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初版《自序》

今日之人，人人皆可以细说民国的历史，而不会有一个人说得完全客观。我何尝能移例外？我所不同于大家的，只是略有自知“不能完全客观”之明而已。

过去，以现代的人写现代的历史而写得足以聊供后人参考，甚至视作相当可靠的史料的，却也未尝没有。希腊的修昔底德，中国的司马迁，是最有名的两个例子。

进一步说，一个学过历史方法的人，倘若只管过去的历史，而不管现在的历史，也多少免不了逃避责任之讥。懂得方法，知道应该力求客观的人，不肯处理当代的史料.，让那些不懂得方法，不重视客观、甚至用写史作为达到其他目的之一种手段的人，去糟蹋史料，厚诬今人，—实在也辜负了自己的平生。

然而，需要勇气。必须是一个史家而兼大丈夫，才配得上担承如此的任务，虽则这任务是自己交给自己的，也必须是自己交给自己的。

我平凡。却也来尝与现代所有的人皆无恩怨。把恩怨一概忘怀，不是怎样容易的事。然而，我更不敢忘怀师教，不敢忘怀修昔底德以来的若干前辈，也时时以后世对我的褒贬，警惕我自己。

孔子说：“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那末，现代人与后世之人知我罪我，也显然将以这部《细说民国》为依据。

《细说民国)第一部，写至民国元年元旦为止。它的初稿从1963年元旦开始，登载在(香港时报}。我很感谢许孝炎先生的鼓励。陈训舍先生不断地督促我，叫我续写民国元年迄于民国十五年的第二部，以及专叙北伐时期的第三部与专叙抗战时期的第四部，我目前正在多方搜研史料，准备于最短期内实践我对陈训金先生的诺言。

中国大陆版自序

《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中国大陆版自序

第一个我要感谢的人，是老友李新民教授，是他向土海人民出版社推荐了我，使得我获得该社的礼遇，得以于离开故乡父母之邦五十个年头以后，重新能与祖国史学界以文字相会，共同切磋，增进知识。

第二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土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女士，全仗她耐心从享，重行校订我这四部拙著。使得用字造词.合于大陆青年的习惯，也在若千方面沟通了两岸的术语。

第三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史界祭酒邓恭三先生(广铭)，他以九十高龄，为了我的文章，写出洋洋洒洒、情文并茂的介绍辞，使得当今后起之秀不再对我陌生，也同时略事榆扬，兼寓针硬。六十载的友谊充分表露于字里行间。我获得了鼓励，也获得了指示。

第四个我要感谢的人，是上海及全国各地史学界一致景仰的权威唐振常教授。他审阅我的书，予以适切的评语。他勉励我，同时也盼望我更求进步。得友如唐兄，是我生平的大幸。

我在中国大陆出版这几本书，其目的正是为了以文会友。籍此机会获得新的良师益友如邓恭三先生及唐振常先生这样的多闻而善谏的。

由于他们的指教，我已决心于有生之年，把史前及上古的旧作重新整理，把待写的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夏，几个断代，一一补齐，就正于中外同好之士，作为木人一生工作的交代，兼告慰于父母及恩师直友在天之灵。

黎东方

1996，12，12，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

原《再版自序》

藉着发行再版的机会。我把初版之中，心有未安之处，重新求证。

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黎元洪所统率的第二十一混成协之内的马炮工辍各单位的番号。李廉方与张难先均说是“二十一”;而蒋翔武在作战命令中、熊秉坤在“回忆”的一篇文章中，均说是“十一”。我在初版出书了以后，特地又访渴了万武樵(耀煌)先生，承万先生告诉我:“十一”才是对的。原因是，清廷计划把第二十一混成协在将来扩编为“第十一镇”，所以马炮工辍四个单位的番号就提前用了“十一”。

于是，我在这再版里面，都把沿袭自李、张二人的“二十一”改为“十一”。

我所感耿耿于怀的，是仅仅把各省光复的事列成了一个表。将来，我希望能有时间专写一书，而题之为(辛亥年》，以广州与武昌两次起义为主，把各省各地同胞以及海外华侨的革命运动与立宪运动，都写在里面。

初版之中有若干我自己所不曾校出的错字，也都在再版里改正了。

1966年7月30日

1996年12月12日加以删改。

一、老百姓怕官

清朝到了晚年，太不成话。

高高在上的是皇帝，压在下边的是老百姓，中间是官。皇帝是天子，老天的儿子。他受命于天，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用不着对老百姓嘘寒问暖。皇帝有权向老百姓抽税，没有义务替老百姓做事。官，夹在皇帝与老百姓中间，狐假虎威。用皇帝的名义刮饱了回家乡买田。讨小老婆，或是搬到上海、天津、汉口、大连等等地方的外国租界里住，在金迷纸醉的十里洋场之中鬼混到死。

当官的也有好人，然而极少。多数的官，只知有皇帝而不知有国家，更不知有人民。所谓皇帝，在这些官的心中目中，也不过是一块木头做的“万岁牌子”而已。亲眼看见过皇帝的，只有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各级的大小太监，以及皇后、妃子、宫女。逢年过节，各处地方的官率领属傣，向“万岁牌子”磕头，跪下三次，每次磕三个头。这叫做三跪九叩首。

汉人当官的，对皇帝称臣；满人当官的，对皇帝自称“奴才”。“臣”的字义，也是“奴才”，所以这两个名词并无分别，不过“臣”字较为文雅而已。

老百姓在公堂见到官，必须下跪，自称“小的”或“小人”，称官为”大人”。官可以随时随地，叫当差的把任何老百姓拖倒，脱了裤子。用板子或竹棍打屁股或脊背；也可以把老百姓抓进监牢，随意关若干天，若干年，或是套上枷，扣起手铐，挂了脚镣，押到十字街头，站囚笼；又可以把老百姓吊起来烧胳肢窝，或是放在地上，用棍子夹腿，夹手。——清朝官的威权，不是今人所可以想象得出来的。

老百姓的财产、自由、生命，都没有保障。每每，“无事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有钱，大官小官便要打你的主意。倘若有人告你一状，那就更糟，不管你有罪无罪，当官的先把你抓去，打你一顿。叫做“下马威”，打完了才许你讲话，讲得不中他的意，再打。你肯送钱，那就又当别论。倘若你是原告，告别人欠你的钱，也照样要跪在官的面前，准备挨打。官只要喊一声，“胡说，打!”这时侯，你便要后悔了，你便情愿一文债也不要，只求放你回家了。

老百姓饱受教训，便流行了两句口语：

“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如果你想反抗，那便是“造反”。造反的按例该“凌迟处死”，那便是：把你身上的肉，一小块、一小块地割了下来。孙中山先生几乎被清朝的驻英公使龚照瑷从伦敦秘密押解回国，受这样的刑。先烈徐锡麟在安庆革命失败，便是受了这样的刑而死的。

二、官怕洋人

官的威权，在清朝晚年，依然很大。但是官的威信，早就被洋人扯得粉碎。因此，老百姓虽则怕官，却又十分看“官”不起。革命之所以能有初步的成功，一半的原因在此。

笔者并无感激洋人之意。洋人挤进中国，把清朝纸老虎戳了许多窟窿，是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洋人的代表在乾隆年间及其以前，肯向清朝大皇帝磕头，到了道光以后便不再如此。而且，一次一次地用大炮吓唬清朝的文武官吏，做到了喧宾夺主，要什么便可以拿去什么的地步。

一些狡猾的老百姓，于是便利用洋招牌，自称“教民”，欺负老实一些的老百姓。多数当官的不仅不敢主持公道，而且为了怕得罪洋人，总是说这班“教民”有理。

偶尔，有一两个官不识时务，把太不讲理的教民关了，过不了几天或几小时就会有洋人大踏步走进衙门来“保”。保的时候，声色惧厉，动辄以“国际交涉”四字作为威胁。官在听到这四个字以后，倘若仍不屈服，洋人就会去找他的“上峰”与上峰的上峰，可能真的闹出一番国际交涉，于是中国又丧失一片领土、一些主权、一大堆的银子。官呢，当然丢官，甚至丢脑袋。

在如此情形之下，能叫一般当官的不怕洋人么?

于是，官的架子在老百姓面前虽则依旧，在洋人面前却一点儿也搭不起来。当官的，如果不愿意丢官，丢脑袋，就得逆来顺受。在洋人面前丢脸。

官愈大，而所丢的脸愈大。最大的官，姓李名鸿章，官居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这一位姓李的，俯首贴耳，甘心在中国人打赢了法国人以后。向法国人赔不是。他失掉自信心，不相信自己能应付得了法国人以及其他各国的洋人，不相信中国能抵抗得了法国或任何其他各国。他的做官的秘诀是：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无事。

结果，他把清朝时代的中国，化大国为小国，化小国为无国。

如此惧怕洋人的官，不单是丢尽自己的脸，也丢尽中国的脸。虽则仍有多数的老百姓继续惧怕这样的官，却免不了有少数的老百姓因愤慨而发出大无畏的精神，为了国家，为了祖宗，为了子孙，而开始不把这样的官看在眼里。

这时候，在广东一个年纪才有十八足岁的青年，姓孙名文，字德明，号日新，下了决心，要打倒像李鸿章这样的官，革清朝的命。他后来改号逸仙。

三、洋人怕老百姓

洋人不怕清朝的政府，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老百姓却不敢小看。在道光年间与咸丰年间，广东的老百姓曾经一再用事实表现出不甘屈服的精神。到了中法战争期间，那纯粹由广西老百姓组成的黑旗军又竟然击败法国正规军，而且斩杀了法军的将领。于是，老百姓的自信心逐渐升高，虽有甲午年对日战争之败，却依然升高到以为仅凭大刀长矛，便足以抵御洋枪洋炮，产生了庚子年(1900年)以“扶清灭洋”【当时义和团的口号有提“扶清灭洋”的，也有提“反清灭洋”、“扫清灭洋”的，并不统一。】为宗旨的义和团。

义和团“灭洋”未成反而引进了八国联军。清朝的无能，在八国联军炮火之下暴露无余。老百姓普遍地对清廷失望。这个腐烂透了的朝廷，不再有多少人对它续存“扶”的想头。甚至李鸿章在广州，虽则仍旧是清朝的大官，官居两广总督，也一度动了脱离清朝而自创局面之念。满口“保皇”的康有为。也只是用“保皇”二字作为政治活动的藉口而已，他的信徒唐才常实际上在与革命党密切合作，企图用武力从清朝的手里夺取两湖。

甲辰乙巳两年(1904、1905年)的日俄之战，又给清朝的威信以狠狠的一击。两个外国，不得中国的同意，而作战于中国的东北领土之上，以中国的东北的领土为争夺的目标。清朝瞪着眼睛，涎着脸，用阿Q的口吻宣布“局外中立”。这不仅是自丧清朝君臣的人格，也代丧全体中国人的国格，使得很多的同胞看不起清朝，恨清朝，觉悟到非把清朝推翻，便没有方法把中国弄好。保皇、君主立宪，这两个口号由于拖泥带水地受了清朝的累，便成了落伍低调，敌不过革命主流了。

因此之故，老百姓不再怕官，逐渐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革命党人的身上了。

恰好，这时候，革命党人在孙中山先生及若干先烈先进的不断努力，不断奋斗，不断牺牲之下，已经发展成为壮大而坚实的组织，获得丰富的宣传经验与行动经验，深入了各种社会团体，各地的学校与军队，先声夺人，令清廷及其各地的封疆大吏一夕数惊。

也是在这时候，所谓保皇党的分子也渐渐地强调立宪，而不强调君主。他们并未因唐才常的“自立军”事件而受到太大的株连。他们多数皆能在各省公开活动，喧嚷着“立宪”，“召开国会”，甚至分批去到北京，作“聚众滋事”式的请愿。在外表上，他们是反对革命的；在事实上，他们却做了帮助革命的事：相反相成。等到革命党人于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高举了义旗，这些“立宪派”也就由主张“君主立宪”而进一步拥护“民主立宪”了。

四、民国的国父

孙中山先生被尊称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他不是神。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是老百姓之中的一个。他的先世，自从清兵入关以来，一直务农为业。因此，他既不是贵族。也不是所谓“世家子弟”，只是一个善良的农夫之子而已。他读了书，然而并未赶考，既非秀才，更不是举人。他到过外国，却不是政府派遣的留学生。然而，他伟大。他的真诚，感召了成千成万的爱国志士，唤醒了四万万同胞的灵魂。他献身于革命，始终如一。大公无私，百折不回。

因为真诚，他没有一刻懈怠；因为真诚，他没有一刻不焦思苦虑，谋求革命的成功，因此而笃学精研于积极行动之中，获得了高深的学问；这高深的学问综合了中外古今的知识，结晶为三民主义，演绎为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知难行易的哲学，民生中心的历史观。

中国没有他，未必没有一次革命，然而那革命未必能推翻清朝，更未必能建立中华民国。

五、兴中会

兴中会成立以前，中国仅仅有过换朝代的革命组织。兴中会成立以后，中国才开始有了不以换朝代为目的，而以“创建民国”为目的的革命组织。

兴中会正式成立的日期，是清朝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894年11月24日；地点，是檀香山一位姓何名宽的华侨的住宅。

当天到会的，连同孙中山在内，共有二十五人。这二十五位是：

孙中山、何宽、李昌、刘祥、程蔚南、邓荫南、郑金、黄亮、黄华恢、钟木贤、许直臣、卓海、李禄、李多马、林鉴泉、郑照、刘寿、钟宇、曹采、刘卓、宋居仁、陈南、夏百子、李杞、侯艾泉。

成立会的主席，是孙中山。他提出了章程九条。其中的第一条，规定了“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其他的各条，规定了入会的“会底”银元五元，义捐“惟力是视”；公举正副主席各一人，正副文案各一人，管库一人，值理八人，差委二人；每礼拜四集会一次；新会员须由旧会员一人引荐担保，方能入会；议事以少数服从多数。

这章程及写在章程的前面的缘起，获得到会的人一致通过。缘起，等于是成立宣言，比章程的第一条更为明确地说出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全文如下：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强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欲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仰诸同志，盍自勉旃!”

到会的人于通过章程及缘起以后，公举刘祥为兴中会主席，何宽为副主席。孙中山一生谦让为怀，在这兴中会的第一次选举上，已经如此。刘祥是永和泰商号的经理，其后在革命的行动上无甚表现。

檀香山兴中会的第一任副主席何宽，是卑涉银行的华经理。他对革命运动，比刘祥努力，会中的一切文件由他保管，其后他也担任了《隆记报》的协理。

《隆记报》的所有人，是程蔚南。程也是一个商人。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这《隆记报》便成了孙中山用以对保皇党开笔战的凭藉。

在所有最先加盟于兴中会的人之中，以邓荫南为最有表现。他是一个农人，在檀香山开了一个农场与商店。首先，于兴中会成立不久，他便卖了农场，把卖得的一万多元交给孙中山，随同孙中山回国，开始行动。他实在是兴中会革命史上第一个真正办到“毁家纾难”的先进。史坚如用炸弹炸两广总督衙门，有他参加其间。

许直臣是一个教员，其后作了《隆记报》的主笔。林鉴泉是《隆记报》的一个编辑。

宋居仁、陈南、夏百子、李杞、侯艾泉这五位都是工人。宋、李、侯三人参加了乙未年(1895年)的广州之役；陈、夏二人参加了庚子年(1900年)的惠州之役。

李昌、郑金、卓海都在檀香山的政府机关中担任通事(翻译官)。他们的国际知识，在一般会员之上。李昌一度为粱启超所误，加入了保皇会；其后恍然大悟，努力于再建檀香山兴中会的工作。郑金有一张和孙中山同拍的照片，被清廷的领事发现，因此而丢掉了在广东新安县的全部家产(被清吏查抄)。卓海的事迹，待考。

郑照是郑金的弟弟，谙悉法律。他的职业，是帮助侨胞办理入境手续及其他有关法律的事。

其余，黄华恢、李多马、黄亮、钟木贤、李禄、刘寿、钟宇、曹采、刘卓，都是商人。黄华恢是永和泰商号的司事，被选为兴中会的第一任司库。其后与李多马，均和李昌一样，给保皇会出了不少的力。觉悟以后，迁居到墨西哥；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他回国，在上海新新公司担任稽核。李多马登报退出保皇会，继续为兴中会所领导的革命而工作。黄亮、钟木贤等人比较单纯。其中，钟宇是香山县人，幼年在香港和孙中山同学，到檀香山办木厂，发了财。和孙中山异地相逢，更为亲切。

除了上述的二十四位以外，其后陆续加入檀香山的兴中会的，有姓名可考的，截至次年2月底为止，共为一百零一人。在这些人之中，出力最多的是孙中山的胞兄孙德彰(眉)。

孙德彰贱卖了很多匹牛，每匹只作价六元七元银币，交给孙中山。这些钱，加上邓荫南卖农场与商店的款子，与檀香山兴中会的现款一百银币，汇票一千零四元银币(折合二千元港币)，共合港币一万三千余元，由孙中山于12月带去香港，作为第一次起义的费用。

到达香港以后，孙中山约集陈少白、扬鹤龄、尢列、陆皓东、郑士良、程奎光等人，合并了以杨衢云为首的“辅仁文社”，成立了香港兴中会。以香港的会为总会，檀香山的会为支会。

总会的成立日期，据《国父全集》的年表，是乙未年正月二十四日(1895年2月18日)。总会的办事处，设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托名为经营贸易的“乾亨行”。

总会设总办、协办、管库、华文文案、洋文文案各一人。“董事十人”，与檀香山支会的组织大同小异。“会底银”仍为每人五元，“银会”的股票仍为每股十元，于开国之日按股发还本利共一百元：这两点，均与檀香山一样。新会员入会，原定由一人引荐，改为二人。各地必须有会员十五人以上，方能成立支会。每一个地点，只能有一个支会。

总会章程前面的缘起，也和檀香山“规条”前面的缘起大致相同。删去了“近之辱国丧师，强藩压境”；把“文物冠裳”改为“济济衣冠”；把“能无抚膺”改为“能不痛心”；把“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改为“乃以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矣!”在“欲扶大厦之将倾”的一句之下，增加了“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

会员入会的誓词，原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总会将“驱逐”二字改为“驱除”，“中国”二字改为“中华”。

总会成立之日，有没有选出全部的职员，待考。现存的史料，仅仅说：孙中山担任在广州主持发难的事，杨衢云留在香港，负责人员与饷械的筹划。孙中山到广州，设立了一个“农学会”在双门底王家桐云冈别墅，作为机关，又在咸虾栏张公馆与双门底圣教书楼后面的礼拜堂等处设立了几十个小机关。此后，陆续在香港与广州加入兴中会的，迄于预定发难之日(阴历九月初九)，共有数百人之多。

到了阴历八月二十二日，总会的总办一职，因杨衢云志在必得，孙中山为了避免内部分裂，自愿让杨衢云担任。大家决定了，一俟起义成功，便由杨衢云以“总统”的名位主持革命政府。

六、孙中山的家世和早年

孙中山的远祖，依照邓幕韩先生的“孙中山先生传记”，是宋神宗枢密院使孙允中，由南京迁居江西；依照罗香林先生的“国父家世源流考”，是唐僖宗的承宣使孙俐，由河南陈留迁江西宁都。孙俐的后代，据罗先生说，由江西宁都一迁至福建长汀，再迁至广东紫金，三迁至广东增城，四迁至广东香山的涌口门村，于乾隆年间五迁至香山的翠亨村。

孙中山的父亲，名观林，字达成，号道川，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卒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是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自耕农，田产很少，曾经在澳门当了几年裁缝，兼业制革，后来仍旧回翠亨村耕田、养猪。

孙中山的长兄德彰，比孙中山大十二岁。他生于咸丰四年(1854年)，孙中山生于同治五年(1866年)。德彰与孙中山之间，有过一位德祜，比德彰小三岁，但生下了不到六年便死了。所以孙中山的同胞兄弟仅余二人。他们有三个姊妹：金星，妙西，秋绮。金星比德彰小三岁『皕玥：德祜也比德彰小三岁，可能有误。』，在四岁之时去世。妙西比德彰小九岁，其后嫁给杨家。秋绮比孙中山小五岁，其后嫁给林家。

孙德彰在十八岁的时候，到檀香山做工。他向当地政府领得了一片茂宜岛的荒地，从事开垦与畜牧，很成功，到了二十五岁之时，已有上千的牛羊，回乡娶妻，带到茂宜岛去。孙中山当时想和他一道走，达成公不准。次年，德彰写信来，要接双亲去侍奉，达成公自己不愿意离乡远行，叫孙中山跟随杨太夫人同去。

这时候，孙中山的年纪是十四岁，还不曾进过西式的学校，但已经在私塾里念过了不少的古书。到了檀香山及茂宜岛以后，德彰留他在所开的一间米店里帮忙了一个很短的时间，便送他进了英国人办的意奥兰尼书院，念到十七岁，毕业。(杨太夫人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就回翠亨。)

意奥兰尼书院，相当于我们的中学。孙中山在夏季毕业以后，于秋季升入美国人所办的奥阿厚书院，读了一年，在次年的夏天德彰硬叫他回翠亨。原因是，德彰觉得孙中山有信仰基督教的倾向，同时也怕孙中山“沾染西化过深”，希望他回国，多学一点中国的学问。

于是孙中山回国，辍学了一学年，在十九岁的时候(1884年)进了香港的拔萃书室。在拔萃书室读了半年，于次年阴历正月转学皇仁书院，四月，回乡与夫人卢氏结婚；十月，再度赴檀香山，转茂宜岛。

孙中山在茂宜岛，住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春天回国。回国的原因是，德彰只想叫他在店里当伙计，而无意于让他升学。

回国以后，他进了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医，同时从陈仲尧先生补修中国的经史。次年，光绪十三年(1887年)，转学于香港西医书院，读到1892年7月23日，以第一名毕业。不久，又考得香港政府的内科外科兼妇产科的行医执照。

这香港西医书院，是今天香港大学的医学院的前身。当时的教务长是康德黎。

孙中山肄业于西医书院以后，到澳门开设了一个“中西药局”在澳门大街，其后迁移到草堆街，在这中西药局里悬壶应诊。由于医术高明，来局求诊的人极多，一年之间他所收到的诊费，超过了一万元。

这一万余元，孙中山都用在革命上。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慢慢地形成的。幼年，他在私塾里读中国古书，便已倾慕汤武。十一岁的时候，他遇到一位太平天国的老兵，对他讲清兵人关以后的残暴行为与洪秀全的轶事，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在檀香山意奥兰尼书院的几年，他吸收了关于西洋文明各国的知识，也亲眼看见了檀香山政府的种种设施，与清朝的种种腐败恰好成为对比。第一次回国以后，在皇仁书院读书之时。正当中法战争以后，清廷不惜割地求和，使得他不再对清廷抱任何期望，而决心从事革命。他自己在“孙文学说”的“有志竞成”一章里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结识了一位洪门中人郑士良。郑士良是归善(惠阳)县淡水墟人，也在博济医院读书，和孙中山相交莫逆，成为知已。孙中山虽则此时未入洪门，却从郑士良的口中得闻洪门反清复明的宗旨。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又结交了同学新会县人陈少白与香山县的同乡、算学馆的学生杨鹤龄。这两人，虽非洪门中人，却均是爱国忧时之士。杨鹤龄家颇富有，有一座“扬耀记商号”在歌赋街。孙中山常和陈少白到杨耀记商号找杨鹤龄高谈革命。有一天，尢烈也走了进来。尢列是顺德县人。与孙中山同年生。他早年加入洪门，畅游过华北华中，曾经在广州于一个场合中遇见孙中山。成了朋友。

孙、陈、杨、尢四人，被扬耀记商号的伙计们称为“四大寇”：“四个大造反者”。

有一次，“四大寇”联袂共游广州，在三元宫会商革命大计，被三元宫的一位老道人听到。老道人告诉他们，倘若真想推翻清朝，必须联络“会党”；跟着，便把各地会党的地址向他们说了出来。原来这老道人姓郑名安，正是会党中人，当过林则徐的“师爷”(秘书)。

孙中山到了在西医书院毕业，实际革命工作才开始。孙中山之所以学医，本是为了“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因此，毕业以后，他便在澳门设了中西药局，作为他接触社会、物色英豪的机关。(凡是贫穷的病人，不仅不收诊费，而且免费送药。送药的钱，是从澳门的一家专以中医中药施诊的镜湖医院筹来的；由镜湖医院借给孙中山两千银圆，借期五年，月息一分，即以月息由孙代购西药，在中西药局施诊。)

几个月以后，澳门政府借口孙中山没有葡萄牙的行医执照，勒令他停业。孙中山于是结束了中西药局，于次年春天到广州，另设一个东西药局(在冼基)，仍旧对贫穷的病人送诊送药。

扬鹤龄留在香港；尢烈回了顺德，在顺德开了“兴利蚕子公司”作为“入世之媒”。陈少白随孙中山到了广州。杨、尤二人常来广州，共商进行。郑士良不曾在广州博济医院继续读完，就回了惠州，联络会党，这时候他常来广州，与“四大寇”见面。此外，还有几位同志：孙中山的小同乡、总角之交陆皓东，陆在上海念过书，当过电报生；水师军官、香山人程奎光；归善(惠阳)人，在某一个学校担任教员的魏友琴。

他们谈秘密话的地点，通常是广雅书院的抗风轩，有时候也在郊外或河南岛的古庙。

他们是否已有具体的组织?待考。胡汉民先生与邹鲁先生均说：孙中山在澳门行医之时(1892年)，便已组织了兴中会。陈少白先生却在写给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的信里说，“壬(辰)癸(巳)两年，并无开会立党之事。”两说如何取舍，将来有更多的史料出现之时，或可帮我们作一决定。

就现在的史料情形而论，似乎兴中会的成立是在甲午年(1894年)冬天，孙中山到了檀香山之时。

1895年6月，孙中山到了天津，托人向李鸿章递了一个万言书，没有得到反应。和他同去的是陆皓东。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观察清廷的虚实。万言书只是一种掩饰。7月，中日战争爆发；10月，孙中山启程赴檀香山；11月24日，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七、乙未广州之役

乙未(1895年)广州之役，是孙中山所亲自领导的十次起义的第一次。

起义的计划相当周密。广州城内由孙中山坐镇，发号施令。香港方面，由杨衢云派遣同志，率领若干名会党(洪门兄弟)，在九月初八日晚间乘坐轮船北上，预计于次晨到达广州码头，取出藏在水泥木桶中的枪械，分别进攻各衙门。这时候，埋伏在城内、城郊，及水上的同志与会党。一齐响应。散布在北江、惠州、潮州、顺德、香山等地的同志、会党与绿林，分别在10月26日起事，向广州会合。

旗帜，用陆皓东所拟定的青天白日旗。口号，用“除暴安良”四字。檄文，由同志朱淇起草。

不料，朱淇在起草檄文之时，被他的哥哥朱湘知道。朱湘向清吏“缉捕委员”李家焯告密。李家焯随即向两广总督谭钟麟报告。这是九月初七日或初八日的事。谭钟麟一笑置之，并未立刻搜捕孙中山与其他的同志。

倘若杨衢云能按照原定的计划，如期在九月初八日晚间把香港的同志与武装送上轮船，第二天的早晨一切仍能进行。然而，他作事缓慢，耽误了时机。他打电报到广州，说要延迟两天。

就在这两天中间，出了岔子。他所装运的六百枝枪，被香港的海关发觉。他的行动，也被驻在香港的清吏密探韦宝珊注意。韦宝珊打电报报告清吏，清吏报告谭钟麟。谭钟麟在九月初十命李家焯捉拿党人，在王家祠与咸虾栏等处机关捕去了陆皓东、程奎光、程耀宸、程怀、刘次、梁荣。

孙中山不曾被李家焯捉到，立刻打电报给杨衢云，叫他“止办”。杨衢云接到电报，回电说：“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孙中山如何有办法去接?到了次日的早晨，香港开来的保安号轮船到达广州码头，码头上已经布满了清兵。丘四、朱贵全等四十几位同志被当场逮捕，其余的二百余人于纷乱之中逃散。

外县的同志，由于获得孙中山的通知，中止发动，不曾受到波及。

谭钟麟在阴历九月二十一日将陆皓东、丘四、朱贵全杀害，用军棍逼供程奎光，当场打死。其后，程耀宸病死在监牢里。(其余被捕的人，谭钟麟认为是“愚民”，一律释放。)孙中山与杨衢云、陈少白等十几位领袖，被谭钟麟指名通缉。

八、横滨分会

孙中山于乙未之役失败以后，很镇静地留在广州，留了三天，从容脱险。他乘了轿子到唐家湾，在唐家湾搭轮船到澳门，由澳门到香港。清廷向香港政府要求引渡，他请了律师在法庭中公开抗辩。结果，香港政府拒绝引渡，却判决了“放逐”五年。

和孙中山同时被判决放逐的，是陈少白与扬衢云。孙中山带丁陈少白与郑士良去日本。杨衢云经由越南、新加坡、印度，到南非洲，在约翰内斯堡及彼得马里茨堡一共吸收了几十个会员，成立了两个兴中会分会。这两个分会在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凑集了若干款项给他回香港，因为他声言要再度起义。然而，他回到香港以后。不能登岸，只得去日本横滨，找孙中山。(卖了家产。随他东归的一位同志黎民占则流落在香港，一筹莫展，郁郁以终。)

孙中山带了陈少白和郑士良去日本，在横滨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分会的会所设在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地，分会的会长是文经印刷店的主人冯镜如。冯镜如的弟弟冯紫珊，与冯镜如的十四岁的儿子冯懋龙，都做了会员。(冯懋龙其后改名“自由”，对革命出力极多，留下《革命逸史》、《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华侨革命史》等好几部著作。)冯氏兄弟父子以外，另有谭发、粱达卿、黎炳垣、赵明乐、赵峄琴、温遇贵等会员二三十人。

作为孙中山与冯镜如、谭发等人之间的桥梁的，是一位姓陈名清的同志。他的职业，是在洋船上卖东西。甲午年冬天，孙中山组织了檀香山兴中会，搭船回香港，在船上宣传革命，他听了非常佩服。途经横滨，便上岸邀了好朋友谭发，到船上来见孙中山。谭发是一个裁缝，在横滨开了“均昌洋服店”。谭发生平主张中国应该由汉人自己选一个当皇帝，意思是最好由自己来当选，因此而赢得了“谭皇帝”的绰号。他见到了孙中山，便打消了自己当皇帝的念头，决心拥护孙中山“创立合众政府”。

因此，孙中山于乙未之役失败以后，来到横滨之时，首先到“均昌洋服店”拜访谭发。谭发介绍冯镜如等与孙中山见面。不久，兴中会横滨分会便正式成立。(不称为支会，而称为分会。)

从此，横滨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一个重镇。

孙中山在这一年(1895年)年底留下陈少白在横滨，叫郑士良回香港，率人去檀香山。在檀香山，他和该地的台友商谈再度起义的计划，无甚结果。

九、伦敦蒙难

孙中山在丙申年(1896年)阴历五月间由檀香山去美国，为的是征求同志，募款再举。到了美国以后，在旧金山住了一个多月，又在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等地分别住了若干天，最后在纽约又住了几个月，却不曾遇到多少能够接受他的革命主张的华侨。

于是，他决定去英国。到了伦敦以后，他常常去拜访自己的老师，曾经在香港西医书院担任过教务长的康德黎博士。康德黎的寓所，在清廷驻英使馆附近。有一天，他在路上遇见广东三水县人邓廷铿。其后邓廷铿在10月11日把他骗进了使馆，关在三楼的一个加了铁窗栏的房间之中。

邓廷铿之所以如此，是奉了清廷驻英公使龚照瑷的命令。龚准备包雇一船，把孙中山秘密押解回国行刑；甚至想先把孙中山毒死，装在箱子里运回中国戮尸。

所好，吉人天相，使馆的一个英国仆人柯尔渐渐表同情于孙中山的遭遇，送消息给康德黎。康德黎邀同另一位英国医士孟生把这件事在《地球报》(The Globe)发表，引起了英国人士对清廷使馆的公愤；又写信给当时的英国外相萨里斯伯。萨里斯伯认为清廷的公使馆没有在英国领土之上逮捕人、扣留人与押解人的权力。于九月十七日派员向龚照瑗交涉，要求将孙中山立即释放。龚照瑗只得照办。

孙中山被释放以后，作函申谢《地球报》及英国舆论界的支持；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交给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Giles)代为发表。从此，英国朝野对于中国革命运动开始有了了解。

孙中山留在伦敦，住了几个月，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去了五十七次，研究各国的革命史与各国现状。他深切地感觉到。西欧各国虽则已经有过相当成功的政治革命。但是社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中国不该仅仅有一次政治性的革命，应该一劳永逸，除了谋求国家富强与民权发达以外，还要实行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于是创造出三民主义。

丁酉年六月初三(1897年7月2日)，孙中山离开英国，乘船去加拿大，于九天以后到达蒙特利尔(Montreal)。次月初五，他离开加拿大，在维多利亚城乘船去日本，于三十几天以后到达横滨。

一〇、宫崎寅藏（一）

孙中山回到横滨不久，有日本志士宫崎寅藏与平山周二人，因日本政治家犬养毅的嘱托，来拜访他。

宫崎寅藏是熊本地方的人。兄弟四人，大哥宫崎八郎是日本维新运动的人物之一，死于西乡隆盛之难。三哥官崎民藏，有意于深入中国，物色英雄，共同努力于亚洲之复兴，不幸病故。二哥宫崎弥藏与宫崎寅藏自己，其后毕生追随孙中山尽瘁于中国革命。

宫崎寅藏与平山周在未曾拜见孙中山以前，已经对孙中山十分景仰。宫崎寅藏见过陈少白，也到过澳门见了孙中山在广州读书时的中文老师、其后参加了兴中会的区凤墀，而且也读过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记》。平山周呢，虽不曾见过陈少白，却到过上海，在上海买到了一本《伦敦被难记》，也偕同宫崎寅藏，到澳门见了区凤墀。

他们两人向孙中山代达犬养毅的欢迎之意，希望孙去东京一趟，商谈中国革命以及亚洲的一般问题。孙中山于是便和他们同赴东京，与犬养毅订交。(此后，犬养毅一直到死，成了“中国之友”，于“九一八事变”以后因反对日本侵华而为“少壮派”军阀所杀害。)

犬养毅介绍孙中山见了大隈重信、副岛种臣、大石正己、尾崎行雄，以及在野的领袖头山满与热心于帮助中国的山田良政、山田纯、萱野良知、平冈浩、犬冢信、久原房之助等人。

在这些人物之中，山田良政与山田纯是同胞兄弟。山田良政于庚子惠州之役牺牲。

萱野良知与居正先生最为莫逆。替居先生抚养了长女至于成年。

对中国革命最为热心，奔走最力的莫如宫崎寅藏。他于庚子惠州之役以后，用“白浪滔天”四字的笔名，写了一部《三十三年之梦》。这一部书，被节译为中文，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大革命家孙逸仙》于是立即成为极有力的宣传品，与邹容的《革命军》齐名，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宫崎寅藏于戊戌年(1898年)的春天。到筑前地方创办了一家报社；夏天，奉孙中山之命，到香港与广州，会晤兴中会会友，筹划起义；秋天，护送康有为由香港到日本；冬天，奉孙中山之命，托日本众议院议员中村弥六买了大量军火，交付三井公司轮船布引丸，定于次年正月运往菲律宾，帮助菲律宾的独立党人，以便将来菲律宾于独立成功以后，成为中国革命的支援。

布引丸轮船在航至上海海面之时，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而沉没(可能是触礁)。这是对于菲华两国的志士的一大打击。

一一、康粱（一）

据冯自由说，孙中山除了请宫崎寅藏把康有为接到日本以外，也托了平山周去北京，帮助梁启超与王照二人出险，离开日本驻华公使馆，化装乘帆船逃到天津，乘轮船来日本。(另一说法，梁是日本驻津领事郑永昌陪同离开北京的。)

孙中山对于康梁的变法努力，一向颇表同情，总想争取他们进一步参加革命。戊戌之前的一年(1897年)，横滨兴中会的同志冯镜如联络侨商邝汝磐等创设一间“中西学校”，孙中山便保荐了梁启超作校长，写了一封信，交给邝汝磐拿去上海，找康有为。那时候梁启超正在办“时务报”，分不开身，康有为向邝汝磐介绍其另一弟子徐勤，并且建议把中西学校的校名改为“大同学校”。结果，徐勤来到东京，学校的名称也照康有为意思改了。

康有为到达东京以后，宫崎寅藏与平山周劝他与孙中山见面，他自称受有光绪皇帝的厚恩，不便与革命党人晤面，犬养毅约请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梁二人在犬养毅自己的寓所会谈，梁出席，康不出席。梁说，康有事不能来，一切由他作代表。在犬养毅的协调之下，他和孙中山与陈少白畅谈到第二天的天亮。

过了几天，孙中山派陈少白偕同平山周往大同学校访康有为，康与梁启超、王照、徐勤、梁铁君出见。陈少白重申请康有为参加革命之意，康说：“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

王照忽然向在座的人说：“我自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请诸君评评是何道理。”康有为大怒，叫梁铁君把王照拖了出去。

这位王照，原在清廷担任礼部主事，因上奏请光绪皇帝出洋考察而扬名天下，光绪帝曾经因此赏他以四品京堂之官，并且罢斥了不替他转奏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与礼部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慈禧政变以后，王照逃入日本驻华公使馆，被平山周救来东京，和康有为住在一起，康有为怕他说出有关“衣带诏”的秘密，便在种种方面剥夺了他的自由。替康有为执行此项监禁王照的任务的，是“精于技击”的梁铁君。

陈少白亲眼见到王照因要求“评评是何道理”而被康有为吩咐梁铁君拖了出去，觉得有点奇怪，使拜托平山周对王照设法保护。果然，有一天，康梁等人不在大同学校，平山周便把王照引了出来，带到犬养毅的寓所。王照把前后经过，用笔谈的方式告诉了犬养毅。从此，王照不和康梁等人住在一起，又分访日本要人，告康有为的洋状，强调康所称的“衣带诏”，根本是伪造的。

日本政府于是给了康有为九千元日币，请他离开日本。康去了加拿大，其后又辗转去了新加坡，住在邱菽园的家里。

梁留在日本，仍与孙中山常常见面，似乎颇能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一度愿意由两党合组一会，以孙中山为会长，梁为副会长，因徐勤等人之破坏而作罢。合组一会的计划没有实现，梁与孙中山的交往却未中断。康写信来，命令粱离开日本，梁决定去檀香山。行前，孙中山写介绍信给他，介绍他与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友相见。

梁在己亥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年12月31日)到了檀香山，很受会友们的优待。孙眉(孙中山的胞兄德彰)而且叫儿子阿昌拜梁为老师。粱摆脱不了康的束缚，对革命的信念又不甚坚定，竟然终于篡窃了檀香山兴中会，吸收了一大部分会友为所谓“保皇会”会员，口口声声说，“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到了民国以后，有些接近康梁的人说，“保皇会”三字是革命党送给他们的团体的绰号。他们的团体，从来不曾以“保皇会”或“保皇党”为正式名称。)

梁在檀香山募款“起兵勤王”，获得兴中会会友倾囊相助，得到了十几万银元的巨款，同时也替上海广智书局招股，募得了五万银元的股金。

康在新加坡，似乎也募得了不少的钱。康的另一信徒唐才常，获得革命党人毕永年的合作，于庚子年(1900年)四五月间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正气会”，其后改名为“自立会”。自立会的宣言，兼有”排满”与“保皇”的两种色彩，既骂拥护清朝的人“低首腥膻，自甘奴隶”，却又大声疾呼“君臣之义，如何可废!”

这“自立会”逐渐发展为“自立军”，准备于阴历七月十五日分别在大通、安庆、常德、汉口、新堤五处地方同时起义，名为勤王，实则对清廷革命。康、梁却不能如期寄来必需的款项。起义的日期。因此而改到七月二十九日。消息也因此而泄漏，唐才常于七月二十七日和林圭等二十余人在汉口被捕。

倘若康有为能够成事，则自立军与革命军同时并起，也未尝不可以相辅而行。当时的机会，不可谓不好。慈禧甘心受刚毅等人的包围，立溥儁为大阿哥。到了最后又在庚子年六月对全世界的“夷人”宣战，围攻使馆。八国联军侵华后，两江、两湖与山东的三个封疆大吏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宣布保护洋人，不受伪命，在两广的李鸿章态度又极其暧昧；在另一方面，以容闳为首的若干知名之士又于七月初一日成立所谓“中国国会”于上海张园宣布“不承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俨然是一个新的革命政府，而且它的总干事不是别人，正是唐才常。(容闳当选为会长，严复当选为副会长。)

康有为所捐到的款子，不为不多；据张之洞奏报清廷，是“洋银六十万元”，据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十一章所说，是“数逾百万”。其中梁所经手，在檀香山募得的：据徐勤说，是八九万元，据冯自由在同书第六章说，在十万元以上。

徐勤的话，见于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所引的一封信。徐勤自己在这一封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承认：“汉口之役，所费三十万。”可见，康梁与他们所最信任的徐勤，并不曾把全部捐款用在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所主持的自立军的身上。

杂项的开销，自然是在所不免。然而，倘若如冯自由所说(同书第十一章)，“仅电报一项，耗费逾十万元”，那么，保皇会的各地负责人实在是太对不起自立军的踊跃赴死的将士了。

康应负的责任最大。其次是徐勤。他们两人绝对不肯与革命党合作。梁劝康不可以湘鄂为主要对象，劝他取广东作为根据地，免蹈洪杨覆辙。康不听。粱又劝他亲入自立军中，以主帅的名义指挥一切，庶便号召。康也不听。

唐才常也有错误。他在时务学堂里和梁同事，因梁而沾上了康。竟然不能摆脱，再加上对康的金钱支援抱了幻想，于是把轰轰烈烈的一场义举，从开始便排演成不伦不类的活剧：既要推翻清朝，又说是为了保光绪的驾。名不正，言不顺，其事当然难成。

唐为了等侯康的款子而一再改期。在汉口机关的账簿上，可怜他仅存现洋一万五千余元而已(张之洞奏)。秦力山没有接到改期的通知，而依原约于8月9日在大通发动，苦战了若干天，于唐才常被捕以后解散所部，只身脱险。他到了新加坡，才知遭“康之拥资自肥”，一怒而与康氏绝交。

秦力山在大通失败之后，唐才常到了8月21日才和林圭等人被张之洞捉去。在这十几天之中，唐本该有所动作，而不曾动作，以致坐以待毙。他之所以如此，原因不外是：(一)继续等候康的款子，(二)对张之洞存幻想。在秦力山不曾发动以前，唐因等侯款子而一再改期，不无理由(虽则犯了兵家大忌)。在秦力山既已发动而失败以后，唐还在等侯款子，便十分愚蠢了。至于对张之洞存幻想，以为张之洞肯脱离清朝而“独立”，那实在是缺乏知人之明。

一二、宫崎寅藏（二）

自立军起事以前，宫崎寅藏在五月下旬随同孙中山到达香港，奉孙之命进广州与刘学询会面，探询李鸿章对脱离清廷有无决心；又奉孙之命带三万元港币到新加坡，劝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不料到了新加坡，便被康有为指为刺客，通知当地英政府，逮捕下狱。

宫崎寅藏与同行的一位志士吞宇(化名，真姓名待考)被关了几天，提出受审。法官问他，“你是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家的子弟?”他说：“不是。”法官说：“怎么你身边有三万元(港币)之多?”他说：“本人虽穷，朋友不穷。这三万元是朋友送给我的。”法官说：“你答应给朋友什么利益，才换得了这么多银子?”他说：“利益的交换，是商人的行为。我们志士之间，不讲利益，只讲义气。”法官说：“怎么你的行李也有刀剑?”他说：“这叫做大和魂。”

孙中山在西贡接到宫崎寅藏被捕的消息，特地来新加坡营救，亲自走告英国驻在新加坡的海峡殖民地总督，说宫崎寅藏所携带的三万元是孙中山自己所有，委托富崎寅藏携带的。总督因此而恍然大悟，晓得了宫崎寅藏是热心于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决非李鸿章所派来的刺客。

于是，法官又把宫崎寅藏提出来审问。法官说：“那三万元是你自己的么?”宫崎寅藏说：“既然朋友送了给我，当然是我自己的了。”法官笑着说：“有一位孙逸仙，却说这三万元是他的呢!”宫崎寅藏这才知道，孙中山已经向法院如此自陈。法官继续说：“议政官一致认为你和吞宇是企图暗杀中国改革家，怎么办?”宫崎寅藏表示不服，吞宇也大声抗辩。法官说：“你们的这个罪名，要将来才能判定。现在只判你们妨害治安，驱逐出境五年。”

两人出狱以后，随同孙中山再去香港。这一次所乘的，是日本船佐渡丸。不料到了香港以后，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均不能登陆。原因是，新加坡当局已经打了电报来，告诉香港当局说，孙中山等三人带了三万元在身边，意图革命。(事实上，1895年香港政府对孙中山的五年放逐令业已期满，而且新加坡的法院判决也不该适用于香港。)

孙中山原来的计划，是要在香港登岸，设法进入大陆，到惠州三洲田，亲自率领郑士良所聚集的武装同志起事。受了香港当局的如此阻碍，他只得于阴历六月二十一日在佐渡丸船上召集了一次会议，议决武装同志由郑士良统率，孙中山自己去台湾。找自称同情中国革命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接济军火。

在未去台湾以前，孙中山先和宫崎寅藏、吞宇同回日本。

回到日本以后，孙中山住在横滨，宫崎寅藏与吞宇住在东京芝浦，分头筹划一切。自立军起事之前不久，孙中山经由上海，去了台湾。

一三、庚子惠州之役

庚子惠州之役，起事于庚子年闰八月十五日(1900年10月8日)，而筹划则开始于己亥年(1899年)秋冬之际，孙中山命令陈少白回港创办《中国日报》之时。(陈少白的五年放逐令刚刚期满。)

《中国日报》在己亥年十二月出版。社址设在中环士丹利街二十四号。十月间，毕永年已经邀约了两湖的哥老会首领，金龙山的山主杨鸿钧，腾龙山的山主李云彪、辜天佑、李堃、张尧卿等七人来到香港，会同三合会的首领黄福等二人，与代表兴中会的陈少白等三人，合组兴汉会，选举孙中山为总会长，公推这时候也在香港的宫崎寅藏把刻好的总会长印章带到日本，交给孙中山。

兴中会的总办一席，孙中山原已于乙未广州之役发动的前夕，让给了杨衢云。事败以后，杨衢云经由西贡、新加坡、印度某地，去了南非，成立了几个分会。丙申年(1896年)的冬天，杨衢云来日本，与孙中山会面，承认自己不该于九月初十把人员与枪械送上轮船，不该仓猝离开香港等等。孙中山对他完全原谅。他就留在日本，以教英文为生。到了己亥年(1899年)秋冬之交。他辞了兴中会总办之职，请孙中山继任。不久，便回香港，与陈少白、谢缵泰共同筹划再度起义，甚为努力。

杨衢云是福建海澄人，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历充湾仔“国家书院”教员，招商局驻港总书记，新沙室洋行副经理。谢缵泰是广东开平人，生长于澳大利亚的悉尼(Sydney)，与杨衢云在皇仁书院同学，成为好友。两人在壬辰年(1892年)便已集合周超岳等十几人买了不少书报，组织成一个“辅仁文社”，设在百子里一号二搂。两年以后，该社社友全体加入了香港兴中会。

谢缵泰在乙未广州之役失败以后，仍旧留在香港，因此在戊戌政变以前便与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相识，劝康氏兄弟与孙中山合作，未成。己亥年(1899年)秋冬之际，陈少白从日本回港，谢缵泰和他恢复了香港兴中会的活动，吸收了新会员李纪堂、史坚如、黄福、黄耀庭、邓子如等一百多人。

邓荫南在乙未年(1895年)毁家救国，卖了家产，把卖得的一万数千元完全捐出，随同孙中山来港，进行广州的起义。事败以后，住在澳门。到了戊戌年(1898年)的夏天，听说广西有一位游勇李立亭起兵反清，便偕同“四大寇”之一的尢列与檀香山回来的宋居仁，同去广西找李立亭，走到藤县之时，李立亭已经兵败身逃，邓只得和尢、宋二人折回香港，在己亥年(1899年)陈少白归来之时，也积极参加了重振香港兴中会，筹备再度起义的工作。

作为一个插曲的是：谢缵泰与兴中会另一会友徐喜亭在庚子年春天救出关在澳门监狱的经元善。经元善原为上海电报局局长。曾经在庚子年(1900年)正月领衔与蔡元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联名通电，反对慈禧太后立溥儁为太子，企图废掉光绪，事后逃到澳门，被禁。谢徐二人与经元善素昧平生，却辗转托了英国香港总督，向葡国澳门总督说项，获准。

邓荫南不顾生命危硷，和史坚如去广州，重组兴中会广州分会，设机关于荣华东街，抚署后楼房，及水上的一艘紫洞艇。所吸收的新同志计有苏焯南、练达成、吴羲如、张硕臣、黎俊民、毛文敏、胡心澄、胡心泉、宋少东、黎礼，等等，数十人。

尢列于广西之行以后，在庚子年去长江一带联络会党。他是否与宫崎寅藏及史坚如同去的，待考。似乎颇有可能。因为，宫崎与史二人均与会党，尤其是长江流域的会党素无渊源。真正有密切关系的，是毕永年，然而和毕永年同去的，是平山周，不是宫崎与史二人。(其后毕带了长江会党领袖来香港，与三合会、兴中会合组兴汉会，奉孙中山为总会长，而尢列亦并未与毕同来。尢列大概是留在上海，等到惠州之役失败以后才去了日本，和孙中山同住在横滨前田桥一百二十一番。)

在“四大寇”之中，仅仅杨鹤龄一人于乙未广州之役以后便销声匿迹，隐居在澳门，不再有积极的革命活动。

在所有的孙中山老朋友之中，最重要的莫如郑士良。他是庚子惠州之役的主干。前文已经说过，他在乙未事败以后，随孙中山到了日本。不久孙在组成横滨分会以后，留下陈少白在日本，自己去檀香山，叫他仍回香港，团结同志，再接再厉。他十分努力，因此，当己亥年陈少白奉孙中山之命卷土重来之时，惟有他贡献得出一支随时可以武装的力量，而且已经聚集在惠州三洲田及其附近。

本来，孙中山的计划是规模很大的：要两粤与长江上下游一齐发动。兴汉会的作用在此。在汉会成立以后，孙中山而且叫毕永年把长江会党的几位领袖杨鸿钧等人带到日本，面授机宜；事毕，由毕永年带他们去上海，静候命令。

不料，康梁在己亥、庚子两年活动也十分频繁，分散了革命的力量。梁在檀香山，作了极对不起孙中山的事，把该地的多数会友都哄进了保皇会，而且捐去了很多钱，使得孙中山失掉了一个革命饷源。更大的一个打击是：留在上海的长江会党首领，被唐才常等用重金吸收了去，参加自立会与自立军，使得兴汉会无形中瓦解。毕永年劝唐与康粱断绝来往，匆再用“勤王”的名义，作革命之事，唐不听，毕永年愤而削发为僧。云游无踪。

兴汉会的大联合虽告解体，兴中会却已复兴，有不少新的血液，又有孙中山的坚强意志，作为全体会友的推动力。孙中山在四月二十一日(1900年5月19日)由日本到达香港，在所乘的法国轮船因狄斯号与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史坚如、邓荫南、宫崎寅藏、平山周，举行起义前第一次军事会议，议决：(一)郑士良率领黄福、黄耀庭、黄江喜等向惠州发动；(二)邓荫南与史坚如去广州，准备响应；(三)扬衢云与陈少白、李纪堂，留在香港负责接济饷械。

会后，在五月初十这一天，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派了一艘兵船安澜号靠近因狄斯号法国轮船，请孙中山与杨衢云“过船”商量。孙中山为了慎重起见，叫宫崎寅藏“过船”。于是，官崎寅藏便被这安澜号兵船带到广州，在刘学询家住了一晚。刘学询告诉他：李鸿章以为，在八国联军不曾攻下北京以前，不便有所表示。

原来，香港总督卜力受了陈少白与何启的嘱托，写过信给李鸿章，劝李鸿章脱离清朝而独立，与孙中山合作，成立中国的新政府。

官崎寅藏从广州回到香港，带了孙中山交给他的三万元港币，去新加坡找康有为，劝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到了新加坡，康有为不但不肯见面，反而控告他为李鸿章派来的刺客。这件事，我在前几节已经叙过。

孙中山由西贡到新加坡，救出宫崎寅藏，和宫崎寅藏乘日本轮船佐渡丸再到香港，于六月二十一日举行起义前的第二次会议，所议决的大致仍与第一次的会议相同。

孙中山先由香港去日本，向菲律宾独立党领袖之一彭西借得了该党托日本众议员中村弥六所买的军械；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就搭船南下，于八月初七日航经上海，未能登陆。两天以后，孙中山抵达台北。

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派遣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与孙中山接洽，计议援助革命军的步骤。儿玉在原则上早已答应帮忙。台北的同志虽不多，却有一个兴中会的分会，是陈少白在丁酉年(1897年)从日本来台北，访问杨鹤龄的本家弟弟杨心如时所组织的。会友除了杨心如以外，有容祺年、吴文秀、赵满潮等几位。

一方面，孙中山在台北积极筹划；一方面，郑士良、史坚如、杨衢云等人也在惠州、广州、香港，三个地方加紧进行。

起义的时间，是闰八月十五日(10月8日)的夜晚，较原定的日子业已提前，郑士良此时去了香港，向孙中山用电报请示。留在惠州归善县(惠阳)三洲田的武装同志，因清军的前锋已至黄冈，向三洲田进逼，决定先发制人，由黄福统率了八十位同志，袭击清军陈良杰部于所驻扎的新安县(宝安)沙湾。这是孙中山鼓吹革命以来，革命军与清军的第一次交战。

结果是，革命军获胜，斩杀了四十人，俘虏了三十几人，夺得洋枪四十杆，弹药数箱。被俘虏的清兵自愿剪辫子，加入革命军。

当时，在三洲田的革命军，全部仅有六百位同志，三百枝洋枪，九千发子弹。司令部的所在地，是三洲田的马栏头，罗生同志的房屋。作战时所用的旗帜，是先烈陆皓东所拟定的青天白日旗。

聚集在新安之北的虎门及其附近，另有黄江喜所率领的若干同志静候三洲田的部队前来，夹攻新安县城。

但是，三洲田的部队在攻下沙湾以后，转向东北，放弃了夹攻新安县城的计划。这是因为，郑士良由香港回来，赶到沙湾，传达孙中山的最近命令，叫大家改向厦门的方向前进。

在二十一、二十二日两天，革命军分三路向清军进攻，一路攻惠州府城，一路攻博罗县城，一路攻镇隆镇。惠州与博罗未能攻下，却在镇隆获得又一次的胜利，斩杀了姓严的一个守备与几十名清兵，俘虏了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夺获洋枪七百多杆，子弹五万发，马十二头。

两天以后。闰八月二十四日，革命军又打了一次胜仗，地点是在永湖镇附近，俘虏了清兵数百，洋枪五百余杆，子弹数万发，马三十余头。在这一役中，清军的人数有五六千。革命军仅有荷枪之士一千，徒手的同志与民众两三千人而已。

两天以后，革命军推进至崩冈墟，击走清军。又过了两天，革命军推进至三多祝(在惠阳之东南，海丰之正西)，沿途，人民对革命军放爆竹，送东西，表示欢迎，并且有日益愈多的人，请求参加。总计前后来参加的，已在两万人以上。

当天(闰八月二十八日)的晚上，革命军在三多祝之东的白沙镇宿舍，准备用五天的工夫，走到五华县南边的梅林墟。

不料，突然来了日本的一位志士内田良政，传达孙中山给郑士良的命令。孙中山告诉郑士良：日本的内阁改组，新总理伊藤博文对中国革命仇视，不许儿玉总督从台湾输送军械，也不许任何军械从日本本岛出口，而且禁止任何日本人在中国革命军中服务。同时，菲律宾志士所允借的军械，全是废品，不能用。他们当初买的时候，受了中村弥六之骗。孙中山告诉郑士良，不必再向厦门的方向进军，是否应将革命军解散，或另作计划，由郑士良全权决定。

郑士良举行军事会议。会议的结果是：解散徒手的同志，只留一千多武装齐全的，向三洲田回军，再设法从香港方面取得接济。重行联络在新安县与虎门的同志，合攻广州。

一般而论，军队打胜仗容易，打败仗难；进攻容易，撤退难。革命军在回军途中。被清将截击于横冈，颇受损失。郑士良见到一时势无可为，便把这一千多人也解散了，自己和黄福、黄耀庭等人先后从间道回了香港。

山田良政和郑士良等人走失。他不认识路。语言不通，再加上形貌究竟与中国人不同，不久便被清军捉住，杀了。他是日本志士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中国人之中，在这庚子惠州之役贡献了生命的，包括：蔡阿牛、陈阿福、黄杨、刘运荣、何崇飘、杨发。这些同志，是有姓名可稽的。姓名不传的，估计约在一两百人左右；清方的官报是六七百人；此外，曾金养于二十七日率领若干同志进攻河源县城，失败，曾本人阵亡，其他同志阵亡的也有一百人左右。

一四、史坚如

在郑士良率领义军，转战于惠州一带之时，史坚如和郑荫南等人积极图谋在广州响应。人，是有的，已经有了不少的同志在城内城郊，又有成千的绿林兵可以从北江、西江来会合。所缺的，是钱。没有钱，买不了枪枝弹药，动员不了那些绿林。

孙中山所筹得的起义经费，为数不多，差不多是全部用在郑士良那支义军身上了。在香港负责管钱的是李纪堂。李纪堂收到孙中山面交两万元，自己又贴了两万元的好几倍。然而，以他个人的力量，兼顾惠州与广州两方面的事，委实不易。

史坚如因此也想仿照李纪堂的榜样，变卖自己的财产。可惜，卖了很久，卖不出去。卖到闰八月底，惠州之役将近失败之时，才卖掉了一座房子，获得现金三千元。这时候，再作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来不及了。他便决定炸死两广总督德寿，挽救惠州方面的军事情势，同时也是借以唤醒民众，用事实作革命的宣传。

两广总督德寿，是满洲人，原为广东巡抚，在署理了总督以后仍旧住在巡抚衙门。巡抚衙门的后面，有一条巷子，叫做“后楼房”。巷子的南边是衙门最后一进，亦即德寿的卧房所在；巷子的北边，有一排老百姓的房子。

在这些老百姓房子之中。史坚如选到了一所，叫同志宋少东和宋的夫人出面，租了下来，搬了进去。然后，邀了同志练达成、苏焯南，和胞兄史古愚，从这房子掘了一条地道，直至距离德寿的卧房只有十几丈之处。

练达成不仅帮助他掘地遭，也负担了一部分的转运炸药的任务，炸药有二百磅，是邓荫南与黎礼两位同志，在香港买到，运来广州。交给练达成的。练达成把炸药从西关荣华东街的革命机关，运到五仙门福音堂，交给同志黄守南保管了一些时候。等到后楼房的房子租成，便由同志温玉山乘了轿子，又把炸药陆续从福音堂运进来。

掘地道的工作，是在九月初五日的夜间进行的。史坚如叫宋少东夫妇出去，住到另外一处地方，自己与练、苏二人及胞兄古愚掘了一夜，在天快黎明之时，才算掘成。他们把二百磅炸药装在巨大的铁桶之中，塞到地道的尽头，点着了放在引线之上的香，便离开这房子，反锁了大门，分途出西门、南门。约好在香港会面。

不曾到得香港，他们四人已经在船上相见了。船上，码头上，街道上，熙来攘往，一切如常，全是升平气象。他们四人觉得有点奇怪，看样子似乎炸药不曾发生效力。

史坚如叫练达成、苏焯南、史古愚，仍照原定计划，先去香港，他自己一人，独留广州。

他大着胆，冒险回后楼房的那座房子，察看一个究竟。他开了门锁进去，走入地道，炸药桶子还在那里，引子也在那里，香是烧完了，引子却不曾点着。

这时候，不但是白天，而且是将近午时了。他料想德寿已经不在卧房。于是，他便在这空屋子静等到初六日的深夜，又由深夜静等到初七日的黎明。这一次，他不再用香，而直接用火柴把引子点着，轻轻走出，锁了门，向轮船码头的方向走，准备搭早船去香港。

走了不多远，他想：倘若这一次炸药依然不炸，势必又要从香港乘船回来，倒不如仍旧暂留广州。于是，他就改变方向，走到西关长老会第一支会礼拜堂，找同志毛文明。他在毛文明处躺下来休息，虽则疲倦已极，却怎么也睡不着。忽然，听到轰然一声。他很高兴。

过了一会，全城的人纷纷谈论。消息传来，说后楼房巷子的民房。好几家被炸塌了，老百姓有炸死炸伤的，抚台衙门的后边围墙，也炸塌了一大段，抚台本人被炸得从床上摔下来，跌出几尺以外，却不曾死。

史坚如颇不相信，立刻便要去后楼房看个究竟。二百磅的炸药的威力，足够把德寿的卧房炸得片瓦无存，怎么德寿仅仅是摔下床而已呢?

毛文明和其他几个同志劝他不要去。这真是太冒险了。他，一个二十二岁的革命青年，说做就做，雇了轿子就走。走到了后楼房，看见抚署的围墙果然塌了一段，房子却是好好的。原来，他所用的引线太小，或是太短，两百磅的炸药并未完全爆炸!

他离开后楼房，去到油栏门鸿兴客栈，找同志胡心泉和胡的哥哥胡心澄；在鸿兴客栈住了一晚，于初八日的早晨，又要去“老城”。胡氏兄弟说：“你应该去香港，老城的侦探多，不宜于去。”史坚如说，我要到老城去看看，找个地方躲起，想办法再炸德寿一次，不达目的不止。

他一进老城，便被侦探郭尧阶认出，叫清军介字营的兵士截住，押解到南海县衙门，在他身上搜出用德文写的炸药方子。

南海县知事裴景福，起初对他假装客气，叫他供出同党，并且拿出一张四十几个人的名单来，叫他证明是革命同志。他对裴知事的“嬉笑玩弄”，不供，也不证明。裴知事于是就打他，夹他，烧他，用尽了种种残忍的酷刑，他依然不肯说出任何一个同志的名字。

终于，在九月十八日这一天，他被斩首。

他从容就义，与陆皓东在乙末年为革命而牺牲之时的风骨，后先辉映。他与陆皓东和其后的邹容、林觉民等人，都是中国革命史上令我们追怀、景仰的先烈。

他出身士族，是读书人家的子弟。祖籍浙江绍兴，生长广东番禺。七岁丧父，事母极孝，对胞兄古愚与胞妹憬然均十分友爱，待朋友全是一股热忱，对革命的忠贞始终如一。他多才多艺，工于书法，精于绘画，丰姿翩翩，原是所谓浊世之佳公子。但是，他感慨国难，薄八股而不为，一心物色英雄，共谋大举。他在美国人所办的格致书院读书，其后认识了在广州的东亚同文会会长日本人高桥谦，由高桥谦而结识了宫崎寅藏与陈少白、杨衢云，加入兴中会，瞒了母亲跟宫崎寅藏去上海(为了怕母亲忧虑而只说是去日本游历)，到了上海便偕同毕永年去两湖，访寻会党领袖，邀他们去香港与兴中会合作成立了兴汉会，其后又亲自去日本，拜见孙中山，颇受孙中山器重。

谁料到，他以这样的命世英才，竟不幸而在如此短促的时间以内，遭了清方官吏的毒手，这真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里“有志竞成”一章中说：

“坚如聪明好学，真挚诚恳，与陆皓东相若。其才貌英姿，亦与皓东相若。而二人皆能诗能画，亦相若。皓东沉勇，坚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败而牺牲!元良沮丧，国士沦亡，诚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每一念及，仰止无穷。二公虽死，其精灵之萦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

他就义以后，李纪堂派了一位同志蔡尧，在夜间秘密移走尸体安葬，立了一个石头，石头上刻了“司马氏”三个字作为暗记，其后，陈少白写了一首碑铭，刻在一块碑上：

“雄心脉脉，寒碑三尺。后死须眉，尔茔尔宅。国人欲复，哲人不归，吾族所悲，异族所期。玉已含山，海难为水。蹇蹇此躬，悠悠知己，天苍兮地黄，春露兮秋霜，胡虏兮未灭，何以慰吾之国殇!”

