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 of Contents

前 言

第一章 罗曼诺夫巷

第二章 61号房

第三章 蒸气浴

第四章 卢奇诺

第五章 莫兹辛卡

第六章 诺夫哥罗德

第七章 旧鲁萨

第八章 顿河畔的罗斯托夫

第九章 塔甘罗格

第十章 沃洛格达

第十一章 阿尔汉格尔

第十二章 摩尔曼斯克与巴伦支堡

第十三章 阿尔善与伊尔库茨克

第十四章 乌兰乌德与恰克图

后 记

译名对照表

怀着感恩之心和爱意，献给马克(Marc)。

……生命、人民、革命、可亲的脸庞，都出现、变幻、消失在麻雀山和樱草山之间；它们的痕迹几乎已经被无情的旋风扫掉了……

——亚历山大·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我们的所有想法都源自于地点的概念……

——奥斯卡·米沃什《秘诀》

一座城市的外貌改变得比人心更快！

——波德莱尔《天鹅》

我再也感受不到你，连你读过的书我也不会再碰。

——鲍勃·迪伦《愚蠢的风》

前 言

这是莫洛托夫曾经住过的一套公寓。客厅的角落里，摆放着一台老式幻灯机。

背对着一扇能俯瞰罗曼诺夫街的窗户，我扶着幻灯机上的铜质提手，眯起眼睛，透过齐腰高的桃木镜筒上的玻璃镜头，伴着胶片传送架“咔嚓咔嚓”的运转声，看到了一张张模糊的图片。先是一户人家在克里米亚海滩上度假的情景，女士们穿着旧式泳装坐在海边的石头上，支着手遮挡阳光；一暗一明，画面换成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萨满巫师；然后是一群农村妇女跳舞的样子；再后来又换成了西伯利亚城市伊尔库茨克美丽的广场和木头房子……

“好好研究吧，你是个有学问的人，知道该怎么做。”我的这位银行家朋友手上提着一串钥匙，操着一副慢条斯理的迷人腔调说道。

昨天，在这条街上另外一间罗曼诺夫公寓里专门为欢迎他来到莫斯科而举办的酒会上，我俩刚刚见过一次面。与他碰杯之时，我支支吾吾地告诉他，其实我并不是什么记者，而是一个写小说的氓流学者……而他也像某些投资银行家那样，坚称自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而不是黑心资本家。他对我说，他真正的志向在政治上。他曾经怀着堂吉诃德式的幻想，花费十多年时间，在故乡美国德克萨斯州为民主党工作。

然而当他对我提起莫洛托夫的藏书室之后，我们的谈话立刻就热络起来。我知道，他刚搬进的这所公寓（就在我家楼上），曾是斯大林的最忠实追随者莫洛托夫晚年的居所。但之前我并不知晓，莫洛托夫的孙女在将这所公寓出售给外国人时，居然将一些财物也留在了其中，包括数百本书籍。这些书中，有的是别人送给莫洛托夫的，有些他还亲手批注过。然而，现在它们却尘封在公寓后廊的书架下层，被彻底遗忘了。

我的这位银行家新朋友在递给我那串钥匙的时候，一定不知道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份怎样的大礼。当我第一次独自待在莫洛托夫这富丽堂皇的故居，环视精心粉刷雕琢过的四壁和高高在上的天花板时，心中有一种到达了目的地的感觉。其实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自打在剑桥大学那个忙碌的春天，我突发奇想地要搬家，并最终制定了一个搬到莫斯科的计划之后，这里就是我想要去的地方之一。

问题是，我该怎么对待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这间废旧的藏书室呢？我到莫斯科来，并不是想要这样研究书籍的。从小到大，长辈们一直教育我要珍惜书籍。但眼前的这些败章残卷，却来自一个至今依然影响深远的邪恶时代。它们过去的拥有者，在苏联前期的几十年间，曾是约瑟夫·斯大林最信赖、最亲密的同志，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脑。他是斯大林一系列罪行的帮凶，也是制造了无数残暴屠杀惨剧的刽子手。当我从摇摇欲坠的架子上往下搬书的时候，却忽然回忆起少年时代自己曾经读过的一本书——《夜莺狂语》（Nightingale Fever）。那本书是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本由牛津大学学者罗纳德·辛格雷编纂的，关于四位俄罗斯诗人作品和生平的研究性书籍。安娜·阿赫玛托娃、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玛琳娜·茨维塔耶娃、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这些“夜莺”们即便在莫洛托夫参与创建并长期主政的红色帝国里受尽最残酷的迫害，依然在不断“歌唱”。当时的我倍感震撼，不仅因为在俄罗斯这个国度诗歌的力量居然得到了政治上的确认，更是由于克林姆林宫高墙里的大人物们对这四位诗人行为的反应。但是在我看来，在父亲给我的那本关于诗歌的书里，那些自认为掌握了历史的人只不过是些幽灵、野兽罢了。

我读过这四位诗人的诗。然而除了各种韵脚和节奏的堆砌，以及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诗词艺术谦逊外表下所隐藏的“荒唐现实的缩影”之外，当年的我几乎读不出别的内涵。我清晰地记得一些诗句，比如曼德尔施塔姆首部诗集《石头》中某首诗的前两句：

肉体给了我——我拿它怎样处理，

如此完整又分明是我的肉体。

我初读这首写于1909年的诗歌就觉得它简单而又意味深长。而我接触到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是因为得知他在写下此诗30年后死于古拉格集中营。诗人继续这样问道：

为了享受这生活的安静的快乐，

我该感激谁呢？请您告诉我。

我既是园丁，也是花朵。

在世界的牢狱中不止我一个。

历史总是很诡异，充斥着无数离奇的因缘际会。斯大林曾说:“如果世界上没有莫洛托夫，那么很有必要创造一个出来。”而恰恰是这个莫洛托夫造就了这几位“夜莺”诗人充满悲剧色彩的伟大成就。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曾在她的回忆录《对抗希望的希望》中提到，曼德尔施塔姆在他讽刺斯大林的诗（正是这部作品导致他1934年第一次被捕）中描写的“细脖子官僚”形象，来源于“莫洛托夫伸出衣领的细长脖子上顶着个小脑袋”的样子。曼德尔施塔姆曾指着莫洛托夫的画像说：“他就像个色鬼。”然而莫洛托夫却鬼使神差般地对曼德尔施塔姆发了一番善心。曼德尔施塔姆20世纪20年代后期居住在亚美尼亚，当时他正处于才思枯竭的状态之中。莫洛托夫曾以个人身份探访那里，并交待当地党组织要妥善照料这位诗人及其家属。娜杰日达回忆道：“在亚美尼亚，曼德尔施塔姆的才华得以恢复，于是他开始了人生中的一个全新阶段。”

回望历史就仿佛是在观看一幅幅幻灯片。阿赫玛托娃曾说：“记忆如同幻灯片，凸显着那些彼此互不相关的片段，却留下了许多无法照亮的黑暗。”其实在来莫洛托夫故居的路上，我的脑中便已经在回忆一些往事了。

我小时候有段时间曾经睡在父亲书房里的一张行军床上。我想到了父亲书架上尼古拉斯·博雅耶夫的《历史的意义》书脊上那一行金色的小字。当时我并没有去读那本书（后来我才知道，该书是1937年我的祖父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购买的），但书脊上那句关于“历史有它的意义”的断言，与作者的俄文名字一起，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0年春天一个干燥的日子里，我第一次来到了莫斯科。那一天，我与一位15岁的校友一起，从普希金美术博物馆一路走着去河对岸的布加勒斯特饭店。其实我们当时也有些辨不清方向。我们从一个冷饮摊买了冰淇淋，那是一种被称作“拉克木齐”的巧克力酥皮奶油冰淇淋，我俩都觉得它是我们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我们走过克里姆林宫墙下的亚历山大花园，穿过红场和莫斯科河，其间还有过一段关于立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自认为高明的对话（那是我这辈子经历的第一次关于这些内容的讨论）。我们认为自己发现了这两者之间某些重要的联系，并且这一讨论将一直持续下去。整个城市都给人一种空廓生硬的感觉，似乎是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我感觉莫斯科充满了各种被深深隐藏的秘密，而我们像是盲目的探访者，四处乱撞却无法触及它真正内在的东西。

我曾经有那么几次在附近的街区闲逛的时候经过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那天是第一次。我和朋友走着走着，就路过罗曼诺夫公寓附近，那时它里面的上百套房间还是苏联权贵阶层、政界精英和高级军官们专享的住所。记忆，此刻仿佛并不受我主观意识的支配，而是有着它自己的直觉一般。仿佛那时我记住这里的景象，就是为了与今天透过莫洛托夫故居的窗户所看到的画面作对比。此刻，我能看到窗外的克里姆林医院和莫哈瓦亚大街（当年称“马克思大街”），当时我俩一定到过这里。从后窗看出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百货公司。1986年，我曾经在那里的货架上找到一张唱片，里面是阿赫玛托娃在吟诵她那首影射斯大林时代社会恐怖的诗歌——《安魂曲》。当时莫洛托夫葬礼的守灵仪式刚刚在这套公寓里完成不久。克格勃特工们已经把当局认为重要的私人文件和照片全部查抄走了。那张唱片上阿赫玛托娃因衰老而颤抖的嗓音，似乎宣示着庞大的红色帝国正走向衰败。这样的结局与莫洛托夫毕生信仰的马列主义愿景截然不同。

我也还记得，当年自己与现任丈夫的一次毫无意义的争执。那一次，我俩与朋友们一起，待在帕什科夫大楼穹顶下的列宁图书馆地铁站。那天很冷，大家都饿着肚子（当时不比现在，没有咖啡屋之类的地方可去），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其实我很喜欢这种充满未知感的体验；虽然只要再走一段路就能到家，孩子正在等着我们回去享受天伦之乐。

还有一些后来的回忆。在我拿到剑桥大学奖学金几个星期前去世的那个俄语讲师的书房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曾在向苏联摩尔曼斯克运送援助物资的盟军部队中服役，也是在那时学会了俄语。后来二战结束，当俄语成为大学中的一门学科之后，他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阅读和俄国文学教学中去了。这位老学者以其高超的学术水准、犀利的讽刺文风、渊博的学识以及对19世纪保守思想家阿波罗·格里戈里耶夫的特殊兴趣而闻名。他生前没有立下任何遗嘱，除了一本对屠格涅夫《父与子》的批注之外，也再没发表其他著作。也许他是这样想的：如果能用同样的时间阅读更多的东西，为什么要去浪费精力撰写那些没什么价值的学术文章呢？

在他死后，学校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房间里那些与鞋子和药瓶之类的杂物堆放在一起的书籍和论文，那都是他在充实自己的过程中留下的残迹。财务主管让我去看一眼。于是，我花数天时间作了一番整理，将它们分门别类收进了图书馆。剩下那些该扔的或是该送人的，我都可以保留下来。你知道独自一人处置逝者的这些书籍意味着什么吗？曼德尔施塔姆曾说过：“如果要我写一部自传的话，我会告诉你我读过哪些书。”那位俄语老师的藏书室告诉我他是个极富修养、深爱书籍、与外界处于半隔绝状态的真正的学者。阿尔汉格尔斯克、莫斯科、赫尔辛基、巴黎、伦敦……他从各地购买了那些书籍，并且把购买日期和他的名字“E·桑德斯”一起写在上面。比如，有一本简装企鹅版的《犹太问题》上面写着“购于1939年”；而一本黑布封面的俄语《新约圣经》上则写着“1942年11月购于剑桥”。当年押运物资去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之时，他是不是也随身带着这本《新约圣经》呢？他在那上面写满了注释，一半法语，一半拉丁文。书中夹着一些飞虫的残骸，仿佛书签一般。还有写便条之类的东西，颇有生活气息，有老教授逝世的讣告、书店的单据、学生们的作业和退学申请、朋友们寄来的明信片，还有加瓦尔尼讽刺小说《巴黎的女同性恋们》的摘抄……很多书上都有桑德斯的批注，其中大多数都是指出排版错误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内容。他偶尔也会做一些交叉引用，以阐释俄罗斯文学的广度和深度。我能够想象这样的场景：一个下午，桑德斯先生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双腿交叉，一边听着楼下的车来车往，一边用铅笔批注着手上的书籍。他收藏了很多苏联版本的法国文学作品。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还读过马塞尔·普鲁斯特《所多玛和蛾摩拉》俄语译本，做了大量批注。

从一个人的藏书之中，能否找到一条揭示其性格本质的道路呢？《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第七章有这样一幕描写：奥涅金离去之后，深爱着他的达吉亚娜独自待在他的书房里。她伴着墙上拜伦的肖像画和桌上拿破仑的雕像，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伴着奥涅金留在书页上的指甲印记和每一条潦草的脚注，达吉亚娜发现自己正走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到处，不自觉地，

他把心灵流露在自己的笔下：

这里一个问号，

那里一个简短的词，

或者一个十叉……

旧书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总能勾起人们情不自禁探究过往秘密的欲望，仿佛其中有他们非常关注的深层含义或者精神方面的东西。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书籍是折射人们自身命运的舞台。每次看书的时候，我们总能超越其内容，领悟到更多的东西。虽说那位名叫桑德斯的俄语讲师并不是要留给我什么遗产，但那个下午我在他房间里看到的书籍足以构成一部传记了。我把其中两本出版时间隔了半个世纪的书并排放在桌上。一本是由政治流亡者萨缪尔·所罗门诺维奇·科特连斯基编纂、封面印有橙白相间图案的简装企鹅版《俄国小说选》，封面和书的侧面都被桑德斯用俄语写满了“再见”，（就像另外一本普希金作品一样）扉页上写着“1941年购于俄罗斯”。1941年，那正是英国与苏联结成同盟的第一年，当时代号“苦行僧”的首批援助物资到达了阿尔汉格尔斯克。摆在它旁边的，是桑德斯藏书中最新的一本，同样大小的简装版《北方护卫队》，1991年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出版。而恰是在这一年，苏联解体了。

我自己留下了一本“异见”作家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关于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哲学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很薄的书，一本反沙皇斗士伊凡·雅库什金在斯大林时代后期的作品集，一本契诃夫的讲演集，一套标注为“1944年购于阿尔汉格尔斯克”、缺少一卷的普希金全集。还有一本关于在巴伦支海惊涛骇浪中为斯大林而战的海军歌曲集，其中桑德斯夹进了一张印有苏联国歌歌词“牢不可破的联盟永远围绕在伟大的俄罗斯周围”的纸片。为了避免被学校里那些好事的财务管理员看到，我把在一箱文件中找到的几封桑德斯的情书随手夹到了几本书里。其中有一封写给一位相识几十年后再次重逢的法国女人的情书草稿，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时光荏苒，你却从未改变……”当年他真的寄了这封信吗？我还发现了一张印着玛丽莲·梦露形象的颇有情趣的黑白明信片，画面上的梦露赤身裸体，只穿了一双透明高跟鞋，戴着钻石耳环和圆点图案的丝巾。明信片上写着一些诸如“你不要生气”之类的话，寄信人署名“蒂朵·D小姐”，日期是情人节，却不知何年。

我记得自己当时在发现了一张护照大小的照片之后激动得够呛。那张照片拍摄于1942年的摩尔曼斯克，那上面的桑德斯戴着一顶俄式羊皮帽。（那个冬天正值莫洛托夫秘密乘坐一架四发动机的轰炸机飞越德占区到英国商讨英苏联盟事宜之后。当时温斯顿·丘吉尔在花园门口握住莫洛托夫的胳膊并端详了一下他的面容，顿时觉得这人似曾相识。）正是这张桑德斯年轻时代的照片，让站在他房间里踌躇许久的我，决定打扫掉盖在这堆没人要的东西上的灰尘，然后立刻乘船奔向那个极地港口。

三年之后，我那四海为家的丈夫因法律事务第一次到莫斯科出差时，用街头糟糕的公用电话拨通了我的号码。自从苏联解体前夕我们从列宁格勒毕业之后，他这还是第一次回俄罗斯。

“如今莫斯科是一个世界大都市，越来越像一座真正的城市了。”即便信号质量很差，我也能听得出他话音里的兴奋。

于是，我也决定去莫斯科一趟。不过，到了莫斯科之后，夫妻二人总不能一直住在古色古香的博雅尔饭店或者美丽的大都会酒店吧。于是我们借了一辆汽车，花费一整天在泥泞的冰天雪地里跋涉，穿梭于那些依然带着浓重苏联气息、卫生间铺着黑色大理石的公寓楼之间。晚上，在恍惚之间，我忽然发现一个穿着老式俄罗斯皮大衣的艺人坐在路边，一边拉着手风琴一边唱着老掉牙的民歌。为什么这些陈辞滥调依然让我感到狂喜呢？难道是因为1990年我在列宁格勒看了太多蹩脚的苏联电视节目，所以每次听到斯拉夫风格的小调都会想到月光下宽阔的河流、白雪皑皑的森林和春日阳光下的草原吗？我想，回答是肯定的。于是，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沉浸在这美好的想象之中。

离开英国之前，收拾完学校里的东西，我把一些书籍和论文封进几个纸箱放到了地下室里，对自己也对同伴说，我一年半后就会回来。到莫斯科之后，我打算找个大图书馆工作，研究俄罗斯诗歌中的东方元素。可结果，一年半却变成了十年。

事实上，没过多久我就改主意了。我并没有利用这些时光去研究那些关于东方风格的学术巨著，而是写下了这本书。书中模糊地记述了我过去读过的书和去过的地方。在地图上看，克里姆林宫似乎是一个指南针的圆心，通过指向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道路，掌控着周围轮廓模糊的土地。每次一有机会，我都被一时的兴致和浪漫的书生气驱动，凭直觉从家中走到克里姆林宫墙下。我也随心所愿地去过其他地方，比如说在列宁图书馆（即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一号阅览室，与那些拿着塑料放大镜、衣衫褴褛的老人们坐在一起。

这座图书馆遵照总统令于1992年废弃了其名称中的“列宁”二字。历史上，它曾一度被称为“鲁缅采夫博物馆”。该图书馆最著名的馆长，被称为“俄罗斯的苏格拉底”的尼古拉·费奥多罗夫，据说对馆藏所有图书的内容都了如指掌。关于这位馆长百科全书般的渊博学识，曾有过这样一段轶事：一群负责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工程师向他展示了穿越广阔原野的工程地图，而从未去过西伯利亚的费奥多罗夫居然纠正了图上一些山峰高度的错误数据。费奥多罗夫坚信，书籍都是有生命的，因为它们传达了作者的思想和灵魂。他的文学和哲学著作（在他1903年逝世后以《共同事业的哲学》为题结集出版）中的核心思想，在于对与死亡妥协的拒绝。在他看来，人类在地球上的任务就是使逝者在肉体上复活。而那些智慧都被分门别类地尘封在图书馆中，期冀后人重新赋予它们生命（列夫·托尔斯泰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疯狂”。博雅耶夫曾说：“人死之时的这种悲哀，世间无人能懂。”）。19世纪的最后25年间，费奥多罗夫一直与鲁缅采夫博物馆的藏书为伍，废寝忘食，甚至都不愿坐下。俄罗斯最伟大的思想家们都来馆里跟他切磋交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罗维耶夫（曾将费奥多罗夫称为他的“导师和精神之父”）都将他视为一位天才哲学家。费奥多罗夫很反感别人为自己画像，因为他觉得从哲学的视角看，被画像的人面部表情都是装出来的，非常虚伪，只能算是艺术品，却不能体现本真。于是艺术家里昂纳德·帕斯捷尔纳克（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只能偷偷躲在阅览室书架后面，为费奥多罗夫画了一张速写肖像。

费奥多罗夫是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者。他认为藏书是一件需要人们全身心投入其中的工作，而图书本身应该按照作者的生卒年月归类，就像撰写一部圣人编年史一般。在他看来，书籍是历史长河中最高尚的遗产，以最具人性的方式传承着前人的思想和成就。对他来说，要想战胜死亡，唯独唤醒先辈们的智慧才是王道。按照费奥多罗夫的理论，“学习，非责难亦非褒扬，而是回归生命本真”。

如今，列宁图书馆的管理员们正在恢复无数曾在20世纪20至30年代被“镇压”（逮捕、枪毙、神秘失踪）的前辈的名誉。而在1928年10月，《红色晚报》报道称，这家图书馆已经成为“反革命学术集团”和贵族后代的“庇护所”。伟大的图书管理员、书志学家、编辑，在十月革命后担任图书馆馆长，并在1927年为图书馆新楼奠基的弗拉基米尔·涅夫斯基，于1935年被捕，受审时公开抨击老布尔什维克尼古拉·布哈林，最终在斯大林大清洗时期最为血腥的1937年被枪毙。对无数起类似死亡案件负有责任的莫洛托夫，在其晚年时常会来第一阅览室消磨时间。被自己终身侍奉的苏共贬黜之后，他深入研究历史，维护着那些掌控他一生的意识形态，仍然相信它们可以指引未来。

透过阅览室巨大的边窗朝莫霍瓦亚大街望去，越过20年代海外共产主义者（诸如安东尼奥·葛兰西、库恩·贝拉、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和胡志明等）为世界革命工作过的前共产国际总部，可以看到山上克里姆林宫的三一门、塔楼和金顶。图书馆临近沃斯季申卡大街一侧的前庭有一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型雕像，是我们来莫斯科那年立起来的，替换掉了之前的列宁雕像（列宁曾经很讨厌这位作家）。近来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年轻支持者们会聚集在雕像脚下，为电视节目拍摄表忠心的示威画面。如今被当成普京“新拜占庭帝国”先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被雕刻成了一个弯腰驼背、将最后一丝健康都献给书桌、几乎无法忍受自己写作欲望煎熬的形象。

而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一座城的轮廓和形状，取决于真实的人们的所想所欲。波德莱尔也曾写道：“唉，一座城的外貌改变得比人心更快。”其实，城市的外貌不仅令人眼花缭乱，甚至可以说充满了神秘感和失落的痕迹。我探访过的每一个地方都促使我去追寻下一个目标，追寻更多地点、政治和神秘事件，并在这本行纪中加以梳理。我的探索之旅，皆是追随莫洛托夫古旧藏书中别人的足迹，去那些属于流放、探险和犯罪的地方。我所获知的那些故事，皆与罗曼诺夫巷这座宏伟的公寓有关，始于斯，或终于斯。

虽然我对桑德斯的了解仅限于他的藏书、一些碎纸片和一封电报，但我还是在一个白夜乘火车一路向北，去了他曾经为军队和情报部门服役过的地方。那是在莫斯科以西、兹维尼戈罗德附近、伊尔门湖北岸的一片区域，是基督徒们第一次挑战并安置河神、雷神和树神等异教神明的地方。我探访了许多荒芜的所在，如修道院、研究站、乡间别墅、疗养院等……在这些地方，科学与宗教信仰之间曾经相互纠葛不清，生物化学家和核物理学家们或曾饱受意识形态压迫，或曾在复杂扭曲的建筑物中艰苦工作，契诃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圣水的力量和异教祭司的教义为这里带来了智慧和慰藉。

在西伯利亚大草原，贝加尔湖以南的地区，那个寒冷而荒凉、到处都是干草和泥土的地方，空间本身已经成了政治镇压的工具。但是，这片空间从未丧失其召唤自由希望的魔力。在那里，无论国家还是个人，仿佛都迷失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中，同时又似乎浮现在苍白的地平线上，变得愈发明晰、愈发真实。那些挑战当权者而获罪受罚被流放至俄罗斯疆域尽头的人们，虽然已经湮没无闻，却真正创造出了一片属于“内心自由”的圣地。

莫洛托夫故居的幻灯机为我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就像普鲁斯特在《追寻逝去的时光》一开头便让焦虑的小马塞尔登场——仿佛用遥不可及的彩虹代替了“密不透风的墙”，用传说中那些转瞬即逝的时刻折射着历史。在我阅读与旅行的过程中，遥远时空的情景闪现在我的眼前，无数幻象引领我超越理解力的极致，深入渺茫的人心，深入我们一度认为自己了解的事物的本质。就像那部老式幻灯机狭小镜头里闪过的褪色胶片，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向我掀开了它的一角——我自己的过往片段，陌生人记录下的他们认为值得记录的瞬间，都仿佛被魔法召唤般在黑暗中一幕幕浮现出来。

第一章 罗曼诺夫巷

我需要一些空间……我记得，我探访了每一间被资产阶级抛弃的公寓。

伊萨克·巴别尔，

《在女皇宫殿里的一个夜晚》，1922

这座房子的奢华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

华丽的柱子，凸出的房檐与蜿蜒雕花的装饰线条之间，窗户若隐若现。装着熟铁栏杆的阳台和绕藤柱子支撑的悬空厅廊之间，头戴自由之帽身穿兽皮的雕像正从上层俯视着街道，仿佛在向外人暗示着房子内部的舒适与神秘。房子正面的设计强调了外墙异乎寻常的厚重感，在幽暗之处也带着些许暖色。在这个城市最核心的部位，在这条数次易名的街道上，这样一座房子似乎能为身处纷繁历史中的人们提供一处避难所。

“棺材一样的小路啊，莫斯科的小路……”正如这首描写旧时莫斯科的小曲儿所唱到的那样，莫斯科的街道如棺材一般拥挤。不过，来这里生活之前，我就知道罗曼诺夫巷并不是拥挤的小棺材，而是一个装满秘密的聚宝盆。那些曾经住在罗曼诺夫巷三号的人们，拥有着轨道交通、高等院校、战舰、拖拉机、汽车工厂、战马、月球探测器，甚至还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星球。从我们来到莫斯科后在特维斯卡亚大街租住的第一间公寓步行去列宁图书馆，我经常会选择经过这里，幻想着尽可能地走近这些人们的隐秘生活。像无数彷徨着经过罗曼诺夫巷三号的过客一样，我也会停下来看看那些花岗岩纪念碑，还有那齐眉高的土红色墙壁上乌黑的大理石装饰，然后让视线越过纪念碑顶上枯萎的康乃馨，凝望门口人字墙上用石膏雕成的镰刀斧头，心中充满困惑：对于那些如碑文所述曾居于此的斯大林时代的将帅和党政官员们来说，这个标记到底意味着什么？

罗曼诺夫巷三号，年长一点的莫斯科市民都称其为“将军楼”、“党属档案馆”或是“坟茔”。这里面究竟住过什么样的权贵精英呢？20世纪的血腥政治秀中，怎样的阴谋、人性和命运纠葛，才让这些名字到今天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人们从这座建筑墙壁上那一长串人名和面孔中，是不可能看到苏共所谓“斗争”的诡秘逻辑和路线的。这其中有的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搬进来的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英雄，有的是在西伯利亚和南方打败白军的战士，还有曾将革命深入推向中亚地区的功臣。比如，曾一度接替托洛茨基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的米哈伊尔·伏龙芝，1924年搬到这里居住，第二年就因为一个简单的胃溃疡手术而去世了，使后人怀疑他是被听命于斯大林的主刀医师谋杀的；谢苗·布琼尼、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谢苗·铁木辛哥，三位都是骑兵将领，曾在使他们许多亲密同志丧命的二战之前的那场大清洗中幸存，并飞黄腾达；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将军，曾在二战开始后第一个冬天搬到这里居住，并安慰甚为关心他的斯大林说：“他已经被安排住进了一所不错的公寓。”墙上稍远一点的地方还稀稀疏疏地残留着其他几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名字：彼得·斯米多维奇，整个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在托洛茨基和他那些穿着皮衣的随从们指挥红军时乘坐过的极具传奇色彩的“特别专列”上任职；迪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莫洛托夫曾回忆说他是个优秀的宣传者，也是个诙谐的人，却“让人搞不懂”，“会被误以为是托派分子”；还有总是带着小眼镜的叶梅连·雅罗斯拉夫斯基，他出身于流放西伯利亚的犹太政治犯家庭，长期担任激进无神论者联盟负责人，是一位写书成瘾的党史研究者，也是这类人中为数不多得以善终的家伙之一。

距雅罗斯拉夫斯基不远的地方，刻着安德烈·安德列夫的名字。这是一位著名的仆人，也是一位（为数不多能够接触到苏共高层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曾经在强制农业集体化和大肃反期间坚定忠诚地侍奉斯大林。如果你从波尔沙亚·尼基茨卡亚大街朝罗曼诺夫巷走来，可以看到一个有着高大树木和艳俗喷泉的庭院，经过它宽大的门户，你就会迎面“撞上”阿列克谢·柯西金。他那嵌着一双小眼睛的浮肿面庞上永远带着一丝冷酷。柯西金在苏共中的地位曾经仅次于斯大林。1964年，他取代尼基塔·赫鲁晓夫成为了苏联总理。而失势的赫鲁晓夫，立刻搬回了罗曼诺夫巷三号里的公寓。后来，柯西金推动了对于“到了共产主义，国家将会消亡”这种乌托邦迷梦的摒弃。他与之后的苏共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一起，规划了表面四平八稳实际却暗藏颓势的“现实存在社会主义”，至今依然有很多人为之扼腕痛惜。

沿着街道走到底，在这座房子靠近沃斯季申卡大街一侧，卧室窗户下方，是一块刻着伊凡·科涅夫元帅姓名的石碑。他是沃洛格达地区贫苦农民的儿子。纪念碑上雕刻着他的头像，双眼仿佛穿越旧时的战场，凝视着克里姆林医院空空如也的侧墙。1945年4月初，斯大林曾经这样问科涅夫和朱可夫元帅：“我们和盟军谁将率先攻入柏林？”科涅夫回答道：“我们将占领柏林。”八年之后，斯大林逝世后几个月内，从来只会带兵打仗的科涅夫却暂时担任了特别司法小组的负责人，参与了对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审查。最终，广受非议的前秘密警察头目、性虐待狂贝利亚，被判犯有“叛国罪”和“私通外国情报机构罪”，于宣判当晚在一个死刑专用小监房内被枪决。

曾经居住在罗曼诺夫巷三号的权贵精英们还有很多，而他们的名字并未被刻在碑上。因为在苏维埃帝国的不同时期，这些人要么被处决，要么从高贵的地位上突然失势：托洛茨基、贝洛布罗多夫、索科尔尼科夫、弗鲁姆金、弗赛耶娃、马林科夫、罗科索夫斯基、陶里亚蒂、朱可夫、维辛斯基、可奥西尔、季沃辛、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而在他们之前，来自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一群年轻女演员，也曾经作为不速之客闯入这座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房子。她们当时同住一套可以鸟瞰庭院的公寓。1918年的夏天非常炎热，而她们向英国特工、被称为“间谍王子”的西德尼·雷利伸出了援手。在他密谋暗杀列宁和托洛茨基时，得到了来自这些女演员们的爱和庇护。“雷利的首席追随者”伊利扎维塔·奥汀，也许是这座房子第一位被秘密警察夜间逮捕的住户。

当年，布尔什维克们迁都到莫斯科，高喊着马克思主义者“没收剥削者一切财产”的口号，控制了全城的主要建筑。那些女演员们仍然租住在罗曼诺夫巷三号这座20年前为律师、医生和大学教授们建造的居所之内。布尔什维克们接管这座房子之后，将其作为党政精英们在克里姆林宫外的住处。但那些前沙皇时代的上流阶层却有人依然继续住在这所被“共产化”的房子里。门外的这条街道被更名为格拉诺夫斯基路（这个名字来自莫斯科大学的一位自由派历史学家，人称19世纪的“教授典范”，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可笑的斯泰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而这房子成了所谓的“苏维埃第五大楼”（“苏维埃大楼”指的是莫斯科市内那些被布尔什维克们占据的高大建筑，前四名分别是国家大饭店、大都会饭店、东正教神学院，以及位于列宁图书馆对面沃斯季申卡大街与莫霍瓦亚大街街角处的彼得霍夫大饭店）。20世纪30年代，许多曾经居住在罗曼诺夫巷三号的律师、医生和学者们被打成“前朝遗老”，驱赶到劳改营或者遭到枪决。除了那些私人记忆、旧版莫斯科电话薄和凌乱的学术文献，再也找不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痕迹。我遇到过许多出身于莫斯科旧知识分子家庭的人，他们都骄傲地回忆说“大清洗”之前他们的家就在这座宏伟的建筑之中。但据我所知，如今继承这些房产的，都是那些红军将领和苏共要员的子孙，却没有一个是原来住户的后人。

*  *  *

在苏联时代，这条被称为格拉诺夫斯基路的单行道是不允许普通车辆和行人进入的，民兵会盘查出入者的证件。那些最具特权的权贵们到这里来，会去克里姆林医院的诊所和药房，然后再拿着国家发给他们的配给券，去克里姆林餐厅用餐，午餐相当于卢布两块一毛钱，而晚餐相当于五块五毛钱……有时还会换成等价的外卖打包回家，或者去存货充足的食品商店置办一些生活用品。克里姆林餐厅的服务对象是国家机关里那些高级领导，而配给券则是当时上流社会的标志。每当重大节假日前夕，总会有许多汽车开来这里，无数衣着体面的人会把成堆的肉、鱼子酱、水果、蔬菜、佳肴等广大人民群众无福消受的东西塞进车厢。斯大林当权时期，全城的权贵们都坐着美国造的汽车，帕卡德、卡迪拉克、别克、林肯城市……后来又都换成了苏联自产的吉尔和伏尔加。

如今，街上整天停着悍马越野车、旁人一望向车内就会拉上电动遮帘的迈巴赫和宾利，甚至还有俄国造的“日古丽”小车，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投资商们都说，经济要建立在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之上。当年托洛茨基所鄙夷的“香车美女”文化，如今却堂而皇之地展现在罗曼诺夫巷。漫步在这条小巷，仿佛是在汽车保险杠和楼房外墙之间徘徊。而在小巷两边的胡同里，办公楼周围的街道和路边石都被私下划分了，身穿笨重黑夹克脚蹬钉子鞋的光头保安们，挎着若隐若现的枪，在这片莫斯科市中心的地区来回巡逻。

罗曼诺夫巷依然带着一丝与世隔绝的气息。狭窄蜿蜒的道路与高大的建筑共同造就了它的这一气质。距离罗曼诺夫巷三号庭院不远处，分别栽着一棵橡树、一棵山杨树和一棵白杨树，它们与建筑齐高，在道路中央投下一片荫凉。在莫斯科城的其他地方，天空看起来都是无边无垠的。瓦尔特·本雅明1926年来到这座城市之时，曾这样评价道：“任何其他大都市都不似莫斯科这般拥有如此无垠的蓝天，在这座城市里你总能感觉到俄罗斯大草原的地平线。”而在罗曼诺夫巷，分立在巷子两端的两座博物馆的幕墙，仿佛富丽堂皇的宫殿大门一般，将这座城市的广阔空间拒之于外。

在巷子的一端，是矗立在波尔沙亚·尼基茨卡亚大街上的动物博物馆，建于1902年。青白色的幕墙上，斑驳的石灰早已变成一堆杂乱的形状和线条。猴子、羊、猫头鹰和兔子形状的石雕已经扭曲变形，成了壁虎、昆虫和植物等低等生物的天堂。博物馆内部就像是一座迷宫，由实验室、办公室、图书馆、礼堂以及通向许多学者研究室的长长的后廊组成。曼德尔施塔姆曾经住在附近特维斯考伊林荫道上的赫尔岑作家公寓。当时他很喜欢来这间博物馆拜访，对林奈、布封和帕拉斯心怀感激，因为这几位伟大的生物学家是他“孩提时代的科学启蒙者”。他很喜欢博物馆里的大厅，那里被漆成黑色，橱窗里摆满了各种动物标本，比如装着玻璃眼珠的夜行食肉动物、牛背鹭和海豚，等等；陈列柜上还摆有装着海洋生物的瓶子。“尼基茨基大街动物博物馆的前厅随意摆放着一具鲸鱼的颌骨，仿佛一只巨大的犁。”曼德尔施塔姆在《亚美尼亚之行》（一部受到革命刺激而写成的冗长的游记）中这样写道。博物馆馆长鲍里斯·库金（“一个典型的书呆子，无时无刻不在研习科学”）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也是他的灵感来源。他时常去库金位于博物馆深处硕大的办公室里，喝格鲁吉亚葡萄酒。有时曼德尔施塔姆会站起身来，慢慢在房间里踱着步子，忽然吟出诗句，比如说那首“1931年3月，作于莫斯科动物博物馆”的《樱桃白兰地》：“最后我要坦率地告诉你……万物皆似白兰地，樱桃白兰地，我的天使。”当时他的妻子娜杰日达也在场，于是立刻将这首诗记了下来。

同时代的莫斯科街道鲜见这样的对称布局，罗曼诺夫巷两端对角处都有低矮的弧形建筑物：波尔沙亚·尼基茨卡亚大街上的历史系大楼，还有位于沃斯季申卡大街、曾是农奴歌剧演唱家普拉斯卡维亚·科瓦廖娃（人称“珍珠”，尼古拉·谢列梅杰耶夫伯爵的秘密妻子，而这位伯爵的家族是俄罗斯史上最高贵的王朝之一）故居的谢列梅杰耶夫街角公寓。在与沃斯季申卡大街交汇的巷子北口，曾作为“国家会议厅”的舒塞夫博物馆，以其拘谨而优雅的古典气质将这条街道与外界隔绝开来。

在希腊人眼中，

闪耀美丽之处，

对黑洞里的我而言，

却是耻辱。

这也是曼德尔施塔姆《樱桃白兰地》中的诗句。“国家会议厅”曾经掌控着这个城市的财政金融。十月革命成功之初，当沃斯季申卡大街变成政府大楼一条街时，这座三层楼房被改成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部。莫洛托夫曾留恋地回忆道，当时斯大林和他每天都从克里姆林宫的住处出发，不带侍卫，步行几百码去沃斯季申卡大街五号的办公室。1923年，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迁至克里姆林宫另一侧的旧广场，靠近卢比延卡。直到30年代末，苏共政治局才依据秘密警察的报告，决定“斯大林同志应当立即停止在城市里徒步行动”。

这一大片土地在涅格林纳亚河（已成为地下河）上方的山顶上，属于克里姆林宫北边的“白城”地区。这里曾被一道始建于16世纪晚期的坚固白石砖墙封闭了两百多年，如今依然可以由莫斯科的林荫道环线走向看出这道墙的痕迹。罗曼诺夫巷所在的地方曾被称作“罗曼诺夫廷”。17世纪，沙皇将它赐予其表亲、当时的莫斯科博雅尔（沙俄时代的特权贵族阶层——译者注）尼基塔·罗曼诺夫。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零星分布的建筑物、石制宫殿、亭台楼榭等逐渐演变成了街道。十月革命之前，街道名称都是约定俗成的。之前的几个世纪，这里曾经有过很多地名，比如“罗曼诺夫廷”、“尼基茨基”（以那位讨人喜欢的博雅尔命名），等等，另外还使用过拉祖莫夫斯基、希特洛渥等许多其他领主的名字。直到尼古拉·谢列梅杰耶夫伯爵以宽宏济贫的名义，从他的生活拮据的表亲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手中将其买下，这条街被改称为“谢列梅杰耶夫巷”。

波尔沙亚·尼基茨卡亚大街（古称诺夫哥罗德大街）和沃斯季申卡大街与这条巷子相交。其中沃斯季申卡大街是莫斯科最古老的道路之一，从克里姆林宫大门一直延伸至西北方300英里之外的诺夫哥罗德古城。1471年，伊凡三世在征服诺夫哥罗德大公国之后，归来途中在沃斯季申卡大街和三一桥（位于克里姆林宫三一门前，横跨当时的涅格林纳亚河）上举行了凯旋仪式。沃斯季申卡和波尔沙亚·尼基茨卡亚这两个名字取自本地的两家修道院——克里斯托吉申斯基修道院（上十字架修道院）和尼基茨基女修道院。这两家修道院分别建于15世纪和16世纪，当时正是莫斯科逐渐崛起成为统一俄罗斯国家的权力中心的时期。“上十字架”原本是一个拜占庭传统节日，象征东正教帝国的荣誉，用以纪念赫拉克利乌斯从波斯人手中夺回真十字架（此物出土于耶路撒冷，发现者是康斯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当时她的儿子正在建造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功勋。上十字架节在每年的9月中旬。周围地区幸存至今的教堂已经开始重新庆祝这一节日。每到那时，人们便会一遍遍吟唱“求主怜悯”，同时将十字架高高挂起。1934年，斯大林重修莫斯科时将上十字架教堂（即1812年拿破仑入侵之后修道院剩余的部分）拆毁，而该教区教士亚历山大·西多罗夫神父早在三年前便已在劳改营惨遭杀害。尼基茨基女修道院则是在1933年被拆毁的，在那之前，住在这条街上的布尔什维克们看到过那些修女们在她们住处的密室里祷告。到了1935年，一座为新建地铁系统而设的电站选中了女修道院的原址，随之而来的是无数建筑工人，他们抡锤、焊接、钻凿，健硕的身影随处可见。

在罗曼诺夫巷，莫斯科的过去、现在，以及对未来的展望集于一处，发人深思。靠近波尔沙亚·尼基茨卡亚大街的尽头，巷子一侧是一座小型古典式宫殿的二层后楼。那里曾属于戈里钦、奥尔洛夫、麦斯科斯基这些俄罗斯最尊贵家族的后裔，如今则是莫斯科大学出版社的馆舍。1825年反对沙皇专制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夕，诗人威廉·丘赫尔别凯曾经在这座宫殿里当私家教师，后来他在这次起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今，一家“古董沙龙”占用着这座宫殿的一角，橱窗里摆着镀金瓷器、东北虎标本、模型战舰和18世纪的风景画，藏品丰富却门庭冷落。宫殿的墙壁上挂着明亮的有机玻璃招牌，为新开的名为“特索罗”和“蝴蝶”的饭店，以及一家前卫的花艺店做着广告。虽然曾经的宫殿侧墙被开出了许多窗口，商业法则改变着罗曼诺夫巷，这座建筑却不为之所动，依然闲适地停留在一个衣衫褴褛的旧时代。公共公寓的窗户落满灰尘，有些窗棂已经碎了，阁楼已被废弃，外墙上的黄色涂料和石灰已经大块脱落。在其中一个房间里，架子上堆着圣像，昏暗的灯光下有位男子。窗棂之间摆着病恹恹的吊兰花和腌酸黄瓜用的坛子，玻璃后面挂着碎布和脏衣服。

路另一边是罗曼诺夫巷四号。这是一家经纪人事务所，经营共同基金，以及西伯利亚和北部边疆地区天然资源产业的股权。事务所办公室的正面是一片闪闪发光的玻璃幕墙。仿佛是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这条街上各种声音和气味都变得更加强烈了。每天傍晚，在经纪人事务所门口，都能看到一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站在路边，一边叼着烟斗吞云吐雾，一边翻阅着粉色的商业单据。律师和股票经纪人们聚集在天花板下面，脚踩着光亮的大理石台阶，吸着香烟，手上抓着外套，窃窃私语。莫斯科城里最可爱的交际花们穿着皮草，戴着珠宝，从事务所地下一层的豪华健身俱乐部走出，穿过狭窄的装饰着绿色猫儿眼的花岗岩石板路，走向专程来接她们的汽车，一路上鞋子的细跟与地面相碰，笃笃作响。

四号旁边是“教授之家”。这栋几近荒芜的建筑物正在被修缮、翻新，楼上不知何处总会传出恶作剧般的风铃声。其实，随心所欲肆虐全城的风是吹不进这条街道的。在冬天最寒冷的时候，寒风会穿越克里姆林宫西墙下的涅格林纳亚谷，吹落克里姆林医院房顶的积雪，雪粒在风中细如烟雾。当冰雪消融，无论是徒步在街道中央，抑或是小心翼翼地走在人行道上，人们都需要经常抬头看看，因为即使不被汽车撞倒，也可能会被高大建筑物房檐上掉落的大冰柱砸到，就连排水管里的积冰都会掉到人行道上摔成碎片，仿佛冰瀑一般。

罗曼诺夫巷五号的公共公寓正在被改造成外国银行家、石油业高管和莫斯科的新生代企业巨头们的财产。工程仍在继续，衣衫褴褛的塔吉克民工们正在阳台上放风。他们一边用自己的语言谈笑着，一边朝楼下街道张望。在完工之前，他们都住在这里。楼下停着一辆黑色的吉普车，旁边站着四个身穿防弹背心和蓝灰色城市迷彩的大汉。他们正在等待一位偶尔会光顾这里的企业主，以备不测。罗曼诺夫巷五号（建造时间比三号晚15年，规模相当但风格更为内敛）的大公寓在20世纪20年代被公有化，比隔壁苏维埃第五大楼里的权贵们低一阶层的布尔什维克们，与那些制造商、医生、犹太学者之类的“前朝遗老”一起搬到了这里。1928年，后来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V·S·朱可夫斯基（他的父亲曾是一位来自乌克兰的年轻共产党员，在党内会议上举手支持过托洛茨基），与他的双亲一起，搬进了这栋大楼二层一套四家合住的五室公寓，住在其中两室。在其回忆录《格拉诺夫斯基路上的莫斯科人》中，朱可夫斯基回想起他母亲在家中小起居室里办聚会的情景，回想起那架布兰斯勒钢琴，回想起父亲在阅读希特勒《我的奋斗》时脸上的表情，还有每户人家使用唯一一间浴室的时间表。这座公寓里的一位居民——脾气暴躁却又怕老婆的西米尔法波教授，在1931年的一个晚上被拘捕，接受庭审之前便死在了狱中。即便是在斯大林死后，教授的遗孀也不敢奢求亡夫能得到昭雪平反。另外一位住户，出身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员，在“大清洗”时期的高压下举枪自尽了。而朱可夫斯基的父亲，则于1940年被捕后被枪杀于卢比延卡监狱（都把票投给托洛茨基了，怎么可能幸免），而朱可夫斯基直到斯大林死后才得知这一切。

*  *  *

当我搬出罗曼诺夫巷三号之后，它的隐秘之门就在我身后再次关闭了起来。我知道，这些年我在这里的记忆，将会依它们自己奇妙的逻辑，化作一串时空碎片的集合，不再受到时间延续的牵绊，因为逝者如斯一去不还。无论再怎么努力，我也记不清第一次走进这幢房子时穿越的那些门，亦记不清究竟是从庭院里还是从街上走进这“黑暗入口”的。在我的记忆中，这栋房子不同寻常的内里，与其外表是截然分开的。似乎当时我是被人蒙上双眼领进领出的。（或许，在那个充斥着夜间秘捕和非法审判的时代，居住在此处的苏共政治局成员和高级将领们也有着同样蒙眬的感觉吧。）叶利钦主政的最后一个秋天，虽然之前一年国家债务违约，货币崩溃，而房租却依然低廉。我们在名声扫地环境嘈杂的特维斯卡亚大街苦苦煎熬着——总有瘾君子晚上跑到我们公寓的楼道里，吸过毒之后把针头丢在电梯间。不过当时我仍然觉得罗曼诺夫巷三号是可望不可即的人间天堂，于是就过来看了两间待租公寓中较小的一间。记得那天迎接我们的是一位衣着邋遢满嘴酒气的中年妇女，她身后站着一个油头粉面的男子，身穿丝绸马褂，脚蹬绒拖鞋，苍白的胳膊露在外面。我还记得房子前厅天花板上的18世纪彩色水晶吊灯，主室里包着皮革的卡累利阿木雕椅子，还有毕加索、布拉克、马蒂斯以及俄国先锋画家娜塔莉亚·冈察洛娃和米哈伊尔·拉里奥诺夫那些色彩斑斓线条穿梭的油画……

“这间公寓不适合家庭居住……看看这些古董吧……我们想租给学者或者懂得审美的人。”那位妇女一边带我参观房子一边介绍着。

“看，那个本是拿破仑副官的东西，他没带回法国。”她指着角落里的一把躺椅笑着说道。

“您的收藏可真是不少呢！”我低声说。

“都是我前夫的东西，他是个收藏家，也是个外交官。”

我看到她湿润的眼眶闪过一丝光芒。

初次搬进罗曼诺夫巷三号59号公寓那会儿，透过书房的那扇窗，我可以直接而清晰地看到沃恩托尔戈商店。这家军事百货商店建于十月革命之前，曾是莫斯科官员军事经济协会的产业，后来成为红色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与红场上的古姆百货商店、波修瓦剧院旁边的楚姆百货商店相当。罗曼诺夫巷三号的将帅家属们在沃恩托尔戈商店享有特权，二战后最初几年，他们有时候甚至能在货架上找到从美国运来的美味果酱。我眼前的这片风景是非常恬静、私密，几乎不受外界干扰的，这在城市中心真是一种奢侈。一位前克格勃上校在这幢房子后面用马棚改造的屋子里经营着一家保安公司，但却很少来此办公。砖墙外生长着随风播种的白桦树苗，它们丝般的树皮映着周遭古老建筑物的光影——暗白色、褐黄色、粉红色、斑驳的锈迹，还有石膏像的阴影、泥土、北方的天空和积雪。铺设在墙上的燃气管道被涂成黄色，乌鸦时常会沿着管道蹦来跳去。

为了揭开罗曼诺夫巷三号的秘密，我阅读的第一本书便是科涅夫元帅的回忆录《胜利之年》。这本书是有一次我从莫洛托夫故居的藏书中借阅的，而楼下这间我们所租住的公寓，正是当年科涅夫元帅住过的。他曾经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指挥过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被誉为精通伏击战、伪装和城市围困等战争艺术的大师。从1947年开始直至逝世，这位元帅一直居住在罗曼诺夫巷三号。（科涅夫搬进59号公寓的那一年，正是朱可夫在多疑的斯大林那儿失宠的时候。朱可夫在罗曼诺夫巷三号的公寓遭到秘密警察的查抄，每一件家具都被记录在案。）当我阅读科涅夫回忆录的时候，曾试着去想象这样一副情景：这位斯大林时代的幸存者，晚年闲适地坐在书房里，望着窗外同样的风景，回忆自己率兵进攻柏林的样子。只可惜逝者已去，无念无形，我能想象出的，也只有刻在卧室窗下临街墙壁上的那下颌宽阔的英雄形象了。我也曾试着将我所看到的城市景象，与科涅夫描述的梦幻般的战场景象结合起来。在他的描述中，冰天雪地的波兰战场上到处都是苏联红军的坦克，坦克上都盖着从附近工厂征调来的白色伪装网。“我有印象，”他这样写道，“西里西亚的烟囱，炮火的亮光，履带碾压的痕迹，还有盖着伪装网的坦克……”这些情景在我脑海中消逝了许久之后，一位认识科涅夫女儿的熟人告诉我说，被我当做书房的那个房间，原本是元帅女儿的卧室；而通向这房间的长廊，曾经挂满了镶着沉重金框的战利品，那些都是苏军胜利后从东普鲁士狼藉的城堡中洗劫而来的。

没过多久，我那书房的窗外便风景不再了。白桦树被砍倒，而我的视线亦被遮蔽，看不到沃恩托尔戈商店，也基本上看不到天空了。工人们要开始在旁边的土地上为莫斯科市政府所谓的“预算外建设政策部”盖一栋新楼。建筑现场既夸张又嘈杂，工人们穿着夹袄、蹬着毡靴，帆布围裙的带子系在背后，仿佛旧时的女士紧身衣。整整一个冬天他们都在忙碌着，一连几个月不分昼夜，喊声和撞击声交汇在一起，电焊火星如天女散花般落在附近的砖墙上。新楼建造的同时，苏联时代一度被荒弃的谢列梅杰耶夫街角公寓也在进行着全面整修。晚上，公寓的椽子上点着松明，火光把木质脚手架上工人的影子映在被漆得一塌糊涂的外墙上。在那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我都可以透过它的后窗看到另外一侧的景色。那座房子非常破败，无论墙壁、地板还是天花板，几乎没有完好无损的。

午夜，你在低语什么呢？

……

这座宫殿的年轻女主人，

帕拉莎，

已经死了。

……

每一扇窗都烟雾缭绕，

挚爱的枷锁也已碎掉，

她的面庞也渐渐模糊了。

……

这几句，摘自阿赫玛托娃《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的一阕。在这一阕中，她用诗的语言追忆了自己当年在圣彼得堡（后被称为列宁格勒）另外一座谢列梅杰耶夫宫中的生活。诗中的“帕拉莎”的原型其实是普拉斯卡维亚·科瓦廖娃。作为一位出身农奴阶层的姑娘，普拉斯卡维亚嫁给了当时俄罗斯最富有的单身汉，在街角公寓短暂居住，后来死于难产，到19世纪晚期被当成了民间传说里多愁善感的女主角，以及慈爱与美德的模范。

街角公寓翻修工作接近完工时，从外面便看不到其内部构造了。之后整座建筑被漆成深黄色。凸出的古典浮雕被涂成亮蓝色，以搭配塑料材质的窗框、管线以及旁边那座市政府新官僚大楼的线条轮廓。窗户上挂起了尼龙褶边窗帘，透出荧光灯的亮光。庭院被重新铺整过，并围上了电网，还配有拥有专属岗亭的层层守卫。与罗曼诺夫巷三号砖墙齐高的铁栅栏下，是一个装饰用的小花园，种着一些常绿灌木，铺着白色的卵石，还有洛可可风格的人工水景，显得很是生硬。

帕维尔·穆拉托夫1909年在一篇艺术评论中这样写道：若想欣赏莫斯科的美好，必须要停下脚来住到这里。能体现莫斯科“城市精髓”的，并非提前规划好的夸张的公共场馆或是和谐的建筑布局，而是那些非政府出资、由人民群众自掏腰包私下随性而建的“乱七八糟”的建筑。穆拉托夫认为，任何想把莫斯科变得整齐划一的努力都是徒劳的。爱上这座城市的过程，就是熟悉它每一条小巷和胡同的过程。徜徉于其中的每一刻，无论仔细研究还是妙手偶得，总会有东西能吸引你的眼球。爱上这座城市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适应一种特有的悲伤情绪的过程，因为莫斯科的城市当局不会像其他地方那样去保护城市。无论是否经历了长时间的忽视和停滞不前，莫斯科总会在经济繁荣或国家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先去疯狂破坏，然后再一窝蜂似的重新建设，让那些热爱“老莫斯科”的人们黯然伤怀。我多想拆掉街角公寓外面的这些蹩脚的装饰，寻回真正属于莫斯科的、美丽而纯粹的东西；于是我经由阴冷潮湿的地下通道穿过了沃斯季申卡大街，朝着图书馆方向走去。当时这条通道仍然从沃恩托尔戈商店门口通往街道另一侧，通道两边有许多电话亭。

我翻遍了沙俄时代出版的最后一本电话地址簿——1917年版的《莫斯科大全》。查阅这样一本写满了人名和废弃电话号码的厚书，是否符合费奥多罗夫依靠书籍去了解过去人们生活的理论呢？在沃斯季申卡大街八号，也就是街角公寓一栏，写着一个名字——谢尔盖·季米特里耶维奇·谢列梅杰耶夫伯爵。在其名下众多财产的名录中，伯爵提到了他曾是1812纪念馆建设委员会的成员。而1812年，正是莫斯科通过自我毁灭的方式从拿破仑的铁蹄下获得拯救的年份。

我申请借阅这位伯爵写的东西。两个小时之后，图书管理员们从架子上找到一些材料，堆到我面前。这些东西，仿佛自写成之日起的一个世纪以来就没人碰过。在这些文字之间，我仿佛看到了之前在街角公寓破旧的窗间看到过的那个旧时代的城市。1902年夏天，伯爵在《莫斯科回忆》中公然写道：“所有这些所谓‘新莫斯科’的建筑，是没有未来的。”仿佛在某天那些新建筑会全部消失，让他重新寻回自己拥有过、挚爱过的景象。他期待着“旧莫斯科”的回归，认为没有“旧莫斯科”的俄罗斯不能称之为俄罗斯。在使这座城市丧失了自我、同时也忘记了自己名字的“疯狂的资本主义”无节制发展的情况下，莫斯科的中心城区发生了变化，到处都充斥着“伤风败俗”的新建筑，却遮蔽了古代教堂，任其受风雨侵蚀、自生自灭。

当故乡莫斯科开始从一个由贵族宅邸、古代修道院和东欧风格集市组成的封建城市，逐渐变成欧洲式的资本主义大都市时，这位名叫谢尔盖的伯爵已近暮年。他生活的年代是一个“房地产投资”的时代，正是在那时，曾经由朝向四面八方的宫殿和配套建筑组成的谢列梅杰耶夫巷，变成了一条遍布出租公寓的现代街道。在奉行农奴制的沙俄时代，伯爵一家曾是最富有的，民间甚至有“像谢列梅杰耶夫家一样有钱”的俗语。然而到了19世纪末，贵族已经无法掌控俄罗斯。金钱改变了城市的面貌。

俄土战争期间的1877至1878年，谢尔盖伯爵曾经在骑兵近卫军团服役。那是一场沙俄与伊斯兰奥斯曼帝国之间就巴尔干地区“圣地”和斯拉夫基督徒权利而爆发的战争。那场战争促成了俄国民众爱国主义和泛斯拉夫东正教国家主义的兴起。战争之后，谢尔盖伯爵从军队退役，全身心投入了历史学研究。他是一位古文物研究者，也是一位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默默守护着其家族和国家的过往。他曾被授予“皇家科学院荣誉会员”称号，出版过历史简论，领导过文化委员会，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建立了学者协会和博物馆，还资助发展装饰画和漆盒等俄罗斯传统艺术和工艺。

谢尔盖伯爵在写作和公共活动中为俄罗斯贵族阶层找到了新的定位。他不再丈量现时的无尽的私产，而是去做一名梳理回忆碎片的守护者，一名研读失落时光的忧郁的怀旧者，一位整理收集旧时代遗物的收藏者。他将贵族阶层的隐秘历史公诸于世，仿佛已经准备好接受近在眼前的财产损失一般。

在《沃斯季申卡的罗曼诺夫廷》中，谢尔盖伯爵记述道，在17世纪早期，克里姆林宫西边，高墙环绕的白城里，位于“狄奥尼索斯大法官教区尼基茨基路和阿尔巴特路之间白土之上”的这条偏远而寂静的小巷，曾是罗曼诺夫博雅尔的私产。谢尔盖按照古老的建筑图纸重建了这条18世纪的街道，在罗曼诺夫廷的高大建筑之间兴建了大学教师和莫斯科城副总督的宅邸，同时还有一系列门头房、粮仓、遮阳棚、厕所、水井、菜地、避暑别墅和果园，等等。

根据伯爵所写，18世纪末这条街道包含两座宫殿。其中较大、较古老的（如今是克里姆林医院的一部分）在街道的一侧，而街角公寓在另外一侧。街角公寓建于1790年，最初为拉祖莫夫斯基伯爵所有。1799年，尼古拉·谢列梅杰耶夫伯爵买下了所有这些房产，而之前所说的那座宫殿背后，砖石结构白色涂装的精美的神迹教堂，则成了谢列梅杰耶夫家族的私家教堂。尼古拉和“珍珠”普拉斯卡维亚在圣西蒙教堂（不远处的一座圆拱顶结构的小教堂）举行秘密婚礼后，住进街角公寓，开始了婚姻生活。

在《旧时的沃斯季申卡》中，谢尔盖伯爵仔细研究了街角公寓的交易过程，发现其中从未提及普拉斯卡维亚的名字。他精确描述了房间的布局，包括它们的形状和尺寸，以及每间屋子里的陈设。他还描述了通向拥有四扇长窗的会客室的雕花的主楼梯。旁边是一个餐厅，有两个壁炉，天花板是蓝色的，而漆成黄色的墙上挂着圣塞尔吉乌斯的画像。透过装饰着威尼斯圆柱的窗户，可以清晰地看到克里姆林宫。会客室的橙色墙壁上挂着俄罗斯最神圣的画像之一——慈悲诞神女像。谢尔盖伯爵逐屋地介绍了乐器、屏风、画像、墙纸、橡木桌、红色或绿色的摩洛哥扶手椅、黄铜加桃木材质的五斗橱，等等。有一个房间，摆放着一架古钢琴、一张祷告时用的跪凳、一张斯摩棱斯克圣母像，还有一个镶着普拉斯卡维亚头像的金质相框。依据这些陈设，伯爵判定这个房间是隐秘的“珍珠”的卧房。

与谢尔盖伯爵同时代的费奥多罗夫曾经对“躯体复活”进行过系统研究。读着图书馆中的这些材料，我感觉到，谢尔盖伯爵的研究，不仅限于回顾旧日贵族生活和古玩，还涉及更多的领域。这就像是描绘圣像之类的宗教活动。伯爵如同描绘超现实空间的圣像画家一般，勾勒出他祖先所居住过的城市，掌控着视角，让城市的形象闪耀璀璨的光芒。“重新集合了过往的闪电之光，把我们途经过的道路照亮。”谢尔盖伯爵在其回忆录中，将普希金的朋友、诗歌王子彼得·维亚杰姆斯基的这一诗句引作题记。凭借着这道“光”，他可以探寻天堂里的祖先以及他们经历过的一切。按照他所信仰的东正教的说法，这些都是由来自尘世的材料，通过救赎的方式构成。所有过往的时光都得以重现。召唤之下，每个人物都能以另一种方式回到读者的面前。

在谢尔盖伯爵描绘的俄罗斯贵族阶层的救赎世界中，社会划分遵循一套人性化的等级制度。废除农奴制和金钱社会兴起之前，在其家族享用着无穷无尽财富的状态下，也许是虔诚的苦修和灵魂的谦卑，真正使一切变得更加美好。对于伯爵而言，母亲过世太早，几乎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家庭对他的影响主要来自他的父亲、众多父母辈中信仰虔诚的女性以及两位敬畏上帝的祖母——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和叶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娜。“每个房间都饱含如此珍贵的回忆。”谢尔盖伯爵曾经这样写道。他还提及了一些至爱亲朋的名字，并亲切地回忆了他们的性格。比如家中的女仆们——阿喀秋莎、克里斯蒂娜、珀尔娅和会唱歌能写字的塞族姑娘皮尔希达；还有老脚夫马修·伊尔莫拉耶夫，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通向街道的阶梯上，随时等待主顾的到来。

谢尔盖伯爵自己童年时代居住的房间在一座更大的宫殿之中，是宫殿侧翼的一间拥有14扇窗的主厅。从厅中可以俯瞰整条街道。由于鲜有人车经过，下雪时街上也总是保持干净。当年，沿着莫斯科河的流向，伯爵从这里可以直接看到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只有新招募的士兵们在沃斯季申卡大街的国家会议厅外列队集合时，才会打破这份宁静。孩子们在庭院里打雪仗，圣诞树上会挂满灯笼和玩具，全家人还会围着那架伯爵母亲去世前从国外订购的风琴唱歌。

伯爵对于1850年沙皇尼古拉一世登基25周年庆典记忆犹新，因为两座宫殿都被他父亲装点得灯火辉煌。谢列梅杰耶夫家族生活中的自由感性并未影响他们对于沙皇的忠诚。1825年俄历12月那场反对沙皇的贵族起义爆发前一年，一个严肃文学团体在街角公寓探讨过十二月党人的民主思想。起义爆发后，团体成员都待在一起，依然赞同共和理念。沙皇登基25周年庆典之后，当年的起义同谋者之一，与谢列梅杰耶夫家族有姻亲关系的伊凡·雅库什金搬进了街角公寓，不过依然受到特务的监控。雅库什金曾经被流放西伯利亚30年之久，直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6年大赦之后，他才有机会重新收拾自己崩溃的健康和精神。

谢尔盖伯爵的回忆录既关注历史，又为城市的变迁抒写着悲歌，是一部接受“失去”并企盼救赎的自我启示。谢尔盖伯爵的两位祖母体现了贵族阶层的善良美德。她们对于天意的顺从，以及面对历史变革时的淡泊心态，已经成为伯爵回忆录中的精髓。年轻时曾以美貌著称的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是整个家族的维系者。伯爵描述了她穿着白色长袍伏在桌上给孙辈写信的情景，她长长的发辫几乎能触到地面。而在街角公寓终老的叶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娜，经常称这座建筑为“谢列梅杰耶夫庇护所”。她的房间装饰朴素，有“牢房”之称。她吃粗茶淡饭，餐盘边经常放着一把小茴香。（据伯爵描述，由于家人太过仁慈，不忍开除手艺低劣的厨师，除了由女仆玛丽莎酿造的著名的“谢列梅杰耶夫利口酒”之外，街角公寓的膳食非常粗陋）家庭医生卡尔·卡尔洛维奇·菲尔每天都会来拜访老夫人，并喝上一杯咖啡。“你会在她的房间里坐上一会儿，然后整个灵魂都变得安静下来。”谢尔盖伯爵如此写道。他还记得这位祖母奇怪的口音，她对于半掩房门的恐惧（这让她想起张开的大嘴），以及她对于黄昏上灯之前阴暗时刻的厌恶。她喜欢阅读灵修读物和诗歌，还会摘抄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关于生命易逝的诗句。来拜访她的宾客，包括从耶路撒冷朝圣归来的抑郁的冈察洛夫，出版过灵修书籍、喋喋不休而令人生厌的瓦尔瓦拉·雷亚夫斯卡娅，还有全心研究拿破仑的疾病并发表专著的波潘多普瓦博士。

叶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去世的时候，“半个莫斯科城”的人们都走上街头为她致哀。她曾经担心自己死后在棺中的形象骇人，但事实上她的遗容却是安详而神圣的，手上拿着棕榈枝。四天之后，她的遗体经由沃斯季申卡大街被护送至高地教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成为了她的墓志铭。在她所倡导的和睦世界里，农奴们都爱戴他们的领主，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得以归家并治愈创伤，街上没有随时准备投掷炸弹刺杀贵族的“虚无主义”恐怖分子，连摧毁了莫斯科的拿破仑也只关注他自身的疾病而已。

在《沃斯季申卡街角公寓》（创作于1903年，正是费奥多罗夫去世的那一年）的最后章节中，谢尔盖伯爵写道，在他记录往事的时候，一切都在他的心中变得清晰而明亮，这座公寓“是我们家族的庇护所，每一个房间都充满了过往美好时光的回忆”。他感觉到自己并不仅仅是坐在同一个房间里，而是处在同一个环境下，以未曾改变的视角观察着外面的街道和克里姆林宫。“感谢上帝，这座房子依然原封未动，”伯爵这样写道，“这片视野也未被遮蔽，所有房间都保持着从前的样子，所有古老的东西仍然得以留存。”国家会议厅“仍旧矗立在那儿，街上依然传来同样的喧嚣；伴着每个早晨的清新空气，那座高地教堂还会传来经年未改的诵经祈福之声，而教堂边的古冢也一如既往般点缀着宽阔的马路。”在寂静的冬日，伯爵会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看着白雪覆盖的街道上被雪橇压出的痕迹，而积雪又映衬着晴朗的天空和克里姆林宫的穹顶，“从穹顶上传来的钟声响彻‘石城’莫斯科，传遍整个俄罗斯帝国。只要俄罗斯存在着，这样的钟声就不会消逝”。

谢尔盖伯爵最后的壮举是把街角公寓改成了一座私人档案馆。他的儿子是一位历史学家和博物馆馆长，据他所述，1918年，谢尔盖公爵“自愿并近乎于欣喜地”向“新生的俄罗斯”献上了他全部的宅邸和房产，并真诚地感谢列宁将他从财富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同年，伯爵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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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住处的前窗可以完整地看到谢尔盖伯爵童年时居住的宅邸，而从厨房的窗户望去则可以直接望见那些靠维修房屋为生的工人及其家人的工棚。在十月革命之前很久，维修房屋就是蒙古人的传统职业。居住在我们这座公寓的蒙古房屋维修工喜欢喝酒，常常饮酒过量。某年宰牲节（伊斯兰教节日）那一天，我曾经看着他们从车上卸下一头牛，在尘土飞扬的庭院里把牛分成三份。电工、水管工、保安和看门人昼夜轮班工作，其中许多人就居住在这座公寓里；他们都要听从一位物业经理的调遣——整个三号公寓的居民，无论地位高低都惧这家伙三分。有一位水管工受过高等教育，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每周去位于波尔沙亚·尼基茨卡亚大街的艺术学校听三场音乐会，喜欢谈论诗歌；他说他选择做水管工的原因是可以安静思考。为了保持健康，每天他都会雷打不动地脱掉上衣在室外进行“空气浴”。每天晚上我们都能透过网帘看到他们住处的电视机，屏幕上的普京紧绷着面容，却听不清他说些什么。每天清晨，都有一只瘦弱的灰猫从开着的窗户蹿出；还有一个男人穿着背心倚在窗台上抽烟。一天早晨，一辆救护车和一辆军车停到了我们厨房的窗下，人们从工棚里用担架抬出一具被布盖着的尸体。后来看门人说，一位房屋维修工的继子来了，因酒后情绪激动将其杀害，然后自己也抹了脖子。“真是够堕落的！”看门人这样说道，仿佛见怪不怪，一点没有恐惧的样子。

三号楼所有的公寓都有两个门：一个是从街道或者说庭院（有八个入口）进入的主大门；另一个则被称作“黑门”，是后面的一个楼梯间，是通向主楼与工棚之间那片空地的。过去，人们通过后面的这个楼梯间从地下室里为笨重的火炉运送燃料，也通过它登上宽阔的阁楼晾晒衣物。看门人的小屋位于两个楼梯间之间，无论前门还是后门，只要被人打开，她都能听到。众所周知，很长一段时期内，三号公寓所有的维护工人都是秘密警察部门派来的特工。后来，斯大林死后，人们认为其中只有一部分，主要是把守各个入口的女看门人，必须向上级汇报公寓里居民的隐私。仍然居住在这里的一些红军将领的遗孀，当提及自己的住处曾被严密监视时，常常表现出鄙夷之色。她们更愿意追忆当时参加过的针织社团活动。无论父母辈是将军、政治局的失势政客还是房屋维修工，这座公寓里的孩子们都经常在庭院里一起玩耍。

从后廊向外看去，我们可以看到前“御用画师”家的窗户（在地下一层那家国际旅行社上方）。这位画家曾为中央政治局的领导画像。每次走在罗曼诺夫巷上，他总会穿着一件天鹅绒大衣、套着马甲、扎着丝质领带。从国防部大楼沿街而下，在兹奈缅卡大街上与帕什科夫公寓隔街相望的一座小别墅里，还有一间政府特批的属于他一个人的画廊。这位画家结婚次数之多无人能及。在跟着投入年轻情夫怀抱的母亲一同离开之前，画家的小女儿会偶尔来拜访他，穿着丝绸舞裙在庭院里玩耍，并邀请我的孩子们一起喝茶。她曾通过他们送给我一份礼物。那是一面折叠小镜子，上面是她父亲为她母亲绘制的肖像，画中的女子打扮得像是一位19世纪的乡村少女。当画家突然回到家中时，小姑娘吓懵了，慌忙让我的女儿们从“黑门”离开，跑到庭院里。他家是唯一一户得到物业经理允许，把过时的铜质圆顶窗棂换掉，前后窗都换成塑料窗框的。物业经理是个妖冶的老女人，不喜欢妇女和儿童，却因为稍微有了些权力就飘然欲仙起来，从居民那里收取贿赂，无论现金红包还是法国白兰地酒一概不拒。

当谢尔盖·谢列梅杰耶夫伯爵在街角公寓里坐在桌前描绘着他心目中的属于贵族阶层的理想城市之时，与他同时代的记者弗拉基米尔·吉尔亚罗夫斯基则在探访一个由贫民窟、罪犯、娼妓、戏子、小商贩和新闻业者组成的莫斯科。出身于北方小镇沃洛格达一个哥萨克家庭的吉尔亚罗夫斯基，在俄土战争中服过兵役，曾做过工人、开过驳船、当过家庭教师，还曾经是一名演员……直到最终来到莫斯科，做了一位报道犯罪的记者，并因此成名。他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怪人，人称“吉尔亚大叔”。他是安东·契诃夫的朋友，也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们私交甚笃。在《莫斯科与莫斯科人》（一本描述莫斯科城及其居民的书，于1926年首次出版）一书中，吉尔亚罗夫斯基描绘了一座谢尔盖伯爵回忆录中从未提到过的人口稠密、充斥着流言蜚语的声名狼藉的莫斯科城。他漫步在大街、林荫道和公共广场，讲述着发生在莫斯科各家酒馆、赌场、澡堂、报社、夜总会、剧院以及学生宿舍的故事。

《莫斯科与莫斯科人》中，有一章的场景被设定在谢尔盖伯爵年少时的居所——街对面的谢列梅杰耶夫宫。当伯爵长成一个小伙子的时候，这座建于18世纪中叶的优雅建筑成了城市杜马（在俄文中意为“议会”）的驻地，随着19世纪的变革，其席位越来越多地被商界人士而非贵族阶层所占据。后来杜马搬到了红场旁边的专用建筑里，谢列梅杰耶夫宫又被提供给狩猎俱乐部使用。该俱乐部原先的驻地某个夜晚被一群狂野的赌徒无意中烧毁了。

在吉尔亚罗夫斯基的作品中，描述了被城市当权者们搞成一塌糊涂的谢列梅杰耶夫宫的“亭台楼榭”如何被重新奢华翻新、并成为莫斯科城最著名的私人会所的过程。他回忆道：“资产阶级浪子们，不论男女，聚集于此，用餐、观展、参加化妆舞会。”每到周末，莫斯科城中的富人就在谢列梅杰耶夫宫的大厅里举办私人晚宴。宴会之上，穿着精美便礼服的人们赌着百家乐，其中一位绅士——同时也是一位狂热的“赌博、美女、骏马”爱好者——把自己的发型梳成了英国式分头。有个从伏尔加河地区来到莫斯科的粗鲁的新暴发户整晚都打着纸牌，另一位年轻的赌徒带着一副“英国人的气派”，喜怒不形于色，却难以承受输钱的悲惨结果。

在一篇短文中，吉尔亚罗夫斯基描述了一个肤色黝黑、以健谈而出名、把所有财富都花在赌博和美女上的赌徒。此人堪称“全莫斯科第一美髯公”，狩猎俱乐部所有的女士都对他垂涎三尺。他来到百家乐赌桌前，拿出了一件迷人的宝物——一个大号纯金鼻烟盒，盖子上刻着一个硕大无比闪闪发光的“N”字。他对其他赌徒说，自己在巴黎为这么个小东西花了天价。他向众人展示了一份真品证书，证明这个鼻烟盒曾经属于拿破仑。这位“美髯公”宣称这是一个极具历史价值的鼻烟盒。每当拿破仑听副官汇报战场动态时就用这个精美的金色小盒子吞云吐雾，以至于忘记副官都说了些什么。正因为如此，有一次，这位伟大的将领指挥他的骑兵军团进入一个地区，把仍在平原上作战的步兵抛在了身后。为此，吉尔亚罗夫斯基感叹道，敢情一口鼻烟就能让世界天翻地覆。

狩猎俱乐部不单单为颓废的赌博游戏和轻松的化妆舞会而存在。每个礼拜，艺术与文学协会都会办一场演出，会有一群票友登台亮相，而这群人后来发展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依照吉尔亚罗夫斯基的说法，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班，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那些混迹在狩猎俱乐部的贵妇人们而言，艺术性太高、太复杂。最受欢迎的剧目是《溺水的贝尔》，剧中有一个浑身长毛的树精，蹦跳着越过巨石和深沟，还有一个水怪变成了巨蛙的模样，在小溪里游来游去，发出怪叫。

在1898年9月的一个“意义重大而永生难忘的日子”里，另一位与这条街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女演员坠入了爱河。在狩猎俱乐部，奥尔加·克尼碧尔第一次遇见了契诃夫。“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听说这位伟大的剧作家要来参加我们《海鸥》的彩排时，紧张到心砰砰跳的感觉，”她如此回忆道，“更不必说那天我一路走去狩猎俱乐部时不寻常的精神状态。”按照她的说法，就是从那里开始，她人生中“美好而纠结”的部分开始了。

当吉尔亚罗夫斯基创作《莫斯科与莫斯科人》的时候，他所描绘的城市，与谢尔盖伯爵笔下那个虔诚的封建古城一样，已经消失了，成了回忆中的影子。1917年之后，谢列梅杰耶夫宫被改成了一所红军军事学院和一座海军博物馆。宫殿侧翼，靠近克里姆林医院药房低矮大门的地方，竖起了一座花岗岩纪念碑，上面刻着1919年列宁给即将开赴南方与白军作战的红军新兵的训词。每年五一节，列宁都会站在红场上，举着胳膊，摆出一个会被刻成雕像立到苏联各地的姿势，向人群保证，子孙后代们不可能想象得到那些公共建筑原本是某些人的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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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十月革命对于过往的“宝藏”来说，是一道新的历史性的光芒。1918年中最热的两个月间，这座20年之前谢列梅杰耶夫家族在两座宫殿之间建起的房产，成为了改变俄罗斯命运的阴谋策源地。在罗曼诺夫巷三号的高墙里，布尔什维克们与后来成为俄国资产阶级救赎者的英国间谍西德尼·雷利之间，展开了一场秘密较量。后者当时认为那是策动反革命活动的最佳时机。

那年夏天，庭院大门旁边的巨型晴雨表显示温度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列宁警告说，布尔什维克革命正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当时俄国正处于阶级斗争时期，苏维埃共和国的实际控制面积只有15世纪莫斯科大公国的水平。英国人占领了从摩尔曼斯克到艾尔汉格尔和克麦罗沃的北方沿海地区，宣布成立所谓的“北俄罗斯政府”；德国人占据着普斯科夫和明斯克，并向西侵占了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控制着伏尔加河畔的重要城市以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段；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则处于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南方，哥萨克控制着顿河畔罗斯托夫，白军占据领导地位，法国海军进驻了敖德萨，土耳其军队则推进到了俄罗斯高加索地区。莫斯科周边地区，反革命势力在雅罗斯拉夫尔、科斯特罗马、雷宾斯克和下诺夫哥罗德地区占优。

就莫斯科城自身而言，不久前才被重新定为首都，革命斗争正处于风起云涌的阶段。布尔什维克人宣称，为了生动体现“俄罗斯存亡与世界命运的关系”，“已经在莫斯科升起了革命的旗帜”。党报《消息报》疾呼，莫斯科已成为旧时“荒淫懒惰的资产阶级思想最后的庇护所”，一座属于神父、商人和闲散贵族的城市。“把资产阶级赶出它们的安乐窝！”在这样的口号下，1918年，一场针对私有财产制度的极端运动爆发了。拥有私产的人被视作未来新秩序的敌人。“战时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对于私产的极端共产化政策、土地国有化、经济权力划归中央、强制征用……造成这一切的不仅仅是内战，更是革命的乌托邦主义思想。1918年11月，负责北部经济国有化的莫洛托夫撰文承认：“对于剥削阶级财富的剥夺，事实上并不像那些自称马克思追随者的人们所设想的那样顺利……”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九个多月之后，他曾表示，目前“尚未触及资产阶级的所有私产”。通货膨胀作为一种方法，被用于对市场经济发动毁灭性打击。托洛茨基在经济方面的主要幕僚叶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曾说过：“金融人民委员会用机关枪在资本主义制度背后给了它一次沉重打击，利用该制度的汇率法则将其毁灭。”银行被彻底废除，一套取代金钱的“工分”计划被炮制出炉。为了全面控制物资分配，所有私下交易都被禁止。对有些人来说，“战时共产主义”是一个英雄的时期，一段符合道德标准的快乐时光，因为“资产阶级成了一群可鄙的、被抛弃的人……一群贱民，被剥夺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财产，更有他们的荣誉”。

而在那段时间里，西德尼·雷利却一直悄悄地隐藏在离克里姆林宫门一街之遥、那处被他称作“剧场安全屋”的地方，策划着一场反革命阴谋。据《消息报》后来的评论，这场阴谋足以“让我们回想起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共和国的紧张氛围”。雷利的计划旨在颠覆布尔什维克政府，让俄罗斯重新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计划在9月初于波修瓦剧场召开的一场人民委员会大会上逮捕整个革命政府。后来在报道这一阴谋时，《消息报》声称雷利的目的是杀死那些政府官员，而他打击他们权威的办法则更富戏剧性，他打算让衣衫不整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全城游街示众，于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这些俄罗斯巨子其实都是罪犯”。雷利向他远在伦敦的上级保证：“在举国上下无动于衷这一表象的背后，广大俄罗斯人民渴望着从压迫者的统治下解脱出来。”在计划的结尾部分，雷利将自己比作“莫斯科的主人”。

关于雷利事件，我阅读了大量来自俄国和英国的材料，以及一些似乎不可能发表（就像间谍事件常见的那样）的内幕真相。人们一直没能完全搞清雷利在整起阴谋中所扮演的真正角色。有本书提出，他可能是一位双面间谍，是为列宁的秘密警察组织“契卡”工作的“第一个”。在他传奇的一生中，除了对于冒险的渴望和他自身无耻而狡猾的逻辑，很难发现他有过什么长久的信仰，或是长时间效忠过谁。他总是行踪诡秘，保守秘密直到最后。他掌握而又抛弃的东西包括身份、妻子、情人、家庭、护照、假胡子、谎言、公开为人所知的籍贯、现金和不错的地产。实际上，“西德尼·雷利”原名西格蒙德·罗森布鲁姆，是一名出生在敖德萨的犹太人私生子，与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有着相同的社会背景。另一个反布尔什维克阴谋家、英国驻莫斯科地区外交负责人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曾经形容他的容貌是“照着拿破仑的模子刻出来的”。

这一扣人心弦的间谍故事和政治阴谋，被苏维埃新闻媒体称作“洛克哈特阴谋”，其最令我感兴趣的部分，是三号公寓和伊利扎维塔·奥汀所扮演的角色。后者是85号房的美丽房客之一，她非常看重自己动听的名字，以及租住的房子在莫斯科城中的位置。在年轻女艺人中她是唯一一位姓名和地址被收录进1917年版莫斯科通讯录的——伊利姿·爱弥儿·奥汀，谢列梅杰耶夫斯基路三号。当时她20岁，收藏于莫斯科主要木偶剧院的一份个人档案上贴着她的照片。照片上的奥汀化着舞台妆，嘴角用铅笔画着一支丘比特之箭，假睫毛低垂着，目光温存，一条围巾包裹着美丽的秀发。她的父亲经营着一家茶叶公司，并不支持她登台演出的梦想。然而奥汀后来还是来到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工作室，在象征主义诗人季奈伊达·吉皮乌斯创作的《绿环》中初次登台。

与奥汀合住的，是一位来自艺术剧院、人称达吉马拉·K的舞蹈演员。此人也积极参与了反布尔什维克阴谋活动。她是亚历山大·谢列梅杰耶夫伯爵的情人，而这位亚历山大伯爵正是谢尔盖伯爵同父异母的兄弟，担任皇家唱诗班的作曲和领班直至1917年。也许正是通过亚历山大伯爵，本已非常熟悉莫斯科底层民众的雷利，建立了与上流社会的关系。而他与奥汀初次相识便是在三号公寓。

雷利当时在奥汀面前化名西德尼·乔治耶维奇。作为情场老手，他很快就成了三号公寓的常客。后来奥汀成了他在莫斯科的“首席女友”，他就直接搬进来居住了。整个夏天，奥汀和她的朋友们为雷利的阴谋扮演了足智多谋的中间人的角色。每天早晨，另外一位年轻的舞蹈演员，美丽的玛利亚·弗利季都会来到楼梯间，传递从克里姆林宫内部流出的书面情报。她的哥哥亚历山大·弗利季上校会在前一天将文件交给她，然后由她通宵达旦地抄写下来。这位亚历山大上校是一名拉脱维亚步枪团军官，为布尔什维克工作，负责军事通信。而奥汀则在雷利和装腔作势的英国领事之间传递密信，并接受从克里姆林宫卧底那里发来的文件。同时，雷利还积攒了大量的卢布现金（主要来自莫斯科市民的私人捐赠），并把它们藏在公寓的一个抽屉里，用于贿赂护卫克里姆林宫的拉脱维亚雇佣兵。在其自传体回忆录《英国大间谍》中，雷利写道，在一个被毁掉的城市里，“一切都处于腐烂和停滞的状态，不可挽回”，而那些年轻的演员们毫无疑问都为他在物质上的慷慨馈赠而心存感激。无论她们的动机和真实想法是什么，雷利都完全地把她们当成了自己人，并视作其“最忠诚、最投入的合作者”。

雷利之所以能把三号公寓当成其在红色莫斯科的主要“安全屋”，或许不仅仅因为那些来自艺术剧院的年轻女子愿意向他伸出援手，还因为这座被强占的公寓适合他施展反革命伎俩。“梅丽丝”（雷利如此称呼伊利扎维塔·奥汀）的家，是最适合密谋拯救资产阶级的地方。他曾提到，“谢列梅杰耶夫大街上的这座房子规模宏伟，包含不下两百间房子，有一些面积很大”，还补充说这座住着很多“有趣年轻小姐”的公寓大到还有空闲房间提供给一位前政府官员和一位音乐教授，而许多其他的公寓楼都已经被无数家庭填满了。仿佛他的任务可以被归纳为把一座房子和里面的居民从将之据为己有的布尔什维克掠夺者手上拯救出来一般。

对于雷利而言，甚至就连这条街道的名字似乎都富有魔力，以至于他谈到这里时一遍又一遍重复它的名字“谢列梅杰耶夫大街”。在他关于“红色恐怖”下城市可怕景象的描写中，透露出了他计划的轮廓，以及三号公寓对于他的重大象征意义。这座城市“充满了荒芜、污秽、卑鄙、残酷、邪恶、令人绝望的恐怖、欲望和饥饿”；莫斯科已经成为一处炼狱，“浸透了资产阶级的鲜血”。在这座“糟糕的城市”中，谢列梅杰耶夫大街体现了最具讽刺意味的悲情画面。雷利描述了一群男女被押解着，虚弱地想要躲开街道上那些死去的马匹散发出的臭气。这些被强制劳教的人们“看上去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的妇女们气质高贵，妆容精致，“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分子，当俄罗斯还有股票、法律和学校的时代，他们曾经是股票经纪人、律师和女教师”。同时，雷利补充道，过去的佣人们拒绝再工作，把时间都花在夺取“曾经的主人的房产和觊觎已久的家，用以装饰自己的公寓”上。当无产阶级通过暴力手段将城市从温和的资产阶级手中夺走时，雷利将自己幻想成了对话代理人。谢列梅杰耶夫大街上的这座公寓是最后一处避难所。这位莫斯科城“新拿破仑”的任务，就是让被剥夺了财产的失落的资产阶级重新复辟。

没错，伴随着19世纪末富有的资产阶级忽然之间的崛起，许多出租公寓出现在莫斯科那些贵族世袭的古老街道上，但没有一间能匹敌三号公寓的铺张和奢华。那些出租公寓表现出了对于繁荣前景完全不计后果的自信，仿佛建筑外墙上都流露着资产阶级的奢华本性，毫不避嫌且娇艳欲滴，招人怨恨。考古协会成员、诺夫哥罗德人亚历山大·梅斯纳尔，曾经是莫斯科最具声望的建筑师之一。他曾经为谢列梅杰耶夫家族在莫斯科的另外一处房产工作，并于1903年主持了建于18世纪晚期的贵族俱乐部（靠近红场的一处贵族聚会场所）的内外部改造，为其增加了第三层。在他为三号公寓做的设计中，梅斯纳尔将重点放在了颇具贵族仪式感的前入口和楼梯间上。无论内部还是外部，整个房子在质感的密度和装饰物的流畅性上都更具维也纳式的现代主义风范，而非法国风格。然而建筑主体却在精美铁栏的掩映下远离街道，留出了一片深邃而阴凉的庭院。借由这种方式，这座房子展现出了俄国人独有的对于广阔空间的迷恋。

凭借“契卡工作人员列林斯基”或者“希腊商人康斯坦丁先生”的假身份文件，雷利在莫斯科城行动自如。在他回忆录里最初讲述这起阴谋的片段中，重点叙述了他的职业演技。这位“传奇间谍大师”在谢列梅杰耶夫大街上徘徊，观察是否有旁人跟踪自己。然后他偷偷溜进三号公寓，登上“臭气熏天”的楼梯。整座房子“如死一般寂静”。他在一扇房门前站下，上下张望，然后敲响了房门。门开了一道小缝。他问道：“达吉马拉，是你吗？”他的话音刚落，房间里就传来解开门链的声音，门被打开了。他闪身进屋，对里面的人说道：“我是康斯坦丁先生，英国驻苏俄秘密情报部门负责人。”

“武力夺权”计划实施的前一天，整个阴谋被揭穿了。八月底，一次针对列宁的未遂刺杀事件发生之后，莫斯科这座最宏大的公寓楼里上演了大规模的逮捕、就地正法和激烈的阶级斗争。据说，在对“雷利的姑娘们”居住的房间进行例行搜查时，秘密警察无意中破获了整个阴谋。后来，达吉马拉·K告诉惊魂未定的雷利，当契卡派来的秘密警察登门之时，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捆千元大钞，匆忙地藏到了内裤里。奥汀则被逮捕了。玛利亚·弗利季在携带一包秘密文件上楼时被抓个正着。不知何故，达吉马拉·K逃过一劫。

当从报纸上读到“英国人大阴谋”的报道时，雷利正在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名称）。“谢列梅杰耶夫大街的名字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我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窗户仿佛都变得模糊了……”雷利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急忙乔装改扮赶回莫斯科，等待机会逃离俄国。他的口袋里装着一支柯尔特手枪，“宁可随时准备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也不愿落入那些家伙们之手”。他远离了谢列梅杰耶夫大街，消失在城市深处，成了反对派和窑子里同情他的妓女的座上宾，而契卡却未曾搜查过这些地方。

在布拉提尔监狱中接受审讯时，为了求生，伊利扎维塔·奥汀使用了“方法派演技”。虽然她并未学过那些陈词滥调式的表演，但她那被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称作“内在现实”的处境，还是使人们相信，她是一位被某个两面派陌生人引诱并背叛、伤心欲绝的天真少女。“从我们第一次相识开始，他就对我隐藏了真实面目。”奥汀在给红十字会的一封申诉信中这样写道。雷利与她生活在一起，向她“献殷勤”，于是她便“很喜欢他”。只有在被提审之时，她才宣称自己发现雷利为了政治目的“卑鄙地欺骗了她”，利用了她“独一无二的善心”。像所有对于这一阴谋事件的记录一样，对于奥汀在狱中的经历众说纷纭。雷利表示，由于每天要经历八个小时三堂会审，且不许坐下、不许吃饭，奥汀的身体极度虚弱。而洛克哈特在报告中指出，奥汀所经受的折磨更多是在心理层面的。她与许多女囚关在同一间囚室，其中有七个人声称曾经嫁给过雷利。这些年轻貌美的所谓间谍的妻子，包括从“演员”到“看门人”的各色女子，“她们之间的妒火和争斗，只有亲眼得见才能相信”。

11月底，在一场针对所谓阴谋分子的大型审判中，奥汀被带上革命法庭受审。《消息报》称这些人为“肮脏勾当的龌龊走狗”。1918年，一切法律程序都被归纳为一个问题：被告的所作所为是否有“让被专政阶级复辟的意图”。契卡秘密警察搜查公寓时，奥汀曾经销毁了一封寄给雷利的信。当她被要求对这一行为做出解释时，她辩解说自己是出于本能。这明显是为了维护“被专政阶级”的利益。然而奥汀的表演为她自己赢得了无罪开释的结局（也有说法称，是因为雷利向调查者们送上了五万五千卢布的贿赂），但她却被《消息报》写成了一个卑鄙下流的角色。该报称她为“前艺术剧院演员”，还拼错了她的姓名。

对于拿破仑的崇拜，是雷利一生中少有的具有持续性的行为之一。25年间，他收集了大量关于拿破仑·波拿巴生平的书籍、绘画和工艺品。到1921年，由于金融危机影响，他在纽约的一次拍卖会上用这些东西卖出了十万美元。而这次拍卖是否也包括曾经在谢列梅杰耶夫大街狩猎俱乐部的百家乐赌桌上出现过的那只鼻烟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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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两个人成不了朋友的，”劳动营幸存者、作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在古拉格集中营文学作品《干粮》中写道，“我们很喜欢一起回忆莫斯科城——回忆她的大街小巷和历史遗迹，还有莫斯科河水面上如珍珠贝般闪闪发亮的油花……每次说到莫斯科城，我们都是不知疲倦的。”在古拉格集中营，谈论莫斯科是犯人之间彼此建立联系的方式之一，就像是谈论性爱和对女性的幻想一般。女人、食物、莫斯科。《十二月党人的后裔》中有一位名叫卢宁的古拉格集中营医生。这位年轻的医学学生是一位著名反叛者的曾孙，他的曾祖父米哈伊尔·卢宁是一位高贵的骑兵将领，在尼基茨基林荫道上有一座以圆柱和七弦琴花纹装饰的精美宅邸。普希金曾将米哈伊尔·卢宁称为“战神、酒神和美神的友人”。在《十二月党人的后裔》中，这位卢宁医生曾经这样感叹道：“什么是莫斯科人？你知道的，莫斯科人，就是比任何人都喜欢谈论自己城市的人，他们讨论街道、溜冰场、房屋、莫斯科河……”他非常想在古拉格集中营里再找一个接受过教育的人一起聊天。所以，他一边为了生存做着医生的工作，一边强迫自己“记住莫斯科的中国城地区，记住见证了安德烈·索伯尔自杀和斯特恩枪击德国大使汽车事件的尼基茨基门……以及莫斯科街道那些永远不会被人记录下来的历史”。“是的，莫斯科，莫斯科。请告诉我，城中有多少女子？”当初沙拉莫夫从沃洛格达来到“喧闹的莫斯科”，目的是研究苏维埃法律，而那时安德烈·维辛斯基正在鼓吹新的革命司法体系。正是这一司法体系后来使沙拉莫夫因为同样的思想罪两次被判进入古拉格集中营。

