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开篇］　正视社会不公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不讲理”制造了深层矛盾

要革命还是要建设

对公平与效率的历史归纳

比尔•盖茨VS慈禧太后

区分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

［第一章］　“蜗居”在中国

从故宫到贫民窟

住房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集中表现

公用厕所的无奈

为什么廉租房应该低标准

政府的顺水人情

保障性住房的是与非

谁为你牺牲

经济适用房的弊端

有人不怕贵

房价高是开发商抬上去的吗

“世界上最巨大的浪费”

被扭曲的房地产市场

［第二章］　穷人为何受穷

以赌博的方式分配财富

社会贫富差距为何扩大

城镇化“拦路虎”

农民进城的住房问题

农民工跳楼与加薪

劳动力市场正在变化

反思斗地主

农业发展和经济自由

绕不过的坎

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

为贫困者“输血”

小额贷款的经验和前途

［第三章］　富人如何为富

仇富的社会没有前途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原罪从何说起

企业家是改革的功臣

谁有“革命造反”的权利？

慈善不是交易

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

中国慈善事业的障碍与前途

一个巴掌拍不响

反腐败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温和的剥夺

什么样的不平等必须容忍

［第四章］　消除贫富分化

“贪污分子最倒霉”

收入差距的新视角

降低税率，减少漏损

用税制改革缩小贫富差距

不必为社保基金发愁

社会公平是真问题

鲜花里的毒刺

福利国家的利与弊

给政府打分

以公共治理改善贫富分化

［第五章］　走向社会公正

富平的故事

如何看待社会不公，怎样获得公平

从数学规划到自由主义

市场制度的基础是人权

告别历史悲剧

人权观念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

摘去“人权”的面纱

人权与中国经济

想要人权怎么办

彻底澄清人权问题

为什么城管和保安经常打人

特权社会的文化底蕴

宽容是一副良药

民主精神的实质

［第六章］　反思人民利益

一个孤儿引发的国际纠纷

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

揭穿千年谎言

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政治家的利益

政治家的把戏

再谈人民、国家和政治家的利益

人命关天

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中国奇迹”背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对世界的启示

［第七章］　重申市场理念

市场万岁，价格万岁

市场制度改变了人类发展轨迹

经济学家有什么用

解析市场的有效性

水价上涨并非坏事

经济学家如何看价格

粮食安全靠什么

无需18亿亩耕地红线

市场制度的真面目

经济学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第八章］　未来的世界

中国人口隐忧

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寻找“人间天堂”

从GDP极大化到幸福极大化

战争不能消灭战争

世界和平的逻辑与现实

用裁军节约的钱应对气候变暖

一个重大的全球性建议

［附录］　杂记

如何提高你的经济学水平

颠倒的法律

为什么不应再保护耕地

谈“参考系坐标”

北欧行纪

［开篇］　正视社会不公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不讲理”制造了深层矛盾

中国据说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过去3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可以说首屈一指。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快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的状况，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人羡慕。俄罗斯、日本、东欧、拉美，更不用说非洲国家，无论生活的提高、政治的进步，还是国际地位的提升，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叫人大为惊异。30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还有所谓的“中国崩溃论”。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会开幕、人大开会，就成了警察最忙的时候，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被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样的情况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衡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衡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衡看成缓解民怨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怕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地区。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100千米，每天都有几十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内地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内地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内地，东西之间自然条件有非常大的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内地则不同。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它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第八十多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讲理，不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10％。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碴，罚他们的款。百姓伸张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政府说真话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辩。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既然问题的根子在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庞大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政府保持一致。可是一旦有利益矛盾的时候，问题就显露出来了。要想帮助他们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中国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拍板。

通常，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讲理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

的确，社会有纷争的时候，通过谈判不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最后必须有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如果两派相持不下，就由投票解决，那就是民主宪政制度。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注：民主问题在后面内容有详细论述，此处暂不展开）。

要革命还是要建设

对公平与效率的历史归纳

（注：在本书中，作者对公平、平等、平均的概念没有严格区公。基于日常表达习惯，三者经常互相代用。关于什么是“公平”，作者在“温和的剥夺”一节（见077页）中作了详细论述。敬请读者留意。）

如果说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的话，它的实际用途就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什么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按照对现实社会的追求来分类，有的注重公平，有的注重效率。或者说，有的学者希望社会是平等的，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一个社会不平等，将永远不得安宁，所以平等是最终的追求目标。但是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公平很难实现，而提高效率、扩大财富的创造是可能的。只要社会越来越富足，公平的问题就不那么紧迫了。

当然，这种区分是概括性的，是过分粗糙的。事实上大部分学者都兼顾公平和效率，谁也不会说只顾一头，完全不要另一头。但是确实兼顾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拿具体的人来划分，马克思就是以追求公平为主的，而斯密、马歇尔则以效率为目标。这两派领军人物的后面各有一大批追随者，各自强调自己的目标，形成两军对垒的阵局。经济学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也莫不如此，也是以公平和效率作为分野的。在哲学上，注重理想和注重现实的两派，也形成对垒阵局，实际上也是在公平和效率上分野。

社会科学的分道扬镳，是社会思潮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直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自古以来的无数英雄豪杰，有的追求平等，有的追求效率。前者就是革命家，后者就是建设家。有人说，历史是由革命推动的，认为人类就是在不断革命中前进的。另外一批人认为革命只是破坏，它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只有建设才是真正的历史前进的动力。拿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来看，似乎也能纳入公平和效率之争，比较注重公平的是民主党，比较注重效率的是共和党。中国解放后的60年中，毛泽东重在平均，邓小平重在效率。他们追求的目标不同，所得的效果也很不同。

现在到了21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能够给予我们答案，如何看待效率和公平，或者如何看待建设和革命。这里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公平，以及什么是剥削。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在他的墓碑上写的就是这一功绩。根据他的这个理论，出现了列宁、卡斯特罗、格瓦拉、查韦斯、内贾德等一系列革命家。虽然他们的业绩都不算成功，但是后继有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出于效率的考虑，但是出现了贫富分化。世界各地都有不少反对全球一体化的人士，他们追求的主要是公平，或者至少是对公平的保护。

追求公平要算马克思最为典型。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平理想。他提出“各取所需”的分配方案。他认为只要“各尽所能”就能做到“各取所需”。从马克思时代的现实出发，他也承认当时做不到，但是科学无限发展，最后就能够各取所需。马克思死后的100多年里，科学确实得到空前的巨大发展，可是人们的欲望发展得更快，不满足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这一事实至少可以说明，在可见的将来“各取所需”是做不到的。遗憾的是，确有一批追求公平的热心人士不遗余力地追求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理想，还突发奇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对幻想的迷恋造成人类历史走入歧途，差不多有100年之久。可怕的是至今还有人执迷不悟，梦想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尽管马克思的理想已经有事实证明其不可行，仍然有无数人对此充满着希望。计划经济是追求公平的，尽管没有成功，但是照样有许多人至今还在追随。这证明对公平的追求永远有无限吸引力。

马克思片面追求公平，对效率没有下过工夫研究。有人说马克思的公有制理想，是对效率有益的。人们不受剥削，会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马克思一生对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浪费，创造更多的财富，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所以大家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称主流经济学为建设的经济学。严格地讲，革命的经济学不能算是经济学，应该说是政治学，它想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提高社会的财富创造，而是如何做到人和人的经济公平。马克思提出的办法，是取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最后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应该承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确实导致社会的经济不公平，公有制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难免又发生权力的不公平）。可是公有制极其缺乏效率，它自然会转变成吃大锅饭的制度，社会的经济效率越来越差，社会越来越穷，最后搞得大家连饭都吃不上，更谈不上各取所需了。实行公有制实验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走上这条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走上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转轨后的国家有的搞得好，有的差一点，但是或多或少都有较高的经济增长。其中中国是最出色的，不但帮助三亿人摆脱了贫困，而且创造了几千年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

尽管改制取得了成功，公平的减少也造成许多问题。由于市场和非市场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显著，于是追求公平的呼声变得更强烈。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可说是未来中国前进中最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影响到一切方面的决策，如所有制的发展方向、税制的改革、三农问题的解决、城乡差距的处理、对待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度，甚至关系到政府的功能、政治制度的选择，等等。如果对公平的要求太高，将会损害效率，造成经济倒退，甚至再次陷入贫困；但是忽视公平则难免社会动乱，造成重大损失。

要实现公平并不太难，通过暴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我国的土改，城市里对资本主义的改造，都不超过一年，而且没有遭遇强有力的抵抗。因为公平的口号非常有正义性，抵抗者在道义上失去了正当性，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只好乖乖投降。然而暴力实现的公平只能消灭富人，不能使穷人变富。物质贫乏的困扰仍然存在。初步实现了公平以后，摆在大家面前的还是老问题：怎么使穷人致富？社会财富不增加，大多数穷人还是穷人。这是暴力革命之后普遍存在的问题。苏联革命如此，中国革命如此，古巴革命如此，尼泊尔的“毛派”革命同样如此。现在全世界最大的追求公平的组织是印度的印共（毛），拥有1.8亿人口，近5年来的武装斗争导致2500人死亡。印度的中央政府对其毫无办法，因为没有什么政策能让这1.8亿人获得收入的改善，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1.8亿穷人追求公平的强烈愿望。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除了满足了权力欲望，在物质上依然贫困。统治者为了推脱责任，往往说贫困是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是阶级敌人破坏，等等。我们曾经发明了阶级斗争的武器，把贫穷归罪于阶级敌人，动员全国搞阶级斗争，可是这样内耗的斗争必然是越斗越穷。改革开放之后，放松了对公平的追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提高了效率。在这方面有的国家走得远一点，有的走得近一点。像古巴，就没有走多远，至今保有很好的公平，全民享受免费教育和医疗，但是在解决贫困方面，非但没有进展，而且今不如昔。与中国相比较，朝鲜的贫困相对突出，现在也不得不开放一点自由市场，建立经济开发区，等等，但是能走多远？将来朝什么方向发展？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可以预计，每个国家的前途会怎样就看它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也取决于这个平衡点如何选择。

2010年年初，朝鲜和津巴布韦分别发生了两件事。朝鲜实施了货币改革，把旧币换成新币，规定最高兑换限额为10万朝币。超过此数的储蓄不允许兑换，实际上就成了一钱不值的废物。此举得到大部分穷人的拥护。但是立刻导致经济生活的巨大混乱，大部分交易都停下了，社会损失巨量财富，国家变得更穷了，因此又饿死了许多人。在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宣布把白人在企业里所拥有的股份分给当地人。前10年左右，穆加贝宣布剥夺白人农场的土地分给老战士，造成巨大混乱，经济倒退，失业增加，民不聊生。公平永远有巨大的吸引力，许多人至死不悟。

之所以要选择，不是一边倒，因为光靠公平是没有饭吃的，一个社会的基础还是财富的生产。但是光有财富的生产而缺乏公平，社会又稳定不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已经说明二者必须兼顾。然而历史远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是谁在选择？又是谁能够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在高度集权的国家里，领导者的意志决定了二者的选择。像现在的朝鲜，也有类似的状况。金正日的健康出问题，改变选择的可能性变得现实。中国已经走出高度集权的状态，未来的方向固然领导者的观念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民众的态度已越来越有影响力。在民众的舆论起重要作用的时候，选择更容易偏向公平，在极端的时候可能完全放弃效率，最后走上贫困化的道路。这不但是一个逻辑的推论，也为许多历史经验所证实。中国的未来需要防止这种倾向的出现。

回答公平与效率的均衡点在哪里，必须从经济学最基本的知识出发。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人的欲望的无限性，高效地利用一切资源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根本要求。即使主张公平至上的人也不会同意社会贫困，让穷人之间互相争夺。讲究公平的社会也需要一个起码的效率。现在需要回答的是效率靠什么得到。

这里要用到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推导，即均衡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必要信号。这是从非线性规划推导得出的，是一个基于数学的结果，它只加上极少几个假定，所以非常可靠。这三个假定是：第一，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服从收益递减（或收益函数的二阶导数为负）；第二，人是关心自己利益的，即希望从一定的投入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第三，生产者、消费者和一切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之间信息是沟通的，相当于有一个拍卖市场。这三条假定只有第三条似乎有点勉强。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市场参与者的立场上看问题，我们都会主动去寻找相关的信息，主要是价格。想隔绝信息的传播是非常困难的，价格信息有自动传播的功能。

看起来这三条假定都能成立。可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类社会都没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更深入地研究后发现，还有隐含的制度假定，即个人的财产权得到保护，有公正的司法系统，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而且自由的。简单地说，就是人权的确立。经验也说明，凡是人权得到尊重的国家都能享受繁荣；或者说，凡是人权被忽视的国家不但民不聊生，而且百姓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社会结构摇摇欲坠。

从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看，自然的市场安排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它的隐含前提是一个有秩序的市场制度，需要基本的人权来保证。可以说，人权是财富生产的保证，但是人权只能保护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并不能保证经济上的公平。市场制度不会自动实现经济的平等。相反，贫富不均正好就是市场制度造成的。像比尔•盖茨这样的超级豪富，就是在市场制度下产生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使得全世界财富的生产更有效率，但是贫富差距在空前扩大。然而要注意，我们追求平等，也不可放弃市场制度，因为这是保证资源配置合理的唯一方法。可以采取的办法是用政府的力量加上民间的力量，将富人的钱转移一部分给低收入者。市场对财富进行初次分配，然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二次分配。其中政府的二次分配是强制性的，即累进式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非政府组织的二次分配则是自愿的，即慈善性捐款。如果中国未来能够进入这种理想状态，由市场进行初次分配，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作二次分配，我们将避免贫困，又有一个可接受的公平状态。

可是中国的现实情况远非如此。我国的个人收入调节税不但没有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反而起了逆调节作用。因为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富人都逃税，税务局对此毫无办法。我国的公共政策以城市人口为服务对象，最贫困的农民享受不到政府的服务（最近略有改变）。所以，正规的政府功能在缓解贫富差距方面所起的作用如果不是负的，也是极其有限的。再看非政府渠道，民间的扶贫近年来有很大进步，可是政府对此不鼓励，甚至进行限制。政府的态度是民间慈善可以做，但是由大家出钱，由政府来操作，其实还是政府一家独办。如果政府能够办好倒也罢了，偏偏扶贫款被贪污、被挪用的事层出不穷。两条路都不通畅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走向危险的境地。其结果很可能是市场规则被破坏，效率荡然无存，形成一个共同贫困的社会。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比尔•盖茨VS慈禧太后

区分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

对公平的认识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办法消除一切不平等，换句话说，我们不得不接受一定程度的不公平。比如，高级宾馆里有住套房的，也有扫厕所的，这当然表现为不公平。但是这样的不公平在可见的将来还无法消除。各人的收入有高有低也暂时无法消除。对这一类现象，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如前所述，追求平等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然而拿历史的事实来看，有史以来追求财富的平等从来没有成功过。财富的不平等是经常现象，不论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也不论在什么制度之下，财富的不平等从来没有中断过。从趋势看，几千年社会发展的结果，财富不平等的程度不但没有任何改善，反而越来越严重。曾经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钱，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倍数绝非古代任何时候的贫富倍数可比。

除了财富的不平等，还有一种不平等，就是地位或权势的不平等。在一个社会中，有些人有权有势，能够控制别人；有些人受人欺侮，只好忍气吞声。固然，权势的不平等往往和财富的不平等相联系，很多情况是二者勾结，又有钱，又有势，但二者确实是不同的。历史上有不少两袖清风的大官，他们手握巨大的权力，但是没有以权谋私，始终保持廉洁。相反，也有无权无势的豪富，最后自己的那点钱也没保住，被别人巧取豪夺弄走了，而且投诉无门。所以说，财富的不平等并不等于权势的不平等，二者是有区别的。

人类追求平等，虽然在财富的平等方面没有取得进展，但是在地位平等方面，在对权力的限制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现在已经没有奴隶了，现在的大官也不能随意处置别人，必须依法办事。人权得到了承认，人人都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尽管在有些地方人权还被特权干预，但是特权的享有者也不敢明目张胆，只能暗地里做一些行使特权、违法乱纪的事。在发达国家里，服务员为客人服务，客人都要道谢。他们在财富方面可能是不平等的，但是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享受服务必须道谢，不论这位客人是总统，还是大银行的总裁。但在100多年以前，慈禧太后享受李莲英的服务，是绝不会向李莲英道谢的。

比较两种不平等的不同变化，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财富的不平虽然使人厌恶，但是它又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它有利有弊。在市场经济里，人们的收入取决于他对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分配是由要素贡献决定的，提供劳动者获得工资，提供自然资源者获得地租，提供资本者获得利息，贡献得愈多，或者说创造得愈多，分配也愈多。这种分配方式有利于财富的创造。

在过去的人类社会中，有权有势的人可以凭权势剥夺别人所创造的财富，所以人们追求权势而不追求财富。可是权势具有排他性，皇帝只有一个，我当了你就不能当，所以纷争不断。而财富没有排他性，你能发财，我也能发财，所以大家都去争创财富。当特权受限制时，人们开始努力创造财富，而不是追求权势，这个社会的财富创造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结果是社会中最穷的人，境况也能有所改善。所以一方面贫富差距在扩大，另一方面穷人的境况有了好转。相反，在致力于消灭财富不平等的社会中，穷人的境况越来越差，衣食不足，连生存都困难，因为全社会财富创造的积极性受阻。这是近年来全球性的事实所证明了的，其中包括中国。凡是地位平等得到改善的地方，财富创造使穷人脱了贫，有了起码的生活来源。

地位的平等比财富的平等更重要，还有一层原因，就是金钱和权势的勾结。财富不平等的原因之一是依靠权势获得财富，而且这部分财富的不平等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它是掠夺性的。比如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它们造成财富的差别，但是没有财富的创造。在市场规则之下，财富的差别是和财富的创造相联系的。

这个分析告诉我们，对财富的不平等虽然要加以限制，但不能完全消灭，而对权势的不平等是可以而且应该取消的。可是中国1949年到1978的30年，走的是相反的路，消灭了地主富农和资本家，财富的不平等大大减少了，但是不但保留了地位的不平等，而且大大发展了这种不平等。首先是农村和城市居民地位非常不平等。农民完全是二等公民，没有平等的就业、居住、旅行、迁徙的自由。农民一辈子最大的希望就是变成城里人，有一张城市户口。其次是人为地制造阶级划分，把人们分成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其中又划分出小业主、官僚资本家、民族资本家、职员、高级职员等。他们各有各的人生前途。有些人不能入党，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一辈子只能做普通劳动者。在当官的人中分成严格的等级，而且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连和尚都有处级、科级之分。地位的分化不但存在于现实世界中，人死后还有等级的区别。在八宝山的公墓里，骨灰的存放严格分成省部级、司局级、一般级。这种地位的不平即使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也不见改善。

这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人和人不平等的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老百姓的头脑中，而且不仅仅封闭保守的农民有这种思想，连知识分子也一样，甚至连高级知识分子也难免。2008年四川省汶川县地震后山东省文联主席王兆山填了一首词，写道：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这篇词的意思是，只要主席总理关心，有解放军有警察关心，死了也情愿。一个人的性命因为有了领导的关心，就感激得死都不在乎，实在把自己看得太渺小了。这哪有一点平等的想法。无独有偶，2003年“非典”流行的时候，当年的5月10日，在《北京晚报》第30版上有某大学生写的一首诗，现照抄录如下：

初夏艳阳和风吹，

瘟神突降九州悲，

黎民不知何处去，

百姓无计可问谁。

欣闻总理到民间，

嘘病问疾义可垂，

小民冒死不畏死，

众志成城华夏巍。

这篇文章和上一篇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把自己看成无足轻重的小小老百姓。又是小民，又是冒死，却又不畏死，因为有了总理的关心，连性命都豁出去了。这是一位大学生写的，而且被《北京晚报》的编辑看中了，认为可以代表大家的想法，所以才刊登出来。足见这种观念目前有很大的市场。

把自己看成比领导低一等，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服务员就比客人低一等，当了官就高人一等。官越大，地位越高。而且领导都是掌握真理的人，开口就是训话，就是指示。下面的人都要学习领导的讲话，即使是专家，到了领导面前也得学习领导讲话。每一级的官都比下一级的官掌握的真理多一些。

在中国当官的出门都要带随员，随员的任务就是帮助当官的摆架子。某县委书记参加十七大回来，当地政府组织群众夹道欢迎；一个县委领导出门碰到下雨，有好几位随员帮他打伞。几年前某官员去法国公干，为了争行李柜的空间，在飞机上摆架子，和法国空姐吵起来。他们把国内的架子搬到了国外，没想到人家不吃这一套，最后空姐请来了警察，才让摆架子的人恢复理智。这种等级观念有几千年的儒教根基，再加上过去几十年不断强化，形成了“中国特色”。

现在看来，在发达国家里收入差距依然存在，但是地位的不平等基本已经消除。可见收入的不平等不容易纠正，而地位的不平等是可以纠正的。我们应该对收入差距保持宽容，对地位的不平等要努力消除。可惜我们似乎正在走一条相反的路。当前大家关注我国的贫富分化，成为全社会的焦点。但是大家对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熟视无睹，任其存在，甚至还在发展。这种轻重失据的社会关注可能会严重误导我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

［第一章］　“蜗居”在中国

从故宫到贫民窟

住房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集中表现

自从人类出现了有组织的社会以来，不平等就跟着出现了。诉求平等可以说是人的本性。人应该是天生平等的，可是有了社会，人为的不平等就被制造出来。为了追求社会平等，多少英雄豪杰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种努力几千年以来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客观地看，其成果十分有限。不平等似乎没有什么改善，甚至还在扩大。现在世界上的富豪，如比尔•盖茨，有几百亿美元财产，他比埃塞俄比亚最穷的人阔气上亿倍。过去的不平等远没有这么大。

拿资产来衡量不平等，虽然是一个客观的度量，但是不那么直观。更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能够看得见的不平等，特别是住房的不平等。所谓的住房平等，应该是房屋的大小、质量都差不多；或者建筑好的房子应该多住一些人，质量差的房子可以少住一些人，这能体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住房分配的平等。可是如果我们看一看现实的状况，结果是恰恰相反。高质量的住房和低质量的住房，其造价相差万倍。而往往是面积大、质量高的住房住的人很稀少，破破烂烂的住房里却拥挤不堪。这是资源配置的极端不合理。

我们看北京的故宫，偌大的面积住着皇帝一家人和为他们服务的奴仆。人均占地面积大得惊人。不光是中国故宫如此，世界上所有的皇宫都不例外，如法国的凡尔赛宫，俄罗斯的冬宫，英国的白金汉宫，都是最豪华的建筑住着最稀少的人口。相反，各国的贫民窟都是最破烂的建筑，却拥挤不堪，住着最密集的人口。当然，现在这些皇宫建筑大多数都变成了博物馆，不再住人了。但是新建的豪华住宅比故宫等地更奢侈百倍，住的人也更少。其中的住户都是超级富豪。在古代，住得最好的是帝王将相，是最有权势的人，现代除了有权有势的人像萨达姆之类，更多了一批超级富豪，他们有能力建设超豪华住宅。

住房的不平等，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从来没有改善过。不管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统统如此，没有例外。也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公有制或者私有制，都没有例外。现在和过去比较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不平等扩大了。最穷的人住房几千年来没有多大改善，古代的穷人和现代的穷人住得差不多，都是坏得不能再坏了。但是最富的人可大大改善了他们的住房，他们的住所不但有寝室、客厅、餐厅，还有电影院、动物园、宴会厅、画廊、收藏室。再往前看，不论什么主义，什么社会，住房的不平等恐怕是最难解决的人类平等问题。

消除不平等有两种做法。一是把富人都变成穷人，二是把穷人都变成富人。事实上我们中国人尝试过第一种做法。解放后我们逐步打倒富人。先是从农村开始，后来打倒了城里的资本家，到“文化大革命”全国大抄家，可以说消灭了富人。全国没有一辆私人小汽车，可以说穷到家了。在收入分配上也强调取消差异，吃大锅饭。可是结果并不是大家所希望的，最后连吃饭都困难。就算这样彻底地消灭富人，住房的不平等也未见得有什么缓解。

把穷人都变成富人，那是最理想的事。可这只有财富无限大时才有可能。社会的财富生产是有限的，在这个约束之下，都变成富人是不可能的。既然都变成穷人不是我们的目的，都变成富人又不可能，只能寻求第三条路，在现有的财富生产总量下实现平均分配，也就是把生产出来的财富全部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人。

其实，这个办法不是没试验过。法国在巴黎公社试验过，柬埔寨在波尔布特时代试验过，我国在150年前的太平天国试验过，“文化大革命”时也试验过。结果并不成功，因为干多干少都拿一样的报酬，彼此都想搭便车，让别人多干些，自己坐享其成。大家都这样想，生产必然下降，社会不能不变穷。

分析到这儿，我们明白了，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为了鼓励财富的生产，没有这点不平等，大家都想搭便车，社会将要越来越穷。要将财富分配给创造它的人，这样造成的不平等虽然不好，但又不得不如此。既然财富的不平等不可避免，那么住房的差别也将存在下去。所不同的是，经过我们的努力，这种不平等可以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里，特别是要帮助住房最困难的人，这就是廉租房或住房补贴。

公用厕所的无奈

为什么廉租房应该低标准

我赞成发展廉租房，但是廉租房应该是低标准的，有私人厨房，但不一定有私人厕所。这引起许多人的质问，为什么廉租房没有厕所？我认为廉租房是有厕所的，而且应该是水洗的，是室内的。但未必是私人的，而是公用的。

谈这个问题，使我联想起经济适用房盖成了180平方米的大公寓，它不是经济适用房，而是相当阔气的公寓房。为什么有这种现象？简单说，就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侵占中高收入者（他们原本是经济适用房的对象）的利益，以经济适用房为名，谋他们的私利。为了防止在廉租房中出现类似问题，廉租房应该是低标准的；类似的，经济适用房也应该是90平方米以下的。究竟什么样算低标准，大家可以讨论。我建议不设私人厕所只是方案之一。

廉租房是为谁建的？是为在城里生活，收入最低的那部分人，主要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现在的住房标准是不得超过15个人一间，这是北京市明文规定的。那儿没有水洗厕所，而且也不是室内厕所。他们能用上水洗的室内厕所就是一个大改进。其实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很普遍的。就在东北，冬天非常冷，上厕所只好去露天挨冻。即使在现在，大部分大学生的宿舍里也没有私人厕所，厕所也是公用的。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能够住上有私人厨房的廉租房应该感到满意，因为比原来的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低标准的廉租房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当居住者的收入提高以后，会主动退出廉租房，去寻找条件更好的住房。别的国家实施廉租房的经验之一，就是客户条件改善之后不愿意退出廉租房，还想继续享受廉租房的优惠。当局很难请他们走。如果条件差，他们比较容易自动退出，去寻找适合于自己收入水平的住房。

改革开放以前北京（以及许多其他城市）都有所谓的筒子楼。那是一般干部的标准住房。中间一条走道，两边是一间间宿舍，每间的面积约为15平方米。一间房就住一个家庭，有两三口人，做饭就在自己的房门口。他们既没有私人的厨房，也没有私人的厕所。但有公共的室内水洗厕所。我心目中的廉租房就相当于过去的筒子楼。但厨房还是应该独立隔离，公用厨房是很难的。

有人说，廉租房没有私人厕所是对穷人的歧视。这话不错，市场经济就是对穷人不利。有钱人什么都能做，没钱什么也做不成。它是认钱不认人的。能不能改成一视同仁？我们试验过，就是吃大锅饭，结果不但富人完蛋，穷人更惨。倒是改革开放以后，虽然贫富差距扩大，但是穷人的生活有了改善。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挨饿了。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事。市场经济能够把饼做大，它的分配原则是谁创造的财富多，谁就得到更多的分配。但是这样的分配原则，不能把饼均匀地分配给每一个人。

廉租房的建筑标准低，既是对穷人的歧视，又是对穷人的帮助和优惠。他们花很少的代价，能够住上比过去好的住房。靠的是全国纳税人出钱，帮助低收入群众改善一点生活。但是最终走出贫困，还得靠自己努力。把希望寄托在提高廉租房标准上，既不合理，也没有可能。因为我国还是一个比较穷的国家。将来经济实力进一步提高，可以建高标准的廉租房。

政府的顺水人情

保障性住房的是与非

听说国家制定住房保障法，很多百姓欢天喜地，希望国家能帮助自己住上好房子，甚至能靠住房保障法买上自己的房子。但是我劝大家要冷静思考，不要高兴得太早。

为什么要有保障性住房？因为按照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一条的规定：“人人都有获得食物、衣着、住房的权利。”这个权利由谁来保证，由政府来保证。人权是由政府来做的，不是个人所能自我实现的。因经济困难而没有住房的人，有权要求政府提供住房。至于是一个什么样的住房，那要看政府有多大财力。有钱的政府可以提供较好的住房，没有财力，只能提供较差的住房。而且要注意，政府的钱最终是从百姓手里征来的。政府自己不创造财富。

这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政府提供住房，并没有说政府要保证大家买房。买房涉及房产的所有权，住房则不涉及房产的所有权。换句话讲，政府有责任给极困难的人提供住房，但是没有说要满足每个人对房产的占有欲。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有房住和有房产，是不同的。占有欲并没错，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实现；也并非每个人都愿意买房，有的人愿意一辈子租房。政府提供的住房实际上是一种救济性的临时措施，给没有住房或住房条件极差的人以救济。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住房最困难的人群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和城市的低保户，特别是农民工，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在城里的住所。低保户一般而言比农民工还好一些，他们多半在城里已经有住房。

如果以上分析成立，涉及产权的经济适用房就不是政府该管的事。政府应该为最低收入者、住房确有困难者提供过得去的住房，这就是廉租房，或者给他们住房货币补贴，让他们自己去找合适的便宜住房。经济适用房涉及产权，是为了满足个人对房产的占有欲，那不是政府的义务。所以我反对经济适用房政策。

另外一个问题是，保障性住房政策应该针对谁。是普通群众吗？是中低收入者吗？我认为都不是，应该是最低收入者。至于谁是最低收入者，那是一个技术问题。确定谁是最低收入者会有许多具体问题发生。但是首先要搞清楚政策是针对什么人的。政府的钱来自全国人民的纳税或国有资产，这笔资源显然应该首先照顾最困难的人。绝没有理由放着最困难的人不管，去优先照顾次困难的人。从这一点来看，政府提供经济适用房也是极不恰当的政策，因为它是照顾中等收入者，照顾那些已经有了几十万元钱的人，那些人显然不是最低收入者。

不少人问，中间收入者，所谓夹心层的买房问题由谁来解决？答案应该是自己解决，没有理由靠政府。因为说到底，政府的钱就是大家的钱。靠大家帮助大家，岂非多此一举。大多数人不明白政府的钱就是大家的钱，以为政府自有其办法。殊不知百姓的钱经过政府转手再回到百姓手中，必定要打折扣。首先有钱的收集和分配的成本，还有各式各样的漏损。100元钱最后只剩下80元并不稀奇。还不如政府减点税百姓得到的好处大。说到底，百姓买房的能力取决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改革开放前连饭都吃不太上，遑论买房。现在国民收入比改革开放前增加了10倍以上，许多人买房，更多人买车。再往前看，我们的收入还能增加10倍，达到日本、美国那样的水平，更多的人买房完全有可能。不过日本、美国也照样有穷人。他们还需要廉租房那样的保障性住房。

这样分析下来，经济适用房根本不符合保障性住房的原则。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不靠谱的政策居然能够在全国大行其道？原因有二。

一是政府想讨好老百姓。政府自己又不创造财富，就是拿大家的钱帮助大家，乐得做顺水人情。百姓其实是受蒙骗的，以为得到了好处。这个好处是以其他更多的人受损为代价的。有时候经济适用房就是靠强制性向郊区农民低价征地造起来的。损害的是郊区农民的利益。许多拆迁冲突，上访闹事，就是因为建经适房而发生的。这时候受损的人明显可见。用损害农民的方法让城里人买便宜房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有些情况是用公有土地建经适房。表面上看没有人受损，实际上是全国人民受损，也毫无合理性可言。

二是政府官员自己有好处。分配经适房的权力在政府手里。分配经适房的官员可近水楼台先得月。事实上经适房很大一部分就分给了有权有势的政府官员。一般平民百姓能分到手的很少。是政府官员的私利驱动了经适房政策的通过和实施。要想取消它还真不容易。

更糟糕的是经适房创造了贪污腐败的机会。如果不是经济适用房的政策，这种腐败本来根本不会出现。为了一个完全不必要的政策，又创造出许多贪污腐败的机会，进一步败坏了社会风气。各地因经适房分配不公出的问题已经不计其数。这个政策造就了中国最大的贪污腐败案，其总金额估计超过100亿元。为了防止腐败，有些地方用抽签的方法。不料抽签照样能作弊。发生了六连号等稀奇古怪的事。就算没有腐败，谁有权进入抽签照样要审批，抽签并不能完全避免走后门讲关系。就算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用抽签的方法分配几十万元的利益，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又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是赌场的分配方式。

这样看来，保障性住房应该就是廉租房或公租房等不涉及产权的政府建房，以低于市场价格的租金出租给贫困户。这类廉租房的建筑标准是比较低的，可能没有私人厕所，只有公用厕所（例如香港地区的做法）。这样能降低造价，为更多的贫困户提供帮助。世界各国提供廉租房的经验并不是很好。这些廉租房往往变成准贫民窟，脏、乱、差，犯罪率高。所以更好的办法或许是发放住房补贴。每户每月几百元，让他们用这些补贴，再加自己的钱，自己分散找合适的住房。这种发放住房补贴的方法远比廉租房好。因为各家人口多少不同，上班地点不同，收入也不同，叫他们都住在同一个地点，同样大小的住房，非常不方便。自己找住房还避免了低收入者集中居住带来的问题。

我国的保障性住房过去一直以经济适用房为主，廉租房没能占有主导地位。这很值得大家深思。为什么最贫困的人口所急需的廉租房得不到发展，而不靠谱的经适房却能红红火火发展起来。其中一个原因是最贫困者没能发出他们的声音。有发言权的不是他们，而是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者会上网，会写文章，会沟通记者。而这些都不是最贫困者的强项。他们非常缺乏代言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弱势群体。政府和大众看问题不能光听声音，要有自己的独立分析。否则很容易受蒙骗。

保障性住房之外的正常住房市场，可以分为房屋的买卖市场和租赁市场。从理论上讲，租赁市场的效率比买卖市场的效率高。因为租赁市场更容易流动，交易费用更低。也更能满足消费者变化中的需求。家庭人口会变，收入会变，工作地点会变，租房显然更容易满足变化中的需求。涉及产权的住房买卖就没有那么灵活。据统计，德国人中只有22％的住户是自己买房的，其他都靠租房解决问题。欧洲其他各国的情况大同小异。只有美国自有住房的比例特高。现在中国的住房自有率超过美国。我们选择了一个效率更低的市场来解决住房的需求。这实在是中国的不幸。不过我估计，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我国的房屋租赁市场有可能得到迅速发展。因为我国的收入差距特别大，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少数人买了许多房。这是租赁关系的基础。同时又有大批农村人口进城，解决问题的现实道路就是住房的租赁市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谁为你牺牲

经济适用房的弊端

我多次发表了反对经济适用房政策的言论，引起许多不同意见。反对的原因之一是许多想买经济适用房的人害怕取消这个政策，就买不成了。从他们的立场出发，是可以理解的。在这儿我愿意跟诸君讨论一下，大家都买经济适用房的可能性和公平性何在。

能够买便宜东西，不光是房子，什么都是越便宜越好。但是如果伤害了生产者的利益，人家不生产了，大家还是买不着。这就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况。也是为什么价格低了不好，高了也不好，适当才好的原因。住房也一样，价格要合适才好。

经济适用房能不能不伤害别人而自己得利呢？不可能，天上掉不下馅饼。房子之所以便宜是有人吃了亏。拿经济适用房来讲，主要是郊区的农民吃了亏。他们的地被政府以低价强制收购，这种交换不是出于自愿的。然后政府拿所得的价差补贴给大家买经济适用房，这引起大规模的上访告状，还发生不少群体事件。所以，经济适用房政策伤害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是不公平的。

再就是纳税人出钱，帮助大家买经济适用房。这也未必合理。凭什么让大家出钱帮助一部分人买房？他们又不是最贫困的人，凭什么要先帮助他们？对最贫困的人，政府应该拿纳税人的钱给予帮助。那就是廉租房，而不是经济适用房。这些人是谁？我认为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的住房条件极差，迫切需要帮助。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只能先建低标准的廉租房，这是带有救济性质的政策，只能是低标准。将来国家财力增强了，可以建高标准的廉租房。所以我说廉租房的厕所不是私用的，但是室内的，是水洗的，和现在大学生宿舍的水平差不多。

可见，买经济适用房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你希望谁为你作出牺牲？没有人牺牲而有人买便宜房，是不可能的。社会上一切财富都是劳动的成果，都是有主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你不剥削别人而能买便宜房，是不可能的。也不光是住房，一切商品都有其合理的价格，不可能用低价买任何一种商品。

另外，大家满怀着希望买经济适用房，但是如果全面看一下形势，就知道这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想买经济适用房，粥少僧多，到底卖给谁？近水楼台先得月，当然是先卖给了政府官员。结果是进一步的公有资产流失，甚至强占强买，导致新的腐败。商品房市场不存在腐败，一切平等自愿的交换都不存在腐败。但是计划分配就难免发生腐败。许多盼望买经济适用房的人寄希望于消灭腐败，能够买到房。事实上，就目前的现状而言，经济适用房的政策不但没有减少腐败，反而增加了腐败。我估计，如果经济适用房政策不立刻停下来，一股席卷全国的空前住房腐败风将会发生。法院、税务局也有腐败，但是我们不能不要法院，不要税务局。而经济适用房本来就是不必要的，我们采用这个政策，同时引进了不必要的腐败。

退一步来讲，就算没有腐败，大家都能够买到便宜房吗？从现实出发，能够买到便宜房的人只能是极少数。因为便宜的东西大家都要，根本不够分配。真正买到手的人恐怕连1/10都不到。看看连夜排队登记买房的热闹场面就明白了。

市场经济就是有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其规律是为社会贡献多的人多分配。结果不但在住房上面有差别，在一切消费上面都有差别，吃的，用的，穿的，玩的，等等，都有高中低之分。能不能消灭这些差别？我们试验过，就是吃大锅饭制度。其结果大家都知道，培养了社会的懒散风气，干活没有积极性，全社会越来越穷，最后连饭都吃不上。这才改变到市场经济。如果将住房计划分配的方法推广，大家都会去钻营买便宜东西的门道，而不是去努力生产。这就是改革开放前的状况。

的确，就财富生产而言，我们的改革开放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在收入的分配上做得很不好。我们要努力改善财富的分配。但是也要注意，改变的结果绝不是吃大锅饭，还必须保留一定的差别，让贡献多的人多分配。在住房条件上，必定也有高、中、低，消费能力低的一些人，只能暂时租房住。这就是市场经济。

那么大多数人买房的希望在何处呢？答案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通过商品房市场去购买。现在看起来好像很渺茫，但是我们回顾一下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变化，我们的人均收入已经增加了差不多10倍。再过20年，人均收入还能增加5倍以上。如果现在挣2000元月薪，将来职位不升，也能挣到1万元。再加上商品市场的优化，科技的发展，经济效率的提高，住房的价格必定会降低，多数人买房应该是有可能的。回想改革开放之前，大家梦寐以求的是买三大件，脚踏车、手表、缝纫机，现在谁也不稀罕这些了。大家想的是买房子。改革开放前人均住房面积只有6平方米，现在已经上升到26平方米。这仅仅发生在住房改革后的十几年里。而且靠的是住房商品化，不是靠经济适用房政策。如果我们坚持改革开放，有什么理由认为20年后还有多数人买不起房呢？倒是怕我们走回头路，又搞起计划经济来了，那么大多数人都会买不起房。

一般人都认为，经济适用房有助于压低房价。其实恰恰相反，开发经济适用房会推高商品房的房价。认为经适房能压低房价的理由是，当同一种商品有两个市场，价格不同，当两个市场可以交流时，价高的市场会降价，价低的市场会涨价。这样的说法并不错。比如在国际贸易中，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市场，粮食在美国市场上价格低，在中国市场上价格高。在自由经济中自然会有人从美国买粮食运到中国销售。结果美国的粮食减少价格上升；中国的粮食增加，价格下降。两国的价格差别会减少。问题在于现在的商品房和经适房是两个不能交流的市场。能买经适房的人买不起商品房，而买得起商品房的人不符合买经适房的条件。两个市场的参与者是两个不同的人群。

当然，这样的假设（买商品房的人和买经适房的人是两个不同的群体）是否成立是可以讨论的。严格讲，如果大家都讲规矩，这个假定是可以成立的。虽然大家都想买便宜的经适房，但是买经适房是要审批的。收入高的人是不符合条件的，他们肯定被排除在购买经适房的群体之外。符合购买经适房的人都是收入比较低的人，他们肯定买不起商品房。所以上述假定可以成立。划分这两个群体的分界线就是收入水平。低收入的人买经适房，高收入的人买商品房。二者的界限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如果大家可以不守规矩，两个市场的买方可以混杂，审批根本不起作用，情况就会不同。

由于两个市场的参与者不能沟通，不能交换，所以经适房市场不论怎么变，都不会影响商品房市场。经适房增加也好，减少也好，商品房市场完全不受影响。但这里假定经适房的增减不影响商品房是有条件的。事实上由于可供开发的土地面积是一定的，一块地用于经适房就不能再用于商品房。二者不能互相替代。多开发经适房必定减少商品房。我们不能假设在商品房用地之外又从天上掉下来一块土地可用于经适房的开发。由于经适房和商品房的买方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再加上可供开发的土地面积一定，结果必定是多开发经适房会推高商品房的价格。

在土地面积不变时，增加经适房必定会减少商品房。同时购买商品房的人并没有减少，同样多的人竞争减少了的供应，价格自然会上升。这就是为什么经适房会推高商品房房价的道理。

如果天上真的掉下来大块土地，而且上面都盖好了房子，这些房子应该如何分配？正如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房子应该分配给寒士，也就是穷人。不是分配给中产阶级，不是分给绅士。如果杜甫主张分给绅士，他的这首诗大概也不会流传至今。分配给穷人，并不是白送给他们，而是让他们有地方居住。这就是廉租房的根据。当然也会有人有异议，既然天上掉下了馅饼，不如把它卖几个钱，帮助国家发展。这就是效率观和公平观的区别，二者都有其理由。但是如果讲卖钱，就应该卖得愈多愈好，也不会是按经适房的价格出卖。何况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建房是有成本的。这是政府的资源。大家知道，政府是不创造财富的，政府的资源就是全国人民的资源。拿全国人民的资源帮助穷人，大家不会有太大的意见。但是为什么拿全国人民的资源帮助中产阶级买房，就没有太多的理由了。政府有责任解决每个人的住房问题，但是没有责任满足每个人对房产的占有欲望。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不论是谁，买房只能靠自己，靠政府是讲不通的。没有地方住，可以找政府想办法，但是不涉及所有权。

根据上面的结论，取消经济适用房可以降低商品房的价格。事实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就有过这样的经验。在价格双轨制时，同时存在着两个市场，一个是低价的计划市场，一个是自由价格的商品市场。如果取消低价的计划市场，是不是会抬高商品市场的价格？一般人都认为是这样。但是经济学家认为不会。这个争论和现在的争论是一样的。后来取消了低价的计划市场，自由市场的价格反而下降了。其原因是低价市场存在着浪费。取消低价的计划市场，就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样的商品供应，避免了因低价导致的过度的、不合理的消费。合理消费的供应增加，价格反而降低了。

话又说回来，一个社会人人都能买得起房，在未来的三五十年中还不大可能，即使富有如美国，照样也有买不起房的人。所以也要靠个人奋斗。奋斗成功的人更有希望买到房。等待政府帮助买便宜房，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终是会失望的。

有人不怕贵

房价高是开发商抬上去的吗

很多人认为，普通人买不起房，是因为开发商把房价抬得太高。这样的看法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极其片面。如果没有买方愿意出高价，开发商不可能抬价。或者说抬价也没用。现在房价高的原因，是买房的人愿意出高价，再加土地供应不足，是买方和卖方共同决定的价格。“供需决定价格”是经济学的铁则，不论事物如何复杂，这个道理永远不会过时。

开发商想抬价，这没有问题，所有的卖方都想提价。不光是开发商，马路边上摆小摊的人也想提价，这没有例外。而且想提价也没错。市场经济中，企业的任务是追求利润，通过赚钱为人民服务。市场经济是这样一种制度，当每个人都为赚钱努力时，不知不觉地就为人民服务了；想赚钱，就得为人民服务，在赚钱的同时，人民得到了服务。市场经济之所以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原因就在此。当然，赚钱要守法，不可弄虚做假。

既然卖方都想提价，价格会不会太高？不会，因为有需求在限制。买方不愿意出高价，价格就上不去。

价格是由供需决定的，和成本无关。如果价格等于成本，就永远没有利润，也永远没有亏损。大多数人往往容易误解，以为价格等于成本，或在成本的上下浮动。从长远来看，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长远是多久？1个月？1年？10年？都有可能。就每时每刻而言，价格只能由供需决定。我国的房价高，根本上是需求旺盛的缘故，或者说买房的人不怕贵，再贵照样要买。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就以为别人也买不起。这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问题，把问题看拧了。

观察经济问题可以看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片面性，就是从自己的立场看问题，不懂得事物的多面性。比如大多数人都是消费者，所以很容易从消费者的立场看问题，总是希望价格越低越好。这就是片面性。如果有人主张某种商品应该提价（比如说大学学费该涨），多半会遭到大众的反对，甚至要挨骂。政府官员应该懂经济学，避免片面性的错误，但是他们往往要讨好群众，所以也不说真话。大家就这么稀里糊涂。谁有能力避免片面性，又不被利益左右？恐怕只有学者了。可是说真话的学者往往被误解，遭人骂。最可悲的是许多人被蒙骗而不自觉，至死不悟（真的死掉了，不是形容词），他们喜欢听那些解气的话，自愿被蒙骗，因为解气是特别舒服的一件事。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