一五、再接再厉

庚子惠州之役失败以后，孙中山于阴历九月二十五日(1900年11月16日)由台北回抵东京，写信给留在上海的平山周说：“兹改议着宫崎兄前去上海，因彼与前途相善，便于商量各件也。前交足下带去上海之信，望即由‘书留邮便’寄来横滨，交黎炳墀兄收入转交与弟可也。……”

信中所指的“前途”是谁呢?是李鸿章的幕僚、孙中山的小同乡，一个极有钱而野心颇大的人刘学询。他在庚子年是一位幕后很活跃的人物。陈少白曾经托了兴中会的一位重要会友何启，曾经在义和团起事于北方之时，说动了香港总督卜力，由卜力出面，劝李鸿章以两广脱离清廷，与孙中山合作，另建政府。李鸿章一时竟然接受，叫刘学询写信到东京，约孙中山南来晤谈。晤谈的地点，是香港。谁知，当孙中山践约南来，于阴历五月二十一日船抵香港海面之时，不仅李鸿章不曾来，刘学询也只是派了一艘军舰来，说要接孙中山去广州。孙中山看出了李氏缺乏诚意，便派了宫崎寅藏作为代表，到广州找刘学询探询一个究竟。果然，刘学询告诉宫崎寅藏，说李鸿章的意思，要等到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再说。此后，孙中山便去了西贡，而宫崎寅藏去新加坡找康有为商量合作。这些话，我在前面已经略为提到过。

孙中山由西贡至新加坡，由新加坡回香港。因宫崎寅藏在新加坡被捕被驱逐的事，而连带地不能在香港上岸，于是只得改变亲自指挥革命军的原定计划，把革命军交给郑士良全权指挥，本人去日本，再由日本去台湾。

孙中山到了台湾，一方面向儿玉总督洽取军械，一方面写了一封致刘学询的信，寄给在上海的平山周，托平山周面交刘学询。这时候，刘学询已经随着李鸿章北上，李鸿章直去天津，刘学询中途留在上海。(李、刘船经香港之时，陈少白上船与刘会谈了一次。陈叫刘劝李打消北上之意，刘说不可能。)

这封信的日期，是“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不曾注明何日。看来这“九月”二字似乎是指的阳历。阳历9月的最后一天，是阴历闰八月初七日，惠州的革命军尚未向清军开火，信上面却已有了“今惠军已起”五字。原因是：孙中山并不曾等待开火以后才写这封信，而是预料着此信写达上海，由平山周交到刘学询之时，在惠州的革命军业已发难。

那时候，孙中山并不准备由台北渡海到厦门，而是“弟已与镜海当道密商，已蒙许借其道地为进取之途矣。今拟日间乘邮下南洋荷属，另雇轮直至镜海也。”

当时的作战计划是：“先占外府，以分省城兵力，并令城内外正军，一俟(敌方)兵力稍单则乘机袭(省)城，以为基本。”

这一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请刘学询“及杨(衢云)、李(纪堂)同志等速代筹资百万，交周君(平山周)汇带弟处，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政治上的安排，是“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其余内政一人，外政一人，财政一人。此三人由足下择人当之。弟意以杨君文(杨衢云)优当财政，李君伯(李纪堂)优当外政，(未知此人与公同气否)，盛宣君(盛宣怀)足当内政，兵政一人弟自当之，先行攻取土地，然后请公等来会也。”

可惜，这一封信到了民国成立以后，仍存在平山周之手，平山周始终不曾能够交给刘学询。原因可能是，平山周无法见到刘学询的面。因此之故，孙中山才在阴历九月二十九日到了东京之后，改派“与前途相善”的宫崎寅藏去上海，继续接洽。

改派宫崎之时，惠州之役已经失败了近一个月，而孙中山对刘学询尚未死心。宫崎去了上海以后，似乎也不曾获得什么结果。

到了冬天，噩耗传来，留在香港的杨衢云，于十一月二十日被清吏所雇用的凶手陈林，刺杀在结志街五十二号十二楼他设馆教书的地方。孙中山在十二月初七于横滨永乐楼为他举行追悼会，请尢列报告杨衢云生平；尢列报告完毕以后，孙中山又请到会的同志捐款抚恤杨衢云的家属，当场捐得了一千二百余元。

孙中山把这一千二百余元寄到香港《中国日报》陈少白处，托他与谢缵泰转给杨衢云的家属，同时写了一封信给谢缵泰，信里附了二百份讣文托谢缵泰转寄给港澳以及南非等地杨的友好。

其后，谢缵泰不仅又替杨捐了不少恤金，而且本人更加努力于革命，约了李纪堂和硕果仅存的洪秀全的一位本家侄儿洪全福，筹划大举。尢列去了马来亚，用“中和堂”的招牌发展革命组织。陈少白在香港苦撑《中国日报》，终于把革命的潮流不仅推进到广州，而且推进到上海，使得上海也成了革命运动的一个中心。孙中山在日本，也把东京造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大的策源地。不幸的是：郑士良于辛丑年七月中风而死。

一六、大明天顺国

谢缵泰与李纪堂、洪全福等人，一直到了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阴历十二月，一切准备近乎完成之时，才把他们的计划写信告诉孙中山。那时，孙中山已经到了越南的河内。

而且，他们在筹备的期间，也把陈少白瞒得紧紧的。为什么?可能是谢缵泰由于受杨衢云之死的刺激太深，不免趋向于一意孤行；也可能是他意在完全与洪门的人打成一片，在起事以前不想让兴中会的人知道。

谢缵泰本人是否属于洪门，待考。他的父亲谢日昌，属于洪门，是三合会的一个元老。谢日昌的好朋友之一，是洪全福。洪全福在太平天国期间转战湘鄂皖浙诸省，当到左天将，封为瑛王、“三千岁”。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他在洋船上当了几十年厨子，年纪大了，住在香港，挂起牌来行医。谢缵泰看中了他的资历，便和李纪堂常常研究，决定了请洪全福出山，作“大明天顺国”的“南粤兴汉大将军”。

这个国名。确是有点特别。“大明”两个字，具有浓厚的洪门色彩。“天顺国”三个字，显然是为了借重洪全福在太平天国的那一段历史。我们不能责备谢缵泰把国名起得不够理想，因为那时候兴中会本身也还不曾定出“中华民国”四个字的国名来。就清廷署理两广总督德寿的奏折，作一考证，似乎庚子嘉州之役期间，郑士良所用的国名是“大秦国”三个字。

值得我们钦佩的，是谢缵泰所拟定的国体，并非君主，而为民主。他在壬寅年八月十四日的“三人会议”上向洪全福与李纪堂提议：事成以后，举容闳博士为临时政府大总统。洪、李二人立即赞成。

没有李纪堂，便不会有这一次“大明天顺国”的运动。因为，绝大部分的钱，是李纪堂一人所出。纪堂是兴中会的会员，也是庚子惠州之役负责管钱的人。孙中山交给他两万元，他加了很多钱进去。惠州之役失败以后不久，他的父亲李升病死，遗留给他与两个哥哥每人一百万元。那两个哥哥对革命毫无兴趣。他呢，把这一百万元都直接间接、前前后后花在革命上。

这一次，他答应了出五十万元。事实上，由于起事未成，所花的不到此数，却也至少在十万以上；所准备的枪械，所动员的洪门弟兄，所设置的机关，其数量与规模，比起惠州之役，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中文的布告，英文的宣言，都已印好。由于要等到事成以后，才公举容闳出来，所以暂时在布告与宣言上都不用容闳的名字，而由洪全福以“南粤兴汉大将军”的衔头出面。

谢缵泰等人的总机关，设在香港德忌笠街二十号顶楼，称为“和记栈”。在广州的负责人是李植生。他住在下芳村德国教堂旁边、自己所经营的继业公司肥料厂。

李植生以外，最重要的两位同志，是梁慕光与宋居仁。梁慕光被内定为总司令(洪全福年老力衰，只是名义上的大将军)。宋居仁负责联络北江一带的民间武力。

由于有李纪堂大力支持，谢缵泰把抢械与弹药买得不少。军装、旗帜、饼干也买了不少，都分别堆藏在李植生的肥料厂，及广州城内城外二十几处“分机关”之中。

洪全福本人，由澳门去香山，纠合同志。

还有一些枪械，是向沙面的曹法洋行订买的。定洋已经付了十几万，却迟迟交不了货。眼看起义的日子(壬寅年除夕，1903年1月28日)快到，李纪堂不免着急。洋人经不起严催，便向清方的一个姓杨的军官、捷字营管带(营长)故意泄漏秘密。杨管带报告上峰，上峰派人到香港，通知香港政府。于是总机关和记栈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被搜查，捕去同志三人，仆人二名。广州河南下芳村的继业公司与若干分机关都在两天以后，十二月三十日被破，捉去了粱慕信等十位同志。粱慕义与李顺、邓桂华二人，于正月初三搭船逃往香港，在码头上被捕。

在预定起义日子以前的一两天，梁慕光从沙面的另一家洋行买到了快枪二百杆。用小船运往花埭的大通烟雨涌，在运到涌口之时，被杨管带的兵丁拦住。粱慕光拔枪抵抗，杀死一兵，泅水脱险。洪全福也从香山走到澳门，在澳门装了两个舢舨的抢械，向广州进发；航行到百口村，被该村的老百姓纠缠，只得撇下这些枪械逃走。

其后，洪全福住在新加坡，改名浮萍；在新加坡得病，回到香港，死在国家医院。粱慕光与李植生去了日本，住在横滨，继续于孙中山领导之下，参加革命工作。

在香港被捕的，因谢缵泰与《字林西报》记者英国人根宁竭力营救，全被释放。(清方要求引渡，被香港政府拒绝。)

在广州被捕的人，有七个人被杀：粱慕义、陈学灵、叶昌、刘玉歧、何萌、苏居、李秋帆。有三个人被判二十年监禁：李顺、苏子山、梁平。另有一位叶术容，病死在牢里。(这是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所说。依照陈春生在《建国月刊》第五卷第二期所发表的《壬寅洪全福广州举义记》，被清吏杀害的另有梁慕信、叶胜、洪达明、李棠等人。)

谢缵泰此后不再从事于实际的行动，仍在英文《南华早报》上写文章鼓吹改革。他的父亲谢日昌于癸卯年二月因积愤成疾而死。

一七、革命潮

在辛丑壬寅(1901与1902)两年，只有谢缵泰等人的“大明天顺国”事件算得上是一种军事性的革命行动。孙中山住在日本，致力于启发留日学生的革命思想。要等到乙巳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才跟着发生了 1906年的萍醴浏之役、孙中山所亲自指挥的丁未年(1907年)黄冈之役与同一年七女湖之役。

值得一提的，是癸卯年(1903年)四月周云祥在云南武装抗清。他是蒙自县一家锡矿的矿主。县知事杨某派三百多兵士来搜缴他的矿厂卫队的军械，被他迎头痛击，杀了二百多名。然后，他一不做，二不休，攻占了临安、石屏、阿迷、宁州。可惜的是，他僻在边陲，未能与邻省的志士会党联络，只想据滇自保，没有澄清中原的雄图，终于寡不敌众，丧失了所占领的州县，隐姓埋名以死。

传说，他之所以反清，一方面是激于清廷承认划云南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一方面也是因为从某一位来到云南的革命党人的手中，接到若干本宣传革命的书籍，读了以后才决心“揭独立旗，击自由钟”。

这个“某一位”来到云南的革命党人，很像是秦力山，然而并不是他。他是湖南长沙人，在庚子年起义于大通以后，到了新加坡，由新加坡去了日本，和戢元丞、沈云翔、雷奋、杨荫杭、王宠惠、冯自由等人共同创办了《国民报》。再其后，在壬寅年三月与章炳麟(太炎)、冯自由等一共十个人，发起了“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再其后，又到了上海，帮助戢元丞办《大陆报》。在癸卯这一年，他留在上海，未去云南。次年，他去香港，住在中国日报社，与陈少白等人策动广东省的防军，曾经冒险进入广州三次。又过了一年，他才到了缅甸仰光，在《光新报》上发表了“说革命”十六章。三月间，由缅甸进入云南，到腾越干岸，受土司刀安仁之聘，办理“军国民学堂”，办到十月，病故。死时，年纪才二十九岁。

从秦力山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保皇与革命两大势力的消长。他原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梁启超与唐才常的高足。粱氏亡命日本，于已亥年(1899年)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他和林圭、蔡锷、唐才质等几个同学都不辞跋涉之劳，从湖南赶来，继续受教，又在庚子年秉承师命，回国从事“自立军”的运动。是到了起义失败以后，到新加坡，请康有为拨款重行大举，遭了拒绝，然后于再度到了日本之时，断然与康、粱分途，一心一意走上革命的路。

《国民报》是一种月刊，一共出了四期，便由于经费困难而停版。它的生命虽短，作用却是很大。在此以前，只有香港的《中国日报》是革命党的喉舌。

秦力山是这《国民报》的总编辑。他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明明白白地提出革命救国的主张，使得当时聚集在日本的各省留日学生耳目一新。比起梁启超所主持的《清议报》与《新民丛报》来，称得上是别树一帜。

《清议报》是旬刊，在戊戌年(1898年)十月便已开始，一共发行了一百期，于辛丑年年底结束。它的影响不为不大，曾经是侨界文坛的独霸，把若干兴中会会员如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与叔父冯紫珊，都裹进了保皇的圈子。

《新民丛报》是半月刊，在壬寅年(1902年)正月开始，办到丁未年(1907年)七月为止，前后有五个半年头。销路最广之时，超过了三万份，内地的盗印本有十几种。梁启超文章颇为锋利，笔端常带感情，立论又常常站在读者的立场，因此而每每能够转移读者的思想。所可惜的是，他自己处于矛盾之中，今日高唱民权，明日又歌颂“我朝”，心里边明知中国以反清“为最适宜之主义”，写起文章来却不敢不敷衍那自始至终反对革命的老师康有为。

倘若没有《国民报》及癸卯年(1903年)以后的《江苏》、《浙江潮》、《汉声》、《直言》、《游学译篇》、《鹃声》、《醒狮》、《二十世纪之支那》等风起云涌的革命刊物，留日学生以及国内一般读书人的思想，将一直为保皇的主流所支配。(所谓保皇，实际上是“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而言，不失为一种进步的主张。但是它只能引向一条走不通的“死巷”。姑无论康有为所欲保的皇[光绪帝]，仍在紫禁城内的瀛台度着囚犯的生活，非有极庞大的革命性的武力不能救出；即使忽然发生奇迹，让他恢复自由，康有为也绝无具体办法来铲除顽固旧势力，用光绪帝的名义推行宪政。结果是，君主立宪这个幻想徒然耽误了革命的时机。)

康有为的一句得意口号，是“革命足以召瓜分”，也就是说：革命足以亡国。一些革命分子的答复是：中国早已在多尔衮入关之时亡了国，革命正所以复国，而不是亡国。为了用行动作一次宣传，章炳麟、秦力山、冯自由等十人，便决定在壬寅年阴历三月十九日(1902年4月26日)假座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纪念会。事前，章炳麟起草好了一篇宣言书。

章炳麟在宣言书中写道：“维我皇祖，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有九获。……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维兹元首，不知谁氏，……吾属孑遗，越在东海，念延平之所长，睹梨洲之所乞师，颓然不怡，永怀畴昔。……昔希腊陨宗，卒用光复，波兰分裂，民会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广，生齿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国寡民乎?……愿吾滇人，毋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毋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毋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毋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毋忘何腾蚊；愿吾辽人，毋忘李成梁。……庶几陆沉之痛，不远而复，王道清夷，威及无外。然则休戚之薮，悲欣之府，其在是矣。……”

纪念会的日期之所以定在三月十九日，因为那是明朝崇祯皇帝自杀殉国的一天。

章炳麟等人把宣言书印成了若干份，分发给留日学生与华侨。报名参加的有数百人之多。他们请孙中山与梁启超为“赞成人”，获得同意。但是，梁氏其后通知章炳麟，说“此事只可心照，不必具名”。

会期的前一天，日本的警察局告诉章炳麟等十位发起人，说这件事“大伤(日本)帝国与清国之邦交”，不许举行。果然在三月十九日的上午，精养轩附近布满警察，使得到会的程定柽、汪荣宝等几百人无法开会。孙中山自己也来了，便邀请大家在晚间到横滨永乐楼聚餐。

聚餐之时，大家补行了纪念仪式。孙中山提议，大家向章炳麟轮流敬酒。结果，章炳麟喝了七十几杯，而并不怎样醉。香港的同志们，先已接得了宣言书，便在《中国日报》上登载出来，而且也在这三月十九日的一天于永乐街《中国日报》的报社举行了纪念仪式。

章炳麟其时并不是兴中会的会员，后来也不是。他是到了乙巳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才参加同盟会的。他之认识孙中山，事实上还是由于梁启超的介绍。就关系来说，他和梁的历史久。他是浙江余杭人，生于同治七年(1869年)，比孙中山小两岁，作过俞樾(曲园)的学生，读书极多。甲午年他在浙江加入了强学会；两年以后，应夏曾佑与汪康年之聘，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的撰述，与粱同事。戊戌年(1898年)，他一度去了湖北，作张之洞的幕友；回到上海，仍在《时务报》的后身《昌言报》担任撰述。

章炳麟于戊戌政变以后，姓名在通缉之列，逃难到台湾，作《台北日报》的记者。他在《台北日报》写了若干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忠告康、粱的。他说：“孙文稍通洋务，尚知辨别种类，高谈革命，君等身列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

粱在1899年邀请章来日本。章来了以后，住在东京小石川粱的寓所。粱带了他去横滨，拜访孙中山，晤谈以后，颇为相得。

次年，章回上海，参加了唐才常在张园所举行的“国会”。他和毕永年劝唐才常不要把“自立”与“勤王”混为一谈，唐不接受，他一愤而与唐绝交。唐在汉口被捕，他又因曾经列名“国会”而再度被通缉，便托庇于教会，在东吴大学教了近一年的国文。有一次，他教学生写作文，出的题目是“李秀成胡林翼合论”。江苏巡抚恩铭，派人见东吴大学的美籍校长。要求捉拿他。于是，他又不得不再往日本，替梁启超所创设、冯镜如所经理的上海广智书局当驻日编辑。(他的工作是修改留日学生所翻译的书籍。)

他和秦力山、冯自由等人在壬寅年(1902年)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之时，生活全赖广智书局的编辑费维持。革命的潮流激动了他，使得他始则与唐才常绝交，继则写文章忠告康、粱，三则不惜与梁也断然分途，发起而贯彻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的行动。

这一年7月28日，多数留日学生因清廷公使蔡钧不许自费生钮锾、李显等九人进“成城学校”学军事，有十二个留日学生由保证人吴敬恒(稚晖)等率领。陪同这九人到公使馆请愿，到了夜深而不肯走，被蔡钧叫了日本警察来加以驱散。第二天，日本政府下令押解吴敬恒与一位姓孙名揆均的出境。吴在被押解到神户上船之时跳水自杀，被救。上海有若干人士，在张园开了一次大会，对留日学生表示同情。吴在回到上海以后不久，和蔡元培等人组成了“中国教育会”。章炳麟也回了上海参加。大家准备在上海租界上自办一所学校。

十月间，南洋公学发生风潮。有一部分学生，以何靡施、穆湘瑶、胡敦复等为首，为了争取谈政治的自由而自动退学，组织了一个社团化的学校，称为“爱国学社”，社务由学生自己管理，教习也由学生自己去聘请。他们获得中国教育会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支持。

南洋公学的风潮，对于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学生们所施的影响很大。这是“学潮”，而实际上也是“革命潮”。潮的力量，足以推动停滞在港湾之中的大小船只，足以唤醒酣睡着的人心，使得稍有了解的人更加坚决，稍有倾向的人顿增勇气。潮，而且会越卷越大，把成千成万，数不清的不知不觉的群众，卷入了革命的巨浪之中。

继南洋公学的学生而起的，有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林砺、章士钊等多人。林砺与章士钊其后也来了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中国教育会用本身的力量，支持爱国学社，支持到了第二年春天，捉襟见肘，便写了一封通函，给海外各地的华侨，募捐。这一封通函，文字遒劲老练，很像是章炳麟的手笔，或经过他的润饰。里面有这么几句露骨的话：“专制之毒，痛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一也。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二也。循斯二者，已足以夷吾族姓矣。……比来各省官学多有由同胞资助以成者，此足以表爱国之盛心矣，然官学生之宗旨，不过造软骨派之奴隶。爱国学社之前途，虽不敢决其如何，而学生固多志趣不羁，向学甚笃，俨如昔日英民移居北美者。具此善因，或有胜果。可以慰我同胞者也。……”

正如这一篇通函所说，爱国学社的学生确是“志趣不羁”。他们在学社里面，充分享受谈政治的自由，和他们所自己请来的教习，天天“高谈革命”。教习是哪些人呢?有蔡元培，有吴敬恒，也有章炳麟。

上海当时有一家报纸。叫做《苏报》，原为托名日商报纸，因生意清淡而卖给了湖南衡山人陈范(梦坡)。陈范在庚子、辛丑(1900、1901年)之间，很拥护变法及君主立宪的主张。他的报，被社会认作保皇党的喉舌。到了壬寅、癸卯(1902、1903年)两年，他看到清廷对俄国之窃占东北，而不敢收回主权，对留日自费学生之请求学习陆军而加以阻挠，对留日学生之组织“拒俄义勇队”而大施压迫，深深地感到康、梁的保皇主张绝对不是一条可走的救国的路。便终于决心和革命分子站在一起。他自动把《苏报》贡献出来，作为中国教育会的“附属权关”。凡是中国教育会的文告，以及爱国学社的种种活动，都免费照登。而且，学社内部的鼓吹革命的讲义与演讲词，也一字不漏地登了出来。章炳麟被他聘为撰稿人。

陈范的女儿陈撷芬，热心爱国，颇有父风。她创了一家《女学报》，提倡女权。

中国教育会除了拥有《苏报》作为“附属机关”，“爱国学杜”作为它所扶植的学校以外，又在江浙各地设了若干“支部”，由这些支部创设了若干学校与学社，例如在常熟有“塔后小学”，在吴江的同里镇有“明华女校”，在上海华泾乡有丽泽小学，在苏州有“吴中公学社”，在杭州有“两浙公学社”。这些学校与学社，也都成了鼓吹革命的中心。江浙一带的思想界主流，于是便由君主立宪而蜕变为反清革命了。

一八、《革命军》

一个十九岁的，来自四川巴县的青年，姓邹名容，到过东京，吸收了革命思想，回至上海，写出一篇洋洋洒洒、慷慨激昂的大文章来，题目是《革命军》。

开头的第一句，极长，有一百二十个字之多：“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

在这一个长句子之下，紧接着两句斩钉截铁的六字颂赞：“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次一段，他说明“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再次一段，他说明“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然后，加上三段，先叙秦始皇以来帝王之专制自私，以致“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似游牧腥膻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次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变换，皆是“野蛮之革命”，而非“文明之革命”；又说“卢棱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标本。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以上，还不过是第一章“绪论”。全书共分七章，第二章是“革命之原因”，第三章是“革命之教育”，第四章是“革命必剖清人权”，第五章是“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第六章是“革命独立之大义”，第七章是“结论”。全篇一共有两万多字。

在“革命之原因”的一章中，邹容不仅旧事重提，提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清兵入关时的残暴行为，如一般人之强调复仇，而且详详细细地列举清廷之厚待满人，歧视汉人：“如内阁衙门，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与)汉(人)侍

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额缺约四百名，而汉郎中、员外、主事，额缺不过一百六十二名。要之，皆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汉人刚积滞效十载，不得迁转，满人则俄而侍郎，俄而尚书，俄而大学士矣。……满人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拾芥，而汉人则大奴隶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伦，残杀数百万同胞。挈东南半壁奉之满洲，位不过封侯而止。”

邹容把清廷对于士农工商兵的虐待，也一一分别描写。对于士，清廷则“多方困之，多方辱之，多方汩之，多方羁之，多方贼之”。对于农，清廷则“多方刻之”，“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其鬻妻典子而后已”。对于工，清廷坐视他们“初则见拒于美，继又见拒于檀香山、新金山等处，饥寒交逼，葬身无地”，“受外人不忍施之禽兽者之奇辱。”对于商，清廷则“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之于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对于兵，清廷则“每月三金之粮饷，加以九钱七之扣折，与以腐朽兵器，位置其一人之身命。……及其死馁也，则委之而去，视为罪所应尔。……即或幸而不死，则遣以归农，扶伤裹创，生计乏绝，流落数千里外，沦为乞丐，欲归不得，而杀游勇之令，又特立严酷。”

清廷穷奢极侈，于圆明园既毁以后又造了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刮吾汉人之膏脂?”“开学堂，则曰无钱矣。派学生，则曰无钱矣。有丝毫利益于投入之事，莫不曰无钱矣，无钱矣。乃无端而谒陵修陵，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修宫园，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作万寿，则有钱若干。”

中国“有二百万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灵明之国民，有五千余年之历史，有(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之政治，……而为地球上数重之奴隶，……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国之驱追，内患外侮，两相刺激，十年灭国，百年灭种，其信然夫!……吾今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吾愿日日执鞭，以从我同胞革命，祝我同胞革命。”

在其余的几章，邹容所发挥的俱有独见之处。他认为“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所谓教育，便是“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并且应该养成独立不羁之精神，乐死不避之气概，尽瘁义务之公德，与“个人自治，团体自治”的习惯。他认为汉族为地球上“绝大蕃多，无有伦比之民族”，“即以二十世纪之主人翁推尊我汉族”，“亦非河汉之言”。然而“秦汉以前有国民，秦汉以后无国民”，“无所往而非奴隶”。“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历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必须先拔去奴隶之根性”，才能“进为中国之国民”。

他提出了二十五条具体办法，作为革命独立之大义，其中包括推倒清廷，建立共和，确定国民的各项权利义务，制定宪法等等。最后的一章结论，字数不多，却写得激昂慷慨，很像是一首军歌。

一九、《苏报》案

邹容的《革命军)并没有一句一字，论及军事组织或军事行动，然而这篇文章的本身的的确确称得上是一支强有力的“革命军”。邹容于民国成立之时，被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权力追赠为“大将军”，也可谓当之无愧。

在这篇《革命军》以前，虽有过兴中会的《缘起》与历次起义时的布告，然而流传均不甚广，内容也不如这篇文章之淋滴尽致，句句动人。

《革命军》的第一版，由上海租界上的大同书局秘密印行，日期是癸卯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阴历五月。章炳麟在四月间替它写了序文。序文中称赞它是“雷霆之声”，又说“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邹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才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这时候，章炳麟住在南京路泥城桥福源里的爱国学社。他是爱国学社第三第四年级的国文教员。中国教育会的办事处也设在爱国学社之内。邹容既不是中国教育会的董事，也不是爱国学社的学生，却以革命同志的情谊住在学社之内，和学社的师生结成一片。学生之一章行严(士钊)，受《苏报》之聘，于五月初一日(1903年5月27日)开始，担任主笔，每日发表“言论”一篇。第一，便是很惊人的《论中国当道皆革命党》，登载在五月初二日的该报。初六，他登载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书》；十四日，他登载了自己所写的《读革命军》。在此前后，他也登载了章炳麟的《介绍邹容革命军》与邹容的《革命军》自序。

章行严在当时是一个革命的弄潮儿。倘若没有他运用主笔的职权，在《苏报》上发表这几篇文章，《革命军》始终只是一本秘密的小册子而已，不致于导致轩然大波的“苏报案”，而连带成为轰动全国上下、人人想读的奇书。

章炳麟在《驳康有为书》里面，有“载湉小丑，不辨菽麦”八个字。章行严在《读革命军》里面，发挥邹容的“教育”理论，说“居今日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导之脱奴隶，就国民。脱奴隶，就国民，如何？曰，革命。……而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备省以压制革命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外乎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政策者乎?是以排满之见，实足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必不能不经之一途也。”

清廷的商约大臣吕海寰，在这一年四五月间，便已看不惯上海志士们的爱国活动，向江苏巡抚恩寿建议捉人。他在写给恩寿的信中说：“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他前后向恩寿开了两次名单：第一次名单上所列的，是蔡元培、吴敬恒、钮永建、汤槱(尔和)。第二次名单上所列的，是蔡元培、陈范、冯镜如、章炳麟、吴敬恒、黄宗仰。

蔡、吴二人，是在壬寅年(1902年)七月，公使馆陆军自费生风潮以后，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钮、汤二人，是在癸卯年(1903年)春天参加了留日学生拒俄义勇队以后。被推为该队代表，到天津向北洋大臣袁世凯请缨，见不到袁世凯而几乎被捕，从天津来到上海的。陈范是《苏报》的老板。冯镜如原为横滨兴中会会员，此时在上海替康、梁主持广智书局。章炳麟以中国教育会董事的资格，在爱国学社担任义务教员，靠卖稿维持生活。黄宗仰是当时中国教育会的会长，别号“乌目山僧”，和上海的犹太富翁哈同及其夫人颇有往还。

蔡、吴二人从日本回到上海之时，有第一批老留日学生之一，安徽人姚石泉，召集了戢元丞、叶瀚(浩吾)等若干人，在张园开了一次“协助亚东游学会”，请蔡、吴出席报告公使馆风潮的经过，当场议决了一面推姚石泉到日本向参谋部洽商，准许自费生不经公使保送而学习陆军，一面积极筹划在上海自办学校。

中国教育会的成立，便是这张园的“协助亚东游学会”所发轫的。爱国学社之所以能在壬寅年十月，因获得中国教育会的支持而实现，也未尝不是根源于“协助亚东游学会”的决议。

张园的“拒法大会”，是在癸卯年春天举行的。到会的有四五百人。龙泽厚(积之)在会场上提议电请清廷罢免广西巡抚王之春，获得一致通过。当时传闻，王之春主张借法国的钱与兵，平定中国“内乱”。这一次的“拒法大会”，可能为蔡元培等人所策动。

张园的“拒俄大会”，举行于癸卯年四月初一日，作用在于支援留日学生的“拒俄义勇队”，以唤起国民反对俄国于辛丑和约以后，一再撒赖、不肯在东三省撤兵。策动这一次大会的人，有龙泽厚在内，也有吴敬恒、冯镜如、陈范、邹容、黄宗仰。大会举行了以后。产生了一个“四民公会”。所谓四民，是指的“士农工商”。其后，改名为“国民公会”。到了五月间，在《苏报》接二连三发表了无保留的革命言论以后，国民公会内部分裂，拥护康、梁的龙泽厚把会的名称改为“国民议政会”，准备向清廷请求立宪，吴敬恒与邹容等人以及爱国学社的全体师生都不愿意再和龙泽厚混在一起，于是国民议政会便无形解散。

吕海寰的捕人建议，被江苏巡抚恩寿接受，令饬上海道用“照会”商请各国领事于以同意，领事们同意了，却碰上上海租界工部局的钉子。“工部局”三个字，是错误的译名，原文是“上海市议会”(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为租界上各国洋人所组成的一种喧宾夺主的政治机构。所谓“上海”，是指的上海公共租界。

工部局不肯依照恩寿的意思把蔡元培吴敬恒等人抓起来。

清吏在碰了钉子以后，聘请了外国律师担文与古柏，在西洋法律的范围以内打主意。担文与古柏看到“载湉小丑”四个字，出现在《苏报》上的章炳麟《驳康有为书》，大为高兴。载湉是光绪皇帝的名字。按照英国法律，言论尽管可以自由，元首却不能侮辱。称载湉为小丑，就英国法律的观点来说，的确是犯了刑事。除了这“载湉小丑”四个字以外，担文又在《苏报》上找到了八处足以被解释为侮辱元首或鼓动推翻政府的字眼。

于是，在担文的导演之下，大清帝国政府便向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告了一状，被告是陈范、程吉甫、章炳麟、邹容、钱宝仁、龙积之，一共六个人。

这是刑事案子，会审公廨于受理以后，通知工部局拘传被告，工部局因此也就不得不派“巡捕”(警察)。结果，于闰五月初五(6月29日)抓到了程吉甫。初六，抓到了章炳麟、陈仲彝、钱宝仁(允生)。龙泽厚(积之)在初六的深夜到巡捕房(警察局)投案；邹容在初七的白天到巡捕房投案。陈范逃走。去了日本。

陈仲彝是陈范的儿子，在拘票上无名，被巡捕抓了来，作了代罪的羔羊。工部局讲西洋法律，巡捕却不太“拘泥”!妙在会审公廨，其后也把陈仲彝视作被告。

更奇怪的，是《苏报》主笔章行严不在被告之列，因此也就没有被拘。据章行严自己说，那是因为他的老师俞明震在暗中庇护了他。俞明震是一个候补道，在南京充任陆师学堂总办，曾经在台湾抗拒日本之时，当过唐景崧的副手。

俞明震这时候被两江总督魏光焘派为“查办大员”，到了上海，会同上海道袁树勋，负责抓人。

据章行严说，俞明震的这个抓人差事，还是他自己要来的，动机在于怕这差事落到别人的手中，便无法保全章行严、吴敬恒、蔡元培等人。我猜想，俞明震可能知道他的儿子俞大纯和革命分子颇有交情。实际上，俞大纯已经陪了章行严“往来于泰兴、南京、长沙之间”，一同“运动会党”。

俞大纯到过日本，和吴敬恒很熟识。这时候，他也在上海，陪着他的父亲。他奉了父亲之命，在闰五月初四写了一封信，叫人送给吴敬恒，约他到大兴里七号相晤。吴敬恒和一个朋友朱仲超同去，不曾见到俞大纯，却见到了“俞明夷”(俞明震)。俞明震拿出一张公文给他看，公文是两江总督魏光焘所发，上面写着：“照得逆犯蔡元培、吴敬恒，倡言革命，煽乱谋逆，着俞道会同上海道密拿，即行审实正法。”吴敬恒看到此句，俞明震便把公文抽了回去，压入书堆，说：“笑话，笑话。我们吃面。”有一位“着青布长衫之先生”把三碗面与两盘饺子端了上来。俞明震自己先在每盘夹了一个饺子吃了，表示并未下毒。吴、朱二人也就“泰然而吃”。吃时，吴向俞说：“请先生照公事而行可矣。”俞说：“笑话，笑话。我想最好多到外国去留学，可帮国家革新。”吴说：“法国很便宜。”俞说：“法国不好，还是去美国。我的儿子，要他去美国。”吃罢，吴、朱二人告辞，俞说：“我住南京芝麻营六号。我们可以常通信。称我‘俞燕’，你叫‘吴谨’好了。”

第二天夜里，沈步洲与何梅士(靡施)两个人，来到了吴敬恒的寓所，告诉他：苏报社的账房程吉甫被捕。吴敬恒于是同着沈、何二人，去苏报社探询一个究竟。走到日升楼前面，遇见章炳麟和一个学生敖孟姜，便告诉他们苏报社有人被捕的消息。章、敖二人于是也一同去到苏报社。到了苏报社，大家见到了陈范。陈范说，程吉甫被捕之时，他本人在社，巡捕来了两个，都是住在邻近而且认识他的，却故意问他：“陈范在不在?”他说：“陈范出去了”，这两个巡捕并不再问，也不进里面房间去搜，仅仅把拘拿票给他看，他看见上面写着有七个人的名字，除了程吉甫与陈范两个以外，还有陈梦坡、章炳麟、邹容、刘保恒、龙积之。

“陈梦坡”三个字是陈范本人的号。拘票上把他写成了两个人，有点奇怪。巡捕根本和他认识。却见到了面而又问“在不在?”更加奇怪。吴敬恒心中明白，这必定是俞明震的苦心。俞在吃面以前，告诉过他：“梦坡我熟人。昨往，彼适出门，见其会计陈吉甫(程吉甫)。先生等劝其温和乎?太炎先生似乎闹得亦太凶。”陈范是湖南人，在铅山当过知县，确是俞的朋友。陈范这时候自己也对吴敬恒、沈步洲、何梅士、章炳麟、敖孟姜等五个人说：“可怪之至，前日俞恪士(俞明震)从南京来，我心知有异，推说出门，他与我账房略谈报事而去。”

吴敬恒向大家说，拘票上把陈范与陈梦坡写成两个人，是俞明震故意如此，表示这件事他做不得主，希望老朋友了解；先抓一个账房，这是“大事化小”，以便敷衍上峰。

章炳麟和敖孟姜听了，冷笑。陈范的女儿陈撷芬说：“既然他们巡捕认识爸爸。却又不抓，此中必有缘故。”章、敖二人不耐烦再听下去，便说“我们走罢。”二人“悻悻而出”以后，吴就对陈撷芬说：“他既认识而不拘，想要放我们逃走。既放我们逃走而不述，乃就先将脑袋送去。方鼓吹革命了矣。”陈范听了，微笑。于是，陈撷芬雇了黄包车，把父亲陈范，送到爱国学社的宿舍。陈范的一个姨太太，运送铺盖。吴敬恒与沈步洲及何梅士，也去爱国学社，准备继续商谈。到了爱国学社，章炳麟已经睡在宿舍的床上，“在被中骂曰，‘小事扰扰’。”

这一晚，陈范睡在宿舍；吴、沈、何与陈撷芬及陈范的姨太太各自回家。

次日，吴敬恒到爱国学社，沈步洲也到了；跟着，叶浩吾(叶瀚)也来了。叶一进门，便向吴拱手，说“稚公留此身以有待，枚叔先生(章炳麟)何在?”说着，便先走进宿舍里去。等到吴、沈二人进至宿舍之时。叶浩吾又已离开宿舍而去。

吴、沈二人到了楼上，帮助陈范收拾，雇了三部车子，到新闸吴彦复的住处。吴彦复是吴长庆的儿子(其后作了章行严的岳父)。不巧，吴彦复本人已去天津，吴彦复的母亲不肯将陈范收留。吴敬恒与沈步洲二人只得又把陈范送到白克路修德里常州人汤中所办的“演译社”。汤中对陈范欣然容纳。

过一天的晚上，沈步洲偕同何梅士来到吴敬恒的寓所，告诉他：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有巡捕多人到了爱国学社，“章太炎(炳麟)方在账房算账，巡捕出拘票，问有某某等否?章日，‘余皆没有。章炳麟是我。’巡捕即以索系之。章欲回宿舍取物，亦未许。”

吴敬恒在《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一文之中写道：“六日(事实上，是闰五月初七日)，报亦披露(章氏被捕的消息)，满城风雨，且闻陈梦坡之于与刘保恒皆被捕。……晚上，又哄传章太炎已在捕房写信，劝邹容、龙积之自行投到。后闻邹容已被张溥泉(继)藏匿虹口教士处，得章信，邹即出。”

邹容投案以后，到了闰五月二十一日(7月15日)，才和其余的五人(章炳麟、程吉甫、陈仲彝、钱允生，龙积之)被提到会审公廨，由松江府知府孙建臣、上海县知事汪瑶庭(懋琨)，会同英国副领事迪比南公开审问。原告是大清帝国政府，由律师古柏及哈华托作为代言人。被告的律师，是博易和琼斯两个人。

这便是哄动中外，空前绝后的《苏报》案。政府向平民告状，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而且，所告的是洋状，在租界的法庭上对簿，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一个大笑话。事前，清廷竭力想把章、邹等六位引渡，用传统的严刑来逼供，来残害。然而，租界的当局始终不肯。

原告大清帝国政府所控的罪名是：“污蔑朝廷，大逆不道。”

被告六人之中。足以牵涉到这八个字的大罪的，仅有章、邹二人。程吉甫是苏报社的账房，供称在职务上只管告白(广告)，不管言论。陈仲彝是苏报社老板陈范的儿子(是在陈撷芬的《女学报》报馆被捕的)，供称本人与苏报社无关。法官问他，“能不能代替父亲‘受罪’?”他答复说，“不能”。钱允生供称本名宝仁，允生两个字是号(也是在女学报馆被捕的)，和苏报社也毫无关系。(事实上，他和陈范颇有来往，鼓励陈范革命，曾经自称为孙中山先生，化名钱宝仁。然而，革命成功以后，他并未求官。他可能只是一位热心分子，染有好作大言的小毛病而已。)龙积之供称，本名泽厚，是广西桂林人，贡生出身，以知县分发四川，到过成都，对于“自立军”散发“富有票”的事丝毫不知。(他和邹容一样，也是自动到巡捕房投案的。)

这四个人，其后又经过了几次审问，终于先后被释放。程吉甫、陈仲彝、钱允生，先被无条件开释。稍后。龙积之于取保以后，暂释。(暂释以后，未再被捕。)

章炳麟供称“先曾读书，后在报馆充主笔。……去年回国，今年二月在爱国学社任教习。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满人，故我作书驳之。……‘原告’所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小孩子解。”

邹容供称，年十九岁，四川巴县人，“初来沪入广方言馆，后至日本东京留学。因愤满人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

当天，会审公廨无法判决。清吏在幕后多方活动，甚至运动了各国驻华公使，通过领事，对会审公廨旌以压力。上海的舆论界，包括英国人的《字林西报》，很多对被告表示同情。只有《新闻报》，是站在清廷的立场。

案子一直拖到次年四月初七(1904年5月21日)，会审公廨为这件事最后又开了一次庭，由上海县知事汪懋琨、谳员黄煊英、英国副领事德为门，会同审问。当场，判决了“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自上年到案之日起算，期满逐出租界。”

邹容在监狱里得了病，在乙巳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2月29日)去世。

章炳麟在监狱里始则绝食七天，未死；继则与狱卒冲突，被打，也没有死；终于以顺处逆，安之若素，先后被指定当裁缝，当厨子，以代劳役，颇能抽出时间教邹容佛学，写稿子在外边的报纸上发表。他在丙午年五月初八日(1906年6月29日)受刑期满，恢复自由，被蔡元培、叶瀚等十几人接了出来。当天晚上，乘船去了日本。船票，是同盟会特地叫同志龚炼百与时功玖买了送给他的。

他到了日本，留日学生在五月二十四日(7月15日)开了一个盛大的会欢迎他。到会的有两千人左右。白浪滔天(宫崎寅藏)也在场，于章炳麟致词之后发表演讲。

《苏报》案到了此时，可谓完全结束。《苏报》本身，在案发以后不久，于闰五月十三日(7月7日)被封。陈范带了两个女儿(撷芬、信芳)和姨太太(缳芬)在日本住了一些时，姨太太在横滨加入了冯自由与梁慕光所创立的洪门三点会分会。陈范本人又去香港，在甲辰年(1904年)回到上海，被捕，在牢里关了一年多。后来，他去湖南醴陵，依该县县知事、他的朋友汪文溥为生。武昌起义以后，他叫汪文溥催促湖南革命当局出兵，帮助在汉阳的革命军。其后，他在上海当《太平洋报》主笔，又在北京办《民主报》。最后，在1913年1月，病故于上海。

《苏报》案虽则是上海一个报社的案子，虽则是死难的仅有邹容一人，影响之大，等于一次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清廷的威严，被这件案子戳破。革命的思想，从此代替了维新、保皇、立宪，而成为主流。过去，很多人以为革命只是孙中山一个人或极少数附和他的人，一种超时代，甚至是不切实际的“高调”，并且还有些人以为革命只是孙中山以及“目不识丁”的若干会党或土匪的“作乱”。连吴敬恒本人，都曾经怀疑孙中山“是否像叭蜡庙里的大王爷爷”。自从《苏报》案发生，一般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读了邹容、章炳麟的文章，对革命与革命党的了解大为进步。他们心中开始在想：“像邹容、章炳麟这样的人也主张革命，作了革命党，可见革命是对的了。”

二〇、思想战（一）

在孙中山遗留下的墨宝之中，有一封1906年10月16日写给新加坡的同志张永福的信。信中说，“海外各地，日来(革命运动)亦多进步。托东京印‘革命军’者有数处。兹将河内同志所印就者寄上一本。照此版式，每万本印费三百四十元，二千本印费九十元。前贵地同志已集款欲印，未知款已收齐否?若已收齐，宜从速印之，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

孙中山在此以前，于甲辰年(1904年)阴历二三月间，便已在旧金山把《革命军》印了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这一万一千册是交给当地的中西日报社排印的，印费约合五百元，中西日报社没有收，作为捐赠。邮寄各地的邮费，由致公堂担负，也作为捐赠。

孙中山对于《革命军》的重视，从热心加以重印的事实上，可见一斑。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的“有志竟成”一章里说：“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

孙中山于庚子惠州之役以后，便已注重思想方面的战斗。他在横滨与东京，致力启发留日学生，差不多天天都接见他们，而奔走联络于其间的是冯自由。冯自由在乙未年(1895年)便已随着父亲镜如加入了横滨兴中会。那时候他的年龄才有十四岁，是当时二十几个同志之中最年轻的一个，也差不多是这二十几个同志之中唯一的学生。其后，他进了横滨大同学校，和郑贯一、冯斯栾等人同学；又在己亥年(1899年)进了粱启超在东京所设的“高等大同学校”，与秦力山、唐才常的弟弟才质、林圭、蔡艮寅(锷)等人都成了同学，也就有机会认识了这些同学的朋友：高等大同学校以外的留日学生，例如戢翼晕(元丞)、沈云翔、黎科、吴禄贞等人，而影响了他们。至于王宠惠与李自重，由于均是广东人，冯自由的同乡，冯自由和他们更特别亲密。

冯自由常常带了郑贯一、冯斯栾、李自重、王宠惠这四人，从东京到横滨，拜访孙中山于前田桥的寓所。孙中山和兴中会的同志黎炳垣、温炳臣、陈和，对他们十分欢迎。不久，便产生了辛丑年(1901年)春天的“广东独立协会”。这协会的发起人，正是冯自由与郑、冯、李、王，加上一个梁仲猷。所谓“广东独立”，并不是要把广东从中国分出来，另成一个国家，而是针对当时清廷即将把广东割让给法国的谣传，不甘作亡省之奴的广东留日学生为了先发制人，而勇敢地提出来的一种抗议：宁可脱离清廷而独立，不愿视桑梓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比“广东独立协会”更早，可算是留日学生最早的一个组织是“励志会”，成立于庚子年(1900年)。它不是一个革命团体，只是感情上的结合。它的主干人物是戢翼晕与沈云翔。沈云翔是浙江乌程人，曾经在武昌自强学堂读书，在己亥年被张之洞选为官费留学生，派来日本。他不仅拜见了孙中山，而且也引了湖南留学生秦力山、林圭、李炳寰、蔡锷、田邦睿、蔡钟浩，湖北留学生刘百刚、吴念慈、傅慈祥，广东留学生黎科，福建留学生郑葆丞，直隶(河北)留学生蔡丞煜，安徽留学生程家柽，等等，先后来见孙中山，聆听革命的理论。结果，这些人都多多少少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二一、康粱（二）

事实上，梁启超在当时也是一个激烈的排满论者。他在丁酉年(1897年)秋冬两季办长沙时务学堂的时候，已经在对学生札记的批语中露出对清廷反抗的态度：例如：“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

戊戌政变以后，他与康有为先后被孙中山的好友平山周与宫崎寅藏接来日本。平山、宫崎与犬养毅，都希望康、梁与孙中山合作；孙中山而且亲自访问了康一次，康竞托辞不见。梁的态度比康好。犬养邀约了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梁二人，在他的早稻田寓所会面，梁来了，而康不曾来。

康在己亥年(1899年)二月，被日本政府“礼遣”出境，去加拿大。粱留在日本，继续主编从戊戌年(1898年)十月便已创刊的《清议报》。这是一种旬刊，宗旨为“维持支那的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它曾经连载了谭嗣同的《仁学》与柴四郎的《佳人奇遇记》的汉译，其中颇有反对清廷的论调。这些论调，被康有为看见，叫梁删改重印。)康离开日本以后，粱和孙中山与陈少白、杨衢云来往日密。在言论上也就更加倾向于革命的主张。

他的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林圭、蔡锷、黄忠浩等十一个人，从湖南结伴来到日本找他，和他住在一起(小石川久坚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他们那时候，“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

康有为不愿意他们如此。

康有为于己亥年六月，在加拿大创设了保皇会。不久，便去了新加坡。

梁启超于同年七月，在东京创设“高等大同学校”。同月，开始发表他的《饮冰室主人自由书》，发挥民权与自由的学说。

在横滨担任“大同学校”校长的徐勤，一向是反对孙中山，反对革命的，便暗中联络康的另一弟子麦孟华，联合写信给康，告梁一状，说“卓如(梁启超的号)渐入‘行者’圈套。”事实上，梁确已同意革命、维新两派人士合并为一新的团体，由孙中山担任会长，梁担任副会长。

康接到徐、麦二人的信，就派了叶觉励带旅费来日本，逼着梁取道檀香山，前往美国。梁因师命难违，便只得束装就道，于这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年12月31日)到达檀香山。启程以前，他向孙中山辞行，孙中山给他写了几封介绍信，介绍他见孙德彰与檀香山兴中会的若干老友。

檀香山兴中会的人。对粱热烈招待。孙德彰而且叫儿子孙昌与侄儿孙科拜梁为师。

可惜的是，梁一离开日本，便离开了孙中山的影响。檀香山的有些同志，在学问上不足以说服梁，反而被梁说服。康对梁不肯放松，命令梁在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分会，又叫他在檀香山募捐，作为军事活动的饷源。梁于是就用了“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八个字，作为口号，又加入了该地三合会，受推为领袖，使得多数的檀香山兴中会会员参加他的保皇会分会。钟木贤与张福如当了这分会的副总理。钟水养当了协理。(梁自己是分会的总理。)

这时候，孙中山本人还不曾加入三台会。

檀香山是孙中山的最早的一个创立革命团体的地方，竟然被梁用了如此的手法偷占为保皇会的一大堡垒。这是梁很对不起孙中山的行为。

粱替康募捐，也募得了不少。截至庚子年阴历四月二十七日为止，他汇给澳门保皇会总部一万四千，汇给日本保皇会分会一万六千，交给了一个西人赫钦两万(托此人游说美国朝野)，加起来，已经是五万了。其后，可能又捐到了四五万元。

梁在庚子年二月二十九日，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劝孙中山接受“勤王”的主张，于事成以后选光绪皇帝当总统：“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

梁在檀香山住了半年，没有去成美国，七月间，从檀香山回国，到了上海，住在虹口的一家日本旅店丰阳馆。第二天，就碰着唐才常等人在汉口被捕的事。他在上海住了十天，一筹莫展，转赴香港。在香港，他拜访了陈少白一次。然后，他又去槟榔屿，拜见老师康有为，被康有为痛斥了一阵，斥他在横滨与孙中山周旋，“叛师叛党”；斥他在檀香山和一位小姐(何蕙珍)谈恋爱，以致丧失侨胞信仰，募款失败，影响了自立军的军需。

梁满腔委屈，在八月间离开槟榔屿，远游澳洲。次年(辛丑年)四月，由澳洲回到日本，重新主持《清议报》的笔政。年底，《清议报》因报社失火而停版，梁就在壬寅年(1902年)正月另办《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是半月刊，学术意味较浓，比《清议报》更受人欢迎。粱在该报的“章程”上，说明新民两字取自《大学)，“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又说，“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不偏于一党派，……不为危险激烈之言。”在政治立场上，他开始时仍旧是一个渐进主义的君主立宪论者，不敢与康分道扬镳。然而，在学术方面，他在正月间便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反对康的“孔教”，“惜其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后来，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之中，追叙这件事：“启超自三十(壬寅年)以后，已绝口不谈“曲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康、梁学派进分。”)

这一年夏天以后，梁在《新民丛报》上的态度，渐渐趋向于革命、反清。康有为写信骂他，他忍到了十月，就给康回了一封信，痛痛快快地“详陈”己见。

梁在信上很不客气地对康说：“大同之说(指《大同书》)，在中国固由先生精思独辟，而在泰西实已久为陈言。”这两句话，已经很够叫康发火。梁又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今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末了，论及革命，梁以为无论你怕不怕革命，而革命迟早是免不了的，不如早一点实行革命好。“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

梁而且进一步向康抗辩，说弟子之中好谈革命反清的不只他一人。“徐(勤)、欧(榘甲)在(旧金山)文兴(报)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滥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丛)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韩文举)，吾党中最长者也，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丛)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于此。夫树园、君勉(徐勤)，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时势，实不得不然也。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齿及一字，固属仁至义尽，至门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似亦不必禁之矣。来示谓此报为党报……即以党人之意论之……恐亦画诺者十之七八也。”

同月，他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在其中登载了一篇《新中国未来记》，预言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二年将有“大中华民主国”的“开国五十年纪念”。这个大中华民主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姓罗名在田(暗指光绪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第二任大总统姓黄，名克强(与革命元勋黄兴的号相巧合，当时他还不认识黄兴，这黄克强三字，只是“取黄帝子孙能自强自立之意”)。

癸卯年阴历正月二十三日，梁离开横滨，直航加拿大。在加拿大住了两个月，去美国，由北而南，由东而西，漫游各埠，受各埠保皇会会员及一般华侨的招待，作演讲，募捐，而且在纽约见了美国社会党领袖哈利逊，在“哈佛”见到了容闳，在华盛顿见到了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与西奥多·罗斯福，最后又在洛杉矶，办了一座秘密的军事学校。

梁启超于癸卯年十月二十三日回抵日本横滨，在政治主张上却又放弃了反清与革命。半年以前，他还说“中国舍革命外无别法”(见三月初四日所写的一封给徐勤的信)。四个多月以前，他接到蒋智由(观云)的信，又看到横滨保皇会的人所抄寄章炳麟从监狱里写给吴敬恒的信，以为章炳麟之所以入狱，真是由于吴敬恒向俞明震“告密”，深骇于吴之“鬼蜮手段乃至此极”，慨乎其言之地说“似此人而可为此事，则又何人而可信耶?念之痛哭。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沪上被逮六名(章炳麟、邹容、程吉甫、钱允生、陈仲彝、龙积之)想可无碍。然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

到了横滨以后，他先后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三篇反对革命的文章：《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答和事人》。此后的两三年，他保持了这种反对革命的态度。

他的好朋友黄遵宪在甲辰年七月初四有一封信规劝他：“公自悔功利之说、破坏之说之足以误国也，乃一意反而守旧，欲以讲学为教中国不二法门，……谓保国粹即能固国本，此非其时，仆未敢附和也。……言屡易端，难于见信。人苟不信，曷贵多言。”

二二、思想战（二）

和粱的常常改变主张，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的，是百折不回，始终致力于革命的孙中山。孙中山待人宽大，乐于与人为善，在主义上则首尾一贯，决不动摇或妥协。梁启超在己亥、庚子两年肯革命，孙中山对他优礼有加，倾心相待，不因他是康有为的弟子而稍存顾虑。梁拿了孙中山的信去檀香山，在檀香山窃占了孙中山的革命团体，而孙中山一时也并未对他声讨。甚至，到了梁在加拿大与美国大张旗鼓，遍设保皇会分会之时，孙中山也仍未对梁有所动作。

癸卯年(1903年)下半年以后，梁把《新民丛报》变成了一个专与革命为敌的言论机关，孙中山忍无可忍，不得不开始一场猛烈的思想战了。孙中山在八月初六日启程去檀香山与美国，把梁所恃为声援的两个地区，加以收复。行前，他命令冯自由负责在日本的党务，私事托黎炳墀(炳垣)料理。

八月十五日，孙中山到达檀香山。不久，便在同志程蔚南所办的《隆记报》发表了一篇富有历史意义的文章，题为《敬告同乡书》。

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把梁启超所发明而保皇会所藉以蛊惑人心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八个字，一刀砍成两段，明明白白地划清界限，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诚能如康有为之率直，明来反对，虽失身于异族，不愧为男子也。公等……如果以客帝为可依，甘为万劫不复之奴隶则亦已矣。如知冰山之难恃，满汉之不容，二百六十年亡国之可耻，四万万汉族之可兴，则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

保皇会在檀香山的言论机关，叫做《新中国报》。《新中国报》的主笔陈继俨(仪侃)不敢用真姓名和孙中山开笔战，却用了一个化名，写出一篇《敬告保皇会同志书》，登在12月29日的该报，说他们主张保皇是为了爱国，反对革命为了怕列强乘火打劫来瓜分，希望君主立宪是因为认定君主立宪为共和的过渡。

孙中山于是写了《驳保皇报书》一文登在《隆记报》，来答复陈仪侃。孙中山说：“试问其所爱之国，为大清国乎?抑中华国乎?……若彼所爱之国为中华国，则不当以保皇为爱国之政策。盖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实害国也。”关于瓜分的恐吓。孙中山说：“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将钦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至于，以君主立宪为共和的过渡，孙中山说陈仪侃是把宪法(constitution)与过渡(transition)两个名词混为一谈。“推彼之语，必当先经立宪君主而后可成立宪民主，乃合进化之次序也。……是要行二次之破坏。……夫破坏者，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专制之时代也。必先破坏此专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宪也。既有力以破坏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如‘过渡’焉，与其滞乎中流，何不一棹而登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

陈仪侃曾经说“达尔文有与提倡法国三次革命之功”，又说“法国死于革命者一千二百万人”。孙中山指出“达尔文乃英人”。当法国第一次革命之时，彼尚未出世；当第二次革命之时，彼尚未成学；当第三次革命之时，彼尚未闻名于世。孙中山也指出，巴黎虽经三次革命，“而未遇扬州十日之屠，广州洗城之惨，就使巴黎全城之民皆死于革命，三次计之，亦不足此数。”

檀香山的思想界，经过孙中山与陈仪侃一场笔战以后，看清楚了革命与保皇的确是两回事，也渐渐了解爱国救国只有革命的一条路可走。若干的一度上了梁启超的当，或灰了心的兴中会会员，纷纷重新集合于孙中山的革命旅帜之下。在这些人之中，以何宽、郑金、李昌、钟水养为最热心。他们服从孙中山，把檀香山兴中会恢复，改名为“中华革命军”，并且吸收了很多的新同志，如黄旭升、曾长福等人。

孙中山又到了夏威夷岛上的希炉埠，在那里也成立了“中华革命军”分会，吸收了毛文明、黎协、卢球、李华根、刘安、杨锐、杨锡初、黄义等多人。

孙中山的母舅杨文纳，在甲午年(1894年)便已在檀香山参加了兴中会。这时候，他劝孙中山加入当地的洪门，孙中山欣然同意。洪门的若干兄弟，由于粱启超先孙中山而加入，受了梁的不少反宣传，竟然反对孙中山加入。钟水养以洪门老前辈的身份，向他们说明孙中山之实行革命，与洪门的宗旨相合，“应招纳之不暇，何可拒之门外?”结果，洪门准孙中山加入，并且“封”了孙中山以“洪棍”(元帅)的荣衔。

孙中山在甲辰年(1904年)二月十五日启程赴美；行前，把檀香山(火奴鲁鲁)及希炉埠的组织工作，分别付托给何宽等人。宣传方面，孙中山改组《隆记报》为《檀山新报》，从香港聘来一位张泽黎担任主笔。

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到达旧金山。事前，清廷驻旧金山领事何祜已经获得情报(可能是来自保皇会分子)，便通知美国移民官说孙某是乱党，不可准许入境。于是，孙中山到了以后便被移民局扣留在船上，船开之时又被移到码头旁边的木屋，听候移民官裁判。移民官判定：孙中山应予遣回檀香山，等下班船来押送。

孙中山在木屋之中，有一天看到旧金山的《中西日报》，报上写着该报的总理是伍盘照。孙中山想起了这位伍盘照，正是几年前有两位基督教友(左斗山与杨襄甫)写过信，介绍他去见的人。

当天，中西日报社的办事处来了一个报童。报童交上一封信，伍盘照拆开一看，里面写着“现有十万火急要事待商，请即来木屋相见，勿延。”伍盘照到了木屋，和孙中山一见如故。不久，他便找了洪门致公堂的大佬(领袖)黄三德及英文书记唐琼昌，美籍法律顾问那文，把孙中山保了出来，同时向美国工商部提出诉愿。三个星期以后，美国工商部批准诉愿，移民官取消“遣回”的决定。

孙中山这一次在美国，约有一年之久，先在旧金山及其附近住了三四个月，向当地的洪门致公堂兄弟说明洪门的真正宗旨。致公堂的“大佬”黄三德与书记唐琼昌，在孙中山的指导之下。决心重订致公堂“新章”，举办全美洲各地致公堂的“总注册”，把保皇会的分子清除出去。

他们在“新章”之前，附了一个缘起，称为“要义”。要义的第一句，便开门见山，说：“原夫致公堂之设，由来已久，本爱国保种之心，立兴汉复仇之志。”但是“我堂同人之在美国者，不下数万余人；向以散居各埠，人自为谋，无所统一，故在平时则消息少通，有事则呼应不灵。”“今幸遇爱国志士孙逸仙先生来游美洲，本堂请同黄三德大佬往游各埠，演说洪门宗旨，发挥中国时事，各埠同人始如大梦初觉，因知中国前途，吾党实有其责。先生更代订章程，指示办法，以为津导。我旅美同人可以乘时而兴矣。……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官爵也，银行也，铁路也，矿务也，商务也，学堂也，皆所以饵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其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可胜诛哉!”

“要义”指出总注册的作用有三：第一，“以捍御祸害，赒恤同人”；第二，“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第三，“以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

“新章”共八十条。第一条规定各埠堂名一概定为“致公堂”，前有名目不同者，一概改正，总堂设在旧金山，支堂设在各埠。第二条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这十六个字的宗旨，与孙中山在檀香山所规定的“中华革命军”的宗旨完全相同。其后，同盟会的誓词也包含了这十六个字。以前檀香山兴中会所用的誓词，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比较起来，可谓进了一步：增加了“平均地权”。

当时各地致公堂的分子，加入了保皇会的很多。他们对总注册的事多方作梗，以致孙中山与黄三德的奔走。在组织的意义上收效不大。但是，就宣传的意义而言，“要义”深入了各地致公堂兄弟的心，替以后的革命运动打下基础。

孙中山在美国除了进行致公堂总注册以外，也印发了邹容的《革命军》一万一千份。而且，改组了旧金山《大同日报》。

《大同日报》是致公堂所创办的。总编辑是康有为的学生欧榘甲。欧榘甲前在日本之时，正如梁启超一样，和孙中山颇有来往，因此也满染了革命思想。在来到美国以后，开始为《大同日报》写稿之时，他仍旧高谈反清，主张广东应该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康有为写信申斥他，说他“离经叛道”，要把他“逐出门墙”。他怕了，便一变而为反对革命之人。孙中山到达旧金山。他写了若干篇文章，攻击孙中山，说致公堂尊奉孙中山，是“不智”之举。黄三德与唐琼昌等人劝他不可如此，他不肯听，只得将他辞退，请孙中山推荐继任人选。孙中山写信给冯自由在日本物色，冯自由推荐了刘成禺。

刘成禺原为湖北省的官费留学生，在成城学校学军事，因赞成革命，而不惜牺牲官费，曾经在癸卯年正月初一，于清廷驻日公使馆团拜之时，当着公使蔡钧的面，与马君武先后演说，主张推翻清廷。蔡钧停止他的官费，不许他留在东京，并且行文湖北官厅，没收他在武昌的家产。他再接再厉，办了一个杂志，叫做《湖北学生界》，继续宣传革命。

他在甲辰年春夏之交到了旧金山，就任《大同日报》的总编辑以后，用十分犀利的文笔，转移美国各地侨胞的思想。同时，他约了在日本的冯自由，与业已在美留学的蒋梦麟、徐甘棠、廖卓庵等人不时替他撰稿。于是，过不了多久，侨胞思想的主流便不再是保皇，而是革命了。

他在未来美国以前，从日本回国办护照，在上海遇到他的两湖书院的同学贺之才、史青、魏宸组、胡秉柯。这四人由于在家乡湖北高谈革命，被端方软硬兼施，强迫去欧洲读书，这时候来到了上海等船。他们听到成禺说，要到美国替孙中山办报，便拜托刘向孙中山致敬。刘说，“孙先生不久也要去欧洲，你们可以在欧洲见到他。”说罢，就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他们。

他们到了欧洲。久等孙中山。未来；就联名写信给刘，请他代向孙中山促驾。

孙中山在十一月初八离开纽约，启程赴欧，先到英国。行前，写了一本英文的小册子，题为“中国问题之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印了一万份，送给美国朝野。封面上。题了三个中国字“革命潮”。这本小册子的结论是：清政府“在前世纪已为衰老时代，及今则其去死亡不远矣。如有发慈爱之念。表示对中国独立之同情而犹思扶持满洲之皇祚，吾知其亦必无成也。”反过来说，倘若中国革命成功，则不仅可以建新纪元之国家，而“更可分其文明于全世界之人类”。

孙中山到了英国，住在伦敦一个英国朋友慕尔干的家中，“囊空如洗”。刘成禺写信告诉贺之才，贺之才便联络留比、留德、留法的湖北同乡，以及虽非同乡而感情上可共秘密的同学，凑集了四千多比利时法郎、两千多德国马克、一千多法国法郎汇给孙中山，请他到欧洲大陆。

孙中山乘轮船到了比利时，贺之才与朱和中、李藩昌三人，在比利时的海口奥斯坦德(Ostend)的码头上欢迎。孙中山乘火车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又有胡秉柯与二十几个留学生在车站上欢迎。他们随着孙中山到了胡秉柯的寓所，亦即孙下榻之处，和他谈了三天三夜。在第二天与第三天赶来参加的，又有十几个人。

孙中山问他们，“你们主张革命，准备用什么方法?”他们说：“我们要从军界学界入手。”于是，朱和中和其他几个人，便把他们在湖北如何劝知识青年参加新军的事，说了一遍。孙中山听到了，深为嘉许。

二三、秀才从军

朱和中是湖北省建始县人，考取秀才了以后，投身陆军，在陆军武备学堂读书。壬寅年(1902年)，中俄密约的消息传到武昌，吕大森约集数百名武昌的文武各学堂学生在曾公祠开会，有朱和中在内。朱和中“义愤填胸，演讲激烈，手中所持之折扇，拍成片段”。吴禄贞邀请朱和中与吕大森，在当天晚上到水陆街十二号他的家里谈了一晚。“自后多人聚谈，则在花园山李步青(廉方)的住所。逐日夜间，必到李寓。秘密商谈，则在吴寓。星期日则在花园山公开招待各处来访之志士。于是远自东京，近自上海，莫不互通声气。”

吴禄贞是湖北省云梦县人，与朱和中同岁，也进过陆军武备学堂，入校不久，困成绩特优，被送到日本，在士官学校学骑兵，于壬寅年毕业回国，在张之洞下面充任学务处会办、营务处帮办、将弁学堂与护军全军总教习、武普通学堂会办。

事实上，他于回国以前，已经在日本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庚子年(1900年)，他曾经秘密和唐才常回国，与秦力山、沈翔云负责大通方面的军事。事败以后，他又到了日本，继续在士官学校读书。

壬寅年，他于毕业后在秋天回到武昌。传说，他先被张之洞关了三天，召见，严词申斥，他“口如悬河，慷慨论天下事”，说动了张之洞，张之洞便在十天之内，一连给他上述的若干职务。

吴禄贞一面作了张之洞的“红人”，一面在暗中翻印了《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散布到军学各界。《猛回头》是一本弹词。《警世钟》是一篇劝世文。这两本都是陈天华写的。《黄帝魂》为辑录清季报刊中有关反清革命的论著。编者署名“黄帝子孙之一人”，实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黄藻。

陈天华是湖南省新化县人，留日学生。他的《猛回头》似乎是专对清廷军队之中的汉人而发：“列位所吃的粮，虽说是满洲所出，其实他(满洲人)吃的都是汉人的，那里有粮与你吃?吃汉人的粮，仍杀汉人，列位可想得去吗?”末了的一段弹词与四句诗、两句成语，十分精彩：

那怕他，枪如林，炮如雨下？

那怕他，将又广，兵又精强？

那怕他，专制政，重重束缚？

那怕他，天罗网，处处高张?

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

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

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

秀才从军

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

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

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

俺小子，无好言，可以奉劝，

这篇话，愿大家，细细思量。

瓜分豆剖逼人来，

同种沉沦剧可衰，

太息神州今击矣，

劝君猛省莫徘徊。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警世钟》也是白话体，所“劝”的对象：(一)是做官的人，劝他们尽忠报国。不要对清廷尽忠。(二)是劝当兵的人，劝他们舍生取义。“人生终有一死，只要死得磊落光明。……千古莫不敬重大宋的岳爷，无非因他能替同胞杀鞑子。”(三)是世家贵族，劝他们毁家纾难。“只有把架子放下来，每年要用一万的，止用一千，所余的九千，来办公事，降心下气，和那平民党、维新党同心合德，不分畛域，共图抵制外国，一切大祸可免。”(四)是读书士子，劝他们“明是会说，必要会行”。“若现在的人，不多流些血，力救中国不瓜分，只空口说白话，……那个肯信?”(五)是有钱的人，劝他们舍钱。这与劝世家贵族相同。(六)是穷人，劝他们舍命。这与劝当兵的人相同。(七)是新旧两党，劝他们“各陈意见”。(八)是江湖朋友，劝他们改变方针。“想做大事，也有不少。没有志气，只想寻几个钱度日的，也有好多。这等人就是起事，也没有什么思想，不过图奸淫掳掠四字。”(九)是教民，劝他们“当以爱国为主”，“人不要爱本国的，这真是耶稣的罪人了。”“我劝列位信教是可以信的，这国是一定要爱的。”(十)是妇女。劝她们“必定也要想救国”。“凡我的女同胞，急急应该把脚放了，入了女学堂，讲些学问，把救国的担子也担在身上，替数千年的女子吐气。”“女子若是想救国，只要日夜耸动男子去做，男子没有不从命的。”

吴禄贞用了《警世钟》、《猛回头》、《黄帝魂》等等宣传品，很吸收了一些有志的青年，便把他们介绍到各个部队之中当兵士。那时候，秀才投军成了风气。张之洞办文普通学堂，所收的固是秀才；办武普通学堂，也是通令了各县，调集秀才来省城投考。考不取武普通学堂的秀才们，很多自愿入营，当起码的兵士，甚至有已经考取了武普通学堂，而仍愿放弃读书机会，也干脆入营当兵的。

经吴禄贞介绍或鼓励而入营当兵的革命同志，前后有三十人之多。其中，胡瑛与张难先进了工程营，刘敬庵进了马队。刘敬庵是湖北潜江县人，原名贞一，字敬庵，一作“静庵”。

二四、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

1903年《苏报》案发生。贺之才特地从武昌去上海，不顾生命危险，带了几百本《革命军》回来，使得武汉的革命潮更加高涨。到了冬天，署理两湖总督端方想出一个办法，把若干高谈革命的激烈分子遭送出洋，贺子才、胡秉柯、魏宸组、史青被派往比利时。朱和中，被派往德国。

他们先到上海等船，在次年春天先后到达比、德等国。十一月，与孙中山在布鲁塞尔会面。谈了三天三夜，把湖北方面革命势力的发展情形详细报告了孙中山，也和孙中山交换了很多关于今后革命计划的意见。结果，他们和在座的其他留学生二三十人都一致愿意宣誓，参加孙中山的组织，誓词与檀香山中华革命军的相同，也就是其后同盟会在日本正式成立之时所用的誓词。(所不同的，是：同盟会的誓词上的“创立民国”，在这一次的誓词上，是“建立民国”；“任众处罚”是“神明殛之”。全文如下：

立誓人〇〇〇当天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神明殛之!

