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两晋南北朝》序言(沈渭滨)

《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序言

沈渭滨

１９９７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征得旅美史学前辈黎东方教授同意，以《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为题，将原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黎先生大著《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四书，在大陆出版发行。

书出之后，众口交誉，大量加印，不胫而走，黎先生闻之欣喜。为完成“细说中国全史”夙愿，以老骥伏橱之壮心，再应责编崔君美明约请，续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四种，并将已经成书之《细说三国》先行交付出版。不料，执笔至１９９８年最后一天，夜睡不起，猝然仙去。大愿未竟，良可哀痛。

出版社为竞黎先生遗愿，亦为众多爱读“细说体”史书之读者计，乃多方筹划，约请黎先生高足及京、沪两地素有研究之学者，分担撰著。经数年努力，新撰四种“细说”之书，终于面世。至此，《细说中国历史丛书》集两代史学家之心智，大功告成。黎先生九泉有知，当可欣慰也乎！

“细说体”是黎先生开创的一种新的叙史体裁，底成于早年在重庆之讲史盛举。

讲史古已有之。古之讲史者，诚如邓广铭先生所论，都不是读过史书，更遑论有所研究的民间艺人。所讲内容，只是以某一朝历史或人物为由头，加以演义和穿插逸闻传奇，增添一些故为热闹的场面，与真实历史相距甚远。由此形成的文本，历代相传，几经润色，成为“演义”、“平话”一类文学作品而入于古典小说之林。

黎东方先生在重庆讲史，则以历史学家的睿智讲真实历史。既不虚构情节，又不增添传奇，完全依史实本身的曲折复杂，凭藉精熟的会通和高度识见，以逸趣横生之辞锋，勾起听众兴味，引发历史与现实的联想共鸣，倾倒四座，轰动山城。由此形成的著作，不仅独辟历史通俗化的蹊径，而且开创了不同于古代之纪传体及现代之讲义体通史、断代史一类著作的新体裁。这种体裁，黎先生自己称之为“细说体”。

由讲史发为著述，“细说体”史书的撰写自有其要领可循。

一是融会贯通。黎东方先生不仅对已逝的历史过程，有上下、前后、左右的纵横融通，而且对各家研究得失了然于胸，尤其精熟于职官、典制、地理、文化、学术之嬗蜕演变。故而开讲中能统而贯之，信手拈来；著书时能信而有征，言之成理。分之，各为一朝信史，合之，则成中国通史，前后赓续，上下一体。虽然，会通本是治史者必具的要求，但如黎先生之对数千年历史及相关学问精熟融通、备知种切，臻于太史公所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何其难得。所以，作“细说体”史书之难，窃以为首先就难在必须对中国历史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才能写好一朝之信史。

二是取精用宏。会通既是讲史的功底，著史的基础，又是睿智之所养成，卓识之所由来。黎先生即是因会通而悟得历史发展之关键，历史人物之功过，学术流变之精髓，典章制度之张弛，在在皆有独识精到之论。凡关乎全局者，详为论说而不厌其烦，细为阐述而不吝篇幅；无关宏旨者，则一般交代，点到为止。既具大体，犹见要领，取精用宏，洞其底蕴。所以，“细说体”史书，不像讲义体断代通史那样举其大略、面面俱到，而是人事相依，突出重点，谋篇布局，主次分明；设题自如而不受章节拘束，各题详略不强求平衡，全依重要与否为转移，显得活泼而富有个性。读其书，真可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三是深入浅出。“细说体”史书既从讲辞而来，讲史要吸引听众又不失历史真实，深入浅出、顺畅达意自是题中之义。黎先生所著《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等书之所以备受欢迎、洛阳纸贵，就在于叙事明白晓畅而不诘屈聱牙，立论通俗易懂而不故作深奥；考镜源流时条缕清晰、精要毕具，辨章学术则见微知著、要言不烦。既可使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得历史知识，又能给治史者以启迪。好读耐看，雅俗共赏。虽然，黎先生著书的本意在使历史知识普及化，所著诸书被邓广铭先生评为“标准的深入浅出的历史读物”，但其考求前人研究得失而定其取舍从违，校订“正史”之误而于不疑处有疑，未尝不能使治史者受益。所以，凡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的史书，必定是可以雅俗共赏的作品。

新撰四种“细说”的作者，都能追摄前贤，深知要领。他们虽然不像黎先生那样由讲史而发为著述，但因为都在大学中教授中国历史而又有深入研究，对黎先生已出各书多所心悟，所以在体例上自可接续。其中，《细说秦汉》，黎先生原有部分遗稿约１５万字，由黎夫人嘱托先生高足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陈文豪先生整理。因内容不齐，崔美明女士又约请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王子今先生补写１５万字左右，合成完整的《细说秦汉》一书。则其体例、风格，当可与黎先生相合。

《细说两晋南北朝》，由原上海教育学院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起炜教授撰著。沈教授著述丰硕，长年在教学第一线。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为他熟谙史事、幽默风趣所折服。他追慕黎先生细说体裁，深得三昧。我拜读过他写的这部著作的校样，觉得无论在文风上、论析上都堪称一流。

《细说隋唐》，由上海大学赵剑敏副教授承担。赵先生对“细说体”钻研亦深，观其《自序》即可概见。《细说宋朝》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虞云国教授撰写。虞教授系上海已故十大史学家之一程应镠教授的嫡传弟子，治宋史逾２０年，论著颇丰，心得良多。他把撰著此书视为研究宋史的阶段性小结，并对宋史中不少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寓学术研究于深入浅出的叙述之中，正合“细说体”雅俗共赏的特点。

以上四种新撰“细说”，虽然整体上都承袭了黎先生开创的路径，但因成于不同学者之手，在写作风格上自难以一致，在各个断代之间若干文化学术的承袭转合和典章制度的上下通贯方面，也稍有疏忽之处，难能如独立著书之一气呵成。这些都属众手修史习见的缺憾，毋需苛求。若就“细说体”之特点、则例而言，新撰四种，俱能踵武黎公，与先出之五种，庶几乎珠联璧合。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为适应社会不同层次对史学诉求而从事的系列出版计划之一。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该社就约请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穷十余年之功，集众多学者之力，终于在１９９９年出齐了这套迄今最完整的大型学术性通史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五六十年代起，社内有识之士就有编辑出版“中国断代史系列”的计划，并付诸实施。９０年代中期，又将自远古至清代的中国历史，按各个断代，重版已经出过的有关专著，再约请有精深研究的专家学者分别撰著或缺的部分，以期配成一套高质量的断代史学术著作。近些年来，已出版了王玉哲《中华远古史》，杨宽《西周史》、《战国史》，林剑鸣《秦汉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８种。另有胡厚宣等的《殷商史》、陈振《宋史》、汤纲《明史》等５种，正在撰写或在修订有鉴于以上两项都是适应专家、学者及高校师生教学研究之用，于是９０年代后期，责编崔美明女士乃有为适应中等文化程度读者之需要而编辑《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普及历史知识之计划。

这套中国历史通俗读物的配齐出版，不仅使该社长期来为之努力的系统工程，在结构上更趋合理，而且为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提供了可资参酌的路向。

历史普及化，是一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涵养爱国情操的大业。先哲有文脉中断谓之亡天下之说。太炎先生称：“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一个漠视自己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无论对培固国本，弘扬民族精神，接续中华文脉，都具有深远意义。就此而言，《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出版，称得上是嘉惠当今、造福后代的大好事。

黎东方教授原拟在写完计划中的四书之后，请唐振常先生作一长序。不意唐公匆匆而去，致使黎公遗愿未得实现。责编崔美明女士转而要我承乏，推辞不得之下，只好诚惶诚恐写了上面几点，聊充序言。

２００２年５月于蒲溪抱墨轩

自序

黎东方先生所著《细说》各书，我在书店里看见过，可惜我孤陋寡闻，不知道黎先生为何许人，以为这些书不见得有什么特色，竟懒得去翻阅。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崔美明女士忽来电话，说黎先生已归道山，《细说》还缺几本，希望我参与续写。接着又来信，并寄来《细说三国》一册，供我参考，以便考虑。

我年事已高，写作一道，除料理些未了事宜外，不想另起炉灶，但是看了《细说三国》后，倒又来了兴致。

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看了书中介绍黎公的部分，想见其为人，颇令我鼓舞。历史教师多有埋怨学生不喜欢学的，历史读物，读者也往往不多。然而黎公当年在大后方“开讲”三国历史，竟有大量听众踊跃购票入场的盛况。他把历史教育做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使我为之神往。对于这样一位老前辈，我愿意为他做些拾遗补阙的工作，他九十多岁不停笔，我毕竟比他小好几岁，没有理由搁笔。

次之，《细说三国》是在当年讲稿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文字与当年的口语比较，必有逊色，这是无可奈何的。但是这本书确有特色。一般史书往往缺少细节，看起来不生动。《细说》的长处就在于“细”。“细”不是什么事都讲，而在于不说则已，说到的就详加刻画。这正是司马迁优于后世正史作者的地方，试想一篇《项羽本纪》，如果把鸿门宴、乌江自刎等情节，都略去细节，一笔带过，怎么会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黎先生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试图写一套可读性较强的断代史读物，是有意义的尝试。我愿意学着干，如果能够学得有几分像，不失为晚年一乐事。

我愿意写了，但是还有顾虑。崔美明女士和她的领导，我都不认识。他们对我的情况是否充分了解呢？特别是：是否知道我已经有八十多岁呢？因此，我就直言相告，声明我尽管自信还能够活几年，但毕竟是一大把年纪了。问他们是否放心。答复竟是丝毫不以为意，事情就定下来了。

黎先生留下来的缺口相当大，我选哪一段好呢？我以往涉猎较多的是唐宋两段。但是我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中国小通史》写过《隋唐》、《五代》两本，写这一段不免重复。两宋呢，家里缺好几种重要的参考书，写起来不方便。因此，我决定顺着《细说三国》来写两晋南北朝这一段。

两晋南北朝是分裂割据的乱世：然而中国终于不像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那样一直处于列国并存的形势之中，最后仍归于统一。我们看：这三百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得到许多志士仁人为之努力的事迹。其间有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政权，兴亡倏忽，往往开创者不失为一代人杰，而后继者暴横愚蠢，其间发人猛省之处，几乎俯拾皆是。

这段历史，先民在战乱难得停息的形势之中，仍在经济和文化中有可观的成就，其中有些业绩是无声无息的，如中原人士在混乱到极点的环境中，世代相传，保存了文化种子。这种史事，读来使人胆壮。

这段历史还产生了大量典实，例如“坦腹东床”、“草木皆兵”……等等，读之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化修养。

凡此种种，都说明读这段历史，颇有裨益。

但是写这段历史，很不容易。它的内容太复杂。《二十四史》中属于本时期的有十部之多（《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三百多年中，建国称号的，只算两晋、南北朝、十六国，已有二十五个（如将西魏和北周、东魏和北齐分开算，有二十七个），其余冉魏、西燕等还不在内。建国称号的多了，头绪就繁，真要一一细说，上百万字也说不完。但是“细说”与“繁琐”有别，我只能择要细说，黎先生用的也是这个办法。另外，我在各篇的篇首常对本篇内容作概括性的提示；写某一政权的史事时，常对其周围或邻接地区的局势作些必要的说明。这样也许可以让读者看起来醒目一点。

关于本书的写作，我就说到这里为止。希望得到读者们的指教。

沈起炜

２００２５月１７日写毕

开场白

从泰始元年十二月普武帝司马炎代魏起，到隋朝灭陈，统一南北，前后共有三百二十三年（公元２６６年２月到５８９年２月）。

这是一个交织着光明和黑暗的历史时期。

三百多年间，除西晋统一后的二十年外，分裂、割据、混战，迄无间断。数十万以至上百万人颠沛流离的惨状竟屡屡出现。长安、洛阳、邺、建康、江陵等名城都曾茂草丛生，有的还发生过多次。大片古代文明被毁灭，相当发达的地区竟变得与洪荒的原野不相上下。人口也大面积锐减，记录的数字还不到汉代盛世的三分之一……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又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时期。无数仁人志士从来没有忘怀过“定于一”的教导（孟子答梁襄王问“天下恶乎定”语，见《孟子·梁惠王》上），他们艰苦奋斗，一批人失败了，另一批人继之而起，终于为隋唐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各族之间，尽管有相互虐杀的悲惨事实，然而交流、融合毕竟是历史的主流。三百多年后，中国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在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后，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这可以说是世界史上的一大奇迹。

两晋南北朝又是中国文化成就大量涌现的时期。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工艺都有美不胜收的成就。在多灾多难的时期中，古人成就之丰富多彩，令人不能不赞叹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惊人的创造能力。而印度文化的大量输入，又使中土文化更增华采，格外耀目。

让我们从一批不合格的开国君臣说起，力求弄清楚这三百多年间的历史面貌吧。

一　不及格的开国君臣

魏元帝咸熙二年（公元２６５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嗣为相国、晋王。但只过了四个月，这位年仅二十（虚岁）的晋王，还等不及过年，就逼使与自己同龄的魏元帝曹奂“禅”位，废他做陈留王，自己登基称帝，立国为晋，改元泰始元年。又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司马师为景皇帝，司马昭为文皇帝，从此，魏国告亡，晋朝开始了。这是祖孙三代四人欺人孤儿寡母的结果，丝毫不值得夸耀，所以后来明帝听王导讲祖宗得天下的故事，竟羞惭得抬不起头，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历史上，“逆取”的事例并不鲜见，但在得天下后，如能“顺守”，治国作出成就，后人也一样会给予肯定的评价。可是，这位后来被谥为武帝的年轻天子却并非如此。虽然他在位时没有多少过恶，例如那位被废黜的曹奂得保善终，一直活到了五十八岁，但也说不上有什么政绩。老丞相何曾就曾对儿子们说过：“吾每宴见，未尝阅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为此，他忧心仲仲，断定晋朝的国运不会长久，所以他指着孙儿们说：“此等必遇乱亡也！”他预测得很对，到永嘉（晋怀帝年号，３０７～３１３年）之末，何氏一族在丧乱中惨遭了灭门之祸。

晋武帝治国无方，但好色却很有名。泰始九年（公元２７３年）。他选公卿之家以下的女儿进宫，在采选结束前，还禁止天下人的婚嫁。次年，他又取良家百姓和众多将吏的女儿三千人进宫供其挑选，当时母女号陶，哭声一直传到了宫外。至太康二年（２８１年），他还将原来的吴国宫女三千人也纳进宫里，这时后宫的女子竟有万人之多。在后宫，武帝常好乘羊车游乐，羊在哪里停下不走，他就在哪里留宿过夜。羊要吃草，也爱咸味，有些宫人就在房门上插上竹叶，把盐汁洒在门口，引得羊车停在自己的门口。

皇帝本人无所作为倒也无妨，只要托付得人，一样可以治国平天下，如齐桓公用管仲就是一例。晋武帝用的人确有好的。如博学多识的中书令张华，他曾促使武帝定下决心出兵灭吴，而一旦出兵，他又亲任度支尚书（财政部长），以保证军需粮草的供给，因此是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再如镇守襄阳多年的羊祜，他与吴将陆抗对峙，竟深受陆抗的钦佩，说他是属于乐毅、诸葛孔明一流的人物。一次陆抗生病，羊祜送药给他，陆抗坦然服下。部下谏劝，陆抗就说：“岂有鸠人羊叔子！”叔子是羊祜的字。羊祜苦心经营，在作灭吴的准备，但陆抗在世时，他知道不容易成功，就没有发起进攻。咸宁二年（２７６年），陆抗一去世，他便上疏请命伐吴，但朝中却有很多人表示反对。为此他常叹道：“天下不如意事，十常七八，天与不取，岂不令人抱憾！”咸宁四年（２７８年），他抱恨去世，时年五十七岁。临终前，他举荐杜预继任。杜预素来与他同志，在灭吴的征战中，他率军攻克江陵（今湖北荆州）后，沅湘以南的州郡都望风迎降。羊祜慧眼识人，而杜预也终于实现了羊祜的遗志。

张华、羊祜、杜预，他们都是名著一时的经国之才，但他们在晋武帝的朝廷里，却不属于主流派。主流派是何曾、贾充和杨皇后的父亲杨骏等人。何曾、贾充都是魏时司马氏的党羽。何曾在魏时已官至司徒。他看得出武帝庸碌，但他本人也不是品行高洁的贤臣，在生活上奢侈无度，“食日万钱，犹曰无下著处”（《晋书》本传语）。他明知子孙会遭乱世，却不教他们戒骄戒奢。尤其他的儿子何劭，比父亲奢华更甚，每天饮食的费用要达二万钱之多。以后，他的几个孙子也大都如此，加之骄而且吝，又盛气凌人，便为同僚和乡里人所恨，所以不免杀身之祸。

贾充是司马昭、司马炎父子的心腹，成司马氏之事的人是他，但败司马氏之事的人也是他。当年（魏甘露五年，２６０年），魏主高贵乡公曹髦，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等讨伐司马昭，司马氏的兵士见魏主挥剑亲战，毕竟有些顾忌，谁也不敢上前。这时，太子舍人成济问中护军贾充：“形势危急，怎么办？”贾充毫不迟疑，道：“司马公畜养尔等，正为今日之事，不问是谁，动手就是！”成济得令，一家伙便把曹髦杀了。事后，贾充诱罪成济，灭其一族，自己反而封侯升官。

司马师没有儿子，司马昭将次子司马攸继嗣给他，自己则继承了兄长的大将军、录尚书事（魏晋南北朝时总揽一切的职务）的官职。他曾一度考虑再传位给司马攸，但何曾、贾充等人都称赞其长子司马炎有“德、才”，山涛也说“废长立少，违礼不祥”。为此司马昭就考核了司马炎的“才”，觉得不错，才打定主意，立他做晋王世子。其实，司马炎何尝有才，那是因为他的心腹羊琇，事先替他拟了若干份时政意见书，又让他读熟了，所以他才应付得了父王的考核。司马昭是个极精明的人，但在这件事上却被糊弄了，由此不仅抛弃了声望远在司马炎之上的司马攸，而且还种下了日后政争的祸根。

司马炎即位称帝后，任贾充为车骑将军，后来又加他尚书令、侍中，地位仅次于“八公”（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实际上就是当朝宰相（晋不设丞相。尚书分“曹”办事，尚书令是各曹尚书的长官，也就是行政首长）。贾充和朝官荀觊、荀勖、冯紞等结为同党，操纵朝政。泰始七年（２７１年），鲜卑秃发树机能在西北越闹越厉害（见《徙戎论》篇），朝中就有人想借此把贾充挤出朝廷，建议武帝派有威望有智谋的重臣前往镇抚。武帝问谁可担当这一重任，他们便推荐贾充。武帝大喜，就任命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留侍中、车骑将军之职不变。但贾充不愿离开朝廷，可又无法推托，只得准备赴边。这时荀勖向他献计：“只要和太子结为姻亲，就可以留在京城。”贾充说：“计是好计，可谁去提亲呢？”于是，荀勖又自告奋勇，去向武帝请求。

太子司马衷就是后来的晋惠帝，时年十三岁，是个痴呆低能儿。武帝本来想为他娶卫瓘（参见《魏晋之际的才人名士》篇）之女，但经不起杨皇后和荀觊、荀勖等人的内外求劝，便决定与贾家联姻。杨皇后是中了贾充妻子郭氏的“银弹”；二荀则是一心一意为贾充奔走的奸臣。贾充之女贾南风性情凶悍，生得又矮又丑，荀勖却说她“才色绝世”，“必能辅佐君子，有《关雎》后妃之德。”事情就这样定下了，泰始八年（２７２年），比司马衷大两岁的贾南风被册封为太子妃。她就是日后“八王之乱”的祸首，当时自然是谁也料不到的。婚事成了，太子的老丈人自然留任本职，不仅不必远走西北，而且不久还加了司空的官衔。

贾充是奸臣，一生都在做坏事。历史上，晋武帝惟一的贡献，是灭亡吴国完成了统一。可这件大事，就险些被贾充破坏。

西晋灭吴，本来不难，咸宁二年（２７６年）羊祜请命伐吴的奏疏就说得极为清楚。他说：“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孙皓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盛于往时。”由此可见，灭吴要比灭蜀容易。他还指出，吴靠的是据江而守，但长江东西数千里，晋兵几路挺进，只要突破一处，就可大功告成。这是极清楚的，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表示赞同。但朝廷议论却多是不以为然，贾充、荀勖、冯紞等人更是竭力反对，因此一拖就是几年。

咸宁五年（２７９年），益州刺史王濬的奏疏说得很苦，“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臣年七十，死亡无日。”他怕错过了时机！更怕丧失建立大功劳的机会！杜预从襄阳七疏，也尖锐指出贾充之流的祸心，说他们讲不出用兵必败的理由，只因为他们以前反对用兵，现在就不肯改正。杜预疏到之时，武帝正在和张华下棋，张华见了，推开棋盘说：“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武帝听了，这才决心出兵。贾充等人还要反对，他没有听，但又作出一个荒谬的决定，命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节”和“钺”都是使臣权力的凭证。“假”，意为皇帝借给他使用），即伐吴的“总司令”。叫一个认为战则必败的人当总司令，岂非荒谬之至。贾充不肯受命，说自己年老体弱（咸宁五年，贾充六十三岁），做元帅不合适。可是武帝偏要他做，说：“君若不行，吾便自出。”贾充这才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任命。然而，他率中军驻扎襄阳，远离前方战事，这个“总司令”实际上没有起过什么作用。

伐吴之役，始于咸宁五年十一月。第二年的三月十五日，王濬楼船开到石头城下，孙皓投降，吴国灭亡。可笑那个奉诏移屯项（今河南沈丘）的“总司令’，在他人大功告成的前夕，还上表说什么：天气渐暖，江淮低湿，疾疫必起，应该立即班师。如果出了问题，“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看他的遁词，大概是曹孟德兵败赤壁的恶梦在他心里作怪。杜预知道了，连忙上表力争，恳请万勿罢兵，只是杜预的使者还没有到达洛阳，吴国已是一片降蟠出石头了。这时贾充悔莫能及，又怕武帝办他的罪，就赶到洛阳请罪，可武帝不仅毫不责怪，反而还安慰了他一番。这种不分是非的做法，哪里像是一代开国君主！

更可笑的是，这以后贾充还在降王孙皓的面前出了一次洋相。孙皓既降，晋武帝便封他为归命侯，见面时，武帝对他说：“朕设此座待卿已久。”孙皓答道：“臣在南方也设有等候陛下的座位。”一边的贾充见他嘴硬，就想给他一点颜色，出语道：“听说您在南方凿人的眼睛，剥人的头皮，这算是什么刑罚？”他料想这下打到了暴君孙皓的痛处，使他无话可答。不料孙皓面不改色，冷冷地答道：“臣下如是犯了弑君之罪，就必受这种刑罚。”这一下反倒戳到了贾充的痛处。谁叫他是杀害魏主高贵乡公曹髦的元凶呢！他满面羞惭，再也开不出口了。

太康三年（２８２年），贾充亡故，时年六十六岁。他再也不能做坏事了，但他的党羽荀勖、冯紞，还有外戚杨骏等人，却是依然如故，一直做将下去。

还在贾充未死之时，一次武帝忽然问张华：“后事可以付托给谁？”武帝其时不过三十七岁，他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史无明文，后人不得而知。当时张华回答：“明德至亲，莫如齐王。”齐王就是武帝的胞弟司马仪。武帝知道父亲当年考虑过要立故为晋王世子，一向把他看作是眼中钉，所以哪里听得进张华的话。荀勖、冯紞因伐吴一事，一直记恨张华，这时就乘机说坏话，武帝就任张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把他派到北方边疆去任职。不久，武帝听了另一些人的话，又想调张华进京。这时，冯紞便在武帝面前用钟会灭蜀后又谋反的故事影射张华，说对于统兵的功臣，不宜过于信任。武帝耳根最软，听了这话，调张华进京后，先给他做无关紧要的太常（管祭祀的官），继又免去职务，只给他保留一个徒具尊位的侯爵名号。

不仅如此。荀勖、冯紞还图谋要把司马攸赶出洛阳。荀勖对武帝说：“现在内外百官都归心齐王，陛下万岁后，太子肯定做不成皇帝。臣言是否属实，陛下只要下诏命齐王就国（到封地），届时满朝都会表示反对，那就看得出了。”

武帝依言一试，反应果然强烈，于是他当真把齐王看作威胁皇权的大敌，非要把他赶走不可。在这情势下，太康四年（２８３年）三月，齐王愤怨发病，呕血而死。

太康十年（２８９年）十一月，时任尚书令的荀勖也死了。其时，沉溺酒色的武帝患病很重，侍中、车骑将军杨骏在宫中侍疾。太熙元年（２９０年）四月，他的女儿杨皇后（这是惠帝生母杨后的堂妹，第一个杨后临终时要求立她为后）召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进宫，口宣帝旨，令二人写下诏书，任命杨骏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从此内外大权完全集中到了杨骏一人的手中。这是杨皇后在武帝时常神智不清的情况下求旨骗来的。七天以后，武帝驾崩，时年五十五岁。

平心而论，晋武帝还是有些可以称道之处的。他有时能听些逆耳之言。有一次，他问司隶校尉（京师地区的行政长官）刘毅：“朕可与汉朝哪一个皇帝相比？”刘毅不假思索地答道：“桓、灵。”武帝大为惊奇，说：“何至于此？”刘毅答道：“桓、灵卖官的钱进国库，陛下卖官的钱进私家，两相作比，恐怕你还不如桓、灵。”刘毅的话十分尖锐，武帝却并未动怒，大笑道：“桓、灵时没有人说这话，如今朕有直臣，远胜于彼了。”听得进逆言是好的，但遗憾的是听了不改。晋武帝就是这样的人。

晋朝开国，对魏时制度很少改变，只有封国一事，与魏时大不相同。晋武帝时，君臣上下都认为，曹魏宗室没有实力，是势孤而亡，因此应当大封诸王。分封王国以郡为领地，封地有两万户的为大国，设上、中、下三军，兵士五千人；一万户的为次国，设上、下二军，兵士三千人；五千户的为小国，兵士五百人。王国有了兵力，内战便容易打起来，矫正一种流弊而又生出另一种流弊，这是一项极端错误的决策。

政争和内战的种子都播下了。这一群开国君臣的作为，是不能算及格的。

在本篇里还应该交待两事。

一是西晋统一时有多少人口。按照史籍的记载，有２４５９８４０户、１６１６３８６３人。这是一个偏少的数字，如吴国投降时的户口数是５２．３万户、吏３．２万、兵２３万、男女口２３０万。难道四川以东的长江以南地区只有不满三百万人口？显然，私家占有的人口、官吏兵士的家属、流亡的人口，还有山区的少数民族等，都不在上述数字之内。据葛剑雄教授的研究，当时全国约有三千万人，这应该是一个接近真实的数字（见葛著《中国人口发展史》第１３２页，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二是灭吴后颁布的“户调式”。《晋书·食货志》所记是：丁男每年输绢三两、绵三斤；女及次丁男（十三至十五岁，六十一至六十五岁）为户者输半。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不课。宗室官吏以贵贱占田，最高五十顷，每减一品田减五顷，九品十顷。此外还可以“荫”人为食客、佃客，一、二品可以有佃客五十户，三品十户，递减到九品只限一户。

这里需要说明的有几点。一是何谓“占田”？对此古今解释很多，我认为唐长孺教授的解释最为妥当。唐先生认为占田制没有授田、还田的内容，只是“空洞的准许人民有权占有法令上所规定的田亩；……至于占得到占不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二是何谓“课田”？唐先生接着上文说：“课田是督课耕田之意。一般人民自十六岁至六十岁，不论你是否自己有田，政府一定要你耕种五十亩（丁女则二十亩）……占田规定七十亩，政府并不要求你全部耕种，但至少要有五十亩田不被荒废。……没有田的呢，可以垦荒，可以去‘占’。”（见唐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的《西晋田制试释》，１９５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三是《食货志》所载只有输绢和绵的内容，没有缴粮的田租，那肯定是记载得不完整。在上举唐先生的著作中，他还引了《初学记》卷二七引《晋故事》的话云：“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疋，绵三斤。”至于其他对官僚贵族占有田地人口的限制，历代都不会严格执行，所以我也不想多引唐著再作解释了。

二　魏晋之际的才人名士

魏晋南北朝在文化史上富有异彩。这个时期起于汉末的建安年间（１９６～２１９年）。黎东方先生在《细说三国》中就介绍了自建安至曹魏时的许多名人，但是对在曹魏时已经卓有成就的晋初名士，有些却不曾涉及。其中如“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他俩都死于魏末，史籍上却把他们称作晋人（传见《晋书》）。我在本书中不得不补上几笔，所以，本篇的题目用了“魏晋之际”的字样。

“竹林七贤”是指嵇康（２２３～２６２年）、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年）、阮咸（阮籍的侄子）、山涛（２０５～２８３年）、向秀（约２２７～２７２年）、王戎（２３４～３０５年）、刘伶七人。《三国志·王粲等传》裴注所引《魏氏春秋》以及《世说新语》、《晋书》嵇康等传，都说他们七人常在竹林相聚酣谈，问学议政，意气相投，因此才留下了这个美名。

他们作竹林之会的时候，当在公元２５０年前后的几年中，如再早则王戎的年龄太小，再晚，稽康就和山涛绝交了。史书说他们都是不拘泥礼法、脱略形迹、喜读《老》、《庄》的人，但详察各人生平，他们的志趣其实并不完全相同。

嵇康字叔夜，是曹氏的女婿，做过中散大夫。他对司马昭专擅魏政，抱坚决反对的态度。亲司马氏的山涛要推荐他代自己做吏部郎，他大为光火，写信与其绝交。他在信中自称不堪流俗，“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是影射意图取代曹魏的司马昭，结果被强加一项“想帮助毋丘俭造反”的罪名给杀了（毋丘俭于魏正元二年[２５５年]在寿春起兵反司马氏，兵败而死）。

阮籍字嗣宗，他与嵇康同志，但是表现得不太露骨：他爱饮酒，司马昭想为儿子司马炎娶他的女儿，他就连续大醉六十天，不给司马昭以开口的机会。他听说步兵校尉衙门里的厨师善于酿酒，就要求去那里做步兵校尉。邻家有个美女，常当垆沽酒。他到她的店里喝酒，喝醉了，便躺在她的旁边睡觉，他自己不以为意，也不管那女人的丈夫是否在意。其实，他的“纵情、败礼”，都是做给司马昭看的，以示自己嗜酒如命，无所作为。但有两件事，却最能说明他的内心。一是他不允许儿子阮浑跟着去“通达、不饰小节”，说：“仲容（阮咸的字）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二是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强烈地同时又隐晦曲折地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近代诗学大师黄节在所著《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的《自叙》中说：“若自绝于礼法，则以礼法已为奸人假窃，不如绝之。其视富贵有同盗贼，志在济世，而迹落穷途；情伤一时，而心存百代。”这是真正了解阮籍的话。

向秀字子期，和嵇康友善。嵇康会打铁，向秀常做他的助手。嵇康死后，向秀到洛阳做了个闲官。司马昭看到他，冷言问道：“听说足下有高隐之志，怎么会来到此地？”向秀只得说：“以为巢父、许由等，对尧不够了解，不值得模仿。”这是把司马昭捧作尧，他听了自然满意。向秀这种向权奸屈节的话，嵇康、阮籍是不肯说的。向秀注过《庄子》，后来郭象以向注为基础，撰成新注（一说郭象窃取向注，只补了未完成的《秋水》、《至乐》两篇）。郭象字子玄（？～３１２年），做过东海王司马越的主簿（秘书），是个很喜欢卖弄权威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爱读《庄子》，似乎很矛盾，然而这种情况，历史上并不少见。

刘伶字伯伦，是个放浪形骸的人。他写过一篇《酒德颂》，和阮咸是七贤中比较次要的人物。

山涛和王戎的人生道路与嵇康、阮籍截然相反，都在晋朝做了大官。

山涛字巨源，与嵇康、阮籍等都爱好《老》、《庄》，但为人处世则与他们不同。他和司马懿的妻子有中表之亲，魏末虽很受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信任，但又不失为一正派人物。在晋初，他做冀州刺史，能够搜访贤才；后来做吏部尚书，对所举荐的人物，“各为题目”（分别作出品评），再为上奏，他的评语，当时号称“山公启事”。嵇康写信与他绝交，后在得罪临刑时，却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你不要怕没人照应。”可见嵇康对山涛的为人是肯定的。

王戎字溶仲。幼时有胆有识。六七岁时见猛兽在笼中吼叫，别人都害怕逃开，他却神色自若，站着不动。有一次，他与同伴在路边玩要时，见李树结满了果实，同伴都奔过去，想摘来吃，只有他不为所动，说：“树在路边，结了果实，却没有被人摘光，那一定是苦李。”后来一尝，果然如此。阮籍认识他的父亲王浑（这个王浑不是灭吴的大将王浑）。王戎十五岁时，阮籍便发觉他谈吐非凡。见识会在他父亲之上，从此就与之结为忘年交。但王戎实在是个清谈家。他做官没有政绩，领吏部时不选拔寒门素族的人才；拜了司徒，却把事务都交给属员经办，自己不管不问。他在政争剧烈的时候，与时浮沉，只求保全性命。但平时，他孳孳为利，到处购置田园、水碓，还常执牙筹，亲自算账。有件事最为后人不齿。他家种养的李子品质优良，因怕人家得到种籽，所以出售之前，要把果核挖掉。清谈家好说虚无，但对钱财都看得重而且实。这王戎是十足的伪君子。

王戎是琅邪临沂人。临沂王氏是北方著名大族。他的堂兄弟王衍（２５６～３１１年〕，字夷甫，更是负有盛名的清谈家，和乐广（字彦辅，？～３０４年）是晋初名士的领袖。

清谈风气是从曹魏正始年间（２４０～２４９年）开始的。之前，汉末清议着重于品评人物，至何晏、王弼等才转而谈玄，即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立论率以“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为宗旨。针对汉代儒生墨守成规的迂腐学风，“三玄”清谈确有顿开风气的作用，但是发展到崇尚虚无，把世事都看作俗务，那就太过分了。其实，当初何晏谈玄，并未荒于政事。他做吏部尚书，任用的官吏都能称职，但因为是司马懿的政敌，才被说得一无是处。到了王衍手里，他虽身居高位，却不能匡正时弊，只是一味地执玉柄麈尾，口谈玄言，其“不以经国，而思自全之计”（《晋书》本传语），这就不免要受人指责了。对此，本篇不拟具体多讲，只说他的末日一节，就可以见其为人了。永嘉五年（３１１年），他以太尉为大臣之首，送东海王越之丧东还，在途被汉将石勒所俘。这时他就对石勒说：“晋朝祸败，与己无关。本人不喜为官，不豫世事”。他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并且进一步劝石勒做皇帝，想以此保全自己，结果却被石勒骂了一顿。不知石勒为何觉得对这批人不可以动刀，他是令人在夜里推墙砸死他们的。

乐广与他不同，无论做什么官，在职时似无作为，离职后却常受人挂念。当时有些名士，如王澄、胡毋辅之等，为了表示通达，有时把衣服都脱光。乐广听了觉得可笑，只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必如此！”他官至尚书令，由于是成都王司马颖的岳父，后在政争中忧虑而死。

魏晋之际的文学有很高的成就，如阮籍的《咏怀诗》已见上述。西晋初年，三张、二傅、二陆、二潘、一左都是杰出的文士，均属文学史上之“太康时代”的中坚人物。三张是张华、张载、张协；二傅是傅玄、傅咸；二潘是潘安、潘尼；二陆是陆机、陆云；一左是左思。

张华字茂先（２３２～３００年），他的事功已见前篇，这里只说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这主要有两条。一是因身居高位面能奖掖文士，对太康时代的文学繁荣起过促进作用。二是写了一部《博物志》。这部书内容庞杂，涉及山川地理的知识，也有神话故事的材料，鲁迅把它归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之内（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他写的诗赋，在当时很有名气，但近人已不大读了。其余二张，张载字孟阳，他的兄弟张协字景阳，留传的作品都不多，近人对他们也比较陌生，可以从略。

傅玄字休奕（２１７～２７８年），他在世的年代稍早，但文学史却常把他写进太康时代。他做过司隶校尉，写的诗清新隽永，而见识更有可取。他不赞成清谈虚无，主张无鬼论，认为人死之后，不会有什么魂魄。这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傅咸字长虞（２３９～２９４年），是傅玄的儿子，也做过司隶校尉。他的诗并不好，但为人疾恶如仇，曾弹劾过好几个大官，如王戎就曾被他劾奏，外戚杨骏对他也很头疼。

陆机字士衡（２６１～３０３年），弟陆云字士龙（２６２～３０３年），二陆是孙吴名将陆逊的孙子。他们的父亲陆抗在吴末镇守江陵时，与晋襄阳守将羊祜既对峙抗衡，又互相尊重，至今还传为美谈。陆家是吴郡吴人，因陆逊初封华亭侯，华亭在今上海市松江区，所以今人又说陆家是上海人。吴国亡后，机、云兄弟在华亭住了几年。其间，陆机在这里作有《辩亡论》，论孙权之所以得、孙皓之所以亡，以及其祖与父的功业，同时对江东的土地之肥美、人才之优秀及江山之险要等，也都讲得清晰透彻，是一篇极精彩的文章。

太康末年，机、云二人到了洛阳。张华久闻二陆之名，见了面就高兴得像是碰到了老朋友。范阳人卢志却当着许多人的面问陆机：“陆逊、陆抗和你是什么关系？”当面直呼人家的祖、父之名，在古时是极为无礼的举动。陆机当即回敬他道：“同你与卢毓、卢珽一样。”卢志听了，做声不得。事后，陆云对兄长说：“异国路远，也许他真的不了解，何必叫他当场下不了台。”陆机说：“祖父和父亲的威名远播四海，怎么能说不了解！”世人以这事为根据，认为陆机的才识在陆云之上。

二陆声名虽高，然诗篇只以辞藻华丽见长，佳作不多。但是陆机的文章实在是好。除《辩亡论》外，如《豪士赋序》（刺齐王司马冏矜功自伐之作），《吊魏武帝序》等，都是历代传诵不衰之作。文字骈散结合，极一唱三叹之妙，陆机还有一篇《文赋》，是文学批评的早期著作。

二陆于晋初不甘寂寞，屡有建功立业之心，结果为奸人所谗，都遭冤杀，详见第五篇。

二潘中的潘安，字安仁（２４７一３００年），少时因姿容秀美，出行时，妇女掷果满车。他官至给事黄门侍郎，人称“潘黄门”。他工于叙哀，所作《悼亡诗》有“情文相生，如闻呜咽”之誉（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语，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赵王司马伦得势时，他被司马伦的亲信诬为与石祟谋乱面遇害。他的侄子潘尼，字正叔，诗文也有名气，但其实并没有精采的作品。

左思字太冲（约２５０～约３０５年），是有名的《三都赋》的作者。“三都”者，魏、蜀、吴的都城。他构思这篇大文章，下的功夫很大。如他对蜀中情况不太了解，就特地找人请教。他在家中到处放上纸笔，连厕所也不例外，只要想到好句子，便马上写出来。他用了十年时间，才把这篇文章写好。完成后，洛阳人争相传抄，纸张因而涨价。“洛阳纸贵”一语便由此而来。其实这种文章一味堆砌，并没有多少艺术价值。不过，相比其文，他的诗却写得极好，其《咏史诗》就堪称杰作。

在诸王争权的初期，左思因谢绝齐王司马冏任之为记室（秘书）的成命，从而没有被卷入政争的漩涡，得以善终。

左思的妹子左芬也有文名。晋武帝曾把她选入宫中，选拜修仪，后为贵嫔。左思貌丑口讷，左芬也不漂亮，她在宫里，实际上是个女秘书。

晋初能文善诗的人有许多，笔者不可能悉为列举，但还有两位，却决计不可省略，他们就是蜀中学者谯周的弟子陈寿、李密。

陈寿字承祚（２３３～２９７年），他入晋后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一是编成《蜀相诸葛亮集》；另一件是编撰了《三国志》。《三国志》虽稍简略，但仍不失为一部上乘史著，至今还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一道，同享“前四史”的美誉。

李密字令伯（２２４～２８７年），晋初，他因祖母年老须奉侍，不肯从命入朝，写了一篇《陈情表》。这是一篇为历代传诵的不朽之作。有人评道：“语浅而情深，事曲而笔达，一字一句皆由心曲中流出而来，墨痕泪渍，狼藉行间，千载读之，亦且感泣。”（王文濡《南北朝文评注读本》录江山渊评语，民国初年上海文明书局版）李密后来做过汉中太守，又因故罢官。他是入以文名，如果没有这篇文章，就不见得会为后入熟知。

西晋初年，还有许多在其他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高平（今山东巨野南）人王叔和，名熙，魏时做过太医令。他所撰著的《脉经》，是中医学的经典之一。

皇甫谧字士安（２１５～２８２年），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人，号玄晏先生。他著有《针灸甲乙经》，是最早的针灸专著。他还撰有《帝王世纪》，是一部古史专著，然其内容不太可靠，后人信以为真，每加引用，就不免要以讹传讹了。

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裴秀、裴頠父子，他俩都是大学者。裴秀字季彦（２２４～２７１年），西晋开国后，历任尚书令，司空。他研治地理学，主持撰成历史地图集《禹贡疆域图》。在编制过程中，他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个原则，即：分率（按比例表达区域面积大小）、准望（确定各地的坐标方位）、道里（明晰各地间的距离）、高下、方邪、迂直。这是一套完整的制图理论。《禹贡疆域图》虽已亡佚，但这套理论却留传了下来，也为后人所师法、借鉴。

他的儿子裴頠，字逸民（２６７～３００年），反对崇尚虚无的风气，著有《崇有论》（见《晋书》本传）。王衍、乐广同他辩论，都驳不倒他。他在政治上也有建树，可惜在三十四岁的盛年，便在政争中被杀害了。其事另见第五篇。

灭吴大将之一的杜预，字元凯（２２２ ～２８５年初[太康五年闰十二月]）、是研究《左传》的专家，晋武帝曾问他：“卿有何癖？”他答道：“臣有《左传》癖。”他著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长期保持着对《左传》注释的权威地位。清代学者对群经都有胜过前人的新注，但于《左传》独付阙如。而仪征刘文淇与其子及孙，三世续撰《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也只写到襄公，没有能够完成。现有惟一完整的新注，是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才由杨伯峻先生以其《春秋左传注》而告成。究其原因，《左传》字数达二十万左右，比群经都多，注释的工作特别繁重。杜预在治军从政之暇，竟能完成此书，实在是不容易的。我们现在虽可以很容易地指出他的某些不当之处，如他据《司马法》，认为春秋时车一乘，始终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类的误断，但对于一千七八百年前的古人，是绝不可以苛求的。

杜预还主持过黄河孟津处的建桥工程。当时有人认为，自殷周以来，历代都曾有建都于此的，而从来没人造桥，此举一定难以成功。可他说：“古人云‘造舟为梁’，就是河桥。”后来他果然造成了河桥。还有，古人多厚葬，密县邢山上有郑大夫祭仲或子产的古墓，他议论说，此墓的寝宫塞其后而空其前，这是表示中无随葬珍宝，故而无人盗掘。由此他遗嘱子孙，令其照此办理，以利身后。他的识见，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一般人士。

魏末参与灭亡蜀汉的卫瓘，还有他的儿子卫恒、侄女卫铄，都以书法著名。卫瓘字伯玉（２２０～２９１年），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人，善草书。卫恒字巨山（？～２９１年），草、章草、隶、散隶，四体皆工，并著有《四体书势》。他们父子都在政争中被贾后杀害。卫铄（２７２～３４９年）嫁与江州刺史李矩，世称卫夫人，是“书圣”王羲之的老师。

三　徙戎论

早在曹魏后期，对于少数民族大量迁入内地的情况，就已有人表示担忧，怕会发生变乱。嘉平三年（２５１年），邓艾就说：匈奴部落日益强盛，不可不防。又说对杂居汉人中的羌胡，应予逐步迁往塞外。司马师对他的主张很赞赏，但是并没有付诸实施。而邓艾本人，为了与蜀将姜维争夺少数民族，更不得不招抚了几万鲜卑人，把他们安置在雍、凉一带（今陕、甘、宁及青海东北部），与汉人杂居。

西晋初年，西北各少数族人与统治者的矛盾日益激化，先后爆发了鲜卑以秃发树机能和氐以齐万年为首的反抗运动。于是，郭钦、江统又相继上疏，再次提出要把内地少数族人迁往塞外的主张。

郭钦是在武帝太康元年（２８０年）灭吴后率先提出这一主张的。他是西河郡（治今山西汾阳）人，这一带匈奴族的人很多。他见树机能在凉州闹了多年，就担心当地的匈奴人会继之而起，于是上疏，说：如果匈奴族也造起反来，胡骑从平阳、上党（今山西省南部和东南部）出发，不出三天，就可以到达孟津，直逼洛阳。因此他主张在灭吴之后，乘国威极盛之时，把杂居内地的胡人迁往塞外。但武帝没有听从。

江统的《徙戎论》，是在惠帝元康九年（２９９年）齐万年的反抗运动刚刚结束时提出来的。他的迁胡之论，比郭钦要系统得多。他认为戎狄“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弱则畏服，强则侵叛”。他着重论述关中的氐、羌和并州的匈奴，追溯各族迁居内地的经过，强调如让各少数族人“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那一旦起兵造反，必然“为祸滋蔓，暴害不测”。他力主把他们迁往塞外，不可“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

这一次，朝廷也未予采纳。

五年以后，匈奴左贤王刘渊起兵，建国称汉。再后来，鲜卑、氐、羌、羯各族也纷纷起兵，陆续建立了十多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这个名称其实不很确切，习称的十六国，其中前凉、西凉、北燕三国是汉人政权；十六国以外，还有汉人冉闵的冉魏，氐族的仇池杨氏，鲜卑族的段氏、宇文氏、西燕，丁零族的翟氏，都曾割据一方，虽时间长短不一，但毕竟是造成那一时期长久分裂的因素。旧时颇多议论，认为晋朝政府当初如采纳郭钦、江统的主张，后来就不致有如上之乱。那么，这个观点对不对呢？

郭钦、江统的主张，是以秃发树机能和齐万年为首的两次事变为背景的。所以，要回答上述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先把两次事变的真相讲清楚，真相既明，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晋武帝泰始五年（２６９年），朝廷从雍、凉、梁三州析出部分地区，建置秦州，治所冀县（今甘肃甘谷县东），目的是加强对有大量鲜卑族人居民地区的统治。秃发树机能起兵不是在这一年，就是在下一年。我们只知道，他在泰始六年六月，便在万斛堆（约在今宁夏固原附近）之战中打败过晋军，还杀死秦州的第一任刺史胡烈。七年四月，他又在青山（今甘肃环县西）攻杀凉州刺史牵弘。晋大司马陈骞对这两人的失败早有预见。他曾对武帝说两人“勇而无谋，非绥边之材，将为国耻”。他们对少数民族究竟做了什么，史书上没有明说，但“二人果失羌、戎之和”，这八个字却很能够说明问题（引文均见《晋书·陈赛传》与《通鉴》卷七九）。自邓艾把所招鲜卑人安置在雍、凉一带以来，至此已历多年，若不是晋官“失羌、戎之和”，变乱是不会发生的。

树机能之乱愈演愈烈，武帝甚至一度想派“重臣”贾充出镇秦、凉（见第一篇），只是因贾充与皇室联姻而作罢。咸宁三年（２７７年），晋文鸯曾一度击败树机能，招降二十余万人，但是乱根却未铲除。四年，凉州刺史杨欣在武威与其部将交战，兵败而死。五年正月，武帝得知武威陷落后叹道：“谁能为我讨此虏者？”

问题似乎严重之至，堂堂中原政府，似乎找不出一个能够对付树机能的良将。然而，良将就在武帝的身边。宿卫殿中的司马督马隆挺身而出，道：“陛下若能用臣，臣能平定此虏。”司马督一官地位不算高，马隆其人更是新近由兖州推举上来的武士。但就是马隆，却早就说过：“杨欣失羌、戎之和必败。”在朝中众臣谁也不肯站出来的时候，他又自愿挑起这副重担。武帝问他准备怎么办。马隆只说：“陛下如要用臣，就让臣自行作主。”武帝又问他有什么具体要求，他答以“请让臣招募三千勇士”。

武帝大概是认为不妨一试，就应允了，任命他做武威太守，让他招兵。公卿大臣都不赞成，认为现有的军队很多，不必再行招募，马隆之言，不可采纳。幸而武帝不听，马隆才得放手干将起来。他立下标准，凡拉得开１２０斤的大弓，能挽九石之重的重弩，就予录取。这是相当高的标准，当时的斤约相当于２５０克，１２０斤约相当于３０公斤；一石为１２０斤，九石即相当于２７０公斤。最终马隆录取了三千五百人。之后，马隆又到武库挑选兵器。武库令不让他挑，双方争吵起来，御史中丞不问情由就弹劾马隆。幸而马隆是“通天”的，他向武帝陈情，说：“臣要带将士到战场上拼命，没有好的兵器，怎么能打胜仗。武库令给臣的是魏朝留下来的旧兵器，柄都快烂了，根本不能使用，如何可以拿去杀贼！”武帝听他讲得有理，立即命令让他自己挑选，并且预先发了三年的军费。

马隆带起了这支队伍。深入河西后，他见山路狭隘，即令选便于在狭路上行驶的车辆。车上装上木屋，兵士利用木屋防御箭石。这支队伍一面走，一面打，进展很快，当年十二月，就攻克武威，杀死树机能。据《晋书·马隆传》的记载，当时树机能的军士都身穿铁甲，而晋军都以皮革为甲，于是马隆就下令在路边散布磁石，使敌军行动受阻。其实这个说法不见得可信，那是因为，一则需要大量磁石才能够用；二则晋军也只能以木器作战，否则自己也会受到妨碍。《晋书》常见荒诞神奇的成分，这大概只是传说而已。

晋朝大臣对马隆出征未抱信心，在几个月也得不到消息后，有些人便估计他己经全军覆没。直到捷报到了洛阳，他们才大为震惊。

朝廷将近十年的边患，马隆只用了一支小部队，不满一年的时间，便完全解决了。由此可见，树机能的力量并不真正强大，面此前屡战屡败，完全是朝廷用人不当。概括起来说，事变由“失羌、戎之和”而起，而用无能之人，才使之为害了好几年。

马隆后来又做西平（治今青海西宁）太守，镇守西睡十多年，地方平静，百姓安宁。惠帝元康年间关中大乱时，他可能已经去世了。

元康四年（２９４年），匈奴人郝散在谷（榖）远（今山西沁源）起事，不久西渡黄河，到了冯翊（郡治在今陕西大荔），便向地方官投降，结果被杀。六年夏，郝散的兄弟郝度元，又联络冯翊、北地（治今陕西耀县）的马兰羌和安定郡（治今甘肃临泾）的卢水胡（匈奴部落），一齐起事，这起反晋之乱就闹大了。

此时镇守关中的将领，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赵王司马伦。这个人“无学，不知书”（《晋书》本传语），大概是个半文盲。他的心腹孙秀又是个“狡黯小才，贪淫昧利”（同上书）的坏蛋。他们“刑赏失中”（同上书），致氐羌起事。“刑赏失中”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从洁身自好的雍州刺史解系奏请诛杀孙秀以谢氐、羌的奏折来看，可知关中各少数族人对他俩的积怨是很深的。

由此，朝廷把司马伦调回洛阳，改派他的异母兄梁王司马彤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司马彤离京时，张华叮嘱他，必须杀掉孙秀。他已经答应了，但到任后听了孙秀朋友辛冉的话，说是“氐羌自反，非秀之罪”，便又改变主意，放过了这个小人。

这年八月，解系为郝度元所败，关中的氐、羌群起反晋，共立氐族首领齐万年做皇帝，接着就围攻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北）。朝廷见事态更加扩大，遂于十一月增派周处、卢播二将，由安西将军夏侯骏指挥，增援关中。

这次增援的人选很不得当。夏侯骏是司马师妻子的本家，他和司马彤一样，根本不懂军事，都没有做统帅的才能。还有，周处做御史中丞时，曾弹劾过司马彤，现在派他到司马彤手下，等于把绵羊送进虎口。中书令陈准看出了这两个问题，就提出异议，但朝廷坚持原议，不肯改动，结果自然要偾事。

这里还须交待一下周处其人。周处字子隐，阳羡（今江苏宜兴）人，是吴国名将周鲂的儿子。有一个“除三害”的传说，说他少时品行恶劣，被家乡父老视为与南山猛虎、长桥下的恶蛟并称的“三害”之一。他知道后，决心改过，先上山射杀了猛虎，再下水与恶蛟搏斗，历三天三夜将其杀灭。当他回家时，看到人们当他已死，竟在互相庆贺，他这才了解在人们的心目中，自己的形象曾是何等恶劣。从此他改过自新，并立志向学，终有所成。这个传说相当夸张，但有此传说，即可了解周处其人了。

周处在吴末做过军官，在晋朝曾任新平太守、御史中丞等官。新平郡的治所在今陕西彬县，这里正是氐、羌和晋人（当时称汉族人为晋人）杂居的地方。他做太守时，地方秩序良好，羌人对他的口碑不差。从他的履历看，派他到关中是恰当的。但是，派他到司马彤手下去当差则极不妥当。氐首齐万年了解这点，听见他会来，就说：“周府君文武全才，如果是他独揽大权，那我们是抵敌不住的；如果他受人管辖的话，那就可以一鼓成擒。”这个人是有点眼光的。

当时了解周处处境危险的人不仅陈准一人，如伏波将军孙秀（这是另一个孙秀，吴大帝孙权的兄弟），就劝他应以“有老母在堂”为由，推辞不去。但周处告以忠孝不能两全，毅然谢绝了孙秀的好意。

梁王司马彤果然假公济私，伺机报复。元康七年（２９７年），他勾结夏侯骏命周处带五千兵，去攻打梁山（在今陕西乾县西北）齐万年的七万大军。周处懂得他的用意，但是仍旧希望他以国事为重，不要一意孤行，并向他解释道：“孤军深入，没有后援，势必覆没，不仅要死人，而且是国家的耻辱。”但司马彤和夏侯骏不听，硬逼着要他出兵。结果，六陌（在今乾县东北）之战，周处率领这支孤军，苦战一整天，虽杀伤大量敌军，终因弦断箭尽，没有救兵，陷入绝境，周处拒绝左右的劝告，不肯弃众先逃，力战而死。后来朝廷得报，虽怪司马彤不应该这样做，但是碍于他的身份地位，却没有给予任何处分。

齐万年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元康八年（２９８年），张华、陈准推荐孟观为将。孟观率领京师的宿卫兵到关中后，接过当地驻军的指挥权，连续不断地发动猛攻，到次年正月，就攻杀齐万年，一举平定了事变。

这两大事变的真相证明：只要朝廷政治比较清明，地方就不会发生动乱；如用人比较得当，即使发生了事变也不难解决。西北地区的匈奴、鲜卑、氐、羌等各族百姓，和汉族百姓一样，都希望过和平安定的生活，决不是“凶悍不仁”、生性就喜欢烧杀掳掠的。各族的首领，其中会有些野心家，但是只有在晋朝的内政有毛病的时候，他们才会得到生事的机会，否则是不可能的。江统写了《徙戎论》，其实他未尝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在《论》中说：“士庶顽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因而一有机会，便发生事变。不过，他存有“戎、狄凶悍不仁”的偏见，因而不把这一点放在主要地位。《徙戎论》的不足之处就在于他对少数族人的看法上。

再进一步看，江统是开了一张治不好病、而且会使矛盾激化的方子。强迫数十、上百万的人举家迁徙，势必造成颠沛流离，老弱倒毙的情况，其结果必然引起反抗。晋朝政府不肯“徙戎”，原因之一就是怕激而生变。我们只要看巴氐在蜀中的起兵，原因在地方官限期要他们出境，就可以知道朝廷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此详见第六篇）。

四　白痴皇帝和黑丑的矮皇后

晋惠帝司马衷生性痴呆，是个白痴皇帝。他听到人家说百姓没有饭吃，饿死了许多人，觉得很奇怪，便说：“何不吃肉糜？”这是个千古流传的大笑话。

既然是个白痴，当初武帝为什么还要立他做皇太子？皇帝一般都有一群儿子，武帝也不例外，共有二十六个。“八王之乱”中的八王就有他的三个儿子在内。他们是楚王司马玮（以下称楚王玮，余亦照此，以省“司马”二字）、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还有一个小儿子（第二十五子）司马炽，继惠帝之后，也做过皇帝（怀帝）。他们都不痴不呆，如能继位为君，总要比惠帝好得多吧。

但上文说过，惠帝是武帝头一个杨皇后的亲生子（第二个杨皇后没有子女）。这位杨皇后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幼时夭折，惠帝是次子，还有一个是秦王司马柬。这时，依次序立太子，当然应该立司马衷。但武帝对于这个儿子的智力水平，似乎既有点了解又不大了解，因而对他进行过一次考核，即叫他对一些政事拟出批文。贾妃即使人代他起草。此人就引经据典写了一大篇。旁边有个精明的家伙说：“这样不行，陛下一眼就看穿了，只能就事论事，不可以引用它书。”贾妃就改命此人起草，他果然写得既浅显又明白。太子照抄不误，缴了上去。武帝看了，心中大喜，觉得这个儿子事理还算明白。可他实在蠢极了，怎么就想不到有“枪手”，他自己不是也曾用过此法吗！（见第一篇）

另外还有一层。惠帝和谢才人生有一个儿子司马遹。这个孩子玲珑乖巧。五岁时。宫中失火，武帝登楼观察火势，这孩子拉着祖父的衣襟，要他退到火光照不到的地方，说：“深夜发生意外事件，应该提高警惕，不可让火光照见皇上。”武帝见孙儿有这等见识，高兴极了。他以为儿子虽笨，但考虑到以后孙子继位，完全可以成为一代明君。可他又想错了，这个孩子并非贾妃所生，将来的地位怎么会有保证呢！

贾妃性情凶悍，生得又矮又黑又丑，做太子妃时，就曾在宫中杀人。有一次，她发觉一个宫女有了孕，勃然大怒，拿起一支手戟掷去，致使宫女受伤流产。武帝知道了，大为光火，决定把她废黜。这时，贾充早已死了，但杨、贾二氏的党羽仍在，杨珧（杨骏之弟）、荀勖都帮她说话，杨珧甚至说：“陛下难道把贾公闾忘了？”武帝的耳根最软，听了他们的话，火气便消了。

太熙元年（２９０年）四月，武帝去世，太子即位，改太熙元年为永熙元年。这当年改元的做法是不合礼制的。当时杨骏大权独揽，可能就是他的主意。

杨骏是个蠢人。他要专权，又怕人害他，他最怕的是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之子）。武帝临终前，本来想使汝南王亮与杨骏一同辅政，但昏迷之中，诏书被杨皇后做了手脚，变成了命杨骏独自辅政。汝南王亮怕杨骏害他，在城外安营，要求过了武帝丧事，再到许昌就早已任命的督豫州诸军事的职务。有人却去报告杨骏，说汝南王要动武讨伐杨骏。杨骏害怕，就告诉杨太后（原武帝之杨后），要惠帝写一道诏书，命司空石鉴率领守卫武帝陵地的军队讨伐汝南王。这次，若非石鉴稳重，未曾轻易听命，可能就会闹出大乱子。但汝南王亮事先得到了这个消息，他和廷尉何勖商议，何勖说：“如今朝野都归心于公，哪有公不讨人，而怕人家讨伐的道理！”他劝汝南王亮主动夺权。可汝南王亮生性胆小，不仅不敢发动，还连夜赶赴许昌，事情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在此之前，杨骏之弟杨济不以兄长的意旨为然，曾劝他挽留汝南王亮，但杨骏不听。晋朝宗室强盛，外戚若能与宗室合作，天下就可能安宁。杨骏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杨济就估计到，以后杨家的门户是难以保全了。

杨、贾两家也有矛盾。杨芷（第二个杨后名）和贾南风在宫中已相处了十多年。杨芷每见贾南风有些过失，为爱护起见，常加劝告。贾南风下知她的好意，还怀疑她会在武帝面前说自己的坏话，反而怀恨在心。杨骏则深知这个做了皇后的女人阴险毒辣，每次拟定了诏书命令，给惠帝看过后，就送到里面再给杨太后过目，然后随即施行，中间不让贾后有插手机会。贾后对此当然不满，也就更加嫉恨杨家。另外，贾后还有一块心病，她自己没有儿子，谢才人生的司马遹已经十三岁了。她不能不同意立这个孩子做皇太子，也就不能不同意把他的生母升做淑媛，而她目前能够做到的，就是尽量不让他们母子见面，以待将来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元康元年，贾后发动政变，杀死杨骏兄弟，废黜杨太后，逼她活活饿死。详情如下。

贾后知道，杨骏对宿卫将领孟观、李肇一向礼数不周，二人心怀怨恨，她便使宦官董猛，与二将密商，准备发动政变。同时让李肇联络汝南王亮，要他起兵反杨骏。汝南王不肯，李肇就转而联络都督荆州诸军事的楚王玮。楚王玮是惠帝的兄弟，年方二十，是个好勇斗狠，喜欢揽权的少年王子。他爽快地答应了，立即向朝廷要求入朝。杨骏了解他的性格，本来对他就不大放心，见他要求入朝，立即同意。他以为楚王玮到了京师，便于控制，却没有想到他是来造自己的反的。

元康元年二月，楚王玮到达洛阳。三月初八晚上，孟观、李肇向惠帝诬告杨骏谋反，贾后立即写好诏书，以此罢免了杨骏官职，同时宣布戒严，命东安公司马繇（司马郎之孙）领殿中兵四百人“讨伐”杨骏，楚王玮领兵守卫司马门（皇宫的外门）。杨骏的外甥段广官居散骑常侍，就在惠帝身旁，他跪下求道：“杨骏没有儿子，岂有谋反之理，请陛下明察！”惠帝听了，呆木木地一言不发。他扮演的是一个傀儡的角色，本来就做不了主。

杨骏在府里听到宫中发生变故，即召集众官到府商议。主簿朱振主张发动反击，火烧宫城的正门云龙门，造成声势，再打开宫城的东门万春门，拥护皇太子，引东宫卫兵和京城驻军进宫，责令殿内人员交出祸首。他说：“除此以外，别无办法。”可怜杨骏内心虚弱，哪里有应付非常事件的魄力。他不发一令，只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云龙门是魏明帝所造，工程费用很大，烧了可惜！”众官听了，知道无法挽救，纷纷散走，把杨骏丢在府里等死。

杨骏是有兵可用的。京师有前、后、左、右四军。左军将军刘豫是杨骏的党羽。杨骏不立即抓这支兵，事变时刘豫连杨骏在哪里也不知道。他遇见右军将军裴頠，就向他打听杨骏的去向。裴頠是贾家的近亲，骗他说杨骏已出城逃走。刘豫也是个没有主心骨的人，问：“那我该怎么办？”裴頠说：“该到廷尉（大法官）那儿去听候处分。”刘豫一听，就离开军队走了。不多一会，诏书下来，命裴頠领左军将军，守卫万春门。这时，东安公繇所领的兵还没有出宫城，可见杨骏若有决断，及早用这支兵，就有打进宫城争取主动权的可能。

杨太后得讯，写帛书射出，号召“救杨太傅者有赏！”贾后借此声称太后参与谋反，命东安公繇立即领兵出发。他到了杨府，不知虚实，就先放起火来，又命弓箭手从高处向府里乱箭射去。杨骏的卫兵被堵在里面，只能躲起来避箭，不敢抵抗。杨骏逃到马厩里，结果被兵士搜出、乱刀砍杀。孟观等也捉拿了杨珧、杨济么及段广、刘豫等人，都全族夷灭，一共杀了好几千人。

第二天，贾后矫诏，命太后移宫，太后母（杨骏妻）庞氏免死，并与太后同居。她一步紧一步，唆使臣下上奏，先是准请废太后为庶人；再准奏庞氏不得免死。可怜这个杨太后，当时抱住母亲，哭哭啼啼地向贾后称妾，哀求免其母一死：可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庞氏终于死在贾后的刀下。次年二月，杨太后活活被饿死在金墉城（洛阳西北角的小城）的冷宫里面。

这次政变，可以说是“八王之乱”的序幕。

接着，贾后又以惠帝诏书征汝南王亮入朝任太宰，与太保卫瓘共录尚书事，一同辅政。惠帝虽是个白痴，但贾后不能一下子就走到前台，也不便一下子让贾家人出任最高的官职，所以她搬出这两个人来过渡一下。他们两个，一个既是辈分最高的宗室成员（司马懿的儿子），又是杨骏的政敌；一个是晋廷资格最老的元老重臣。其实，贾后又何尝想让他俩一直干下去。卫瓘当年曾佯装酒醉，拍拍武帝的坐椅，说：“此座可惜！”武帝懂得他是说太子不堪重托，因面才有出题考核太子之事。贾充曾使人把此事情的起因通知女儿贾南风，说：“卫瓘老奴，几破汝家！”为此贾后怀恨已久，如今把他捧上高位，正是为以后好将他一跤掼杀。

楚王玮和东安公繇是在政变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前者被任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掌握一部分兵权，后者升为东安王。他们和贾后的族兄车骑司马贾模、堂房舅父右卫将军郭彰，妹子贾午之子贾谧（贾午的丈夫叫韩寿，贾充没有儿子，使外孙改姓贾）都参与国政。

这一伙人的相互之间很快就产生了裂痕。东安王繇只做得半个多月王，即以“谋废贾后”、“专行诛赏，欲擅朝政”的罪名，被罢官，远谪东北边地。他的罪状未必是实，大概是居功自傲，和贾后及汝南王亮都有点摩擦，所以先遭贬逐（此人后来还任尚书左仆射，后因劝成都王司马颖迎天子请罪，为颖所杀）。

楚王玮的为人前面已经提到，这时他有了点兵权，格外飞扬跋扈。汝南王亮和卫瓘都看不惯，想夺他的兵权，劝他还是回到封地去的好。楚王玮就竭力靠拢贾后。他的心腹岐盛通过积弩将军李肇，向贾后告密状，说汝南王亮和卫瓘要谋废立。贾后抓住这个机会，决定借楚王玮的手，来除掉这两个老头子（汝南王在司马懿的九个儿子中排行第四，司马懿在公元２５１年就死了，所以汝南王的年龄至少在六十以上。卫瓘这年七十二岁）。

六月，贾后使白痴皇帝亲手写道诏书，命楚王玮“免亮及瓘官”。楚王玮便连夜动手，除出动所领北军外，又假传诏书，令城内外各军一律听他指挥。

这几乎是重演了三个月前杨骏遇害的场面。

楚王玮派两队人马分别开往亮、瓘二人的府第。

汝南王府的帐下督（卫队长）李龙发觉情况异常，立即进内堂禀报，请求发令抵抗，汝南王亮还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不多一会，李肇等率领的兵士已经爬登墙上，大声叫喊，汝南王亮这才大惊失色，说：“我并无贰心，何至于此！”他令人问：“诏书何在？请拿来观看，究竟怎么讲法？”李肇等不予理会，只催兵士打进去。长史（秘书长）刘准见如此情况，说：“他们不肯出示诏书，必是奸谋，府中兵将不少，可以决一死战。”但汝南王亮不听，李肇等冲进内堂，汝南王亮和世子司马矩都被拿下，立即处死。司马亮临死叹道：“我的赤心可以破示天下！”我们在这里应该注意一点，诏书只说“免官”，没有说逮捕，更没有说“处死”。是不是楚王玮或李肇等做过头呢？不然，从贾后到李肇等，他们都是一致的。不过，贾后阴险，楚王玮粗疏，诏书不写明白，事后好一古脑儿推在楚王玮身上，借此把他一并除掉。这是一石二鸟的计策，史书上没有说穿，但明眼人一看，心里自然明白。

卫瓘家里发生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不过死人更多。卫瓘的左右也主张抵抗，同时上表核实，如确有处死命令，再束手就戮。但卫瓘也不肯听。他有个旧部荣晦，因有罪被他斥革，这次也前来参与抓捕。他知道卫瓘子孙的名字及人数，进去后指名搜捕，结果连卫瓘本人，共抓到九人，悉数杀死。幸其孙子卫璪、卫玠当时不在家里，不曾遇害。

一夜乱后，楚王玮的心腹岐盛就劝其主子，应乘兵权在手，将贾、郭两氏也一起除掉。这个粗莽的主子对此并没有思想准备，正在犹豫不决之际，形势突然发生变化，楚王玮顿时陷入了绝境。

原来，时任太子少傅闲职的张华，次日见天色已明，即去找贾后的亲信宦官董猛，要他转告贾后：“楚王杀了二公，天下威权将完全落到他的手中，可以用‘擅自杀人’的罪名把他杀掉。”贾后本有此意，当然深表赞同。但这时情势仍极混乱，她也不知该如何收拾局面。于是张华就又献计，请惠帝派殿中将军王宫，手执“驺虞幡”当众宣告：“楚王矫诏，将士切勿听他的号令！”驺虞见《诗经·召南·驺虞》，据说是一种不吃活物的仁兽，晋朝用画有驺虞的旗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令旗。将士听了，都丢掉武器，四散奔走。楚王的左右都跑光了，他光杆一人，很快就被捉拿。六月十三日，他被绑出去杀头，那张密诏还在身边，他一边哭，一边把那张青纸拿出来给监斩官看，说：“我也是先帝的亲生骨肉，怎么会让我遭此奇冤！”可他悔之晚矣。他的亲信岐盛也全族都被处死。

这次六月事变是“八王之乱”的第一幕，也可以说是第一个高潮，死了八王中的两个王——汝南王亮和楚王玮。

事变之后，贾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又作出了许多安排。

她把汝南王亮和卫瓘之死的责任推在楚王玮身上，追复汝南王亮的爵号，并追封卫瓘为兰陵郡公。并因卫瓘的女儿鸣冤及其属吏刘繇等的上言，把荣晦全族处死。

贾后任贾模为散骑常侍，加侍中。散骑常侍和侍中都是参与议政的官。她和贾谧商量，决定倚重众望所归的张华，任他为侍中、中书监，又用裴頠为侍中。朝中政事，主要由贾模和张、裴三人负责。贾后对张华很倚重，所以在以后的几年中，政局比较平稳。

贾谧奢侈豪华，但是爱好学问，喜欢结交士大夫，其中才学尤为优长的有陆机、陆云、潘岳、左思等二十四人。另外还有大富豪石崇，是司马氏开国功臣石苞的儿子，他在当时也号为有才气的人物。但传到后世的，却以与外戚王恺斗富一事最为人所熟知。这还是武帝在位时的事情。武帝给王恺一支两尺来高的珊瑚树。王恺以为石家不会有这样的奇珍，故意向石祟炫耀。石祟随手用铁如意把它打碎。王恺急了，与他争吵。石祟却说：“这种东西何足为奇。”他命左右把所藏的珊瑚树都拿出来，三四尺高的竟有六七株，光彩夺目。贾谧的豪富奢华，具体情况不清楚，大约总不及石崇，但是也不会相差太远吧。

从上述的情形看来，在六月事变以后，元康年间（２９１～２９９年）基本上是政局稳定、贵族官僚歌舞升平的时期。“八王之乱”的第二幕，要到永康元年（３００年），才因废太子遹而爆发出来。

五　皇族大混战

晋惠帝元康九年（２９９年），贾后与太子遹的矛盾激化了，最后终于发展到太子被废为庶人，而这一结局又导致了宗室诸王的纷争，引起了从永康二年（３０１年）到光熙元年（３０６年）的皇族大混战。

贾后的母亲广城君郭槐常劝女儿善待太子。她见贾谧与太子口角争执，总是责备贾谧。她还想把外孙女（韩寿、贾午的女儿）嫁给太子，但贾后和贾午都不肯。临死之前，这个老太太还再三叮嘱女儿好好对待太子。她是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的，可惜贾后一点也听不进。

贾后嫁了个白痴皇帝，自然很不乐意。她和太医令程据私通，又使人到外面诱骗青年男子，将他们藏在箱子里，送到宫内，与自己淫乐。这些男子除个别外，为防泄密，事后多被杀害。

贾模对贾后的行为非常不满。他担心一旦出事，自己也要遭殃。他多次同她讲明利害关系，非但丝毫无效，反而引起她的反感，对他日益疏远。

裴頠对局势也很担心，他甚至于同贾模、张华商议，要采取非常手段，废黜贾后，立太子的母亲谢淑妃为皇后。但贾、张两人都以为不妥，他们认为倘使皇帝不以为然，怎么应付，又怕宗室诸王势力强大，如果他们参与进来，会引起大祸。裴頠承认他们说得对，只认为照贾后这样胡作非为，恐怕随时会出乱子。但张华不这样看，他说：“两位和中宫（指皇后）都是亲戚，不妨随时劝诫，庶儿不致造成大错，那么天下不会大乱，吾辈总可以优游卒岁吧！”张华是晋初智谋出众的人物，这时却以为眼前尚无大碍，自己估计余年无几（张华时年六十八岁），可以平安度过，又不肯急流勇退，终于招致杀身之祸，后人不能不为之叹惜。

太子左右也有人主张先下手为强。东宫有左右前后四个卫率，所统兵员有万人之多。照左卫率刘卞的意见，只要张华肯作主，用东宫兵力拥太子进宫录尚书事，废贾后，把她押进金墉城，只需要两个宦官就可以了。但是张华不赞成，他推说没有听见过贾后有废太子的打算，又说废后夺权是无君无父的不孝行为。太子本人也不听左右废后的主张。刘卞的意见不久就传了出去，他被调任外宫。他料想贾后不会放过他，就服毒而死。据宋元之际注《资治通鉴》的胡三省估计就是张华揭发了他，否则贾后不会不追究闻而不告之罪。这个估计是合乎情理的。

贾后决计对太子下手了。这年十二月，她诈称惠帝患病，召太子入内。太子进了内宫，贾后不见，却令宫婢陈舞诈传惠帝的命令，逼他喝下三升酒。太子说喝不了那么多酒，陈舞说不喝就是不孝。太子无奈，勉强喝了下去，就此大醉昏迷。贾后已经使潘岳起草了一封太子给惠帝的“密件”，内容有“陛下当自了，不自了，吾当人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当手了之。并与谢妃刻期两发……”等话。她派一名年小的宫婢，拿了纸笔，说是惠帝命他照抄一份。太子在昏迷状态中，也不明白是什么内容，照式写了。他醉中握笔不稳，认字不清，笔画也写得不全，根本无法辨认。贾后把笔画补全，拿去给惠帝看，说这是太子劝父亲杀贾后的密信。

十二月三十日，白痴皇帝呆呆地坐在殿上，众公卿奉命入见。又是那个宦官董猛，他手持两张纸，一张是太子“密书”，另一张是写好“今赐死”的青纸诏书，给公卿观看。公卿看了，目瞪口呆。殿上寂静无声了好大一会。张华见没有人肯先开口，只得硬着头皮，说：“这是国家的大祸。自古以来，常因废出正嫡而导致丧乱，而且大晋开国，年数还不很长，更宜慎重，望陛下详察！”他避开“密书”真伪这一要害，用意不言而喻。然裴頠年轻（时年三十三岁），就抓住要害发言，他认为一要查出传“密书”的人，二要核对笔迹。贾后立即拿出十多份太子写的文书。大家核对过后，没有人敢说不对。贾后又使董猛向惠帝假传武帝之女长广公主的意见：“事情该从速解决，臣下有不从诏书的，应该军法从事。”尽管这样，公卿毕竟谁也不肯或不敢随声附和，眼看日头已西，还是议而不决。贾后怕生意外，就亲自上表请废太子为庶人：公卿不敢再持异议，事情方才了结。这天正是大除夕，太子司马遹改换了服色，拜受诏书，徒步出东宫，坐上一辆简陋的牛车，和妃子王氏及三个儿子，被押送到金墉城去。王氏是大名士、尚书令王衍的女儿。这个丈人立即上表，请求准其女儿离婚，也立即得到准许。王氏无奈，痛哭回家，此后，太子的生母谢淑妃也立即被杀。次年（永康元年，３００年）正月，太子又被押赴许昌幽禁。

贾后除去了多年的心病，正在洋洋得意之际，不料事变突起，被废身死。

发动事变的主角是赵王伦，他是司马懿最小的儿子，当时应有六七十岁了。第三篇里已经说过，此人愚鲁无知，办事一味听信心腹孙秀的话。这次也不例外，所以真正的主角是孙秀。

太子被废后，东宫的一些旧属就想推翻贾后，恢复太子的地位。他们见赵王伦任右军将军，手里有兵，便去游说孙秀。孙秀何等狡诈，他知赵王伦一向依附贾后，心想如能事成，尽管是为太子立了大功，但将来如何，毕竟还难预料，不如先让贾后把太子害了，然后推翻贾后，那么天下便是赵王的了。他把这番意思去打动赵王，赵王非常高兴，立刻表示同意。

事情定下后，孙秀秘密使人散布流言，说殿中有些将士打算废黜皇后，迎立太子，还故意让贾后派在民间打探消息的人听到。贾后知道了，很是担心。赵王伦和孙秀便劝贾后杀死太子，以绝祸根。贾后上了他们的当，派宦官孙虑到许昌毒杀太子。太子不肯服毒，竟被孙虑活活打死。这是永康元年（３００年）三月间的事情。

赵王伦、孙秀决定于四月初三夜一更天起事。这天白天，孙秀先派参与密谋的军官右卫督司马雅去见张华，要他与赵王合作，为天下除害。张华不肯，坚决拒绝。司马雅大怒而去，张华的命运也就此决定了。

当晚一更，赵王来到宫城，矫诏向宿卫将士宣告：“中宫和贾谧等杀害太子，今使车骑（赵王伦的宫职是车骑将军）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将士听命，立即打开宫门，赵王伦派齐王司马冏（司马攸死后，儿子冏继承王爵，他和惠帝是堂房弟兄）率将士一百人进入内宫，先斩了贾谧。贾后看见齐王，大惊，问道：“卿为何而来？”齐王答云；“有诏收后。”贾后竟说：“诏书当从我出，这算什么诏书！”这当然是白说。她随即被废为庶人，押解到金墉城居住。六天之后，她被勒令喝下一杯金屑酒而死，时年四十五岁。贾后的死党董猛、孙虑、程据等自然都被处死，张华、裴頠也都被杀。张华临刑，仍自称忠臣，监斩官斥他：“身为宰相，废太子时，何以不能死节？”他回答说，当时的话，都有案可查。监斩官又道：“谏而不从，何不去位？”张华就无言可答了。一代奇士，终遭杀身灭族之祸，坏就坏在贪恋权位这一点上。但是《晋书》本传赞他“忠于乱世，自古为难”，也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

赵王伦自称“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一依宣、文辅魏故事”。这一自称的官衔有两点显示了非常的野心。一是相国这官名，这是晋廷未曾设置过的，而魏末司马昭做的正是这个官；二是依宣（宣帝司马懿）、文（文帝司马昭）辅魏故事，司马懿父子辅魏是为代魏作准备。赵王伦事实上已经把取代惠帝的存心昭告于天下了。

他用孙秀为中书令。这个出身小吏的家伙顿时成为全国威权最高的显赫人物。人们都知道，有事该求孙秀，不必再去求赵王。

可是政局并不稳定。事变之前，朝中曾有立惠帝的兄弟淮南王司马允为皇太弟的说法。赵王伦夺了权，担心这个侄孙会造他的反，便封他为骠骑将军，让他领中护军，以此笼络。后来发现他在畜养敢死之士，知道笼络不住，便想对他下手。八月，调他做太尉，解除其领中护军的职务，以削其兵权，不让他带兵。但淮南王允拒绝接受。于是，孙秀派御史带了“诏书”前去逼迫。淮南王看那“诏书”，竟是孙秀的笔迹，他大发雷霆，即率所统七百兵士，直向皇宫杀去，一路上响应的人很多。他到了宫前，因宫门紧闭，无法入内，便转而围攻赵王伦所在的相府。这一天，从上午起，激战了将近四个时辰。最后，一名宿卫兵将领受赵王党羽的唆使，带了几百兵来，诈称“有诏助淮南王”，乘其不备，杀死淮南王允。这次事变，连同被牵连而死的有好几千人。这个小战役是宗室内战的第一仗。不过，淮南王允并没有算在“八王”之内。

事后，孙秀借此大发淫威，打击素有嫌隙的人士，潘岳、石崇是其中最有名的两个。孙秀地位低微的时候，曾在潘岳手下当差，受过几次责打。又石崇有个爱妾叫绿珠，孙秀曾指名向石崇讨要，石崇不给。石崇的外甥欧阳建又与赵王伦不睦。这时孙秀便诬称这三人是淮南王允的同党，将其三族全部处死。兵士到石家时，石崇对绿珠说：“我是为你得的罪。”绿珠道：“我当为君而死。”她跳楼自杀，孙秀终究得不到这个美人。

赵王伦篡位的企图日益明显。不久，他蹈袭曹魏代汉、晋代曹魏的先例，以惠帝下诏的形式，给自己加“九锡”（一般指车马、衣服、乐器、朱户[门漆红色]、纳陛[陛，宫殿的台阶。放在檐下，使登升的人不在露天升陛]、虎贲百人、铁、弓矢、秬鬯[用黑黍和郁金香酿造的祭祀用酒]。具体内容历代不尽相同），另外扩充相府的军队，增加到三万人。

永康二年（３０１年）正月，赵王伦即位称帝，改元建始，把惠帝迁往金墉城居住。形势决定他这个皇帝是做不长的。当时，镇守邺（今河北临漳西南）的成都王司马颖、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镇守许昌的齐王司马冏，都有相当的实力。他们都不肯让赵王伦做皇帝。

三月，齐王冏率先起兵，号召讨伐赵王伦、孙秀。成都王颖听了邺令卢志的话，认为以顺讨逆，一定会受百姓拥护，于是起兵，第一个响应齐王。他的兄长常山王司马乂又继之以起，因其封地常山（今河北正定西南）在邺的北面，所以他带的兵是成都王颖的后队。河间王颙是司马懿弟司马孚的孙子，他与宗室关系比较疏远，开头有点举棋不定，先打算拥护赵王伦，并已镇压了一个反赵王的太守，把齐王冏派来的使者押起来，解往洛阳，令部将张方领兵帮助赵王伦。兵到华阴，得到齐王、成都王兵势浩大的情报，才改变宗旨，令张方率兵投人二王的阵营。

三王（如连常山王，即为四王）协力，形成了压倒的优势。洛阳方面分兵迎敌，南北两条战线，都先胜后败。成都王颖在初战失利后，信心有些动摇，得咨议参军卢志的劝说，才坚持战斗，结果，湨水（在今豫北的黄河支流）一战，大破号令不一的敌军，成都王颖乘胜挥军渡河，向洛阳推进。

洛阳得到河北兵败的消息，立时陷入混乱状态。四月初九，宿卫军左卫将军王舆等率部七百多人进宫，得到宫内将士响应，杀孙秀等，逼赵王伦写“诏”，恭迎惠帝复位。次日，惠帝回宫，改元永宁元年，接着，派使者慰劳三王，责令赵王伦自杀。他是八王中第三个离开人世的。赵王所派抵御齐、成都二王的将领，有的已在洛阳被杀，大部分投降，其余皆被处死。

这次战争，持续两个月左右，战死近十万人，是皇族大混战的开始，也是它的第一个段落。

惠帝改元永宁，但是晋室却不得安宁，而且越来越混乱。成都王等先后到了洛阳，论功行赏，以齐王冏为大司马，加九锡；成都王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也加九锡；河间王颙为侍中、太尉，加三锡；常山王乂为抚军大将军，领左军，不久又改封为长沙王。这几个人中，成都、长沙二王都是惠帝的兄弟，长沙王只比成都王长三岁，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齐王是惠帝的堂房弟兄，时当中年。而河间王则比惠帝和上述三王都长一辈。他们都立了“大功”，对权力地位的欲望也都随之膨胀起来，很难再和平共处了。如齐王和成都王都加了“九锡”，这种安排，休说那个白痴皇帝难以安于其位，就是他们两个，为了谁能再高升一步，也非争到兵戎相见不可。因此，不久就开始了皇族混战的第二阶段。

有人劝齐王冏说；“如果不能与成都王同心辅政，就该剥夺他的兵权。”长沙王乂则认为大权应掌握在武帝的儿子手里，即劝成都王抓权。卢志比主子聪明，主张以退为进，劝成都王应以母亲程太妃身体欠佳为理由，须回邺侍病，让齐王独掌朝政。这一着果是上策，天下人都称赞成都王司马颖是个贤王。他回到邺地，又听从卢志的策略，推掉九锡之赐，还要求运河北的米去救济齐王所部及战地受难的百姓；又吊祭阵亡将士，收葬赵王兵士的骸骨，由此他的声望越来越高。然而，他虽则生得漂亮，却不过是个没有多少文化、智力平庸的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何尝有治国平天下的才干！

齐王冏独专朝政，兴造府第，宴乐无度。天下有识之士都知道会发生变故，他任用的江东名士张翰、顾荣都借故脱身。张翰字季鹰，吴郡吴人，他因秋风起，推说思菰菜、鲈鱼，辞了齐王，浩然南归。顾荣无法脱身，便天天喝酒装醉。

这个局面维持了一年半多一点。惠帝永宁二年（３０２年），河间王颙首先发难，他上表声称要和成都王等共会洛阳，请在洛阳的长沙王剥夺齐王的权力，由成都王代齐王辅政。同时，派张方领兵开往洛阳。十二月二十二日，表到洛阳，城里就爆发了一场混战。长沙王又带一百多人进宫，说“大司马谋反”，即用惠帝名义号召讨伐齐王冏。齐王同派兵火烧宫门，又派人执驺虞幡到处叫喊：“长沙王矫诏！”长沙王又即把惠帝“请”到宫城门楼上，用来证明自己确系秉承惠帝的诏书行事。这天夜里，洛阳城里，火光冲天，如同白昼，两军混战，箭一直落到白痴皇帝的身边。混战持续了三天，长沙王又大获全胜，并抓住齐王冏，把他斩了。这是“八王之乱”中死掉的第四个王。

此战结束后，纪年改元太安。后来，史书上都称这年为太安元年，其实，这年已经只剩几天了。

长沙王又在洛阳掌权后，起初他还常派人到邺，征求成都王的意见，可日子久了，弟兄间的关系逐渐变坏起来，于是出现了成都、河间二王联合反长沙王乂的战争。这是皇族混战的第三个段落。

太安二年八月，河间王颙起兵讨长沙王乂。他派张方率兵七万，出函谷关向洛阳进攻。成都王颖在反齐王同时，已经准备响应，但因事变解决得快，没有来得及加入，这番决意要参加进去。卢志劝他，不要因此而丧失以往博得的好声望，参军邵续也劝他不要与自己的兄长为敌。他一概不听，派陆机率王粹、牵秀、石超等将，统兵二十余万，南下进逼洛阳。

洛阳得报，下诏以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兵抵御。诏书说：“吾当亲率六军以诛奸逆”。惠帝还出洛阳城，巡视过几处营地。这是长沙王又利用皇帝来张大声势。这个白痴皇帝无非是受人摆布罢了。

