落在山间的牧场，这儿有流水的灌溉，驿站长说着法语；不知是他的妹妹，还是他的妻子，或是他的女儿，非常美丽迷人。他抱怨是一个巴伐利亚人；他负责开发森林；他看起来像一名美洲的种植园主。

我到达凯撒斯劳滕时已是夜里，就像到达班贝克时一样；在这里我穿越了一个梦幻的地区：在睡梦中，这些居地都看见了什么呢?如果我有空，我会写关于他们的梦想的故事，什么也不能使我联想起大地，要不是两只鹌鹑在两个笼子里交头接耳的话，在德国的乡间，从布拉格到曼海姆，我们只遇见了小嘴乌鸦、麻雀、云雀；但城里到处是夜莺、莺、鸫、鹌鹑；一些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当你路过时站在小棒上冲着你凄惨的哀鸣。窗户上装饰着石竹、木犀草、玫瑰、茉莉花。北方的居民爱好另一种天堂；他们喜欢艺术和音乐：德国人来到意大利寻找葡萄园；为了赢得同样鸟语花香的地区，他们的子孙将重新开始他们的侵略。

六月四日星期二到达萨尔布吕肯，车夫着装的更换提醒我进入了普鲁土。在我住的旅馆窗子下，我看见一个连的轻骑兵路过；他们看起来充满活力；我和他们一样；我很高兴来奉承奉承他们，尽管一种强烈的敬仰之情把我和普鲁士的皇室家族联系了起来，尽管巴黎的普鲁士人的狂怒只是针对拿破仑在柏林的暴行的报复；但如果历史有时间走进这些道德准则影响下的冷酷的正义的话，作为活生生现实的见证，人们往往被这些事实卷了进去，而没有回到过去中寻找它们产生的原因和得到谁的谅解。我的祖国，给予了我怎样的痛苦啊；但是为了她抛头颅，洒热血，我又是何等的高兴!噢!各位巨头们，老练的政治家们，特别是善良的法国人，一八一五年条约的谈判者都干了些什么!?

再有几个小时，我的祖国就又要在我脚下颤颤发抖了。我想要什么?三个星期以来，我对朋友们所说的和做的一无所知，三个星期了!够漫长的，顷刻之间就可夺去一个人的生命，三天就足够推翻一个帝国!我的布拉伊女囚，她现在怎么样了?我能不能将她期待已久的回答带给她呢?如果一个大使的什么人是神圣的，那必定是我的；我的外交生涯在教堂主的身边变得圣洁了起来；在一位不幸的君主身边变得圣洁起来；我在贝阿尔纳的孩子中间斡旋，签定了一项新的家庭协议；我将文件从监狱拿到流放地，又从流放地再拿到监狱。

六月四日、五日

在穿过萨尔布吕肯和福巴克的边界线时，法国在我眼里不是那么光明美好：首先是一个双脚残疾的人，接着是一个用手和膝盖在地上爬行的人，两条腿拖在后面像扭在一起的两条尾巴或两条死蛇；后来出现了一个四轮马车，车上有两个老妇，又黑，又满脸皱纹，法国女人的先驱。有点像返回普鲁士军队的士兵。

但后来，我遇见了一位英俊的士兵和一个年轻的姑娘，士兵用推车推着年轻姑娘走，而姑娘拿着士兵的烟斗和军刀。稍远处另一个年轻姑娘抓着犁柄，一个老农民赶着牛；再远处一个老头子带着一个瞎了眼的孩子乞讨；更远处还有一个十字架。在一个村子里，十几个小孩的脑袋挤在一所还未完工的房子的窗口，活像一群光荣的天使。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坐在一间茅屋的门槛上；她没有戴帽子，头发是金黄色的，脸弄脏了，由于寒风的缘故，脸显得很小，白色的肩膀从撕破了的连衣裙中露了出来，双臂交叉放在弯着的膝盖上，缩成一团，带着一只小鸟似的好奇看着从她身边经过的人；拉斐尔会给她画一张“速写”，我则想把她送回到她妈妈身边。

在进入福巴克时，出现了一群聪明的狗：两只最大的拉着一车衣服；五六条尾巴、口鼻、大小、毛色各不相同的狗跟着行李，口里都叼着一块面包。两个严厉的训练者，一个拿着一只硕大的鼓，另一个什么也没有拿，只是指挥着狗群。学会认识一下大家。你们也像我一样在人间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你们真棒。把爪子伸向迪阿娜、米尔扎、帕克斯。帽子戴在耳朵上，剑放在身边；尾巴在他们衣服的燕尾中翘起；跳舞就给你一块骨头，要么就踹你一脚，就像人一样；但不要扑向国王，那就错了!

读者们，请支持这些阿拉伯人；描绘这一切的手绝不会再造成其他痛苦，手已经干枯了。您还记得吗，当您看见它们时，它们只不过是一位画家在他的坟墓的拱顶上画的变幻莫测的线条而已。

在海关，一个老职员似乎想检查我的马车。我准备了一张100苏的钞票；他看见我手中拿着钱，但他不敢拿，因为他的上司们在监视着他。他借口为了更好地搜查，而摘下了头盔，把它放在我身前的坐垫上，低声对我说：“请放在我的头盔里。”噢!伟大的话语!它们浓缩了人类的历史；多少次自由、忠实、誓约、友谊、爱情齐声说道：“请放在我的头盔里!”为了让贝朗瑞再唱一首歌，我将把这话转告他。

我走进梅斯时，对一八二一年我没注意到的一件事感到十分震惊；现代的堡垒包围了哥特式的堡垒：吉兹和沃邦是两个联系紧密的名字。

我们的过去和回忆规则而平行地展开在表面上，它们在我们生命中有不同的深度，被流水般的时间放在我们身上。一七九二年，在提翁维尔由我们这一群流亡贵族组成的特遣队正是从梅斯出去的。我从圣地来到我曾为第一次被放逐的亲王效过力的隐居地。我于是献给了他一点鲜血，我刚刚还为他哭泣过；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人们只有眼泪。

一八二一年，托克维尔先生①，我哥哥的姨妹夫②，当上了摩泽尔的省长。托克维尔先生一八二○年在梅斯城门口种下的树苗已长成了像柱一样的参天大树，如今可以乘凉了。这是一个测量我们时光的标度；但人不是酒，他不会去数着树叶而长大强壮起来③。年长者叫人把玫瑰花泡在法莱纳葡萄酒中；当我们启开百年陈酒的瓶盖时，香气顿时洋溢整个宴席。最纯粹的智慧融人了古老的年代里，没有人想与她共醉。

①托克维尔(Tocqueville)，亚历克西，托克维尔的父亲。

②马尔泽尔布的一个孙女罗桑玻于一七八七年嫁给让·巴蒂斯特·德·夏多布利昂；另一个孙女则于一七九三年嫁给托克维尔伯爵，他是复辟王朝时期的省长。此人是让·巴蒂斯特两个儿子的监护人，并在维纳伊城堡将他们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抚养大。托克维尔伯爵的小儿子亚历克西后来写了《美国的民主》一书。

③葡萄种植者们常说：“两叶、三叶酒”，也就是说两年、三年的酒，因为要经过一年时间，叶子才能全部翻新一次。

我在梅斯的旅馆里待了不到十五分钟，巴蒂斯特就十分激动地走了进来：他神神秘秘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白纸，里面包着一个图章；波尔多公爵和大郡主把图章托付给他，并交待他到“法国的土地上”才将图章交给我。他们在我出发前担心了整整一个晚上，害怕首饰匠不能按时完工。

图章有三面：一面刻着锚；第二面刻着亨利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讲的两句话：“是的，永远!”第三面上刻着我们到达布拉格的日期。兄弟和姐妹请求我看在他们的情分上带走图章。这个礼品的神秘和被流放的两个孩子的命令：只有到了“法国的土地上”才把他们怀念祖国的见证交给我，使我热泪盈眶。图章永远不会离开我；我要为了路易丝和亨利的感情而珍藏它。

我有幸在梅斯看到了法贝尔①的房子，他由一个士兵变成了法国元帅，他拒绝束缚的项链，他的高贵只显露在剑上。

①法贝尔(Fabert)(一五九九—一六六二)，只有四分之一的贵族同意他佩戴项链。有人告诉他此事毫无问题，但他不愿意否认他的平民出身。

我们的祖先，一些鲁莽的人曾在梅斯大肆屠杀罗马人，他们从糜烂的宴会中被惊醒；我们的士兵在阿尔斜巴萨修道院和伊内丝·德·卡斯特罗②的骨架旁跳华尔兹：悲惨和幸福，罪恶和疯狂，十四个世纪将你们分开，你们也完全过了一年又一年。刚刚开始的永恒和开始于第一个死亡——阿贝尔③的被杀——的永恒一样古老。然而，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如昙花一现，自以为可以留下某种痕迹：噢!上帝，是的，每只苍蝇都有它的阴影。

②西班牙中部卡斯蒂利亚地区一个贵族的女儿(一三二○—一三五五)，美丽动人。后被暗杀。

③亚当和夏娃的第二个儿子。因嫉妒他受上帝偏爱，被其兄杀死。——译注

从梅斯出发，我经过凡尔登，在那儿我曾经很不走运，如今那里还有卡雷尔的孤独的朋友。我沿着瓦尔米高地走；我只想说热马普：我害怕在此找到一顶王冠④。

④路易·菲力昔喜欢说他曾在瓦尔米和热马普为法国战斗。

夏龙使我想起了波拿巴的虚弱；他把美人⑤流放到这里，夏龙的平静告诉我，我仍有朋友。

⑤雷卡米耶夫人(Recamier)。

在夏托蒂埃里，我重新找回了我的上帝，拉封丹。这是拯救的时刻：让的妻子不见了，让回到了萨布利埃夫人家里⑥。

⑥夏多布利昂记起了路易·拉辛讲述的一个小故事，并不一定真实可信。在某一个不能肯定的时候，拉封丹去了夏托蒂埃里，为了和妻子重归于好；他没有找到她就回到了巴黎，只是这么解释：“我没有找到她，她得救了。”

在摧毁莫的大教堂的墙时，我向博舒哀重复着这些话：“人们拖着他希望落空的长链走向坟墓。”

在巴黎，我路过了年轻时曾和姐妹们一起住过的地方；接着是法院，回想起了我的审判；接着是警察局，它让我进了监狱。最后，我回到了我的收容所，就这样纺着我日复一日的长线。羊圈里一只弱小的虫子从穗丝的一端爬到地上，母羊一脚将把它踩得粉碎。

查理十世在法国的建议——我对亨利五世的看法——我写给太子妃的信——贝里公爵夫人的所作所为

巴黎，地狱街，一八八三年六月六日

从马车上走下来，临睡前，我写了一封信给贝里公爵夫人，向她汇报出差的情况。我的归来使警方忐忑不安；有人发电报提醒了波尔多行政长官和布莱伊保垒的指挥官；上面接到命令加强防守；似乎还将“夫人”提前送上了船。我的信晚了几个小时，公爵夫人殿下没有看到，她被带到了意大利。如果夫人没有声明；即使声明了，她过后也会否认的；况且，到达西西里后，她会反对人们强迫她扮演监狱逃走的角色的，法国和欧洲就会相信她的话，尽管菲利普政府还有些疑心。所有的犹大将会为他们在布莱依的嚣烟中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但是夫人不愿意以悔婚来保留自己的政治性；在精明能干的讹传中所得到的，在犹豫中全部丧失了；您所持有的陈旧的真诚让你自身难保。如果受人尊敬的人堕落了，他将不会再在他的姓名的保护伞之下，只是在他的姓名之后；夫人对从黑暗的监狱逃了出来供认不讳：母鹰，像雄鹰一样，需要自由和阳光。

在布拉格，布拉加公爵先生曾向我宣布已组成了一个顾问委员会，由我领头，还有大法官①先生和拉图尔·莫布尔侯爵先生：我将成为(仍是公爵先生说的)查理十世的唯一顾问，他对有些事情是不参加的。有人给我提出了一个计划：国家机器太复杂了；德·布拉加先生努力保存了一些贝里公爵夫人作出的安排，然而，她这边却声称要组建国家，自己准备疯狂地，但又勇敢地担当她的徒有虚名的王国首脑。这个喜欢冒险的女人的建议也不无道理：她将法国分成四个军事政府，指定司令，任命军官，组成军队，如果她的人全部人了伍，那她将毫不犹豫地亲自上前举起军旗，她毫不怀疑可以在战场上找到圣马丁的长袍或法国方形国旗，可以找到加拉奥尔②或贝亚尔③。武士们的斧头和火枪的子弹，森林里的隐避所，几个忠诚的朋友家里的风险，山洞，城堡、茅屋、战争逐步升级，所有的这一切令“夫人”十分高兴。她的性格之中有某些奇怪原始的东西和动人之处，就是这些支撑着她活下去；未来将是她的希望，尽管有一些正确的人和聪明的懦夫。

①帕斯托雷(Pastoret)侯爵，一八二九年被任命为大法官，但他拒绝向路易·菲利普宣誓。

②西班牙骑士小说中的英雄。

③贝亚尔(Bayard一六七○—一五二四)，法国著名统帅，在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的战斗中功勋卓著。

如果波旁家族向我发出召唤，我就会将我的作家兼政治家双重身份所拥有的声望带给他们，我不可能怀疑这种众望，因为我受到了来自所有舆论界的信任。人们不能在慷慨面前无动于衷；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任命我；一些人向我展露他们的天赋，叫人触摸他们最卓越的手指和眼睛。所有的人(包括朋友和敌人)都把我送到波尔多公爵的身边。由于我的各种意见和不同的命运的组合，由于死亡不断地带走我这一代人的生命，我似乎成了王室家族的唯一选择。

我也许是被赋予我的角色给诱惑了；在人们的思想中，认为拍拍我的马屁是很有必要的，我，一个陌生的奴才，波旁家族抛弃的人，成了他们的顶梁柱，可以伸出手来向他们的菲利普、奥古斯特、圣路易、查理五世、路易十二、弗朗萦瓦一世、亨利四世、路易十四的坟墓致意；以我那小有的名气来捍卫这么多伟人的生命，王冠和阴影，我是孤军作战，在反对不忠的法国和堕落的欧洲。

但要做到这些应该怎么做呢?大家共同的心声是：保护布拉格王朝，消除他们的反感，对他们隐瞒我的想法，直到我能够将它公开的那一天。

另外，当然这些想法太不切实际了：如果我成了年轻的王子的总督，我就必须努力得到他的信任。如果他重新收复了他的王冠，我会建议他只在提交王冠的时刻才戴上它。我希望见到加佩王朝以一种与其伟大相称的方式消失。重振宗教，完善国家宪法，扩大公民权利，割断舆论界的最后一丝联系，解放公社，推翻专制，平衡工资和劳动，用抑制滥用的方式巩固私有制，发展工业，减少税收，在群众中重新树立威信，确定后退的国界以保证对外的独立，当完成了这一切之后，该是多么美好而不平凡的一天啊!我的学生将向神圣召唤着的民族说：

“法国人，你们的教育和我一道结束了。我的祖父，罗贝尔·勒·福尔，为你们而死，我的父亲请求开恩给杀人凶手一条生路。我的祖先的通过野蛮建立和形成了法国版图；现在几个世纪过去了，文明的进步不再容许你们拥有一名监护人。我从宝座上走下来；我保证我先辈们的善行能解除你们对君主制的誓言。”难道说这个结局没有超过这个家族中最美好的一切吗?难道说如此华丽的庙宇不能从它的回忆中苏醒过来吗?比较一下这个结局，亨利四世的衰老的儿子们能对此做些什么呢?他们紧紧地抓住沉浸于民主中的王位不放，企图依靠警方的帮助和强权，通过行贿收买，来使自己苟延残喘。“我们该怎么办呢?我的兄弟，国王陛下，”路易十三说道，“孩子，亨利四世死后，我就不愿继承王位。”亨利五世除了人民之外没有兄弟：但愿人民会拥戴他。

为了达到这个似乎无法实现的目标，必须感受到他的家族的伟大，不因为我们是古老王族的后代，而因为我们是使法国强大，光明和文明的先辈们的继承人。

然而，我刚刚说过的，用来着手这个计划的手段是哄住布拉格的意志薄弱者，效仿吕伊纳①和宝座上的孩子一起喂养伯劳，像黎塞留那样奉承孔西尼。我在加尔斯巴德开了一个好头；一条表示顺从和说长道短的通报使我的事向前推进了一步。要将我活生生地埋葬在布拉格，说真的，并不容易，因为我不仅仅消除了王室的反感，还平息了国外的仇恨。我的意见在内阁成员之中遭人厌恶；他们知道我痛恨维也纳条约，知道我会为了法国的必需的国界，为了在欧洲重建各强之间的均衡，将不惜通过战争来解决。

①吕伊纳(Luynes)善于训练隼，为此深得路易十三的信任。

然而带着几分后悔，一边哭，一边补偿我民族荣誉的罪孽，捶胸顿足，崇拜那些统治世界的傻瓜的天赋，也许我应该卑躬屈膝地到达马男爵那里去；然后猛地起身，扔掉拐杖②。

②就像西克斯特·坎(Sixte-Quint)一样，根据传统而来。

但是，唉!我的雄心壮志到哪儿去了?我掩饰的才能到哪里去了?我忍受束缚和烦恼的耐力到哪儿去了?我对任何事态都给予重视的办法到哪儿去了?我曾几度拿起笔杆；太子妃命令我给她写信，为了顺从，我拟了两三封充满谎言的信稿，很快我又对自己感到愤慨，我按自己的意愿一口气写了一封信，它搞不好就会要我的命。我很清楚这一点；我对结局也早有准备：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到今天，事情已经办完了，我很高兴把一切都丢给了魔鬼，将我的“统治者”从一扇足够大的窗子里扔了出去。有人会对我说：“你就不能在陈述事实时不那么露骨吗?”是，是，哕唆地陈述，转弯抹角，甜言蜜语，用颤音说话，浑身发抖：

……他忏悔的眼睛只哭出祝福的泪滴。①

①这是马蒂兰·雷尼埃(Marthurin Regnier)讲到他的虚伪的玛赛特的话。

我不会这些。

下面就是将使我们沙龙的外交官们毛发直竖的信(已经删去了一半)。舒瓦泽尔公爵和我的性格有点不谋而合；因此他是在尚特卢度过了他的余生。

写给太子妃的信

巴黎，地狱街，一八三三年六月三十日

夫人：

我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刻就是太子妃允许我陪伴在她身边的那一段日子。这是在加尔斯巴德一位公主的昏暗的房间里，万人敬仰的您屈尊充满信任地跟我讲话。在她的灵魂深处，上天赐予了高尚和信仰的财富，痛苦的挥霍也未能使它枯竭。我面前路十六的女儿再次被流放了；对这个庙宇的孤儿，殉道的国王去采摘棕榈叶之前曾把她紧抱在胸口!当我们陷入不可违拗的天意中时，上帝成了我们惟一可以呐喊的名字。

当赞美之词是针对繁荣时，就变得可疑了：和太子妃一起，可以自由自在地崇拜。我曾说过，夫人：你的痛苦被提到这样的高度，它变成了革命的光荣。我一生中曾一度遇见过很特别，很不一般的命运，为了对他们说明(不要害怕伤害他们、不被理解)我对未来社会状况的设想。大家可以跟您谈起诸帝国的命运，在您的道德的脚下，您丝毫不惋惜地一笔带过，其中不少王国已经在您的家族脚下烟消云散。

您是这些灾难最重要的见证人和最神圣的受害者，尽管这些灾难非常深重，但它们只不过是人类普遍变迁中的一些偶然事故；使世界震动的拿破仑的统治只是革命的链条中的一环。应该从这一事实出发，了解第三次复辟的可能性，这次复辟有什么办法置身于社会变化的格局中。如果复辟不能像一种同质元素介入的话，那它就会毫无疑问地作为一种与其本质不符的东西而被抛弃。

“因此，夫人，如果我对您说王权有可能通过贵族的高贵，通过教士的特权，通过宫廷的特殊，通过王室的威信而复活的话，那我就是在欺骗您。王权在法国不再是一种感情；它是一条保证私有和利益、权利和自由的原则；但一旦它被证明不再愿意保护或无力保护私有和利益、权利和自由时，它便不再是一条原则。如果有人强制其来临，而大家不知道如何摆脱它，认为只需要等待，屈辱的法国来向它磕头道谢就够了的话，那我们就犯了一个错误。在它不存在的地方如果王权寻找力量的话，复辟就永远也不可能出现，或只能持续一时。

是的，夫人，我很痛苦地说这些，亨利五世可能仍是一个在外国的被流放的亲王，一座古老的坍塌的大厦的年轻崭新的废墟，但终归是废墟。我们这些王权的老仆人，将花光仅剩的年度资金，我们将永远地与陈旧的观念守在一起长眠在坟墓中，就像古老的骑士和他们的年代久远、锈迹斑斑的盔甲一样，这盔甲已经不再合身，不再适用了。

所有那些在1789年为了保存旧的制度、宗教、法律、习俗、私有、等级、特权、行会而战斗的人已经不在了。大众的激昂情绪被激发了出来；欧洲不再像我们一样万无一失；没有一个社会完全被摧毁，也没有一个是完全重建的；一切都是陈旧或崭新，衰老或没有根；一切都有虚弱，年迈和童真。由最后几个条约划分区域的诸王国已是昨天的事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也失去了热度，因为国家很不稳定，要在吆喝声中把广大人民像卖二手家具一样卖掉，有时又和敌人勾结，有时又出卖给不知名的买主。深耕，开沟，犁田，土地已做好准备迎接民主的种子，七月革命的日子已使种子成熟了。

国王们以为在他们的宝座的周围安上哨兵，就可以阻挡暗中的运动；他们想象只需要放出一点新举措的信号，就能在边境地区收到效应；他们以为增加关卡、宪兵、便衣警察、军事法庭，就能防止暗中运动的蔓延。但这些想法都未能付诸实施，它们在空中飘散，飞舞，我们可以呼吸到。中央集权的政府，建邮政，修铁路，造气船，而同时企图把思想滞留在十四世纪政治信条的水平，这是不合逻辑的；既前进又后退的作法，使他们陷入了理论和实践矛盾的混乱之中。我们不能把工业理论和自由理论割裂开来；只能使二者都窒息或使它们互相接收对方。只要能听到法语的地方，这些观念就会随世纪的护照而来临。

您看，夫人，选择一个好的开端是多么关键啊。您的照管之下的希望的儿童，无辜躲在您的美德和痛苦之下的幼儿，就像在一顶尊贵的华盖之下，我没有见过比这更雄伟的场面；只要一有成功的机会，王权就会立马赶来。未来的法国将不必降低身份而卑躬屈膝在过去的辉煌面前，可以激动不已地停留在路易十六的女儿为代表的历史新面貌面前，她将亲手指导亨利王族的最后一个子孙前进。负责保护王子的皇后，您将以与您的庄严融为一体的遥远过去影响国家。当宫廷的孤女关注圣路易的孤儿的教育时，谁又不会感到信心倍增呢?

他是有希望的，夫人，由在法国家喻户晓的人主导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公开了。为自己格言感到自豪的路易十四，用东方教育隔开法国的孩子们，为他的家族种下了祸端。

年轻的王子才华横溢。在新、旧大陆旅行的同时，为了了解政治和不惧怕任何制度和教条；他就只能接受教育。如果他能在某个遥远的国外战场上像一名战士那样冲锋陷阵，大家也就不必担心让他的亮相了。他似乎坚决果断，有一颗流淌着他父母的鲜血的心；但如果他除了经受灾难中的光荣外，就不堪一击的话，他就只有让位；没有勇气，在法国是不可能戴上王冠的。

看着我，夫人，在遥远的将来把亨利五世的教育思想发扬光大，你可能很自然而然地认为我觉得它对立即登上王位没什么用处。我将带着一颗公正的心去演绎那些反对希望和恐惧的种种理由。

复辟可能在今天或明天发生。我不知道法国人的性格中有如此鲁莽和变化无常的成分，时刻都有可能改变；总有一百个人和一个人打赌，在法国，没有持久的事：这个时候，政府面临崩溃，纹丝不动是最佳选择，我们曾目睹了人民对波拿巴的崇拜，痛恨，抛弃，重整旗鼓，又再次抛弃，在他被流放时将他忘得一千二净，在他死后架起祭台，再次陷入对他的狂热之中。这个朝三暮四的民族，在心血来潮时便热爱自由，但又经常为平等而疯狂；这个多样化的民族，为亨利四世而狂热，在路易十三手下叛乱，在路易十四统治下庄重，在路易十六统治下闹革命，在共和国时期晦涩，在波拿巴统治下好战，在复辟王朝时期主张立宪：她今天把自由出卖给了所谓共和化的君主制，根据统治者的思想不断变化自己的性质。自从她超越了家庭的习俗和宗教的桎梏后，她的活动性增强了。因此，一次偶然即可导致8月9日政府的垮台；但这个偶然也可以等待；一个侏儒诞生了；但法国是一个坚强的母亲，她可以用乳汁改变堕落的父亲的罪过。

尽管如今王权看似不能复活，但我仍害怕它只能维持到我们确定的那一天。四十年来，法国历届政府无不因为自身的错误而下台。路易十六曾可以挽救他的王位和生命二十次；共和国·在他的狂怒之下终于支撑不住；波拿巴可以建立他的王朝，却从他辉煌的顶点被抛弃；没有七月的条例，合法的王位就会依然存在。现在的政府首脑没有犯任何类似的错误；他的政权不会自动灭亡；他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如何保持政权上面：他非常精明，不会为了一次蠢事而死去。他也不必为蔑视天赋或尊严和道德的微弱而负罪。他感到他可能会在战争中丧命，所以他不会去打仗；法国在外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这对他来说并不重要：政论家们将证实：耻辱是技巧，丑行是信誉。

准王权想干一切王权能干的事，王权趋向个人化：想发号施令；它可以通过比王权更方便的方法——“武断”来办到这一切。用口头上的自由和所谓的保皇制度进行专制统治，这就是它的目的；每一件既成事实都会产生一项与旧权利针锋相对的新权利，每时每刻都在开始王权。时间有两种能力，一手推翻，一手建立。最后时间通过它的流逝作用于这些思想；我们与权利断然决裂，攻击它，与它生气；接着，疲劳随之而至；成功又让其重归于好：外面仅剩下一些崇高的灵魂，他们的毅力使那些失败了的人局促不安。

夫人，这个长篇启奏使我不得不在殿下面前解释一下。

如果我没有让人在走运的那天听到一个自由的声音，我就不会有勇气在不幸的时候说出事实真相。我去布拉格根本不是出于自愿；我本不敢出现在您面前纠缠您：高贵的您绝不会有献身的危险；他们在法兰西：在那里我曾寻找他们，自从七月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为王权而斗争。我第一个敢于宣告了亨利五世的君主政体的成立。一个法国的陪审团为了补偿我，承认了我的宣告的存在。我只渴望休息，这是我多年以来的需要；当法令被传播，王室家族又被放逐时，我会毫不犹豫地为之牺牲。有人提出要我依附路易·菲利普的政府：我可不值得得到这样的好意；在要求把我带回到老国王的厄运中时，我已表露出它和我的本性不相符。唉!这些厄运，我从来没想到会引起，我也曾试着想预测。我丝毫没料到被委以重任和赋予我并不具备的优点这种情况；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为了证明我语言的独立性，我只是说明一下。夫人将原谅一个被赋予王冠，快乐地走上断头台的男子的坦诚。

当我在加尔斯巴德出现在陛下面前时，我可以说我当时并没有被接见的幸福感。只要他一让我讲起我的生活，他就可以从孤独的谈吐中看出我并非人家可能对他描述过的那种人；我思想的独立性丝毫没有减少我性格的温和，尤其没有打破我对著名的国王的女儿的尊敬和崇拜的链条。

我还恳请陛下相信在这封信，或更确切地说在回忆录中所揭示的事实是我力量的源泉，如果我有的话；就是从那里我结识了不同政党的人士并重新引导他们走向保王主义。如果我抛弃了长久以来的信念，那我对时间也就无所求了。我试图把这些现代的观念归附在古老的王位旁边，使这些原本是敌对的观念通过我的忠诚而变成朋友。广为散布的自由的信念不再拐弯抹角地为重建的合法君主制服务，君主制的欧洲迟早要灭亡。如果君主制共和国仍保持不同且对立的话，它们之间就将是一场殊死的战斗：一座大厦采用两座大厦的不同材料重建，请您加以认可，您已被认可是秘密社团的最高和最神秘的权利所有者，不幸不值得属于您，您是没有任务的牺牲者的鲜血祭台上提到过的人，您在神圣严肃的沉思中，将用纯洁祝福的手打开一座新的庙门。

您的光辉，夫人，和您至高无上的道理照亮和修正了我的情感中有关法国现状的疑虑和错误的东西。

在结束这封信时，我的激情贯穿我所讲的内容始终。

波希米亚的圣殿是查理十世和他孝顺儿子的卢浮宫!哈德思辛是年轻的亨利的波城城堡!而您，夫人，您是住在一个怎样的凡尔赛宫啊!什么可以和您的宗教信仰、伟大、痛苦相比呢?如果不是把您比作在十字架底下痛哭的大卫家族的女士们的话，但愿陛下能看见圣路易的王国从坟墓中光芒四射地走出来!在忆起您显赫的祖父命名的世纪之时，请允许我呐喊；因为，夫人，没有什么比伟大和神圣更适合您的了。

……噢，我幸福的日子!

我多么热切地想认识我的国王啊①!

①见《阿塔莉》。

谨致最崇高的敬意，夫人，陛下，

您特别谦卑，恭顺的奴仆。

夏多布里昂

写完这封信后，我又恢复了我的生活习惯。我又找到了我年迈的神甫们，比肖泰克伯爵花园更美丽的我的花园孤寂的角落，我的地狱大街，我西边的坟墓，记载我过去日子的《回忆录》①，尤其是奥布瓦修道院的精挑细选的小社会。严肃友谊的善心可以丰富人的思想；一点点灵魂上的沟通足以满足我天性的需要；为了补偿这种脑力消耗，我用二十二个小时来休息和睡眠。

①它重视我过去的岁月。

一八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巴黎 地狱街

贝里公爵夫人的来信

当我开始歇口气时，一天清晨我看见一位旅客②走进我的家门，他曾把我的东西捎给在巴勒莫的贝里公爵夫人，他给我带来了亲王夫人的回音。

②指舒洛(Choulot)伯爵。

那不勒斯 一八三三年八月十日

子爵先生，我已经回了信给您，告诉您我已收到了您的信，希望能有机会向您表达我对您在布拉格的所见所为的感谢。似乎人们“让您看的东西很少”，尽管“措施”不当，但却足以让人判断出，关于我们的亲爱的孩子的状况并不是那么令人担心。我坚信可以得到您的信任；但有人从巴黎来信告诉我说，德巴朗德先生已经动身了。这意味着什么?他推迟了多久来当我的邮差!

至于我请求您办的事(并没有出色地完成)，由此证明别人知道的情况不见得比我多：因为我并不需要我所要求的，我的权利一点也没有丧失。

我希望您为我回答来自各方的关怀提点建议。您将做些有用的事，以您的才智，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判断。君主制的法国，忠诚于亨利五世的人，等待着他获得最终自由的母亲发表公告。

我在布莱伊留下了今天应该为人所知的几行宇；大家对我期待过高；人们想知道这七个月来在这密不透风的巴士底狱中我悲惨的监禁生活。是应该把详尽的细节都公布于众了；让大家从中看看撕碎我心的泪水和痛苦的根源。从中人们就会知道我所经受的精神折磨。公平应该还给那些拥有它的人，也应该揭露那些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妇女的酷行，他们总是拒绝听取一个以我的亲戚为首脑的政府的建议，以便从我这里获取秘密，这个秘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涉及政治，如果我使法国政府感到害怕的话，哪怕是真相大白也不会改变我目前的处境，法国政府可以囚禁我，但却没有法律依据，因为没有审判，我曾不止一次提出了这个要求。

但我的一个亲戚，我的姑父，一家之主，尽管有这么多流传广泛针对这个家庭的看法，我仍然曾非常想使我女儿与之联姻，最后路易，菲利普认为我未婚先孕(就凭这点，其他所有的家庭都关上了我所在的监狱的牢门)，于是用各种精神折磨对付我，以为这样就可以造成他的外甥女的坏名声。另外，如果需要我用一种主动的方式解释我的宣言和引起的缘由，完全不需要进入我内心深处的一些细枝末节，关于这些我不应该相信任何人，我将实事求是地说，是受到的欺压和精神折磨，以及重新找回我的自由的愿望促使我发表这些声明的。

信使会把所有细节都告诉您，跟您说起加诸于我的旅行时间和方向的不确定，这与我想利用您殷勤的邀请，在您到达布拉格前与您碰面愿望不相符，我是很希望得到您的建议的。今天要想尽快到达我的孩子们身边已为时太晚。但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事，而且我已习惯于忍受不满，如果，“与我的意愿相悖”，我没有如期到达布拉格，我在被迫停下来的地方就只有依靠您了，从那里我会写信给您；否则，我会尽快到达我儿子的身边，如果您来的话，您会比我更清楚。请您相信我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见到您。

那不勒斯，一八三三年八月十八日

“我们的朋友仍未能出发，我接到了报告，得知了在布拉格发生的一切，但这丝毫不能降低我去那里的愿望，而是更使我迫切地想得到您来指点迷津。如果您能够如期抵达威尼斯，您就可以找到我，或收到邮局自取的信件，信上将告诉您在哪儿可以找到我。我还将与值得我感谢的好友作一部分旅行，即博弗勒蒙先生及夫人。我们经常谈到您；他们对我和我们的亨利的忠诚使之热切地希望看到您的归来。梅纳尔也是如此。”

贝里夫人在信中提到了他离开布莱伊时发表的一项小声明，它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它既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另外，她的信很奇怪，简直像一份历史文献，提到了公主对于她的监狱看守般的父母的看法，和她所受的罪。玛丽·卡罗利娜的反应是不偏不颇的；她激动且自豪地将之表露出来。我们仍然想看见这位勇敢、忠诚、受限制或自由、经常为她儿子利益操心的母亲。至少，在她的心里，是年轻和有活力的。我值得再开始一次长长的征途；但我被这位可怜的公主的信任感动至深，以至于不能拒绝她的心愿，也不能让她独自上路，若日先生①像第一次那样赶来拯救我的痛苦。

我又开始与围绕在我身边的十二卷书奋战。然而，当我再次坐在贝内旺亲王②的马车里作长途旅行时，他在伦敦靠他的第五个主子谋生。幻想着出点什么事，好让他可以到威斯敏斯特长眠在圣人、国王、智者之中；坟地是专门为他的宗教、忠诚和德行准备的。

①若日(Jauge)，给贝里公爵夫人提供金钱的人。

②塔莱朗(Talleyrant)，当时是路易·菲利普驻伦敦大使。

一八三三年从九月七日至十日，途中

从巴黎到威尼斯的日记

汝拉山——阿尔卑斯山——米兰——维罗纳——死者的呼唤——布朗塔

我于一八三三年九月三日从巴黎出发，选择了从森普隆到蓬塔利埃的路。

被烧毁的萨兰又被重建起来；我倒更喜欢它西班牙式的丑陋和无用。奥利韦神甫①出生在拉菲里厄兹河畔；这个伏尔泰的启蒙老师，在法兰西科学院接收了他的学生，跟他的父亲河没有什么渊源。

①奥利韦(Olivet)神甫出生在流经萨兰的名叫“拉菲里厄兹”河流域。既存的道理的朋友，他本人根本“不暴躁”。(法文“拉菲里厄兹”的意为气愤、暴躁——译注。)在路易·勒·格朗上中学，在他属于耶稣组织时，他收伏尔泰作学生。

在英吉利海峡上的大风暴把我困在了汝拉山上，我在夜里到达荒僻的莱维埃驿站。由木板建成的小旅店，这里灯火通亮，住满了一些亡命天涯的旅客，有几分像犹太人的安息日。我不愿意停留；大家牵了马来。当必须熄灭马车的灯笼时，困难很大；旅馆女老板，年轻漂亮的女巫师，笑着过来帮忙。她小心地让玻璃灯管里的残烛贴近自己的脸庞，为了更引入注目。

在蓬塔尔利埃，我那生前十分正统的老店主过世了。我在“民族报”社旁的饭店吃夜宵：给报纸取这个名字很有预见。阿尔芒·卡雷尔是这些人的头，没有在七月革命的日子里撒谎。

儒城堡抵御蓬塔尔利埃的指责；它看见了在它的城堡主塔中两个男子先后保留了革命的记忆：米拉波和图森·卢韦尔蒂尔、黑色拿破仑被白色拿破仑模仿并被其所杀。斯塔尔夫人①说：“图森被带到法国的一所监狱，在那里他十分悲惨地丧了命。也许波拿巴不记得这个滔天大罪了，因为他并没有像责备其他人那样去责备自己。”

①见《十年流放》。

暴风雨横行：我在蓬塔尔利埃和奥伯之间遭到它的威力袭击。它令群山扩大，小山村的钟声大作，雷雨交加，在我的马车外咆哮，像船帆上的一颗黑谷粒。当低空的闪电拆裂了欧石南时，我们注意到一动不动的羊群，将头深深地藏在前爪里，露出了它们压低了的尾巴和在阵雨和狂风冰雹中的毛茸茸的屁股。从山尖的钟楼高处传来一个人的吼声，提醒大家时间的流逝，好像在最后的生死关头发出的惨叫。

在洛桑，一切都变得欢欣鼓舞；我曾多次来访这座城市；我已不认识任何人。

在贝克斯，当有人将也许曾拉过居斯蒂纳夫人的棺材的马套在我车上时，我靠在房屋的墙上，在那里我的女老板费法克②死去。她以一头长发而在革命法庭上出名。我曾在罗马见到过从一座坟墓里取出的美丽的金黄发丝。

②居斯蒂纳(Custine)夫人。

在罗纳河谷，我遇到了一个几近全裸的女孩，她与她的山羊跳舞卖艺；她向一个坐邮车路过的衣冠楚楚的年轻阔少爷乞求施舍，穿着镶边衣服的驿夫在前面，还有两名随从坐在金光灿灿的华丽马车后面。您能想象这种私有财产分配方式的存在吗?您难道不认为人民起义是无罪的吗?

锡翁使我回忆起我生命中的一段时间：在罗马我曾任大使秘书，首席执政曾任命我为瓦莱的全权公使。

在布里格，我任那些教士们费力地挑起本不应存在的东西；徒劳地建造时间，他们在它的重压下粉身碎骨，就像他们的修通院被大山重压一般。

我这是第十次经过阿尔卑斯山了；我又跟他们讲述了一遍，我在不同的岁月中的各种经历。总是为所失去的惆怅，总是迷失在过去的回忆中，总是流着泪，孤零零地走向坟墓：这就是人类。

自然界大山的做作景象跟我们的厄运有着明显的瓜葛；它就像溪流一样静静地流淌着，它像激流一样把嗓音赋给流水；而前者则像恐怖的瀑布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森普隆已经是一片衰败景象，仿佛拿破仑的生命一样；这条生命只剩下了它原有的光彩：将已经移归的物品去归属一些小国家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天赋没有家；它的继承理所当然地成了平民的意外收获，他们从中获得好处，并在雪松挺立的地方种上卷心菜。

我最近一次经过森普隆是在去罗马任大使的途中；我被吓坏了；那些被我留在山顶上的牧人还活着：大雪，乌云，峥嵘的岩石，松树林，水的喷薄之声，一直包围着面临雪崩危险的茅屋。这座山区小屋里最有活力的是山羊，怎么死了?我知道；怎么生的?我不知道。然而居住在有岩羚羊和老鹰的地区的居民对最初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思想上的折磨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一八二二年，我去参加维罗纳大会时，森普隆山顶站掌握在一个法国女人的手里；在一个寒冷的夜里大风吹得我看不清她的脸，她跟我说起米兰的圣阶；她期待着巴黎的勋章绶带：我唯一认识的是这个女人的声音，异常温柔地穿过黑暗和大风。

在多莫多索拉的下山途中越来越令人赞叹了；这是一项光怪陆离的运动。我们被古老语言所说的光晕轻抚着；这种光晕来自早晨的和风，沉浸和染上了玫瑰的味道。我又看到了马热尔湖，一八二八年我在那里时心情很不好，一八三二年我曾从伯兰估纳山谷远处眺望它。在塞斯托卡兰德，意大利近在眼前：一个瞎眼帕格尼尼边唱边拉着小提琴沿湖岸经过提西诺州。

在进入米兰时，我又看见了无人知晓的郁金香之路；一些游客可能把它们当成了法国梧桐。在回忆着自己的不理智的同时，针对这种沉默大喊出声：这至少是美国使意大利惶恐不安。大家也可在热那亚种上混有棕榈树和橘子树的木兰。但谁会考虑这个谎言?谁会想到美化大地?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上帝吧。政府正由于垮台而忙得不可开交，而且大伙更喜欢有木兰的木偶剧场的纸板树，那里玫瑰飘香在克里斯托夫·哥伦布的故乡。

在米兰，护照问题仍是愚蠢野蛮的，我不是无情无绪地经过维罗纳的：就是从那里真正开始了我的积极政治生涯。如果这段生涯不是被可耻的嫉妒心破坏，不知道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这是出现在我头脑里的问题。

一八二二年由于欧洲君主的光临而热闹非凡的维罗纳，一八三三年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像斯卡利热里宫廷和罗马的元老院那样，大会在杳无人烟的街道上进行。我想象着竞技场的阶梯看台上坐着成千上万的观众，其实是空空如也；我所曾惊叹的具有精湛建筑艺术的大厦，却灰暗又光秃秃地静立在雨中。

在这些维罗纳的演员当中有着怎样的雄心壮志啊!多少民众的命运被人研究，讨论和掂量!向这些梦想的追随者求救吧；打开愤怒日子的书本：写满了字的书终究会被人翻阅；君主!亲王!大臣!这里是你的大使，这里是你的官复原位的同僚：您在哪里?请回答。

俄国的亚历山大大帝?——死了。

奥地利的弗朗索瓦二世?——死了。

法国的路易八世?——死了。

法兰西的查理十世?——死了。

英国的乔治四世?——死了。

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一世?——死了。

托斯卡纳公爵?——死了。

庇护七世教皇?——死了。

撒丁·查理·费利克斯王?——死了。

蒙莫兰西公爵，法国外交部长?——死了。

卡宁先生，英国外交大臣?——死了。

德贝尔斯托夫先生，普鲁士外交大臣?——死了。

奥地利首相根茨先生?——死了。

孔萨维红衣主教，教廷的国务秘书?——死了。

我在国会的同僚，德塞尔先生?——死了。

德阿斯普勒蒙先生，我的大使秘书?——死了。

尼埃佩尔伯爵，拿破仑遗孀的丈夫?——死了。

托尔斯特瓦伯爵夫人?——死了。

她的大儿子，小儿子?——死了。

我的洛兰齐宫的主人?——死了。

这么多人，包括我在内的国会花名册上记录在册，把名字写在了死亡登记录上；如果人民和王朝完蛋了；如果波兰垮了台；如果西班牙再次亡国；如果我去布拉格是为了询问我曾经在维罗纳代表他们的伟大家族的残兵败将，那么地球上的万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还记得我们曾围在梅泰尔尼克亲王桌边聆听的教诲；但是，噢，天才的魅力!听了维罗纳的田间云雀的歌唱，没有一个过客不会想起莎士比亚来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记忆的不同深处挖掘，又找到了另一个死人阶层，另一种褪色的感情，另一种可望不可及的空想，就像埃居拉农的空想，在希望的怀抱中。从维罗纳出发，我不得不改变计算过去时间的尺度；我又回到了二十七年前，因为我自从一八○六年以来就没有走过从维罗纳到威尼斯的路。在布雷西亚，在维桑斯，在帕多瓦，我穿过了帕拉迪奥、斯卡莫齐、弗朗斯希尼、尼古拉德比萨、和让兄弟的高墙。

布朗塔沿岸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在我想象中，它们是比这更为生气勃勃的：运河沿线的堤坎有太多的沼泽地i很多“别墅”已经毁坏；但还有几座非常精致漂亮。里面也许还住着波科居朗特①先生，那些吟十四行诗的贵妇人讨厌他，两个漂亮的少女开始感到极为厌倦，音乐在一刻钟之后就开始令人感到疲劳了，他觉得荷马无聊透顶，他痛恨虔诚的埃内，小阿斯卡涅，低能的拉蒂尼斯王，有钱人阿马特，平庸的拉维尼；为在布兰德的路上吃了奥拉斯的一顿难吃的晚餐而略为感到难堪；宣称决不看西塞龙，更不看弥尔顿这个野蛮的人，地狱里的老糊涂，塔斯的魔鬼，“唉”!天真汉对马丁低叹：“我真害怕这个人极端地藐视我们的德国诗人。”

①波科居朗特(Pococurante)，伏尔泰的《天真汉》一书中的人物，他厌恶一切。

尽管我有点失望，尽管小花园里有很多神像，我仍很高兴看到桑树、桔树、无花果树、温馨的空气，我原来没有那么多空闲时间，现在却在日耳曼的冷杉林里和阳光不充足的捷克山峰上漫步。

九月十日天亮时，我到了菲齐纳，也就是菲利普·德科米纳和蒙田所叫的夏富齐纳。十点半钟，我在威尼斯下的船。我的第一件事是去邮局：那里既没有给我的直接地址，也没有给我的保罗①的间接地址的信；贝里公爵夫人那里没有一点消息。我写信给格里菲公爵，在佛罗伦萨的那不勒斯大臣，恳求他告诉我殿下的行程。

①舒洛(Choulot)公爵叫保罗。

办好手续以后，我就决心耐心等待公主：撒旦诱惑我。中了他的毒计，我宁愿独自一人待在欧洲酒店十五天，对合法君主制极为不利。我宁愿给令人尊敬的旅客指一条错误的道路，而没有考虑到亨利五世的复辟推迟了半个月：我像丹东那样，请求上帝和人民的原谅。

事件

一八三三年九月十日

威尼斯，欧洲酒店

威尼斯——(萨纳扎)

“你好，意大利的王后……但你不可能永恒。”

不幸的意大利

永远的光芒

威尼斯!

(希阿布勒拉)

在威尼斯，我们可以想象在一艘抛锚的一流战船的甲板上，在比桑托尔①上，我们为您举行一次宴会，在周围您会看见一些精美绝伦的东西。我的旅店，欧洲酒店坐落在大运河的人口，与《海关》、《吉德卡》和圣·乔治，马热尔相对。当我们穿梭于夹在两旁宫殿中的大运河时，宫殿年代是如此的久远，建筑风格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当我们流连于“大地方和小地方”时，我们凝视着古罗马大教堂和它们的穹顶，执政官的宫殿，les procurazie nuove，la zecce，钟塔，圣·马克的警钟，石狮柱，所有这一切与船的风帆和桅杆混在一起，与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威尼斯的轻舟交错在一起，融入了天空和大海的湛蓝，及梦想的飘浮不定，不再有魔力的东方神奇游戏。有时，西塞里①在背景布上涂涂画画，为的是戏剧的魅力和各种形式，各个时代，各个国度，各种气候的古迹：这仍是威尼斯。

①执政官登上了这艘精美的战船，出征大海。

①西塞里(Ciceri一七八二—一八六八)，法国画家，歌剧布景的创始人。

这些镀了二重金的大厦，用吉奥尔、蒂蒂昂、保尔·芙罗内泽、坦托雷、让·贝利尼、巴黎博多纳和帕尔马祖孙的许多画加以美化，里面被铜、大理石、花岗石、斑岩、古代遗留下来的珍贵笔迹所填满；他们的内外一样精美绝伦；而且，在美妙的光辉照亮处，我们在拱门上发现了著名人物的大名和与其有关的光辉历史，有人与菲利普·德科米纳一起大喊：“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城市!”