比起兴中会的誓词来，这誓词的内容可谓更加充实，把三民主义的要点都包括了进去。当时，孙中山还不曾提出三民主义名称，也还不曾具体规定新的革命组织的名称。

檀香山中华革命军，可谓为兴中会的延长，也有人称它为“檀香山新兴中会”。布鲁塞尔以及柏林与巴黎的团体，可谓为“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孙中山在1919年有一次写信给居正，介绍朱和中加入中华革命党，说朱和中是同盟会的“先天会员”。先天二字十分恰当。

与朱和中一起，当天在布鲁塞尔宣誓的，有下列的各人：

胡秉柯、贺子才、史青、魏宸组、李蕃昌、陈宽沅、王治緷、刘荫弗、李崇武、程培鑫、李鱼门、李标、杨荫渠、俞毓西、黄大伟、孔庆叡。

在这十六人里面，李蕃昌是湖北天门人，来自瑞士；孔庆叡是四川人，来自比利时的列日城(Liege)。

第二天以后，又有姚业经、刘庠云、罗葆经、王鸿猷、高鲁、冯承钧等陆续前来孙中山所下榻的胡秉柯的寓所，参加宣誓。孔庆叡回去列日城，也介绍了七个人宣誓入盟。总数一共是三十几个人，有几个人的名字现在已经难于查考。

朱和中回去德国不久，迎接孙中山去柏林，下榻于朱在罗兰多福街三十九号的寓所，住了十二天，每天晚上接见留德学生，说明五权宪法与平均地权的精义。结果，也有二十几个人宣誓入盟：包括始终不变的周泽春、钱汇东，与不久即行中途反悔的王相楚与王发科二人。

孙中山从柏林转回伦敦，再由伦敦去巴黎，加盟的人数比不上布鲁塞尔与柏林：十几位而已，其中包括不久就变节的汤芗铭与向国华。

王相楚与王发科，瞒了朱和中，秘密来到巴黎，勾结汤芗铭、向国华，到旅馆假意拜访孙中山，骗孙中山到了饭店，然后留两个人陪着，其余两个人又回到旅馆，走进孙中山所住的房间，用刀划开他的皮包，把布鲁塞尔、柏林、巴黎三处同志的宣誓书完全偷走，连带地也偷了法国参谋部的一封介绍孙中山去见越南总督的文件。

他们四个人，把宣誓书与这一份文件，带去清廷驻法公使馆，向公使孙宝琦自首。孙宝琦一面大事化小，骂了他们四个人一顿，叫他们把宣誓书带回，一一发还各人本人；一面把法国参谋部的介绍信留下，抄了一份，派人把原件送到孙中山的旅馆，向孙讨个好，暗中却亲自到法国外交部交涉，破坏孙中山在越南起事的计划，然后就打了电报给清廷的庆亲王奕劻报功。(孙宝琦后来居然和庆亲王攀上了亲，成了亲家，在宣统元年[1909年]当了山东巡抚。他在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以后，于阴历九月二十三日被山东的革命同志推举为都督，仍旧暗中与清廷文电往还，终于在十月初八日通电“取消独立”。)

孙中山发现宣誓书与文件被偷，写信告诉朱和中与胡秉柯。朱和中邀集在柏林的同志，联名回信，说：“盟据虽失，我辈执心不变。二王之事，同人无一不痛恨者。如先生准许补签盟据，一律愿补”。胡秉柯也邀集了在布鲁塞尔的同志，讨论此事，议决由胡秉柯去巴黎，向孙中山声明同志“无一有悔心”。胡在巴黎也分别见了孙宝琦与二王汤向。胡见孙宝琦，是为了探听究竟。孙宝琦说：“你们年青人，只逞血气之勇，不好好念书，学问未成，就作政治之运动，真是淘气的孩子!收到你们的盟据吗?哈哈!”胡秉柯说：“什么叫做盟据?”孙宝琦说：“有你的，你还不知道吗?”然后，孙宝琦就把二王汤向的无耻行动，对胡秉柯和盘托出。

胡找到二王汤向，取回布鲁塞尔与列日各同志的宣誓书。二王回到柏林以后，也把柏林各同志的宣誓书，交给薛仙舟，转还大家。

此后，二王与汤向离开革命的道路。重新填写宣誓书的，在布鲁塞尔有贺之才、史青、胡秉柯、魏宸组、俞毓西、刘荫弗、李蕃昌、李仁炳(崇武)、程光鑫、陈宽沅等十人；在巴黎的，仅有唐豸一人。其余的人，后来也有不少陆续参加。在柏林的同志议决：等到孙中山将来在东京或香港成立机关以后，才重写宣誓书，于写的当天就装上信封寄走，以免遗失。在柏林的同志之中，朱和中、周泽春、钱汇东三人，特地去布鲁塞尔，和贺之才等人联络，共同决定了今后对吸收同志必须严格；每月每人省下官费的十分之二，积存生息，留作革命之用(其后于孙中山三度四度来欧之时，交给了孙中山)；每月聚会二次，研究革命方法及建设事业；设立编译部，投稿到外国报纸上，让外国人明了中国革命之宗旨。

同盟会于乙巳年六月(1905年7月)在东京正式成立，朱和中与周泽春、钱汇东三人便把他们的新宣誓书，寄了来。在同盟会的乙巳丙午两年的名册上，钱汇东被写作钱祖元。祖元是他的本名，汇东是号。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把“汇东印成“汇春”，春字可能是东字之误。张难先的《(同盟会)鄂籍会员名录》，把“汇东”二字印成“会东”。会字与汇字可以通用。

布鲁塞尔的十个同志的名字，也都在这个名册之中；唐豸的名字未见。名册上另有胡铮、祝乾逵、王鸿猷、左德新、潘亲瑞五个湖北人的名字，这五人似乎也都是在欧洲宣誓入会的。石瑛、黄大伟、扬循祖、高鲁这四人的名字，却不见于乙巳、丙午年的名册，可能是遗漏了，或登记在丁未年以后。张难先的《(同盟会)鄂籍会员名录》，有唐豸、石瑛、黄大伟，也有杨荫渠、姚业经、刘庠云、冯承钧、李四光(于门、鱼门)、李标、王治緷；不过，把李四光写成李光泗，李标写成李彪，王治緷写成王治辉。

孙中山在乙巳年五月离开法国，由马赛乘船，经新加坡、西贡，于7月中旬到达日本横滨。

在新加坡，他和尢列、陈楚楠等人会面。陈楚楠是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人，经营舍春号商店，与张永福为友，热心爱国，自号“思明州之少年”。那时候，尢列已在辛丑年由日本到了“南洋”(新加坡与马来亚)，以行医为生活，到处宣传革命，把他在日本所创设的“中和堂”扩展到新加坡、吉隆坡、怡保、坝罗、庇能(槟城)。在每一处的分堂，他都悬挂了青天白日旗。保皇党在新加坡办了《天南日报》，而该报的记者黄伯耀、黄世仲兄弟，与康荫田，都被尢列吸收，进中和堂当会员。经过黄伯耀的介绍，陈楚楠与张永福认识了尢列而成为革命同志。陈、张二人出钱，办了一个“小桃源俱乐部”。癸卯年闰月《苏报》案发生，陈、张二人与张的外甥林义顺便用了小桃源俱乐部的名义，致电上海英国领事，请求不要把章炳麟与邹容引渡给清廷；次年，他们创办了《图南日报》，以与《天南日报》对垒。同时他们也印了《革命军》五千册，把封面改题为“图存篇”，秘密输入泉州、漳州、潮州、嘉应州各乡镇。主笔是曾经在香港《中国日报》任职的陈诗仲，是尢列请了冯自由介绍来的。

孙中山这一次经过新加坡，事前打电报给尢列，约他引陈等到轮船上晤面。晤面以后，彼此相见恨晚。孙中山告诉他们，新的革命组织已经在欧洲发端，到了日本就可以正式成立，希望他们在南洋预为布置。他们听了，十分兴奋。其后。在丙午年(1906年)阴历三月，孙中山由日本经越南河内，到了新加坡。由于当年因宫崎寅藏被控图谋行刺康有为一案而连带地放逐的期限已满，得以自由登陆，受到陈楚楠等极热烈的欢迎。很快地，便在三月十三日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当天，宣誓入盟的人，是：尢列、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黄耀庭、邓子瑜、李竹痴、林镜秋、许子麟、萧百川、留鸿石、蒋玉田、吴业琛、何心田、林航苇。

此外，在成立会的一天以前，似乎已经有一位谢已原在丙午年三月初九日入会，见于《乙巳、丙午两年同盟会员名册)。这可能是记载错误，或是谢已原和孙中山同船而来，在船上宣了誓。三月十三日以后，在新加坡陆续入会的，截至闰四月二十七日为止，又有李镜仁等十六人，包括张人杰(静江)。张人杰可能是在三月十三日宣誓入盟的，但名册上写成“三月三十日”，不知道是否写错。

孙中山在乙巳年(1905年)六月初五日航经西贡，于六月中旬到达横滨。

这时候，各省的留学生聚集在日本的极多，而其中的一大部分都已被革命的思潮所冲激，认定清廷既已毫无抵御外侮的能力，也绝对没有立宪或改革庶政的诚意，中国国民只剩下革命二字是救国自救的途径。同时，他们对于孙中山的革命方略与人格学问，也都逐渐有了充分的认识与景仰，不像当年乙未广州之役之时，以为孙中山确如清吏所说是“山大王”一流的好汉，也不再以为孙中山是专靠会党作武装的行动而不看重读书人(尤其是留学生)了。孙中山在欧洲比、德、法三国的国都，皆组织了以留学生为基干的革命团体，消息传来。使得在日本的成千的留学生无不翘首盼望，盼望孙中山早日东航，让他们也有机会接受他的领导。

而且，这时候在各省留学生之中，已经颇有几位自动地作过革命的事，然而在组织上并不曾进入兴中会。孙中山自从庚子惠州之役以后，把工作重点放在宣传，而尽量在组织方面策动各方自己的团体，不汲汲于扩充兴中会。只有在日本与檀香山，他作了整理兴中会原有组织的事。在日本，他于1903年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军事学校在东京青山，收了十四个学生，每人均须于入学以前宣誓。誓词与其后的檀香山中华革命军及东京同盟会的相同。这十四个学生包括黎勇锡、李自重、胡毅生。开学了一个月以后，孙中山离开日本去檀香山，校务由冯自由负责。又过了四个月，这学校因内部有意见而解散。在檀香山，孙中山把梁启超所引去保皇会的分子，争取回来不少，也团结了始终不曾动摇的同志，吸收了若干新的同志，“会名不用原名。而用‘中华革命军’五字”。

孙中山由檀香山到了旧金山，只吸收邝华泰等几个人入会，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改组致公堂。

自从在欧洲比、德、法三国，有不少的留学生自动要求孙中山领导革命以后，孙中山知道革命思想已经深入留学生以及内地一般读书人之心，到了可以重新发挥组织的力量之时，于是才决定从事革命分子大团结的运动，而冯自由与程家柽便在日本作了准备，于是孙中山一回到日本，中国同盟会就顺利地诞生了。

二五、冯自由

冯自由原名懋龙，是横滨兴中会最初的会员之一，在乙未年(1895年)随同他的父亲冯镜如与叔父冯紫珊入会。其后，冯镜如于庚子年去上海，担任康、梁的广智书局经理；冯紫珊在戊戌、己亥以后作了康、梁的保皇会横滨分会会长，兼《新民丛报》经理，“康、梁倚为长城”。冯自由先后在横滨大同学校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读书，于庚子年四五月间因代理校长麦孟华遵照康有为意旨，不许学生再提“自由”二字，愤而更改自己的原名，把“懋龙”改为“自由”。在此以前与在此以后，他一直是忠实于孙中山，不同于他的父亲和叔父。原因是，他入会之时年纪极小，只有十四岁，天真纯洁，因此而无条件地崇拜孙中山。

他在改了名字以后，便和同学郑贯一、冯斯栾创办《开智录》，专讲自由平等，与变质了的《清议报》对垒。次年，他进入早稻田大学读书，和冯斯栾、李自重及王宠惠等人组织“广东独立协会”；又和王宠惠、戢翼晕、秦力山等人发刊《国民日日报》。壬

寅年(1902年)，他和秦力山与章炳麟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又和叶澜、秦毓鎏、周宏业、张继、程家柽等人组织“青年会”。参加的有汪荣宝、蒋方震(百里)、金邦平、苏子榖(曼殊)等数十人。这个青年会并不是基督教的青年会，而是“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一种半秘密的革命组织。这时候，孙中山住在东京，冯自由经常到孙中山寓所请示一切。

在“青年会”的策动之下，留日学生在癸卯年(1903年)春天有了“拒俄义勇队”的组织，以抗议俄国之一再不肯从东北撤兵，据东北为已有。这个“拒俄义勇队”产生于神田锦辉馆的一次留日学生大会，到会的在五百人以上，签名为队员的人也不少，公举蓝天蔚为队长，钮永建与汤槱(尔和)为回国请愿代表，向袁世凯请求编入他的部队，出关抗俄。结果，这两人见不到袁世凯而几乎被捕，而且义勇队本身也被日本政府解散。

队员之中的激烈分子，以叶澜、秦毓鎏、董鸿袆、程家柽等为首，不甘心他们的义勇队被解散，另行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决定了三种方法，分头进行：一、鼓吹；二、起义；三、暗杀。军国民教育会对于吸收会员，绝对严格，行动也完全秘密：“开会无定期，会场无定所”。会员的人数不多，而组织始终存在，活动从未中断，一直维持到乙巳年(1905年)六月底，同盟会成立之时，全体同志参加了同盟会。

被“军国民教育会”推派回国，到各省去从事“运动”的，叫做“运动员”(亦称“实行员”)。黄兴与陈天华便是被派往湖南的两位“运动员”。

二六、黄兴

黄兴是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人，原名轸，字廑午，号克强，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的父亲筱村，是有名的秀才。他自己幼年除了读古书以外，学了乌家拳，颇有一手功夫；到了二十四岁的时候，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颇受山长梁鼎芬器重，其后，暗中参加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运动”，未被当局发觉。当局而且在辛丑年(1901年)派他到日本“考察学务”。他利用这个机会努力深造，一面在弘文学院与速成师范读书，一面自己请了日本军官，到他的寓所教他军事学术。每天早上，他去到“神药坂术会”，练习骑马和打靶。不久，他和梁焕彝、杨守仁(笃生)等人创办“湖南游学译编”，很发表了一些有关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文字。

他在癸卯年(1903年)先后参加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于五月间被推派回湖南，当“运动员”。经过武昌，他先在两湖书院作了一次讲演，痛斥清廷腐败，张之洞下令查办，梁鼎芬出示驱逐出境，然而他仍旧逗留了八天，散发了《革命军》与《猛

回头》四千多部。到了长沙，他在明德学堂、高等实业学堂、修业学堂等处教书。张继被他邀来长沙，在明德学堂担任教员。其后，秦毓鎏、刘揆一与杨守仁也先后到达，共谋大举。

二七、华兴会

他们在癸卯年冬天，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以黄兴为会长，秦毓鎏为副会长。会所设在连升街，对外称为“林公馆”，亦称“旅湘俱乐部”。这个会所吸收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会员有四五百人。在“华兴会”以外，他们又设立了一个“同仇会”以会党(哥老会)分子为吸收对象，黄兴自为该会的“大将”，任命刘揆一为“中将”，会党的一个首领马福益为“少将”。这个同仇会，由于有既成的会党为基础，会员的人数极多。

次年，甲辰年(1904年)，黄兴等人决定在十月初十日(11月16日)慈禧太后的诞辰起义。计划是：事先在万寿宫埋好炸药，在长沙的文武官员拜寿之时一齐把他们炸死，随即在长沙、岳州、衡州(衡阳)、宝庆、常德五处同时采取武装行动。

陈天华在八九月之间赶了来参加。黄兴的一位两湖书院的同学曹亚伯。也从武昌来寄身于长沙圣公会，帮他的忙。曹亚伯是湖北兴国州人，此时已经于本年五月在武昌与刘敬庵(静庵)、宋教仁等人设了一个革命团体，叫做“科学补习所”。他来到长沙，在事实上成为华兴会与科学补习所之间的联络人，以便科学补习所也于长沙得手之时在武昌起义。宋教仁是湖南桃源县人，在武昌文普通学堂读书，仍旧留在武昌，内定于十月初十起义之时担任常德一路的军事负责人。

黄兴与刘揆一把自己的家产变卖了，同志柳大任与彭恂也把他们的家产变卖，另外卫由龙璋、扬守仁通力合作，向各方面借钱捐钱，一共凑集了五万元以上，作为购械、养兵等等起义的费用。

不幸，在九月中旬的某一天，有两位会党同志(何少卿与郭鹤卿)因事机不密而在湘潭被捕，全盘的起义计划成为泡影。黄兴在长沙被张继、曹亚伯、龙璋，与教会的牧师黄吉亭救护出险，由黄吉亭陪同乘船到汉口江面，换船东下。临别之时，黄吉亭请他在安全到达上海以后，打一个电报来长沙，以“兴”字为暗号。从此以后，黄兴这才把他的原名，“轸”，改为“兴”字，作为纪念。

刘揆一等人，也先后脱了虎口，马福益在乙巳年(1905年)三月由广西回湖南，企图再举，在湘乡被巡抚端方捉住，就义。黄兴到了上海，和刘揆一、陈天华、张继、杨守仁继续努力，也准备回湖南再举，而且设了机关在上海新闸路余庆里刘的寓所。这机关又不幸因安徽志士万福华于十月十三日行刺前任巡抚王之春于一品香，而连带地被破。万福华生平醉心革命而并未参加革命组织，因好友吴春阳的介绍而认识了黄、刘等人，自动向刘光汉借了张继的手枪去刺王之春，临时忘却拨动“停机纽”，扳不动枪机，被捕。章行严到捕房去看他，在出来的时候被密探跟踪，因此而泄漏了机关的地址。两天以后，黄兴、陈天华、张继，与十几位其他的同志都在余庆里被巡捕抓了去。刘揆一刚好外出，不曾遭殃。

龙璋这时候已由湖南来到江苏，官居泰兴县知事。他为了这件事，亲来上海，把黄兴等人都从巡捕房保了出来。(巡捕房不知道黄兴便是清廷所通缉的黄轸。)万福华被判了十年徒刑，于民国成立以后出狱。

黄兴去日本住了四个多月，在乙巳年春天回国，到汉阳取出若干械弹，和刘揆一乘民船运往湘西。他们航行到沅陵，械弹被厘金卡子的兵搜出。黄兴与刘揆一开枪打死一个兵，脱险，脱险不久，听到马福益被捕牺牲；又接到东京朋友的信，说孙中山不久便从欧洲东来，而且传了话，希望到时候能和他(黄兴)见面。

黄兴便在五月间先到日本，等候孙中山。等侯到六月中间，孙中山到达横滨，黄兴便偕同程家柽、张继、宫崎寅藏先去拜访。孙中山向他表示，要联络华兴会的会员，共同努力。他十分赞成。

宋教仁这时候也在日本。办了一个《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他是华兴会的会员，也是武昌科学补习所的所员。

二八、科学补习所

科学补习所主干，是受过吴禄贞熏陶的一批革命青年。也是朱和中、胡秉柯等人出国以前常常在一起的好朋友。吴禄贞在甲辰年(1904年)春天被清廷调往北京，担任骑兵监督。他在武昌的寓所，也不再是变相的革命机关。革命青年之一的李步青(廉方)不久又被端方“驱逐出境”。于是李在花园山孙家花园的寓所，也不能供他们集会聚谈。他们就在多宝寺街租了一所房子，挂起“科学补习所”的招牌，同时一本正经地自己组织成一个革命团体，于五月初正式成立，公举吕大森为领袖，称为科学补习所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为宣传干事，时功璧为财政干事，宋教仁为文书干事，康建唐为庶务干事。

所务的发展很快。黄兴在六月间由日回湘途中，经过武昌，也到了所里讲演一次，和大家约好：他在湘南发难，大家在湖北响应。七月间，所址迁到魏家巷一座更大的房子，同时积极筹备十月初十的军事行动：由吕大森与康建唐负责联络施南县方面的会党，何季达联络荆门、宜昌一带的会党，刘敬庵策动马队，张难先策动工程营，胡瑛、王汉到湖口，起运黄兴所买来的械弹，曹亚伯到长沙与黄兴就地联络。除此以外，他们而且也秘密印好了三十万“军用票”纸币，准备在起事以后供应湖北、湖南两省的开销。

黄兴的追随者在九月中旬被捕于湘潭之时，宋教仁刚好包了木船到长沙，领取械弹运往常德(因为他已被指定为常德一路的负责人)。曹亚伯把消息告诉他，帮他筹了一些钱，脱险。他随后就经由武昌，到了日本。

科学补习所于九月二十日被查封，全所的人员先期逃避一空，只捉去房东一人。房东供出：来租房子的是一个学生，姓欧阳，名瑞骅。张之洞大事化小，把房东放了，开除欧阳瑞骅与宋教仁两人在文普通学堂的学籍，了事。

科学补习所的两个同志胡瑛与王汉，在这一年十一月图谋行刺户部侍郎铁良于汉口大智门车站，未成，追到河南彰德，王汉开了一枪，未中，事后跳井自杀，胡瑛逃往日本。

刘敬庵于科学补习所被封以后，在武昌圣公会担任“日知会”的司理。“日知会”原为圣公会所设的一个公共阅览室，每天来看书报的人很多，刘敬庵乘此机会又向这些人宣传革命。科学补习所的旧友，到“日知会”来看他的，也不少。这样，经过了不到三个月的筹备，新的革命团体又在丙午年(1906年)正月成立了起来，对外自称为“日知会”。那已经是同盟会成立了以后的事了。

二九、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的日期，严格说来，是乙巳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在这一天以前，有过一次“筹备会”，举行于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地点是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日本黑龙会会所；时间是下午一点钟左右到五点钟左右。

出席于筹备会的，据宋教仁的《我之历史》，有七十余人。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说是有五十余人；在《革命逸史》第二集里，说是有六十余人。宋教仁的说法比较可靠，因为《我之历史》是逐日记载的日记。冯自由的两种不同说法，均为事后几十年的追忆，不免模糊。

可惜宋教仁未尝记下全部到会人的姓名。冯自由却能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出了三十五个，包括孙中山与他自己的名字在内。他在《革命逸史》第二集里，写出了四十三个。

依照宋教仁的《我之历史》，这一天出席于筹备会的人，“皆签名于一纸”，“复由各人自书誓书”。在《革命文献》第二辑所载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之上，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记明了“加盟年月日”，足资查证。我现在先把“乙巳年六月二十八日”加盟的人，列表如下：

程家柽，安徽休宁（未注明加盟年月日，但见于冯氏二书）。

吴春阳，安徽合肥（同上，冯书写作“吴春旸”）。

康保忠，陕西城固（只注明乙巳六月，未写何日。冯书作“康宝忠”）。

张华飞，江西德化（冯书有“张我华”，无“张华飞”）。

卢汝翼，广西浔州。

谭鸾翰，广西桂平（未见于冯书）。

朱金钟，广西桂平（同上）。

蓝德中，广西浔州（同上）。

曾龙章，广西桂平（同上）。

时功玖，湖北枝江。

耿觐文，湖北安陆（未见于冯书）。

周　斌，湖北江夏（同上）。

陶凰集，湖北南漳（同上）。

王家驹，湖北随州（未注明加盟年月日，但见于《革命逸史》）。

蒋作宾，湖北应城（未见于冯书）。

陶德瑶，湖北襄县（只注明乙巳六月。未见于冯书）。

田桐，湖北蕲州（未注明加盟年月日。见于冯氏二书）。

王孝缜，福建闽县（未见于冯氏二书）。

徐镜心，山东黄县（加盟日期作“乙巳六月七日”，待考）。

汪兆铭，广东番禺。

在六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宣誓加盟的仅有这二十个人，真是奇怪的事。黄兴分明是写了宣誓书的，为什么没有他的名字?更奇怪的，是湖南人一个也没有。而且也没有冯自由的名字。难道是，连冯自由在当天也还要考虑?我研究了很久，才发现他们原来用了阳历，把日期填成了“乙巳七月三十日”，其实是乙巳年阳历7月30日，亦即阴历六月二十八日，而名册上也就阴阳混合，缠不清爽了。

名册上把加盟日期填作“乙巳七月三十日”的，有下列诸人：

陈荣恪，江西义宁（未见于冯氏二书）。

马君武，广西临桂。

邓家彦，广西临桂。

涂宗武，湖北罗县（未见于冯氏二书。姓名在名册上夹于耿觐文与余仲勉之问，此二人加盟日间作“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曹亚伯，湖北兴国。

叶佩薰，湖北罗田（未见于冯氏二书）。

李仲揆，湖北黄阿（同上）。

刘　通，湖北黄州（同上）。

刘一清，湖北江夏（同上）（未注明加盟日期，但姓名夹在有日期的刘通与李叶乾二人之间）。

李叶乾，湖北黄梅（未见于冯氏二书）。

范熙绩，湖北黄陂（同上）。

许纬，湖北罗田（同上）。

匡　一，湖北罗田。

陈天华，湖南新化。

曾继梧，湖南新化（未见于冯氏二书）。

余范傅，湖南长沙（同上）。

郭先本，湖南长宁（同上）。

黄　兴，湖南善化。

姚　越，湖南部阳（未见于冯氏二书）。

张　夷，湖南南州（同上）。

刘道一，湖南衡山。

陶　铭，湖南巴陵（未见于冯氏二书）。

李　崆，湖南宁远（同上）。

宋教仁，湖南桃源。

周名曾，湖南新化（未见于冯氏二书）。

邹毓奇，湖南新化（同上）。

高兆奎，湖南新化（同上）。

柳扬谷，湖南长沙（同上）。

柳　刚，湖南长沙（同上）。

宋式善，湖南长沙（同上）。

张继，直隶沧州。

黎　勇，广东高要（冯书作“黎勇锡”）。

朱少穆，广东南海。

谢延誉，广东嘉应。

黄超如，广东嘉应（未见于冯氏二书）。

区金钧，广东南海（未注明加盟年月日，但姓名夹在黄超如与冯自由之间）。

冯自由，广东南海。

姚东若（冯书有姚礼修。东若二字似为“栗若”之误）。

金　章，广东番禺。

古应芬，广东番禺。

杜之杖，广东南海。

李文范，广东南海。

胡　毅，广东番禺（冯书作“胡毅生”）。

朱大符，广东番禹（即朱执信）。

张树埬，广东番禺。

何天炯，广东兴宁。

这四十六个人，加上前表所列的二十人，已经有了六十六位。连孙中山算在内，便是六十七位。再加上，冯氏二书所有而我不曾记入这两张表内的，又有十一位：

黄修武，四川巴州（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八月二十日”，似指阳历）。

朱炳麟（名册无。或即名册上之“朱曜”，系乙巳十月十四日加盟。名册上樊翀之主盟人写作“朱炳麟”三字，樊系丙午三月初八日加盟。朱炳麟非章炳麟，章至丙午五月十六日始行加盟）。

孙　元（名册无）。

权道涵，安徽寿州（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十月初五日”，显指阴历）。

张我华（名册无）。

干德坤，责州贵筑（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八月二十一日”，似指阳历）。

鲁　鱼，湖南嘉兴（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八月七日”，似指阳历）。

谢良牧（名册无）。

伯　乔（名册及开国前革命史无。革命逸史漏掉其姓名）。

姚礼修（名册无）。

张树棠（名册上有“齐树棠”系乙巳九月初二加盟，山东潍县人）。

这就有了七十八位。如果，把到会的三位日本同志（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也算在内，那末，中国同盟会在乙巳年六月二十八日筹备会的到会人数，总共是八十一位。

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是在乙巳年阴历七月二十日，公元1905年8月20日。开成立大会的地点，是东京赤坂区霞关阪本金弥子爵的住宅。时间是下午一点到五点多。到会的人，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有三百多人。这三百多人的籍贯，在十八省之中，除了甘肃以外，其他各省都有。

由于名册的加盟日期，不曾注明阴历或阳历，我们很难查清楚那些会员确是在成立大会的一天及以前宣誓加盟的。我现在姑且把凡是写作“乙巳八月二十日”（实即阳历8月20日或其以前的日子加盟的，列表如左：

安徽 程家柽 朱成勋 高荫藻 斐豫祥 夏道沛

吴炎世 孙　棨 吴春生 王善达 吴春阳

浙江 蒋尊簋 秋竞雄 俞为民

陕西 康保忠

河南 曾昭文

江西 黄　铎 曾　贞 陈荣恪 张华飞

广西 谭鸾翰 马君武 卢汝翼 朱金钟 蓝德中

曾龙章 曾　彦 欧　冕 邓家彦

江苏 高剑公 汪　东 钱兆湘 朱　屏 龚树威

湖北 何炬新 卢保衡 汤伟强 李悍载 张炳彪

时功玖 耿觐文 涂宗武 余仲勉 刘　彝

王观海 王震东 鲁　鱼 何焜阁 毕惠康

但　焘 周　斌曹亚伯 陶凤集 叶佩薰

王家驹 蒋作宾 李仲揆 刘　通 刘一清

李叶乾 范熙绩 许　纬 陶德瑶 刘树湘

张仲文 周尚赤 吴　昆 吕嘉荣 邱晦奇

马伯援 姜飞龙 张光黄 张　轸 陈镇藩

田　桐 匡　一

湖南 陈天华 曾继梧 余范傅 郭先本 黄　兴

……

以上一共是一百九十九人，分属于十五省，云南、贵州两省（缺P115）

……

评议部——评议长：汪兆铭。评议员：田桐、曹亚伯、冯自由、梁慕光、胡衍鸿、董修武、范树焕、张树坍、熊克武、周来苏、但懋辛、朱大符、吴崐、胡瑛、康宝忠、吴鼎昌、于德坤、王琦。

这是冯自由所记下的名单。宋教仁在《我之历史》中说，司法部的职员有八个人，评议部的职员有二十人。所缺的五个名字，现今我们已经无法查考。

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里，说马君武因为在京都（西京）工科大学读书，不能常来东京，向孙中山表示不能就书记部干事之职，孙就改派了田桐担任，也加派了胡衍鸿、但焘、李肇甫。因此之故，书记部的职员共有四人。会计部的刘维焘，也因事未能就职，孙中山改派谢延誉。其后谢延誉离开东京，他的职务便由何天炯继任。

在邹鲁所列的评议员名单表，另有陈剑虹、吴永珊（玉章）、陈家鼎、秋瑾、孙毓筠、覃振（字理鸣）、王喜德、程克、黄复生（树中）。这几位，可能是后来添上的。

庶务的地位很重要，是总理外出之时的代理人。黄兴后来回国，他的职务由朱炳麟、张继、孙毓筠、刘揆一先后继任。

在成立大会所产生的职员名单之中，颇有几位在当时尚未宣誓加盟。可见当时的革命同志，并未拘拘于此。当然，这几位不久也都补行了手续。（在名册之上，却有不少被漏载了。）

每一省的同志，于成立大会以后，分别集会推定了本省的“主盟人”。例如，张继被推为直隶省的主盟人，秋瑾被推为浙江省的主盟人。秋瑾在名册上的姓名，是“秋竞雄”。

三〇、《民报》

（缺P117）

间而成为政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善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

《民报》共发行二十六号，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按月定期出版。第二号原应在阴历十一月出版，却由于日本文务省颁布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办法，引起他们八千多人的总罢课，陈天华烈士的投海自杀，以及回国派与不回国派的争论而迟至次年正月才能出版。第三号也不曾能够在二月间出版，是到了四月才出版的。四、五、六、七，这四号依次在五、六、七、九四个月之中问世，然而第八号的出版日期却印作“七月二十五日”，竞与第六号的出版日期完全相同，构成革命史上的一大疑问。笔者猜想：第六号的七月二十五日是用的阳历，而第八号的七月二十五日是用的阴历。（第七号的出版日期九月五日，倘若也是阳历，便是阴历的七月十六日。）

《民报》的编辑人，第一号至第五号为张继，第六号至第十八号为章炳麟，第十九号为张继，第二十号至第二十二号为陶成章，第二十三号与第二十四号又为章炳麟，末了两号为汪兆铭（精卫）。

《民报》的撰稿人很多，差不多全用笔名或是外号。其中撰稿最多的是章炳麟与胡衍鸿。章所用的是“太炎”二字。胡所用的是笔名“汉民”、“辨奸”、“去非”等等。其后他索性改名为“汉民”，而保存了原有的，因配台“衍鸿”的“鸿”而所起的“字”：“展堂”。文章之多，仅次于章、胡二人的是朱大符，字执信，所用的笔名是“蛰伸”、“县解”。县解的县字，也就是“悬”字，在古文中通用。县解，意思是“解民于倒悬”。后来，他把大符的原名废了，改以字行，同志们称他为朱执信。汪兆铭，原字季新，所用的笔名是“精卫”、“守约”。有时候，他也用“民意”；这两个字，却不是他一人所专用的笔名，有时候胡衍鸿的文章也用“民意”作为笔名。

陈天华写了四篇文章以上，所用的笔名是“思黄”、“过庭”。宋教仁所写的，至少有两篇，所用的笔名是“强力齐”。冯自由与马君武，均干脆用了“自由”和“君武”，他们的真名字。周作人也有两篇译作，一篇是克鲁泡特金的《西伯利亚纪行》，所用的笔名是“仲密”；另一篇是斯谛普尼克的《一文钱》，所用的笔名是“三叶”。此外，田桐、黄侃（季刚）、汪东、陈去病、苏元瑛（子榖、号曼殊）、叶夏声、吕复、汤增璧、易本羲、刘松衡、雷照崖、周仲良、刘光汉（申叔），都有文章在《民报》上发表。至于，姓名难考的，如“扑满”、“汉血”、“愁予”等等，所写的文章合起来也有二三十篇。其中，“孤鸿”可能是胡衍鸿，“石顽”可能是汪兆铭，“病己”可能是陈去病，皆在可考与不可考之间。

除了第一号之中，孙中山所写的发刊辞以外，最具体而有分量的一篇文章是第三号之中汉民所写的《民报之六大主义》。这六大主义是：（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之真正和平；（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前三项，可说是三民主义的简单说明；后三项，可说是同盟会的对外政策。

保皇党抓住了“土地国有”这一点，在《新民丛报》上对《民报》展开笔战。其后《民报》也就保皇党所提出的“革命足以引起瓜分”，对《新民丛报》予以还击。两报的主要撰稿人，都是能文之士，彼此之间两三年的长期论战不仅使留日学生人人有先睹之快，而且也启发了国内各地一般读书人的思想。在有些禁令森严的地方，读不到《民报》的人，每每从《新民丛报》的文章之中读到《民报》的雪泥鸿爪，而生出对《民报》的同情，对革命主张的拥护。

同盟会在丙午年十月十七日（1906年12月2日）举行了一次公开的纪念会，请孙中山演讲，这是孙中山在日本作公开演讲的第二次。第一次是在乙巳年同盟会筹备大会以后，成立大会以前，1905年8月13日，讲题是《中国应建设共和国》，地点是东京富士见楼，对象是一千三百多留日学生。

第二次，孙中山的讲题是《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地点是东京神田锦辉馆，对象是出席《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的六七千位听众。庆祝大会的主席是黄廑午（兴）。开会以后，先由章炳麟宣读祝辞，随即由孙中山演讲，讲了两个钟头左右，讲辞充满了精辟的语句。例如：“我们并不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我们决无寻仇之理。”“至于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惟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就是凡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如果革命家（为了皇帝地位）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一说到民生主义，……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确是欧美所不能及的。欧美为甚么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解决的法子，社会学者所见不一，兄弟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子，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元，或多至二千。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干，当归国家。……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孙中山在这一次演讲中，也提出了五权宪法。正如《民报》发刊辞是三民主义的最早文献，这《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演讲辞便是五权宪法的最早文献。孙中山主张，在袭自英美宪法的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以外，增设“考选权”与“纠察权”。

孙中山的这一次演讲的记录，其后登载在《民报》第十号，于1906年12月20日出版。出版之时，民报社发行了一项增刊，题为“天讨”。“天讨”的内容丰富得很，有漫画，有插图，又有十四篇大文章：中华民国军政府讨满檄，四川、河南、安徽、山东、云南五省的讨满洲檄，四川革命书，江苏革命书，直隶宣告革命檄，广东人对于光复前途之责任，军政府谕保皇会文，“豕常之裔”的“普告汉人”，“楚元王”的谕立宪党人。最后一篇，是吴樾烈士的遗书。

三一、吴樾

吴樾为革命而死，是在乙巳年八月二十六日（1905年9月24日），离开同盟会正式成立的一天仅有一个月又六天。

吴樾是安徽桐城人，安徽公学的学生，光复会会员。光复会正如华兴会一样，由癸卯年的军国民教育会演变而成，原名“暗杀团”，主持人是浙江秀水籍的留日学生龚宝铨（国元），机关设在上海爱国女学。蔡元培加入以后，暗杀团改名为“光复会”，亦名“复古会”，蔡被推为会长。其后陆续加入的，有章炳麟、徐锡麟、陶成章、李燮和等等。秋瑾是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以后，回到绍兴，又加入了光复会。

同盟会筹备之时，华兴会的主要领袖都决定加入了同盟会，而一般会员之加入与否各听自由。不过，自从同盟会正式成立以后，华兴会便不再有独立于同盟会之外的团体行动。

光复会的情形，在这一方面与华兴会颇不相同。同盟会在日本举行成立大会之时，似乎并没有光复会的主要领袖参加。蔡元培之宣誓加入同盟会，在1905年10月27日；章炳麟之加盟，是在出狱、到了日本以后，日期是1906年7月7日。龚宝铨与陶成章之加盟更后，在1907年1月4日。

吴樾不曾来得及加入同盟会。同盟会在周年纪念的特刊《天讨》之中，将他的“遗书”全部发表，等于是追认他为盟友。

他的遗书，包括《暗杀时代》、《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主义》、《揭铁良之罪状》、《杀铁良之原因》、《杀铁良之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妻书》、《与章太炎书》、《与同志某君书》，一共十三篇文章，篇篇精彩，有血有泪。

在《暗杀时代》的“自序”之中，他自述八岁丧母，父亲弃官为商，家境贫寒，本人从十三岁到二十岁年年考秀才，都考不上，二十三岁入京游历；二十四岁考进学堂（安徽公学），想获得一个“出身”，当教习；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读到了邹容的《革命军》，读了三遍，但一时并未接受革命的洗礼；不久，读到了粱启超主编的《清议报》，“阅未终篇，而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矣，……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即自问亦信梁氏之说之登我于彼岸也”；“又逾时，阅得《中国白话报》、《警钟报》、《自由血》、《新广东》、《新湖南》、《广长舌》、《攘书》、《警世钟》、《近世中国秘史》、《黄帝魂》等书，于是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

吴樾主张暗杀。他说：“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他认为：在满人之中，最重要的是慈禧太后与军机大臣铁良。铁良于乙巳年（1905年）七月受任为署理兵部尚书兼户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会办练兵事宜”，兼“督办政务大臣”。在慈禧太后与铁良两人之间，慈禧太后是“奴汉族者”，铁良是“亡汉族者”。杀慈禧太后“其利在今日”，杀铁良“其利在将来”。

他恨铁良，因为铁良搜括了东南的财赋，在上海制造局提去了八十万，在江海关提去了七十八万，又在别的机关提去了百数十万不等，用作编练旗兵(京旗常备军），防备汉人；又因为铁良叫清廷与日本政府立约，只许满人学警察。不许汉人学警察。铁良而且通过德国领事，叫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封了《警钟日报》报馆，也叫清廷把江苏巡抚端方与仇视革命、屠杀学生的湖南巡抚陆元鼎对调。

志士王汉在彰德刺铁良。未成，投井而死。“王子之死，非勉他人，乃勉我耳。”

吴樾抱了必死的决心，进京以了王汉未了之事。不料，铁良警卫森严，吴樾一时下不了手。他挨到六月间，清廷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右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署理右侍郎绍英、湖南巡抚端方，一共五个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吴樾认为，倘若这五人考察归来，帮助清廷施行一种伪宪政，适足以麻醉人心，延长清廷的寿命。因此，他就改变暗杀的目标，对这五人下手。

八月二十六日(9月24日)，五大臣在北京东车站上了火车。吴樾与同志山东人张榕也化装为仆役，带了炸弹，混入车中。不料，车身因与火车头撞接而震动，使得吴樾怀中的炸弹的撞针，触发了火药，轰然一声，吴樾当时牺牲，而五大臣之中仅有载泽、绍英二人受了微伤。张榕事后脱险。另一个同志安徽桐城人汪炘于十月问在北京桐城会馆被捕。

汪炘被捕以后，清廷才知道了吴樾的姓名。吴铁城在《回忆录》中说，“吴樾先把自己弄哑了，伺机行事，真有豫让吞炭之风。”可见吴樾的用心，是很苦的。他之所以把自己弄哑，无非为了万一事后被捕，不致在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同谋者的姓名住址。

在革命的历史中，有过很多牺牲性命的人。像吴樾这样明知必死而勇跃以赴的，才真正是烈士。他的死，唤醒了华北的民心。也惊破了清廷君臣的胆，增加了革命同志的勇气。正如他自己在遗书中所说：“子愿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

三二、陈天华

在吴樾烈士因暗杀五大臣而成仁以后不到三个月，乙巳年十一月十二日(1905年12月8日)，同盟会的重要会员之一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湾投海自杀。暗杀，原不是革命党人所该走的途径；自杀，更不是革命党人通常应有的行为。然而，在宣传的意义上，吴、陈之死均有收获。

陈天华是湖南新化县人，字星台，别号思黄，在癸卯年（1903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和黄兴二人被派回湖南，当“运动员”（亦称“实行员”），帮助了黄兴筹备甲辰年（1904年）十月初十长沙之役，也先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等极有力量的革命文字。长沙事败以后，他和黄兴先后到了上海，在新闸路余庆里设了“青年学社”作为机关，续谋大事，不幸又因万福华行刺王之春一案而机关被破，黄兴被捕房拘禁了一些时候，陈逃到日本，和宋教仁、田桐等人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月刊，于同盟会开筹备大会的一天（1905年7月30日），宣誓入盟。

《民报》发刊，陈是撰稿人之一。《民报》第一号出版于乙巳年十月三十日（1905年11月26日）。几天以后，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教育部）颁布了“取缔支那留学生规则”，要比照对付朝鲜留学生的办法加以“取缔”（管束）。《朝日新闻》等报纸，公开指责中国留学生为“放纵卑劣”。这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八干人以上，纷纷用罢课来表示抗议。其中最激烈的主张全体辍学回国。也有若干人认为不可因噎废食，应该忍辱负重，留在日本继续读书。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秋瑾和田桐；后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胡汉民、汪精卫、朱大符（执信）。两派代表人物，都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

陈天华在原则上是主张留在日本续学的。他在《绝命书》中写道：“夫此（放纵卑劣）四字，加诸我而不当也，斯亦不足与较。若或有万一之似焉，则真不可磨之玷也。 ……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勿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惟须急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这一篇《绝命书》语重心长，除了劝留学生用事实来维护名誉以外，并且说到“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彼若果知天命者，则待之以德川氏可也（仿照日本政府于维新后优待德川幕府的后人的办法）。”

陈天华之自杀，完全不是为了个人有若何烦恼，而是想藉此策励同志，唤醒国人。普通的自杀者，是自经于沟壑的匹夫匹妇。他们的死，轻于鸿毛，陈天华的死，重于泰山。

他是一个热情人，见到不少同志空谈革命，而不务实行。决计以自己的一死作为尸谏。“夫空谈救国，人皆厌闻。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

他的尸谏，牵涉到今后的革命方略。反清是民族革命，也是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的成份，在他看来，多于民族革命。“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

革命是一件大事业，基于责任心而出发的一种不求近功、不求速成的行为。“然鄙人之于革命，有与人异其趣者。则鄙人之于革命，必出之以极拙劣之手段，不可有一毫取巧之心。盖革命有出于功名心者，有出于责任心者。出于责任心，必事至万不得已而后为之，无所利焉。出于功名心者，己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内用会党，则外恃外资。会党可以偏用，而不可恃为本营。至于外资，则尤危险，菲律宾覆辙可为前鉴。”

不以会党为主力，又不恃外资，那么，用什么力量来革命呢?陈天华说：……举中国皆汉人也，使汉人皆认革命为必要，则或如瑞典、挪威之分离，以一纸书通过而无须流血焉可也。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级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若多数犹未明此义而即实行，恐未足以救中国而转足以乱中国也。”

陈天华和会党接近过。他的话，可谓有感而发。孙中山的所见与他相同，自从乙未广州之役之后，便已侧重于“思想战”工作了，而且在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之中，明白指出：“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

关于对日政策，陈天华认为亲日与排日都不好。“彼以日本为可亲，则请观朝鲜。……而吾谓其不可排者何也?　……自有可亡之道，岂能怨人亡我?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吾不能禁彼之不亡我，彼亦不能禁我之自强。使吾亦如彼之治其国者，则彼将亲我之不暇，遑敢亡我乎?否则，即排之有何实力耶?……凡作一事，须远瞩百年，不可徒任一时感触，而一切不顾。一哄之政策，此后再不宜于中国矣。”

三三、丙午萍醴浏之役

陈天华死后，秋瑾、易本羲、姚洪业等人回国，准备在上海自办一所学校。其中，姚洪业因遭遇挫折，愤而投海自杀。（最后，学校终于办成，定名“中国公学”，由马君武、于右任、陈伯平等人任教。）

陈天华与姚洪业的棺柩，在丙午年（1906年）的夏天由友好运回湖南（姚洪业是胡南益阳人）。在长沙的志士禹之谟，在棺柩到达的一天率领全城的学生与市民一万多人列队迎接，选到岳麓山，举行公葬。当地的官吏曾在事前下令禁止，到时候却禁止不了；到了六月二十一日，便藉口禹之谟有鼓动湘乡县各界反对盐商浮收盐价，“率众塞署”的罪，把他逮捕，判了十年监禁，关在靖州的牢里。萍醴浏之役以后，靖州的知州金蓉镜迎合上峰的意旨，不时将禹之谟严刑拷打，逼他承认是“孙文之党”，逼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将他绞死在靖州东门外。

萍醴浏之役的最初发动人，是同盟会会员刘道一。他在1906年由日本回国，召集了三十八位别的革命同志，包括蔡绍南、龚春台、陈显龙、蒋翊武、覃振、易本羲、杨熙绩、彭邦栋，在长沙水陆洲旁的船里开会，决定纠合一万名会党，于年底清吏“封印”之时起事于浏阳、醴陵，攻取长沙；新军与队营方面，分别由蒋翊武及彭邦栋等策动，届时响应。

计划之中的所谓会党，包括蔡绍南与魏宗铨、龚春台所组织的新团体“洪江会”，与姜守旦所领导的哥老会的一个支派“洪福会”。

魏宗铨是江西萍乡上栗市人，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认识了黄兴、禹之谟、宁调元，醉心革命。龚春台，原姓章，名年，有时自称为张章年，是湖南浏阳人，当过清军的小军官。他们二人与蔡绍南在萍乡蕉园村“开山”（创立帮会），取名“六龙山”，对外称“洪江会”，以龚春台为大哥。入会的誓辞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洪江”二字，是用来纪念马福益的。马福益是湖南会党的大首领，在甲辰（1904年）与黄兴合作，事败，逃至广西，次年春天回湖南，准备在黔阳东北的洪江镇起事，在三月初八日被捕，于不久后被杀。）

姜守旦是湖南洲阳人。他的“洪福会”，亦称“洪福齐天党”，以推倒清廷，另创朝代为目的，不主张建立民国，却也愿意与“誓遵中华民国宗旨”的“洪江会”合作。

水陆洲会议以后，刘道一留在湖南主持一切，蔡绍南偕同魏宗铨到上海，准备去香港，或甚至去日本，找孙中山。他们在上海遇到了同盟会会员李发根。李发根介绍他们入盟，并且写信向同盟会本部函询孙中山的行踪。

孙中山于乙巳年（1905年）七月同盟会正式成立以后，在九月初九日启程去西贡，于丙午年（1906年）正月二十日由西贡去新加坡，在三月间回到日本。其后，又在五月间离开日本，到“南洋”（马来亚）。在八月初九日以前到了西贡，于八月二十二日又回到了日本。

蔡绍南与魏宗铨在丙午年七月间从湖南来到上海之时，孙中山可能尚在马来亚各埠忙于吸收同志。捐募款项，购买军火。李发根无法知道其行踪，所以蔡、魏二人才有南赴香港，去就近打听的意思。但是，他们在八月间接到消息，同志李金奇在浏阳麻石镇失风，被清兵追捕，溺死在醴陵的白兔潭，便不得不折回湖南。

九月间，留在萍乡的同志“许学生”被清吏捕杀。

十月某日，设在萍乡慧历寺的机关被清吏查抄。十七日的夜里，重要同志在萍乡高家台开会，蔡绍南等人主张等候军械运到之时才起事，廖叔保等人主张立刻起事，双方辩论了一阵，没有结果。

次日，丙午年十月十八日，廖叔保单独行动，率领两三干人在浏阳麻石镇起事，竖起白色的革命旗帜。龚春台与其他的同志，因此也就不得不干十月十九日，也贴出檄文起事，占领浏阳金刚头与萍乡的高家台。

自从龚春台正式起义以后，萍乡、醴陵、浏阳三县的若干村镇，纷纷有会党响应，总数不在三万人以下。最难得的是：他们的纪律特别好。清廷的两江总督端方与代理江西巡抚瑞良在他们的“会奏”之中说“当匪踞各处之初，并未肆行劫掠；所至只索军械、粮食、白布等。”因此之故，他们到处都受老百姓欢迎。例如，在十月二十一日进入浏阳东南、萍乡西北的重镇上栗市的时候，老百姓放了爆竹接他们，使得驻防的清兵不敢恋战。清军的江西巡防营左军统领袁坦在打给江西巡抚兵备派办处李协统的电文中说：“此间乡民，兵到即民，兵去即匪。”

为了对付这三万左右的革命军，清廷前后所抽调的赣湘鄂苏四省的兵，计有（一）江西巡防营左军，（二）江西常备军第一标第二营，（三）湖南常备军六营之中的五个营，（四）湖北二十九标步兵三营，炮兵两队，及第四十二标（团）全标，（五）原驻江苏的第三十四标全标。

战事进行得相当猛烈，交锋了二十四次以上。

革命军目标，是浏阳县县城。俏若拿下了这并无城墙的县城，便可以取得大量的粮食，又可以顺着测渭河而下，西攻长沙。

浏阳的上东、张陈坊一带，原已聚集了不少的会党，其中多数是属于姜守旦的“洪福齐天党”的。姜守旦在十月上旬开始，便已为了会友王永求被捕、关在牢里，而想到县城里劫狱，在詹家岭和浏阳的清兵发生战斗，相持不下。龚春台在十月十九日竖起“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的大旗，通知姜守旦，请他合作。他答应合作，而不愿意受节制，另行打出所谓“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旗号，加紧向浏阳县城前进。

龚春台对姜守旦的如此小器，并不计较，而毅然决然于十月二十三日，只留下少数队伍住上栗市。亲率大军，会攻浏阳。不料，这一天，当龚军尚在中途之时，姜军已被清军击败，退到浏阳之西的枨冲市。龚军只得屯扎在浏阳的南市街。

三天以后，十月二十六日，龚军猛攻浏阳县城，没有攻下；同一天，姜军在枨冲市教清军击溃。二十七日，龚军失了南市街，退到牛石岭。二十八日，龚军在牛石岭被击溃。

留在上栗市的龚军，也已经在十月二十五日被清军消灭。其他各村镇的革命队伍，于姜军、龚军相继溃散于枨冲市及牛石岭以后，都渐渐地散去。龚春台、姜守旦、蔡绍南、刘道一不久皆被清吏捕获，慷慨成仁。其他的主要同志，如宁调元，被捕杀的在九十人以上，再加上阵亡在战场上的与事后被清吏滥杀的，合起来超过一万人。

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如此结束!

此役之所以失败，原因很多。第一是，蔡绍南与魏宗铨不曾能够在事前与同盟会总部取得联系。他们到了上海，又因李金奇之死而折回湖南。第二是，原定十二月底起事，而在十月十八、十九日仓猝提前，军械弹药与干部人选均无准备。第三是，姜守旦不应该另打旗号，赞成对清革命而反对建立民国，更不该于龚军未及会师以前，单独向浏阳城进攻。第四是，统率江苏派来的清军的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及其部属如赵声、倪映典等人，原为革命同志，却无法与龚春台等人联络，以致想帮助革命军而无从着手。第五是，已经被孙中山派赴广东的湘籍同志杨卓林（恢）、廖仲瑶、李发根于此役既已发动以后，自动留在上海不走，企图袭取南京，作为响应，然而一则是为时已迟（十一月），二则是为敌方间谍萧亮、刘炎所骗。被捕于扬州。杨卓林就义，廖、李二人被判监禁五年。第六是，孙中山与同盟会总部的同志从日本报纸上看到了此役的消息，就派了两批人回国援助。然而这两批人也都失败。甲批，是刘震、黎兆梅、滕元寿，他们侥幸脱险，被他们所策动的哥老会首领袁有升、江佑泉、龙见田、曾斌四个人被杀；傅义成等五人被判监禁。乙批，是胡瑛、朱子龙、梁钟汉。他们到了武昌，找日知会的负责人刘静庵，筹商响应的事，被变节的郭尧阶出卖，朱子龙因此而遇害，胡瑛、粱钟汉、刘静庵与五个别的同志被判监禁。这五个人是：季雨霖、李亚东、吴贡三、殷子恒、张难先。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有志竞成”的一章里说：“当萍醴革命军与清兵苦战之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义愤，良足嘉尚……由此而后，则革命风潮之鼓荡全国者，更为从前所未有。”

孙中山生平很少作诗，但为了追悼萍醴浏之役的发动人兼牺牲者刘道一，曾经特地写了一首：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三四、日知会

孙中山为了支援萍醴浏的革命军，而派回湖北的三个人，胡瑛、朱子龙、梁钟汉，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其中，胡、朱二人参加过当年的科学补习所，朱而且是继科学补习所而起的武昌日知会的会员。

日知会有两个，在武昌的一个设在武昌府街，其后移入高家巷圣公会；在长沙的一个，从开始就设在吉祥巷圣公会。这两个日知会，均为基督徒黄吉亭所先后创办，是用来帮助传播基督教、供人阅览书报的地方。黄吉亭先在武昌，其后到了长沙，便把武昌的日知会交给胡兰亭负责。甲辰年九月二十日，科学补习所被封。所员刘静庵不见容于黎元洪，辞去黎元洪军中的书记职务，在圣公会寄食了一些时，就任日知会的“司理”。他先把日知会的书报，整理得井井有条，然后取得胡兰亭的同意，添置了若干新书新报，对各界前来阅览的人殷勤招待，并且在每一个礼拜天讲演时事，宣传革命。这样。差不多过了一年，不仅科学补习所的一部分所员渐渐地重新聚合在一起，而且吸收了数以千计的新的革命同志，其中以士兵为最多。到了丙午年（1906年）正月，在他的领导之下，便有了一个新的革命团体正式成立，名称借用这“日知会”三个字，以避免清吏的注意。他选择会员也很严，只让一百多人参加。

这一百多会员，包括朱子龙，而不包括胡瑛，因为胡瑛在甲辰年冬天陪同王汉追踪铁良，于王汉在彰德刺铁良未中，投井自杀之际，逃去日本，一直留在日本，到了丙午年十一月才奉派与朱、梁二人回鄂。

武昌日知会的会员，除了科学补习所的老同志如朱子龙、曹亚伯、时功璧、冯特民、孙武、季雨霖、张难先等等以外，有在辛亥年（1911年）牺牲的刘尧瀓【剪文公：cheng，同“澄”】与彭楚藩两烈士，与发难起义的熊炳昆（秉坤）、吴兆麟、王宪章、蓝天蔚，又有粱耀汉、吴贡三、殷子恒、李亚东，与其后以佛学著称于世的熊子贞（十力），主持上海中华书局的陆费逵（伯鸿）。

在萍醴浏之役以前，孙中山便已派遣科学补习所的所员之一余诚（仲勉），从日本回到武昌，担任同盟会湖北分会的会长。余诚与刘静庵计议，舍名务实，不把日知会的名称更改为同盟会分会，而在事实上运用日知会的组织，进行革命工作。日知会会员之履行宣誓加盟的手续，正式成为同盟会的一分子的，仅为刘静庵、朱子龙与冯特民三人（宣誓书上的签名是刘贞一、来公勇与冯一，日期是丙午年二月十四日）。

孙中山在丙午年，也介绍了法国军官欧吉罗上尉到中国内地游历，经北京、天津、烟台，于五月初八到达武昌，乔义生与邓家彦和他一齐来。

刘静庵与日知会的同志，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到会的有几百人之多。欧吉罗即席演讲，畅谈法国革命的原因，世界革命的趋势，与中国革命的必要。替他翻译的人，是日知会会员朱作梅。

这一位欧吉罗上尉，隶属于法国在天津的驻屯军。他的直接上司是布加卑少校。布加卑奉了法国驻越南总督某氏之命，于乙巳年秋冬之际谒见孙中山于吴淞口外的船中，商定以欧吉罗上尉及其他军官六人交孙中山调遣，负责各地革命力量的调查与联络工作。

越南总督某氏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内阁总理克列孟梭吩咐过他；而克列盂梭之所以作了如此的吩咐，是因为其好友前任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杜美竭力主张。杜美为甚么要作如此的主张呢?是因为他早在壬寅年，便已久闻孙中山的革命抱负与道德学问，屡次托法国驻日大使邀请前往越南会面、孙中山在壬寅年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1月13日）由日本到达越南，参观河内博览会，不巧杜美业已离任回国。杜美嘱托了他的秘书长哈德安代为招待，接洽一切。（同时，孙中山也结交了当地的侨胞黄龙生、甄吉亭、甄壁、杨寿彭、黄景南、曾克齐。这几位，不久以后都参加革命，后来在钦廉与河口各役，出了不少的力。）

孙中山终于在1905年春天由美赴欧，与留学生朱和中等组织革命团体之时。和杜美会了面。杜美介绍孙中山与克列盂梭相见。而杜美本人对孙中山的友谊，则继续不断，以迄于孙中山逝世以后。

笔者的业师。巴黎大学教授马迪厄先生（Albert Mathiez）说，埃米勒·包莱先生告诉过他：孙中山在巴黎极受“共济会”的欢迎，而且加入了共济会。这共济会，在法国大革命之时，正是幕后的推动者。孙中山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与共济会的宗旨可谓志同道合。法国志士之所以热心于赞助中国革命，殊非偶然。

欧吉罗在日知会演讲，清吏张之洞等人派了若干暗探混在听众里面。传说，第八镇统制张彪，也化了装在座。事后，张之洞派了一个充任“海关洋员”的英国人，尾随欧吉罗，乘机攀谈，获得了若干秘密，把这些秘密报告清廷。清廷于是在欧吉罗畅游武昌、汉口、长沙、九江、南京、上海、福州、厦门，而回到天津以后，收买了欧吉罗的中国厨子，又偷去了欧吉罗的若干文件，包括各方友人写给他的信件，向法国驻华公使严重交涉。结果，法国政府不得不把欧吉罗调走，安置在越南。

一方面，张之洞、张彪，及巡警道冯启钧继续派遣暗探对日知会监视；一方面，日知会本身的革命工作日趋积极。刘道一在丙午年夏天，召集湘、赣两省同志开会于长沙的水陆洲，策动萍醴浏之役。在出席者之中，有其后在辛亥年武昌起义前夕担任过总司令的蒋翊武，蒋是湖南澧州人，这时候似乎还没有和湖北的同志发生直接关系。

换句话说，武昌日知会的同志似乎到了萍醴浏之役业已失败，进入尾声之时，胡瑛、朱子龙与粱钟汉三人从日本回到武昌，才开始对湖南、江西的同志筹划支援。事实却不是如此。在这一年的八月间，日知会的同志吴崑【剪文公：kun，崑崙，山名，中国最大的山脉，西从帕米尔高原起，分三支向东分布。现作“昆仑”。】已经到了香港，下榻于中国日报馆，等候黄兴；等了两个月，黄从新加坡回来。黄“乃授吴以方略，使回鄂积极筹备，候华侨款集，即可大举。鄂省同志闻吴回鄂，非常鼓舞。”（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卷，页九八。）

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里说：“萍乡醴陵革命军起，本日知会之秘谋。主持最力者，即易本羲，湘南湘乡人。……无如萍醴偏僻之地，军饷、器械无所取材。乌合之师，未经训练，其气虽壮，其力无援。加以江西、湖南两省之新军又无联络，数日无一响应……易本羲吐血数升而死。”

曹亚伯又说：“时醴睦事起，武昌党人咸欲响应。（刘）敬安急不暇择，张君（纯一）以准备未齐，力遏止之。且谓胡瑛不日由申至鄂，俟其莅止，如果有军饷接济，可操胜算，然后动作。未及数日，胡瑛果至。开会筹议，胡瑛亦以未可轻举为言。”

张纯一主张慎重，是有理由的。胡瑛也说出“未可轻举”的话，实在是辜负了孙中山的托付。

胡瑛原籍浙江绍兴，父亲在湖南候补知县，哥哥在长沙县衙门里面当职员。胡瑛本人在桃源住过（所以在同盟会的名册上，籍贯写作湖南桃源）。从十六岁起在黄兴所办的经正学堂读书，濡染了革命学说，几乎被捕。黄叫他逃去武昌，住在吴禄贞家里，其后加入了科学补习所，进了工程营当兵。他陪同王汉，图刺铁良于彰德。王汉一击不中，自杀；胡瑛去日本，参加同盟会，被选为评议员之一。

胡瑛与朱子龙、梁钟汉奉派回鄂，支援萍醴浏革命军，不曾带得有钱回来，说出气馁的话。日知会中的一个败类郭尧阶，藉此出卖同志，说有一个刘小霖，是湖南六合锑矿公司的经理，愿意贡献十万元。胡瑛约了刘小霖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汉口名利栈会面吃饭。饭不曾吃完，就被冯启钧的巡警抓去。在名利栈同时被捕的，有季雨霖与李亚东二人。朱子龙先一天在汉阳被捕。

郭尧阶还领了巡警，分别逮捕了刘静庵、梁钟汉、吴贡三、殷子衡与张难先。这郭尧阶领了相当数目的赏。（朱子龙的赏格，是五百元；“刘家运”的赏格也是五百元。刘静庵不是刘家运，但是郭尧阶诬指他为“刘家运”。）

刘静庵是逃到黄陂以后，才被抓的。他的原籍，是湖北潜江。在牢里，他受刑最酷，因为官方逼他的供，要他承认自己是刘家运，而他只肯承认自己是革命党。（刘家运是另一人，为会党领袖，其后在湖南被逮捕，押到武昌，处死。）

季雨霖是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将弁学堂，这时候在三十一标三营当督队官。李亚东是河南信阳人，与季雨霖同学，曾任二十九标一营左队的督队官，因革命嫌疑撤职，这时候在师范学堂担任体操教员。吴贡三原名之铨，是黄冈的一个老秀才，醉心革命，著有《孔孟心肝》、《作新民》、《破梦雷》等书，在家里设帐授徒，又办了一个“日新学社”，吸收同志。殷子衡，一作子恒，黄冈人，是吴贡三的外甥，也是吴贡三的学生。张难先是沔阳人，在第八镇工程营当过兵，这时候在沔阳东北的仙桃镇办了一所集城学校。在校中被捕。

张难先与季雨霖被保释，胡瑛与刘静庵被判无期徒刑，朱子龙等五人被判有期徒刑。刘静庵与朱子龙死在狱中，其余各人于武昌起义后恢复自由。

日知会的会所，于胡瑛等人被捕以前，在十月二十九日便已被搜查、封闭。刘道一烈士在长沙就义的一天，是十一月十六日（12月31日）。

三五、丁未黄冈之役

丁未年四月十一日（1907年5月22日），革命军占领潮州府饶平县的黄冈镇。这是孙中山所直接领导的第三次起义。在前线的指挥官姓余名丑，而策动者是孙中山所委派的“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许雪秋。

前此两次的起义，是乙未年广州之役与庚子年惠州之役。后此七次的起义，是丁未年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戊申年钦州之役、河口之役；庚成年广州新军之役、辛亥年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每一役的重要负责同志，如下：

（一）乙未（广州）陆皓东。（二）庚子（惠州）郑士良。（三）丁未（黄冈）许雪秋、余丑、陈宏生。（四）（七女湖）邓子瑜。（五）（防城）王和顺。（六）（镇南关）黄明堂。（七）戊申（钦州）黄兴。（八）（河口）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黄兴。（九）庚戌（广州）倪映典。（十）辛亥（广州）黄兴、赵声、胡汉民。

许雪秋是潮州府潮安县人，幼年跟随父亲在新加坡居住，父亲经商致富，留给他不少遗产，使他得有力量结交官绅与江湖豪侠之士。福州人黄乃裳在壬寅、癸卯之际，鼓吹种族革命于南洋一带，许雪秋深受感动，决心献身于此。到了甲辰年（1904年）的秋天，他回到潮安县宏安乡的家里，和若干好友与当地的会党首领立坛拜盟，筹饷购械，准备在乙巳年三月十五日（1905年4月19日）起义。不料，负责接洽学界的李杏坡用人不慎，泄漏了机密，被清吏捕杀。藉团练为名、在潮安上七都祠聚集了四百名武装同志的吴金铭，同时被捕。起义的事因而搁浅。其后，吴金铭由绅士联名保释。许雪秋自己到了道台衙门投案，道台因为他也捐得有候补道的头衔，本着官官相护的原则，不愿对他追究。

许雪秋再去新加坡，企图筹款再举，于丙午年（1906年）见到孙中山，宣誓参加同盟会。孙中山委派他作“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冬天，他由新加坡回潮州，经过香港，与当时同盟会港粤分会会长冯自由取得联络。冯自由替他打电报到日本，向孙中山报告，孙中山就派了山西籍的同志乔义生（宜斋），安徽籍的同志方汉成，广东籍的同志方瑞麟、李思唐、张煊、方次石，与日本志士萱野长知、池亨吉等人，陆续来到香港。

许雪秋偕同乔义生、方汉成、李思唐、张煊、方次石，回到潮安县宏安乡，与会党首领余丑、余通、陈涌渡、薛金福、蔡德、吴焕偕、黄德胜、罗飞雁等人会议。决定以丁未年正月初七日（1907年2月19日）为起义的日期，目标是潮州府城（今天的潮安县城），根据地是府城正东边的饶平县黄冈镇，与黄冈之北偏西的浮山埠。黄冈方面，由余丑负责。方汉成与方次石协助；浮山埠方面由薛金福负责，乔义生与李思唐、张煊协助。此外，惠来的响应工作，由黄德胜担任；揭阳的响应工作，由罗飞雁担任。在潮安内城、潮汕车站、蔡家祠、敌山台，也都布置了同志，作为埋伏。揭阳炮台的清军弁兵，由陈芸生与萧竹荷二人前往说降。

如此周密的准备工作。到时候偏偏由于天气不好而一切成为泡影。集合在浮山埠的弟兄，由于大风大雨，而散走了不少。在黄冈的弟兄，甚至无法集合。许雪秋的为人，热情有余，毅力不足。他看见如此情形。便一时短气，下令解散，把善后的事交给陈宏生主持，自己跑去香港，托冯自由把经过报告孙中山。

由于始则密锣紧鼓，继则草草了事，起义未成而风声泄漏，薛金福与张顺、黄志因此而在三月下旬被清吏捕杀，白白牺牲。

孙中山这时候已在越南河内，回电报给许雪秋，叫他不可以再孟浪从事，静候惠州与钦廉的消息，与这两方面的同志同时发动。

但是，留在潮州的弟兄们，听说薛金福等人被捕，人人自危，而且清吏又在四月十一日这天捕去了邱保、张善两人，关在黄冈的“协署”。于是，大家为了救邱保、张善，便在余丑的领导之下，攻打黄冈，攻到四月十二日的辰时（下午七点多钟），将黄冈占领，杀了城守把总许登科、署拓林司巡检王绳武，俘虏了黄冈同知谢兰馨、署黄冈都司隆启、巡防营弁哨督标蔡河宗，贴出了安民布告，免除清廷的一切苛捐杂税。老百姓闻风而来投效的极多。

清廷的署潮州镇总兵黄金福，屯扎在距离黄冈三十里的井洲，不敢对革命军有所作为。革命军方面，由于事出仓猝，也期待着许雪秋与陈宏生的命令，才能作进一步的行动。期待到四月十四日，陈宏生才从汕头赶到，大家推戴陈宏生为“司令长”。当天夜里，陈宏生把弟兄分为五路，向井洲进攻，攻到十五日的黎明，将近胜利；突然，来了清军的援兵巡防营第九营，只得退守大澳山，在大澳山战到十五日的深夜（十一点钟左右），又遇到倾盆的大雨。次日，退回黄冈，解散。

许雪秋在十三日接到起义的消息，十四日偕同乔义生、李思唐、萱野长知等人到汕头，正想策动丰顺、揭阳、惠阳、潮安等地的响应，但是十八日一清早，方汉成等人便已从黄冈来到汕头，告诉他：在黄冈的弟兄已经解散!