这一回，仗打大了，打得时间长了，从九月起，打到年底，竟还没有结束。成都王颖的兵力虽大，却在洛阳周围屡战屡败。十月，建春门（洛阳城东面北头的第一门）之战，长沙王又带上惠帝指挥作战，大破陆机军的主力，斩大将十六人。陆机部下将领都是“北土旧人”，不愿意受他节度。成都王颖的亲信宦官孟玖和机、云兄弟向有私怨。孟玖的兄弟孟超在做将官带兵时，曾因部下犯法，与陆机冲突，就造谣说陆机要谋反，还写信给孟玖告状。他在战役中不听号令，擅自进兵，被敌军所杀。孟玖怀疑是被陆机所害，便向成都王颖进谗言，说陆机有二心，勾结长沙王，牵秀等几个将领都帮孟玖作伪证。成都王颖相信了他们的谎话，即派人到营杀了陆机，又逮捕陆云，也把他杀掉。这是明显的冤案，陆云更是与兵败之事毫无关系。陆机幕府中的正直之士如王彰，就说得很清楚，“机，吴人，殿下用之太过，北土旧将皆疾之耳。”陆云被害前，蔡克向成都王叩头流血，说陆云是为孟玖所怨，人人都知道，求他免陆云一死。成都王的心思有点松动了，孟玖见了，马上一面把主子扶入内堂，一面催手下动手。成都王用陆机为大将，是一错；听谗言杀陆机，是再错；进而杀陆云，是三错。看他的行为，简单得像是受孟玖操纵的傀儡，这种昏王如何成得大事！只可惜陆氏兄弟不能效法张翰、顾荣，以致白白送了性命。陆机临死时说：“华亭鹤唳，可复闻乎！”但是他觉悟得太迟了。

张方很能打仗，但也有胜有败。九月，他一度攻入京城，大肆抢掠后退出。十月，长沙王乂带着惠帝，进行反击。专制时代，皇帝真有点威慑作用，张方部下的将士望见车驾，纷纷后退。张方打了个大败仗，退到城西的十三里桥。这时，部下还想后撤，张方却反其道而行之，乘敌人战胜后疏于防备的机会，在夜里寂静无声地推进到离城七里的地方，并筑起好几重壁垒。城里发觉后，发兵来攻，因工事坚团，不能得手。

战局陷入了相持状态。洛阳城里的人力物力都出现了问题。兵源缺乏，只得征发家奴；十三岁以上的男孩都要服劳役了，米价涨到了每石一万文钱。东晋初以击揖渡江闻名的祖逖，这时是长沙王乂的主簿，他献一条计：派人到西北去，命雍州刺史刘沈起兵袭击河间王颙的后方，使他不得不召回张方，以解京城之危。雍州的治所在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辖有七郡地方（在今陕西、甘肃、宁夏各一部）。这是一条好计，然而用得迟了，已经来不及挽救洛阳的危局。

太安三年（３０４年）正月二十五日，正在张方觉得打下去没有把握，考虑撤退的时候，洛阳发生内变。东海王司马越联络不愿意再战的宿卫将校，把长沙王乂扣留。次日，东海王越请惠帝下诏，罢免司马乂的官职，改元为永安元年，开城停战。这一次，打了半年多仗（从九月到正月，中间有个闰十二月），死的人不计其数。

张方入城，东海王越即把长沙王乂交给了他。张方这人极其残酷，竟把他放在火上，活活烤死。张方部下的军士看了，也觉得太惨，流下了眼泪。长沙王又是“八王之乱”中死掉的第五个王。

获得胜利果实的是成都王颖。他的军队战绩并不好，损失了六七万人，但是他俨然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洛阳，命部将石超等率兵五万，镇守洛阳十二座城门，他本人不留驻洛阳，仍回邺城。

河间王颙的后方一度吃紧，长安险些被刘沈的军队占领，为此他不得不赶紧召回张方。张方掳了洛阳的官私奴婢一万多人西回，途中缺粮，就杀人与牛马同煮，分而食之。到了关中，他派部将打败了刘沈军，又生擒刘沈。河间王颙将刘沈先用鞭打，然后处死。

三月，应河间王颙的要求，惠帝下诏立成都王颖为皇太弟，成都王离帝位只有一步之遥了。然而，他没有人君之度的真相早已被人看穿，所以局势又很快发生变化，爆发了以东海王越为主角的皇族大混战，这是混战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段落。

同年（这时还称永安元年）七月，东海王越宣布讨伐成都王颖，石超闻讯赶奔回邺。东海王越挟了惠帝，一同北征，兵到荡阴（今河南汤阴西南），被石超击败。混战时，可怜那个皇帝而部受伤，身中三箭，跌在乱草之中。这时文官嵇绍（嵇康的儿子）身穿朝服，跨上御辇，意欲护卫皇帝，结果被兵士所杀，鲜血溅到惠帝的袍上。惠帝虽则低能，还有点良心，以后一直保存这件袍子，不准洗濯，作为纪念。战后，惠帝被迎送到邺，把年号又改作建武。这是几个月里的第三个年号了。

东海王越逃回到封地东海（今山东郊城北），拒绝成都王颖提出和解的要求，联络各方，意欲再起。这时，洛阳已落到了张方的手中。原来，河间王颙得了东海王越北征的消息，就派张方去攻洛阳，牵制他的后方。洛阳留守的兵力薄弱，张方得手后，河间王颙就命他镇守洛阳。

东海王越要破成都、河间二王，原本极为困难，但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的插手，给他提供了机会。

王浚是个心有图谋的小人。当年三王联合反赵王伦时，他看不准谁胜谁败，便禁止所部士民应三王招募，以坐观成败。他也想称霸割据，但苦于实力不足，便把一个女儿嫁给鲜卑段氏的首领段务勿尘，请朝廷封段务勿尘为辽西公；又把另一个女儿嫁给鲜卑宇文氏别部的首领素怒延。利用鲜卑部落的骑兵来参加内地的混战，是他早已打定的主意。他和成都王颖都有消灭对方的打算。这年七月，王浚联合鲜卑、乌桓的兵力，与东海王越的兄弟东赢公司马腾合作，南下攻邺。

成都王颖派石超等北上抵御。八月，石超等连战都败。邺中得讯，百官士卒纷纷逃走，全城陷入一片混乱。卢志劝成都王拥惠帝退回洛阳，成都王答应了，卢志并连夜做好了准备。不料成都王的母亲程太妃不肯离开邺中，成都王不能当机立断，耽误了时刻。将士们都想快逃，见出发号令迟延不发，便自行散去。原来一万五千人的队伍，一下子只剩几十个人。成都王没奈何，只带得几十名骑兵，与卢志护着惠帝坐的御用牛车（晋时多用牛车，有的很考究，牛也跑得很快），往洛阳而去。仓猝之间，他们忘了带钱，只有一名宦官身边有三千文钱。流亡途中，要吃饭非用钱去买不可，这几十个人只能半饥半饱抵过这几天工夫。渡过黄河以后，洛阳有兵来接，情况才有所改善。行近洛阳，张方出城来迎。他才下马要拜见皇帝，可惠帝先已下车，并要他免礼。这时，皇帝、亲王、太妃等人，都有了一种脱难的感觉，然而他们不能高兴得太早了，还有大灾大难在等着他们。他们把张方看作救星，其实张方却包藏着祸心。

洛阳的事情，一切都听张方作主，成都王颖的话，没有人肯听。在洛阳住了几个月，张方的兵士把城里的财富抢得差不多了，便都想回关中老家。十一月初一，张方带兵上殿。惠帝见他来意不善，逃到后园竹林中躲起来，仍被兵士拖出逼上牛车。惠帝无可奈何，只要求安排车辆，以装载宫人、宝物。宫里本来并未遭劫，这一回却被张方的将士把财物抢得精光，宫女也被掳去。张方还想放火烧毁宫室宗庙，幸而卢志劝他不要效学董卓的行为，百年以后，还被人唾骂（董卓曾烧毁洛阳全城房屋，时在汉献帝初平元年[１９０年]，去此一百十四年），张方才打消这念头。

惠帝到了长安，把河间王的征西将军府作为行宫。十二月，下诏罢免成都王颖的皇太弟身份，另立豫章王炽做皇太弟，以河间王颙都督中外诸军事，又改元永兴。连“太安”在内，这是本年的第四个年号。这些举动当然都是河间王颙作的主。

可局势仍不稳定。张方“劫迁车驾”之举很不得人心。永兴二年（３０５年）七月，东海王越以“纠集义旅，奉迎天子，还复旧都”为由，号召四方，起兵征讨河间王颙和张方，王浚等响应者即推他做盟主。这时成都王颖的旧将公师藩也在河北起兵，攻城略地，声势不小。

河间王颙见公师藩起兵，即命成都王颖都督河北诸军事，令其招抚。十二月，成都王颖到了洛阳，因兵力薄弱，无法渡河北上，只得停止前进。其时，东海王越的军队已经进至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离洛阳已不满三百里路了。

永兴三年（３０６年）正月，河间王颙见形势险恶，便想与东海王越和解。张方知道自己罪大，恐怕和解以后，会追究他劫掠宫室劫迁车驾之罪，就竭力反对。于是河间王颙即遣张方的熟人那辅，以送信为名去见张方，乘他看信的时候，把他砍死。

河间王颙把张方的头颅送到东海王越军前，请求和解。东海王越不许，继续西进。此时成都王颖在洛阳立足不住，狼狈西走，到了华阴，才知有河间王求和之事，便不敢再回长安，只得暂时停下，观望形势。

五月，东海王越所派的祁弘等军进入关中，击败河间王军，占领长安。河间王颙匹马逃到太白山中，百官也都逃到山里，拾橡实充饥。祁弘是王浚部下，由王浚派去帮东海王越的。他带的鲜卑骑兵在长安城中烧杀掳掠，杀了两万多人。

六月，惠帝被祁弘挟持到洛阳，算是“还复旧都”，便又改元光熙。这几年多次变更年号，史籍上往往以最后改定者为正式年号，害得看书的人眼花缭乱，实在头疼极了。

八月，东海王越任太傅、录尚书事，掌握了朝政。他是“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但是这胜利不能保持得长久，因为天下己乱，不可能再恢复承平的时势了。

还有一点余波。在祁弘入关之时，成都王颖东窜西逃，宛如丧家之犬，最后在投奔公师藩的途中，被人擒获，解到他的老基地邺中被杀，年仅二十八岁。之前，他的官属只有卢志始终跟着他不走，最后料理了他的后事。河间王颙于祁弘退兵后，即回到长安。十二月，他奉东海王越命赴洛阳，在半路上被南阳王司马模（越之弟）的部将所杀。这二王是“八王之乱”中死的第六、第七个王。

白痴皇帝也于十一月中死去，相传是被东海王越毒死的。皇太弟司马炽即位，是为晋怀帝。

绵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终于结束了。

六　成汉李氏

“八王之乱”的一个极重要的影响就是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八王之乱刚结束时，十六国中的两个已经建立，即巴氐的成汉李氏和匈奴族的汉（前赵）刘氏。还有两个建立时间较晚，而事实上已经存在，它们是汉人张氏所建的前凉和鲜卑慕容氏的前燕。

本篇单说成汉李氏的建国始末。

东汉末年，有一支原居巴西（治今四川阆中）、宕渠（治今四川渠县东北）的氐人迁移到了汉中。曹操攻占汉中，氐人首领李氏即率众归附。曹操封他们的首领为将军，把他们迁到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北）以北，从此就有了巴氐的名称。西晋元康年间（２９１～２９９年），关中连年饥荒，发生了以齐万年为首的起事（见第三篇）。略阳、天水（治今甘肃甘谷东）等郡各族百姓数万户又流人汉中。其中，巴氐李特、李庠、李流兄弟，都有英雄气概，善于骑马射箭，富有组织能力，流民在途中发生了疾病、贫乏等困难，李氏兄弟都帮助他们解决，因而深受爱戴，隐然成为流民的领袖。

元康八年（２９８年），流民因汉中地区狭小，不容易生活，就上书朝廷，希望让他们到蜀中“就食”。朝廷派来慰劳流民的一个御史认为可行，于是大量流民进入了蜀地，李特也在其中。到了剑阁，他仔细察看了地形，不禁叹道：“刘禅有如此之地，而束手就缚，真是庸才啊！”他不甘寂寞的心情在这话里完全泄漏出来了。

永康元年（３００年）十一月，诏书召益州刺史赵廞入朝。赵廞是贾后的亲戚，其时贾后己于四月被废黜，他怕受牵连，不肯入朝，遂自称益州牧，意欲割据蜀地。赵廞是巴西人。李氏亦祖籍巴西，李特兄弟入蜀后，结识了许多巴西同乡，赵廞便想利用他们，李特等也借此机会，公开组织武装力量。李庠首先组织一支有四千骑兵的队伍，投到赵廞麾下。赵廞见他骁勇，赞他是“一时之关、张”（两晋南北朝时，称赞武勇之士，常以关羽、张飞作比），任命他做威寇将军，让他在流民中招募壮士，把部队扩充到一万多人，去防守从汉中入蜀的道路。

李庠训练兵士，不用旗帜，举矛为号，不听号令者立斩，阵容整肃，队列寂无声息。赵廞本希望李庠为他出力，但见李庠有治军的才干，便又不放心了。永宁元年（３０１年），赵廞借李庠劝他称帝的机会，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把他杀了。但赵廞又不能不用他手下的兵士，而要用这六郡流民中的壮士，就不得不借重李家的人，所以他又派人去安抚李特等，说李庠是为自己才说了大逆不道的话，与兄弟们无关，并把李庠的尸体交还他们，让他们安葬。同时，仍用李特兄弟做督将。可这些举动完全是在自欺欺人。赵廞很快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李特、李流不愿意为赵廞所用，遂带兵移屯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不久，赵廞派费远等领兵一万多人去担任原由李库负责的防务。他们在绵竹附近宿营时，受到李特的奇袭，损失了十分之八九的兵力。李特乘势进攻成都，赵廞无法抵御，只得坐小船逃走，在路上被随从所杀。李特进了成都城，便听任兵士大肆掳掠，同时上表朝廷，申诉赵廞之罪。

这时晋廷对西南边远地区的动乱，事实上根本过问不了。恰好梁州刺史罗尚在赵廞反后有表到洛阳，说赵嵌并没有什么能力，不受蜀人拥戴，于是廷议就拜罗尚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领兵入蜀。梁州的治所在汉中，辖境（今陕西南部和四川东部及重庆市各一部分）与蜀地（益州）是近水楼台。罗尚来得快。李特自然害怕，便派兄弟李骧带上贵重的礼物远出迎接。罗尚见了那些贵重的物品，非常高兴，马上任李骧做骑督。之后，李特、李流又备下酒肉，在绵竹慰劳罗尚带的人马。于是罗尚进了成都，罗、李之间暂时相安无事。晋廷因李氏兄弟征讨赵廞有功，即拜李特、李流做将军，封侯爵，还让他们为有军功人士开列名册，准备封官行赏。命令到了成都，罗尚左右的广汉太守辛冉要把灭赵廞的功劳据为己有，把命令搁下，不照实际情况报告朝廷，从此罗、李双方的关系逐渐紧张起来。

这时，朝廷要在蜀中流民回乡。这道命令使矛盾很快激化起来。李特的长兄李辅又从略阳赶到蜀中，告诉李特等人，中原情形很乱，不宜还乡。李特便使天水人阎式去见罗尚，请求让流民仍留在蜀中，罗尚表示同意。但是没过多久，他又派人催督流民，限在七月里动身。流民都在梁、益二州各地帮佣耕种，听说要限期动身，都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们都没有积蓄，当时田里的粮食还没有收上来，一动身就要挨饿。为此李特再派阎式去见罗尚，请求宽限到冬季。辛冉和犍为太守李芯认为必须坚持原议，罗尚就拒绝了阎式的要求。

罗尚、辛冉都是贪官，尤其辛冉，竟想从遣返的流民身上发笔横财。他和李芯真告罗尚，说流民在赵廞乱时，曾抢到大量财物，遣返时可在路上设立关卡，一一搜括出来。这个主意正中罗尚下怀，至期他就命梓潼太守张演，在各个必经路口设卡，派人搜检流民的财物。梓潼在剑阁以南，是出蜀北归的必经之途。他们简直是惟恐流民不反，想方设法逼他们造反。

这正是拱手奉送给李特的机会。李特便以流民救星的姿态出现，他在绵竹扎下营盘，一面收容流民，一面要求辛冉对流民实行宽大政策。李特是明知辛冉不会同意，故意作此姿态，是要进一步激起流民反抗的怒火。果然，辛冉不仅拒绝了他的要求，而且到处张贴文告，悬赏捉拿李特、李流兄弟。李特见了，将计就计，把它取下，改成“能送六郡酋豪李、任、阎、赵、上官及氐、叟（汉魏六朝时居今甘肃东南部及川西、滇东、黔西的少数民族，在蜀的则称蜀叟）侯、王一首，赏百匹”，然后重新张贴出去。这一改，打击面扩大了许多，把巴氐几个大姓的首领和蜀叟的酋长也都包括了进去，流民见了更为恐慌，投奔到绵竹大营的人越来越多，个把月里就达两万多人。这时李流也纠集了好几千人，他们整编部队，收拾衣甲兵器，很快就作好了战斗准备。

官方是用两面派的手法对付李氏兄弟的。罗尚扮白脸，对李特的代表阎式，表示可以放宽期限，以作安抚；辛冉、李芯则积极准备，想用武力解决。史籍说辛、李二人认为“罗侯不足复问”，是擅自决定动武，这不见得可信。因史籍又说辛、李派兵出发后，罗尚知道了，也派兵前往增援，可见他二人绝不是背着罗尚行事的。

辛、李二人派曾元等将校，领兵三万，偷袭李特的绵竹大营。他们到了目的地，见对方并无戒备，便放胆冲进，不料李特早有准备，故意放他们进来，然后伏兵齐起，一举歼敌。他们领兵的四个将校，死了三个，罗尚所派的一个也在其内。罗尚得知败讯，无可奈何，只好怪罪辛冉过于轻敌，贸然动手，以致遭殃。

六郡流民起义由此正式爆发了。李特众望所归，被首领们推为行镇北大将军，李流也出任行镇东将军。之后李特又攻广汉（今射洪南），辛冉屡战屡败，只得弃城逃走。李特得了广汉。进而威慑成都。罗尚没有力量迎敌，只得死守城池，向邻近的梁州等地求救。

李特的声势大了。他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一依窦融在河西故事（窦融据河西以拥护汉光武帝，光武给以自行封拜官吏的权力）。他封兄李辅，弟李骧，子李始、李荡、李雄为将军，阎式等为幕僚。蜀人恨罗尚贪污残暴，李特即与百性约法三章，赈济贫苦居民，优礼贤士，整肃军纪，因此大得人心。

这是永宁元年（３０１年）岁末时的形势。

次年（太安元年），河间王颙派兵自关中入蜀，朝廷也派张微入蜀任广汉太守。此时李特自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已以一方之主自居了。这年八月，张微进兵争夺广汉，相持了好多天后，侦察到李特营中兵力薄弱的机会，派步兵突然进攻，李特抵敌不过，形势十分危险。李荡得讯，引兵去救，因山路狭仄，只通得过一两个人，兵力无法展开。李荡发狠，披上重铠，挺着长矛，亲自当前，大声喊杀，一连刺死十多人，冲过狭路。部下见状也都跟着猛冲，终于把官军一举击溃。李特得胜后，本想让将士休整一下，但其部下多认为不能给张微获得养成气力卷土重来的可能，遂又乘胜追击，攻杀了张微。

李特与张微相持时，曾使李骧、李流兵分两路，以牵制成都方面的官军。李骧几次击败罗尚后，罗尚便派一名叫张兴的将官，假意投降李骧，去刺探他的虚实。其时李骧军只有两千人，罗尚得报，即挑选一万精兵，连夜偷袭李骧的营盘。李骧碎不及防，损失很大。幸而李流的营盘相去不远，他就率部向李流靠拢，再合力反击，竟又反败为胜，将罗尚军大部歼灭。李特两战告捷，成都的形势便日益紧张了。

太安二年（３０３年）正月，李特亲自领兵，从广汉西进，渡过郸水向成都推进。罗尚在郫水沿线本来有兵防守，无奈这些部队一遭攻击便溃散了。蜀郡太守徐俭见李特主力来到，不敢抵抗，即向他投降。李特顺利占据了成都少城后，罗尚只守着个太城，蜀人相聚建立的坞堡，都表示臣服李特。

这是李特声望最高的时候。他骄傲起来了，以为“大事已定”，建元称建初元年；又以军中粮草不多，便把六郡流民分散到蜀人各坞堡中“就食”。李流、李雄都劝他不能丧失警惕，对新近归降的坞堡首领，应该要求他们送子弟来做人质，主力部队更要集中，不应该分散。他却不以为意，说不应该怀疑降人的诚意。

朝廷见蜀中问题严重，即命荆州刺史宗岱等，率水军三万，入蜀援救罗尚。官军的声势为之一振。坞堡首领服从李特，本是出于无奈，现官军既盛，他们又准备投过去。成都城里，有个兵曹从事任叡向罗尚献计，联络各坞，约定于二月十日同时发动，攻击李特大营。罗尚就派他趁黑夜缘索出城，与各坞首领定约。他又诈降李特，骗他说城内粮食即将吃完，只剩些布帛。这样一个人，理当把他扣下，但李特却听他一句“想去探家”，便放他走了。他自然不会去探家，而是笃笃定定回到城里，向罗尚汇报去了。

二月十日，罗尚出兵袭击李特的营盘，成都附近各坞的地主武装群起响应，李特吃了次大败仗，他本人和李辅也同被杀害，时年约五十多岁。这是六郡流民起义遭到的重大挫折。

李特既死，其兄弟李流继承首脑地位，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继续统领义军。李特之子李荡、李雄，也承其父志，牧拾余部，决心再战。

三月中有一次非常激烈的战斗。罗尚派兵反击，起义军中两个氐人将校符成、隗伯叛变，形势十分紧张。李荡的母亲罗氏亲自披甲上阵，眼睛被隗伯刺伤，仍浴血奋战。她是起义军中的一位女英雄。最后，罗尚军被击退，两个叛将也跟着逃进了成都城。李流率部进逼城下，但李荡在追击时不幸中矛阵亡。

其时，荆州军的前锋孙阜已深入蜀中，在德阳（今遂宁东南）击破起义军一部，宗岱的主力也快赶到了。李流见李特、李荡相继阵亡，成都难打，援敌将到，心中很是担优。李含劝他投降，李流竟以为可行，便与李含各送一个儿子到孙阜军中做人质。流民起义几乎被他们断送了。

李骧、李雄都反对投降。李含的另一个儿子李离也坚决反对投降，并与李雄商议袭击孙阜军。李雄担心两个老人不答应，李离毅然表示只有决一死战，前途才有希望。他们劝说部下道：“我们同蜀人结怨已深，一旦投降，便要成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只有同心协力打败孙阜，才能取得富贵。”于是一举大破孙阜。恰巧此时宗岱在途中去世，荆州军就退回去了。

经过此番波折，李流很是惭愧，自觉不如李雄，不久，李雄攻克成都西北的郫城（今四川郫县），李流就把这里做了大本营，以后义军兵权就逐渐转到了李雄的手中。

这时，粮食问题使起义军陷入严重的困境。蜀中打了两年半左右的仗，居民有的逃往南面的宁州（今云贵一带），或沿长江东去荆州，留下的都是据险建立坞堡的地主武装，城邑处处了无人烟。义军无处筹粮，休说再战取胜，即令维持生存都很困难。这时，天师道首领，涪陵人范长生在这紧要关头帮了他们大忙，范长生率领一千多户人，依青城山（在今都江堰市西南）结寨居住，积有大批粮食。他和起义军合作，提供军粮，部队才恢复了活力。范长生因此成为成汉的开国元勋。

李流不久病死，享年五十六岁。病重时，他嘱咐儿子们要服从李雄；又嘱咐众将，说兄弟李骧虽好，但英武不及侄儿，要求大家拥护李雄做成都王。李流死后，李雄即被拥立为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

李雄确实具有卓越的领袖气魄。罗尚使隗伯领兵攻郸城，战败被俘。李雄不杀这个亲手刺伤他母亲的叛徒，使有过动摇变节行为的人们消除了疑惧心理。李雄尊重李流的儿子李国、李离，大小事务都商请他们决断。李国、李离也向他尽忠竭力，堂兄弟间团结得很紧密。

同年闰十二月，罗尚兵弱粮缺，放弃成都出走，留守的将士开门迎降，李雄进占了成都城。但是，粮食问题仍未根本解决，他只得把军队分散到郪县（今中江县东南）一带比较容易筹粮的地方去，甚至掘野生芋头，用以果腹。

晋永兴元年（３０４年）十月，李雄称成都王，建元为建兴元年。

李氏与罗尚的争战还要继续一段时间。罗尚逃到巴郡（今重庆市），依靠荆州的支援立定脚跟后，又屡次出兵进攻蜀地。这期间蜀中李离与阎式，因部将叛变在梓潼被害，但不久内乱即归平定。后来罗尚死去，东方的形势才平静下来。这是李雄建国好几年后的事情，我只一笔带过，不去细说了。

晋光熙元年（３０６年）六月，此时正当“八王之乱”结束前夕，李雄即位做皇帝，改元晏平，国号大成。此时，范长生也下山进城，做了丞相。这时他已八十多岁，做了十二年丞相后去世，享年将近一百岁。

大成建国后又相继攻占了汉中及南中之地，疆域几与蜀汉相同。李雄建国之初，蜀中贫困缺粮，已见上述，但这种情形很快就改变了。农业社会只要不打仗，赋役轻一点，很快就会富庶起来。李雄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规定男丁每年交三斛谷，女丁减半，有病也减半；户调每年几匹绢，几两绵。事少役轻，蜀中在中原板荡的乱世，成为一个安定的地区。

李雄在位二十九年，于大成玉衡二十四年（晋成帝咸和九年，３３４年）八月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后来成主李寿（李雄堂弟）改国号为汉，所以史有“成汉”之称。晋永和三年（３４７年），成汉被晋桓温所灭。

七　匈奴刘渊的汉朝（前赵）

匈奴族的部分南迁，在东汉初年就已经开始了。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５０年），汉因南单于与北匈奴交战失利，便将他移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汉末灵帝中平五年（１８８年），於扶罗做了南单于。次年，他乘天下大乱之机，攻略河东（今山西西南部）郡县，就此便驻屯平阳（今临汾西南）一带。献帝兴平二年（１９５年），外戚董承请右贤王帮他与李傕、郭汜作战，匈奴骑兵乘势在今陕、晋等地大肆掳掠，蔡邕的女儿蔡琰（蔡文姬）就是在这时候被掳去的。於扶罗死后，兄弟呼厨泉做南单于。献帝建安二十一年（２１６年），呼厨泉入朝，曹操把他留在邺中，又把南匈奴的人众分为五部，选拔其中的贵人做首领。五部分居并州各郡后，匈奴族的居住地已不再限于晋西南一隅，而扩至北部新兴（即今山西忻州一带）。

曹操任命的北部帅，是於扶罗的儿子刘豹，他就是本篇要说的刘渊的父亲。匈奴贵族曾以匈汉和亲为由，说自己是汉朝皇帝的外孙，用外祖父的姓为姓。匈奴人用刘姓，是匈奴族逐渐汉化的标志。刘豹似是第一个有史为据的采用汉姓的匈奴人。

刘渊字元海，生于魏嘉平年间（２４９～２５４年）。他师事上党（今山西长治）名儒崔游，学习《易》、《诗》、《书》等典籍，尤其爱好《春秋左传》、《孙子兵法》，并能熟读成诵，同时也读过《史记》、《汉书》和诸子百家，因此是个大知识分子。但他也长于武事，膂力过人，善于射箭。他非常自负，曾说“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随何曾为汉高祖游说西楚九江王英布，使之降汉；陆贾曾为汉高祖说服南越赵佗，使之对汉称臣，又以“不能于马上治天下”的著名论点，促使高祖深思存亡之故。这两人是汉初的著名辩士，绛侯周勃和灌婴则是汉朝的开国名将。刘渊要兼有随、陆、绛、灌的长处，其自负之高，可以想见。

曹魏亡国前夕，刘渊到洛阳做“任子”（人质），很受司马昭的优待。晋武帝时，有人推荐刘渊可任灭吴的元帅，后来又有人说他可以担当镇压树机能的重任。两次都因为是匈奴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遭到强烈的反对而作为罢论。他知道后，颇为不满。为此，齐王司马攸竟劝武帝杀他以除后患。其实，晋朝若不内乱，刘元海也只图建立功名，不会别有野心。

刘渊在晋廷一直担任左部帅、北部都尉、五部大都督等治理本族人的职务，晋廷也曾封他为将军，但这仅是徒具名义。他实在是个投闲置散的豪杰之士。

“八王之乱”造成的混乱局面，使若干匈奴贵族想乘机崛起，刘渊的叔祖、原北部都尉刘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对“自诸王侯，降同编户”（贵族落到了平民百姓的地位）的处境耿耿于怀，认为“司马氏骨肉相残”，是匈奴人“兴邦复业”的大好时机。他们秘密商定，推举刘渊为大单于，随即派人到邺，向刘渊汇报。其时，成都王颖正把刘渊留在邺中，要他为自己效力。刘渊一时无法脱身，只得命使者返回，并带信要刘宣等再纠合胡人，诈称响应成都王，实则为起事作准备。

晋永安元年（３０４年），王浚与东赢公司马腾起兵反成都王颖。幽并二镇声势浩大，成都王兵力不济，难以应付。刘渊抓住这个机会，自告奋勇向成都王请命，愿意发匈奴五部之众，助他平定二镇。当时成都王颖求援不得，病急乱投医，就放他回去了。不过，当时刘渊并不希望成都王失败。临行前劝他必须坚守邺城，说“殿下一发邺宫，示弱于人，洛阳不可得而至；虽至洛阳，威权不复在殿下也”。这不失为临别寄语。后来成都王仓皇离邺，果然一败涂地，事实证明了刘渊的先见之明。

刘渊回到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即匈奴左部驻地），刘宣等人立即拥护他做了大单于，建都离石，二十天工夫，便已聚众五万。他随即派出五千骑兵，象征性地去支援成都王的部将王粹。但匈奴兵还没有到，王粹已被东赢公腾打败，带兵的将官刘宏就以支援不及为借口撤了回来。刘渊得知成都王放弃邺城后，也曾表示，“我答应过他，不可以不救。”但刘宣等不赞成，他也就算了。其实，刘渊的表态，多半是做给部下看的，以示其待人诚信，意在训导部下，对他必须忠诚。

晋永兴元年（３０４年）十月，刘渊在左国城建国称汉，自称汉王，改元元熙，并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这种做法表明，刘渊与刘宣等其他匈奴贵族的观念很不相同。

刘宣等人是一心要“复呼韩邪之业”，而刘渊却说：“呼韩邪何足效哉！”他要做的事是，“上承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他心目中的英雄是刘邦、曹操。他的头脑很清楚，知道如是亮出匈奴旗号，“晋人未必同我”（未必会受汉人拥护），所以才决定利用曾有的匈汉和亲关系，“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他还以臣属口吻发表文告，从“我太祖高皇帝（刘邦）”说起，历叙两汉盛衰，而且为了表示尊汉，不仅痛责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曹操，也对昭烈（刘备）未能完成复兴大业深表惋惜。他要重建汉朝，即是要在“宗庙不血食四十年”之后的今天，“绍修三祖（刘邦、刘秀、刘备）之业”（上述引文均见《晋书·载记一》）。由此可见刘渊是一个极有政治头脑的高明人物。

刘渊建国之初，离石饥荒，晋并州刺史刘琨又已据有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汉要向南发展，并不容易。

晋怀帝永嘉元年（３０７年），石勒、王弥、刘灵等率部来投，刘渊的实力又有所增加。在此，需要先说一说这几个人的来历。

公元４世纪初，天下处处发生战乱。石勒是在“八王之乱”的末年涌现出的一位豪杰之士。他是羯人（羯，匈奴的别部），家居晋南的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西北），原名匐勒，字世龙（这当然是发迹后起的）。他的父亲和祖父据说都曾做过部落中的小头目，这是否属实，无法查考，但他年轻时很贫苦，倒是实情。晋太安年间（３０２～３０４年），并州饥荒，东赢公腾为筹措军费，抓胡人卖给人家做奴隶，三十岁左右的石勒也未能幸免。他与人合戴一枷，被押到茌平（今山东东阿西北），卖给师懽做奴隶。不久，他结识了牧马场的头儿汲桑，又招集桃豹、逯明等相与落草，其时共有八人，叫做“八骑”，后又增加十人，改称“十八骑”。

永兴二年（３０５年），成都王颖的旧将公师藩起兵，石勒和汲桑纠合数百人，带上牧马场的马匹，前去投奔。石勒的名字便是公师藩为他起的。公师藩后被充州刺史苟晞打败杀死，石勒和汲桑流亡逃窜，再次落草，不久他们又纠合众多亡命之徒，自己组建了一支部队。永嘉元年（３０７年），他们竟打开邺城，杀死新蔡王腾（即东赢公，后进封为王），但很快又被苟晞打败。他们收拾残部，要去投奔刘渊，但途中却被晋军打散。此后，汲桑被“乞活”（流窜求食物的难民武装）诸将所杀，石勒则投到了刘渊麾下，从此成为他的一员得力部将。

王弥与石勒不同。他是东莱（今山东莱州）人，其祖与父都曾官至太守。他既有谋略，也膂力过人，但在官宦之家，却是个不肖子弟。惠帝末年，他率领家僮，跟着“妖贼”刘伯根造反。刘伯根失败后，他上长广山落草，在青州一带，号称飞豹。他曾纠合数万之众，在今山东、河南境内流窜劫掠，一旦被打得溃散了，便潜伏下来，再收亡命之徒，以期卷土重来。刘灵是阳平（今山东莘县）人，出身贫苦，勇猛过人，力能制服奔牛，跑可与快马争先。公秉藩起兵后，他纠合一批人马，自称将军，在河北以劫掠为生。晋永嘉元年（３０７年），这两支人马被官军打败后，两人沆瀣一气，决心投靠刘渊。派人前去联系后，刘渊当然很愿意接受，分别给他们封了官。随之，刘灵去了刘渊那里，王弥则仍在中原重整部伍。

在永嘉二年（刘渊元熙五年，３０８年）以前，刘渊的兵力并没有较大发展，加以离石饥荒，处境极为困难。他的侍中刘殷、王育两人认为，危困之时，应大举出兵，攻下晋阳，消灭刺史刘琨，再南向占领河东（河东、平阳两郡，今晋南），建立帝号；渡过黄河后，即取长安为都，再以关中之众，东进直取洛阳。刘渊听后认为可行，即于当年年初派刘聪等人南据太行，石勒等人东下赵、魏（即河北方面）。但半年过完后，两路人马都没有什么战绩，倒是王弥在中原整顿恢复后，打得有声有色，且攻略青、徐、兖、豫四州（相当于今山东全省，河南省的黄河以南部分、江苏、安徽两省的北部），破城杀官，让有“屠伯”之称的青州刺史苟晞十分头疼。五月，王弥打到洛阳城外，在被晋朝援军打败后，逃走前还放火烧建春门，又与追兵恶战一场，才撤到黄河以北，往晋南去和刘渊会合。

刘渊南进策略，到七月中才有所获，即攻克了平阳郡的治所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随即，他迁都蒲子（今山西隰县），于十月中即位称帝，改元熙五年为永凤元年。次年正月，又迁都平阳，改元为河瑞元年。

现在回头再说河北的战况。秋冬间，石勒与王弥联合行动，九月进至邺，守邺的征北将军和郁弃城而逃。以后，石勒又与刘灵合作，攻略魏郡（治邺，此指属县）、汲郡（治今河南卫辉西南）、顿丘（治今河南清丰西北）三郡，百姓五十余垒都望风而降。这几郡在今冀南、豫北一带，久经战乱，成都王颖覆亡以后，晋朝的统治力量薄弱，社会秩序混乱，居民为求自保，建立了许多村寨堡垒，但若遇强敌，除了投降，别无出路，所以石勒、刘灵进展得非常顺利。

汉河瑞元年（晋永嘉三年，３０９年），刘渊得到降将朱诞的报告，知道洛阳空虚，很想尽快攻下洛阳，但在当时，他却不能不以上党郡（即今晋东南地区）为其用兵重点。因上党就在都城平阳之东，那里仍受晋并州刺史刘琨的管辖。所以刘渊必须攻占这一地区，才能保证平阳的安全。至于渡黄河南下进攻洛阳，则更须取得上党，才能打开进兵的道路。这年上半年，他即派刘聪、王弥攻上党。刘琨处境困难，不敢轻离重地，但也派兵去救。洛阳的东海王越也派王旷率数万之众，渡河北上救援。刘聪、王弥先后打败这两次援军（《晋书·载记四》和《通鉴》卷八七都说石勒做刘聪的前锋，按石勒其时已有兵十多万，在河北的巨鹿、常山一带，即今河北省中西部发展，恐怕不可能去做刘聪的前锋都督），又相继攻克屯留、长子，逼得上党太守庞淳不得不献出壶关投降。之后刘琨虽命张倚再领上党太守，但其实只据襄垣一城，上党郡的大部分都已为刘渊所有了。

可进攻洛阳就没有这么顺利。

早在上党战前，刘渊已有一次尝试。他任刘景做灭晋大将军、大都督，用降将朱涎做前锋，要他们先在洛阳以东几百里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突破黄河，再寻南下之机。刘景领命后，一举攻克黎阳，又占领了黄河的重要渡口延津（在今河南延津县西北）。他在这里犯了个大错误，竟把三万多男女百姓赶到河里淹死。刘渊得讯，大为光火，说：“我要铲除的是司马氏，百姓有什么罪！”他立即把刘景降职，战役也就此中止了。

上党战役结束后，刘渊就可以用主力攻洛阳，也无需从东面迂回了。八月，刘聪等向洛阳进军。他走的是晋西南黄河对岸的路线（大体上相当于今陇海铁路潼关、洛阳段），也是走最直捷的路线。刘聪开头打得很顺利，很快就推进到宜阳（今河南宜阳西）。九月，他因轻敌，被晋军袭败。这是一打洛阳。同年十月，他又发动第二次进攻洛阳的战役。这时刘聪、王弥、刘曜、刘景也都赶来助阵。兵到洛阳城下，眼看大功即将告成时，部将呼延翼、呼延颢、呼延朗先后阵亡；加以由于道路狭仄，又遭晋军阻击，陕县后方的粮车无法前进，刘聪无奈，只得发令退兵。两仗如此结局，看来汉要灭晋，暂时还做不到。

刘渊等不到胜利之日，即于河瑞二年（晋永嘉四年，３１０年）去世，时年约六十，太子刘和嗣位。刘和没有带过兵打过仗，兄弟刘聪却久握兵权，他们两个如何能够相处。刘渊尸骨未寒，刘和就想解决刘聪，但力量不够，反而被刘聪杀了。刘聪夺了帝位，改元光兴。他在位时，攻陷洛阳、长安，灭掉西晋（详见第八篇）。东晋大兴元年（３１８年），刘聪去世，其子刘集嗣位。刘暇（刘聪堂兄弟）又夺了堂侄的帝位，还把国号改称为赵，历史上称为前赵。

刘聪、刘粲、刘曜都远不及刘渊。刘渊谴责刘景滥杀百姓的暴行。刘聪、刘粲却都荒淫残酷，刘曜与他们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他们凭着武力，乘晋朝衰弱的时机，能够得逞于一时，但是无法维持较长的国祚。这些情况，本篇只简略地作一交待，后文将另作补充。

八　怀、愍二帝与西晋灭亡

刘渊去世前，汉还一时灭不了晋，但西晋已是苟延残喘，来日不多了。刘渊去世后，在刘和、刘聪争夺帝位时，洛阳因受东、南两面合击，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经变成了一座危城。

永嘉四年（３１０年）春天，王弥的部将曹嶷从大梁东进，打破东平（今属山东），进攻琅邪（今山东临沂北）；石勒在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东北）渡河而南，与王弥会师后，又攻略徐、豫、兖三州辖境，先破鄄城（今山东鄄城北），后杀晋兖州刺史袁孚，再渡河而北，攻略冀州各郡。此时洛阳以东的大部地区已是残破不堪。青州刺史苟晞和豫州刺史冯嵩虽有相当实力，但与在洛阳当权的东海王越不和，不敢轻动。苟晞还面临日益迫近的曹嶷，因此更不可能发兵去支援洛阳。

同时，在洛阳之南，又发生新的变乱。朝廷要使南阳的雍州流民回乡，流民因关中残破，不愿回去，政府遂定下限期，发兵遣送，这就犯了与益州罗尚同样的大错。京兆人王如、侯脱和冯翊人严嶷，分别聚众反抗，起兵攻打城镇，杀死地方官吏，到这年秋天，这几支兵已各有数万之众。

至此，洛阳已是四面受敌。十月，汉刘粲、刘曜、王弥、石勒联军攻晋。洛阳以西的渑池，东北的成皋，以及今豫东南的梁、陈、汝、颖一带，都是狼烟四起，战事不断。

京师洛阳城内，粮食匮乏，人心浮动，加以太傅东海王越大权独揽，怀帝的亲信缪播、舅父王延等都于上年被他擅自杀死，内部很不团结。怀帝号为君主，却受制于人，毫无作为，形同亡国之君。晋阳刘琨见朝廷危急，想借用晋北鲜卑拓跋琦卢的兵力，联络各方，共同讨伐刘聪、石勒。这条计未必行得通，而且借用鲜卑兵，还会出现新问题，但是总不朱为救急的一法。但东海王越猜忌苟晞、冯嵩，不愿采用。他也曾遣使征各地兵马人援京师。怀帝还叮嘱使者，要他告诉各地守臣、将领，“现在还可来救，再晚就等不及了！”说得凄楚哀怜，窘相毕现，这样的人居然也算是皇帝！根据记载，当时，只有两人愿意赴难效命。一个是襄阳山简（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之子），但他派出的兵，到襄阳以北的涅阳，就被流民武装王如击溃。山简非但救不了洛阳，还得闭上城门，抵御王如，继而丢弃襄阳，退到夏口（今湖北武汉黄鹄山东北）；另一位是荆州王澄，他派的兵出发不久，听得山简兵败，就不战自溃，逃之夭夭。他们势孤力单，都自顾不暇，哪里能够救得了洛阳。

东海王越困守洛阳，已到无法坚持的地步。十一月，他率兵四万往许昌，声称讨伐石勒，使太尉王衍任军司同行。这一走之后，洛阳城里一天比一天混乱，官署没有人守卫，殿上横七竖八的尸体也没有人去埋葬；有留守之职的人，离开不得，也都掘壕沟筑工事，以求自保。

东海王越的人马，行到项地（今河南沈丘），便不走了。转瞬就到永嘉五年（３１１年），形势愈加严峻。怀帝怀恨东海王越，便亲手写了诏书，秘密派人送交青州刺史苟晞，要他讨伐东海王。其时，苟晞已是自顾不暇，他与曹嶷交战，开头还有胜有败，到这年正月，兵败弃城退守高平（今山东邹城西南），但是从纸面上攻击东海王的举动却并不停止。这时汉兵的威胁愈益严重。石勒在上年已打破宛城（南阳），并消灭了侯脱、严嶷等几支流民武装。这年二月，他从江、汉北还，又占领了许昌。在这样的情势下，苟晞如果发兵中原“讨伐”东海王，岂非是在劲敌面前打内战！

东海王越抓到了苟晞的密使，也看到了檄文，又见石勒重兵日益逼近，因而惧恨成病，终于在三月十九日一命归天。之后，王衍要领兵送他的灵枢回东海（今山东郯城），洛阳的王妃、世子及将领何伦等，也都要随行同往。城中居民大起恐慌，纷纷跟着逃难，洛阳更乱了。

石勒得讯，率领轻骑追击，四月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宁平）赶上，大破晋军。这实际上不成其为战斗，晋军这路人马约有十多万，但其中包括众多眷属、随从，他们根本没有应战能力，被汉兵远远围住，遭乱箭射杀，尸陈如山，一个也没有走脱。王衍等十几名权贵都被俘抓获。其中，除襄阳王司马范一人神色自若拒不畏死外，其余各人都纷纷哀求，乞怜保命（王衍的丑态已见第二篇）：结果，当天夜里，都被石勒命人推倒墙头压死。从洛阳逃出的何伦等，后也被石部截住，东海王世子等都死在乱军之中，王妃裴氏被掳去卖掉，后来不知怎么到了江东，才又恢复原来的身份。

这时还在洛阳的怀帝再也呆不下去了。苟晞派兵五百到洛阳，要接皇帝到仓垣（今河南开封东北）。怀帝想走，公卿左右却留恋家财，结果没有走成。后来实在无法支持，但要走时，却又没有车子，怀帝只得徒步出宫，跟随的宫员也仅有几十个人。他们刚走到铜驼街（因街上有魏明帝时立的两座铜驼得名），遇盗匪抢劫，只得退身返回。皇帝竟在京城里碰到强盗抢劫，这应该好算是空前绝后的奇闻。

汉将呼延晏、刘曜、王弥、石勒各部，于此时纷纷进抵洛阳。六月十一日，汉军打开城南的宣阳门进入城内。军队把宫里的珍宝、宫人抢得一干二净。怀帝吓得躲到华林园（东汉时造的园，原名芳林，魏改名）里，逃出园门时，仍被抓住，从此做了俘虏。刘曜霸占了白痴皇帝的第二任皇后羊后，又一把火烧掉洛阳宫室，把怀帝解到平阳。洛阳宫中珍宝，张方曾抢光过一次，这是第二次。上次因有卢志劝阻，没有放火，这次卢志也在洛阳，但他只能出逃并州，再也无法保住洛阳的宫室街巷了（参见第五篇）。这是继汉末董卓之后，洛阳遭受的第二次大破坏。

汉刘粲、刘曜西进关中，至八月便占领长安，俘获了晋南阳王司马模。不久，刘粲即将司马模处死。其时关中荒芜，士民即使不亡于兵贫，也多死于饥馑，活者寥寥无几。九月，石勒又攻占蒙城（今河南商丘东北），俘获了苟晞和被他拥为皇太子的豫章王司马端（怀帝侄）。

西晋几乎亡了，但仍在苟延残喘。当时，怀帝的另一侄子，一个十二岁的秦王司马业，他在洛阳陷落时逃了出来，后来跑到密县（今河南密县东南），遇到舅父司空荀藩。恰好前豫州刺史天水人阎鼎在此已纠集数干流民，正想西回故乡。司马业与荀藩就利用这支武装，暂时立住了脚跟。

这时，关中的形势起了变化。原冯翊太守索琳等人，在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已推举安定太守贾疋为平西将军，要起兵兴复晋室，关中未曾失守的一些地方官长也纷纷起而响应。刘粲、刘曜与他们交战，竟一连吃了几次败仗，长安被围。由此，秦王司马业得到了在关中立国的机会。

荀藩等人都是来自今山东、河南一带的人，他们跟随秦王业，只想在中原寻求立足之地。阎鼎势力强大。他本来要回西北，得知关中形势有变，认为有机可乘，便拿下武关（在今陕西丹凤东南），控制了司马业。荀落等人不愿远离故土，只得沿路逃散。秦王业在阎鼎掌握之中，当然只能跟着他走。贾疋得讯，即派兵迎接。十二月，秦王业到了雍城（今陕西凤翔西南），暂时安顿下来。

贾疋等又围攻长安，到永嘉六年（３１２年）四月，已历时好几个月。汉刘曜坚守不住，终于弃城逃还平阳，秦王业随即进入长安。九月初三，贾疋等奉他做皇太子。此前的几个月，想必是在酝酿这个班子怎么搭法。阎鼎、贾疋、索琳等人，原来不是一伙人，只在共同对敌时能够合作，一旦“功成”，就闹起纠纷来了。

先是贾疋与汉将彭天护作战，中计被杀。接着，阎鼎又与原来的关中诸将争权。至十二月，阎鼎杀京兆太守梁综，于是麴允、索琳等群起攻之，阎鼎兵败逃走，也被杀死。

永嘉七年（３１年）四月，怀帝在平阳遇害的凶讯传到长安。二十七日，皇太子司马业即皇帝位，改元建兴，是为愍帝，也就是西晋的最后一个皇帝。

刘聪原来对当了俘虏的怀帝还算可以，先封他为平阿公，后又改封为会稽郡公，两人也常谈早年在洛阳相识的旧事。刘聪后宫以“六刘”（太保刘殷的两个女儿、四个孙女）最为得宠，他居然把其中的小刘贵人送与怀帝。但这相安无事的状态却在正月元旦的宴会上破裂。其时刘聪大宴群臣，命怀帝青衣行酒。青衣是贱人的服色，行酒是侍者的活计，在座的许多晋朝旧臣见了，都痛心之至，其中庚珉、王隽等十几人还当场忍不住流下泪来。刘聪见了，大为不满。不久，有人告发庚珉等私通晋阳刘琨，刘聪就以此为借口把庚珉等十几人，连同怀帝一道，都给杀了，刘夫人则回到宫里，依旧做她的小刘贵人。怀帝只活到了三十岁。

建兴元年（３１３年）五月，愍帝发布诏书，声称要“扫除鲸鲵（指汉），奉迎梓宫（怀帝的棺木）”，命幽（王浚）并（刘琨）两州出兵三十万直取平阳，右丞相（南阳王保，司马模之子）率兵三十万来长安，左丞相（琅邪王睿，即后之东晋元帝）率兵二十万进攻洛阳。这道诏书口气大得不得了，实际上是虚张声势。而这几个人，王浚想乘危割据；刘琨靠鲜卑部落才能勉强立脚；江东、上邦（司马保驻地，今甘肃天水）力量薄弱，他们都不可能有所作为。这时，只有避乱南渡的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北）人祖逖向琅邪王请缨北伐。琅邪王给他一千人的粮饷和三千匹布，让他自己招兵。他率领部曲（私兵）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立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他进屯淮阴，招募了二千余人，步步北进。这个“中流击楫”的故事被后人传为佳话，祖逖也确实对石勒起了牵制或威慑的作用，然而要扭转大局，已是不可能了。琅邪王对祖逖的出兵，支持不够，但他也有难处，我在下面要具体说明的。

在愍帝夸张的口气下，真实的情况却是：作为当年西汉故都的长安城里，荆棘杂草密密丛丛，居民不满百户，车驾只有四乘，百官连印都已失落。但是麴允、索琳等人，却仍多次击退刘曜的进攻，艰难坚持了三年有余。

愍帝建兴四年（３１６年），刘曜最后一次进攻长安。从八月到十一月，外城先失，麴允、索琳只守得个小城，城中斗米竟值黄金二两，以致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愍帝见晋廷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即向麴允表示：“当忍耻出降，以活士民。”索琳却临危变节，派人出城见刘曜，诈称城中存粮尚富，若能对索琳许以高官，即愿献城投降，被刘曜拒绝。十一月十一日，愍帝依照传统的国君投降仪式，乘羊车，肉袒（去袖，露出左臂）、衔璧（以口衔璧）、舆榇（车子上装着棺木）出城投降。刘聪也照传统做法，焚棺受璧，准予投降。西晋至此灭亡。

愍帝君臣被解到平阳。刘聪封愍帝为怀安侯。麴允伏地痛哭，被囚自杀。索琳也因不忠被杀。

愍帝只做了一年的怀安侯便被杀了。一次，刘聪出外打猎，使愍帝穿上戎装，执戟前导。百姓见了，都指点说：“是原来的长安天子！”有些老人竟流下泪来。汉太子刘粲就主张把他杀掉以除后患。刘聪没有马上接受，还想再羞辱他一回。汉麟嘉元年（３１６年）十二月，刘聪重演当年折辱怀帝的场面，大宴群臣，使愍帝行酒，洗酒杯。过了片刻，他起身离座，又使愍帝执盖随从。在座的不少晋朝旧臣都流泪涕泣，有的还哭出声来。尚书郎辛宾甚至抢步上前，抱住愍帝大哭。刘聪命将辛宾拖出去，立即斩首。几天之后，愍帝也终于遇害，时年仅十八岁。

怀、愍二帝屈辱行酒，与后来北宋徽、钦被虏囚死异乡的悲剧，都是为历来读史人所难以忘却的。

西晋共四个皇帝，历五十二年。

九　陈敏和杜弢，长江流域的动乱

西晋亡后，东晋偏安江左，居然还维持了一百零四年，国祚比西晋长多了。然而，在西晋末年，陈敏、杜弢曾先后起兵，要再造一个吴国，断绝司马氏在江东的统治。后来，他们虽然相继失败，仍不失为一时之雄。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兴亡历程吧。

西晋末期，在长江中游地区，头一个起兵的是张昌，时间在惠帝太安二年（３０３年）。张昌是义阳（今河南新野）人，史书上说他是“蛮”，这是当时散布在长江流域的少数民族的通称。他在平氏县（在新野以东）做过县吏，可见与晋人（汉族百姓）己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他武力过人，喜欢谈论用兵打仗的事情。这年，荆州官府要征发武勇之士去益州打李流（见第六篇），百姓都不愿意去。当时诏书催得紧迫，命令被征发者在任何地方停留满五天的，二千石（太守）就得免官。因此郡县官吏都亲临现场，催逼动身。百姓没法，只得到处屯结，反抗官府。张昌原已聚众数千，要想起事，这时便乘机纠合那些不愿远戍的百姓。恰好江夏郡（以安陆即今云梦县为中心的湖北省一部）又因丰收引来了数千流民，张昌也把他们收下，并在离安陆八十里的石岩山扎下了营盘。江夏郡派兵来剿，被他击溃。

张昌乘胜进占郡治。他改名李辰，放风说“会有圣人出来为民之主”。他找到一个做过县吏的丘沈，把他改名叫刘尼，诈称汉室后裔，立为皇帝，张昌自己做相国，部队很快扩大到三万人。他们都头戴红帽，拿马尾当胡子挂在脸上。其中勇悍的人能够挑刀（舞刀时，把刀掷到空中，以手接之）走戟（使戟时把戟往地上一插，纵身跳过戟柄），声势十分浩大。

张昌攻樊城，镇南将军新野王司马歆（司马懿之孙）自出襄阳迎战，兵溃身死。张昌又围宛城（南阳），攻襄阳。他的部将石冰东进扬州、江州；陈贞攻陷武陵（今湖南常德）、零陵、长沙、武昌（今湖北鄂州）、豫章（今江西南昌）等地。临淮（今江苏盱眙东北）人封云起兵响应，进攻徐州。于是张昌占据了荆、江、徐、扬、豫五州的许多地方，声势极其浩大。

这时，中原皇族混战正烈，蜀中李氏与罗尚相持未决，再加上包括今豫南、两湖、江西、江苏等地的动乱，民生其间，苦难深重，实在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的。

张昌其实没有多大能耐。荆州动乱。症结在新野王欲“为政严急”。朝廷于张昌兵起后，已调刘弘任荆州刺史，司马歆既死，即以刘弘接任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刘弘字和季，沛国相（今安徽濉溪西北）人，是一个很干练的人，颇受张华重视，其时年已六十八岁，年龄资格都极老。他的作为，举一件小事可以窥见。他在襄阳，有一天晚上起来（当是出去巡逻），听见城墙上的更夫在唉声叹气，就召见询问。原来这个兵士年龄已在六十以上，体弱有病，又缺少御寒衣服，所以自叹命苦。刘弘听了，立即把主管人员唤来，严加处分，替老兵制备衣服。地方长官能够处处为兵民着想，解除或减少他们的痛苦，人民自然不会起来造反了。

他用兵镇压张昌，选陶侃为将。陶侃字士行，庐江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人，早年家贫，因无人提拔，出仕较晚。他做过督邮（太守的属吏，传达教令，督察属吏，按验刑狱）、县令等官。刘弘知道他是人才，到了任，就用他为南蛮长史（南蛮校尉的幕僚长）、大都护，领兵打张昌。陶侃首战就在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大破张昌军。以后连战得胜，张昌逃走，部众投降，荆州的战事很快结束。刘弘非常高兴，对陶侃说：“我从前在羊公（羊祜，见第一篇）手下做参军，羊公说我日后会做到他当时的官职。现在看来，卿会做我的后任的（晋人相称用“卿”字，表示尊重之意）。”这话后来果然成为事实。陶侃初立战功时年已四十五岁，若不是刘弘知人善任，他能不能成为东晋初年的大人物，恐怕会是一个问题。张昌于次年在长沙境内被抓获处死。这件事就这样提一笔，不多说了。

刘弘在荆州做了不少善后工作，史书上说他“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因此“公私给足，百姓爱悦”。荆州的社会比较稳定了。

石冰也没有支撑多少日子。这年冬天，江东大姓起兵镇压石冰。宜兴周氏是江南著名“强宗”，周处的儿子议郎（担任顾问应对的官）周玘联合做过南平内史（相当于太守）的长沙王司马矩在江东起兵，推前吴兴太守吴郡顾秘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九郡指丹阳、宣城、毗陵、吴、吴兴、会稽、东阳、新安、临海，即今皖南、苏南、浙东）。于是，原吴国名臣贺邵的儿子贺循、名将甘宁的曾孙甘卓，以及广陵（今江苏扬州）华谭、丹阳葛洪（参见第二十九篇）等一齐起兵，杀死石冰所派的官吏，击退他派来的军队。这是原吴国境内大族的自卫行动，至于那个长沙王矩不过是用来摆摆样子，表示吴中大族忠于晋室而已。

石冰在江南的势力瓦解了，但是在淮南的实力还很强大。石冰从临淮向寿春（今安徽寿县）进军。征东将军刘准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于是这给了一个原来没没无闻的小人物以跳上历史舞台的好机会。此人就是庐江（今安徽舒城）人陈敏。

陈敏字令通，出身郡吏，因办事廉洁能干，被提拔到洛阳做尚书仓部令史。令史是‘’吏”，不是“官”，士人是不屑干的。皇族混战起后，京师缺粮。陈敏建议，说南方各郡都积有大量陈粮，可以解决京师粮荒。于是朝廷用他做合肥度支，又调任广陵度支。古代度支指财政，清末还曾把财政部叫度支部。陈敏所任，实际上是运粮使臣，这已是官，而不是吏了。

刘准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陈敏恰好在寿春，手下有大队运粮兵士。他就自告奋勇，愿意带运粮兵去打石冰。只要求刘准把所辖正规军分一部分归他指挥。刘准当然愿意照办。

永安元年（３０４年）正、二月中，陈敏以寡击众，与石冰交战几十次，每次都打胜仗。二月，他和周玘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合攻石冰，又得大胜。石冰逃往徐川，去投封云。陈敏追击得很猛，封云的部下不敢再战，杀了石冰、封云，向陈敏投降。陈敏立了军功，朝廷任命他做广陵相（在有封国的地方，行政长官不叫太守，而叫内史或相，各代不同，晋的正式官名是内史，但记载也常称国相）。一个区区小吏，一跃而为二千石的地方长官了。他的野心也随之膨胀，滋生了割据的愿望。这其实也很自然，当年孙坚出身也不高，既曾有过一个孙吴，那又何妨再有一个陈吴呢！

然而，江东社会已与当年大不相同了。孙策渡江之时，只要对付一些土豪和外地来的地方官。但经过孙吴一代（从渡江起共八十五年），这里已出现了一批门第高贵的强宗大族，出身践微的陈敏要驾乎其上就难了。

永兴二年（３０５年），东海王越用陈敏做右将军、前锋都督。他乘东海王兵败的机会，以还江东扩充军队的借口，于这年十二月据历阳（今安徽和县）反晋。他不是一下子就扯起反旗的。他先使从洛阳东归的甘卓假传皇太弟（怀帝即位前为皇太弟）的命令，拜他做扬州刺史，接着使兄弟陈恢与钱端等南取江州（今江西、福建、鄂南、湘东），兄弟陈斌东取大江南北各郡，由此，各地方官也都弃城逃走。

陈敏对江东的豪杰、名士都收罗礼待。这些人对他的态度颇不一致。甘卓倾向于同他合作，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顾荣当年在洛阳装糊涂，却接受他的右将军的任命，也倾向于同他合作。贺循、周玘则都装病，推辞他的任命。陈敏本来要贺循做丹杨内史（相当南京市长，但辖区较大），贺循不到职，陈敏就让顾荣兼领。江东既定，陈敏就要部下推自己做都督江东诸军事、大司马、楚公，加九锡。称“楚”即意味立了国号，“加九锡”是升格做皇帝的预备阶段，这一点，笔者在前面已经说过。他宣称接到密诏，要从长江入沔水（指今武汉市以下的长江）、汉水，奉迎銮驾，说白了，就是要大举西进。

陈敏西进，江夏郡首当其锋。江夏太守陶侃和陈敏都是庐江郡人。荆州刺史刘弘的左右就有人据此担心陶侃不可靠。刘弘不听，说对陶侃的忠诚有信心。陶侃听说有人对他不放心，就把一子一侄送到刘弘处做质子，刘弘不接受，说：“匹夫之交，尚不负心，况大丈夫乎！”陶侃果然击退了陈恢、钱端等的进攻。

西进的胜负是陈敏成败的关键。他如能席卷荆州，就可以恢复孙吴时的版图。一旦脚头硬了，那些强宗大族、豪杰名士就会对他抱有信心，原来与他合作的不必说，动摇的会坚定起来，观望的会逐渐倾向他。然而，一年多的时间过去后，他还在原地踏步，离心倾向就不可避免地增强了。

上文提到的广陵华谭也是原吴国高官的后人，其时正在庐江内史任上。他写信劝告顾荣等，“不要辱身奸人之朝”，说陈敏没有成功的可能，他失败之后，“诸贤何颜复见中州之士耶？”顾荣对陈敏，本来信心不足，看了华谭的信，更觉得非改弦易辙不可。

陈敏的兄弟陈昶一直认为顾荣等不可靠，劝他把这些名士杀掉，陈敏不听，他们两人的见解各有所偏。顾荣等人在当时当地是有声望、有号召力的，杀掉这些人，会使自己失掉一部分群众。陈敏不肯杀，确有道理，而且军事上若打不开局面，无论杀不杀这些人，总归是要失败的。我们分析当时的局面，只能得出这一结论：杀了顾荣等，内部不会出问题，但结果是将被官兵打败，最多也不过是拖延一些日子；不杀，内部剧变，失败得快，如此而已。

永嘉元年（３０７年）二月，陈敏的部将钱广，受周玘策动，杀主将陈敏的兄弟陈昶，在建业（今江苏南京，其时还没有改称建康）举兵反陈敏，并诈称陈敏已经被杀。他屯兵在秦淮河朱雀桥南。陈敏以为甘卓是儿女亲家，一定可靠，命他讨伐钱广。不料顾荣、周玘的一席话，使甘卓完全变了过去。顾荣说：“如果江东的事情可以成功，我们应当同他合作到底。但是卿看这局势，会有成功的希望吗？陈敏才能平常，政令反复，子弟骄纵，败局已定。我等却安然受他的官爵，事败之日，让江西诸军把我们的头颅送往洛阳，匣子上大书‘逆贼顾荣、甘卓之首’，遗臭万年，岂不可耻！”

这席话确实令人动容，甘卓就推称有病，接女儿回家，并毁坏朱雀桥，把船都送到南岸，然后宣布讨陈。陈敏在秦淮河北岸的军队还有一万多人，他带这支人马和甘卓隔秦淮河对峙。甘卓手下的将士隔河叫喊道：“我辈为了相信顾丹杨、周安丰（陈敏任顾荣做丹杨内史、周玘做安丰太守），才愿意替陈公出力。现在二公都不跟他了，你们还跟着他做什么！”陈部将士听了，面面相觑，正在犹豫不决之时，那位“顾丹杨”走到阵前，手执白羽扇，向对岸挥动。众人看见此人确系顾荣，才完全相信刚才的喊话，他们相信跟顾荣没有错，就一下子溃散了。陈敏控制不住局势，单骑逃走，在长江边被俘。陈敏死后，他在各郡的几个兄弟也都被地方人士所杀。长江下游地区的动乱就此结束，前后为时不过一年又三个月。

四年以后，荆、湘爆发了巴蜀流民起义（湘州，永嘉元年分荆州置）。镇守襄阳的刘弘已于光熙元年（３０６年）去世。先后继任的是司马略和山简。山简上任后，自己醉酒糊涂，却上表说：“顺阳内史刘璠得众心，恐百姓劫璠为主。”朝廷也竟听他，把刘璠调到洛阳做京官。朝廷大员都不喜欢地方官得人心，这个天下怎么会不乱！刘璠是刘弘的儿子，父子二人都是受人民欢迎的好官。

山简管辖的地区很广，他是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南阳是荆州的属郡。永嘉四年（３１０年），雍州流民王如等人的起义，就在他的辖区之内。此事已见第八篇，这里不重复了。

永嘉五年（３１１年）正月，成都人杜弢在湘州起义，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原来蜀中乱后（参见第六篇），巴蜀居民东迁避难，散布在荆湘二州的有好几万家。他们与当地人常常发生摩擦，相互间都有敌对情绪。有个流民蜀人李骧（此人与成汉李雄的叔父同名同姓）聚众据乐乡造反。当时杜弢在醴陵当县令，他还参加了镇压李骧的军事行动。后来李骧向荆州刺史王澄投降，王澄假意允许，乘其不防，袭而杀之，并因追查余党，杀害了八千多人。流民自然更加怨恨。这个刺史是宰相王衍的兄弟，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的堂兄弟，是一个“辞义锋出”（能说会道）的大名士。这等人如何办得了事！不久，流民杜畴等又反。湘州参军冯素与流民首领汝班有仇，在刺史荀眺面前造谣，说流民都想造反。荀眺信以为真，打算屠杀流民，于是四五万家一齐起而造反。杜弢就是在这时被推为首领的。

杜弢字景文，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县令，他本人也有才学，被地方上举为秀才，因李氏父子兄弟起兵，他才迁居荆州。他不是主动造反，是被时势卷进去的。

杜弢进攻长沙。五月，荀眺弃城南逃，被追兵擒获。于是杜弢南下破零陵、桂阳，东掠武昌郡境（治今鄂州，郡境包括长江以南今湖北省南部及江西省的一部）。

永嘉六年（３１２年），又有一个原属新野王歆的将官胡亢自称楚公，在荆州境内打家劫舍，起兵造反，他起用也曾是新野王属下的裨将杜曾做竟陵太守。这个胡亢没有多大能力，杜曾却是一员勇冠三军的猛将，披了甲还能游泳。

荆州混乱到这地步，征南将军山简和荆州刺史王澄是应该任其咎的。山简早已逃往夏口，他还算有点自知之明，承认“社稷倾覆，不能匡救”，自已是晋朝的罪人。他于这年四月去世，年六十岁。王澄却还要败坏荆州的事情。他和杜弢作战，屡次败北，仍不以为意。后来山简的参军王冲叛变，自称刺史。他才觉得害怕，逃亡东下。镇守建业的琅邪王司马睿见此情形，就把他内调做军咨祭酒（供咨询的官。祭酒，部门的长官），用周顗代替他的职务。周顗到了荆州，对杜弢也毫无办法。于是为琅邪王镇守长江中游地区的王敦（参见第十、十四篇）命武昌太守陶侃、寻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甘卓协同进击杜弢，陶侃便成为收拾这个混乱局面的风云人物。

建兴元年（３１３年），周顗屯兵得水城（今湖北黄梅西，即寻阳县城），杜弢兵临城下，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陶侃派部将朱伺往救。杜弢发觉援兵已近，立即撤到泠口（约在今蕲春附近）。陶侃估计杜弢一定会乘虚去袭击武昌郡城（今鄂州），立即引军还郡。杜弢果然来攻，遭到朱伺迎头痛击，大败而去，逃回长沙。陶侃派参军王贡到王敦处报捷。王敦大喜，说：“若无陶侯，荆州将非国家所有！”他上表请任陶侃为荆州刺史，屯兵沌口（今汉阳东南）。

在此之前，那个胡亢已被杜曾火并。参军王贡报捷后回来，路过竟陵，以陶侃的名义，命杜曾解决一股以王冲为首的“贼军”。杜曾很容易地攻杀了王冲。陶侃召王贡去见，王贡怕陶侃怪他诈传命令，不敢去，反与杜曾合作，进攻陶侃。这年十月，陶侃吃了一个大败仗，他本人也险遭不测。想来他没有估计到这一着，是疏于防范了。他的官职被罢免了，但王敦仍让他以“白衣”（无官职者）领原职。不久，他率领周访等进攻杜弢，大获全胜。王敦就上奏恢复了他的官职。

杜弢、杜曾都是劲敌。建兴二年（３１４年），陶侃移驻林障（在江夏郡沌阳县，今武汉市汉阳西）。他在这里又一次被杜弢的部将王真袭击，撤到滠中（今湖北孝感、黄陂以南），得周访援助，才反败为胜。

经过了几年的战斗，杜弢的兵力损失惨重，他感到难以支持下去了，就写信给旧时相识的南平太守应詹，痛陈衷曲，希望他出面斡旋，让他投降，给以为国效劳的机会。这封信写得很是恳切，文词也很优美（见《晋书》卷一百本传）。应詹替他呈给琅邪王。琅邪王允许了，派人前去受降，任命杜弢为巴东监军。但是众将贪功，不断地向他进攻。杜弢愤恨，杀掉受降使者，重新举起造反的旗帜。这是建兴三年（３１５年）二月间的事情。

同年八月，陶侃击溃杜部，王贡投降，杜弢逃亡，不知所终。陶侃和应詹进克长沙，平定湘州。陶侃有功于晋室，是毫无疑问的，但杜弢不失为文武兼资的奇士，他起兵为的是几万流民的生死存亡。晋朝政府不能善处流民与土著的矛盾（这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使豪杰之士在长达数年的血战之中残身，读史至此，不能不为之惋惜。

陶侃破了杜弢，乘胜进攻石城（在今湖北钟祥境），想一举解决杜曾。司马鲁恬劝他不要轻敌，说：“使君部下诸将，没有一个及得过杜曾，这仗不大好打。”陶侃不听，进兵围城。这仗果然难打。杜曾突然打开城门，率领骑兵冲开陶侃军的阵形。到了他的后面，翻过身来冲杀，使陶侃损失了好几百人。

杜曾占了些便宜，不与陶侃恋战，长驱北上，围攻宛城（南阳）。宛城守将荀崧号为都督荆州、江北诸军事，其实兵力薄弱，存粮又少。他想向旧部襄城（今属河南）太守石览求救，却没有适当的人可派。幸而年方十三岁的女儿荀灌自告奋勇，率领几十名勇士，在晚上缒出城墙，突围而去。她一面打，一面走，竟摆脱追兵，到达襄城。她又以父亲的名义，写信给周访。两支援兵到后，杜曾就解围而去。这个“荀灌娘突围求救”的故事，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杜曾与杜弢不同，仅是以勇猛善战著称的叛将，平定并不太难。不幸的是晋人内部滋生了一些事端，坐大了杜曾的声势，使他能够拖延好几年。

事情是这样的。王敦的左右钱凤，见陶侃有功，常向王敦进谗。王敦原来很信任陶侃，但是陶侃威名既盛，便也产生了猜忌的心理。陶侃部下好几个人都估计到这问题，劝主将不要去见王敦。陶侃不听，去了后王敦果然不让他走，把他调任广州刺史，用自己的堂兄弟王廙接替他做荆州刺史。荆州将校郑攀、马隽要求挽留陶侃，王敦更大发其火。于是郑攀等率部叛变，与杜曾合流。其时愍帝也从长安派了一个第五猗来当荆州刺史，出武关南下。杜曾、郑攀迎第五猗而拒王廙，局势就弄得更复杂了。

陶侃表现得很得体。他服从命令，到广州上任。他在广州做了件让人看了觉得古怪的举动，每天早晨搬一百块砖到室外，晚上又搬回室内。人家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耳。”这个“陶侃运臂”的故事，在后世也传为佳话。

陶侃走后，解决杜曾的任务落到了周访的肩上。周访字士达，祖上是汝南安成（今河南汝南东南）人，后来迁到庐江寻阳。他和陶侃同乡知交，又是儿女亲家，因与陶侃共同对付杜弢，积有军功，官任豫章太守。

晋元帝建武元年（３１７年），杜曾连战得胜，向江陵挺进。元帝命周访前去迎击。沌阳（今武汉市汉阳西）之战，周访有兵八千人，使李恒督左翼，许朝督右翼，他自领中军。杜曾先攻左右翼。从清晨起激战到申时（下午５～７时），两翼都败，周访挑选八百名精兵，亲自行酒，叫他们喝了，下令不得随便行动，听鼓声进兵。杜曾军进到离阵前三十步时，周访亲自击鼓，将士都奋勇出击，大破杜曾军，杀敌一千余人。周访下令连夜追击，把杜曾打得溃不成军。

战后，周访升任梁州刺史。太兴二年（３１９年），周访再破杜曾，把他杀死。第五猗也做了俘虏。他是愍帝任命的官，周访特地向王敦说明，劝他不要杀。王敦不听，也把他杀了。

十　“王与马，共天下”

西晋亡后的次年（３１７年）三月，琅邪王睿在建康即位称晋王，改元称建武元年。东晋开始了。建武二年三月，愍帝遇害的消息传到建康，晋王才改称皇帝，他就是晋元帝。

这时，晋元帝到建康已经有好几年了。事情该从更早的时候说起，也该从司马睿的身份说起。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和惠帝、怀帝同一辈分，世袭琅邪王。惠帝永兴元年（３０４年），荡阴之战后（见第五篇），惠帝被挟持到邺。司马睿也到了那边。成都王颖恨东安王繇曾劝他不要与皇帝对抗，把他杀了。司马睿是东安王繇的嫡亲侄子，怕遭连累，连忙逃走。成都王颖对此早有防备，他已经下了命令，一切关口、渡口都不准贵人通过。司马睿尽管换了装束，但到了黄河渡口，还是被拦住不让过河。幸而从者宋典见机，把马鞭朝主人身上一拂，笑道：“舍长（看管房子的小吏），官禁贵人，怎么你也被拘留了？”守渡口的吏信以为真，就把他放过去了。

永兴二年（３０５年），东海王越起兵讨河间王颙和张方（见第五篇），命琅邪王睿留守下邳。这是琅邪王睿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他一向和东海王的参军王导友善，这时急需得力的帮手，便向东海王要来，让他担任管军事的司马。王导字茂弘，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临沂王氏是著名的士族大姓，东晋南朝所谓的“王谢门第”，就以王导为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南迁各士族的代表人物。他和琅邪王睿同龄，这年虽只三十岁，然而早就满腹经纶，是个见识宏远的政治家了。

怀帝永嘉元年（３０７年），即八王之乱结束后的第一年，东海王越执掌政权，他派宗室诸王出镇襄阳、长安、邺几个北方重镇，接着又派琅邪王睿去镇守江南的建业。

这年九月，琅邪王睿到达建业，王导也跟着同来。这是晋朝在江南立足，保存半壁江山的起点。然而此事谈何容易。江东（现在的江南，古代常叫江东）是孙吴的故土，强宗大族的势力根深蒂固，吴郡顾氏、义兴（今宜兴）周氏、山阴（今浙江绍兴）贺氏等势力都很强大，陈敏就是被这些大族推翻的（参见第九篇）。琅邪王睿到建业时，不过在陈敏覆灭之后半年的光景，琅邪王睿要立定脚跟，不取得江东大族的支持是不行的。

这是个难题。琅邪王睿资历不深，江东名士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也不主动到府里参见。为此王导设计了一个戏剧化的场面，他让琅邪王睿坐着人抬的“肩舆”出行参观秋季在水边祓除不样的“楔祭”（《晋书·王导传》说是三月三上巳节的事情。三月三距琅邪王到建业有半年之久，似不可能。秋季也有“楔祭”，《通鉴》记在本年秋，比较合理），他和府里的幕僚骑马随从，队伍整齐威严。这一着果然有点效果，名士纪瞻、顾荣等见了都颇为惊异，不得不在路边拜谒。但是要争取这些人，单靠威风是不行的，必须使他们心悦诚服。王导又替他出主意，说：“顾荣贺循，在此地声望最高，结纳了这两个人，别人自然都肯来了。”琅邪王睿便使王导亲自去请顾、贺两人，两人应命而至。从此，吴中、会稽一带受此影响，名门士族无不归附，江东人士逐渐拥护琅邪王睿了。

琅邪王睿任用顾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一切军国大事，都向他咨询；用贺循为吴国内史，这是地方行政长官。顾荣字彦先，他的祖父顾雍是吴大帝孙权的宰相。贺循也字彦先，他的父亲贺邵是吴国忠良，为孙皓所害。除此两人外，琅邪王睿还对纪瞻、周玘、张闿等江东名流也都委以重任。

永嘉五年（３１１年），洛阳陷落后，中原士族大批南迁。临沂王氏、太原王氏、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谢氏、颖川鄢陵（今河南郡陵西北）庾氏以及门第较低而为元帝所亲信的刘魄、刁协等，都陆续渡江南下。当时南下的人往往成群结队，宗族乡党都相随同行，如祖逖南下时，率领亲党几百家，他把车辆马匹给老弱生病的人乘坐，自己徒步，所有药物衣食都与众共享，因此为同行的人所拥护，推他做“行主”。这是一个有名的范例。

王导劝琅邪王起用这些人中的贤人君子，同他们商议国家大事。琅邪王有过失，王导也能及时谏阻。琅邪王初到建业时，常因酒醉废事，王导提出后，他就接受改正。王导治国，以清静为原则，劝琅邪王减少耗费，收到了安定邦国的效果。他们的君臣关系越来越好，琅邪王曾对他说：“卿是我的萧何。”王导却答道：“大王要建立不世的功勋，一统天下，需要管仲、乐毅那样的人才，区区国臣（司马睿是琅邪王，所以王导是诸侯国的臣子）怎能比拟前人！”他并不居功，而劝琅邪王广择贤能，显示出一个胸怀宽阔的政治家的气度。

桓氏是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大姓。桓彝过江之初，见朝廷微弱，很是担忧，对周顗（周氏是汝南安成大姓）说：“我因中原大乱，想到此间来求生存，不料如此微弱，怎么能维持下去！”后来他见了王导，谈论了一番，回来后对周顗说：“刚才见了管夷吾（管仲字夷吾），我再也不必担忧了（相传温娇也有相同的事，见《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当时渡江南下的人士，每到空闲的日子，常常互相邀约，到江边的新亭饮酒宴会。有一次，周顗喝了半晌酒，忽然叹道：“风景虽说与中原没有多大差异，举目所见却是长江而不是黄河了！”（原作“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江河”或作“山河”）周顗人在建业，心却飞到了洛阳。众人听了，都相对流泪。王导不哭，他正色道：“我辈应当共同努力为国效劳，克复神州，何至于像楚囚一般，相向哭泣呢！”楚囚原指春秋时被俘到晋国的楚人钟仪，后来用以指处境窘迫的人。的确。在国事艰难的时候，重要的是振奋精神，在战略上蔑视困难，去打开局面。如果只是相对哭泣，一筹莫展，在意志上先垮了，怎么能战胜困难呢！王导的精神境界显然高出众人，所以有做一时领袖人物的资格。当时众人听了，都揩干了眼泪，向他谢过。

愍帝在长安即位后，因其名司马业，故为避讳，建业这个地名从此改为建康。上文提到，愍帝曾命琅邪王睿大举北伐，琅邪王不曾应命，只因祖逖的要求，让他独自率领部曲渡江北上。单看这件事情，似乎琅邪王睿和王导都不想“克复神州”。然而他们当时的处境实在是难，大举北伐是不可能的。

难在哪里？一是力量单薄，二是内部还有矛盾。王导努力争取南方士族的合作，但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真正合作。特别是过江的北方人增多后，这不可能不引起一部分南方人的疑虑，因此，愍帝建兴元年（３１３年），发生了周玘危害执政的事件。

义兴（今江苏宜兴）周氏是势力强大的大姓。周玘的父亲周处因梁王司马彤公报私仇，以孤军御强敌，战死沙场，已见前篇。周玘在西晋屡次不应州郡征召，应该是与父亲的死有关系。他在地方上声望极高。石冰、陈敏之外，还有一个侠持孙皓的儿子孙充造反的钱璯，都被他用乡里义兵平定，号为“三定江南”。他打完了仗，便解散部队，从他的行为看，他的目的只在安定乡土，不大像是为晋室办事。建兴元年，他正在做吴兴太守，自以为“失职”（不执掌朝政），又与琅邪王的亲信刁协有矛盾，就阴谋联络一部分人，要杀死执政的宫员，改用南方人士。琅邪王睿发觉密谋后，不采取公开镇压的办法，只先调他做南郡太守，等他动身后，再改任军咨祭酒，即抽掉实权，给一个闲官。他知道密谋泄露，忧愤而死，临终还对儿子周勰说：“杀我的是诸伧子，能报此仇，才好算我的儿子。”琅邪王和王导明知他要造反，但是仍然谥他为“忠烈”。他们只希望事情就此收场，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

周勰念念不忘父亲的遗言，指使吴兴功曹（太守的属员，相当于总务长）徐馥诈传叔父丞相从事中郎（丞相的幕僚）周札的命令，起兵讨伐王导、刁协。江东的土豪知道了，都愿意参加。建兴三年（３１５年）正月，徐馥杀死吴兴太守袁琇，发动事变。徐馥家里本来有部曲（私兵），加上响应的土豪，集结了好几千人。吴国末代皇帝孙皓的族人孙弼也在广德（今属安徽，离宜兴、湖州都不远）起兵，与他呼应。他们打算拥周札为主。周札这时因病正在义兴家里，得讯大惊，连忙去告诉义兴太守孔侃。周勰见叔父反对，没有敢发动。徐馥集结的本是乌合之众，他们见情况不妙，便倒戈杀掉徐馥。孙弼也被地方官镇压杀死。事变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是周氏族人周续又在家乡阳羡（今宜兴荆溪南）起兵。建康得讯，琅邪王想要讨伐，王导以为少发兵不能平定叛乱，多发兵则京师空虚。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命周续的族兄周莚只带一百名力士，回乡去平乱。周莚日夜赶路，到了家乡，遇见周续，只说同去见太守有话说。到了府里，周莚喝令郡吏吴曾，就在座上把周续杀死。一场事变，就此结束。

事后，晋政府对周勰并不追究，后来还让他做过临淮太守。司马氏和中原大族要做到同江东大族合作，实在不容易啊！处境如此，他们只能集中精力来稳定东南地区，除此以外，实在是别无他法。

而琅邪王本人，至少在东晋草创时期，只能以王导为主要依靠对象。大兴元年（３１８年），他即皇帝位时，命王导到御座上同坐。王导当然不肯。元帝（从这儿起，应该改口叫他元帝了）其实也是故作姿态。然而，他非依靠王导不可，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清楚。

晋元帝必须依靠王导，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王导的堂兄王敦是个实力派。王敦字处仲，曾被东海王越任为扬州刺史。元帝到江南后，扬州刺史刘陶死了，元帝就使王敦再担任这个职务。他和王导，一个做地方官，一个掌朝政。元帝仗着他们，巩固了统治，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元帝在建康立定脚跟已经很不容易，要把号令发到扬州（即今苏皖南部、上海市、浙江省）以外的地方并使之生效，自然更加困难。永嘉五年（３１１年），江州（今江西、福建二省和湘、鄂各一部分）刺史华轶就以没有看到来自洛阳的诏书为理由，不服从琅邪王的命令。这个问题闹到不得不用武力解决的地步。扬州刺史王敦做了讨伐华轶的主将。他攻杀华轶，又督率陶侃、周访等平定杜弢，稳定了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都稳定了，琅邪王睿管辖的地区就大体土与孙吴的疆域相同。元帝即位，加王敦江州牧。大兴元年（３１８年），任他为荆州牧，因王敦不肯接受，改为荆州刺史（刺史和牧都是州官，但牧比刺史为尊）。从此他坐镇荆州，掌握长江上游地区的军政大权，“王与马，共天下”的情况因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后情况又有变化。元帝对王导逐渐产生了猜忌的心理，对王敦更是疑虑重重，而王敦本人也成为跋扈的大军阀，这是后话。但是无论如何，在江东草创之初，王导和王敦都功不可没。王导更是奠定东晋立国基础的大功臣，他忠贞不贰，经历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始终是朝廷重臣。他在成帝咸康五年（３３９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王导自然是司马氏的忠臣，但是我们评价王导，绝不能局限于这个方面。我们必须知道，东晋立国实质上是两汉魏晋以来的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东晋和继续它的宋、齐、梁、陈四代，共计两百六十二年。尽管这五个朝代都是局处江东，然而中原人士都视之为文化正统所在。两个半世纪以后，中原的元气恢复了，民族融合了，于是南北一统，又揭开中华文明史的新的一页。历来史家往往从王导不曾恢复中原、不能阻止王敦叛乱等问题着眼，贬低王导的功绩。他们都没有抓住王导的主要贡献。陈寅格先生独具只眼，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中说：“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笔者认为陈先生是说得对的。

十一　刘琨之死

西晋时的北方重镇，以蓟、邺、晋阳最为紧要。蓟（今北京城西南）控扼东北，与鲜卑的宇文、慕容、段等部都是近邻。邺的位置虽在内地，但系曹魏旧都，是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位于山西高原的中心，北面有鲜卑拓跋氏的部落，肘腋之下又有匈奴五部，地位的重要，自然更不待言。晋朝要保持黄河以北地区的统治，必须牢牢地控制这三大重镇。

西晋晚年，邺首遭破坏。惠帝永兴元年（３０４年），王浚用鲜卑、乌桓等众打破邺，已见第五篇。光熙元年（３０６年），东海王越使兄弟东燕王腾从晋阳移镇邺城，另任刘琨做并州刺史。这时匈奴刘渊在离石建国已有两年左右。并州郡县常遭匈奴骑兵攻击掳掠，人心恐慌，加以这年饥荒严重，将校官吏和一部分居民，都要跟着东燕王腾东迁。刘琨刚到晋东南的上党，东燕王腾就带着一万多将校官吏及百姓出井陉往河北平原粮食较多的地方去了。他们此行有个叫法，叫做“乞活”。并州没有走掉的人不满两万户，到处都有盗匪胡骑的踪迹，新官哪里能够从容上任！刘琨在上党招兵，编成一支五百人（一作千余人）的小部队，边打边走，到了晋阳。这时的晋阳已经被旧官抛弃了不少日子，官署多被烧毁，居民寥寥无几，根本不像一个军事重镇的样子。刘琨招抚流散，形势才逐渐稳定下来。

东燕王到了邺，朝廷改封他为新蔡王。他在邺不满半年，汲桑、石勒就打破了城子，他轻骑逃走，仍被抓住杀死。汲桑、石勒火烧邺宫，杀吏民一万多人，大掠而去。这座重镇事实上从此归于废弃。以后朝廷虽又派了征北将军和郁来守。永嘉二年（３０８年），他一见王弥、石勒打来，便把城子丢掉走了。

晋朝在黄河以北地区的残余力量只剩下了幽州王浚和并州刘琨。他们两人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王浚利令智昏，不度德，不量力，妄想乘乱割据，自以为汉高祖、魏武帝不足与自己相比，终于为石勒所灭，遗臭万年；刘琨艰难苦斗，誓与刘聪、石勒势不两立，虽终于为鲜卑段匹磾所害，毕竟博得了流芳百世的名声。

先说王浚。

王浚字彭祖，太原晋阳人。太原王氏是北方大族之一。他的父亲王沈颇有文才，很为曹魏高贵乡公曹髦所尊重信任。当年曹髦要率领宿卫去杀司马昭，先和他商量。他就去告诉司马昭。当时的舆论都说他不忠于君。但是他在晋朝算是一名开国元勋。他的儿子在仕途上自然升迁很快。惠帝永康元年（３００年），贾后派孙虑到许昌去杀害废太子遹时，他已经是以东中郎将镇守许昌的大员了。据《晋书》本传的记载，他积极配合了孙虑的行动。传文接着说，他先迁宁北将军、青州刺史，再迁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似乎是贾后给他的奖赏。但事实上这不大可能，因为废太子在三月份被杀害，贾后到下个月就遭了灭顶之灾，时间太局促，所以升迁的事可能在稍后一点，而他与废太子之死的关系，当时竟没有人过问。由于史籍没有确切的记载，我们只能存疑了。总之，永宁元年（３０１年）成都王颖在邺起兵时，王浚已在幽州，这点是明确的。