房价为什么高？关键是有人不怕贵。这和我国的宏观形势有关。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很高，每年的财富生产能够增加10％左右。这么多的财富被生产出来，但是消费掉的并不多，有大约40％储蓄起来了。再加上财富分配的不均，收入高的人年增收入远超过10％。他们手中的钱很多，又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于是就拿他们的储蓄买房。要想房价下降，这几个条件必须有所改变。或者是经济增长率下降，消费扩大储蓄减少，财富分配均匀化，有更多的投资机会；或者是大大增加房屋的供给，关键是增加土地的供应。我国房屋供应的限制就在于用于开发的土地不足。特别是为了粮食安全考虑，而过度限制农田转用于开发用地。这项政策应该改变。

“世界上最巨大的浪费”

被扭曲的房地产市场

我同意许多经济学家的看法，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有相当程度的扭曲，表现在房价虚高；高档房的比例不适当地多，脱离了大众的需求；房地产业的利润比较高，而且长期居高不下；资金流入房地产业数量巨大，出现泡沫。

造成这种扭曲现象的原因很多。有些人认为是房地产业的企业家造成的，他们追逐利润，不愿意为大众服务，见利忘义。结果他们在舆论面前有很大的压力，有口难辩，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认为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造利润，他们没有错。微观经济学可以证明，企业家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如果想着别的，反而不是好企业家。有些国有企业领导人就是由于不关心企业利润，而把企业引导到错误的路上去了。

现在房地产业发生的扭曲，原因在宏观经济中。宏观经济中的问题不解决，房地产业的企业家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先说房价虚高。企业作为供给方，总是想方设法提高价格，这一点也不奇怪。但是买方不是傻瓜，他们会尽量压价。现在房价高，是买方愿意，而且也有钱出高价购买。是他们，而不是房地产商抬高了房价。

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么多的人愿意出高价买房？答案在我国收入分配的特点上，即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们手里有很多钱，要买好房子、大房子、贵房子。开发商当然瞄准这些人的需求。难道要让开发商盖普通的低档房，卖不出去，同时却损失了高端客户？我国房地产市场偏向档次高的客户，普通的低档房盖得很少，正是与我国财富分配中贫富差距悬殊有关。房地产市场反映了收入分配的状况，不改变收入分配，房地产业的结构同样改变不了。

再说房地产业的利润特别高，而且长期居高不下。大家知道，高利润是维持不长的，只要竞争一出现，高利润就慢慢消失了。我国房地产业的高利润能够长期维持，唯一的原因就是投入要素的竞争不充分。房地产的投入要素主要是资金和土地，这两样要素的竞争都是不充分的。土地是政府批的，资金是银行批的，市场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大，而是靠关系。

现在土地要求通过公开拍卖，据统计，拍卖的还是少数。正因为土地市场没有培养起来，还是政府垄断着，高利润就有可能长期存在。资金的情况差不多，因为利率还没有放开，获取资金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靠关系。所以，房地产商都特别注意和政府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个别房地产商难免暗箱操作，做见不得人的事。但是这不能全怪他们，主要是制度环境造成的。我国市场经济问题多多，办一个大一点的企业都离不开政府。可以说，大企业都得搞点桌下交易，你不同流合污事情就做不成，这叫做逼良为娼。

还有房地产泡沫问题。我曾到上海，看到我弟弟的住处，2001年买的房子，7年以后，他们的楼三十几层都卖完了，里头40％是空着的。是不是太多？他指着对面的楼，是2003年盖的，那个楼也卖完了，但60％是空房。所以我判断，中国的房地产有很大的泡沫。原因很简单，因为有大量资金没有别的出路，于是都涌向了房地产业。

由于泡沫存在，资源配置极端不合理。据报道，全国有6000万间住宅6个月内电表没有转动。有将近1/4的房子卖出了没有人入住。巨大的钢筋混凝土，加上劳动的付出建成的住房被闲置，是资源的极大浪费。

为了防止房价虚高，国务院出台了限制房价的政策。限制购买第二套房，提高房贷利息率，提高首付的比例，等等。但是并没有找到住房市场的根本问题。现在是压房价；如果房价往下跌，又得托房价。短期政策并不一定有效，还有可能加剧市场的波动。

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么多人不怕房价贵，再贵的房也敢买，把房价抬得高高的？他们买房不是为了自己住，也不是为了给别人住，就是为了等涨价发财。可是另一面是高房价挺住的空房子，使许多嗷嗷待哺等着要买房的蚁族被排除在住房市场之外。世界上最巨大的浪费，恐怕就是中国的房地产业了。

一个市场中有少量的投机是好的，此时投机能够创造财富。但是投机过多时，价格被投机者控制，投机变成赌博，就不能创造财富。不光房地产市场是这样，其他一切市场都是这样。

股票市场上的投机者，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如果价格预估正确，他们在赚钱的同时也能为企业的优劣变化指出方向，所以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他们所赚的钱就是社会给他们的回报。但是如果他们判断错误而赔钱，把走向恶化的企业看成好企业，把坏企业的股票价格抬上去，最后事实证明企业的股票价格下降，社会就会对他们惩罚。这是很公平的。

但如果投机者人数太多，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使价格陷入混乱。投机者失去方向，投机就变成了赌博。投机能创造财富，而赌博是不能创造财富的。比如我国的股票市场，一年的换手次数达到7次，外国的换手率只有一两次，说明投机活动太多。不改变这样的状况，股票市场很难正常化，金融危机也更容易发生。房地产市场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必须防止过度投机，它有害于国民经济。

回过头来总结，我们有三方面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土地和资金市场缺乏竞争、金融市场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是造成房地产业扭曲的根本原因。这些原因不改变，扭曲就不会得到纠正。

［第二章］　穷人为何受穷

以赌博的方式分配财富

社会贫富差距为何扩大

在我国极其辉煌的经济改革成就的光辉之下，始终有一个阴影，那就是所谓的三农问题。它表现为占全国人口60％多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面貌如故，和城市的高速发展相比较，显得非常不协调。这个阴影越来越清楚。它不但使我国大多数人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而且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它已经直接威胁到整个发展前景。

我国的收入差距主要发生在城乡之间。单独拿城市来说，差距还算有限（基尼系数约为0.32）；单独拿农村来说，差距也是有限的（基尼系数约为0.37）。但是拿城市和农村合起来看，差距就很大（基尼系数约为0.45）。所以我国收入差距的问题在于城乡之间。这个差距原来是不大的，就是近十几年里越来越大。这个过程差不多就是住房改革之后发展起来的。

由于公房的私有化，大城市里的家庭，少则获利几十万，多则获利几百万。表面上看他们没有得到这么多的现款，但是由于近十年来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使得大城市的居住成本极大地抬高了。而已经有了住房的这些家庭是感觉不到的。可是对进城打工的人来说，他们不得不面对极高的房价或租价，使得在城里定居越来越难了。这就是收入差距的具体体现。

不但如此，城里人还能够从自有住房获得财产性收入。比如随着家庭人口变化出租部分空房；或者将房产抵押获得现金，以从事投资或投机活动。城里人因为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不少人增购了第二套住房。而这对进城打工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城里人不但有住房所带来的财富增加，而且在其他社会保障方面也远远超过农村人口。如最低生活保障、公费医疗、较高质量的义务教育、良好的城市服务。这一切农民是被隔离在外的。我国政府的政策设计是针对城市人口而忽略农村人口的。所以说，中国贫富差距扩大主要是政府造成的，未必是市场造成的。相反，市场还缓解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比如农民进城打工，极大地提高了农村人口的收入。现在农民的总收入中有一半来自进城打工。农民的这部分收入不是靠政府，而是靠市场。

缓解贫富差距任重道远，首要的任务是改变政府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习惯。特别在土地政策上千万不可再通过侵犯农民的利益来补贴城里人。

全国都在推行经济适用房，认为是解决民众买房难的一个好政策。一些人能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买到房，似乎没有人受损，当然是好事。真的没有人受损吗？天上会掉下馅饼来吗？没有的事。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么是谁受损了呢？是农民。政府用强制手段从农民手里低价拿地，再用所造成的价差补贴城里人以低价买房。这就是经济适用房政策背后的游戏。它的实质是让农民补贴城里人，是一种倒行逆施的收入分配政策，是在我国已经扭曲了的收入分配现状中火上浇油。最近全国各地大量农民上访，官民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和土地有关的纠纷。

经济适用房是一个极端错误的政策。它不但从根本上违反了公平，而且不利于社会的财富创造，极大地损失了效率。公平和效率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是此消彼长的。要追求效率就得牺牲公平；反过来也一样，追求公平往往得牺牲效率。可是经济适用房政策是既无公平，又损失了效率，所以是一个极端错误的政策。

为什么经济适用房有损于效率？因为市场分配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我国的房地产业在短短10年内创造出世界奇迹，盖的房比住房商品化之前50年的总和还多。全国人民极大地改善了住房条件，人均面积从不到10平方米增加到26平方米。这就是住房商品化所创造的奇迹。现在我们要改变它，用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取代商品化，其结果必定是效率的降低。

在土地面积一定的条件下，经济适用房所用的土地越多，商品房的用地就越少。而能够买经适房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只能买商品房。现在商品房的供给减少，势必引起商品房的涨价。所以经济适用房政策极不利于房地产事业的正常发展。

更糟糕的是经济适用房政策不但不公平，无效率，而且极大地破坏社会风气。因为这种住房的分配是要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审批的。凡是有权力审批的地方就容易发生权钱交易，会制造出贪污腐化的机会。而商品房是没有这种毛病的。批准一套经适房，得到的好处有几十万元之多。这样的好处谁不争取？即使花上三五万元送红包也还很值得。所以具有经适房审批权力的职位变成了肥缺。事实上各地能够买经适房的人多半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尤其是政府部门的人。本来经适房是照顾低收入的人群，他们消费的住房应该是小面积的套房，但是许多经适房都盖成了100平方米以上的公寓。而且出出进进的有许多高级轿车。经适房在很多地方已经变了质。

有一些地方为了避免经适房审批中出问题，采用抽签分配的办法。的确，抽签能够保证机会均等，比较公平（但也只限于经过审批能够进入抽签的人）。结果是一套便宜几十万元的住房通过抽签分配。可这算是什么分配原则？是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原则，还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什么都不是，是赌场的分配原则。还好，这还不是最坏的分配方式，比贪污送红包强。

分析到这儿，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弊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是我想要强调的还不是经适房，更严重的是十多年前停止福利分房时，把几乎全部国有住房以低价卖给了住房者。这个价格基本上不包括土地的成本。即使有一点，也十分有限。因为当时土地市场还没有发育起来。差不多每一个住公房的家庭都以很低的价格买到了自己的住房。其实就是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不过没有流到贪污腐化者的手里，而是流到了城市住房者的手里。所以也还说得过去。此中虽然有许多不公平的事件，但是最大的不公平发生在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这样大的国有资产分给了城里人，农村人口丝毫捞不着。当时大城市每个家庭的分配利益大概都在几十万元。这么大的利益分配极大地扩大了城乡间的贫富差距。

城镇化“拦路虎”

农民进城的住房问题

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镇化，这一点基本已取得共识。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收入低的问题。农业是一个产出很低的行业。随着社会的发达，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从比例上看，会越来越低，所以农业的产出不可能有很大的提高。经济越发达，农业所占的比重越低。像美国，农业产值只占GDP的2％。所以让农民致富的唯一出路是减少农民，鼓励他们进城。这就是城镇化的原因。

我国在过去的30年里城镇化有了很大的进展，城市人口从不到20％增加到了一半左右。在这一段时间里，总的情况是城市规模相对比较小，要它吸收极其广大的农村人口，有点像蛇吞象，消化一定是很缓慢的。但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现在城市和农村的规模相差不多了，今后城市越来越大，农村越来越小，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大大加强了，所以今后城镇化的速度会比过去的30年大大加速。尽管如此，我国的城镇化也不大可能在十几二十年内就全部完成。在全部完成城镇化之前，农村人口的低收入状况还很难彻底改变。

如何加速农民进城？过去认为是城市里的就业创造限制了农民进城的速度。这样的估计显然有它的理由。过去相对比较小的城市人口吸收相对比较大的农村人口，就业确实是一个限制性的因素。但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这一状态将发生变化，就业越来越不是问题，因为城市人口越来越大，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多，至少其困难性比过去大大降低了。

过去还认为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进城，特别在改革开放初期，户籍制度十分僵化，农民进城是不大被允许的。但最近这几年户籍已经大大放松，有些地区户籍已经完全放开。只有特大城市的户籍还有控制，但是放松户籍制度对加速农民进城的影响相当有限。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城里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户籍完全不受控制，能不能加速农民进城？答案还是否定的。因为城市里的生活水平太高，所挣的几个钱不够生活开支。其中特别贵的就是住房。准确地讲，就是住房贵限制了农民举家迁移进城。他们选择的只能是做一个农民工。住在拥挤的集体宿舍里。夏天时打着赤膊，扇着扇子赶蚊子，一边看电视；冬天时雪花能飘到枕头上。只有到春节放假回家能和家人团聚几天，然后再流动进城来。由于居无定所，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固定的社区，甚至没有固定的城市，今年到这儿，明年就换地方。这种高流动性的人口对劳动者自己，对雇佣方，都很不利。他们也十分希望能够有固定的城市，固定的职业，固定的邻里，能够和家人常年在一起，孩子有固定的学校，做一个正常的人，而不是像候鸟那样常常换地方。

我国住房贵的情况也是近十年才发生的。过去是福利分房，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效率低下，矛盾重重。大约十年前改成了市场分配，并在名义上停止了福利分房。住房市场迅速兴起，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通过商品房市场，巨大的财富被创造。现在我们到处都能看到高楼林立，城市面貌完全改观。这一成就不是福利分房所导致的，是住房商品化导致的。

住房商品化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财富分配上也造成一系列问题。如前所述，最大的问题是造成了城乡人民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在停止福利分房时，国家把当时住房的产权以很低的价格转移给了原住户。实际上也是国有资产流失，不过不是流给了贪官污吏，而是给了城市居民。每户原来住公房的居民因为那次的产权转移获得一笔巨大的收入，按现在的房价计算，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小城市的没有那么高）。以后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又以各种名义，暗中继续进行福利性分房，特别是经济适用房，国家损失上千亿元。获得利益的不是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而是各种能够接近特权的城里人。在这次分利的巨大盛宴中，整体而言城市居民是获利者，而农村人口分文未得。这是造成城乡收入差别的最主要原因。可是它并不表现为可见的货币收入，所以大多数人视而不见。它表现为今后农民进城要支付高额房租，而已经购买公房的城市人口却没有这笔负担。它所起的作用就是严重阻碍了农民进城的进程。

经过十几年的商品房市场运作，我国各大城市的土地价格飞涨，住房价格同时飞涨。但是大多数原居民并不感到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住房，既不用花钱买房，也不用付房租。感到压力的是新进城的那部分人，包括大学新毕业的学生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其中一部分来自农村。他们中最困难的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人数也最多。他们是未来城镇化的主要对象。不解决他们在城里的住所问题，城镇化就不可能顺利完成。这一严酷的事实是我们必须正面应对，无法回避的。我们要完成城镇化，要解决三农问题，要完成工业化，不解决进城打工农民工的住所问题，这些目标全都是不可能完成的。

未来二三十年中要进城定居的农民大约有6亿人口，差不多是现有城市人口的一倍。所以城市的总规模要扩大一倍。这么多人，每个人都要有其住所，如此巨大的住宅问题怎么解决？

可以肯定，这个问题完全靠政府的力量是不行的。政府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完全靠市场，让农民工自己买房，也很少有可能。所以解决的方案必定是政府和市场的结合。具体的办法可能是由政府或开发商兴建大量廉租房，以低租金租给进城的农民。这完全不同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不涉及产权，而且是低标准住房，建筑成本很低。住户所付的租金可能不足以补充建房的利息和折旧，不足的部分由政府补贴。有了补贴就有可能以商业运作的方式来开发。等经济进一步发展，人们收入普遍提高之后，可以提高房租，或逐渐转为一般商品房，可以交换成为私人住宅。

这样的政策应该及早实施。让过去一直受歧视的农民获得一些补偿。不但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经济增长，加速城镇化。

农民工跳楼与加薪

劳动力市场正在变化

2010年，富士康连续有十几个员工跳楼自杀，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也引起企业的自身反思。结果是企业给员工大幅度加薪。对此有人赞成，也有人担忧。到底对这件事应该怎样看待？是与非在哪里？

有人担忧的理由是工资这样上涨，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没了。外资会纷纷撤出中国，把工厂迁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去，中国发展的势头就会停下来。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短视的，没有看到中国发展的长远目标。我们的长远目标是把中国从一个欠发达国家提升为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要达到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发生的事正好是前进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它的大方向没有错。

根据国内外专家的研究，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将近一倍，但是他们的工资没有涨多少。这不是资本家加强了剥削，而是市场力量所起的作用。劳动力供过于求，工资涨不上去。现在情况慢慢变了，开始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市场向有利于劳动力的方向转移，工人因供不应求而增加了他们的谈判地位，所以会发生加薪的事。这些变化不是富士康的老板所能决定的，也不是政府政策能够改变的。这是市场在变。

劳动力为什么短缺？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在升级，靠低工资、拼资源的生产方式越来越没有竞争力，另一方面是中国的人口结构由于计划生育而发生相当突然的变化。中国人口的抚养比（分子是非劳动力人口数，分母是15～65岁的劳动力人口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65％左右降低到2008年的37％，降了几乎一半。其原因是出生的小孩越来越少，分子中小孩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分母劳动人口不断增加（二者相加是100％），抚养比降低。可是等这些小孩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变成了劳动力人口，于是会出现劳动力人口的相对减少，抚养比迅速上升。现在我们正处于这个快速的转变初期。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大学招生人数开始减少，许多大学招生达不到目标，各学校都在抢生源。至于小学学校人数减少，并班，关闭小学，一直都在发生着。1980年全国有91万所小学，1.46亿小学生；现在一路下降到30万所，1.0亿学生。而人口从1980年的9.8亿增加到现在的13.3亿。计划生育造成的人口结构扭曲，劳动力短缺的长期负面效果将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内逐渐暴露和加剧。

中国将丧失劳动力低廉的优势，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应对的办法不是勉强保持低工资政策，而是专业升级，减少劳动力的使用，靠技术和创新提升企业的附加值比例。这是中国走向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我们强调的结构调整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产业的升级。工资上涨正好帮助这一变化的实现。

应该讲，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站在产业升级的面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产业升级的某些条件。比如讲，现在的工人已经不是30年前吃不饱的农民，而多半是“80后”的一代人，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更懂得自己的权利，懂得一点法律，有追求平等的意愿，知道自己维权。在技术上也更有条件掌握新工艺。中国的工程师、设计师也今非昔比。30年的和平环境有条件钻研技术，搞发明创造。我们的制造业早已不同于30年前的状态。过去稍微复杂一点的装备都靠进口，现在不但不进口，装备产品也在出口，有许多技术已经站在世界水平的前列。如高速铁道、数控机床、航空安全、通信器材、桥梁隧道、复杂建筑，这些技术中国都名列前茅。

较高的工资水平对应于一个有更多知识，更高技术，更自觉而且有组织性的工人队伍。他们必定会组织自己的工会，争取平等谈判的地位。这一情况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中从未出现过的。现在社会需要面对新的政治形势，适应工会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力量的新结构。工会也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有尊重别人利益的立场和态度。

提工资的过程必须是渐进的，一方面要帮助这个过程的实现，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急于求成。像富士康一次加薪60％恐怕不是普遍能够实现的。操之过急反而会坏事。特别要注意，光是在薪资上打主意是一个零和游戏。工人多得，投资方就少得。财富不会有净增长。财富增长要靠结构调整，靠创新，靠规模扩大和专业化分工。涨工资是促进这个转变，为转变创造条件。涨工资本身并不能有财富的增长。

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有两件要紧事，一是财富的生产，二是财富的分配；也就是效率和公平。这两件事做好了，经济上就没有大问题。但是效率和公平往往有矛盾。不是他们天生有矛盾，而是人们认为他们有矛盾，因此，强调效率忽视公平，结果得到更低的效率。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平均主义，大家认为那是公平，其实那是对创造财富多的人的不公平，所以它没有效率，后来改为市场经济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效率大大的提高。失去了平均分配，但是我们获得公平，这是好事。担心加工资丧失竞争力就是只顾效率不顾公平的一种偏向。更何况加工资对效率也有有利的一面，因为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能够扩大消费，有助于平衡宏观的需求结构。现在宏观的总需求中消费的比例太低，和工人工资过低有关。

反思斗地主

农业发展和经济自由

解放前的100年里，我国的农业是一个相当高效率的行业。那时候工商业很薄弱，人口中约9/10都是务农的。国民收入主要靠农业。我国的农业不但养活了那时候的4亿人口，还有相当大的剩余可供出口。满清政府几次战争失利，割地赔款。《马关条约》就赔日本2亿两白银，庚子赔款赔八国联军4.5亿两白银（实际支付6.5亿两，包括利息），其他零碎赔款发生多次。这些负担最后大部分都落在农民身上。政府打败仗，农民来承担。满清政府被推翻后，连续近20年的军阀混战。各省之间常常兵戎相见。虽然打的仗都不算大，大多数的战事死亡不过几百，时间不过几月，但是对生产的骚扰影响不小。这些冲突也变成了农民的负担。

抗战八年，我国的农民作出巨大贡献，军饷、兵源，最后都是农民的贡献。尽管有非常沉重的战争负担，总体来讲没有大规模饿死人。只有1938年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止日军南下，不顾百姓死活，将花园口黄河堤坝炸开，淹死89万人，饿死可能达百万之众。此外八年中基本上保证了全国人民的粮食供应。抗战中交通瘫痪，商业联系被破坏，再加日本人搜刮军饷，农民生活困难，经济负担极重。但是全国没有出现严重的粮食问题。抗战胜利后一年开始了三年内战。双方动员的力量远远超过抗日战争的规模。但是粮食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从这些事实可见我国农业是相当高效的。生产力的水平靠的是生产关系的稳定，各方面都有一定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的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

可是解放之后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斗地主，分他们的土地和浮财，后来又动员农民参加合作社。合作社还没有巩固，接着要求成立高级社。“大跃进”后要超英赶美，农业也要大干快上，成立了人民公社。这一切都是在违反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干的，都是依靠少数积极分子带头，用搞运动的方式推进。分地主的土地，是为了消灭剥削。看似有理，但是破坏了财产的所有权，这才有后来的强迫入社和土地入股等事情。土地所有权的破坏，其影响至今还到处在起坏作用。强迫加入合作社，出发点也是好的。合作肯定比单干有更高的效率。但是农民不愿意，因为报酬和劳动付出不对应，吃大锅饭。政府出于好心强行推广。这些措施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农产品的供应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农业越走越困难，几乎陷入绝境。政府想尽了办法，提出“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上山下乡”、“全民搞粮食”，但是统统都不见效。改革开放后小岗村的18户农民签了生死合同，搞包产到户，这才改变了中国农业倒退的形势，走出了困境。

解放前的农业是一个相当高效的行业，后来变成一个非常糟糕的行业。其区别何在？一言以蔽之，在于有没有参与者的自由。不论出于什么好心，如果违背了自由的原则，好心也会办坏事。反之，如果有了自由的选择，虽然是坏的政策，也不会实施。自由可以屏蔽掉坏事，不让它发生。因为当事者最知道自己的利益何在。这条原则是一切经济问题的基本道理，从政者万万不可违背这个原则。

最近农村讲究土地流转，出了许多新想法，有的取得极好的效果。农民可以出租土地，获取地租，把土地搞活，要素重新组合，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更多的财富被生产出来了。过去地主收地租是剥削，现在农民自己也收地租，算不算剥削？什么样的农民可以定义成地主？二者的界限何在？我认为只要双方同意就必定有益于双方，就不是“剥削”。所谓剥削是学者们想象出来的理论，事实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自由的最高原则远远没有被大家接受。现在大量发生的强迫拆迁就是个例子。凡是强迫拆迁的都没有好结果。相反，如果尊重双方的基本权利，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达成土地的交换就能变为好事。一样的土地转换用途，用强迫的方法就必定失败，用自由的方法就一定成功。搞合作社也一样，只要自愿就出不了毛病。

不但在农业方面是这样，在其他方面也一样。切记：自愿原则，不容随便破坏。政策的好坏不在乎制定者的判断，而在乎能不能在自愿的基础上行得通。除了税收、环保、防止不良外部性等少数几种情况需要强制干涉，政府切忌自以为是，强迫实施大家不愿意做的事。什么是市场？其实就是顺乎自然。计划为什么不好，就因为它违背民意。是谁有权强迫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只有政府才能。所以政府千万要小心谨慎，不可违背自然，造成严重后果。

绕不过的坎

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

为什么我国的农民问题那么难解决？三农的问题那么复杂？政策每年都在出，而且都是一号文件，是最重要的政策，但是却见效甚微。原因就是没有抓住根本，是在外围兜圈子。核心问题是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么多的研究、讨论、调研，统统都在外头兜圈子，谁也不谈所有权。这很奇怪。难道大家都不明白吗？未必。问题在意识形态上。公有制这顶大帽子吓得大家都不敢越轨。

其实，在农业之外，公有制的限制早已突破了。如果没有千千万万个私营企业，中国的改革开放根本不可能成功。私营企业已经占了国民经济的半边天下。唯独农业，公有制还在起作用，它起的阻碍作用非常明显，其核心问题就是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所有权。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农民是什么权利都没有的一个群体。即使挨饿也不能从事公社以外的生产；不能选择工作；不能流动，挨饿也只能在当地饿死，不许出门讨饭；不许自己结社，只能听命于政府；不能改变农民身份；无权像城里人那样享受政府分配的生活用品；农民不能坐飞机，当然更不能出国。大约5年前农民还没有资格考公务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以上这些歧视一个个都被逐步取消了。唯独土地的所有权还在禁区里。要想解决三农问题，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

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是人权的一种。奴隶是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他本身还不属于他自己，何来对财产的权利。现代社会中的人已经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自由人应该有对财产的所有权。

为什么财产权是人权的一种？因为人权的出发点是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每一个人划分一个权利的界限。比如生存权，说的是每个人的生命得到保护，不容他人侵犯。这就避免了个人与个人之间，或政府与个人之间对生存的侵犯。信仰权也一样，各人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别人不得干预，从而避免彼此的冲突。个人之间的互相侵犯也需要政府来解决。因为个人是很弱小的，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一个人的财产被偷了，他自己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只能报案，请警察局来破案。所以人权的保护问题大部分变成了政府的事。

农民可以买一台电视机放在家里，这是他的财产，是受到保护的。如果小偷偷了他的电视机，他可以报案，警察局有责任为他立案，侦查破案。这就是财产所有权的体现。但是对农民而言电视机不是他最重要的财产，土地才是他最重要的财产。而恰恰土地是不让农民拥有的。他们被剥夺了对土地的所有权。政府可以随时随地转移土地的所有权，不需要得到农民的同意。或者说，你不同意也没办法，你去报案，法院是不会受理的。你不得不同意。

解放初，斗地主，分田地，农民得到了土地，以为他们具有了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是过了没几年，搞合作化运动，生产资料都要归公，由队里统一经营。后来搞人民公社，除了一小块自留地，其他的地都归了公。就算自留地也是没有所有权的。到1978年，搞责任制包产到户，各家临时分了一块地，但并不固定，随着人口的变动，地块要重新分配。土地的所有权归小队集体。农民还是说了不算，没有发言权。由于对土地没有明确的所有权，发生了公地悲剧，大家只管使用，不管维护，地力下降，有机质减少，而且生产积极性不能保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策规定土地承包30年不变，甚至50年不变。可是所有权还是模糊的。更准确地讲，农民还是没有对土地的所有权。

为了解决和所有权相关的问题，政府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再三强调承包制不变，延长承包期，又说要加强土地的流转，又是土地入股，土地可以作抵押，土地可以置换出租，还有小产权制，花样多得眼花缭乱。但是最根本的所有权问题始终避而不谈。而恰恰所有权才是问题的根子。它是绕不过去的。

为贫困者“输血”

小额贷款的经验和前途

过去的几十年，国家的金融业不断从农村抽走资金，把有限的农民储蓄调动到其他地方搞建设，是造成农村经济停滞不前、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显，大家对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重要性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但是办法何在？各种方法都在试验。政策的放宽，允许多种所有制的资金进入看来是一条好主意。但是具体的办法还没有制定出来。由于国际经验的积累，作为农村金融的一个重要方面，小额贷款得到认可和重视。这里就我1993年以来运行小额贷款的局部经验，谈一些体会。

第一，小额贷款要靠市场拉动。

小额贷款是一种扶贫方式，因为它的贷款额度比较小，一般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00元，所以不适合农村企业，只适用于贫困农户。由于额度小，对信贷员的业务能力要求比较低，他不像正规信贷员，必须有经济知识，只要认真负责，能够判断借款农户的信用水平就可以了。小额贷款要能够成功，必须有一定的主客观环境。比如家庭有劳动力；附近有市场，能出售产品；有起码的资源，如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还有相应的技术，不论是养殖，还是副业，等等。所以小额贷款不适用偏僻地区、不能接近市场的农村。农民借了小额贷款干什么用，由借款户自己决定，不要干涉。有些小额贷款和推广某种技术捆在一起，这样做的好处是效益大，但是也增加了风险。市场一旦变化，产品价格下降，还款就会大面积拖延。

第二，应了解农民对资金的需求。

城里人不大能理解为什么农民有贷款的需求。城市里的家庭只是一个消费单位，它不从事生产活动。在金融上是资金的供应者，因为他们有储蓄，他们没有对资金的需求。但农村家庭不同，他们的生产就在家里进行，不像城里人上班搞生产，农民没有地方上班，所以农户既是消费单位，又是生产单位。因为从事生产，就有资金的流入流出。春天需要投入资金，买种子和化肥；到秋天因为出售农产品，有资金的流入。其他生产活动也一样，都有资金流入流出。如果像现在那样，要资金的时候借不到钱，生产就会停顿。所以农村金融对农民和农业至关重要。

第三，高利息是小额贷款的必要。

通过全世界几十年搞小额贷款的经验，世界银行总结，通常小额贷款的保本年利息率为15％~20％。许多人想不通，小额贷款既然是扶贫，为什么要收取高利息？正因为过去强调小额贷款低利息，此项十分必要的农村金融业务步入了歧途，迟迟得不到发展。现在除了极少数人还对此有怀疑，这个问题应该说已经基本解决。小额贷款要收取高利息的原因可从供应和需求两方面来说明。从供应方面来看，因为它每一笔的贷款仅仅几千元，只是一般银行贷款业务的大约1％，而操作成本却所差无几。同时小额贷款的坏账比较高，管理良好的不良贷款率也常常在3％左右，所以高成本决定了高利息率。从需求方面看，农户借款从事生产，不必为自己支付工资，所以资金回报率非常高。试比较企业家借款，他们要为员工支付工资，利润就比较薄。借几百元自己做买卖，一天可以赚10元钱，一年就可以赚3000多元钱。如果雇一个人来做，10元钱正好付工资，一点利润都没有了。一般农村民间借贷的年利息率达到25％~50％，通常称这些贷款为高利贷。小额贷款的利率比这样的高利贷还是低很多。

第四，小额贷款需要商业化。

高风险、低利润的小额贷款能不能商业化？或者说能不能赚钱？金融业的一般规律是高风险高利润；而小额贷款却是高风险低利润。这样的业务能不能商业化？其答案全看管理水平。如果管理良好，商业化是可能的。另外一个因素是看款源从何而来。如果运作资金都是商业借款，资金成本就要5％~6％，商业化就比较难。如果能够得到政府的扶贫专项优惠贷款，利息率只有3％左右，商业化就更容易一些。由于小额贷款的特殊性，它受宏观经济的影响比较小，而受局部环境的影响比较大。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印度尼西亚许多大银行都陷入困境，但是小额贷款银行却非常稳定，还成为金融复苏的生力军。但是局部的旱灾、水灾等，会导致大量欠款还不上。

既然是扶贫，为什么还要商业化？作为慈善事业的扶贫，只能有少量人士参与，它成不了正规的金融业。要使小额贷款成为农村金融的一个角色，必须能够商业化，能够吸引大批资金进入，所以商业化是必需的。我们这个社会对盈利事业有些误解，认为赚钱就不是好事；做好事必须赔钱。慈善事业是损己利人，所以是好事。没有看到最好的事是利己利人。商业化的事正是利己利人。不但别人受益，而且自己能够赚钱。经济建设是靠利人利己的商业活动得以成功的，不是靠做慈善事业成功的。我们在山西做的小额贷款，开始以慈善的面貌出现，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现在逐渐改变成为商业，还算比较顺利。如果一开始就是商业化，赚农民的高利贷，老早就被枪毙了。至今有不少运行很成功的民间借贷，不敢公开，还在地下运作。希望政策能够改变看法，让这些民间金融合法化。

第五，小额贷款机构需要独立经营。

前几年，我国统计在案的小额贷款有110个，没有记录的可能还有200多个。这些小额贷款中，90％以上都不能持续运行，要靠外面不断注入资金。小额贷款机构和其他企业一样，都需要独立经营，需要法律的保护，包括所有权、交换的合同。但小额贷款又跟其他企业有所不同，它是一个直接经营钱的行业，所以想从中得到好处的人会以各种理由参与进来。当前小额贷款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登记注册，成为合法的经营主体，能够得到比较完善的法律保护。

第六，又存又贷必定是发展方向。

小额贷款可不可以吸收存款？至今的回答是不可以。但是如果不让吸收存款，它就不是一个金融机构，而只是一个普通的企业。金融机构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它的特点就是经营别人的钱。如果只是经营自己的钱，就不是金融，而是一般的企业。然而，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农村的衰败，农村大量的资金被调动到别处去用。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发展农村金融，也就是要调动大家的钱，留在农村运用。如果小额贷款只贷不存，就不能起到农村金融应有的作用。可是，当今社会信用不良，大规模开放吸收存款的小额贷款，的确有相当的风险（但也只是局部的，不可能波及大范围），所以暂时做这样的规定未尝不可。不过又存又贷，必定是发展方向，否则农村金融问题将依然如故。有一个变通办法，就是让小额贷款机构，以小比例抵押向国家大银行整笔借款，作为运作资金。这样可以避免和国家金融机构争夺存款，同时又能够调动别人的钱来运作。不过这样做风险同样存在。风险和金融业是相连的。天下不存在无风险的金融业。

第七，小额贷款机构应更多地吸纳私人资本进入。

过去大多数小额贷款机构是国际组织或政府主办，其所有权本来就不够明确。到底谁对这笔钱负责，亏损时经营者承担什么责任，盈利时又如何奖励，都没有明确规定。特别是被委托的代理人是否具有明确的权限，能够独立负责地作决定，并承担责任。如果别人可以横加干涉，代理人就无法独立负责任。对代理人的监督更是难以实施的问题。所以如果能够允许私人资本进入，监督问题就不存在了，所有权的问题可以比较彻底地得到解决。中央的政策也放宽了对所有权的限制，规定各种所有制的资金都可以进入农村金融，不过具体办法还没有出来。

这两年，我国的私人小额贷款公司已像雨后春笋般，有了很快的发展。全国已经有1940家小额贷款公司成立（到2010年6月末为止），进入的私人资本估计有1300亿元以上，但是它们下一步的发展道路，还是不明确。让它们吸收存款？估计很难。怕这些公司卷款逃跑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大的顾虑是和国家大银行竞争存款。存款业务是国家大银行的生命线。如果存款分流去了私人银行，对国家大银行来说无疑是一大风险。按照孟加拉尤努斯的经验，小额贷款公司必须吸收存款，但是他们的国情和我们不同，吸收存款也未必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近来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寻找出一条新路，就是利用国家大银行的资金转贷给小额贷款公司。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创举。我国的大银行不善于发放贷款，但是长于吸收存款。百姓对把钱存进大银行没有任何顾虑，因为有国家作担保。但是大银行放贷往往出现许多问题，造成巨额坏账。现在有了小额贷款公司，他们善于发放贷款。二者结合起来，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是一种合乎国情的创造。

可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转贷资金仍然受国家规定的限制。根据银监会2008年下发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这个50％的根据从何而来，没有人知道。我猜想事实上也不会有什么根据，大概是几个人商量出来的。他们没有办法证明60％就不如50％好，或40％也不比50％差。其实经济学是有办法给出最优数值的证明的。这里要用到边际分析法。它的道理很简单，在某一个数值上增加一小点看看利弊相抵之后是好处大还是坏处大。比如在50％之上增加一个百分点，利弊抵消之后是否有剩余。如果好处大于坏处，说明增加一个百分点是对的。如此继续改进，一直到在边际上增加一点的得失相等时，我们到达了最优点。

增加转贷比的好处是什么？是增加了农村资金的供给，能帮助更多的农民获得生产所需的资本，还能降低农村高利贷的利息率，全面减少农民获取资金的成本负担。增加转贷比的坏处是什么？是增加了贷出资金的大银行的风险。转贷比过高，超出公司自有资金太多，就会增加金融风险。这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好处和坏处的基本点。在现有的规定限度下，从50％增加到51％，显然是利大于弊。因为一般运行中的小额贷款公司绝不至于把自有资金蚀掉一半，或放贷的还款率低于一半。可以说增加转贷比的风险是没有的，因此增加转贷比是完全合理的。转贷比增加到什么程度才达到得失相当？这要看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行情况。就一般正常的公司运作而言，转贷比达到十倍还是安全的。作为一个统一的规定，宜低不宜高。转贷比在五倍的情况下可保证绝大部分转贷资金的安全。这也是国外转贷比的一般规定。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我国现在对转贷比的规定实在是没有多大根据的。这样的规定极不利于为数众多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这个最优比的问题值得银监会专门做一个研究。因为它事关1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前途，也关系到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前途。绝不可马虎。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过程，这是一个不断破旧立新的过程，原来的传统思想不断被冲击，被刷新。而固守传统思想的经常是同一批人。改革者不断冒着挨批挨整的风险，固守传统的人却坐享其成。20世纪8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争，90年代关于经济民营化之争，21世纪初关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争，都是改革者突破层层障碍，冒着巨大风险的环境下取得的。这对正确处理农村金融有重要启示。当前需要解决的是对民间开放农村金融市场，放弃国家对金融业的垄断，充分利用竞争机制，通过市场淘汰过时的组织机构和经营方式，为民间小额贷款的发展扫清道路。

［第三章］　富人如何为富

仇富的社会没有前途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改革开放至今，贫富差距的问题不容忽视。要改变现在贫富差距拉大的现状，到底应该怎么办？是不是鼓动穷人起来反对富人？或者剥夺富人的财产分配给穷人？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现象，我认为很不好。那就是一方面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说话的人考虑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对自己的舆论评价，为穷人说话是不会出问题的。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谁敢犯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所以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

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于是结果是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谁也不敢变成富人。万一变成富人，不但自己被整被斗，连子女都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入党。9亿人口彼此监督，不让任何一个人变富。幸亏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打破了僵局。现在许多人批评邓小平这个政策，是不明白当时的背景。我们要让全国人民最后都变成富人，目前如果我们没有齐步变富的办法，只好先让一部分人致富。我们正在走上这条路。如果我们见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结果就是又回到穷人国的状况去。我相信这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我为富人说话，遭到猛烈的批评。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我更觉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所以骂我为富人说话。当然，我不仅仅为富人说话，我同样也为穷人说话。不过正如前面所说，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所以我愿意更多地为富人说话。其实，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他们一辈子只能永远当穷人，永无出头之日了。除非自己现在是穷人，先打倒富人，等到自己变成富人之后再来保护富人。这对某一个人来讲的确很理想，但是对全社会来讲是没法执行的。唯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这就是人权。

光为穷人说话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踏踏实实地做事。要能够帮助他们的孩子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具，或能进城打工，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帮他们维权。这些事一部分有政府在做，但是远远不够，需要民间参与。而且是自我牺牲式的参与，不计报酬，不计名利，一心为穷人着想。可是这样的人还远远不够。

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比如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过去我们为了解放穷人，采取了打倒富人的政策，其结果大家都知道，是创造了一个穷人国。穷人并没有变富，反而更穷了。倒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做到了两亿人口脱贫。这是世界银行客观的研究报告，没有人能够否定。可惜的是至今还有许多人执迷不悟，醉心于造反致富的理论。

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是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额贷款低息、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这些问题一时难以搞清楚，但是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更多的财富创造和合理的财富分配。其他想法只是忙中添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人与人的平等，人人都能得到同样的保护。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就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原罪从何说起

企业家是改革的功臣

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二三十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6倍多，有2亿多人脱了贫，国际贸易从微不足道增长到世界名列前茅，“中国制造”的产品行销全球。中国人追求现代化花了150年时间，但是过去的120年不是抵御外侮，就是忙于内讧，大部分人力物力就是这样被消耗掉的。只有改革开放后，我们确实干成了一些事。当然，我们不必为此而骄傲，因为现在离我们建成一个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先进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不过为了总结经验，明确今后应该鼓励什么，防止什么，有必要对过去改革开放成功的主要经验加以回顾总结。

我认为首先是邓小平拨乱反正，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混乱和敌对的派系斗争，无数的冤假错案中整理出头绪，把国家从“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道路上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纲”的正确道路。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任何真正的进步都是空谈。而这个环境正是一大批正直的共产党员，尤其是其中领导干部的努力为全国人民提供的。

政治领导只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从事千辛万苦、千头万绪的具体事务的是劳苦大众和企业家，当然也有知识分子。我们建设的成功缺了哪个成分也不行。党的领导，工人农民的劳动，甚至知识分子的努力，没有谁怀疑过他们所起的作用，但是企业家的贡献很少有人提起，还有许多人至今仍然以为企业家是剥削者，他们有原罪。这种观点，我以为有彻底纠正的必要。

认为企业家是剥削者，是非常陈旧的观点。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并经过计量经济学对事实的客观检验，证明了在一个平等竞争和自由选择的市场上，各个参与者从市场所获得的报酬等于他为社会创造的财富。或者说，国民所得是按照要素对社会的贡献来分配的。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换句话讲，劳动者得到工资，企业家得到利润，出资人得到利息，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得到租金。这是一般市场经济的分配规则。

应该承认，我国还没有做到真正市场经济的分配规则，但是大部分分配已经逐步转移到新规则上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无数试探，闯过了许多难关，例如开放集市贸易，价格改革，双轨制并轨，国企改制，股票市场的建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些直接间接都和分配原则有关。但是在这一切变革中，我认为最难的就是民办企业的出现。其中企业家经历着最危险、最复杂、最受委屈的经历。

记得改革开放开始之前，我国已经彻底消灭了一切私营经济成分，不要说企业家，连单干户也没有。当时党的政策是消灭一切资本主义成分在萌芽状态。老太太在家里养几只鸡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要统统割掉。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政策有点松动，勇敢的个体户开始建立集市贸易，跑单帮。但是政策认为长途贩运和跑单帮是投机倒把，属于严格禁止之列。现在看来，远洋买卖都在做，长途贩运有什么错误。可是政府惩罚跑单帮的人何止几千上万。当时如果没有这些勇敢的先锋分子，哪儿来今天民营经济的半边天下。

到1984年，修改《宪法》，这才允许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虽然政策有了点松动，但是政府和百姓对个体户仍然侧目而视，在注册登记、税收等方面多加干扰。那时办一个工商执照至少要半年时间，税务局在征税方面多方为难。这种情况也属正常，因为党和政府教导大家30年，反复灌输资本家如何可恶，资本主义复辟会有千百万颗人头落地。大家对个体户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防范也在意料之中。幸亏有一批敢为天下先的先进分子，不畏艰险，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夹缝中求发展。经过竞争和淘汰，逐渐使最优秀的少数工商户被筛选出来，成为后来的企业家。

但是，那时组建个人所有的企业仍属严格禁止之列。直到1988年修改《宪法》，才“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但是仍然“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私营经济还处于动辄得咎的处境，地位十分脆弱，境况岌岌可危。到1993年再一次修改《宪法》，国家确立了市场经济为发展方向，私营经济才被承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1999年再一次修改宪法，私营经济总算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有无数人被错误地惩处，有许许多多不幸的故事。企业家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冲破万难，不怕牺牲，才有今天我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局面。和工人农民相比，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是最不被理解，因而处境十分困难的一个群体。更不用和政府官员相比了，连“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的处境也比他们强许多。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取决于它的生产能力，而生产是在企业里进行的，企业的好坏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家的领导决定的。所以企业家的状况决定着国家的实力。我国的经济实力从弱小到强大，主要靠企业家的成长。全世界的企业家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的企业家那样多灾多难，处境艰险。当然，大部分企业家未见得有这么远大的眼光，他们主要是为了自己赚钱，但正如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所说的，每个人为自利而努力工作时，他也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可以说企业家是我们改革开放成功的有功之臣。

有不少情况，企业家犯法是因为政府当局处置不当。例如税务局征税，有许多不合理的规定。企业家多次反映，当局起初不认错，后来各方面反映实在太强烈，不得不承认有毛病，但是至今不改。企业和政府完全不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吃亏的永远是企业。企业家对这种种不合理的做法无法抗衡，只好以恶治恶，用做假账来对付。这样企业家显然是犯法了，但是确实是事出有因，起因还在政府一边。类似的情况不仅发生在企业家那里，也发生在一般人民群众那里。要说犯罪，就不仅仅是企业家的事了，所以光怪企业家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当然，不能说企业家都是好的，搞假冒伪劣、走私贩毒也是有的。正像政府官员也有贪污腐化的成员；普通群众中作奸犯科的同样存在，只是各种人由于身份不同，犯错误的方式不同。企业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是有功的。澄清这一点关系重大，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完成，进一步改革开放还要靠企业家的作用，比如扩大就业，没有企业家的作用就很难实现。认为企业家有原罪，以后叫他们怎么办？缺少了他们的作用，国家是祸是福？