三六、丁未七女湖之役

在黄冈革命军解散以后的第六天，惠州七女湖的革命军便起义了。倘若陈宏生等人能够在黄冈多撑持几天，可能不致失败。黄冈位于海边，面对南澳岛，中间有三个中型的小岛，东为拓林湾，西为“鸿门”，南为“大金门”。出了大金门，便是南澳岛，岛上有南澳县，为郑成功与鲁王先后经营之地。黄冈的东边，是闽粤分界的高地，有高达五百四十四公尺的大宝山作为屏障。就形势而论。黄冈并不是不可以坚守的据点。况且孙中山业已命令邓子瑜在惠州加紧发动响应的工作。

邓子瑜是惠州府归善（惠阳）县人，为人尚侠好义，曾经是郑士良的左右手，于庚子惠州之役失败以后在新加坡与香港经营旅馆。孙中山在丁未年（1907年）派他和黄耀汉、余绍卿二人负责惠州方面的工作。黄耀汉在庚子惠州之役作先锋官，其后也在新加坡开旅馆。余绍卿则纯粹是绿林豪杰，这时候亡命在南洋。黄是新安（宝安）县人，余的籍贯不详。

邓、黄、余三人从新加坡到了香港，黄由于当地警察对他注意而折回新加坡，余进入大陆而杳无消息，只剩下邓一人留港继续活动。他不负孙中山的托付，分遣同志陈纯、林旺、孙稳等回乡，在四月二十二日（6月2日）实现了起义的事。

陈、林、孙三人很有勇气。只纠合得二三百人，便一举而占领了归善北边二十几里的一个大镇“七女湖”，夺得该镇巡防营的械弹。三天以后，连克泰尾、杨村、三达。二十七日攻占扬村西南、博罗东北的柏塘。又转而向南，横行于归善之东的水口、横沥、三径、蔗浦。清吏调来了四个营，对革命军无可奈何。而且，其中洪兆麟的一营，在五月初二日大败于“八子爷”，洪本人中弹坠马。

最后，清吏把水师提督李准的部队从黄冈方面调来，在大亚湾的澳头登陆，才慢慢地占了优势。同时，陈、林、孙三人获得邓子瑜派人传来黄冈革命军失败的消息，眼看消耗了的弹药无法补充，只得把同志们带到梁化墟附近，于埋藏了枪械以后，下令解散。

事后，陈、林、孙三人回到香港，冯自由把他们安置在屯门青山李纪堂同志的农场；不久，又帮他们去新加坡。邓子瑜由于是这一次起义的主持人，被香港政府驱逐出境。也去了新加坡。孙稳在己酉年（宣统元年，1909年）经由香港，回惠州一次，被清吏发觉，向香港当局要求引渡。同盟会的同志请了律师替他抗辩。无效，终于被押解给清吏，被害。

在七女湖之役，阵亡于疆场上的同志，依照清廷的文献，有数十名之多，姓名皆已难考。被俘而遇害的同志，也只有石亚佛一人留下姓名，长供后世怀悼。

三七、丁未防城之役

在七女湖之役失败以后的两个多月，亦即丁未年七月下旬，革命军起义于广东的西南角，在二十七日（1907年9月4日）占领防城县的县城。

原来，早在这一年的三月中旬，钦州所辖的那黎、那彭、那思三个“墟”（统称“三那墟”）有了一个“万人会”的组织。起因是：三那墟的老百姓以种蔗制糖为生，而清吏一再加征糖捐，老百姓推了若干代表到“知州”的衙门请愿，知州却把所有的代表扣留，说他们鼓动人民抗捐。三那墟的一位读书人刘思裕深为不平，就顺从了老百姓的意思，成立这个“万人会”，受推为领袖，率领几百个勇敢分子入城，冲进衙门，把被扣的代表们都放了出来。廉钦道王秉恩派兵到三那墟，企图用武力解散万人会，开枪打死了几十个老百姓。然而老百姓更加团结。于是，王秉恩报告两广总督周馥，周馥如临大敌，派了巡防营三个营、新军一个营、炮兵一队、机关枪队一队，又调了驻扎广西的“衡军”两个营，绥远军一个营，对三那墟的老百姓进攻。老百姓抵抗到四月上旬，失败，刘思裕阵亡，三那墟的镇市都被毁于炮火。然而。仍有几百个老百姓，在刘思裕的侄儿刘显明领导之下，死守附近的那桑。

清军巡防营的统领，姓郭名人漳，是湖南人，与黄兴是朋友，曾经于甲辰年（1904年）十月在上海和黄兴同时被巡捕房抓去，关了几天。至于新军一营的管带赵声，则不仅是革命志士的朋友，而且已参加了革命组织。他们两人，由于身为清军军官，不得不执行上峰的命令，同时也还不曾知道刘思裕及其万人会在事实上已和孙中山取得联络。

孙中山这时候住在越南的河内，于万人会事件发生以后，就派了邝敬川同志到廉州良屋镇，与刘思裕会面，劝刘思裕索性革命，刘思裕完全同意。孙中山而且也派了胡毅生去找赵声，见到了赵声，命令赵声乘机反正，赵声也在原则上表示服从。可惜，当邝敬川运动刘思裕成功以后，孙中山再派一个姓陈名油的人，送信给胡毅生，叫胡毅生转达赵声、郭人漳不可摧残三那墟的“团民”，这陈油却到了要紧关头怕死，不敢把信送到，误了大事。

三那墟被毁以后，胡毅生来到河内见孙中山。孙中山加派黄兴与王和顺二人，偕同胡毅生取道北海，黄兴由北海去钦州，访郭人漳，王和顺与胡毅生去廉州（合浦）的陆屋。访赵声。

黄兴在郭人漳的营里住了很多天，不曾被别人识破。郭人漳答应黄兴，将来只要有“堂堂正正的革命军”起事，他一定反正。

王和顺与胡毅生也在赵声的营里住了十几天，赵声发给王和顺一张委任状，委他作“军事委员”。（委任状上，写王和顺的化名：张德兴。）王和顺因此而大大方方地走到钦州，在钦州住了一天，穿过步哨，到达那桑，与三那墟的新领袖刘显明及其几百名坚贞同志会合。王和顺出身游勇，自己也有几百名旧部带了枪枝，集合起来，成立革命军。

王和顺和赵声约好：王领了革命军进广西，攻南宁；赵声在后面佯作追赶之状，实际上替革命军断后。无奈，南宁方面的清军不肯接受革命志士的运动，以致王和顺不得不放弃进攻南宁的计划，而只能徘徊于钦州的外围。当他率军到达钦江西岸、钦州正北偏东、三那西北的“平吉”之时，刘显明不耐久等，带了他的几百人与王和顺分手。这是丁未年四月到五月初的事。黄冈与七女湖两处的革命军已经先后起义而失败了。

王和顺及其所统率的钦廉革命军，全靠军纪优良而获得各地的老百姓自动供应，才能一再等待，等待了好几个月。等待什么呢?等待孙中山委托日本志士萱野长知所购买的大批军火。孙中山而且指定了防城县西南角的“珍珠港”白龙镇，为起卸军火的地点。不幸，这时候东京同盟会本部发生了“风潮”：章炳麟等人与北辉次郎对萱野长知生了意见，公开地打了明文电报给香港《中国日报》。说萱野长知所买的枪械“全属废物，万不能用”。于是，秘密完全泄漏，不仅萱野长知无法如期装运，而且孙中山也不得不改变起卸的地点。

王和顺等到了七月下旬，不便再等，就从所驻的地点板城（在钦州正北），转而向南，绕过钦州，向防城县城前进。二十七日早晨，到达防城城下，城内的清军衡字营左哨哨长刘永德（辉庭）首先响应，对河（防城河南岸）的清军衡字营右哨哨弁李之焜（耀堂）也率众附和，于是王和顺兵不血刃，取得了防城县城。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革命军第一次占领了县城。

可惜，王和顺的助手粱少廷不肯接受防城知县宋渐元的投降，否则钦州可能也会攻下。

宋渐元是湖南人，在被俘以后供称：与黄兴认识，一向赞成革命而没有机会“入党”，愿意从此参加革命，请王和顺派若干兵士交给他，伪装押解犯人的模样，带去钦州，在进入钦州城东门之时。立刻占领东门，接应革命军入城。梁少廷呢，以前曾被宋渐元扣留过，认为宋渐元不可信任，主张把宋渐元及其幕僚与家属统统杀了。王和顺照办。

次一步骤，是进攻钦州，钦州的守将是郭人漳。

王和顺留下少数部队交给邝敬川，守住防城；自己带了原有的几百人，加上衡字营左哨右哨的兵，新加入的义民，一共一千多人，在当天中午开拔。不巧，遇到大雨，又迷了路，走到第二天将近黎明，才到达钦州城下；一看，城头上满是灯光，显然对方有了准备。王和顺只得下令退到城西（?）十里的涌口扎营。

这一天，七月二十八日，黄兴陪了郭人漳与六十名卫队，假装出城巡逻，一直走到王和顺的营里。郭向王说：“钦州你们用不着打，到晚上便是你们的。”刘永德暗暗地告诉王，“郭的话不可信。倒不如把郭留下，先用我自己的人换上郭的卫队的服装，混进城，占领东门，大队人马跟着进去。”王和顺不赞成，以为“郭已招待黄兴这么多天，未加伤害，我们不可以把郭扣了，以不肖之道待他。”于是放走郭与卫队。黄兴也陪着他们回去。

郭回到城里，就变了卦。原因是，他看见革命军的人数少，存了势利之心。他不仅不曾在当天晚上开城欢迎革命军，而且派人来说：“住在城内的廉钦道王瑚，戒备很严。革命军不如改变计划，去攻南宁，他可以送一些械弹。”革命军明知南宁的清军兵力更大于饮州，当然不肯接受郭的建议。

黄兴在城里着急，在二十八日的夜里，想独自策动郭的一部分官兵开城。结果，没有办到。

革命军转向西北，沿途又吸收了三四千义民，于八月初一到达灵山县城下，于城墙上的炮火及六风山炮台的炮火夹攻之下，奋勇爬上云梯攻城。云梯只有一具，却也爬上了二三十人，进城巷战。城外的主力无法对他们支援，这二三十人全数牺牲。为什么云梯只有一具呢?因为一个“反正”了的清军军官陈发初，出卖革命军：叫他准备五具云梯，他只作了三具。而其中两具一用便坏；叫他带五十人先占六风山炮台，他到了六风台，反而开炮向革命军放!

革命军攻灵山县城。攻到八月初二，攻不下来，退驻木头塘。

清军派了间谍来，诈说城内已经有人起义响应。革命军再度走向灵山，守城的清军宋安枢部已经开城迎战，又有郭人漳派来的一营兵跟踪在革命军后边夹击。革命军人多枪少，子弹更少，不得已而且战且退，经由廉州（合浦）所辖的伯通、花会山、五王山等处，到了狮子山，被宋、郭的两个营追及，大战一天一夜，失利；在初六、初七左右退到罗蒙小洞，分到附近各地屯扎，大部分的义民则各自回乡。

那郭人漳真坏。他不但派了一营跟踪，也派了若干兵攻击在防城留守的革命部队，加以消灭，替清廷夺回防城。黄兴在这时候，见到苗头不对，业已脱身而走，经由东兴镇，去了越南，见孙中山，报告一切。

东兴与越南的芒街，只隔了一条小河：北嵛河。当地的清兵，原已由钟金富与詹岐山两位同志运动成熟，如期在八月某日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革命旗帜起义。可惜。负责接济的关仁甫事先把款子花完，对反正的清兵失信。清吏又把革命旗帜取下，朝天放枪一排，事后向上伪报“克复”。

赵声与郭人漳不同，虽未能即时率部反正，却决不肯对革命军开火。郭人漳追击革命军于灵山之时，赵驻扎在灵山之南，属于廉州管辖的五利（武利）。郭叫他带领全营“会剿”，他无法抗令不去，于是故意把路走错，避免与革命军交锋。

王和顺在被挫于灵山以后，带了二十人进越南，见孙中山报告，续图大举。不久，刘永德也带了五个人去越南，不幸在平寮地方被法国当局扣留。

革命军的最精锐部分，由梁建葵率领，转进到十万大山，以俟后命。

清廷根据两广总督张人骏（周馥的继任者）的报告，下旨通缉刘永德与李之焜，把王瑚与广西提督丁槐“交部议处”；把左巡防队补用守备谭炳荣革职永不叙用，发往军台效力；把衡字营左哨哨弁杨国标、右哨哨长韦普香、江坪营千总赖廷华三人，“一并革职，拨去翎枝。”

关于这一次丁未防城之役的经过，以邓幕韩所写的一篇（载在《建国月刊》第三卷第三期）为最可靠。他所根据的，是亲与其事的两位同志（刘永德与邝敬川）的口述；写成以后，又交给胡毅生与黄隆生两人看过，加以修正。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四十四章，虽则是比较详尽，但在细节方面，颇多是得自传闻。

三八、丁未镇南关之役

中越交界的镇南关。有四个炮台。其中的三个，于丁未年十月二十七日（1907年12月2日）被革命军占领。

这一役的最早牺牲者，是广西边防统领之下的总教官易世龙，与龙州厅幕友陈晓峰。他们二人暗中参加革命。担任游说军内的任务。不幸而被广西巡抚张鸣岐派在越南的侦探所知，因此被捕就义。

和他们两人有联络的是关仁甫。关仁甫同时也约好了驻扎镇南关的军官黄瑞兴，相机反正。易、陈二人牺牲以后，关仁甫退到越南，孙中山命令他会同王和顺继续筹备攻取镇南关的工作。

王和顺在十月十五日到那模村，与凭祥的土司李佑卿商谈如何合作。李佑卿也是一位同志，统率有若干游勇。这些游勇，却不愿接受王和顺的指挥。因此，孙中山改派黄明堂负责镇南关方面的事，叫王和顺向水口关活动。

孙中山委派黄明堂为“中华国民军镇南关都督”。黄在十月二十七日的黎明，率领李佑卿及其游勇八十人，携带快抢四十二杆，突击镇南关右辅山的“镇南”、“镇中”、“镇北”三个炮台，清方的守军一百余人在略事抵抗以后，全体投降。守备某人（黄瑞兴?）却不肯反正，被革命军优待，放他去越南境内的同登，由同登折回他自己在谅山的住宅。

清军只剩下东边的一个炮台。黄明堂派了四十人左右续攻，为该台的炮火所阻。

当天下午，孙中山率领黄兴、胡汉民、胡毅生、卢仲琳、张翼枢、日本志士池亨吉、法国炮兵上尉狄氏，从河内出发，乘火车到最后一站同登，步行攀山，于晚间九时到达镇南关。

二十九日，孙中山亲自与狄氏发炮，虽则炮上已经没有表尺（由于清军一向腐败），而终于射达清军阵地。

清军的巡防统领陆荣廷，先以为革命军不过是乌合之众，看到了革命军竞能发炮中的，大为惊慌，叫一个砍柴的女人送来一封信，信里说：“荣廷现虽食清朝俸禄，但以前亦曾统率游勇，专与清兵为敌，此公等所知者。荣廷前以时运不佳，不得已暂时屈身异族，以俟机会。区区此心，尚祈谅之!荣廷初疑公等此次起事，近于轻举妄动，及观争晨炮火之猛烈，乃知有一代豪杰孙逸仙先生为公等画策，无任钦佩。”

陆荣廷在他的信里继续说：“荣廷现有众六百余人，随时可以投入麾下，以供驱使。倘荷录用，即请给一确证，俾得知所去就。若至明日，则有清军五百自凭祥开来，后日更有清军二千自龙州开来。事急万分，祈为自重。”

孙中山一面回信给陆荣廷，叫他等候革命军大举进攻之时作内应；一面命令黄明堂坚守五天，等他从越南运来大批饷械，然后进攻龙州。

孙中山在二十九日的傍晚，与黄兴、胡汉民等人下山，半夜到达“文烟”，住在同志玛邯的家里。十一月初一，乘车回河内，筹饷购械。有一位法国银行家答应孙中山，代募革命军债二千万元，但第一批的款项要等到革命军攻下龙州以后才能交付。孙中山和他继续商谈，希望能立刻交付若干万元，这银行家不肯。

清廷果如陆荣廷所说，从凭样与龙州调来了几千兵，对革命军猛烈进攻，革命军虽只有二百名左右，却抵抗到十月初四的夜里才突围而出，前后一共只伤亡了五人（伤了三人，亡了二人），而清军的死者超过二百，伤者更多。

陆荣廷与黄瑞兴在实际作战之中，对清廷均极卖力，可见他们当初之求降全是假话，或意存投机。陆荣廷下面的兵，倒真有不少是愿意“过来”的，到了革命军既经放弃了镇南关以后依然如此。不过。他们也只是为了钱!

他们推派代表到河内向孙中山接洽。孙中山叫他们带了枪弹来降，将来打下南宁以后每人赏银百元。他们却要求每人在来降之时，先赏三十元。这一个条件，孙中山也答应了，然而一时却没有现款。倘若陆部四千人完全投降，则必须发出现款十二万元之多。有了十二万元，也就不怕没有四千人来投降了。

孙中山于是写信给住在南洋（马来亚）的邓泽如，告诉他以如此的情形，准备亲自到南洋一趟，与他共同努力于募款的工作。

这时候，法国政府被清廷一再要求，制止孙中山在越南的活动。孙中山在河内的住址甘必达街六十一号，清廷也探听到了，写在外交文件之上。越南总督便不得不示意孙中山，劝他自动离境。孙中山把今后粤、桂、滇三省的工作交给黄兴与胡汉民，在戊申年（1908年）二月离开越南，去新加坡。

三九、徐锡麟

丁未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年7月6日），徐锡麟与同志张伯平、马宗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夺占军械库，事败，就义。

他是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的“副贡生”，在十三岁时离家出走，当了一个很短时期和尚，回来读书，喜欢算术、天文、地理。到了二十九岁，便在绍兴中学当教员，由教员而副监督，前后四年。在这四年之中，他一度于癸卯年（1903年）去日本，看博览会，结交了陶成章；其后，于翌年十二月到上海，在爱国女学校见到蔡元培，便加入光复会。

乙巳年（1905年）三月，蔡元培本家弟弟蔡元康回到绍兴，向同志们建议：用抢劫钱庄的方法筹款，买军火。徐锡麟听了，不说什么话，却暗暗地向一位同志许仲卿借了五千块钱，去上海，买了五十支“后堂九响枪”，子弹两万颗。事前，他报告绍兴知府熊起蟠，说学校里教体操需要枪，请熊起蟠发一张公文给他。熊起蟠糊里糊涂地准如所请。于是，徐锡麟在买好枪弹以后，便大模大样地运回绍兴中学。

徐锡麟本想用这些抢交给各同志，作为抢劫钱庄之用。等到枪买来了以后，却没有一个同志懂得放枪的技术。他这才放弃抢劫钱庄的念头，计划办一所军事学校，向东浦镇大通寺的方丈和尚借了几间空房，取名“大通学堂”。陶成章叫他改为“大通师范学校”，附设一个“体育专修科”在里面。

陶成章替他向杭州的学务处请求转禀总督、巡抚、布政使，准予立案：“照我国目前情形，不能不行征兵之制。然市民村农罔识步伐。据生等意，以为欲行征兵，须先倡办团练，以为基础。今特设立大通体育专修科。凡有志者均可入学，六月毕业，即行各归本乡，倡办乡团，以为征兵预备。”结果，这大通师范学校，连同体育专修科，果然获得立案。

徐锡麟的父亲徐凤鸣，对于锡麟的举动十分怀疑，便告诉大通寺的方丈和尚，不许借房子。徐锡麟却有办法，叫陶成章与龚宝铨出面，从豫仓（存储粮食、预防饥荒的仓库）董事徐诒孙那里，借得了几间房子，在乙巳年八月二十五日照样开学。学校的名称仍旧叫做“大通”，没有改。

学生呢，并未公开招考，由徐锡麟本人先到嵊县，向“平阳党”首领竺绍康要来了二十名小头日，其后再由陶成章、龚宝铨与吕熊祥三人到诸暨、东阳、永康、缙云、金华、富阳等县跑了一趟，也邀来了不少大小头目，其中以“龙华会”的为多。

在大通师范学校开学的一天，锡麟以“总理”的身份，请了知府以下的官吏与绅士到场，拍照。这学校在起初几个月办得很好。

几个月以后，徐锡麟与陶成章、龚宝铨、陈志军、陈德毅一共五个人，动了“中央革命”与“袭取重镇”之念。计划是：先到日本学陆军。学成以后，回国取得清军之中的官位与实权，相机行事。徐锡麟先向许仲卿借了一些钱，“捐”得了一个候补道的头衔，与陶等四人乘船去日本，同行的另有馀锡麟的弟弟徐锡麒与马宗汉等二十人。到了日本以后，徐锡麟托了日本的通商局局长石井菊次郎说情，想入日本陆军的某一联队，未成；去考振武学校，因眼睛近视而不曾考取；想进陆军经理学校，没有成功；最后，要学警察，也达不到目的。在日本耽搁了几个月，回国。

回国以后，他一度去东北，与绿林豪侠冯麟阁会面，也到北京访袁世凯，袁世凯不肯见他，俞廉三介绍他给安徽巡抚恩铭，于是他就留在安徽候补。

俞廉三是浙江人，为徐锡麟的表伯父，当过湖南巡抚（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到二十八年十二月）；恩铭是他的门生。恩铭是满洲镶白旗人，姓于库里氏，考中了举人，捐得了候补知县，由候补知县而候补知府，权知兖州，保升道员。实授山西归绥道，升任山西按察使，调任直隶口北道、浙江盐运使、两淮盐运使，不久，兼江苏按察使，升江苏布政使，最后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作到了安徽巡抚。

恩铭这人办事相当能干，对徐锡麟的才干十分赏识，把徐锡麟一再提拔，提拔到“巡察处会办、巡警学堂堂长”，加“二品衔”。

这巡警学堂办到丁未年（1907年）五月，已是第一班学生毕业之时。徐锡麟早已与秋瑾约好在五月二十八日皖、浙两省同时起事，于是就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毕业典礼。请恩铭及安庆城的文武大官到场。

恩铭通知徐锡麟改期，改在五月二十六日去举行。徐锡麟却来不及通知秋瑾，也来不及通知安庆外围以及更远的各县的同志。只得孤注一掷。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的早晨，徐锡麟召集学生训话，训话的内容，叫大家“救国”。讲毕，恩铭及城内的大官皆到。徐锡麟请他们先吃预备好了的筵席，才行毕业典礼。恩铭说：“先行了礼，然后吃饭。”徐锡麟无可奈何，就召集学生，行起礼来。

大家在恩铭前面站定了，徐锡麟突然大声报告：“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恩铭大吃一惊，问：“徐会办哪里得来这个消息?”

恩铭的话还不曾说完，陈伯平走上前去，摔了炸弹一颗。这炸弹是陈伯平自己制造的，摔到地上，并不炸开。恩铭从坐位上站了起来。徐锡麟说：“大帅放心，这个革命党职道一定替大帅抓住。”说着，便弯了腰，从皮靴里掏出两枝手枪，左右两手一手拿了一枝。恩铭说：“这个革命党是什么人?”徐锡麟说：“就是我!”接着，他对着恩铭，双枪齐放。陈伯平与马宗汉也掏出枪来，放了一阵。

恩铭中了七枪，未死。临时起而掩护恩铭的“文巡捕、以知县用、试用府经历”陆永颐与“武巡捕、尽先补用守备”车德文也中了枪，陆永颐中丁五弹，当场身死；车德文也中了十一枪，未死。有一个仆人，姓祝名顺，在扶起恩铭准备带他上轿之时也中了一枪。另一个仆人姜桂却不曾中弹。巢道满洲人凤仪与安庆知府龚镇湘，也各吃子弹一颗，所中的地方均非要害，只是轻伤。

这时候，礼堂一阵慌乱，文武各官夺门而逃。恩铭也竟然被仆人背出了门，陈伯平追了去，补上一枪。（恩铭回到抚台衙门，请“洋医”英国人戴璜开刀，因出血过多而死。）

事先，徐锡麟本已吩咐巡警学堂的门房（看门的人），把门关好，这门房不曾办到。徐锡麟很气，赏他一枪，将他打死。

安庆府经历顾松，已经逃出门外，徐锡麟追到他，骂他是奸细，顾松叩头求饶，徐锡麟拔出指挥刀，连砍几下，砍不死他。于是，陈伯平也补给顾松一枪。

一会儿，文武官吏都已走光，徐锡麟与陈伯平、马宗汉回到礼堂。徐锡麟拍了讲堂上的桌子，向学生说：“抚台已经杀了，我们去捉奸细。你们快点跟我去革命!”说罢，他喊口令：“立正，向左转，开步——走!”若干学生便跟了他，走出巡警学堂，向军械所而去。

中途，有不少学生溜走。走到了军械所，只剩下三十人左右。军械所有几个卫兵，都被徐锡麟指挥大家杀了。陈伯平与马宗汉分守前后两门，徐锡麟领了学生在一个库房里找到子弹，但是这些子弹与学生们所背的巡警学堂的枪枝不能配合。别的库房里该有若干枪枝可用，但是，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这些枪枝也不能用（可能是零件不曾放在一起）。徐锡麟和学生们终于搬出了五门大炮与炮弹，然而这些大炮却没有扳机!他们白忙了一阵，大队清兵却已来到，把军械所围了。

徐锡麟于军械所既被清兵包围以后，命令陈伯平一人突围，到城外去找平日所联络的“练军”。陈伯平如令突围，在突围以后却走不出城门。所有的城门，皆已被清吏下令关闭。

陈再回到军械所，帮助徐锡麟、冯宗汉，率领那二三十名学生，对清兵抵抗。抵抗到下午四点钟模样，陈伯平战死。学生也战死了一人，伤了数人。

马宗汉建议：烧了军械所，引起火药爆炸，与清兵同归于尽。徐锡麟不肯。他说：“火药爆炸了，全城的老百姓都遭殃。”

起初，清兵虽则包围了军械所，却不敢爬墙进来。这时候，清吏把捕获徐锡麟的赏金，已由三千元加至七干元，又由七千元加至一万元，便有不少的兵一涌而上，爬了进来。

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说，他们在军械所的“第三重室”，找到了徐锡麟。章炳麟在《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里说：“徐锡麟爬上了屋顶，由屋顶上逃走，被清兵追到，捉住。”

马宗汉与九个学生，巡警学堂的三个队勇，也同时被捕。其余的学生。侥幸脱险。清兵一共死伤了八九个人。

清廷的安徽布政使冯煦、安徽接察使毓朗、安徽巡抚衙门的幕廉张次山，会同审问徐锡麟，毓朗叫徐锡麟跪下。徐锡麟说：“你还洋洋得意!你倘若跑慢了一点，已经被我杀了。”冯煦等人，叫他供出同党姓名，他一言不发；叫他自写口供，他提起笔来就写，写出了他之所以要排满兴汉的大道理。

冯煦等人在五月二十八日将徐锡麟剖心斩首。这一天，清廷任冯煦为安徽巡抚，补恩铭的缺。恩铭的家属，用徐锡麟的心祭恩铭。

马宗汉于受了若干天的“日夜熬审”以后，在七月十六日被害。马原名子畦，别号“宗汉子”，是余姚县的秀才，一度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读书，回家乡办了一座“三山学堂”，也散布了不少份的《革命军》、《警世钟》之类的册子。他跟随了徐锡麟到日本，想学陆军；这时候，应陈伯平之邀，到了安庆，从事革命工作。死的时候，才有二十四岁。徐锡麟的年龄是三十五岁。

陈伯平原名陈渊，字墨峰，是绍兴府会稽县的秀才，在大通学校读书，也随了徐锡麟到日本，想学陆军不成，在日本的警察学校读了一个短时期，回国；在上海帮秋瑾办《中国女报》，同时研究制造炸弹，不甚成功，又再到日本，拜专家为师，学制造炸弹的方法。死的时候，也仅有二十六岁而已。

四〇、秋瑾

陈伯平与马宗汉二人，第一次到达安庆是在丁未年（1907年）五月初三：到了以后不久，于五月十二日又去上海，表面上是买印刷机器，实际上是买手枪和子弹。他们第二次到达安庆，是在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亦即徐锡麟行刺恩铭的前一天。

当他们两人尚在上海的时候，秋瑾从绍兴来，把浙江同志准备在五月二十六日起事的消息告诉陈伯平，叫他通知像锡麟，在安徽同时发难。

陈伯平在二十五日的上午，把秋瑾的话转达了徐。徐认为，只剩下大半天的工夫，绝对来不及。因此，他才决定了在二十八日举行毕业典礼，请恩铭等人到场送死。不料。恩铭为了这二十八日是幕僚张次山的母亲八十大寿，不能不去，叫徐锡麟把毕业典礼提前两天，徐无可奈何，只得照办。（为什么提前两天，而不提前一天呢?原来，二十七日是星期天。）

秋瑾在托了陈伯平以传话的任务以后，回到绍兴，想起了还有很多同志在日本，该邀约他们回国，分赴各省，同时大举。于是，又决计把起事的日期改在六月初十（7月19日），并且再托周亚卫与邵杰两人，到安庆去，通知徐锡麟。周亚卫和邵杰不曾去安庆；即使去了，在尚未走到之时徐锡麟已经起事而失败了。

秋瑾是绍兴府山阴县人，生在福州，父亲秋星候是闽侯县知县。其后，父亲调任湖南湘潭县知县，便把秋瑾嫁给了当地的一位绅士王黻臣之子王廷钧。王廷钧捐得了兵部郎中之官，秋瑾和他同去北京。这王廷钧结交一般纨绔子弟，吃喝嫖赌，秋瑾受不了，在甲辰年（1904年）三月离开王，独自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她参加了梁慕光、冯自由等人的“横滨三合会”。

乙巳年（1905年）六月，她一度回国，到绍兴看母亲。在绍兴，访徐锡麟于东埔热诚小学堂。

乙巳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于日本东京。七月以后，她填写誓词入盟，被选为浙江分会的会长。冬天，一部分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政府的“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而回国，秋瑾是其中最激烈的一人。回国以后，她在上海与易本羲等几位同志办成了中国公学；也发行了《中国女报》月刊。

丙午年（1906年）十月，萍醴浏革命军起事。有若干同志集议于上海，计划在苏浙湘鄂等省响应，秋瑾在集议之时承担了浙江方面的工作。她丢下《中国女报》，回浙江，奔走于诸暨、义乌、金华，联络会党。可惜，萍醴浏的革命军很快地便失败，扬卓林、胡瑛、宁调元，又先后被捕于扬州、汉口、长沙，秋瑾虽则已经准备就绪，而无法发难。

她被浙江的同志留在绍兴，担任大通师范学堂的“督办”。这时，徐锡麟已经介绍她加入了光复会。

这大通师范学堂，自从丙午三月徐锡麟走了以后，先后由曹钦熙、姚定生主持。这两人均应付不了学生。秋瑾就任以后，不仅把校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把这些来自各地会党的“体育专修科”的学生，都介绍进光复会，编入她的“光复军”，用兵法加以部勒。

她的光复军，规模很大。官兵纵分为十六级，横分为八军。最高的一级统帅，是徐锡麟等五人，遥奉徐锡麟为大元帅。她在名义上自居为第二级的“协领”之一，而实际是全军的司令官。第三级称为“分统”，由各地的会党首领充任。八军的番号，分别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

八个军的编制，在丁未年（1907年）四月初完成，军械、制服，都有。她决定在五月二十六日起义，由金华的同志首先动作，处州的同志响应，诱清军离开杭州来攻，然后绍兴的同志突起，袭取杭州。事成，占领杭州；不成，退至金华处州，会师，西出，经江西指向安庆，与徐锡麟的力量汇合。

她不该在决定了日期以后再改期。不过，即使她不改期，徐锡麟在安庆的失败，似乎也难以避免。

更不幸的是：裘文高于五月上甸便在嵊县西多妄自发动，虽则杀了清兵数十人，而不得不退至天台与仙居，躲藏起来。刘耀勋所犯的错误，与裘文高相反。刘是武义县的光复军分统，于机密既已被部下泄漏以后而死守约期，不肯提前发动，以致于五月二十二日被捕。金华的会党首领徐买儿，在秋瑾决定日期以前，已经因为与别人争讼田产而被关在牢里。他的部下想把他从牢里抢出来，使得清吏十分紧张，在五月二十三四两日杀了徐买儿与徐买儿的部下几十人之多。

在嵊县、武义、金华相继出事以后，秋瑾在事实上已经处于清吏清兵的监视之下。到了徐锡麟刺死恩铭而被杀，秋瑾仍然要静候到六月初十，她所改定的发难日期。于是，她的悲剧式的结局成为无可避免。

大通学堂的学生，在六月初一开会，要求秋瑾提前起义。秋瑾不接受。学生们在六月初三又向秋瑾提出同样的要求，同样地被秋瑾拒绝。有几十个学生，因此愤而出走。初四的上午，嵊县的会党首领王金发来看她，被留下吃午饭。饭后，有人报告，杭州派来的清兵已到。秋瑾叫人再探，探到的消息是：清兵去了东浦。事实上，清兵未去东浦，进了城，直扑大通学堂。

清兵到了学堂大门，秋瑾带了手枪想走，被一个无聊分子蒋继云缠住。这蒋继云混在革命团体中吃喝，向秋瑾硬要旅费，拖住秋瑾的衣裳。学生们大部分散走，有十几个人对清兵抵抗，阵亡一人，打死了几个清兵。王金发与学生姚勇忱、胡士俊、尹锐志、尹维俊等突围脱险。

秋瑾终于被捕。和她一齐被捕的，是学监程毅，学生徐颂扬，校工钱应仁，五品军功正警捕吕植松，学生王植槐和蒋继云。秋瑾被绍兴知府贵福用刑拷问，于六月初六日（7月15日）黎明就义。监斩官是山阴知县李钟岳。几天以后，李钟岳自杀。

程毅是来自河南的秀才，年纪才有十九岁。他被浙江巡抚张曾扬判处监禁三年，其后死在牢里。同志们领出他的尸首，发现他遍体鳞伤。徐颂扬与蒋继云被判处监禁一年。钱应仁、吕植松、王植槐，都押回各人原籍释放。

秋瑾就义之时，年纪才有二十九岁。她的文笔极好。当年，她在由北京乘船南下之时，写了：

黄海舟中感怀二首

片帆高挂渡沧溟　回首河山一发青　四壁波涛旋大地　一天星斗拱黄庭　千年劫烬灰全死　十载淘余水尚腥　海外仙山渺何处　天涯涕泪一身零

闻道当年鏖战地　至今犹带血痕流　驰驱戎马中原梦　破碎河山故国羞　领海无权归索莫　磨刀有日快思仇　天风吹面泠然过　十万云烟眼底收

下边的一首词，是她留学日本之时，寄给她的好友吴芝瑛与陶荻子夫人的：

临江仙（陶荻子夫人邀集陶然亭话别。紫瑛盟姊作擘窠书一联以志别绪。驹隙光阴，聚无一载，风流云散，天各一方。不禁黯然，于焉有感。时余游日留学，紫瑛又欲南归。）

把酒论文欢正好　同心况有同情　阳关一曲暗飞声　离愁随马足　别恨绕江城　铁划银钩两行字　歧言无限丁宁　相逢异日可能凭　河梁携手处　千里暮云横

秋瑾就义以后，吴芝瑛派人叫一个善堂收尸装殓，停在善堂，后把她葬在西湖西冷桥之旁。清廷知道了以后，命令地方官把她的坟墓掘开，取出棺材，丢在荒地；又叫湖南巡抚通知王廷钧，把棺材运到湖南去，厝在祖坟。其后，辛亥武昌起义成功，湖南都督谭延闿主张安葬秋瑾在岳麓山上，浙江都督朱瑞主张把她安葬在西湖。结果，朱瑞的主张获得实现，重行葬她在西泠桥旁，原址的对面。原址之上，建了一个亭子，题为“风雨亭”。新墓之前，建了一所“秋祠”。孙中山亲自来到杭州，在秋祠主持了一次追悼大会。在她就义的地点，绍兴城的古轩亭，同志们也立了一座纪念碑。

四一、戊申钦廉上思之役

戊申年二月二十五日（1908年3月27日），黄兴统率“中华国民军南路军”，由越南进入国境内的东兴。

“南路军”的构成分子，是曾经占领过防城的王和顺旧部，与曾经占领过镇南关的黄明堂旧部。黄兴被孙中山任命为该军的总司令。这时候，孙中山业已被迫离开越南；留在河内的机关部，由胡汉民负责。

这一次，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好。同志们军装齐整，虽则人数仅有二百余人，而盒子炮却有一百几十枝，子弹也不少。他们列队而进，擎着青天白日旗，吹着号角。在进入国界以后，人民放了爆竹，扶老携幼，站在路旁欢迎。清军来了一小队，立刻被冲散。东兴入于革命军的掌握。

二十七日下午，革命军进抵小峰，击毙迎面而来的清兵五人，收降三十余人。清军管带（营长）杨某。率领六百多人下山来战，黄兴分军为三队，一队伏在田野，平射；一队占住对面的山头，俯射；一队绕到敌后，突袭。敌军大败，只剩下五十余人。

二十八日，革命军继续前进，与清军另一营遭遇，清军战败，躲入一个村屋，射死革命军兵士一人，革命军用炸弹还击，杀死清兵一百多人。

当天，清军协统郭人漳率部来支援杨管带，被杨部认作革命军，互射了一阵，死了一哨官（排长）。

二十九日，革命军进抵大桥，有清军两营来战。清军又败，阵亡了一个“营官”。三月初二日，革命军布阵于马笃山，静候清军三营来攻。交战以后，清军的指挥官龙管带被黄兴亲自射中，坠马。另一个营官廖丁遂弃军而逃。清兵大败，有两个哨官被俘，有三十多名士兵反正，当场剪发。截至此时为止，革命军连获四次胜仗，夺得步枪四百余枝，而伤亡仅有四人。革命军的实力，已从二百左右扩充到六百以上。

其后不久，郭人漳领了三千多兵，对革命军采取包围形势，被革命军夜袭，不战而逃。此后，革命军纵横于钦廉、上思三个府州县的隆雁、陈塘、那悮、马路墟、柳绿、凤冈。而清军疲于奔命，无可如何。

到了月底，革命军子弹用完，接济不上，解散。主力退入十万大山，黄兴本人与黎仲实等同志回越南。子弹之所以接济不上，由于郭人漳首鼠两端。他原与黄兴约好，在得到反正的机会以前，随时输送子弹。事实上，他也送了几次，而每每因时间地点错过，革命军收不到。有一次，他的兵因误会而被革命军攻击，吃了败仗。他恼羞成怒，便不再输送子弹，而且和革命军打起真仗来。

四二、戊申河口之役

戊申河口之役，在三月二十九日（1908年4月29日）的夜里开始，四月二十七日（5月26日）结束。

驻扎在云南河口的清军，有警察一队，巡防营四营，皆归“南防副督办”王镇邦（玉藩）统辖。

“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黄明堂，带领了关仁甫、王和顺，与曾经参加过镇南关之役的一百多同志在深夜由越南老街进入国境，与潜伏在铁路工人之中的二百名左右同志相会合。警察队的全部首先反正，杀了他们的管带蔡某。接着又有巡防营黄营的两哨，加入革命队伍，并力攻城。这时候，王镇邦已经出城迎战，带了两营兵扎在一个山头。

战到第二天（四月初一）的上午八点钟，革命军略事休息，于九点钟继续猛攻。黄营的其他两哨也反正了。事实上，黄营的管带黄元贞早已与河内机关部有了默契。他之所以把部队分作两批来投降，无非是为了方便起见。

到了下午四点钟，王镇邦表示，他也想降。革命军派黄华廷作代表，带了一名卫兵上山谈判，却在谈判之时被王镇邦连同卫兵杀了。革命军再攻。清军张营的管带张印堂阵亡。王镇邦被他下面的一个守备熊通用手枪打死。剩下的部队全体反正，河口入于革命军之手。守城的岑营管带岑德贵被俘，革命军将他加恩放走。

革命军的战利品，包括十响毛瑟枪一千余枝，子弹二十万发。革命军的人数，增加到一千多人。

革命军中路主力，由黄明堂率领，向北推进，在初二的晚上到达铁路线上的二十公里石碑附近，清军管带李兰亭率领全营迎降。黄茂兰营有两哨闻风而至。初四，到达南溪镇，有清军胡华甫的一哨来降。不久，王玉珠的一哨也来降。初五，到达七十八公里石碑，与黄茂兰营的其他几哨相会合，向蒙自的方向前进。南溪西边的蛮耗，已于初四由左路关仁甫部攻下。驻扎坝洒的清军李开美营不战而降。南溪东边的古林箐，也在初七初八左右被右路王和顺部攻下，收降了清军开广镇总兵白金柱的兵士一百多人。

到了这个时候，革命军的人数已经超过三千，声势浩大，原可长驱直入，占蒙自，取昆明。然而，粮食接济不上，钱也没有。倘若有钱，便不怕当地的粮食贵，更不难从越南买来，运去。

胡汉民写信向孙中山报告，说士兵每天每人需要三毛钱作伙食，全军三千多人，一天就得花去一千元。河内机关部根本没有多少钱。革命军打下河口以后，在当地征收到义捐三千五百元，却花去了四千八百元：赏给熊通二千（杀王镇邦的花红），赏给其他的人二千八百（有些是攻占河口的四座炮台，有些是杀了他们的哨官来降的）。

同盟会在成立不久以后，定了很详细的“革命方略”，其中规定“就地因粮”的办法，在军中设置“因粮局”，负责作下列的几件事：

（一）接收一切官产。

（二）没收反抗军政府之清吏或人民的财产。

（三）用限期付现之“给价券”购买粮食货物，期满按五厘计息。

（四）用“债券”向富户借银，于六个月内无息偿还，期满按二厘计算。

（五）向人民征捐，家产一万元以上捐十分之一，五万元以上捐十分之二，十万元以上捐十分之三，五十万元以上捐十分之四，一百万元以上捐十分之五。抗捐者，罚。

（六）发行“军事用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军中收入财产”之一倍。富户借银捐银，概须以“军事用票”缴纳。清政府之纸币一律作废。

“中华国民军南军”在进入云南，占领河口、南溪、蛮耗、古林箐不曾能够设立“因粮局”，按照既定的办法筹款。原因很多，第一，是黄明堂等人作指挥官，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的技术，来兼作“因粮”的事；第二，在随军出发的同志中没有可以主办“因粮”事务的人才；第三，所占领的村镇，除了河口较为殷实以外，都不是怎样地有粮可因的；第四，办法的本身也有问题，富户之有家产一万元者。未必拿得出现款一千元，有家产一百万元者。绝对拿不出现款五十万元。他们即使有如许的现款，也未必肯捐；可能因此而断然反对革命，站到清政府的一边去。倘若不叫他们捐得这样多。而只征家产一万元以上者以千分之一，家产一百万元以上者以千分之五，也许反而行得通。

胡汉民在信里向孙中山报告，要等到取得蒙自与开化两县以后，才可以开办“因粮”。但是，“两城既得。骤办因粮，必不能给。蒙自等虽非河口之比，然既得大城，则军费浩繁亦非现在之比。因稂之事，必徐设办法而后有功，若朝得城而夕办（因）粮以充军需，实势之难也。故必预筹款项，以为临时之用。”

胡汉民说，河内机关部已经没有钱买粮买弹。四月初二，他交了甄吉亭带去二干二百元；于是关仁甫的右路军，在初三日前进。四月初四，他交了黄龙生带去二干二百元；于是张德卿（王和顺）在初五日前进。并不是关、张二人把钱看得如此之重，事实上他们也仅仅能够替兵士买得三天的粮而已，有了三天的粮便勇往直前，真不愧为革命的队伍。

胡汉民一面向河内华侨梁成泰的儿子梁秋，借了三千元救急（梁秋已经捐过两千）；一面写信给孙中山，请孙中山在南洋（新加坡与马来亚）筹款，“若得十万金，分半先为粮食之用，分半预备子弹之补充。则大军所至，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无后顾之忧矣。

孙中山在新加坡，于接到胡汉民的报告以后，在四月二十一日（5月20日）写信给邓泽如与黄心持，请他们向一位“弼翁”与一位陆秋杰设法，“若秋君或弼翁肯任此十万，当酬以云南全省之矿权专利十年也”。结果如何？史料缺乏!

即使弼翁或陆秋杰慨然捐出十万，也无补于事。革命军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天，已经失掉了河口。

革命军失败的原因。除了缺少钱以外。一是黄明堂等人不服黄兴指挥，二是对方清廷用了极大力量来抵抗。黄兴来到越南河内，受孙中山电委他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在四月初八到河口，想督率全军前进，黄明堂拨给他一百人。这一百人走了不到一里，“向天开枪一排，齐声呼疲倦不已，克强再三抚慰，无效”。又走了半里光景，他们一哄而散。黄兴只得折回河口，约了王和顺来会谈。王和顺说，兵太少，子弹太少。黄兴要求抽调各路的一部分兵力，自己带去袭取蒙自，然而多数的将士皆不肯遵令。黄兴感觉到，只有把以前跟他在钦廉作战过的一二百同志召集来，才有办法。当统帅的，倘若没有“亲兵”，就不能指挥各军。于是，他决计先回越南一趟，等候老部下来，再打。不料，他刚进入河口对岸的老街，便被法国的警察指他为日本人，将他逮捕。他说出了真姓真名，法国的越南总督，判他驱逐出境，把他押到西贡，叫他在西贡上船。去哪里?任他的便。他选择了新加坡。

这时候，清廷早已与法国外交部及法国驻华公使函电往来，交涉了不少次，指责法国在越南的官吏对革命军始则纵容在越南境内集合，公然结队走过红河之上的桥，与利用滇越铁路的火车运粮运弹。法国外交部从此也禁止了革命军利用火车运粮运弹。

清廷同时已不惜重金，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五万、三万、两万，犒赏在前线的清兵，又拨了五十万两交给云贵总督锡良，作为增募新兵与供应广西客军的开支。从汉阳，从广州，从上海，都搬来不少的枪枝与子弹，一共是一万枝枪，三百七十万发子弹。

就兵力而论，有开广镇总兵白金柱的五千人，中路统领王正雅的十一个营，西路统领贺宗章的十一个营。此外，又有方宏纶扎在阿迷的四个营，与业已调派而仍在由桂来滇途中的龙济光军四个营。

清军在四月十一日战胜革命军中路于七十四公里石碑附近的白河；次日，夺占五十一公里石碑附近的三岔河；十五日，夺占四十四公里石碑附近的老范寨；二十四日，夺占泥巴黑、车河、南溪。

革命军右路在初八日左右失掉古林箐，退与中路并合。左路也失掉了蛮耗，退守新街，在二十一日失掉新街，退守龙膊；次日，放弃龙膊。退守坝洒；二十六日，放弃坝洒，回军河口。

黄明堂与王和顺把部队交给何护廷、马大、韦云卿等人，叫他们离开河口向东边走，由镇边县进入广西。黄、王二人由河口回越南。

何护廷等人带了革命军（这时候只剩下六百多人），走到【剪文公：原书作“列”，疑误】马白，与龙济光的兵遭遇，后边又被王正雅的兵追上。革命军于前后夹攻之中，苦战了一天，退到越南太原府的境内。法国兵叫革命军缴械，革命军不肯。两军发生冲突，打来打去，战区东起太原府的左州，西至保胜（老街），相持了几个月，由侨领梁正礼出面调停，讲好了条件；革命军于缴械后去新加坡，法国当局送旅费。

这六百多人其后到了新加坡，英国官吏不许他们上岸。法国在新加坡的领事，向英国官吏交涉，说法国曾经在革命军与清军交战之时守中立，等于承认了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因此之故，这六百多人是“国事犯”，而不是所谓“乱民”。英国官吏这才准许他们上岸，却在他们上了岸以后，立刻把他们拘禁。

孙中山叫张永福请了律师，从英国官吏那里，把他们都保了出来。陈楚楠特地为他们创办了一个中兴石厂，安插了他们之中的若干人；把其余的分别介绍到槟榔屿、吉隆坡、毗叻（霹雳）文岛的矿场、农场与工厂。

综计在河口一役之中，出力最多的是王和顺。黄明堂坐镇河口，关仁甫独领偏师，功劳均略逊王和顺一筹。王和顺是广西邕宁县人，当过刘永福的部下，由兵士升至哨官，在壬寅、癸卯之间与陆亚发起兵反清，转战两年之久；在甲辰年（1904年）冬天去香港，接受革命志士史古愚（史坚如的哥哥）与伍汉持、李自重等人的招待；由香港去西贡，于乙巳年（1905年）冬天拜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孙中山把他带到河内，与他同住在甘必大街六十一号，待以国士之礼。防城、河口两役以后，他在南洋休息了三年。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之役，他在香港工作。武昌起义以后，他首先在广东东江发难，与清军血战了七天七夜，光复了惠州。其后，讨袁、讨陈（炯明），他均极努力，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病故在广州。

四三、熊成基

戊申年十月二十六日（1908年11月19日），晚上十点钟，熊成基率领了若干同志，在安庆城外起义。

他是江苏省扬州府甘泉县人，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旅）炮兵营的一个队官（连长）。与他同谋的，有该协第六十二标第二营管带（营长）薛哲，工辎营辎重队正目（班长）范传甲，以及田激扬、张劲夫、常恒芳、袁家声、方振武等很多人。

熊是光复会的会员。就现存的史料而论，他与同盟会会员倪映典关系最为密切。倪是安徽合肥人，与熊在安庆练军学堂与南京炮兵学堂两度同学；经吴春阳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吴也是合肥人，在上海策动过万福华刺王之春，于同盟会成立以后担任安徽分会会长。）倪在丁未年（1907年）回安徽，在第三十一混成协充任马营管带（营长），积极从事于秘密的革命活动。

不久，倪被上峰革职。在安庆的革命同志公推熊为领袖，虽则熊的官阶，比薛哲低。熊的年龄，也比他小（在戊申年仅有二十二岁）。

清廷于戊申年（1908年）十月，在安徽太湖县举行江南各镇新军的秋操，以陆军部右侍郎荫昌与两江总督端方为阅兵大臣。熊成基认为有机可乘，便邀集了薛哲、范传甲等人，在二十六日会议于十祖寺后的杨氏试馆，大家决定了在当天的晚上十点钟起义。

熊发出秘密命令，指定炮营的同志届时举火发难，由南门进城，负责守南门与巡逻城内街道，执行军法；马营的同志由西门进城，负责守西门与东门，占领电报局；工辎营与二标第二营在城内响应，占领军械局，工程队负责守军械局，辎重队负责保护教堂与外国人，二标第二营负责攻巡防营与巡抚衙门，开西门迎接马营，同时占领东门；二标第三营与一标在城内响应，出北门，攻子药库（子弹与火药的储藏库），以二标第三营守库，一标全体攻水师营。

熊本人在炮营发难，全营的官兵除了管带陈镛昌一人以外均听他指挥，当场把陈镛昌用枪打死。马营的官兵。也差不多是全体加入了革命队伍；管带李玉春不肯加入，被他们打伤，于打伤以后逃走。

可惜，薛哲与范传甲二人在城内不能响应。安徽巡抚朱家宝，由于接到了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十月二十一二两日先后逝世的消息，已经奉了端方之命，在二十六日的上午从太湖县赶回安庆，加意戒备。

熊成基率领炮马两营，攻不进城，转向北门外的子药库，加以占领，也占领了炮台，烧了测绘学堂的步兵营。他再度奋勇攻城，攻到第二天（十月二十七日）的下午四点钟，知道城内已无响应的可能，自己的炮兵营盘又被清廷的兵舰轰毁，马营也被清军巡防营与师营合力夺去，只得放弃进攻安庆的原定计划，转向合肥进军。

从安庆到合肥，要穿过桐城、舒城两县。当他走入合肥境内之时，一千多人只剩下不到一半。清廷从河南调来了姜桂题的骑兵三四百人对他追击，被他打败。然而，总兵田中玉的大部队，却不是他所能应付。况且。他固守了不扰民的原则，对沿途的村镇秋毫无犯，军誉是好极了，所带的粮食却越吃越少，子弹也用完了。甚至在自己的行列之中，竟有人企图杀他领赏。他灰心之余，下令将革命军解散。

解散了以后，仍有一百人左右在程芝萱的统率之下，继续前进，一直杀到合肥东乡，还剩下三四十人。这三四十人也终于不得不各求生路。

熊成基本人被同志常恒芳保护到寿州，在常的家里住了一些时。其后，熊到芜湖，在芜湖他有一个姑母。姑母是尼姑，给了他一套袈裟，把他打扮成和尚，使得他顺利地穿过安徽、河南、山东，到了烟台，由烟台去大连，由大连去日本。

薛哲于事后被朱家宝逮捕，枭首示众。冯自由说他在熊成基攻城之时，本已带了一百多人“向北门冲突”，企图接应，“及见城上有少数巡防营守卫，遂逡巡返营舍，不敢发动”，又说“朱归，即于此时以重利诱城内将士，勿为义师所动，对于薛哲尤为笼络。薛为所动，竟临阵退缩，不能为成基之助。这两段话显然是传闻之辞，不足为据。既然是已经带了一百多人“向北门冲突”，可见薛哲并不曾接受朱家宝的“笼络”。倘若仅仅是城上有“少数巡防营守卫”，薛哲有一百多人也不至于怕得畏缩不前。朱家宝在十二月初二与端方会衔电奏清廷：“经家宝督同司道详加查讯，实系六十二标第二营管带薛哲与炮营队官熊成基、工程队正目范传甲等造意为首，同谋叛乱。薛哲、范传甲先后获案，讯明正法，业经电奏在案。”

朱家宝说，薛哲与范传甲“先后获案，讯明正法”，似乎是薛之被获在前，范之被获在后。前后的距离，可能为一两天，也可能为一两小时，或一两刻钟。

孙养癯先生（传瑗）亲自告诉过我，范传甲与薛子祥共同敦促了薛哲率兵起事，向着西门的方向走，中途遇到了余大鸿。范传甲从薛哲手中夺了手枪，对余大鸿射。这件事，发生在二十六日的晚上，不是发生在二十七日的晚上。（孙养癯先生当时住在安庚城内，担任督练公所的文案，参加了熊、范等人的义举。）

除了薛、范两位同志以外，被朱家宝与余大鸿捕杀的另有田激扬、车朝栋、张劲夫、郑养源、周正锋、张志功、张星五、胡文斌等等，几乎近三百人。

朱家宝与余大鸿如此好杀，引起安徽各界人士的公愤。甚至清政府的大官，如御史石常信、陈善同，也挺身而出，站在安徽同乡立场，支持被害人赴京讼冤的代表龚振鹏，对朱、余二人提出参劾。结果，朱家宝被传旨申斥，余大鸿撤差，永不起用。

洪承点、柏文蔚与袁家声等几位同志，幸免于难。洪承点与熊成基是小同乡，去了香港，参加同盟会在南方的工作。柏文蔚与袁家声均是安徽寿州人，去了东北，到延吉找吴禄贞。方振武也是寿州人，被判押解回藉，他中途打昏押解他的两个差役，逃走。

熊成基等人的上司，原任第三十一混成协统顾忠琛，在革命爆发之时便被朱家宝撤换，代之以余大鸿。事后，顾被清廷下旨革去头衔花翎，发往新疆充军。

同盟会安徽分会会长吴春阳，曾经在南京介绍赵声、倪映典、柏文蔚等几十个人加入同盟会，作他们的“主盟人”。当熊成基转攻合肥未成之时，吴正在合肥韬光养晦，办了一个“城西学堂”。熊成基之所以能够脱险，他与常恒芳均出了力。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吴策动安徽独立，成功，不幸死于赣军的一个败类黄焕章之手。

艰苦卓绝的熊成基，到了日本，改名换姓，自称姓龙，名潜，字望云。他交游极少，只和孙铭（竹丹）、钱兆湘、石德纯、萧翼鲲等几个人来往。他埋头治学，研究军事，制造炸药。

这时候。孙中山不在日本，主持同盟会本部的，是“庶务”黄兴。庶务在同盟会的组织之中，是“总理”以次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实上的“协理”。熊成基经由萧翼鲲的介绍，在小石川区水道口町五十二番“勤学舍”与黄见面。此后，他常和黄往还，商谈今后大举的计划。他可能在这个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可惜同盟会的现存名册，仅仅有乙巳、丙午两年加盟者的姓名，我们无法查考究竟熊有没有宣誓入盟或是否当年已与赵声等人在南京入盟。他其后在对清吏供词中说：“今年（已酉年）正月，由大连至日本神户，由神户至东京，住勤学舍。勤学舍者，即我们革命机关本部也。”又说，“所有旅行日用，均由东京革命机关本部津贴”。

他的供词，包含有极多的隐讳部分，藉以保全他的好朋友孙铭。钱兆湘在“孙烈士竹丹遗事”中说，熊成基在东京并不曾住在勤学舍，而是和孙铭同住在牛 区市个谷町澄吉馆；也不曾领受同盟会本部的津贴。他所用的钱，大部分是由孙铭供给，小部分是由石德纯与萧翼鲲二人供给。

他在东京住了不到一个月，去沈阳、长春有所活动，可能是为了实地研究开垦富春岭的方案。这方案是他和商震两人想出来的，目的在于为革命筹款。

他再度去日本，住到六月间。又想出一种筹款的方法。这时候，孙铭已经获得日本的秘密军事计划十几本，交给了他。他于是又到长春，准备把这十几本奇书卖给俄国人，既可以卖得一笔大款子，作为革命经费，又可以引起日、俄第二度战争，替中国革命造机会。

可叹的是，他不便住在旅馆，只得住在一个在东京认识的臧克明的家里。臧克明不曾与他同来，臧克明的父亲臧冠三招待他。臧冠三知道他的真名真姓(他此时化名为张建勋)，向他一再敲诈勒索，终于在他由长春去哈尔滨以后，和俄国人洽谈卖书生意之时(开价一百万元，交去样本两册，还不曾得到回话)，臧冠三突然和一个姓董的向清吏告密，说他是熊成基，住在哈尔滨某旅馆，企图对贝勒载洵行刺。那时候，载洵由欧洲乘火车回国，在十二月十八日经过哈尔滨。

于是，熊成基在己酉年十二月二十日(1910年1月30日)被捕，被押解到吉林，于庚戌年正月十八日(1910年2月28日)就义。

在他自写的供词中，有这样几句话：“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朵早放一日。故我见望速死也。”

四四、同盟会香港分会及其后的南方支部

同盟会在香港设有分会，负责港粤澳等处的活动。筹备人是冯自由与李自重，于乙巳年（1905年）八月初十奉孙中山委派，由日本启程南来。第一任的会长是陈少白。会员以兴中会的老同志为基干，但皆须重行宣誓加盟。陈少白本人及邓荫南、李纪堂、郑贯一、史古愚等等，都办了如此手续。新会员则重质不重量，一时吸收了不多，包括陈树人、温少雄等若干位。

丙午年（1906年）八月，分会改组，冯自由被推为第二任会长。孙中山在丁未年先后加派了胡汉民与汪兆铭（精卫）二人驻港协助。分会的工作，除了党务以外兼管军事。黄冈之役与七女湖之役，以及刘思复谋刺李准与萱野长知购械运粤，也都是分会所策动主持的。

刘思复是香山县人，于乙巳年七月十三日加入同盟会，在丁未年（1907年）三月间奉香港分会之命，负责炸李准，由张谷山、张树 、朱执信协助进行，住在凤翔书院，于五月初一因配置炸药失慎，自己炸伤被捕，先在医院治好，然后押解香山监狱，到了己酉年（1909年）才被释放。萱野长知购械运粤，在丁未年九月。孙中山于五月间交了一万元给萱野回日本，以这款子作为定钱，赊买得大批军火，租了日本轮船幸运丸运到汕尾；这轮船不曾按照规定于约定的日期在夜间进港，而在白天徘徊了很久；负责接收的许雪秋也不曾准备好船只到时候来接收；结果，幸运丸的船长看见清廷兵舰开来，便离了汕尾，把幸运丸开到香港，清吏通过香港当局使得日本领事叫幸运丸离开香港回日本。孙中山损失了这一万元，萱野在精神上与物质上也受了不少损失，许雪秋很受同志们的责备，而七女湖之役与其后的防城之役均间接因此而归于失败。

由香港分会所策动与支援的黄冈之役与七女湖之役虽则失败，党务却一经发展而并未因两地革命军之解散而中断。分会先已派出了“代理主盟人”分赴各方，吸收同志，成立了若干“通讯处”：

汕头——至安街铁路公司。

归善——水东街广荣号。

广州——总督衙门前张大夫第。

兴宁——兴民学堂。

连州——三江墟两等小学。

浔州——大黄江埠广亨号。

柳州——弓箭街富贵隆旅馆。

梧州——大南门外文明阁。

近如澳门，远如福州，也有刘樾杭、黄乃裳等同志分别前往负责。海军内部，也有姚雨平、张答山等积极活动。

结果，在丁未及戊申两年（1907、1908年），香港及各地的新会员人数直线上升，突破了一千大关。其中大有表现于其后的几年，为海内外所知名的，不胜枚举，包括谭馥、葛谦、严国丰。谭、葛、严都是湖南人，他们在邹鲁的策动之下于戊申年冬天准备乘着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清吏惊惶的时机，以广州的巡防营起义。葛到香港来报告，冯自由替他打电报给孙中山请示，要求接济，同时邀约黄兴与谭人凤来香港，以便于起义以后统军作战。不幸，孙中山的回电还不曾到，消息已经走漏，葛、严二人在十一月十四日夜被捕，二十三日就义，谭于次年某月在柳州被捕，被押解到广州，就义。

香港分会在己酉年（1909年）二月更进一步扩充，把办事处从中国日报社社长室搬到德辅道先施公司对面，对外称为“民生书报社”，作为半公开地宣传革命、吸收同志的机关。到了冬天，“民生”二字改为“少年”，搬到德辅道捷发号四楼。高剑父等同志在广州也设了一个书报社。倪映典一人，会同巴泽宪、黄洪昆、方紫袡等等，又在广州分别设立了很多个机关：例如，豪贤街天官里寄园巷五号、雅荷塘六十七号、本排头宜安里、清水濠、余庆坊、白云山濂泉寺。这时候，倪映典已经奉了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命，积极策动广州新军的反正。

同盟会南方支部是在己酉年（宣统元年）九月，经由香港分会的同志们向孙中山建议而设立的，原因是为了分会所吸收的同志人数极多，除了丁未、戊申年入盟的一千多人以外，又已增加了两干多人，其中的大多数是新军的下级军官与士兵。分会本身忙于党务，军事工作必须另设一个机构来负责。大家公推胡汉民为这个“南方支部”的支部长，汪兆铭为书记，林直勉为会计。南方支部的办事处，设在香港黄泥涌。

四五、庚戌广州新军之役

庚戌（宣统二年）正月初三（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率领广东新军第一标炮兵营，起义于广州燕塘。

广东的新军，一共有三个标，合成一个协。新军兵士多半来自旧日的巡防营，而赵声当过巡防营的分统。赵声是江苏镇江府丹徒县人，在十九岁时考取为秀才，其后进了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后奉派到日本考察，回国后历任两江师范学堂教员与长沙实业学堂监督，（南京）新军第九镇队官（连长）、管带（营长）、标统（团长），于丙午年（1906年）由吴春阳主盟加入同盟会。同时入盟的，有第九镇的官佐士兵数十人，学界与商界若干人，盟书藏在孙毓筠的皮箱之中。这皮箱于孙毓筠及同住的权道涵、段云（云书）被捕以前的几小时被另一同志孙传瑗（养癯，寿州人，孙毓筠的叔父、孙多慈教授的尊翁）带去上海。（孙、权、段三人被捕，在十二月初六的晚上九点钟。）然而，两广总督端方对他的革命活动已有所闻，不久便藉口后湖某处曾国藩的遗像被他所统的三十二标兵士所烧，将他撤职。他这才去广东，受两广总督张人骏之委，先后充任巡防营的管带、分统，新军第二标标统。郭人漳嫉妒他，常在端方面前说他的坏话。端方也打了电报给张人骏，说他“才大而志不测”。张人骏于是一降他为陆军小学监督，再降他为督练公所提调。他辞职，离开广州，回家乡一次，主持同盟会南方支部的军事工作。

倪映典是安徽合肥人，毕业于安徽练军学堂及南京炮兵学堂，和熊成基是同学，在丙午年（1906年）与赵声等人同时在南京加入同盟会。那时候，赵声是三十二标标统，倪是炮队队官（连长）。丁未年（1907年），倪映典为了想在安庆与熊成基、范传甲等人发动革命，没有办妥辞职或调职的手续，便“请假”回安徽，到第三十一混成协充任马营管带。这件事，引起端方的怀疑与愤怒，就下令把他革了职。他回家乡，到城西学堂向吴春阳辞行话别，然后便来了香港、广州，找赵声。赵声正在广州的督练公所当提调，叫他改名为易培之，派他到广州新军炮兵营当“见习”，不久便升他为炮兵营的一个排长。

炮营的兵士。多数是安徽、河南两省的人。倪映典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他们很愿意接受。过不了许多时，炮营以外的各单位，也充满了革命的气氛。

赵声与倪映典先后丢官。赵声到香港主持南方支部的军事工作，倪映典留在广州，常常来往于广州、香港之间。他散布了一万多份小册子如《革命先锋》、《外交问题》、《立宪问题》，也常常在白云山濠泉寺演说革命，并且印好了一万张《同盟会小盟单》（印在小纸条上的同盟会入盟誓词），随时交给听众之愿意入盟的签名宣誓。经他介绍而入盟的，在一千人与二千人之间。

倪映典在己酉年（1909年）冬天向南方支部报告，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南方支部决定在庚成年正月十五（1910年2月24日）实行，于是一面电请孙中山筹募经费两万元，一面电邀黄兴、谭人凤两人来港。孙中山这时候已经到了美国，在接获南方支部的请求以后，先后从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汇来了八千元。住在香港的一个同志、台山人李海云，把自己所经营的远同源银号的现款两万多元一齐挪来，交给南方支部（事后才向该银号的股东们解释，慢慢地取得谅解）。

南方支部于是正式派倪映典为革命军的司令，令李海云去广州，住在河南大塘乡，负责购运军械，令朱大符（执信）、胡毅生联络番禺、顺德各地的民军、绿林，届时齐向广州会攻，令孙眉及女同志徐宗汉（未来的黄兴夫人）、陈淑子（胡汉民夫人）、胡宁嫒（胡汉民的妹妹）等等，缝制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

可惜，还不曾到了起义的日子，新军第二标的兵士便在己酉年的除夕（1910年2月9日）闹了事。

有一位兵士，姓吴名英元，前几天向双门底绣文斋订印名片一百张，备作拜年之用，讲好价钱二角五分，在除夕来取。（胡汉民在《自传》中说，名片事件发生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亦即除夕以前的两天。）绣文斋到时候只印好了五十张，说是纸张不够；吴英元想扣去六分钱。绣文斋的主人不肯，说纸张比原定的好。这样，彼此争执了一阵，吴英元是北方人，既不会说广东话，也不太懂广东人说的官话，一时性急，用脚踢翻了柜台。巡警（警察）走过来干涉，吴英元说，“你不是宪兵!”但是，巡警人多，硬把他逮捕，将他押往第一巡警局而去。中途，遇到几个新军兵士，想抢救吴英元，和巡警打了一阵，巡警大吹警笛，来了更多巡警，于是新军打败，又被捕去一个兵士。

第二标的标统派人到第一巡警局，要求带回被捕的吴英元与另一位兵士，被第一巡警局的局长拒绝。次日，庚戌年的正月初一（1910年2月10日），有第二标与第三标几百个新军兵士激于义愤，带了刀枪，到第一巡警局抢出吴英元与另一位兵士，顺便把第一巡警局的房子也拆了。第五巡警局派出巡警来救，又和新军打了一阵。于是新军一不做二不休，再走到第五巡警局，打死一个巡官，拆了第五巡警局的房子。