王浚不支持成都王颖的行动，禁止辖区内的人员加入成都王的军队。他采取的是观望态度，想乘时局变化从中渔利。他见鲜卑部落骑兵强悍，又想利用他们的力量，就把一个女儿嫁给段部的首领段务勿尘，另一个女儿嫁给宇文部的别帅素怒延，并上表给朝廷，封段务勿尘为辽西公。以后王浚用段部和乌桓的兵力打破邺城，已见前文，不再详述。东海王越与河间王颙为敌时，王浚使部将祁弘率鲜卑、乌桓兵做东海王军的先锋，进攻关中，在长安大杀大抢，这事也已见于第五篇，这里略提一下，目的是请读者注意：王浚对邺、长安两大名城的破坏，负有不可饶恕的罪责。同时也要请读者注意：王浚可用之将，不过祁弘一人，所用兵力，全仗鲜卑、乌桓骑兵。由此可知，他的实力有限得很。

王浚自己感觉很好，他还没有打过败仗。永嘉三年（３０９年），祁弘和段务勿尘在石邑（在今河北石家庄西南）打败过石勒。同年，他利用石勒打破信都（今河北冀县）、杀死冀州刺史王斌的机会，扩大地盘，自兼冀州刺史。永嘉四年（３１０年），祁弘在广宗（今河北广宗东南）打败汉冀州刺史刘灵，把他杀死。晋朝越来越衰败，王浚的势力却越来越强盛兴旺，他就未免忘乎所以了。

永嘉五年（３１１年），荡阴之役王衍等全军覆没后，在洛阳危城中的晋怀帝对王浚抱有幻想，加给他“大司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诸军事”的官职。然而王浚并没有“勤王”的打算，倒是滋生了割据称霸的野心。

这年六月，洛阳陷落。八月，王浚布告天下，说是立了一个皇太子（此人是谁，似乎当时也没有人知道），受中诏承制封拜（受密诏由他任命官吏），换句现代的话说，就是在幽州设立临时政府。他自封尚书令，也就是做临时政府的行政首脑。

当时王浚有一个有利因素，他却没有本领运用。洛阳陷落后，中原士大夫流散四方，其中北迁的都以蓟为首选的安身之处。王浚如果真是汉高祖、魏武帝一般的人物，正好招纳天下俊杰，好好地干一番事业。无奈他不过是汉末袁术之流，可能还不及袁术，因为袁术尚能赏识孙策，王浚却并没有类似的举措。他残忍多疑，对北上流民不加招抚，反命所部官吏逮捕杀害；对士大夫不知礼遇，许多流寓的人士也往往弃之而去，到辽东投鲜卑慕容廆了。

接着，王浚在军事上也遇到了危机。永嘉六年（３１２年），石勒从淮北北还，取襄国（今河北邢台）为据点。这当然为王浚所忌。十二月，他使段务勿尘的儿子段疾陆眷与兄弟匹磾、文鸯、堂弟末柸等率兵五万，进攻襄国。鲜卑军的战斗力很强，石勒几次出兵交战，都打了败仗。石勒与众将商议，谋士张宾、勇将孔苌献计，用示弱骄敌的策略，破其最精锐的段末柸部，使其余的不攻自溃。石勒依计，守城不出，在城墙上凿了二十多道突门（留几寸厚不予穿透，以利出击时推倒冲出），作好突击准备。段部将士见石勒军不敢出战，都懈怠下来，有些人竟放下武器，卧倒歇息。石勒在城上见了，命孔苌率领精兵从突门出击。孔苌直冲段末柸的营盘，不曾得手，便抽身撤退。末柸恼怒，自负勇猛，追将过去，即被石部围住擒获。疾陆眷等不敢再战，纷纷退却，被石勒军打得大败。

石勒不杀末柸，而是派使者向疾陆眷求和，表示愿意释放末柸。他说：“鲜卑与我无仇，不过为王浚所使。杀一人而结一国之怨，这绝不可取。而放了末柸，他们一定不再为王浚所用。”他估计得非常正确。疾陆眷很高兴地同意讲和，石勒便使儿子石虎和疾陆眷结为兄弟，自己宴请末柸，认他做干儿子，放他回去。末柸感激涕零，在路上三次向南跪拜。段部与石勒和好后，王浚在军事上就再也没有优势了。他的爱将祁弘也在此前于一场大雾中与石勒军遭遇时为石部所杀，至此他连可用之将也没有了。

王浚仍不醒悟，他根据一些莫明其妙的“谶”（预言），自以为命里该当皇帝。他与幕僚商议，头脑清醒的都劝他不可以走这条路。建兴元年（３１３年），刘亮、王抟、高柔都因反对他称帝被杀。有一个不做官的名士霍原，只因被问称帝事时不肯回答，便被他加上一个“通盗”的罪名杀了。从事韩咸据亲身见闻，称赞慕容廆能够招贤纳士，用意在希望王浚能效学慕容廆的长处，王浚却认为他意在讥刺，大为光火，也把他杀了。王浚任用的都是些贪财苛刻的小人，如枣嵩、朱硕之流。民谣说：“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人枣郎。”（丘伯，朱硕字）百姓苦于苛政，很多人逃投鲜卑，王浚的日子不会很多了。

石勒想一举消灭王浚。张宾献计：先卑辞厚礼，诈称要降，然后出其不意，突袭蓟城。建兴元年十二月，石勒派人多带珍宝，上“表”给王浚，自称本是“小胡”，乱世聚众，但求保全性命；中间说如今中原无主，“殿下”是北方望族，“为帝王者，非公复谁！”最后表示愿意归降，“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希望王浚对自己“视之如子”。这一番甜言蜜语正投合王浚的心思，他竟不防其中有诈，信以为真。

建兴二年（３１４年）二月，石勒从襄国出兵。三月，兵到易水，守将飞报王浚，准备抵抗。王浚大怒，说：“石公来，正是要奉戴我，敢说打的立斩！”部下谁都不敢再说抵抗。初三清晨，兵到城下，喊守门官开门，长驱进城，大肆劫掠。石勒进府登堂，王浚方知不好，却已被拿下。他大骂胡奴骗人，反被石勒训了一顿：“位居高官，手握强兵，而坐观本朝倾覆，不肯救援，乃欲自尊为天子，不是凶逆，又是什么？”石勒骂得句句在理。王浚最后在襄国被祈了脑袋，年六十三岁。石勒在蓟城只住了两天，一把火烧掉宫室，仍回襄国而去。

再说刘琨。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东北）人，惠帝初年，他与兄刘舆均名列于贾谧的“二十四友”之中（参见第二篇），是个有名的文士。他曾与祖逖同任司州主簿，都有英气，曾同被共寝，交情很深。有一次，半夜听见鸡啼，祖逖推醒刘琨，说：“此非恶声也。”两人就起身舞剑（史籍只说“因起舞”，当指舞剑）。平日里两人谈论时事，颇多感慨，都想在“四海鼎沸，豪杰并起”的时代有一番作为。但是论两人的才干，刘琨似乎不及祖逖。祖逖北伐，至少能够在淮北打开局面，使石勒不能南侵。刘琨做并州刺史，却始终不能挽救危局，终于以身殉国。这与他所处环境有关，然而与策略的不尽妥善，也是有关系的。

刘琨上任时，在路上上表，报告目睹的情况，“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见《晋书》卷六十二本传）简直是一字一泪。

他到了晋阳，剪除荆棘，收葬枯骨，安抚百姓，随时抗击来犯的胡骑。形势实在紧张，战场往往就在城门口，农民下田，随身必须带着武器，准备战斗。经过了一年光景，流亡的百姓逐渐回来，四下又听得见鸡犬之声了。

但刘琨没有把晋阳建设成一个强大的战斗堡垒。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他本人有关。

他是从金谷园里走出来的贵人，习于奢华，嗜好声色，到了晋阳，尽管自觉抑制，有时仍不免故态复萌。徐润擅长音乐，能投其所好，刘琨就用他做晋阳令，此人据说败坏过不少事情。护军令狐盛为人正直，看不得这种小人，劝刘琨不要用他，刘琨不听。徐润倒打一耙，向刘琨进谗，说令狐盛即将劝刘琨称帝。刘琨一怒之下，不把事情调查清楚，就把令狐盛杀了。我们须知，一个领袖人物，第一要紧的事是知人用人，刘琨不能知人用人，自然办不好晋阳的事。他的老母在令狐盛事件上倒看得很深，她对儿子说：“你不能驾驭豪杰，而一味铲除比你自己高明的人，想以防后患，如何成得事业。照这样下去，我也将不免于大祸。”刘琨却听不进去。令狐盛一死，他的儿子令狐泥逃出去投奔刘聪，把晋阳的虚实完全透露出去，成为晋阳的大患。

在晋阳的元气稍有恢复之时，士大夫和普通百姓投奔刘琨的着实不少。刘琨长于招抚，但不善于发挥人们的才干，很多人到了晋阳，很快就失望而去。有时一天来了几千人，而同时离晋阳而去的竟也有数千人。由此可知，刘琨不是没有人可用，而是不能得人心，得不到人心，力量就强大不起来。我们看永嘉年间（３０７～３１２年）的形势，刘聪建都晋南的平阳，屡次发兵进攻洛阳、长安。当时若有一个强大的并州，正好威慑平阳，大大地改善黄河以南的形势。可惜刘琨实力薄弱，勉强自保了几年，已经很不容易了。

永嘉六年（３１２年），刘琨连晋阳也保不住了。七月中旬，刘聪了解了晋阳的情况，即以令狐泥为向导，命刘粲、刘曜领兵去攻。刘琨得报，遣将拒敌，自己东出井隆，到太行山以东的常山（治今河北石家庄西北）一带集结军队，并向鲜卑拓跋猗卢求救。他派的拒敌之兵很快就全军覆没。汉军进抵晋阳城下，地方官太原太守高乔等开门投降。八月，刘琨西回救晋阳，兵败后仍逃回常山。他的父母都被令狐泥所杀。这位老太太死得可惜，她的见识实在是在儿子之上。

拓跋猗卢是刘琨的盟友。刘琨自知力量薄弱，早就与拓跋猗卢结为兄弟，上表请朝廷封猗卢为大单于、代公。猗卢嫌封邑（指代郡）离所住的地方太远，就率领部落一万多家进入雁门，索取陉岭（句注山）以北的土地。刘琨无法拒绝，只得强迫楼烦、马邑、阴馆、繁畤、崞五县（今山西代县以北，西至神池、西北至朔州、东北至浑源的地区）的百姓迁到陉岭以南，空出一大片地方给猗卢。在依靠少数族游牧部落骑兵这件事上，刘琨和王浚犯了同样的错误。

这番，猗卢帮了刘琨的大忙。

十月寒冬，正是适合北方游牧部落骑兵发挥威力的季节。猗卢令儿子六脩、侄儿普根等做前锋，他自领二十万人为主力（这个数字肯定是夸大的）。刘琨率领几千残余部队，只能起向导的作用。六脩大破汉军，刘曜身受七伤，狼狈逃回到晋阳城内，与刘粲等把城内百姓都赶将出来，强迫他们跟汉军撤退。十一月，猗卢领兵追击，在蓝谷（今太原西北、蒙山西南）再一次大破汉军，数百里间，沿路都是尸体。其中汉军不过几千人，其余都是晋阳百姓。经过这番一得一失，刘馄五六年休养生息的成果丧失得干千净净。

猗卢送给刘馄马、牛、羊各一千多头，车子一百辆，留下两名原系晋人的将领箕澹、段繁守晋阳，然后领军北归。从此刘馄移驻阳曲（在今太原北、阳曲西南），招集流散，力量更弱了。然而他没有丧气，更不想放弃并州。

刘琨的打算是依靠猗卢的力量灭汉，但是他不久就发觉这个打算落了空。石勒灭了王浚，声势强盛，猗卢所部“杂胡”（非鲜卑人的胡人）一万多家想叛投石勒，猗卢把他们全部剿灭，然而也因此不能与刘琨联合攻汉。晋愍帝建兴四年（３１６年），猗卢因要立少子比延为嗣，与长子六脩冲突，并为其所杀。普根又攻杀六脩，国内大乱。卫雄、箕澹二将率晋人和乌桓三万家投奔刘琨。刘琨的兵力为之一振，然而他再也得不到拓跋部的支援了。

这时，恰巧石勒进攻乐平（今山西昔阳），太守韩据向刘琨求救。刘琨便率领这支新得的人马去对付石勒。箕澹、卫雄都认为部下将士尽管是晋人，但是已经习于鲜卑的风俗，不容易指挥，不如收集鲜卑的余粮，掳掠胡人的牛羊，扼守险要，务农休兵，养成气力，并使部众都能信服主将，然后再求发展。这两个人是说得有道理的。但刘琨不从，一战大败，几乎全军覆没。箕澹、卫雄只剩一千多人，逃往代郡，韩据也弃城逃走。

十二月，晋阳也守不住了。刘琨狼狈不堪，出飞狐口，逃往幽州，依靠鲜卑段部的段匹磾。原来石勒破王浚得幽州后，使原晋臣刘翰留守幽州，自还襄国。刘翰不愿从石勒，归降段匹磾，蓟城就成了段部的基地。

刘琨想和段匹磾合作，讨伐石勒。建武元年（３１７年），他和段匹磾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发表檄文，号召各族人士。他派妻子的侄儿温峤到建康报告北方情形，并请琅邪王睿即位做皇帝。他与温峤分手时说：“晋祚虽衰，天命未改，我当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刘琨的实力已近乎于零，但他“立功河朔”的志向不变，对于这样的志士，我们绝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段部是不可能为刘琨所用的。匹磾一度推刘琨为大都督，但是末柸早已倾向于石勒，末柸又劝疾陆眷（匹磾兄）、涉复辰（匹磾叔）不可“以父兄而从子弟”。他们都不听匹磾，刘、段联军便组织不起来。

晋元帝大兴元年（３１８年），疾陆眷死，匹磾赴辽西奔丧，末柸发兵迎击，把他打败。刘琨的儿子刘群跟匹磾同往，被末柸擒获。末柸优待刘群，答应让刘琨做幽州刺史，写一封密信给刘琨，要他做内应，同杀匹磾。刘群得释回蓟，在途中被匹磾的巡逻兵截住，搜出密书。匹磾起初不信，把信给刘琨看，还说：“本不疑公，所以告公。”但是匹磾的兄弟叔军却认为晋人难信，段家内部分裂，是晋人造反的好机会，如果有人拥护刘琨起事，段家就完了。匹磾听了他的话，就把刘琨关禁起来。刘琨的子弟怕遭屠杀，闭门自守，被匹磾攻杀；部下密谋起事，被匹磾发觉捕杀。同年五月，刘琨终遭杀害，年四十八岁。他的功业虽没有成就，但他仍不失为一个烈士。他的一腔激昂注人五言诗中，又使他成为晋代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

十二　北方的两个安定地区——河西和辽东

从“八王之乱”发展到大混战之年，即公元３０１年起，到北魏统一北方止，一百四十年间，除几个短暂的段落，如石勒灭前赵后的四年左右和符秦极盛时的十来年以外，北方（指秦岭淮河以北）战乱不绝，民生凋残；其间几次大的动乱，如永嘉之乱、后赵之亡和符秦淝水战后的残局，为祸之烈更是惊人，魏晋时的中原发达地区几乎全部化为丘墟。后人读史，也不免为之掩卷长叹，时人之苦，更是不待说了。

然而也有例外。在这时期的前半段，河西和辽东两个地区，却未遭到任何厄运，这使中原士民有了避难之所，文化典籍也得以在此保存。而在后半段中，其所受破坏也不算严重，河西走廊人文荟萃的特点，更始终未变。笔者无法在本篇交待这两个地区一百四十年间的全部史事，只能先讲讲两地早年的情况。

先讲河西。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地处黄河上游的西部，由陕、甘入新疆，再西赴中亚，四郡乃必经之途，加以地形狭长，因而有河西走廊的名称。河西因受祁连山雪水之赐，素为农业发达的地区。晋初凉州辖八郡，四郡之外，加上东面的金城郡（治榆中县，前凉时迁今兰州西南），另有西平郡、西郡、西海郡，以后虽有增益，总之都在这个地区和附近的湟水流域。

晋惠帝永康二年（３０１年）正月，任张轨为凉州刺史。张氏的前凉，实际上从这时就开始了。张轨字士彦，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东南）人，出身儒学世家。他到洛阳后，深受张华赏识。他见政局混乱，想跳出中原政争的漩涡，自己要求到凉州去。他离京赴任后，只过得两三个月，中原大混战就爆发了。

张轨上任的时候，凉州也不好算是乐土。他平定盗匪，击败反叛的鲜卑部落，安定了社会秩序。他用宋配、阴充、氾媛、阴澹为幕僚；征召各郡望族子弟五百人到州治，设立学校，大兴文教，置崇文祭酒，地位同于别驾（州官佐官之一，地位较高，出行时不与刺史同车，别乘一车，所以叫别驾）。他采取上述措施，既培养了人才，也增强了河西望族的向心力，可谓一举两得。他的治绩传闻到洛阳，一些有识之士便有“天下方乱，避难之国惟凉土耳”的议论。

凉州的治所姑臧也就是武威郡的郡治，匈奴早就在这里筑城，城形狭长，南北七里，东西只有三里，状如龙形，故而号称卧龙城。张轨又大事扩建，使它成了河西名都。

晋初，河西社会秩序混乱，经济萧条，交易不用钱，用帛代替，把帛撕成一段段的，很不方便。张轨定制，恢复使用五株钱，史籍上说“钱遂大行，人赖其利”，这是河西经济开始繁荣的明证。

西晋丧乱时，张轨曾派北宫纯等领兵救洛阳。王弥攻洛阳被击退（见第七篇），北宫纯部起了很大作用。当时京城里的人编了歌，唱凉州兵的英勇，有“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之类的歌词。不过张轨的力量有限，不能派大部队进中原，联络又极困难，所以后来北宫纯终于降了匈奴族的汉。

张轨在州十三年，于愍帝建兴二年（３１４年）五月去世，年六十岁。这时他的官爵是太尉、凉州牧、西平郡公。州郡官职照例是不予世袭的，但爵位却可以继承。可地方人士却推他的儿子张寔摄（代理）其父亲的职位。愍帝也就任命他为凉州刺史、西平公。张氏世袭凉州的局面就此定下来了。

有人发现了一颗玉玺，上面刻有“皇帝玺”字样，拿去献给张寔。众官向他祝贺，他却拒绝受贺，把玺送往京师。这颗玺肯定是献者伪造的，作伪者估计张寔会称王称帝，想借此升官。但此人投机投错了，张寔是晋朝的忠臣，并没有篡位的野心。愍帝将向刘曜投降时，派人送一封诏书到凉州，叮嘱他拥护琅邪王睿（元帝）。挽救晋室。愍帝遇害后，他发布檄文，号召天下一致推崇晋王（建武元年[３１７年]琅邪王睿即晋王位）做皇帝。他派的使者到江东时，晋王已经即位称帝。他是拥戴东晋皇帝的，不过不用江东的年号，仍用愍帝的年号建兴。他的后人沿袭不变，一直用了四十九年。

张寔在位六年，于晋元帝太兴三年（３２０年）被部将刺杀，时儿子张骏年幼，便由兄弟张茂继位。张茂于明帝太宁二年（３２４年）去世，张骏再继位。张茂病重时叮嘱侄儿，说我家以孝友忠顺著称，现在尽管天下大乱，你必须谨守人臣之节，不可违背。

张骏字公庭，嗣位时年十八岁。他在位二十二年。这是前凉兴旺发达的时期。他遣将军杨宣领兵攻龟兹、鄯善，西域各国都归顺前凉。所置戊己校尉赵贞抗命，他出兵平定后设置了高昌郡（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东部哈拉和卓以东一带）。由于西域道路畅通，所以中外文化经济的交流，在中原大乱之世始终没有断绝。

张骏拒绝臣下请他称凉王的要求，然而境内都称他为王。他晚年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假”意为“暂称”），但承认是晋朝的臣子，则并不改变。成帝咸和八年（３３３年），陇西人贾陵把建康来的诏书送到了凉州，这是一次历尽艰难的使命。早在愍帝建兴中，凉州派到长安去的官员耿访，因无法回到凉州，便取道汉中，由汉水、长江而东，于太兴二年（３１９年）到达建康。他几次上书，要求派使臣到凉州去传达中兴情形，由他做向导。朝廷都因内部多事，无暇顾及，后来总算派耿访西还，拜张骏为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西平公。然而耿访到了梁州（襄阳），道路梗阻，等了七年都没有走成，最后只得让贾陵化装成商人，历经千辛万苦，才安抵凉州。从建兴末至此，前后达十七年之久，耿访的使命才可以算完成，真是难啊！以后使节往来。仍常为后赵擒获，成功的次数不是很多。

晋穆帝永和二年（３４６年），张骏去世，年四十岁。儿子张重华继位。重华初立时，后赵大将麻秋等攻陷金城，形势很紧张。司马张耽独具慧眼，推荐主簿谢艾为将。重华召见，谢艾表示，只要给他七千兵，必能破赵。重华只给他五千人。他以寡击众，大破赵兵，斩首五千级。晋穆帝永和三年（３４７年），麻秋以八万之众，围攻抱罕（今甘肃临夏），架云梯，挖地道，守将张璩坚守城池，杀伤敌军达数万之众。后赵增兵侵凉，重华任谢艾为军师将军，率三万人进军迎敌。麻秋欺他是年少书生，命三千使长矛的精锐骑兵猛冲他的中军。他从容不迫，坐在胡床上指挥。赵军以为有伏兵，不敢进迫。谢艾另遣别将引兵截断赵军后路，前后夹击，再一次大破赵军。此后一年中，后赵又先后发起两次攻击，都被谢艾击退。石虎因而叹道：“彼有人焉，未可图也！”前凉比后赵小得多，也弱得多，谢艾却能以寡敌众，且对手都是久经战阵的将帅，并能屡建奇功，可称一代名将。

重华屡胜之后，骄傲起来，政事也渐归废弛。他死于永和九年（３５３年），年仅二十七岁。十岁的儿子曜灵嗣位。重华的庶兄张祚废曜灵自立。张祚荒淫无道，铲除异己，杀死谢艾。这是自毁长城的举动。永和十一年（３５５年），变乱再起，张瓘反张祚，声称将复立曜灵。张祚杀曜灵。张瓘与宋混杀张祚，立曜灵之弟张玄靓。张瓘又与宋混相争，宋混杀了张瓘。到晋穆帝升平五年（３６１年），宋混死，兄弟宋澄执政。张邕杀宋澄夺权。玄靓的叔父天锡又杀张邕，自行辅政。这一时期的前凉，政局极混乱，但都是宫廷政变，所以对社会的危害不是很大。

晋哀帝兴宁元年（３６３年），张天锡杀玄靓自立。张天锡是前凉的末代君主。晋孝武帝太元元年３７６年），前秦灭凉。从张轨到凉州起，共九世、七十六年。

现在掉过头来讲前燕慕容氏。

慕容氏的事迹富有英雄传奇的气息，比河西张氏的史事有趣味得多。

在历史纪年表上，前燕的始年在晋咸康三年（３３７年），即慕容皝称燕王之年。然而述其缘起，却不能不从晋初慕容廆登上历史舞台时开始。

慕容廆名奕洛瓌，是昌黎棘城（今辽宁义县西砖城子）的鲜卑人。相传其曾祖莫护跋在魏时曾从司马懿攻辽东公孙渊有功，以后在棘城之北建国时，因学汉人戴步摇冠，被人叫做“步摇”，后来即因谐音而被称作慕容，此即慕容得姓之由来。

鲜卑人的风俗习惯本与匈奴人相同，但慕容氏在与魏晋宫民交往了几十年后，汉化现象十分显著。晋太康十年（２８９年），慕容廆受封为鲜卑都督时，这个二十一岁的部落首领已经是一个深通汉人礼数的人物了。他去参见东夷校尉何龛时，其穿戴与士大夫一般无二，他发现何龛的卫兵全副武装，戒备森严，立即换上一身军装，然后晋见。人家问他为什么要更换着装，慕容廆说：“主人做事不照规矩，叫客人怎么办呢？”慕容廆的态度说明了两点：第一，他懂得汉族官员的礼仪规矩；第二，他对主管各族事务的长官不卑不亢，保持一个部落首领应有的尊严。

慕容廆从棘城迁居徒河（今辽宁锦州）的青山，不久再迁到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北）。他与邻近的鲜卑段部结为婚姻，娶了段部首领段偕的女儿。段部是他的西邻，宇文部是他的北邻，两家都是鲜卑的强部。

晋惠帝太安元年（３０２年），宇文部的单于莫圭使兄弟屈云攻击慕容廆，其别部首领素怒延为慕容廆所败。素怒延不甘心，发兵十万，围攻棘城。慕容廆毫无惧色，亲自领兵出击，大破素怒延。俘斩了上万敌兵。慕容部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

晋怀帝永嘉元年（３０７年），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其时晋朝皇族内战虽告结束，局势却更加严峻。辽东方面，太守庞本攻杀东夷校尉李臻。新任东夷校尉封释以伏兵击杀庞本。然而地方秩序已混乱不堪，难以收拾。靠近边塞的鲜卑素喜连、木丸津两部借口为李臻复仇，攻城略地，掳掠士民。封释无法制止他们的暴行。辽东民众投向慕容部避难的很多（南面是幽州王浚，不是能庇护百姓的人），慕容廆都加以救济，能回去的遣返，愿意留下的设法安置。

他的儿子慕容翰是个颇有见识的人物。他劝父亲讨伐两部，兴复辽东，以示忠于晋朝；再并吞两部，扩大本部的实力，以作称霸称王的基础。慕容廆见儿子有此见识，自然高兴。他出兵攻击两部，即以慕容翰为前锋，很容易地大破两部，并吞部众，把他们所掳晋民三千多家，连同原来收容的难民，一并还给晋官。

这件事做得漂亮极了。晋官高兴，百姓满意，本部更强。封释和慕容廆相处得极融洽，他病危将死，就把身边的孙儿封奕托孤给慕容廆。封释死后，慕容廆把封奕召来，一谈之下，见他确有才能，就加以任用。封释的儿子封悛、封抽从内地来奔丧，也都被他留下任用。他幕府中的晋人不断增加，宇文、段等只以攻战为能事的鲜卑部落，就不可避免地落在慕容部之后了。

裴嶷投慕容氏，这是慕容廆能得士大夫人心的典型事例。裴嶷字文冀，出身河东闻喜（今属山西）大族，原为昌黎太守。兄裴武死在玄莵太守任上，裴嶷和侄子裴开运枢还乡，路过棘城，慕容廆招待得很周到，临行还送了很厚的礼。裴家走到辽西，道路不通，裴嶷决定去投慕容廆。裴开想不通，说：“家乡在南面，怎么往北走？而且同样是流寓，段氏强，慕容氏弱，为什么要去此就彼（辽西离段部近）？”裴嶷便讲了一大通理由，大意是：一、中原大乱，往南去等于自投虎日；二、段部几个首领都没有远见，而且决不会厚待士大夫；三、慕容公有远大眼光，从了他，上可以立功名，下可以保宗族。裴开听叔父讲得有理，就跟他同去。慕容廆见他们到来，非常高兴，立即任裴嶷为长史〔秘书长），一切军国大事，都向他咨询。

永嘉、建兴年间（３０７～３１６年），幽、并、青、冀、兖、豫等州（今京、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大乱，洛阳、长安两京陷落，北方的士大夫和普通百姓流亡到辽东的为数很多，慕容廆为他们分别立郡，如安置冀州人的地方就叫冀阳郡。他选拔其中的贤才，任为官吏，据《晋书·载记八》所收，就有十七人之多。其中有几个人投过王浚或段氏，后来仍归慕容廆。慕容廆还设立学校，任平原人刘赞为东库祭酒，使世子慕容皝率领贵族子弟人学受业，他本人也常去听讲。慕容氏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更加探厚了。

晋元帝在当初即晋王位时，曾任命慕容廆为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但他没有接受，后代郡人鲁昌、辽东人高诩都劝他派使臣到江东，劝晋王继承大统。慕容廆就派长史王济由海道赴建康劝进。大兴元年（３１８年），晋王即皇帝位后，再遣使重申上年的任命，但慕容廆仍没有接受昌黎公的爵位。

东晋朝廷乐于看见辽东慕容氏的强盛，西晋遗留下来的地方官平州（治今辽宁义县）刺史崔毖却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以为自己出身中原大族，士大夫避乱应该投奔自己，不该去投慕容廆，但派人去招，却无效果，他就认为这一定是给慕容廆扣留了。于是他暗地勾结段氏、宇文氏和高句丽（其时高句丽都城在丸都，位于今吉林集安西北），使他们进攻慕容氏，约定胜利后瓜分所得土地。

三家联军围攻棘城，慕容廆闭门坚守。他知道三家乌合之众，没有统一指挥，日子拖长了，他们会自相猜忌，那时再打败他们也就不难了。他派人带了牛、酒去搞劳宇文氏军。段氏和高句丽以为宇文氏将与慕容氏合作，担心受到攻击，各自引兵回去。

宇文部的大人（首领称号）悉独官自视兵力雄厚，认为单独作战也能灭掉慕容廆。

慕容廆派人召回镇守徒河的慕容翰、以充实守城的兵力。慕容翰却认为，棘城现有兵力并不少，留一支在外，有机会时就可以反击，如果都集中到棘城，敌人倒可以全力攻城了。使者回报后，慕容廆接受了他的意见。

悉独官也知道慕容翰是员骁将，想先把他解决，便分一支兵去袭击徒河城。慕容翰侦察到这情况后，派人冒充段部使者，迎上去说：“慕容翰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听说你们要去打他，我部愿意合作，已经派兵前往，希望你们赶快进兵。”使者出发后，慕容翰就率兵出城，设下理伏。字文氏的部队见了使者，大喜过望，加速前进，结果中了埋伏，全部被慕容翰歼灭。慕容翰得胜后，乘势进击，并派密使通知父亲，出兵夹攻。慕容廆命世子慕容皝和长史裴嶷率精兵做前锋，自己领主力在后，大举出击。悉独官正在等候徒河方面的捷报，毫无戒备，仓猝应战。慕容翰兵到，前后夹攻，大获全胜，悉独官几乎全军覆没。

崔毖还想以祝贺为借口，保全自己的地位。不料三家怕慕容廆同他们算账，都向慕容廆求和，说用兵都是崔毖的意思。崔毖无法抵赖，只得逃走，从此辽东全为慕容廆所有。

战后，慕容廆派裴嶷到建康献捷，并把从宇文氏军中缴获的三颗皇帝玉玺带去，献给元帝。大兴三年（３２０年）三月，裴嶷到达建康。元帝君臣听了他的报告后，才对慕容廆的成就有了充分了解。元帝很希望裴嶷留在江东，并说准备另下诏书，命慕容廆护送他的家属。裴嶷不肯，说：“慕容龙骧竭忠王室，志除凶逆。……如果臣来而不返，一定会以为朝廷瞧不起他，从而削弱他尽忠讨贼的决心。”元帝听了，对他更加赞赏，让他北返，并命把平州刺史之职由慕容廆兼任。不久，又进封他为辽东郡公。

东晋内乱不断（见第十四、十五篇），慕容廆远道听到这种消息，非常痛心。他看江东人物，认为只有陶侃凭其威望地位可以有所作为，便写了一封信，劝他兴兵北伐。但这次派遣的使者遭了海难，信未送到。他重又缮写一份，同时附一份由僚属封抽等出而，建议进封慕容廆为燕王的文书。成帝咸和六年（３３１年），陶侃收到两份文书后，回信说进封的可否迟速，须待朝廷决定，至于北伐问题，如何答复，则不得而知了。从情理推测，是不会有肯定的答复的。这年陶侃年已七十三岁，比他年轻十岁的慕容廆也是一个老人了，他们都来不及有所作为了。咸和八年，慕容廆去世，陶侃也在下一年去世。他们两个都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人物（陶侃的事迹分见第九、十五两篇）。

慕容廆死后，其子慕容皝继位。他和弟兄们的关系很恶劣。庶长兄慕容翰膂力过人，所用弓箭都特别长大，谋略也尤为出众，只因不是正室所生，才没有被立为嗣君。慕容皝对他猜忌得最厉害，他怕遭杀害，逃往段部。段部的首领段辽对他非常爱重。慕容仁、慕容昭和慕容皝是一母所出，也不能和衷共济。仁与昭都想先发制人，阴谋泄露，昭在棘城先被杀害。仁在外起兵，据平郭，联络段、宇文二氏，与慕容就为敌。慕容皝为此很吃了些苦头。咸和九年（３３４年），段辽使兄弟段兰和慕容翰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守将石琮等苦战，才没有失陷。慕容皝派慕容汗、封奕领兵来救，也大败溃退。段兰想乘胜追击，但慕容翰怕宗国灭亡，借口用兵当慎重，劝他退兵。段兰也看穿他的用意，但见他己命所部撤退，只得也跟着退兵。咸康二年（３３６年），慕容皝破平郭，擒杀慕容仁。这场内乱至此方告结束。

段氏与慕容氏又屡次发生冲突。慕容皝要灭段氏，甚至向后赵称藩，约共同灭段。咸康四年（３３８年），后赵军入蓟，段辽放弃令支（今河北迁安西）逃走（参见第十八篇）。慕容翰只得转投宇文氏。

这次慕容皝没有如约出兵。石虎不满，大举攻燕。燕三十六城不战而降，棘城被围，慕容皝一度想弃城逃走。燕的处境危险极了。幸而靠了慕舆根等力战，才击退后赵军，反败为胜。接着，他分兵平定了反叛各城。燕境向称安定，从慕容皝继位以来，几年中变乱迭起，这都是内争的恶果。

慕容皝恐慕容翰终为祸根，但以他起初并无叛乱之事，又知道他在宇文部并不得意，想让他回国。他先派商人王车到宇文部，以经商为名，打探慕容翰的意向。慕容翰见了王车，一言不发，只是点点头、摸摸胸口。王车回报，慕容默懂得他是想回来，便使王车再去，转达欢迎他回来的意思，并特为制作了慕容翰惯用的特长大弓，让王车埋在路上，把地点告诉慕容翰。咸康六年（３４０年），慕容翰偷了宇文部首领逸豆归的好马逃走，途中取到了埋藏的弓箭。逸豆归发觉后，派一百多名精锐骑兵去追。慕容翰见追兵已近，就停下厉声道：“我不想杀你们。你们可以在一百步外把刀竖起，我一发而中，你们就不必追了；不中的话，你们再上前好了。”一名追兵把刀倒插在地，慕容翰一箭正中刀环。追兵见他箭法如此，不敢再追。慕容翰回去，慕容皝非常高兴，对他优礼有加。但是好景不长。康帝建元二年（３４４年），他随慕容皝灭宇文部时，中箭受伤，在家休养了许久。康复后，他在家试马，看能否疾驰。有人告发他，说是“私习骑乘，恐欲为变”（估计慕容皝一直派人监视他的行动）。慕容皝就据此勒令慕容翰自杀。这也是一件“莫须有”的案子，一代豪杰饮恨而终，令人长叹。

慕容皝于晋咸康三年（３３７年）九月即位称燕王。五年冬，他派刘翔等赴建康，要求晋朝封王（实即要求晋朝承认）。晋廷商议很久，到七年二月才正式同意封慕容皝为燕王，遣刘翔北还。但是到了晋穆帝永和元年（３４５年），他便以古时诸侯即位各称元年为借口，不再用晋朝年号，自称十二年了。

晋永和四年（３４８年），慕容皝去世，年五十二岁。世子慕容儶即位。到了永和八年（３５２年）十一月，慕容儶因破魏攻邺，陆续取得了原属后赵的许多州郡，在蓟（今北京西南）称帝，改元元玺。此后中原出现了晋、燕、秦相争的局面，最后中原完全为符秦所有，这些事件另见有关各篇。

十三　石勒建立后赵

后赵的建立者石勒是十六国时期的杰出人物之一。笔者在前面几篇中已经讲到，他于晋建兴二年（３１４年）攻杀幽州王浚，但由于各篇主题的关系，对石勒崛起之初的一些事件有所省略，不得不在此作些补充。

建立“君子营”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措施。匈奴刘氏的其他诸将都没有采取过类似的措施。晋永嘉三年（３０９年），这时石勒是汉安东大将军，活动在河北的巨鹿、常山一带，兵力已有十多万人。他把“衣冠人物”（士大夫，也就是知识分子）从被裹胁的百姓中区别出来，编成君子营，用张宾做谋士。张宾字孟孙，赵郡中丘（今河北内丘西）人，出身官僚家庭，很有学问。他自负智谋不在汉张良之下，只恨碰不到汉高祖之类的人物。他倒不是被“裹胁”到石勒军中去的，而是提了把剑，到营门口大呼求见的。他事前曾对人说：“我见的将领多了，只有这位羯胡将军是个能成大事的人物。”可见他选择石勒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行动。石勒起初以为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后来听了他的几次献计，而且事后都证实他确有先见之明，就把他作为心腹谋士了。前文己经几次提到石勒听了他的意见才打胜仗的事，这里用不着再举例了。

石勒常和王弥联合作战，两人表面上很亲近，其实互相猜忌。王弥的部将曹嶷东进，打败晋将苟晞，夺得了青州（治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尧王山南），也成为一支强大的地方势力。石勒要在山东（指太行山、崤山以东地区）称霸，就非要把这两人铲除不可。反之，王弥也是这样。晋永嘉五年（３１１年），石勒先抓到一个王弥派到青州去的密使，搜出王弥给曹嶷商量对付石勒的信件。其时王弥有两员部将引兵离去，他力量薄弱，与“乞活”刘瑞交战很是吃紧，就要求石勒援助。石勒想要拒绝，张宾却说这是“天以王公授我”的好机会，不可拒绝。石勒听他的话，出兵击斩刘瑞。王弥大喜，不疑石勒有恶意。于是石勒设宴请王弥前去，在酒酣耳热之际，亲手斩了王弥。事后他上表给刘聪，诈称王弥要反。刘聪大怒，派使者责备石勒“有无君之心”，但实际上拿他毫无办法。此时的石勒已经不是刘聪所能驾驭的了。

石勒下一步曾作渡江进攻建业（其时还没有改叫建康）的打算。从永嘉五年（３１１年）冬到六年春，他屯兵葛陂（在今河南新蔡西北）。这里有个方圆三十里的湖泊，他造船练兵，作南下的准备。这时，晋朝的琅邪王睿也在寿春（今安徽寿县）集结军队，以纪瞻为主将，准备北上反击。

天气对石勒不利。到永嘉六年二月为止，连续下了三个月的雨，石勒军中疾疫流行，加以缺粮，折损了大半兵力。石勒得到晋军准备反击的情报后，与众将商议。文官刁膺主张向琅邪王投降，表示愿意扫平河朔，等晋军退后，再作打算。石勒听了，只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将军夔安请移营高地避水，石勒也听不进，说：“将军的胆子何其小啊！”孔苌等大部分将校纷纷要求立即进攻寿春，下定准备在年内平定江南的决心。石勒知道这不可能做到，笑道：“这是勇将的主意。”便吩咐各赏铠甲马匹。然后，他回头对张宾道：“先生意下如何？”张宾侃侃而谈，他历数石勒对晋朝犯下的大过，说明降晋已无可能；接下又说去年杀王弥以后，本来不该南下，现在大雨不停，是天意表示不该逗留此处；最后提出了北上取邺，经营河北的策略。石勒赞同他的主张，引军北上，取襄国为家。以后两三年间，破段疾陆眷，灭王浚，已见第十一篇，此处从略。

石勒从幽州撤军时，曾遭王浚易水守将孙纬（即向王浚报告石部到来消息的那一位）的袭击，很受了点损失。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襄国饥荒，两升谷值一斤（约２５０克）白银，一斤肉值一两（约１５～１６克）白银。在这样的情况下，石勒自然在短时期内不会有大的行动，但是他开始在辖区内核实户口，规定每户每年出两匹帛、两斛谷。这表示他要在北方建立稳固的政权，有点自行建国的样子了。

在此同时，汉正在走下坡路。刘聪任儿子刘粲做相国、大单于，主持国政；同时信任宦官王沈等，自己却经常在后宫游宴，有时酒醉三天不醒，上百天不出后宫。生杀封拜等大事，照规矩应由王沈等入内禀报决定，但王沈等常常隐瞒不报，擅自决定。刘粲也亲小人，远贤臣，专横骄态。晋建兴四年（３１６年），在西晋灭亡的前夕，刘聪听信王沈等人的诬陷，一天杀了忠良七人。御史大夫陈元达是刘渊的老朋友，曾与宗室刘易等人上疏，极言晋尚未亡，巴蜀自立，“石勒谋据赵魏，曹嶷欲王全齐（按其时曹嶷己攻占齐、鲁郡县，移镇临菑）”；朝中则王沈等人乱政，陷害忠良，要求将其治罪。刘聪看了问刘粲，王沈等人究竟是忠是奸。刘粲说王沈等人确系忠良。刘聪听了非常满意，非但不治罪，而且将王沈等人封了侯爵。

刘易再次上疏极谏。刘聪大怒，亲手把奏疏撕得粉碎。刘易气极，不久便死了。陈元达见此情形，到刘易灵前大哭一场，回去便自杀了。

汉的国情如此，虽能灭掉积弱的西晋，但不久必乱，也是无可避免的。

晋元帝大兴元年（３１８年）七月，刘聪病死，在位九年。刘粲即位后，他也不理政事，只在后宫游宴。刘聪的靳皇后（现在是太后）等几个女人都不满二十岁，刘粲同她们都发生了关系，还把国政都交给靳太后的父亲大将军靳准。刘粲只做得个把月皇帝，便被靳准杀了。靳准屠杀刘氏家人后，自称大将军，汉天王。

靳准是个妄人。他不想想：石勒在襄国，刘曜在长安，两个都久经战阵，手握强兵，自己怎么对付得了。刘曜倒有和靳准合作的意思，因为刘粲既死，帝位自然就是他的。从这个角度看，靳准竟是他的恩人。但是靳准屠杀刘氏时，把刘曜的母亲和兄长也都杀了。他心中疑惧，不敢下决心和刘曜合作。靳氏一伙要求自保，便杀了靳准，推靳明为主，派人与刘曜接洽。石勒见他们只向刘曜讨好，大发雷霆，进军打破平阳。靳明等逃投刘曜，没有逃走的靳氏男女，都被石勒杀尽。

汉的新皇帝刘曜，据说曾被刘渊称为“吾家千里驹”。他兼长文武，自比乐毅、萧何、曹参。刘聪甚至于说，这几个人都比不上刘曜，他是汉光武、魏武帝之类的人物（均见《晋书·载记三》），这些都是溢美之词，不过多少有点道理。但他不态度鲜明地讨靳，就是匈奴族汉朝的“乱臣贼子”。

他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晋元帝大兴二年（３１９年），定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历史上叫做“前赵”。他声称刘渊认汉朝皇帝做祖宗，不过是为了“从民望”（争取民心），现在该改了，以冒顿单于配天。他明明知道尊汉可以得人心，但却把它改掉，这是自相矛盾的做法。他的内心当是以为国势已经巩固，用不着再变着花样去争取人心了。这是愚蠢之至的想法。不独于此，他在上一年已封石勒为赵公，几个月后自己又改国号为赵，他一手造出两个赵国，这也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蠢事。

同年十一月，石勒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赵王，依春秋列国例，称元年。“后赵”出现了。

石勒建国颇有法度。他任张宾为大执法，专总朝政；以侄儿石虎（《晋书》避唐李虎讳，称石季龙。季龙，石虎字）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他还把胡人叫做国人。任支雄、王阳为门臣祭酒，专管胡人诉讼，并严禁胡人欺侮衣冠华族。他又派使者巡行州郡，劝课农桑。他因晋朝以来律令烦杂，即命法曹令史贯志删繁就简，以便应用，施用多年后，再改用以前的周密的律令。他还任用续咸做律学祭酒，他办事公正，百姓拥戴。

石勒是个文盲，但是他很喜欢学习，常使儒生为他讲史书。有一次，听到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后人，他不禁大惊，说：“这样做是要失败的，怎么会终于得到天下！”接下去听到张良的劝阻，又说：“幸而有此。”可见他很注意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他自己的见解也很高明。

他是个武夫，但是很重视教育，有时还亲自到学校里去，考核学生的学习，对成绩好的赏帛奖励。

有几件事可以说明石勒确有做君主的度量。他要出去打猎，主簿程琅谏阻，理由是要防刘曜和可马氏的刺客，再是纵马疾驰时碰到枯木朽株也可能发生意外。石勒自负本领高强，怒道：“你只懂点文书而已，用不着管这等事情！”可这天偏偏发生意外，石勒飞马追猎物时，马撞到树上死掉，他本人也险遭不测。他醒悟道：“不听忠臣之言，是我的过失。”立即奖赏程琅，从而使官员都愿向他进谏。

石勒曾在晚上化装外出，检查守卫情况。他塞给守门官贿赂，要求放行，守门官王假拒绝贿赂，而且要把他抓起来，因从者赶到，把事情弄明白而止。次日，他就给王假升官封爵。

石勒知道参军樊坦清贫，特地给他升官。樊坦进来参见时，石勒见他穿戴得破烂不堪，惊道：“樊参军怎么穷得这样厉害？”樊坦脱口而出道：“刚才碰到横行不法的羯贼，把我家里抢光了！”石勒不生气，笑道：“羯贼抢得那么厉害啊！赔给你好了。”樊坦才想到不该当着羯族皇帝骂羯贼，心中害怕，连忙跪下请罪。石勒却说：“孤的法令只防俗人，和卿等老书生无关。”随即赏钱三百万，让他去购置车马衣服。

石勒有个老邻居李阳，贫贱时因事和他冲突，打过架。石勒做了赵王，李阳很害怕，石勒却把他请来，吃酒谈笑，拉着他的膀子，笑道：“孤往日饱受卿的老拳，卿也尝够孤的毒手！”他不记旧怨，赏了他一所住宅，还给他做了个官。这是汉高祖封侯先封仇人雍齿的手段，不是真心，是争取人心。但没有比较宽阔的胸怀，是不容易做到的。

这些事例说明石勒是一个合格的领袖人物。

石勒初称赵王时，北方的形势还很复杂。从西北到东部沿海，有河西张氏（前凉）、前赵刘曜、后赵石勒、齐鲁曹嶷。而若干地盘狭小的集团还与以上几大势力犬牙交错，相互杂处。他们是：介于张、刘之间的晋南阳王司马保（在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与石氏邻接的幽州段匹磾和仍然打着晋朝旗号的冀州刺史邵续。

但这个局势在十年之间完全改变了，除河西和辽东之外，北方完全成为后赵的一统天下，南北朝几乎因此要提早出现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变化的过程。

在这过程的前几年中，前后赵两个强国基本上各顾各的，前赵解决西面的对手，后赵兼并东部的敌对势力。从其成果而言，后赵比前赵丰厚得多。

前赵之强，其实已经徒有其表。石勒自行建国，刘曜只得听之任之。晋南阳王保是个体重七百斤（当时的斤约２５０克）的大胖子，软弱无能，不消前赵进攻，便在大兴三年（３２０年）被自己的手下人杀害。倒是他的旧将陈安武勇过人，但此时已投了刘曜，后来又相信刘曜已死的误传，便想夺前赵的天下。晋明帝太宁元年（３２３年），刘曜亲自领兵与他决战。陈安所据只不过上邽、陇城（今甘肃张家川）、平襄（今甘肃通渭西）等几处地方，面临大军，如何抵敌。但是陈安突围血战一事，却脍炙人口，几乎可与项羽二十八骑决战汉兵之事并传。当时陈安左手执七尺大刀，右手用丈八蛇矛，近身时挥刀挺矛，一下子便杀伤五六个人；拉开距离时就一面飞驰，一面左右开弓。前赵勇将平先与他搏战，夺下他的蛇矛。天夜了，又降大雨，陈安带着随从躲在山里，赵兵遍寻无着。次日雨停后，他们从地上的蹄痕足迹发现了他的行踪，才把他擒获杀死。陈安只是一介武夫，但陇上（陇山、六盘山一带）人都钦佩他的勇武，为他作了首《壮士之歌》。“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后人读来，还觉得虎虎有生气。

刘曜解决了陈安，得到的是这一带的氐、羌各族都归顺了前赵。羌族酋长姚弋仲受了平襄公的封爵。他就是后秦建立者姚苌的父亲。

刘曜想乘势灭凉州张氏，扬言“百道俱济，直抵姑臧（今甘肃武威）”，实际上是虚张声势，只求张茂上表称藩他就满足了。凉州也看透这点，同时也知道自己实力有限，不敢硬拼，结果以称藩了事，接受了前赵所封的凉王称号。

阴平、武都（治今甘肃文县西北至西南）一带有一支以杨难敌为首的氐人地方势力。刘曜企图把他解决，尽管打了胜仗，但因军中疾病流行，不能持久，最终也只得以同意杨氏称藩了事。杨氏以仇池为基地，号为仇池杨氏。这地方在今甘肃西和西南的洛峪，山地绝险，上有水泉（即仇池）和上百顷的平地。杨氏在此长期保持半独立状态，直到梁天监五年（北魏正始三年，５０６年），才为北魏所灭。

刘曜几年征战所得，只有上面所说的一些。石勒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他的收获都是实实在在的。

晋大兴二年（３１９年），孔苌攻占幽州各郡。段匹磾在蓟城立脚不住，逃奔乐陵（今山东乐陵东南），依靠晋冀州刺史邵续。匹磾不仅受石氏的欺凌，还受本族段末柸的攻击，实力更见虚弱。大兴三年，匹磾与兄弟文鸯北上，想夺回蓟城。石勒见段、邵分兵，便抓住时机，命石虎围攻庆次（今山东阳信东）。邵续出击，被他用伏兵擒住。段匹磾从蓟城回来，也被后赵兵拦击，损失了不少人马。这时全靠段文鸯率领几百亲兵，杀出一条血路，他们才得进城。从此，段匹磾和邵续的儿子邵缉等只能坚守城池，与后赵兵相持。

大兴四年（３２１年），经过了一年多的苦战，厌次虽未失守，但所有的属邑都落到了后赵军的手里。段文鸯悲愤交加，说：“我号称勇猛，现在坐视百姓被掠夺而不救，简直变成懦夫了！”他率领几十名勇士，出城决战，杀伤许多敌兵。最后，战马力气耗尽，伏地不起。石虎大声劝他投降，说大家都是“夷狄”，何必再打。文鸯厉声怒骂：“你这反贼，该死已久。我宁可斗死，决不屈服。”他下马步战，矛断了，再挥刀迎战。从辰时打到申时，几乎肉搏了一整天。最后，他力气耗尽，后赵兵才以马障泥护身，四面拥上，把他擒获。

城里的将士再也打不下去了。段匹磾想单骑出走，南投东晋。邵续的兄弟邵洎主张投降，但又怕走了匹磾会激怒石勒，便挟持了他，开城投降。匹磾见了石勒，仍不屈服，后来与文鸯、邵续同被杀害。

到此为止，原属晋朝的幽、冀、并三州（约略相当于今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大部地区，及京、津二市，山东省的西北部）已全为石勒所有。以后，后赵东压曹嶷，南略东晋，又取得大片土地。晋永昌元年（３２２年），后赵攻拔泰山郡（治今泰山东），杀了在晋、赵之间倒来倒去的徐龛。在邹山（今山东邹县东）驻屯了三年的晋充州刺史郗鉴，被石虎所逼，又苦于缺粮，便退到淮河以南的合肥。祖逖在时，曾于大兴三年（３２０年）进屯雍丘（今河南杞县），收复过河南许多地方。太兴四年，祖逖去世，兄弟祖约继任豫州刺史。这时，他也继郗鉴之后，撤退到淮南的寿春。晋明帝太宁元年（３２３年），后赵兵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下邳（今江苏雎宁西北），晋徐州刺史卞敦撤退到圩眙（今江苏圩眙东北）。在以后的两年里，晋在淮北所剩不多的几支兵马和城池，也都被后赵兵拿下。从这时起，晋与后赵就以淮河为界了。位于今山东省东北部的青州曹嶷这时也难以图存，太宁元年，石虎兵围广固（今青州西北），曹嶷只得投降，但仍不免一死。

至此，北方的东半部除辽东慕容廆和鲜卑段部、宇文部以外，都是后赵的天下了。石勒曾想利用宇文部打击慕容廆，但一战而败，石勒只能暂且弃之不顾，而把灭亡刘氏前赵定为主要目标了。

两赵决战是一场历时一年有余的恶斗。晋咸和三年（３２８年），后赵石虎率军从软关（今豫北济源东南）西进，攻前赵并州的治所蒲阪（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前赵刘曜亲自领重兵救蒲阪，在高候（今山西闻喜北）大破后赵军后，随即改取攻势，南渡黄河，进攻洛阳，黄河一线两岸的后赵地方官纷纷投降，前赵的声势一时为之大振。

襄国得到败讯后商议对策。其时张宾早已在六年前去世，石勒的主要幕僚是程遐、徐光等几人。石勒要亲自领兵去救洛阳，程遐等都害怕前赵兵势，说“大王不宜亲动”。徐光却认为刘曜在高候得胜后，不直攻襄国，而屯兵于洛阳城下，是大大的失策，我军可以利用这个大好时机，一举破敌。石勒认为徐光说得对，就亲自领兵南下，在延津（在今河南延津西北至滑县间）渡过黄河，到成皋关（今荣阳西北）集结部队。时刘曜围洛阳已达四个月，兵力极度疲乏，加之又不把守黄河各处要津，石勒就可节节逼近，这真如徐光所言，是大大的失策。他一向嗜酒，晚年更常在醉乡。咸和三年十二月初五，洛阳城下决战之日，他在出战前喝得大醉，战时身受重伤，马倒被擒，石勒凯旋。后来刘曜即为石勒所杀。

次年（３２９年），后赵石生占领长安。九月，攻占了前赵最后一座城池上邽。后赵灭亡。从刘渊到刘曜，共经三世，历二十七年。

咸和五年（３３０年），石勒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几个月后，正式即位称帝。但后赵的极盛时期至此已经过去，它很快就从颠峰落下，陷入危亡的败局。事见第十八篇。

十四　王敦

建康（今江苏南京）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这座城东倚钟山（紫金山），西踞石头山（清凉山），相传诸葛亮有“龙蟠虎踞”的赞语。东晋南朝时，建康城在今玄武湖南，南城墙距秦淮河约有五里，西城墙距长江也有相当的距离。城中还有台城，宫殿官署都在台城里面。城西的清凉山有座石头城，石头城负山面江，西南面即秦淮河入长江之口，形势极为险要。当年孙权在这里筑城，显然是作为江防要塞的。秦淮河边上另有西州城，是扬州刺史的治所。它的东面有东府城，是宰相和扬州刺史的府第所在。这些城起先都是土城，从东晋末年到南齐，逐渐改用砖砌，才愈显得气势宏伟（隋灭陈，把建康城拆毁，现存的南京城墙系明初所建）。

历史地看，建康城不论造得如何坚固，它的安危存亡却是取决于上游的形势。如果对手掌握了长江中游的重镇，建康就很容易变成危城，从晋初王濬楼船下益州，到清代太平军从武汉东下破江宁，无不如此。东晋南朝于此也有教训，最早是见于晋元帝时的王敦叛乱。

王导、王敦堂弟兄两人，本来一内一外，辅佐晋元帝，以稳定半壁江山的统治。但是，一个家族的权力太大，总是帝王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元帝即位后，就重用琅邪王幕府中的两个旧人，以刁协为尚书令，刘隗为侍中。刁协字玄亮，渤海饶安（今河北盐山西南）人，做过本郡大中正，也曾在成都王颖、赵王伦、长沙王乂手下任职，因谙熟朝廷制度，渡江后就入琅邪王幕府。东晋定都建康后，朝制初创，众臣对各种礼仪制度都很陌生，无论什么事都要向他请教。元帝重用这样一个人，是理所当然的。刘隗字大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长于文史，做过彭城内史，也在渡江后人琅邪王幕府。琅邪王任丞相时，他做丞相司宪，执法很严。南中郎将王含（王敦之兄）曾一次要求他任命参佐和地方守长二十多人。刘隗认为一次任命太多不妥，而且其才能资格与职位又不相符，便提出劾奏。他敢碰王家，王家自然讨厌他。

元帝即皇帝位后，两人受到重用，更是处处维护皇权，以抑制大族。对此王导有些不满，但也没说什么。王敦却从荆州上疏，说：“导顷见疏外”，请元帝回忆过去说的“吾与卿及茂弘（王导字），当管、鲍之交”，这就等于责备元帝食言，最后希望他能始终信任王导。这道奏疏到了建康，被王导退还给王敦，但王敦再次派人送交元帝。从疏中王教自述任外官近十年的话来看，王敦上疏的时间，大约是在大兴三年（３２０年。王敦于永嘉五年[３１１年]以扬州刺史出讨江州刺史华轶，以后一直在外）。

就在大兴三年，梁州刺史周访去世，元帝调湘州刺史甘卓到梁州。对此，王敦上表，请求调宣城内史沈充为湘州刺史。沈充字士居，是吴兴的土豪，做过王敦的参军。王敦推荐沈充，显然是要把老部下安插在近处（湘州州治长沙，与荆州是邻郡）。元帝没有同意，但改派了谯王司马承到湘州。谯王承比元帝长一辈，为人忠厚，向为元帝所信任。元帝曾把上述王敦为王导诉怨的奏疏给他看过（《通鉴》记此事于本年，也是王敦于本年上疏的一证，但未必是确证，因为司马光常把有关的事情放在一起叙述），并说：“王敦把话说到如此地步，如何才好？”谯王承便说：“不早处理，必为后患。”这次派他到湘州去，元帝就告诫他，要“据上流之势”，以防范王敦。王敦也明白元帝派司马承的用意，不过他知道司马承不是将帅之才，所以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

从上述情况看，我们似可断定：元帝和王敦的矛盾，在大兴三年就已表面化了。而一旦如此，政局也就难以预料了。

大兴四年（３１年），朝廷任命戴渊为司州刺史、镇合肥，刘隗为青州刺史、镇淮阴，这表面上是要加强北部边防（北方石勒），实际上却是针对王敦而来。在任命两人的前两个月，元帝还采用刁协的建议，下诏将中原南迁百姓在扬州各郡沦落为大族“僮客”的人免除其僮客身份。所谓僮客，就是家奴。免除僮客身份，就是让这些人恢复他们平民百姓的地位，这无疑损害了大族的利益，也不免会受到大族怨恨。但是，东晋政府采取这措施，并不是为僮客着想，而是要把他们从大族手里挖出，用他们来为自己服兵役、劳役。据王敦起兵时上疏中的“今便割配，皆充隗军”两句看，这些人以后都被拨到刘隗部下服兵役去了。《晋书·戴若思传》（渊字若思，《晋书》因“渊”字犯唐高祖讳，称字不称名）也说：“调扬州百姓家奴万人为兵配之”。由此可知，当时好不容易从北方逃出的人，到了江南，不是被逼为奴，就是被迫当兵，不管做什么，都是受苦受难。

永昌元年（３２２年），王敦以讨伐刘隗为名，在武昌（今湖北鄂州）起兵，声称“隗首朝悬，诸军夕退”。兵到芜湖，他又上表指斥刁协。王敦起兵时，沈充也在家乡吴兴（今浙扛湖州）起兵响应，王敦即任沈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元帝得讯大怒，下诏讨伐王敦，命戴渊、刘隗两军人卫建康。

王敦叛变，建康城里处境最难的是王导。他每天一早就率领宗族二十多人到宫门口请罪，等候发落。刘隗到了建康，与刁协都劝元帝把王氏全族处死。元帝虽未允准，但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王导，他一时也在犹豫不决。在这个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尚书左仆射周顗。周顗进宫见元帝时，王导见了，喊他道：“伯仁（周顗字），我全家百口的性命都拜托你了！”但周顗头也不回就进了宫。王导以为他没有相救之心，非常不满。但是他见了元帝，却极言王导忠诚，不能治罪。元帝被他打消了疑虑，才又召王导进宫，表示对他完全信任。

三月，元帝发布诏书，称赞王导是能够做到大义灭亲的忠臣，任命他做前锋大都督，命周札守石头城，刘隗守江中蒲洲上的金城；另外，使甘卓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陶侃领江州刺史，以攻击王敦的后方。

王敦的兵马从芜湖到建康，沿江而下不足二百里，很快就兵临城下。他采纳部将杜弘的计，首攻石头城。杜弘了解周札为人刻薄寡恩，士卒不肯为他所用，所以石头城不论如何险固，却是最好攻取的地方。果然，杜弘兵到，周札无法抵抗，只得投降。元帝命刁协、刘隗、戴渊等反攻，想夺回石头城，都大败而归。

一战结束后，王敦放纵士卒劫掠，建康大乱。元帝身边只有一位安东将军刘超领兵侍卫。元帝气愤道：“要我的位子，早点说好了，何必把百姓害得这等模样！”他派人向王敦传话：“公若不忘本朝，就此息兵，天下还可以维持。如其不然，联当仍归琅邪旧邸，以避贤路！”他已做好了被废黜的准备。

刁协、刘隗狼狈不堪地来见元帝。元帝痛哭流涕，令两人赶快逃走。刁协年老，马也不会骑，随从又都逃散，他逃到江边，就被人杀了。刘隗则逃往后赵，后来在那里官做到太子太傅。

王敦并不废黜元帝，但这个皇帝也只是徒具名义，朝中任何事情都由王敦作主。周顗、戴渊，一个汝南安成人，是来自北方的有声望人物；一个广陵人，是东南本土的俊彦。这两人都有一个特点，同王敦说起话来，针锋相对，不肯屈服半点儿。王敦正要做些事情压服众人，便把两人杀了。

但这两个人又是有所区别的。戴渊是领兵防范王敦的将帅之一，当然难逃一死。周顗只是言语不让人，属于态度问题。当时王导若肯劝阻，王敦很可能会罢手。无奈王导不知道周顗曾救过他，只记得宫门前喊他不受理睬的情形，便一声不吭。后来王导见了有关文书，悔恨莫及，流泪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这两句话以后传为成语，出典就在这里。

王敦之所以能一举攻下建康，很重要的一点是后方没有发生问题。元帝曾命甘卓、陶侃攻击他的后方，但是远水不救近火。因命令要传到王敦军的后方给甘卓，这很困难，也来不及。而陶侃更远在广州，根本无法驰援。当时的处境，关键在甘卓能否积极主动地“勤王”。他若能以襄阳之众由汉水顺流而下，直达夏口，再东进拊武昌（今鄂州）之背，就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平定王敦的叛乱。王敦当然了解这点，但他之所以敢放胆行动，是因甘卓事先答应过要同他合作。《晋书·甘卓传》说，甘卓内心不以为然，答应合作是假的，但这并不可靠。因为从甘卓的行动看，像是犹豫不决而敷衍一下。王敦起兵上了船时，等甘卓不来，他就派人去催，而甘卓却派人劝他不要发兵。这一着使王敦吃了一惊，他便连忙要使者向甘卓许愿，答应事成之后，给甘卓升官。使者回报后，甘卓仍不采取任何行动。有人劝他，先答应王敦，等他到了建康，再起兵讨伐。他又不肯，说以前先从了陈敏，再又把他推翻，人家说我是为了自身的安危而倒来倒去，心里一直觉得不安，现在不能重蹈覆辙！他这样的话是说了不少，可实际行动则半点都没有。

王敦后方还有湘州谯王承。王敦不怕他，但也希望把他拉过来。他派使者到湘州，请谯王承做他的军司（监察军务的官员）。谯王承却囚禁了来使，起兵讨伐王敦。然而，晋朝的湘州非近代的湖南可比，人口稀少，兵微将寡，谯王承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寄希望于甘卓，派主簿邓骞到襄阳劝他起兵“勤王”。邓骞见到甘卓费尽了口舌，既说平叛可立齐桓、晋文之功；又说若是坐观脚玫，一旦王敦得志，回师西进，甘卓将无立足之地；并且替他分析形势，说襄阳的兵力比王敦留守的部队强大得多，攻克武昌，势同摧枯拉朽，极易得手。

邓骞已经说得极合情理，不料王敦却又送来一个帮腔的说客。原来王敦怕甘卓在他后方动手，即派参军乐道融邀甘卓与他一同东下。不料乐道融不赞成王敦的举动，见了甘卓反而劝他袭击武昌，使王敦因后方失事，不战自溃。他与邓骞唱的是一个调子，甘卓听了觉得有理，才下了决心，发表檄文，声讨王敦，并还派使者到广州，约陶侃一同起兵。当时王敦还没有到建康，武昌城中，谣传甘卓兵到，着实恐慌了一阵。

王敦听得甘卓起兵，惊恐万分。他派参军甘印（甘卓的侄儿）回去见其叔父，传王敦的话说：“足下此举自是臣节，我不怪你。我是因王氏处境危急，不得已而为之，现请足下班师，以后当再结好。”这一席话空洞无物，可甘卓听了竟会心动，以致兵到猪口（在今湖北京山境，离夏口[武汉]还远），就不再前进。

甘卓在观望，王敦则加紧行动。他自己率兵攻建康，另外派兵围攻湘州。建康的战事结束后，王敦即派人执起“驺虞幡”（见第五篇），以朝廷的名义命甘卓停止军事行动。这个老糊涂得知周顗、戴渊被杀，倒流了几滴眼泪，不过又说：“既然圣上和太子都安然无恙，我也可以歇手了。”遂下令返回襄阳。乐道融再三劝他，应进兵彭泽（今江西湖口），截断王敦东西两段的联系，把他一鼓解决，但甘卓不听。乐道融自然不能再去见王敦，竟忧愤而死。

甘卓回到襄阳，丝毫不作戒备。王敦却非杀他不可。襄阳太守周虑受王敦指使，趁他不防，引兵把他袭杀。湘州死守将近一百天，终于陷落。谯王承被俘，后在押解往建康的途中遇害。

元帝气恨成病，于闰十一月中去世，年四十七岁。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明帝。王敦自驻武昌，遥制朝政，建康仍是王导在那里执政。这时北部边境的形势也趋向恶化。大兴三年（３２０年）即元帝与王敦的矛盾表面化之年，东晋在淮北的形势相当稳定。祖逖对河上各坞堡，结以恩信，听任他们脚踏两头船。坞主感激祖逖，后赵有何行动，他们常过来报信。石勒对祖逖有所忌惮，特命幽州官府修建祖逖的祖父和父亲的坟墓，并且写信告诉祖逖，借此要求通使和互市。祖逖不给回信，但允许互市。有个裨将叛投后赵，石勒把他杀死，将首级送交祖逖。祖逖因此也不接纳降人，并令部下不得越境劫掠后赵百姓。边境居民因此稍得休息。大兴四年，戴渊出任司州刺史的任命，使祖逖很不偷快。他认为戴渊所辖地方是自己千辛万苦收复的，无缘无故交给别人去管，太不公平。同年，他去世后，兄弟祖约继任豫州刺史。祖约才能远不及祖逖，后赵乘机南侵。永昌元年（３２２年），祖约退屯寿春，以后形势越来越坏，淮北各军一步步退却，东晋政府不但不能以一兵一卒支援淮北，还需把淮南的军队调到长江边上去打内战，所以到了太宁三年，东晋与后赵便把长淮一线作为边界了。

现在来讲王敦叛变事件的结局。

明帝太宁元年（３２３年），王敦准备夺取帝位。他暗示朝廷召他入朝。他到来后，又得到几种特殊礼遇：黄钺（皇帝或代表皇帝的大臣所持的斧）、班剑（手执木剑从行的勇士二十名）、奏事不名（奏事时不报己名）、入朝不趋（入朝时可以踱方步）、剑履上殿。他又移驻姑孰的于湖城（今安徽当涂），这里离建康更近了。他还铲除敌对势力。义兴（今江苏宜兴）周氏，一族有五人封侯，以前又有过反对北方大族的“前科”。王敦便利用道士李脱以妖术诱骗士民的事，诬周氏与李脱共谋造反，先杀了在自己手下的周嵩、周莚两人，再派人去通知在吴郡的同党沈充，使他杀在义兴的周氏子弟，然后再进兵会稽，攻杀时任会稽内史的周札。义兴周氏与北方大族的矛盾，到这时（太宁二年[３２４年]正月）才完全结束。

王敦的凶焰虽高，但他的日子也不长了。这原因有二。一是叛变不得人心：他的左右也有不少反对派。前面已提到一个乐道融，还有一个参军王峤，在周顗、戴渊被杀时，力持异议，也险些被杀。长史谢鲲是一时的名士，他在幕府不肯干事，但对王敦起兵却表示过不同意见，以后又劝王敦勿杀王峤，而且劝他尊重元帝。王氏本家也有坚决反对他的人。王敦极喜欢的侄儿王允之，晚上躺在床上，听到了王敦和心腹钱凤的私房话。这个小孩假装醉得不知人事，呕吐得脸上衣服上一塌糊涂，仍旧呼呼大睡。钱凤走后，王敦拿火来照，见他如此模样，以为他没有听见什么。不料他回到建康，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父亲廷尉王舒。王舒和王导乂同去告诉明帝，朝廷对于王敦的底细清楚了，这对于平叛有很大的好处。

王敦的心腹只有以钱凤.、沈充为首的一小撮人。沈充远在吴郡，他的身边只有钱凤。钱凤字世仪，与沈充同乡，因沈充之荐，他才进了王敦的幕府。

原因之二是王敦病重，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王敦没有儿子，便以其兄王含的儿子王应做嗣子。太宁二年（３２４年）五月，王敦病重，钱凤问他，以后怎么办。王敦这时倒想悬崖勒马了，他说：“非常之事，寻常人是干不来的。应儿年小，哪里能干大事。我死之后，上策是解散军队，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中策是退回武昌，不废贡献（即保持现状，稍作退步）；下策是在我还没有死的时候，进兵建康，以求侥幸成功。”钱凤对同党说：“公的下策乃是上策。”决定行险侥幸、以求一逞的策略。

建康朝廷也知道王敦患病。明帝打算讨伐王敦，征求光禄勋应詹的意见，应詹认为可行，明帝才下定决心，以王导为大都督，温峤、卞敦、应詹、郗鉴、庚亮、卞壶等大臣都做将军领兵，并调在北面领兵的苏峻、祖约、刘遐等南下保卫京师。王导更利用王敦病重的消息，诈称王敦己死，率领子弟哀悼。人们信以为真，害怕的心理为之一扫而空。朝廷也发表诏书，谴责王敦，号召所部归降，一律不加追究。

王敦在病床上看到诏书，大发雷霆，要领兵攻建康，无奈动弹不得，只能使其兄王含做元帅，与钱凤等进兵建康。七月初，兵到建康秦淮河南岸，温峤因所征外兵还没有到，宿卫兵力薄弱，遂烧毁桥梁，与敌隔水相持。双方都在等待援军。沈充先率一万余人与王含、钱凤会合。朝廷方面刘遐、苏峻的北军也随后到达。钱凤、沈充攻北军失利。其时，王敦已死了多日。起初军中还不知道，后来泄漏了出去，士气大受影响。七月下旬，王含支持不下去，便烧营撤退。

王敦叛变事件完结了。王含、王应逃到荆州被杀。钱凤为江州太守周光所杀；沈充逃亡到旧将吴儒的家中，被吴儒杀了，首级也被献给了朝廷。

朝廷得胜了，然而内部虚弱的情况也完全暴露了出来。就全局来看，东晋已大伤元气。内争的结果总是这样的，这是历史的规律。

十五　苏峻、祖约的叛乱

王敦的叛乱才平定了三年，东晋又发生苏峻、祖约的叛乱。苏峻由平叛功臣转变为又一次叛乱的祸首，究其原因，外戚庚亮是不能辞其咎的。

庚亮字元规，颖川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人，是明帝庚皇后之兄，明帝时做过中书监，也领兵参与过平定王敦叛乱的战争。太宁三年（３２５年）闰七月，明帝去世，年仅二十七岁。他五岁的儿子司马衍即位，是为成帝，庚太后临朝。这时，司徒王导仍录尚书事，依官名是统辖一切的宰相，但实权却都转到了与其共同辅政的中书令庚亮的手里。

庚亮爱好《老》、《庄》，善于谈论。明帝曾派他到芜湖与王敦议事，王敦与他长谈，颇为钦佩。论他的才能，在当时可谓突出，但从他处理政事来看，他却是自信太过，不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以致往往误事。这应该是与他的身份有关的。他以小皇帝的舅父身份来治国，国事几乎就是家事，又当大乱初平的时候，他也不免求治太急。求治太急容易出毛病，古往今来，犯这毛病的不可胜数，庚亮即是其中之一。庚亮还有一个严而不当的毛病。王导当国多年，待人以“‘宽”为原则。庚亮可能是嫌这老翁（太宁三年，王导五十岁，古代可以算老翁了，庚亮比他小十三岁）只会一味地“和稀泥”，便改而从严。从严治国未尝不对，但这必须得当，才能服人，诸葛亮就是靠这条成功的。反之，如果措施不尽得当，必然会招致人们的怨恨。

成帝咸和元年（３２６年），因御史中丞钟雅的劝奏，庚亮杀宗室南顿王司马宗，免西阳王司马羕官，降爵为县王，贬逐大宗正虞胤（元帝虞后弟）为远郡太守。这次处分引起的震动很大，人们多以为是外戚在剪削宗室。让我们看事情的来历。司马宗和虞胤在明帝时分任左、右卫将军，率领禁兵，极受信任。明帝生病时，一天晚上，庚亮有事要进宫见皇帝，向司马宗要宫门钥匙。司马宗不给，骂庚亮的使者说：“这难道是你家的大门？”庚亮对此一直怀恨于心。明帝病重时，不想接见臣下。庚亮就怀疑司马羕、司马宗兄弟和虞胤有什么阴谋，硬闯进宫，要求罢黜司马羕、司马宗兄弟，但明帝没有允准。成帝即位后，庚亮大权在握，左、右卫将军都换了人，司马宗失势，钟雅劾他谋反，认为他有夺权的企图。庚亮即命新任右卫将军赵胤去抓他，他不肯俯首就缚，用武力抵抗，结果当场被杀。庚亮积怨既久，采取的措施又不稳妥，如果用冷处理的办法，不抓、不杀、不贬，只剥夺他的权力、兵卫，就不会引起大的震动了。身为皇帝的舅父，他应该知道，对宗室采取行动是应该谨慎的。成帝年仅六岁，他对这事就有看法。他好久没有看见司马宗了，偶然想起，问庚亮道：“以前常常看见的白头公哪里去了？”庚亮说是因谋反被杀了。成帝一面哭，一面说：“舅舅说别人造反，便杀了；如果别人说舅舅造反，该怎么办呢？”庚亮想不到小外甥会说出这样的话，着实吃了一惊。

庚亮和陶侃、祖约、苏峻这三个握有兵权的人关系都不好，主要是庚亮怀疑三人不可靠。这三个人，陶侃功勋卓著，而在平定王敦叛变中没有什么表现，那是因为远在广州所致。王敦失败后，他已调任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他早年本在荆州立功，声望原好，再来此为官，很受地方人士的欢迎。祖约仍镇寿春。苏峻在破钱凤、沈充时立功最大，事后任历阳（治今安徽和县）内史。明帝死后，遗诏褒（嘉奖）进（加官晋爵）大臣，漏掉了陶侃、祖约。他俩便怀疑是被庚亮删掉的，京城里则传闻他俩都有怨言。苏峻，掖县（今山东莱州，一作挺县人，今莱阳南）人，是书生出身。永嘉年间，他纠合数千家，在本县结垒，有相当实力。因为敌不过曹嶷，就率领一部分人马南渡。他是在乱世中从书生转变为武将的人物。他在历阳有精兵一万，又招收亡命之徒扩充兵力，所需粮草也都要政府供给，得不到满足时就表示不满。司马宗死后，部下卞阐逃到苏峻处，庚亮命苏峻交出，苏峻推说没有这人。庚亮本来就怀疑苏峻有野心，这下出了卞阐一事，双方的关系就更恶化了。

从上述情形看，这三人对朝廷都有些怨言，但是除苏峻有点不守法度外，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因此朝廷应该设法化解矛盾，内外合作，共御后赵，绝不可以采取可能激化矛盾的做法。遗憾的是：庚亮走的是后一条路。

庚亮走的第一着还没有大碍。他派温峤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镇武昌（今湖北鄂州）；王舒为会稽内史，东西两面，与京师相呼应。温峤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需要介绍一下。他字太真，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曾在刘琨处做参军。刘琨派他到江南“劝进”（请琅邪王速即帝位）。王导、周顗、庚亮等都和他友善。他屡次要求北归，都被众人挽留。明帝与他为布衣之交，即位后对他极为倚重，机要密事他无不参与，是个智谋出众的人物。庚亮要在上流设置重镇，牵制荆州陶侃和历阳苏峻，便用他担当这重任。

庚亮的第二着就出毛病了。咸和二年（３２７年），他决心下诏征苏峻回建康，解除其兵权，让他做一个无关轻重的大司农。王导、卞壶都不赞成。王导说：“苏峻必不奉诏，不如暂且包容他。”庚亮认为王导老翁又在“和稀泥”，就说：“苏峻之于晋朝，好比吴楚七国之于汉朝，狼子野心，总有一天要造反，现在召他，即使不服从，为祸尚浅，再过一段时间，势力更强，更难对付。”他说得好像很有道理似的，而没想到还有一条消弭祸事的道路。卞壶争他不过，写信给温峤，说：“本来出足下为外援，现在反恨足下在外，不能一同谏他了。”温峤知道了，也写信去劝。但是庚亮主意已定，再也听不进不同的意见。

庚亮驳王导的话，是在朝堂上公开讲的。苏峻知道了，便派人到建康，对庚亮说：“讨贼外任，不论远近，决不推辞；到朝廷任职，是干不来的。”庚亮当场拒绝，随即任兄弟庚冰为吴国内史，与驻淮北的郭默都领兵戒备，然后下诏征苏峻入朝。苏峻再一次要求调任北边一郡，仍被拒绝。苏峻本人倒有听命入朝的意思，部下任让等却以为入朝不会有生路，劝他造反，苏峻这才决定起兵。从这过程看，庚亮不逼得太紧，事变是可以避免的。

苏峻知道祖约对朝廷有怨气，邀他同讨庚亮，祖约欣然从命。十一月，祖约派侄儿祖涣、女婿许柳领兵与苏峻会合。叛乱开始了，但还没有发生战斗。

温峤得到苏峻拒命的消息，就想领兵东下，保卫建康。庚亮不准，写信给他说：“我担心西面（指荆州陶侃）比担心历阳更甚，足下切勿过雷池一步。”雷池在今安徽望江县东南，雷水人江前在此积而成池。庚亮怕陶侃叛变，要温峤在原地戒备。庚亮怀疑陶侃，说明他对陶侃缺乏认识。但是因这一封信却产生出一个典故，后世常用雷池来比喻不可逾越的界线，这倒是庚亮料想不到的。

当时朝中有人向王导献策，建议趁苏峻的兵还在长江北岸，抓紧进兵扼守历阳江边的当利日，阻其渡江，并利用彼少我众的优势，进逼历阳城，以图一战成功。反之，如果让苏峻获得主动，使兵临建康城下，以致人心恐慌，事情就难办了。王导赞同他们的意见，庚亮却不肯采纳。

十二月，苏峻的部将韩晃、张健等袭陷长江南岸的姑孰（今安徽当涂），夺得储藏在那里的米和食盐。庚亮大惊，才后悔没有抢先争取主动。他只得宣布京师戒严，准备进行防御战了。

咸和三年（３２８年）正月，温峤见形势吃紧，即从武昌（今湖北鄂州）东下，进驻寻阳（今黄梅西南，东距雷池还有一百公里左右）。同月下旬，苏峻亲率主力二万人，从横江（在今安徽和县）渡江，到达南岸江边的牛渚山，击败当地的政府军。二月初，苏峻到达覆舟山（在今南京太平门西）。这次又是那个提出阻敌渡江、先取攻势的陶回，他料定苏峻不敢直指石头城，一定会从南面的小丹杨绕道而来，可以在此处伏兵邀击，庚亮又不肯听。后来他知道苏峻果然是从那边过来，而且夜里迷了路，队伍乱糟糟的，庚亮又一次后悔莫及。

苏峻进逼建康。卞壶率军苦战，抵敌不过，与两个儿子都力战阵亡。卞壶字望之，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因世乱南渡，历仕元帝、明帝、成帝三朝，为人廉洁俭约，办事勤敏，不喜清谈，是当时少见的实干派：他战死时年四十八岁，是晋朝的一大损失。苏峻军在作战时顺风放火，官署都被烧毁。卞壶既败，政府军士气衰落，庚亮亲自领兵在建康城宣阳门（南面正中的城门）布阵，士兵不听指挥，抛弃武器逃散。庚亮无法可想，只得与几个兄弟上船逃往寻阳而去。

应付叛将叛军是王导的差使。叛军攻入时，他命侍中褚翜赶紧请皇帝出来，在正殿上坐定。可怜这个皇帝年才八岁，慌乱之中，只得由褚翜抱将出来，王导等几个大臣都登上御床。王导临时任命刘超做右卫将军，让他和钟雅、褚翜两个侍中立在皇帝身边。叛兵拥上殿来，褚翜喝道：“苏冠军（苏峻官为冠军将军）来觐至尊，军人不得胡来！”叛兵听了，果然不上殿来，但是冲进后宫，大肆掳掠。许多官吏都被军人拉去挑担子，士民的衣服都被剥光，只得拿草拿土遮盖身体。建康城内城外，哀号啼哭之声，不绝于耳。

苏峻占领了建康，对部下都封官晋爵。他们对王导也不得罪，仍旧让他做原来的司徒（宰相）。这些就不必去讲了。

建康暂时处于这样的状态。笔者可以按下这一头，去讲寻阳的事情了。

温峤向来推重庚亮，尽管庚亮是兵败逃来，温峤对他仍极尊重。他们互相推为盟主，温峤的堂弟温充却劝他们推举位重兵强的陶侃。温峤赞成，就派部将王愆期到荆州（今湖北荆州），邀陶侃共赴国难。陶侃推说自己只是地方军事长官，不敢超越本身的权限。温峤几次去人，陶侃都不答应。温峤没有办法，只得顺着他的意思，派人送信去，说：“仁公且守，仆当先下。”使者出发后，参军毛宝从外地回来得知了这一情况，就劝温峤道：“要干大事，必须联合各方，共同合作。应该追回使者，重新写信，说必须一同进兵。万一追不回使者，也要再派人去。”温峤恍然大悟，追回使者，重新写信送去。陶侃果然允许，马上派部将龚登领兵到寻阳。温峤得到了陶侃支援，才宣布讨伐苏峻、祖约。这时己是咸和三年四月了。

陶侃这番再三推托，毕竟是何用意，笔者不妨来作些分析。从陶侃前前后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绝不是那种对兴亡成败无动于衷的人。他字士行，原来是都阳（今江西波阳）人，孙吴亡后，才迁居庐江寻阳。庐江太守张夔用他做主簿。张夔的夫人患病，需要去接一位远在数百里外的医生，其时天寒雪大，属吏都不愿意去。陶侃却认为郡守的夫人好比一郡之母（古代州郡长官自辟属吏，长官与属吏有君臣之谊，故有此比），父母有病怎能不尽心竭力，于是就毅然上路。大家都佩服他确实是个义士。这样一个人怎么会不为国尽忠！

他办事认真，工作效率又高，无论远近来信，都迅即亲笔答复，从不拖延时间。他常说：“大禹惜寸阴，我辈平常人当惜分阴。”他最恨酗酒赌博，幕僚犯了这种毛病，他加以训斥，把器具抛到江中，下级的将吏犯了，还要责打。有人赠送礼物，他总要问明来历，如是勤劳所得，东西虽小，也很高兴地接受；如是从邪路上得来的，就拒不接受，还要严加斥责。他有一次出行，看见有人手执一把尚未长熟的稻，便问用它做什么，此人说是拔来玩耍，他怒道：“你自己不种田，倒去偷人家的稻来玩耍！”命左右把此人责打了一顿。他在荆州时，地方上要造船，他命将所有竹头木屑，统统藏起来。众人不知藏着有何用处。后来大会将吏时，正逢雪后地湿，木屑正好用来洒在地上。桓温取蜀时，造船需钉，他储存的零星竹料正好派上用场。晋朝盛行清谈，做实事的人常被视为庸俗，他这种实干派人物自然是凤毛麟角。

这样一个人，难道会不愿与人共赴国难吗？何况他的儿子陶瞻在建康之战中阵亡，又添了家仇。然则为什么推托？没有其他原因，只为有股怨气，以前你们认为我不配管朝廷大事，现在怎么要请我来主持朝廷大事？如此而已。

他大概觉得“架子”还不够足，又下令叫龚登回荆州。温峤急了，赶紧再写信去，说“成败之由”，全靠他参加与否，捧他“为大晋之忠臣，参桓文之功”，同时也动以利害，说如果江州失守，苏峻、祖约在此设官驻兵，对荆州也有危险，加上北方的后赵、西面的李氏，将处于三面受敌的形势。使者王想期也说：“苏峻是豺狼，一旦得志，四海虽广，仁公焉有立足之地！”于是陶侃下定决心，立即上船出兵，赶往寻阳。

五月，陶侃到达寻阳。温峤自然高兴，庚亮却很害怕，外间也有谣传，说陶侃要斩庚亮以谢天下。但庚亮听温峤之计，一见陶侃，就下拜谢罪，引咎自责。陶侃本无恶意，见他这样，反觉意外。从此三人同心，引兵直指建康。温峤原来只有七千兵，陶侃来后，一共有兵四万，声势浩大，远近震动。

现在轮到苏峻紧张了。他决定坚守石头城，把小皇帝也挟在身边，王导竭力劝阻，也无济于事。这个八岁的小孩哭哭啼啼地上了车，刘超、钟雅徒步相从，不离左右，荀崧等几个官员也跟着前去。成帝进了石头城，住在原来用作仓库的房屋里。刘超天天教他读《孝经》、《论语》，他们除等待局势变化外，别无他法，只能在那里苦度时光。

王导还能够进行些秘密活动。他使人以太后的名义令三吴（吴郡、吴兴、会稽）吏士起义兵救皇帝。庚亮任命的吴国内史庚冰，早已被苏峻赶跑，但是苏峻也分不出多少兵力去防守东部各地，他只能从朝廷官员中挑了一个叫蔡谟的去做吴国内史。会稽郡更是他力所不及的地方。西面义军起后，东部人士的胆子大了，于是会稽内史王舒借一万兵给逃在那边的庚冰，让他渡浙江（钱塘江）西进；吴兴太守虞潭、前义兴太守顾众和蔡谟也都起兵响应。他们的兵力虽不够强大，但至少牵制了苏峻的部分兵力。

苏峻两面受敌了。他在石头城里登上烽火楼，远望江上陶侃等的水军，心里很是害怕。然而，这次平叛却打得很艰苦，拖得也长久。从闰五月陶侃水军开到石头城下，至四年（３２９年）二月中旬才完全结束，前后竟达十个月之久。

苏峻军的战斗力很强。荆、江二州的兵士长于水战，苏峻的兵惯于步战，温峤初到，就有过命令：“将士有上岸者死”。陶侃也说：“贼众方盛，难与争锋”，需要长时间的相持，以寻求破敌的机会。从两人的表示来看，他们对苏峻军都有所忌惮。这样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本来是应该让他们在对后赵的战斗里发挥作用的。这是极可惋惜的事情。