原罪的说法源于宗教，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这一点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是人都会犯错误，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改革中是哪种人犯了错误呢？我认为主要是那些反对改革的人。不同意发展民营经济，反对经济上的自由开放，坚持过时的计划经济主张，用老眼光看待西方的先进文明。当然，这些人也不是故意要使国家停滞倒退，他们也希望国家变好，但是观念落后，不能与时俱进，成了改革开放的阻力。相反，那些勇于冲破阻力，甘愿个人承受政治风险的改革开放先进分子，包括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有功之臣。今后如果我们能够给这些人更多的创造空间，相信我们前进的步伐还能更快一些。

谁有“革命造反”的权利？

慈善不是交易

每逢年底，有好几个节日，元旦、春节，大家在庆贺的同时也想起还处于困难中的同胞，各种慈善活动也格外活跃。我国百姓的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慈善活动必然会相应快速发展。民间的慈善事业，和政府主导的慈善工作将加速得到发展。为了正确指导这类活动的开展，有必要对慈善活动的性质分析清楚。有人在报上发表意见，认为慈善活动的本质无非是一种交易。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对今后开展慈善活动非常有害，需要加以澄清。

把慈善看成交易的理由是贫富差距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现在富人出钱帮助穷人，等于是富人花钱购买了社会稳定，从而保证了自身的安全。所以说，慈善是一种交易。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这种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道理很简单，出了钱的富人在万一发生社会动乱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因为做过善事而能幸免于难。做了善事的人并没有买到一张证书，可以避免别人对他们的侵犯。所以这种交换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这种交换真的存在，恐怕许多富人都会出钱去买这张证书，远远比现在参与慈善活动的人要多。作者的设想是好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设计这样一种交换制度，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就可以避免了，而事实上这种交换制度是无法实施的。

也许作者认为慈善活动虽然不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换，是不是可以看成是集体和集体的交换，富人群体向穷人群体用钱购买安全呢？正好像老百姓缴税，购买政府的公共服务？我认为这种看法同样是错误的。交易的特征或者是双方就某个标的物交换所有权，或者用钱交换服务，也可能用钱交换某种权利，比如肖像权，或著作的出版权。如果慈善是像该文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交换的话，那么请问富人是交换穷人的什么权利？是“造反闹革命”的权利吗？我认为并不存在穷人因为穷而被赋予了“革命造反”的权利。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革命造反”的权利。所以说，把慈善看成集体之间的交换，同样是讲不通的，因为无法界定富人交换穷人的是哪一样权利。穷人并没有任何法律上可供出卖的权利，这完全是作者想象出来的并不存在的权利。

慈善是不是富人用钱换取社会声誉的交换呢？一方面富人获取社会声誉的方法很多。他们可以求助于广告，甚至制造新闻炒作，这样的效果恐怕更大一些，不一定要做慈善。另一方面如果做慈善确实能够提供良好的社会声誉，那么正好说明慈善并不是什么交换，而是一种崇高的同情心的表现。富人做慈善事业获得社会声誉，是社会公众给予的无形奖励，与交换无关。同样的道理，我们帮助马路边的乞丐，难道希望有什么回报吗？是拿钱去做交换吗？许多人捐钱给希望工程，救助灾区人民，他们交换了什么？

交易的特点是有一个双方同意的价格。做慈善并不存在什么价格。我们能说捐的款越多获得的声誉越大吗？不然。报上经常报道小学生捐几角钱的事，他们获得的赞扬并不比企业捐款几百万少。可见慈善事业重在内心的真诚，它是不可以用捐钱的多少来衡量的。

社会表扬做慈善的人，这是一个正常社会所应有的习惯。过去有些人强调做好事要不留名，留了名就不是真正的好事。这种理论非常有害。为什么我们对待做好事的人如此苛刻呢？正因为做好事的人不够多，所以需要社会的表扬，鼓励大家多做好事。哪怕人们做好事是为了得到表扬，只要是真正的好事又有何妨？我们不否认有些企业做慈善有广告宣传的动机，但只要他们做的事真正帮助了有困难的人，得到表扬是很公平的。而且这对全社会有益，有什么理由反对呢？如果我们真正对贫苦人充满着同情心，我们一定会欢迎一切对穷人有益的活动。至于出钱做慈善出于什么动机，根本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穷人的生活能否得到改善才是我们关心的事。有些人自己不参加慈善活动，还要对别人的参与吹毛求疵，这种心理很不健康，对社会是不利的。

企业除了做慈善，还出钱做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如体育、文化、艺术、科研、教育等。这些事在计划经济时代都由政府拿百姓纳税的钱来做。现在除了政府做，有能力的企业和个人也出钱参与。首先因为光由政府出钱往往不够，其次直接由老百姓自己做效率比较高，没有那些“官样文章”和“衙门习气”。一个健康的社会必定是多元化的，能够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去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谁也没有理由垄断这种事业。企业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时往往冠上企业的名字，这没有什么不妥。有时候这种活动和广告很难区别。比如我们常常在足球比赛时看到可口可乐等企业的广告。有些画展、交响乐团、环境保护组织等，也是由企业出钱资助，冠上企业的名字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的资助这些活动才有可能进行，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但是资助或者赞助，和投资完全不同。资助或赞助是企业出钱不求回报的，而投资则能够从中得到回报，其目的是营利性的。资助活动应该得到免税待遇（企业的这部分开支可以算作成本，从而企业的利润减少，他们的所得税相应减下来）。而投资是不能免税的。

交易的目的是自利，但交易是在自利的同时也利他，因为交易的对象同样是一个自利的人。所以交易的结果是双赢。但是一个社会光有自利是不够的，慈善恰好就是利他，它和以自利为目的的活动有本质的区别。认为慈善是一种交易，意思是慈善最终还是为了自己。把一切都归结为自利，或者用自利的眼光来解释社会，不但扭曲了事物的本质，而且对社会的良好发展不利。

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

中国慈善事业的障碍与前途

2010年9月，盖茨和巴菲特来华举行慈善宣传宴会，他们的目的无疑是来劝募慈善捐款。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涌现大批亿万富翁。中国的高档消费品市场极其繁荣，高级轿车、艺术品、名表、豪宅销售极旺。在这样的背景下，募捐慈善用款理应不成问题。可是结果大出人们的意料，响应者寥寥。这种状况引起一片争议，中国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中国的慈善事业还有希望吗？

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其原因何在？是他们吝啬，舍不得花钱吗？不是。他们的钱很多，几辈子都用不完，出一点钱对他们来讲不会对生活造成丝毫的影响。他们的心态和一般人不同，用普通人的心理猜测他们的行为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对他们来讲，他们缺的不是钱，而是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声望。如果出钱能够挣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声望，对他们来讲是十分合算的。用多余的，用不完的东西，交换他们感到最稀缺的东西是非常理性的行为。

问题就出在这里。在中国做慈善并不能给富人带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名望，而是恰恰相反。富人露富的结果是更不安全，名声更糟。这是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环境很不同于美国。在美国财富象征着个人的成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在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富人是挨骂的对象，是剥削的典型。不露富还好一点，露富是一点好结果都不会有的。

中国人认同的是劳动价值论，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人与人的劳动差别不大，因此根据这个理论，人与人的财富也不应该相差很大。如果财富的差别大，一定是剥削得来的，是你把别人创造的财富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变成了你的财产。因此富人在中国是没有好名声的。前一阵流行过原罪理论，认为中国的富人都是有原罪的。这个说法恐怕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从政治环境上看，解放后我们执行的是打倒富人的政策。农村的地主富农被消灭了，城市里的资本家被改造了。结果在中国彻底铲除了富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穷人国。在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全中国没有任何个人有私人小汽车。在社会上三代贫农是依靠和提拔的对象，富人是要被踩在脚底下的。只有穷才能有前途，富则是一切祸害的根源。谁和富字沾上边，谁就会倒霉，一辈子被歧视，连子女都受累。除非你摆脱了和富的关系，或者说，除非你变穷了。

改革开放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对富字的忌讳减少了。首先对私人财产的看法从非法逐步承认其合法性。“宪法”对私人财产的规定经过几次修改，从不保护到勉强的保护，但还是扭扭捏捏，不是理直气壮。比如对公共财产的规定是神圣不可侵犯（没有说是否合法，只要是公共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对于私人财产只保护合法的。至于什么是合法的，要由别的法律来解释。这就留下了很大的灵活空间。

拥有财产会带来剥削者的坏名声，财产的安全缺乏保障。在这样的社会中露富是最愚蠢的做法。所以富人的对策是不声不响地把财产转移去外国安全的地方，而不是捐款做慈善。这就是近年来大批富人移民西方国家的背景。

这一基本情况注定了在中国靠富人做慈善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改变这一情况有可能吗？这涉及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中国是走像美国那样的道路，彻底否认剥削理论；还是像北欧那样的社会民主主义？或者还有更理想的方式？甚至采取古巴模式、朝鲜模式，都不能说绝对没有可能。不过这一转变即使可能，也要很长时间，不是十年八年所能够解决的。在中国已有的观念还将存在下去，富人的地位很难有迅速彻底的改变。因此在中国如何发展慈善事业必须另外找出路。中国的出路我认为就是普通百姓的慈善事业，而非富人的慈善事业。其实在美国慈善捐款的来源也不全是靠富人，更多的是靠普通群众。慈善成为每一个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慈善开支和吃穿用一样，是一个必要的支出。当然，其百分比不大，只不过占家庭收入的1％～3％。但就全国而言，总数非常可观，足够全国慈善事业所需。

这条道路就是李连杰所倡导的壹基金，每人每月捐一元钱。我认为这个方向符合中国的国情，能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但是壹基金曾经遭遇很大困难。原因和国家对慈善事业的垄断企图有关。中国政府的基本态度是鼓励民间拿钱，但是操作要由政府来做。如果民间自己拿钱，自己操作，政府是不鼓励的。这一点很明显表现在慈善组织注册的规定条文，在善款纳税的区别对待上。特别是民间的慈善极难获得合法身份，因此他们不能在银行开设账号，没有自己的图章，也开不出捐款的合法收据。因此也不能向公众募捐，这些事只有挂靠政府的慈善机构才能做。当然，如果政府的慈善做得很好，也未尝不可。问题在政府的慈善事业往往毛病丛生。救济目标缺乏合理的针对性，操作不透明，没有热情，是冷冰冰的照章办事，还有不少贪污浪费。使得大家出钱不放心。这就大大阻碍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一个根本问题是政府该不该做慈善，我认为不该。这里涉及政府的功能是什么。政府不同于一般民间组织，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具有武力做后盾，可以用强制措施来达到某一特定的目标，如国防、公安、纳税、食品安全，甚至环保，但是不包括慈善。做慈善不需要任何强制性的力量，相反，要的是热情和细致。这正好是政府所缺乏的。所以世界各国的政府都不做慈善（但是政府调整收入差距，提供社会保障），慈善是留给民间做的事业。

由于盖茨和巴菲特访华，引出许多对慈善事业的想法。其实，不管他们两位来不来华，中国慈善事业的方向和前途是一定要讨论并付诸实施的。

一个巴掌拍不响

反腐败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反腐败一向被认为是政府的事，跟企业无关。这样的看法有它的道理。如果政府不腐败，企业绝不会主动搞腐败。所以我国许多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都不提反腐败的事。

但是反过来看也是对的，如果企业坚决不搞腐败，政府想腐败也没有人去响应，政府也腐败不起来。可见反腐败是两方面的事，既是政府的事，也是企业的事。美国的法律禁止企业行贿，个别企业在中国搞腐败，对中国政府行贿，触犯了法律，被判有罪。相反，这些案件的中国涉案者至今还逍遥法外。由此可见两国法制的巨大区别。

严格讲，中国的企业很难抵制政府的腐败，不得不随势顺流，靠腐败来生存，甚至谋取竞争中的优势。企业行贿几百万上千万经常有所耳闻，小则请客吃饭，都是司空见惯。这种广泛性的社会腐败现象，正在腐蚀我们的国家，它不但扭曲资源配置，降低社会的产出，还恶化了收入分配，有百害而无一利。在一些发达国家里，官员接受服务对象的宴请是算贪污腐化，要被追究的。

要纠正我国这种广泛性的腐败，必须动员各种力量，民间的、政府的，甚至外国的，一起行动起来，展开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这对企业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它远比环境保护、按章缴税难得多。因为贿赂政府官员能够疏通办事的障碍，降低和政府打交道的交易成本，有时候还能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从单个的企业来看，行贿是能够优化企业盈利能力的有效措施。但是从全社会来看，这是降低经济效率，腐蚀道德标准的做法。企业如果不讲社会责任，行贿是它的最优策略，但是如果要讲社会责任，企业必须抵制任何方式的腐败。

反腐败的确是企业的一项社会责任，是责无旁贷的、别人不能替代的一项重大社会责任。企业不是不知道应该反腐败，但是企业反腐败的成本非常高。如果政府官员索贿，企业予以拒绝，企业要求政府办的事很可能会被刁难，甚至连生存都会受威胁。再说，反腐败也不是某一个企业的事，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见效。单独一个企业冒很大的风险去做一件没多大把握的事，确实太难了。这就是为什么企业的反腐败提不到日程上来的原因。

事情得从有可能做的做起，不管多么微小，日积月累就能慢慢起作用。这个办法就是企业要把反腐败放在自己的社会责任上，要教育员工，遵守企业的道德，尽力不搞腐败。企业的财务要透明，钱的去向要有交代，要把抵制腐败写在自己的员工守则上。大企业都有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要负起责任来，不许企业搞腐败。按照他们的经验，如果大多数企业联合起来，展开声势浩大的运动，就能够使企业的反腐败形成一股力量，能够极为有效地帮助政府的反腐败行动。例如，印度的企业联合起来反腐败，他们印制了两万多张面额为零的钞票，上面写着“不许搞腐败”，当政府官员索贿时就把这种钞票给他。企业联合起来和单个企业的力量是完全不同的。当企业联合起来时，双方的博弈形势就起了变化，贪污分子就不敢那么嚣张了。如果大家不行动，反腐败就遥遥无期。

温和的剥夺

什么样的不平等必须容忍

“平等”是一个很含混的词。由于含混，各人有各人的不同理解。最直观的平等就是大家都差不多，特别是大家的消费差不多，没有太大的贫富差距。这就是平等的最直观理解。当我们看到当今的社会贫富不均，穷的穷，富的富；消费水平相差十倍百倍，不平之心油然而生，就想到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才发现解决平等的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

财富的不平等可分成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市场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非市场原因造成的。后者又可分为合法的和非法的。合法的非市场致富的例子如买彩票中头奖，或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这种暴富，虽然也是财富的不平等，很少有人会反对它，或要求取消它。顶多只是收缴所得税。非法的致富，如贪污、走私、贩毒、贩卖人口等，无疑都是大家反对的，必须予以取缔。话是这样说，做起来可不容易。差不多世界各国都有这种非法致富的活动，各国政府尽了很大努力，也未能完全消除。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管理水平较差，更不容易消除。

剩下就是市场所造成的贫富差距，这是最有争议的问题。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条件下，市场是一个自发的平等参与的交换场所。但现实世界往往不那么自由平等，即使法律所赋予每个人的自由平等也难以兑现。在许多国家里真正实行的是特权，官阶愈高，特权愈多，因而造成司法执行中偏向权势者。愈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的问题愈严重，而且造成收入的不平等。这也是穷国的百姓希望移民到富国去的一个原因。在那里特权的干预比较少，自由平等给百姓提供了比较多的机会，凭自己的勤奋，比较容易致富。

即使我们假定，最初参与的平等性能够存在，在长时间的交换演化之后，也会造成收入的不平等。所以我们可以说，市场是会造成收入不平等的。要彻底消灭不平等，就得取消市场。这条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试验过，包括中国。但是试验的结果是普遍的贫困。经过艰难的改革，大多数国家都放弃了计划经济，走上了市场经济，而且取得了成果。所以市场是致富之路，但又是分配不平等的一个原因。

如果仔细分析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无非是四方面的。一是起点的不平等。有的人出生于富裕家庭，得到父母的关爱，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的人则相反，家里穷，上不起学，或者家庭生变，父母离异。二是天生的条件不同。有的人长得漂亮，有的人难看；有的人聪明，有的人笨；有的人健康，有的人天生就有疾病。三是个人的决策不同，导致后果不同。有的人选择学文，有的人选择学工；有的人选择艰苦努力，有的人选择清闲安逸，等等。四是个人的运气不同。有的人命好，处处顺利；有的人命苦，到处碰壁。我们来看看，上面这些导致财富不公的原因中哪些是可以消除的。

先看出生的家庭条件，这样的不平等，主要是原有的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出生的家庭有穷有富，上一代的不平等传给了下一代。这是造成一个人一生命运不同的最主要原因。虽然社会有一些安排，试图减少这种不平等，比如义务教育制度、社会救济制度，但作用远远不够。更激烈的措施例如把孩子集中起来统一教养，未必是良策，更未必能被疼爱孩子的父母所接受。穷妈妈也未必同意把孩子送给富人家。所以纠正这一类的不公平，比较稳妥的办法只有改善社会的收入分配，从根本上逐步消除贫富差距的过分扩大。

再看本人出生时的条件不同，这些天生的条件差别显然是无法避免的。有些家族天分特别高，辈辈出人才，为人类作出杰出的贡献。我们没有理由为了公平去压抑他们，叫他们的贡献和普通人一样。有些人有商业头脑，善于经商，同样为人类作出贡献，自己发了财，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我们不但不应该限制他们，而且应该帮助他们成全他们的事业。可见这一类天生的不公平，也是无法改变的。一个人的相貌也和他成功与否有关。有些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她们赚的钱就多得多。汽车展览都要请漂亮女孩做模特，空姐也要讲究相貌。难道我们能够改变这种现实吗？不管是天分也好，长相也好，这些天生的区别所造成的收入差别确实很难消除。

个人的选择，只能由个人自己负责。绝没有个人的决策叫别人承担责任的道理。一个人决定去偷盗抢劫，总不能让别人替他去坐牢。一个人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他的成果也不可以让别人去享受。过去我们批评吃大锅饭，就是因为干好干坏一个样，弄得大家都没有积极性，对发展生产很不利，才决定引进市场经济，让每个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得到自己的劳动果实。可见由于决策不同所造成的贫富不均也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说到运气的不同。运气有个人的，还有大环境的。个人的运气包括一生一世中所碰到的人，这些人所选择的决策，偶然性的因素非常多，而且都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所以称之为运气。我们无法用任何手段改变这些偶然因素。大环境的变化包括国际石油价格的升降，碰上宏观调控等等，都会影响一大片人。我们无法将一个人挑出来免除宏观对他的影响，更无法改变整个宏观形势，唯一的结果是听从运气的安排。

说到这儿，结论是没有办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或者说这些不平等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但是它的结果，过大的贫富差距又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最后的办法只能是在收入分配上采取温和的手段，从富人那里征收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这就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处理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的政策。简单地说，我们不得不接受市场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矫正的办法是在已经形成的收入分配上多征富人的税。

恰好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税制不能有针对性地对富人征税。我们的累进所得税只适用于工资部分，而大部分富人不是靠工资致富的。他们致富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性收入高。这部分收入税务局缺乏信息，无法对他们征税。即使他们老实地申报了，也没有累进的税制，只是20％的统一税率。更何况目前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7％，其他93％直接间接都和消费者的购买有关，而和家庭的储蓄无关。你的钱放在柜子里，或者存了银行，政府是不会对这部分钱征税的。但是你一旦消费，买了东西，政府就对此征税。打电话，付电费，在超市买东西，国家都在征税。富人的消费虽然高，但是从比例而言他们的储蓄比例高，相对的消费少。而穷人的所得几乎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钱都要交税。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收入中纳税的比例比穷人的低。结果我们的税制成了按收入的累退税。改革税制，按总收入征税，并且采用累进税制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

此外，消除经济活动中对不同社会阶层人的不同限制，取消特权，是缩小贫富差距更为彻底的方案。应该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在这方面是有成绩的。每个人公平致富的机会比过去大大增加了。但是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利用权力获取巨额收入的机会在增加。它不同于贪污腐化，但跟垄断和禁止公平竞争有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美诸国、非洲国家等，或多或少都有这一类问题。它和文化传统、社会结构有关，是比贪污腐化更难纠正的一个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够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对最终收入公平地征收累进所得税，这个问题的危害性就不足为惧了。

［第四章］　消除贫富分化

“贪污分子最倒霉”

收入差距的新视角

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引发治安问题，特别是穷人衣食无着，会铤而走险。但一般并不表现为官民冲突，也不会是群体事件。当前社会治安案件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并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因为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家庭分离，商业社会言利少义，治安恶化并不出乎意料。这些分散的治安事件不会成为政治问题。现在最令人害怕的是群体的官民冲突，使政府紧张的也是这类事件的增多，而且性质越来越趋于暴力。它有可能转化成政治事件，导致社会动乱。

为了看清收入差距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有必要深入分析收入差距的性质。现在大家衡量收入差距的是一货币指标，拿钱的多少作比较。但是大家花钱最后得到的是享受，经济学中叫做效用。用享受衡量和用钱衡量有很大区别。因为花钱得到享受，有极为明显的收益递减现象。在钱多的时候买到的额外享受，大大低于所花的钱数，完全不跟钱的多少成正比。有钱人吃海参鱼翅，比普通人吃肉，多不了多少真正的享受；一小盅鱼翅要卖三四百元，一碟带肉的菜不过二十几元。二者相差几百元，但是所得享受的差别可说微不足道。一碟蔬菜三四元钱，比肉菜便宜十几元钱，但是所得的享受远比吃肉和吃鱼翅的差别大。吃肉和吃菜在享受上的差别，超过吃鱼翅和吃肉的差别，但是钱的差别却相反，吃肉和吃鱼翅所花的钱的差别，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所花的钱的差别。再拿交通来讲，富人花几百万元开奔驰、宝马，穷人花几百元骑脚踏车，汽车比脚踏车走得快，但这个差别远没有钱的差别大。堵车的时候脚踏车还比汽车走得快呢。这充分说明了钱的效用递减，钱所提供的享受递减。在收入低时，一两元钱的差别可超过收入高时几千上万元享受上的差别。一个人少了一两元钱就可能挨饿。吃得饱和吃不饱的差别又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的差别。这一切都说明，钱多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少，钱少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多。拿钱买享受，在钱多的时候是很不合算的。

因此有人提出，现在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比改革开放前小了。改革开放前是吃得饱吃不饱的区别，现在大家都吃饱了，区别在吃鱼翅还是吃肉或吃蔬菜。拿通信来讲，改革开放前只有局级干部才能在家里装电话，现在差不多人人都用手机。拿穿戴来讲，改革开放前淮河以北的穷人一般不穿鞋，只有在冬天冻得受不了才不得不买鞋穿。所以到了冬天有人到城市里收购旧鞋，拿到农村去卖。那时候享受的区别是冬天有没有鞋穿。现在鞋子很便宜，几十元钱就能买一双鞋，大家都有鞋穿了。富人钱多，买几千上万元的皮鞋，其额外的享受几乎等于零。再拿彩电来看，过去很少人家有彩电，现在农村每百户的彩电数为99.2台（2008年的调查），可说家家户户都有彩电，连公共汽车里都可看彩电。是不是差别比过去小了？现在的富人花钱买名牌商品，一块表要几万几十万，一个手袋要几千上万；穷人也能买几十元钱的表或手袋，性能上和名牌商品相差无几。当然不能说富人钱多一点意义都没有。现在穷人富人享受上的最大差别恐怕是在住的方面。进城打工的人，住在十几个人的小屋里，有钱人住别墅。改革开放前只有国家领导人才有别墅行宫，部长级干部住得也很拥挤。现在有上千万个富翁住进了别墅，住的差别比过去扩大了很多。向前看，住的差别还很难缩小。以上的分析说明，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享受上的差别，而不是钱多钱少的差别。所以国家应该更多注意减少住的差别，帮助最困难的人改善住房条件，方法就是廉租房或住房补贴，而不是卖经济适用房给普通群众。

经济学中的享受是指对物质消费的满足感，而不是从攀比得到的满足感。买几千几万元的手表或手袋，得到的是从炫耀来的攀比满足感。严格讲，攀比的满足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没有别人在场，就不会有攀比的满足感。为了别人的羡慕而消费是愚蠢的消费。为了别人的福利而消费是聪明的消费。比如买路边小摊的商品，不但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又帮助摆摊的人提高了收入，利人利己，是聪明的消费。这种消费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从这个角度看，贪污分子最倒霉。他们贪污得来的钱很多，但是不敢露富，到处装穷，一点也没享受着，天天还要担心受怕。物质享受没得到，倒是精神负担非常重。两头都没捞着，非常不合算。如果他们想通了，就不会贪污了。

人们花钱得到的是享受，所以拿享受作比较也许更合理。穷人富人在享受上的差别远没有货币收入的差别大。改革开放前收入都很低，相差几元钱所造成享受上的差别很大。现在大家收入都提高了，基本的生活都有了保证，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小了。不过货币收入的差别是可以测量的，而享受的差别无法科学地测量。所以我们还不得不用货币的差别来考虑。

由于货币在享受上的效用递减，所以把富人的钱给穷人用，虽然社会的财富总量没有变化，但是社会的效用总量得以增加。这对全社会有很大的益处。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富人捐钱给低收入者。对富人来讲他们所失甚微，而穷人所得极大。但是这种均贫富的行为万万不可用暴力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千万不要做相反的事，拿穷人的钱去补贴富人。当然，很明显这种政策是不会发生的，但是隐蔽地补贴富人是可能有的。这值得大家密切注意。比如说，为了照顾穷人保持低电价，实际上富人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穷人得到的好处。因为富人用电量远超过穷人用电量。结果是拿广大电力用户的钱去更多地补贴了用电量大的富人。这种为了穷人而被富人搭便车的例子比比皆是。本来是想缩小一点贫富差距，结果适得其反。而且这种政策很难纠正，因为表面上这是为了穷人，叫起来振振有词，反对它要冒很大的风险。

降低税率，减少漏损

用税制改革缩小贫富差距

面对贫富差距，缓解的办法无非是两条，一是政府的力量，二是民间的力量。拿目前的情况看，两方面都很不得力。我国政府一向是一个以城市为目标的政府。低保、医疗、福利分房、失业补助，统统只有城市人口才有份，而恰好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我国的税收名义上是收入的累进税，而事实上是累退税，按交的税占收入的比例来看穷人比富人要交得多。在民间扶贫方面，政府的态度是鼓励，但是要把民间的钱交给政府，由政府来管。但是正因为政府扶贫问题很多，既不透明，又无法监督，百姓不愿意把钱交给政府，结果是民间扶贫得不到发展。两条路都不很畅通的结果是，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可能。大家喊了多年的缩小贫富差距口号，可以说实施的进展不大。

从政府方面看，有多种措施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比如限制奢侈品的生产和进口，放宽个体户和流动摊贩的管理，提供免费就业培训，鼓励针对贫民的小额贷款等。但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对富人多征税。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税制是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的。

当前我国税收的主要来源是从交换中征税。比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都和交换有关，他们占了总税收的56％。这部分税收的主要成分具有累退的性质。因为交换是和消费成正比的。消费越多缴税越多。富人在总收入中消费所占的比例较低，储蓄所占的比例较高，而储蓄是不交税的。相反穷人的收入大部分都用于消费，都要交与交换有关的税。虽然穷人的人均消费比富人少，但是从消费占收入的比例看穷人所占的比例高，所以纳税的比例也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税制是累退税的缘故。

唯一有针对性对富人征税的是个人收入调节税（下称个调税）。在我国针对工薪所得有累进税制。这个税一共分十级，收入从零开始，到起征点为止，税率为零。然后分九级累进，最高税率为45％。这个累进税是一个基于理想的税制设计，想得很圆满，但是无法执行。实际上执行的结果变成了累退税。现在的个调税主要是从工薪阶层征的，富人的收入主要并非来自工薪，所以对他们的收入根本征不着累进税。

个调税是针对个人收入征的税。按理说，有一份收入就该交一份税。我国人民一年中所创造的总财富就是GDP，其中大约有30％由政府征收（税收和各种政府收费、罚款等），剩下的70％成为企业的收入和百姓的个人收入。粗算起来，个人收入约占GDP的一半多。我国的目标税率是20％，即工薪之外的各种个人收入的征税税率都定为20％，如房屋租赁收入、奖金、临时的劳务收入、原定的存款利息所得、专利使用费、股息、偶然所得。所以总体来算，个税应该占GDP的10％左右。世界各国的税制很不相同，但是个税所占GDP的比例都相仿佛，大约也是10％。可是事实上我国个税只占GDP的1.2％，可见有巨大的漏损。再拿老百姓可支配收入来计算，个税只占2.5％。拿个税占总税收的比例看，只有7％，而其他国家占40％～50％。凡此种种都可以估计出我国的个税只征收了连一小半都不到，大部分都没有征收到手。这一估计也符合我国大多数税务专家的估计。

征税是有成本的，包括税务的计算、检查、督促、监督。各种税收的征收成本是不同的。像增值税征收的成本比较低，因为一环扣一环，每一环都有记录可查。而个税征收的成本最高，无论纳税人或税务当局都要花大量人力物力作记录、计算、核对等。之所以要费力征收个税，就因为它具有纠正贫富差距的功能。但是这一功能只有个税能够全部征收到位时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在我国，个税发生巨大漏损的情况下，事实上起了反调节的作用时，我们需要清醒地重新估计个税的作用和征收办法。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个税真正起到缩小贫富差距作用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它们征税已有多年历史，有了成熟的征收检查办法。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百姓过去从来不交税，大家很不习惯于纳税，偷漏税的情况比较普遍，尤其是个税。因为税务当局没有办法了解每个人的收入情况，偷漏税就成为必然。

俄罗斯个税改革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它原先的个税分四个档次，起征点以下为零税率，以上到年收入5万卢布的税率为12％，到年收入15万卢布的为20％，超过的部分税率为30％。它的累进比例比我们的温和，但是同样发生偷漏税的情况。在2001年税改时提高了起征点，从年收入3168卢布提高到4800卢布。同时将12％以上的累进税统统取消，改为12％的统一税率（外加1％的社会保障基金）。按理说，既提高了起征点，又免除了累进税，税收收入应该大幅度降低，可是事实上税改的当年个税收入反而增加了25％，次年又增加了21％。俄罗斯个税改革的成功经验极大地刺激了其他东欧国家。先是6个东欧国家学习了俄罗斯的税改，以后世界上总共有20多个国家效仿了俄罗斯的个税改革。

俄罗斯的个税改革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尝试。其之所以敢于作出这样的尝试，是基于一个基本的理论推测，偷漏税的积极性和累进税率成正比，累进税率越高偷漏税越多。既然我们很难对个人的收入进行监督，让个人自愿缴税的办法只能是降低累进税的税率，一直降低到完全取消，改为统一税率。虽然从名义上看是有利于富人，其实反而是一个比现有状况更公平的征税规则。

我国的情况类似于俄罗斯，都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百姓过去都是不交税的，纳税大家都很不习惯，偷漏税是普遍的。所以他们的经验对我们特别有用。但是光降低税率还不够，还要加强检查，对偷漏税的给予惩罚。我们不妨考虑改为统一税率，取消累进税。同时每个城市按人口多少抽查100～500个高收入者的全部收入，发现偷漏税的，根据情节给予1-5倍的罚款，并将姓名公布于众。凡是买房买车的，出国旅游的，经常出入高级宾馆的，都可能是高收入的对象。哪怕抽查的比例极低，但能够起到威慑作用。富人就不敢像现在这样肆无忌惮地偷税漏税。同时，领导干部要带头，公布自己的纳税情况。把偷漏税看成一件十分不光彩的事。高收入的偷漏税者不但要罚款，而且在社会上被公布，让他们丧失脸面。

有鉴于我国贫富差距问题长期得不到缓解，个调税反而起了逆调节作用，个税改革刻不容缓。俄罗斯的成功经验应该使我们觉醒。在若干年后，等征税机制完善以后再逐步转到个税的累进制来。

不必为社保基金发愁

社会公平是真问题

很多人知道，我国的社保基金不足，现在的现收现付都不能维持，将来因为老龄化而发生人口结构变化，社保基金更是面临入不敷出的困难。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是过去职工的劳动贡献中没有预留一部分作为退休后的养老金，这部分的欠账越积越多，达到了天文数字。国务院、世界银行、人民银行、各个研究机构，乃至金融界都在关心这笔资金有多少，如何筹集，如何使用，自己能在哪里参与其事。因为运作的资金数目巨大，出于利益的考虑，都表现出极大的关切。

各人对这笔欠账的规模的估计相差甚远，少的认为有几千亿，多的估计有两三万亿。但是大多数学者在一个问题的看法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这笔欠账构成国家负债的一个重要部分，迫切需要解决。前年以来想用国有股减持的办法，也就是把国有股出卖，将所得资金充实社保基金。也有建议出售国家土地，出售其他国有资产的办法。解决社保基金的建议和办法不下几十个，现在的问题是比较哪个更可行，更有效率。但这里想说的是，社保基金实际上不是一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社会公平。

为什么社保基金不是问题，这很容易理解。关键的一点是要想清楚，当代人的消费是由当代人生产出来的，不是20年前生产的。现在吃的粮食，穿的衣服等都是近一二年之内生产出来的，我们不可能用一二十年前生产的产品来消费。20年后也一样，那时人们消费的东西都是当年或者前一年生产出来的，并不是现在储蓄商品到20年后再来用。从个人来看，现在存钱，将来消费，是节约了现在的消费供将来使用。但是节约的是钱而不是实物。将来这钱能不能重新变成实物并用得上，其实是很难说的。从微观上看，这取决于储蓄投资是否有效；从宏观上看，取决于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或者说，取决于那时的人均GDP。换句话讲，哪怕现在一点社保基金都没有，只要经济增长良好，人均GDP每年都有几个百分点的增加，20年后大家的生活水平绝不可能比现在还低。所以说社保基金不是一个问题。值得担心的倒是那时的收入分配能不能更公平一些。万一出现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虽然人均GDP很高，可是有许多穷人生活依然困难，即使现在有足够的社保基金，穷人的日子仍然不好过。所以说，社会公平是真问题。

强调社保基金自有理由。从个人来讲，每个人要有储蓄，社会还要帮助每个人储蓄，以备将来之需；从社会来讲，大家生产出来的GDP中要有足够的部分用于储蓄并转换成投资，以保证社会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大，人均产出能够持续上升。但现在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将近40％，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实在没有必要再强调增加储蓄了。这几年总需求不足，大家都说是总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再叫大家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呢？不像在美国，总储蓄率一直偏低，只能靠借外债保证投资，他们强调要有足够的社保基金，增加储蓄，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的储蓄率已经太高了。

从总体上看，因为储蓄率已经很高，强调社保基金是不必要的；那么从个体看，强调社保基金能不能增加分配的公平性呢？未必。因为现在的方向是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而且以个人账户为主。对于穷人来说，他们没有多少能力去建立个人账户，即使有的话，所存的钱也有限得很。退休以后，靠微薄收入建立起来的个人账户能不能让他们安度晚年，是完全没有保障的。有工资收入的时候尚且受穷，退休之后怎么可能变好了呢。所以拿当前建立社保基金的思路看，它并不能改进将来的社会公平。强调个人账户的思路是对过去社会保险中平均主义的纠正。平均是好的，但是它损害了效率，造成巨大浪费，所以回归到个人账户。当然，社保基金有保险的功能，能够起到一部分均贫富的作用，但是当今讨论社保基金的焦点不在这方面，而是怕现在不储蓄将来会入不敷出，是一个总量问题。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只要总储蓄率足够，就没有必要为缺乏社保基金担忧。

如果国家真的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将它的利息或利润用来支付社会保障费用，是不是真就解决问题了呢？有可能，条件是这笔资金要在几十年的长时期中都能有效地加以利用，都能投资到效益好的项目中去。这一点恰恰是很难保证一定能做到的。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太多了，要不然怎么会生出几万亿的银行坏账呢。到发生这种情况时，政府欠了百姓几万亿的钱，问题就更麻烦了，发生社会动乱都有可能。

我们永远不得不在效率和公平之间走钢丝。我个人的判断是我们已经过于偏向效率，表现为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和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证。比如义务教育不能普及，穷困地区的教师工资被大量拖欠（在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农民工普遍超过8小时工作而无人为他们说话。这一系列的事说明了弱势群体在中国生活困难。

大家都说，现收现付制度行不通，但是要知道，拿实物消费来看，永远是现收现付的。也就是前面强调的，当代人消费的必定是当代人生产的。所以现收现付不会行不通，条件是经济有良好的增长，社会有公平的分配。如果发现社保基金有利于经济增长，像美国那样，我们就应该强调社保基金的充实；如果发现社保基金并不有利于经济增长，像我国现在的情况那样，就没有必要强调充实社保基金。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采用现收现付制。当然，相应的政策措施是必需的。主要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保证低收入家庭的正常生活。这方面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有丰富的经验可供我们学习。

2007年我国的税收占国家GDP的16％，无论和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相比较都属于最低的。大家抱怨税收负担重，是相对于政府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而言的，并不是就其绝对量而言。像美国，税收占GDP的30％以上；北欧国家则占到50％以上。就拿我国现在的GDP水平来看，如果税收增加到GDP的30％，一年将多收1.4万亿，如果全部用来改善社会福利，全国每个人可多得1000多元。20年之后，人均GDP再翻两番，其他条件不变的话，每人可增加社会福利金4000元。连同已经有的部分，一个过得去的社会保障系统是可以建立的。这说明，通过增加税收，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资金平衡上是行得通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为社保基金发愁。

这里谈到税收增加，解决社会保障所需的资金，并不是每个人都增加1000元税收，再平均分配给每个人。这样等于什么也没有做。关键是要向高收入阶层多征税，再把征来的税有效地分配给最需要的人。如果高收入的人和低收入需要帮助的人各占人口总数的1/4，那么只要对高收入的1/4的人每人征收1000元税，分配给低收入的人，每人可分得1000元。其他占人口一半的中等收入的人不受影响。这样做对收入分配的干扰并不很大。但是如何确定谁是高收入者，谁是低收入者并不是容易的事，所以这种征税方式和分配方式都不是容易做到的，需要做大量的研究。与其研究如何筹集社保基金，还不如研究如何向高收入阶层征税，以及如何确定谁是最迫切需要帮助的人。

鲜花里的毒刺

福利国家的利与弊

什么是福利国家？它是指全民都享受国家的福利，不分收入、家庭、教育、年龄，凡是本国的公民都能一视同仁地得到国家的福利照顾。它和济贫不同，济贫是帮助贫困人口。济贫是没有争议的，全世界不论东方、西方，古代、现代，一切国家都有济贫的政策和习惯。关于济贫的争议只是针对什么人，多大的力度，怎样避免腐败。等等，济贫的方向是没有争议的。拿富人的钱帮助贫困人口，或者拿普通人的钱帮助贫困人口，都没有问题，因为这能缩小贫富差距。但是人人有份的福利国家则不一定能缩小贫富差距。比如富人的年收入是100，穷人的年收入是20，差距为80。人人有份的福利政策让不分贫富人人都增加10单位的年收入，富人变成110，穷人变成30。他们之间的差距仍然是80。这说明福利国家不一定能缩小贫富差距，因此人们对此有很多争议。

关于福利国家的争论由来已久。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有福利总比没有强，所以都赞成福利国家。但是对于专家来说，他们多了一层思考，提出的怀疑很多。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福利所用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又用到哪儿去？普通人总以为政府的钱自有其来源，有钱用在自己身上总是好事。其实政府并不创造财富，反而要消耗财富。归根结底，政府的钱就是从纳税人手里征得来的。而且政府越大，管的事越多，花的钱必然也多。总体上看，政府从纳税人身上征税，再用在纳税人身上，有点多此一举。而且让政府多征税，扩大了政府的权力。与其征税再返回不如少征点税，还能节省许多征税的成本和再分配的费用，总体上提高了效率。这是反对福利国家的主要理由。

考虑到税收的确切来源和它的确切去向，福利国家无非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它好不好要看税是从谁手里征的，又花给了谁。如果是从较富裕的阶层手里征的，又用到了较贫困的人群，它纠正了过大的贫富差距，这样的福利有可能是好的。我用“有可能”，说明并不一定，因为它还有不良的副作用。如果税是从一般群众手里征的，又用到了一般群众身上，这种福利政策就多此一举。它没有改变收入分配，剩下的只有副作用。

那么副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改变了人们努力的方向。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努力去赚钱，也就是创造财富。而在福利制度中，人们会努力去钻空子，交钱的时候躲着走，分福利的时候抢在前。整个社会的奋斗方向被扭曲，从财富创造变到了财富分配，人们的力量用于互相抵消的内耗，而不是增加社会财富。用纳税人的钱扶贫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扶贫是必要的，产生些副作用可以想办法克服。

前面谈到，我国的税制是不利于穷人的。或者说，穷人交的税从占收入的比例上看比富人多。比如穷人的收入中有25％交了税，而富人只交了18％，因为我国的税收收入主要与商品的流转有关，也就是和百姓的消费有关。富人的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低，储蓄所占的比例高；穷人则相反，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高。所以富人纳的税从占收入的比例而言，比穷人低（绝对值是高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本来是用来缓解贫富差距的，但是我国的收入调节税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因为富人多数都逃税，事实上这部分税收主要是从工薪阶层征得来的，它起了反调节的作用。

如果税收没有扭曲，也还有支出方面的问题，即政府用于福利的钱花给了谁。如果是花给了一般老百姓，从大家手里拿钱再用给大家，这就像前面所说的，多此一举。而且钱从大家手里兜了一圈回到大家手里是有漏损的。不但有征税和再分配的行政成本，还有贪污腐化的腐败成本。大家交出去100元钱，拿回来的恐怕连90元钱都不到。所以这种福利还不如减税更有效。

如果福利开支用于低收入人群，这样的福利是有意义的。但是福利措施的对象一定是最低收入的人群，不是中低收入的人群。道理很简单。有限的钱应该用于最低收入的人群，而不是用于中低收入的人群。把最困难的人置于不顾，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当然，如何确认谁是最低收入的人，是很困难的。但问题往往不是确认的困难，而是根本的方向性错误。比如经济适用房是帮助了最困难的人群吗？显然不是，经适房是帮助已经有了几十万元钱的人。他们不是最困难的人。相比之下，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比他们困难得多。但是他们买不起房，所以解决他们住房的政策应该是廉租房。

如果我们分析清楚了福利款是从哪儿来的，又用在了哪些地方，谁会赞成福利国家？谁又会反对福利国家？按理说，赞成福利国家的是那些收入比较低的人，他们有望从国家的福利政策中获得好处。反对的是那些收入高的人，因为他们的收入有一部分给了别人。如果举手表决的话，低收入的人占多数，所以福利国家的建议往往容易在议会中通过。但是社会中难免有人利用福利政策偷懒，能够工作也不工作，靠福利补助过日子。对高收入的人，高福利政策会降低他们挣钱的积极性，因为多挣的钱给别人花了。结果是社会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财富的创造减少，社会弥漫着“懒汉”思想。这是福利国家的副作用。

尽管如此，世界上还是有不少国家选择福利国家的道路。在这些国家里，政府照顾人们的基本需要，不但包括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教育费用，包括医疗、交通，甚至住房，而且每个人每年还能分到国家的福利款。而且这种分配是人人有份的，不管你收入有多高或多低。实施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基尼系数低到0.3以下，和我国改革开放前差不多。他们的经济增长也并不很差。这一经验很值得我们注意。

按道理说，养“懒汉”的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我认为这和人类的本性有关。人们追求富裕，同时也追求平等。富裕和平等两大目标都是我们所要的。这里的平等是指满足每个人的生理需求的平等。人与人相比生理需求是差不多的，可是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收入分配可远远不是平等的。企业家、歌星、运动员等的收入千百倍于普通人。这一需求和收入的差距使人们感到不可接受。一些高收入的人一掷千金，他们吃一顿饭够穷人一年的饭费；他们的住房像宫殿一样，而穷人只能蜗居在斗室之中。福利国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种使人窒息的社会不公，即使牺牲一点效率也能够为大家所接受。

这也清楚地说明，效率和平等是相互冲突的，不能得兼的。多一点效率就要少一点平等。究竟在平等和效率之间如何选择？或许可以说，当国家很穷时应该多考虑效率，等富起来之后应该多考虑平等。并不是说穷国就不需要平等，起码的平等，人人有饭吃，这是必要的。但是更多的收入的平等会妨碍进一步的财富积累，此时让市场充分发挥其财富创造的功能，使全社会尽早富起来。但是，随着市场的发育，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虽然穷人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差距太大而愤愤不平的感觉会越来越普遍，社会就必须转型了，由强调效率转向强调平等。现在的中国可能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

当前我国在福利方面的问题，还不是平等和效率的矛盾，而是反福利，既无平等又无效率的问题。我国研究收入分配的学者一致同意，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来源是城乡差别。就城乡各自的收入分配来看，差距都不算太大，基尼系数都不超过0.4，但是就全国而论则超过了0.45，差距主要来自农村的收入太低。而我国的福利制度却把重点放在了城市。无论教育、医疗、就业，都是照顾城里人远多于照顾农村人。尤其是最近，成为全国重点实施的保障性住房政策，更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巨额的公有资源拿来补贴城里人买经济适用房等补贴住房，而农民是一点也挨不上边的。一套住房的补贴数可达几十万元，够农民十年的收入。这样的福利政策极大地恶化了收入分配，使今后的分配问题更难解决。