两广总督袁树勋，在年初一的晚上，下令关闭城门。关闭到初二日的白天，仍不许开。

初二的上午，第一标标统刘雨沛下令全标士兵，取消例有的初一初二初三假期，改开运动会。第一标的第一营前队有几十个士兵不服，大声鼓噪，说：“闹事的并非我们第一标的人，为什么要惩罚我们?”于是，第二营与第三营的士兵也相率附和，渐渐聚集了几百人，冲到辎重营、工程营、协司令部，抬出不少枪炮与子弹。刘标统竭力制止，被打伤脸部，张协统（哲培）从后门溜走。然后，第一标的士兵，几乎是全标，从燕塘的营地整队而出，到了东明寺，进不了城，便徘徊于第二标与第三标的营地之间。（这两标的营地均在北校场。）

清吏在督练公所开会，推派了现任陆军小学总办，前任第一标标统黄士龙作为调解人，到东明寺，劝第一标的士兵回营。士兵们说。必须先到东门城内附近，找回几十个昨天不曾能够出城回营的弟兄。黄士龙于是带他们到东门，守城的是旗兵（包括满洲人与汉军旗人），旗兵不但不开城门，而且放枪打伤黄士龙与四个士兵，其中黄毓璜伤重不治而死。新军气愤已极，便向旗兵还击，正式打起仗来，一直打到晚上，才回营吃晚饭。

己酉年除夕及庚戌年元旦，广州新军因名片纠纷而与巡警一再冲突之时，倪映典匆匆去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建议提前发动。赵声、黄兴、胡汉民与他讨论了很久，决定把发动的日子提前，改在正月初六。倪在初二赶紧乘轮船回广州，在初三的上午进入第一标炮营，想劝阻同志，再等三天发动。

十点钟左右，炮营管带齐汝汉召集全营官兵训话，叫他们不要上革命党的当。倪映典一时忍不住气，拨出手枪，将齐汝汉打死，宣布起义。全营的官兵，除了队官宋殿魁不肯参加，也被当场打死以外，都跟随了倪映典，走到其他各营，号召了全标一千多人，向广州城进发，占领了茶亭、淑德书院与麻风院等处的山头；倪映典自领一队，到了牛王庙横枝冈，与清廷水师提督李准的吴宗禹部队对垒。

他一马当先，一手高擎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大旗，一手挥动指挥刀，领导大家前进。吴宗禹派出管带童长标走来劝降。他责备童长标：“你受过清廷几年的气，为什么也甘心作奴隶?”这童长标也是安徽人，而且加入过同盟会，却是一个恬不知耻，甘心作奴隶的小人!倪映典与童长标交言之时，两军枪炮齐放，倪映典中了一弹，满口流血，坠下马来，被童长标挟持，拖进清军阵地斩首。革命的新军第一标顿时群龙无首，一战而败，阵亡了一百多人，退回燕塘。这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候了。清军进驻在沙河的协司令部，不敢对一标继续攻击。一标却在九点钟左右，放火烧营，出营向沙河突袭，但是火力敌不过吴宗禹部，退到瘦狗岭。他们从开始，每人平均只有七颗子弹，这时候已经完全用光。

到了初四日的早晨，清军才敢开到一标营地，却扑了一个空。事后，清军在白云山、石牌、东圃以及城内各处，捕得了三十九人。这三十九人中，被判死刑的有三位：

王占魁　一标二营后队司务长

江运春　一标一营左队司务长

黄洪昆　炮二营右队正目

被判永远监禁的也有三位：尤龙标、苏美才、甘永宣。另有两位，古振华监禁八年，林开盛监禁五年。其余的三十一人，一概押解回籍或免罪留营。

完全脱险，逃到了香港的同志，有一百人左右，都由南方支部予以招待，安插。

在广州的几处机关，在初二、初三两日曾经放火响应，都被救火队把火灭了。城郊的民军本想参加，临时筹措不及。二标与三标在初三这一天，被大批清军监视，动弹不得，也只得忍耐下去，等待别的机会。

四六、刺摄政王

庚戌年三月初七日（1910年4月16日），同盟会会员黄复生与汪兆铭，因谋刺摄政王被捕。

摄政王的名字叫做载沣。他是宣统皇帝溥仪的父亲，光绪皇帝载湉的弟弟，醇贤亲王（老醇王）奕譞【剪文公：xuan，多言、聪明】的儿子，慈禧太后的姨侄。光绪十六年（1890年），醇贤亲王去世，他袭位为醇王（老百姓称他为小醇王）。

光绪与慈禧在戊申年十月（1908年11月）相继去世，溥仪入承大统，于是载沣便作了“监国摄政王”，大权独揽。他用宣统的名义宣称“军国政事，由监国摄政王裁定，为大行太皇太后懿旨，自朕以下一体服从。”

他把袁世凯的军机大臣免了，又在宣统元年正月把袁世凯的亲信、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内调为邮传部尚书。五月，叫他的弟弟载洵与萨镇冰作“筹办海军大臣”，叫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涛“管理军咨事务”（等于是参谋总长）。宣统二年二月，他把自己所不喜欢的铁良换了，以荫昌为陆军部尚书。

他已经是事实上的皇帝。在黄复生与汪兆铭看来，杀了他便不难推翻清朝。

黄复生，原名树中，四川隆昌县人，于乙巳年七月十四日宣誓入盟，那时候同盟会才开过筹备大会，还不曾举行成立大会。丙午年（1906年），他继丁厚扶与张治祥之后，担任四川分会会长，奉孙中山之命，与熊克武回川，吸收同志，筹划起义。（关于在此前后，四川各地历次起义的经过。附在第四十九章补叙。）在戊申年（1908年）年底之时，他已回到日本，和另一位四川同志喻培伦（云纪），拜梁慕光为师，专心研究炸弹，极有心得，成为革命党人中有数的专家。

汪兆铭在戊申河口之役既已发动以后，奉孙中山之命，去荷属东印度（印尼）的帝波岛等处筹款，毫无所成，感觉到没有脸再见孙中山，便不回新加坡向孙中山复命，而直接乘法国邮船北上，准备暗杀一个清廷大员，为个人雪耻，同时也可以为革命除去一个障碍。

孙中山一向认为革命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举动，而暗杀是下策。“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惟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至摇动我根本计划者，乃可行之。”有人把汪兆铭的心思透露给孙中山，孙中山立刻与黄兴联名打电报给冯自由（这时候黄兴已经由西贡到了新加坡），叫冯自由于汪所乘的法国邮船经过香港之时，对他“堵截”。

冯自由完成了这项堵截任务，把汪精卫留了在香港一些时候。但是，过不了多久，他却又偷偷地溜走，去日本找黄复生和喻培伦这两位炸弹专家了。

汪兆铭去日本，便和黄复生、喻培抡、黎仲实、曾醒、方君瑛、陈壁君、胡宁嫒等人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在日本住了相当时候，又回香港；回了香港，又去日本，其后仍回香港，在这一年之中，仆仆风尘，无非为了作暗杀清廷大员的准备。杀哪一个?在当时，却还没有决定。同盟会南方支部的书记一职，他似乎也就了，然而并无多大兴趣。

最先去北京的，是黄复生与但懋辛，但懋辛是四川荣县人，在乙巳年八月十九日加入同盟会。黄、但二位于己酉年（1909年）九月到北京，准备设一个“守真照相馆”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于庚戌年（1910年）正月初一开张，作为他们革命活动的掩护体。另外，在“东北园”也租了一所房子，作为住所与机关。十二月间，汪兆铭与黎仲实、陈壁君、喻培伦来到，共同积极进行。他们带来的炸药，是杨守仁在苏格兰买了、寄到香港或日本的。

他们最先想杀的人，是载洵。那时候，载洵由欧洲考察海军完毕，乘火车归国，在某一天到达前门外东车站。黄复生等六人事先做好了炸弹，这炸弹的外貌是一个铁茶壶，由黄、汪二人带到东车站静候载洵下了火车，走出车站之时，向他摔去。（黄复生在《自述》之中，说是载涛与载洵同时考察完毕归国，可能为传闻之误。）不料，当载洵将要出站之时，站内站外的大官太多，都是戴了红顶子的。黄、汪二人认不出谁是载洵，怕炸错了别人，于心不忍。因此，他们不曾动手，仍旧带了铁茶壶回东北园。

杀不了载洵，他们便想杀庆亲王奕劻【剪文公：kuang，劻勷kuāngráng 急迫不安的样子】。奕劻的嗣父绵悌与生父绵性都是乾隆皇帝的孙子，庆亲王永璘的儿子。论血统，奕劻与摄政王载沣只是远房的叔侄。但是，奕劻自从慈禧专政之时，便已煊赫一时，是有名的大贪官。黄复生等几位以为杀了这奕劻，也未尝不是有助于革命的一件事。然而，奕劻戒备森严，他们下不了手。

最后，他们才决定了杀摄政王。铁茶壶，他们觉得太小。于是，又由黄复生走到骡马市大街，向鸿泰永铁匠店定做了一个铁罐，直径一尺一二寸，高一尺左右，足足放了四十磅的炸药在里面。

他们打听到摄政王每次上朝，要经过鼓楼大街，便准备把圆铁罐放在鼓楼前面的短墙之下，到时候往下一推。没料到，他们计议好了以后，鼓楼大街改修马路，摄政王不再由鼓楼大街走。

另一条街，为摄政王每次上朝所必走的，是烟袋斜街。于是黄复生等人又想在烟袋斜街租一所房子，以便到时候从房子里边或屋顶上把圆铁罐掉出来，或是埋它在大门内，靠街的地方。可惜，又租不到这么一所房子。烟袋斜街并没有空房子出租。

五个男女青年，为了革命，真是煞费心机。他们终于选择了什刹海旁的甘水桥，这甘水桥距离摄政王府很近，是摄政王每次出来与回去所必经之处。而且，桥北有一条大阴沟，可以容一个人埋伏在里面。将来圆铁罐装好在桥下，摄政王走到桥上之时，那末，埋伏在阴沟里面的人便可以远远地接通电流，引起爆炸。

黄复生与喻培伦担任埋圆铁罐的工作，汪兆铭担任临时接通电流的工作。黄、喻二人在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1910年3月31日）的夜间，在桥下掘松了泥土。附近来了很多狗，大叫特叫，他们二人只得暂且停止。第二天的夜间，他们再去，却没有狗来，“异常清静”。他们埋好了圆铁罐，装上电线。他们不曾料到，电线需要很多，所带的电线不敷应用。第三天，他们买足了电线，在夜里再去，把电线接好。看样子，一切都妥当了。喻培伦从桥下抬头向上一看，看见桥上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其实不是侦探，而是一个赶大车的车夫，他因为老婆有三天不曾回家，以为老婆躲在桥底下和情人幽会，特地蹲在这桥上，准备捉奸。）

喻培伦在桥下用日本话告诉黄复生：“桥上面蹲着一个人，我们的秘密被他晓得了。”黄复生吃了一惊，叫喻培伦赶紧去附近的清虚观（道士庙）告诉汪兆铭，叫他离开。他们已经在清虚观租了一间房，作为“腾挪”之用，因为东北园的房子距离甘水桥太远。这时候黄、喻二人在桥下工作，汪兆铭留在清虚观等消息。

喻培伦走后，黄复生躲在一棵大树之后，注意桥上人的行动。果然，一会儿以后，他下了桥，用灯笼在桥下照了一遍，才走。这人走了，黄复生赶紧回到桥下，解下电线，圆铁罐太重了，他一人搬不动，想转开螺旋盖，先把炸药拿回去。他正在转螺旋盖，却又听到有人走近。便赶紧把电线扎成一捆，连同圆铁罐，用沙去掩盖，本人再退到大树之后偷看。

这一次，来的不止一人。除了那个提灯笼的人以外，增加了警察一人，宪兵一人。灯笼，也增加了一个。他们又到了桥底下，到处照了很久，才走。

黄复生跑回东北园，与汪兆铭、喻培伦、黎仲实、陈璧君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紧急会议的决议，是：喻培伦去日本，再买炸药；黎仲实与陈璧君去香港，筹款；黄复生与汪兆铭留在北京。

二月二十四日（4月3日），依照陈壁君的建议，黄复生与喻培伦又在清晨到甘水桥一次，看个究竟。黄复生由东向西，走到什刹海附件，远远地看见桥上站着三个扛枪的警察，只得停止前进。喻培伦乘了人力车，由西向东，像睡着了的一样，“偏偏倒倒通过”，黄复生见到那三个警察对喻很注意，却也并未拦车问话。黄复生在喻的车子走近之时，也装做不认识。

二月二十五日，喻培伦启程去日本，黎仲实与陈壁君去香港。

在二十五日的白天，便已有一位老同志到守真照相馆来找黄复生。这一位老同志姓白名逾桓，湖北天门县人，是在乙巳年十月十四日加入同盟会的，这时候已经化名为吴友石，在《帝国日报》当主笔。白逾桓说：“报上登载了什刹海的炸弹案子，你知道不知道?”黄复生说：“我因为照相馆的事忙，连看报的工夫都没有。报上说什么?”白逾桓说：“前天夜里，当地的警察发现地雷，不敢碰它，就报告了当局。当局请了日本技正去，才把罐子开了，取出炸药。据说炸药极多，倘若爆炸，北京城的一大半都没有了!有人说，这是庆亲王故意叫人埋的，藉以陷害肃亲王善耆。也有人说是载洵、载涛从外国带回来的。总而言之，谣言很多。各机关的侦探已经全数出动。——我看各位同志不妨避避风头，犯不着牵连在内。”黄复生说：“我开我的照相馆，与炸弹案有什么相干?”白逾桓说：“近来留学生到北京来的，谁不是想活动个把小京官，那有肯开照相馆来谋生的?你也不必骗人，反而骗了你自己!”

白逾桓说：“有一位程永生同志想和你谈谈，你肯不肯?”黄复生说：“他在哪里?”白逾桓说：“在姚蓉初家”。“姚蓉初是谁?”“有名的妓女。”“那么，就约他在晚上九点钟好了。倘若过时候找不到，就请他不必再等了。”

程永生，原名家柽，是安徽徽州府休宁县人，和孙中山在日本认识很早，是“青年会”、“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的重要分子。他加入同盟会也极早，是现存乙巳、丙午两年会员名册之上安徽部分的第一名。同盟会成立以后，他曾经向大家报告，说：“肃亲王善耆派人来疏通，愿意拿出款子，我们不妨用这款子作为革命经费。”大家不仅不接受他的建议，而且从此对他开始怀疑。孙中山在暗中叫他不妨将计就计，索性去投奔肃亲王，混在清廷里面，等待机会。这一点，极大多数的同志皆不知道。于是不久以后，他果然成了肃亲王的幕友，而且很受亲信。同志们还以为他真地变了节。

黄复生在白逾桓离开照相馆以后，到东北园找汪兆铭商量。汪说：“程家柽是一个老同志，然而性格粗豪。万一你们在妓女家里说话稍不小心，漏出破绽，被侦探听到了。反而不好。倒不如不去和程家柽会面。”因此，这一天的晚上，黄复生便没有去妓女姚蓉初家里。程家柽白等了一阵。

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白逾桓又来照相馆找黄复生，说：“警察已经在卢沟桥捉到一个人，枪毙。你知遭不知道?”黄说：“不知道。”黄复生起初以为，让清廷的几位亲王、郡王因炸弹案而互相怀疑，互相残杀，未尝不好。现在，有无辜的老百姓因此被杀，黄复生心里感到难过，不过在脸上仍旧没有表露出来。

同盟会的同志，在革命工作上照倒是各干各事，互守秘密，非共作一事之人则绝不将秘密公开。倘若不如此，秘密就很难保持。然而正因为如此，黄复生与汪兆铭白白地错过了获得白逾桓与程家柽的协助的机会。白、程二人极想帮他们的忙，至少是救护他们出险，由于黄复生讳莫如深，忙就无从帮起。

到了三月初七日（4月16日）的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正当黄复生与汪兆铭在东北园的住所聊天之时，照相馆的小工友“达子”走来，向汪说：“四老爷，四老爷，照相馆有人请黄老爷去!”黄问：“有什么事?”达子说：“为了什么执照的事呢!”黄向汪说：“大概不会有什么事吧？”汪说：“该没有什么事吧!”

黄复生跟达子走，走到琉璃厂大街，迎面来了一人。一把抓住黄的胸部衣裳，说：“你假钞票用得好!”黄说：“我的事自己明白，你们不要不客气。”他话刚说完，又来了若干人，有两个分抓黄的两手，别的人把他衣服剥了，检查一遍，然后，雇一部骡车，把黄押解到总布胡同左一区警察局。

区长陆听秋坐堂，把惊堂木一拍，说：“你是黄复生?”黄说：“是。”陆说：“你干得好事!从速画供。”黄说：“我犯了什么罪?画什么供?证据在哪里?”陆说：“好。请你休息一下。”

下午两点钟左右，黄看见局里来了两部车子，一部装满了东北园的家具杂物，一部装了汪兆铭。这时候，黄晓得自己是死定了，心里反而十分平静，觉得很疲倦，告诉警察说想睡一会儿。警察搬来门板给他睡，他一睡就睡到半夜，被警察叫醒。

陆区长再度坐堂，态度比第一次温和，说：“复生，你的精卫先生我也请来了，而且画了供。”黄说：“我想和他见面。”陆说：“不可以”。黄说：“他的供词在那里?为什么不给我看看?”陆说：“这个，怎么可以?”

黄看见陆区长的公案之上，放满了电线、炸药、手枪。这些，都是所谓物证。一会儿，传来了鸿泰永铁匠店的老板。老板指着黄复生说：“前些时，到我店里定做铁罐子的，不是你么?”这位老板，便是所谓人证。黄见到物证人证俱全，就侃侃而言：“连你也来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黄向陆区长要求自写供词，陆给他纸笔，让他写。

黄奋笔直书，写到“此次之事，纯予一人之所为，精卫不过客于予处”，陆区长说：“这一句要改。”黄说：“事实是这样的，我怎可以攀诬我的好朋友呢?”陆说：“奇怪，精卫也说是他一人干的。你一定不肯改，就照你的意思写罢。”

的确，汪兆铭在他的供词中也写了下面几句话：“……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之交游素广，京师各处熟人颇多，不易避匿，故闻黄君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家。黄君等皆不知精卫目的所在。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有人辞去。”

汪兆铭在供辞之中借题发挥，痛驳“君主立宪”派的理论。“大抵各国之立宪，无论其为君主立宪，为民主立宪，皆必一度革命而后得之。所以然者，以专制之力积之既久，为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非摧去强权，无由收除旧布新之效故也。……今中国之言宪政者，或谓当以日本为法，或谓其君主大权过重，戾于法理，为不足学。吾以为前说固无足论，即后说亦徒为法理之空谈，非事实之论也。吾敢断言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未经变易，而贸贸然开国会以生息于君主大权之下者，基结果不出三种：一曰，国会为君主之傀儡。……二曰，国会为君主之鱼肉。……三曰，国会为君主之鹰犬。……由是观之，即如请愿（召开）国会者之所期，其结果不出此三者。请愿诸人，其果有乐于是乎?醉虚名而忘实祸，其罪通于天也。”

当时，清廷已一再宣布“预备立宪”。预备立宪的期限是九年，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算起。以康、粱为首的立宪党（政闻社）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八日（1907年7月17日）在东京开成立大会，被同盟会员张继等人捣散。其后，政闻社的分子参加了清廷在各省所设的咨议局，以咨议局的名义派出代表，向清廷请愿“早开国会”。汪兆铭的供词，可算是避重就轻，不强调反清，而集中火力攻击这些请愿早开国会的人。

肃亲王善耆是民政部尚书，民政部统辖全国警察，因此这炸弹案归他主管。程家柽在他面前，替黄复生与汪兆铭说好话。他也亲自看了黄、汪二人的供词，忍不住对汪的洋洋大作，十分欣赏。

善耆向摄政王疏通，说“冤仇宜解不宜结”。摄政王本想置黄、汪两人于死，听了善耆的话，就答应从宽，判以“永远监禁”。善耆自己亲自到拘留所里分别看了黄复生与汪兆铭一次。不久，在三月二十日这一天，又叫人把他们二人带到他的王府，在客厅里闲谈，从上午八点谈到下午三点。他说，“我生平最爱读《民报》。出一期，我读一期。我当时曾说过，《民报》增刊‘天讨’所插的画很好（指苏曼殊所画的翼王夜啸图、射孤图等等）。我说，民党内有如此的人才，可以言革命矣。但是《民报》所标的三民主义，我犹稍嫌狭隘得一点。我想将来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将有大同的时候。不悉我这种主张，你们二位以为如何?”汪兆铭说：“兆铭和复生的主张，已在《民报》上披露。今天王爷所说，我等向来尚无此种观念，不能作答。”善耆听了，便竖起大拇指，说：“到了这个生死关头，还能坚持自己的宗旨。真是令人佩服!”

这一天，黄、汪二人被起解到刑部，正式入狱。和他们同时入狱的，有一位罗伟章（召劝），是守真照相馆的“司事”。罗被判了十年。

他们三人在刑部监狱里住了十七个月，因辛亥年武昌起义成功，资政院议员刘鸿岷、易宗夔等向民政部及刑部提出质问，而于九月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被释放。汪兆铭于释放以后，与袁世凯攀上交情（传说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也拜了把子、结为兄弟），又和袁的清客杨度共同组织了一个什么“国事共济会”，劝孙中山下野，捧袁世凯当大总统。黄复生却在释放以后去了天津，与居住北方的革命同志彭家珍、吕超、田桐、杨禹昌、张先培、税绍圣等人，组织了“京津同盟会”，努力于支援革命军、策动京津响应的工作。罗伟章的下落，待考；他本来就不曾参加刺摄政王的事，白白地陪了黄、汪二人坐牢。

黎仲实与陈壁君在香港听到黄、汪被捕的消息，去了庇能（槟榔屿）一次，筹款营救。陈璧君生在庇能，她的母亲住在庇能。黎、陈二人回到香港，特地在九龙城外租了一座房子，住在一起，筹划营救的事。喻培伦也从日本赶来，共同进行。李佩书也搬进去住。胡汉民从新加坡回香港，也常去那里，秘密商谈。胡汉民一向与汪是最好的朋友（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才绝交。汪在北上以前，写了血书给胡，写的是“弟今为薪，兄当为釜”。意思是，死容易，活着难，因为活着的人要继续奋斗，忍受煎熬。胡把这血书，一直藏在身边。到了辛亥年广州光复，才在“石锦泉部闯入水师公所”（索饷）之时，于仓猝之中失去。胡在新加坡与马来亚与黎仲实、陈璧君、赵声、邓泽如为救汪之事竭力募捐，只募得了少数款项，带来香港。其后，黎仲实与陈璧君再去北京，想设法保黄、汪出狱。胡留在香港，不久应孙中山之召，到庇能（槟榔屿）开会。开会的结果，产生了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四七、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

辛亥年（宣统三年）阴历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革命军四路“选锋”之一路，在广州城内起义。

黄兴在当时是同盟会在香港的革命军统筹部的部长。统筹部成立于辛亥年正月中旬，办事处设在跑马地三十五号，在事实上是南方支部的继承者。副部长是赵声，共分一处七课。

调度处　处长姚雨平

储备课　课长胡毅生

交通课　课长赵声

秘书课　课长胡汉民

编辑课　课长陈炯明

出纳课　课长李海云

调查课　课长罗炽扬

总务课　课长洪承点

决定组织这个革命军统筹部，并且在战略上确定以全部力量在广州起义，然后分军北上，由黄兴领一军经湖南向武汉，以赵声领一军经江西向南京的，——是庚戌年十月十二日（1910年11月13日）的庇能会议。主持庇能会议的，是孙中山；出席庇能会议的，是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德彰）、谢逸桥、谢良牧，庇能同志黄金庆、吴世荣、熊玉珊、林世安，怡保代表李孝章，芙蓉代表邓泽如等人。

会议以后，孙中山被英属马来亚的当局限令出境，又被荷属东印度当局拒绝入境；同时，日本、越南、暹罗（泰国），对孙中山不许入境的禁令仍在。孙中山接到冯自由的电报，请他去加拿大，于是在十一月初五启程去欧洲，由欧洲到美国；在辛亥年正月初六日（1911年2月4日）由美国西部旧金山城乘火车赴加拿大。

冯自由偕同当地的洪门人士一千余人在温哥华城（Vancouver）火车站欢迎孙中山。冯自由本来是在香港担任同盟会分会会长兼中国日报社社长的，在庚戌年夏天辞去这两项职务，来到加拿大温哥华城，就任《大汉日报》主笔。创办《大汉日报》的人，是温哥华致公堂书记黄壁峰和几个对保皇会不满的洪门兄弟。在此以前，由于康有为、梁启田、梁启超先后来过加拿大，高唱“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口号，洪门兄弟的大多数都受了他们的宣传，不仅捐出了大批款项给他们，而且也设立了不少处的保皇会分会。

冯自由到达温哥华之时。《大汉日报》已经出版了半个月。前任主笔张泽黎虽则也是革命同志，在《檀香山新报》当过记者，却因为身兼清廷领事馆的书记，在言论上不便多所发挥。冯自由一就任，立刻对保皇会的《日新报》展开笔战，将它击溃，使得致公堂的一般洪门兄弟恍然于保皇革命之间的分野，也获得大佬（盟主）马延远、先锋（纠仪员）谢秋、先生（书记）张辉、与众叔父（老同志）的嘉许。冯自由本人是洪门的一分子，于甲辰年（1904年）在横摈（人闱），位居（草鞋）（将军），因此而在争取洪门兄弟的工作上获得极大的便利。结果，保皇会温哥华分会会长黄孔昭与《日新报》前任记者何卓竞，以及若干保皇会会员皆放弃了保皇主张，加入了革命队伍。

孙中山到达温哥华之时，在一千余位欢迎者之中，有加拿大各地致公堂的代表。孙中山在洪门之中地位甚高，被尊为“大哥”。这个称呼，只有曾经起兵反清的首领才配。在过去，当得起这“大哥”两字的，只有洪门前五祖与万云龙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

孙中山到达温哥华肚后的第二天晚上，当地的洪门就“开台演戏”（举行新同志入闱大会），当天便有三百多人入闱，都是由孙中山担任“老母”（主盟人），冯自由担任“舅父”（介绍人）。其后，致公堂租借华侨的大戏院，请孙中山一连演讲了几天，每天都有一千人以上听讲。冯自由见到人心可用，就提议创立“革命救国筹饷局”，获得大家赞成，举刘儒堃为该局会长，岑发琛为副会长兼司库，马延远等三人为监督。于是，温哥华致公堂就首先捐出了港币一万元，作为提倡。

不久，冯自由陪同孙中山，到了维多利亚城（Victoria）。该城的致公堂兄弟于听了孙中山的演讲，经过冯自由的分别洽谈以后，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竟然议决了抵押该堂的堂产（会所），筹得港币三万元，完全捐出。

其后，多伦多城（Toronto）的致公堂不甘人后，也捐出港币一万元。

此外，加拿大零星的捐款与“革命金币债券”的收入，加起来也有不小的数目。

黄兴、胡汉民在事后的书面报告第三节之中，列出美洲各地寄来的捐款六项：（一）维多利亚致公堂，三万三千元。（二）温哥华致公堂，一万九千元。（三）满得科，一万一千元。（四）金山，一万元。（五）檀香山，二干元。（六）纽约，二千元。在这六项之中。没有多伦多，却有满得科。“满得科”三字可能为“满得埠”之误，而所指的是蒙特利尔（Montreal）：多伦多的同志可能把钱带到蒙特利尔，转汇香港。这一个假设，尚有待于证明。

总计这一役支出的款项，共有十八万七千六百三十元之多，而收入之列出项目的只有十五万七千二百一十三元有奇。原因是，暹罗与越南的捐款不曾列入，而美洲，尤其是加拿大，寄来的钱不止上开六项。

加拿大的捐款占第一位。“英属南洋”占第二位，计有四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有奇。“荷属南洋”占第三位，计有二万二千五百五十元。暹罗（泰国）、越南、香港及其他各地的数字不详。

在支出的一方面，用在购运军火上面的共计六万五千九百八十一元二毫三点，尚欠日本商人一千元。被“选锋课”用去的，有三万五千二百三十五元。被“调度处”用去的，有二万四千九百六十元。其他，是零星杂项，其中也有不少是与“购运军火”及“调度”有关的。

就经费及人才而论，这一役比以前任何一役均占优势。比起同年八月十九日的武昌一役，也是远过之而无不及。有了这许多的钱，买来运来的枪械与子弹，除了被胆小的周来苏在船上丢入海中的第一批日本七响无烟枪七十五枝、金山大六响四十枝、子弹四千粒以外，计有：（一）从日本买来的手枪五百一十三枝。（二）从西贡买来的手枪一百十六余枝。（三）从香港买来的手枪三十余枝。（四）姚雨平支去买枪费三千五百元，莫纪彭支去一千零八元，黄侠毅支去八百元，张六村支去五百元，郑平坡支去一千零五十元，共计六千八百一十三元，以平均每枝一百元而论，应该有手枪六十八枝。加起来，手枪的总数已有七百七十一枝以上，以前在各役失败以后留存在香港的尚未计算在内。这些枪，都配了足够的子弹。此外，又买了二千五百元的炸药，作为制造炸弹之用。（炸弹由喻培伦等亲手制造，三天三夜不曾合眼，制成了不少。）喻在起事的时候，叫了两个人，抬一篓子炸弹跟在他的后面。刘梅卿带了一筐子炸弹伏在屋檐之上，用一颗一颗的炸弹对抗敌人的排枪，也支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曹亚伯说：“一共制成了三百颗”。事实上，超过此数。莫纪彭说：“喻培伦告诉他，除了留在喻的机关（厂后街十一号）的若干颗以外，放在小东营的有五百颗。”

大刀，也在东莞订制了三百把，由黄侠毅运来广州。（报告书上的“打刀费”仅仅列了七百零六元，所指的可能不是这一批。）

这些武器，大部分均在起义的日期以前秘密运达广州城内外的各机关。

机关之多，也是革命史上空前的。单就曹亚伯一人记忆所及的而论，便已有了三十八处，而旗下街的九处仅有一处被列入这三十八处之内。最重要的一处机关，是黄兴、林时塽【剪文公：shuang，指高而明朗的地方。同“爽”】等人所住的小东营五号，也就是全军发号施令的所在。

原定的总司令，不是黄兴，而是赵声。黄兴是副司令。在统筹部，黄兴为正，赵声为副。在总司令部，赵声为正，黄兴为副。

原定的“选锋”，是五百人，其后增加为八百人。所谓“选锋”，是革命同志另成一个部队，作为发难的先“锋”。为什么要有选锋?是“鉴于历次军队民军发难，时生困难，苟非有一部义勇之士发难领导，实无以奏圆满之效”。选锋的来源，有广东人、福建人、安徽人、四川人、江苏人、南洋各地的华侨。选锋的教育程度，有留学生，有教员，有军官，有商人，有工人，有农人，有技击家，有传教士，也有一位消防会会长。就性格而论，选锋都是一些知有国而不知有家有身、以必死的决心争取革命胜利的志士。

原定的战略，是选锋十路并起，新军与巡防营响应。

这战略是黄兴所拟定的，于三月初十日（4月8日）经由统筹部会议通过。十路的负责人，任务与选锋的人数及成份如下：

路别　负责人

任务

选锋人数

成份

一

黄兴

攻两广总督衙门　一百　华侨与福建同志

二

赵声

攻水师行台

一百　江苏与安徽同志

三 莫纪彭、徐维扬 攻督练公所

一百　广东北江同志

四 胡毅生、陈炯明 防截旗界，占领　一百　广东东江同志与

归德门与大南门

民军

两城楼

五 黄侠毅、梁逸　 攻警察署、广中　一百　广东东莞同志

协署，守大南门

六　 姚雨平

占领飞来庙，攻　一百

小北门，迎新军

七　 李文甫

攻旗界、石马槽　五十

军械局

八　 张六村

占领龙王庙

五十

九　 洪承点

破西槐二巷炮营　五十

十　 罗仲霍

破坏电信局

五十

当时出席统筹部会议的，有数十人之多。都赞成这个战略计划，公推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司令，也加推了若干“放火委员”，分别担任在旗界九处机关放火。

惟独谭人凤一人对这战略计划表示异议。他说：“十路并起，力量太分散。将军署（旗界）没有防备的必要，因为将军孚琦已被温生才刺死，新任的将军未到，旗兵军心涣散，领导无人。警察署与督练公所也不值得一攻：这两处均没有多大实力。实力大部分在李准手上，选锋不如集中力量，先攻水师行台，炸死李准，然后进攻总督衙门，加以占领。城外新军的事，可以交给赵声去办。”他尤其反对黄、赵二人均自领一路，使得全军缺乏一个“居中调度指挥”之人。

黄兴把他引到旁边一个房间，向他说：“全军的勇敢与否，全看我同赵勇敢不勇敢，请你不要坚持你的反对意见。”谭人凤于是不再说话。

原定的计划，并不是由选锋单独作战，而是由选锋发难，由新军、巡防营、警察训练所的师生、会党、民军、海军一齐响应。

新军方面的工作，早就有赵声与已故的倪映典奠定了基础。洪承点于安庆之役失败以后南来，也多少作了若干联络工夫。姚雨平与张六村（渌村）、刘古香都作过陆军中学及其后身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于被开除以后继续留在广州积极活动，颇吸收了一些速成学堂的第一期与第二期的学生。这些学生在毕业以后都当了新军的军官。在朱执信、张伯乔、邹鲁、姚壁楼、吴雨苍等指导与协助之下，姚雨平等三人也联络了不少的学兵营与虎门讲武堂的分子。学兵营的人，被分发到新军充当正目、副目之流；而虎门讲武堂的人，毕了业，都成了巡防营的军官。尤其难得的是：有不少惠州嘉应州与北江各县的同志不惜投到所谓“模范学兵营”，屈身为普通的学兵，以取得新军棚长的资格。

巡防营除了有虎门讲武堂的毕业生作为革命的基干以外，邹鲁在戊申年（1908年）冬天及其以后也吸收了不少的同志，占全营的十之七八。这一役的前夕，清吏从顺德调了巡防三营进省，其中十个哨长便有八个是革命同志，其余二人，一人守中立，只有一人是绝对反对革命的。

巡警教练所的所长夏寿华，虽不是同盟会会员，却十分同情革命。在他五百名学生之中，虽则有百分之四十是旗人，而其余的百分之六十是汉人。赵声说：“我有许多部下在里面，这是我前次失败以后，他们一时没有出路，就投身进去的。”在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前不久，黄兴的儿子黄轶欧与胡国梁、柳聘农，也经由陈方度介绍。投进了这巡警教练所。

在会党与民军之中，孙中山自从庚子年第一次广州之役以来，便一向不曾失去联络。这一役，负这一方面的专责的是胡毅生（一名胡毅，胡汉民的堂弟）。

海军方面，由李海云负责。李海云准备届时冒充督署委员，带领伪装侍者袁玉云，到一个军舰上去，威胁管带（舰长）反正，发炮轰击水师公所。

女同志之多而热心，也是前此各役所没有的。同志们的妻与姊妹。能动员的差不多全都动员。陈壁君（此时已与汪兆铭订婚）、陈淑子、胡宁媛、徐宗汉（其后于黄兴进医院开刀之时，自认为黄兴之妻，对医生签字，不久便真地成了黄兴的妻）、卓觉华、杨光汉的嫂嫂吕氏、徐进坤之妻某氏、何少卿、胡佩元、宋铭、黄庄汉翘、徐佩瑶、梁绮川、梁梅玉、广妹、罗阿练、罗四妹等等，真是不胜枚举。她们的主要任务，一是运输军械弹药，二是伪装各处的机关主妇与女佣。

原定的起义日期是三月十五日（4月13日）。可惜，一则是因为美洲与荷属南洋的款子尚有一部分在途中，二则是日本与安南的军火也有一部分不曾运到，三则是在三月初十日（4月8日）发生了温生才刺杀满洲驻防将军孚琦的案子，同一天又发生了吴镜在广州轮船码头因携带炸弹被捕，以致引起了清吏的戒备。于是，已经到达广州的各同志便决定了改在三月二十八日（4月26日）。

温生才本想杀死水师提督李准而一时未能下手，到了三月初十，才错认孚琦为李准，用手枪打死孚琦于东门外咨议局的门口。这一件事，发生得太迟，反而妨碍了三月“十五日”之役的进行。本来，杀李准的任务，是统筹部在庚戌年十二月交给一个姓冯名忆汉的人去执行的。冯在辛亥年正月仍未“交卷”，黄兴催促他，杀炸李准的事不宜距离发难的日子太近。冯阳奉阴违，回家乡去休息，到了二月中旬，又到香港向统筹部要钱，说是因为“堕水染病”才回去休息的。赵声骂了他一顿，他似乎很发愤，于是赵声又给他钱，吩咐他：“最迟不要过二月二十日”。温生才是嘉应州（梅县）丙村人，在南洋怡保作工，听过孙中山一次演讲，便决心回国革命。他炸孚琦，完全是个人行动，不曾和别人商量过。黄兴、胡汉民在报告书中说：“冯巳大言误事，而温生才之勇侠，又未谋之党人，一击而杀孚琦，行事诚为卓绝。”邹鲁在《回顾录》里说，温生才曾经到了统筹部，见到黄兴，黄兴给了他“广东毫洋拾元”（一百枚一角“小洋”，等于“大洋”七八元左右），叫他尽快去炸李准。他没有下得手，又来统筹都见黄兴，“黄责之曰‘汝领广毫十元，负责杀李准。李准尚在，（汝）有何面目相见?’温返，无以自容，即用南洋携回之手枪，独自杀孚琦于广州咨议局门首。”在这两种说法之中，笔者以为黄、胡报告书较为可信。邹鲁那时候不在香港而在广州，关于冯忆汉或温生才与统筹部之同的交涉，只能得之传闻，因此而把冯忆汉的账写在温生才名下。冯忆汉向统筹部前后拿去的有几百元，不只广毫十元。

起义的日期既经改在三月二十八日，统筹部决定请黄兴在三月二十五日先去广州，布置一切，赵声、胡汉民以下的其余的人，全数在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前往。

黄兴如期到达，发现安南与日本方面的械弹在二十九日才能完全运到广州，分发给大家，便决定了延期一天，改在三月二十九日起义。他打了电报通知香港统筹部。

到了二十六日夜晚，他又打了一个电报给统筹部，说“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这电报的意思是说：“省城的情势不利于我，起义的事作罢，留在香港的若干人不可以北来。”情势是怎样的不好呢?两广总督张鸣岐调来了巡防营二营，扎在观音山与龙王庙，居高临下。很显然，有人把起义的消息泄漏给张鸣岐了。

泄漏秘密的人，可能是陈镜渡。胡毅生与黄兴均怀疑他是李准所雇用的侦探。胡毅生与宋玉琳都劝黄兴再度改期。

黄兴很灰心，认为一再改期，等于是把起义的事暂作罢论。于是，他一面打电报叫尚在香港的同志勿来，一面也命令已到广州的人陆续离开，于是“赵声部下”及其他单位先后乘船离开广州。去香港的有三百多，黄兴准备把械弹一概藏起，留作以后起义之用。他自己呢，感觉到一场大举功败垂成，非一死不足以报同志，于是决心独力担任刺杀李准的事。这样，虽未能如期起义，能够先杀李准，除去以后别的同志起义的障碍，也未尝不是好事。

喻培伦和林时塽走来向他说，还有很多人留在广州，而巡警早就奉令搜查户口，他与其一人单独行动，不如仍旧在三月二十九日起义。黄兴答应他们，放弃独刺李准的计划，到时候和大家合力进攻总督衙门，杀张鸣岐。

到了二十八日，陈炯明与姚雨平也来找黄兴，说：“又有顺德三营被调来广州，已到天字码头。所好这顺德三营之中的十个哨长倒有八个是同志，很热心，愿意乘机反正。”黄兴很高兴，决计仍在三月二十九日大规模起义，时间定在夜间十二点（据刘揆一《黄兴传记》）不仅攻总督署，而且同时另分三路，一路由姚雨平统率，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巡防营与新军，一路由陈炯明统率，攻巡警教练所，迎接所中同情革命的二百多学生。一路由胡毅生统率，守大南门。

这样子决定了以后，黄兴又打一个电报给香港统筹局，说“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意思是说：“局面好转，你们大家通通都来。”

统筹部赵声与胡汉民二人在三月二十八日的夜间接到电报之时，由香港驶往广州夜船已开。大批的同志，决不是二十九日的早船所能完全装载的。因为，早船只有一条，而搭客甚多，船上的票位不是同志们所可以包得下来的。最快只能以一部分搭二十九日的早船走，其余的在二十九日的夜船走。夜船有好几条，在夜晚开行，次晨到达广州。

统筹部赵、胡二人于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一面打电报给黄兴，请他改在三月三十日起义，一面派谭人凤随着一部分同志搭早船走，到广州就立刻找黄兴向他说明。赵、胡二人自己与其余的多数同志在二十九日晚上分乘两艘夜船去广州。他们之所以不搭早船走。因为赵在广州当过标统，胡是广州本地人，中过举，教过书，广州各界认识他们的人太多，也都知道他们是革命的首领。

谭人凤在二十九日的下午到达小东营黄兴的机关，看见机关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束装待发，黄兴坐在中央，在忙着分配枪枝、子弹、炸弹、大刀。

谭人凤向黄兴说：“清你休息一下。我有话和你谈。”黄兴不理，仍旧办他的事。谭人凤只得当大众的面向他报告，香港方面收到电报太晚，来不及搭昨天的夜船，而今天早船只有一条，大部分的同志只能搭今天的夜船来，明天早上才能够到。

黄兴听得不耐烦，顿脚，向谭人凤说：“老先生，请你不要乱我的军心!”

谭人凤不敢再坚持，便也把长衫脱了，捆扎一番，要求加入。黄兴说：“你年纪大了，以后的事还要人办。这个是决死队。请你不要去。”谭很生气，说：“你们敢死，我就怕死么?”黄兴只得也给他两枝手枪。没有一会儿，大家忽听到砰的一声，原来谭人凤不内行，手指碰了扳机。所好，枪弹飞向屋顶而去，不曾伤人。也没有警察来盘问。黄兴走下坐位，从谭的手中把两枝手枪抢回，说：“先生不行!先生不行!”

按理，黄兴这时候应该早巳接到了香港的电报，为什么不肯把起义的日期改在三十日呢?

原来，在二十九日的早晨，又出了事!有两个机关被警察于挨户搜查之时查破。这两个机关，一个是谢恩里的，一个是二牌楼的。谢恩里的机关是“革命军总粮台”；被查破之时，饶辅廷在内被捕。其后就义。二牌楼的机关是赵声的预定寓所，已经有了宋玉树等苏、皖两省的同志住在那里，侥幸他们恰好不在家，不曾被捕。

到了下午，邻街的一个机关也被查破，捕去了八人。因此之故，黄兴又临时再把起义的时间由夜里十二点钟提前到下午五点半。不等到五点半，在五点二十五分他就领了同志出发!

黄、胡二人在报告书中没有把二个机关被破的事说出来。黄兴自己在民国元年黄花岗先烈追悼会的演说辞中，也根本没有提起。曹亚伯在他的《武昌革命真史》之中“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一章，轻描淡写地带了一笔于“乙”节，“枪械之购运及分派”。笔者谨藉此机会，把黄兴的苦衷表明。

革命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九死一生，拼命的事。事前，不妨小心筹划，期其必成；到了时急迫，也只得以生命为赌注，成败在所不计，顾不得了许多。起义的日期，已经从十五日改到二十八日，从二十八日又改到二十九日，一改再改以后，又一度宣布了暂停举行，把三百多人遣回香港，在这三百多人去了香港以后，却又决定仍旧在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叫留在香港的都来。改的次数，的确已经够多的了，况且在二十九日的上午，有两个机关于警察挨户搜查之时被查破。

黄兴当机立断，与其为了等待香港的同志而坐视其他机关之一一被查破，不如索性在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半钟痛快地干一干。

倘若在四路之中，除了黄兴的进攻总督署的一路以外，姚雨平、陈炯明与胡毅生所分别率领的三路能够一齐动作，则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可能不会失败。然而这三路都不曾动作。因此，事后黄兴、胡汉民在报告书中，对于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便颇有责备之词。姚在三月三十日因无辫被捕，于若干天以后由吴雨苍以“平远公会”的名义保释出来，到了新加坡，才看到黄、胡二人的报告书，便分别写信给黄兴、胡汉民、陈炯明、胡毅生，要求他们都来新加坡，约集各方同志，开一个评判大会。这时候，黄兴、胡汉民二人已经多多少少知道了姚、陈、胡三人的委屈，而各方同志也主张化除误会，于是这评判大会便始终没有召开。

他们三人的委屈是什么呢?笔者从曹亚伯及别人的记载中，略为集得了一些间接的史料，在此代为说明。（陈炯明晚节不终，可惜而不足惜。但是，他在三月二十九日的未曾行动，是另一件事，我们也应该交代个清楚，不可与他的晚节混为一谈。）

原来，香港方面在二十七日打来的电报，叫改在三十日起义，不仅黄兴看到了，陈炯明也是知道的。陈炯明跑去告诉胡毅生，说“改期了，改在三十。”

胡毅生在二十九日的下午三时，也听到有人告诉他，说：“黄兴已经决定，倘若官兵不进到（小东园）屋于里来搜捕，他可以相机等待（香港）来的大众。”胡毅生轻信人言，就跑到自己在城外大川圳的机关，叫自己所率领的选锋不要进城。

姚雨平似乎并不曾看到香港方面的电报，或是虽则看到了而知道黄兴不想把起义改在三十日。姚在二十九日的上午，已经在他的机关“嘉属会馆”，集合了新军与巡防营的“选锋主要人”，面授发难方略，同时派了吴雨苍去了始平书院，拿了黄兴的条子领枪枝炸弹。吴雨苍领不到，回来嘉属会馆，向姚雨平报告。姚雨平又派郭典三去，仍旧领不到，空手回来了。姚雨平十分着急，就亲自偕同郭典三与另外两位同志（黄嵩南和邱锦芳），到小东园找黄兴。黄兴派了陈其尤，陪姚等三人又去始平书院一次，姚这才领到枪枝炸弹，装好，雇了四乘轿子，抬向嘉属会馆，走到城边，归德门已经关闭。姚等进不了城，只得又把枪枝炸弹抬回始平书院，交还。姚等三人每人取一枝手枪，步行到双门底，想迎接巡防营的大批同志而见不到他们，而且这时候已经是下午黄昏时候，革命军已经起义而败散了。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二十五分钟，黄兴率领革命军选锋一百三十人，从小东营机关部出发，向两广总督衙门前进。

吹螺角的有四位同志，其中一位姓名今已无考，其余的三位是林时塽、何克夫、刘梅卿。他们四人左手拿着螺角，吹出呜呜然的悲壮声调，右手拿着手枪，身上挂了刀，背了炸弹，臂膀上缠有白布。跟随他们的，都是一样地短装打扮，扎了裤脚，有手枪，有炸弹，有刀。朱执信本不是选锋，他穿着长衫来到了小东营，自动加入，一时没有短装，便剪去了长衫的下半截，夹在队伍中走。

迎面来了三个巡警，意图盘问，被革命军打死一个，赶走了两个。

革命军到达总督衙门的门口，有几十名卫队守住。革命军向他们喊话：“我们为中国人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如果赞成，就请举手。”卫队不答话。林时塽与两三位同志冲锋，先用炸弹，后用手枪。打死了卫队管带金振邦与几名卫兵，攻进二门，多数的卫兵退入卫兵室，少数的卫队在二门还击。被革命军打散。黄兴本人与朱执信、李文甫、严骥，由侧门冲进，转入大堂、花厅、内室，不见一人。总督张鸣岐已经和眷属、仆从由后面溜走（溜去了水师行台）。黄兴等人见里面起火，回到大堂。遇见卫兵一排，对他们放枪，黄兴藏身在柱子后边还击，双手各持一枪齐放，杀死了几个卫兵，冲出。出了东辕门，李准的卫队已到，以“跪倒”的姿势对他们迎击。林时塽向他们喊话。话投有喊完。脑部已经中弹，仆地阵亡。除他以外，在总督衙门内外阵亡而姓名可考的，另有杜凤书等九人。

黄兴右手断了两指，脚上也有轻伤，黄所率领的选锋，据黄自己回忆，本已留有一队交喻培伦率领，守住总督衙门门口，此刻已无踪影。事实上，喻的任务，是攻打总督衙门的后边。莫纪彭在《广州血战笔记》里说，喻带了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炸破了衙门的后墙进去，衙门里已无一人，找黄兴也找不到，在衙门旁屋找到了十几个同志，带去大石街。

黄兴的大队，与李准的卫队交锋以后，分散为若干小队。其中，除了这十几个被喻培伦带走的以外，黄兴自己已经带了十几个人，包括朱执信、方声洞、华金元、阮德三、徐国泰、罗仲霍、何克夫、李子奎、郑坤，想走出大南门，去迎接巡防营。他们走到双门底，遇到几百名巡防营的兵迎面而来。在距离只有一丈左右之时，对面的军官用广东话说了几句，方声洞扳动手枪，将他打死，双方互射了一阵，打死了巡防营的兵十余名，方声洞与华金元、阮德三阵亡，徐国泰、朱执信二人负伤。徐国泰被俘，其后就义；朱执信逃到附近的一个学生家中，出险。

被方声洞打死的军官，是温带雄。他是最热心的革命同志之一。他所率领的兵属于顺德三营的先行一营。他与另一同志、哨长陈辅臣，在三月二十九日的下午，亲自到城内买了白手巾三张，回到营里，分发给兵士。他命令大家提前吃晚饭，准备在饭后五点半钟的时候出发。

这时候，刚好李准派了传令兵来，叫他进城打革命党。他说：“这是天授的机缘，让吾党成功。”他把传令兵扣留，下令全营整队进城。

他计划出其不意，把部队开到水师行台（水师提督的行营），活捉李准。因此之故，他暂时不叫大家把白布缠在臂膀，以便顺利地进入大南门，进入水师行台。

走到双门底，他的这一营与臂缠白布的十几个革命党人相遇。他用广东话向他们说：“兄弟，兄弟!”他的兵，也有十几位同时在喊：“兄弟，兄弟!不要走开。”可叹的是，方声洞不懂广东话，又见到他们臂无白布，举起手枪就打。打死了他，同时也消灭了这次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成功机会。

双方互射了一阵，黄兴的十几人，死了三个，被俘了一个，其余的被冲散，只剩下黄兴一人，藏身在附近的一家洋货店里，以门板为掩蔽，继续向外射击。

十几分钟以后，温的兵士群龙无首，散走。陈辅臣在行军的行列之中担任殿后，听到枪声，伏在地上，因此而不曾被打死。他无法走到前面，向黄兴等人解释。他和温带雄均不认识黄兴，而只是久仰其名。

温的兵士散走以后，黄兴被洋货店里的一个小伙计送到五仙门直街（出大南门），雇了一个小艇，渡了珠江，到了“河南”的东头，上岸步行，在九点钟左右经由漱珠桥到了溪峡，摸索到贴了红对联、伪装办喜事的一个革命机关“胡宅”。住在这个机关之中的，有女同志徐宗汉。一会儿，徐宗汉从外边回来，替他洗了、裹了创口。第二天早上，徐宗汉出去买药，刚好遇到赵声。赵声此时从香港乘船来到广州，听说革命军已经在昨天起义失败，正在到处找机关，找同志，一时迷了路。走到溪峡，和徐宗汉碰上了。徐宗汉把赵声带回“胡宅”。赵、黄二人相见，抱头大哭。两人谈了许多有关善后的事。到晚上，赵声先搭夜船去香港，黄兴在四月初一的晚上搭船。由徐宗汉陪着他走。

何克夫、李子奎、郑坤三位同志，在双门底与巡防营交锋，被冲散以后，走到观莲街，与清兵的“中协”何品璋相遇，李子奎一枪打死何品璋。他们继续走，走到寺前街，又遇到一百多名的巡防营的兵，打了一阵，李子奎中弹，走到高第街，仆地而死。郑坤也负了伤，出了大南门，进入一家店铺，店主人不仅赶他走，而且大声嚷叫，说他是贼。他一时情急，夺了这店主人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从容不迫地走到戏院去看戏，看完了戏，安然脱险。何克夫也出了大南门，附近有他的一家亲戚，他便走进这亲戚家，住了三天，脱险。

徐维扬率领花县的会党同志四五十人，于追随黄兴攻到总督衙门之时，奉命去小北门，迎接新军的同志。他们走不了多久，有大队敌兵分两路杀来。徐维扬也把同志分为两路去迎敌。第一路由他自己率领，迎战水师行台之敌；第二路由徐满凌率领，迎战观音山之敌。

徐维扬自己所率领的第一路，走到司后街，与水师行台来的敌人交锋。打了一会儿，敌人退保水师行台。徐维扬留下若干人，自己带了其余的人由小东营、都府街、舒荣街、二牌楼，绕到敌人的后边，对水师行台夹攻。不幸，敌人的援兵已到，徐部攻不下水师行台，转战到附近一处地方，遇见李文甫等几个人。李文甫是首先攻进总督衙门的数人之一，极其勇敢，不知何时与黄兴的大队相走失，此时便加入徐维扬的队伍，共同走向飞来庙，企图夺军械库，终因寡不敌众，败退下来，徐维扬带了七个人走到三元里，回到城西，只剩下他自己与徐怀渡二人。徐佩旒等六人奉徐维扬之命回乡养伤，他们到了高塘车站便被俘，其后就义。在徐维扬的花县同志之中，除了徐佩旒等六人就义以外，另有徐广滔等四人在总督衙门阵亡，四人于水师行台之战被俘（其后被人保释了出来），两人在军械库之战负伤，而徐满凌所分统的各人尚未计算在内。李文甫于散后，带了几位同志由北校场向东南走去。李本人被俘，其后就义。

徐维扬部，由徐满凌所率领的第二路走到德宣街口与敌人交锋；退到莲塘街，和敌人巷战。有一位同志江继复阵亡。徐满凌带了一位同志走进大石街的机关部，遇到莫纪彭。莫纪彭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回到大石街机关部，劝宋铭与庄汉翘两位女同志和两个童子赶紧离开的。她们两人不肯走，莫纪彭向她们说了很多话，又写了一封绝命书托她们转交一个朋友，同时又把照料老母亲的事付托她们，她们这才依依不舍而去。因此之故，莫纪彭花费了很久的时间，正想回小东营，追随大队出发，而大队早已打过了总督衙门，分成若干零星小队，其中之一的徐满凌队已经走到莲塘街与大石街来了。

徐满凌与另一位花县同志，进入大石街机关部，见到莫纪彭。莫纪彭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在《广州血战笔记》中说：“俄而有二花县人色如灰土，抢入室内。”莫纪彭和他们谈了一阵，才知道黄兴的大队已经打过督署。这时候，外边的枪声、炸弹声轰成一片。

一会儿，听到外边有号筒声，又有宋玉琳和别人的辩论声，喻培伦在大声喊叫：“凡是同志，快些出来助战。”莫纪彭与徐满凌及另一位花县同志，走出来，看见宋喻二人。

喻把号筒交给莫纪彭，请他带路（因为莫是广东人，而喻是四川人）。他们一行四人，莫、喻、徐及另一位花县同志，在快要走出大石街之时，听到观音山上的敌兵正向着莲塘街用排枪密射，莲塘街传来“呼痛声”、“绝命声”、与“倒地声”。这些正在牺牲中的同志，便是徐满凌带来的“第二路”的人，和喻培伦从总督衙门旁屋带来的，籍贯也是属于花县。（事实也许是：喻所带来的，与徐满凌所带来的，不是两批，而是同一批。待考。）

莫纪彭等四人，听到屋顶上有人抽拔炸弹引线的声音，也听到有枪弹打在瓦片上的声音。喻培伦说，“屋顶上已经有同志在用炸弹和敌人交战了，我们快点上去。”莫纪彭便和徐及另一位花县同志，回到大石街机关，取出两张梯子，走到街中，然后四个人都从街边爬上了屋顶。

到了屋顶之上，于敌弹密集之中，见到前面屋上有一个“穿雪白罗衣之美男子。正在用炸弹向敌人摔掷”。一会儿，美男子招呼他们向前，他们便奋勇跳到美男子的身边，以短铳（手枪）助战。美男子说：“镜子的枪弹打不到敌人阵地，你们该留起来，以后用”。莫纪彭问他的姓名，他说：“姓刘，名梅卿。”

刘梅卿的身旁，有一个竹筐子，筐子中还剩下有半筐的炸弹。刘梅卿说：“我在这里摔炸弹，无非是壮壮声势。倘若炸弹摔完，敌人就要下山来了。请你们下去，再多拿一些炸弹来。”莫等四人，只得向这间屋子底下的老百姓要梯子。老百姓很踌躇。莫纪彭用铳子逼着他，他才拿出梯子来。（机关部的两张梯子，已经丢弃在大石街边。）

他们四人从梯子上爬了下来，恰好成了敌兵射击的目标。因为，这条街不是大石街，而是莲塘街。莲塘街与观音山成垂直线，他们四人被敌兵看得清清楚楚。

莫纪彭、喻培伦等四人挨着墙边走，一面走，一面高呼：“快拿炸弹来!快拿炸弹来!”却听不见有人答应，过了一会儿，又喊：“快拿炸弹来!快拿炸弹来!”仍旧没有人答应。

天色已经由黄昏而进入黑夜，山上来的枪声渐渐稀疏，屋顶上的炸弹声也入于沉寂。刘梅卿在把炸弹摔完以后，也爬了下来。

他们回到了大石街，宋玉琳还站在那地方。但懋辛坐在石阶上，左手提了大刀，右手鲜血直流。莫纪彭问他是否中弹。他说：“老喻用刀砍我。”莫再问喻，喻不说话。（事后，莫纪彭才知道，当天但懋辛认为准备不够，主张延期起义，而且把喻培伦装好的炸弹推了几十枚到井里去。喻培伦恨他，以为他有二心，因此就砍他一刀。）究竟，同志仍旧是同志。但懋辛仍旧和熊克武等人跟了喻培伦去攻总督衙门的后边，也跟喻培伦来到了这大　石街机关部。

莫纪彭点了一点在场的人数，一共有二十四五位：莫、喻、宋、但、刘梅卿、徐满凌、十五六位花县同志、几位外省的同志（可能包括有熊克武、宋教仁）。大家集合在一起，公推喻培伦为领队。

大家尚未出发，有两位顺德县的同志从横巷走出来，会合在一起。喻培伦吩咐莫纪彭到莲花街陈炯明的分机关，倘若里面有人，不妨请他们出来参加。

莫纪彭进入莲花街，找到了陈炯明的分机关。（陈炯明的总机关在司后街。）分机关里仅有何步卿与胡佩元两位女同志。她们请他喝茶，谈了几句话。莫纪彭劝她们尽快在明天早上搬走。

莫纪彭走出来，向逃难的老百姓借了一个灯笼，再回到大石街。这时，喻培伦已经找到了一大箩的炸弹，叫两个人抬着，跟在他的后边。喻培伦说，“姚雨平专任新军部分，到现在还不曾见到新军响应。”莫纪彭说，“新军的人我也很认识。我们现在就去燕塘，好不好?”喻培伦与宋玉琳听了，大为赞成。喻立刻用四川话大声颁发命令，“我们这一队向东门进发!”莫纪彭也用了广东话，把喻的命令翻译给花县的同志们听。

大家走出了大石街口，进入华宁里。华宁里有一个巡警小衙门。莫纪彭见到有一个侦探匆匆忙忙地跑进去，一会儿便有一排枪从里面射了出来。莫纪彭靠在墙边用手枪还击，打了足有半个小时，因此，便和喻培伦等几十个人走失了，剩下自己一人，转而北向，想绕过这小衙门去追寻喻培伦等同志，但他的灯笼早已不在手中，于黑夜之中摸索，竟然走到小北门，被卫兵喝阻，才知道自己是走错了路。他想起巡警教练所所长夏寿华曾经对革命表示赞成；自己不认识他，有一个姓陈的认识他。能找到这姓陈的，去把夏寿华及其学生策动出来，再向燕塘的路上走，岂不甚妙?