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的都鉴在闰五月中渡江，与陶侃、温峤等会合。六月，虞潭等与苏峻军交战，屡次失利。从建康逃到陶侃军中的尚书左垂孔坦（孔坦是与陶回一同提议先攻历阳的智士）建议，使郗鉴回镇京口（今江苏镇江），加强东面的力量。陶侃依议，于是郗鉴带着后将军郭默到了京口，筑起大业（在今丹阳北）、曲阿（今丹阳）、庱亭（在武进西北）三垒。建康方面，陶部也在靠近石头城的地方筑白石垒。这都是与叛军相持的办法。苏峻果然把白石垒视为眼中钉，出兵猛攻，却拿不下来。大业等垒也遭叛军猛攻，守兵打得很苦，但终于守住未败。

七月中，发生了一件对叛军不利的事件。祖约的部下私通后赵，引后赵军渡淮，祖约逃往历阳，后赵军掳寿春二万余户而去。这是东晋的一大损失。但在这时，苏峻的心腹路永却在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了。九月初，王导得到他的帮助，带着两个儿子，逃到白石垒。但是苏峻的兵势依然很盛，他分遣众将，东西攻掠，都能得手。义军还看不到胜利的曙光。陶侃甚至打算退回荆州，以防西北两面发生意外，至于平定苏、祖二叛，想留待日后再说。但温峤坚持要打到底，还责备陶侃不该“违众独返’。毛宝知道光说没有什么作用，就自告奋勇，领兵上岸烧敌军的粮草。他对陶侃说：“如果我不能成功，仁公自去好了。”陶侃觉得他讲得有道理，分一支兵给他。毛宝果然把苏峻积储在句容（今属江苏）、湖孰（今江宁县湖熟镇）的粮草烧光。苏峻军缺粮，义军的士气为之一振，陶侃自然也坚定了打到底的决心。

九月下旬，义军又得了一次意外的胜利：元凶苏峻授首。

这时，苏峻的骁将张健、韩晃正猛攻大业垒，形势十分危急。陶侃想领兵救援，长史殷羡说：“救大业不如攻石头，石头城吃紧，大业之围自解。”陶侃依计，自领水军进迫石头城，庚亮、温峤、赵胤也率一万步兵从白石垒出击，于是苏峻即率八千人迎战。酣战中，苏峻望见部将匡孝打退了赵胤，心中大喜，便喝了酒，亲自带着几名骑兵，向前冲去。不料在冲锋受阻，想要退回时，坐骑忽然失足跌倒，义军将校彭世、李千等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把矛脱手掷去，几支矛都正中苏峻。众将一拥而上，割下他的首级，还分割躯体，好去报功。义军见斩了苏峻，都高呼万岁，岸上江上声震天地。

然而，石头城没有拿下，战斗并未结束。苏峻既死，其手下又立他的兄弟苏逸为主，死守石头城。韩晃等解了大业之围，也回到石头城。

咸和四年（３２９年）正月，建康城里的晋官陆哗等说服守将匡术，投降了义军。但石头城里，刘超、钟雅想带上小皇帝，逃走出城，被苏逸发觉，两人都被杀害。成帝的处境更苦了。

战斗终于进入了最后阶段。义军分兵攻历阳，祖约只带了几百人逃往后赵，余郡投降。二月，义军攻克石头城，杀死苏逸。一员将官抱起成帝，把他送上温峤的座船。张健、韩晃等流窜到平陵山（在今江苏溧阳境），被郗鉴派的追兵解决。平叛至此完全结束。

在这场事变中，建康的官室都化为废墟，两支可以用来与北方对抗的精锐部队也消耗殆尽，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内耗如此之甚，晋朝的复兴当然是不可能的。

十六　庚氏弟兄收复中原的尝试

从晋成帝咸康年间（３３５～３４２年）起，中经康帝建元元年至二年，到穆帝永和元年（３４５年），庚亮、庚翼试图收复中原和巴蜀的十年辛劳，结果是一事无成。本篇叙述他们尝试的经过，并分析他们无所成就的原因。

讲述本题，必须先交待咸和四年（３２９年）平定苏峻、祖约之乱以后的政局。

叛乱初平的时候，庚亮很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甚至要求“阖门投窜山海”，但经过外甥皇帝劝慰，他就出任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守芜湖去了。他与江州温峤、荆州陶侃是沿江三个统帅，也都是平叛的重要人物。

这年四月，即叛乱过后才两个月，温峤去世，这是东晋的重大损失。这位温太真的公忠谋国精神，实在庚、陶两人之上。我们只要看一下他在平叛时的表现，就可以知道这不是虚夸。不过，他举荐刘夤继任江州刺史，却是看错了人。此人在任不好好办事，只顾做生意捞钱。有人弹劾他，要求免他的官。十二月，与他有怨的后将军郭默就假造诏书，把他杀死。

王导拿这员勇将没有办法，五年正月，用和稀泥的办法，任他为江州刺史。陶侃在巴陵（今湖南岳阳，平叛后从江陵移此）得讯大怒，写信给王导说：“杀刺史就当刺史，那么杀宰相就给他做宰相吗？”王导只好承认这是无可奈何，暂时忍耐的缘故。陶侃立即出兵讨伐，庚亮也要求讨郭。两路兵到，郭默抵敌不过，部将就把他捆绑起来献到陶侃营里了。五月，江州事件结束，朝廷就让陶侃兼领江州。这是陶侃军功达到顶点的时候，共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几乎管辖了半个东晋。慕容廆希望与东晋合作讨石氏后赵，写信给陶侃而不给别人，就因为他是威名最高的人（参见第十二篇）。

从陶侃的事迹来看，他并不赞成北伐，原因是没有机会，也没有力量。他的军队，长于水战，不善步战，与苏峻的军队就打得那么艰苦，再要同后赵打大仗，显然力所不及。这一点，陶侃心里当然明白。他镇守武昌时，有人主张应该分兵守北岸的郑城（今湖北黄州西北），他听而不答。此人说之再三，他就渡江打猎，指点形势，对将校们说：“我们靠长江天险御敌。郑城在北岸，形势孤立。在这里屯了兵，将士贪利，一定要去掳掠夷人，夷人不能忍受，一定会去引敌军来犯。这不是御敌之计，而是惹祸的根子。以前吴国用三万人守此城，现在即使有这么多的兵力，对江南也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敌国有可乘的机会，也不会从这里发动进攻。”陶侃这番话至少说明：其一，他主张对北方后赵取守势；其二，后赵也没有可乘的机会（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陶侃只在后赵进犯时才作些必要的反击。咸和五年（３３０年），襄阳守将周抚受敌军恫吓弃城逃走。赵军渡汉水，毁襄阳城而去后，又留兵守樊城。不久，晋兵收复襄阳。七年，赵将郭敬又攻陷襄阳。这一次，陶侃反击了。他乘郭敬东进掳掠时，命儿子陶斌与桓宣乘虚袭樊城，击败郭敬回救之军，又另派一军攻拔新野。郭敬不敢再战，弃城而去，晋军又收复了襄阳。战后，陶侃留桓宣守襄阳。他守襄阳十余年，防守很有成效，时人以为仅次于祖逖。这次反击是成功的，然而我们必须知道，桓宣不是陶侃的老部下，他是在祖约参加叛乱时与他分手的，他所领的兵原来长于陆战，陶侃收复襄阳，主要是靠这一支兵。

我这样讲不是贬低陶侃，倒是肯定他知己知彼，不做力所不能及的事。这其实也是一种长处。

咸和九年（３３４年）六月，陶侃以七十六岁的高龄去世。石勒、慕容廆已在上一年中去世；成主李雄也在陶侃死后不久去世。历史舞台上几乎是同时换上了一批新人物，这倒是不很多见的。

陶侃一死，庚亮继之执掌长江上游的军政大权，任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豫、荆三州刺史，镇武昌。

庚亮这个人缺点很突出。《晋书·本传》的“史臣曰”给了他八个字的评价：“智小谋大，才高识寡。”这评得一点不错。他掌权以后，大概把过去酿成苏、祖之祸的过失忘得一干二净，又把王导看作大奸臣，说他“欲愚其主”，并约镇守京口（今江苏镇江）的郗鉴，一同起兵废王导，遭郗鉴拒绝。参军孙盛也劝他不可如此，说王公决计没有这样的罪过，他方才打消念头。陶侃的儿子陶称是南蛮校尉，也是庚亮的属员。他知道这件事，就秘密通知王导，王导却写信给他说：“庚公是皇帝的舅父，要好好地服事他。”有人劝他要有戒心，他说：“我与元规休戚相同，决计没有这种事情。假使真有其事，元规若来，我便解职归私第，没有什么可泊！”这是咸康四年（３３８年）的事情。这次庚亮如果一意孤行，岂不又要引起一场祸事。

庚亮有志收复中原。这自然是好，但措施必须得力，如果贸然从事，反遭损失，那就不好了。对于时机，庚亮只看到石勒已死这一点上，却不顾虑后赵用兵常以石虎为元帅，而此人正是敌国的新君。他命毛宝、樊峻领兵一万，戍守邾城，这又正犯了陶侃早有预料的错误。他在调兵遣将时，忽然历数陶称的“前后罪恶”，把他斩首，分明是因为知道他泄了自己的“密”。这种做法，怎能使人信服。

咸康五年（３３９年）四月，他上疏声称：“胡强蜀弱，拟率十万大军移镇石城（今湖北钟祥），诸军布列江、沔（汉水），准备伐赵。”

朝廷大员对他的主张，除王导大约是不愿或不敢反对外，多数都表示反对，蔡谟讲得尤其透彻。他认为绝对不可以不计强弱而轻举妄动。他回顾过去，说祖逖与石勒对峙时，石氏只有河北之地，比之今日石虎的版图，不过四分之一。祖逖当时占不了便宜，如今庚亮怎么能够取胜。他的结论是：北人便于用马，南人便于用船，所以“胡若送死，则敌之有余；若弃江远进，以我所短击彼所长”，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成帝根据他们的意见，下诏不准移镇，庚亮只得服从。

几个月后，王导、郗鉴相继去世。郗鉴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山东嘉祥南）人，享年七十一岁。他死后，庚氏的权势更盛。庚亮的兄弟庚冰任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录尚书事加个‘参”字，表示地位权力略低），代王导辅政。弟兄两人，一内一外，庚亮以为移镇石城再也不会遇到阻力了。不料晴天一个霹雳，邾城失守，他再也不敢重提旧议了。

陶侃的看法果然正确。石虎把都城设防看作眼中钉，命夔安、石闵等率五万人攻扰边境，用二万人攻邾城。毛宝求救，庚亮以为城池险固，不急于发兵：咸康五年九月，邾城陷落，毛宝、樊峻突围出走，苦于前临大江，从城里杀出来，哪里去找船，结果都溺死在长江里。后赵攻扰北边的军队深入到石城，围攻了一阵，方才退走。

庚亮雄心受挫，自然郁郁不乐，到第二年（咸康六年，３４０年）正月便去世了，年五十二岁。兄弟庚翼继镇武昌，任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庚翼字稚恭，其时年仅三十六岁。很多人怀疑他不能够胜任，但他管理军府的才干却很是见长，几年之后，公私都很充裕，人们对他大为赞赏。

庚翼有志灭胡平蜀，他对人才的看法也有独到之处。他与桓温友善，曾向成帝推荐，说桓温有英雄之才，请成帝不要把他当作寻常人物。后来桓温建立的功业，果然不是东晋多数军政领袖所能企及的。杜乂、殷浩才名极高，殷浩尤为特出，一般人都把他与管仲、诸葛亮相提并论。庚翼却说：“这等人应该束之高阁，等天下太平，再考虑安排什么地位。”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看法完全正确。殷浩所长不过两条：一是精读《周易》、《老子》，善于“玄言”，口头、笔谈都行，是个清谈能手；二是架子大，请他做官他不做，如此而已。慕容皝的使臣刘翔到了建康，根据目睹的情况，在宰相何充等的宴会上，把江南士大夫狠狠地批评了一通。他说：“四海板荡（以《诗经》的《板》、《荡》篇名喻国家大乱），已经超过三纪（十二年为一纪）……而诸君宴安江左，肆情纵欲，以奢靡为荣，以傲诞为贤，如何能尊君济民呢？”不肯出山是“傲”，口谈玄言是“诞”，这“以傲诞为贤”五个字，正说中了时人拔高殷浩的不当。庚翼主张把这种人束之高阁，对得很，不过庚翼的言行似乎不完全一致，他仍想把殷浩召入幕府，但殷浩不肯从命。

咸康八年（３４２年），只有二十二岁的成帝病死。庚冰作主，立成帝的同母弟岳，是为康帝。康帝建元元年（３４３年），后赵汝南太守戴开率所部几千人向庚翼投降。同年七月，庚翼决心要发动北伐。从他上的奏疏来看，他选的时机其实并不恰当。

他说石虎年已六十，“奢淫理尽，丑类怨叛”，认为敌国有内部矛盾可以利用，但一个地方官带几千人来投降，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裂痕，并不能证明其内部有严重的问题。不过，他接下去所说，倒是在理，即担心后赵一旦并吞了辽东（当时石虎大事征发，准备攻燕、攻晋、攻凉），扫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南向，江南形势就有危险，所以必须趁早北伐。

这个决定，行险侥幸的味道太浓了。后赵前番攻燕，大败而归（３３８年事，见第十二篇），何以见得燕会亡呢？庚亮北伐之谋不能实现，数年之后，形势依然，有何把握呢？再说，如果详细了解敌情，可以知道石虎征发过度，百姓难以忍受，那么应该等待他们内部矛盾的发展，不宜急于行动。可庚翼不这样考虑问题，而是急于用兵，不是行险侥幸又是什么呢？

庚翼命桓宣为梁州刺史，向丹水方向进军；同时在所属江、荆、司、雍、梁、益六州境内征发奴、车、牛、驴、马。他本人想移镇襄阳，恐朝廷不准，只说移镇安陆（今属湖北）。九月下旬到了夏口，他再上表请移镇襄阳。他选择襄阳做经营中原的基地，并没有错。正如他在夏口上的表中所说，襄阳本来是荆州旧日重镇，西向关中，北进中原，都极方便。但他的军队不过四万，征派来的牛马，又都瘦弱不堪，加以冬季已近，汉水上流水量不足，水陆运输都很困难。北伐难以成功，其实是不待智者就可以明白的。

庚翼到了襄阳，大会僚佐，表示决心，以振作士气，朝廷也命庚冰进镇武昌，做他的后援。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只打过一个极小的胜仗。一股五六百名骑兵从汉水北岸的樊城出来活动，庚翼派将军曹据出击，消灭了将近半数的敌兵，掳获了一百匹马，如此而已。他寄予厚望的桓宣，于建元二年（夕阵年）在丹水被后赵李罴击败。庚翼恼恨，狠狠地贬了桓宣的官。桓宣年老经不起这番挫折，不久便死了。北伐至此再也进行不下去了。

建元二年九月，康帝去世，年二十三岁。在此前后，庚氏兄弟的精力都集中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他们主张立长君，即元帝的幼子会稽王司马昱，宰相何充却主张立康帝的儿子聃。康帝赞成何充的主张，在去世前立聃做皇太子。他一死，何充就用遗旨立这个两岁的小孩子做了皇帝，是为穆帝。庚氏兄弟在这件事上吃了败仗，他们的权势就维持不了多久了。

同年十一月，庚冰去世。庚翼孤立，不能留在几千里外的襄阳，只得让司马毛穆之辅助儿子庚方之守襄阳，自己还镇夏口，修缮军器，积草囤粮，以作北伐的准备。

穆帝永和元年（３４５年）七月，庚翼在夏口去世。年四十一岁。他遗表让儿子庚爰之代理荆州刺史。但是朝中没有能够支持庚家的人了，何充说得好听：“荆楚，国之西门，得入则中原可定，失入则社径可忧，岂可以白面少年当之哉！”他提议用桓温做荆州刺史。何充并非出于公心，但说得也是，爰之、方之两个白面少年怎么能与桓温相提并论呢！

十七　桓温灭成汉

庚亮、庚翼都想“灭胡平蜀”，都知道“胡强蜀弱”，但是他们都不肯先易后难，结果都一事无成。桓温任荆州刺史后，决定先从李氏的汉下手，于穆帝永和三年（３４７年）一举灭蜀。晋朝南迁之后，这是第一次收复大片国土的胜利。

取蜀为什么不难？因为蜀有必亡之势。这是本篇首先必须说明的。笔者在本书第六篇里讲过：李雄建立成国后，蜀中在中原板荡的乱世曾是一个安定的地区。他的堂弟李寿在位后，把国号改作汉。这个国家在李雄死后，很快就变得不安定了。

李雄其人，有颇多可为称道之处，不忘晋室即是一端。他在答凉州张骏书中说，他本来无心于帝王，“进思为晋室元功之臣，退思共为守藩之将”，但又恨“晋室陵迟，德声不振”。巴郡告急，说遭晋军攻击。他并不着急，倒说只担心琅邪王〔晋元帝）受石勒侵逼，现在既能兴兵，说明国势不弱，令人高兴。他对凉州使者张淳更说：“我的祖父、父亲都是晋朝臣子……琅邢王若能在中原中兴大晋，我愿意率众归附。”

可惜的是，他毕竟只是一个流民领袖，对于怎样创立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权却是外行，如在立太子一事上就留下了祸根。他有十多个儿子，却立侄儿李班做太子。群巨都劝他立亲生的儿子，他却说自己的位于本来是兄长李荡的，而李班又仁孝好学，就不接受众人的劝告。晋咸和九年（３３４年），李雄死后，李班即位，李寿以遗诏辅政。李雄的儿子李越从外地奔丧还成都，便和兄弟李期商议夺权。他在成都逗留了许多日子，李班丝毫不起疑心，结果被他杀死在殡官里。李越立李期做皇帝，把李寿打发到涪城（今四川绵阳东）去做梁州刺史。

李寿和李期、李越兄弟互相猜忌。李期时常派人到涪城观察李寿的动静。李寿向巴西名士龚壮请教保全自己的办法。龚壮本来不赞成李氏割据，便劝他推翻李期，向东晋称藩。李寿身边。也有几个人赞成这个主意。晋咸康四年（３３８年），李寿即引兵袭成都，废李期，杀其亲信用事多人，纵兵大掠，城里乱了好几天才定下来，李期被幽禁了没有多少日子便自缢而死。

李寿起兵之初，对天发誓，歃血盟众，说要向晋称藩。但得了成都后，他却听亲信任调等的话，自己做了皇帝，并把国号改称为汉。在作此决定之前，他曾命卜者起一个卦，卜者说：“可以做几年皇帝。”任调高兴地道：“‘做一天就很了不起，何况几年！”另一个亲信解思明不以为然，说：“几年皇帝怎么及得百世诸侯（向晋称了藩，便是诸侯）！”李寿却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任侯的话是上策。”做一天皇帝就死也愿意，李寿和任调都成了皇帝迷！

李雄为人，宽厚俭约，但是就在他在位的时候，其子弟已都奢靡成风。打天下的目的本来是求富贵。天下（不管这天下是大是小）到了手，不享受岂不是傻瓜，于是蜀中很快出现了“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植无地”的情况。

李寿和后赵石虎通使。使臣从邺回蜀，大讲邺中繁华，宫殿壮丽，听得李寿心向往之。使臣又讲石虎严刑峻法，所以能控制境内，没有人敢不服从。李寿听得心痒痒的，从此把石虎当“样板”，一心一意地模仿。他从各郡征发壮丁，充实成都，让这些壮丁大造宫殿，挖河道，引水进城。他嫌父兄（李寿是李骧的儿子）过于寒酸，根本不想听到他们的事迹，便命臣下不得再提。李寿做了五年皇帝便死了。他的儿子李势即位。其时是晋康帝建元元年（３４３年），也就是上篇所说庚翼移镇襄阳之年。

李势荒淫无道，要谁的女人，便杀掉她的丈夫。他不理国政，又不信任大臣，祖父和父亲的旧人都受到排斥。他没有儿子，兄弟李广请兄长立他为太弟，李势不答应。李寿的谋士马当、解思明都劝他答应，以团结兄弟。李势怀疑他们内外勾结，派李奕袭击涪城，把李广抓回成都，李广被迫自杀，马当、解思明也被他全族处斩。解思明谋略出众，马当能得人心，李势杀这两人，等于斩断自己的膀臂。

李奕见李势无能，想夺他的位子，从驻地领兵攻成都。百姓怨恨李寿父子，踊跃从军的有好几万人。但是李奕勇而无谋，单骑当先冲锋，被城上守兵一箭射死，全军就瓦解了。

蜀中情势如此乱糟糟的，灭它自然容易。桓温的决策是正确的。

桓温这个人，与一般的晋朝士大夫很不相同。桓氏是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龙亢集）人。他的父亲桓彝任宣城内史，在苏峻叛乱时，守境力战而死。桓温娶南康公主为妻，是皇室的女婿，然而少年时就英气逼人。桓彝之死，与泾县县令江播有涉。他立志报仇，江家知道了常作戒备。江播死后，三个儿子在孝帏中也备有利器。其时桓温十八岁，他冒充吊客进门，出其不意，先杀了一个，两个逃走，也被他追上杀死。

他和刘惔友善。刘惔字真长，沛国相县（今安徽濉溪西北）人，是会稽王昱的“谈客”。会稽王也善于清谈。桓温曾问刘惔：“会稽王谈玄言有没有进步？”刘惔答道：“大有进境，然而总是第二流。”桓温又问：“第一是谁？”刘惔道：“本来就是我辈。”他和会稽王昱等，是一群身着宽袍、手执座尾、整日口谈空言的书生。有一天下雪，桓温出去打猎，先到刘惔处，刘惔见他一身戎装，就问：“老贼如此装束，意欲何为？”桓温道：“我不做这等事，卿等怎能坐谈？”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隐含桓温对于清谈家的看法。刘惔大概也懂得他的心思，也佩服他的能力，深知会稽王昱等清谈家绝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曾劝会稽王昱，不可使桓温居形胜之地（做荆州刺史就是居形胜之地），不能让他任太高的官职。他是料到桓温会发展到图谋夺取晋朝天下的。

永和二年（洲陌年）十一月，桓温出兵伐蜀，使袁乔率二千人为前锋。他上了表就出发，所以朝廷虽有异议，也无从阻止他了。朝中的议论多以为蜀中地形险阻，路途又远，桓温兵力不大，难以取胜。刘惔却以为必能成功，众人问他根据何在，他说：“从赌博可知。桓温赌博的手段极精，非一定能赢绝不出手。只怕灭蜀之后，朝廷都得听他的而已。”此人是真正了解桓温的。

李势仗着蜀道险阻，不作战备。桓温长驱深入，至永和三年（３４７年）二月，已经在离成都不远的平原地区上大耀军威了。李势这时如梦方醒，急命叔父李福、堂兄李权、将军昝坚等领兵迎敌。昝坚不知根据什么，领兵到了犍为（今四川彭山东）。三月，桓温到了彭模（今彭山东北），这里离成都只有两百里。昝坚与桓温走的不是一条路，他不知晋军何在，只在驻地傻等。

桓温与众将商议进兵方略。有人主张分兵为二，两路挺进。袁乔反对，他说：“此刻悬军万里之外，得胜可立大功，败了就全军覆没，必须合势齐力，不可分兵。应当丢掉锅子，只带三天粮草，表示有去无还的决心，全力进攻，必可成功。”桓温依计，只留参军孙盛、周楚带少数军队守相重，他自己引兵直取成都。

李福攻彭模，被孙盛等击退。桓温和李权遭遇，三战三胜，汉兵溃散，逃回成都。待桓温进至成都近郊，昝坚才发现自己的失误，赶忙回来，但见晋军已逼近成都，所部军心慌乱，竟不战而溃。李势派的几支兵都完了，他垂死挣扎，领兵出城，在笮桥（在成都西南）迎敌。这是灭汉的决战，也是惟一的一次硬仗。晋军开头打得并不顺利，参军龚护阵亡，汉军的箭射到桓温马前，军心有些动摇。这时，突然鼓声大振，袁乔拔剑指挥，将士誓死力战，于是大获全胜，便又进到成都城下，放火烧其城门。李势连夜逃往茵萌。他自忖无法再战，只得修了降表，派人送到军前投降，成汉就此灭亡。从太安元年（３０２年）李特起兵起算，共六世四十六年；若从李雄称王起算，还得减掉两年。

笮桥之战有一个问题还需要说几句。战鼓之声从何而起？史籍的记载是这样的：“众惧，欲退，而鼓吏误鸣进鼓。”《晋书·桓温传》、《资治通鉴》均同。笔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当时只是有些动摇的朕兆，主将没有下令撤退，此其一；古人打仗，击鼓进兵，鸣金收兵，不会有什么“误鸣进鼓”，此其二。我估计是袁乔见情况紧急，来不及向桓温请示，便命鼓吏加急擂鼓，以振士气。这样似乎比较合于情理。

蜀事还有余波。好几个蜀将起兵反晋，被桓温、袁乔等打败。桓温留驻成都三十天，班师还江陵。李势被送到建康，封归义侯，后来在建康病故。晋军主力撤退后，蜀将隗文、邓定等进入成都，立范长生的儿子范贲做皇帝，到永和五年（３４９年）才完全平定。

灭蜀大大地提高了桓温的声望。以会稽王昱为首的朝廷，一面替他加官晋爵，封临贺郡公；一面设法牵制，会稽王昱因扬州刺史殷浩名气极大，引为心腹，作为对抗桓温的手段。但他想错了，桓温哪里会把只配束之高阁的人物放在心上。还是王羲之有见识，殷浩用他做护军将军，作为一条膀臂。他劝殷浩与桓温合作，使内外协和。殷浩不听，终于酿成日后的恶果。羲之是王导的侄子，在历史上以书法著名，但他绝非仅是一位书法家。

十八　石虎父子、冉闵

石勒于晋咸和八年（３３３年）去世，年六十岁。从进据襄国起算，共二十二年；从称赵王起算，在位计十五年。他虽不免有些横暴。如姐夫张越偶因言语得罪，便命力士把他先打断了腿而后杀死；谋士徐光因态度傲慢，竟连家属也被囚禁了一阵，然而总的讲来，他还是十六国时期的一个优秀领袖人物。

他统一了北方绝大部分地方后，又逐步南进，曾两次攻占襄阳，并从海道进兵，攻掠南沙（今江苏常熟西北）、娄县（今太仓）、武进。如果天假以年，石勒是不会满足于只当北朝皇帝的。然而他在灭亡前赵后，只过了两年多便死了，而且身死之后，国内便出现了问题，一个商纣王式的人物夺得了帝位，于是，后赵将在短期内灭亡的趋势，便无法逆转了。

石虎是石勒的侄子，也是他部下最重要的将领。从第十三篇中，读者可以看到，后赵用兵，常以石虎为主帅。石勒早年与母亲王氏失散，刘琨想争取石勒，找到了王氏和石虎，并送到石勒军中。石勒知道这个少年性格残忍，但是喜欢他能打仗，对他极为倚重，一直封到中山王。

石虎带兵时，攻破城池就大肆屠杀。石勒有没有禁阻或劝诫呢？史籍上找不到有关记录。从他一贯如此来看，想来是没有受到禁阻劝诫，那也就是石勒的不是了。

石虎自以为功高盖世，又是嫡亲侄儿，预计石勒身后，帝位一定是自己的。但是石勒即位时，宣布立儿子石弘为太子，石宏为大单于。他的期望完全落空，便顿起歹念，对儿子石邃说：“等主上晏驾之后，决不让他们留一个活口！”

石勒身后会出乱子，程遐、徐光都料到了，而且都同石勒讲了，但石勒本人却似乎闻而未闻。

太子石弘是个文文绉绉的读书人。有一次，石勒对徐光说：“大雅（石弘的字〕文静得很，不像将家之子。”徐光说：“汉高祖于马上取天下，文帝以安静守天下，今日之事，正合于此。”石勒听了很高兴。徐光趁势说：“皇太子仁孝温恭，中山王雄暴多诈，陛下千秋万岁之后，臣担心社稷将不是太子所有，应该逐渐剥夺中山王的权力，让太子早日参与朝政。”石勒听了，觉得有点道理，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又有一次，程遐对石勒说：“中山王勇悍权谋，群臣无人能及。除陛下之外，他心目中看不起任何人，加以性情残暴，久为将帅，两个儿子（石邃、石宣）也都掌握兵权。陛下在，不会有什么事，异日恐怕不是少主之臣，应该早日除掉，以免后患。”石勒还是听不大进，说：“现在天下未定，大雅幼弱，需要强有力的帮手。中山王是骨肉至亲，正该委以伊尹、霍光一般的重任，怎么会如卿所说！莫非卿伯不能以国丈的身份掌权！尽管放心，我会让卿参与顾命的。”程遐见石勒怀疑他有私心，不禁梯泣而言：“中山王虽是皇太后抚养成人的，究非陛下亲生可比，若不除掉，后患无穷！”石勒仍是不听，看来上次听了徐光的话以后，他考虑了一番，觉得不会有问题，所以这回竟完全听不进去了。

程遐把这情形告诉徐光。徐光说：“中山王恨透了我们两人，恐怕将来非但危国，而且还有家祸。”他决心寻个机会再和石勒谈一次。有一天，石勒说起“吴（指东晋）、蜀（成汉）未平”的事，徐光便说这不过是四肢的疾病，只有中山王权势太大，才是腹心之疾。他举出实事为证，说看到中山王在东宫宴会上有看不起太子的神情，“臣恐陛下万年之后，不可复制也！”

这次，石勒似被触动，便命皇太子也参与朝政。中山王从此门庭冷落，他就更为不满了。石虎的力量是兵，不剥夺他的兵权，任何其他措施都无济于事。何况史籍上也没有记载他采取过什么有关措施。

晋咸和八年（３３３年），石勒病重，召太子石弘和石虎到宫中侍奉。石虎就假传诏书，命群臣亲戚都不准入内。石勒的病情，宫外的人得不到任何消息。秦王石宏原来镇守邺城，彭城王石堪原来镇守河南（洛阳）。石虎为防他们在外地与自己作对，假传诏书召他们回襄国。石勒病情略有好转时，看见秦王，大为震惊，问道：“我让你镇守地方，正是防今天之事。你是自己来的？还是有人召你来的？谁召你的，查明立斩！”石虎害怕，抢着回答：“秦王思念陛下，来了没几天，现在马上让他回去。”过了几天，石勒再问，石虎推说秦王早已走了，其实他仍被留着没让走掉。原来石勒使石宏（《晋书·载记》先说是石弘，后面讲病中时事时说是石宏）镇邺，配禁兵一万，用老部下王阳（初起时八骑之一）统帅各族胡人，目的在于一旦襄国发生意外，就可以牵制。无奈秦王不是石虎的对手，一召即来，就不起任何作用了。

七月十五日，石勒去世，临终遗命，要石弘弟兄以司马氏为鉴，始终友爱；叮嘱石虎要学周公、霍光辅佐少主，千万不要做让后世人当作话柄的事。可这些话又有什么用呢？石勒豪杰，不能为身后作出妥善的安排，以致北方再次分裂，生灵涂炭，实在令人惋惜。

石弘不敢嗣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要让给石虎。石虎偏不准许，非逼他做皇帝不可，还把程遐、徐光抓起杀掉，自己做丞相，封魏王，将石勒的旧臣全部调任闲职，要害部门都改由自己的亲信把持。

后赵很快发生内江。石堪出逃，想到兖州，以石勒的小儿子南阳王石恢为盟主，起兵讨石虎。他被追兵抓到，押回襄国，用火烤死。母亲刘太后也被废杀。石恢也被召回襄国。镇守关中的石生、镇守洛阳的石朗相继起兵讨石虎。他们都敌不过石虎，兵败身死。

石虎看各地的敌对势力都已失败，认为可以取而代之了。晋咸和九年（３３４年）十一月，他命右仆射郭殷进宫，废石弘为海阳王。群臣向石虎“劝进”，他假惺惺地推说不敢当皇帝，暂称“居摄赵天王”。他把石弘和母亲程太后以及石宏、石恢都监禁起来，不久又全都杀掉。

石虎是个认为靠了暴力就什么都能办到的暴君。他的儿子石邃、石宣、石韬都和父亲持同样的态度。石虎统治十五年，大兴劳役，大动干戈，父子兄弟相残杀，终于身死国灭，为天下后世所耻笑。

晋咸康元年（３３５年），石虎迁都邺。他在邺和襄国，都大规模兴建宫殿，珠帘玉壁，穷极奢华，增选宫女竟达一万余人。他出行时，从驾的“卤簿”（仪仗队）有女骑士一千名，衣饰华美，其实是一群女奴。他命人把洛阳曹魏时铸造的钟虡（钟[乐器]和木架）、九龙殿、翁仲（一对大铜人）、铜驼、飞廉（铜制怪兽）搬到邺。一具钟落到了河里，招募了三百名能够潜水的民工，再用上百头牛，才把它捞起。其时大旱，一斤金子只能换两斗粮，而兵役劳役丝毫不减。民生艰难，民怨沸腾，社会矛盾非常严重。

统治集团的互相残杀也开始了。晋咸康三年（３３７年）正月，石虎正式即位，称大赵天王。他终日沉醉于酒色之中，政事多让太子石邃处理。石虎为人喜怒无常。石邃有时禀报政事处理情形，他嫌烦，便说：“小事一件，何必禀报！”有时不报，又恨道：“为什么不报！”并加以责打。石邃性格本极残暴，有时将美人斩首，把头上的血洗掉，放在盘上给宾客观赏，还把美人的肉煮了，与宾客同吃。他恨父亲凶恶，对中庶子（东宫官）李颜等说：“我想行冒顿之事〔冒顿杀死父亲，夺单于位），卿等肯跟我干吗？”李颜等都吓得不敢开口。这年七月，他诈称有病，石虎要去探望，他尊信的龟兹和尚佛图澄曾劝他不宜去东宫，他想起了和尚的话，便中途折回；再又想想，觉得父子之间不会有什么问题，便派一名可信的女尚书去视察。太子见了她，拔剑就刺。石虎大怒，把东宫官李颜等唤来查问，才了解真相。于是把石邃夫妇子女和东宫官等，全部杀死，改立石宣为皇太子。这是石虎父子自相残杀的第一幕。

经历这次骨肉惨变，又面临着民间的严重饥荒，稍有头脑的统治者总会采取一些调整性的措施，以缓和各方面的矛盾。石虎却一切照旧，终于导致了更严重的危机。

石虎任儿子石韬为太尉，与太子石宜分日轮流批阅尚书奏事。司徒申钟进谏，指出这有双重错误，一是太子管朝政，已有石邃的前车之鉴；二是两人轮流管事，势必引起纷争。申钟语重心长地提醒石虎：“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但是不到大祸爆发的时候，石虎是不会醒悟的。

石虎有并吞天下的野心，但是在他称大赵天王以后的十来年间，取得的进展却很有限，而在辖区中造成的灾难却很严重。

对鲜卑段部的战争收获较大。段部屡次攻扰后赵边境，甚至在晋咸康四年（３３８年）初占领了蓟（今北京城西南）。在此之前，赵已与辽东的燕慕容氏订定攻段的密约。这年三月，燕兵攻掠令支（段部的首府，今河北迁安西）以北各城，段部的首领段辽使兄弟段兰领兵追击，中伏大败。后赵大将支雄又乘虚收复蓟城。段辽知道段兰已败，不敢恋战，放弃令支逃走，赵军追击，又获大胜。这是次代价不大的战争。但是石虎怪燕王慕容皝掠夺了一大批人民和牲口后，不来会师，就此撤兵，于是决定大举攻燕，这是极不明智的。

五月，石虎以数十万之众进攻前燕，声势惊人，望风投降的属邑有三十六座。赵军包围棘城（今辽宁义县西），猛攻了十多天，没有占到半点便宜，被迫撤走。燕兵乘势追击，斩获三万多级。这时的赵兵因久战疲乏，只想逃窜，竟抛弃武器甲青、溃不成军。

石虎咽不下这口气，加以在下一年的小冲突中又吃了亏，便于晋咸康六年任如年）大举征兵征粮，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准备。他命五丁取三、四丁取二，连邺城旧兵，共达五十万人；再运粮一千一百万解到乐安城（在今河北乐亭东北）；还搜括民间马匹，有敢藏匿的即予腰斩，共得四万多匹；又命靠近燕境的居民一万多户迁到内地。这些数字，隐藏着多少民间的血泪啊！

前燕为防敌大举进犯，慕容皝亲自领兵，出其不意，向西绕道，从蠮螉塞（今北京昌平县居庸关）进入平原地区，向南打到高阳（今属河北，距北京在一百公里以上），到处焚烧积聚，掳去人口三万多家。后赵蓟城守将石光关紧城门，不敢出击，眼睁睁地望着燕兵饱掠而去。燕兵烧掉了多少东西，史无明文，估计大部分的积聚物资不是被烧掉便是被抢走。石虎的大举进攻自然一时发动不起来。

石虎更加疯狂地进行战争准备。他不但要东征前燕，还打算南攻东晋，西灭前凉。晋咸康八年（３４２年），他命境内的河南、西北、东北各州分别进行战备，征兵比以前更多，五丁发三，三丁发二，各地造甲用工达五十多万人，船夫十七万人，溺死的，被虎狼吃掉的不计其数。同时，又在邺兴建台观四十余所，在洛阳、长安建筑皇宫，用民夫四十多万人。公侯和地方官也趁火打劫，从中侵夺渔利，百姓负担更重。许多穷人卖妻鬻子，还无法满足官家的勒索，只得走上绝路，就在路边树上自缢而死。

晋建元二年（３４４年）正月，石虎征集的兵力已在百万以上，他意欲大举攻晋，但因太史令赵揽说“不宜南行”，才告中止。然而各项徭役并没有停，许多地方的百姓流亡殆尽。三面边境上的冲突也并不都顺利。赵军攻陷过晋的郭城（今湖北黄州西北）。这是局部事件，不影响大局。赵将麻秋等攻凉，被凉的儒将谢艾击败。石虎早年，所到之处势如破竹的那种情形，再也不复重演了。他本人又发了“福”，痴肥不能骑马，只能坐车子，再也没有过去那种英武的神气了。

但是他的自我感觉还是好得很，而且是大好，不是小好。晋永和三年（３４７年），太子石宣奉命出行祈山川求福，顺路游猎。石宣坐一辆大辂（皇帝坐的车子），竖起皇帝的旗帜，率领十六个军十八万人出了邺的西门金明门。石虎在后宫最高处观看，高兴得笑道：“我家父子如此，只要不是天崩地陷，就不必担忧！我只消抱子弄孙，天天寻乐好了！”

这是石虎的“名言”。但是石虎没有几天好乐，危机马上要爆发。父子相残杀的第二幕就在眼前了。

石宣武装大游行以后，石虎又命石韬也来一次。石宣走东部各州，石韬走西部各州，规模与石宣那次相同。石宣见兄弟敢和自己匹敌，恨得要命，从此起了杀念。

永和四年（３４８年），石韬在太尉府造大堂，号为宣光殿，梁长九丈。大堂叫“殿”，那还了得！石宣大怒，带人前去杀死工匠，截断大梁。石韬不肯罢休，你截我九丈，我便再造十丈。石宣知道了，命几个手下去行刺，还准备在石虎亲临丧事现场时，连石虎也杀掉，好及早登上帝位。

石韬被刺死后，石虎果然想赴丧事现场，有人进谏，说京城里出此大案，凶手不知是谁，皇上不宜轻出，石虎才没有到场。但石宣去了，他不哭而笑，揭开盖脸的裳，看了一看，又大笑而去。

石虎怀疑凶手是石宣，诈称皇后悲哀过度，出了毛病，召他进宫。石宣进宫后就被扣留。他手下一个知情人把事情说了出来，石虎即命抓那几个行凶的，抓到了一个，便问出了真情。石虎号陶痛哭，把石宣押到城外，立在柴堆旁边，先由两名服侍石韬的宦官拔头发，抽舌头，再牵上柴堆，截断四肢，按石韬身上的伤痕，照式照样，挖眼破腹，然后四面放火，把他烧掉：石虎带了妃殡和大批随从登在高台观看，石宣的妻子和子女一共九人，也被同时处死。有个年才几岁的小孙子，石虎平日最是宠爱，他不太舍得，抱着他哭，大臣不肯赦免，把他拉着就走，小孩拉着石虎的衣服不放，把衣带都拉断。石虎因此发起病来。

次年四月，石虎病死，年五十五岁。上年新立的太子石世即位，年才十一岁，子是生母刘太后（灭后赵时所得刘曜的女儿）临朝。这个局面哪里定得下来！混乱的内战爆发了。

石遵认为自己曾被父亲（石虎）选做继承人，即起兵进邺，杀了石世自立。石遵之兄石冲认为其弟不该夺位，便在蓟起兵，南下争位，但被石遵的部将石闵打败杀死。石遵原来答应石闵，得胜后立他做太子，事后却赖掉，改立亲生儿子做太子。石闵愤恨，倒戈杀了石遵，立石虎另一个儿子石鉴做皇帝。

石闵本是汉人，姓冉，字永曾，别号棘奴，魏郡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人，十二岁被掳到军中，做了石虎的干孙子，长大后勇猛过人，成了一员骁将。他立了石鉴，石鉴却反过来要除掉他，于是冉闵就把石鉴禁闭起来。他知道胡人、羯人不肯为他所用，便下令屠杀胡、羯，赵人杀胡、羯的有赏。外地将帅中的赵人见此也杀胡羯。单单邺城内外就杀了二十多万人，外地又不知有多少。将军麻秋把手下的胡兵一千多人都杀了。死者不一定都是胡人，有些人只因鼻子高、胡子多，便被当作胡人杀了。这是应受谴责的大屠杀。

永和六年（３５０年），冉闵废杀石鉴，把在邺的石氏家属杀光。石氏的后赵至此灭亡。冉闵即位称帝，先改姓李，又恢复原姓冉，国号大魏。这个残暴的武夫哪里能够使局面恢复安定。后赵石抵在襄国称帝，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族都拥护石抵。燕兵进入赵境，取得蓟、河间等地。鲜卑段部的首领段龛乘乱再起，占领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自称齐王。羌人首领姚弋仲，氐人首领蒲洪都想割据关中，又发牛冲突。姚弋仲的儿子姚襄兵败，蒲氏占了优势。蒲洪改姓为符，不久，被人毒死，儿子符健做了首领。冉闵见形势不妙，便放弃屠杀胡人的政策，并封自己的儿子为大单于。冉闵又领兵进攻襄国，兵势很盛。

转眼到了永和七年（３５１年），冉闵和石秪的战争越打越剧烈，也越打越混乱。襄国被围了将近一年，因姚襄等的参与，击退了魏军。冉闵亲自出击，又打了个大败仗。但是石秪又与部将刘显争权，刘显杀石秪，也自称皇帝。符健己在这年正月在长安称天王、大单于，建立秦国（前秦），减免赋税，除去后赵苛政，关中地区的情况有所好转。但这时中原的情况却陷入了最恶劣的状态，后赵时被迫迁徙的各州居民和氐、羌、胡蛮数百万人，都成群结队，各还故乡。其时中原饥荒，疾疫流行，农民无法耕种，到处流亡。各族流民互相杀掠，大半死亡。这个惨绝人寰的局面，是从石虎到冉闵这些暴君造成的。

永和八年（３５２年），冉闵终于打破邺城，杀了刘显，但是军队缺粮，只能在常山、中山等郡（今河北省中部）到处“游食”。这种局面是无法维持的。其时燕兵一步步南进，四月，魏昌县廉台（今河北无极西）之战，冉闵左手执两刃矛，右手执钩戟，亲自领兵决战。他本人就杀死燕兵三百余人，最后马倒被擒，死于燕都龙城（今辽宁朝阳）。

后赵灭亡，是东晋恢复的大好机会。后赵官吏将领降晋的为数不少。姚弋仲得不到关中，也决策归晋。然而，晋人北伐终于无成，这是由于晋的内部矛盾复杂所致，事见第十九篇。

十九　殷浩、桓温北伐的失败

后赵灭亡，中原大乱，是东晋立国江东以来没有碰到过的复国良机。然而，朝廷与桓温互相猜疑，殷浩、桓温北伐又相继失败，最终未能扭转偏安的局面。这是读史者一直引以为憾的事情。

穆帝永和五年（３４９年），在石虎死后，北方乱事初起之时（参见第十八篇），后赵寿春守将降晋，大量北方士民南迁，依附晋朝。桓温抓住时机，进屯安陆（今属湖北），准备进取。朝廷却不愿让桓温立功，而让穆帝的外祖父、褚太后的父亲褚裒做征讨大都督，督师北伐。结果代陂一战，北上接应鲁郡（治今山东曲阜）归附民众的王龛、李迈全军覆没。褚裒就从彭城（今江苏徐州）退到广陵。已经进据寿春的将领陈逵也吓得烧毁军需，毁城南逃。渡黄河南迁的百姓二十多万人没有人接应，至此陷入绝境，差不多死光。这次北伐也就此结束。褚裒气愤，又自觉惭愧，不久便在京口（今镇江）病死。此人是个名士，虽系外戚，倒并不想抓权，确有可取之处，但是让他去领兵打仗，就不免要误国了。

永和六年（３５０年），即冉闵称帝那一年，北方更乱。闰二月，朝廷任殷浩都督扬、豫、徐、充、青五州诸军事，准备北伐。从这时起，到九年十月山桑（今安徽蒙城北）之败止，殷浩负经略北方的责任达三年八个月之久，结果是误了大局，也误了自己，成为历史的罪人。

当时的北方形势，对晋既极有利，又极复杂，非真英雄真豪杰，是驾驭不了的。氐蒲洪、羌姚弋仲都想割据称雄，同时又遣使降晋，目的无非是借晋自重：永和六年，符健（蒲洪子，洪改姓符）进关中，自称晋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他到了长安，还派使者到建康去献捷。但他一旦立定了脚跟，就于七年（３５１年）正月自立秦国（前秦）了。

永和七年，姚弋仲在后赵的残余势力被消灭后（指石祗被杀，见第十八篇），即派使者向晋投降。晋朝给他六夷大都督的官名，封大单于、高陵郡公。次年他死后，儿子姚襄先打算争关中，只因为被前秦兵打败，才又南下投东晋，到寿春去见晋将谢尚。

此外后赵廪丘（今山东郓城西）守将周成、许昌守将张遇等也因后赵灭亡降晋。这些地方，晋廷如能控制，才能真正为晋朝所有，否则说变就变，降将也会再叛。永和八年（３５２年），殷浩以为可以进兵许昌、洛阳了，即命谢尚、荀羡为督统，进屯寿春。不知谢尚怎么一来，就激怒了张遇。他马上变卦，不让晋军进兵。殷浩、谢尚拿他没有办法，停了好几个月不动。姚襄到寿春后，谢尚和他合兵攻许昌，却被前秦的救兵打败。这次北伐就搁浅了。

王羲之对此非常担心，他劝会稽王昱和殷浩歇手。他的意见似乎太保守，然而未尝没有道理。他说的“军破于外，资竭于内”，是实际情况；他说当时是“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也符合实际情况。荆、江等州在桓温控制之下，朝廷无法利用那边的人力、物力。益州（蜀中）遥远，朝廷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主张减轻赋役，与民休息，从长远来说，是培养国力的根本办法，可是即使不继续用兵，也是做不到的。

殷浩不听他的劝告，硬着头皮干下去。他要减少军事以外的开支，把太学生徒也遣散了。其实多这一点财力，不会起多大作用，而停办太学，其负面影响却不可轻估。殷浩非但不懂军事，其实也不懂政治。

这年十月，由于前秦把张遇所部和陈、颖、许、洛的五万多户居民迁往关中，只留少数秦军驻防，谢尚总算收复了许昌。这是东晋惟一的一点收获。

永和九年（３５３年），由于前燕在上年取得邺和若于北方州郡，基本上形成了与晋、燕、秦鼎峙的形势（西北的前凉可以视为晋的方面军），其中晋的兵力最弱。姚襄一军是有相当战斗力的，殷浩如果驾驭得了姚襄，实力对比上可以有利得多。还有桓温也有相当实力，如果殷浩听王羲之的劝告，和桓温和衷共济，团结对外，东晋的形势也可以好得多。可是，殷、桓两人各干各的，桓温还要等着看殷浩出洋相。殷浩对姚襄是忽而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忽而要他出死力打仗，如此作为，不出大乱子才怪。

姚襄屯兵历阳（今安徽和县），在淮河两岸垦募电田，练兵积粟。姚襄这个人，和他的父亲姚弋仲不同。姚弋仲是个直性子的老羌人，对石虎也是想什么就说什么，跟了石氏便忠心耿耿。而姚襄除勇敢善战外，又博学善谈论，所以谢尚同他很谈得来，江东人士也都看重他。

殷浩在寿春，怕姚襄不可靠，就扣留了他的几个兄弟，还几次派刺客去行刺，可刺客却把真实情况都告诉了姚襄。殷浩甚至命降将魏憬领本部人马去袭击姚襄。姚襄杀了魏憬，收编了他的人马。殷浩对姚襄的猜疑越来越深，为了不让他在内地驻防，就请朝廷任他为梁国内史，调到北边的蠡台（在今河南商丘南）。姚襄的使者到寿春去见殷浩，殷浩提出姚襄有不服从命令的问题，从此两人互不信任的情况公开化了。

这年十月，殷浩误信前秦内部有人作内应的情报，便使姚襄为前锋，领兵北伐，想收复洛阳。姚襄引兵北上，估计殷浩将到，诈令所部在夜间逃跑，暗地里设下埋伏。殷浩得讯，领兵去追，在山桑中伏，大败溃退。他收拾余部，发动反击，又告失败。姚襄渡过淮河，屯兵盱眙，招募流民，把部队扩充到七万人，再派人到建康，陈诉殷浩的罪状。以后姚襄引军北还，这里就不再去讲他了。

桓温见殷浩兵败，十分得意。永和十年（３５４年）正月，他上疏要求废黜殷浩。朝廷无奈，便把殷浩废为庶人（平头百姓）。殷浩罢官后，住在朝廷指定的信安县（今浙江衡州）。他心中烦闷，常常“书空作‘咄咄怪事’”四个字。桓温倒不想把他完全打倒，写信告诉他，准备推荐他做尚书令。殷浩见信，大喜过望，马上提笔写回信，送出前恐泊内容有错，拆了封，封了拆，最后送出去的竟是一封空函。桓温拆开看了大怒，殷浩的庶人就只能做到底了。

殷浩既被废黜，永和十年二月，桓温立即率领步骑四万人，从江陵出发伐秦。水军从襄阳上溯沔水（今汉水）上游人均口（在今湖北丹江口西，即今浙川入涌水口，浙川旧称均水），到南乡（今湖北均县）；步兵从淅川（今河南内乡）向武关前进；同时命梁州刺史司马勋从子午道（从今陕西安康北上，越秦岭，至今长安县东）进兵关中。四月间的蓝田（今陕西蓝田西）之战打得非常激烈。秦将符生单骑突阵，在晋军阵中冲出冲进十来次，杀伤虽多，仍旧挽不回战局，结果大败而退。接下，桓温的兄弟桓冲又在白鹿原（在今蓝田西）击败秦将符雄。桓温进到灞上（在白鹿原北，今西安东灞水上），符健只带六千老弱守长安小城，命雷弱儿等率仅有的三万精兵抵敌晋军。至此只有司马勋一路人马因遭符雄袭击，打得并不顺利。

晋军的胜利在关中引起巨大震动，郡县守令都来投降，居民争先恐后地带了牛酒来慰劳将士，男男女女夹道观看，并不畏惧。有些老人感动流泪，说：“想不到今生竟能再看到官军！”（关中陷落已达三十八年）

遗民的欢愉转瞬又变成了失望。顺阳太守薛珍劝桓温不要逗留霸上，应该乘胜进逼长安，但桓温没有采纳。他行军数千里，补给是个大问题。汉水上游，水狭流急，运输困难。他原指望能以关中平原的新麦补充军粮，不幸秦人用清野之计，把麦都割了。军中缺粮，人员伤亡也无法补充。五月中再战白鹿原，晋军再也占不到优势，损失了一万多兵力。六月初，桓温只得撤走，秦军随后追击，晋军又损失了上万人。

后来做了前秦符坚的宰相的王猛，其时隐居华阴。他到军中见桓温，“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桓温对他很佩服，问他：“我奉天子之命，领十万大军人关，为百姓灭除残贼，而秦中豪杰不起而响应，这是什么缘故？”王猛答道：“明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现在长安近在咫尺而不渡浦水，百姓不了解明公的用意，所以不敢响应。”桓温无话可答，只好另换话头应付过去。桓温撤走时，希望王猛跟他南下。王猛不肯，后来就为符坚所用。

王猛和薛珍都认为桓温应该渡灞水直逼长安，王猛更以为桓温不急攻长安是另有用意。至于用意何在，后人多以为桓温北伐的目的只是向朝廷示威，作为夺取政权的资本，而并没有灭秦的决心。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并非没有其他解释的余地。桓温如能一举灭秦，他的政治资本岂不更足？笔者认为，桓温是很想一举灭秦，以树立更大威望的，可是他对于初次见面的王猛，不可能直陈胸襟。他不是说了“十万大军”吗？他不好对王猛说只有不满四万人。从他向王猛提的问题看，他除有以关中新麦补充军粮的愿望，还估计过将来关中会出现豪杰群起响应的局面（这并不是空想，是可能的。晋升平元年[３５７年]，前秦内乱时，秦将张平以降晋为名，企图割据，据有今山西境内的好几个郡，有三百多个壁垒，各族人等十多万户，可为例证）。现在两个愿望都落了空，而直逼长安，难道会一攻必克？如攻而不克的话，要想撤走也就难了。兵力不足应是桓温最大的难处。我们看东晋这段历史，最可惋惜的是统治者内部不团结。殷浩以七万人北伐而溃于山桑，桓温以四万人伐秦而对长安可望不可即，如殷、桓合作，十万大军是否就能北定中原呢？历史上的许多憾事，根源多是内部不团结，这是值得世世代代记取的。

桓温没有灭秦的实力，然而在黄河以南还是能有些作为的。当时冉魏的旧将周成占了洛阳，姚襄北归占了许昌，又北上与周成争洛阳，情况非常混乱。永和十二年（３５６年），桓温向朝廷提出一个表面上光明正大的请求：“移都洛阳，修复园陵。”朝廷便命他去讨伐姚襄。这个任务，他轻松地完成了。这年八月，他从江陵北上到洛阳城南的伊水，一战击败姚襄。姚襄西走后，周成又投降，桓温便进了洛阳，谒西晋诸帝陵，对有毁坏的即令人修复，还留兵戍守，然后班师还江陵。

这是桓温为晋朝立的大功劳。在以后几年间，桓温与朝廷也相安无事。然而，朝廷在与前燕发生冲突中的表现，却又挑起了桓温轻视朝廷的心理。

后赵亡后，鲜卑段部的后人段龛据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称齐王。晋永和十一年（３５５年），前燕慕容恪进攻广固。段据向晋求救。晋徐州刺史荀羡救燕，他虽不敢进军广固，然晋燕之间，在今山东、河南与苏皖北部的冲突，自此连绵不断。永和十二年，广固在困守十个月后投降。以后晋、燕冲突，晋一直处于劣势。

升平三年（３５９年），晋使豫州刺史谢万、徐兖二州刺史郗昙攻燕。谢万是后来成为东晋名相谢安的兄弟，也是个大有名气的名士。王羲之得知了这道任命，就写信劝他“与士卒之下者同甘苦”。谢安也对他说：“你做元帅，必须经常接待众将，使他们心悦诚服。”谢万做不到与士卒同甘苦，便听兄长的话，召集众将会议，他找不出话来，便把手中的铁如意指着大家说：“诸将皆是劲卒。”那时候阶级区别森严，把将校叫作兵卒是有侮辱性的，众将听了，对他十分怨恨。谢安知道这位老弟不可救药，怕他送掉性命，就特地赶到他统率的军中，与各级军官联络感情，连最下级的军官也不例外。后来谢万兵败逃回时，部下看了谢安的面子，才没有杀害他。朝廷用这等人做元帅，实在是天大的笑话。郗昙是郗鉴（见第十五、十六篇）的儿子，也是个文士。

这次出兵的出发点，谢万是在下蔡（今安徽凤台），郗昙是在高平（今山东邹城西南）。谢万由涡水、颖水之间进军，去救洛阳。不料郗昙生病，退屯彭城（今徐州），谢万得报，以为是打了败仗，连忙退兵，结果军心慌乱，就此大溃而散。他逃还之后，被废为庶人。于是许昌、颖川、瞧（今安徽毫州）、沛（今安徽濉溪西北）等城都被燕军占领，洛阳孤立，陷入极危险的处境。这时若不是燕主慕容儶病重，到下年（３６０年）正月病死，加以嗣君慕容玮年幼，内部政争剧烈，燕军势必大举攻晋。

升平五年（３６１年），燕将吕护叛变，想引晋兵袭击邺（燕于３５７年迁都邺）。燕慕容恪引兵攻野王（今河南沁阳，在黄河以北）。他不愿意多牺牲士卒，就围而不攻。桓温乘他们相持的时候，使兄弟桓豁领兵收复了许昌。

燕军把野王包围了好几个月，吕护支持不下去，便突围逃走，野王投降。不久，吕护仍还燕国，依旧做了燕国将官。晋哀帝隆和元年（３６２年，穆帝在上年去世，年仅十九岁。哀帝司马丕是成帝的儿子，原封琅邪王），燕让吕护将功赎罪，领兵攻晋洛阳，守将陈祐只有一千多兵，哪里够用，连忙告急。五月，桓温一面派三千兵去援助，一面乘机吓一下朝廷大僚。他上疏重提前议，请求迁都洛阳，而且加上一条：从永嘉（３０７～３１２年）之乱以来南迁人士，一律北移，以充实河南。

这道奏疏使满朝官员大起恐慌，他们害怕桓温，又不敢公然提出异议。他们为什么恐慌？原来南迁以后，那些丢了北方田庄的人在江南广殖田园，占有山泽。王、谢等大族，为避免与孙吴以来的江东大族摩擦，已远渡浙江，在浙东立业。如果一律北迁，他们岂不要再受一次与南迁同等的损失，怎么能够不怕。再说，洛阳地处前线，正在战时状态中，如果军事失利，又得仓皇逃难。这些生活奢华的士大夫想起来也怕，怎么敢去！

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孙绰打破了沉闷，上疏说明不可北迁的理由。他讲得相当坦率，说：“丧乱以来，己有六十多年（他从八王之乱的混战算起），中原早成丘墟。南迁士民的子孙也老的老，死的死，如今要离坟墓，弃生业，远涉万里，田地房屋卖不掉，车辆船只无从获得，一路上死亡的人势必很多。他建议先派有威望的将帅镇守洛阳（这句话是将桓温一军，有威望的除了他有谁），收复河南，开通航运，等中原小康，再议迁都。”

他说得倒也合乎情理。但桓温见了，大为不满，他令人带话给孙绰，“兴公（孙绰）何不寻君《遂初赋》（孙绰的作品），管人家的国事干吗！”

朝廷想派人去同桓温商量，劝他收回这个主张。扬州刺史王述却说：“桓温不过以虚声吓唬朝廷而已，只管答应他好了，这在事实上是无从做起的。”于是下了一封诏书，说知道他要亲率三军收复中原，一切都“委之高算”。事情果然就这样搪塞过去了。吕护攻打了几个月。后中箭受伤而死。燕军撤走，洛阳暂时脱离了危险。

哀帝兴宁元年（３６３年），朝廷加桓温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假黄钺。这一系列官名意味他是最大的实力派。兴宁三年，他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使兄弟桓豁领荆州刺史，兄弟江州刺史桓冲监江州及荆、豫八郡诸军事。上下游的军政大权，除京口（今江苏镇江）外，都进入了桓家的掌握之中。桓温既然认为晋朝没有别人能胜过自己，便一步步地走着取晋朝而代之的路子。但是他总觉得还必须北上中原，打一个大胜仗，然后回来再受九锡，才能真正名实兼收。于是，就有了废帝海西公太和四年的北伐之举（哀帝于兴宁三年因服药求长生，中毒死，年二十五岁。弟琅邪王奕立）。

太和四年的前几年间，中原军事形势对晋很是不利。许昌得失几次，终为前燕所有。兴宁二年（３６４年），汝南、陈郡（治今河南淮阳）失守。洛阳孤立，守将陈祐以救许昌为名，逃离洛阳，留沈劲带五百人守城。这个差使，谁也不愿当，沈劲却非常高兴地接了下来。他是王敦死党沈充的儿子，以父亲落个叛逆的恶名为憾事，决心要找个以身殉国的机会，挽回家族的荣誉。此刻机会来了，他自然高兴。兴宁三年，燕慕容恪、慕容垂领兵到洛阳。这两人都是名将，打一座只有五百兵守的城，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慕容恪攻城，通常不愿硬攻，这番认定洛阳城高而兵弱，一鼓可下，不必浪费时间。事实果然如此。沈劲被俘后，慕容恪不想杀他，但部将说看此人的神气是决不肯为别人所用的，他才把他杀了，事后他还觉得这是件憾事。

太和元年，燕军又攻拔鲁、高平等郡。宛城（今河南南阳）守将献城降燕。前秦军也攻掠南乡郡（治今湖北均县），把汉水以北的居民掳去了一万多户。东晋方面，除桓豁于太和二年（３６７年）收复宛城外，没有其他取胜的记录。

桓温最后一次北伐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动的。他自领徐、兖二州刺史，与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攻燕。徐、充二州刺史原是郗愔（郗鉴之子、郗昙之兄），治所在京口。桓温知道京口的兵一向精锐（郗鉴也镇守过京口，３３９年他病重时上疏，说“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是新附”。这些北方流人及其子孙正是京口的兵源），常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郗愔的儿子郗超是桓温的参军，他把父亲给桓温表示愿共同北伐的信，抽换信笺，改为说自己年老，愿意让桓温领徐、充。桓温有了这根据，便请朝廷调动都倍官职，把京口的军队转到自己的部下。

太和四年四月，桓温率领步骑五万人，从姑孰出发。长途远征，成败关键常常在于补给，而补给能否充足，关键又在于运输。桓温上次攻前秦，汉水上游航运艰难是个难题。这次在东面，运输必须利用汴水。晋时的汴水指从今河南荣阳向东经开封折而东南到徐州入泗水的水道。水流所经的地方，数十年来，战乱不息，没有人疏浚，因此水道淤浅难以航行。郗超在出军之初，就向桓温提醒这个困难，但桓温未予重视。六月，到了金乡（今山东嘉祥南），因天气干旱，水道断绝，桓温即命毛虎生率军挖出三百里水道，北起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的大湖，今为陆地），南到方与县（今山东鱼台西旧城）菏水。在大热加以干早的日子里挖这样长的水道，尽管有部分现成的水道可以利用，也总是非常艰巨的工程。将军和士兵总不会把自己的体力都消耗到土方工程里去吧，所以吃此苦头的无疑是当地的老百姓。这史籍上没有写下，但是尽信书不如不读书，有些历史的真相是该从没有字的地方看出来的！这条水道后来叫做桓公渎。桓温有了这条水道，即让大军乘船，在巨野泽北的清口入清水（清口，即汶水入济口以下的济水），再由清水入黄河。船队浩浩荡荡，连绵好几百里，气势威武极了。

郗超又看出了问题。他说：“由清水入黄河，逆流而上，路途又远，航运难以畅通。如果敌军不战，运输线又断了，在敌境弄不到粮食，就太危险了。”他提出两个办法。一个是全军直逼邺城。敌军如果出战，可以立即解决；如守城不战，那么当此盛夏，百姓散布田野，尽为国家所有，易水以南势必全部听命。若嫌这办法太冒险，可以用第二个办法，即屯兵河、济（指开凿水道的地区），控制运道，等军需充足之后，到明年夏天再进兵，这是稳妥的做法。他坦率陈述现行办法的危险，说：“照现在的办法，不能速战速决，敌人必定竭力拖延到秋冬二季，那时水浅不能通航，北方又冷得早，将士缺乏冬装，就不仅仅是缺粮的问题了。”

郗超说得透彻极了，可是桓温固执地都不采纳。

晋军打得很精彩，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黄墟（约在今河南兰考东南）、林渚（约在今河南新郑北）等战，晋军都获全胜。燕高平守将投降。七月，桓温进到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淇门渡）。慕容玮想弃邺城北逃。其时慕容恪已死，慕容垂不受信任，仍自请领兵拒敌。燕还派遣使臣向前秦求救。秦命苟池、邓羌领兵救燕，从洛阳进至颖川（治许昌）。

晋军的优势不复存在了。慕容垂指挥众将迎敌，晋军连遭挫折。桓温使袁真开石门，打开水运道路。袁真攻下了谯郡（今河南商丘东北）、梁国（今商丘南），但是没有开成石门（地点不详，应在上述两地附近）。燕慕容德等军进屯石门，截断了运粮路线。

九月，桓温被迫烧掉船只，抛弃辎重，从陆路撤走。慕容垂知道他撤走之初戒备必严，只缓缓地跟着推进，过了几天，估计晋军己经力尽气竭，才加紧追击，终在襄邑（今河南睢县）大破晋军，斩首三万级。晋军退到谯郡，再遭苟池阻击，又损失了上万兵力。

桓温北伐彻底失败了。他把过失推到袁真身上，怪他不能完成任务，以致粮运不通。袁真不服，据寿春降燕。从太和五年到六年（３７０～３７１年），桓温费了不少气力，才收复寿春，杀死袁真的儿子袁瑾（袁真已死）。

桓温的皇帝梦还想做下去。太和六年十一月，他把皇帝废为东海王，立会稽王昱做皇帝（简文帝），改元咸安。咸安二年（３７２年）七月，简文帝去世，大臣王彪之等立太子做皇帝，是为孝武帝。桓温原来期待简文帝会禅位给他，至此大为失望。他几次暗示朝廷赐他九锡，吏部尚书谢安、侍中王坦之知道他有病，故意拖延。他们没有失望，孝武帝宁康元年（３７３年）七月，桓温死去，年六十二岁。兄弟桓冲代他镇姑孰，桓冲不是野心家。东晋的政治危机消失了。

二十　符坚和王猛，北方的短期统一

笔者在上一篇中讲过，从公元３５２年底前燕迁都邺城起，大体上形成了晋、秦、燕鼎峙的形势。这形势存在了十八年，到３７０年底前秦灭前燕而结束。从此，直到淝水之战前的十三年间，这是北方获得短期统一的时期，也是晋、秦南北对峙的时期。

燕、秦两国，在鼎峙开始的时候，燕的国力在秦之上，但以后，强弱易位，原来的强者甚至陷入灭亡的境地，其原因何在呢，笔者可用两字概括：内讧。

慕容氏一族人才辈出，第一代慕容廆是杰出的领袖人物；第二代慕容皝至少可以说是个明君，他的庶长兄慕容翰英武绝伦，智谋出众；第三代慕容恪、慕容垂都智勇兼备，为敌国所畏惮。一个家族，几代相继出现许多优秀人物，历代都很少见。

不幸的是，在第二、三两代中，兄弟不和的事竟不断出现，终于给前燕带来了噩运。慕容皝猜忌慕容翰，始而使他不得不出奔，后来回到故国建立战功，仍遭迫害而死，事见第十二篇。

慕容皝去世前，曾嘱咐嗣君慕容儶说：“如今中原尚未平定，你的兄弟恪智勇兼备，可以担当重任。”古人说得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慕容皝是不是担心下一代重演兄弟不和的悲剧呢？这是有可能的。

史籍上没有提到慕容皝遗言有没有涉及慕容垂。慕容垂原名霸，字道业，排行第五（慕容恪是老四），从小得父亲喜爱，世子慕容儶因而不太高兴。慕容垂少年时喜欢打猎，有一次从马上跌下来，折断了牙齿。慕容儶即了位，以敬仰春秋时晋人郤缺为借口，命五弟改名为（垂夬），后来信了谶文中的话，才又拿掉“夬”，改名叫“垂”，可见他对这个兄弟是一直猜忌的。

慕容恪打仗，不愿多牺牲士卒，对所俘敌将，不肯随便杀害等事，有关各篇已有述及。慕容垂破桓温，亦见上篇。现在补叙一点慕容垂青年时的事迹。晋永和六年（３５０年），慕容儶攻克蓟城，斩守将王佗，想坑杀所俘士卒一千多人。慕容霸（那时还没有改名）谏道：“赵国暴虐，大王兴师讨伐，救民于涂炭之中，使得安居乐业。现在刚得蓟城，便要坑杀他们的士卒，风声传将出去，恐怕会不利于王师。”慕容儶听了，便停止屠杀。远近官民听说燕军不随便杀人，都望风迎降。这位二十五岁的青年王子的见识比他老兄高明多了（慕容儶时年三十二岁）。

慕容儶对慕容恪似乎不大猜忌，然而临终的嘱托实在令人生疑，他说：“景茂（慕容玮的字）年幼，我想把社稷交给你。”慕容恪不肯接受。慕容儶怒道：“况弟之间何必虚饰！”慕容恪答道：“陛下如果认为臣担当得起天下重任，难道就不能辅佐少主？”慕容儶听到这里才放心，说：“你能行周公（西周周公旦辅佐幼主成王）之事，我就完全放心了。”由此可见，所谓传位，只是试探而已。试探的结果好，他才放心，万一不好呢，恐怕会趁自己没有死，另有措置吧！

晋升平四年（３的年），慕容儶死，年四十二岁。儿子慕容玮即位，年十一岁。太宰慕容恪、太傅慕容评、太师慕舆根辅政，慕容垂任河南大都督、兖州牧、荆州刺史。慕容炜在位十一年。这十一年间，内部矛盾的发展，终于使强大的前燕陷入灭亡的境地。

先是慕舆根自以为是老资格，对慕容恪主持国政不服帖。他故意劝慕容恪废慕容玮夺位。慕容恪大惊，说：“您喝醉了吗？怎么说出这样荒谬的话来！我和你同受先帝遗诏辅政，怎能忽而作此主张？”慕舆根当场承认了错误，但怕被治罪，便向太后可足浑氏和慕容玮诬告太宰、太傅要造反，还自告奋勇，愿意率领禁兵去杀两人。可足浑氏信以为真，打算答应，倒是十一岁的小皇帝有点主意，不相信这套鬼话，而且怀疑真要反的是太师，所以没有同意，才没有闹出大乱子。

慕容恪把慕舆根的话告诉了兄弟慕容垂，慕容垂就劝他果断地把他杀掉。秘书监皇甫真也说慕舆根毫无见识，自以为老资格，骄横狠毒，不及早解决，会酿成大祸。慕容恪不肯，他考虑得很周到，小皇帝刚即位，大臣就自相残杀，邻国（东晋、前秦）会认为本国政局不稳定。这是他能说出口的话，而内心却还有更深的顾虑：“人家一定会把我这个周公看作专横的权臣。”

他忍住了。但是慕舆根却不罢休。他先是诬告，后来又向太后和幼主建议放弃邺城，回到龙城（今辽宁朝阳）老家去。慕容恪这才无法忍耐下去，就与慕容评商议决定，奏明慕舆根的罪状，杀死他和他的妻、子、党羽。

风波过去了。晋太和二年（３６７年）慕容恪去世，燕的局势就急转直下。慕容恪叮嘱过慕容玮：“吴王将相之才在臣十倍以上，先帝因长幼的次序，用臣辅政。臣死之后，请陛下举国以听吴王。”他还不放心，又叮嘱慕容玮的兄长慕容臧说：“大司马总统六军，人选不可忽视。我死之后，以亲疏而言，应该轮到你和冲。你们弟兄虽则才能出众，然而年纪还轻，不见得能够挑得起这副担子。吴王是人中豪杰，智谋无人能及。你们若能推举他做大司马，必能一统天下。你们千万不要贪恋官职，不以国家为意。”他病重将死，慕容玮去探望，他又一次推荐吴王，说他是管仲、萧何一类人物，如果不加重用，秦、晋两国一定要兴兵来犯的。他还把这番意思同慕容评讲过。

慕容恪把利害得失剖析得明明白白，无奈他们不肯听取。他死之后，慕容玮让兄弟慕容冲做了大司马，把慕容垂搁在旁边。他自请领兵击败桓温之后，威名远震。慕容评是个庸人，又是忌他，又是怕他，便和可足浑氏商量害他。慕容垂发觉了他们的阴谋，想逃往龙城，据有燕的旧疆，但没有成功，只得改变计划，带了儿子慕容令、慕容宝等投奔前秦去了。

燕的国势，由于王公、贵戚占有大量户口做佃客和衣食客，国家的户口反而比私家的少，财政困难，官吏的棒禄，战士的口粮，常有拖欠，本来已经很衰弱了。晋太和三年（３６８年），尚书左仆射悦绾建议清理，这得到了慕容玮的同意。结果，他清出了二十多万户，但也惹得满朝怨恨。他本来身体不好，硬拼着做这件苦差使，竟把性命送掉。这项工作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王公贵戚中，权势最高的无过于慕容评。慕容恪死后，权力全在他的手里。他贪得无厌，占有的户口自然最多，用的地方官不是行伍出身的武臣，便是纨绔的贵族。太后可足浑氏和慕容玮也奢靡不堪，后宫有女子四千多人，僮侍厮役还不在内，一天的耗费常在万金左右。这样的国家，显然是难以长久支持的。

我们回过来再看前秦。它从符洪建国以来，历经磨难，终于成为一个强国。

符洪称大单于、三秦王，事在晋永和六年（３５０年）。他还没有进入关中，就被原后赵将麻秋毒死。儿子符健杀死麻秋，不用大单于、三秦王称号，引兵入关，只称晋雍州刺史。关中平定后，他才于七年正月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大秦。又过了一年，才即位称帝。以后关中诸将群起反符氏，加以东晋桓温北伐，境内不太安定。这时老天也不帮忙，永和十年（３５４年）饥荒，一升米值一匹布。十一年春天发生蝗灾，牛马无草可吃，竟互相吃身上的毛。这年六月，符健去世，年三十九岁。他临终对太子符生说：“六夷酋帅和执政大臣，如果不听你的命令，可逐渐把他们杀掉。”这是极有后患的遗嘱。符生是个“独眼龙”，武艺绝伦，性格残暴，父亲又这样嘱咐他，国内自然不会安定了。

从永和十一年到升平元年（３５５～３５７年），符生杀了许多人，后妃、公卿、仆隶，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丞相雷弱儿为人刚直，因为在朝堂上公开批评符生的亲信，其本人和九子、二十七孙都遭非命。尚书令辛牢在宴会上做酒监，因为劝人饮酒不力，被他当场一箭射杀。太医令程延为他着病，说是吃枣子太多而引起的，他大怒道：“你怎么会知道我吃枣子！”立即命令拉出去斩了。他梦见大鱼吃蒲（符氏本姓蒲），又听说长安民谣有“东海大鱼化为龙，男皆为王女为公”两句，就把太师鱼遵及其七子十孙都杀了。诸如此类，死的人不计其数。他接见群臣的时候，弓上弦，刀出鞘，另外还放着锤钳锯凿等可以杀人的器具。杀人的方法，除杀头以外，斩断胫骨、拉胁、锯颈、刳胎、凿头顶等法，都随时使用（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二说符生虽好勇嗜酒，但并不凶暴，是符坚“妄书生恶”。此说可供参考）。

这样的暴虐是长不了的。升平元年（３５７年），姚襄进兵来争关中，被符黄眉、邓羌等击败。秦兵又擒杀姚襄，他的兄弟姚袭只得率众投降。黄眉回到长安，符生不但不予奖赏，还时常当众辱骂他。黄眉想杀符生自立，被发觉杀死，王公亲戚牵连被杀的又有多人。

这年六月，清河王符法、东海王符坚起事。他们手下不过几百人，但进了宫中，宿卫将士都放下武器，服从他们。符生喝得酩酊大醉，睡得正熟，听见喧闹醒来，还弄不清是什么事。符坚把他废为越王，接着把他杀死。这个昏君只活到二十三岁。

荷坚是符健的侄儿，与符生是堂兄弟，比符生小三岁。他从小从师读书，很有点学问，也很受当时人的称赞。他见符生残暴，即与尚书吕婆楼商议对策。婆楼说自己没有本领办大事，家乡有个王猛，是世间少有的奇才，殿下不妨向他请教。符坚就请婆楼介绍，把王猛请到府里。宾主谈论了一番之后，符坚对王猛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仿佛是刘玄德认识了诸葛孔明。王猛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东南）人，博学多才，喜读兵书，与那些崇尚《老》、《庄》、口谈玄言的名士谈不拢，反为他们所笑。他到过邺城，后来隐居华阴。他见桓温不会有大的成就，所以不肯跟他南下，终于为符坚所用。他比符坚大十三岁，相见时正当三十三岁的壮年。

符坚弟兄起事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动的。他们确实久已存有此心，但也不敢轻易动手。这天夜里，符生对侍婢说：“阿法兄弟也不可信任，明天要把他们杀掉。”侍婢偷偷地把这话传了出去，他们就再也不能拖延了。

事成以后，符坚要让符法即位，符法自忖才能不如兄弟，又是庶出，就不肯接受。（阿法于几个月后，以皇太后[嫡母，亦即符坚的生母]命被“赐死”，原因很简单，皇帝只能有一个。）群臣都拥护符坚，于是符坚即位，不称皇帝，仍用大秦天王的称号。他杀掉符生的亲信二十多人，任王猛为中书侍郎，不久改任尚书左丞。从此，王猛与符坚的兄弟阳平公符融，成了前秦朝廷的柱石。

符坚上台后，很快就发觉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权贵不守法，二是叛乱迭起。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遵循“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符坚、王猛正是遵照这原则雷厉风行地办事的。

特进（赐给有特殊地位者的官职）樊世是氐族土豪，与符氏关系密切。他见符坚重用王猛、心里有气，当众骂王猛道：“我辈和先帝共兴事业，而拿不到权；你没有汗马功劳，怎么敢执掌大权？这样岂不是我种了田你吃饭！”又气呼呼地说：“不把你的脑袋挂在长安城门口，决不罢休！”王猛告诉了符坚。符坚怒道：“必须杀掉这个老氐，然后百僚可整。”过了一会，樊世来了，他对符坚说话，口气很倔强。王猛在旁指责他没有上下之分，樊世大怒，跳起来要打王猛，被左右阻止后，便又破口大骂。符坚顿时发火，立即命令把他斩首。许多向符坚告王猛状的氐人，都遭符坚斥责，有的就在殿上被鞭打。从此公卿以下的官吏都畏俱王猛，不敢轻易得罪他了。

强太后（符健的妻子）的兄弟特进强德是长安城里的大恶霸，吃醉了酒，带着一群爪牙，公然掳掠百姓的财物、子女。晋升平三年（符坚甘露元年，３５９年），王猛以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他一上任，便逮捕强德，一面上奏，一而斩首。符坚派使者来赦，强德的尸体已在市口上示众。王猛和御史中丞邓羌合作，两人皆疾恶如仇，无所顾忌，数十天中，杀、关、罢免权贵二十多人。不法之徒吓得气都透不过来，哪里再敢犯法。符坚为之叹道：“我到现在才知道天下有法啊！”

符坚自此非常重视吏治，常派使者巡察州郡和各族部落，凡有孤寡老人生活贫困的，官吏刑罚不公平的，以及清廉公正、能够劝课农桑的，总之，各种好好坏坏的情况，都要求如实奏报。符坚根据这些情况，采取措施，于是前秦的政治，比起晋、燕两国，要清明得多。符坚重视教育，命公卿以下的子孙都入学修业，成绩优良、品行端正的予以奖励。他每月到太学一次，考核学生经义优劣，并提出经学上的问题，与博士（教师）讨论。回顾前文殷浩因军兴而废学校，这与符坚比较优劣，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了。

叛乱迭起的问题，有时是相当严重的。前文提到过的张平，他拥有各族十多万户，与东晋通声气，受晋朝任命的并州刺史，声势不小。但是这类叛乱不难平定：符坚大军一到，很容易就把他的军队击溃，迫使张平投降。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在符氏自己人的内部。符生有五个兄弟，都封为公爵。王猛曾劝待坚及早解决，以免后患，但符坚不听。符坚的考虑也有道理，五公无罪而就死地，岂不要被人指责为屠戮宗室。王猛不仅对五公作此主张，慕容垂投秦后，他也主张杀掉他以除后患，这就未免过于狠毒了。战时杀降，向来视为罪恶，何况杀避祸来降的人呢！若说后来慕容垂果然重建燕国，确系后患，也必须弄清楚，这是淝水之战的后果，不是慕容垂搞的阴谋。这是后话，下文再说。

晋太和二年（符坚建元三年，３６７年），符生的兄弟符柳、符双和符廋、符武果然一齐起兵造反。他们本来分别镇守地方，有兵有粮有城池，造反很方便。符廋原在陕城（今河南陕县西南），地近燕境。他起兵后，投降燕国，请燕出兵接应。这时慕容恪已经死了几个月，慕容评在掌权，他放过了这样一个大好机会，只轻描淡写地说：“我等智略，非太宰之比，能闭关保境就够了，平秦不是我的事情。”符廋再次特地写信给慕容垂和皇甫真，说符坚、王猛都是人中俊杰，今日不乘机取之，只怕燕国君臣必有后悔的日子。两人明知他说得对，但是慕容评哪里肯听他们的话呢？

符坚分兵征讨叛军，先后击斩符双、符武、符柳，最后，王猛等于晋太和三年（符坚建元四年，３６８年）十二月打破陕城，擒获了符廋。符坚问他为什么要反，他说：“只为弟兄屡谋逆乱，臣怕连累而死，所以造反。”符坚责令他自杀，但赦免了他的儿子。符坚仍然留有余地，这是他为人比较宽厚的地方。

前秦的内部矛盾与前燕不同之处在于：首脑不制造矛盾，在矛盾出现后，处理得也比较得当，所以风波过去之后，国家的情况就恢复到正常状态了。

接着，符坚就动手兼并前燕。晋太和四年十一月，慕容垂投秦。十二月，秦就以桓温败后燕不履行其求救时许诺，愿割虎牢以西之地为口实，使王猛等率兵进攻洛阳。五年正月，洛阳守将慕容筑看了王猛一封虚张声势的恫吓信，便开门投降。秦得了洛阳，便暂时休兵。

同年六月，秦兵再出。符坚送王猛到灞上，把关东重任委托给他。八月，王猛攻克壶关（今山西长治北）；九月，又助杨安攻克晋阳。燕命慕容评做元帅，领兵三十万御秦。燕兵比秦多得多。但是慕容评怕王猛，不敢进兵救晋阳，士卒怨恨主帅，没有斗志。十月潞川之战，秦军大获全胜，俘斩五万多人，乘胜追击，又俘获十多万人。慕容评单骑逃回邺城。秦兵长驱东进，包围邺城。十一月，慕容玮、慕容评弃城逃走，邺城投降。秦兵追到高阳，俘获慕容玮。慕容评逃到高句丽，被高句丽抓起来，交给前秦，前燕灭亡。燕从慕容儶称帝起算，凡二主历十九年。从慕容皝称王起算，共三主三十四年。它是十六国中第四个灭亡的国家（前面三个是前赵、后赵、成汉）。

邺城被围的时候，城外秦兵占领的地区，因王猛令行禁止，秩序良好，百姓不胜感慨地道：“想不到今天又见到了太原王（慕容恪的封爵）！”王猛知道了，也叹惜“慕容玄恭（慕容恪字）真是奇士！”

秦灭了燕，得到一百五十七郡、二百四十六万户、九百九十九万口。符坚把慕容玮和燕的后妃、王公、百官以及鲜卑四万余户迁到长安。

秦灭燕后就基本上统一了北方。灭燕的下一年，前凉称藩。晋太元元年（符坚建元十二年，３７６年），秦又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攻凉，张天锡投降。除边塞的游牧部落外，北方是前秦的一统天下了。王猛没有看到这一天，他已在上一年去世了，年五十一岁。

二一　淝水之战

符坚灭燕后，渐渐志得意满，不如以前那样励精图治了。有一次，他到了邺城，在附近打猎，一连十多天，乐而忘返。众官也不谏，似乎都认为没有必要。倒是一个伶人王洛在马前叩头劝谏。王猛也只在王洛谏后，说了句：“打猎不是急务，王洛的话，不可忘记。”这回，符坚听是听了，但总露出些得意忘形的样子。

他厚待慕容垂、慕容玮等。如果以慕容垂为能人，竭力笼络，使他肯为秦效忠，这是对的，然而同时把他的段夫人引做情妇，则又与上述目的背道而驰了。慕容冲是个漂亮小伙子，符坚对他有龙阳之宠，这更是恶德。

原后赵将作功曹（将作，为皇帝制作器具的部门）熊邈常在符坚面前讲石氏的宫室器玩如何丰富美妙。符坚听得心向往之，就命他领将作丞，大修舟舰兵器，用金银做装饰。奢侈的风气抬了头，亡国的鲜卑贵族看在眼里，都觉得复国的机会不太远了。

晋孝武帝太元七年（符坚建元十八年、３８２年），即淝水之战的上一年，幽州蝗灾严重。然而，根据地方的报告，却是农业丰收，而且是特大丰收。说是上田亩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又说蝗不飞出幽州，不食麻豆，上田亩收百石，下田五十石。这显然是在谎报欺骗，但前秦朝臣却没有人敢于指出。

符坚还定有一项常受人指责的措施，即将氐人十五万户，使宗亲率领，散居方镇。“宗”指符氏宗室；“亲”指毛兴、王腾等氏人名门、符氏的亲戚。群氐与父兄分别，都痛哭流涕，当时即有歌唱道：“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有些论者认为荷坚分散种人，产生了削弱国力的后果。其实，使本族人分驻要地是加强统治的措施，与清代八旗驻防并没有区别。符坚的失误在疏于防范鲜卑，若同时加强这一面，就谈不到有什么不是之处了。

太元八年（符坚建元十九年，３８３年）的淝水之战就是在有了上述种种情况的背景下发生的。

淝水之战志在灭晋。其实，对晋作战，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很久。早在十年前，秦已一举攻占蜀地。晋军反攻，蜀人起事，都告失败。王猛临终，劝符坚不要攻晋，这用意究意何在，应从他的原话来作分析。他说：“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殁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这当然是出于史臣之笔，但总和原话相近。笔者认为：王猛觉得东晋内部团结，没有可乘之机；而鲜卑、西羌（慕容垂、姚苌等）一直在窥测时机，若玫晋不能得手，他们必将起而反秦。此外，他应该还有不少潜台词，例如“我死之后，君王没有好帮手了，还是谨慎些，不大动干戈的好。”又如“我说了多少次严防慕容垂等，君王总是不听，实在使我不放心啊！”诸如此类，想必不少。总之，王猛总是为秦的国运着想，不是为了存晋。胡三省注《通鉴》，于此说“王猛事秦，亦知正统之在江南”，恐怕太着重于“正朔相承”四字了。但这也难怪，一个由宋入元的遗民，着眼于此，完全是正常现象。我们生于数百年后，就应该看得全面些了。

他说东晋内部团结，是看得很准的。东晋建国几十年，经常苦于内争，然而在桓温死后，却出现了内外协和的局面。桓氏仍旧执掌上游兵权，桓豁是荆州刺史，桓冲是江州刺史（后来桓豁去世，桓冲领荆州，桓冲的儿子桓嗣领江州），他们都拥护中央政府。中央是谢安、王彪之掌权，两人都是一时名贤。

谢安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虽也善于清谈，为时人所推重，却不是像殷浩那样不知世务的人。他知道兄弟谢万不适宜领兵做元帅，就联络兄弟的部下，使他得脱杀身之祸，已见上文。即此一端。谢安应变的才能已可想见。他多年不肯出仕，时人也有“安石不出，将如苍生何”的议论。谢万被黜后，他才肯出山，其时已有四十多岁了。他做过一任吴兴太守。《晋书》本传说：“（他）在官无当时誉，去后为人所思”。笔者很欣赏这种作风。因为这种人决不肯因追求表面的“政绩”而劳民伤财。当然，真正做出利民利国的实事来，那就更好。