在喧闹的莫斯科流浪，并拒绝资产阶级安逸的生活方式，是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吸引外国同情者的部分原因。瓦尔特·本雅明感受到了莫斯科本身的一些不安、动荡和混乱的东西。这座城市仿佛是一座“一夜间临时堆砌起来的大都市”。这一切吸引了共产主义者约翰·里德的爱人——美国记者露易丝·布莱恩特的目光。在里德的支持下，路易斯从芬兰匆忙乘火车到了彼得格勒，参加了1917年10月发生的事件，亲身感受了革命的哲学。在六年后发表的《莫斯科之镜》中，她许诺向世人展示“硝烟与烽火”背后的真实人物，那些革命家们——弗拉基米尔·列宁、列夫·加米涅夫、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安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米哈伊尔·加里宁、亚历山德拉·柯伦泰以及列夫·托洛茨基——展现“真实的他们，我在家中所了解到的他们，褪去身上的红色光芒，像常人一样的他们”。其实她并未看到托洛茨基所亲眼目睹的一切。当革命浪漫主义触及到露易丝·布莱恩特那吉普赛人式的敏感神经时，革命的领导人们却在追求资产阶级的趣味。她从红色莫斯科向远在美国的读者们作着这样的报道：“看，他们是今天的俄罗斯人，如同草原上的蒙古人和哥萨克人一样，无论是农奴的孩子、北欧人的孩子还是蒙古人的孩子，都团结起来为了红星而奋斗。”她穿着一件俄罗斯无袖短上衣，像一位娴静的农村姑娘一般拍了一张望向侧面的照片；之后又摆出一副完全不同的姿势，穿着哥萨克马靴，带着一顶漂亮的皮帽，笑看镜头拍了另外一张照片。

伊薇·李维诺夫，苏维埃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后来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英国妻子，20世纪20年代早期来到莫斯科，给家人写信说她觉得在红色俄罗斯“主义”可以包括万象，而“物资”本身意义不大，“因为除了奢侈品，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当她漫步在城市街道，“窥视那些一楼的橱窗时”，她发现“‘物资’隐藏在莫斯科的各个角落，并意识到它们从未如此重要”。

“战时共产主义”让城市生活陷入了物资短缺、饥荒和崩溃的困境。1912年，列宁宣布实施新经济政策。党内的派系斗争与自由辩论被压制，同时经济得到了戏剧性的解放。破败的城市很快恢复了生机。街道上的碎石和垃圾被一扫而光，公共服务重新启动，建筑被统一规划。国家银行被建立起来，币制得以改革，发行了一种部分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货币——切尔文。新经济政策时期，瓦尔特·本雅明在离开俄国的路上，为了确保那一大堆从莫斯科街市上淘来的玩具和儿童书籍能够顺利通关，他花了一个切尔文贿赂了一位官员。小规模的房产被归还给原来的所有者，而且在数年内一度允许外国人在俄置业经商。1922年出版了一本全新的莫斯科通讯录，为一些“可靠”的公司做了广告，并发布了克里姆林宫各办公室和沃斯季申卡大街沿线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的各人民委员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曼德尔施塔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创作的一首充满愤怒的作品《第四篇散文》中曾经这样写道：“魔鬼魏正在阅读红场的电话号码簿……挑起我的眼皮……给我接中央委员会。”（“魏”是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魔鬼，有着钢铁眼皮以及用目光杀人的能力。）

如果说拥有一个安定的居所是19世纪资产阶级的理想，那么居无定所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现实状况。“不幸的莫斯科城啊，为什么我在这里就不能有立锥之地呢？”出生在彼得堡的年轻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1925年出道来到莫斯科时曾如此抱怨。按照他的说法，他曾经全心全意地想要去适应，却无法在这座动荡的城市找到安身之所。后来，肖斯塔科维奇在临近莫斯科艺术学校的三号公寓找到了住处，成了女作家佳琳娜·谢列布里亚科娃的房客。后者是革命家列奥尼德·谢列布里亚科夫的前妻，当时刚刚嫁给第二任丈夫、老布尔什维克、金融人民委员格里高利·索科尔尼科夫，正是他策划的切尔文货币为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恢复提供了可能。格里高利·索科尔尼科夫，原名赫什·布里安特（意为“钻石”），毕业于巴黎大学经济学专业，是一位保守派革命家，1917年4月与列宁一起乘坐闷罐列车回到俄罗斯，并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肖斯塔科维奇在莫斯科与热爱音乐、喜欢在业余时间把玩小提琴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成了朋友，元帅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也成为他的庇护者。1936年，索科尔尼科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被捕，并作为“托派反苏维埃集团”成员一起接受审判，检察官是安德烈·维辛斯基。“托派”的众多罪状中，有一条是莫须有的“刺杀莫洛托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在调查员威胁要带她女儿来卢比延卡监狱“跟她见面”之后，“供认”了一切，随后被枪决。而索科尔尼科夫为了不殃及佳琳娜，也“招”了，获刑十年，最终被谋害于劳改营中。佳琳娜于1937年被捕，近二十年后才从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她对于党的一片赤诚完全崩溃了。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1937年被枪决，连接受“公审”的资格都没有。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乐》于这一年年底首演，许多听众将其当做给逝去友人的安魂曲，而这“逝去的友人”也包括作曲家1925年在三号公寓交往过的朋友。

与肖斯塔科维奇一样，新经济政策高潮时期的本雅明也在莫斯科找寻着庇护所。他来的时候正值1926年深冬季节，一个人性与智慧都举步维艰的时期。他爱上了拉脱维亚革命者、戏剧导演阿沙娅·拉西斯。当时她住在特维斯卡亚大街附近的一所疗养院，正从精神崩溃中恢复过来。而与此同时，本雅明正在犹豫是否加入德国共产党,他要亲眼看看这座见证了“历史进程”轰然前行、“一切实践都已成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之城。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革命的印迹在街道上和人们中间都“显而易见”。（只是本雅明看不到那年冬天因斯大林排除异己而发生在克里姆林宫墙内的残酷斗争。）他告诉他的编辑马丁·布伯，他将要为《万物》杂志写一篇关于莫斯科的“众生相”的文章，意在“让世间万物讲述自己的故事”，捕捉并理解“在这一环境中激扬回荡的崭新而富有迷惑性的语言”。

在莫斯科的这些年，我时常重读本雅明的《莫斯科日记》。20年前，当我还在剑桥时，所有那些对我产生过影响的堪称思想界守护者的欧洲贤人中，只有本雅明的著作是我所津津乐道的。他的文章中充满了对真实地点和真实人群的强烈好奇，体现了他对美丽事物和奇怪现象的迷恋，他喜欢探求物质世界，以及受稀有书籍、手工玩意、毛皮大衣和奶油蛋糕等物质享受所左右的人际关系的复杂性。

离开莫斯科之后，本雅明立刻开始了《拱廊街计划》的创作。这部由富有启发性的引证和各种深刻见解组成的未完成的浩瀚集著，意在描绘“19世纪的首都”——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城。他并没有选择传统文明史作品那种目录列表式文风，而是试着通过记录城市的各种形态，从“有意识”和“无意识”两个角度，揭示文明的财富是如何得以传承、并“不可思议地被社会的持续作用所改变”的。他暗自抓住了历史的脉络，从各种不断变化的角度探索着这座灯红酒绿、艳光四射的城市，找寻个中的相似之处，收集一切可以拿来排列整合的痕迹和线索，描绘这座城市的内在的精神生命力，也就是他所说的“符合辩证法则的仙境”。

我之所以反复阅读《莫斯科日记》，也有着明确的历史原因。本雅明发现，莫斯科“是一块考验外国人的试金石”，这座城市的现实击碎了“欧洲人思维中那些想当然的认识”。在这里，任何理论都站不住脚，一切都很现实。生活，“杀气腾腾地、断然地、不声不响地”，从那些拱门、门框、路牌上的字母、靴子、刚熨好的衣物、破败的柱子和坚实的阶梯中，朝他扑面而来。随着物权的灭失和私生活的“消亡”，超越历史的共产主义梦想改变了这座城市，却使它迷失了方向。而本雅明敏锐地记录下了这一切。

对于“安居”这个词，本雅明的解读是“设法为自己蒙上一层外壳”。他将“居无定所”视作19世纪的状态，那是一个属于资产阶级的世纪，那时人们认为住宅“是容纳一个人的场所，将他和他的附属物全部遮蔽起来……或许可以被比作收纳指南针用的小匣子，有着轻柔的内衬，让那仪器可以嵌入其中”。与许多来自外国的旁观者一样，本雅明认为俄国革命预示着那种世界的终结。他相信人们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获得历史性觉醒”，认清历史的内在规律。他曾经这样写道：“通过打破市场经济，我们甚至在资产阶级崩溃之前就认识到了它的本质。”当来到莫斯科时，本雅明确信，全新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一切都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忧郁症”。布尔乔亚城市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严格区分的特征在这里被颠覆了。人们放弃了家庭生活；他们住在办公室、俱乐部，甚至大街上。作为共产主义信条之一，爱情和婚姻变得微不足道；正如人民委员亚历山德拉·柯伦泰所宣称的，性关系应当像拿起杯子喝水一样简单。壁纸、图画、沙发、靠垫、桌案上的装饰品等体现资产阶级本质的东西都被抛弃了。整个莫斯科，只有特维斯卡亚大街上那些背靠革命博物馆墙壁坐着的衣衫褴褛的流浪儿们拒绝作出让步。城市里其他一切事物都“在破旧立新的旗帜下”进行着重建。

如今已是21世纪，随着共产主义梦想被突然公开放弃，整座城市又一次开始了“破旧立新”。随着俄罗斯最重要的财富来源——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在全球市场扶摇直上，莫斯科城的改变呈现出一种亢奋的状态。我认为这是符合辩证法的，所谓物极必反。在这一表象的掩饰下，让莫斯科城“资产阶级化”的论调日以继夜地回荡在城市上空，伴着建筑工地的噪音传播到各处。我夜不能寐，躺在床上，想到了曼德尔施塔姆《第四篇散文》中的一个短语——“莫斯科的猎犬之夜”。没错，每当夜晚降临，人们都像是猎犬一般，每个人都不得消停，忙着为自己蒙上一层外壳，忙着寻找新的用来工作或居住的场所。

《莫斯科日记》是一部关于无家可归者和失败的好色之徒的作品。从书中最初几页所写的，他看到阿沙娅带着皮帽站在特维斯卡亚大街的雪泥里，到最后章节中他在朦胧的街上拎着满是行李的手提箱一边拭去眼泪一边与她告别，整本书始终都贯穿着本雅明的渴望——为拉西斯找一处安身之所，并拥有她。这座城市中没有可供这对爱侣安居的场所。黑暗中，他们唯一可以单独相处的机会，是在阿尔巴特大街的马拉雪橇上彼此拥抱之时。相反，本雅明把金钱都花在收藏品以及送给阿沙娅的礼物上了。比如说，他从莫斯科河对岸一个小摊上“花了30个铜板的天价”淘来了三座用彩纸制成的玩具小房子，笨手笨脚地在寒冷的天气里用手捧着送给了她；还有小漆盒（当然，他对小匣子非常迷恋）、糖果、衬衣、长筒袜，等等。在这座城市里，本雅明找到的唯一一处装潢完备的“居所”，是一座展示19世纪40年代日常生活的奇怪的小博物馆。在那里，他见识了一间满是衣柜、烛台、试衣镜、屏风等各色路易·菲利普式家具的房间，椅子上甚至还放着披巾和写字用的纸。在二人单独待在那个房间的温柔一刻，本雅明给阿沙娅念了一段他自己翻译的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中的关于女同性恋的片段。他写道：

阿沙娅领会了其中原始的虚无主义，以及普鲁斯特如何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进入小资产阶级整洁而“变态”的私人空间，并无情地将一切砸得粉碎，使得邪恶理念的清白外衣荡然无存，让每一丝罪恶清楚地显露其实质——所谓“人性”，甚至“仁慈”皆是如此。

本雅明说，他只有通过阿沙娅才能感受莫斯科城。爱与恨在他心中“如风一般”转换着。他将阿沙娅征服他心灵的过程视作城市建设，她为他铺设了一条道路。有时，当他们四目相对，他觉得她并不漂亮——她皮帽下的容貌透着野性，她的面庞因为常年卧床而显得浮肿。他从自己的新书《单向街》中选了一段读出来，字里行间充满了关于家的比喻，表现出了他对于在这座规模宏伟人口众多的城市中拥有一处安身之所的渴望。本雅明最终没能留在莫斯科，就像他没能拥有阿沙娅·拉西斯一样：“莫斯科没有一处真正看上去像一座如此规模的城市。”那些建筑物就像是对外界隐藏了什么。他想找出一种深入这些建筑的方法，以便触及它们的灵魂、触及它们好斗而坚定的本质，并从高处加以窥视。他试着从“多到数不清的维度”中找寻融入这座城市的最好办法。“建筑物亦是如此。只有为了寻找某个特定的目的地而探访了一系列建筑之后，你才会了解到它们到底包含着怎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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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V·S·朱可夫斯基回忆，直到斯大林去世，“苏维埃第五大楼”每个出口外的阶梯上都铺着地毯。作为隔壁家的小男孩，他可以从斯拉瓦家的厨房窗户看到三号公寓的庭院。有一天，他看到四辆帕卡德豪华轿车气势浩荡地开进了格拉诺夫斯基路，其中一辆的后排坐着斯大林的两位亲信——拉夫连季·贝利亚和格奥尔基·马林科夫。车队拐进三号公寓，马林科夫下了车,而贝利亚则拐了个弯，乘车朝他位于花园环形道上的官邸而去。后来，莫洛托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后，也搬进了三号公寓。朱可夫斯基偶尔会看到莫洛托夫和他的妻子波利娜·热姆丘任娜在街上散步。他记得莫洛托夫总是会精心装扮一番，时髦、健康的外形和锐利的目光掩饰了其真实年龄。波利娜（比她的丈夫小七岁）则瘦小枯干、弯腰驼背。（她曾在卢比延卡监狱遭到殴打，并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三年之久。她在流放地被官方称为“12号”。）朱可夫斯基说，莫洛托夫热情地挽着妻子的手臂在街上散步的样子是很可爱的。

在莫洛托夫生命的最后20年中曾经与他有过140次漫长对话的斯大林主义诗人菲利克斯·楚耶夫（每次都带着一个录音机），还记得1977年3月的一个潮湿的日子在三号公寓门口发生过的事。当时楚耶夫驱车把莫洛托夫从他在莫斯科城外的别墅送回城中。莫洛托夫在车上唱了一首古老的苏维埃战歌：“在捍卫苏维埃权力的斗争中，我们同生共死……” 在歌曲结尾处他感叹道：“谁还记得要同生共死啊！”楚耶夫把车停在公寓门口，在惊诧的路人们的注视之下，年老的莫洛托夫从车上下来，迈过水坑，躲到门后，车子开动之后他又忽然站到街边，挥手告别……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这样写道：“25年间，我们没有追捕任何一个人，没有让任何人出庭受审，我们担心的是重新揭开他们的伤疤。这些人之中的代表——居住在格拉诺夫斯基路三号、自负而愚蠢的莫洛托夫，身上浸满了我们的鲜血，却直到今天都不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什么问题，依然大摇大摆从人行道上走过，坐进他那辆加长加宽的汽车上。”

第二章 61号房

你不应该居住在克里姆林宫……

安娜·阿赫玛托娃

一天早晨，那位银行家朋友将莫洛托夫故居的房门钥匙给了我，于是我来到了楼上。我脱掉了鞋子，一路上都贴着墙走路，以免被底层那个耳听八方的看门老妪察觉。因为当她把头从窗子里伸出来四处张望，一边裹着围巾一边问“是谁？”的时候，她完全可以透过锃亮扶手下的雕花铁栏，直接从铺着瓷砖的门庭里看到五层楼上的情况。

当然，没什么必要非得提防这位热心肠的老太太，但何必要逼着她去花心思揣摩我去邻居家的动机呢？这一路之所以要鬼鬼祟祟，还有另外一条原因——作为一项传统，“安全保卫”一词在这座房子里体现得非常广泛。看门人依然担负着向上面汇报楼中居民（尤其是那些帝国主义国家公民）行踪的责任。虽说早在苏联时代末期，这楼里的房间就已经被私有化了，所有权都分配给了当时居住的房客，但整座楼的永久产权依然属于政府。三号公寓是克里姆林宫的财产。物业经理很是骄横，因为她仍然要向安全部门负责。正如某天她向看护外国孩子的保姆们宣称的那样：“这座公寓楼是被监听的，从前一直是这样，将来也会一直被监听下去。”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曾雇佣了一名捷克工程师，在他同志们的办公室里安装窃听器，而莫洛托夫为他们每个人建立了一份窃听档案，所有的家庭情况和重要把柄都被记录下来以备将来之用。当回应其自己的家庭也被窃听的事实时，莫洛托夫指出：“只要阶级存在，生活即应如此。”或者如他的敌人托洛茨基所说，“国家并不是单靠思想维系的”。八年前，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曾经派出“眼线”，在62号房门口和三号公寓入口处监视托洛茨基，并将他的一举一动全部汇报给斯大林。

如今住在62号房的，是一位著名的电视制作人和他的第四任妻子，一位常年待在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傲慢的金发美女。他们的房门是整层楼最有气势的，装着防弹玻璃和漂亮的铁栅栏。但透过这扇门，遥远的过去似乎依然可见。就好像是在看幻灯机或者19世纪时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西洋镜一般，在这些莫斯科城最神秘的房间里发生过的激动人心或是充满血腥的历史画面仿佛历历在目，比如说1928年那个严寒的冬夜，托洛茨基被秘密警察带走的场景。

曾在1917年与列宁一起发动革命的托洛茨基，到了20年代中期却成了一个反对派。1926年6月，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称是时候“跟托洛茨基摊牌”了，将他定性为“叛徒”。在六个月之前召开的苏共十四大上，莫洛托夫被推举为政治局正式成员，成了苏联最显赫的政治家之一。他在会上抨击了反对派，提倡个人崇拜，并提出要消除布尔什维克党内一切关于政治路线的争论。莫洛托夫宣称，斗争的结果取决于“对路线正确性的坚定信念”，“怀疑论思想”会毁掉一切，“怀疑会让共产党人踌躇不前，会使其双手发抖”。那年秋天的一次全会上，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政治局决议，剥夺托洛茨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资格。

莫洛托夫对于聪明绝顶的托洛茨基的怨恨，可以追溯至革命初期。当时列宁笑着对他说，托洛茨基将他看做一个只知道埋头苦干的家伙。1921年，当莫洛托夫在苏共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后，列宁曾经给他起了一个著名的外号“俄罗斯最佳档案管理员”。但莫洛托夫忽略了这些嘲讽，仍然忠于列宁。1924年列宁逝世后，他将自己塑造成列宁主义思想遗产的合格继承者。但他却将自己的怨恨转嫁到了托洛茨基身上，将后者称为“革命的自恋狂”、“个人主义者”和“脱离群众者”。而托洛茨基则在一次党内会议上公开讥讽莫洛托夫，说他是“庸人”。对此，莫洛托夫反驳道：“没有谁生来就是天才。我很自豪，因为我有能量和毅力。”

1927年10月，当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某次会议上做最后发言时，警告人们要小心斯大林权力不断扩张带来的恶果，以及将要发生的类似法国“热月政变”的事件。当时叶梅连·雅罗斯拉夫斯基把一本沉重的统计簿扔到了他的头上。“党内极权分子的背后有资产阶级复辟的影子，”托洛茨基在10月这次全体会议上对嘘声一片的中央委员们喊道，“支持他们的是全世界资产阶级。”而斯大林却悄无声息地修改着自己的讲演稿，在接下来的演说里，他要宣布托洛茨基是列宁路线的背叛者。最近在苏共档案中发现一批奇怪的手稿（其中有些非常粗俗可憎），其中有一幅托洛茨基支持者画的讽刺漫画，不知道是不是创作于这次会议期间。这幅漫画是“无名氏”于1927年所作，描画了一只名叫“雅罗斯拉夫卡”的“全党的暴君和警察斯大林”的走狗；斯大林和雅罗斯拉夫斯基身后是一间挂着“党组织”牌子的监狱，里面关着一名叫做“中央委员会”的悲惨的囚犯；又将十五大的决议写在斯大林的靴子上面，暗示他践踏了“党内民主”。

随后不久，苏共与托洛茨基之间彻底划清了界限，他被驱逐出了中央委员会，从克里姆林宫搬了出去。“在我找到永久住宅之前，我得暂时住在贝洛布罗多夫同志家（格拉诺夫斯基路三号公寓，62号房）了。”他在给名义上的政府首脑的信中这样写道。（他将注定以一种真正革命的方式成为一个流浪者，直到13年后，在墨西哥被拉蒙·梅尔卡德尔用凿冰斧杀害。）搬到三号公寓之后，托洛茨基成了谢苗·布琼尼的邻居，这位来自哥萨克草原、留着小胡子的骑兵统帅当时已经在那儿住了三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前两个星期，布琼尼甚至看到街上爆发了支持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盛大示威游行。与此同时，莫洛托夫继续在报纸和街头对政敌进行着攻击。他曾经在一篇纪念革命胜利十周年的文章中公开抨击“托洛茨基主义”，还打着中央委员会的旗号，以禁止“非法集会”为由，亲自出面打断了托洛茨基在帕维列茨车站对莫斯科工人的演说。作为回应，托洛茨基抨击斯大林及其同伙为革命的“掘墓人”。翌日，《真理报》指控托洛茨基正策划建立一个非法的政党。

在三号公寓居住的两个月时间里，托洛茨基试图埋头著书。没有一家国营出版商愿意接受他的作品，所以他求助于思想独立的老同志、马克思-恩格斯学院的创始人兼校长大卫·梁赞诺夫。这位老同志就委托托洛茨基翻译那些“科学社会主义”经典。每到夜晚降临，托洛茨基都会从堆砌着马克思著作的书案上站起身来，穿着御寒用的毡靴，像个囚犯般在房间里踱来踱去。那一年年底，上面传来敕令，他将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同时，他的房东亚历山大·贝洛布罗多夫（曾在1918年下命令杀害沙皇全家）也得到消息，自己将被发配到北部的科米地区。

苏联讽刺漫画家鲍里斯·埃菲莫夫还记得，在1928年2月份托洛茨基即将被流放之前，自己去三号公寓探访的情景。建议埃菲莫夫进行这次探访的著名批评家、艺术历史学家维亚切斯拉夫·波隆斯基，让他把几本书捎给托洛茨基，并告诉他不要理睬楼道里的秘密警察。托洛茨基亲自为埃菲莫夫打开了房门，并亲切地帮他脱掉了大衣，引领他来到门厅旁的一间小书房里，之后两人坐定开始谈话。托洛茨基鼓励埃菲莫夫坚持讽刺漫画创作事业——他说，讽刺漫画在那样一个“奇怪”的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他还对埃菲莫夫的哥哥在苏联版“热月政变”中丧生表示了哀悼。整个房间里弥漫着浓烈的罗宋汤味道，不一会儿，厨房里传来一个女人叫托洛茨基去吃饭的声音。他站起身来，给埃菲莫夫披上大衣。埃菲莫夫被这位大人物的关怀弄得有些尴尬，几乎没法把胳膊伸进衣服袖子。“一路平安，列夫·德威多维奇！”埃菲莫夫说道，“要平安回来啊……”然后两人拥抱告别。当楼下的秘密警察看到年轻的讽刺漫画家离开时手上已经没有那几本书后，急匆匆地跑去打了电话。托洛茨基小心翼翼地把所有要带走的书和文件打包收好。斯大林很快就因为让他把这些东西带走而感到后悔不已。

在托洛茨基的自传《我的一生》中，提到被流放的悲惨经历时，是从他妻子娜塔莉娅·谢多的角度进行讲述的。当“格别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秘密警察组织）的人来带他去火车站时，托洛茨基拒绝悄无声息地走。他不能容忍斯大林将他的流放说成是自愿行为。他们一家将自己锁在三号公寓的一间小屋子里。（在那个夜晚，托洛茨基脚上穿的不是毡靴，而是普通拖鞋，凸显了特务对他当时居所的侵犯。）特工们在门外宣读了命令，并给他们的领导打电话请求指示，最终选择了破门，砸碎门玻璃，把穿着制服的胳膊伸了进来。其中一个叫道：“开枪打我啊！托洛茨基同志，你开枪打我啊！”而托洛茨基则让他们安静下来，别再说废话了。于是特工们匆忙地给他穿上靴子和皮大衣，戴上帽子，将他从门上的窗户推了出去，把他的两个儿子锁在了房间里——然而他们却想办法冲出了房间，其中里奥瓦（托洛茨基的儿子之一）按响了电铃，大声呼喊着：“他们把托洛茨基同志带走了！”后来谢多娃回忆说：“在那座只有卓越的苏维埃建设者才能居住的公寓楼里，在门口和楼梯间，无数双惊恐的眼睛望着我们。”

在接下来的十年间，那些“卓越的苏维埃建设者”都将学会关好自己家的门，不出来多管闲事，任凭夜里公共楼梯上传来沉重皮靴声，某个邻居家因为有人被捕而发出的阵阵哭喊，或是30年代让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终生难忘的那种古老电梯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

思索着这楼梯间中曾经发生过的情景，我感觉到这座建筑并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舞台，更是众多大戏中的一个角色。这些房间是为资产阶级家庭准备的安乐窝，为他们带来温馨和祥和，并积累财富。多年之后，托洛茨基明白了，他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深层原因在于，革命者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品味发展太快。国内革命战争之后，“布尔什维克的庸俗本质”得到了解放。托洛茨基以自身为标准对他们加以衡量，发现其他人并不像他那样“从骨子里领会革命的哲学，以指导他们的意识，并与其感官世界相结合”。甚至在列宁逝世之前，托洛茨基就注意到，布尔什维克中的领导者们已经开始表现出“社会精英阶层”的做派，“革命的流浪精神已经变成了对稳定安逸生活的追求，那些神气十足的官员们身上已滋长出庸俗之气、多愁善感和资产阶级品位”。他们开始观赏芭蕾舞，并在家中举办酒会，谁若不参加就会被批得体无完肤。“觥筹交错间，或是看完芭蕾舞后的回家路上，自命不凡的官员们会有这样的对话：‘你看，那家伙除了一直干革命，别的啥都不懂。’”这帮1917年还是流浪者的人们如今却沉沦在三号公寓的奢华与舒适的享受之中，将革命进行下去的理想对他们来说已经无关痛痒了。

虽然莫洛托夫在托洛茨基面前摆出的一副集权主义官僚专政式的嘴脸，但他还是很赞赏这位政敌“与其他例行公事的苏维埃领导人相比更为直率的态度”。在党内其他同志开始像资产阶级“势利小人”一般贪图享乐时，托洛茨基和莫洛托夫却能够不受过去和现实的牵绊，对未来抱有相同的革命追求。“对于社会主义而言，人的个性并不是体现在对奢华生活的关切，而是与此恰恰相反，在于摒弃这样的关切。”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这样写道。托洛茨基对于拜占庭主义的犀利抨击，以及那本书中对于30年代中期苏联警察统治的描述，促使斯大林最后下决心以残忍手段清算党内的“托派”反对阵营。托洛茨基和莫洛托夫都宣称自己坚信马克思主义革命是一个历史性的门槛，是通往光明未来的途径，而列宁的“先锋党”掌握着革命的关键。历史将依照“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内在法则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在党的领导下，越过这一门槛，人类就会如恩格斯所说，从“必然王国”跃进到“自由王国”。在即将到来的“自由王国”中，“迄今为止掌控历史进程的外界客观因素将把决定权交到人类手中，后者将最终成为历史的主宰，不再受其所累，并掌控自然界”。当社会从所有者手中夺取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会被废除，与此同时，生产者无法掌握产品的情况也将不复存在。货币和国家都将没有存在的必要。按照恩格斯的理论，只有到那时，人与人之间为了个人利益的无情争斗才会消失。资产主义的秩序是混乱的，必须被系统的共产主义体系所取代，人类将最终体现出纯洁的人性，成为自然的主人，不再受物欲的掌控。马克思认为，对于物质的依赖以及建立在物质上的人际关系，是人们“掌控命运”最大的威胁，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不值得关注的。就托洛茨基和莫洛托夫而言，暂且抛开两人所有的致命分歧，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幅规划未来的蓝图，更是一套道德体系，一套个人道德指南。莫洛托夫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客观的科学，能够明辨是非。它要求我们毫不妥协地为真理而斗争。”莫洛托夫一生总是将革命任务置于他“全身心”爱着的家庭之上。在他晚年反思自己的一生时，尽管也觉得自己的生活目标“在理论上说不通”，但还是认为其行为对得起自己的良知。

当托洛茨基被流放之时，莫洛托夫依然住在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的“卧榻之侧”。那一年他正忙着清理莫斯科市政府里的“右倾分子”，并在乌克兰组织对农民强制征粮。几十年后，在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时候，莫洛托夫家占据了三号公寓三楼的全部两套公寓，位于楼梯两侧的61号房和62号房——托洛茨基在莫斯科最后的庇护所。莫洛托夫还很喜欢回忆他那位多年以来的对手、“右倾冒险主义分子”托洛茨基落难时的耻辱形象。他似乎对那个情景很得意：“托洛茨基被带出公寓，两个人架着他，其中一个是我的卫队长波古金……哦，波古金可是个大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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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革命者想要打破历史的藩篱并拼命冲破它的束缚。博雅耶夫在《历史的意义》中写到，革命者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必将引起历史事实的崩溃”，而历史事实“首先是具体存在的，而不是抽象的”。莫洛托夫故居的外门里面，是一道高八英尺、包裹着皮革的沉重木质内门，一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而另一面则贴着更多的皮革。（这种双层门，两扇之间有着宽阔的空间，类似剑桥大学教授办公室的设计。）往里走，可以看到一套连接了闭路安保摄像头的分区屏幕，正闪烁着临街入口和楼梯间的黑白图像。我没有开灯，漫步在房间里。楼里每间公寓的陈设都有所区别，但与其他公寓一样，莫洛托夫故居也被划分成两部分：宽敞而雕琢精美的“正房”，以及通过后廊与“正房”相连、供家人起居之用、稍显简陋的房间。门庭右侧有一扇门，通向起居区，打开这扇门，可以看到一条昏暗的“T”字形走廊，连接四间大卧室。墙上是暗橙色和棕色的花纹。在走廊的交汇处，摆着一座旋转书架，上面收纳着一些艺术类书籍，以及一本布皮装订的多卷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温斯顿·丘吉尔著）俄文译本。该书当时曾由苏联国防部少量出版，并限制使用。我从书架上取下一卷，轻轻翻开，目光停留在某页旁注中一句打着感叹号的话上：“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也至少要在议会下院表示一下对于魔鬼的同情！”我在书架旁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慢慢地阅读着，那些被早些年的认真读者们标出的段落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丘吉尔在书中回忆道：

莫洛托夫是个才能卓越而冷酷无情的家伙。他从革命胜利后众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遭遇过的恐怖危局与折磨中幸免于难。他在一个充斥着各色阴谋且私怨清算不断的社会里生存并如鱼得水。他那炮弹一样的脑袋、黑色的小胡子、富有领悟力的双眼、厚重的面庞、机敏的语言以及泰然自若的风度，无不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他的才能与技巧。对于一台让人难以预料的国家机器来说，他是政策代理人和执行者的最佳人选……我从来没见过如此符合现代“机器人”定义的人。

莫洛托夫故居的前半部分，有一间会客厅、一间餐厅和一个书房。会客厅的墙壁，从三分之二高处直到镶嵌着蜜色木皮的天花板上都雕刻着精美的纹路，并装点着圆滑的细柱。餐厅里，砌着一座双色相间的大理石壁炉，厚重而富有巴洛克风格，嵌入到原本与天花板齐高的火炉里；一个30年代风格的碗橱倚在墙边，看上去似乎背面应该有一个铜质的编号牌，就像当年三号公寓中所有权贵们使用过的家具一样。我那位和蔼可亲、非常安于生活现状的房东（他在最高苏维埃中的地位曾经仅次于勃列日涅夫，喜欢讲一些太子党们酗酒和家庭暴力的段子），后来告诉我这间餐厅曾是莫洛托夫的书房。当时他指着我房间的天花板，笑着说道:“那家伙可是个传奇人物,不过他是个胆小鬼。斯大林的追随者都是些胆小鬼。”

会客厅陈旧的木地板上铺着一块硕大的地毯，由淡金色、淡粉色和灰色的线编织而成，绣着柏树、玫瑰花和羚羊图案,我听说是伊朗国王送给莫洛托夫的礼物。莫洛托夫故居里的吊灯都是斯大林时代的设计风格，黑色的铜质灯架上镶嵌着雕花玻璃灯罩。现在很多喜欢苏联时代“古董”的人们对这种玩意趋之若鹜。我无法确定它们究竟是来自30年代中期（在当时苏共宣称生活已经变得“更加幸福和美好”，鼓励人们购买壁纸、灯罩和爵士乐唱片）还是战后的斯大林建筑风格时代。墙上挂着装裱华丽的油画，既有表现19世纪晚期忧郁风格的农家孩子蜷成一团睡觉的场景，也有海岸边的渔民。一个博古架上摆着一套象牙和漆制装饰品，据我那位银行家朋友所说，是中国的毛主席送给莫洛托夫的礼物。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她的回忆录《一年间》中曾经厌恶地描述她父亲追随者的居所:“堆满了美丽的地毯、高加索的金银武器和价值连城的瓷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莫洛托夫担任苏联外长）之后，“大量礼品蜂拥而至，特别是来自那些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玉瓶、牙雕、印度薄绸、波斯地毯，还有来自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的各色工艺品……那些没能用来装点这些‘革命前辈’居所的宝贝，价值更是难以想象”。

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哀叹的，个人聚敛财富的倾向，并不是已在苏联社会中消亡的资本家们的幽灵在作祟，而是一种“新的、强势的、持续性的复活”。当朴素的“战时共产主义”过去之后，新经济政策迅速使这一倾向得以重生，让真正的信仰者们心灰意冷。奉行苦修主义的费奥多罗夫有一个理念，深得苏联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推崇，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女性推动了消费，因为她们对于“玩具”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在写于1926年的一封信中，高尔基引述了费奥多罗夫（“一位拥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关于“一切行业乃至所有的文明都是为了满足女性的需要”这一观点：“由‘女性及其释放出的性掌控力’造成的枯竭和消耗，将导致人类的退化和灭绝。所以，若女性占据统治地位，不仅令人难以负担，更具有破坏性。”费奥多罗夫注意到，人类如同鸟类一般，“虽然把美丽的翎毛和安逸的巢穴换成了时髦的服饰、豪华的房舍和舒适的家具，然而目标却是相同的，比如说吸引异性的注意力”。苏联记者“佐里奇”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带小狗的女人》（该题目借鉴自契诃夫同名作品）的小品文。文中批评了党内大佬谢尔盖·基洛夫那位娇贵的太太。当她丈夫被从巴库召到莫斯科搜捕“托派分子”时，她为自己的宠物狗调用了一整节火车车皮的运力。斯大林读过这篇文章后，宣布佐里奇犯有诽谤和造谣罪。（1937年，真名瓦西里·洛克特的佐里奇被枪毙。）随着苏维埃精英们建立起了一个特权世界，托洛茨基抨击道，“对于香车美女的追求”使得道德标准越来越朝贪婪的官僚主义方向发展。他讥讽了苏维埃当局对于“奢侈”一词的解读，同时他还注意到，正是那些追求皮草、珠宝、香水和家具的高官夫人们，使布尔什维克蜕变成了全心致力于维护自身物质特权的“新贵族”。

借由商品体现出的这种陈旧的女性化特征，很快便既公开而又隐秘地影响了党对于苏维埃社会发展的规划。莫洛托夫的夫人波利娜·热姆丘任娜，在苏维埃社会女性化风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莫洛托夫原名维亚切斯拉夫·斯克里亚宾，1915年改用了现在这个为人所熟知的革命“假名”——“莫洛托”这个词意为“锤头”。他的妻子来自苏联南部扎波罗热州的一个哥萨克村庄，是一位犹太裁缝的女儿，原名波尔·卡尔波夫斯卡娅，“波利娜·热姆丘任娜”的意思是“小珍珠”。1918年加入共产党之前，热姆丘任娜在卷烟厂做过工，还当过药房收银员。按照苏共官方的说法，莫洛托夫是在一个农场上认识“深受农民喜爱”的热姆丘任娜的，当时后者正在那里督导甜菜种植试验。而真实情况是，两人1921年相识于莫斯科的一家医院。那时代表南方党组织出席国际妇女大会的热姆丘任娜正在生病。作为会议组织者之一，莫洛托夫对她进行了一次礼节性的慰问。两人随即坠入爱河，几个月后便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结为夫妻”。据人们传说，两人一辈子彼此相爱。莫洛托夫将他回忆里的这枚“珍珠”赞为“美丽、聪慧的女子和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一直用“全部灵魂”深爱着她。

婚后一年，热姆丘任娜到捷克斯洛伐克去接受进一步治疗，而莫洛托夫也陪着她第一次出国旅行，还以假名为掩护去意大利考察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据阿利卢耶娃回忆，热姆丘任娜一生中始终为“神秘疾病”所累。当1932年斯大林的妻子过世、她成为克里姆林宫第一夫人之后，她经常由一群随从陪伴，去柏林和卡罗维发利泡温泉。）在学习过经济学课程之后，热姆丘任娜在1930年成为了“新黎明”香水厂的主管。很快，工厂被改名为“香精油企业联合”，并被亲切地称为“女人的秘密”。（那时，莫洛托夫已经是人民委员会负责人，忙于应付更重要的党政工作，如指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化以及农业集体化进程。）整个20世纪30年代，热姆丘任娜和莫洛托夫都和斯大林分享着克里姆林宫。当时她负责轻工业，比如食品、渔业、化妆品、香水、纺织、日用百货和奢侈品等。“大清洗时期”及随后不久，她的事业扶摇直上。秘密警察头目根里克·雅格达在1937年春天的一次人民委员会议上被抓捕之后（此次会议由莫洛托夫主持。他曾对楚耶夫说，雅格达是“一个讨厌鬼，一个肮脏的人渣，一个卑鄙小人”），莫洛托夫占据了他的高级别墅。1938年，热姆丘任娜推出了一款名曰“萨尼特”的牙膏，并用印着女飞行员舒拉·库夫什诺娃美丽笑颜的明信片加以推销。（那年六月份，该明信片发行前夕，其设计者、莫斯科画家伊斯雷尔·鲍格莱德，被当做“英国间谍”逮捕并枪毙。）1939年，莫洛托夫取代李维诺夫成为苏联外交部长，而热姆丘任娜则成为了渔业部长兼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热姆丘任娜以她自己是苏联“衣着最有品位”的女性为荣。她研习了丝绸和合成纤维的生产技术，并准许欧洲时尚品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开设分店。她向以列宁那位极尽朴素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女性的简朴传统发出了挑战，鼓励苏联妇女使用指甲油、口红、粉底和香水之类的化妆品。她还自豪地邀请美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等外国使节参观她主持开办的化妆品工厂、香水商店以及美容沙龙。据阿利卢耶娃回忆，莫洛托夫居住的公寓和别墅“以高雅品位和奢华陈设著称（当然，是按照苏联的标准）”。阿利卢耶娃还写道，在莫洛托夫担任外长期间，热姆丘任娜曾随他出访过巴黎、柏林和美国，使她忘记了自己的卑微过往和革命理想。她在别墅里召开盛大的外交招待会，用华丽的美食、精美的餐具、优雅的音乐和仙客来花（她最喜爱的花）取悦她的宾客们。她如贵族般经营着自己的家庭，雇佣最好的老师为她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与斯大林女儿同名）教授语言、音乐和体操。她甚至收养了某天在“苏维埃第四大楼”遇到的厨师的女儿，并把这个名叫索尼娅的小姑娘带到克里姆林宫当成斯维特兰娜的妹妹抚养。索尼娅（在学校里被称为“莫洛托娃”）记得，1941年6月22日，莫洛托夫给远在克里米亚的热姆丘任娜打电话，告诉她希特勒的军队入侵了苏联；而她的第一反应却是找个理发师做头发。梳妆停当准备出发返回莫斯科时，热姆丘任娜听到了莫洛托夫在午间广播中关于战争的声明：“这场针对我国的突然袭击，是文明国家历史上前所未闻的……”莫洛托夫有些口吃地对苏联人民发表着这样的演说，而这时热姆丘任娜的美甲师却在为她修着指甲。

从他在莫斯科的这最后一处居所来看，莫洛托夫对于获取或收藏装饰品、小摆设和艺术品到底有多大兴趣呢？关于他对物质财富的态度，有着许多不同的说法。朱可夫斯基提到过莫斯科城里的一个坊间传闻——斯大林死后，当莫洛托夫从克里姆林宫搬去风景优美的列宁山上的公馆（赫鲁晓夫为苏共领导人们建造的“斯大林风格”新居）时，曾要求将他的书房漆成日落色。阿利卢耶娃记得，那些公馆有着悬挂丝绸幕帘的墙壁、昂贵的木制嵌板、大理石壁炉架和由国家配给的数不清的家具（还有无数的窃听装置）。莫洛托夫曾对楚耶夫说：“我们都有弱点，其中有一些是由于出身造成的。我们被那种生活方式所诱惑，这一点不可否认。”莫洛托夫鄙视生活奢侈、追求完美、以家中陈设丰富多彩著称的伏罗希洛夫。而党内其他成员却瞧不起莫洛托夫，认为他是个沉闷无趣的人，戏称他“屁股太沉”，因为他花费了太多时间在书案工作上。莫洛托夫死后只给自己留下了500卢布用于葬礼；他在位于朱可夫卡的最后一处别墅（1966年，在热姆丘任娜的推动下，由党内多位人士请愿，批准给他使用）鳏居时帮他照顾生活的管家达蒂亚娜声称，他对于舒适度的要求极低，生活简朴，是一位合格的好党员，从来都随手关灯。楚耶夫这样描述莫洛托夫位于那座别墅阁楼的书房：只有一扇窗，一张小桌，一本契诃夫的著作，几本与之相关的读书笔记，墙上挂着一张世界政区图，地图上盖着一层玻璃纸。别墅区负责看管家具仓库的女工表示，“他无欲无求，他不需要或者说不喜欢豪华的陈设，房间里没有地毯也没有吊灯”。莫洛托夫死后，她虔诚地认真保存着他的那张桌子。然而在三号公寓这间恢弘的故居里，却完全是一派整洁的资产阶级气象，莫洛托夫共产党人的美德与这些财物并列一处，形成了一种讽刺效果：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并非“沉默不语”，和档案里签满他大名（以及“渣滓”、“混蛋”之类的字眼）的死刑名单一样，既是他戎马一生的物质遗产，也是他照搬书中教条并奉为美德标杆的见证，还体现了他为确保自身生存而不轻易让步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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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统治时期，政治权力的最高特权之一是拥有一间私人藏书阁。按照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说法，斯大林最亲密的追随者——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拉扎尔·卡冈诺维奇、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每个人都有同克里姆林宫里我父亲那间一样的藏书阁”。按照规定，出版社必须将所有新出的书籍免费送给这些人。她还说，1937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之后，此类私人藏书阁中最宝贵的当属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出版的书籍，因为在民间已经完全看不到它们了。“那些后来被逮捕并处决的人的著作”也只有在这些收藏中才能找得到。“有些党的出版物反映了派系内讧与路线斗争，如托洛茨基案和布哈林案等。这些书彻底从公共图书馆中消失了。”1930年之后，持有此类书籍属于犯罪，会被判刑或送入古拉格集中营。

按照阿利卢耶娃的说法，战后某年，伏罗希洛夫的藏书阁随着他的三层别墅一同被烧成了一地灰烬（起因是他孙子在圣诞树下玩火柴）。阿利卢耶娃说：“政府决定将我父亲的藏书充公，由他们另行处理。”后来，斯大林的藏书被当成他个人档案的一部分，保存在波尔沙亚·季米特洛夫卡大街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其前身为大卫·梁赞诺夫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斯大林的藏书最近已经向研究者们开放，并说明斯大林曾是一名敏感的读者，他对于政治理论类书籍的内容非常感兴趣（事实上他的收藏中也没有其他类型的书籍）。他会将读过的内容以各种形式标注出来——下划线、注释、在空白处评论、感叹，等等。梁赞诺夫曾经在一起党内会议上鄙夷地对斯大林说：“省省吧，科巴，别犯傻了大伙儿都知道理论并不是你的专长。”（科巴是斯大林在苏共党内的昵称。）对梁赞诺夫的书生优越感深恶痛绝的斯大林在他接下来的人生中，常常通宵达旦地钻研政治理论，奋笔疾书以求精通。

那莫洛托夫的藏书阁又怎么样了呢？阿利卢耶娃说，“自从被逐出政治局和克里姆林宫后”，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被允许将藏书阁留作个人财产，而他们“卖掉了其中最珍贵稀有的部分，带着剩下的搬进了朴实无华的新家”。楚耶夫见证了接下来的故事。当莫洛托夫及其“斯大林派反党集团”在1957年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被赫鲁晓夫击败之后，便被逐出了他在列宁山上的公馆。楚耶夫回忆说，莫洛托夫几乎没从公馆和他的郊外别墅中带走任何东西，“包括数不清的藏书。后来那些书被装进57只大箱子，运到了外交部的地窖中。后来地窖被水淹了，莫洛托夫的藏书被毁了”。

那么，我从三号公寓、也就是莫洛托夫失势后居住的地方找到的那些特别珍贵的书籍，都是从那场水淹事故中抢救出来的吗？书房里的那些书柜看上去应该收纳着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文选丛书。同款式的书柜在一幅1949年的斯大林画像上也出现过，那是一张苏维埃“圣像”，上面写着“伟大的斯大林同志是共产主义的明灯！”——莫斯科的书店现在都拿这种画当后现代主义古董出售。画上的大元帅站立着，双眼透出圣人一般的神采，望向不远的地方（唯独他能够“正确预见”的共产主义未来世界就在那里），一手拿着烟斗，另一只手拿着一本《列宁选集》；他身后镶嵌着玻璃的书柜里，从上到下依次码放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最下一层是他自己的著作，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幅画，与其所描绘的书柜、双眼、双手和烟斗一起，体现了那些19世纪典籍的全部光环，以及整个马列主义的悖论。这一意识形态如何解决其自身核心的问题？如果思想都是经济关系的体现，那么这些典籍的作者，这些传播光明的先知，如何能通过幻想看到历史进程的本质呢？

我在莫洛托夫故居的书柜里并没有找到这些先知的典籍，却找到了大量各派名家的佳作。在苏联后期，权贵阶层家庭可以通过保密订阅获得此类书刊；而当时在大众市场上却鲜有好书，老百姓能买得起的只有不堪一读的红军将领和苏共领导人的回忆录，以及宣传科学无神论的“消遣读物”。而莫洛托夫书柜里的藏书则完全相反，都是俄罗斯的经典之作：普希金、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的作品，全部都是较优的版本；一本再版的弗拉基米尔·德尔的《俄语大辞典》；一套1877年版的基佐《法国史》，全部五本都用希腊文手写编号；一本爱伦·坡传记；一本托马斯·马洛里《亚瑟王之死》的译本；一套用不同颜色加以区分的卷数众多的中世纪伟大圣像画家安德烈·卢布列夫作品集；一部描写流亡者伊凡·蒲宁的书（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在对蒲宁的文章发表赞美之词时，被密探听到，导致其在极北地区古拉格集中营的刑期被延长）；“外国同情者”萧伯纳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著作；以及由阿赫玛托娃一生的挚友、学者米哈伊尔·罗津斯基在病故前最后一段时间译成的但丁《神曲》插图版——莫洛托夫收藏的其中一本《炼狱篇》，书页已经因为受潮而粘在一起了。

像这样的书籍，曾经是珍贵的物品，黑市上的抢手货。20世纪80年代去苏联旅行之前，我和朋友们探访了一家位于伦敦皮姆利科的白色小房子，其前厅堆满了西方出版的俄语《圣经》，还有苏联版的文学著作，包括四位“夜莺”诗人的作品——苏联的国营出版社不太情愿地小批量印刷他们的诗作，以出口换取外汇。当时这家小书店免费赠送这些书籍，以期它们能被带回俄国，为西方世界在冷战中取胜尽到绵薄之力。我们猜测，这一借助于文化传播的秘密行动，是由英国军情六处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那个分发书籍的女人（看我们能背多少她就给我们多少）塞给我一本俄文版的《旧地重游》，还向我保证，说伊夫林·沃在苏联非常受欢迎。

曼德尔施塔姆在《亚美尼亚游记》中写道：“我们来谈谈阅读的生理机能吧……这是一个丰富多彩、无穷无尽，而且很可能会被禁止的话题。超越整个物质世界和所有的肉体功能，书籍是能够给人带来无比自信的事物。稳稳地放在读者桌案上的书，就如同蒙在画板上的画布一般。” 在这位前苏共最高级官员的书架间，摆放着一张宽大的皮面书桌，上面依然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信光芒，这份自信来自于书籍本身以及通过读书获取知识的过程。我从书架上取下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的第一卷，并把它放到桌上，摊开。

阿纳托尔·法朗士曾这样评价这套百科全书：“整套书中，真实可信的只有出版日期和书的版式。”我手上这一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出版日期是1949至1958年，正值莫洛托夫一生中的多事之秋：热姆丘任娜被捕；斯大林逝世；斯大林葬礼之后一天（莫洛托夫的生日），贝利亚将热姆丘任娜从卢比延卡监狱释放出来；贝利亚被处决；苏联在哈萨克草原上试爆氢弹；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就斯大林的错误和“个人崇拜”做秘密报告；莫洛托夫被降职为驻蒙古大使，作为“斯大林主义反党集团”成员与他的同志们一起被驱逐出中央委员会，原因是反对赫鲁晓夫的领导，意图恢复他们心目中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胜利所需的“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原则”。这套百科全书最后一卷面世之时，其所主张的“真知灼见”都被历史进程无情地击碎了。

我阅读着书中关于法国中世纪哲学家阿伯拉尔的条目，品味着刻意带有讽刺色彩的几句话（也许来自法兰西王国历史档案，或由斯大林个人崇拜极盛时期的托派分子所写）：“众所周知，阿伯拉尔的自传体著作《我的苦难史》（1902年俄文版），描绘了天主教会残酷的宗教狂热，及其对于自由思想的残酷迫害。”下一页，在“苏维埃阿扎尔和高加索共和国”条目下，有一张1902年斯大林年轻时的照片。当时他还是一位地下党成员。照片上的斯大林正摆着姿势，与巴统（前苏联外高加索黑海东岸港市——译注）的工人们在一起。

《苏联大百科全书》的M卷出版于斯大林逝世后一年。我在其中找寻着有关莫洛托夫的条目。书中写到，莫洛托夫1890年出生于一个店员家庭，1906年加入共产党。之后，文章开始鼓吹极权主义的陈词滥调：莫洛托夫将他的全部精力、知识和广博的经验都奉献给了伟大的苏联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作为伟大列宁的亲密战友和忠实学生和斯大林的忠诚伙伴，他终生都在忠诚地为工人阶级、共产主义服务着，凭借其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工作成果，赢得了全党、全苏联工人阶级以及热爱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民的爱戴和尊重，云云。翻到下一页，我看到了更多关于以“莫洛托夫”命名的条目：城市、乡镇、村庄、街道、河港、剧院、图书馆、学校、医疗机构……遍及苏联从西到东、从南到北跨越大半个欧亚大陆的广袤领土。即使在这一卷百科全书付印之时，仍有无数类似的名字准备更改：1940年为了纪念莫洛托夫50岁生日，乌拉尔地区的彼尔姆市被改名为莫洛托夫；1938年，白海沿岸靠近阿尔汉格尔、诞生于战争时期并接纳大部分“租借法案”援助物资的港口，被定名为莫洛托夫斯克；莫洛托夫父亲出生的小镇诺林斯克，有一座专门纪念莫洛托夫的博物馆；费尔干纳峡谷中有四个名叫莫洛托娃的村庄；吉尔吉斯和塔吉克地区的一些城镇以莫罗托沃巴德为名，其中有一个城镇坐落在浩罕-安集延一带的伊斯法拉姆河支流上，位于通往斯大林沃巴德的必经之路上。我小心翼翼地展开书中附带的一张莫洛托夫斯克地区地图，发现褶皱中夹着一根灰白色的头发。

我合上了百科全书，把那根头发重新夹在了它的纸质坟茔中——这是一个老人留下的印迹，他曾渴求从书中读到他热爱的党突然丧失的伟大。之后，我取下了书架上最残破的书，一套勒姆克版《亚历山大·赫尔岑作品集》。当我触碰到它的书页时，几页薄如纱布几近风化的纸直接脱落了。这二十卷深受追捧的绝版佳作中，有许多是十月革命之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出版的，当时一切市场关系（甚至货币）都被废除，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在国家统辖之下。第一卷的前言部分将人们对于书籍的需求与他们对食物的极度渴望相提并论。赫尔岑，作为一位沙皇专制的激烈反对者，受到布尔什维克的推崇，被奉为可敬的先驱。1920年，一个负责用符合意识形态需要的词汇为莫斯科主要街道命名的委员会，将波尔沙亚·尼基茨卡亚大街（与罗曼诺夫巷相连的大街）更名为赫尔岑大街。勒姆克版第一卷上有一条注意事项，警告说任何将这套书籍以高出定价的价格出售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书籍也有它们的宿命，而这套赫尔岑作品集即是如此。我希望看到的是标注的墨迹。（沙拉莫夫在古拉格集中营中认识到，石墨铅笔是“比钻石还伟大的奇迹”，是它将墨水与政府的邪恶力量结合在了一起。“签署死亡判决要使用什么样的墨水呢？从来没有死亡判决是用铅笔签署的。”）索引部分有许多条目被不同颜色的墨水标注。它们曾经的读者如此求知若渴，并且盼望永享知识的盛宴。“奥古斯都大帝”被标上了绿色的下划线；“阿格丽品娜”、“爱迪生”、“巴赫”、“巴尔扎克”和“贝多芬”上有模糊的铅笔痕迹；“比斯杜谢夫”（十二月党人）、“雪莱”、“莎士比亚”、“谢列梅杰耶夫伯爵”则被标上了蓝色。除了索引之外，只有第十三卷有类似的标记。这一卷包含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出版于国内革命战争结束的1921年，正值全民对于书籍的渴求达到顶峰的时刻。沙拉莫夫曾经回忆道，那年他的故乡沃洛格达全镇只有一本《尼古拉·涅克拉索夫诗集》，印刷非常模糊，书的纸张就像是礼品包装纸一样脆弱。

在第15页的某段落上，当初那位读者画了两条长长的粉红色平行线，墨水甚至渗到了棕色的纸里。从“回归莫斯科，回归智慧的辩论”一章开始，是赫尔岑针对黑格尔的一段很长的批判。黑格尔认为历史自身有其内在的前进方向和隐秘的规律。赫尔岑写道，黑格尔惧怕白天的光明，“将自己封闭在一个抽象的境界中”，以避免“实际的践行”。赫尔岑认为，黑格尔唯一敢于将其理论付诸实现的领域，是美学的范畴。这位哲学家每次直面光明时都像是一个病弱者，甚至还将现代人最感兴趣的全部问题都留在了“辩证法的迷宫”之中。他的追随者们都是虚弱、自满的，且在眼界上有所局限的。赫尔岑指出，辩证法应当是“现实本身的发展成果”，但黑格尔却像古希腊诡辩家和中世纪学究们那样，仅仅将其视作一种逻辑技巧的集合。如果这些紫色的墨线确为莫洛托夫所留，那么它们的意义显而易见。对于曾经或将要在读书上花费大把时光的人们而言，这些标记表达了他们的恐惧——或许他们的阅读仅仅是一场无趣的游戏，一次对于生活的逃避，没有任何目标，就像思考除了消磨时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一般。这些紫色的标记表现了一位富有书卷气的革命者面对那种恐惧时的不屑。辩证法是一门充满魔力的学问，并不适合收藏在图书馆里，因为它不是那种只适用于艺术和审美的学术理论。书籍与思想可以改变世界。虽说辩证主义需要依赖于笔墨纸砚和出版物加以阐释，但如果凭借这一理论来塑造历史本身，则是有风险的。而辩证法若用于政治实践和革命，则“必然”是要流血的。

*  *  *

瓦尔特·本雅明在其逗趣散文《打开我的藏书》中描述了收藏书籍的快乐。他引述了黑格尔的说法：“只有在晚上，智慧女神密涅瓦的夜枭才会展翅高飞。”此外，本雅明还补充道：“只有在书籍濒临绝灭的情况下，藏书者才会被别人理解。”凭借所有权的不可侵犯性，一个人得以生活在他的藏书中间，而这些藏书就成为了他心灵的港湾。

除了勒姆克版《赫尔岑作品集》之外，莫洛托夫故居中明确属于他本人（而非他学富五车的女儿和女婿）的书籍，都被胡乱堆在一个俄罗斯家庭常见的镶嵌着玻璃的书柜底部，而书柜上部的书都是封面朝外，像是图画一般。（莫洛托夫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是一位历史学家，而女婿阿列克谢·尼康诺夫也是一名历史学家，同时还是一名秘密警察。）我跪了下来，把书柜上的木门沿着金属滑轨推了回去，取出一些书，把它们摊在身边的木质地板上，按照日期、作者和题材重新排列，却始终理不清头绪，很快便被它们惊人的数量和弥漫在后廊里的尘土淹没了。其中最老的一本，是1906年（官方宣称莫洛托夫在这年入党，而事实上他大概是1908年或1909年入党的）于圣彼得堡出版的《在俄罗斯战胜饥饿的斗争中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该书作者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被称作“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之父”。书的扉页上署名为“V·斯克里亚宾”。与普列汉诺夫其他著作一样，这本书也是由大卫·梁赞诺夫负责编辑的，他还在书上写下了“致莫洛托夫同志”。莫洛托夫曾经对楚耶夫说起：“指引我成长的是普列汉诺夫，不是列宁。列宁如此推崇他是有道理的……斯大林也是，当他说起希特勒要消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国家，他是把普列汉诺夫放在前面的。”

虽说其中有些书已经腐旧不堪（特别是那些20世纪20年代早期市场经济在新经济政策下重新兴起之前出版的），这批书还是被作为珍贵物品妥善保管的。所有迹象都表明，莫洛托夫是以一个真正藏书者的态度保存这些书的：熟读它们，整理它们，并与它们生活在一起。这些藏书都被编过号码，后来又重新编过，数字用粉色墨水写在书的扉页和中间几页上——像“5651”、“5652”、“7366”——许多书都用硬纸板书皮（也是深粉色）重新装订过。如果我的估算不错，那么他的藏书应该曾经过万，而目前在这里只余下几百本。以他收藏的数量可观的毛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为例，许多书籍他肯定拥有不止一套。况且，按照本雅明的说法，对于书籍的藏而不阅，是藏书者的特征，如果失去了书籍，他们就成了废人。

楚耶夫证实，莫洛托夫虽然读书很慢，但却是一位勤勉的阅读者。他表示，莫洛托夫读过的书“数量之大令人咋舌”。而且这些书中不仅有政治和经济理论著作，还包括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这一点与斯大林不同）。他订阅杂志，经常逛莫斯科的主要书店——阿尔巴特大街上的“书之屋”，花大量时间去列宁图书馆（他自己的著作已经从图书馆的目录中删除了），还会常常向别人请教接下来该读什么书。他喜欢谈论诗歌，包括20世纪早期象征主义诗人瓦列里·勃留索夫和亚历山大·布洛克的作品，而且对于普希金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句烂熟于胸。莫洛托夫对楚耶夫说：“每个人都应该吟读诗歌。”他还说，他曾经试着抑制自己对于诗歌的兴趣，控制花在读诗上的时间，回过头来阅读文章，因为“人总是要掌握事实的”。

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记得，她父亲这位追随者的藏书中有一些宝贝，比如20世纪20、30年代出版的书籍，以及那些被逮捕枪毙的人的著作；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早年间理论化进程加快进行时，对于新生政权持有悲观态度的书籍；1918年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由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新都莫斯科出版的、概述“革命税”的《本地苏维埃税收权利》读本；以及1919年出版的被大量批注的《俄罗斯的辛迪加与托拉斯》。有一些出版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珍贵书籍，封面设计体现了华丽的建构主义风格。它们的出版机构的地址，如彼得罗夫卡大街、沃斯季申卡大街、库茨涅斯基巷等，组成了一幅20年代早期的莫斯科地图——革命之后最初几年的莫斯科，街道上充满了小商店和公司，以及为了让自己出的书更加美观而雇佣最具创造力设计师的出版商。藏书中有关于革命运动史的教科书和讲演稿，由司法人民委员会出版的法律理论著作——《法律和国家在革命中的地位》和《苏维埃国家理论基础指南》，书皮掉了内页用绳子穿起来的、尼古拉·布哈林编纂的《政治写作》和192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流行教材、布哈林编纂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此外还有1925年出版的、名曰《在新的道路上》的米哈伊尔·伏龙芝文集（出版那年，这位红军将领死在了外科医生的手术台上）；同样是1925年出版的，封面上署着三个作者姓名（托洛茨基、卡尔·拉迪克和经济学家叶甫根尼·瓦尔加）的《世界资产阶级稳定性问题研究》。至1947年，莫洛托夫作为外交部长，还曾委托瓦尔加撰写一篇关于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报告；而另外两名作者已被杀害，拉迪克死于北极劳动营的一起普通案件，而托洛茨基则在墨西哥死于斯大林派出的刺客之手。

藏书中有一些出版于新经济政策年代的不错的文学著作。在一本1923年版约瑟夫·康拉德《潮汐之间》的封面处，出版商福伦克尔宣传了一系列关于文学和哲学的畅销著作，包括新版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衰落》。还有两本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小说，上面分别签着译者“P·S·尼曼”和编辑“B·V·希梅尔法布”（墨迹几乎难以辨认）的名字，其中一本上还写着“致莫洛托夫”。这两本书是1925年由一家位于斯威特塞夫·弗拉热克巷、名曰“当代问题”的小出版社发行的。印度名作家泰戈尔的故事集，此处收藏了四个版本，其中一本的封面上画着一尊慈祥的佛像。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大名出现在许多书籍的封面之上。莫洛托夫拥有新经济政策时代版本的雅罗斯拉夫斯基著作《圣经是怎样一本书》（最初于1922年在《无神论》杂志中以连载文章方式发表。莫洛托夫还拥有1938年出版的该书第十版）。该书宣称，无产阶级革命揭露了“圣经的有害性”以及“宗教的骗术”，而苏联集体农庄里的农民是真正的“大地传承者”。我在这些藏书中还找到了革命前辈尼古拉·莫洛佐夫名为《救世主》的七卷巨著，并匆匆翻阅了它那已经朽坏的书页。莫洛佐夫，这位沙皇监狱的常客，对苏维埃政权满怀希望，半辈子都投入到用科学驳斥基督教故事的事业中，而其依据则是对于福音书和启示录的“天文学”分析。按照他的说法，有证据表明，耶稣基督“毫无疑问”是在公元368年3月20日被钉在十字架上，并最终幸免于难的。莫洛佐夫将两本自己作品的精美插图版送给了莫洛托夫，并且还满怀深情地分别写下了“送给亲爱的莫洛托夫同志并致以真诚问候……1925年11月”以及“衷心赠予我深深尊敬的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同志……1933年1月”。第一本中的最初几页被粉色墨水大量标注，在关于早期基督教异端和教派的章节，空白处打着很多问号。而后一本书压根都没被翻开过。

莫洛托夫的藏书中，还有一些关于近现代历史的文件、书籍。在《俄罗斯沙皇制度的终结——一位前宪兵部队指挥官的回忆录》（1923年，于彼得格勒出版）中，到处都是铅笔标注，整本书几乎快要散掉，有趣的是，我在第162页和163页之间又发现了一根头发。莫洛托夫拥有一本《1914至1917崩塌前的帝国：尼古拉二世文件》，一本1914年至1917年间末代沙皇与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之间的热情而又世俗的书信集（英文版），以及收录了1894年至1914年间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其表亲德皇威廉（称呼前者为“最亲爱的尼基”）的通信的集子。藏书中还有一份关于1921年第一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大会的报告，这大概是对热姆丘任娜从南方回归莫斯科的纪念品，其导言作者则是自由爱情倡导者亚历山德拉·柯伦泰（曾形容莫洛托夫“充满灰色和奴性”）。

莫洛托夫用一支铅笔重新整理了关于1921年苏共十大的作品（证明了苏共以新经济政策的形式重启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名字出现在这些书籍封面上的人们大多数在30年代被杀害，其中有托洛茨基、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索科尔尼科夫、格奥尔基·皮亚塔科夫、米哈伊尔·托姆斯基、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扬·茹祖塔克。茹祖塔克是一位拉脱维亚共产党员，曾担任莫洛托夫的副手。当他1937年被送往卢比延卡监狱时，是被捕党员中级别最高的（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被捕标志着“大清洗”的新阶段——任何人都不安全了。茹祖塔克曾与莫洛托夫有着密切关系，是他在人民委员会理事会中的助手，也是其与“托派分子”作斗争的盟友。他曾经为我手上这本1927年版的《苏共十大讨论纪要》单行本作序，称重开辩论的原因在于揭示托洛茨基理论立场的不当之处，以及他与列宁在政治路线上的区别。茹祖塔克被捕后在折磨下表现出了勇气和绝不屈服的精神，而莫洛托夫却对此态度冷漠，也从未忏悔。直到今天，他依然以这种“不作为”而著称。“我个人很了解那家伙，”他回忆道，“一个不错的人……可直到他死的那天，我才明白他太热衷于为自己家庭谋私利了……”附和着托洛茨基关于“布尔什维克优越性”的呼吁，莫洛托夫称茹祖塔克“已不再为真正的革命事业奋斗”，而是总与女人厮混在一起。他还记得与其他几位政治局成员探访卢比延卡监狱时，曾听到茹祖塔克对于遭受折磨的申诉。“他看起来受到了残酷的折磨，”莫洛托夫谈道，“但我们不能凭个人感情行事。”

在许多书籍的扉页上都有“致莫洛托夫”之类的字样：“给亲爱的莫洛托夫同志”、“给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给备受敬爱的莫洛托夫同志”、“衷心赠予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给伟大的斯大林同志最亲密的伙伴——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以表达作者F·康斯坦丁诺夫诚挚的爱和深深的敬意”、“给亲爱的伊里伊奇同志最杰出的战友——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来自一位满怀感激之心的后辈，你的兄弟，维克托·格尔曼”、“带着希望之心和党内同志的敬意，送给伟大的莫洛托夫，A·K·阿齐兹恩（1917年入党）”，等等。同阿齐兹恩的书一起送给莫洛托夫的，还有一封落款“以共产主义者名义祝愿”的写于1927年11月的信。当时正值莫洛托夫在苏共十五大上做了关于农业集体化的报告。自称党代会中“农民代言人”的阿齐兹恩，对书中的小错误进行了慎重的修改，还担心书在发行之后会因为不能被按时送到莫斯科而起不到作用。莫洛托夫的藏书中有许多20年代末期关于农业和农民的著作，那时党内正在就农业集体化步伐进行激烈辩论。其中一本是A·波尔沙科夫的《农村：1917至1927》，老布尔什维克米哈伊尔·加里宁为该书作了序，而引言则由伟大的东方学家S·F·奥登堡（这个名字我在从前与此几乎无关的研究中便已熟知）捉刀。书中夹了一张纸条，写着这样的话语：“敬爱的莫洛托夫同志！听说您对当代农村相关问题很有兴趣，恳请您收下拙作。向您致以同志般的问候！A·波尔沙科夫，于苏维埃第一大楼402房，1927年4月。”

“我本身来自农村，却不怎么了解农村生活。”莫洛托夫在经历了那场苏联农村的血腥运动之后曾这样说道。苏共十五大后，莫洛托夫被派往乌克兰探访乡村。他在晚上乘坐专列，被格别乌严密护卫。他曾经回忆道：“我事实上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去征粮的，我用了任何能用的办法。”在这场造成了数十万人或被流放或失去生命的强制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运动中，莫洛托夫表现得比苏共其他高层人物更加积极。他的藏书中有一本1928年出版的《集体农庄运动的过去、当前任务和重要性》，作者用颤抖的双手和红色墨水在扉页上写着这样的话：“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如果你能阅读这本书并且写下您的意见的话，我会非常感激的。A·米特罗法诺夫，1928年6月17日。”1928年夏季，财政副部长摩西·弗兰金曾向政治局写了一封抗议信，在信中他抨击了莫洛托夫对于富农阶层的极端敌意。（弗兰金也是一位来自俄国南方的犹太布尔什维克，1922年搬进三号公寓73号房。他喜欢拿一些犹太段子跟列宁开玩笑。）他警告中央委员会：“除了一小部分贫苦农民之外，整个乡村地区都在跟我们作对。”四十多年后，莫洛托夫对楚耶夫说：“我记得那个叫弗兰金的家伙，他非常直率。我很了解他。他是一个正直而敢于公开对抗中央委员会的人……”“那么他的结局如何呢？”楚耶夫问道。“我想他跟右翼分子走得太近了。”莫洛托夫答道，然后不再谈及细节。（弗兰金于1937年被捕，1938年被枪毙。）莫洛托夫藏书中还有一本阿齐兹恩以个人名义赠送的《苏维埃农村的地租关系》。这本书的编辑是雅科夫·雅科夫列夫，此人后来担任了全联盟集体农庄委员会主席，1928年1月曾在坦波夫协助莫洛托夫开展更严苛的征粮工作和对于富农阶层更残酷的镇压。当1930年莫洛托夫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负责人时，热衷于集体化的雅科夫列夫成为他的农业部长。30年代末，雅科夫列夫被牵涉进了针对布哈林而精心设计的案件，1939年3月被枪毙。

斯宾格勒曾写道：“只有考虑到藏书者所处时代的特征，才能理解他们的灵魂。” 部分藏书被毁很久之后，甚至直到他失势之后（这也许才是主要原因），莫洛托夫终于领悟到了真正藏书者的悲哀。考虑到1917年莫斯科这座资产阶级的城市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抗拒，以及“起义”过程的极端漫长，莫洛托夫想起了一位叫做亚历山大·阿罗塞夫的人，“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1905年，莫洛托夫被父母从北方的故乡送往喀赞上技校时结识了阿罗塞夫（他是一位当时刚成立的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成员）。那一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国内爆发罢工和暴动，莫洛托夫（当时仍叫斯克里亚宾）开始对激进政治思想产生兴趣。1909到1911年间，他与阿罗塞夫都被流放到沃洛格达地区。按照莫洛托夫的回忆，阿罗塞夫从那时起“成了一位作家”。两人的友谊一直保持到30年代后期。1937年夏天，阿罗塞夫被捕之前，曾经给莫洛托夫打过一个电话。而后者听到老友的声音后却两次挂断了电话。阿罗塞夫拨了第三次，告诉莫洛托夫，他能听见他的呼吸声。就这样拨了数次之后，莫洛托夫说了两句话，告诉阿罗塞夫说自己会帮忙照料他的孩子们。后来，洛托夫曾经感叹道：“我保存了一些他的著作，包括他的自传。我真是够蠢的，居然把这些书全都给了他大女儿。”仿佛失去“一位密友”对他来说无关痛痒，反倒是失去藏书更让他难受。甚至到1955年阿罗塞夫被平反后，他依然为当年送书的“愚蠢冲动行为”后悔不已。

在1937年11月，斯大林在一篇祝酒词中表示：“我们要消灭每一个敌人，如果他是个老布尔什维克，那我们就诛其族人。对于任何在行动上和思想上意欲反对苏维埃国家团结的人，我们都要加以消灭。”在那些一小撮于大清洗时期（巅峰期从1937年夏天到1938年初冬）依据“政治局第00447号令”签署了近400份死刑判决书的人里，莫洛托夫签署的数量最多。他一共签署了373份判决（甚至比斯大林本人签署的还多11份），让43 569个人从世界上消失。1937年12月的一天，莫洛托夫、斯大林和安德烈·日丹诺夫就签发了2274人的死刑判决书，而且正是莫洛托夫提出了按名单执行死刑的建议。他个人还将某些名单上的“监禁徒刑”改成了死刑，也养成了不在人名下、而是在数字下划线的习惯。

莫洛托夫晚年每次提及党内同志被“清洗”的事，都表现出一种与他为自己的藏书（也就是我从他故居地板上收集起来的这些破卷残页）反复细致编号时完全不同的冷漠态度。当别人向他问及为什么不写回忆录时，他回答说：“我对谁在什么地方说了什么话或者谁和谁打了口水仗不感兴趣。”有人提起另外一位他所熟知的布尔什维克时，他的答复是：“我不记得了。谁在乎呢？……谁也不能记住所有的事情。”斯大林的追随者们都养成了这种“能力”——刻意抛弃记忆，遗忘过去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事情。

莫洛托夫的藏书中有许多大卫·梁赞诺夫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作品。他后来被流放到萨拉托夫，想必他不会知道他被这样评价：“他知识渊博，读过很多书。但就像列宁曾经说过的，‘这个人像个乱七八糟的图书馆’，他的脑海里混杂着各种思想，却成了个糊涂的家伙……这种人能堪何用？”肯定有人对莫洛托夫说梁赞诺夫（他曾经就斯大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拙劣运用表示蔑视）在生命最后阶段变得多么喜欢讥笑别人。估计梁赞诺夫会这样说：“我很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在建设一座城市、一座公寓时如何得到运用。可他又堪何用？”梁赞诺夫于1937年被捕，1938年被枪毙。

在其他方面，莫洛托夫也表现出了一位走火入魔的藏书者对于其他人财产权的漠视，比如他无意间承认的，曾得到许可从列宁图书馆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创作的大量小册子转移走，其中不少后来被他占为己有。本雅明描述道，这位对书籍极度痴迷的“书虫”将“有借无还作为得到所喜爱书籍的方式”，守护自己宝贵的藏书，并对于“催其还书的所有提醒充耳不闻”。莫洛托夫拿走了图哈切夫斯基的书，因为他不赞成赫鲁晓夫为这位聪慧而魅力非凡的将领恢复名誉的行为。图哈切夫斯基曾因“参与托派分子阴谋”，受到布琼尼元帅领衔的法庭的审判，与许多红军精英们一起于1937年夏天被枪毙。正是由于莫洛托夫的暗中侦查——出于清除军中的“破坏者”的需要——才导致了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高级官员的被捕。与其他人一样，莫洛托夫没法记清所有这些被“清洗”的同志们的遭遇——有太多故事可记——但一定能想起他们为了从贝洛布罗多夫那获取图哈切夫斯基的罪证而拷打、折磨他达数月之久。对贝洛布罗多夫进行折磨的命令来自最高层；虽然莫洛托夫到死都矢口否认，但他的确于1937年签署了一份批准这次刑讯逼供的命令。苏联内务部内卫部队（NKVD，秘密警察1934年改用的名称）头目尼古拉·叶若夫，将其前任贝洛布罗多夫“令人不满”的供词交给斯大林过目。斯大林命令对贝洛布罗多夫刑讯逼供，以求得到“真正的供述”。30年后，莫洛托夫在图哈切夫斯基的文章中读到了这样的内容；“有人说他被人拖着经过走廊，嘴里喊着，‘我是贝洛布罗多夫，告诉中央委员会，他们虐待我！’”莫洛托夫读这些文章，一方面是为了找图哈切夫斯基的罪证，另一方面是因为，且如他自己所说，“读天才的作品总是令人兴奋的”。他对于好好阅读这些书籍的渴望，甚至与要将它们的作者定性为“人民敌人”的渴望一样强烈。可惜的是，他没能从那些小册子里读到任何“有启发性”或是令人激动的内容，而是轻蔑地发现，里面都是一些对于党内领导的颂歌、“德国必将失败”之类的陈词滥调，以及对于斯大林、伏罗希洛夫以及他自己（莫洛托夫）长篇累牍的引述。其实在莫洛托夫看来，图哈切夫斯基的所谓“阴谋”最多不过是有可能凭借军权先发制人而已。他曾经这样说服自己：“图哈切夫斯基并没有方向，依我看他会转向右倾……所以在1937年干掉他是有必要的。”

对于不可知的事物缺乏耐心，有时是“书虫”们的特质。这些人更热衷于书本的出版日期和类目数字，以及它们所能提供的各种明确的知识。每当莫洛托夫提及他和他的同志们似乎出于历史必然性而进行的那些杀戮以及维护独裁制度“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原则”的困难性时，这种失去耐心的特质就会体现出来。他曾经表现出极为罕见的真正的疑惑，并提出这样的问题：“谁会去维护那些‘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原则’呢？人们并不总是想要它的，甚至在内心深处是反对它的……没有谁生来就是纯洁而没有任何罪恶的。”

莫洛托夫的藏书中有一本很特殊的小册子。那是1942年他从伦敦完成外交使命、与英国达成反希特勒同盟协议后，在最高苏维埃发表演说的文稿（类目号码11531号）。在书上，他亲自用工整的笔迹写下：“给波利诺希卡（波利娜的爱称），你的维亚切斯拉夫。”对于一个将自己的一生首先奉献给历史的人来说，这肯定是其夫妻间具有重大意义的纪念品。

在某些书中，也有一些非常私人化的家庭生活痕迹。比如，一张残破的纸上画着一棵冷杉树，树下是装着礼品的盒子（正是莫洛托夫提议恢复一度被禁的新年杉树传统——当然，庆祝的不是圣诞，而是新年），纸上有纵横排列的“法西斯主义的危机”的字样，仿佛猜字游戏的答案一般；一个破损书签，上面只写了“罗宋汤”这个词（晚年的热姆丘任娜时常把大蒜切碎放进甜菜汤里，而这也是斯大林曾经很喜欢的做法）；还有一份维辛斯基1952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内容涉及如何避免爆发核战争，稿子背面用铅笔写着“门把手、装镜子的架子、浴室衣架”。

*  *  *

初窥过莫洛托夫的藏书之后，我走到街上来呼吸点新鲜空气。就在刚刚，性格活泼的清洁女工莱娜打断了我的独处时光。她是来清洁走廊地板以及书上的灰尘的（费奥多罗夫认为书籍可以让亡者复活），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把那些书都重新放回了书架。我站在罗曼诺夫巷和沃斯季申卡大街交界处的街角公寓旁边，望着三号公寓里莫洛托夫故居书房的窗户，脑海中全都是类目编号（紫色标记下面是那些曾经哀求莫洛托夫饶命的人的姓名）。绕着克里姆林宫的围墙，车流来回穿梭，加速迅捷的德国汽车一辆辆从这里上坡，驶出我的视线。

我望向了路对面的列宁图书馆。据说1945年从柏林元首地堡中带回的希特勒头盖骨碎片，仍然被藏在那座图书馆中。1939年5月，策划了两年之久的斯大林，任命莫洛托夫取代世界主义者、犹太人李维诺夫担任苏联外长一职。直到秘密警察包围了其位于库兹涅茨基桥24号的办公室，李维诺夫才知道自己已被解职。与秘密警察们同行的还有前来接管工作的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依据斯大林的指令，莫洛托夫的首要任务是清理外交部中深谙外交事务、精通外语的犹太人，代之以对外交一无所知、从未与外国人打过交道、只会说俄语的俄罗斯人。在他与三国同盟毫无结果的交涉中，莫洛托夫曾经坐在安置在高处讲台上的一张大桌子前，接见了英国和法国大使。而两位使节只能远坐在低处的椅子上，翻阅着手上的文件。到8月底，莫洛托夫和他的德国对手里宾特洛甫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字时斯大林在场）。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的这一条约包括一项“秘密协议”（莫洛托夫至死都否认其存在），在波罗的海地区和波兰划分了两国的“势力范围”。9月，苏军入侵波兰；翌年3月，莫洛托夫（与政治局其他人一起）批准了贝利亚的申请，在卡廷森林处决了所有波兰军官，共计22 000人。

那年晚些时候，莫洛托夫在柏林与希特勒共进了晚餐。希特勒向莫洛托夫提出由两国“瓜分世界”。他大声责骂英国（说它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岛，却已经拥有半个世界，还想将剩下的半个也收入囊中……这不合理”），而且没吃肉，也没喝咖啡或者酒精之类的东西。莫洛托夫回忆说：“在我看来他就像是一只坐在我身边吃草的兔子。”但在他看来，希特勒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对后来被收藏在列宁博物馆的那个头盖骨的主人曾经的想法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像拿破仑一样，希特勒也梦想着摧毁莫斯科，然后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这座城市的废墟之上。莫洛托夫指出：“电影和书籍将他塑造成一个疯子，一个狂人。可那并不是真的。虽然他受自身的自负和荒谬个性所累，导致思维狭隘而迟缓，但事实上他是个特别聪明的人。”

第三章 蒸气浴

愿您蒸得愉快！

俄罗斯祝福语，通常用于洗过蒸气浴之后

在我初到莫斯科的几年间，一直全身心投入于学术。但每个周五，我都会去桑杜诺夫斯卡娅澡堂，与那些搓澡女工们一起度过。在阴暗而芬芳的澡堂之中，一周以来在东方研究所图书馆中艰苦阅读的疲劳都随着喷涌而出的蒸气一扫而光。自打莫斯科公国那时候起，来自英国的旅行者们就对俄罗斯神秘的浴室文化颇有兴趣，因为这些东西代表了西方人对东方神秘文化的想象。最终，我对那家图书馆渐渐丧失了兴趣。我对俄罗斯东方主义的研究把我带进了一个“装满镜子的大厅”，无数种方向的幻象让我不知所措。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波斯诗歌的使者之风”对我已不再起作用。于是我放弃了最初的学术理想，但洗蒸气浴的习惯却延续了下来。

一个星期五的傍晚，我在澡堂的更衣室里看见对面皮椅上坐着一位只穿了一双塑料拖鞋、双腿在半空晃来晃去、手上拿着一本大厚书的女子。那位女子身材娇美，肤色健康，臀部一侧纹着一只蝴蝶。或许还是出于研究学术的职业敏感，我想试着去看清那一大厚本是什么书。原来她阅读的是一本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我怎么能确定呢？因为我最近在库茨涅斯基桥地铁站附近的一个围了很多人的书摊上买了一本一模一样的。

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出身于邮政工人家庭、自学成才的斯宾格勒正在慕尼黑一间狭小的公寓里，以强烈的使命感进行着创作。当幸存的士兵从爆发了革命的俄国返回时，斯宾格勒富有历史预见性的作品《西方的衰落》正好迎合了时代思潮，赢得了无数读者。在俄国，这本书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兴趣，并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立刻被以《欧洲的日落》为名译成了俄文版。斯宾格勒对于俄国的印象来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对大草原之于俄国人民族灵魂的影响抱有一种诗人般的担忧。他的“文化形态史观”，以有机的、宗教性的“文化”与机械的、超越国界的“文明”之间的区别为基础，重新勾勒了俄国人的弥赛亚主义。西方世界的衰落，是其历史循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步。古老俄罗斯的传统民族性格，永远无法适应包含公平、自我实现、物质化的都市等特征的西方文明。资本主义和议会制与俄国的国家构造无法协调，“莫斯科公国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沙皇制，甚至到今天都是唯一适合俄国的制度”。欧洲文明能从俄国身上学到的，只有对于所爱逝者的敬畏。斯宾格勒预言，下一个千禧年将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基督教精神。

初到此地时，出于强烈的占有欲，我购买了大量廉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杰出文化思想家的著作。像“奉行尼采哲学的反动分子”斯宾格勒（苏联时代给他的定性）一样，这些人的作品在70年间也未能得以出版。在俄国学术界，由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有这样一场讨论先是被中断，然后又改变了方向；其主题是：东方、西方、俄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斯宾格勒的著作很快被扔在了皮椅之上，因为这时有个膀大腰圆的妇女光着身子从浴室那边闯了进来，大声叫道：“姑娘们，上蒸气了！来蒸一蒸吧，美人儿们！”女客们从更衣室的各个角落站起身来，裹上浴巾，用浴帽胡乱包住头发，鱼贯走进浴室。远处站着一位澡堂女工，她戴着一顶红军骑兵帽，用手扶着木门，引导女客们进入蒸气浴室。有个穿着人字拖的瘦小女孩一边用眼睛偷偷地从帽檐下向外张望，一边跟着人群一起走着。她的母亲大声告诉她要坐在泡着桦树枝条的浴盆边的大理石板上，等蒸气弱了再进去。一位上岁数的女士惊叹道：“这小姑娘真勇敢！”“从小就要教她们怎么洗蒸气浴。”接话的是一位带穆斯林头巾的年轻妇女，她浑身裹着浴巾，已经躺在升起的木台上；而其他女客们还在说笑着一步一步走上台阶。因为蒸气的缘故，许多人都弯下腰来。之后，大家都舒舒服服地在地板上找到了属于各自的位置，用浴巾盖住头。

“准备好了吗，美人儿们？”澡堂女工一边问，一边关上了蒸气浴室的门，并划了个十字，“蒸气的劲儿可不小呢！”有人低声表示同意。于是女工打开了炉口，金属天窗发出了沉重的响声。“上帝保佑你们啊！”女工说道，紧接着就听到冷水浇在了热炉石上，蒸气应声而至。随着流到炉石上的水越来越多，房间里也越发闷热了。“就这么点儿吗？”“不错哎，淡啤酒味儿！”这时，女工又问：“姑娘们，蒸气够多了吗？”“不，还是太少。”大伙普遍这样回答。终于，女工关掉了所有的蒸气窗，“这蒸气刚刚好。”“没错没错，非常好，谢谢你！愿上帝保佑你！”刚才那位上岁数的女士说道。她的腿上没盖浴巾，隐约可见一条条静脉纹路。整个屋子蒸气缭绕，仿佛毯子一般覆盖着并肩躺在木板上的人们。“美人儿们，你们的皮肤都会柔滑细腻，心灵也会善良悲悯的……”澡堂女工一边说着，一边向天花板上浇了最后一瓢水，“下一股蒸气会很柔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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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的空气在他们的头顶集聚”，普希金在其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描述了这样一个香艳的画面——一群美丽少女服侍着一位年轻的可汗，为他卸下沾满征尘的战甲和金盔，摘去利剑和马刺，引领他走进一间“奢华的俄式蒸气浴室”。她们让他躺在喷泉之间昂贵的金毯之上，有的用玫瑰精油为他按摩四肢，有的为他乌黑的头发涂上浴液，还有的用香水蒸过的桦树嫩枝轻轻撩拂着他。可汗很快便迷失在这安逸的温柔乡之中，把梦中情人俄国公主柳德米拉忘到了脑后。

普希金初游南国时，创作了这首《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这首诗通过大量对于东方式休憩与享乐的想象，描述了俄式蒸气浴的氛围。当诗人来到莫斯科时，与朋友们一起造访了当时极尽豪华的桑杜妮澡堂。不过按照桑杜妮澡堂的民间传说，他的造访更多的是与男伴们一起饮酒作乐，而不是享受美女服侍和玫瑰精油。那时，凯瑟琳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译者注）的随从、倾尽家财建造这座澡堂的伊丽莎白·桑杜诺娃还健在。桑杜妮澡堂是莫斯科上流人士聚会之所。在英语俱乐部和季奈伊达·沃尔孔斯卡娅沙龙流连的人们，会到澡堂里来，在熟练的搓澡工的服侍下接受蒸气浴，在装着镜子富丽堂皇的更衣室里躺在铺着毯子的皮椅上休息，或是饮用伏特加、香槟和淡啤酒以消除疲劳。当时甚至有用香槟来冷却灼热的炉石的风俗。普希金在特维斯卡亚大街“欧洲旅馆”一套“脏兮兮的两居客房”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几十年后，年近百岁的演员伊凡·格力高洛夫斯基，对吉尔亚罗夫斯基讲起，普希金曾经“穿着袒胸的银色蒙古长袍”，“享受美妙的蒸气浴”。像很多莫斯科演艺界人士一样，格力高洛夫斯基是桑杜妮澡堂的常客，每次来都要带上他的伏特加小酒壶，他这个喝酒的习惯是跟“轻骑兵诗人”丹尼斯·达维多夫学的。有一次，达维多夫从蒸气浴室中满足地走出来，一屁股坐在格力高洛夫斯基对面的皮椅上，颇有气势地喝下一杯亚力酒与橘味伏特加调成的酒，然后借着酒劲吟诵他朋友普希金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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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蒸气变得轻柔，女客们抖落身上的湿布，变换着姿势——或是双腿交叉，紧抱双臂蜷缩着坐在地板上，或是在高一些的长凳上伸展全身，轻轻挠着胳膊。有些人开始走出蒸气浴室，汗流浃背，喃喃自语。而这时那个小姑娘出现在台阶下面。与阴暗沉静的蒸气浴室不同，高大的冲洗室被白色的灯光照亮，到处传来人们肆意的交谈声和潺潺的水声。女客们有的从石制浴盆中舀起冰水浇到身上，有的气喘吁吁地从浴桶中爬进爬出，有的则拉动链条，让水从高悬于墙上的木桶中瞬间倾泻而下。塑料挂帘后面，隐约可以看见有个搓澡工弯着腰为一位全身伸展的女客擦着泡沫。更衣室里，坐在我身边的女子正往胳膊上抹着棕色的砂状油膏；她面前的桌上摆着许多法国产的化妆品，其间有一盒奶油和一罐鲜咖啡粉——原来她拿来涂抹的东西就是用它们调出来的。

如果斯宾格勒看到这一切，会如何评价呢？在其鸿篇巨制中，这样的洗浴方式又代表什么呢？按照斯宾格勒的记述，自彼得大帝时代始，古老的俄罗斯传统便如同融化的岩浆一般，被铸入了既有巴洛克风格和启蒙精神、又有19世纪城市文明的奇特铜范之中。俄罗斯城市“风格怪异”，仿佛“人迹罕至”的大地上的痈疮一般，“虚伪、不自然、说服力不足”。斯宾格勒写道：“莫斯科没有真正的灵魂。”这座围绕克里姆林宫而兴起的城市，是一座“模仿之城”——“其中上流社会的精神是西化的，而底层民众则带来了乡村的灵魂。两者之间缺乏理解，没有交流，亦无法相互包容”。

斯宾格勒并没有来过桑杜妮澡堂。在这里，古代俄罗斯的原始风俗，藉着19世纪城市华美的石质结构存活了下来。在它存在的漫长的历史中，莫斯科城欧洲化的上流社会与俄罗斯乡村文明便一直都在进行着交流，两者之间亲密接触，甚至能相互包容。无论河与林、雪与火，蒸气浴的风俗已经超越了环境本身。在斯拉夫人的古老传说中，神明们可以借由蒸气浴获得神力。人们相信，饱含香草味道的蒸气可以驱魔除疾。11世纪西班牙-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布·乌拜德·阿巴德·阿拉·巴克利曾经描述过木制房屋里的石炉，古代“罗刹人”将水倒在上面，在空中挥舞着干树枝，抽打着身体。创作于12世纪早期的《原初编年史》，记载着使徒安德列（按照东正教说法，1世纪时，这位“圣者”曾从耶路撒冷来到此地）对于古代斯拉夫人在木质蒸气浴室中所作所为的观察：他们点燃炉火，将淡啤酒浇在火焰上，用嫩桦树枝条抽打躯体直到痛得无法忍受，然后跳进冰冷刺骨的水中——他们将其称为“洗浴”，而非“折磨”。