莫纪彭走到那姓陈的旅馆，见到了袁沛之。他问袁沛之，陈某人住在几号房间?袁说：“就是隔壁的一间。”莫纪彭隔着板壁叫陈，陈装做不曾听见的一样。莫纪彭知道这样的人，决不可能肯在这个时候陪他去巡警教练所，只得算了。

宋玉琳在华宁里和清兵激战到枪弹用光，被俘，其后就义。

喻培伦与徐满凌等人，在和莫纪彭相失以后，不认识路，走不出东门。却被路人引到仓边街，遇到巡防营，又打了一阵，且战且走，碰到了李德山，一齐糊里糊涂地走到大北门高阳里口，又遇清兵四百余人。他们只得闯进一家“源盛米店”，用米包作沙包，抵抗清兵，直到第二天下午，打死了清兵一百多。清兵的指挥者，是李准的得力部将吴宗禹。两广总督张鸣岐听说清兵攻米店攻丁一昼一夜，攻不下来，亲自下命令烧街。

在米店被烧到之时，革命同志突围而出，徐满凌与李德山二人被俘，其后就义。徐熠成、徐培添、徐日培当场阵亡，徐容九负伤，回到家，伤重而死。徐茂振、徐茂均、徐茂燎、徐金炉四个人，于突围以后走到二牌楼华庆里，被清兵包围，又抵抗了一天一夜，徐茂燎阵亡，徐茂振等三人爬上屋顶，由屋顶退出，脱险。

徐茂振等三人，是三月二十九日一役之中，作战到最后的三个人。当他们脱险之时，已经是四月初一日了。

喻培伦是怎样就义的?有两种不同的传说。第一种传说，说他被俘就义。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说：“喻培伦讯时，自认为王光明。‘王光明’者，四川语‘无是公’也。述其制炸弹之精及革命宗旨，对问官曰：‘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第二种传说，说他在米店被烧之时，用炸弹自杀。莫纪彭在《广州血战笔记》里说：“后闻诸花县某君云，‘喻队自失落后，左冲右突，不能越城墙出。天明后，吴宗禹率兵来攻，喻乃入元盛米店，聚米包为垒，恶战三时，全队几覆。喻到急时，以炸弹自焚。’世所传高阳里元盛米店之剧战，即喻最终之奋斗处也。”

关于其他几位四川同志的情形，我们现在所能确知的也极少。饶国梁是走到大北门，才与别人相失；由于不认识路，而走进了清兵的营盘被捕遇难。熊克武与但懋辛均于受了重伤之后脱险。另一位四川同志秦炳，是广安县人，在大石街阵亡。

福建同志在这一役牺牲的，就胡汉民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九月所列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上的而言，共有十九位，其中有十位是连江县人：陈清畴、罗乃琳、卓秋元、胡应升、黄忠炳、王燦登、林西惠、陈发炎、刘六符、魏金龙。有四位是闽县人：林觉民、林尹民、陈与粲、刘元栋；五位是侯官县人：林时塽（文）、方声洞、陈更新、冯超骧、陈可钧，这九位，除了冯超骧被胡汉民写作籍贯“福建南平”以外，其余八位，都写作籍贯“福建闽侯”，原因是：闽县与侯官县于民国成立以后，已合并为“闽侯县”。

四川三位，福建十九位，加起来，已有二十二位。碑上其余的五十位，是三位安徽人：怀远县的程良、宋玉琳、寿州（毒县）的石德宽；六位广西人：平南县的林盛初、韦树模、韦荣初、韦统铃、韦统淮与罗城县的李德山；四十一位广东人。

在四十一位就义的广东同志之中，花县的最多，有十八位之多，而且除了曾日全与江继复二人以外，都姓徐：徐佩旒、徐礼明、徐日培、徐广滔、徐临端、徐茂燎、徐松根、徐满凌、徐昭良、徐培添、徐应安、徐熠成、徐保生、徐廉辉、徐容九、徐进 。

其次是南海，有七位：游寿、周华、陈春、杜凤书、余东雄、罗坤、黄鹤鸣。

再其次，是开平与梅县，各有两位：开平的劳培、李雁南；梅县的饶辅廷与周增。

其余的，一人属于一县，共有十二位：肇庆的李炳辉、东安的李晚、增城的郭继梅、清远的李文楷、吴川的庞雄、大埔的陈文褒、东莞的李文甫、番禹的马侣、海丰的陈潮、惠州的罗仲霍、蕉岭的林修明、兴宁的张学龄。

在碎上列有姓名的七十二烈士以外，尚有若干烈士，他们的姓名被遗漏了。原因是，截至民国十二年九月胡汉民写碑文之时，这几位被漏列的烈士，姓名事迹尚未被胡汉民及邹鲁等查证清楚。其中，有五位其姓名已见于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之中：在双门底阵亡的华金元、阮德三，负伤而被俘牺牲的徐国泰，在澳头因运械被捕的陈甫仁及同案株连的严确廷。

在碑上的七十二烈士之中，有三人显然不曾于四月初四日葬在黄花岗：一是四月初五六左右才被捕的陈春，二是四月初八才就义的饶辅廷，三是回到家中才因伤重而去世的徐容九。

七十二烈士的名称，是专指潘达微同志经手葬在黄花岗的烈士的数目而言。潘达微于此役刚刚结束，清吏仍在多方搜捕革命党人之时，不避危险，挺身而出，向几个善堂一再接洽，要求他们准他自己筹款买地买棺，感动了这些善堂的董事。董事们划出“红花岗”的一片好坟地，不收他的钱，也买了比较好的棺材，交给他。他自己并不是有钱的人，用借来的几十元送给工人，把各位烈士身上的锁铐枷镣一一打开，也监督了这些工人。

将棺材深深地埋葬。坟地是微斜的山坡，潘达微把烈士的棺材分成四排埋葬。他认为“红花岗”三个字不足以显出诸烈士的悲壮志节，改称它为“黄花岗”。从此，中国的史书与地图上有了这“黄花岗”三字。

就义于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姓名不见于胡碑而事实上可能是葬在黄花岗的，笔者于上文之中已提起了华金元、阮德三、徐国泰。姓名见于胡碑而事实上不可能是葬在黄花岗的，为陈春、饶辅廷、徐容九。

陈春、饶辅廷、徐容九，虽不曾葬在黄花岗，其为烈士正与葬在黄花岗的七十二位相同。

参加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仅就随同黄兴从小东营出发的而论，已有七十余人；没有从小东营出发，而就近直接从各处机关出来参加的也有若干。事后，生还的寥寥可数。可见就义的决不止七十二或七十五之数。

例如韦云卿，在供词之中自称是广西南宁人，年三十八岁，在安南入党，约了十几位同志于三月初十日启程，二十七日到香港，在二十九日随黄兴攻入总督衙门，最后守状元桥（高阳里口）的（源盛）米店。

与韦云卿同样，从安南回来参加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力竭被俘而慷慨就义的，尚有罗进、罗联、罗遇申、陈才、陈福，一共五位。从新加坡回来而就义的华侨，也有一位：罗干。

到了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月，胡汉民在黄花岗立了一块“第二碑”，把韦云卿等六位从安南回来的烈士，连同罗干与笔者上文所述的徐国泰、华金元、阮德三、陈甫仁、严确廷；再加上一位在佛山之南乐从镇起义阵亡的张潮——一共十三位，都刻了姓名、籍贯于这第二碑之上。

然而，在第二碑刻好与立好以后，大家又发现了一位烈士的姓名：李祖恩。李是广东翁源人，于进攻总督衙门以后，在龙川口被俘就义。于是邹鲁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三月，加立一碑，碑的正面刻一篇文章：《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碑阴刻上八十六位烈士（包括李祖恩）的姓名、别号、籍贯、年岁、职业、如何就义、地点、日期。

周天固《黄花岗革命史话》转录了睦云章先生的说法，除了上述的八十六位烈士以外，增列出三十八位。这三十八位是：

（一）郭大旺，福建连江。阵亡。佐证：郑烈《林文将军传》。

（二）郭某某，福建连江。阵亡。佐证：同上。附注：郑烈想不起这位的名字。

（三）郭增兴，福建连江。被俘就义。佐证：黄、胡报告书，郑烈《林文将军传》。附注：“审查会”以为“须一询闽中旧同志与于是役者”，而郑烈正是与于是役之闽中旧同志。

（四）郭炎利，福建连江。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五）郭天才，福建连江。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六）郭钿官，福建连江。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七）陈汝环，四川广安。被俘就义。佐证：饶国梁供词、谭人凤“烈士名册”及当时报纸。附注：“审查会”以为“须另多询当时与事之人”。

（八）梁纬，广东南海。佐证：谭人凤“烈士名册”、梁被捕时照片、当时报纸。

（九）叶树棠，江苏六合。佐证：赵声之弟赵光写给中央党史会的信。

（十）李庆孙，广东南海。被俘就义。佐证：本人供词。附注：“审查会”以为供词中“李生”二字系李文甫假托。其实李庆孙这时候年纪仅有十八岁，所以被称为李生。他自己说姓李名庆孙，系李庆春之孙。他是南海县的河南区人，而李文甫是东莞人，年纪也比他大得多。

（十一）陈大发，福建。“殉国而死”。佐证：黄胡报告书、《黄花丛录》。

（十二）陈孝文，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附注：《黄花丛录》写作陈老文。

（十三）翁长祥，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附注：《黄花丛录》写作翁天祥。

（十四）王文达，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十五）林民增，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附注：《黄花丛录》写作林茂增。

（十六）曾显，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十七）刘文藩，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十八）虞金泉，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附注黄、胡报告书作“虞全鼎”。

（十九）周团生，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二十）吴顺利，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二十一）吴炎妹，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二十二）吴七妹，福建。殉国而死。佐证：黄、胡报告书，《黄花丛录》。附注：周天固《黄花岗革命史话》作“林七妹”。

（二十三）黎开，广东。佐证：谭人凤“烈士名册”、《黄花丛录》。

（二十四）王英。佐证：罗仲衡“烈士姓名表”。

（二十五）陈志。佐证：谭人凤“烈士名册”、当时报纸。

（二十六）李海书，湖南宜章。佐证：同上。

（二十七）赵耀珊，江苏。佐证：罗仲衡“烈士姓名表”、谭人凤“烈士名册”。

（二十八）何天华，广东。

（二十九）窦鸿书。佐证：黄兴在“黄花岗周年纪念会”演讲词。

（三十）李君荣。佐证：同上。

（三十一）李全，广东南海。佐证：《黄花丛录》。附注：攻总督衙门中弹，回家自杀。

（三十二）朱荃，广东茂名。佐证：同上。附注：攻军械所后被捕，自沉于白鹅潭。

（三十三）赵宗贤。被俘牺牲。佐证：当时出版的《南风报》。附注：《南风报》说他是在师范学堂前牺牲的。

（三十四）黄森。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三十五）黄顺基，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三十六）廖六。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三十七）李祺远。被俘就义。佐证洞上。附注：同上。

（三十八）陈顺。被俘就义。佐证：同上。

总结起来，牺牲于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的烈士，共有一百零四位，或是更多。（胡国梁在《辛亥广州起义别记》里面说，还有一个姓于的，原在香港统筹部管煮茶饭，来了广州，临时参加，“后来也就殉难了”。）

生还的人，除了黄兴、何克夫、朱执信、莫纪彭、徐维扬、郑坤、李应生（沛基），郑烈、熊克武、但懋辛、刘梅卿、黄轶欧、胡国梁、柳聘农，我们所已知的十几位以外，其余的人便不太容易查考了。为了崇德报功，我们实在也应该努力于这一项查考的工作。我曾在白云山沙河镇遇到一位，当时记下了他的姓名、籍贯、经历在一本小簿子上。可惜，这一本小簿子，已在变乱之中失去。

四八、四川保路风潮

在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后，四川发生了波澜壮阔的保路风潮。

引起这个风潮的，是清廷的所谓“铁路国有政策”。这政策的制定人，是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他藉口全国铁路的干线必须由政府官办，只有支线才能让老百姓自己筹款兴筑，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怂恿摄政王载沣，以粤汉铁路北段（从湖南宜章到湖北武昌）及川汉铁路广水、宜昌段与宜昌夔州府段交给英、美、德、法四国修建管理，换取六百万镑的借款。公，可以苟延清廷典当度日的残喘；私。可以抽取回扣。

盛宣怀未尝不知道，这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早已在光绪二十八九年（1902年、1903年）间由清廷准许老百姓成立公司，集款自筑，官督商办。单就四川一省而论，老百姓所缴的款子已有一千二百四十万两以上。

摄政王依照他的奏章。于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年5月9日）颁了一道上谕，说“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至应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着度支部、邮传部，凛遵此次谕旨，悉心筹划，迅速请旨办理。”

度支部与邮传部才定出了所谓“收回”的办法：（一）湖南、湖北两省人民所缴的股金，十足发还。（二）广东人民移到了五月二十一日所缴的股金，只发六成。（三）四川人民所缴的股金，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已经在宜昌被用作川汉铁路工钱与材料钱的，换给“保利股票”；第二部分，现存七百余万两，“或仍入股，或兴实业，悉听其便。”

如此的办法，对于业已激动的四川人心，等于是火上加油。在成都的川汉铁路股东已经约集了各团体代表，于五月初一日在川汉铁路公司开会，议决由翰林院编修伍肇龄领衔，向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递上一件呈文，请王人文代奏清廷，说：“川汉铁路纯依国家法律而成立，既无收回国有之理由，恐致酿成外有之惨祸。应即合恳督部堂据情电奏，请旨收回成命。且按照公司律，非开股东大会不能决议。似此朝旨迫切，少数股东谁敢承认接收?并应速恳督部堂迅子电奏，请旨饬下邮传部督办大臣，暂勿派员接收，免致激乱人心，别生枝节。”

参加此次大会的，有四川咨议局的代表在内。王人文不便替股东大会代奏，便在他的奏文中说是替“四川咨议局代奏”。结果，遭到清廷申斥。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碰了清廷钉子以后，又在五月十五日替四川铁路公司代奏了一次，而且于五月二十三日，亦即“保路同志会”成立以后的第二天，奏请清廷治盛宣怀以欺君误国之罪。

保路同志会的成立经过，见于王人文在这一件奏折之中的是：“本月二十一日，成都各团体集铁路公司大会，到者二千余人，讨论合同，及于国家与铁路存亡之关系，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道派兵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

“三余书社主人”在他的《四川血》一书之中，叙述得较为详细：“路公司以川路收回国有，事机危迫……因于五月二十一日招集在省股东及各团体筹商，到会者数千人，皆以收路国有，川人可从，收路为他国所有，川人死不能从。此次铁路借款合同，名非抵押，实则拱（手）奉（人）。况因此借债，路权、政权两受干涉。埃及覆辙，危机在即。佥谓吾辈今日之集会，实亡国民之集会也。死中求生，惟先决死。能舍一部分之死，或可得全部人之生。会时人人号恸，人人决死，组织保路同志会，拼一死以破约保路。四座痛号，哭声干霄。”

这一次开大会的地方，是杨遇春的宫保府。四川铁路公司本就设在这宫保府。先由邓孝可报告了盛宣怀所签的借款合同。合同是在四月二十二日签的，共有二十五款。借款金额是六百万镑，按九五折实付，实际上借了五百七十万镑，而还本付利按照六百万镑计算。利率是年利五厘，每半年付利一次。开工前后，由四国银行团先在借款内垫出六十万镑，作为备用款，年息六厘。分期还本，从满了十年以后开始。未满十年，中国政府即使有钱，也不许还本（企图省掉利息）。十年以后，未满十七年，中国政府可以随时自备款项，还清本利，但利息须照债票票面加付百分之二点五（也就是多付半年利息）。满了十七年，中国才能够随时自由还清本利。

作为此次借款的抵押品的，是（甲）湖北厘金，每年约关平二百万两；（乙）湖北盐税每年附加江防经费与新加二文捐，每年约七十万两；（丙）湖北赈籴捐，每年约二十五万两；（丁）湖南厘金每年约二百万两；（戊）湖南盐道库正厘，每年约二十五万两。以上，总计约五百二十万两。这几种税收。倘若中国政府不按期交付此次借款的本息，便必须连同“他项合宜之内地捐”，“即行交与海关管理”。

借款的另一条件，是筑路的总工程师，武昌宜章段必须用英国人，广水、宜昌段必须用德国人，宜昌、夔州段必须用美国人。

筑路的器材，除铁轨由汉阳铁厂供应外，都必须由英、法、德、美的人优先供应，都必须由中英公司及德华银行经手，加给佣金百分之五。

这借款合同的种种条件，都带有浓厚的“势力范围”色彩，而势力范围在历史上每每是瓜分的前奏。不仅四川的爱国同胞，预感到亡省亡国之痛，湖南、湖北、广东的爱国同胞也是如此。湖南巡抚杨文鼎曾经奏告清廷，说：“湘省自闻铁路于路收归国有，群情汹惧，哗噪异常，遍发传单，恐滋煽动。”湖南省咨议局而且呈请杨文鼎代奏：“湘路力能自办，不甘借债。”湖北的人民，在表面上虽不如四川、湖南两省之激动，然而其后武昌起义之所以一举成功，却与保路运动很有关系。广东境内的粤汉铁路，原已由清廷给美国的合兴公司建筑，因此而触英国之怒，于是在这一次的借款合同中，清廷不得不答应立刻从六百万镑的借款之中，扣去美金二百二十万二干元，还给合兴公司，外加利息，把美国人的势力，从英国的势力范围之中排挤出去。广东老百姓，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

邓孝可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大会所报告的，只能是借款合同的简单内容。不过，合同的全文，当时已传遍成都。在邓孝可报告了以后，提议组织“保路同志会”的是罗纶。罗纶在当时是四川咨议局副议长。他的提议被热烈通过。他被举为副会长，咨议局的议长蒲殿俊被举为会长。

依照保路同志会简章，该会的宗旨是“拒借洋款，废约保路”。该会的会员，不限于四川本省人。会员每十人公推评议员一人，评议员每五人公推评议长一人。会议分为大会、评议员会、评议长会，皆无一定的会期。会中事务，由会员自由担任，分为四部：总务、演讲、文牍、交涉。各部每星期必须开会一次。

在保路同志会成立的一天，大众于开会以后全体走到布政使衙门，向布政使兼护理总督王人文请愿，进了衙门，站在大堂门前。王人文亲自出来，对他们讲话，表示同情，答应他们对朝廷力争，说他在任一天，决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结果是，他自己出面，参了盛宣怀一本。过了若干天，摄政王叫人通知他：“贵护督具奏折一件，奉旨留中钦此”。所谓“留中”，便是留在宫中，不予答复。

王人文在六月初二日，又上了一道折子，代奏罗纶等二干四百余人联名的呈文。呈文的主要内容，是请求“谕旨敕下内阁，会同各部妥议具奏，速将邮传部所订借款合同，即行废弃，嗣后关于外债事项，请敕下资政院照院章十四条第三款议决施行。其川路公司办理及款项事件，请敕下四川总督，令该公司照钦定股东公司律召集股东会解决，呈请查核施行。至盛宣怀蔑法媚外，误国殃民，尤恳严治其罪，以重国典。”

王人文在这篇奏折的末尾，替保路同志会的人士说了很多句的好话：“讲演虽甚痛切，然从无扰乱治安及不守秩序之言论行动，未便辄加干涉，致激他变。”

清廷给王人文的答复是：“铁路国有政策，早经宣示；借款合同，系有旨谕令签押，决无反汗之理。该护督一再禀奏，殊属不合，著仍凛遵迭次谕旨办理。倘或别滋事端，定惟该护督是闻。”

不久，王人文便丢掉了“护理四川总督”的职务，奉召以“督办川滇边务大臣”的职衔到京“候讯”。他遵旨离开成都北上，于八月十一日走到西安。被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留住。钱能训把军机处寄来的一道命令交给他看，这命令是叫他留在西安“听候查办”。查办他什么?原来，四川保路风潮已经在七月初一以后一再扩大，清廷要他负责，治他的罪。（所好，八天以后就有了武昌起义的事；清廷不再将他查办，而仅仅撤去他的侍郎衔，开去川滇边务大臣差使，“交部议处”。部议，将他革职了事。九月初一（10月22日），陕西独立；王人文折回四川，由四川转赴上海，由上海去天津。其后，在天津隐居了几十年，与世无争。）

赵尔丰在闰六月初九日接任四川总督。他是汉军正蓝旗人，历任知县、同知、道员、川滇边务大臣、驻藏大臣。在永宁道任上，捕杀了一百多名会党的领袖，博得了“赵屠户”绰号；在边务大臣与驻藏大臣任上，屡屡对藏胞作战，厉行改土归流政策。

赵尔丰有办法对付会党与藏胞，却没有办法对付保路同志会的人士。保路同志会不仅在成都有广大的群众，在多数的各府州县也都设了分会。在重庆的领袖，有朱之洪；在自流井的，有曹笃（叔实）；在井研的，有方潮珍；在青神与荣县一带的，有萧参与张颐；在威远与富顺一带的，有刘裕光。这些人，连同成都的蒲殿俊、罗纶、张澜、邓孝可等等，并非都是革命党人，其中蒲殿俊而且是著名的反对革命、主张君主立宪的分子。清廷坚持收铁路干路为“国有”，弄得立宪党人情愿与革命党合流，区区赵尔丰怎能挽回这个局面呢?

在保路风潮之中推波助澜，给清廷帮倒忙的，又有端方、瑞瀓。端方是满洲正白旗人，姓托忒克氏，考中举人，捐得了员外郎，历官郎中、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宣统元年（1909年），他在直隶总督任上，于慈禧太后梓宫奉安之时，因“横冲神路”而丢官。宣统三年，他花了几十万两银子，买得了“督办川汉粤汉铁路”的肥缺，一心向盛宣怀讨好，希望挤走赵尔丰，取得四川总督的地位。瑞瀓是满洲正黄旗人，姓博尔济吉特氏，贡生出身，当过笔帖式（录事）、主事、员外郎、道员、接察使、布政使，因端方之荐而升为江苏巡抚，最后作了署理湖广总督。此人最怕端方抢他的湖广总督，便竭力怂恿端方挤赵尔丰。而且不惜以湖北的兵交给端方带到四川去。

赵尔丰对于保路同志会，起初也不想采取强硬手段。他替四川铁路公司股东会颜楷等人，代奏了一篇弹劾盛宣怀的呈文，于闰六月二十一日寄到清廷，清廷给他一个置之不理。七月初七，清廷又收到他一道电报，里面说：“此时如纯用压力，反抗必藉此而起。”清廷在这一天，早已知道，成都及若干外县已经从七月初一日开始，相率罢市罢课了。

成都及外县的罢市罢课，可说是端方与盛宣怀引起来的。端方派了一个李稷勋，充任所谓“川汉铁路驻宜（昌）总理”。这李稷勋不与股东们商量，便把公司存在宜昌的现款数百万元交邮传部。股东会要求撤换李稷勋，盛宣怀反而请旨，以“钦命”的方式提高李稷勋的地位。“钦命李稷勋为川汉铁路驻宜总理”的电文。在七月初一目到达成都；当天下午，成都便开始罢市、罢课。

罢市罢课的另一导火线，是瑞瀓与端方两人的一篇联名会奏，奏文中有这么几句话：“自铁路国有命下，反抗者尽少年喜事之人。公正绅董，多不谓然。询之蜀人，众口佥同。……请饬川督严重对待，以遏乱萌，而靖地方。”赵尔丰把这篇奏文交给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看，蒲殿俊在初一日的上午的股东大会中报告给大家听。“报告甫毕，会场一片哭声、喊声、骂声、捶胸跌足声、演说声、纠察整饬秩序声，会长静众声，轰动会场。时有拍案大哭，致推翻几案者数起，又茶碗破裂声、几案倒声，满场热焰欲烧。于是会场有喊须罢市者，有喊须停课者……”

七月初一日这一天，成都的空气真够紧张。上午，开了股东会大会，蒲殿俊报告了端方与瑞瀓的会奏，引起公愤；中午，钦命李稷勋为川汉铁路驻宜总理的电文到达成都，立刻，全城便飞满了传单，传单上说：“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行不纳，邀求收回成命。四川七千万人同白。”差不多同时候，赵尔丰出了一张告示，告示上说：“谕尔商民，莫听浮言。如有误犯，拿办可怜。妥议路事，必须文明。何若妄举，自害安宁。苦言相劝，大众敬听，贸易照常，各谋营生。”下午两点钟，保路同志会举行会员大会，到会的传说有数万人之多，情况的悲壮热烈，更甚于上午的股东大会，公推罗纶与邓孝可到督署见赵尔丰。散会的时候，全城的过半数商店已经关门。赵尔丰向罗、邓二人表示：“为邮传部而罢市，则风马牛不相及。为川督而罢市，自问无对不起川人之事。……欲得日后的事好办，须得本日仍照旧开市。”罗、邓二人说：“我们自当设法向商民劝解。但是，罢市与暴动不同。倘若仅仅罢市而不暴动，川人的秩序仍在，望大帅始终维持。”赵尔丰与罗、邓等人邀集了公司重要股东与若干绅士，在夜间二更时候（十一点钟左右），开会研究维持秩序、防止暴动的办法。王人文此时还不曾离开成都（官职是川滇边务大臣），也到了会场，发表演说。和他一齐来演说的，有署理提法司周善培。“圜而观听者约数千人。”开会的结果，是议决了“由各街公举三四公正明白人，朝夕与区官接洽。街中有暴动者，街众见之，则一面劝阻，立即报知举出人，与巡警劝阻之。不听，则请区官处理之。巡警见之，亦先报知举出人劝阻之。不听，则处理如法。”

大家于是便用了保路同志会的名义，写了很多张布告，叫市民（一）勿在街市群聚；（二）勿暴动；（三）不得打教堂；（四）不得侮辱官府；（五）油盐柴米，一切饮食，照常发卖。

第二天七月初二，全城人于罢市罢课的状态（除了杂货饮食店以外）。家家门口贴了光绪皇帝的神位，有些是用红纸写的，有些是用红纸印刷的。多数牌位上，所写的是“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两旁，各写六个小宇，右边是“庶政公诸舆论”，左边是“川路准归商办”。这两句话，是从光绪一次诏书中摘下来的。（神位上的“光绪”二字，应该写作“大清”才对。但是，倘若没有光绪二字，老百姓很少知道德宗景皇帝是谁。主持保路运动的人，用心良苦。）

有些老百姓，头上顶了一张光绪皇帝神位的纸条子，在街上走。

也有人在重要的街道的中心搭了席棚亭子，里面供了光绪皇帝的神位，弄得大小官员皆不能骑马、乘轿而过，必须步行，绕过亭子的旁边走。

单就成都一城而论，秩序一直很好，没有所谓“暴动”的事，一直到七月十五日（9月7日）的上午为止。赵尔丰却在七月十五日的上午，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九个领袖：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

赵尔丰为什么要如此?自从罢市、罢课开始以来，他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清廷电陈不能采取强硬手段：“似此本应惩治，然人民皆未滋扰暴动，碍难拿究”（初三日电）；“故此次罢市、罢课，人心坚固，谓国家如俯恤民情，川路暂归商办；并请将借款修路一事，交资政院议决，院议通过，不敢再有异辞，否则举凡一切赋税杂捐，概不完纳，政府若不转圜，人民亦将坚持以待，官吏保持治安，人民亦不暴动，如用强迫手段，即以全省之力对待之云云。……尔丰受事之初，已窥其隐患，故思潜移默运，收拾人心。……惟有仰恳王爷（内阁总理庆亲王）、中堂（内阁协理那桐），密为代奏转圜，拯救危局，倘能准交院议，即可转危为安，若始终坚持，则祸乱不知所届”（初四日电）。“尤恳中堂（那桐）顾念全川，维持大局，倘蒙谕交（资政）院（咨议）局分议，拯救眉急，可事从容布置，不胜感祷。日昨英领来函，议及路事，拟将宜归已用之款，暨现存之款，仍还公司，令川自修川境之路，名为枝路，一以符先朝商办谕旨，一以符干路国有，枝路准民自办之旨，亦不相背，如与公司议妥后，伊即电达驻京各国领袖公使及英使云云。所言是否可行及能否办到。尚不可知”（初七日电）。“总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如不准所请，则变生顷刻，势不得不用兵力剿办，成败利钝，实不可臆计。”（初十日电）。

赵尔丰为什么突然在七月十五日变更主张，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九个领袖?次要的原因，是清廷有命令给他，叫他“严拿首要”。主要的原因是：清廷在七月初九日命令端方进四川，“按查路事”，又在七月十二日命令端方赶紧起程，“许带兵队”。而且，湖广总督瑞瀓，与端方沆瀣一气，拨了不少兵队给端方。端方的气焰，灼灼逼人，分明是要来四川抢赵尔丰的总督。

至于，在荣县与彭县，先后发生了人民接收稽征局与捣毁稽征局的事，虽则也影响了赵尔丰的决策，其重要性却不如“严拿首要”的圣旨与端方之带兵人川。

荣县人民之接收稽征局，是在七月初四日（领导人是革命同志王天杰）；彭县人民之捣毁稽征局，是在七月初七日。而赵尔丰在初十日致电清廷（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对这两县的事竟然一字不提，仍在说“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可见他并未怎样重视这两县的事。

甚至，他在七月十五日上午柬邀了蒲殿俊等九人，加以扣留之时，可能仍不过是一种做作，藉以敷衍清廷，保全禄位。（事实上，被捕者不止九人；另有三人也被逮捕：彭芬、蒙裁成、阎一士。）

赵尔丰不曾料到，扣留九人的消息一经传出，不到正午，便有几千个老百姓手捧光绪神位，于各街公举的“街正”领导之下，走到总督衙门，一排一排地跪在地下，替九人求情。他一时仓皇失措，一面自己派人在衙门附近放火，藉便事后栽诬，一面让小人之尤、营务处田徵葵，下令对跪着的老百姓开枪，当场就打死了三十二人，而且又纵容兵士在各街追杀了若干人。

事情闹到如此地步，如何收拾得了?

全城的人民动了公愤，宁死也要和他一拼。同盟会同志曹笃“跳走南门，与朱国琛就农事试验场，裁木板大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二十一字，于夜分投（锦）江中。乘秋涨顺流，不一日，几传遍川西南。”

成都郊外及附近各县的人民，在保路同志会的号召之下，当天晚上便有成万的人来到成都，虽则赵尔丰已经关了城门，虽则赵尔丰的兵又从城墙上开枪，他们却留在城墙周围不走。于是，成都在事实上入于被围的状态。城外的电报杆子被砍断。不久，城东五十里的龙泉驿，也入于义民的掌握。

新津县的县城，被义民占领，县知事被杀。双流县的县城，也被义民占了一个短时间。武装的义民，称为“同志军”。在七月十七日这一天，赵尔丰的军队与同志军，在“红牌楼”地方有了一次大战。七月二十一日，同志军的武字营在周鸿勋的指挥之下，连胜赵军，又打到红牌楼。

赵尔丰在七月二十三日向清廷电奏说，“官军自十六日迄今，连战七日，防内攻外，东驰西击，刻无暇晷。”

龙泉驿与双流县城，虽则不久便被赵军“收复”；新津县城却一直被周鸿勋守得很好，守到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武昌起义以后的第三天，才因弹尽粮绝，重新人于赵军之手。

四川保路会派来北京的代表刘声元，向摄政王递呈文，两次均被门房挡住。他跪在地安门路上，等到摄政王经过，拦舆告状，被捕，交步军统领乌珍审问。乌珍对他很同情，派人护送他回会馆。七月十九日，他又递了一封呈文到庆亲王的府里。庆亲王叫乌珍将他押解回藉。

旅京的四川同乡，包括官吏、商人、学生，在四川会馆开了几天的会，上了好几次的呈文与奏折，替四川的老百姓诉冤。其中，只有以法部左丞曾鉴领衔的京官联名呈文，被都察院转奏，在七月二十三日奉旨抄给端方，“按照所陈各节，查明实在情形，秉公分别核办。”

清廷在七月二十三日也加派了岑春煊去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是广西西林人，当过四川总督与两广总督。赵尔丰接到消息，十分不安。端方来，已经构成对他总督地位的威胁。岑春煊来，更叫他心焦。

清廷不久又授权岑春煊统率川省新旧各军及各路援军。岑春煊兴高采烈，从上海的寓所乘轮西上，到了武昌。他在离开上海以前，打电报给四川文武官吏“不许贪功生事，不得擅行杀戮，即倡乱之人情节最重者亦暂行羁留”，等候他到川以后再行查讯。同时，他打电报给四川的父老子弟，说：“春煊衰病侵寻，久无用世之志。然念及蜀事糜烂，吾父老子弟，已在颠连困苦之中，不能不投袂而起。……春煊一至，即当进吾父老子弟于庭，开诚布公，共筹所以挽救之策。父老子弟果有不能自白于朝廷之苦衷，但属事理可行，无论若何艰巨，皆当委曲上陈，必得当而后已。倘有已往冤抑，亦必力任申雪，不复有所瞻徇。”

岑春煊到了武昌以后，在八月初八日也打了一个电报给邮传部，再度建议“将收回路股，均照十成，现款发还。”（他第一度作此项建议，是在上海启程以前，打电报给清廷，奏请“敕部”如此如此。）他在这再度建议的电报中，加强语气，说“股款全还，实为要义，若未能照允，则事终难定。自愧病躯，仍必极力请退，免误事机。”

第二天，湖广总督瑞瀓打了一个电报给盛宣怀，说“今午与西林（岑春煊）论川事，其意仍坚持：一，不主办首要；一，商股非还给十足现银不可。……果西林挟此宗旨，则平乱不足，反以长川人之骄。……瀓窃为西林危之。……闻西林既视大部复奏为进止，则将所请各节量为议驳，西林势必力辞，趁此降旨照准。则于川事、西林两方面均可顾到。”瑞瀓的动机，实际上完全替端方谋四川总督的位置，何尝是替“川事”或岑春煊本人着想。

端方在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活动到“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的差事，奉旨在武昌设立“公所”，于六月间到任，又奉旨去四川查办保路风潮。他在七月十六日离开武昌，八月初九到达夔州府，八月二十二日到达重庆，九月二十二日到达资州（资阳）。随他而来的，有步兵第十六协的三十一标三个营，与三十二标的一个营。

步兵第十六协原驻湖北，被瑞瀓拨交端方，带来四川。协统姓邓，名承拔。三十一标的标统，姓曾，名广大。三十二标的标统，姓孙，名安国。这两标里面的革命党人很多，不过，两标的领袖（文学社的标代表）江国光与单道康二人，由于必须留在武昌，积极准备起义工作，向上峰取得了“留守”的职务，不曾入川。

端方在中途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便扣留一切提及此事的信件，不让军官与兵士知道风声。因此之故，大家到了资州，仍旧如同睡在鼓中。有一位梁瀛州，从成都托人带来密函给杨毓林，杨毓林告诉管带（营长）陈镇藩，陈镇藩在端方命令官兵准备开拨、移军陕西之时，首先表示反对，而且在训话以后公然剪了辫子，向端方挑战。（陈镇藩是湖北安陆人，同盟会会员，一度被东京本部派充湖北支部长，当时因事未能回鄂就职。）

端方没有正当理由将部队开往陕西。清廷已经在他未离重庆之时，任命他署理四川总督。他应该赶紧到成都去上任，不该放弃职守，企图带兵北去陕西逃难。

事实上，他不但已经知道武昌起义，武汉三镇入于革命军之手，也知道了重庆在十月初二日（11月22日）独立。当时有一种谣言，说天津已为“孙文”占领，京师已经失守，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去了山西。这谣言，端方也听到了，便动了移军北上、到陕西去迎驾的念头。

成都，他不敢去，怕吃赵尔丰的亏。他对赵尔丰结了深仇，而赵尔丰的武力非他的四个营可比。赵尔丰有第七镇（师）的两个标（第六十六标与第六十八标），又有防军六个营。

他和赵尔丰结仇，除了意图争夺总督位置以外，是他在八月二十八日电致内阁，说七月十五日事件，责任在赵尔丰及其营务处总办田徵葵。“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其十五日居民失火，仅系南打金街民人自行失慎。人民赴辕请释蒲、罗诸人，统领（总办）田徽葵开枪击毙者数十人。逾日城都附近居民闻知，人人首裹白巾，冒雨奔城下求情，又为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大愤。至‘自保商榷书’，并无‘独立’字样，并无保路同志会及股东会图记。其中且有“皇基万世”语，况其书并非蒲、罗等手作。”

端方的这一封电报，等于是参了赵尔丰一本。赵尔丰于七月十五日事件发生以后的当天，曾经电请那桐代奏，说“川人此次以路事鼓动人民，……遂图独立。……始则抗粮、抗捐，继则刊散‘四川自保’传单（四川自保商榷书），俨然共和政府之势。……旋于昨夜探悉，逆谋益亟，已聚匪徒近万，即于十五日意乘不备，前来督署烧杀。尔丰……面凛遵严拿首要前旨，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设法诱擒；一面出示解散，安抚居民。不意午刻猝有匪徒数干，先使人在督署附近放火，以图扰乱，旋即凶扑督署。……”

清廷在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根据端方的八月二十八日电报，降旨：王人文与赵尔丰交部议处；田徵葵与提法司周善培、候补道王掞革职；蒲殿俊等九人释放。

赵尔丰在九月十八日向清廷反告端方一状，说端方“主张释放倡乱首要各犯，未奉朝旨，已先将奏稿传示绅民，一面大张晓谕，风声所播，已定之人心又复骚动。”又说，端方“始则徜徉鄂省，惟日电迫尔丰严压川民，又电劝骈诛首要。及至督兵入蜀，是时省城附近各州县匪徒蜂起，亟盼援兵，迭奉谕旨饬其迅速来省，与尔丰和衷商办，尔丰亦复一再电催。乃端方不肯由四川北路进省筹商，迂道改赴重庆，逗留月余。……川事为之一误再误，不可收拾。端方到省之日，即将为川人独立之时”。

事实的演变是：端方到不了省，在十月初七日的黎明便死在三十一标内部的革命党人之手。促成四川独立的，不是端方，而是赵尔丰本人。赵尔丰在十月初六日（11月26日）把印信交出给蒲殿俊；次日成都各界宣布四川独立，举蒲殿俊为“大汉四川军政府正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

端方在死前的几天。一再向部队声明，自己不是满洲人，而是“投旗”才有四代的汉军旗人，原姓陶，不姓托忒克。他特地印了名片，名片上的姓名是“陶方”二字。（他生平喜用“訇斋”二宇作为别号，然而他确是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

杀他的革命党人，多数属于武昌的文学社。被大家公推来执行他的死刑的，有五位同志：任伯雄（永森）、卢保汉（原名保清）、姚鸿圣、丁鹤本、孙世栋。他的弟弟端锦，同时死在另一革命同志贾志刚之手。当天晚上，大家公举陈镇藩为步兵第十六协统领，代替曾广大的位置，通电响应武汉的中华国民军鄂军，议决全部开拨回鄂，帮助鄂军对清军作战。他们到达武昌，是在十二月初一（1912年1月19日），那时候，鄂军与清军已入于停战状态。

以上，只是四川保路风潮的一个轮廓。

历史的事实。从不单独存在。此一事，必有彼一事为因。甲事，也常常与乙事、丙事、丁事等等同时并发，或略有参差。叙述历史的人，只能把事实一件一件地叙述；因此之故，就免不了有所先后，也不得不就若干事实之中有所选择，有所取舍。

本书虽则是名为“细说”，实际上只能就主要的事实，细说一个经过而已。

例如，被保路同志会派往京师去的代表，不只是刘声元一人，另有阮 、李孔阳、黎绍芬三位。然而，这三位并未被逮捕押解回籍。关于这三位的活动，我因此只得从略。在京师的几位四川籍御史，包括赵熙，曾经上奏章替家乡的老百姓说话，我也只得略去。

在七月十五日的屠杀事件之中，黄学典（季陆）是幸免于难的若干人之一。当时，他仅有十二岁，是小学生保路同志会的会长。以我所知，他藏有很丰富的有关四川保路风潮的材料，而且花了不少工夫加以整理。我希望他把这些材料早日发表出来。

有若干极有趣味的小故事，夹在可歌可泣的大故事里面，我也只得为了顾及行文的线索与脉络，而不得不加以割舍。关于保路风潮，如此；关于其他的大事，也如此。

不应该割舍，而值得另写一章的，是武昌起义以前四川革命同志前仆后继的各次起义。尚秉和在他的《辛壬春秋》里，有这么几句话：“川僻在西南，交通阻绝，紊无同盟会党踪迹，徒以激于冤忿，揭竿而起。故乱数月而省城不陷。及武昌兵起，大江南北踵迹独立。川人始实行革命矣。”

尚秉和似乎不知道，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写了《革命军》而在上海租界入狱的邹容，是四川人。

同盟会自从筹备大会的时候起，便有很多的四川人参加。在现存的东京本部乙巳、丙午两年名册之中，属于四川籍贯的同志，共有一百三十四人之多。其中，有七十六位是由黄树中（复生）主盟，大多数不曾去日本，而是在四川本省入盟的。至于由日本先后回川，从事种种革命活动的，以有资料可考的而论，便有黄金鳌。黄树中（复生）、熊克武、但懋辛、谢奉琦、邓絮、董修武等等。

四川革命同志最早一次的起义，是在乙巳年（1905年）十一月，地点是彭县石堰洞后山，领导人是余切。第二次起义。是在丙午年（1906年）八月，地点是江油，领导人是李实。第三次起义，是在己酉年（1909年）二月，地点是广安，领导人是余英。第四次，是在同年十二月，地点是嘉定童家场，领导人是熊克武。第五次，是在庚戌年（1910年）十一月，地点是彭水凤凰山，领导人是温朝钟。第六次，是在辛亥年七月初四（1911年8月27日），地点是荣县，领导人是王天杰。这几次起义，皆在武昌起义以前。

四九、武昌起义（一）

在各省革命同志难以数计的屡次起义之中，惟有湖北同志在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所发动的武昌起义，一举成功。然而，这成功并非偶然。

在叙述武昌起义之前，我必须先交代一个细节：虽则在事前事后参加武昌起义的同志，极大多数是湖北人，却也有若干外省人在内。其中，姓名可考的，以湖南人为最多，河南人次之，直隶（河北）、山西、四川、贵州、浙江，这几省的人也有：

湖南——刘尧瀓（厚名复基），蒋翊武，黄兴，龚霞初（咏簪），何海鸣，单道康，章裕昆，李抱良，李达武，罗定维，沈岳。

河南——李亚东，孟发成、钱芸生、徐万年，王鹤年，张富国，陈献斌，汪鹤年。

直隶——张廷辅。

山西——霍殿臣。

四川——熊克武。

贵州——王宪章。

安徽——章盛恺。

浙江——胡瑛。

武昌起义与四川保路风潮，有极密切的关系，与湖南的历次革命运动，与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都是连带着的。然而，它是彻头彻尾由于湖北同志自发自主的努力而生的结果，源远流长，波澜壮阔，创千古未有之局。

远在咸丰同治之时，便有兴国州（阳新县）一带的义民，对太平天国热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及比、德、法等国鼓吹革命，湖北的留学生踊跃接受革命的洗礼。在兴中会于戊戌以后，入于低潮之时，始终坚持革命信心，拥护孙中山的，在日本除了冯自由、郑贯一、秦力山等几位广东与湖南的青年以外，便是湖北的吴禄贞与戢元丞（翼翠）、傅慈祥（良弼）了。到了孙中山开始新的革命组织之时，率先在比利时、柏林、巴黎参加“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的，又什九是湖北人：贺子才、朱和中、胡秉柯、喻毓西、魏宸组、史青等。

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先后在乙巳、丙午两年参加的湖北同志，姓名列在本部的名册之上的共有一百〇六人。其中在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筹备大会的一天加盟的，有田桐、曹亚伯、但焘、时功玖、匡一、余诚（仲勉）、蒋作宾、范熙绩等二十人左右。参加七月二十日（8月20日）成立大会的，姓名不详。在成立大会被选出的职员，属于湖北籍贯的，有评议员田桐、曹亚伯。其后，于马君武赴德、陈天华自杀以后，田桐与广东籍的胡衍鸿（汉民）继任执行部书记科的“职员”。匡一也在朱炳麟调充庶务科以后，继朱炳麟之任。

同盟会的湖北分会会长，第一任是时功玖，第二任是张昉，第三任是陈镇藩。这三人，皆未能回鄂就职。真正的第一任分会会长，是余诚。余诚在丙午年（1906年）某月回鄂，与刘静庵密切合作，在刘静庵所办的江汉公学与游学预备所主持教务。

刘静庵之加入同盟会，是在丙午年二月十四日，由曹亚伯主盟。（实际经手介绍的人，可能是余诚，但名册上不曾写明。）他参加革命，比入盟的时候早。在甲辰年（1904年）五月科学补习所成立之时，已经是该所的一分子。不久，为了准备响应黄兴所计划的十月初十长沙起义，他被推负责运动马队。他正在马队中当书记（司书）。这马队，是所谓湖北新军马队，为张之洞所创。马队的管带（营长）是黎元洪。科学补习所被封若干天以后，刘静庵被黎元洪开革。

刘静庵搬到圣公会去住，以照料圣公会附设的日知会（书报阅览室）为生。他慢慢地把日知会变成了一个宣传革命的机关，藉以团结科学补习所的老同志，进一步吸收新同志。他在丙午年正月把日知会组织成一个正式的团体。余诚回湖北以后，这日知会便在事实上作了同盟会的湖北分会。

日知会于萍浏醴之役发动了十天以后，在丙午年十月二十九日被查封。次月二十三日，朱子龙被捕于汉阳；二十四日，胡瑛与梁钟汉被捕于汉口。接着，刘静庵被捕于黄陂，张难先被捕于仙桃，季雨霖与李亚东被捕于武昌，吴贡三与殷子恒被捕于黄冈。——一共是九位。

朱子龙、胡瑛、梁钟汉，这三位是孙中山从日本特地遣派回鄂，策动湖北方面对萍浏醴的响应工作的。朱子龙原名家梃，字松坪，江陵县人，曾经投军入湖北新军工程营，改名元成，职居书记，先后参加了科学补习所与日知会，也和刘静庵、冯特民加入了同盟会，其后去了日本。胡瑛原籍浙江绍兴，寄籍湖南桃源，是科学补习所的总干事，也在工程营当过兵，因刺铁良未成而到了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梁钟汉是汉川人，在日本留学，加入了同盟会。

刘静庵。是潜江人，原名贞一，字敬庵，亦作敬安、静庵。张难先是沔阳人，先参加科学补习所，其后投军到工程营当兵士，科学补习所被封，他退出军队，回家乡仙桃镇创办集城学校，和刘静庵往来如故，参加日知会。

季雨霖是荆门人，毕业于将弁学堂，官至三十一标三营督队官（副营长）。毕业以前，便参加了日知会。李亚东是河南信阳人，与季雨霖同学，毕业后官至二十九标一营左队队官（连长），因革命嫌疑被开革，于开革以后先后当工业传习所与支那师范学校体操教员，参加了日知会，被选为该会的评议员。

吴贡三，名之铨，是黄冈人，秀才，设馆教书，办了一个日新学社鼓吹革命，写了一本《孔孟心肝》，又写了《作新民》、《破梦雷》，翻印了《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等，和武昌的日知会颇有往来，可能也正式参加了日知会为会员。殷子恒是吴贡三的外甥，也是吴贡三的学生，往来于黄冈、武昌之间，是日知会的重要会员。

季雨霖与张难先获得保释，朱子龙于次年三月病死在牢里。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其余的六人才被判罪；胡瑛与刘静庵被判无期徒刑，吴贡三被判十五年监禁，殷子恒十年，李亚东五年，粱钟汉三年。（见李廉方著《辛亥武昌首义记》。）

刘静庵不幸于辛亥年五月病死在牢里，未能目睹武昌起义成功。

胡瑛于起义的当晚，被迎出武昌府监狱，不久便就任军政府外交部长，促成各国领事中立，其后被孙中山派赴烟台，担任山东都督。（他晚节不终，帮助袁世凯作皇帝，当了筹安会的所谓“六君子”之一。）

吴贡三于武昌起义以后，被黄冈县知事潘诵捷释放出狱。把政权交给他，向他请罪。他指派谢琦为县知事，自己奔走于黄州府八县，策动反正。殷子恒于八月二十三日夏口厅同知既已逃走以后，率领全部的狱囚，大大方方地走了出来，吩咐狱囚们重新做人，自己到汉阳，协助李亚东。

李亚东原关在汉阳，于八月二十日被四十二标的同志胡玉珍等迎接出狱，作汉阳知府。粱钟汉关在汉川，于八月二十日被胞弟粱恢汉与王守愚迎接出狱，就任汉川革命军总司令，其后受黄兴加委，改为“游击总司令”。

季雨霖于保被释以后，到东北找吴禄贞，于武昌起义以后回鄂，受黎元洪委为团长，参加汉口战役，负伤；不久，受委为“安襄郧荆招讨使”，光复了荆州(江陵)与襄阳。张难先于保释以后无甚活动，于起义以后充当季雨霖的幕僚。

日知会自从九人被捕以后，会务停顿，全靠彭养光与赵鹏飞所主持的“安郡公益社”作为救助与秘密联络的机关。这安郡公益社，本只是安陆府各县旅省人士的一个慈善团体。彭养光为了使得胡瑛、刘静庵等人免判死刑，亲自拿了李廉方的信去北京，找程家柽等人，向肃亲王善耆活动，也向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W.Rockhill)活动，终于达到了目的。其后，彭养光去吉林找吴禄贞，赵鹏飞被调到海军楚同军舰上任职，安郡公益社的社长由李长龄继任。李长龄在1910年冬天办了一个工厂在草湖门外，收容群治学社的亡命同志。

严格说来，安郡公益社不是一个革命团体，而是被用来帮助革命同志的一个现成机构，却也吸收了若干新同志，这些新同志其后在讨袁护法诸役牺牲的不少：祝制六、张学济、侯静庵、李立凡、胡钟泗、雷百里。

五〇、湖北军队同盟会

继承日知会的革命传统的，是“湖北军队同盟会”，发起人是李长龄与任重远，两人均是日知会的会员。李长龄是天门人，任重远是潜江人，李的学生。李在另一学生、新军管带曹进（文思）之处担任书记，把任重远介绍到四十一标三营当士兵。这是戊申年（1908年）春天的事。李的年龄已经是四十七岁了。

李、任二人，想重新组织一个革命团体，便约集了黄绍香（申芗）、郭抚宸、覃炳堃，到汉阳监狱里，和李亚东商量，李亚东不仅赞成，而且答应在监狱里遥为主持会务。（以前，科学补习所的所长是吕大森，日知会的会长在名义上是胡兰亭，而实际上是“司理”刘静庵。胡兰亭在日知会被封以前的几个月去了日本。）结果，在戊中年六月二十八日（1908年7月26日）成立了“湖北军队同盟会”。开成立会的地点是武昌洪山罗公祠，主席是秦炳钧。大会决议：不立章程，亦不宣称会名为“湖北军队同盟会。”

李亚东派了陈绍武办一个《通俗白话报》，自己也写了不少稿子。到牢里来看他的武装同志，可谓络绎不绝。一时，武汉的革命空气又渐渐入于高潮。清吏于是禁止李亚东见客；《通俗白话报》不久也停了刊。到了同年十一月，同志们感觉到“湖北军队同盟会”的名称太引人注意，决定予以结束，把它改组为“群治学社”。

这“湖北军队同盟会”虽则仅仅有五个月的历史，而且不曾有轰轰烈烈的行动，却也达成了承前启后的任务，团结了若干老同志，吸收了若干新同志，“表同情的”竟然有四百多人。最热心的，莫过于任重远。在新同志之中，其后铮铮然露头角的莫过于万奇（耀煌）。

五一、“群治学社”

万奇是群治学社的十个发起人之一。其他九个是：杨王鹏、钟畸、郭抚宸、邹毓琳、唐牺支、邹任猷、莫定国、章裕昆。（杨王鹏，复姓杨王，湖南湘乡人，先在湖南新军第五十标当兵，因革命嫌疑被开革，来到武昌，在四十一标三营当兵，参加过湖北军队同盟会。）

成立大会在戊申年十一月二十日（1908午12月13日）举行于武昌小东门外三里多路的沙子岭金台旅馆。当场通过了社章，确定了社名，选出钟畸为庶务。社章中所规定的社长、文书、会计、评议员等等，一概虚悬待贤。

大会议决，社员每月缴纳薪饷的十分之一作为月捐，每月必须介绍新同志二人，以士兵为限，不得介绍官佐。新社员入社，必须有三个社员介绍。

于是，群治学社的发展，比起以往的几个团体来，大不相同。经费充足，人数迅速增加，成为很坚强的革命结合。对外，社员们只承认本社是一个“研究学问、提倡自治”的团体。对内，他们以运动军队，准备起义，互相勉励。

群治学社的工作，在黎元洪的二十一混成协里面的第四十一标做得最有成绩。扬王鹏在该标第一营的左队担任书记，和左队队官潘康时交谊很好，于己酉年（1909年）三月破格介绍潘康时入社，获得通过。这一队，有队官与书记同志，便成了群治学社的核心力量。同营的前队，有社员何海鸣担任助理书记，也很便于发展。

二十一混成协的另一标第四十二标，也有同志祝制六与黄依僧分别在第一营与第二营之内发生作用。

张彪的第八镇里面的第三十一标，有李鑫等同志，第三十二标有黄申芗等同志，炮队第八标有黄驾白等同志。

除此以外，群治学社又有宛思演与詹大悲所先后主办的《商务报》，作为喉舌。在《大江报》写文章的，除了詹大悲与何海鸣以外，有刘尧瀓、梅宝玑、查光佛等人。

钟畸随军调离武昌，他留下的群治学社庶务位置，由李抱良（六如）接任。

群治学社自从成立的时候起。一直在等待起义的机会，等待到庚戌（1910年）四月，听说湖南闹水荒，饥民不但烧了巡抚衙门（三月初五的事），而且“湘中已全为革命军占领”（这是谣传），于是社员们开了一次全体大会，积极动员，而且派了同志孙昌福负责运炸弹到四十一标。

当天，李长龄在黎元洪那里看到一封电报，是楚同兵舰从长沙打来的（那时候，黎元洪兼管在胡北的海军）。李长龄跑去，告诉黄申芗，认为长沙的民变已平，武昌不宜发动。黄申芗觉得很对。于是，大家决定了起义的事作为罢论。

不料消息已经走漏。官方宣布戒严，派宪兵来三十二标捉拿黄申芗。黄申芗翻墙逃走。官方而且封了《商务报》。群治学社经此打击，只得暂停一切活动。

五二、振武学社

三个月左右以后，同志们重新活跃起来。李抱良（六如）、黄驾白等在四十一标一营左队潘康时的队部开会，议决改组群治学社为振武学社，加强组织的秘密性，公推杨王鹏起草社章。结果，成立大会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举行于黄土坡“开一天”酒馆，通过社章，选举职员。社章在大体上与群治学社相同，所不同的是：宗旨改为“联络军界同袍，讲求武学”；职员除了社长、文书、会计、庶务、评议员以外，增加“标代表”、“营代表”、“队代表”。杨王鹏被选为社长，李抱良被选为文书兼庶务。

大会议决，本社的“干部会议”只有标代表可以参加，以免消息泄漏。标代表因故不能出席之时，得指定一位营代表代他出席。社的月捐（薪饷的十分之一）由队代表收齐，交给营代表。营代表交给标代表，标代表在发饷日子的五天以内，汇送本社的会计。

各标的代表，事后推定为：

三十一标，江光国。

三十二标，单道康。

四十一标，廖湘芸。

四十二标，祝制六。

炮队八标，李慕尧。

九月九日重九节，振武学社举行干部会议于黄鹤楼的风度楼，各位标代表分别报告每标的社员人数，合起来一共有二百四十余人。

次月，黎元洪接到密告，一怒而开革潘康时的四十一标一营左队队官之职。不久，杨王鹏、李抱良、钟倬宾、郑士杰也被开革。杨、李二人出营，在东厂口文昌阁住了些时。杨去湖南，其后帮助焦达峰起义，李去广东，下落不详。

扬、李走后，振武学社改选蒋翊武为社长，邹毓琳为庶务。

十一月，詹大悲筹得了三千元，创办《大江报》，每天两张，约了梅宝玑、黄侃（季刚）、田桐、居正、何海鸣、谢楚珩经常撰文。武汉的革命空气，又弥漫起来。振武学社的各标代表，认为“振武”两个字太惹清吏注意，主张改组。社务也该多选若干职员，共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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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文学社

于是，大家决定了把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推詹大悲起草章程，詹大悲是蕲春人，曾经在黄州府中学读书，得罪了学监，被开除，加入宛思演所办的“证人学会”，接受革命思想，跟着宛思演到汉口，在宛所办的《商务报》担任总主笔，其后接办了《商务报》，先后参加群治学社、振武学社。

文学社的成立大会，举行于辛亥年元旦（1911年1月30日），地点是黄鹤楼的风度楼。所通过的社章，以“研究文学”为宗旨。所选出的职员，是正社长蒋翊武，副社长暂缺，文书部长詹大悲，文书员蔡大辅、王守愚，会计兼庶务邹毓琳，评议部长刘尧瀓。

各标代表，除了原有的三十一标江国光，三十二标单道康，四十一标廖湘芸，四十二标祝制六，炮队八标李慕尧以外，加推张喆夫为二十九标代表，张鹏程为三十标代表，马荣为工程第八营代表，余凤齐为二十一协炮工辎三队总代表。

文学社不规定每位社员必须每月介绍二人入社，但是社务的发展，比起群治学杜与振武学社来，更加迅速。一方面，是由于主持得人；另一方面，是由于清廷的伪立宪给了人民以相当的言论与集会的自由，却在大计方针上处处叫人民失望，引起人民对革命的期待。

二月间，蒋翊武提议，加选副社长一人。结果，王宪章当选。胡瑛仍在监狱里面，不能担任文学社的职务，却对于文学社的事很关心。蒋翊武和詹大悲常去找他，把他奉为精神上的领袖，正如当年湖北军队同盟会和李亚东之问的情形。这时候李亚东久已被禁止见客，对于文学社已经无法过问了。

文学社的发展，可以举在第八镇马队第八标活动的情形为例。社方认为该标尚无同志，便公推章裕昆前往当兵。于是，由陈孝芬介绍章裕昆见八标三营左队队官钱葆青。钱葆青以前在日知会当过会员，虽则久已与革命脱节，却也对章裕昆惺惺相惜，把他收录。（章的革命背景，钱在知与不知之间。）

章裕昆有一个朋友熊楚斌，在陆军小学当学兵。通过熊楚斌的关系，章裕昆便结识了炮队八标的同袍黄维汉、黎瀛洲、文东明等人。活动了十天左右，章裕昆居然吸收了四十几位新社员。于是，公推黄维汉为标代表，黄冠群、文东明、萧志何三人，为一营、二营、三营的营代表。章裕昆自己，功成不居。

多数的社员，皆有章裕昆的革命精神。

到了四月十二日（5月10日），在黄土坡同兴酒楼举行标代表会议之时，全社的社员人数便有了三千左右。比起去年重九节振武学社的人数（二百四十余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有若干革命小团体，也先后全部加入了文学社：邱文彬等的“益智社”，王宪章等的“将校团”，邓汉鼎等的“神州学社”。（将校团，也是士兵与下级军官的组织，并非真正的将校。）

在四月十二日的标代表会议之中，大家决定成立一个“总务部”，以张廷辅为部长。租赁小朝街八十五号为总机关，叫刘尧瀓与王守愚住在里面，帮助张廷辅经理日常社务。张廷辅的眷属住在楼下。

这时侯，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已经失败，而四川保路风潮刚刚开始。文学社的同志，并不因广州方面的失败而沮丧，反而增加了信心与勇气，认为革命一定终于成功，而且是在武汉成功。他们认为：武汉在地理上比广州占优势，是中国的心脏，而且有汉阳兵工厂与武昌藩库的大量银子可资凭藉。革命军占了武汉，便可以控制长江上下游各省，北捣幽燕。

文学社的领导同志，几乎毫无例外是投笔从戎的书生。秀才造反，本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有了枪杆，毕竟不同。

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在发动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前，曾经派了谭人凤带了五千元在正月间北上，策动长江各省于广州得手以后响应。谭人凤留下二干元交给在上海的同志，也花了一些在湖南等省。到了武汉，找孙武，交了八百元给孙武所主持的“共进会”。经由胡瑛介绍，谭人凤也见到了蒋翊武，知道了一些关于文学社的情形，却对于文学社的革命潜力不甚了解。

五四、同盟会中部总会

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以后，宋教仁与陈其美、潘祖彝、吕志伊、林琛（林森）、谭人凤、曾杰等一共二十九人，于闰六月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总机关”。所谓“同盟会中部总会”。原由赵声、宋教仁、谭人凤、居正等，于庚戌年（1910年）四五月间在东京邀约了十一个各省分会会长，谈出来的。正式成立，却在此时。他们发表了一篇沉痛的宣言。检讨过去的种种失败，归纳为“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宣言又说，在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后，“同人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留港月余，冀与主事诸公（赵声、黄兴、胡汉民）婉商善后补救之策，乃一则以气郁身死（赵），一则以事败心灰（黄），一则燕处深居，不能谋一面（胡），于是群作鸟兽散，满腔热血，悉付之汪洋泡影中矣。虽然，党事者，党人之公责任也。有倚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返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已，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总机关设于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也。各省设分部，总揽人才，分担责任，庶无顾此失彼之虞也。……举义必由总部召集，各分会提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培元气，养实力也。”

平情而论，宋教仁等的貌似分裂的行动，值得同情，虽则他们对于黄、胡二人的责备不甚公允。黄兴并未灰心，胡汉民亦未深居燕处。他们两人内心的痛苦，较之宋教仁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全党的多数菁英牺牲殆尽，经费毫无余存，而若干未死的，流离失所的同志急待安插，怎么会有心情和宋教仁等人商量如何立刻再接再厉，卷土重来呢?

香港统筹部（南方分会）可谓筋疲力竭，而孙中山又远在美洲，东京本部在事实上等于名存实亡，只有刘揆一以庶务的名义一个人在那里苦撑。在如此青黄不接的情形之下，能有宋教仁等振臂一呼，的确也刚好填补了一个空隙。在湖北的基层革命同志，得到“同盟会中部总机关”的鼓励，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一举而占武汉三镇。接着，长江各省纷纷响应，这“中部总会总机关”的功绩，真值得大书特书。

总机关有五个总务干事：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杨谱笙、潘祖彝。派到各省区去的主持人是：南京，郑赞丞、章木良；安徽，范鹤仙；湖北，居正；湖南，曾杰、焦达峰。

居正是广济人，原名文骏，字岳崧，己亥科秀才，日本法政大学学生，于乙巳年（1905年）十一月十八日入盟，主盟人是宋教仁，介绍人是陈乾（肇一）。陈乾与他在壬寅年（1902年）已经换帖结拜为兄弟：陈乾行二，他行三，同时换帖者一共十四人，石瑛

行六，田桐行七。

五五、共进会

1907年，何其义、张百样、焦达峰、邓文辉、刘仲英（公）、居正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作为同盟会的外围团体，用以吸收会党分子，推进革命。

“共进会”奉孙中山为总理，总理之下，另设会长一人。宗旨，也在大体上与同盟会一样，只是把“平均地权”四字改为“平均人权”。

共进会的第一任会长，是张百祥；第二任，是邓文辉；第三任，是刘仲文。

共进会的湖北省主盟人，是孙武。孙武是夏口（汉口）柏泉镇人，原名葆仁，字尧卿，武备学堂毕业，官至岳州威武营管带，因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密谋（受委为岳州司令），而不得不弃职亡命，其后回鄂，加入了科学补习所，于科学补习所被封以后去日本，入成城学校，又因反对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而回国，加入日知会。在日知会被封“后去东北，访吴禄贞，然后又去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共进会，于戊申年（1908年）九月回湖北，主持共进会在湖北方面的工作。

三个月以后，焦达峰从日本来，帮他的忙。虽则是孙武在己酉年（1909年）秋间为了避免清吏的缉捕而离开武汉，到香港住了一些时（在香港加入了同盟会，由冯自由主盟），共进会的会务却未中断。孙武本人在庚戌年（1910年）回来，把会务又进一步大加扩充，吸收了很多军中的人物。

居正在辛亥年（1911年）正月十六日离开广济，来汉口，看到同盟会香港统筹部黄兴托人带给他的信，叫他在湖北主持准备响应广州起义的工作。他和孙武密切合作，于是共进会的业务突飞猛进。谭人凤在正月二十五日也来到武汉，交了八百元给居正。居正便和孙武、杨时杰等人，租了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作为机关，居正本人住在里面主持一切，又选定了武昌胭脂巷十一巷胡祖舜的住所作为分机关；设一个“同兴学舍”在巡道岭九号，作为同志们来往暂住的寄宿舍，由陈磊主持；设一个“同兴酒楼”在黄土坡工程营附近，吸收军界同志，由邓玉麟主持。

过了相当时候，共进会在当地各个部队与各学校，普遍地建立了“细胞”。

现存史料对于共进会在四十一标与第四十二标的活动，语焉不详。似乎，在这两标之中，振武学社及其后身文学社的力量较大。

文学社在辛亥元旦成立之时，仅有“新旧社员”八百余人（所谓旧社员是振武学社的老同志）。共进会这时候究有会员多少，待考。看来，是比此时文学社的多。

虽则是共进会与文学社均为同盟会所间接领导的革命团体，虽则是有若干同志兼为两个团体的分子，然而一般的会员与社员并不知道个中奥妙，彼此之间竟然有时候免不了争竞、猜疑与冲突。

竭力促成两个团体的并合的，以居正、陈磊为最热心，其次，是彭楚藩与蔡济民二人。彭是振武学社的社员，于文学社成立以前便已加入了共进会。蔡是共进会的会员，于文学社成立以后加入了文学社。

此外，兼为两个团体分子的人物，有席正铭、雷洪、金兆龙、尤洪胜、马荣、马骥云、晏柏青、黄冠群、钟仲衡、李青莲、熊楚斌。另有一人张鹏程，可能也是。

五六、武昌起义（二）

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经过双方主要人物多次见面密谈，终于在七月初旬实现。双方公推：文学社的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的湖北主盟人孙武为“参谋长”，以刘尧瀓、蔡济民、吴醒汉、杜武库、蔡大辅、祝制六、王文锦、徐达明等人为参谋，丁立中、潘公复、查光佛、牟鸿勋等人为秘书，杨时杰、杨玉如等人任“内政”，李作栋任“财政”，杨宏胜任“交通”，邓玉麟任“传令”。

双方决定：以文学社的总机关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为“临时总司令部”，共进会的总机关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为“政治筹备处”，增设制造炸弹的机关于汉口宝善里十四号，由孙武主持。

经费是一个重要问题。谭人凤交给居正的八百元，早已用完。居正与焦达峰设计盗取蕲春洗马坡达城庙的金菩萨，又功败垂成。邹永成想窃取他伯母的积蓄，也未能得手。最后，刘仲文从襄阳家中带了五千两银子来汉口，准备去京城捐一个官（清廷卖官鬻爵，有银子便可以纳捐，换取一个官衔，甚至官职），刘仲文在这时候已经是共进会的第三任会长，未必真想捐官，但也始终不肯痛快地把这五千两银子拿出来，给大家作为革命的经费。彭楚藩叫杨玉如骗刘仲文亲笔抄写革命宣传品，抄好以后，彭楚藩就拿它在手，以向官厅告密作为要挟，逼刘仲文拿出了银子。于是，经费问题获得解决。

有了刘仲文的五千两银子作为经费，大家便在武昌、汉口添设了若干机关，又派了居正与杨玉如二人于七月二十四日启程去上海买手枪，同时请黄兴、宋教仁与谭人凤三人来武汉，领导起义。

居、杨二人到上海，交了一千元给陈其美，请他代买手枪，拜访宋教仁、谭人凤，请他们去武汉；也写了信给黄兴，托吕天民带往香港面交。

杨玉如在上海等待到八月初七，先回。居正在上海等待到八月中秋，陈其美还不曾把手枪买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黄兴回信给居正说，起义的日期不可太早。应该定在九月十三日，到时候各省一齐动手。宋、谭二人答应居正在八月十六日的晚上启程，到了当天的早上宋教仁说患了感冒，主张延期。（事实是，胡瑛托人带信给他，反对在这时候起义，劝他不要去。）

黄兴在接到居正的信以后，于八月十四日先打了一个电报报告孙中山，打给当时在美国旧金山的冯自由托他转发。电文说：“居正由武昌到沪，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同时也写了一封详细的信给冯自由，说明武汉同志急于乘四川保路风潮的机会而发难，希望孙中山筹二十万元，或至少四五万元的款子。黄兴说，款子一到，他本人便经由上海，前往武汉。

陈其美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把手枪买齐，装置在沙发椅之中运上船。居正与谭人凤乘船西上，于八月二十二日的早晨经过九江，看见武汉来的船上充满了“逃难的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武汉三埠已为革命军占领。

居、谭二人在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左右到达汉口，在长清里九十八号见到孙武。孙武“仰卧榻上，面涂敷布，而精神尚好，出语如常。”“各同志诘以迟归原因。余（居正）略告之，并指沙发椅内藏手枪之秘窾，取抄发拆之，手枪毕现，各拾其一，纳诸怀中。”

当天，居、谭二人渡江到武昌，在都督府见了黎元洪，也见了刘仲文。“刘仲文在谋略处，忙迫异常。”“余（居正）力主出兵，击走大智门负隅之残敌，众是之。乃拟定计划，请黎下命。余与石屏（谭人凤）假寐于都督府，以觇翌日之动作。”

孙中山于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早晨十一点钟，在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丹佛城（Denver，Colorado）看报纸，报纸上说：“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孙中山本在踌躇。如何回答黄兴托了冯自由转来的电报，到了这时候便毋庸再踌躇了。

原来，“十余日前，（孙中山）在途中已接到黄克强在香港发来一电，因行李先运送此地（丹佛），而密电码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是夕（10月11日之夕）抵埠，乃由行李检出密码，而译克强之电。……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后复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时……坐下一展报纸……是我心中踌躇未决之复电，已为之冰释矣。”

武汉同志在推派居正、杨玉如二人去上海购买手枪，邀请黄兴、谭人凤、宋教仁之时，还不曾确定起义的日期。他们在原则上决定，起义的日期越早越好。

然而，居正迟迟未回，武汉的风声日紧，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已经把革命同志最多的三十一标全数带走四川，三十二标也被他带走了第一营（第二营开去宜昌，第三营开去施南）。并且，混成协的四十一标，也有两营被瑞瀓调离武昌（第一营开往宜昌沙市，第二营开往岳州）。第八镇马队第八标也有一营被调去襄阳。清吏的如此种种措施，虽不足以有效防止革命的爆发，却使得同志们顾虑到：倘若再有若干部队被调走，则虽能顺利起义而未必守得住武汉，更未必能够由武汉北上，向中原伸展。

在此以前，武汉绅民于六月间已经开过保路的大会，推派刘心源、密昌墀、张伯烈、夏道南等四人赴京请愿。文学社的喉舌《大江报》曾经为了詹大悲的一篇社论《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与何海鸣的一篇《亡中国者，和平也》，而被清吏封闭。清吏并且逮捕了詹、何二人。

革命的高潮一涨再涨，在七月底八月初，可说是到了饱和点，一般同志都不愿意再等。于是，孙武、刘尧瀓等便在八月初三（9月24日）于武昌胭脂巷十一号开了一次会。出席的人是：参谋长孙武，参谋刘尧潋、蔡济民、杜武库、蔡大辅、王守愚，交通杨宏胜，传令邓玉麟，与各部队学堂的代表彭楚藩、胡玉珍、马荣、徐万年等，一共三十一位。这一次会，从上午开到下午一点钟，由孙武主席（蒋翊武这时候已经随军开往岳州），议决了在八月十五日（10月6日）的晚间起义。

为什么他们定在这个日子呢?一是，民间自从刘福通、朱元璋等人推翻元朝以来，一向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二是，焦达峰和孙武等人暗中有个约定，湖南的同志也在八月十五日起义。

不料，在八月初三当天的下午，第八镇炮队第八标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位同志梅青福（河南人）被长官逼迫请了长假，孟华成、霍殿臣、钱芸生等同志设宴为他饯行。席间，大家慷慨悲歌，引起排长刘步云的干涉，大家不理，刘排长于是报告某队官，某队官准备打他们军棍。霍殿臣与钱芸生一时气愤，把炮取出，到子弹库找炮弹。孟华成阻止他们，反而伤了自己的手指。管带（营长）姜明经听到消息。调马队来弹压。霍殿臣、钱芸生、孟华成与其他几个同志只得带枪逃走。孟华成走到同兴学舍来报告，遇到孙武、邓玉麟等六七位同志，孙武决定提早在当天立刻起义。

孙武正一面下令，一面准备离开同兴学舍，渡江去汉口布置一切，刘尧瀓恰好也来到了同兴学舍。刘主张慎重，先叫孟华成回炮队第八标看看情形，是否全标皆已发动。倘若如此，那就由孙武下令在今天各部队学堂一齐起义；倘若事件限于一棚一排，那只有仍照原定的日期（八月十五）起义。孟华成回去打听了一下，果然事件未曾扩大，仅限于一棚而巳。

炮标（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的事件虽则不曾扩大，瑞瀓以下的大小官吏却十分紧张。瑞瀓本人每隔一晚就睡在楚同兵舰，军队各单位的弹药一律收藏起来，各码头严格检查行人，各学堂学生一律不准出校。有些官吏，纷纷把家眷送到汉口租界上去。有钱而怕死的老百姓们，也大搬其家。“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一变而成谣言，再变而成口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瑞瀓下令，中秋节提前一天，而八月十五不许放假。

焦达峰送了信来给孙武，说湖南方面赶不及在八月十五起义，必须延迟到八月二十五日（1O月16日）。孙武于是又和刘尧瀓、邓玉麟等再在八月初七日举行一次会议，决定把起义的日期改在二十五日。会后，派人送信到岳州，叫蒋翊武回武昌，也打了电报给居正，叫他与谭人凤、宋教仁乘轮同来。

蒋翊武在十八日上午到达武昌，到小朝街八十五号与刘尧瀓会面。刘尧瀓告诉他，杨玉如已经回来，居正尚在上海，黄兴主张延期到九月十三，各省一齐友动，但是武汉的同志认为太迟。蒋翊武考虑了很久，未作结论。王宪章、彭楚藩、江国光、张鹏程、张廷辅等几位，也陆续来到小朝街，大家谈论到下午五点钟左右，忽然邢伯谦与邓玉麟二人“仓皇来告，汉口机关破露”。

原来，这一天上午，孙武和邓玉麟、丁笏堂在汉口宝善里十四号把炸药装进大铁罐。炸药是黄复生和喻培伦当年于赴京谋炸摄政王以前，在汉口准备炸端方未成而留下来的。大铁罐有三个，每个可以装五六磅炸药。同志们现在的计划，是做好这三个大炸弹，于起义之时从瑞瀓的总督衙门的后围墙对面的“武昌帽店”楼上摔进去，炸瑞瀓的卧房。孙、邓二人埋头工作，到了正午左右，邓玉麟有事外出，刘仲文的弟弟刘同口含香烟走了进来，上楼欣赏孙武的制弹技术。这刘同糊里糊涂地把香烟灰丢在盛炸药的面盆里，引起了火，烧伤孙武的脸，而且满屋子烟雾弥漫。丁笏堂慌忙把孙武的头脸用布蒙了，送到同仁里日本医院，医院不肯收留，又送到共和里一个同志（李作栋）的家中，才把孙武安顿下来。（这是邓玉麟的说法。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里面说：把孙武的头脸蒙起来的，是李作栋，送孙武到共和里的，是汪性堂与陈光楚。孙武在共和里的“亲戚”那里躲了一阵，最后被送到日本人的同仁医院，同仁医院不但肯将孙武收留，而且愿负保护之责。）

邓玉麟回到宝善里，看见俄国巡捕已经把宝善里的口子守住。他夹在众人里面混进去，才知遭失了事，赶快渡江到武昌，在轮渡上遇到邢伯谦与谢石钦、牟鸿勋、梅宝玑，听到他们说，刘同与住在斜对门（宝善里十一号）屋子里的刘仲文的小老婆（李贞清）都被捉了去。机关里的名册、旗帜、文告，也统统被巡捕拿了去（转交给清吏）。