当前社会中有一种普通人买房靠政府的舆论，其不良后果远超出一般人所想象的。其一，大家盼着政府补贴，而不是自己努力挣钱，就会去托关系，钻空子，把力量用于互相抵消的钻营之道上。其二，廉价房的分配不是市场化的，而是靠接近权力的程度，客观上创造了贪污腐化的机会。其三，限价房多了，在土地一定的条件下商品房必定会减少，使其价格上涨。其四，不必要地加大了政府的权力。我们多年来讨论政府职能问题，能够由市场解决的问题都不要由政府插手，限价房把本来是市场解决的问题交给了政府，变成了体制倒退。

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中还有廉洁问题，尤其不能搞太多的福利。因为福利是由政府分配的，在分配福利中政府是有利可图的。应该尽量让市场发挥作用。随着政府廉洁程度的提高，可以逐渐增加社会福利，让更多的公共资源由政府来分配。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一旦福利水平上去，就很难再降下来。选择福利水平并不是很自由的，它往上走容易，向下走难。所以我们对增加福利要保持警惕。

给政府打分

以公共治理改善贫富分化

改革开放30多年，大家总结其成果，即使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我认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100多年来，只有近30年的改革开放是走上了轨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中国几千年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但是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的廉洁状况没有太大改善，财富的分配过多偏向富人，人民的基本权利很难得到保障。

这些问题形成了紧张的社会关系，它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的不相适应上。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大体上完成了向现代化市场制度的转型过程，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经济改革的成果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前进。

中国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人的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了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地位的不同、权利的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而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可见，却恰恰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贫富差距扩大化反映出来的是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最近几年出现了不少群体性的维权运动，表面上看起来是仇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等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而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出在老百姓很难监督政府。

当然，老百姓要实行监督权，也必须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改善执政效率，增加执政透明度，保障人民的权益，聚焦政府的公共治理问题，尤其是提高城市的公共治理水平。

聚焦政府公共治理课题，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作出定量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可以用以监督政府，改善政府绩效，进而改善地位分化和贫富差距，从而推动改革开放继续前行。

中国未来的改革要聚焦政府的公共治理，这需要回答下列两个问题：政府的公共治理水平和人均GDP有没有相关性，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及改善和政府的公共治理水平有没有相关性。搞清楚这两个问题，将会有助于人们理解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对中国未来的好处。

聚焦政府的公共治理水平，不妨从对省会城市的评分开始，这还可能有两个用场。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很差。由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对政府的公共治理工作作出评价，客观上能提供一个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百姓能看到，自己的城市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和其他城市相比较做得怎样。这样的信息无形中会对当地政府产生竞争压力。不过这样的竞争压力不是短时间所能建立起来的。二是给干部评价增加一个信息源。干部工作的好坏需要客观评价。在目前的官员晋升体制下，由于各种利益的牵扯，信息很容易被扭曲。GDP挂帅的评价机制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因此出现了大量地方政府的干部只关心GDP数据，而忽略公共治理。而客观真实的信息，不仅包括GDP相关的数据，也包括对政府公共治理水平的相关数据，这对于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来说是一个宝贵的基础材料。同时对居民的调查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是政府直接的服务对象，对政府的服务水平最了解，也最有发言权。

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发现，各城市的治理水平和当地的人均GDP并没有明显的关系。人均GDP越高的城市，治理方面的表现并不一定越好。同时，一些人均GDP差不多的城市，在公共治理方面的表现却差异很大。

比如，成都和昆明的人均GDP接近，但是成都的治理得分要比昆明高15％。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把调查的30个城市分为三组，然后观察每组的平均情况，结果发现经济发展最高的一组的整体治理水平要比其他两组高，但只高了不到2％。经济中等和较差的两组治理状况几乎没有差别。

在公共服务这个维度上，三个组的排名与经济水平一致，经济越发达，公共服务上的得分就越高。但是在政府的治理方式这个维度上，经济最差的一组和经济最好的一组表现接近，而经济中等的一组表现最差。这就说明发达地区的政府在和经济无关的事务上，表现并不比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政府更好。

人均GDP与公共治理水平不相关有重要意义。它说明我们在追求GDP之外还应该有别的目标，就是改善公共治理。公民权利和治理方式不一定和经济发展有关。短期内不保护产权和人权，GDP也可以增长。中国地方政府热衷的土地开发和基础建设投资，就是不依赖法治建设和产权保护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

但人们的物质享受和公共治理的享受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两者不能相互替代。GDP低的省份也可以实现良治，GDP高了也不能忽视对公众的公共服务。

实际上公共治理水平与GDP无关，却与公民权利紧密相关。现有的以GDP为主的官员绩效考评模式迫切需要改变，否则就会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而长期危害公民基本权利的制度是无法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需要依靠政府治理水平的改善。认为穷的地方不能改善公共治理的想法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人均GDP低的省份也可能在公共治理水平上获得高分，就表明只要政府改变其治理方式，穷的地方照样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一个地区如果小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人们看病和养老的基本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么就会加深该地区的地位不平等，而地位不平等意味着穷人上升的空间和渠道受到限制，这种情况一旦恶化，极有可能造成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的稳定，从而拖累整体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地位不平等与虽然有贫富差距，但穷人拥有上升空间和渠道不同，后者意味着穷人和富人在地位上其实是平等的，因为穷人可以通过合法的努力变成富人。但地位不平等限制了这种流动性。

经济发展并不会必然带来公民基本权利的改善。正如我们前面说明的那样，单纯的GDP哪怕是人均GDP的增长，可能同时伴随着城市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的恶化，不仅在城市和乡村之间造成巨大的差距和不平等，甚至在城市和乡村内部也会形成巨大的地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会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而陷入更加不平等的恶性循环的怪圈，需要我们警惕。

［第五章］　走向社会公正

富平的故事

如何看待社会不公，怎样获得公平

从2002年开始，我和几位朋友创办了富平家政学校，目的是帮助偏远农村的妇女有机会来北京打工，提高她们的收入，摆脱贫困。这个活动受到各方好评。但是也有人提出相反的看法，认为我们是代表资产阶级雇佣穷人为富人服务，是一种不利于穷人的行为。这个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而且我们的家政服务员确实可能会感到寄人篱下，受制于人。所以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公平，怎样得到公平。

市场经济是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相服务的关系。穷人为富人服务，但是富人也为穷人服务。比如办银行的应该说都是富人（除国有银行），他们也为我们穷人服务。我们的工资大多是通过银行存入再取出，银行为我们提供了方便。互相服务是很正常的，这种关系将永远存在下去。不过人们把人分成富人和穷人后，把问题变得复杂化了。所以问题不在互相服务，而在社会上有穷人和富人之分。

社会总有贫富之分。这个现象全世界都一样，不光是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不光是现在如此，过去的历史上也如此。人们追求公平是人的天性，大家不能容忍人与人的不公。许多革命者追求公平，付出了牺牲，可是社会的不公还是存在着。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大家吃大锅饭，干多干少都一样，工作没有积极性，都想别人多干些，自己可以搭便车，坐享其成。最后生产下降，生活困难。这才有改革开放，大家奔向致富，我们的生活确实得到了改善。可是贫富差距过于扩大，造成种种丑恶现象。

这些经验说明，贫富不公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绝对的平等不利于财富的生产。我们应该在财富有效生产的条件下追求最大可能的公平。换句话讲，我们既要求富裕，又要求公平，二者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过于平等会受穷，过于讲究效率会不公。结果只能是二者的折中，保留一定程度的贫富方面的不公，让社会富起来，但是时刻警惕贫富差距的过分扩大。这恐怕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前景。

拿我们家政服务业自身的经验看，保留一定的贫富差距确实有利于财富的创造。我们有的服务员能挣到2000元月薪，个别能够挣到3000元，因为他们的服务特别好。也有个别特别能干的服务员自己当了老板，或者考上了大学。他们的成功不是靠别人的施舍，更不是剥削掠夺别人，而是靠自己创造的财富。应该看到市场是很公平的，它不会长久地埋没人才。市场给我们施展才能的机会，我们不要错过。

上面谈的是财富的公平问题。社会上还有一种不公平，就是社会地位的不公。有的人依仗有权有势，盛气凌人，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对别人摆出教训的架势，这是我们家政服务员经常会碰到的问题。这种不公平在社会中是非常普遍的。（旧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皇权社会，它靠等级和地位的不同来维持。皇帝高高在上，下面有一品官，二品官，一直到九品芝麻官都是有不同特权的人物。所以地位的不公，特权泛滥，是旧中国的特点。）对这种地位的不公，我们要努力纠正它。富平家政学校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力量，能够做的事很有限。但是每有机会，我们就要宣传地位平等的观念。

我们要求客户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服务员。近几年来这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我们感谢高水平的客户，用平等地位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服务员。对那些喜欢摆架子，动不动就教训人，甚至骂人的客户，我们把他们记入黑名单，几年内不给他分配服务员。一直到他们改正为止。但是这样的客户越来越少，近年来几乎没有了。我们承认一定的贫富差距，但是我们不赞成地位的不公。

我们也要求我们的服务员既要自尊，也要对别人尊敬，用互相尊重的态度对待一切人。我们反对不尊重别人，反对对别人居高临下。不论在客户家，或者在自己家，对待丈夫、长辈、孩子，都要培养公平对待的精神。公平是争取得来的，它首先是对自身的要求，要摆脱中国的不良传统，看人下菜碟，区别对待。如果客户对自己不尊重，要据理力争。但是要用互相尊重的态度说话，不可野蛮从事。服务员和客户的关系不应该建立在争平等上，而应该建立在以心换心上，是一种互相的信任和关心。

上面所说的对待两种社会不公的办法，承认一定的贫富差距，反对任何地位的不公，是唯一正确的争取平等的道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行办法。我不赞成用打倒富人的办法解放穷人，因为其结果是全部都变成了穷人。对那些批评我们站在富人的立场，让穷人为富人服务的说法，虽然在感情上容易得到共鸣，却是一条脱离实际的批评。如果用别的办法消除不公，最后会使社会遭到破坏。我们要记住历史的教训。

从数学规划到自由主义

市场制度的基础是人权

我原先是学工程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改行去研究经济。其实说偶然也不偶然，我从青年时代起一心想把国家建设好，使人民富足起来。学工程也出于这个目的。后来发现中国受穷的原因并不是科技落后——那是穷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穷是因为经济制度错了，搞了计划经济。再后来，我进一步发现，中国之所以穷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缺乏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人权思想。

我所知道的经济学既不是别人教的，也不是自学的，而是自己悟出来的。20世纪50～60年代我学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算不用功，可是越学越糊涂。用我学理工的思维方式很难理解那一套逻辑。50年代我就对运筹学有兴趣，其中要用不少优化理论。后来就专门学习数学规划，也就是最优化数学理论。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贝尔曼著的《应用动态规划》。它给我最大的震动是，一些极其简单的优化原则，竟然是许多复杂高深结论的基础。受它启发，我于1979年提出了择优分配原理，也是用极普通的常识来解释数学规划中的拉氏乘数法。这是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解的方法。对于不懂数学的人来说，很难弄清楚拉氏乘数法是什么东西。我用择优分配解释了这一方法的经济意义，并从此推导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即一般均衡理论。

当时，我兴奋得半个月没有睡好觉，经常半夜里爬起来拿出纸笔做演算和推导，以为自己的成果可以和贝尔曼的动态规划原理媲美。后来才知道，一个多世纪前的德国学者戈森早已得到过类似的结论，而且以后被现代经济学奠基人杰文斯等人加以发挥。国内学者王国乡也得到同样的结果，而且比我早。这使我感到沮丧。但仔细比较戈森等人的叙述，和我的推导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我将这一理论作为基础建立起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大厦，把微观经济学直接表述为寻求资源最优配置的理论，并最后导出了集微观经济学大成的一般均衡理论。

1980年春，我参加了由诺贝尔奖得主克莱茵教授（当时他还没有得奖）组织的、由七位著名西方经济学家讲授的计量经济学培训班，两个月的听课极大地帮助我整理了自己的经济学思路。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受到盛洪等青年一代制度经济学派的影响，对人们的利害关系及是非准则如何决定行为的制度问题发生兴趣，逐渐懂得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如何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以后经常思考的问题是交换的本质，交换如何依赖于产权，交换与分工的相互依存，阻碍交换的交易成本，以及交换的推动力，即人们逐利的本性。我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是：市场制度的基础是人权。

这个结论的推演过程十分简单。人们参与交换是为了从交换中得到利益。凡是平等自愿的交换，必定为双方所同意，能为双方带来利益。所以交换是能创造财富的（与不交换比较）。此财富的来源是社会分工带来的利益。整个市场经济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就是因为自愿的分工和公平的竞争。可以设想，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必定自发产生市场制度。可是这与人类历史的事实相悖。交换在各个民族的早期历史中都反复出现过，但市场制度是近三四百年中才建立起来的。究其原因，是早先的人类社会不存在人与人平等，以及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的权利，人对财产的所有权经常被拥有特权的分子所破坏，直到人权思想逐步被确立，市场制度才得以发展和巩固。所以我们看到，现今世界上，凡是人权比较被尊重的地方，市场制度都比较健全；人权被破坏的地方都没有市场制度。

什么是人权？我的回答也是简单得出奇，没有特权就是人权。人权用不着去刻意追求，只要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因为人权是人人都可以拥有而不会彼此冲突的权利，特权则是只能少数人拥有，否则就会引起冲突的权利。在这一假定的基础上，我得出人与人地位等价的理论。用它来解释自由主义，竟得出超乎常规的理解，即自由主义理想是一种个人修养，每个人都不要干涉他人的自由。当每个人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他自由的环境中时，每个人都得到最大的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理想。用人与人等价关系来分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发现这个原则在逻辑上行不通。从理论上看，如果无例外地每个人都奉行此原则，必须将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实践中，一部分人奉行此原则时，正好让另一部分“奸佞之徒”趁机得利。

人与人的等价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它为伦理学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从来的道德信条是人必须无私，人间一切丑恶之事都是私心引起的。但用等价关系来看待人际关系，得到的结果却出人意料。人有私心是符合人权的。丑恶现象并非由于个人有私心，而是只有自己的私，不尊重别人的私，是私欲膨胀损人利己的结果。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利益，例如人与人不是等价关系时，穷人与富人，弱者与强者。还有遵守公共秩序也要求人们克制私心。公共秩序是公众的利益，其中也包括本人。

这就是我如何从数学规划，经过经济学，来到了人权、道德和制度的研究领域。之后，我又深究的问题是：人权在历史进步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告别历史悲剧

人权观念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

根据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估计时至今日的5000年当中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2500亿人口（此数是根据几个假定条件估算出来的），其中绝大部分都生活得很不幸。他们一辈子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填饱肚子，从出生开始，就在饥饿中挣扎。大部分活不到壮年就死了。所以一直到公元1820年，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只有26岁。就算勉强有的吃了，又往往碰到兵荒马乱，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灾荒和病疫经常会发生。到19世纪为止的人类，始终被马尔萨斯的人口受粮食限制规则所制约，不能摆脱饥饿和疾病。从表面上看，这是由于科技不发达，但据我看，绝大部分的灾难是人类自作孽造成的。否则的话，人类发展可以加速好几倍。

19世纪以后，人类慢慢进入发展阶段，而且呈加速的趋势。最近50年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不但彻底摆脱了饥饿，人口能够迅速增加，寿命也大幅度延长，享受的物质财富成10倍增长。当然，人类的自作孽还没有完全停止，所以挨饿的人照样还有。但是从规模上看，越来越缩小了。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人们挨饿是粮食生产不足，其实完全不是。粮食再多，没钱的人照样挨饿。他们的问题是没钱，只要有了钱，再多的粮食也能够生产出来。粮食生产的后备力量非常充足。也不光是粮食，当今全球经济基本上是一个供给能力过剩的经济。有些贫困的国家，其所以贫困并不是没有生产能力，而是自作孽造成的。我们中国人对此最有亲身感受。还是这块土地，还是这些人民，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增加了若干倍，原因是我们不再自己斗自己。

人类过去几千年发展非常缓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19世纪以前的停滞和19世纪以后的快速发展？我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人权观念的出现，慢慢得到承认，逐渐被确立，并且越来越巩固。为什么人权如此重要？道理并不深奥，只要没有偏见，很容易理解。

首先从最根本的人跟人的利害关系来分析。有四种不同的情况，即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损人损己。从全社会的角度看，第一种情况最好，其他三种情况都有人受到损伤。要防止其他三种情况的发生，必须强调不得伤害别人，或者每个人有不受伤害、保护自己的权利。这就是人权的最初思想。这个思想并不复杂，贯彻起来却不容易。像不许烫发，不许穿高跟鞋，不许在公园里跳舞，等等。做这些事没有伤害任何人，却曾经被严令禁止。现在这些行为已经自由化了。但是，类似的事还经常发生着，一个人没有做任何损害他人的事，甚至做了有利于别人的事，却说他犯了法。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为社会创造财富，解决就业，但是他们的企业被关闭，被没收，等等。

如上所述，人类历史充满着悲剧。许多学者、政治家，都在思考怎样避免这些悲剧。有从政治层面着想的，认为人间悲剧是统治者的残暴造成的，所以主张统治者施仁政；有从道德层面着想的，认为人间一切坏事都是私心造成的，要避免对人的伤害必须取消私心，所以提倡反私；有从阶级分析出发的，认为罪恶来自阶级压迫，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必须取消拥有资产的资产阶级，实现公有制；也有人认为问题出在对坏人打击不力，所以要让好人专政，叫坏人永世不得翻身。这许多想法都尝试过，实践过，统统都失败了。事实证明这些想法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抓住根本。根本是什么？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普通人常常被有权有势的人侵犯。要避免社会的悲剧，就要提倡人人平等，反对有权有势的人凭权势侵犯普通人。这就是人权。

为什么提倡施仁政无效？因为万一统治者不施仁政就没有办法纠正他。有人想出了民主，让老百姓选举统治者，这个想法前进了一步。但是选举有其背景。残害人民的萨达姆在伊拉克也搞选举，而且得票率接近百分之百。难道老百姓真的愿意选一个残害自己的人当总统吗？显然不是，只不过被人控制，身不由己。民主选举是不错，但是首先需要有自由，有不被人控制的权利。这就是人权。

提倡无私对不对？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对。有私心的人提倡无私，是叫别人无私，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侵犯别人的私。即使真正做到毫无例外地人人无私，这个社会也并不美好。人都没有了私心，人还追求什么？人活在世界上为了什么？人们以为自己无私可以服务于别人，让别人改善处境。可悲的是别人也已经不再追求自己的利益，你为别人着想，别人并不领情。无私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社会。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不过一部分人有私，另外一部分人无私，倒是能够互相配合的。问题在于谁应该当无私的那部分人？谁应该当有私的那部分人，倒是一个难题。其实这个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倒是能够解决的，那就是承认人可以，甚至应该有私心，但是不得侵犯别人的私。或者说，私是平等地赋予每一个人，不允许一部分人有特权可以侵犯别人的私。而这就是人权。

施仁政和无私是中外古今典型的政治号召。因为行之无效，后来有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认为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可以达到人类的共同理想，平等自由，个人获得解放。可是这个理论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当然，失败得如此彻底并不都是马克思的错误，很多政策不是他所设想的，而是各种各样的独裁者后加上去的。

首先他没有想到，公有制不可能让全体公民共同参与生产资料的经营管理，只能由少数人代表公众来实施，结果把真正的所有者排除在外，变成了旁观者，经济权力的集中导致政治上的独裁。其次，他没有想到私有制固然有问题，但是公有制的问题更大。因为大家对公共财产漫不经心，缺乏责任感，官僚风气盛行，企业普遍亏损，效益低下，社会弥漫着懒惰气氛。生产萎缩，民众生活困难，连粮食都不够吃，成为短缺经济。这和私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相比较，确有天壤之别。所以后来发展的趋势不是公有化，而是世界性的私有化浪潮。

人类历史充满着杀戮、阴谋、背信弃义。造成这些冲突的原因无非是争权夺利。但是说到底是争权，夺利还在其次。因为如果没有权，光有钱，这钱也会保不住。而只要有了权弄几个钱根本不在话下。“权”具有垄断性或排他性。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皇帝，一个部只能有一个部长。如果争夺的是绝对最高权力，争权必定是你死我活的，没有调和的余地。我们看看宫廷里发生的事就知道了。最高领导权的归属是通过最残酷的斗争获得的。最高领导人和他周围同事的关系，就是谁能够保持或者夺取这个位置。彼此的怀疑不论如何信誓旦旦也消除不了。开国皇帝都要杀功臣，因为不杀他们自己就有可能被杀。夺权要靠结成死党，靠威胁恐吓，当一切手段都用尽之后必定是靠赤裸裸的武力。这种关系维持了几千年。要改变这种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必须改变一方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一方得不到任何保护的状态。新关系应该是权利的平等，任何人不得任意侵犯别人的基本权利，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这就是人权。由于人权的确立，民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已经不大有被阴谋搞下台的危险。但是他们也放弃了特权。如果有人到法院状告他们，他们得乖乖接受法官的质询。谁也没有不遵守法律的特权。

对于大量从事生产劳动的普通人而言，互相之间的关系没有紧张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每个人的劳动果实能不能安全地享有，在过去是很没有把握的。因为当官的、有权有势的人很容易通过巧取豪夺把别人的劳动果实占为己有，而被剥夺的人没有反抗的权利。在这种规则下，获取财富最方便的方法，不是去创造财富，而是攫取别人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这就解释了何以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进步非常缓慢，而人跟人斗、搞阴谋诡计的研究非常发达。人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内斗方面。18世纪以后人权观念慢慢被确立，侵犯别人财产的行为越来越不容易，成本越来越高，而创造财富的收益能够得到保护，于是大家的注意力逐渐从钩心斗角调整到创造发明，科学技术得以空前地发展。所以说人权的确立是科技能够发展的条件。附带说一句，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武力起多大的作用。文明社会里武力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论理；而在野蛮社会里，武力有最后的发言权。

当每个人都具有平等、自由的权利以后，财富的创造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第三者操心。这里用得着经济学里最起码的一条道理，即平等自愿的交换必定能够创造财富。它的逻辑解释如下：如果交换是平等自愿的，必定对双方有利，至少不会对交换的任何一方造成损害。因为人都有自卫的本性，对自己有害的事不会同意。除非自己在别人的胁迫之下，这就违反了平等自愿的前提。一件事对双方有利（或至少对其中一方有利）而没有人受损，必定有财富的增加。如果财富总量没有增加，则一方得益另一方就会受损。这原是最简单的逻辑，但是100年前的经济学家对此无法理解。那时候把财富等同于物质，物质不改变，财富就不可能增加。交换以前和交换以后物质没有变化，所以财富也不可能增加。一些经济学家不懂物以稀为贵的道理：物从多余的地方交换到稀缺的地方，价值就增加了。他们不理会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人们辛辛苦苦交换，其目的就是为了谋利。如果是等价交换，交换没有利益，参与交换的人都发疯了？

当平等自愿的交换普遍地实施起来时，社会财富得以全面增长。这就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中国最近二三十年里发生的事。再回想一下交换使社会财富增加的前提：人跟人平等，每个人有参与交换的自由；人可以选择交换或不交换，也可以选择交换的对象；人追求自利是正当的，个人对物的所有权得到保护。这些条件任何一个被破坏，交换创利的结果就不可能完全实现。中国改革开放的下一步，就是使这些条件进一步完善和巩固。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对个人财产的侵犯，往往还是以国家的名义；我们也可以看到交换的不平等，以强凌弱，像有些农民工拿不到工资等。总之是人的基本权利的不平等，人权未能到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大家享受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许多丑恶现象，感到对市场经济的不满。但是应该区分正常的市场和扭曲的市场。有些人把丑恶归罪于人的自利本性。这就错了。丑恶并不是自利造成的，而是妨碍了别人的自利，或者说，是因为损人利己。市场应该是利人利己，如果大家按照这个原则来做事，绝大部分的丑恶就不存在了。当然，财富并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交换能使我们物质生活丰富起来，但是未必一定感到幸福。物质只是幸福的条件之一。我们追求的应该是幸福或者快乐，光有财富是不够的。物质丰富加上人际关系和谐大体上相当于快乐。所以和谐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一个目标。达到和谐的起码条件之一是对人权的保护。不谈人权，权势者能够欺侮平民百姓，想有和谐是南辕北辙。

由于人权观念的确立，人类社会从内斗为主转向以生产和创新为主，人类发展的轨迹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近200年的人口增长率和过去1000多年相比，加快了12倍，而平均寿命的年增长率加快了50倍。这样的变化不能不说是文明历程的根本性转变。转变的原因，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人权的确立。应该讲，这个变化还远远没有完成。世界上固然有先进的发达国家，在那里人权得到尊重；但也有经济、政治落后的国家，在那里人权被践踏——当然，这样的国家越来越少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就是指人权的畅通无阻。人权观念迟早要被全世界接受。负隅顽抗、螳臂当车者，如果不及早觉醒，难免要被历史抛弃。

推行人权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对人权的抵制有不同的原因。拿美国来说，它的国内人权情况算是可以的，但是在国际上许多破坏人权的事都是它干的，像虐待外国俘虏，对外国的恐怖分子超期监禁，等等。这种状况是它的霸权主义造成的。在美国国内，因为人权的传统非常强烈，百姓对政府的怀疑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有一部很好的宪法，有良好的言论自由环境，使得强权欺侮个人的事很难隐瞒，更难实施。但是老百姓对自己国家在国际上的霸权坏毛病并没有切身体会，很少有人会挺身而出加以制止。联合国不是一个世界政府，无权制止一个独立国家的不良行为。只能靠国际舆论对美国的批评来限制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多年，是苏美冷战阶段，1989年冷战结束，美国没有了战争对象，应该带头裁军。可是它的霸权思想导致继续扩充军备，称霸世界。人类社会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和平机会。现在各国纷纷扩军，搞武器交易，研制更厉害的杀人方法。大国不带头裁军，世界的彻底和平就没有希望。

另外一种障碍主要发生在落后国家，那里民权思想还没有确立，特权还在盛行。推行人权的主要障碍来自拥有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一般也就是统治阶级。他们知道反对人权拿不出理由，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他们不敢说人权是人人平等的权利，而说人权是生存权，是活着的权利；他们最怕反特权，甚至连特权二字都不敢提。当然还有一些更落后的国家，根本不许提人权，把国家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是把统治阶级中的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目的就是维护个人独裁。这些独裁者和周围人员的关系，又回到了前面所描绘的皇帝和群臣的关系。其实独裁者的命运是非常可虑的，即使费尽心思能够保命至终，也是大大地得不偿失；不如及早回心转意，改弦更张，走民主政治的道路，更为安全省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论从国际的角度看或者从国内的角度看，推广人权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国家的主权观念。国家的观念由来已久，它有几千年的历史，已经深入人心，很难动摇。比如在中国，忠君报国，为国捐躯，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男子汉的模范是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最可耻的是投降敌人，当汉奸。在日本基本精神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换成了忠于天皇，并加了一个武士道精神。这种主权观念的特点是不问人权，不计对个人有什么后果，总是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哪怕老百姓经受巨大的灾难也在所不惜。国家至上、主权至上的观念经过长期传播，渗透得无处不在。体育竞赛跟国家荣誉联系在一起，国际纠纷不问是非曲直，只有敌我之分。如果国家有领土之争，不问对当地百姓怎样，只求本国疆域能够扩大。这跟人权观念截然不同。根据人权至上的观念，如果对百姓有利，有没有主权根本不是大家需要考虑的（当然，在当今世界政治的格局下，主权对于保护人权还是必要的）。亡国奴之所以不可当，正因为丧失了人权。真正关系到个人生存状态的是人权，不是主权。我们要把颠倒了的主权高于人权的观念恢复正常，让人权高于主权。

细察当今世界，绝大部分国际纠纷都是因为主权问题，是以国为界、互不相让造成的。极少是人权问题引发的。霸权就是以国家为单位才发生的，恐怖主义也是针对国家的，不是针对人民的。如果取消了国家，不会有任何人去制造原子弹，恐怖主义也失去了攻击的对象。许多所谓的大是大非，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某些人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消除了国界这些是非也就没有了。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出现，像欧盟20多个国家共用一个宪法，货币也要统一，跨国旅行不需要签证。有许多国家允许百姓持有双重国籍。这种种现象说明主权观念日益淡薄，世界大同的理想可能并不遥远。但是几千年形成的牢固观念肯定是不容易退出的，我们要做观念澄清的长期努力（注：关于人权与霸权，后文有详细论述）。

摘去“人权”的面纱

人权与中国经济

如前所述，人权观念的确立，在社会进步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什么是人权？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我们需要对人权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所谓“科学”就是它可以不受文化、传统等的影响，它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是客观的。它事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人权的定义。

科学的人权定义应该是：人人都可以享受，而且不会引起冲突的权利。与人权相对立的是特权。特权是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的权利。如果更多的人都要享受这种权利就会引起冲突。按照这样的定义，我们可以推断下面的一些权利应该属于人权：

1.生存权是人权。地球上的资源足够让更多的人生存。此人的生存并不排除他人的生存，所以生存权是人权。在大海上漂泊的小船上，食物和淡水供应有限，生存权就不再是人权，而变成特权了。

2.人身不受侵犯。这一点用不着解释。一群人之间彼此不侵犯他人的人身，这当然是不会引起冲突的。相反，团体或个人有权侵犯他人的人身，这必然引起冲突，因此这是特权。但当一个人侵犯了他人的人权，他的行为应该被制止，目的是维护一切和他同样的人的人权。

3.隐私权是人权。个人的私事希望保守为秘密，不让别人知道。这一愿望并不干涉任何其他人的任何权利，所以可以成为人权。像通信秘密的自由应属隐私权，所以是一种人权。但隐私权受人权保护是有条件的，即个人的秘密不得侵犯他人的人权。通信商量如何杀人，这种隐私妨碍了他人的人权，因而将不受人权保护。

4.思想自由属于人权。这也用不着解释。难道脑子里想问题会碍着任何人吗？强迫别人汇报自己的思想就是侵犯了人权。当然，一个人不应该有坏思想，不应见财起意，见色起心。但是不能因为某人曾想过要做坏事就给他处罚，因为思想是没有客观证据的。如果没有客观证据就可以处罚人，人权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

5.听和看的自由是人权。因为一个人听和看并不影响其他人的听和看，也不会影响他人的别的人权。但是刻意去打听别人的隐私，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侵犯了他人的人权。禁止某种宗教、理论、思想、消息的传播，是对人权的侵犯。

6.言论自由是人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权；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则是违反人权。只许可某一特定的宗教、理论、思想的传播，禁止其他宗教、理论、思想的传播，是历史上最常见的对人权的侵犯。但享有自由的议论不能教唆别人做坏事，这种言论因为破坏别人的人权而将受到限制。

7.对物的所有权，属于人权。但对某一特定物的所有权则为特权，因为一物归甲所有就不能同时又归乙所有。正因为对物所有权的特权，才可以使拥有所有权成为人权，即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些物，这些物不受别人的侵犯。

上面列举了一些最基本的人权。那么什么是特权呢？特权最基本的属性是人与人的不平等。在法律上规定一些权利只有某一类人可以享有，其他人不能享有，这是最明显的特权。中国古代“刑不上大夫”就是大夫阶级的特权；罗马法规定只有公民能享受法律的保护，而奴隶则不享有，也是一种特权。现代法律已基本做到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的执行上和习俗上有许多人可以例外，不受法律的约束，这些人就是特权阶级。例如虽然法律上没有规定，但事实上某些人是不容批评的，他们却有权批评别人，这是特权。批评尚且不容，遑论法律对他们的约束力。现代社会的特权都以隐蔽的方式在起作用，它们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以意识形态及行政权来起作用的。

在市场经济中，富人往往靠金钱来获得特权。尽管他们很难置身于法律之上，但钱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法律保护，远远超出穷人所能得到的，因而形成一种特权。对于这种从金钱衍生出来的特权当然要反对，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又无法完全避免，比如富人有钱聘请最好的律师，在和穷人打官司时显然占了上风。可是我们不能限制富人如何花钱。这是市场制度的缺点，除非我们放弃市场制度，那将造成更大的不幸，只好容忍这有限的不公平。

第二，人权的性质。

任何人享有人权都不会引起社会任何方式的成本或代价，它不需要任何人作出某种牺牲。由于这一特点，人权不需要相对应的义务来保证。换句话说，人权是没有义务的权利。一个人加入某一组织（例如某一学术团体），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享有该组织提供的特权，他必须为该组织尽一些义务（例如缴纳会费）。所以这些特权是有义务的，唯独人权没有义务，它是普遍的权利。

由于人权不需要尽义务，所以人出生时即享有人权。新生婴儿没有能力履行任何义务，但可以享有人权。正因如此，才有“天赋人权”之说。

人权是天赋的，所以它不能被剥夺。不可以说这部分人可以享有人权，那部分人不得享有人权。不能有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专政，不让他们享有人权。过去有人把百姓分成人民（享有人权）和国民（不享有人权），这样做实际上是否定了人权。一个人无论犯了多大的错误，他的人权仍应受到保护，除非有事实证明他以后还可能侵犯他人的人权，因而不得不对他采取防范措施。一般的办法是限制他进入社会的自由，例如坐牢。即使如此，他的人权仍必须被尊重，他有权不受打骂侮辱，要让他吃饱饭。

从理论上说，人权是天赋的，它自然存在，用不着去争取。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权问题呢？这是因为少数有特权的人侵犯别人的人权。所以说，人权用不着争取，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

一种理论无论看起来多么言之成理，如果它违背了人权不可被剥夺的最基本的原则，就应该被视为有害且错误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人权是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才是一切理论的出发点。从实践的理由来看，如果一部分人因为犯了错误而被剥夺人权，他们迟早会对剥夺他们人权的人施以报复，如此冤冤相报，永无尽期。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孙中山提倡博爱，也是这个意思。自古以来许多哲人提出了人类理想社会的模式，不论这些理想如何不同，它们必须处在一个尊重人权的社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一个社会允许一部分人用特权欺侮另一部分人，这个社会不但不是我们的理想社会，而且它总也不得安宁。

世界上确有极少数坏人，私欲膨胀，不惜损人利己，甚至侵犯他人的人权，杀人越货，贩卖人口，绑票勒索，对社会造成重大威胁。为了保证普遍的人权，必须对这极少数人限制自由，即监禁他们一段时间，这是对他们人权的有限度的剥夺。但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减少他们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如果已经没有这种可能，对他们人权的限制便不再必要。

要纠正对坏人的报复心理。基于这种心理，很容易对坏人惩罚过度，使自己也变成了坏人。把对坏人的惩罚看成是对潜在可能的坏人的警戒，是有道理的。但惩罚必须恰如其分，不能以暴还暴，以牙还牙。孔子说：以直报怨，意思就是没有恶意的恰当的惩罚。要使惩罚起作用，还应该同时施以爱心。惩罚加爱心，是纠正坏人坏事最有效的手段。

第三，人权与平等的关系。

人权的基础是人与人的平等。一个社会如果取消特权，结果必然是人人平等。这是唯一能够合乎逻辑的对人际关系的安排。如果要保留特权，那么试问谁可以拥有特权呢？答案只能是任意的，无法给出证明的。历史上所有信奉特权的人，都想方设法制造出一套理论，或者用肤色，或者用出身，或者用种族，或者用财产，或者用宗教，甚至用性别作为划分优劣的标准。但是它们都显得勉强，无法自圆其说。

因为人权的基础是自然的逻辑安排，所以它应该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原则。换句话讲，人权不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相反，法律是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这就是说，有违于人权的法律是恶法。举例来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规定，任何人不得仅仅由于无力履行约定义务而被监禁，比如人因无力偿还而不能归还欠款时，不受监禁。这说明法律要求符合人权的要求。

既然平等是唯一合乎自然的安排，为什么总有人反对人权呢？在人类最原始的社会中，为了防止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侵犯，需要有一个权威机构来维持秩序或正义，这样就产生了高居于人群之上的特权阶级。以后虽然个人之间的彼此侵犯减少了，但是特权阶级本身成为侵犯普通百姓的主要原因。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历史中，对百姓造成大规模侵犯的，不是百姓自身，而恰恰是特权阶级。战争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大多数战争都是特权阶级挑起的，百姓则承担着战争的痛苦后果。当然，也有一些战争是因为异族入侵，百姓为了不做没有人权的亡国奴奋起反抗而导致的。

最近的二三百年中，人权的观念逐渐兴起，百姓对政府侵犯人权的警惕性日益高涨，“共和运动”和“立宪运动”就是百姓防止政府对自己的侵犯而发起的。

当今世界，人权已经被写入《联合国宪章》，没有哪个政府敢于公然抵制人权。讨厌人权的政府往往用一套“超人权”的理论来抵挡。即使是人权相当进步的国家，也还存在不少侵犯人权的事件。战争，这一最严重侵犯人权的人类活动还远远未能彻底消除。争取人权，使人权观念深入人心，还要做大量工作。

第四，人权与市场经济。

迄今为止，在人类社会所有的历史阶段中，人们都希望有更丰富的物质享受。这一愿望只有市场制度可以实现。所谓市场制度，就是在公平竞争的众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各方出于自身利益讨价还价，形成价格，随着供求关系而变化，并且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决定资源配置。从表面现象看，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使人类摆脱稀缺性。但从深层次看，如果没有了价格，人们将无从比较稀缺性，科学技术将失去其发展的方向。有用的科学技术必须在市场价格的环境下发展，它必须能够商业化。所以，只要人们仍追求物质享受，市场及价格就必不可少。这个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结论适用于我们可以想象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因而适用于未来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上面的论述是微观经济学的推论。离开微观经济学复杂的推导，用最简单的生活逻辑也能看出市场制度何以有助于经济发展。

所谓市场，是在人们有信息沟通的情况下由无数交换形成的。基于双方自愿的交换能给社会增加财富，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只有同时给双方带来利益的交换才能实现。任何有损一方的交换都将被拒绝。所以一切交换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在不使任何人受损的条件下至少有一人受益），除非这种交换影响到第三方的利益（例如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结果无数的交换带来全社会财富的增加，经济便得到发展。

一切平等自愿的交换都给双方带来利益，这是理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理论基础。这里所说的交换不但适用于商品的交换，也适用于要素的交换，即劳动的使用权，资金的使用权，自然资源的租用权。特别是企业家雇用劳动力，这同时对企业家和劳动者有利，否则不可能达成协议。从表面上看，企业家多半是富人，劳动者是穷人，企业家通过雇用工人而变得更富，可是穷人被雇用之后仍然很穷，于是容易得出劳动者被剥削的结论。其实，穷人之所以穷，并不是被雇用的结果；相反，雇用使他们的经济情况多少得到一点改善。这样来看待企业家，就能认识到他们不是剥削者，而是社会财富创造的重要力量。要保护企业家，尊重企业家。同时企业家也要尊重自己，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事不但有利于本人，更有利于穷人和社会，从而把企业办成高尚的事业。

穷是人权没有保障的结果。如果每个人的人权同样得到保障，特别是私人财产能神圣不被侵犯，通过市场会使大多数穷人变为中产阶级。这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的。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完全消灭贫富差别。不论是贫富差别或者其他差别，差别将永远存在下去。我们只能保持这些差别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

通过侵犯人权来纠正贫富差别，是错误的。首先，因为人权是不容侵犯的，人权本身就是目的。用有违于目的的方法去达到目的，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其次，这样做并不能纠正贫富差别，而只能使大家都变成穷人。通常的做法是剥夺富人的财产，分给穷人。这样的结果是谁也不敢变成富人，也就是大家都成了穷人。这已经为众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

如果穷人的财产权能够得到严格的保护，他们赚一点钱就能攒一点，三五年未必能变成中产阶级，但二三十年总能变成中产阶级。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明确宣布不保护私有财产，但是保护的程度大有不同。大多数国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半真半假，经常用各种借口侵犯私人财产。比如变换货币并限制更换新货币的数量，以低价强行收购百姓的贵金属，或命令百姓以高价购买指定的商品，滥用罚款来惩治百姓，更不用说还有抄家和充公。

市场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生产的优势，用自己擅长生产的产品去交换自己拙于生产的产品。铁匠用斧去交换牧人的羊就是例子。在有货币的市场中，不一定要双方直接交换各自擅长生产的产品，而可以通过货币在更广的范围内发挥每人的专长。一名牙科医生买票坐飞机，他用自己治牙的专长为第三方服务，获得货币，去交换坐飞机的服务。他用不着自己去造飞机。对造飞机的专家来说，情况也相同。

在有货币的复杂经济社会中，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不是容易的事。唯一的方法是通过成本和价格的比较。如果自己的生产成本低于市场价格，说明这方面具有生产优势。一个社会有分工而没有价格，未必能发挥各方面的优势，而可能导致混乱。计划经济之所以不成功，根本原因是它无法产生出价格信号，最终陷入混乱。

交换既然能为双方带来利益，它必定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事实也确实如此。人类最早的交换已无法考证，但无疑发生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之前。既然交换是自发的，为什么市场制度却晚了几千年，到16世纪前后才开始缓慢发展呢？

正如前所说，零星个别的交换虽然是市场制度的基础，但终究不同于市场制度。从交换发展成市场制度，是一个平等成员之间博弈，产生规则，并维持和改进共同规则的过程。这个过程常被暴力所干扰。如果参与交换的各方不具有平等地位，一方可以胁迫另一方，或可以欺侮另一方，特别是如果普通百姓的财产所有权得不到保障，交换就不会发展成市场制度。简单地说，市场制度建立不起来，就是因为缺乏人权。

从历史来看，人权基本概念的出现是与市场制度的萌芽同时发生的。中国虽然有非常发达的交换，可是几千年来没有出现过市场制度。这正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上人权概念的出现远远晚于西方。从现实来看，世界上人权比较得到尊重的都是市场经济国家，而且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人权都比较得到尊重。反之，人权得不到尊重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未能建成市场制度。可见市场制度和人权是密切相关的。一旦人有交换的平等权利和在市场上选择的自由，而且这种权利和自由得到可靠的保障，市场制度就必然会产生，而且这种制度将推动人类进入物质极其丰富的社会。

到现在，市场已经发展成为须臾不可离开的、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人们所担心的能源危机、水危机、粮食危机等，只要市场存在，都不可能危及人类的生存，因为市场有各种替代机制。如果能源稀缺，价格就会上升，替代自然就会发生。所谓节能就是用其他资源（更好的绝缘保温材料，更精确的控制仪表，效率更高的发电机组等）替代能源。可是如果一旦市场被破坏，灾难就会降临。现在仍有一些国家大量饿死人，同样是因为市场被破坏。可以预期，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恢复市场一条路。现在世界石油市场是最不安全的市场，如果石油市场被破坏，全世界将立刻陷入混乱。保护石油市场是全世界负责任的国家的共同责任。

市场如此重要，参与市场活动的各方都对人类生存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他们未必主观上有这个伟大的目标。相反，市场的参与者往往只是为了赚钱。这正是市场的奥妙所在。人人出于自利的动机，结果却建立了最有效的自然融洽的制度。可惜一些人不懂得市场的重要性，不懂得个人自利的合理性，认为自利赚钱都是坏事，还批评企业家是剥削者。

市场提供了人们生存的条件，也为人权的实现作出了保障。如果没有市场，地球就不能维持这60亿人口的生活供给。反过来，如果没有了人权保障，市场也就不复存在。现代社会的饥荒，都是市场停止发挥作用的缘故造成的，也是与人权问题相联系的。所以人权和市场是相互存在的前提。二战以后，全球经济逐渐一体化，世界上的资源都可以在市场上交换获得，因此消灭了争夺资源的争战。但如果这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被破坏，战争将再次发生。这是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必须懂得的道理。可惜有不少政治家不懂市场在维护和平中的重要性，往往由于政治原因而破坏市场。这是令人担忧的事。

第五，中国的经济改革与人权进展。

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辉煌业绩。人均收入增加了很多倍，有几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从人权的角度来看，经济改革的成功是与人权状况的改进相辅相成的。

1911年辛亥革命，孙中山即提出反对中国专制皇权和博爱的口号，其实这就是对人权的诉求。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出现人权这个词。到1919年由学生、老师们发起，得到工商界支持的五四运动进一步提出了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但是此后的几十年间，中国先后发生了无数的内战和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在普遍缺乏人权安全的情况下，人们要得到安全的唯一方法是攫取政治权力。

中国历代专制皇朝的政治结构，从本质上看是建立在缺乏人权安全的人际关系之中的。人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必须用尽心机才能保护自身的安全。在一个缺乏人权安全的环境中，人人都将变得阴险毒辣。这不是由于这些人心地不良，而是环境和制度造成的。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情况已有了根本性的改善。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改革，建立了领导成员的正常退休制度和任期制。有不少领导人退休或因故辞职，他们下台之后仍能和平地生活，这是中国人权得到改进的极重要的一个方面。

改革极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市场推进了人权的改进。从五四运动以后的60年（1919～1978年）来比较，可以看出市场推进人权的极端重要性。改革开放多年虽然没有把人权当做首要目标来追求，而是将目标放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上，结果却出现了人权状况的极大改进。过去旅行的自由是不完全的，农民不得离开其土地（由户籍及粮票控制），城市人民旅行也有许多限制（有些地方要凭证购火车票），更谈不上出国（只有少数政府官员因公可以出国）；现在这些限制几乎都取消了。过去人们没有择业的自由，工作由领导和党组织决定，人像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定在哪里；现在人们有了择业和辞职的自由。过去人们没有在市场上选择的自由，买许多东西要凭票证，有不少消费与人的身份有关（例如只有高级干部才可以购飞机票或软席卧铺票）；现在成了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最重要的进展是人们开始用法律保护自己，打官司成为常见的事。近几年来由法庭审判的案子迅猛增加，一方面说明人们之间纠纷增加，社会的非生产性活动上升；另一方面证明人们对法律逐渐恢复了信心，人们对法律有了更多的了解。

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是否一定能牢固地确立人权，并向民主法治社会过渡，是尚未有定论的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都有，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研究。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我认为成败取决于政府和人民双方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如果政府对变化采取宽容态度，人民有足够的耐心，这个过程在中国也许能在三四代人之间完成。中国终究是一个相当穷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人权、民主、法治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是比较新的概念。操之过急只会把事情弄糟。中国共产党在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业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人民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凭中华民族固有的文明和智慧，我对中国的人权前景充满了信心。