无论何种社会阶层，在俄国人生活中的所有重大事件中，洗蒸气浴都要排在首位。原始的乡村蒸气浴室被称作“黑蒸气浴”，有时候农民们会在自己的小茅屋中将水泼到炉子上，来洗蒸气浴。而王公贵族们则会在每个周六安息日之前洗蒸气浴作为准备。皇家蒸气浴室一般采用柔软的酸橙木加以装饰，这是一种没有气味且不会产生碎屑的软木。博雅尔们可以通过在蒸气浴室最高层忍受超常的热气来表现自己的勇敢，期间或许还能得到用桦树枝条抽打王子的特权。16、17世纪，许多外国使节和游人们曾经目睹（有时也会亲历）东道主的洗浴风俗。一位驻沃洛格达的英国使节评论道，在这个冬季漫长而缺医少药的国度，蒸气浴是防病的唯一方式。1720年，彼得大帝颁布敕令，授权为社会各阶层建立蒸气浴室。在他的“仿造之城”圣彼得堡，如果公共浴室采用石头建造（斯宾格勒所说的永恒象征变成了实际存在的空间），可以免税。这位曾经在巴登巴登和卡尔斯巴德享受过温泉的沙皇，认为推行澡堂建设政策可以改善全民族的健康水平。当有人提及增加为大众服务的医生数量时，他这样答道：“不，不，对于俄罗斯来说有澡堂就足够了。”

至18世纪中叶，古老的蒸气浴习俗已演变成一种城市定制。公共澡堂的泛滥引起了人们对于公众道德伦理水准下降的担忧。伊丽莎白女皇统治时期，男女混浴被禁止。40年后，在凯瑟琳大帝治下，曾经被普通无视的法令变得更加严苛，细节上更加严谨，规定女人须在早晨洗浴，而男人则要在傍晚，这引起了广泛不满。

在欧洲六个国家求学过的葡萄牙籍犹太医生安东尼奥·里贝罗·努奈斯·桑切斯，曾将鲜有记载的俄罗斯蒸气浴民间风俗整理成启蒙时代医疗科学的一部分。在其就蒸气浴室写成的论著中，桑切斯这样写道：“我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俄罗斯帝国。如今我已人近暮年，除了详述这个国家的居民亘古相传的洗浴风俗，似乎也没什么别的用处了。”桑切斯曾在荷兰的莱顿市师从人文学者、医师赫尔曼·波哈夫（彼得大帝1715年在荷兰时，曾经拜此人为师）。为了寻找优秀医师，俄国政府找到了波哈夫，正是他推荐了桑切斯。他于1731年进入政府部门担任医疗大臣。很快，桑切斯开始为军队服务，在战争中协助部队。1736年俄军进入南部城市亚速后，他记录了城中的土耳其浴风俗。他的名望扶摇直上，并去了圣彼得堡，在那里侍奉皇室。桑切斯在48岁时罹患眼疾，拿着宫廷抚恤金、带着皇家科学院荣誉会员资格离开了俄国。他在巴黎定居，投身于研究事业。一年后，他的抚恤金和科学院荣誉会员资格均被剥夺。他的朋友、皇家科学院负责人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伯爵（那位将街角公寓卖与尼古拉·谢列梅杰耶夫伯爵的拉祖莫夫斯基伯爵的父亲）在提及这一突发的贬黜事件时解释说，伊丽莎白女皇在内心深处无法忍受有人“打着摩西和旧约圣徒的旗号”混迹于她的皇家科学院里。之后，桑切斯继续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也悬壶济世为穷人治病，并且拒不接受在巴黎的俄国贵族的私下馈赠。那些年他发表的唯一作品，是一篇关于梅毒起因与治疗的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此外，除了众多未发表的医疗文献，他还留下了一篇题为《犹太民族受压迫的起源》的论著。凯瑟琳女皇统治时期，桑切斯的抚恤金得以恢复（女皇15岁时得了一场致命疾病，桑切斯曾为其治疗），但他的皇家科学院的成员身份却未能恢复。至死，他再也没回过俄国。

桑切斯所写的《论俄式蒸气浴》，是一部关于情殇的著作。该书1774年出版于巴黎，很快被译成众多欧洲国家文字，包括俄语。他在书中对于那个排斥他的国家的风俗大加赞美。凯瑟琳大帝亲读了该书，并在宫廷中传阅，对他所主张的“这种俄国农民传统风俗应当成为欧洲文明的一个高贵部分”表示赞同。桑切斯写道，在远离俄国的境况下，他心灵上的安慰之一，便是幻想着探访那些澡堂，并科学地描述其优势所在。他确信自己在蒸气浴中找到了一种神秘的魔力，四分之三的已知药物以及几乎所有药剂师的处方，都可为其所替代。按照桑切斯的说法，俄式蒸气浴的独特魔力在于蒸气的持续补充。当水被浇到炉石上，其中火焰和泥土的成分得以释放。赤裸的躯体完全舒展，接触到蒸气并被渗透、滋养；皮肤得到放松，体液得以增加和循环，浊气下降，血脉和呼吸变得顺畅。洗浴者开始发汗，四肢和各器官体验到最愉悦的放松，能够进入最甜美的睡眠。从眼部感染、消化不良、月经不调，到狂犬病、天花和各色花柳（桑切斯认为这是俄罗斯帝国最泛滥的健康问题），蒸气浴可以缓解各种病痛。新鲜的蒸气甚至还可以减轻失眠、愤怒、忧郁、荣誉受损等导致的不悦，因为身体得以平复，阴阳得以调和，坏心情一扫而光。另外，他还提到桦树枝条、蜂蜜、醋和淡啤酒是蒸气浴疗法的必备之物。伟大的古代医者圣贤们，如希波克拉底、伽林和帕拉塞尔苏斯等，都了解蒸气的强身与治愈功效。但自从基督教势力兴起并决心扫除一切异端之后，蒸气浴在欧洲便绝迹了。只有在气候严寒、缺医少药、异教风俗得以幸存的俄罗斯，这一风俗得以凭借其现实功用存留了下来。因为帝国的力量仰仗人口的活力，桑切斯建议在所有城镇和乡村都建立并维持洁净、廉价的蒸气浴室，并将其纳入强力部门的职责范围。

在奢华度适中的桑杜妮澡堂，桑切斯所描述的洗浴风俗仍然在照章进行。“第二蒸”之后，女客们开始闪进冲洗室，她们被蒸得通红的背上还粘着灰色的树叶，而桦树枝条已经伤痕累累、变得柔软不堪。最后的女客离开蒸气室之后，澡堂女工喊道：“姑娘们，祝你们健康！”更衣室里，收音机低声播放着意大利流行歌曲。挂满镜子的前厅里，按摩师和美发师正抽着时髦的香烟。趿着拖鞋的侍者送来了啤酒、大虾、肉汤煮水饺、绿茶和蜂蜜。我旁边的女客已经进入了桑切斯所津津乐道的那种甜美睡眠。她躺在皮椅上，双腿交叉，把斯宾格勒的那本书当成了枕头。

斯宾格勒曾在《城市与人》里的一篇富有想象力的文章中写道：“借助思维的力量，智慧成为了无意识生活的替代品，虽说精妙，却苍白而枯燥。”城市，包含视觉、智慧、金钱、紧张感以及因果报应，而乡村则意味着生命力、本能、天赋、宇宙的节奏以及命运。所谓历史，对于斯宾格勒而言，指的是城镇兴衰的有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镇从原始的易货中心，成为“文化之城”，最后成为国际都市，“然后，注定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文明化的巨型城镇与文化的灵魂根基（通常跟地形、地貌密切相关）渐行渐远。按照斯宾格勒的想象，在绵延四方的房屋的“海洋”中选一处高塔，从塔尖向下望去，贵族们对旧时代的理解和观念必定会被破坏与重建的循环所摧毁。他认为城镇的兴衰轮回，“揭示了自然发展的终结和人造体系的发端，以及集聚作用不受限制的变化过程”。如果一个懵懂的农民发现自己来到城市之中，“无助地站在街道上，什么都不懂，也没人理解他，只会被人们当做小丑，或是种粮食的角色”。

在整个有关桑杜妮澡堂的故事中，既有本能、生命力和命运，也有金钱、眼界和智慧，两者旗鼓相当。事实上，如果斯宾格勒看到1810年的莫斯科，看到如春笋般拔地而起的砖制建筑，会描述出怎样的城市轮回呢？这究竟是文化的绽放还是消亡的开始呢？

桑杜诺夫的真名是西尔维奥·桑杜克利。他出生在莫斯科一个格鲁吉亚贵族家庭，在波尔沙亚格鲁齐纳区长大。波尔沙亚格鲁齐纳区是当时莫斯科城里的一个新兴社区。格鲁吉亚伊梅列希王国的瓦赫坦格六世被伊朗人废黜之后，他的追随者们来到俄国，建立了这个社区。1790年，俄罗斯的第一个“贵族蒸气浴室”在波尔沙亚格鲁齐纳开张，任何负担得起费用的人都可以去洗澡。这家澡堂卫生条件很好，价格昂贵，更衣室也有暖气，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俱乐部一般舒适惬意。与其他格鲁吉亚流亡者一样，桑杜诺夫的祖父摩西·桑杜克利会怀念第比利斯的澡堂，以及源源不断从地板上冒出的含有硫化铁、气泡丰富、具有治愈作用的温泉。被星探招到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剧院之前，桑杜诺夫在彼得罗夫斯基门附近的一家剧院为一位来自英国、名叫默多克的演艺经纪人工作。由于其舞台上的形象生动而大胆，桑杜诺夫被认为特别擅长表演狡猾的仆人。

桑杜诺夫开澡堂的启动资金，来自他那更加天赋异禀的妻子，伊丽莎白（人称“利桑卡”）。她是一位音域宽广的女中音歌唱家，一位多才多艺的女演员，深得凯瑟琳大帝恩宠。1790年，有着一双黑眼睛的伊丽莎白在其处女秀中扮演了爱神埃莫的角色，女皇亲临聆听并送给她一枚钻石戒指，装戒指的天鹅绒首饰盒里夹着一张纸条，写着：“既然你昨天唱到了丈夫，那么这枚戒指就送给你的新郎吧。”天王星（音译为“乌兰诺斯”）被发现之后，女皇给这位女歌手起了一个艺名“乌兰诺娃”。利桑卡与西拉·桑杜诺夫结婚时（此前她拒绝了无数诡计多端的老男人的殷勤），凯瑟琳女皇送给这对美眷一份贵重的嫁妆，包括她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曲和一大堆钻石。

后来桑杜诺夫夫妇回到莫斯科，继续表演生涯，并定居在如今大都会酒店所在的位置。两人都被尼古拉·谢列梅杰耶夫伯爵雇佣，为其农奴剧场训练演员和歌手。利桑卡向普拉斯卡维亚传授了表演和发声技巧。后者悲惨死去之后，利桑卡在众多富有的观众面前表演了一首农家民歌。歌中讲述了普拉斯卡维亚与伯爵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是利桑卡从谢列梅杰耶夫家的农奴们那里听来的。凭借变卖钻石换来的钱，桑杜诺夫一家投身房地产市场，在涅格林纳亚河和萨莫特约西尼运河（后干涸被填埋）之间买下了一块地。在寻访过格鲁吉亚（当时有些地区在俄罗斯治下）之后，西拉·桑杜诺夫决定用那块地干些什么。他在宫廷期间曾经读过桑切斯的著作；但当时莫斯科并不需要高加索地区那种具有治愈功效的温泉。到了1802年，当亚历山大一世决定在整个帝国建立石质澡堂时，无数拥有暖气更衣室的澡堂似春笋般出现在莫斯科沿岸以及滩涂、溪水和小河流地区（如尼西申卡、哈皮洛夫卡、涅格林纳亚等）。桑杜诺夫决定在城中建立一座最高档、最昂贵的建筑物，以体现植根于东方文化的风俗和奢华。从外表看，他的澡堂并不起眼，但其内部陈设如宫殿般华丽，悬挂着镀金框的镜子，大厅的柱子采用大理石材质。其他俄式蒸气浴室摆放着的都是硬质椅子，而桑杜诺夫的澡堂里用的却是柔软的皮椅，满足了人们洗过蒸气浴后小睡一下的需要，同时椅子前还有供陈列食品的茶几。侍者为客人提供干净的浴巾，以及专业的洗浴和梳妆服务。莫斯科城中那些早就成为桑杜诺夫夫妻俩戏迷的富人们对此欣喜不已。将军、警长、大权在握的城市官僚们成了澡堂最早的顾客。富人们在独有的“专属”蒸气浴包间里享受，并有专门的仆人服侍。新娘们在婚礼之前也会到这里的包间里用银浴盆洗澡。不过澡堂真正的收入多来自普通区，城中的平头百姓们只要花两个铜板就可以享受蒸气浴了。

澡堂开张不久，贪图享乐、挥金如土的桑杜诺夫便到高加索地区享受温泉去了，把利桑卡一个人丢在了莫斯科。他回来时，他们的婚姻土崩瓦解了，据传其原因是家庭暴力、彼此不忠、事业上的竞争以及财产分配不均。在涅格林纳亚河对岸开了一家脏兮兮且入不敷出的澡堂的女商人阿芙多季娅·拉玛吉纳，一直坐山观虎斗。直至1812年，法庭裁定桑杜诺夫澡堂应当出售，所得由夫妻二人平分。没读过书但极具商业眼光的拉玛吉纳买下了这座澡堂，并将其命名为“桑杜妮”。

在斯宾格勒看来，1812年拿破仑军队打进莫斯科后，整座城市被付之一炬，是“单纯的人们强大力量的象征”，体现了“一种对于异教徒和外邦人的马加比式的仇恨”。俄罗斯并未做好城市化的准备。俄罗斯“本应该延续没有历史的状况达数代之久”，但1814年亚历山大一世胜利进入巴黎之后，其整个民族“被迫进入了一种古代俄罗斯人无法理解的虚幻造作的历史之中”。于拿破仑入侵之前十年建造的桑杜妮澡堂采用石质结构，在1812年的战火中幸免于难。在19世纪的莫斯科城中，这间基于一位西班牙籍犹太医生的研究理论、承载着一位格鲁吉亚演员梦想与野心的澡堂，理所当然地成了市民和俄罗斯古老习俗的庇护所。

人们在蒸气浴室里是赤诚相对的，一切种族和社会阶层的差异都消失在蒸气之中。吉尔亚罗夫斯基就城乡间澡堂工人的流动进行过描述。通常，澡堂工人都来自梁赞、图拉、查莱斯克等附近地区的固定的几个村庄。他们会戴着尖顶帽、揣着怀表回到家乡，选出一些小伙子到城里的澡堂做工。这些几乎没什么文化的年轻人们每人会得到一双新草鞋、两套粗糙的内衣，还有一张通常填着虚假年龄的聘书。已经在莫斯科落脚的亲友们会帮他们梳洗打扮停当，并传授在城中生活的方式。这些小伙子们将要学习倒淡啤酒、绑树枝、为客人抽背等等。之后，他们会先在更衣室里给理发师打下手，学习修剪指甲、剜鸡眼，学会向上流人士献殷勤，并在澡堂复杂的小费分配制度中拿捏好自己的地位。有些人会成为浴池工人，只穿着一件短围裙，每天赤着脚从黎明忙到午夜，清扫冲洗室，释放并更新蒸气。

在普希金创作了《阿兹卢姆游记》之后，桑杜妮澡堂通过雇佣亚裔工人并引入羊毛搓澡巾和肥皂泡沫等风俗，变得进一步东方化了。1829年俄土战争期间，在穿越格鲁吉亚的路上，普希金于天使报喜节那天探访了第比利斯的豪华澡堂。令他欣喜若狂的是，当他经过之时，那些“可爱的格鲁吉亚姑娘们”虽春光乍泄却毫不介意，依然说笑个不停。服侍普希金洗澡的是一位名叫哈桑的鼻子扁平的蒙古人，这位哈桑让他平躺在石头地板上，将他的四肢扭得嘎巴作响，拉拽着他的关节，还用力捶打着他。“亚裔澡堂工人有时会进入一种癫狂状态，”普希金记述道，“他们会在你的肩上跳来跳去，用脚踩你的肋骨，在你的背部舞蹈，不过结果还是好的……”然而非俄罗斯籍澡堂工人在桑杜妮仅仅时兴了一阵；相对于蒙古人那种拳打脚踢式的服侍，莫斯科人还是更喜欢被桦树枝条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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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身边的女客睡着时，旁边另一位女客蘸着酸奶油吃起了樱桃饺子。她说这是莫斯科最棒的小吃。之前我就在桑杜妮澡堂经常碰到的一位鼻子形状很精致的亚美尼亚女子，正在向她的同伴展示用丝瓜瓤擦身体的技巧。“先蒸一会儿，蒸完了擦一擦，然后再蒸一会儿，再擦一擦，”她一边传授着心得，一边摆着姿势，“这样你的皮肤就会像我的一样既干净又完美了。”一位侍者坐到我身边，偷偷（事实上声音并不低，大家都能听到）向我推荐着那些非常规的服务项目，如加新鲜薄荷的特级好茶、头皮按摩或是使用最粗壮的桦树枝条和橄榄枝抽身。桑杜妮澡堂新安装的计算机记账系统打破了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交易方式，但其雇员仍然在想办法绕过这一系统。

斯宾格勒发现：“每一种文化对于金钱都有其独特的考量。”桑杜妮澡堂是卖掉了利桑卡那些御赐钻石之后才得以建立的，尔后它很快就被城中由那些白手起家的资本组成的快速增长的网络所裹挟，陷入投机和贿赂的怪圈。19世纪中叶，莫斯科澡堂行业的领军人物是商人彼得·波尔尤科夫。此人曾经在桑杜妮澡堂做过工，借由为有钱人打肥皂泡、抽身和擦身的好技术，迅速聚敛起一笔财富。波尔尤科夫名下的一些澡堂名声很差。妓女们会在特弗斯考伊林荫道或拉赫玛诺夫巷拉客，然后把客人带到萨莫特约西尼澡堂的包间里，那里的窗户都被漆成白色。当时桑杜妮澡堂已经易主，新东家是木柴业巨头伊凡·弗尔萨诺夫。波尔尤科夫将桑杜妮澡堂租下，凭借其对澡堂行业的丰富经验以及对金钱的渴求，他废除了西拉·桑杜诺夫留下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奢侈陈设。银浴盆都被换成了木制品，有窗帘的隔间被全部拆除，墙上的镜子也消失了。波尔尤科夫的经济实力使其得以在城中收购更多的澡堂，他还和其他同行竞争，以求在克里姆林宫附近区域兴建澡堂，为此他专程驾马车去沃斯季申卡大街的杜马大厦递交申请，填写各种市政当局所需的文件，并对官僚们加以贿赂。

19世纪60年代自由派诗人彼得·舒梅切尔认为，澡堂蕴含着珍贵的自由理想和兄弟情谊。他的体格壮硕得过分，还深受痛风之苦，但他的那些俄文诗中每次提及洗蒸气浴和桦树枝条抽身的经历时，都饱含热烈的激情。他描述道，让疲惫的身躯躺倒在高高的床架上，放松而舒展，感受着浆果味道的蒸气，被树枝抽身，仿佛自己成了“澡堂里的贵族”，整个人都飘飘然起来。他会在桑杜妮澡堂睡上几个小时，然后把抽身用的成捆树枝带回家当枕头。精神上的疲惫和困扰会一扫而空，可以带着一身轻松和祥和离开澡堂。他有一首描写人们在“沃尔科夫斯基澡堂”中彼此平等的诗歌，政治讽刺意味太浓，以至于无法出版，只能在非法集会上交手相传。由于其性格过于激进，舒梅切尔晚年只能在谢列梅杰耶夫家族的接济下度日，冬天窝在苏哈列夫卡华丽的养老院里，而夏天则作为伯爵的门客居住在谢列梅杰耶夫家族属地库斯科沃的“荷兰别墅”里。

契诃夫年轻时，据说曾居住在桑杜妮澡堂旁边。他将这里当成了讽刺作品的背景，因为人们的社会身份在澡堂里会变得无足重轻。契诃夫1885年用化名首次发表了《在澡堂里》，作品描述了莫斯科城市生活彼此独立的两个侧面。蒸气浴室为城市居民讨论生活中的八卦提供了场所。商人、神父、外族人和贵族们在一起洗浴、梳妆，讨论金钱、婚姻、时代道德和理念。所有的人都赤诚相见，很难辨清彼此的身份，一切都只剩下言语交流。

在契诃夫那个年代，桑杜妮澡堂仍然是一个将金钱、艺术和商业与最简单的肉体欲望结合为一体的地方。19世纪最后十年，关于东方式乐趣和戏剧性魅力的浪漫梦想重新回到了澡堂之中。弗尔萨诺夫曾居住在位于普里奇斯滕卡大街的贵族式别墅里，享受着精美装潢和仆役的服侍。此外他还拥有一座名为斯雷德尼科沃、原本属于莱蒙托夫的庄园。弗尔萨诺夫的女儿、同时也是其在莫斯科全部财产的继承人维拉·沃罗尼纳，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年轻女性，在普里奇斯滕卡别墅拥有一处沙龙。沃罗尼纳的丈夫名叫阿列克谢·冈涅茨基，是一位子承父业的短号手，具有时尚眼光，喜欢怀旧并热衷于洗蒸气浴。冈涅茨基夫妇决定按照决定奢华的思路重建桑杜妮澡堂，将其打造成一座融汇东西方风格的快乐宫殿。

为实现这一目标，夫妇俩阅读了大量材料，从当时流行的《蒙塔古夫人书信选》，到皇家军事医学院的学生们关于蒸气浴影响消化、胃酸、血红蛋白水平、母乳分泌、体重等的研究论文，无所不包。冈涅茨基遍访了欧洲的洗浴圣地，并邀请维也纳的建筑大师福莱登伯格来到莫斯科。福莱登伯格曾读过桑切斯的著作，且专于澡堂建造。

经过无数官僚式的拖延与阻挠之后，1894年，莫斯科市政当局终于批准了福莱登伯格铺张的建造计划。提供资金支持的维拉·沃罗尼纳，宽容而谦和地让外人认为是她丈夫资助了这项工程。规划同时建造两座楼，一座两层一座三层，包括一处豪华的商店和装潢精美的公寓。建筑结构以拱门和圆柱组成，装着铁闸格窗，饰以马型浮雕和海泡石琢成的女性塑像，房顶呈圆形塔状，房子周围有三处封闭庭院和一个喷泉。房子内部设有以玻璃天花板遮蔽的游泳池。发电机、蒸气锅炉和油料供给被安置在一栋单独的房屋之中。这是莫斯科城中第一处全部以电力照明的建筑。市长签署这份计划之后不到一周时间，工人们便开始拆除普希金曾经光顾过的旧的桑杜妮澡堂。当时正值初春，路上的行人无不驻足，看着砖石尘埃弥漫在涅格林纳亚河畔。

冈涅茨基想要加快建筑进度，于是他与福莱登伯格发生了争执。后者不满于冈涅茨基的草率和他对于艺术的无知与低俗品位。冈涅茨基想要的是将各种风格不加约束地杂糅在一起：洛可可式和哥特式元素、马赛克镶嵌、描绘那不勒斯海岸与法国贵妇人的壁画、拜占庭圣像、罗马式裸体提灯雕塑、路易十四式的镜子、模仿土耳其和阿拉伯风格的大厅以及文艺复兴风格的读书角。1896年2月，澡堂锅炉第一次运转，热水通过管道流向四处，发电机也被开启，周围街区都感受到了它的强大魅力。

冈涅茨基一家从普里奇斯滕卡大街搬到了新建筑里一套拥有11个房间的公寓中，从那里可以窥视整个兹万纳斯基巷。那是一条山上的窄巷子，如今经常停着一些黑色的吉普车——车主都在桑杜妮澡堂里洗蒸气浴。唱诗班曾为整座建筑诵经祈福,神父为蒸气浴室施洒了圣水。在建筑靠近涅格林纳亚河的一侧的一层，有一家出售高档乐器和自制乐谱的商店。很快，以前喜欢跟兄弟尼古拉一起经常光顾老桑杜妮澡堂的契诃夫，携妻子奥尔加搬进了顶层的一套大公寓。当时他的身体状况欠佳，很少出门。

新的桑杜妮澡堂常常接待演员、音乐家、作家和记者，还有莫斯科商界的各色名流。侍者们都穿着粉色和紫色绸缎服装。为富人们冲洗过身体的水，会被循环到底层穷人们洗澡的“五铜板区”。作曲家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和歌唱家菲奥多·夏里亚宾会到维拉的公寓来创作音乐，然后去澡堂洗蒸气浴。似中世纪骑士鲍卡伊尔般强壮英俊的夏里亚宾曾表示，他的嗓音在这家澡堂里听起来比任何剧场都要好。与此同时，用妻子的财富经营着事业的冈涅茨基，对建造玻璃屋顶的商场产生了兴趣，并雇佣了当时重回俄罗斯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福莱登伯格，来设计一条连接涅格林纳亚大街和彼得罗夫卡大街的商业街。

如同桑杜诺夫夫妇的婚姻一般，维拉与阿列克谢·冈涅茨基之间的关系也因为金钱和忠贞问题产生了裂痕。维拉甚至雇佣了夏里亚宾的一位贴身保镖，保护自己不受丈夫的侵害。她不让丈夫进入自己任何一处房产，改回了娘家姓“弗尔萨诺娃”,并接管了桑杜妮澡堂。且不论这位澡堂老板娘知晓与否，那些澡堂包间很快又变成了藏污纳垢的下流之所，充斥着妓女和嫖客。1918年，桑杜妮澡堂被没收充公，在苏联时代以“格斯巴尼第一浴室”的名字继续开放经营。而维拉·弗尔萨诺娃则一直在莫斯科逗留至1930年，后在夏里亚宾的帮助下移民去了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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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气浴之乐沁人心脾。在这个早春微寒的夜晚，我走出澡堂，来到涅格林纳亚大街——这条街道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一条已被填埋的河流。我感觉神清气爽，仿佛内心依然滚动着澡堂的热气，而躯体则要抵御这城市的纷扰、尘埃和寒冷。此时此地，在这座城市所独有的一座石头宫殿之中，昏暗如斯。“愿您蒸得愉快！”俄罗斯人会对刚洗完蒸气浴的人说这样一句话。其实很难准确阐释这句话的意思，但这的确是一句最到位的祝福语。契诃夫敏锐地感受到，蒸气浴有其专属的复杂语言，包含一系列让人一听便知的动词与介词，可以清晰表述肉体与炽热蒸气之间的关系。

我走过了中央银行。那是一座黄色的金融宫殿，建于冈涅茨基向市政当局申请重修桑杜妮澡堂那个时期。天上飘着小雪，雪花在昏黄的路灯光晕里缓缓舞蹈着，最后落到行人的脚边和汽车的轮下，化作泥浆。华灯初上，那些石制建筑和它们的装饰物散发出奇异的光芒。路对面，涅格林纳亚大街和彼得罗夫卡大街之间的商业街上，各种店铺依然售卖着各色皮货、绣品和珠宝，橱窗里衣着光鲜的假人模特在霓虹灯的映照下，吸引着城中的红男绿女；借着他们的身体和物欲，金钱得以在整座城市运转。走过冈涅茨基的商业街，有着黑色玻璃窗的汽车在时尚咖啡厅门外停成三排，司机们斜靠在座椅上，睡得正酣。

在路口，我转到了库兹涅茨基桥的方向，漫不经心地走在两旁满是银行和奢侈品店的街道上。沿着波尔沙亚·季米特洛夫卡大街经由彼得罗夫卡大街、涅格林纳亚大街和罗热迪斯特文卡大街，一路走向波尔沙亚·卢比延卡大街。库兹涅茨基桥路的名字，原意为“铁匠桥”，是为了纪念一条当年横跨涅格林纳亚河的桥梁。1812年之前，莫斯科城最棒的法国商店就在这条路上；这里是城中的法国移民区，被称为“奢侈品与时尚圣地”。当拿破仑的军队打进莫斯科时，对法式的香水店、皮货商、女装店、珠宝店和糕点店进行了保护，使其免受大火之祸。我走过了罗热迪斯特文卡大街，原为英格兰·巴黎宾馆的洋房现在已经归属了科学院的东方研究所。我曾在莫洛托夫的藏书中出乎意料地找寻到一本由S·F·奥登堡作序的关于农村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小册子。奥登堡以研究佛学而闻名于世，他曾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在克伦斯基的短命政府中担任过公共教育部长。1917年10月以后，他与布尔什维克当权者合作，负责公共启蒙工作。从1930年起，他任职于东方研究所，直至1934年去世。他为那本书做的序言，表达了对原始的俄国乡村（他将之与印度农村对比）在全新政治制度下，得以觉醒并且分享历史文明成果的希望。

在库兹涅茨基桥24号，也就是这条路与波尔沙亚·卢比延卡大街相交的街角处，之前的几个世纪一直都是艺术与商业的繁盛之地。当24号还被称作“戈里钦大楼”（那位戈里钦王子占据此地之后）时，在这里可以买到饼干、甜食和药用醋。1812年后，莫斯科大学一位叫做雷斯的教授在这里开了一家保健矿泉水店。波修瓦剧院外喷泉的雕刻者I·P·维塔利，曾于19世纪初住在这座楼里。19世纪50年代，一楼的店铺主要出售植物、种子和英国铁器；至19世纪末，俄国最大的光学制品、测绘用品和医疗器具零售商施华毕尔在此开店营业，旁边分别是一家照相馆、一家玫瑰花店、一家名为“赛马师俱乐部”的内衣店，还有一家叫“焦糖王”的糖果店。

1918年，库兹涅茨基桥24号被新政府接管。在1952年斯大林为外交部在斯摩棱斯卡娅大街建立“结婚蛋糕”（指克里姆林宫对岸七座金顶建筑——译者注）之前，这座四层建筑一直都是外交事务人民委员会的驻地。作为外交事务人民委员（1946年后改称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每天都要在他那张巨大的桃木办公桌前工作16个小时。到24号他的办公室来的访客都还记得，桌上整洁地码放着钢笔、铅笔、尺子和笔记本，还有电话用的电池。墙上则挂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苏沃洛夫、库图佐夫和纳西莫夫的头像，后三位是帝俄时代的伟大将领。

20世纪20年代，分享这座建筑的还有伯利兹语言学校和一家名为“政治红十字”的官方组织。后者专门为囚犯家属提供帮助。后来，在30年代大清洗时期，政治犯的亲属可以到位于24号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接待处”询问他们被捕至亲的命运。从他父亲被捕那一夜开始，直至1948年，V·S·朱可夫斯基一直定期从格拉诺夫斯基路来这里询问父亲的下落。起初，他得到的答复总是一句“他在我们这里”，意思是他父亲被关在卢比延卡监狱。然而后来，桌子后面的军官却只是笑着说：“无可奉告。”朱可夫斯基会问：“为什么呢？”对方会回答说：“事情就是这样。”直到斯大林逝世后，朱可夫斯基才得知自己的父亲已于1940年被枪毙，原因是触犯了刑法第五十八条，犯了“反革命罪”。

卢比延卡，曾经的安全部门总部，就在马路对面。过去，它曾是苏联公民们深深恐惧的所在。1937年，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在格斯巴尼第一浴室的工人中查获了“托派分子”和“破坏者”，随即将他们带到不远处的山上，消失在黑暗之中。波利娜·热姆丘任娜曾在卢比延卡监狱的牢房中度过了数个月，日复一日接受提审，被指控犯有从“串通犹太民族主义者”到“私通轻工业部职员”的各种叛国重罪。在秘密警察部门关于热姆丘任娜的存档中，有一封她朋友佳丽娜·谢列布里亚科娃从古拉格集中营写来的信，还有一封是写给她哥哥（革命后移民美国，改名萨姆·卡尔普，事业成功）的。在她长达四卷的档案中，还有一张她自己亲写的、寄往未知地址的字条：“这四年的孤独生活，我这诡异而糟糕的生命仿佛经历了四番轮回，支撑我活下去的，只有对你的思念。而且，或许你还想拾起我这颗受尽折磨的残破的心……”莫洛托夫回忆道：“安全部门对她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实在太过分了。”每次政治局会议时，贝利亚经过莫洛托夫身边都会对他耳语，告诉他“波利娜还活着”。“她就在莫斯科的卢比延卡监狱，而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就在那里。”

尤里·安德罗波夫作为克格勃头目漫长任期的最后几年，库兹涅茨基桥24号的老建筑被拆除后，在原址上用深色花岗岩、钢铁和黑大理石建起了第二座秘密警察总部大楼。整座建筑宏大而无度，既封闭又平淡无奇，仿佛埃及的金字塔一般，显现出的只有秘密警察部门的强大而牢不可破的权力。1982年，当安德罗波夫（曾经当过克格勃特工的普京当选总统后，其首个任期的最初举措之一就是为此人的纪念碑揭幕）成为苏共总书记后，通过清理山下桑杜诺夫斯卡娅澡堂的腐败行为，开启了他对于整个苏联体制的宏大改革。

第四章 卢奇诺

兹维尼戈罗德（我仍为那美丽的名字而高兴）……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在莫斯科生活了数年之后，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不同社会阶层的俄国人，其生活方式可以清楚划分为在“城市中工作”和“在乡间别墅休憩”。我们在莫斯科河上游卢奇诺的科学院属地找到了一间对外出租的乡间别墅。卢奇诺靠近兹维尼戈罗德古镇，位于莫斯科城西，距离城区一小时车程。当我们第一次见到这套“三号别墅”时，其墙面涂料已显斑驳，走廊长满了死掉的藤蔓植物。女房东妮娜·巴兰迪娜用我们第一个月的房租将别墅漆成了青蓝色，又将她自己居住的原为佣人房的房间漆成了淡黄色。到十月份，她让我们把落叶和松针搂起来烧掉，将灰烬当做肥料施给当年巴兰丁院士（妮娜的父亲）从古拉格集中营返家时她和她母亲种下的小灌木。我们会在外面坐上很久，一边喝酒，一边用枯叶烧成的火堆烤马铃薯。散发松针清香、偶尔会爆出火星的火堆，会冒着烟一直烧到第二天清晨。我们一起拔掉别墅后的荨麻，或是到妮娜从花园通到属地围栏和森林边缘的小路上，砍掉那些碍事的花楸枝条。她会拿我们那条不听话的狗开玩笑，它永远搞不清到底是谁拥有这一切。每天早晨和傍晚，妮娜从村中的圣尼古拉教堂回来，蹒跚地经过花园时，它总是将她当做侵入者，乱跑乱跳，狂吠不止。妮娜的童年时代基本上都在这里消夏的，除了1949年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这段失落的岁月（正是她的少女时代）之外。与许多古拉格集中营幸存者一样，那几年是他父亲从不愿提起的。他第二次被捕之后，被打成了“人民公敌”，他的别墅也被没收充公了。

1936年夏天，阿列克谢·巴兰丁作为“社会危险分子”第一次被捕，被关押在位于沃罗诺沃、由一处修道院改成的布特尔卡监狱。在这间监狱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高级头目们提审、虐待，甚至枪毙犯人。一年之后的1937年，当恐怖氛围达到顶峰时，巴兰丁没有再次被捕——妮娜相信那是一次奇迹（她发现自己的家族在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奇迹般的经历）。巴兰丁的两个学生，“反苏维埃恐怖分子”瓦蒂姆·乌希宁和瓦西里·阿加波夫，在严刑拷打之下，指责他们的老师为意图利用莫斯科大学物理系设备制造爆炸物的托派恐怖分子。结果，巴兰丁被判“行政流放”到偏远城市奥伦堡。他那些声名显赫的同事们曾向莫洛托夫当面请愿；然而妮娜表示，当时莫洛托夫同志对于科学家们的声望毫不在乎（妮娜在对话中称呼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为“同志”）。另一个奇迹则要数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的网开一面了。1939年，维辛斯基个人下令解除巴兰丁的流放，允许他回去研究有机催化剂。而正是凭借该研究项目，巴兰丁于40年代当选科学院院士，荣获斯大林奖，并得到了三号别墅。

20世纪90年代初，当克格勃档案被解密后，妮娜阅读了她父亲的提审记录。在他被关押于布特尔卡监狱和卢比延卡监狱期间，被控犯有“反苏维埃政权罪”，而巴兰丁唯一承认的罪过则是隐瞒了阶级出身。如果他承认了其他任何一项指控，那么妮娜的母亲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斯大林死后不久给他争取到特赦机会的，他也就再不能回到卢奇诺别墅温暖的灯光下了。妮娜曾经不止一次告诉我们，她的母亲为了拯救她的父亲，找到了一位好律师。在被转至一家冶金厂之前，虽然巴兰丁跟众多原子物理学家和王牌飞行员们一起，仅仅在诺尔里斯克的镍矿干了几个月“脏活”，他的健康还是被毁掉了。他与一群普通犯人一起挤在寒冷的囚室里，冬季到来，他的皮帽子却被偷了。有一次为了一卢布与别人发生争执，他肚子上还挨了一刀。当他身陷寒冷的北极地区时，科学界同行们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提及他的姓名和他的理论，甚至在探讨他研究成果的会议上也不可以。

妮娜说，她永远忘不掉那一切。父亲一直停留在她的脑海中。他为她流下了丰厚的房产，包括这处别墅和莫斯科花园环形道上美国使馆对面的一处大公寓。但她却如苦修者一般住在那间被漆成黄色的小屋里，睡得很少，每天按照东正教清规戒律安排生活（她的信仰是苏联时代末期受神父亚历山大·门的教导而形成的）。每当天气趋冷，她的脸都会发红干裂。到了11月，初冬时节，青草枯萎，并在霜冻的作用下逐渐褪去颜色；荨麻的颜色渐渐变深，最终优雅地凋零在一堆堆如纸般轻薄的枯叶上。啄木鸟在松树的高枝上，急切地敲打着树干。妮娜会在鞋子外面再穿上一层胶鞋，还会披上她那件脏兮兮的蓝绿色滑雪夹克，衣帽上残破的人造革里子跟她稀疏的灰色头发几乎难分彼此。她走过花园时的脚步也变得更慢了，仿佛每一步都比之前的更让她疼痛。

正如卢比延卡那充满阶级斗争仇恨气息的提审记录所说，妮娜的父亲出身资产阶级。事实上，阿列克谢·巴兰丁的母亲维拉·巴兰迪娜是一位白手起家的资本家，至1917年，她已经成为一位拥有铁路和煤矿，并在叶尼塞河上经营蒸气轮船（从克拉斯诺雅斯克到北冰洋入海口）的百万富翁。如今，妮娜可以随意赞颂这位来自西伯利亚的祖母了，因为她开明的生财之道促进了其故乡农业的发展。维拉·巴兰迪娜当年曾违背父命，去了圣彼得堡，进入比斯杜谢夫高等女子学院求学，并于1893年取得了化学硕士学位。她结识了很多革命民主党人，比如她非常崇敬的奥尔加·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员格莱布·克日希兹汉诺夫斯基（1922年曾与莫洛托夫一起在沃斯季申卡大街上的党中央书记处工作，后来又成为莫洛托夫在人民委员会中的副手之一）的妻子季奈伊达·涅夫佐洛娃。后来维拉嫁给了一位自然科学家，并随他一起去了巴黎。她时常去听巴黎大学的讲座，并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回到西伯利亚之后，受到学生时代形成的进步思想驱使，维拉·巴兰迪娜创建了一所免费女子学校、一座“人民图书馆”、一家剧院，以及一间专门出售最新艺术与科学著作的书店。她建立了化学实验室，还组织了探矿队。她在西伯利亚东部发现了钻石矿，并在阿巴坎地区找到了丰富的煤矿资源。在那里，她开了许多煤矿，并建立了一座城镇，命名为“切尔诺格尔斯克”，即“黑色的大山”。她的煤矿都是电力驱动的，井下与地上以甬道和铁轨相连，一直通向叶尼塞河畔的港口。她还建立了医院、磨坊、学校、矿工图书馆，类似的设施很快就遍及西伯利亚各地。1912年，维拉·巴兰迪娜成为财政部铁道建设委员会中唯一一位女性成员。一个春天的下午，我们在别墅的走廊欣赏荨麻丛中盛开的百合花时，妮娜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她可怜的祖母知道自己创建的城镇在斯大林同志治下变成了让囚犯们下井干活的古拉格集中营，她会说些什么呢？

维拉·巴兰迪娜在家中为自己的孩子们设立了一个化学实验室。阿列克谢·巴兰丁后来曾回忆道，虽然在西伯利亚很少有人从事科学事业，但那里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供其研究，以期造福人民。他在莫斯科完成了学业——那是一所开明的预科学校，是俄罗斯第一所此类综合院校，是一个严谨而催人上进的学校。有一堂课上，一位古怪的地理老师忘记了自己是在教一群学生，激动地试着解释起欧内斯特·卢瑟福关于原子结构的发现来：“我亲爱的先生们，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也是一项意义超乎寻常的事件……”当时年仅18岁的巴兰丁，在准备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时，曾经这样写道：“化学的原理”是“世界的基础”，化学是“进入神秘自然的道路”，可以“凭借放射性物质拓宽人们对于神秘现象的认知”。

总有一些聪明的头脑对于自然奥秘的探索比别人更深，在得到乐趣的同时也会达成深刻的理解。建于40年代末的卢奇诺别墅群曾经的主人们，拥有许多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和自然效应。以妮娜的邻居、二号别墅玛利亚娜的父亲列宾德尔院士为例，虽然他在卢奇诺地区更多是以采蘑菇的爱好、网球场上的风采和他所种植的装饰用树木著称，但丝毫不妨碍人们将一种黏性液体体积缩小的特定过程称为“列宾德尔效应”。当我听说附近的兹维尼戈罗德中心曾经研究过大气湍流对于光线漫射的影响时，脑海中回忆起的只有去年春天在墓园中所见的美丽的彩虹。“光线在传播过程中遇到物体遮挡会发生散射”，这类理论能让我想到的，无非就是试图刺穿这片茂密森林的阳光，它照耀着每一棵树，融去树枝上的积雪，在正午时分的树梢上打出一圈圈光晕。

卢奇诺聚居地位于莫斯科河上游的一座小山上。我们经常会花上几个小时在这里散步，沿着河岸边的一条小路一直走下去，再从峭壁下森林的边缘走回来。在这里，光影与万物千变万化。夏末时节，河水看上去有些朦胧，在炎热天气下显得疲惫不堪，许多地方完全看不出色彩，只有表面泛着耀眼的光芒。河的下游，一条筏子在水面上一动不动，水雾朦胧，映出渔人的侧影。夜里一场暴雨过后，土地依然冒着热气。草丛中结着数不清的蜘蛛网，在风中颤动，郁郁葱葱的苜蓿草被水珠压得抬不起头来。河对岸的灯芯草散发着潮湿的味道，农田另一头的村庄在雾霭中早已消失不见。

对于物质世界的神秘运转机制研究颇深的安德烈·萨哈罗夫，童年时期曾在兹维尼戈罗德古镇周边的乡村度过一个个漫长的夏天。一开始是在杜妮诺，与“人丁兴旺且热心肠的俄罗斯化的德国家庭”乌尔默一家在一起。那户人家有的成员是医生，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律师，大多数在30年代被捕并遭杀害。随后，萨哈罗夫来到了卢奇诺，常常在河边的森林流连忘返。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宁静而富有诗意之地的夏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一生中最大的快乐，就是在树林里仰面躺着，透过枝桠望向天空，听夏虫轻鸣，或是背过身来观察草丛和泥土中的生物，任凭太阳把自己晒成一个黑小子。萨哈罗夫对于童年夏天的粗略回忆，还包括报纸上对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案的报道，以及维辛斯基“同以往一样，充斥着残忍和虚假的辞藻”的结案陈词。后来，萨哈罗夫成长为一名原子物理学家。1948年，当德国战俘们依然在卢奇诺修筑别墅时，他加入了科学院的一个精锐研究团队，在贝利亚（该项目的上一任负责人是莫洛托夫，但他无法掌控这一精密的项目）的监督下研究制造热核武器的可能性。

五年之后，萨哈罗夫再一次背身趴到了大地之上，不过这次是在距离卢奇诺很遥远的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他怀着一颗敬畏之心，观察苏联的氢弹实验，他扯掉了护目镜，以便更好地观察随蘑菇云一道腾空而起的紫色烟尘。一时间大地震颤，天空变成了骇人的青黑色。萨哈罗夫曾说，投入这一项目的研究后，他突然感觉自己变老了。

莫洛托夫的藏书中，有一本布莱克特的《战争研究：核武器与常规武器》（1962年出版于伦敦）被批注的地方很多。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大概七年时间里，苏联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阴影里——美国可以对苏联的城市进行大规模毁灭性攻击，而苏联却无法做出同量级的反击。”莫洛托夫用铅笔给这句话加上了深深的下划线，并在旁边做了一个大大的标记。他批注道：“为了替西方人脆弱的良心和他们蓄意要消灭俄国千百万男人、妇女和儿童的计划辩护，他们就得把苏联说成是天生好斗而邪恶的。一旦一个民族自身的安全仰仗于某种武器，那么它在情感上就必须要相信，世界上存在一个绝对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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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奇诺，其地名来源于丘比特与生育女神的女儿卢西娜的名字。此地自19世纪末以来，便与生物学和医学联系在了一起。1884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契诃夫成了兹维尼戈罗德（意为“响铃之城”）古镇附近一家乡村医院的医生，他在这里度过了那个潮湿的夏天。那一年，他的朋友、画家艾萨克·列维坦也在兹维尼戈罗德工作，用画笔纵情描绘着当地无尽的绿色风景，用白色和金色点缀着美丽的牧场，并勾勒着森林的暗影。莫斯科企业主、慈善家瓦西里·亚昆契科夫（为莫斯科艺术学校的建设提供了资助）的女儿、艺术家玛利亚·亚昆契科娃，也曾在兹维尼戈罗德消夏并作画。在她父亲于19世纪60年代购入的贵族庄园韦坚斯科耶，玛利亚·亚昆契科娃曾经招待过列维坦、契诃夫和作曲家柴可夫斯基。1884年，韦坚斯科耶被谢尔盖·谢列梅杰耶夫伯爵买下，为他的女儿玛利亚·谢列梅捷耶娃作嫁妆。

20世纪初，契诃夫在医学院的三位同学在河上游被森林覆盖的山上开出了一块地（也就是卢奇诺别墅区现在所处的位置），在沙质土壤上分别建起别墅。他们都具有19世纪晚期莫斯科知识分子的那种融合了自然科学、自由政治思想和艺术气质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乡村小别墅的闲适生活中得到了发扬，对契诃夫的生活和创作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三座别墅中，著名外科医生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古罗什耶夫的位于最上游位置。他以“格拉格尔”为笔名，在莫斯科的期刊上发表戏剧和美术评论，是列维坦最初的伯乐之一，且就这位画家的《兹维尼戈罗德时代》有过两篇专门的论述。格里高利·罗索里摩的别墅则占据了河上游的制高点。作为一位儿童心理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罗索里摩就“儿童的个性”、“儿童的音乐天赋”以及“将来的儿童”等课题发表了许多文章。1922年，他与高尔基一道被召进列宁的郊外别墅，服侍这位身体不适的党的领导人。罗索里摩的朋友中，包括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托尔斯泰、马克西姆·高尔基、康斯坦丁·巴尔蒙、柴可夫斯基和画家瓦伦丁·谢罗夫都曾经是他的座上宾，契诃夫、米哈伊尔·左琴科和诗人特费都曾经在他举办的晚会上朗读自己的作品。

罗索里摩的继子、法定继承人谢尔盖·斯卡多夫斯基是一位流体生物学家，也是“理化生物学”新学科的创始人。他娶了N·S·斯佩兰斯基的女儿。（斯佩兰斯基是一位皮肤病学家，也是契诃夫的同学，卢奇诺地区最早的度假客。）有趣的是，斯卡多夫斯基又颇具表演天赋，且小有名气。曾有一次，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听到他诵读契诃夫的一部短篇小说，非常欣赏，竟劝他放弃生物学，去莫斯科艺术剧院试试。1910年，斯卡多夫斯基在剩下的地皮中买下了很大一块，建立了一座私人流体生物学实验中心，内含数间实验室，专门研究淡水生物。这座建筑后来成了莫斯科大学的一部分，现在被称为“生物站”，是俄罗斯基因科学研究的中心。1941年冬天，红军与德军隔河对阵时，这里的许多建筑都被烧成了灰烬，有些后来得以重建，其中包括罗索里摩的37号别墅，他的后人现在依然住在那里，但只有那酸橙树、网球场、门柱和以契诃夫命名的林间小溪保留了最初的样子。斯卡多夫斯基死后，遗体就葬在了妮娜家别墅后面的山上。

卫国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里，斯大林宣布，为了表彰他们在击败希特勒斗争中的功绩，要将莫斯科最好地段的避暑别墅的所有权，授予俄罗斯最有名望的教授和院士们。别墅由阿列克谢·舒塞夫（列宁墓以及莫斯科其他众多地标建筑的设计者）设计。为了彰显所有者不朽的荣誉，这些别墅的样式大致相同，依照芬兰风格，不规则地分布在绿树环绕的山上，由德国战俘们建造，全部安装东德产卫生间洁具。几年之后，为了奖励在苏联原子弹项目中立功的科学家，又在此建造了更多的别墅。此地曾有一组雕像——列宁端坐于河岸，头部歪向站在一边的斯大林，河滩上还躺着斯大林的大衣。玛利亚娜·列宾德尔保留着一封她父亲1952年收到的信，信中转达了科学院负责人谢尔盖·瓦维洛夫的指示，要求附近的每家住户在一个星期之内向别墅区居委会或中央银行兹维尼戈罗德支行捐赠500卢布，以为领导人建造雕像。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过“秘密报告”之后，斯大林的雕像被拆除了，只留下列宁的雕像，以及那件扔在河滩上的大衣，依稀可见当年高压暴政的蛛丝马迹。30年后，所有的雕像都消失了，却未曾激起一丁点感伤之情。

“生物站”，作为那个时代更具魅力的不朽遗迹，虽说维护欠佳，但依然受到别墅区住户的喜爱。去年2月份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我曾滑雪到那儿。当时天空一片湛蓝，枝桠交错的冷杉树上雪越积越多，在阳光照耀下仿佛褪去了忧郁的外衣。冷杉树之间，有时也能看到赤条条的白桦。偶尔会有风裹挟着树枝上的雪粒，在空中碎成一片白色的尘埃。比树梢更高的地方，一座水塔在锈迹斑驳的铁架支撑下依然屹立在那儿。两条狗兴奋地看着这冰天雪地，翘着尾巴一路跑开，为我指引着方向。雪积得很厚，它们一边慢慢跑着，一边相互追逐嬉戏。其中一只杂种狗咬住了另一只德国牧羊犬的脖子，直到后者发出求饶的声音为止。我在路边的布告栏停了下来，阅读着科学院就别墅区物权归属问题内部争执的最新进展。（玛利亚娜·列宾德尔被深深牵涉进别墅区的复杂纠葛之中。这场纠葛反映了整个国家普通的政治现状。）周六晚上，将在一处别墅的花园中召开公共会议进行讨论。一位穿着羊羔皮外套、看上去饱经风霜的老妇人正在清扫她车道上的积雪；几个老住户穿着苏联式毛领大衣、蹬着毡靴，在这寂静的早晨散步。在冬日纯净的天光下，别墅群显露出它们的色彩：淡黄色、青绿色、赭金色、淡粉色。远处有一些新的砖瓦房，但这些木头建造的别墅显得更加朴实无华，围栏早就显得破败，柴棚也已朽坏。屋檐上的瓦片挂着冰凌，如犬牙般歪斜交错，有近五尺长。斯卡多夫斯基别墅的烟囱里冒出烟来，那已经是离“生物站”最近的私人住宅了。那座别墅铁门上的标志是一只站在松树干上的啄木鸟，颇有些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然而并没有谁想要闯进去。这积雪皑皑的陡峭的山上，只有我在这漆成绿色的居民建筑之间滑行。这些房子的窗户颜色都很深，悬挂着破损的尼龙窗帘；有些窗户已经没有了玻璃。歪歪扭扭的公共卫生间在雪地里显得很是难看，门都大摇大摆地敞开着，铰链几乎都坏掉了。我沿着河岸边狭窄蜿蜒的小道一路向下滑去，树木周围的雪堆让我举步维艰。“生物站”的下游部分占据着河边的一片僻静所在。那些业已荒废的建筑被半埋在雪中，仿佛述说着多年之前人们在这里团结一心搞生物学研究的美好往事。一辆拉达牌厢式货车停在一座塌了一半的窝棚跟前，旁边有一架梯子通往一处草棚。一排尺寸各异的铁皮房子泛着青绿色的光影，摇摇欲坠。平台上的罐子还连接着各种管线和阀门。在这一片杂乱无章的建筑中间，有一座木头造的高大房子，前面有桌椅长凳，还有一座小一点的安放着锰铝合金熔炉的三面结构建筑。

在这里，生物学曾经作为一项自然科学得到了蓬勃发展，而斯大林的个人喜好却使它堕落成了一场意识形态的闹剧。并非所有卢奇诺别墅区的居民都是自然科学家，他们中也有些人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在回“生物站”的路上，我在通往七号别墅的路上绕了一圈。这座别墅占地面积比其他多数别墅都大。这座据传镶嵌着雕花木地板的别墅，属于安德烈·维辛斯基院士，为的是回馈他为苏联学术事业奋斗的岁月。然而，1936年老布尔什维克列奥尼德·谢列布里亚科夫（佳丽娜·谢列布里亚科娃的第一任丈夫）被捕之后，维辛斯基得到了谢列布里亚科夫在旁边尼科莱纳戈拉的别墅——之前他对那座别墅的欲望就已经表露无遗了。

我曾在莫斯科莫洛托夫故居的藏书中看到过“维辛斯基”这几个字。此刻，这个名字又出现在这座乡间别墅。维辛斯基于1949年（热姆丘任娜被捕几个星期之后）取代莫洛托夫成了外交部长，并接管了后者位于库兹涅茨基桥24号的两层办公室。从那些“贪图物质享受”的指控来看，维辛斯基似乎是个敏感的人。他死后，人们在他的保险箱中发现了一个红色的文件袋，上面压着一支子弹上膛的勃朗宁手枪。文件夹中是一封前共产国际负责人迪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于1948年写给斯大林的信。喜见自己手下相互争斗的斯大林将这封信交给了维辛斯基。曼努伊尔斯基和维辛斯基曾经在一起工作多年，共同作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两人的著作，一同被堆在莫洛托夫故居书架的阴暗角落里。在那封信中，曼努伊尔斯基对斯大林说，维辛斯基是个懦夫加叛徒，浑身充斥小资产阶级情调，只忠于自身对奢华和安逸的欲念。

维辛斯基被本地县志描写为一位“律师、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长着一张方脸，常常戴着一副黑边眼镜，西装革履，趾高气扬。1939年，“莫斯科公审”结案之后不久，维辛斯基被授予科学院院士称号（苏联学术界最高职称）。他是一个博学的人。作为一位药剂师的儿子，十月革命之前，他曾经在一所预科学校教拉丁文。那是一所传授经典课程的精英学校。在20世纪20年代，在他将精力转向研究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问题之前，维辛斯基曾撰写了一系列畅销书，描绘了人类对于公正美好世界的原始渴望,其中谈到了《伊甸园》，赫西奥德和维吉尔的诗歌、柏拉图的哲学、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理论。由维辛斯基参与起草的1936年苏联宪法，保证公民不受随意逮捕，在公审时面对“只服从于法律”的独立法官有权为自己辩护。但维辛斯基却熟练地将法律变成了国家权力残忍而狡猾的工具。他摒弃了“资产阶级”所主张的“虚伪的悲悯”，规定了以签供画押为最高证据（即便供词是屈打成招而成）的制度。法即国家，国家即法。在审判他曾经的同志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过程中，他的叫嚷让安德烈·萨哈罗夫难以忘怀：“我们的人民要求我们消灭这些讨厌的害人虫……万恶叛徒们的坟茔将长满杂草，永远为诚实的苏联人们所鄙夷……他们想用脏脚玷污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盛开出的最美丽最芬芳的花朵，应该像疯狗一样被枪毙。”在作结案陈词时，维辛斯基将被告们形容为“一撮臭气熏天的人渣……肮脏旧时代的最后余孽”。

居住在维辛斯基别墅佣人房的达希亚·菲斯蒂索娃，从20世纪40年代末直到1994年去世，一直为居住在别墅中的人们服务。对于维辛斯基在苏联法律体系堕落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她应该是一无所知的。在卢奇诺地区居民的回忆中，达希亚是一位善良的好心人，善于在贫瘠的土壤中种植作物，还时常向大家讲述七号公寓里的生活趣事。她竭尽所能取悦主家，清洁房间并将花楸浆果采下来插进花瓶，却从未得到维辛斯基遗孀和他女儿季奈伊达的一点赏钱或是一句感谢。据她说，这对母女孤僻而不合群，对于维辛斯基死后她们被从尼科莱纳戈拉别墅赶出去一事一直耿耿于怀。维辛斯基的遗孀死后，同她父亲一样选择了法学专业的季奈伊达只是偶尔会在夏天回到这里度假。按照达希亚的说法，季奈伊达害怕独自在别墅里睡觉。对这样一个高傲而多疑的人来说，很难找到伴侣。达希亚一直希望能真正拥有自己所居住的佣人小屋，然而季奈伊达说她不想把任何东西赠与任何人。虽然有传言说七号别墅装饰奢华而富丽堂皇，但达希亚表示其实整座别墅装修简朴，许多房间都空荡荡的。妮娜·巴兰迪娜的一位朋友拥有一些从维辛斯基家买来的破旧的藤制家具。对于妮娜而言，维辛斯基永远都是那个将他父亲从流放中赦免的官员。

比起季奈伊达·维辛斯卡亚，达希亚在七号别墅的前一位女主人也好不到哪去。在奥尔加·列别申斯卡娅生物事业的顶峰时期，维辛斯基将这座别墅借给她居住。她在这里从1949年一直住到1952年。当我向妮娜打听列别申斯卡娅时，她眨了眨眼，又摇了摇头。她说，很难去回忆父亲的“失落岁月”，因为回想当时发生的事情令她很痛苦。而达希亚的记忆则清晰得多。“老布尔什维克”列别申斯卡娅在西伯利亚和日内瓦流亡时结识了列宁。她当时自称正怀着一个女儿。列宁问她有什么想要的，她的回答是“我的宝贝要吃龙虾”，于是他便给她弄了一罐腌蟹肉。在达希亚看来，列别申斯卡娅性格暴躁、狭隘且多疑。她甚至会翻垃圾，看看佣人们是否偷吃了她留给宠物的剩饭残羹。列别申斯卡娅的女儿奥尔加·潘泰莱蒙诺夫娜和她的丈夫以及他们收养的五个孩子也居住在这座别墅里。达希亚表示她曾经照顾过两人的亲生子女。他们的母亲作为一名基因科学的强烈反对者，总是表现出想要收养更多孩子、并把他们培养成合格共产主义者的愿望。当我在列宁图书馆生物学著作门类下寻找早已被人遗忘的列别申斯卡娅的作品时，发现了一本与她的身份格格不入的书。那是一本1937年由国营文学出版社“戈斯利提兹达特”出版的长篇小说，名叫《绿色的噪音》，作者是列别申斯卡娅的女儿潘泰莱蒙诺夫娜。她曾在其母亲的实验室里工作，对于自然很有些感触。《绿色的噪音》讲述了几位分别名叫赫尔什、萨拉、旺达、肖洛和法尔施坦的人物在一个寂静的犹太村庄里生活的故事。这本书颇具诗意地引述了圣经般的语言作为结尾：“一切皆空。远方传来了几不可闻的歌声。墓园中的桦树枝条诡异地瑟瑟作响，撩拨着温暖的微风。在银色月光的照映下，大地变成了一片神话般的存在……”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这位作者的母亲吧。与她的同僚特罗菲姆·李森科（将数百名不赞同他观点的科学家送进了监狱或送上了断头台）一样，列别申斯卡娅拒绝接受“资产阶级”的基因科学理论，始终主张照搬马克思、列宁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环境可以决定一切。1948年，在斯大林对于医生、科学工作者以及“无根浮萍般的世界主义者”加以清洗的背景下，李森科和列别申斯卡娅在科学界的势力达到了顶点。当李森科声称他可以用小麦的种子种出大麦时，列别申斯卡娅则夸口说苏联科学家有能力创造全新的生命形式和新的物种。1950年，在苏共召开的一次关于其学说的研讨会上，列别申斯卡娅提出，根据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活的细胞不一定要由其他细胞生成，而完全可以采用非细胞物质合成出来，而且自称曾经观察到蛋黄里的小颗粒生成血细胞。其他生物学家们，那些坚持“科学自主性”的“老知识分子”，自20年代列别申斯卡娅开始研究生物时起，就将她称作“炼金术师”、“骗子”和“不学无术的人”。但革命者的资历却足够让她在苏联科学界如鱼得水。康斯坦丁·季米里亚捷夫（曾住在罗曼诺夫巷谢列梅杰耶夫宫的那位伟大生物学家的儿子，斯大林主义者）曾为她提供庇护，使其免遭“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侵害。在马列主义辩证法“指引”下，列别申斯卡娅找到了“生命的本源”。列宁曾说过，没有哪种事物能够脱离物质世界而存在，而她也可以证明生物的起源没什么神秘可言。她宣称自己的目的在于调查生物体的本质，探究生命的终极问题，“让人们相信，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不会有无法解释的奥秘”，因为“生命本身将会向我们展示其远古的起源，并引领我们探索其自身最深奥的秘密”。列别申斯卡娅表示，她感觉在卢奇诺的别墅里研究“非细胞生物”更方便一些。曾经有一天，她邀请了一些顶尖科学家来到别墅，叫他们从房顶向下观察一只盛雨水的桶，以便见识能够支持她理论的证据。然而除了那一桶黑洞洞的死水，科学家们什么都没看到。但他们即便不担心小命，也要为自己的事业前程考虑，于是他们都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赞叹着列别申斯卡娅的“成就”。

与背景极其相似的阿列克谢·巴兰丁不同，列别申斯卡娅懂得如何背叛她的社会出身、并为自己编制出一套革命者的履历。她甚至把自己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历史，追溯到早年间对于她那位成功的资本家母亲的厌恶上来。列别申斯卡娅出生在彼尔姆（当年以被取名“莫洛托夫”为荣的城市之一）。像巴拉丁一样，她的母亲也是一位通过开矿设厂发家致富的女商人。她的母亲以为矿工建造住宅为傲，而奥尔加·列别申斯卡娅却认为那是一些“在山脚下挖出的如坟墓一般的洞穴，小玻璃窗冒着烟气，门框矮到只有匍匐着才能进去”。在她母亲的煤矿里，“地下深不可测的地方，阴暗而令人窒息，半裸的工人们背着水，拿着鹤嘴锄敲打着采矿工作面”。列别申斯卡娅拒绝享受家中纸醉金迷的生活，去了圣彼得堡学习医学。她阅读了达尔文和马克思的著作，与维拉·巴兰迪娜那样，和同样抱有革命民主思想的女同学们交往。她以红十字会的名义探访了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中的革命者，并嫁给老布尔什维克潘泰尔莱蒙·列别申斯基为妻，在地下斗争中分享甜蜜爱情，过上了用假护照、与电报密码为伍、带着夹层手提箱乘坐货车出行、经常被捕与被搜查的生活，并在一生中都相信自己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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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卢奇诺对于我而言是一处远离城市喧嚣的净土。我喜欢这里空气清新和睡眠安逸的感觉。夏末时节，附近村庄的妇女们会过来这里，出售美味的食品。有用橡树叶、枫树叶和杜松子卤制而成、装在大玻璃罐中的腌黄瓜，还有用香芹喂养的鸡和它们下的黄嫩清白的鸡蛋。有时候，我们会在散步的路上遇到一位牧羊人，她会称呼我俩“小伙子和小姑娘”，还会对我们讲起她故乡摩尔多瓦那些废弃的集体农庄，以及卢奇诺附近的妙处——她的山羊吃得膘肥体壮，能“挤出四大坛还要多的羊奶”。村中商店的顾客们看上去友善又亲切：塔吉克建筑工人们会来购买鱼干、面包和肥皂，他们通常买的都是“最便宜的”；面庞浮肿的酒鬼整个下午都会在角落里的塑料桌子前喝伏特加酒；一个开着日古丽牌黑窗小汽车的吉普赛家庭会一直向我们兜售“价廉物美”的运动服。山上墓园旁边有一座小教堂，是由一位兹维尼戈罗德的黑社会老大在丧子后刚刚重建起来的。我们见证了它从一片废墟到被漆成橙色、重现富丽堂皇的全过程。在苏联时代早期，这座教堂曾被一家乐器厂作为仓库使用，后来被废弃了。妮娜告诉我们，十字架被重新立到教堂穹顶的那一天，她忽然就可以扔掉拐杖走路了。每天的早晨和黄昏，别墅区内都能听到教堂的钟声从山顶传来。另外，在这里还能听到山谷中货运列车的轰鸣、房子外面管道里的水声、林中工人的劳动号子、看门土狗的吠声、春天的鸟叫和蛙鸣，以及夏夜里附近村中的年轻人在河边围着篝火载歌载舞的欢笑声。我仿佛可以再一次感受这里的四季，感受这早已被城市中芸芸众生忘却的冬眠与惊蛰交替的自然节律。

但后来，卢奇诺别墅的历史——它保存的“垃圾”开始让我感到不安。一年冬天，我竟在一个柴堆里找到几张《真理报》，上面有1956年2月份苏共二十大的演讲稿。我会觉得，这别墅里或许隐藏着什么东西，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夜里，总有一只动物在我们卧室上方的阁楼里跑来跑去，当我爬上去观察时，发现上面满是陈旧的科学类书籍、列宁文选、脏地毯和各种无用的废物。虽说都用不到了，但妮娜还是把所有东西都保存了下来。积雪融化之后，甚至还可以看见村头的凹地里堆满了空伏特加酒瓶和褪色的塑料废品。妮娜说她在这里可以做到心静，除此之外她别无所求。到了9月份，她知道可以采摘哪种蘑菇，而我却只认识“毒鹅膏”。妮娜记得她母亲从前会骑着一辆女式自行车去参加“卢奇诺化妆舞会”。她还会写诗，曾经在一首诗中赞美卢奇诺地区的秋天。在另外一首诗中她感叹道，自己再也见不到周遭的一切了；电脑程序员的工作毁掉了她的视力。她患有眼皮痉挛，会不由自主地眨眼。而到了夏天，蚊子又总会不断折磨她脆弱的大脸。

我们在卢奇诺的最后一冬，东正教圣诞夜那天，没有下雪，感觉有些奇异。午夜时分，我跟着妮娜一起去教堂。我俩走出吱嘎作响的后门，绕过从未粉刷过的砖墙，穿过电线杆下的松林，沿着墓地的边缘，越过了凹地里潮湿的垃圾堆。卢奇诺的墓园，有着低矮的铁栅栏、东正教式的十字架、象征共产主义的红星和荧光的塑料假花，是村中维护得最好的部分。冻结的土地踩上去发出一阵阵响声，峭壁上的融冰映着满月和村中电灯的幽光。汽车大灯照着路面墓园两侧的小道上皆是手电光柱和人声。妮娜曾有一次对我提起她的精神导师亚历山大·门神父，说他有时候能在墓园中感受到逝者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一般。此刻我也能感受到它们的存在，仿佛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讽刺名作《布博克》中所描绘的墓地场景——死去的将军、科学家、议员和交际花们在阴曹地府里争吵、闲聊、研究大道理、玩纸牌，仍然可以感知自身及附近的人们在精神上的存在。

亚历山大·门是一位改信东正教的犹太人。他在苏联时代末期曾是一名地下神父。学者谢尔盖·阿维林采夫曾经评价道：“他是被上帝派来给苏联混乱的知识分子阶层传教的。”年迈的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曾受他的洗礼。她经常从莫斯科来到距离首都不远的诺瓦亚·德里夫尼娅村，参加亚历山大·门作为教区神父在他的小木头教堂里举办的聚会。亚历山大·门神父对于自然科学非常有兴趣。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还是一位年轻小伙子的他梦想学习生物学，却因为犹太人身份被大学拒之门外，不得不等待报考皮革学院。他曾经说过：“从童年开始，我就把对于自然的思考放在与神学同样的高度上。我会像走进教堂那样虔诚地进入森林或者古生物博物馆。”对自然的热爱是他人格的一个体现，他认为：“除非基于进化论去以某种方式解读，否则宗教观点是无法得到理性验证的。”这一观点反映到对于时代的认识上，便是他发现科学对物质世界的渗透已经使“自然的毁灭倾向表现得更加明显了”。他相信，热力学理论“揭示出宇宙正朝着背离正常进程的方向发展”。1990年夏天的一个清晨，亚历山大·门神父被人用斧头砍中后脑身亡。当时他正在晨雾中沿着森林小路从家的方向走去城郊火车站。他要去莫斯科，主持斯列廷卡大街上一座教堂的礼拜仪式。从未有人因亚历山大·门神父被谋杀一案遭到起诉，但他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众多虔诚信众们都相信这很可能是克格勃的丑恶行径——他们惧怕他非凡的号召力，惧怕他的犹太人身份，还惧怕他对于其他信仰和更开放世界的包容心，以及他“内心的自由”。他曾经写下这样的句子：“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验证，真正的科学工作者是了解这一点的……”

卢奇诺教堂的内部刚刚被重新粉刷过，显得很整洁，以光秃秃的冷杉树作为装饰，水泥地板上铺着塑料地毯。教堂的教士叶甫根尼神父穿着一件银白相间的祭服，用刷笔在年轻侍祭手上的玻璃杯中蘸着，依次为信众涂油。一个喝酒喝到面容浮肿的男人，用粗糙的手将圣油涂遍整张脸，然后念念有词地离开了教堂。轮到妮娜时，她与朋友们一起站在前排，手执蜡烛，白头巾包裹的面颊霎时显得宁静而安详，眼皮也不再抽搐。（就像契诃夫在《草原》中描写的，老人们“从教堂回来总是显得容光焕发”。）她看上去甚至可以在圣壁上的圣徒、先知以及天使像前用瘸腿站上整整一夜。所谓圣壁，是一个摆放圣像的帷帐，按照妮娜的信仰，透过它可以让永恒世界与我们这个由时间和物质构成的世界直接交流。在妮娜虔诚的生命中，远在西伯利亚的那位生物化学家父亲和资本大亨祖母，是她私底下的偶像。

阿列克谢·巴兰丁曾经将化学描述为“对物质世界的沉思”。契诃夫曾在其富有创造力的人生的一个转折时刻指出，“作家应当如化学家一般客观”，而“对于化学家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是肮脏的”。

第五章 莫兹辛卡

……我们不应当减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神圣努力——在这个世界上，如同黑暗中朦胧的闪光，于无意识的虚无转化成物质的存在的时刻，我们出现了。

安德烈·萨哈罗夫，诺贝尔获奖演说

几个小时之前太阳便落山了，而月光依然照耀着远处的河流和田野。在森林里，隔着冷杉树丛，偶尔能看到别墅窗户里透出的昏黄灯光。铲成一堆一堆的冰，在穿越整个地区的笔直大道两侧的路灯映照下，发出橙粉色的光芒。我们踩着雪橇，滑过科学院俱乐部旁边松软的雪地。房子里透出柔和的亮光。

在这间为斯大林的科学家们建造的宫殿的一角，依然住着一位看门人。他的存在，让整座废弃建筑在冬季依然保持着一丝温暖。建筑那新古典主义风格门面上的白色石膏已经碎裂，宽阔的阶梯也被野草和风霜侵蚀得破败不堪，但大厅里的木地板上仍旧覆盖着红色的地毯，楼梯间花盆里种的吊兰依然郁郁葱葱。会堂里，讲台后面的墙上垂着沉重的锦缎幕帘。二楼的宴会厅和厨房窗明几净，餐具闪着妖艳的寒光，仿佛还在等待那些永不会重现的盛宴。

那天早些时候，当看门人允许我们参观俱乐部大楼时，我仔细观察了墙上谢尔盖·瓦维洛夫的画像，与画中的他对视许久。有科学家回忆说，在他的晚年岁月里，这双眼睛是疲惫而空洞的。1943年，有人偶然看到这位享有盛誉的物理学家含泪走出科学院负责人办公室。之前，他曾为他的兄长、在萨拉托夫某监狱“死囚室”中忍饥挨饿的伟大的生物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请愿。这些请愿书到了维辛斯基那里都如泥牛入海一般，莫洛托夫烦躁地说他没时间搭理这些事，而安德烈·安德列夫则对一位请愿者说“这里面有些东西你不明白”。安德烈·萨哈罗夫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两年之后的一天，谢尔盖·瓦维洛夫夜不能寐，抽掉了几包香烟，问自己到底是接受科学院院长的职务，还是任凭斯大林提拔受其宠信的特罗菲姆·李森科并对苏联的科技和农业造成更大破坏。1951年，瓦维洛夫逝世，终年60岁。当时他对于《苏联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刚到“莫洛托夫”一栏，而正是此人亲自签署了对他兄长尼古拉的逮捕令。在“尼古拉·瓦维洛夫”一栏，百科全书上的介绍是“其科研生涯在1940年终止”，也就是说，他实际上被捕了，而且再也不会回来。

我一边参观着这几近昏暗却承载着谢尔盖·瓦维洛夫荣誉的俱乐部大楼，一边想象着他的样子，画上他的双眼是那样茫然无神。当年是他坚持要将这座建筑建在兹维尼戈罗德古镇外围靠近莫斯科一侧的莫兹辛卡，这里是一片他热爱的土地。战争年代，他曾在这里为军队研究夜视器材。当人们讨论在何处给功勋科学家们建造郊外别墅时，瓦维洛夫自然地倾向于选择莫兹辛卡。这里有茂密的冷山林、潮湿的土壤，还有卢奇诺旁边河岸上峻峭的沙滩。作为一名出身于当地农家的土生土长的莫斯科人，少年时避暑和采蘑菇的经历让他对这片地区颇为熟悉。

年轻时，谢尔盖·瓦维洛夫曾挣扎着将自己的注意力从他热爱的艺术和美学转到物理学研究上来。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他唯一想从大自然中获得的便是静谧。然而莫兹辛卡的魅力并不仅仅限于静谧。这片土地承载着瓦维洛夫儿时喜爱的那些或神奇或恐怖的民间故事，无论霍夫曼、阿法纳西夫还是果戈理，都是将他引上科学之路的启蒙者。年幼的瓦维洛夫相信，冷杉林的阴影中或许躲藏着树怪，巫婆那长着鸡爪的房子会出现在林中的空地上，而河边荒废的教堂里则藏着神奇的精灵。

瓦维洛夫曾经说过，对于科学工作者而言，休息应当被视为创造性工作的另一种方式。莫兹辛卡地区的居民还记得，他常常坐在他别墅的花园里阅读古书。他是一个富有激情的完美主义者，而收藏书籍是他一个无法改掉的嗜好。当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访遍了莫霍瓦亚大街上的古书商家和苏哈列夫卡大街上的地窖，搜寻被尘封的古籍。瓦维洛夫曾在1913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书籍是世界上‘最上等’的东西，因为它几乎就像人一样，有时甚至超越人的层次（比如高斯或是普希金的作品）。”他还是一个喜欢收藏冷门书的人。他曾说过，在书籍这个领域，自己并不是一个“新手”，他了解它们的价值；一部书不同版本之间的区别“只有他能懂”，就像歌德《浮士德》的初版，他收藏它的原因就是看中其“罕见性”。当然，他也无法阻止自己购买各种垃圾读物和“砖块”般的烂书。

在谢尔盖·瓦维洛夫的藏书中，有的藏书章上有这样一个画面：一个人站在台灯后面，面容朦胧，将手伸向书架。对于一本他在斯大林70寿辰时编纂而成、采用顶级纸张印制的、皮革精装的“烂书”，嗜书如命的瓦维洛夫将如何评价呢？这部《至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中，收录了杀死他兄长的刽子手们的文章，比如李森科这样的“学者”，他将斯大林称为“智者的典范”，并为“借助先进生物学”将小麦转化变成黑麦这样的“奇迹”大唱赞歌；还有维辛斯基，他宣称只有外敌没有进一步侵扰的欲望时，才会出现“政权衰亡”的情况（与此同时，他警告道，对抗间谍活动依然是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功能之一）。瓦维洛夫在自己的作品《斯大林的科学天赋》中，向“天资智慧的导师”和“科学事业的舵手”致上了“衷心的问候”，因为“历史并非偶然形成，而是按照特定的方向前进的”。他赞美苏联在生物学领域对于“生命体研究的机械论和唯心论”的胜利。言语之间，透出了谢尔盖·瓦维洛夫对于苏联植物繁殖研究所（十月革命后不久由尼古拉·瓦维洛夫创建）被解散一事的“欣喜之情”。同样令他“欣喜”的，还有兄长尼古拉的被捕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对其长达一个月的虐待，以及那场指控尼古拉参与托派破坏活动，却没有证人、没有律师、最终将其判处死刑的审判。

*  *  *

在这条一路向下通往河边的斜坡上，我实在不容易追上我丈夫的脚步。道路在河岸边兜了一个大圈子，他沿着一条小径滑进了森林，我不知道他究竟去了何处。早晨他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一遭，知道怎么走。我能听到他在叫我，告诉我应该穿过森林，越过田野，回到住处喝杯伏特加酒。我停下来休息，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了。道路变得昏暗起来，风开始呜呜作响，树影摇曳，映着紫色的月光。

第一次来此探访时，我就觉得莫兹辛卡像一处神秘的所在，超脱于时空轮回之外，仿佛人们可以在这里无忧无虑地玩捉迷藏、寻宝或是夜间滑雪之类的游戏。从莫斯科通向兹维尼戈罗德的“里加”高速公路沿线，在电线杆和泥潭之间，每周都有新的郊区别墅群拔地而起。路边的广告牌上印着它们的名字——王子湖、舍伍德、小意大利、贵族安乐居——带着满身铜臭气的虚假浪漫情调暴露无余。而通向莫兹辛卡的出口却仍然没有任何标示。在我们去卢奇诺的路上，曾拜访了一位来自英国的朋友。那是一位带着四个幼子的寡妇，住在一座高墙环绕的房子里。她的丈夫曾是一位发明家，出身于莫兹辛卡的一个科学世家，刚刚建成他们居住的房子就猝然去世了。她在房子一楼经营着一家小型学校。庭院里，高大的桦树上搭着一个攀藤架，小棚子里堆满了滑雪板和雪橇，还有一座蒸气浴室。每到冬季，她会在私家车道上泼水，让它冻成一个溜冰场；而在大斋节之前的马斯列尼查节，她会雇一名车夫赶着挂满铃铛的马拉雪橇，带着孩子们去河边转一圈，打一个来回。她聘请了一名英国女家庭教师和一名格鲁吉亚保姆（为宴席准备了格鲁吉亚馅饼、豆子沙拉、奶酪面包和香草味的煮豆子），跟当地的教士尤恩神父关系也不错。不幸的是，尤恩神父自己的女儿被一个驾车经过这一地区的醉鬼司机撞死了。

我开始阅读有关这一地区的材料，蛛丝马迹逐渐显露出来，仿佛是林中的精灵故意留下这些痕迹，等待被人发现一般。我阅读到的所有材料——无论是童年回忆、丧亲之痛、意大利浪漫诗歌、童话故事抑或光与时空的物理学定律——似乎描绘出了谢尔盖·瓦维洛夫神秘的一生，以及他成功背后的悲剧。当查阅一篇关于阿赫玛托娃《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引用英国诗歌的文章时，我曾无意中发现，克莱尔·克莱蒙特（雪莱的继妹、拜伦的情人）在1825年就已经体会到了这一地区的安逸。她曾带着雪莱和小女儿阿列格拉（克莱蒙特与拜伦的孩子）双双离世的悲痛，离开了意大利，在莫斯科一位律师的家中做起了家庭教师。这家人以及他们雇佣的仆从和教师，经常来兹维尼戈罗德附近避暑。

“远离俄国恼人的蚊虫”来到这里之后，克莱蒙特的头一个夜晚是在摇椅上度过的。那一夜，云雾缭绕，月色朦胧。第二天傍晚她在日记中写道，被雨水浸透的景色让她兴奋了一整天。树林里的风让她回想起勒里奇海岸边的涛声，那里正是雪莱生命的终点。远处村庄教堂的钟声“让景色变得鲜活起来”——“村庄之间以一种亲密方式彼此打着招呼”。克莱蒙特一边在凉亭下喝着茶，一边欣赏着河对岸的日落，晚霞的金光映照着茂密的森林，“仿佛每一丝树叶的缝隙都镶嵌着钻石和金块，放射出五彩缤纷的光芒”。她阅读了歌德的著作，还与来自德国、“特别忧郁”的家庭教师克雷蒂恩-赫尔曼·冈布斯一起散步。两人一起探讨诗歌、哲学、数学和对于太阳系和广袤宇宙中心的发现。克莱蒙特引述了柏拉图的观点，如果天空的颜色是红色而不是蓝色，那么“人类的普遍性格将变得残暴而嗜杀”。她读过雪莱那些富有革命精神的诗句，并反复品味过他“描绘世界的宏大篇章”——“他的全部经历，都是在为智慧与美德奋斗，他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得如此渴望，以至于常常矫枉过正。他体会了生命的盛夏……并且在严冬不可避免将要到来之前，选择了逃离”。

瓦维洛夫兄弟、物理学家谢尔盖和生物学家尼古拉，都曾在科学的海洋中追寻“智慧与美德”。也许是性格脾气存在差异，再加上斯大林统治时期物理学与生物学迥然的处境，造就了两人不同的命运。萨哈罗夫曾说过，这是一个“悖论”，“甚至在那个年代都让人觉得极端”，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足以“概括整个时代”。

1949年，在莫兹辛卡，谢尔盖·瓦维洛夫开始撰写个人回忆录。或许是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渐入黄昏了吧，他的文笔变得坦率而诚恳，在科学和往事的描述上不再有斯大林主义者那种“虔诚”，并且充满了尼古拉式的精神。他将过去的自己看做是一个孤独的孩子、空想家、神秘主义者和懦夫。他回忆道:“在我看来，世界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母亲和保姆阿克辛娅告诉我，这世界上有天堂、地狱，还有生活在云中的白发神明，对这些我都深信不疑。”他还说他真的梦到过圣像上的面容，还梦到过奇迹和点石成金的巫术。他们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人，政治思想上倾向自由，而内心则是复杂的。他曾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并尝试创作诗歌。他读过父亲书架上的所有藏书，每天都要重温普希金的诗作，相信他所描述的一切。对他而言，信仰与幻想并无差别。有一年3月初“天使节”那天，吃过斋饭、为健康祷告过之后，他得到了一套上发条的骑兵人偶，一本亚历山大·阿法纳西夫的魔幻故事集，还有一本《阿拉丁神灯》。他还记得，学校里就达尔文和上帝孰是孰非的争论无休无止，而学生们常常将神父们驳倒。然而谢尔盖觉得这样的争论对于那些学生的信仰成型不会有任何影响。除了哥哥尼古拉，谢尔盖几乎没什么朋友。哥哥的性格与他截然相反，爽直、勇敢，如同一位斗士。尼古拉经常提到，谢尔盖的头脑更好，但却是在他的指引下才走上了无神论、唯物主义和革命的道路。

虽然谢尔盖·瓦维洛夫在40年代那些署着他大名的书中坚决抵制威胁到马列主义唯物论根基的量子理论，但他的回忆录却遵循着“不确定原则”。街头的革命画面与家中的情景相互碰撞，所有事物都是支离破碎的。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不明白”，“这不清楚”，“我无法理解”，或是“这很模糊”。完全看不出这部回忆录属于一位曾经宣称历史法则皆有定论的斯大林主义者。在他幻想的尽头，故事得以完结；而他的兄长尼古拉，逐渐清晰地浮现在读者的面前。谢尔盖·瓦维洛夫记得，是俄国舰队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全歼这一极具震撼力的历史事件唤醒了他。正如阿赫玛托娃所说：“对马海峡炼狱中的亡魂”预示着他们那代人所要经历的一切。谢尔盖感受到了让国家天翻地覆的历史大潮，却无法理解。他记得1905年尼古拉二世发表十月宣言时，自己与亲戚们一起参与街头示威的情景。一个身穿工装的人站在波修瓦剧院广场上，挥舞着刀大声疾呼。哥萨克士兵骑马扬鞭在军械库前呼啸而过。人群聚集在特维斯卡亚大街上的总督官邸门前。家中，亲人们在喝茶时谈论着国事。他的父亲，一位白手起家的纺织富商、莫斯科市议员，相信沙皇在宣言中对于实现市民自由的承诺；而谢尔盖则追随尼古拉，支持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贝贝尔……随处可见关于他们理论的演讲和小册子。谢尔盖清楚地记得家中的陈设，以及内部装修的质感和色调明暗。他曾经听见兄长尼古拉和朋友们在摆放着红色和金色椅子的阴暗的起居室里一起讨论着什么，幻想着自己也能成为某个知识分子小圈子的领军人物。红色的煤油灯照亮了墙上那幅用镀金相框镶嵌的《草原》的复制品。他们一家人从红场附近的尼柯尔斯卡亚大街搬到普列斯尼亚路后，租住了一座高大的木头房子，室内廊柱生辉，壁画华美，到处透着桃花心木特有的红色。房子里收藏着一套七十五卷版的皮革精装的《伏尔泰作品集》，还有“许多其他杂物”。1905年，尼古拉的取名日那天，兄弟俩在家中玩着猜字谜的游戏，而外面却堆起了街垒，工厂火光冲天，工人们与哥萨克骑兵和宪兵部队爆发了巷战。学校停课了，学生们加入了示威游行。尼古拉用胶版印刷了一份校刊，上面写满了政治宣言；而他们的父母并未加以干涉。1905年发生的事情吓到了当时年仅14岁的谢尔盖。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科学、哲学和艺术之中。他也曾模仿着尼古拉的样子，堆筑街垒、焚烧沙皇画像，但无非只是当做孩子的游戏而已。与尼古拉不同，谢尔盖并未将“变革”从思想付诸行动。他说过，他是个“没骨气的家伙”，政治纲领在他的脑中模糊不清。他的家庭自然而然地偏向“左翼”，“站在人民一边”，属于“民主主义者”。而他却无法将这些含混的概念转化成真正坚定的政治理念，或者如他自己所说，无法做出那些必要的残酷行为。

尽管他努力追随尼古拉的脚步投身于革命洪流中，谢尔盖·瓦维洛夫更感兴趣的却是唯美主义者谢尔盖·迪亚吉列夫的“艺术世界运动”，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当尼古拉研究那些在莫斯科地区田野和菜园中兴风作浪的鼻涕虫和蜗牛时，谢尔盖则去了意大利寻求启发。当时，帕维尔·穆拉托夫刚出版了一部沃特·佩特《幻象》的译本，和一部两卷的学术作品《意大利印象》。亚历山大·勃洛克于1909年发表了《意大利组诗》，这是一组深受约翰·罗斯金影响的描写意大利城镇的诗歌。1912年，阿赫玛托娃和她的丈夫、诗人尼古拉·古米列夫在意大利度了蜜月。虽然，谢尔盖·瓦维洛夫并不属于这富有创造性的精英人群，但他也有自己的抱负。1914年，他在一本美术教师期刊上发表了两篇关于意大利城市维罗纳和阿雷佐的文章。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他1913年的日记上记载的内容，却开始偏离唯美主义道路。他在那本日记封面上写道：“这是一本记述我最后的唯美主义胡言乱语的日记，或者说是一位受命运驱使、曾向唯美主义低头的物理学家的悲喜剧回忆录。”探访过佛罗伦萨的圣十字教堂之后，谢尔盖确信，意大利真正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乔托、但丁和米开朗基罗，而在于伽利略。他告诉自己：“科学，科学才是我的事业。放下一切，全新投身于物理学吧。”之前一年，当他游历意大利时，威尼斯的美景为他曾信仰的唯美主义提供了逻辑基础。甚至在他放弃艺术道路后，“那怪异而奇妙的城市胜境”依然让他回味无穷：“威尼斯的优雅与安逸吸引着我。就连露天广场上的雨都仿佛童话中的情景一般，真是一座魔幻之城。奢华、甜美、厚重、美丽的威尼斯啊……”他的这本日记最终止于火车上的旅程：“过两个小时我就到家了。我希望上帝能允许我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终。”

然而，谢尔盖·瓦维洛夫在艺术与科学之间摇摆不定的悲喜剧并未终结。20世纪20年代，他参与了叶梅连·雅罗斯拉夫斯基（自称“不信神的雅罗斯拉夫斯基”）主持的一项重大文化计划，意在用科学替代善男信女们的宗教信仰。我想要了解这位将别墅区选址在树林中的人的生平，于是便来到列宁图书馆，阅读谢尔盖·瓦维洛夫那些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如《阳光的功能》、《阳光与地球上生命的关系》、《眼睛与太阳》等。这些书使用的纸张质量低劣，看上去破败不堪，赭黄色的书页边缘处已经风化了，但书中的词句依然清晰易懂，读起来很舒服。他的作品充满了文化气息，让我不禁回想起莫兹辛卡那些奇异的光影。《眼睛与太阳》一书的封面印着太阳崇拜的最初倡导者、埃及法老阿米诺菲斯四世，扉页上写着歌德的名言：“若我们的眼睛不能适应阳光，那么我们怎能看到光明？”谢尔盖·瓦维洛夫说，世界首先是一个视觉的存在，一幅画面。他在阐释其论点时引用了普希金、丘特切夫、菲特和叶赛宁的诗篇，还引述了柏拉图的《迪迈斯》和一些古代埃及圣诗片段。他以哥白尼为例，同时借用莱蒙托夫的诗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太阳对于地球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还在书中描述了牛顿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做“色轮”实验的情景。为何地球在与太阳的关系中处于如此完美的位置？为什么植物是绿色的？为什么昼间视力的曲线与植物折射阳光的曲线几乎恰好吻合？如果植物是黑色的，那么世界将会变成怎样？为什么深水鱼类也有眼睛？为什么太阳和月亮在临近地平线时显得更大？谢尔盖解释道，虽然我们相信眼见为实，但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都是被周围事物扭曲过的微弱光线。

40年代末，谢尔盖曾公开坚称光的波粒二象性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谜题，因为斯大林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认为，世界万物及其法则都是可以认知的……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被认知的。”苏联的思想家们害怕，旨在使物质非物质化的“新物理学”，会在人们重新理解放射性的基础上使“唯心主义”复活。在《列宁与现代物理学的哲学问题》中，谢尔盖·瓦维洛夫赞颂了列宁，称他为“唯心主义借以藏身的阴暗曲折的新物理学峡谷”带来了光明。表面上看的确如此，然而人们却再也无法知晓，他是如何在腐败的苏联科学界工作，并利用政府对于核武器的兴趣，阻止了一场关于量子力学、可能会引起又一次大清洗的辩论。

谢尔盖·瓦维洛夫一生研究的主要课题是冷光现象。这是一门关于光的不同能量相互转化规律的科学。对这一学科的研究，也使他重新将目光投向了意大利，投向了炼金术和童话。人类对于冷光现象的研究始于1602年，当时有位名叫维琴佐·卡斯齐亚罗洛的业余炼金术士，在博洛尼亚发现了一块硫化钡矿石，在阴暗环境中显得绚丽夺目。于是这位炼金术师将它当成了一块点金石。当地的一位哲学教授路西菲罗斯·里塞图斯将之称作“光明之石”，认为它可以“吸取日月之光华，仿佛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一般”。他提出，月亮之所以可以发光，与这块“光明之石”的发光现象同理。但其实伽利略的理论才是正确的，月亮只是在反射太阳光而已。自幼梦想成为炼金士的谢尔盖·瓦维洛夫，在阐释冷光现象的过程中，引述了俄国魔幻故事《小驼马》中的一幕。对一切完全一无所知的伊凡，成功地完成了国王设置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海底寻回了失落的宝物。在寻得宝物的途中，伊凡在森林里发现了一束没有烟雾和热气的“不可思议的光”。伊凡认为那很可能是妖孽作祟，然而实际上那却是火鸟的羽毛。

作为一位信奉唯美主义、认为世界充满神秘魅力的物理学家，晚年的谢尔盖·瓦维洛夫为什么甘于窝在寂静的莫兹辛卡写回忆录并为斯大林大唱赞歌呢？为什么他那位兄长、坚定信仰唯物主义并将全部智慧奉献给革命和新社会的尼古拉最终死在狱中？