邓玉麟和邢伯谦到了小朝街八十五号，把汉口的事告诉蒋翊武等人。蒋翊武和大家商量，刘尧瀓与邓玉麟坚决主张提前在当天夜晚起义。蒋翊武指着炸弹箱问刘尧瀓：“制好了没有?”刘说：“已经制好的，分发了各营。其余的等待装‘底管’。”蒋翊武又问：“方略（作战计划）准备了没有?地图准备了没有?”刘尧瀓听了，便从一个盒子里拿出方略与地图来给他看。蒋翊武说：“好!”就决定了在当天夜间十二点钟起义，立刻起草作战命令，起草好了，由大家写了若干份，指派专人，分送各部队与各（陆军）学堂。

命令的全文共有十条，其中第三条分为甲、乙、丙、丁等十项。在叙述此项命令以前，我先把当时清军在武汉的分布情形简单地说一说。清军在武汉的，分为第八镇、第二十一混成协、巡防营、水师四大单位。第八镇的统制是张彪，属下有两个步兵协（每协有两个标，每标有三个营，每营有四个队），另有马队（骑兵）与炮队各一标（其中马队有一营开往襄阳），工程与辎重各一营，宪兵一营，教练队一营。其中第十五步兵协有一个营在襄阳郧阳，第十六步兵协有四个营到了四川，一个营到了宜昌，只剩下一营尚未出发。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是黎元洪，属下有步兵两个标（其中有三个营在武汉），加上马队与炮队各一营，工程与辎重各一队（连）。巡防营在原则上归瑞瀓以湖广总督的身份（湖北此时不设巡抚）直接统率，共有五营，称为五路，其中只有第一路驻在武汉。水师的统领是陈得龙，属下也有五路，只有一路驻在汉阳。

上述这些兵力，单就留在武汉的而论，共有二十三个营与两个队。

在革命同志这一方面，除了京山天门一带的会党与各学堂的同情革命的学生以外，所有的力量，实际上均潜藏在清军的内部。武汉清军的总人数，假定以每营五百人计算，有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人。其中，共进会会员与文学社社员加起来，便不在五千人以下。共进会的会员总数约有两干人，文学社的社员总数（据李廉方说）有五千人，合起来是七千人。在这七干人之中，诚然有不少是属于去了四川的第三十一标与第三十二标，以及开往宜昌、岳州的第四十一标的第一营与第二营，剩下来仍在武汉的，应该有五千人以上。以五千个同志领导清军之中六七千的非同志，控制不足一千的旗人兵（包括满洲旗人与汉军旗人），胜负似乎可以预卜。

然而，革命同志人数虽多，却并无子弹。因此之故，命令第三条的甲项，要第八镇工程营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命令第四条也是要第八镇炮队第八标分出一个营的力量（第一营），第二十九标第二营分出一个队（后队），于进城以后占领楚望台。

这命令所根据的“方略”是：各部队同志分别控制其部队，利用清军原有的编制进行作战。每个部队的指挥官，以共进会或文学社的代表来替代清方原有的部队长。这样，革命军并非另成一军，而是化清军为革命军，与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革命同志作若干队“选锋”单独发难，与清军对垒的情形，恰好相反。

现在，把清军在武汉的军队，与起义之时共进会与文学社的标营代表，分列如下

┏━━━━━━━━┳━━━━┳━━━━━━┳━━━━━━━┳━━━━━━┓?　　┃　　番号　　　　┃部队长　┃驻在地　　　┃共进会代表　　┃文学社代表　┃?　　┣━━━━━━━━╋━━━━╋━━━━━━╋━━━━━━━╋━━━━━━┫?　　┃第八镇　　　　　┃张彪　　┃督署北邻　　┃　　　　　　　┃　　　　　　┃?　　┃　步兵第十五协　┃王得胜　┃武昌中和门　┃　　　　　　　┃　　　　　　┃?　　┃　　　　　　　　┃　　　　┃内右旗　　　┃　　　　　　　┃　　　　　　┃?　　┃　　第二十九标　┃张景良　┃　　　　　　┃蔡济民，高尚志┃张喆夫　　　┃?　　┃　　第一营　　　┃何锡藩　┃武昌右旗　　┃黄礼堂　　　　┃李达武　　　┃?　　┃　　第二营　　　┃戴钧南　┃同上　　　　┃？　　　　　　┃李济臣　　　┃?　　┃　　第三营　　　┃张楚材　┃襄阳郧阳　　┃　　　　　　　┃　　　　　　┃?　　┃　　第三十标　　┃杨开甲　┃武昌右旗　　┃王文锦　　　　┃张鹏程　　　┃?　　┃　　第一营　　　┃郜翔宸　┃武昌右旗　　┃？　　　　　　┃？　　　　　┃?　　┃　　第二营　　　┃任光耀　┃汉口　　　　┃　　　　　　　┃　　　　　　┃?　　┃　　第三营　　　┃杜锡钧　┃武昌右旗　　┃方维　　　　　┃？　　　　　┃?　　┃　步兵第十六协　┃邓承拨　┃四川　　　　┃　　　　　　　┃　　　　　　┃?　　┃　　第三十一标　┃曾广大　┃四川　　　　┃江亚兰，殷占魁┃江光国　　　┃?　　┃　 第三十二标　 ┃孙安国　┃　　　　　　┃陈于龙　　　　┃单遭康　　　┃?　　┃　　 第一营　　 ┃黄鸾鸣　┃四川　　　　┃　　　　　　　┃　　　　　　┃?　　┃　　 第二营　　 ┃扬正坤　┃武昌南湖　　┃　　　　　　　┃　　　　　　┃?　　┃　　第三营　　　┃车玉魁　┃宜昌　　　　┃　　　　　　　┃　　　　　　┃?　　┃　　马队第八标　┃喻化龙　┃　　　　　　┃沙金海　　　　┃黄维汉　　　┃?　　┃　　第一营　　　┃吴连庆　┃武昌南湖　　┃？　　　　　　┃黄冠群　　　┃?　　┃　　第二营　　　┃马德才　┃襄阳　　　　┃　　　　　　　┃　　　　　　┃?　　┃　　第三营　　　┃孙长林　┃武昌南胡　　┃？　　　　　　┃萧春何　　　┃?　　┃　炮队第九标　　┃龚光明　┃　　　　　　┃徐万年，孟发成┃李幕尧　　　┃?　　┃　　第一营　　　┃卓占标　┃武昌南胡　　┃　　　　　　　┃　　　　　　┃?　　┃　　第二营　　　┃姜明经　┃同上　　　　┃　　　　　　　┃　　　　　　┃?　　┃　　第三营　　　┃杨起凤　┃同上　　　　┃　　　　　　　┃　　　　　　┃?　　┃　工程队第八营　┃阮荣发(代)┃武昌黄土坡┃熊幕坤　　　　┃马荣　　　　┃?　　┃　辎重第八营　　┃萧安国　┃武昌平湖门外┃李鹏升　　　　┃祁占鳌　　　┃?　　┃　宪兵第八营　　┃？　　　┃武昌楚望台　┃彭楚藩　　　　┃彭楚藩　　　┃?　　┃　　　　　　　　┃　　　　┃附近　　　　┃　　　　　　　┃　　　　　　┃?　　┃　教练队（一营）┃　　　　┃武昌督署　　┃　　　　　　　┃　　　　　　┃?　　┣━━━━━━━━╋━━━━╋━━━━━━╋━━━━━━━╋━━━━━━┫?　　┃第二十一混成协　┃黎元洪　┃武昌宾阳门　┃　　　　　　　┃　　　　　　┃?　　┃　　　　　　　　┃　　　　┃内左旗　　　┃　　　　　　　┃　　　　　　┃?　　┃步兵第四十一标　┃易甲鹏　┃　　　　　　┃？　　　　　　┃廖湘芸　　　┃?　　┃　　第一营　　　┃戴寿山　┃宜昌　　　　┃　　　　　　　┃　　　　　　┃?　　┃　　第二营　　　┃罗洪升　┃岳_州　　　 ┃　　　　　　　┃　　　　　　┃?　　┃　　第三营　　　┃谢国超　┃武昌左旗　　┃　　　　　　　┃阙龙　　　　┃?　　┃步兵第四十二标　┃张永汉　┃(留守兵：南 ┃　　　　　　　┃胡玉珍　　　┃?　　┃　　　　　　　　┃　　　　┃湖）　　　　┃　　　　　　　┃　　　　　　┃?　　┃　　第一营　　　┃陈钟林　┃汉口　　　　┃　　　　　　　┃　　　　　　┃?　　┃　　第二营　　　┃樊毓英　┃京汉铁路　　┃　　　　　　　┃赵承武，鄢树┃?　　┃　　　　　　　　┃　　　　┃　　　　　　┃　　　　　　　┃藩,石占奎　 ┃?　　┃　　第三营　　　┃汪炳山　┃汉阳兵工厂　┃　　　　　　　┃刘化欧　　　┃?　　┃　马队第十一营　┃王发祥　┃武昌保安门　┃陈孝芬　　　　┃?　　　　　 ┃?　　┃　　　　　　　　┃　　　　┃外南潮　　　┃　　　　　　　┃　　　　　　┃?　　┃　炮队第十一营　┃张正基　┃武昌武胜门　┃蔡鹏来　　　　┃晏柏舟　　　┃?　　┃　　　　　　　　┃　　　　┃外塘角　　　┃　　　　　　　┃　　　　　　┃?　　┃　工程第十一队　┃刘佐龙　┃武昌武胜门　┃黄恢亚　　　　┃　　　　　　┃?　　┃　　　　　　　　┃　　　　┃外凯宇营　　┃　　　　　　　┃　　　　　　┃?　　┃　辎重第十一队　┃张子襄　┃同上　　　　┃李树芬　　　　┃　　　　　　┃?　　┃　　　　　　　　┃　　　　┃　　　　　　┃炮工辎总代　　┃炮工辎总代　┃?　　┃　　　　　　　　┃　　　　┃　　　　　　┃表李鹏升　　　┃表余凤斋　　┃?　　┣━━━━━━━━╋━━━━╋━━━━━━╋━━━━━━━╋━━━━━━┫?　　┃　巡防营　　　　┃　　　　┃　　　　　　┃　　　　　　　┃　　　　　　┃?　　┃　　第一路　　　┃？　　　┃武汉　　　　┃　　　　　　　┃　　　　　　┃?　　┃　　第二路　　　┃？　　　┃黄州府　　　┃　　　　　　　┃　　　　　　┃?　　┃　　第三路　　　┃刘韫玉　┃襄阳府　　　┃　　　　　　　┃　　　　　　┃?　　┃　　第四路　　　┃？　　　┃宜昌府　　　┃　　　　　　　┃　　　　　　┃?　　┃　　第五路　　　┃？　　　┃箍安府　　　┃　　　　　　　┃　　　　　　┃?　　┣━━━━━━━━╋━━━━╋━━━━━━╋━━━━━━━╋━━━━━━┫?　　┃　水　师　　　　┃　　　　┃　　　　　　┃　　　　　　　┃　　　　　　┃?　　┃　　第一路　　　┃？　　　┃汉阳　　　　┃　　　　　　　┃　　　　　　┃?　　┃　　第二路　　　┃？　　　┃黄州　　　　┃　　　　　　　┃　　　　　　┃?　　┃　　第三路　　　┃？　　　┃宜昌　　　　┃　　　　　　　┃　　　　　　┃?　　┃　　第四路　　　┃？　　　┃襄阳　　　　┃　　　　　　　┃　　　　　　┃?　　┃　　第五路　　　┃？　　　┃安陆　　　　┃　　　　　　　┃　　　　　　┃?　　┣━━━━━━━━╋━━━━╋━━━━━━╋━━━━━━━╋━━━━━━┫?　　┃　　陆军中学　　┃　　　　┃　　　　　　┃高建瓴，耿丹　┃席正铭，雷洪┃?　　┣━━━━━━━━╋━━━━╋━━━━━━╋━━━━━━━╋━━━━━━┫?　　┃　陆军测绘学堂　┃　　　　┃　　　　　　┃方兴，李翊东　┃　　　　　　┃?　　┗━━━━━━━━┻━━━━┻━━━━━━┻━━━━━━━┻━━━━━━┛蒋翊武在八月十八日下午五点钟所发的命令，规定起义的时间是当天夜里十二点钟，起义的信号是“中和门外的炮声”。换句话说，负有首先发动的任务的，是第八镇炮队第八标，该标应提前在十一点半钟便拔队向武昌城前进，于进抵中和门附近之时放炮，作为信号。

各部队同志在听了炮声而一齐起义以后，应该做的事分为下列几项：

（一）放火助威——由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第十一队在塘角该队营地执行。

（二）占领楚王台军械所——由第八镇工程营、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第一营后队，与第八镇炮队第一标第一营，共同执行。

（三）进攻湖广总督衙门——由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第二营、第三十二标留守兵（于进入保安门以后），与炮队第八标第一营（于占领楚王台以后），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于进入武胜门，占领凤凰山以后），共同执行。

（四）进攻湖北布政使衙门——由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留守兵，与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第二营左队右队（于进入中和门、占领蛇山以后），共同执行。

（五）射击第八镇司令部——由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第一营（于占领楚望台以后）执行。

（六）射击江中军舰——由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第三营（于进入中和门、占领黄鹤楼及青山一带以后）执行。

（七）防守武昌各城门——中和门由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第一营左队负责，通湘门由该营右队负贵，其他各门由第三十一标留守兵负责。

（八）防守官钱局、善后局、电报局等机关——由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留守兵（于占领布政使衙门以后）负责执行。

（九）扑灭旗兵——由第八镶第三十标第一营与第三营负责（该标旗兵最多）。

（十）防守城内各重要街道、据点——由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一营与第三营（于完成上项任务以后）负责执行。

（十一）搜索敌踪——城内由第八镇马队第八标第一营（于进入中和门以后）负责执行，城外四十里以内，由该标第二营负责执行。

（十二）迎接炮队与掩护炮队——迎接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的任务，由第八镇第二十五标第一营前队担任，掩护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进城的任务，由第二十一混成协工程第十一队担任。

（十三）收殓阵亡者尸体——由卫生队负责。

（十四）进攻汉阳城——由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一营（于占领龟山及兵工厂以后）执行。

（十五）进攻汉口——由该标第二营执行。

（十六）防守花园镇及祁家湾一带——由该标第三营前队左队负责。

（十七）堵塞武胜关——由该标第三营右队后队执行。

（十八）接济弹药——武昌方面，由楚望台军械库负责；汉阳、汉口方面，由汉阳兵工厂负责。

以上十八项，并非蒋翊武命令的原文，是我于加以归并以后，重行排列出来的。

可惜，蒋翊武所命令的起义行动，未能如期实现。

在南湖的炮队第八标既未于十一点半钟开拔、十二点钟左右在中和门外放炮；在塘角的第二十一协辎重队也没有在十二点钟放火助威。

奇怪的是，负责传达命令给炮队第八标的邓玉麟，反而在该标营盘以内与若干重要同志静候城内的炮声，一直静候到天明，于是便一直到了天明而无所动作。事后，有些同志怀疑，邓玉麟根本不曾去炮队把命令传达去。然而，邓玉麟并不是不曾去，也不是一个人单独去的。

他在“革命文献丛刊”第七期《辛亥武昌起义经过》里说，他在向蒋翊武、刘尧瀓等报告了汉口机关被破的消息以后，“声明本人主张今夜无论如何，在‘两点钟”时非起事不可。……刘尧瀓乃约‘与议者’分头通知各同志，决定是夜两点钟举义，‘以枪为号’。……随即偕（杨宏胜）往各军队。先到工程队，会晤熊秉坤、徐兆宾、容景芳，通知预备今夜两点钟起事，各军队须要准备。继到测绘学堂，通知方兴、李翊东。至二十九标及三十标，则由杨洪胜（宏胜）通知。杨旋随玉麟到胭脂巷十一号，取得装好之炸弹，由杨运到二十九标及三十标营外自己家中，预备运至该军队内。玉麟继又偕艾良臣到南湖炮队，身带有枪弹五六十颗，由文昌门出城。时已夜深十一时，街市戒严甚紧。到达后，即在马房召集各代表，报告汉口事态，并说明同志名册及各文件均被搜去，城内各部队预备今夜两时发动，炮队非即速准备不可。当时炮团各同志决议一致行动。　……是夜城内候城外炮响，而南湖炮队候城内炮响。两方均未能发动。迨天明，玉麟即偕徐万年入城，行至中和门外，已不能再进。……”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邓玉麟离开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之时，蒋翊武尚未发出书面的命令。那时候，大家虽则在原则上决定了当天夜里起义，并且立刻叫在座的各人分别口头通知各部队与各学堂，但是起义的时间是定在（第二天清晨的）两点钟，信号是各处都放枪，而不是单独由炮队第八标先在中和门外放炮。其后，于邓玉麟等人走后，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可能是五点半钟），蒋翊武经过与刘尧瀓等人商量了一顿，又发出书面的命令，把起义的时间改为十二点钟，把各处放抢的口号改为先由炮队第八标放炮。但是熊秉坤在《武昌起义谈》里说：“至十八日……晚六时许，邓炳三（玉麟）、杨洪胜来云：‘（共进会）总部既破，决心今夜十二时炮兵先发，余各就前（八月初三日）所定作战计划负责任。”’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必须发现了其他史料才能断定。无论如何，邓玉麟的确是在八月十八日的夜间十一点以后十二点以前，到达了炮队第八标的。

在蒋翊武的书面命令发出不久，小朝街八十五号的机关又遭破坏，蒋、刘等人被捕，街市的戒严加甚，城门当然关闭。于是，奉派传递书面命令的人到不了南湖炮队第八标。邓玉麟到达南湖之时，已经是十一点钟了。某一位传递书面命令的人，如何能在十二点钟以前，或其以后，到得了南湖呢?

蒋、刘等人在小朝街八十五号及其附近被捕，是在十一点多钟。

在他们被捕以前，约莫十几分钟，有一位姓张的同志走来向他们报告：“杨宏胜于提着菜篮，运送炸弹到工程营的时候，卫兵硬要翻他的菜篮，他跑，卫兵追，他摔炸弹，不曾炸到卫兵，反而炸伤了自已的脸，其后便又有兵士一排追赶他。他奔向十五协而去。”十五协是二十九标与三十标的所在，扬宏胜的小店开在附近。（熊秉坤说，杨宏胜所提的是若干“酒瓶”式炸弹；卫兵实际上是一个同志，不幸此时右队队官黄坤荣正在会客室，听到杨宏胜叫门，便走了出来叫卫兵抓他，他立刻转身而去，卫兵也不曾追。他走到家中，家中却已有军警在等着了，原来是房东见他形迹可疑，早已向巡警署告了密。他向军警连抛三个炸弹，未中，逃走，躲到工程营之前、铁佛寺后面的菜园子里，于十一点钟左右被捕。）

当清吏的戈什哈（捕役）与巡警来到小朝街八十五号之时，刘尧瀓从楼上摔下两个炸弹，不幸反而炸伤了自己的手，当场被捕。蒋翊武和其他几个人，从楼上跳到邻家的屋顶，由一个巷子走出来，仍被巡警围住，捉去。

同时被捕的，共有二十余人，包括彭楚藩、龚霞初、梅宝玑、陈宏诰、牟鸿勋、张廷辅的太太和岳父、巡警学校的若干学生同志。陈宏诰和来捕的巡警认识，他的父亲是巡警署的科长，因此之故，他在中途便被放走。蒋翊武身穿枣红马褂，拖着辫子，打扮得很土气，到了巡警局，嘴里叽哩咕噜着说：“我是看热闹的，叫我来作什么？”巡警把他关在后花园里，并不留人看守，他跳出围墙，逃走。

不久，刘尧瀓、彭楚藩等人，都被押解到总督衙门。杨宏胜也随即被押解了来。瑞瀓叫武昌知府陈树屏、督练公所总办铁忠与提法司双涛，将他们审问。第一个被审问的，是彭楚藩。铁忠见他是宪兵，想给彭楚藩一个机会（原因是，铁忠和宪兵营管带寀清阿是好朋友，怕寀清阿蒙受督察不严的罪）。铁忠向彭楚藩说：“你是去奉命抓革命党的宪兵吗?什么人把你也错抓了来？”彭楚藩笑着回答：“我自己是革命党，怎么会去抓革命党呢?”说了以后，他要求自写供词，就洋洋洒洒地写了：

“自鞑虏人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兴狱，蓄发罹罪，残暴数百年，实我汉族不共戴天之仇。最近亲贵用事，卖官鬻爵，失地丧权，犹持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之呓语，断送我大汉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我黄帝子孙不忍见民族之沦亡，申革命大义，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尔辈若非冥顽不灵，亦当从而反正，共享共和之幸福。余当在革命军前，为尔等请命。否则噬脐无及，唯尔等图之。余既从事革命，个人生死早置度外，请速余死。”

这时候，已经是10月10日上午四点半钟。铁忠吩咐刽子手，将彭楚藩推出，在总督衙门前面斩首。彭楚藩站着受刑；头砍下了以后，身体仍旧站着。

彭楚藩就义时，年纪才有二十五岁。他原名泽藩，是湖北鄂城人，少年读了很多古书，包括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很会写文章、写诗。他念了日本历史，很佩服西乡隆盛，于是投笔从戎，在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左队当兵士。他听说刘静庵深通宋明理学，便拜了刘静庵为师，不久加入日知会，被选为评议员。刘静庵被捕，他因嫌疑而离开炮队第二十一营，改名楚藩，进宪兵学校，于毕业以后充任宪兵营班长。日知会以后一线相承的革命团体，军队同盟会与群治学社他未及参加，振武学社与文学社均有他努力其间。（他为了促进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而特地参加了共进会。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他在革命同志之中，是任务最吃重的一个。他负责调查的工作，藉宪兵的身份而来往于各部队之间，探听消息。同时，他还要主持宪兵营内部的革命组织，因为他兼为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宪兵营营代表。

继彭而被判斩首的，是刘尧瀓。刘是湖南常德人，原名复基，也读过若干古书与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和宋教仁是朋友，于甲辰年（1904年）一同在湘西筹划革命，次年又在湘西帮马福益图谋再举，失败，到日本留学，见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丙午

年（1906年）回国，在长沙创立“中外各报代派所”，运销《民报》与各种革命刊物，和禹之谟从事学生运动，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己酉年（1909年）偕同蒋翊武到上海，创办《竞业旬报》；不久，到汉口，帮詹大悲办《商务报》。他本来已经加入过日知会，其后便连续参加了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与文学社。在群治学社尚未改组为振武学社之时，他和蒋翊武一齐投笔从戎，到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左队充当兵士。文学社成立以后，他被选为评议部长。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消息传来，他离开军队，搬进小朝街八十五号的机关里住，以全力主持社务。大部分的起义计划与军事地图，皆是他一手准备的。他在受审时骂不绝口，就义时高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论年纪，才有二十八岁。

第三位就义的，是杨宏胜。（邓玉麟与熊秉坤称他为杨洪胜，龚霞秋称他为杨鸿盛。）他是襄阳的农家子弟，先后在绿营与新军当兵，升至第八镇第三十标某营某队的正目，先后加入了共进会与文学社，十分热心，丢掉了军中职位，扎了一间茅屋在右旗（第二十九标与三十标所在地）后营门之外，藉口经营小酒店而积极从事革命，负责“交通”。在八月十八日的下午，他运送经手购买的二百颗子弹到小朝街八十五号，又陪同邓玉麟送两排子弹（二十五颗）到第八工程营，单独到第二十九标与第三十标传达当夜起义的命令，再和邓玉麟到胭脂巷十一号机关运炸弹回家，转送各部队，于到达工程营门口以后回家，出了事。他在被审之时，受刑极苦，不说出一个同志的姓名。判刑之时，他说：“好!要杀便杀!快杀!你们奴才不久便要跟随老子来了。”就义之时，他高呼“孙中山万岁!未死同志万岁!”他的年纪，也只不过是二十六岁而已。

蒋翊武从巡警局后花园跳墙出来，躲到蔡大辅与王守愚的住所，静候起义的消息，侯到天亮。天亮以后他遣派胡培才等人去各部队传令给革命同志，改在当天十九日夜间，大家依照十八日的原令起义。（胡培才等人，有没有顺利地把此项命令送到，大成问题。）然后，他便化装出了平湖门，乘小船逃走，逃至天门县，找刘英。原因是：武昌到处张贴有悬赏捉拿他的告示与他的像片。

邓玉麟在十九日的黎明，与徐万年离开南湖，向武昌城里走，走到中和门外十字街，听说中和门已经关闭，还不曾开，不能进城，便留下徐万年等侯开城，和徐约好，在小朝街八十五号会面。邓玉麟自己渡江到汉口，在“文艺俱乐部”找到李次生，又和李次生去共和里十一号找到李作栋。

邓玉麟与李作栋到了汉口江边，想渡江到武昌，遇到陈子龙，才知道小朝街的机关已破，彭、刘、杨三人被杀，武昌的城门贴有李作栋与他自己（邓玉麟）的照片。他改变方针，不经过武昌城而绕道鹦鹉洲与白沙洲去南湖。他到达南湖之时，已是十九日下午五点。这时候，城内的同志派来一人，恰好也到，问他在不在南湖，同时传下命令说：“城内各军队定今夜八时起事，要炮队响应。”（八时，可能为七时之误，是传令的人传错的。）

这一位从城内来的传令人，可能是蔡济民所派。据吴醒汉在《武昌起义三日记》里说，蔡济民于正午换班以后告诉吴醒汉：“今夜趁点头道名时干起来，……工程营、炮队我派人去通知，同时发难。”

熊秉坤在《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暨事前布置》里面说，他（熊秉坤）在十九日上午该营用餐完毕以后，召集各队代表，“谎谓众曰，‘今早奉总机关命令，责我工程营首先发难。’……如是，众韪其言，约定下午三时下晚操发动。”十二点钟以后，他和李泽乾冒雨潜入右旗，访得三十标同志方维、谢涌泉与标代表王文锦，又见到二十九标标代表蔡济民，向蔡济民说：“我营决计于下午三时晚操发难，汝标可否响应?”蔡说：“现只有望汝老哥干一干，吾绝对带领吾队响应兄营。”

到了下午三点，长官并不吩咐吹号下晚操，方维与谢涌泉来到工程营探听消息，秉坤这才和李泽乾与方维、谢涌泉商量好，把时间改为“点头道名后、二道名前，七时”，方、谢二人回右旗，告诉蔡济民。

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这一天，有心于在当天晚上起义的，不只熊秉坤一人。蒋翊武派了胡培才到各处去传令；孙武也派了人到各处去传令，邓玉麟之所以再去南湖，也正是奉了孙武的意旨而行。胡祖舜在十八日的夜里住在沔阳学社，在十九日的早晨，遇到来自塘角的杜昌年同志。胡祖舜嘱咐杜昌年，“利用（武胜门）开城取水时间，设计出城还营，转达其总代表李鹏升等，务于本晚遵照（八月初三）大会所付予之使命，先行纵火为号，其他各营队均有联络，准可响应。”

杜昌年在下午两点离开沔阳学社，出城，回塘角，向李鹏升等人报告。杜在十九日早晨进城，本是李鹏升派去探听消息的。李在十八日原已派了王允中进城领子弹、炸弹、旗帜，王在当天不曾回来。（在杜回来以后，王也乘开城机会回到了塘角。）扎在武胜门外塘角的，是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的第十一辎重队、第十一工程队与炮队第二十一营。三个单位的共进会总代表是李鹏升，文学社总代表是余凤斋。

胡祖舜在《六十谈往》里说：“于是李鹏升、黄恢亚等集合各队分代表再三密议，一致决定即晚十时由辎重队发难，炮工响应。……起事之后，即进攻武胜门，以炮队占领凤凰山、黄鹤楼、高观山等处，工程队担任掩护。辎重队分编二支队，一支队由察院坡攻藩署前门，一支队由司湖袭攻藩署后园。议定，即派人通信城内各营，届时以塘角火起为号。

“至六时许，各队队官以上在炮队营署开秘密会议（对付革命党）。各同志以机不可失（乘着官长不在部队），均主提前发动。

“其时适当辎重队第三排接班查街。各同志恐兵分力薄，遂一致赞成乘机先发。即由李鹏升派人通知炮工各队准备动作。一面密令同志罗全玉首向排长郭某发击一枪为号，时午后六时零五分钟也。

“全队同志闻声奋起，入军装库抢子弹一箱，当场分发，并往马号（马房）以马草举火。

“工程队黄恢亚……胡亚民……等立即响应。……遂集合编为两（?）支队，以李鹏升为正队长，李树芬、王允中、杨少芬为参谋，罗全玉、钟继武、张瑞廷、冷文梅、晏柏青等为支队长，率队向炮队进攻……该营管带张正基知势不可敌，乘机逃避。……惟该营下级官杜瑞镕及守卫司令官王季鹏等各执手枪抵抗，伤辎重同志都全福一人。经李鹏升率队进攻，一面冲入该营中队排长室内，将棉被堆集一处，淋以洋油，取号内挂灯以燃之，烟火蔽空。……张正基乃率队走避于青山附近。”

胡祖舜关于塘角辎重队发难经过的记载，是极重要的文献。他把罗全玉同志枪击郭排长的时间，毫不含糊地写作“午后六时零五分钟”。在时间上比起金兆龙、程定国、熊秉坤等同志在城内黄土坡第八镇工程营之中发难略早。

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发难谁先谁后，毫无关系。最好是，同时在约定的时间发难。可惜总机关在十八日的夜里被破，首脑人物已先后或伤或死或逃。十九日的各方行动，虽则也有热心同志奔走联络，在大体上都是自动地各自为战。而且，每一单位的可乘之机迥不相同。

胡祖舜所记载的塘角辎重队发难的时间，是不是有错误的可能?依现存的史料而论，这种错误的可能性很小。李廉方在《辛亥首义史迹》里面，有下列一句话：“晚，九点多钟，遥见塘角火起，炮队发难。”但是，当时身在南湖炮队第八标的邓玉麟，却在《辛亥武昌起义经过》里说：“至七时，城内工程营发动。……即时，草湖门（武胜门）外塘角混成协炮队、辎重工程各队，亦即响应，将营房烧毁。八时，闻城内发动，玉麟即在炮队（第八镇的炮队第八标）开枪集合。”由此看来，在南湖的人决不是到了九点多钟，才看见塘角火起的。

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的“武昌首义之发动”一章里面说：在阙龙、杜武库、李鹏升等人所率领的各批同志，先后到达了楚望台军械所以后，“时三十标代表张鹏程，奉命率士兵二十余人守通湘门，见塘角火起，亦整队至（楚望台军械所）。”张难先的话，颇为费解。既然塘角辎重队的领袖李鹏升已经于放了火，率队在武昌城外绕了一个大圈子，来到了楚望台军械所，怎么张鹏程于刚刚遥见塘角火起，从很近的通湘门赶到楚望台军械所，反而到达该处在李鹏升之后?

事实上，李鹏升在塘角攻了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以后，集合了一百多人，先到武胜门，进不去，转而向东，绕过城墙的北面与东面，经过忠孝门、宾阳门到了通湘门，看见通湘门大开，没有清兵守卫。这证明了张鹏程早就撇下了通湘门，去楚望台军械所参加革命了。张鹏程到达楚望台军械所，应在李鹏升之前。李鹏升和他所率领的一百多同志，不愿意走进通湘门（怀疑清方对他们使用空城计），仍旧向南走，走到中和门，又不进去。最后，到了十字街长虹桥，听到南湖炮声，才转而向北，由中和门进城，到楚望台军械所。

熊秉坤在他的著作里面，一向强调第八镇工程营是首先发难的。但是，他自己在《湖北新军革命质量暨其经过并驻扎地》一篇文章的附注之中，也承认：“其实该两队（混成协辎重队与工程队）（发难）最早，恐怕与工程营同时发难，亦未可知。”

工程营究竟在几点几分钟发难?熊秉坤只记得是点头道名之时。吴醒亚在“武昌起义三日记”却说得很明白：“……幸至七点半钟点名时，闻工程营枪声。……”

熊秉坤是湖北江夏（今武昌）人，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二十一岁时入伍，参加了日知会。日知会失败以后，他销声匿迹七年，被选拔入讲武堂，毕业，任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班长。（当时清军的编制，是每营四队：左队、右队、前队、后队。一个队相当于今天的一个连。队下有排，排下有班。）辛亥年三月，经友人介绍，与孙武会面，“适觉生（居正）在座，倾谈甚快，因亦加入共进会。”

他在共进会中十分努力，被公推为工程营总代表，后队的队代表由他兼任，其后改为金兆龙。前队的代表是徐少斌，左队的代表是罗炳顺，右队的代表是杨金龙。全营的同志，在辛亥年六七月间，有了一百余人；到了八月，竟然有了六百四十名左右，足以编成四个“正队”。所谓“正队”，是共进会在湖北的秘密编制，每一正队，分成三个“支队”，每个“支队”的人数是二十人。原有的四个队代表，作了“正队队长”，下设正队副队长。他自己以总代表的资格，兼为“大队队长”，统辖四个正队，下设参议、参谋、副官、书记、交通员、密探。

他在八月十八日的下午，从杨宏胜手中接得若干子弹。他在《武昌起义谈》里说：“旋扬宏胜运子弹五排来，乃择以最勇者人给两枚，尚余三枚，自备”；在《工程营首先发难暨事前布置》里说：“杨宏胜……将怀中两盒子弹取出交坤。……坤再将子弹两盒分作四份，按交各队代表分发，并嘱以胆大、平时与官长有仇者，人发两粒，其余各队代表，人得三粒。坤亦自得六粒，盖以三粒充响应时向小操场发三响为信号，余三粒备作带队出营时，恐生阻碍，不能不早有预备耳。”

这一天，八月十八日，在晚上九点半的时候，工程营的官长奉上峰命令，特别戒严，把住各排的路口。士兵们一概不许走出棚室，连厕所也不准去，大小便概用痰盂。有一位士兵同志任振纲，是共进会的一个支队长，把熊秉坤分给他的子弹两颗装进枪内，也提前把白布缠在右臂（这是革命军的标识），被排长发现，捉了。禁闭起来。

熊秉坤一夜不曾合限，于天亮以后、起床号以前，睡着了一刹那。

八月十九日的上午，情势更加紧张。他幸好是值班守卫，以正目的身份当“卫舍长”，掌管巡查哨，便利用职权叫李泽乾出外探听消息。李回来告诉他，彭、刘、杨三人遇害，各处革命机关都已封闭，各处城门也都关了，巡防营的兵放哨，放到了十五协（二十九标及三十标营地，一称“右旗”），放到了工程营的左右各街。

十点早餐以后，他召集各队代表开会，决定在下午三点钟起义。大家告诉他，有些同志已经把子弹摔到了毛厕里，有些同志已经把子弹摔出了墙外，原因是怕子弹被官长搜出。他命令大家，没有子弹，也要起义，可以改用刺刀。

有一位同志吕功超，回家中向嫂嫂要来两盒子弹；这是他的哥哥留交嫂嫂保管的。哥哥在清将吴元恺身边当过马弁，现已去了四川。另有两位同志章盛恺和于郁文，向熊秉坤告奋勇，偷得排长的子弹两盒。熊秉坤有了这四盒子弹，感觉到起义有了把握。

三点钟的时候，官长不叫人吹号下操。熊秉坤与李泽乾及来自三十标的方维、谢涌泉商量的结果，改在下午七点，点了头遭名以后发难。

下午七点，各排各棚点了头道名。熊秉坤巡视各棚，走到后队第一排第三棚熊秉坤自己的棚子，忽然听见有吆喝的声音，喊捆的声音。走去一看，迎面来了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其行如飞”。

原来，这陶启胜是十分反对革命的一个排长。他带了两个护兵走到金兆龙同志等人的棚子的门，笑着向金兆龙招手说：“你过来，我有话同你讲。”金兆龙还以为他是好意，甚至企图转向革命这一边来，于是便走了过去，走到棚门口，被陶启胜一把扭住双腕，大叫：“你胆顶大，敢造反!”又叫护兵：“把金兆龙捆起来!”护兵不敢动手。金兆龙一面挣扎，一面向同棚的同志们说：“你们这时候不动手，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程定国取下枪来，想对着陶启胜放，又怕伤了金兆龙。金兆龙顺势夺了枪。倒转来，用枪托子向陶启胜的头一打，打得“血花四进。陶呀然一声，即释金，捧头向外楼梯口逃，与（熊秉）坤遇。”

熊秉坤对陶启胜放了一枪，不曾打中。

以上，是熊秉坤在《工程营首先发难暨事前布置》里所说。熊秉坤在他自己的另一篇文章，《武昌起义谈》里面，说法与此稍有不同：第一枪不是他放的，而是程定国放的。而且，用枪托子打陶启胜的头的，不是金兆龙，也是程定国。

关于这城内的第一枪究竟是谁所放，胡祖舜在《武昌开国实录》里也说，“金兆龙以时不可失，遂执枪与（陶启胜）格斗。……程正瀛（定国）适居邻舍，即开枪助击。陶负伤逃，熊秉坤复抢击之。”

陶启胜奔下了楼，与代理管带（营长）阮荣发相遇。阮荣发错认陶启胜参加了革命，对准陶启胜连发两抢，均中了要害。

跟随阮荣发一齐来弹压的，有右队队官黄坤荣与司务长张文涛。他们想上楼，上不了，熊秉坤与章盛恺、程风林、程定国、金兆龙等与他们对抗。章与程风林负伤（其后程风林因伤而死）。程定国枪法很准，一连打死黄坤荣与张文涛二人。另一位同志，右队的吕中秋，打中阮荣发。阮荣发转身，向前队的穿堂乱放，打死一位姓冯的同志，他本人随即也被徐步斌打死。其他的若干官长，纷纷逃走。

熊秉坤于是吹了警笛，叫大家集合。来集合的寥寥无几。这是因为一则由于吵杂的声音太大，二则生死关头，敢于附和的不多。

熊秉坤率领若干同志，到本营的军械库（不是楚王台的军械所）找子弹。子弹早被上峰提走，只剩下十二把（二十把?）开了口的军刀。熊秉坤自己取了一把，其余的分给各分队的队长同志，也交了两把给方兴。方兴本是工程营的学兵。被挑选进了陆军测绘学堂当学生，是共进会在该校的总代表。这一天，他回到工程营来，帮助熊秉坤发难，他在陶启胜抱头鼠窜之时，摔丁一颗炸弹助威。

熊秉坤带同志到军需房，房内有一个铁箱，箱中有几百块银元。有些人走上前去想拿：韩似信把煤油灯摔进去，点起了火，不准大家见财心动。

熊秉坤与杨金龙领队，金兆龙和几个同志在后面押队，出营。出营以后，向左转了一个弯，遇见左队队官李子魁。李子魁对大家放了三枪，未中。扬金龙还他一枪，李子魁溜走。

大家走到右旗十五协二十九标与三十标的所在地，熊秉坤向内放了三枪。这是原来约定的起义信号。

再走到千家口，大家不愿意再走。熊秉坤回头一看，只剩下四十人，中途逃走的不少。

所好，马荣与罗炳顺旅人送了信来，说他们已经占领了楚望台军械所。熊秉坤、杨金龙等接到这个消息，“一个呼哨，已到目的地矣。”

马荣是文学社社员，也是共进会会员。他在文学社里面，是工程营的总代表。熊秉坤于文学社、共进会决议联合以后，把工程营的同志编为四个正队，马荣便受任为左队正队的副正队长。罗炳顺是该正队的正队长。

在武昌起义的历史上，有待考证的问题极多。其中之一便是：在每一部队之中，以文学社的总代表为负责人，抑以共进会的总代表为负责人?史料中，简直找不出答案。以常理来揣测，可能各部队重新推举一番，或由两位总代表互推一人。另一可能是：两个团体在某一部队的同志谁多?多的以其总代表为负责人。

就工程营而论，这个问题不成问题。马荣本人兼为共进会的会员，而共进会的领袖是熊秉坤。共进会的会员人数，在工程营之中，似乎也比文学社的社员人数多。

马荣与罗炳顺所隶属的左队，这时候奉上级命令，负有守卫楚望台军械所的任务。“监视官是前任工程营管带李克果、马祖荃等五人。（现任管带是王永泉，去了直隶永平参加秋操。代理管带是阮荣发，阮荣发不能分身。阮荣发曾经在八月十一日拿了本营“革命党名册”向张彪报告。张彪本想调三十标的兵换守楚望台军械所。黎元洪说，三十标的革命党或许更多，不如加派该工程营前任管带李克果，与督练公所工兵课课员马祖荃等一共五人，到楚望台军械所当“监视官”。）

李克果在楚望台军械所于熊秉坤等发难之时，听到枪声与吆喝声，召集所中的官兵训话，吩咐他们：如果有徒手的“匪人”来，你们应该开枪抵抗；如果有持枪的“军队”来，你们人少，“要避一避，再看情形。”

马荣向李克果说：“我们都没有子弹，怎么能抵抗‘匪人’？”李克果叫人搬出两箱子弹，发给大家。同志们得到子弹，立刻向空发了一排抢，把李克果与其他监视官及左队队长吴兆麟等官长吓走。楚望台军械所于是入于革命党的掌握。

熊秉坤率领四十多人来到，与马荣等人会合，召集全体在场的兵演讲。

熊秉坤演说已罢，在九点三十分钟下令：“本军应冠以革命二字，称之曰‘湖北革命军’，其兵种队号仍袭用原有旧制。”“暂以楚王台为本军大本营驻在地。”“金兆龙带（工程营）后队（第）二排出中和门，经十字街去南湖，威胁八标炮队响应后，并掩护该标进城。”林振邦带后队第三排，占领千家街口，向十五协、铁佛寺、伏龙庵方面警戒。徐少斌带前队第三排，占领楚望台与中和门高地，向津水闸方面警戒。

金兆龙率领后队第二排，到了中和门。中和门的守兵已逃，金兆龙用双手拉开一尺多长的铁锁，出城。走到长虹桥，与三十二标队官楚瑛的一队兵相遇，打了几分钟，将楚瑛的兵打退。然后，到了南湖阅兵亭。再以后，与马标（第八镇马队第八标）的哨兵打了几分钟。最后，到达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的后营门，与守兵交锋。交锋了一阵，炮标（炮队第八标）的同志已在内部响应。

以上，是熊秉坤的记载。张难先说，金兆龙走到马标，已和炮标的同志相遇。

邓玉麟写炮标响应，写得极简单。“八时闻知城内发动，玉麟即在炮团开枪，集合炮队全标，率领进城，到达楚望台，即占领蛇山，用炮攻击制台衙门。”

胡祖舜在《武昌开国实录》中，记载得相当详细：邓玉麟和李作栋在十九日午后，在汉口“一码头”乘小船，经鹦鹉洲到白沙洲登陆，向南湖走，中途遇到孟发成，一齐回炮标。恰好，门口的守卫是同志王鹤年。进去以后，邓、李、孟三人和徐万年、蔡汉卿、艾良臣等会议，（徐万年曾经在上午偕邓玉麟进城，进不了城，被邓玉麟留在十字街，等候中和门开城。大概是，等候了一阵，中和门仍旧未开，便回了炮标。）邓玉麟与李作栋、孟发成，把城内消息与新的起义计划告诉徐万年、蔡汉卿等，研究如何准备。“同时，黄驾白、王华国，得刘复基（尧瀓）等被捕消息，亦与李翊寰、童启栩、涂吉祥、彭正卿、王蕙芳等集议发难。”“众乃准备一切，邓亦易军服，荷马枪。”“时至九时许（邓玉麟说是“八时”），见塘角火起，城内亦有枪声，蔡汉卿、孟华臣（发成）等即拖炮至操场。其队官柳柏顺出而阻止，蔡以足仆之。”

张难先说：“及睹塘角火起，邓玉麟在南营门开枪。蔡汉卿乃赤膊椎胸起，奔呼同志集合。队官柳百顺出而阻止，汉卿腿击之，辟易丈许!其他官佐皆望风靡。”

为什么蔡汉卿用腿而不用枪?他投有枪，更没有子弹!

张难先说，蔡汉卿集合了二十几位同志，到本标（炮队第八标）军械库取出炮弹，向天发炮。“应者仅范鸿先等数十人。玉麟曰，殆矣。蔡汉卿、王鹤年乃炮击右队，右队同志始脱官长之压迫而出。复击（第）一营三炮，（第）一营亦来会。”于是邓玉麟、李作栋、徐万年、蔡汉卿、孟华臣（发成）、陈国桢等率全标同志，炮十二尊，整队向中和门出发。

出发以前，他们派金明山到同驻南湖的第八镇第三十二标第二营左右队，请该两队同志响应，一同出发，予以掩护。结果，单道康、夏斗寅、戴鸿炳、祝倪周等带了若干人出来，陪同炮标进城。

“路经马标，见马标无动态，亦击三炮。马标同志马骥云、徐国钧（祁国钧?）、黄冠群等随起应。（但是马标的大部分，其后却被标统喻化龙带去了五里界，溃散。）迎炮队之马明熙、金兆龙、邝汉卿、张鹏程等适至。”

来迎炮队第八标的同志，可见除了金兆龙的一支以外，又有（一）马明熙的一支，（二）张鹏程的一支。（邝汉卿是工程营的同志，属于金兆龙的一支。）

马明熙是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三营的一个排长，于望见塘角火起以后和方维、谢涌泉等一百余人起而响应。他们走到楚望台，与工程营同志会合。在他们之后，又来了第二十九标蔡济民等同志一百多。再其后，有方兴、李翊东所率领的一批测绘学堂学生，约有八十人左右。方兴于熊秉坤等发难之时，已经进入工程营内，向熊秉坤领得军刀两柄，回到测绘学堂，恰好李翊东正集合同学站队。方兴分给李翊东军刀一柄，于是两人便率领同学，整队到了楚望台，成为第二批前来会师的同志。

吴兆麟给他们抢枝、子弹，派他们当总预备队，负责守卫楚望台。

吴兆麟是工程营的左队队长（连长），略有军事学识，参加过日知会，其后便与革命同志没有什么来往。工程营起义之时，他溜了出去，被汪长林遇到，连拉带劝的引至回军械所，受熊秉坤及一般同志的推戴，当了“临时总指挥”。熊秉坤的这种让贤的风度，确是了不起。

吴兆麟以临时总指挥的身份，颁发第一道命令之时，是十点三十分。据熊秉坤说，当时“各标营尚无动静”。熊秉坤的话，我们可以解释为：当时各标营（及学堂）尚未有人来到楚望台军械所。

吴兆麟的第一道命令是：派工程营前队排长伍正林，带前队的兵两排，经津水闸、保安门正街，攻督署之前方；派工程营右队排长邝名功（杰），带右队的兵两排，经紫阳桥、王府口，攻督署的后方。

熊秉坤说，吴兆麟于方维、蔡济民、方兴这三批人先后来到以后，再派方维与马明熙等第三十标的一批，出城迎接南湖炮队第八标，以加强金兆龙等一支队伍的力量；派蔡济民第二十九标的一批，助攻督署后方，以加强邝名功等一支队伍的力量；留方兴、李翊东等测绘学堂的一批，作为总预备队，以加强楚望台与军械所的基本力量。

方维与马明熙等一批，走到马标（第八镇马队第八标）营房附近，追上了金兆龙，也迎得了炮标（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的同志。这时候，张鹏程的一排人也来了，于是会合在一起。

张鹏程是第八镇第三十标的一个排长，文学社在第三十标的标代表。他在八月十九日的晚上，奉上峰命令，带了二十几名兵士守卫通湘门。看见塘角火起（或是听到军械所的排枪），便撇下通湘门不管，带他的兵来到楚望台。他的这一批，可说是第六批。（第一批，方维等；第二批，蔡济民等；第三批，方兴等。第四批，是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的阙龙、郑继周、王世龙，一共三个人；他们是翻了营墙出来的。第五批，是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一营的吴醒汉与第二营的徐达明等若干人；他们是抢了子弹，推倒营墙出来的。）

张鹏程的一批到了楚望台，便转而前往津水闸，保安门正街，进攻总督衙门。他们到了保安门正街的东头，便被把守保安门的清军消防队截住，死伤了好几位，退回楚望台。张鹏程与吴醒汉等人商量了一下，拨得若干同志，凑上一百多人，仍由张鹏程率领，出中和门，迎接第八镇炮队第八标。这便是张鹏程何以能在马标营地附近与炮标同志相遇的缘由。

炮标同志进了城，把十二尊炮分别架在中和门、楚望台与蛇山的几处高地，使得革命的形势顿然改观。这时候，虽则是李鹏升已经带来了混成协辎工二队的同志七十余人，经通湘门城外绕到中和门外十字街长虹桥，转向东北，进中和门，到了楚望台。余凤斋也带来了第八镇辎重营的祁占鳌、刘德贵等四十几位同志，劈开武胜门进城，占领了凤凰山，分兵派胡廷佐率领，攻布政使衙门。（李鹏升的一批，可算是第七批，余凤斋的一批虽不曾来到楚望台，却是第八批的响应之师。炮队第八标，是第九批的响应之师。）

这时候，吴兆麟派往进攻总督衙门的部队，业已先后受到挫折。

吴兆麟曾经在十点半钟，派伍正林带两排兵，经津水闸与保安门正街，攻督署之前，派邝名功（杰）带两排兵，经紫阳桥与王府口，攻督署之后。其后不久，又派蔡济民等一批同志，接在邝名功一路之后，为后劲。

伍正林的一路，走到津水闸，便被保安门城墙上的清军武装消防队截住；其后续进，到了恤孤巷口，被巷内的清兵冲出，截为两段，又只得退回律水闸。邝名功的一路，走到紫阳桥，遇到清军，伤亡极重，邝名功率队退回了工程营，架抢休息。吴兆麟接到报告，便要执行军法，将邝名功捉来枪毙。同志们替他讲情，于是邝和他的队伍，又来到了楚望台。

蔡济民虽同样遇到阻碍，而并不撤退。

炮队第八标的同志，在中和门城墙、楚望台与蛇山的中峰与其他几处高地，对着总督衙门轰将起来。

熊秉坤说，吴兆麟这时候派了周定原、黄楚楠、杨金龙三位同志，各带兵士三五人，分往三路放火：一路由王府口至小都司巷（北路），一路由水陆街进大金龙巷，至小菜场（中路）；一路由保安门正街经望山门正街，至总督衙门的东辕门（南路）。不到半个钟点，三处的火都起了，使得炮标的同志易于瞄准。（同时，吴兆麟也派了吕中秋与张靖川二人，带了兵士十余名，割断各标营的军用电话线。）

熊秉坤继续说，吴兆麟在夜半以后，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凌晨两点钟，发出第二次进攻督署的命令：（甲）派熊秉坤带领工程营后队全队（三个排），经津水闸与保安门正街，攻督署之前；派伍正林带领工程营前队全队，走上保安门城墙向望山门前进，以协助熊秉坤的一路兵：令陈国桢拨过山炮二尊，架在保安门城墙之上，对督署猛轰；派曹飞龙带领工程营右队士兵一个排，走上保安门城墙，作为炮手的掩护。（乙）派黄楚楠带领工程营左队全队，经王府口与小都司巷，攻督署之后；派姚金镛带领第二十九标第三营右队全队，作为黄楚楠的预备队。（丙）派方兴带领测绘学堂的一百多名学生，作为“总预备队”，“并巩固楚望台及军械所后防。”

甲路，熊秉坤与伍正林带了工程营的后队与前队出发。第三十标的马明熙与徐达明，也带领他的两排兵，加上吴醒汉、彭纪麟所带来的若干同志，自愿参加熊秉坤的一路。同时，第二十九标的杜武库、杨选青、夏一青三位同志也领了他们所带来的人，参加伍正林的一路；还有，第四十一标的阙龙、李宗（忠义）、岳少武，也并入伍正林的一路。于是，甲路的熊伍两路，浩浩荡荡，向着督署的前方冲来。

熊秉坤与马明熙、徐达明等人约定：（一）把同志分为三组，轮流向前冲进；（二）每到一个巷口，在驱走敌人以后，就留下几个同志把守。果然，同志们得到轮流的机会，愈战愈勇。若干与保安门正街成为垂直线的巷子，如恤孤巷、崔家院巷及望山门正街，暂时都被肃清。熊的主力，到达望山门正街的陈宏发酱园门口，离开督署东辕门仅有一百公尺左右。

忽然，后面的同志纷纷溃退，谣传望山门城墙上的清军已经走上城墙，将革命军拦腰冲断。事实是：清军并未如此，而是第八镇司令张彪本人带了机关枪手与辎重营的兵两队，与几十名武装消防队，走上了望山门一段的城墙，一面对熊路的三个组射击，一面在城墙上向东伸展，与革命军的墙上部队接触。墙上部队，受到武装消防队的两次冲锋，死伤颇众。“督队”阙龙受了重伤。若干同志因而气馁，颇有退后与跳下城墙的，把保安门城墙上的两尊过山炮丢了。领队的伍正林愤而拔刀自刎，被左右的同志救护住，其余的同志看了，十分感动，陡然之间士气百倍，扎稳了阵，清军不能再进。革命军的保安门阵地与两尊过山炮安然无恙。

当城上部队扎稳了阵之时，熊秉坤城下部队已经败退到了津水闸。熊和马荣、伍正林等人商定：挑选四十名敢死队。这敢死队顷刻之间便已组成。参加的人包括：

熊秉坤、胡效骞、马荣、伍正林、马明熙、吴醒汉、杜武库、扬选青、徐少斌、彭纪麟、纪鸿钧、徐绍儒、陈振武、饶春棠、林振邦、陈连升、杨正全、张得发、孙松轩、赵道兴、宋厚德、张斗熙、李自新、夏一青。

这是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所记下的名单，尚缺十六人的姓名。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义记》所写下的名单，与此相同，但缺少熊秉坤，把“陈连升”写作“陈连魁”，称这二十四人为“前锋”。李廉方的说法可能是根据胡祖舜的《六十谈往》。（敢死队尚有一人：胡春阳，见于李廉方的书，页一00，说他“被扫射而伤腿”。）

熊秉坤说，胡效骞是敢死队的领队，他自己是押队。

敢死队的作战方法是：不再留人在每一个巷口，以防免埋伏与拦腰袭击。他们带了武器与煤油及引火物，破釜沉舟，一口气从津水闸冲过保安门正街，直达督署的东辕门放火。

清军这时候方集中注意力于革命军的城上部队，没提防敢死队如猛虎一般地冲上前来，竟然连东辕门也守不住，退到了西辕门去。敢死队的胡效骞、徐少斌、马明熙等十几位乘势追到西辕门。

不料，督署内大堂之中的清兵，突然用机关枪扫射。马明熙等腹背受敌，陷入重围。这时候，纪鸿钧奋不顾身，手提一箱煤油，冲进督署的门房，在门房内放火，门房顿然烧了，烧及了大堂，机枪手作鸟兽散。胡效骞等十几位同志转危为安。纪鸿钧本人被烧死在门房里面。

在纪鸿钧以外，敢死队中牺牲的同志，仅张斗熙、宋厚德、赵道兴、李自新等四位姓名可考。

张彪在保安门与望山门之间的城墙之上，见到督署起了大火，便慌慌忙忙地走下了城墙，经吴家巷出平湖门，带了第八镇辎重营的兵去汉口，扎在刘家庙。

瑞瀓呢?早就溜出了督署。他在“签押房”中了一颗炮弹之时，便自行拆毁督暑的后墙一段，走出望山门，登上楚豫兵舰，开去汉口江面，躲在外国兵舰的后面。

黎元洪於工程营起义以后，仍旧坐镇在第二十一混成协司令部（左旗第四十一标附近）。他亲自动手。杀了来自第三十一标的周荣发同志，也杀了第四十一标的企图冲出营门去响应革命军的邹玉溪。他叫标内的“第三营”兵士站到营墙上去，命令他们：“如果有人来攻，便开枪打。”（这时候，该标仅有第三营一个营，第一营已开往宜昌，第二营已开往岳州。）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外面枪声很大，就再下一令：“如果有人来攻，不可还枪，只可用好话劝他们走。”再过了一会，他大概是听见了炮声。又下一令：“如果有人来攻，你们便从营墙上走下来，退守营房。”最后，炮声越来越猛，他就换上了便装，与参谋刘文吉、执事官王安澜溜出营门，逃到黄土坡刘文吉的家中，躲藏。

在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上午五点钟左右，武昌全城除了少数据点以外，入于革命军之手。

应该补叙的，是蔡济民等若干英勇同志的活动。

蔡济民在第二十九标响应，带了一百多名同志到楚望台。那时候，吴兆麟已经派了伍正林与邝名功二人分南北两路出发。蔡济民自愿继邝名功之后，走北路，去攻督署之后。邝名功在紫阳桥之西受阻，折回工程营，再由工程营回楚望台。蔡济民绕过紫阳桥之北，一直杀到王府口的西口“大街”交叉之处。敌军受到这个威胁，便放弃紫阳桥之西的阵地，退至王府口西口较南之处，以机关枪扼守。蔡部以步枪对机关枪作战，十分艰苦。

张鹏程以第三十标的排长身份，带了二十几个人守通湘门，于起义以后自动离开通湘门，到楚望台，参加南路作战。在津水闸受阻，退回楚望台，经吴醒汉等拨给若干同志士兵，凑上一百多人，出中和门，帮助金兆龙一支兵，迎接炮（队第八）标，在马标营地迎到了炮标，一齐进城。进城以后，炮标分别架炮于中和门、楚望台及蛇山之上。张鹏程带了他所率领的一百多人，转而向北，与蔡部并合。这时候，据李廉方的记载，似乎蔡济民还不曾冲到王府口西口。其后，首先冲到王府口西口的，正是张鹏程。“张鹏程直冲至西口，与敌军鏖战，几至不支，马云卿受伤倒地。鹏程遂在西口觅民房纵火。当放火时，住户助之燃烧，且面有喜色。”为什么要放火?为了照亮总督衙门的目标，让炮标的同志易于瞄准。

李廉方说：“时炮队目标不易命中，因有主张火攻者，（吴兆麟）遂令在王府口放火。移时，长街乾记衣庄一带火起，炮队目标明显，轰击督署，辄命中之。”熊秉坤也说，吴兆麟派周定原、黄楚楠、杨金龙等三人，分别带兵士三五名到三处放火：（甲）王府口至小都司巷之间，（乙）水陆街至小菜场之间，（丙）保安门正街至东辕门之间。“如是，不到半时，三处火发，烈焰难当，我炮兵乘势极力炮击。”

但是，吴兆麟下令放火之时，正是第一次两路进攻失败以后、第二次两路进攻尚未开始以前，熊秉坤所说的三处地方大都仍在清军掌握之中。周定原等三人把放火的任务，能够执行到什么程度，很成疑问。

彰彰可考的放火事实，只有三件：（一）是张鹏程在王府口西口所放，（二）是敢死队队员纪鸿钧在督署门房所放，（三）是王世龙在督署门前钟鼓楼所放。

王世龙是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的同志，和阙龙、郑继周是该营最先响应的三个人。他们跳了营墙出来，到楚望台参加革命军。张难先说他们三人跟随蔡济民，“直冲督署前门”，遇到敌军的机枪手，“相持许久，终不下。阙龙、郑继周等从东辕门左侧进攻。龙身先士卒，为保安队袭击，一弹洞喉管，晕倒于地，舁入医院。王世龙、杨选青纵火烧门前钟鼓楼，墙高，火不及，世龙死焉。”

张难先的这一番话，错误很多。第一，蔡济民从头到尾不曾负有进攻督署“前门”的任务。他的任务，是攻“督署之后”，亦即北路。第二，阙龙受伤，不在督署之前的“东辕门”，而是于伍正林一队“沿保安门城墙，向望山门前进”之时，在城墙上面为“武装消防队”所击中。熊秉坤说，“督队阙龙负伤，致使退下纷纷而不能遏止，失炮两门。而保安门上阵地，几为敌人所占领。”第三，杨选青是熊秉坤敢死队的一分子，与杜武库及夏一青二人共负“守保安门城上”的责任，怎么能够走下城墙，到钟鼓门，帮助王世龙放火?