想要人权怎么办

彻底澄清人权问题

要争取和实现人权，必须对它有清晰、彻底的认识。下面再列举一系列问题，看看实现人权的障碍和途径是什么。

第一，人权是与生俱来的吗？什么情况下会丧失人权？

按理说，人权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每个人平等地享受人权，不需要任何人为此付出代价，不需要任何人为此承担任何义务。既然人权是没有成本的权利，每个人就都有权享受它。

但在现实中，当有人侵犯他人的权利，并且侵犯者能够不受约束，被侵犯人的人权就丧失了。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人能够侵犯别人而不受约束，那么人权就在保护之下。

第二，什么是特权？

能够侵犯别人而不受制约的人，就是具有特权的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如果侵犯了别人，他将被惩处。打人、抓人、抢夺别人的财产等都是侵犯别人。犯有这样罪行的人将被法律惩罚。但是在有些社会里，某些人就享有此种特权。比如皇权时代的皇帝，他可以杀人，没收别人的财产（抄家），没有任何法律可以限制他。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明目张胆的特权逐渐减少，但是特权还以各种隐蔽的形式存在着。例如，在中国有些有特殊身份的人，检察院不能对他起诉，必须先实施“双规”，才能由检察院起诉。而普通人随时可以由检察院起诉。比较这两种情况，特权就能看得更清楚。

严格来讲，除了人权之外的权利都属于特权。比如加入某个社会团体，交付会费，成为其中的一员，就享有会员的特权。然而一般团体的特权不同于相对于人权的特权。所谓相对于人权的特权是指一个人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或者说，法律目前不是人人平等。所以说，人权是法治的基础。有了特权就没有人权；要想有人权，就必须取消特权；取消了特权，人权自然而然就在那儿了。我们用不着提出树立人权的口号，真正需要的是取消特权。

第三，为什么要强调人权？

自从人类社会分裂成有权者和无权者以来，社会就从来没有安定过。原因很简单，无权者受压迫，无处申诉，不得不铤而走险，采取革命的办法，求得解放。可是即使革命成功，如果不能解决人权问题，社会依然分裂成有权者和无权者，革命仍然会发生。这就是几千年人类历史的简单描述。几千年来许多思想家想方设法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如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法家所提出的法治，现代社会所标榜的民主和选举，等等。这些观念都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是不够清楚，不够明确，容易被曲解，被歪曲，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最后提出了对每个人最直接的人权观念，它不容易被曲解。不管是什么制度，如果人权不能得到保障，这必定不是一个好制度。相反，如果一个人权能够得到认真实施的制度，一定能够保障社会的基本稳定，不至于搞得人们流离失所。人权观念，或者说人权标准，比较容易判别一个政体是真正为人民，还是假心假意，表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

第四，是谁在侵犯人权？

个人与个人之间会发生彼此的侵犯，但一般会有政府来处理，至少理论上是这样。这种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彼此侵犯，永远不会完全消灭。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束手无策，因为政府应该能够制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处理个人违法的问题。真正值得担心的是政府对百姓的侵犯。所以提出人权问题，针对的是政府。人们离不开政府，因为有许多公共事务要有人来管理。政府被人民授权，具有权威性，否则无法实施有效的管理。但是没想到组成政府以后，它本身成为问题的根源，经常侵犯别人，破坏人权。这种现象是人类社会出现政府以来几千年中不断发生的事。中国外国概莫能外。到了20世纪下半叶，人权观念得到普遍承认，为解决政府压迫百姓的问题找到了办法。其基本精神就是人权至高无上，任何个人，任何政府都必须尊重人权，保护人权。

第五，政府对人权持什么态度？

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百姓的人权，包括防止公民之间的彼此侵犯，也包括抵御外国的入侵。前者属于公共治安事务，后者属于国防事务。这些都是一个国家政府首先要做到的事。所以政府应该提倡人权的保护，宣传人权的观念，动员百姓共同来完成此项非常重要的任务。现代社会是后殖民地时代，过去的殖民地都已经独立，外国的入侵基本上不再会发生。进入人权时代，入侵别的国家将受到全世界的指责和制裁。当年萨达姆政权入侵科威特就是一个例子。萨达姆走错了这步棋，被联合国实行制裁，最后他本人和伊拉克百姓落到悲惨境地。在殖民地时代，强国往往强占别国的资源，奴役别国的人民。现在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殖民地纷纷独立，强国抢了别国的土地得退还，抢的艺术品要归还，奴役了别人要赔偿道歉。石油、粮食等资源在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上分配，用不着通过战争来分配。因此国际间的人权问题正在逐渐得到解决，而国家内部的人权问题反而变得突出起来。

大部分专制独裁政府为了自己的特权利益，害怕别人提人权问题，或者对人民封锁消息，不让人民知道人权这回事。少了人权，他们可以为所欲为，鱼肉百姓。对不服从的人施以酷刑，草菅人命。其实，这种政策对执政者未必有利。因为他们站在火山口上，说不定哪天火山爆发，他们将葬身火海。这是几千年人类历史所证明了的。所不同的是当今社会通信发达，变化迅速，过去几十年、几百年发生的事，现在几年之内就可能发生。他们图侥幸的机会越来越小了。世界走向人权的趋势不可逆转。

一个人权社会必定也是民主社会。因为专制政府要维持它的特权，必定会侵犯普通百姓的人权。如果讲了人权，就没有特权的容身之地。在一个彼此不能侵犯的社会之中，解决意见的分歧，只能用讨论协商的办法，不能用强迫屈从的办法。这就是民主社会的特征。

第六，转型国家的人权问题有什么特点？

20世纪下半叶，许多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到市场经济，它们的政治制度也从无产阶级专政转变到民主法治。这是世界性的大趋势。置身于这个大趋势之外的国家只剩下极少数，它们的经济状况很糟糕，政治上也极不稳定。究其原因，跟人权有关。人民越来越觉醒，他们要求自己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国际环境也朝着这个方向迅速演变。落后于时代的国家在国际大家庭中越来越受到孤立。这是全世界迈向人权时代的潮流，非常有利于确立人权的斗争。

在这个转变中，许多原来不承认人权的政府开始改变态度，逐渐转向承认人权。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在原专制制度下人权一词是不容许提的。从严格禁止的状态变成可以说一说人权，往往要经过若干年。然后再进步到可以公开议论，再进入讨论一些实质性的人权问题，都很不容易，一般都经过政府不同方式的斗争。这里有认识转变的困难，也有实际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更有执行中行政管理的种种问题。比如法律的修改需要时间，人员要培训，组织机构要重组，干部的考核标准要改变，媒体的话语用词要调整，等等。总体来看，时间是必要的，着急是无用的。在这过程中甚至于可能发生倒退，特权集团卷土重来，人权再次受到威胁。这都有可能。但是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人权时代迟早会来临。

第七，为什么说人权社会是人人平等的社会？

人与人不平等，是指有些人可以侵犯别人而不受制裁，另外一些人只能听凭摆布，无权反抗。一般情况下大多是在政府内任职的人，像警察、法官、政府官员等，都是最接近特权的人。他们有能力可以随便抓人，关人，打人，甚至打死人而不负责任，或者有能力掩盖事实，对揭发他们的人施以报复。这种社会当然是一个人与人不平等的社会。人们都想在政府里钻营一官半职，进入特权阶层，然后慢慢晋升到更高的特权地位。所以当官就是人们的追求。在一个人与人平等的人权社会中，个人想改善自己的地位，不可能通过得到特权来实现，而只能依靠在不妨碍他人的条件下追求幸福。发财一般不妨碍他人，通过合作，在双方同时得利的条件下实现，通过创造财富而获得财富。可见，平等、反特权、人权，它们都是相通的。专制政权害怕的就是这些观念。当然，也有政府之外的人和政府勾结获得特权的事。这多半是有钱的人，他们利用自己的金钱贿赂政府，取得特权。这同样是我们应该警惕防止的。

第八，人权社会是乌托邦社会吗？

确实，人与人完全平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每个人都会企图获得特权，一有机会他就会这样做，这也许是人的本性。自古以来还没有实现过人与人完全平等的社会。但是人们懂得人权的重要性，能够不断地追求人权，每当发现有侵犯人权的情况，立刻加以纠正，这是可能的。我们比较一下世界各国，它们的人权状况很不相同，有好有坏。人权状况好的国家，政府承认人权的重要性，一旦发现人权受到侵犯立刻予以纠正。例如美国发现虐待俘虏，立刻发动全社会来制止，而不是捂着盖着（当然有些人想掩盖）。经过这样的揭发检举，以后类似事情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就减少了。这个效果不仅仅对美国，而且对所有国家都是一个警告。历史上虐待俘虏的事从来并不认为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是经过揭发检举，相信今后此现象能够有所改善。我们没有理由因为绝对的平等极难实现而反对人权社会，认为这是乌托邦而加以拒绝。

第九，对侵犯人权的政府，我们怎么办？

这要分两种情况。一是对那些完全不承认人权观念的政府，二是对那些半真半假讲人权的国家。

对完全不讲人权的国家，已经不可能从内部来改善人权状况。这时候只能通过国际压力来改善人权。人权受到侵犯的人，首先要收集人权受到侵犯的证据。如果有了充分的证据，就可以到国际人权法庭起诉。虽然国际法庭无法进入这些专制独裁的国家去抓罪犯，但是人权罪犯随时随地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之下。一旦出现任何情况可以逮捕时，犯人就可能被抓归案。总之，侵犯人权的人不可能轻松过日子，他们总有一天要受到制裁。

对半真半假讲人权的国家，有可能从内部来改进人权状况。这些国家多半签署了联合国人权公约，但是阳奉阴违，想方设法逃避对保护人权的要求。这时候首先要在该国法律框架中利用各种合法的工具进行斗争。比如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工具，也可以组织合法的群众游行示威，控诉侵犯人权的行为。同时也应该动员国际力量，参与到本国的案件中来。一般而言，这些国家的法律往往不符合人权的要求，但是用法律之外的手段是十分危险的，所以应该尽量利用合法手段，哪怕慢一点，时间长一点，还是值得的。特别注意，要利用政府中的进步力量，促进人权状况的改进。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同情人权的分子，要会借助他们的力量来促进人权状况的改善。

第十，如何利用纳税人的权利来改进人权状况？

一切政府都要花钱。钱从何来？从纳税人那里收集来。纳税人养活了政府，可是有些政府反过来利用自己的管理特权侵犯纳税人的权利，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纳税人有必要澄清政府和自己的关系，纠正政府对百姓为所欲为的习惯，强调人权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政府拿了纳税人所纳的税，应该为纳税人服务，保护他们的人权，而不是高高在上，甚至欺压百姓。一般而言，专制政府都不愿意让纳税人明白自己和政府的经济关系，好像政府的花销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似的。救灾时灾民从政府得到一点帮助，好像是政府的恩赐。这种谎言要戳穿。现代社会人民纳税和皇帝时代臣民纳税完全不同。古代臣民纳税是无权利的义务，臣民无权过问所纳的税拿去干什么了，皇帝是有10个妃子还是有100个妃子，根本不是老百姓可以过问的事。现代社会则不同，百姓纳了税，有权过问这钱拿去干了什么，有没有拿去铺张浪费，中饱私囊，甚至用于侵犯百姓的人权。

第十一，如何认识国际关系中的人权斗争？

自从联合国注意人权问题，并有了人权公约之后，人权变成了国际上关心的大事情。一个国家不讲人权是使政府丢脸的事。所以政府利用人权彼此攻击，揭发自己所不喜欢的政府侵犯了人权。各国政府都不欢迎别人指摘自己不尊重人权。但是对一国内部的百姓而言，外国指摘本国政府不尊重人权，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促进本国人权状况的改进。联合国的人权组织每年都要对各国的人权状况进行评价，并发布评价结果。每到此时，侵犯人权的政府就感觉紧张，生怕被联合国规定为侵犯人权的国家。各国人民应该充分利用联合国的人权讲坛，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真正重视人权的政府，应该欢迎别人指出自己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不足之处，认真改进自己的人权状况。而不是反唇相讥，拿人权做外交斗争的题目。

第十二，人权和主权，孰重孰轻？

国家的主权不容侵犯，这是各个国家的政府反复宣扬的道理。至于为什么主权不容侵犯，很少给予说明。似乎这是不需要解释的，天然合理的。然而主权之所以有用，正因为它能够保障百姓的人权。国家这种组织的确是百姓所需要的。首先它可以抵抗外侮。不能抵御外侮，百姓就要做没有人权的亡国奴，外国人可以随便抓你，关你，杀你。你怎么能没有主权。其次，它可以保证治安。最后是提供公共服务。如果国家政府不能保证人权，反而还侵犯老百姓的人权，这样的政府要它何用。可见人权先于主权。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主权，但是百姓的人权得到很好保证，主权有没有就无关紧要。恩格斯曾经说过，当一个国家的百姓受不了统治者的压迫时，恨不得有外族的入侵，他们的日子可能还好过一些。这正好说明了人权重于主权。主权是虚的，而人权是实实在在的。尤其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侵犯主权越来越不容易，联合国在防止侵犯主权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而国内的人权问题反而成为国际间关心的重要课题。借口主权不容侵犯而在国内践踏人权，越来越受到国际间的强烈批评。一个人需要的是生存和自由，如果没有生存和自由，主权就没有意义。

第十三，人权和爱国主义有矛盾吗？

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人权，或者说，人权是判定是非的最终标准。上面也谈到了人权和主权的关系。由这些道理出发，可以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二者是没有矛盾的，因为主权的目的就是用国家的力量来保护人权。如果遭受外国的侵略，老百姓就变成了亡国奴，人权的保护将丧失殆尽。所以爱国主义和人权观念是不矛盾的。但有不少情况下，二者的确是矛盾的。举一个例子，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侵略国家士兵的精神支柱之一就是爱国主义。他们为了爱国可以不怕牺牲，但是这种行为完全不符合人权观念。因为战争的目的是去奴役被侵略国家的百姓，是剥夺被侵略国人的人权。相反，抵抗侵略的人，既符合爱国主义，又符合人权精神。

如果以保护人权为最高标准，在战争中投降可能是符合人权精神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兵攻打日本本土冲绳岛，激战一个多月，双方伤亡惨重。日本兵不支，但坚决不投降。不仅士兵不投降，还不许百姓投降。最后日本军队撤退到海边，日本军人强迫所有百姓跳海自杀。一个村长逼迫自己的母亲跳海，他母亲不愿意，这村长拿起木棍把自己的母亲打死。该战役有几千名普通百姓投海自杀。这种行为根本不值得提倡。可是日本人至今并不明白他们错在什么地方。类似的例子很多，我们自己的历史上也有。人权和爱国主义在这儿是有根本区别的，人权才是百姓利益的真正落脚点。

第十四，普通百姓在追求人权中可以起什么作用？

人权与特权相对立。百姓要追求人权，就要和特权斗争。但是特权是强势群体，和它作斗争有危险，所以要讲究斗争的方法。要用合法手段去争取人权。更要注意，千万不要做侵犯人权的帮凶。有些人分不清是非，认为国家总是正确的，领导的决定都是对的，甚至侵犯了人权还不知道错，以为自己在为国家作贡献，这就可悲了。每个人都应该认识清楚，只有人权才是至高无上的，人权是判别是非的最终标准。

从根本上讲，特权观念是人权的死敌。而在我国特权观念非常普遍。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没有维护人权的观念，相反，多的是依靠包青天这种伸张正义的方法。乾隆皇帝下江南，为民锄奸，这是大家最喜欢听的故事。所以说，特权观念不仅存在于特权者的头脑中，同样存在于没有特权的普通百姓心中。事实上，政府官员就是普通百姓穿上了制服变成的。所以，彻底根除特权的办法，是百姓们自我教育，唤起自身的人权观，启发人权意识，进而参与捍卫人权的各种组织与活动，如工会、农会、纳税人协会、社区组织、参加陪审工作、旁听法院的审判、在各种公众场合发表意见，等等。

不要以为一个国家从专制走向法治民主的过程只是政府的事，和百姓无关。恰恰相反，这整个过程需要政府和百姓的共同努力，少了哪一方面都不行。最理想的是这两方面良好配合，在步伐和速度方面协商一致。搞得不好会形成对立，甚至演变成直接的剧烈冲突，全国人民将付出巨大代价。一般而言，往往是百姓这方要求比较高，政府方面能够同意的步子比较慢，如果协调不起来，就有发生冲突的可能。为了避免冲突，应该劝说双方协商，彼此尊重，妥协让步。政府一方应该把自己的困难向群众讲清楚，首先要把架子放下来，从领导地位逐渐变为服务于群众。这本身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百姓一方要理解政府的困难，有耐心，能以大局为重。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五年十年。在这期间并不是等待，而是积极做工作，做好宣传教育，让各方面逐渐接受人权是最高准则的观念。

第十五，人权只是百姓和政府之间的问题吗？

侵犯人权的主要问题出在政府，倒不是说其他方面的人权侵犯不存在，而是因为政府侵犯人权的问题更难解决。事实上，其他情况侵犯人权的事例，从数目上讲要超过政府对人权的侵犯，比如对妇女的人身侵犯，干涉婚姻自由，家庭里的施暴，对儿童的虐待，企业中不平等的劳资斗争，等等。在我国，长期的社会等级化已经根深蒂固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连和尚都有局级、处级之分。级别观重新塑造了人性。领导同志一开口就有一股官气腔调，但是碰到更大的领导时，又立刻变得低三下四。普通百姓在官员面前，也自我认同在一个低微的社会地位上。人按地位而分成三等九格，等级意识深入人心，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马路上两个人吵架，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你有什么了不起？意思是人和人首先要比谁更了不起，谁的官更大，谁的父亲地位更高。这种现象妨碍了一个平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它是中国两三千年皇权社会培养出来的产物，纠正起来很难，恐怕需要至少一代人的时间。

为什么城管和保安经常打人

特权社会的文化底蕴

在今天的中国，城管打人，保安打人，已经不成为新闻了，大家快习以为常了。为什么他们容易犯打人的毛病？其实他们都是文化不高，收入也比较低的人，他们多半处于社会的底层，为什么会欺侮别人？

这要从中国的社会结构来找问题。如前所述，中国是一个分层的社会，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在学校里没教过，到了社会上学到的生活经验更加深了人与人不平等的观念。平时他们处于社会的低层，经常受特权人士的欺侮，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可是一旦自己有了一点特权，就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利用。城管和保安都要穿制服的，一套制服上身，就能够耀武扬威，平时受的气现在有了出气的机会。所以他们凭着自身的这套制服自以为了不起，动不动就会打人。

城管和保安打人，舆论批评强烈，但不见好转，可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并不是加强教育就能奏效的。它根植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深层。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靠特权来维持秩序，我们每个人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份遗产。它表现为每个人都自我放置在一个特定的阶层中，对上是顺从和逢迎，对下是发威和教训。

人与人的不平等在中国是传统，是文化，是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观念。大家都说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封建意识太强，所谓的封建意识，主要表现在人与人的等级观念。因为有了等级，下级人的自由就比上级人的自由少一些，最下级的人就没了自由。我们老说要平等自由，但是并没有找出平等自由的障碍在哪里。其实就是等级观念，就是特权思想。

我们想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就是平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中国的封建分层观念根深蒂固，从领导到群众，从官员到百姓，不约而同地遵守的规矩是特权和等级。尤其是领导中的某些人，他们从等级观念中获得特权，所以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传统，他们不愿意讲平等自由，用各种手段来歪曲平等自由，抵制平等自由观念的传播。到底什么是平等自由，有时候确实不容易说清楚，但是反特权是容易说清楚的。所以中国迈向民主法治的道路是反特权，而不是直接诉诸民主法治。

现在民间维权运动的方向也应该是反特权，而不应该是靠特权。比如通过上访求得问题的解决，还是靠一个更高的特权，纠正当地的特权对自己的侵犯，还没有离开“特权”这个范畴。这样的维权，最后还得靠特权。在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国家里，解决侵权问题不是靠上访，而是靠当地民众、政府和舆论的共同力量。

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视为道德的黄金律。它的出发点就是人人平等，不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其实平等待人很简单，遵守公共秩序就是平等的表现。而有些人在公共场合高谈阔论，目中无人，排队加塞儿，随地吐痰，都是突出个人，不喜欢平等，喜欢搞小特权的表现。有些国人到外国旅游往往高声喧哗，不文明，不懂得尊重别人，只顾自己，是素质低的表现，也是因为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不把别人看成和自己同样的人。

几千年的皇权社会培养了中国人不平等的习惯。多数人反对官吏的特权，但一旦有机会自己也想搞一点。这是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官员都是百姓变的，所以实现平等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一个全民族的自我教育过程。

宽容是一副良药

民主精神的实质

因为没有时间，我不太上网，不过从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也知道有许多评论我的文章，好的坏的都有。一方面有人骂我是伪学者、伪君子等。我并不计较这些，也懒得去反驳。另一方面又有人把我抬上天去，把我变成了圣人。其实我二者都不是。我是一个普通人，也有七情六欲，需要和错误思想作斗争，也经常拿不定主意，摇摆不定。

冤枉我是伪君子的人，有一些是我认识的。其实他们是很有热情的青年人，但是缺乏宽容。

主张专政的人不讲宽容还情有可原，为什么追求民主的人也缺乏宽容呢？民主最最需要的正好就是宽容。可以说，没有了宽容就没有民主。这二者几乎是等价的。向往民主的朋友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用绝对和严厉的态度追求民主，一旦“事业有成”，对国家和社会并非是一件好事。宽容是一副良药，它能防止因判断错误而干的坏事。虽然宽容本身也可能犯错误，纵容了坏人。如果我们不得不做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因宽容而犯错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不宽容而犯的错误远远超过因宽容而犯的错误。

民主这个词是翻译过来的，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从来没有民主的生长土壤，这个词翻得很不准确。民主容易误解为人民当家做主。如果这样理解民主，结果必将是内乱纷争，因为谁都是人民，都有理由当家做主。你是人民要当家做主；我也是人民，也要当家做主，岂不就争起来了吗？把民主理解为协商和宽容，和专制的一个人或一个集团说了算不同，争论就有了解决的可能。有人批评中国人民主讲得太多，宪政讲得太少。这批评是对的，就因为民主这词没有点到要害。当然呼吁民主也是有用的，对主张专制的人会有一点限制。

进而言之，我觉得主张宪政还不够，宽容才是最后的精神。没有宽容的宪政必定是争争吵吵的议会闹剧。只有本着宽容精神的协商合作，才能得到良好的政治。当然，宽容是有前提的，就是人与人的平等。宽容是指放弃对别人指责的权利。奴隶对奴隶主就谈不上宽容，因为他根本没有指责主人的权利。而且奴隶对奴隶主反抗是正当的，强求他们讲宽容，难道要他们永远当奴隶吗？如果人和人不平等，就排除了宽容的可能性。当人和人已经处于平等地位时，或者说，在已经有了人权和民主的社会中，彼此之间既可能互相宽容，也可能互相苛刻。所以说，宽容是人权社会中人与人相处的最重要的原则。现在我们还不是人权社会，但对将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应该有共同的认识，而且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培养宽容的精神。

在学术问题上，在政治问题上，宽容是必需的。不论别人发表什么样的意见，哪怕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也应该抱着宽容精神。因为正确和错误往往并不容易判断。自己认为正确的未必真的正确，认为错误的未必真的错误。历史上这一类的经验教训实在太多了。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但是往往被多数人忽视。甚至有些非常有水平的学者都在这方面犯错误。写文章挖苦人，其实是损人利己，从让别人痛苦中获得自己的快感。

宽容精神体现在生活中，就是“得理还要让人”。现在社会上的纷争越来越多，法院里的官司层出不穷，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认为官司必胜无疑。一旦宣判败诉，一百个不服气。至于马路上吵架的事几乎天天都能看见，双方面红耳赤，青筋爆裂，理都在自己这边，别人统统都错了。按理说，真理只有一个，总不见得对立的双方全都站在真理的一面。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认为问题就在“得理不让人”。如果懂得得理要让人，大部分纠纷都不会发生，事情会顺利得多，既少了气恼，又省了时间和精力。这种纷争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讲都没有任何一点好处。

为什么得理还要让人？因为在现实世界中，能被双方同时接受的客观的理是不存在的。各人立场不同、经验不同、教育和家庭背景不同，判断是非的标准也不同。岂止抽象的“理”不同，连对客观事实也会因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认定。例如美国的辛普森案，民事判决和刑事判决截然相反。他或者杀了人，或者没杀人，二者必居其一，这是事实。但是判决根据不同的物证推导出不同的结论。刑事审判认定他没杀人，无罪释放；而民事审判认定他杀了人，要赔偿损失。连事实都不能有一个统一的认定，何况“理”呢。既然没有一个绝对的是非标准，如果大家都坚持按自己的“理”办事，冲突就不可避免。

生活中，大多数人都习惯于坚持自己的理由，对对方的理由根本不予考虑。或者虽然知道对方有他的道理，但不愿去替对方着想。似乎不替对方着想，对方的理由就不存在了。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我们经常看到的“得理不让人”，进而引起冲突。这个世界终究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企业和企业之间，领导和职工之间，同事互相之间，乃至夫妻之间发生的矛盾，多半是各有各的理，并抱着得理不让人的态度，结果是小矛盾发展成大矛盾，甚至引发《醒世恒言》中“一文钱小隙造奇冤”那样的故事。这种事的现代版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小则恼得一肚子气，大则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人间的许多悲剧就是双方得理不让人造成的。

习惯于得理不让人的人，有时候被称做“刺头”，说明这种人不受欢迎。他们习惯于斤斤计较，寸步不让，而且从来不做自我检讨（但是经常要求别人做自我检讨）。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问题，原因就在于认为自己占了理。他们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按照规矩办事”。殊不知你有你的规矩，别人有别人的规矩。只讲自己的规矩，看到的永远是别人的错，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理，本来是疏解矛盾的原则，可是到了“得理不让人”的人那里，反而成了矛盾产生和难解的原因。其实，天下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理”，得理还要让人，才能减少纠纷，增进合作，让每个人生活在一个更融洽、更友善、更宽容的社会中。

对待强盗、小偷、杀人犯要不要宽容？这是另一类问题。就事论事，应该以直报怨，该制裁的要制裁，该处罚的要处罚，但是要与人为善，从教育出发，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更全面、更历史地看问题，还是要有宽容精神。这些人之所以去偷去抢，难道社会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收入分配的不公，司法的不畅通，教育的不普及，社会风气的引导，都有一定的责任。所以“以德报怨”是有道理的，初看是过于纵容，于事无补，但是从历史的眼光看，这是解决问题更根本的办法。全世界反对恐怖主义，能不能见效，就看是否有宽容精神。或者说，现在反恐怖之无效，正因为缺乏宽容的反省精神。以德报怨看似不合理，但它是许多宗教能够存在几百几千年的原因。基督教主张别人打你的左脸，你再把右脸给他打，普通人难以理解，但这个主张持续了几千年，有很强的生命力。它有内在的合理性。

许多国家都发生过独裁者对人民大范围的屠杀，成千上万的人被莫须有的罪名严刑拷打，判处死刑或者流放。有许多人就此从人间蒸发，再也找不着了。在苏联及拉美、非洲的几个国家都发生过。凡是发生过这种事情的地方，都面临着如何对待过去参与屠杀的集团的问题。如果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样冤冤相报如何了结；如果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不对残害人民的专制者施以惩罚，又怎么能防止以后的类似行为？所以一旦发生大批量的杀人事件，处理起来总是非常困难的。

大规模罪行的主要责任者都是显赫的政治家，对他们起诉，与其说是为了报复，不如说是为了教训后人。社会要达到的目的，是他（们）个人真诚地承认错误，作出最能表示改悔的行动。这样的要求虽然不高，但是对于过去万人之上的领导人来讲，绝不是容易的事；必须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才能放下架子，当着大众的面忏悔。这样的事只有在原来的政权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倒不是说这些人不可能良心发现，而是说良心只有在巨大压力之下才能被唤起。

对于受害一方来讲，虽然恢复正义的要求完全正当，但是万事有其限度，即使是追求正义也得有限度，过了头就会造成新问题。所以抱着宽容心态是必需的。追究过去是为了将来，否则是没有意义的。往者不可悔，来者犹可追，我们对过去政治运动的肇事者采取了相当大的宽容态度，才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如果无穷无尽地追究过去，彼此纠缠，还有什么建设可言。当然，宽容不等于文过饰非，不吸取过去的教训。否则，历史的悲剧灾难还可能再次降临。

［第六章］　反思人民利益

一个孤儿引发的国际纠纷

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

2010年4月，发生了一件耐人寻味的国际纠纷。俄罗斯小孩阿尔捷姆•萨韦利耶6岁时被美国女护士托利•汉森从海参崴的儿童福利院收养，7岁时又被他的养母送回莫斯科，声称这孩子神经有毛病，不愿再养他了。这原本是一件家庭纠纷，类似的各种各样的事多得很，比这更严重的，酿出人身伤害的都不是没有。可是因为牵涉到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就变成了国家之间的事，两国的外交官都出面说话，连总统都发了话。媒体也推波助澜，变成一件国际大新闻。如果这事不涉及两个国家，实在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只能上当地新闻。从这样的比较可以看出，政治家和老百姓经常从国家的角度看问题，把简单的事弄复杂，人与人之间的事变成了国与国之间的事。究竟哪种看法对，哪种看法错，其分界点就在于“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

如果“以人为本”，就应该考虑当事人的利益，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找出最有利的解决办法。就萨韦利耶的案子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这孩子的前途，也应照顾到他养母的要求。这里根本涉及不到国家的事。可如果是“以国为本”，情况就非常不同。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领土的完整等。就算扯不上国家的利益，也得照顾国家的尊严。说到尊严，总是有文章可做的。俄罗斯的外长表示，要暂停美国家庭收养俄罗斯儿童的业务。俄罗斯总统从国家尊严的立场发话，严厉批评了那个美国养母。俄罗斯政府已经决定暂停两国间的收养办法。这一来，本来高高兴兴可以完成收养手续的美国父母，只好等俄罗斯外长哪天发善心，批准继续这项业务。他们发动签名运动，征集了两万人的响应，要求尽快恢复收养业务。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一国内部，绝不会波及这么大，这么远。可为了贯彻“以国为本”，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进来。这些热心人参与的结果，不大会是使收养业务更完善，更容易，多半是手续更繁复，麻烦更多。最后老百姓就得做点牺牲。

这确实是非常奇怪的事。当强调“以国为本”时，各种事务变得越来越复杂。本来是极简单的事，或者连简单都谈不上，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也会吵得轰轰烈烈，酿成激烈的冲突。比如说，领土冲突，为了争夺没有多少价值的领土，双方都不惜兴师动众，大打出手，牺牲的人就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成百上千，甚至几十万。这些人的死亡到底是为了什么？现在好像还有些理由可说，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理由越来越淡去了。再过一二百年，恐怕就觉得无法理解了。朝鲜战争、珍宝岛之战等，死掉的人恐怕远远不止十几万、二十几万。我们从来没有为死去的人想一想，而他们年轻的一生就此被毁灭了。死去的人不会说话了。我们现在还活着，还有机会说话，是不是应该为死去的人想一想？他们为国捐躯，值得大家敬佩。但是捐躯的理由何在，很少人会去追究。将来再有类似的事大家是不是还准备牺牲，如果是你，你愿意为此而死吗？发动战争的人一般自己是不上前线的，死人是死别人，所以叫得很响。

如果是因为“以人为本”而为国捐躯，那是完全应该的。比如日本人侵略中国，要把中国人当亡国奴，我们坚决不干。因为我们的人受到了伤害，我们要誓死捍卫祖国。这不是国家的尊严，而是百姓的死活。如果只是国家的尊严，与百姓的利益无关，我们要不要关心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了。这样的看法恐怕很难为大多数人接受，因为“以国为本”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很难扭转。这个思想已经贯彻了几千年，谁也不会去想一想这里有什么问题。由于以国为本的误导，枉死了不计其数的人。可是因为国家的观念太强烈，以至于连性命都显得不重要。其实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人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以人为本是对的。今天是我们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2010年是越南战争结束35周年，美国再一次举行纪念会，悼念越战中死去的5万多美国人。今天看来这些人死得太冤了。美国参与越战打了败仗，并没有防止越南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更没想到改革后的越南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也许越南也在悼念在越战中牺牲的人，但不会悼念越战中死的美国人。美国也不会悼念越战中死的越南人。这就是“以国为本”，各自有各自的政治目的。但是如果“以人为本”，越战中死的人都是人，死得都很冤枉，都应该悼念。战争双方都有各自的理由，都说对方是错的，是反动的，是违反人们利益的。到底谁对谁错，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但是就死去的人来说，他们都是平民百姓，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自己个人的生死问题。政府把他们动员来到战场上，面对敌方的武装，已经不容选择。唯一的出路就是杀死对方。因为你不杀对方，对方就会杀你。他们被迫去杀一个和自己相仿的年轻人。他也有父母妻子，有温暖的家庭，有个人的抱负。但是到了战场，这一切都被抛到脑后，杀戮是唯一的出路。因为这里是“以国为本”。

古今中外，因为固守“以国为本”的思想，造成严重国际事件的例子还有很多。日本冲绳岛曾发生美国兵强奸当地女性的事件，变成日美两国间的冲突，日本人要求美军基地撤除。基地该不该撤是另外一件事，与强奸案没有直接关系，但由于“以国为本”把二者联系起来了。

大家会问，为什么“以国为本”的思想如此根深蒂固？原因很复杂。但是归根结底，责任在政治家身上。是他们不断宣传这种思想，强化这种思想，使“以国为本”固化在百姓的头脑中。他们要求百姓为国牺牲，其实是为他们一小撮人去牺牲。不论在独裁国家或民主国家，政治家的首要目的就是继续掌权。表面上都是为了老百姓，其实是为了他们自己。只有慢慢用“以人为本”取代了“以国为本”的观念，而且老百姓能够监督他们时，这种关系才能改变。

说了一大套大道理，让我们回到萨韦利耶的案子上。为什么外交家、总统对这样的小事那么感兴趣？他们日理万机，还用得着为此等小事操心吗？对他们而言，这事并不小，它关系到由他们代表的国家的“尊严”。估计为此事将展开一系列会谈，若干人坐头等舱飞机来来往往，住高级宾馆，花纳税人的钱，各自用“以国为本”的精神辩论是非曲直。最后得出的结论，不大会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而是国家尊严高于一切。倒霉的是老百姓，他们想做的好事因此做不成了。还好，这终究是一件小事。如果是关系战争与和平的大事，其规律也一样，很值得我们担心。

揭穿千年谎言

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政治家的利益

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这三个概念中，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听得最多的，其次是国家的利益。至于政治家的利益，几乎没有谁提到过。其实这三者之间固然有重合的部分，但也有很大的区别。而且这区别非常重要，它在许多决策过程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家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区别，而掌权者又故意把这三者混为一谈，好像政治家总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利益更不用说，它就是人民的利益。这种故意的混淆模糊了许多问题的是非，误导了许多人的看法。举例讲，大家都关心国家安全，但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到底是谁的安全，往往非常模糊。是老百姓个人的安全？是国家哪部分人的安全？还是政治家或领导人的安全？对老百姓而言，最重要的安全是和平，不要战争；还有人身不受侵犯，遇到纠纷能够有人主持正义；以及财产有保障，行动有自由。但是我们经常谈的国家安全主要不是这些问题，而往往是对国家的颠覆，其实颠覆是对领导人的安全形成威胁，对老百姓不存在所谓的颠覆。老百姓已经在最底层，还能被颠覆到哪儿去？只有执政者才有被颠覆的危险。

所以，这里想指出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三者的区别，并且讨论这个区别何以重要，它能够帮助我们澄清许多模糊认识，戳穿许多谎言，识破许多欺骗。能够避免错误，从而大大提升人民的利益。

第一，什么是人民的利益？

人民利益的含义很广，人人都想生活得好，健康平安。这些方面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要看个人的条件和运气。就人民这个整体的利益而言，就不是个人条件或个人运气了，而是全体人民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不要兵荒马乱，没有黑社会或者类似黑社会组织的侵犯，其实就是个人的生命财产有保障。只有在这样一个有保障的条件下，才能谈得上安居乐业，享受人生。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多半时间是政府横征暴敛，百姓起义，或者向外征战，搞得哀鸿遍野。能有几十年安定就算太平盛世。可以说，人民的首要利益就是个人人身和财产权利得到保障，不被逮捕，不被关押，不被横征暴敛；只要不侵犯别人就不能无缘无故地被判有罪；有冤情能够申诉，不会被拒绝，并得到认真对待。

建设祖国是不是人民的利益？建设祖国当然是国家利益。它是不是等同于人民利益呢？一般而言，这二者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并非永远如此。如果发生冲突，应该以上面讲到的个人权利的保护为优先。换句话讲，不可以借口国家建设而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没有理由认为国家利益无条件地高于人民利益。我们常说少数人的利益要服从多数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比如为了建设水库要求当地百姓移民迁走，这就是少数人的利益为多数人的利益作牺牲。迁移搬家不是不可以，但是必须给必要而且足够的补偿，不能让他们为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听起来好像讲得通，这往往是因为自己属于多数，不需要自己作出牺牲。但如果不保护少数人，说不定多数中的人，在另外一种分类时忽然变成了少数；在某种情况下自己属于多数，换了一种情况就可能变成少数。所以，不能因为是少数，利益就可以随便被侵犯。少数服从多数，只有在不涉及基本权利的范围内可以行得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尽量照顾到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在基本权利的范围内，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该同样得到承认和保护。比如我们没有理由用举手表决的方法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也不能因为民愤极大而将某人处死。这些行为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才可以实施。

第二，人权是人民利益的基础。

前面说过，人的基本权利（人权）是人人都能够同样享受的权利，不需要任何人为此而作出牺牲。所谓人的基本权利，实际上就是不被他人侵犯。也可以说，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不侵犯别人，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就有了保证。这不需要任何人承担什么义务，付出什么成本。人的基本权利之所以被侵犯，因为有些人可以侵犯他人而不受制约，或者政府本身就侵犯别人。

过去我们曾经用建设祖国的口号侵犯了许多人的基本权利。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基本权利逐渐得到保护，侵犯权利的事情减少，经济也搞上去了。如果说我们今天的经济还有什么问题，那就是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还有缺陷，没有把它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还有侵犯百姓权利的事情发生。

让百姓安居乐业，享受人生，这是真正的人民利益。也许有人要问，这种观点是不是太个人主义了？每个人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死活，别人有困难，受欺侮，难道大家应该袖手旁观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帮助穷人，做慈善事业，这不大会有争议。但是要不要主持正义，打抱不平，则是一个复杂问题。本来嘛，路见不平，拔拳相助，见义勇为，是值得称赞的优秀品质。但是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美国出兵攻打伊拉克，为的是解放被萨达姆压迫的伊拉克人民，可是结果怎么样？当然，争议是很多的，各有各的说法，但起码的事实是，伊拉克百姓的生活离安居乐业还很远。这倒并不是反对见义勇为，而是说要非常慎重。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没有说“己所欲，施于人”，可见这二者是有区别的。毋宁说：“己所欲，慎施于人。”总之，强加于人是不可以的，哪怕出于公心。

第三，国家利益可能对人民利益造成侵犯。

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大规模侵犯百姓利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争。自古以来的战争无不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打仗首先要有士兵，兵从何而来？或者靠拉壮丁，或者靠欺骗。杜甫的《兵车行》写道：“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就是征兵造成的惨剧。由于打仗，一个家庭妻离子散，丈夫离家，妻小难以为生。这样的事几千年以来基本上没断过。

当然，战争的理由总是充分得无以复加的，是不容怀疑的。打仗再犯犹豫怎么打得赢？尤其奥妙的是双方的理由都正确得无以复加，都是为正义而战，是值得为之牺牲一切，乃至于生命。只有这样，仗才打得起来。戳穿了讲，战争就是把最不道德的事物变成最道德。说谎是不道德的，但是孙子兵法中说：“兵者，诡道也。”打仗就是要骗人；杀人是最不道德的，但是打仗就要杀人，而且杀得愈多愈好，这是能够得到奖励的。杀什么人？杀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也有妻子老小，也有人生追求。双方无冤无仇，只因为他是敌人就把他杀了。何以战争使人疯狂？因为作为战争发动者的政治家们有战争的需要。

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争。大多数战争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所谓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就是政治家的政绩。为了满足他们的野心和虚荣心，不惜拿人民的生命作为代价。当今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国家利益服从人民利益的；另一种则相反，是人民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的。前者不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因为战争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而后者则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因为只要符合政治家的利益，战争就可能打起来。历史也证明，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国家利益为重的独裁国家发动的。作为一种外交辞令，人们常说，某某国家的兴旺发达将对世界和平有利，而不是造成威胁。这句话只适用于把人民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政体。如果我们同意人民是爱好和平，不愿意打仗的，那么不难得出结论，国家利益服从人民利益的政体是爱好和平的政体，因而不可能违背人民的利益去为国家利益作战；反过来，人民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的政体就不是爱好和平的政体，因为它可能为了国家（实际上是为了该国的政治家）的利益叫人民去“送死”。所以今后世界和平要得到保障，唯一的途径就是把国家利益超越人民利益的那些国家，改造成为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政体。

第四，如何看待战争的正义性。

我们常说，要区别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要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但是除了抢粮食、抢牲口的小规模战争，在大的正规战争中，双方都认为自己投入的战争是理直气壮的“正义战争”。日本人侵略中国，显然是非正义的，但是日本方面至今还认为是正义的，日本人认为打仗是爱国的，武士道是民族的灵魂，为天皇战死是死得其所。因此至今还把战争罪犯的骨灰放在靖国神社里，接受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朝拜。日本百姓在二战中牺牲重大，但他们并没有把战争的原因归咎于战争罪犯。不光是日本如此，差不多所有的战争双方，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都是这样的，双方对战争的解释往往截然相反。战争的正义性远不是显而易见的，它往往是宣传给人的认识。

当然，并不是所有战争都是错的，如果不打仗自己遭受的痛苦或死亡的概率大于打仗的相应概率时，或者说，打仗能够减少痛苦和死亡时，战争对百姓而言才是合理的。托马斯•阿奎那在讨论反抗暴政的合理性时，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反抗暴政是合理的，除非“推翻暴政的行动带有严重的纷扰，以致社会从继之而起的骚乱所受的损害比旧有统治的继续来得大”。美国出兵打伊拉克，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的暴政之下解放出来，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争议，正是应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一段话。

从这里可以看到，人民的利益判断标准和国家的利益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点不同，自古以来从来不允许说明。只有国家利益才可以宣传，人民的利益好像不言而喻就是国家的利益。国家号召人民去打仗，要用各种理由。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国家管理好，而去争夺那些没有多少价值的荒地呢？但是政治家可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们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牺牲百姓的生命在所不惜。因为打仗不是他们自己上前线，哪怕死上几千几万，也未必轮到自己的头上。可见政治家的利益非常不同于人民的利益。而且恰恰就是这一点不同，成为推动战争的原因。如果双方的政治家真的以百姓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战争也许就不会发生。所以有人说，因为出现了原子弹，政治家们也被暴露在战争的第一线，因此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减少了。不过政治家们为自己兴建了可以抵御原子弹的地堡，这样的推断已经不能成立了。联合国应该规定，不允许建造专为领导人避难的防空洞，否则，他们可以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自己躲进防空洞发动核战争。

第五，从人民的利益看，“投降”并不可耻。

自古以来，绝大部分战争都是这样，先由发动战争的国家领导人编造出一套战争如何符合正义的理由，动员人民，让他们自愿或者勉强认同这一套理由。战争另一方的领导人经过掂量自己的利弊得失，决定是参战或者退却。如果战争打起来了，就容不得退却，必须全力以赴。万一战败，领导人的直接损失是非常大的，他们的损失大于百姓战败时的损失。所以即使败局已经不可避免时，还要困兽犹斗，不肯投降，逼迫百姓作最后的挣扎。二战时的塞班岛之战，美军攻打塞班岛，日军不敌败退，最后退到海边，逼迫几千名普通老百姓跳崖自杀。阿尔巴尼亚的独裁者霍查教育他的百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但是真正从百姓的利益看，生命是最宝贵的，活着是一切讨论的前提。今天我们要把被颠倒了的说法重新颠倒过来。真正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国家的利益应该服从百姓的利益。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顺序是对的，但是历代君主从来不讲孟子的这段话。

在败局已定的条件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跳崖自杀并不能改变局势，何必做这样的无谓牺牲呢？歌颂这种无谓的牺牲，是政治家们的宣传。这样的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苏联把卫国战争中被俘的战士当作叛徒来处理，他们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再打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只能让双方都多死许多人而已。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区别。

第六，国家主权与人民利益的关系。

应该说，政治家们的宣传是非常有效的，他们的宣传骗取了普通老百姓的性命，百姓还不觉悟。美国打的越南战争，死了5万多人，为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让普通百姓去为了一个遥远的目标牺牲，完全是无理的。可是至今美国也没有彻底否定越南战争，还认为越南战争的逃兵是不可原谅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又死了1600多人(截止到2005年5月)，伊拉克人的死亡人数，有人说大约为美军死亡人数的100倍。政治家制造出吓人的伟大理论，其中就没有百姓的死活。

我认为，对于一般人（除了看破红尘的人）而言，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有道德的人则更尊重别人的享受。在自己享受的时候也帮助别人获得享受。一个良好的社会，或者说和谐社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每个人高高兴兴寻求快乐，同时帮助别人得到快乐。世界上的恐怖主义分子就是在这一点上搞错了。他们认为追求享受是错误的，为国牺牲才是光荣的。所以身上绑了炸弹去炸别人，作出损人不利己的愚蠢的事，而且至死执迷不悟。如果世界上被这些误导的思想所控制，人类将走进死胡同。