革命之后一年，尼古拉·瓦维洛夫常常说起，“我们的命运是在轮子上的”。如果说全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快速走向光明未来，那么尼古拉就是一位先锋。他的外甥舒拉·伊帕捷夫说他是一位拥有伟大人格的人，充满魅力，富于感染力，除了科学之外对其他事情都心不在焉，与小心谨慎的谢尔盖差别很大。革命胜利之后，尼古拉是少数拥有汽车的人，他对自己的汽车非常钟爱。1920年，他提出了“遗传突变中的同性系法则”，其在植物学界的价值类似于化学界的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对基于瑞典科学家卡尔·冯·林奈经典分类法而形成植物学来说，是一项重大进步。20年代，尼古拉经常驱车来往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间，建立植物学研究机构，并就达尔文进化论、水果杂交以及小麦的地区差异性发表演说。他有一位学生，年轻的农村科学家李森科，此人常常浑身泥污，歪戴着帽子。尼古拉曾经驱车去阿富汗，寻找适宜在苏联种植的谷物。据伊帕捷夫回忆，尼古拉当时穿着一件乳白色的夏装，背着一个军用书包，出发时挥舞着帽子“向人们告别”。他还去过阿比西尼亚（埃塞尔比亚），在那里，摄政王海尔·塞拉西接待了他，并通宵达旦地与他谈论“工人国度”的生活。他用东方语言对当地人说着“祝你平安”和“祝你健康”。他喜欢与孩子们相处，还会送给他们一些镶嵌着阿富汗绿松石的戒指和丝制雨伞这样来自异国的礼物。他常常带着外甥伊帕捷夫去莫斯科动物园的池塘划船，或是观察在鸡身上进行的性器官移植实验。有时，尼古拉还会允许伊帕捷夫和他一起，乘坐列宁的劳斯莱斯轿车去克里姆林宫。

对于尼古拉·瓦维洛夫和许多跟他一样的人而言，从事科学事业，是保证更广泛社会公正的一个方面。在新生的苏维埃国家里，他希望用自己卓越的理论思维以及对于发展农业科学超凡的能力，改善谷物品质，提高粮食产量，造福苏联人民。他曾师从莫斯科伟大的生物学家克里门特·季米里亚捷夫，并与剑桥和伦敦的英国遗传学家们进行过切磋。他相信全球合作研究的力量，希望能了解全世界的植物，掌握世界范围内伴随文明迁徙的作物品种（黑麦、小麦、稻米、亚麻）与种植的传播，并从考古学家那里了解五千年前黑海地区居民所使用的种子。

20世纪20年代的生物学，尤其是植物学，流派繁多。尼古拉·瓦维洛夫所从事的是一项吸引人的事业，充满诗意和魅力。曼德尔施塔姆曾经在《亚美尼亚游记》中这样写道：“一株植物……是宇宙中永不止息生命风暴的使者……这世上的每一株植物，都是一个有价值的、重要的存在，是一支利箭，而不仅仅是一个苍白无趣、长着枝桠的玩意。”和他的朋友库金一样，他也很欣赏科学工作者。他曾经宣称：“不知道别人怎样，对我来说，一个可以在开往塔什干的火车硬座上一连看上五天科学类书籍、了解植物的拉丁名、能看懂拉马克主义者和‘后生说’支持者之间的争论，还认识大豆棉花和苣荬菜的女人，会显得更有魅力。”

不过，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李森科和尼古拉·瓦维洛夫之间发生的争论，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拉马克主义者（常被称作“激进生物学家”）认为通过改变动植物生活的外部环境，可以改变其遗传特征。凭借这种不符合逻辑且未经其他生物学家佐证的荒谬的“春化”理论，李森科宣称玉米类作物可以在极北地区种植，而橡树也可以在南方种植。然而当李森科的理念被推广到集体农庄之后，却直接导致了苏联的粮食危机。

最初开始向内务人民委员会诽谤中伤尼古拉·瓦维洛夫（以及其他人）的告密者中，有一个是十二月党流亡者后裔、季米里亚捷夫农业学院教授、植物繁育专家伊凡·雅库什金。作为一位天才的年轻教授，雅库什金在国内革命时期曾就职于南方城市沃罗涅日的农业学院，并试图与白军残部一起撤到土耳其去。他于1930年被捕，翌年被释放。最近在尼古拉·瓦维洛夫的秘密审判记录中，找到了一张雅库什金书写的字条，上面的内容是：“我刚被释放，立刻就被格别乌招募做了一名特工。我一直在从事这项工作，直到1952年11月或是1953年我被解雇为止。”1931年，雅库什金甚至准备向上级举报尼古拉·瓦维洛夫的研究机构正在谋划“阴谋活动”。1935年的一天，尼古拉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走廊里迎面撞上了斯大林，而那位伟大的领袖竟然一时间神色慌张。尼古拉明白，这次冲突是一个预兆。同年，斯大林在表彰集体农庄“突击手”的会议上大声称赞：“好极了！李森科同志！好极了！”到了1937年，对尼古拉的秘密调查业已开始，他被迫辞去了自己创办的科研机构的负责人职务。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忠实仿效着斯大林支持李森科“人民农业生物学”的论调，公开嘲讽尼古拉·瓦维洛夫。莫洛托夫还拒绝一个有两千名顶尖学者参与的遗传学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两年之后，在中央委员会中负责农业的莫洛托夫，否决了尼古拉提出的率苏联代表团赴纽约参加科学会议的申请。尼古拉本人关于杂交技术和植物遗传学的发现，原本是可以改善苏联种植的农作物的。可最终的结果却是，苏联要向美国进口种子。这位伟大的植物学家被百般嘲讽，并失去了发声的权利；他创办的科研机构要么被李森科的同党们接管，要么被解散了。

于1940年被捕之后，尼古拉·瓦维洛夫在内务人民委员会设在莫斯科的一处监狱中受审，一次过堂要站立12个小时，直到双腿浮肿。1940年8月到1941年7月间，他被提审了四百余次。当纳粹德国军队逼近莫斯科，他被转到了萨拉托夫的一处监狱。莫洛托夫记得，已经被流放到萨拉托夫的大卫·梁赞诺夫讥讽他，说社会主义甚至不可能在一所公寓中实现，就更别提一座城市了。然而据传说，尼古拉·瓦维洛夫在他居住的连窗户都没有的“死囚室”中（他曾在里面居住了一年，忍饥挨饿，不能洗澡也不能放风）创造出一种优良的、新的社会模式。那间狭窄而拥挤的囚室位于地下，日夜亮着一盏电灯泡，每当夏天就酷热难耐。一位狱友回忆道：“瓦维洛夫将一种理论变成了实际存在的东西，他试着鼓励同伴……他还组织了一些关于历史、生物学和木材工业的演讲。大家轮流发言。不过声音必须压得很低……”直到1943年去世之前，尼古拉·瓦维洛夫为狱友们演讲的时间超过了100小时。

数十年前，时年33岁的尼古拉曾在给他所爱女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把爱情看得太严肃了。我对于科学有着深刻的信仰，在科学的海洋里我找到了目标和生命。我迫不及待地要将我的一生献给科学事业中最微不足道的部分……昨天是我的生日……不知什么原因，但丁的一句诗一直在我脑中回旋——‘在生命之旅的半程，我迷失在黑暗的林中……’现在我终于走出了那片森林……它太复杂了，不过没有哪个森林是走不出来的吧。”

研究瓦维洛夫兄弟生平的同时，我也在重读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在某些时候，我甚至觉得这些书籍相互之间仿佛都能串联起来。阿赫玛托娃于1913年开始创作《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正是在那一年，谢尔盖·瓦维洛夫为探访美学之路去了意大利，不再寻找“去东方的路”。作为一名沉默的幸存者，丧失至亲的阿赫玛托娃在“西伯利亚肃穆而晶莹的氛围中”看到了一个“葬礼般的画面”。她所“看到”的道路，是一条“许多人失去生命”的道路。她的诗中多次引述艾略特的名句“开始便是结束”。所以，她在1913年沙俄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便预见到“叶若夫和贝利亚的时代”；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样的大萧条又如“午夜的霍夫曼尼亚纳”魔宫中的丑角戏一般重新展现在她的面前。1913年，也是谢尔盖·瓦维洛夫选择“新的人生道路”的年份。这一年被阿赫玛托娃称之为“1910年代最狂乱、最壮观的一年”，也是“真正的20世纪”开始之前的“最后一年”。在魔幻故事的世界里，诗人找到了属于她自己的一种独特而隐晦的方式，用以描述“一代人的命运……以及降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这种方式不会“被融入一个政权的赞美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充斥着倒写的文字、隐藏的抽屉、装着毒药的瓶子、魔鬼和诅咒。晚年的阿赫玛托娃有时会把诗歌当做“放射出不可思议光芒的完全透明的事物”。

*  *  *

萨维诺-斯托罗热夫斯基修道院在河上游的一处高地上，比兹维尼戈罗德稍远一些。去年2月底，马斯列尼查节（4月大斋节之前最盛大的节日）期间，我曾与家人一起去那里探访过。当时我们在路边停下脚步，沿着结冰的阶梯爬上了圣母升天大教堂。那是一座朴实无华的建筑，只有一个塔尖，墙壁都被刷成了白色，与高墙环绕的修道院截然不同。路边人头攒动，人们在通往教堂的道路上小心翼翼地上下走动，还有的把汽车停在山脚下，用塑料水壶灌着从路边雪堆伸出的管道里流出来的泉水。

克莱尔·克莱蒙特曾来过萨维诺-斯托罗热夫斯基修道院听赞美诗，他这样描述道：“这条路一直都是上坡。它在半山腰的路边，被树木所掩映……四面是白色的围墙，每一处墙角都有一个塔楼。”虽然对面的树林中还隐藏着一座混凝土墙环绕的苏联时期的军队疗养院，墙上还有画着士兵洗桑拿的彩色广告牌为其舒适环境做着宣传，但古老的修道院却依然如故，或许它们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不协调。圣塞尔吉乌斯的门徒萨瓦·斯托罗热夫斯基于14世纪晚期创建了这座修道院，他的名字来源于“斯托罗日”一词，意为“守卫”或“照料”。1382年，蒙古可汗脱脱迷失将兹维尼戈罗德夷为平地，这座修道院凭借其俯视四方的位置，成为了教堂的守卫。

萨维诺·斯托罗热夫斯基修道院一直承担着面对外敌入侵时守卫教堂的重任。1812年，拿破仑的继子让·博阿尔内将军带领部队在修道院里过夜。忽然，门开了，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人走上前来对他说：“不要让你的部队驻扎在修道院里，也不要让他们拿走教堂里的任何东西。如果你能满足我的要求，仁慈的上帝会保佑你毫发无伤地回到你的祖国。”第二天，将军走进教堂，认出那位午夜来客正是圣像上的萨瓦，于是他对银质神龛中的圣骨顶礼膜拜。之后，在许多场战役中，让·博阿尔内一直都能全身而退。后来，他的后人们会定期来兹维尼戈罗德参拜萨瓦。

萨瓦的圣骨能在苏联时代幸存下来，则经历了一番充满暴力和秘密交易的故事。17世纪晚期，罗曼诺夫王朝第二位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统治时期，便已发现了圣骨。这位沙皇在修道院里为圣骨修造安放处，并围上白色高大砖墙以增加它的权威。阿列克谢的儿子费奥多三世曾经居住在修道院中，为圣骨配上了银质神龛。自那时起，人们便确信圣骨是永恒不朽的。1918年4月，布尔什维克党没收了修道院的土地、牛棚、马厩、研修室、奶牛、磨坊、蜂箱、客房，还有其位于莫斯科特维斯卡亚大街上的大型旅社。当地教士瓦西里神父来到圣诞主教堂，双膝跪地，乞求教会保护那些圣物。一个月后，一群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在政委马卡洛夫的带领下，来到山上征粮，并将修道院里的财务列了一份清单。瓦西里神父敲响了钟声，附近村庄的农民都聚集了过来。修道院高墙里发生了一场械斗，马卡洛夫和部分布尔什维克被杀，数人受伤。莫斯科的一处革命法庭指控瓦西里神父组织暴动对抗苏维埃政权，判处他重体力劳动无期徒刑。修道院剩余的财产被拿走，大部分僧侣被遣散。1919年2月，司法人民委员会就拆封圣骨一事做出决议，随后兹维尼戈罗德地区苏维埃决定丢弃萨瓦的遗骸。正当仅剩的僧侣们举行礼拜仪式时，一百多人冲进了修道院。他们打开神龛，撕掉封印，将1颗头骨和32根骨殖曝于眼前。布尔什维克们还嘲讽说萨瓦已经腐朽，并将骨殖摆成了奇怪而荒谬的形状。有一位僧侣后来说道：“那简直就像是耶稣蒙难之地。”当地居民被召集起来观看这一情景，有人说着风凉话，而其他人则哭泣着膜拜那些被曝于天日之下的骨殖。两个月后，一队本地苏维埃派出的武装人员将骨殖从神龛中取出，用报纸和桌布包起来带走了。莫斯科宗教法教授尼古拉·库兹涅佐夫领导了一场针对人民委员会的反对转移圣骨的申诉运动。一项由列宁督导的调查就此展开，由一位“反宗教”专家领衔、针对修道院发起诉讼。这位专家的最终结论是：对萨瓦圣骨的处理“符合革命原则”。之后不久，库兹涅佐夫教授在涅格林纳亚大街的家中被捕，并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后来这一判决被改为集中营监禁，直到工人和农民阶级最终战胜全世界帝国主义为止。（1924年，库兹涅佐夫教授再次被捕，被判流放吉尔吉斯。1931年他最后一次被捕。关于他的死亡时间和地点没有确切记载。）仅存的僧侣们被逐出宿舍，修道院被关闭了。

然而即便肉身腐朽，萨瓦依然保持着其精神感召力。20年代的某段时期，国家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负责人米哈伊尔·乌斯本斯基被召到卢比延卡。一位秘密警察官员指着桌上的一只银盘说道：“拿上这个东西，放到博物馆里去。你觉得应该在上面放点啥那就放点啥……比如萨瓦·斯托罗热夫斯基的圣骨什么的。”对这位特工的暗示，乌斯本斯基心领神会。他出身于莫斯科的一户书香门第，娶了一位兹维尼戈罗德姑娘，并在萨维诺修道院附近修建了一处郊外别墅。1920年，他为自己新出生的儿子取名萨瓦，以纪念那位圣人。后来他的儿子成长为一位极地科学家，写出了《北极熊故乡》和《新地岛的鸟类》两部著作。乌斯本斯基一家将圣骨放在他们位于莫斯科城的公寓中保存了一段时间，后来将其做了密封处理，埋在了郊外别墅的庭院里。别墅失火焚毁后，乌斯本斯基将圣骨重新带回莫斯科，并表示在妥善处理好圣骨之前不会死去。1983年，乌斯本斯基家族将圣骨转交给莫斯科新开的丹尼洛夫修道院。1998年，圣骨得以回归萨维诺·斯托罗热夫斯基修道院。

我们去探访的那天，修道院里一片繁忙景象。在建筑之间堆满积雪的过道上，穿着高跟鞋、紧身牛仔裤和短外套的女客和身着黑袍留着长发的僧侣们摩肩接踵。斋堂里，一位修女正在出售新鲜面包、塑料瓶装红酒、蜂蜜酒和李子果酱蜂蜜蛋糕。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外，挂着一条给修道院学校做宣传的广告横幅。一位身穿深色长裙、带着东正教式头巾的母亲带着五个孩子在我们前面进入了教堂。有些壁画已被重新涂上鲜亮的色彩，而另外一些斑驳的壁画上则用金色和灰色颜料描绘着主教们的形象，有特维尔的阿尔谢尼、罗斯托夫的迪米特里、圣潘泰尔莱蒙，还有在沙漠中一块岩石上的圣像前祈祷的萨瓦。教堂中未被修复部分的颜色其实是最美的，有浅灰蓝色，也有深绿色，带着一道道裂痕。坑坑洼洼的石膏墙壁上的金色涂料映着摇曳的烛影，仿佛在不断地起伏，银色吊灯的光芒洒满五边形的穹顶。绘着蓝绿色藤蔓的天花板上，圣人像居高临下，发出道道金光；这些圣人像数量众多，没有躯体却张开着双臂，或呈蒙受天恩状，或呈潜心祈祷状。东正教教堂的内饰，意在展现天堂熙攘的情景。有些游客在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的画像前划着十字。一个小伙子亲吻了一只铜质圣物匣，匣里装着来自耶稣受难地的一块石头。

萨维诺·斯托罗热夫斯基修道院最珍贵的几幅圣像，现保存于莫斯科的特列基雅科夫画廊。据说俄罗斯最著名的圣像画家之一、15世纪初的僧侣安德烈·鲁勃廖夫曾经为基督、使徒保罗和大天使米迦勒分别创作了圣像。1918或1919年间，有人在一间荒废小屋的柴堆中发现了这些圣像，之后送往克里姆林宫中，在伊戈尔·格拉巴尔（革命前后曾是特列基雅科夫画廊的馆长）的主持下进行了修复。故事的细节已无从考证。那是一段恐惧和痛苦的时光，当地虔诚的基督徒与同样虔诚的布尔什维克之间进行着斗争。但对于格拉巴尔这样的唯美主义者而言却充满了机遇。他曾经投身1900年代的世界工艺美术运动，却在1917年后选择留在俄国，将全部力量奉献给了工人政权。他从前在艺术界的伙伴们称他为叛徒，“染上了精神病”，原因是他参与了从沙俄公主们手中征缴波提切利绘画作品的行动。

1918年夏天，教育人民委员会建立了一个保护俄罗斯古代艺术品的机构。除了格拉巴尔，机构成员还包括艺术评论家帕维尔·穆拉托夫。“战时共产主义”造成的混乱对于这些艺术历史学者们却是有利的。出于纯粹的审美原因，他们长久以来就对鲁勃廖夫创作的圣像抱有敬意。该机构最初的行动之一就是向萨维诺·斯托罗热夫斯基修道院派驻了一批保护者，由于蜡烛熏蒸和石灰覆盖，那里的壁画已经斑驳不堪。兹维尼戈罗德地区当地的一位历史学家认为，在柴堆发现鲁勃廖夫画作的故事不过是敷衍而已，实际上发现它们的可能是教堂里的一些受过教育的年轻神父。克雷洛夫神父自学生时代起就认识教育人民委员会派驻的保护人员之一，拜占庭文化研究专家、历史学家N·D·普罗塔索夫。由于担心那些圣像画的命运，他可能在没得到上级或者本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同意的情况下，就将它们交到了保护者们手里。后来，普罗塔索夫和格拉巴尔则在公开报告中编织了“在柴堆中找到圣像画”的故事。

在鲁勃廖夫的圣像画面前，“所有东西都失去了光彩”，格拉巴尔曾经写道，“就连威尼斯的提香都画不出这样的作品”。格拉巴尔将兹维尼戈罗德圣像画视为15世纪最棒的杰作。1926年，在一篇关于鲁勃廖夫的论文中，格拉巴尔将修复工作描述成一项考古学工程，透过一层层颜料发觉光与影的奥秘，在创造性工作中感受圣人的神圣之处，“揭示他作品的美妙，理解其中的准确含义”。如今，画上的碎片看上去如同马赛克一般；画布已被修缮一新，在特列基雅科夫画廊耀眼的灯光下，从木框上的亚麻画布到每一层颜色人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有土紫色、蓝色和粉色，每种颜色都恰得其所。而这些圣像画最具艺术神秘感的地方，是鲁勃廖夫留下的那些黑色的圈圈点点，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如人类一般的目光，坚韧而有力，仿佛能从画里望向房间之中。无论这目光属于人类抑或神明，如此充满智慧的目光为什么仍然能在这些朽木残片般圣像画上的黑色墨点上得到呈现呢？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吗？亚历山大·门神父曾经说过，鲁勃廖夫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人们无法用数学来证明其美感”。画中圣人们慈祥的面容被勾勒得如雕塑般精美。从这些圣容上看不出任何阴郁，只有普照四方的金光。在使徒保罗的圣像上，眼皮下方、耳垂前后、眉目之间、脖子后面以及弯曲的胡须上，偶尔能看到一些白色的斑点。大天使米迦勒的圣像是三者之间金色颜料使用最多的，因为他是光明的使者，是“军队的千夫长”，拥有路西法不敢直视的尊容。按照东正教的传统说法，天使的任务是“辅助”播撒神之火焰、保护芸芸众生免受毁灭力量伤害。

作为科学院院长，谢尔盖·瓦维洛夫积极参与了保护文化古迹的活动，圣彼得堡的彼得大帝私人博物馆和许多“普希金故居”都是他最先主持修复的。然而仍有许多地方（也包括许多人）是瓦维洛夫没办法保护的。20世纪40年代末，他在莫兹辛卡的一位友人探访了萨维诺·斯托罗热夫斯基修道院。当时，修道院的有些建筑被当成仓库使用，其他的则是一片废墟。当值的看门人说：“如果你把这一切告诉瓦维洛夫院士，他也许能施以援手。”而瓦维洛夫对此的回应是：“难道你觉得我不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吗？”话音里带着苦恼。

1919年夏，修道院被用作智障儿童收容所。那些孩子们在这里如野生动物般生活，捕猎食物。后来，这里被改成了一座劳动营，后来又成了一所疗养院。自1918年后唯一原封未动的是其博物馆，数年来一直被第一任馆长亚历山大·马克西莫夫守护着。作为当地的一位历史学家和教民，马克西莫夫曾因“暴动”一事被传唤到莫斯科，并被判处重体力劳改，罪名是“诽谤苏维埃政权”。然而他却逃过了劳改，在教育人民委员会找到了一份差事。

在这座博物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兹维尼戈罗德周边地区出土的远古人类的陶片和燧石。谢尔盖·瓦维洛夫曾在其回忆录开篇部分提出这样的疑问：“在这靠近莫斯科的地方，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之后他又补充道：“没人了解他们，事实上他们对自己都一无所知。但他们的遗迹和灵魂都透着祥和。”另外一处展架上，瓷器、玻璃、门把手、陶器的碎片被码放在毡布之上。而最后一个房间里则陈列着格拉巴尔191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讲述“为什么说保护并传承艺术与古代遗迹是有必要的”。当我们准备离开时，看护这个房间的老妇人坚持要我们看一部纪录片。在这部老黑白电影中，我们看到了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十字架被摘下、圣像被火焚烧；孩子们对着镜头咧嘴笑，而年老的农村妇女则惊恐地看着摄影机发呆，泪水湿透了头巾。这曾经是宣传手段，但如今其背后的全部内涵才显现了出来。教堂中的一段昏暗画面，展示了萨瓦圣骨被开启的过程，封印被一个人用快刀斩开，圣骨被扔在地上。过了一会儿，银幕上出现了一群脏兮兮的小孩子，在修道院门前高举着双手。纪录片结尾处，展现了30年代的疗养院场景，年轻的共产主义英雄们在河边步调一致地做着操；许多姑娘在沙滩上奔跑，几乎赤裸着滑进水中，一边说笑一边玩水；小伙子和姑娘们穿着独特的白色衬衣和短裙短裤，一起向山上的修道院跑去，在光影之间被镜头记录成了一个完美而不可磨灭的画面。

我站在修道院墙外，望着方圆数里的白色大地。天气正在转暖，站在阳光下能够感受到一丝温热。克莱尔·克莱蒙特很欣赏这座山和沿河岸缓坡一路向下种植的果园，曾提到“温柔的阳光照耀着每一行树木”。在《眼睛与太阳》一书中，谢尔盖·瓦维洛夫曾引述过高尔基为阐释人类无形中将“光明”物质化而讲的一个故事：“我看到契诃夫坐在他的花园中，试着触摸帽子上的阳光，并把它放在自己的头顶上。”

第六章 诺夫哥罗德

请永远记得我的话吧，

为了不幸与假象的余韵；

为了我们彼此耐心的结晶，

也为了因劳动而沾上的真诚的印痕；

诺夫哥罗德的井水，

必然深邃而甜美，

这样才能在圣诞映出七角晨星。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写于1931年

（致安娜·阿赫玛托娃）

2001年1月3日夜，霍特亚热村的一个美妙的夜晚，至少对纳迪亚和科里亚这对情人来说足够美妙。那天午夜，两人来到诺夫哥罗德古城附近的克洛普斯基修道院遗迹幽会，并用树枝和破败的房梁生起篝火照明。在曾经构成尼古拉教堂穹顶的碎石堆上，两人留下了一个空的鱼罐头盒、一根烟头，还在拱墙的石膏软层上写了一句“到此一游”。

维利亚什卡河畔有一处长着树木的高地，克洛普斯基修道院就在高地之上。高地看上去像是一座岛屿，在寒风呼啸的冬天尤为如此。此地位于莫斯科西北部300英里处，然而周围却不仅仅是蜿蜒的河流和集体农庄，更有无边无际的冰雪。我们告别了司机和他那辆破旧的梅赛德斯轿车，从霍特亚热步行到克洛普斯基修道院，看到河边有半没在雪中的小艇，河面已经封冻。其实那位司机本想送我们过河的，但我们还是选择了下车步行，只留下他一个人倚着车轮坐在那里，发动机没有熄火。代表城市文明的汽车，在这片充斥着木头辘轳、腐朽草垛和犬吠鸡鸣的乡村画面中，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作家丹尼尔·格拉宁曾在乘坐汽船游览诺夫哥罗德地区之后感叹道：“怎么有人能在这样的村庄生活？……真是令人悲伤啊。”当时，文化历史学家迪米特里·利哈乔夫也在船上与格拉宁同行。他看到，当地已经没有森林了，村庄已经被毁，所有教堂的遗迹都成了废墟。1937年时，按照利哈乔夫的说法，此处尚没有这样萧条。

修建克洛普斯基修道院是为了纪念15世纪早期圣人——克洛普斯基的米哈伊尔。他是一位“圣愚”。然而与其他那些通过打破陈规和讽刺权贵揭露世间虚伪的圣愚不同，米哈伊尔一直以自己奇特的方式在修道院中苦修，并精确地预言着莫斯科政坛的风云变幻。利哈乔夫将其称为“莫斯科的著名拥护者”。米哈伊尔有时会消失无踪，且很少说话，即便开口也常常是模仿别人的话。“你是人是鬼？你叫什么名字？”修道院长狄奥多西曾三次在米哈伊尔忽然现身门口时向他提出这样的疑问，可每次米哈伊尔都只是简单重复他的问话而已。

关于这位圣愚的生平，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的历史记载中有许多种说法，然而他的身世却一直是个谜。研究古代诺夫哥罗德历史的著名专家V·L·亚宁最近提出一种假说，认为米哈伊尔出身于莫斯科最有权势的王侯家庭之一。与瓦西里二世大公争夺莫斯科公国大位的迪米特里·舍穆亚卡王子，曾经探访过克洛普斯基修道院。米哈伊尔预言了舍穆亚卡即将到来的死期，并敲着他的头连说了三遍：“王子，大地在咆哮！”米哈伊尔还预言了诺夫哥罗德作为一个独立城邦历史的终结，以及伴随一串不祥铃音诞生的伊凡三世对这座曾经繁盛一时的共和国的征服。20世纪90年代前期，驻该修道院的考古学家们在三一教堂的一处小礼拜堂中发现了米哈伊尔墓碑的一部分，并决定让他继续在废墟中安息。我们去探访的那天，他的墓地上堆满了新砍下的松枝。坟丘上方20英尺高的地方，依然可以清晰地看见一幅壁画。按照东正教圣像传统，画上描绘的应该是尘世间的教会，而此处浓墨淡彩间呈现的却是一座高墙环绕、到处都是圆顶建筑的城市——诺夫哥罗德。

位于伊尔门湖北岸的诺夫哥罗德曾是一条纽带，跨越一系列湖泊与河流，一头连着俄罗斯北部的广袤平原，另一头连着欧洲、拜占庭和穆斯林世界。在这座封建时代贸易之城的中心坐落着宏伟辉煌白墙金瓦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周围还稀疏地排列着一系列规模小一些的教堂和修道院，每个方向上皆有分布。10世纪至15世纪期间，这里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宗教艺术传统。13世纪时，蒙古骑兵席卷俄罗斯，而上苍眷顾了诺夫哥罗德，其周边地区的森林和沼泽阻挡了蒙古可汗军队的脚步；和平得到了保证，城中为数众多的图书馆与教堂得以幸免。然而与那些同在该地区、曾被废弃、如今又被整修一新且香火旺盛的教堂不同，克洛普斯基的三一教堂仍然抱持着一种破败的神秘感，这种破败所展现出的气场，本身就要比其守护圣徒所预见的任何宗教权力斗争给人带来更强烈的印象。

相对于建造与重建，讲述诺夫哥罗德附近地区废墟化过程的故事不多，更多的是传闻和谣言。我和旅伴曾躲在梧桐树繁茂的枝叶下，坐在教堂残墙的瓦砾上避风。旅伴拿出了速写本（她是一位风景画家），而我则一边坐着一边阅读伊尔门湖地区简介手册。这本手册出版于苏共执政的最后一年，纸张粗劣，艰涩难懂。意识流般的大量信息，让它看上去像是一本苏联末期编年史，体现了红色俄罗斯当年在文化与价值方面所陷入的扭曲的思想矛盾怪圈。其内容涉及建筑史、苏联建设过程中的一些悲惨事件、军事上成败得失的典故，还提及了一些当地劳动者取得的成就，比如红色渔夫集体农庄的年捕捞量或是红旗牧场的玛利亚·尼科拉耶娃在1972年成功地从一头奶牛身上挤出4300公斤奶等等。在介绍克洛普斯基历经三个世纪的建造过程之后，该手册又搬出了惯用的消极口吻，说克洛普斯基修道院在1923年“被诺夫哥罗德博物馆接收，而后者无力提供维护和整修”，于是“被一块砖一块砖地拆掉”，而“整组建筑在卫国战争中遭受严重损毁”。

虽然俄罗斯历史上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轶事近年已逐渐被解密（使我们可以知晓真相，比如说本地布尔什维克烧毁了多少中世纪的圣像，或者1972年那头奶牛到底产了多少奶），但几个世纪以来，就那些有关诺夫哥罗德的学术文献和作品来看，更多政治和道德上的见证与背叛仍被湮灭在历史之中。中世纪的诺夫哥罗德，由本地人民议会选出的领主委员会掌管。从18世纪晚期到整个19世纪，城中出现了一些颇具民主思想的思潮，指出俄罗斯并不一定要由顽固的贵族阶层领导，而可以将权力寄托给由人民的传统自由精神所形成的秩序。曾被凯瑟琳大帝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启蒙思想家亚历山大·拉吉舍夫这样写道：“诺夫哥罗德有着一个属于大众的政府，人民议会中的人是真正的统治者。”

人民议会塔尖上的铜铃只为自由而鸣，

却敲响了它的丧钟，

而在它崩塌的刹那又带走了多少忠魂！

浪漫主义诗人米哈伊尔·莱蒙托夫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一代人之后，十二月党人将诺夫哥罗德奉为理想之地，将“人民议会”制度当成草拟宪法章程的范本。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文章中提及诺夫哥罗德时常常表现出一种虔诚之心。1825年暴动失败后被绞死的帕维尔·皮斯特尔甚至对这座城市进行了考察研究。后来，19世纪末，反沙皇作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将这座城市称作“俄罗斯勇者之城”。普京的政治犯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2003年被捕之前曾经提出，以诺夫哥罗德“人民议会”为蓝本，建立俄罗斯后苏维埃时代的议会民主政治。

若想管窥俄罗斯的过去并预见该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了解诺夫哥罗德的“民主”历史是一条重要的途径。而对于那些珍视以莫斯科为核心的统一国家的人来说，诺夫哥罗德被莫斯科征服的历史也很有价值。莫洛托夫的藏书中有这样一本，封面上画着俄罗斯古代历史上的一幕——莫斯科人与诺夫哥罗德人在舍隆河上的战斗。该书名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外部政治——15世纪下半叶》，出版于斯大林死后一年，表明当时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高于社会主义。

革命民主主义者之一亚历山大·赫尔岑对诺夫哥罗德持相反观点，认为它只是一个“背负着历史盛名的不足挂齿的小镇”。沙皇尼古拉一世手下秘密警察最严厉的政治惩处行动之一，就是将这位反对沙皇统治的作家贬黜到诺夫哥罗德当一名议员。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提到，对于他这样一个具有文化修养和政治理解力的人而言，将他与那些积极竞争工作岗位的书记员、幕僚和地方官混在一起视作一种惩罚，是非常可笑的。1842年“病休”之前，赫尔岑一直都遵循着诺夫哥罗德克里姆林（诺夫哥罗德地区统治中心）发布的愚蠢训令。他在那里待得“非常无趣”。渐渐地，该地区冷漠、愚蠢、残暴的官员带给他的厌恶感与日俱增。赫尔岑翻遍各种文献，发现许多证据证明当地贵族荒淫无度、虐待仆佣和农奴；诺夫哥罗德附近“军垦营”腐化堕落、残忍施暴，在霍乱盛行的1831年引起了声势浩大的民众起义。所谓“军垦营”，就是类似军营的屯垦区，作为一项社会试验，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倡导，目的是让在对拿破仑战争胜利之后一片混乱的俄国农村地区恢复合理秩序。对于赫尔岑而言，1831年那样的民众起义对俄罗斯来说是一种预兆：“无论厅堂还是姑娘们的闺房，无论村庄还是警局的审讯室，都深藏着令人发指的血泪史；对它们的记忆在灵魂中蒸腾，传给后辈，发酵成血腥而无情的复仇。这样的复仇行动容易被制止，但如若爆发起来，则几乎不可阻挡。”

迪米特里·利哈乔夫曾将中世纪的诺夫哥罗德迷梦看作12世纪公民平等的标志。他在一篇短文中提到，如果想要了解这座“讲堂之城”的“世界意义”，可以先去“学习俄国历史，并学习如何去理解俄国艺术”。他甚至从如海风般凛冽的伊尔门湖恒风中感受到了一股人文气息，他将其称作“俄国历史之风”，只不过这股风中确实承载着14世纪诺夫哥罗德与外界之间相互交流的激动人心的回忆：南边的黑海与里海地区，北方和西方的白海与波罗的海地区，还有遍及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拜占庭地区广大地域，远超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的贸易足迹。利哈乔夫一直向往自由和世界文化，这从他关于诺夫哥罗德的著作中可以略见一二。他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就开始了这一主题的创作。在谈论中世纪诺夫哥罗德幅员与影响范围的文章中，他提到了许多与该城邦相互开放边界和自由贸易的外国地名：丹麦、君士坦丁堡、佛兰德斯、法兰西、波斯、阿拉伯……城市的财富为异议的政治设想的产生提供了经济基础，使得诺夫哥罗德在整个20世纪愈发展现出其神秘魅力。地面上的建筑物与宗教艺术品，以及深埋地下而保存完好的九个世纪前的中世纪日用品——木质交通工具、水管、琥珀珠、外国钱币、手工装订的桦树皮纸本子——见证了过往时代的民主、世界主义文化、畅销名作、城市秩序以及光荣的信仰。

在恐怖的1937年，利哈乔夫花了一整个夏天的时光，与当时正怀着双胞胎的妻子席娜一起探访了诺夫哥罗德。在他们周围，同时呈现着保存与毁坏的情景；城周围的一些教堂已荒废，一些成了鱼类加工厂，一些在经历妥善整修或考古发掘，还有一些利哈乔夫和他的妻子根本就未能进入，因为它们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当成了监狱使用。由于买不起用来记录影像的照相机，利哈乔夫只能在一个列宁格勒科学院的便条本上写写画画。1999年，就在利哈乔夫去世几个月后，这本关于修道院、河畔景色、渔船和爱人的假日速写得以出版，名为《诺夫哥罗德画册》。他用长长的铅笔线条勾勒出妻子腹部侧面隆起的轮廓，这明显是受到了诺夫哥罗德中世纪圣像画简洁风格的影响。席娜的手臂自然地放在臀部，但眉目之间依稀可见圣像画家狄奥法内斯笔下大天使和圣母的影子，她的裙子轻垂，头顶潇洒的遮阳帽仿佛光环一般。

1990年，我曾为了完成毕业论文在列宁格勒的文学图书馆（普希金公寓）查阅资料。昏暗的长廊里，利哈乔夫办公室那包着皮革的高大木门散发出一种无言的威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通过库图拉电视台播放的关于利哈乔夫生平的纪录片，我终于得以窥视那个房间的内部：塞满书籍的高大书架和书桌堆在一起，墙上还挂着许多圣像和俄罗斯作家的镶边画像。利哈乔夫1992年去世，享年92岁。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被誉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典范。尽管被关入索洛夫基岛第一古拉格劳改营，并见证了那里所有的罪恶和暴行，他依然深爱着那座岛屿，就像深爱着整个俄罗斯北方一样。他研究了当地的古城和遗迹，并参与对它们的保护。利哈乔夫不赞同苏联官方鼓吹的凭借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世间万物皆可认知的观点，他认为世界充满了谜题，是神秘的。在孩提时代，他就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世界之外是什么呢？人们为何不能跨越局限看到一个相反的世界呢？”

作为一位圣彼得堡化学教师的儿子，利哈乔夫成长于一个治学严谨的环境。在那样一个充满革命与内战的动荡时代，学校里的同窗们和他一样，也迫切地希望找寻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哲学。有人自诩尼采式的哲学家；有人梦想建立一个由贵族阶层知识分子领衔的政府；还有一个信奉怀疑论的同学毕业后被招募成了秘密警察，冒着失去自由的风险向利哈乔夫透露了他即将被捕的消息。20年代的大学时光对于利哈乔夫而言，是一段学术上的快乐日子。1927年之前，列宁格勒是“滑稽的”哲学界尽情表现的舞台。利哈乔夫加入了宇宙科学院（该机构成员都用希腊语打招呼），发表了一些风趣的学术文章，并获得了一项又一项的“职称”。他是一位“忧郁语文学教授”，他的一位虔诚严谨的信教的朋友获得了“高雅神学”职称，而两位“讲原则的无神论者”则分获“高雅心理学”和“高雅化学”职称。这家科学院推崇“开心科学”原则，坚称“与研究之前相比，科学通过研究身边现象建立起来的世界应当更加‘有趣’和复杂”。在利哈乔夫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让世界退步的“不开心科学”，会让世界变得无趣、灰暗且单调，“低劣的唯物论法则破坏了美德”。1928年，他当着父母的面遭到逮捕，罪名是公开诋毁苏维埃政府简化俄语字母的改革。他在牢房里被关押了九个月，后来被送到劳动集中营完成剩余刑期。利哈乔夫曾经见识过亲爱的伙伴遭处决并被扔进乱葬岗，也曾因为被自己信赖的人出卖而感到极度痛苦。对他来说，对于时间相对性和超验正义可行性的感知构成了他个人哲学的基础，而这种个人哲学又慰藉了他，带给他“精神上的平衡”。他曾经回忆道：

如果时间是绝对真实的存在，那么拉斯科尔尼科夫是对的，一切都会被遗忘……留下来的将是被化为乌有的罪孽‘逼迫出快乐’的人性。更重要的是，若以时间作为衡量标准，无论对于必将降临的未来还是消逝远去的过往来说，时间都像是一个大熔炉，衡量善恶的尺度相同吗？对于失去了挚爱的人而言，又有什么可以当做安慰呢？

迪米特里·利哈乔夫曾于1979年给同为垂垂老者的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写了一封信。两人交流了一些当时仍然无法言明的关于古拉格的信息。利哈乔夫隐晦地对沙拉莫夫说起：“我的人生中曾有一段岁月，我将它视为最重要的部分。”他想通过文字记录下他曾经认识的人，否则，一旦他丧失了记忆，他们就会被世人彻底遗忘，不留一丝痕迹。他很赞赏沙拉莫夫讲述自身经历、并将藏于记忆深处的一切公之于众的举动。

在入狱和卫国战争之间的那段田园诗般的幸福时光里，利哈乔夫曾数次探访诺夫哥罗德，与来自列宁格勒的科学院同仁们一起流连于修道院之间，在河岸边野餐，并做了许多笔记。当时，像他这样在20年代、30年代两次大清洗中幸免于难的俄国历史学家，都在悄悄寻找摆脱马列主义唯物论束缚的办法，因为这种理论将人文学科划入“物质文化”范畴，实际上就是将它们变成了社会学的分支。1919年，国家物质文化历史研究所成立，取代了皇家考古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对于“前朝”遗迹的蔑视从来没能真正阻止人们保护和修复的本能。在1932年的官方出版物中，圣像被描述为“毫无意义的对社会有害的垃圾”，而“考古学”一词被定性为“老迈的资产阶级词汇”。与此同时，一个由学者和文物修复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检查自1917年以来一直被忽视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教堂的修复和装饰情况。1932年，在物质文化历史研究所的赞助下，诺夫哥罗德的著名考古学家阿奇霍夫斯基牵头组织了该城第一次考古发掘。在空闲时间，他还带领学生们乘坐当地的公共汽车参观各处的壁画。

我们到达诺夫哥罗德车站时，新的一天刚要开始。等到了克洛普斯基高地脚下的旷野，我们停了下来。天还没完全亮，我们从支撑着废墟的腐朽的木质脚手架上捡起一些碎木片，楔进梅赛德斯小轿车的前轮下。司机当时汗流浃背，似乎随时准备荡平挡住车子去路的教堂废墟。由于担心我们，他已经勇敢地开车越过了河流，开到了一个雪堆前。那天的诺夫哥罗德，在我们看来，仿佛上演着一出贯穿其自身历史的保护与废弃之间相互角力的大戏，明里亦暗里还纠葛着人间的悲喜。我们沿着笔直的林荫道，朝泛着青光的城中心走去，脚下沙砾哗哗作响，城市的气息夹杂着柴油味道直冲鼻孔。圣索菲亚教堂五座金银色圆顶背后，太阳正冉冉升起。

在圣索菲亚教堂建成后的九个世纪里，周围其他建筑没有比它更高的。利哈乔夫曾说过，要了解诺夫哥罗德当地人的个性，圣索菲亚教堂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点；站在教堂里的人会感觉到自己处于这一强大城邦的政治中心。当地人将其称为“主的大诺夫哥罗德”，强调城邦的首脑是这座城镇，而不是住在城中的某个人。（这在一个以列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人名为城市命名的国度具有尖刻的历史意味。）抬头仰望穹顶，人们能够看到“万物之主”的面容，诺夫哥罗德就紧紧地握在他的手中。利哈乔夫在纳粹军队围困故乡列宁格勒之时创作了《11到17世纪诺夫哥罗德文化史》。在这部作品中，他引述了1045年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中记载的一段关于在圆形穹顶上绘制上帝圣像的传奇故事。那些画家们的宗教使命是将这俗世中的原料变成神圣的圣像。他们所绘制的全知全能的上帝，双手本是张开做祈祷状的。然而到了第二天早晨，大主教却发现圣像的双手紧握着。画家们一次又一次地重画，可每天晚上圣像的双手都会再次紧握起来。到第四天早晨，画家们听到圣像发出一个声音：“画家们，画家们啊，你们应该把我画成紧握双手的，因为我的手里攥着诺夫哥罗德，如果我的手张开了，就意味着这座城的末日。”

整个早晨，我们都待在能够俯瞰沃尔霍夫河的蒂提尼茨要塞的围墙上，围城中央即是圣索菲亚教堂。这座中世纪的要塞里的街道上随处可见手工艺人，如陶艺匠、铁匠、肖像画家，等等。在这片博物馆保护区里，如今所有的东西都整齐划一、贴着标签、各归其所。教堂重新变成了做礼拜的地方，门口的小摊出售袖珍圣像、蜂蜡蜡烛和当地教区的报纸（按照报头上的说法，这份报纸创刊于1875年，1920年到1995年曾暂停发行）。报上刊登着诺夫哥罗德和旧鲁萨地区主教列夫的圣诞贺词，其中提到了最近新被册封的数千名圣徒、12世纪的殉道者，以及耶稣基督的光芒如何照进了一个习惯于自身丑恶的世界。一侧的墙上，贴着主日学校的学生们用毡尖笔绘制的图画，画里是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情景。在中世纪的诺夫哥罗德，教堂是城市生活的中心，承办城中的会议和选举，还被用作筵席会场、仓库以及发生疫病灾祸时本地居民的庇护所。这些教堂的内部装潢有一套固定模式，展现着人间与天堂的教会生活，以及充满群众暴乱和终极秩序的整个人类历史。教堂的最高处都闪耀着金光，代表上帝的荣耀。利哈乔夫发现，诺夫哥罗德的教堂装饰更多地强调了社会罪恶。在壁画《可怕的审判》中，他发现了无数关于有钱有势者欺压穷人后遭到报应的描述。在欣赏诺夫哥罗德宗教艺术的自由与奔放之余，利哈乔夫注意到，圣索菲亚教堂里的那些艺术品与拜占庭的原型相去甚远。它们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所绘人物姿态安详、细节丰富、面颊红润、目光直视观察者。纳粹军队占领这座城之前，诺夫哥罗德博物馆的工人们用一层厚厚的砖墙盖住了一张绘着康斯坦丁大帝和他的母亲海伦娜的11世纪壁画残片。利哈乔夫对这幅画得以保存感到非常欣慰。

我们离开教堂之后，来到了建造于15世纪的多棱宫，流连于它那诺夫哥罗德式的装潢和工艺美术作品。走过多棱宫，可以看到另外一座长形的石制建筑。我推开那扇沉重的漆门，走进温暖的大厅，高脚桌上码放着书籍和纸张。一个戴着很厚的塑料眼镜、穿着破羊皮袄的男人跟在我们后面一起走了进来。他带进来一阵风，哗哗地吹动着桌上的书和纸张，有些纸被吹到了地上。那天刚好是诺夫哥罗德考古中心年会的最后一天。那个穿着羊皮袄的家伙穿过两道门走进了礼堂，应该是去参加会议。我的旅伴对我说，去吧，跟上那家伙，不用着急出来，她自己则想出去看看房顶上的小鸟，顺便在风中抽抽烟。被漆成黄色的礼堂大厅里，稀稀拉拉地坐了三十个人左右，天花板上挂着一个庞大的水晶吊灯。那个穿羊皮袄的男人在一位同事身边坐下，拽了拽后者毛衣上的线头，开始对着他耳语起来。我马上平静下来，并被大厅里的气氛所感染。讲台上，演讲桌后面站着一个人，正在对一篇谈论去年夏天考古新发现的论文做着总结，说是在圣索菲亚教堂对面发现了一串由数千粒水晶穿成的念珠，还有一些像古代诺夫哥罗德下水道系统之类的我听不懂的内容。随后，一位长者接过话筒开始演讲，赢得了一阵掌声。我低头看了看会议进程表。原来他是亚宁院士，诺夫哥罗德考古学的前辈，该城的荣誉市民。他是专程来为这场三天会议做总结的。亚宁谈到了考古学家的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谈到了文化自我发现的持续进程。在谈论考古学家们对于（常常说不清楚的）过往的追溯时，他多次提到“放手”这个词，言下之意是开放、不掩饰、发现、揭露。20世纪30年代末，亚宁的祖父死在了古拉格集中营，而他的父亲勉强逃过了被处决的命运。亚宁在学生时代就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对于古钱币的研究之中。1951年，他从莫斯科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正是在那一年，阿奇霍夫斯基的探险队在诺夫哥罗德地下首次发现桦树皮纸古卷。古卷上的文字记录了当年古人丰富的精神世界，让亚宁激动不已。里面描述了一些在阶级斗争理论中常被提到的角色：商人、农民和封建领主。亚宁就桦树皮纸古卷所撰写文章的题目，体现了他对于这些艺术形象有趣关系的理解，比如说《给你一张桦树皮纸》和《11世纪的爱情》。

然而，就亚宁式“开心科学”带给人们的全部温暖感受来看，所谓诺夫哥罗德考古，是由集体工作、修复还原与学术互信构成的牢不可破的统一体。近年来，随着俄罗斯秘密警察档案和德国博物馆档案的解密，纳粹占领时期（那段历史被俄国人称作“断档期”）诺夫哥罗德内部的通敌行为被公诸于世。而这罪孽似乎很久之前就化为乌有了。

利哈乔夫于1944年5月重返诺夫哥罗德，是该城光复后最早前去的人之一。他记得列车停在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城市旧址时，车厢里传出一片悲凄的哭声：他们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河流已经开融，在泥泞的河岸上可以看到士兵的尸体，他们在上一个冬天的最后一场战役中阵亡，并被冻结在冰雪里。旁边，教堂的圆顶和大钟残缺地矗立在灯芯草之间，建筑周身遍布弹孔，大钟的钟耳都被炸掉了。壁画要么被子弹彻底打烂，要么被代之以裸体女人的艳俗海报，挂着“卐”字符臂章的纳粹士兵新坟都被粪便所覆盖。在疯长的蒿草丛中，利哈乔夫捡起了一颗原本悬在圣索菲亚教堂圆顶之上的宝球。城中教堂的围墙依然屹立着，但环绕全城的教堂却多在战争中倒下，遭到了毁坏。沃洛托沃的长眠教堂中曾经拥有俄罗斯文艺复兴时期之前最棒的壁画，30年代又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文物保护者的加固，但最终被炸药彻底摧毁。（1912年，伊戈尔·格拉巴尔曾下令对这些壁画进行拍摄，用于编纂一本有关俄罗斯艺术的书籍。但是被保存在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出版社的底片，却在1915年的一场反犹太屠杀中毁于黑帮分子之手。）

德国人撤退之后，首批赶往诺夫哥罗德的人中还有博物馆工作人员。利哈乔夫说，这些人就像是医生一般，前来医治受伤的城市。他也知道，有许多博物馆工作人员之前也从未离开，只是不能明说。1994年，《诺夫哥罗德周报》上刊载了两篇文章，标题分别是《受伤的叛徒》和《我们应该忘记的名字》。这里所说的“名字”就是瓦西里·波诺玛列夫。他是诺夫哥罗德沦陷后的首位市长，后来成了圣索菲亚教堂的负责人，并负责给纳粹势力评估艺术品和古董的价值。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诺夫哥罗德人，与利哈乔夫同时代。波诺玛列夫曾在列宁格勒求学，并参与了1932年的阿奇霍夫斯基考古发掘。他督导了对“十二月党人大街”的发掘，并发现了一条古代木板路的遗迹。同年晚些时候，波诺玛列夫在“博物馆事件”中被捕，并在北方科米地区的古拉格劳动集中营里服了五年徒刑。俄罗斯研究者们花了十年时间，最终于2004年在德国马尔堡的一处档案馆中找到了波诺玛列夫的回忆录，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投身于古代诺夫哥罗德遗迹的研究和保护、对它的热爱胜过对苏维埃祖国忠诚的人。在他作为市长的短暂任期里，波诺玛列夫唯一的行政决策便是关于保护古代文物的。城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他都一一过目，价值重大的物件成了第三帝国的财产，而价值稍逊的东西，包括圣像和绘画作品，则作为战利品送到德国军官手上。当纳粹占领军撤退之时，波诺玛列夫携博物馆藏品一起跟随德国人走掉了，与那些珍宝朝夕相伴，直至被盟军缴获。这位俄罗斯审美家的下半辈子全部在马尔堡度过，一边教学，一边保护着他认为自己在与纳粹分子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保住的文物。1955年，在罗马举行的一场国际历史学家学术会议上，波诺玛列夫再一次见到了阿奇霍夫斯基，并试着伸出了右手，而阿奇霍夫斯基则明智地拒绝承认自己认识他。会上由苏联代表团提交的论文，于1956年由科学院结集出版，莫洛托夫也收藏了一本。阿奇霍夫斯基的论文标题是《诺夫哥罗德的新发现》。这本论文集中还包括莫洛托夫的女婿、历史学家（同时也是秘密警察特工）阿列克谢·尼康诺夫的文章，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缘起及1939年欧洲的战前危机》。

第三帝国对于诺夫哥罗德当地的考古学有着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兴趣。战争期间，大量的资源被投入到一个叫“Ahnenerbe”的智库之中，它是古代遗产研究会的一个下属协会，成立于1935年，被海因里希·希姆莱作为一个官方机构纳入党卫军编制。“Ahnenerbe”紧随希特勒军队的脚步进入了苏联，试图寻找雅利安种族起源和迁徙的痕迹，寻找日耳曼蛮族在东方大地上的血缘。该组织还曾数次前往西藏寻找沃瑞尔——地球的精神力中心。这一机构的核心观念是让日耳曼人回归最初起源的亚洲内陆地区，回到他们真正合理的生存空间。

除了波诺玛列夫之外，还有数位诺夫哥罗德的学术界人士选择在1941年后留在诺夫哥罗德。达蒂亚娜·吉皮乌斯和娜塔莉娅·吉皮乌斯（象征主义诗人季奈伊达·吉皮乌斯的亲戚）仍旧在博物馆里工作，但拒绝协助将馆藏文物打包送往德国。来自圣彼得堡的诗人安德烈·艾古诺夫（又称安德烈·尼科列夫）曾在30年代因与曼德尔施塔姆同样的罪名也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德国军队让他负责宣传和公共教育，特别是与纳粹合作研究中世纪诺夫哥罗德与汉萨诸城之间的贸易历史。与德国人勾结的知识分子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一个名为菲林斯廷斯基的家伙。他曾经为盖世太保工作，并为一份叫做《为了祖国》的叛国者报纸撰稿。据说他还曾经以注射毒药的方式杀害了诺夫哥罗德地区数百名精神病患者，为自己换来了第三帝国荣誉公民的身份。菲林斯廷斯基又以“诗人鲍里斯·菲利波夫”而闻名，晚年成为美国某著名大学的著名文学学者，编纂了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和尼古拉·古米列夫的作品集。关于他在诺夫哥罗德的过去，在华盛顿特区的档案馆中他的档案里能找到一点线索。那是一份没有标注日期的打印稿，是瓦西里·波诺玛列夫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诺夫哥罗德土地上的叛逆者》。

*  *  *

远处有一位蜷曲着身体垂钓的渔人，他所处的位置正是五条河流汇入伊尔门湖的地方。一个小时之前，我们沿着冰河边的芦苇荡一路前行，便经过了他的身旁，而此刻他却依然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想，他必定是一位修士，专程出来为同修的兄弟们觅食的；在这凛冽的寒风中，他的安详仿佛也是一种修行。

这片冰河下的鱼类长久以来就闻名遐迩，有鲑鱼、鲟鱼和梭子鱼。此地的鲟鱼非常美味，16世纪时曾进贡给沙皇享用。考古学家曾在泥土中找到古人用过的渔网，还发现成堆的鱼鳞。在苏联时代，本地修道院建于13世纪的教堂（蒙古军队入侵俄国之前最后的石质教堂）曾被用作集体渔场的仓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诺夫哥罗德考古探险队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一处神殿遗迹，疑似供奉着古代斯拉夫人的最高神明——雷神霹隆。1991 年，彭林的修道院重新改回东正教教堂，变成了神圣的所在。之后四年，僧侣们逐渐回到这座郁郁葱葱的山上。

在诺夫哥罗德的第二天，我们决定不坐司机的车，转而乘坐当地的公交车去彭林修道院的母院——尤里耶夫。穿越了村庄和田野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掩映在蒿草和雪堆之间的尤里耶夫修道院。利哈乔夫曾经描述过12世纪的建筑师们以河流为轴线规划城市的事。尤里耶夫修道院的瞭望塔朝向一个方向，而安东涅夫修道院的则朝向另一个方向，构成了一副对称的图景；接下来500年间所建的教堂建筑（有些是同一天开始建造的，有的是同年夏季先后开始建造的）无一破坏这一规制，仿佛整个诺夫哥罗德都出自同一位建筑师之手。利哈乔夫曾惊叹道，整座城看上去都表达着同样的内涵，在空间上体现出和谐的节奏感。门口的快餐亭里走出一位俗家修士，那是一位长者，眼睛灰蓝，煞是好看。他一边打着招呼，一边递给我们一个袖珍的圣塞拉芬像，还带领我们去欣赏教堂里整修一新的壁画。那天早晨，修道院看上去颇有人气，令人心情开朗，到处回荡着凡尘俗世的声响。一位僧侣站在围墙边一座矮房子的门口，用帽子盖着自己的长头发，呼喊着妮娜和达蒂亚娜的名字。那位俗家修士告诉他妮娜和达蒂亚娜在洗蒸气浴。

我们步行着离开了尤里耶夫修道院，沿着河湾走回彭林。恍然间，我们再一次来到了人迹罕至的地方。只有在诺夫哥罗德，你才会看到将旷野与人口聚集区相互结合的地貌。每到春天，会有几个星期，当冰雪消融，通往修道院的道路会被洪水淹没，彭林就会变成一座孤岛。除了附近的尤里耶夫和距离沃尔霍夫河两英里远的诺夫哥罗德城，此地有一种永恒沉静的氛围。但我们发现彭林周围的“符号圈”却给人一种嘈杂之感。

“符号圈”是20世纪文化理论学家尤里·洛特曼在生命最后十年间提出的概念，是用来描述俄罗斯人文科学的众多新词之一。它表示“浩瀚的智慧结构”，包含并聚合了从古代文明的宗教理念到现代社会广告宣传在内的一切事物。在洛特曼看来，“符号圈”类似于地球上的“生物圈”。他曾经写道:“思想在我们心中，而我们也在思想之中。”

在文章《符号空间》中，洛特曼将“中世纪思想体系”描述成一套“现代地理学所不了解的”地理位置与道德宗教意义相结合的系统。旅行是一种表现虔诚的方式；从城市到修道院，如朝圣或死亡一般，可以让人们卸下罪恶的负担，到达神圣的所在。洛特曼认为，在启蒙运动前的“符号域”中，各国都被贴上了异端或神圣之类的标签。社会理想被形象化，成为了一种在地理空间范畴内的实际存在。中世纪主教瓦西里曾这样写道:“天堂在东方……而越过咆哮的海洋，地狱在西方。我诺夫哥罗德的子民们有许多人将要看到它。”在一则中世纪的俄罗斯童话中，乌托邦在印度；能够到达那里的旅者将得到美德的奖赏。古代俄罗斯史书还提到了一位来自诺夫哥罗德的航海家——莫伊斯拉夫。他曾经驾船到达“天堂”,那是一个“满是高山”的地方，他在那里听到了“人们狂欢作乐的声音”。

彭林修道院的门上钉着一张圆珠笔用力写成的布告，纸片外面覆着一层塑料，以免被雨雪打湿。布告上写着：“请注意，您正要进入的是一处忏悔与祈祷之所。不要与你的敌人交好，但你可以不断为他祈祷！”坡路上第一座建筑旁边斜搭着一个台子，上面码放着几个闪闪发光、写着“美国石油”的桶。一条牧羊犬一边拉扯着链子，一边吠着。有位僧侣从涂成白色的小教堂里走了出来。当我们步行上山时，他转过身来看了我们一眼，然后走进环绕在教堂三面的小红房子之一，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

我们是沿着从北向东的路线前进的。这座小小的圣女升天教堂只有一个圆顶，房檐上雕刻着三叶草花纹。在这个单调的冬日，整座建筑看上去跟我第一次看到的黑白照片（1910年由尼古拉·罗列赫拍摄。此人是一名考古学家，也是一名画家和宗教专家）上的一样。那张照片挂在罗列赫博物馆第一展厅。罗列赫博物馆（曾是“马克思-恩格斯博物馆”）在莫斯科，是普希金博物馆后面的一座宫殿。罗列赫早期曾以狂放的风格描绘异教偶像和隐居于山野林间的圣人。同样挂在博物馆墙上的，还有一系列粗糙的照片，记录了1903年皇家考古协会在诺夫哥罗德周边地区发掘新石器时代墓葬群的情景。罗列赫参与了那次发掘，并打破了他为斯特拉文斯基“石器时代”舞剧《春之祭》中“泥土崇拜”一幕设计背景时拍摄透视缩影遭遇的“魔咒”。所有那些奇怪的展品中，只有角落里的与主题不符，让像我这样的参观者得以喘息——我觉得与其去试着了解楼梯顶端那散发着淡紫色光芒的美丽的水晶，倒不如对历史遗迹的混乱与严谨性展开思索。

罗列赫所从事的考古、绘画事业，以及他的游历生涯，都是出于同一个冲动——让文化神圣化，让科学精神化。莫斯科博物馆最大的一间展厅里，挂满了用七彩颜料绘就的隐士和山峰的图画。展厅中心位置的展品是一幅地势图，点缀着彩色灯光，记录着20世纪20年代对于中亚地区的探险。当时，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的首肯下，罗列赫率领一支车队从莫斯科奔赴喜马拉雅山，目的是寻找斯拉夫与印度文化的“共同源头”，以及传说中的迪新都城香巴拉。与俄罗斯通神论者布拉瓦茨基夫人一样，罗列赫相信在西藏生活着一群等级森严的大德隐士，承袭着雅利安人上古的智慧。

自打我看过罗列赫为眼前这座小教堂所拍摄的照片之后，我就对这些东西有了一些了解。不过，直到我来到这里，才明白彭林这处小小的修行之所如何能如此完美地践行它的指导思想——无论信奉异教还是东正教，斯拉夫民族在精神和文化上都是一个统一体，在许多当代通俗历史和考古学著作中，其本源都被公开称为“雅利安”。在罗列赫看来，考古学并不是一项世俗的学科，而是狂热的泥土崇拜。30年代末，他在印度听说了物质文化研究所在诺夫哥罗德地区组织发掘的消息。他称赞那些苏联考古学家是充满生气的“年轻部落”，就像是史前迁徙到俄罗斯地区并带来了他们文化与神明的印欧部落一样。他曾经这样说道：“每一次探险，每一次挖掘，每一次对民族史诗的探寻，都预示着新的可能性。他们正在建造一座永远没有尽头的城。无论起源还是未来，诺夫哥罗德都要经历科学与创造性工作的检视。”

当我们试图推开教堂大门的时候，那位年轻的僧侣再一次来到我们面前。他披着一件脏兮兮的黑羊皮袄，手上拿着一枚沉甸甸的钥匙，留着长长的胡须，头发梳得很靠后，就像是人到中年的虔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与我们之间并没有目光交流，只是引领着我们走进了教堂，伸出一根手指，讲起了10世纪时彭林从一个异教会所变成基督修道院以及霹隆的木质塑像被丢进沃尔霍夫河的故事。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中曾经提到，一个路人看到一个“饥饿的神像”试图靠岸，于是喊道：“霹隆！你吃得够多了！还是游走吧！”（关于此处的玩笑，赫尔岑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版本，说他在沃尔霍夫河畔的家“正对着一座古坟，那些12世纪的‘伏尔斯泰主义者’正是在那里把灵验的霹隆神像扔进了河里”。）

按照那些将俄罗斯人视作“双重信仰者”的民族志学家的说法，霹隆并未“游走”，而是被绘入了圣像，大众眼中热情而慈祥的先知以利亚的形象中就有他的影子。人们在诺夫哥罗德地区发现了一些中世纪的护身符，这些符咒上通常一面是霹隆，而另一面是基督教圣人。即便到了今天，当地人在经过彭林时也会将硬币投入河中，以安抚那位异教神明。对于1991年起在俄罗斯全境兴起的“罗列赫运动”而言，“双重信仰”是斯拉夫民族原始“精神灵性”的宝贵符号之一。俄罗斯人兼容并包的精神灵性是其族群记忆的精髓所在，与自然和“宇宙能量”和谐共存，不受西方城市“文明化”和“金元主义”的侵蚀。

彭林修道院的僧侣所侍奉的是一个雷神霹隆更善妒的神明。当我向这位僧侣求证，教堂里丢失的圣像是被毁坏了还是在战争中被掳走了，他却拿走了我手上的笔记本，他一面草草记下一些日期和数字，一面给我阐释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历史哲学。在许多俄罗斯东正教堂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看做某种先知，因为他揭示了教皇政治与社会主义之间潜在的一致性，并预言它们最终将在反基督者的统治之下合二为一。僧侣说，在18世纪，神圣俄罗斯被欧洲的启蒙思想所侵染，走上了背离上帝的道路。而社会主义，作为另一个西方舶来品，恰与俄罗斯两百年前向上帝索取的形而上的自由不谋而合。这导致了血腥的自我惩罚。僧侣向我指出，1917年之前，诺夫哥罗德地区曾有15万幅圣像，而藐视上帝的布尔什维克人额毁掉了其中的大多数，只留下数千幅供德国人抢掠。这位僧侣本人在修道院的职责，是用尽一生的时光为他民族的背教行为赎罪，并为重建神圣俄罗斯的事业而努力。

东正教会官方与“罗列赫运动”都认为西方玷污了俄罗斯圣地，并将这个国家带离了救赎之路（或者说使其失去了“宇宙进化指引者”的地位）；然而在重新实行宗教自由的头十年里，两者却把精力全部用到了相互争吵上，“战场”覆盖书刊、小册子、网络空间和国家级出版社。1994年，教会指责“罗列赫运动”是“集权主义者、反基督团体”。两年后，莫斯科地区的传教士A·库拉耶夫向“罗列赫运动”发出了一封厚达千页的谴责信，题为《知识分子界的撒旦主义》。在信中，库拉耶夫称罗列赫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工、纳粹秘密党员和蹩脚画家。针对这种说法，“著名文化学家和政治学家”克塞尼亚·米亚罗写了一篇长到唬人、充斥着“预言”和伪科学的文章——《沃尔霍夫河上的明星还是喜马拉雅山上的基督》。她在文章中为罗列赫辩护，称他为俄罗斯文化遗迹的拯救者，他的整个生命和全部学说都承载了来自古代东方的智慧，与教会本身相比，罗列赫更加俄罗斯化，也更加东正教化。她还说，如今，即便在自己的祖国，俄罗斯人也有被扫地出门而成为流浪民族的风险。纯正“俄罗斯灵魂”的敌人包括：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犹太”媒体、“改革派知识分子”、亚历山大·门神父、天主教会、全球资本、“荒淫作乐的私有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国际互联网。克塞尼亚·米亚罗宣称，上述的所有这些人和物，都惧怕异教信仰，也惧怕这片广袤地域，因为这里造就了纯粹的、“位于宇宙中心”的、将族群记忆当成自我本能的俄罗斯农民。克塞尼亚·米亚罗还顺便暗示道，太阳在西方落下，而天启也总是在“俄罗斯教堂的西墙外”发生。

那位僧侣一直在用自己的双手修缮着彭林修道院的教堂。光秃秃的圣幛最近被重新贴上了新木板，墙壁和每一根圆柱都被粉刷成了白色。不过，不用多久，俄罗斯民族信仰雄辩的象征将会重现。因其“地下宝藏”而热爱诺夫哥罗德的罗列赫曾说过，如果你贴近泥土，就会听到它在说话。彭林修道院的泥土仿佛在说，对于这一部分“符号域”，洛特曼的“科学现代地理学”还有许多东西要去发现。

第七章 旧鲁萨

毕竟，充斥于整个国家的只是某些偶然事件，不是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冬天里的夏日印象》

离开了诺夫哥罗德，我们走上了通往旧鲁萨的大道。那里距离“风雨之湖”伊尔门湖的西岸有一小时车程。古老而变幻莫测的伊尔门湖，形状如同一颗心脏。该湖泊是史前冰原北退后遗留下的产物，水位随着季节而多有变化。俄罗斯这片区域的冬季较为柔和，霜冻不那么猛烈。但即便是如此，寒冷依然让伊尔门湖的四周几近寸草不生，岸边只能找到零星的被积雪覆盖的灯芯草。天空呈现一片灰白，从湖泊里流出的无数脉络般的溪流都已经冻结而难见踪迹，只有平原上时隐时现的低矮木屋让人看清它们从南到西的流向。

越过一座挂着脏兮兮的红灯笼、提示“前方正在修路”的桥（为纪念战争年代的某场伟大战役而命名为“英雄桥”），我们来到了舍隆河对岸。这条常年不冻的咸水河，位于伊尔门湖最西端。路边有一个脆弱的招牌，指向一家生产润滑油的企业。道路在克洛斯廷直接通向了湖岸边。这片“旧鲁萨的精华与高贵之地”（我们开车经过时也没觉得它有多么光艳照人），是彼得大帝送给他妻子的结婚礼物；后来，在这个村庄签署了建立统一俄罗斯国家的协议。离开克洛斯廷，我们转向东南方，经过了乌斯特列卡。崇尚法国文化的花花公子斯泰潘·韦尔霍文斯基曾在这个渔村的一间茅屋里从呓语状态下醒来，并惊呼道：“看！一个湖泊！哦，我的老天啊，我以前从没见过它……”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乘蒸气船经过伊尔门湖并在乌斯特列卡上岸后，将这个地方写进作品《群魔》之中，成了韦尔霍文斯基最终徘徊的偶然终点——“乌斯特沃”。《群魔》这部作品是他1872年在旧鲁萨度假时完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阐述了他对极端专制统治的看法，韦尔霍文斯基在湖边死去的一幕为书中的谋杀情节画上了荒诞而严肃的句点。这位“堕落的自由主义学者”（以季莫非·格拉诺夫斯基为原型，而苏联建立之后正是用“格拉诺夫斯基”这个姓氏为谢列梅杰耶夫巷重新命了名）、残暴政治杀手的父亲，最终在与医生一起吃农家黄油煎饼时崩溃了。利哈乔夫曾说：“历史常识的确能治愈创伤，然而笑声可以治愈更多。”利哈乔夫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一位卓越的幽默作家，并尤其赞赏《群魔》的喜剧气质，认为如果这部作品缺少了喜剧成分，将让人“无法忍受”。

韦尔霍文斯基是“理想主义西化者”的典型代表，没有目标，没有主见，一直认为自己被思维方式所困。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像格拉诺夫斯基这样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如果“得知导致俄国四分五裂的群魔正是他们的子嗣，一定不敢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政治性小说中正是要探索“从父辈到子辈”思想一脉相承的线索。1870年，他向朋友尼古拉·斯特拉霍夫求了一本亚历山大·斯坦科维奇（诗人尼古拉·斯坦科维奇的兄弟）撰写的格拉诺夫斯基传。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对这本小册子的渴求就如同要呼吸空气一般，他需要尽快得到这本在创作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当他创作韦尔霍文斯基这一角色时，在手记中却仍然在使用“格拉诺夫斯基”这个名字。

深受经济拮据、疾病和家庭危机多重困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于那年5月份来到了旧鲁萨，希望用几个月的时间来休息，并处理家中事务。一位圣彼得堡的教授告诉他，有一座温泉小镇，可以在那里租上一幢精美的房子（“里面甚至还有烹饪用具”）。他可以到那里封闭写作，而他的两个孩子可以晒晒太阳、泡泡泥浆。于是，一家人乘坐前一年建成的窄轨铁路去了诺夫哥罗德，然后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搭蒸气船渡过伊尔门湖，顺着蜿蜒的波利斯季河一路朝下游而去。那次慢悠悠的旅程是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婚后最快乐的回忆之一。当他们从诺夫哥罗德启程时，圣索菲亚教堂的圆顶闪着金光，伊尔门湖水面静如铜镜，整个画面仿佛瑞士的美景一般。安娜被丈夫温柔的情绪打动了，她说，他热爱并理解自然。河流两岸长满酸橙，旅途的最后两个钟头，随着船上的明轮拍打着河水，旧鲁萨的建筑看上去若隐若现。

而我启程那天，天色暗淡。劝说我开始这次旅程的是圣彼得堡的一位朋友。他是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斯拉夫派学者，曾经在某年夏天来旧鲁萨参加在作家大楼举行的研讨会。当时为他带路的是一位淳朴慈祥的当地老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自那时起，那位老人在他心中一直都是俄罗斯人的典范。在我这位朋友看来，在这样的城镇，遇到一位集淳朴和境界于一身的人，绝非偶然。对他来说，旧鲁萨是一个神圣的地方。的确，利哈乔夫（正是他建议我这位朋友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题撰写博士论文）也曾经说过，在旧鲁萨附近地区，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纯粹的俄罗斯，感受到祖国的神圣。

按照东正教传统，公元1世纪时，使徒安德烈从耶路撒冷出发，经由黑海港口赫尔松来到这片地区。据说这位来自加利利的渔夫一路向北到达了沃尔霍夫河和瓦拉姆岛，向伊尔门湖附近信奉异教的渔民传播基督福音。旧鲁萨是唯一一处保留了古代斯拉夫部族“鲁斯”名字的地方。建立这座城镇的传说，是一段关于亲情的故事。19世纪初，俄罗斯首席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将这个传说记录了下来。两个斯拉夫骑士——斯洛文和鲁斯兄弟俩，从黑海岸边一路游历到这些北方的处女地上，用他们妹妹伊尔门的名字为这里的湖泊命了名。斯洛文在湖北岸如今诺夫哥罗德所在的位置发现了一座城镇。而鲁斯在湖南岸也发现了一座城镇，并用他妻子和女儿的名字将汇于城镇中心的两条河流分别命名为“波利斯特”和“波露西亚”。两条河交汇的岬角处坐落着复活教堂。彼得大帝曾评价过旧鲁萨地区与耶路撒冷在地形上的相似之处——在耶路撒冷的东面，太阳总是在死海盐湖的彼岸升起。

后来，我曾在列宁图书馆收藏的一本书中读到这些内容。在那本内页有些磨损的2003年版《从旧鲁萨地区的历史命运看俄罗斯人性格的形成》中我发现，即便是现在，为了适应新时期俄罗斯的东正教文化、专制制度和民族特性，每当谈及旧鲁萨，大家依然在营造一种神秘感。这片业已成为国土与部族神话中心的宁静土地，正逐渐从19世纪俄罗斯作家笔下的净土变成普京秘密警察的圣地。那本书上署着多位作者的名字，自我标榜为“军事学院的学生中流行的科学读物”，并在国家安全局（秘密警察部门现在的名称）的资助下出版。书的扉页上一系列总统与安全部门的下属机构赫然在列，此外还印有不少将军和学者的名字。书中有一些彩色插图，包括士兵、神父、沙皇、修道院，以及伊尔门湖忧郁的景色，并以一段宣言开篇，称为了展现可以创造奇迹的旧鲁萨圣母像的荣光，托莫斯科教区与全俄罗斯大牧首（据传他为安全部门服务）的福，在国家安全局莫斯科边防巡逻队学院的领地上建起了一座小礼拜堂。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普京总统2003“变革之年”的“使徒书信”，就是在圣像节之夜发布的。整本书一页接着一页地鼓吹着神话——俄罗斯原有的霸权、上帝赋予俄罗斯的使命、俄罗斯高贵的灵魂……这一切都可由旧鲁萨土壤中的盐分证明，旧鲁萨是鲁斯部族（“大地之盐”）最古老的家园。依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鲁斯部族的宿命一直都是团结并领导全人类。与其他种族至上主义者的伪科学小册子一样，那本书所主张的认识论也很奇特，甚至有些生物化学色彩，仿佛语言本身也可以成为左右民族命运的神秘力量。据我所知，“鲁斯”原本是个梵文词根，由迁徙到这片北方平原的雅利安部落带来，与神圣的红色有关；而红色又是“俄罗斯土壤的颜色”、俄罗斯历史的“辟邪”色。书中每隔几页就会出现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普京的名字，仿佛催人狂热膜拜的咒语一般；无论是对欧盟还是对文化部，他的每一句话都像是预言，带着典型的俄罗斯式的“质朴”和“谦卑”（这归功于媒体，是它们在普京第二次参选总统之前劝说民众相信这些的），体现着他的爱国精神以及对祖国母亲诚挚的眷恋。甚至就连“普京（Putin）”这个名字都因为得到了古代部族的“强大能量”而“显得悦耳”——因为大多数与“普迪（Puti）”这个词根有关的俄罗斯姓氏，都来源于最古老的斯拉夫人名“普迪斯拉夫（Putislav）”，很容易让人想起“道路（Put）”一词，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就开始对更多蕴含着国家美好前景的词语感兴趣了。作者还指出，在古代教会斯拉夫语中，“Put”一词被直接与上帝联系在一起。《俄罗斯人性格的形成》的结尾部分是“旧鲁萨论纲”，那是一份提纲，列举了一些与俄罗斯人族群记忆相关的戒律：“记住，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俄罗斯人的普遍责任时，他并不是在打比方……”；“记住，总统的‘使徒书信’是在圣像节之夜发表的……这与生俱来的质朴和谦逊，让我们的总统完全献身于为人民和祖国服务的事业中……要记住！”

*  *  *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旧鲁萨又意味着什么呢？作为一名在俄罗斯国家想象中依然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家，陀氏又让旧鲁萨记住了些什么呢？阿赫玛托娃的《挽歌之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作为开篇。在这首副标题为“史前”的诗中，阿赫玛托娃再现了他们那代人“决定于此时出生”的19世纪70、80年代的时代境况。那时，圣彼得堡街头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而在房子里面，美女身上的短裙被摩挲得沙沙作响，扶手椅上包裹着毛绒布料，贴满墙纸的长廊里点着昏黄的煤油灯，胡桃木框镶嵌着镜子“映出卡列尼娜美丽的面庞”：

在旧鲁萨宏伟的水渠里，

在庭院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消夏别墅里，

窗玻璃如冰洞般黑不见底，

有人幻想着已有事情发生，

最好不要抱怨，我们离开吧。

与所有地方都达成谅解，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会让它们暴露自己的秘密。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写完其拖了很长时间未能完成、后来被定性为“反革命作品”的小说《群魔》而来到旧鲁萨后不久，便被秘密警察部门（奉首都方面的命令）纳入了监视范围。沙皇专制下的经历是一段难以磨灭的回忆。20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作为一名政治犯被关押在西伯利亚，并在谢苗诺夫广场面对过死刑射击队的枪口。虽然他宣称自己那些有关煽动性思想的“精神疾病”业已痊愈，但他依然要接受监视。旧鲁萨警方常常在他窗下窥视，并报告位于诺夫哥罗德的宪兵机关，说这位作家在比利尔李提萨河边的出租屋里过着简朴的生活，拒绝社会交际，每天散步也都选择最安静的小巷，一旦伏案工作就一直干到深夜。阿赫玛托娃在“史前”的最后一阙中这样写道：

整个国家都战栗着，

这位额木斯克囚犯了解所有事物，

并为一切都做了标记。

看，现在他拼凑起了一切，

他的情绪逐渐上升，仿佛某种精灵，

越过这原始的混沌，敲响了午夜的钟声。

笔尖窸窣作响，

许多页文字都散发出谢苗诺夫广场上的血腥。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在旧鲁萨消夏时，许多家信都要经由当地的秘密警察过目，而他和他的家人经历的多是疾病、混乱、寒冷和写作的困难。妻子安娜的喉咙长了一个几乎致命的脓肿；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受了风寒，而且因为忧虑而夜不能寐；小柳芭折断了手臂；年幼的菲迪亚则腹泻不止，胳膊和腿上也到处都是蚊虫叮咬的痕迹。医生推荐他们泡泡泥浆浴，但是却不能确定泥浆对于菲迪亚刺痒的蚊子包有无副作用。雨一直下个不停，湿气从窗户进到房中，装衣服的箱子里一片狼藉；庭院里脏得让人无法想象；所有一切都被雨水浸泡、腐烂，遭到破坏。小说的创作也陷入困局，这种“吉普赛式的生活”简直成了残酷的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恐怖的天气，还有雨中如蒸笼一般的木屋，没有比这更难以忍受的了。”

即便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依然在旧鲁萨买了一处房子，每年都会回来居住，直到去世为止。这座城镇的布局和氛围似乎在《群魔》的最后一章有所体现：纵火犯在某个夜晚放了一把火，烧尽了河流远端穷人区的木屋，而那些旁观者却显得很兴奋，“唉，毁灭的本能与所有灵魂一起被埋葬了”。很明显，陀氏最后一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背景便设置在这座城镇，只是将地名改成了“斯柯达布里涅夫斯克”（意为“牛圈”）。书中的无名讲述人说道：“别看我们的镇子很小，却是分散开的，房子之间距离很远。”“我们的镇子”、“我们地区”、“我们附近著名的修道院”、“我们镇的墓园”……讲述人在讲述他那形而上学的反叛、谋杀与精神病的故事时，一次又一次地提到这些地方，并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狂热的内心与城镇最隐秘角落里那些呢喃的寂静之间切换。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塑造人物上花费了大量精力，以至于用于地点描写的笔墨少之又少，但他对于书中那座荒蛮小镇的气氛的营造却非常生动：沉闷的街道、古怪的房舍、阴森的花园、蒸气浴室、年久失修的消夏别墅、大门和围栏；肮脏的小酒馆、金顶的教堂，集市、修道院、警察局、法庭、监狱，在城中居住的主人与仆佣、管家、神父、包租公、医生、漂亮姑娘、寡妇、滑稽小丑、风尘女子、守财奴、是非精、吉普赛人、瘸子、花花公子、学生和狗，空气中弥漫的气味、声响和大家的共同记忆，阴谋、罪恶还有永无休止的嚼舌。

1880年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旧鲁萨表示，“毫不夸张地说，全俄罗斯的读者”都在等着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局。当时，他为莫斯科的一座普希金雕像揭幕仪式写了一份演讲稿，后来在贵族俱乐部进行了宣讲。陀氏关于俄罗斯民族普遍责任的描述，引用了古代鲁斯人部族与国土的神话。他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发现了这样的观点——他的民族肩负着“团结伟大雅利安种族所有部落人民”的神圣使命。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从普希金身上，俄罗斯人可以得到一份信念，坚信“未来要担负起欧洲大家庭独立的重任”。俄罗斯的确穷困潦倒，但“基督自己也穿着破旧的衣衫，却走遍了这片贫穷的土地，将福音带给它”。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告诉莫斯科民众，普希金英年早逝，“毫无疑问把一些秘密带进了坟墓，我们必须在没有他帮助的情况下揭开这些谜题”。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呼声：“你来解决！你来解决！先知！你是先知！”然而，陀氏的“解决办法”却给人们留下了一定的解释空间。反动的沙皇首席思想家康斯坦丁·波比多诺采夫，曾感谢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他“揭示出了俄罗斯的真谛”。但生理学家伊凡·巴甫洛夫则将陀氏的这些话当成了激进的政治宣言。巴甫洛夫在写给未婚妻谢拉菲玛·卡尔乔夫斯卡亚的信中提到，与俄罗斯其他埋头研究的知识分子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理解人民。他的灵魂能够与其他人的灵魂沟通，即便身陷囹圄，他也依然保持着一颗平等的心，与人民站在一起。

*  *  *

我们沿起义大街驾车进城，经过火车站，穿过了克拉拉·赛特金大街和波利斯季河上的大桥；到矿业大街拐了个弯，穿过恩格斯路和卡尔·马克思路，最终停在保健温泉入口处。长时间驾车让我们浑身僵硬，饥饿难耐。建于斯大林时代的华而不实的大门让人失望。大门旁边一只空荡荡的水缸上面，花岗岩石板上刻着巴甫洛夫的名言：“人类是自然界的终极产物，若非如此他便无法享用这自然界丰富的恩赐。人类必须是健康、强壮而充满智慧的。”巴甫洛夫，1904年曾因消化生理学与“条件反射”理论获得诺贝尔奖，后来成为斯大林政权一个不情愿的宠儿。列宁格勒党组织一把手谢尔盖·基洛夫遭暗杀后，巴甫洛夫曾就突然兴起的恐怖浪潮向斯大林提出抗议。莫洛托夫两次致信这位科学家，向他解释说，那些对“恶毒的反苏维埃分子”的打击，对于抵制资产阶级的威胁来说是必要的。巴甫洛夫对抓捕知识分子和毁坏教堂的行为提出抗议，斯大林假装不知道，还试图用礼品和恩惠收买他。一次偶然的机会，斯大林告诉莫洛托夫（当时正在组织一场向巴甫洛夫致敬的国际生理学家会议）说：“你可不能把巴甫洛夫当成你治下一亿七千万百姓的一员，他是属于全世界的。你要确保所有事情都尽可能符合他的口味。”

说到口味，我并不欣赏斯大林式的艺术品位，我更喜欢这座温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年代（当时洗温泉是一种时尚）的样子。我曾在一本书中的彩色插图里看到过它当时的样子，它曾经拥有精美的锻铁大门，看上去就像是带着高加索温泉疗养区风格的欧洲度假胜地。一条铺着格子状地砖的小径直通穆拉维耶夫泉，周围栽种着仿佛高耸的翎毛一般的观赏果树，树下摆放着乘凉用的座位。整个陈设呈八角格状结构，仿佛一只装着摩尔式尖顶的鸟笼。

我们可以看到，在花园深处的雪地上有一串脚印，穿过稀疏的树林，直到一座五层的宿舍楼。那座楼刷着黄涂料，颜色已经显得有些斑驳，就像是长着青苔的白桦树皮。我们向保安打听饭店的位置，他指了指门口的一座建筑。我们沿楼梯一路向上走去，却发现自己来到了温泉公园经理的会客室。我叫住一位正要离开的妇女，问她哪里有饭店。她和蔼地指着门口的沙发，让我们在那等待营养师。这间会客室中，有三个墙角都摆着大桌子，上面胡乱堆着文件、蛋糕盒、电话和空茶杯。墙上挂着一些展示温泉疗法的褪色相片：有的照片上，一个肌肉健美的男人趴在一间贴满蓝色瓷砖的房间里，一位穿着白大褂的矮胖女人正往他身上涂着黑色的泥浆；还有的照片上，工作人员正在为装着棕红色洗澡水的浴盆调节仪表。

我很明白，在这样的房间里等待，时间就好像是停顿了一般，只能等着发生“意外事件”。我从旁边的桌上随手取了一本1982年出版的《旧鲁萨处女地》。这本书是苏联在“经济停滞”时期的“最后一搏”，当时苏共试图通过鼓励共产主义建设激情来复兴疲惫不堪的社会。我读过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就医疗问题所做的表态，其内容涉及党内就人民健康问题而进行的空前浩大的辩论，还谈到了责任心、主动精神、精力、社会主义竞争、大众文化、苏维埃的职责、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等等……腹中的饥饿感和日光灯的嗡嗡声让我头疼不已。会客室里，丰乳肥臀、秀发披肩的女人们来回走动，高跟鞋敲在地板上咯噔作响。我手上的这本书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塑料味，让人不由得想起那个为奖章而痴狂的萧条时代。我又翻了几页，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是当年荣获“突击手”称号的温泉公园工人标兵：艾伦娜·亚历山德罗娃，“一级医师”，被称作“甜美的天使，浑身散发着慰藉人心的热忱”；妮娜·马克瓦尔德，一位拥有“黄金之手”的牙医，是“整洁的骑士和荣誉的象征”。书中还提到，每一位患者在离开之前都会受到思想上的关照，比如说参加爱国歌曲晚会、劳动英雄来访和共产主义道德演讲之类的活动。为了将他们培养成热爱劳动、随时准备保卫祖国的苏维埃公民，青少年患者要参加政治启蒙强化课程。当年有一间列宁阅览室，还有一座图书馆，收藏着一些标题诱人的书籍，如《共产党在内外政治上面临的紧迫问题》、《如何理解苏共二十六大决议》等。

我们等了半天也没等到所谓的营养师。午饭时间都过去了，我一天的计划都泡汤了。我看着那张“合理营养膳食表”，大声读了出来：用温泉公园内部温室培育出的蔬菜和水果拌成的富含维生素的沙拉……自养奶牛生产的乳制品……扎哈尔·季思金大厨独门秘制的肉片荞麦粥……我为什么要向朋友提议先来这里呢？那本书中提到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美味佳肴让我们垂涎三尺，真是一种折磨。我们大脑皮层的神经正在给消化器官发出错乱的指令，而眼前却没东西可吃。这会儿我们简直就像是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狗（被他称作“胃液工厂”），连方向都辨不清了，不安而沮丧。

在旧鲁萨挨饿的这次经历，让我很快意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对食物、饥饿，以及消化器官与灵魂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抒写，要远远多于对俄罗斯民族特征的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肉体在何处终结，灵魂又在何处开始。巴甫洛夫对这一问题非常感兴趣。无论从神学、政治还是心理学角度看，食物都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中心。疯狂奉行苦修主义的费拉庞特神父宣称：“我可以远离面包，完全不需要它。我可以进入森林，完全依靠蘑菇或浆果过活……”他说其他那些无法舍弃面包的僧侣都被恶魔裹挟了。多年间费拉庞特几乎没吃什么东西，这位患厌食症的修士能在各种地方看到恶魔——衣服口袋里，门后，甚至另一位同修的五脏里，“就在那儿，就在他那肮脏的肚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未言明费拉庞特是神秘主义者还是疯子；但当阿廖沙·卡拉马佐夫来到费拉庞特的住处探访时，心中充满了敬畏。不久之后，当一身新衣笨手笨脚的阿廖沙来到人声鼎沸的大都会酒馆时，伊凡·卡拉马佐夫打趣道：“我想你不会只靠喝茶活着吧？”这是兄弟二人第一次交锋。伊凡对这家肮脏酒馆“一流”鱼汤的称赞，体现了他不雅的“卡拉马佐夫式生活品味”。两人就果酱和茶水而展开的讨论，逐渐转变到伊凡对于一个“允许虐杀儿童的上帝”的强烈反对上来，之后他又对阿廖沙念起了他那首散文诗《宗教大法官》。伊凡所说的“大法官”，“通过压抑自由而使人愉悦”，让人想起在旷野中经受三大诱惑的基督——在这些诱惑中，“集合了人性中所有未解的历史性矛盾”。首先，在“谎言遮蔽了世间巨大奥秘”的情况下，诱惑者要求基督将石头变成面包。诱惑者如是说：“毫无疑问，能让人类跪倒的幌子就是尘世间的食物，除此之外其他的都不会有如此好的效果。他们会放弃自由而祈求道：‘让我们做您的奴仆吧，只要给口吃的就行。’”

《卡拉马佐夫兄弟》最后一章发表之时，年轻的巴甫洛夫正在圣彼得堡一家诊所就心脏传出神经准备博士论文。遭受抑郁症煎熬的巴甫洛夫，与书中的伊凡·卡拉马佐夫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仿佛他的思维都被那看似冰封了心跳的逻辑扼住了咽喉一般。而且他依然惧怕孤独，承受着严重的焦虑，渴望找寻到属于他的生活哲学。巴甫洛夫曾经在一封信中向她表露，正是通过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让他接受了自身的抑郁症，并将其视作一种专属他一人的自我醒悟：“一个人总有两面，然而由于天资的缘故，同一时刻他只能看到其中一面。如果他的天资完美，就只能看到光彩照人的一面，如果天资不好……就只能看到一片灰暗。所以，一个人最真实的状况只有在抑郁状态下才能表现出来。”

我和朋友分享了最后一片口香糖。又过了几乎一个小时的时间，营养师终于露面了。那是一个披着金发、笑容甜美的女子。她告诉我们，在被允许用餐之前，要接受专家的检查，以便为我们准备营养最均衡的食物。她需要一些样本用于分析，还要签署各种文件并盖章。她笑着说，整个过程要花费数天时间。

我们信步走进明亮的、富含电离气体的温泉绿洲，阅读着营养师给我们的、写满各种疗法的小册子。现在再也看不到那些东方式的桥梁和格状小道了，矿物温泉里斜铺着暗红色的大理石板，周围安放着油漆斑驳的长凳，绿色的塑料遮阳伞下摆着摇椅，折皱的伞衣在微风中发出一阵阵声响。小册子上写着许多可以治疗过度劳累的方法——日式生态疗法，旧鲁萨泥浆疗法，还有治疗肾脏问题、神经系统病变、牛皮癣、性病、牙龈感染、消化道以及五脏六腑各种毛病的方法……一个女人忽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她穿着一件破旧的皮袄，戴着帽子，慢吞吞地围着温泉踱步，偶尔会闭上眼睛，把脸朝向天空。

此地曾有一所纪念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女修道院，其附近便是14、15世纪让旧鲁萨得以发达的盐场所在。后来盐场迁到了城镇的另一端，修道院的樱桃园和果菜园也荒废了。当地人一直都了解盐泉的治愈功效，利用它们治疗淋巴结核、腰痛、哮喘和骨折。在1815年这个温泉浴的黄金时代，旧鲁萨盐泉“不可思议的治愈功效”传到了医生费奥多·哈斯的耳朵里。当时，他已经就叶先图基和热列兹诺沃德斯克地区的高加索泉水发表过专著。他研究了旧鲁萨地区的盐泉，并与当地人进行交谈，然而彼得堡那些对他改善祖国人民健康状况的理想化主张感到厌倦的医疗机构，对这些发现抱怀疑态度。19世纪20年代中期，矿物工程师伊利亚·柴可夫斯基（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父亲）对矿泉水产生了兴趣；一位名叫劳赫的医生也来到这里记录本地人在泥潭中洗浴的情况。1834年，第一座温泉浴池建立起来，接下来的二十余年间，许多从前线返回的士兵被送到这里疗养，而上流社会则会选择去欧洲或者高加索。1858年，一位名叫穆拉耶夫的政府大臣下令开凿一口自流井；同年，诺夫哥罗德和旧鲁萨之间开通了汽船航线。署名埃赫瓦尔德和维尔茨的医生们也发表了一些讨论当地泥浆的学术论文。从贵族、大臣到疲惫不堪的反沙皇作家尼古拉·多布罗留波夫，成千上万的游客到这里来疗养。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年代，整个小镇变成了一处休憩与享乐圣地，人们在这里或划船嬉戏，或参加会馆中的化妆舞会，或观看戏剧表演，或在林中漫步，或探访修道院……虽然大家都觉得这座温泉浴池维护不当，在管理上也存在贪污腐败，军官和交际花们还是喜欢到这里消夏。波利斯季河上的这座小岛变成了浪漫郊游的理想之所，被誉为“爱之岛”。