然而，这不再是路易十一的大臣的威尼斯，威尼斯嫁给了亚得里亚海，成了大海的女王；在威尼斯产生了君士坦丁的国王，塞浦路斯的国王，达尔马提亚岛，伯罗奔尼撒岛和克里特岛的亲王；威尼斯侮辱了日耳曼的恺撒，在其不可侵犯的家园接待了教皇，威尼斯的君主们乐意过平民生活，彼特拉克，普莱通，贝萨里翁将从野蛮行为中拯救出的希腊和拉丁文信件的残余传了下来；威尼斯作为封建制欧洲中的共和国，成了基督教的盾牌；威尼斯，“狮子的种植者②”，将普托莱马伊德，阿斯卡隆和蒂尔的壁垒置于脚下，在莱庞特打败了十字军；威尼斯的执政官是骑土的学者和商人；威尼斯击败了东方，从那里买来香料，从希腊运来缠头巾或出土的杰作；威尼斯成功地从康布雷的整体联盟退出；威尼斯凭它的盛会，朝奉者和它的艺术闻名天下，就像它的军队和伟人那样；威尼斯与科林斯，雅典和卡塔日一样用海战冠和花冠装饰它的头。

②比龙(Byron)的说法。

这不再是那座我曾访问过的光芒四射的海岸城市；然而，由于它的和风细浪，她仍保持了几分魅力；对于一个趋于衰落的国家来说，一个好气候是尤为重要的。在威尼斯有足够的文明让生存找到其价值。天空的诱惑让人忘掉更多的人类尊严；引人注目的道德从伟人的威望中喷发而出，从环绕我们的艺术曲线中溢出。一个旧社会的残余造出了这一切，同时也让你厌恶新社会，让你对未来毫无兴趣。你希望感受和周围一切的东西一起消亡；您只准备如何渡过走向尽头的生命。自然界迅速地把年轻的一代带向衰老，就像用鲜花铺满一样，它保留了种族最虚弱的盛情和欣喜。

威尼斯不知道怎么崇拜偶像；她在生养她的地方扩张基督教义，远离阿蒂拉的残暴野蛮，西皮翁的后裔，波莱人和厄斯托希人在贝特莱埃姆的山洞里躲避阿拉里克的暴力。除了其他城市之外，威尼斯这个古老文明的大女儿没有受到被征服的侮辱，她既没隐藏罗马的废墟，也没有隐藏异族的遗迹。在这里我们也看不到在欧洲北方和西方才能见到的工业的发展；我想说说这些崭新的建筑物，这些神速建起的街道，街上的房子要么还没完工，要么就还空着。我们在这里可以建些什么呢，可怜的市镇说明，在父辈的非凡天赋面前子孙们的思想显得那么的贫乏；发白的小屋在福斯卡里和珀扎罗的宏伟建筑面前黯然失色，当我们发现，紧急的修复逼迫人们不得不用泥刀和石膏匕首指向大理石柱头时，感到很不舒服。宁愿希腊或摩尔式的窗户被虫蛀的木板挡住，宁愿精致的阳台上晒着褴褛的衣服，也不要我们这个时代的颤颤微微的手的印记。

我不能将自己和命运和谐地埋葬在这座城市，诗人的城市!但丁、彼德拉克、贝龙在这儿生活过，我不能在阳光落到的这些书页上完成我的回忆录!这时，太阳在佛罗里达的热带草原上空仍灼灼发光，而在这里大运河的尽头徐徐落山。我再也看不见它了；但是，它的光芒穿过宫殿之间的空隙，照射到“海关”的球形建筑上，船的斜桁横桁上和圣·乔治·马热尔修道院的正门上。修道院的大院种上了一行行玫瑰，它们在黑暗中沉思；教堂的白色外表是如此清晰，我能把剪刀的细枝末节给看清楚。吉德卡商店被微微的光给包围起来；运河和港口的威尼斯轻舟在一光线中荡漾。威尼斯就在那里，安坐在海边，像一个漂亮女人随着岁月而失去光采：晚风徐徐吹拂着她带着轻香的发丝；大自然的恩惠和微笑都向她致意。

一八三三年九月

威尼斯

威尼斯的建筑——安东尼奥——贝蒂奥神甫和冈巴先生——执政官宫殿的大厅——监狱

一八○六在威尼斯有一个年轻的先生，名叫阿尔马尼，他是一位意大利的翻译或《基督教真谛》一书译者的朋友。他的姐姐，照他的话说，是一个“修女”。在拿破仑的古耶路撒冷犹太法庭的喜剧里也有一个啬吝鬼斜着眼睛看着我的钱包；拉格拉德先生，法国间谍组织的头，他请我吃了一顿饭①：我的翻译、他的姐姐和古耶路撒冷犹太法庭的吝啬鬼，要么死了，要么不住在威尼斯了，那时，我住在里阿尔托附近的白狮旅店；这家旅店搬迁了。几乎就在老旅店的正对面，是倒塌的福斯卡里宫。我的生命中的这些陈年旧事!我被这些废墟弄得要发疯了：说说现在吧。

①一八○六年七月，在去与东方合作之前，夏多布利昂去过威尼斯，但只是漫不经心地路过。

我曾试着描述威尼斯建筑的总体印象；为了详细地了解，我在大运河里上上下下了好几遍，把圣·马克宫广场看了又看。

为了完成这个内容，必需相当的篇幅。西科尼亚拉伯爵的作品“le fabbrielu piu cospicue di veuzia”①给我提供了纪念性建筑物的特征；但是展览②不很清晰，我仅仅举出其中重复次数最多的那几幅。

①这是法兰西艺术学院的几个学生在院长指导下通力合作集体完成的个作品，院长就是莱奥波德·德西科尼亚拉伯爵(一七六七—一八三四)。

②与时间和作者所占的版面有关的展览。

希腊科林斯石柱的柱头上画有一个半圆，其顶端落在另一个石柱的上面：正好在中间竖立着第三根石柱，同样的体积，同样的形式；从中央石柱上往左往右两个本轮尖端也同时落在其他石柱的柱头上。它导致了这种图饰里的拱门断裂，于是在它们相交点产生了尖形穹窿，这样就形成了两种艺术风格的完美结合，即罗马的半圆拱腹和阿拉伯的或东方哥特式的尖形穹窿的组合。我现在和普遍的想法一致，认为阿拉伯哥特式的尖形穹窿或起源于中世纪；但可以肯定它存在于所谓的蛮石建筑中；我在阿尔戈的坟墓中看得很清楚。

在其他有些宫殿里也可看到在执政官的宫殿里绠带饰的复制品，特别是在福斯卡里宫：石柱支撑着穹窿拱腹之间是空的：在这个空隙间建筑师安装了两个圆花窗。圆花窗是椭圆形的，这些圆花窗的一边在建筑的正面，成了大厦的画龙点睛之笔。

整座建筑的根基特别稳固；越往上建筑越来越薄。公爵的宫殿与自然的建筑恰恰相反；底部被轻巧的柱廊穿过，上面覆盖着一个四处三叶饰的锯齿形阿拉伯走廊，整个底部支撑着一块几乎是光光的方形地面：据说是一座建筑在石柱上的堡垒，或者说是一座翻过来的大厦，尖小的顶饰着地，而沉重的根基朝天。

建筑的外观和顶部在威尼斯的建筑物中是尤为突出的。在珀扎罗宫，第二层的柱顶盘是多利安式的，装饰着巨大的头像；第三层是爱奥尼亚式的，装饰着从墙面伸出的骑士的头，面向着水面：其中一部分有护颏，其他的则头盔的脸甲半垂着；所有的人都有头盔，上楣下有弯曲的羽毛饰。最后第四层是科林斯式的，有各种发型的女人的头像。

在圣·马克，有作浮雕的圆盖，上有从东方掠来的不连贯的镶嵌图案，我仿佛同时身处拉文纳的圣·维塔尔，君士坦丁的圣·索菲，耶路撒冷的圣·索弗尔和莫雷，希奥，马尔他的小教堂中，圣·马克是比赞坦式的建筑物，有在十字架号召下的胜利和征服的混合式柱型，像威尼斯那样完全是一件战利品。它的建筑最出色的是在明亮的天空下的灰暗：但今天，九月十日，窗外面的阳光暗淡了，与灰暗的古罗马会堂相得益彰。我们用了四十个钟头，为了赶上好天气。面对风雨祈祷，虔诚的热情力量是无穷的，灰蒙蒙的天空对威尼斯人来说好比一场瘟疫。

我们的愿望满足了：夜晚已变得十分迷人；夜里，我在码头上漫步。海天一线；星星与停泊在这里或那里的船只上的灯火交相辉映。咖啡吧里坐满了人，但我们既看不到驼背丑角，也看不到希腊人和柏柏尔人：一切都结束了。桥上有一个圣母像闪闪发光，吸引着过往的人群：年轻的姑娘们跪着虔诚地祷告；右手在胸前画着十字，左手去拦过路的人。回到旅馆后，我躺下，在窗下的威尼斯轻舟里传来的阵阵歌声中睡着了。

我有安东尼奥当我的导游，他是全城最老最有学问的导游：他已把所有的宫殿，雕像和图画牢记在心。

九月十一日，拜访了图书馆①的馆长贝蒂奥神甫和冈巴先生：他们十分礼貌地接待了我，尽管我没有任何介绍信。

①隶属于圣·马克的马蒂阿纳图书馆。

在跑遍公爵宫殿的房间时，我们越走越有劲。在那里有由最著名的大师们描绘的威尼斯的全部历史：他们的图画已被多次描写过了。

在这些古董中，我像所有人一样，注意到了天鹅，莱达和被称作普拉克斯泰尔的加尼米德②。天鹅雕刻得栩栩如生；莱达则太善意了。(加尼米德的鹰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鹰；它看起来像世界上最好的动物。加尼米德，被优雅地举起来，很是迷人；他和老鹰交谈着。)

②希腊神美少年，宙斯的司酒童。——译注

这些古董被安放在十分精致的图书馆大厅两端。我带着崇高的敬意注视着但丁的诗稿，目不转睛地盯着弗拉·莫罗(一四六○年)的世界地图。可我觉得非洲不像平时大家所描述的那样。应该好好地挖掘一下威尼斯的“档案”：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珍贵的文献。

在油漆和装饰的客厅，我来到了“监狱”和“黑牢”；同一个宫殿也是社会的缩影，有悲有喜。监狱的门上打了铅封，黑牢在运河的水平面上，有两层。在这里有多少人被秘地扼杀和砍头；作为补偿，大家说这里曾有一个犯人在关了十八年后又肥又胖，红光满面地走了出来：他像只癞蛤蟆一样生活在石缝中。人类是多么体面啊!多美妙的事情啊!

有力的博爱警句弄脏了地道的拱门和墙壁，自从我们的革命有这么令人反感的血，“在这可怕的日子里，一斧头就重开天日①”。在法国，我们在监狱里装满牺牲者，用砍头的方法处理得一千二净；但人们将威尼斯监狱里可能从未有过的阴影给放了出来；温柔的刽子手们砍下了儿童和老人的头颅，和善的观众观看着妇女在断头台上被处决，为人类的进步感动不已，威尼斯的黑牢的开放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而我却内心冷漠，根本就不靠近这些敏感的英雄半步。在执政官的宫殿里，我的眼里从没有浮现过老头的亡灵；似乎在贵族的地牢里只看见人们亲吻偶像时基督徒所看到的景象：从上帝的头上跑出来成群的小家鼠。在光亮下一切都曝了光；出现了大家崇拜的害虫。

①在《伊里亚德》中，有一段布瓦洛是这么翻译的：“在这可怕的日子里，他害怕这位上帝，一三叉戟就重开天日……”夏多布里昂把第二句法国的十二音节诗换成了十音节诗。

叹息桥连接着公爵宫殿和城市的监狱；桥分为两部分：一端是关“普通的犯人”；另一端则是要走上宗教裁判所或十字法庭的“政治犯”。桥的外观很优美。监狱的正面也十分令人赞叹：在威尼斯人们离不开美，甚至连暴政和不幸也不例外。鸽子在监狱的窗子上筑了它们的巢；满身茸毛的小鸽子拍打着它们的翅膀，在窗栅栏上咕咕地叫着，等着它们的母亲归来。有人曾抓住了几乎刚刚从摇篮里走出来的无辜生命；它们的父母只能在客厅的小棒上或门洞里远远看见它们。

威尼斯 一八三三年九月

西维奥·佩里科的监狱

你肯定认为在威尼斯我很关心西维奥·佩里科，冈巴先生告诉我贝蒂奥神甫是宫殿的主人，还说我找他就可以搞我的研究。一天早上，我求助于一个很棒的图书管理员，他拿着一大串钥匙，带着我走过很多走廊，上过好几层楼梯，来到了“Mie Prigiou”的作者住的顶楼。

西维奥·佩里科先生只有一点没弄错：他对我说他的监狱在外表上和著名的黑牢齐名，特别是铝封的屋顶。宫殿中这样的监狱有，或更确切地说曾经有五个，它们靠近帕利阿桥和“叹息桥”的运河。佩里科不住在这里；他被关押在宫殿的另一头，在紧挨着宫殿的一座建筑里，面对着夏努安桥；在一八二○年为了关押政治犯被改建成监狱。另外，它也是被“铝封”的，因为一块这种金属的薄片形成了这个僻静之所的屋顶。

囚徒对他的第一间和第二间房子的描述是再准确不过的了。从第一间房子的窗户，我们可以俯视圣·马克的屋顶；还可看到宫殿的庭院里的井，一大块空地的一端，城市的各个钟楼，以及泻湖以远，在天边的帕多瓦方向的山峦；我们认出了有一扇大窗和一扇上面的小窗的第二间房子；通过大窗子佩里科能看见他的不幸的同伴住在对面的房子里，左边，在上面，可爱的孩子们对他讲他的母亲的窗口。

如今，所有这些房子都被荒弃了，因为到处都没有人，甚至监狱里也没有人；窗户的铁栏杆被撬开，墙和天花板也发白了。温和、博学的贝蒂奥神甫住在这荒凉的宫殿里，充当它平和、寂寞的园丁。

这些因囚禁佩里科而不朽的房子也不乏高雅之处，它们远看很漂亮；它们是诗人的囚牢：这里没有什么可说的，暴政和荒谬已被接受；但死的格言是为思辨的理念而准备的!但摩拉维亚的地牢!十年岁月，充满智慧的青春年华①!但在欧洲酒店和我一起吃饭的狠毒愚蠢的堂兄弟们，对我经受了佛罗里达蚊子叮咬无动于衷。另外，我住得常比佩里科的公爵宫的亭子还糟，特别是在法国警察局的官员那里：我也曾被迫站在桌子上享受阳光。

①西维奥·佩里科曾被关在摩拉维亚的布尔诺附近的一座城堡十年。

《里米尼的弗朗索瓦兹》①的作者在监狱里想念藏兹；我则在我的牢房里为一个我刚刚看着她死去的年轻姑娘歌唱。我很想知道佩里科的小女看守现在怎么样了。我叫人寻觅她；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告诉您的。

①佩里科(Pellico)一个平庸的悲剧——在《我的监狱中》佩里科肯定当他一八二一年在“被铝封的屋顶下”时，监狱看守的女儿藏兹·布罗洛给予了他很温柔的友情。她当时大概有十四五岁。

一八三三年九月

威尼斯

弗拉里——美术学院——蒂蒂昂的“圣母升天节”——帕尔泰浓的排挡间饰——莱奥纳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及拉斐尔的奇异画面——圣·让和圣·保罗教堂

一叶威尼斯轻舟把我带到弗拉里②，我们法国人，习惯了希腊或哥特式的教堂，因而对其砖砌的会堂外表没什么特别感觉，看上去普普通通；但内部和谐的线条和主体设计所营造的朴实而宁静的气氛则令人赏心悦目。

②十三世纪的教堂。

弗拉里陵墓坐落在侧墙边，点缀了大教堂。大理石的华美光芒四射，迷人的叶饰表明了威尼斯古老雕塑的精湛工艺。在大殿里方砖铺的地面上有一块上面写着这样的字句：“这里长眠着蒂蒂昂、泽齐斯和阿佩勒的竞争对手。”这块石头在一位画家的杰作对面。

卡诺瓦的豪华坟墓离蒂蒂昂的石板不远；这座坟墓是雕刻家为蒂蒂昂本人设计的坟墓复制晶，是他为玛丽·克里斯蒂娜公主所建造的。“埃贝”和“玛德莱娜”的作者的作品没有全部集结在这里：因此，卡诺瓦就住在了最具代表性的不是为他准备，但由他自己建造的坟墓里，这只是他的半衣冠冢。

从弗拉里出来，我来到了芒弗里尼画廊，阿里奥斯特画像栩栩如生。蒂蒂昂画了他的母亲，这个出身于平民的老妇人，满身污垢，很是难看：从对这个妇人的岁月和苦难的夸张描绘中，不难感到艺术家的强烈自豪感。

在艺术学院，我向《圣母升天节》油画飞快地走过去，这是西科尼亚拉伯爵发现的：十位大人物的画像在油画的下半部分，左边那个人盯着玛丽人了迷。圣母像在这群人的上面，站在一群小天使围成的半圆中央；脸上却带着令人惊叹的光辉：右边有一个女人的头像，位于新月的尖端，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两三个圣灵水平地伸向天空，是坦托雷秀丽而豪放的手法。我不知道一个站着的天使是否也会受到尘世间爱情的煎熬。圣母像很高大，她披着一块红呢；蓝色腰带在空中飘扬；她的双眼仰望着高处永恒的天父。四种截然不同的颜色，棕、绿、红、蓝、布满整个画面：总体上看显得阴暗了一点，不是太理想，但有一种不能比拟的自然的真实和活力：然而我更喜欢出自同一个画家的“神庙上出现的圣母”，这幅画也在这个大厅里展出。

与才华横溢的“圣母升天节”相比，坦托雷画的“圣·马克的奇迹”则是一幕悲剧，画家似乎不是用画笔，而是用凿子和木槌在画布上挖掘出来的。

我现在来到了帕尔泰浓的石膏间饰前；它们引起了我的三重兴趣：我曾看见雅典被英国埃尔京勋爵掠夺一空，而在伦敦，劫来的大理石上有我在威尼斯看见过的线脚。这些杰作的飘零命运和我的命运同病相怜，然而菲迪阿没有把我的粘土加工成形。

我在莱奥纳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的原作前久久不舍离去。没有什么能比天才的学识和灵感画出的图稿更吸引人的了；他让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他向您吐露他的秘密；他告诉您他是怎样努力达到完美境界的：大家很高兴看到他是怎样出错，又是怎样发现错误并重新站起来。在一张非常普通的纸上，铅笔从桌子角开始描绘，它留下了美好的大自然的富足充裕和朴实天真。考虑到拉斐尔的手曾在这些不朽的旧纸上移动，人们在上面安了一块玻璃隔板，防止你去亲吻这些神圣的纪念品。

对圣让和圣保罗的另一种赞赏使我从对艺术学院的赞赏中走出来，这样人们在变换作品欣赏时就会感到神清气爽。不知名的建筑师沿用尼科洛·皮扎诺的风格设计的教堂富丽豪华、空广宽阔。主祭坛的圆室呈竖立的大贝壳状。另外两座圣殿在旁陪衬着它：它们又高又窄、为多中心拱门，一些直向剖开的槽把它们和圆室分开。

莫瑟尼戈，莫罗齐尼，旺德拉曼几位总督和共和国其他几个首脑人物的骨灰安葬在这里。这里还有法马古斯特的保护人安托乃·布拉加迪诺的皮，人们可以引用泰尔蒂利昂的话：“一张活生生的皮。”①这些珍贵的遗物能激发一种既伟大又痛苦的感情：威尼斯本身就是这些尚武的官员们活生生的灵柩台，仿佛在他们的骨灰上面盖了两层棺材，这座城市不过是一张活生生的皮而已。

①泰尔蒂利昂(Tertullien)，一五七一年，在塞浦路斯岛上抗击土耳其人的斗争中．他保护了法马古斯特。土耳其人后来把他的皮活剥下来；他的家人又把他的皮赎了回去。

上了色的彩绘玻璃和红色的窗帘遮住了照在圣让和圣保罗教堂上的光线，这更增添了一层宗教色彩。从东方和希腊运过来的不计其数的圆柱被安置在大教堂里，像外国树林中的小路。

当我在教堂里徘徊时，一场风暴突然来临：能唤醒所有死者的小号什么时候会吹响呢?我在若扎法山谷里的耶路撒冷也说了这些话。

这些行程完毕后，我又回到了欧洲旅馆，感谢上帝给我把瓦尔德门尚的公猪带到了威尼斯的画中。

一八三三年九月

威尼斯

海军兵工厂——亨利四世——起程去美洲的三桅战舰

在我发现监狱里粗俗的奥地利人企图压制意大利人的聪明才智以后，我又去了“海军兵工厂”①任何一个君主国，不管它现在或曾经有多么强大，都没能制定出一个如此完美的航海策略方案。

①海军兵工厂或者威尼斯的“港弯”，十二世初建成，十四世纪扩大了许多。

由筑有雉堞的墙围成的一大块空地包含了四个容纳远洋舰的船坞，这里有建造这些战舰的造船厂，海军和商船的有关机构，从绳缆业到大炮铸造厂，从切削轻舟船浆的车间直到74根龙骨劈方正的车间，从展示自君土坦丁、塞浦路斯、莫雷、莱庞特掠夺来的老式武器的大厅到展示现代武器的大厅：一切都掺合在圆柱的长廊上，与一流大师们设计和建造的建筑融为一体。

在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的海军兵工厂，我们只能看到与这些武器有关的东西；而在威尼斯，艺术和工业紧密相联。由卡诺瓦建造的埃莫海军上将①的纪念碑就竖立在一艘船的骨架旁边；排列成行的炮筒穿过长长的柱廊出现在您眼前；来自希腊比雷埃夫斯的两只巨大的石狮子守护着船坞的大门，一艘战舰即将从这里开出，去开辟一个雅典人不认识，而被现代意大利的天才发现的新世界。除了海神留下的这些优美的零星碎片以外，兵工厂再也不会让人想起但丁的诗句：

①埃莫(Emo一七三一—一七九二)，威尼斯海军上将。

“像威尼斯人的海军兵工厂一样，冬天将粘性极强的树脂煮沸，用来修补损坏的大船；因为不能出海，他们就利用这个空闲来建造新的大帆船，或者给多次远航的大帆船侧捻缝；有的用锤子敲船头，有的敲船尾，有的切削船桨，有的编织缆绳，有的则修补他们的前桅帆或后桅帆……”(《地狱》，21卷)。

所有这些活动都已结束：兵工厂几乎全部变成了空地，高炉熄了火，锅炉锈迹斑斑，制绳的纺车不见了，工地上看不见建筑者的踪影，这一切证明了它同宫殿一样死气沉沉。再也见不到木匠、帆篷工、海员、捻缝工和水手的人群，我们只看到几个苦役犯拖着枷锁；其中有两个在炮闩上吃东西；在这种铁桌子上，至少他们能够梦想自由。

以前这些苦役犯经常在比桑托尔上划船，人们在他们干瘦的肩膀上披了一件鲜红的祭服，使他们更像拿着镀金短桨劈波斩浪的能手。他们乐意让铁链拖出声音来点缀他们艰辛的劳动，就像在孟加拉过杜尔加节时穿着金黄色薄纱的舞女，在脖子、手臂和腿上装饰的圆环的响声中翩翩起舞。威尼斯的苦役犯使总督和海融合在一起，他们用奴役身份延续了这种永远不可分解的联合。

当年曾经把十字军战士带到了巴勒斯坦海岸并禁止任何一艘外国船只在亚得里亚海风下扬帆的众多舰队，现在只剩下了一艘比桑托尔的模型。拿破仑的一艘汽艇，一只孤单的独木舟，几艘战舰的构思，这些在海洋见习军官学校的黑板上用粉笔画出的模型。

一位从布拉格来的法国人在威尼斯等待亨利五世的母亲，他看到威尼斯兵工厂里亨利四世的盔甲时，想必会很激动。贝阿尔纳在伊夫里战场佩的剑也曾和这副盔甲放在一起：但是今天这把剑不在了。

一六○○年四月三日根据威尼斯大会的一条法令：Enrice di Borbone IV，Rè di Francia e di Navarra；Con li tigliuoli e discendenti suoi，sia annumerato tra i nobili di questo nostro maggior consiglio①．

①“亨利·德·波旁(Henri de Bourbon)四世，法国和纳瓦尔的国王，和他的儿子及后代被列入我们威尼斯大会的贵族当中。”

亨利·德波旁的后代查理十世，路易十九和亨利五世于是成了不复存在的威尼斯共和国的贵族，就像他们在波希米亚是国王，在罗马是圣让——德拉特朗的议事司锋一样，这都是按照亨利四世的愿望；我是按照最后一点来介绍他们的：他们丢失了披风和短毛皮披肩②，而我失去了大使的位置。然而我在圣让·德拉特朗的神职祷告席中过得很好!多么神圣的教堂!多么美丽的天空!多么迷人的音乐!这些歌曲比我的威严及议事司铎的荣誉还要经久不衰。

②戴在手臂或肩膀上的毛皮标志。

在兵工厂里我的荣誉让我十分难堪；它在我的脸上大放光彩而我却全然不知：陆军元帅、海军元帅和总司令帕吕克西从我的火角①认出了我。他向我跑来，表明了他的好奇；然后道歉说，因为他即将主持一个会议，不能久陪，于是把我托付给一位高级军官。

①嘲弄地影射穆瓦兹的火角。

我们遇到了即将起航的三桅战舰舰长。他无拘无束地和我交谈，以一种我十分喜欢的水手的坦率对我说：“子爵先生(好像他一直就认识我似的)，您有什么事要委托我在美洲代办吗?”“没有，船长，请代我向美洲致意，有很长时间我没去那里了!”

每次看到战船时，我就止不住滋生一种想离开的强烈愿望：如果我是自由的话，第一艘驶向印度的船就有可能把我带走。我是多么遗憾没有随同帕里船长去两极地区啊!我的生命只有在云端和海里才会有自由：我经常希望它将消失在某一张风帆下。在时光的风浪中度过的那些沉重的岁月不是抛锚，它不能阻止我向前远航。

一八三三年九月

威尼斯

圣·克里斯托夫的墓地

在兵工厂，我离如今已当作墓地的克里斯托夫岛不远。这个岛上有一个嘉布遣会修道院；修道院已倒塌，它的遗址只剩下一块方形的围墙。坟墓没有增加多少，至少是它们没有高出地面盖满青草。紧贴西围墙有五六块石碑；用白字写明日期的几个黑色的小木十字架散落在围墙四周：好像现在我们在这里安葬威尼斯人，而他们的祖先安息在弗拉里和圣让和圣保罗的陵墓里。不断扩大的社会群体同时也在缩小；民主终于战胜了死亡。

在坟墓边缘，靠近东边，我们看到了希腊教会分立派和新教徒的墓地；它们之间用一堵墙隔开，然后用另一堵墙把埋葬天主教徒的坟墓隔开：不愉快的冲突的回忆，会在没有硝烟的庇护所里延续下去。紧靠着希腊公墓的是另一个防御工事，它保护着一个洞口，人们经常把早死产儿丢进洞里。多么幸运的人!你从母腹的黑暗里走向永远的黑暗中，却看不见一点光明!

随着人们建造新的坟墓，洞口近旁那些从地里挖出来的像树根一样的骸骨在哀号：那些最古老的已经变白，干瘪瘪的；新近挖出来的则呈黄色，有点潮湿。壁虎在这些碎骨中爬行，在牙齿之间滑来滑去，穿过眼睛和鼻孔，又从头骨的口里，耳朵或它们的窝里爬出来。三四只蝴蝶在交织在骸骨当中的红紫色花中飞来飞去，这与普赛克①编造的情景相近，是天空下灵魂的写照。其中一具头颅有几根头发与我的头发颜色一样。可怜的老船夫!至少你应该比我会开船。

①希腊神话中以少女形象出现的人类灵魂的化身，与爱神厄洛斯相恋。

围墙里一个公共的坑敞开着；人们刚刚把一位医生放下去，埋葬在他的老病人旁边。黑色的棺材上面只盖了一点点土，裸露的边缘等待着和另一个灵柩的边缘挨在一块，大概是为了暖和吧。安东尼奥十五天前把他的妻子埋葬在这里，而正是这位已故的医生给她草草了事送的终；安东尼奥感谢酬劳者和报复者的上帝，他在忍耐当中受着痛苦的煎熬。一些特别的棺材用特殊的轻舟运到凄凉的屋子里，后面跟着的神甫则坐在另一叶轻舟里。因为这些小船也像棺材，它们与这种仪式很相配。一只更大一点的划艇，是科西特“公共马车”，它为医院服务。这样，埃及的葬礼又翻新了，卡龙和他的船的神话也面目一新。

在威尼斯旁边的一座公墓里，耸立着一座为圣·克里斯托夫建立的八边形教堂。这个圣人肩上扛着孩子涉水过河，他感觉沉重，这孩子是手持金球的玛丽的儿子；祭台前的表格，记载着这次美好的奇遇。

我也想抢一个国王的孩子，然而我没有意识到他睡在摇篮里已有6个世纪了，我的手臂无法承担这种重负。

我看见教堂里有一个木的蜡烛台(蜡烛已经熄灭了)，一个为坟地祝福的圣水缸和一个小记事本：Pars Ritualis romani pro usu ad exsequianda corpora defunctorum①；当我们已经被遗忘时，宗教这种永远的亲人决不会消失，会为我们哭泣，追随我们，excequor fugam②。打火机用盒子装起来；只有上帝能激起生命的火花。写在一张普通纸上的两首四行诗，被贴在建筑物的两三张门板的内侧：

①“它是为死者举行葬礼的罗马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②“我永远跟随你”。

Quivi dell’uom le frali spoglie ascose

Pallida morte，o passeggler，t’addita，etc③。

③“这里隐藏着一个男人脆弱的遗体：苍白的死者，过路人啊，你把他指出来……”

公墓里唯一一座比较引人注目的陵墓是为一位十八年后才死去的女人而建的：碑文告诉了我们这些情况；因而这个女人在十八年内想住进墓去只是一场徒劳。这种漫长的希望在她身上滋生了多少悲伤啊?

在一块小小的黑色木十字架上，人们读到了另外一个墓志铭：Virginla Acerbi，d’ann 72，1824．Morta nel bacio del Signore④对于一个美丽的威尼斯女人来说，这些岁月很沉重。⑤

④“维吉妮，阿塞比，七十二岁。一八二四年在耶稣基督的亲吻中死去。”

⑤夏多布里昂似乎在“阿塞比”(acerbi)这个字上玩游戏，他译成：“维吉妮，72个艰辛的岁月……”

安东尼奥①对我说：“当这块墓地葬满了人时，人们就会让它休息，死者将安葬于米拉诺的圣·米歇尔岛。”言之有理：当粮食收割好后，人们就让一块农田休闲，再到别处去开一块。

①安东尼奥(Antonio)，译员。

一八三三年九月

威尼斯

米拉诺的圣·米歇尔——米拉诺——女人和孩子——威尼斯轻舟的船夫

我们去看另外一块地，它正在期待一位伟大的垦荒者。米拉诺的圣·米歇尔是一个颇为别致的教堂，有一些柱廊和一个白色回廊的修道院。从修道院的窗口，通过柱廊上面远眺，我们可以看到泻湖和威尼斯；花团锦簇的花园与葱郁的草场相连，肥美的草场亮丽得如同少女凝脂般的肌肤。这旖旎的世外桃源已被方济各会修士遗弃；它更适合于唱歌的修女，就像卢梭在“斯居奥尔”②中写的小学生一样：曼估尼说：“幸好她们在看到男人之前都已带上了神圣的面纱!”

②一七四四年，卢梭在威尼斯任法国大使蒙泰居伯爵的秘书：“有一种音乐……在意大利和世界各国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斯居奥尔’(Scuoule)的音乐。”“斯居奥尔”是慈善机构，专门扶助贫困女孩上学。

请求您在这里给我一个小房子来完成我的回忆录。

弗拉·保洛③被安葬在教堂的人口；这个寻找声音的人在这被寂寞包围的地方一定会感到狂怒不已。

③弗拉·保洛(Fra Paolo)(一五五二—一六二三)威尼斯的修道士，神学大辩证家。

判处死刑的佩里科在被带到斯匹埃尔贝尔的堡垒之前被安置在圣·米歇尔。在圣·米歇尔，佩里科到庭的法院院长已取代了那位诗人；他被埋葬在修道院里；永远都没走出这座监狱。

在离法官的墓不远的地方是一位23岁在一月份结婚的外国女子；在二月份她就死去了。她不想走出蜜月；碑文上面写着：Ci revedromo①，这是真的!

①“我们将再相会”。

在怀疑和思考背后，没有一种不安能打破这种子虚乌有!无神论者，当死神用指甲插人你的心脏时，谁知道在失去知觉的最后一刻，在“我”死亡之前，是否您就不会感受到这种痛苦的暴行，而这种暴行会让你的来生极度痛苦，人类在有限的时间里对这种痛苦将无所适从。啊!是的，Ci revedremo!

我离小岛和米拉诺城太近，而不能不去参观那些玻璃制造厂，在益堡我母亲房子里的玻璃就是它们出产的。我并没有看见这些现在已关闭了的工厂；但人们在我面前拉开了一根玻璃的细丝，就像时间在我脆弱的生命里拉开的长线一样：吊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一个易洛魁小女孩鼻子上的珠子就是用这种玻璃做出来的②；一个威尼斯女人的手把这个原始的装饰物变成了圆形。

②《墓外回忆录》其中一段的隐喻，在原版中没有登出。

我遇见了一个比米拉③更漂亮的女人。一个女人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小孩；这个米拉洛女子姣美的面容迷人的眼神，在我的回忆中无可挑剔。她显得焦躁不安。如果我是拜伦勋爵，就更有机会去尝试一下，这种处于贫困当中的诱惑力；在这里人们有一点钱可以办很多事，然后我在河岸旁边去安慰这种绝望与孤独，沉醉在自己的成功和天才当中。在我看来，爱情似乎是另外一回事：我已经很多年没看见勒内了，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在幸福之中去寻找他烦恼的秘密。

③《纳特谢》(Natchez)中的女英雄，她钟情于勒内。

每天在行程完毕后，我就去邮局，在那里什么都没找到；格里菲奥伯爵没有在佛罗伦萨给我回信；在这个独立地区获准公开发行的报纸都不敢报导一个旅行者来到了“白狮”。威尼斯这个报纸的诞生地只限于刊登广告、通知、当天的歌剧节目和宗教圣事。阿尔德①一家不能从坟墓里出来拥抱我这个保护了新闻自由的人。因此我必须等待，如前面所说，回到小客栈后，我坐在大运河人口处窗子底下边吃晚饭边和停靠岸边的船夫们调侃。这些“海上仙女”的儿子们，快乐永远都不会离开他们：受到阳光沐浴的大海养活了他们，他们不像那不勒斯的乞丐们那样，整天睡觉，游手好闲：他们总是在活动，这是一些缺少船只，没有工作的水手，如果威尼斯自由和光辉的时代还未过去，他们仍可在全球范围内做生意，并还会赢得莱庞特战役的胜利。

①阿尔德(Aides)一家，威尼斯有名的出版商家庭。

早上六点，他们驾着轻舟来了，船首靠岸系在船桩上。然后，他们开始洗擦拴在柱上的船，就像龙骑兵在洗刷他们拴在小木桩上的马一样。“骑兵”用木盆舀水，泼洒在小船的外侧和里边，他的动作引起了敏感的海上良种“牝马”的焦躁不安和晃动不已。他又更换了几次水，把海水表层小心拨开，去取下面更纯净的水。然后他又抹干净船桨，把黑色小城堡里的玻璃和铜器擦亮；把坐垫、地毡上的灰尘掸去，擦亮船头的铁尖。做这一切时他不时用优美的威尼斯方言对这艘易怒或驯服的轻舟说一番幽默、温柔和动听的话。

轻舟洗刷完毕，船夫开始自己的梳洗：梳头，掸掉衣服和蓝色、红色或灰色帽子上的灰尘；然后洗脸、洗脚和洗手。他的妻子、女儿或情人给他端来一盒掺和在一块的蔬菜、面包和肉。干饭吃完了，个个船夫哼唱着等待运气的到来：他往前伸出一只脚在空中，迎风挑起他用作风标的披巾，朝向“海关”纪念碑的最高点。“海关”给了信号吗?幸运的船夫举起船桨，站在小船的尾部，如同阿希尔从前表演杂技一样，或者像一个今天的弗朗哥尼①的骑术教练，骑着战马飞奔。呈冰鞋式样的小舟在水面上有如在镜面上滑行。sia stati!sta longo②，整天都这样。夜晚降临了，拉科尔港口将看到船夫在唱歌、喝酒，手中拿着我给他留下的半块金币，我信心十足地，要让亨利五世重返王位。

①弗朗哥尼(Franconi)，威尼斯籍的骑术教练家庭。

②“立定!走开!”

一八三三年九月

威尼斯

布列塔尼人和威尼斯人——在埃斯克拉冯码头上午餐——的里雅斯特的夫人们

醒来时，我在努力寻思为什么我如此喜欢威尼斯，突然我记起这是在布列塔尼：我周身的血在沸腾。在恺撒时代，阿尔摩里克没有韦内特这个地区吗?斯特拉邦不是说过，韦内特人有可能是高卢韦内特人的后裔!

相反人们认为，莫尔比汉的渔夫是巴勒斯坦的渔夫的移民：威尼斯是瓦讷的母亲而不是女儿。我们可以修改一下，假设(这种假设很有可能)瓦讷和威尼斯是相互生了对方。因此我把威尼斯人看成布列塔尼人；船夫们和我是表兄弟，同出于高卢角。

这个想法使我无比高兴，我去了埃斯克拉冯岸边一家咖啡馆吃午餐。面包很细软，茶也很香，奶油就像布列塔尼的一样，黄油像普雷瓦莱①的；黄油因为光照的充足到处都改进了：我在格林纳达就吃到了很出色的黄油。港口的繁忙常常令我兴奋不已；船主经常搞野餐；水果商和花商送我一些枸橼、葡萄和花束；渔夫在准备他们的渔网；海军学员坐着小艇到旗舰上学习操作；小舟载着乘客驶向的里雅斯特的蒸汽船。然而就是的里雅斯特想让我刷掉波拿巴在杜伊勒利宫踏出的足迹，尽管受到威胁，一八○七年，我仍无所顾忌在《墨丘利》上写道：

①属于雷恩市镇的一个小村庄；那里出产的黄油极好。德塞维涅夫人在一六九○年二月十九日给她女儿的信中写道：“我喜欢普雷瓦莱诱人的黄油。”

“我们肩负着使命到亚得里亚海底去寻找国王的两个女儿的墓②。我们曾在伦敦的一间小房子里听到了为这两个女儿所作的悼词。啊!接纳了这些贵夫人的坟墓至少将有一次机会中断它的宁静；一个法国人的脚步声会使躺在棺材里的两位法国女子颤栗不已。在凡尔赛，一个可怜的贵族对公主的敬意不值一文；而在外国，一个基督徒的祈祷也许会让这些圣女感到欣慰不已。

②玛丽—阿代拉伊德(Marie-Adelaide)和维克图瓦—一路易丝(Victoire-Louise)，路易十五的女儿；她们于一七九一年流亡国外，死于约里雅斯特。夏多布里昂于一八○六年参观了她们的坟墓。

我为波旁王朝效忠似乎已有几年了：他们照亮了我的虔诚，但他们对此并不感到厌烦。我在埃斯克拉冯的码头吃饭，等待着被流放。

威尼斯一八三三年九月

卢梭和拜伦

我坐在小桌旁，眼睛四处浏览每一个停泊场；外海的一

阵微风吹过，空气清爽；涨潮了；一艘三桅船进了港口。一边是防护沙滩，另一边是总督的华丽建筑，环礁湖处在中间，这就是整个画面。就是从这个港口曾驶出许多辉煌的战舰：“当多洛”号在装满海上骑兵的盛况中从这里启航了，对此，我们语言和回忆录的开创者维尔阿尔杜安给我们留下了如下的描写：

“当大帆船装满了武器、猪肉、骑士和士兵的时候，便起航了。帆船上飘扬着各色彩带和要多漂亮有多漂亮的彩旗。它们开走了，但又好像从来不曾离开过任何港口一样。但它们确实开走了。”

上午在威尼斯看到的这一幕还让我想起奥利韦船长和聚莉埃塔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小舟上了岸，”卢梭说，“我看见一个光彩照人的女子走出来，她穿戴雅致，机灵敏捷。蹦跳着几下就走进了房子里：在人们摆下一套餐具之前，我看见她已经在我旁边坐了下来。她活泼迷人，一头溃褐色头发，最多不过二十岁。她只讲意大利语；她的乡音让我晕头转向。在吃饭和谈话过程中，她盯着我看了一段时间，然后大叫一声：‘天啊!我亲爱的布雷蒙，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同时投入了我的怀抱，用她的嘴唇贴着我的嘴唇，紧抱着我，简直要使我窒息了。那双东方人大大的黑眼睛点燃了我心中的火；尽管当初的惊奇只是一种交际礼节，然而我很快就获得了肉体上的满足……她对我们说，我和托斯卡的海关关长布雷蒙先生长得很像，以至于她弄错了人；她曾经深爱着布雷蒙先生；现在也一样；因为她是个傻瓜才会离开布雷蒙；她把我当作他了；她希望能爱我，因为这对她很合适；因为同一个理由，我也得爱她，只要这对她合适就行；当她丢下我时，我得像她亲爱的布雷蒙一样有耐心。怎么说就怎么做……晚上，我们把她送回她家里。在谈话时我瞥见她的梳妆台上放着两支手枪。‘哈哈!’，说着我顺手拿了一支，‘这是一个新式的小盒子；可以告诉我它是干什么用的吗?’……她用一种更迷人的天真说：‘当我对不喜欢的人发慈悲时，我就让他们承担他们给我造成的烦恼；没有比这更公平的了：但是在忍受他们的抚摸时，我不想忍受他们的侮辱，我不会放过第一个放过我的人。”’

“在离开时，我跟她约了明天见面的时间。我没让她等待。她穿着一件只有在法国南方才能见到的非常暴露的衣服，尽管我记得非常清楚，但还是不想浪费时间把她描述出来……我根本没想到有一种快乐在等待我。我谈到了勒……夫人①，对她的回忆有时让我兴奋不已；但是在我的聚莉埃塔面前，她显得苍老丑陋，冷酷!不要去想象这位动人女孩的优雅和魅力，你会离现实太远；修道院里的年轻修女没那么清纯，宫廷里的美女没那么活泼，天堂的仙女②也没那么惹人怜爱。”

①拉尔娜泽(larnage)夫人。

②根据《可兰经》所说，有着大眼睛的美女。

这桩奇遇以卢梭的怪脾气③和聚莉埃塔的一句话结束：Lascia le dorne e studia la matematica④．

③抛下女人去研究数学。

④“死后成了伊斯兰教徒。”

拜伦勋爵把生命都献给了用钱买回来的美女：莫瑟尼戈宫殿里装满了前来“逃难”的威尼斯美女，据他说，她们都戴着“fazzioli”。⑤有时候出于羞耻心而心绪不宁时，他便逃出来，在河上他的轻舟里过夜。他宠爱的后妃马尔热丽塔·科妮，根据丈夫的身份，他给她起外号叫Fomarina⑥：“棕色皮肤，身材高挑(这是拜伦勋爵说的)，有着威尼斯女人的头，一双很美丽的黑眼睛，二十二岁。在秋季的某一天，去了防护沙滩……我们突然遇到一阵狂风……经过一场可怕的搏斗，我踏上归途，我发现马尔热丽塔站在大运河边的莫瑟尼戈宫殿的台阶上；黑色的眼睛闪烁着泪珠；乌黑发亮的长发散开了，被雨淋湿，盖住了她的眉毛和胸部。她完全暴露在暴风雨中，风猛烈地刮进她的衣服和头发里，使它们在她瘦长的身体上翻过来卷过去；闪电从她头上迅速划过，波涛在她脚下怒吼；她酷似一位从彩车上下来的女巫师，或者是祛除周围风暴的预言家；除了我自己，唯一能证明她仍1日活着的是她发出的声音。看到我安然无恙，还没向我问好致’意，就听远处一阵大喊大叫：“啊!圣母玛利亚，难道这是去防护沙滩的时候吗?”

⑤听说人们在威尼斯只能见到戴着“fazzioli”(平民和妇女戴的一种面纱)的美女。

⑥Foraarina意为“女面包师”。

在卢梭和拜伦的这两段叙述中，我们感觉到了两个人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和性格方面的差异。透过《忏悔录》作者风格的魅力，我们看出有某些庸俗、无耻、卑鄙、下流的东西流露出来。在那个时代，非常猥亵的语言弄脏了整个作品。聚莉埃塔在情感的高尚及习俗的优雅方面已超越了她的情人：这几乎是一个伟大的人醉心于一个气量狭小的大使官员的秘书。当卢梭和他的朋友卡里奥准备共同分担对一个十一岁小女孩的责任，也是他们应该分享她的宠爱或更确切地说分享她的痛苦时，同一种下贱已表现出来。

拜伦勋爵是另一种风度的人：他自然流露出自己的品行和贵族阶级的自命不凡；大不列颠的议员，玩弄他喜爱的民间女子，他用抚摸和天才的魔力让她来到他身旁。在威尼斯，拜伦富有、知名；而卢梭来到那里时则一无钱财，二无名声。人人皆知宫殿所在地，是它透露了英国海军准将继承人①的不端行为；没有一个导游会告诉你日内瓦一个普通的钟匠的儿子在哪儿寻欢作乐。卢梭甚至没谈到威尼斯；仿佛他住过这里而视而不见：拜伦则对威尼斯备加赞颂，在历史学家勒内和诗人查尔德——哈罗德之间似乎曾经存在过的幻想和命运的联系，这里我再记下令人愉快的一次相遇来满足自己的骄傲。拜伦勋爵的棕色头发的福尔娜丽娜和《殉道者》中他的金黄色头发的姐姐韦雷达的外貌不是很像一个人吗?

①诗人的祖父是约恩·拜伦(John Byron)海军准将，一个探险家。

“我藏在岩石中等了一段时间，什么都没看见。突然我的耳朵被风从湖中传送过来的声音打动了。我听着，分辨出那是人的声音；就在这时候，我发现一叶轻舟悬在波涛的最高点；它又跌下来，消失在波涛之间，然后又出现在一个浪潮的顶峰；它接近岸边了。驾船的是一个妇女：她边唱边和风暴战斗，好像在风中玩耍一样。可以说狂风完全听从她的摆布，这个女人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我看见她把一块块布及羊毛皮、上了蜡的面色和一把把金银屑作为祭品不断撒向湖中①。

①这一段与一下段均引自《殉道者》第九卷。

很快，船靠近了，冲向岸边，她把小船拴到一棵柳树上，撑着她手中的杨木船桨，消失在树林里。她从我身边走过，却没发现我。她身材很高；短短的没有袖子的黑衣服，刚刚可以在她胴体上盖层薄纱，一把金黄色镰刀挂在青铜色腰带上，她头顶一根橡树枝，手臂和脸色白皙，眼睛湛蓝，嘴唇是玫瑰色，长长的金黄色的头发随风飘逸，表明她是高卢人的女儿，她的温和与自豪、粗犷的步伐形成强烈的对比。她用悦耳的嗓音唱着一些令人恐惧的歌词，裸露的胸脯一起一伏，就像波涛的泡沫一样。

如果这部《回忆录》能在我生前出版，当我出现在拜伦和让·雅克之中而又不知自己将来的情况如何时，我会羞愧难当，但是当他们说明了时，我和我著名的祖先就得去异国他乡，永远不再回来；我的影子将会停留在公众舆论的浪涛中，虚浮而轻佻，就像一个地位低下、毫无可取的人，直到我死去。

在威尼斯，卢梭和拜伦都有相似之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懂艺术。卢梭酷爱音乐，他似乎不知道聚莉埃塔身旁有一些图画、雕像、纪念碑，然而这些杰作又具有怎样一种魅力，与那种使物件神圣化和点燃激情的爱融合在一起!拜伦勋爵，他痛恨吕本斯色彩的那种“可怕的荣誉感”，他对教堂里摆满的圣物“不屑一顾”，在他的想象中，当他想去一个地方时，她从来不会看到画展和雕像。比起这些冒充的艺术，他更喜爱大山、海洋、马匹、莫雷的一些狮子以及在埃格泽泰——尚热看见的一只进食的老虎的美。这些美丽，在这一切当中，他就没有一点点偏爱吗?

做作和吹牛①何其多也!