经常有人提倡抵制日货。要知道，贸易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活动。抵制日货对自己并没有利。抵制日货是用损害自己的方法去损害别人，这和身上绑了炸弹去炸敌人，虽然程度上不同，性质是差不多的。日本人对二战的认识和德国比较十分不够，应该让普通的日本人都知道真相，要联合日本人民一起反对战争罪犯和军国主义，认识到日本百姓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不必抵制日货。抵制日货受害的是日本企业，他们对战争是没有责任的。相反他们对全世界的人民作出过巨大贡献，提供高质量高性能的产品给大家。

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主权、独立等观念，但只有它们有利于人民的切身利益时才值得追求。而不是盲目地把主权、独立等看成至高无上。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利益未必总和人民利益相一致，当这二者发生矛盾时，肯定国家利益要服从人民利益。绝不是相反，把国家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爱因斯坦在1931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主权的限制”。他写道：“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2005年，德国政府决定把这个信条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作为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的纪念。1933年1月，纳粹头目希特勒上台，身在美国的爱因斯坦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声称他“只想生活在实行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的国家”，而这些条件，德国都不具备。从国家的立场看，爱因斯坦不爱国，叛逃去了美国。但是从人民的利益看，他完全正确。

历代的统治者总是把忠君爱国宣传为人生最高的道德标准，反过来，投降叛逆是罪该万死。也许在古老的时代这样的原则有它的道理。那时候部落之间经常发生争夺资源的斗争，单个的人非常容易受到敌人的侵犯，唯一的对付办法就是依靠集体。没有集体，也就没有个人，个人完全依附于集体。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为集体作出牺牲是很合理的。但是现在世界已经变了，很少发生个人被某个群体所侵犯（黑社会是一个例外）。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源可以在市场上买卖，没有必要为此而打仗。日本过去侵略中国为的是夺取中国的粮食、煤炭、钢铁等资源，因为日本是一个资源穷国。现在日本仍然是资源穷国，但是变成了经济强国，它不必要为资源而打仗，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就行了。

日本、美国等都要进口石油，都在争夺石油资源，但是因为有了石油市场，大家在市场上以价格来竞争，用不着打仗。从来没有听说过买卖石油要动刀动枪，也没有听说美、日为了石油而战。为别的而战倒是可能的。所以说，由于世界市场的出现，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近几年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大量购买石油、木材、铁矿石等原材料。我们得到这些原材料不费一兵一卒，这些商品的出口国还增加了收入。那些没有参与石油等资源买卖的国家同样得到利益，因为中国大量出口制成品，制成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百姓享受了从中国进口价廉物美商品的好处。没有中国的大量出口也不可能有中国的大量购买石油等资源，进口是拿出口所创的外汇购买的。平等自由的国际贸易为世界人民带来利益，结果是多赢的。

第七，认清政治家的利益。

作为统治者的政治家，他们的利益往往和人民的利益相对立。古代的帝王将相，靠剥削得到享受。不但活着时剥削享受，死了以后还要剥削享受。从古埃及的法老到明清的皇帝，都建了大规模的陵墓。20世纪以后情况逐渐有了变化，政治家口称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利益，要求百姓对他们放心。但是事实上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贪污百姓的税款，最后被老百姓赶下台。有一些国家，各级领导人都可以随便花销国家的税款，根本没有明确的开支限制，领导人用公款就是合法的，预算决算都是保密的，老百姓无权检查过问。也有一些国家走上了法治，领导人的开支在严密监督之下，发生了穷的领导人开着自己的破汽车，却有豪华的保镖车队护送的奇怪现象。

政治家的利益不同于人民利益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形形色色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人用人民所交的税款，为自己建立能够表现政绩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这些工程往往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大把的钱花出去，但所建的工程对老百姓没有多少实际效果。这些工程建成之后，效果往往和最初希望的目标背道而驰，非但没有达到宣传政绩的目标，反而成为浪费的代表，想掩盖也掩盖不了。领导人不但没有因而流芳百世，反而是遗臭万年。和政绩工程相类似的是政府盖的豪华办公楼。近年来全国各地不论贫富，纷纷建设高档豪华办公楼。尤其是有肥缺的单位，盖的大楼许多是超豪华的，胜过五星级宾馆。不同的是，里面的人远没有宾馆的人多，利用效率很低。超豪华的标准根本脱离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们手中有权，可以把百姓的钱随便花销。

政治家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他们本身的利益取决于整个职业的地位和重要性。如果政治不重要，政治家就要失业了。显示职业的重要性是他们利益最紧要的活动。宣传机器就在他们的手中掌握着，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甚至教科书，不断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制造各种理论，说明政治如何重要，国家如何重要，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为国捐躯。而他们就是代表国家的。国家的重要性转换成政治家的重要性，他们的职业就牢靠了。而百姓则成为他们的一个附属物。我们承认，政治家和其他行业的专家一样，有他的重要性，但是仅仅当他们能够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时才成立。相反，如果他们贪污腐化，或者工作没有效率，处处跟百姓作对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当百姓求他们办事时，把简单的事搞复杂，设置难题，跟人过不去，这样的政治家有还不如没有好。他们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如果说政治家都是自私自利、故意和百姓作对的人，当然也不对。现代大部分政治家都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至少在没有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他们自己也是中毒太深，他们把自己工作的目标放在了国家、主权等上，反而把百姓真正的利益给忘记了。

政治家另外一种骗取自己利益的方法就是把小事放大，把无足轻重的事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所在。从而大做文章，从中表现自己，并谋取利益。本来国家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可能只是百姓之间的小摩擦，政治家们把它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争，兴师动众，借题发挥。最后就是拿百姓交的税款为自己谋名谋利。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10年20年的国际关系史，到底政治家们忙出了什么结果？有哪些是真正对百姓的利益起了好作用的？恐怕十之八九都是做的无用功，白忙了一阵，钱却没少花。相反，被政治家们挑拨的仇恨，相互的误解，进而导致的生命财产损失倒是不计其数。

过去半个世纪，最大的事就是两大阵营的冷战，花费的钱以万亿计，直接间接死伤的人成千上万。到头来得到的是什么？可以说几乎等于零。苏联解体以后，政治家所用的借口不再存在，对立的形势很快烟消云散。如果没有这些挑拨是非的政治家，根本就不存在对立的两大阵营。老百姓都希望太平安宁，绝不会惹是生非。即使有个别人喜欢闹事，也绝不会闹到国家的规模，花掉那么多钱，牺牲那么多人。之所以地球上有那么多纠纷，主要是政治家们的“功劳”。

第八，不同政治体制对政治家的约束不同。

在一国之内，政治家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执政。像美国的总统，当政一届之后很少愿意自动放弃下一届竞选的，可见执政的滋味非常美妙。美国的总统受的制约很多，私人生活中的男女关系都被舆论监督着。受了这么多限制，执政还那么值得留恋，一个不受制约的执政位置，其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自己继续执政，百姓的利益如果和自己继续执政相冲突，肯定会牺牲百姓的利益，而不会选择放弃执政。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执政者以及基本政策的批评。一般而言，在一个专政不受制约的政体中，批评执政者是不允许的，批评基本政策也有较大的限制。当政策出现重大偏差时，由于缺乏正当的批评，就会越走越偏，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实，不允许批评，反而容易出现全社会的倒退，导致社会动荡。所以，听不进批评，甚至于听不进不同意见，是政治家把个人利益超越人民利益的表现。

政治家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执政。在专政国家，执政者要消除各种可能妨碍继续执政的因素，防止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一般而言，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内部异己分子的宫廷政变，二是普通百姓对统治的反抗。不论来自哪方面的风险，都要尽全力迅速扑灭。政治家们常用的伎俩是偷换概念，混淆国家和人民，把反对他们的事件称之为颠覆国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政治家是不可以反对的，但是法律确实规定不可以颠覆国家。政治家把国家偷换成为自己，于是有许多为人民利益奔走的社会人士，以及批评政治家的人士，就是在颠覆国家等罪名下被惩处。

为了消除对自己继续执政的威胁，政治家必须加强自己的执政能力，加强对人事安排的控制，对舆论宣传的控制，防止有独立观点的社会团体的出现。这些做法和人民利益毫无关系，实际上就是为执政者自己的利益着想。不过他们绝不会公开承认这些做法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乔装打扮说成是为了百姓的利益。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好的政治家执政是对百姓有利的，但如果施政已经发生重大错误，百姓受到了严重损失，而执政者依然赖在位置上，不肯下台，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政治家和普通老百姓都是一样的人。对政治家的批评，并不是因为政治家特别坏，而是制度造成的。要防止政治家的种种毛病，不是从教育出发，天天讲为人民服务，搞思想教育，而是取消特权，使他们手中的公权只能用于为人民服务，不可能拿来以权谋私。这就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下，政治家的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而且政治家能够被罢免或替换。他们有一定的任期，没有足够时间勾结起来形成特权阶层。

第九，国家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上面讲了许多把国家冒充人民的例子，或者强调国家而忽视人民。但是国家或者另外相应的公共组织在现代社会中还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有许多公共服务是人民所需要而私人不能提供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正义的服务。所谓正义的服务，就是个人受到侵犯时，有地方去申诉，而且能够得到符合正义的解决。个人和个人之间难免有种种纠纷，有了纠纷谁来裁判？这需要一个中立的人或组织。当然，当裁判需要有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有一颗不偏不倚的心。这个条件说起来简单，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有时候裁判偏向一方，正义不能伸张？因为有些人有特权，明明是这些人侵犯了别人，但是靠着他们的特权，可以逃避惩罚。所谓正义的服务，就是要跟有钱有势的特权分子作斗争。可想而知，这样的斗争是困难的，单个百姓是斗不过这些人的，所以要有正义的服务。用通常的话来说，就是国家的司法要公正。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国家代表着正义，百姓有冤屈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判。反过来讲，如果国家偏向有钱有势的一方，失去了公正，这个国家就濒临危险。百姓不会承认它，它自动地失去了应该有的权威性。国家（实际上是由它指挥的司法部门来代表的）这样做的时候，绝不会明目张胆，而是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掩盖这种非正义的行为。不过无论伪装得怎么巧妙，真相总会被识破的。这时候国家就想方设法禁止有关事件的公开报道和讨论，封锁新闻。更有甚者用诬陷，莫须有的罪名，打击那些主持正义的人士。这时候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政治家如果想继续执政的话，必须时刻注意国家能否代表正义，少了这一条，任何加强执政能力的措施都是无效的。

这里讨论的国家代表正义，我们只涉及到司法必须公正，相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立法方面的问题。所谓恶法，就是偏离公正的立法。不公开的法属于恶法，侵犯人权的法属于恶法，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私人所有权又没有适当补偿，也属于恶法。

国家之所以需要，还因为有许多公共管理事务，个人很难提供。大家常常讲的用于抵御外侮的国防就是一例。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国防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争夺资源的战争不再需要，也因为国际社会对侵略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用任何借口侵略别国都不被认可。过去的侵略都要清算赔偿，谁还有兴趣做将要被清算的事呢？现代战争多半是意识形态之争。看法的不同将永远存在下去，何必动刀动枪？所谓国防，越来越成为用武力解决意识形态之争的掩饰，或者说，用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真刀真枪来解决看法的不同。纯粹从老百姓的立场来看，很少有人愿意用性命去拼所谓的“真理”，除非上了政治家们宣传的当。如果人类的理智能够消灭军备，把每年上万亿的钱用于社会发展，就不会有穷孩子上不了学，穷人看不起病，更不会因为战争而导致生灵涂炭和流离失所。

还有不少公共服务是个人不能提供的，比如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检查、产品的技术标准制订、垄断行业的管理和外部性的管理等。其中有些必须是强制性的，有些可以强制也可以非强制，有些则完全是自愿性的。相应的，国家的参与在有的情况下是必要的，有的是可有可无的，有的是可以由民间组织做的。一旦有国家角色的肯定，就有收税的必要，它需要由国家或相应的组织来做。但是这样的所谓国家，和现在大家所理解的国家会有很大的区别，它往往可以由较小规模的社区来代替。

第十，正确看待人民、国家和政治家的利益。

把国家利益看得比人民利益更重，造成这种颠倒的原因，是几千年来政治家的故意宣传。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理论再颠倒回来，并不容易，虽然绝对不会再用几千年的时间，但是恐怕也得几十年，上百年。如果真正把这个新思想贯彻到每个角落里，世界上再也不会有战争了，离大同世界也不远了。大家知道，世界上还有冲突，有战争，我们离大同世界还差得远。我们要从各方面去做工作，争取没有战争的世界早日来临。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把上面所说的三个利益问题说清楚，真正把人民利益放在不可动摇的首要地位。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在人民这一边，教育的任务最为繁重，因为民众的数量非常多，几千年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歌颂祖国，忠君报国，盼望开明君主，依赖大救星，爱国主义，为国捐躯等的动人故事、小说、电影、电视。这些作品并没有明显的错误，但是把人民利益的位置摆错了。正因为错误并不明显，纠正起来就特别困难。要让一部分先进分子首先懂得那些宣传错在什么地方，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当权者来讲，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天天都是这么说的，也没有人敢于反对，可是事实上讲人民利益是空的，落实的还是国家利益，甚至是政治家自己的利益。比如挑动对某个国家的仇恨或不信任；朝坏的方面去猜测别人的动机，达到毒化气氛的目的；搬出历史老账，纠缠不放；把比较容易解决的经济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总之，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乱。最后是让老百姓去承担责任，或者花老百姓的钱，甚至叫老百姓去卖命送死。可见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同于人民利益。要想教育当权者，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人民利益，什么是正当的国家利益，什么是错误的国家利益，并不那么容易。何况即使他们明白了，由于个人利益的冲突，也未必能够按照人民利益行事。更由于当权者大权在握，对一切损害自己利益的说法都会加以“围剿”，用似是而非的理论模糊视听。在这样的国家里，理论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方面老百姓为了自己的权利不断在申诉呼吁；另一方面代表政治家利益的理论又不断被制造出来，甚至用行政的力量，用专政的力量“围剿”民间的呼声。虽然民间力量相对于专政的力量来看，总是弱小的，但是从世界大潮流来看，民间的力量最终必将战胜专政。民主化是势不可当的。

截至2007年，欧洲有27个国家加入欧盟，正在走向统一。国界的观念越来越淡薄，而人权的观念越来越强。欧盟中有些国家已经用了统一的货币，穿越国界也不用签证，而且通过了统一的宪法，在这些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已经不可能了。这一先进政治理念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让我们乐观其成。

政治家的把戏

再谈人民、国家和政治家的利益

如前所述，过去几千年政治家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把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谈，极大地误导了一国百姓，叫他们无谓地作出巨大牺牲。世界历史就是这样构成的。进入21世纪，人民的教育水平极大提高，继续欺骗老百姓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想世界真正安宁，彻底消灭战争，必须十分清楚地区分这三者的不同，并且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他各种不同的说法都要被揭穿，防止百姓被愚弄。

一般情况下，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人民有集体利益，需要有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于是出现了国家组织。市场可以提供百姓的吃、穿、用，但是市场的秩序需要有市场之外的权威来维持。过去还有外族的侵略，需要用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国家能够组织分散的百姓，成为可以抵御外侮的力量。所以国家本来就是为了人民而存在的。

但是一旦有了国家，有了公共事务管理者，就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政治的人，他们逐渐成为统治者。他们的利益不同于百姓的利益。可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往往欺骗百姓，叫他们为国牺牲，其实是为了他们一己的利益去送死。世界上绝大部分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希特勒发动战争，他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要消灭劣等民族，用牺牲上千万百姓的生命为代价，达到他那个毫无根据的目标。这个人类史上巨大的悲剧，就是希特勒等极少数人鼓动造成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其理由是制造大东亚共荣圈。但是，用了双方死人的战争方法去实现这一目标。现在日本和东亚国家实现了共荣，却完全不是用战争手段。东条英机等人之所以能够动员日本百姓去送死，就是因为他们制造了效忠天皇的理论，误导了日本百姓。各国的统治者都会叫百姓为他们的利益牺牲，他们不大会主动揭穿其中的把戏。这个工作必须由民间学者来完成。

什么是人民的利益？我认为就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的利益，不是空洞的集体利益。的确，有一种利益被称为集体利益，它是通过集体来实现的，但这个利益最后必须落实到具体个人的利益。如果不是为了其他百姓的利益，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杀一个人，是绝对不应该的。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国家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只有政府里的执政者可能被颠覆。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给百姓制造灾难，为什么就不能被颠覆？我们都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符合正义的。这说明“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二战时有一些日本人反对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而叛逃来到中国，这个叛国是符合正义的行为，因为这种叛国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叛国未必不可以，叛人民是绝对错误的。总之，国家的利益要服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可惜的是统治者老是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提倡爱国主义”的观点。偶尔点一下人民的利益，也要把它置于国家利益之下。

“个人利益”并不等同于“人民利益”。个人利益的对立面是另外一个个人，人民利益的对立面是国家。处理个人利益的原则是平等。每个人和其他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理由厚此薄彼。说此人要为那人牺牲，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处理人民的利益时，它面对的是国家，二者是不平等的。人们常说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这时候我们要问，国家利益体现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能够落实到具体的人？处理这两种利益时，必须认清国家的利益最后一定要落实到个人，绝不应该叫人民为空洞的国家利益去牺牲，否则就会上当，上希特勒或东条英机这种野心家的当。

人们经常讲的国家利益，往往是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国家的尊严。这三者能不能还原为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是大有问题的。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但这种观点不能被统治者接受，也不大会被普通人接受，因为普通人受了几千年统治者的教育，已经习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人民利益之上。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生活在缺乏自由的国家的百姓，冒着生命的危险偷渡去比较自由的国家。这是百姓对这个问题的真实回答。更有一些情况，那儿的领土压根儿就没人居住，争夺那儿的领土完整，却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什么必要？这些例子尖锐地显示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同。

最典型的是美苏冷战40多年，从1945年战到1989年，从冷战发展到热战。双方各自做了无数宣传，外交家们飞来飞去，开了无数会议。一国里最高的智慧都用来搞垮对方，双方的间谍出生入死，花费了天文数字的军事开支。到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原来所谓敌对国家，完全是政治家们无中生有制造出来的。可是百姓上当受骗，为此牺牲，从冷战到热战，总共死了1亿多人。造成财富的浪费，贫困的增加，百姓的痛苦更无法计量。冷战虽然过去了，但是没有人出来总结这场骗局给人类什么教训。老毛病还继续在犯。政治家继续编文章，制造矛盾，鼓动百姓之间的敌对情绪，号召百姓为国牺牲。

政治家还有一个伎俩，就是把一般民间纠纷提升为国家矛盾。前面说过，一个俄罗斯小孩被美国护士收养，一年后养母发现这孩子精神不正常，把他送回了俄罗斯。本来这是一般的家庭纠纷，但是双方的政治家为了国家的尊严，纷纷出面指责对方。外交家们坐头等舱飞机，住五星级宾馆，花百姓的钱，开会为国家挣面子，其实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职业利益。如果还原为家庭纠纷，问题并不难解决。因为变成了国家事务，就越搞越复杂了。这就是政治家们所起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多数老百姓跟着起哄，他们不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在什么地方。如果百姓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不被政治家“国家至上”的谬论所误导，世界上大部分战争根本打不起来。

在个别情况下，为国牺牲是有必要的。当外国入侵我国，要把中国人当成没有人权保障的亡国奴，我们毫无疑问要奋起反抗，甚至为此而牺牲生命。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方国家的政治家为了自己的野心，欺骗百姓上战场去送死，形成两国对立的局面。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百姓都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能够抵制政治家的野心，就不会发生侵略别国的事情。百姓追求的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政治家的鼓动和强迫，绝不会主动要求离开妻子儿女上战场去拼命，去杀和自己无冤无仇，和自己一样也有妻子儿女的别国百姓。所以说，要消灭战争，一定要让各国的百姓能够抵制政治家的宣传，而且有力量对抗政治家对普通百姓的强制性行为。首先要提高警惕，认清盲目提倡爱国主义的宣传。爱国主义是对的，但是这个爱国必须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百姓利益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牺牲百姓利益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终极真理。两个国家的爱国主义造成两国对立，挑起仇恨，最后倒霉的是两国百姓。爱人民，这才是终极真理。

我国的近代战争中，抗日战争是建立在人民利益之上的。抗日战争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要想奴役中国人。日本人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任意残害中国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奋起抗日。从最近解密的材料看，美国在伊拉克打死了10万人，其中7万是伊拉克人，中间绝大部分是平民百姓。发动战争有数万条理由，也无权杀人。发动战争的人自己并不上前线，他们要求百姓牺牲生命，牺牲每个人只能有唯一一次的生命。从百姓个人的利益来看，只有自己或别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有牺牲自己的必要，而不是为了某个政治家的利益或理想。生命是第一位的。

只有人民利益至上，世界才能太平。这个目标看起来离我们还远得很，一时还很难被普遍接受。但是我们不能灰心，必须不断努力，争取早日实现。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人命关天

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政府对于百姓而言是非常强大的。无论什么原因，政府要处死一个人，要他的命，他是毫无反抗能力的。那些被处死的人，不论他有多大力气，多强的气概，到了刑场上只有等死一条路。

一个人的生命只有唯一的一次，如果有选择的机会，他会选择死亡吗？如果死了的人还能够表达自己的愿望，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希望能够复活。他们有对生活的期望，对幸福的憧憬，有父母妻女的爱。死亡绝不会是他们的自愿选择。他们之所以送死，是因为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是谁剥夺了这个最珍贵的选择权？没有别人，只有政府能做这样的事。

百姓犯了死罪，或杀人，或绑票，或贪污，或强奸，这些人被执行死刑，一般而言大家没有太多的意见。因为百姓希望安居乐业，需要良好的社会秩序。政府有责任维护治安，保护每个百姓的生命财产。用死刑警告那些可能犯罪的人，有其理由。这时候政府应该向百姓公布每年处死的人数、案情。

近年来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废除了死刑，即使还没有完全废除，真正执行的死刑也越来越少。一个死刑犯被判了死刑，要等许多年才可能被执行，有许多一直等到自然死亡也没有执行。这是因为，死刑完全没有教育意义。就算死刑犯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没有机会改正了。死刑也有报复的目的。但是现代社会极不鼓励报复。社会要和谐，就要讲究宽容。冤冤相报，永无宁日。死刑也用于威慑。可能犯罪的人，想到死刑的后果，可能停止犯罪。但是近来的研究并不支持这种警告的作用。死刑对减少犯罪并没有明显的效果，有时候为了杀人灭口，避免自己被判死刑反而增加了犯罪。所以总的趋势是，处死一个人的理由越来越被怀疑，死刑越来越难以通过。最后很可能是每个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不论什么人、什么机构都无权处死人。人民的生命得到最完全的保护。

自古以来被政府处死的人不计其数。恐怕只有极少数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百姓的安全而处死的。绝大多数是别的原因。最多的死亡恐怕是战争。一次死亡上万、几十万都不算稀奇。战争是不是为了百姓的生命安全？很难说。朝鲜、韩国“天安号事件”，双方剑拔弩张，虎视眈眈，又是为了哪一个百姓的安全？如果事情闹大了，打起来，死的还都是普通老百姓。双方百姓还都以为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才死的。

到现代，衡量一个政府的好坏，最重要的应该是它对待百姓生命的态度。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百姓的生命。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说自己是完全为人民的，是人民利益至上的。考核这一点很困难，人均GDP、平均寿命、平均教育年限都用来说明一个政府的成绩。但是我认为这一切都没有保护百姓生命来得重要。

一个政权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百姓的人权，特别是生存权。这是我国政府反复强调的。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政权应该爱护自己的百姓，没有任何理由让老百姓横死。战争死的不光是自己国家的人，还有对方国家的人。日本人侵略中国导致几千万人死亡，这笔账只能算在日本政府头上。

人民需要政府，因为政府能够保护他们的生命，免受强盗小偷的侵犯，也因为有许多公共服务需要政府提供。但是人民绝不会要一个政府来侵犯自己的生命权。可是一旦一个强势的政府出现，就由不得老百姓做主了，百姓只有听喝的份儿，根本管不住自己的政府。政府是爱惜你的生命还是漠视你的生命，你已经没有发言权了。比较当今世界各国，有的政府做得好，有的做得差，有的做得极差。

几千年以来统治阶级所培养的国家理论，其最大的特点是颠倒了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把国家放在了人民之上。所谓的国家，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那些人。把国家放在人民之上，实际上就是把统治者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叫老百姓为他们服务，甚至于为他们卖命，为他们牺牲。这个理论教育百姓，要为国牺牲，精忠报国，宁死不屈，为国捐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不怕牺牲，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等等。而从来不说国家为了百姓的利益是不是也可以做一点牺牲。比如牺牲一点国家的尊严，让百姓能够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如果统治者有绝对的权威，就没有必要善待老百姓。老百姓在统治者面前是绝对的弱者，丝毫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要抓就抓，要打就打，要杀就杀，更谈不上保护自己的财产。统治者最需要的是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有求于百姓的就是把百姓变成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会用各种方法，说服动员，抓壮丁，欺骗，许诺将来能够过上好日子，或者封官许愿，把百姓中的领头人变成自己的合伙人，把他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还教育百姓，对敌人要狠，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可以投降。统治者编写各种故事，其目的无非就是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从来不检讨过去对穷苦百姓的承诺是否兑了现，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提高。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但是在视百姓如草芥的统治者心目中，百姓的生命是无所谓的。他们永远不会说，打仗时如果胜利无望是可以投降的，为了减少无谓的伤亡也是可以投降的。总之，统治者的心中是没有百姓的利益的。他们颠倒了国家和百姓的关系，把国家放在人民之上，忘记了为什么会有国家的最基本道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冲绳岛失守，在败退的过程中强迫老百姓跳海自杀，无一幸免。至今还有人对此表示无限的敬仰和钦佩。

大家把战争分成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应该说这样分类是有道理的。日本人侵略中国，到中国来杀人放火，是非正义的战争。中国人民抗战是正义的战争。希特勒发动的侵略战争也是非正义的。反抗日本军国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都是正义的战争。百姓愿意参加正义的战争，因为如果不反对，百姓要变成亡国奴，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所以为了不做亡国奴，哪怕牺牲生命也是有价值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各国的统治者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在这个变化中如何评价各国的成败，拿什么指标来测量，变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我试图提出一个数量指标，即在某个时间段中，百姓不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而是因为政府的缘故导致死亡的人数。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除了个别极端恶劣的例子，近百年来各国在百姓的生命和自由方面都有或大或小的进步。中国的进步算是很快的，但是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中国政府和百姓要认清目标，共同努力，彻底改善这方面的状况。

“中国奇迹”背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对世界的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世界上还有10多亿贫困人口，他们怎样脱贫？如何防止重复中国走过的错误道路，大可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巨大变化更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社会发展有些什么规律，这个重要问题多少能从这13亿人60年的经验中看出踪迹。

中国变化中可以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就是因为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在脱贫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变化和含义。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和后30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挫折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100年里中国人活在不断遭受外国侵略、忍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启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

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有近3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30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这种悲惨的局面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成功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农村的状况，任何改善都能受到欢迎。改革开放30年中最主要的劳动力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为中国建造了无数的高楼大厦、道路桥梁，在出口行业为中国积累了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挖了上百亿吨煤，一切最苦最累的活都是他们干的，不但流汗而且流血。他们所得是极低的工资，但是比在农村吃不饱的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善，所以没有发出任何抱怨，只有工资被克扣时会提出微弱的抗议。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数量几乎无限的，勤劳温顺的劳动力。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别的国家无法模仿的。但是30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已经不是吃不饱的农民，而是有着更高要求，权利意识觉醒的、“80后”的一群人。如果不认识到这一逐渐发生的变化，仍然用老的劳动政策，肯定会碰壁的。

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20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固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是下降的。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经济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开放后的30年就是赚钱的30年，也是财富创造的30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大多数城市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30年前谁也没有想到的，连做梦也想不到。

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像砸锅炼钢铁，钢是炼出来了，但是国家变得更穷了。

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公平的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20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居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为了积累工业化的投资资本而压低生活标准，而是一天比一天富裕。钢、电、煤等的产量空前提高，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

全世界还有10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化的起点非常低，人们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

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30年中有一批有远见卓识，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人权中最重要的生存权有了巨大改进，大大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

以大多数人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三个代表中第一条就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数人的利益是可以忽视的。牺牲少数人，可能使全社会财富总量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

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顺利。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是行不通的。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维艰。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开放使2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

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30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信网络等，这对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恐怕要100年才能搞得起来。像印度、菲律宾连续几十年电力供应不足，极大地拖累了经济的发展。中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国内改革开放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华人华侨多数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开放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30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执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人民的利益。并且这个社会的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理，并优先照顾基层群众的利益。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精英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但是这个精英集团必须优先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广大群众利益之上。

拿这两个条件来看当前的中国社会，情况并不乐观。司法一直不独立，明显偏向权势集团。受欺侮的百姓无路可走，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走上访之路。全国各级政府据说有500万辆公车，年耗资6000亿元，成为国家预算中最大的诟病。法律已经通过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十几年来不能实行。执政者的利益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利益。近20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非常快速，各个不同的既得利益群体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过权钱交换延伸到执政工具之内。这种状况和30年前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时关心的利益取向已经非常不同。要恢复将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没有强有力的党内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绝非易事。

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精英分子治理国家。近30年来共产党的精英治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因为改革开放30年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问题越来越多。这时，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怎么样，各自起什么作用，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事实上没有什么成熟的理论。从世界的历史来看，一种社会转型能够成功恐怕不是靠大众。比如英国几次成功的革命，都是靠精英之间的协商，从国王和贵族的斗争，国王和教会的斗争，都是上流阶层妥协的结果。法国大革命是民众专政，精英被民众同化了，结果并不好。所以，由大众来搞社会改革、社会转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来掌这个舵。但是这些精英必须是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从根本上说，他们之所以成为社会精英，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专业知识，更为根本的是因为他们代表基层群众的利益。

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30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

［第七章］　重申市场理念

市场万岁，价格万岁

市场制度改变了人类发展轨迹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举世瞩目。短短30年间GDP增长了16倍，人均GDP增长了9倍，贫困人口比例大幅降低。中国不再有饥饿的问题，有几千万人买了小汽车，每年有1亿多人坐飞机旅行。中国消费全球46％的煤炭，差不多同样比例的铝和锌，生产的钢铁量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加起来再加倍。

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可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中我们不是不想致富，也出了许多政策，做了巨大的努力，承担了极大的牺牲。估计人均GDP在这30年中减少了一半。尤其对农业的破坏恐怕是空前的。中国的农业本来是很高效的。满清政府对外赔款几亿银两，最后大部分变成了农民的负担，但是中国基本上没有发生粮食不足的严重局面。即使在抗战时期，日寇大量搜刮粮食，也没有发生大规模饿死人的事（1938年花园口决堤是一个例外）。但是解放后一直缺粮。即使不算三年自然灾害，正常年景下仍有两三亿农民一年要饿上几个月。至于工业，“大跃进”时提出1070万吨钢的奋斗目标，以全国大片森林消失的代价算是完成了。可是那个产量只及现在我国钢产量的1/60。更不用说三线建设，投入无数，产出基本为负。改革开放后处理三线遗留问题花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

是什么把中国从这可怕的错误中救出来，造就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文章做了论证。总结中国的经验非常重要，因为世界上还有不少贫困国家，它们亟待富裕起来。中国有自己的特点，那是别人学不了的。但是有没有共同的经验，可供别的国家学习的东西呢？这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看一看全人类近200年的发展史，就能看到社会进步的飞跃。和过去几千年相比，近200年是一个极其巨大的进步，这和中国过去30年中所取得的进步十分类似，都是在长期停滞后的突然飞跃。下面我们用人口和平均寿命两个指标来看人类的发展。本来是用人均GDP更好一些，但是GDP的衡量有不少困难，还不如用两个物理指标：人口和寿命。下图反映的是从公元元年起这两个指标的变化（数据取自Angus Madis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2001）。这张图里没有表现变化的细节，因为我们关心的是大趋势。它非常明显地指出，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基本不变的发展后，到19世纪初开始了大跃进。人口和寿命的增长速度为过去的50倍（人口）和100倍（寿命）。

这张图表示的是全球平均状况。具体而言各国差别极大。世界银行2005年的《全球发展报告》表现了世界五大洲人均收入1600年以来的变化。可以明显地看出，1800年后各洲发展开始起飞。其中西欧远远领先，亚洲特别是非洲远远落后。尽管各国发展不同步，但它们总体构成了上图的趋势性变化。中国改革开放只不过是全球飞跃的一个新案例。

全球发展的飞跃是什么造成的？比较普遍的解释是由于科技进步。表面上看是不错。但这未能解释为什么过去的科技就没有进步？是哪些因素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和应用？科技进步又是靠什么推动的？

人口增加和寿命延长，其基础是财富增长，或人们能够享受的物质条件的改善。所以人类发展飞跃的原因必须用经济学的知识来回答。也就是经济学的老问题：财富是如何产生的。从斯密以来，劳动价值论主宰了经济学界。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基础就是劳动价值论。反对这一理论的人在某些国家被当做“反革命”处理，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也是以此为依据的。中国虽然走上了致富之路，但劳动价值论并没有销声匿迹。相反，许多政策、法律，更不用说学校里的教科书，还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这造成理论和实际的严重冲突。更有甚者，许多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依然不明确。因为没有一个逻辑一致的财富创造理论能够作为指导。

我认为财富的创造是靠劳动和交换，缺一不可。劳动创造物，交换使得物尽其用。所谓的等价交换是错误的。既然等价，何必交换？经济学讲的资源配置就是物尽其用。财富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交换，而不在增加物。有许多例子说明，物没变，只是配置改变，财富就增加了。国际贸易是一例，金融业创造财富又是一例。它们没有任何物的增减，但是改变了钱的配置，巨大的财富就这样被创造出来。

没有生产劳动，只有配置改变，这样赚的钱是不是剥削？按照劳动价值论，这就是剥削。历史上反高利贷的理由就是这样的。它不承认改变配置就能创造财富，认为不劳而获必定是剥削。这种观念极大地阻碍了人类的财富创造，造成几千年的贫困。历来各国的指导性政策都是强调和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商业赚钱是剥削。商人被歧视，他们自己也说不清钱是怎么赚的，只好承认是剥削。

近200年的进步来自自由交换，通过交换改善了资源配置，物得以尽其用，减少了各式各样的浪费。这是200年来人类巨大进步的根本原因。平等自由的交换创造财富的道理十分简单。如果交换双方是平等自由的（彼此不能强制对方，而且各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则交换必定有财富的创造。因为双方都自愿参与交换，说明都认为有利可图，有新的利益产生。如果没有新利益产生，那就是一个零和游戏，一方得利另一方必定受损。

交换使各方获利，所以它必定自发地发生。如前所述，最早的交换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但是没有发展成一种制度，只是零星地发生，到了18世纪末才慢慢有了市场制度。问题的关键是平等自由是否存在。人类进步到有组织的社会以来，一直是一个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掌权的统治者具有生杀予夺之权，普通的平民百姓连生命权也不能保证。一个人能够享受多少财富，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或特权的大小。人们的努力瞄准在获取特权上。可是特权具有排他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同时享有的，因此争权夺利主宰了全部社会关系。人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互相斗争上，而不是财富的创造上，后果可想而知。

市场规则正相反，它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谁也无权用损人利己的方法获利。自己获利必须让别人也获利，这是交换的基本规则。为什么不能再用损人的办法利己？因为损人越来越困难。因为人权逐渐被确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得到保护，费劲去侵犯别人，还不如自己努力创造财富。于是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争权夺利变成了发明创新，钩心斗角变成了合作赚钱。大家奔着赚钱并没错，那是利人利己。就这样，全社会财富极大地增长，市场经济制度慢慢建成了。但是各国的状况很不相同，彼此相差达200年之久。当今有一些国家还完全没有人权，大多数国家的人权状况还很不健全，他们正处于变革之中。这是一个斗争，不容易转变，因为有特权的人不愿放弃特权，普通人也就没有人权。

18世纪末，人权慢慢被确立，这是西欧中世纪文艺复兴的结果。自由平等的口号是文艺复兴中喊出来的。所谓自由平等就是没有特权，保护人权。之所以没有自由平等，是因为有人有特权。他们的自由平等比你的更重要，所以你的自由平等就要受限制。要实现人人自由平等，就必须取消特权。自由平等的口号非常能吸引普通老百姓，于是逐渐推广到别的国家。当然这并不顺利。至于为什么在18世纪人权被提倡，其中原因十分复杂，要由历史学家来解释。

市场经济不仅从交换中创造财富，而且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使关于生产的知识迅速增加。分工和专业化还造成了规模生产的经济性，使单件生产成本降低。科技发明可以得到市场的奖励，因为造福于人的技术能赚到钱。市场还能淘汰不能增加社会福利的科技，这些科技虽然可能很新奇好玩，但不能减少稀缺性，就不能赚钱，它们将被淘汰。

自由平等导致市场经济，这个过程还会继续几十年，但也不会太久。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是指人权确立和市场制度建立的过程。只要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动力还存在，社会必将向市场经济制度转移。更何况平等自由也符合人的天性。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它将向稳定的平等自由状态收敛。再过几十年，这个追求平等自由的过程结束，全世界都以平等自由为人际关系的基础，稳定的市场经济得以确立，人类高速发展的阶段也跟着结束。人类社会在人口和寿命方面的快速进步也将告一段落。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World Population in 2300”，估计全球人口总数在2300年很可能是90亿，以后逐渐减少的可能性大于继续增加的可能性。在寿命方面，2300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是102岁（男），108岁（女），世界平均寿命为90多岁。更大的增长很难，人普遍要活到102岁，现在是不可想象的。活得更长就更渺茫了。因此我们可以将上图中人口和寿命的曲线延长，用虚线表示，如下图所示：

这张图说明，过去200多年是人类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其特点是人权和市场的确立，表现为人口和寿命的大幅度增加。以后人类社会将进入缓慢发展期，人口和寿命只有缓慢的变化。以后的人类社会必须继续依靠人权和市场，因为这能够解决资源稀缺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物质享受的要求。所以说：市场万岁，价格万岁。

经济学家有什么用

解析市场的有效性

我研究经济学30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最惊奇的发现是，越来越感到市场的有效性。随着对经济变化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对此有更深刻的感知。甚至可以说，整个经济学就是反复论证市场的有效性，或者从反面来说，否定了许多自认为聪明的对经济活动的人为干涉，特别是计划经济的设想。2010年有一本书叫《市场的逻辑》，作者张维迎，也是论证何以市场是有效的。他在前言中说：“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进行不断深化，我对市场的信念不断强化。”这一思想历程我非常有同感。

我曾经说过，计划经济永远有无穷的吸引力。所以经济学作为反对计划经济的一门学问，也将永远有用。张维迎在书中写到：“为什么社会要出钱养活这么多经济学家？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需要有人去捍卫。”我们两人对经济学的用处也有极为相似的看法。如何捍卫市场经济？就是要不断说明市场的有效性，用逻辑证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举一个普通百姓关心的例子：房价高，大家买不起，怎么办？没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会说依靠经济适用房或限价房能解决普通人买房的问题。但是当前最受欢迎的还是这些市场之外的手段。想说明大家买房还要靠市场，普通人能相信吗？普通人的想法就是因为市场，才把房价抬得这么高。不用政府的力量纠正一下，大家怎能买得起房。比较这两种看法，就知道经济学的用处在哪里。再比如粮食安全是靠18亿亩耕地红线的保护，还是靠市场，也是一个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自给自足能保证粮食安全，还是依靠国际市场更安全？又是一个一般人搞不清的问题。正因为市场经济被怀疑，搞计划经济，死了几千万人，所以需要经济学家。他们有可能防止巨大灾难的发生。

市场为什么有效？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说明方法。张维迎在他的书中强调了两点：“一是个人想得利，首先要为别人创造价值；二是市场还有一只看不见的眼睛，它防止偷懒，捡小便宜，使陌生人之间的分工合作成为可能。”我对市场的有效性有不同的解释。别的经济学家还可能有更多的不同解释。这也说明全面理解市场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它太丰富了。

什么是市场？我认为就是人的自由活动（在经济方面）。人是理性的，不会做愚蠢的事，这是市场能有效的根本原因。市场的特征是交换，在交换中提升了物品的用途，也增加了人们发挥才能的机会。交换使得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也就是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劳动能生产出物品，而物品要变成财富必须通过交换。现在的GDP就是统计交换得出的。交换不是零和游戏，它有净的产出。这和传统经济学所说的“等价交换”正好相反。之所以有等价交换的想法，是由于劳动价值论。它认为物品的价值多少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花去的劳动量，交换前后物品没有变，所以其价值也不变。殊不知物品的价值取决于是谁拥有它，以及时间、地点等条件。同样的香蕉，在广州消费掉和在北京消费掉，其价值是不同的，因为广州人经常吃香蕉，而北京人难得吃得到香蕉。

反之，如果外界有干扰，人就不能做最合理的事，效率就降低了。举一个例子，埃及首都开罗市政府规定对房产征税，当新房封顶时开征。结果是几乎所有的新房住人之后仍不封顶，成了烂尾楼。从远处看去一片烂尾楼，开罗成了烂尾楼城。政府的税也没征着，倒把城市变成了烂尾楼城。这里说明税收必须中性，也就是市场有效性的道理。非中性的税收破坏了市场原有的安排。中国改革开放前在农村实行合作制（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要求农民集体劳动，集体分配。农民不愿意，用怠工来对付，搞得全国人民吃不饱饭20多年之久。这都是干涉自由的结果。一直到凤阳县18户农民签订生死合同，自由单干，才结束了中国几亿人吃不饱的历史。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反对自由的人认为纪律才能导致最优，自由会造成冲突。不错，在战争中纪律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在经济活动中并非如此。经济活动的目的不是战胜敌人，而是寻找最优的组合。和谁交换需要寻找，这就是拍卖和招标；有钱投什么项目，需要考察选择，也需要自由；干什么行业，哪些行业有发展前途，取决于很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没有自由，统统按照死规定，肯定是缺乏效率的。的确，太自由了会引起利益的冲突，所以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利己不可损人。市场经济是一个双赢经济，也因此它具有非凡的财富创造能力。在市场经济中，人人追求利益，但是每个人都不得损害别人的利益。这只有在消灭了特权的社会中才做得到。我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也在于此。

反对市场经济的另一个理由是市场具有盲目性。这个判断不错，市场确实有盲目性。因为市场是由许多独立的个人在做经济决策，他们所做的决策只能根据他们掌握的有限信息。由于信息不全面，决策有可能是错的。但是市场有自我纠错的功能，它随时随地在发现错误，纠正错误。我们希望一个不犯错误的经济，恐怕是乌托邦思想。事实上计划经济不但犯错误，而且极难纠正，死了上千万人，还要继续坚持。人类历史上这种瞎指挥不胜枚举。人们迷信计划经济，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计划永远是正确的。人们绝不会要一个错误的计划。但是恰恰是这个前提并不存在。计划都是人做的，即使是聪明人也会犯错误，何况面对极其复杂的经济问题，谁也不可能永远正确。用18亿亩耕地来保护粮食安全的错误就在于此。谁也计算不出18亿亩比19亿亩更安全，或17亿亩就不安全。我反对韩愈写千里马的那篇文章《马说》。他的错误就在于假设有一个永远正确的伯乐，没想到从哪儿去找一个永远正确的伯乐。发现千里马固然难，找伯乐一样难。用找伯乐的难代替找千里马的难，问题一样没解决。韩愈的这篇文章中国人念了1200年，谁也没发现它逻辑上的毛病。它假定有一个不犯错误的伯乐，有意无意地强化了对计划经济的信任。

不受阻碍的自由交换还有一个非凡的重要意义，即只有在这种自由交换的条件下，钱才能够度量商品的价值。不受阻碍意味着钱可以流通无阻，钱可以和商品自由交换，永远不发生买不到或卖不掉的问题。在经济学里这称为一般均衡状态。这时候商品的价格才能够度量其稀缺性或价值。任何对自由交换的妨碍，凭票凭证，要审批，价格管制，身份限制等都会减少钱对价值的度量功能。计划经济中由于没有自由交换，钱失去了度量价值的功能，使经济全面陷入混乱。该进口的在出口，该增产的在减产，真正创造了财富却表现为亏损，管理好企业的被误认为管不好。经济失去了是非标准。这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自由交换。所以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经济自由主义者。

但是自由交换的市场确实有失效的时候。这就是由于有外部性（比如污染），有自然垄断，使市场偏离了效益最佳。这时候可以由政府来纠正，也可以由其他机构来纠正。但是要注意，纠正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不管是谁都不可能永远正确。我们只能说，由于市场有可能失效，对市场的干预是能够成立的。

纠正了不良外部性、消除了垄断后的市场，是财富生产最有效的制度。但是它未必是财富分配的理想状态。所以我说，一个社会经济上的两大问题是财富的生产和财富的分配。这两件事都做好了，经济就没有大问题。但是什么样的财富分配是合理的，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并不存在对和错的区别。有时候为了大家同意的财富分配调整，牺牲一点财富的创造，改善一点财富的分配是可以的。但是切忌做那些既不利于公平分配，又不利于财富创造的愚蠢之举。

水价上涨并非坏事

经济学家如何看价格

经济学家不把价格看成是关系到大众生活负担的一个问题，而是资源配置问题。如果看成大众的生活负担，价格越低越好，那样大家的负担轻一点。如果看成资源配置问题，价格就不是越低越好，而是恰当才好。

总体上，大家生活的好坏要看GDP的增长，即财富生产的增长。我们所能消费的都是我们生产出来的。光是价格低，财富不增加有什么用？价格低而生产不增加，就变成商品供不应求，生活水平不能提高。怎样能使生产增加？要合理配置资源，每样东西都要发挥它最大的效用。一个供求均衡的市场价格，就是能使产出极大化的资源配置价格。

我们每个家庭每月有一定的收入，将这份收入分配于吃穿用住等。一个合理的价格能够引导大家的消费和生产相匹配。水价要不要涨？看它的供应如何。供不应求就必须涨价。不光是水，一切商品都应该遵从这样的规律。我国许多城市都有缺水的问题。水价上涨，促使大家减少用水，让水用在最能促进生产的地方，最后大家的生活能够有所提高。