一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座温泉浴池并没有什么兴趣。他知道德国和瑞士有许多类似的圣地，在过去的十年间，他曾经遍访那些地方以求治愈癫痫。他发现旧鲁萨当地人粗俗而自负，只是一味地渴望营造出欧洲的时尚气息。女人们穿着昂贵的服饰却显得粗糙而廉价，镇上没有足够数量的糕点店，公园毫无吸引人之处，每个人都操着一口蹩脚的法语，白瞎了这一泉好水。唯一让他觉得有价值的，便是从温泉浴池图书馆里订阅的书籍。他经常下午去那儿，读报纸和期刊。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医生们持怀疑态度，坚称最平庸的普通德国人也比最著名的俄国大夫强。《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充满了笑话、滑稽桥段和令人费解的谜团，调侃着医生们和当时生理学的最新成果。书中镇上的医生赫尔岑什图贝自称了解癫痫病，徒劳无功地试图医治垂死的孩子伊柳沙。而那位要价颇高的莫斯科医生竟无情地建议伊柳沙贫穷的父亲将孩子送到锡拉库萨治疗。在监狱里，米卡·卡拉马佐夫将法国著名生理学家克劳德·伯纳德（于陀氏构思这部小说之前一年逝世）那些行为主义理念绘成了讽刺漫画。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最敬爱的医生斯泰潘·雅诺夫斯基，将这位作家描述为“永不满足的道德化学分析者”，将他的创作与当时科学界对灵魂和肉体之间关系的探索相提并论。雅诺夫斯基的妻子、喜剧演员亚历山德拉·舒伯特，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作“心灵的学者”。

当“撒旦”开始接近（或似乎要接近）伊凡·卡拉马佐夫时，书中的讲述人说道：“我不是医生……我对医药一窍不通。”讲述人答应对伊凡的“头脑混乱”进行一些描述。而事实上他却让读者自己去研读伊凡和“撒旦”（这里的“撒旦”，有可能是伊凡精神崩溃的产物，但也可能不是）的对话。伊凡对出现在对面沙发上衣衫褴褛的“撒旦”大声喊道：“我从来都没把你当成真实的存在！你是假的！是疾病导致的幻象！……你是我的化身，但只是我的一面而已！”然而随后，“撒旦”却说出了伊凡从未想过的事，“从消化不良或是别的什么说起”，提到了梦境之谜。他对伊凡说，大多数凡人在梦境中看到的都是美景，“与这些情节杂糅在一起，从高贵的事物到袖子上的最后一粒纽扣，呈现出人意料的细节——我估计列夫·托尔斯泰都写不出来”。这位“来访者”被刻画得带有几分戏谑色彩，他喜欢在澡堂里与商人和神父们一起洗蒸气浴，一边洗一边抱怨，尽管他“喜欢看医生”，却连自己的感冒都没治好。讲述人所说的“撒旦”，即“来访者”或“话音”，虽说与伊凡毫无相似之处，却能洞悉伊凡脑海中最深处的思索。他对伊凡的哲学著作冷嘲热讽，却无法解答其中形而上学并事关政治的问题。无论他是超自然存在还是头脑混乱的产物，这个“撒旦”都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也不知道历史意味着什么。他告诉伊凡，他也着眼于所有事情的终结，着眼于“谜底揭晓”的时刻。

树下的路牌指着四个方向，分别是图书馆与娱乐场所、正门、酒廊、水疗池。水疗大楼那早已变形的铁门上贴着两张脏兮兮的布告。其中一张提醒浴客们要向当值的工作人员提供皮肤病、妇科病、性病等免疫证明；还有一张建议人们在游泳前对心脏健康状况做“主观评定”。另外，门上还贴着一份表格，指明了从“消解疲乏、愉悦身心”到治疗疼痛、头晕症、头疼病和恶心等分别要去泡的温泉位置。

巴甫洛夫主张用安眠药和延时睡眠法治疗各种心理压力和精神错乱。1921年，列宁签署命令，建立一个专门的政府委员会，为巴甫洛夫的研究工作提供良好环境。巴甫洛夫对于人类行为的唯物主义解读方式，符合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而后来巴甫洛夫却对列宁和斯大林进行了毫无畏惧的抨击。他将苏维埃政府称作“废物”，并当面告诉莫洛托夫集体化不会成功，因为它不符合俄国农民的心理。）同年，列宁下令就旧鲁萨温泉浴场的状况和实际效用做一份详尽的报告。四年之后，该浴场成了全俄首屈一指的越冬健康圣地。20年代末，当旧鲁萨所有的国有公共建筑中都出现了“列宁角”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被视为文学界潜在的危险因素。恰如“安眠药”和“睡眠法”拯救了行将崩溃的人类医学一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陀氏本人曾说，他创作的意图在于“照亮艺术不愿触碰的人性黑暗面”）也将要激起苏维埃上层的内乱。评论家维亚切斯拉夫·波隆斯基被卷入了关于《群魔》反革命性的辩论。教育人民委员安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曾警告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一种强力的放射性物质，不应随便地给人看，尤其是年青一代。”陀氏的作品包含大量有关躯体与灵魂的奥秘，而布尔什维克学者们却希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能够被归纳为一个简单的唯物主义公式。莫洛托夫（那些上面盖着“共产党工人俱乐部”印章并被妥善重新归入他个人收藏）的藏书中，有一本1930年国家医药出版社出版的卢那察尔斯基《艺术——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书中的这样一段话被划上了线：“同志们，我想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领会人类灵魂的含义，弄清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神奇到如此让人出乎意料呢？”抛开那些神秘的玩意，莫洛托夫还是敬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也纳闷列宁为何这么讨厌这位作家。他曾对菲利克斯·楚耶夫提起：“毫无疑问，那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天才。”他还补充道，陀氏跟托尔斯泰一样，站错了立场，因为这两个19世纪的作家都陷入了一种资产阶级的视角：“我们比他们水平高。”

当我们从温泉浴池走回到矿物大街上，天气开始转凉了。华灯初上，在树影与建筑之间涂上了一层薄暮的颜色。我们决定从恩格斯大街的街角处绕个远路，去陀思妥耶夫斯基位于波露西亚河岸边的别墅看看。按照地图所示，恩格斯大街的一段有一家叫做波利斯季的大宾馆，而另一端则有一家名为萨特阔的咖啡厅。我们拐进了战争纪念碑附近的一处小花园。花园深处，一簇灯光闪烁，那大概是酒店温馨惬意的餐厅吧。

卫国战争英雄荣誉纪念碑上，雕刻着一些塑像，有士兵、游击队员和枪炮。在德国人占领的三年间，旧鲁萨似乎比俄罗斯其他城市遭受了更多的摧残与毁坏。一个纳粹中尉曾在家信中写道：“我们都变成了地主，得到了斯拉夫奴隶，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战争尚未结束，“卢瑟”胶合板厂（一度归属德国）的继承人，就匆忙来到旧鲁萨重开家族产业。这家位于城郊的企业曾于1917年被政府没收，并被改名为“无产阶级”胶合板厂。

许多未成年的小伙子和小姑娘加入了绿林好汉般的游击队，在沼泽地修筑防御工事，在原始森林里生活。他们穿着白色的伪装服，炸断桥梁，并焚烧德国人的柴草。他们潜入城中，将宣传报纸贴在纳粹军官家中的墙上和门上，炫耀自己的胜利——伏击补给火车、炸毁德国汽车或是在高速公路上枪毙“法西斯走狗”等等。镇上的摄影师与纳粹沆瀣一气，将游击队中积极分子的照片底版交了出来。被怀疑协助抵抗组织的当地人，都被绞死在农民大楼阳台之上。纳粹军队撤退时，当地人只剩下165名，房屋只剩下四座，温泉浴池成了一片坟茔。一个德国士兵把一张废墟的照片做成明信片寄回家中，上面写着“一座永远无法重生的城”。

旧鲁萨的一些建筑曾经按照斯大林统治后期的浮华风格进行过重修，但波利斯季宾馆与众不同，是一座简陋的“赫鲁晓夫式”建筑。宾馆为五层砖质结构，外形有棱有角，顶层柱子上挂着一块摇摇欲坠锈迹斑斑的金属招牌，上面印着手写体字母，在风中呜呜作响。宾馆入口处放置着一幅美丽的画，显得与周围环境极不相称。这幅画大概三层楼高，用金黄、洋红、粉色和淡蓝等颜色描绘着斯洛文与鲁斯兄弟、旧鲁萨圣母像以及该城早期历史上的其他传奇。我们走进宾馆，在崭新的地砖上留下一串脏兮兮的脚印。一位在空衣架旁休憩的老妇人一边生气地指着我们的脏鞋，一边对我们说店里已经打烊了。

于是我们继续沿着恩格斯大街往前走，越过赫尔岑大街，来到萨特阔咖啡厅。在门廊看管衣服的也是一位老妇人，穿着拖鞋，带着羊绒帽。她告诉我们，没错，咖啡厅是在营业，但是正在举办一场私人宴会。咖啡厅的餐厅里传出一阵歌声和掌声。我推门进去，乌烟瘴气中有几双呆板的眼睛望向了我。一张长桌尽头坐着一位红脸男士，两边各有一个穿着仿天鹅绒外套、珠光宝气的女人用纤纤玉臂挎着他的脖子。角落里有一对情侣正抱在一起跳舞，女子的头靠在男子的肩上，双眼紧闭。桌上堆满了吃到一半的冷盘、烟灰缸，法国白兰地洒得到处都是。我决定不打扰这些人的狂欢，于是关上了门，和旅伴一起继续在这灰暗的城中游荡。

沿着恩格斯大街一直走到波露西亚河边，现代化的旧鲁萨便戛然而止了。两岸河堤上搭着低矮的窝棚，有的被漆成单调的绿色或棕色，有的木质框架好像都烂透了，整个都与肮脏的积雪融为一体似的。这街道上仿佛还能看到米卡·卡拉马佐夫在父亲被杀的夜晚一路向黑暗中狂奔的痕迹。米卡从格鲁申卡（凭借其“魔鬼般的身材”让父子俩陷入疯狂的争斗）家出发，越过教堂桥，沿着迪米特里耶夫斯基大街，跑过一条脏水沟上的小桥，冲进父亲费奥多·帕夫洛维奇家后面废弃的小巷。如尼古拉·费奥多罗夫所设想的那样，“正是性欲让儿子们忘记了父亲的存在，并导致了这人世间的政治斗争和内乱”。

迪米特里耶夫斯基大街现在被称作红军将领大街，旧鲁萨几乎没有一条街道沿用革命前的名称。如今的街道名包括当年的地下爆破手、国际共产主义者、胜利的无产阶级、契卡秘密警察以及各种人民委员的名字，仿佛彼此打着招呼——就像在《群魔》中，它们都被冠以反革命阴谋家的名号一般。有一条街以弗拉基米尔·杜布洛温为名，此人是一位本地官员，与首都的革命者有联系。1878年，他在旧鲁萨组建了一个激进分子组织，成员包括士兵、商人和农民。之后，杜布洛温牵涉进一次针对某警官的刺杀事件，被送进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服刑。后来，他被铐上双手押送去火车站并沿街示众，在走过旧鲁萨城区时，他高声疾呼，俄罗斯应当像法国那样结束专制制度。警方在卷宗中称，杜布洛温计划以旧鲁萨为据点，“意图纠合农民中与其思想相投者，与当局作对”。他拒绝为军事法庭作证，并在1879年春天被处决。在行刑时，伴着军鼓的声响，他依然用微弱到几不可闻的声音发表着演说。即便是政府官员，也被他坚定不移的精神所震撼。

当月晚些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了旧鲁萨。那时城中人们谈论的只有杜布洛温案，以及俄罗斯社会的“道德毒瘤”。本地宪兵司令在“政治调研报告”中写道，旧鲁萨地区人民在精神上“具有反叛性”，“随时可能导致反政府的结果”。5月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波比多诺采夫的信中提到，像杜布洛温这样的狂热分子完全相信自身的正确性，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逻辑、学识和语言”。几天之前，陀氏刚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五卷交给编辑，称它“描绘了我们这个时代充斥于脱离现实的年轻人中间的渎神行径以及将俄罗斯毁灭的理念之果”。伊凡在酒馆里对阿廖沙讲述的那些证据，是“当代俄罗斯无政府主义的综合体”。伊凡并未否定上帝，他所否定的是上帝创造万物的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编辑说道：“所有的社会主义都始于对历史现实意义的否定，并将导致进入毁灭的程序。”《卡拉马佐夫兄弟》体现了尼古拉·费奥多罗夫的理念；陀氏在构思这部小说时，正开始对他产生兴趣。费奥多罗夫思想的主旨在于，“以子辈的和睦友爱代替亡故父辈的重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小说要表达的则是，以兄弟之间的情谊代替弑父行为。

镇子的另一边，有一条名为斯泰潘·哈尔土林的街道。哈尔土林是一个叫做“人民意愿”的革命组织（与旧鲁萨没有任何关系）的成员，曾经于1880年2月在冬宫的沙皇餐厅成功引爆一枚炸弹，炸死一些卫兵和仆人，并在社会上造成恐慌，导致当局实行了戒严。恐怖分子无处不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的最后几年，恐怖袭击把俄罗斯弄得千疮百孔。这使陀氏相信，他在《群魔》中描绘的末日景象是合理的，书中没有一个角色是“凭空捏造”出来的。革命者当时已经公开寄望于谋杀行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革命者们的动机以及它们在道德上的犹豫不决很吸引人，并注意到了维拉·查苏利奇（曾翻译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在因试图刺杀圣彼得堡总督而受审时所做的证词：“奋起对抗自己的同胞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我决定这样做，我必须这样做。”陀氏继续与唯物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保持亲密友谊，这些人中甚至包括卡尔·马克思的老朋友，比如曾经在旧鲁萨度暑假的“高雅而智慧的女子”安娜·贾克拉德。

循着一串脚印，我们来到了冰封的河面上，穿过光秃秃的酸橙树丛，一步步朝着冰天雪地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走去。看天色好像要下雨了，拜饥饿所赐，我们的情绪几乎进入了一种如梦般的状态。在波露西亚河与波利斯季河交汇的沙洲上，教堂高高伸出的塔尖刺破了昏暗的天空，教堂后面的河堤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我们沿着河流前行，一群孩子正在河堤最陡的地方滑雪。他们在林中穿梭，呼喊欢笑声不绝于耳。东边，透过摇摇欲坠的栅栏，可以看到一些铁皮房子和木头棚子歪歪斜斜地杵在那里。往那儿走我们就能找到圣乔治教堂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来此朝拜，而现在为安全局所推崇的旧鲁萨圣母像在1941年消失之前也曾悬挂于此。它那孤零零的蓝色圆顶在白色塔楼的映衬下更像是黑色的。我们重新爬上斜坡，走到路上，路边停着几辆锈迹斑斑的日古丽小汽车。

在老卡拉马佐夫被杀的那个无风之夜，米卡经由房后的小巷跑到了他父亲的住处。他悄悄经过蒸气浴室，来到费奥多·帕夫洛维奇卧室窗下的灌木丛。老卡拉马佐夫正探出身子，左顾右盼，色迷迷地招呼着他的“天使”格鲁申卡：“那是一副让米卡生厌的侧影——下垂的喉结、鹰钩鼻子、贪婪的嘴唇——所有这些都被倾斜的路灯照了个清清楚楚，投射到房子的左侧。”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为肺气肿所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在旧鲁萨的住处为原型，为“充满偶然”的卡拉马佐夫一家营造了那些丑闻和谋杀的地点。盐场附近有个叫彼得·纳扎罗夫的人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而临近街区有一位名叫范·索恩的少将，为人放荡不羁，是腐化堕落的温泉浴池股东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造访温泉浴池之前不久，这位少将就被一伙犯罪集团谋杀了。当地人记得这个家伙，于是他成了陀氏小说里费奥多·帕夫洛维奇的原型。利哈乔夫很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在时间和地点上的真实性。他认为，这位作家的天才并不在于“编织现实”，“而是围绕现实来编织作品”。在利哈乔夫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抓住某一事实、某一地点、某次邂逅或是某段报道，将其进行延伸。他可以假设街上‘有人’，可以‘走进’别人家中，可以深入地窖，甚至可以为擦肩而过的路人著书立传”。

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由狭长的深绿色隔板搭建而成，一层与二层之间的隔板呈“之”字形排列。一面墙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作家路”。在赫鲁晓夫的“文化解冻”时期，附近的河堤被重新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当局还下令修复这座房子，并重建蒸气浴室和消夏别墅。此处曾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避难所——那是一个“艰苦劳动”的年代，在陀氏看来，比他在鄂木斯克坐牢的经历更加令人疲惫。他的朋友艾琳娜·施塔肯施耐德曾这样评论那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个不可思议的狡猾的老家伙！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就是一部魔幻故事，充满出人意料的情节和转折，还有无数的恐怖桥段和鸡毛蒜皮般的小事。”

我曾经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女儿柳芭的回忆录中了解过他们当年在这所房子里的生活。她回忆道，房子很小，“符合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式品位，充满出乎意料的惊喜，比如说墙上的隐藏碗橱、滑动推拉门以及门后阴暗而布满尘埃的旋转楼梯”。狭小的房间被装潢成皇家风格，长着铜锈的镜子反射出骇人的光芒。墙上挂着一些画，画上是“留着两尺长指甲裹着小脚的奇怪的中国妇女”。柳芭还记得漫长的雨季里在房子一侧封的走廊里玩康乐棋的情景。她的父亲起床较晚，会做一些体操，如果心情不错还会唱上两嗓子，然后精心洗漱，穿着立整。晨祷之后，他会喝上两杯浓茶，另外端上一杯去书房。他的书桌上，所有东西都摆放整齐，颇有学者气派。他会自己卷香烟，整天都吞云吐雾。午饭之后，他会做口述，由妻子帮他把前一晚创作的内容誊写下来。妻子还要负责用蜜饯、糖果将孩子们从他的桌边引开，这些东西都购自普洛特尼科夫商店，那是镇上的一家小店，未曾更名便出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做完口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会读一些书，通常是一些圣人生平之类的作品，之后他会去散步。到了傍晚，他会与孩子们一起提前吃晚饭，给他们讲童话故事，或是大声朗诵莱蒙托夫、果戈理和席勒的作品，并对孩子们念出他最喜欢的祷词：“我将一切的希望都寄托于你，圣母啊，请庇佑我于你的面纱之下！”夜半时分，儿女们在睡梦中轻轻咳嗽，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埋头创作。边听着窗外狂风折断百年大树发出巨大声响，边试验着他用文学手法对虐待儿童进行描写的能力。伊凡·卡拉马佐夫曾向虔诚的阿廖沙提出这样的疑问：允许虐杀儿童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

我们推开门，来到后园。白色的桦树枝中间杂乱地堆着一些新刨的薄木板，上面覆盖着一层白雪。那位圣彼得堡的朋友曾经给过我一张手写的字条，上面是这座故居博物馆三位馆长的姓名：薇拉·伊凡诺夫娜、娜塔莉娅·迪米特里耶夫娜和娜塔莉娅·安纳托利耶夫娜。他向我保证，只要提起他的名字，我们肯定会受到热情地欢迎，并且能见识到很多东西。一扇裹着皮革的门锁着，而一块牌子上写着“博物馆开放中”。我们按响了门铃，等了一会儿，然后又按了一次。最后一丝天光悄然散去，整个园子看上去荒凉至极。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消夏别墅看看呢？阿廖沙曾在那里等待他的兄长米卡，却等来了邪恶的管家厨子、癫痫患者斯莫尔加科夫（或许还是阿廖沙同父异母的兄弟）。阿廖沙听到斯莫尔加科夫说：“我也许只是个做饭的，但幸运的是我能在莫斯科的彼得罗夫卡大街上开一家咖啡厅。因为我的厨艺很有特色，而且在莫斯科，除了那些外国佬，没有别人的厨艺称得上有特色。”

我再一次按响了门铃，听了听屋里的响动，有关门和走路的声音。一个瘦小的女人紧张兮兮地向外看。我对她说出了那位圣彼得堡朋友的姓名，她非常非常愉快地招呼我们进了门。没错，她就是娜塔莉娅·安纳托利耶夫娜。不过我们实在是没办法进去，因为博物馆正在翻修，没什么可看的，所有房间都锁着，所有东西都收起来了。

我们坐在这寂静的庭院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斯莫尔加科夫曾在这里拨弄他的六弦琴。那些窗户看上去很深邃，仿佛冰面上的洞一般。并不是每个地方都会把自身的奥秘呈现在你的眼前的。楼上有个房间亮起了灯光，窗棂后面松松垮垮地码着一堆旧书。书堆顶上，恰到好处地摆着一只白色的瓷汤碗。

第八章 顿河畔的罗斯托夫

在我们两人眼里，世界是五月的牧场，是有女人和马匹在那儿走动的牧场。

伊萨克·巴别尔，《一匹马的故事》

夜晚刚刚降临到这片位于莫斯科以南750英里处、破败不堪的穷人区，春天还要等上几个星期才能到来。那些砖砌的小房子里，收音机和电视正播放着各种流行音乐与足球评论。从它们所使用的黄铜管件来看，这些房子都建于19世纪70年代。门大都敞开着，露出里面阴森的走廊，空荡而冰冷，墙上钉着蓝色的铁皮信箱。从人行道往上看，可以看到围着铁质护栏的阳台，杂乱的鸟笼与废弃家具之间悬着绳索，上面挂着衣物和已经收拾干净的鱼。一个腿上有纹身的家伙正坐在一把脏兮兮的扶手椅上抽烟，看着我们经过。一家龌龊的门头房挂着一块新塑料广告牌，上面写着“把钱存到储蓄银行吧！”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街向下望去，那些建筑物显得更矮小了，似乎比铁皮棚子大不了多少。路面已经裂成了碎石和泥土。在一间看上去业已荒废的19世纪工厂建筑里，工人们正在机器的轰鸣中大声呼喊着。一块废弃的空地上生长着一丛鸢尾花，绿色的长叶衬托着紫色的花瓣。河滩上，一条狗正在嗅着从山坡上滑下的垃圾，而樱桃树的花朵正开始盛放。

一位穿着黑色束腰尼龙绸外套的年轻女士从一扇侧门走出，她戴着一条粗项链，脚上蹬着一双细高跟鞋，鞋带缠绕在脚踝上。一个老人走过，弯着腰吃力地推着一辆吱呀作响的婴儿车，车上装着几只塞得满满的塑料袋。那位年轻女士伸出手，一边把头发拢到肩膀一侧，一边把镶钻的手机塞进包里。她望着贫民区那些玩沙子的孩子，从顿河边转过身来，朝着城镇中心走去。虽说鞋跟很高，柏油路面又不平整，但她的步态依然优美而轻盈。

与瓦西列夫（契诃夫作品《精神崩溃》中的莫斯科法学学生）一样，除了道听途说和书本上的描写，我对风尘女子知之甚少，但依据我读过的那些故事，我可以凭借穿着和气质分辨街上的此类人群。我的想象力受制于一些问题，而它们需要用滑稽而讽刺、甚至悲凉的答案来回应。契诃夫的瓦西列夫在初次逛过一家莫斯科的妓院之后，战战兢兢地说：“我的上帝啊！她们真的存在！这样的女人真的存在！”当那位介绍他去逛窑子的朋友领他去医生那里治疗精神上的苦恼时，他咨询道：“大夫，您只要告诉我一件事就行。卖淫到底是不是罪恶呢？如果卖淫真的是一种罪恶，那么它是什么样的罪恶呢？”

我和旅伴一起沿河堤走着。一对对情侣坐在蓝色的木质长椅上，一边喝着波罗的海牌啤酒，一边望着顿河对岸的旷野。顿河绵延一千多英里，从东南方靠近图拉的水源地一直流向西南方的亚速海。河岸不远处有一排砖砌的新房，围着鲜亮的油漆栅栏，屋檐上随处可见监控摄像头和卫星接收器。那些大铁门上的标牌写着“内有恶犬”。随着一阵电机声，一间地下车库的门缓缓打开。原来我们身后悄无声息地开来了一辆银色的吉普车，准备入库。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在18世纪晚期建立之时就是为了发展贸易。如今，商业已经重新回到了这座城市，贫富也重新进行了划分。

英国女人罗达·帕维尔曾于1917年来到罗斯托夫，给富有的萨巴罗夫家族做家庭教师。她觉得这座城市的样子很奇妙。十月革命和随后的国内战争爆发后，她从摩尔曼斯克逃离了俄国，不久之后出版了回忆录《在哥萨克和布尔什维克治下》。在这本回忆录中，罗达·帕维尔描述了罗斯托夫杂乱无章的城市格局，说城中“有些宏伟而华丽的洋房，木门以塑像装饰，铁门上也雕着曲折的花纹；而这些洋房之间却分布着一些低矮的木棚，以稻草为顶，棚子的一半埋在地下”，鸡、狗、小孩子一起在地上爬行。当时，河里飘满了工厂倾倒的垃圾，水里散发着恶臭，而主要街道却铺得十分平整，有轨电车绕着花园环行线运转，经过一系列银行、时尚商店、俱乐部、保险公司、电影院和像萨巴罗夫公馆这样的豪宅。帕维尔女士发现，在这座新兴的富裕城市里，相对于俄罗斯人和哥萨克人而言，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要更多一些。本地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公开反犹的倾向让她感到震惊，他们甚至在提到犹太名字的时候都要先啐一口。不久之后，贝洛布罗多夫——后来莫洛托夫在格拉诺夫斯基路（罗曼诺夫巷）三号的房东——就会以红色恐怖的名义毁掉这座城市，而像萨巴罗夫家族那样的人将背井离乡。

一艘满载沙子的驳船从河中经过。卡车隆隆低吼着行驶在从伏罗希洛夫大道通往顿河方向的桥上。不远处，一座高尔基塑像孤零零地立着。雕像后面，彩灯闪烁的河堤仿佛变成了一条人行道。狭长的码头，一艘艘游船正等着旺季的到来。系船用的柱子是19世纪晚期安装在那儿的。码头上有一座名叫“泰坦尼克”的夜总会正开着大门，一股奢华之气带着些许苦闷，从空荡荡的大厅里飘散出来，消失在这春天傍晚的微风中。有位穿着丝缎外套、蹬着长筒靴的姑娘正匆忙地从镇里朝着河边跑去。

1926年，茨维塔耶娃在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写道：“我可以像大多数人那样接受这些街道，但如若这些街道被当做人来看，那么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它们都一个样，有两条腿和两条胳膊……哦！不！”在那个炎热的夏天独自呆在莫斯科的帕斯捷尔纳克曾对茨维塔耶娃暗示他的痛苦所在：“被封印的血液无意间的沸腾揭示了残酷的真相。”而茨维塔耶娃措辞激烈地回应道：“没有一条阳刚的街道，只有娇滴滴的女性气息；受欲望驱使的人创造了这一切。在乡下也有这样的情况。不会有一个女人去追求修渠工人（即便有例外，也只能证明这法则的正确性），而所有的男人——所有的诗人——都愿意去找妓女。”

两位诗人间长久的友谊，体现在书信、诗歌和梦境之中，而非实际见面。这段友谊自两人交流关于顿河的诗歌而始。他们阅遍历史，找寻着南方草原上符合心灵自由与勇气标准的男女友谊的神话般的原型；相对于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样的情谊更强烈、更必不可少。“一名仰慕她异禀天赋的崇拜者献给‘来自顿河、火爆而凶恶的’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1923年1月，帕斯捷尔纳克在他一部诗集的题记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并引用了他上一年所写的一首关于国内战争的诗：

我们人数很少，大概只有三个，

来自顿河，暴躁而凶狠，

披着融化的棕色外壳，

上面有士兵们的苏维埃、雨和云，

还有关于放逐和艺术的诗歌与争论。

在莫斯科忍饥挨饿的茨维塔耶娃，曾就国内战争期间（她的丈夫为白军而战）顿河流域的尚武传统创作了一些诗歌。她用“西塞亚诗篇”回应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献辞。这三首诗让她成为了帕斯捷尔纳克心目中志同道合的勇士。“西塞亚主义”，是那些年俄国诗人喜欢拿来自我标榜的一种流派。茨维塔耶娃在诗歌上的导师马克思·沃洛辛曾经写道：“我们的祖国如此宽广，而我们的西塞亚草原如此深邃。”勃洛克的诗歌《西塞亚》创作于十月革命后最初几个月，赞颂了俄国的“原始抒情诗”：

是的，我们是西塞亚人！是的，我们是亚洲人！

我们有着斜视而贪婪的眼神！

你们的一个世纪，对我们而言只是转瞬。

我们就像顺从的仆佣，

在蒙古和欧洲这两个敌对民族之间高举着护盾。

茨维塔耶娃将自己比作古代草原上的亚马逊族女战士，仿佛她手上拿着的不是一支笔而是一柄长枪。西塞亚代表着无尽的黑暗，如史诗一般恢弘、肃穆。西塞亚的男女遵奉的是不同的行为准则，更加原始而自然。茨维塔耶娃唤醒了伊师塔——古代巴比伦掌管生育、性和战争的女神——请求这位神明中的娼妇不要抢夺她“兄弟姐妹的营帐”、食锅、篝火和箭囊。

顿河在古希腊地理图上被称作“塔奈斯河”。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顿河标志着西塞亚的北方边界。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西塞亚人从亚洲某个不可考的地方来到了黑海东岸，与伊朗的游牧部落有着语言和文化上的相似性。事实上，“顿河”这个名字就来自西塞亚语“达努”，意为“河流”。“最好战且人数最多”的西塞亚皇室最远曾到达塔奈斯河流域。河流另一边，居住着一个名为“黑斗篷族”的非西塞亚人部族，而他们领地的北面则是一片有着湖泊和旷野的处女地。西塞亚是一个没有固定居住地的民族，常年生活在马车上，放牛为生。每个西塞亚人都会骑射打仗。希罗多德描述了水草丰沛的地形对于西塞亚人生活的重要性。他说，将西塞亚大地连为一体的塔奈斯河是有源头的，“遥远旷野上的一个大湖静静地让它的水流入了另外一个更大的湖——迈俄提斯湖（亚速海的旧称）”。希罗多德并不是在称颂西塞亚人，只是由于他们“在一件事上比世间其他任何民族做得都好——这就是自我传承”。

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亚马逊族女战士们会在杀死想要抓捕她们入狱的希腊人之后，到迈俄提斯湖洗澡。这些女战士会到内陆的西塞亚人领地盗马。当西塞亚人发现这些盗马贼竟然是女性时，便萌生了和她们繁衍后代的想法。于是很快亚马逊人和西塞亚人便联起手来，每个男人“都把自己第一眼看上的女人纳为妻子”，而女人们则跟着男人学习语言。但她们从来不愿待在家里做主妇，而是继续过着狩猎和抢夺越货的生活。希罗多德曾讲述过，亚马逊人想要到塔奈斯河的另一边探险，西塞亚人表示赞同。于是他们渡过这条大河，花费三天时间向东行进，然后又花了至少三天时间从迈俄提斯湖向北探索。希罗多德补充道，从那之后，那些女人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老习惯，骑马打猎，有时还会孤身一人参战，穿着同男子一样的衣衫。

*  *  *

虽然1930年3月莫洛托夫曾被派到顿河地区检查俄国南方集体农庄的春播工作，但他却从未翻开过那本鲍里斯·库什内的游记《南方之光》（《焚风》）。库什内在1930年夏天慷慨地将他的作品“送给敬爱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同志”。书里第一章“从莫斯科到顿河”中的几页，无需用刀裁开就可以阅读——这几页让我萌生了沿着他的足迹从首都出发去顿河畔罗斯托夫追寻“南方之光”的念头。与许多人一样，库什内也是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失去生命的。他曾是一名党员，也是一位未来主义作家。库什内与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和奥西普·布里克一道，积极投身于《列夫》期刊（即《左翼艺术阵线》杂志——译者注）的工作，目的是在先锋艺术家和苏维埃政权之间建立同盟关系。《列夫》的撰稿人们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为革命服务，他们将报告文学类——尤其是游记和随笔——提升到文学形式的最高等级，因为这种风格讲究真实，不会去乔装粉饰。库什内游记的中心思想在于他对科学技术、工厂和机械的狂热，而正是这些东西最终使俄罗斯摆脱了落后地位。“商业人民委员同志啊……研究一下美国私营企业‘Singer’的组织形式吧，它占领了全世界的市场，甚至渗透进了那些最偏僻的角落——俄国农舍、阿比西尼亚村庄和中国农民的家中……”库什内在乘坐火车经过莫斯科以南波多利斯克一座用砖砌成的古老的“Singer”播种机厂时，曾经这样感叹道。当开往罗斯托夫的火车穿越种满白色“安东诺夫卡苹果”的果园和阳光普照麦浪金黄的平原时，库什内的旅伴向他讲起了美国人收割农作物的惊人景象，还有被称作“联合收割机”的“神奇的、庞大而复杂的机械”。1930年，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高潮时期，库什内欣喜若狂地描写着那些“麦田的海洋”，而俄国南方大片土地上的人民却在忍受饥荒之苦，因为政府征集了粮食用做出口，以便换取资金实现其疯狂的工业化计划。库什内送书给莫洛托夫的几个月之后，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说：“最大限度地强制增加粮食出口。这是一切工作的核心。”在一次哀叹俄国落后历史的演讲中，斯大林引用了诗人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民族史诗《谁能在俄罗斯过上好日子》：“我的祖国俄罗斯啊，你是可怜的，你是丰饶的，你是强大的，你是无力的。”

我们转过身，离开顿河沿岸的沉积，沿刚才那个穿靴子姑娘过来的蜿蜒小路向镇上走去，直到这条路与布琼尼大道交汇。布琼尼大道，原名塔甘罗格大街，是一条笔直的街道，与伏罗希洛夫大道平行，穿过罗斯托夫城区中心。像三号公寓正面墙上花岗岩雕琢而成的布琼尼与伏罗希洛夫纪念碑一样，这些宽阔的街道意在彰显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在罗斯托夫和俄罗斯西南部取得的胜利，还有他们在斯大林治下及随后的时期成功自保（他们的敌人却都被消灭了）的独特境遇。

谢苗·布琼尼于1883年出生在顿河流域的一个农场里。90年后，他在三号公寓中一套舒适的居所里逝世。那套公寓装饰精美，可以俯瞰庭院，墙上挂满他自己的油画。画中的布琼尼骑着战马，佩戴的勋章有的属于沙皇时代，有的则属于苏联时代。有位访客回忆道，在他庞大居所的一个房间里，仅仅一张桌子上就摆着五部电话机，其中一部被涂成红色，仿佛这位元帅“在等待克里姆林宫打来电话命令他骑上战马席卷全世界帝国主义”一般。布琼尼和他虔诚的第三任妻子曾经从三号公寓原来的房间搬到另外一间房里，以便摆脱有关前两任妻子的恼人回忆。布琼尼晚年为《顿河》杂志撰写一篇稿件（莫洛托夫特别喜欢这篇文章并时常引用其中的词句）时写道：“历史是属于子孙后代的，但愿它不要成为一面哈哈镜。”在面对历史之镜时，布琼尼最害怕斯大林的形象被扭曲，因为从1918年以来他一直完全忠于斯大林。他曾经思索道：“革命的老战士们经历得够多了，他们经历了许多灾难，并且不止一次直面死亡。但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质疑我党的领导人、列宁真正的亲密战友斯大林同志的革命热情与革命实践更不幸的事了。”对布琼尼这位留着胡子的骑兵将领而言，历史之镜确实是仁慈的，因为除了罗斯托夫的这条主干道，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甚至还有一座南方小镇、一类军帽、一种战马和一种儿童游戏。

至1918年，布琼尼已经荣获四枚圣乔治十字勋章，以及沙皇军队最高殊荣——一枚一级圣乔治骑士绶带勋章。1903年的日俄战争中，布琼尼在一支龙骑兵部队服役并获得战功，进入圣彼得堡骑兵学院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高加索骑兵师担任副排长。他后来还喜欢对孩子们讲述当时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圣彼得堡向他伸出手的事。布琼尼其实可以作为军事力量忠于政治权利的范例人物，这种忠诚既盲目又狡诈。1918年之后，他权衡利弊，认为“当红军元帅比白军小吏”要好一些，就回到了顿河流域这一兵家必争之地，加入了当地游击队，与白军作战。该游击队后来成为鲍里斯·杜缅科领导下的第一社会主义军团，布琼尼担任杜缅科的副官。当社会主义军团改编为骑兵师后，布琼尼被任命为旅级指挥员。

繁荣的罗斯托夫城是俄罗斯南方最发达的工业化城市，铁路线四通八达，河运贯通南北，同时也是一座重要的商埠，战略价值极其重大，1917年至1920年间曾六次易手。1919年春，列宁曾经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拿下罗斯托夫，否则将灾难临头。”当时，德国支持的哥萨克白军从布尔什维克手中夺走了罗斯托夫。各色部队在草原上左右冲杀，时而联合作战，时而分崩离析，轮流蹂躏当地百姓，开展疯狂的阶级斗争，满足着各种仇恨和杀戮欲望。双方都有顿河哥萨克人参战。如托洛茨基观察的那样，哥萨克人是最效忠于他们自己的土地的，为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他们可以“肝脑涂地”。1919年，列宁颁布了驱逐顿河哥萨克人的手令——30万人被送进集中营，或参加强迫劳动。

1919年底，布琼尼成为第一骑兵军的指挥员，并果断地从安东·邓尼金白军手中夺回罗斯托夫（邓尼金白军将该城作为他们的指挥中心）。为了庆祝胜利，布琼尼给莫斯科的列宁捎去了一张他自己的签名照。一开始，顿河哥萨克人在他的部队里仅占很少一部分，但当白军从新罗西斯克经由海路撤退去君士坦丁堡后，大多数没有离开或是遭到放逐的哥萨克人向布琼尼表示了政治上的效忠。1920年，布琼尼的骑兵军进入波兰时，哥萨克人已经成为了这只战斗部队的主力。

布琼尼并不是哥萨克人，但他成长在哥萨克的土地上，热爱他们的生活方式，仰慕他们骑着骏马手执弯刀的战斗技巧。1903年，在他刚刚开始军旅生涯时，娶了当地一户哥萨克农家的美丽姑娘娜杰日达。后来，她在骑兵军中负责一个医疗小组。如哥萨克首领一般，布琼尼被他的属下称作“谢苗爸爸”或是“谢苗小爹”。他平易近人，慈祥治军，甚至在抢夺战利品方面都与部下们兴趣相投。一份由他整理并呈送列宁的报告中写着：“第一骑兵军……所到之处席卷犹太居民。”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后，斯大林为对抗托洛茨基、增加自身势力，将布琼尼1920年在波兰烧杀抢掠的报告秘密地压了下来。与伏罗希洛夫一样，布琼尼对于斯大林是绝对忠诚的，这似乎也使得他与莫洛托夫之间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每当法定节假日，他都会在三号公寓的一侧用颤抖的手写好贺卡，寄给庭院另一侧的莫洛托夫，问候这位失势的同志。

当我们搬进三号公寓时，房东饶有兴味地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提到布琼尼的第一位哥萨克妻子娜杰日达头部中枪死在家中，而第二位妻子奥尔加（第一任妻子死后不久，布琼尼去叶先图基泡矿泉时遇到的一个生活放荡的美丽歌手）则于1937年被逮捕后送进了古拉格劳改营。在那之前，我对这位元帅的了解更多来自伊萨克·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而非史书。就像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永远生动鲜活的库图佐夫或拿破仑一样，布琼尼的形象——纯洁的笑容、裤子上绣着的亮银色花纹、胯下栗色的战马——已经定格在巴别尔的小说里了。

伊萨克·巴别尔出生在敖德萨的一个犹太家庭。“谢苗爸爸”和他的哥萨克妻子搬进三号公寓后不久，巴别尔一家就迁到了莫斯科以南。1920年夏天，这位戴眼镜的作家便以基里尔·柳托夫的化名追随布琼尼的骑兵部队进入了波兰。他亲眼目睹了那些杀戮，体验了战争的氛围，在犹太小村庄和波兰地主豪宅过夜，本着忠实于实事求是全新美学理念的精神，写下了他的笔记。1923年，巴别尔在《列夫》和《红色处女地》上发表了语言精炼、文笔细腻的作品《红色骑兵军》，立即受到广泛赞誉。据说，布琼尼恼羞成怒，威胁要用他的长剑把作者劈成碎片。这位红军将领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愤怒的辩护文章，说《红色骑兵军》是对哥萨克人的诽谤。文章题为《巴别尔在〈红色处女地〉中的娘娘腔（该词发音与巴别尔的姓氏相似）》，一语双关地讽刺了巴别尔。“娘娘腔”是布琼尼能找到的对于巴别尔最恶毒的侮辱性词汇了——这个来自敖德萨、忽然在莫斯科文坛声名鹊起的作家居然把他和他的部下描绘成强盗土匪，或者说是杀人越货的西塞亚人。

巴别尔的文章，既华丽又简洁，各部分之间既结构紧密又貌似彼此毫不相干。他从审美的角度观察战争，暴行的背景是山河的壮丽，而这华美的图景又是通过无尽暴力的意象得以展现的。血色残阳划过天空，“仿佛被砍掉的头颅”；傍晚的冰雨带着“前一天的血腥和死马的味道”。巴别尔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旁观者陶醉的视角，审视着勇士们的本能，但他自己却实在无法参与到抢夺或者杀戮之中。他在亲眼目睹哥萨克军队对一个村庄的洗劫之后，在日记中写道：“我永远成不了一名真正的布琼尼士兵。虽然我可以拿，但是我什么都没拿……”《红色骑兵军》结尾处，在“阿葛马克”，作者的“夙愿得以满足”。他学会了骑马，“哥萨克们不再盯着我和我的马了”。

评论家维亚切斯拉夫·波隆斯基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巴别尔不仅参加过布琼尼的骑兵军，而且还为契卡工作过。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曾是莫斯科精英阶层的一分子，与“事实婚姻”的妻子安东尼娅·皮洛热科娃（一位地铁工程师）一起居住在一套特权公寓里。他与秘密警察部门的首长叶若夫以及雅戈达都有交情。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认为巴别尔登门拜访那些契卡成员，目的是想要弄清楚他们给人的感觉，以及死亡给人的感觉。（巴别尔于1939年被捕，并被送进卢比延卡。1940年1月，他因参与托派活动和间谍罪受审后，第二天被枪毙。）波隆斯基认为，巴别尔对于血腥、死亡和杀戮近乎病态的兴趣，对他的创作是一种限制。从他创作的一开始，巴别尔就在收集各种有关暴力的素材，并旁观死刑过程。

在（直到苏联解体之前一直不能出版的）1920年的日记中，巴别尔记录了某些有关战争边缘男女关系的“可怕的事实”。他写道：“我们的战士们——天鹅绒披肩、强奸、战斗、革命、梅毒……所有的士兵都患有梅毒……这是军队的灾难，俄罗斯的灾难。”他对于军中的医护人员表达了诚挚的敬意：“这是一部史诗，属于护士们的故事……我们的女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在日托米尔市夜幕下的大道上，巴别尔仔细思考着城市中对性欲的追逐及其悲哀所在：“四条大道，就像四个阶段，相识、交谈、唤起欲望、满足欲望……我厌倦了，也忽然间感到一种孤独，生命在我眼前流逝，它的意义何在呢？”

《红色骑兵军》里，在众多人物——神父、学者、布尔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掠夺者、叛徒、犹太孕妇、咯咯笑的哥萨克护士还有骑马的亚马逊人——的声音之中，还有布琼尼将军自己说的话：

布琼尼穿着绣银花的红裤子，站在一棵树旁……这位指挥官带着灿烂的笑容说道：“那些人渣会打压我们。我们要么胜利，要么战死，别无选择。明白吗？”

“明白！”科列斯尼科夫瞪大眼睛回答道。

“要是你敢临阵脱逃，我就毙了你。”指挥官一边说着，一边微笑……

当布琼尼与巴别尔的争吵开始时，他和他的哥萨克妻子才搬进三号公寓不久。为巴别尔出书的出版社就在三号公寓旁边沃斯季申卡大街的拐角处。那位从草原来的骑士所居住的地方，正是知识分子们的老巢，充斥着外国字母和“娘娘腔”。对于布琼尼夫妇来说，在莫斯科当“布尔什维克贵族”是一种全新的生活，这个无子的婚姻的问题也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党内其他许多同志的夫人都是满腹诗书的知识分子，许多还是犹太人。或许，与巴别尔对战场的感受相比，布琼尼和与他同甘共苦、历经战火考验的哥萨克妻子对于城市生活更加感觉到怪异和难以适应。关于娜杰日达的死，传言很多。有一个版本，说她死前一晚，布琼尼看到一伙人在庭院里形迹可疑，便拿出了上膛的手枪。另一个版本，说布琼尼开完会回家，一个人走在下基斯洛夫斯基巷，一伙歹徒朝他扑来，于是他掏出沃尔特手枪，合上了保险准备射击。总之，按照一般流传的说法，当他在门庭换鞋时，娜杰日达从衣柜上拿起手枪，顶住自己的太阳穴，说：“谢苗，你看。”说完她便扣动了扳机。

*  *  *

到达此地后的第二天早晨，阳光明媚。我们从罗斯托夫出发，驱车前往斯塔洛切尔卡斯卡娅村。那里曾经是自称“自由顿河之主”的顿河哥萨克人的首府。城东边，在柳树与桦树之间，春天迅速返青的第一拨树叶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有些刺眼。树林中那些建于19世纪的优雅房屋，如今都成了破败不堪的公共建筑，墙上深橙色、淡黄色、绿色和蓝色的涂料也已斑驳。城中的房屋随着街道向河边延伸而变得愈加低矮，城郊的情况也是如此，高大的建筑正逐渐被更为矮小的房子所取代；到最后我甚至看到了我所见到过的最袖珍的住宅，在尘埃漫天的荒原和明亮的天空映衬下，它的颜色显得很苍凉。这种俄罗斯广袤国土上随处可见的颜色上的协调感，是几十年中央统一规划的有趣副作用之一——从阿尔汉格尔到恰克图，无论卡车、篱笆、百叶窗、商铺还是墓地栅栏都漆着同一个色系的涂料，只是锈蚀和旧化程度不同而已。

随着我们离开城区，这条碎石路变得越来越窄，而且布满了各种坑洞。我们沿着它经过南部的旷野之后向北转，来到了顿河岸边。连翘花刚刚开始绽放，草地露出一抹抹绿色。我们来到了一座在急弯处向河中凸出的浮动码头。对岸正有一艘汽车轮渡缓缓开来，我们就站在水流冲击而成的河岸上，等待着。天空开始阴了下来，从河的下游方向吹来一阵风，在原本静如蜡般的水面扬起了波澜，顿时一丝凉意弥漫开来。在冬季，从北方河流来的冷空气会影响顿河的水下暗流，使其温度急剧降低，造成亚速海的封冻。轮渡缓慢驶近，甲板上载着一辆浅蓝色的莫斯科维奇汽车（一种老式的苏联车）和一辆拖着斗的破旧三轮车。一群野狗跑过来，望着正在接近的船，竖着尾巴，嗅着空气中的味道。

在涉及顿河的哥萨克民歌中，这条河总是很“安静”。它会带着独有的沉默气质，注视着自己所流经的土地。这条河“满头银发”，被称作“小爹”或“顿河伊凡诺维奇”，是一位自豪而慷慨的供应者，养育着“顿河流域故乡”柔软的土地。该我们过河了，和我们一起上渡船的还有一位老人和他矮胖的老伴，两人骑着一辆摩托车，挎斗里堆着许多草耙子。我站在甲板上，向外探着身体，因为风的缘故头发都飘在脑后。船行到河中心时，风停了，渡船引擎的低吼声也似乎小了很多，远处的平原一望无垠。我真想就这么待着，待在这样一艘行驶在河中心的敞篷的船上，朝伏尔加河开去，或随着这湍流去直通亚速海的顿河河口。当我们到达河的另一边，隐约可以看见树丛中有一座教堂的暗绿色圆顶。路那边有一群小伙子，他们穿着迷彩裤和作训服，戴着黑色阿斯特拉罕羊皮制成的哥萨克高帽，抄着手，看着我们乘坐的公交车慢吞吞地朝他们的方向开去。

斯塔洛切尔卡斯卡娅村，原名切尔卡斯克，自17世纪中叶起的150年间一直是顿河哥萨克人的首府。在哥萨克人自治的时代，这里是克鲁格的所在地。所谓克鲁格，是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但通过严苛的专制法令进行管理的军事化组织。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哥萨克人的生活愈发安定下来，并逐渐被整合进俄罗斯国家体系之中，而之前对切尔卡斯克起到拱卫作用的河流经常泛滥，使得这一地区不再适合作为首府。于是，1805年，哥萨克首领和战场上的民族英雄、土生土长的切尔卡斯克人马特维·普拉托夫将首府迁到了远离河岸20英里的地方，将新的统治与贸易中心命名为诺沃切尔卡斯克。如今的斯塔洛切尔卡斯卡娅则作为17世纪到18世纪哥萨克文明的纪念得以保存下来——那些哥萨克人，时而是俄罗斯帝国忠诚的战士，时而也会奋起反抗沙皇的专制。

阿赫玛托娃的儿子、东方学家列夫·古米列夫认为，哥萨克人其实是一个军事集团，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通过他们独有的与政府当局打交道的方式，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征。最初的哥萨克于15世纪出现在顿河下游地区。“哥萨克”一词来源于突厥语，意为“自由人”。那些逃亡农奴与不愿忍受当局不公、苛捐杂税和徭役的人们逃往南方，在这片天高皇帝远的草原过上了游牧生活。到17世纪初，骑艺精湛骁勇善战的哥萨克人，成为了帝国边缘这片蛮荒之地上的一支强大力量，守护着俄国领土不受土匪和外国入侵者的袭扰，成为帝国向南方和东方扩张的马前卒。哥萨克人的自治权力逐渐变小，至18世纪中叶，部落首领和军事指挥官的任命已经由圣彼得堡的政府部门负责了。

17世纪晚期之前，哥萨克人的生活方式都是绝对崇尚男权的。最早一批给哥萨克人做老婆的女人都是战争中掳来的战俘。男性的权威不受任何约束。失宠的妻子可以被卖给其他哥萨克男人，以换来金钱或物品。殴打甚至杀死女人都不会受到惩罚。后来，东正教化的哥萨克人（这些人很快在哥萨克中占据了大多数，而其中的旧礼仪派教徒成了分裂派，在17世纪的礼拜改革中与教会决裂）接受了俄罗斯人的婚俗。在顿河哥萨克人的情歌里，主角并不是女人，而是鹰、隼、战马、马刺、枪、长剑、伏特加酒、自由、绿色的草原、陡峭的河滩、顿河水卷起的黄沙和杀戮的快乐：

生活就是一枚铜板。

大家去边疆消灭祖国的敌人吧。

我们之中有一半会战死，

其余的人会抓来俘虏。

……

我们向前疾驰、呼喊、劈砍，

要么投降，要么被我们砍倒在草原上，

你的骨头都会被剔成干柴！

19世纪50年代，俄罗斯在车臣地区平叛。当时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服役，曾与哥萨克人为伍。他尤其被哥萨克人稳固的小团体中的男女关系吸引住了，对他来说，那是一种原始纯真的体现——本能、真实、贴近自然。他注意到：“对哥萨克人而言，在陌生人面前与妻子亲密交流或闲谈，是不得体的，因为这会使她在与丈夫单独相处时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有优越感。”托尔斯泰非常仰慕哥萨克女人的健美，他在《哥萨克人》中写道：“通常，她们比哥萨克男人更强壮、更聪慧、更有教养，也更漂亮。”该书的主人公奥列宁是个富有的懒汉，也就是“莫斯科上流社会所说的‘花花公子’”。奥列宁离开莫斯科去了高加索，并爱上了一位哥萨克姑娘。这位姑娘名叫玛利亚娜，身体健壮，高贵而美丽，有着一双深邃的眼睛，走起路来脚下生风，像个假小子。她劳动勤奋，从不向外人袒露心扉。奥列宁在村庄里主要的消遣就是盯着她看。奥列宁那都市化的男仆凡尤沙，在初次见到穿着简朴哥萨克长袍的玛利亚娜拿着罐子倒酒时，曾在心里嘀咕：“要是家里那些仆人看到这样一个姑娘，肯定会发笑的。”

下了渡船，我们走了一条去斯塔洛切尔卡斯卡娅的近路。路上经过了一处墓园，门口有一位老人正拎着一只塑料篮子卖钓鱼用的虫饵。我们拐到了一条尘土飞扬的路上，这条路通往军人复活大教堂。那座教堂矗立于城镇边缘，在这原野上拔地而起。哥萨克人迁都之前，该教堂服务着整个顿河哥萨克地区。这座拜占庭风格的教堂由彼得大帝派到切尔卡斯克的莫斯科工匠建造，砖质结构，外墙涂成白色，在这独特的荒原地貌上显得简洁而结实。其底部坚实，顶部由一系列装饰简洁、开着狭长窗户的塔楼组成，球形的金属塔尖散发着绿色的光芒，镶着金银丝的粉金色十字架在阳光下分外耀眼。这座教堂作为沙皇的礼物，展现了哥萨克人与中央集权俄罗斯帝国的同盟关系；而教堂里面，在白墙、金器与磨石地板之间，挂着一副沉重的镣铐。据说那是哥萨克反叛者斯滕卡·拉金在红场上被四马分尸之前戴过的镣铐。斯滕卡·拉金一生中做过海盗、造过反、去过波斯，这样的经历使他成为了以阿斯特拉罕为中心哥萨克叛乱政权的统治者。他想从阿斯特拉罕起家，统治伏尔加河流域并剑指莫斯科。1670年，就在如今这座教堂的位置，切尔卡斯克的主宰拉金曾号召顿河哥萨克人跟随他北上，推翻莫斯科的贵族们，让整个俄罗斯都臣服于哥萨克人的铁蹄和人人平等的政治理念。

拉金是一个长期受欢迎且极具艺术魅力的人物。普希金（后来写下了记录哥萨克人叶梅连·普加乔夫奋起反抗凯瑟琳女皇过程的《普加乔夫史》）曾说过，斯滕卡·拉金是他的第一个偶像，他八岁那年就想像拉金那样做一个反叛者。1919年5月，列宁在红场上的罗比诺耶梅斯托平台（断头台）为一座斯滕卡·拉金纪念碑揭幕，宣告工人阶级政权将实现“真正的自由”，并告诉参加集会的年轻人，他们“在有生之年将见证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有一首名为《伏尔加、伏尔加、伏尔加母亲河》的民谣，唱的是拉金迎娶一位美丽波斯公主的故事。拉金的属下们在歌中抱怨道：“他为了一个外国婆娘而改变我们。结果跟她睡了一晚，第二天早晨醒来他也成了个外国佬……”而实际上，这位哥萨克首领最终选择了他的族人，波斯公主被作为“顿河哥萨克人的献礼”扔进了河里，“以免‘自由人’群体中出现不和谐”。

游览过教堂之后，我们登上了形似八角帐篷的钟楼，惊起一群鸽子。钟楼的地下室曾是一座监狱。我们站在钟下，四周都是羽毛、鸽子粪和腐烂的木头。从钟楼门口看过去，我们的视线已经可以与教堂的圆顶齐平了。下面地上陈列着一架天平的铁梁，还有亚速城土耳其要塞的门闩，这些都是哥萨克人在很久以前局部战争中的缴获。从钟楼的另一侧，我们可以看到斯塔洛切尔卡斯卡娅的全景：顿河教堂、首领宫殿、18世纪哥萨克商人茹申科夫家族的白色城堡以及另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康德蕾蒂·布拉温的两层故居。教堂与那些用护栏围起的石头建筑之间，歪歪扭扭地分布着一排装着手雕屋檐和百叶窗的小木屋，有几间房子是浅绿色的，似乎是刚刚粉刷过。向下望去，菜地刚被翻过，坛坛罐罐里都装着春播用的泥土，菜园里各种杂物堆得老高。一位老妇人锄着地，一小堆篝火冒着烟。黑油油的土地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片灰色。我们看见远处有两名穿着长袍的僧侣正并排走过田野，向村庄走去。

我们懒洋洋地在哥萨克生活博物馆中游荡着。18世纪的亚麻布钱箱、铅制砝码和账本、勋章、顿河地区的地理志、酒标、纽扣、饰带、用来装胭脂和化妆水的考究的罐子——展架上的这些物品所展现出的，并非游牧生活、狂野气质和战争血腥，而是居家生活、定居意愿，以及秩序和权衡，一种对美的朴素而精准的感受。墙上挂着百年之前哥萨克人的家庭照片，上面的人都戴着帽子，面容严肃地望着前方，都扶着同一个栅栏，脚下踩着同一块草地。

小说能把无辜的事物写成邪恶的东西，而这些泛黄的家庭照片让我想起了巴别尔的《一封信》。在那篇作品中，布琼尼队伍里的农村士兵库尔久科夫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信。他用孝顺的语气告诉母亲，在红军部队向罗斯托夫进军时，他的父亲，一个获得过勋章的白军秘密分子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费奥多，说他是个“雇佣兵”、“红军的走狗”；而老头子自己却死在了另一个儿子谢苗的手下。库尔久科夫给巴别尔看过一张他们家在国内革命战争之前拍的全家福：“老爹”的双眼没有颜色，显得空洞无神；妈妈病恹恹地坐在竹椅上，表情羞涩；他们身后站着两位少年，“身材高大无比，略显愚笨，大方脸，瞪着眼，站在那一动不动，仿佛在操练一般。那是库尔久科夫的两位兄长，费奥多和谢苗”。

博物馆对面的顿河教堂里，人们正在进行圣餐仪式。一块牌子上写着，妇女要包起头来，不许涂口红。圣幛刚被粉饰一新，上面绘着亚当、诺亚、亚伯、亚伯拉罕和撒母耳的形象。教堂外面，一位在车臣失去了两条腿的老兵坐在轮椅上晒着太阳，身边放着一只用可乐瓶做成的罐子，里面装着几个硬币。在他身边，一辆绿色的自行车斜靠在教堂的墙上，郁金香在坚实的土壤中顽强地生长着。鸡鸣犬吠之声不绝于耳，很远处都能听到。钟楼上忽然传来一个声音：“长官！长官！”

一棵柳树下摆着一张高脚桌，一个戴着哥萨克帽子的小胡子男人正在卖书。当我开始随意翻看时，他弯着腰对我说，他是哥萨克历史学家米哈伊尔·阿斯塔片科。每本书上都盖着一个顿河哥萨克人的图章——那是一个简单的图腾，一位快乐的勇士坐在一只木桶上，端着枪，挎着剑，背着号角，戴着帽子。这些书中有一本阿斯塔片科编纂的讲述顿河哥萨克人历史的课本；一本哥萨克菜谱（讲述了鱼肉白菜馅饼、罗斯托夫羔羊肉、酸奶油安东诺夫卡苹果的做法）；一本哥萨克歌曲集；一本由生活在顿河地区、法国巴黎、美国优胜美地以及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的哥萨克人投稿，阿斯塔片科编纂的《1550年至1920年顿河哥萨克人首领》。我买了一本文集，卖书人用夸张的花体字为我签上了“作者亲奉”。这本文集选录了许多诗歌、小说、短篇故事、历史故事以及民歌，涉及的作家和诗人包括卡拉姆津、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吉尔亚罗夫斯基、罗马·古尔、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就是没有巴别尔。不过，令我欣慰的是，里面收录了茨维塔耶娃这位“反叛者、勇者和智者”的诗歌《顿河》。作为一名“白军官员的妻子”，国内革命战争末期，茨维塔耶娃曾经在莫斯科工艺博物馆面对众多红军士兵和共产主义者朗诵她的诗篇。她说：“舞台上的激情是属于军人的。”她将自己那晚朗诵诗歌的举动称为“卸下荣誉的责任”：

我们的后辈会记住过去：

“你们在何方？”——这样的问题将如雷霆般炸响，

答案也将同样——在顿河上！

你们做了些什么？——我们承受了折磨

然后，我们累了，进入了梦乡……

*  *  *

我们回到罗斯托夫时，刚过七点钟。在莫斯科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之后，我们被这片南方的光芒之地所吸引，身心得到了放松。我们想在这干燥的黄昏重游一次这里的街景，并且尽可能绕开前苏联国际旅行社宾馆附近那片无聊的地方。我们乘坐着花园环形路的电车，看到路边有许多小摊，出售着从叙利亚、土耳其和中国进口的食物、鲜花、俗气的服装、小饰物、内衣裤、塑料凉鞋，等等。小摊后面是一座座洋楼，在它们兴建的时代，罗斯托夫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都市。这些洋楼的底层是一些阴森的商店，主要售卖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的品牌服装、手包。还有两家分别叫做“珍珠”和“野幽兰”的时尚内衣店，橱窗里，无头的假人模特儿展示着性感的吊袜带和蕾丝内衣。莫洛托夫的妻子，是一个来自南方的特别讲求时髦的女人——（在十月革命改变了所有人的生命轨迹之前）她原本是一位裁缝的女儿，做过店员。我曾在莫洛托夫的藏书中找到一本名叫《我们的女士》的怪书。那本书藏在书架最底部，是其中最古老的一本，出版于1891年，那一年莫洛托夫才一岁，三号公寓也尚未建起。《我们的女士》是一部讽刺作品集（让人想起桑德斯藏书中那本对于女性消费主义思想毫不宽容的讽刺小说《巴黎的女同性恋者》），收录了对于资产阶级所追求的艺术、奢侈品（对丝绸、宝石和甜食无尽的欲望）和儿女情长的社会评论。虽然这本书并没有跟那些中央计划和外交类的书籍放在一起，但其内页中却有着无数用同样的紫色墨水留下的标记。被标记下的段落讲述的是诱惑技巧、女人们用美色征服并榨干男人的方式、她们对于奢侈品的欲望和水性杨花的本性。书的作者告诫道：“一个接受过当代教育的女人不会贱卖她的一生。”而藏书者在这句话下作了标注。

我们来到城中的戏院。那是一座白色的巨大建筑，20世纪60年代曾是社会主义文化宫。戏院里正在上演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但是我们已经错过开场一个小时之久了。大理石装饰的大堂里，一个穿着藏青色衣服的女引座员正跟年长的衣帽间管理员相谈甚欢。她让我们等到幕间休息时再进去找座位坐下。楼上，一个穿着脏背心的清瘦男人站在一架白色的钢琴旁，整理着托盘上的索维茨科耶香槟酒和鱼子酱三明治。通往观众席的大门敞开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正排队走进装着吊灯的大厅。女人们身上穿着的晚礼服光艳动人，还缝着如波浪般的褶边，仿佛楼梯上的帷帐，映在长长的镜廊上，熠熠生辉。第三遍电铃响起，我们在大厅边上找到两个位子坐了下来。女人们走来走去，红色的人造丝绒面料擦出一阵阵噼啪作响的电光。舞台上的大幕重新拉开，观众席上爆出一阵掌声，交头接耳的话语声盖过了播放的前奏曲录音。

我们在国际旅行社宾馆的酒吧里吃了最后一顿晚餐，梭子鱼和炖马铃薯。酒吧里的音乐实在让人难以忍受。两个女人坐在吧台前，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慢吞吞地分享着一杯鸡尾酒。她们之中有一位非常年轻的金发姑娘，穿超短裙，蹬着一双白色的松糕鞋；另外一位年龄稍大，看上去像是亚洲人，浓妆艳抹，染着一头橙发。而照顾她们的是个发型考究的壮汉，穿一件淡黄色夹克，扎着一条细黑领带，独自坐在一个小隔间里，背靠着挂满镜子的墙壁，注视着整个房间。一个来本地出差的家伙走了进来，要了一瓶酒。就在他等待酒保找钱的时候，那位金发姑娘吸引住了他的目光，然后在他前面甩着头发慢悠悠地离开了酒吧。

调查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曾经就卖淫在外国人对俄罗斯的印象中所起的作用发出过哀叹。现在每当我想起俄国南方，就会想起她。2006年，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她位于莫斯科的公寓的电梯中被枪杀。在她死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中，她列举了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完全符合”西方人口味的东西，包括伏特加酒、鱼子酱、天然气、石油、马戏团的跳舞狗熊、特殊职业者。2004年，当波利特科夫斯卡娅飞赴别斯兰报道人质事件（车臣恐怖分子劫持了数百名学生）途径顿河畔罗斯托夫时，秘密警察在她的茶水中下了毒（她对此非常确定）。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毕业论文就是写她）一样，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是敢于站出来对抗崛起中的强权的“少数激进派”。她曾经描写了南方发生过的那些人们几乎忘却的肮脏的战争。在她遇害之前，她在《新报》的一位同事曾这样对我说，“安娜遇到的都是麻烦事”。

我在国际旅行社宾馆前台等着拿房间钥匙。一位年轻的前台接待员正慢条斯理地抄着一个西装男人护照上的细节。“你懂英语吗？”那男人问道。接待员摇了摇头，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弯下腰继续写着，眼睫毛忽闪忽闪，脸颊红扑扑的。男人又开腔了：“那你懂法语吗？”她点点头。

“你真漂亮，”男人说道，“你很有魅力。”

第九章 塔甘罗格

我不是个历史学家，我是个生活在历史之中的人。

亚历山大·门神父

眼前的草原让我豁然开朗，想起了许多事情。在从顿河畔罗斯托夫通往塔甘罗格的老邮路上，塔奈斯古城的轮廓出现在我的眼前。契诃夫《命运》中的老牧羊人说过：“书里都说这儿有许多财宝，只是这财宝是被下了咒的，你们找不到的。”

我正望着路标上的古代地名出神，一列隆隆驶过的货运列车将我惊醒。那条铁路是沿着顿涅茨河的流向修建的。顿涅茨河是顿河的一条支流，从罗斯托夫岔开，独成一脉，最后汇入亚速海北端，将沼泽冲击成一片三角洲。当地人通常认为，这片沿岸地区即是“卢卡莫尔”——普希金《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那片沙洲上生长着一棵绿色的橡树、“充满奇迹”、富有“俄罗斯气息”的魔力之地。

伴我走过这段旅程的是一位写过关于契诃夫生平的书的友人。从莫斯科返回出生地塔甘罗格后的第二年，契诃夫创作了一篇以这条路为背景的小说——《美人》。这部作品首先描写了某个八月的炎热日子里，一个男孩与祖父驾车在这条路上旅行的故事。为了躲避炎热的焚风，他们在一处名叫巴赫契·萨里的亚美尼亚村庄停了下来。男孩的祖父认识村中一位长相奇怪的富有的亚美尼亚人。虽说那人长得不咋样，但他的女儿确是男孩见过的最美的女子。她堪称“真正的古典美人”，五官俊秀，线条优美，造物主在创造她的容貌时没有一丝一毫的失误。男孩对于这位亚美尼亚姑娘的欣赏，完全没有任何欲念和痴迷色彩，而是一种沉重的忧郁。故事的第二部分，在一个火车站，男孩见到了又一种截然不同风格的美人。她拥有俄罗斯人的白皙面容，五官不那么精致，却非常迷人。男孩想象着，忧郁的站长爱上了那位喜欢放声说笑的姑娘，却日复一日地看着列车表生活着，忠实于平凡的妻子，忍受着偶然遇到那美丽姑娘之后接踵而来的沮丧与苦闷。然而在这片炽热的戈壁上，美貌更像是大自然的馈赠；它唯一的作用，只是证明了“岁月无情”而已。

塔奈斯路标后面有几棵树，光秃秃地在风中摇曳，在旷野上显得很孤单。路边，几头牛正低头吃着艾草、奶蓟和羽禾。这个早晨万里无云，天空一片蔚蓝。正如当年契诃夫所看到的，旷野远处呈现淡紫色。天地相接之处显得很空旷，举目望去，无边无际。这片旷野是远视眼们的天堂。就像契诃夫《草原》里的小人物之一瓦西亚，在别人所见的世界之外，他看到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一个狐狸、野兔和食肉鸟类与人类保持安全距离的世界。

契诃夫创作《草原》之前的几十年间，研究希罗多德《历史》和斯特拉波《地理学》的古典考古学家们开始发掘南方大草原上数百座古老的西塞亚、莫提斯和萨尔玛提亚墓葬，并从当地牧人那里了解藏宝传说，遥远古代的历史片段逐渐被整合起来，进入人们的视野。

甚至到今天，在这片集体农庄已被农民蚕食分割的土地上，依然没有浸染太多俄国的风格，倒是有一些西塞亚王室和古希腊航海者的气质。这个地区的历史，其实就是一段草原邂逅海洋的故事。亚速海沿岸的沙滩下尘封着古希腊和博斯普拉君王们遗留下的奇迹，他们是航海家，是商人，也是殖民者，将他们的文明播撒到北方和东方。在他们之后，随着突厥部落的到来，骑马射箭的“野蛮人”摧毁了这些文明。许多个世纪里，波罗维茨人和佩切涅格人搭着帐篷，吃住都在篝火边，与早期基督教俄罗斯的王公贵族们时而刀兵相见时而握手言欢。当拔都汗的蒙古铁骑杀来时，和平局面被打破。14世纪，拔都建立了强大的金帐汗国。拥有商业头脑的蒙古领主们允许热那亚商人在如今亚速城所在的三角洲上建立手工作坊。蒙古衰落之后，这片地区落入了克里米亚诸王和奥斯曼帝国诸侯之手——为了这片肥沃草原和珍贵的南方入海口的控制权，俄罗斯与之争夺了四百多年。

塔奈斯城的遗迹稍居内陆，周围曾是哥萨克农场，靠近内德维戈夫卡村。在从大地上消失之前，塔奈斯曾作为一座城市存在了700年。它曾是塔纳河口地区的一处希腊化的贸易中心，背靠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聚居区，与迈俄提斯湖（亚速海古称）南边对岸上的港口以及通向黑海的地峡遥相呼应。塔奈斯是一座边境城市，据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所述，潘提卡彭城邦灭亡之后，这里成了蛮族最大的市集，（就像是伊凡四世治下的诺夫哥罗德）由于不归王化，于公元前1世纪末被国王波烈蒙焚为平地。数百年后，掠夺者们再一次来到这里，不过这一次不再是驾船的希腊人，而是骑马弯弓的哥特人和匈奴人。房屋被焚烧，石塔被推倒。铁蹄所经之处，塔奈斯只剩一片碎石野草。土地、河流和海岸都改变了位置。

当年，契诃夫的出生地几乎所有珍贵的古物都要上缴给北方那些大城市的皇家博物馆。当弗雷德里希·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描述“历史文化的时代”时，契诃夫仍是塔甘罗格（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相比，所有方面都要落后）一所古典文科中学的学生。尼采表示，19世纪的文化——那个考古学家和文献学者的时代——根本就不算什么文化，“只是一种对于文化的认知”，那个属于古老职业的时代，受着对于过去更灿烂文明认知的束缚。

然而对于这片草原而言，考古发现呈现了该地区某些自由与原始的属性。俄罗斯南方最早的考古学家，是伊凡·斯特普科夫斯基上校那样的军人。斯特普科夫斯基是刻赤（建于希腊殖民城市潘提卡彭原址）总督，曾利用与法国人和奥斯曼人作战的间歇期找寻埋藏于帝国边境的“财宝”。虽然自1809年起莫斯科大学便将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加以传授，但该学科当时尚未被看做一门“科学”。斯特普科夫斯基的例子表明，随着地下宝物被发掘、收集、研究并理解，人们对于历史也会有全新的认识。1823年，作为业余考古学家和法国科学院通信会员的斯特普科夫斯基主持建立了刻赤和敖德萨的博物馆，展示那些精致程度不足以上缴藏宝无数的圣彼得堡博物馆的当地出土文物。虽然斯特普科夫斯基和其他同仁被大城市那些学者们蔑称为“一知半解者”，但他仍然制定了一项计划，意在对南方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提倡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建立一系列专门的考古博物馆。在经由伏尔加河去军队赴任的路上，斯特普科夫斯基在塔甘罗格和罗斯托夫之间的道路上寻找着塔奈斯古城的踪迹，他知道那座井然有序的城邦曾经存在于这片空旷或者说杂乱的地区。通过阅读斯特拉波所写的的法语文献，他猜想应该可以在顿河河口附近找到塔奈斯古城。在内德维戈夫卡村附近，他发掘了一些古代防御工事遗迹，发现了城市的轮廓，找到一个双耳瓶的碎片以及一些硬币，表明该区域曾经归属于博斯普拉君主撒乌洛马提斯和科杜斯。与此同时，当奉沙皇旨意前来戍边的哥萨克人在墓葬群和遗迹上耕作时，也偶然会发现财宝，并随意处置。

这片草原上所埋藏的，有玻璃和玛瑙珠子、金银锻造的手镯和耳环、盘状铜镜、铁制与骨制的箭簇，等等……这些无不展示着贸易与文化的交流方式，而两者之间的界限从来都是模糊的。斯特普科夫斯基死后不久，莫斯科大学的年轻教授帕维尔·里昂惕夫来到南方，目的是验证前者的推测。他找到了一座后期城镇的遗迹，其建筑风格与其他任何希腊殖民城市相比都更加粗陋；陶器的残片没有任何精细修饰与雕琢的痕迹，钱币也晚于公元1世纪。幻想破灭的里昂惕夫得出结论，这地方压根不是塔奈斯古城。1867年，仍然在为博物馆展厅寻找宝藏以供展览的皇家考古委员会，在钱币学家弗拉基米尔·冯·蒂森豪森男爵的主持下，重启了内德维戈夫卡地区的考古发掘。同时，修建铁路的工人们为了避开穿过古城地下遗迹的海岸，只能炸开石头铺设铁轨。《顿河新闻报》，甚至远在圣彼得堡的报纸，都在讨论建设一条庞大的地下通道，一条连接顿河与塔奈斯河的水渠。当然，关于这里地下宝藏的传闻还有很多。身在首都的考古委员会负责人斯特罗加诺夫伯爵还曾来到南方，与顿河哥萨克人首领就此事举行会谈。然而人们没有找到什么大宝藏，很快内德维戈夫卡的发掘工作终止了，只剩下当地农民从古城遗迹拿走各种想要的东西。传言依然不断，于是在20世纪早期，由考古学家尼古拉·维谢洛夫斯基牵头，又进行了一次简单的发掘，所获仍旧很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苏联考古学在阿奇霍夫斯基和亚宁等人的努力下得以复兴，系统的发掘才重新开始，并确定了塔奈斯古城的范围。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渔业、农耕、玻璃制造、打铁等行业的痕迹，并找到了盛过油脂的双耳瓶以及幼年夭折的儿童尸体。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一处坟场和一些祭祀用品，表明当地曾经崇拜过一位至高神明。

*  *  *

“那里有宝藏，可它埋在土里又有何用呢？”契诃夫笔下的老牧羊人曾这样问道,“只会被丢掉，没什么用处，就像是谷糠或是羊粪球……没人把它放在眼里。”这位牧羊人认为宝藏的所有权属于农民（“那是我们的宝藏”），而不是地主或是当局。契诃夫热爱顿河平原，在这里，他有“家一般的感觉，并认识每一只蝴蝶”。1887年6月，根据他对顿河平原的新的印象，从南方回到家中不久，契诃夫就写下了《命运》（标题的俄语词也有“幸福”之意）。这篇故事成了他的得意之作，是自己写就的最棒的作品，“就像是一部交响乐”。“带着非同寻常的敬爱”，契诃夫将这篇作品送给了他的朋友、诗人雅科夫·波隆斯基。《命运》中概括了与顿河平原和亚速海北岸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彼得大帝建立海军、塔甘罗格要塞、击败拿破仑后哥萨克人带着从法国掠来的金银回归、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塔甘罗格一处行宫猝死、1861年的农奴解放……然而契诃夫通过平原上小人物们的闲话和对地形地貌的描述（使得他的朋友利维坦将这部作品称为一幅“风景画”），从考古学的意义上讲，将这些事件合理地安置在了浩瀚的时空之中。有据可考的历史已化作尘埃，而恢弘的地平线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与那些令人痴迷的宝藏一样，老牧羊人相信梭鱼会笑、西瓜会吹口哨、石头会低声哼鸣，就连野兔都会停下来说人的语言。这片平原会呼吸、会思考、会歌唱；人的思想在褐色的土地上流传，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变得模糊，再也感受不到。在故事的最后，作者写道：“绵羊也在思考呢……”

如果石头建成的城市将时间留在一个凝固的空间里，使我们得以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根源，那么这片自由的平原则重新释放了时间，让历史的特殊性化作了草丛之中的一声虫鸣。1887年春天，这片平原上独特的时间模式再一次引起了契诃夫的兴趣。浩瀚的开放空间让人类的时间感失去了形状。契诃夫对于这一点的强烈感受，使他从给报纸撰写滑稽短文的三流写手变成了创作“有艺术价值的大部头文学作品”的安东·契诃夫。《草原》这部没有情节的长篇故事全部完成两天之后，契诃夫在写给老作家迪米特里·格里高洛维奇的一封信中提到，俄罗斯的空间如此广阔，“一个小人物无力找寻自己的根”。对于契诃夫而言，俄罗斯的土地造就了一种独特的人性困境，俄国人的激情更多体现在精神上而不是身体上；这一困境在本质上是悲剧性的。契诃夫对格里高洛维奇说，艺术家的全部精力都必须要面对两种不同的力量——人与自然。奇特的是，在俄罗斯，这两种力量陷入了一种恐怖的斗争。西欧地区的人们变得麻木，是因为他们的生存空间狭小而沉闷；而俄罗斯人变得麻木则是因为空间太大。

在这片平原上旅游的几个星期，契诃夫收集了大量素材，“饱尝”了这一地区的诗意。火车本身也有诗意，与转瞬即逝的景致有关。契诃夫当时的书信里写的都是车窗外掠过的风景：“鸟的翎毛、牛群、风筝、白色的茅屋、南方的溪流、架设着电报线路的顿涅茨克道路网……土红色的狗、绿色的植物……所有东西都如梦幻般一闪而过……太令人激动了。”契诃夫曾说过，他找到了一个地方，既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又是无比美丽的净土，一处能向俄国艺术家展示什么叫“尚未受到尘嚣沾染之处”的地方。这片平原带给契诃夫无限活力，而反过来他也将这里描绘得活灵活现。他将情绪、意愿和玩乐之力赋予自然。一棵白杨树是孤独的，被连根拔起的植物恐惧天空中的风暴云，小草会歌唱也会悲伤，暴风雨在一处哥萨克客栈周围大发雷霆，鸟儿会歇斯底里地狂笑和哭泣，大地时而叹息时而微笑，绵羊会因为自己迟钝的思维而悲伤和不知所措。

契诃夫对于地理空间的描写，与其焦躁的自我质疑有关。他总是在问自己，应该在作品中涵盖多少空间和时间。他曾就创作更长篇幅小说的困难性写信给波隆斯基，也曾经就在创作长篇作品缺乏经验一事与格里高洛维奇进行书信交流，表示他对“写得太多有着一种持续而根深蒂固的恐惧”（他常常在书信结尾为信的长度给对方造成的困扰道歉）。契诃夫曾说，创作长篇作品是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他明白，自己作品的主旨是单调而干涩的；所以他的书“简明而浓缩，印出的书堆在一起才显得很多”。在这个问题上，契诃夫无法下定决心。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总之最好写小故事而不是大部头，它们不那么做作，公众也喜欢。”然而这封信写完三天之后，他又一次表现出对于“小短篇”的轻蔑之情，并表示“要么就写大部头，要么就干脆不写”。契诃夫重游南方之前一年，格里高洛维奇告诫他应该在写作上多花一点时间，寻找一种不同的风格，因为他是个“真正的天才”，不应该局限于“澡堂”里那些鸡毛蒜皮的肮脏琐事。然而对于医科出身的契诃夫而言，没有什么是不洁的。他继续从南方给家中写信，肆意描写着旅行对于他灵魂的影响和他腿上不断恶化的静脉曲张症状。

在塔甘罗格，契诃夫依然用笔名写着一些小短文，寄给《彼得堡公报》换一点点稿费。契诃夫认为，就他的喜好而言，那部以顿河平原为背景的道德寓言集《哥萨克》（书中主张，一次恶行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走向）有点太“托尔斯泰化”了。《居民》体现了一个南方偏远小镇的懒惰；而在《瓦洛佳》中，他又提及了当时塔甘罗格文科中学里的学生扎堆自杀的现象——那是一场奇怪的风潮，被解读为“病态时代”的一个标志，代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出的“政治不安”已经蔓延到俄罗斯南方。

回到莫斯科并对遥远的顿河平原加以沉思时，契诃夫遇到了他创作的转折点。以一位九岁男孩乘车沿着公路游历一座座偏远城镇为内容的《草原》，是契诃夫作为严肃作家的处女作。记者布列宁很钦佩这部没有情节的小说，并告诉契诃夫，作品中对于一场酝酿已久却最终未能爆发的风暴描写达到了“完美的高度”。布列宁还补充说，虽然契诃夫不懂如何创作长篇小说，但《草原》却预示着他将写出更多伟大的作品。在所有这些由篇幅长短所带来的焦虑不安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契诃夫所造成的心理阴影。这两位大师在文坛上熠熠生辉的岁月里，契诃夫只是一个偏远城镇的学生而已。他曾经对他的出版商苏沃林说道，他曾在书店里买了一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发现它们“很优秀，但篇幅太长且不够庄重”，有“许多造作之处”。

过分浩瀚的空间造就了契诃夫的谦逊。他感到简洁的行文在道德上是正确的，“简明扼要”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写作艺术，符合人类在世界上的地位，因为我们是渺小的存在，不应当自大，也不能劳烦他人，时间和空间本身已经够让人疲劳了。然而他的作品中依然充满了对时间和空间的描写。他的技巧在于，使平面空间的事物拥有清晰的形体。如业界对其作品《在路上》（在首都地区很受欢迎并引起了“热潮”）的一条评论所说，所有角色都“轮廓分明”；每个角色的故事从开头到结尾只需要半页纸。在他出生的那片平原上旅行，无论多遥远多无聊，都只是地图上微不足道的一小段路而已。旷野上的煤矿里，铲斗破裂的声音几英里外都能听到。为了去诺沃切尔卡斯克参加一场哥萨克婚礼，契诃夫曾在密密麻麻的铁路网上乘火车，其中还途经了罗斯托夫；他花了九个小时等待换车，路上经过的每一座城镇和车站都那样冷漠。契诃夫的作品篇幅不长，但他却能像魔法师一般营造出一种“长时间持续”的感觉。（契诃夫曾经告诉他的兄弟，写作“就像变魔术”，本质上就是说废话，略施小计装成施魔法的样子，“你可以去写咖啡渣之类的，然后耍个把戏让读者眼前一亮”。）

在《在路上》中，契诃夫用数页笔墨塑造了一个高大的人物——利哈廖夫。这个人物是“一块巨石”，是一个俄罗斯的堂吉诃德，用一生追求理念。（《在路上》的开头引用了莱蒙托夫的诗句：“一片金色的小小风暴云，在一块巨石的胸膛上度过了一夜。”拉赫玛尼诺夫交响幻想曲《岩石》的灵感便来源于契诃夫的这篇作品。）利哈廖夫的嗓音低沉如钟，却因为害怕自己的声音而用尖利的音调说话。他说，信仰生来便包容着心灵，就像是一种天赋，就这种包容而言，俄罗斯人的“程度最高”，他们的生命中充满了信仰和热情。利哈廖夫先是痴迷于科学，后来他的兴趣转向了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斯拉夫式的古代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考古学、民间手工艺，最后他决定放弃私有财产并像托尔斯泰那样对抗罪恶。他的志气高过了他的理性，他的双眼一直在雾霾中找寻着什么。这会儿大概他正在去光秃秃的原野挖煤的路上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沙拉莫夫注意到其中根本没有风景描写）的情节充满了各种理念，人物的对白滔滔不绝，在思想层面纠结、挣扎。而在契诃夫的草原故事里，自然却带走并模糊了他们的话语，或是使之与风景融为一体，成为自然的附属物。在《草原》中，甚至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创作于俄土巴尔干战争期间，那场发生在契诃夫学生时代最后几年的战争在其家乡激起了强烈的爱国情绪）中随处可见的沙文主义争论都无所觅踪了。

*  *  *

经过塔奈斯古城，我们终于来到了塔甘罗格。林荫下的街道显得很空旷，树影摇曳间，晌午的阳光正晒着尘土飞扬的人行道，仿佛万物都已静止。时间亦是如此，刚刚在草原上放慢了它的脚步，到了这里却似乎重新纠结成了一团乱麻，紧张、复杂而自觉。虽然“塔甘罗格”这个地名古来有之（源自该城所在的岬角），没人知道它的确切意思，但该城兴起的时代是一个对待历史态度严肃的时代。很快，这座城镇曾经作为一座世界都市的辉煌历史便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里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25年死在这里）纪念馆是全俄第一座此类型的场馆。从它建成以后，塔甘罗格便成了一座因其历史而倍受重视的城镇。百年之后，一座契诃夫纪念馆也建成开放。当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在四处搜捕阶级敌人的时候，契诃夫依然受人拥戴，并轻松地融入了俄国的新的历史阶段。他是莫洛托夫最喜爱的俄国作家。莫洛托夫曾对楚耶夫说，契诃夫是“为社会主义而生”的，“他曾经借一位他笔下的人物之口说出，社会主义将会在两百年内出现”。然而莫洛托夫补充道，有很多时候契诃夫的作品让他读不下去，因为“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古板”，“毫无乐观精神可言”。

早于圣彼得堡五年，塔甘罗格作为彼得大帝的海军基地便已经建成了。它坐落在草原与海洋交汇处的蜿蜒岬州之上，是俄罗斯第一座预先设计好街道布局的城镇。凭借其哥萨克军团，彼得大帝最终夺取了亚速海对岸的土耳其要塞。塔甘罗格的第一位行政长官是康奈利斯·克鲁伊斯。此人是一位荷兰-挪威籍航海家和地理学家，是彼得大帝在荷兰游学时招募来的。克鲁伊斯为顿河和亚速海沿岸绘制了第一份地图，并在沙皇的帮助下制成了第一份俄罗斯地图册，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塔甘罗格石墙环绕的港口建有一座名为“三一堡”的要塞。凭借五边形设计，这座要塞的图纸看上去形似一块以海岸浪花装饰的军功章。

俄国仅仅在这块岬州经营了12年，就被土耳其人击败。这次失败迫使彼得大帝放弃了亚速要塞，并拆毁了他的新城。塔甘罗格荒废了近六十年，直到俄国人卷土重来，再一次划分了该地区的版图，划定了行政边界，并将草原分封给地主。这里是狂野的边疆，一块块处女地从未有人耕作，吸引着各种恶棍、歹徒和反叛者。这些流亡南方的家伙从未受到追捕，于是他们在这水草丰美的草原上定居下来，耕种生活，成为了这里的新主人。与此同时，帝国的边防力量也推进到了南方。随着帝国征服了克里米亚，塔甘罗格失去了其战略意义，成为一座和平的贸易城市。天资聪颖并决心征服所有民族的凯瑟琳大帝，邀请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移民这座城市。地中海商人们带来的捐款、奢侈的社交以及随处可见的贪腐，使塔甘罗格形成了炫耀铺张而好客的气质，甚至连共产主义运动都难以抹去它的痕迹。

我们在伏龙芝大街路边的一棵刺槐树下找到了一家咖啡馆。喝着咖啡，我们看到附近一家学院有许多年轻姑娘成群结队地进进出出，都穿着黑色高跟靴和拉链夹克。每过几分钟，身穿白袍、双臂粗壮而颤抖的厨师便从后厨出来一次，将大盘的新烤甜点放在柜台上。在堆着英文课本的桌边，那些年轻姑娘们吃着甜点喝着热茶，然后拿出小镜子补补暗色唇膏、扑扑粉，走出店铺，消失在街道之中。她们中的许多人有着地中海移民后裔的清瘦面庞、棕黑色头发和深邃的大眼睛。

我的旅伴研读着街道平面图。她带来了地图和照相机，很明显是要为写作人物传记收集素材。我很愿意陪她一起度过这个温暖的日子，在我们探访的每一个地方感受契诃夫留下的亲切的印迹。这正是来塔甘罗格旅游的意义之一。说起来也算是互惠关系了，塔甘罗格仿佛已经变成了一座契诃夫博物馆，因为他的气质已经浸透了整座城镇，使它拥有了某种自我意识，并在本地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建筑遗存中体现出来。作为一位居住在莫斯科的作家，契诃夫曾向塔甘罗格当年新建成的图书馆赠送了许多书籍。他曾设想为当地名人建立一座博物馆，展示那些人在俄罗斯南方开发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1898年，塔甘罗格一座博物馆建成开放，当时已在莫斯科功成名就的契诃夫感到，阿尔费拉基宫墙上暗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它记录了旧时代的生活，并以浮雕的形式呈现了几个世纪以来当地的杰出人物。

乘坐火车从莫斯科出发，经由图拉和哈尔科夫去南方的并不舒适的旅行，使托尔斯泰《哥萨克》中的奥列宁忘记了过去。而契诃夫与之不同，他所要去的地方，“一草一木都是熟悉的”。当他到达塔甘罗格时，发现这里令人昏昏欲睡，老气横秋，让他想到了庞贝古城。在莫斯科居住了八年之后，他观察着身边这掺杂着扭曲势利心态和简单感情的环境；这座久经世故的城镇重新显现出他那偏僻故乡的影子。有时他会以一位旅者的口吻写信给莫斯科的朋友，描述塔甘罗格怡人的气候、美食、抽水马桶、床位与基础设施的欠缺，以及女人们的外貌与仪态——他说，那些女人粗俗、色情而神经质，曲线不错，喜欢橄榄绿色的服饰。他写道，这很有些“亚洲味道”，而亚洲是“历史之外”的代名词。契诃夫还抱怨道，镇上的居民只知道吃、喝、繁育后代，他们的生活中只有鸡蛋、糕点、百吉饼、圣托里尼酒和嗷嗷待哺的小婴儿，既不读书也不看报。城中的厕所非常糟糕，里面的东西都肮脏不堪且品位低下。邮递员每送一封信都要坐下来喝杯茶。在写给大学校友那些诙谐的信中，契诃夫会以调侃的态度拿土里土气的塔甘罗格开涮。他在写给他的朋友、建筑师费奥多·谢赫泰尔（与伊萨克·利维坦一样，也是《精神崩溃》中堕落学生的原型之一）的信中写道：“如果我是像你那样的天才建筑师，我肯定把它砸烂重建了。”

然而在另一封信中，契诃夫又说塔甘罗格“有欧洲味道”。他的文笔间包含着对于熟人的真情，记录着谁变胖了，谁又变瘦了，记录着他叔叔微笑中令人兴奋的感染力，还有更加令人激动的城市规划，以及塔甘罗格市长、市民的恩人阿基里斯·阿尔费拉基（塔甘罗格最富有家族的后裔）的奢侈品。阿尔费拉基也喜欢像契诃夫那样温和地提出讽刺，并有着与后者一样的对于本地人性格特质的敏锐观察力。尽管如此，作为19世纪塔甘罗格的上流阶层，他的家中会举办舞会、音乐会、牌会，也会组织人们猜字谜、猜画谜、欣赏舞台剧，还会聚在一起写打油诗。正是阿尔费拉基亲自绘制的一些与众不同的漫画在斯大林恐怖时代引起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极大兴趣。（许多漫画的背面留下了博物馆负责人安德列夫·图尔金的字迹“36年6月19日搜查所获”。）他所绘制的漫画中的人物包括杜马成员、海关官员、学校教师、警长、外国领事、愚蠢的姑娘和青涩的小伙子，还有内格罗蓬特（亚速海-顿河商业银行经营者）和穆苏里（船运公司老板）这样的金融家。《阿尔费拉基画集》仿佛一座坟场，埋藏着这座城中逝者的古怪面容。

契诃夫如今成了这座城镇的代言人。然而当初他从莫斯科回到塔甘罗格之时，是以一种屈尊俯就的态度调侃着这里的。我们首先探访了他出生的房子，与一群聋哑儿童一起参观了仅有的几间低矮的房间。孩子们的老师用手语向他们讲解着那位伟大作家早年的生活。一棵大树脚下，水仙花正在开放。整座房子在凌乱的树影中显得非常矮小。随后我们去了契诃夫父亲经营过的街角商店。那家店在一条尘土飞扬的街道上，看上去就像是电影布景。重修过的门市里，柜台上摆着陈旧的茶叶盒、鱼子酱罐头和台秤。墙角高处挂着一组圣像，前厅的陈设显示出店主的虔诚信仰以及生意的惨淡。在这间屋子后面，农奴出身的商人帕维尔·契诃夫曾经狠狠地体罚他的孩子们。我们探访了本地的剧院，里面装饰着红丝绒和镀金石膏浮雕。剧院由意大利人投资兴建，用于上演意大利歌剧。我们还去了由谢赫泰尔设计的图书馆。契诃夫在信中将他称为“最亲爱的大师”，并常常戏谑地提议将整座城镇推倒重建。我们来到契诃夫就读过的学校时，下午已经过了一半。这座塔甘罗格古典文科中学，是我们到那时为止参观过的有关契诃夫的最庄严的地方。从高高的教室的大玻璃窗向远处望去，可以越过城镇广场直接看到大海。