①见《伪君子》第三篇。

一八三三年九月

威尼斯

威尼斯给予的灵感——新老妓女——生来不幸的卢梭和拜伦

最有聪明才智的人曾在这里相约的城市到底怎么样?有些人已经参观过她，另外一些人为她写下了优美的诗篇。如果他们作了一些画挂在这快乐和荣耀的殿堂里，他们才干中不道德的东西就会消失。不光是意大利伟大的诗人，整个欧洲的天才都把他们的作品聚集在这里：

这儿有莎士比亚的苔丝德梦娜，与卢梭的聚莉埃塔和拜伦的马尔热丽塔大不相同，这个腼腆的威尼斯姑娘向奥赛罗表明了他的爱慕之情：“如果您有一个朋友喜欢我，请教他讲述您的故事，我会被他的爱感化。”这儿出版了奥特韦①的“贝尔维德拉”，他对雅菲埃说：

①奥特韦(Otwai一六五一年—一六八五年)，美国剧作家。下面这首诗引自《得救的威尼斯》(一六八二)，贝尔维德拉为该剧女主人公。

“啊，对我微笑吧，如同我们的爱情还在春天一样……啊!因为我们的不幸，请带我们到空旷、原始、贫瘠的荒野去，在那里，我的灵魂能得到歇息；在那里，我可以大声对高高的天空和聆听我的星星说，我的胸口已经满载了无穷的财富，在那里，我可以把焦急的双臂围绕着你，用吻来表达我的爱，它们重新点燃你的快乐，任凭我心中所有的火焰进发。”

在我们这个时代，歌德赞美了威尼斯，而第一个唤醒诗坛的勇敢的马罗也隐居在蒂蒂昂的故乡。孟德斯鸠写道：“我们可能看到了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但到达威尼斯时，仍不得不为之惊叹!”②

②见《波斯人信札》引卷。

在一幅很暴露的作品中，《波斯人信札》的作者讲述·了一个伊斯兰女教徒在天堂里委身于两个“圣人”的故事，这时他难道不是想要描绘出卢梭的《忏悔录》和拜伦的《回忆录》中的妓女形象吗?不就是我处在我的两个佛罗里达女人中如同阿娜伊斯③在她的两个天使当中一样吗?但是“画中的女孩”和我都不会是永存的。

③这是在《波斯人信札》中讲述的伊斯兰女教徒的故事。“两个天使”见孟德斯鸠(阿娜伊斯在天堂里)“人们把她放在一张绝妙的床上，床上有两个英俊迷人的男人把她揽在怀里。”

斯塔尔夫人把威尼斯注入科丽娜的灵感当中：后者听到了教规在宣布一个年轻女孩卑微的祭献……“一位顺从的妇女郑重地劝告那些仍与命运抗争的女人。”……科丽娜登上圣——马克的钟楼的最高点，注视着整个城市和波涛，然后她把目光转向“希腊那方的云层”，“晚上她只能看到照亮小船的灯笼的影子；据说这些影子在一颗小星星的引导下在水面上滑动。”奥斯瓦尔德离开了；科丽娜冲过去叫住他。“那时正下着大雨；强劲的风吹得嗖嗖直响。”科丽娜下到了运洞边。“夜色是如此的阴沉，以至于没找到一只船，科丽娜胡乱地叫一些船夫的名字，他们把她的呼喊声当成那些在风暴中淹死的不幸者发出的求救的呼喊，然而还是没有太敢靠近，大河中的怒涛实在是太可怕了。”

现在又回到了拜伦勋爵的马尔热丽塔。

能在大作家写出作品的地方重新看到他们的代表作，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我在这群不朽的作家当中感到轻松、自在，就像一个卑微的游子，被好客的富有而善良的家庭所接纳一样。

一八三三年九月十六日至十七日

从威尼斯到菲拉勒

博夫勒蒙夫人到达威尼斯——卡塔若——莫代纳公爵——彼特拉克在阿尔卡的坟墓——诗人的世界

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一段很大的距离。我已回到了博夫勒蒙夫人①所在的旅馆；这得跳回到一八○六年，那时我活在回忆当中，直到一八三三年才回到现实；马可波罗①，离开二十七年以后从中国回到了威尼斯。

①与博夫勒蒙夫人一道，夏多布里昂回到了贝里公爵夫人身边。

博夫勒蒙夫人取了蒙莫朗西的姓氏，她的面目和举止都像那家族。她本该像夏洛特大孔代的母亲和隆格维尔公爵夫人的母亲一样得到亨利四世的爱。②夫人告诉我，贝里公爵夫人从比萨写了一封信给我，但我没收到：夫人殿下会到费拉勒来，她在那儿等我。

②她最后的情感。

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得以离开，一星期时间的相聚是很有必要的；我很遗憾不能圆满结束藏兹之行；但是我的时间是属于亨利五世的母亲，总是这样；当我走一条路线时，往往来了一个变化，又让我走另一条路。

我出来时，把行李留在欧洲旅馆，打算和夫人一块再回来。

我在菲齐纳找到了我的马车，人们把它翻新了，像国王贮藏室里的金银珠宝。我离开了这个也许是沿用海上之王的三齿叉名字的海岸：菲齐纳。

到了帕多瓦后，我对马夫说：“去费拉勒。”这条路一直延伸到蒙瑟利斯，沿途景色迷人，这里有极为精致的小山，无花果果园，桑树，用葡萄点缀的柳树，欢乐的草坪，废弃的城堡。我走在站满士兵的卡塔若前，学识渊博的修道院院长朗格莱曾把这座小城堡念成“中国”③，卡塔若属于莫代纳公爵而不属于昂热利克。我和公爵殿下迎面相遇，他正在小路上散步。这位公爵是马希阿韦尔臆造出来的王子的后代，他以自己不认识路易一菲利浦而感到自豪。

③他把莫代纳公爵的城堡(卡塔若)和“卡塔伊”(即中国)混淆起来了。

在阿尔卡村庄见到了彼特拉克的坟墓，拜伦勋爵曾歌颂过它的优美风景。①

①见《查尔德——哈罗德四世的朝圣》。

你在干什么②?你在想什么?为什么总要回顾过去灵魂得不到安慰的那段永远不再回来的时光。

②引自彼德拉克：关于洛尔之死的诗。

整个地区直径40古里，是这些作家和诗人土生土长的地方：蒂特一利弗、维吉尔、卡蒂尔、阿里奥斯特、加里尼、斯特罗齐一家、邦蒂沃格利奥家三人、邦博、巴尔托利、博雅尔托、潘德蒙特、沃拉诺、蒙蒂。有一些颇负盛名的人也是在这块富有灵气的土地上诞生的。连塔索也是地道的贝加摩人。在意大利的最后几位诗人中，我只看过两位潘德蒙特中的一人的作品。我既不认识瑟扎罗蒂，也不知道蒙蒂。我很荣幸地遇见过意大利最后辉煌时期的佩里科和曼估尼。夕阳用宜人的多种形式和纯正的直线把我穿过的厄加内山脉③染成金黄色：当萨卡拉的主金字塔④沐浴在利比亚地平线的夕阳当中时，这里的一座山与它极为相似。

③位于帕多瓦西南的威尼斯山丘。

④耸立在开罗附近的古盂菲斯旧址上的“台阶形”金字塔。

晚上，我从罗维戈继续我的旅程：一片浓雾笼罩着大地，我只看见波河在拉戈斯居罗那条路上的那一段。车辆停下来了：船夫用喇叭呼唤轮渡。到处一片寂静；只有河的那边传来狗的叫声和远处瀑布的三重回音，回应着他的号角声；我们将进入塔索的福地帝国的前台。

穿过迷雾和阴影，水面上传来了渡船声；它沿着系在抛锚的船上的细绳滑动。十六日早上四五点钟时，我到达斐拉勒，住进了“三顶王冠”旅馆；贝里夫人该在那里等我。

星期三，十七日

公爵夫人殿下还没到达，于是我去参观了圣保罗教堂：在那里我只看到一些坟墓；剩下的除了几个死者和我以外，什么都没看见。祭坛深处挂着盖尔香的一幅画。

大教堂很迷惑人：你能看到前面和侧边墙上嵌入了一些浅浮雕，主题有宗教的或世俗的。外面有一些通常放在哥特式建筑内部的其他装饰物，比如卷缆饰、阿拉伯托饰、光环衬托的拱腹、小柱长廊、尖形穹窿、三叶饰廊台、精心设置在厚厚的墙壁里。一看到有着球形拱顶和实心支柱的新教堂，你就会进去，惊得目瞪口呆。在法国，无论在物质或是精神上都存在着一些不相称的东西：在老城堡里修建了现代化的陈列室，狭小的陋屋，凹室和衣橱，深入到这么多历史名人的灵魂当中，在这里你发现了什么?对候见厅的爱恋。

一看到这个大教堂，我就羞愧窘迫；它似乎已经翻转过来，就像裙子里子朝外一样，路易十五时代的资产者装扮成十二世纪的领主夫人。

曾经因为它的女人、享乐和富有诗意的艺术家而骚乱不安的斐拉拉，现在几乎无人居住：那里的街道很宽敞，却荒无人烟，大可以在那儿放牧羊群。破破烂烂的屋子也再不会因为当地的建筑、战舰、大海和天生的欢乐而重现当年的兴旺景象了。在不幸的罗马涅门，处在奥地利卫戍部队管束下的斐拉拉呈现出一幅受虐待的姿态，她似乎永远在为塔索戴孝，她仿佛就要倒下，像老人一样蜷曲着。一个刑事法庭以及未建成的监狱半露出地面，这是惟一的现代纪念物。人们会把谁关进这所新建的监狱里呢?年轻的意大利。新监狱顶上有吊车，旁边有脚手架，像迪东城的宫殿一样，它们涉及到《耶路撒冷》唱经班的成员的旧监狱。

斐拉勒，一八三三年九月十八日

勒塔斯

如果有一种生活能让有才能的人对幸福感到绝望的话，那就是勒塔斯的生活。在白天看到的那一方美丽的天空①实际上是美丽的陷阱。

①他出生在索朗特。

他说：“我的不幸从一诞生就开始了。悲惨的境遇把我从母亲身边夺走。我还记得她充满泪水的吻和随风而去的祈祷。我不能再把自己的脸贴在她的脸上。我像阿斯卡涅或年轻的卡米耶，以不坚定的步伐，跟随着父亲到处流浪和逃亡，也就是在贫穷和流浪中，我长大了。”

托尔夸多·勒塔斯在奥斯蒂尔失去了贝尔纳多·勒塔斯②。托尔夸多扼杀了作为诗人的贝尔纳多，让他作为父亲活着。

②他的父亲，也是位诗人。

得益于《利纳尔多》③的发表而从阴暗中走出来的勒塔斯被召唤来到斐拉勒。他首先参加了阿尔方斯二世和巴尔伯公主的婚礼宴会。在那里，他遇到了阿尔方斯的妹妹莱奥诺拉：爱情和不幸终使他的天才焕发了青春。诗人在《阿明达》中描绘斐拉勒时说：“我看见了没戴面纱没有云雾而美丽迷人的女神和仙女；我感到自己被唤起了一种新的美德和圣洁，我歌颂战争和英雄……!”

③《雷诺》，受阿里奥斯多影响写的诗。

勒塔斯在写《耶路撒冷》长诗的过程中，适时地把一些章节念给阿尔方斯的妹妹吕克蕾斯和莱奥诺拉听。人们将他派到红衣主教伊波利特·代斯特的身边，把他安置在法国宫廷里，他将衣服和家具抵押出去才完成这次旅行。红衣主教对他的到来极为敬重，把一百匹柏柏尔马和装备精良的阿拉伯骑兵送给查理九世作为礼品。开始在马厩等了一会，随后，勒塔斯受到隆萨尔的朋友桂冠诗人般的接见。在我们保留的一封信中，他毫不留情地批判法国人。他在红衣主教伊波利特任职的法国一所男修道院里，写下了《耶路撒冷》的几段诗节。这是在夏利，靠近埃尔默农维尔，卢梭梦想和死亡的地方：但丁在巴黎也是默默无闻。

勒塔斯在一五七一年回到了意大利，但不是圣·巴尔特莱米的目击者。他直接去了罗马，从那儿又回到了斐拉勒。《阿明达》的上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成为阿里奥斯多的对手的同时，《雷诺》的作者极端佩服《罗兰》的作者①，以至于他拒绝接受诗人侄子表示的敬意。他写道：“根据智者、常人甚至是我的看法，您给我的荣誉已经摆到了与您有血缘关系的人的头上。我拜倒在他的像前，我以崇高的感情和敬意给他最荣誉的头衔，我要大声宣布他是我的父亲，我的领主，我的主人。”

①阿里奥斯多，是传奇叙事诗《疯狂的罗兰》的作者。

我们这个时代少见的这种谦虚也消除不了嫉妒心。托尔夸多看到了威尼斯为从波兰归来的亨利三世举行的庆祝会，而那时人们正在暗中出版他的《耶路撒冷》的手稿。勒塔斯征询朋友们意见的这些细微的批评让他感到不安。也许在这一点上他太过敏感；但也许他曾情场得意并以之为荣。他自认为被陷阱和背叛所包围；他被迫为自己的生命辩护。在贝里加尔多的日子里，歌德呼告亡灵，使他不能平静：“如同夜莺一样(这个德国大诗人像意大利大诗人在说话)，从他被爱情伤害的胸膛发出一种和谐的呻吟：他的美妙的诗句，他的神圣的忧伤，征服了耳朵和心灵……谁有更多的权利来神秘地穿越这些世纪，将高尚爱情的秘密吐露给崇高诗句的秘密?……这是多么的可爱(歌德在表达莱奥诺纳的情感时总这么说)，在这个人美好的天赋中相互欣赏，在这个生命的光芒中有他伴随身旁，和他一起迈着轻松的步伐走向未来，这是多么的美好啊!从那时起，时光对你便无关紧要，莱奥诺纳；你活在诗人的诗句中，流逝的岁月，将你带走，你将仍然年轻，依然幸福。”

埃尔米尼的抒情诗人恳求莱奥诺纳(仍是在日耳曼诗人的诗句中)将他打发到她的最偏僻的一幢“别墅”中去：“请允许我，”他对她说，“成为您的奴隶。我多么希望能照看您的树木!秋天，我将小心翼翼地用轻盈的植物覆盖您的柠檬树!在苗床的玻璃下，我将培育美丽的花朵。”

勒塔斯的爱情故事逝去了，歌德将它找了回来。

诗歌的悲痛和宗教的顾忌开始损害勒塔斯的理智。人们让他被暂时拘禁。他几乎是赤裸着逃了出来：在山中迷了路，他借了一个牧羊人的破衣服，打扮成一个牧人，来到了他姐姐科尔内妮家中。这个姐姐的抚爱和故乡的魅力曾一时减轻了他的痛苦：“我想，”他说，“隐居到索朗特，如同在一个平静的港口一样，差不多就是一个港口。”但是他不能呆在他出生的地方!在菲拉勒有一个吸引他的魅力：爱情就是祖国。

受到阿尔方斯公爵的冷遇之后，他又走了；他在曼图亚，乌尔比诺，都灵的小舞台上游荡，用歌唱来支付接待费用。他对马托罗—拉斐尔出生的小溪说：“虚弱的，但却是光荣的亚平宁山脉的孩子，流浪的旅行者，我来你的身边寻找安全和休息。”阿尔米德曾经过拉斐尔的摇篮；她应该支配法尔内齐的奇观。

在维切利附近突然遭遇一场暴风雨，使得勒塔斯庆幸在一个好人家中度过了这个夜晚并与“家长”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在都灵，人们将他拒之门外，他的境况太悲惨了。得知阿尔方斯将缔结另一桩婚姻，他重新上了去菲拉勒的路。一种神圣的精神附着在这个藏身于阿德梅特牧师衣服之下的神圣人物的脚步上；他相信看到了这种精神并听到了它：一天，坐在火旁，在一扇窗上发现了太阳光：“这阳光多美好，它像朋友一样来到了我的身旁。”这便是谦恭地来和我说话的精神朋友。”托尔夸多和一束阳光在聊天。他回到那致命的城市就像被慑住的鸟投入蛇的口中；为奉承者所不理解和排斥，被仆人侮辱，他满口怨言，阿尔方斯让人将其关在圣—安娜医院的一个疯人院中。

于是诗人给他一个朋友写信：“在我的不幸的重压之下，我已经放弃了我一切荣耀的想法；如果我仅能消除折磨我的口渴，我便会心满意足了……无限期被囚的想法和我遭受虐待的愤怒让我越来越失望。我肮脏的胡须、头发和衣服使我越来越讨厌自己。”

被囚禁者，恳求全世界甚至是残忍的虐待者；他诗中吟出的语调应该会让围绕着他的痛苦的墙垣坍塌。

“我为死亡哭泣；我不仅仅为死亡哭泣，而且也为我死亡的方式……对于一个相信能用他的诗句来加高其它的纪念碑的人，有他的坟墓这就是一个神枯。”

拜伦勋爵作了一首《哀悼勒塔斯》的诗；但他不能离去，他处处替代他搬上舞台的角色：因为他的才华缺乏柔情，他的《哀悼》只是一些“诅咒”。

勒塔斯向贝加摩的老人理事会提出了这个请求：

“托尔夸多·勒塔斯，无论从出生还是从情感上说都是地道的贝加摩人，他首先丧失了他父亲的遗产，他母亲的嫁妆……(在多年的奴役和漫长的辛劳之后)，而在如此深重的苦难当中，还从未丧失他对这座城市(贝加摩)的信念，他敢于向它申请援助。请它恳求菲拉勒公爵，从前我的保护人和恩人，将我送还祖国，送还给我父母及我自己。不幸的勒塔斯因此请求各位老爷大人(贝加摩的法官们)派利西诺大人或别的人，来处理释放我的事情。我一生一世都会铭记他们的恩情。Di VV．SS．affezionatissimo servidore，Torquato Tasso，prigione et infermo nel ospedal di Sant’Anna in Ferrara①。”

①受宠若惊的鄙人托尔夸多·塔索，菲拉拉的圣—安娜医院的囚犯和病人致老爷大人们。

人们拒绝给勒塔斯墨水、羽毛笔和纸。他曾歌唱过“高尚的阿尔方斯”，而高尚的阿尔方斯却将他投进了不见天日的疯人院，尽管这个“疯子”的不讨人喜欢的头上散发出不朽的光芒。在他的优美的十四行诗中，囚犯祈求一只猫将它的眼光借给他，以代替人们剥夺他的光亮：不伤人的玩笑证明诗人的宽容和极度的绝望。如同在被风暴肆掠和昏暗的海洋上……在黑夜中，疲劳的驾驶员抬起头，朝向那端极在闪耀的星座，啊!这样在我的厄运中我有了美丽的猫。你的眼睛像两颗星星在我的面前闪烁……噢!猫，我熬夜的灯，噢!猫，我亲爱的!如果上帝给您保留了一阵棒打，如果上天赐给您肉和奶，那么给我光明让我写诗。

晚上，勒塔斯想象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丧葬的钟声，幽灵纠缠着他。“我再也不能，”他叫道，“我支持不住了!”得了一场病，他相信看到圣母预想不到地来拯救他。

“我病了，昏昏沉沉日渐憔悴；……我躺着脸上毫无血色，什么时候，光环……玛利亚，你快降临来解救我的痛苦。”

蒙田来看望处于极度不幸的勒塔斯，并没有向他表示出任何的同情②。在同一时期，卡蒙斯③在里斯本的一个收容所中结束了他的生命；谁来安慰破床上的垂死者?菲拉勒囚犯的诗句。《耶路撒冷》被囚禁的作者仰慕《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行乞的作者，前者对瓦斯科·德加马说：“为被如此辉煌地展翅飞翔的诗人歌唱感到高兴吧，希望你的快船不要驶得那么远。”

②夏多布里昂此处误解了蒙田讲话的意思。目睹像勒塔斯这样一位伟大的天才失去理智甚至意识，他的愤怒胜于怜悯。

③卡蒙斯(Camoenq)，十六世纪葡萄牙大诗人，文艺复兴时期葡萄牙文学最突出的代表者．主要作品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

这样，埃里当河的声音在特茹河畔产生了回响，这样，穿越海洋，两个有着同样天才及命运的卓越的病人，从一个医院到另一个，以人类羞惭的方式在互相祝贺。

多少今天已被遗忘的国王，大人物和蠢人，自以为是十六世纪末值得纪念的人物，他们甚至不知道勒塔斯和卡蒙斯的名字!一七五四年，“在一个叙述法国、英国部队在森林中和野人队伍之间的默默无闻战斗的故事中”，人们第一次“读到了华盛顿这个名字：凡尔赛的办事员或鹿公园的供应者是怎样的?特别是这个年代那些也许想改换他们的名字以反对这个美国种植园主名字的宫廷或学院的人们又是怎样的呢?

菲拉勒 一八三三年九月十八日

急于想要在裸露的伤口上撒把盐，克罗斯卡学院声称：“《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是一种笨拙的、无情的拼凑，其文笔晦涩，瑕瑜互见，充满了可笑的句子及粗野的字词，再美的东西都掩盖不了它的众多的过错。”对阿里奥斯多的盲信促成了这项判决。但是民众敬仰的呼声压住了学院的辱骂：对于阿尔方斯公爵来讲，他再也不可能延长关押一个仅仅只是因为歌颂过他而犯罪的人。教皇要求拯救意大利的荣誉。

从监狱出来，勒塔斯对此并未感到更加幸福。莱奥诺纳已经逝世。他怀着悲痛从一个城市游荡到另一个城市。在罗雷特，他几乎快饿死了，有一次，他的一位传记作者说，他“伸出了曾经建造过阿尔米德宫之手”。在那不勒斯，他感受到祖国的某种温情。“这便是我少小离家的地方……”他说，“这么多年以后，我头发斑白，拖着病体回到了生我的岸边。”

他喜爱蒙多利维多修道院的单人小室胜于豪华住所。在去罗马一次旅行时，他因发烧又重新住进了医院。

从罗马和佛罗伦萨回到了那不勒斯，他把他的病归咎于他的不朽的诗，他将它重写并倍加宠爱。他开始写他的诗，与迪巴尔塔斯①写的是同一个主题。当上帝“将安详的睡眠输入我们放松的人类始祖的四肢时”勒塔斯让夏娃从亚当的怀抱中出来了。

①《创世的七天》。法国加斯科尼诗人迪巴尔塔斯(Du Bartas一五四四—一五九○)在他的《第一个星期》(一五七九)中也是同样的主题。

诗人使圣经的画变得软弱，他诗兴正酣时，女人便成了男人的首想。中途放弃一项他看作如同一首赎罪的圣歌般的虔诚工作的悲痛让憔悴的勒塔斯作出决定，毁掉了他的世俗的诗歌。

诗人在盗贼那里赢得了比社会上更多的尊敬，他接受了著名的雇佣兵队长马克·西阿拉派的护卫队，将诗人送到罗马。到了梵蒂冈，教皇对他说：“托尔夸多，您给这顶曾经使那些在您之前配带过它的人感到荣幸的花冠带来了荣耀。”后代子孙证实了这句赞美之词。勒塔斯重复着塞内加②的一句诗③来回答对他的赞美：

②塞内加(Seneque公元前四?—公元六五)，罗马帝国初期的重要悲剧作家，斯多葛派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③引自塞内加的悲剧《特洛亚妇女》。

“死亡马上会打断这些赞扬的话语。”

被病痛所折磨，他预感到应该将所有病加以治疗，一五九五年四月一日，他住进了圣奥诺弗里奥修道院。在一场暴风雨中他登上了他的最后一个避难所。修道士们在门口迎接他，门上的多明我绘的壁画今天已变得模糊。他对神甫说：“我来死在你们中间。”修道院的游廊，宗教和诗的荒漠，你们已将你们的寂寞转借给了被放逐的但丁和奄奄一息的勒塔斯!

所有的援救均无济于事。发烧到第七天的早上，教皇的医生对病人宣布，他已没有多少希望了。勒塔斯拥抱了他并且感谢他告诉了他一个如此好的消息。然后，他望着天空，一片真情流露。他在感谢仁慈的上帝。

他虚弱进一步的加剧，他想接受修道院教堂的圣餐：他由教士扶着步履艰难地走到那里；回来时被抱在他们怀中。当他再次躺倒在床上时，祷告者询问他最后的心愿。

“我一生中很少为财产和财富操心；我也更不在乎死亡。我没有什么遗嘱要立。”

“——您把墓地标在哪里?”

“在你们教堂里，如果你们愿意赐给我的遗骸这个荣幸的话。”

“您愿意亲自口述您的墓志吗?”

噢，他转身面向听忏悔的教士：“我的神甫，您写：我将我的灵魂还给曾将它赐予我的上帝，将我的身体还给孕育它的大地。我将我的赎罪者的神圣的画像赠给这个修道院。”

他将从教皇那里接受的十字架拿在手中，并把它放在唇上。

‘

又过了七天。久经考验的基督徒得到了圣油的恩典，红衣主教森蒂奥突然来了，他带来教皇的祝福。临终的人对此显得很高兴。他说：“这便是我来罗马寻找的桂冠：我希望明天和它一道来庆祝胜利。”

维吉尔让人请求奥古斯特将其史诗《伊尼特》扔进火中；勒塔斯请求森蒂奥烧掉《耶路撒冷》。然后，他希望独自和他的十字架呆在一起。

红衣主教还没有走到门口，强噙着的泪水便夺眶而出：临终的钟声敲响，教士们，唱着为死者祈祷的赞美诗，在游廊中悲叹哭泣着。听到哭音，托尔夸多对慈善的隐士们(他好像看到他们像影子一样围着他走动)说：“我的朋友们，你们觉得我离开了人世；我只是走在你们前面而已。”

从那以后，他便仅仅和听忏悔者说话及几个大教派的神甫们说话。将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人们从他嘴里摘采到这样一节诗，这是他一生经历的果实：“如果不是死亡，那就没有什么比人类更悲惨的了。”一五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接近中午时分，诗人喊道：“In manus tuas，Domine……”。诗的剩余部分①几乎听不到了，宛如一个远去的游子在念叨着什么。

①“上帝我将我的灵魂放在你手中。”

《昂里亚德》的作者在塞纳河畔的维莱特旅馆死去，他拒绝教会的救助；《耶路撒冷》长诗的作者，作为基督徒，在圣奥诺弗里奥停止了呼吸：作一下比较，便可以看出，信仰给死亡增加了美。

所有的关于勒塔斯死后颂扬的报道在我看来都是可疑的。他的不幸更多于人们设想的固执。他没有死在胜利确定的时刻，他为预计的胜利中继续治了二十五天。他未对他的命运撒谎；他从未被加冕，甚至是在死后；人们未曾在人民的赞助下和眼泪中将他的身着上议员服装的遗体在卡皮托利山丘展出；他被安葬了，如同他要求的一样，葬在圣奥诺弗里奥教堂。覆盖着他的石块(仍是按照他的意愿)没有标明时间和名字；十年之后，曼索，德拉威那侯爵，勒塔斯的最后一个朋友及弥尔顿的客人，写了令人赞叹的墓志铭。曼索很难将它刻上去：因为僧侣们，遵守遗愿的教士，反对一切题字；但是，如果没有这个题词勒塔斯的骨灰将会在雅尼居拉的隐修院丢失，如同普森的骨灰在吕西纳的圣洛朗佐一样。

森蒂奥红衣主教制定了一个计划，为圣墓的歌唱者建造一个陵墓；计划流产了。贝维拉卡大主教起草了一个庄严的墓志铭，以用于将来另一座陵墓的平台，事情到此为止，再也没有进展。两个世纪以后，拿破仑的兄弟负责在索朗特建一个纪念碑；约瑟夫马上将塔索的摇篮和《熙德》的墓作了交换。

最后，今天为了纪念曾经贫困且像希腊的荷马一样流浪的意大利的荷马，开始了一场大的殡葬装饰：工程完结了吗?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我在“线路”中同样谈到过的小教堂的小石块，它胜过大理石的坟头：“在一个冷清的教堂里，我寻找(一八○六年在威尼斯)，最后一位画家蒂蒂昂的坟墓，我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它：在罗马(一八○三年)对于勒塔斯的坟墓也是同样的情况。毕竟，不幸的宗教诗人的骨灰在这处隐修所安放得并不算很糟。《耶路撒冷》的歌唱者似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墓穴避难，似乎是为了逃避人们的迫害；他的名声响彻世界，而他自己默默无闻地憩息在圣奥诺弗里奥的一颗橙树①下。

①我有理由说是橙树：这是圣奥诺弗里奥中庭的一株橙树(一八四○年，在巴黎注)。

负责悼念工程的意大利委员会请我在法国寻找诗人纪念碑的每个忠实的捐赠者，并将诗人的宽容分发给他们。到了一八三○年七月，我的财产和声望开始对勒塔斯的骨灰起作用。这些骨灰好像具备一种美德，它抛弃一切富裕，拒绝所有的光辉，回避任何荣誉；对于小人物必须要有大的坟墓，而对于伟大的人，只须小的坟墓。

上帝嘲笑我所有的想法，他催促我和一些元老院的元老来到雅尼居拉，用另一种方式将我带回到勒塔斯的身边。在这里我能更好地评价诗人，他的三个女儿生在菲拉勒：阿尔米德，埃尔米妮和科洛兰德。

勒埃斯特的房子今天怎么了?谁在思念奥比佐、尼古拉、埃居尔一家人?在这些宫殿里还剩下谁的名字?莱奥诺拉的名字。人们在菲拉勒寻找什么?阿尔方斯的住所?不，勒塔斯的监狱。人们列队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去哪里?去迫害者的坟墓?不，去被迫害者的牢房。

勒塔斯在这些地方获得了一个更值得纪念的胜利：他让人忘记阿里奥斯多；让外国人离开缪斯庙中《罗兰》作者的骸骨，跑来寻找在圣—安娜的《雷诺》的诗人的住所。这个严肃的人适合坟墓：人们为了哭泣的人而抛弃了欢笑的人。一生中幸福能有所值；死后便失去了它的价值：在未来的眼中，只有痛苦的生存才是美好的。对于这些明智的殉道者，世上的无情的牺牲晶，不幸被算成是光荣的增长；他们和他们的不朽的痛苦一起长眠墓穴，如同国王和他们的王冠一样，我们其他不幸的庸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的苦难在未来成为我们生活的装饰。在结束生命旅程抛去所有东西之后，我的坟墓将不是一个庙堂，而是一个清新的地方，我没有勒塔斯的命运；我将辜负温柔与和谐的友好预言：

勒塔斯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

一天，病痛让他难以忍受，

他坐在茂盛的月桂树下，

谁在维吉尔的坟墓上

永远伸展它绿色的枝桠，等。①

①这是夏多布里昂引用的拉封丹的诗的第一段。

我曾迫切地向这位缪斯的儿子表示我的敬意，得到他的兄弟们很好的安慰：富有的大使我已同意在罗马建立他的陵墓；流放后贫困的朝拜者，我跪倒在菲拉勒他的监狱前。我知道人们对于地点的确切性提出了相当有根据的怀疑；但是，如同所有真正的信仰者，我蔑视历史；这个地下室，不管人们说什么，是因爱而疯的人住过整整七年的地方；人们必须经过这些游廊；人们到达这座监狱，在那里，日子通过气窗的铁条在溜走，在那里，使您的头感到冰凉的倾斜的拱顶，在使您的脚瘫痪的潮湿的地面上滴着掺硝的水。

监狱外的墙上，紧绕着窗户周围，我们读着上帝崇拜者的名字：芒农的雕像，在晨曦的沐浴下有一种令人颤动的协调，其上盖着一些非凡的见证人的声明。我没有将我的还愿物用炭涂黑；我躲在人群中，我的内心在暗中祈祷，因其本身的谦逊，应该更让上帝欢心。

今天围绕着勒塔斯的监狱的那些房子属于一个对所有残疾人开放的医院；人们将其置于圣人的保护之下：Sainto Torquato sacrum①。离被称颂的住所不远，是一个破败的院子；在院子中间，看门人种植了一个围绕着锦葵篱笆的花坛；浅绿色的栅栏挂满了颀大和美丽的花朵。我采摘了一朵国王门槛一样颜色的玫瑰，在我看来它似乎是在髑髅地的脚下成长。这个天才是一个基督，默默无闻，被虐待，被笞杖，戴着荆棘的皇冠，为人们并且被人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将光明留给人们，并重新复活而受到大家崇敬。

①献给圣·托尔夸多(saint Torquato)。

一八三三年九月十八日

菲拉勒

贝里公爵夫人的到来

十八号早晨出门，回到“三王冠”，我发现街上到处是人；邻居们在窗口张着大嘴观看。一队百人的奥地利士兵及教皇侍卫占据着旅馆。守卫军官团，市里的行政官员，将军们，代理行省总督在等着夫人。一封法国的军函已通知了她的到来。楼梯和大厅装饰着花。决不像隆重迎接一个被流放者。

马车出现了，这时敲起鼓，奏响了军乐，士兵们举枪致敬。夫人，在拥挤的人群中，好不容易才从停在旅馆门前的马车上下来：我跑过去；她在人群中认出了我。穿过官方人士和扑向她的乞丐，她向我伸出手说：“‘我儿子是您的国王’：那么帮我过去。”我没发现她有太多的改变，尽管瘦了些；她有某些被唤醒的小女孩的神情。

我走在她前面；她将手臂伸给吕切西先生；波得那斯夫人跟着她。在武器的撞击声中，在铜管乐声中，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我们登上楼梯走进旁边站着两排士兵的房间。人们把我当作王室总管，人们和我搭话以便被引见给亨利五世的母亲。在人们的思想中，我的名字是和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必须知道，从巴勒莫至菲拉勒，夫人受到了同等的崇敬，尽管有路易·菲力普特使的通知。德·布罗格利先生有勇气向教皇要求送回被放逐者，贝尔内蒂红衣主教回答：“罗马总是逝去的荣誉的避难所，如果最近波拿巴家族在信徒的教皇附近找到一个避难所，那么更有理由给于虔诚基督的国王家族的款待。”

我不大相信这份公函，但我深深被一种反差所打动：在法国，政府对它害怕的女人滥施凌辱；在意大利，人们只记得贝里公爵夫人的名字，勇气和不幸。

我被迫接受临时充当房间内第一宫内侍从的角色。王妃特别的滑稽：她穿着一条浅灰裙子，紧身的；在她头上，一顶小的无边软帽，是一种寡妇或不发愿的小修女或是忏悔的喜剧演员戴的那一种。她到处走动，像个冒失鬼；她不经心地跑着，好奇中透出一种自信的神态，如同她在旺代森林中匆忙地奔走。她不看也不认任何人；我被迫不礼貌地拉住她的裙子，或挡住她的去路对她说：“夫人，那穿白制服的军官是奥地利少校；夫人，穿蓝衣的军官是教皇卫队的少校；夫人，穿黑袍的高大年轻的神甫是代理总督。”她停下来，用意大利语或法语说几句话，不太准确，但敏捷、直率、优雅，对他们的不满，她并不见怪：这是一种不同于任何熟悉的风度。我几乎觉得我妨碍了她，但是我对于火焰和监狱的短暂的瞬间所产生的影响没有感到任何担忧。

突然有了一种喜剧性的混淆。我必须保留着所有的谦逊说一件事：我生命的空虚的声音随着这种生命现实的寂静的增加而增长。今天，无论是在法国或在外国，我到一个旅馆下榻而不被立刻包围是根本不可能的。对于古老的意大利，我是宗教的捍卫者；对于年轻的意大利我是自由的捍卫者；对于当局，我很荣幸地在维罗纳和罗马成为前法国大使阁下。一些夫人，大概都是罕见的美丽，已将天使和阿基朗·雷·卢瓦尔的语言借给了佛罗里达女人阿达拉和莫尔·阿邦—阿梅。我这时看到一些学生、一些带着教士宽圆帽的神甫和一些女人来了，我感谢他们的这些表示和思想；然后是一些乞丐，他们被喂养得太好，以至于不相信一个以前的大使也和他们的老爷们一样是行乞者。

可是我的崇拜者与被贝里公爵夫人吸引的人群一道跑来“三王冠”旅馆：他们将我挤到窗户一角并开始对我大讲他们将献给玛丽——卡罗琳娜的献辞。在理智混乱的情况下，这两拨人有时弄错了他们各自的保护主：我被称作殿下，而夫人对我说竟然有人就《基督教真谛》对她大加赞扬：我们交换着我们的声誉。王妃为写了一部四卷的著作而格外高兴，我则为被当作国王的女儿而神采飞扬。

突然，王妃消失了：她和吕切西伯爵一起步行去看勒塔斯的住宅；她对监狱很熟悉。被放逐的孤儿、圣·路易的继承者的母亲玛丽‘卡罗利娜从布莱的城堡出来，在法国勒内城只是为了寻找一个诗人的牢房，这在人类命运和荣誉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布拉格的大师们应该是一百次经过菲拉勒，他们的头脑中却从未闪过这样的念头；但是贝里夫人是那不勒斯女人，她是勒塔斯的同胞，勒塔斯说过：“我向往那不勒斯，就如同安息的灵魂向往天堂一样。”

我遭到反对并且失宠；在城堡秘密地作出精心的安排，这是存在于心灵深处的快乐和秘密：一天贝里公爵夫人在她的住所的窗栏杆上看到一块描绘耶路撒冷诗人的木刻：“我希望，”她说，“我们很快将看到夏多布里昂也像这样。”幸运的话语，不必再计较一时的酒后失言。在为她受过牢狱之苦之后，我却要在勒塔斯的牢房里和夫人再会合。在许下心愿之后的不幸时刻，她请教于我，这是尊贵的王妃多么崇高的感情，这是她赋予我多么大的尊重啊!她的信任却没有那样错估我的品格。

菲拉勒，一八三三年九月十八日

勒贝丝许小姐—吕切西·巴里伯爵—讨论—晚餐—狱卒比若—德圣·布里埃斯特夫人，德圣·布里埃斯特先生—波得那斯夫人—我们的群体—我拒绝去布拉格—一句话使我让步。

德·圣·布里埃斯特先生，德·圣·布里埃斯特夫人和阿·沙拉先生来了。后者曾是皇家卫队的军官，在我的出版生意中，他取代了同一卫队中的德雷上士。夫人到达两小时后，我曾看见勒贝丝许小姐，我的同胞；她急着对我说人们对我所寄予的厚望。勒贝丝许小姐出现在“卡尔洛·阿尔贝托”案件①中。

①对贝里公爵夫人的支持者提起的诉讼，一八三二年四月，这些支持者乘汽轮卡尔多·阿尔贝托号列达拉西奥塔。

从她富有诗意的参观回来，贝里公爵夫人召见我：她和吕切西·巴里伯爵和波德娜斯夫人一起等我。

吕切西·巴里伯爵身材高大，棕色头发：夫人说女人们称他为唐克雷德。他对王妃，他的妻子的态度恰到好处；不卑不亢，将丈夫的权威和臣民的顺从令人尊敬地结合起来。

夫人马上和我谈起正事；她感谢我应邀前来；她对我说她将去布拉格，不仅仅是为了和家人团聚，而且也是为了得到她儿子的成年证书：然后她告诉我她要带我和她一同前往。

我未曾料到她会这么说，这使我感到难堪；重返布拉格!我提出了出现在脑海中的异议。

如果我和夫人一起去布拉格，如果她得到她想要的，胜利的荣幸将不会完全属于亨利五世的母亲，而且将是一件坏事；如果查理十世坚持拒绝给予成年证书，我如在场(似乎我坚信他将如此行事)，我将失去我的信誉。因此在我看，还是在夫人谈判不成的情况下，把我作为备用更好一些。

殿下列举了以下理由：她坚持认为如果我不陪同她，她在布拉格将无任何力量；我会让她的祖父母感到害怕，她答应把胜利的光荣让给我，并把她的儿子登基与我的名字联系起来。

圣—布里埃斯特夫妇加入到这个讨论中，并且坚持王妃的意见。我固执己见予以拒绝。吃晚饭时间到了。

夫人非常愉快。她和我讲述在布莱她和比若将军极为有趣的争吵。比若在政治上攻击她并且生气了；夫人比他火气更大：他们像两只鹰在喊叫，她把他从房里赶了出来。夫人殿下没有说某些细节，如果我和她呆在一起，她也许会让我知道。她并没有放过比若，她处处嘲弄他：“您知道，”她对我说，“我已问过您四次了吗?比若叫人把我的要求转达给达尔古。达尔古回答比若说他是一个蠢货，他应该首先根据外表拒绝接受您：他很有‘鉴赏力’，这个达尔古先生。”夫人用她的意大利口音在这几个字上故意作了强调。

当我拒绝的消息传开后，它使得我们忠实的朋友担心起来。勒贝丝许小姐晚饭后来到我房间斥责我；德·圣—布里埃特先生，一个风趣而非常理智的人，他先派萨拉先生，然后，换上他自己出马也来催促我：“我们已让拉费罗内依先生去赫拉德钦，他去打前站，德蒙贝尔先生已经到了；他负责去罗马解除放在聚尔拉红衣主教手中的按规定格式订立的婚约。”

德·圣·布里埃斯特先生继续说：“设想查理十世拒绝给予成年证书，夫人如能得到他儿子的声明不也很好吗?这会是一份什么样的声明呢?”“很简短的声明，”我回答说，“在其中亨利会抗议菲利普的篡权。”

德·圣·布里埃斯特先生将我的话带给夫人。我的拒绝依然让王妃身边的人操心。德·圣·布里埃斯特夫人，以她那崇高的感情，表示遗憾时显得最为激动。波德娜斯夫人，一点也未曾失去她恬静的微笑时露出她美丽的牙齿的习惯：她的平静在我们的激动中显得更突出。

我们很像是一群流浪的法国喜剧演员，经本市行政官员先生们的准许，在菲拉勒上演一场《逃亡的王妃》或者《被迫害的母亲》。剧院右边是塔索的监狱，左边是阿里奥斯多的房子；底部是莱奥诺拉和阿尔方斯曾举行晚会的城堡。这是没有王国的王室，这是隐藏在两辆流浪马车中的一个宫廷的激动不安，晚上王室便将“三王冠”旅馆当作皇宫；这些国务委员会设置在旅馆一间房子里，所有这一切让我的命运的舞台呈现形形色色的变化。我在后台取下我的尖顶骑士头盔并且重新戴上我的草帽；我和在我的衣帽架中滚动的法律上的君主体制一起旅行，而事实上的君主体制在杜伊勒利宫展览着它的廉价饰物。伏尔泰叫所有的王室来威尼斯和阿施梅三世一道共度狂欢节：俄罗斯皇帝伊万，英国国王查理·爱德华，波拉克勒的两个国王，科西嘉国王泰奥多尔及四位尊贵的殿下。“陛下，您的椅子在帕多瓦，小船已准备好——陛下，您随时都可以启程。——毫无疑问，陛下，人们再也不愿信任您，也不信任我，今晚上我们可以说是被关进监牢里了。”

对于我，我会像《天真汉》那样说：“先生们，为什么你们都是国王?我向你们保证，我和马丁都不是①。”

①引自《天真汉》第25章。

已是晚上十一点；我希望已获得胜利并得到夫人的“通行证”。我远没曾料到!夫人不会这么快就放弃她的想法；她从未问过我关于法国的事情，因为她担心我会反对她的计划，这是她迫在眉睫的事情。德·圣一布里埃斯特先生走进我的房间，他带来了殿下建议写给查理十世的信的底稿。“怎么，”我喊道，“夫人仍坚持她的决定吗?她想要我带这份信?但事实上我甚至不可能穿越德国；我的护照只能用于瑞士和意大利。”

“——您陪我们一直到奥地利边境，”德·圣·布里埃斯特先生又说，“夫人让您坐在她的马车里；穿过边境，您回到您的马车并且您在我们之前三十六小时到达布拉格。”

我跑到王妃那里；我重提我的恳求；亨利五世的母亲对我说：“别抛下我。”这句话结束了这场争执；我让步了；夫人显得非常高兴。可怜的女人!她有过如此多的泪水!我怎么能够抵抗勇气、厄运、丧失的威严，将它们藏起来置于我的“保护”之下呢?另一个王妃，太子妃，她也曾感谢过我无用的效劳：卡尔斯巴德和菲拉勒是两个不同太阳的流放地，在这些地方我采集到了我生命中最崇高的荣誉。

夫人十九日一大早便动身前往帕多瓦，她约我在那里见面；她还得在卡塔佐德莫德勒公爵家停留。在菲拉勒我有很多东西要看，一些宫殿、图画和手迹，对塔索的监狱，我应该感到满足。我在殿下之后几小时上了路，于晚上到达帕多瓦。我派亚森特去威尼斯寻找我的德国学生式的小行李，我则忧伤地睡在“金星旅馆”，而“金星”从未属于过我。

一八三三年九月二十日

帕多瓦

帕多瓦——坟墓——藏兹的手迹

九月二十日星期五，我抽出上午的一部分时间给我的朋友们写信，告诉他们我行程的改变。夫人的随行人员陆续到达。

无所事事，我便和一名导游一起外出，我们参观了帕多瓦的圣一朱斯蒂娜和圣一安托尼两座教堂。第一座教堂，是热罗姆·德·布雷西阿的作品，非常庄严：从正厅的底部，人们看不到一个开得很高的窗户，以至于教堂的明亮是通过哪里采光都不知道。这座教堂有几幅保罗·韦罗内兹，利伯里，帕尔马等的好画。

帕多瓦的圣一安托尼教堂是一座希腊的哥特式建筑，是威尼斯地区的老教堂的那一种独特的风格。圣一安托尼小教堂源自雅克·桑索维纳和他的儿子弗朗索瓦：人们首先发现了它；装饰和形式是圣一马克钟楼的“洛热塔”风格。

一个身着绿裙，戴着盖有头巾的草帽的女签名者在圣人教堂前祈祷，一个身着号衣的仆人在她后面同样祈祷着：我猜想她在为减轻某种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而许愿；我没有弄错；在街上我又看到了她：四十来岁的女人，苍白、瘦削，步履艰难并且神情痛苦，我猜测她是为了爱情或因为瘫痪的缘故。她带着希望走出教堂：在她向上天作虔诚祷告的这段时间里，她没有忘记她的痛苦，她没有真正地治愈吗?

帕多瓦陵墓甚多；邦博的墓很著名。在隐修院我们看到了年轻的奥尔伯桑的墓，他死于一五九五年。

“我是高卢人，我死在帕多瓦，这是我父母唯一的希望。”

奥尔伯桑的法文碑文以一位大诗人所作的诗句结尾：

“因为他不是不带来黑夜的美好的白昼。”

查理一金帕坦①埋葬在大教堂：他奇特的爸爸未能拯救他，他爸爸曾“治疗过一个七岁的年幼绅士，他被放血十三次并在两个星期后治愈了，真是一个奇迹。”

①金帕坦的儿子。他被迫以帕多瓦流亡，一六九三年他死于此。

古代人擅长撰写丧葬铭文：碑文写道：“这里长眠着埃皮克泰尔，像伊吕斯②一样被奴役，被仿效和贫穷，但却是神的宠儿。”

②《奥德赛》十八章中的乞丐。

卡蒙恩，在现代人中间，谱写了最优秀的碑文，这便是葡萄牙让三世的碑文：“谁住在这个大墓中?这个实心徽章的卓越的纹章所指的人是怎样的?什么也没有：因为所有的事情发生在这里……但愿在这个时刻大地对于他来说，也如同从前在莫尔时一样的轻松。

我的帕多瓦导游很健谈，与在威尼斯时的安托尼大不相同，他给我讲了所有关于这个大暴君安琪罗的事情：沿着街道，他给我讲每一个商店和每一个咖啡馆；在桑多，他固执地想给我看阿德里亚娜的说教者的保存完好的语录。这些讲道的传统不会是来自一些中世纪的渔民(比如古代希腊人)为了引诱鱼而对它们所唱的歌吗?我们还剩下几首这些古英语的远洋叙事诗。

德迪特·里弗①，没有一点消息；他如果活着，我会很情愿，像加德居民一样，特意到罗马旅行去看他，我会像帕诺尼达，情愿卖掉我的田产以买回《罗马历史》的几个片段，或是像亨利四世，答应用一个省换取一回章节。

①出生且死于帕多瓦。

苏术尔的服饰用品杂货商不在那儿，他把枫特伍偌修道院的药剂师作废纸卖给他的德迪特·里弗的手迹，简单地用来覆盖球拍。②

②这个小故事见于查伯莱一六六八年的一封信中。

当我回到“金星”旅馆，亚森特已从威尼斯回来，我曾要他打藏兹家过并为不辞而别③向她致歉。他发觉母亲和女儿很生气；她刚读过《我的监狱》。母亲说西尔维约是一个坏蛋，他胆敢写道：当吕易佩里科登上一张桌子时，布罗诺①拖住了他的一条腿。女儿叫道：“佩里科是一个诽谤者；更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给他提供这些帮助之后，他却来毁坏我的名誉。”她威胁将扣押书并向法庭起诉作者，她开始反驳这本书：藏兹不仅是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个文学家。

③夏多布里昂在威尼斯藏兹母亲家见过藏兹。但迫于去弗拉尔，使得他未能重见她并未能履约给她一册《我的监狱》；她未曾看过这部作品，不知道佩里科在其中谈及她。夏布里昂让亚森特从帕多瓦给她带书去。

①监狱看守，藏兹的父亲。

亚森特请她给我未完成的辩驳，她犹豫了，而后将手稿给了他：她因工作变得苍白和疲倦。年迈的女监狱看守总是想要卖掉她女儿的绣品和镶嵌图案的作品。如果有一天我回到威尼斯，我将对布罗诺夫人履行我对于耶路撒冷山脉阿拉伯头领阿布哥期未实现的诺言，我曾答应他一筐达米特米，但我从未给他寄过。

这便是藏兹的评述：

“威尼斯女人惊讶于有人有勇气在一部成形且充满亵渎宗教的谬误的小说中描写了两个场景未攻击她。她非常怨恨作者，他可能是为了任意显示其才华而充当了另一个人，而不是把一个深为大众尊重、爱戴和熟识的有良好教育和宗教精神的诚实的年轻姑娘当作玩偶。

西尔维约怎么能说在我十二岁时(这是他说的认识我时的年龄)；他怎么能说我每天都去他的住所拜访他?我发誓我只去过那里很少的次数，而且总是由我父亲、母亲或是兄弟陪同；他怎么能说我向他吐露了爱情?我一直在学校，才刚刚懂事，既不懂得爱情，也不懂得世事；我仅仅履行宗教职责，尽一个顺从女孩的责任，一直忙于我的学习和我仅有的乐趣。

我发誓我从未给他(佩里科)讲过爱情或任何别的东西；但是如果有时我看到他，我用一种同情的眼神望着他，因为对于每一个与我相似的人，我的心都充满了同情。因此我恨我父亲意外呆的这个地方：他好歹曾在另一个地方干过；但成为一个勇敢的士兵之后，他为共和国，后来是为他的君主很好地效力，在这个岗位上，他违背了他的意愿及他家庭的意愿。

说我曾牵过上述的西尔维约的手，这是非常错误的，我甚至也没有牵过我父亲和兄弟的手；尽管我年轻并没有经验，但首先是因为了明了我的职责，我受过足够的教育。

他怎么能说我拥抱过他，我甚至没有和我的一个兄弟这么做过：这便是印在我心中的顾虑以及在我父亲一直坚持呆在的修道院中受到的教育。

的确，我曾比他(佩里科)更出名而他却不能，我每天在我兄弟的陪伴下呆在和他相邻的一间房中(这间房是我上述兄弟睡觉和学习的地方)；然而，既然容许我与他们呆在一起，怎么可以说我和他高谈阔论我家里的事，说为了减轻心里的压力谈我母亲的严厉及我父亲的善良?远没有抱怨我母亲的任何理由，她一直为我所爱。

怎么可以说因为我给他端了杯咖啡，他因而冲我喊叫?我不知道谁能说他有胆量冲着一个已被他们仅有的善良所尊重的人叫喊。

我感到万分惊讶，对于一个风趣而有才华的人敢于不公正地吹嘘这样的事情来攻击一个年轻诚实的姑娘，这可能会让她失去所有老师对她的重视还有一个可敬的丈夫对她的爱以及在家庭中与女儿相处的和平和宁静。

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在一本发行的书中以这种方式揭露我并肆意时时刻刻点我的名而对作者过分地攻击。

然而他注意到写了特雷门雷罗的名字而没有写芒得里卡多的名字，后者给他很好地传递过消息，前者我肯定能让他了解他，因为我知道他是多么的不忠实和自私。为了吃喝，他可以牺牲所有的人，对于所有因不幸到他这儿来的穷人及不能如他愿养肥他的人都不讲信义。他对待这些不幸的人如同畜牲；但当我看到他，我对他加以指责并将他讲给我父亲听，我的心不能容忍如此对待与我相似的人。他(芒得里卡多)只是对那些给他吃喝和喂食他的人才好；上天原谅他，但他会给与他相似的人讲他的不适当的行为以及因为我劝诫他而引起的他对我的仇恨。对于这样一个坏人，西尔维约非常棘手，而对于不值得曝光的我，他没有最基本的尊重。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应寻求真正的法律解决；我不听，不论好坏，我都不想在公众中出名。

在非常爱我的丈夫的怀中我感到幸福，他得到了真正和勇敢的回报。他不仅知道我的行为，也理解我的感情。因为一个人为了其充满谬误、糟糕透顶的作品的利益而对我加以利用，我应该……

西尔维约将原谅我的狂怒，但他应想得到，我会清楚地了解他的针对于我的所作所为。

这便是我家所作的全部的回报，用这种跌倒到同样不幸的每一个女人都值得的人道主义对待他(佩里科)，而没有根据性质来对待他。

而我还是发誓所有关于我的说法都是错的，也许西尔维约不熟悉情况，但他也不能出于创作小说的动机而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还想多说一点，但我家庭事务繁忙不允许我浪费更多的时间。我仅仅只想感谢署名西尔维约的作品，感谢他使我无辜的心灵感到持续的不安，也许是永恒的不幸。”

这段文字的翻译远不能还原原文中的女性激情，异国的优雅及文中充满活力的朴实；藏兹使用的语言散发出一种不能转移致另一种语言中的大地的芳香。带有不得当、模糊、未完的语句的答辩词，如同一群阿尔巴人隐约的手脚，带有不完善的或是威尼斯式拼写的手稿，是希腊妇女的一座丰碑，但却是得莎莉①的主教们歌唱着得阿让娜和查理克勒的爱情的那些妇女。我喜欢这个小女监狱看守的两页文字胜于伟大的依索特②的所有的对话，她为夏娃辩护反对亚当，就如同藏兹为自己辩护反对佩里科。我以前的普罗旺斯的美丽的女同胞更在用这些过渡代的民族语召唤着威尼斯女孩，在她们身上被征服者的语言还未完全消亡而征服者的语言还未完全形成。

①影射埃里欧多尔。

②维罗纳(十五世纪)女学者。

佩里科和藏兹谁有理?③他们争论什么?一个简单的秘密，一个值得怀疑的拥抱，实际上，这个拥抱可能不是针对接受的人。活泼的新娘不愿承认这个被囚犯代表的优雅的男子，她对此否认并予以证明。上诉人④讼状中藏兹与人们在被告的反驳中看到的如此相似：同样的宗教和人道感情，同样的保留，同样神秘的声调，同样的从容、柔软而脆弱。

③一八二一年，藏兹去拜访监狱中的佩里科。十二年过去了，今天她已二十六或二十七岁，她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已死亡，她怀了第四个孩子，她死于一八三六年，时年三十左右。

④指佩里科。

当藏兹带着充满激情的天真承认她未敢拥抱过她的亲兄弟时，她充满了力量，比佩里科更有理。当她将偶然成为一个监狱看守的布罗诺改变成一个共和国的老战士时，她的忠诚的同情特别令人感动。

在这个说明中藏兹令人赞赏：佩里科隐藏了一个邪恶的人的名字，但他却不怕泄露一个同情囚犯痛苦的无辜的女人的名字。

藏兹一点也未被在一部不道德的作品中成为一个不道德的人的想法迷惑；这种想法甚至没有进入她的思想；她只是为一个男人的不得体感到震惊；这个人，相信触犯了她，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而牺牲一个女人的名誉，而不担心她的痛苦，原因是他只想着写小说以利于自己出名。一种明显的恐惧支配着藏兹：一个囚犯的揭发不会引起一个丈夫的嫉妒吗?