合理的水价既要保证必要的供应，又避免浪费。水有几百种用途，从饮用、洗涤，到浇马路、洗车等。哪些算必要？哪些是浪费？这要看水的供应状况。最后用来区分必要和浪费的就是水的价格。水价高，浇马路、洗车都会变成浪费的。即使不能完全杜绝，也要减少使用的频率。而水价低，供应很充沛，天天浇马路洗车也未尝不可。问题在于是否有其他更重要的用途。所谓的重要性，就是拿价格来判断。用得起高价水的，就是更重要的。

当然，这样的说法没有考虑各个家庭收入的不同。同样的水价对低收入的人来讲，感觉很受约束，但是对高收入的人来讲，不感觉有什么约束，照样会大量用水。所以除了用价格控制水的使用，也要加强节水的宣传教育。一个更有效的办法是对高收入的人定高价，低收入的定低价。问题在于如何区分收入的高低。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按用水量来区分。用水量大的是富裕家庭，对他们定价可以高一些。这就是阶梯水价。这个方法既有节水的效果，又比较公平，是一个科学的定价方法。但是执行起来困难很多。

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的另一个例子是：在城市交通的拥挤路段收取拥堵费，以减少堵车导致的损失。收拥堵费对开车的人而言是一种经济负担，但是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开支。顶多就是收费的管理成本，包括电子监控、对违法者的追索成本等。这里没有修路建桥的成本，没有拆迁的成本。但是因拥堵而造成的损失可以减少90％（这笔损失就北京而言约为每年人民币70亿元，平均每人每年约500元）。在这里价格信号告诉人们如何选择出行的时间、路线，以避免拥堵。价格实际上起了信号的作用。

事实上，不仅仅在拥堵费的问题上价格起了信号作用，其他场合也如此。人们在家庭消费中要量入为出，根据自己的收入选择购买什么样的商品；在投资计划中比较不同项目的资金回报率，选择回报率最高的项目；在设计方案的比较中，要选择同样性能而成本较低的方案。这一切的后果就是，价格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可见价格关系重大。价格扭曲会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经济学家把价格看成非常重要的经济元素。

“有计划，按比例”之所以错，是因为经济事务中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比例。物理、化学中有许多固定不变的比例，但经济事务中没有。拿居民的消费结构来看，拿多少钱买吃的，买穿的，买娱乐，买住房，等等，都随收入和偏好变化。人们的收入提高后买吃的比例会降低，买旅游等娱乐品的比例会提高。当居民的收入很快提高时，旅游业会更快地得到发展，而不是和收入成正比例增加，因为吃的比例在减少。

懂得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信号作用，就懂得为什么东西少了就该涨价。东西少，就是有钱也买不着，这会造成生活中的巨大不便。如果允许市场自己运作，价格自然会上涨。涨价以后需求一定会减少，供给一定会增加，供不应求的情况就能扭转。所以当市场是自由的时候，我们总能够买到任何一种商品。计划经济不允许价格自由浮动，所以永远有供不应求，同时又存在供过于求。生活非常之不方便。全世界成功的国家都是自由市场的国家，没有哪个计划经济国家搞成功过。

粮食安全靠什么

无需18亿亩耕地红线

2008年，天则经济研究所花了一年时间，研究我国的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的问题，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是，限定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不必要的。这一结论引起各方面的热烈争论。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但是大家一致的出发点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既然出发点相同，为什么意见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粮食安全是全国人民最重要的利益所在，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分歧在于除了粮食安全，大家还有别的需要。尤其在粮食安全没有现实危险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照顾人民其他的需要，比如环境保护，更好的居住条件，让更多的农民能够进城，等等。事实上在过去的10年左右，主要的耕地减少是由于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这是在没有粮食不足的情况下改善生态的措施，是完全合理的。这一变化说明耕地的增减要看各方面的需要，不能只看粮食一头。

就拿粮食来讲，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有许多，耕地只是其中之一。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中人口增加了40％，播种面积在减少，但是粮食增产了60％。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化肥、良种、农业机械等投入可以弥补耕地的减少而有余。即使粮食减产，我们还可以进口一部分，以弥补国内产量的不足。这并不是说，可以依靠国际市场解决国内的粮食供给，而是说我们没有理由在缺粮的时候拒绝利用国际渠道增加安全度。在万一缺粮的时候，可以增加各种投入，化肥、良种等，也包括进口，以增加粮食的供应。耕地面积只是决定粮食产量的诸多因素之一。

要不要靠国际市场？在粮食问题上有不少争论，肯定是争取自给自足的主张获得多数人赞同。可是在石油问题上，就没有人坚持自给自足了，因为根本没有可能。我们的石油消费有一半要靠进口。国内开足马力生产也只能产这么多，因为地底下没有那么多的石油资源，靠进口是唯一的出路。可见自给自足并不是永远正确的。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不但石油靠进口，粮食同样靠进口。韩国、古巴等国家有一半以上的粮食消费靠进口。如果进口不可靠，这些国家都会饿死人。解决的办法不是让他们自给自足，而是要保证国际市场的可靠性。这是唯一的出路，别无他法。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关心国际市场的安全性，而不是强调自给自足。可是事实上正好相反，国际上对破坏市场的行为缺乏有力的制裁，这才是危险的真正所在。市场是保证供给的唯一渠道，国内市场如此，国际市场也如此。大规模饿死人都是市场被破坏的结果，跟有没有红线无关。

18亿亩耕地只是一个数量指标，没有涉及质量。一亩良田可以抵三四亩贫瘠田。只管一个数量有什么用？现在就发生所谓“异地置换”的问题。在城市边缘占用一块良田，同时在远处别的地方开垦一块面积相同的贫瘠土地。在数量上耕地没有减少，但是生产能力减少了。反之，如果我们加强土地的养护，把更多的耕地改造成为良田，较少的地也能顶原来的18亿亩。可见数量不是唯一的要求。

不但良田可以替代瘦田，所有的资源，土地、石油、淡水等，都具有可替代性。比如用良好的灌溉，就可以替代一部分土地，使产量保持不变。反过来，如果耕地有余而水比较缺，也可以用土地替代水。所以说，不存在什么固定的比例，也不存在任何固定的不可逾越的红线。设置一个红线，就断绝了替代的机会，经济不能朝更合理使用资源的方向调整，是不利于国民经济的。

没有比例，没有红线，是不是资源的用量可以随便变来变去？不是的，什么资源要用多少，是由市场决定的。稀缺的资源会涨价，于是其他资源就会代替它。避免使用稀缺的资源，用较丰富的资源代替较稀缺的资源，使总成本降低，这就是市场规律。它是由企业和个体自动完成的，不需要外界的力量。用市场力量配置资源，不存在以权谋私的机会。而靠行政力量，硬性规定一条红线，就有可能在审批中发生以权谋私的腐败。我国过去发生的土地腐败案件有一部分就跟设置红线有关。

许多国家都设有耕地保护的机构，对土地适当管理。土地不能完全像其他资源那样自由买卖。其原因是耕地一旦变成了非耕地就不大可能再变回来（其实也未必，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北京市的大中小学校的操场全都种了粮食），或者说，一旦多用了土地就很难再减少。耕地转换几乎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只能朝减少的方向发展，所以要专门保护。但是也没有规定不可逾越的红线。

为某种资源规定一个红线，用行政的方法使用各种资源，不相信市场能够合理配置资源，是计划经济的思想。其实，如果我们反思现在每年生产的各种商品的产量，从钢铁混凝土到鞋帽方便面，以及生产它们所用的资源量，人力、资金、淡水、土地等的投入，都不是事前计算好的，而是市场在引导人们的决策。企业按照市场的需要，按照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以降低成本为目标，决定技术工艺路线、营销方案等，从而决定各种资源的用量。各个企业决策的加总，形成全国的资源配置状况。这里面没有任何一样是按照事前计算的计划决定的。不但现在市场经济如此，过去搞计划经济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能够完成计划目标。好在人是健忘的，下次做计划的时候从来也不回顾上次的计划执行得如何。如果每次都认真总结经验，计划经济老早就被放弃了。计划唯一的作用就是扰乱市场的配置，造成经济的巨大混乱，最后搞得连饭都吃不上。

仔细想一想，我们每天的粮食安全是靠什么保证的？只要超市开门，农贸市场不被驱赶，我们总能买到粮食。也许有人会认为，如果没有了18亿亩红线，超市开门也可能没有粮食可买。但是超市供应的商品不仅仅是粮食，从家电到衣服，从食物到文具，不下几千种。难道每种商品都有一条红线在保证生产和供应吗？显然没有。“红线才能保证供应”完全是我们头脑中想象出来的。在这一点上，人类是最不善于总结经验的动物。明明经济从来没有按照计划运行过，可是人们还相信计划经济，相信计划配置资源，包括应该用多少土地。这真是可悲的现实。

虽然我们已经从计划经济转换到市场经济，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计划经济的想法并没有真正被放弃。它永远是一个有诱惑力的想法。的确，市场是有盲目性的，它有许多缺点，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毛病更少的运行方法，因而只能在市场上加以管理，减少它的毛病。不论从理论上或从实际经验上，都证明了计划经济是失败的，但是它永远具有吸引力。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对它保持警惕。

市场制度的真面目

经济学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经济学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我以为比较确切的定义是“通过改进资源配置，寻求社会的致富”。首先经济学是研究致富之道的，但不是个人的致富，而是社会的致富。这里的社会可以指一个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

如果某种办法可以使一个人或一部分人致富，但是以其他人变穷为代价，这不是经济学的目标。除非富的量超过了穷的量，而且这种办法可以平等地应用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所以经济学必须研究社会的全局，研究得和失两方面。

其次，经济学不研究通过改进技术的致富，只研究如何改进资源的配置来致富。人力、土地、资金、电力等一切资源都有多种用途，如何改进其分配，使浪费减少，人们得到的满足为极大，这是经济学的任务。

过去认为保持一个合适的比例就可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现在懂得了并不存在这种比例，寻求这种比例是枉然的。正确的提法是，对每一份可以分配的资源，应懂得如何从多种用途中作出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是研究选择的科学，而不是研究比例的科学。

迄今为止，从上述的定义来衡量经济学的主要成就，是用严密的逻辑证明了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直观结论。这一成就确实是伟大的，因为它和一般常识所相信的相反。

一般人都相信，要实现社会的富裕，必须让每个社会成员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都认为私是万恶之源，如果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私利，社会必定是四分五裂的，何谈富裕。计划经济的哲学基础就是建立在这种共同目标基础上的，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了斯密的结论，也印证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确实，近年来人类社会物质上的进步几十倍地超过了人类历史几千年的成就。当今我们享受的一切物质文明，都是为个人私利所驱动而获得的成果，我们中国人对此应该有更切身的体会。我们曾经提倡无私为公，越大越好，越公越好，结果却把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倒是允许更多个人自由，发展自由交易的十几年来，人民生活空前提高。

中国的经验加上现代经济理论的严密论证，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信念，即推行市场经济，减少政府干预，更多的企业从公有转成民营，可以使社会更快地富裕起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政策建议全都是顺着这一思路来设计的。

20世纪50～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仿效中国和苏联，走上了计划经济和全面公有制的道路。现在除了少数个别的国家，全都觉悟到了市场经济的有效性。确实，统观当今人民富裕的国家，不论大国小国，全都是市场经济。在那里价格可以在市场上形成，进而引导资源的配置。相反，所有穷国都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在那里价格不能反映供求，而且大量资源的配置由政府或垄断集团决定。经济学应该指出这些穷国如何才能走上市场经济。可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此并无答案。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世界的经济学界才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一领域里来。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理论重新被认识，诺贝尔奖授给了这些非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依照这些理论，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发展市场的必要条件。

事实上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交易无非是所有权之交换。如果所有权尚不明确，何来交换？可是这个简单的道理花费了漫长时间才认识清楚。然而产权明晰并不是发展市场的充分条件，它仅仅是一个必要条件。以俄罗斯为例，那里已实现了彻底的私有化，产权已经明确，可是市场并未建立。

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检查一下交换使双方获利的条件，不难发现，平等地位的讨价还价，自由的选择权利，是交换能使双方同时获利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社会内人和人的社会地位不平等，一方可以胁迫另一方就范，交换就可能只使一方获利而使另一方受损。

以印度为例，它是一个有发达交换的多党制民主国家，可是市场经济远未建立。其原因就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种姓制度虽然在法律上已不存在，但低种姓的百姓仍处于社会底层，他们没有和富人一样平等谈判和签约的权利。类似的问题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南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那里的市场成了富人剥削穷人的制度，富人靠着特权越来越富，穷人难以为继。

对照我国目前的市场，虽然我国人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有许多具体做法使得市场并不是平等自由的。例如，许多企业招工只限本地户口，事实上把农民排除在公平竞争的交易之外。有许多国有企业垄断了市场，不准别人进入。前些年，几乎一切党政机关都在办公司，他们利用行政上的特殊地位或权力来做生意，使公平竞争几乎不可能。

如果这种现象不纠正，交换就变得仅对一方有利。有权有势的人把持了市场，市场制度就被断送了。许多人都同意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的市场还很不完善。但建立完善市场的根本性障碍何在，我们只把注意力放在了产权的明晰，而未注意到市场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即平等的竞争条件和在市场上选择的自由。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利益集团。大企业向政界人物游说甚至行贿，企图取得各种隐蔽的特权。但有一点必须承认，他们极明确地认识到平等竞争和自由选择是市场的基本条件，上有法律在威慑，下有舆论的监督。特权集团不得不收敛小心。世界上并无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但不同的制度相比较确有优劣之分。

市场制度将向什么方向演变？能不能根据经济学的原理做一些推测？

第一点推测是，资源的稀缺将长期存在下去。有人认为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可以完全克服稀缺性，从而实现“各取所需”的分配方式。但经济学认为资源相对于人的无限欲望而言是永远稀缺的。尤其是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消耗速度很快，人口还在增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资源会在可预见的将来消耗殆尽，或者其开采难度越来越大，相应的价格则越来越高。甚至诸如粮食和淡水这类可再生资源也面临着日益稀缺的严峻局面。

第二点推测是，缓解资源稀缺的问题固然要依靠科学技术，但必须在一个正确价格系统的背景之下来运作。经济学就是和资源稀缺作斗争的学问。它提出的方法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而经济学证明了均衡价格系统可以引导资源的最佳利用。所以价格是不可缺的。一项新的科技发明能否缓解资源稀缺问题，要看它放到市场中去能否商业化，或能否赚钱。如果新发明要赔钱才能应用，说明这种发明增大了稀缺性。所以第一、第二个推测的结论是为了克服稀缺性，价格必须长期存在下去。

第三点推测是，均衡价格只有在供需双方各自出自关心自己利益的立场上，通过竞争才能产生。因而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不可能产生出有效率的均衡价格。在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下，买方和卖方都是人民，缺乏了利益的对立，产生不出真正的均衡价格。这一点已为我国30年全民所有和计划经济的实践所证实。

第四点推测是，根据普遍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人们物质享受的不断扩大和满足，通过交换所获得的物质享受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人们将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不能通过交换的满足，如健康、寿命、友谊、环境、求知、创造等。

第五点推测是，经济学需要发展出提高消费效率的制度原则。迄今为止的经济学只研究到生产出最终产品为止的这段过程，产品卖出去了，实现了它的价值，也就走出了经济学家的视野。所谓资源配置效率，只指生产的效率，消费的浪费从来不在经济学家的思考范围内。如果经济学不过问消费的效率，环境和资源的约束迟早会对人类施以报复。第四点中谈到了人类追求目标的升华，但这样的制度保证和机制设计需要我们动用极大的智慧去思考。

以上的推测也许会在今后200年、300年、400年之内逐渐出现。但我绝不认为“一万年也不会变”。

［第八章］　未来的世界

中国人口隐忧

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降低了家庭的负担。从全社会来看，人口结构中婴幼儿的比例在减少，劳动人口的比例在上升，于是出现了所谓的“人口红利”。劳动力年龄（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从1964年的56％，上升到1982年、1990年、2000年的62％、67％、70％。2008年达到了73％。劳动力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增加，是与婴幼儿和老人的比例减少相配合的（因为总数必须是100％）。婴幼儿和老人是没有生产能力，只有消费需要的一个群体，这部分人口减少，就是降低了社会的人口负担。全社会劳动者比重提高，无劳动力的人口比重降低，全社会感觉轻松，这就是“人口红利”的来源。

以数量表示的人口负担状况，是所谓的“人口抚养比”，就是没有劳动力的人口（0～14岁的人口加上65岁以上的人口）与劳动力人口之比。这个比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65％左右，降低到2008年的37％。所以现在的社会在人口结构上是最轻松的时代。有些学者甚至计算出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说明我们的GDP的增长中，不完全是投入要素的增加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也有人口结构变化的原因。在国际比较中，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几乎超出一切国家，这也和人口结构中劳动力的比例高有关。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是有道理的。

我想提出商榷的是，这部分利益将来是要偿还的。它不能成为真正的红利，实际上是一笔借债。从家庭的角度看，三代人实行一个孩子的政策，结果就是4-2-1的家庭人口结构。第三代的一个孩子上面面对一双父母，这对父母又各自面对上面的一双祖父母。当孩子长大成人时，由于人口的寿命延长，祖父母还活着，他们的年龄可能是60到80岁。在他们去世之前的二三十年中，需要生活，需要医疗，这些负担统统要由唯一的第三代承担。这时候社会的人口结构，由红利型转变成还债型。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降低，而婴幼儿特别是老年人的比例大大上升，人口的抚养比将大大升高。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将来是要偿还的。因此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红利，而是一笔借债。由于大家都把现在的人口结构对GDP的影响称为“人口红利”，产生了广泛的误解。为了纠正这种误解，正确面对现实，对将来不利的人口结构有所准备，应该迫切地将“人口红利”改称为“人口负债”。

实行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产生了“人口红利”，但当这个阶段过去以后就变成了人口还债，这笔债务是要由我们的子孙后代偿还的。如果限制生育的政策长期不改变，社会将面临人口收缩和急速的老龄化。我国在改革开始时小学生人数是1.5亿，现在降低到1亿，在这期间人口增加了一半。可见年轻人占人口中的比例收缩得非常显著，他们长大后将表现为劳动力的不足。这样的局面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这将是一个严重缺乏劳动力的社会，人民的生活将极大地降低。所以我们应该及早回到一个正常的人口状态，既没有“人口红利”也没有“人口负债”的状态。这就是妇女的生育率大体上保持可持续的状态，平均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而不是只生1个。这是当前我国人口政策最紧迫的问题。从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将是一个极度困难的任务。因为富起来的百姓都不愿意多生小孩，妇女的生育率都低于2.1，人口都在缓慢下降。像日本、中国台湾等人口密度很高的地方，都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更不用说澳大利亚那些人口密度低的国家。可是并不见效，百姓还是不愿意多生孩子。我国的上海同样出现了这种趋势。这一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实行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小孩的政策，是因为人口增长过快。20年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为1700万左右，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的总人口。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大减缓。虽然现在的总人口数比30年前增加了37％，但是每年新增人口的绝对数在不断降低，现在已经降低到600万左右。以人口的年增长率计，30年前的增长率约为1.3％，现在已降为0.5％，比美国的人口增长率还低。如果这一趋势保持下去，到2021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峰值，人口的增加值降低到零。再往后人口总数将从增加变为减少。请看下面的曲线。

该曲线以1991年至2008年的人口增加数为依据，推导未来的人口增长趋势。可以看出，过去的人口增长有规律地在减缓。有一点上下波动，这是因为三年灾荒人口大幅度减少，以后又有超高的生育率所导致的。按照这个规律，到2021年时人口不再增加。在未来的10年中，每年人口的增加数从600万降低到零，平均每年增加约300万人。这10年中的总增加量只不过3900万人。2008年的人口数是13.28亿，所以中国人口的最高值不过13.7亿。不可能像外界所传说的那样14亿，甚至15亿。这里唯一可能引起争论的是官方统计的人口数是否可靠。新的人口普查也许能给这个问题进一步的回答。

中国人口问题的特征，早已从增长过快变成人口结构中抚养比超低，我们过着负担轻松的好日子。但是这样的日子很快将过去，反弹成为4-2-1家庭结构的老龄化社会。附带说一句，中国人口结构中另外一个也许更严重的问题是性别比失调。2008年年龄在1～4岁的孩子中男性人数与女性人数的比例是1.2∶3，5～9岁中这个比例为1.2∶1，10～14岁的为1.1∶6。在这长达15年的时间段中，男人中有20％的人找不着对象，一辈子不可能结婚。这将是一个空前严重的社会问题。男女比例失调也与计划生育有关。中国家庭都喜欢男孩，因而弃女婴经常发生，还有产前检查发现是女孩的就人工流产。这造成现在性别比失调的严重问题。在一些特殊的县城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性别比就很正常。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不是增长过快，而是老龄化。事实上我国的老龄化已经不可避免。如何应对即将来到的老龄化社会？从个人的角度看问题和从社会的角度看问题，结论是不同的。从个人看，只要年轻时储蓄，老年时就有备无患。但是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个人储蓄未必能够解决老龄化问题。这里涉及现在如何借钱给将来，或者现在如何向将来借钱的问题。前面提到的人口欠债，就是现在向将来借钱的一个例子。现在大家日子过得很舒服，将来子孙后代要还债。搞清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认清一个事实：当代人的消费都是由当代人的生产提供的，不是由前人的储蓄提供的。当代人吃的粮食是由当代人生产的，不是几十年前的祖先储蓄在米缸里的。更不用说当代人需要的医疗、教育等，也都是当代人提供的。所以解决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不是简单增加储蓄所能解决的。要思考当代人如何能把钱借给未来的人，现在这一代人生活苦一点，将来的人活得容易一点。也包括如何避免向将来的人借钱，现在的人活得容易一点，但是苦了将来的人。比如通过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被破坏了的环境将来是要治理的，这笔钱要由将来的人承担，因此就变成向将来借钱的事。

当代人储蓄，必定有另外的当代人借钱。不可能只有储蓄而没有借钱，而且借钱的人必定也是当代人，不是未来的人。如果这个借钱的当代人把钱用于购买家电、汽车，或婚丧嫁娶，花掉了，这样的一借一贷，对将来没有任何帮助。如果借钱的人是企业家，把钱用于发展生产，增加了将来的生产能力，这样的借贷可能缓解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但是还要符合一个条件，即这种生产力所需要的劳动力比较少，要比现在工厂中劳动力和资本的比例低。否则照样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开动机器。

保护环境可以避免向将来借钱，减轻下一代的负担。类似的，维护好一切设施，保持它们的良好状态，也可以减轻下一代的负担。房屋、道路、桥梁、机器等，都需要经常的维护，不能实行“小车不倒只管推”的寅吃卯粮政策。人的健康维护同样是有利于减轻下一代负担的办法，特别是保护老年人的健康，他们的医疗服务是老龄化社会的一个突出负担。减少他们的疾病，能显著地减轻老龄化社会的负担。

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缓解子孙后代的负担。用我们的储蓄建设地铁、机场、高速公路和铁路等。我们的子孙后代出生时，基础设施已经建好，他们可以坐享其成，不必再用自己的储蓄去建设这些设施。他们要负担的只是设备的维护和运作。住房等方面的投资也起类似的作用。但是建筑的质量必须能经受住几十年上百年的折旧消耗。从这方面看，中国的建筑质量普遍较差。我们很难看到几百年历史的建筑，而在欧洲就有许多老建筑。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建起来的中国建筑能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是值得怀疑的。

更重要的是知识的积累。子孙后代利用我们获得的知识，能够生活得更好。哥伦布用87个人的船队横渡大西洋，现代妇女一个人就能横渡太平洋。这就是知识造成的差别。教育也能起类似的作用。还有看不见的制度的改进，也能改善子孙后代的生活。比如世界和平的保证，消除武器竞赛和战争威胁，可以大大减轻人类的经济负担。应对气候变暖的成本远不及战争开支的损失。但是，愚蠢的行为也会增加社会的成本，比如恐怖主义大大增加了社会的安全成本。将钱借给外国也是一个把钱借给将来的方法。现在我们把节约下来的钱借给外国人，等将来他们还钱的时候，我们的子孙拿到我们现在的储蓄。条件是外国没有老龄化的问题，否则他们还想把钱借给我们呢。

总之，应对老龄化社会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及早采取有效措施。不可听天由命，坐等老龄化的来临。

寻找“人间天堂”

从GDP极大化到幸福极大化

GDP是全国人民一年中所创造的财富总量。经济学家追求的是在资源约束下GDP的极大化。就这一点来讲，我们做得非常成功。30年来生产的财富总量增加了15倍。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极其罕见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不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可见高楼林立，连中小城市也到处能见到兴建的工地。如果30年前的一个人睡一觉今天醒来，一定以为身处外国。贫穷落后的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直不起腰的窘迫状态已经有了很大改观。

但是也应该承认，我们在财富的分配上做得很不好。农村的状况始终没有多大改变。下一阶段我们要下大力气改善财富的分配。有了财富总量的增加，改善分配应该说是比较容易的。如果财富总量不增加，光谈分配，结果是穷人之间的内斗，愈斗愈穷。这正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的写照。

另外，改革开放30年来，GDP的极大化也碰到了问题。首先是环境和资源的约束。光顾着财富的生产，环境被破坏，资源越用越少，这就碰到了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更重要的是GDP虽然增加了，但是人们并不感到满意。追求GDP还有什么意义呢？这说明从根本上，我们的目标出了问题。如果财富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拿GDP衡量社会发展确实是有问题的。那么应该用什么目标来代替财富目标呢？应该是快乐，或幸福感。我们要用幸福感的极大化代替GDP的极大化。

财富和幸福是有联系的。一个人连饭也吃不饱，饿着肚皮，他怎么幸福得起来。一个失业的人，为生活挣扎的人，也很难有幸福感。所以首先要有钱，就国家来讲，就是要有GDP。但是财富和幸福终究不完全一致。幸福感除了物质享受之外，还包括更多的内容。比如对美的欣赏，包括对自然界的美，对艺术和音乐的美，对数学的美，等等。幸福感也包括对好奇心的满足，追求知识，探索未知，追问宇宙。还有健康的增进，对友谊的享受，从同情心得到的安慰，特别是对自身的陶冶，认识人生，享受人生。这些都不需要花很多钱，和财富的关系不大，都是在财富之外的东西。

为什么追求幸福感比追求财富更好？首先，因为财富不一定给我们带来幸福。固然，一般情况下财富和幸福不矛盾，但确实很多情况下二者并不一致。贪污分子追求财富，他们并不快乐，反而烦恼重重。一个人捐钱给穷人，虽然他的财富有所减少，但是他感到快乐。其次，财富代表物质享受，而物质享受是有饱和点的。再美味的食品吃多了也会倒胃口。住在豪宅里，时间长了也不觉得是特别的享受。对美色的享受同样会有饱和点。超过了饱和点不但不觉得快感，反而是累赘。更由于人的欲壑难填，追求物质总也没有满足的时候。把物质享受作为目标，生命将注定是痛苦的。从全社会的宏观经济来看，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追求物质享受必定走上资源枯竭的道路。可以说“此路不通”。这些都是追求GDP不可避免的问题。

GDP是可以客观度量的，它的单位是“元”。幸福感不能客观测量，也没有测量单位。但这不妨碍我们使它极大化。回顾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用什么方法使GDP极大化？简单说，就是让每个人追求财富，只要他不妨碍别人追求财富，就受到鼓励。老太太养鸡下蛋，卖给需要营养的人吃，老太太赚到了钱，病人得到营养，两全其美，没有人受损，全社会的财富因而增加。过去我们深受其害，以为这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把社会创造财富的路堵死了。

财富极大化的方法就是财富没有减少，只有增加，全社会的财富必定越来越多，并趋向于极大。老太太养鸡下蛋，别人不要干涉她；每个人都想办法创造财富，没有人干涉，社会的财富必定越来越多。同样，如果没有人感到不幸福，同时至少有一个人感到幸福的增加，如此推广，全社会的幸福感将会趋向于极大。这就是幸福极大化的方法。这里并不需要对幸福感作出度量。

什么是和谐社会？我认为就是幸福极大化的社会。它是可以实行的。我自己追求快乐，就是为和谐社会作了贡献。我帮助别人快乐，更是为和谐社会作了贡献。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全社会的幸福感趋于极大。这就是我们的目标。相反，我自己烦恼，或者给别人痛苦，就是违反了幸福极大化的原则。阶级斗争，人整人，就是一个增加痛苦的过程。大家都搞阶级斗争，会使全社会的痛苦极大化。现在我们要和谐，必须永远停止阶级斗争。让自己快乐，帮助别人快乐，使幸福极大化，这在微观上每个人都可以实行，在宏观上可以成为国家的政策，更可以成为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它既抽象又现实，既是我们的理想，又是日常生活的指导原则。它是个人之间的处世原则，也是国家之间的相处原则。当今国际关系紧张的原因，就是给别人制造麻烦，还自以为这是国家的利益。

大家都向往天堂。天堂是什么？就是快乐极大化的地方。谁也没去过天堂，谁也不知道天堂如何。但我们可以想象，它必定是快乐极大化的地方。在那里没有人痛苦，人人都快乐，而且帮助别人快乐，是一个和谐之处。虽然我们不在天堂，而是在地球上，但是我们应该努力把地球变成天堂。其办法就是自己快乐，帮助别人快乐，结果是全社会的快乐极大化。

当然，人世终究不同于天堂，因为人世有痛苦，而天堂没有。人世的痛苦从何而来？如果没有别人故意施加的痛苦，没有阶级斗争之类愚蠢的事，痛苦都是自找的。有人得抑郁症，那是一种病，需要治疗。更有人因为自身的利益侵犯了别人，最后遭到报复或制裁，造成痛苦。我们的社会还有死刑，死刑是最痛苦的刑罚，不但对本人痛苦，而且他的家属更痛苦。但是死刑不是无缘无故的，一定是他侵犯了别人才遭到制裁。按照痛苦极小，快乐极大化的原则，对坏人的制裁要非常谨慎小心。可以不制裁的尽量不要制裁，能从轻的不要从重。尤其要防止伤及无辜。制裁坏人很可能会伤及无辜。犯人的亲属因为犯人被制裁而受无妄之灾。这是极不幸又极不公的事。

制裁有错误的人，应该以教育为主，而不是报复。要让犯错误的人认识是非，切不可引起更大的仇视。如果冤冤相报，社会和谐不了。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如此。美国对待恐怖分子一味打击，带有复仇的动机，事情不会有结果。恐怖分子枉杀无辜的人，是极端的错误。但是我们也要设身处地，理解恐怖分子仇恨心理的来源，这才能化解它。

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是无端干涉别人，正好像不让老太太养鸡下蛋卖钱。这件事并没有妨碍任何人，有什么理由去干涉它？一个人有自己的主张，发表自己的意见，有自由的行动，只要没有妨碍别人的正常生活，就没有理由干涉。所以我说“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夫妻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师生之间，都有爱的联系，但是又往往彼此干涉，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问题。进一步讲，应该“也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因为自由是人的权利，它不该被干涉。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干涉其他人的自由，除非该人的自由有损于他人。要不要给敌人以自由？要看情况。如果敌人是因为干涉了他的自由而互相敌视，那么给敌人以自由就化敌为友了。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矛盾都是无端干涉自由造成的。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理由去干涉别人，就不懂自由是权利，是不容干涉的。

仅仅不干涉别人的自由还不够，更要帮助别人获得幸福。道理既简单又复杂。一个人能不能快乐，不仅取决于自己，更取决于他周围的环境。老有人盯着他，搞斗争，他如何快乐得起来？不希望别人对自己搞斗争，就不要去斗别人，还要帮助别人得到快乐。如果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就共同创造了一个帮助每个人快乐的环境，每个人都能生活在一个充满友好、互相关照、办事顺利的环境中。很可惜，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是那样，磕磕碰碰经常发生。尤其是有点权的人，喜欢滥用权力，显示威风，对人不友好，甚至故意刁难。在普通人群中也往往有以强欺弱，以众欺寡的事情。可见美好的社会要靠每个人的修养才能建立起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战争不能消灭战争

世界和平的逻辑与现实

60多年前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世界和平。在人类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上亿平民和战士死亡，他们对生命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统统化为泡影。财产的损失更无法计算。有了两次战争的教训，人们迫切需要和平，盼望世界能够进入一个和平的新时期。在这种背景下战争成为最不得人心的事情。任何一方想发动战争都会遭到全世界人们的反对。有战争决策权的政治家们不得不对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更加慎重。

二战以后，导致10万人以上死亡的战争有数次：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死几千人的战争可以说一天都没断过。这些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责任在谁，是谁挑起的，各有各的说法。因为战争不得人心，谁也不愿意承担战争的恶名，都想尽量把战争的责任推给别人。至于战争的后果，是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还是无谓之战，白死了许多人，也是各有各的说法。

拿美国在越南打的那场战争来看，在美国国内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这是一场无谓之战。美国未能阻止共产主义在越南的胜利，更没有料到30年后越南逐渐放弃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走上市场化和资本化之路（要说是资本主义之路现在还有点为时过早）。美军在越南死亡的5万多人完全是白死了，更不用说越南方面死亡的几十万军队和百姓（如果将致伤致残的都计算在内，死伤可能达百万），使越南曾极度缺乏男人，成为新娘的输出国。冷冰冰的死亡统计数字背后是无数的青年横死，家庭破碎，留下永远的伤痕。

再拿伊拉克战争来看，当时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同意，认为萨达姆涉及9•11事件，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萨达姆独裁统治残害伊拉克百姓，美军是正义之师，打的是正义之战。可是今日看来，当时的理由都难以成立。伊拉克百姓在战争中死亡逾10万之众，至今还是恐怖袭击不断，百姓上街都冒着生命危险，战争换来的日子还不及萨达姆时代。这样的战争值得打吗？奥巴马增兵阿富汗，还说战争有时候是难免的，将来还会有战争。这位很有新思想的美国领导人也未能摆脱战争的陷阱。

用历史的眼光看，二战后几场大的战争没有哪一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并没有给世界各国领导人以教训，懂得以后不要再有无谓的战争。相反，各国还在大量制造军火，购买军火，扩充兵力，炫耀武力，准备打仗。联合国安理会到处奔走灭火，谈不上有什么根本性的良策。一度热火朝天的全球裁军呼声似乎销声匿迹，现实是口头上都说要和平，而事实上大家都在改进武器，精益求精。

要说各国的政治家都想打仗，也不见得。虽然他们的内心深处怎么想我们不知道，但是稍有理智的人也不大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发动战争。我相信，如果有机会让全世界的人民举手表决要不要战争，99％都会反对战争。既然国家代表人民的意愿，为什么各国都不遗余力地准备打仗？被称为世界和平宪兵的美国，事实上成了最大的杀手。大家都要和平，大家又都在摩拳擦掌。理想和事实的巨大背离，说明我们对和平的性质有很大的误解。

这种理想和事实的背离，其原因可能是认为“只有战争能够消灭战争”，或者“和平要靠战争（武器）来保卫”。所以大家用加强武装来保卫和平。的确，交战双方打仗的结果是以一方获胜结束的，是战争消灭了战争。但是从长远看，以一方获胜结束的战争只是下一次战争的前奏。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战争消灭战争的逻辑是错误的。战争只能导向战争，离和平越来越远。只有和平才能导向和平。

“用战争来制止战争”的逻辑，背后的假定是“我是爱好和平的，你的战争欲望要靠我来制止”。这显然是一种单方面的看法，对方如果也这么想，战争就不可避免了。要使这种想法有效，先要判定是谁在发动战争。真正发动战争的一方不会承认是自己想打仗，总是说对方如何如何迫使我们不得不打仗。当然，真正的战争发动者心里很明白为什么要主动打仗，但是他们告诉老百姓的完全是不同的故事。

“用战争制止战争”的另外一种表述是“战争分成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我的战争是正义的，你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所以要用我的正义之战来制止你的非正义之战”。可是战争要能打得起来，一定要把自己的战争说成是正义之战。

把战争分成正义和非正义有没有道理？当然是有道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多数人都同意是正义战争打败了非正义战争。如果希特勒获胜，全世界还会有上千万人被杀；如果日本人获胜，中国人就变成没有人权保护的亡国奴，随便被打，被抓，被关。中国人非抵抗不可。于是我们陷入了逻辑的困境。一方面战争不能消灭战争，只有和平能够消灭战争；另一方面战争确有正义、非正义之分，用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是应该的。我们究竟应该打仗还是要和平？这个困境可能是至今全世界走不出战争困境的根本原因，也是各国扩军备战的原因或借口。

为了用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所以要扩充军备，其前提是有人想发动非正义战争。如果没有人发动非正义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理由就不存在了。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人会说自己要打一场非正义战争。既然如此，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正好像如果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核武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没有第一个使用的，第二个使用就永远不会发生。由于没有第一个使用的国家，核武器就永远没有使用的机会。这就为销毁核武器创造了条件。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核武器，他们之所以安心于无核国家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别的国家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相反，如果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经常以核武器为威胁，声称要用核武器解决争端，无核国家就变得非常不安全。他们势必也要争取成为核武器的拥有者。

大家试想一下，世界是更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安全，还是更少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安全？当然更少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安全，最安全是大家都没有核武器。设想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是不是最不安全？用通常的逻辑看问题，会认为失掉了核均势，世界将被一霸把持。但是当只有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时，他的唯一出路是销毁自己仅有的核武器，而不是拿它来用一次。现在核国家之所以要核武器，不愿意放弃，并不是为了要使用它，而是怕别的国家用核武器，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当别的国家都没有核武器时，自己拥有的依据就不存在了。当然，一国拥有核武器也有可能形成独霸全球的形势。但是制裁一个国家的手段很多，经济、外交、文化，还有人心之所向。

或许世界和平的逻辑就在此。一切国家都宣布，本国的武装仅仅用于制止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并且保证本国的武力不会用于非正义战争。如果一切国家都这样承诺的话，制止非正义战争的武装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样的逻辑并不是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实际上是有事实为例的。当今世界上有许多小国家，像新西兰，他们基本上没有用武力保护自己的国防力量。但是他们活得很安全。他们的安全不是靠用正义的武装对付非正义的武装，恰恰是取消自己的武装，得到了安全。如果全世界能够有更多像新西兰这样的国家，世界就变得更安全。因此世界和平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不同的逻辑来实现和平。停止用战争制止战争，而是用和平保卫和平，特别是拥有强大武装的大国，能够模仿小国，用不同的逻辑实现安全，世界的和平形势就能改观。具有新思想的奥巴马总统没有跳出用战争制止战争的逻辑，就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一逻辑是错误的。只有和平能够保卫和平。

扩充军备的最后一点理由是用来制止以武力从事非正义事情，比如残害国内的百姓。萨达姆在国内的统治被认为是非正义的，他导致了无数无辜百姓的死亡。外力是不是有权纠正他？塔利班的统治违反人权，不许女孩子上学，也被认为是非正义的，我们有没有理由用武力去改变他？从理论上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最近几次战争的逻辑也是立足于此的。但是从这些“正义战争”的后果看，正义战争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导致更多的死亡，给百姓带来更多的灾难。其原因很简单，用武力不能消除武力，用战争不能消灭战争。武装之力一旦启用就很难控制，其后果就是生命涂炭，百姓遭殃，制造更多的人间悲剧。然后又是复仇，用正义的武力消除非正义的武力，如此循环，以致更多的无谓牺牲。的确，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充满着非正义的压迫、剥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内部革命和外部入侵。但是几千年的故事只不过是重复这种同样的逻辑，走不出用武力反复征服武力的循环。现在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跳出这个循环，不是因为正义的武力战胜了非正义的武力，而是人的理性占了主导，懂得和平协商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基于用和平保卫和平的逻辑，联合国应该朝这个方向有所作为。在禁止核扩散方面不仅仅是不扩散，更要核大国一步步减少核武器，直到完全取消。而且着眼点要放在大国减少核军备上，这样小国才有安全感，世界才有和平。联合国更应该鼓励小国谋取安全的道路，即以全面取消武装来得到和平，使采取这种策略的国家越来越多。特别是鼓励大国用和平保卫和平，不是用战争制止战争，用武装反对武装。

联合国应该在减裁军备方面有所作为。绝不能让现在这种趋势无限制地发展下去。要发动学者和政治家商讨制止军备的具体措施。和平应该是无界限的、无国别的、非种族的、全世界人民的统一行动。不能因为这是自己国家的武装，就认为它是正义的，别的国家的武装则是非正义的。和平必须是无国别的，非种族的。

要实现这样的形势，困难在教育各国的政治家。他们在保卫和平中具有最大的能动性。他们可能作出有利于和平的事，也很容易作出不利于和平的事。他们手中握有巨大的宣传工具，既可以帮助全球性的和平，也可能抵制全球的和平运动。就他们自身的角度来讲，和平未必总是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他们可能会失去军火制造商的金钱支持，而蒙受损失。所以要揭露政治家和靠军火生存者的利益勾结。这种勾结可能是当前世界和平最大的敌人。

1952年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502（VI）号决议，就一般裁军问题成立了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裁审会），它隶属安全理事会。然而，裁审会在1959年后几乎没有运作。联合国的裁军事务厅应该大大扩充其职能。联合国每年都公布许多统计数字，如人均GDP，人类发展指数。一些民间学术机构也发布自己研究的统计，如政府廉洁指数，经济自由度指数，环境指数等。我建议联合国要发布世界和平指数，用以比较各国离和平的远近。这样的指数应该包括军费占GDP的比例，军队人数占人口的比例，武装的水平，军火的国际贸易，军事用地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军事开支的决策程序（其难易程度），对外关系中涉及使用武力的言辞，参与全球和平活动的人数和经费，由于国家的缘故导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本国加上外国的），等等。拿这些指标作为国际评比的一个重要内容，以督促各国的政治家更关心和平事业，并形成以和平为目标的国际竞争环境。

用裁军节约的钱应对气候变暖

一个重大的全球性建议

当前人类面临的两个最大危机就是气候变暖和战争威胁。消除贫困虽然不算危机，也是本世纪的一个首要目标。如果能用减裁军备所节约的钱对付气候变暖和贫困，则几个目标可以同时达到，这将大大造福于人类。

贫困和气候变暖的问题大体上已经取得共识。一系列的国际会议讨论这些问题，还有许多国内的会议也在讨论扶贫和气候变暖。解决贫困问题近年来有了不错的进步，因为没有搭便车的问题，各国自己花钱，自己能够享受减贫的成果。可是在应对气候变暖和裁军问题上真正的进展相当有限。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关于减排应对气候变暖的会议很难取得共识，其原因就是各国都想尽量减少在减排成本方面的负担。虽然全球气温上升已经是共识，各国应该采取预防措施也是共识，但在如何分担减排成本的问题上，各有各的想法，总希望别的国家多承担一些。这种彼此搭便车或想防止别人搭便车的游戏是没有解套的办法的。本质还是一个经济问题，谁更多（或更少）地负担减排的成本。如果有办法找到这笔减排所用的成本，问题就解决了。

另外，全球性的军备竞赛，还在不声不响地进行着。各国都在建设国防，研制新武器，还从军火买卖中赚钱，丝毫没有放松的意思。各国都把安全保障放在加强军备上，而不是通过裁军来保障安全。试图用战争来制止战争，而不是用和平、用裁军来制止战争。恐怖主义的出现也没有改变用武器解决战争威胁的想法。军备竞赛反而更加激烈了。过去联合国还号召裁军，但是近年来这么重要的事几乎销声匿迹。相比气候变暖的问题，裁军的议题很少有人提起。人类社会巨大的资源被用于增加威胁安全的武器生产和研发上，这是非常不理性的选择。

气候问题和裁军分开来看都是非常难解决的事，但是合起来看反而比较容易了。因为二者的解决是彼此依赖的。一旦裁军问题得到解决，防止气候变暖的经费就有了着落，一举两得，一石二鸟。所以我们提出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来研究，思考，提出解决的办法。现在大家都在讨论气候问题，很少谈起裁军；气候问题很热，裁军问题很冷。如果把裁军问题带到气候问题一样的热度，二者同时解决的可能性反而更大。这两个问题在具体内容上很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都有搭便车、要求别人先解决的想法。要求别人先行动，又没有回报，谁会带这个头呢？如果把二者合起来看，先行动的国家能够得到回报，把裁军所得用来支付防止气候变暖的成本，或者说，裁军可以代替气候变暖的配额，这二者都更有可能变得容易一点。

裁军的难点有两个。一是怕自己裁了别人不裁，把自己置于军事上危险的位置。二是军火的利益集团反对裁军，因为他们靠军火生意赚钱。后一点虽然是一个事实，但是为了赚钱而反对裁军，军火商说不出口。他们只能找各种借口，利用手中巨大的金钱资源，打通反裁军的各个环节。他们反对裁军的理由在道德上、逻辑上都站不住脚，摆不到台面上。如果有强大的舆论攻势，军火商的利益集团是抵挡不住的。所以真正的障碍还是各国的政治家们，他们怕裁军危及国家安全。

怕自己裁了军别人不裁，是有道理的，也是过去裁军没有进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均衡裁军是对的。问题在只要求别人裁军，自己不积极。现在因为有气候变暖的问题，各国政府面临双重的压力，既有裁军的压力，又有分担减排的压力。而主动裁军可以同时免去这两方面的压力，所以裁军变得更有希望了。

我们不希望继续用老办法解决裁军问题，那不过是一个国际上互相争吵的题目而已。我们希望各国都起带头作用，自己主动承担裁军的工作。所以第一步需要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动群众，鼓励自己的政府主动裁军。如果交给政府去做，很可能陷入老调子。但要有政府的配合。开始的时候，可能更多要靠非政府组织，以后有政府更积极和广泛的参与，并且要和气候变暖的责任分担联系起来。事情的最后解决，一定是由政府来具体实施的。