塔甘罗格博物馆设在伏龙芝大街上的阿尔费拉基宫。与俄罗斯许多其他地区性博物馆一样，这里的展品也是依照从古到今的顺序排列的。来自青铜时代的遗存，以及爱奥尼亚希腊人和西塞亚人的文物一闪而过，接着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中世纪的钱币、衡器、波罗维茨人的盔甲和战斧头，以及卡尔梅克人的镶嵌着珠子的皮帽。从斯塔洛切尔卡斯克开始，我就渐渐喜欢上了顿河哥萨克人服装丰富与简洁完美平衡的特点。那些服装用橙色、紫色和黄色的锦缎制成，并点缀着碧玺石和珍珠贝。博物馆还展示着地图和步枪，做工精美、保存完好，旁边陈列着圣徒彼得时代的教导人们何为善行的规章手册、健康书籍和灵修诗文选集。

俄语中有一个类似于“地方史”意思的词，字典上的说法是“研究本地传说、历史和经济的学科”。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的地方史研究，是一门致力于研究某地区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质的学科。在细心的地方史研究者的关心下，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每座城镇都有各种门类的博物馆。莫洛托夫的藏书中有一本1927年出版的关于俄国农村的书，在书的序言中，奥登堡称颂了20年代成千上万的地方史研究者。在那个年代，人们志在打破城乡界限，通过相互理解来整合文化。当代地方史学家西格德·施密特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文中，他哀叹了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地方史界所经受的系统而破坏性的清洗）中指出，地方史是人们对于故土热爱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工作。（西格德·施密特是极地探险家奥托·施密特的儿子，在三号公寓长大。他编纂了《莫斯科百科全书》（1998版）。我对于莫斯科的了解大多来自该书。）在塔甘罗格，地方史的研究揭示了该地区在精神上独有的契诃夫式的气质，既朴实又谦恭，视野开阔而又注重细节，对历史性的转折和人类的性格保持警觉，目光长远，宽容一切。契诃夫就是这样，他常常近距离观察别人，但他也知道如何从远处去眺望人类更加细微的弱点。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头几年，财富被赋予了不一样的含义，美好而有价值的事物都被重新估价，并置于险境，而正是本地的历史学家用他们的双手通过藏匿的方式保护了博物馆里的展品。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反沙皇与教会暴动时亚历山大一世纪念馆里丢失的瓷器、纺织品和高档家具。更不幸的是，里面的圣像都被公开烧毁了。（该馆的藏品之所以广受赞誉，还因为它们改善了本地富豪们在房屋内部陈设方面原本粗俗的品位。）而在20世纪20年代末，塔甘罗格郊外受到海岸侵蚀威胁的贝格利茨卡娅·科莎墓园却得到了保护。

塔甘罗格地区博物馆中最珍贵的藏品之一，是一份帕维尔·费列夫斯基的档案。此人是本地的一位历史学家兼历史、地理教师，曾与契诃夫同时期在文科中学就读。费列夫斯基曾经就两人所有共同的老师写过一篇回忆录，包括俄文、拉丁文老师，神学与文学的老师，以及“易怒到病态”的数学老师埃德蒙·捷尔任斯基（他的儿子菲利克斯是契卡的首任头目，为苏联安全事业鞠躬尽瘁，卢比延卡墙外曾立有其塑像，直至1991年8月在狂欢的人群前被推倒）。费列夫斯基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支持反犹组织。出身于哈尔科夫士绅家庭的他热爱塔甘罗格，创作诗歌赞颂这座城镇，并就普希金的一次非常短暂的来访写成了一篇学术文章。在契诃夫的时代，费列夫斯基出版了历史小说《拜占庭的衰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又发表了一部概述人类历史及其作用、思想和创举（从公元前5508年到公元1910年）的通用年表。他曾计划为这一地区编写完整历史，从西塞亚人开始写起，涵盖地区发展过程中所有的方面——历史的、生物学的、地理的、经济的——如尼采所说的那种令欧洲文化枯竭并使之老气横秋的实证历史学派罗列事实的作品。一幅费列夫斯基老年时期的画像，呈现出他那典型的心力交瘁的知识分子形象，其中几乎透出一种埃尔·格列柯式的苦行主义者气质。他在革命中得以幸存，20年代早期曾在工厂和技术学校讲学。1927年，费列夫斯基成为北高加索地区考古、历史与人种学协会成员，三年之后又成为旧塔甘罗格地区档案与博物馆管理员。通过研究本地历史，他将自己的工作引入到一套新的系统之中。在他的档案中，有一些他与朋友们、落魄同仁、因“反对”斯大林政权而被逮捕并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图书管理员和教师等之间的通信。本地教师维尼可夫从“俄罗斯人经常提起的一个不怎么远的地方”以讽刺的口吻写道：“我不认为自己有罪，但无情的第53号法令却像天花一般沾上了我。”另一位在沮丧边缘挣扎的教师则在信中写道：“有时候世事如此艰难，悲伤与哀痛如此深切，只有坚定的信仰维持着我们微不足道的力量，让我们不做傻事。”图书管理员爱德华·尤尔根斯没有封上信封，他说他知道自己的信会“引起其他人的兴趣”。在他被流放中亚期间，唯一能减轻悲伤的事情，就是他知道自己曾经深爱过“人类、艺术与自然的所有美好事物，并且依然深信美从何来”。

1925年，在成功奠定了苏维埃警察体系的基石之后，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已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在那一年，他逮捕了西德尼·雷利的合作者、前恐怖分子、政治两面派鲍里斯·萨文科夫，并在卢比延卡一间舒适的牢房里花数小时与其“对话”。1925年5月，曾在从监狱写给朋友的信中赞颂新生苏维埃政权丰功伟绩的萨文科夫，死于一次神秘的坠窗事件。被认为是英国间谍网关键人物的西德尼·雷利，依然是捷尔任斯基的一块心病。于是他策划了一个被称为“信任行动”的精心准备的“圈套”，意在引诱“王牌间谍”自己回到俄国。1925年9月，雷利在莫斯科一所公寓被捕，并被送往卢比延卡接受调查，编为第73号囚犯。11月5日，依照斯大林直接下达的命令，雷利被执行死刑。枪弹射入了他的后脑。

党组织坚持让捷尔任斯基休息一下，于是他在一小队警卫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塔甘罗格。他的父亲曾经在文科中学对面的一座小房子里居住。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当年作为心灵休憩之所的一座宫殿里，捷尔任斯基为自己选了一套居所。夜里，失眠的他常在居所的各个房间和画廊里走来走去。有传闻说他出于某些秘密的目的在塔甘罗格全城游荡。父母都不让孩子出门，每当看到捷尔任斯基开着防弹汽车不拉窗帘穿街而过，他们都会画一个十字，并拒绝给来访者开门。来到父辈的城镇居住，并未减轻捷尔任斯基的沮丧，于是他很快乘坐专列回到了莫斯科。翌年7月，他在与同志们闲聊时死去，死前曾“不时出现歇斯底里的症状”。死后莫洛托夫为其抬棺材。

在镇上最主要的教堂里，圣像上都覆盖着黑色的布帘。这是一种希腊风俗，我从未在其他任何俄罗斯宗教场所见过。契诃夫当年回到塔甘罗格时曾去探访墓园，称它很美但似乎遭遇过洗劫，其中一座纪念碑被野蛮地刨倒了。他与名叫莫尼亚·科达科夫斯卡娅（一位自由思想家）的女性友人一起漫步在坟墓之间，后者嘲笑着死者和他们的墓志铭，以及教堂里活着的神父和助祭们。契诃夫敏锐地察觉到了死者在面对人们的诽谤与辱骂时的脆弱感。他在塔甘罗格曾亲眼目睹一场葬礼，并写下“看到棺材被打开，死者的脑袋晃来晃去，实在令人不快”。

我们漫步在墓园中。迪马克思、维拉奇、克莱奥帕德罗……墓碑上很少见到俄罗斯姓氏，但有许多叫玛利亚的人。色彩斑斓的假花上蒙着灰尘，装点着那些显得过分生硬的坟茔——有一些已经破败不堪，像敞开的棺材一样裂着口子。很大一部分苏联时代的坟墓上，都插着临时绑成的十字架。当年人们用红星装饰坟墓，意在彰显死者直至死去都忠于革命。几千年后，苏联75年的共产主义在人类浩瀚的历史中只能算是一瞬。我心中不由生出这样的疑问：到那时考古学家们将如何解读这些临时绑成的十字架？他们会如今天的考古学家疑惑草原上蛮族墓葬石质地穴中的信仰痕迹那样，提出疑问并加以理论分析吗？就像考古学家们一直没搞清楚的，在那些用卵石制成的板材和护罩密封的西塞亚人墓葬里，为什么内室里要沿着从西北到东南的方向摆放一根马的左腿长骨，而死者要将头部朝向墓室入口处呢？

*  *  *

我们走下德帕尔多石阶，来到沙滩上坐下，感受着海风与草原风相互交融的美好。远处的水面平静而呈现灰色，暗淡而朦胧。白色的浪花拍打在海岸上，鸥鹭在空中盘旋着、鸣叫着。我把背包卸下，轻轻扔在沙滩上；现在里面装满了我在镇上的博物馆里买来的书籍和期刊，所以有些重。无论去什么地方，我都会购买许多当地的出版物，直到包里塞不下为止。这种半吊子收藏的随意天性本身就是一种乐趣所在。这一次，我找到一些关于契诃夫的书籍，还有两期“文学历史年鉴”《塔甘罗格里程碑》，分别是2001年的6月与12月号。

头一本年鉴是一期特刊，主题是在凯瑟琳大帝宣召下来塔甘罗格与顿河地区定居的亚美尼亚人的历史与文化。有一篇特别吸引人的短文，名叫《契诃夫的美人们》，其中提到了一位来自草原地区的亚美尼亚姑娘，是一位真实人物。与她邂逅时，契诃夫还是学生。她活到56岁，一生都献给了孩子和家庭劳作。她的后人依然生活在罗斯托夫和诺沃切尔卡斯克，以及波尔沙亚·萨利村（巴赫契·萨里的俄文译名）。时至今日，他们依然纪念契诃夫，纪念这位来自塔甘罗格、称颂过他们老祖母那出众美貌的作家。

在第二本年鉴中，除了详述契诃夫对本地图书馆与藏书目录浓厚兴趣的文章之外，还有一系列近年来解密的有关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塔甘罗格与顿河地区各种事件的档案。里面披露的那些死者的名字和话语，曾经如谷糠和羊粪球一般被人遗忘。这与布琼尼所说的“历史之镜”并无二致。价值被重新定义，历史真相被汇集起来，重新拼成回忆，它们“对于生命的利弊”忽然间改变了。充满血腥气息、复仇情绪和平反诉求的档案部分，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内斯特·马赫诺的回忆录，还有白军将领安东·邓尼金和顿河哥萨克首领回忆他们1918年试图借助英国人的帮助在俄国南方建立一个自由哥萨克国家却遭到失败的文章。还有一些档案，对（杀戮当地贵族与资产阶级的）红色恐怖和白军暴行都进行了记载，其中有红色工厂工人遭肢解尸体的模糊黑白照片，这些历史上的无名遇害者扭曲而残缺，张着嘴，无助地瞪着眼睛，尸块堆积在一起，就像是破碎的娃娃。

微风轻轻拂过白色的沙滩，吹得我的杂志哗哗作响。如果我放任风儿这样吹下去，这杂志就保不住了。我按住页脚，开始阅读，一位名叫波利卡尔波夫的历史学家所发表的公开信中提到了布琼尼的名字。（我总是对三号公寓的住户很是好奇。）波利卡尔波夫的信是对布琼尼一封公开信的回应，修正了官方历史对于南方国内革命战争的说法，直至苏联末期才得以发表。波利卡尔波夫对布琼尼关于审判并枪毙红色骑兵指挥官鲍里斯·杜缅科的叙述提出了质疑。杜缅科曾是布琼尼在军中的上级，被控于1920年春的战争关键时刻在罗斯托夫组织反苏维埃叛乱。波利卡尔波夫关于历史真相的讨论对于布琼尼的声望有着深远影响；历史之镜开始折射出这位元帅的另外一面。

杜缅科之死，是一个不祥的先兆，预示了此后不久将要席卷很多人的党内清洗的本质与烈度。（后来在中央委员会上有人断言，斯大林行事依靠的不是信仰而是左轮手枪，就像“托派分子”那样。听到这些，莫洛托夫曾说：“我们与枪毙杜缅科没有关系。”）与布琼尼一样，杜缅科也是一位获得过圣乔治十字勋章的骑士，十月革命爆发时加入红军。1920年1月，凭借一次辉煌的胜利，他为布尔什维克拿下了诺沃切尔卡斯克。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他就死在了自己人的枪下。波利卡尔波夫断言，在本质上说，杜缅科是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背叛了布尔什维克的前提下被处决的。他的审判取决于布琼尼对于“风暴云”一词的解读。杜缅科曾在布琼尼住处的一次私人对话中使用了这个词。杜缅科承认：“我的确有过一次关于风暴云的谈话。”他还曾经解释道，他的意思是，有许多风暴云正聚集起来，等待着布尔什维克人去撕碎。杜缅科被捕后，布琼尼断定他的这位同志曾经用隐晦的语言诱惑自己，意在拉他下水，加入到某种反苏维埃冒险之中。这场审判是革命司法的标准体现，是30年代公审的典范。当被问及为何没有任何真凭实据证明杜缅科有罪时，检察官贝洛布罗多夫回应道：

如果我们详查每一件事实，或许可能会驳倒它们……辩护方明显想要求助于道德良知。法官同志，我希望你们能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如今，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在这样一个一切价值都被废黜的新时代，对道德良知的诉求是毫无意义的。

就是这位贝洛布罗多夫，曾经传下命令杀害退位沙皇及其妻小的家伙，曾经在三号公寓收留了托洛茨基的家伙，（根据莫洛托夫的回忆）却在那之后不久在卢比延卡的走廊呼吁克里姆林宫里他那些同志要讲道德、讲良知：“我是贝洛布罗多夫！告诉中央委员会，我在遭受折磨！”

至创作《樱桃园》之时，契诃夫已经不再使用枪击事件当做他戏剧中的转折了，而是以远处煤矿铲斗断裂的“悲伤弥留之声”划分每一幕。他掌握了书写结尾的艺术。通过远眺淡紫色的草原，他学会了以时间的视角去观察。若目光敏锐，结尾所展现出的只不过是另一个开始而已。未来的时间永远是一个疑问而不是答案。我想到了契诃夫小说里的那些结尾：门外的风、小镇车站上点蜡烛的售票员、思考的绵羊、悄悄拍打窗户的雨滴、“生活当如何”的问题、利哈廖夫在云中寻觅着什么的双眼和他如石块一般矗立时身上覆盖的雪花。

于是，就有了以莫斯科某旅店客房为背景的完美结局——契诃夫对于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一个悲剧的通奸场景的回应。《带小狗的女人》最后一句写着：“结局仍然很遥远，最复杂最困难的部分才刚刚开始呢。”

第十章 沃洛格达

像昆虫一样，对一个人来说，最好的保护就是把自己变得同周围环境颜色一样。

莫洛托夫收藏的《泰戈尔短篇故事集》中用铅笔标出的句子，

不知道是谁在书上写着“1925年赠莫洛托夫”

“已经有过一场革命——如今我们永远不需要另一场革命。”叶利钦的这番话让这间通宵酒吧里仅有的另外一位客人睡着了。他是那些穿着尖头皮鞋、为诸如斯帕斯卡亚这种苏联时代的偏僻旅馆提供大理石复合板材的家伙们之一。他光秃秃的脑袋靠在沙发靠背上，下巴张着，腰带松开，皮夹克紧紧箍着肚子。再过20分钟饭店就要开门卖早点了，而我的画家旅伴正在街边吸着今天的第二支烟。国营电视台依然在密集播放着《再见叶利钦》。送葬者在基督救主大教堂外站成一排，瞻仰着棺材里那终结了苏共统治的人的遗容。第一频道的主持人们扎着黑色的领带，表情沉重。演播室嘉宾们讲述着叶利钦的人格品质。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他乘坐公共汽车，是一位真正的俄国农民。“我们永远不需要另一场革命”是16年前那些被放映过一遍又一遍的影像档案中叶利钦唯一被允许说的话。每个人都再三重复着，叶利钦给了我们自由。如今，我们真的自由了。

帮我从柜台的按键咖啡机那儿接了一杯咖啡，又洗净了那位睡着客人的空啤酒杯之后，酒吧老板娘坐了下来，视线离开了电视机，盯着墙壁看了起来。吧台后的酒架上装饰着镜面，老板娘的银发与亮绿色外套的影子在酒瓶之间若隐若现。

在沃洛格达这个凉爽而安静的早晨，莫斯科显得很遥远。然而沙拉莫夫说过，这座城镇的偏僻感是一种幻觉。沃洛格达是莫斯科向北发出的夜班火车的终点站。这里“一半属于烈酒，一半属于流放”，但它并不是西伯利亚。

沙拉莫夫，一位亲犹太异见神父的儿子，以其故乡反抗国家政权的历史为荣。正如其回忆录《第四个沃洛格达》中所提到的，他在学生时代就从广播里了解过“解放运动”的悠久历史。任何一个反对过国家政权的人都可能经过沃洛格达。从19世纪中叶到1917年，本地警方一共接收了近一万名被流放者。沙拉莫夫曾说，乌托邦梦想和对于生命意义的争论，已经成为沃洛格达精神气质的一部分，令这座城镇转向了西方和世界。虽然沃洛格达以其16世纪的石头教堂和雕琢精美的木屋著称，但这里并不仅仅是记录伊凡雷帝在“大北方”强国图治的一处建筑编年史。政治流亡者的长期存在，让整座城镇更倾向于展望未来，穿透现实模糊的迷雾，憧憬希望的黎明。俄罗斯的未来，已经体现在反抗政权者们的探讨、争论与演说，以及他们结束流放生涯时留给本地图书馆的书中。

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的人中，有17世纪分裂派神父阿瓦库姆，也有习惯变节者鲍里斯·萨文科夫（从十月革命之前信仰社会主义的刺客，转变成了君主主义冒险家，以及西德尼·雷利1918年策动阴谋的亲密同伙）；有陆军元帅谢列梅杰耶夫的女儿们，也有哲学家博雅耶夫（1922年，列宁用一艘蒸汽轮船将其驱逐出俄国）；还有列宁的姐姐、忠诚却徒劳无功的革命者玛利亚·乌里扬诺娃。沃洛格达是许多人不安一生中的转折点。正如沙拉莫夫所说，事实上，这座城是沙皇在政治惩戒方面的一个妥协。关于那些被流放者的统计数字稳定了政权，也安抚了自由主义者。由于19世纪60年代铁路建成，被流放者们迫切要看到的“黎明”有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沃洛格达与两座首都之间只需一晚车程。沙拉莫夫说，站在被流放者的角度看，沃洛格达就是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只要保证别让当局听到这种说法就行”。

黎明之前，我被列车员叫醒了。我把蓝绿色的尼龙花边窗帘拉到一边，以便能看到远处平原上升起的朝阳。此刻，第42次列车正减速穿越沃洛格达郊区的农田和废弃的城乡结合部。为每一趟俄国火车旅程带来轻快节奏的白桦树，在这里的分布尤为稀疏。枯死的树木与倾倒的电线杆杂乱地堆在一起，在灰色的大地上仿佛一个个十字架。（沙拉莫夫在《干粮》中写道，北方的树死后会倒在地上，就像是北方的人们走到了“破败一生”的尽头。）其他少数衣着光鲜奢华的乘客——两个穿着短皮裙、陪着一位拎着高级手提箱的商人在走廊喝了大半夜啤酒的红发女子——要继续乘列车去沃尔库塔。列车员已经换掉了她的尼龙睡袍和拖鞋，并用刺鼻的消毒剂清洗了卫生间。她在车厢门口站定，镶嵌着铜扣的制服将她的胸部曲线勾勒得玲珑有致，脚下的一双高跟鞋改变了她身体的重心，让她展现出一派完全不同的仪态。

托洛茨基鄙视“奢华”这个词。虽说我有时会像无产者那样旅行，但现在我喜欢在俄罗斯的火车上享受一点资产阶级情调，且并不感到羞耻。曼德尔施塔姆在《第四篇散文》中写道：“资产阶级在其天真的方面应当得到保护，他们应当享受业余剧团带来的娱乐，享受小卧车减震器带来的舒适，享受裹着被子在冰天雪地里乘火车的旅行。”在写到人人感觉无家可归的新经济政策末期他们舒适安逸的生活时，曼德尔施塔姆总对资产阶级“挑吃、挑穿和所谓的体面”的原因感到困惑。他曾经提到：“‘体面’使资产阶级近乎于动物。许多共产党员在资本家的陪伴下感到安逸舒适，这与成年人需要与脸蛋绯红的孩子们为伍同理。”曼德尔施塔姆说：“真正的资本家比无产者更天真，更接近生命本真，就像小婴儿、小猫咪、天使、胖娃娃等。”但他补充道，俄国“这样天真的资本家少之又少，而且这对革命者造成了坏的影响”。

曼德尔施塔姆的这些精确描述确实是站得住脚的。我正天真地享受着奢华，裹着雪白的亚麻被子，继续着我的旅程，没力气思考该停下来还是该向前行。这时却发现，这种在火车上的睡眠状态是无法预测的。有时，车厢的减震弹簧会让我快速陷入一片无意识的黑暗；有时，被所经过的站台上的强光和叫喊声所扰，我会整晚都半睡半醒。所以，当火车在清晨开到某个陌生的城镇时，我会觉得自己一夜都压根没睡。

俄罗斯的铁路系统可以给旅客带来一种原始的地理学上的兴奋感，这种魔力到现在还一点都没有降低。自从第一条铁路铺设以来，围绕着铁路网的激情和想象就从未停止过。俄罗斯文学中从来不缺少关于火车的内容（就像是同样在文学作品中受到青睐的妓女一样），因为它们可以将彼此之间毫不相干的地点、社会阶层和生活经历连结在一起。火车承载了阴谋与命运、冒险与悲剧、惊世骇俗的思想与对话，集合了卑劣与高尚、残酷与豪华，还使长距离的亲昵行为变得可行。莫斯科的火车站建筑，壮观地体现了这些令人兴奋的元素。来沃洛格达的前夜，我们在亚罗斯拉夫火车站的大厅里待过。那是一座借鉴了古代俄罗斯北方风格的建筑，并继承了其童话传统，由契诃夫的朋友谢赫泰尔设计。从莫斯科始发的火车，在这里出发开往北部和东部。旅客们从小摊贩和乞丐身边走过，急匆匆地来到站台上，背着格子图案的编织袋（小商贩们就用这样的袋子把货物运到俄罗斯各地）。出发公告牌上正在提示，开往科米、乌兰巴托和北京的列车就要开车了。我们走下站台，走过站在每节车厢前、身穿制服的女列车员。这些列车员看上去似乎都对即将到来的夜间旅程抱有期待。当我们出示贵宾票时，她们挤出了一副虚伪的假笑。旁边的轨道上，是一列编组发往朝鲜平壤的列车。餐车旁边，厨房车的窗户里面挂着一排刀具，闪着青灰色的光。去往朝鲜的旅客们已被前方遥远而憋闷的旅程搞得麻木不堪，都换上了衬衣衬裤，脱掉了鞋子；他们躺在不分等级的四层卧铺长车厢里，肢体紧贴着脏兮兮的窗玻璃，枕着扎成捆的毯子，目光空洞地望向窗外。

沙拉莫夫在小说《火车》的最后一段写道：“亚罗斯拉夫车站。……这座城市对我而言比世界上任何城市都亲切。”他还写道：“我有一张去莫斯科的票……一张去莫斯科的票……”就好像这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他在伊尔库茨克等火车时，多年来第一次看到有书在出售：“我到莫斯科之前不会买书的。但是，手上拿着一本书，站在书店的柜台旁边，就好像是捧着一盘美食或者一碗香醇的热汤……一杯生命之水。”当他挤在中铺与上铺之间的狭小空间里时，口中一直重复着“监狱车厢啊，监狱车厢”。作家从西伯利亚出发，火车上与他为伍的有一个涂着鲜艳唇膏的悲伤的妓女，一个与慈父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脏兮兮的两岁孩童，还有一个呕吐不止的醉酒军官。然而当火车到达终点时，车厢里已经成为“无止境的自由幸福之地”。最后，作家在亚罗斯拉夫车站的站台上看到了他妻子那张至亲的面庞，跟她从前很多次来这里接他的情景一样。他在最后一句写道：“这趟旅程很漫长，走了近十七年，但最重要的是，我并不是出差归来，我是从地狱归来。”

在沃洛格达站，只有极少数几个乘客下了车。我们在拉着格状线网的金属高塔下一路走着，告别了北方平原早晨那闪着珍珠般光泽的天空，向城镇走去。工人们用沉重的铁锤检查着列车锈迹斑斑的轮子，发出铿铿的低鸣，仿佛暗哑的钟声。1910年，莫洛托夫被流放此地。他时常来到沃洛格达车站的旁轨边和维修车间，与本地铁路工人们一起消磨时间。那些工人都是薪水微薄、工作环境恶劣的无产者，没有保险契约也没有代表人，他们能接受莫洛托夫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1917年发生的变革中，激进的铁路工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十月革命之后，1918年，沃洛格达车站五号站台曾经短暂地扮演了“俄罗斯外交中心”的角色。美国（随后是协约国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在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后，都将使馆撤到了沃洛格达。它们之所以选择沃洛格达，是因为这里联接着莫斯科-阿尔汉格尔铁路和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是反布尔什维克军事干涉计划中的一处重要节点。在乐于助人的市长在镇上为美国人找到一处住宅之前，美国大使馆设在一节车厢里。美国大使的秘书回忆道：“火车站的餐厅……是个好地方，有许多种类的食物可供选择，比如大罐的腌黄瓜、黑面包、淡啤酒和水煮蛋。”

火车站前是一处破败的花园，两旁分别是一处巴士停车场和一座高层建筑。那座高层建筑上面用褪色的马赛克镶嵌出“荣誉属于苏联共产党”的字样。已经找不到什么火车站餐厅的痕迹了。在与同志们一起发动革命、导致西方外交人员闻风逃离的八年之前，莫洛托夫曾经扮成一位流浪艺人，在火车站餐厅拉小提琴，每晚挣一个卢布。这家餐厅当年很受旅客喜爱，也时常接待本地那些嗜酒如命的商人和他们的情人。莫洛托夫所表演的曲子中，最受欢迎的一首是《啊，为何今晚如此美妙》。在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的两年期间，莫洛托夫结识了镇上的一群音乐家，并在夏天毛遂自荐参加演出。每当他演出完毕，朋友尼古拉·马尔采夫都会来餐厅见他。随后两位革命者便会穿梭在沃洛格达空荡荡的街道上，在建筑物的墙上粉刷标语，分享彼此之间关于人类光辉未来的想象。（后来，斯大林喜欢拿莫洛托夫流放期间在夜间工作一事开玩笑。他会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嘲笑莫洛托夫：“你给醉醺醺的商人表演，然后他们会把黄芥末吐到你的杯子里。”）

我们来到那座高楼，走进一间地下室（车站行李房）。看门的是一位眼神犀利的老人。我们把背包寄存在一个篮子里，准备去吃早餐。走过坑坑洼洼的和平大道，我们左转到契诃夫大街和马尔采夫大街，然后再次左转，沿着十月大街朝斯帕斯卡亚宾馆走去。火车上连夜的旅途劳顿让我们饥饿不已。来到宾馆的大餐厅，看着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强壮大厨和一群闷声不响的顾客，我们发现这里的早餐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有浓茶、黑面包卷黄油、酸奶酒、煮蛋、奶酪和火腿片。沙拉莫夫曾经说过，沃洛格达以三样事物著称——烈酒、狱警和乳制品。沙拉莫夫所说的“四个沃洛格达”中的第一个，是一座属于全脂牛奶和贪婪而虔诚的农民的城镇。那些农民有着独特的说话腔调，对于任何政权都同样忠诚，而且，即便世界就在身边崩塌，他们也不愿意让牛奶变得稀一些。

晚年的莫洛托夫，曾恋恋不舍地回忆自己在沃洛格达的生活：那是一段充满活力的时光，属于年轻、希望、友情、音乐和书籍。虽说他也承认自己一生中从未体验过真正的饥饿滋味，但当他不得不面临饥饿威胁的时候总能想起那段被流放的时光：“我的朋友阿罗塞夫，一位作家，曾经跟我一起在那儿。他会对我说：‘看，咱们啥都不剩了。咱们把糖都吃光吧！还剩下啥……’”莫洛托夫以自己没有资产阶级庸俗作风并讨厌奢侈为荣。（“我反对安逸的生活！如果我渴望那样的生活，那就代表我很‘庸俗’。”）然而在他写给马尔采夫的一封信中，言语之间却呈现出他流放生活中一种不同的资产阶级情趣。他对马尔采夫提起旅行途中的饮茶之乐，提到了租用“有着许多好东西和挂画的舒适而明亮的住处”，房间里有一幅圣像和一盏台灯，还配有一间独立的客房，里面摆着一张“讨人喜欢的桌子”。送奶工每天都会送来价值六戈比的牛奶，女房东则会在晚饭时为他们煲蔬菜肉汤，有时还会煲甜菜汤。莫洛托夫说，床上到处都是跳蚤，也没有床垫，所以他只能和衣而眠。但他会尽量多去洗蒸气浴，并且去免费的图书馆查阅书刊以及本地与国家级的出版物。莫洛托夫曾经热情地描写过被流放时的幸福与满足感，因为在那段日子里他有时间阅读所有长久以来想读的书。当局每个月发给他11个金卢布的津贴，只禁止他做三件事：离开流放地、为政府部门工作和教书（最后这三条禁令都被打破了）。最令莫洛托夫怀念的还有，当时他有机会聆听严肃音乐，比如在真正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欣赏贝多芬的作品。

对于沙皇俄国为数众多的革命者而言，监禁和流放是接受教育的机会。据说，沙皇政府内务大臣斯托雷平曾经宣称，如果那些年轻的麻烦制造者当过工人，那么他会让他们到外国去，“因为想要改变工人是徒劳无功的”，但是那些学生“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他将他们流放到“宁静的北方”，希望那里纯净的空气能够治愈他们，这样或许他们仍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在沃洛格达，除了卖艺和培养铁路工人们的革命热情，莫洛托夫还把精力用到了研究上。他在本地文科学校报名学习了拉丁文。当年斯大林在被流放沃洛格达时，曾阅读了很多书籍，莫洛托夫亦是如此。众所周知，莫洛托夫是一位积极、热情、博采众家的阅读者，一个真正的爱书人。他曾经对马尔采夫说，他日夜与书相伴，常常在找寻各种好版本的书。他那时读过达尔文与“俄罗斯达尔文”克里门特·季米里亚捷夫的作品，还有西德尼·韦布的《贸易联盟》，并认真地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说自己并不想草草浏览这部“价值理论”著作），还有所有当时最新最棒的文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出版物。他在给朋友们写信时，会引述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沃洛格达读完了陀氏的《罪与罚》）的名句，还有许多不太出名的文学评论家、短篇小说家和象征主义哲学家，包括迪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以及后来担任教育部长的卢那察尔斯基。莫洛托夫曾经在一封信中抱怨道：“他们都是些神秘主义者。我不明白卢那察尔斯基如何拿他所谓的艺术的四个阶段与社会主义相提并论，也不知道他要达成什么样的‘造神’效果。”

在这一时期，契诃夫成了莫洛托夫最喜爱的作家，并对他的道德标准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他曾经“完整阅读每一本契诃夫的作品”。）莫洛托夫在写给马尔采夫的信中提到过与室友争论文学问题的乐趣。他的那位室友认为契诃夫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并表示只有官僚和小资产阶级才会读契诃夫的东西。然而莫洛托夫的看法却恰恰相反，他觉得契诃夫的小说蕴含着对于革命的呼唤。作家对于“小人物”的关注，以及对挣扎在贫困与官僚压迫双重折磨下的穷人生活的描写，让莫洛托夫颇受感动。莫洛托夫的外孙、政治评论家维亚切斯拉夫·尼康诺夫在最近的一本他外祖父青年时代的传记中写道，契诃夫使得莫洛托夫“燃起了反抗现有秩序的义愤”。“千百万人读了契诃夫的作品，对于世间万物的状态感到愤愤不平，”尼康诺夫的评论中带着一种名人后代的自豪感，“但极少有人愿意为了光明的未来而付出受到惩罚的代价。”

莫洛托夫在沃洛格达第一次听说了斯大林这个名字。正当他要离开之时，斯大林来接替了他。他曾回忆道：“即便是在1910年时，他作为‘斯大林’就已经很出名了。那是他给自己取的化名，而我自称‘莫洛托夫’……我们给自己取化名、改化名。斯大林这个名字来源于工业，跟我这个名字同理，都是布尔什维克的名字。”这些都是给大人物预备的名字。斯大林意思是“钢铁人”，而莫洛托夫则是“拿锤子的人”。莫洛托夫初次遇到斯大林——他所见到的第一位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领导人——是在1912年，两人一起为《真理报》工作。当时莫洛托夫是圣彼得堡理工学院的学生。与某些身在国外（如瑞士）的“温和”革命家不同，莫洛托夫与斯大林都曾有过被监禁和流放的经历，于是便热络了起来。两人在行事风格上常有相似之处，互相称呼对方为科巴与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说，斯大林曾经抢过他的一个女朋友，名叫玛鲁西亚。他毫无怨恨地指出，斯大林对于女人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在布尔什维克这样一个在开始阶段显然非俄罗斯人的政党（全都是拉脱维亚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中，纯粹北方俄罗斯人的身份使得莫洛托夫显得有些特别。斯大林给他起过一个外号，并经常使用，叫做“莫洛托什维利”——“莫洛托夫”在格鲁吉亚语中的说法。斯大林还曾经在一封信中用犹太人的说法戏谑地称他为“莫洛托施泰因”。晚年期间，莫洛托夫曾对楚耶夫说起：“我其实是一个北方人。”他每天都会去散步，甚至在最严酷的霜冻天也不例外。丘吉尔也曾谈到过他微笑中的那股“寒气”。

*  *  *

吃过早饭，我们转向了沃洛格达河，沿着宽阔而依然空旷的街道，沐浴着四月的晨光，朝着疯狂诗人康斯坦丁·巴丘什科夫的故居走去。按照20世纪20年代的普遍说法，沙拉莫夫确信，性病破坏了巴丘什科夫的心智。他将巴氏称为“伟大的俄国诗人、疯狂的梅毒患者”。其实巴丘什科夫更有可能患有遗传性精神分裂症。他的家族在沃洛格达（巴丘什科夫1787年生于此地）创建了一座专为诗人服务的高级救济院，他曾在那里待了30年，不闻窗外之事，精神病症状愈加严重。

在20世纪的前十年，也就是沙拉莫夫的童年时代，这座位于沃洛格达克里姆林宫对面街角、设计精美的黄色建筑曾是一座学校——马林斯基女子中学（沙拉莫夫的母亲和姐姐都曾在此接受教育）。即便在那时，学校里也有一块巴丘什科夫的纪念碑。沙拉莫夫每天能去读上十遍碑文，因为他的家就在距离那儿几百码远的地方。他曾回忆道：“我父亲从来不对我谈起巴丘什科夫，由此我判断，他并不喜欢诗歌，害怕它那超乎常识之外的黑暗力量。”沙拉莫夫成年之后才学会背诵他那首《牙齿与喉咙》中的诗句“啊，心中的回忆啊，你比理性层面的悲伤回忆更加强烈”（这句诗用俄语说非常押韵），并理解了被自己称作“巴丘什科夫语言力量”的东西——这种力量“比普希金更加自由而放肆……带给读者最出乎意料的发现”。

如今，巴丘什科夫故居成了一座师范学院。建筑中的两个房间被辟为巴丘什科夫纪念馆。当我们走过的时候，衣帽间门口的女人抬起眼皮瞟了我们一眼，仿佛我们的到访是件滑稽的、完全意外的事情。师范学院已经开始上课了，我们向一座大厅望去，看到许多年轻姑娘和几个小伙子正坐在里面听演讲。走廊的墙上镶嵌着五颜六色的木质饰带，色彩亮丽，上面还刻着一些伟大俄国作家和画家的名言名句，以及俄罗斯童话故事中所蕴含的教育哲理。普希金曾说：“最吸引人的就是那些故事！”托尔斯泰曾写道：“透过童话故事，可以揭示人类千百年来的历史。”而别林斯基则评论道：“我们可以在童话故事里看到……俄国人的狡猾，这狡猾里包含着那么多讽刺、那么多天真。”在一幅画中，一只乌鸦正穿着围裙搅着一罐热汤，而一只老鼠正扛着木勺前来。另外一幅画中，一只戴着帽子扎着围兜的狐狸正坐在一根木头上怪笑。

沐浴着阳光的巴丘什科夫救济院，仿佛玩具城堡里的一个房间。俄国的黄金时代——那个诗歌仍是一项贵族庙堂时尚的19世纪早期时代——的氛围，在这里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对孩子们而言，这里仿佛是一座失落的田园。在苏联时期的高压之下，过去那个辉煌时代的印迹被抹去了，所有这一切都如镶金的瓷器一般脆弱，却又如此美好。

巴丘什科夫在一篇关于他本人的短文中表示：“他历经了三场战争，在野外露营都能过得不错。但当和平降临，他却发现自己已经垂死。”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呢？他在写给诗人瓦西里·朱可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我该如何满足我精神上的空虚呢？请告诉我，我对社会是有用的，告诉我，告诉我的朋友！”

曾几何时，巴丘什科夫的世界是广阔的。他曾在军中服役，与瑞典人作战，并在俄国击溃拿破仑之后随军开进法国。他曾游历伦敦、德累斯顿、比萨拉比亚、维也纳、威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他曾去泰普里茨进行疗养，在那之前他的抑郁症严重发作，在辛菲罗波尔烧掉了自己全部的书籍，并三次试图自杀。他怀着特别的温情热爱着莫斯科。拿破仑大军撤退后，废墟中莫斯科城的景象（“恶魔之海”）又一次让他郁闷不已。“野蛮人！破坏者！这样一个邪恶的民族居然还有脸妄谈自由、哲学，妄谈人性之爱！”（巴丘什科夫明白大城市的力量和意义。拿破仑战争之前，他就痴迷于16世纪伊凡雷帝建立沃洛格达时期诗人塔索创作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他曾在圣彼得堡的公共博物馆担任图书管理员。直到今天，那里都是一个可以让人不闻窗外事，只在心中默默祈祷的地方。后来，他担任了驻意大利外交官，他将那个国家称作“图书馆、古代文明的博物院”，并将罗马称作一座“魔幻之城”，一本永远无法读完的书。被列入巴丘什科夫所谓“缪斯的夏之屋”名单的诗人有荷马、赫西奥德、提布鲁斯、彼特拉克、但丁、塔索（也是一位精神疾病患者）、阿里奥斯托和拜伦。他的朋友包括普希金、维亚泽姆斯基、朱可夫斯基，还有尼基塔·穆拉维耶夫和谢尔盖·穆拉维耶夫-阿伯斯托尔（被处以绞刑）这样的十二月党人；他们都欣赏巴丘什科夫的诗人天赋，也都为他的失去理智而痛心。普希金在一本书的页边上写道：“巴丘什科夫是一个何等的奇迹！”巴氏穷其一生时间反复修改着同一首名为《梦》的诗，以“做梦是诗人与诗句的灵魂”开篇。他去世那年，在沃洛格达写下了最后一首诗作，开头一句是“我醒来是为了睡去，而我睡去则是为了永恒地醒来。”

在我阅读那些俄罗斯文学经典的时候，有关巴丘什科夫的章节是我常常忽略不看的。在曼德尔施塔姆的第一本诗集《石头》中，有这样一首富有挑衅意味的小诗：

不，那不是明月，只是一个发光的表盘，

在我面前微微一闪，

难道辨不清昏暗的星辰也会成为罪犯？

我能感受到巴丘什科夫那恼人的傲慢：

人们问他：“现在是什么时间？”

他却用“永恒”来充当古怪的答案。

出版于1912年的《石头》，在习惯于象征主义神秘抽象风格的文学界，称得上是对所有诗歌傲慢气质的背叛。曼德尔施塔姆爱着时间与物质。“肉体给了我——我拿他怎样处理？”他想要通过诗歌将“永恒”这样的词推下圣坛。

在巴丘什科夫的半圆形房间里，的确有数只闪亮的钟表：一只表盘反光的英国落地钟；一只摆在玻璃书架里的金色皇家风格计时器，一对爱神之翼托着表盘；还有，在一幅巴丘什科夫年轻时的肖像下面，有一只与耳瓶安装在一起的钟表，上面装饰着圆柱和长着金色翅膀的婴儿像。我仔细观察了绘于诗人去世两年前的一幅肖像。当时，巴丘什科夫还沉浸在过往的辉煌之中。画上的他坐在一把红色绒椅上，双臂交叉，像个生气的孩子一样撅着嘴，眼神中透出愤懑和困惑，衣领上装饰着一朵枯萎的黄色花朵。博物馆工作人员（仿佛她是在接受一场困难的考试）告诉我们，是巴丘什科夫自己坚持要把这朵花插上的。在另外一幅画中，诗人坐在这间屋子里，透过窗户望着沃洛格达克里姆林宫，背对着画师。

在谈及巴丘什科夫的疯狂时，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声音有些颤抖。她给我们看了一张她的儿子和女儿打扮成拿破仑时代人物形象的照片，他们戴着无檐帽、拿着扇子、烫着卷发，衣服上缝着铜扣和肩章。她很感激我们的到访，告诉我们，数年之前她还接待过来自意大利的访客。她喜欢巴丘什科夫的房间，雕花墙壁和宽阔的窗户使它显得很有活力。当我问及沃洛格达地区的生活时，她叹了口气：“是啊，一切都在变化，就假设它们是越变越好吧，现在学校里也在讲授巴丘什科夫的东西了。”“但这毕竟是一座边远小镇，”她一边透过窗户向外看着一边补充道：“其实这里什么都不会发生。”

*  *  *

我们穿过沃洛格达克里姆林宫旁边的一处花园，走在破旧的柏油路上，沿着那张画中巴丘什科夫的视线，朝着沙拉莫夫故居走去。积雪终于融化殆尽，沃洛格达正在迎接夏天。男人们正从一辆卡车上往下卸木材，而老太太们则拿着大扫帚清理着马路。沃洛格达克里姆林宫的修复工作正在进行，一条游船正通过高音喇叭为河下游的游艇派对做着宣传，游乐场里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公园方向。尘土飞扬、被漆成五颜六色的射击场对面，涂着三原色、画着夸张笑脸的鲜艳气球装点着旋转木马。沃洛格达克里姆林宫那刷着白涂料的砖墙上，摆着一列小火车和几艘脚踏船，都翻倒在生锈的架子上。

我们看到在墙的另一边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有些重新镀了金，有的仍然是沉闷的锡灰色。鸟儿在空中盘旋。银蓝色的排水管上布满了蛛网，还有如树叶般斑驳的锈迹。1918年担任《曼彻斯特卫报》通讯员的英国作家亚瑟·兰塞姆，曾痴迷于沃洛格达天空中曼妙的颜色：“白色的教堂与冬日的蓝天交相辉映，教堂的塔楼设计复杂，金绿相间的钟楼里悬着巨大的铜钟，涂成铅灰色与浓重深蓝色的墙上密密麻麻地镶嵌着金星。”在莫洛托夫的藏书中，就有一本兰塞姆的《在苏俄的六个星期》（卡尔·雷德克译）。在这本出版于1924年的俄文版序言中写道，当这本书1919年问世之际，它“在俄国被由谎言与诽谤筑成的高墙环绕而与世隔绝时，对于反对外来干涉起到了重大作用”。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家族将圣索菲亚大教堂称作“寒冷的教堂”。他说，这座教堂黑暗阴郁，没有任何精神上的温暖。我们想要进去看看，但沉重的金漆大门紧紧关着。一个女人蛮横地叫我们走开，说教堂正在翻修。据传说，当年在一次献祭典礼上，教堂天花板上的天使像脚下有块石头掉下来砸到了伊凡雷帝的脚尖。这位沙皇认为这是一个神谕，告诉他不该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到沃洛格达。进不了教堂，我们便在地区博物馆中闲逛。从泥盆纪土层里的化石，到高尔基关于苏维埃将人民从旧社会解放出来伟大功绩的言论，再到1931年莫洛托夫就“群众歌唱运动”带来的社会效益所发表的公开演说……博物馆里的丰富展品让我们对当地的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

相比较而言，沙拉莫夫故居博物馆则完全不同。那是一座更具现代特色的博物馆，里面长廊光秃秃的砖墙上镶嵌着一些名言警句。沙拉莫夫曾说，1918年，他童年时代的所有印记都消失了。他于1924年离开了沃洛格达，投身于“沸腾莫斯科”的新兴文明之中，再也没有回来。想要了解这位作家在沃洛格达的过去，最好读一下《第四个沃洛格达》（该题目意在向曼德尔施塔姆的《第四篇散文》致敬）。那本书是沙拉莫夫六十多岁时创作的。当时的他，刚在科雷马劳动营服完了近二十年苦役，回到莫斯科重新开始写作生涯。《第四个沃洛格达》生动直观地描述了他的童年时光。在这本追忆过去的书中，古拉格集中营的经历就像一个挥不去的阴影。沙拉莫夫想要将过去、现在、将来这记忆的三重维度凝结在一起——目的是为了实现第四重维度，即艺术。

沙拉莫夫重游了河堤上的冰山。修建河堤的是他的兄弟，一个狂野的中学退学者，以高超的打猎技巧闻名。他还记得全家人在夏天乘坐两艘船钓鱼探险的情景；记得家中的茶壶和煤油灯；记得他父亲的报纸和珍爱的美国手表（和沙拉莫夫的行李一起在古拉格集中营被保存了下来）；记得他母亲糟糕的厨艺、浮肿的身躯，以及她对于利用先进化学技术可以使死者复生的奇怪迷信——她确信，通过那样的手段，可以使人类进入至纯的精神境界。

跟巴丘什科夫和那些政治流放者一样，沙拉莫夫的父亲也为沃洛格达带来了远方的气息。老人曾经去过纽约、汉堡和柏林，在儿子出生之前，他还在阿拉斯加当过传教士。他在家中的玄关处摆放了一个黑色的小厨，里面装着不少珍贵的物品。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父亲在莫斯科的那些博物馆不同，吉洪·沙拉莫夫神父的私人博物馆里连一座古典雕塑的复制品都没有。但据沙拉莫夫介绍，馆内有一艘装在玻璃瓶里的帆船模型、一套美洲原住民的箭簇、爱斯基摩人的宗教用品、萨满巫师用的面具、一根海象长牙，还有一张吉洪·沙拉莫夫年轻时去美洲传教所乘船只的图片。在本地黑社会分子猖獗的日子里，吉洪·沙拉莫夫祈祷时所面对的是用胶合板装裱的鲁宾斯所画圣像的复制品，而不是安德烈·鲁勃廖夫或者赛奥法尼斯的作品。按照沙拉莫夫的说法，他的父亲出身于北方神职人员家庭，祖上原本是巫师，虽然基督教传入俄罗斯后成为神父，却依然保持着异教的严肃性格；他还说，他们的姓氏“沙拉木”是个古老的词语，既有“巫师”之意，也表示“恶作剧”。吉洪·沙拉莫夫曾为主张无政府主义的女富豪冯泰男爵夫人服务。那位激进的男爵夫人曾被流放到沃洛格达，并收购了俄罗斯北方大量的森林和造纸厂，建立了一些工厂学校以及一座看上去如玩具一般的木质教堂。吉洪·沙拉莫夫在那座教堂里主持圣餐仪式，吸引着大量造纸行业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外国雇员；冬天，那些人会沿着积雪覆盖的森林中如坑道般的道路长途跋涉到这里做礼拜。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和他的父亲之间在书籍的问题上存在矛盾。与他那任性顽劣的兄弟（也是吉洪·沙拉莫夫的心头一痛）不同，瓦尔拉姆是一位超乎常人的阅读者。他阅读的速度吓坏了掌管家庭书柜的父亲。他家的书柜是一个大号的玻璃面家具，书柜的下半部分很深，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任何东西。作为一个爱书的孩子，沙拉莫夫清楚地记得柜子里的书籍，有安德烈·别雷的小说《彼得堡》，一些当时俄罗斯宗教哲学书籍（有一些是莫洛托夫在沃洛格达读过的），《家庭与学校》和《自然与人》之类的期刊，马克思的著作被摆在托尔斯泰作品旁边。不过在沙拉莫夫看来里面没有一本真正值得一读的书，因为里面没有莎士比亚，也找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父亲想让他就着煤油灯的亮光读一些德国哲学著作，然而他却更喜欢冒险小说，像大仲马、儒勒·凡尔纳、鲁迪·吉卜林、詹姆斯·芬尼摩尔·库伯、杰克·伦敦以及柯南·道尔等人的作品。

只有在同窗好友、家境显赫的维谢洛夫斯基家里（沙拉莫夫说，那里有一种独特的文学评论氛围），他才见识到了真正的藏书阁，“望不到边的书架、箱子、成捆的书籍，仿佛是一个触手可及的书的王国”。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童年时代，一直回响着他父亲的叫嚷：“别读了！”“把那本书放下！”或是“把灯熄了！”在经历了几十年在古拉格集中营里对书的极度渴望之后，沙拉莫夫深切地感受到，少时对书的渴求终将延续一生。童年时代因为读书欲望受到压制而造成的阴影，无论多少本书都无法医治。他说，没有什么比看到一本没看过的书更让人愉悦了。

1928年，沙拉莫夫由于“隐瞒出身”而被逐出莫斯科大学，仅仅因为他那位瞎子父亲是个神父。1929年，他第一次被捕，获刑五年并被送往索洛夫基，原因是涉嫌与大学里的一群女性朋友们一起参与托派的地下出版社，并非法出版列宁的临终遗言（在遗言中那位身体虚弱的革命家对斯大林进行了批评）。1937年，出于同样原因（评论斯大林的行为）他又一次被捕，按照第58号法令被判处去北部边疆的科雷马服刑五年。后来由于集中营里的有人把他在营房里的演说的某些内容捅了出去，他又被加刑十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诞辰纪念日，沙拉莫夫带着讽刺的心情笑着指出，苏联建立之后，那位小说家的所有作品都还未能出版。他将苏联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曾五次获得斯大林奖）蔑称为毫无天资的御用文人，还表达了对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秘密警察在书写沙拉莫夫案的卷宗时，不可能提到她。需要指出的是，茨维塔耶娃也是一位以卧室和教堂为创作主题、“由于个人原因”上吊自杀的女诗人）的崇敬之情。

参观完沙拉莫夫故居，我们在一座巴丘什科夫与马的奇怪雕像下找到一条能晒到太阳的长椅坐下，望着沃洛格达河对岸的“第六军围堤”。莫洛托夫曾经在堤岸上一户姓维利卡诺夫的商人家庭借宿。我手上的地图显示，那座宏伟的古典建筑正对着一处精神治疗中心。绿树成荫的堤岸上分布着一些营房，还有一座18世纪的巴洛克风格教堂，塔楼上装饰着雕花窗棂，小小的圆顶上刻着鱼鳞状花纹，没有镀金。河面上驶过一艘快艇，溅起一阵水花。艇上除了驾驶员，后面还坐着三个姑娘，张着嘴，披散着长发，欢声笑语。我们眼前正上演着一场家庭纠纷：一辆拉达轿车正停在垃圾杂草遍地的堤岸上，一对醉醺醺的男女正站在车两旁争吵。女人气得直喊，背过身去，又回过身来继续高声嚷嚷。

对于沙拉莫夫的思索，使我又一次想到了曼德尔施塔姆。令沙拉莫夫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曼德尔施塔姆对于救赎的感受。沃洛格达让我领会到了曼德尔施塔姆在谈及但丁偶然听到“时间泛音”时所要表达的东西。曼德尔施塔姆写道，但丁“改变了时间的结构，或者说可能与之相反，他被迫面对荒诞的事实，面对一组被时间割裂、却又同时出现的事件、名称和传统”。在《神曲》中，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声音在完全相同的时刻一起被发出。虽说超脱于时间与空间之外，但是它们的魅力却恰恰来自时空中发生过的事件。

沙拉莫夫写过一篇名为《樱桃白兰地》的小说，题目暗引了曼德尔施塔姆那首描写动物学博物馆的诗的题目。诗中描绘了那位诗人在古拉格集中营因饥饿而死的事。曾将生命称作“珍贵而不可剥夺的礼物”的曼德尔施塔姆，躺在冰冷的营房里，他那苍白而无血色、因饥饿而浮肿的手指垂在胸前；“有时他脑子里甚至会产生一种简单而强烈、痛苦却近乎真实感受的想法——有人偷走了他枕在头下的面包”。这种激烈而可怕的想法让他时刻准备着去争吵、宣誓、打斗、搜寻（如果他有力气的话）。它也会转变成其他的想法，比如说一艘来接他走的船、传令兵脸上的一块胎记，还有一种感觉——仿佛他的前半生只是一部童话故事，只有眼下的才是真实的存在。《樱桃白兰地》是对曼德尔施塔姆一生中赐予其生命的诗歌黑暗之力的沉思。世间万物——工作、马蹄声、家庭、鸟儿、岩石、爱情乃至整个世界——都可以用诗歌来进行表述。生活中的一切，在语言里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每个词都是这世间的一个鲜活的部分。当诗人吃掉他的最后一点口粮，用泛着青光的手指将面包送进渗血的嘴里之时，时间变得飘忽旋转起来。其他狱友劝他留点面包以后再吃，而诗人的最后回答却是：“以后又是何时？”

1965年，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在写给沙拉莫夫的信中说，她觉得他的诗歌有一种“内在旋律”，在很多很多年内都能称得上俄罗斯最好的诗，至少在20世纪是最好的。对曼德尔施塔姆及其“阿克梅派”（在沙拉莫夫看来，该派不仅仅是另一场诗歌运动的代名词，更是一个终生的承诺，代表着全部的勇气和存在的价值）保有敬畏之情的沙拉莫夫对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称赞表达了感谢，并表示她在自己心中就是像是“最高法院”。

同年五月，沙拉莫夫在莫斯科参加了为曼德尔施塔姆举办的“怀念之夜”。那是曼氏的名字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被提及。当轮到沙拉莫夫发言时，他面色苍白、双眼喷火（仿佛17世纪的异教神父阿瓦库姆），手上动作笨拙而不协调，但发言却非常精彩。他说他要朗读12年前自己在科雷马不顾一切写成的、记录曼德尔施塔姆一生的小说《樱桃白兰地》。直到他回到莫斯科时才发现，曼德尔施塔姆从未被遗忘过，这位伟大的诗人从未死去。沙拉莫夫开始朗读他的小说。“诗人快要死了。他的一双大手因为饥饿而浮肿，手指苍白而没有血色，指甲又长又脏。他的手正垂在胸前……”不一会儿，活动组织者递过一个字条，示意他停下来。可沙拉莫夫却把字条塞进衣兜，一直念到最后：“诗人明白了。他睁大双眼，不让那沾血的面包从自己肮脏而泛着青光的手指上掉落……”

在沃洛格达，我再一次听说了一些关于饥饿的事情。

正是莫洛托夫将沙拉莫夫和曼德尔施塔姆这样的人送上了开往地狱的列车。莫洛托夫认为，“所有关于道德与人文的空谈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并常常苛求自己不做“资产阶级”和“俗人”。楚耶夫曾就全苏联到处都买不到肉类一事向他提出疑问，而他的回答是：“带着肉下地狱吧！就让帝国主义去死吧！”

“在我年轻的时候，每当遇到挫折，我常常会念叨这样一句话：‘起码我没饿死’，”沙拉莫夫在其小说《干粮》中这样写道，“我心里从来都没怀疑过这徒刑的真实性。30岁时，我发现自己有一种真实的感觉——我即将因饥饿而死，或者确切地说是为了食物而死。”沙拉莫夫的古拉格小说中充满了对于莫斯科街道以及书籍的感情，还包含着文学作品中所罕见的对于真实饥饿感的描写。他记述了人的思维被肉体欲望所左右、当饥饿来袭时所有情感都消失殆尽的情景，“爱情、友情、妒忌、对同胞的关心、怜悯、对名利的渴望、真诚”——“集中营饥饿症”让人们做着同样的噩梦。“黑麦面包就像流星和天使一样在眼前飞过”，这种感觉让人们在面对一个令人恐惧的近乎超然的世界时表现出一致的冷漠，并迫使他们戕害自身业已垂死的躯体。

*  *  *

我们在河边的一家咖啡馆喝了杯茶。咖啡馆的墙上挂着闪亮的红色唱片。一大群中年男女正醉醺醺地坐在一张摆着许多伏特加酒瓶的桌前，放声高唱着他们年轻时代的社会主义童子军歌曲。我们朝着火车站的方向往回走，天色变得朦胧起来。沃洛格达的街道如此宽阔，街两边漂亮的木头房子仿佛彼此之间正渐行渐远。有些年头较久的房子呈现出一种银灰色，在经受了多年日晒风霜之后，它们所使用的原材料显得更加可辨了。这些房子似乎正逐渐褪变成最初的元素；一块块木料正沿着树木原有的年轮一点点剥离，锈蚀而成的黑色印迹已经渗入木纹之中，许多零件已经损坏，却并未被更换。

我们在列宁的姐姐、革命家玛利亚·乌里扬诺娃的纪念馆前停下了脚步，发现馆名已被改为“萨马兰日常生活博物馆”。（1915年，莫洛托夫将革命工作迁离彼得格勒后，曾寄宿在莫斯科的乌里扬诺娃家中。）我向头发花白的博物馆工作人员问及乌里扬诺娃（馆内已经没有任何有关她的痕迹）。听到我打听那位革命家，老人炯炯有神的蓝眼睛里闪过一丝遗憾。她告诉我，乌里扬诺娃只是在这座房子里租过一间屋子，与房主以及房子本身的真实历史毫无关系。这座博物馆如今专门用来展现十月革命前沃洛格达资产阶级的生活礼仪：摆放着精美瓷碗和闪闪发光的俄式茶壶的家庭餐桌、圣像和祈祷书、白色的穆斯林长袍以及记录乡间别墅聚会和成群结队穿着围裙扎着绶带的学生的黑白照片。

赫尔岑大街上的外交使团博物馆是我特别想去参观的。它也是一座依照全新政治与文化价值体系重新整理过往事实的博物馆。这座有两个房间的博物馆，位于美国领事馆离开五号站台的车厢后曾经使用过5个月的那栋建筑的底层。坚信1918年干涉俄国是一次错误选择的外交官、历史学家乔治·凯南，曾经描述过这座北方宁静小镇上的田园生活。每当傍晚，几个反布尔什维克国家的外交官会聚集在噼啪作响的炉火前，一边讲笑话一边玩牌。教堂的钟声和嘎吱嘎吱的雪橇声偶尔会打破屋外的宁静。

到了夏天，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当局决定将外国使团逐出沃洛格达，卡尔·雷迪克（当时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下令在所有协约国外交人员占据的建筑周围布设卫兵，切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7月底，这些外国使节们撤退到了阿尔汉格尔。留在沃洛格达负责的是英国“使团秘书”。那是一个名叫约翰·吉莱斯皮的家伙，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曾经在一次由本地秘密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发起但很快失败的暴动中提供协助。而在契卡看来，吉莱斯皮只是西德尼·雷利的又一个化名而已。

沙拉莫夫曾在《第四个沃洛格达》中提出疑问：“在这座暴动之城，为什么没有针对新政权的暴动呢？”他能想到的唯一原因，就是人民委员、契卡成员米哈伊尔·凯德罗夫这位强人的意志。凯德罗夫1918年来到沃洛格达推翻本地当局，颁布了军事法令和食物配给令。沙拉莫夫记得，当时逮捕行动不论白天黑夜地进行着，正是在凯德罗夫的恐怖之下，他的家庭才失去了所有财产。按照沙拉莫夫的说法，凯德罗夫本是“莫斯科知识分子阶层的精英人物”，因为演奏贝多芬的第23号钢琴奏鸣曲而给列宁留下了深刻印象（该曲是那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最爱的一首音乐作品）。

“你想生活在什么样的时态里？” 曼德尔施塔姆在《亚美尼亚游记》中这样问道。“我想生活在将来时的祈使语气里——也就是‘应该去做什么’。”然而，这需要一定程度的安排，以便在追求“应该去做什么”的血腥而荒废的一生中，达成一种极具讽刺色彩的必然性。莫洛托夫曾在临终时说道：“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目的，那努力又是为了什么？如果没有目标，我们又为了什么去奋斗呢？我们将向何处去？”

带领我们参观外交使团博物馆的那个气喘吁吁的“怪人”更像是生活在完成时里，他所追寻的是“已经怎样了”。我们很快便发现，这座展示翻拍缩印版文件和照片的奇怪的博物馆，正是他的杰作，是他一生中对于历史的幻觉碎片的具体化表现。这位红脸大汉领着两位苗条的年轻姑娘（他说她们是他带的研究生），借助一些复杂的反问句，给我们详细讲解着1918年的那些外交盛宴、间谍阴谋和跨国爱情故事——雷利、洛克哈特、萨文科夫，还有国际交际花莫拉·巴德伯格——以及它们是否在革命成败中起到作用。他曾经就沃洛格达外交使团事件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并试着从销档的英国国家档案中找寻故事的答案，不过并未成功。在苏联时代与世隔绝的俄罗斯生活过的他，发现了一条隐秘的历史线索，并开始关注一些事实，一些假定存在的事实，一些被遗忘的可能性。苏联解体之后，他曾经花数年时间向本地政府请愿（他将这些官僚称为“老共产主义分子”），希望能使用这座建筑。他说，那些家伙都想要忘记协约国使团曾经在那里待过的历史。如今他的博物馆“记载”着一段历史——一段他认为应该发生过的、以沃洛格达为背景的历史。如果人民在登陆阿尔汉格尔的协约国军队帮助下发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暴动，如果那些军队足够强大，兵临莫斯科城西，如果沙皇没有被杀害，如果“谢列梅杰耶夫大街”三号的“阴谋公寓”没有遭受搜查，如果1918年夏天列宁和托洛茨基被套上背心在大街小巷里示众……

博物馆的前厅，是一处出售各种小摆设、圣像和廉价的辩论小册子（有些是馆长自己所著）的商店。其中一本由异见神父格莱布·雅库宁撰写的册子，抨击了东正教教会与列宁、斯大林和秘密警察组织的秘密交易。册子封面是一幅沾着墨点的莫斯科教区与全俄罗斯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也被称为德罗兹洛夫，克格勃将军）的画像。画中的阿列克西二世正站在列宁像下面的演讲台上。馆长提出把一幅画着三位北方圣人的有趣圣像卖给我们。当听说我们不会被允许将其带出国境时，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只有俄罗斯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博物馆所在的建筑已成危楼，他需要钱对其进行修缮。他生气地说道，苏共那些人，除了他们自己的宫殿之外，可以让一切都化为废墟。对于统治势力的厌恶好像已经让这位和蔼的人血脉喷张，以至于要愤怒的狠抓着自己的衣缝。

我告诉馆长，我们从莫斯科来，要去阿尔汉格尔。他提醒我们要警惕白海的狂风。之后，他笑道：“莫斯科吗？”（他的语气让人觉得莫斯科非常遥远。）“昨天又一个家伙死在那儿了，现在他正躺在大教堂里呢……又一个苏共党员！”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说的是鲍里斯·叶利钦。

第十一章 阿尔汉格尔

对于一个在俄国居住过，并坐过俄罗斯超自然的过山车的人来说，包括地狱在内的所有风景，都是不足为奇的。

约瑟夫·布罗茨基，“给一首诗的脚注”，《少于一》

天色将晚，我们还在海滨游荡。附近一处名叫“苏联”的水上夜总会正使出其浑身解数营造独有的夜间氛围。其实，对于北方的春天而言一切还早，只凭天空的明亮程度很难判断时间，因为对其有影响的与其说是时间，倒不如说是某些更为神秘的力量。“冰雪人民委员”奥托·施密特当年应该是站在位于城中最高点的平台之上，放眼远眺白海的咽喉位置。而如今代替他坚毅目光的，是夜总会锈迹斑斑的后门上挂着的一对立体声喇叭。这座木头建筑孤独而狂躁地震动着，似乎要震塌自己的柱子，跟着冰川一起碾过阿尔汉格尔海岸，朝着河口莫洛托夫斯克的方向，在奔流入海的德维纳河里旋转、奔腾。

任何丰碑都是脆弱的，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最终搁浅在历史深处。爱国情绪高涨的1914年，路堤上的彼得大帝像揭幕了。当布尔什维克人最终攻破阿尔汉格尔的白军据点时，那位沙皇的雕像又被推倒了，脸冲着他自己行宫的台阶。布尔什维克们在行宫里为1918年协约国武力干涉（莫洛托夫在他收藏的一本历史书中标出，这一行动的“主要唆使者”是丘吉尔）的遇难者竖起了一座纪念碑。但当中央政权和国家领土完整处于危险关头时，彼得一世的形象又被搬了出来。莫洛托夫的藏书中就有一本1941年出版、由博古斯拉夫斯基院士编写的《彼得一世传记史料》。卫国战争结束后，当新“沙皇”斯大林的权力走向顶峰之际，临死都想从阿尔汉格尔向东进入北冰洋的彼得大帝，作为俄罗斯海权的象征，其位于海边的雕像得以重新修复。

苏维埃帝国存在的几十年间，在专门修建的广场上矗立的马克思与列宁巨型雕像，仿佛在向人们宣示，他们曾经决定了历史进程并指明了方向。阿尔汉格尔最大广场上的列宁像，是整个苏联时期竖立起来的最后一座列宁像。雕像所在的位置，原属于一座本地党组织领导人看腻了的喷泉。雕刻者列夫·科贝尔深得政治局宠信，他说他想要创作的，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列宁，人们可以在旁边思考，或许还可以请教问题。斯大林“发现时代”的英雄施密特的浮沉命运也如出一辙。他曾经是苏联人“敬爱的海象”（苏共档案中的一张奇怪的画像里，瓦列里·梅日劳克曾经这样称呼他）。在海洋博物馆（很久以前就因翻修而关闭，窗户上都布满了蜘蛛网）的杂草丛中，摆放着他的雕像，胡子翘起，一副暴躁而自负的模样。

我第一次知道奥托·施密特这个人物，是在苏联剧作家亚历山大·阿菲诺格诺夫的日记里。当时他给我的印象，被围绕他的日常生活琐事冲淡了。阿菲诺格诺夫曾于1937年造访施密特位于三号公寓的家。那一年，施密特将一面带有“伟大领袖”肖像的旗帜插在了北极，并宣称该地区为苏联领土。“他公寓里还住着另外两户人。”阿菲诺格诺夫记述道，还强调了施密特妻子维拉的眼睛，并指出她当时可能要生病了。“他有三个房间，在憋闷的前厅里可以闻到厨房里晚餐的气味，而书房里则堆满了家具和书籍。”维拉说道：“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儿？因为奥托习惯了。这儿离食品商店和医院都不远，离克里姆林宫和上班的地方也近。”

阿菲诺格诺夫拒绝将“漂流者”作为他描写施密特极地研究站文章的标题，因为这个词太灰暗了。施密特告诉阿菲诺格诺夫，他是偶然接触到极地探险工作的。在那之前他研究过数学、哲学和历史，并对海洋物理和地图上的“白色区域”很感兴趣。就像一位作家应该在其本职领域做出成就一样，当时的施密特已经成了“北极研究大师”。施密特体现了阿菲诺格诺夫试图在其作品中表达的苏联美德——自我批评、友爱、为集体做贡献、充满活力、容易满足。

阿菲诺格诺夫曾目送施密特前往阿尔汉格尔所乘的飞机从莫斯科机场的跑道起飞。当那架大飞机的引擎发出轰鸣，他的心情也随之激动起来。施密特的壮举让阿菲诺格诺夫眼中充满了斯大林主义者的泪水，让他感受到幸福就在眼前。征服北极的行动与苏联全境实现无线电通信的奇迹存在某种关联，因为正是后者，才让北极看上去好像离莫斯科郊外的佩里德尔基诺作家聚居区只有咫尺之遥。施密特在北极发表了演说：“当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我们的星球将变成一座开满鲜花的天堂，人们将可以决定河流的走向，海洋也将用它的力量为人类服务。”阿菲诺格诺夫曾想象每年都把苏联国旗插到北极，让总是在漂流的海冰把它们带到世界各地，在各国海岸展现共产主义的力量。他曾经花费一整个夏天的时间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几乎是“活在”小说里。不过，施密特的壮举照亮了他的灵魂，他在内心深处对此深信不疑。于是他不再理会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充满病态、疑问和阴暗的反乌托邦思想，而是在十月革命胜利20周年，也就是1937年的那个明媚的秋天，由衷地享受着革命带来的欢欣与鼓舞。那时的莫斯科，街道上到处挂着旗帜标语，到处都充满了人们的笑容和年轻人的满满爱意。

前晚，从沃洛格达开出的火车上，负责我们车厢的列车员来自“共产主义”北方。她的眼神明亮，无论是拎着水桶拿着破抹布擦洗厕所，还是给衣着华丽的旅客端茶送水，她的脸上都保持着一种尊严。有个被一位哭泣的老妇人送上火车的粗鲁汉子，开车后头一个小时一直在我们车厢里转来转去，想要找点喝的。面对他的壮硕身材和醉态，那位列车员毫无惧色，把他推回到座位上。“你这么干能赚多少钱？”汉子东倒西歪地从我们包厢门口经过，嘴里嘟囔着。“起码不值得让我跟你这种人打交道！”列车员说着，又推了一把。在哈罗夫斯克站，她采取了极端措施，叫来两个警卫把那个（已经走不了路的）醉汉架下了列车。车开了，只留下那个醉汉坐在铁轨边上。“阿尔汉格尔斯克？你们到那儿去干啥？”列车员一边说着，一边转过头去啐了一口，“阿尔汉格尔斯克，我呸！穷乡僻壤！脏地方！烂泥坑！疾病横行！”我问她最喜欢什么地方。“埃及。”她毫不犹豫地答道。她曾经两次到红海边上的赫尔格达“度假”。“下次我要去突尼斯！”说着，她站起身来向过道走去，“那可是索菲亚·罗兰最喜欢的地方！”

我捧着那本从阿尔巴特大街“书之屋”古文物区买来的《俄罗斯北部指南》，读着北方古国比亚尔米亚的传奇故事，一直到后半夜。这本袖珍红皮小册子是阿尔汉格尔-摩尔曼斯克轮船公司“遵照财政部要求”于1899年出版的，从中依然可以感受到19世纪末旅游业初创时的繁荣景象与经营状况，回味旅游对于俄罗斯文明化与扩张所发挥的作用。那一年，由大财阀萨瓦·马蒙托夫出资赞助的莫斯科-阿尔汉格尔铁路刚刚建成。同时，为了满足前往索洛夫基岛修道院探访的大量善男信女的需要，一座旅社也建立起来。铁路和轮船为“学者、自然学家、民族志学家、艺术家、职业旅行家、猎人、朝圣者、企业家和普通游客”打开了通往未知国土的大门。小册子吸引着这些人去探索“我们神秘的北方”，探索广袤的阿尔汉格尔地区——这片由苔原和沼泽地构成的处女地上布满了河流和湖泊，面积相当于一个半法国。当地只有35万人口，绝大部分是农民。这本册子原来的主人（名叫康斯坦丁·别利亚切夫斯基）用铅笔在阿尔汉格尔到苏玛（芬兰人聚居区）的二等票价格旁标注了“NB”两个字母，并在介绍德维纳河三角洲地区美丽岛屿和村庄的段落旁画了一个感叹号。我很羡慕这位别利亚切夫斯基曾经的旅程，羡慕那份看到沿途车站崭新电灯时的兴奋心情。

当那位穿着铜扣制服、涂着鲜艳唇膏的列车员来叫醒我们的时候，我并没有告诉她，正是我从桑德斯藏书中拿来的那本《普希金诗集》上用蓝色墨水写的“1944年购于阿尔汉格尔”，使她的城市对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我想更清楚地了解那位年轻军官在那座屡遭轰炸的贫穷城市工作生活的情景。在那些猪肉罐头、罐装香肠以及产自“宾夕法尼亚”和“布法罗”的“贵格”糖果通过从苏格兰和冰岛启航的轮船运来之前，当地人也没饿着，而是靠树林里的野味为生。当年，在阿尔汉格尔的街道上，大喇叭广播着战争爱国歌曲，号召市民们战斗到死；而悲伤的人们则摆摊出售着破碎的瓷器、儿童玩具以及珍贵的书籍。不知桑德斯是不是在类似的小摊上买到那本《普希金诗集》的呢？我想知道，当桑德斯在位于贸易联盟大街上的英国使团里工作时，或是翌年在剑桥大学灯光昏黄的寓所里的高脚桌前用过晚餐之后，是否做过《叶甫根尼·奥涅金》的读书笔记呢？

沙拉莫夫在小说《租借法案》中写道：“至于从海路运来的粮食救活了多少人，现在还没到清点的时候。”而清点的时刻终归会来的。我把桑德斯藏书中那本《北方运输队》也带到了阿尔汉格尔。那本书出版于1991年，用以纪念50年之前首先到达阿尔汉格尔、代号“苦行僧”的援助运输队；书的编者将其称为“1918年以来大不列颠与苏俄之间的第一次友好握手”。书中夹着一封打印出来的信，开头写道：“尊敬的桑德斯博士，阿尔汉格尔的历史学家们与来自挪威、英国和美国的同仁们计划以‘北方战争’为题出版一系列回忆录。”他们的目的是消除苏联历史记载的某些片面性，这种片面性主要表现在抹杀了盟军援助的重要意义。罗摩诺索夫教育学院的历史学家们曾提出让当时还健在（但之前从未公开发表过作品）的桑德斯撰写一篇关于他自己在战争时期经历的回忆录，打印出来够15页就可以，“有照片的话就更好了”。在冷战的几十年间，盟军运输队的英雄事迹成了禁忌的话题，然而罗摩诺索夫大道上的历史学家们依然保存着相关的记录，等待着能从大洋彼岸收集到相关文字和图像资料的那一天。

一位前英国海军上尉（跟桑德斯一样，后来成了牛津和剑桥大学的俄罗斯问题研究者）还记得二战时期阿尔汉格尔当地政府的圆滑手腕。他同意丘吉尔所说的，苏联是个“阴沉而凶险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并描述了阿尔汉格尔的某个“列宁之夜”——大喇叭里不断吟诵着“列宁精神无处不在！”这位英国上尉由此确信，对于列宁的个人崇拜从本质上说是带有宗教性的。这一观点也指引了他战后在牛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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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汉格尔的日子里，我们很喜欢去海边——似乎这座苍白而安静的城市里每个人都是如此——去看旋转的海冰。在这里，空间与距离甚至比时间更具神秘感，人们很难确定自己的方位。这儿的河流在春天是什么样的呢？有时，整个上午河水都卷着冰凌；之后又变成一点冰块都没有的棕色洪流。到了傍晚，冰再一次出现。或许在某一时刻这些河流看上去很有工业价值，而到了下一刻却变得毫无用处。早晨，在微弱天光的映照下，河流会集体流向其他地方，就像是在冰的作用下改了道一样。看上去仿佛在100英里之外的东西会突然间显得很近，我甚至可以辨认出那些苏联北方地区工业化的标志，比如库罗斯特罗夫那些灰棕色的烟囱、吊车、高压线塔，还有索洛穆巴拉岛造船厂码头的那些起重机。所有这些坚硬金属与柔美天空交相呼应的图景，既展示着空气的肮脏与人类的渺小，又体现了煤炭这种冰冷而黑暗的矿物转化成温暖与光明的过程。

对于北方的这片大地，列宁和斯大林所看到的只有它的荒凉，以及能够用来快速建立“文明国度”的空旷地域。从诺夫哥罗德一直绵延到白海的“北方区”，是苏维埃新政权1918年从彼得格勒迁至莫斯科后，莫洛托夫最早负责管理的地区。正是因为坐在这把负责生产、工厂和国有化的交椅上，莫洛托夫才有机会见证“剥夺剥削者”的现实实践与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多大差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在阿尔汉格尔海滨附近的广场竖起了一座花岗岩“北方纪念碑”，宣示无产阶级的意志、力量和活力将“把黑暗落后的北方转变为崭新的工业化地区”。北方地区实现工业化所依靠的力量，包括意识形态与爱国情感之力，以及政权对于其治下子民的掌控力。那座纪念碑取代了北方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改变了17世纪俄罗斯文化米哈伊尔·罗摩诺索夫的雕像，成为了黑暗中的又一盏明灯。作为一座没有固定位置的纪念碑，罗摩诺索夫雕像在阿尔汉格尔很出名。铜像的手上拿着一支七弦琴，穿着罗马式的拖鞋和罩袍，站在地球的北半部分；底座上刻着地名“霍尔莫戈尔”，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是罗摩诺索夫的出生地。罗摩诺索夫是个北方渔民的儿子，出生在一个几乎看不到春天的村庄里。迪米特里·利哈乔夫曾经说过，如果把阿尔汉格尔比作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罗摩诺索夫。作为一个从小受到祖国丰富文化滋养的穷孩子，他首先接受了教会的教育，然后又到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德国求学。罗摩诺索夫相信俄国的文化在于对西伯利亚和北极的探索。他凭借自己的力量学会了忍受寒冷——并不是在冬天一丝不挂，而是在最寒冷的夜晚开着窗入睡。

每天傍晚，都会有一群跑步的人穿着单薄的运动装、戴着羊毛帽，经过拱廊和文化宫。那里原本是三一教堂所在地，然而那座教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被拆毁了，其建筑材料被一家名为“赛维罗列斯”的北方林业公司回收。文化宫顶楼仍然挂着一个对着街道广播的大喇叭。每当流冰到来之际，也是人们自愿走出家门清扫城市的春季义务劳动日。短短几个小时，堤岸上的水泥垃圾箱都会被重新漆成淡紫色，海边沙滩上黑黄相间的遮阳伞也会被修补一新。一群年轻妈妈们带着小孩子出来散步，慢慢走着，时不时地停下来留意脚下的冰。从第四十二音乐与表演艺术学校那座老洋房的窗户里，正传出三架钢琴和一支大提琴奏出的乐声和一位老师数拍子的声音。海鸥在空中叫着。堤岸下面，破旧的赛艇船壳里依然有晶莹的冰雪，海面上漂浮着变形扭曲的木片，看上去就像肮脏的破布。封冻的泥潭正在融化，油状物与碎冰块搅在一起，呈现出彩虹般的色彩。无论是如何形成的，这些色彩在这片灰蒙蒙的地方都显得弥足珍贵。在普尔纳沃洛克宾馆外面的旗杆上，除了俄罗斯的三色旗，还飘着俄罗斯石油公司和阿尔罗萨钻石矿业公司的旗帜。

在面朝德维纳河的那些宏伟而沉郁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中，我最喜欢的是被废弃的女子中学（1811年为纪念罗摩诺索夫诞辰100周年而建）。这座华丽的白色新古典主义建筑作为启蒙运动的一个标志，以一种难得的对称姿态坐落在街角处。当年，姑娘们曾在里面接受经典的德国式教育。如今，建筑的窗户早已暗淡无光，有些窗棂都坏掉了。一面墙上用英语涂着标语——“了解你的权利！”我想，如果我是这里的市长，在莫斯科的金融家们断言俄罗斯正处于“风雨飘摇”阶段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会要求阿尔罗萨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出钱重修这座学校。只可惜阿尔汉格尔深受爱戴的市长正在蹲监狱。他在宣布计划参选总统、与普京的指定接班人竞争之后不久，就因贪腐指控被捕了。

这片建有堤岸（曾经为木质结构）的码头区，是用来接待外国船只的——它们的往来是城市的荣耀。城区与水域在此交汇，颇有17世纪安特卫普、德累斯顿和伦敦的神韵。在阿尔汉格尔还是俄罗斯唯一海港的年代，那些拱廊是城市的建筑中心，而如今却孤零零地矗立在岬州之上。虽说大部分拱廊的原始结构都已被拆毁或是坍塌为废墟，但其内部的一小块区域刚刚被精心翻修过，成为了本地博物馆的一部分。那片区域是一间“罗摩诺索夫展室”，陈列着这位最伟大的阿尔汉格尔之子在学生时代用过的练习册，还有他当年夜读时用过的精美的灯笼。17世纪下半叶，在圣彼得堡取代阿尔汉格尔成为世界主义者们眼中的“欧洲之窗”之前，那些砖砌的拱廊向前来贩卖亚麻布和皮革的商人们展示了俄罗斯国家的力量与稳固性，以及它对于贸易的热爱。

1553年，意在从东北方向寻找去印度和中国航线的英国航海家修·威洛比和理查德·钱塞勒，驾着帆船经过这里。满怀着一个如日中天民族的热情，威洛比和钱塞勒日夜书写着航海日志，记录着陆地、自然环境、潮汐、月相变化、星辰分布与太阳高度，开创了此类航海日志的先河。这两位英国航海家将船停靠在15世纪修建的圣尼古拉修道院对面的位置，并在他们的地图上将白海标注为“圣尼古拉湾”。钱塞勒南下莫斯科，拜会了伊凡雷帝。后者很快成了一位英国迷，给了钱塞勒的“莫斯科公司”独一无二的贸易特权。威洛比则继续航行，一度到达了距离俄罗斯本土不远的狭长的新地岛，最终在冬天与船员们一起被冻死在拉普兰德。

阿尔汉格尔对人们想象力的影响无法估量。本地人都说，这里是一个属于偷渡者和冒险家的地方，适合追求新鲜的人——他们能看到海水冲刷岩石和树木的方式，并想象自己远航到这个星球的顶点。在这个纬度上，北极本身便释放出强大的引力。当马蒙托夫修建铁路时，他的追随者、画家瓦伦丁·塞洛夫和康斯坦丁·克洛文来到了北方，用画笔描绘这里的风景和人。而他们的偶像、画家亚历山大·鲍里索夫则在更往北的地方探险，比阿尔汉格尔还要往北。我们是城中小巧而维护良好的鲍里索夫博物馆仅有的访客。那是一座古老的木质建筑，房顶上挂着渔网和塑料海鸥，一台录音机正播放着北极海鸟的叫声。鲍里索夫出身于德维纳河北部流域的一个农民家庭。当年他带着一把摇椅、一件熊皮大衣和一箱画笔、画布和颜料，住到了新地岛的一处茅屋里。（我那位画家旅伴对这段为了艺术而勇敢探险的故事感到着迷。）他的船“梦想号”，是挪威探险家弗里德约夫·南森为北极航行建造的“弗拉姆号”的一艘仿制品，采用蛋壳型船体，可以避开流冰而不被撞毁。莫斯科记者弗拉基米尔·吉尔亚罗夫斯基曾经花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欣赏鲍里索夫的风景画《死之王国》。吉尔亚罗夫斯基是一位研究人类性格的行家。他为鲍里索夫为了艺术不畏艰险的坚韧品格以及在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提笔作画的壮举感到惊讶。有一次，在目睹他的狗在冰海中死去的情景后，鲍里索夫在一块破碎的冰山上待了九天九夜，他平摊开身体，以确保冰面不至破裂。1907年，他在巴黎、维也纳和柏林举办了画展，展示了那些关于冰雪、沉船、北极骇人的天空和新地岛上萨摩耶人茅屋的画作。

参观完鲍里索夫博物馆，我们来到修缮一新的索洛维茨基修道院宾馆的小木屋饭店用餐。她们点了配马铃薯和酸奶油的烤鱼和抹着蜂蜜和奶酪的黄油薄饼。吃过饭，我们去探访了本地交响乐团所在的建筑（原属于路德教会）。之后的整个傍晚，我们都在盯着穿着短上衣带着金饰的老妇人们看。她们一边唱着北方民歌，一边跟穿着羚羊皮长靴的老头儿们跳舞。每首歌之前，都有一位身穿银黑相间晚礼服、戴着长手套如雕像般的报幕员站出来发表一番简短的演说，讲解歌曲的地区特性，赞美那些让此类歌曲保持活力的乡村文化。表演间隙，我们买了一些农家手工制作的“卡祖里”——一种捏成驯鹿或者狗熊形状的辣味饼干。

1921年夏天，利哈乔夫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长达一个月的旅行，第一次来到北方他就断定这里是地球上最美的地方。那时他听到过这些歌吗？他曾经写道，人们应当去俄罗斯北方看看，感受它那慰藉心灵的道德之力，就像去意大利感受欧洲南方的那种道德之力一样。通过观察水、土、天空与岩石、风暴、严寒等可怕力量共存的方式，他感受到了一种存在于过去与现在、人与自然、当代与历史之间的，令他无比震惊的冲突。利哈乔夫认为，俄罗斯一定是历史上最重要、最具悲剧性和最哲学化的民族。

当时，利哈乔夫一行学生坐火车从彼得格勒前往新兴港市摩尔曼斯克，然后乘蒸汽游艇沿科拉半岛从巴伦支海进入白海，通过北德文斯克的德维纳河口，抵达阿尔汉格尔。在那里，他们乘一艘内河游艇南下科特拉斯，最后又坐火车回到了彼得格勒。日落转瞬之间就会变成黎明，水面和天空的颜色每一分钟都在改变，四周皆是原始森林、苔原和大鱼出没的水域。由于教堂、修道院和圣殿的存在，这里的风景显得很神圣。到处都能看到苦修者虔诚祷告的痕迹，他们俨然已经把这里当成了教堂。利哈乔夫喜欢这些蛮荒之中的人类痕迹，它们让他意识到自己饱受折磨的民族可以创造出什么。

那群城里孩子拜访了住在茅屋里的波莫尔族人，聆听了他们的民歌和童话故事。利哈乔夫记得，那些猎人和渔民是美丽的；他们的生活方式看上去独特而真实，谨慎又轻松，遵循着劳动的节奏，并在劳动中获得简单的满足感，用木头搭建舒适的房屋，用鸭绒织成被面。后来，利哈乔夫将偏远的北方视作全俄国最具俄罗斯特色的地方。10世纪末，从西部和南部而来的斯拉夫人到达了这里，沿着河流定居下来，与当地更为古老的原住民涅涅茨人和萨米人相互交融。蒙古统治时期，更多的俄罗斯人从诺夫哥罗德北迁。跟遥远的南方相比，这里不太遵循农奴制度。这片被无垠森林覆盖的、童话般的阴暗之地，为失踪和逃亡提供了可能性。利哈乔夫相信，北方地区保留了俄罗斯的自由传统，并且在最危难的时刻拯救了这个民族，比如说18世纪初波兰瑞典干涉时期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片区域还通过迁徙到阿尔汉格尔地区的诺夫哥罗德移民中口口相传的民间史诗、童话故事、歌曲、建筑、手工艺、造船、捕鱼和北极探险等保护了诺夫哥罗德文化，使之免遭湮灭的厄运。

在利哈乔夫看来，北方的风景是超凡脱俗的，距天堂和地狱都只有一步之遥。当1929年他重回北方，作为政治犯被关押在苏联第一个古拉格集中营（位于白海的索洛夫基群岛）的时候，他曾坐在阳光下的一块岩石上，感受着存在但不可知的上帝。在那一刻，按照常理应当枪毙偷懒囚犯的警卫，放下了他高举的枪口。

北极圈里，从科雷马向东，是一片绵延三千余英里的严酷地域。在这苏联治下如炼狱一般的地方，沙拉莫夫待的时间要比利哈乔夫长得多。1956年，沙拉莫夫对帕斯捷尔纳克说道：“我把生命中的20年留给了北方。在那20年间我没读过一本书，也没摸过一页纸、一支笔。”他抛弃了利哈乔夫所主张的属于中世纪苦修者的上帝，而是借由精神和意图去感受这片大地本身。他曾写道：“甚至一块石头对我来说也不是无生命的，更不用说一草一木一河流了。河流不仅仅是生命的化身，或者说生命的象征，而是生命本身。它的运行是恒久的，有着属于它自己的安详、宁静而隐秘的语言……”他将这片给自身带来过折磨的土地转化成了一种可以去热爱的东西——一部书。他还写道，永久冻土和岩石永远不会忘记。沙拉莫夫减少了在自我了解上浪费的工夫，直至再无旁骛，只剩下写作的信念。即便是乱葬岗里囚犯尸体脚上绑的姓名牌，在他眼里也是一种文学。沙拉莫夫发现，在北方这片土地上，意识本身要比死刑判决上的墨迹保存得更长久。在那些签署判决的人当中，莫洛托夫的姓名首字母缩写“V.M”，与“死刑”一词的首字母缩写相同。沙拉莫夫写道，囚犯们唯一被允许使用的书写工具石墨，是“不朽的，包含了最坚硬与最柔软”；虽说化学结构完全相同，但石墨要比钻石更为神奇。

400年来迎送外国船只的历史、对于古代北方自由精神的记忆与利哈乔夫这样的清静学者的感性相结合，造就了这座贫穷城市在面对历史和其他外国地区时老练圆滑的气质。正是这种老练和圆滑让城市当局在1941年封存了缴获的英军坦克，避免了冒犯桑德斯那样的人；也正是这种老练和圆滑让城中的历史学家们在50年之后向桑德斯提出撰写回忆录的建议。而那些地区博物馆展厅里的那些展品所体现出来的这一历史性的特质，则是更具价值的。这座博物馆让我体会到了一种俄罗斯任何其他城市都没有的坦诚和创造性。馆中展示了富农被强制迁离（46261户家庭被驱逐到北方铁路边如炼狱一般的“特殊定居点”）以及古拉格集中营里囚犯们被迫在林中伐木直至死于饥饿、疾病和劳累的故事。1931年，莫洛托夫在苏维埃大会上表示：“我们从不否认将适宜正常劳动的健康囚犯用于道路建设与其他公共设施兴建的事实，这对于社会很有好处，对囚犯本身也很有好处……”就在那一年，近两百万农民被强制迁往“特殊定居点”。博物馆主楼梯两边的墙上挂着一排齐眉高的照片，上面都是被镇压的本地人士，其中有北方区财政部的安东·米纳耶夫，1937年被镇压，1940年死于马加丹；瓦西里·格罗科夫，技术大学首任校长，1938年4月22日被枪决；还有托尔斯泰的私人医生迪米特里·尼基丁和“电视机的发明者”鲍里斯·罗金教授，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地区，1933年死去。一份简短的公告显示：“从1937年末到1938年初，阿尔汉格尔地区的领导层几乎完全被清洗。许多忠诚的工人遇难，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被镇压。”

当我望着黑白照片上的那些面容，心中想到了沙拉莫夫的《租借法案》。那部作品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在北极圈里群山之间的某矿场附近，出现了美国产的推土机、拖拉机、装甲车和“产自大洋彼岸”的猪肉罐头……在国家看来，相对于人民，飞机、坦克和机器要更加重要。当各集中营的管理者为食物而争斗时，饥肠辘辘的囚犯们吃掉了推土机上的润滑脂，因为他们深信那是美国黄油。美国推土机这种“象征着胜利和友谊”的机器，在集中营里被一个叫格林尼亚·列别杰夫的普通囚犯充分地利用了起来。他用推土机把古拉格囚犯的遗体统统堆进一个万人坑，并为他完成了国家交给他的任务而感到自豪。那是一个被未腐的尸身填满的采石场，“就在山脚下，揭示着科雷马的秘密”。成千上万的遗体在永久冻土层的“全力”保护下，被冻结并留存下来，“蜷曲的手指和枯朽的脚趾都变得像残根断枝一样，一双双眼睛里仍旧燃着饥饿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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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天，我们驾车出了阿尔汉格尔城，经过泥泞木板路两侧腐朽的木屋，来到了马来卡莱利，一处室外木构建筑博物馆。我们走在阳光下，欣赏着拥有鱼鳞纹帐篷状屋顶的教堂，还有从整个俄罗斯北方集中到此加以保护的雕花木构建筑。伴着远处某个古代教堂塔楼的钟声，一对新人驾着马车在林间的环形路上驰骋。微风拂过面纱，新娘发出一阵笑声。婚礼正值高潮，人们用塑料杯子盛着香槟，举杯相庆。那钟声与婚礼音乐混杂在一起，显得有些疯狂。