结束答辩词的章节是感人及雄辩的：

“我感谢署名西尔维约的作品，感谢他使我无辜的心感到持续的担忧或许是永恒的不幸。”

在这一只疲倦的手写出的最后几行字上，我们看到了几滴泪痕。

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我什么都不想失去。我因此坚持《我的监狱》中的藏兹是诗歌的藏兹，答辩词中的藏兹是历史的藏兹。我擦去我相信在共和国老战士的女儿身上看到的严重的小错误①；我错了：西尔维约监狱的小天使如同灯心草的茎干，如同棕榈树的直立茎干②。我向他声明，在我的回忆录中，没有一个人物像她那样让我喜欢，包括我的女精灵。在佩里科和藏兹本人之间，借助于我保管的手稿，如果威尼斯女人不能流传后世，那将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是的，藏兹，当诗人梦见他的诗的声音时，您位于围绕着他诞生的女人们的影子中。这些柔和的影子，失去和谐和幻想消逝的孤女们，仍存活在天地之间，同住在她们的两个祖国。“如果您身处天堂，美丽的天堂可能就不会那么完美。”一位行吟诗人对他的死去的情人如是说。

①在和藏兹谈话之后，夏多布里昂对她作了一番描述，没有出版：“比她母亲更矮的一个女人，……有一点畸形……裸露着肩膀，非常美丽。”

②终端为一簇树叶的木质茎。

一八三三年九月二十日

帕多瓦

意外的消息——王国总督伦巴尔·威尼蒂昂

历史又来扼杀小说。当我在“金星”刚读完藏兹的辩词时，德·圣·布里斯特先生走进我的房间说：“这儿有一条消息。”王室殿下的一封信告知我们王国总督伦巴尔·威尼蒂昂已来到卡塔若，他已通知王妃不能再让她继续旅行。夫人希望我立即动身。

就在此时，总督的一名副官敲响了我的房门并问我是否可以接待他的将军。作为答复，我去了他的房间，他和我一样下榻在“金星”。

这是一位极好的总督。

“您设想，子爵先生，”他对我说，“我们阻止贝里公爵夫人的命令是八月二十八日发出的：殿下让人对我说她有一些后期护照和我的皇帝的一封信。就是在这个九月的十七号，我半夜接见了一位信使，是十五日从维也纳来的一份急件，吩咐我执行八月二十八日的第一种命令，不让贝里公爵夫人经过乌迪纳或的里雅斯特。瞧，尊贵而杰出的子爵，这对于我是多么巨大的痛苦!如果她不遵从国王的意愿，我就得逮捕一个我尊敬仰慕的一位王妃。因为夫人没有好好地接待我，她对我说她要做那些让她高兴的事情。亲爱的子爵，您是否能让殿下在等待朝廷命令期间呆在威尼斯或的里雅斯特?我将签署您去布拉格的护照，您可免去一切阻碍马上到达那里，您可以解决这件事情；因为皇帝肯定只能对这些要求让步。我请您帮我这个忙。”

我被这位高尚的军人的纯朴深深打动。在临近九月十五日我从巴黎出发的日子的时候，本月三日，我有过一个想法：我和夫人的会见以及亨利四世成年的巧合准能让菲利普政感到害怕。由圣奥莱尔伯爵先生的公函传递的布罗格利公爵先生的一份急件或许已经决定让维也纳的司法部更改八月二十八日的禁令。可能是我推测不准，也可能事实是我推测的还未发生；但是两位绅士，两位法国路易十八的廷臣，两位背誓者毕竟很好地充当了反对一个女人，他们的合法国王的母亲的仁慈政治的工具。如果今天的法国越来越证实她有一些以前宫廷的人的高论，一定感到惊奇吧?

我避免表明自己更深层的想法。这种为难改变了我关于布拉格之旅的安排；我现在也希望为了我的主人的利益独自去旅行，希望当路途顺利时人们反对我和她一同前往。我掩饰我真实的感情，想和总督谈谈给我护照的诚意，我增加了他实在的担忧；我答道：

“总督先生，您给我出了道难题。您了解贝里公爵夫人；这不是一个人们可以任意支配的女人；如果她作出了决定，什么都不能让她改变。谁知道呢?也许她适合被奥地利皇帝，她的舅舅逮捕，如同被路易·菲利普，她的叔叔投入监牢!合法国王和非法国王行为彼此相似；路易·菲利普将废黜亨利四世的儿子，弗朗索瓦二世将阻止母亲和儿子的重聚；梅泰里奇王子先生将把比比若将军先生提升到他的位子，这实在太妙了。”

总督不能自制：“咽!子爵，您说得有理，这种宣传到处都是!这个年轻人不再听我们的：不只是在威尼斯国，在伦巴第和皮埃蒙特也是一样。”“还有罗马!”我喊道，“还有那不勒斯!还有西西里!还有莱茵河畔!还有全世界!”“啊!啊!啊!”总督叫道，“我们不能这样呆着：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总是手持利剑，却没有战斗。法国和英国给我们人民作出了榜样!继烧炭党人之后，现在是一个年轻的意大利，年轻的意大利!谁曾听说过这些?”

“先生，”我说，“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使夫人确定给您几天时间；劳驾给我一本护照：这种俯就才能阻止殿下继续她的第一场革命。”

“您放心，”总督对我说，“我负责让夫人在到达的里雅斯特时经过威尼斯；如果她在路上稍作拖延，她将正好在到达最后这座城市里得到你们想要的命令，这样我们便得救了。帕多瓦的使节将给你们去布拉格的签证，作为交换你们留下一封信，声明殿下的决定并且不会超出的里雅斯特。什么世道!什么世道!尊贵的子爵，我庆幸自己老了，可以看不到那些将发生的事情。”

我一面强调护照，一面暗暗自责或许有点欺骗了这位非常正直的总督，因为他让我去波希米亚，比对贝里公爵夫人让步更感负罪。我所害怕的是意大利警局里精明的密探会妨碍签证。当帕多瓦的使节来我这儿时，我发现他一副秘书的外表，举止彬彬有礼，一种省长的表情如同一个为法国政府豢养的人。这种官僚能力使我发抖。当他向我保证他曾是罗讷河口省联盟军的专员时，我马上又恢复了希望：我用引出其自身热心的办法来攻击我的敌人，我声称我们注意到驻扎在普罗旺斯的军队纪律严明。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是代表大加赞赏地回答我并草率打发完我的事情：我宁愿没有得到我的签证，也不愿再为此操心。

一八三三年九月二十日

帕多瓦

夫人给查理十世和亨利五世的信——德·蒙贝尔先生——我给总督的便条——我动身前往布拉格

贝里公爵夫人晚9点从卡塔若回来：她显得很活跃；至于我，我越是平和，越是希望人们接受这场战斗，人们攻击我们，我们不得不自卫。我半笑着向殿下建议假装将亨利五世带往布拉格，由我们两人将他“拐走”。问题是要知道把我们的“贼赃”放在哪里。意大利不适合，因为君主们很懦弱；伟大的专制君主制有一千个理由应该被摒弃。剩下荷兰和英国：我更希望前者，因为在那里人们通过立宪政府找到了一个精明的国王。

我们推迟了这些极端的决定；我们更应停下来，这事的重担落在我身上。我将带着夫人的信孤身出发，我会要回成年的声明书，根据祖父母的答复，我将给在的里雅斯特等着我的急件的殿下寄去一份信。夫人在给老国王的信中附上了一张给亨利的便条，我只能视其情况将其交给年轻的王子。便条上的地址仅是对布拉格隐蔽意图的抗议。以下便是那封信和那张便条：

菲拉勒，一八三三年九月十九日

我亲爱的父亲，在对于亨利的未来具有同样决定性的时刻，请允许我以所有对您的信赖向您求助。我不相信对于一个如此重要人物我自己的启示，相反，我愿意在这严峻的形势下听从那些曾给予我最多关爱和忠诚的人们。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很自然地位于前列。

他让我坚信我已经知道的，那就是法国所有的保皇党人都把九月二十九日确认亨利的权利和成年的证书看作必不可少的。假使某位忠诚的先生此时在您身边，我将援引他的证词，我知道它会与我所说的相符。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将向国王陈述他关于这份证书的想法；他讲得有道理，依我看来，必须简单地证实亨利已成年而不是作一个声明：我想您赞成这种看法。最后，我亲爱的父亲，我相信他能引起您的注意并带回关于这个必须问题的决定。我越发操心这件事，我向您保证，在关系到我和我的亨利的利益的事情中，亨利的利益就是法国的利益，超出我的利益。我相信我已向他证明，我知道为了他我冒着种种危险，但我未曾在任何牺牲前退却过，他会发觉我永远一如既往。

德·蒙贝尔先生来时将您的信交给了我；我带着深深的感激读完了它，再见到您，再见到我的孩子，一直是我最大的奢望。德·蒙贝勒先生会写信给您，我已做了您要求的一切；我希望您对我的关切会感到满意，它让您感到愉快并向您证明了我的敬意和慈爱。现在我只有一个愿望，这便是九月二十九日能在布拉格，尽管我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但我希望我能到达。无论如何，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将走在我前面。我请求国王能善意接待他并听取他代替我向您讲的一切。亲爱的父亲，谨致问候。

又及：帕多瓦，九月二十日。——当有人向我传达不能继续我的旅行的命令时，我的信已写完：我的惊讶等同于我的痛苦。我不能相信类似的命令居然出自国王的内心；这些仅仅是我的敌人能口授的。法国会说什么呢?菲利普将多么的得意洋洋!我只能催促夏多布里昂子爵赶快启程并委托他告诉国王，在这个时候给他写信，对我来说是太沉重了。

信封上的地址：“致亨利五世陛下，我最亲爱的儿子，布拉格。”

帕多瓦一八三三年九月二十日

我正前往布拉格并来拥抱你，我亲爱的亨利，一个意外的障碍阻止了我的行程。

我派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代替我处理你和我的事情，请相信，我亲爱的朋友，他代我和你讲的事情，并致以我的慈爱。拥抱你和你姐姐，我是

你亲爱的母亲和朋友

卡罗利娜

德·蒙贝尔先生突然从罗马来到帕多瓦，出现在我们当中。帕多瓦的小朝廷对他不满，小朝廷将维也纳的命令归咎于德·布拉加先生。德·蒙贝尔先生，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尽管他怕我，但除了跟着我到处逃亡之外别无他法；见到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这位同僚，我明白了他是怎样写了雷兹塔德公爵的历史而没有觉察到，他赞扬过的公爵们，全部在布拉格六十古里外，波尔多公爵的流放地；如果他，德·蒙贝尔先生适合将圣路易的君主制和这个卑劣世界的君主制扔出窗外，这便是他未曾想到过的一个小小的意外。我对德·蒙贝尔伯爵很亲切；我与他谈到了罗马的竞技场。他回到维也纳为梅特里奇开始作出安排并充当德·布拉加先生的中间联系人。11点，我给总督写那份约定好的信：我考虑到夫人的尊严，没有将殿下扯进去，给她保留了所有自由行动的权力。

帕多瓦，一八三三年九月二十日

总督先生：

贝里公爵夫人殿下目前很愿意遵从您所传达的命令。到达的里雅斯特后，她计划去威尼斯；那里，根据我有幸给她提供的情况，她将做出最后的决定。

请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总督先生，

您的谦逊的仆人，

夏多布里昂

那位代表很高兴地读着信。夫人走出威尼斯的伦巴第，他和总督便都不再承担责任；在的里雅斯特，贝里公爵夫人的一举一动仅只关系到伊斯特里或佛里欧也当局，这便是看谁将摆脱厄运，在某种游戏中，人们争着将正在燃烧的小纸片传递给旁边的人。

10点钟，我向王妃告辞，她将她和她儿子的命运置于我的手中。她以她的方式让我成了一个法国的国王。在比利时的一个村庄，我得到过很多票选我登上被菲利普女婿占据的王位。①我对夫人说：“我服从殿下的意愿，但我害怕辜负您的期望。在布拉格我会一无所获。”她将我推到门口：“去吧，您能胜任一切。”

①一八三一年比利时寻找一个国王。很多人选已事先确定。

11点我登上马车：晚上下着雨。我好像回到了威尼斯，因为我正走在梅斯特尔大道；我更想再见到藏兹超过了查理十世。

一八三三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从帕多瓦到布拉格的日记

科内格里亚诺——《最后的阿邦斯拉吉》的翻译——乌迪纳——萨马洛夫伯爵夫人——德·拉费罗内先生——一位神甫——加林蒂——德拉瓦河——一个小农——打铁铺——在圣·米歇尔一个小山村午餐

天快亮时经过梅斯特尔，我因未能去河岸而难过：也许最高泻湖的一个远远的灯塔给我指出了古代世界一个最美丽的岛屿，就像克里斯托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第一个岛上的一束微光。就是在梅斯特尔，我一八○六年第一次旅行从威尼斯下船：时光在流逝。

我在科内格里亚诺吃中饭，在那里我受到一位夫人，《最后的阿邦斯拉吉》的译者的朋友们的赞扬，她大概像布朗加：“他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出来，穿着差不多与那些雕刻在我们古教堂纪念碑上的哥特王后一样：一条黑色的头巾搭在头上，她用左手托起像一条修女头巾一样在她的下巴下面交叉围绕的头巾，以至人们无法看到她的整张脸，只看到她的大眼睛和玫瑰色的嘴唇。”我给我的西班牙幻想的译者还了债，我在此重新描绘了她的肖像。

我重上马车，一位神甫跟我高谈阔论起《基督教真谛》。我穿过了胜利剧院，这些胜利导致波拿巴侵犯我们的自由。

乌迪纳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在那里我发现了总督宫殿里一个仿造的柱廊。我在旅馆吃晚饭，刚被萨马洛夫伯爵夫人占用过的房间零乱不堪。这位巴格拉雄王妃的侄女，另一个由于岁月而造成的损害①她还是像一八二九年在罗马我的音乐会上唱歌唱得特别好时那样美丽吗?是什么风又将这朵花吹到了我的脚下?什么风吹动这朵云?北方的女儿，你享受着生活，你要抓紧，使你陶醉的悦耳的声音已经停止，你的日子没有极地白天那样久远。

①拉封丹的回忆。

旅馆的本子上写着我高贵的朋友的名字，德·拉费罗内伯爵，他从布拉格回到那不勒斯去，就如同于我从帕多瓦去布拉格。拉费罗内伯爵，是我双重名义的同乡，因为他是布列塔尼人又是马洛人，他的政治生涯与我的交织在一起：当我在巴黎作外长的时候，他在彼得堡任大使；他接替了我的位置而我成了他领导下的大使。被派到罗马后，我向波利尼亚克内阁递交了我的辞呈，而拉费罗内接替了我的大使职务。德·布拉加先生的姐夫跟那些富人一样的可怜：七月革命时，他放弃了贵族爵位和外交生涯：每个人都敬重他，没有人恨他，因为他性格纯朴性情淡泊。在布拉格的最后一次谈判中，他被走向他的最后五年祭的查理十世愚弄了。老人们喜欢故弄玄虚，却什么也表现不出。除了我的老国王，我希望人们埋葬所有那些不再年轻的人，第一个就是我以及我的十二位朋友。

在乌迪纳，我取道去维拉奇：我经由萨尔茨堡和林茨去波希米亚。在翻越阿尔卑斯山前，我听到钟摆动的声音，看到平原中点燃的营火。在斯特拉斯堡的一个德国人，即亚森特带给我在布拉格作斯拉夫语翻译，在威尼斯时的意大利语导游的帮助下去询问马车夫。我打听到的庆祝活动是举行一位教士新的圣级晋升仪式；第二天他将讲他的第一次弥撒。宣告今天一个人与上帝不可分离的结合的钟声响了多少次?它们会将这个人召到圣殿来吗?什么时候这些同样的钟声会在他的棺材上响起?

九月二十二日

几乎整个晚上我都是在雷声中沉睡着。二十二日白天我在群山中醒来。加林蒂山谷很宜人，但没有任何特点：农民几乎没穿什么衣服，几个女人穿着皮衣像匈牙利人；还有一些人头上戴着向后的白色头巾或是戴着边缘软垫凸起的蓝色羊毛便帽，介于奥斯曼利头帕和塔那普安无边缘帽之间。

我在维拉奇换了马。从这个驿站出来，我沿着德拉瓦河一个宽广的河谷前行，这对于我是一个全新的地方：因为穿过这些河流，我将最终找到我的彼岸。朗德①刚刚发现了尼日尔河的人海口；这个勇敢的旅行者在告知我们那条神秘的非洲河流流人大西洋时，他的生命也走向了永恒。

①英国探险家。

夜幕降临了，我们不得不在圣·帕得尼翁村庄停下来：要给马车上点油；一个农民反向拧旋一个车轮的螺母，他用尽了力还是未能将它取下来。村里所有的能人，在一个马蹄铁匠带领下，做了种种尝试最终还是失败了。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离开人群，拿了一把钳子回来，他分开人群，将一根黄铜丝缠住螺母用钳子绞紧，用手压住螺钉的方向，毫不费力就取下了螺母：这引发了一片欢呼声。这个孩子不就是某个阿基米德吗?一个爱斯基摩部落的王后曾给帕里船长描画过一张极地海的地图，她认真地看着水手们在打铁铺焊接铁端并用她的天才将种族推向前进。

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晚，我翻越群山；在我面前，山脉在迷雾中一直绵延至萨尔茨堡：但是这些屏障没有能保卫罗马帝国。《随笔》的作者，在谈到迪罗尔时，用他那一贯充满想象的活泼口吻说：“这如同一条我们只是看到已打褶的裙子，但如果它伸展开来，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①。”我盘旋的这些山峰，像是上面山脉的崩塌，这个崩塌覆盖了广阔的地方，在给大阿尔卑斯山带来各种各样的事故的同时，也形成了小阿尔卑斯山。

①《旅行日记》阿曼哥所著。

瀑布从四面八方直泻下来，飞溅到石床上，如同比利牛斯山的激流一般。道路在一些刚能容一辆马车的关隘经过。在热门德周围，水力将锻锤的回响声与船闸的回响声混杂在一起，在黑夜和黑暗的枞树林之间，烟囱中发出一束束火光。每拉一下炉膛的风箱，作坊的镂空屋顶便突然闪亮，如同节日罗马圣·皮埃尔的圆屋顶。在卡尔奇山脉，我们又在我们的马群中增加了六头牛。我们长长的套车，在激流和险滩中，就像一座活桥：对面的托尔恩山脉覆盖着积雪。

二十三日早九点，我在山谷深处美丽的圣·米歇尔村庄停下来。在一个小房间里，透过两扇窗可看到牧场和村庄的教堂，一些美丽高大的奥地利姑娘给我端上了一顿很好的午餐。围绕着教堂的公墓，仅仅与我相隔一个乡村院子。一些内接在一个半圆里且上面悬挂着圣水桃的木质十字架，竖立在旧坟的草地上：五个还没有草皮的坟地表明是五个新的永眠。几个墓穴，很像菜园的花坛，点缀着盛开着金黄色花朵的金盏花；一些鹡鸰跟在一些蝈蝈儿后面在这个死人的花园中跑着。一个很老的瘸腿的妇人，拄着拐杖，穿越墓地，捡回一个倒下的十字架；也许法律允许她为自己的坟墓收集这个十字架；森林中的枯枝属于那个捡起它的人。

那里躺着一些没有荣誉的无名的诗人，

不出声的演说家，没有胜利的英雄。①

①这些诗句是夏多布里昂自己所写。

布拉格的孩子，没有王冠，他在这里不比在陈列着他父亲尸体的卢浮宫的房间里睡得更好吗?

如果不是刚发生的死亡让我痛苦，那么我的在那些吃饱的、躺在我窗台下的旅行者之中的孤独的午餐应是合我口味的：我听到了作我盛餐的一只小母鸡的叫声。可怜的小鸡!在我到来前的五分钟它是多么幸福啊!它在草地、蔬菜和鲜花间散步，它在从山上下来的羊群中奔跑；今晚它应该和太阳一起睡去，况且它还这么小，可以在它妈妈的翅膀下人眠。

马车套好了，我在一群妇女的簇拥下上了车，旅馆的伙计们陪着我；他们看样子很高兴见到我，尽管他们不认识我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再见到我：他们给我如此多的祝福!我不反感这种德国式的诚意。您碰不到一个农民不对您脱帽并给您千万祝福：在法国，人们只对死人致敬；傲慢无礼被看作是自由和平等；人与人之间没有温情，嫉妒舒适旅行的任何人；按着髋部，准备出剑攻击那些穿着新礼服和白衬衣的人；这便是民族独立的特征，当然我们也有几天在候见室里一个无礼的暴发户让我们碰了钉子。这并没有除去我们崇高的智慧，也不能阻止我们拿起手中的武器庆祝胜利，但是人们一开始并没有形成习俗，我们已是八个世纪的军事大国；五十年没能改变我们；我们未能真正崇尚自由。一旦我们在过渡政府统治下有喘息机会，那陈旧的专制君主制又会死灰复燃，一个年迈的法国守护神重现了：我们只是朝臣与战士，别的什么也不是。

一八三三年九月二十三和二十四日

托尔恩山口——公墓——阿塔拉：多么大的变化——太阳升起——萨尔茨堡——军事检阅——农民的幸福——伍克那布鲁克——普拉库尔特和我的祖母——夜晚——德国和意大利城市——林茨

围绕着萨尔茨堡省的最后一圈山脉俯视着可耕种地区。托尔恩山脉有冰川，它的高原类似于阿尔卑斯山所有的高原，但更特别像圣·哥达的高原。在这个布满了结冰的红棕色苔藓的高原上，竖立着一个耶稣受难像，随时给不幸者安慰和永恒的庇护。在受难像的周围，掩埋着在雪中死亡的受难者。

当暴风雨突然袭来时，那些如我一般在这个地方经过的旅行者有些什么希望呢?他们是谁?谁为他们流过泪?他们怎么在那里安息?他们如此远离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国，每个冬季听着暴风雨咆哮，这阵风将他们从地上刮起来过吗?但是他们睡在十字架下，基督，他们孤独的伴侣，他们唯一的朋友，绑在神圣的木头上，对着他们低下了头，他身罩着使他们的坟墓变白的同一种白粉：在天堂的日子，他将把他们介绍给他的父亲并让他们在他的怀中获得温暖。

托尔恩下山的路又长又烂又险；我对它很入迷：有时因其瀑布和木桥，有时是因为其深渊的狭窄让我想起了位于科特雷的“西班牙桥”或者是多莫多索那山上的散布伦斜坡；但它一点也不能将我带回格林纳达和那不勒斯。我们根本找不到闪闪发光的湖1白和橙树；为了到达土豆田，历尽这么多的艰辛，实是枉然。

半坡上有一个驿站，在旅馆的房间里，我觉得像在家中：阿塔拉的奇遇，表现在六幅版画上装饰着墙壁。我的女儿没有料到我会打这儿过，而我也未曾希望在一条我相信名为“龙”的激流边遇到一个如此珍贵的东西。她很丑，很老，变化很大，可怜的阿塔拉啊!头上插着大羽毛，腰间系着一条紧身短裙，如同戏剧《快乐》中的女奴隶模样。虚荣心尽其所能赚钱，在加兰蒂山脉深处我在我的作品面前昂首挺胸就像是马扎兰的红衣主教在他的画廊里的那些作品面前的姿态一样。我曾想对我的主人说：“这个是我画的!”必须将我和我的大女儿分开，不过比在俄亥俄河中的岛上要容易。

直到威芬，除了人们弄干再生草的方法，没有什么引起我的注意：人们在地上放置一些十五到二十尺长的杆子，转动它们，不要太压紧杆子周围没加工的干草，草变黑便也就干了。在一定距离，这些柱子完全像在这些小山谷中为了纪念割下的花种植的柏树或战利品饰。

九月二十四，星期二

德国想过要报复我对它的坏情绪。在萨尔茨堡平原，二十四早晨，太阳在我已抛在身后的山脉的东边出现，西边一些岩石的顶端闪着极其柔和的晨光。阴影仍在半绿、半耕种过的平原上漂动，从平原上升起一缕炊烟，如同人的汗气。萨尔茨堡的城堡，增高了俯视这个城市的小山的山顶，将它的白色轮廓镶嵌在蓝天里。随着太阳升起，在清新的露水气味中，出现了街道、丛林、红砖、粗涂了发亮石灰的茅屋，中世纪千疮百孔的塔；年迈的时间的捍卫者们，头上和胸前满是伤痕，他们孤独地呆在世纪的战场上。这个地方秋天的阳光有着秋水仙的紫色，这个季节秋水仙开放并且沿着萨尔茨的草地已经播种。成群的乌鸦，离开常春藤和废墟的洞穴下到闲田上，它们具有波纹闪光的翅膀反射着晨光，抹上了一层玫瑰色。

节日是属于萨尔茨堡的老板圣·吕贝尔的。农妇们以她们村里的方式打扮着去赶集：她们金黄色的头发和雪白的前额包在各种各样的金黄色的盔形帽里，这对日尔曼人很合适。当我穿过那个洁净而漂亮的城市时，我在一个草坪里看到两三千步兵；一个将军在他的参谋的陪同下检阅部队。这些白色的线条在绿色的草坪上纵横交错，武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是与其说是塔西特描绘的，不如说是他歌颂的人民的壮丽景象相符：战神马斯·条顿人将祭品献给黎明。这个时候我的威尼斯轻舟的船夫在干什么呢?他们像燕子一样为黑夜之后黎明的重生而欣喜并准备掠过水面；然后迎来夜晚的欢乐、船歌和爱情。每个民族都有其命运：一些民族有力量；另外一些有快乐：阿尔卑斯山人兼而有之。

从萨尔茨堡直到林茨，是富裕的乡村，右边山脉的地平线呈锯齿状。松林和山毛榉林，田野绿洲及其同样的东西，被一种精巧多变的文化围绕着。不同种类的畜群、村庄、教堂、小礼拜堂，十字架装点着这片景色，使它充满活力。

过了圣·吕贝尔的节期后(这里人们的节期很少延续且不会太长)，我们发现所有人都在田里，忙着秋天的播种和收获土豆。这些村民穿得较好，较有礼貌，显得比我们的农民更加幸福。不要借口每个人用同样方式不能设想也不能感受的政治利益来取代他们享有的秩序、和平和纯真的美德。完整的人性包括家庭的快乐，家庭的友爱，生活的丰富多彩和纯朴的心灵及宗教信仰。

法国男人虽钟情女人，但在许多事情和劳作中不用女人；德国男人没有他的伴侣就不能活；他需要她并随时随地带在身边，无论是去打仗还是去耕作，去赴宴抑或去奔丧。

在德国，甚至动物都有他们理智的主人的温和性格。当我们旅行时，观察动物的面部表情很有趣，我们可以根据上帝赐予我们帝国，赋予一个地区生命的万物的温柔或恶毒，驯服或凶恶的样子，快乐或忧伤的神情来预见一个地区居民的习俗和情感。

马车出了故障，迫使我不得不在伍克拿布鲁克停下来。我在旅馆里闲逛，经一扇后门，我到了一条运河的人口。在那边我看到了铺展着几块本色画布画出来的草地。在树木繁茂的小山脚下蜿蜒着一条河流，似是这些草地的一根腰带。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想起了普朗古埃乡村，我在那里享受着童年的幸福。我年迈双亲的影子啊，我没有在这岸边等着你们!你们走近我，因为我在走近坟墓，你们的庇护所；我们将很快在那里重逢。我的好姑母，您是否还在雷德河岸唱着您的《鹰》和《莺》之歌呢?在亡人中，您是否遇见了朝三暮四的特雷米贡如同迪东在亡灵中遇见了埃内一样?

我从伍克拿布鲁克出发时，天正变黑，太阳将我重放回她妹妹的手中：难以形容的一种色彩和流畅的两重光。很快月亮独统天空；她渴望重温我们在阿塞拜契丛林中的对话；但我却没有心思。较之月亮，我更喜欢维娜斯，她在25日凌晨两点升起，在晨曦中我凝视着她，她如同我在希腊海上祈求她时一样美丽。

将树丛、溪流、山谷的神秘力量抛在两旁，我穿过兰巴奇、威尔斯和勒阪，这些崭新的小城有一些意大利风格的没有屋顶的房子。在一幢房子里，人们在演奏音乐，年轻的女人站在窗户旁：马拉勃得斯①时代的光阴，它可不是这样流逝的。

①塔西特所说的野心勃勃的日尔曼国王。

德国城市里道路宽广且整齐，就像是营地的帐篷或者是军队的队列；这里集市宽敞，军队广场也很宽阔：人们需要阳光并且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

意大利城市的街道狭窄而且迂回曲折，市场狭小，军队的广场拥挤，人们需要阴影并且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在林茨，我的护照毫不费力就过了关。

一八三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

多瑙河——沃尔德门澄——丛林——贡堡——吕西尔——旅行者——布拉格

我早上三点经过多瑙河：我在夏天①曾对它说过在秋天我再也不知道要对它说什么；它的波浪不再依旧，而我也不在同一时刻。我离开了左边远远的沃尔德门澄村庄和它的猪群、牧羊人欧梅和从父亲肩后望着我的农家女。公墓里死人的墓穴很快就会填满，死者正被成千上万的虫子吞噬，因为他曾有幸是人。

①去年五月。

博费尔蒙先生和夫人，比我早几个小时到达林茨；几个保皇党人走在他们前面：他们是和平信息的使者，他们相信夫人在他们后面平静地走着，而我如同不睦之神，带着战争的消息跟着他们。

出生于蒙莫朗西的博费尔蒙亲王夫人去比奇拉②向出生于波旁的法国国王们祝贺，这再也自然不过了。

②布拉格临近的一所别墅，查理十世住在此。

二十五日，夜幕降临时，我走进丛林中。小嘴乌鸦在空中鸣叫；密密的鸟群在树林上空盘旋，它们准备给树顶戴冠。于是我又回到了我的年轻时代，我又见到了在贡堡林荫道上的小嘴乌鸦；我相信在古老城堡中我重新开始了我的家庭生活：噢!记忆，你像一柄利剑刺穿了我的胸膛!噢!我的吕西尔，我们已经分开了多少年!现在我大部分的岁月已经过去，随着岁月的消散，让我更好地看清你的面容。

我到塔波尔时已经是晚上了，它的广场围绕着拱孔，显得很巨大；但月光是会骗人的。

二十六日早上，雾气将我们罩在无边的孤独之中。十点的时候似乎我在两个湖间经过，我离布拉格只有几里路了。

雾升腾起来。林茨路上四周比雷根斯堡更有活力，景色也更特别一些。我们看到村庄，有乔木和池塘的城堡。我碰到了一个虔诚、顺从样子的女人，她背着一个大背篓，腰都压弯了；两个年老商贩在一条沟边摆了一些苹果；一个年轻女人和一个年轻男人坐在草地上，小伙子抽着烟，快乐的年轻姑娘，白天呆在丈夫身旁，晚上偎在他怀里，在一栋茅房门旁孩子们和猫一起玩耍或赶着鹅去牧场；一些笼中的火鸡像我一样赶着去布拉格祝贺亨利五世成年；接着一个牧羊人吹响了他的喇叭，而这时亚森特、巴蒂斯特、威尼斯的导游和我呆在我们修补过的马车上形踪诡秘：这就是生活的命运。我不会错过最美好生活的一丁点。

波希米亚没给我任何新的东西，我心里想着的是布拉格。

布拉格一八三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到达布拉格的第三天我派亚森特带一封信去贝里公爵夫人那里，据我推算他应该在的里雅斯特遇到夫人。信中对王妃说：“我发现王室动身去了莱思本，一些年轻的法国人已经到达来参加亨利五世的成人仪式，国王躲着他们，我曾看见王太子夫人，她请我马上去布奇拉，查理十世还在那里，我没见到公主，因为她身体不适，有人引我进到她的窗帘紧闭的房间里，在暗处，她向我伸出她滚烫的手，请求我救救所有的人；我到了布奇拉，我看到了德·布拉加先生并和他谈了关于亨利五世成年声明的事情；我被引进国王的房间里，我发现他睡了，在向他出示了贝里公爵夫人的信后，他似乎对我崇高的委托人感到很激怒；另外，由我起草的成年证书似乎使他感到满意。”

信的结尾是这样的：

现在，夫人，我不能向您隐瞒这儿有许多麻烦。如果我们的敌人看到我们争夺一个没有王国的王位，争夺一根权杖，而它仅只是一根我们在或许如我们的流放一样漫长的朝圣路上用来支撑我们脚步的棍子，他们会笑话的。所有的麻烦都在您儿子的教育中，我没看到这种教育有任何改变的机会。我回到了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所收养的穷人之间；在那里，我会随时听从您的命令。如果您曾经是亨利的绝对的支配人，如果您固执相信可以将这个贵重的委托交付我手中，那么我将为有幸地为他贡献我的余生而感到幸福，但是我只有在根据您的建议，完全自由地作出选择和拿定主意并置身于专制君主制圈子之外的独立土地上的条件上，才能承担一个如此可怕的责任。

信中还包括了我的成年声明计划的副本：

亨利五世到了王国法律所规定的继承王位①成年的年龄。我们希望这个成年的第一个文书是反对路易·菲利普，奥尔良公爵篡权的一个庄严声明。因此，根据我们会议的意见，我们拟定本文书以维护我们的权利及法国人的权利。立于公元一八三三年九月三十日。

①法国君主的成年日定于从14岁开始。亨利五世出生于一八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因此他的成年日始于一八三三年九月三十日。

一八三三年九月三十日

布拉格

德·贡多夫人——年轻的法国人——太子妃——在布奇拉的行程

在写给贝里公爵夫人的信中，只指出了大概的事实，但没有涉及细节问题。

我看到德，贡多夫人周围全是一些零乱不堪的旅行箱篮，她扑上来，抱住我的脖子，抽噎着说：“救救我!救救我们!”“救您什么呢，夫人?我来了，但什么也不知道。”赫拉德钦宫很荒凉；我们说起过七月革命和放弃杜伊勒利宫的日子，革命就好像拴着被流放家族的脚步一样。

一些年轻人前来庆祝亨利成年日，一些人冒着死亡的威胁，一些在旺代受伤的人，几乎全是穷人，不得不凑钱才能将他们忠诚的表示带到布拉格。立刻一个命令关闭了波希米亚边境，那些来布奇拉的人费了好大的劲才被接见；礼仪阻塞着他们的通道，就像革命从窗户进入时，议会的贵族们在圣·克卢堵住查理十世的房门一样。人们向这些年轻人宣布，国王离开了，二十九号他不会在布拉格。策马扬鞭，王室家族卷铺盖逃走了。即使旅行者最终获准匆忙地发表他们的祝辞，人们也是怀着恐惧听着。没有请他们到他们如此远道而来找寻的孤儿的桌上吃饭，他们只得在小酒馆里喝酒，为亨利的健康干杯。在一小群旺代人面前，我们逃走了，就像我们在一百来个七月革命英雄面前一样四处逃散。

这次逃走的借口是什么?人们迎着贝里公爵夫人，在一条大路上与公爵夫人约见，偷偷地让她见她的女儿和儿子。她还不够有罪吗?她固执地为亨利要求一个无用的头衔。为了摆脱这种最简单的处境，人们在奥地利和法国眼前(尽管法国看到了这些子虚乌有)上演了一场归还被过度贬低的合法性，朋友的悲伤和敌人诬蔑对象的表演。

王太子妃夫人认识到亨利五世教育的弊端，她的善良化作了眼泪，就像天空陷落在露水的晚上。她短暂地召见我，未能让她和我说起我六月三十日巴黎的来信：望着我，她好像感动了。

由于严峻性，甚至是由于天意，一种拯救方式似乎隐藏起来了：放逐国外把孤儿与那些在杜伊勒利宫威胁遗忘他的人分开；在逆境中他本应该在一些擅于灌输新王权的社会新秩序人土的指导下受到教育，不更换现在这些老师，就远不能改进亨利五世的教育。被家庭紧夹着产生的亲密会使他的教育变得更加致命：在冬季的晚上，老人们在炉边，一边拨火，一边向孩子讲述那些什么也不能带回阳光的日子；他们把一些圣·德尼的传闻，给他改变成童话；现世纪前面这两位男爵，自由和平等，可能迫使没有国土的亨利制定一个伟大的宪章。

王太子妃夫人向我许诺去布奇拉宫：我到达布拉格的当天晚上，杜富热莱①和奴昂②作为代表领我到查理十世的住处。作为年轻人代表的头头，他们将结束以引见作为开始而展开的谈判。在刑事法庭上，前者被牵扯进我的案件中，，他机智地为他的讼诉作了辩护；后者刚刚因为王室出版物的轻罪而坐了八个月牢。《基督教真谛》的作者因此很荣幸地来到很虔诚的国王身边，他坐在一辆敞篷四轮马车里，两边坐的是《时尚》作者和《幽灵》作者。

①杜富热莱(Dufougerais)，上流社会《时尚》杂志的老板。

②奴昂(Nugent)，《幽灵》报纸的主编。

一八三三年九月三十日

布拉格

布奇拉——查理十世的睡眠——亨利五世——接待年轻人

布奇拉是图卡尼大公的一幢别墅，位于卡尔巴路上距布拉格五里。奥地利王子在他们国家有遗产，在阿尔卑斯山以外，他们仅是终身所有者：他们将其租佃给意大利。我们经由一条苹果树的三岔小道来到布奇拉。这个别墅没有什么表面特征；普通得像一幢分成制租田上的房舍，在光秃秃的平原中央，它俯视着一个掩映着绿树和一个塔的小村庄。在纬度50℃以下，居民内心是违反意大利常理的：没有壁炉和炉子的大客厅。房间里不幸地堆满了奥里·罗德的遗物。查理十世装点的雅克二世的城堡，将扶手椅和地毯搬到了布奇拉。

我二十七日晚8点到达布奇拉，国王发烧并躺下了。德·布拉加先生进入查理十世的房间，正如我同贝里公爵夫人说的那样。壁炉上点着一盏小灯；在黑暗的沉寂中，我只听到胡格·加佩第35代继承人大的呼吸声。哦，我年迈的国王!您的睡眠是沉重的；时光，不幸和沉重的梦魇都压在您的心头。一位年轻人走近他年轻妻子的床，他的爱意也比不上我蹑手蹑脚走向您孤独的卧床所感受到的敬意。至少我不像那些吵醒您，要您去看您儿子断气的噩梦一般!我内心和您说这些我没有融成泪水高声说出来的话：“上天会为您阻止一切痛苦的到来!这几个晚上安静地睡吧，如同长眠一样!长期以来，您的守夜卫士一直是痛苦。但愿这张流亡的床在等待上帝降临时失却它的坚硬!只有上帝才能让您的骨头感到异国土地的轻柔。”

是的，我应该高兴地为法国归还法国可能的合法性而贡献我的满腔热血。我没想它就是一个古老的王权，像阿隆干枯的竿杖：从耶路撒冷的圣殿取下，重新变绿并开满杏花，象征着联姻的更新。我并不想刻意去克制我的遗憾，去强忍我愿洗涮掉痛苦王室最后泪痕的泪水。我经历的各种动荡，对于同样的人，证明了我的这本《回忆录》的忠诚。在查理十世使我心软的同时，君主伤害了我：我让这两种接踵而来的感受听之任之，而不想去加以调和。

九月二十八日，查理十世在他床边接见了我之后，亨利五世派人来叫我：我还没有请求见他。我就他的成年日和这些热情给了亨利很大鼓舞的忠诚的法国人说了一些严肃的话。

此外，更好地接待我是不可能的。我的到来引起了恐慌；人们害怕向巴黎汇报我的行程。因此对我是特别小心，其它的则被忽视了。我的同伴们分散了，又渴又累。他们在走廊上，楼梯间，城堡的院子中以及城堡的主人们准备逃跑的惊慌失措中游荡。我们听到咒骂声和大笑声。

奥地利卫兵对这些留着胡子和身着市民服装的人感到很惊奇；他们怀疑这是一些乔装打扮的法国士兵，企图突然占领波希米亚。

外面是暴风雨，屋里查理十世对我说：“我忙于修改我的巴黎统治政令。正如您要求的那样，维莱尔先生、拉图尔·莫尔布男爵以及司法大臣将作为您的同事。”

我感谢国王的好意，赞美这个世界的幻想。当社会崩溃，当君主制结束，当大地面目换新时，查理在布拉格根据他既定的建议建立了一个法国政府。我们不要过于嘲笑；我们中的谁没有他的幻想?我们中的谁没有给新生的希望喂食?我们中的谁没有被他自己既定的感情所支配?嘲笑使我这个富于幻想的人感到痛苦。我正写的这些条理不清的回忆录不就是我受我的虚荣心的支配吗?我不太相信和未来谈话，也不大相信我会拥有一个听从于查理十世的法国吗?

拉蒂尔红衣主教并不想处于争吵之中，他去罗昂公爵家过了几天。德·福雷斯达先生胳膊下夹着一个钱包神秘地经过；德·布耶夫人给我深深地鞠躬，如同一个有成见的人低垂着眼睛想要穿过眼睑来看什么似的；拉维拉特先生希望接受他的辞行；还有德·巴朗德先生徒然自吹他回来受宠并在布拉格的一个地方住了一阵子。

我去向王太子请安。我们的谈话很简短：

“殿下在布奇拉觉得怎么样?”

“老了。”

“所有人都这样，殿下。”

“您的妻子呢?”

“殿下，她牙痛。”

“肿痛吗?”

“不，殿下，间或性的。”

“您在国王那儿吃晚饭吗?我们还会见面的。”

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一八三三年九月二十八和二十九日

布拉格

梯子和农妇——在布奇拉晚餐——德·纳博纳夫人①——亨利五世——惠斯特聚会——查理十世——我对成年宣言的怀疑——读报——布拉格年轻人的场面——我动身去法国——夜晚经过布奇拉

①这是被删除的部分，文中没有与此题目相关的内容。

六点吃晚饭，我有三个小时的空闲。不知道会怎样，我在配得上诺曼底苹果树的小道上散步。这些假柑橘水果的收成在最好的年头里达到了一万八千法郎。这些加尔维尔产的苹果出口到英国，人们不用它作苹果酒；相反，在波希米亚，啤酒的垄断压制了它。根据塔西特所说，日耳曼人有一些词汇象征春、夏、冬，但却没有词语表示秋天，他们不知道它的名字和礼物：秋天的名字和好处是不为人知的。自塔西特后，便有了“秋”这个词。

疲惫不堪，我坐在靠在苹果树干的梯子的梯级上。我在那布奇拉城堡的小圆窗里或在议会大厅的栏杆柱子旁。看着这个住过三代国王的屋顶，我想起了阿拉伯马屋阿那的怨言：“这里我们看到了星辰消失在地平线下，我们爱看到它们升起在我们祖国的天空中。”

满怀着这些忧伤的想法，我入睡了。一个轻柔的声音叫醒了我。一个波希米亚农妇来摘苹果；昂首挺胸，带着王后般的微笑，她以斯拉夫的方式给我打招呼；我以为我从栖息处掉了下来，我用法语说：“您真美，我谢谢您!”以她的表情我看出她听懂了：我遇到波希米亚女人时，总是和苹果有缘。我以梯级上下来，如同一个封建时代的犯人，由一个女人的出现而被释放了。想着诺曼底、迪耶普、费法克、大海，我重上了查理十世晚年的特里亚诺之路。

我们入席，有：博夫勒蒙王子和王妃，纳博讷公爵和公爵夫人，德·布拉加先生，达马斯先生，奥埃热蒂先生，我，王太子先生和亨利五世。我更喜欢在此看到比我年轻的人。查理十世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他养好身体以便第二天能够出发。由于年轻王子的废话，宴会很嘈杂：他不停地谈论他骑马散步，谈论他的马，马在草地上的恶作剧，以及在耕地里喷鼻息。交谈很自然，然而我却觉得很饶舌；我更喜欢我们关于旅行和历史的谈话。

国王过来和我说话。他再次赞扬了我关于成年文书的按语。他很满意，因为这将“让位”如同用过的东西一样放在一旁，只需亨利的签名，而不会引起任何伤痛。据查理十世说，宣言应在我回法国之前从维也纳寄给帕斯多雷先生；带着一丝怀疑的微笑，我顺从了。陛下习惯性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夏多布里昂，您现在要去哪里?”“很简单，去巴黎，陛下。”“不，不，不是那么简单。”国王又说，他带着一种担心来找寻我内心的想法。

有人拿过来一些报纸，王太子抢到了一些英文报纸；突然，在沉寂中，他高声翻译了《泰晤士报》这一段：“这儿有一位XXX男爵，四英尺高，七十五岁，脸色发青已五十年了。”接着，殿下不做声了。

国王退席，德·布拉加先生对我说：“您应该和我们一块儿来莱昂本。”这个提议不很严肃。另外，我还没有任何参加家庭活动的想法；我既不想分开亲戚，也不想介人危险的和解中。当我隐约看到有可能成为两种重要力量之一的宠儿时，我发抖了；为了远离可能的荣誉，我马上走都显得太慢了。命运的阴影让我颤抖，就像理查德①马的影子使腓力斯人颤抖一样。

①理查德狮之心。

第二天，二十八日，我将自己关在“浴场”旅馆，给夫人写急件，当天夜晚，亚森特带着这封信出发了。

二十九日，我去看望肖特克伯爵和夫人；我发现他们被查理十世宫廷的喧嚣弄得很窘困。大公努力派了一些信使去解除让那些年轻人滞留在边境线的命令。另外，那些我们在布拉格街上所看到的人一点也未失却他们的法国特征；一个正统主义者和一个共和党人，除开政治，他们是同样的人：这是一个流言，一个嘲讽，一种快乐!旅行者来我家向我叙说他们的奇遇。XXX先生在一位德国导游陪同下参观了法兰克福，一个使法国入迷恋的地方；XXX先生询问导游原因，导游回答说：“法国人来到法兰克福，他们喝着酒，与那些漂亮的城市女人做爱，奥希罗将军在法兰克福市得到四千一百万的税收。”这就是在法兰克福，人们为什么如此喜欢法国人的原因。

在旅馆，我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富人替穷人付了钱。在莫尔多河畔，我们喝着香槟，祝亨利五世身体健康，而此时他正和他祖父一起赶路，害怕听到为他的王冠干杯的祝辞。八点钟，我的东西整理好之后，我登上了车，渴望回到我生命中的波希米亚。

人们说过查理十世曾有过隐退到教会的打算：在他的家族中有过一些这种意图的先例。里歇、瑟诺讷的修士和热奥弗罗瓦·德·博利厄，圣·路易听忏悔的神父，讲过这位伟大的人，曾想过当他的儿子到了能接替他王位的年龄便将自己关闭在隐修院中。克里斯蒂娜·德·皮桑说查理五世：“这位明君是经过自己慎重考虑的，当他的儿子，王太子到了继承王位的年龄，他就会把王国交给他……自己去作神甫。”同样的王子们，如果他们放弃了王位，便会作为监护人干涉他们的儿子，但是，作为国王，他们的继承者是否无愧于自己呢?圣·路易身旁的厚脸皮的菲利普是什么?查理五世所有的智慧在他的继承人身上竟成了蠢事。

晚10点我从布奇拉宫前经过，乡村宁静，月光明亮。我看到混杂着别墅、小村庄和王太子居住的破房的一大片建筑；王室其余的人在旅行。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向我袭来：这个人(我已向您说过的)有美德：政治上温和，少有偏见；他的血脉中尽管只有一滴圣·路易家族的血，但是他有的正直无与伦比，言语不容侵犯如同上帝的声音；他的孝心让他在朗布伊埃失却了他与生俱来的勇敢。在西班牙，他勇敢并且人道，他有过将一个王国交还给他的亲戚而不是留给自己的光荣。路易·安托尼①，自七月革命的日子以来，想过在安达卢西亚地区要一个避难所：弗迪南大概拒绝了他的要求。路易十六女儿的丈夫在波希米亚的一个村庄里饱受煎熬；我能听到一条狗的吠声，它是这位亲王唯一的卫兵：守门犬就这样在死亡、沉寂和黑夜的地方对着影子吼叫着。

①昂古莱姆公爵的名字。

我漫长的一生中我从未能重见我父亲的家乡，我不能在罗马希望的归宿处定居；我走过的八百里，包括我到波希米亚的第一次旅行，应将我带到了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最美的景点。我毁灭了这条路，为了回到这块寒冷灰暗的土地，我已花去了我最后的岁月：我到底对上天做了些什么?