简文帝去世后，桓温来到新亭（今江苏南京西南），召见大臣谢安、王坦之（坦之是太原晋阳王氏，彪之是琅邪临沂王氏），在暗处埋伏了刀斧手。坦之见了桓温，一身急汗，倒执手版。谢安从容就席，坐定便说：“明公何须壁后置人？”桓温被他说穿，说：“正是不得不尔而已。”谈论许久面散。谢、王本来齐名，从此便分出了高下。

后来王坦之出任外官，谢安和王彪之共掌朝政。谢安常说：“大家解决不了的大事，一问王公，立即可以解决。”太元二年（３７７年），王彪之去世，朝廷大权更集中在谢安手里。当时要挑选能够防御北方的将领，他选中了侄儿谢玄，任命他做广陵相。有些人认为他不应当用自己家人。原是桓温智囊的郗超却极口称赞谢安能不避嫌疑，任用亲侄，他说：“我曾和谢玄同在桓公幕府，深知他的才能。郗超不久即死）谢玄招募勇士，用刘牢之做参军，用兵时亲率精锐做前锋，战无不胜。因后来谢玄兼领徐州，治所在京口（今江苏镇江），晋人常把京口叫做“北府”，从而有了“北府兵”的名称。

从上述东晋的情况看，内部是安定的，也是有相当实力的。

但符坚不听王猛的遗言，决心兼并东晋，一统天下。晋孝武帝太元三年（符坚建元十四年，３７８年），符坚大举攻晋，以长乐公符丕（符坚子）等攻襄阳，韦钟攻魏兴（今陕西安康西北）；彭超攻彭城，俱难、毛盛、邵保攻淮阴、盱眙。一时晋东西两面同时吃紧。

襄阳攻防战打得非常惨烈，从太元三年四月打到四年二月，达十个月之久。三年十二月中，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说符丕以十万之众攻一小城，久而无效，应该召回治罪。符坚虽则不曾同意，但也派人赴军前申斥，封一口剑给符丕，说来春攻不下襄阳，可即自尽。四年正月，符坚甚至想亲自领兵到襄阳，只因阳平公符融和梁熙谏阻才作罢。晋守将朱序的母亲韩氏亲自上城巡视，见西北角不很坚固，就率领一百多个婢女及城中妇女在里面加筑新城，后来果然靠新城才守得这样长久。襄阳人因而都把这新城叫做夫人城。

最后，督护李伯护降秦做内应，秦军才打破襄阳，擒获朱序。符坚最恨不忠之臣，他杀死李伯护，用朱序做度支尚书。符坚重用被俘之人，而且盲目信任，实在很不明智。后来淝水大败，朱序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晋荆州刺史桓冲因前秦强大，早已从长江北岸的江陵移屯南岸的上明（今湖北松滋北老城西）。襄阳危急时，他虽有兵七万，但仍以实力不如秦军，不敢进军。

四月，魏兴失守，守将吉挹被俘，绝食而死。秦军在西面取得了全胜。

晋在东面的损失比西面稍轻。二月三月，彭城守军因敌军稍向后撤，得以出城南归，秦将彭超占了空城。俱难顺利地攻下淮阴。五月，俱难、彭超得增援后攻下盱眙，围攻三阿（今江苏金湖东南平阿西村）。这里离广陵只有一百里路，朝廷不得不加强江防，形势一时极为紧张。然而广陵相谢玄的反击很有威力，他先解三阿之围，六月又收复盱眙、淮阴，肃清淮南。北府兵显出了雄风，但彭城再也拿不回来了。

太元五年，秦有内乱，符坚的兄弟行唐公符洛叛变，据东北边地，进军到中山（今河北定州）。事变虽很快平定，然符坚考虑到东部地区的统治力量不够强大，决定分派宗亲，率领氐人，镇守各地（见上文）。南方前线平静无事，这是很自然的。

太元六年的大部分时间，仍然平静，但是到了十一月间，秦军忽然进攻竟陵（今湖北钟祥）。这是一次地方性事件，是秦荆州（治襄阳）刺史都贵派出的军队，人数不过二万人。桓冲出兵反击，十二月，桓石虔等击败了来犯之敌，事件就结束了。

符坚从来没有放弃灭晋的念头。这两三年间，他大概在不断地思索。晋太元七年（符坚建元十八年，３８２年），伐晋已经进入准备阶段。四月，他任命阳平公符融做征南大将军；八月，他用裴元略做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他秘密准备船只。十月，他大会群臣，宣布决心攻晋，征求群臣的意见。

有的官员当然顺着皇帝的口气，说伐晋易如反掌，但是有几个人却坚持异议。尚书左仆射权翼素有智谋，他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伐晋，他说：“谢安、桓冲都是江表伟人，君臣和睦，内外同心，依臣的愚见，伐晋难以成功。”符坚听了，很不愉快，隔了好久才说：“诸君可各言其志。”

太子左卫率（“率”通“帅”，太子卫兵主将）石越先根据天象，说“福德在吴，伐之必有天殃”，再说“彼据长江之险，民为之用”，恐怕是打不下来的。他把天时、地利、人和都说到了，但是说服力并不很够。符坚用武王伐纣不顾天象不利而得胜的故事，驳倒他的天时说；又引夫差、孙皓的江湖之险不可靠来驳他的地利说，并且自豪地说：“以我之众，投鞭可以断流，他们有何险可恃！”这是没有看见过长江的人的无知之谈。符坚有兵九十七万，长江可不是几十万条马鞭就能够使它断流的。他驳了天时地利，却没有驳人和。石越说殷纣、夫差、孙皓都淫虐无道，所以一打即亡，晋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不好打。

当场许多臣僚，有的说好打，有的说不好打。符坚听得不耐烦，不想再听，就此散场。群臣走后，符坚只留下阳平公符融一人，要和他两个人作出决定。可他根本没想到，符融一开口便说“伐晋有三难”。三难是：一、天道不顺；二、晋内部团结；三、秦本身多次用兵，兵力已疲，百姓有畏敌之心。符融还说：“不赞成伐晋的都是忠臣，希望陛下听他们的话。”

符坚想不到符融也反对伐晋，板起面孔来说：“你也这样看，我失望极了。我有百万强兵，器械辎重，堆积如山。我虽不算明君，也不好算庸人。乘连战连捷的声势，攻一个将亡之国，有何难哉！”

符融见他如此固执，心里难过，流着泪说：“晋未可灭，是极明显的事实。面且臣之所忧，不止于此。陛下宠信鲜卑、西羌，让他们散布在京师周围。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仇敌。太子只带几万弱卒留守京师，臣只怕肘腋之下，突然发生变故，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臣实顽愚，所见并不可取。王景略一时英杰，难道陛下不记得他临终的话吗？”这一席话的说服力够强了，提醒符坚回忆王猛的话，更是有力。但符坚仍执迷不悟，认为以秦伐晋，如秋风扫落叶，可群臣反对的有那么多人，实在难以理解。

这时，有一个他钦佩的人出来捧场了。此人就是原前燕吴王、现任前秦冠军将军、京兆尹的慕容垂。他先说强大并吞弱小，理势自然；再说晋武灭吴，赞成的只有寥寥数人，若从朝臣之言，岂有混一之功。他的话不多，但是一则符合符坚的心思，二则所举的例子可谓恰当。符坚自然听得“龙心大悦”，说：“与我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己！”他竟忘了慕容垂原来是什么人。

阳平公融、太子符宏、平日尊信的和尚道安、宠爱的张夫人、小儿子符诜等都劝他不要南征，他一概不听。

转瞬就是太元八年了，符坚却不马上发动战争。他当是鉴于南方炎热，所以入秋以后，方才发动，希望在冬季决战，这样对北方士兵的健康比较有利。但他想不到的是，晋桓冲却于五月里在襄阳方面大举反攻了。他派刘波等攻沔（汉）水以北各城，郭铨攻武当（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杨亮深入蜀地，进逼涪城（今四川绵阳东）。桓冲大概也考虑了气候条件，才选定在北方人最怕的炎热潮湿的夏季发起进攻。一这次攻势搞得符坚有点手忙脚乱。他派出三支人马分头去救襄阳、武当、涪城。晋军攻占过两个县城，打败救武当的一支人马。攻势到七月中结束，桓冲退还上明，分遣的部队也都安全撤退，没有让秦军占到便宜。

就在这个月里，符坚下诏宣布南征，百姓每十丁出一个兵，二十岁以下、有材勇的良家子（清白人家的子弟）都拜羽林郎（宿卫武官）。他还傲慢地宣布：“战胜后任司马昌明（昌明，孝武帝字）做尚书左仆射，谢安做吏部尚书，桓冲做侍中。可先为他们造宅子。”良家子很快地集结了三万余人，都配有马匹。

前秦朝廷里反对的声浪一直不停，只有慕容垂、姚苌和那些良家子赞成出兵。阳平公符融作最后一次努力，提醒符坚，叫他想想赞成派是何等样人：“鲜卑、羌人是我们的仇敌，他们经常想乘机作乱，这种人的话，怎么好听！良家子都是富裕人家的子弟，不懂军事，只是说些迎合陛下心意的言语而已。陛下相信这两种人，贸然出兵。臣怕非但大事不能成功，还有后患，那时后侮，就来不及了。”符坚决心已定，阳平公说得再有道理，他也只当耳边风，不考虑它了。

八月初，符坚命阳平公符融率张蚝、慕容垂等领步骑二十五万人为前锋；命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把西线付托给这位羌族将军。慕容垂的两个侄儿慕容楷、慕容绍对他说：“主上骄傲已极，叔父建中兴大业的时机到了。”慕容垂兴奋地说：“对啊！我们要共同努力，没有你们是不可能成功的。”兵马将动，慕容氏已经跃跃欲试，准备重建燕国了。

八月上旬，符坚从长安出发。全军步兵六十多万、骑兵二十七万，运输的船只上万，声势浩大极了。但是他的兵力很分散，西面从今四川省、重庆市起，向东铺开，直到今安徽省中部；南北的距离更大。九月，符坚到了项城（今河南沈丘），凉州的兵才到咸阳，幽、冀二州的兵才到彭城，只有阳平公符融等军约三十万人到了颖口，即颖水进入淮河之口，在今安徽颖上县东南。我们必须注意，参加淝水之战的秦军，实际上只有阳平公符融的部队，约当全军三分之一。其余或在遥远的后方，或在没有积极行动的西线。

东晋得讯，任谢石（谢安弟）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率谢琰（谢安子）、桓伊等八万人拒敌，另派胡彬率水军五千人增援寿阳。这时，晋军与前线的秦军人数之比，约为１．２：４。对此，建康城里人心恐慌，谢玄受命出师，心里也很惶惑。他进见谢安请示，谢安神色自若，只说了一声“已另有圣旨”，便不开口了。谢玄不敢再问，出来后请别人去问。谢安不谈军事，只命安排车辆，到郊外别墅游览，大会亲友，谢玄也只得跟去。谢安还拉他下棋。谢玄的棋艺本来比谢安高，这天心不在焉，越下越差。谢安接着又随意游览，直到天黑才返回府中。这时，桓冲怕建康兵力不足，要派三千精锐东下支援，谢安却坚决拒绝，说朝廷不缺兵甲，西藩应该留着防敌。桓冲内心焦急，对幕僚叹道：“谢安石能做宰相，但没有大将之才，他尽派些没有经过风浪的年轻人去御强敌，这不问可知，我辈都将陷入敌手了！”

十月十八日，秦阳平公符融等攻占寿阳（今安徽寿县），擒获守将徐元喜等。这时胡彬还没有赶到寿阳，得知此讯，就退守峡石（今寿县西北）。阳平公符融进兵往攻，使梁成率五万人在洛涧（今淮南市、长丰县东淮河支流洛河）筑栅，截断晋军能从东面溯淮而上的来路。谢石、谢玄所率主力离洛涧只有二十五里，但见梁成军兵力众多，便不敢进击。其时胡彬部粮草将断，即差密使向谢石报告，使者又被秦军抓住，押到了阳平公处。他弄清情况后，竟也滋生了轻敌思想，差人飞报符坚说“贼少好捉，只怕被他们溜掉，应该赶紧进攻。”由此符坚也更轻敌，把已经到达项城的大批部队留在项城。只带八千轻骑赶到寿阳阳平公符融营里。他以为晋军已经吓得胆破，可以不战而下，竟派朱序到晋营劝谢石等投降。符坚的骄傲轻敌到了难以想像的地步。他派作使者的朱序，曾是战败被俘的晋将，虽则后来受了秦的官职，但一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下，他得了这个差使，当然喜出望外，到了晋营，便把秦军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了谢石、谢玄等，并出主意说：“如果秦军百万之众全数到达，确实难以抵抗。应该乘他兵力还没有全部集中的时候，从速进攻。只要打败了他们的前锋，挫其锐气，就不难连战连胜了。”

谢石知道符坚已在寿阳，心中胆怯，打算不与秦军直接交锋，而是拖着让时间来消磨秦军的锐气。谢琰则劝他听朱序的话。十一月，谢石派刘牢之率五千精兵向洛涧前进。从进军时间和人数来看，谢石的决心不见得很坚定，否则，总不致让刘牢之带以一当十的兵力去进攻吧。

刘牢之军到离洛涧十里处时，梁成发觉了，即沿洛涧列阵。刘牢之指挥士卒，渡水进击，大破秦军，杀死梁成和副将王咏，又分兵截断退路。秦军奔逃，无路可走，溃散的步兵、骑兵都只有浮水求生一途，溺死、被杀的达一万五千人。晋军初战告捷，士气大振。谢石的胆子也壮了，传令拔营起寨，分水陆两路，向前推进。

符坚和阳平公符融得了情报，登上寿阳城楼察看。他们远望晋军浩浩荡荡开来，竟把八公山上的草木也当作晋兵。符坚的傲气顿时去了一截，回顾符融道：“这也是劲敌，晋国不弱啊！”他开始觉得这仗难打了。

秦军直逼淝水，在岸边列阵。淝水之“淝”一作“肥”，今名东肥河，它从合肥向西北流入寿阳，再西北流经八公山而入淮河。晋军到了河边，不好渡河，谢玄即派人向符坚传话，说：“如果把阵形略向后移，让晋军渡河，一决胜负，岂不更好。”秦军众将都不同意后退，符坚却说：“只要略为后退，等他渡到半途，用铁骑压着它打，没有不胜之理。”此计本来不错，半渡而击之，历史上用这个策略取胜的战例很多。符坚错在不疑内部有奸细，不是这个办法本身不可取。阳平公融也赞成，随即下令后退。二十几万（三十万已经损失了一万五）人的队伍，后面的根本不知道前面的为何要后退，却听到朱序等人在阵后大叫：“秦兵败了！”便大起恐慌，争先恐后乱逃起来。中间的见前后都在退却。也跟着乱奔。前面后退的见后面已乱，以为后面遭到袭击，也一下乱作一团。这一场面，虽然史籍上没有写得这样细，但大致情形是可想而知的。

谢玄、谢琰、桓伊等引兵渡河时，秦兵队伍已乱，其将帅非但无法指挥将士“半渡而击之”，连阻止士卒后退也做不到。晋军上岸进攻时，阳平公符融仍在阵前东奔西跑，喝令士卒收住脚步，但自己却因马匹跌倒（可能是被自己的士卒撞倒的），被晋兵杀死。晋军乘胜追击，冲过寿阳，直到三十里外的青冈，方才收兵。朱序、张天锡、徐元喜都自拔归晋。晋军收复寿阳，缴获符坚乘坐的云母车及大批器械、军资、珍宝、牲畜等。

秦军乱逃，自相践踏而死的不一计其数，路上、田里、河里，到处都是尸体：逃跑中的秦兵胆战心惊，听见风声鹤唳，都以为是追兵赶来，一路上饥饿冻死的又不计其数。符坚本人也身中流矢，逃到淮北，身边只有千余骑兵。当时，只有慕容垂一军三万人没有溃散，符坚投到他的营里，慕容垂念他当日保护的恩惠，不听子侄辈的话，把全军交还给他指挥。符坚又沿路收容散兵，到洛阳时已集合了十多万人，他才定下心来。

晋军捷报传到建康时，谢安正在与宾客下棋。他把捷报看过，随手就放在旁边，依旧下棋。客人却耐不住，问是什么消息，谢安随口答道：“小儿辈已经破贼！”其实，他内心激动异常，还内室时，跨过门槛，把屐齿折断，竟不曾觉得。

东晋成功地阻止了一场大灾难。北方却陷如了大动乱。

二二　北方的重新分裂

我们只要翻开任何一张《十六国兴亡表》（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版的《中国历史纪年表》所载的表），就可以知道，淝水之战后的三四年间，在中国历史版图上又相继出现了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四国，它们占了十六国的四分之一。但是，除此以外，还需要加上不在十六国之内的西燕，而且前秦尚未灭亡，所以与此同时并存的常有六七个小国。这个局面要到公元４世纪末，即待北魏占有了中原大部，才基本结束。而这距十六国时期的终结，还有四十多年。本篇就以淝水战后到北魏占有中原大部为叙述的范围，在必要的地方，也略为叙述一些事件的余波。

第一个脱离前秦的是慕容垂。他自交出军队，跟符坚到了渑池，就要求到北方去安抚“轻相煽动”的百姓，并顺路谒拜原燕国的陵庙。北方是前燕旧地，慕容垂的意图也很明显，但符坚却爽快地答应了。对此，智士权翼劝符坚不可让他脱身，符坚虽听得进，但回答既已许可，便不能食言。权翼无奈，只得在河桥旁边设下埋伏，打算袭击慕容垂。不料慕容垂已有提防，结个草筏，在无人处偷渡黄河，逃过了这一劫。

慕容垂到邺城与长乐公符丕相见后，符丕让他住在城外。他就在这里和旧部商议复国。符丕对他疑虑重重，常恐肘腋之下会生变故。恰好此时丁零族首领翟斌起兵反秦，准备攻打洛阳，符坚即命符丕给慕容垂一支兵马去镇压。符丕知道给兵不妥，但想借此把慕容垂支开，便给他二千弱卒，另派符飞龙做他的副将，领一千氐族骑兵，监视他的行动。慕容垂走到河内（治野王，今河南沁阳），便一面招兵，把部队扩大到八千人；一面激怒旧部，说自己忠于符氏，而他们老是想办法要谋害他，这样怎能不反。符飞龙是个粗汉，哪里能监视他，结果反而被他所杀。慕容凤和燕旧臣的后裔王腾、段延等都参加翟斌的部队。他们劝翟斌拥护慕容垂做盟主，翟斌同意了。

太元九年（３５４年）正月，慕容垂到洛阳城外，与翟斌会合。他本拟袭击洛阳，后来考虑到会四面受敌，便又决定北上攻邺。部下都请他称尊号，他就效法晋元帝先称晋王的先例，在荥阳称燕王，然后渡河北上。这时他的军队已经扩大到二十多万人。原来留在邺城的侄儿慕容农等，已于上年末秘密离开了邺，逃到列人（今河北肥乡东北）。他们发动附近的屠各、乌桓等族，征发居民当兵，也有数万之众。长乐公符丕派兵镇压，被他们击败。

慕容垂到了邺城城外，即宣布改秦建元二十年为燕元年。这是后燕开国之始。慕容农引兵前来与慕容垂会合后，燕王便要符丕交出邺城，答应让他安全返回长安。符丕不肯，于是邺城攻防战开始了。

邺城之战拖得很久，对此暂搁不提，先看陇西的情形。早在符坚南下攻晋时，陇西鲜卑族的乞伏步颓曾起兵造反，符坚便命随军的前将军乞伏国仁回乡镇压。这是一件蠢事。乞伏国仁是步颓的侄子，他回到家乡，便和叔父合作，准备割据一方。符坚打了败仗后，他们便大干起来，纠合各部，有十多万人。乞伏国仁建国虽还要等待时机，但陇西一隅已经不是符氏的天下了。

邺城之战起于太元九年正月下旬。三月，慕容泓起兵据华阴，攻杀秦钜鹿公符叡；慕容冲起兵据平阳（今山西临汾），却被秦兵打败，于是他率余部投奔慕容泓，关中就变成了慕容氏和前秦争胜的西战场。几个月后，慕容泓乱的谋臣高盖等嫌主将苛刻，声望又不如慕容冲，就杀了慕容泓，立慕容冲做皇太弟。这个政权便是不在十六国数内的西燕。

关中还出现了第三股势力，即羌族的后秦姚苌。姚苌本来和符叡一同去打慕容泓，曾劝符叡切勿鲁莽从事，但符叡不听，一战而死。他的死与姚苌无关。之后，姚苌为妥当起见，派人去向符坚谢罪。符坚连遭祸事，变得性情暴躁，一怒之下，把使者杀了。姚苌害怕，逃往渭北的牧马场。由此，天水一带（今甘肃东部）的羌族土豪一时并起，率领五万多户，拥护姚苌做了大单于、万年秦王。

关中有了前秦、西燕、后秦三国，自然乱得不堪设想。符坚把在长安的前燕末代皇帝慕容玮痛骂一顿，气出过后却说：“这自然不是卿的过失。”便又亲自领兵去打姚苌，他连战都胜，后又截断后秦军驻地的水源，眼看全胜在即，不料天降大雨，解决了后秦军的困难。符坚气道：“难道老天也要帮助逆贼吗！”两秦相持时，西燕军乘虚进逼长安，符坚不得不收兵赶回。西燕军打败了几支前秦兵，又占领秦朝阿房宫原址的阿房城。至九月，一直推进到长安城下。符坚登城瞭望，只见以前有龙阳之宠的慕容冲在城下耀武扬威，气得要命，才觉悟过去的错误，怒道：“我不用王景略、阳平公的良言，使白虏（氐人对鲜卑的称呼）猖撅至此！”这时长安城中还有一千多鲜卑人，慕容玮和慕容肃就阴谋利用这些人起事。十二月，慕容玮以儿子结婚为名，请符坚光临，以伏兵杀他。符坚的警惕心实在太差，居然不疑应允，倒是老天救命，下了大雨，符坚没有去成：后来阴谋被发觉，他把慕容玮、慕容肃以及城内的鲜卑人，无论老少男女，全都杀光。

战乱中的长安，衣食困难至极。晋太元十年（３８５年）正月，符坚宴请群臣。许多参加宴会的人竟把肉含得满口，回到家里吐出给家属吃。民间更有人吃人的惨状。

关中大乱，河北也不太平。邺城虽仍在符丕手里，但常山（今河北正定南）、中山（今定州）等要地，都已为后燕所有。丁零翟斌因慕容垂不能满足他官爵的欲望，反与符丕通谋，但被慕容垂杀死。翟斌的侄子翟真率部逃到邯郸，又从邯郸北走，一度打败过燕军追兵。冀州（今河北省中南部）郡县则因战事而屡有不同归属，忽而从前秦，忽而从后燕。后燕确保的地盘不多，而且不太稳定。

符秦大乱，谢安即奏请乘机出兵收复中原。太元九年（３８４年）八月，谢玄收复彭城；九月，刘牢之收复鄄城（今山东鄄城北旧城）；十一月，刘牢之等又收复碻璈（今山东往平西南古黄河东岸）、滑台（今河南滑县东）等军事要地。刘袭自滑台渡河北上，进克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前秦符丕以处境困难，请晋军援助，于是晋军也参加了河北的战斗。同时，晋军分路北上西进，又陆续收复了涪城、襄阳、洛阳等地。其时前秦各地守臣多已丧失斗志，或逃或降，晋军所至，很少激战。

太元十年（３８５年）中，北方局势渐已明朗。后燕、前秦、晋争夺河北的争战，后燕的胜局已定。关中虽仍在混战，然符坚被后秦擒杀，前秦之亡已不可避免。在中原龙争虎斗之际，陇西、河西的割据政权乘机崛起，北方几国并存的形势已定。然而，百姓的灾难日益深重，幽冀关中的饥荒更为严峻，后燕军士饿死的很多，慕容垂禁止百姓养蚕，将桑椹充为军粮。桑椹如何能够果腹，可见困难的严重了。在此形势下，战事却仍在继续。

先说河北的战局。刘牢之进到仿头后，听说邺城内部力主附晋的人被杀，就暂停进兵，到四月间才进兵到邺，击败慕容垂军，乘胜追击达二百里之遥，士卒争夺燕军辎重，又被慕容垂邀击，反而大败溃退。刘牢之匹马逃走，得符丕所派接应之兵，才得脱身。晋廷得讯，把他召回，晋军参加河北争战的行动到此结束。八月，谢安去世，年六十六岁。会稽王司马道子执政。桓冲也已于太元九年病故。晋朝经略中原的领袖人物既已谢世，河南、益州又已收复（晋军于十年四月克成都），没有多大雄心的会稽王道子自然要改取保守态度了。

符丕在邺立足不住，八月，率男女六万余口，通过壶关，往西而去。慕容垂得了邺城，命慕容农回镇龙城（今辽宁朝阳），收复东北旧地。十二月，慕容垂定都中山。至次年正月，即位为皇帝。这时他年已六十一岁，英雄老矣，然而终于能够重建燕国，其踌躇满志的心理状态，可以想见了。当然，河北各地与前秦残余势力的斗争仍未平息，但并不影响大局，笔者就略而不提了。

且说符丕到了晋阳，才知道关中形势恶化，符坚已死。关中形势是怎么恶化的呢？

太元十年（３８５年）的头几个月，西燕、前秦激战多次，互有胜败。符坚曾在长安城西大破西燕军，追到阿房宫城，因怕中计，不敢杀进城去，收兵而退。这是符坚的一大失着。慕容冲攻长安，符坚出兵拒敌，亲自督战，身上中了好几支箭，血流满身。五月，骁将杨定在城西阵亡。符坚害怕，他见谶文有“帝出五将久长得”的话，以为“天意”要他出外，留太子符宏守城，自己带几百名骑兵与张夫人等出奔到五将山（在今歧山县东北）。他在危难之际，迷信妄人造作的鬼话，又是一大失着。六月，符宏守不住长安，弃城出逃。他走投无路，最后从武都（今甘肃西和西南）南走，降了东晋。西燕军进了长安，那个已经自称皇帝的慕容冲放纵士卒烧杀掳掠，长安城中又死了许多人。

七月，后秦姚苌知道符坚到了五将山，派将军吴忠领兵去捉。前秦的几百名兵都四散逃走，符坚身边只剩了十几个侍从。他只能故作镇静，跟吴忠到姚苌的驻地新平。八月，姚苌派人把他缢杀，张夫入自杀。符坚时年四十八岁，他与东晋谢安死在同一个月里，可谓巧合。

符丕得知这些情况后，就在晋阳即位，要把前秦的残局撑下去。

讲到这里，必须补一空白。姚苌乘西燕、前秦苦战的时候，曾向东发展，没花太大气力，便攻占了安定（治今甘肃镇原东南）、新平（治今陕西彬县）、北地（治今陕西耀县）等郡，所以符坚出奔五将山，正好投到了他的势力范围。

现在笔者暂时把中原大地的情形放一放，请读者跟我朝西北方面看去。这里有两股势力各据一方。一是前面讲到的乞伏国仁，他见关中大乱，觉得时机已到，便自称单于，筑勇士城（今甘肃榆中东北）做都城。这便是历史上的西秦。西秦是个小国，常向大国称藩，接受封号，西秦的国号是迟到晋太元十九年（３９４年）国仁的兄弟乾归在位时才出现的。笔者一笔带过，不去多说它了。

另一个是吕光的后凉。吕光曾是前秦大将，于淝水之战的前夕，奉符坚之命进军西域。他以附秦的车师前部王和鄯善王为向导，领兵十万，于晋太元八年（３８３年）正月从长安出发。吕光打败龟兹、温宿、尉头等国兵，改立龟兹王，焉耆等三十多国投降。太元十年，他班师到姑臧（今甘肃武威），得知中原大乱，就打算割据河西，再造当年西晋张轨的局面。他称凉州牧、酒泉公是太元十一年的事，然而，后凉实际上在太元十年就已出现。吕光屡次改变称号，到太元二十一年（ ３９６年）称天王，才定国号为大凉。这些事情也在这里一笔带过，以免过于琐碎。

让我们回过头再看太元十一年的中原大局。在这一年中，北方的中原大地，东为后燕，西为后秦，格局大定。然枝节仍有不少，主要是西燕趋于微弱，前秦苟延残喘。而拓跋珪改代为魏，却预示了一个强大朝代的到来，这却是为当时人所无法预料的。

这年正月，慕容垂即皇帝位。北方的东部可以说是稳定了。但西燕的日子却不大好过。鲜卑人都想东归，慕容冲怕慕容垂，只想久居长安，部下都有怨气。二月，慕容冲被部将攻杀，段随被立为王。三月，慕容恒、慕容永又攻杀段随，立慕容顗为王，率鲜卑人男女四十多万东归。在东迁途中，慕容顗又为慕容恒之弟慕容韬所杀。慕容恒改立慕容冲的儿子慕容瑶做皇帝。对此众人不服，都拥护慕容永，慕容永就杀掉慕容瑶，立慕容泓的儿子慕容忠做皇帝。他们走到闻喜（今属山西），知道东方已有一个大燕皇帝，便不敢再往东走。到六月，将军刁云等又杀死慕容忠，拥慕容永做河东王，向后燕称藩。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慕容垂的谅解。秋凉以后，他们打算上路，这时西燕、前秦都挤在晋南，东进道路在符丕势力范围之内。慕容永向符丕要求假道，遭到拒绝，只得动兵冲过去，于是发生了襄汾（今山西襄汾东北）之战。鲜卑思归，作战自然奋勇，结果大破前秦兵，进据长子（今属山西）。慕容永打了胜仗，以为可以自立，便在长子做起皇帝，并以“中兴”为年号，他的心愿不问可知。

符丕兵败，只剩几千人马。他南渡黄河后，想袭击东晋的洛阳，兵败被杀。前秦到此地步，似乎已经完了，但是在两个月之前，以狄道（今甘肃临挑）长符登为首的一股氐人势力却又异军突起，东克南安（今甘肃陇西县东南）。符丕既已败死，符登便在十一月中即位为帝，因此前秦还在挣扎，而且挣扎的力量还相当强劲。

后秦姚苌于鲜卑东迁后进入长安，并于这年五月即位做皇帝。他在关中的地位似乎完全稳定了，但是符登给了他以意想不到的威胁。十月，符登攻秦州（今甘肃天水），姚苌往救，打了个大败仗。他身受重伤，只能让兄弟姚硕德统率军队。以后几年，两家争战，互有胜败。太元十八年（３９３年）十二月，姚苌去世，年六十四岁二十九年，其子姚兴即位做皇帝。符登得姚苌死讯后，以为有机可乘，发动进攻，却被后秦军击败。姚兴即位后，攻杀符登。符登的儿子符崇远走湟中，被乞伏氏攻杀。前秦至此才完全灭亡。从符健即位起算，共六主、历四十二年。

笔者为行文方便起见，顺带讲了太元十一年以后的若干事件。现在该重提这年年初拓跋珪称魏王的事了。

关于拓跋部的起源，可看第二十三篇所述，这里不拟涉及，只从魏登国元年（晋太元十一年）起，讲些与后燕有关的事。

登国元年正月，拓跋珪在牛川（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东洋河南）大会部众，即代王位。二月，移居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四月，改国号为魏。魏起初是后燕的附庸。慕容垂很需要这个友好的部落，使它看守边境，牵制别部。拓跋珪和别部冲突需要援助时，后燕也乐于为他出兵。但是拓跋珪并不甘心做附庸，所以当慕容垂封他做西单于、上谷王时，他就不肯接受。又过两年，他的羽毛更加丰满，对燕的态度更有变化。登国三年（晋太元十三年，３８８年），使臣拓跋仪到中山，慕容垂问他，魏王何以不亲自前来。使臣就以先世都是晋朝臣子、世为兄弟为借口，比较婉转地提出应该地位平等的主张。这当然引起“威加四海”的慕容垂的不快。拓跋仪则看出“燕主衰老（慕容垂六十三岁），太子（宝）暗弱”的弱点，认为不久会有可乘之机。他们不但要求与燕平等相处，暗中已有取而代之的准备了。

当然，后燕表面上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东晋也不是它的对手。丁零的余部翟辽（翟真为部下所杀，弟成领兵，为燕所灭，余部由翟辽统率）先投靠晋黎阳守将滕恬之，然后夺据黎阳，于是晋泰山太守张愿又叛降翟辽。至此北方一时骚动。晋本以彭城为重镇，到太元十一、二年，谢玄和他的后任朱序都退驻淮阴，这是没有力量（实际上是没有决心）与北方争夺今山东和苏、皖北部之地的表现。后燕见此便乘机南向扩张。晋的守将和张愿、翟辽都不是后燕的敌手，青、兖、徐等州的许多郡县壁垒都落入后燕手中。翟辽据有滑台后，又反复于东晋、后燕、西燕之间。他死后，其子翟创终于为慕容垂所破，逃往西燕，后在西燕被杀。

晋太元十八年（３９３年），慕容垂以“不复留此贼以累子孙”为宗旨，大举进攻西燕。十九年六月，进至长子，八月，破城，杀慕容永。

这时（指公元３９４年前秦、西燕亡后）除南方的晋以外，北方共有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北魏五国，其中以后燕最为强大。然出兵攻西燕前，诸将多以“我连年征讨，士卒疲敝”为由，反对用兵，这其实已是外强中干的表现了。但慕容垂在终于灭掉西燕后，还要远征北魏，就未免要丧师辱国。

拓跋珪自称魏王以来，陆续兼并贺兰、纥突邻、纥奚、刘卫辰等部（刘卫辰，匈奴族，少子勃勃逃脱，即夏国建立者赫连勃勃），势力日益强大。长子被围时，它应西燕的要求，出兵援助，虽不曾赶上与后燕兵交锋，显然已处于与之敌对的境地。

晋太元二十年（３劳年），慕容垂以太子慕容宝为元帅，领兵伐魏。

拓跋珪用谋士张哀的计策，故意示弱，带着部落，牲畜，渡过黄河（指河套地区北部的黄河），西迁一千多里，装出远逃的模样。后燕军到了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得到别部降人三万多户。这时太子宝若能见好即收，未尝不能满载而归。但他决心要和魏兵决战，就继续深入。九月，燕军见魏兵在黄河南岸，慕容宝想渡河进攻，却为暴风所阻，形成了相持之局。慕容宝从中山出发时，慕容垂已有疾病。进至五原后，魏军小部队在他的后方活动，把后燕往来的使者全部抓住。慕容宝几个月得不到中山消息，拓跋珪令抓获的使者隔河叫喊，说：“你的父亲已死，何不早点回去！”

燕军无论兵将，斗志都日益衰退。十月下旬，慕容宝烧船退兵。他以为魏军没有船，不能渡河追击。不料十一月初，天气严寒，河上结冰坚厚，拓跋珪即率军过河，选精锐骑兵两万余人，追击燕军。初九夜。魏军到达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县东北岱海）西，得知燕军就在陂东宿营，且无戒备，即于次晨登山，向山下平地上的燕军冲杀。燕军正要出发，突遭攻击，惊慌失措，乱窜乱逃，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自相践踏而死就有上万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的四五万人，逃脱的不过几千人。慕容宝等只逃得性命。拓跋珪把俘获的人，除少数有才能的外，悉数坑杀。

晋太元二十一年（３９６年）三月，慕容垂自引重兵袭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杀魏勇将拓跋虔，掳获他的部落三万余家。拓跋珪很吃了一惊，但是燕军过参合陂时，见上年死者的遗骨堆积如山，军士怮哭，声震山谷。慕容垂悔恨交集，呕血病倒，在平城住了近十天，病情更重，只得退兵。四月，他在上谷的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去世，年七十一岁。慕容垂不失为豪杰之士，但晚年自负过甚，穷兵黩武，终于有参合陂之败。

慕容垂死后，后燕强盛的时期也过去了。北魏代后燕而起，成为北方一霸，已经不可逆转了。

二三　拓跋氏建立北魏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朝代。它统一北方，结束了西晋八王混战以来战乱扰攘的局面，为胡汉各族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建立这个朝代的鲜卑拓跋氏在历史上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让我从它的根说起。

《魏书》卷一《序纪》说，拓跋氏原来住在大鲜卑山，经过六十七代，传到首领毛，统国（部落）三十六，大姓（氏族）九十九。同书卷一百八《礼志一》说，其祖上在乌洛侯国西北凿石为祖宗之庙，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四年（４４３年）曾派李敞去祭祀，《礼志》还录有祝文。这石室在什么地方，过去只能猜测，没有定论。１９８０年，考古学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十公里的嘎仙洞内发现了石刻铭文，与《魏书·礼志》所载相同，从而证明嘎仙洞就是鲜卑石室。洞址位于大兴安岭北段顶巅的东麓，由此可见，大鲜卑山就是大兴安岭，乌洛侯国当在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以西一带。《魏书》自毛以下，对历代首领的名字都有记载，在始祖拓跋力微以前共有十四世（包括毛在内），连毛以前的六十七世，共八十一世。根据世数推算，鲜卑族在公元前一千七八百年即夏代中叶或稍后，已在大兴安岭一带活动；毛做部落首领时。约在公元前一、二世纪即西汉时。拓跋氏在推寅做首领时（自毛后的第六世）“南迁大泽”，大泽就是呼伦湖。以后，拓跋氏继续自东北向西南方向迁移，至拓跋力微时，已迁居到定襄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曹魏景元二年（２６１年），力微遣使贡献，从此鲜卑拓跋氏与中原王朝有了联系。

晋怀帝永嘉四年（３１０年），并州刺史刘琨因力量薄弱，联结拓跋氏，与拓跋猗卢结为兄弟，请朝廷封猗卢做代公。猗卢是力微的孙子（由于中间有兄终弟及等情况，隔了四世）。愍帝建兴三年（３１５年），进封猗卢为代王，拓跋氏从此有了国号。代共六主、六十二年，于晋孝武帝太元元年（３７６年）为前秦所灭。它的末代国王什翼犍在位三十九年，在国亡的前夕，被庶子寔君杀害。这个国也不在十六国数内。

北魏建立者拓跋珪是什翼犍的孙子，他的父亲太子寔在亡国前五年就死了。代国亡时，拓跋珪只有六岁。其时，符坚把代国人民分作两部，由刘库仁、刘卫辰分别统率。拓跋珪的母亲贺氏带着儿子，投靠刘库仁。刘库仁是匈奴独孤部的酋长，又是什翼犍的外甥，原来是代国的南部大人。他不因兴废而改变宗旨，对拓跋珪照顾得很周到。

太元九年（３８４年），库仁被部下杀害，兄弟头眷继统部众。十年，头眷又被堂兄刘显杀害。刘显想把拓跋珪也杀掉，幸而有人通风报讯，拓跋珪才得逃往贺兰部，投靠舅父贺讷。贺讷的兄弟染干见拓跋珪很得人心，就率兵围困他的住地，想要杀他，因被拓跋珪的母亲贺氏责备，撤兵离去。

晋太元十一年（３８６年），十六岁的拓跋珪乘前秦衰亡的时机，重建代国，又改国号为魏。从这年正月在牛川大会部众起，到太元二十年（北魏登国十年）在参合陂大破燕军事，已见第二十二篇，这里不再重复。

参合陂之役的下一年，后燕主慕容垂攻魏，进入平城后，因病撤军，中途病死。后燕国势从此一撅不振，反之，北魏气势大盛。七月，拓跋珪建天子旌旗，改元为皇始元年（３９６年），决定进取中原，要取后燕而代之了。

魏皇始元年〔晋太元二十一年）八月，拓跋珪大举攻燕，步骑四十余万人，越过句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北）南下。九月，大破燕慕容农军，取得晋阳。慕容农在并州不得人心，地方人士早已与魏军有联系，所以一战就解决问题，地方元气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是，以后一年多的河北争夺战却是一场浩劫，受害者不仅是居民和燕军，连胜利者的魏军也死了一半以上。我们一千几百年后的人看到史籍上的记载，也感到触目惊心，生当其时其地的人，其悲惨痛苦，笔墨是实在无以形容的。

晋阳失守后，燕主慕容宝召集群臣会议，商讨拒敌之计，结果采取慕容麟的主张，坚守中山（今河北定州），待魏军疲乏后再行出击。这消极防守的战略，是注定要失败的。

后燕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内部矛盾极严重。慕容垂在世时，喜欢长孙慕容会，派他去镇守旧都龙城（今辽宁朝阳），临终时叮嘱慕容宝，叫他立慕容会为嗣。慕容宝却偏爱小儿子慕容策。慕容盛和慕容会同年，不愿意做他的臣子，和慕容麟劝慕容宝立策做太子。慕容宝正中下怀，他就立策做太子。这样一来，他与慕容会父子之间隔阂很深，埋下了自相残杀的根子。

魏军向河北进攻了。十月，魏将于栗磾、公孙兰率部从晋阳开出当年韩信出井陉攻赵的道路，进入河北。拓跋珪随即出井陉，攻克常山（今河北正定南）。河北郡县守臣，不是逃走，便是投降，燕只剩下中山、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信都（今河北冀州）三座城池。十一月，拓跋珪分兵攻邺和信都，自己领兵攻中山，打了大半天，就死伤了好几千人。他知道急切攻打不下，决定暂时不打中山，先解决邺和信都。

邺和信都也很难打。

魏贺赖卢与拓跋仪攻邺。贺赖卢自以为是拓跋珪的舅父，不听拓跋仪的号令。魏皇始二年（晋隆安元年，３９７年）正月，拓跋仪误信叛将离间，以为赖卢要闹兵变，引兵撤退。燕守将慕容德派兵追击，魏军很受了点损失：

信都方面，魏军攻打了六十多天，伤亡很大，还是打不下来。二年正月，拓跋珪亲自到信都城下，发动猛攻。燕守将慕容凤支持不住，出城逃往中山，守军投降，魏才取得信都。

二月，拓跋珪因并州监军丑提发动叛乱，想撤兵回国，派人与燕约和。这原是慕容宝取得喘息的机会，但他既高估了丑提叛乱的严重性，又高估了自己的力量，竟拒绝和议，大举反击。他在曲阳的柏肆〔在今河北藁城北三十里）集结兵力，共有步兵十二万、骑兵三万七千，在滹沱水北岸安下营盘，准备邀击魏军。初九，魏军到了。他们不知道对岸有敌军，在这里安营休息。深夜里，慕容宝领兵悄无声息地渡过河来，用招募得来的勇士一万多人袭击魏营，自率主力在营的北面布阵。燕兵冲进魏营，一面冲杀，一面放火，魏军大乱。拓跋珪从睡梦中惊醒，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好，赤脚逃出营盘。燕将乞特真带了一百多人冲进他的营帐，缴获他的衣服靴子。但这些募兵究竟缺乏训练，在黑夜中分不清敌我，竟自相冲突起来。拓跋珪惊魂稍定之后，在营外看出敌兵的弱点，就命令击鼓集合部队，在营外多举火把，派骑兵发动反击。募兵被骑兵一冲，立脚不住，溃退下去，慕容宝只得收兵渡河回营。第二天，魏军反攻。燕军夜袭不成，斗志已失，不敢再战，就向中山撤退。魏军紧紧追击，慕容宝害怕，带两万骑兵先走，把大队人马丢下不管。燕军只顾逃命，辎重兵器，全都抛弃。天气严寒，风雪交加，冻死的不计其数。魏军杀死、俘获大批朝臣、将校、士卒。

中山和邺又被围了。后燕到了存亡的关口。这时最需要的是团结，是鼓舞人心。不幸的是：出现的是猜疑、分裂和沮丧。

在龙城的慕容会早就要求领兵赴难了，但是行动起来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前锋在卢龙（今河北迁安西北喜峰口附近）停留了三个多月，他本人还没有出龙城一步。慕容宝几次下诏催促，他又拖了一个多月再出发。他到蓟城（今北京城西南隅）时，慕容宝已在柏肆大败了。他进兵如此迟缓，慕容宝对他起有疑心，不能说没有道理。

中山城里也互相猜疑。有人想杀慕容宝，拥立慕容麟，但没有成功。慕容麟怕因此获罪，真想取而代之，又没有成功，就逃走出城。城里连续发生事变，人心动荡，很难支持下去。

中山被围既久，将士都想拚死一战。他们都是参合陂死者的父兄子弟，对魏军仇恨极深，士气旺盛，也可以一战。但他们几次要求出战，慕容宝、慕容麟、慕容农都不准许，从而放掉了死中求活的机会。

慕容麟出走后，慕容宝不知道他的行踪，怕他去夺取慕容会的兵权，就与慕容隆、慕容农商议，决定放弃中山，逃往龙城，保住燕国的旧地。三月十四日晚上，慕容宝等带了一万多人马出城，北上去和慕容会军会合。他们若能以往事为鉴，和衷共济，那么即使没有力量重回中原，但要保住东北旧地还是完全做得到的。可惜，他们的内部矛盾还在发展，慕容氏的江山终于落到别人手里。这与燕魏争胜无关，笔者只好把它放在第二十四篇里去了。

慕容宝走后，中山城中混乱不堪，东门开后，没有人去关上。拓跋珪得报，想连夜进城。将军王建怕他进城后禁止掳掠，推说夜里太乱，恐士卒把府库抢光，不如等天明再说。不料天明以前，城中已经拥戴没有走掉的慕容详为主，紧闭城门，继续抵抗了。拓跋珪打了几天，攻不下来，就派人喊话，劝百姓投降。城中人回答说：“我们百姓只怕又落入参合陂死者的命运，想多活几天罢了！”参合陂大屠杀，正是那个王建出的主意。拓跋珪到这时才知道大屠杀误了大事。此时又恨他误了立即入城之事，一口唾沫吐到了他的脸上。这不过聊以泄怒而已，中山城还是可望而不可及。

战争已经进行了大半个年头，魏军尽管占着绝对优势，但是到了初夏，粮草成了严重问题。四、五月间，拓跋珪先是命拓跋仪解邺城之围，移屯钜鹿；接着自己也解了中山之围，移屯河间，“督诸郡义租”。所谓“义租”，无非是抢百姓的粮食而已。中山城里的慕容详见魏兵撤走，自以为了不起，即位做起皇帝来了。他不过是一天到晚酗酒的粗汉，城里缺粮，他却不准百姓出城寻食，饿死的不计其数。他也派兵出去“督租”。两家都要抢粮，百姓哪里还有生路！他派出去的兵将也反对他，慕容麟利用这支军队，进中山城，杀了慕容详，也做起皇帝来。他比慕容详稍好一点，就是准许让百姓出城觅食，中山城还没有饿死的人总算有了一点生路。

大兵之后，必有大疫。夏秋之间，瘟疫流行。八月初，拓跋珪军在常山的九门县（今河北藁城西北）安营，病号满营，人畜死亡的极多，将士都想回到北方去。拓跋珪查问疫情，部下回答：“十个人中活着的只有四五个。”这种回答一般不会完全真实，推测起来，非战斗减员已在半数以上。拓跋珪却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天命，没有办法可想的。好在到处有人，不怕没有百姓的。”群臣听了，都不敢提撤兵的话。这是专制统治者视人命如草芥的口吻！老百姓死了多少，史籍没有提。军人死了一半以上，老百姓死的自然也不会少。

慕容麟的办法只能救一时之急，日子一长，城外也没有什么可以入口的东西了。深秋九月，慕容麟熬不过饥荒，带了两万多人，出城到新市（今正定东北新城铺）驻扎。拓跋珪立即进军攻击，十月，在义台（今新乐城关西南）大破燕军。慕容麟逃往邺城，后来为慕容德所杀。中山再也没有抗拒的力量了，魏军进入中山，燕国的公卿官吏将士两万多人投降。拓跋珪这回聪明了，对以前投降过又逃走的降将也不杀。

中山属了北魏后，邺城孤立，显然无法支持。次年（魏天兴元年，３９８年），慕容德带了四万户南迁滑台。魏拓跋仪军进入邺城，追燕军到黄河边上，没有追上。慕容德后来进取广固，建立南燕，另见第二十四篇。

中原战事至此结束，零星的反抗、叛乱可以不论。拓跋珪南巡到邺，设置行台（中央政府在外地的派出机构），留兵镇守，再还中山，派兵从望都（今河北唐县东北高昌店）起，凿恒山到平城的直道，长达五百多里。他在中山也设置行台，加强对山东地区（指太行山以东地区）的统治，然后离中山北还。为了充实代郡一带，他强迫山东各族人民十多万日迁移到代郡。我们可以想像：这十多万人在魏兵的监督驱赶下，在新修的不见得平坦的山路上长途跋涉的苦况，这其实是一幅流民图啊！移民到代郡后，计口受田，做了国家的农奴。

现在拓跋珪要认真考虑立国的规模了。这年六月，他命群臣讨论国号问题。群臣大都认为，“我国家百世相承，开基代北”，应该叫代国。崔宏却说：“代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套了《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两句，意思是说现在形势不同了，要开创一个宏大的新局面了。崔宏又说：“登国初年己经改叫魏了，魏是‘大名’（崔宏根据《左传》“卜堰曰：魏，大名也”立论），是中原大国的国名，应该叫魏。”国号问题就此解决。同年七月，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在这次商议中，主张称“代”的显然是那些鲜卑族的旧臣。崔宏字玄伯，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人，在前秦、后燕都做过官。魏兵进中原时，他逃往海边，被追兵抓住。拓跋珪同他谈了一席话，就用他做黄门侍郎。清河崔氏和博陵（今河北安平）崔氏都是北方大族。崔宏的看法是汉族士大夫的见解。拓跋珪重用崔宏，采用他的看法，表示鲜卑贵族与北方汉人大族合作建立一个兴旺发达的朝代的开始。当然，这些大族人士开头也很吃了些苦头的。崔宏跟魏军北迁，过恒山时，不得不艰难地扶着老母行走（这时妇女还没有缠足的恶习），拓跋珪看见了，才发给车牛粮食。崔宏如此，其他人的苦况可以想见了。

从取得并州时起，拓跋珪建立台、省等官署，在地方上设置刺史、太守等宫。议定国号之后，命尚书吏部郎邓渊立官制，仪曹郎董谧制礼仪，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晃崇考天象，由吏部尚书崔宏总而裁之。天兴二年（３９９年），把尚书三十六曹及其他官署，细分为三百六十曹（这个曹应该是三十六曹之曹的下级机构），官署更加完备。拓跋珪问博士李先：“天下有什么好东西对人的神智有益？”李先说：“没有比书籍更好的了。”于是拓跋珪下令征集书籍，送到平城。李先字宏仁，改字容仁，中山卢奴（今河北定州）人，原来是赵郡平棘（今河北赵县）人。赵郡李氏也是北方大族，他本人在前秦、西燕都做过官。这些事例说明：中原士大夫对拓跋氏朝廷的影响逐渐增强，对北魏的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拓跋珪创建了北魏王朝，对历史是有贡献的，但他性格残暴，晚年尤甚。天赐六年（４０９年），他要杀贺夫人，被贺夫人生的儿子清河王拓跋绍所杀，年三十九岁。拓跋珪就是北魏太祖道武帝。他的另一个儿子齐王拓跋嗣平乱，杀死拓跋绍，即皇帝位。拓跋嗣就是北魏太宗明元帝。

二四　后燕的残局

晋隆安元年（３９７年）三月十四日晚上，后燕主慕容宝和他的两个兄弟慕容农、慕容隆以及儿子慕容盛等逃出中山城后（参见第二十三篇），两天工夫，便到了蓟城以南。慕容会早已得讯，领了两万骑兵迎上前来。按理说，在国家危急存亡关头，父子叔侄相见，应该相互激励，力挽狂斓。但是这对父子已经没有恩情可言，慕容宝只觉得儿子像是存有恶意。他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两个兄弟，两个兄弟劝他不要多心，还答应教训侄子，对父亲要有规矩。慕容宝暂时听了，但是仍旧命令把慕容会的军队分一部分给慕容农、慕容隆。

接着，慕容宝放弃蓟城，把府库所有都带走，北往龙城。魏将石河头引兵来追，在夏谦泽（在今河北三河、大厂、香河间）追上燕军。慕容宝只想快点逃，慕容会不肯，整顿队伍，与追兵交战。慕容农、慕容隆也率领从中山带来的骑兵冲杀。这一战，魏兵大败，损失了好几千人。

慕容会打了一次胜仗，对父亲的态度更恶劣。慕容隆看不过去，屡加训责，慕容会越发怨恨。他又怕到龙城后，权力会落到资格比他老的两个叔父手里，父亲也绝对不会立自己做太子，心里很乱。那些分给慕容农、慕容隆的将士跟慕容会惯了，不愿意跟别人，向慕容宝要求：请他和太子（慕容策）、各位王爷留守，让他们跟清河王（慕容会）去解京师（中山）之围。慕容宝的左右都说不好答应，说清河王打了胜仗，就不会让老子继续做皇帝了。这话极能投合慕容宝的心思，他干脆拒绝了将士的要求，将士都很不满。

父子交恶越来越深。慕容会的左右劝他先动手，杀慕容农、慕容隆，废太子，自己做太子兼掌军政大权。在另外一边，慕容宝也和两个兄弟商量，说道通（慕容会字）一定要反，应该及早杀掉。两人都觉得不妥，说侄儿远赴国难，很有威望，没有明显的逆迹，不应该贸然动手。

慕容会下决心先动手。四月，在广都黄榆谷（在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西南）宿营。他使亲信仇尼归等袭击两位叔父，杀死慕容隆，慕容农受了重伤，仍揪住仇尼归，逃到山里。慕容会见仇尼归被擒，知道无法隐瞒，就向父亲谎报二王造反，已经正法。慕容宝明知是假，但只得口是心非地说：“杀得好！”

第二天出发时，慕容农回到了队伍里。慕容宝装出严厉的模样，命令把他抓起来。走了十多里，慕容宝叫群臣停下来吃东西，并商议怎样定慕容农的罪。慕容会刚坐定，慕容宝用眼神向将领慕舆腾示意，叫他杀慕容会。一刀下去，慕容会没有死，只是头部受了点伤。他奔出去，回到自己带的部队里，要对父亲动武。慕容宝知道不好，带了几百名骑兵，疾驰两百里奔逃到龙城。慕容会派兵追击，没有追上，只得自称皇太子，以讨慕舆腾为名，领兵进攻龙城。儿子领兵打老子，道理上慕容会先输了。守军士气高昂，出战大胜。高云又率勇士夜袭，慕容会军大溃而散。慕容会逃到中山，被守将慕容详杀死。

慕容宝渡过了父子冲突这一关，这时他如能认真吸取丧师失地的教训，未尝不可以重振旗鼓。但是才过了几个月，他便根据些零星的情报，轻举妄动，又遭遇了一场灾难。

十月底，有人从中山来到龙城，说慕容德仍坚守邺城，魏军兵力很弱。慕容宝听了非常高兴，马上准备反攻。十二月，兵力已经集结就绪。次年（晋隆安二年，３９８年）正月，派出的探子回报中山已经陷落，慕容宝只得停止南征，引兵北上，想去抢游牧部落的牛马。大部队刚渡过浇落水（今西拉木伦河），慕容德的使者赶到，说魏军已经西撤，中原空虚。他又改变计划，退回龙城，令军队暂时扎营休息，不准解散，准备反攻中原。兄弟慕容农、儿子慕容盛都不赞成，只有慕舆腾竭力摔掇。慕容宝听信他的话，决心出兵，宣布“敢谏者斩！”

二月，大军出发。走了没有多少路，原属慕容隆的段速骨等就因将士不愿远征，发动兵变，逼慕容隆的儿子慕容崇做名义上的首领。慕容宝逃进慕容农的营里，想用他的兵镇压兵变。不料他的兵也不愿远征，都丢掉兵器逃散。慕舆腾带的先头部队也自行溃散。慕容宝、慕容农逃回龙城，幸而出发时留慕容盛守城，暂时得以无事。

三月，段速骨等进攻龙城，段军本是乌合之众，斗志不高。但是慕容盛的岳父尚书兰汗却想乘势夺权。慕容农受他的欺骗，以为城子守不住，逃出去与段速骨合作。城上守兵发现慕容农和段速骨在一起，军心动摇，纷纷溃散，慕容宝、慕容盛等也出城逃走。段速骨军进了城，大肆烧杀抢劫，把慕容农关在宫里。慕容崇的亲信听说他们考虑立慕容农做首领，就擅自把慕容农杀了。

兰汗是个阴谋家。他不再需要段速骨了，便出其不意，一举把他的一伙全部消灭，废掉慕容崇，把太子慕容策捧出来，派人迎接慕容宝回龙城。慕容宝毫不怀疑，想马上回去。儿子慕容盛劝他不要轻信，并且主张到南边去，与慕容德合兵收复河北。

慕容宝听了儿子的话，往南经过邺城到达黎阳，听民间说慕容德已经自立为皇帝，就不敢再去，退而往北。慕容盛在钜鹿、长乐（今河北冀县）一带活动，地方上有人愿意支持他，由此可见中原空虚是实，北魏在河北的统治不很巩固。但是慕容宝总认为兰汗有诚意，又以为彼此是亲家，就回到龙城去了。他走到离龙城四十里处，兰汗的兄弟加难领兵来接。慕容宝还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不料还没有进龙城，便被他杀了。其时在晋隆安二年（３９８年）五月。

慕容盛走在后面，得讯后决定利用兰汗喜欢搞阴谋、其实很愚蠢的特点，料他会看在女儿的面子上，不会加害于己，进城见他，只要争取到一点时间，便可以设法报仇复国。一切都如他所料。七月，他联结一些旧日的亲信，杀死兰汗父子，夺回了政权。

这个青年比他的糊涂父亲强多了，然而，他吸取教训却有错误。他认为父亲太懦弱，因而失败，就反其道而行之，一切从严，结果他的左右人人自危。晋隆安五年（４０１年），宫中有人起事，他领卫士抵敌，在黑暗中被人打伤，连凶手是谁也弄不明白。他只来得及命令召叔父慕容熙，就死了。他在位三年，先只称长乐王，中间称皇帝，后来称“庶人天王”。慕容熙即位后，也沿用这称号。

慕容熙杀了那天起事的首领，至于杀慕容盛的真凶，始终是个谜。燕国的内部矛盾还没有完结，一部分人想拥立慕容盛的儿子慕容定，阴谋泄露后，慕容定也因嫌疑送掉性命。

慕容熙是慕容垂的小儿子，勇武过人，但不是做国君的料。他大兴土木，造苑筑宫，大热天也不停工，服役的士卒中暑死了一大半。区区燕国，实在经不起折腾，他却到处游猎，还一会儿东侵高句丽，一会儿北袭契丹。其士卒马匹，或因雨雪，或因疲劳过度，每次都有巨大损失。宠妃符氏死后，他使慕容隆的妻子张氏殉葬，检查群臣脸上有没有眼泪，没有的要受处分。其余暴行还多，笔者不愿多说了。

晋义熙三年（４０７年），先前因得罪于慕容熙而亡命的原中卫将军冯跋和兄弟冯素弗等潜入龙城，奉慕容云（本姓高，即上文所说高云，慕容是赐姓）为主，起事攻杀慕容熙。后燕亡，从晋太元八年慕容垂复国起算，共四主、二十四年。

高云复姓，即天王位，仍称燕国，但是后燕已经变成了北燕。高云任冯跋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北燕的建立者实际上是冯跋。高云做了国君，怕人篡位，养些勇士做心腹。这些人其实是些暴徒，贪得无厌，稍不满足，便起毒心。晋义熙五年（４０９年），高云竟被卫士首领离班、桃仁杀害：冯跋平定乱事，杀离班、桃仁，即天王位。

冯跋字文起，信都（今河北冀州）人。他即位后，为政简易，减轻赋税，在位二十二年。他死时已在南朝宋元嘉七年（４３０年）。兄弟冯弘在他病危时领部下进宫，冯跋惊惧而死。冯弘做了天王，把冯跋的儿子全都杀掉。元嘉十三年（北魏太武帝太延二年，４３６年），北魏灭北燕。北燕共二主（高云不计）、二十八年。冯弘逃往高句丽，两年后为高句丽人所杀。

北燕事实上是后燕衰退的继续。这拖了将近四十年（不算北燕也有十来年），说明北魏起初并没有灭燕的决心和力量。燕之无法复兴，终于陷于灭亡，慕容氏的不团结不能辞其咎。这是一个历史教训，值得人们记取。

后燕在衰退时还曾出现一个南燕。前面已经讲到慕容德南迁滑台。滑台介于北魏、后秦、东晋之间，难以长期自立，而且“土不过十城，众不过数万”，仅是个危邦而已。然而慕容麟穷途来投以后，居然想取而代之，因面被杀；后燕皇帝慕容宝有前来之意，慕容德既难以相容，慕容宝也终于舍此而去。这不仅是慕容氏不团结的老毛病所致，也是皇帝制度害死人。这个制度只能让一人居尊，父子兄弟为了这个宝座，都不免要自相残杀。

晋隆安三年（３９９年），慕容德出兵击叛将符广，留慕容和守滑台。慕容和的长史李辩杀慕容和，投降北魏。魏将拓跋进驻滑台。慕容德军将士的家属都在城内，幸得将军慕容云杀死李辩，率领家属两万多人冲出滑台，与慕容德会合。慕容德本来想反攻滑台，听文臣韩范、潘聪的意见，才决定进取青州，以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尧王山南）为都城。这个南燕小国后为东晋所灭，事见第二十六篇。

二五　桓玄、孙恩

淝水战后不久，东晋上下内外协和的局面不幸消失了。太元八年（３８３年）八月，在宰相谢安命将出师的时候，又命琅邪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录尚书事什么都管，加“六条”，意为只管六条范围以内之事，内容从略）。司马道子是孝武帝的兄弟，而且是一母所出，所谓“亲贤莫二”。这个任命是否有牵制谢氏的用意呢？笔者认为是有的。太元十年，谢安去世，就以道子领扬州刺史、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大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了。他后来被改封为会稽王，下文就称他为会稽王道子，或单称其名。

道子信任王国宝（王坦之的儿子，谢安的女婿，谢安发觉他品质恶劣，不加任用）。朝政浊乱，徭役繁重，据范宁（参见第二十九篇）说，当时百姓“殆无三日之休，至有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嫁娶”的情况。

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３９６年）九月，张贵人因恐色衰被废，用被蒙住孝武帝的头部，使他窒息而死，推说“因魇暴崩”。司马道子昏庸糊徐，竟没有追究。太子司马德宗即位，是为安帝。安帝是晋朝第二个白痴皇帝，连冷热饥饱都分辨不清，朝政自然更不必说。司马道子和王国宝更加肆无忌惮，道子甚至把东宫的兵都让国宝率领。

安帝隆安元年（３９７年），镇守京口的兖、青二州刺史王恭派使者到江陵，与荆州刺史殷仲堪商议起兵讨伐王国宝。这时桓温的儿子桓玄正在荆州。玄字敬道，很有才气。太元末年，曾被任为义兴太守。他郁郁不得志，登高望震泽（太湖），叹道：“父为九州伯（九州指天下；伯，霸主），儿为五湖长！”即弃官而归。他在荆州闲居，很为殷仲堪所尊重。他劝仲堪与王恭同盟起兵，说这是齐桓、晋文的举动。

司马道子儒弱无能，听得东西两面要同盟起兵，便把一切问题推在王国宝身上，责令他自杀，派人去向王恭谢罪，于是风波暂时平息。

道子的儿子元显，年才十六岁（道子本人也不过三十三岁），他却不肯罢休，说必须防备王、殷异动。道子就任命这个大男孩做将军，让他统率一部分军队。道子又结谯王司马尚之及尚之的兄弟休之做心腹，一同筹划对付王、殷的策略。

隆安二年（３９８年），王、殷果然再次起兵。道子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把事情都交给元显，自己一味饮酒，逃避到醉乡中去。元显很有点勇气，但不过是个没有实际经验的纨绔子弟而已。王恭军的内部矛盾却帮他解脱了这次危机。

王恭用的是北府兵。北府兵大将刘牢之不赞成起兵，又受元显使者的游说，把王恭抓起来，送到建康处死。其时，殷仲堪用杨佺期为前锋，桓玄领第二拨队伍，自己随后，已经进逼建康。会稽王道子用桓脩（桓冲子）的计策，宣布用桓脩代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任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桓、杨大喜，要接受朝命。殷仲堪大怒，命将士退兵。桓、杨掌握不住所领队伍，只得仍与仲堪合作。朝廷无可奈何，把荆州还给殷仲堪。从此桓玄屯兵夏口，与殷、杨貌合神离。道子父子又渡过了第二次危机。

这年，东部还发生了天师道首领孙泰起事的事件。孙泰是钱塘（今杭州）人杜子恭的徒弟，做过新安太守，信奉他的人极多。他以讨王恭为名起兵。会稽王道子使元显把他诱杀。信徒们都认为他是尸解成仙。孙泰的侄儿孙恩逃到海岛上，纠合死党，准备报仇。

隆安三年（３９９年），荆州桓玄与浙东孙恩都强大起来，已不是司马道子、元显父子所能制服的了。以后，从北府兵中崛起的刘裕经过几年的努力，先后消灭了这两股势力，东晋的实权也完全落到刘裕的手里。

晋朝弄到如此地步，司马道子、元显父子不能辞其咎。司马道子有病，而且每天都喝得大醉。元显便让朝廷解除他的司徒、扬州刺史官职，由他自己做扬州刺史。道子酒醒知道后，大光其火，但已毫无补救的办法。

这个十八岁的权奸以庐江太守会稽人张法顺为心腹，满朝文武都怕他们两人。当时东部各郡有许多原来的官奴，他们被免除奴隶的身份后，做了官吏士人的客户（佃客之类）。元显把他们征发到京师当兵，叫做“乐属”。被征当兵的自然不“乐”，那些失掉客户的官吏士人也都抱怨。这年十月，孙恩乘此机会，从海上起兵登陆，杀死上虞县的县令，进攻会稽郡的郡治。

会稽内史王凝之也信奉天师道。他得到孙恩起兵的消息后，不出兵，不布防，天天在府里的道室中拜神念咒。属员请他发兵，他说：“我已借到几万鬼兵，扼守各处要隘，不怕贼兵来犯。”等到孙恩兵近，鬼兵影踪不见，他才准许部下出兵，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孙恩打破郡治，杀死王凝之。王凝之的妻子谢道蕴（谢安兄谢奕的女儿）是著名的才女，她拔刀出门，杀了几个人，才被擒获，孙恩倒没有杀她。吴郡、临海（今属浙江）、义兴（今江苏宜兴）的地方长官都闻风逃走。会稽、吴郡、吴兴（今浙江湖州）、义兴、临海、永嘉（今温州）、东阳（今属浙江）、新安（今浙江淳安）八郡的党徒，一时起兵响应，十来天中，发展到了几十万人。朝廷直接统辖的地区几乎全部失陷，建康城内也有潜伏的党羽，形势紧张极了。

晋谢琰、刘牢之统兵镇压孙恩。孙恩所部都是乌合之众，哪里敌得过久经训练的官军。谢琰很快收复了义兴、吴兴，留屯乌程（今浙江湖州），使刘牢之继续进军，渡浙江（钱塘江），收复浙东各郡。

孙恩只靠天师道煽动群众，其实并无作为。他起初听到八郡响应，洋洋得意，对部下说：“天下大局已定，我辈不久就可以到建康去了。”后来知道刘牢之军到达江边，才有点失望，但仍自欺欺人地说：“我占有浙东，还可以做个勾践！”又过了几天，知道刘牢之军已经渡江，便老着面皮说：“孤不以逃走为耻辱！”下令叫男女信徒二十多万人跟着逃走，并沿途抛弃财物子女。官军急于掳掠，追得慢了，孙恩才得以脱身，逃上海岛。

孙恩起得快，败得也快，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刘牢之纵兵劫掠，士民大失所望。各处城里的居民几乎逃光，过了个把月，才慢慢地有人回来。官军的暴行正是为孙恩的再起布下的种子。

这场为时短暂的战役使一个人崭露头角，他便是后来成为南朝刘宋开国皇帝的刘裕。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人。《宋书·本纪》说他是汉朝帝室后裔，这种事谁搞得清楚，无非是以认个阔祖宗为荣而已。“寻根”是好的，但是以不耻贫贱为善。刘裕出身贫苦，种过田，捕过鱼，赌输了拿不出钱，被大族刁氏绑在系马的桩子上，是个出自草莽的英雄。当时他在刘牢之部下只做个参军，有一次奉命率几十个人打探敌情，遭遇敌军几千人，他率部迎击，手下全部阵亡，他也从高处跌下。敌兵想下去杀他，他执长刀向上砍杀了好集个人，奋身上去，大喊杀贼，杀得敌兵都不敢上前。刘敬宣见刘裕出去的时间太长，恐怕有失，领兵往寻，见他独当几千敌兵，无不钦佩，于是进兵杀败了这支敌兵。刘裕从此成为名震一时的勇将。

在东部各郡扰攘之秋，西部也不太平。殷、杨和桓玄三个人，各有特点。殷仲堪多疑，缺乏决断能力，不是干大事业的材料。杨佺期的远祖是汉朝望族，因渡江较晚，被名门大族看得低人一等，而佺期本人也确有粗犷的缺点。桓玄与父亲比较，显有逊色，但才力在殷、杨之上。殷仲堪联杨制桓，但又不能完全信任佺期，这样的联合自然必败无疑。朝廷要分化这三人，即因桓玄要求增加所统范围，加桓玄都督荆州四郡军事（四郡指长沙、衡阳、湘东、零陵）。杨佺期想先动手，袭击桓玄，殷仲堪不肯，苦苦劝阻。杨佺期无可奈何，只得歇手。

殷仲堪不肯动手，桓玄却反要先下毒手了。这年荆州大水，殷仲堪尽力救灾，把仓库存粮都用光了。桓玄乘此机会，以杨佺期不救洛阳为借日，发兵西上，进攻江陵。殷仲堪召杨佺期来救，杨佺期认为江陵缺粮，难以拒敌，要他到襄阳去。殷仲堪心慌，就骗杨佺期说已经收集了大批粮食。杨佺期信以为真，领兵到江陵，才知道上了当。桓玄兵到，打败杨部，杀死杨佺期。殷仲堪想逃往北方，也被追兵擒获杀死。

荆、襄都到了桓玄手里。隆安四年（４００年），朝廷不得不依照他本人的意愿，任命他都督荆、江、司、雍、秦、梁、益、宁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领荆、江二州刺史。桓玄自说自话，使兄桓伟做雍州（襄阳）刺史，侄子桓振做淮南太守。这样一来，西起蜀中，东到历阳（今安徽和县）、芜湖，都在桓玄的势力范围之内了。桓玄是个野心家，事实上已显而易见。朝廷（实即司马元显）要分化三人，欲扬桓抑殷，可谓愚蠢之至。

司马氏的国运已经危如累卵了，然而司马元显和他的一伙却自我感觉好得很。元显也当上了录尚书事，和父亲道子各有一座府第。人们叫道子为东录，叫元显为西录。东录门前冷冷清清，西录门前一天到晚停满了车马。元显的亲信不是自命为豪杰，就是自诩为风流名士（风流指风度）。元显骄傲自大，公卿百官见了他都拜。政府财政困难，元显的家财却日增月长。这种情形，显然是难以长久维持的。

孙恩一直在海岛上窥伺时机。晋谢琰镇守会稽，他自负十几年前大破符坚大军的战功，不把“孙恩小贼”放在心上，戒备松懈。隆安四年五月，孙恩再次登陆，攻陷余姚、上虞，进迫会稽。谢琰亲自领兵出战，兵败后被部下所杀。孙恩越闹越厉害，晋朝只有再令北府兵出征一法。十一月，刘牢之领兵东征，孙恩又撤到了海岛上去。

隆安五年（４０１年），孙恩改变进兵方向，北上攻海盐（今属浙江），但为刘裕所败。孙恩沿杭州湾北岸进军，击退刘裕的追兵（刘裕带的是一支不满一千人的小部队）；五月，攻陷沪渎垒（在今上海市青浦东北旧青浦西），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六月，沿长江西进到丹徒（今镇江），所部有海船一千余艘，战士十多万人。建康为之震动。

元显害怕了。桓玄听到孙恩进逼京师，立即集结军队，上疏请讨孙恩。元显对孙恩、桓玄都怕，无论哪一个来，自己都必死无疑：幸而刘裕带的小部队日夜赶路，和孙恩同时到达丹徒。孙恩并不注意这支小部队，他率领一部分人众，登上了江边的蒜山（今存孤峰，其余部分己淹没）。城中的守军不敢出战，穷苦的百姓并不害怕，有些挑着担子走路的人索性立定了看陌生的队伍。刘裕却不顾疲劳，指挥所部，冲杀上去。孙恩的将士仓猝遇敌，惊慌失措，乱逃乱奔，跳山落水的为数很多，他本人也狼狈不堪地逃回船上。然而，他毕竟人多，整顿了一下队伍，便继续向建康推进。幸而援军渐次集中，刘牢之也赶到京口以西江中的新洲，于是孙恩不敢再进，退出长江，由海道北上到郁洲（在今江苏灌云东北）。朝廷嘉奖刘裕的功劳，任命他做下邳太守，追击孙恩。孙恩连战失利，扬帆南撤。十一月，刘裕又在沪渎、海盐大破孙恩军。孙恩浮海远逃，势力远不如前了。

孙恩从建康附近撤退后，桓玄宣布解严。元显方才惊魂稍定。然而，不久之后，桓玄对朝政的责难又使道子、元显紧张起来，于是张法顺献计，用刘牢之为前锋，元显自率大军随后，讨伐桓玄。这条计如能实施，也未必能够成功。更糟的是：张法顺面见刘牢之商量此事，刘牢之以为难办。张法顺还见元显，说刘牢之不可靠，不如先把他杀掉。元显不听，后来果然出了乱子。

安帝元兴元年（４０２年）正月，下诏宣布讨伐桓玄，元显自任元帅，仍用刘牢之做前锋都督。桓玄得到在建康之族人的密报，吃了一惊，想采取守势，坚守江陵。长史卞范之说：“‘元显口尚乳臭（这年元显虚岁二十一），只要兵临近畿，马上会出现土崩瓦解的形势。”桓玄才发布檄文，宜布元显的罪状，发兵东下。元显见了檄文，胆战心惊，二月，下了船却不叫开船。在另外一头，桓玄出发后，老是怕不能得胜，预作返回江陵的打算，船过寻阳（今江西九江西），还没有发现官军踪迹，胆子才壮起来。如此看来，两军的统帅都怀着一肚子鬼胎，元显当然是无能之辈，但桓玄也不是真豪杰，还够不上奸雄的资格。

这是一次儿戏式的战争。桓玄军一鼓攻克历阳（今安徽和县），如此而已。刘牢之到了建康西南长江中的溧洲，便按兵不动。他听了桓玄所派说客的话，决心倒戈。他的儿子敬宣、外甥何无忌和参军刘裕都劝他不要走这条路，他固执不听，理由是“平玄之后，令我奈骠骑何！”骠骑指元显，他的官是骠骑大将军。刘牢之素来讨厌元显，他实在想先和桓玄合作，除掉道子、元显父子，然后再找机会推翻桓玄，取而代之。他以当代名将的资格，自以为有条件做到这一涉，而不知一反冉反，终于众叛亲离，陷入灭亡的境地。

三月，刘牢之投降。桓玄兵到建康，只喊一声“放仗（放下武器）！”元显率领的军队便溃散了。元显走马进东府，跟随他的只有张法顺一人一骑。元显问父亲怎么办，道子只对着他哭。捉他的人紧跟着来了，元显成了阶下之囚。

桓玄进了建康，自任（当然号称有诏书）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黄钺。他废黜会稽王道子（不久被毒死，年仪三十九岁），杀司马元显、张法顺等。他任刘牢之做会稽内史，牢之见一上来就被剥夺兵权，要想造反，部下都不愿意。刘裕认为“桓玄新近得志，威震天下”，反他是不可能成功的。参军刘袭说得最干脆，“将军往年反王充州（兖州刺史王恭），近日反司马郎君，现在又要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他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将佐僚属也多半离他而去。刘牢之走投无路，自缢而死。刘敬宣与宗室司马休之等逃投后秦。

刘牢之既死，桓玄除掉了一块心病。同年，孙恩在临海被当地军队打败，跳海而死。余部只剩几千人，推孙恩的妹夫卢循为首。桓玄想安抚这股力量，便任命卢循做永嘉太守。卢家本是北方大族，卢循本人也很有学问，做个太守完全能够胜任。然而他并不想做这个官，不久又攻打邻近州县。桓玄派刘裕前去镇压，卢循立足不住，便和部将徐道覆航海南走到岭南去了。他们以后还要和刘裕一决雌雄，事见下篇，这里不提了。

桓玄一步步地向皇帝的宝座迈进。元兴二年（４０３年）正月，任大将军。这自汉以来已是司空见惯。做这官的必定专擅朝政，九月，即命桓玄为相国，封楚王，加九锡。十月，逼晋安帝写禅位诏，禅位于楚。十二月，桓玄在姑孰即位做皇帝，国号楚。

刘裕等的就是这个时机。当初桓玄新得天下，人们希望他改变会稽王父子的弊政，使天下稍得安宁。但是他奢华放纵，大兴土木，改造宫室，逼得很紧；人家有好的书画、园林，也想方设法占为己有。他于政事没有什么兴革，却只抓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如奏事的文书上写错了个别字之类，以表示什么都瞒不过他，而积压大量奏案，不去处理。他又想废钱用谷，恢复肉刑，加以想法多变，朝令夕更，把政事搞得一团槽。天也不帮忙，元兴元年，江南浙东大灾饥荒，富人穿着绸衣，怀藏金玉而饿死的大有人在，穷人是更不消说。这虽不能由桓玄负责，但自桓玄来后就出现这样的重灾，人们是不会不怪到桓玄头上去的。

元兴三年（４０４年）正月，益州刺史毛璩首先宣布讨桓，发兵东下：二月，刘裕和刘毅、何无忌等又在京口起兵。这三个人，照桓玄的认识，“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里存粮不满一石，赌起钱来敢一掷百万；何无忌酷似其舅（刘牢之）。”他们都是敢作敢为富于冒险精神的人物。

二月二十七日，刘裕推说打猎，和何无忌纠合了一百多人。次日早晨，京口城门刚开。何无忌身穿传诏书的服装，诈称朝廷使者，当先进城，一百多人跟着一拥而入。守将桓脩大概连真假还没有弄清楚，便被砍了脑袋。刘裕得了京口，军中急需一个处理事务的主簿，刘毅推荐刘道民，说没有比他更适当的人了。道民是刘穆之的小字，他字道和，莒县（今属山东）人，博览群书，有文才，做过官，也有吏才，这时正闲居京口。刘裕也知道这个人，立刻派人去请。他听见城里喧闹，出来探望，正与使者相遇。他一上任，一切事务很快都有条有理。

京口对岸的广陵，有桓弘驻防。他的主簿孟昶、参军刘道规（刘裕弟）都参与反桓密谋。举事之前，刘毅到了广陵，决定与京口同一天发动。孟昶劝桓弘打猎，天还没有亮，开城门放猎人出城。孟昶和刘毅、刘道规带几十名壮士进府，桓弘还在吃粥，就被杀了。他们随即率众渡江，与刘裕会合。

刘裕尽管取了两座名城，军队却不过一千七百人。二十九日，他发布檄文，宣布讨伐桓玄。桓玄得报大惊，命吴甫之、皇甫敷率军拒敌。三月，刘裕在江乘（今江苏句容北）遇吴甫之军，一战大胜，斩吴甫之。进至江乘以南的罗落桥，遇皇甫敷军，发生激战。刘裕军初战不利，他自己也被敌兵重重包围，靠着大树苦战，幸而援军赶到，射倒皇甫敷，才反败为胜。

桓玄得了二将死讯，更加害怕，命桓谦等率众二万在覆舟山（在今南京太平门西侧）待敌，他自己命人备好船只，预作逃走打算。

三月初二，刘裕军饱餐既毕，抛弃余粮，推进到覆舟山东。刘裕命弱兵登山，多张旗帜。桓谦得探子报告，只知道山谷中全是刘裕军，不知道有多少，胆先怯了。刘裕、刘毅等分作几队，直前冲击。刘裕身先十卒，将士人人死战，喊声惊天动地，又趁东北风急，放火焚烧，烟焰漫天。桓谦带的兵，大部分是北府旧兵，对刘裕又怕又服，都不愿意为桓家出力，很快就溃散了。

桓玄得了败报，出城上船，浮江而去，到了寻阳，又带上囚徒晋安帝，于四月中回到江陵。他自称算无遗策，只因诸军违背了他的节度，才陷于失败。凡此种种，再次说明他不是一个好的政治领袖。

桓玄仍想反扑。五月，峥嵘洲（在今湖北鄂州境江中）之战，刘毅、何无忌、刘道规一举把他的水军击败。桓玄常在座船旁备有小船，预备战况不利时先逃，因此士气甚是不振。他回到江陵，见人心已乱，谁也不听他的号令，就带了少数随从出逃，在江陵以南的枚回洲，被益州兵杀死：

刘毅、何无忌等行动迟缓，又不知道桓玄已死，桓振因此得以据守江陵，与东军相持。但这只是垂死挣扎而已。义熙元年（４０５年）正月，刘毅等进入江陵，迎安帝回建康：桓振还在苦战，甚至一度再进江陵，不久终于战死。

桓氏灭亡了。晋朝也变成刘裕的天下。

附带交待一件事。蜀兵不愿东征。毛璩于下令东进攻桓振时被变兵杀害。参军谯纵称成都王，蜀中又出现了割据的局面。

二六　刘裕北伐

刘裕迎晋安帝复位后，从义熙元年到十三年间（４０５～４１７年），做成了五件大事：一是向后秦讨还隆安时的失地；二是灭南燕；三是消灭卢循、徐道覆的武装集团；四是平定蜀中的割据势力；五是灭后秦。其中两次北伐成功，尤其是可圈可点的功业，所以本篇就以北伐为题来讲这五件大事。

安帝隆安二年（３９８年），后秦兵攻陷洛阳，淮、汉以北各城降秦。桓玄兼并殷仲堪，就是以仲堪不救洛阳为借口的，但是灭殷之后，就再也不问失地的事情了。义熙元年（４０５年），刘裕向后秦要求归还汉水以北的南乡（治今湖北均县境）等十二郡：姚兴大约是见刘裕声威正盛，不愿与晋发生冲突，便以“天下之善一也”为理由，称赞刘裕的功绩，答应了他的要求。

灭南燕是刘裕力排众议、终获成功的大功业。

当时的南燕皇帝慕容超是南燕创立者慕容德的侄子。他于晋义熙元年即位，以公孙五楼为心腹，使旧臣多遭排斥，有的甚至被杀害。老臣封孚屡谏，他都不听。慕容超曾问封孚：“肤像前世哪个君王？”封孚坦率地说：“桀、纣！”说完后，慢吞吞地踱出去，面不改色。慕容超又恨又火，因他名望太高，竟拿他毫无办法。封孚年已七十左右，不久死去，朝中又少了个直臣。义熙五年（４０９年）二月，慕容超嫌太乐伎人数太少，发兵攻击晋淮北的宿豫（今江苏宿迁东南），掳去大量人口，选男女二千五百人给太乐训教。

这是向晋挑衅的行动。三月，刘裕上表请求伐燕。朝廷议论都表示反对，但是刘裕决心已定，于四月十一日从建康出发。大军坐船由淮河入泗水（淮、泗交会处在今江苏淮阴西南）；五月，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刘裕命把船只、辎重留在这里，大军改走陆路，步行到琅邪（今山东胶南县西南夏河），沿路冲要之处，都筑城留兵防守，以防南燕军的袭击：从此前进，在临朐（今属山东）东南，还有地形险峻的大岘山，不能平安穿过这一关，便不能到达目的地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尧王山南）。

这确实是一次艰难并且危险的远征。读者不妨看看现代地图，从南京渡江往北穿过大半个江苏省到山东，再穿过半个多山东省到青州，该有多少路！就算前面一大半是水路，有船可坐；单算后面一小半，也有好几百里早路，加以夏日炎热，孤军深入，何等危险！刘裕的行动简直完全违背了军事常识！敌人可以扼守大岘，以逸待劳；也可以坚壁清野，使晋军求战不得，又征发不到粮食，势必陷入绝境。这都是任何一位将帅想得到的办法，而且当年公孙五楼也把这两套办法向慕容超提了出来，前者为上策，后者为中策，上策中还加上派奇兵袭击晋军后方，截断运输路线。晋军中也有人提醒刘裕，要注意深入之后，“不惟无功，将不能自归”的危险。

然则刘裕为什么敢于冒险进军？因为他估算定了。他胸有成竹地回答提醒他的人说：“慕容超心贪，既想掳获，又爱惜禾苗，以为我孤军深入，不能持久，绝不会守险，也不会清野。我敢为诸君担保，不会有什么危险。”果然，慕容超不用公孙五楼的上中二策，倒用了“纵贼入岘，出城逆战”的下策。他以为晋军远来疲乏，到了现内的平地，用骑兵一冲，就可以取胜。他的决策与刘裕的预测完全吻合，晋军的胜局已经定了。

刘裕说是这么说，心里总不免有一二分紧张，直到过了大岘，不见燕兵，才完全放心，举手指天，十分高兴。左右问他为什么高兴，他说：“兵已过险，人人有决一死战之心；禾苗满野，无需顾虑缺粮。敌人已经在我的掌握之中了。”

慕容超先派公孙五楼、段晖等领兵五万扼守临朐，得晋兵已过大现消息后，又亲自领兵四万前往。六月，两军在临朐以南大战。刘裕用四千辆车子，分成左右两翼，徐徐推进。慕容超的铁骑碍着车辆，无从发挥横冲直撞的优势，交战半天，还没有分出胜败。晋参军胡藩献计，乘燕军悉数出战的机会，先袭取临朐。刘裕就命胡藩等带一支兵，绕出燕军之后，直取临朐，声称是海道增援的生力军。临朐守兵果然不多，又没有防备，被晋军一鼓攻克。慕容超大惊，逃出临朐，到城南段晖营中。这么一来，军心动摇，刘裕趁势猛攻，大破燕军，斩段晖等十多个大将。慕容超逃回广固，连乘坐的辇和玉玺都成了晋军的战利品。晋军追到广固城下，六月十九日，攻克大城，围困小城。刘裕要让慕容超困守自毙，暂不攻城，腾出手来，安抚人民，招纳贤才。军中所需，都就地取给，用不着依赖江淮漕运了。

慕容超派尚书郎张纲到长安求救，他回来时被晋军抓住。刘裕得了此人，使他发挥两种作用。一是叫他立在楼车上面，向城中喊话：“刘勃勃大破秦军，无兵相救！”城里的人听了都为之胆落。二是张纲是个兵工专家，刘裕命他制造各种攻城器具。增强了晋军的攻击力量。慕容超恨极了，把张纲的老母押到城上，肢解处死，却不怪自己把个兵工专家派出去，以致落到敌军手里。

张纲的喊话内容不好算假。刘勃勃就是赫连勃勃，当时还没有改姓赫连。后秦正在和他交战。姚兴很想救燕。当时北方形势，北为北魏，西是后秦，东有南燕，成三鼎足之势。其余西北小国（西秦、南凉、西凉、北凉）和东北的北燕都与中原大局关系不大。晋灭南燕后，后秦势必受到威胁，但是匈奴刘氏正在崛起，姚兴救燕实在是有心无力。他只能来一个虚声恫吓，派使者到刘裕军中，说：“秦已经派十万铁骑到洛阳，晋军若不撤退，当长驱东进。”刘裕看穿那一套，果断地答道：“对你那个姚兴说：我灭燕之后，本拟休兵三年，然后进取关中、洛阳，如果现在送上门来，再好也没有了，快点来好了！”刘穆之听说有后秦使者，连忙进去，秦使者已经灰溜溜地走了。刘裕把谈话的内容告诉了他。他大为不满，怪刘裕道：“一向不论大事小事，都承蒙让我参与筹划。此事理该慎重考虑，怎么马上如此答复。这话只能激怒对方，如果广固没有攻克，羌兵又到，不知如何对付？”刘穆之不失为老谋深算的人物，但是毕竟逊刘裕一筹。刘裕见他着急，笑道：“兵贵神速，他若能来，一定怕我知道，怎么会先派使者通知。羌人自顾不暇，哪里能够救人！”