张难先本人不曾参加八月十九之夜的革命战争。他的记载全凭传闻，错误自然在所难免。事实是：阙龙与郑继周、王世龙三个人，在起义之始，到了楚望台。炮标进城以后，同志们对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发了一炮，把该营的管带谢国超吓走，于是胡廷佐、左国栋、岳少武、李忠义、胡春阳等多人，“一哄而出”。出来以后，一部分随同胡廷佐、左国栋向西走，并入蔡济民部，占领善后局、官钱局、电报局等机关，进攻藩署（布政使衙门）；另一部分向南走，到了楚望台，遇到阙龙、王世龙、郑继周，“随伍正林部跟进”。因此之故，在阙龙负伤以后，胡春阳才有机会参加熊秉坤与伍正林所组织的敢死队。

王世龙可能也是敢死队的一分子。敢死队冲近东辕门之时，王世龙便和杨选青奋勇而前，到钟鼓楼放火。王世龙中弹而死，杨选青安然无恙。

王世龙与杨选青在钟鼓楼所放的火，与纪鸿钧在督署门房所放的火，以及比这两处稍前，张鹏程在王府口西口所放的火，都帮助了炮队同志，促进了武昌起义的成功。

蔡济民的贡献，在于达成了邝名功所未能达成的任务：攻督署之后（北面），以牵制敌军，使得攻督署之前的革命军，克奏肤功。

蔡济民始则绕出紫阳桥之北，指挥张鹏程等冲到王府口西口，与“大街”交叉之处，继则令张鹏程等在王府口西口放火，再其后则分派胡廷佐等占领善后局等机关，进攻藩署。八月二十日天亮以后，蔡济民尚在官钱局门口，指挥对藩署军事。清方的“藩台”（布致使）连甲，有若干卫兵与武装消防队，在藩署南搂作困兽之斗。不久，第四十一标的李忠义，占领风凰山炮台，动用凤凰山的要塞炮；马骥云也去了蛇山，通知蛇山上的炮标同志，对藩署发炮。于是，连甲的卫兵及武装消防队作鸟兽散，藩署入于革命军的掌握，连甲逃奔到柯逢时家躲藏。

天下闻名的黄鹤楼，也是蔡济民会同孙鸿斌的一队人占领的。孙鸿斌在此以前，先与梁邦福、陈致祥等占领汉阳门与羊湖门，在此以后，帮助胡廷佐与张鹏程等进攻藩署的南面，产生了决定性的效果。

清军之中最顽固的，是第三十标第一营，其中旗人最多。管带郜翔宸于革命军起义以后，始则坚闭营门，继则于有炮弹落下以后率领全营旗兵出击革命军蛇山炮兵阵地，被（从楚望台调去的）李鹏升部及其他的掩护部队驱走，在蛇山附近遇到吴醒汉等四五十人，竟然强迫吴等“回队”（回到右旗）。吴等休息到了天明，精神恢复，鼓起勇气，对旗兵大声喊打，郜翔宸才与他的旗兵踉跄而逃。郜的左队，于队官满人崇光的率领之下，于藩署易手之时闯入藩库，劫取现银。结果，该队全部被张鹏程消灭。到了（二十日）下午一点钟，郜仍敢率领残余，在军政府（咨议局）外面放抢一排，吓走了守门的学生兵，使得正在吃午饭的黎元洪不得不与蔡济民、吴醒汉，爬到咨议局后面的山上躲避。郜部于一会儿工夫以后，被军政府卫队逐走，出了小东门（忠孝门），窜至东湖一带，被乡团打散。

总计，清军在武昌的各个部队，只有第八镇的辎重第八营被张彪带去了汉口。（该营的同志不多。有刘德贵等四十人左右，于祁占鳌的领导之下，于九点钟左右出营响应革命，跟着余凤斋进武胜门，扎在凤凰山，其后帮助胡廷佐攻布政使衙门。）第八镇的工程营与炮标，可说是全体参加了革命。马标有一营巳被调往襄阳，剩下的两营有一队马兵与一队机关枪手在起义以前被调进督署担任守卫，在督署易手之时溃散。其余的，一部分响应了革命，由沙金海、黄冠群等率领，担任传令与中和门内外的警戒，另一部分被统带（团长）喻化龙带去了五里界等地，自行溃散。除了这些单位以外，第八镇尚有驻在右旗的步兵第二十九标两个营，第三十标两个营，驻在左旗的第三十一标若干留守兵，驻在南湖的第三十二标第二营的左右两队。——其中，除了郜翔宸的一个营以外，其余的，凡是不曾参加革命的也都散走。

就第二十一混成协而论，步兵仅有一个营在武昌：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被一颗炮弹吓走，士兵的极大多数参加革命。马队第十一营在南湖，管带是王发祥。响应革命的人数难考；但是，在祁国钧的领导之下，也有若干人会同第八镇马队第八标的同志担任传令与中和门内外的警戒。混成协的辎重队第十一队，于李鹏昇的领导之下，首先在塘角发难，参加的士兵是该队的大部分。工程第十一队，亦复如此。炮队第十一营，虽则管带张正基带了残部去青山，多数士兵对革命也表同情。跟随李鹏昇进城的也有若干。张正基自己在八月二十日自动要求进武胜门，对革命军投顺，获得准许，被指定驻在凤凰山。

宪兵第八营，在体制上隶属于第八镇统制张彪，其中旗人最多。即使彭楚藩尚在人间，也无法叫他们倾向革命。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里说，吴兆麟在“八点三十分”便下令“派马荣、金兆龙二人，各带兵一排，由本地（楚望台）即时出发。马荣向宪兵营东面前进，金兆龙向宪兵营西南面前进，即扑灭之。”“约半点钟，马荣来报告，已会同金兆龙将宪兵营内旗兵十余名斩决，当（即）占领该营。”

曹亚伯是湖北革命同志之中的先进，然而在起义之时并不在场。他这段记载，可能错在时间方面，或命令究为何人所发的方面。熊秉坤在九点三十分之时，尚在““总代表兼大队长”的名义发号施令，吴兆麟怎么会在八点三十分已能颁发消灭宪兵营旗人的命令呢？也许这命令是熊秉坤所发，或虽为吴兆麟所发，而时间不是八点三十分。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在吴兆麟就总指挥之职以前，熊秉坤已经把金兆龙派出去，经中和门去迎接南湖的炮标了。

无论曹亚伯记载的准确性如何，宪兵营是很早便被革命军占领了。在其他记载中，均不见有宪兵营与革命军对抗的事。

武昌全城的巡警，据胡祖舜说，在十九日的夜里“闻警逃散”。（只有一小队巡警在武胜门外“彭杨公祠”对李鹏昇部抵抗了一阵）。瑞瀓于逃上军舰以后，却电奏清廷，说是曾经“亲率警察队抵御”。也许他所指的是“巡防营”，也许确有一部分巡警帮他守总督衙门。

各家的记载中，每每提到“消防队”与所谓“武装消防队”，这些字眼实际上都是“巡防队”的别写。令人不解的是所谓“保安队”，可能也是指的“避防队”。巡防队在武汉的，原只有一营。在瑞瀓与张彪之下，于十九日夜间对革命军作战的，都先后被击溃。

督署的“教练队”一营，当时被老百姓称为“娃娃队”，其作战能力可想而知。能为革命军之患的，大概只是那来自马队第八标的机关枪队（连）。教练队本身也有机关枪。使用这些机关枪的机枪手，在督署大堂着了火以后，都一哄而散。

五七、光复汉阳汉口

清军驻防在汉阳、汉口两地的是：

汉阳——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一营（营长是陈钟林），湖北水师第一路（营）（营长是陈得龙）。

汉口——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二营（营长是任光耀），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二营（营长是樊毓英）。

简单言之，清军在这两处地方，各有步兵两营。

八月二十日天亮以前，张彪率领第八镇辎重营的兵离开武昌，以大部分扎在汉口刘家庙，小部分扎在汉阳水师营大校场。

文学社在汉口、汉阳有一个“阳夏支部”（阳是汉阳，夏是夏口，夏口是汉口的古名）。支部的支部长是胡永珍，书记是王缵承，会计是黄振中，交通是郑兆兰，调查是戈承元，参议是黄家麟等八人，“联络”是范明山、陈德元、袁金声。汉口的机关设在范明山的寓所，汉阳的机关设在陈德元的寓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的标代表是胡玉珍，第一营的营代表是陈建章，第二营的营代表是赵承武。（第三营驻防信阳武胜关及其以南的京汉铁路沿线，营代表是刘化欧。）

共进会在汉阳没有机关，在汉口却有三处：长清里九十八号，宝善里十四号，阳兴里三十三号。共进会在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二营以及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的三个营之中，有没有标代表与营代表，不详。

文学社与共进会实现了联合以后，公举邱文彬为“阳夏总指挥”。

邱文彬在八月二十日的夜里，放枪为号，集合了第四十二标第一营的右队与后队的同志在操场，然后进子弹库，取出子弹。第一营管带汪炳山溜走。有一位队官宋锡全，“在大营门与黄家麟谈话，欲起而制止。家麟即将预置白布一副，系于锡全左臂，笑语日，‘你不要糊涂’。锡全素机警，即抽刀作指挥状。（胡）玉珍正向队伍演说，即曰，‘宋队官日知会党员也，才学为本营冠，平日待士兵尤和平，吾辈此后皆听其指挥。’众皆欢呼。”

不久，邱文彬又将左队与前队集合起来，取了子弹，布防在龟山周围，“自率数十人下山冲击，辎重营残队未抵抗而逃。（水师第一营，本已由陈得龙于事前带去武昌，于武昌起义之时被革命军打散。）

于是，整个汉阳，包括兵工厂与钢厂，与民营的一家铁厂，都入于革命军的掌握。李亚东被迎出监狱，作了革命政权的汉阳府知府。

八月二十一日的清晨，胡玉珍派曾清臣带领一队同志，从汉阳渡江到汉口居仁门外，向空放枪一排。这是对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二营的革命信号。

营代表赵承武早有准备，听见枪声就集合了全营同志响应。管带陈钟林一走了事。队官之一林翼支，正如在汉阳的宋锡全，立刻参加到革命的一边。

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二营，驻在歆生路余庆里。枪声一起，营内若干旗人与管带任光耀先后逃走。剩下了一百多兵，被当地的商会挽留，维持秩序。这一百多人，很快便和革命军联成一气。

汉口有租界。革命军不便对租界有所行动。于是，若干匪徒有了退藏之所，便大着胆子在“华界”大肆抢劫。被抢劫的，包括花楼的两家“钱庄”（旧式的小银行），汉口官钱局，以及若干典当铺与商店。

在武昌的军政府经汉口商会请愿，派蔡济民率领二百名兵士来汉口，当场斩杀抢匪三人，事后又捕斩了土匪几十人。在汉阳的革命军也派了若干兵士，到汉口的“桥口”，枪毙抢匪二人。到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以后。汉口的秩序渐渐恢复。

詹大悲与何海鸣被迎出监狱，主持汉口的“军政分府”。

汉口这时候仍有清军存在。张彪掌握着刘家庙与大智门。

李廉方说，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王缵承等同志，于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在汉阳兵工厂开会，议决：扩充革命兵力，成立一个“镇”（师），公举宋锡全为统制，驻守汉口；另外，成立一个协（旅），公举林翼支为协统，驻守汉阳。

邱文彬在他的《辛亥阳夏起义事略》里说，除了以林翼支为协统的一个协以外，还有一个以文学社社长王宪章为协统的一个协。主宪章的协，是第一协；林翼支的协，是第二协。

武昌的鄂军军政府核定：宋锡全为鄂军第一标统。到了八月二十四日（10月15日），鄂军都督府把原任第一协协统吴兆麟，调任副参谋长，升任宋锡全为第一协协统。（这时候，军政府除了第一协以外，另有三个协：第二协，协统是何锡藩；第三协，协统是成炳荣；第四协，协统是张廷辅。此外，有敢死队四个大队。

军政府在八月二十四日下令，对汉口的清军进攻。

五八、中华民国军政府

共进会的十八星旗（象征长城以南的十八省），在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黎明被孙鸿斌、蔡济民等同志，升在黄鹤楼。这一面旗帜与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在民国元年被分别制定为陆军与海军的军旗。

中和门外，陆军中学的学生整队入城，参加革命。混成协马队第十一营管带张正基，第八镇马标第八标标统喻化龙，均先后率领了他们的残部，入城归顺。

在武昌领导革命的若干同志，如蔡济民、吴兆麟、熊秉坤、邓玉麟、李翊东、方兴、陈磊等人，于八月二十日上午集合在湖北咨议局开会。

大家所讨论的第一件大事，是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推一个人作鄂军都督。

军政府的组织，计分军令、参谋、军务、政事四个部，政事部分为外交、内务等七个局。九月初四（10月25日），政事部取消，外交等六个局改为六个部。文书局改为秘书处。

在八月二十日这一天，大家关于军政府只决定了它的名称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在机构方面仅仅先成立一个“谋略处”，以蔡济民、邓玉麟、谢石钦、吴醒汉、张廷辅、高尚志、徐达明、陈宏诰等十五个人为主持人，“筹划并处理一切军政事宜”。这可算是一种委员制的政府。

这政府需要一个足资号召的首脑。“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已在八月十八日之夜于被捕后，跳出巡警署花园围墙而逃，同志们不知他逃往何处。被炸药烧伤的孙武与预定的都督刘仲文此时虽均仍在汉口，而汉口与武昌有一水之隔（汉口到了次日，二十一日[10月12日]才光复）。其他的几个素孚重望的领袖：黄兴、居正、谭人凤、宋教仁、杨时杰，这时候没有一个在武昌。

同志们于无可奈何之中，捧出一个黎元洪来。此人在清朝可算是一个中等军事人才；到了民国以后，倘若不作都督或“大总统”，也未尝不能列为比较好的军阀。然而，他和革命毫无关系。在他的脑筋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民主思想。

黎元洪占便宜的地方，是他薄有煦煦之仁的长者风度，平素对部下尚知爱护，论学识与经验，他进过海军学校，参加过甲午中日之战的海军战（于战败时跳水自杀获救），帮过张之洞在湖北创立新军。论地位，他官居第二十一混成协的统领（简称协统，相当于今日的旅长），高过了吴兆麟以次的革命同志。吴兆麟是队官（连长），蔡济民与张鹏程、张廷辅等人是排长，熊秉坤是正目（班长）。

熊秉坤说，黎元洪在八月二十日的凌晨（两点钟以后），派了马弁柳国祥到楚望台军械所，向大家宣布：“黎统领命令，决定‘明早’五时到楚望台。”柳国祥说了这句话便走。熊秉坤与邓玉麟把柳叫了回来，问：“黎明天早上来，是来向我们投降，还是带兵来打我们?”柳国祥回答不出。邓、熊二人吩咐他，向黎问明白了，再来回话。（其后，柳国样并未再来。）

张难先说，提议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是咨议局议员刘赓藻。刘赓藻并非革命团体的分子，何以有资格作此提议？原来，李作栋、禁济民等同志，于占领了武昌全城之时约请了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以下的人，在咨议局与自动赴会的诸位革命领袖一同开会。

据汤化龙事后告诉李廉方说：“革命党人来局时，曾以都督相推。予未有绝对拒绝意。子笏（胡瑞霖）则力持不可。其意以予与革命党素无密切关系，又其时成败尚未可知。”

刘赓藻的提议，获得在座的人赞成。于是，刘和蔡济民被推为迎黎的代表。

刘、蔡二人走了几个地方，最后在楚望台找到了黎。

原来，黎已被马荣和汤启发“拥”到了楚望台。马荣和汤启发巡街，遇到搬皮箱的护兵，从黎的寓所出来。护兵被追问一番以后，说出黎已经躲藏在黄土坡刘文吉参谋的家里。马、汤二人于是便走到刘参谋家，强迫黎元洪去楚望台，“主持大计”。

据说，黎元洪是藏身在床底下，被马荣拖了出来的。黎元洪自己也在写给萨镇冰的信里说，“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避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洪只得权为应允。”

马荣、汤启发等带黎元洪与黎的“执事官”王安澜到了楚望台。吴兆麟下令，举枪对黎致敬。有一位炮兵高呼：“请统领下令作战!”王安澜劝黎不要答应，炮兵拨刀走向前去，砍王安澜。黎遮住了王安澜。李翊东说：“此地不便下令，请统领去咨议局。”

这时候，刘赓藻与蔡济民也已来到了楚望台，和熊秉坤、邓玉麟、李翊东等人便簇拥着黎元洪去咨议局。

到达咨议局，在座的大家拥黎就鄂军都督之职。黎依然不肯。李翊东在预先准备好的安民布告上，替黎元洪签了一个“黎”字。

两天以后，汉阳、汉口相继收复，黎元洪才有了附和革命的决心。他在八月二十三日让蔡济民与刘熙卿等替他剪去辫子。又过了两天，到了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居正等人设坛，请他出来祭拜黄帝，誓师就职。他这才死心塌地，当起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来。

五九、鄂军都督府

武昌革命同志捧出黎元洪当都督，在安定当地民心、收用军事干部与号召各省响应这三方面，的确获得便利。不过，黎究竟不是革命分子，其后向袁世凯投靠，摧残革命势力，屠杀革命同志，破坏二次革命，依违于北洋军阀段祺瑞、冯国璋之间，使得民国的法治基础根本动摇。因此之故，就远处大处而言，蔡济民等先烈的捧黎之举，不可谓非失计。

武昌革命同志建立政府之初，不曾十分注意到中央与省的区分。开始，便把所谓“鄂军都督”视作中华民国军政府之首领。虽则在八月二十日黎元洪尚在犹疑之时，他们设有“谋略处”以处理军政大事，而且又在汉口设了“军政分府”作为防备黎元洪叛变的一种措施。但是一到了黎元洪肯剪辫子，这谋略处便在事实上被取消，代之以规模庞大的“都督府”。军政府徒留一个空名，其中既无元首，亦无职员。于是鄂军都督，成为革命阵营之中唯一可以发号施令的领袖。

革命同志们在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午后六时，议决在军政府设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以清军第八镇第二十九标标统张景良为参谋部部长，以第八镇第三十标标统杨开甲与吴兆麟为副部长，以孙武为军务部部长，蔡绍忠（大辅）、张振武为副部长，以湖北咨议局局长（君主立宪派分子）汤化龙为政事部部长，下设内务、财政、编制、文书、交通、外交、司法等七局，分别以舒祀鉴等为局长。（孙武因养伤不曾到职，汤化龙因不愿出面革命而不肯就职。）

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都督府的组织条例被公布。黎元洪以都督身份兼司令部总长，高高在上，原来隶属于军政府的各部划归都督府，增加了一个司令部，设总长一人，由黎元洪自兼。

参谋部——部长张景良，副部长杨开甲、吴兆麟。

司令部——兼总长黎元洪。

军务部——部长孙武，副部长蔡绍忠、张振武。

政事部——部长汤化龙（未就），副部长张知本。（下设七局。）

这条例共分六章二十四条，是居正的手笔。居正在八月二十三日到达汉口武昌，于仓猝之间写成了它。其中的疏漏之处有二：（一）“司令部”在第一条称为“军令部”，在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称为“司令部”；（二）条例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而第一章便是“都督府”，写到第六章第二十三条，对“军政府”依然一字未提。第二十三条规定这“中华民国军政府”的条例，于“都督核准之日”公布施行。

在八月二十六日以后，所谓中华民国军政府在事实上只是一个鄂军都督府，设在咨议局的原址。

都督府之下的各单位，以军务部为最重要，设在其后的高等法院之处。主持人是副部长张振武。另一副部长蔡绍忠不甚问事。孙武名为部长，到了九月上旬才到部视事。部务仍在张振武掌握之中。张振武是罗田人，寄籍竹山，在省立师范学堂读过书，受业于时象晋，其后留学日本，参加“大森体育会”，学习军事，经刘彦介绍而入同盟会，回到湖北，企图策应徐锡麟，未成，又去了日本一次。再其后，回湖北，在武昌当小学教员，于辛亥年春夏之交加入了共进会。他在军务部副部长任内勇于负责，而不免于专断，美中不足。

政事部由于部长汤化龙不肯就职，而始终不曾完成机构，招牌挂在南楼前长街中路小学堂。政事部之下的外交局，原以黄中恺为局长，于胡瑛出狱以后，升局为部，以胡瑛为部长，王正廷为副部长。不久，财政局也升格为部，以原任局长胡瑞霖为部长，陶德琨为副部长。胡与陶不能合作，胡辞，陶调任造币厂厂长，部长由李作栋继任，副部长由潘耀裕继任。再其后，内务、交通、司法、实业、教育都升格为部，分别以冯开濬【剪文公：jun、xun，同“浚”】、熊继贞、张知本、李四光、苏成章为部长，周之瀚、傅立相、彭汉遣、牟鸿勋、查光佛为副部长。最后，内务部冯开濬与周之瀚的职务，改由杨时杰与周汝翼担任。教育部苏成章与查光佛的职务，改由姚晋圻与赵俨葳担任。这已经是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的事了。

以一个都督府而设立七个部，等于是一个中央政府。都督虽则是鄂军一军、湖北一省的都督，而俨然成为中央政府的元首。如此情形，在起义之初，为了对外国人交涉与号召各省响应，原有相当必要。到了各省既已响应，代表们筹设临时政府于南京之时，如此庞大的鄂军都督府便不得不缩小，而退为一军、一省的机构了。

居正恬淡为怀，不肯在军政府或都督府之中担任一官半职。蒋翊武回到武昌，也仅仅挂了军务部一个副部长的虚衔。到了汉阳失守以后，才出任“护理总司令”，肩挑起死守武昌之责。刘公（仲文）出钱最多，而且是事前被推定的都督，只当了一个“总监察”而已。所谓“总监察”，可说是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监察院院长”，不隶属于都督府。刘公当了总监察不久，转任“北伐司令”，去了襄阳。

都督府的最急迫的任务，是固守武汉三镇，光复湖北全省，号召各省响应，分兵北伐，统一中国。然而，清军大举南下，连陷汉口、汉阳。幸亏始则有黄兴赶来。使得汉口、汉阳的战事，不致迅即结束；继则有蒋翊武不辞艰难，苦撑危局；否则，武昌入了清军之手，彭、刘、杨等烈士的鲜血等于白流。

六〇、汉口之战

汉口之战，从八月二十七日（10月18日）上午七点钟开始，到九月十一日（11月1日）下午结束。

革命同志于占领武昌以后，在二十一日午后六点钟的会议上，决议成立四个协（旅），以吴兆麟、何锡藩、成炳荣、张廷辅为协统。两天以后，成立敢死队四大队，以方兴、马荣、金兆龙、徐少斌为大队长。此外，有陆军中学与陆军小学所合并组成的学生军，以刘绳武为统带（团长）。原有的第八镇马队第八标与混成协马队第十一营，混合扩充为两标，称为鄂军马队第一标与第二标，以刘国佐与周福堂为标统。第八镇炮队第八标与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也合并而扩充为两标，称为鄂军炮队第一协第一标与第二标，以姜明经为协统，蔡德懋与尚安邦为标统。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分出一部到敢死队，合并混成协工程第二十一队，成立鄂军工程第一营，以李占魁为管带。第八镇辎重第八营参加革命的不多，改以混成协辎重第十一队为基础，成立鄂军辎重第一营，以孙鸿斌为管带。

水师与巡防营的管带夏占奎、王朝银、马祖藩，经胡捷三与蔡鹏来运动，加入革命阵营成立中华民国驻汉水师，以赵均腾为标统。第八镇的宪兵第八营，改编为宪兵第一营，以王文锦为司令。

再其后，又先后成立步兵四个协，第五协至第八协分别以熊秉坤、杨载雄、邓玉麟、罗洪升为协统；输送兵一个协，以高尚志为协统；先锋队一个协，以王国栋为协统。

加起来，革命军鄂军一共有了步队八个协，敢死队四大队，学生军一个标，马队两个标，炮队两个标，工程、辎重、宪兵各一营，水师一个协，输送兵一个协，先锋队一个协。

首四协的协统，颇有更动。第一协的吴兆麟，调回都督府，专任副参谋长，协统由宋锡全继任；宋锡全于汉口失守之时，听了胡瑛的话，自动移军岳州，被处死刑，遗缺以蒋肇鉴继任。第二协的协统何锡藩，于九月十一日负伤，以罗洪升代理。第三协的成炳荣（陈炳荣?），于九月二十六日撤职，先由刘廷壁继任，不久，改由窦秉钧继任。第四协的张廷辅也于某日负伤，由谢元恺继任。第五协成立于八月二十四日以前，第六协成立于九月初五日，第七、第八两协未见于汉阳失守以前的各次作战命令，其成立约在十月初八或初九日。这四协的协统，截至十月十二日停战之时，未有更动。

协统以下的标统，姓名可考的，是第一标先后为宋锡全与黄振中，第二标梁邦福，第三标先后为姚金镛与刘廷福。第四标先后为谢元恺与胡效骞，第五标刘廷壁，第六标胡廷翼，第七标胡廷佐，第八标扬选青与王华国，第九标伍正林，第十标杜武库。林翼文、曾尚武、阙龙、单道康、黄继超都当过标统，番号难考。

以上，除了姜声经、宋锡全、杨选青、阙龙、单道康、黄继超等几个人的名字是采自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以外，都是根据李廉方的《辛亥武昌首义记》。

清军于八月二十一日（10月13日），武汉三镇皆已光复之时，只剩下张彪的辎重第八营在汉口刘家庙。清廷很迅速地派遣豫军（河南巡防营）两营，由京汉铁路南下，在二十二日上午到达汉口，扎在大智门。这两营的指挥官，是代理协统张锡元。

（李廉方说，张带了三个营来。革命军的作战命令都说张只带来了两个营。）

张锡元派人来武昌，诈称愿降。军政府派李国镛、毕钟带了几千元去犒赏，叫他通电，出布告，以表示态度，率队北回，开到武胜关去布防。张锡元毫无听命的具体表现。

清廷在二十一日便已下旨军咨部（参谋本部）与陆军部，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南下，加调萨镇冰与程允和带领海军与长江水师，对革命军作战。

荫昌带了陆军第四镇与第三混成协及第十一混成协，于二十二日开始出发。清廷在二十三日下旨，把这三个单位合称为第一军。同日，加派冯国璋率领陆军第五镇与第五混成协、第三十九混成协，称为第二军，“迅速筹备，听候调遣。”

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均“督办剿抚事宜。”同日，清廷又下了一道上谕：“袁世凯现简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并着袁世凯会同调遣。”这在清朝的历史上，毫无先例：叫袁世凯以一个总督的身份节制具有陆军大臣身份的荫昌。原因是，荫昌所带去的官与兵，是袁世凯所一手训练扩充出来的。

袁世凯一方面深恨摄政王载沣于慈禧死后将他放逐出京，不愿意轻易出山，救清朝于垂危；一方面也似乎感觉到，有一个荫昌夹在中间，他即使想到湖北指挥作战，也不方便。他向清廷奏复，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又发痰喘作烧旧症。”“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他既不谦辞，亦不请假，只是在藉故拖延，搭他的架子。

荫昌在调兵遣将，补充军器、弹药、粮食，种种方面却很卖力，虽则胆量很小，只敢以信阳为大本营，偶尔去孝感走走。前方打仗的事，实际上都是标统、协统之流在负责。

清廷终于在九月初六日（10月27日）把荫昌调了回去，改以冯国璋“总统”荫昌留下的所谓“第一军”；原定的第二军，改交段祺瑞“总统”。

荫昌与冯国璋所先后统率的“第一军”，包括一个镇（第四镇）与两个混成协（第三混成协与第十一混成协）。第四镇的代理统制，是王遇甲（号思澄）。王遇甲下面有两个步兵协：第七协，协统是陈光远；第八协，协统是王遇甲。此外，有炮队一标，标统是蒋廷璋；马队一标，标统是张九卿。辎重兵与工程兵，应该也各有一营，史料不详。

第三混成协的协统是王占元，第十一混成协统是李纯。这两个混成协的编制应该是与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同，即步兵两个标，骑兵，炮兵各一营，工程兵、辎重兵各一队。我们从革命史料上仅仅查考得出，在王占元的下面，有一个步标标统马继增（讹写作“马继贞”），在李纯的下面有一个马标标统贾德耀。这两人都是先锋。马继增最先到武胜关，贾德耀最先留驻信阳。

李纯与王占元其后在民国初年的历史上，是很露头角的军阀。李纯当了江苏督军，王占元当了湖北督军，王占元下面有一个孙传芳，其后作了所谓“五省联军总司令”，雄踞南京。李厚基与臧致平均为第四镇的步队标统（李，第十四标；臧，第十六标）。何丰林也属于第四镇。

关于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作战的经过，我们所知道的以革命军这一方面为较详细。清方留下的史料，除了王树枬的《武汉战记》以外，仅是若干上谕、奏折与电报而已。

中华民国军政府以鄂军第二协协统何锡藩为汉口指挥官。何锡藩在八月二十六日午后四时，已经率领本协步队两标完全渡江到了汉口。协司令部，驻在刘家园。所属的步队第三标（标统是姚金镛）扎营在刘家园附近，第四标（标统是谢元恺）扎在歆生路西北端。

在何锡藩的指挥之下，另有属于马队（第一标?）的一个营（管带是黄冠群），炮队第一标的两个营（标统是蔡德懋），工程兵一队（队长是李忠孝），敢死队第二与第四两个大队（大队长是马荣与徐少斌）。这些。分别驻扎在跑马场与“新停车场”。

何锡藩奉“都督”之命，于二十七日（10月18日）上午七点钟，开始进攻“前面刘家庙以南之敌”。刘家庙是一个乡镇，位于汉口东北郊外，与武昌的徐家棚斜对面。汉口在当时有所谓“华界”，华界之西是汉水，华界之南是长江；华界之东是英租界；更东是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本租界。法租界正北偏西，是大智门火车站。日本租界之北，隔一条火车路与相当距离，是跑马场。跑马场之东，日本租界之北，相当远，是刘家庙。

这时候，清军在刘家庙的是张彪的辎重第八营，加上张锡元的河南巡防营两营。

何锡藩步队第三协循着铁道线前进。第四协在第三协的左边，并肩前进。马队循着汉水故道，担任搜索。炮队放在跑马场附近，以刘家庙为射击目标。工程队负责作炮队的掩护。敢死队作为预备队，归胡效骞指挥，随着第四协之后前进。

革命军队走到跑马场之北，刘家庙的清军便开始射击。战到正午，清军后方来了二百名援兵。革命军的预备队向右展开，兼“督”第三协的步兵。战到午后四点，清军有步兵一标、炮兵一营，乘火车来到荆家庙，于炮声隆隆之中。车头脱轨，列车翻倒，兵士惊慌奔逃。革命军乘此机会，吹号冲锋。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恰好也派了一标步兵赶到。于是，清军溃败。革命军进抵“三道桥”。

这是革命军占领武汉以来，第一次与清军正式交锋。革命军获得全胜，捡得了清军一列火车的武器、服装、粮食，杀死了清军四百余人。

次日，两军于上午七点以后在丹水池一带接触，越战越猛烈，战到下午三点左右，革命军占领刘家庙与江岸车站，清军败退到嗫口。

刘家庙与嗫口之间，铁路线上由南而北有三道铁桥：一道桥、二道桥与三道桥。铁路线的东边是沼泽地，更东，是路堤，铁路线的西边是湖。总之，革命军北进，走的是一条危险的狭路。清军用机关枪与管退炮锁住三道桥的桥口，静候大队人马从直隶、河南而来。

革命军的一方，首脑部缺乏战略人才。黎元洪的学识，本极有限，而况对革命始终没有信心。参谋长张景良，根本是一个找机会向清廷报功的内奸。若干革命同志，如蔡济民、张廷辅，虽则于起义以前已由士兵升至排长，皆没有受过指挥大部队的教育。比较高明的是吴兆麟，也不过是受过“参谋班”的短期训练而已。

革命军在起义前后，不曾把驻扎在武胜关以南、京汉铁路沿线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第三营联络好，是一大失着。（该营也有文学社的同志，营代表是赵承武。）更大的失着，是没有藉二十七日与二十八日的战胜之威，运送几个协的兵渡江，一举而绕过或冲过嗫口北上，占武胜关。

何锡藩的主力，仅有第二协一协。这一协正如其他的各协，包括极多的新兵，而且在恶战两日以后，伤亡不少，未伤未亡的也都已疲乏得很。因此之故，何锡藩在二十九日上午，把部队扎在造纸厂，不曾采取攻势。

在武昌的蔡济民、吴醒汉等若干同志，急于扑灭敌人而不明了实际情形。李廉方说：他们相约多人往造纸厂方面察看，督促何“指挥”下令进攻，“并分赴其部队内鼓吹速进。”

徐少斌表示，愿意带他的敢死队第四大队去打头阵。何锡藩于是派第四标标统谢元恺为司令，徐少斌为前卫司令，加派谢元恺的步兵一营（第四标第三营），马荣的敢死队第二大队，与炮队一队参加。其余的部队留在造纸厂，准备支援。

午后一点钟出发。序列是胡效骞领敢死队第四大队的第一排，作为尖兵。在尖兵之后三百公尺，徐少斌领了第二排与第三排，作为“前卫本队”。在前卫本队五百公尺以后，是所谓“中队”，亦即马荣的敢死队第二大队。再其后，是谢元恺所直接指挥的第四标第三营，作为“预备队”。炮队则布置在铁路线二道桥之东的路堤，作为掩护。

如此的“纵深序列”，用之于平日的行军则可；用之于大敌当前、左湖右江的狭道，真是犯了兵家大忌。

徐少斌前进到二道桥之北，向嗫口之敌射击，敌方不还一枪。徐少斌再进，进到三道桥之中段，李廉方说：“敌以机关枪多架，堵塞隘路口，对我扫射。少斌当即中弹坠水而死。……惜乎少斌死义，犹未使军（政）府悟战略之非也。同时阵亡十余人，伤二十余人，而我之山炮威力又远不如敌，遂于午后四时。皆退回造纸厂。”（革命军只有过山炮，而清军有“管退炮”。）

这一次八月二十九日的失败，虽则是损了一员猛将，就大体而论，尚不过是一个小挫。

然而武昌方面却因此而“临阵易将”，于何锡藩之上加派一个根本不可靠的张景良作“指挥官”。

张景良是“汉军”旗人（祖先是以汉人而降附满洲，纳入八旗系统的），和第八镇宪兵第八营营长寀清阿是亲戚，原为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的标统，很受张彪赏识。革命同志占领武昌，捧出黎元洪当都督以后，叫张景良当参谋部部长（简称参谋长）。他曾经在八月二十四日的深夜，走进黎元洪的卧室，哭着跪求黎元洪不要对清军下攻击令（那时候清军在汉口的仅有张彪的辎重第八营）。张难先说，为了这件事，张景良被同志们逮捕，关在牢里。李廉方没有作如此的记载，只说“同志欲致之法，经解说而免。”

在徐少斌阵亡的消息传到武昌之时，同志们十分激动，纷纷表示对何锡藩不满。张景良这时候向黎元洪自告奋勇，说何锡藩是他的老部下，他去了便可以叫何锡藩听话；他说，他很想杀敌立功。据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里记载，蔡济民对张景良颇为支持，而李翊东坚决反对。

黎元洪立刻就委了张景良为汉口指挥官。这一天，是那一天?以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书中的语气来看，似乎是八月二十九日（10月20日）的夜晚。张难先把这一天的黎元洪命令，标明为“八月二十七日（10月18日）午后十一时半”。不过，张难先关于汉口之战，从八月二十七日的第一战到九月初一的第四战，每一次都记早两天。（原因何在，殊为费解。）

黎元洪的这次命令，除了发表张景良为汉口指挥官以外，有这么一句话：叫张景良“率在汉所有各部队，明日进攻嗫口之敌，但攻击计划及命令须先呈报军政府。”

张景良到了汉口，应该根据黎元洪的命令，起草一个攻击计划，及准备以自己的指挥官名义颁发给部队的作战命令，呈报给军政府。他却并不如此，只是把黎元洪的命令，抄了若干份，亲自到各部队找部队长，叫他们依照黎都督的命令对敌人进攻。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怎能越级而直接依照黎都督给指挥官张景良的命令而行动起来呢?而且，怎样行动，谁在左翼，谁在右翼，谁在前，谁在后，在事实上也得先由指挥官作一番指定。他们要求张景良，另行以指挥官的名义颁发一个较详细的命令给他们，张景良不肯。

在黎元洪都督府的同志，等候张景良送攻击计划与作战命令的草稿，等候到第二天的上午十一时，毫无音信。于是杨玺章、蔡济民、蔡国光、徐达明四人，便请准了黎元洪，派他们渡江来调查。他们来到了刘家庙张的司令部，责问张，张说不出理由。杨玺章就替张拟了一个作战命令，张只得同意。这命令，一面派人呈报黎元洪，一面在八月三十日（10月21日）下午三点钟发出给各部队。内容是：（一）定于明日对敌军进攻。（二）第二协于拂晓由三道桥进攻敌军正面。（三）第四协第八标于拂晓由藤子冈进攻敌军侧面。（四）炮队第一标于拂晓分别布炮在一道桥与二道桥的路堤，均对三道桥附近射击。（五）第四协第七标及敢死队二大队皆为预备队，集合在造纸厂西南端。

到了九月初一（10月22日）的拂晓，第二协的谢标（谢元恺的第四标）开始由三道桥向北夜袭，被敌方的哨兵发现，开枪。谢标并不还枪，冲上前去，用刺刀刺死几个。但是，当谢标进至三道桥北端之时，敌军的机关枪便不是刺刀所能对付的了。（革命军在汉口、汉阳的战役之中，从头到尾，最吃机关枪的亏。清军有机关枪，而革命军没有。）

谢标依然勇往直前，一冲再冲，阵亡了二百多人，伤了七十几人，等于是损失了第一营全营。谢标的其他两营，只得退到二道桥的江堤。到了天明时候，清军不但用机关枪，又用了炮，向谢标射击。虽则革命军有炮与清军对轰，然而压不住清军的炮。结果，谢标退回到造纸厂。

第四协第八标于张廷辅的统率之下，在拂晓由藤子冈乘船，渡到嗫口之右，李廉方说，“因地势低洼，崎岖难行，又敌防范严密，不便前进。后见正面谢标已退，故亦仍回原防。”

王树枬在《武汉战记》里说，“九月（初）一日，两军以炮队交击。是日正午，革命军步队约一标向三道桥北进战；至未（时），革命军不克而还。”这一段记载，在时间上似乎错误。

日本领事馆在阳历10月22日下午六点钟发出电报，说“革命军渡过沙口铁桥，与清军在沙口西北约八千公尺之嗫口车站前，以铁桥（三道桥）为界，自上午十时接战，至下午三时，占领其车站。清军之大部队伍退屯至祁家湾与万家店之间。是役双方死伤均轻。”这一封电报，显然是根据传闻，与事实大不相同。

谭人凤在《牌词》里说，“九月（初）一日，战于嗫口方面，压迫北军于七里口（沟）第三铁桥以北，‘不追击而返’，致北军再出而据第二铁桥，以嗫河为界，则民军之失算也。”谭人凤这番话，似乎是在责备谢元恺打胜了敌人，反而“不追击”，又而拱手给敌人以三道桥与二道桥。——这真是错怪好人。

九月初二，军政府派遣李占魁率领工程营带了要塞炮到汉口，帮助炮队安放要塞炮在江岸，同时构筑防御工事。要塞炮刚刚放好，便开始对清军射击。同时，敢死队第一大队与第三大队，也开来汉口。

王树枬在《武汉战记》里说：“二日未初（下午一点钟），革军施巨炮连环射击。我阵坚，且有（掩）蔽，弹不能中。寻侦知我山炮药弹将罄，驱敢死士六百人出三道桥来猛扑，步队动，几不支。（第三混成协第）四标（第）三营管带田某，搏战至酉（下午五点钟），革军不得前，唱军歌而返。”

谭人凤说：“是夜（初一日的夜里），焦达峰光复湖南电至，民军气愈旺。次日，复占领第二铁桥。”

九月初三，革命军在午前五点钟，由二道桥左边向三道桥清军的前卫进攻。清军以大炮六门，放在三道桥后面的小山之上，对革命军猛射，将革命军击退。这一天，清军有炮队一营，带了管退炮从北方来到增援，便决定了此后对革命军逐渐采取攻势。

九月初四，天气不好，有雨，双方只有炮战，而没有步兵战。

九月初五，清军推进到造纸厂附近，而且集中了九条兵舰在阳逻的江面，革命军加紧在刘家庙江岸车站构筑工事。当天晚上，黎元洪下令给张景良，于次日进攻清军。熊秉坤的第五协也被派来汉口。（成立第六协，以杨载雄为协统，接第五协的防守武昌的任务。）

九月初六午前两点钟，张景良颁发作战命令给各部队：其主要内容是，（一）何锡藩的第二协在东，张廷辅的第四协在西，于拂晓同时向造纸厂附近的敌军进攻，第二协右翼及于长江江岸，左翼及于刘家庙车站西端。第四协右翼与第二协左翼连接，右翼及于戴家山附近。（二）马队黄冠群一营负责警戒第四协之左侧。（三）熊秉坤的第五协，作为预备队，集合在刘家庙南端。（四）敢死队第一、第二两大队，继第二协之后前进，第三、第四两大队继第四协之后前进。（五）蔡德懋的炮队第一标与李占魁的工程营，在刘家庙以北附近占领阵地，掩护步兵进攻。

不料，清军在革命军开始出动以前，先向革命军进攻。李廉方说：“上午五时，正面之敌约第四镇（代理统制是王遇甲）之三干人，与我守兵（第二协?）约二千人接战，相持甚久。因新兵不善用地形（作为掩护），敌乱放榴散弹，颇有命中者。其被机关枪扫射而死伤者亦不少。敌主力遂越一道桥。

“午前十时，战事颇烈。我缺机关枪，又无管退炮。（步枪与过山炮）效力甚微。

“敌复由嗫口增加兵力。”

“而敌舰四艘又驶至谌家矶，水陆夹攻。敌舰之炮，轰毁我江岸散兵壕，死伤甚多。敌兵乘隙涌进。刘家庙一带地势平坦，无险为守。我军遂撤去江岸，并遗弃山炮及机械不少。”

“敌另一部队，至戴家山一带，布置大炮，轰击我军左翼（第四协），久之，死伤渐多。张统领（廷辅）亦受伤。”

“敌进薄不已，更以马队追袭。我军遂陆续退至大智门。以致德日租界后方，多为敌有。……（午后）一时三十分，……我军遂以跑马场后方二百米达（公尺）之考尔夫球场为炮兵阵地，故德界后方，成为炮火横飞之场，双方争夺，一进一退，死伤枕藉，此时最为猛烈。……战至下午六时，两军发生白刃战……遂被敌占有跑马场矣!”

李廉方关于九月初六日之战的叙述，颇有错误。他所根据的是日本领事馆的电报，夏口县志与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这三项史料的可靠性皆有问题。事实上，革命军在初六日不曾失去跑马场，所失去的只是刘家庙。

王树枬说：“六日，我军渡三道桥，进攻刘家庙。王占元率混成（第）三协趋铁路东，王遇甲率（第）四镇趋铁路西。人各携二日粮，克期进击。抵造纸厂，敌兵以煤油罐鏖战。久之，步队（第四镇）第七协不能当。某急率一营（第四镇第八协第十六标第三营）驰入阵。战至午，敌攻益猛。而蛇山及塘角之炮，萃集我军。弹如雨下。（我军）急檄海筹、海容诸舰，驶至丹水池江岸，侧击刘家庙。我军乘势勇搏，且攻且前，敌炮声渐微。战三时，（敌）窜跑马场，（我）合军蹑击，遂夺刘家庙……七日，黎明，我军进薄跑马场。”

张难先把这初六日的战事，写在初五日，又说，刘家庙虽被清军侵去，但当天下午，仍被革命军夺回。革命军之所以在上午战败，是由于“刘家庙无端起火（张景良放的），弹械，粮秣尽遭焚毁，军心由是摇动，退却。”“是日正午，我军誓图报复，即在大智门早餐后（军中每日两餐，早餐相当于老百姓的午餐，平时早餐是在十点钟左右，晚餐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这一天上午忙于作战，所以到了正午才早餐），准备进攻。惟指挥官张景良自火烧刘家庙后，踪迹不明。众以主持无人，颇形张皇。

“标统谢元恺曰，‘此时往何处觅指挥官?势迫矣。我愿作前驱。诸君请随我前进。’（谢元恺是第二协第四标的标统。）于是各部队长官踊跃集合，共同拟定于午后一时开始进攻。”

“届时，谢元恺领队前行。第二协在右，第四协在左，齐向刘家庙攻击，士气旺盛。”

“清军在刘家庙用机关枪及步（队）炮队顽强抵抗，弹如雨注。我军冒弹猛进。将近刘家庙六百米达（公尺），谢元恺令上刺刀，吹冲锋号，齐声喊杀，直冲至刘家庙，与敌肉搏。敌不支，后退。我军夺回刘家庙。”

“复向造纸厂追击。会天已黑，遂在刘家庙占领阵地，防御。是晚，（我军）以战斗形式彻底（警戒）。两军枪声终夜未息。”

张难先的这一段叙述，与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相同。事实上，谢元恺及其所率领的同志，虽则在午后一度冲到了刘家庙，并不曾能够将刘家庙夺回，加以占领。原因是，当时革命军的火力比起清军的火力来，太不成比例。

初六之败，败在张景良于刘家庙放火，烧毁我军的军械、弹药、粮秣。事前，他也尅扣【剪文公：kei，同“剋”】了应该发给各部队的炮弹、枪弹。他甚至吩咐与他同谋的一个管带罗家炎送枪弹给敌人。他在初七日的晚间，被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派人在后马路某处找到，捕来。和他同时同地被捕的，有原任第八镇参谋刘锡祺。刘锡祺仍旧自称为大清的官吏，不愿投降革命军。随后，詹大悲也捕到了罗家炎。詹大悲一面将张景良与刘锡祺、罗家炎三人看管，一面呈报黎元洪。黎元洪要提这三个人到武昌。詹大悲当机立断，将这三人枪毙。

初六这一天，革命军阵亡的有一千人左右。负伤的有五百人左右。

初七，两军继续恶战。清军以第三混成协为左翼，第四镇为右翼，向跑马场进攻。左翼在上午占了跑马场西北角，右翼在下午先败后胜，占了大智门车站。这一天，革命军的勇敢壮烈，不亚于初六日之战。官长之中，第四协协统张廷辅重伤。士兵在歆生路一带，于谢元恺领导之下肉搏巷战，前仆后继。到了午后五点钟，考尔夫球场已经失守，敢死队依然向大营门（大智门?）反攻，死伤极多。

初七这一天，成炳荣的第三协负有在武昌青山镇江岸阻止清军军舰上驶之责，而瞭望疏忽，使得萨镇冰的坐舰“海容号”与“海琛号”、“海筹号”，得以顺利地来到汉口江面，从午后三点二十分起，向革命军的南岸炮兵阵地发射了炮弹三百发之多。为了这件事，军政府惩戒成炳荣，记他两个大过。同时，军政府升谢元恺为第四协的代理协统，升胡效骞为第四标标统。

初八（10月29日），清军在午前六点便把大炮六七门放在大智门车站附近，开始向跑马场的革命军进攻。战到下午五点，革命军失了歆生路，退到玉带门。这一天，革命军显然是入于颓势，然而勇敢壮烈更甚于初六、初七两日。在歆生路与张美之巷交叉的地方，革命军一度战退清军。其后。革命军之所以放弃歆生路，是因为这歆生路一带及其后面的民房，中了炮弹，起火。李廉方说，到了最后，已经退到玉带门，谢元恺与蔡德懋商量，准备统率当时在汉口的所有部队，拼死反攻，以直冲嗫口为目的，获得了各部队的同意。

于是，“遂令敢死队持大令督战，退者斩。元恺冒敌之十字火网，奋勇前进。各部队随进。（蔡）德懋亦更换炮兵阵地。前扑（仆）后继，所向披靡。虽敌之预备队加入前线，亦不能阻。（敌）遂狼狈退回歆生路，而以机关枪与重炮猛轰为掩护。

“不意德懋更换阵地，目标太显，敌炮集注齐发，弹如雨下，我炮兵多有死伤。德懋见阵地不良，方欲停止放列，不幸中弹死。时元恺攻至距敌最近之地，奋不顾身，亦被敌之机关枪扫射而死。众见蔡、谢二勇将先后阵亡，士气大沮。未几，何协统亦受伤，敢死队（大队长）马荣，工程队长李忠孝，皆以激战阵亡。我军忠勇将士牺牲之烈，未有甚于此时者。时已午后五时许也。”

站在清廷方面的王树枬说：“（初）八日，混成（第）三协发大智门。革军步兵千人，阵守礼门北、歆生路；炮队阵循礼门铁道，截击我军。（第四）镇兵驰赴刘家花园，陷重围，三时（三个钟点7六个钟点?）不得出。某（第八协第十五标第一营管带）率劲卒及机关枪队，奋力格援，阵始固。

“（第三混成）协兵与敌战正酣，某（第三混成协第五标第一营管带）率援兵闯入阵。山炮队变式射击敌之散兵，革军动摇。（革命军在汉阳）大别山之炮轰击两时，（炮）火亦息。革军却走汉口市街及玉带门诸地。我军编为追击队。

“午正，（第三混成）协兵战革军收容队（敢死队，）于由义门，败之。（敌）退走玉带门。步队（第三混成协第）六标遂入汉口。

“申初（下午三点多）步队（第四镇）第八协及（第三混成协）第五标，踵敌至玉带门，革军扼土堤撑拒，（汉阳）大别山炮丸飑飑落阵中，我以山炮野炮还击之。日暮，敌败走，渡襄河。步队（第）二十六标（第四镇第十六标?）（第三营）击沉敌舰二艘（?），于是我步队（第）八协及（第）二镇之第五标，进据玉带门。而革军之在汉口者，分守要冲，隐市楼狙击，市道逼狭，标兵不得逞，伤亡甚多。”

黄兴与宋教仁、刘揆一，于九月初七日（10月28日）到达汉口、武昌。黄兴在初八日的上午偕同吴兆麟、蔡济民等人到汉口前线视察，下午三点，受军政府之推，为“战时总司令官”。当晚，他把总司令部设在散生路满春茶园。（这时候，歆生路一带已被革命军夺回。）

他颁下命令，以第二协作为右翼，警戒歆生路后城马路至查家墩以东的路堤；以第五协为左翼，与右翼连接，向西警戒至玉带门一带；以京山刘英所送来、季雨霖所统率的团防兵一标，“警戒汉口市街各要地”；以其余的部队（步队第七标、马队一营、炮队一标、工程一营、敢死队二大队），驻扎在满春茶园的周围。

初九，据王树枬说，清军“冒险”入汉口市街搏战，“自辰至未。廛屋多轰毁，火遽起。我军（清军）不得已去汉口，退屯原阵地。”张难先说：“歆生路沿街树林最多，敌军恐有伏，不敢前进。……午后二时，敌进达我军防御线，于是我（革命军）步、炮队齐发，屋内伏兵亦喊杀，声震天地，敌军不明真相，退还原地。”

初十，清军开始用放火政策，烧了一段民房，便占了一段焦土，先后夺得了循礼门与由义门。在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从由义门一直向东及于长江边，向西及于铁路，都入于清军的掌握。季雨霖在这一天负伤，“一弹由胸洞背”，被抬去医院。就一般而论。汉口革命军的士气业已瓦解，纷纷奔逃。詹大悲也烧了军政分府所储藏的弹药、粮秣，去九江请救兵。黄兴本人也离开了满春茶园。前线只剩下甘绩熙与高建瓴等几位极勇敢的同志，“以个人之勇气呼朋引类，横冲直突，使敌不能揣测。”这一天夜里，满春茶园没有一个守兵，守它的仅仅是自动以全军安危为己任的甘绩熙与高建瓴二人而已。

王树枬说。清军到了九月十一日，便夺得玉带门及长江几个渡口，把整个汉口占了。李廉方与张难先均说，黄兴在九月十二日（11月2日）的下午六点钟。才离开汉口，是黎元洪派轮船来接他去武昌的。那时候，玉带门仍在革命军之手。临行，黄兴还颁命令给各部队，叫他们“守原阵地待援。万不得已，得渐退汉阳，沿襄河布防。”同时，黄兴也下了命令给在汉阳的第一协协统宋锡全，叫他“到汉口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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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汉阳之战

可恨宋锡全听了胡瑛的话，竟然带了他所统率的第一协的若干人，擅自离开汉阳，说是退守岳州，而事实上一口气带了卫队乘轮船到了长沙。他这样的举动，极影响军心、民心，几乎弄得汉阳立刻入于清军之手。汉阳知府衙门的职员，逃散一空。（知府李亚东同志，去了汉川，找梁钟汉，其后招集了革命军从汉口、汉阳溃散下来的兵，组成了一个游击队，设游击司令部于沔阳的仙桃镇。）

黄兴接到了宋锡全逃走的消息，请黎元洪打电报给新任湖南都督谭延闾，迎捕宋锡全，就地正法，将首级送回武昌，示众三日，谭延闿照办。宋锡全之死，就军法而论，罪有应得。

在汉口失守之时，革命军在武昌、汉阳的处境十分危险。幸亏清军于恶战多日以后，需要休息与补给，不曾随即渡过襄河（汉水）来攻汉阳，或渡过长江来攻武昌。同时，也因为九江已经独立，若干海军军舰的官长与士兵已经反正，清军也未尝无后顾之忧。再加上，袁世凯被“资政院”选举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正在从他的葫芦里把他的各种怪药一样一样地搬了出来。

武昌军政府任命蒋肇鉴为第一协协统，同时授权蒋肇鉴补足兵额，负责守卫汉阳兵工厂。所好，熊秉坤已经率领了第五协约二千六百余人，张廷辅率领了第四协约二千人，胡效骞率领了第二协的第四标约一千二百人，李占魁率领了工程营第一营（人数不详），曾继梧也带了两营的炮兵与两营山炮——都到了汉阳。而且，焦达峰于被害身故以前遣来的湘军两协，也先后到达。于是武昌与汉阳才暂时转危为安。

黎元洪依照居正的建议，为了安定民心，重振军心，在九月十三日（11月3日）这一天补行隆重的拜将典礼，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官。

黄兴在十四日到汉阳，把总司令部设在“淮军昭忠祠”，以李书城为参谋长，设粮台于归元寺，以王安澜为粮台总办。

六天以后，袁世凯的代表蔡廷干与刘承恩二人来到武昌，黎元洪开会欢迎。蔡、刘二人宣布，只要革命军肯接受君主立宪，清军便可以停战。胡瑛、胡瑞霖代表军政府致词，“必须改建五旗共和，……如能按照共和制度实事求是，则满清（皇室）永久立于优待地位，享共和幸福。……请转达项城（褒世凯），不必固执。”

幕后，另有一番交涉。黎元洪向袁世凯开出“支票”，只要袁肯赞助共和，就推戴他作大总统。这生意一时无法成交。

黄兴于积极准备了十二天以后，在九月二十六日（11月16日）下午五点钟命令各部队渡河，开始对汉口清军反攻。事前，从下午三点钟开始，工程第一营已经在东亚制粉工厂附近，架设“军桥”，于五点钟架成。

渡河的次序是：王隆中的湘军第一协，甘兴典的湘军第二协，熊秉坤的鄂军第五协（欠第十标），尚安邦的炮队第一标（欠一营），与工程营一队，李占魁的工程第一营（欠一队），鄂军第十标。

任务是：湘军第一协担任右翼，展开在博学书院北端与襄河之间。湘军第二协担中央一路，展开在博学书院以北堤防之线，鄂军第五协第九标担任左翼。尽量向北展开。炮队第一标，由工程营一队掩护协助，架炮于博学书院西南端，以玉带门为射击目标。工程第一营（欠一队）负责保护“军桥”。鄂军第十标及其余部队为预备队，在博学书院西端集合。

各部队依指定次序，于武昌凤凰山及汉阳大别山（龟山）的要塞炮掩护之下，完成了渡河与占领阵地的任务。不久，便开始对玉带门清军的攻击。

战到深夜十二点钟，黄兴命令鄂军第四协与第六协渡河加入战斗。

又战了三个钟点，战到九月二十七日午前三点钟，清军向东北方向退却，革命军占领玉带门一带。

战到午前九点钟，湘军第一、第二两协占领了居仁门之线。鄂军第五协与敢死队两大队占领了王家墩之线。

不幸，在午后两钟点，革命军在开饭的时候各部队争先抢吃，秩序大乱，湘军第一协首先慌张退却，引起全线崩溃。黄兴亲自率领学生军堵截，堵不住，只得下令退回汉阳。这是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的最后一战。

革命军于大举反攻汉口失败以后，决定在汉阳方面对汉口采取守势，在武昌方面对汉口采取攻势。这个决定，颇为失策。汉阳对汉口仅有一条架桥可渡的襄河，我可以去，敌可以来，是只能用以进攻，而不能用以退守的地方。武昌的情形恰好与汉阳相反，有长江作为掩蔽，利于退守，而不便于进攻。

结果，虽有反正了的海军竭力协助，鄂军第三协在十月初二日（11月22日）奉命在武昌青山渡江向汉口湛家矶进攻，却渡不了江。第三协协统成炳荣因此撤职。（成炳荣贪酒误事，是失败的原因之一，不过任务本身也的确艰巨。继成炳荣之任的刘廷壁，于十月初三渡江成功，向刘家庙进攻，攻到晚上，也只得退却。）

清军的甲支队于第二十一标标统吴金彪统率之下，在九月三十日（10月21日）由孝感南下，渡过襄河，占领汉阳之西二十多英里的蔡甸。黄兴派湘军第二协（协统是甘兴典）去堵截，堵截不住，退守三眼桥。

十月初一（11月21日），清军乙支队于十一协协统马继增统率之下，逐走黄金口的革命军。初二，乙支队在黄金口架好军桥。初三，渡过襄河，占领美娘山，战到黄昏，乙支队的第二十二标标统张敬尧占领仙女山。

初四，清军张敬尧部占领锅底山，另一股清军也渡河，占了琴断口。革命军鄂军第七标在初三午前五点钟由刘家花园向仙女山反攻，占了仙女山的东北，战到十一点钟，标统胡廷佐负伤，由第二营管带扬泽鸿升代；战到午后二点，才退守大吴湾西北高地至扁担山之线。湘军第二协在第一天完全崩溃，黄兴抽调鄂军第四协加入前线增援。午后三点半，湘军从湖南又来了一标，由协统刘玉堂率领，到达汉阳十里铺黄兴的总司令部，随即开赴前线，进攻仙女山。午后七点，清军占领刘家花园至扁担山之线。

初五，据李廉方说，黄兴于午前六点下令叫“沿襄河防御部队，各抽四分之一，到十里铺增援。正午，抽调各队到。当是时，勇敢之士死伤殆尽，军无斗志，一闻机关枪声，即多方趋避，汉阳危在旦夕。”黄兴派李书城回武昌，向黎元洪申请拆运兵工厂的机件与枪炮子弹。黎元洪召开军政府会议，加以讨论，参谋部副部长杨玺章认为这件事足以摇动军心、民心，不肯赞成。结果，议决了一面拆运，一面死守。

初六早上六点，清军向十里铺绕攻；战到十点，革命军支持不住，副参谋长杨玺章阵亡。万奇（耀煌）此时以都督府参谋的身份，与扬玺章同到前线，幸未中弹。午后十一点，甘绩熙挑选了辎重营、工程营与陆军中学学生，一共一百多人，会同刘鸿斌、周秉武、韩管带（佚名）奋勇对清军夜袭，占了磨子山与扁担山。韩管带阵亡，刘鸿斌与甘绩熙先后负了重伤，刘玉堂率部来援，代替甘绩熙指挥，让甘绩熙回十里铺请援兵。不一会儿，刘玉堂阵亡，清军又把两山夺去。

初七，黎元洪派人来迎黄兴回武昌。革命军在汉阳的陆续撤退。

六二、武昌之守

黄兴回到武昌之后，黎元洪召集会议。李廉方说：“黄于此时悲愤万分，有话亦难言之，惟自承放弃汉阳，深以为愧，当往沪与同志谋攻下南京，为武昌声援耳。其时发言者多，皆主张武昌宜固守，并谓地势亦可固守，黄惟默然无语。且其防御汉阳之任务，业因汉阳失守而不存在，留鄂无益，故次日即乘轮去。”

张难先说：“十月初七日……正午，都督召开紧急会议，到者约六百余人，……（黄）总司令起而言曰：‘此次汉阳之役，非军队不多，非阵地不固，非弹药、粮秣不充足。其致败原因：第一，官长不用命；第二，军队无教育；第三，缺乏机关抢。……汉阳失，武昌不易保守。鄙人愚见，只有放弃武昌，以其兵往援南京。若得南京，然后组织北伐精锐军队，再图恢复可也。”’

“黄言毕，都督起立赞成。孙武和之。张振武、李翊东、甘绩熙等闻放弃武昌之言，群抗声曰：‘头可断，武昌不可弃。’振武并以手枪示大众曰：‘有再言弃武昌者，当以此饷之。’全体掌声如雷。谭人凤复起立反对，全场哗然。……（范）腾霄曰：“……武昌如人之首脑，苟有摇动，必致影响全国。再则围攻南京之（革命军苏浙）联军，十倍于张勋守城之军队，想不日可下，无须吾辈参加。且淞沪皖赣合援鄂军，出发在途。人方援我，而我先自弃之……武昌断不可弃。……’（范腾霄）言至此，（出席者）咸举手高呼曰：‘赞成范君主张。’遂决意守武昌。黄兴见反对者众，遂辞都督（向都督告辞），约李书城、田桐等同赴上海。”

甘绩熙在《阳夏鏖兵实录》里说：“某夜，都督府会议，黄克强倡议弃武昌，都督及孙武等均赞成。军务部副部长张君振武竭力反对之。谓‘吾头可断，武昌绝不可弃。’同会人多数和之，事遂寝。予正卧病，闻言怒曰：‘有言弃武昌者，予当以手枪对待之。’及闻事不行，始大慰。而黄克强与李书城等遂连夜赴南京。而南京适于斯时光复也。”

居正在《辛亥札记》里说：“克强退回武昌，鄂军中颇愤湘军擅退，因之不满克强，遂邀集一会议，请克强报告汉阳失守经过。克强自九月初七日到武汉，迄十月初六（初七）日失汉阳，寝不遑席，食不甘味，弥月劳顿，精神甚疲，兼以新败之余，自无多话可说。乃表示退让，云将返沪转粤，再图北伐。同志多表示慰留，而少数不满于克强者，亦知克强必去，默不作声。克强竟去矣。”

万奇（耀煌）告诉笔者：“黄兴并不曾坚持放弃武昌，仅仅表示了他本人愿意辞去战时总司令官之职，退位让贤，以便乘轮东下，参加光复南京的工作。”

事实上，真正想放弃武昌的，可能是孙武与黎元洪。孙武主张把武昌藩库的银子搬运出城，被大家反对，作罢。黎元洪其后在十月初九日（11月29日），一听到有清军炮弹落在都督府，便顿想依从左右小人的建议，移到武昌之东数十英里的“葛店”去办公。甘绩熙怕他这一走，影响民心、军心，特地来到都督府陪他，昼夜不离（夜间也睡在都督府）。这样，总算把他留下，留到了十月十一日（12月1日）的早晨，都督府又中了几颗炮弹，打死了两个工友。两个工友既死，虽甘绩熙也终于留黎元洪不住了，而且也不敢再留他，因为万一黎元洪被炮弹打死，全军与整个军政府失了首领，影响革命前途太大。

黎元洪匆忙乘了轿子离开武昌，向葛店方向走去。

留在武昌主持防务的是蒋翊武。黄兴辞职以后，黎元洪任命万廷献为“代理战时总司令官”，万廷献不就（他当过南京陆军中学的总办）。于是，便任命了蒋翊武为“护理战时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洪山宝通寺。都督府参谋部部长杨开甲辞职，副部长杨玺章阵亡，黎元洪任命了吴兆麟为参谋部部长，姚金镛为副部长。此外，孙武、张振武、刘公（仲文）都留在武昌。

十月初九，晚间九点钟，蒋翊武下令各部队，对他们分别指定防区：

第一协，协统蒋肇鉴，右翼与第四协连络，左翼至吉祥宾馆附近。

第二协（欠两营），协统何锡藩，防御武昌城。

第三协，协统窦秉钧，防御凤凰山经青山至两望北端一带。

第四协，协绕张廷辅，防御右翼，与工程营连络。

第五协，协统熊秉坤，防御两望至砖瓦厂一带。

第六协，协统扬载雄，防御左翼，至大堤口附近，与第五协连络。

第七协（欠第十四标），协统邓玉麟，防御武昌城沿江一带，与第六协连络。第十四标，标统黄申芗，防御东湖及沙子岭附近，并向东搜索。

第八协。协统罗洪升，防御金口附近，与第一协连络。马队第一标，标统王祥发，在宝通寺集合候命。马队第二标，标统刘国佐，在鲇鱼套集合候命。

工程第一营，管带李占魁，防御鲇鱼套。工程第二营，管带杨金龙，防御造纸厂附近，与第七协连络。

其余各部队为总队预备队，在洪山南麓候命。

六三、停战

十月十一日黎元洪走了不久，当天，英国商人盘恩，受了英国驻汉口领事的委托，到洪山蒋翊武的总司令部，转达清军的停战要求。

主动作停战的提议的，是袁世凯。中间人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朱尔典命令英国驻汉口领事某人对革命军作停战的试探，这领事找出盘恩，任奔走之劳。

袁世凯认为，拿到了汉口、汉阳，已经够资格对革命军谈判；留下武昌不攻，既可以对革命军表示好感，也可以用来威胁清室，篡窃大位。事实上，各省已经纷纷独立，张勋也绝对守不住南京，袁世凯的精兵被吸住在湖北与山西，袁世凯不想停战也得停战。

第一次停战的条件很简单：期限仅有三天，革命军停驶军舰，清军停止用火车运兵。

蒋翊武与孙武、张振武等商议结果，决定接受停战的要求，派万奇去追黎元洪，取都督大印，加盖在停战议定书之上。（万奇这时候是蒋翊武的参谋。）万奇骑马过了王家店两三里，才把黎元洪追到，劝黎回王家店真武庙。黎说：“都督大印已经送到葛店。”万奇说：“请都督折回真武庙，容我去葛店取印。”万奇又走了一阵，遇到秘书陈邦振迎面捧印而来。陈邦振是在黎、万交谈之时，已经自动先去葛店。万奇于是把印带回洪山，蒋、孙、张等人却已另行刻了一颗大印，盖在停战议定书之上了。

第一次停战，从十月十二日（12月2日）开始，这一天黎也回了洪山。三天期满，双方决定继续停战十五天。其后一续再续，革命军与清军不曾再在武汉开火。

十月十六日（12月6日），黎元洪依照谭人凤的建议，取消“战时总司令部”，改设“武昌防御使署”，调蒋翊武为都督府高等顾问，任命谭人凤为“武昌防御使”。

六四、黄陂之战

双方虽则在武汉方面停战，在黄陂方面却仍有剧烈的战斗。黄陂城曾经一度为革命军游击队占领，于十月初十日（11月30日）被清军夺回。到了十月十八日（12月8日），革命军对黄陂城反攻，从辰时战到未时，阵亡了六百多人，退到马家寨；次日，退至仓于埠。

六五、外府州县之光复

黄州（黄冈）、天门与汉川三地光复最早，是在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以前。黄州的领导人为吴贡三，天门的领导人为刘英，汉川的领导人为梁辉汉（梁钟汉之弟）。

其次为宜昌，在九月十八日（11月8日），领导人为唐牺支。

襄阳光复在十月初十（1130日），领导人为张国荃，李秀昂。钟祥在十月初五日（11月25日）光复，领导人为张楚材、白星垣。张楚材意志不坚（他原为清军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第三营的管带），又想效忠清廷，于十一月问被鄂军安襄郧荆招讨使季雨霖解决。

此外，当阳于九月十四日（11月4日）光复，是唐牺支派了参谋关克威去收复的。荆州于十月二十七日（12月17日）光复，是唐牺支亲自带兵去打下来的。

六六、各省光复

自从八月十九日武昌首义以后，湖北以外各省各地先后响应，占领省城或大都市，对清廷宣布“独立”。每一处，均有仁人义士可歌可泣的史实。

以时间先后为序，各地独立的日期与选出或推出的都督，有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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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　　┃　　日期　　　┃　　都督　　┃　　附　注　　　　┃

┣━━━━━╋━━━━━━━╋━━━━━━╋━━━━━━━━━┫

┃湖南长沙　┃　九月初一日　┃　　焦达峰　┃九月初十日，焦达　┃

┃　　　　　┃ （10月22日） ┃　　　　　　┃峰棱梅馨杀害。　　┃

┃　　　　　┃　　　　　　　┃　　　　　　┃谭延闻继任都督。　┃

┃江西九江　┃　九月韧二日　┃　　马毓宝　┃　　　　　　　　　┃

┃　　　　　┃（10月23日）　┃　　　　　　┃　　　　　　　　　┃

┃陕西西安　┃　九月初一日　┃　　张凤翙　┃　　　　　　　　　┃

┃　　　　　┃（1O月22日）　┃　　　　　　┃　　　　　　　　　┃

┃云南腾越　┃　九月初六日　┃　　张文光　┃　　　　　　　　　┃

┃　　　　　┃（10月27日）　┃　　　　　　┃　　　　　　　　　┃

┃山西太原　┃　九月初七日　┃　　阎锡山　┃　　　　　　　　　┃

┃　　　　　┃（10月28日）　┃　　　　　　┃　　　　　　　　　┃

┃云南昆明　┃　九月初九日　┃　　蔡锷　　┃　　　　　　　　　┃

┃　　　　　┃（10月30日）　┃　　　　　　┃　　　　　　　　　┃

┃江西南昌　┃　九月初十日　┃　　吴介璋　┃九月二十二日，彭　┃

┃　　　　　┃（10月31日）　┃　　　　　　┃程万继任，不久以　┃

┃　　　　　┃　　　　　　　┃　　　　　　┃后，李烈钧继任。　┃

┃贵州贵阳　┃　九月十四日　┃　　杨荩诚　┃　　　　　　　　　┃

┃　　　　　┃（11月4日）　 ┃　　　　　　┃　　　　　　　　　┃

┃江苏上海　┃　九月十三日　┃　　陈其美　┃　　　　　　　　　┃

┃　　　　　┃（11月3日）　 ┃　　　　　　┃　　　　　　　　　┃

┃浙江杭州　┃　九月十四日　┃　　汤寿潜　┃　　　　　　　　　┃

┃　　　　　┃（11月4日）　 ┃　　　　　　┃　　　　　　　　　┃

┃江苏苏州　┃　九月十五日　┃　　程德全　┃　　　　　　　　　┃

┃　　　　　┃（11月5日）　 ┃　　　　　　┃　　　　　　　　　┃

┃江苏镇江　┃　九月十七日　┃　　林述庆　┃　　　　　　　　　┃

┃　　　　　┃（11月7日）　 ┃　　　　　　┃　　　　　　　　　┃

┃广西桂林　┃　九月十七日　┃　　沈秉堃　┃沈秉堃率师北伐，　┃

┃　　　　　┃（11月7日）　 ┃　　　　　　┃陆荣廷继任。　　　┃

┃江苏扬州　┃　九月十七日　┃　　孙天生　┃　　　　　　　　　┃

┃　　　　　┃（I1月7日）　 ┃　　章水天　┃　　　　　　　　　┃

┃福建福州　┃　九月十八日　┃　　孙道仁　┃　　　　　　　　　┃

┃　　　　　┃（11月8日）　 ┃　　　　　　┃　　　　　　　　　┃

┃江苏清江　┃　九月十六日　┃　　蒋雁行　┃蒋之名义为“江北　 ┃

┃　　　　　┃（11月6日）　 ┃　　　　　　┃都督”。　　　　　 ┃

┃山东济南　┃九月二十三日　┃　　孙宝琦　┃十月初四日，孙宝　┃

┃　　　　　┃（11月13日）　┃　　　　　　┃琦背叛革命，取消　┃

┃　　　　　┃　　　　　　　┃　　　　　　┃独立。　　　　　　┃

┃广东广州　┃九月十八日　　┃　　胡汉民　┃　　　　　　　　　┃

┃　　　　　┃（11月8日）　 ┃　　　　　　┃　　　　　　　　　┃

┃安徽安庆　┃九月十八日　　┃　　朱家宝　┃九月二十四日黄　　┃

┃　　　　　┃（11月8日）　 ┃　　　　　　┃焕章部兵变，朱家　┃

┃　　　　　┃　　　　　　　┃　　　　　　┃宝逃。十月二十　　┃

┃　　　　　┃　　　　　　　┃　　　　　　┃二日。孙毓筠继任　┃

┃　　　　　┃　　　　　　　┃　　　　　　┃都督。　　　　　　┃

┃四川重庆　┃十月初二日　　┃　　张培爵　┃　　　　　　　　　┃

┃　　　　　┃（11月22日）　┃　　　　　　┃　　　　　　　　　┃

┃四川泸州　┃十月初六日　　┃　　刘朝望　┃　　　　　　　　　┃

┃　　　　　┃（11月26日）　┃　　　　　　┃　　　　　　　　　┃

┃盛京奉天　┃九月廿二日　　┃　　蓝大蔚　┃　　　　　　　　　┃

┃　　　　　┃（11月12日）　┃　　　　　　┃　　　　　　　　　┃

┃四川成都　┃十月初七日　　┃　　蒲殿俊　┃十月十八日兵变，　┃

┃　　　　　┃（11月27日）　┃　　　　　　┃次日，尹昌衡继任　┃

┃　　　　　┃　　　　　　　┃　　　　　　┃都督。　　　　　　┃

┃新疆伊犁　┃十一月十九日　┃　　广福　　┃　　　　　　　　　┃

┃　　　　　┃(1912年1月7日)┃　　　　　　┃　　　　　　　　　┃

┃直隶滦州　┃十一月十四日　┃　　王金铭　┃　　　　　　　　　┃

┃　　　　　┃(1911年1月2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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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民国成立

上海、苏州、杭州、镇江相继光复以后，革命同志组织了“苏浙沪镇联军”，进攻清将张勋所据守的南京。苏军司令是刘之洁，浙军司令是朱瑞，沪军司令是洪承点，镇军司令是林述庆。大家公推徐绍桢为总司令。从十月初二日（11月22日）战到十二日（12月2日），光复了南京。

十一月初六日，孙中山回抵上海。初十日，十七省份的代表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南京，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每省一票），选出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阴历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孙中山于就职时宣誓。誓词是：“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所公认，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自誓。”

1月3日，十七省代表开临时副总统选举会于南京，选出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同日，孙大总统提出，以宋教仁为内务部总长，王宠惠为外交部总长，陈锦涛为财政部总长，伍廷芳为司法部总长，黄兴为陆军部总长，黄钟瑛为海军部总长，章炳麟为教育部总长，张謇为实业都部长，汤寿潜为交通部总长；以上各部，分别以居正、魏宸组、王鸿猷、吕志伊、蒋作宾、汤芗铭、景耀月、马君武、于右任为次长。

部长的名单，经十七省代表讨论，提出修正意见，孙中山完全接受。于是，改任程德全为内务部总长，蔡元培为教育部总长。

这便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

十七省的代表，代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规定的参议院参议员的职权，代表会改称临时参议院。议长，公选出林森；副议长，公选出王正廷。这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派赴武昌的代表，于辛亥年十一月初十日以后，在武昌所拟定的。各省都督府联合会，设在上海，曾经在九月二十五日（11月15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其后，在十月初三日（11月23日），依湖北代表居正的邀请，除了每省各留一人在上海以外，全体去武昌筹备临时（中央）政府。南京光复以后，各省代表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于七天以内齐集南京开会。

孙中山就了临时大总统以后，一面致力于以和平方法，促成清室宣统皇帝逊位，一面督促临时参议院之内的革命同志，尽速促成临时参议院拟定《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于1912年3月11日拟定完成，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职权予以公布。这临时约法共有七章五十六条，是中华民国的基本大法。

清室的隆裕太后在中华民国元年2月12日宣布宣统皇帝逊位，结束了顺治元年以来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

（本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