二十六号下午4时，我进入布拉格。我下榻在“浴场”旅馆，我没有看到年轻的萨克森女仆，她已回到了德累斯顿用意大利歌曲去安慰拉斐尔流放的油画。

一八三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六日

相遇在斯洛——空荡荡的卡尔斯巴——霍尔菲德——班贝格：图书馆员和年轻女人——我的不同的圣·弗朗索瓦——宗教考验——法国

半夜在斯洛，在驿站旅馆前，一辆马车在换马。听到有人讲法语，我从马车里探出头说：“先生们，你们去布拉格吗?你们在那里找不到查理十世了。他已和亨利五世一起走了。”我说出自己的名字。——“怎么，走了?”几个声音一起叫起来。“往前走，车夫，往前走!”

先前停留在埃格拉的我的八位同胞，得到了继续上路的批准，但是受到一位警官的监视。在一八三三年，我奇怪地遇到一支王室和教会仆从的队伍，它是由法国合法急速派遣并由市里一位中士护送!在一八二二年，我曾看见烧炭党人的囚车在宪兵的押送下经过维罗纳。这些君主们想要什么?他们把谁看作朋友?他们害怕过于庞大的拥护者的人群吗?不为忠诚所感动，他们把忠于他们王冠的人当作传教者和革命者对待。

施洛驿站的头头刚发明了一种手风琴：他卖给我一只；于是整晚我都在拉这只手风琴，它的声音为我带走世界的回忆。

卡尔斯巴(我九月三十日经过)一片荒凉，就像演出结束后的歌剧院大厅。我在埃格拉找到了那位特税征收入，他使我从六月间和一位罗马乡村女人呆在一起的月亮上掉了下来。

*十一月十四日，我收到来自佩里格的下面这封信：除了对我的赞美之外，它可证明我所说的事情。

佩里格，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十日

子爵先生，

当人们告诉我您不能到场时，我无法抑制要向您证明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一我所感受到的所有痛苦的愿望。我曾到过您家造访，荣幸地向您表示了我的敬意，并与我十分敬佩的人交谈了一会。我不得不当晚又从巴黎出发，也许我不应该再回来，对我来说，见到了您该是多么美好。尽管我的家产很微薄，我仍开始我的布拉格之旅，我满怀希望能有幸认识您。但是，子爵先生，我不能说没见过您：我是您在距布拉格不远的施洛晚上遇到的八个年轻人中的一个。我们到达了，成了人们所披露阴谋的痛苦的牺牲品。这次相遇，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刻，有点怪异，它永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也不会抹去为保王的法国作出了最有用贡献的人的形象

请接受我的敬意

朱利·德泰尔默①

①由于这封信，夏多布里昂开始与这位年轻的朱利·德泰尔默有了接触，他把几本珍贵的文献送给了这位有教养的佩里格人，特别是他的《白皮书》(一八三二年八月十二日到十九日在瑞士旅行的日记)和二十二页经大幅修改的《殉教者》的校样。

在霍尔菲德，没有雨燕，也没有背背筐的小姑娘，我对此很伤感，这就是我的本性：使现实的人物理想化并使幻想人格化。一个小姑娘和一只小鸟，今天能增大我创造的存在的群体，我的创造充满了想象，如同阳光下这些嬉戏的蜉蝣。抱歉，我在谈我自己，我发现得太晚了。

这便是班贝格。帕多瓦让我想起蒂特·利弗，在班贝格，奥里翁神父发现了罗马历史学家的第二部分和第三十部书的第一部分。当我在若昂奇姆·卡梅拉里尤斯，克拉威尤斯的祖国用早餐时，城里的一位图书馆员向我打招呼，他说我的声誉是世界一流的，这使我欣喜。接着，一名巴伐利亚将军跑过来。在一家旅馆门口，我回到车上，一群人把我围住。一个年轻女人站在一块界石上，就像圣伯夫①为了观看吉兹公爵经过一样，她叫道：“您会笑话我吗?”我对她说道：“不会。”她用带德语腔调的法语回答我：“我太高兴了。”

①热情的联盟成员。

从十月一日到四日，我又重见了三个月前我曾见过的地方。四日，我到达法国边境。圣·弗朗索瓦日对于我每年都是一个反省日。我把目光投向过去；我自问我曾到过哪，以往每个生日都在做什么。今年，一八三三年，屈从于我流浪的命运，圣·弗朗索瓦发现我在流浪。我看到路旁的一个十字架，它竖立在树丛之中，几片败叶悄无声息地落在受难的耶稣基督身上。二十七年后，我在真正的髑髅地的脚下度过了圣·弗朗索瓦日②。

②夏多布里昂在一八○六年十月四日，圣·弗朗索瓦日进入耶路撒冷。

我的主保圣人也参观过圣墓。弗朗索瓦·达西兹是托钵修会的创建者，他根据这个体制使得《新约全书》迈进了一大步，而人们并没有充分注意到：他成功地将人们引入宗教，给穷人穿上修道士长袍，他使世界充满慈爱，他把乞丐扶到富人眼前，在一群无产基督徒队伍中，他创建了耶稣所布讲的人类友爱的模型，这种友爱将会是还不发达的基督教政治聚会的完成，如果没有它，世上将不会有完全的自由和正义。

我的主保圣人将这种兄弟友爱延伸至动物身上，在它们身上，通过他的天真似乎又找回了人类对动物起作用的从前衰落过的帝国；他和它们说话，好像它们已听到一样；他给它们兄弟姊妹的名字。在巴弗诺附近，他经过时，一大群鸟聚集在他身边，他跟它们打招呼，说道：“我有翅膀的兄弟们，热爱并赞美上帝吧!因为他给你们穿上羽毛并给你们在天上飞的权力。”黑夜蒂湖的鸟儿跟随着他。当他遇见绵羊群时，他很高兴，他非常同情它们：“我的兄弟们，”他对它们说，“到我这儿来!”有好几次他用自己的衣服从屠夫手中换回一只母羊；他回忆起一只非常温顺的小羊羔，为了拯救人们而被屠杀。

博迪安克①门旁有一棵无花果树，一只蝉住在树枝上；他呼唤它，蝉就飞过来停在他手上，他对它说：“我的蝉妹，歌唱你的创造者上帝。”他还曾同样地对待过一只夜莺，他在他祝福的，在他的胜利之后飞走的鸟儿的音乐会中被征服了。他不得不把那些向他跑过来并在他的怀中找寻躲藏处的野生小动物送回到林中远远的地方。当他早晨想做祷告时，他会命令燕子保持沉默，燕子则不出声。一位年轻人去西亚那卖斑鸠；上帝的仆人请求他把这些鸽子给他，为的是人们不杀死它们，在文学作品中，鸽子是纯洁和天真的象征。圣徒把它们带到拉瓦西亚诺修道院；他把他的手杖种在修道院门旁，手杖变成了一株绿橡树；圣徒在此放飞这些斑鸠并命令它们在这建窝，几年间它们都是如此。

①达西兹附近的圣·弗朗索瓦小礼拜堂。

濒死的弗朗索瓦想赤裸裸地离开这个世界，就像他来时一样；他模仿他以之为楷模的基督，要求将他赤裸的遗体埋在人们处决犯人的地方。他口述了他的完全是精神上的遗嘱，因为他留给他兄弟的只有贫穷与和平；一位圣妇将他放人墓中。

我从我的主保圣人那里得到了贫穷，对小孩和微贱的人的爱及对动物的同情，但是我那不结果实的小手杖，不能变成绿色的橡树来保护他们。

节日的那天行走在法国的土地上，我应该珍惜这种幸福；但我有一个祖国吗?在这个祖国我从未作过片刻的休憩吗?十月六日早晨，我回到我的诊所。圣·弗朗索瓦的风还在狂吹。我的树，成了我妻子收容痛苦的新的收容所，这些树在我主保圣人的愤怒下低下了头。晚上，我穿过人行道旁多枝的榆树，我发现路灯在晃动，灯光微弱，如同我生命的那盏弱灯。

一八三七年

巴黎，地狱街

一八四七年六月修改

目前的政治概况——路易·菲利普

如果从正统的政治过渡到一般政治，我重读了我在一八三一、一八三二、一八三三年发表的关于政治的文章，我的预测相当准确。

路易·菲利普是个风趣的人，他的讲话是一连串的陈词滥调。他指责我们不懂得价值的欧洲的喜欢；英国希望看见我们像它一样，废黜一个国王；而其他君主放弃了他们觉得不顺从的正统王位继承权。菲利普控制了那些向他靠拢的人；他愚弄他的部长们，在使他们名誉受损后，将他们任命、罢免、再任命、再罢免，即使今天什么也没有损害。

菲利普的优势是现实的，但也是相对的，把他放在一个社会还有某种活力的时代，他便会显示某种平庸。有两种感情破坏了他的品质：他对自己的孩子特殊的爱和对财产的贪得无厌。在这两个方面，他不断地头晕目眩。

菲利普没有像波旁家族的长子们那样感受到法国的荣誉；他不需要荣誉：他不像路易十六的近亲那样害怕民众造反。他躲藏在他父亲的罪行下；对财产的仇恨没有压在他心头：这是个同谋者，而非一个受害者。

在明了时间的疲乏和灵魂的卑贱之后，菲利普开始变得自在。恐怖的法律取消了自由，就如同我向贵族院所作的告别演说中所宣称的那样，什么都没有改变；人们采用专横手段，特朗斯挪南街上及里昂滥杀无辜，新闻官司频繁，无辜市民被逮捕、囚禁，对此他们却拍手称快。衰竭的国家再也听不到什么，已历尽磨难。一个人几乎不能不违背自己的意愿。日月如梭，我们违心地做着一切事情而不感到脸红，我们的辩驳逃离了我们的记忆，因为它们增加得太多。为了结束这一切，我们作出决定表明我们从未改变，或者只是通过我们想法的逐渐变化和对时间的高明理解而改变。如此迅捷的事件使我们很快衰老，以至于当人们让我们回忆起过去的某个年代的所作所为时，对于我们好像是与我们不同种的人在与我们说话；然后改变了，和所有的人一样的改变。

菲利普就像一支被修剪过的树枝，他不认为他必须控制所有的村庄，他认为能成为巴黎的主人就足够了；然而，他如果曾通过每年六万禁军的穿梭使首都成为战争城市，那么他会自认为很安全。欧洲任由他去做；因为他使君主们相信他是为了在革命古老的摇篮中扑灭革命而行事。他将法国的自由、独立和荣誉作为抵押置于外国人手中。菲利普是个城市警察：欧洲可以在他脸上吐痰，他擦干，表示感谢，并拿出他的国王特许证。另外，这是法国人目前能容忍的唯一君王。贬黜选举的首脑，增强了他的力量，我们在他身上暂时找到了满足我们王权的习惯和民主习性的东西；我们服从一种我们相信有权侮骂的权力，这就是我们必须的所有的自由：跪着的民族，打我们主人的耳光，在他的脚下重建特权，在他的脸上重建平等。明智年代的路易十一，诡诈狡猾，他用右手在流动的烂泥中驾驶着他的小舟。波旁家族年长的分枝除了一个蓓蕾外，其余都干枯了；而年幼的分枝已腐败。在市政厅①举行过典礼的首脑从来只考虑他自己；他为了他自身的安全而牺牲法国人。当人们推理谁可能使祖国强盛时，人们忘记了君主的本性；他坚信他会因为那些可能拯救法国的办法而丧生；按他的说法，让君主制生存的东西会杀死国王。此外，任何人都无权蔑视他，因为所有的人都处于同样蔑视的程度。但是不管他最后的梦想是否成功，他或者是他的孩子都将不会成功，因为他抛弃了他赖以生存的民众。另一方面，合法的国王抛弃合法的国王，他们会倒台，人们不会不加报复地否认他的原则。如果一些革命瞬间改变它们的方向，它们不会不增大冲垮古老建筑物的激流：没有任何人扮演过他的角色，没有任何人将获救。

①一八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市政厅。

既然我们中任何权力都是不可侵犯的；既然三十八年以来世袭王位倒台过四次；既然胜利系缚的国王的头带两次从拿破仑头上解开；既然七月革命的最高权力不断地遭到袭击，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共和制不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是君主制。

法国被一种敌视王权的思想左右着：人们开始承认一个王冠的权威，接着人们用脚踩它，然后人们重新拿起它并再次用脚去踩，这只不过是一个无效的愿望，一个无序的象征。人们给一些人强加一个似乎是这些人记忆呼唤着的主人，但是因为他的习俗却不再支持他；人们把它强加给已丧失了尺度和社会礼仪的几代人，他们只知道辱骂国王或者以奴颜婢膝代替尊敬。

菲利普本人能延缓他的命运，但却不能使它停滞。民主党派独自在发展，因为它走向未来的世界。那些不想承认君主制度灭亡的主要原因的人们，徒然等待着议会运动来解除目前的束缚。原因是不同意改革，因为改革会使他们死亡。在他们看来，工业化的反对永不会从他们的工场里给国王致命的一击，像对查理十世那样。它摇撼是为了有一席之地，它抱怨，它恼怒；但它与菲利普面对面时，它退却了，因为如果它想得到事情的操纵权，它就不愿推翻它所创造的和它赖以生存的东西。两次惊叫阻止了它：正统性的回归和人民的掌权。它贴紧菲利普，它不喜欢它，但它却将他看作是自己的预防药。塞满了职位和金钱，放弃了它的愿望，反对派听任悲惨发生，并在烂泥中酣睡；这是由本世纪工业发明的羽绒；它虽然没有其它羽绒那样舒服，但价格便宜多了。

尽管这一切，几个月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它甚至是几年，它改变不了不可改变的未来。对于安全，对于自由，对于财产，以及对于外国的关系，现在几乎没有人不承认正统性优于篡权，因为我们目前王权的原则与欧洲君主的原则是敌对的。既然菲利普乐意接受良好意愿和民主科学的王权的授予，那么他违背了他的初衷：他本应骑马奔驰直至莱茵河，或者干脆抵制这场毫无条件给他戴上王冠的运动：较为持久、适宜的制度会在这场抵制中诞生。

有人说过：“如果我们没有处于极度混乱中，奥尔良公爵大人就不会抛弃他的王冠。”这是一些胆小鬼、上当受骗者和骗子的推理。大概冲突会突然到来，但是冲突之后紧接着便是秩序。那么菲利普为国家做了些什么呢?因为菲利普拒绝王位而流的血会比他在巴黎、里昂、安特卫普、旺代省接受王位而流的血更多吗?这还不包括我们在波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的选举君主制流的血。为了补偿这些不幸，菲利普给了我们自由吗?他给我们带来了荣誉吗?他致力于在专制君主间乞求承认他的合法，并将法国置于英国之后，将其作为抵押而贬低了法国；他努力使世纪为他到来，并与他一类的人让世纪变老，而不是想与世纪一道再焕发青春。

他为什么不给他的长子娶祖国某一个漂亮的平民姑娘呢?这是娶了法国：这个平民和王室的婚姻会让国王们后悔，因为这些滥用了菲利普的屈服的国王，不满足于他们已获得的：通过我们的市政君主制隐约可见的人民的力量使他们惊恐。革命的统治者为了取悦专制君主们，尤其会摧毁言论自由并废除立宪制度。在灵魂深处，他与君主们同样地憎恨它们，但是他有办法保留。所有的迟钝让其他君主不悦，我们只有奉献一切给外国的君主们，才能让他们拥有耐心：为了习惯于使我们成为效忠于菲利普的人，我们开始成为欧洲的附庸。

我已说过一百多遍，而且我还要重复，旧社会在死亡。为了获得现存的最小的利益，我不再是个十足的好人，也不是一个地道的骗子，也不会因希望而导致失望。法国是现在最成熟的国家，好像真的将成为世界第一。可能我将依附至死的波旁家族的元老们在古老的君主制中会找不到一个持久的避难所。从来没有一个被杀死的君主的继承者在死者身后长久地穿着扯烂的长袍，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疑虑：君主不敢再信赖他的国家，国家也只相信重建的家庭能原谅它。民众和君主之间的崇高的会面阻碍了他们认识自己：有一些永不封闭的坟墓。卡佩的头颅如此之高，以至于矮小的刽子手不得不砍倒他以得到他的王冠，如同加勒比人砍断棕榈树以摘取果实。波旁家族的枝茎在各种各样的树干上蔓延，这些树干弯曲了却根深蒂固，重新萌发了极好的枝条，这个家族在成为其他王族的骄傲之后，似乎成了一种必然。

但是难道更有道理相信菲利普的后代会比亨利四世的年轻后代更有机会获得统治权吗?人们无用地以各种方式将政治主张结合起来，道德真理是永恒的。这是不可避免的，有教育意义的，杰出的及复仇性的反应。那位将自由授予我们的君主，路易十六，被迫为路易十四的专制和路易十五的腐化赎罪，我们应该容许路易·菲利普或他的子孙可以不偿还他堕落统治的债务吗?这笔债务还未重新被路易十六断头台的“平等”所背负，而他的儿子菲利普难道没有因背信的监护人废黜被监护人而增加他父亲的契约吗?丧失性命的“平等”什么也不能赎回；最后叹息流淌的泪水不能拯救任何人：它们只是打湿了前襟而未深入良心。如果奥尔良的支系能有支配祖先的恶习罪行之权，那么天意何在?从未有可怕的邪念可以动摇善良的人。我们幻想的是在我们短暂生命中衡量永远的目的。我们经过得太匆忙以至于上帝的惩罚总是不能处于我们存在的短暂时刻：惩罚在适当的时刻降临；它再找不着第一个罪人，但是它找到了留下空隙犯罪的后代。

按照通常的顺序，路易·菲利普的统治，不管其期限的长短，将是一个例外，只是违反永恒正义法则的一个短暂的违法：这些法则在一个相对并有限的范围内被践踏了；它们接着便是一个无限和全部的范围。从一个外表上似乎上天许可的大错误，一定会得出一个严重的后果：一定从中演绎出废除甚至是王权的基督教的证明。这个废除它不是一个个别的处罚，它会变成路易十六死亡的赎罪；在这个束紧王冠的正直的人之后，没有任何人能被接受。为了能归还可憎的王冠，应该允许弑君者的儿子假装成国王在殉难者淌血的床上睡上一会儿。

此外，所有这些推理，尽管它们如此正确，也永远动摇不了我对年轻国王的忠诚；即使在法国他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将永远为成为最后一个国王的最后一个臣民而感到骄傲。

梯也尔先生

七月革命已找到了它的国王：它找到了它的代表吗?我描绘了从一七八九年直到今天的不同时期出现在舞台上的人物。这些人或多或少像古代人种：我们有一种比例尺来衡量他们。现在的几代人不属于过去，用显微镜来观察一番，他们不像能够存活，然而他们和一些他们在其中消亡的因素结合起来；他们发现了一种人们不知道的可呼吸的空气。未来可能会发明计算这些存在法则的公式；但目前还没有一种方式来评价他们。

不能解释变化的种类，我们注意到这或那几个我们可以捕捉的个体，因为特别的错误或不同的品质使他们从人群中脱离出来，例如，梯也尔先生，便是七月革命造就的唯一人物。他创立了恐怖时代的赞美流派，他就属于这个派别。如果恐怖时代的这些背教者和被上帝抛弃的人是一些如此重要的人物，那就应该考虑审判他们的权力；但是这些人在互相诽谤的同时声称他们屠杀的派别是一个流氓派别。看看罗朗夫人对孔多塞的评说，巴尔巴鲁，即八月十日的主角对马拉的看法以及卡米耶·德木兰写的反对圣·朱斯特的文章。必须根据罗伯斯庇尔的意见来评价丹东或者根据丹东的意见来评价罗伯斯庇尔吗?当国民公会议员们有一个对其他人如此可怜的想法，不冒犯人们应有的崇敬，怎么敢有一个与他们不同的意见呢?

雅各宾主义庸俗的意识中，由于不能满足期限的要求，没有发觉恐怖时代已经终结。它未能达到它的目标，因为它没能让更多的人头落地；对它来说应该还多砍四十到五十万人头；然而，缺少这些漫长屠杀处决的时间，仅剩下一些未完成的罪行，人们不知摘取他们的果实，暴风雨的最后一缕阳光未能将它摧熟。

当天人们产生矛盾的秘密，是因为良心的剥夺，固有原则的丧失和崇尚暴力：任何人屈服都是有罪的和无功的，至少没有和这些事件相比的功勋。在恐怖时代这些伪君子的这些自由言论后面，只应看到其中藏匿的，神化了的成功。不要把国民公会仅仅作为一个暴君来崇拜。被推翻的国民公会，和你们的自由行李一起到督政府，然后是波拿巴，这不会让您感到您的变形化身，不会让您想到已经改变。宣过誓的剧作家①，看着吉伦特派如同一些可怜鬼，因为他们失败了，不要从他们的死亡中得到一幅幻想的图画：这是一些头戴花冠，走向牺牲的英俊的年轻人。吉伦特派人，这群为路易十六说话又投票赞成处决他的卑怯的乱党，事实上在断头台已作出一个奇迹；但是谁没有失去向死亡低下的头颅呢?女人们以她们的英勇著称，凡尔登的年轻姑娘，像守护神一样登上了祭坛；人们谨慎不言的手艺人，这些国民公会从他们身上得到如此大收获的平民百姓们，抵挡着刽子手的剑如同我们的投弹手抵挡着敌人的剑一样坚决果断。与一个教士和一个贵族交换，国民公会杀死了成千上万社会最低层的工人：这是我们永不愿回忆起的事情。

①戏剧性效果的不忏悔的爱好者。

梯也尔先生讲原则吗?他是世界上最没有原则的人：他颂扬大屠杀，还用一种极具感化力的方式鼓吹人道主义；他投身于狂热的自由，还镇压里昂起义，在特朗斯挪南街上屠杀，不顾一切地支持九月法令②：如果他从未读过这个的话，他会把它当作一篇颂词。

②费埃斯希被谋杀后，一八三五年九月投票通过的法令。

成为议会主席和外交部长后，梯也尔先生醉心于塔列兰派的外交诡计；他招惹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定性、庄严和沉默的跟班小丑。人们可以蔑视严肃和灵魂的伟大，但是在带着被征服的世界坐到格兰沃③的狂欢节席位前，不应该把这想法说出来。

③一八三四年由维吉尔伯爵，部长议员在格兰沃城堡举行的节庆。

此外，梯也尔先生把高尚的本能和卑劣的习俗混为一谈，当那些已变得贪婪的封建制度的幸存者，让自己成为他们土地的代管人时，他，梯也尔先生，这位重生的大老爷，作新阿迪卡斯①状旅行，他在路上购买艺术品，使古代贵族的奢侈之风死灰复燃：这是一个区别，但如果太容易播种收获的东西，就应更加警惕旧习俗的复活：这是公众人物考虑的一个因素。

①西塞龙最好的朋友的绰号，他以有雅典味为荣。

被水银般不安的天性所激励，梯也尔先生已打算去马德里消除我于一八二三年在那时推翻的无政府状态②：因为反对路易·菲利普的意见，这个计划更显大胆。可以想象成一个波拿巴，可以认为他的削尖的羽毛笔只是拿破仑利剑的延伸；可以想象是一名伟大的将军，可以幻想征服欧洲，他因此为自己定下了叙述者，而且过分轻率地运回了拿破仑的遗骸。我同意所有这些奢望，我只是说说，至于在西班牙，当梯也尔先生想入侵它时，他打错了算盘；他会在一八二六年失去他的国王，而我则在一八二三年拯救了我的国王。主要还是在于及时做想做的事情；存在着两种力量：人的力量和事物的力量；当一种力量与另一种力量对抗时，什么也做不成。目前，米拉波还没有惊动任何人，尽管他的贪污腐败没有损害他：因为现在，还没有任何披露他恶习的描写；人们只是被他的美德所中伤。

②他想干涉反对卡洛斯派，路易·菲利普阻止了他。

梯也尔先生可以做出三个决定中的一个：宣布自己为未来共和国的代表，像一只猴子伏在骆驼背上一样栖息在七月革命变形的君主制身上或恢复帝国的秩序。最后一个主意应该对梯也尔先生的口味；但是没有皇帝的帝国，这可能吗?更自然会相信《革命历史》一书的作者听任被一种庸俗的野心吸引：他想延续或重获权力；为了保住或重新得到他的位置，时机或利益需要的话，他便会完全变卦：在公众面前曝光是要有勇气的，但是梯也尔先生还是那样年轻以至于他的美丽可充作他的面纱吗?

德兹和朱达除外，在梯也尔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圆滑的、狡猾的、顺从的习性，可能是未来所包含的除了道德范畴的崇高之外的未来一切的继承者；没有嫉妒，没有小器，没有偏见，他清晰地呈现在时代庸碌的黯淡无光的底部。他过分的骄傲还不是那么可憎，因为它并不在于蔑视他人；梯也尔先生有变化多端的手段，巧妙的才能；他很少为不同意见所妨碍，不记仇，不怕受牵连，公正对人，并不是针对这人的正直或他所想的，而是对于他所值的；这就在必要时会阻止他扼杀我们所有人。梯也尔先生不是他能够成为的那个人；岁月会将他改变，除非他的自爱膨胀与之作对。如果他的脑子保持好使，没有被重击破坏的话，事情便会使一些未被觉察的优势在他身上显露出来。他应该迅速地生长或缩减。有很多机会可以让梯也尔先生成为一位伟大的部长或继续做一个糊涂虫。

当梯也尔先生把世界命运①掌握在自己手中时，他就已经没了解决办法。如果他曾下令在地中海进攻英国舰队这支和我们一样最强大的力量，我们肯定会成功；土耳其和埃及的舰队集结在亚历山大港，它们会赶来增援我们的舰队。取得对英国的胜利，会激励法国。我们应该立刻派遣十五万人进入巴伐利亚州并冲向意大利几个对攻击毫无准备的地方。整个世界能再一次改变面貌。我们的侵略是正义的吗?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应该可以质问欧洲在那些滥用胜利的条约中是否公正地对待我们，俄罗斯和德国过度地扩大，而法国被缩小至原先截短的边界线。无论如何，梯也尔先生不敢玩他最后一张牌；看着他的生命没有足够的依靠，然而这就是为什么在他应孤注一掷的赌博中他什么注也不下。我们已倒在欧洲的脚下：一个重新站起的同样的机会也许会要很久才能到来。

①一八四○夏天，梯也尔欲军事干预反对英国，国王对此表示反对。

最后的结果，梯也尔先生为挽救他的体系，把法国缩小到15里的布满堡垒的空间；我们将清楚地看到是否欧洲有道理嘲笑这个伟大思想家的稚气。

就这样，被我的羽毛笔牵引着，对于一个未来不明确的人我所写的已超过了我有着可靠记忆的人物。这是活得太久的一种不幸，我来到了一个法国只看到贫乏的几代人经过的贫乏的时代：一只母狼在它的消瘦中背负着所有的希望。这些回忆录随着突如其来的日子降低了意义，减少了它们可以从这些重大事件中获得的东西；它们将完结，我害怕像美人鱼一样。蒂特一利弗宣称的那个辉煌的罗马帝国，在卡西若多尔的记叙中逐渐衰落直至消失在黑暗中。都西迪德和普鲁塔克，沙鲁斯特和塔西特，当你们讲说分开雅典和罗马的主张时，你们更幸运些!你们至少肯定能使它们生动，不仅是通过你们的才能，而且也因为希腊语的光彩和拉丁浯的庄重!我们这些野人①，用我们用狭窄野蛮的界限幽闭的难懂的语言，对于我们这个正在结束的社会，我们能说什么呢?如果这最后的几道再现了我们讲坛上的唠叨，我们权利的这些永恒的定义，我们大臣们的殴斗，距此五十年后，会是与一张旧报纸上不可理解的栏目不同的东西吗?在一千零一种猜测中，仅只有一种会感到是正确的吗?谁能预见法兰西精神变幻不定的奇特的跳跃和间隔?它的嫌恶和迷恋，它的诅骂和降福，没有明显的理由是怎样转化的?谁知道猜测和理解他们怎样依次地热爱和讨厌；怎样从一种政治体制中派生，怎样挂在嘴边的是自由，心中想的却是农奴制，怎样朝秦暮楚?抛给我们几粒灰尘吧：作为维吉尔的蜜蜂，我们将终止我们的混战飞到别的地方去①。

①这是伏尔泰用在法国人身上的词。

①影射乔治尼克的一句诗：“往空中抛一点灰尘，蜜蜂将停止互斗而变得安静。”

德·拉斐耶特先生

如果碰巧这里发生一些什么大事的话，我们祖国仍在沉睡。一个腐烂的社会，母腹是不孕的；甚至它孕育的罪恶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可与他们原则的无用相媲美。我们进人的时代是一个牵引的过程，通过它一些注定要被审判的人拖着旧世界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

这个一八三四年，德·拉斐耶特先生刚刚去世。我以前曾对他有过不公正的评价；应把他作为有着两个面目和两种名声的一种傻瓜来重新介绍：大西洋彼岸的英雄，此岸的傻瓜。经过了五十多年人们才认清德·拉斐耶特先生身上人们固执地拒绝的一些品质。在讲台上，他表达流畅，并且是用很好的伙伴般的声调。他生活上没有任何一点污点，他和蔼、乐于助人、慷慨大方。帝国时期，他是贵族并置身其外；复辟时期，他没有保持同样的尊严，他降低身份直至让人任命为出卖烧炭党人的大师和一些小密谋的首领；幸好他在贝佛尔如同一个平庸的冒险家，逃过了上法庭②。在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和刽子手混在一起；而是手持武器与之搏斗，他想救路易十六，但是在憎恶大屠杀，被迫远离大屠杀的同时，他对人们用梭镖挑着头颅的场面大加赞赏。

②指一八二一年十二月贝佛尔密谋。

德·拉斐耶特先生声誉上升了，因为他死了，他有本能的脱口而出的才能，而他的死亡将他的才能永葆青春并增加了它的光芒；还有另一种名声，是年龄的产物，是时间的晚产儿，这种名声本身并不大，而是因为偶然将其置身于革命之中才显得大。靠这个名声；他经常插手一切，他的名字成了一切的招牌或旗帜：德·拉斐耶特先生将永远是国家的卫兵。通过非凡的影响，他行为的结果经常与他的思想背道而驰；说他是保皇党人，他是一七八九年推翻了八个世纪的王权；说他是共和党人，他又在一八三○年建立了街垒王权：他去把他从路易十六头上摘下的王冠献给了菲利普。当我们不幸的冲积层加固时，和事件一起揉搓着，人们将重新找到他嵌在革命面团中的形象。

在美国赢得的欢呼①更提高了他的声誉；一国人民站起来向他致敬，表示感谢的欢呼声将他淹没。艾万雷特用这样的呼语结束了他在一八二四年所作的演讲：

①一八二四—一八二五年他重回美国。

“欢迎你到我们这边来，我们父亲的朋友!享有这份胜利以至于它不能与世上任何一个君王和征服者分享。唉!华盛顿，您青春的朋友，那个仅是他国家的朋友的人，在他还其自由的土地的深处静静地安歇。他长眠在波多马克两岸的和平与光荣之中。您将重见蒙一威隆②好客的树荫；但是您尊敬的那个人，您在门槛上再也找不到他。代替他并以他的名义，心怀感激的美国的儿子向您致敬。欢迎您三次到我们这边来!在这块大陆您涉足的某一个方向，所有能听到您声音的万物都将为您祝福。

②华盛顿的住所。

在这个新世界，德·拉斐耶特先生为一个新社会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在旧世界，他为一个旧社会的毁灭作出了贡献：在华盛顿，自由祈求他；在巴黎，无政府状态祈求他。

德·拉斐耶特先生只有一个想法，幸好对他来讲这是一个世纪想法；这个想法的坚定造就了他的统治；这个想法为他充当护眼，阻止他左顾右盼；他在仅仅一条线上迈着坚定的步子；他在悬崖间前行不掉下去，不是因为他看到了悬崖，而是因为他看不到它们；盲目便是他的才能：所有固定不变的都是必然的，而所有必然的都是强大的。

一七九○年我看见过德·拉斐耶特先生走在国民卫队的前头，经由林荫道去圣·安托尼郊区。一八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我看见他躺在黑棺材里，沿着同样的林荫道。在随行队伍中我们注意到有一队美国人，他们每人的钮孑L上都带着一朵黄花。德·拉斐耶特先生让人从美国弄来一些足够数量的泥土来覆盖他的棺材，但他的目的没有达到：

您将要几罐美国的泥土

作为神圣的纪念物。

您将带回这崇高的枕头，

以便死后，他珍爱的遗物，

至少能有六尺在他的祖国，

那片他长眠的自由之土。

在命定的时刻，同时忘却他的政治梦想和生活中的浪漫故事，他想长眠在比克普斯他善良的妻子身旁：死亡让一切恢复到有序。

在比克普斯埋葬着一些从德·拉斐耶特先生开始的这场革命的牺牲者，那里立起了一座小教堂，人们作着永恒的祈祷，纪念这些死难者。我在比克普斯陪着马蒂厄·德·蒙莫朗西公爵先生，他是德·拉斐耶特先生制宪议会的同事，在墓坑底部，绳子把这位基督徒的棺材朝旁边一转，如同为了再祈祷，他侧起了身子。

当德·拉斐耶特先生的送殡队伍纵列行进时，我在人群中，在格兰吉—巴特里耶大街的人口。在林荫道斜坡的高处，柩车停住了，我看见了他，全身染上了一层太阳的转瞬即逝的光彩，头盔和武器闪闪发光：然后，阴影重回，而他也消失了。

人群散去，卖“开心”①的人叫卖着她们的“忘记”，卖小玩意的到处拿着一些纸风车，在吹动着柩车上羽毛的同样的风中转动着。

①圆锥形蛋卷，人们称之为“忘记”或“开心”。

一八三四年五月二十日在众议院会议上，主席说：“德·拉斐耶特将军将名垂青史……在向您表达议院的哀悼之情的同时，我在其中加进了，哦，先生，我亲爱的同事(乔治·拉斐耶特)，我特别的依恋之情。”在这段话旁边，会议记录整理者加上了两个括弧：(高声大笑)。

这就是最严肃的生命之一简化成的东西。那些最伟大的人死后能留下什么?一件灰色的大衣和一个稻草十字架，如同在布卢瓦被暗杀的吉兹公爵身上的东西一样。

在杜伊勒利宫的栅栏处，叫卖者为一文钱在叫卖着拿破仑死亡的消息，我听见了两个江湖医生开始大事吹嘘他们卖的药；而在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的《箴言报》上，我读了关于处决路易十六的这些话：

“执行后两个小时，除了不久前还是国家首脑的这个人刚被执行死刑的消息外，什么也没有宣布。”接着这几句话是一则广告：“安布瓦兹，喜剧。”

表演了五十年的最后一个戏剧演员，德·拉斐耶特先生仍留在舞台上；希腊悲剧的结束合唱曲宣告了这幕剧的寓意：“噢!必死的瞎子，学习将目光转向生命的最后一天。”而我，坐在空旷大厅中的观众，包厢冷清，灯光熄灭，在落下的幕布前，伴随着寂静与黑夜，我独自一个人呆着。

阿尔芒·卡雷尔

拉斐耶特将军困扰着菲力普的过去，而阿尔芒·卡雷尔却威胁着他的将来。你们已知道我是如何结识卡雷尔先生的；从一八三二年起一直到他安息在圣芒代墓地那天止，我从未间断过与他的交往。

阿尔芒·卡雷尔心情郁闷；他开始担心法国人不会把自由当作一件合理的事情来接受；他有一种我说不清的预感，感觉他会活不长；生命是个靠不住的东西，他从不把它看得很重，并随时准备拿它出去赌一把。如果他死在与小拉博里的决斗中，他的死对于亨利五世①来说至少会是一件大事；很可能他的葬礼还会因这场流血之战而增添不少荣耀；可是他却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离开了我们。

①一八三三年二月二日，卡雷尔身受重伤。——拉博里是一个正统派记者的儿子。

由于一时的伤感，他在《国民》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我因此给他写了这样的一张便条作为回答：

一八三四年五月五日巴黎

先生，您文章中充溢着的高贵优雅的情感使您超然于当今所有政坛文人之上。我并非称赞您的旷世之才；您知道，在有幸认识您之前，我就已经给它以充分的肯定了。我也不想感谢您的夸奖；目前我更乐意将它归结于您的老交情。先生您已经站得足够高了；像所有颇有名望的大人物一样，您已经开始脱离民众；当人们渐渐地跟不上他们的步伐的时候，就会把他们视为异类，将他们抛弃掉。

夏多布里昂

一八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我尽力在另一封信中安慰他，因为他由于犯了出版罪而被判了刑，我收到他这封回信；信中表明了他的观点、遗憾和期望：

致夏多布里昂子爵先生

先生：

到了巴黎我才收到您八月三十一日的信。我早该向您致谢了，可是消息灵通的警察知道我回来了，我不得不花些有限的时间去为蹲监狱做些准备。是的，先生，法官是根据莫须有的法律给我定了莫须有的罪名，判了我六个月监禁，因为虽然反动派被认为有权出版，可是路易——菲力普国王却认为我是有罪的，起诉理由充分，辩护也远没能减轻我的罪名，但是陪审团却有意将我无罪释放。我很高兴地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大胆论断的重大阻碍似乎已差不多被消除了——您已读过那份辩护词，十八年前，在一些权威性著作里，您向您的政党讲述宪法义务的原则①，辩护词正是因为引用了那些条例，才变得对我十分有利。

①符合宪章的君主政体。

我常忧心忡忡地寻思着，先生您和那些见解最杰出的人物，包括我自己，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如果全国的精英这样齐心协力为获得异议权进行不懈的斗争，尚且不能在法国产生一个仁人智士自己的政党，一个任何成功的、合法行使职权的政体都需要的、拥有必不可少的思想、言论、著书自由的政党，那您和那些先生们的作品还有何用呢?先生，在上届政府您提出的完全的争论自由，难道像您的政界同僚运用阴谋诡计反对他们大权在握的对手一样，是为了一时的政治目的吗?一直以来，有些人就是这样利用新闻界的；但是，您，先生，您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为了战斗，为了普遍捍卫一切思想(古老的和新兴的)自由才提出争论自由的；正因为如此，在七月革命引起的新争论中，您才受到持各种观点者所感激和尊重。我们的事业因此而联结在一起，我们引用您的作品，这并非只是仰慕您举世无双的才华，而是渴望远远地追随您的事业，我们是小兵，而您已是赫赫有名的老将。

先生，您三十年来所追求的也正是我追求的，如果可以追随您的话，我们要让美丽的法国拥有比国内战争更为人道、更加文明、更为友爱、更具决定意义的战斗法令。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只有相异的见解而没，有党派纷争，只有合法公众的利益而没有虚伪、自私和贪婪呢?通过说服和讲话，党派和解是必然的，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见?尽管党派纷争和流血牺牲也会带来妥协和解，但却已是精疲力竭，两败俱伤，死者已矣，伤者和幸存者也未必会得到什么好处。先生，正如您曾痛心疾首地说过的一样，法国好像已失去了向导，仿佛不知道蜷缩于安宁平静的专制制度下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仍然必须不停地说，不停地写，不停地发表出版，只要坚持不懈，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办法出现的。而且，先生，有您这样的好榜样，我的心里只有一句话：坚持就是胜利。

先生，请允许我怀着始终不渝的热爱永远做您最忠诚的奴仆。

阿·卡雷尔

一八三四年十月四日于靠近纳伊的皮托

卡雷尔先生被关在圣佩拉热，我每周去看他两三次：他老是站在窗户的铁栏杆后面。这令我想到他的邻居，植物园的一只非洲小狮，可怜的荒漠之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铁笼之中，忧郁的目光茫然地注视着外面的一切，它死了。然后，卡雷尔先生和我走下来；院子里潮湿、阴暗、狭窄，四周围着高墙，如同一口井，亨利五世的奴仆和王室的敌人都在这里散步。其他的共和党人也在这里散步：这些蓄着大胡子、小胡子，或长头发的，戴着德国或希腊式软帽的年轻狂热的革命党人，面色苍白，目光冰冷，模样可怕，看起来就像是鞑靼人尚未投身凡体的先存灵魂①：他们时刻准备着闯入生命。他们的衣服如同战士的军装，又像是勇士身上血迹斑斑的衬衣：这是现实社会后面潜藏着的一个可怕的复仇世界。

①或许此处有段维吉尔的回忆，见《伊尼特》。

晚上，他们聚集在他们的头阿尔芒·卡雷尔的房间里；谈论掌握政权后他们如何执政，以及流血的必要性。他们开展关于恐怖时代的伟大公民的讨论、一些人拥护马拉，他们信仰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其他的人则崇拜罗伯斯庇尔，认为他是新世纪的救世主。圣·罗伯斯庇尔不是曾在一篇关于上帝的演说中讲道：“信仰上帝给人以对抗灾难的力量。”“断头台上的无辜令凯旋战车上的暴君也黯然失色?”刽子手装出上帝式的怜悯，这是灾难、暴政、断头台的制造者的眼泪，使出这样的伎俩为的是让人们相信他们只杀有罪的人，并且还是出于道德良心才这么做的；而那些犯人，早已料到要受惩罚，于是抢先一步在法官面前摆出一副苏格拉底的模样，竟然企图用他们的无知来威胁审判官!

呆在圣佩拉热对卡雷尔先生是有害无益的：与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关在一起，他反驳、痛斥和藐视他们，庄重地拒绝在一月二十四日装饰彩灯；同时，他也因痛苦而发怒，凶杀的诡辩总是萦绕在耳边，动摇着他的理智。

这些年轻人的母亲、姐妹、妻子上午过来照料他们，帮他们缝缝洗洗。有一天，我走在通往卡雷尔房间的昏暗走廊上，听到隔壁房间里传出一个迷人的女声：一位漂亮的妇人脱了帽子，散着头发在简陋的床边缝补着破衣烂衫；男人则跪在她的膝盖前，仿佛他不是菲力普的囚犯，而是女人脚前的奴仆。

从监狱出来后，卡雷尔先生转而来看我了。就在去世的前几天，他给我拿来一期《国民》报，上面刊载着一篇他颇费了一些心思写的文章，是关于我的《论英国文学》的，文章引用了我的书的结束语，并大加赞赏。自从他死后，人们把全部由他亲手所写的这篇文章送交给我，我将它作为他友情的象征保存下来。“自从他死后!”我用了什么样的字眼呀，自己居然还没有意识到!

尽管对未设立侵犯荣誉罪的法律强加了补充条款，但是决斗仍然是令人不快的，尤其是当它摧毁了一个满怀憧憬的生命，而且它使社会失去了一位一个世纪的某些观念和某些事件才能造就的旷世奇才的时候。就在昂吉安公爵①倒下的森林里，卡雷尔也倒下了：大孔代的孙子的亡灵目击了这位杰出的平民之死，并带走了他，这座死亡森林两次让我落泪：至少我对这两起事故是充满了悲痛和同情的。

①他在万森森林与埃米尔·德吉拉尔当的决斗中被杀。决斗的原因仍不清楚：这两位记者曾进行过言辞激烈的笔战，但也可能其中还有个人原因。

在别的决斗中，卡雷尔先生从未想到过死，但这一次他预先考虑到了：他利用夜里的时光写下了遗嘱，仿佛他早已知道了决斗的结果。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早晨八点，他步履轻盈地走进了绿林中，小扈还在那里戏耍。

到了测量好的距离，他步伐敏捷，毫不躲闪地就开了枪，仿佛这是他一向的作风；似乎大的灾难从不会降临于他。奄奄一息的他被朋友们支撑着走过也受了伤的对手身旁时，他反而还对他说：“先生，很痛吧?”阿尔芒·卡雷尔就像一位大无畏的勇士一样平静。

二十二号很晚我才得到消息，二十三号早晨我赶到圣芒代：卡雷尔先生的朋友们一个个心急如焚。我想进去见他，但医生提醒我，我的出现会让病人情绪过分激动，而这将抹灭大家尚存的一丝希望。我只好沮丧地却步。第二天二十四号，当我再度准备去圣芒代时，在我之前派去的亚森特来告诉我说：不幸的年轻人在经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之后，已于五点半离开人世：他就这样把自己风华正茂的生命支付给了一场毫无希望的决斗。

葬礼于二十六号(星期二)举行。卡雷尔先生的父亲和兄弟从鲁昂赶来。我在一间小房子里找到了他们，同时在场的还有我们刚痛失的先生的三四个密友。他们拥抱了我，卡雷尔先生的父亲对我说：“阿尔芒本可以同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一样是个基督徒：只要再过几个小时，指针就会指向十二点了。”没有在病床上见上卡雷尔先生最后一面将成为我永远的遗憾，如果能在他弥留之际挽留他片刻，让指针指向基督徒的时刻再让他离去的话，我也就不会抱憾终身了。

阿尔芒·卡雷尔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反对宗教：他确实存在怀疑，但当人们一旦从坚定的不信教转向犹豫不决时，他也就接近确信了。就在去世之前不几天，他说道：“我会用整个生命去换取另一个信仰。”得知索特莱先生自杀的消息，他写下了这样雄浑有力的篇章!

“通过想象，我曾可以将我的生命持续到这一刻，疾如闪电，所有的看见的事物动作、声音、感情一切都将离我而去，思维用尽它最后的力量汇聚成一个观念；我死了；但是紧接下来的每秒每分都让我有种莫名的恐惧；我从不运用我的想象力去猜测什么。这种普遍的捉摸不定远比深不可测的地狱要可怕一千倍：

To die，to sleep，

To sleep!perchance to dream①!

①哈姆雷特的独白：“去死吧，沉睡吧，沉睡吧!或许是去梦想!”

我看到每个人——不管他有多么坚定的意志和信仰——都无法超脱世俗的框架；他们仿佛这时被悬吊在万丈深渊之上，吓得手足无措。为驱散这种可怕的念头，他们到决斗中去互相厮杀，去进攻堡垒，或去迎击怒海；他们似乎视生命如儿戏，他们有一张张怡然、愉悦而祥和的面孔；但是假想中成功总是比死亡多，他们只想到怎样摆脱困境，却很少考虑过其中的危险。

这些话出自一个很可能在决斗中丧生的人之口，是精彩绝伦的。

一八○○年①返回法国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就在我登陆的岸上又有一位朋友降生了。而一八三六年我却亲眼见他死去，只是没有给他如同我在本世纪第一年给予法国一样的宗教式慰藉。

①卡雷尔出生的那一年。

从他死去的房屋到墓地，我一直跟在棺材后面；我走在卡雷尔先生的父亲身旁，并搀扶着阿拉戈先生：我歌颂上天，而他却亲手去测量它。②

②天文学家阿拉戈(Arago一七八六—一八五三)，巴黎天文台台长。

送葬队伍在乡间墓地的人口处停了下来；有人开始宣读悼词。没有十字架，这就告诉我，悲伤的表示将只能保留在我的灵魂深处。

六年前的七月王朝统治时期，一天路过卢浮宫的柱廊前，在一条敞开的沟渠旁，我碰到了一些年轻人，是他们把我带回到卢森堡公园，在那里我要捍卫的君主制却正是他们刚刚推翻的；六年后的七月王朝周年庆典中，我回来分担这些年轻共和党人的遗憾，正如他们也曾分担我的忠诚一样。多么奇怪的命运!阿尔芒·卡雷尔在一个从未向菲力普宣誓效忠的皇家卫队军官家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作为保皇堂人和基督徒，我很荣幸地托起掩盖着那高贵遗体的帆布一角，但帆布并未能将遗体遮住。

许多国王、王子、大臣以及自以为权大势大的人物都一个个在我面前闪过：我不屑于在他们的棺前脱帽致意，也不会去为悼念他们写一个字。我觉得社会的中间阶层比这些沽名钓誉的人更值得我去研究和描绘；金丝玉缕衣不如射中卡雷尔腹部的子弹带进的法兰绒衣的碎片有价值。

卡雷尔，谁还记得您?那些庸人懦夫，见您的死结束了您的优越感，也消除了他们的畏惧心，还有我，一个与您持不同意见的人。谁想着您?谁还记得您?我恭喜您一步就跨完了您如此冗长寂寞的旅程，恭喜您一枪就到达了您的终点，跑步前进，将那原本还显得过于漫长的路程缩短得只有一剑之长。

我羡慕那些先我而去的人：如同在布兰德的恺撒的士兵，我站在海岸的悬崖上放眼大海，如果运送了第一批军团的船只还没有返回来接我，我便朝埃皮鲁斯观望。

一八三九年重读这篇文章，我又作了补充：一八三七年我拜访了卡雷尔先生的墓地之后，发现它竟无人打理，只有他的姐姐娜塔莉在旁边树了一个黑木十字架。我给了修墓人沃德朗十八法郎，叫他去围上栅栏；我叮嘱他照看墓地，并种上草皮和花卉。每当换季的时候，我都要去圣芒代付清费用，并检查他的工作是否尽如人意。*

*修墓人收条：“我收到夏多布里昂先生的应付款项十八法郎，用来在阿尔芒·卡雷尔先生墓地周围修建栅栏。”

一八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于巴黎

一八三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于圣芒代

付讫：沃德朗

兹收到夏多布里昂先生二十法郎，用于维修圣芒代的卡雷尔先生墓地。

付讫：沃德朗

几个女性

路易安娜州的女人

准备结束我的文集并审视我的生活时，我看到一些我不愿意忘记的女人：一些聚集在我的图画下面的天使，她们倚靠着框边看着我生命的结束。

我以前遇到过一些出名或著名的不同的女人。今天这些女人已改变了方式：她们是更好，还是不如以前呢?很简单我倾向于过去：但过去被一种水汽所笼罩，通过其它事物染上了一种悦目的且常常是骗人的色彩。我已无法返回到受到我祖母的影响的青春岁月；我几乎回忆不起这些，而我会高兴再见到她。

一个路易安娜州女人从梅查瑟贝来到我这里，我相信见到了最后爱情的处女①。塞勒斯蒂尔②给我写了几封信：这些信应署期“花月”；她给我看了她在阿拉巴马的热带草原所写的几段回忆录，不久之后塞勒斯蒂尔写信告诉我她正忙于梳妆准备去菲利普的王宫：我重新披上我的熊皮。塞勒斯蒂尔变成了佛罗里达井里的鳄鱼：①但愿上天给她和平和爱情，如同那些东西一样永存!