姚兴确实自顾不瑕。九月间的贰城（不详，当在今陕甘宁三省区交界处）之战，姚兴被勃勃打败，休说十万铁骑，连原来进屯洛阳的一万人也调回去了。

义熙六年（４１０年）正月，广固被困已半年有余，城中男女大多脚弱无力，逃出投降的络绎不断，但是慕容超仍不肯降。二月初五日，刘裕下令总玫。燕尚书悦寿开城门迎接晋军入城。慕容超突围被擒。南燕亡，从晋隆安二年慕容德建国，共二主、十三年。

刘裕灭了南燕之后，本来打算进一步经略中原，不料后方出了大问题，卢循、徐道覆从岭南北上，企图乘虚袭取建康。朝廷还没有收到灭燕捷报，先得上游警报，人心恐慌，立即派急使召刘裕南还。

义熙元年，东晋朝廷任命卢循做广州刺史，徐道覆做始兴（今广东韶关）相，希望他们不再造反。卢循颇有安居岭南的意思。徐道覆却不甘寂寞，而且估计刘裕必有收拾他们的一天，所以一直在作卷土重来的准备。他使人在大庚岭等地所伐适于造船的木材，运到始兴，低价出售：居民贪便宜，争相购买。这时他见刘裕远征日久，觉得时机已到，便力劝卢循起兵，并说如不同意，他决心单独行动，率领始兴的部队，直取寻阳。说到这等地步，卢循尽管不太愿意，也只得听他的了。

徐道覆早己把居民所积木材，拿来造好了船。他们兵分两路，卢循攻长沙，徐道覆攻南康、庐陵、豫章，各地守臣都狼狈逃窜。徐道覆顺赣江而下，声势浩大（笔者写到这里，有个疑问，在岭南造的大船，怎么运到岭北的江西去用，古书于此等处，记载不清。估计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用人力把空船搬运过岭，一是木材本来堆积在大庚岭以北，没有运到岭南去过）。江州刺史何无忌领兵迎敌，三月二十日，兵败豫章长今江西南昌），何无忌阵亡。建康为之大震。

刘裕南还，走到山阳（今江苏淮安），得何无忌死讯。他担心建康有失，只带几十个人，轻装赶路，到长江边打听消息。路人也不知道他是谁，说：“贼军还没有到，刘公若能回来，就不用担心了。”刘裕听了，心中为之一宽。他渡江到京口，四月初二到达建康。朝廷和百姓见他回来，才都安定下来。但是五月初七，桑落洲（在今安徽宿松西南长江中）之战的失利，又使建康受到很大震动。

这是刘毅的过失。刘毅时任豫州刺史，镇守姑孰（今安徽当涂）。刘裕赶回建康后，因北征的军队刚刚南归，将士疲劳，又多伤病，船只也需修理，竭力主张慎重行事。他知道刘毅要出兵迎击卢、徐，先是写信劝阻，继而又使他的堂兄弟刘藩前去，要求他暂缓出兵，等刘裕准备就绪，再一同行动。刘毅虽与刘裕一同起事反桓玄，并且推刘裕做了盟主。但是成功之后，却颇有争当领袖的野心。他曾推荐谢混做扬州刺史，用意在把刘裕挤出朝廷，做个“守藩之将”。刘穆之看穿他的心肠，叫刘裕抓住扬州不放，所以二刘之间早已有了裂痕。现在他见刘裕阻止他出战，以为刘裕不要他立大功，就对刘藩怒道：“你难道以为我真不及刘裕吗？”遗憾的是：桑落洲之战证明他确实不如刘裕。他损失了几百条船和堆积如山的辎重，所带两万将士也所剩无几。他本人历尽艰辛，才逃回建康。

桑落洲之战后，逃回的人都说卢、徐如何如何强盛，有些朝臣竟主张奉晋安帝到江北避难。刘裕坚决不听。当时敌情严重是真实的。建康能够上阵的战士只有几千人。卢、徐却有十多万人，最大的楼船高十二丈（魏晋南朝尺约相当于四分之一米弱）。卢、徐的基本队伍，依当时人的评价是：“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始兴溪子，拳捷善斗”，就是说战斗力极强。有一个孟昶，是与刘裕同起反桓玄的伙伴。他预料过刘裕伐燕必能成功，又预料何无忌、刘毅南征必败，因此人们都很相信他。这次他认为刘裕一定敌不过卢、徐，坚持要让皇帝逃难，刘裕仍坚决不听。他竟以自己支持刘裕伐燕，“致使强贼乘间，社稷危逼”，引咎自杀。当时建康悲观气氛之浓厚，于此可想而知。

孟昶的主张不对。当时不能走，一走便会土崩瓦解。刘裕招募百姓当兵，赏酬从优，动员民众修治石头城，集中兵力扼守石头城。五月十四日，卢循兵到秦淮河入江之口。徐道覆主张直指新亭（今南京西南），烧毁舟舰，分路进攻。这是表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必然势不可当。但是卢循担心，万一失利，便无法收拾，不如暂时与之相持，并说：“大军还没有到，孟昶便已自杀，从大势看来，建康不日自会溃乱。”徐道覆无可奈何，叹道：“我终为卢公所误，大事一定不能成功；我若能为英雄效劳，天下不足定也！”

刘裕怕的就是徐道覆这一着。他在石头城上隙望，见敌军船舰，靠着江中的蔡洲停泊，知道可以缓一口气，心才宽了。刘裕争取到了时间，兵力逐渐集结，又增筑几座堡垒，分兵把守。卢、徐几次挑战，刘裕都坚守不动。部将违令出战失利的，被他斩首。卢、徐分兵攻掠各县，收获不大，相持到七月，兵力已很疲乏，只得于初十退回寻阳。建康的危机过去了。

刘裕立即转入追击，并且派孙处、沈田子二将带三千兵，坐海船南下，袭取广州，使卢、徐无家可归。十月中旬，刘裕从建康出师，准备与卢、徐决战。军事形势完全改变了，卢，徐处处失利。徐道覆攻江陵，为荆州刺史刘道规所败。广州守兵想不到海上会出现敌情。十一月，孙处、沈田子很容易地拿下了广州。

十二月初一，刘裕进军大雷（今安徽望江）。次日，卢、徐大队船舰顺流而下，两军发生激战。刘裕分兵屯于西岸，向敌船投掷火具，满江烟火。卢、徐大败，退回寻阳，打算再退到豫章，在左里（在都阳湖口之左，今江西都昌西北左蠡山下）筑栅阻止追兵。十八日，刘裕兵到左里，毁栅进攻，又获大胜。卢、徐只剩几千残部，退回岭南。义熙七年（４１１年），刘藩等进兵岭南，二月，破始兴，杀徐道覆。卢循反攻广州，为沈田子所败，逃往交州，在龙编（今越南河内东）战败，投水而死。

消灭卢、徐集团，在刘裕做的几件大事中，应该说是最艰难的。这个问题解决后，刘裕的威信更高了。刘毅要想同他争胜，事实上已不可能，但他总不死心。义熙八年（４１２年），他出任荆州刺史，都督荆、宁、秦、雍四州诸军事。他不满足，要求兼督交、广。他有学问，很文雅。大族名士和他合得来，与出身卑贱的武将刘裕却格格不入。这是他的有利条件。刘裕见他如此情况，知道决裂无从避免，就加上一个“谋为不轨”的罪名，出兵讨伐。刘毅兵败，自缢而死。当年的同志，最后陷入自相残杀的境地，这是历史的悲剧。

刘毅问题解决后，刘裕于同年十二月，选择朱龄石做元帅，任益州刺史，领兵收蜀。这是第二次出兵了。早在义熙三年，刘裕就派刘敬宣收蜀，但未成功。这次他对人选考虑得很周到，觉得朱龄石武事吏才都很出众，才把这副担子交给他。朱龄石果然不负重托，于九年七月平蜀，谯纵自杀。

义熙十二年（４１６年）二月，后秦主姚兴去世，年五十一岁，其子姚泓嗣位。氐、羌、匈奴各族首领发生了多次反秦起事，夏天，赫连勃勃也出兵蚕食秦地。刘裕看准这是灭秦的大好时机，决定出兵北伐。

刘裕留刘穆之在建康，总摄内外。八月十二日，兵发建康。王镇恶、檀道济从淮、淝向许昌、洛阳，朱超石等向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沈田子、傅弘之向武关，分路推进。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出石门（今山东平阴北），从汴水入黄河（古时淮、济、汴、河可通，石门，济水之门）；王仲德率前锋诸军，开通钜野泽和黄河间的航道（参第十九篇桓温北伐时开航道事）。总括一句，就是从现在的山东（黄河以南部分）、皖北向京汉线以西的目标大举推进，这样讲也许可以给读者以比较简洁明白的印象。

战事进行得很顺利。九月，王镇恶、檀道济进入秦境，漆丘、项城等地守将迎降，进克新蔡、许昌；沈林子攻克仓垣（今开封东北）；王仲德水军进入黄河，北魏守将放弃滑台（今河南滑县东），撤往北岸。魏明元帝使人质问，刘裕客客气气地答复，说是为了修复洛阳陵墓，假道于魏，并不打算侵夺魏的土地。十月，檀道济于连捷之后，进逼洛阳，守将姚洸投降。

后秦在危急存亡的时候，还发生了内战。姚懿、姚恢相继起兵争位失败。东晋灭它是不难的。义熙十三年（４１７年）正月，刘裕率水军从彭城出发。二月，王镇恶、檀道济、沈林子进到潼关。这时发生了晋、魏关系的问题。王镇恶等被秦潼关守军所阻，进展困难。刘裕水军由黄河西进，对岸魏军，有干涉的可能。姚泓向魏求救，刘裕也向魏要求假道。北魏政府对这问题举棋不定，有人认为刘裕“声言伐秦，其志难测”，即怀疑刘裕有侵魏的可能，主张截断晋水军西进之路；有人认为刘裕伐秦，他不达目的不会罢休，魏若阻其西进，他一定会上岸攻击魏军。魏正在北边与柔然交战，又是荒年，不宜与晋冲突。结果明元帝采取折衷办法，发兵十万，在北岸跟踪西进，监视晋军行动。晋军在南岸拉纤的人员，有因风高水急漂到北岸的，都落到魏军手里。

刘裕知道，要排除魏军的阻挠，必须显示一下力量。四月，他派军官丁旿率领一七百名士兵，带一百辆车子登上北岸，把车辆布置成一个半圆形的阵势（名叫“却月阵”），两头紧靠河岸，半圆形的顶离岸一百多步。每辆车配七名士兵，插一根白旌（即旗杆上部装有白色羽毛）。魏兵不明白他们的用意，暂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刘裕俟白旌竖起后，命先已奉命准备的朱超石率二千人渡河，携带大弩一百张，每辆车增兵二十人、弩一张，在车辕上竖起彭排（傍牌），掩护士兵身体。魏军见晋军像是在北岸设置据点，便大举进攻，把半月阵围住。主将长孙篙亲自率领三万骑兵前来增援。晋军先用弓弩杀敌，但是敌军越来越多，而且逼到车前，守军的弓弩已经发挥不出威力。朱超石命把长矛截断，只剩三四尺长，一人执矛刺敌，一人在后用大锤锤矛，由于魏军密集车前，一矛可以刺穿三四人，致使魏军死伤惨重，溃退下去。朱超石转入追击，又杀伤了上千人，魏军从此丧失了阻挠晋军西进的勇气。

七月，沈田子、傅弘之一军进入武关，到了青泥（在今陕西蓝田）。这一军原来是用作疑兵的。只有一千多人。八月，姚泓领兵好几万人想东进抵御刘裕，怕沈田子袭击他的后路，决定先到青泥消灭这支“偏师”。沈田子见敌军大队前来，便乘其立足未定的时候，率部冲杀，一战杀敌一万多人，缴获姚泓乘坐的车子。姚泓狼狈不堪，逃回灞上。王镇恶改变强攻渡关的战略，引水军从黄河进渭水，乘蒙冲小船前进。秦兵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把全部舱面遮盖起来的船，以为是没有人摇而能行动的怪物，越发胆寒。八月二十三日，王镇恶军在渭桥（今咸阳东北）上岸，大破秦军。姚泓单骑逃回宫中。王镇恶跟踪进入长安城北门。次日，姚泓投降，后秦亡。从晋太元九年姚苌建国算起，共三主、三十四年。

九月，刘裕到达长安。他把彝器、浑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等送往建康。姚泓也被解到建康处死。东晋多次经略中原，只有刘裕灭了十六国中的两国，功业可谓大矣。可是他志在南归代晋，加以得刘穆之病故噩讯，担心后方发生问题，竟于十二月间匆匆离长安南下。赫连勃勃乘虚而入。刘裕留守在关中的诸将又自相残杀，灭秦的收获竟化为乌有。这是一段令人为之惋惜的历史。

二七　西秦和四个凉国

东晋十六国时期是分裂割据的时期。从地区来说，西北是分裂得最严重的地区；从时间来说，无过于从四世纪末到五世纪三十年代这一段。秃发乌孤说：“陇右、河西本数郡之地，遭乱，分裂至十余国。”（《通鉴》卷一一一，《晋书·载记二十六》文字略有不同）他说的十余国，其中有些只是小小的部落。在十六国的名单中，此时此地只有五个，即西秦、后凉、南凉、西凉、北凉。乌孤的话是在晋隆安三年（３９９年）说的，当时西凉还没有出现，所以他说的十余国，有列入十六国资格的不过四国而已。

西秦乞伏氏和后凉吕氏出现于符坚淝水兵败之年，已见第二十三篇。鲜卑乞伏氏据有今甘肃省西南部。创建者乞伏国仁以勇士城（今甘肃榆中北）为都城，受前秦符登封为苑川王，实际上是前秦的附庸。晋太元四年（３８８年），国仁死后，兄弟乾归继立，才自称河南王，迁都金城（今兰州西北），但仍接受符登封的王号。他称秦王，是太元十九年（３９４年）打败了前秦太子符崇和氐王杨定之后的事（前秦亡于后秦，符崇是亡国之君），以后历史上为区别几个秦，才叫这个秦国为西秦。晋隆安四年（４００年），乾归被后秦姚兴打败，先投秃发氏，后归姚兴，实际上已经亡国。义熙五年（４０９年），乘后秦渐衰，逃回苑川，才又复国。义熙八年（４１２年），乾归被侄子公府杀害，儿子炽磐平乱即位，迁都枹罕（今甘肃临夏）。炽磐灭南凉（参见下文），是乞伏氏最强盛的时期。他死时已在刘宋元嘉五年（４２８年）。儿子暮末嗣立，三年后为夏国所灭。西秦共四主、四十九年。

后凉是与乞伏氏西秦同一年出现的。鲜卑族的南凉秃发乌孤，匈奴族的北凉沮渠蒙逊（沮渠本来是匈奴官名，蒙逊的祖上以官为氏），都受后凉管辖，也都在晋隆安元年（３９７年）从后凉分裂出来。隆安四年，西凉李暠又从南凉分裂出来，于是出现了四个凉国。在整个北方，这年（４００年）共有八国，即四凉、两燕（后燕、南燕）、两秦（后秦、西秦）。这是北方进一步分裂的表现。

后凉初建时，其版图与前凉相仿，国土不小，吕光从西域得胜回来，兵力也很强。但是吕光治国无方，内部的凝聚力很差。他初到凉州，便听信谗言，杀南安、天水名士十多人，使地方上对他没有好感。他平定河西，部将杜进的功劳最大。但是他听外甥石聪“中原人止知有杜进而已，其实不听见还有舅父”的话，便杀了杜进。吕光如此作为，便难怪地方势力（如前凉张天锡之子张大豫）和部将（如彭晃）屡次起兵生事了。秃发乌孤未尝愿意安于附庸的地位，但是开头因“根本未固，小大非敌”，接受了吕光封的河西鲜卑大都统的官职。吕氏若无衅可乘，秃发氏就只能一直做他的大都统。晋隆安元年（３９７年），他见吕氏“诸子贪淫，三甥肆暴，郡县土崩，下无生赖”，就自称西平王，与上年刚从三河王改称天王的吕光相对抗了。

沮渠蒙逊的伯父罗仇、麹粥都在吕光部下为将。吕光攻西秦兵败，听信谗言，把败军之罪推到两人身上，把他们杀了。于是蒙逊起兵反凉，拥建康（今甘肃高台南）太守段业做建康公。这与秃发氏起兵是同一年的事情。

隆安三年（３９９年），吕光病死。沮渠蒙逊说他“荒毫信谗”，其中三个字是实，“毫”则未必，他享年不过六十三（或二）岁而已。他明知嫡出的儿子吕绍年龄才能都在庶出的吕纂、吕弘之下，也明知吕纂久掌兵权，性情粗暴，却仍让吕绍继天王位，只叮嘱他们切勿内讧，一个做天王，一个管军，一个管政。他的尸骨未寒，临终的愿望便落了空。吕纂自立，吕绍被迫自杀。几个月后，吕弘起兵争位，失败而死。

后凉的内乱还没有完。吕纂是个昏君，喜游猎、酒色。隆安五年，吕光的侄儿吕超在宴会后把他杀死，立兄长吕隆做天王。同年，后秦攻姑臧（今甘肃武威）。吕隆兵败投降，成为秦的附庸。两年后，在秃发、沮渠两家夹击下，无法自存，只得请求后秦发兵接他到长安。后凉亡，共四主、十八年。

秃发、沮渠两氏的人物比吕氏强得多，然而僻处一隅，力量有限，东面受阻于后秦，又经常相互攻击，所以都不能大有作为。

秃发乌孤很有雄心壮志。他罗致人才，据《晋书·载记第二十六》列举的姓名，共达二十三人。他乘吕氏之衰，想统一凉州，不幸在位三年，即因酒醉坠马，伤重而死，时在晋隆安三年（３９９年）。兄弟利鹿孤继位，乌孤原驻廉川堡（今青海乐都东），利鹿孤移驻西平（今青海西宁）。他们在这样偏僻的地方，而能招致到一批“中州之才令，秦雍之世门”的人才，实在很不容易。他们本身是部落的酋豪，而能尊重人才，更不容易。部将如瑜勿崘，论事能举陈胜、项羽为例，主张举事之初，不宜急于称王，又可见秃发部的酋豪中不乏有相当文化知识和见地的人士。

利鹿孤在位也只三年。晋元兴元年（４０２年），他死后，兄弟傉檀继位，他称凉王，历史上因此有南凉这个名称（乌孤先称西平王，后改称武威王；利鹿孤先沿称武威王，后改河西王）。

河西各国，这时以秃发氏南凉为最强。吕氏后凉连年饥荒，人口大减，已经衰落。沮渠蒙逊的北凉国力也差。隆安四年（４００年），段业的敦煌太守李暠称凉公（西凉）。五年，蒙逊杀段业，称凉州牧、张掖公，境内很不安定，有些地方官投向西凉，所以国势不如南凉。但是秃发、沮渠两家都害怕后秦姚兴。后凉亡后，傉檀废去年号，甘心于附庸的地位。姚兴很高兴，于晋义熙二年（４０６年）把灭后凉所得的姑臧（今武威）给他。凉州主簿胡威到长安见姚兴，说他不该无故放弃凉州要地。姚兴想反侮，但傉檀已经接管，再也收不回来了。这是秃发氏的极盛时候。

形势变化得很快。当他在前凉张氏造的宣德堂里为“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而感慨的时候，形势已经在变了。匈奴族的赫连勃勃正在崛起（参见第二十八篇）。晋义熙三年（４０７年）十一月，勃勃进攻南凉的支阳（今甘肃永登东南），掳去人口二万七千多，牛马羊数十万头。傉檀领兵往追，焦朗劝他不要轻敌，他却相信莽夫贺连“勃勃败亡之余，乌合之众，应该急追”的话，遇伏而大败。这一仗，南凉大伤元气，名臣勇将死了十之六七，傉檀本人也险些为追兵抓住。反之，沮渠蒙逊却在强大起来，在此之前，已经击退了傉檀的一次进攻。南北二凉的强弱对比从此换了位置。

晋义熙四年（４０８年），姚兴想乘傉檀渐趋衰弱的机会，收回凉州，派兵进攻姑臧，被南凉击退。傉檀于是再称凉王。然而，南凉毕竟不能挽回颓势。义熙六年，傉檀攻蒙逊，大败后匹马逃还。蒙逊乘胜进围姑臧。傉檀不得不送质子求和。战后，傉檀迁居乐都。他刚出姑臧城，侯湛等便关上城门，自称凉州刺史，向蒙逊投降，从此姑臧为北凉所有。

傉檀不甘心失败。义熙七年（４１１年），他再攻北凉，掠五千余户而还。蒙逊反击，大破南凉兵，又包围乐都，傉檀被迫求和，再送质子，国势更弱。其时西秦乞伏氏渐强（见本篇上文）；北凉沮渠蒙逊也于义熙八年迁都姑减，即河西王位。义熙九年傉擅攻蒙逊，又败，乐都被围达二十天。十年，傉檀因属部多叛，出兵讨伐。西秦乞伏炽磐乘虚攻陷乐都。傉檀无奈，向西秦投降。南凉亡，凡三世、十九年。傉檀于一年多后，被炽磐毒死。他中毒后，左右想设法解救，他倒有自知之明，说：“我的病怎么可以治疗呢！”

南凉一亡后，西秦乞伏氏与北凉沮渠氏成为邻国，屡起冲突，互有胜负，到义熙十二年（４１６年），终于握手言和。西秦、北凉、西凉暂时形成三分凉州的局面。三国之中，西凉最小最弱。义熙十三年，李暠死后，其子李歆继立。李歆与强国为邻，而繁刑峻法，大兴土木，其势当然不能持久。刘宋永初元年（４２０年），蒙逊破西凉兵，杀李歆，进入酒泉。李歆弟李恂据敦煌拒北凉。永初二年，敦煌守将投降，李恂自杀。西凉亡，共二主、二十一年。

沮渠蒙逊在凉州群雄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智勇兼备，博涉群史，是个文武全才的领袖。他削弱后凉、南凉，灭了西凉，晚年侵逼西秦，使乞伏暮末向魏要求内迁。暮末走到南安（今甘肃陇西县东南），为夏军围困而亡。四凉、一西秦，最后只剩一个北凉，它虽不能尽有其余四国的故土，但比起早年，版图大得多了。然而时势已不容许再出现割据的霸主。他听到刘裕灭后秦，便大受震动，见文臣刘祥奏事时面有喜色（此人未必因刘裕得胜而喜），便怒道：“你听到刘裕入关，竟敢这样高兴！”就把他杀了。蒙逊的心态由此可见。北魏强大，更使他感到难以自立。他不能不先向东晋、刘宋称臣；继而受魏封的凉王爵位。宋元嘉十年（北魏延和二年，４３３年），蒙逊去世，年六十六岁，在当时是高龄了。子牧犍立。牧犍聘儒者刘炳为国师，颇能注意文教事业。然而，北魏统一北方己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宋元嘉十六年（北魏太延五年，４３９年），魏太武帝攻克姑臧，牧犍投降。北凉亡，共二主、三十九年。

北凉是十六国中最后灭亡的国家。北凉亡，十六国时期也随之结束了。

二八　赫连勃勃和统万城

在陕西靖边县以北约五十公里之处，有一座淡灰色的古城耸立在无边无际的毛乌素沙漠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统万城遗址。它有内外二城，内城还很完整，城高十米，夯筑得极其坚固。

为什么把城筑在沙漠里？这城是晋义熙九年（４１３年）夏王赫连勃勃建造的都城。他选中的城址，当时水草肥美，“临广泽而带清流”，是他看见过最理想的地点。但是几百年后，到９世纪末的唐末，大风刮来的流沙，有时已经会高到城垛子上。到了近代，更完全处于沙漠之中，成为古今生态变迁的最好物证了。

赫连勃勃是匈奴族人，原姓刘（匈奴人以刘为姓，见第七篇），字屈孑。他的父亲刘卫辰原居悦跋城（即代来城，在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西北），晋太元十六年（３９１年），为拓跋珪所破，逃走被杀。勃勃投奔叱干部。酋长叱干他斗伏派人把他送交拓跋氏，幸得他斗伏的侄儿阿利把他劫下，送交后秦的高平公没奕干。勃勃就在没奕干处长大成人，还做了他的女婿。姚兴很赏识他的才干，使他协助没奕干镇守高平（今宁夏固原），要把刘卫辰旧部和其他一些部落共二万人给他统率。兄弟姚邕谏姚兴不要重用此人，说他对上傲慢，对下残暴，不可信任。姚兴当时听了，但后来仍使他镇守朔方（今内蒙古杭爱旗北），统率一部分游牧部落。他很快就显出贪暴残酷的真面目，乘后秦衰落的机会，截留河西鲜卑族首领献给姚兴的大批马匹；假装行猎，袭杀恩人又是岳父的没奕干，并吞他的部众。

晋义熙三年（４０７年），勃勃（那时他还姓刘）觉得自己羽毛丰满了，便脱离后秦管辖，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他建国以后，部将都主张建都高平，进而与姚秦争夺关中。勃勃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的实力还不够强大，如果建立了都城，等于给姚氏准备好打击的靶子，那时敌众我寡，势必灭亡。他说：“不如用行动迅速的骑兵，出其不意，他救前就打他的后面，他救后就打他的前面，使他疲于奔命，我们则到哪里便吃哪里的，不出十年，岭北、河东将尽为我所有。等姚兴死后，嗣子暗弱，长安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这是一套极精辟的运动战理论，实际上也是历史上游牧民族赖以取胜的一贯战略。

刘勃勃依照他的计划，不断攻击后秦西北各城。各城守将防不胜防，大白天也常紧闭城门。姚兴到此地步，才后悔当时不听姚邕的话，然而国势衰弱，已经无力补救了。

几年之间，刘勃勃击败秃发傉檀，几次击败后秦军，每次杀伤动以万计，所得百姓有好几万户，又得原后秦镇北参军王买德来降，作为谋臣。他的实力与初称夏王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也不用担心城池会成为敌人打击的靶子了，于是他决定建造统万城。

他用叱干阿利做将作大匠，征用各族人民十万人筑城。阿利蒸土筑城，一段段验收，如果夯得不够结实，即用锥子如能锥得进一寸深，就杀死筑这段的工匠，把尸体混在泥土里当建筑材料用。为了这座城，究竟死了多少人，谁也没有办法知道。在鞭子刀斧的驱逼下，这座城造得异常坚固。北宋淳化五年（９９４年）宋破赵保忠（李继捧）所据的夏州（即统万城）后，命拆毁城墙，而内城至今还存在，想必因拆毁太难，所以只拆了外城了事。“统万”这名称，取的是统一万邦的意思，勃勃当年的雄心勃勃，从都城名称上已显露无遗了。

就在这一年里，勃勃改姓赫连。他声称子从母姓，不合于礼；帝王是天的儿子，“其徽赫与天连”，所以改姓赫连。同姓而非直裔的，都称铁伐氏（勃勃原系铁弗氏），意思是坚硬如铁，锐可伐人。他已经自命为“天子”了，然而他只是一个迷信武力的暴君而已。

叱干阿利监督工匠制造兵器。造的弓箭射不穿铠甲，便斩弓箭匠；射穿了，便斩铠甲匠。他监制的“百炼钢刀”，锋利无比。他用铜铸大鼓、飞廉（长毛、有翼、似虎的野兽）、翁仲（高大的人像）、铜驼、龙兽之类，都涂上黄金，排列在宫殿之前。制造时稍有不合，工匠就得遭杀身之祸。前后死了好几千人。我们知道，夏国当时还不算大，而奢华至此，暴虐至此，它的前途不会很光明，是肯定无疑的。

赫连勃勃不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政冶家，但是毫无疑问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他不可能建立一个国祚长远的国家，却能在短时间内获得一系列的军事成就。

晋义熙十三年（４１７年），刘裕进关中，灭后秦。勃勃断定两条：其一，姚氏必亡；其二，刘裕本人一定速返。他留子弟诸将守关中，我取之极易。他的预测果然不错，十二月，刘裕离长安东还，赫连勃勃得讯大喜，立即向王买德征求夺取关中的意见。王买德主张先派游军截断青泥关（峣关，在今陕西蓝田县城侧）、上洛（今陕西商州）两处南北交通要道上的关隘，东面在潼关塞断水陆交通线，然后发布檄文，号召三辅（汉以京兆尹与左冯翊、右扶风管辖今陕西中部地区，合称三辅。后世沿用为这地区的名称）官民来降，那么刘义真如在网罗之中，难以脱逃了。”勃勃依计，命儿子赫连璝进向长安，赫连昌屯潼关，王买德屯青泥，自率大军，随后进发。

赫连勃勃和王买德的策略是高明的，然而南军并不是弱者，假使众将同心协力，共拒强敌，胜负谁属，其实很难预料。不幸沈田子以私怨杀王镇恶，刘义真的长史王脩又杀了沈田子（参见第三十篇），尚未交兵，先折了两员大将。尽管这样，义熙十四年（４１８年）正月，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寡妇渡（不详，据《通鉴注》在今甘肃庆阳境，与泾阳距离太远，恐不确）二战，傅弘之大破赫连璝，正面的夏军被迫退却。但是晋军不能保持有利的态势。十月，刘义真这个十三岁的孩子，相信左右说的“王镇恶要反，所以沈田子要杀他。王脩又杀沈田子，可见王脩也要造反。”命左右杀死王脩。王脩既死，长安事实上陷入无政府状态，人心恐慌。刘义真把兵力都调到城里，关上城门防守。于是赫连璝卷土重来，夜袭长安，勃勃本人也进据咸阳，关中郡县都向夏军投降。

刘裕在彭城得讯，命义真东归，以朱龄石代镇长安。刘裕采取这个措施太晚了。关中事实上已经改变了颜色。十一月，朱龄石到达长安。刘义真不遵照父亲“轻装速发，出关后才可以徐徐前进”的指示，将士更是贪得无厌，毫无纪律，一路走，一路抢劫，带着大量辎重、子女，一天不过走十来里路。傅弘之劝义真丢掉车辆，轻装快跑，义真不听。他们很快就被赫连璝的三万铁骑追上，傅弘之、蒯恩断后，边走边打，走到青泥，终于大败。傅弘之、蒯恩、毛脩之都被夏兵擒获。刘义真走在最前面，因天色已暗，夏兵不再穷追，才幸免于难。他的左有全部逃散，他只一个人伏在草里，参军段宏单骑寻他，边走边喊，义真听见他的声音，才敢从草堆里钻出来答应。段宏用带子把他缚在背上，一马双驮，总算逃了性命。

晋军失关中，也失了关中人心。刘裕不肯留屯长安，已使人失望；刘义真军大肆掳掠，更使长安居民恨透晋军。他们一哄而起，驱逐朱龄石。朱龄石无奈，烧毁宫殿，退往潼关。

赫连勃勃进入长安后，又东进破朱龄石军，俘获朱龄石。几个被俘将领，都死在长安。刘裕灭后秦，实际上是替赫连勃勃打的。战胜之后，赫连勃勃在灞上即皇帝位。然而，他以长安离魏太近，不肯迁都于此，仍退回统万。

夏的国势至此已达顶点。从古至今，专门靠武力立足的国家或集团，发展到顶点之后，便会很快衰落下去，没有一个能逃得脱这条规律。赫连勃勃目中根本没有人民。他常常坐在城头上，身边放着武器，无论对什么人，稍有不满，就亲自动手杀掉。他发现臣下目光中有不满表现的，就凿瞎眼睛；有敢笑的，就割掉嘴唇；有敢谏的，先割舌头，然后杀头。他召见隐士韦祖思。祖思见他时心中害怕，极其恭敬。他却怒道：“你见姚兴不拜，见了我为什么拜？我还没死，你就不把我看作帝王，我死之后，不知你在笔头上要把我糟蹋到什么地步！”就把他杀了。

他得关中后七年便死了，其时是刘宋元嘉二年（北魏始光二年，４２５年），其子赫连昌嗣位。次年，北魏军破长安；又次年，破统万。魏神房元年（４２８年），赫连昌在安定为魏军俘获。以后，赫连定在平凉即位，反攻获胜，收复长安。然而，这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神麚四年，赫连定避魏西迁，被吐谷浑所俘，夏亡。夏共三主、二十五年。

二九　东晋的文化名人

东晋虽偏安江左，国势不振，但在文化上却颇多成就，出现了不少值得称道的人物。

笔者最先想提到的是葛洪（２８３～３６３年）。他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杨句容（今属江苏）人。我们很难说他到底是什么家，他著的《抱朴子》，内容包罗之广，实在惊人。这部书分内外二篇。内篇讲的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攘邪却祸等内容，其中甚至有好几道符，说是佩带了可以辟山精鬼魅、虎狼，非常荒诞不经。然而，他所处的时代，科学和迷信还没有分家，在他讲的炼丹术中，包含了古代的化学知识。他炼丹的尝试就是化学实验。他知道“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成丹砂”（《抱朴子内篇·金丹》）。那就是说，把丹砂煅烧，其中的硫变成二氧化硫，同时游离出金属汞即水银；把水银和硫黄化合，就成为硫化汞。我们知道，西方的近代化学，其祖先是炼金术。我国古人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抱朴子内篇·黄白》讲的便是炼金术。在讲求炼丹、炼金的同时，他又研究了许多草木之药的性能，如说久服茯苓等药物如何如何，尽管失之荒诞，但这些药物对人有补益也是事实。古代的方士一般都通医学，葛洪另著有《肘后备急方》，证明他还是一个医学家。

《抱朴子外篇》的内容以政论为主，思想属于儒家范畴。他对晋代的政治和社会风气，都有具体的论述和深刻的批判，如王孙公子不学无术，而倚仗门第出身，享有权势地位；“母后之亲”与“阿谈之人”，不懂律令而掌握审判的权力，屡战屡败而仍为大将，不知《五经》的名目而身任学官；出身低微的人则卑躬屈膝以求显达，一旦身处高位，便利用职权，无恶不作……其余如酒鬼的丑态，风俗的侈靡，也都有所揭露。其中《汉过》、《吴失》两篇，作用在于刺今，然而对汉、吴历史的批判，也可以供论史者的参考。如《吴失》中的“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为了解孙吴的大官僚地主拥有大量人口、土地（此外还有私有武装）的状况，提供了比较生动的资料。

葛洪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孙吴的官员，他十三岁丧父，又在吴国初亡之际，陷入很贫困的境地。他艰苦力学，掌握了多方面的知识，而且兼擅文武，善用刀楯、单刀、双戟，又学“七尺杖”（约合一米六十，相当于后世的齐眉棍）术，“可以入白刃取大戟”（《抱朴子·自叙》）。他曾组织一支小部队，参加镇压石冰，后来受赐爵关中（一作“内”，二者相差一级）侯。

在批评当代社会风气方面，范宁也是一个重要人物。范宁（３３９～４０１年）字武子。南阳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他把“中原倾覆”之祸的根源归咎于清谈，以为王弼、何晏之罪比桀、纣为重，说是“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这评论有过当的地方，何晏其实办事很认真，他做吏部尚书，所用内外官吏，都能称职。他是曹操的女婿，要巩固曹魏政权，因此才被司马氏说得很坏。但是西晋的王衍、王戎等确有清谈误国的毛病。范宁生当东晋后期，受时势刺激，话说得过分激切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他批评时政，如云“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体停，至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自残肢体以求免役），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嫁娶。岂不怨结人鬼，感伤和气”（见《晋书》卷七十五本传）。苛政连“鬼”也要怨，真是言之至极了！

东晋时期的书法和绘画都有极高的成就。“书圣”王羲之尤为杰出。羲之（３２１～３７９年，或３０３～３６１年）字逸少，出身于琅邪临沂王氏，是王导的侄子。他做过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有一个“坦腹东床”的典故出在他的身上。郗鉴使门生见王导，物色一个女婿。王导叫他到东厢去看。他看后回去报告说：“王氏子弟都好，只是见了我都有点紧张做作的模样，只有在东床坦腹吃东西的一个，若无其事。”郗鉴说：“这正是好女婿！”派人去问，就是羲之。郗鉴就把女儿嫁给了他。

他的书法起初师法卫夫人（魏晋之际，卫瓘与子恒、女铄都以书法著名，铄即卫夫人），后来博采众家的长处，兼工隶、楷、行各体。永和九年（３５３年），他与诸名士修禊（在水滨举行消除不祥之祭）兰亭，作《兰亭序》，传为千古佳话。至今中日书法家仍效法古人，到绍兴兰亭，“流觞曲水”，以纪念书圣。

他的轶事很多，我试略举一二。他喜欢鹅，听说山阴有一道士养的鹅好，特地去看，看了想买。道士说，只要替他写《道德经》，就全部奉送。羲之欣然写完，把鹅装在笼里带了回去。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卖六角竹扇的老太，一时高兴，在每把扇子上都写了几个字。老太起初很不高兴。他就嘱咐她：“你只要说是王右军的字，每把可以索价一百钱。”老太一试，生意很好，后来又拿扇子来请他写，他只对她笑笑，不再写了。

《兰亭序》真迹相传在唐太宗陵中，后世所传都是摹刻本。郭沫若不信《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他提出后即有人反对，笔者也认为郭说很难成立。

王羲之不仅仅是个文人和书法家，他对政事也有不少切实的见解，如劝阻殷浩北伐，前已提及，这里不再重复。

晋代书法艺术甚为发达。羲之的叔父王廙，有过江后书画第一的美誉。羲之也说自己书法本来不及庚翼、郗愔，到晚年才胜过他们。可惜年代久远，这几个人的真迹不传，后人无从一饱眼福。

顾恺之是东晋的绘画大师。恺之（３４１～４０２年，或约３４５～４０６年）字长康，小字虎头，无锡人，做过桓温的参军。后来宫至散骑常侍。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相传瓦棺寺（在今江苏南京西南）初建时，慧方和尚请朝士捐钱，士大夫落笔没有超过十万钱的，顾恺之却写上百万钱。大家知道他并不富有，以为不会真的拿出来，不料他要寺里给一间屋子，并空出一面墙壁，每天到屋里关上门画画。一个多月后，画的维摩洁像只需要点眼睛了。这时他告诉和尚：第一天来看的要布施十万钱，第二大五万，第三天起照常例。开门后，光彩夺目，看客云集，没有多少时候，就收到了百万钱。这故事见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的《京师寺记》。他的名气之大，画像之工，由此可见。他画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有摹件传世。

东晋名士中以绘画著名的还有戴逵（约３２６～３９６年），字安道，谯郡侄（今安徽宿州西南）人。他是个隐士，也善于雕塑。

东晋史学家以干宝、习凿齿最为著名。

干宝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曾受王导荐，领国史。他著有《晋纪》，是一部从司马懿在曹魏时事写起的西晋编年史。这部书早已佚失，现存只有后人的辑本。《资治通鉴》引用了他的史论，读《通鉴》的人都可以看到。

习凿齿（？～约３８４年）字彦威，襄阳人。他著的《汉晋春秋》，起于汉光武，止于晋愍帝，也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他以蜀汉为正统，魏为篡逆，将司马昭灭蜀，断为汉亡而晋兴。他长期在桓温手下任职，《晋书》说他因“温觊觎非望”，所以著此书是要“以裁正之”。他在当时名气很大。前秦军陷襄阳，符坚说得了一个半人，一个人是释道生，半个人就是习凿齿。他后来仍回故乡。晋收复襄阳后，要用他典国史，可惜他就在这时病故了。

在东晋文化名人中，陶潜（３６５或３７２或３７６～４２７年）是个头等重要的人物。他不仅是晋代的大诗人，而且在中国诗史中，也是公认的第一流作者。潜字渊明，又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是陶侃的曾孙（陶侃是庐江寻阳人，其时的寻阳在长江北岸的今湖北黄梅西南。咸和中，即在陶侃的晚年，寻阳移治长江南岸的今九江西南，他的后人也的确生活在这个寻阳），但是从来没有发达过。许多古代作家常常为“士不遇”而磋叹，他却从来没有这种表示。许多作家的作品也很好，但看得出是经过加工，雕凿修饰而成的，可他的作品却一点看不出这种痕迹，仿佛是自然而然地从肺腑中流露出来的。他的人品和作品可以用一个“真”字来概括。没有他的人品，就不会有他的作品。

他做过彭泽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郡守派督邮到县，照规矩县令应束带去见），自行解印去官，为之赋《归去来辞》。江州刺史王弘慕名往见，他托病不见。后来，王弘打听到他要上庐山，就请他的老朋友庞通之等带了酒菜，在半路迎上。陶潜见了酒，便在野亭上开怀畅饮。在他兴致正高的时候，王弘出来相见，就一同盘桓了一整天。王弘邀他同回州衙，他也不推辞。王弘便叫一个门生、两个儿子（不是用差役）抬起他乘坐的篮舆便走。我们看他待人接物的态度，总是一切顺其自然。这就是陶渊明，别的人很难或者不可能学得来的。

渊明的诗，后人评论极多，现录近人钱基博先生数语如下：“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只是就本色炼得人细……本色不雕一毫，水磨又极精细。”（中华书局版《中国文学史》上册第１７０页），这是直抉本质的总评。陶诗“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写景极妙。郑振铎先生以“中国的清远绝伦的山水画”评其诗作（见作家出版社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一八一页），说：“萧萧疏疏的几笔，其意境却常是深远无涯。”（出处同上）陶诗之不可及，后世拟陶学陶的人，尽管包括王维、韦应物、苏轼等大诗人在内，总是或多或少有点差距，关键也正在这里。

渊明的文章，如《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也都是历代传诵的作品。两文看似闲适，实在富有愤世嫉俗的意味。鲁迅更早已指出，陶诗如《咏荆轲》充满了愤激之情。

陶渊明绝不是一个只爱饮酒闲居的人。有人说，他的愤激是由于“际（晋宋）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沈德潜语，见《古诗源》卷八），笔者是不相信的。难道陶潜是仅仅忠于一姓的人物！

讲东晋的文化名人，决不可以忽略了几个和尚，而且有几个还是外国人，他们活动的地域不限于江南，好在都是这个时期的人，不妨放在这一篇里。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东汉、三国，传播渐广，到了晋代，译经事业更有显著的发展。西晋时，居住在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译出经论一百五十多部之多。他到长安弘扬佛法，听他讲经的僧俗有一千多人。

西晋末的永嘉四年（３１０年），西域龟兹僧人佛图澄来到洛阳，当时他己有七十九岁。后赵石勒、石虎父子对他非常信任，他也常常劝告石氏父子不要动辄杀人。他建立过八百九十三所佛寺，门徒近一万人，名僧释道安就是他的弟子。他享年一百十七岁，于晋永和四年（３４８年）在邺城去世。

释道安（３１２或３１４～３８５年）是僧人“释”为姓的创始人。他是常山扶柳（在今河北冀州）人，十八岁出家前读过儒家经书，二十四岁在邺城师事佛图澄，受到他的赏识。后赵亡后，中原混乱不堪，他和弟子们迁徙往来，于晋兴宁二年（３６４年）率弟子慧远等四百多人到了晋的襄阳。他在这里注经、讲经、订正译文，徒众经常有好几百人。据文献所载，佛图澄神通广大（大概是有些可以惑人耳目的魔术），道安却完全不靠这一套，而是个严肃的佛学家。太元四年（３７９年），前秦军攻陷襄阳，符坚把他请到长安去，并说得到襄阳时只得到一个半人。这一个人是道安，半个是习凿齿。

道安在长安领导组织了翻译佛经的事业，进行佛学研究，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他的弟子慧远于前秦军攻占襄阳后，率徒众到寻阳，后来定居庐山。慧远（３３４～４１６或４１７年），俗姓贾，雁门楼烦（在今山西宁武境）人。他少时游学许昌、洛阳，学习儒家经籍与老庄之学。二十一岁到太行恒山，听道安讲经后，出家做了和尚。他在庐山住了三十多年，送客只到虎溪为止。同时，他派弟子远出求经，接待来到江南的西域僧人，并与远在长安的鸠摩罗什通信问学。东晋名士达官也喜欢同他来往。桓玄权势最重，曾要求僧人对王者尽敬。慧远特地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终于说服了桓玄。他倡导的念佛法门，后来发展为净土宗。

与慧远同时的鸠摩罗什（３４３～４１３年），原籍天竺，父亲移居龟兹，因而是龟兹人。他七岁时从母亲出家，从佛陀耶舍学习，兼通小乘、大乘。又从须利耶苏摩问学，对大乘佛学，又有精进。符坚命吕光进兵西域时，他已届中年，声誉很高。吕光班师时，他从至凉州。晋隆安五年（４０１年），后秦姚兴灭后凉，迎他到长安，也敬之若神，命僧人八百余人从他学习。他精通梵、汉文字，在长安主持译经事业，又得慧恭、僧肇等数百人协助，共译出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今存三十九部、三百十一卷。他的译文文字优美，在不失原意的前提下，或增文以表达言外之意，或删繁就简以便读者，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体，对翻译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从三国曹魏时的朱士行起，汉僧西行求经的，历代不乏其人。东晋时期的法显是与唐玄奘名望不相上下的人物。法显（约３３７～约４２２年）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他三岁时就进佛寺做了沙弥，二十岁受比丘戒。晋隆安三年（３９９年），他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从后秦的都城长安出发，西行求经。他的旅伴时有增减，旅途生活极为困难。如隆安四年秋，从敦煌到鄯善的一段，曾在以枯骨为标识的沙碛中走了十七天，至晋元兴元年（４０２年），才越过葱岭，进入北天竺。以后跋涉西、中、东天竺各地，瞻礼佛陀遗迹，学习梵文，搜求经律论。晋义熙五年（４０９年），他乘商船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继续搜求经律论。七年秋，他搭乘大商船回国，途遇大风，漂流九十天。到了耶提婆（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八年（４１２年）夏，从这里再搭乘商船回广州，途中又逢暴风雨，漂流了两个多月，结果到达青州长广郡牢山（在今山东即墨）。这里原属南燕，两年前为东晋所得。法显乃于义熙九年南下到建康，与佛驮跋陀罗等共同翻译求得的佛经。他还把旅行经历写成《佛国记》一书。后来，他到荆州辛寺，在那里圆寂（逝世）。

佛驮跋陀罗（３５９～４２９年）是天竺迎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人。他于义熙四年（４０８年）来到长安，因与鸠摩罗什有不同见解，与徒众南下，先到庐山，得到慧远的礼待，后经江陵到建康。他除与法显合作译经外，又与法业、慧严等翻译了《华严经》。

佛教文化久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晋时期名僧辈出，译事大盛，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时期。

三十　刘裕做皇帝

晋恭帝元熙二年（４２０年）六月，刘裕受晋恭帝禅，即位做皇帝，国号宋，南朝从此开始。刘裕就是南朝宋的高祖武皇帝。

刘裕早就想做皇帝了。

笔者在第二十五篇中说过，桓玄失败后，晋朝已经成为刘裕的天下。这在当时，也是大家心中有数的事实。晋朝末代皇帝司马德文在傅亮要他写禅位诏书时，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还“欣然操笔”（当然，心里很不是滋味），对左右说：“桓玄之时，晋朝已经完了，靠刘公大力帮助，又延续了将近二十年（实际上是十七年）的国祚；今日之事，本来是心甘情愿的。”他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刘裕为什么要拖延十七年之久？就像反桓玄时一样，他在等待时机，要等到瓜熟蒂落的日子。

刘裕与刘毅、何无忌起兵讨桓玄时，三人的领袖地位是众人推举的，实际上没有明显的高下，桓玄也把这三人都视为劲敌（见第二十五篇）。义熙二年（４０６年），朝廷论讨伐桓玄之功，三人都受封郡公，但刘毅明显有争当领袖的野心。在这个问题上，卢循、徐道覆倒是帮了刘裕大忙，使何无忌战死；刘毅兵败，威望大损，却仍想与刘裕争胜，自然不免于身败名裂的结局（见第二十六篇）。

然而刘裕认为，当皇帝的时机还没有到。参与讨伐桓玄的诸葛长民在卢、徐进逼建康时，从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丹徒镇）入卫京师。这是一支异己力量，但刘裕暂时不能不与他合作，讨刘毅时，甚至让他监太尉留府事（太尉是刘裕所任官职），把后方重任交给他，同时把刘穆之留在建康，起监督的作用。诸葛长民号称有文武才干，其实是个庸人。他明知刘穆之是刘裕的亲信，却问穆之道：“人间论者，说太尉与我不和，是什么缘故？”穆之轻描淡写地答道：“相公西征，把老母弱弟交托给将军，如果心怀不平，怎么会这样办呢？”几句话稳住了这个粗汉。长民又写信给刘敬宣，商议和他合作，反对刘裕。敬宣答书拒绝，并且把来书呈交刘裕。他的底牌都在刘裕手里，他却浑然不觉。义熙九年（４１３年），刘裕从江陵返回建康。诸葛长民进见，当场在座上被力士拉杀。刘裕肘腋之下再也没有异己的力量了。

宗室司马休之任荆州刺史，很得江、汉人心。刘裕要夺晋朝的天下，当然把他看作眼中之钉。义熙十年，刘裕先以休之的儿子文思在建康有不法行为做理由，把文思送往江陵，要求严办。十一年，进而以休之不肯严办文思为口实，兴兵“讨伐”。他想拉拢休之的录事参军韩延之，先寄密书给延之，说“吾受命西讨，止其父子而已”，劝延之归降。延之答书，严辞拒绝，中间说：“刘裕足下，海内之入，谁不见足下此心，而复欲欺诳国士！”他把刘裕铲除异己的心理看得透而又透了。司马休之敌不过刘裕，只得逃往后秦，后秦亡后，他又改投北魏，后来死在北方。

时机走向成熟了。司马休之败后，“诏”（其实是刘裕授意）加刘裕太傅、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这是第一步。

刘裕还要进一步提高威望，于是有北伐后秦的战役。义熙十二年（４１６年），收复洛阳后，他派左长史王弘回建康，向朝廷表示要九锡。这一次，刘穆之犯“错误”了。他是负留守责任的大员，如果“识时务”的话，应该主动提出这要求，现在让刘裕从前方派人来提出，岂不是犯了大大的“错误”。据说他竟因而又惭愧又害怕，生起了重病。这年十二月，“诏”以刘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宋公，备九锡之礼。刘裕却故作谦逊，表示不敢接受。这是第二步。

义熙十三年，后秦亡后，“诏”进宋公爵为王。刘裕再一次辞而不受。这是第三步。接着，刘穆之去世，刘裕便以建康“根本无托”为由，决定离长安东归。其实这不过是个借口，实际上是他认为既然已建立了灭秦的大功业，威望已经达到顶点，可以回去登基做皇帝了。赫连勃勃就是看透了这点，等他一走，便轻易地夺得了关中。

灭后秦是刘裕一生事业的顶点，而留下十二岁的刘义真和众将镇守关中，则是他走下坡路的开始。

刘裕本来有条件建立更大的功业。他东归的消息传出后，关中父老到军门流涕请愿，希望他不要走。他们说：“残民受不到大晋教化，到现在已有一百年（愍帝建兴四年长安陷落，为公元３１６年），才能重新看到上国衣冠，人人互相庆贺。想不到明公会丢下我们回去。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府第，明公为什么要到别处去呢？”关中父老显然是希望刘裕远承西汉的事业，把他看作堪为汉高祖、汉武帝继承人的人物了；同时这话也透露出料定他不会再做晋朝臣子的消息。

据说刘裕听了这一席话，也有点感动，不过他不肯改变主意，口是心非地以“受命朝廷，不敢擅留”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他本来很得关中人心，这么一来就令人失望，再加上后来诸将自相残杀，将士大肆掳掠等，关中人士不得不转而接受赫连勃勃的匈奴军队了（参见第二十八篇）。

刘裕是一员好将领，但绝不是一个好的政治领袖。他真正能够信赖的人只有一个刘穆之。刘穆之死后，竟找不到一个可以接替的人，勉强用了徐羡之，结果，以前通常由刘穆之作主的朝廷大事，都要向北方刘裕的帅府请示。

留下刘义真镇守关中，问题更大。让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是荒唐之至的措施。刘裕当然知道，一个孩子起不了什么作用，他只是把义真作为自己的象征而已。但是他不曾想到，这样做表示他对部下缺乏信任，会产生许多麻烦。不仅如此，他还明白表示过对王镇恶的不信任。后来诸将自相残杀，正是由他的这一表示引起的。

王镇恶是王猛的孙子，前秦亡后，流亡到南方。他骑射的本领不高，但是谋略出众。刘裕赏识这一点，用他为将。灭后秦之役，镇恶与沈田子的战功最大。镇恶首先进入长安，接受姚泓君臣的投降，抚慰城中各族居民，出足了风头。关中人对他的祖父王猛还念念不忘，因此对这个打回老家的孙子也有天然的好感。

刘裕部下将领，除王镇恶外，都是南方人（朱龄石，沛人；檀道济，高平金乡人；傅弘之，北地泥阳人；毛脩之，荣阳阳武人。以上各人的籍贯都在北方，但事实上已经南迁过后好几代了）。他们见王镇恶功大，都有妒忌的心理。沈田子以千余人破秦兵数万之众（参见第二十六篇），自以为战功最大，更是要和镇恶争功。

将领间有了矛盾，做领袖的必须设法消饵，刘裕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进长安时，王镇恶到灞上迎接，他口头上称赞他说：“成吾霸业者卿也。”然而听到王镇恶私藏姚泓的辇，便怀疑他有野心，派人调查，查明王镇恶只是剔取了上面的金银，把辇当垃圾丢掉，才觉得放心。沈田子、傅弘之说：“王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信赖。”刘裕不批评两人，倒说：“现在留下两位与一万精兵，他若有不法行为，只能自取灭亡，不消多说什么。”他甚至引曹魏灭蜀故事，对沈田子说：“钟会之所以造不成反，正是因为有卫瓘之故。卿等十多人，用不着怕王镇恶！”这是在挑拨他们了。沈田子之所以敢悍然杀王镇恶，正是以卫瓘自居。刘义真的长史王脩不了解其中底细，杀死田子，王脩又遭义真左右谗杀，关中的局势从而大坏（参见第二十八篇）。这简直是刘裕自铸恶果，怪不得别人的。

关中得而复失，王镇恶、沈田子、傅弘之、毛脩之、朱龄石、蒯恩等名将都死了。刘裕再要用兵，已拿不出伐秦时的阵容了。灭秦时的威望丧失无遗，更是无从挽回的损失。刘裕在彭城得青泥败报后，声称要刻日北伐，不过是一句空话，否则怎么会有因知义真没有死而中止的道理。他登城北望，慨然流涕，只能是无可奈何的表现。

刘裕虽走下坡路了，但晋朝内部还没有其他可以与他抗衡的力量，他仍旧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上皇帝的位子。义熙十四年（４１８年）十二月，使王韶之缢杀安帝，立琅邪王司马德文为皇帝，是为恭帝。这是第四步。

恭帝元熙元年（４１９年），刘裕受晋爵为宋王之命。这是第五步。最后，于元熙二年受禅为帝。这一套由权臣至皇帝的历程，从曹丕到司马炎，再从司马炎到刘裕，大体上完全相同。然而，汉献帝被废为山阳公后，还活了十四年，到魏青龙二年（２３４年）才死；魏少帝被废为陈留王后，也活了三十八年，到晋太安元年（３０２年）才死，他们都得尽天年。晋恭帝却没有这样的好运道，他禅位后只过了一年便遭了毒手。此后相沿成习，禅位的君主都保不了性命。

刘裕即位时，年已五十八岁。永初三年（４２２年）五月便死了，他实际上只做了两年皇帝。

三一　元嘉之治

南朝一百七十年（４２０～５８９年），刘宋占了六十年。宋文帝元嘉年间（４２４～４５３年），又占了六十年的一半。南朝的皇帝，除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外，宋文帝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后人对他的治绩评价较高，有“元嘉之治”的说法。

宋文帝刘义隆是刘裕的第三个儿子。武帝时，封宜都王，任荆州刺史。武帝死后，长子义符嗣位，徐羡之、傅亮、谢晦辅政。这三个人原来都是刘裕的幕潦。徐羡之字宗文，东海郑县（今山东郯城北）人，他在刘裕初起时就进了他的幕府，一直是刘穆之的副贰，后来接了穆之的班，负起留守重任。他出身布衣，又没有学问，但办事能力极强，所以受刘裕重用，也为当时人所推重。傅亮字季友，是晋初大臣傅咸的后人，博涉经史，长于文词。刘裕想受晋禅，而难于出口，乃宴请朝臣，只说想奉还爵位，回京师养老。众人都听不出他的用意。傅亮起初也没有听懂，席散出外后，突然领悟，连夜再见刘裕，声称要回建康。两个人都没有说破，但是相互已经了解。傅亮随即就到建康去为“禅位”做筹备工作，叫晋恭帝写禅位诏的就是他。谢晦字宣明，是著名大族陈郡阳夏谢氏的成员。刘裕伐后秦，刘穆之留守，他随从出征，这两人等于刘裕的左右手。

少帝义符即位时年十七岁，他守孝不遵丧礼，召集乐工伶宫，歌唱奏乐；在华林园开店，亲自沽卖……总之是一味游戏，不像一个继位为君的人物。徐羡之等商议废立，依序应立南豫州（历阳）刺史庐陵王刘义真（就是当年从长安逃出来的那一位）。但是义真与文士谢灵运、颜延之、僧人慧琳等交好，说过“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做西豫州（寿阳）都督”的话，徐羡之等要保持权力地位，自然不愿意立他做皇帝。少帝景平二年（４２４年），他们利用少帝本来和兄弟不和睦，先废义真为庶人；然后召南兖州（京日）刺史檀道济和江州刺史王弘到建康，把废立的计划告诉他们。五月，他们让檀道济领兵在前，自己跟在后面，进入内宫，把少帝“扶”（应是“拖”）将出来，废为营阳王。六月，他们一面让傅亮到江陵迎接刘义隆，一面令人把义符、义真两人杀掉。这两个纨绔少年，一个十九岁，一个十八岁，只为了事情牵涉到帝王的位子，便送掉了性命。徐羡之等以顾命大臣的身份，面对先帝的两个爱子下此毒手，当然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徐羡之可能有点担心，他不等刘义隆动身，便任命谢晦继任荆州刺史，作为外援。

刘义隆的幕僚知道了营阳、庐陵二王的死讯，都为主子担忧，劝他不要到建康去。司马王华却认为绝对没有问题，劝他接见傅亮。他见了傅亮，便问少帝和义真废杀的情况，一面问，一面哭。傅亮紧张得开不出口，浑身大汗，他对自己的前途有点数了。

八月，刘义隆到建康即位，把景平二年改为元嘉元年。他一即位，便恢复庐陵王的封爵；用荆州旧人王华、王昙首做侍中，到彦之做中领军，主管军政。他没有立即动徐羡之、傅亮，并让谢晦到荆州上任，暂时稳住这三个人。元嘉二年（４２５年），徐、傅两人上表“归政”，文帝还故作姿态，等他们上了三次表，才答应他们的请求，亲自处理政事。同时，对徐羡之辞官的请求，仍不同意。这样一来，傅亮大概不会很紧张了，徐羡之一向认为自己“赤心为国”。更加不担心了。

一年很快过去，到了年底，建康忽而盛传要出兵打北魏，其实骨子里是在准备西征讨伐谢晦。

元嘉三年（４２６年）正月，文帝动手了。这个二十岁的青年皇帝把参与废立的五个人分为两类：对主谋的徐、傅、谢三人，坚决消灭之；对附从的王弘、檀道济，非但不加追究，而且加以重用。王弘字休元，是王昙首的兄长，拉过来可以扩大亲信的阵容；檀道济是仅存的刘裕旧将，打荆州很需要这个智勇兼备的将军。文帝左右对任用檀道济都不以为然，但事实证明文帝的决策是正确的，檀道济也的确能够忠直地执行他的命令。文帝顺利地捕杀了徐羡之、傅亮。二月，檀道济、到彦之军击溃荆州兵，擒杀了谢晦。

解决了徐、傅、谢的问题后，文帝着手整顿吏治，派散骑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到各地视察地方行政，了解民间疾苦。三年五月，他亲自到建康华林园的延贤堂审理案件，并且规定每年举行三次，以表示重视刑狱，力求主持公道。

宋文帝初年，宰相不是特定官职，凡是经常与他议论政事，委以机密任务的，都是宰相。侍中本来是宰相的官名，但当时也有官居侍中而不是宰相的。大体说来，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侍郎、给事中，在当时都是要职。王弘、王昙首、王华都出于琅邪临沂王氏。他们和殷景仁（殷氏是陈郡长平大族，殷浩也是族中成员，景仁又名铁）、谢弘微（陈郡阳夏谢氏的成员，本名密）、刘湛（字弘仁，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州东北]人）都是元嘉初年极受信任的大员。这几个都是出身名门的人物，与当年刘裕初起时的一群冒险家大不相同。文帝常与王华、王昙首、刘湛、殷景仁四个侍中宴饮，宴罢，四人退出，文帝目送良久，叹道：“这四位贤士是一时之秀，同时做我的喉舌，后世恐怕难得再有了。”笔者在前面说过，那些文绉绉的士大夫和能够亲自执刀冲杀的刘裕合不大来。元嘉时情况不同了，文帝本人博涉经史，善于隶书，他自然与文臣有说不完的话了。

这几个大臣，论起建树来，应该首推王弘。宋初沿东晋旧制，民间男子十三岁服半役，十六岁服全役。王弘认为，人的身体，强弱不同，弱的到了这年龄，还不能胜任劳役。而且在家里劳动，力气不够时便可以歇息，为国家服劳役，不达到规定的标准不行，碰到好官还能够体谅，碰到苛刻的官吏就惨了。他还指出，有些官吏为了增加服役人数，把年龄不到服役岁数的人虚加岁数，使百姓的处境更加艰难，以致造成逃亡、不肯生育等情况。他主张把服半役的年龄提高到十五岁，服全役的年龄提高到十七岁。这也许是元嘉年间对百姓最有实际好处的措施。

三王都在元嘉初年去世。王华在元嘉四年（４２７年），王昙首在七年，王弘最迟，也只在九年。王弘死时，政局已有变化，即朝政已经落到了彭城王刘义康的手中。刘义康是刘裕的第四个儿子，比文帝小两岁。他做过荆州刺史，颇能称职。元嘉五年，一个七十多岁阅历极深的老人范泰（东晋著名学者范宁的儿子）劝王弘说：“卿兄弟掌权日久，应当考虑退步。彭城王是天子的兄弟，宜征召入朝，共参朝政。”王弘猛然醒悟，便乘大旱疾疫的时机，引咎辞官，文帝不准。五年正月，再次要求让贤，文帝乃以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与他共同辅政。其时王弘身体不太好，又牢记范泰远离事权的劝告，凡事都请义康作主，从此朝廷大权都在义康的手中了。

刘义康入朝后，文帝以江夏王刘义恭继任荆州刺史。刘义恭是刘裕的第五个儿子，比文帝小六岁，从小最受刘裕宠爱。刘裕很节俭，义恭的几个哥哥小时候都不敢向父亲讨好吃的东西，讨也讨不到，只有义恭讨什么就给什么。他任荆州刺史时年才十七岁，文帝对他不太放心，特地写了一封《诫弟书》，提出十一条注意事项，要求他随时注意。这封信首先提出“守成不易”的总纲，然后列举礼贤下士、切勿兴修园池堂观、审慎刑狱、生活节俭、经常引见属员等，有一条具体到一个月自用不可超过三十万钱，少些更好。这封信，《宋书·武三王传》和《通鉴》都收载了（《通鉴》稍略）。元胡三省注《通鉴》至此写道：“详观宋文帝此书，则江左之治称元嘉，良有以也。”这是评论得很中肯的话。

元嘉中期，朝政其实有很多问题。但可以称道的是创建四学一事。十五年（４３８年），征豫章处士雷次宗到建康，在鸡笼山开馆，聚徒教授。文帝几次亲到学馆，听次宗讲学。同时，使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与雷次宗的儒学合称四学。这自然是值得称道的。但是统治者之间矛盾重重，却是与“元嘉之治”的美称很不协调的。

事情是这样的。元嘉中期，文帝多病，有时甚至有死亡的危险。义康侍候兄长很周到，但是内外大事都独断独行，权势显赫，每天一早，府门口停的车子常有数百辆之多。四方贡献，都把上等货送进王府，把次等货送进皇宫。有一次，文帝吃柑子，嫌形态滋味都差，义康却说：“今年的柑子有很好的”。他派人到自己府里拿来柑子，比皇宫里的大得多。他在这种地方自以为兄弟至亲，不避嫌疑，想不到兄长会有看法。

殷景仁与刘湛的关系问题使政局更加复杂起来。殷、刘在元嘉初年本来很友善。刘湛曾任外官，因殷景仁的推荐回朝。他见景仁的地位比自己高，又深受文帝倚重，便生出妒意，想靠义康的力量排挤景仁。义康听刘湛的谗言，在文帝面前攻击景仁。文帝不听，对景仁更加信任。元嘉十二年（４３５年），景仁称病辞职，文帝不准，让他居家养病。刘湛想派人假扮强盗，杀害景仁。文帝风闻有此阴谋，命把护军府（殷景仁任中书令、中护军）移到宫禁附近，刘湛才不敢动手。景仁从此不再上朝，文帝便使后将军司马座炳之与他联系，传达旨意，密件往来，有时一天多达十余次，像做地下工作一般，竟瞒过了刘湛。

宋文帝杀宿将檀道济，连带杀死他的儿子和时人比为关羽、张飞的部将薛彤、高进之，是犯了个大错误。道济被捕时说的“乃坏汝万里长城”，千古流传。这件事也和刘湛有关。宋文帝猜疑檀道济是事实，但不见得会起杀机。是刘湛见文帝有病，对刘义康说：“如果宫车一日晏驾（皇帝若死），道济不复可制。”恰巧文帝病危，义康便要求召道济入朝。道济到建康后，文帝病势渐轻，就让道济回江州，船都准备好了，不料病势转剧，义康便假传诏书，说道济谋反，把他杀了。檀道济既死，刘裕时的宿将一个都不剩了。

刘湛见文帝多病，与亲信商量，打算一旦文帝病故，便以“天下艰难，宜立长君”为理由，拥立义康。义康不知道有这回事，文帝倒打探到一点消息，义康的地位便动摇了。

元嘉十七年（４４０年）十月初三，文帝依照和殷景仁预订的计划，命义康在中书省住宿；当夜，文帝出华林园延贤堂，召殷景仁进宫。这天白天，久不出门的殷景仁忽然使左右拂拭衣冠，从人都不懂他的用意。接到命令后，他立即进宫，发布命令，逮捕刘湛，下诏宣布他的罪恶，立即处死，同时杀死他的儿子和党羽。

刘义康再也不能执政了。他被任为江州刺史，在中书省住了十多天才获准动身。辞别文帝时，文帝只对他怮哭，什么话都不说。他在江州，政事都由咨议参军萧斌处理，实际上等于软禁。二十二年（４４５年），范晔等谋划拥立义康，事露被杀，义康亦被废为庶人。二十八年，魏兵南侵，文帝恐有人拥义康起事，竟把他杀掉。

从上文所说的史事来看，元嘉十五年以后便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事情了。至于元嘉末期，非但没有较好的治绩，而且局势搞得很糟。二十七年（４５０年）。文帝想经略中原，大举攻魏。由于兵力不足，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从符（命令）到之日起，限十天之内准备完毕，不得逾期；又因军费不足，令扬、南徐、南充、江四州富民家资满五十万钱、僧尼满二十万钱者，“借”四分之一。民间负担已极沉重。而北伐失败，魏军进抵长江北岸，长江以北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军民死伤惨重，旧史说“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司马光把称赞元嘉之治的一段话，放在元嘉十五年，想必也是由于元嘉下半期无可称道的缘故。然而其中所说“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然无事，户口蕃息”，仍然是溢美之词。最低限度，太平岁月是不满三十年的，“四境之内，晏然无事”，更不见得。事实是：自从刘裕死后，魏军逐步南侵，宋朝版图日益缩减。它的颓势，绝非起自北伐失利，笔者将于下一篇中，详细介绍南北势力消长的情形。

三二　北魏统一北方

北魏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就在当年把天赐六年改为永兴元年（４０９年）。当时的北方还是列国分立的格局。北魏东北面有北燕，西与夏和后秦邻接，这两国以西有西秦、南凉、北凉、西凉。以上各国都在十六国之内。另外，北面有强大的游牧族柔然。至于在今青海（不包括西宁、乐都等地）的吐谷浑，因与中原的争战无甚牵涉，可略而不提。上面没有提到东南面的南燕，是因为它在明元帝即位后，只过了几个月，便被东晋刘裕灭掉了。

明元帝初年，魏的国势不见得很强。神瑞二年（４１５年），因连年霜、旱，云中、代郡的百姓多饿死，有人主张迁都邺城。博士祭酒崔浩反对，他讲了一大篇道理，说：“迁都到邺，只能解决今年的饥荒，不是长久之计。山东人以为国家处于广裹无垠的地方，人民牲畜多得不得了，号为‘牛毛之众’。现在如果迁都，留兵守平城，南迁的人住不满各州地方，分散到各郡各县，把真实情况都暴露出来，人家知道了我们的底细，就不会再害怕我们。”这是一条，怕中原百姓生异心。他又说：“国人（鲜卑人）南迁后不服水土，疾疫死伤的必然很多。”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是“平城守兵不多，屈丐（指赫连勃勃，魏人对勃勃的蔑称）、柔然会入人侵，朝廷远在南边，难以救应。”

明元帝听他说得有理，才不听主张南迁者的意见，只挑选一部分最穷困的鲜卑人到定、相、冀三州就食。

这是北魏当时不见得很强的证据之一。

泰常二年（４１７年），晋刘裕攻后秦，沿黄河西进，后秦向魏求救。群臣都主张要救，又是崔浩出头反对。他认为刘裕伐秦，志在必得，魏若救秦，刘裕必上岸北侵，那么魏将代秦受敌。他特别强调：“现在柔然侵扰边境，百姓粮食又不够吃，如果再与刘裕为敌，发兵南下则北面吃紧；救了北边，南面各郡又有危险。”崔浩的意思是，柔然和东晋都是强敌，北魏如果同时在南北两面作战，会有危险。

明元帝折衷两种意见，派一支兵在北岸监视晋军，略作干扰，结果被刘裕反击一下，很吃了点亏（参见第二十六篇）。明元帝因而后悔没有听崔浩的话，由此可见当时北魏对南方的实力估计得相当高（这里面包含对刘裕的重视，崔浩认为刘裕的才干在慕容垂之上）。这是北魏不见得很强的证据之二。

刘裕不会久留关中，也在崔浩预料之中，所以他主张“按兵息民以观其变”，最后一定可以得秦地。至于赫连勃勃夺得关中，扩大了地盘，崔浩却不以为意，因为他看准勃勃一味残暴，是长远不了的。

魏泰常七年（４２２年），刘裕一死，明元帝就出兵攻宋。崔浩不赞成“伐丧”，这回，明元帝没有听他的。泰常八年，魏军攻占了河南几个重镇，这时魏的实力已在刘宋之上了。这年十一月，明元帝去世，儿子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即位。明元帝在上年立拓跋焘为皇太子时，就指定长孙篙、奚斤、安同为左辅，崔浩、穆观、丘堆为右弼。这六个人，除崔浩外，都是鲜卑贵族。明元帝既死，有些人就设法排挤崔浩，太武帝受他们的影响，就免去他的职务，但有事仍旧向他请教。

崔浩重视柔然侵扰北边的问题，如上所述，他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泰常八年，魏在对南朝作战获胜的时候，北方边境屡受侵扰，不得不采取中原王朝的老办法：筑长城。北魏长城从赤城（今属河北，在张家口东北）向西到五原（今属内蒙古，在包头西北），长达二千余里。这是北魏君臣感受到柔然问题严重性的明证。但是长城从来不曾能够真正拦阻游牧族的铁骑。太武帝始光元年（４２４年），柔然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入侵，这是对新君佛狸的考验。

这年八月，纥升盖可汗亲率六万骑兵侵入云中，攻陷盛乐宫（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这是拓跋什翼犍的代国故都，也是拓跋珪复国之初的都城。它的陷落绝非边境上的小冲突可比。魏太武帝亲自率领“轻骑”往救，三天两夜从平城赶到盛乐。纥升盖仗着兵多势众，把太武帝团团围了五十多重，双方的马头都碰到了。太武帝沉着应战，射杀了柔然大将纥升盖的侄子於陟斤。最后，柔然兵撤走了。从这条记载看，当时平城没有多少精兵猛将，太武帝掌握的兵力不多，否则何至于打得那么艰苦。至于柔然兵的撤退，史书上写的是“遁去”，这不见得真实，可能是抢劫到的人畜财物很多，不愿恋战之故。

战斗结束后，尚书令刘絮向太武帝建议：等秋收完毕后，发兵大举反击，否则纥升盖是会再来的。太武帝接受他的建议，于同年十二月派长孙翰、尉眷领兵攻柔然，他自己屯兵柞山（在平城以西）。这一战，魏兵得胜，掳获了大量人畜。

始光二年（４２５年）十月，魏再一次大举攻柔然。魏军五路并进，太武帝自领中军，到了大漠以南，留下辎重，只带十五天口粮，度漠进攻，柔然部落惊慌逃窜，从此魏确立了对柔然的优势。这年，魏还得到一个好消息：赫连勃勃死了。这个人在军事上毕竟是个强劲的对手，他在世的时候，魏人一直不敢对夏动手。

魏太武帝考虑统一北方的行动了。始光三年（４２６年），他向群臣征求意见：“赫连、柔然，先打哪一个的好？”

长孙篙、长孙翰、奚斤等主张先打柔然。这是鲜卑族武将的意见，他们贪的是可以掳获大量人畜，即使深入漠北后找不到敌军踪迹，至少可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围猎，用抓到的鸟兽来补充军需。刘絜等主张先打北燕，他们是想先易后难，拣弱国先下手。崔浩其时官居太常卿（掌宗庙礼仪的官），他力主先打赫连氏，说：“赫连氏政利残虐，人神共弃，应该先打。”太武帝接受崔浩的主张，亲领一军，渡黄河袭击统万。这一次虽没有打破城池，但杀俘几万人，掳获牛马十多万，给赫连昌以极大的震动。大将奚斤一军又连克蒲阪、长安，收获很大。

始光四年（４２７年），魏太武帝再攻统万，把主力埋伏在山谷中，只带一支小部队到城下，想引夏军出战，达不到目的，又佯装撤退，进一步诱敌。赫连昌开头还不上当，事有凑巧，有一个魏军逃兵投奔夏国，说军中缺粮，步兵在后面没有到（他不知道山谷中有伏兵）。赫连昌听了大喜，立即引兵出城追击。统万城造得特别坚固，硬打是打不下来的。赫连昌一追就坏了事。两军打得非常激烈，太武帝马失前蹄，险些被俘，后来又身中流矢，然而终于彻底击溃夏军。赫连昌因追兵追得太紧，进不得统万城，即逃往上邽（今甘肃天水）而去。魏太武帝追得太急，倒和逃的人一同冲进城里。尽管他是下级人员打扮，夏人仍有所觉察，把城门全都关上。他和随从闯到官里，拿到女人的裙子，化了装，翻城出去，才得脱险。

统万城还在夏人手里，然而这时候没有人再防守它了。第二天，魏兵进了统万城，夏的王、公、大臣、将校、后妃、宫人都落到了魏军手里。

夏国还要挣扎。魏太武帝神盛元年（４２８年），魏尉眷等进攻上邽，赫连昌退守平凉，魏军继续进攻，俘获赫连昌。赫连定守住平凉，即位做皇帝，又击败魏奚斤军，夺回长安。然而，这不过是垂死挣扎。神麚三年（４３０年）十二月，魏军攻克平凉，收复长安，平定了关中地区。赫连定据守上邽，不肯屈服。他还在魏神麚四年（４３１年）正月打破南安（今甘肃陇西西南），迫乞伏暮末投降，灭掉西秦。但是同年六月，他就因畏惧魏人，渡黄河西迁，被吐谷浑所俘。夏至此灭亡，共三主、二十六年。它虽亡于吐谷浑人，然究其实际情况，还是为北魏所灭的。

明元帝初立时还存在的北方诸国，到此为止，东北的北燕仍旧存在；西北只剩北凉一国（西凉为北凉所灭，南凉为西秦所灭）；原属后秦、夏、西秦的地方已经全部为魏所有，北凉也向魏称臣。所以，胡三省注《通鉴》，至此下一断语云：“自是，中原及西北之地，一归于魏矣。”（见《资治通鉴》卷一二二宋文帝元嘉八年）

北魏在俘获赫连昌后，对夏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这时太武帝便腾出手来，再一次大举出击柔然。这次行动的阻力很大。群臣只有崔浩赞成，其余一致反对，太后也出头劝阻。刘絜等还推出太史令张渊、徐辩，让他们用天象之说，进谏用兵不利。他们提出一个“证据”，说张渊等年轻时曾劝阻符坚南征，符坚不听，因而失败，想以此证明他们的预测会十分灵验。太武帝听了，心里很不痛快，便叫崔浩同张渊等当面辩论。

古人相信天象对人事有影响，崔浩也不否定这一套。他先对张渊等提到的天象作了不同的解释，张渊等讲天象，说不过崔浩，只得避开，就讲起人事来。他们说：“柔然是荒外无用之物，得了它的土地，不好用来种粮食；得了它的百姓，不好当臣民来役使，何必出动人马去打呢？”

这两个人对崔浩讲这些话，简直是班门弄斧。也许他们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崔浩是何等样的人物，因为他们不仅早年在前秦任职，一年多前还是夏国的官员，夏国灭亡后才到平城来的。崔浩听了他们的话，驳道：“两位讲天道，还与本职有关，至于人事形势，完全是无知妄谈。柔然本来是本国臣子，中间叛变逃走（柔然原来臣属鲜卑拓跋部，五世纪初，社崙可汗从漠南迁往漠北，自建部落联盟），现在杀其首恶，收其良民，使照常服役，绝非无用。世人都说两位深明术数，能够预测成败。臣倒要请教：前年统万没有灭亡之时，有没有失败的预兆？如果两位不知道，就是没有学问；如果看到了不讲，就是不忠。”崔浩侃侃而谈时，那位亡国之君赫连昌正在旁边，张、徐二人当时没有发现什么，此刻也无从强辩，只得一声不响地退下去。

辩论结束后，出兵问题定下来了。但是有些大臣满腹优虑，私底下怪崔浩道：“如今南朝正在窥伺机会，如果柔然远逃，我军进无所获，而后有强敌，如何是好！”但崔浩很有把握地说：“刘义隆今日君臣，非刘裕时可比。我国主上英武，士马精强，他们如果敢来，譬如以小马小牛斗虎狼，不必害怕。”他对打胜柔然信心很强。其时正在夏季四月，他说：“柔然的习惯，夏季都分散放牧，秋天牲畜肥壮，方才集中，天寒时南下掳掠。现在乘它部落分散的季节，出其不意，大举袭击，必可成功，只怕诸将不肯深入，不能全胜而已。”

崔浩的估计与事实完全符合。太武帝于四月底出兵，五月中旬到漠南，他们丢掉辎重，每个骑兵都带上副马轻装前进，袭击柔然。纥升盖可汗事前没有觉察，人口牲畜都分散在原野之上，突受攻击，都惊慌乱窜，根本无法组织抵抗。纥升盖也不知道逃到了哪里。魏军获得降人三十多万落，马一百多万匹，其余牲畜、车辆等不计其数。魏军进到琢邪山（今蒙古阿尔泰东南额德伦金山），诸将怕有伏兵，劝太武帝停止进军。七月，魏军班师。后来得到情报，说再前进两天，就可以把残部全部消灭，果然证实了崔浩的预测。神麚三年（４３０年），宋文帝使到彦之等攻魏失败（参见第三十四篇），果然无损于魏，也证实了崔浩的估计。

魏的声威既盛，西域的龟兹、疏勒、乌孙、鄯善、焉耆、车师以至破落那（大宛）、者舌（康居）等国都派使者与魏往来。吐谷浑灭夏后也遣使附魏。

在这样的情况下，十六国中残存的北燕、北凉二国自然难以存在。魏太武帝延和元年（４３２年），魏攻北燕，围和龙（今辽宁朝阳），攻陷郡县多处。太延二年（４３６年），燕君冯弘烧和龙宫殿，逃往高丽。北燕亡，共二主、二十八年。冯弘后为高丽人所杀。

太延五年（４３９年），太武帝率军攻北凉，围姑臧（今甘肃武威）。凉主沮渠牧犍与柔然敕连可汗（纥升盖子，名吴提）相结，他希望柔然内侵迫使魏军撤退，守城不降。然而敕连内侵，一时虽能震动平城，终于无功而退。牧犍困守了一个半月，坚持不住，只得投降。北凉亡，共三主、四十三年。十六国时期到此结束。

姑臧是当时一个比较发达的城市，城内有居民二十余万人，城外水草肥美。太武帝到后，在赐给太子拓跋晃的沼书中说：“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漠中，其间乃无燥地。”魏出兵前，很多人以为凉州水草绝少，反对用兵。崔浩以《汉书·地理志》“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记载，及汉人决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地方筑城郭、建郡县为理由，坚持凉州不缺水草的论点，以此说服了太武帝。但是怀疑的人仍多，所以太武帝特地写了这道诏书，解除平城朝中人士的疑虑。

北魏灭北凉，除完成统一北方外，还有两大收获。

一是魏使者往返西域，以往责成北凉护送出流沙，然而沮渠氏勾结柔然，散布魏已削弱等流言，使西域各国滋生疑虑。灭北凉后，通西域更方便，西域各国也不会再有贰心。

二是魏从凉州这个人文荟萃的地区得到许多学者。从张轨保据河西以来，历时已达一百三十九年，中原人士避地河西的，世代相传，号为多士。沮渠牧犍尤其爱好学问，重用学者刘昞、索敞、阴兴、张湛、宋钦、赵柔、程骏、程弘等。这些人都从魏军到了平城。此外还有在北凉时没有出仕的胡叟、常爽等也从入中原。索敞在魏做了十多年中书博士，教导贵族子弟成材官至尚书、刺史、太守的有好几十人，对纠正鲜卑贵族重武轻文的风气，起了较大的作用。常爽设立学馆，弟子多达七百多人。祖籍陈留的江强，祖上是卫顗（卫瓘父）弟子，精通文字学，长于书法，后来避地凉州。江强继承家学，富于藏书。魏太武帝也用他为中书博士。旧史说自此以后，魏之儒风始振，可见此举对复兴北方学术文化所起的作用。

三三　崔浩之死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４５０年）六月，在明元帝、太武帝两朝受重用三十多年的司徒崔浩，以修史“暴扬国恶”的罪状被杀。清河崔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遭族灭。这是北魏的空前大狱。

为什么会有如此惨酷的大狱？难道仅仅是修史产生的问题吗？

让笔者从崔氏在北魏发迹说起。

西晋末年，中原大族大批南迁，然而也有许多留在北方的，如上述各族及博陵安平崔氏、赵郡李氏等。笔者在第二十三篇中提到的崔宏就是崔浩的父亲（《魏书》因崔宏与孝文帝同名，称其字孝伯）。崔氏从崔宏的祖父一代起，就处于北方的混乱状态中，祖父崔悦出仕后赵，父亲崔潜出仕前燕。崔宏出仕前秦，做过阳平公符融的记室（秘书）。前秦亡后，他奔走流亡，想投往江南，到了泰山（今山东泰安东），被叛将张愿扣住。后燕时，为慕容垂录用，然家中生活仍较贫寒。北魏和后燕争夺河北时，他正在高阳内史任上，避难东走。道武帝特地派骑兵去追，把他找回来，加以任用。以后从道武帝西还，草创制度，议定国号，均见第二十三篇，这里不再重复。

崔宏在乱世中经历不少患难，为人谨慎。他没有去成江南，内心苦闷，做了一首诗，秘不示人。直到崔浩得罪，高允奉命抄家时方才看见。他在朝中不肯阿谈奉承，但进谏总是婉转陈辞，不会触怒君主。道武帝晚年，大臣往往遭到斥责，崔宏独能安然无事，原因就在于此。拓跋绍弑父后，大出财帛赏赐朝士，不受的只有他一人。明元帝即位，就赐他帛二百匹。大臣长孙嵩等都觉得很惭愧。明元帝还命崔宏和长孙嵩、安同、奚斤、拓跋屈等共听朝政。他无疑是汉官中极受信任的人物。

明元帝泰常三年（４１８年），崔宏病故。崔浩是他的长子，字伯渊，小名桃源。他十八岁时从父亲西迁平城，也尝过一点艰难滋味，然而以后的生涯一帆风顺，对少年时的流亡迁徙，想必早已淡忘了。

早在道武帝天兴年间（３９８～４０４年），崔浩就做了著作郎。崔家几代人都长于书法（崔浩的曾祖父崔悦师法晋初书法名家卫瓘、索靖），道武帝见崔浩的字写得好，叫他经常随侍左右。明元帝初年，他升任国子祭酒，常教明元帝读儒家经书（明元帝即位时十八岁，崔浩比他大十一岁），兼有帝师的身份。八九年间，父子都是朝廷上的红人。

明元、太武二帝时，崔浩参与的军国大谋，已见于第三十二篇，这里不再重复，只补充一点太武帝称赞他的话。有一次，太武帝接见新近投降的几百名高车（北方游牧族，因所乘之车轮子高大得名）酋长，指着崔浩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身材瘦小，挽不来弓，使不得矛，肚皮里却有满腹甲兵。朕打的许多胜仗，都是此人指点的功劳。”他还下令关照各尚书：“凡军国大计，卿等不能定夺的，都先问过崔浩，然后施行。”信任到这样程度，历代君臣关系，很难找到类似的事例。太武帝对崔浩，不仅是信任，而且很亲近。他有时到崔浩家中，向他请教。崔浩接待皇帝，仓促之间，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品，就搬出点家常莱肴，太武帝总是高高兴兴地拿起来就吃。崔浩进宫见驾，地点也不限于朝堂，可以出入卧室。

这样一个深受尊重信任又极亲近的大臣，忽而遭到灭族之祸，真是太奇怪了！

让我们来看，崔浩还做了什么，看看其中有没有惹祸之事。

崔浩师事道士寇谦之，而且把他推荐给太武帝。寇谦之是道教的改革家，他抛弃张道陵、张鲁五斗米道的一套，以礼拜求度为主，辅以服食修炼之术。他到平城，宣称要辅佐北方的太平真君。太武帝因而用“太平真君”为年号（４４０～４５１年）。这件事情与崔浩获罪不会有什么关系。寇谦之死于太平真君九年（４４８年），在崔浩得罪之前，太平真君这年号一直在用。三件事各不相干，中间没有联系。

一向都说他死因是在修史。现在把过程交待一下。道武帝使尚书郎邓渊编著《国记》十多卷，编年记事，没有完成。明元帝时，修史的工作没有继续进行。太武帝神麚二年（４２９年），命崔浩与中书侍郎邓颖等续修《国书》。邓颖就是邓渊的儿子。太延五年（４３９年）魏灭北凉后，崔浩把凉州士人阴仲达、段承根吸收到修史工作中。《魏书·崔浩传》所载有关诏书，说神麚时“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但是至今“史阙其职，篇籍不著”，因此“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于是使崔浩总其事（总主编），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副主编），“续成前纪”（此句系《魏书》原文）。根据这条记载，可见神麚时已经撰成一部分，到伐北凉时命崔浩留在京师，续成前书。成书时间究竟在哪一年，史载不够明了，估计不会离伐凉之年（太延五年，４３９年）太远。