在联合国的相关会议上，要把裁军和气候变暖联系起来。各国对裁军的允诺，可以转化为减排的指标，条件是能够把裁军所得用于减排的开支。如果国际社会有了减排指标的价格（每减一吨碳的成本数），这一点并不难做到。

21世纪，对全人类而言有许多重大问题，其中最紧迫的是气候变暖和裁军，特别是裁军。消除贫困也是近些年中的一个目标。气候和贫困问题的解决都要大量资金，而裁军不但不需要花钱，还可以节省出大量资源，用于解决其他两个问题。它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关键。

［附录］　杂记

如何提高你的经济学水平

一般百姓都需要懂一点经济学，它能帮助你看清许多事物，不至于被蒙骗。怎样能够提高我们的经济学水平？其实并不难，只要看到问题的正反两方面，不要只从自己的立场看问题，对现象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够深入到事物的核心。当然要做经济学家并不容易，但是一般的经济学常识并不难学。下面举几个例子。

大多数人都买不起房，就以为别人也买不起。所以以为房价高纯粹是开发商抬上去的。殊不知价格是供需双方决定的。不光是房价，一切商品的价格都是供需双方决定的。供不应求就会涨价，供过于求就会降价。买方或卖方都不可能单方面决定价格。买方都想压价，卖方都想抬价，但是受对方的限制，只有供需形势发生变化时价格才会涨落。房价涨就是因为供不应求，有人愿意出高价。光是开发商想抬价，没有买方的购买意愿，抬价只能是空想。所以说，房价涨是有人愿意出高价去买房。没有钱买房的人以为别人也没有钱，那就错了。

近来连续多年房地产涨价，就是因为国民收入在提高，而且分配向富人倾斜，有钱人手里的钱越来越多，又没有别的投资机会，都拿钱去购房，房价才会猛涨。所以要使房价下落，或者扩大供应，多建住房；或者开辟别的投资渠道，让手里有钱的人去别处投资，不要冒险去买房。再就是GDP增加率掉下来，财富更多地分配给低收入者。但GDP掉下来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改变分配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增加投资渠道，增加土地供应和住房供应。

从卖方的角度看，商品要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就是拍卖。我们没有理由说应该卖给出价低的，道理何在？简单讲，就是“物尽其用”，卖给出价低的就是对物的浪费。从买方的角度看，应该买索价最低的。这就是招标。理由是公平竞争，同样的商品绝没有理由不买价低而去买价高的，这样对出价低的人极不公平。结合两者，既有拍卖，又有招标，就是大宗商品的定价方法。将卖方和买方愿意出的价从高到低排队，找到二者的交点，就是公平合理的价格。粮食、黄金、股票、石油，都是这样定价的。

对价格的看法也常常因为观察者的立场而被扭曲。大多数人都从消费者的立场看问题，总是希望价格越低越好。价格低总是受欢迎，抬价总是遭反对。但是如果从生产者的立场看，结果就相反，提价才受欢迎。所以价格不是低了好，也不是高了好，而是恰当最好。什么是恰当的价格？竞争条件下自由浮动的价格最好。供不应求必须涨价，否则会使商品长期脱销。计划经济时代就是反对涨价，搞得什么商品都紧张，样样都缺。我们不要怕涨价，怕的是没有公平竞争，取消公平自由的竞争才是最可怕的。要取消政府对价格的干扰，让价格自由浮动。价格低并不能改善大家的生活。效率高，浪费少，才能提高生活水平。这是一般人常常误解的地方。

大多数群众都喜欢政府补贴。公园不要收门票，公交车能免费，经济适用房价格低，都很受欢迎。但是如果问一声“政府补贴的钱从哪儿来”，就能发现许多问题。在市场经济中，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换句话讲，供应都是有成本的。我们买了便宜货，成本并没有降，就必定有人受损，只不过受损的人并不那么明显，大家就被蒙骗了。公园的维护，绿化，卫生，都有成本。更何况如果拿公园的土地做开发，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公园要收门票。现在不收门票，就是拿公众的利益在补贴游公园的人。这样是否合理？各有各的看法。公交补贴，是拿市民交的税补贴坐公交的人，差不多是大家补贴大家，有点多此一举。与其公交补贴，不如减少点税，个人照样买票，谁也不欠谁的，也许更合理。

大多数城市的环线公路都不许脚踏车和行人使用，只限于汽车，主要是小汽车使用。修环线公路是有成本的。这笔钱从何而来？还是市民纳的税。用普通市民的钱补贴高收入者开小汽车，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在只限小车使用的公路上收费，是更合理的措施（同时要减一般群众的税）。不过技术上会有些困难。

至于经济适用房，表面上有人买了便宜房，谁也没有受损失。可是从经济学分析，任何住房的建设都有其成本。经济适用房为什么便宜？是土地的价格降低了。土地是谁所有？或者是郊区农民，或者是公有的，或全国人民所有。经济适用房是损害了郊区农民或全国人民的利益，让一部分人买了便宜房。买房的人是谁？绝不是生活最困难的人，多半是已经有了几十万元存款的人，特别是一些有特权的人。如果拿全国人民的钱补贴最穷的人，大家不会有多大的意见。如果补贴了有钱有势的人，就成问题了。这样看，经济适用房是一个极不公平的政策。它之所以能够欺骗大家，就因为大家没有深入想一想，便宜所得的钱从哪儿来。

提供给贫困农民的小额贷款利息率都很高，一般在20％以上。这是世界银行总结各国成功的经验所得的结论。这引起许多人的批评，他们认为给贫困人口贷款，这么高的利息率无异于剥削，于是强烈反对。这是一项大大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受阻的主要原因。我们用经济学分析一下，就能够看清楚问题在哪里。

利息率是使用资金的价格，它同样服从供求规律。资金充足时利息率降低，资金紧张时利息率上升。小额贷款的高利息率，正是因为做小额贷款的资金太缺。为什么做小额贷款的资金少？因为它的成本高，获利并不大。有钱人并不愿意拿钱去做小额贷款。有些地区用低利息率提供小额贷款，结果和一般商品低价供应的后果一样，就是供不应求，需要排队。此时利息率不能起分配资金的作用，就会有别的方式，例如按人际关系，或走后门来分配贷款。结果是有权有势的人，例如一些社队干部、宗族领袖能够拿到小额贷款。他们一转手就能放高利贷，贫困百姓只能望洋兴叹。所以低息的小额贷款往往是帮了社队干部等有权势的人。更何况如果高利息真能赚很多钱，就会有大量资金进入，资金就不缺了，利息率就下来了。可事实上小额贷款事业极度缺乏资金，这证明高利息也不能赚很多钱，因为贷款额度小，运作成本高，风险大。

许多有关价格的听证会要求价格等于成本。以水为例，就要计算供水的成本，从成本来定价。其实按经济学原理，价格并非总是和成本一致，最终决定价格的是供求关系。土地是没有成本的，但是它可能很贵，就是因为供求定价。沙漠里的土地送人也没人要，它不值钱。现在水价之所以要提高，并不是因为成本高了，而是因为供不应求。一般而言，停车场的收费也应该由供需决定。有大量空地的停车场就不该收停车费，因为车位总是供过于求。最近北京增加停车费，不是因为车位不够，而是为了缓解道路拥挤。虽然车位并不拥挤，但是道路拥挤，由于道路收费困难，所以变通为提高停车费。这一方法确实对缓解道路拥挤起了作用。

成本未必能决定价格，但确实和价格有关。供不应求涨价，供过于求跌价，这样的供求定价，会使成本靠近价格。如果水的供不应求导致水价上涨，就会有各种增加水供应的办法出现，比如海水淡化。其成本不能超过供求定价所决定的价格。如果成本高于市场价格，造成企业亏损，解决的办法不是把价格提高到成本，而是让企业退出。亏损的企业应该退出市场。现在海水淡化还不普遍，就因为供求定价的价格还不够高。

如果价格等于成本，就永远没有亏损和利润。说价格等于成本也不错，问题在等于谁的成本。同样一种产品，各个厂家的成本是不同的。价格等于因需求的大小而决定的市场供应中，成本最高的企业的成本。市场中的商品是由许多成本不同的厂家生产供应的，价格就等于市场中最高的生产成本。比如煤炭的成本与地质条件有密切关系。当市场需求高的时候，就不得不到条件差的地方去开采，价格就由这些煤矿的成本所决定，其他的煤矿成本较低就会有利润。当需求减少时，这部分供应将首先退出市场，价格就将回落。

从总量上看问题能够得出许多非常重要的结论。比如说，为什么以均贫富为目的的革命总是不成功。因为它只能换一批富人，大多数的穷人还是穷人，革命的原因（贫富悬殊）不可能消除掉。除非我们能够消灭穷人，大家都变成富人。但是生产能力够不上，所以社会总会有穷人，革命的原因不可能被消除。只有让穷人逐渐变富，缩小贫富差距，革命的基础就逐渐不存在了。我们要重视财富的生产和财富的合理分配，防止收入差距的过大，才可能是成功的革命。其实那就是改革，而不是革命。从根本上讲，均贫富与效率是一对矛盾，均贫富过了头就变成吃大锅饭，那是没有效率的，财富的生产就受阻，最后变成了穷平等。

颠倒的法律

财富是如何创造的？过去很多人认为，是劳动创造的，这就是劳动价值论。现在的经济学已经否定了劳动价值论。比如讲，土地不是劳动的产物，但是有些土地非常值钱。再如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劳动并没有增加多少，但是创造的价值增加了15倍以上。又如美国人的收入比我们高出许多，并不是因为他们劳动得多。当然也有多劳多得的时候，干得多，收入也多，比如计件工资。

可见价值和劳动并非永远直线相关。那么社会的财富靠什么增加呢？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要避免一切浪费，而且要最高效地使用一切资源。在经济学里就是优化资源的配置。优化的方法是通过市场交换，把各种资源配置到最能够发挥效率的地方去。在自由交换的市场中，能出得起市场价格的需求方有权获得资源的使用权，出不起这样价格的需求会被市场排除。对供给方来讲，其成本必须足够低，成本过高的将被排除在外。拍卖就是保证需求方能高效使用资源的方法。它的原则是出价高者得。招标则是保证供给方资源使用最优的方法，它的原则是索价低者得，成本过高的供给会被市场排除在外。对于单独一个项目的商品，用拍卖和招标的方法分配；对大宗商品，用拍卖和招标同时进行的方法定价。这些商品都有一个报价中心，在那儿汇集需求者的出价和供给者的索价和数量，定出能够使供应量和需求量相等的价格。这事实上就是经济学中的需求线和供给线的交点。粮食、能源、黄金、股票等商品的分配就是拍卖和招标同时进行的。拍卖能够排除低效的使用；招标能够排除高成本的消费。其他没有同质大宗交易的商品，如蔬菜、日用品等的价格也是按照同样的原理确定的，即在数量上能使供给和需求在相等的价格上。总之，交换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方法。

上述原理表明，一物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使用机会，市场定价能够排除低效的使用。拿资金来讲，也有许多种不同的使用机会，我们应该将资金配置到能够获得最高收益的项目中去。或者说能够获得最高资金回报率的项目中去。如果有一个项目的回报率是20％，另外一个的回报率是15％。无疑，能获得20％回报率的项目有权得到这笔资金。除非我们有更多的资金，可以分配给效益次高的项目。

将回报率低的钱调动到回报率高的地方去，这就是金融业创造财富的奥秘。过去认为金融业是服务业，没有参加生产劳动，所以是不创造财富的。那时候银行业的工资水平属于服务业，和理发师的档次一样。现在金融业的从业人员工资很高，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很多。家庭储蓄的钱如果放在抽屉里，其回报率等于零。存进了银行，就有了一点回报，因为存钱能够得到利息。银行把客户的钱贷给有效益的项目，能够得到更高的回报，这就是贷款利息。如果银行无能，把钱贷给了亏损的项目，变成了坏账，银行就要受罚，账目上出现赤字。从这一点来看我国的银行是相当低效的。贷出了许多坏账，所挣的贷款利息也不高。有许多很好的项目，能够支付高利息的项目贷不到款，却把钱给了效益较低的项目。这正是我国需要金融改革，提高银行经营能力的原因。

如果某人能够弥补银行的这个缺点，他把钱以规定的利息率从银行借出来，再放贷给回报率高的项目，做了银行本来应该做的事，他为社会提高了资源（这里是指钱）的利用效率，所以他应该得到回报。这是社会应该鼓励的。可是我国的法律认为这一做法是犯法的。请看我国《刑法》第175条：

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刑拘，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该法律认为转贷套利就是犯法，但是经济学认为转贷套利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必要途径。请问银行给存款客户以低利息，然后转贷给企业获取高利息，这样算不算犯法？为什么银行转贷套利就合法，而个人或机构这样做就变成非法？制定法律发生错误的原因，是认为“不劳而获”就是剥削，没有认识到物有多种用途，从低效益的用途转换到高效益的用途是增加社会财富创造的普遍方法。钱和物一样，也有多种用途，提高钱的生利能力是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根本谈不上犯法。由于这条法律，不知道有多少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被判了罪。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有《反投机倒把法》，认为长途贩运就是投机倒把，关了不少人，后来认识到投机倒把是对经济有利的，把这条法律废除了。

认为转贷套利非法，和对高利贷的错误认识有关。高利贷一向被人们咒骂，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借高利贷的人迫于条件不得不忍受这种剥削；放高利贷的人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一方是穷人，是弱势群体；另一方是有钱人，是强势集团。事情的不合理、不公平显而易见。尤其是作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必须代表正义，必须对高利贷严加谴责。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对苛刻的放高利贷者夏洛克的描写，淋漓尽致地发挥从人道主义出发对高利贷的控诉。特别是当政的统治集团和宗教的教主，为了装扮自己的正义性，往往制定各种法律规定，打击和惩罚高利贷。尽管如此，高利贷却转入地下，顽强地存在着。它经受了各种非议和制裁，绵延几千年之久。

对这样的矛盾现象，自有一些有头脑、有思想的人出来研究它，从而发现它并非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不合理。取缔高利贷反而是不合理的。经济学家都赞同这样的观点，资金应该用在最有效的地方，比如能够支付高利息的项目。从资金有效配置的观点出发，钱首先应该满足利息率最高的项目，然后才用于利息率次高的项目。这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是最有利的。高利贷之所以利息率特别高，是因为它被禁止，没有足够的资金进入发放高利贷。供给少，价格就高。如果开放高利贷，有钱的人都去放高利贷，利息率必定会降低。我们也反对高利贷，但是解决的办法不是禁止，而是开放。虽然经济学家的理由很充足，但始终未能动摇反对高利贷的主流观点。一直到近几年世界银行发表了对各国小额贷款的成败研究，才对农村高利贷的合理性做了肯定。小额贷款从大约20年前开始试验，有不计其数的失败经验，最后慢慢找到了成功的窍门，其中包括远高于市场利息率的借贷利率。小额贷款不但没有剥削穷人，反而是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几千年对高利贷的批判，至今陈腐的观点还相当流行。在我们这个国家，由于多了一个计划经济和剥削有罪的思想包袱，对高利贷更多了一层偏见。

如果高利贷真能赚很多钱，就会有大量资金进入高利贷行业。事实上并非如此，可见高利贷运作的成本也很高，其真实的利润率并不大。特别是农村的小额贷款，它是一种高质量的贷款，成本高，利息率也高。同样的贷款有质量高低之分。不需要抵押和担保，没有附带的费用，如回扣、佣金、贿赂，申请的手续简单，并能够很快拿到钱，还款日期灵活，惩罚条款宽松，没有附带的约束，如经常要开会，要互相联保，等等，这样的小额贷款就是最高质量的贷款，利息率当然应该高一些。

上述种种，对套利转贷的法律，对高利贷的看法，都和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关。由于传统观念不容易纠正，它们还阻碍着我国的金融事业。除此之外，还有所谓“非法集资”这条法律，造成一些错案冤案。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这些规定的是与非。

为什么不应再保护耕地

如果有人问你“要不要保护耕地”，你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要”。如果再进一步问“为什么要保护耕地”，你的答复可能是“这是基本国策，不容许动摇”。再要问“国策的根据何在”，就会说“因为我国的耕地非常少，为了有足够的粮食，不保护不行”。这些普遍关于耕地的认识，经过反复宣传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固定思维。不假思索的习惯使我们偏离了正确的逻辑而不自知。

保护耕地的口号是很好听的。难道要破坏耕地吗？当然不是。但是这个口号的实际指向是不许把农用地转成非农用地，或者说是冻结农业用地。事实上国家政策的确也要求冻结农业用地。这就有问题了。有什么理由要冻结农业用地？难道我们的粮食不够吃，发生了饥荒？既然粮食多得吃不完，粮库装不下，不得不赔钱出口，为什么我们对粮食如此神经过敏？最可能的解释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把我们吓坏了。

1959～1961年饥荒的原因之一是不肯利用国内和国际市场，废除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粮食这么缺，不但不进口，1959年还出口了400多万吨，够2000万人吃一年。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可以用进口来解决。有人说进口不可靠，但是日本人消费的粮食中有40％多靠进口，并没有感觉不可靠。更有人说靠进口是不负责任的。请问粮食缺了还不肯进口反倒是负责任吗？假定我们进口创纪录的3000万吨粮食，只不过花45亿美元，我国去年出口创汇9700亿美元。进口粮食只不过需要用掉出口创汇的半个百分点。

又有人说万一人家粮食禁运怎么办。老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从现实出发，石油进口的中断远比粮食进口中断更危险。现在进口能源所花的钱10倍于进口粮食所花的钱。我们又修了许多粮库，有非常充足的粮食储备，而基本没有石油储备。新建的战略储备要过3年才能用得上。我们的粮食基本自给自足，而消费的石油中有一半多靠进口。比较对粮食问题和对石油问题的担心，我们对粮食的担心完全没有根据。因此保护耕地的说法需要重新考虑。

保护耕地，不允许侵占耕地，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我不得不说，这个观点是片面的，是害多于利的。不允许侵占耕地的原因是我国耕地十分稀缺，为了保证粮食生产必须保护耕地，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制约发展的因素，不论在我国，或者在全世界，粮食和其他绝大部分商品一样，是供过于求的，这个重大转变发生在最近的50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0年中人口增加1.5倍，人均粮食消费增加2/3，粮食产量增加了3倍，可是耕地在减少，原因是亩产增加了4倍以上。由于亩产的大幅度增加，我国耕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许多。因此节约了大量土地用于城镇化和各种建设。可是老观点还没有转变过来。我们需要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粮食问题，也要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保护耕地的问题。

按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粮食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加，确实制约着人类发展几千年之久。一直到18世纪末，全世界的人口增加非常缓慢，人的寿命也增长得非常缓慢。固然人类的自相残杀，残酷的剥削，统治阶级的草菅人命也限制了人口和寿命的增长，但是即使没有这一切，仅仅由于粮食生产的制约，人类也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人口数和寿命这两个最基本指标的变化，标志着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速度，而18世纪以后的200多年内，人口和寿命的增长速度超过过去的10倍，慢慢人类社会挣脱了粮食的制约，特别是最近的半个世纪里，全世界人口增加了1.5倍，人均粮食消耗增加了17％，耕地和种粮食的农民都大幅度减少，而粮食越来越有富余，表现为粮食价格相对降低了几乎一半。这一情况同样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前富强粉（相当于现在的一般面粉）每斤（500克）0.26元，外加一张壹斤的粮票。现在面粉的价格是1.2元，涨了4.6倍。而按照官方统计的物价指数1978年的1元钱恰好也相当于现在的4.6元。如果把粮票的价格也算进去，涨价的幅度不到4.6的一半。因为当时粮票在黑市上的价格超过买粮食的价格。

记得解放初，人口是5.3亿，其中大约有1/4的人吃不饱。全国上下最担心的是如何能让大家吃饱饭。如果那时候有人说，未来50年人口增加到13亿，粮食能够自给自足，大家一定认为是痴人说梦话。现在的事实是耕地减少了几亿亩，种粮的农民减少了几亿人，不但我们的粮食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大家吃得比过去几千年的任何时候都好，相当多的人营养过剩（高血脂、肥胖病、脂肪肝），需要减肥。回顾这一段历史也许能提醒我们重新看待我国的粮食问题。

搞清了粮食问题的性质，就对耕地问题有了新看法，因为粮食并不缺，所以耕地也不缺，保护耕地的说法要说也不错，但它是片面的。为什么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其他用地？据说是因为耕地紧张，可是要知道我国的其他用地更紧张。我国是一个土地十分稀缺的国家，每平方千米是135人，而世界平均是48人，大体上只有我国的1/3，如果不计算西藏、新疆等地，我国每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的5倍左右，而每亩耕地的负担人口数只有3倍（我们常说，我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这证明我国一般用地比耕地更为稀缺。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其他用地是十分片面的口号。应对土地紧张的困难不是限制土地的使用，而是用好每一块土地。限制土地的用途恰好有碍于土地的合理使用。

如果顺利的话，在未来的三四十年里，中国也许可以完成人口的工业化过程，将现有占人口总数60％多的农民中的绝大部分转变成为城市人口，把农民降低到人口总数的5％左右，这也就是一个长远的城镇化。在此过程中，城镇人口要增加两倍多，从现有的4亿多增加到12亿。无疑城市用地也会相应增加，而现有的保护耕地政策显然与城镇化相矛盾。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

一块土地应该用于种粮食，还是盖厂房，修机场，做停车场，应该按照具体情况而定，绝没有道理说永远是种粮食有优先权。保护耕地的政策却把种粮食永远放在了优先地位，这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每当占用耕地就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手续，大大增加了建设成本，延长了工期，尤其是用地的审批会造成贪污腐化的机会。当前很大一部分贪污案件都和用地有关，这些贪污犯犯错误固然是因为不能洁身自好，但也与占用耕地的审批制度有关。现在这种保护耕地的制度确实是害多利少，应该及早调整。

对一种商品进行管制，对有权管制的人而言是有巨大利益的事。有了管制就必有审批，于是就有以权谋私的机会，可以权钱交换。当然，有些管制是必要的。但是由于顾虑粮食安全而对耕地设下不许逾越的红线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国家为了粮食安全，设置了一条18亿亩耕地红线，不许越过，用以限制任意将耕地转换成开发用地。从现实生活来看，我国的粮价并不高，国家还要抬高粮价以保护农民的利益。相反倒是房价太高。房价高不是建材贵或盖房的劳动贵，而是土地贵。土地供应有18亿亩红线的限制，所以贵。如果允许自由转换，一定会有大量土地转变成开发用地。土地供应增加，开发用地也就不贵了，房价也就下来了。虽然这种转换能够增加社会财富，出让土地的农民愿意，开发商也愿意，各得其所，但是危害了国家的粮食安全。所以政府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要限制这种只顾财富增长的行为。这样做有没有道理？是有道理的。粮食安全显然比财富增长更重要，这也是一般人想问题的逻辑。

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是18亿亩，而不是别的数量，比如讲19亿亩岂非更安全？20亿亩又更安全一点。这样推断下去，全国的土地都拿来种粮最安全。谁也不会要求只顾粮食不顾别的，可见这样的逻辑并不对。换句话讲，粮食安全固然重要，别的土地使用也很重要。想找出一个最合适的耕地数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太多，别的用途需要多少土地也无法计算出来。谁也没有能力计算出一个最优耕地数量，所以只能让市场去决定该用多少耕地。

“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谁也不敢忽视。可是安全有一个“度”的界限。无限度的安全只能做宣传口号，于事无补。真正的安全是涵盖各种利弊的综合。要粮食安全，也要交通安全，还要照顾全面的经济发展，缺了什么也不行。

这个安全的界限不断在移动。比如在粮食生产上有了科技的突破，单产增加，18亿亩的红线就可以减少一点。生物燃料的发展会挤占种粮用地，全球的粮食供应会减少，粮价会上升，红线就得朝更多的方向移动。这无数因素的作用谁也计算不出来，只能靠市场这台大计算机去求解。

接下来的问题是：市场可靠吗？它能够保障粮食安全吗？要回答这个问题确实不容易。没有简单的方法。这涉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市场能够最优地配置资源。市场不但能够保障安全，而且能够最优地配置，能够让大家得到最多的享受。这个理论的确不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大家容易接受的是有个最优的计划。可是很少有人想一想，这个最优计划算不算得出来？有计划按比例的设想是好的，就是没法计算这个计划和比例，只能退而求其次，请市场来解决这个计划和比例问题。这个结论是全世界死亡上亿人口为代价得到的。一直搞计划经济的国家无一成功，最后都改弦更张，回归到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来。

粮食安全并不是没有问题。生产、运输、分配，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出问题。有人说，农业生产不同于别的产业，因为它有一年一次的生产周期。但是如果考虑到南半球的农业，生产周期就减少到半年。当然，半年也还是太长，所以应付粮食安全需要保有一定量的储备。联合国设立的储备标准是年消耗量的14％～17％，估计我国的储备远超过此数，达到了40％（这是国家保密数据，只能从各种信息来估计）。对中国而言，还有国际市场这个大储备库。说到这个问题，就会有许多议论，认为靠国际市场是危险的，自给自足是安全的。但是无论从经济学还是从事实来看，上述认识恰好错了。

当今全球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恰好是自给自足的政策。相反，依靠贸易和交换（国内的和国际的）才能保证粮食供给的安全。试问，对一个县来讲，是自给自足安全还是依靠交换安全？无疑，依靠交换更安全。因为一个小地区由于气候、天灾等原因发生供给不足的机会更大，如果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可以互通有无，供给的安全性肯定能提高。

同样，对一个省来讲，也是依靠交换更安全。可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政策要求各省粮食自给自足。不论这个省有没有生产粮食的优势，统统要求自给自足。其结果是粮食生产有优势的省也发挥不出优势来，因为别的省不需要进口。这个政策一直执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此后政府用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来划分，似乎尊重了种粮的比较优势理论。但是这种划分还是建立在计划之上的。十几年过去了，粮食生产、运输、进出口都有很大变化，这一划分已经失效。在国际上我们的政策依然是自给自足。前年国际粮食价格上升，为了不让国内粮价受国际的影响而上升，国家规定不许粮食出口。使中国的粮农失去了一次赚钱的机会。出口能赚钱尚且不许，出口赔钱当然更不许可。出口不许可，进口又不安全。总之，认为不要国际粮食贸易，才是安全的。可见常识带给我们的误解有多深。其实，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错误想法，所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总结全球粮食安全的问题时说，危险恰恰来自各国都强调自给自足，既不准出口又不准进口。这时候国际市场这个最大的储备库就失去作用了。事实上不但许多小国的粮食供应要靠进口，连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也离不开进口粮食。不让国际市场起作用，对他们来讲将是灾难性的。

为什么要靠市场？有计划按比例虽然并不错，可是这个计划和比例没法算出来，所以只能求助于市场。市场相当于一台大计算机，能够算出最优的计划和比例。我相信，国家的计划部门费了巨大的精力去推断需要多少耕地来保证粮食安全。但是我也十分有把握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聪明人有这个本事，计算得出保证粮食安全需要的耕地数。

保护耕地是对的，问题在于别的用地也要保护。比如拿交通安全来讲，我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约7万人。为了交通安全，马路宽一点可以减少事故，但是要占用土地。在目前的条件下，到底是粮食安全重要还是交通安全重要，这是可以讨论的，未见得永远是耕地最重要。安全是有限度的，过分的安全是有害的。要减少交通事故最简单的办法是降低车速。如果降低到每小时30公里，撞车也死不了人，可是时间上的损失太大了。这个例子说明安全有一个合理的限度。把安全提高到不必要的高度，只有宣传的用处，事实上既做不到，又没有必要。

谈“参考系坐标”

坐标原来是解析几何中的一个名词，学过解析几何的人都懂得。它又是研究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观念。坐标系的改变可以给我们增加许多新的知识，而且不需要任何实验，也不需要任何计算。更换一个坐标，新世界立刻就出现了。

自古以来人类就知道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这个说法是以地球作为参考系坐标的。如果我们换成以太阳做参考系坐标，认为太阳没有动，很容易看出来是地球在旋转，而不是太阳在移动。但是究竟是谁在动，根本上是一个坐标系的问题，不是是非的问题。如果一定要拿地球做参考系，还可以认为是太阳在移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这样想问题的，这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如果有第三个物体做参考系，或者说我们认定这个物体是不动的，它可以用作我们的参考系，就能够判断是地球在旋转还是太阳在移动。

即使完全没有别的绝对静止的物体做参考系，也能发现地球是否在旋转。这就是用科博摆。设想在地球北极的一所房子里，在天花板上悬挂一个很重的铁球，让它自由摆动。由于地球的旋转，而这个铁球所摆动的方向是不变的。因此24小时内可以观察到球的摆动方向，相对于地球按顺时针方向旋转了360度。这个摆就叫做科博摆。在略为偏离北极的地方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不过科博摆相对于地球的旋转周期不是24小时，而与该地点偏离北极的程度有关。偏得越多，周期越长。到了赤道上，科博摆的摆动方向永远不变。在南极做同样的实验，可以看到科博摆按逆时针方向旋转了360度。在北京天文馆里就有科博摆。利用科博摆发现地球的旋转，事实上还是利用地球上不同的点互为参考系。对于一个质点，没有大小，没有体积，就无法发现自己是否在运动。

在北极的水池里也应该能够观察到地球的旋转。地球在旋转，但是池中的水并不跟着旋转（如果没有水和水池壁之间的摩擦），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和科博摆一样的现象，即水池中的水在24小时中顺时针转了360度。这个现象甚至在北京家中的浴缸里也能观察到，不过不是24小时转一圈，而是31.3小时转一圈（事实上因为有摩擦，时间会更长一些）。海洋中的水也因地球自转而运动，成为一股巨大的洋流。甚至大气也有这种旋转运动，不过大气旋转的运动要复杂得多。

由于地球在旋转，它不是一个能做客观坐标系的框架。因为旋转产生的离心力，物体在赤道上称的重量会小于在南北极称的重量。地球上的一切物体，除了在南北极上，都处于离心加速的状态中。不过这个离心力很小，我们感觉不出来，马马虎虎可以认为地球作为惯性参考系。比如在匀速前进的火车里，我们就认为没有加速度，可以算是一个惯性参考系。如果考虑地球公转引起的离心力，问题就更复杂了。再有太阳系也在围绕银河系的中心旋转，同样有离心力产生。不过这个离心力太微小了。

哥白尼的日心说就是改变了观察行星运动轨道的参考系，把原来以地球为参考系的立场换成以太阳为参考系的立场。在他以前是托勒密的地心说占主导地位。托勒密的说法也能相当圆满地解释行星的运动。但是用哥白尼的日心说来解释，可以更简单明了。以后又用宇宙的星空做背景，用星空做参考系，和以太阳做参考系的结论一致，日心说终于取代了地心说。大家知道，哥白尼的日心说引起宗教界一场巨大的冲突。大多数宗教人士反对日心说，而且用教主的权力迫害主张日心说的人，一些人因此而牺牲。哥白尼活着的时候不敢正式发表他的观点，布鲁诺因主张日心说而被处火刑，伽利略因同意日心说而东躲西藏。可见改变一个坐标系看问题看似简单，却是十分困难的。

上面说的是自然科学中参考系的重要性。其实在社会科学中同样存在以什么为参考系的问题。简单地转变一个参考系，可以揭示大量有价值的知识。

比如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以自己的立场为参考系。消费者容易站在消费者的立场看问题，这样得出的结论，比如物价越低越好，难免是片面的。经济学必须同时研究消费和生产，需求和供给。许多人自己买不起房，就以为别人也买不起，因而认为房价高是开发商抬上去的，不是买方愿意出高价。其实房价高恰恰是在供给有限的条件下买方竞价抬上去的。对自由的认识，也必须以个人为坐标参考系，转移到以周围的人为参考系，才能够完整理解。自由的真正意义是每个人约束自己，不妨碍他人的自由。此时每个人处于没有人干涉他的自由的环境中，因此获得了最大的自由。还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所以错误，就是没有转换参考系想问题。如果别人也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彼此就会发生放弃利益的冲突。但如果全社会有一个人是专门利己的，别人都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倒不会发生冲突。这样一个简单的参考系转换，就能揭示出这个口号的虚伪性或极端的自私自利性。如果兼顾了正反两方面的参考系，就能得出完整的观点，能够成为颠扑不破的道理。如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设想以别人为参考系，不要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人。这个道理至今还是道德的金律。

爱国主义之所以片面，就是因为它观察问题的参考系有问题。它是以本国的立场看问题，没有注意到别国也有别国的立场。当今国际上绝大部分矛盾和冲突都是因为参考系有片面性，都是因为“以国为本”。如果改为“以民为本”，以每一个百姓的立场看问题，就能够避免这样的片面性。严格讲，光以“人”的立场看问题仍然有片面性，还应该从自然界的立场看问题，这就是环境保护的立场。以某个学说的研究而言，参考系的转换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比如研究某种动物，过去是以人的立场去研究，只想如何利用它，养殖它。后来进步到以动物自身的立场看问题，就看到它的觅食、繁育、安全、种内的竞争等过去没想到的方面。

国际社会对付恐怖主义之所以不成功，也是因为参考系有问题。我们不懂得恐怖分子的心理，他们的诉求，他们这种思想的形成过程，并进而反求诸己，想想自己各方面有什么应该改进的。我们只是片面地打击，防备，研究反恐的新技术，而不思考参考系改变能够带来新知识。我预测，不改变反恐政策的参考系，反恐将极难取得成功。

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让学生习惯于某一特定的参考系去想问题，同时拒绝别的参考系。为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屏蔽一些真实信息，扩大那些有利于孤立参考系的事实，最后造成一个说真话十分困难的环境。在学术上，这使得中国人很难摆脱固有的参考系束缚，不容易产生新思想、新理论，很难获得诺贝尔奖。

爱国主义并不一定错。保卫自己的祖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以爱国为名侵略别的国家就全错了。可是保卫祖国和侵略别国的界限并不很清楚。打仗的双方都声称有绝对的正义性，不然怎样发动士兵去打仗。自古以来，战争的是与非就有很大的争论，并非一目了然。在战争的当时，我们应该站在正义的一方，但是信息更充分之后，参考系的问题就显露出来了。

参考系问题是一切认识的出发点，因此它是一个普遍的方法论问题，甚至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人想提高认识水平，必须懂得为何参考系的改变能获取新知识。回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改变参考系的历史经验，一个人不论学问做得多深，如果不能跳出固定参考系的局限，就不可能有重大的发现和真正的创新。我国学者很容易受固定参考系之累，做学问受到很大的限制。有必要认真回顾参考系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作用，让它成为每一个学者的必修课，并以此来影响普通大众，提高我国总体的国民素质。

北欧行纪

北欧是指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四国。这四国不但在地理上互相接近，而且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历史上关系非常密切（大部分时间是互相争战）。在全世界各大洲中，各国的情况非常不同。北欧的特点是社会发展领先，人均收入高，政治安定，政府廉洁，收入分配差距小，所以成为许多人向往的社会典范。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福利高，养了懒汉，懒人多，社会发展缓慢；大家都想着享受，缺少竞争，有点迷失方向的感觉。问题需要解决，人类社会将永远向前，不会有到顶的时候。

这四国都是小国，人口没有超过1000万的（挪威、芬兰、丹麦都是500多万，只有瑞典是930万），但是土地面积都很大，地广人稀。除了丹麦人口密度和我国相仿，其他三国的密度只有我国的1/5甚至1/10。由于地方大，所以资源很丰富。就是气候寒冷，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南部地区。北边靠近北极，人烟稀少。我们的旅行也只限于南部地区。所到之处能够看到积雪，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咫尺。当时的气温是8摄氏度，雪慢慢在融化。到了晚上气温降到零下，如果有降水就能补充积雪，所以四周的雪常年不断。但是我们也遇到当地的极端高温，热到32摄氏度，比北京好不了多少。大部分餐馆都不设空调，没处可躲。在芬兰我还享受了一次露天游泳，水温一点也不冷。

大家都羡慕北欧国家，生活好，社会安定，但他们自己未必这样想。芬兰的自杀率在全世界106个国家中排行第14，中国排第27。从自杀率来看，芬兰人很不快乐，而且芬兰人酗酒严重，男女平均年龄相差达10岁，和俄罗斯相似。别人认为的，和他们自己感受的，可能很不一样。例如，不丹是一个穷国，又是世界上百姓幸福感最高的国家。但是很少有人会愿意移民到不丹去，做那儿的快乐居民。这证明别人认为他们并不那么幸福。到底我们要的是主观幸福还是客观幸福，如何能将二者统一起来，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客观上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可是不满足感似乎越来越严重。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主观幸福感和客观指标之间分歧那么大。

芬兰自杀率高据说和气候有关。冬天有半年很少见到太阳，人容易患抑郁症。所以到了夏天大家欢天喜地，全国放假。我们在32摄氏度的高温下想躲到树阴下去，可当地人个个找有太阳的地方去晒。前几年东南亚海啸，泰国普吉岛上有上千瑞典人被淹死，就是去找太阳的。海啸过后瑞典人照去不误。阳光有多重要，只有失去了它才会感觉到。

芬兰34万平方千米的国土上有18万个湖泊，平均两平方千米就有一个湖。我们在挪威的行车路上也到处有水，不是湖泊就是溪流。整个北欧降雨丰富。到处可见从山上流下来的清泉瀑布，到底下汇成潺潺小溪，然后再汇合成波涛滚滚的河流。我们在挪威小镇Fagernes看到湖边的一块标志牌，上面刻着近300年来的水位变化。叫人吃惊的是近300年来湖泊的水位降低了3米多。镇上大部分建筑都是在水退后新出现的陆地上建造的。这个湖与大海相通。海平面没有这么大的变化，说明湖水平面过去比海平面高出3米以上，这么大的落差必定有很大的流量。现在落差小了，流入大海的水量必定也极大减少了，也就是说降雨在减少。

芬兰民族是很独特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据说芬兰文是拼音文字中最难学的一种。虽然只有500万人口，但是有自己很发达的出版业。图书馆到处都有，书店也很多。据说是因为冬天长，没处可去，就猫在家里读书。中文是全世界应用人数最多的文字，我们从来不愁因人少而没人读书，我们愁的是人虽多而读书的人少，有钱花在吃喝玩乐上，不愿意买书读。

北欧四国中原来挪威最穷，后来发现了石油，成为油、气的大出口国，从此富起来。挪威又是水力发电比例最高的国家，全国用电中90％以上都来自水力。它自己用不完，近年来开始出口。为了让更多的电能够出口，就要削减国内过多的消费。前几年开始上调国内电价，遭到很大的阻力。但是政府按照经济学的道理制定政策，坚持这样做。现在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国家的总产出增加了，百姓更富了。挪威另一个成就是在油价高的时候把超额利润存起来，备而不用，防止油价波动造成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别的石油输出国都做不到，油价波动时经济跟着波动。

现在北欧四国中芬兰最穷。所谓穷是跟其他三国比较。比世界上别的国家，北欧各国还是属于最富的行列。当地的物价奇高，一罐可乐15元（人民币），一碗有5个馄饨的点心70元（人民币）。他们普通劳动力的日工资超过千元（人民币）。对低收入者缴税不多，对高收入者最高边际税率超过50％。以人民币折算的物价高，是因为他们出口的产品都是价格高的东西。比如挪威的石油和天然气，芬兰的手机技术，瑞典的汽车，丹麦的风电和助听器技术。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国家，有一项顶尖的技术，供全世界使用，就够这几百万人吃一年。相反，中国的物价低是因为我们出口的是低价格的产品，如衣服、玩具、普通电子产品。现在这一情况慢慢在变化。中国一般劳动者的工资在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越来越高，最后我们也要成为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发展道路。如果说人类社会有什么规律的话，走向富裕应该是能够公认的。

我们在这四国行车3000多千米，所见风景最美的，最令人难忘的，就是挪威西部的海湾地区。百多年前挪威的首都不是奥斯陆，而是西部城市卑尔根（Bergen），现在还是该国第二大城市。在它附近的弗拉姆（Flam）和沃斯（Voss）有无数海湾峡沟，是大海伸入陆地的部分，或者说是高山伸入大海的部分。我们坐船沿峡沟绕行，见到高山峭壁，耸入云端，下面碧波海水，中间有条条清流自山顶飞泻而下。在Pulpit Rock有一高台，峭壁垂直高度604米，顶端为一平台，游人可爬上去（可惜我们没去），这是世界上最惊险的地理高台。该地区是世界自然遗产，和长江三峡相似，比三峡更美。不过三峡有自己的特点，那儿有汹涌江涛，增加了惊险感。来到挪威而不来这个地区，可说是白来了。

和这儿可比的是新西兰的Milford，但是那儿的山没有这儿的高，也没有如此惊险的悬崖峭壁。但是Milford有更多的高山瀑布。那儿的年降雨量达到6000毫米，是全世界降雨量最丰富的地方。挪威的西部地区由于到处是崇山峻岭，公路上有无数隧道。原先我以为中国的云南、四川、贵州有最密集的隧道群，到了挪威才知道挪威的隧道更密集。我们走过两个长隧道，一个是11千米，另一个是24.5千米。山区的公路很窄，有些地方不能会车。碰到对面有车来，一方必须退到路宽一些的地方，才能让对面来的车通过。这样窄的路，左右都是悬崖峭壁，车还开得飞快，紧张得叫人喘不过气来。

车行四国，看了数不清的教堂和皇宫。西方的教堂和我国的寺庙类似，到处都有。但是西方的教堂都设在人口众多的地方，而中国的寺庙则设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特别是有名气的高僧名寺都在远离人烟之处。前者是入世的，后者是出世的。这也是两种文化的差别。在北欧金钱不像其他地区那样横行霸道，公平更多地受到尊重。我们没有看到过十分贫困的现象，更没有看到靠特权分配的享受。

所有皇宫里都有大幅画像，大多数画的是帝王将相，都是权力的拥有者。绝大多数掌权者身上都佩有一把利剑，表示他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和中国历代皇帝的画像不同。没有哪个中国皇帝的像上佩有刀剑。当然，画像上面没有武器并不说明他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什么人能佩带武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古罗马时只有自由民可以带武器，奴隶没有带武器的权利。一直到现在，有的国家百姓可以带武器，有的国家就不允许。到底普通百姓能不能佩带武器，至今仍争论不休。

北欧四国都禁烟。旅馆里有明确的告示，如果被发现在房间里吸烟，将被罚款5000元。我们去新西兰时导游告诉我们，的确有客人不听警告，在房间里吸烟，离店后被闻到房间里的烟味，追踪罚款了事，否则不让出境。在北欧吸烟的人很多，特别是妇女吸烟。但不能在公共场所吸烟，只能在露天下吸烟。所以一切公共场所的门口，饭店、旅馆、码头等，地上都有一堆烟头。

北欧国家鼓励居民骑脚踏车，到处可见人们骑脚踏车来往。在荷兰（不是北欧国家）我们看到巨大的脚踏车停车场。别的国家多层汽车停车场很普遍，在阿姆斯特丹我们看到多层的脚踏车停车场，密密麻麻停放了上万辆脚踏车，蔚为壮观。在北欧国家，脚踏车也非常普遍。城市道路都有脚踏车专用道，安全可靠，所以老人、儿童骑车的很多。

北欧四国中丹麦处于南端，与其他三国相隔波罗的海海峡，靠桥梁和轮渡交通。我们的小车在瑞典开上轮渡，穿过海峡，20分钟后到达对岸的丹麦。沿海布置有许多风力发电机。人说风力发电机破坏了景观，但我感觉这种景观并不难看。从轮渡上岸就是丹麦过去的皇宫，就是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的故事发生的地方，所以参观的人数众多。一个地方之所以出名，往往是因为有不朽的人或事。这就是文化。

我们买票进了皇宫参观。这些皇宫和故宫不同，最多的是画像和壁毯，记录重大的争战场面和皇室的活动，以及皇室成员的肖像，但很少有珍贵的玉器、珊瑚、黄金或象牙雕刻。说起绘画，中国的山水画中人物都极其渺小，在伟大的自然山水森林里人物显得微不足道；而西方的人物画里往往用远处的山水作点缀。一个突出自然，一个突出人物，区别非常明显。另外北欧的皇宫因气候寒冷，都有密封的门窗和良好的取暖设备。

在瑞典我们参观了一个沉船博物馆。该船沉没于1623年，333年后被打捞上来，95％以上的部件都完好如初。这实际上是一条新的战舰，首航仅仅1000米就沉没了。原因是国王瞎指挥，在原定的一层炮列之上又加了一层，导致重心不稳而沉没。当时船上有50多名水手和乘员，仅10余人获救。从陈列的遗物可看到当时人们的生活，他们吃什么，穿什么，长官和士兵的区别如何，大船用什么建造，它的工艺过程怎样，使我们对17世纪的社会和百姓生活有很生动的理解。

当时人民生活非常艰苦，花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造这样一条船，为的是打仗。打仗绝非普通百姓所愿，是政治家的野心导致。自从人们学会了航海，技术越来越进步之后，航海技术就逐步用于战争。北欧四国加上俄罗斯，在16世纪以来的三四百年里，战争时断时续，没有完全停止过。丹麦和瑞典打了几百年，后来实在打不动了，暂时停战，各方都宣称自己打赢了。活下来的人还有机会这样自夸，死去的人永远没有了。一块块冷冰的烈士纪念碑代替了那些活生生的人。他们再也没想到，三四百年后的今天，这四国连个国界都没有了。我们的车几次穿过国界，根本连个守卫的士兵都没看到，只有为我们办退税的一间小商店（还不是政府机构）。

北欧四国打够了，觉悟了，不打了，成了和平国家。可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还没有打够，还在诉诸武力，靠武力解决问题。北欧的和平也是冷战结束后才来到的。现在虽然冷战已经过去，但是靠战争解决问题还是一般规律。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离战争的距离大不一样。北欧和新西兰等可说是离战争最远的国家（世界和平排行榜中新西兰排第一），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朝鲜、伊朗等是离战争最近的国家。但是世界在加速发展，我相信不出50年人类将永远告别战争。我的余生将为此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