①指阿达拉(Atala)。

②她名叫塞勒斯蒂尔·索尼亚(Celestine Soniat)。

①在《阿达拉》中关于阿拉处阿热带草原自然井的描写：“表面显得平静且清洁，但当您看井底时，您会看到一条宽大的鳄鱼……。”

塔斯图夫人

有一些人，居于您和过去之间，阻止您的回忆来到您的记忆中；另外一些人刚开始就介入到您的过去之中。塔斯图夫人②产生的便是这种影响。她说话的方式自然；她将高卢隐语留给了那些相信躲藏在我们祖先的宽袖外套中能重焕青春的人。法渥理勒斯③对一个偏爱“十二诫”拉丁语的罗马人说：“您想和埃旺德赫母亲讲话。”

②阿马巴尔·塔斯图夫人(Amble Tastu一七九五—一八八五)，流行诗人，经常去“丛林修道院”。

③生活在阿德里让朝代的希腊诡辩者。

既然我刚才说到了古代，那么就让我来说说古代民族的妇女。希腊妇女有时颂扬哲学；她们也常常信奉另一个神：沙佛成为格尼德不道德的女巫；人们一点也不知道在战胜班达尔之后科里勒的所作所为；阿斯巴细曾给苏格拉底讲授过维纳斯：

“苏格拉底，认真听我的课。你的心中要充满诗的激情：正是通过它巨大的魅力你才能知道锁住你热爱的目标；正是因为诗才的声音，你才能锁住目标，并将激情所致的影像通过他的耳朵带到他的心中。”

诗神的气息从罗马女人们头上吹过而没有激发她们鼓舞克洛维的民族，她仍在摇篮中。奥依尔语曾有过法国的玛丽；奥克语有迪尔夫人④，她在她的沃克吕兹的纯洁中，抱怨着一位残忍的朋友：

④迪尔(Die)女伯爵(十二世纪)。

“想知道，我可爱而漂亮的朋友，为什么您对我如此残忍和如此野蛮。”

这些诗歌从中世纪流传到文艺复兴时期。路易斯·拉贝①曾说：

①《美丽的卖绳者》。

“噢!如果我是在这令人欣喜的美丽的怀抱，从那里我将为此而奄奄一息!”

克雷蒙斯·德·布尔日，绰号叫“东方珍珠”，因其美丽而露着面部，头上戴着花环埋葬，两个玛槽丽特②和玛丽·斯图阿尔，所有这三位王后都在一种朴实的语言中表达了天生的弱点。

②玛格丽特·德·昂古莱姆，纳瓦尔的王后，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七日谈》的作者。

我有一个姑母，将近是在我们的帕尔那斯这个年代，名叫克罗得·德·夏多布里昂夫人；但我再也不为克罗得夫人而只是为布瓦斯得勒小姐操心。克罗得夫人，以情人的名义矫揉造作，将她的七十首十四行诗送给他的情妇。读者，原谅我姑母克罗得的二十二年：必须宽恕青春。如果我姑母德·布瓦斯德勒更谨慎些，她歌唱时，便会有十五倍半的声誉，而叛徒特雷米侬也只能像鹞子一样表达他先前莺的想法。无论如何，这是克罗得夫人的几注韵脚③，它们将她很好地列位于先前的女诗人之间：

③似乎是第二首四行诗和一首十四行诗的二段三行诗节。

十四行诗

噢!在爱情中我被奇特地对待

因为我不敢按我的愿望描写真实

而且我不敢对你抱怨你的严厉

也不敢要求我曾如此希望的东西

为了更确切地表达我的献词

如果你能用眼睛听到我用眼睛所说的东西

多么可爱的发明，如果我们能够听到

用眼睛所说的并通过眼睛听到

我们不敢大胆说出来的话语

当语言凝固，感情和思想的自由便会收缩。人们一点也想不起，在路易十四朝代，德祖利埃夫人时而被过度吹捧，时而被过度贬低。悲歌通过女人的悲痛延续，在路易十五的统治下，一直到路易十六的统治，在那时开始了人民的大悲歌；对于布尔迪克夫人来说，先前的哲学派已消亡，今天已不怎么为人知晓，然而它给沉寂留下了一首了不起的颂诗。

新的流派在另一个模式中抛弃了它的思想，塔斯图夫人走在散文诗或韵诗的女诗人的现代合唱队中，阿拉尔、瓦尔多尔、瓦尔莫尔、塞加那、勒瓦尔、梅尔格尔，等等；一个缪斯群体，以诗为例，必须为它未曾颂扬过这种激情感到遗憾吗?根据古代史，这种激情，它抚平了科西特额头的皱纹，并使他对着奥尔菲的叹气声微笑。在塔斯图夫人的音乐会中，爱情只是重唱一些借用了一些奇特声音的颂歌。这使人想起人们对玛丽布朗夫人①所作的叙述：当她想让一种她忘记了名字的鸟为人知晓时，她便模仿它的声音。

①玛丽布朗(Malibran一八○八—一八三六)，女歌手，缪塞悼念过她的逝世。

乔治桑夫人

乔治·桑夫人，或称之为迪德旺夫人，在《两个世界》杂志中谈过《勒内》，我感谢过她；她没有给我任何答复。不久之后她给我寄来了《莱莉娅》，我没有回复她!不久我们相互作了一个简短的解释。

“我在《观察者》上谈过(勒内)后，我冒昧希望您能原谅我对于您写给我的过誉的信我未作答复。我不知道怎样感谢您对于我的书所作的所有善意的表示。

我给您寄去了《莱莉娅》，我非常希望您能同等地重视它。如同您的荣耀一样为人普遍接受的荣耀的最美好的特惠便是对于那些没有您的帮助并不会有持续的成绩的没有经验的作家，在他们初出茅庐时接受并鼓励他们。

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先生，您最忠实的信徒。

乔治·桑

十月底，桑夫人让人给我捎来了她的新小说《雅克》：我接受了这件礼物。

“我向您致以诚挚的谢意。我将在枫丹白露的丛林中或在海边读《雅克》。越年轻，我就会越缺乏勇气；但岁月助我消除寂寞，却一点也磨灭不了我对您才能所表示的热情的赞美，并且我不会向任何人隐瞒。夫人，您已将一种新的魅力赋予这座梦想之城①。以前，我和一个完全幻想的人从这里出发去希腊：勒内回到了起点，他近来在里多带着他的遗憾和回忆在已归隐的智尔德——阿罗德之间散步，而莱莉娅准备露面了。

①指威尼斯。

夏多布里昂

一八三四年十月三十日

桑夫人有一流的才华，她的描写可以与卢梭在他的《梦想》及贝尔那旦·德·圣皮埃尔在他的《研究》中的那种真实相媲美。她率直的风格不会被当今任何一种缺点所玷污。《莱莉娅》很难读，它没有《印第安那》和《瓦朗蒂内》的某些精彩场景，然而它是这一类题材的代表作，辉煌的本性，没有激情，而且它像激情一样模糊不清；其中没有灵魂，但它压在人的心头；腐蚀格言，侮辱生命的正直已登峰造极；但是在这个深渊作者降低了她的才能。在戈摩赫河谷，露水在死海上将夜晚打翻在地。

桑夫人的作品，这些小说，诗的题材产生于这个时代。尽管她才能卓越，但仍害怕作者因她作品本身的类别使得她的读者圈变小。两个同等才能的人，其中一个宣扬秩序，另一个则宣扬无序，前者吸引了最大数量的听众：人类拒绝给损伤道德的事情以一致的掌声，不允许一个枕头上同睡着软弱的人和正直的人；人们没有将让我们第一次感到脸红的书与他们一生所有的回忆结合起来，而人们走出摇篮未曾用心读过这些书；一些书人们只是私下读过，它们不是我们承认的、亲密的伴侣，它们既未渗入我们纯真的感情，也未与我们的纯洁融为一体。天意严格限制没有善举的成功，而为了鼓励众生，她赋予美德以普遍的荣誉。

我为此思索过；我知道，作为人，他有限的视力不可能穷尽宽广的人道主义的天际，作为守旧的人，被拴于一种可笑的道德：先时的腐朽的道德，它只是在社会的孩提时代，对于无光的精神才有用。将会不断产生一种远远高于这种因袭的智慧的《福音书》，这种智慧使人类的进步停滞不前，使饱受灵魂诽谤的肉体的名誉得不到恢复。当女人们在街上奔跑；当为了结婚只须打开一扇窗并叫上帝作为证婚人，神甫和宾客来出席婚礼时：那么所有的假正经将荡然无存；到处都有婚礼，而人们也会像鸽子一样，达到自然的高度。我的关于桑夫人作品类的批评只是对于过去事情的世俗领域有意义，因此我希望她对此不会生气：我对她表示出的钦佩应该能让她原谅缘于无福年事的我的批评。以前我也受过缪斯的训练；这些天上的姑娘曾是我美丽的情人；她们今天只是我的老朋友：她们在炉旁充当我的伴侣，可是她们又很快离开我；因为我睡得早，而她们将去桑夫人家守夜。

也许桑夫人这样将证明她智慧的万能，但是它不逗人喜欢因为它不够新颖；她认为进入到这些下面埋葬着我们其他人的梦想的深度便可以增加她的能力，可怜平庸，她错了：因为她太高于这个洞穴，这个浪潮，这个骄傲的胡言乱语。同时必须用一种少有但过于灵活的才能以防止做高级蠢事，也必须通知她幻想作品，私人油画(像那些变得隐讳的)是受限制的，它们的源泉是在青年时代：每一刻便干枯几滴并且在产生出某一数量之后，便会因反复使用而以衰竭告终。

桑夫人肯定将总能找到她今天写作的同样魅力吗?在她的思想中，二十年激情的功效和诱惑一点也没有像我早期的作品在我的思想中已经贬值那样降低吗?只有古老的缪斯的产品，由高贵的习俗、美丽的语言以及从全人类出发的这些庄严的情感支撑着而一点也不会改变。埃内依德的第四本书永不为人们所颂扬，因为它高悬天空。舰队载着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在告诉阿尼巴尔后，迦太基的女缔造者迪东心如刀扎：

“现身吧，不管你是谁，生自我的骨头，我的复仇者。”

爱情让罗马和迦太基的敌意从它的火把中喷射出来，将火连同火把置于火化柴堆，而逃跑的埃内在波涛上看到了柴堆的火焰，梦想家在丛林中散步或是一个浪子溺于水潭而失踪，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桑夫人，我希望，有一天能将她的才能与跟她的天赋一样持久的人结合起来。

桑夫人只有通过秃顶、白须的被称之为“时间”的传教士的说教才能改弦易辙。一种不够严厉的声音拴住了诗人逃避的耳朵。不然的话，我相信桑夫人的才能有某种堕落的因子；她变得胆小怕事的同时会变得平庸。如果她总呆在男人不光顾的教堂内殿会发生另外一件事；包含和藏匿在处女头带中的爱情的力量从她的胸中拔出这些取自女人和天使的适当的旋律。不管怎样，大胆的主张及快感的习俗是一块从未被亚当的女儿开垦过的土地，它被交付给一种女性文化，已收获了未知的花朵。我们让桑夫人创造冒险的奇迹直至冬天的临近；当北风吹来的时候她便不会再唱；不无先见之明，我们一直要等到蝉为了未来的快乐的饥馑时刻而作好荣耀的准备。米沙里恩的母亲对她反复说：“你不会总是只有十六岁。夏雷阿总是回忆她的誓言、泪水和吻吗?”

此外，很多女人在她们年轻时被引诱如同被诱拐：近暮年时回到娘家，她们给她们的弦乐器加上低沉或哀怨的琴弦并在上面表达宗教情感或者不幸。年迈是夜晚的旅行者；大地藏起来，他再也看不到头顶上一方发光的天空。

我没看到过桑夫人身着男装或穿着长衫拿着山里人的铁棍；我没有看到过她如一个女苏丹模样坐在沙发上用荡妇的酒杯喝酒或者懒洋洋地抽烟：自然的或不自然的特性，对于我来说丝毫也没有增加她的魅力和天赋。

当从她嘴里升腾起来的云雾围绕着她的头发①，她更富有灵感吗?莱莉娅穿过一阵烟雾，从她母亲的头脑中逃逸出来，不就像弥尔顿所说如同在一阵烟的旋风中罪孽从美丽的至尊天使头上生出来吗?我不知道神圣教堂前的广场所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下面，雷梅阿德，菲拉，拉依，风趣的格拉岱勒，弗里勒，阿贝勒毛笔及普拉细岱尔剪子的失望，被阿摩迪尤斯爱着的雷娜，绰号叫阿菲的两姊妹，因为她们苗条并有着大大的眼睛，多里卡②从她这里将发带及散发着芳香的裙子献给维娜斯的殿堂，所有的这些迷人者最后仅识得阿拉伯的香味。的确，对于她自己来说，桑夫人有阿拉伯姬妾的权利以及墨西哥女人的让雪茄在唇上跳舞的权利。

①乔治·桑(George Sand)，因吸雪茄而引起议论。

②众多的名妓，其中夏多布里昂特别借用了阿岱勒及鲁西安的名字。

在遇到一些优秀的女人和如此多迷人的女人之后，在见过这些像桑夫人一样说话带着萨福体味的大地的女儿之后，桑夫人的看法对我产生了什么呢?“来我们这里美餐一顿吧，爱情之母用玫瑰花蜜盛满我们的酒杯。”瓦朗蒂娜的作者将我轮流置于幻境和现实之中，她给了我两种明显不同的印象。

在幻境中，我不谈她，因为我再不必理解语言。在现实中，高龄的人有诚实的观念，作为基督徒给予女人羞涩的美德以最高的评价，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挥霍浪费这些时间，花费如此多的精力，我是多么的不幸。

德·塔莱朗先生

一八三八年春天，我正忙于“维罗纳会议”。这时我刚履行了我的文学契约，那都是些不得不写的东西：我已在《回忆录》中适时地提过了。一位先生已经过世①；这位贵族阶级的卫士从后面护卫着那些已经逝去的庸俗权贵。

①一八三八年五月十七日，塔莱朗(Talleyrand)在圣·佛罗伦丁街的府邸中逝世。

塔莱朗先生第一次在我的政治生涯中出现的时候，我对他只提及了几句。而现在——已如一位古人所说的——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使我了解了他整个的人生。

我同塔莱朗先生有些交往；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作为一个重视荣誉的人，我对他的友谊是忠诚的，尤其是关于蒙斯不和的事情上，当时我心甘情愿地为他破了产。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分担了他那些不快的事，莫布勒伊①打他耳光的时候，我很同情他。有一段时间，他用一种很雅致的方式想与我结交：有人看过他在根特给我写的信，说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住在卡皮西纳街府邸②的时候，他很殷勤地给我寄来了一个刻有奇怪玩意儿的图章，可能是根据他的星座刻的一个护身符吧。或许因为我并未滥用他的慷慨，而我没有挑畔他，他却成了我的敌人，只因我取得了几个与他无关的成功。他的言论流传于世界，这并不冒犯我，因为塔莱朗先生不会冒犯任何人；但他说话过于放肆，我因此也就开口说话了，既然他敢于评价我，那么他也就给予了我运用相同的权利来评价他的自由。

①参看第二卷的二百八五页，note I。

②塔莱朗(Talleyrand)，当时任外交大臣。

塔莱朗先生的自大蒙蔽了他的眼睛：他把自己变成天才；他什么都弄错了，却自认为是预言家；他并非是预言未来的权威人士：不是“先知”，而是“后知”。由于缺乏眼光和觉悟，他没能像一位智者一样去发现些什么，没能像一个正直的人一样去评价些什么。当他从未料想到的好运降临的时候，他从中获得了不少好处，但这仅是对他个人的。这种野心将与公共荣誉息息相关的利益变成了服务于私人利益的宝藏。由于歪曲或是失望，舆论界不断运用自己的想像力创造了一批虚幻的角色，但从以上情况看来，塔莱朗先生不居其中。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出于种种原因，某些舆论还是会促使形成一个幻象的塔莱朗。

首先是国王、内阁、老外交部长、大使们。从前，这些人上了他的当，非但不能识破，还坚持要证明他们服从的是一个真正的权威。但他们却只是在向波拿巴的一个小学徒脱帽致敬罢了。

其次是跟塔莱朗先生有交情的前法国贵族成员，他们也为自己的队伍中有这样一个确实伟大的人而骄傲。

最后是那些革命者和缺乏道德的一代人。他们嘴上大骂，暗中却亲近贵族政府；这些独特的新信徒极愿接受洗礼，还打算学习他们的高雅举止。他们既否定了君王的魅力，又伤害了青年民主党人的自尊心：因为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事业是高高的，而贵族和教士都是可鄙的。

尽管了解真相会有些困难，塔莱朗先生也无力长久维持这个幻象了。即使是权力的扩大也不足以让他将欺骗说成是道德。人们把他看得太清楚了；他是活不下去了，因为在他的生命中没有民族的观念，没有著名的举动，没有无双的才华，也没有有用的发现，更没有划时代的构想。他也缺乏美好的德行来使他永生；危难也不屑于赐给他荣誉；他在国外渡过了恐怖统治时期①，直到公众论坛都变成了候见厅时才回国②。

①一七九二年初至一七九六年九月，他曾在英国和美国小住。

②督政府时期。

那些外交遗留物显示出，德莱朗先生是个相对平庸的人物：你们从中找不到一件值得欣赏的东西。波拿巴统治时期的重要谈判中没有一场是他的政绩；单独行事的时候，他总是白白地错过了时机，或是抓住也被弄糟了。千真万确的，是他造成了当甘公爵的死，这滩血迹是抹灭不了的。得知王子的死讯，我远没有想过要去控告他，我对他太宽容了。

塔莱朗先生曾异常厚颜无耻地说出与事实相悖的言论来。在贵族院中，他就西班牙战争发表了演说。我在“维罗纳会议”上未对此作出任何评价。演说的开头庄严而郑重：

“十六年前，应当时世界之王的要求，我就对西班牙人民作战一事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向他展示未来的图景，告诉他伴随着这场鲁莽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将会出现的种种危险，于是很不幸地，我惹他生气了。灾祸源于我的心直口快。多年以后，命运却奇怪地让我在合法君主面前再次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要求做出同样的努力!”健忘①或者欺骗令人害怕起来：你竖起了你的耳朵，擦亮了你的眼睛，却不知道是谁在醒着还是睡着的时候，欺骗了你。当“零售商”沉着地说完那些论断，走下主席台，面无表情地朝他的座位走去时，你的视线追随着他，眼神中有些敬畏，有些崇拜；你却不知道，这个人没有天生赋予的权威，以至于拥有更改或毁灭事实的权力。

①塔莱朗的“健忘”不可否认。但对于夏多布里昂的“健忘”又该说些什么呢?他以为“听”到了的这篇演说，塔莱朗却从未宣读过。辩论持续了很久，贵族院议员在他发表演说前就投票同意闭幕。塔莱朗仅仅发表了他的“论点”，因此夏多布里昂只“读”到了他的“论点”。

我没有反驳他，因为我觉得拿破仑的亡灵将起来说话，将像从前所做的那样，毫不留情地揭穿他的谎言。那个场面的目击者仍然坐在贵族院中；其中有孟德斯鸠伯爵；跟我讲述过这个场景的正直的杜多维尔公爵——孟德斯鸠先生的妹夫，他的拥护者；当时在场的塞萨克伯爵也不厌其烦地向别人述叙着这个场景；他以为这个重要的选民一出内阁就会被逮捕。拿破仑当时火冒三丈，大声质问吓得脸都白了的这位大臣：“叫嚣着反对西班牙战争对你可真合适。正是你建议我发动西班牙战争，你给我写了一大堆信件，并试图证明这场战争是与政治策略一样重要的。”一八一四年杜伊勒利宫档案馆遭窃，这些书信从此不知去向。**

**参看塔莱朗先生书信失窃的批注，谈及了当甘公爵的死。

塔莱朗先生在他的演说中讲道，他向他展示未来的图景，告诉他伴随着这场“鲁莽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将会出现的种种危险；“很不幸地”，他惹波拿巴“生气了”。塔莱朗先生在坟墓里尽管放宽心，因他并未有过的这种“不幸”；他丝毫不该将这件事也算到他人生的不幸当中去。

对于正统王位继承权，塔莱朗先生的主要错误是使路易十八放弃了贝里公爵与俄罗斯公主的婚事；而对于法国，同意签订了可恶的维也纳条约则是他不可饶恕的错误。

塔莱朗先生的谈判导致我们的边疆不保：只要在蒙斯或者科布伦兹一次战役失败，不出八天，敌人的骑兵就可杀到巴黎城下。旧君主国时代，法国不仅有四周堡垒的保护，而且德国独立的各州也保卫着莱茵河一线的安全。要侵人我国，必须先闯入他们的领土或是跟他们谈判才行。另一条边界上有中立和自由的瑞士；要进犯此国是绝无途径的。比利牛斯山有西班牙的波旁内人守卫着，无法通行。塔莱朗先生对此并不了解；作为一个政客，这些错误使他成为千古罪人；因为这些错误让路易十四的伟大工程和拿破仑的光辉业绩顷刻化为乌有。

有人断言他的策略优于拿破仑：首先应该清楚，那时他不过是个帮征服者拿公文包的小办事员，征服者每天上午向包内放人得胜的战报并改变着国家的疆域。正当拿破仑洋洋自得的时候，却犯了一个惊人的弥天大错：很可能塔莱朗先生和众人一样注意到了这一点；但这并不表明他目光锐利。在当甘公爵事件中，他莫明其妙地毁了自己的声誉；而在一八零七年西班牙战争问题上，他更使自己受到了蔑视，尽管事后他也想否认有过这些建议，并想收回他的话。

然而，若是一个演员完全吸引不了后排观众的注意力，那他就毫无魅力可言：王子的死亡事件即是一个长久的失望。因为知道自己缺少什么，他躲开一切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他的打算就是永远不让人掂量出他的分量来；他很合时宜地让自己归于沉寂；他整整三个小时躲在纸牌游戏中，一言不发。人们惊讶于这样一个能人居然会甘心沉醉于市井娱乐中：可是谁又知道这个能人手中玩着纸牌的时候，心里是不是正算计着帝国呢?在这退隐的时光里，早晨一本小册子或是傍晚一场对话也可能让他灵光一现，想出一个好词来。如果他把您拉到一旁，要告诉您他会谈的内容，为了吸引您，他会对您大加吹捧，说您是未来的企盼；他会预言光辉灿烂的前途，并把一封大人物寄来的见信付款信件展示给你看。但是一旦他发觉你对他略持怀疑态度，或是发现你听了他故作高深的简短陈词之后并无丝毫钦佩之意时，因害怕被你看透的担忧便使他与您疏远起来。他的讲话头头是道，只不过是向属下或傻子开个玩笑而已，无关痛痒，而你却成了他的牺牲品，一个嘲笑的对象。他不可能一本正经地跟你谈话；到第三次开口的时候，你便看不出他的观点了。

古雕刻《佩里戈尔教士》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英俊男人；渐渐衰老的塔莱朗先生已站在死神的面前：呆滞的目光令人捉摸不透，这正合他意；从他嘴角的神态可以看出，他曾饱受蔑视。

高贵的出身，严格的礼仪，冷傲的神情，使得贝内旺王子周身洋溢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他的举止影响了四周的小人物和新社会中那些瞧不起旧时代的人。从前，人们经常遇到一些举止风度酷似塔莱朗先生的人物，并未在意；但几乎只有一样仍保存在人众习俗中，似乎就是这样一种现象；受部长教育的影响和自身规范的约束，他迎合了记者的自尊心，满足了部长的意愿。

身居要职，你觉得自己卷入了一场奇异的变革当中，很偶然地，它使你显得重要起来，并让民众误以为是你的功德，一度被波拿巴的光芒遮掩的塔莱朗先生，在法国复辟王朝时期，借别人的运气也风光了一阵子。贝内旺王子凭借自己的身份，将推翻拿破仑、重立路易十八都归功于自己；我呢，像所有旁观者一样，是不会遇笨到相信这样的无稽之谈的!而且我更了解内情，塔莱朗先生不是政治上的瓦尔维克①。他没有推倒或重立王位的能力。

①里夏尔·纳维尔(Richard Neville一四二八—一四七一)，这位瓦尔维克伯爵，被称为“国王的创造者”。

一些不偏不倚的糊涂虫说：“我们满意了。这个人虽然道德败坏，但是您瞧他多么能干!”唉!事实远非如此。不该抱有这样的期望，以为塔莱朗先生是个足智多谋的魔鬼，从而使得兴奋的人们如此快慰，王子的行为也由此变成是众望所归。

在某些平常的谈判中，他的能干实质上就是将个人私利放在第一位。对于塔莱朗先生，我们不应有任何期望。

塔莱朗先生恪守的习惯和准则成了造谣者的把柄和私生活的题材。他仿效一位维也纳部长，在大庭广众之下梳洗整理，这成了他的一个外交手腕。他吹嘘说，他从来都是从容不迫的；声称时间是我们的敌人，应该消磨掉：据此，他提及他很少有忙不过来的时候。

但最终，塔莱朗先生并未能在游手好闲中做出什么丰功伟绩来，所以，可能他运用时间的原则并非真理：只有创建了不朽的事业才能说是战胜了时间；至于那些没有前途的工作和毫无意义的消遣，那不是运用时间，而是挥霍时间。

自从进入由斯塔尔夫人推荐，经谢尼埃②任命的内阁，正处于贫困之中的塔莱朗先生又获得了五六笔财富：葡萄牙欲与督政府签订和约，支付了百万法郎，但未成功；固亚眠和约而购买的比利时的息票，而塔莱朗先生在和约公布前就已知晓了；昙花一现的伊特鲁立亚③王国的建立；德国教会财产的世俗化；维也纳会议上的旧话新说。他还没有利用到王子不愿出让给奥地利的那些老档案资料：这一次是上了德梅特尼克先生的当，此人将它们制出附件之后，才将原件完璧归赵。

②玛丽·约瑟夫(Marie-Joseph)。

③意大利古地区名。

塔莱朗先生自己写不出一个句子，就叫能干的下属写：秘书涂涂改改地令他满意后，他便再亲手抄一遍。我曾听他念过他在回忆录开头部分有关青年时期的美好描述。因他的口味变化很快，前一天喜欢的东西第二天就会惹他厌烦；所以，如果他的回忆录仍保存完整的话——对此我深表怀疑，且如果存在意思相悖的版本的话，那么很可能对于同一件事，特别是对于同一个人的评价都会是自相矛盾的。我不相信在英国存有作者的手稿；有所谓的指示说要在四十年后才发表，依我看，这不过是在死后留了一手。

贝内旺王子懒惰而不学无术，本性又无聊放荡，这些本该挫损他的骄气的秉性，他反而引以为荣，并得意洋洋，因为帝国倒塌了他还纹丝不动。发动革命的第一等级的人消失了；而得益于他们的第二等级的人却还在。这些属于工业的未来的人们参与了换代游行；他们的职责就是核准护照，批准判决；塔莱朗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下等人；他在那些他从未做过的事件上签字。

有的人历经几届政府，当一代政权被推翻时仍坚持着，并声明说他们会永远坚持。他们吹嘘说只属于国家，他们只办事而不是为那个人而活着。因为对自己的自私自利仍自鸣得意，所以感到局促不安。因而竭力要用高尚的言语来掩盖。今天，这种处之泰然的公民，在地球上比比皆是。从前如果像在竞技场遗址的隐士一样在生活中体面的老去，需要把他们与十字架保存在一起；而塔莱朗先生却把十字架践踏在脚下。

这些人奇怪的分成两类：一类是死了却被死神爱戴着的人，这些优秀的信徒们将会永生；另一类是活着却被生命忘却的人，他们不足挂齿，也不会获得永生。后者依附于他们的名字、势力、地位和财富而暂时存在；一旦死去，音讯全无，职位、权力也都随之而去：客厅的门和棺材一同关上，这就是他们的命运。这样的命运已降临在塔莱朗先生身上；他木乃伊似的躯体在走进坟墓之前就已在伦敦展露过一段时间了，①那时他身为统治着我们的死气沉沉的君主政体的代表。

①路易·菲力普曾任命他为驻伦敦大使。任期从一八三○年九月到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一“木乃伊似的躯体”：他面无表情；认识他的人说他“目光呆滞”，“面如死尸”。

塔莱朗先生背叛了每一届政府；并且，我再次强调，他不曾推翻或建立它们。就这两种能力来说，他毫无优越感可言。一个庸人，单依靠贵族生活中些许屡见不鲜的幸运事件，得势于一时，却并不能就免于一死。奴才们为了主子的利益不声不响，小心谨慎地干着卑鄙的勾当。罪恶滋生出的堕落潜入他们的肌体内。假设塔莱朗先生是个贫穷、卑微的平民，没有贵族的伤风败俗的言行和思想，那人们永远不会听说到他的名字。假设塔莱朗先生并非可鄙的大贵人，并非已婚的教士，也非堕落的主教，那他又算个什么东西呢?他的名声和成功正是得益于这三个方面的腐化堕落。

这位高级神职人员在他八十二年的生涯中有一件特别拙劣可笑的事情：首先，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威，他去学院②褒扬了一个他瞧不起的可怜的德国人③。尽管对于此类表演早已屡见不鲜，但人们为了观看这位大人物仍蜂拥而至；而后，他将像迪奥克莱蒂昂一样在家中死去，并暴露于世人面前。人们张口呆望①着。王子临死前，身体己几乎全部腐烂，体侧有一个坏疽性的开口，虽然借助了头带支撑，脑袋还是耷拉在胸前，做着垂死的挣扎；他的侄女②在被蒙在鼓里的神父和小姑娘③面前做着早已准备好的表演：当他无力说话的时候，他才不再坚持，签字宣告退出宪法教会，也可能他根本没有签字；但他没有任何忏悔的表示，没有履行基督徒的最后义务，对他生命中的丑闻和恶行毫无悔过之意。从未见过有人傲慢到如此可悲，崇拜到如此愚昧，虔诚到如此被愚弄的程度：一向谨小慎微的罗马也没有在公众面前让他忏悔一下，原因则不必明说了吧。

②一八三八年三月三日，八十四岁的他在政治和精神科学院宣读了对兰哈尔德伯爵的颂词。此人曾在一七九九年继他之后，担任了短期的对外关系部长。

③兰哈尔德(Reinhard)，符腾堡人，终身从事法国外交工作。

①由于专注和激动而大张着口。

②多罗泰·德·库尔朗德(Doroshee de Courlande)，与塔莱朗的侄子爱德蒙结婚。一八一七年，爱德蒙成为迪诺公爵。

③迪庞卢普(Dupanloup)教士，他的忏悔神甫，三十六岁；波利娜，塔莱朗的侄孙女，迪诺公爵夫人之女，十八岁。

很久以前，天庭就在传讯塔莱朗先生了，但他一直抗传，死神以上帝的名义寻找他，终于还是找到了。塔莱朗先生的一生就如同一度正直的拉斐耶特先生一样腐败，要对他做出精确的分析，必须面对我永远也无法消除的厌恶感。遍体伤口的人就如同娼妓的身体：溃疡已严重损坏了他们的躯体，以至于用解剖的办法也无济于事。处于旧世界中的法国革命是一场政治大破坏。恐怕革命的消极面还会带来一场更为致命的大破坏，一场道义上的大破坏。如果一味地去为恶劣的品行平反，去为我们列举可憎的榜样，去展示世纪的进步，自由的确立以及卑劣德行中的优良天性，那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有人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倡邪恶，于是就钻了牛角尖：请留神别把这个野蛮人当成了魔鬼；他可是个天使!一切的丑恶都是美丽的，一切的羞耻都是光荣，一切的荒谬都是高尚的，一切的罪恶都将受到赞赏。我们又回到了信奉异教的粗俗世界：所有的堕落都有自己的祭坛供人膜拜。在这些无耻的颂歌背后，骗子、罪犯们扭曲了公共道德，带坏了青年，使好人泄气，他们违背了美德，恰似罗马土兵当着基督面前吐了一口痰!

查理十世之死

一八三九年于巴黎

一八三三年在布拉格时，查理十世间我：“老塔莱朗还活着吗?”而后他却比塔莱朗先生还早两年逝去。①帝王非公开的基督徒似的死与主教公开的背信弃教、固执地背叛了天主的廉洁的死形成了鲜明对比。

①一八三六年十一月六日死于韦内蒂戈里茨城堡。

一八三六年十月三日，我给贝里公爵夫人写了一封信，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又给它加了附言。信件如下：

夫人：

在瓦尔施先生交给我的信中，您本想赐予我荣誉。我也本想使亲王殿下如愿以偿，如果那些作品眼下还算回事的话；可是舆论却如此地麻木不仁，即使是最重大的事件也难以激起他们的热情了。夫人，请恕我直言(我坦率但我是忠诚的)：夫人殿下知道，我曾反对所发生的一切；我甚至不赞成他的布拉格之行。亨利五世如今已成年；他即将步入这个世界，但他所受的教育却没有向他描述我们所生活的年代。谁来指导他，谁给他授课和教他了解人?谁来帮他真切地认识遥远的法国?糟糕的是，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似乎很可能会像其他问题一样得到相同的解决。不管怎样，我的余生都将献给我年轻的国王和他尊贵的母亲。对未来的预测绝不会使我不忠实于我的职责。

夏多布里昂夫人恳请您接受她的敬意。我忠心祝愿你——亨利五世的母亲——永远幸福光荣，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夫人，我永远是夫人殿下最卑微、最顺从的奴仆。

夏多布里昂

附言：此信一个月后才得以安全地到达夫人手中。我今天才得知亨利尊贵的祖父去世了。这个悲伤的消息会不会给夫人殿下的命运带来某些变化呢?我斗胆地请求夫人，允许我分担她的悲痛，并向王太子夫妇表示我的沉痛哀悼。

夏多布里昂

十一月十五日

查理十世驾崩了。

他终于摆脱了六十年的不幸!

流亡三十年，七十九岁时竟死于异乡!灾祸来临，是上天将不幸的使命压在了人间王子的肩上。

弥留之际，查理十世的灵魂重归于平静安宁，这在他漫长的岁月中曾几度失去过。当他得知有生命危险时，他只说：“我本以为这病不会突然发生变化。”路易十六走向断头台时，值班的官员拒绝收下他的遗嘱，因为时间紧迫，作为官员他必须完成他的工作，给国王行刑。国王回答：“说得有理。”假如查理十世在他过去危难的日子里也能以这样泰然自若的态度来看待生命的话，他该免去多少痛苦!人们设想着，正是因为坚守着一种宗教才使得波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显得如此高尚，对子孙无比依恋的路易九世，以圣人般的勇气在天堂里寻着他们。这个家族对死的理解是令人钦佩的：确实，八百年前他们就已懂得死亡的真谛。

查理十世去了，并相信他是对的：如果说他希望得到神的仁爱，那是因为他出于道德的义务和人民的利益而离开了王位，我们不能不重视如此非凡的信仰。查理十世可以证明两个兄弟和他自己的统治时期都是自由而光荣的：殉难的国王统治时期，美洲和法国的解放；路易十八时期，我国代议制政府的组建，西班牙君主政体的重立，从纳瓦拉手中重获的希腊独立；查理十世时期，非洲对共和国和帝国征战时的失地作了补偿：这些成果都是我们的大事，尽管有人无端地对此充满妒忌和敌意。随着七月王朝的日趋衰亡，这样的成就将会日益显著。但是仍有担心，唯恐这些荣耀只在死后获得，正像柏拉图的共和国怀着无上的敬意给被放逐的荷马加上桂冠一样。现在看来，王位继承仿佛无意继续下去了；它似乎已接受了消亡的命运。

查理十世之死可能只对结束可悲的王位之争和给予亨利五世一种新型教育收到了实效：不过，也有可能空缺的王位之争永无休止；而教育方式也依然如故。也许，因为省去了做决定的麻烦，人们会由于惰性而沉溺于旧习惯之中，那恰似贫困后的富足，家庭生活的温馨，长期苦难过后的舒适。可悲的是，这种惰性世代相传，它让灵魂像身体一样老去；人们沉睡着，再也动弹不起来。它又如上帝生杀命令的行刑者；剥去犯人的皮，抢去军人的剑，夺了国王的权杖；它破坏贵族的体面，战士的灵魂，并当众羞辱他们。

另一方面，有人发现过于年轻是导致拖延的原因：年轻的时候，他认为他还可以等待；在大事发生前还有很多时间可供娱乐。他嚷道：“无须我们花费力气，它们就会主动来临：一切都将水到渠成，登基的日子就会自动降临；二十年后，成见就会消除。”假如人类不会换代或者不会变得冷漠的话，这种推算还是有些道理的；但是这样的情况在某个时期可能是必然的，但在另一个时期就不一定了。

唉!世间的一切竟消逝得如此之快!我亲眼看到的相继执政的三兄弟哪里去了呢?路易十八长眠在圣德尼，身边是路易十六残缺的遗体；查理十世又刚在戈里茨装殓人棺了。

国王的尸体从高处落下来，惊动了他的祖先们；他们又回到坟墓里，一边说一边挨紧了些：“腾些地方，这是我们中的最后一个了。”波拿巴进入这个永无天日的世界时并没有这样引起轰动：先人们并未因为新鬼皇帝的来到而惊醒。他们根本不认识他。法国的君主政体就是旧世界通向新世界的桥梁。四七六年，奥古斯特离位。五年后的四八一年，我们的第一个王族克洛维统治了高卢人。

查理大帝将王位赐给路易·勒，德博内尔时说：“宝贝儿子，我老了，就要不久于人世了。我出生在法兰克之国，这是基督赐予我的荣耀。我是第一个获得凯撒这个名称的法兰克人，并把法兰克帝国变成了罗米吕斯家族的帝国。”

到了第三代胡格统治时期，选举制君主政体变成了世袭制。世袭产生了正统王位继承权，终身的或是有任期的。

法国人的基督帝国应该置于克洛维的洗礼盆和路易十六的断头台之间。同一种宗教立于两个城门之间：“亲爱的西坎布尔，低下头，热爱你所烧毁的，烧毁你所热爱的吧。”给克洛维行圣身的神甫说。“圣·路易王子，进入天国吧。”目击了路易十六的血的洗礼的神甫说。

当法国土地上只有一个光阴铸造的气宇非凡的法兰西古老大厦的时候，一些卓绝的成绩可以让我们傲立于其他民族之中，加佩王朝统治时期，欧洲的其他君主还处在隶属之中。我们的诸位也都变成了国王。这些帝王将他们的名字连同后世冠的封号都传给了我们；他们中有些被加上“尊贵的”、“神圣的”、“虔诚的”、“伟大的”、“谦恭的”、“果断的”、“英明的”、“无敌的”、“敬爱的”等形容词；另一些则被称为“人民之父”，“文学之父”。一位年长的历史学家说：“正如所有明君都注定要轻易地被罩上光环一样，昏君更容易被忽视，因为他们为数不多。”

在王室统治下，未开化的蒙昧无知都消失无踪了，语言形成了，文学和艺术都有了自己的杰作，城市美化了。纪念碑耸立，道路宽阔，海港形成，我们的军队震撼了欧亚，我们的船只遍布两海。

在卢浮宫精美绒绣品展览会上，自尊使我们发怒了。那些阴影，甚至是那些刺绣品的灰暗色调也让我们不快。清晨时不为人知，夜晚了更不为人知，但我们仍然相信，事实上我们是胜过那些看似优于我们的东西的。不过，流逝的分分秒秒都在向我们提问：“你是谁啊?”我们无以作答。是查理十世回答了他；他走了，也带走了整整一个世纪；千万代古人与他同在；历史也向他致敬，世纪跪拜在他的墓前；他的家族无人不晓；家族没有忘记他们，他们自己却离弃了家族。

被放逐的国王，人们可以驱逐您，但时间永远不会驱逐您了。在修道院①里最后一块原该属于某个修士的木板上，您沉沉地睡着了。您的葬礼上没有持枪的传令官，只有一队白发苍苍却无比优秀的老兵；您的地下墓室里没有豪爵名流，投下的尊贵标志物②，但他们已在别处向您致敬了。过去的时光静静地栖息在您的身旁；为您服丧致哀。

①戈里茨的嘉布遣会修道院地下墓室中。

②这是在圣德尼为国王举行葬礼时的通常作法。

您的身旁放置着从您体内取出的内脏，仿佛死去的母亲身旁躺着她为之付出了生命的流产的婴孩。每年年底的忌日，您的某位兄弟——身为虔诚基督徒的君王，死后的修士③——都将给您朗诵经文；您流放的孩子将聚拢在您的长眠之所；因为夫人们在的里雅斯特的纪念馆是空的④——她们圣洁的尸骨又回到了她们的祖国，您以您的流放还清了这些高贵的夫人们被流放的债。

③在您死后变成修士。

④路易十五的女儿们的遗骸被埋在的里雅斯特，一八一四年十一月已被移回至圣德尼。

对啊，为什么如今不把这些残骸像从不同洞穴里挖出的古董一样的收集起来呢?让凯旋门将拿破仑的棺材像桂冠一样戴在头顶，或者在那些不朽的胜利之躯上立起青铜圆柱①。然而历史重压下的路易十六断头台从此就被塞佐斯特里②的石雕掩埋了。终有一天，在发生过凶杀案的广场上，孤独的方尖形纪念碑将找回吕克佐尔的寂静和安宁。

①旺多姆圆柱。

②协和广场的方尖碑形纪念碑。确切地说，是一八三六年十月刚被建起的。

结论

一八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从摄政时期到一七九三年的史实

一八一一年十月四日，我在狼谷着手写这本《回忆录》，一八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巴黎我把它重新看了一遍，完成了它的修改工作，足足三十年①十一个月零二十一天，我暗暗地创作着这本将公布于众的书，其间经历了许多革命以及我个人的人世变迁。我的手写累了，但是我的思想没有丝毫倦怠，它没有退却，因为我时刻感觉得到它活跃在我的头脑中，时刻待命起跑，我打算在我三十年的作品后加上一个总结，正如我经常提到的那样：我是想说，我进入这个世界时是什么样的，我离开时的世界又是什么样。但是我面前放着的一小罐吸墨沙使我仿佛看到了一只手，那是水手们在海难时的波涛中依稀看到过的手，它示意我将作品精简些；我于是压缩了一些，但仍保留了全部要点。

①此处有误待改。

路易十四逝世。奥尔良公爵在路易十五尚未成年时当上了摄政王。塞拉马尔阴谋之后，法西战争爆发：阿尔贝罗尼的垮台重新带来了和平。一七二三年二月十五日，路易十五成年，十个月后，摄政王去世。他在法国播下了腐败的种子；他让杜布瓦取代了费奈隆的职位，并立下法律。波旁公爵作了路易十五的首相，并将弗勒里红衣主教作为继任者，此人起了好些年的作用。一七三四年战争爆发；我的父亲在当齐克前负伤。一七四五年发动丰特鲁瓦战役；我们一位并不好战的国王在唯一一场可以压倒英国的对垒战中取得了胜利；世界的征服者继克需西，普瓦提埃和阿赞库尔战役失败之后又败走滑铁卢。滑铁卢教堂刻满了一八一五年战死的英国军官名字，在丰特鲁瓦教堂却只有一块石头，上面刻着：“前面长眠着菲力普·德维特里阁下，二十七岁，一七四五年五月十一日在丰特鲁瓦战役中牺牲。”没有任何标志指出事发地点，但人们从地下找到了头骨中嵌着压扁了的子弹的骨骼。法国人已将胜利铭刻在他们的前额上。

不久，贝勒·伊斯勒元帅之子吉索尔伯爵在克勒韦尔阵亡。富凯的姓氏和直系后裔也都随他而去了。拉瓦莉埃尔小姐变成了夏托鲁夫人。看到那些经历了数世纪的风光荣耀的姓氏突然间灰飞烟灭总是有些伤感的。

一七四五年六月，斯图亚特家族的第二个王位觊觎者①开始了他的冒险：在期盼着流亡的亨利五世来取代这位英国觊觎者的过程中，这些意外让我深感不安。

①查理·爱德华(charles-Edouard)。

战争的结束宣告了我们的统治在殖民地受挫。拉布尔多内本想在亚洲为法国报仇雪恨，但他与迪普莱克斯自攻占马德拉斯以来的争端把一切都弄糟了。一七四八年和约暂时结束了这些苦难；一七五五年重新开战：它以里斯本地震作为开始，拉辛的孙子②葬身其中。英国以阿卡迪边境的几块地域之争为借口不宣而战，强占了我们三百艘商船；我们痛失了加拿大：结果造成了一些重大事件，这其中有沃尔夫和蒙卡尔姆的死。失去了对非洲和印度的控制，克莱斯勋爵着手攻占孟加拉湾。然而，这期间，又涌起了道义之争；达米安震动了路易十五；波兰被瓜分，耶稣会会士遭驱逐，宫廷成员下榻于雄鹿公园。正当伏尔泰领导下的文化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家庭公约》的作者①却隐居尚特卢。莫普的全体官员就职。路易十五决定处死使他大失脸面的宠臣，并将加拉和桑松源给路易十六分别宜读和执行判决。

②路易丝·拉辛的儿子。

①舒尔泽尔(Choiseul。)

一七七○年五月十六日，路易十六娶奥地利玛丽·泰雷兹之女为妻：人们明白了她后来的身份。参加婚礼的有马肖尔特大臣们，老莫尔帕，经济学家蒂尔戈，集传统道德和新观念于一身的马尔泽尔布，王室破坏者以及一道致命的法令下达者圣热尔曼②，最后是卡洛纳和内克。

②圣热尔曼(Saint-Germain一七○七一七七八)，蒂尔戈选拔的改革大臣。“致命的法令·无疑是指他引进平劈刀法来加强训练。

路易十六召集国会，取消劳役，废除判决宜布前的严刑拷打，通过承认新教徒的合法婚姻赋予他们以公民权。一七七九年失策的美洲战争对人类是有益无害的，虽然法国一直被它的慷慨大度所迷惑；这场战争让我们的军队在世界上重振军威，我们的国旗也因此而增辉不少。

革命爆发了，它誓要将那尚武的一代人胸中沉淀了八个世纪之久的英雄气概表现出来。路易十六的功德也偿还不了祖先们给他留下的孽债；可上帝却还偏要在他的伤口上撒一把盐——他早早地召回地上这位贤能的人去过天国的日子。一七九三年，大鸿沟的源头断了③，曾经有过的荣耀都汇集起来，并在波拿巴时期来了最后一次大展示——在他死后，这光辉仍照耀着我们。

③借用《创世纪》中的表述：(见第七章：洪水开始)“大鸿沟的所有源头都在那一天裂开了。”

结论(续)

往昔——欧洲旧秩序的消亡

我出生时，发生了许多大事。两个新生的帝国普鲁士和俄罗斯早我半个世纪，诞生在地球上；科西嘉在我出生时归属了法国；我比波拿巴晚二十天来到这个世界上①。是他带我来的。一七八三年路易十六的船只出现在布雷斯特的时候，我参加了海军：在法兰西的护翼下一个新的民族诞生了。我的降生连接着一个伟大人物和一个民族：可能这注定了我将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①夏多布里昂以为拿破仑生于一七六八年八月十五日。

纵观当今世界，东方国家，包括似乎永远闭关自守的中国也在一场大革命的风暴之中行动起来。因此，我们从前的王朝更替是算不得什么的；拿破仑也未必在各国人民中声名远扬。而他，还使我们的旧王朝销声匿迹了。

皇帝(即拿破仑)将我们置于一场早巳预见的动乱中。我们最先进、最成熟的政体，却有着许多衰落的征兆。像一个垂死的病人担心他在坟墓的生话，一个日感衰退的民族也在担心他未来的命运。于是，政治中的异端分子接踵而至。欧洲旧秩序消亡；在后代的眼中，我们当今的争论都会显得毫无意义。经验和年纪的权威，出身或天性，才华或道德，一切都将被否定，一切都将荡然无存；某些人爬到废墟顶上，自称为巨人，可是却像侏儒一样滑溜溜地滚了下来。只有二十来个人幸存，因为他们凑巧在穿越黑漆漆的大草原时抓到了一个火把；只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头脑聪明，知识渊博，有很多成功的希望，可惜却全被忧虑弄得碌碌无为。那些众多无名之辈和中世纪的大众联盟一样，无端端地就焦躁不安：饥饿的人群从平原跑到高地，又从高地跑下平原，他们对放牧一窍不通，却又藐视久经风霜的牧民们的经验。在城市生活中，一切都转瞬即逝。人们不再接受宗教和道德，要不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自己的解释。在这些下等民众当中，再有影响力的传闻不到一小时也就悄无声息；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作家们使出了浑身解数；自信写得不错的书不出一天也会过时，甚至还夸夸其谈，可人们连他们的最后一声叹息也听不到。

鉴于这种思想倾向，他们别无他法，只能用描述行刑和践踏道德的场面来打动民众：他们忘了，真正的眼泪只有那些充满了热爱和痛苦的美丽诗句才能获得；但目前，在摄政时期和恐怖时代，需要怎样的能人智士才能拯救我们这种即将夭折的语言呢?人类的天赋再也不能产生能成为世界遗产的经典思想。

人人都觉察到这一点，人人都为之惋惜，可是过多的幻想却使人们越是接近死亡却越觉得仍然活着。人们看到把自己想象成帝王的帝王，自认为是大臣的大臣；看到众议员们一本正经地作着他们的报告，清晨的有产者坚信他们晚上仍会拥有财富。私人利益，个人野心掩盖了现时的危机：尽管日常事务也有些变动，但那不过是深渊表面上的一丝涟漪，并不能触动波涛的深处，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在那些碰运气的小赌博中，人类是重要的参与者；国王们为了国家还握着牌：牌会比君王更管用吗?这是另一个问题，丝毫不会改变现实的本质。这些小孩的玩意儿只不过是裹尸布上掠过的幽灵，能有什么价值呢?思想的传播紧随着蛮族的入侵；当今扭曲的文明已迷失了自我；盛装它的花瓶在将它移人另一个花瓶之前就早已支离破碎了。

贫富不均——知识和技术传播的危机

什么时候社会会消失?运动会中止怎样的事件?在罗马，人治取代了法治：共和制变成了帝制；我们的革命却正相反；似乎打算把君主政体改为共和政体，或者不确切地说，是民主政体；而要实现它并非易如反掌。

我们只谈及千万个问题中的要点，例如说财产，它还能继续像现在那样分配吗?兰斯君主国利用传统道德的宣传缓和了现实的严酷，这样的财产分配才得以实行，因为它赋予人性以仁慈宽容。一些人家财万贯，而另一些人却衣食无靠，当宗教带着它那能阐释这种牺牲的来世的希冀离开的时候，这样的政治状况还能维持吗?有乳房干瘪的婴儿的母亲，找不到用来养活她们奄奄一息的孩子的一口面包；有夜里蜷缩在一起的家庭，寻不着可供保暖的棉被。前者眼看着她大片的庄稼成熟；后者则只拥有家乡巴掌大的坟地。然而，这巴掌大的坟地又能给一个死者多少粮食呢?