我们乘坐的列车将在午夜时分启程，于是我们回到索洛维茨基宾馆吃了点烤鱼和薄饼，然后再一次来到海滨港口闲逛。一小群年轻人正等着“苏联”夜总会开门。那些十几岁的小伙子一副痞像，一边抽烟一边喝着波罗的海牌啤酒，斜靠着奥托·施密特和航海家格奥尔基·谢多夫的雕像。施密特的话曾传到被流放的托洛茨基耳中。1936年，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写道：“最近，著名的极地探险家施密特说：‘我们在年轻的好时光里，总是渴望到充满困难的地方工作。’这毫无疑问是真实的。”然后他补充道：“但是无论在哪一领域，革命后的年轻一代都仍处在监护之下。是上级在指挥他们要做些什么、该怎么做。”

施密特与谢多夫的雕像放在一起，让人心中倍感沉重。当年，施密特为了宣布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为苏联前哨站而从阿尔汉格尔出发进行首次探险所乘坐的船，就叫做“格奥尔基·谢多夫号”。在一次赴北极探险途中，施密特曾希望将谢多夫的遗骸带回阿尔汉格尔。格奥尔基·谢多夫出身亚速海渔民家庭，曾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所海军学校读书。他试图驾三只狗拉雪橇经由陆路抵达北极点，却由于计算错误而死在了浮冰上。谢多夫死后，他的《科雷马与新地岛游记》于革命爆发那年出版。苏联时期，谢多夫的悲剧被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的残暴与混乱。他曾经尝试组织一次航行，以找寻通往东方的北方海上通道，然而阿尔汉格尔的商人们却出卖了他（为了骗取保险金而卖给他一艘破船），国库也拒绝提供资助。谢多夫恳求道：“俄罗斯人民需要付出的只是一点金钱，而我将要搭上性命。”集体主义社会不会辜负这种探索与征服的梦想，但施密特也找不到谢多夫的遗骸。他的葬身之所早就被冲走了。

旧的社会体制或许酿成了谢多夫的悲剧。然而对于施密特这样“如此贴近克里姆林宫”、如此贴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极地探险家和科学家来说，谢多夫的遭遇又真正意味着什么呢？晚年的莫洛托夫常想起斯大林昆采沃别墅长廊墙上挂着的那些地图。他曾提到：“斯大林喜欢挂墙地图。这儿是亚洲，那儿是欧洲。我们在那里消磨了很多时间……他对于如何利用北冰洋、西伯利亚河流以及西伯利亚的宝藏很感兴趣……”

来北方之前，我曾经在列宁图书馆中查阅过施密特的相关资料，并阅读了描写他去那些地图上未作标注、令人毛骨悚然的白色天地探险的文字。所有一切似乎都将我引入一条黑暗的通道。那些书中有一份施密特1937年就苏联北冰洋计划而撰写的请愿书，其中涉及征服北方海上通道、在极北地区发展重工业的需求、控制北方河流入海口的必要性、科雷马和诺里尔斯克的新工业中心、摩尔曼斯克的造船工业以及在斯匹次卑尔根岛的巴伦支堡进行矿产开发的成功经验等等。但是，他表示并没有必要向北方进行百万人移民。那样的行为太严酷，只需要迁去足够的劳动力即可。而且，北方的居民应当得到恰当的供给，得到最新鲜的食物，否则他们将无法工作。施密特认为，蔬菜拥有巨大的心理学意义。任何在北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每片菜叶能带来多少快乐，所以必须在诺里尔斯克附近建立集体农场和温室。可他真正想说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阅读了一份1938年的儿童广播节目文字记录，其中将施密特的英雄探险行动与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相提并论。我还大体浏览了一部同年出版、上下两卷的书。那本书中讲述了四年之前的“切柳斯金号”事件——1933年，施密特为了在短短一个夏天时间里探明北方海路，乘坐“切柳斯金号”考察船从摩尔曼斯克起航，却遭遇灾难性失败。材料连篇累牍，数据令人眼花缭乱，包括每个船员携带上船的内衣与皮裤数目、七个月的冰海航程中每时每刻的坐标、每一次温度变化以及喀拉海浮冰无休止的运动状况——1934年2月，“切柳斯金号”最终在喀拉海撞上浮冰，并于两个小时内沉没。北冰洋是一个政治表演的舞台。“切柳斯金号”事件表明了集体主义的伟大人性。救援队一个一个清点人数，连狗都得救了——因为它们是“苏联的狗”——从船上一共救下101名幸存者，只有一人遇难。在被英勇的苏联飞行员救走之前，幸存者们都居住在施密特的冰雪营地。那里是苏联社会的典范，他们合作、乐观、以共同劳动为基础、组织完美，并有着一位和蔼可亲的领导人——他甚至创办了一份日报，并引述海涅的诗歌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

施密特将他心中燃烧的那份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称为“烈火”。他希望能打破神秘，填补科学上的“空白”。他将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全部用于宇宙起源研究，并发展出一套认为宇宙起源于星际尘埃的独特理论。他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具有挑战性的量子物理学说相融合。他阐释道，物质将再也不会与时间和空间的背景发生抵触，因为“新物理”揭示了时间与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时间会被其所流经的事物改变，时间也可以影响空间的属性。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如何去反对那些认为时间和空间只存在于人们观察之中、且相信有多少观察者便有多少世界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呢？施密特总结道，除非共产党尝试在人间创建的工人“天堂”能取得成功，否则没有什么实验可以证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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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遇难事件使档案中的那些狂热行为受到各方质疑的时候，另一项搜寻工作展开了，人们要重新搜寻那些遗骸的埋藏地和遇难者名单。苏联崩溃之后，在叶利钦担任总统的令人振奋的那几年，关于“切柳斯金号”事件的疑问逐渐公开，各种阴谋论见诸于报刊和电视节目。这场策划仓促、准备不足的探险真正目的何在？为什么船上会有妇女和儿童？为什么斯大林拒绝了所有外国援助？为什么“切柳斯金号”建造于哥本哈根一事从未被提及？为什么两次寻找并打捞残骸的尝试都未能找到残骸？有没有第二艘船与“切柳斯金号”编队同行？2004年，在又一次尝试打捞“切柳斯金号”之后，俄罗斯潜艇博物馆负责人阿列克谢·米哈伊洛夫作出了沉船位置记录错误的结论。阴谋论者声称，“切柳斯金号”是开往楚科塔地区找矿的；同行的还有一艘劳工运送船，船上载有古拉格囚犯，包括富农、新经济政策支持者、破坏者、“学识渊博的两面派”、神职人员、犹太无线电爱好者（被认定为外国间谍），由内务人民委员会成员（接受来自卢比延卡的指令）押解。2006年，由米哈伊洛夫牵头，得到楚科塔州长、百万富翁罗曼·阿布拉莫维奇部分资助的考察队，派出潜水员，最终在水下50米处发现了“切柳斯金号”的残骸。他们打捞了一部分沉船碎片，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有对于苏联“最幸福年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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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从阿尔汉格尔回到莫斯科，看到沃斯季申卡大街上拉起了纪念施密特在北极建立研究站的横幅“北极！1937至2007！”不久之后，俄罗斯政府发表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声明：该国已经在极地海床上投下一面旗帜，宣布北极为俄罗斯领土。投旗地点位于罗蒙诺索夫海岭——据称该海岭是连接俄罗斯本土和北极之间的纽带。如果北极海冰消融，那么其海底大量未被开发的石油、天然气以及矿产资源为俄国政府所带来的财富，将是难以想象的。混迹于莫斯科精英阶层的记者们中间，盛传一个关于更为神秘的地缘政治的流言，称普京总统下令取一份北极海床的地质样本给他——据说，位于地心之中的香巴拉地下王国，其入口之一便在北极海底。

第十二章 摩尔曼斯克与巴伦支堡

以海洋为毯，

掩盖封冻的容颜，

他躺在那儿，

双眼被发光的鱼儿剥开，

透过绿如玻璃的冰面，

望着北极光。

查尔斯·考斯利，《护卫队》

北极饭店的历史上曾有一段时期，如果一个醉酒的俄国人羞辱英国人，会被带出去枪毙。让我们回溯到1942年，在纳粹空军来这里轰炸前不久，饭店餐厅里总会坐满了苏联海军军官，以及从运输船上登岸的旅途劳顿的盟军士兵。某天傍晚仓促处决污蔑英王乔治六世的俄国水手一事，对于斯大林元帅的手下们来说，无非是显示尊重并取悦新“同志”的恰当行为。

我在从莫斯科来这里的火车上（车名也叫做“北冰洋”）花了两夜一天时间阅读了那些海军成员们的回忆录，也许正是这段经历让我思索甚至梦到那场战争，并在那座废弃饭店的前台找寻到了一些零碎的记忆——这座城市向外界展示其最为阴险而英勇一面时的记忆。其实，让我对科拉半岛产生兴趣的，是一幅战争时期的黑白照片。那张照片展现了一派简朴与英勇的场景，上面写着一行工整的小字“1942年，于摩尔曼斯克”，每个字都透着一种由长途航行所带来的兴奋。我是在桑德斯在学校里的住处发现那张照片的，当时它被放在一个朽坏的纸箱里，上面压着无数政府文件和学校公报。

科拉半岛的苔原，隐藏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集结地。而在海上，战舰与弹道导弹核潜艇有能力经北极将弹头发射出去，毁灭美国大片地区。摩尔曼斯克是一个因战争精神而生的城市；它的记忆和应变力来自真实敌人兵临城下的经历。当年，挪威边境那一边，纳粹德国的“亨克尔111”轰炸机只需几分钟即可飞临城市上空，而携带鱼雷的潜艇也可以沿着巴伦支海床悄无声息地靠近。年轻人身穿军装牺牲的雕塑以及体现俄罗斯士兵英勇献身的绘画，是属于这座城市的圣像。列宁大道上距离北冰洋饭店一个街区的地方，有一座栩栩如生的安纳托利·布列多夫动态铜像，重现着他在牺牲前几秒钟拉响手榴弹与包围上来的德军同归于尽的场景。而在城中一座小山上矗立着的“阿廖沙”，则是一座纪念某无名英雄的水泥雕像——它在海雾中若隐若现，警惕地站在那里，俯瞰这荒芜的渔业与货运港口，俯瞰着被漆成红黑色的停泊在港内的废弃核动力破冰船，以及来往穿梭于此地与亚伯兰镇之间的渡轮。

影像可以为同一地点塑造出不同形象。我初次见到那座“阿廖沙”水泥像，是在塔斯社战地记者叶甫根尼·哈尔杰伊从摩尔曼斯克一座小山拍摄的黑白照片上。搬进罗曼诺夫巷后不久，我就参观了在莫斯科尼基茨基林荫道摄影之家举办的哈尔杰伊怀旧作品展。叶甫根尼·哈尔杰伊是一位在恐惧与毁灭的背景下进行创作的天才。他曾经抓拍了在莫斯科街道上人们在听到莫洛托夫在大喇叭里宣布纳粹入侵（“文明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背信弃义”）时脸上的不安神情，就像驯鹿看到捕猎者时的恐惧一样。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那张红军士兵将红旗插上德国国会大厦的照片——画面上的房顶已被大火熏黑，红军士兵竭尽全力，站在那些尚未坍塌的石像中间，背后是柏林城还在冒烟的残垣断壁。（据称哈尔杰伊在发表这张照片之前对其进行了修改，因为那位苏联士兵手上戴着好几块手表。）总之，哈尔杰伊的照片记录并参与了苏联在民族危亡与取得辉煌胜利的史诗中形成自身意识形态的过程。德国入侵几周后的6月份，哈尔杰伊在摩尔曼斯克开始用照片记录那场战争。在从莫斯科乘火车去往摩尔曼斯克途中，他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空袭。在他的摄影作品展上，我购买了一本名为《从摩尔曼斯克到柏林》的影集。回家路上，我专程去了住处楼下的国际旅行社，咨询去摩尔曼斯克的火车时刻。当我还在剑桥大学的时候，这座默默无闻的城市就深深地吸引了我。

哈尔杰伊的摩尔曼斯克系列照片有着恐怖的美丽。他的镜头记录下了这样情景：在科拉矿坑里奇异光芒的映照下，石岸上七个披着斗篷戴着头盔的士兵正在一个死水潭边跋涉。他还在北极圈闪着虹彩的户外为犹太诗人伊斯雷尔·富尔萨诺维奇拍摄了一幅肖像。在那张照片上，光线照着诗人黝黑的皮肤，勾勒出诗人眉毛和颧骨的轮廓。还有一张从战舰甲板上拍摄的照片，定格了海水因爆炸而翻腾的场面；照片最显著的位置上，爆炸的力量卷动着旗帜上的红星，远处是白雪覆盖的科拉群山，而敌人的轰炸机早已蹿入漆黑的云中逃走了。科拉群山形成于20亿到30亿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山脉之一，而战争的创伤却成了它地质构成的一部分。战争毁灭了城市，也扰乱了自然。哈尔杰伊曾经在挪威边境北边、渔夫半岛伸向巴伦支海的花岗岩矿脉上拍到一头驯鹿。当时那头有着美丽犄角的驯鹿站在仅有的一棵被烧焦的树旁，回头望着天空中的五架德国战机，警觉而又不知所措；身后是一片碎石滩，它不知道该往哪儿逃。哈尔杰伊记得，渔夫半岛上并没有适合军队据守的地方。他拍摄过一群士兵攀上满是苔藓的岩壁、完全清晰地暴露在充满危险的天空下的样子。与他搭档的战地记者、斯大林主义诗人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描述摩尔曼斯克战事的爱国诗歌中写道：“战士们紧贴着冰雪和岩石，在穆斯塔高地的峭壁上度过夜晚。”

从哈尔杰伊的作品看，1942年桑德斯跟随运送租借物资的船只停靠的港口以及纳粹空军决定以燃烧弹和高爆炸弹将其夷为平地的城市，就是摩尔曼斯克。城中半数以木料建造的房屋被瞬间烧成灰烬，只留下砖砌的细长烟囱。一位背着木箱的老妇人在走过废墟时，瞪了相机镜头一眼。哈尔杰伊还记得，她放下木箱，对他说道：“小子，你是在拍摄我的悲伤和我们大家的不幸吗？”

*  *  *

1916年，应英国要求，摩尔曼河畔罗曼诺夫被辟为军事补给港口；1941年，之前很久便被更名为摩尔曼斯克的这座海港城市，成为了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前线之一。即便在1916年到1941年的几十年间，科拉半岛也几乎没有经历过和平。诗人列夫·奥沙宁曾回忆道：“在这座黑夜无尽白昼无穷的城市里，我们总觉得自己身处前线。”他曾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从莫斯科北上，参加希比内山阿帕季特化学矿场的建设工作。他创作的斯大林主义诗歌《阿帕季特同志》描写了一种用来生产磷肥的“富饶之石”。“阿帕季特”这一地名来源于希腊语的“阿帕忒”（意为“欺骗”），即是一种黄铁矿的名字。奥沙宁的诗歌设想创立一个新的世界，“以我们的方式”在俄罗斯北方的“光秃秃的土地”上加以建设，用社会主义者的能量战胜自然的惰性。在这个萨米和波摩尔原住部落采集狩猎并搭建牛皮棚子的地方，青年突击手们将建起石制“宫殿”。凭借能“撕碎岩石”并“打破希比内山脉骇人沉寂”的高能炸药爆炸之力，他们将席卷科拉半岛的处女地：

在地球的胸膛耕作，

以基洛夫的名义，

如同我们心中的热血……

就像十年后西蒙诺夫与伊利亚·爱伦堡创作的充满复仇情绪的反纳粹战争诗篇一样，奥沙宁的诗句中充满着国家政权的宣传口号和热血心态。

在火车上望着科拉半岛的景色，人们能够看到被开凿的山脉和被污染的苔原，却几乎感受不到这些改变带来的伤害。偶尔，我们会看到一位在菜地里干活的老妪，或是一群衣着肮脏、靠在栏杆上看火车的金发儿童。我们在阿帕季特停了下来，站台上有妇女正在出售挂在晾衣架上的鱼干。旁轨上停着货运车皮，里面装着岩石。海鸥在电报线路上蹦来蹦去。在那个六月的傍晚，我们一直待在餐车里；当时整列火车都是一派慵懒氛围，暖洋洋的，空气中混杂着肉罐头、车辆润滑油和臭袜子的味道。吃过饭之后，我的旅伴把装着塑料假花的花瓶推到桌子边，掏出她的速写本，试着描绘天空、水面和树木相互交融的风景。而我望着窗外连绵不绝延伸到沼泽深处的电报线路发呆。午夜时分，我们到达了白海入海口处的别洛莫尔斯克（白海城），看到太阳正沿着地平线从西向东慢慢移动。

摩尔曼斯克铁路“出生在世界大战的浓烟与战火之中”，记者季奈伊达·里希特在她的新经济政策时代旅行见闻录《北极圈外》中这样写道。这条铁路线最早的乘客是军队，而首次载运的货物是重型武器和爆破材料。在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移民劳工、阿尔汉格尔的工人以及战俘的共同努力下，该铁路线的建造速度很快。1925年，有传言说摩尔曼斯克铁路的路基下面埋着战俘和工人的尸体（关于白海运河也有类似传言），整个铁路就是一座坟墓。里希特认为，与其他铁路相比，这条铁路非常不同，看上去好像没有修完。铁路两侧的建筑看起来就像乡间小屋一样脆弱，站台上连电都没有。苔原带上的车站要靠煤油灯照明，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在列宁格勒站之后上车的乘客，全部都是生意人，有实业家、贸易商、中间商和质检员。火车闪着光芒穿越冰雪覆盖的苔原，而后又悄然消失，仿佛一位使者，将遥远的文明带到蛮荒之地。她试着将北极圈的天色与克里姆林宫的拂晓做比，却很快在“鸢尾花、珍珠贝和诸如此类的文学辞藻”中感到厌倦。她曾自豪地记下，铁路沿线最大的人口聚集地是一处以刚刚亡故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姓名命名的小镇。当时，这条铁路线一直通往另一处斯大林意志的胜利坐标——白海运河。那条被以高尔基为首的苏联作家们夸张赞美的运河，由古拉格集中营劳改犯开凿，通过它，在列宁格勒组装的潜艇不用离开俄罗斯就可以经水路加入北方舰队。

里希特在游记里写下了她周游苏联每一寸国土的经历，很像是库什内的南方行纪。她的作品起到了浓缩苏联境内浩瀚空间的作用，也使得居住在莫斯科的人了解到偏远地区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这片土地原本属于信奉巫医和法师的罗帕尔人和萨摩耶人；虽说刚开始开发时这里被当成了淘金圣地，但每当谈及向这一地区移民的事，里希特都会流露出自豪之情。她说，摩尔曼斯克是座年轻的城市，“仅仅十年之前才因战争而兴起”。她描写了那些被占领时期遗留下的、被称作“食品盒”的小铁皮房子，以及渔业合作社崭新的亮绿色建筑。里希特说，摩尔曼斯克城中的主要消遣，曾经是窝在家中喝酒；但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人们开始到饭店里公开饮酒作乐。她所接触过的摩尔曼斯克人，都希望铁路能让外地人不再隔着门缝瞧他们。本地人不穿皮草，因为在海湾暖流的作用下冬天并不寒冷。当时，里希特为了来摩尔曼斯克，还专门到特维斯卡亚大街上的皮具合作社买了一件短皮衣。她拜访了“劳动英雄”、摩尔曼斯克生物研究站负责人克卢格教授。他是苔藓虫类专家，负责生物研究站，并将其拓展为一所颇有名望的研究中心。克鲁格教授于1933年被捕，他的研究站被秘密警察部门破坏。当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恳求莫洛托夫释放基洛夫被杀后遭到逮捕的知识分子时，克鲁格教授突然出狱，并被放逐出列宁格勒。他北上去了新地岛，在那里居住了18个月，得到了近距离观察苔藓虫的机会，并远离了大清洗。

我乘火车去摩尔曼斯克两个月后，在一群媒体人士的陪同下，七位库尔斯克号潜艇遇难水兵的父母沿着相同的路线来到了这座北极圈里的城市，来近距离吊唁他们的儿子们。新闻报道中这些男男女女的照片和报纸上刊登的他们的只言片语，已经在我脑子里和之前对这一事故的记忆交织在一起了。库尔斯克号，这艘长度相当于两架波音747、按照设计规格可以在北冰洋水下复杂声学环境中逃避探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在2000年8月一次演习中经历了两次剧烈的内部爆炸后沉入海底，118名艇员丧生。事故发生后的很多天里，人们相信船尾还有人活着。赶赴科拉半岛的普京第一次近乎于暴怒，因为舆论施压，要求查清事故原因和幕后真相——为何官方反应迟缓、掩盖事实并在接受外国援助时表现出致命的拖延。事故中那些不必要的死亡，被许多人解读为对这个超级大国的报应，同时也似乎是在惩戒这座边远城市。这座城市给外人的感觉总好像徘徊在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偏执排外、以暴力的过去为荣、狂热信奉被宣传挟持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直率、对于自然的谦卑以及真诚的愿望。

俄罗斯边远城市的地区博物馆并不是为偶尔造访的外国游客准备的，所以经常会出现一群群懒散的年轻人在你前面慢吞吞磨蹭的情况。这也是（如指南上所说）14万件展品每年只有12万人去看的原因。在摩尔曼斯克的博物馆里，遵循标准的目的论，展品是按从软体动物到马克思主义新人顺序排列的。在灯光昏暗的第一展厅，模拟巴伦支海床的石膏模型上，放着着珊瑚和毛茸茸的海洋蠕虫。一层的其他展厅分别展示着600种蘑菇和540种苔藓，被它们环绕着的则是27亿年前科拉地区的卵石。

在观赏过绿眼北极狐、海鸥以及展示在人工峭壁模型上的海燕之后，参观者将穿越几间陈列着窝棚、熊皮罩袍和柳条摇篮等萨米人日常用品复制品的房间，出乎意料地来到展示红旗、枪支和无产阶级起义场景的革命展厅。之后，走过一段宽阔的长廊，便是卫国战争展厅。里面摆放着高射炮、镶在框里的战场情书、黑白相片和一份发给“伊凡·伊凡诺维奇·舒米洛夫”（千百万个从摩尔曼斯克一路打到德国国会大厦的“伊凡”之一）、由斯大林和朱可夫元帅签署的复员通知书。在这条属于自然选择、人类进步和爱国主义牺牲精神的故事线里，唯一突兀的东西出现在最后两个展厅之间。那是一张黄色的纸片，看上去仿佛一张陈旧的列车时刻表，却列出了科拉地区23处古拉格集中营的位置：坎达拉克沙、希比内、阿帕季特、基洛夫斯克……

相对于地区博物馆，北海舰队博物馆显得不那么大众化，更加华丽而哀伤，能买的东西也更多，比如说本地“海洋艺术家”创作的诗歌选集（赞美破冰船队“如石器时代的雷龙一般撕碎海洋坚硬的胸膛”）。我们花了五美元，从一个私贩手上买了一张名为“库尔斯克”的照片，上面有一颗插在河滩上的硕大炮弹，背景是覆盖着白雪的灰蒙蒙的群山；还有一张如今非常著名的普京带着海军羊皮帽一脸严肃的照片。另外，我花费了同样价值的卢布购买了一期本地杂志《摩尔曼河畔的文化与商业》的特刊。这份标榜“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杂志上刊登着二战时期失事潜艇艇员与英雄艇长的传记。里面有伊斯雷尔·富尔萨诺维奇的故事，这位叼着烟斗、外形俊美的犹太潜艇诗人，在1944年座艇被英国友军击沉之前写下了：

没有比与敌人斗争更幸福的事情，

没有哪位飞行员比潜艇兵更勇猛，

没有泥土比潜艇的甲板更坚硬。

如今，从北方舰队博物馆这里放眼望去，似乎唯一的敌人就潜伏在南方300英里之外那个山地加盟共和国。博物馆的最后一间展室，陈列着一张无法辨识的手写文稿碎片。馆长告诉我们，那是一张在车臣缴获的恐怖分子积分卡，用来记载打死、打伤俄军战俘的数量。我想，这可能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吧，就像俄国人关于库尔斯克号潜艇沉没的传言之一，说是艇上的两名达吉斯坦人破坏了潜艇。那些与过去和现在的盟友相关的东西在这里也有一席之地。比如有英军士兵与苏联伙伴们在科拉半岛石山上一起坐着抽烟的照片，从这上面一点也看不出跟随军需物资运输船最终到达摩尔曼斯克的英军士兵曾认为这个地方是那么肮脏和奇怪。

那时的摩尔曼斯克是没有夜晚的。所以在渡口（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艘名为“安娜·阿赫玛托娃号”的客船）的一家三流餐厅吃过饭之后，我们便沿着海滨走回了白云笼罩下的城中。远眺海港，在渔业联合公司的另一边，有一个警卫正站在铁皮岗亭里。摩尔曼斯克的渔业建筑群，曾经属于莫洛托夫的妻子波利娜·热姆丘任娜所掌管的后勤部门，而如今它们完全荒废了。大部分石膏已经从砖墙上剥落下来，只剩下起皱的铁皮；水泥的破洞里长满杂草，窗户都被打破了。

我望着那些核动力破冰船尖利的黑色船头上悬挂的渔网，想象着自己已经来到了巴伦支海面上，正乘船驶向北方。

*  *  *

女儿在我前面沿着木头台阶朝着船的方向跑去，呼喊着，生怕赶不上破冰船起锚出海的时间，被丢在格朗菲约德冰河畔这个北纬78度的诡异村庄里。我们走过一处码头，看到四个男人靠在栏杆上一边抽烟一边望向大海。我在距离登船码头还有一半路程时停了下来，已经跟不上女儿的脚步了；卖明信片的小贩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经过，脸上露出一丝沮丧。他有七张斯匹茨卑尔根岛的风光明信片，1976年印制于莫斯科，已经有些泛黄了，每张售价一克朗。其中有一张印着矿工们“在新建的文化宫里休息”，有的举重、有的跳哥萨克舞蹈。在另外一张上，“人们正在建设巴伦支堡”，一座砖砌的招待所正拔地而起，堪与雪山比高。还有一张明信片上印着一个特写镜头，一根细香葱正在玻璃罩下生长，“矿工食堂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

巴伦支海上正在上演日落美景，“太阳落下的方向就是斯匹茨卑尔根岛”，一艘船正伴着蓝色的极夜装载货物。我摸了摸口袋，只找到一克朗硬币，于是选择了一张印着一座荒山下驯鹿望着苔藓和虎耳草出神的明信片。卖明信片的矿工接过硬币，问我们从哪来。我对他说，是莫斯科（而实际上是英国）。他惨然一笑，收起全部明信片，当做礼物送给了我。好吧，也许他本来就不图钱，我尴尬地自嘲。巴伦支堡真是个奇怪的地方。

在别的地方，倒腾稀有货币的小贩会为了购买国营矿业集团阿克提古格尔公司发行的非法硬币而花上大价钱。1946年，甚至还出现了冒充该集团进行货币发行的情况，这标志着德军撤退之后，苏联重新占据这些煤矿。（1944年，红军将纳粹军队赶出挪威后不久，莫洛托夫便声称苏联拥有斯匹茨卑尔根岛的主权，直至战争结束之后，始终不肯做出让步。）最近，随着自1920年起一直对斯瓦尔巴特群岛无人地带实行法律管辖的挪威宣布回收阿克提古格尔公司1998年发行的非法硬币，大量该集团的伪币如潮水般涌入收藏市场。阿克提古格尔公司1995年发行的邮票上印着慵懒的海象和在冰面上漫步的北极熊——我带着十岁的女儿来到这极北之地，就是为了看这些。然而，将狂野气质和特有生物当做这个群岛的价值符号加以描绘的，却是挪威人，而不是俄罗斯人。这里的州长告诫游客，要少摸、勿取、不留痕迹。1932年，苏联从一家荷兰煤矿公司手中购买了巴伦支堡的那些矿工居住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北极荒漠地带依然被寄予很大希望。斯大林曾说：“人类要与自然作斗争，开发自然以创造物质价值。”

在波莫尔博物馆正面墙上贴着一张色彩鲜艳的政治宣传海报，上面写着：“矿工的劳动赋予火箭力量！煤矿工人！凭借辛勤的双手，你将温暖与光明带给每个人！”海报上的矿工高高举起的一只手上发出白色的光芒，而另外一只手则指着背景里的管道、电站和高压线塔。根据带领我们游览巴伦支堡并绘声绘色地为我们讲故事的玛丽娜所说，在城镇中心展示工人模范形象，是苏联时代留下来的传统；如今，这一传统被重新提起，以激发那些萎靡不振的矿工的积极性。只不过这些形象已经没有了斯大林主义色彩，他们的表情温和而疲惫，眼中也不再有熠熠生辉的光彩。

文化评论家米哈伊尔·爱泼斯坦在《未来之后》中探究了驱动苏联文化从起始一直走向衰落的“狂热的劳动欲望”。无产阶级诗人阿列克谢·加斯特耶夫在1918年创作的《工人奋斗的诗意》中写道：“我们将成群结队地进入地下，我们不会回头……我们将投身于这场永不满足的拼搏和劳动的洪流中并工作到最后……大地母亲将会改变……当她再也无法忍受，在劳动的狂喜之下决心撕开铁甲的分娩一刻，将会造就超越人类的新物种。”（1938年加斯特耶夫因“反革命恐怖行动”被捕，1939年被枪毙。）

对于爱泼斯坦来说，苏联的“劳动热情”是一种漫无目的的茫然追求，“只要你陷进去，就会对目标毫不在意，矫枉过正，最后迷失自己”。当鲍里斯·戈尔巴托夫小说《顿巴斯矿工》中的矿工双膝跪地挥动大锤时，“一种熟悉的喜悦感穿过了他的双手……随着矿工的自由释放，他眼前的煤层变得顺从……原始黑森林形成的坚硬石壁正令人兴奋地靠近他，诱惑他……”爱泼斯坦甚至把俄罗斯大地视作粗暴强奸的受害者：“它的痕迹依然保留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在我们疲惫大地的沟壑之上。”

2000年，玛丽娜回到了这里。1996年那场灾难发生之后，妇女们陆续离开，造成产量下滑，于是阿克提古格尔集团命令她们回来。她不愿详述那场夺去巴伦支堡十分之一居民（主要为矿工的妻儿）生命的空难。每当想到那些，她都会热泪盈眶。她也不愿提及翌年发生在井下一千英尺处的瓦斯爆炸事故及其所造成的燃烧了四个月的火灾。她想要展示给我们的，是休养生息的小小奇迹——湿热温室里的吊钟花和欧芹，还有牛棚里的母牛“亚莎”和嗷嗷待哺的小牛。巴伦支堡的第一头小牛犊，“我们的宝贝儿 ”，是几周前由一位牙医接生的。当时已经来不及去找摩尔曼斯克一带最近的兽医，虽说有路牌指示，但实际路程却比到北极还远。当我们走近为纪念巴伦支堡最近一段时间的逝者而建的木质礼拜堂时，正好看到屋后的阳光下有四个矿工慢悠悠地朝我们这边走来，他们似乎被玛丽娜的美貌吸引住了。玛丽娜耸了耸肩说，这几个家伙估计是刚从井下干了16个小时活儿，想要跟我们搭讪；生活就是这样，你又能如何呢？

因为薪水和工作环境都不错，乌克兰顿巴斯的矿工争相前来巴伦支堡——每个月能拿300美元，每天还能在餐厅吃上三顿饭。这里的冬天绵延八个月之久。每到冬天，他们就不怎么干活了。由于领土争端，俄罗斯一直让这些工人持续地在斯瓦尔巴特毫无价值的矿上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签订的一份条约规定，这片（一度为无人岛的）区域的主权属于挪威，而全部39个缔约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科学研究方面享有平等权利。这些缔约国中，有许多国家在1900年代便已经开始抢掠该地区的矿产资源了。条约禁止在该地区进行任何军事行动。然而，早在1920年，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们想要的就远远不止于此了，所以长久以来俄国一直便对这里有领土要求。

各方在命名这一地区的问题上也存在争议。“斯瓦尔巴特”一词意为“冰冷之地”，是为了纪念号称10世纪便乘船远航至此的维京人。但俄国学者提出，根据俄罗斯人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北欧人看到的只不过是距离冰岛更近的扬马延岛。1596年，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支首次命名并在地图上标注了该群岛最大岛屿——斯匹茨卑尔根岛（意为“峻峭的山”）的西海岸。当时巴伦支正在阿姆斯特丹商人们的赞助下试图寻找从北方前往中国的航路。整个17世纪，海洋贸易国家一直在派遣探险家北上，标注海湾，命名冰川和冰原岛，还捕杀斯瓦尔巴特地区大量的鲸鱼、海象和北极熊。英国莫斯科公司的水手们在海岸上支起铜锅，点起篝火，一边大嚼着北极雁的蛋和肉，一边炼着鲸油，然后驾着装满油脂和鲸骨的船返回伦敦。

凭借在斯瓦尔巴特群岛上找到的刻着铭文的十字架和棋盘，俄国考古学家宣称，在统一的俄罗斯国家与军队形成之前，在商业公司兴起、有地图指引的航海行为开始之前，居住在北方沿海地区的波莫尔猎户们便驾船登上了被他们称作“格鲁曼特”的岛屿，以寻找麋鹿、猎取狐皮，并在其冰封的海岸上用苔藓和舢板搭起棚子越冬。从18世纪到19世纪早期，有关波莫尔人在北极的黑暗下与坏血病抗争的经历，成了欧洲人喜闻乐见的故事。借着鱼油灯的光亮，这些俄罗斯猎人们依靠松紧绳索的动作保持血液流动顺畅，试着抵抗岛上那些四处游荡试图戕害人类的“女妖们”。在某个故事里，“那些老猎手们说，坏血病魔会变成人形……”变成一个老妇人的模样，她的七个美丽的姐妹会唱起“摄人心魄的歌”，诱使猎人们走上死路。最后一个死掉的人会对大地做出忏悔：“这里没有教堂圣歌，也没有钟声。这里的一切都属于我们。母亲啊，潮湿的大地……将我这有罪的躯壳收归你的怀抱吧。”

曾经有一位波莫尔农民，在孩提时代经常驾船出海，但长大后却选择了前往南边内陆地区的莫斯科，并于1731年进入斯达夫-希腊-拉丁学院，自称神父的儿子。这个人就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上都颇有成就的米哈伊洛·罗摩诺索夫，他后来还曾受皇家科学院派遣前往马尔堡学习采矿和化工。1738年，他读到了《格列佛游记》的德文版，并在呈送科学院的一份外国研究报告中提到了该书。即便后来成为了18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知识分子，罗摩诺索夫依然忠于自己的血统。作为第一位北冰洋地理学家，他对冰山进行了分类，并研究了海洋的气味与封冻方式。他痴迷于海上贸易对于一个伟大帝国的作用，设想俄罗斯北方到处都是繁忙的海港，并希望找到一条能够实现彼得大帝海权梦想的通往东方的航路。在罗摩诺索夫去世的1765年，一支受其启发组建的北极科学探险队抵达斯匹茨卑尔根。当时，《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以及勃朗特船长模仿斯威夫特风格创作的《凯克罗加利尼亚历险记》等英国旅行小说已经有了俄文译本。但阿尔汉格尔捕鲸公司负责人在还是最先读到了皮埃尔·路易·勒罗伊的畅销书《斯匹茨卑尔根岛风暴中的四个俄罗斯水手的历险》后表示，它要比其他那些传奇的故事更出色。18世纪60、70年代，该书先后出版了法语、德语和英语版。他在该书的第一个俄文版出现时写道，与英国的鲁滨逊不同，这些“俄国的鲁滨逊”是真实的，而且他们的荒岛是贫瘠而寒冷的。18世纪40年代，罗摩诺索夫曾经花费了六个冬天在莫斯科谱写赞歌，宣示俄国人的坚忍不拔终将征服北极，并称颂了依靠驯鹿血、辣根菜和虔诚祈祷生存下去并战胜逆境的波莫尔人。

我们乘船沿斯瓦尔巴特群岛西侧向北航行，穿越一处处峡湾，四天后才到达冰原区。我们有时在甲板上看船压碎海冰，有时阅读儒勒·凡尔纳《地心游记》之类讲述疯狂古生物学者们探险经历的科幻故事并乐在其中。当人们了解了地球的整个表面，流行作家们便开始创造一个奇幻的地下世界。在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地心历险记》里，当机械勘探器“铁鼹鼠号”降落在地心世界时，书中人物佩里说：“孩子！我们有了一项重大发现！我们证明了地球是空心的！我们穿过了它的外壳，来到了内部世界！”随后，强壮的男主人公、美国富矿主的儿子大卫·印尼斯跟随“美丽的史前姑娘”迪安，穿越恐怖阴影之地和云彩之山，目睹了漏斗之海中进化出的怪物之间为争夺物种优势权而进行的争斗。

海面上的泛光非常强烈，仿佛数周未能破晓的力量聚合成了一股猛烈的光亮。玛丽娜站在梯板上，牵着我女儿的手一起等待着；她的头发微微发亮，身上的夹克就像破冰船的外壳一样鲜红。分别时她说：“不要对我们说三道四。我们要的就是这些，在这片没有金钱也没有警察的苔原上，我们是平等的。其他任何地方都已经没有平等可言了。”出于政治原因，俄国正再一次强化其在斯瓦尔巴特群岛的存在，划定领土并派更多的人来采矿。与此同时，1949年便已加入北约组织的挪威，则希望那些废弃的苏联定居点尽快消失。俄国渔船与挪威海岸警备队经常发生争执。俄国人相信，当云雾消散时，显露于山间的那些白色的球状物体与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有关。当我们离开的时候，看到一群矿工刚刚从井下返回地面；他们一边抽着烟，一边望着我们向南行驶的船和峻峭的群山，慢慢消失在峡湾的另一侧，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

第十三章 阿尔善与伊尔库茨克

鲍里斯，在莫斯科（或者生命中的其他地方），我们都该做些什么呢？人的存在不能被拆分成日常生活的碎片。成为一名英雄并不能为你换来一套公寓……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写给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信，1926年7月10日

我在屯卡小睡了一下，倒了倒时差。在这个地方，每当无月之夜，科研工作者们都会用金属盒子收集宇宙射线。这些装置由笨重的木架支撑，安置在糙面混凝土平台上，仿佛布里亚特平原枯草之间的巨大蜂箱。安装在盒子里的是“切伦科夫光线探测器”——一种以谢尔盖·瓦维洛夫最得意门生的名字命名的光电仪器，可以通过降落到地球上的带电粒子测量宇宙射线的能量强度。这些承载着宇宙时间、来自黑洞和遥远未知星系、以高能量穿越星际尘埃的射线进入我们的大气，影响了地球上生物的进化与变异。通过研究这些射线，物理学家得以探究宇宙的结构、运转方式和它的起源。

图波列夫客机降落在伊尔库茨克，让我感觉死亡近在咫尺。几个小时之后，我的头脑一片空白，依然感到恶心想吐。路边的汽车残骸旁摆着纪念事故中死者的脏兮兮的塑料花束。失去亲友的人们在每座纪念碑旁边的树上都系上了碎布片和招魂幡。这些东西能平息逝者无尽的怨气吗？

契诃夫曾在探访萨哈林罪犯流放地时穿越贝加尔湖地区，并且爱上了这里的风景，爱上了高加索、兹维尼戈罗德和顿河。他曾经在家信中这样写道：“快让检察官把你送到这里来吧！”还署名“你的亚洲兄弟”。他还抱怨道，西伯利亚太过庞大以至于没法在信里说清楚；这是一个需要用心去感受而不是用眼睛去看的地方。经过尊莫里诺，大地变得越发平坦，白雪覆盖的萨彦岭也开始映入眼帘。叮当作响的日古丽小汽车终于安静了下来。晌午温暖的阳光照在脸上，我闭上双眼，感受着这柳暗花明的时刻。

我和朋友在伊尔库茨克雇佣的俄国司机万尼亚正载着我们绕道胡拉库伯克村，去拜访一位萨满巫师——他曾经对瓦尼亚的这辆新车施过魔法。我们沿着青色的伊尔库特河行驶了数英里。这条河是安加拉河的支流，向西经顿金谷流向蒙古边境。伊尔库特河的河床很浅，里面的卵石如雪球一般。离开屯卡，穿过成千上万与当局持不同意见的政治流放者们曾走过的道路，我们选择了一条向北通向东萨彦岭脚下的小路，朝着阿尔善（意为“圣泉”）驶去。布里亚特人将这片区域称作“格萨尔之地”。“格萨尔”是布里亚特人与蒙古人和西藏人共有的口耳相传的史诗，有着众多版本。在其中一个版本的“格萨尔”中，谷地北边高逾一万英尺的萨彦诸峰，是33位天界骑士的化身。他们在扫尽世间恶灵后决定不再返回天宫，而是作为忠实可靠的守护神留在人间。

“格萨尔”是中亚版的“伊利亚特”，通常由格萨尔歌手于夜幕降临之后吟唱，全部唱完要九个夜晚。史诗中的英雄在人间的功绩超越了在夜空中的冒险和竞争。库尔玛汗在天界与敌人阿尔泰乌兰大打出手，不慎将其击碎并散落到人间，成为无数恶灵。这些妖孽将邪祟和不幸带到人间，四处肆虐，如蠕虫般爬行，如苍蝇般聒噪，在河的源头下毒，让大地荒芜，使昆虫成蛊。它们带来了疾病、贫穷、饥饿和毁灭，还让人们忘记了爱和怜悯。最后，库尔玛汗三个儿子中的老二、出生在人间一座破茅屋里的布赫别里哥特，担起了荡平人间恶魔的重任。

到达贝加尔湖最西端的库尔图克之前，我们在路边一处孤零零的泵站给车加满了水。那座泵站在布里亚特草原蓝天映照下皲裂的柏油路上投下了长长的影子，从很远处就能看到。泵站、加油站和报废卡车都被漆成蓝色，呈现着不同程度的锈蚀。我们在一处信号灯前停下，看到火车载着新出厂的坦克和数百门大炮，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弯曲的铁轨，驶向紫雾缭绕、桦林茂密的山间。

我们在贝加尔湖北边一处道路拐角处再一次停了下来，下车购买啤酒和西伯利亚熏鲑鱼。已经收拾好的鱼包在油布里，皱巴巴的青蜡色鱼皮上插着牙签。万尼亚用黝黑的手剥凝脂一般的鱼肉，露出里面淡粉色的脂肪。我们来到湖边散步，顺便享用着万尼亚自豪地为我们选购的鱼肉。地面不潮，但坐上去还是有些冰冷，所以我们只能一边蹲着休息，一边望着矿渣堆和废弃吊车后面那云雾迷茫的山边码头。虽说已到5月末，湖里的浮冰却仅仅向岸边的石滩消融退却了几英尺而已，于是我们只能去想象鲑鱼在清澈的水中嬉戏的情景了。

“神圣的海，自由的贝加尔。神圣的船，还有装鲑鱼的桶。”19世纪中叶的地区督学迪米特里·达维多夫在《逃亡者的思想》的开头这样写道。这首诗是为在尼钦斯克（尼布楚）银矿工作的不知名囚徒所做的曲子而填写的；这首歌很快成为了该地区每个人都能演唱的民歌。贝加尔地区的历史（自史前开始）就是一部逃亡的历史，这里的自然环境中提供了所有自由和残酷的可能性。拜这里的雾霭和悬崖环绕的港湾所赐，逃犯们可以在山地巡逻队眼皮子底下使用废弃的装鱼用的木桶由水路逃走。于是，这里成了囚犯们喜爱的地方。而且，在贝加尔湖农民和哥萨克人后代的文化中，逃亡的囚犯长久以来都是受到尊敬的，当他们经过时，人们都会拿面包给他们吃，还会送上烟叶供他们在路上抽。

“伊尔库茨克当地政府令人厌恶……没有道德没有理智。”1915年，被流放到偏远小村庄曼祖尔卡的莫洛托夫，在给朋友亚历山大·阿罗塞夫的信中这样写道。莫洛托夫曾经在莫斯科的工厂里建立布尔什维克组织，直到他和同志们被叛徒出卖并遭到逮捕。他晚年时喜欢回顾自己带着脚镣游历西伯利亚某些地方的经历。他曾经在伊尔库茨克地区待了数月，少食而豪饮，并增强了自己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信念。他在曼祖尔卡结识了布尔什维克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此人后来曾居住在莫斯科的三号公寓。纳粹入侵后，他曾经恳求莫洛托夫从斯大林手中接过苏联领导权）和马丁·拉西斯（捷尔任斯基手下最残忍的契卡成员）。莫洛托夫曾从西伯利亚写信给阿罗塞夫说：“至于书籍，如果你能寄一些内容充实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著作，我将非常感激……我渴望读书……”

贝加尔湖周围地区过去的面貌还依稀留下了些印迹。史前的西伯利亚，在那个属于神话的时代，对于那些猎人和采集者来说，所谓地质学就是天空父亲和大地母亲的家庭剧。贝加尔地区数千条河流悉数汇入湖泊，只有安加拉河流进北冰洋。在本地传说中，这条河是一位因爱而叛逆的女儿。安加拉河源头的里茨维延卡村矗立着一块被称为“巫师石”的巨岩，那是贝加尔父亲为了阻止她美丽的女儿安加拉离开自己而投下的——安加拉违背了他的意愿，冲出了他的领地，奔向山间去见她的爱人叶尼塞。

与南方草原不同，这片土地有着天然的屏障。17世纪中叶，俄罗斯人先是到达了东边数千英里以外的太平洋，几年之后才来到贝加尔湖畔。放牧驯鹿的鄂温克人（俄罗斯人称呼他们为“通古斯人”）告诉俄国探险家们，这个湖泊名为“拉姆湖”，而居住在湖岸边“布拉茨基”地区的布里亚特人称其为“贝加尔”。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水源地，拥有着强大的精神之力。作为萨满教中心之一的奥利洪岛，据说是成吉思汗的埋葬地。布里亚特人一直在神话般的格萨尔史诗中歌颂着这位“世界征服者”，将其称作不可战胜的英雄，终有一天将重新降临，解放他的子民。

哥萨克人在伊尔库茨克建起了以围栏为界的城镇，之后不久又在屯卡筑起了要塞——那是俄罗斯人在顿金谷的索牙恩（即“图瓦”）游牧地区建立的第一处定居点。哥萨克人从布里亚特部落收取贡品，即有“软黄金”之称的巴尔古津貂皮，并借此使国家强盛起来。直至今日，莫斯科夜晚的流光溢彩依然要依靠这些来自西伯利亚的宝藏：黄金、白银、钻石、铀、天然气以及石油。西伯利亚是一个属于精力充沛者的地方。《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当米卡·卡拉马佐夫恳求腰缠万贯的霍克拉科娃夫人借给他3000卢布，以便把格鲁申卡从他父亲的淫欲中拯救出来时，霍克拉科娃夫人前言不搭后语地对他嚷道：“上个月我一直在观察你……一边看一边对自己说：这是个精力充沛的家伙……他一定能在西伯利亚找到矿。”不过就像他的创作者以及前前后后许多人一样，米卡是被检察官送到西伯利亚去的。

最近，顿金谷的布里亚特人已经开始反对在山谷中探矿了，他们认为探矿将破坏这一地区的神力。他们说，萨彦山区的矿场激怒了本地的神灵，并带来了疾病。若不是普京以环保的名义否决了英国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的合作项目，一条石油管线将贯穿顿金谷。如今，尤科斯石油公司的创始人、另一位精力充沛者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正在布里亚特东部赤塔的监狱里服刑。他于2003年10月被捕，当时他正在去伊尔库茨克给学生们做关于民主的讲座的路上。18个月之后，莫斯科某法庭指控他犯有诈骗和逃税罪。

我们经过一家名为“无产阶级农庄”的集体农场大门。在一处公交车站，一位妇女正背着一个印着“拜金女王”字样的包等车。我手上这本苏联时期的旅行指南上写着，顿金谷地区以其劳动者的精气神而闻名，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的斯达汉诺夫式的模范工人斯泰潘与安娜·巴依布罗丁。我们在路边的一处泉眼旁停下来喝了点水。顿金，这片“圣泉之地”，到处都是矿泉。路另外一边的干枯操场上，一座锈迹斑斑的野餐炉立在那里，烟囱正在冒烟。两位戴着头巾的矮个子布里亚特妇女正用桦树枝拨着火苗。我们靠在篱笆上，看着她们从罐子里拿出马铃薯，分发给旁边田野里干活的人们。20世纪40年代末被强制迁入集体农场之前，索牙恩游牧民就在这些散发着芬芳的灰色草场上蓄养长角牛，居住在驯鹿皮、毛毡和桦树皮搭成的帐篷里。三个体型健硕的孩子骑着小马来看我们。最小的一个男孩大概七岁左右，只用了一块叠起来的毯子当马鞍。小马在他的驾驭下仰起头来，越仰越高。孩子的清脆的笑声随风飘远。

即将到达胡拉库伯克村时，我们再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当时万尼亚正在加速，打算超越一辆小卡车。他这样突然加速的举动似乎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追寻美的本能，一种为了不在这条通往萨彦岭脚下的林荫大道上错失片刻美景而不顾一切的欲望。迎面而来的一辆公交车似乎也在加速。我确信，在万尼亚踩下油门的一霎那，他并没有看到卡车前面有一辆挎斗摩托车正占据着整个车道，而且那位摩托车驾驶员并不想给任何人让路。就在公共汽车与挎斗摩托车之间出现一道缝隙的瞬间，万尼亚（他跟所有俄国人一样，出于哲学原因而拒绝使用安全带）开着那辆萨满法师施过法术的咆哮着的日古丽小汽车摇摇晃晃地挤了过去。那一刻，我的孩子们的脸在我脑中一一闪过。

我们在村子里停下车，为萨满法师的仪式购买了一些伏特加酒。除了伏特加之外，那家商店只出售啤酒和成杯的冰淇淋。我们坐在尘土飞扬的路边，吃着冰淇淋，仿佛品尝着生命本身。（身处贝加尔地区的契诃夫曾在书信中写道：“到处都有伏特加。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和鱼，他们会给你什么交通不畅、路况太差之类的理由。可即便在最偏远的村庄，想喝伏特加也是管够的。”）我问万尼亚，萨满法师为什么需要伏特加。他告诉我，我用手拿着伏特加酒瓶端上几分钟，就能显露出我的精神状态。听完这些，我笑了。我想我的笑声惹恼了他，他警告我说，法师会把伏特加吐在我胸前。我忽然觉得有些不安，于是便问万尼亚，他能不能别让萨满法师预测我的将来。我蔑视占卜，也不想被喷一身伏特加。万尼亚摇了摇头，说萨满法师只能处置精神世界里的一些小问题；他可以召唤神灵来祛除你家中的晦气，并解决睡眠和消化方面的症恙。（也许还能召唤神灵，在司机偶尔脑子一热寻死觅活的时候保佑脆弱的小轿车。）

通古斯语中的“萨满”一词第一次以书面形式出现，是在17世纪西伯利亚的第一次政治流放中由分裂派神父阿瓦库姆创作的一部自传体圣徒行纪里。在阿瓦库姆那部晦涩的忏悔文学作品中，俄罗斯方言被当作一种书面语言。阿瓦库姆在书中描述了贝加尔地区的地形地貌与野生动植物，还记录了一位萨满法师嚎叫、跳跃、拿头撞地并口吐白沫的情景。在阿瓦库姆看来，萨满法师与江湖骗子和“魔鬼”一样，都被超自然的黑暗力量所掌控了。100年后，凯瑟琳大帝手下的德国植物学家彼得·西蒙·帕拉斯来到顿金统计野生动植物。他将萨满法师的癫狂状态看做一种精心准备的诡计骗术和虚假恐怖，目的是持续奴役当地人。20世纪宗教比较学专家米尔恰·伊利亚德将萨满法师定位为“人类灵魂专家”，认为他们是唯一能将其“看透”的人，因为他们了解“灵魂”的“形态”和“命运”。在《萨满教：古老的出窍技巧》中，伊利亚德收集整理了民族志学者关于全世界范围萨满教信仰与实践的记录。一位西伯利亚原住民曾经告诉一位民族志学者：

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活生生的。灯笼会到处乱走，房子的墙壁会发出声音，甚至夜壶也有属于自己的天地和居所。包裹里的兽皮晚上会彼此交谈，坟里的鹿角夜里会在墓地里列队巡游，而死者则会醒来拜访生人。

伊利亚德说，布里亚特人相信，世袭萨满法师的灵魂会受夜之神灵的引领而出窍。如果他注定成为一位“白萨满”，那么灵魂便会被带到东方；而如果他注定成为一位“黑萨满”，那么灵魂便会被带到西方。通过这些“夜游”，萨满大师们可以了解到神灵的形态和名字；前来寻求帮助的人们会体现出更多动物本性。如果某人的灵魂在睡眠时迷失、在“夜游”时迷路或是被俘获，则有可能会造成疾病。

20世纪30年代，当伊利亚德在巴黎整理着他的发现时，西伯利亚的萨满法师们却生活在“地下”，遭受着残酷的迫害，其中许多人要么被枪毙，要么被在脚上坠上重物丢进冰冷的贝加尔湖。集体农庄里的布里亚特人，被告知要去尊崇并取悦列宁和斯大林这些新时代的神明。

那位萨满法师居住的木屋离道路很近，周遭围着一圈木头篱笆，百叶窗看上去像刚被漆成白色不久，而窗框则是蓝色的。园子里立着一根电线杆，电缆线垂在屋顶上。房子后面、萨彦岭之前，有一座圆滚滚的小山，仿佛罗列赫神话绘画作品中的一般。万尼亚漫不经心地告诉我，那是一座神山。依照萨满教信仰，三界由神河、神树或是神山连结。一切都如它应该是的那样。萨满法师是与尘世隔绝的，地形地貌确认了这一点。万尼亚所崇敬的这位萨满法师，他的“技能”是苏联时期瞒着当局从同为萨满的祖父那里学来的。随着苏联解体，他所在的集体农场也分崩离析，于是他开始悄悄开张，远近周遭的人们也陆续来拜访他。路对面就是集体农庄的旧址，放眼望去满是废弃的破旧农业建筑和机械。在一座堆满瓦砾碎石与残垣断壁、已经烧得不成样子的谷仓门口，干裂的土地上插着一只断齿的耙子。

一个穿着条纹毛衣、长着斗鸡眼的小男孩站在路中间，正对我们露齿而笑。萨满法师打开房子后门，小男孩跟着我们一起进了屋，笑得很开心。屋内陈设完全是典型的西伯利亚风格。房子中心支着一口大炉子，周围以木墙为界分成三个房间。屋里几乎没有家具，所有摆设都一尘不染。萨满法师在厨房的炉门前接待了我们。他并没有穿戴仪式用的行头，没有羽毛、没有手鼓、也没有吊饰或者兽皮制成的法衣。他穿着一套拉链运动衫，外面套着夹克，头上戴着尖顶皮帽。我们在桌子两边面对面坐下，桌上摊着一包干药草。我把手上那瓶已经虔诚地拿了20分钟的酒瓶递给了他。他接过酒瓶，往一个锡制酒杯里倒了点伏特加，观察着。“你的血统不纯，”说着，他第一次望向我的脸。从伏特加酒里能看出这些？我注意到他右手食指的指甲是黑色的，而且长到弯过了指尖。在前厅，萨满法师的孙子跪在一把椅子上，望着窗外阳光下偶尔经过的车子，等待仪式结束好回去看电视。萨满法师往杯子里塞了一把药草，闭上双眼，开始念咒：“宏多鲁，宏多鲁，宏多鲁！”他又看了我一眼说道，很久很久以前我的祖先有着纯洁的灵魂，也有一些法力。他嘬了一口伏特加酒，然后吐了出来，只不过并没有喷到我的胸前，而是吐回到了杯子里。“我已经为你的孩子们和你的失眠症祈祷过了。”阳光从侧窗照了进来，把油布晒得暖暖的，干药草、伏特加和陈年木料的香气随之蒸腾起来。

*  *  *

我们在阿尔善居住的是昆加加河旁边松林中的一处客栈，房东是一位名为阿加菲娅的妇女。很快我们就开始称呼她为“芭芭雅嘉”。其实这不太恰当，因为她跟童话故事里的女巫一点也不一样。她腰杆笔直、面色红润，带着一脸微笑，头上的白巾让她看上去就像是西伯利亚哥萨克妇女。毫无疑问，她是哥萨克人的后裔。她的指甲又长又脏。当我们吃完她预备的鲑鱼片后，她习惯于用双手环抱我们的肋部，摸摸我们是不是如她所愿酒足饭饱了。契诃夫在提到西伯利亚时说：“没什么可吃的东西，到最后快要饿死时你会感觉自己长出一双翅膀。”要是真能长出翅膀就好了。

赶路的时候，万尼亚对我们说，阿加菲娅的房子是他所知最安静、干净的。（普希金曾经在《叶甫根尼·奥涅金》中展望了一个到处充满为疲惫旅人而准备的舒适旅社的俄罗斯，许多人如今依然抱有这样的梦想。）万尼亚说阿加菲娅的房子已经不能简单到用干净来形容，而是世界上最能荡涤灵魂的地方。为了去看这座房子，我们不得不沿着那条在凌乱的阿尔善小镇蜿蜒缠绕的地上石油管线行驶，并绕过萨彦岭地区疗养院的重重高墙。阿加菲娅家的庭院门口，木块和垃圾堆在一起，一群小鸡正在波纹铁皮做成的栅栏间跑来跑去。高大的雪松洒下一片树荫，遮住了整座宅院。院子里有两座房子和一些附属建筑：一个浴室，一个配有砖砌柴炉和罐装煤气炉的厨房，一间“厕所”（在地上挖个坑，有个破破烂烂的棚子遮一下而已），还有一座奇形怪状的储物棚。最令阿加菲娅感到骄傲的是客房，那是她和她的丈夫（这人从未露面，但偶尔会透过他们房间的窗户监视我们的来去行踪）亲手建起的。他们选用了各种年份的木料，所以有些显得质地细密，有些则灰暗而粗糙，似乎饱经风霜。我们住的房间里摆着两张低矮的木床，上面铺着干净的麻布床单和毛毯，仿佛还能闻得到之前房客的气味。后廊另一侧的平房里还有另外两间客房。

厨房外面并排摆着三桶从昆加加河打来的水。带领我们参观房间的过程中，阿加菲娅得意地拆开一块肥皂的包装，把肥皂放到悬在门旁的一个装置上——那是一只装着插栓的大盆，从下面推压就会像水龙头一样淌出水来。我们很快便发现，那块肥皂是好客的主人专为我们准备的，因为阿加菲娅从不碰它。她给我们切好鱼片之后喜欢用围裙擦手。在她家的浴室里洗蒸气浴，更像是坐在一个大火之后烟雾缭绕的树洞里。不像城市里那些石头砌成的蒸气浴室，里面一直都没什么真正的温热感，所以我们也实在不愿意用炉旁的水桶盛些冰冷的河水冲洗身体。

用餐的地点在走廊。邻家的布里亚特小男孩会赤着脚从栅栏的缺口钻进来，坐在一只废旧的车轱辘上看我们吃饭。我们来到阿尔善的第一天，天气炎热。到了傍晚，庭院里到处是蚊虫。苍蝇被糖碗和残羹剩饭吸引，在走廊里嗡嗡乱窜。第二天傍晚，我们告诉阿加菲娅，熏鱼已经吃完了。可她却坚称鱼刺上还有好肉，拿起来细细咂着，残渣掉在我们的盘子里。她一边轻轻摇晃着鱼刺，一边唱着“神圣的海啊，自由的贝加尔”，眼里闪着狡黠的光芒。晚饭后，我们沿着昆加加河散步，踩着卵石趟过湍急的河水。坐在雪松树下，呼吸着夜晚清新的空气，我学着旅伴的样子点燃一支香烟，以冲淡缭绕齿间的鱼腥。

头一夜，刚睡下不久我们便被走廊里传来的男人声音吵醒了。听起来有酒瓶被摔碎了，而阿加菲娅似乎正收拾着狼藉的杯盘。嘈杂的声响一直持续到凌晨五点，那些人借着酒劲越发放开了嗓门。（第二天早晨阿加菲娅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们，他们是翻修疗养院的工人；她没想到这些家伙们是专门来品尝她的手艺的。）我们有些羡慕庭院后面万尼亚的房间。我随身带了一本桑德斯的藏书（似乎他并未读过）。这是一本大部头著作，并不方便旅途中阅读，亦不适于失眠时消遣。不过我还是把它拿了出来，一边借着烛光翻阅着，一边用指甲划开那些没被切开的书页。

这本书是由科学院于斯大林死后两年出版的，收录了十二月党人伊凡·雅库什金的一系列书信和随笔。与同时代许多学识渊博并拥有民主思维的人一样，伊凡·雅库什金曾因参加1825年的反沙皇起义而被判在东西伯利亚服劳役。他曾用这样的话语来迎接那些被从莫斯科放逐的友人：“在西伯利亚的矿坑里，请坚持你的尊严。你的艰苦劳动并不是徒然的，在思想上的斗争亦是如此。”我发现这一系列的书籍是由谢尔盖·瓦维洛夫编纂的，而这套书出版的当年他便去世了，所以封面上他的名字被黑框围起来了。书中展现了一片广袤的土地，其间上演着友谊、感动、疾病、忍耐、对于奴役和不公的厌恶以及政治理想，在贯穿着西伯利亚的城镇——赤塔、色楞金斯克、恰克图、亚卢托罗夫斯克、屯卡、伊尔库茨克——雅库什金和其他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度过了他们生命中的30年。起初是蹲监狱，后来是在监视下安家落户。有些十二月党人有着门当户对的妻子，跟随他们来到这里。有的则与当地的俄罗斯乃至布里亚特妇女结为连理。这些被放逐者投身到启蒙事业当中，做起研究工作，并教育本地儿童，发展园艺。他们还为西伯利亚的植物与动物族群建立门类档案，并画出彩色图片。他们的灵魂为这片土地所浸染，自己也将全部精力献给了这里。在这本描绘（被苏维埃政权描述为革命先驱的）十二月党人的书中，像瓦维洛夫这样身处一个更加恐怖的历史时期、并生活在当权者身旁的知识分子，会不会感到一丝慰藉呢？

在雅库什金那些长信中，有一封是他从赤塔附近一座“建筑极其精良”的监狱里写给岳母娜塔莉娅·谢列梅捷耶娃的。（那座监狱是沙皇为监禁贵族阶层政治危险分子而建的。）雅库什金在信中对于狱中的简朴毫无怨言，表现得很大度。他的这封信是对十二月党人狱中生活最早且最完备的描述，其手抄本传遍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十二月党人亲友。雅库什金在信中称呼岳母为“亲爱的朋友”，并表达了对于被自己丢下的妻儿强烈的牵挂之情。每当在傍晚独坐，想到这些挚爱之人，雅库什金都会感受到无比幸福。时光催人老去，但他的灵魂却愈发年轻起来。更重要的是，他得以随心所欲研习自然科学以及古典学校课程的发展。在这篇监狱文学经典之作中，他向娜塔莉娅·谢列梅捷耶娃介绍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狭小的空间——在他的笔下，这小小的监房显得温暖而明亮，里面的家具给他带来安慰（由暗色木料制成，让他想起岳母家的东西）；一只茶壶被他像斯泰潘（雅库什金曾经试图解放的一位农奴）那样擦得铮亮，并让他乐在其中。其余的还有一套陶瓷餐具、妻儿的肖像、一副十字架和一些书籍。

翻过数页后，是另一封重要信件。这是一封由哲学家彼得·查代耶夫于1837年写给雅库什金的信。在信中，查代耶夫自嘲般地向他远方的朋友诉说着他那篇《第一封哲学信件》发表后人们对他的讥讽与毁谤。当时，发表《信件》的期刊编辑被放逐到沃洛格达，查代耶夫所有的文献都被查封，而查代耶夫本人也被宣布为疯子。赫尔岑曾有一段著名的评论说，查代耶夫的《信件》如同沙皇尼古拉一世“黑暗统治里的一声枪响”。该文章为19世纪后半叶以及之后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间的辩论拉开了帷幕。查代耶夫在文中哀叹，俄国文化“完全基于借鉴与模仿”。“而且，俄国夹在世界的两极中间，坐拥东方与西方，一只肩膀靠着中国，而另一只靠着德国，我们应当……在整个世界文明化的历史中团结起来。”在写给雅库什金的信中，查代耶夫称颂了这位十二月党人面对逆境的勇气，以及他在流放和入狱生涯中对于学术事业做出的一系列贡献。他对雅库什金在宗教上的多愁善感抱有疑惑，感叹其过往“刻板的自然神论”立场，寄望于他当时进行的研究能触及道德秩序中那些最重要问题的严肃思考，而雅库什金本人能够摒弃“自然神论所趋向的狭隘疑惑”，认识到最新的科学进展与宗教信仰并不抵触，甚至电学领域的新发现都可以去印证《圣经》中对于宇宙起源的描述。考虑到当时雅库什金所处的地理位置如此远离学术前沿，查代耶夫也只能以他们所处的时代局限为理由来自我安慰。

第二天早晨，我们走上了阿加菲娅家后门外的一条小路。这条路穿过森林，沿河流蜿蜒，随着输气管道拐了个弯，一直通向种着上千棵凤梨的果园中的“洪果儿乌拉泉”。我们在树林中的一处山脚下经过了一座有着红、黄、蓝三色塔尖的佛寺。草丛中的喇嘛墓园后面高大的银桦树拔地而起，森林的边缘盛开着粉色的杜鹃花。这座佛寺及其所属的草场，看上去似乎是这座杂乱无章的小镇里唯一规整的地方，除此之外皆是一片混乱和聒噪。空气中带着温暖，天光照耀在群山之间，投下的巨大阴影使它们呈现出完美的比例和形态。

一座水泥桥下，人们跪着轮流用塑料瓶子接着从生锈水管中淌出的泉水。自19世纪30年代始，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就用这些“接地气”的水治疗疾病。有些水可以带来力量，而有些水则有助于睡眠。雅库什金在其西伯利亚流放生涯的最后几年，生活在伊尔库茨克。当时他正遭受腿部疼痛肿胀之苦，一位名叫捷日博夫斯基的医生便建议他试试顿金谷的水。

泉水后面是一片斯大林时代的温泉度假区，大道两边分布着工人石膏像和坟墓，崩坏的台阶通向围栏环绕的典礼台，下方林间小道的尽头是一座瀑布。在一个小摊上，我买了一本20年前出版的介绍萨彦岭疗养院的小册子。按照上面的说法，大多数来度假的游客都是因为紧张的心理状态，不少人的状况因其前往阿尔善的旅途上所遭受的痛苦而雪上加霜。在尘土飞扬的路边，老妇人正在晨光下歇脚。她们坐在折叠椅上，叫卖着装在塑料袋里的干药草。我从一个笑容可掬的妇人手上买了许多看起来像是干菊花瓣的东西。她说她之前是开运煤卡车的，最近退休了，在阿尔善卖点干药草混口饭吃。“空气不错，”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天空和群山，“环境也蛮好。”她告诉我，每天早晨在茶水里放一点花瓣可以“提神醒脑”。我现在想起来，真希望当时就把她那整整一袋蓝灰色的碎花瓣都买下来。

*  *  *

“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世上有神树，我会去摸摸它的。”万尼亚如此这般地向我总结着他的宗教哲学。在他带领我们游历的最后一处疗养之所——宽阔的伊尔库特河某湾流边的一处“活水之泉”——甚至铁丝网都因上面缠绕的碎布和塑料袋而被神圣化了。我们把钱交给草棚里的一个家伙，换上了浴袍。远在河岸尽头，靠近森林边的空地上，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帐篷，篷布破败而黯淡，与这地貌浑然一体。矿泉从地下喷薄而出，沿着管道从莲蓬头洒下，温度精确到恰如人的体温，散发着浓烈的铁的气味。水里的杂质在我们脚下的水泥台子上积成了一层绿油油的柔软苔藓。在这矿泉水流的包覆之下，让人不愿再去忍受外面田野上呼啸而过的冷风。返回伊尔库茨克的长途奔波让我感到虚弱，甚至接近“心力交瘁”——而这本身却是阿尔善地区号称能治愈的症疾。

契诃夫在家信中写道，每个旅人到达伊尔库茨克时都是精疲力竭的。就我们而言，疲惫是一种幸运，因为万尼亚的表亲在城郊为我们订到的住处是个僻静之所，我们得以安然入眠。第二天早晨，大雨滂沱。我们在狭小的厨房里喝着泡有花瓣的茶水，望着窗外依然光秃秃的桦树和建于赫鲁晓夫时代的脏兮兮的公寓楼。不难想象，在这座地处中亚与欧洲之间交通要津的城市里，吸毒率和艾滋病感染率是很高的。

或许顿金谷那些活跃的矿物质依然在影响着我的感官，但清晨潮湿的伊尔库茨克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几乎令人难以言状的悲怅之城。1955年，正值皮革学院从莫斯科迁到伊尔库茨克之际，亚历山大·门也被发配到了这里。他与格莱布·雅库宁做了三年室友。后者原是无神论者，后来皈依基督，并成了一位异见神父，拒绝承认莫斯科教区的权威。当我们坐上一辆开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一个男人一路跑来，公文包掉在地上。正当他掉包的刹那，他试图追赶的这辆公共汽车猛然加速轧过一片泥潭，溅得他满身污水。探访十二月党人的居所之前，我们在一间小咖啡馆待了一会儿，点了菜单上的柠檬茶。“没有柠檬，”站在吧台里的女人说道。“那不是柠檬吗？”我指着她身后架子上的那盘柠檬片问道。她眯起眼，满脸官司地用脏兮兮的手往每只杯子里丢了一片柠檬，使劲儿把杯子推了过来。茶水几乎洒出来了。

玛利亚·沃尔孔斯卡娅故居风格独特，让人眼前一亮。那是一座淡灰色的两层洋楼，镶嵌着许多扇大玻璃窗，入口处还有用马厩与附属建筑围成的巨大庭院。重建是一项历史性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座房子被用作哥萨克军营。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它又被分割为公共公寓。玛利亚·沃尔孔斯卡娅夫人放弃了如欧洲般丰富多彩的文明生活，追随被流放的丈夫谢尔盖·沃尔孔斯基一起来到西伯利亚。她将全家从尤立科小村搬迁到伊尔库茨克，以便儿子能够在最近的高中就读。她那用松木建造的漂亮房子被从尤立科运到此处。由于她不得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于是伊尔库茨克人便主动聚集到她身边，将她的居所变成了本地文化生活的中心。（沙皇和他的特务们当时仍旧认为应当谨慎地制约某些特定人物的活动能量，却不明白这样的制约只会对这些能量起到加强作用。）沃尔孔斯卡娅夫人为伊尔库茨克的年轻人群举办舞会和化妆聚会，而南来北往的艺术名家时常在她家中献艺。

玛利亚·沃尔孔斯卡娅出身名门。她的曾祖父是渊博的学者米哈伊洛·罗摩诺索夫。而她的父亲尼古拉·拉耶夫斯基将军则是反抗拿破仑侵略战争中的英雄。她曾在少女时代与普希金一起泡过温泉。据普希金回忆，玛利亚和她的妹妹曾在俄罗斯南方某高档疗养院泡过硫酸温泉和冷水铁矿泉，而每当黄昏降临，她都会在纸牌和博彩游戏中赢钱。跟拉耶夫斯基家族混在一起的日子，被普希金认为是“被亲密家人环绕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他简直流连忘返。他热爱并尊敬拉耶夫斯基将军简朴而高尚的人格，就像热爱“南方艳丽的天空”一般。漫步在克里米亚海岸上，他会阅读拜伦、伏尔泰和安德烈·舍尼埃的著作。他曾经在《叶甫根尼·奥涅金》一幅插图的空白处画了一幅玛利亚·沃尔孔斯卡娅的肖像，画中的女子有着一头卷曲的秀发，昂着下巴。

拉耶夫斯基将军反对女儿随夫前往西伯利亚的决定。根据沙皇的命令，玛利亚被迫将幼子尼克里诺留给身在首都的父母。东行途中，在莫斯科，玛利亚曾在弟媳季奈伊达·沃尔孔斯卡娅位于特维斯卡亚大街上的居所歇脚。为了向玛利亚致敬，季奈伊达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普希金也参加了），并在其中演唱了帕埃尔歌剧作品《安妮瑟》的一段咏叹调——这段咏叹调所表现的正是一位女儿恳求父亲原谅的情景。季娜伊达还没唱完嗓音便已失控，而玛利亚则泪如雨下，不得不离场。将自己与十二月党人的交往视为个人最重要的友情的普希金被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感动，于是开始创作诗篇《在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希望能在玛利亚再次启程之前写完，让她带在路上。当小尼克里诺两岁夭折时，普希金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在永恒造物主的神座下，他笑对人世间的流放，守护他的母亲，并为他的父亲祈祷。”玛利亚向普希金表达了深挚的谢意，因为他撰写的文字“慰藉了一位母亲的母爱”。

近两个世纪之后，在这个人遭遇与政治戏码相遇的痛处，玛利亚·沃尔孔斯卡娅所留下的痕迹依然有其影响力——不仅带来愉悦，更有慰藉和勇气。2005年夏天，我曾与一小群记者和民间支持者一起守候在梅香斯基区地方法院的长廊中。那一天，随着法官用赛马解说员般的语速毫无表情地宣读完判决复印件，一场历时九天的虚假审判落下帷幕；面对着指控自己犯有欺诈与逃税罪行的法庭，身陷囚笼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对法庭做出了最终陈词。“这不是一场审判，”霍多尔科夫斯基如是说道。随后他对妻子茵娜表示感谢，感谢她对自己的爱，并称她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克里姆林宫或者说卢比延卡（据说所有与霍多尔科夫斯基案有关的指令均来自此处）在这位石油大亨将自己塑造成英雄的过程中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并以一种尤其残酷的姿态回应了他的暗示。十月份，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未被告知将往何处的情况下，被单独关进一节密闭的火车车厢，押往克拉斯诺卡缅斯克的一处监狱。那里距离赤塔600英里，距离莫斯科4000英里，位于布里亚特的最东端。一周之后，他通过律师向“朋友们”发出一份口信：

自从2005年10月16日起，我来到了这片属于十二月党人、政治犯和铀矿的土地。

克里姆林宫试图让我与国家和人民完全隔绝开来……他们试图在身体上毁灭我……他们妄想霍多尔科夫斯基很快会被人遗忘。我的朋友们，他们试图使你们相信，这场斗争业已结束,俄国人民应当顺从于自牟私利的官僚。这不是真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盲从者的时代已经过去——英雄的时代正要降临！

霍多尔科夫斯基并没有被遗忘。通过他的事件，一场事关十二月党人的大众讨论延续到了普京时代。霍多尔科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寄出第一封信的三年后，俄罗斯《时尚先生》杂志询问作家格里高利·齐哈尔基什维利，他最愿意访谈的人是谁。齐哈尔基什维利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想采访霍多尔科夫斯基，因为后者的命运“让他心中不安”。在某次通过书信进行的冗长采访中，这对推理小说家与政治犯之间探讨了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的原因、霍氏公开受审（齐哈尔基什维利将其称作“后苏联时代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的重要意义、顶层当权者的贪腐、霍氏对于妻儿父母所处困境的看法、真正自由的本质、私产的税负、霍氏的哲学与宗教信念（“如果没有上帝，且我们的全部生命都只是尘埃轮回的瞬间，那么这一切的意义何在？我们的梦想、苦难、努力的意义何在？知识的意义何在？爱的意义何在？”）、蒙古奴役的持续影响（从“进军东方”那一刻开始，国家便以征服者对待被征服者的方式对待人民）以及俄罗斯自由主义的辛酸史（以十二月党人、赫尔岑、普希金、查代耶夫、萨哈罗夫和诗人约瑟夫·布罗德斯基为例）。

齐哈尔基什维利说，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会真正相信官方对于霍多尔科夫斯基垮台的说法（即他的公司是一个涉嫌诈骗和偷税的“犯罪集团”）。霍多尔科夫斯基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违反了90年代普京和“寡头阶层”之间关于后者应当远离政坛的协议？是因为他（如特定年龄层的女性所认为的那样）相貌堂堂，个子也比普京高，敢于不修边幅地出现在总统的听众面前？是普京觉得他打算用金钱资助“橙色革命”？还是像齐哈尔基什维利所猜想的那样——在40岁实现成为新俄罗斯最成功企业家之后，发现“财富不等于幸福”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决定奉献出自己的能量帮助俄罗斯最终成为具有竞争力的文明国度，而这一决心让某些人感到焦虑？

齐哈尔基什维利也关心法律公正的问题。他感到困惑，为何法官和检察官愿与闹剧为伍？如今已非大众在法律体系下人人自危的斯大林大清洗时代，亦非异见分子有可能遭遇牢狱之灾或是被投入精神病院的勃列日涅夫时代。霍多尔科夫斯基回应道，与当权阶层与官僚群体中的许多人一样，审判他的法官和检察官大概都受到了“污点效应”的驱使——他们拿了钱，不得不随波逐流，踏上贪腐和同流合污的道路。霍多尔科夫斯基表示，他更愿意去想想那数百名顶着自身也可能会被起诉的压力，拒绝为他和他的伙伴们做出不利伪证的人们。他举出了其中的两人——阿帕季特公司前主管安纳托利·波日尼亚科夫，还有前摩尔曼斯克州长叶甫根尼·科马洛夫。他们都曾“顶着莫大压力，拒绝昧着良心做事”。

*  *  *

当雅库什金于1854年拜访在伊尔库茨克的沃尔孔斯基一家人时，他发现谢尔盖虽说老态龙钟但健康状况依然不错。（与雅库什金不同，谢尔盖·沃尔孔斯基亲眼见证了1861年的农奴解放。）他们会在家中谈论时局（比如与“红毛”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他们用“红毛”来称呼英国人），以及彼得和安德烈·鲍里索夫的可怕故事。那对同为十二月党人的兄弟将精力都献给了植物学和为西伯利亚鸟类绘图的工作。就在那一年，彼得因心脏病去世，悲伤的安德烈则纵火焚烧了他们的房子，上吊自杀了。

我们抵达之时，正值一场午后音乐会开始彩排。一位身穿合成纤维制成的晚礼服、戴着假睫毛、打扮精致、披着一头闪亮秀发的瘦小的女高音歌手，正在通往主厅的休息室里紧张地喝着水。大门开开闭闭，冷风吹得她肩上起了一片鸡皮疙瘩。服务员告诉我们，博物馆已经打烊了；当我说起这一路的辛劳时，他们让我们抓紧参观，不用买票，并要我们保证在观众们来临之前离开。或许，这些精心准备的展品也更适合快速浏览。它们背负的那些关于欧洲先进文化试图在这片亚洲草原边际扎下根来的故事，曾经在斯大林时代变得丰富，而如今在普京治下也依然有着活力。馆里收藏着一架由玛利亚·沃尔孔斯卡娅送往西伯利亚的维也纳式钢琴的复制品；一幅描绘在赤塔附近监狱房间中沃尔孔斯基一家坐在皇家风格桦木椅的水彩画（由十二月党人、画家尼古拉·比斯杜谢夫绘制）；展示由十二月党人创作或别人写给他们的诗歌的玻璃匣子（包括普希金从莫斯科写来的手札）。不自觉地，我的目光被一件锦缎材质烟杆儿护套上的细密针脚吸引住了。那是一件用来装东方式长烟杆儿的护套，是玛利亚·沃尔孔斯卡娅在初来西伯利亚的年月里为她丈夫缝制的。隔壁房间里，女高音歌手正吊着嗓子。我走在楼梯上，能听到门里传来《爱神垂悯》的开篇唱腔——那是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中一段贵妇人对于深闺幽怨的咏叹。

第十四章 乌兰乌德与恰克图

事实的结果总难符预料。

《哈姆雷特》中伶王之念白

蓝佛端坐在他的莲花宝座上，立在他身边的是“五仙女”。“我们布里亚特人尊崇这些仙女。”向导丽达用折叠起来的护目镜指着佛寺墙头那些高高在上的糖果色神像说道。我们刚刚从伊沃尔金斯克一路驾车穿越了干枯的草原。这会儿丽达正靠在车上抽烟，咯咯笑着对我们说道，她自己既信奉佛祖同时又是一名萨满教徒，她感谢列宁让她不用住在蒙古包里。

“跟《旧约圣经》里那些骇人的角色不同，亚洲的圣贤与神明给人们的印象常带有戏谑的意味。”法国共产主义者罗曼·罗兰在为泰戈尔的短篇故事集作序时曾经这样写道。那是莫洛托夫的收藏中最精美的书籍之一，是一部出版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典之作。书的封面上描绘着一位瑜伽修行者和一尊身在莲花宝座上的佛像。罗曼·罗兰写道：“泰戈尔的言语代表着婆罗门的声音——那是佛祖的微笑。”只是，在莫洛托夫收藏的这本书上，却是罗曼·罗兰的另一句话被标上了淡淡的粉色：“我们的沉默比张嘴发声表达得更多。”

如俄国探险家从西边而来一般，喇嘛教（藏传佛教）是从西藏经由蒙古传播到西伯利亚的。相对于传教布道拯救灵魂而言，哥萨克人更喜欢从当地土著那里征敛黑貂皮。至18世纪早期，随着俄国与大清帝国之间的国界确定下来，大多数布里亚特人皈依了佛门，并将佛家教义与他们自身的萨满教信仰加以简单融合。1741年，伊丽莎白女皇正式承认佛教为官方宗教。19世纪中叶，草原上遍布庙宇。被称为“寺院”的宗教建筑，在这片天光黯淡的地域如春笋般四处兴建起来，为这里带来了无数鲜亮的色彩。在这些庙宇里，年轻人们可以接触到“佛法真经”，同时也可以学到语言、医药、逻辑学和技术之类的“世俗学科”，还有一些“雕虫小技”，如诗歌、韵律、音乐、星相和舞蹈。美国探险家乔治·凯南（外交家乔治·F·凯南的远方堂兄弟）在探访乌兰乌德以南古西诺奥泽尔（鹅湖）的喇嘛庙时，受到了住持喇嘛的接见。老喇嘛向他提出了一个疑问：地球是否像俄国官员所说那样是球状的，因为这一观点与西藏古籍经典相悖。

1945年，斯大林放松了对于宗教活动的管制，伊沃尔金斯克的寺院被辟为俄国唯一的佛教信仰中心。现在，这里还成为了俄国喇嘛教领袖潘迪多活佛的居所。1991年俄罗斯独立后，此处成立了一所佛学院。如今，小喇嘛们在这里学习古蒙古语、英语、民族志学、信息技术，并照古制诵经或是学习哲学思辨。

在索格新杜甘寺（主庙名称），一切陈设都显得高雅而鲜亮，被漆成金、红、黄、蓝诸色。丽达引领我们参观了佛殿和墙壁上的壁画和造像，有东方人的极乐世界，有与日同辉的六字真言，有钵盂和骷髅念珠，还有绿度母以及菩萨的神迹。寺院一角供奉着空行母，她可以自由穿行于宇宙之间，引领佛教徒走向大彻大悟。远处摆着达拉哈像，他是一位战士，骑着白马，常常与他的其他八个兄弟一起出现在布里亚特寺庙里——因为当地有一种对于分财不均的达拉哈九兄弟的崇拜。

沿着贝加尔湖南岸，有一条从伊尔库茨克向东通往乌兰乌德的铁路。我们坐了一夜火车来到乌兰乌德，在格萨尔宾馆（我在一派苏联末期悲凉美景中见到的最好的一家店）吃过饭，之后在这周末清寂的早晨游荡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在城市的大广场上，一群中国游客向我们询问能不能在列宁的巨大头像前拍照留念。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尊列宁头像。镶嵌在“红色巴洛克”风格建筑物外墙上的纪念碑，铭刻着英勇的当地红军的胜利功勋——他们以曾被哥萨克人占领的城镇上乌金斯克为首都建立了了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在帆布帐篷中居住被当局视为“落后”的生活方式，所以布里亚特人如潮水般涌入上乌金斯克，住进了楼房。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多俄罗斯“专家”来到此地，城市建设开始“有所规划”，工业区周围出现了公寓楼。1935年，作为基于人种原则而制定的苏联民族政策的一部分，城市被更名为乌兰乌德。

我们是在民族志学博物馆遇到丽达的。她的眼神闪着智慧，指甲泛着红光，身边是一堆稀奇古怪的通古斯祭祀器物，比如某家族的先祖头像，它们头发杂乱、眼神雕琢粗糙，除了盛放它们的玻璃匣子，没有其他家业和私产需要它们去护佑。当我向丽达问及乌兰乌德的风土人情时，她答道：“乌兰乌德嘛，睡着了。从前一直这样，将来也会如此。”

从大广场向远处看，“列宁”的视线所不能及之处，是旧城区。为数不多的老街依然保持着18世纪的布局，木制平房、集市拱廊和教堂分布其间，如今一派凋朽模样。19世纪末，当凯南来到这里时，觉得这座城更像是一个边境要塞。他是来研究西伯利亚地区刑罚体系的，他很是欣赏上乌金斯克新建成的监狱——它使得凯南确信，沙俄政府“并非完全不体恤其流放犯人的疾苦”。

凯南在那结识了一些流放者。这些人曾在矿山服苦役，后来被准予在蛮荒的西伯利亚的城镇安身，居住在简陋的木屋里。他们的遭遇充分说明了，沙俄政府在处置被怀疑为“政治不可信”的公民时对人权的完全漠视。在经历了长途跋涉的艰辛和疫病之后，凯南发现对那些政治流放者的采访犹如灵药仙丹一般，让他精神为之一振。一位曾在瑞士接受教育的女流放者说：“我们或许会在流放中死去，我们的子孙或许也会在流放中死去，但这一切终将换来些什么。”

我们在旧集市拱廊街一侧的尤尼瓦马格百货商店停下脚步。这里也出售一些亚麻制品和骨制的通古斯饰品。商店一角摆着一个书架，上面码放着这座沉睡之城的市民读物：西赛亚人与古代俄罗斯人的轶闻野史、罗列赫以及生于俄国的布拉瓦茨基夫人的通神论著作、一部东方灵异故事的选集、还有一本名为《俄罗斯之谜》的书。我选了两本列夫·古米列夫（阿赫玛托娃之子）的作品，外加一本由东方研究学院出版、重新解读恩琴·斯特恩伯格的新书——那位“疯狂男爵”认为自己是成吉思汗转世，并在罗曼诺夫王朝崩溃之后的四年间为这片地区带来了恐怖。

自诩继承了匈奴王阿提拉和中世纪条顿骑士（曾盘踞在波罗的海地区）血脉的罗曼·尼古拉乌斯·费奥多罗维奇·冯·恩琴·斯特恩伯格，十月革命爆发时30岁，是个经验老道的斗士。与布琼尼的经历类似，他也曾与哥萨克军团一起作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过圣乔治勋章。沙皇退位后，怀着对蒙古人及其土地的向往，恩琴·斯特恩伯格东去贝加尔湖地区，皈依了喇嘛教，并修习玄学。帝国崩溃后，人们都想象着建立以民族为基础的新政权。布里亚特知识分子阶层对于建立一个泛蒙古王国的理念很是着迷。1918年末，托洛茨基的红军部队撤退后，在日本人的资助之下，上乌金斯克举行了一次布里亚特-蒙古会议，主张建立一个不受俄国和中国控制的大蒙古国。渴望重温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旧梦的恩琴男爵建立了一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志愿军，其中包括布里亚特人、蒙古人、白军残部中的哥萨克人、鞑靼人、日本人和汉人。队中新兵每人发一件皮袄、一匹马、一副鞍子、一双蒙古-布里亚特靴子、一顶毡帽；用于购买这一切的军饷则来自哥萨克首领。据说恩琴身边的幕僚是一群瘾君子和酒鬼，无节制的服药和酗酒使得这支军队极其残暴，奸淫凌虐无恶不作，其暴行对象直指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和残疾人。（这位相信轮回转世的男爵声称，屠杀是为了帮助被害者。）1920年秋，在占卜僧和70个由达赖喇嘛派来的贴身护卫的陪同下，恩琴率领着六千人的队伍进军蒙古。他声称：“成吉思汗后人的部落已经觉醒，谁也无法浇灭蒙古人心中的烈火。亚洲大陆上将建起一个东及太平洋、南至印度洋、西北到伏尔加河畔的庞大国家……这将是灵魂的胜利。”恩琴自封为俄国皇帝，并许诺将在蒙古和莫斯科之间杀出一条恐怖血路。

翌年五月，这位男爵的传奇结束了。他的军队在恰克图-特洛伊茨科萨夫斯克一线被布尔什维克击溃，他本人则被一位红军巡逻兵发现。被抓住时，身负重伤的恩琴孤身一人在沙地上打滚，浑身爬满虫蚁，嚎叫着“我是恩琴·斯特恩伯格男爵”。恩琴在特洛伊茨科萨夫斯克某军营第一次接受讯问的报告，被立刻送到了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契切林的手中，后来学术界将其称为“恩琴案卷”。在伊尔库茨克第二次接受讯问时，男爵再次阐述了他对于君主政体和贵族政治的信仰，称颂独裁者尼古拉一世是一位理想的统治者、一个完全理解“若不用重典则人民身心皆废”原则的沙皇。由埃米利安·雅罗斯拉夫斯基和伊万·麦斯基提起诉讼，恩琴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今新西伯利亚）某剧院接受了秘密审判，并于1921年9月被枪决。他在法庭上说：“上千年来，恩琴家族都是发号施令的。我们从来都没有听从过别人的命令。我拒绝接受工人阶级专政。”在雅罗斯拉夫斯基看来，恩琴男爵代表了那些因为私产全部被分给农民而仇视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敌人。他将对于恩琴男爵的宣判描述成对于整个贵族阶级的宣判。他这样表述道：“恩琴男爵的悲剧，在于不自量力而以螳臂挡车。”

面对埃米利安·雅罗斯拉夫斯基这样的公诉者，恩琴男爵承受着多么微妙的窘境呢？作为同龄人，雅罗斯拉夫斯基（出生于赤塔的一户政治流放犯家庭，原名米耐伊·依兹拉伊洛维奇·古别尔曼）对于恩琴男爵而言，是最“恶毒”的一类布尔什维克，一个毛发茂密戴着眼镜的犹太佬。那场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剧院里的意识形态交锋大戏，始作俑者是莫洛托夫，正是他在国内革命战争之后劝说列宁将雅罗斯拉夫斯基遣回西伯利亚的。几十年后，莫洛托夫对当年的事情记忆犹新，他对楚耶夫说道：“当然是我干的，但我不后悔把他弄去那里。”曾参与布尔什维克艰难接管莫斯科全过程、并担任莫斯科卫戍区首任政委的雅罗斯拉夫斯基，总是对琐事斤斤计较；按照莫洛托夫的说法，“他一会儿对某人的裤子指手画脚，一会儿又对某人的鞋子说三道四……”当列宁发出将他远调东方的命令后，雅罗斯拉夫斯基冲到莫洛托夫的办公室里，对他大喊道：“你个野心家！你什么都想插一杠子！你个阴谋家！”莫洛托夫回答说：“你凭什么骂我？我只是想让你去别的地方工作而已。”（莫洛托夫的司机曾经开玩笑说，幸亏俄罗斯有西伯利亚这片宝地，可以把所有人渣和废物都丢过去。）

对另外一位公诉人伊万·麦斯基而言，西伯利亚草原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之一。在其回忆录《风暴之前》（写于伦敦，这是唯一一本我在桑德斯和莫洛托夫藏书中均发现了的书）中，这位苏联驻英国外交官叙述了革命之后他在西伯利亚感受到的震撼，以及他创作的一首诗歌——开头是这样写的：“我相信人的作用！灵秀而热情的大自然，如凝华成珠般创造了我们，也给了我们力量和重任……”历经数个世纪的黑暗，人类一直在向共产主义迈进。人类将来甚至可以改变气候。“没有什么能限制住人类至高无上的理想！”

叶甫根尼·别洛夫（我在尤尼瓦马格商店所购书籍的作者）认为，相对于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诉讼词中的指控，恩琴的暴行还有一些更为危险的方面。别洛夫以“修正主义者”的观点重新审视了通常被看做“蒙古独裁者”和日本奸细的恩琴。（就像莫洛托夫谈到希特勒时所说的，他也认为恩琴男爵并非疯子，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别洛夫引述了之前未被提及的来自蒙古地区恩琴支持者的信件，辩称恩琴既不是堕落的疯子，也不是独裁者；而且，与共产国际的说法相反，恩琴并没有与日本人勾结。至于他的全部暴行和最终的失败结局，别洛夫写道，恩琴是一位智者，被蒙古人视作天才的国家领袖。这位男爵乃是饱读之士，精通数门欧洲语言，并学过汉语和蒙古语；熟知当时的学术成果，并善于引述佛家经典。恩琴的独特理念的形成是建立在对于宗教的深层次对比之上的。他对于基督、佛教、共产主义和犹太教都有深刻理解，并相信犹太法典中暗含着对于民族和国家的毁灭计划。