修史成罪，是由于把所修《国书》刊石立于郊天坛东，北人（鲜卑人）看了，认为把鲜卑族早期的状况都暴露出来，是“暴扬国恶”。他们向太武帝攻击崔浩，于是出现了一场惨祸。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但是历史还透露了若干其他消息。

其一，明元帝末年，崔浩“与同僚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考秦始皇、汉武帝之违失……时伏其言”：他又与寇谦之谈这问题，“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道，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引文均见《魏书》）。所谓“五等”，指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五等郡县之是非”，就是封建（此用“封建”一词的古义，指分封土地，建立国家）和郡县两种制度的是非得失问题。“以复五等为本”，就是主张要像周朝一样，“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其二，太武帝神麚四年（４３１年），魏征逸民，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都应召到了平城。崔浩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卢玄与他是亲戚，劝他道：“创制立事，都要看时机是否适当。当今之世，对这等事乐观其成的能有几人？”但崔浩听不进去。《魏书·卢玄传》记了这件事情，并下一断语道：“浩败颇亦由此。”但是同书《崔浩传》却没有片言只字讲到这件事情。

以上两件事，说无关便无关，说有关便有关。魏征大族名士，是要大族为魏所用。但是“大整流品，明辨姓族”，便是提高大族的地位和势力，与“复五等”联系起来，便是要使一部分大族成为诸侯，这难道不是要和皇权分庭抗礼！当时有没有人这样联系看待，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浩败颇亦由此”六个字，却暗示有过这种攻讦！

其三，太武帝伐凉，使太子拓跋晃监国。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士人数十名，都任为郡守。太子不赞成，说以前征召的人也是优秀人才，还没有做到郡守，应当优先任用。崔浩不听，一定要照自己的意见办。中书侍郎高允知道了，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恐怕不会有好下场的，自己错了不肯承认，一定要和上面争到底，这样怎么得了！”这件事，《魏书》写在《高允传》里，《崔浩传》里不着一字。

同主子争权，问题不小。一时之间可能没有什么，以后翻出来照样会性命交关。

其四，崔浩曾注《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据崔浩自道，是明元帝叫他注的（见本传《上五寅元历表》）。这么多书的注，他三年就完成了（要知道，他是个政务官，能用来注书的时间不会很多），可见不过是汇集旧注、略加取舍而已。然而到了晚年，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却上疏说：先儒马融、郑玄、王肃、贾逵所注不及崔浩注精微，要求收境内各家旧注，颁行崔注。把《国书》刻石公布，也是这两个人的主意。高允知道了，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办的事情，恐怕会成崔门万世之祸，我们也要受到连累的。”

闵湛、郗标是“抬轿子”的行家，然而把“轿子”抬得太高了，坐“轿子”的一交跌出来，就难免要粉身碎骨。《国书》刊石问题是导火线，一经点燃，过去种种都成为罪行。妄图使汉人大族与鲜卑贵族平起平坐或驾乎其上！妄图裂土分封，瓦解拓跋皇室的天下！目无监国的皇太子，强行任用私人！妄图以一家之言，取代先儒著作，想成为大宗师！……凡此种种，没有一件套不上去的。这样，崔司徒从足智多谋的能臣一变而为阴谋夺国的权奸，他的末日到了。笔者写到这里，想替自己表明几句。读者不要以为上列罪状不见史籍，是笔者的想像。要知道：《魏书》的作者魏收是魏朝本朝人，奉命修史于北魏末，成书于东魏时。许多人说他借修史酬恩报怨，评论不公，然而这也不可以一概而论口崔浩奇祸离他修史之时已近百年，他与崔浩、卢玄、高允等人都无恩无怨。我看他对这件事情是公正的。他有意把崔浩得祸的原因分散到卢玄、高允等传中去，原因在本朝人述本朝事，诸多未便，不得不这样做。他在《崔浩传》的“史臣曰”一段中说：“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威未震主”四个字深可体味。看来太武帝听了、看了若干人的攻讦之辞后，已感到崔浩之“威”“震主”了，所以火发得不可收拾。魏收是了解真相的，可惜他不便直说，只好这样曲曲折折地表达出来，让后人去领会了。

当时太武帝的“火”是发得异常之大的。高允是《国书》的“副主编”，也有杀头灭族的份。幸而他是太子拓跋晃的老师，太子要救他，事件爆发那天，太子叫他住在宫里。第二天早晨，太子带他去见皇帝，叮嘱他：“见了至尊，如果有所询问，只依照我的话讲下去。”高允弄得莫明其妙，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太子说：“进去了自然会知道。”

他们见了皇帝，太子先说：“中书侍郎高允在臣宫里，小心谨慎，虽与崔浩同事，然而高允地位低贱，一切都由崔浩作主，请饶了他的性命。”太武帝听了，召高允上前，问道：“《国书》是不是都是崔浩所作？”高允照实回答，说明各人分工情形，而且承认自己担任的部分比崔浩多，一点都不讳饰。太武帝大怒，说：“如此说来，比崔浩还严重，怎么能饶命！”太子只好代他掩饰，说：“高允小臣，见了陛下，吓昏了，不知所云。臣仔细问过，说都是崔浩所作。”太武帝再问高允：“是否确如东宫所说？”高允答道：“臣以下才，谬参著作，冒犯天威，罪应灭族，不敢说谎。殿下是念臣侍讲多时，想救我一命，其实没有问过臣。臣说的是实话，不敢瞎说。”太武帝见他诚实，竟免予治罪。

太武帝再召崔浩进内宫，令人审问，崔浩吓得话也说不清楚。其时太武帝火得不得了，命高允起草诏书，令将与修史有关的一百二十八人全部灭族。高允奉了诏，迟疑不一肯落笔。诏书几次来催，高允要求再见一次皇帝再写。太武帝命他上前，他说：“崔浩所犯，若另有别罪，非臣所敢知晓。只是触犯忌讳，那么罪不至死。”太武帝大怒，命左右武士把高允拿下。太子在旁叩头请赦他一命。太武帝的怒气渐渐平息下去，对太子说：“若不是这个人惹朕发火，会死几千人的。”结果是大部分人都罪止本人，没有连累到族人。高允字伯恭，后来官至中书令，到孝文帝太和十一年（４８７年）才去世，享年九十八岁，是古代少见的长寿老人。

崔浩被捕后非常狼狈，押赴刑场时，几十名卫士朝着他的身子解尿。“呼声嗷嗷”，路上行人都听得到。他死时年七十岁。

崔浩之死说明一个问题，在鲜卑族皇帝的统治下，汉人大族的势力受到较大的抑制，与南方大族的游离于皇权之外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三四　元嘉北伐　胡马窥江——宋魏势力的消长

刘宋建国之初，北方除北魏外，还有北凉、西凉、西秦、夏、北燕五国；此外，阴山以北，还有强大的柔然部落。其中夏和柔然都是魏的劲敌。刘宋虽只有半壁江山，对外却可专注，形势比较有利。其时，宋在河南还占有洛阳、虎牢、滑台、碻磝（今山东在平西南）四个重镇，往东包括今山东省的大部分，济南、淄博、青州等城市都在宋的境内，建康离北方边境较远，所以比起东晋初年，它的局势要安稳得多。

宋永初三年（４２２年）刘裕死后，魏明元帝（拓跋嗣）便命奚斤等攻陷滑台，进逼虎牢；另遣叔孙建等从平原（今山东平原西南）渡河，攻陷泰山（治今山东泰安东）、高平（治今巨野南）、金乡（治今山东嘉祥南）等郡，东进青州境内，东阳（今青州东）危急。景平元年（４２３年）正月，魏于栗磾攻陷洛阳金墉城；叔孙建陷临淄。在魏军的攻势下，宋只有东阳、虎牢两地的抵抗比较有效。在东阳，青州刺史竺夔动员居民尽量迁入东阳城，又使不进城的依山据险，实行坚壁清野。魏军攻城不下，又筹不到粮食，困难很大。但是叔孙建军有三万之众，城中却只有一千五百人，又四重壕沟，已被魏军填没了三重，城墙也被冲车撞毁了多处，形势很是危急。虎牢方面，毛德祖也领兵死守，他在城内掘地挖地道，直达魏军背后，用四百名敢死队掩袭魏军后方，焚毁攻城车具。然而，魏军毕竟势大，尽管一时溃乱，很快又重新集合，攻打得更急。

宋檀道济从彭城（今江苏徐州）率军北上。他一支人马无法兼顾司、青二州（指虎牢方面和东阳方面），两难之下，遂因青州路近，东阳兵弱，便决定先救东阳。四月初，檀道济军进至临朐（今属山东），已距东阳不远。其时，叔孙建因军中疾疫流行，病号占了半数以上，便主动烧营撤走。檀道济到了东阳，因粮食接济不上，不能追击。竺夔也因东阳城垣损坏得太厉害，就移屯至不其城（今山东青岛）。

虎牢却没有得救。闰四月下旬，它在苦战两百天后终于陷落，守将毛德祖被俘。但魏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损失了十之二三的兵力。

战争结束后，宋丧失了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项城（今河南沈丘南）以北的土地。然须提及的是：在虎牢失守的前夕，湖陆的檀道济军、项城的刘粹军、高桥（今地不详）的沈叔狸军都不敢救援，可见此时刘宋的力量，与刘裕北伐时相比，已经差得多了。

这年十一月，魏明元帝死，太子拓跋焘（字佛狸）嗣位，是为世祖太武帝。太武帝初年（即宋元嘉初年），魏与夏、与柔然的战争连绵不断，宋文帝利用这时机，于元嘉六年（魏神麚二年，４２９年）向魏要求归还河南各地，声称否则要用武力夺取。太武帝听了，付之一笑而已。元嘉七年，宋文帝果然命到彦之率军北伐。四月，到彦之率五万之众，走水路由淮河入泗水，至七月才到须昌（今山东东平东），然后溯黄河西进。魏因碻磝、滑台、虎牢、金墉四镇兵少，主动撤出。到彦之军不费吹灰之力，便轻易收复四镇，又进屯灵昌津（在今河南延津县北）的南岸，使先头部队西进直抵潼关。宋军将士皆大欢喜，只有曾从檀道济作战的旧将王仲德不以为然，他料定魏军有计，一定是在等待冬季河上冰冻时反攻。魏崔浩更看穿到彦之的弱点；把几万人排成东西二千里的一字长蛇阵，每一处只有几千人，力量非常薄弱。

到彦之沿河布防后，就带着王仲德回东平须昌的大本营去了。到了冬天，十月，魏军渡河反攻，攻下洛阳、虎牢二十一月，宋文帝命檀道济率兵伐魏。但是到彦之失了洛阳、虎牢，先己胆怯，引军从水路撤退，到了历城（今山东济南），便烧掉船只，丢掉铠甲，徒步退往彭城。魏兵追到历城。济南太守萧承之只有几百个兵，他命部下大开城门，做出毫无戒备的样子。魏军大队人马到了城下，见了这等模样，估计必有伏兵，不敢进城而去。这是真正的空城计。后来讲三国故事的人，说不定就是从这件实事得到启发，再拿去装在诸葛孔明身上的。宋军这次冬季失败，损失惨重，府藏、武库为之一空。

檀道济略为挽回了一点颓势。元嘉八年（４３１年）正、二月间，他北上救滑台，进至历城，二十多天中，打了三十多仗，重创敌军。魏叔孙建用骑兵小部队袭击他的运输线，焚烧草谷。檀部缺粮，不能前进，滑台终于失守，守将朱脩之被俘。檀道济粮尽退兵，部下有人叛逃，把虚实告诉魏军，魏再发兵追击，宋军恐俱，随时可能溃散。檀道济在夜间宿营时，唱筹量沙（筹是记数字和计算的工具），把剩下来的一点米铺在沙上，装出存粮极多的模样。魏军探知，以为降兵骗人，把他杀了。道济又故作镇静，命军士披甲，自己只穿便服，坐了轿子，慢吞吞地行走。魏军见了，以为是诱敌之计，不敢再追，檀道济方得全军而归。

宋军北伐至此完全失败。这次，魏同时还在与夏交战，仍绰有余力。宋的实力比魏弱得多，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以后宋魏之间平静无事了多年。到了宋元嘉二十六年（魏太平真君十年，４４９年），其时已在魏统一北方之后的好几年，宋文帝却又想要北取中原。古人说得好，“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也者”，于是，自有那些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群臣纷纷献计，其中最起劲的是王玄谟。王玄谟字彦德，出身著名大族太原祁县王氏。他倒并不是少不更事之流，当时年龄已在六十以上，可就是喜欢空谈兵事。他喜欢谈，宋文帝喜欢听，听得入神时还对左右说：“听玄魔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汉霍去病大破匈奴军，封狼居胥山而还）。”御史中丞袁淑会拍马屁，便说：“陛下席卷赵魏之后，定要封禅泰山，臣逢千秋难得的机会，愿意写上一篇《封禅书》。”文帝听了大为高兴，似乎中原已经回到了宋朝的版图。

魏太武帝倒是给过宋文帝醒悟机会的。元嘉二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十一年，４５０年），从二月到四月，魏以十万之众，对南方发动了一次规模不大的战争。魏军围攻悬瓠（今河南汝南）四十二天，守将陈宪兵不满千，杀伤敌军在一万人以上，城池始终没有陷落。然而此外好几个地方的守臣都弃城逃走。宋人多有畏魏情绪，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宋文帝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一心一意要大举北伐。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支持文帝最积极。富有军事经验的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反对得最坚决。他说步兵难以抵敌骑兵，引檀道济无功、到彦之失利的先例为证。文帝却认为两将失利，各有原因，檀道济是不肯尽力，到彦之是中途患病。今年夏季水大，河道畅通，便于用兵。沈庆之再兰强调不可，文帝即命徐、江二臣和他辩论。庆之说：“治国譬如治家，种田该问家奴，织布该问婢女。现在陛下要出兵打仗，却和白面书生商议，如何办得好事情！”徐湛之是刘裕的外孙，是个生活奢华的文士，饮食服饰都极讲究，在建康很有名气。江湛家贫，生活俭约，为人公正，长于文辞。两人情况不同，然而都是文士，对军事一窍不通，所以沈庆之说他们是白面书生。文帝不认真思考沈庆之说得是否有道理，见老将军（沈庆之时年六十五岁）讲得气咻咻的样子，倒哈哈大笑，不想再同他争辩。

七月，文帝下诏大举北伐。这次的部署相当复杂，如果照旧史所载来写，反觉眼花缭乱，不容易让读者看明白，我想还是拣紧要的说得细些，次要的只说个大概，比较便于阅读。

王玄谟率沈庆之、申坦等水军入黄河，受青冀二州刺史萧斌指挥。这一路是主力，也是最东面的一路。行军路线就是元嘉七年到彦之走的路。当年因水浅，通航困难，一天只能走十里路。二十七年水量充足，航行不会发生困难，进入黄河，可以直取碻磝。

雍州刺史随王刘诞（文帝子）指挥西面的一路，使柳元景等从襄阳北上，取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东西两路之间，大体上相当于今江苏省徐州以西到河南省中部京汉线两侧地区，另有几支向北进攻的军队，这里就不逐个讲它了。

这次北伐需要庞大的人力、财力，人民负担很重，已见上篇。

北伐开头似乎很顺利。魏碻磝、乐安（今山东博兴东北）守将都弃城而走。萧斌留沈庆之守碻磝，使王玄谟进兵围滑台。这支军队兵力充足，器械精良，但王玄谟是个庸才，误了大事。滑台城中，茅屋极多。部将建议用火箭，他怕烧了房屋，破城后缴获不到多少东西，不肯使用。城中发觉了自己的弱点后，就自行拆掉了茅屋。中原人民见宋军来到，自行纠合，带了武器来投军，每天都有上千人。王玄谟不用义兵的首领，把义兵队伍拆散了分配给自己的亲信，还要他们每家缴纳一匹布、八百只大梨。中原人民大失所望。他围攻滑台几个月，还打不下来。九月，天气转凉，魏太武帝亲自领兵南下救滑台。王玄谟军的先锋将垣护之驻兵滑台西南一百二十里的石济（今河南延津县东北），得到魏救兵将到的消息，急报王玄谟，劝他不惜代价，赶快拿下滑台。王玄谟大营里的众将也劝他赶紧建立车营，以作防御。王玄谟却一概不听。十月，魏太武帝到达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即石济对岸），先派几个人利用夜色掩护，潜入滑台，安慰守军，并登城观察宋军营垒，然后回营报告。太武帝得报后，随即引兵渡河，来救滑台。魏军号称百万之众，击鼓之声震动天地。王玄谟急得六神无主，仓皇之中，只说得一个“走”字，顿时全军溃散。魏军追击，杀死将士一万余人，缴获的军资器械堆积如山。王玄谟走后，魏军把缴获的船用三道铁锁联结起来，封锁河面，截断垣部退路。垣护之利用水大流急，行动迅速，每到铁锁面前，命兵士用长柄斧劈断通过。魏兵无法拦阻。他带的一百条船，只损失了一条，其余都安全撤回。

萧斌得到兵败消息，派沈庆之带五千人去救王玄谟。沈庆之说：“玄谟所部已经疲劳，不堪战斗，敌军已近，没有几万人无法迎敌，派小部队去没有丝毫用处。”萧斌坚持要他去救，争执之间，王玄谟已经逃到碻磝。萧斌发火，要斩玄谟，沈庆之又劝他不必，说：“佛狸威震天下，岂是王玄谟所能抵敌，而且临阵斩将，绝不是好办法。”萧斌听谏，王玄谟才得保全性命。

萧斌想坚守碻磝。沈庆之又劝他不要坐守穷城，以免蹈朱脩之守滑台的覆辙。萧斌想要依他，朝廷使者又到，传达文帝不准退兵的命令。萧斌再和众将商议。沈庆之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军有一个范增而不能用，空谈有何益处！”众将知道这个老头子是个文盲，见他引证史事，都笑起来说：“沈公现在大有学问！”庆之厉声答道：“列位虽则通晓古今，其实还不如下官靠耳朵听来的有用！”萧斌接受他的意见，只留王玄谟守碻磝，申坦、垣护之扼守清口（在今山东梁山县东南，参见第十九篇桓温北伐时事），自己率军还历城，以防魏军东进青州。后来因碻磝的位置过于突出，无法防守，又命王玄谟撤出。

笔者再掉转笔头来写西面的战事。

雍州诸将打得有声有色，比王玄谟强多了。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将庞季明，出身关中土豪，他主动提出到关中去发动各族人民起兵。他从襄阳北上，穿过今豫西山区到卢氏县（今属河南）。卢氏人赵难起兵响应。薛安都等军利用这条件，通过卢氏以东的熊耳山北上，柳元景等军跟踪前进。闰十月，柳元景、庞法起等都到了卢氏。接着，庞法起等进兵攻克弘农，留薛安都守弘农，法起等进攻潼关。十一月，诸军攻陕城（今河南陕县西南），与魏援军激战。薛安都是员猛将，他打得性起，丢掉头盔，脱去铠甲，马也去掉护身的具装，怒目挺矛，单骑冲杀。矛断了，换一根再打。两军恶战两天，宋军大胜，斩援军主将洛州刺史张是连提等三千余人，俘降二千余人。柳元景到后，宣布：“今王旗北指，当使仁声先路。”把俘降的兵士全部释放。宋军随即攻克陕城，又攻克潼关。关中豪杰闻风而起，山区的羌、胡各族也派人与宋军接洽，愿意归降。在西路军的东面，宋梁坦、刘康祖等也攻克长社（今河南长葛东），进逼虎牢，他们也打得很不错。然而王玄谟败了，魏兵南下，宋文帝认为柳元景等不宜单独进军，下诏班师。他们只得放弃所得各地，退回襄阳。

北伐失败了。魏太武帝大举南侵。

魏军分成好几路，其中永昌王拓跋仁的一路从洛阳向寿阳进军，很快就攻占悬瓠、项城。宋文帝怕寿阳有失，赶紧召刘康祖军回寿阳。刘康祖军只有八千人，走到离寿阳只有几十里的尉武（在今安徽寿县西），被拓跋仁军追上。拓跋仁有八万骑兵，人数为十与一之比，又有以骑兵对步兵的优势。刘康祖的副将胡盛之主张绕道，走山路回寿阳。康祖不肯，还结车营前进，并下令：“回头看的斩首，改变走路方向的斩脚。”魏军追到，四面围攻。刘部殊死苦战，杀敌一万余人，康祖身受十伤，仍坚持战斗。魏军人多，一分为三，轮番作战。战斗打了整整一天，最后，康祖颈部中箭，落马而死。其余部溃散，几乎全被魏军所杀。这是异常惨烈的一战。拓跋仁军进抵寿阳，宋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文帝子）关上城门，不敢出战。魏兵也只在周围各地烧杀掳掠。

魏太武帝亲自统率的屯力军进迫彭城（今江苏徐州）。宋江夏王刘义恭（文帝弟）、武陵王刘骏（文帝子，即后来的孝武帝）都在城里。刘义恭听见魏兵将到，想弃城逃走。长史张畅说一动脚军民便各自逃散，决不可行。刘骏也说叔父要走，只能听便，自己决心与此城共存亡。义恭才息了逃走一念。

魏军打彭城，久攻不下，太武帝便主动歇手，于十二月初，引兵南下。宋文帝命臧质领兵一万人救彭城。他到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时，魏军己经渡过了淮河，两军相遇，他这一万人怎能抵敌北魏大军，一交战即被歼灭，臧质只带了残部七百少石些得盱眙城。盱眙太守沈璞是个有主见的人。王玄谟在滑台时，他就修缮城垣，浚深壕沟，积储粮食矢石。魏兵南下时，地方官多弃城逃走。有人劝他回建康，他却说：“敌人如果以为城小犯不着攻，当然不须忧虑，如果来攻，这是我报国之秋，诸君立封侯之功的机会，为什么要走？诸君见过几十万人聚在小城之下而不败的事例吗？昆阳（刘秀破王莽军）、合肥（张辽破孙权军）的战例可为明证。”大家听了这一席话，情绪才比较稳定。他集结了两千精兵，臧质来后，力量更加充实。臧质见城中粮食器械都很充足，大喜过望，便和沈璞同心协力，守卫城池。

魏太武帝果然不攻盱眙，只留几千人马监视，自引大军继续南下。十二月十五日，到达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当时在江边），他下令拆民房，结筏子，扬言要渡长江。建康顿时陷入空前紧张的状态，在丹杨尹管辖区域内征发全部丁男，王公以下的子弟一律不得免役，沿江水陆布防、宋文帝登石头城，对江湛叹道：“檀道济若在，怎么会使胡马到此！”

半个月很快过去了。元嘉二十八年正月初二，魏军烧毁房屋撤走，居民也尽被掳去。

魏军转回到盱眙，太武帝向臧质索取美酒，臧质封了一瓶人尿给他。太武帝大怒，下令攻城。魏军从附近的山上运来泥土石块填塞壕沟，造浮桥截断水陆通道。太武帝为了泄怒，不惜断送大量兵士的生命，他在威吓臧质的信中说：“我用的兵不全是我国人（按指鲜卑人），城东北是丁零人和匈奴人，南面是氐和羌。丁零人死了，正可减常山、赵郡贼；匈奴人死了，可减并州贼；氐、羌人死了，可减关中贼。你杀他们，对我并无不利！”臧质绝不示弱，回信痛骂，并把朝廷所出赏格写给他看，内容是：“斩佛狸首，封万户侯，赐布、绢各一万匹。”

魏太武帝更怒，令将士猛攻。魏军用钩车把钩子抛到城上，钩住城楼，想把它扳倒。守军用又粗又长的绳子缚住钩子，几百人用力把它往里面拉。钩车扳不倒城楼，也无法后退。到了晚上，守军用绳子把木桶吊将下去，桶内藏人，到了下面，截断钩上的索子，让钩子落到城里。绳子一拉，藏人的木桶又到了城上。魏军又用冲车撞城。因城墙的垒土夯得坚实，撞击的力量虽大，每一下只能撞落不多一点土。魏军不惜代价，驱使兵士攀登城墙，把死人的尸体当台阶，到了后来，尸体堆积得同城墙一般高低。到正月底，差不多一个月了，还是打不下来。太武帝说得嘴硬，不怕死人，但是死伤越来越多，病号也越来越多，加之彭城还在宋军手里，他不能不担心。二月初一，他下令烧掉攻城器械，解围撤走。盱眙保卫战是宋军大获全胜的战役。

魏军经过彭城时，刘义恭不敢出击。等到建康使者赶到，送交追击的命令，魏军已经觉察，把走得慢的掳来的一万多人杀掉后，长驱而去。彭城的追兵白赶一阵，连敌兵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战争完全结束了。刘宋军民死伤被掳的不知有多少，魏军的人马也损失了一半以上，南朝和北朝其实都是输家。然而，南北对比，南朝愈弱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名句“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说的正是这段史事。

三五　自相残杀的刘宋帝室

从元嘉三十年（４５３年）宋文帝被太子刘劭杀害起，到昇明三年（４７９年）顺帝禅位给萧道成（齐高帝）止，二十六年间，刘宋帝室自相残杀的事迹，史不绝书。宋的国势也因之日趋衰弱，外则失去了一大片土地，内则终于重新出现权臣夺国的场面。这段历史有助于让我们认识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目。

宋文帝有十九个儿子，刘劭最长，又是嫡出，立为太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文帝很喜欢这个儿子，要什么就给什么。他防宗室争位，增加东宫兵额至一万人之多，刘劭后来就是用手里的这支武力杀死父亲的。刘劭和异母弟刘濬友善，两人都相信女巫严道育，以为她有法术。严道育替他琢玉做一个文帝像，埋在殿前，盼其父快死。元嘉二十九年（４５２年），事情败露，文帝虽则大为光火，痛责两人，但是并不打算给什么处分，只是到处搜捕严道育。三十年止月，发觉严道育仍在刘濬处，知道两人并不悔改，才打算废太子劭，赐刘濬死。但文帝当时没有当机立断，特别是，总要立一个儿子为太子，可立哪一位为好，又下不了决心。于是，他和徐湛之、江湛、王僧绰三人商议。徐、江都是国戚，南平王刘铄是江湛的妹夫，随王刘诞是徐湛之的女婿。两人都有私心，文帝又力主慎重，因而一时定不下来。王僧绰怕万一消息泄漏，会发生意外事件，催文帝早下决心，他又不肯。不但如此，他还把这件事告诉了刘濬的生母潘淑妃。潘淑妃赶紧通知刘濬，刘濬又急报太子，于是一场宫廷政变爆发了。

三十年二月二十日深夜，刘劭集结亲信将士二千余人，宣布“明旦将行大事”。二十一日天色微明时，刘劭率众到台城门口。依制度规定，东宫兵不得进台城，刘劭用假诏书骗开城门，进宫上殿。这天夜里，文帝和徐湛之一直谈到天明，蜡烛还没有熄，东宫斋帅（卫兵头目）张超之等已经手执利刃，奔上殿来。文帝拿起茶几招架，一刀下来，五根手指都被砍掉，再一刀便送掉性命。徐湛之想逃，哪里来得及走脱，也被兵士杀了。江湛在侍中省值班，也被搜出杀死。

刘劭用假诏书召大将军刘义恭、尚书令何尚之进宫，把他们软禁起来，再召集百宫。这时消息己经传开，所以应召而来的只有几十人。刘劭马上自立做皇帝。他不知道王僧绰劝文帝速断之事，任他做吏部尚书，过几天发现了有关的文书，便把他杀了。

政变之前，江州刺史武陵王刘骏奉命率沈庆之等镇压蛮族起义，驻扎在五洲（在今湖北滩水县西南的长江中）。三月，他得到建康政变消息，立即起兵讨逆。沈庆之在这次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刘劭原来估计沈庆之会为他所用，派人送去一封亲笔信，要他杀刘骏。沈庆之去见刘骏，刘骏不了解他的倾向，推说有病，害怕不敢见他。庆之直闯进去，把密信给他看，刘骏更急，只求到内室与母亲诀别再死。沈庆之倒觉得他太不中用，气愤地说：“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是视；殿下何以如此见疑！”刘骏才定下心来，说：“家国安危，皆在将军。”

武陵王兵起之后，各地军政长官纷纷响应。四月，武陵王到新亭（今南京南）即位，是为孝武帝。五月，诸军攻克台城，杀死刘劭。刘濬逃走，也被擒获杀死。在这番兴废中，刘劭还杀死宗室多人，刘义恭独自逃脱了牢笼，十二个儿子都死于非命。孝武帝得胜后，刘劭、刘濬的妻、儿、女儿等都被杀死。刘劭的妃子殷氏临死时，对狱官说：“汝家骨肉相残，何以枉杀无罪之人！”刘劭并不爱这个妃子，他的“皇帝”如果能够做下去的话，她很快就会被废的。不过，她的这一句伤心话，倒真正揭露了残酷的现实。

孝武帝即位不久，就使人下毒，杀死了兄弟南平王刘铄。刘铄向来为文帝所宠爱，自负才能，看不起这个异母兄长，又曾为刘劭所信任。孝武帝当然不会放过他，但是没有明显的罪过，就使用了谋杀的手段。

孝建元年（４５４年），孝武帝的叔父刘义宣起兵与侄儿争位。义宣久任荆州刺史，庸愚无能，奢侈荒淫，后房有一千多人。北魏兵南下那年，荆州没有受到什么威胁，他都想逃离江陵。事后，文帝特地关照他好好办事，不要作逃走的打算。守盱眙的臧质与义宣有亲戚关系，此人确有才能，但是野心不小，他劝义宣争位。孝武帝也是一个荒淫之徒。义宣的女儿都是他的堂姐妹，他却毫无廉耻地和她们胡来。义宣知道了，自然大为震怒。臧质的计划，看起来成功的把握很大，他就决定起兵争位。臧质本人是江州刺史，他联络寿阳的鲁爽、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的徐遗宝，打算同时并起。不料鲁爽酒醉误事，提早好些日子起兵。义宣和臧质得讯，尽管没有作好准备，也不得不仓促发动。尽管这样，叛乱的声势还是很大，孝武帝甚至一度作过投降的打算，只是兄弟扬州刺史竟陵王刘诞坚持不肯，才决定用沈庆之、王玄谟、柳元景等讨逆。官军先破杀有勇无谋的鲁爽，又擒杀徐遗宝，进而击败沿江东下的刘义宣、臧质，平定了叛乱。义宣与十六个儿子都被处死。臧质也为自己的野心所误，送掉了老命。臧质死时年五十五岁；同守盱眙的沈璞，也因服从刘劭被杀，这两个人都自己跳到“贼船”上去，以致不能保全名节。后人读史，也不免为他们觉得可惜。

孝建二年（４５５年），孝武帝又杀了一个十七岁的兄弟武昌王刘浑。此人本来是个无赖少年，从小顽劣成性，发起火来就拔刀伤人。这等人本该严加管教，不应该让他去当雍州刺史。他自称楚王，立年号，备百官，纯粹是闹着玩。属吏告发此事后，即被免为庶人，又被责令自杀，实在冤枉。

竟陵王刘诞支待孝武帝平定义宣，关系应该很好。然而事平之后，因他畜养勇士，储藏精甲利器，孝武帝对他就不放心，先调他到京口，再调到广陵，任南充州刺史。大明三年（４５９年），有人告发刘诞要反，孝武帝便派人到广陵，想出其不意，把他拿下。不料消息泄漏，刘诞连忙闭城拒命，孝武帝即派沈庆之领兵攻破广陵，这才杀死刘诞。

孝武帝在处理这次事变中暴露出他极其残酷的面目。他恨广陵之战打了好几个月，就迁怒百姓，下令屠城。沈庆之要求身高不满五尺的免死，才保全了一部分人的生命。屠城时，女人不杀，“赏”给军人，她们的遭遇可能比死还惨。孝武帝还命把死者的头颅集中到石头城南，筑为“京观”（用积尸加泥土筑成高的坟墓），以此炫耀武功。刘氏帝室骨肉相残，竟累及满城军民，真是天理难容啊！他也恨原东扬州刺史颜竣多“怨望诽谤”的言语，就硬说他与刘诞通谋，先打断他的腿，然后责令自杀（即所谓“赐死”），又将其妻、子徙交州，走了一段路，又把其中的男口都推到湖里淹死。

大明五年（４６１年），又有一个十七岁的雍州刺史海陵王刘休茂造反的事情。此人看来也是一个无赖少年，他恨司马庚深之不让他胡作非为，便听左右亲信的话，杀庚深之等，自称车骑大将军。参军尹玄庆起兵，把他攻杀。幸而这件事没有扩大，因此不曾连累多少人。

大明八年（４６４年），孝武帝死，十六岁的太子刘子业即位，是为前废帝。孝武帝残酷贪淫，已见上述，他的嗣子变本加厉，更是不堪。他即位之时，脸上毫无悲哀的神气。太后病重，喊他进去，他竟说：“病人房里多鬼，怎么可去！”太后知道了，气恼而死。孝武帝时，中书通事舍人（掌呈奏章和诏命的官）戴法兴最受信任，因而最有权势。废帝即了位，想随便做事，法兴常加以抑制。废帝听宦官华愿儿的话，说外面传言：“法兴是真天子，子业是假天子。”就罢免戴法兴，责令他自杀。

刘义恭在大明年间经常怕不得好死，同朝中大用也不敢往来。孝武帝死后，他以为从此得免于横死，和柳元景、颜师伯等大臣互相祝贺。戴法兴之死使他们大受震动，柳、颜等密谋废子业，拥立义恭。柳元景想拉沈庆之合作，颜师伯却以为沈庆之只是一名武夫，不要他参与政事。沈庆之恨师伯，就出头告发。前废帝比父亲更加残暴，他自领禁兵去杀叔祖刘义恭，斩断四肢，分切肠胃，挖出眼睛，浸在蜜里，叫做“鬼目粽”。义恭的四个儿子、柳元景和八个儿子及六弟与侄儿们、颜师伯和六个儿子，也都遭杀害。

沈庆之对他有功，结果也不免死于非命。他出头告发了颜、柳，但又多次谏废帝不要乱来，引起了这个无赖天子的不快。景和元年（４６５年），这个八十老翁终于被压在被窝里窒息而死。

前废帝做的事，正如当时的名臣蔡兴宗所说的：“人伦道尽”。兄弟刘子鸾因向来受父亲宠爱，废帝责令他自杀。子鸾死时年仅十岁，同母的弟妹也都被杀。他临死对左右说：“愿不再投生帝王家。”说得何等沉痛！叔父刘昶知道废帝要寻他的事，就在彭城起兵，因见所部不能同心协力，只得逃往北魏。前废帝还把他的叔父们关在殿内，任意虐待。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佑都是胖子，他称湘东王“猪王”、建安王“杀王”、山阳王“贼王”，把他们关在竹笼子里。其余几个王，他不太在意，稍为宽松些。

前废帝的姐姐山阴公主对兄弟说：“陛下有许多妃殡，我只有一个附马，太不均匀。”他就替姐姐置“面首”三十名。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奇闻。

前废帝把姑母新蔡长公主（文帝女）纳入后宫，姑父何迈打算推翻废帝，迎立晋安王刘子勋。十一月，废帝发现了密谋，杀掉何迈。他本来就猜忌子勋、因为子勋和文帝、孝武帝的排行都是第三，怕他争位，就利用何迈事件，要逼子勋自杀。子勋年仅十岁，其时在江州做刺史，他的部下邓琬等决定拥子勋起兵。

江州刚刚起兵，前废帝已经在建康被人杀死。这是一些小人物干的事。湘东王刘彧的主衣阮佃夫联合了废帝的主衣寿寂之等，乘他在华林园竹林堂“射鬼”的时候，闯进去很容易地把他杀了。于是那个险些儿被他当作肥猪杀掉的刘彧便即位做了皇帝，是为明帝。十二月，他改元泰始。

明帝任晋安王刘子勋为车骑将军。邓琬等却不肯罢休，拥护子勋与明帝争位，于是又爆发了一场内战。

晋安王得到许多方面的响应。他的兄弟子房是会稽太守，子项是荆州刺史，他们的“行事”（小孩子当地方官，替他办事的官除称其宫名外，还加“行……州[郡]事”，简称“行事”）都起兵响应晋安王。此外，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历城）刺史崔道固，青州（东阳）刺史沈文秀等也拥护晋安王。一时之间，朝廷的势力已很薄弱。

但形势又变化得很快。明帝泰始二年（４６６年）正月，朝廷岌岌可危。可到了三月，因吴喜平定了东面的吴郡、吴兴、会稽等地，朝廷就可以用全力对付西面之敌了，而最终又能获胜，是得力于一个“宽”字。蔡兴宗分析当时的局势，说人情苦于废帝的狂暴，赞成新君的宽政。吴喜为人宽厚，为三吴百姓所熟知，因此容易成功。刘休仁指挥西征军，能够抚慰士卒，吊死问病，也很得军心。八月，沈攸之等进入寻阳，杀子勋，邓琬已先此为部将所杀。

刘休仁回建康后，向明帝建议：子房等兄弟尚在，后患不可不防。于是孝武帝的二十八个儿子，除己死者外，其余全部“赐死”。这些王子，大的十岁左右，最小的只有四岁，骨肉相残到这等地步，历史上也是极其少见的。

南方的问题解决了，北方问题却使刘宋丧失了一大片土地。薛安都、崔道固、沈文秀于晋安王失败后都向朝廷投降。明帝要向淮北示威，派张永、沈攸之领重兵北上“迎”薛安都。薛安都恐惧，派使者向北魏求降，于是魏军南下，进入彭城。

泰始三年（４６７年）正月，张永、沈攸之被魏军击败，狼狈逃回。魏军进围历城。四年二月，城破，崔道固投降。三月，东阳被围。五年正月，东阳陷落，沈文秀被俘。宋元嘉时，北伐虽则失败，然北方重镇彭城、历城、东阳都没有失陷，但经过这几年的交战，不仅把在今山东省内的大片土地全部丢光，而且还丢掉了在今苏、皖两省的淮河以北各地，使淮阴成了宋的北边重镇。

明帝并不是明君。他和刘休仁是弟兄（明帝，文帝的第十一子；休仁，第十二子），在前废帝时不仅共患难，还靠休仁领兵打败晋安王。但他们只能共患难，却不能同安乐。泰始七年（４７１年），明帝生病，他以太子年幼，怕日后诸弟夺位，就把休祐、休仁、休若一个个杀掉，所剩休范，因人才凡劣，才得免一死。他不仅杀宗室，连吴喜那样的功臣，也要责令自杀，宣布的罪状中竟有“素得人心，岂可奉守文之主”这样的话。泰豫元年（４７２年），他病重将死，担心日后皇后临朝，她的兄长王景文必为宰相，可能会有野心，就命他服毒先死，说是“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这是真正的“独夫”的心理状态。在他的心目中，天下竟没有可以信赖的人。

这年四月，明帝死了，十岁的太子刘昱即位，他便是后废帝苍梧王。后废帝元徽二年（４７４年），那个人才凡劣的刘休范在江州起兵争位，后失败而死。四年，又有建平王刘景素（文帝孙）在京口起兵，也很快失败。他的两个堂兄弟伯融、伯猷（休仁子）只因年龄较大，后废帝的左右认为他们可能会造反，就把他们都杀了。

后废帝和前废帝是一路货色。他喜欢出外游玩，从者都执短矛，路上见有行人或牛马驴狗，便任意刺杀，弄得人们大白天也不敢开门，商贩更不敢出门叫卖。他残酷好杀，一天不杀人便不快活，左右稍有不合意之处，便遭杀害，人人都提心吊胆。太后常加劝诫，他大为不满。有一次，太后赐他一把扇子，他嫌扇子不好看，就令太医煮药，要下毒杀死太后。左右劝他说：“如果做了此事，你就要行孝，不能出去玩了！”他听了说：“你说得大有道理！”方才作罢。

元徽五年（４７７年）六月，他闯进领军府，看见中领军萧道成赤膊躺着，便叫他站起来，在他肚皮上画了个圈做靶子，张弓要射。道成恭恭敬敬地说：“老臣无罪。”左右王天恩说：“领军肚皮大，是好靶子，一箭射杀了，不能再射，不如用骲箭射（骲箭系去掉镞的箭）。”废帝大喜，果然照办，萧道成才没有死。他从此暗暗地联结废帝的左右杨玉夫等，让他们找机会动手。七月，杨玉夫等乘废帝熟睡时，抽出他的防身刀来，把他杀死。于是萧道成用太后令，立安成王刘准（明帝子、九岁）做皇帝，追封后废帝为苍梧王。刘准就是刘宋的末代皇帝顺帝。

刘宋帝室自相残杀的局面结束了。刘准这个皇帝只是萧道成夺国的过渡人物。异明三年（４７９年）四月，顺帝被迫禅位给萧道成。刘宋亡，共历八帝、六十年。

三六　提倡节俭的齐高帝

刘宋末年，袁粲、褚渊、刘秉、萧道成四人掌权，号称“四贵”。四人中，袁、褚两个是明帝去世前指定的。其时萧道成的官职是以右卫将军领卫尉，虽不预问政事，但掌握着禁卫军，是个实力派。刘秉是刘裕的侄孙，没有多少才干，袁、褚要拉一个宗室共事，就把他从外地调到建康，做了尚书左仆射。苍梧王元徽二年（４７４年），桂阳王刘休范叛乱，兵临建康，全靠萧道成指挥作战，才得平定。这次事变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从此他以中领军、南兖州刺史留守建康，与袁、褚、刘轮流值班决定政事。他不仅掌握兵权，也兼有了执政的地位。后来他取代刘宋，建立齐朝，他就是南齐的太祖高皇帝。

萧道成字绍伯，小字斗将，南兰陵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他的父亲就是宋元嘉二十七年守历城（今山东济南）用“空城计”退魏兵的萧承之（见第三十四篇）。道成以将门之子，先从雷次宗读书，不久，随父从军，兼有文武才能。元嘉二十八年（４５１年），他从臧质守盱眙，以后历经战阵，官职渐高。宋明帝泰始四年（４６８年），任南兖州刺史，镇广陵；六年，移镇淮阴。他的威望渐著后，明帝颇为猜疑，曾自封银壶酒赐之，他戎装出迎使者，当面酌饮。使者回报，说他不疑有毒，明帝听了很是满意，也比较放心了。七年（４７１年），萧道成被召回京师，部下劝他不要去。他却奉命即行，还对部下说：“各位见事不明。主上杀了兄弟后，为了太子年幼，考虑万岁以后之事，与外姓没有关系。我只该立即动身，迟了反而要引起怀疑。目前皇室骨肉相残，国运断难长久，天下将乱，我以后借重各位的机会很多，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萧道成这一席话吐露了他的心曲，他己经准备取而代之了。他与褚渊一向关系密切，到建康以后，因褚渊的推荐，很快就抓到了禁卫军的兵权。

苍梧王死后（参见第三十五篇），萧道成进宫，用皇太后令召袁、褚、刘三人进宫会议。当时，他的心腹将王敬则拔刀在手，威吓三人，说：“天下事都应该归萧公管，谁敢开一声口，就吃我一刀！”他左手拿起一顶白纱帽替道成戴上（白纱帽是当时从皇帝到士人都可以戴的帽子），要道成马上即位，喊道；“今天谁敢再动！事情须趁热办！”萧道成板着脸把他喝住，说：“你懂得什么，休得胡说！”袁粲想开口，被王敬则喝住。褚渊连忙说：“非萧公不能了事！”于是，萧道成作主，迎立了顺帝。

南朝的大权都在萧道成手里了。然而，袁粲并不甘心，他还想挽救刘宋王朝。他接受了镇守石头城的任命，便准备以石头城做根据地，和萧道成抗争。

顺帝昇明元年（４７７年）十二月，荆州刺史沈攸之以“交结左右，亲行轼逆”为道成的罪状，起兵反萧道成。袁粲和刘秉也联合一些将领，想在建康发难，杀掉萧道成。但是他们的做法实在太不明智，不可能不失败。萧道成知道了沈攸之起兵，就去见袁粲。袁粲不见，分明表示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他决定反萧后，明知褚渊与萧关系密切，却又认为必须告诉他，否则就是把老同事看作敌人。褚渊得知后，立即向萧道成和盘托出。其实萧道成何等厉害，即使褚渊不说，他也早已打听到了，并且派了几员将官到石头城去，说是帮袁粲把守，实则是安插好内应。

预定发动的日子到了。刘秉心慌意乱，临走之前，喝汤都泼在胸口，手抖个不停。不等天黑，便带上全部家属和几百名部曲，赶奔石头城去，事实上这把行动公开化了。

他们本来打算进攻，结果变成了石头城里的一场混战。萧道成预先派的内应先占领石头城的仓城，义得到新到的援军，占有优势。打了半个晚上，袁粲被杀，刘秉逃出城去，仍被追兵抓住杀死。当时民谣唱道：“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后人也常称赞袁粲是忠臣。但是，刘宋骨肉相残，明帝残忍，幼君暴虐，为之尽忠，实在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沈攸之起兵后，到闰十二月才进攻郢州（今武汉市武昌），一时又攻不下来，形成“顿兵于坚城之下”的局面。昇明二年（４７８年）正月，军心涣散，逃亡者一天多似一天，沈攸之无奈，只得退回江凌，可还没有到，江陵已被萧道成的亲信、雍州刺史张敬儿袭破。沈部得讯，全军溃散，沈攸之在荒林里自缢而死。

萧道成已经完全控制局面了，至于加黄钺，封齐公，加九锡，晋爵为齐王，都不过是手续问题。褚渊、谢朏等只想多拖点时间，褚渊说“恐一二年间未容便移”。谢朏论魏晋间事，说：“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当三让弥高。”称赞司马昭没有亲自代魏（说司马昭好话的，恐怕只有谢朏这一回）。但是萧道成只想赶快解决（这可能与他的年龄有关，他毕竟己经五十三岁了），昇明三年（４７９年）四月，便强迫顺帝禅位，把宋昇明三年改为齐建元元年。从来被迫禅位的皇帝总是服服帖帖的，这位顺帝毕竟只是个小孩子，躲起来不肯出宫。太后害怕，亲自带了宦宫把他寻出来，交给来接的人。可怜这个十三岁的小孩哭哭啼啼地说道：“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他不久就被杀害，刘宋宗室除刘澄之一支，因褚渊的关系免死外，其余也全部遇害。刘裕开创的先例被萧道成沿用，致使自己的后裔身受其害，这也许可以说是“恶有恶报”吧！

这位齐高帝在位时间很短，到建元四年（４８２年）三月便死了。他实际上只做了三年皇帝，连昇明时大权独揽的一段，至多不过五年左右。

在这几年中间，值得提的只有两件事情。其一是禁奢崇俭。刘宋帝室本来起自民间，刘裕做了皇帝，还保留几件旧时的东西，供子孙鉴戒。他曾把当年穿的补丁短衣交给女儿会稽公主，嘱咐她：“后世有骄奢不知节俭的，可以把这件衣服给他看！”他做了皇帝，房间里墙上还挂着葛做的灯笼，麻做的蝇拂。大明七年（４６３年）拆掉这间房子，改建为玉烛殿，孝武帝带着群臣视察这地方，看见了这情况。侍中袁顗便称颂武帝节俭的美德。那个孙子皇帝却用轻蔑的口气说：“田舍翁（乡下土老儿）得此，已为过矣！”刘裕的儿子文帝还懂得节俭是美德。元嘉二十二年（４５５年），他到城外为兄弟刘义季饯行，出发前令儿子都空腹前往，到了宴会地点，又故意拖延时间，王子们都饿了。他乘此机会，教导他们说：“你们从小在富贵中长大，看不见百姓艰难，现在叫你们尝一下饥饿的滋味，知道应该节俭的道理。”

文帝可以说是用心良苦，然而效果几乎等于零，他本人也不见得能够身体力行。元嘉三十年（４５３年），孝武帝刚即位时，周朗上疏说：当时的风俗，见车马分辨不出主人是贵是贱；见衣冠看不出穿戴的人是尊是卑；尚方（宫中制造御用物品的官署）今天造成一件新东西，民间明天便仿制；宫中早晨做一件新款服装，庶民晚上便照样子裁制。他指出：宫廷是风俗奢华的发源地。这是元嘉末年的情况。大明间不过变本加厉而已。

萧道成力图改变这种风气。他在宋昇明二年（４７８年）取消专门制造玩好物品的御府，命尚方不得制造这类物品。他又颁布禁令，要禁绝各种华丽的东西，如不得把金银做金箔、银箔，马的乘具不准用金银装饰，不准用金和铜铸像等等，共有十七条之多。不过，其中如不准织绣花裙，不准穿锦履在街上行走之类，就有点趋于极端了。

他即位后，发觉主衣库中有玉导（导，帽子上的簪），他立即命令把它敲碎，说留着便会助长奢侈的风气，还命令检查是否还有同样性质的异物。后宫器物栏槛凡用铜装饰的，都改用铁。内殿的帐子，宫人穿的鞋子，都改用朴素的料子。华盖（伞形遮蔽物）上的金花爪改用铁回钉。他常说：“我若能治天下十年，可以使黄金和泥土一样不值钱。”

帝王一般都穷奢极欲，难得有个把能够提倡节俭当然是好的。但是专制君主办事可以随心所欲，创业之主订定的规矩，只要后代不愿遵照办理，便完全失去效力。齐高帝死后，儿子世祖武帝萧赜继位。武帝有“夫贵有天下，富兼四海，宴处寝息，不容乃陋（不可以太瞥脚），谓此（指所建内殿）为奢俭之中”的话，就不是一味崇俭了。他又自称很恨“游宴、雕绮之事”，但是“未能顿遣”（不能完全取消），那就不免留有后患了丈上引文均见（《南齐书·本纪第三》）。南齐一共不过二十四年。至末代君主东昏侯萧宝卷，他用金子凿成莲花，铺在地上，使潘妃在上面行走，叫做“步步生莲花”，又穷极奢侈了。

萧道成定的规矩，好几条与民间有关。这种规矩，不论哪一个时代，都不大会有效，至多在一个短时间内起些作用，长不了的。武帝永明七年（４８９年）有两道诏书，一道谴责民间婚礼奢侈，说“膳馐方丈，有过王侯”（摆的酒席比王侯家的更讲究）；又说民间风俗“浮丽”，国家常想改革，“而民未知禁”。另一道诏书谴责民间”吉凶奢靡……或裂锦绣以竞车服之饰，涂金镂石以穷茔域（墓地）之丽”（引文出处同上）。照此看来，齐高帝的十七条禁令，老百姓根本没有当作一回事。

关于禁奢祟俭，笔者还有一些话要说：消费以与生产相适应最为妥善，过分的俭（即抑制消费）是不利干生产的；反之，在生产力极低的时候，极少数人大肆挥霍，则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据永明五年（４８７年）的一道诏书，南齐建国之初，“工商罕兼金之储，匹夫多饥寒之患”（引文出处同上），社会如此贫乏，那么萧道成提倡节俭，尽管无甚成效，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而萧赜诏书中提到的奢侈情况，则是反映了当时社会贫富极其不均的严重问题。

萧道成办的另一件事情是，即位之初宣布的“二宫诸王（二宫指帝宫和东宫）悉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

这是晋宋以来的老问题。据《宋书·羊玄保传》所说，当时有钱有势的人，占山封水，作为私有。“富强者兼岭而占（占有好几座山），贫弱者薪苏无托（柴草没有斫处），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这是大明初年的情形（大明元年为公元４５７年）。而东晋咸康二年（３３６年）发布的“壬辰诏书”，就禁止封山占水，违者照强盗罪办理。颁布这样的沼令，可见当时封山占水已经很严重。百余年后的宋孝武帝时，情形依旧未改。又过了二十多年，到南齐建国，依然如此。宋时的解决办法是，规定占有面积，一、二品官，准占山三顷；三、四品二顷五十亩；五、六品二顷；七、八品一顷五十亩；九品和百姓一顷。这个规定有没有真正执行呢？根据历史上的一般情况，是不会执行的。而且这规定的面积不大，与实际情况相去很远，根本行不通。《宋书》与羊玄保同卷的孔灵符，他在永兴立墅（别业），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山两座，另有果园九处。举此实例，可概其余。至于萧道成，不过是说本朝的贵族不得如此而已。

据上述两件事来看，萧道成虽有移风易俗的志向，但他的措施其实没有什么效果。萧齐一代，凡事均仍晋宋，如此而已。

三七　北朝的女政治家——文明冯太后

北魏高宗文成帝的皇后冯氏，在显祖献文帝和高祖孝文帝两朝，先后以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孝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然在太和十四年（４９０年）九月冯太皇太后去世前，他没有真正主持过国政。历来称颂的魏孝文帝改革，其中前半段的推行均田制、确立三长法，都是在冯太后手里实施的。她是一个无愧于世的女政治家。

文成帝拓跋濬是太武帝的孙子，太子晃的儿子。太武帝性格残暴，杀人毫不手软，事后有时会后悔，杀崔浩后，与别人议事，觉得都不如崔浩，又说“崔司徒可惜！”正平元年（４５１年），他攻宋（见第三十四篇）时，使太子晃监国。北回后，听中常侍宗爱的谗言，杀死几个深受太子晃信任的官员和东宫的属员。太子心中害怕，不久便一病不起。后来太武帝弄明白了事实的真相，知道太子并无过失，心里着实懊悔。宗爱怕白己的脑袋落地，竟于正平二年（４５２年）二月，把太武帝杀了。

北魏朝廷也真怪，宦官谋杀皇帝，元老重臣似乎对事变一无所知，只有尚书左仆射兰延等几个人和宗爱商量立新君的问题。其时皇孙拓跋濬还只有十三岁，兰延等想立已经成年的秦王拓跋翰（太武帝子），同伙中又有人主张立皇孙。宗爱在太武帝的儿子中，与秦王的关系最坏，与南安王拓跋余最为接近，就诈传皇后命令，召兰延等进宫，把他们杀掉，又杀害了秦王，立南安王做皇帝。这位新君任宗爱做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

这种局面照理是长不了的，然而也拖了好几个月，若不是“皇帝”和“宰相”窝里反，也许会一直混下去。十月，“皇帝”嫌“宰相”太专横，想夺他的权。“宰相”竟重演故伎，把“皇帝”杀了。这件事也秘密得很，幸而有一个带宿卫兵的羽林郎中刘尼知道了，去报告了殿中尚书源贺。源贺与南部尚书陆丽等商议，才决定杀宗爱，立皇孙做皇帝。这原来是易如反掌的事，却拖了大半年，才得解决，原因大概在于宫中府中声气隔绝。然而，区区宗爱，做了那么大的官，封了王，竟没有人挺身而出过问一下，这总是不太正常的情形吧！其中一定有些奥秘之处，史无记载，后人不得而知了。

文成帝太安二年（４５６年），立冯贵人为皇后。她就是本篇的主人，后来的文明冯太后。冯皇后原籍长乐信都，她的父亲冯朗原是北燕王族，后来逃到内地，投降北魏。冯皇后在长安出生，因父亲得罪被杀，由姑母抚养教训。姑母是太武帝的昭仪（妃殡之一），所以她是在宫里长大的。紧接在立皇后之后，文成帝立三岁的儿子拓跋弘为皇太子。这个拓跋弘就是后来的显祖献文帝。他的母亲李贵人，依照当时宫廷的规矩即被“赐死”。这是极残酷的制度，说是为了防止异日母后干政，然而，只要贵为皇后，就不会受这个规矩约束了。

皇太子三岁，皇帝也只有十七岁。十五岁就做父亲，如何能够长寿！和平六年（４６５年）五月，文成帝便死了，年仅二十六岁。献文帝继位，这又是一个十二岁的小皇帝。

魏在太武帝时，国势虽则强盛，但是三十年间（４２３～４５２年），难得有几年不打仗，国力消耗得很厉害，加之以后政变的影响，局势很不稳定。文成帝时，宋魏绝少冲突，北方边境也比较平静，国力有所恢复。这个较好的局面在献文帝初年险些儿被权奸乙浑毁掉。文成帝本来倚重陆丽。陆氏是鲜卑世族，陆丽的父亲陆俟，军功吏治，都很出色。陆丽对文成帝有拥立的功劳，自然深受信任。他好学爱士，往来的都是正人君子。文成帝太安四年（４５８年），陆俟去世，他须守孝，后来又患疾病。乙浑大约就是趁这时机抓到权力的。

献文帝即位时，乙浑身任侍中、车骑大将军。他铲除异己，杀了好几个大臣、贵族。当时陆丽正在代郡温泉治病，乙浑派司卫监（掌管宿卫的长宫）穆多侯去召他进京。穆氏也是鲜卑世族。多侯告诉陆丽，京城里局势很乱，乙浑奸邪，以不去为妙。陆丽却认为君父之丧，不可不去，应命入京，结果与多侯同遭杀害。乙浑的气焰越来越盛，他官至丞相，爵封太原王，朝中一切由他作主，和他不合的多遭杀害。

时势迫使冯太后不能不站出来收拾时局。天安元年（４６６年）二月，她以宗室拓跋丕告发乙浑谋反为由，立即把乙浑逮捕杀死。这显然是一次精心准备好的行动，拓跋丕的告发只是预定的一着而己。

事后，冯太后临朝称制。她用高允、高闾、贾秀共参大政。高允为人正直，崔浩之狱时，他敢于不避嫌疑和安危，向太武帝陈辞，救了几千人的性命（详见第三十三篇）。他时任中书令，是朝中老臣之一。高闾字阎上，渔阳雍奴（在今天津市武清县）人，富有文才，是崔浩识拔的人员，时任中书侍郎。他敢直谏，在私室中说话声音极低，在大庭广众之中则议论风生。贾秀，武威姑减人，是文成帝的东宫旧臣。他执掌吏曹。乙浑为妻子求公主称号，他坚决拒绝，说“我宁死于今朝，决不取笑于将来。”当时听见的人无不失色，他却无所畏俱。乙浑想陷害他，没有来得及动手便失败了。这几个人都是公认有风骨的人士。

冯太后是汉人，高允等也都是汉人，北魏的朝廷已经有点汉化的倾向了。同时，冯太后封侍中拓跋孔雀为濮阳王，侍中陆定国为东郡王；征召久任外官的陇西王源贺为太尉。在重用汉官的同时，这些举措也表示出对鲜卑贵族的尊重。陆定国是陆丽的儿子，又是献文帝的好朋友。源贺是杀宗爱、立文成帝的老功臣，尊重他们，即有酬德报功的用意。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她的手腕着实巧妙。

冯太后这次临朝称制的时间不长，到皇兴元年（４６７年）九月，便还政给献文帝了，前后不过一年半多一点。皇子拓跋宏（即后来的孝文帝）就出生于还政之前。父亲名弘，儿子名宏，读音完全相同，这名字起得好奇怪，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考虑的。献文帝得子时年仅十四岁，比他父亲生他时还年轻。这种人的身体怎么会健壮！

冯太后还政是不是完全主动，旧史没有任何说明，可能有来自献文帝或贵族们的压力。笔者有两点根据。其一，冯太后亲自抚养孙儿拓跋宏。她为什么要费这番心思，难道不是想培养一个对她有感情又听她的话的少年天子吗？从后来的事情看，她完全达到了目的。其二，她和献文帝的关系并不好。献文帝十四岁亲政，十四岁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年龄，名义上是皇帝，政事却由不是生母的嫡母作主，他不见得能够甘心。嫡母的生活问题，他又耿耿于怀。要知道，冯太后说是太后，然而年龄一点不老，到还政的皇兴元年也不过二十六岁。她有个相好李奕，出身大族赵郡李氏，是太武帝时大臣李顺的次子，文成、献文两朝历任中书监等官的李敷的兄弟。献文帝要杀李奕，着实用尽心机。相州刺史李訢是个能人，治绩也很突出，后来因受胡商贿赂等罪被人告发。献文帝知道了，把他抓到京师，一面审问，一面使人向他传递上面的意思：只要出头揭发李敷兄弟，就可以脱罪。李訢本来与李敷共事多年，很有交情，他既不愿揭发李敷，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可以揭发。后来有人告诉他，李敷快要倒了，你不告他，也有人会告，至于他们有什么问题，有个姓冯的人都知道，只要问他就可以了解。李訢如法办理，果然得到从轻发落，后来又被起用，成为献文一朝的重臣。李敷、李奕兄弟和堂弟李显德、妹夫宋叔珍等，则都于皇兴四年（４７０年）被处死。这件事，冯太后怀恨在心，后来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详见下文。

献文帝的性格很怪僻：他做了几年皇帝，便于皇兴五年〔４７１年）声称性喜佛、道，要禅位给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贵族重臣一致反对，他才改变宗旨，决定禅位给儿子拓跋宏。从这年八月起，改元延兴。然而拓跋宏年才五岁，治不了国，于是献文帝自称太上皇帝，来代行皇帝的权力（太上皇与太上皇帝有区别，太上皇是没有权力、不管事的，太上皇帝其实仍旧是皇帝。北魏献文帝是第一个用此称号的人，最后一个是清高宗）。

从延兴元年到六年六月，这位太上皇帝忙得很，他亲自领兵与柔然打仗，又下令征兵征粮，准备进攻刘宋，一点不像有“遗世之心”的样子。延兴六年（４７６年）六月，冯太后一杯毒酒夺去了他的性命，时年仅二十三岁。这件事做得十分隐秘，孝文帝始终被蒙在鼓里，于是权力又回到了冯太后的手里。这绝不是一次突发事变，必定是长期筹划的结果，也一定有某些人参与其事，可惜这些都是永久的秘密。历史只告诉后人：事后，魏廷宣布改元承明，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再临朝称制。这年，她也只有三十五岁，从此她做了十四年不叫皇帝的女皇帝。

她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她宠信的左右，稍有过失，就重加责打，但事过之后，就照旧任用，并不歧视，该赏就赏，该提拔就提拔，所以受罚的人并不对她离心离德。

她服饰俭朴，饭菜也比宫廷旧规减少一大半，又通晓政事，谋略出众，碰到问题，能够很快作出决断。她信任的宦官王叡、张佑、杞嶷等多人，封王、封侯，赏赐巨万。她宠爱太卜令王叡，把他升到吏部尚书、太原公，后来还进爵中山王。太后经常让他出入宫廷，赏赐的珍玩缯采，以及田园、奴脾、牛马，不计其数。朝士知道他与太后关系密切，都不敢得罪他，而此人似乎也没有什么劣迹。太和五年（４８１年），法秀和尚用妖术迷惑百姓，企图在平城造反。这件案子牵连到御史张求等一百多人。王叡请求只杀首恶，赦免余党，因此得减免刑罚的有一千多人。有一次，他跟太后、孝文帝、百官等到虎圈游览，有一头老虎逃出虎圈，几乎冲到御座旁边。左右侍从都吓得各自逃散，王叡却提戟上前，保护太后、皇帝。照此看来，这个人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冯太后很善于保持平衡。她在厚待王叡等人的同时，对众望所归的名流，如宗室中的拓跋丕、出使南朝深受对方尊重的游明根等，也优礼有加，做出公正无私的姿态，使人无从指摘。

她也有心狠手辣的时候，不肯放过李訢，就是一个例子。她临朝之初，任李訢为司空，佯为尊重。不久，利用与他有怨的旧同事赵黑攻击他专权，调他到徐州去当刺史，然后在太和元年（４７７年）十月，利用他旧时的心腹范檦，告发他要叛变投宋，把他召到平城讯问，也不听他的再三申辩，还是把他和两个儿子都杀了。

以上的是非恩怨，只能说她有些手段，并不能证明她是一个政治家，而这要以她两次临朝称制时的政绩来作评说。

她第一次临朝时，从高允、李訢的主张，于献文帝天安元年（４６６年）在各郡设立郡学，置博士、助教、生员。这在北魏，是属首创，因此这是她的政绩之一。

魏道武帝时设立候官，专做侦讯调查的工作，性质和前之孙吴的校事，后之明朝的厂卫（东厂、西厂、锦衣卫）相同，流弊也一样。冯太后知道这些人专事敲诈勒索，得了钱财，对重罪不闻不问；反之，对轻微过失倒吹毛求疵，对上表功，对下勒索。这些人的员额有一千以上，官吏百姓都对他们头痛。太和二年（４７９年），冯太后毅然取消候官制度，另外挑选几百个诚实可靠的人，巡逻街道，只抓斗殴闹事的不法之徒。平城居民从此才得安居乐业。这是她的政绩之二。

北魏官吏，一向不发俸禄。太和八年（４８４年）开始“班禄”。同时，每户增加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专供体禄之用。又规定：发俸禄以后，赃满一匹的处死。这年，地方官因贪赃处死的有四十多人。做官有禄，本来是老规矩，不过，长期不发后，“班禄”倒变成了新花样。淮南王拓跋佗（一作“陀”）不以为然、主张依旧断禄，冯太后就召集群臣讨论。中书监高闾说；“给了傣禄，廉洁的有了保障，贪财的有所畏惧。如果不给，贪财的得以大捞特捞，廉洁的生活困难。淮南王的意见是错误的。”“班禄”不见得能使吏治弊绝风清，但总是政治走上轨道的表现，太后就依照高闾的意见作出决定。应该说，这是她的政绩之三。

接着，就是太和九年（４８５年）采纳给事中李安世的建议，实行均田制度。均田令规定：十五岁以上的丁男受露田四十亩，丁女二十亩，奴婢照丁男丁女受田；有牛的，每头牛受三十亩，以四头为限。人死或年满七十岁，田要交还政府。初受田的，丁男另给桑田二十亩，用来种桑树；种麻产布的地方，男给麻田十亩，女五亩。桑麻田作为世业，不用再交还政府。一夫一妇每年向政府纳租粟二石，调帛一匹，产麻布的地方改为调布一匹。此外，还要服兵役和徭役。

李安世提议均田，针对的情况是“时民困饥流亡，豪右多有占夺”。豪强占有了土地和人口，“荫附者”（被豪强占有的人口）不向国家纳租服役，而豪强的征敛比公家多得多，其结果是国家占有的人口不多，国家的收人也不多。这种趋势如果不扭转，国家的力量势必日益削弱。均田制是国家与豪强争夺农户的制度。这种争夺，从汉末以来，其实一直不断，多有反复，国家占有农户多的时候，国家就强，反之就弱。李安世是把争夺农户的办法制度化了，所以自此以后，直到唐代中叶，将近二百年内，历代无不遵行，可见在这段时间内，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均田制有利于国家富强，冯太后坚决采用，可说这是冯太后的政绩之四。

与均田制密切相关的三长制是在下一年由秘书令李冲提出来的。李冲字思顺，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他学识优长，又为冯太后所宠，是当时很有权势的人士。他提的是个要害问题：当时户籍混乱，只有宗主督护，民间往往三十家、五十家才算一户。在这种情形下，别的不管，单就推行均田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李冲建议：五家为邻，设邻长；五邻为里，设里长；五里为党，设党长。三长担任检查户口、征收租调、征发兵役和徭役的工作。这是把豪强的荫户变成编入国家户籍的民户的制度，与均田制相辅相成。当时应当是在实施均田制碰到困难而提出来的。对此，冯太后予以采用，这自然也应算是冯太后的政绩之五。

在以上五者之外，笔者认为：还应该从当时社会发展的面貌来进行考察。这方面的材料不多，但也有些可以参考的论述。

太和十一年（４８７年），平城天旱粮贵，齐州刺史韩麒麟上疏，主张禁奢侈，劝农桑。他说：京师居民，游食之口三分居二。又说，承平日久，风俗奢侈，车服第宅往往超越等级限制；工商之族都玉食锦衣，“宝货盈于市里……丽服溢于路。”他是把这些作为反面现象，与农民的贫苦饥寒来对照的。然而换一个角度看，城市人口增加了，工商之家富庶了，难道不是社会经济繁荣的现象吗？笔者认为这可以作为当时北魏社会经济发展的佐证。

太和十四年（４９０年）九月，冯太皇太后去世，年四十九岁，谥文明太皇太后。

三八　魏孝文帝改革旧俗

冯太皇太后去世时，孝文帝年二十四岁，他那有名无实的皇帝已经做到第二十年了。太后生前，不仅亲自决定一切，有时甚至还虐待皇帝。一次，她脾气发作，大冷天把皇帝关在空屋子里，三天不给饭吃。她还打算把他废掉，改立咸阳王拓跋禧（孝文帝弟）做皇帝，后因东阳王拓跋丕（宗室中辈分最长之人），大臣穆泰、李冲等人的力谏才作罢。然而，孝文帝对祖母并不怨恨，只是非常感激拓跋丕等。

历史上，母后掌权时用的人，幼君长大后会将其全部除掉，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但魏孝文帝并不这样，例如李冲，他跟他的祖母有极亲密的关系，孝文帝却丝毫不以为意，仍视其为股肱之臣，“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君臣之间，情义莫二。”（《魏书·李冲传》）这种情形，历史上好像没有近似的例子。

魏孝文帝对祖母的孝顺是出于衷心，太后死后，他水浆不人口达五天之久。他以改革旧俗、实行汉化著名，这其实与他秉承祖母的教导是分不开的。群臣见他在大丧中哀毁过甚，劝他节哀。他的答辞中有几句极可注意。他说：“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肤今仰察圣训，庶习古道……”由此可见，孝文帝认为在冯太后以前，魏的君主只晓得用兵打仗，冯太后才开始振兴文教，他本人受到太后的教导，才懂得“古道”。所谓“古道”，即治国必须依照汉魏的规制。他的这段话，已是在无意中宣布，要把冯太后开始的改革进行下去。

孝文帝在太和二十三年（４９９年）就去世了，他亲政的时间只有九年，然而取得的成就却是可观的，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也是艰巨的。

孝文帝非常希望能了解南朝的典章制度。太和十七年（４９３年），机会来了。南朝齐的雍州刺史王奂因故被杀，他的儿子王肃逃奔北朝，孝文帝在邺接见他时，谈得非常投机。王肃谈萧氏有可乘之机，劝孝文帝南征；也谈治国之道和南朝的典章制度。两人越谈越有劲，坐得也越来越近，丝毫不感到疲倦。从此以后，孝文帝对王肃的器重礼遇，丝毫不逊于亲贵重臣，有时谈话还命左右回避。孝文帝把他比拟为春秋时的伍员，君臣之间也自比为刘备与孔明。

在这里，有必要把王肃其人作一点介绍。王肃字恭懿，琅邪临沂人，投魏时三十岁。他在南齐做过秘书丞，并不以才学著称。他的父亲王奂没有多少学问，只有两个特点，一是有才干，能办事；二是信佛。既然如此，那么王肃为什么能够成为“能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的人物？据陈寅恪先生的研究，认为“王俭以熟练自晋以来江东之朝政国故，著名当时”，王俭卒于王肃北奔前四年，“是肃必经受其宗贤（笔者按：王俭也是琅邪临沂人，与王肃都是王导的后裔）之流风遗著所薰习，遂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本段引文均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二篇《礼仪》）。

王肃并不是第一个把南朝制度输入北方的人。在他之前，魏文成帝和平六年（４６５年），宋文帝子刘昶因被诬谋反投魏。献文帝皇兴三年，魏军破宋青州东阳，博昌人蒋少游被俘入魏。太和初年改革朝仪，两人奉命专主其事。李冲等定衣冠制度，向两人咨询，两人的意见常有出入。王俭有礼学专著，王肃因而能掌握“南朝前期制度之总和”，把它输入北朝，“蔚成太和文治之盛”（引文出处同上段）。

王肃能起如此之大的作用，无怪要受孝文帝的高度重用，封汝阳县开国子，任豫州刺史。孝文帝去世时，遗诏任他为尚书令，与咸阳王元禧（孝文帝弟，从太和二十年起，改拓跋为元）等同为宰辅。但是有些贵族，如任城王元澄见他的地位如此之高，看不大惯，一度诬他谋反。王肃本人则小心谨慎，才得无事。宣武帝景明二年（５０１年），他在寿春任扬州刺史时去世，年仅三十八岁。

现在该回过头来讲孝文帝的改革了。王肃投魏之年，就是孝文帝决策迁都洛阳的同一年。这年五月（即在接见王肃以前五个月），他打算以伐齐为名，行南迁之实，命太常卿占了一卦，因卦象的意义，引起了不同的看法。群臣都不敢说话，只有任城王拓跋澄（这时还没有改姓）敢表示异议。他是孝文帝的堂叔（太武帝的太子晃的儿子云封任城王，澄是云的儿子），身为长辈，素有才学，为宗室领袖，自然较少顾虑。孝文帝听了，板起面孔，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这样讲，难道是想破坏我的大局！”任城王并不退缩，说：“社稷虽为陛下所有，臣是社稷之臣，看到了危险，怎么能不讲！”孝文帝寻思了半晌，才说：“各言其志，也没有关系。”

回宫之后，他召任城王进宫，向他解释，道：“刚才怕群臣多有异议，所以话才说得重了一点，叔父想必能够谅解。”然后屏退左右，与任城王密谈，说：“伐齐的确不容易。但是国家崛起北方，迁居平城，这是用武之地，不可文治。现在要移风易俗，十分困难。联想借南征之名，移居中原。叔父以为如何？”任城王恍然大悟，高兴地说：“陛下要定都中原以经略四方，这正符合周、汉两代兴隆的大道。”孝文帝又说：“北人留恋老家，一定会惊慌闹事，如何是好？”任城王支持皇帝，鼓励他道：“非常之事，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得到的。陛下断自圣心，他们尽管不愿意，也只能服从。”孝文帝大喜，称赞他道：“任城真是我的张子房！”君臣两人就此作出了决定。

七月，北魏公开宣布：准备伐齐。八月，孝文帝率大军从平城出发；九月，渡河到洛阳。孝文帝先到旧时的太学，参观《石经》。过了几天，命先头部队继续进军。次日，孝文帝全身戎装，上马出发。群臣在马前下拜，像是有什么请求的模样。孝文帝先开口问道：“庙算已定，大军即将前进，诸公还有什么话要说？”尚书李冲等说：“这次大举，天下人都不愿意，只有陛下要这么办。臣等不知道陛下固执己见，究竟要做些什么？臣等无话可说，只是不辞万死，请陛下止步！”孝文帝大怒道：“我正要经营四方，统一天下，而卿等儒生，疑虑丛生，使军国大计，屡受阻挠，如再敢多言，斧钺之诛，决不轻饶！”说完，一拎马缰，准备马上出发。几个宗室大臣见状，都哭哭啼啼上前劝谏，孝文帝才借此落篷，宣布：“如果不伐南朝，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如何？”其中一位便应声道：“如果陛下放弃南征，迁都洛阳，这是臣等之愿，苍生之幸，再好也没有了。”于是群臣都高呼万岁。当时，许多旧人都不愿南迁，但更怕南征；既已南行至此，只得赞成，不敢再生异议。

这是史书告诉我们的场面。但是笔者怀疑这是一出预先排好的戏。李冲和个别宗室是预定的角色。大众欢呼万岁，用一句现代话来说，就是运动群众取得的效果。我总以为这一幕大有做作的味道。

迁都定下来了。孝文帝自己巡行各地，在邺接见王肃就是巡行中的事情。任城王奉命回到平城，向留守官吏宣布迁都的决定。他征引古今史事，说服众人，人心逐渐安定下来，然而思想感情上不愿南迁的仍属多数。第二年即太和十八年（４９４年）三月，孝文帝回到平城，让群臣发表对迁都的看法，有人便假借没有马不能打仗，河南不出马，所以不宜迁都这一类不赞成迁都的理由。有人提不出别的理由，只说世世代代一向住在平城，住惯了，所以不宜迁都。这些都是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经过孝文帝的批驳，大家也就不敢再说了。

孝文帝的作为也有不够适当之处。这年冬天，他回洛阳后，知道南齐宣城王萧鸾（明帝）废海陵王自立，决定大举攻齐。在迁都之初，人心还没有安定的时候就发动战争，显然是很不明智的。任城王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他说：“现在刚从平城迁来的百姓，都有留恋本土的心思。他们扶老携幼，来到洛阳，住房粮食，都没有安排好。而且冬天即将过去（按他说这话的时间在十二月初），春耕在即，大家正忙于造房子，又要预备耕种，而这时要他们披甲执兵去打仗，实在很不妥当。”他见司空穆亮带头赞成南征，公卿争相附和的状况，很是生气。他批评穆亮道：“公等在外面看到发放甲胄武器，都很担忧，平时议论，都不愿南征，为什么在皇上面前就换一种说法。万一出了乱子，都是公等造成的。”任城王的话虽有道理，但孝文帝决心已定，根本听不进去。

太和十九年（４９５年），魏军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临淮关）、义阳（今河南信阳）、寿阳，又攻赭阳（今河南方城）、南郑，但都没有打下来。老臣高闾、鲜卑贵族尚书令陆叡都劝孝文帝收兵回洛阳。陆叡是不愿南迁的，不久以后，还与穆泰等在平城起兵作乱，失败而死。但这次主张撤兵，他提出的两点理由是对的，一是兵士疲劳，天时转热后，必多疾病；二是洛阳城中，官署办公的地方尚付阙如，民夫苦于大兴土木，百官起居仿佛在行旅之中。他讲的当是实况。孝文帝为形势所迫，只能听他们的话，停战撤兵。这次行动毫无收获，反而会助长反对南迁、反对改革旧俗的保守派的气焰。

孝文帝是要把改革旧俗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太和十八年十二月，他宣布士民禁止胡服。十九年六月又下诏：在朝廷上不得讲鲜卑语，违者免官。

这两道禁令引起很大的反感，群臣的态度，绝大部分是“入则顺旨，退则不从”。下禁止在朝廷上讲鲜卑语的诏书前，孝文帝和群臣有过一次对话。孝文帝的目的是希望群臣支持改革旧俗。他先问：“卿等是希望朕远追商、周还是只希望连汉、晋都不如呢？”大家毫不思索地答道：“臣等愿陛下超越前代君王。”孝文帝顺着口风问道：“既然如此，那么应该变风易俗，还是应该因循守旧呢？”群臣听出皇上的用意了，他们不肯作出正面的回答，模棱两可地道：“愿陛下圣政日新。”为什么这是两可之辞呢？因为他们用的是《礼记·大学篇》“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古话，没有对是否赞成废除鲜卑旧俗表示态度。孝文帝再问：“那么只为朕一身，还是要传给子孙呢？”这个问题好回答，他们一致道：“愿百世相传。”孝文帝说：“既然如此，那么必须改革，卿等不得违拗。”群臣又顺从地答道：“上令下从，谁敢违拗！”对话进行到此，孝文帝已经把群臣逼到只能赞成，不能反对的地步，他才把当天的主题亮将出来，说：“孔夫子说得好：‘名不正，言利顺，则礼乐不可兴’。现在决定禁绝北语，一律改说中原正音。年在三十以上的，一时也许难改。三十以下，现在朝廷的人，语音不得照旧。如有故意违背的，要分别降、黜。大家要切实遵行。朕作此决定，王公以为然否？”当时在场的人，恐怕不以为然的居多，但是口里都说：“实如圣旨。”孝文帝明知许多人口是心非，便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朕曾和李冲谈过这件事。李冲说：‘四方之人，口音不同，不知道谁的好。我看皇帝说了什么话，便作为正音好了。’李冲说这话，其罪当死！”他又在杀鸡给猴子看，对李冲说：“卿负社稷，该使御史把你拉出去！”李冲连忙取下帽子，顿首谢罪。孝文帝又责备御史道：“昨天望见女人仍旧穿夹领小袖子的衣服，卿等为什么不遵守上次的诏书！”御史们吓得一个个都顿首谢罪。最后，孝文帝郑重地说：“朕的话如果不对，卿等该当面提出，怎么可以入则顺旨，退则不从呢？”

在这一年里，孝文帝还推行了其他几项措施。

其一，有位亲王病故，他的妃子先已去世，葬在北都。有关方面请示：亲王该葬在哪里。孝文帝指示：“迁洛的代人，死后都葬在邙山（在洛阳的北面）。凡丈夫已葬在代郡的，妻子死后可以回葬北方；丈夫在洛阳去世的，不得还北方就妻。”他随即下诏：“迁洛的百姓，死后葬在洛阳，不得回北。”于是迁洛的代人，其籍贯都改为河南洛阳了。

其二，在洛阳设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东、西、南、北四门小学，训教贵族子弟）。

其三，魏以前不用钱，本年铸太和五株钱，命公私使用。

太和二十年（４９６年）正月，孝文帝又宣布实行一项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措施：改变鲜卑人的姓氏。他宣称：“北人把土叫做拓，把后（君主）叫做跋。魏是黄帝的后裔，以土德为王，所以叫做拓跋氏。土为万物之元，所以改姓元氏。”其余鲜卑人的姓氏，如拔拔氏改长孙氏，达奚氏改奚氏，乙旃氏改叔孙氏，丘穆陵氏改穆氏，步六孤氏改陆氏，贺赖氏改贺氏，独孤氏改刘氏，贺楼氏改楼氏，勿扭于氏改于氏，尉迟氏改尉氏等等。前文所提到的如长孙嵩、叔孙建、于栗磾、陆丽、陆叡等，从魏收《魏书》起，已经从简用改过的姓。这是应当说明的。

魏晋重视门阀，使少数大姓势族有特殊的社会地位。这本来不是什么好事情，孝文帝羡慕华风，连这件事也要学。北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首领，要限制汉人大族特权并不很难，以前崔浩要“大整流品，明辨姓族”，无法实现，但孝文帝却是以鲜卑族皇帝的身份来办理这件事情。他把鲜卑的穆、陆、贺、刘、楼、于、奚（或作秘）、尉定为八姓，即鲜卑的高门，与汉人的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荣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姓以及赵郡李氏处于同等地位。他还命六个兄弟中的五个分别与李、郑、卢等汉族高门通婚，只有一个与穆氏结亲。北魏皇族早已与汉人通婚，这次的安排是高门对高门。

以上各姓是最上层的。另外，地方上还有郡姓。有个争郡姓的故事，最能说明当时社会风气。薛氏该不该算河东的郡姓？一般都认为该算，孝文帝却独持异议，说早年有个薛永跟刘备到了蜀中，应该算蜀人，不能列人河东郡姓。其时有个直阁（统率宿卫侍从的军官）河东薛宗起，正执着戟站在殿下，他听见孝文帝的话，便跨出行列，上前争辩。他说其先人曾到蜀中，经过两代，便回到河东，至今又已六代，并非蜀人。他最后气呼呼地道：“算不上郡姓，活着有什么意思！”手上一使劲，把戟折断，丢在地上。薛氏竟因此争辩得以列入郡姓。孝文帝还笑眯眯地对他说：“卿不该叫‘宗起’，实在是‘起宗’啊！”

孝文帝分别姓氏高低，当时就有人不以为然。李冲说：“傅说、吕望，岂可以门第得之！”秘书令李彪说：“陛下若专以门第取人，那么不知春秋鲁国三卿（按：即所谓三桓的季孙、孟孙、叔孙三氏）是否及得到孔门四科（孔门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著作佐郎韩显宗说：“陛下怎么可以让贵者世袭贵显，贱者永无上进之路！”孝文帝对他们的言论都不肯接受，只说非常之才世所难得，若有其人，可以不拘常制而已。

总之，孝文帝是要彻底革除旧俗，把南朝的典章制度全部搬将过来。他的改革促进了汉族与鲜卑族的融合，在历史上是有巨大贡献的。然在当时，却引起了一部分鲜卑人的强烈反感，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太子元恂。

元恂不过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却成了反对革除旧俗的先锋。他身体肥胖，嫌河南太热，一直想回北方。孝文帝给他汉人的衣冠，他背着父亲便常穿鲜卑族的服装。东宫官中庶子高道悦谏过他好几次，他恨得要命。八月中，他乘父亲到嵩山去的机会，带上左右心腹，逃往平城，临走时，还亲手把高道悦杀死。中领军元俨领卫兵拦截，闹到天夜，方才平息。次日一早，尚书陆琇飞马出城，向孝文帝报告。孝文帝大惊，令严守秘密，并且故示镇静，不立即赶回去。他回宫后，召太子来见，痛加训责，还与兄弟咸阳王元禧两个轮流动手，把元恂打了一百多棒，然后命人把他扶出去关禁起来。这一顿打得着实重，元恂躺了一个多月才能起床。

闰十二月，孝文帝把元恂废为庶人，安置在河阳无鼻城，派兵看守。次年二月，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说他仍谋作乱。孝文帝令人带毒酒到河阳，逼他自杀，其时年仅十五岁。

太和二十年冬，还发生过一个事件。新任恒州（治所在平城）刺史穆泰与尚未离任的旧宫陆叡同谋，拟拥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发动叛乱。幸而陆叡不主张立即行动，元颐又假装同意，立即向洛阳报告，孝文帝即派任城王元澄前往镇压。结果，穆泰率部西向朔州，想与元颐会合，却被元澄所派先头部队击败擒获。元澄到了恒州，逮捕陆叡等人。一场叛乱还未及爆发就被平定了。

消极抵制比武装叛乱更难对付。朝堂上满座红袍，个别贵族如新兴公元丕仗着宗室长辈的身份，经常不改装束，有时改了，也穿戴得不成样子。孝文帝没有办法，只得不管。鲜卑族女子仍旧戴帽子，穿小袄，孝文帝问任城王，任城王推说改装的多，不改的少，敷衍过去，孝文帝很不满意。

然而，从长远看来，孝文帝的改革是成功的。鲜卑人南迁后。汉人和鲜卑人在血统上相互融合，风俗上、生产上互相学习。他的政策顺应了历史潮流，而那些企图阻碍历史潮流进展的势力，不管怎么强大，最后总是要灭亡的。

太和二十三年（４９９年）四月，孝文帝去世，享年仅三十三岁。太子元恪即位，是为世祖宣武帝。历史记载告诉我们：在公元６世纪初的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北魏文风大盛，燕、齐、赵、魏之间，教授者不可胜数，其弟子多的有一千余人，少的也有几百人。这虽则是在太和以后，然足以说明北朝文化日益发达的事实，大河南北已经完全摆脱了西晋末年丧乱以来停滞落后的状态。

三九　齐、梁的更迭

北魏孝文帝去世后将近三年，南朝发生了萧梁代替萧齐的事。

在第三十六篇里，笔者已经提到南齐的第二代皇帝武帝萧赜。他年号永明，在位十一年（４８３～４９３年），几乎占了南齐二十四年的一半。对这一时期政治社会状况的评价，当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其一是北魏使臣宋弁的看法。他答魏孝文帝“江南何如”的问题，说：“萧氏父子无大功于天下，逆取之后，不能顺守；政令苛碎，赋役繁重；朝堂上没有可以称作股脑的臣子，田野里有满腹怨恨的百姓。永明皇帝在世的时候能够安然无事就不错了，要传给子孙是不会有很大希望的。”他这话是在齐永明十年（４９２年）说的。

其二是《南齐书·良政传》的看法。作者萧子显是萧道成的孙子，萧赜的侄子。他说：“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繁盛，士女富逸……”这是全部予以肯定的评价。

究其实际，这两种看法都各有是处，也各有偏颇。

“朝无股肱之臣”，确系事实。武帝即位不久，就杀散骑常侍荀伯玉、五兵尚书垣崇祖、车骑将军张敬儿三人，表现出他缺乏君主应有的度量。萧道成十四岁生萧赜，齐朝建国时萧赜年己四十。他以为自己曾与父亲“同创大业”，因而遇事专断，常常违背制度。荀伯玉就把太子的作为告诉高帝。高帝知道了大为震怒，即斩太子的亲信张景真，太子也险些被废。后来萧赜杀荀伯玉，为的就是这层旧怨。垣崇祖曾屡破魏兵，他的死是因为素与荀伯玉相厚。武帝担心他会发动政变，就硬装上一个“招结江北荒人，欲与伯玉作乱”的罪名，把他杀了。张敬儿只是个勇力过人的武将，没有多少见识，他相信梦兆，告诉别人自己梦中全身发热，又梦见故乡村中的树长得同天一般高。武帝知道了，认为他有野心，就把他杀了。