随着平民教育的普及，市井之人也发现了啃啮着反宗教的社会秩序的暗疮。环境和财产的巨大差异在不被人知的情况下还能够被忍受；但一旦被普遍察觉，它便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再创您那贵族政治的神话吧——如果可能的话。当穷人们接受了与您同等的教育，能够识字，并不再相信您的时候，当他们的邻居拥有一千倍的囤积物的时候，您试着去说服他们，看是否会坦然接受一切缺吃少穿吧：作为最后一着，您只得把他们杀了。

当汽船日益改进，并与电报、铁路相结合，距离便将不复存在。借助它们的神翼，不但商品可以畅通无阻，思想观念也会乘机而人。当国家间的关税和商业壁垒被消除，变得像同一国家内的不同省份一样；当不同国家的日常交往使得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您如何再现古老的分治模式?

从另一方面说，和纯自然的发展一样，知识的传播同样也威胁着社会。设想一下，由于形形色色的机器不断涌现，人手便大量闲置；技术产品唯一并广泛地取代了耕地和家里的雇工，您怎样安排这些无所事事的人?怎样处理与知识相随而来的游手好闲的情绪?充沛的体力得靠体力劳动维持，一旦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体质也就逐渐削弱。我们会像亚洲民族一样，面对第一个侵略者的铁爪就无以对抗，而沦为他们的奴仆。因此，只有劳动才能保证自由，因为劳动产生力量：收回您的诅咒吧，亚当的孩子们将在劳役中丧生：In sudore vultus tui，vesceris pane。①于是绝妙的诅咒解开了我们命运的奥秘；人类不但饱受劳动的奴役，更饱受思想的奴役：这样，纵观了这个社会，分析了不同的文明，预想了不可知的进步，面对着文中的事实，我们又重返到出发点。

①“一份汗水，一份收成。”(见《创世纪》，第三卷)

君主政体解体——社会衰退与个人发展

八个世纪的君主制法国一直是欧洲文化休闲的中心，也是欧洲永恒之所在；丧失了这个君主国，欧洲立即倒向了民主制。不管是祸是福，人类已走出历史；王子们得到领主们代管的财产；多数民族走向成熟，宣称他们不再需要监护人。从大卫到今天，都指派了国王：人民的使命开始了。古时候，希腊、迦太基、罗马的奴隶共和制都只不过是短暂的例外，它们阻止不了君主政体在全球的普及。法国国王一旦不复存在，君主政体也就被整个现代社会所抛弃了。为了加速君主制的衰亡，在一些国家，上帝将权杖递给了病残的国王，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婴，或是婚纱中的年轻女子①。她们好比是没有锋牙利爪的狮子，是还吮着奶或刚订婚的黄毛丫头。在这个不信教的年代，人类的伟业将如何继续?

①一八四○年，普鲁士国王病危，西班牙女王仅十岁，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刚结婚。

在靠不住的三重警卫的保护之下，君主们自以为很安全；可最厚颜无耻的规定却当着他们的面被宣读了。民主制胜利了；他们从宫殿底层一级一级地登到了殿顶，并从天窗纵身跃入泳池。

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现象出现了：物质条件改善，精神文明发展；本该受益的民族却减少了。怎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道德规范出了问题。每分钟都有犯罪发生；由于宗教感情的丧失，它们并不像在我们时代一样手段比较仁慈。如今它们像是时间推进的必然产物，再也激不起愤慨；如果说，从前人们对它们有着一种截然不同的评价，那是因为人们不像想象的那样有相当先进的认识；现在，人们分析它们，将它们放人熔炉里去检验，以便从中发现有用的东西，就如同化学家检测垃圾的组成一样。道德的败坏与肉欲的堕落的破坏性大不一样，它们常被理所当然地接受；因为它们并非个别而是普遍的现象。

这样的人会有羞耻感，因为人们已证实他们也有灵魂，他们本来完全可以找到与此不同的生活；如果他们也被培养得像我们的祖先一样怯懦，他们就会觉得缺乏威严、力量和才能；他们接受了虚无主义，或者说是怀疑吧，也许他们也觉得这并非好东西，但却是无法否定的事实。来崇拜我们这愚蠢的傲慢吧!

这就是社会衰退与个人发展的缘由。假如说知识的进步也带来了道德观念的进步，那倒也平衡了，而且人性也会跟着增长。可事实却恰恰相反：知识越来越丰富，是非却不分明了；思想越来越开阔，良知却泯灭了。不错，社会是在衰退：自由本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可是却行不通，因为缺乏宗教信仰的支撑；秩序本可以捍卫法律的尊严，可它也不会建立得很坚实，因为无政府主义思想抵抗着它。几乎从不曾与人分享权力的帝王从此也要成为不幸的阶层：没有一个可以获救，除非他像基督一样出生在麦秸上。就在军号声宣告人民的觉醒的时候，在圣德尼坍塌的坟墓里，君主们被拖出来，等着被埋进平民的坟地。这时，捡破烂的作了最后的世纪性裁决：在那死一般的黑夜里，他们举着灯笼，在侥幸逃过第一次掠夺的残物里仔细搜索着。国王们已消失无踪，但王位犹存：他们将之从时代的核心拔出，扔进废品筐里。

未来——前途未卜

因此，旧欧洲的一切是不可能再复活了。年轻的欧洲真的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吗?失去了习惯的权威中心，当今世界仿佛置身于两个不可能当中：不可能回到过去，也不可能拥有未来。有人想象，如果我们现在是不幸的，那么将来形势肯定会好转，您可别相信；人类被带坏了的习性不会就这么败坏下去。例如说，过于自由会导致专制暴虐；但过于专制也只能导致专制暴虐，它毁坏我们，使我们无法独立：蒂贝尔没有让罗马回到共和制，在他身后只留下了卡利居拉王朝。

为避免解释的麻烦，我们只说时间可能会把我们预想不到的政治体制推到我们的面前。所有的古人，包括那些最具天才的古人，他们想象得到一个没有奴隶的社会吗?但我们却看到了它的存在。他们断言这种文明将会诞生一个壮大的种族，我个人想着：然而，个体没有减少的可能么?我们可以像勤劳的蜜蜂一样，为了共同的蜜糖而共同劳作。“物资”领域里，人们联合起来工作，一群人通过不同的路径抢先一步找到了他们寻觅的东西；另一群人将建起金字塔；通过研究它的方方面面，这些人将搜寻这个创造物的每个角落，并有一些科学的发现。然而，“精神”领域里也是相同的情形吗?事实是，一千个脑袋凑起来也创作不出一个荷马的杰作来。

他们说将会有一个城邦，那里的每个成员都拥有同等的财产和教育，她会在真主面前展现一幅比祖辈们的城邦更美的画面。现在有一个荒唐的想法：将所有的人民联合起来，也就是说，将整个人类变成一个人；但是，在集中了全人类的智慧的同时，丰富的个人情感岂不就丧失了吗?远离了温暖的壁炉；远离了温馨的家庭；在那些被看作您的同胞的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当中，您再也没有机会热情地拥抱您的兄弟。透过您爬满常春藤的窗户，在所能见到的狭隘的天地里，您能找到半点昔日生活的影子吗?您想象着视野外一些不知名的国度，那还是一只偶然经过的候鸟——您到垂暮之年才见过的唯一过客刚向您提过的。您很庆幸，那些环绕着您的山丘没有在您眼前消失；是它们隐藏了您的友情和爱情；夜的呻吟声伴随着您在幽静的小屋中睡去，那是唯一的噪音；您沉静的灵魂不会被打扰，思想总在那儿等着与您重拾平易的对话。您知道您出生的地方，您知道您将埋葬的地方；迈进森林的时候，您可以说：

看着我出生的美丽森林啊，

您不久就会看到我的死亡了①。

①肖利厄(Chaulieu一六三九—一七二○)的诗句。

人不只通过旅行才能变得富有，他自身就是无限的财富，从您内心深处流露出的这种论调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引起了千万个灵魂的共鸣：自己没有想到这一点的人，也不能在世人那里找到。坐到树林深处的树桩上去吧：如果在您遗忘的深处，在您宁静的内心里找不到无限的话，即使您迷失在恒河的沙滩上也是徒劳的。

一个没有国度的大同世界该是什么样子?它既不属于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俄罗斯、也不属于鞑靼、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美国，或者不如说是同时为他们所共有。会这样吗?它的习俗、它的科技、它的文学艺术会是怎样?如何同时向不同气候下的不同民族表达自己的感情?怎样的语言才能满足迥异的需要，描绘出曾照耀过所有青年、成人和老者的太阳的不同图景?这是种什么样的语言?社会大融合会不会产生一种通用的语言；或是每个民族仍使用自己的语言，但他们有一种融合的日常用语?又或者所有的语言都能被大家明白?这样的社会将会在哪一种统一的法律之下存在于怎样相似的习俗当中?如何在统一的社会不断壮大，而小范围的王权统治四处碰壁的地球上寻得一席之地?我想，除非能利用科学方法换一个星球。

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学说的信徒——傅立叶主义者——欧文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联合主义者——平均主义者

厌倦了财产私有制的您是否乐意让政府成为唯一的所有者，像打发乞丐一样按每个人的功绩分给您一个份额?谁来评判您的功绩?谁会拥有扣押您的财产的威力和权威?谁将掌握并利用这个活的不动产库?

您试图建立一个劳工联合体制度吗?共同体能否承受病弱无能者的负担?

或建立另一种联合体制：取缔工资制，代之以股份公司或工厂主和工人、才智和物质的两合公司；一些人提供资金和计划，另一些人则提供技艺和劳力；人们共同分配利润。这太妙了，是可采纳的完美结合；的确妙，如果不会发生争吵，没有人贪财，也无人妒忌的话。但是只要有一个合伙人要求退出，一切就都完了；无休止的财产分割和诉讼便上演了。这种方式，从理论上说可能性大一点，可实践上却也是行不通的。

您的观点似乎温和些，只想要建立一个城邦，每个人都拥有房屋、壁炉并且丰衣足食吗?当您能够给居民们提供这一切的时候，质量和数量引起的问题将会破坏您的分配并使之不公平：这个人食量比那个人大；可那个人工作不如这个人卖力；勤劳节俭的人将成为富人，而挥霍者，懒惰者和多病的人会重新陷入贫困之中；因为您无法使每个人都有同等的体格和性情——您的努力仍然改变不了天生的差异。

您可以不相信，繁琐的法律措施总是纠缠着我们：人们需要组建家庭；他们有婚姻权、监护权；继承人要收转财产，承担权利和义务等等。显然，婚姻本身就是荒谬、痛苦的：我们要将这一切都取消掉。如果儿子杀死了父亲，犯了杀父罪，那不是儿子的错——因为我们已证明他是品行端正的；那是活着时的父亲害死了儿子。不要再为我们建在足下的迷宫般的房子而伤透脑筋、自寻烦恼了吧；没有必要再为祖辈们这些过时的琐事而纠缠不清了。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激进的宗教主义分子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这些学说的虚幻性；他们参与其中，为的只是让他们接受宗教的道义；他们以为在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似乎可以先采取美国式的完美中庸措施；他们闭上了眼睛，忘了美国人都是积极的产业主，而这一点是帮了他们一点忙的。

另外，有更殷勤的，他们接纳了一种优雅文明，却只是将我们变成了近似无神论者的中国“立宪派”：数世纪以来，知识渊博、自由自在的老者身着黄色长袍坐在精美的装饰毯上；民众发明创造了一切，我们则只需饱食终日，悠悠闲闲地享受着这些既得成果；然后像傻瓜一样坐上从广州到长城的火车，与天朝的另一位产业主东拉西扯地聊着某块要排干的沼泽地，或是某条待挖的运河。对美国式的或中国式的，这种或那种假设，我丝毫提不起兴趣；我宁可在这样的幸福降临之前就死去。

最后还有一个办法：可能是由于人类志气的彻底丧失，人们已改变了自己的所有：在国王们以权力换取了一笔年俸的同时，人民的独立热情也变成了对金钱的热爱。于是，在被乱糟糟的杂合政治体系迷惑了的有识之士和君主之间达成了妥协；他们各自轻松地炫耀着自己的缺陷，如同在旧式麻风病院里，或是在今天，病人用烂泥涂在身上以求减少痛苦。人们卑躬屈节、委曲求全，一同走进腐化堕落的烂泥里。

然而，按照我们的社会现状，想要用物质享受来代替精神享受仍然是白花时间。有人设想，这会使生活中充斥着旧式的贵族；他们拥有宫殿、大群的奴隶，俨然是世界的主宰；他们将整个非洲纳入自己的私有财产。穷困潦倒的您将在哪个屋檐下进行您的消遣呢?鲜花香水、长笛演奏者、爱奥尼亚的高等妓女都将被您安排在哪间宽大豪华的浴室里呢?这些并不是埃利奥加帕尔想要的。您到哪儿去找这些物质享受所必需的钱?物质上的富翁，精神上的乞丐。

下面来看看绝对平均主义存在的更严重的问题吧：它不但奴役了身体，也奴役了灵魂；更重要的是它否认了个人体质、智力的不一致。处于众人的监视之下，我们眼看着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美好愿望不能实现。例如说，不满足于现状是我们的本性；您却禁止我们通过才智去获得，甚至不准我们去向往那无穷无尽的财富，迫使我们过着蜗牛般的生活，把我们变成为机器。因此，别幻想了：没有拥有一切的可能性，也不存在长生不老的办法，到处充斥着虚无和死亡；没有个体所有制，就不存在解放；无论谁，只要没有所有权就不可能独立；不论是在当今财产独立的条件下，还是处于财产共有的状况中，他都会成为无产者或是工薪阶层。财产共有会使社会看起来更像一个修道院：庶务们站在门口，分发着面包。财产的继承制和神圣不可侵犯性是个人权益的保障；财产不是别的，财产就是“自由”。“绝对平均”主义必须以对它的“完全服从”为前提，因为它是最具强制性的；个人被它改造成了役畜，并在它的管束下走在同一条永无尽头的小路上。

在我这样陈述道理的时候，狱中的德·拉默内先生①，我们伟大的诗人，也用他强有力的逻辑说理对这些制度进行了抨击。从他标题为《关于人民的过去和将来》的小册子中借用的一段文章，将为我的理由作最充分的阐释；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①一八四一年，德·拉默内(de Lamennais)在圣佩拉热度过了整整一年。

“将实现绝对平均作为目标的人，为了建立和维持它，必须借用强制力量，而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专制或独裁。”

“支持绝对平均的人首先必须设法克服天性的不平等，减少——可能的话甚至消除——这种不平等。为了创造形成这种组织和发展的第一条件，从人类诞生、小孩出世的第一天起，他们的工作就开始了。于是国家征服了一切，不但控制了人的肉体，同时也控制了人的精神。智力和道德都有赖于它，都服从它。从此以后，没有婚姻，没有家庭，没有父子之情；国家操纵着男人、女人和小孩，把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精神上、肉体上密不透风的奴役使他们透不过气来，却又无处可逃。”

“在物质上，平均主义只会用简单的分配来稍微改善一下严峻的现状。如果仅仅涉及土地的分配，可能可以按人头分配；但是人口总是变化着的，那么就必须经常改变原有的分配。取消了个体所有制之后，国家将成为唯一合法的所有者。赞成这种所有制的恐怕只有修道士，因为他们对神许下了贫修、从顺的愿心；不赞成的是奴隶，因为这丝毫没有改善他们艰难的处境。富有人情味的联系，友好的交往，相互的忠诚和帮助，个人的天赋和才能，所有这些使生活温馨迷人、使个人有所作为的美好东西都化作了泡影。”

“他们为解决人类未来的问题所设想的方案否定一切存在的必要条件，并且总是直接或间接地破坏人们的义务、权利和家庭关系；就算真能在社会实施，也不会使人们获得自由，取得真正的进步，而只会产生像远古时一样的奴役，丝毫无进步可言。”

这样的逻辑推断简直无懈可击。

我并非去探望囚犯，像达尔杜弗那样给他们施舍，而是去看那些比我高深的人，并借此来丰富我的学识。我不害怕他们持有不同观点：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是没有人可以改变我的信仰的；我同情他们，我的爱德足以抵抗诱惑。如果说我犯错过多，他们则是过少；他们懂的我也懂，我懂的他们却未必全懂。从前我曾到这个监狱看望过高贵而不幸的卡曾尔，今天我又在这儿看望德拉默内教士。这些仅存的高贵的人，七月革命既不懂得他们的价值，也不能忍受他们的光辉，只将他们弃置在这地狱般的牢笼里。在上面最后一个房间里，一个矮得伸手可及的屋顶下，弗朗索瓦①·德拉默内和弗朗索瓦·德夏多布里昂，我们两个衰朽的自由信仰者谈论着严肃的问题。他徒劳地反抗了一番，但他的观念还是被套进了宗教的模子；已有了基督教的形式，而实质却与教义相差甚远：他的言论引起了天国的骚动。

①德拉默内的名字(弗朗索瓦)应受到祝贺。

《冷漠论》的作者是异教说的忠实信徒，他操着与我相同的语言，却宣扬着不再与我相同的观点。如果接受颇受欢迎的福音主义教义后，他仍从事神职，那么他还能保持被这些转变破坏的声望。本堂神甫们，教士中的新成员们(并且是其中最杰出的成员)向他走来；如果他赞成教会自主，尊敬圣人彼得的后继者，又反对联合的话，主教们也会投身到他的事业中来的。

法国的青年围着传教士，从他那儿他们听到了自己喜爱的思想和憧憬的进步；欧洲热心的不信国教者也丝毫没有反对它的意思；波兰、爱尔兰和西班牙这些信奉天主教的伟大民族还会感激上述传播它的人。连罗马最终也发现，新的福音主义者使得教会统治东山再起，并给压迫下的大祭司提供了抵制绝对王权影响的办法。多么强大的生命力量!一个集智慧、宗教和自由于一身的教士!

这些却是上帝不愿看到的；才智过人者立即失去了光辉；引路人退避三舍，将民众留在了黑夜里。我的同胞中止了他的公众事业，但依然保持着个人的优越感和天赋上的优势。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他应该活得比我长；我要唤他到床边，在那些再也不会有人经过的门口，我们还会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我希望他的才智能像过去他的手抚摸过我的头顶一样给我宽恕。我们出生时也曾得到过同样的抚慰；愿他会容许我以赤诚的信仰和真挚的崇敬去期盼：在同一个永恒的海滩上与我言归于好的朋友重逢。

基督教思想是世界的未来

通过调查研究，我最终断定，旧的社会已经破产；一个既要坚持自己的论点，又赞成纯粹共和制或君主改良制的非基督徒是无法理解未来社会的。因为无论你怎样的假设，您所期盼的改良都只能在“福音书”①中找到。

①见“福音书”：“假如我没来过，也没对他们说过什么，那他们就不会有过错；可现在他们连犯错的借口也没有了。”

当今的各种宗派信徒联合实质上都是耶稣教义的可笑翻版，它始终以信徒教义为核心：这种教义已深人人心，我们对它像对待自己的东西一样运用自如；我们很自然地揣测着它，尽管它不属于我们；它来自我们古老的信仰，继承于我们前两代或三代的直系尊亲属。这种致力于完善耶稣教义的独立思想者从未考虑过耶稣是否已将人民的权利置于其中。我们所追求的一切仁慈博爱，我们所梦想的服务于人类利益的制度，都不过是蜕变了的基督观念，它换了名字，甚至经常被歪曲：但它终究是基督的血肉!

您认为基督思想就是发展了的人道主义思想?我赞同；但是当您翻开形形色色的宇宙起源说，您会得知传统基督教是先于启示基督教的。正如基督谈到自己时所说的那样，假如他“没来过，也没说过什么”，观念就不会被阐释，真理就仍会处于混沌状态，这在古书中曾有模糊的体现。因此，这就要看您怎么理解了：如果把他看成启示者或基督，您就领会了它的真义；如果您把他看成一个救世主、安慰者，您就该远离他：因为是他在您心中播下了文明和哲学的种子。

您已经看到了，我只能在基督教或至少符合天主教义的基督教旁支当中找到未来的出路；基督教产生于真理的萌发，就像天地万物是上帝的创造一样。我不敢断言一个彻底的革新已经发生，因为我得承认整个人类终将走向毁灭，信仰也会在某些国家枯竭；但是只要还剩一颗种子，只要这颗种子还能落在一小块土壤上，哪怕这小块土壤是在花瓶的碎片之中，它也会茁壮成长；于是，又一种天主教思想的降生将会使社会重焕生机。

基督教是上帝和创世主最合理、最具哲理性的评判标准；它囊括了宇宙三大法则，即神的法则、道德法则和政治法则：神的法则，即上帝的三位一体；道德法则，即“慈善”；政治法则，即“自由，平等，博爱”。

前两种法则已发展成熟；第三种，也就是政治法则却没有得到完善，因为它无法在人类没有树立明智的信仰和普遍具备一定道德的情况下盛行。那么，基督教首先就得清除人类因狂热崇拜和所处的奴役状态而导致的谬论与恶习。

有教养的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这样一个天主教徒却执意要坐在他们称之为废墟的阴影里；在他们看来，我这是顽固不化，是成见太深。好吧，那您就行行好，告诉我，在一个属于个人和理智的世界里，我到哪儿去找您所建议的家庭和天主?只要您能说出来，我就跟您走；否则的话，就甭指责我怎么还躺在基督的坟墓里，因为这是您抛弃我时留下的唯一歇脚处了。

不，我不是顽固不化，是真诚；以下就是我所经历的：我的计划、我的研究、我的经验都化成了泡影，我只知道世界所追求的本身就是个十足的错误。我的宗教信仰不断增强，战胜了我其他的一切信仰；人世间再也没有比我更虔诚的基督徒，也没有比我更不愿轻信的人了。现在还远没到结束的时候，救世主的宗教刚刚进入它的第三个阶段——政治阶段了，即“自由、平等、博爱”。福音书和无罪宣判都还没有公布于众；我们仍生活在基督宣告的不幸里：“很不幸，您让人类承受他们不能承受的重压，而您根本不想用手指尖碰他们一下。”①

①福音书中圣吕克所说。

基督教义亘古不变，但对它的阐释却是多种多样的；它的变化代表了世界万物的变化。当它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蒙昧将被驱散；自由，与耶稣一同在髑髅地的十字架上受难的自由，将和救世主一同从受难架上走下来；自由会把《新约》交给各民族，因为那本书是为他们而写，只是目前某些条文已写不下去了。政府将不复存在，道德败坏会成为历史，名誉的恢复也会宣告死气沉沉和抑郁衰败的世纪已经过去。

期待的日子何时会到来?根据基督教义的秘密方法，什么时候社会才得以重组?天晓得，感情的阻力是无法估计的。

死亡的阴影不止一次笼罩了人类，使人事归于沉寂，仿佛一场夜雪停止了车马声。民族不会像组成他们的个体一样迅速地消长。但愿寻寻觅觅的东西不久就会出现?后期罗马帝国的苦难看来还没有结束；延续了这么久的基督纪元也没能完全消灭奴役。我知道时间不会影响法国人的性情；我们在革命中从未将时间因素纳入考虑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在焦虑之后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年轻人斗志昂扬，跃跃欲试；只要隐约看见他们前面的高地，就会迫不及待地低头猛冲，千方百计达到目标：勇气可嘉；可是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失望，然而不明世事的后人重又背负起这沉甸甸的失望，直到生命的尽头；就这样世代相传。荒漠年代又一次来临；就在人类可怕的、狂热的自我崇拜中，就在贫瘠的避难所里，基督教又一次复活了。

历史会带来两个结果，一个是目前大家都看到的直接结果，另一个是大家一时看不到的未来的结果。这些结果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一些来自于我们目光短浅的明智，另一些则是来自永世长存的明智。人算不如天算。上帝就站在人类背后。尽管去否认这至高无上的旨意吧，您可以不同意他的行动和言辞；如同民众一样，您有许多事情和更多的理由向上帝呼吁；瞧瞧最后的结果吧，您将会看到它总是事与愿违的，因为它首先并没有建立在道德和公正的基础之上。

如果上帝还没有宣读他的最后判决；如果一个强大自由的未来还远在我们的视野之外；那就只有基督徒的期盼才能帮助实现它，因为当一切似乎都已背叛了它时，它的翅膀却在日益丰满，企盼比时间还要漫长，比痛苦还要强烈。①

①关于显示了本章特色的希望和痛苦的混合，参看我们的“引言”。

回顾我的一生

是忏悔激发我也促使我写成了这部作品，它会在我的身后仍存在吗?可能我的作品是糟糕的；也可能到了那一天，我的《回忆录》也消失了。但至少在人们都不想要的、无以消遣的人生暮年，我这些回忆尚能聊以解闷。晚年生活是凄苦的：因为自身已一文不值而毫无快乐可言；因为成了所有人的负担而令人生厌；他一只脚已迈进了棺材，只等另一只了：在被世人遗弃的地方仍然幻想着，又有何益处呢?未来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亲切可爱的亡灵?哼，不管将怎样，我都会毫不在乎的!

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来扰乱了我的宁静：我不知道我挑灯夜作是否太天真；我担心我糊涂得不明白别人只是曲意逢迎。我所写的是否合乎正义?是否严格遵守了道德和慈爱的规范?我有权谈论别人吗?假若这本《回忆录》真有些不妥，后悔又于我何益?你们在人世不为人知，创造了神迹、在供桌上生活舒适的神灵却向你们秘而不宣的德行致敬!

这个缺乏学识、无人照料的可怜人，却用他仅有的道德和教义影响了他的难友们，这实际上是神圣基督的影响。地球上最好的书也顶不上埃罗德“用血祭奠过”的无名殉道者人生的一幕。

您见过我出生；您见过我的童年和贡堡城堡里人们对我的杰出作品的狂热崇拜；我到过凡尔赛，曾在巴黎目睹大革命的第一幕。我遇见过新世界的华盛顿；我进过密林；海难又将我推回了希列塔尼海岸。我经受过战士的苦难，体验过流亡贵族的悲惨。回到法国，我成了《基督教真谛》的作者。在这个变化了的社会里，我得到和失去了朋友。波拿巴叫住我，又和当甘公爵血肉模糊的躯体一起扑倒在我的脚前；我停下脚步，将这个伟人从他的出生地科西嘉岛领到他圣赫列娜的坟墓。我参加了复辟王朝，并看着它灭亡。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工作和生活。我四次漂洋过海；我曾感受过东方的阳光，触摸过孟菲斯、迦太基、斯巴达和雅典的遗址；我在圣徒彼得陵墓做过祷告，并有过对髑髅地的朝拜。我既贫穷又富有，既强大又懦弱，既幸福又悲惨，既是行动家又是思想家，我的手曾触摸到世纪的深处，我的智慧曾飞到人迹罕至的角落；虚幻中也曾有过真实的存在，正如水手们透过云雾见到陆地一样。这些所见所闻如果像清漆保护的图画一样在脑海中永不消失的话，它就将勾画出我一生留下的足迹。

我的三种职业都有它的最高目标：作为旅行者，我渴望发现地球两极的秘密；作为人文学者，我努力尝试在遗址上重建宗教信仰；作为政治家，我竭力让人民拥有一个沉着冷静的君主制，去找回在维也纳条约中丧失的力量，使法国重立于欧洲民族之林；至少我曾为对他们至关重要的新闻自由的获得助过一臂之力。在神的领域，宗教和自由；在人的领域，体面和荣耀(这是宗教和自由的人类后代)：这就是我对祖国的期望。

比起同时代的其他法国作家，我几乎是唯一的文如其人：旅行者，战士，政论家，大臣；在森林中我歌颂森林，在轮船上我描绘海洋，在军营里我谈论武器，在流亡中我学会了流亡，在课堂、在事务中、在议会上我研究了君主、政治和法律。

希腊和罗马的雄辩家都曾参与公众的事务，并与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中世纪末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西班牙的文艺先驱们也曾投身社会运动。但丁、塔索、卡蒙斯、埃尔西拉、塞万提斯过的是怎样一种暴风雨般激烈而美丽的生活啊!在古代的法国，我们的圣歌和故事都来自于我们的圣地和战场；但从路易十四时期起，我们的作家就常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我们能成为精神的代言人，却不能反映他们时代的现实。

不知是幸福还是幸运，我在暂住过易洛魁人的茅屋、阿拉伯人的帐篷，穿过野人的上衣、马穆鲁克骑兵的长袍以后，又坐在了君王的桌旁而重陷困境。我参与了和平与战争；我签过条约和协议书；我出席过法庭、议会和教皇选举会；重立和推翻王位；我制造了历史，并可以撰写历史：在孤独清静的生活中，我可以和想象中的女子阿达拉、阿梅莉、布朗加、韦雷达一同走过喧嚣繁华，更不必说那些现实中的人物，只要她们有同样的魅力。我担心我有一颗一位先哲称之为宗教病的灵魂。

我生在如同两河交汇的世纪之交；我投身于它们混浊的水流中，身不由己地远离我诞生的海滨，怀着无限希冀，朝那不可知的彼岸游去。

在我有生之年的世界变更记

按照我们民族的习惯说法，从“我能从床上看到天空”的时候起，整个地球就又改变了。如果把我出生时的地球跟我离去时的比较一下，我会辨认不出来了。地球上的第五块陆地澳大利亚被发现，并已经住满了人；法国人的帆船①在南极洲的冰川中刚发现了第六块陆地，巴里、罗斯、弗朗克兰绕过北美洲的海岸边界线来到了我们这里；非洲开启了它的神秘之窗；现在，我们的家园没有哪个角落是不为人知的了。我们学习分隔世界的每一种语言；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舰队穿过巴拿马地峡，甚至苏伊土地峡。

①迪蒙·迪尔维尔(Dumont d'Urville)的船队。

历史总是不断让人有新的发现；那些原来神圣的语言也都敞开了它们的门户；在梅兹哈伊姆的花岗岩上，商博良解开了那些象形文字之谜，沙漠曾经因为它们而像是在嘴上贴上胶布，从不轻易泄露它的秘密**。假如新的革命已将波兰、荷兰、热那亚和威尼斯从地图上抹去，但愿其他的共和国能在大西洋海岸占据一席之地。发达完善的文明将对这些国家的刚强有力的民族本性有所帮助：汽船逆流而上，这些原来不可克服的障碍如今也成为便利的交通通道了；如同肯塔基沙漠上出现的美国新州，它也在河岸建起了城市和村庄。在这些以不可穿越著称的森林里，不用马的车子载着沉甸甸的物品和成千上万的旅客飞驰而过。造船的木材和矿产资源也顺流漂下；巴拿马地峡拆除了它的屏障，两边海域的船只都能自由通行。

**克·勒诺尔芒(Ch．Lenormant)先生是与商博良一同旅行的学者，他保存了古埃及方尖碑的基本原理。现在昂佩尔先生前往泰伯斯和盂菲斯遗址研究它们。

借助于这火热的运动，航运并不只限于河上，还横跨了大洋；距离也因此缩短了；再也不会有巨浪，不会有季节，不会有逆风，不会有封锁和封闭的港口。工业对于普朗古埃的小村庄来说还只是个遥远的神话：那时，贵妇们还在壁炉前玩着古老的游戏；农妇还在为她们的衣服纺着麻线；细得可怜的树脂蜡烛衬托着村庄的夜色；化学尚未产生奇迹；没有机器去利用铁和水力来纺纱织衣；瓦斯还只是一种大气现象，并未用来照亮我们的剧场和街道。

这些变革并非只发生在我们的逗留期间：人类不灭的天性让他将智慧一直带到天国；而通向那里的每一步都会让他感受到无可比拟的神的力量。这颗星星，在我们祖先的眼中只是很平常的一颗，可在我们的眼前却呈现出两颗甚至三颗；重重叠叠的太阳投下太多的阴影，使得民众也没有足够的生存之地。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心，上帝看着这些精彩的场面一一闪过，那些都是上帝神力的证明。

想象一下，随着学识的日益丰富，我们贫乏的星球将遨游于阳光海洋里。那是银河，是光明的源泉，是造物主双手创造星球的金属熔化材料。这些星体如此遥远，人类能看到自家壁炉的光亮，却看不到它们的光辉，要看到它们，或许要等到它们已失去了光芒的那一天。即使是相对于自己生息的地方，人类也是多么的渺小啊!但是人类的智慧又是何等的伟大啊!他知道星球的脸什么时候会蒙上阴影，彗星会在千万年后的几时几刻出现；可是他自己却只在世上生活一小会儿!人类不过是天空的巨大裙褶里一颗微不可见的尘埃，可是各种星体在广袤宇宙间的每一步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些我们仍很陌生的星体将照耀出什么样的前程?他们的显现是否与人类进步中的某个新阶段有关?关于这些，后来者会知道的；至于我，我要走了，不会知道了。

生前的勤奋使我完成了自己的纪念碑。这于我是一个很大的慰藉；我感觉仿佛有人在推着我走：我订了座位的小船船长警告说，船马上就要启航，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假如我是罗马的主人，比如说西拉，那我就会在死去的前一天夜里来完成我的《回忆录》；但我不会像他这样结尾：“我的一个孩子带着他的母亲梅特拉走进我的梦中，劝我去共享那永远的安宁和幸福①。”如果我是西拉②，天上的荣光永远也不能给我安宁和幸福。

①见普吕塔尔克的《西拉的生活》。

②普吕塔尔克刚联想起他晚年的耻辱。

新的风暴即将来临；有人预感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他们正包扎好旧伤口，准备着重返沙场。然而，我以为不会有什么不幸发生了：因为君民都已疲惫不堪；意外的灾难不会再狂袭法国了：在我之后将发生的只会是一场普遍的变革。有人将改变这艰难困苦的状况；没有苦痛，人们就不会想到要改变面貌。但是仍然会有一个举动，这不会是几个独立的小变革，而是一场正迈向终点的大革命。未来的这些图景已跟我无缘了；它们呼唤着新的画家来描绘：该你们了，先生们。

一八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写完这最后几个字的时候，我看见西向的窗户正开着，那儿正对着外国传教士住所的花园③：正是清晨六点时分，月儿发散着苍白的光晕；已经沉得很低了，几乎碰着被东方第一道金光照亮的巴黎残老军人院的指向牌：大概旧的世界已经隐退，新世界就要诞生了吧。太阳将从万道晨曦中升起，但我将看不到了。我只能坐在墓旁；然后手拿耶稣十字架，勇敢地走进那永恒的宁静。

③一八三八年七月，夏多布里昂住在巴克路112号(现为120号)的底层。他后来就在这里去世。在小花坛的外面，他看得见外国传教士所住修道院的花园。

《回忆录》完!①

①《墓外回忆录》原版共有十二卷。《回忆录》正文实际包括在前十一卷里。第十二卷收集的文章杂乱无章、内容不一，并跟前面的原作无直接关系，而且夏多布里昂几乎未参与它的编写工作。目录如下：

1)《朱莉·德法尔西的生活》节选，卡龙教士编；

2)一份外交资料：驻俄罗斯大使拉费罗内依于一八二四年五月十四日自圣彼得堡寄给身为外交大臣的夏多布里昂的信；

3)家谱资料；

4)关于夏多布里昂和夫人的回忆录由达尼埃洛整理，此人曾在一八三四年至一八四六年期间担任作者的秘书。

从中可以看出，这里没有什么真正可以作为《回忆录》的“补充”的材料。

Ⅰ《墓后回忆录》及舆论

《墓后回忆录》一出版就遭到了冷遇和反感，我们于是试图在序言里就指出它的原因。夏多布里昂的生前老友们大都曾是七月王朝的重要人物。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憎恶却也愈加强烈。自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起，莫莱在给巴朗特的信中说到：“《墓后回忆录》就要出版了，它会比《朗塞的一生》更糟糕。”同时期的帕基埃的评价也不比他客气。在波瓦涅伯爵夫人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的敌视态度。

从一八四八年十月起，列日大学的圣伯夫开设了包括二十一讲的关于夏多布里昂的专题讲座；直到一八六一年才以《第一帝国时期的夏多布里昂以及他的文学派别》为题发表出来。尽管他只研究到一八一一年，可却声称他的不少结论适应于全部著作，仿佛夏多布里昂在最后的三十七年中只字未写似的。讲座，还有尤其是出版后随附的注解的意图都是阴险恶毒的。看来，圣伯夫是不甘心对生前的夏多布里昂过于阿谀奉承了，所以要在他死后来反咬一口。

一八五○年七月一日，斯达尔夫人之孙，二十九岁的阿尔贝·德布罗格利在一篇题为《两个世界的回顾》的文章中写道：“一个垂死之人的傲慢建起的新型金字塔，即所谓的《墓后回忆录》(“一个垂死之人”，言下何意?)

一般来说，稍有名气的浪漫派作家都懂得夏多布里昂的重要性；他们明白自己得益于他。但是《论英国文学》中“品味低下”、“兽性化和物质化的学校”深深刺伤了他们。曾经狂热崇拜过夏多布里昂的雨果几乎从一八三○年起就没有再见过他。“夏多布里昂和拉马丁彼此厌恶”，圣伯夫写道。行将就木的巴尔扎克因为不满他的自由主义，甚至从未提过他的名字。不用说，维尼也厌恶他：“政治、文学和宗教上的伪善、虚假的才华，这些就是这个一事无成的人的全部了。”然而戈蒂埃声称夏多布里昂为浪漫主义的“酋长”，奥古斯坦·蒂埃里也在阅读一段《殉道者》的插叙时，叫人加上了著名的一页，提到了他的历史功绩。

乔治·桑对待《回忆录》很苛刻：“这是一部‘缺乏道德’……没有灵魂的作品……”然而，像所有曾对夏多布里昂态度恶劣的人(如圣伯夫、夏尔·莫拉斯，甚至吉耶曼先生)一样，她后来也承认他是无比杰出的：“虽然作品中他的泛爱的作风和个性，他的矫揉造作，他对新词新义的滥用，所有这些都令我生厌，我仍能时刻感受到大手笔的纯朴、新颖和形式美，某些篇章甚至堪称文学世纪大师之作，我们这些浮躁后生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不会有一个人写得出来。”

泰纳·勒南(尽管是布列塔尼人)从未认真对待过他写的作品。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弗约诅咒说：“一个永远忙于矫揉造作，夸夸其谈的人，他矫揉造作是为了夸夸其谈，夸夸其谈是为了矫揉造作，不矫揉造作，不夸夸其谈，于他是不可能的……”

这一次，弗约终于与教育界人土取得了一致意见，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他们也对夏多布里昂充满了敌意。在一八九九年和接下来的两年里发表的关于《夏多布里昂在美洲》的文章里，约瑟夫·贝蒂埃不但指出说他不可能到过他所描绘的所有地方；甚至还宣称他的想象是毫无直感事实依据的；“要打动别人并激起行动”，需要有“别人或他自己证实过的东西。”我刚重读过我的老师朗松所著《法国文学史》中关于夏多布里昂的篇章，结果令我大失所望。我熟知的治学严谨、善解人意的老师为什么这次会表现得如此轻率呢?“一个毫无意志的人”、“‘总之’智慧超群”、“特别是抓不住思路”、“他的观念平庸肤浅，尤其专横。”于勒·拉梅特勒和安德烈·絮阿雷斯这两个师范大学学生后来也重复了这粗暴的论断：前者在一九一二年关于夏多布里昂的讲座中宣称，夏多布里昂的所有作品中唯一一本让他有几分兴趣重读的是《最后一个阿邦塞拉日的历险记》；同年，后者也慢悠悠地说着傲慢无礼的话，只当消遣：“他有君主的腔调，却没有君主的灵魂……就算不说他空虚，至少也是个没受过苦的人……他盛产故作高深的寓音和荒唐可笑的斥责……他是自恋男子，那喀索斯虚无的水中倒影。”但是《回忆录》对这些粗浅的评判不屑一顾，如果说有一句话是值得重视的话，那就是这个平淡而又单纯的评论：“《回忆录》是个令人惊叹的成功。”

阿·法朗士一向以讽刺的口吻影射“子爵”。保尔·瓦雷里似乎拒绝提到他的名字。夏尔·莫拉斯在一八九八年对他进行了猛烈攻击：“夏多布里昂是海盗和窃贼的后代，凶猛又孤僻的猛禽、业余的收尸者，他在死人和历史中从未搜索到任何有价值的传统，也没有找到任何可遗传的永恒。”然而他却称他为“尊贵的智者”。皮埃尔·拉塞尔阐述他当时的老师莫拉斯的观点时说：“作为一个政客，实际上夏多布里昂除了给自己招来一大堆烦恼以外，一无所获。”

对夏多布里昂所受人身攻击的回顾就到这里吧，因为同时也有相当多的人是试着去理解他，而不是去诽谤他。波特莱尔谈到他时总是怀着崇敬之情；认为他是“最不容置疑和非凡卓绝的语言和文笔大师”之一。爱德蒙·德·龚古尔在他一八九三年四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真的很奇怪，我的弟弟曾痛骂《墓后回忆录》这本书，可是在我那些生命无望的日子里，它却开始成为我的读物。”第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又写道：“我要把全世界的人类伊始的所有诗篇，不管是何种语言，都献给《墓后回忆录》的前两卷。”

一八九九年巴莱士参观贡堡。他想起夏多布里昂关于他第一次到达城堡并从此与家人在此长住的令人难忘的描述。“这些回忆广泛流传，我们的现代文学因它而变得丰富多彩，”巴莱士说道，“《墓后回忆录》第一卷令我们热血沸腾。”纪德老是提起夏多布里昂：他欣赏他，又憎恨他；《朗塞》曾使他“陶醉其中”，故他也爱读《回忆录》中一切有《朗塞》风格的章节。保尔·克洛岱尔因教育界对夏多布里昂进行猛烈攻击而颇为愤慨，一九一二年四月，他说：“他写的《墓后回忆录》是法国最壮丽的史诗之一；仅这一点就足以令我们崇敬和珍惜了。它出自一部了不起的历史工程师之手，它是通向峭壁顶上的一条道路的设计师，从那儿我们看到了关于整个法国的最精辟的见解，它又是一位天才从逝去的文明废墟迈向毫无前途的乱世的诊断书……”

大约四十年以来，在有了玛丽——让娜迪丽，乔治，科拉斯，英里斯·勒瓦杨和许多其他人的相当多的优秀作品之后，夏多布里昂终于呈现出他的本来面貌。夏多布里昂协会的成员总是逐年增多。在他的逝世一百周年和诞辰两百周年纪念会上，人们显示出的极大的热忱和虔诚是罕见的。“新一代评论家”尤其重视他①。“我们几乎把一切都归功于他，”朱利安·格拉克写道。他焕发出从未有过的活力和生机。

①至少，日·普·里夏尔的《夏多布里昂的影响》(一九六七)就是一个例子。

Ⅱ夏多布里昂自己眼中的夏多布里昂①

①以下所有引文都出自《回忆录》。

我出身贵族。我觉得自己是碰上了好运。我对自由的热爱至死不渝，尽管它更多地属于已经走向没落的贵族阶级。

波涛、风、清静适合……我的本性，是我的启蒙老师；也许我的某些本不具备的美德正是从它们那儿学来的。

打猎、跑步跟读书、写作一样令我喜欢。

我的工作才能突出，记忆力非凡。

在我的一生当中，即使对某个人充满了敬畏，我也不会当面脸红的，我宁可这样。

我的家庭并不高贵，在我的父辈时她是可憎的，我的兄弟甚至使她成为笑柄，她的长子又使她稍有改变。尽管我有共和倾向，并竭力掩盖家庭的不足，但我仍不敢肯定我是否已令她彻底改观。

秋天里，我经常在齐腰的水里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在塘边等着野鸭的出现；直到今天我仍会为猎捕到一只狗而激动不已。自从第一次爱上打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沟渠、田野、沼泽和荆棘都在我足下一一踏过，有时我会发现自己拿着猎枪，一个人站在荒野里，强健而孤独，我就是这样回归自然的。

贡堡的一位邻乡人来城堡住了几日，携同的妻子秀美异常。我不知道为什么村庄突然骚动起来，大家都一窝蜂似的跑到她家大厅窗边去瞧。我第一个到达那儿，一个陌生女子急匆匆地走过来，我转身想给她让路；无意间她却挡住了我的路，我被紧贴在她和窗户之间。这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从那一刻起，我总隐约觉得那种从未经历过的爱与被爱一定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幸福感觉……想象的激情和我的羞怯孤僻终于没有让我跨出一步，只是自己反省着；没有见到她本人，我的强烈欲念却使那个虚幻的影子从此挥之不去。

我根据见过的女人假想着……一个女人；她有着与那个曾将我挤在她胸前的陌生女子相同的身材、头发和笑容；有着村庄里这个年轻女子的眼睛，那个女孩的纯真……这个魅力无穷的幻影总是萦绕在我的脑际；我把她当作真人，与她交谈，她按照我的想象而幻变成不同的模样。

我并不知道我将名垂青史；我本该为了名利而让世界上最亮的光环围绕着我，并且我不必为此而奔波劳累。如果我可以像泥塑一样造型，或许我会是个女人，有着女人的激情；或许会是个男人，首先就要让自己仪表堂堂；其次，为了预防死敌的愤怒，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但并非声名远扬，我只为清静和孤独而挥洒我的才华。在轻如鸿毛，昙花一现的生命中，除去尘世的浮华诱惑，便只剩两件真实的东西：宗教信仰和对年轻的热爱，也就是说，除了未来和现在，其它的一概无关痛痒了。

别人样样都会，我则一无所长，这就是我。

除了宗教，我再也没有别的信仰……我厌倦一切；我拖着疲惫的双腿，无精打采地走过我所有的日子，忧郁烦闷始终纠缠着我。

外表看来我是一个坚忍不拔的人，内心里都任由别人支配摆布，为了免去一时的烦扰，我却被奴役了一个世纪。

婚姻真的破坏了我的生活吗?我当然本该有更多的清闲的消遣；在某些场合和更多的地方我本应更受欢迎；但是，如若我的妻子想在政治上阻挠我的话，她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在那个颇获殊荣的领域，我是会意气用事的。如果我毫无羁绊，我不是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吗?也许正因为有了情感的约束，有了某种秘而不宣的情绪，也才使我的语调更加有力，使我的作品由于一种内心的狂热和掩盖的火花而更富有生命力，然而放荡不羁的感情往往会把它们统统抹杀……我将对我的妻子永远充满温柔的感激，因为她的眷恋是如此的深沉和真挚感人。她令我时时尊重她，并深感到我的责任，我的生命也因为她而变得更庄重、更高贵和更可敬。

我真的很有才能吗?这种才能是否值得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能逃过死劫吗?到了冥间，在另一个充斥了异类的世界里会有变化吗?会有理解我的公众吗?我还会是从前那个我，后人会理解我吗?