恩琴将世界分为东方和西方、黄种人与白种人，两者之间注定要冲突。东方神圣文化的纯洁原封不动地保持了3000年，在某些方面蕴含着足以压倒业已衰落的西方文化的力量，可以加速贵族统治、资产阶级民主的崩溃，最终导致工人阶级的革命。他仇恨银行家和金融家，将他们视为世间最可恶的存在。他尊重东方文明中森严的阶层体系，及其关于种族优越的观念。几乎在他写给蒙古王公、中国保皇派将领和他派驻满洲里和北京的间谍的所有书信中，都出现过“东方之光”和“腐朽西方”之类的词句。“我确信，光明和救赎只能来自于东方，而不是从头烂到尾的欧洲。”恩琴的“中土王国”将拱卫东方免遭西方邪恶的侵袭；这一“国度”将囊括蒙古部落、西伯利亚游牧民族、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和西藏。他承诺，终有一天将会出现一个比成吉思汗还要伟大的全新征服者——其统治的范围将延伸到最边远的城市，并为全人类带来福祉。

*  *  *

古代匈奴人常常将两匹野马拴在一块，用一条铜质笼头把马脖子套在一起。如今，在色楞格河流域靠吃干草为生的马群常常首尾相接排成长队，蔚为壮观。我们的车辙所至，杂乱丛生的纤弱树根应声折断，而马群则慢悠悠地跑出了我们的视线，消失在草原的远方。

我们曾试着走一条小路，所以在恰克图南边的道路上耽搁了一段时间。我们一路上“走马观花”，常常让司机普罗塔斯停下车来，以便我观景拍照，或是让我的旅伴画画速写、抽根香烟。按照这位布里亚特司机的说法，这些让他感到厌倦；他害怕耽误路程，赶不及在国境线蒙古一侧的咖啡小店打烊之前到达那里，买不到他爱吃的肉蒸包。在乌兰乌德南边，为了节省时间，普罗塔斯冒冒失失地开车碾过了一片种着马铃薯的土地（下面埋藏着一处古代匈奴人定居点）；之后，伴随着发动机的阵阵“惨叫”，我们的日古丽小汽车攀上了一座荒山的顶端——山中埋藏着古代匈奴王族的财宝。这里所说的匈奴人，是3000年前穿越中国北部戈壁、将西伯利亚草原纳入版图的游牧民族。至公元前3世纪，匈奴各部有了统一的王室。他们交易从西伯利亚森林里搞来的皮货和金属，收取贡品，掌控贸易通道。

粗糙的岩石下掩藏着空荡荡的墓穴。我们走在这片属于逝者的荒园之上。普罗塔斯在一块耸起的圣石上摆了几枚硬币。狂风呼啸，我们甚至听不清彼此的声音。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普罗塔斯在一棵枯树的枝条上拴了一片破塑料片。他说，那片塑料会跟树枝上的其他布条一起在风中飘扬，让此地善良的神明听到他的敬畏与祈愿。

在19世纪90年代俄罗斯考古学家于恰克图周围地下发现“西赛亚-西伯利亚”动物铜矿之前，人们只能在中国的书面文献中找到关于这些匈奴人的描述。汉人希望通过奢侈物品交易来软化这些强硬的游牧部族。他们向匈奴人出售丝绸，寄望于让后者不再穿着皮草，淡忘胡服骑射的技巧；还用锦衣玉食和豪车雅乐款待那些归顺的匈奴人。那座布里亚特匈奴古墓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希罗多德的观点，即：西赛亚人来自于东方，向西越过草原，定居在亚速海南岸和顿河三角洲地区。

这些发现被公诸于世之后，这一业已消失的民族声名鹊起。1938年斯大林大清洗的高潮时期，阿赫玛托娃与第一任丈夫（诗人尼古拉·古米列夫）的独生子、时年26岁的列夫·古米列夫第二次被捕，并被遣往西伯利亚。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曾经作为列宁格勒大学的学生，进行过西萨彦岭地区的地理考察。被流放期间，他以地质技术员的身份在诺里尔斯克的古拉格矿场服劳役，考察了古代的刑狱体系，并秘密研究了匈奴民族历史。

与此同时，身在列宁格勒的阿赫玛托娃继续秘密创作着《安魂曲》。1935年，儿子首次被捕时，她便开始了这一诗篇的写作。在诗中，个体的母子分离幻化成了集体的悲剧。自从曼德尔施塔姆1934年向阿赫玛托娃母子诵读了他的反斯大林讽刺诗之后，秘密警察部门似乎便开始了对列夫·古米列夫的调查。在讽刺斯大林的诗中，曼德尔施塔姆暗暗提及了莫洛托夫的脖子，称其为“半截人”：

我们活着，却对脚下的国度无知无觉，

十步之外，我们的话语已不可闻。

若某处充斥着矮小的讲演者，

必使人们想起克里姆林的山居客。

他的鞍前马后是一群细脖子大佬，

他在半截人的簇拥下玩乐。

古米列夫的著作《匈奴：古代中亚》于1960年出版。在那之前，他本人在劳改营服了38年徒刑，参加了柏林战役，并彻底与母亲断绝了来往——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被大清洗时代的体制扭曲并摧毁了。

希罗多德和普利尼所指的“传说中的西赛亚人”，古代中国人眼中长城另一侧的蛮族侵略者，以及欧洲人心目中黑暗的“阿提拉”……中亚迁徙史上的这些游牧部落，在古米列夫的著作中被描述成一群有教化的居民，他们的艺术、文化、宗教信仰、政治与经济体系与这片特定地域密切相关。基于匈奴人的范例，古米列夫提出了“科学”民族演进理论，将民族的发端、兴盛和消失解释为一种“生物学”进程。在他看来，地形和气候是民族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民族是一种“区域性动物群”。按照古米列夫的说法，民族形成是一种物质性、目标性的现象。他宣称：“地球上不存在没有民族属性的人。”虽说他自己也是混血儿（阿赫玛托娃以鞑靼人血统为荣，古米列夫继承了她的亚洲血统），但古米列夫蔑视异族通婚现象，他相信异族通婚会对自然本性和文化体系造成破坏。

在他的主要著作《种族演进与地球生物圈》中，古米列夫对历史上的人类群体兴盛现象做出解释，提出了“激情聚合”概念（对于“创造性驱动力”的全新解读）。这是一种“反热寂脉冲”，贯穿于一个民族的发端期及其后来的衰落期。一个民族的存在历程，“依其生物学与社会学环境”，大致为1200到1500年，其中包括发端期、形成期和不可避免的衰落期。“激情聚合”是一种生物学属性，“一种先天的组织能力，可以吸引外部能量，以劳动的形式加以重新释放”。亚历山大大帝、圣女贞德、大祭司阿瓦库姆以及拿破仑，都是伟大的“激情聚合者”。古米列夫相信，文化可能带有欺骗性。我们眼中的“兴盛”，实际上可被视作“挥霍”；当人们挥霍完来自于祖先积累的伟大遗产时，会造成一种“充裕”的假象。古米列夫指出，非欧洲民族的人们以欧洲文化对比自身，并谈论自身的落后与停滞不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每一个文明区都有其独特的轨迹。

古米列夫于1922年去世。他在死前便已经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在俄罗斯各地的书店里，他的著作都占据着历史书架上的重要部分。2005年，哈萨克斯坦竖起了一座古米列夫纪念碑，该国首都阿斯塔纳的一座大学也以他的名字命名。读者很容易在古米列夫的著作中读到对于“欧亚俄罗斯文化”的宏伟前景的主张，而许多俄罗斯人确信历史对他们有所亏欠。古米列夫提出了一种基于草原文化传承的地理政治学属性。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将中国和西方世界都视为掠夺性的侵略者，坚称“只有欧亚主义才能拯救俄罗斯”。

拔都的骑兵曾在13世纪摧毁了数千个俄罗斯城镇，而古米列夫却忽视了这一历史灾难遗留的证据，不承认蒙古军团的存在是一种“奴役”。（在迪米特里·利哈乔夫等学者看来，蒙古可汗们穿越草原骑马而来，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种典型的灾难。他们认为，在蒙古骑兵到来之前，俄罗斯曾经跻身欧洲文化和经济最发达的民族之列。）古米列夫将蒙古统治（俄罗斯与金帐汗国的共同统治，建立了首个泛欧亚国家）视作成就卓越的救赎，是后来莫斯科沙皇的榜样。在古米列夫看来，“犹太-哈萨克斯坦奴役”（他创造的一个概念）之害更甚于蒙古入侵，因为犹太人的“行为准则”不符合欧亚民族的行为方式。对于在亚历山大·杜金（一个聪明的煽动家，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领导下于2001年投身于某“政治社会运动”的种族神秘论信徒们来说，欧亚主义是防止患上“大西洋主义病”的疫苗。大西洋沿岸国家都是海洋强权，而“欧亚国家”是陆地强权，基础在于对旱路、草原（相当于地中海对西方人的价值）的征服。海洋文明的地缘政治力量往往站在欧亚文明的对立面。在外交政策层面，“欧亚国家”将“支持针对‘美式全球化’的反抗力量”，展望“突厥-斯拉夫一体化”，以及可能的与伊斯兰国家建立的反大西洋同盟。

乌兰乌德以南80英里处的色楞金斯克曾是该地区最重要的围场，普希金伟大的非洲祖先汉尼拔将军曾经在此为帝国戍边。后来，乌金斯克得到了扩张，变成了上乌金斯克。不过，19世纪时这片边境地区最重要的城镇是恰克图-特洛伊茨科萨夫斯克。色楞格河与旧时的邮路在恰克图地区划出了一个巨大的八字形轨迹，一路蜿蜒向南，并在古西诺奥泽尔和色楞金斯克之间交汇。十二月党人尼古拉·比斯杜谢夫在其西伯利亚流放生涯后期详细记录了“鹅湖”地区的地理、植被以及萨满教信仰情况。19世纪40年代，在经历了13年苦役之后，尼古拉·比斯杜谢夫与他的兄弟米哈伊尔得到了在色楞金斯克定居的许可。在这片棚户区的主要街道上，跟那些木棚相比，他们的房子显得鹤立鸡群，并与旁边当地图书馆的陶色石膏墙壁和希腊式石柱相映成趣。那座图书馆曾是一位商人的宅邸——这位商人收养了比斯杜谢夫与其布里亚特“妻子”的私生子。50英里之外，一座巴洛克式教堂的残垣断壁与恰克图的美丽形成了鲜明对比。

尼古拉·比斯杜谢夫曾经提到，在鹅湖附近地区蕴藏着褐煤资源。鹅湖北岸铁路线南麓，建于斯大林时代的一座发电站依然在运行着，向蒙古国输送着电力。作家莉迪亚·楚科夫斯卡娅曾经在《十二月党人尼古拉·比斯杜谢夫：西伯利亚最早的探险者》中，将浓烟滚滚的工业大生产场面与一个世纪前比斯杜谢夫在湖畔进行研究时所感受到的原始的静谧进行了对比。楚科夫斯卡娅认为，如果比斯杜谢夫看到了一五计划中描绘的未来图景，将会感到欢欣鼓舞。只可惜，当国家地理文学出版社将她这些有关十二月党人流放历史的无关痛痒的文字结集出版时，斯大林还依然健在。想要描述当年支撑着这荒原上的十二月党人的文明能量（说白了就是欧洲的“激情聚合”），似乎必须付出一些小小代价——引述列宁语录并为集体化歌功颂德。后来成为异见作家的楚科夫斯卡娅有一部名为《索菲亚·彼得罗夫娜》的作品当时却未获发表。这部小说创作于1939年，描述了古拉格劳改营从一位母亲身边将其儿子夺走的故事。楚科夫斯卡娅还在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手稿烧毁之前将那些诗句悄悄记下。几十年之后，当楚科夫斯卡娅得以讲述这一切时，她如是写道：

谈话当间，她会陷入沉默，环顾四壁，找到纸和铅笔，然后大声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她在纸上写满潦草的文字，然后递给我。我则会阅读那些诗句并记下它们，再悄悄递回去……然后她就把那些纸烧掉……

楚科夫斯卡娅关于十二月党人的研究成果（就像我从桑德斯那里继承的雅库什金著作一样）出版之时，正值她挚友的儿子列夫·古米列夫重回古拉格。这些书中话里有话，与阿赫玛托娃在《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的手法类似，仿佛是带有夹层暗板的抽屉——表面上是写沙皇尼古拉一世和十二月党人的故事，甚至还虔诚地引用了一些列宁语录，而实际上却是在描写暴政，并表达对于公正和政治自由的愿景。如果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能用诸如“民主”和“人道”之类的词语，那么楚科夫斯卡娅也能用。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问世50年之后，她基于这本书创作了一本小册子，里面依然饱含着同样的悲怅。在书中，楚科夫斯卡娅描述了赫尔岑之友格拉诺夫斯基在“来生”依然坚守自己信仰、没有变成一个纯粹唯物主义者的艰难故事。桑德斯用铅笔在书中密密麻麻地做了很多批注，甚至一板一眼地纠正了作者在描述樱草山与伦敦市中心距离时犯的错误。他还就楚科夫斯卡娅对尼古拉一世与祭司们在克里姆林宫里为他绞死的五名十二月党人而举行感恩仪式的描写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那是沙皇在为自己的幸存而感谢上帝。其实楚科夫斯卡娅在20世纪50年代尚未表现出其异见作家的特质，远在剑桥大学的桑德斯不会知道她在描述克里姆林宫曾经的暴行时话里有话，因为她的书里每一页都充斥着伪装。也许桑德斯在批注之时更多是出于学者的迂腐，而不是心中的愤懑。而楚科夫斯卡娅又怎能想到，她写的小册子能传播得如此遥远，以至于一位剑桥大学的老夫子会去更正她对于一座从未到过的城市中地理概念的错误描述。

楚科夫斯卡娅还讲述了比斯杜谢夫和与他的伙伴们的故事。他们无视警察的监视，建立农村学校，编纂《布里亚特词典》，为草原野鸟与蝴蝶绘制图册、搭建温室种植甜瓜和黄瓜，并在从前只生长洋葱和白菜的土地上栽培马铃薯、芦笋和卷心菜。他们收集植物样本，昆虫、花卉和鸟类的标本，并将它们送到植物园和莫斯科博物学家协会。鲍里索夫兄弟穿着破旧的衣衫、用干枯的手指绘制了兰花与捕蝇草的图样。19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亦是如此），在遭到镇压的知识分子努力下，关于西伯利亚的历史与地理知识得到了丰富。楚科夫斯卡娅写道，十二月党人的书信和回忆录，铺成了一曲献给西伯利亚的爱之诗；在他们的笔下，这片寒冷的荒原变得丰满而富饶，充满了希望。

列夫·古米列夫一持有一种观念，认为大自然在“等待着（人造的）万物毁灭”，等待着重新夺回那些人类从她那里盗取的物质。这片被布里亚特人称之为恰克图的草原四望无垠，所谓的“人造物”在它面前显得那么渺小。纵然人类在保护自身的创造物时坚韧而顽强，但这片草原是注定要被自然母亲收回的。尼古拉·比斯杜谢夫曾从西伯利亚写信给圣彼得堡的亲人，向他们要颜料。他明确说，他要的是位于格罗霍瓦亚大街和波尔沙亚·摩尔斯卡娅大街的交汇处的一家商店出售的“湖蓝色”和“普鲁士铁蓝色”颜料。他用水彩绘制了17幅（或者更多）十二月党人的肖像。自19世纪60年代起，这些画作开始为俄罗斯媒体所津津乐道。托尔斯泰在构思《十二月党人》（后来扩展为《战争与和平》）时，曾在笔记本上写下“研究研究那些画吧”。1921年，家人出走时将它们留在了俄罗斯，导致了比斯杜谢夫作品的丢失。1945年，一位名叫吉尔伯施坦的学者根据线索，在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手下的家庭服务员位于昆采沃的住所保险箱里找到了那些水彩画。那个服务员的房子离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郊外别墅不远。在灯光下打开绒布包裹，比斯杜谢夫友人们的肖像呈现在人们面前，玛利亚·沃尔孔斯卡娅便是其中之一。在比斯杜谢夫为其画像之前不久，玛利亚还在特维斯卡亚大街的一家沙龙与普希金共度黄昏。画像上的她托着腮，身后窗外是赤塔监狱要塞的警卫塔楼和骇人的高大木墙。吉尔伯施坦对这一切进行了长达20年的研究，他后来仍将那段时间称作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曾说，触摸过往历史的时刻，是属于灵魂的。

通往恰克图的道路，最后几英里要翻越一座沙山，并穿过一片低矮的常绿丛林。林中树枝遮蔽的地面上，密密麻麻长满了亮粉色的小花。比斯杜谢夫兄弟喜欢驾着马车沿着这条路朝相反的方向奔驰。虽然经常被这座浮夸城市里过着奢逸生活的达官显贵们当成外来客看待，被流放者们却将这里视作“缩微的巴比伦”——嘈杂、时髦、令人疲惫不堪。觥筹交错，烟花争艳，花花公子们在商人俱乐部举行慈善舞会，百万富翁们则会在沙龙举办读书会……这些活动结束之后，米哈伊尔·比斯杜谢夫才能松一口气，回到“天佑的色楞金斯克”。而尼古拉则是应别人邀请去恰克图的，他曾应邀给当地茶商和他们的妻妾画像，帮助当地人办报，修复教堂里的圣像，也曾在夏天的夜晚参加公园里的业余戏剧演出。

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许多运往欧洲的茶叶都是用篷车自中国的张家口运出，卖给俄罗斯的批发商的。在茶叶贸易方面，恰克图的劲敌是英属东印度公司。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中英爆发鸦片战争时，恰克图城发了大财。当时甚至英国人喝的茶都要经由恰克图运输。最初，人们用猞猁皮、黑貂皮或是精美俄式包装的普鲁士羊毛毯换取茶叶；到了19世纪50年代，由于恰克图商人牟取暴利，几乎控制了全部走私并涉足金融票据欺诈，政府因此加强了对于金银币出境的限制。于是，标着“貂皮买卖”实则在暗层里夹带金银的车队（押车人也搞不懂为什么会那么重）再也无法穿越边境。

与此类似，“违禁文学”在恰克图地区也很盛行。十二月党人偷偷把自己的作品传播出去，而商人和公务员们也可以借道中国，从英国伦敦把赫尔岑的反贵族统治报刊《钟报》带进俄罗斯。至19世纪末，游客们依然可以在恰克图的二手书店找到一些意外惊喜。乔治·凯南曾经抱怨这里“让人昏昏欲睡，食物短缺，整日颠簸”。对他来说，在这片娱乐匮乏的布里亚特土地上，午后时分找上一本查尔斯·狄更斯的《一年四季》读，算是仅有的快乐了。

凯南曾说，穿越恰克图的边境就像是乘坐《天方夜谭》中的飞毯一般——前一秒还在俄罗斯，下一秒就仿佛已经穿越了时空，来到了天朝上国的腹地。在横跨边境的小镇里，低矮房子的屋顶上装饰着金龙戏珠，留着长胡子的商人身穿刺绣丝袍，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大蒜和旱烟味道。来自俄国和中国的商人之间甚至有着特定的黑话，里面充满带着英文气息的词语。

恰克图博物馆里，到处都展示着人类用自然原料加工成的物品，各种“由活人掌握的死物”。堆砌在一起的瓶瓶罐罐里装着各种鸟类和蝴蝶标本，如蒙古百灵和夜鹰，装着玻璃眼珠，羽毛蒙尘；墙上还挂满了花纹华丽的南美蝴蝶……博物馆工作人员自豪地告诉我们，所有蝴蝶都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博物馆换来的，代价仅仅是一只名曰“费德拉”的丑陋的棕色布里亚特蝴蝶。墙壁上还展示着一系列由有些神经质的鲍里索夫兄弟（在楚科夫斯卡娅笔下被沙皇及其秘密警察所摧毁的人）绘制的精美的鸟类图画。博物馆工作人员坚持摘下她的头巾，带着我们仰着头参观那些展示柜。里面的图画如此完美地展现了每一种鸟的姿态，有戴菊鸟、红腹灰雀，还有金冠鹪鹩，“仿佛美女一般”，尾翎乍现，搔首作态，望着参观者。隔壁房间展示的，是19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朱利安·多米尼科维奇·塔尔科-格林塞维奇从草原上发掘出土的人工制品。那是一些金属片，由古代匈奴人加工而成，这些“人造物”将不再退还给沉默的大自然。工作人员感叹，我们是很长时间以来唯一的外国参观者，而那些愿意来恰克图的外地人，都是来观察鸟类迁徙的。

19世纪90年代，当城西20英里外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之时，恰克图的商贸生意大部分已被苏伊士运河抢去。最后的商人也离开了，把他们的别墅和俱乐部留给了迁徙至此的东方学学者。考古学家在草原戈壁上找到的匈奴文物，或许是欧亚人种“激情聚合”的真实写照。然而用以保护这些文物的恰克图博物馆——这座美丽死城能够维持的最后的公共设施——却是商贾们投资的成果。

普罗塔斯说边境地区不许拍照，于是我把镜头瞄向了一座教堂。台阶上，几个金发妓女正在跟布里亚特士兵做着交易。随后，我朝着国境线的方向按动快门。检查站方向斜着开过来一辆满载的卡车，正与一辆为宝洁公司运货的小货车相会，旁边有一个卖伏特加的小摊，还有一座银色的列宁像——它矗立在一个倒闭的针织厂门口，而这个厂子占据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则属于当年对中国茶叶进行分类打包的工厂。

后 记

我希望有人能把他一天的时光当做礼物送给我……讲讲夏日的莫斯科吧。那是我最迷恋的，我爱它直至痴狂的程度。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写给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信》，1926年7月1日

我开始对这间阅览室感到厌烦了。外面天气闷热，透过边窗沾满尘埃的隔栅，我能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塔尖。天空呈现一片拜占庭式的湛蓝，与那些金色的圆顶相映成趣。摊放在我面前的是一本1953年版的斯大林时代“伪生物学家”奥尔加·列别申斯卡娅的传记。“当旧时代的梦想家们憧憬人类未来之时，呈现在他们脑海中的难道不是这样一座城市吗？”本书的作者、苏共御用文人如是写道。在他的笔下，借由“苏打水浴”保持青春的列别申斯卡娅，站在莫斯科河畔别墅的阳台上，看到了“塔楼、穹顶、优雅的圆柱、柳叶般的栏杆、如精美雕塑般被角楼与望台环绕的建筑……一切由千百万双人类的手所创造出的美好事物”。在一个这样的夏日里去读这些理应被遗忘的荒谬谎言，似乎是件可笑的事情。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关于伦敦的笔记中提到，旅者所渴望的是对于一座城市的鸟瞰。他是对的。在梅尼普的讽刺作品（苏联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受其影响）中，便能看到一些从极高处俯视城市生活的例子。假使一个人对城市的每一寸空间都花几秒钟看上一眼，他就能够找出历史事件所发生的确切地点吗？大多数从前发生过的事情都没有目击者，能被记录在册的更是少之又少了。

阿赫玛托娃曾经在《安魂曲》中哀叹过那些在斯大林及其同僚治下的受难者：

我多么希望一一报上他们的姓名，

无奈名单已被夺去，无从得悉。

我用偷听到的那些不幸的话，

为他们织就一块宽厚的裹尸布。

当沙拉莫夫站在覆盖着永久冻土的科累马荒原上，目睹那些1938年的受难者遗体被美式推土机埋进万人坑时，他不由想起了莫斯科的宏伟建筑。他在《租借法案》中写道，莫斯科城的高楼仿佛警戒塔一般，监视着城中的囚徒们。沙拉莫夫问道，克里姆林宫的塔尖和那些警戒塔到底哪个出现得更早一些呢？他说，古拉格劳改营的警戒塔，是一种建筑的象征，亦是那个时代的核心观念。

负责衣帽间的那位满脸胡茬的矮个子老头又一次来到了我的桌边。自从去年春天在衣帽间柜台第一次见到他以来，他便认为我俩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默契，于是无时无刻不在献着殷勤。站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老妇人，身穿红色棉绒裙子，戴金色塑料珠链，衣领如波浪般蓬松，与同是红色的宽腰带很是搭调。她脚上蹬着一双红色的跑鞋，头发却染成了橙色。她是来图书馆阅读的。在一座时尚如斯、让人眼花缭乱的城市里，图书馆算得上是一处反潮流的嘉年华了。我看到一张俄共总统候选人久加诺夫的照片——它就挂在衣服架子之间的大理石柱上。衣帽间老头脏兮兮的领结上佩戴着一个小小的徽章。他刚把油乎乎的头发梳成一个奇形怪状的刘海，一边把梳子收回，一边说：“给他们其中任何人投票又有什么用呢？这不是真正的选举。”看到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他又补充道：“久加诺夫、鲍里亚、普京……他们都同样渺小。自从斯大林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过真正的领导人了。”这老家伙每天面对着成堆的书本和档案夹都做些什么呢？我从来没有机会看到他借阅了些什么书，因为每当我经过他桌边的时候，他都坐在那儿，要么就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站在一旁。

我打算出去走走。我的衣兜里装着三号公寓我们住处的一串沉重的铜钥匙。过不了几个星期，我们就得把它们还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德洛维奇了。他正考虑卖房。四层的房间依然在待售，要价数百万。在售房广告上，它被标榜为“罗科索夫斯基将军故居”。房产中介们认为，跟那位苏联英雄扯上关系，可以为其增价50万美元。但罗科索夫斯基家族坚持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因为对于先人的追思是无价的。罗科索夫斯基曾与恩琴男爵作战，之后在恰克图结识了妻子。他的夫人是当地一位官员的女儿，其父曾经一度反对革命。罗科索夫斯基将军于1937年被捕，并在列宁格勒某监狱遭受了数周折磨。1940年，罗科索夫斯基得以获释。由于在卫国战争中表现卓越，后来他搬进了63号房间。

我站在背对图书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下用花岗岩铺就的小道上。这座思想的大厦看上去就像是来自第三帝国的建筑，作为希特勒的安息地倒还合适，而放置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就显得有点奇怪。正如人们就是否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立碑塑像而争论时利哈乔夫所说的那样，“陀氏笔下没有正面形象”。然而莫洛托夫认为，俄罗斯本身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正面形象，而俄罗斯的“肩负神责”的历史角色很难被作家们正确表述出来。莫洛托夫曾说，有些事斯大林也是理解的，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那样，“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历史命运和重大使命，注定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要多；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博爱民族”。

总统选举前的某个夜晚，我曾经来过这儿。当时，一队“伊卡洛斯”大客车在警察护卫下开到了这里。那些客车脏兮兮的，挡风玻璃上印着“儿童专用”。第二天早晨，被这车队从各省市区学校接到莫斯科来的孩子们，穿着清一色绣着“我们支持你”的白棒球衫，挥舞起印有支持普京与统一俄罗斯党图样的海报。他们把广场挤得满满当当，以便来自晚间新闻的记者拍照报道，然后又回到那些大客车上，被带离了城市。

从我所站之处抬头望去，高大得有些夸张的雕像矗立在大楼的基座之上，那些人物正低头阅读。栏杆下方图书馆的大理石花岗岩墙壁上，以浮雕的形式镌刻着人类先贤大德们的肖像，有柏拉图、达尔文、哥白尼，还有那些俄国学者，如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和伊凡·巴甫洛夫。这座图书馆藏书甚丰，既包括尼古拉·费奥多罗夫的藏书，也包括弗拉基米尔·涅斯基（相信大众的启蒙是共产主义伟大未来的基础）和“书志心理学家”尼古拉·鲁巴金（“阅读心理学”先驱，以阅读疗法改善精神健康）的藏书。当我端坐于洒满阳光的阅览室中央，阅读着那些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书籍——比如说维辛斯基与奥拓·施密特的著作——总能看到鲁巴金藏书上那印着“真理与公义”的藏书章。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父亲，莫斯科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普希金美术博物馆创始人的伊凡·茨维塔耶夫，曾经将其浩瀚藏书都留给了鲁缅采夫博物馆。茨维塔耶娃的母亲也将“她和她父亲的藏书捐给了博物馆”。所以，仅仅从茨维塔耶夫家族那里，莫斯科便得到了三个“图书馆”。茨维塔耶娃对此非常自豪，她曾说过：“只要我在革命年代没被强迫卖掉藏书，我也会把它们捐出去。”她记得，在她位于阿尔巴特大街与斯威特谢夫·弗拉哲克巷交界处、现已不复存在的童年寓所里，曾经有一个书柜。“在书柜的第二格里住着一位探路者，他带领我们远赴善与恶的错综纠结之地。”1912年，茨维塔耶娃意识到，她童年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于是她创作了一些被评论家们称为太过私人化、家庭化的精美小诗，诗中提到了母亲、妹妹、家和莫斯科的街道。“旧时莫斯科的小房子呀……在小巷子里消失了踪影……小房子呀，如同晶莹的冰宫，天花板下皆是剔透的明镜……这些点缀着肖像和古钢琴的房子慢慢逝去，六层高楼取而代之，因为这就是房主的‘权利’。”五年间，茨维塔耶娃坚守着这一份怀旧的权利，却为她自己带来了麻烦和封杀。这些诗句收录在她的第二部诗集《魔灯》中，而这本集子却未得到评论界的好评。她将这部诗集献给丈夫谢尔盖·埃夫隆（曾参与白军，又曾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做过间谍，于1941年德军逼近莫斯科之际被一辆标有“肉食”字样的卡车运出卢比延卡监狱枪毙）。茨维塔耶娃在题记中写道：“万物皆如白驹过隙，无论是骑士还是诗篇、术士还是沙皇……别花心思瞎想了！一个女人的著作终究只是一盏魔灯！”

我沿着已不牢靠的花岗岩台阶走进地下通道。走过这条地下道，可以穿越沃斯季申卡大街，在老彼得霍夫饭店重回地面。那家饭店原为“苏维埃第四大楼”，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曾经的办公地点。如今，整座建筑的一半归属杜马所有，另一半则成了国际会计师与律师们的写字楼。地下通道里有个男子正蹲在那儿卖书，身后是一扇低矮的铁门。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那扇门，透过它可以看到地铁系统的运转，各种通道、纷繁复杂的管线、壁灯、金属梯子和铁轨……整个地下世界。那位书贩总是在铺满鸽子粪和痰渍的地面上铺一层脏兮兮的塑料布，然后把背来的一大包旧书摊在上面。今天能在他那儿淘到些什么呢？貌似有些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一本黄颜色书脊的小册子——斯大林关于“辨证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演讲稿。有的宝贝疙瘩更为古老——一本出版于1930年的《牢狱与流放之歌》，记录了老一辈布尔什维克们夺取政权之前在西伯利亚漫长的牢狱生涯中为了保持意志而吟唱的歌曲。还有一样好东西——一本包着棕色书皮、由伟大的动物学家季米里亚捷夫写成、于1899年出版的学术争鸣作品《反达尔文主义者的虚弱刁难》，其创作意图在于抨击斯拉夫保守派学者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后者是《俄罗斯文学中对于西方的抗争》的作者，与桑德斯合作编纂《阿波罗·格里戈里耶夫》，是托尔斯泰的密友之一，并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传（两人的“友情”充满怨念，正是斯特拉霍夫通过书信对托尔斯泰传谣，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某澡堂的一位小姑娘有染”。）季米里亚捷夫那本小册子的标题被某位前任拥有者用笔勾了出来；即便是被放在这地下通道里，其字里行间也依然散发着智慧碰撞的味道。我为什么要买它呢？大概我永远都不会去读。亚历山大·门神父曾说，是书籍自动寻他而来，就像是生日庆典上的亲朋好友一般。我已经有太多稀奇古怪的书籍，或许我也应该把它们搬到这里来售卖一番了。但我不会让这本季米里亚捷夫的作品待在破塑料布上、与通道里的酒鬼和未成年的街头艺人为伍的，它注定要被我装进行李带回剑桥大学。

在我今早去图书馆的路上，看到有个摄制组正从克里姆林医院的入口处下来，穿过教授之家后面的通道离开。当年波利娜·热姆丘任娜罹患癌症奄奄一息时就住在克里姆林医院，每天她亲爱的莫洛托夫都会来探视。大概是天气太热的缘故，医院的窗户始终开着。而那一排深邃的窗户原本是属于年轻的谢尔盖·谢列梅捷耶夫伯爵的。这座曾经的宫殿如今已是整条街上最为破败的建筑。我很想知道，它什么时候能被重新翻修呢？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女医生正向窗外张望，而她身后房间里的玻璃书柜很快就要被丢弃，换成进口的亮白色的储存系统了。

阳光照在迪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纪念碑上，将他的名字投射在如镜般的路面上。摄影师们刚才又在“摆拍”历史镜头了——金色的十字架刚刚被安置在翻修了一半的神迹教堂圆顶之上。这座破败已久的教堂，曾被用作克里姆林医院的后厨。1920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曾检视过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宗教建筑。1922年，教堂里的财宝——大量白银——被交给了克里姆林兵工厂。教堂本身于1929年关闭；将其改为大学生体育馆的倡议未获通过，取而代之的计划是将它变成克里姆林医院的后厨。今天，市长与东正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们一起参加了这次典礼。那些长髯飘飘的神职人员胸前佩戴着沉重的金色十字架，在阳光照耀下有说有笑地向罗曼诺夫巷走去。

在被问及对于炸毁基督救世主教堂一事有何感想时，莫洛托夫曾说：“莫斯科市中心不需要教堂,它们的存在是一个错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当斯塔夫罗金讨论斯拉夫学派“俄罗斯是地球上唯一背负神责重任民族”的主张时，沙托夫对他说：“一个人内心的信仰是很难改变的。”亚历山大· 门神父将斯大林时代称作俄罗斯历史上的“极夜期”。他将斯大林主义视为一种宗教现象，认为其“将所有人的肉体与精神动力都归于一个共同目标，让领导人的形象成为‘万物的标准’，将其神化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菲利克斯·楚耶夫曾向晚年的莫洛托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会梦到他吗？”他的确梦到过。“我身陷某种毁灭之城，找不到出路，”莫洛托夫答道：“后来我就遇到了他。”这样的梦境几近真实地折射出他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在他可怕头脑的某些深邃沟壑之中，莫洛托夫能够感受到他与斯大林一起干了些具有破坏性的事情。迷梦般的生活是这座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尽管如梦似幻，人生却并非一场幻梦。在这世界的囚牢中我们并不孤独。

20世纪60年代，当莫洛托夫与赫鲁晓夫一同居住在三号公寓时，波利娜·热姆丘任娜曾在街道上遇见过后者。（莫洛托夫被驱逐出党之后，赫鲁晓夫立马占据了他的别墅；之后，据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回忆，他把莫洛托夫家人种玫瑰花的大片空地改成了庄稼地。）她求赫鲁晓夫为她的丈夫恢复党内职务。而赫鲁晓夫却让她看了一份名单，上面罗列着包括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斯坦尼斯拉夫·克希尔及其妻子（这对夫妇也曾经居住在三号公寓）在内的许多老同志与他们家属的姓，旁边赫然写着莫洛托夫的亲手批示——“枪毙”。楚耶夫记得莫洛托夫遗体在棺材里的模样，随着灵车慢慢前行，那颗脑袋被满是皱纹的脖子支撑着，晃来晃去。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曾说，莫洛托夫看上去脖子细、脑袋小，可我所见过的他的照片没有一张是那样的。当然，我想或许是那些长景深的宽幅特写欺骗了人们的眼球，让大家觉得他像是一只膘肥体胖的公猫。

在莫霍瓦亚大街另一边，翻修一新的跑马场后门处，一辆外国牌照的汽车正在往下卸一堆板条箱。本周晚些时候，莫斯科美术展即将在跑马场开幕，期间将展出许多早期绘画大师以及毕加索的作品，还有商人们从日内瓦和纽约购回莫斯科的完美无瑕的钻石。这座靠近克里姆林宫墙的“大展览厅”，最初是为了纪念俄军击退拿破仑入侵50周年所建。从十月革命开始，到斯大林去世，这座精美的皇家风格建筑一直被用作政府车库。几年前，普京第二次参选总统时的那个三月的夜晚，跑马场遭遇了火灾。（没有人相信那次灾难是一场意外。时任市长的尤里·卢日科夫几乎是第二天早晨就拿出了一套重修方案——包括三层楼和一个地下停车场。）冒着火焰的房梁残片被风卷着，从跑马场一直飘过莫霍瓦亚大街，飞越大学建筑和克里姆林医院，掉落到罗曼诺夫巷，在沥青路面上燃烧着，在我们窗下化为灰烬。

我经过沃斯季申卡大街的街角公寓，又走过了脚手架下面的木板人行道。军事百货商店几年前被拆除了，旧址上正在兴修一座全新的建筑。卢日科夫市长曾经许诺，将复制一座深受莫斯科市民喜爱的沃恩托尔戈商店（其实，他们喜欢城中的每一座建筑），但没人相信他的话。卢日科夫所追求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喜好，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帝国风范”。在那一大片破败的绿色“裹尸布”（指建筑工地上常见的绿色网布——译者注）掩盖之下，新的大楼仍在建设之中。大楼外墙将会饰以光洁的花岗岩，因为市政规划者们觉得那样看起来相当富丽堂皇。那些中亚面孔的建筑工人们蹲在脚手架上，望着下方来来往往的路人。人们鞋跟叩击路面的声音被放大了，大家互相谦让地擦肩而过，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

阵阵夏天的热风从建筑工地呼啸而来，吹在我的腿上。在伯瓦尔斯卡娅大街的街角，尼古拉伯爵与普拉斯卡维亚结婚的教堂后面，竖着一块巨大的意大利珠宝的广告板，上面写着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奢华的奥秘？”今年早些时候，广告板上一度登着竞选广告，上面写着“莫斯科选择弗拉基米尔·普京”，然而相对于政治宣传，当局更青睐商业广告——所谓商业优先。总统选举之前，曾有很多天，莫斯科饭店的外墙上都张贴着普京及其搭档迪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身穿同款式轰炸机飞行皮夹克的巨幅照片。选举大戏落幕之后，那照片立刻被换成了一幅劳力士手表广告——粗糙的男人手腕上，带着一块大金表，下面还有广告语“权力尽在掌握”。

在林荫环形道街角，一位从乡下来的老妇人正摆摊卖着玫瑰图案的花布。我沿着尼基茨基路和特弗斯考伊林荫道朝普希金广场走去，路上经过了赫尔岑出生的房子。曼德尔施塔姆夫妇在20年代早期曾经居住在那儿。后来在30年代早期，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第一次被捕之前，夫妻俩再次搬了进去。在为贵族俱乐部普希金雕像（也就是如今矗立在普希金广场的那座雕像）揭幕典礼所做的演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对这个当时被爆炸犯吓到惶恐不安的民族说：“俄罗斯必将拯救世界。”在《群魔》中被彻底讽为自私自利者与狂妄的欧化作家的伊凡·屠格涅夫，望着陀氏“刻薄的小眼睛”，惊愕于他令人不安的才华。然而，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作为《群魔》作者的想象力，才能理解那些不到60年之后在经建筑师梅斯纳之手改造得浮夸而艳俗的贵族俱乐部里发生的事件——对老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审判”丑剧，面对那些被冷酷虐待的同志们大声叫嚷的维辛斯基，以及被卢比延卡监狱那些调查者罗织了众多罪名的主要证人卡尔·雷迪克。

茨维塔耶娃喜欢普希金雕像的铁青色。她将这位祖籍非洲的俄国诗人的雕像视为一座反对种族主义的丰碑，一座异族通婚的丰碑。普希金广场上曾经有一间简陋的修道院，而如今变成了一座电影院和一家香格里拉大赌场，彩色的霓虹灯闪烁其间。“斯特拉斯特诺伊修道院泛着粉色，耸立在灰暗的广场上。”茨维塔耶娃在她早年诗作《特维斯卡亚》中这样写道。在这首诗里，她想象着在一个春日与未成年的妹妹一起在特维斯卡亚大街上漫步的情景。特维斯卡亚大街是“孕育她们童年的地方，也是她们青葱心灵的摇篮”。她们记得街上的一切——华丽的珠宝店橱窗、日落、闪烁的红绿灯，还有路人说话的声音。

在茨维塔耶娃创作那首诗的同一年，结束沃洛格达流放生涯的莫洛托夫第一次来到莫斯科，白雪皑皑的特维斯卡亚大街让他记忆犹新。而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也记得他1924年初到莫斯科时对于特维斯卡亚大街的印象；他观看了由托洛茨基引领的十月革命胜利日阅兵式——那时的托洛茨基穿着红军制服，个子不高，前额饱满，与布哈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加米涅夫走在一起。比起当年，如今的特维斯卡亚大街要宽阔得多。街两边的高楼大厦都依照30年代的复古风格而建，以符合阅兵需要。而那些珠宝店——蒂芙尼、尚美、宝格丽之类——它们所在的商铺从前都是些出售鱼类、奶酪、牛奶或是面包的食品店。今年，是近十年来第一次在5月9日胜利日红场阅兵中展示洲际弹道导弹。即便在夜半时分的喧嚣中，身在罗曼诺夫巷的我们都能听到特维斯卡亚大街上导弹拖车的轰鸣声。

前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原址上开设了一家全新的利兹卡尔顿酒店，里面有一座巨大的停车场，还有装着白色皮革沙发、可以在上面俯瞰红场与克里姆林宫的楼顶平台。酒吧里提供一种名叫“皇家赌场”的马提尼鸡尾酒。“塔楼林立，城墙层叠，宫殿交错！一派古怪杂糅的景象，既有古代典雅风格又有现代建筑艺术，既有贫穷又有财富，既有欧洲气派又有东方神韵。”康斯坦丁·巴丘什科夫在《走遍莫斯科》中如是写道，“这是一处神秘的所在，既饱含着浮华的空虚和实实在在的荣耀与伟大，又透出几分粗陋，更体现着启蒙之光、人类本性与原始风尚。”

我拐进报社大道，走过电信大楼和麦当劳餐厅，走过几乎所有人都会在此停下脚步默画十字的淡蓝色的小教堂，走过作曲家公寓和内务部。公立艺术学校门外“咖啡迷”咖啡店的回廊上，俊男靓女们或在品尝着卡布奇诺，或在吞云吐雾。上层房间里传来歌剧《茶花女》中的唱腔，与后院传来的贝多芬钢琴曲交织在一起。20年代末，布琼尼元帅的第二任妻子、库尔斯克铁路工人的女儿、可爱的女低音歌唱家奥尔加·米哈依洛娃，在以独唱歌手身份加入波修瓦剧团之前曾在此学习。她于1937年被捕，罪名是“参加外国使馆的招待会”。在监狱和古拉格劳改营度过19年之后，身心俱疲的她终于回到了莫斯科，然而却没人愿意听她讲述在劳改营数次遭到轮奸的悲惨故事。

在莫斯科市场餐饮店里最近时兴的，是点一大桌珍馐美味，然后几乎不动一口。菜单上几乎每道菜都要花掉普通人一个星期的伙食费。“咖啡迷”外面停着三辆前窗标着“联邦安全局”字样的豪车。我走过一家美发店。上星期我去理发时在那儿等了半天，因为发型师娜塔莎说一位男性客户没有预约就来理发、美甲；那家伙是联邦安全局的一位将军，她觉得他应该优先，于是就把我排队的号码给了他。这就像是接近两个世纪之前尼古拉·比斯杜谢夫所说的：“统治阶层的面子取代了属于国家的真正快乐，超越了生意的范畴、商贾阶层的财富和全民的福祉。”无论普京的朝臣们每晚在电视上对“人民”说些什么，他们都更关心自己的皮夹克、大金表和发型，而不是俄罗斯人民“肩负神责”的使命。内务部大楼外，保镖们正在阳光下等待着。他们的车门开着，无线电对讲机不时响着。街角的动物博物馆大门敞开，透出楼内的无尽黑暗。楼梯间下面瓷砖砌成的站台上陈列着一只鲸鱼的下颚骨、几只眼珠发黄的西伯利亚狼和巴伦支海的苔藓虫标本。当年，曼德尔施塔姆曾经漫步在楼内的画幅长廊里，诗兴大发。罗曼诺夫巷四号办公大楼外，卫兵们正搬开交通锥标，为一辆准备停下的梅赛德斯轿车让路。我想问，这城中究竟有多少人穷尽其整个职业生涯来保卫这些权势人物舒适享受的权利呢？

昨夜，我在五号公寓里与朋友们一起聚会，所以很晚才回家。从顶层沿着阶梯下楼时，我看到整栋楼里最后一间集体公寓正在翻修。塔吉克族工人们邀请我进屋去参观漆成金色的全新石膏梁柱，好像他们是房间的主人而我是一位宾客一般。外面街上风声呼啸。我穿过“黑门”走进三号公寓。在我身后，新沃恩托尔戈大楼外面破烂的绿色遮网仿佛一艘被风暴击碎的破船上的帆布，一条条泪痕般的碎网掩映着楼里泛出的幽光。

无论什么时候，要离开这座城市总让人依依不舍。1939年，阿赫玛托娃写道：“所有东西都严肃而齐整。莫斯科，初春伊始。友人、书籍，还有窗外的落日。”这就是莫斯科原本的样子：井然的秩序、友人、书籍。“没有我的莫斯科”是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我最爱的章节。我的楼下是一个装潢奢华的旅行社，我很容易就能买张火车票，去西伯利亚的尽头。可是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前阵子，我把莫洛托夫故居的钥匙还了回去。因为那位银行家朋友搬走之前忘记问我要，所以它们已经在我抽屉里放了好几个月。这几个月间，走廊里常常脚步窸窣。那是一对从德累斯顿搬来的夫妇，银行家走后他们便入住了。门房管理员告诉我，他们是阿登纳基金会的代表。那是一家为俄罗斯民间社团发展提供支持的机构。他们从未登门拜访，我也没在楼道里见过他们，不过他们家会时不时地举办公务招待会。每当那时，他们公寓敞开的房门里就会传出弦乐四重奏的声音。有一次，他们聚会后的第二天早晨，门房管理员对我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在他们的宾客之列，但她并不对此感到惊愕。正如许多她那一代的人一样，她对于那个结束苏维埃帝国并给俄罗斯带来民主的家伙没什么好感。

我上楼还钥匙的那天，那位德国妇女和善而有礼地叫我进门喝杯茶并四处参观一下。那部幻灯机已经不在那儿了（她也不记得见到过那么个东西），伊朗国王赠送的波斯毯也不见了——莫洛托夫的孙女曾告诉她那玩意价值16 000欧元。我打开矮书柜，里面的书籍还在，但走廊里的装着丘吉尔和但丁著作的书柜已不知所踪。德国夫妇搬走之后，门房大妈很伤心，因为那位德国妇女曾时常到传达室来听她自唱自录的爱国歌曲磁带。

最近，莫洛托夫的后人把61号房卖给了那位已经拥有楼梯另外一侧62号房（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最后居所）的电视制作人。楼上装修房子的声音叮叮当当地响了好几周。我坐在桌前，一边听着楼上的电钻声一边劝慰自己，这是我最后一次忍受莫斯科的“装修噪音”了。直到某天夜晚，我女儿房间的天花板开始漏水，我再一次找到楼上。电视制作人的老婆刚刚从托斯卡纳回来，原本曲线动人的她已经变得臃肿。自打我常常在楼道里看见这个裹着黑色貂皮大衣不苟言笑的女人以来，她越来越胖了。我上楼理论时，她趿着一双人字拖，披着难看的丝绸罩衫，一头金发蓬乱，脸部因为刚打了肉毒针而带着伤痕。她带我去看了浴室。我觉得，跟我们家水漫金山的情况比起来，她更在意自己对于洁具和瓷砖的品位给我留下了何种印象。她带我参观了每个房间。那些木镶板依然如故，而卧室里的人造壁纸已被撤掉，走廊里的矮书柜也没了。墙角原来放置幻灯机的地方，摆着一个奢华的金色雕边紫色绒布沙发，书房窗台上有一排用木框和银框镶嵌的照片。莫洛托夫曾经在这间书房里通宵达旦地工作，目睹不良趋势渐成气候——他曾说：“不幸的是，一切就这么开始了，退回到斯大林和我的那个时代。”我看着一张照片，上面是我风情万种的邻居，在一场宴会上与意大利时尚设计师缪西娅·普拉达手挽手站在一起。那德国女人发现我正盯着她的相片看，忽然笑容可掬地用英语说道：“看那双鞋子！”

译名对照表

A

Abelard, Peter 彼得·阿伯拉

Abramovich, Roman Arkadevich 罗曼·阿布拉莫维奇

Abu Ubayd Abd Allah al-bakri 阿布·乌拜德·阿巴德·阿拉·巴克利

Abyssinia 阿比西尼亚

Adelaide 阿德莱德

Adenauer Foundation 阿登纳基金会

Adzharia 阿杰利亚

Afanasiev, Alexander Nikolaevich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阿法纳谢夫

Afghanistan 阿富汗

Afinogenov, Alexander Nikolaevich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阿菲诺格诺夫

Akhmatova, Anna Andreevna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

Akunin, Boris 鲍里斯·阿库宁

Alaska 阿拉斯加

Aleksii II,(Alexei Ridiger) 阿列克谢二世，第16任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大牧首

Alexander I, Tsar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Alexander II, Tsar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Gardens 亚历山大花园

Alexandra Fyodorovna, Tsarina 亚利桑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皇后

Alexei Mikhailovich, Tsar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Alferaki, Achilles 阿基里斯·阿尔费拉基

Alferaki Palace(Taganrog regional museum) 阿尔费拉基宫（塔甘罗格地区博物馆）

Alliluyeva, Svetlana Losifovna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

Altai region 阿尔泰地区

America 美国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荷兰城市）

Andreev, Andrei Andreevich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列夫

Andrew, the Apostle 圣徒安德鲁

Andropov, Yuri Vladimirovich 尤里·弗拉基米洛维奇·安德罗波夫

Antwerp 安特卫普（比利时城市）

Apatity 阿帕季特（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州城市）

Arabia 阿拉伯半岛

Arbat 阿尔巴特大街

Arezzo 阿雷佐（意大利城市）

Armenia 亚美尼亚

Arosev, Alexander Yakovlevich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阿罗塞夫

Artsykhovsky. Artemy Vladimirovich 阿尔捷米·弗拉基米洛维奇·阿奇可夫斯基

Astapenko, Mikhail Pavlovich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阿斯塔片科

Astrakhan 阿斯特拉罕（俄罗斯城市）

Attila the Hun 匈奴王阿提拉

Averintsev, Sergei Sergeevich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阿维林采夫

Avvakum Archpriest 阿瓦库姆大祭司

Azizyan, Atyk Kegamovich 阿济科·科加莫维奇·阿齐兹恩

Azov亚速（俄罗斯城市）土耳其要塞

Azov Sea 亚速海

B

Babel， Issac Emmanuilovich 伊萨克·埃玛努伊洛维奇·巴别尔

Baden-Baden 巴登-巴登（德国城市）

Baikal, Lake 贝加尔湖

Bakhchi-Sala(Bolshye Saly) 巴赫奇萨赖（克里米亚地名）

Bakhtin, Mikhail Mikhailovich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

Baku 巴库（阿塞拜疆城市）

Balandin, Alexei Alexandrovich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巴兰丁

Balandina, Nina Alexeevna 妮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巴兰迪娜

Balandina, Vera Arsenievna 贝拉·阿尔森涅夫娜·巴兰迪娜

Balmont, Konstantin Dmitrievich 康斯坦丁·季米特里耶维奇·巴尔蒙

Baltic Sea 波罗的海

Baltic States 波罗的海诸国

Barents, Willem 威廉·巴伦支

Barents Sea 巴伦支海

Batumi 巴统（黑海沿岸城市）

Baty, Khan(reigh 1227-1255) 拔都（1227年至1255年在位，钦察汗国创建者，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嫡次子）

Batyushkov, Konstantin Nikolaevich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巴丘什科夫

Baudelaire, Ludwig van 路德维希·范·波德莱尔

Belinsky, Vissarion Grigorevich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

Beloborodov, Alexander Georgevich 亚历山大·乔治维奇·贝洛布罗多夫

Belov, Evgeny 叶甫根尼·别洛夫

Bely, Andrei (Boris Nikolaevich Bugaev) 安德烈·别雷（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布加耶夫）

Benjamin, Walter 瓦尔特·本雅明

Berdyaev, Nicolas(Nikolai) Alexandrovich尼古拉斯·亚历山德洛维奇·博雅耶夫

Beria, Lavrenty Pavlovich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Berlin 柏林（德国城市）

Bestuzhev, Mikhail Alexandrovich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洛维奇·比斯杜谢夫

Black Hundreds 黑帮

Black Sea 黑海

Blackett, P.M.S 帕特里克·梅纳德·斯图尔特·布莱克特

Blavatsky, Madame Helena 海伦娜·彼得罗夫娜·布拉瓦茨基夫人

Blok, Alexander Alexandrovich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洛维奇·布洛克

Boerhaave, Herman 赫尔曼·布尔哈夫

Bologna 博洛尼亚（意大利城市）

Bolshaya Dmitrovka Street 波尔沙亚·季米特洛夫卡大街

Bolshaya Lubyanka Street 波尔沙亚·卢比延卡大街

Bolshaya Nikitskaya Street (Herzen Street) 波尔沙亚·尼基茨卡亚大街（赫尔岑大街）

Bolshoi Theatre 波修瓦剧院

Borisov, Alexander Alexeevich 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鲍里索夫

Borisov, Andrei Ivanovich 安德烈·伊凡诺维奇·鲍里索夫

Borisov, Pyotr Ivanovich 彼得·伊凡诺维奇·鲍里索夫

Bredov, Anatoly 安纳托利·布雷多夫

Brest-Litovsk 布雷斯特里托夫斯科（地名）

Brezhnev, Leonid Ilyich 列昂尼德·伊里伊奇·布里兹涅夫

Brik, Osip Maximovich 奥西普·马克西莫维奇·布里克

Brodsky, Joseph(Iosif) Alexandrovich 约瑟夫·亚历山德洛维奇·布罗德斯基

Bryant, Louise 露易丝·布莱恩特

Bryusov, Valery Yakovlevich 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勃留索夫

Brzezinsky, Zbigniew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Buber, Martin 马丁·布伯

Budberg, Moura 马拉·巴德伯格

Budyonny, Semyon Mikhailovich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城市）

Buffon, Georges Louis Leclerc 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德·布封

Bukharin, Nikolai Ivanovich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

Bulgakov, Mikhail Afanasevich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

Bulgaria 保加利亚

Bunin, Ivan Alexeevich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

Byron, George Gordon 乔治·戈登·拜伦

Byzantium 拜占庭帝国

350 351

C

Cambridge 剑桥

Campanella, Tommaso 坎帕内拉·托马索

Caspian Sea 里海

Catherine II, Tsatrina (the Great) 凯瑟琳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会

Caucasus, The 高加索

Causley, Charles 查尔斯·考斯利

Chaadaev, Pyotr Yakovlevich 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查代耶夫

Chaliapin, Fyodor Ivanovich 费奥多·伊凡诺维奇·夏里亚宾

Chancellor, Richard 理查德司铎

Chehov, Anton Pavlovich 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

Chelyuskin, The 切柳斯金号

Chenier, Andre 安德烈·舍尼埃

Cherenkov, Pavel Alexeevich 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切伦科夫

Chesterton, Gilbert Keith 吉尔伯特·凯斯·切斯特顿

Chicherin, Georgy Vasilevich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

China (Cathay) 中国（俄文以“契丹”代表中国）

Chita 赤塔

Chkhvartishvili, Grigory Shalvovich (Boris Akunin) 格里高利·沙尔波维奇·齐哈尔基什维利（鲍里斯·阿库宁）

Chuev, Felix Ivanovich 菲利克斯·伊凡诺维奇·楚耶夫

Chukotka 楚科塔

Chukovskaya, Lydia Korneevna 莉迪亚·科涅夫娜·楚科夫斯卡娅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CIA, The 美国中央情报局

Civil War 国内战争

Clairmont, Claire 克莱尔·克莱蒙特

Comintern, The 共产国际

Conrad, Joseph 约瑟夫·康拉德

Constantine I, Emperor 康斯坦丁一世

Constantinople 君士但丁堡

Copenhagen 哥本哈根

Copernicus, Nicolaus 尼古拉·哥白尼

Cossacks 哥萨克人

Crimea 克里米亚

Crimean War 克里米亚战争

Cruys, Cornelius 科尼利厄斯·克鲁伊斯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D

Dal, Vladimir Ivanovich 弗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达尔

Dalai Lama 达赖喇嘛

Dante, Alighieri 亚利基利·但丁

Darwin, 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

Davies, Joseph E 约瑟夫·爱德华·戴维斯

Davydov, Denis Vasilevich 丹尼斯·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

Davydov, Dmitri Pavlovich 迪米特里·帕夫洛维奇·达维多夫

Dead Sea 死海

Denikin, Anton Ivanovich 安东·伊凡诺维奇·邓尼金

Denmark 丹麦

Diagilev, Seigei Pavlovich 谢尔盖·帕夫洛维奇·迪亚吉列夫

Dickens, Charles 查尔斯·狄更斯

Dimirtrov, Georgy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Dobrolyubov, Nikolai Alexanderovich 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杜布罗留波夫

Don River 顿河

Dostoevskaya, Anna Grigorievna (née Snitkina) 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 ·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娘家姓斯尼特金娜）

352 353

Dostoevskaya, Lyubov Fyodorovna (Lyuba) 柳波芙·费奥多罗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柳芭）

Dostoevsky, Fyodor Mikhailovich 费奥多·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Dresden 德累斯顿

Dubrovin, Vladimir Dmitrievich 弗拉基米尔·迪米特里耶维奇·杜布洛温

Dugin, Alexander Gelevich 亚历山大·格列维奇·杜金

Dumas, Alexander 亚历山大·杜马斯

Dumenko, Boris Mokevich 鲍里斯·莫克耶维奇·杜缅科

Dvina River 德维纳河

Dzerzhinsky, Edmund Iosifovich 埃德蒙德·伊奥希弗维奇·捷尔任斯基

Dzerzhinsky, Felix Edmundovich 菲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

E

Efimov, Boris Efimovich 鲍里斯·埃菲莫维奇·埃菲莫夫

Efron, Seigei Yakovlevich 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隆

Egunov, Andrei Nikolaevich (Andrei Nikolev)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艾古诺夫（安德烈·尼科列夫）

Ehrenburg, Ilya Grigorevich 伊利亚·格里高利耶维奇·爱伦堡

Eliade, Mircea 米尔恰·伊利亚德

Eliot, T.S. T·S·艾略特

Elizabeth, Tsarina (Elizaveta Petrovna) 女沙皇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

Engels, Friedrich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

England 英格兰

Epstein, Mikhail N 米哈伊尔·爱泼斯坦

Esenin, Seigei Alexandrovich 谢尔盖·亚历山德洛维奇·埃塞宁

Essentuki 叶先图基

F

Fenimore Cooper, James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

Fet, Afanasy Afanasevich 阿法纳西·阿法纳塞维奇·菲特

Filevsky, Pavel Petrovich 帕维尔·彼得洛维奇·费列夫斯基

Filippov, Boris Andreevich (Filistinsky) 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菲利波夫（菲利斯廷斯基）

Finland 芬兰

Firsanova, Vera(Voronina; Gonetskaya) 维拉·弗尔萨诺娃（沃罗尼纳；冈涅茨卡娅）

Flanders 弗兰德斯

Florence 佛罗伦萨

France 法国

France, Anatole 阿纳托尔·法朗士

Freidenberg, Boris Viktorovich 鲍里斯·维克托洛维奇·福莱登伯格

Frumkin, Moisei Ilyich 莫伊塞·伊里伊奇·弗鲁姆金

Frunze, Mikhail Vasilevich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

FSB （俄）国家安全局

Furtseva, Ekaterina Alexeevna 叶卡特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弗赛耶娃

Fyodorov, Nikolai Nikolaevich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费奥多罗夫

And Dostoevsky 费奥多罗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G

Gadzhiev, Magomet Imamutdinovich 马高迈德·伊玛穆蒂诺维奇·加德智夫

Galileo 伽利略

Gannibal, Abram Petrovich, General 阿布拉姆·彼得洛维奇·汉尼巴尔将军

Gastev, Alexei Kapitonovich 阿列克谢·卡皮托诺维奇·加斯特耶夫

Gauss, Johann Carl Friedrich 约翰·卡尔·弗雷德里希·高斯

Gavarni, Paul 保罗·加瓦尼

Gazetny Lane 报社大道

Geneva 日内瓦

Genghis Khan (Reign:1206-1227) 成吉思汗（1206年至1227年在位）

Genoa 热那亚

354 355

Georgia 格鲁吉亚

Germany 德国

Gylyarovsky, Vladimir Alexeevich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吉尔拉罗夫斯基

Giotto 乔托

Gippius, Zinaida Nikolaevna 季奈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吉皮乌斯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Gogol, Nikolai Vasilevich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

Golitsyn family 戈里钦家族

Goloushev, Sergei Sergeevich(Glagol)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古罗什耶夫（格拉格尔）

Goncharova, Natalia Sergeevna 娜塔莉娅·谢尔盖耶夫娜·冈察洛娃

Gonetsky, Alexei Nikolaevich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冈涅茨基

Gorbachev, Mikhail Sergeevich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Gorbatov, Boris Leontievich 鲍里斯·莱昂蒂耶维奇·格尔巴托夫

Gorky, Maxim 马克西姆·高尔基

Grabar, Igor Emmanuilovich 伊戈尔·埃马努伊洛维奇·格拉巴尔

Gramsci, Antonio 安东尼奥·葛兰西

Granin, Danil Alexandrovich 达尼尔·亚历山德洛维奇·格拉宁

Granovsky, Timofei Nikolaevich 季莫非·尼古拉耶维奇·格拉诺夫斯基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

Greenwich Village 格林威治村

Grigoriev, Apollon Alexandrovich 阿波罗·亚历山德洛维奇·格里戈里耶夫

Grigorovich, Dmitri Vasilevich 迪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里高洛维奇

Guericke, Otto von 奥托·冯·格里克

Guizot, Francois 弗朗索瓦·基佐

Gul, Roman Borisovich 罗曼·鲍里索维奇·古尔

GUM 古姆

Gumilev, Lev Nikolaevich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列夫

Gumilev, Nikolai Stepanovich 尼古拉·斯季潘诺维奇·古米列夫

H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格奥尔格·威廉·弗雷德里希·黑格尔

Heine, Heinrich 海因里希·海涅

Helena, Saint 圣海伦娜

Helsinki 赫尔辛基

Heraclius, Emperor 赫拉克利乌斯（东罗马帝国皇帝）

Herodotus 希罗多德

Herzen, Alexander Ivanovich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

Hesiod 赫西奥德

Himmelfarb, B.V 希梅尔法布

Hingley, Ronald 罗纳德·辛格雷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Ho Chi Minh 胡志明

Hoffmanm, E.T.A 霍夫曼

Holland (the Nitherlands) 荷兰（低地之国）

Homer 荷马

Hsiung-nu(Huns) 匈奴人

Hunting Club 狩猎俱乐部

I

Iceland 冰岛

Ilmen, Lake 伊尔门湖

Imeretiya 伊密利提亚（地名）

India 印度

Irkutsk 伊尔库茨克

Italy 意大利

Ivan III, Tsar 沙皇伊凡三世

Ivan IV, Tsar (the Terrible) 沙皇伊凡四世（伊凡雷帝）

Ivolginsk 伊沃尔金斯克

356 357

J

Jerusalem 耶路撒冷

K

Kaganovich, Lazar Moiseevich 拉扎尔·莫伊塞耶维奇·卡冈诺维奇

Kalinin, Mikhail Ivanovich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加里宁

Kamenev, Lev Borisovich 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

Karamzin, Nikolai Mikhailovich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

Karchevskaya, Seraphima Vasilevna 谢拉菲玛·瓦西里耶夫娜·卡尔乔夫斯卡亚

Karlovy Vary (Karsbad) 卡罗维发利（卡尔斯巴德）

Katyn Forest 卡廷森林

Kazakhstan 哈萨克斯坦

Kazan 喀赞

Kedrov, Mikhail Sergeevich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科德罗夫

Kem 科姆

Kenan, George 乔治·凯南

Kenan, George F 乔治·F·凯南

Kerch 刻赤

Kerensky, Alexander Fyodorovich 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克伦斯基

KGB, the 克格勃

Khardei, Evgeny Ananevich 叶甫根尼·阿纳涅维奇·哈尔杰伊

Khalturin, Stepan Nikolaevich 斯季潘·尼古拉耶维奇·哈尔土林

Kharkov 哈尔科夫

Kherson 赫尔松

Khodorkovsky, Mikhail Borisovich 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霍多尔科夫斯基

Khotyazh 赫特亚齐

Khrushchev, Nikita Sergeeivh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Kipling, Rudyard 罗德亚德·吉卜林

Kirghizia 吉尔吉斯

Kirov, Sergei Mironovich 谢尔盖·米洛诺维奇·基洛夫

Kitai-gorod 中国城

Kluge, Herman Avgustovich 赫尔曼·阿夫古斯托维奇·克鲁格

Knipper, Olga Leonardovna 奥尔加·列昂纳多芙娜·克尼碧尔

Kola Peninsula 科拉半岛

Kollontai, Alexandra Mikhailovna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

Kolyma 科雷马

Komi 科米

Konev, Ivan Stepanovich 伊凡·斯季潘诺维奇·科涅夫

Korostyn 克洛斯廷

Korovin, Konstantin Alexeevich 康斯坦丁·阿列克谢耶维奇·克洛文

Kosior, Stanislav Viktorovich 斯坦尼斯拉夫·维克托洛维奇·克希尔

Kostroma 科斯特罗马

Kosygin, Alexei Nikolaevich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

Koteliansky, Samuel Solomonovich 萨缪尔·所罗门诺维奇·科特连斯基

Kotlas 科特拉斯

Kovalyova, Praskovia (Zhemchugova;Sheremeteva) 普拉斯卡维亚·科瓦利约娃（热姆丘哥娃；谢列梅捷耶娃）

Krasnokamensk 克拉斯诺卡缅斯克

Krasnoyarsk 克拉斯诺雅尔斯克

Kremlin Hospital 克里姆林医院

Krupskaya, Nadezhda Konstantinovna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

Krzhizhanovsky, Gleb Maximilianovich 格莱布·马克西米里安诺维奇·克日希兹汉诺夫斯基

Kun, Bela 库恩·贝拉

Kuraev, Andrei 安德烈·库拉耶夫

Kursk, the 库尔斯克号核潜艇

Kushner Boris Anisimovich 鲍里斯·阿尼西莫维奇·库什内

358 359

Kuskovo 库斯科沃

Kutuzov, Mikhail Illarionovich,Marshall 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元帅

Kuzin, Boris Sergeevich 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库金

Kuznetsky Lane 库兹涅茨基巷

Kuznetsky Most 库兹涅茨基桥

Kuznetsov, Nikolai Dmitrievich 尼古拉·迪米特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

Kyukhelbeker, Vilgelm Karlovich 威廉·卡尔洛维奇·丘赫尔别凯

L

Lacis, Asja 阿沙娅·拉西斯

Lacis, Martin Ivanovich (Latsis) 马丁·伊凡诺维奇·拉西斯（拉特西斯）

Lamarck, Jean-Baptiste 让-巴普蒂斯特·拉马克

Larionov, Mikhail Fyodorovich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拉里奥诺夫

Lemke, Mikhail Konstantinovich 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勒姆克

Leiden 莱顿

Lenin Hills (Sparrow Hills) 列宁山（麻雀山）

Lenin, Vladimir Ilyich (Ulyanov) 弗拉基米尔·伊里伊奇（乌里扬诺夫）·列宁

Lenin Library (Russian State Library) 列宁图书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Leningrad (St Peterburg, Petrograd) 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彼得格勒）

Leontiev, Pavel Mikhailovich 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里昂惕夫

Lepeshinskaya, Olga Borisovna 奥尔加·鲍里索夫娜·列别申斯卡娅

Lepeshinskaya, Olga Pentelaimonovna 奥尔加·潘泰尔莱蒙诺夫娜·列别申斯卡娅

Lepeshinsky, Pantelaimon Nikolaevich 潘泰尔莱蒙·尼古拉耶维奇·列别申斯基

Lermontov, Mikhail Yurevich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

Levitan, Issac Ilyich 伊萨克·伊里伊奇·利维坦

Likhachev, Dmitri Sergeevich 迪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利哈乔夫

Linnaeus, Carolus 卡罗鲁斯·林奈乌斯（卡尔·林奈）

Listvyanka 利斯特维延卡

Litvinov, Ivy 伊薇·李维诺夫

Litvinov, Maxim Maximovich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

Lockhart, Robert Bruce 罗布特·布鲁斯·洛克哈特

Lokot, Vasili Timofeevich (Zorich) 瓦西里·季莫非耶维奇·洛克特（佐里奇）

Lomonosov, Mikhail Vasilevich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摩诺索夫

London 伦敦

London, Jack 杰克·伦敦

Lotman, Yuri Mikhailo Vasilevich 尤里·米哈伊洛·瓦西里耶维奇·洛特曼

Lozinsky, Mikhail Leonidovich 米哈伊尔·列昂尼多维奇·罗津斯基

Lubyanka (secret police headquarters, prison) 卢比延卡（秘密警察总部，监狱）

Lunacharsky, Anatoli Vasilevich 安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

Lunin, Mikhail Sergeevich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卢宁

Lysenko, Trofim Denisovich 特罗菲姆·德尼索维奇·李森科

M

Magadan 马甲单

Maisky, Ivan Mikhailovich 伊凡·米哈伊洛维奇·麦斯基

Makhno, Nestor Ivanovich 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克诺

Malenkov, Georgy Maximilianovich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里安诺维奇·马林科夫

Malory, Thomas (Morte d’Arthur)托马斯·马洛里（《亚瑟之死》）

Maltsev, Nikolai 尼古拉·马尔采夫

Mamontov, Savva Ivanovich 萨瓦·伊凡诺维奇·马蒙托夫

Mandelstam, Nadezhda Yakovlevna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尔施塔姆

Mandelstam, Osip Emilevich 奥西普·艾米利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

Manege, the 军械库

Manuilsky, Dmitri Zakharovich 迪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

Mao Zedong, Chairman 毛泽东主席

Marburg 马尔堡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Marx-Engels Institute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al Political History RGASPI)

360 361

马克思-恩格斯学院（俄罗斯国家社会历史政治档案馆）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Mayakovsky, Vladimir Vladimirovich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马雅可夫斯基

Medvedev, Dmitri Anatolevich 迪米特里·安纳托利耶维奇·梅德韦杰夫

Meisner, Alexander Felitsianovich 亚历山大·费利齐亚诺维奇·梅斯纳

Men, Alexander Vladimirovich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洛维奇·门

Mendeleev, Dmitri Ivanovich 迪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门捷列夫

Mercader, Ramon 拉蒙·梅卡德尔

Merezhkovsky, Dmitri Sergeevich 迪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

Mexico 墨西哥

Mezhlauk, Valery Ivanovich 瓦列里·伊凡诺维奇·梅日劳克

MI6 军情六处（英国秘密情报部门）

Mikoyan, Anastas Ivanovich 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

Minsk 明斯克

Mokhovaya Street 莫霍瓦亚大街

Molotov, Vyacheslav Mikhailovich(Skryabin)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斯克里亚宾）

Molotova, Svetlana, see Skyrabina 斯维特兰娜·莫洛托娃。见：斯克里亚宾娜

Molotovsk (Severodivinsk) 莫洛托夫斯克（北德文斯克）

Monaco 摩纳哥

Mongolia 蒙古

More, Thomas 托马斯·摩尔

Morozov, Nikolai Alexandrovich 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莫洛佐夫

Moscow Art Theatre 莫斯科艺术剧院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

Munich 慕尼黑

Muratov, Pavel Pavlovich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穆拉托夫

Muraviev, Nikita Mikhailovich 尼基塔·米哈伊洛维奇·穆拉维耶夫

Muraviev-Apostol, Sergei Ivanovich 谢尔盖·伊凡诺维奇·穆拉维耶夫-阿伯斯托尔

Myalo, Ksenya Grigorevna 克塞尼亚·格里高列芙娜·米亚罗

N

Nakhimov, Pavel Stepanovich, Admiral 帕维尔·斯季潘诺维奇·纳希莫夫上将

Nansen, Fridtjof 弗里德约夫·南森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仑·波拿巴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edvigovka 内德维戈夫卡

Neglinnaya River 涅格林纳亚河

Neglinnaya Street 涅格林纳亚大街

Nekrasov, Nikolai Alexeevich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

NEP (New Economic Policy) 新经济政策

Nestor, the Chronicler 贤者涅斯托耳

Nevsky, Vladimir Alexandrovich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洛维奇·涅夫斯基

Newton, Issac 伊萨克·牛顿

New York 纽约

Nicholas I, Tsar 沙皇尼古拉一世

Nicholas II, Tsar 沙皇尼古拉二世

Nietzsche, Friedrich 弗雷德里希·尼采

Nikitsky Boulevard 尼基茨基林荫道

Nikitsky Gate 尼基茨基门

Nikolina Gora 尼基茨基山

Nikolskaya Street 尼柯尔斯卡亚大街

Nikonov, Alexei Dmitrievich 阿列克谢·迪米特里耶维奇·尼康诺夫

Nikonov, Vyacheslav Alexeevich 维亚切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尼康诺夫

Nizhny Kislovsky Lane 下基斯洛夫斯基巷

Nizhny-Novgorod 下诺夫哥罗德

NKVD, the 内务人民委员会

Noblemen’s Club (House of Unions) 贵族俱乐部（联盟大楼）

362 363

Nolinsk 诺林斯克

Norilsk 诺里尔斯克

North Korea 北朝鲜

Norway 挪威

Novaya Zemlya 新地岛

Novgorod Chronicle, the 诺夫哥罗德编年史

Novocherkassk 诺沃切尔卡斯克（新切尔卡斯克）

Novorossiisk 新罗西斯克

O

Odessa 敖德萨

OGPU 格伯乌（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Old Believers 旧礼仪派教徒

Oldenburg, Sergei Fyodorovich 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奥登堡

Olkhon Island 奥利洪岛

Omsk 鄂木斯克

Orenburg 奥伦堡

Oriental Studies, Institute of 东方研究所

Orientalism 东方主义

Orlov family 奥尔洛夫家族

Oshanin, Lev Ivanovich 列夫·伊凡诺维奇·奥沙宁

Otten, Elizaveta Emilevna 伊丽莎白（伊利扎维塔）·艾米列夫娜·奥汀

Oxford 牛津

P

Pallas, Peter Simon 彼得·西蒙·帕拉斯

Paracelsus 帕拉塞尔苏斯

Paris 巴黎

Pascal, Blaise 布莱斯·帕斯卡

Pashkov House 帕什科夫大楼

Pasternak, Boris Leonidovich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Pasternak, Leonid Osipovich 列昂纳德·奥西波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Pater, Walter 沃尔特·帕特

Pavlov, Ivan Petrovich 伊凡·彼得洛维奇·巴甫洛夫

Peking 北京

Peredelkino 佩里德尔基诺

Perm (Molotov) 彼尔姆（莫洛托夫）

Persia 波斯

Peryn, Novgorod 诺夫哥罗德-彭林

Pestel, Pavel Ivanovich 帕维尔·伊凡诺维奇·皮斯特尔

Peter I, Tsar 沙皇彼得一世

Petrograd 彼得格勒

Petrovka Street 彼得罗夫卡大街

Pirozhkova, Antonina Nikolaevna 安东妮娜·尼古拉耶夫娜·皮洛日科娃

Plato 柏拉图

Plekhanov, Georgy Valentinovich 格奥尔基·瓦伦蒂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Pobedonostsev, Konstantin Petrovich 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波比多诺采夫

Poe, Edgar Allan 埃德加·艾伦·坡

Poland 波兰

Politburo 政治局

Politkovskaya, Anna Stepanovna 安娜·斯季潘诺夫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

Polonsky, Vyacheslav Pavlovich 维亚切斯拉夫·帕夫洛维奇·波隆斯基

Polonsky, Yakov Petrovich 雅科夫·彼得洛维奇·波隆斯基

Polytechnical Museum 工艺博物馆

Ponomarev, Vasili Sergeevich 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波诺玛列夫

Power, Rhoda 罗达·帕维尔

Prada, Miuccia 缪西亚·普拉达

Prechistenka Street 普里奇斯滕卡大街

364 365

Preobrazhensky, Evgeny Alexeevich 叶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Proust, Marcel 马塞尔·普鲁斯特

Paskov 帕斯科夫

Puccini, Giacomo 贾科莫·普契尼

Pugachev, Emilian Ivanovich 埃米利安·伊凡诺维奇·普加乔夫

Pushkin, Alexander Sergeevich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Pushkin Hous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普希金公寓，文学研究所

Pushkin Museum of Fine Arts 普希金艺术博物馆

Pushkin Square 普希金广场

Putin, Vladimir Vladimirovich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普京

Pyatakov, Georgy Leonidovich 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亚塔科夫

Pyongyang 平壤

R

Rachmaninov, Sergei Vasilevich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

Radek, Karl Bernardovich 卡尔·博纳多维奇·雷迪克

Raevsky, Nikolai Nikolaevich, General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拉耶夫斯基将军

Rakhmanovsky Lane 拉赫玛诺夫斯基巷

Ransome, Arthur 亚瑟·兰塞姆

Razin, Stepan(Stenka) Timofeevich 斯季潘（斯滕卡）·季莫非耶维奇·拉金

Razumovsky, Alexei Grigorevich, Count 阿列克谢·格里高利耶维奇·拉祖莫夫斯基

Razumovsky, Kirill Grigorevich 基里尔·格里高利耶维奇·拉祖莫夫斯基

Rebinder, Pyotr Alexandrovich 彼得·亚历山德洛维奇·雷宾德尔

Red Army 红军

Red Cross 红十字会

Red Square 红场

Reed, John 约翰·里德

Reilly, Sidney 西德尼·雷利

Ribbentrop, Joachim von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Rice Burroughs, Edgar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Richter, Zinaida Vladimirovna 季奈伊达·弗拉基米洛夫娜·里希特

Roerich Museum, Moscow 莫斯科罗列赫博物馆

Roerich, Nikolai Konstantinovich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罗列赫

Rokossovsky, Konstantin Konstantinovich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

Rolland, Romain 罗曼·罗兰

Romanov, Nikita Ivanovich 尼基塔·伊凡诺维奇·罗曼诺夫

Rome 罗马

Rossolimo, Grigory Ivanovich 格奥尔基·伊凡诺维奇·罗索里摩

Rozhedestvenka Street 罗热迪斯特文卡大街

Rubakin, Nikolai Alexandrovich 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鲁巴金

Rubens, Peter Paul 彼得·保罗·鲁宾斯

Rublev, Andrei 安德烈·鲁勃廖夫

Rudzutak, Yan Ernestovich 扬·厄涅斯托维奇·茹祖塔克

Rumyantsev Museum (Lenin Library, Russian State Library) 鲁缅采夫博物馆（列宁图书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Ruskin, John 约翰·鲁斯金

Russo-Japanese War 俄日战争

Russo-Turkish War 俄土战争

Russo-Turkish War 俄土战争

Rutherford, Ernest 欧内斯特·卢瑟福

Ryazan 梁赞

Ryazanov, David Borisovich 大卫·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

S

St Mikhail of Klopsky 克洛普斯基的圣米哈伊尔

S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St Savva Storozhevsky 圣萨瓦斯托罗热夫斯基

St Sergius of Radonezh 圣塞尔吉乌斯

366 367

Sakhalin 萨哈林岛

Sakharov, Andrei Dmitrievich 安德烈·迪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

Samotyochny Canal 萨莫特约西尼运河

Sanches, Antonio Ribeiro Nunes 安东尼奥·里贝罗·努奈斯·桑切斯

Sands, Edward 爱德华·桑德斯

Sandunov, Sila Nikolaevich 西拉·尼古拉耶维奇·桑杜诺夫

Sandunova, Elizaveta Semyonovna 伊丽莎白·谢苗诺芙娜·桑度诺娃

Saratov 萨拉托夫

Savinkov, Boris Viktorovich 鲍里斯·维克托洛维奇·萨文科夫

Savvino-Storozhevsky Monastery 萨维诺-斯托罗热夫斯基修道院

Sayan Mountains 萨彦岭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

Schusev, Alexei Viktorovich 阿列克谢·维克托洛维奇·舒塞夫

Schusev, Museum of Architecture 舒塞夫建筑博物馆

Scythia 西塞亚

Scythians 西塞亚人

Second World War (Great Patriotic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卫国战争）

Sedov, Georgy Yakovlevich 格奥尔基·雅科夫列维奇·谢多夫

Sedova, Natalya Ivanovna 娜塔莉娅·伊凡诺夫娜·谢多娃

Selenga River 色楞格河

Selenginsk 色楞金斯克

Serebryakov, Leonid Petrovich 列奥尼德·彼得洛维奇·谢列布里亚科夫

Serebryakova, Galina Iosifovna 佳丽娜·伊奥佛芙娜·谢列布里亚科娃

Serov, Valentin Alexandrovich 瓦伦丁·亚历山德洛维奇·希洛夫

Shakespeare, William 威廉·莎士比亚

Shalamov, Varlam Tikhonovich 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沙拉莫夫

Shambhala 香巴拉

Shaw, George Bernard 乔治·伯纳德·肖

Shcherbakov, Alexander Sergeevich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

Shekhtel, Fyodor Osipovich 费奥多·奥西波维奇

Shelley, Percy Bysshe 珀西·比西·雪莱

Sheremetev, Count Alexander Dmitrievich 亚历山大·迪米特里耶维奇·谢列梅杰耶夫伯爵

Sheremetev, Count Nikolai Petrovich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谢列梅杰耶夫伯爵

Sheremetev, Count Sergei Dmitrievich 谢尔盖·迪米特里耶维奇·谢列梅杰耶夫伯爵

Shmidt, Otto Yulevich 奥托·尤里耶维奇·施密特

Shmidt, Sigurd Ottovich 席格德·奥托维奇·施密特

Sholokhov, Mikhail Alexandrovich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洛维奇·肖洛霍夫

Shostakovich, Dmitri Dmitrievich 迪米特里·迪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

Shubert, Alexandra Ivanovna 亚利桑德拉·伊凡诺夫娜·舒伯特

Shumacher, Pyotr Vasilevich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舒梅切尔

Simonov, Konstantin Mikhailovich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西蒙诺夫

Sivtsev Vrazhek Lane 斯威特塞夫·弗拉热克巷

Skadovsky, Seigei Nikolaevich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斯卡多夫斯基

Skryabina, Svetlana Vyacheslavovna 斯维特兰娜·维亚切斯拉沃夫娜·斯克里亚宾娜

Smidovich, Pyotr Germogenovich 彼得·格尔莫根诺维奇·斯米多维奇

Sobol, Andrei(Yuli) Mikhailovich 安德烈（尤里）·米哈伊洛维奇·索伯尔

Sokolnikov, Grigory Yakovlevich 格里高利·雅科夫列维奇·索科尔尼科夫

Solovki 索洛夫基岛

Solovyov, Vladimir Sergeevich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罗维耶夫

Solzhenitsyn, Alexander Isatevych 亚历山大·伊萨基维奇·索尔仁尼琴

Spengler, Oswald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Speransky, Nikolai Sergeevich 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斯佩兰斯基

Sretenka Street 斯列廷卡大街

Stalin, Iosif Vissarionovich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Stanislavsky, Konstantin Sergeevich 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Stankevich, Alexander Vladimirovich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洛维奇·斯坦科维奇

Staraya Ploshchad’(Old Square) 旧广场

368 369

Starocherkassk 斯塔洛切尔卡斯克

Stempkovsky, Ivan Alexeevich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斯特普科夫斯基

Stolypin, Pyotr Arkadevich 彼得·阿尔卡德维奇·斯托雷平

Strabo 斯特拉波

Strakhov, Nikolai Nikolaevich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

Stravinsky, Igor Fyodorovich 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斯特拉文斯基

Stroganov, Count Sergei Grigorevich 谢尔盖·格里高利耶维奇·斯特洛冈诺夫公爵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

Suvorin, Alexei Sergeevich 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苏沃林

Suvorov, Alexander Vasilevich, Marshal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元帅

Swift, Jonathan 约纳森·斯威夫特

Syria 叙利亚

T

Tagore, Rabindranath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Tajikistan 塔吉克斯坦

Talko-Grintsevich, Yulian Dominikovich 朱利安·多米尼科维奇·塔尔科-格林塞维奇

Tambov 塔姆波夫

Tanais 塔奈斯

Tashkent 塔什干

Tasso, Torquato 塔索（意大利诗人）

Tchaikovsky, Ilya Petrovich 伊利亚·彼得洛维奇·柴可夫斯基

Tchaikovsky, Pyotr Ilyich 彼得·伊里伊奇·柴可夫斯基

Teffi (Nadezhda Alexandrovna Lokhvitskaya) 特费（娜杰日达·亚历山大洛夫娜·洛维茨卡娅）

Tevosyan, Ivan Fyodorovich 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季沃辛

Theophanes the Greek 赛奥法尼斯

Tibet 西藏

Tiesenhausen, Baron Vladimir Gustavovich von 弗拉基米尔·古斯塔沃维奇·冯·蒂森豪森

Tiflis 第比利斯

Timiryazev, Kliment Arkadevich 克里门特·阿尔卡德维奇·季米里亚捷夫

Timiryazev, Konstantin Klimentevich 康斯坦丁·克里门特耶维奇·季米里亚捷夫

Timoshenko, Semyon Konstantinovich, Marshal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元帅

Titian 提香（意大利画家）

Togliatti, Palmiro 陶里亚蒂·帕尔米罗

Tokhtamysh, Khan 脱脱迷失可汗

Tolkein, J.R.R J·R·R·托尔金

Tolsty, Lev Nikolaevich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Tomsky, Mikhail Pavlovich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

Tretyakov Gallery 特列基雅科夫画廊

Trotsky, Lev Davidovich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TsUM 楚姆（中央商场）

Tsushima, battle of 对马海峡之战

Tsvetaev, Ivan Vladimirovich 伊凡·弗拉基米洛维奇·茨维塔耶夫

Tsvetaeva, Marina Ivanovna 玛丽娜·伊凡诺夫娜·茨维塔耶娃

Tukhachevsky, Mikhail Nikolaevich, Marshal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

Tula 图拉

Tunka 屯卡

Turgenev, Ivan Sergeevich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Turkey 土耳其

Tuscany 托斯卡纳

Tverskaya Street 特维斯卡亚大街

Tverskoi Boulevard 特维斯科伊林荫道

Tyutchev, Fyodor Ivanovich 费奥多·伊凡诺维奇·丘特切夫

370 371

U

Ukraine 乌克兰

Ulan Bator 乌兰巴托

UN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Ungern-Sternberg, Roman Nicolaus Fyodorovich von 罗曼·尼古拉乌斯·费奥多罗维奇·冯·恩琴-斯特恩伯格

United Russia Party 统一俄罗斯党

Urals, the 乌拉尔山脉

Uspensky, Savva Mikhailovich 萨瓦·米哈伊洛维奇·乌斯本斯基

V

Varga, Evgeny Samuilovich 叶甫根尼·萨谬伊洛维奇·瓦尔加

Vasilevsky, Alexander Mikhailovich, Marshal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Vavilov, Nikolai Ivanovich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瓦维洛夫

Vavilov, Sergei Ivanovich 谢尔盖·伊凡诺维奇·瓦维洛夫

Venice 威尼斯

Verne, Jules 儒勒·凡尔纳

Verona 维罗纳

Veselovsky, Nikolai Ivanovich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维谢洛夫斯基

Vienna 维也纳

Vladivostok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Voentorg (Military Department Store) 沃恩托尔戈（军事百货商店）

Volga River 伏尔加河

Volkhov River 沃尔霍夫河

Volkonskaya, Maria Nikolaevna 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沃尔孔斯卡娅

Volkonskaya, Zinaida Alexandrovna 季奈伊达·亚历山大洛夫娜·沃尔孔斯卡娅

Volkonsky, Sergei Grigorevich 谢尔盖·格里高利耶维奇·沃尔孔斯基

Voloshin, Maximilian Alexandrovich 马克西米里安·亚历山德洛维奇·沃洛辛

Voltaire (Francois Marie Arouet) 伏尔泰（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

Vorkuta 沃尔库塔

Voronezh 沃罗涅日

Voronina, Vera. See Firsanova 维拉·沃罗尼纳 见弗尔萨诺娃

Voroshilov, Kliment Efremovich, Marshal 克里门特·艾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元帅

Vozdivizhenka Street 沃斯季申卡大街

Vvedenskoe 韦坚斯科耶

Vyazemsky, Pyotr Andreevich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维亚泽姆斯基

Vyshinsky, Andrei Yanuarevich 安德烈·亚努阿列维奇·维辛斯基

W

Webb, Sidney 西德尼·韦伯

Wells, Herbert George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White Armies 白军

White Sea 白海

White Sea Canal 白海运河

Wortley Montagu, Lady Mary 蒙太古夫人

Willoughby, Hugh 修·威洛比

Woolf, Virginia 弗吉尼亚·伍尔芙

Y

Yagoda, Genrikh Grigorevich 格里科·格里高利耶维奇·雅戈达

Yakovlev, Yakov Arkadevich 雅科夫·阿尔卡德维奇·雅科夫列夫

Yakunchikov, Vasili Ivanovich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亚昆契科夫

Yakunchikova, Maria Vasilevna 玛利亚·瓦西里耶夫娜·亚昆契科娃

Yakunin, Gleb Pavlovich 格莱布·帕夫洛维奇·雅库宁

Yakushikin, Ivan Dmitrievich 伊凡·迪米特里耶维奇·雅库什金

Yakushikin, Ivan Vyacheslavovich 伊凡·维亚切斯拉沃维奇·雅库什金

372

Yanin, Valentin Lavrentevich 瓦伦丁·拉夫任杰维奇·亚宁

Yaroslav 亚罗斯拉夫

Yaroslavsky, Emilian Yaroslavovich 埃米利安·雅罗斯拉沃维奇·雅罗斯拉夫斯基

Yauza River 亚乌扎河

Yeltsin, Boris Nikolaevich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Yukos 尤科斯（俄罗斯石油公司）

Yuriev Monastery, Novgorod 诺夫哥罗德尤里耶夫修道院

Z

Zaporozhe 扎波罗热

Zaraisk 查莱斯克

Zasulich, Vera Ivanovna 维拉·伊凡诺夫娜·查苏利奇

Zhdanov, Andrei Alexandrovich 安德烈·亚历山德洛维奇·日丹诺夫

Zheleznovodsk 热列兹诺沃德斯克

Zhemchuzhina, Polina Semyonovna 波利娜·谢苗诺娃·热姆丘任娜

Zhukov, Georgy Konstantinovich, Marshal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

Zhukovka 朱可夫卡

Zhukovsky, V.S V·S·朱可夫斯基

Zhukovsky, Vasili Andreevich 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朱可夫斯基

Zinoviev, Grigory Evseevich 格里高利·叶夫塞耶维奇·季诺维也夫

Znamenka Street 兹奈缅卡大街

Zoological Museum 动物博物馆

Zoshcheko, Mikhail Mikhailovich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左琴科

Zvenigorod 兹维尼戈罗德

Zvonarsky Lane 兹万纳斯基巷

Zyuganov, Gennady Andreevich 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莫斯科到古拉格:俄罗斯历史上的光辉与黑暗 /(英) 蕾切尔·波隆斯基著;鲁创创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133-1183-0

Ⅰ.①从… Ⅱ. ①波… ②鲁… Ⅲ.①俄罗斯－历史 Ⅳ.①K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1399号

从莫斯科到古拉格——俄罗斯历史上的光辉与黑暗

(英)蕾切尔·波隆斯基 著 鲁创创 译

特约编辑：陈万龙

责任编辑：向小佳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九 一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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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10mm×1230mm 1/32

印 张：12

字 数：260千字

版 次：2013年7月第一版 2013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1183-0

定 价：3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Table of Contents

前 言

第一章 罗曼诺夫巷

第二章 61号房

第三章 蒸气浴

第四章 卢奇诺

第五章 莫兹辛卡

第六章 诺夫哥罗德

第七章 旧鲁萨

第八章 顿河畔的罗斯托夫

第九章 塔甘罗格

第十章 沃洛格达

第十一章 阿尔汉格尔

第十二章 摩尔曼斯克与巴伦支堡

第十三章 阿尔善与伊尔库茨克

第十四章 乌兰乌德与恰克图

后 记

译名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