我从不跟路人谈论我的兴趣和打算，我的工作和观念，我的喜和我的忧，我深信，对别人敞开心扉谈自己的事，将给人家带来深深的烦恼。坦率地讲，我缺乏内心交流，我的灵魂在日益封闭。

候见室、办公厅、报界和咖啡馆的庸人都推测着我有什么野心，事实远非如此。现实生活中我是个冷酷无情的人，谈不上什么激情，更不会感情用事，我敏锐的观察力洞察一切人和事，什么名气、重要性都荡然无存。我的幻想并没有帮我将理想变成现实，却让我对那些所谓最重大的事件也不屑一顾，对自己也心灰意冷：我首先看见的几乎都是事物的荒谬和烦琐；眼前几乎找不到崇高和伟大……在政治上，对我政见的热情持久度从未超过我的演讲稿或小册子的长度。在内心里和理论上，我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在外界和实践上，我又是一个十分现实的人。喜欢冒险又沉着冷静，热情似火又有条不紊，没有人比我更好幻想或更重实际，也没有人比我更狂热或更冷酷；我是一个奇特的双性人，血管里同时流淌着父亲和母亲异质的血液。

我曾先后担任过不同军队的将领，士兵们和我并不是一个派别：我率领老保皇党人反对公众自由权，尤其是他们深恶痛绝的新闻自由；我嘲笑自由党人，他们自己居然也会害怕波旁王朝的这种自由。

我痛恨喜欢冷嘲热讽的人，他们都是最猥琐、最平庸、最浅薄的人。

一个极大的不幸：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①很久后的今天，我的悲伤仍丝毫未减，这份刚被阻隔了的感情会是我最后的真情吗?我没有忘却它，但我却更快地替换了这份如此珍贵的情感!一个男人就这样日渐衰老。当他还年轻，还拥有生命的时候，他就只剩下了一颗歉疚的灵魂；然而当他努力面对，将生命沉重地拖在身后的时候，叫人又如何会宽恕他?我们用情不专却又天性贫乏，我们只能重复过去眷恋中的旧话来表达我们今天的情感。然而这些话本该只说一次的：因为重复只会亵渎它。

①波利娜·得博蒙(Pauline de Beaumont)之死。

在所有逝去的东西当中，狼谷是我唯一惋惜的；显然，我将一无所有了。丢失了狼谷，我又孕育了《玛丽——泰雷兹诊所》，但是不久前我同样地又失去了她。如今，命运就要将我掩入那一小撮黄土，对此我早已看透了。

没人能和我一样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亡灵的世界里，因为回忆已完全占据了我的现实生活。即使是那些我毫不在意的人，一旦死了，也都会涌人我的记忆之中：大概没有走进坟墓的人都不能成为我的同伴，因为只有那样才能让我确信我已经死了。在那里，别人都觉得是生离死别，只有我觉得那是永远的相聚；一个朋友去了，就好像永远地坐在了我的壁炉前，再也不会离开我了。当眼前的世界渐渐隐退，过去的世界就来到了我的身边，如果现代人瞧不起老一代，他们的不屑也丝毫不会影响我：因为我根本就看不到他们的存在。

“大概因为血管里流着法国人的血液，我的选择结束时，当有人与我谈起国外横加的舆论干涉时我感到极为焦躁；如果有教养的欧洲人想把一八一四年宪章强加给我的话，我就会到君士坦丁堡去生活。”①

①一八一六年四月三日在贵族院上的演讲。

我憎恶一切，蔑视现在，也蔑视即将到来的将来。可以统称为“公众”的后人们(并且是几个世纪的)都将是些可悲可怜的人，对此我深信不疑。所以我不忍将我的生命的最后时日用来记载过去的事情，用来描绘一个已完全消失的世界，没有人会再懂得它的语言，记得它的名字。

君主节②不期而至，我利用这个节日重申我的忠诚，抱有自由观点的我，忠心始终不变。

②一八二五年十一月三日，圣查里节前夜。

厌倦、憎恶一切，迟疑不决是我致命的弱点。

应该做更低下、更卑微、更虔诚的基督徒才好。可是很不幸，我已经快走到生命的终点了，不可能做个更完美的基督徒了：如果有人给我一个耳光，我不会将另一边脸也伸过去。

我的生命愈是被效忠和荣耀束紧，我就越想用行动的自由来换取思想表达的自由；我的思想又回归了它的本性。

不怕您笑话，我承认我确实没有办事主动的天性，千万别对我的一举成功抱任何希望，因为我有本能的障碍。这种障碍并非来自我的缺乏灵感，而是因为我漠视一切。这个缺点使得我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能取得圆满成功。

若我有幸在此地①了结我的余生，我就会在圣奥诺弗里奥置办一间陋室，那里挨着塔索逝去的卧房。在大使工作之余，我就坐在小屋的窗前继续写我的《回忆录》。在地球上最美的一个景点，在翠绿的橙树和橡树丛中，整个罗马尽收眼底。每天清晨，在临终和诗人的墓穴之间，我乞灵于光荣和灾难之神，从事着我的创作。

①夏多布里昂为驻罗马大使(一八二九)。

“查理十世”深信我有一颗善良的心却没有一个聪明的脑袋。事实却恰恰相反……我有一个特别冷静好使的脑袋，至于心嘛，还过得去吧，跟绝大多数人也没什么区别。

对内战争没有对外战争那么不正义、那么容易激起公愤，而且自然得多，除非这些对外战争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内战至少是建立在个人凌辱和已知的仇恨之上；是一些敌对双方都明白为什么要拿起武器的战斗。即使苦难不能为他们的罪行开脱，那也是可以原谅、可以解释的，可以让人了解它为什么存在。但是外战又如何解释呢?一些民族互相残杀，通常是因为某个国王情绪不佳，某个野心家想发迹，或某个大臣伺机排挤对手。

“并非出于感情上的效忠，也不是对亨利四世从小到大的艰辛哺育的体恤，我才来为这场一切都重新与我作对的官司辩护，如果这场官司胜诉的话。我不想写传奇故事，不为荣誉，也不想牺牲；我不相信神圣王权，我相信革命和事实的力量。我甚至不寄希望于宪章，我只相信自己的理论；那是从我生命消失时期的哲学领域总结出来的：我推荐波尔多公爵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他比我们讨论的这个要实用、有价值得多。”①

①一八三○年八月七日在贵族院上的演讲。

西班牙战争是我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它在我政治生涯中的地位可与《基督教真谛》曾在我文学领域的地位相媲美。命运之神让我担负起这巨大的风险，在复辟王朝时期它本来有可能调整世界走向未来的步伐。它将我从幻想中拖出来，并把我变成现实的引路人。它将我带到赌桌前，对手是时下的两位总理，梅特尼克王子和坎宁先生：我赢了他们。所有当时组阁举足轻重的人物都不得不承认：他们遇到了一个政治家。

啊，上帝保佑您；天赐的珍贵的独立②，我的生命之魂!好啦，把我的《回忆录》拿来，这是第二个我，您就是他的知己、偶像和缪斯。闲暇的时间最适合写作：作为遇难人，我将继续对海滨的渔夫讲述我的遇险故事。回归我的天性，我又是一个自由的旅行者；我要像开始那样走完我的行程。我生命的跑道是一个封闭的圆圈，它将把我带回到了起跑线上。在这条跑道上，我曾是个无忧无虑的毛头小兵，如今我已成了经验丰富的老兵，军帽里放着休憩着的子弹，臂上留着岁月的疤痕，肩上挎着装满了记忆的军用包，在跑道上慢慢前行。天知道?说不定在每一程我都会重温年轻时的旧梦?借助幻想可以帮助我抗击那些旧时代的游牧部落，他们就像潜伏在废墟背后的龙骑兵，随时都可能出现。

②七月革命的第二天。

在湖边③洛桑路上沿街而上，可以看见拉巴努兹先生的两位官员的别墅，建造那房子和培植花园花了一百五十万法郎。当我步行经过他们的住所时，我简直崇拜上帝，他居然在日内瓦，在我和他们之间安排了复辟王朝的见证人。我真愚蠢!蠢到家了!拉巴努兹先生让我成了保皇堂人，并陷入了苦痛之中：看看他的官员们是如何促进公债折换的吧；对此我曾天真地制止过，还因此而被驱逐。这些先生们来了，乘着豪华轻便的马车，帽子歪戴在耳边。而我则不得不跳到沟渠里，以免车轮卷走我破旧的衣角。然而，我毕竟曾是法国的贵族、部长和大使，并且我还执有装着圣灵和金羊毛在内的所有上等基督教民的纸盒子。如果尊贵的拉巴努兹先生的高级官员，那些百万富翁们有意买下我精美的盒子送给他们的夫人，我会十二分的乐意的。

③莱蒙湖。一八三一年，夏多布里昂和妻子曾在日内瓦市郊帕基避暑。

唉!金钱①我曾经是那样藐视你，而我现在无论做什么都得喜欢你了，我不得不承认你的价值：你是自由的源泉，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由你安排，没有你，真是寸步难行。除了荣誉，你还有什么得不到的?拥有你，人们就拥有了年轻、美丽、荣誉、才能和美德，人们就逗人喜欢、受人尊重。可你却对我说，钱只让人们表面上拥有了一切：这又有什么要紧?只要我以为这一切是真实的就行了。好好地欺骗我吧，别的我都不要：生活本身难道不就是一种谎言?如果一个人身五分文，他就会受制于每件事、每个人。若两个女人不和，她们尽可以各走各的阳关道；然而，就因为手头缺几个铜板，她们依然得面对着面呆下来，虽然互不理睬、互相埋怨，火气也越来越大，可是却只能吞下到口的气话，互相白着眼在心里恶狠狠地咒骂着，她们强忍着怒火，牺牲她们的兴趣爱好，改变她们原有的生活方式：贫困让这两个女人紧挨在一起，但却不是拥抱，而是相互撕咬，只是不像弗洛拉咬庞培那样罢了。没有钱，无以逃脱，没法去找另一个太阳，即使心里再咬牙切齿也只能常年套上这个枷锁。幸福的犹太人，你们这些倒卖十字架的贩子，是你们控制了当今的基督教会，决定和平和战争，是你们出卖了旧的主教帽就能吃香喝辣，你们才是国王和美女的宠儿，可你们又是多么肮脏可鄙啊!唉，要是你们愿意跟我换换皮肤，或者只要能让我潜进你们的保险柜，从中偷出你们从那些公子哥儿们那儿窃来的钱物，我就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①本页是一八三一年九月十五日在帕基写的。(参看前面注释)。

我天生是个民主主义者，可道义上却是个持贵族政见者，只要不跟民众发生什么关系，我情愿为他们放弃我的财产和生命。

我得恳请朋友们原谅我的某些辛辣的观点。我只能苦笑，我有太多苦痛，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苦恼：看过我的《回忆录》的人都了解我的命运如何。我并非安逸地躺在娘胎里，因为痛苦早巳纠缠上我。我在灾难里漂流，厄运追随着我，我好比一间脆弱的茅草房，不堪厄运的重压。但愿我所爱的人们不会认为是我抛弃了他们；但愿他们能谅解我，给我一个发泄口：有了这个发泄口，我的心便又都属于他们了。

自从第一颗宗教的种子在我的灵魂深处萌芽，我的生命便像处女地一样蓬勃生长，除去荆棘，迎来了它的第一次丰收。突然一阵干冷的风吹来，土地干裂了。上天可怜它，赐予它露水滋润，可是冷风又一次袭来。长时期在怀疑和信仰中飘摇不定，我的生活充满了失望，也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欢欣。我善良圣洁的母亲，请为我向耶稣基督祈祷：有了他，您的儿子从此便获得新生了。

如果我是小王子①的太傅，我就要尽力去争取他的信任。如果他重继王位，那时我就会向他建议到时机成熟时才登基。我本想加佩王朝可以像当朝时一样体面地退去……然而，……本来打算采取措施，安抚一下布拉格的虚弱无力，模仿吕伊纳在幼王的身边培养些得力之人，并以黎希留为榜样把孔西尼抚慰得更好些……精力充沛的我硬要隐退布拉格，这确实不容易办到，因为我不但得消除王室家族的反感，还得消除外国的仇恨。内阁也痛恨我的主意……然而，为了表示悔意，为了补偿我民族荣誉感的过错，也许我该捶胸痛哭，对统治着这个世界的蠢材们毕恭毕敬，这样也许我能爬到达马男爵的位置；而后，我却忽然甩掉了拐杖，挺起了腰杆。可是糟糕!我的雄心壮志哪里去了?我的掩饰本领哪里去了?我的容忍克制哪里去了?我对一切的重视哪里去了?有两三次我提起了笔；遵从太子妃要我给她写信的要求，我写了两三次违心的草稿。然而，我很快忿忿不平起来，于是顺着性子，一口气写了一封足以让我扭断脖子的信。

①波尔多公爵，亨利五世。

即将离世的弗朗索瓦②想赤条条地离去，正如他赤条条地来一样；他模仿一向被他奉为楷模的基督，要求将他朴实的躯体埋葬在处决犯人的地方。他口授了一封纯精神的遗书，因为他留给兄弟们的只有清贫和安宁；一个神圣的女子将他放人了坟墓。从主保圣人那里，我继承了清贫和对卑贱者的仁爱，以及对动物的怜悯……能在瞻礼日这天踏上法国的土地，我应该珍惜这种幸福；可是，我真正地拥有着一个祖国吗?在这个国家里我曾感受过片刻的安宁吗?

②一八三三年十月四日，夏多布里昂从布拉格返回法国，这一天正是他的主保圣人弗朗奈瓦·达西兹的瞻礼日。

我的宗教信仰不断地增强，战胜了其他的一切信仰；人世间再也没有比我更虔诚的基督徒，比我更不愿轻信的人了。

我的三种职业都有它的最高目标：作为旅行者，我渴望发现地球两极的秘密；作为人文学者，我努力尝试在遗址上重建宗教信仰；作为政治家，我竭力让人民拥有一个沉着冷静的君主制，去找回在维也纳条约中丧失的力量，使法国重立于欧洲民族之林；至少我曾为获得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新闻自由助过一臂之力。在神的领域，宗教和自由；在人的领域，体面和荣耀(这是宗教和自由的人类后代)：这就是我对祖国的期望。比起同时代的其他法国作家，我几乎是唯一的文如其人：旅行者，战士，政论家，大臣；在森林中我歌颂森林；在轮船上我描绘海洋；在军营里我谈论武器；在流亡中我学会了流亡；在课堂上、在事务中，在议会上我研究了君主、政治和法律。

Table of Contents

政治的夏多布里昂和文学的夏多布里昂(代序)

前言

狼谷

我哥哥和我姐姐的诞生——我来到这个世界

普朗古埃——心愿——贡堡——我父亲为我制定的教育计划——拉维纳莆——吕西儿——库巴尔家的小姐们——我是个坏学生

我外婆和她妹妹在普朗古埃的生活——我舅舅德·贝德伯爵在蒙舒瓦——我的乳母还愿

热斯里尔——埃维娜·马贡——跟两个小水手打架

帕基埃的信——迪耶普——我受的教育之变化——布列塔尼之春——历史上的森林——海边的原野——海上落月

出发去贡堡——古堡风貌

多尔中学——数学和语言——我惊人的记忆力

贡堡度假——外省古堡生活——封建习俗——贡堡镇的居民

第二次贡堡度假——孔蒂团——圣马洛营地——一座隐修院——剧场——我的两个姐姐结婚——重返中学——我的思想开始转变

喜鹊事件——在贡堡度过的第三个假期——江湖医生——重返中学

法兰西遭侵犯——游戏——德·夏多布里昂神甫

头一次领圣体——我离开多尔中学

贡堡布道——雷恩中学——与热斯里尔重逢——莫罗——里莫艾朗——我的三姐结婚

我被送到布雷斯特参加见习军官的入学考试——布雷斯特港——我与热斯里尔重逢——拉佩鲁斯——我回到贡堡

散步——贡堡幽灵

迪南中学——布鲁塞——我回到父母身边

贡堡的生活——日日夜夜

我的角塔

由孩子变成大人

吕西儿

缪斯最初的气息

吕西儿的手稿

在狼谷写下的最后几行字——披露我生命的奥秘

爱的幽灵

谵妄两年——工作与幻想

秋天的欢乐

咒语

诱惑

生病——我害怕和拒绝当教士——去印度的计划

在我出生的城市中小住——对拉维纳莆和我的悲伤童年的回忆——我被召回贡堡——同我父亲诀别——我进军队服役——告别贡堡

柏林——波茨坦——腓特列

我哥哥——我的表兄莫罗——我姐姐德·法尔西伯爵夫人

上流社会的朱莉——晚餐——波默勒尔——德·夏特纳太太

康布雷——纳瓦尔团——拉马迪涅尔

我父亲去世

怀念——我的父亲会赞扬我吗?

返回布列塔尼——在我大姐家小住——我哥哥召我到巴黎

我在巴黎的孤独生活

引荐凡尔赛宫——同国王去狩猎

路过布列塔尼——迪耶普军营——同吕西儿和朱莉一道重返巴黎

德利尔·德·萨勒——弗兰——一个文人的生活

文人画像

罗桑玻一家——德·马尔泽尔布先生——他对吕西儿的偏爱——我的女精灵的出现和变化

布列塔尼的早期政治活动——君主制度一瞥

布列塔尼三级会议的形成——三级会议开会的情况

国王在布列塔尼的收入——该省的地方收入——灶税事件——我第一次参加政治集会——舞台

我母亲在圣马洛隐居

神职人员——圣马洛城郊

幽灵——病人

一七八九年布列塔尼三级会议——暴动——我的中学同学圣里弗尔被杀害

一七八九年——从布列塔尼到巴黎之行——途中的骚动——巴黎景象——内克被免职——凡尔赛——王室家庭的欢乐——全面暴动——攻克巴士底狱

攻陷巴士底狱对朝廷的影响——富隆和贝蒂埃的脑袋

召回内克先生——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的会议——十月五日白天——国王被押回巴黎

制宪会议

米拉波

国民议会开会的情景——罗伯斯庇尔

社会——巴黎剪影

在这一片喧嚣中我所做的事——我的孤独日子——莫内小姐——我同德·马尔泽尔布先生确定我的美洲之行计划——波拿巴和我，两个无名少尉——我在圣马洛登船启程——离开故土时我最后的思索

楔子

横渡大西洋

弗朗西斯·塔洛奇——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卡蒙斯

亚速尔群岛——格拉西奥扎岛

海上游戏——圣皮埃尔岛

弗吉尼亚海岸——落日——危难——我来到美国——巴尔的摩——乘客分手——塔洛奇

费城——华盛顿将军

华盛顿和拿破仑之对比

从费城到纽约和波士顿之行——麦肯齐

北河——女乘客的歌声——斯维夫特先生——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维奥莱先生

我一身野人打扮——狩猎——美洲獾和加拿大狐狸——麝鼠——会捉鱼的狗——昆虫——蒙卡尔姆和沃尔夫

奥农达加湖畔露营——阿拉伯马——采摘植物——印第安妇女和奶牛

易洛魁人——奥农达加人酋长——韦利和弗朗克人——好客的礼仪——古希腊人

从奥农达加湖至杰纳西河之行——蜜蜂——开垦地——殷勤好客——床——中魔的响尾蛇。

印第安人一家——森林之夜——离开这家人——尼亚加拉的野人——戈登上尉——耶路撒冷

尼亚加拉瀑布——响尾蛇——我在深渊边上跌倒

在一间棚屋里度过的十二天——野人风俗的变化——生和死——蒙田——游蛇之歌——一个印第安少女的哑剧，米拉的原形

离题的话——从前的加拿大——印第安民族——风尚的衰败——宗教所传播的真正文明；商业引进的虚假文明——猎人——代理商行——狩猎——混血儿或焦木头——公司之间的战争——印第安语的消亡

美洲的前法国属地——遗憾——过去的怪癖——弗朗西斯·科南哈的信

原始的美洲——加拿大湖——印第安人的小船船队——天性的毁灭——坟墓之山谷——河流的命运

俄亥俄河

青春泉——穆斯高古热人和西蒙诺勒人——我们的营地

两个佛罗里达女人——俄亥俄河畔的废墟

穆斯高古热小姐是什么人——国王在瓦雷纳被捕——我中断旅行返回欧洲

美国面临的危险

返回欧洲——海上遇险

我到圣马洛看望母亲——革命的发展——我的婚姻

巴黎——旧友新朋——巴尔特莱米神甫——圣昂热——剧场

巴黎面貌的变化——科尔得利俱乐部——马拉

回顾

立法会议 俱乐部

科尔得利俱乐部

演说者

马拉和他的朋友

丹东——卡米耶·德穆兰——法布尔·埃格兰蒂纳

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对流亡的看法

我赌博而且输了——公共马车奇遇——罗兰夫人——巴雷斯在埃米塔热——七月十四日的第二次联盟节——流亡的准备工作

我同哥哥一起流亡——圣路易的遭遇——我们越过边境

布鲁塞尔——在德·布勒特伊男爵家晚餐——出发找勤王军——里瓦罗尔——路遇普鲁士军队——到达特里维

勤王军——古罗马圆形剧场——阿达拉——亨利第四的衬衣

士兵生活——旧法国军队的最后代表

开始围攻蒂永维尔——德·拉巴罗纳骑士

继续围城——反差——树林中的圣人——布汶战役——巡逻——不期而遇——一颗炮弹和一枚炸弹的效果

营地市场

架枪休憩的夜晚——荷兰狗——对殉道者的怀念一我在前哨阵地的伙伴——欧多尔——尤利西斯

越过摩泽尔河——战斗——聋哑女人莉芭——进攻蒂永维尔

撤围——进入凡尔登——普鲁士病——撤退——天花

阿登②妇女

利涅王子的供应车——那慕尔妇女——我在布鲁塞尔找到我哥哥——我们永别

奥斯坦德——渡海至泽西岛——我被丢弃在根西岛上——驾驶员的妻子——泽西岛——我舅舅贝德和他的一家——岛上景色——德·贝里公爵——死去的家人和朋友——衰老的不幸——我到英国——和热斯里尔最后一次见面

文学基金——霍鲍尔的顶楼——我的健康恶化——就诊——伦敦的流亡者们

佩尔迪埃——文学工作——我同安岗的交往——我们的散步——威斯特敏斯特教堂一夜

困境——出乎意料的援助——俯临公墓的住宅——新难友——我们的快乐——我表兄德·布埃塔阿代

盛大的节日——四十埃居用光——新的困境——客饭——主教——在伦敦酒馆午餐——卡姆登的手稿

我在外省工作——我哥哥的死——我的家庭的不幸——两个法国——安岗的信

夏洛特

返回伦敦

不寻常的会见

我的性格缺陷

《革命论》——它的影响——诗人勒米埃尔的侄儿的来信

封塔纳——克莱里

一个旺代农民

同封塔纳散步

我母亲的死——回归宗教

《基督教真谛》——德·帕那骑士的信

我的舅舅德·贝德先生——他的长女

题外话：英国文学——旧派的衰落——历史学家——诗人——政论家——莎士比亚

题外话：旧小说——新小说——理查森——瓦尔特·司各特

题外话：新诗——贝蒂

题外话：拜伦勋爵

英国——从里士满到格林威治——与佩尔迪埃同行——布雷汉——斯托——汉普顿·科特——牛津——爱顿学院——私人生活习俗；政治风尚——福克斯——伯克——乔治三世

英国人的私生活

政治风尚

流亡者返回法国——普鲁士公使发给我一张假护照，我变成拉萨涅，瑞士纳夫夏泰尔邦人——伦敦德利勋爵之死——我的士兵和旅人生涯结束——我在加莱上岸

迪耶普小住——两个社交圈子

我的《回忆录》写到哪里了?

一八○○年——法兰西的面貌——我到达巴黎

一八○○年——我在巴黎的生活

社会的变化

我经历的一八○一年——《信使报》——《阿达拉》

我经历的一八○一年——德·博蒙夫人：她的社交圈子

我经历的一八○一年——萨维尼的夏天

我经历的一八○二年——塔尔玛

我经历的一八○二年和一八○三年——《基督教真谛》——预言的失败——最后成功的原因

《基督教真谛》(续)——作品的缺点

我经历的一八○二年和一八○三年——城堡——德·居斯蒂纳夫人——德·圣马丹先生——德·乌代托夫人和圣朗贝尔

法国南方之行(一八○二)

我经历的一八○二年和一八○三年——德·拉阿尔普先生：他的死

我经历的一八○二年和一八○三年——会见波拿巴

我经历的一八○三年——我被任命为驻罗马大使馆一等秘书

我经历的一八○三年——从巴黎到萨瓦省的阿尔卑斯山之行

从塞尼山到罗马——米兰和罗马

菲舍红衣主教的宫殿——我的工作

我经历的一八○三年——德·博蒙夫人的手稿——德·科德夫人的信

德·博蒙夫人到罗马——我姐姐的信

德·克吕登纳夫人的信

德·博蒙夫人之死

葬礼

我经历的一八○三年——榭诺多莱先生、封塔纳先生、内克先生和斯塔尔夫人的信

我经历的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年——写《回忆录》的初衷——我被任命为驻瓦莱公使——离开罗马

我经历的一八○四年——瓦莱共和国——参观杜伊勒利宫——蒙莫兰公馆——我听见被处死的当甘公爵控诉——我辞职

当甘公爵之死

我经历的一八○四年

于兰将军

德·罗维戈公爵

德·塔莱朗先生

各人的责任

波拿巴：他的诡辩和悔恨

从这个故事应该得出的结论——当甘公爵的死引发的敌对情绪

《信使报》的一篇文章——波拿巴生活的变化

尚蒂伊的废弃

我经历的一八○四年——我搬到米罗梅尼尔街——韦纳伊——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梅斯尼尔——梅齐——梅雷维尔

德·库瓦斯兰夫人

维希、奥弗涅和勃朗峰之行

回里昂

访大查尔特勒修道院

德·科德夫人之死

我经历的一八○五年和一八○六年——我回到巴黎——东方之行

在君士坦丁堡，我登上载运希腊朝圣者到叙利亚去的船只

我从突尼斯取道西班牙回法国

我对这次出游的思考——于连之死

一八○七年，一八○八年，一八○九年和一八一○年——一八○七年《信使报》的一篇文章——我购买狼谷，并在那里隐居

《殉道者》

阿尔芒·德·夏多布里昂

一八一一、一八一二、一八一三、一八一四年——发表《纪行》——博塞红衣主教的信——谢尼埃之死——我被研究院接纳为院士——演说事件

十年大奖——《革命论》、《纳切兹人》

我的文学生涯的终结

波拿巴

波拿巴——他的家族

科西嘉岛波拿巴家族特别分支

波拿巴的出生与童年

波拿巴的科西嘉岛

保利

两本小册子

上尉委任状

土伦

葡月的日子

续篇

意大利战役

拉施塔特和会——拿破仑回到法国——拿破仑被任命为英国方面军司令——远征埃及

远征埃及——马耳他——金字塔之战——开罗——拿破仑在最大的金字塔——苏伊士

这种排场毫不改变金字塔的庄严——二十个世纪，沉入永恒的黑夜，不动，无光，毫无声息

对军队的看法

叙利亚之战

回到埃及——征服上埃及

阿布基战斗——拿破仑的便条与信函——重返法国——雾月十八日

第二次联盟——波拿巴从埃及战场回国时法国的处境

执政——第二次意大利战争——马伦戈大捷——赫亨林登大捷——吕内维尔条约

亚眠条约——撕毁条约——波拿巴登上皇帝宝座

帝国——加冕礼——意大利王国

入侵德国——奥斯特利茨——普雷斯堡条约——古犹太法庭

第四次同盟——普鲁士战役；柏林法令——在波兰与俄国交战——蒂尔西特——拿破仑与亚历山大瓜分世界的计划——和平

西班牙战争——爱尔福特——威灵顿亮相

教皇庇护七世，天主教国家会议在法国召开

教皇抗议——教皇被劫离罗马

第五次同盟——攻占维也纳——埃斯林根战役——瓦格拉姆战役——奥地利皇宫里签订的和约——离婚——拿破仑娶玛丽—路易丝——罗马王的诞生

俄罗斯战争的计划和准备——拿破仑的困境

皇帝着手出征俄罗斯——反对意见——拿破仑的错误

入侵俄罗斯——维尔拿：波兰参议员维比基；俄罗斯议员巴拉谢夫——斯摩棱斯克——米拉——普拉托夫之子

俄国人的撤退——博里斯泰纳河——波拿巴的顽念——库图佐夫接替巴克莱指挥俄军——莫斯科河或者博罗季诺战役——战报——战场景象

十八封大军战报节录

法军向前挺进——罗斯托普钦——波拿巴在得救山——莫斯科的景色——拿破仑进入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大火——波拿巴险胜彼得罗夫斯基——罗斯托普钦的告示——在莫斯科废墟上的逗留——波拿巴的操心事

撤退

斯摩棱斯克——撤退 撤退

渡过贝莱齐纳河

对俄罗斯战争的评判——大军最后一号战报——波拿巴回到巴黎——元老院的演讲

法兰西的灾难——强作欢颜——在我的山谷中居留——正统观念的觉醒

教皇在枫丹白露

背叛——拉格朗日与德利尔之死

吕岑、包岑、德累斯顿战役——西班牙受挫

萨克森战役或诗人之战

莱比锡战役——波拿巴重返巴黎——瓦伦塞条约

立法会议召开，复又延期——同盟国军队渡过莱茵河——波拿巴发怒——一八一四年元旦

教皇获释

写作小册子《论波拿巴与波旁家族》的笔记——我在里沃利街租了一套房间——一八一四年，惊心动魄的法兰西战役

小册子开始付印——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的一则笔记

巴黎城外的战斗——巴黎景象——贝勒维尔之战——玛丽—路易丝和摄政府逃跑——德·塔莱朗先生留在巴黎

大元帅施瓦岑贝格亲王的通告——亚历山大的演说——巴黎投降

同盟国军队进入巴黎——波拿巴在枫丹白露

波拿巴在枫丹白露——摄政府在布卢瓦

我的小册子《论波拿巴与波旁家族》出版

一切都完了——昨日你还是一个国王!并兴师动众与各国君主较量，而今却成了无名之辈，虽如此不幸——却还活在世上

元老院发布废黜法令

保守的元老院的法令

圣弗洛朗坦街公馆——德·塔莱朗先生

临时政府的公开信——元老院提出的宪法

德·阿尔图瓦伯爵到达——波拿巴在枫丹白露逊位

拿破仑去厄尔巴岛旅途见闻

路易十八在贡比涅——路易十八进入巴黎——老近卫军无法挽回的过错——圣旺宣言——巴黎条约——宪章——同盟国军队撤离

复辟王朝头一年

应该怪罪保王党建立了复辟王朝?

首任内阁——我发表《政治思考录》——德·迪拉公爵夫人——我被任命为驻瑞典大使

发掘路易十六的遗骨——在圣德尼度过的头一个一月二十一日

厄尔巴岛

百日王朝的开始——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

正统王权的麻木——邦雅曼龚斯唐的文章——苏尔特元帅的训令——王家会议——法律专科学校给众议院的请愿书

保卫巴黎的计划

国王出逃——我与德·夏多布里昂夫人一同动身——道路堵塞——德·奥尔良公爵与孔代亲王——图尔奈，布鲁塞尔——回忆——德·黎塞留公爵——皇上召我去根特城

根特百日——国王与框密院——我出任代理内政部长——德·拉利·托朗答尔先生——德·迪拉公爵夫人——维克多元帅——路易神甫和勃若伯爵——德·孟德斯鸠神甫——白鱼宴：众宾客

根特百日续篇——根特导报——我给皇上的呈文：这份呈文在巴黎的影响——篡改呈文

根特百日续篇——不发愿修女的修道院——我受到怎样的接待——盛宴——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到奥斯坦德旅行——安特卫普——一个口吃的人——一个英国少女之死

根特百日续篇——根特罕见的运动——威灵顿公爵——御弟——路易十八

根特百日续篇——根特历史回顾——德·昂古莱姆公爵夫人来到根特——德·塞茨夫人——德·莱维公爵夫人

根特百日续篇——根特的马尔桑公馆——王国宫廷顾问盖雅尔先生——德·维特罗尔男爵夫人秘密来访——御弟手书——富歇

维也纳会议——富歇的特使德·圣莱翁先生参加谈判——关于德·奥尔良公爵先生的提议——德·塔莱朗先生——亚历山大对路易十八的不满——形形色色的求职者——拉贝斯纳迪埃尔报告——亚历山大给会议的突然提议：克兰卡尔西勋爵挫败该提议——德·塔莱朗先生改变态度：他给路易十八的快信——同盟国的声明，在法兰克福官方报纸发表时遭删节——德·塔莱朗先生希望国王从东南各省进入法国——贝内文托亲王到维也纳的数项交易——亲王给身在根特的我写信：他的信文

巴黎百日——正统王权回到法国的影响——波拿巴的震惊——他被迫妥协，带着他认为已经扼杀的思想——他的新体制——剩下三个大玩家——自由党的怪物——俱乐部与联盟派——共和国的敷衍：附加文件——众院开会——无益的“五月田野①”

巴黎百日——波拿巴的忧虑与痛苦

维也纳的决议——巴黎的活动

我们在根特的工作——德·布拉加先生

滑铁卢战役

根特的混乱——滑铁卢战役是怎么回事

皇帝归来——德·拉斐德再度露面——波拿巴再遭废黜——贵族院争论激烈的场面——二次复辟的凶兆

从根特动身——抵达蒙斯——我政治生涯中第一次错失良机——德·塔莱朗先生在蒙斯——与国王在一起——我愚蠢地对德·塔莱朗先生感兴趣

从蒙斯到戈纳斯——我与勃寥伯爵反对任命富歇为部长：我的理由——威灵顿公爵获胜——阿尔努维尔——圣德尼——与皇上最后的交谈

波拿巴在玛尔梅宗宫——全面放弃

从玛尔梅宗出发——朗布依埃——罗什福尔

波拿巴上英国舰队避难——他给摄政亲王写信

波拿巴在“柏勒洛丰”号舰上——托贝——将波拿巴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法令——波拿巴登上“诺森伯兰”号，扬帆远航

评论波拿巴

波拿巴的性格

如果波拿巴把用武力夺走的东西用名望给我们留下

上述真理无用

(无日期)——圣赫勒拿岛——波拿巴横渡大西洋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登陆——他在朗伍德安身——防护措施——在朗伍德的生活——来访

曼佐尼——波拿巴生病——奥西昂——拿破仑见到大海的沉思——劫持的打算——波拿巴最后的工作——他一病不起——口授遗嘱——拿破仑的宗教感情——指导神甫维亚利——拿破仑斥责医生昂托马西——接受临终圣事——寿终

葬礼

拿破仑世界的覆灭

我与波拿巴的最后关系

拿破仑死后的圣赫勒拿岛

移葬波拿巴

我在戛纳参观

世界的变化

我生活中的一八一五、一八一六年——我被任命为法国贵族院议员——我在议会的开端——各种演说

《论立宪君主制》

路易十八

德卡兹先生

我被国务部长名单上除名——我出卖藏书，我的山谷

我在一八一七与一八一八两年的演说(续)

皮埃先生家的聚会

《保守者》

论物质利益道德和义务道德

我生命中的一八二○年——德·贝里公爵之死

德·波尔多公爵的诞生——波尔多菜市场的妇人

我促使德·维莱尔与德·科比埃尔先生首次入阁——我给德·黎塞留公爵的信——德·黎塞留公爵的便函与我的回复——德·波利亚克先生的便函——德·蒙莫朗西和德·帕基埃两位先生的信函——我被任命为驻柏林大使——我去使馆赴任。

我生活中的一八二一年——驻柏林大使馆——到达柏林——安齐隆先生——国王一家——尼古拉大公的婚礼——柏林社会——洪堡伯爵——沙米索先生

各国公使和大使——宫廷史与社会史

吉尧姆·德·洪堡——阿德贝尔·德·沙米索

吉尧姆公主——歌剧——音乐会

我的头一批公函——德·波纳先生

公园——坎伯兰公爵夫人

我的公函(续)

关于德国的报告草稿

夏洛登堡

从柏林卸任到伦敦赴任的间隙——德·波尔多公爵的洗礼——给帕基埃先生的信——德叫白恩斯托弗先生的信——安齐隆先生的信——坎伯兰公爵夫人最后一封信

财政部长德·维莱尔先生——我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

一八二二年——伦敦发的第一批公函

与乔治四世谈论德卡兹先生——合法王权治下我国外交的高尚表现——议院开会

英国社会

公函续篇

重返议会——为爱尔兰人举行的舞会——贝德福公爵与白金汉公爵的决斗——行宫的宴会——柯宁汗姆侯爵夫人及其秘密

群臣画像

公函(续)

有关维罗纳会议的磋商——致德·蒙莫朗西先生的信；他的回信隐隐表示拒绝——德·维莱尔先生的信更支持我——我给德·迪拉夫人写信——德·维莱尔先生给德·迪拉夫人的便函

伦敦德里侯爵去世

又一封德·蒙莫朗西先生的信函——由哈特韦尔之行——德·维莱尔先生的便函通知我：我被指定参加会议

古老英格兰的终结——夏洛特——几点思考——离开伦敦

西班牙国王获释——我被免职

反对派跟我走

最后一批外交函件

瑞士纽沙泰尔

路易十八驾崩——查理十世加冕

荣誉团骑士接待会

我把宿敌召集在身边——我的读者变了

下台后我的论战摘录

我不肯领受国务部长津贴——希腊委员会——莫莱先生便函——卡纳里斯给儿子的书信——雷卡米耶夫人给我寄来另一封书信摘要——我的作品全集

洛桑小住

回巴黎——耶稣会教士——德·蒙洛齐埃先生的来信和我的复信

论战续篇

塞巴斯蒂亚尼将军的信函

富瓦将军逝世——“公正与爱情法”——艾蒂延纳先生的信函——邦雅曼·龚斯唐先生的信函——政治影响的巅峰——关子国王圣名瞻礼日的文章——撤销新闻管理法——巴黎灯火辉煌——米肖先生的便函

德·维莱尔先生的恼怒——查理十世想去大校场检阅国民卫队——我给他写信：信的内容

阅兵——解散国民卫队——解散选举院——新成立的选举院——拒绝合作——维莱尔内阁倒台——我协助组建新内阁并同意担任驻罗马大使

审查一种指责

雷卡米耶夫人

雷卡米耶夫人的童年

雷卡米耶夫人的少年时期

《印地安部落》①的作者编造的罗米欧致朱丽叶的信

邦雅曼·龚斯唐的叙述(续)德·斯塔尔夫人

德·斯塔尔夫人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雷卡米耶夫人的英国之行

德·斯塔尔夫人首次德国之行——雷卡米耶夫人在巴黎

将军们的计划——贝纳多特的肖像——莫罗的案子——莫罗与马塞纳写给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内克先生逝世——德·斯塔尔夫人回国——雷卡米耶夫人在科佩——普鲁士的奥古斯塔亲王

德·斯塔尔夫人第二次德国之行

肖蒙城堡——德·斯塔尔夫人给波拿巴的信

雷卡米耶夫人与马蒂厄·德·蒙莫朗西先生——雷卡米耶夫人在沙隆

雷卡米耶夫人在里昂——德·谢弗勒兹夫人——西班牙的囚徒们

雷卡米耶夫人在罗马——阿尔巴诺——卡诺瓦：他的书信

阿尔巴诺的渔夫

雷卡米耶夫人在那不勒斯——德·罗昂·夏勃公爵

国王米拉：他的书信

雷卡米耶夫人返回法国——德·冉利夫人的信

邦雅曼·龚斯唐的信

波拿巴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之际，邦雅曼·龚斯唐写的文章

克吕登纳夫人——威灵顿公爵

我再次见到雷卡米耶夫人——德·斯塔尔夫人之死

林中修道院

驻罗马大使任期——三类素材——旅途日记

给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利奥十二和红衣主教们——各国大使

新老艺术家

罗马古代社会

罗马现代风俗

地点和风景

给维勒曼先生的信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两封信

关于将要与读者见面的《回忆录》的几点说明

致德·拉·弗隆内伯爵先生的信

关于《回忆录》的概述、结论和思考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致蒂埃里先生的信

致德·拉·弗隆内伯爵先生的信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致雷卡米耶夫人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倍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关于莱昂十二世之死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

致雷卡米耶夫人

致雷卡米耶夫人

罗马大使馆的续篇

致雷卡米耶夫人

致波塔利斯伯爵的电报

教皇选举会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致波塔利斯伯爵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致波塔利斯伯爵

致雷卡米耶夫人

卡波尼侯爵

致雷卡米耶夫人

致德·布拉卡公爵①先生

致雷卡米耶夫人

致雷卡米耶夫人

致波塔利斯伯爵的信

致德·克莱蒙——托内尔主教大人的信

给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快件(机密)

致雷卡米耶夫人

致波塔利斯伯爵的信

致波塔利斯伯爵

在梅迪西别墅为女大公海伦举行的宴会

我同波拿巴一家的关系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

庇护七世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

致雷卡米耶夫人

高视阔步

在罗马的法国人

漫步——我的侄儿克里斯蒂昂·德·夏多布里昂

致雷卡米耶夫人

从罗马回到巴黎——我的计划——国王和他的安排——波塔利斯先生——德·马蒂尼亚克先生——动身去罗马——比利牛斯山——冒险

波利尼亚克大臣——我的沮丧——我重返巴黎

与德·波利尼亚克先生会晤——我提出辞去驻罗马大使的辞呈

报纸上的溜须拍马

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第一批同事

远征阿尔及尔

一八三○年会议的召开——进谏——解散议会

新议院——我动身去迪耶普——七月二十五日的敕令——我回到巴黎——路途中的思索——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七月革命二十六日这一天

七月二十七日这一天

七月二十八日：战斗的一天

七月二十八日，无战事日

七月二十九日，军事日

七月二十九日，无战事日——博德先生、德·舒瓦瑟尔先生、德·赛蒙维尔先生、德·维特罗尔先生、拉菲特先生和梯也尔先生

我写信给在圣克卢的国王；他口头的回复——贵族部队——地狱街传教士住所遭劫

众议院——德·莫特马尔先生

在巴黎奔走——迪布尔将军——卢浮宫柱廊前的葬礼——年轻人把我带到贵族议院

贵族会议

共和党人——奥尔良党人——梯也尔先生被送往纳耶——贵族会议在掌玺大臣家里召开：那封信到我家已太迟了

圣克卢——王太子和德·拉居兹元帅之间的争吵

纳耶——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兰西——王子来到巴黎

选举议会代表团将王国总兵之职授予德·奥尔良公爵先生——他接受了——共和党人的努力

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去市政府大楼

王宫里的共和党人

国王离开圣克卢——王妃来到特里阿农——外交使团

朗布伊埃

八月三日会议的召开——查理十世写给德·奥尔良公爵先生的信

人民群众朝朗布伊埃进发——国王出逃——思考

王宫——谈话——最后的政治意图——德·圣奥莱尔先生

共和党的末日

八月七日这一天——贵族议院会议——我的演说——我离开卢森堡宫是为了一去不复返——我的辞职

查理十世动身去谢尔堡

七月革命会是什么

我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引言

大臣们的诉讼案——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总教区遭劫

我的关于王朝复辟和选举君主制的小册子

《历史研究》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和写给她的诗作

致雷卡米耶夫人①

致雷卡米耶夫人

致雷卡米耶夫人

致雷卡米耶夫人

遇难的船员①

致雷卡米耶夫人

一八三一年七月十二至一八三一年九月一日的日记

德·拉帕诺兹先生的代理人——拜仑勋爵——费尔内和伏尔泰

日记(续)

白跑一趟巴黎

日记(续)

阿·卡雷尔先生

德·贝朗瑞先生

关于放逐波旁王族长房的博德和布里格维尔议案

致阿芒·德·布里格维尔伯爵先生

致《复仇女神》①作者的信

普鲁韦尔街的密谋

致贝里公爵夫人的信①

意外事故

瘟疫

霍乱

贝里公爵夫人的一万二千法郎

匿名信一瞥

拉马克将军的送殡队伍

贝里公爵夫人南下普罗旺斯省到达旺代省

下面是我给内政大臣的信

我的被捕

从我的小偷斗室到吉斯凯小姐的梳妆室——阿希尔·德·阿莱

预审法官德莫蒂埃先生

在吉斯凯先生家里的生活——我的获释

给司法大臣的信及回信

查理十世提供给我的贵族议员年金——我的回信

贝里公爵夫人的信——给贝朗瑞的信——从巴黎出发——从巴黎到卢加诺的日记——奥古斯丁·蒂埃里先生

从巴黎到卢加诺①的日记

一八三二年八月十二日，巴塞尔②

一八三二年八月十四日，卢塞恩

一八三二年八月十五日，卢塞恩

一八三二年八月十六中午，在卢塞恩湖畔

下午两点

下午三点

阿尔托弗

晚上十点

一八三二年八月十七日(阿姆斯特)

圣哥达之路

舍埃农山谷——魔鬼桥

圣哥达

对卢加诺的描写

高山——行走在卢塞恩周围——克莱拉·旺代尔——农民的祷告

亚历山大·大仲马先生—科尔贝尔夫人——贝朗瑞先生的信

苏黎世——康斯坦斯——雷卡米耶夫人

圣勒公爵夫人

看了奥唐斯署名的文章之后

阿勒南贝尔——回到日内瓦

八月二十九日，我去阿勒南贝尔吃午饭。

柯贝城堡——德·斯塔尔夫人之墓——漫步

致司法大臣、议长、贝里公爵夫人的信——我写《关于囚禁公主的回忆录》——给报社总编辑们的通报

《关于贝里公爵夫人被囚禁的回忆》①(节选)

我的果子

名望

玛丽——泰雷兹的诊所——贝里公爵夫人寄自布莱城堡的信

思考与决心

从巴黎出发——德·塔莱朗先生的敞篷四轮马车——巴塞尔——从巴黎到布拉格的日记

莱茵河畔——莱茵河大桥——莫斯克奇——雷雨

多瑙河——乌尔姆

布莱尼姆——路易十四——海西森林——野蛮人——多瑙河源头

雷根思堡——皇帝工厂——离法国越远，社会活力也越弱——德国人的宗教情感

到达沃尔德门澄——奥地利海关——被拒绝进入波希米业——逗留在沃尔德门澄——致舒特克伯爵的信——担忧——盘缠

小教堂——旅馆里我的房间——对沃尔德门澄的描述

舒特克伯爵的信——农女——从沃尔德门澄出发——奥地利海关——进入波希米亚——松林——与月亮对话——比尔森——北方大道——布拉格一瞥

波希米亚诸王的城堡——第一次看见查理十世

王太子先生——法国的孩子们——吉什公爵及夫人——三人联盟——郡主

与国王交谈

亨利五世

赫拉德钦宫的晚餐和晚会

拜访

弥撒——克热尼基将军——在哥尔·布可夫总督大人家吃饭

在肖泰克伯爵家吃饭

圣灵降临节②——布拉加公爵

事变

对布拉格的描述——蒂肖·布拉埃——贝尔迪达

事变的继续

关于波希米亚——斯拉夫和现代拉丁语文学

向国王告辞——永别了，——孩子们给妈妈的一封信——一个犹太人——萨克森女佣人

小故事——泉水——矿泉水——历史的回忆

小故事(续)——泰普尔河谷——她的植物

与太子妃的最后一次交谈——出发

从加尔斯巴德至巴黎的日记

森蒂——埃格拉——瓦朗斯丹

韦桑塔德——旅行者——贝尔内克和回忆——拜罗伊特——伏尔泰——霍尔费尔德——教堂——背篓中的小女孩——旅馆老板和他的女仆

班贝克——一个驼背女人——维尔茨堡：它的议事司锋们——一个醉汉——燕子

威藏巴克的旅馆——一个德国人和他的妻子——我的暮年——海得尔堡——朝圣者——毁灭一曼海姆

莱茵河——莱茵伯爵领地——贵族军队——平民军队——修道院和城堡——雷声滚滚的山峰——孤独的旅店——凯撒斯劳滕——睡意——小鸟——萨尔布鲁克

查理十世在法国的建议——我对亨利五世的看法——我写给太子妃的信——贝里公爵夫人的所作所为

写给太子妃的信

贝里公爵夫人的来信

从巴黎到威尼斯的日记

汝拉山——阿尔卑斯山——米兰——维罗纳——死者的呼唤——布朗塔

事件

威尼斯——(萨纳扎)

威尼斯的建筑——安东尼奥——贝蒂奥神甫和冈巴先生——执政官宫殿的大厅——监狱

弗拉里——美术学院——蒂蒂昂的“圣母升天节”——帕尔泰浓的排挡间饰——莱奥纳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及拉斐尔的奇异画面——圣·让和圣·保罗教堂

海军兵工厂——亨利四世——起程去美洲的三桅战舰

圣·克里斯托夫的墓地

米拉诺的圣·米歇尔——米拉诺——女人和孩子——威尼斯轻舟的船夫

布列塔尼人和威尼斯人——在埃斯克拉冯码头上午餐——的里雅斯特的夫人们

威尼斯给予的灵感——新老妓女——生来不幸的卢梭和拜伦

博夫勒蒙夫人到达威尼斯——卡塔若——莫代纳公爵——彼特拉克在阿尔卡的坟墓——诗人的世界

贝里公爵夫人的到来

帕多瓦——坟墓——藏兹的手迹

意外的消息——王国总督伦巴尔·威尼蒂昂

夫人给查理十世和亨利五世的信——德·蒙贝尔先生——我给总督的便条——我动身前往布拉格

一八三三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从帕多瓦到布拉格的日记

科内格里亚诺——《最后的阿邦斯拉吉》的翻译——乌迪纳——萨马洛夫伯爵夫人——德·拉费罗内先生——一位神甫——加林蒂——德拉瓦河——一个小农——打铁铺——在圣·米歇尔一个小山村午餐

托尔恩山口——公墓——阿塔拉：多么大的变化——太阳升起——萨尔茨堡——军事检阅——农民的幸福——伍克那布鲁克——普拉库尔特和我的祖母——夜晚——德国和意大利城市——林茨

多瑙河——沃尔德门澄——丛林——贡堡——吕西尔——旅行者——布拉格

德·贡多夫人——年轻的法国人——太子妃——在布奇拉的行程

布奇拉——查理十世的睡眠——亨利五世——接待年轻人

梯子和农妇——在布奇拉晚餐——德·纳博纳夫人①——亨利五世——惠斯特聚会——查理十世——我对成年宣言的怀疑——读报——布拉格年轻人的场面——我动身去法国——夜晚经过布奇拉

相遇在斯洛——空荡荡的卡尔斯巴——霍尔菲德——班贝格：图书馆员和年轻女人——我的不同的圣·弗朗索瓦——宗教考验——法国

目前的政治概况——路易·菲利普

几个女性

路易安娜州的女人

结论

从摄政时期到一七九三年的史实

结论(续)

往昔——欧洲旧秩序的消亡

贫富不均——知识和技术传播的危机

君主政体解体——社会衰退与个人发展

未来——前途未卜

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学说的信徒——傅立叶主义者——欧文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联合主义者——平均主义者

基督教思想是世界的未来

Ⅰ《墓后回忆录》及舆论

Ⅱ夏多布里昂自己眼中的夏多布里昂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