武帝时，掌握中书省实权的是四个中书舍人，其中最受信任的是茹法亮、吕文显，都是《倖臣传》中的人物。茹法亮自己说：“这扇门里，一年可以挣一百万。”地方官常有调动，要能得任肥缺，就必须“孝敬”中书舍人。大臣王俭领国子祭酒，开学士馆，大兴儒学，是个正派人物。他曾因天文有变，极言“文显等专权询私，上天见异，祸由四户”。武帝赞赏他说的话，但是不照他的话改变现状，所以王俭只是一个可以做股肱之臣而又起不了作用的人。他死于永明七年（４８９年），以后南齐连这样的人也没有了。

百性怨恨，那更是事实。高帝时使黄门郎虞玩之等检定“黄籍”（户籍，因用黄纸书写，故名）。武帝即位，另立校籍官，连续进行了好几年，民间已很不安。永明三年（４８５年），大贪官吕文度建议，凡违反黄籍制度的都得充军，百姓逃亡避罪的人数很多。富阳（今属浙江）人唐富之借此机会，利用迷信手段煽动群众，聚众四百人起事，攻陷富阳，很快发展到三万人。四年正月，攻陷钱塘（今杭州），即位称帝。这次事变虽则很快就被平定，但它反映出百姓的愁怨是毫无疑问的。检籍的事并不因此停止，到永明八年（４９０年），才规定“自宋异明（昇明元年、４７７年）以前，皆听复注（自昇明元年以前及今凡没有登记户籍的都可以补登），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其时因户籍问题而远戍沿淮一带的，有人已经充军达十年之久。

永明时也有些好现象。

竟陵王萧子良（武帝的第二个儿子）结交宾客，其中最著名的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萧衍、谢眺、沈约、陆倕，号为“西邸八友”，亦称“竟陵八友”，其余还有柳挥、王僧孺、江革、范缜、孔休源等多人。这确实是一时盛况。

沈约、王融、谢眺在永明中始将四声（平、上、去、入）用于诗文，“立骈文之鸿轨，启律诗之先路”（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第１８９页），世称“永明体”。这是文学体裁演变史上的大事。萧子良提倡之功不可抹煞。

八友之外的范缜是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著有《神灭论》。他把形与神比作刀和锋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这是无论如何也驳不倒的见解。当时驳他的人极多，最好笑的是王琰，他说：“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他以为这样一讲，范缜就无法反驳，不料范缜学他的调子，反击道：“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萧子良自己驳不倒范缜，使王融劝他不要再讲《神灭论》了，以免妨碍仕进，说放弃了此论，不怕做不到中书侍郎。范缜坚持真理，大笑道：“我如果肯卖论求官，早已做到令、仆（尚书令、左右仆射）了，何止中书郎呢！”看来那时还容许自由争辩，范缜尚书殿中郎的官可以照做，就是人家不愿意升他；萧子良也没有不许他进西邸，更没有迫害他。

从上述的情形看，永明时期是思想活跃、文艺昌明的时期。

永明时没有发生统治集团中自相残杀的惨剧，这与萧道成的告诫有关。他临终时对萧赜说；“宋朝若不是骨肉相残，。他族哪里能够取而代之，你必须引以为戒！”萧道成最不放心的是第四个儿子长沙王萧晃，因为这个皇子好勇斗狠，容易出纰漏。武帝永明初，萧晃果然出了纰漏。当时规定：亲王在京左右捉刀以四十人为限。萧晃从罢南徐州（今江苏镇江）刺史回京，带了可供几百人用的武器，被检查人员发觉，都丢到长江水里。武帝知道了，大发雷霆，要加以惩办。豫章王萧嶷与武帝是一母所出，他苦劝武帝，说：“陛下当忆先朝念白象（晃小名白象）！”武帝方才一作罢。旧史说萧晃从此不见亲宠，然从下述的情况看，兄弟间还是比较接近的。有一次，萧晃从武帝到钟山，在马上用矛刺枯树，入木很深。武帝令几个人去拔，拔不出来，再叫萧晃自己去拔，他一拔就拔了出来。武帝让这样一个勇力过人的兄弟手持武器，从驾出行，可见他并不存戒备的心理。

永明年间出过一件鱼复侯萧子响与台军（政府军）对抗被杀的事件。萧子响是武帝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有勇力、喜欢武事的人。他受封巴东王，任荆州刺史，自选带仗左右六十人，又准备用服装和“蛮”（长江流域山区少数民族）交换武器。属员向朝廷报告后，武帝命令查究。子响愤恨，杀死有关属吏，致使事态扩大。之后武帝又派人带几百名武士前往，只希望把子响带回建康。但由于带队的人办理不得当，引起冲突，失败而回。于是武帝再派人带兵前往，子响投降后，即被杀。这完全是两次领兵前往的人办理不当所致。子响后来被追贬为鱼复侯。

从上面好好坏坏的情形看，永明时期的情形至少是过得去的，宋弁的结论太苛，然而他竟不幸而言中了，毛病出在武帝身后的帝位继承问题上，用现代话来讲，就是接班人问题。

武帝的长子太子萧长懋在永明十一年（４９３年）正月去世，比武帝早死半年。同年四月，武帝立孙子萧昭业做皇太孙。昭业时年二十一岁，人很聪明，可惜品质十分恶劣，又特别善于做作。父亲死后，他装出十分悲痛的样子，但回到私室，就饮酒谈笑。做了皇太孙，他叫女巫杨氏祷告，希望祖父快点死，好接班登位。祖父病重，他致信妃子何氏，在纸上写一个很大的“喜”字，周围绕上三十六个小的“喜”字。祖父不了解这些情况，却以为这个孙儿很聪明能干，一定能够担当起国家的重任。

在立昭业做皇太孙以前，朝中一般估计武帝会立子良做太子。立了皇太孙后，子良是否有争位的想法，历史上不见记载。史书只说他为人仁厚，不欢喜世务，连武帝遗诏，使他辅政，也要让西昌侯萧鸾（萧道成的侄子，辈分比子良高）参加，在遗诏中加上“不论大小事，都与西昌侯商议决定”的字样。但是武帝病重之初，有诏书（谁知道这道诏书出于哪一位之手）命子良进延昌殿侍医药，子良还带上暂任军主的萧衍、范云等。子良不分日夜，都在殿内。皇太孙却只是一天隔一天进去侍疾。这格局很像准备只等武帝断气、便由子良继位的样子。史书不这样说，只说王融打算假造遗诏立子良（读者须知，遗诏绝大多数都是假的）。

武帝去世时的形势是够紧张的。武帝昏死过去时，皇太孙不在里面，百官已经换了丧服，王融已经把遗诏起草完毕。皇太孙来时，王融在中书省门口令东宫从人不得入内。事情几乎定局了，这时武帝忽又苏醒，问太孙在哪里。于是局势大变，东宫的武装侍从都进去了，把朝事委托给西昌侯萧鸾的命令下达了。只隔片刻工夫，武帝死了。王融还想挣扎，命令用子良的兵把守门户。萧鸾赶到，兵士不让他进宫，他说：“有敕召我。”径自进去。他奉太孙登殿，命左右把子良搀扶出去。大局于是完全决定。

这场角逐的胜利者是西昌侯萧鸾。王融被捕，以“险躁轻狡、招纳不逞、诽谤朝政”的罪名赐死，丝毫不提谋立竟陵王萧子良的问题。王融字元长，出身琅邪临沂王氏，死时年仅二十七岁。竟陵王表面上仍受尊重，进位太傅，但是新君和西昌侯对他不放心，他也怕被追究，到次年（４９４年）四月便郁郁而死。他字云英，享年只有三十五岁。

这年是皇帝轮流上台的一年，一年有三个年号。萧昭业年号隆昌。七月，西昌侯鸾废杀昭业，贬为郁林王；立昭业的兄弟新安王昭文，改元延兴。萧鸾先杀武帝的兄弟都阳工萧锵和武帝诸子中最有才干的随郡王萧子隆，接着又杀高帝的儿子铄、锐、銶、铿、钧、锋，武帝的儿子子真、子伦。这是比刘宋更甚的自相残杀。宋、齐两代，藩王身边的典签权力最重。萧鸾杀诸王，多使典签动手，没有一个藩王能够抗拒。建安王子真躲到床底下，被典签柯令孙拖出来。他叩头求饶，愿做奴隶，仍被杀死。巴陵王子伦做南兰陵太守，手下有兵。萧鸾派中书舍人茹法亮去。典签华伯茂表示：“若用兵力，恐怕不能立刻解决，如果让我去办，只消一个人好了。”他带上毒酒。要逼子伦喝下。子伦衣冠整齐，出见茹法亮，说：“君是身世旧人（茹法亮权力很大，见上文），今天来此，想必是不得已吧！”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随即死去。茹法亮看了，也忍不住流泪。

十月，昭文被废为海陵王，宣政王（原西昌侯）萧鸾即位，改元建武，是为高宗明帝。海陵王过了不多几天便中毒死了。

自相残杀还没有结束。建武二年（４９５年），杀武帝的儿子子明、子罕、子贞。永泰元年（４９８年），因高、武直系子孙还有十人，明帝怕他们长大后报复，把他们全部杀光，其中最小的只有七岁，即武帝的幼子子夏。

萧鸾废郁林王，得到尚书令王晏的支持。王晏自以为是新朝佐命，常和明帝争用人。明帝心里已经讨厌他，又从武帝时的文件中发现王晏谏武帝用萧鸾掌选官事的文书，对他更有看法。王晏却一心只想升官，叫相工相面，相工说他该得大贵，他更得意忘形，同宾客谈话，喜欢屏退左右。这些情况，都被明帝派的人员查明奏报。明帝疑他要反，便于建武四年（４９７年）把他杀了。

永泰元年，会稽太守王敬则起兵造反。王敬则是高帝、武帝时的旧将，他见明帝残杀高、武子孙，怕连累自己，经常心惊胆战。这年，明帝病得不轻，他怕敬则异动，派张環做平东将军、吴郡太守，防范敬则。这个举动反而惹出事来。会稽在吴郡以东，王敬则不能不想：“东有哪个该平，只是要平我罢了，东就哪么容易平吗？我是决不接受金杯的！”金杯指毒药酒，当时“赐死”都用金杯子装毒酒。

王敬则起兵，以奉徐章王萧嶷的儿子子恪为名（萧嶷早已死了，他在世的兄弟都被明帝杀死，但他们的儿子不在处死之列）。子恪得讯逃走，到建康报到，明帝知道事情与他无关，倒不加罪。王敬则渡浙江时只有一万人马，百姓跟他的倒有十多万人。不幸一战而败，敬则阵亡，只给明帝和太子萧宝卷一场虚惊。

这年七月，明帝病死，年四十七岁。太子宝卷即位。宝卷后来被称为东昏侯，所以史籍上都从一开头就把他叫做东昏侯。东昏侯的品质大概比郁林王还差，不欢喜读书，只爱游玩，说话不流畅，与士大夫不相往来，只愿同左右亲信及宦官搅在一起。明帝对他的教导却是“先下手为强”（史籍原文是“作事不可在人后”）。他很听得进这句话，常常和左右亲信商量杀害大臣，因此永元年间（４９９～５１１年）出现了大臣人人不能自保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当然是长不了的。

明帝死后，先是六贵同朝。六贵是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明帝侄）、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祏、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东昏侯不是做皇帝的坯子，人人都看得出来，六贵很快就商议废立问题。萧坦之不赞成，说明帝当时做的事情，天下至今不服，如果再来一次，恐怕会弄到四方瓦解。他利用母亲的丧事，回家守孝去了。其余五贵，始安王想自己做皇帝，二江开头并无此意，后来表示基本上同意。刘暄是东昏侯弟兄的舅父，他要立东昏侯的兄弟宝寅。遥光发火，派人行刺刘暄未遂。刘暄发觉了，便向东昏侯告发。东昏侯立即逮捕二江，把他们杀死。遥光恐为东昏侯所害，仓猝起兵，也失败而死。

以后的齐朝简直成为“刀敕”（皇帝的侍从，传达旨意的叫应敕，执刀侍卫的叫捉刀）的天下了。他们说要杀谁，东昏侯就答应杀谁。

萧坦之为人刚狠，为嬖倖所恨，杀！茹法珍说刘暄有异心。东昏侯说他是我娘舅，不会吧。另一个侍从说明帝是武帝的堂兄弟，一向受武帝厚待，结果把武帝的儿子都杀了，娘舅怎么好相信。于是，杀！曹虎参与平定遥光，只因为是旧将，难以信任，而且很有钱，杀！徐孝嗣同人谈过废立问题，但是始终没有下决心，也杀！

老将陈显达在江州听见谣言，说朝廷要派兵袭击江州。永元元年十一月，他在寻阳举兵造反。十二月，攻建康，兵败而死。

豫州刺史裴叔业派人到襄阳，与雍州刺史萧衍商议怎样才能保自己的安全。他提出的办法是投降北魏，可以做个河南公。萧衍不赞成，说投了北魏，他们一定派人来，河南公决不可得。他主张不得已时发兵直取建康，天下可一举而定。裴叔业没有接受萧衍的劝告，于永元二年（５００年）正月投魏。北魏立即派元勰、王肃、奚康生南下接管寿阳。裴叔业在北兵渡淮前病故，否则他一定要后悔不该不听萧衍之劝了。

萧衍的主意早已打定。兄长萧懿解除益州刺史东还时，萧衍就说建康去不得，萧懿不听。萧衍在襄阳招募晓勇之士，积储战争物资，积极做东征的准备工作。

裴叔业降魏后，朝廷命崔慧景率水军讨裴。他不北上寿阳，而是回师打建康。这次是萧懿替东昏侯出力，在台城被围十二天之后击败崔慧景军，崔慧景逃走被杀。此时的东昏侯比以前更昏，经常到街上游走，每次出门，前面击鼓，听到鼓声的人家，都要离开，只留下空房子，来不及走避的，看见就杀。有一次，一个妇女临产，无法走开，他命人剖腹看是男胎还是女胎。有个老和尚生了病，不能走，躲在草丛之中，他命左右上百人，把他乱箭射死。这样一个昏君，萧懿为他效劳，忠得实在太愚。

他不出门游走，百姓也不安宁。他大兴土木，最著名的便是把黄金凿成莲花，贴在地上，命得宠的潘妃在上面走路，叫做“步步生莲花”。赋役繁重到空前的地步，到处可以听到百姓号哭的声音。

萧衍得到兄长入援建康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劝他，得胜之后，或随即废立，或回师历阳，千万不可以留在建康。萧懿不听，受东昏侯任为尚书令，没有多少时候，便被毒死。他的兄弟侄子除一人被捕杀外，其余都避匿在百姓家里，但没有人出头告发。百姓怨恨东昏侯之甚，由此一例可知。

永元二年十一月，萧衍得萧懿死讯，即与荆州刺史萧颖胄联合，以拥立南康王萧宝融（东昏侯的兄弟）为名，立即在襄阳起兵。由于早有储备，三千只船很快就装备齐全。

永元三年（５０１年）三月，南康王在江陵即位，改元中兴，是为和帝。十月，萧衍大军进迫建康。十二月，城中内变，东昏侯被杀。萧衍以皇太后命追废东昏侯。次年四月，萧衍即位为帝，把齐中兴二年改为梁天监元年。萧衍就是梁武帝。他和南齐萧氏本系同族，不过不属一支。齐和帝与他的兄弟们难免一死，但是齐高帝和武帝的后裔倒有了出头的日子。《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就是齐高帝的孙子、豫章王萧嶷的儿子，在梁朝做过国子祭酒、吴兴太守等官。

四十　北魏宣武帝和高肇

齐末梁初，北朝是孝文帝的儿子宣武帝在位之时，外戚高肇擅权是宣武帝一朝的特点。孝文帝尽管喜欢接近中州儒士，然而他晚年最信任的却是两个宗室——任城王元澄和彭城王元勰。任城王澄支持变革旧俗，已见第三十八篇。彭城王勰是孝文帝的兄弟。太和二十一年（４９７年），孝文帝出兵攻齐，使任城王澄主持留守事宜，使彭城王勰为中军大将军，随同出征。二十二年，孝文帝在外地生病，彭城王勰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二十三年，他从南方北还，途中病重时嘱咐元勰道：“嗣子幼弱，社稷所倚，惟在于汝。”元勰是个极其小心谨慎的人，他苦苦推辞，说这样会得到“震主”的名声，“取罪必矣”。他举史事为例，说“昔周公大圣，成上至明，犹不免疑，而况臣乎！”（《魏书·彭城王传》及《通鉴》卷一四二）孝文帝想了好大一会，觉得他说得有理，于是亲手写了一道诏书给太子，要他嗣位，让叔父辞官归隐。

彭城王勰的顾虑是不错的。孝文帝死在回洛阳的路上，身边亲贵只有任城、彭城二王，彭城王的身份又是“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休说东宫属官怕他有野心，连自己的兄长咸阳王元禧也防他搞政变。宣武帝即位后，请他做宰相，他再三请求照遗旨行事。最后，宣武帝让他到定州做刺史。这时的宣武帝，对这位叔父是理解的。也是尊重的。

孝文帝指定的顾命大臣有六个，他们是任城王澄、咸阳王禧、北海王详（咸阳王之弟）、广阳王嘉（太武帝孙，宗室中的老长辈）和王肃、宋弁（李冲已在太和二十二年去世，宋弁是补他的缺）。宋弁随即去世；元嘉因辈分受人尊重，和别人容易相处。王肃从南齐奔魏，极受孝文帝信任，因而在孝文帝死后就容易受人排挤。任城王澄并不是妒贤嫉能之辈，但是对王肃很不服气。孝文帝尸骨未寒，他就根据一个降人的诬告，上表称王肃谋反，并且立即限制他的行动。咸阳王禧对这位才干出众的堂叔存着畏忌的心理，便利用查明王肃并未谋反的机会，以“擅禁宰辅”的罪状，罢了任城王的官，不久又派他到雍州去做刺史。几个顾命大臣之间，矛盾重重，靠他们去辅佐少主（宣武帝即位时十七岁），要办好国家的事情，显然是不可能的。

宣武帝景明元年（５００年），南齐寿阳守将裴叔业降魏，魏命彭城王勰和王肃领兵到淮南。不久，彭城王勰取寿阳的功劳回洛阳任司徒；王肃任扬州刺史，镇守寿阳。景明二年七月，王肃在寿阳去世。这时洛阳的政局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宗室诸王的地位一落千丈了。

少年天子最容易和辅政大臣发生冲突，如果有人从中挑拨，就更加容易发生问题。

景明二年（５０１年）初，咸阳王禧派家奴到领军于烈处，向他要羽林军人做自己出入时的仪仗队。于烈不给。元禧再派人去，说他是天子的叔父，说的话同诏书没有什么区别。于烈仍旧不给。元禧发火，调于烈当恒州刺史。于烈推说有病，闭门不出。于烈的儿子于忠是宿卫兵的将官，常在宣武帝的身边。于烈就叫儿子劝宣武帝及早亲政，以防意外事变。北海王详和元禧是亲弟兄，但是意见不合，他也向宣武帝揭发元禧专横不法的过恶，又说彭城王勰很得人心，不宜长期捕政。

这些话，有一部分是对的。咸阳王禧骄奢淫佚，贪赃不法，如上述索取羽林做仪仗队，显然是错的。然而，由一个人的问题而扩大到别人身上就不对了，至于把“得人心”当问题看待，更是荒谬之至。但是皇帝听得进这些话，因为他只着眼于一个“权”字，为了争权，就不分是非了。这种情形，历代常见，绝不是魏宣武帝一朝的特例。

宣武帝宣布亲政的举动是有点令亲王们害怕的。他命于烈带直阁（宫中卫士）六十多人，宣召元禧、元勰、元详三人进宫，宣布亲政，勰依照高祖遗敕被解除职务（这是客客气气的）；禧进位太保（这是在升官的同时夺权）；详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这是重用）。

这天早晨的气氛非常紧张。领军带几十名卫士送亲王进宫，听到、看到的人都觉得像是“押解”，神经过敏一点的人都猜想是发生了宫廷政变。尚书张彝、邢峦怕有牵连，一度逃出洛阳城，事后受到诏书切责。

宣武帝亲政了。然而，由贪得无厌的北海王详做宰相，少年天子的左右亲信茹皓、王仲兴、寇猛、赵脩、赵邕和外戚高肇等又都弄权用事，魏的政治越弄越糟。

高肇以后专权多年，是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是宣武帝的舅父。宣武帝的生母高氏，勃海蓨县（今河北景县西）人，太和二十一年（４９７年），从平城往洛阳，在途中突然死亡。这是冯皇后下的毒手，原因是高氏的儿子已立为太子，把她杀了，以后就不会同自己抢皇太后的位子。她的心思白用了，因为她以行为不端，于太和二十三年先被废黜，后遗诏赐死。宣武帝即位前，从来没有与高家的人见过面，即位后，才召见高肇、高显和两人的侄儿高猛，都封公爵。三个人从来没有进过宫，见了朝廷的排场，都慌慌张张，出了不少洋相（可惜不晓得到底是什么模样）。几天之中，就大富大贵，变成朝廷上的红人。

景明二年（５０１年）五月发生的咸阳王禧谋反事件，使宣武帝更加疑忌宗室，赵脩、高肇等的权势也因而上升。

元禧失势后一直担心自己的命运，手下的斋帅（诸侯王的护卫、服务人员）刘小苟又常常告诉他一些据传是从宫里传出来的“消息”，说是皇帝的左右主张杀他。元禧更加害怕，便同妃子的兄长李伯尚、氐王杨集始等商议造反。五月中，恰巧宣武帝到北邙打猎，他们紧闭城门，商议起兵，同时使大儿子元通到河内起兵。元通走了之后，他们反复商量，意见不一，元禧只得决定暂不起事，叮嘱大家不要泄密后才散去。不料杨集始一出门，便赶往北邙告发。元禧派人追元通回来，又没有追上。元通进了河内城，便释放囚徒，发给武器。宣武帝得讯，使于烈派人率卫士逮捕元禧。宣武帝亲自审问后，责令自杀，并处死同党十多人。元通也被河内地方官杀死。

宣武帝虽猜忌宗室，但是对北海王详还是信任的。元详把华林园的西部作为自己的别墅，常到那里居住。宣武帝也喜欢到那里去，同他饮酒作乐。将作大匠（掌修建宫室的主官）王遇见他有权有势，常常随他所欲，把公家的东西给他。于忠为了此事，曾当着元详的面，痛责王遇。元详因此对于忠不满，在皇帝耳朵里灌输于忠不可靠之类的话。宣武帝相信他的话，不叫于忠继续带宿卫兵，改任他为太府卿（管金帛财物的官）。

元详有本领排挤于忠，但是敌不过高肇。宣武帝杀咸阳王禧以后，越来越倚重高肇。高肇因在朝中的亲族极少，就设法拉拢一批人，打击一批人。散骑常侍赵脩和北海王详两个，是他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对象。前者是宣武帝的头号亲信，后者是地位比自己高的人物。扳倒了这两个，就可以取而代之。

赵脩原来是宣武帝做太子时的侍从，“不闲书疏”’（《魏书·恩律传·赵格》），大概是个文盲或者半文盲，然而深受宣武帝信任。宣武帝即位后，让他做到从三品的散骑常侍。他在家中宴会，皇帝会带着许多王公贵族官僚去参加。他仗着皇帝宠信，横行不法。父亲落葬时，他毫无悲痛的神情，宾客在路上掳掠奸淫民间妇女，甚至把人家的衣服剥光，观看戏乐。小人得志，总是会忘其所以，他连王公也敢欺凌，积怨日深，一旦爆发起来，就无法招架了。高肇利用众怒，把赵脩的过恶揭发出来。一向依附他的官僚怕遭连累，也争先恐后告发他的罪恶。景明四年（５０３年），宣武帝不得不把他交给尚书元绍审问，结果下诏打一百鞭，徙敦煌当兵。这一百鞭，由五个力气大的汉子轮流动手，实际打了三百鞭。这个家伙身体十分粗壮，吃了这顿打，还没有死，不过到底走不得路了。接着，把他缚在马鞍子上，加上一鞭，赶马飞跑。浑身是伤的赵脩经过八十里路的颠簸，终于死了。事后，宣武帝还怪元绍为什么不重新奏报一次，意思想免他一死。元绍说：“臣若不借此机会把他除掉，恐怕陛下要受万世之谤。”赵脩在朝廷中积怨之深，由此可见。

赵脩死时，已近年底。过了几个月，正始元年（５以年）四月，高肇的毒手又伸向北海王元详。他诬告元详与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四人“谋为逆乱”（想谋杀皇帝）。茹皓等四人都是宣武帝的侍从人员。茹皓善于布置园林，设计楼观；刘胄本由元详推荐，做到将军直周；常季贤长于训练马匹；陈扫静能为宣武帝梳头发。谋杀大人物，特别是皇帝，利用他的侍从来动手、是最有效的办法，何况四人中还有是由元详推荐的，所以高肇一告，不由宣武帝不信。他立即命中尉（管治安的官）崔亮弹奏元详贪淫奢纵，和茹皓等仗势贪横等罪，表面上不提“谋为逆乱”字样，用意想必是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震动。

这四个人在当天被抓，第二天即处死。茹皓的妻子是高肇的堂妹。这天，行邢的官员押茹皓到他家里，令他服毒而死。茹皓的妻子见丈夫到家，披头散发，便哭将出来，眼睁睁地看他死掉。他们不可能知道下毒手的就是高肇。茹皓这种人自然该死，而高肇的狠毒，实在比茹皓之流厉害不知多少倍。

北海王府当天被一百名虎贲（禁卫兵）围住，元详看了差官拿来的中尉弹文，心里有数，就说：“如果只有这点内容，毋须着急，倒是只怕另有大罪名横加于我！”果然，接着就有一辆车子把他押往华林园，看守起来。宣武帝召集高阳王元雍（元详之兄）等几个宗室商议处理办法。五月初，宣布将其免为庶人，送太府寺圈禁。不久，几个家奴想把他劫走，因密谋泄露，他哭了几声便死去。这自然是被杀害了。

北海王死后，高肇劝宣武帝加强防范宗室各王。宣武帝听他的话，派宿卫军官带兵驻守各王府第，从此亲王的处境几乎与囚犯相同。彭城王勰劝谏无效，他心中苦闷，只能闭门不出，与人不相往来。

高肇的气焰越来越高，他官居尚书令，娶宣武帝的姑母高平公主做妻子；侄女进宫做了贵人，于皇后死后，进而立为皇后。于皇后死得很突然，当时人都说是被高夫人害死的。

永平元年（５０８年）八月，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宣武帝叔，彭城王勰等之弟）在信都称帝改元。这件事很复杂，有元愉本人的因素，如嫌自己的官职地位不及两个兄弟（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有宣武帝和他的矛盾，如他因不爱妃子于氏（宣武帝于后之妹），被宣武帝打了五十杖，爱妾李氏也被于后打了一顿；但也有被高肇谗毁的因素。这次叛乱很容易平定，朝廷的军队很快就到达冀州。九月，元愉抵敌不住，逃遁被擒。宣武帝不想杀他，命把他押解到洛阳，但半路上被高肇派人把他杀了。

在元愉败死之前，彭城王勰，也受到牵连而遭杀害。长乐太守播僧固是彭城王推荐的人。长乐与冀州的治所都在信都，叛乱爆发后，潘僧固无法脱身，被卷了进去。高肇本来最忌彭城，多次向皇帝进谗，皇帝都不相信。这次他说起来就仿佛有根有据了，说彭城王不仅北通元愉，还联络南边的少数民族。彭城王部下的魏偃、高祖珍被他收买，忘恩负义，出头做证人。宣武帝开头还不相信，见有证人，才信以为真，于是设下酒席，召高阳王雍、彭城王勰、清河王怿、广平王怀弟兄四人，以及老长辈的广阳王嘉和高肇赴宴。酒阑席散之后，他令各王分别择地休息，然后遣一名差官带了武士送上毒酒，逼彭城王自杀。彭城王不肯喝，说“至尊圣明，不会无故杀我，定是有人诬告”。他再三要求和告发人一辩曲直。差官不肯，令武士用刀环击他。彭城王无奈，大呼：“冤哉皇天！忠而见杀！”在刀环的重击下，他只能把毒酒喝下。差官怕他不死，还命武士加上一刀。天明以后，只说酒醉去世，派人用一床锦被裹了尸体，送回府第。宜武帝还假装哀痛，企图掩人耳目。然而天下人谁不知道“高令公枉杀贤王”！

高肇直做到车骑大将军、司徒，名列“三公”（魏三公为太尉、司徒、司空）之中。他爬到顶了，但摔下来也快了。

延昌三年（５１４年）十月，他以司徒出任大将军、平蜀大都督，领兵攻取益州。四年正月，宣武帝病故，年三十三岁。太子元诩即位，年才六岁。领军将军于忠与侍中崔光等商议，请高阳王雍、任城王澄出来主持政事。

高肇接到幼君具名告哀并召他回京的文书，知道不好，但是无计可施，只得回京进宫。高阳王雍和于忠早已布置好，埋伏了十多个武士，等高肇哭拜先帝完事，就把他杀了。

高肇专权，从宣武帝亲政算起，首尾十四年，北魏的政治风气败坏已极。以后更是问题成堆，再也不可能恢复太和时期的盛世了。

四一　梁初与魏争夺淮南的战斗

在东晋、刘宋之际，也就是北魏初年，南北对抗，黄河沿岸的金墉、虎牢、滑台、碻磝四镇是必争之地。几十年后，特别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四镇都变成了北魏的内地，这时南北对抗，重点在淮河一线。从西往东，义阳（今河南信阳）、寿阳（今安徽寿县）、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淮阴（今属江苏）是淮南四处重镇。南朝保有这几个重镇，淮南、江南可以高枕无忧。北朝争夺到手，就可以进而威胁长江沿岸，使建康的朝廷难以安稳。

北魏迁洛之后，就在太和十九年（４９５年）攻南齐的义阳、寿阳、赭阳、南郑等地，都没有得手。二十一年，再次攻齐，围南阳、新野，二十二年攻占两城，然而义阳仍旧没有得手。宣武帝景明元年（５００年），齐豫州刺史裴叔业怕遭昏君东昏侯杀害，向北朝上表投降。这对北魏无异于一个“天落馒头”，即使彭城王勰和王肃领十万大军前往，但嫌大部队步兵多，走不快，又再派奚康生领一千羽林骑兵赶往寿阳。南齐也立即派崔慧景、萧懿、陈伯之等军前去争夺。这时，魏军势大，崔慧景却志在推翻东昏侯，他便转过头去攻建康，结果，北魏不仅牢固地占有了寿阳，还打败陈伯之等，进而攻占了合肥。

景明四年（梁天监二年，５０３年），魏元英等攻梁义阳。梁司州刺史蔡道恭以不满五千之众，从十月到次年（梁天监三年、魏正始元年）五月，杀伤了大量魏军。他病重将死时，把守城重责交给堂弟灵恩。灵恩守到八月上旬，因援军马仙琕部兵败，城中势穷力竭，才开城投降。义阳以南有著名的义阳三关：平靖关、黄岘关、武阳关，在今河南、湖北两省界上。三关守将见义阳已失，也都弃关逃走。梁朝只能在关南的南义阳设置司州，把防线移到今湖北省的境内了。

这时梁朝初建，梁武帝力争改变这不利的态势。北魏也企图扩大有利的局面。景明三年〔梁天监元年，５０２年），魏扬州刺史任城王澄本打算用十万兵在一百天内玫占钟离，后因无法征集所需粮食，只得作罢。但在以后两年中，魏军几乎不间断地攻略钟离及其附近各城：梁将姜庆真也于天监二年二月一度袭占寿阳外郭，其时魏任城王澄率军在外，太妃孟氏亲自登城指挥作战，一度出现很紧张的局势。

天监四年（魏正始二年，５０５年），梁武帝决心大举攻魏，使兄弟临川王萧宏任统帅，出屯洛口（今安徽淮南市东，为洛涧入淮处）。这次梁武帝是用了全力的，军容之盛，北朝人士认为是一百多年以来不曾有过的。

有篇与这次战争有关的文章，即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写得十分优美，至今为人传诵。陈伯之是个反复无常的武将，南齐末任江州刺史，降萧衍；梁天监元年起兵反梁，兵败投魏，以后屡次从魏军攻梁。丘迟字希范，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当时在临川王宏手下做记室、咨议参军。他奉临川王命，写这封信招陈伯之反正。信写得文情并茂（不过陈伯之是个文盲，不但要让人读，且非解释不会懂），江南故土的风物何等美妙，陈伯之在梁的亲属如何受到优待，投降北朝如何不值得，很能动人：陈伯之被这封信打动，率众八千人投降（以后梁朝自然不让他再带兵了）。不过信里讲的“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却并不符合事实。这位亲王只有搜刮钱财的本领，家中藏钱三亿余万之多，胆却小得出奇。梁武帝用他做统帅，错得不能再错了。

天监五年的军事形势对梁非常有利。陈伯之归降了，张惠绍等攻克宿预（今江苏宿迁东南），昌义之等攻克梁城（今安徽寿县东），韦叡攻克合肥。当此之时，众将都想乘胜继续进攻，他这个统帅却作不出什么决断。接着得到消息，说魏将邢峦所率援军已经渡过淮河，与中山王元英联合，反攻梁城。他心中害怕，便召集众将，商议退兵。吕僧珍了解这位上爷的弱点，怕弄出大毛病来，赞成退兵。好几员大将大起反感，昌义之怒发冲冠，胡子都翘了起来，说：“吕僧珍可斩，焉有百万之师望风而退之理！”马仙琕更怒斥统帅本人，说：“大王怎么可出此亡国之言！”

会议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临川王见了众将激昂慷慨的神气，也不敢再提退字，只是下令：“不得前进，违令者斩！”

魏将奚康生派人向元英请求下令进兵，说：“梁军占领梁城以后，许多时候没有行动，一定是畏惧我军，大王只要进据洛水一线，敌军一定会溃退。”元英却主张慎重，他说：“萧临川虽则愚蠢，手下却有韦叡等良将，不可轻敌，只宜观看形势发展，暂时不要和他交锋。”

九月二十七日晚上，洛口一场暴风雨，军中发生了一些骚乱，临川王以为敌军乘风雨来袭，带了几个侍从，飞马逃走。军人寻不见主帅，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纷纷逃散。武器甲胄全被抛弃，伤病老弱，无人照顾，加上自相践踏，死伤不下五万人。临川王逃到江边，雇一条小船渡了江，深夜叩城门想进城，却被守城的临汝侯萧渊猷拒绝，只得等到天明，才得进城。昌义之、张惠绍得到洛口消息，都放弃收复的城池，引兵撤退。

这年的战争不限于寿阳方面，梁军在上游也在围攻义阳，洛口兵溃后，只得解围撤走。

梁武帝并不责怪兄弟，只命昌义之赶快去守钟离，防魏军进攻。这是预料得对的。十月，魏元英、萧宝寅果然进兵围钟离，一场激烈的攻防战开始了。

钟离战役是一场苦战。元英预计在八十天内攻下钟离，他筹集了足够的粮食。邢峦本来奉命参加这个战役，他上表说南军长于守城，城壕水深，无法填塞，而且魏军兵力已疲，除非有内应，否则是打不下来的。他请求免予参加。朝廷就派萧宝寅代他。

元英和杨大眼等率军几十万人围攻钟离，昌义之所部守军只有三千人。魏军用车子装土填壕，步兵跟着车辆运土，铁骑紧跟在后，运土的人转身得慢了一点，后面的土倒下来，就连人带土掉下去。壕沟填满了，冲车往城墙上撞去，撞一下，掉一大块泥。守军也储备好大量泥土，撞坏哪里就补哪里。冲车撞得虽重，城墙仍岿然不倒。魏军日夜轮番攻城，前面的爬上去，掉下来，后面的接着再爬，没有人敢退却，死尸堆积得和城墙一样高了，但是仍旧打不进去。

梁武帝先命曹景宗领二十万大军救钟离。天监六年（５０７年）二月，又命韦叡领兵往钟离，受曹景宗指挥。韦叡接到命令，立刻从合肥出发，十天工夫就赶到了钟离城畔的邵阳洲。曹景宗见韦叡兵到，非常高兴，两人相处得很融洽。

这个洲在淮河中间，魏军在洲的两头造桥，使南北两岸联成一气，北岸的军需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到南岸，补给攻城的军队。曹景宗军先到，已在洲尾安营筑城。韦叡军到后，在曹营前面，把城筑到洲上，离魏军的城只有一百多步距离。韦叡军中有个筑城专家冯道根，他骑着马在工地上一走，凭着马走的步数，就可以把需要的数据弄得清清楚楚。他指挥兵士连夜施工，天明时，营盘已经屹立在魏军面前，使元英大吃一惊。

曹景宗要守军心安，就派几个精通水性的兵士，潜水到城边，上岸进城，递送文书。城中知道援军已到，士气大振，打起来更有劲了。

元英想先打败援军，使勇将杨大眼率领一万多骑兵猛烈进击。杨大眼是氐人，力能搏虎，作战时常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时人以为汉末的关、张也不见得及得仁他。南军的韦叡号称韦虎，然而身体瘦弱，从不骑马，坐在木质小轿里指挥作战，勇气和方略则都远胜一时众将。杨大眼指挥骑兵猛冲，他把车辆联结起来构成阵线，骑兵冲不进也冲不动。杨大眼指挥骑兵把车阵围住，他用两千张弩一齐发射，无论什么甲都挡不住，杀伤大量敌军。杨大眼右臂也中了一箭，只得撤退。第二天，元英亲自带队来攻，又被击退。当天晚上，魏军再次进攻，箭像阵雨似地密集向城上射来，韦叡坐在城上，沉着指挥。他的儿子韦黯请他下城避箭，他坚决拒绝。魏军白白地消耗了大量的箭，一无所获，只得又退了下去。

梁武帝定下火攻计，命曹景宗等加高战船，使与桥的高度相等，令两将分工，韦叡攻南桥，曹景宗攻北桥。三月里，春天水发，淮河一下子涨了六七尺。韦叡命冯道根等将校，乘战船进攻邵阳洲上的魏军，另用小船装草，浇上油，推上去烧桥。一时之间，风助火威，满天烟火，那些一下子烧不完的桥和木栅，也被勇士们拔的拔，砍的砍，很快都化为乌有。洲上的魏军走也没有走处，束手待毙，被梁军全部歼灭。梁军将士，人人奋勇当先，喊声震动天地。魏军大败，元英先逃，杨大眼也烧营撤走，所有的营垒陆续崩溃，武器甲胃，悉数抛弃，落水淹死的不下十多万人，梁军斩获的也有此数。韦叡派人进城通报昌义之。昌义之悲喜交集，别的话都来不及讲，只是喊道：“复活了，复活了！”梁军追击，又俘获了五万之众，收集的军资粮食、武器、牛、马、驴、骡不计其数。刚愎自用的元英逃到梁城时，只剩下一人一骑。

淮南争夺战至此告一段落，但是远远没有结束。梁军虽胜，寿阳仍在魏军手里，这始终是梁武帝的心病。

天监七年（魏永平元年，５０８年），梁在上游方面也取得过短期的优势，但结果仍恢复了原来的态势。

这年秋冬之间，先是魏郑州（魏以义阳为邪州）司马彭珍叛变，引梁兵攻义阳，三关守将也都降梁。继之，悬瓠（今河南汝南）军主（军的主官，中古的军，大体上相当于现代的团或营）白早生利用群众痛恨暴虐的豫州（魏以悬瓠为豫州）刺史司马悦的情绪，杀司马悦，叛魏投梁。两三个月中间，从悬瓠到安陆一带，只剩义阳一城还在魏军手中。但是，这些叛将叛军没有多少战斗力，魏邢峦、元英等一到，他们就支持不住，很快都失败而死。梁将马仙琕的援军也抵敌不住，于天监八年正月放弃义阳三关。梁武帝派韦叡往救，韦叡到了安陆，立即加高城垣，开挖大堑。有人嫌他胆怯，韦叡不以为然，说做将军不能一味靠勇，该怯时就必须怯。他说的“怯”，其实是慎重，这是对的。这次他没有和魏军交锋，因为元英知道韦叡来了，便不敢再进兵。

在以后的几年里，淮南争夺战暂告停顿，到天监十三年（魏延昌三年，５１４年），梁武帝用降将王足的建议，才决定建筑浮山堰，用淮水灌寿阳。这是个不切实际的计划。梁武帝派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暅（祖冲之之子）去探察地形，他们都持否定意见，但是梁武帝还是坚持要干。

浮山在今安徽五河县东的淮河南岸，对岸有巉石山。筑堰的办法是从两面沿岸开始，向河中投土，逐步向河心推进，最后合龙截流，使上游水位抬高，淹没寿阳城。

这件事谈何容易。古人肩挑背负，至多用畜力拉车子，一车几百斤，至多上千斤，一车土倒下去，不等第二车到，那土早已被水冲走了。淮河边取的土，陈、祖二人都说沙土漂轻不顶用。梁武帝不信，硬要建造，除劳民伤财外，自然不会有其他效果。

当时梁武帝命康绚驻钟离，主持筑堰工程，徐、扬二州每二十户出五个男丁，役夫和战士共二十万人，从事兴筑。工程起初还算顺利，到十四年（５１５年）四月，眼看要完工了，被大水一冲，马上垮掉。道理很简单，冬天水浅，施工容易，但是并不结实，夏天发了大水，合龙处水流最急，自然马上冲坍。有人造谣，说是蛟龙兴风作浪所致，又说蛟龙怕铁。梁武帝就命把建康东、西冶（铁工场）的几千万斤铁器全部运去，投将下去，仍旧无法合龙。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斫树，把几棵树身做成并栏圈的模样，中间填满石块，上面再加泥土。这个笨家伙虽然比较有用，然而做起来难啊！沿淮上百里以内的树都斫光，木头、石头都用得精光，役夫挑担子，挑得肩部的皮肉都破了。夏天发生疫病，工地上到处都是尸体，满天苍蝇，遍地蛆虫，工地成了人间地狱。几个月过去，冬天到了，天气严寒，淮河、泗水都结了冰，役夫士卒十之七八又都冻死。

北魏朝廷很为寿阳担忧。延昌四年（梁天监十四年，５１５年），先命杨大眼镇守荆山（今安徽怀远西北），又遣萧宝寅领兵去破坏浮山堰。熙平元年（梁天监十五年，５１６年）正月，加派李平到寿阳，统辖各军。萧宝寅军攻浮山堰，被康绚击退。北魏打算大量增兵，派任城王澄南征。李平不以为然，说不需兵力，它自然会垮掉。

李平的估计完全止确。天监十五年四月，浮山堰落成。它长九里，下而宽一百四十丈（约四百米），顶部宽四十五丈，高二十丈。堰上种有杞柳，建有营垒。为了减少洪水冲击的力量，还凿开一些分流的管道：上游水位大大地被提高了，出现了方圆几百里的人工湖。寿阳城浸在水里，居民都搬到山冈上居住，房屋坟墓都在水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北魏守将李祟在八公山东南早已筑好魏昌城，又在城西北的硖石搭了浮桥，来应付这个局面。

梁武帝此时想必十分高兴。然而好景不常，九月十三日，淮河暴涨，洪水冲垮了浮山堰。堰垮的时候，声如巨雷，三百里内都可以听到。沿淮河的城堡营寨村落和十多万人都被洪水冲到海里（按普通七年，５２６年，有“淮堰水盛，寿阳城几没”的记载，胡三省注《通鉴》说“观此，盖淮堰复成也”。胡三省说恐不确，冲坍不会连底部冲光，残址会长期存在，水大时仍会抬高水位）。

梁朝没有再争寿阳的雄心了。北魏也进入了多事之秋（见下篇），淮南前线暂时平静无事了。

有几个人的下落不妨在这里提一下。梁的名将韦叡在梁武帝普通元年（５２０年）去世，年七十九岁。他字怀文，杜陵（在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是应当列入古代著名军事家名单的人物。但晚年似乎许久不受重用，原因何在，不得而知。曹景宗、马仙琕也都已去世，昌义之比韦叡晚三年病故。梁代前期的名将至此凋谢已尽。北魏的中山王元英、邢峦、杨大眼也比韦叡死得早。本篇中的一些人物到韦叡去世时差不多都退出历史舞台了。只有梁武帝还康健得很，他的日子还长得很。

四二　北魏胡太后临朝

笔者在上篇篇末说过，北魏在与梁朝争夺寿阳的斗争中，虽则保持了优势，然其自身却进入了多事之秋。这个多事之秋，前后不过十八九年，然而政争剧烈，战乱频仍，终于分裂为东、西二魏，实权分别落入高家和宇文家的手中。这段历史，该从胡太后临朝说起。

胡太后是肃宗孝明帝的母亲，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人，进宫生了孝明帝元诩后，从承华进位充华。按照旧例，太子的生母如果不是皇后，是要杀掉的。她却得宦官刘腾、尝食典御侯刚与大臣于忠、崔光等设法保护，逃过了这一关。延昌四年（５１５年），孝明帝嗣位后，她先被尊为皇太妃，再进为皇太后。

孝明帝嗣位时只有六岁。正月即位时，朝中作主的是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和侍中、领军将军于忠。他们请出高阳王雍、任城王澄参与决策，接着又把清河王怿、广平王怀请出来担任重臣。到了九月间，因群臣的奏请，胡太后临朝听政，权力的分配随即发生变化，于忠被逐出了执政的圈子。

于忠是名将黑矟公于栗磾（刘裕写信给于栗磾，因他使黑杆的矟，故被称为黑矟公）的曾孙，为人专横粗暴。他既领门下（侍中是门下省的长官，门下省是政令所出的机关），又总宿卫，权力特大，诏令生杀都归他一把抓。休说一般人，连亲王们见他也怕。他这样做，结果孤立了自己。太后临朝后，不顾他的旧恩，解除他的侍中和领军的官职，后来一度调任外官。

亲王之中，任城王澄的辈分最高（孝文帝的堂叔），见识也最高明，对政事的利弊得失都很了解。熙平元年（５１６年），他深感北边镇将不得其人的危险，要求重视这问题。胡太后不能用。七年以后，六镇起义爆发，证明了他的看法确有道理。胡太后兴建永宁寺（九层浮图高九十丈，塔尖又高十丈[当时每尺约合２９．６厘米]），增修伊阙石窟（龙门石窟，太和十八年，４９４年，迁都洛阳前后始建），都是了不起的大工程，人民劳役负担很重。百姓逃避赋役，很多人家绝户做了沙门（和尚），这对国家的财政收人很有影响。任城王为此上表，请减轻人民劳役负担，引“章台丽而楚力衰（指春秋时楚灵王兴建章华宫事），阿宫壮而秦财竭”为教训。但是胡太后对他尊而不信，优诏答之，却不照他的意见去做。神龟二年（５１９年），任城王澄去世，年五十三岁。朝廷少了一个肯讲话的老臣。

崔光原名孝伯，字长仁，东清河鄃县（今山东淄博东南）人，是朝廷重臣。他对胡太后和孝明帝，遇事未尝不谏，但说话并不激切。他为人如此，所以在政海波澜之中，绝不会覆没，从于忠到元叉，都不得罪，也都受尊重。他平平安安地通过神龟三年（５２３年）的政变（见下文），到正光四年（５２３年），以七十三岁高龄（在当时确是高龄）去世。他是目睹北魏逐渐烂下去而不认真抢救的人物。

胡太后临朝的初年，北魏已经现出衰乱的苗头，元澄讲的北边镇将问题即是其中之一。神龟二年，羽林、虎贲大闹尚书省事件又是其一。

征西将军张彝的儿子张仲瑀要求修改选法，不让武人担任清要的官职。消息传出后，洛阳城里到处议论，羽林、虎贲在街上立了榜（张贴通告），定期集结，宣称要杀张氏全家。张彝父子以为不过是虚声恫吓，不以为意。二月二十日，羽林、虎贲近千人在尚书省前大闹大骂，指名要找张仲瑀之兄左民郎张始均，没有找到。他们用砖瓦石块打尚书省大门，竟没有人敢出来禁阻。他们在这里闹了好大一会，然后向张家出发，一路上拾取柴草等可燃材料，收集木棒石块做武器。到了张家，冲进府里，把张彝拖到堂下，任意打骂，又放火烧屋。张始均已爬墙逃到外面，又返回进去向乱党叩头，请他们饶父亲性命，但被他们抓起来丢到火里烧死。张仲瑀身受重伤，总算逃脱一命。张彝被打得奄奄一息，两天后终于身死。事后，胡太后只杀了为首最凶横的八个人，其余一概不问，而且下诏大赦，宣布准许武官依年资人选，不加限制。这次事件，事前已经立榜定期，朝廷有关部门丝毫不加禁阻；事后从轻发落，而且屈从闹事者，法纪荡然，这是天下将乱的朕兆。

在平城当差做“函使”的高欢，因送文件到洛阳，目睹了这起事件。他断定天下快要乱了，回去后不惜资财，结交朋友，准备到历史舞台上一显身手。

胡太后常到宗戚勋贵家里，和这些人优游自得，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们生活豪侈，互相争奇斗胜。高阳王雍（孝文帝弟）号为首富，府里有僮仆六千、伎女五百，日日夜夜乐声不停，一餐要花几万钱。大臣李崇财产不比他少，只是生来吝音，常说：“高阳一食，敌我千日。”有一次，胡太后带着王公大臣等一百多人参观绢库，太后叫他们要多少拿多少。李崇、元融两个背得太多太重，跌倒在地，李崇伤腰，元融伤脚，成为一时的笑料。李崇贪多务得的性格在这件事上完全暴露出来了。

河间王琛（孝文帝堂弟）也是一个大富翁，常要和元雍斗富。他有十多匹好马，用银子打马槽，即此可见一斑。他常说：“不恨我不见石崇，只恨石崇不见我。”石崇和王恺斗富，是历史上的丑闻，元琛却把它看作美谈，也不想想石崇的下场，应当引以为戒。章武王融参观了河间王府里的陈设库藏，回去后闷闷不乐，说：“开头以为比我富的只有高阳，想不到还有河间！”这些贵族都已不可救药。尽管任城王澄呼吁“（近年）公私贫困，宜节省浮贵以周急务”，可又有什么用呢！

不久，果然乱了！神龟三年（５２０年），侍中、领军将军元叉和宦官卫将军刘腾发动政变，杀死清河王怿，幽禁胡太后。

刘腾本来是胡太后的恩人，已见篇首。这个人不会写字，但是有一肚子奸计。太后临朝后，把他提拔起来，做了大官。元叉是远房宗室。因系胡太后的妹夫，升迁很快，也极受信任。但是胡太后爱清河王怿（据说元怿是个美男子），用他辅政。元怿字宣仁，有文才，也很有才干。他以天下为己任，对元叉、刘腾的所作所为，常加限制。叉、腾二人恨他恨得必欲去之而后快。元叉先指使一个叫宋维的告发有人要拥立清河王做皇帝。查明是诬告后，宋维应当反坐。元叉说杀了宋维，以后真有人造反，没有人敢告发。胡太后听信了，只把宋维降官了事。

叉、腾两人知道在胡太后面前扳不倒清河王，决定绕过太后，利用十一岁的小皇帝。他们唆使主食中黄门（管皇帝食物的宦官）胡定向皇帝诬告：“清河王收买小臣，叫臣毒死陛下。”孝明帝信以为真。七月初四，他们乘太后不在前殿时，元叉请孝明帝升殿，刘腾关上永巷门，把太后关在里面，不让她出来。清河王进了宫，立即被抓起来。刘腾以诏书名义，宣布清河王谋反，命公卿议论。公卿怕元叉，都不敢开口，只有仆射游肇独持异议。当天晚上，清河王遇害，年三十四岁。他们又假造太后诏书，说她有病不能理事，还政给皇帝。太后被幽禁在内宫，宫门紧闭，钥匙由刘腾亲自掌握，小皇帝也不能进去。太后有时不免饥寒，才知道喂了老虎结果伤害自己的苦处。

清河王之死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朝野人士都觉得可惜。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元英子，元英多次统兵与南朝打仗）上表请杀叉、腾，起兵讨伐，因部下叛变而败，反为元叉所杀。

此后，元叉与高阳王雍（孝文帝弟）等辅政，元叉与刘腾一外一内，大小政事，权柄都在两人手里。

正光二年（５２１年），原来与幽禁胡太后事件有关的大将奚康生反叉、腾不成被杀。叉、腾的气焰更高。刘腾出任司空，各部门的长官每天先去参见，察言观色，摸他的意向，然后回本部门，遵照他的意向办事。有人在他那里，等了一整天，还见不到他的面。元叉的父亲京兆王元继先任司徒，他倒嫌父子权威太盛，把司徒推给崔光，自任太保、侍中。但是这个老头最贪财货，他受了贿，向有关部门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谁也不敢拒绝，以致牧（州刺史）、守（郡太守）、令、长（县令或县长）等，绝大部分都是用钱买的官。吏治败坏到了极点，百姓也穷困到了极点。

正光四年（５２３年）三月，刘腾死。宦官戴重孝算做“义子”的有四十多人，高官贵族送葬乘坐的车马充寨道路，布满田野。同年十月，老臣崔光去世。他是孝明帝的老师，孝明帝在他病危时亲去探视，他去世，皇帝哭得很伤心，但是丧事远不及刘腾热闹。

就在这年里，导致北魏灭亡的六镇起义开始爆发。上文提到任城王澄讲过镇将不得其人的危险，这年，李崇的属员魏兰根更提出“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的建议（府户，边镇世袭服兵役的人户，详见下篇）。但在当时，根本无人重视。于忠的兄弟于景反对元叉，元叉就把他黜为怀荒镇的镇将。做镇将变成惩罚性措施，镇将地位之低，可想而知。柔然攻掠边境时，镇民要求发粮，于景拒绝，镇民愤恨，杀死于景，揭竿起义，接下去便势成燎原。争战不休了。

胡太后重新临朝的时机逐渐成熟了。刘腾死后，对胡太后的防范略见松弛，太后母子可以见面了。正光五年（５２４年）秋，太后对孝明帝和群臣说：“隔绝我母子不准往来，我呆在这里做什么！我决意出家，到嵩山庙里去住。”说着便要动手落发。孝明帝和群臣都叩头苦请，太后闹得更加厉害。孝明帝因此陪母亲住了好几天，商量废黜元叉的办法。但是孝明帝在元叉面前，又表示对他没有隐瞒，把太后发脾气是为了要和儿子经常见面，以及心中烦闷要出家等等言语，都告诉了他。元叉居然不疑心，答应对他们母子不再设置障碍。

胡太后已经解脱了被幽禁的状态，不过还没有权力。正光六年（５２５年）二月，太后与孝明帝出游洛水，丞相高阳王雍邀请二宫到他家中。他们三人秘密商议，定下对付元叉的策略。于是太后对元叉说：“元郎如果忠于朝廷，没有谋反之心，为什么不解除领军一职，以其余官职辅政？”原来太后之所以不敢对他下手，就是因为他握有兵权。元叉蠢到极点，不想想以往所作所为，决无生理，居然幻想与这位大姨妥协，听了这话，竟乖乖地当场取下帽子，请求解除领军将军一职。他的官职从此改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侍中、领左右。

元叉已经死在临头，但是他丝毫没有危机感。胡太后心里起初有点踌躇，他们毕竟是亲戚，左右却劝她赶快动手。孝明帝年已十六岁，前几年已经“还政”，有的动作需要他出手。于是一个宦官（显然是出于太后指使）向深受孝明帝宠爱的潘嫔说元叉要杀她。潘嫔向孝明帝哭诉时又加上一句，说：“元叉非但要害妾，还想谋害陛下。”孝明帝相信了，乘元叉回家住宿的时候，免掉他的侍中一职。次日，元叉要进宫，就被挡驾，进不去了。

四月初二，胡太后重新临朝摄政，下诏追削刘腾官爵，免掉元叉一切官职。于是有人上书为清河王怿申冤，有人告元叉勾结六镇降户阴谋造反，元叉终被“赐死”，父亲元继也被废黜。

胡太后拿到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北方战祸愈演愈烈，南面梁朝利用北魏内乱，又连年进攻。孝昌二年（５２６年，上年六月改正光为孝昌），梁取魏寿阳等五十二城。胡太后没有收拾时局的能力，她只喜欢打扮化妆，也摆脱不掉情欲：她以前与父亲胡国珍（初次临朝时，封安定公）的属员郑俨相好，再次临朝后，就任郑俨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再带一个尝食典御的职务，以便经常留在宫里。有一个中书舍人徐纥，有点才干，先“紧跟”赵脩，赵脩失败后被贬；回洛阳后，依附清河王怿，再任原官；清河王死后，又再次被贬；后来拍上元叉马屁，又得发迹。元叉倒后，太后因他是清河王的亲信，仍用为中书舍人。他是个善观风向的人，看准郑俨可以做靠山，大拍特拍。郑俨见此人智谋出众，遇事可以请他出主意，于是两人结成一党，号为“徐、郑”。郑俨升到中书令、车骑将军。徐纥升到给事黄门侍郎，仍兼舍人，军国诏令都从他的手里出来。他整天工作不觉疲倦，有紧急文书，即令属员执笔，由他口授，不消多少时间便可完成：问题是他一味趋炎附势，不讲原则，这样，魏的政治就越来越腐败。

胡太后第二次临朝后，她和儿子的关系起了变化。孝明帝变成有名无实的君主，当然很不乐意。太后也不希望儿子了解外面的事，更不希望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儿子的亲信，她千方百计地把他们赶开，赶不开的索性消灭掉。有一个蜜多道人，太后竟派人行刺，杀死后又假惺惺地悬赏捉拿凶手。母子俩的关系越来越坏。这尽管是宫廷中的事情，然而早已传布出去，成为公开的秘闻。

武泰元年（５２８年），满怀野心的高欢向秀容部落酋长、大军阀尔朱荣提出“讨徐、郑以清君侧”的计划，受到尔朱荣的赞赏。

母子的矛盾终于激化。二月，胡太后毒死十九岁的孝明帝，立年仅三岁的孝文帝孙元钊做皇帝，尔朱荣就以幼君被鸠为借口，声称率铁骑赴哀山陵，“问侍臣帝崩之由”，要“雪同天之耻，谢远近之怨”。他从晋阳出兵，四月到达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即立长乐王元子攸（彭城王勰之子）做皇帝，是为敬宗孝庄帝。洛阳城里得讯，徐纥、郑俨先自逃走。太后见局势紧张，令孝明帝的后宫全部出家，她自己也落了发。尔朱荣到洛阳，令百宫迎接车驾，百官不敢不听，出城迎接孝庄帝。尔朱荣派兵把太后和小皇帝抓到河阴。太后见了尔朱荣，再三解释，尔朱荣听了一会，不愿意再听下去，下令把两人投到黄河里溺死。他一不做二不休，认为对洛中人士，若不大杀立威，难以驾驭，便诈称祭天，等百官到齐后，大肆屠杀，共杀高阳王雍以下二千余人。这便是著名的河阴事件。

孝庄帝对此气愤得连皇帝也不想做了，结果却仍旧忍气吞声，妥协了事。秀容胡骑进了洛阳城，居民大起恐慌，不论贫富，纷纷逃走，城中人口只剩下一二成。

尔朱荣把女儿给孝庄帝做皇后。五月，他自回晋阳，然而朝廷仍受他控制。以后，局势虽有变迁，魏朝朝廷始终受军阀控制，元氏的皇朝名存实亡了。

四三　高欢在魏末大乱中崛起

从魏孝明帝正光四年（５２３年）怀荒镇民杀镇将于景起义开始（见上篇），到孝武帝太昌元年（５３２年）止，十年之间，战乱几乎遍于北方各地，其间建号称王称帝者，可稽的在十人以上。他们造成的结局是高欢掌握了魏朝实权。如果进一步查考高欢实力的来源，又可以找到一条简单明了的线索：头一个建号的破六韩拔陵失败后，其部众被安置到冀、定、瀛三州“就食”，以后即为葛荣所有。葛荣败后，尔朱兆使高欢统其旧部，高欢因而崛起。所以讲高欢发迹的历史，不可不从六镇起义讲起。

六镇造反算不算起义？笔者认为应该算，因为这是一大群受统治者歧视的人奋起反抗的行动。

所谓六镇，指太武帝为了防御柔然侵扰而在平城以北、阴山以南设置的六座军镇。最西的是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东北），往东依次是怀朔镇（今固阳西南）、武川镇（今武川西）、抚冥镇（今四子王旗东南）、柔玄镇（今兴和台基庙东北），最东的是怀荒镇（今河北张北）。

设镇之初，朝廷选拔亲贵做镇将，用强宗高门的子弟做兵员。兵将很受尊敬，升迁也不受限制，是大家心目中的好差使。孝文帝南迁洛阳后，情况很快变了。在雍容华贵而且文雅的洛阳上层人士眼中，边防将士只是些愚鲁粗人，只有“底滞凡才”才会派去当镇将。镇将驱使兵士服工役，替自己积累财富。从前的强宗高门子弟变成了“府户”，“役同厮养”。反之，他们在中原的同族却很容易做到上品清要的官员。魏兰根（参见上篇，此人后在孝武帝时官至侍中，传见《北齐书》）说得好：他们对比一下，“理当愤怨！”叫起义也好，叫反叛也好，总之是因受歧视、受虐待而爆发出来的反抗。

魏兰根提出“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的方案，李崇奏报上去，朝廷竟不加考虑。等到战火已成燎原之势的时候，孝明帝才想到这个方案，赶紧下诏付诸实施，但是已经无从实施，而且即使实施也不会起什么作用了。

正光六年，继怀荒镇民造反以后，沃野镇匈奴族人破落韩拔陵聚众起兵，杀镇将，年号真王，各镇华、夷百姓纷纷响应。五年，他的部将攻克怀朔、武川两镇。同年又有敦勒族人胡琛在高平镇（今宁夏固原）起兵称王；秦州（今甘肃天水）羌族兵士莫折大提起兵称王，他死后，儿子莫折天生进而称帝；营州（今辽宁朝阳）民就德兴称王；其余倏起倏灭的还有多股。孝昌元年（５２５年），又有柔玄镇民杜洛周在上谷（今北京市延庆）起兵，年号也叫真王；汾州山胡刘蠡升称天子；北荆、西荆、西郢（在今豫西南的三个州）群蛮反魏，首领不称王就称侯。

北魏政府应付这个局面，显得手忙脚乱，几乎没有什么成效。正光五年（５２４年），临淮王元彧、安北将军李叔仁先后被破六韩拔陵打败。孝明帝因李崇提出过改镇为州的主张，认为他有先见之明，不顾他年已七十难堪军旅重任的实际，派他出征，结果自然不会有任何进展。孝昌元年（５２５年），萧宝寅（南朝齐明帝子，梁代齐时北逃）率崔延伯军曾在马嵬（今陕西兴平西）大破莫折念生。但是萧宝寅攻克了一个县城，竟把居民抓来当奴碑，部下也都大肆掳掠。这是逼百姓造反，如何能够平乱。他们得胜后移兵安定，与胡琛的部将万俟丑奴交战，已经胜了，只因急于掳掠，缺乏戒备，被丑奴一个反扑，打得大败，崔延伯阵亡。崔延伯魏勇过人，萧宝寅赞他：“关、张不如也！”他的阵亡，朝野都为之忧虑。魏在这年仅有的一次“大战功”，即是靠柔然阿那環打败了破六韩拔陵。然而，把降众安置到河北几个州后，所谓“降户”又引起了无穷后患。六镇造反本来都在关陇地区，把降众迁往河北，起的作用是在河北播下了战火的种子。

孝昌二年（５２６年），“降户”鲜于修礼率流民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起兵，年号鲁兴。部将元洪业想要降魏，杀死修礼。葛荣又杀元洪业，扫‘败魏军，自称天子，建国号齐，改元广安。他的部众日益增多，最盛时号称有百万之众，后来东西二魏的许多人都参加过这支军队。同年，胡琛战死，万俟丑奴做了首领。孝昌三年，萧宝寅因消灭不了起义军，无法向朝廷交账，索性在长安自称齐帝。天下更乱了！

笔者讲到这里，该让高欢上场了。这个人，笔者在上篇已经提到过，但是没有介绍他的来历。这里应该作一点补充。高欢，史籍记载，说他是勃海蓨县（今河北景县西）人，祖上移居怀朔，风俗习惯都变得同鲜卑人一模一样。有些学者认为高欢其实是鲜卑人，诈称勃海蓨县人。笔者赞同这看法。他字贺六浑，就是一个鲜卑式的名字。他家里很穷，年轻时在城上服役做工，娄家的小姐看中了他，使婢女向他致意，送私房钱给他，叫他向她父母求婚。这个小姐，就是后来北齐的神武明皇后（北齐称高欢高祖神武皇帝）。他自讨了这个老婆，才养得起马，在本镇做了队主，又转为函使。这些都是起码的小差使。上篇提到他送文件到洛阳，目睹张彝父子被殴辱的事件。除此以外，他在洛阳还吃过四十下板子。令史麻祥给他吃肉，他坐下来就吃。这一来惹火了麻祥，以为他投规矩，拉下去就打。令史是不人流品的吏，函使更小，在他面前只能立，没有坐的资格。高欢地位的低微，由此可知。他回去后，散财结客。史书上说他是从张彝事件看到天下将乱之故，但是笔者以为那四十板的刺激也可能有些作用。

孝昌元年（５２５年），高欢和他的一伙尉景、段荣、孙腾、侯景等投到杜洛周麾下。过了一阵，看他没有什么希望，想夺权又不成，只得逃走。他逃时拖家带眷，娄氏骑在牛上，抱了一儿一女，后有追兵，跑不快又抱不牢孩子。儿子高澄几次落牛，高欢己经想把他射杀，以免落入敌手，弓都拉开了，幸得段荣把他救起，才得一同脱身。

高欢离了杜洛周，投奔过葛荣，又逃走去投尔朱荣。高欢旧时结识的刘贵早已在尔朱荣麾下，竭力向他推荐高欢。但是这时的高欢，已两经流亡，形容憔悴，尔朱荣看不出他有何出众之处，没有立即重用。有一次，高欢跟着尔朱荣走到马厩旁，厩中有匹劣马，没有人能制服它。尔朱荣想看高欢有什么能为，叫他去修这匹马的马鬃。高欢本是驯马的能手，他顺利地完成后，对尔朱荣说：“驾驭恶人同养马是一样的道理。”尔朱荣听他出语不凡，才同他谈论时事。秀容在今晋北朔州一带（一作忻州一带），尔朱氏的领地周围三百里，地形复杂。尔朱氏是契胡酋长，部众精于骑术。尔朱荣养了十二个山谷的马，每谷马的毛色完全一律。高欢就借此为题，问“养了这么多马，做何用途？”尔朱荣并不正面回答，反而要求高欢谈自己的意见。于是高欢提出讨徐、郑以清君侧的意见（参见上篇）。尔朱荣听了，大有深得我心之感，两人谈得投机，从日中直到半夜才歇。从此高欢经常参与军谋，成为尔朱荣的得力助手。

河阴事件前后正是葛荣势力最强的时候。孝昌三年，葛荣打破信都，围攻邺城：孝庄帝建义元年八月，葛荣第二次围攻邺城。九月，尔朱荣率侯景等七千骑兵，每人都备副马，东进救邺。葛荣仗着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以为必胜无疑，对部下说：“多带长绳，抓到就缚。”他在邺城以北，列成长达几十里的阵形，想一举把敌军包围歼灭。尔朱荣把部队分成若干处，每处三员将、几百名骑兵，潜伏在山谷中间，到处扬尘鼓噪，造成声势，使敌人弄不清楚有多少人马。他下令：每人带一根棒，见敌就打，不准下马斩级，以免浪费时间。秀容胡骑奋勇冲击，尔朱荣亲自带队冲锋，绕到敌后，前后合击，大破敌军，并在阵上生擒葛荣，余众全部投降。他命令降众，愿往何处，便往何处。降兵大喜，几十万人一日之内便分散完毕。押领的官在一百里外的各条路上等候，把降众分别集中起来，进行安置，原来的首领都量才录用，使降官管理降众，进行得非常顺利。北魏为这次胜利，把年号建义改为永安。葛荣被押到洛阳，魏孝庄帝开宫门引见后，把他斩首。

尔朱荣俨然是北魏的大功臣了。永安二年（５２９年），他还帮过孝庄帝一个大忙：这年五月，梁将陈庆之送上年投梁的魏北海王元颢进洛阳，孝庄帝仓皇出走（详见第四十六篇）。闰六月，尔朱荣反攻洛阳，陈庆之撤走，元颢逃亡被杀。尔朱荣俨然是再造社稷的大功臣。残存的反魏各军也陆续为尔朱氏的部队消灭，到永安三年（５３０年）万俟丑奴与萧宝寅在平凉被尔朱天光擒获。至此，自从正光四年以来的各种反魏武装，可以说是完全覆没了。然而孝庄帝并不以全胜为可喜，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像是个皇帝。

九月，尔朱荣到洛阳朝见孝庄帝，被孝庄帝和几个亲信乱刀斫死。消息传出，洛阳城里欢声动地。然而这实在是轻举妄动。十月，尔朱兆、尔朱世隆在晋阳立太原太守长广王元晔为皇帝，改元建明，尔朱兆做了大将军。十一月，向洛阳进兵。其时高欢在晋州（今山西临汾）做刺史。尔朱兆要他同去，他推说“山蜀（汾晋山区中保聚山寨的蜀人）尚未平定”，不肯同去。他对尔朱氏的所作所为，此时至少已经不很赞同。但是《北齐书·神武本纪》说的“兆举兵犯上，此大贼也”，恐伯是史官粉饰之词，即使有之，也是出于反尔朱氏的需要而已。十二月，尔朱兆兵到洛阳，抓住孝庄帝，把他带回晋阳缴死。这个倒霉皇帝只活了二十四岁。

尔朱兆到洛阳捉皇帝，并不费力，但是当河西（北河以西，即黄河河套西北角以西，指今内蒙古磴口一带的黄河两岸）“贼帅”纥豆陵步蕃应孝庄帝之命来袭秀容时，却抵敌不过，不得不向高欢求救。幕僚都劝高欢不踩，高欢却认为此时尔朱兆正在着急，不会有别的念头，即引兵往救，与尔朱兆协同作战，杀死步蕃。尔朱兆很感激，与高欢起誓，结为兄弟。把葛荣旧部交给高欢统率，就是这个战役以后的事情。

上文说过，尔朱荣让葛荣部众愿往何处，便往何处。其中流入并州、肆州（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肆州治今山西忻州，二州指今山西省中部）的有二十多万人。他们和契胡杂处，常受胡人欺凌虐待。两三年间，发生过二十六次大小不等的反抗行动，杀掉了一半，仍旧不能解决问题。尔朱兆向高欢请教。高欢说不能靠杀，应该挑选心腹将领作统领，有人犯法，惟首脑是问，这样就容易管。尔朱兆赞道：“好主意，谁能担当？”贺拔允在座，就推荐高欢。高欢心中暗喜，怕尔朱兆生疑，便佯装发火，朝他嘴上一拳，打断了他的一颗牙齿，骂道：“天下事都由大王作主，阿鞠泥（贺拔允的别名）胆敢胡说，该杀！”尔朱兆当他真心，当场决定交给他统率。高欢见他有些醉意，怕他清醒后反悔，立即出去宣布：“受委统州镇兵，一律到汾水东岸集中听令。”葛荣旧部本是六镇之人，后来孝明帝改镇为州，所以有州镇兵这个名称。

不久，高欢又使刘贵向尔朱兆提出“就食山东”的要求。理由是：并、肆二州连年受灾，降户在田里挖田鼠吃，人人面黄肌瘦，希望到山东粮食丰富的地方去，等温饱以后再回来听候安排。

尔朱兆很爽快地同意了。长史慕容绍宗劝他不要答应，说：“现在天下很乱，高公雄才盖世，再使他握重兵在外，譬如把云雨借给蛟龙，一旦存了异心，将无法制服。”尔朱兆是个蠢汉，竟说：“我们起过誓结为弟兄，有何可虑？”慕容绍宗早己看穿高欢要脱离尔朱氏掌握的野心，冷冷地道：“亲兄弟有时还不好相信，何况是结义弟兄！”当时尔朱兆左右亲信都已经拿到高欢的钱财，大家说绍宗和高欢有仇，故意说他的坏话。尔朱兆听了大怒，把慕容绍宗关起来，并且催高欢早日出发。

高欢走了没有多少路，遇见尔朱家洛阳来人，有三百匹马，便都抢了。尔朱兆得报，马上放慕容绍宗出来，问他该怎么办。绍宗说：‘他走得还不远，仍在大王掌握之中。”尔朱兆便亲自去追，在襄垣（今山西襄垣北）追上了，只是隔了一条漳水，又逢水涨，冲坏了桥，渡河比较困难。高欢隔河拜道：“借马非为别故，只是怕到了山东，打起仗来马不够用。大王听信人家的话，亲自来追，某不辞渡水而死，只怕部下顿时要反。”尔朱兆听了一番花言巧语，倒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向他打招呼，声明没有加害之意。他为了表示诚意，轻装骑马过河，同高欢一起坐在营帐之前，把佩刀塞到高欢手里，叫他斫自己的脑袋。高欢马上号陶大哭，道：“自从天柱逝世之后，除了大王，贺六浑还有谁可以依靠！只希望大王千万岁，把事业越做越大。现在受人离间，大王又说这等话，贺六浑如何受得了！”不知高欢这些眼泪从何而来，装得真像极感动的样子。尔朱兆头脑简单，给他一糊弄，当真大受感动，把刀投到地上。又斩了一匹白马，和高欢起誓，当夜就在高欢营帐里睡了。尉景想乘此机会，把尔朱兆抓起来杀掉。高欢不许，说：“现在杀了他，尔朱氏党羽还多，一定要集结起来对付我们。我军兵饥马瘦，难以抵敌。如有英雄乘之而起，麻烦更大。尔朱兆虽勇，粗鲁无谋，并不可怕，让他回去好了。”第二天，尔朱兆告辞，邀高欢到他营里一聚。高欢想上马同去，孙腾在后面拉拉他的衣服，高欢会意，就谢绝不去。尔朱兆想必觉察到这个微妙的变化。他到了对岸，立刻改变态度，朝对岸大肆谩骂了一通，然后回晋阳去了。

高欢实际上已经和尔朱氏决裂了。他清除了队伍中亲尔朱氏的人员。他需要改善他本人和队伍的形象以提高声誉。他在壶关附近的大王山停留了两个月，让队伍休息，然后东出滏口（太行山径，在今河北邯郸西南）。他申明纪律，严加约束，对民间秋毫无犯。走近了麦地，他便下马，亲自牵着马通过。远近的百姓都传说他的军队纪律好。

魏普泰元年（５３１年）二月，高欢到达信都（今河北冀州，当时是冀州州治）附近，高乾已经带了十多个随从在那里等候了。高乾字乾邕，也是勃海蓨县人，曾在元叉手下供职，颇受信任。尔朱荣得志时，他见天下大乱，率流民造反，曾受葛荣官爵。葛荣败后，孝庄帝倒要用他，因尔朱荣反对，他就回到乡里，与兄弟高昂纠集骁勇，这时己很有点势力。昂字敖曹，胆子大，气力也大，常说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不能端坐读书做老博士。尔朱兆人洛阳后，高氏兄弟占了信都，推封隆之权行州事（暂时代理刺史职务）。封隆之字祖裔，与高乾同乡，他的父亲司空封回死于河阴事件。他对尔朱氏是既有国恨，又有家仇。他们听说高欢兵近，估计不是为尔朱氏效力而来，决定由高乾迎上去探他的意向。高欢、高乾两人谈得非常投机，高欢就进冀州，在此驻军。

这里提到的年号普泰，是节闵帝（前废帝）的年号。镇守洛阳的尔朱世隆就在这个月废掉长广王，改立广陵王元恭（孝文帝侄），改元普泰。这位君主从元叉擅权以来，诈称失音，住在庙里，不和人往来。这次登位，表示谦谨，下诏不称“皇帝”，只称“帝”。他八年不开口，安然无事，这次一受拥戴，就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真是何苦！

高欢准备起兵讨伐尔朱氏了。他使出绝妙的动员兵士的手段。他先假造一份文件，说尔朱兆要把六镇人分配给契胡做部曲，部众知道了都很着急。接着他又假造并州发来的兵符，征发一万兵士去攻打步六稽。他一本正经地执行命令，编好队伍，出发的日子也定了，然后，孙腾、尉景出面要求，让大伙迟五天再走。五天满期后，再一次请准延期五天。非走不可了，集中完毕，准备开拔了，高欢出城送行，流着眼泪和众人告别，大家都哭了，一片哭声惊天动地。在这节骨眼当儿，高欢挑拨大众的情绪，他说：“俺和大伙都是失乡客，等于是一家人，想不到上面要征发你们去打仗。听命令到西面去是死路一条，误了军期也得死，分配给‘国人’（指契胡）也没有生路，如何是好呢？”大伙的情绪空前激动起来，喊道：“只有反了！”高欢要的就是这一句，接着便道：“反是只得反了，必须推一个人做主。”回答当然是都愿意拥他为主。高欢还不罢休，他需要部众死心塌地服从他，告诫大家道：“人家都说你们六镇人强横。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们没有看见葛荣吗？尽管有百万之众，没有法度，终于败了。如今以我为主，必须和从前不同，不得欺负汉人，不得违背军令，该死该活，都得听我的。如果大家做不到的话，我就不干，否则将来要为天下人取笑。”这时众人热情正高，都叩头听命。于是高欢杀了牛，请将士饱餐一顿。六月，在信都起兵讨伐尔朱氏。

十月，高欢用孙腾的建议，立勃海太守元朗做皇帝，改元中兴，是为后废帝。这个皇帝一点用处也没有，但是从当时人的眼光来看，没有一个皇帝便名不正、言不顺，所以非有一个不可。

尔朱氏的实力远在高欢之上，但是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不团结。尔朱世隆任尚书令，控制洛阳朝廷；尔朱兆据有晋阳和秀容老家，俨然独霸一方；尔朱天光做雍州刺史，据有关陇；尔朱仲远镇大梁，有徐兖二州地盘。他们若能团结一致，高欢绝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他们就是做不到。二是残暴。这点不消多说，从尔朱兆以来，一向如此。

高欢反后，尔朱仲远和尔朱兆都出了兵，仲远屯兵阳平（今山东莘县），尔朱兆出井隆，屯兵广阿（今河北隆尧东）。高欢散布流言，说“世隆、仲远兄弟要谋害尔朱兆”，又说“尔朱兆和高欢同谋，要杀仲远等”，弄得他们互相猜疑，尔朱仲远等便不战而退。高欢进军广阿，一举击败尔朱兆军，接着移兵攻邺，于次年（５３２年）正月，攻克邺城。

尔朱家总算在大敌而前勉强联合起来，闰三月，天光从长安，兆从晋阳，度律从洛阳，仲远从东郡，四路人马到邺城附近集合，号称有二十万之众。高欢率军迎敌，他的战马不满二千，步兵不满三万，在韩陵（今河南安阳东北）列阵，把牛驴联结起来堵塞归路，将士除决死向前，别无出路。一战下来，大获全胜。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尔朱氏的失败，根子还在内部。战前，大将斛斯椿和贺拔胜就在议论：“天下皆怨毒尔朱，而吾等为之用，亡无日矣。”他们愿败不愿胜。贺拔胜在阵前向高欢投降。兵败以后，斛斯椿加速赶回洛阳，四月，杀尔朱世隆、尔朱彦伯，连生擒的尔朱度律、尔朱天光，都送交高欢。尔朱仲远南逃降梁。贺拔岳率宇文泰等杀了留守长安的尔朱显寿，投降高欢。

高欢进了洛阳，把节闵帝和自己立的后废帝都废了，另立平阳王元脩为帝，改元太昌，是为孝武帝。这两个废帝和先被废黜的长广王（后改东海王）先后被杀。

高欢做了大丞相，实际上是魏朝真正的统治者。同年（太昌元年）七月，高欢进兵并州，尔朱兆放弃晋阳，退回秀容。高欢因晋阳地势险固，在这里建立大丞相府，从此开始，终东魏、北齐之世，晋阳一直是陪都。这年岁末，高欢使窦泰掩袭秀容。二年（５３３年）正月，袭破秀容，尔朱兆逃到荒山上自缢而死，尔朱氏彻底灭亡了。

四四　魏分为二、东西恶战

高欢拿不到北魏全境。永熙二年（５３３年），他要调贺拔岳做冀州刺史。贺拔岳不肯离开关中老窝，谢绝了任命。从此，东西分裂的苗头已经出现。

魏孝武帝对高欢不放心，想倚靠贺拔弟兄，使贺拔胜出任荆州刺史。他又下过一招“昏着”，想把高乾拉到自己这边，说彼此虽是君臣，却义同兄弟，要和他共立盟约：当时高乾没有往深处想，这时见到他和关中信使往来以及贺拔胜的任命，才觉得苗头不对，就告诉高欢，并且劝他马上取而代之。高欢自忖时机并未成熟，就不肯干。高乾知道留在洛阳太危险，要出去做徐州刺史，但还没有动身，便被孝武帝以“漏泄机事”的罪名给赐死。高欢这个人也够狠毒，只因他曾与孝武帝“私立盟约”，很长时间没有告诉自己，就见死不救。

高欢决心解决贺拔氏。永熙三年（５３４年），他指使秦州刺史侯莫陈悦，借议事为名，在座上杀了贺拔岳。贺拔氏的将士推宇文泰做主将。侯莫陈悦是个蠢材，他杀了贺拔岳，并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宇文泰却是比贺拔岳厉害的人物，他不顾两尺深的雪，倍道兼行，一举夺取上邽（今甘肃天水），侯莫陈悦只落个兵溃自杀的下场。宇文泰把上邽府库里的财物，悉数赏给士卒，自己一无所取。高欢枉自谋杀了贺拔岳，实际上一无所获。孝武帝就任命宇文泰做关西大都督，把他看作倚靠的对象。

当年夏天，孝武帝诈称攻梁，调集军队，想攻晋阳。这等举动怎么瞒得过高欢，他上表说马上发兵南下，随同南征。孝武帝知道高欢已有觉察，以后敕往表来，君臣打的笔墨官司，可以说是天下奇文，总之是互相埋怨，笔者就不加转述了。

孝武帝在敕中虽则说过“王若举旗南指，纵无匹马只轮，犹欲奋空拳而争死（王若发兵南下，朕即使连一匹马、一辆车都没有，赤手空拳也要和你拼个死活）”，这似乎是要准备在洛阳和高欢决一死战，但其实他已经决定逃往关中，投靠宇文泰了。当时参与决策的裴侠明知此举“无异避汤入火”，然而已经别无选择，只得去了再说。七月，高欢南下，孝武帝西走，部下沿途逃散。八月，宇文泰迎接他进长安。贺拔胜引兵想往关中，因高欢的追兵已经占领华阴，就退回荆州，却又为侯景所败，只得南奔投梁去了（大统二年，５３６年，得梁武帝许可，又回到长安）。十月，高欢在洛阳立十一岁的元善见（清河王怿的孙子）做皇帝，改元天平，是为东魏孝静帝。魏从此分为东魏、西魏。高欢久已主张迁都邺，这时因洛阳西逼西魏，南近梁境，决定立即迁都，而且勒令居民全部迁居邺城。命令下达后三天动身，四十万户狼狈上路。这一幅悲惨的流民图，可惜竟无略为具体一点的资料流传下来。次年，高欢又命拆毁洛阳宫殿，把材料运到邺城去建造新宫。洛阳又一次受到大破坏（参见另篇有关《洛阳伽蓝记》的部分）。

孝武帝在长安只住了几个月，便于闰十二月被药酒毒死、年二十五岁。宇文泰改立南阳王元宝炬（孝文帝孙，京兆王愉之子），是为西魏文帝。次年正月即位，改元大统。

东西魏对峙，战事不绝，零星的不去讲它了，只讲几个大的战役。

西魏大统二年（东魏天平三年，５３６年〕，关中大饥，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高欢乘此机会，于十二月中出兵攻西魏，命高敖曹攻上洛（今陕西商州〕，窦泰攻潼关。

次年（５３７年）正月，高欢亲自领兵到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架起三座浮桥，做出准备渡河的模样。宇文泰进驻广阳（今陕西临潼北栎阳），分析三路敌情，断定造浮桥的目的是吸引西魏军注意，使窦泰军可以乘虚西进。众将听了都不放心，主张以分兵抵御较为稳妥。宇文泰解释道：“敌军以前两攻潼关，我军都没有跨过灞上进行反击。这次大举而来，以为我军一定仍取守势，有轻我之心，乘此反击，可以必胜。敌军虽有浮桥，渡河仍需时间。我只要五天工夫，就可以解决窦泰，所以不必忧虑。”他的族侄宇文深对形势分析得更深刻。他说：“窦泰是高欢手下的猛将。我军若攻蒲坂，窦泰必定来救，我两面受敌，其势必危。不如挑选精锐部队暗暗地从小关（在潼关旁边）出击。窦泰性急，一定会来决战。高欢持重，不会马上来救。我以全力打窦泰，必可把他擒获。窦泰被擒，高欢胆落，我回师进攻，可获全胜。”宇文泰对这一席话深表赞赏。于是他扬言准备退保陇右（指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地区），实则向东挺进到了小关。窦泰突然听见兵到，赶紧从风陵渡渡河（今山西苗城西南、黄河北岸）。宇文泰从马牧泽（在今河南灵宝西南古桃林塞中）出击，大获全胜，把敌军全部歼灭，窦泰自杀。高欢来不及往救，只得拆掉浮桥退却。

高敖曹部在南面边打边进，攻陷上洛（今陕西商州），想继续进攻蓝田关（在今商州西北），接到高欢通知，嘱咐他从速撤退，不妨丢掉部队，只要本人安全脱身就可以。他不忍照办，力战后率军而回。

此役东魏失利，尤其窦泰之死是重大损失。他世居统万（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祖父做过镇将，父兄都在与破六韩拔陵部战斗中阵亡。他背着他们的骸骨投奔尔朱荣，久经战阵。他娶高欢娄夫人的妹子为妻，与高欢关系密一切，每有战事，常任前锋，所以他的死不舍斫掉高欢的一条膀臂。

同年八月，又开始了另一个战役。这次是西魏先发动攻势。宇文泰听宇文深的建议，出兵攻拔恒农（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旧灵宝西南）。九月，高欢出兵反击。闰九月，高欢领兵二十万从蒲津（渡口，东岸即蒲坂，见上文）渡黄河入关中，使高敖曹率兵三万出河南。其时关中又在闹饥荒，宇文泰率部在恒农“就食”，听到高欢渡河的消息，只得退回关中。高敖曹就把恒农团团围住。

这时，西魏极为困难，兵既少，粮又缺，众将都不敢早打。宇文泰却认为如果失了长安，人心势必大起恐慌，敌军虽多，远道而来，立足未定，并不难打。

十月初一，宇文泰军到达沙苑（在今陕西大荔县南洛、渭两水之间），离东魏军只有六十里路。宇文泰派大将达奚武侦察敌情。他带三名骑兵，着装都和敌军相同，等天色暗后，在离敌营几百步处下马，偷听到军号（口令），然后上了马，大模大样地装作查夜的军官，把敌情探查得明明白白。

次日，高欢引兵进向沙苑。西魏军候骑（侦察骑兵）飞报敌军将到。宇文泰和众将商议，李弼说：“敌众我寡，不可在平地列阵，此地以东十里有渭曲，可以在那边等敌人到来。”宇文泰同意，命将士背水布阵，李弼居右，赵贵居左，将士都伏在芦苇中间，约定听鼓声出战。候到申时（１５～１７时），东魏兵气势汹汹地到了渭曲。

东魏将领，从高欢本人起，都仗着兵数的优势，不把敌军看在眼里。只有一个斛律羌举认为，“宇文黑獭此番定要决一死战，不可轻敌，而且渭曲芦苇丛生，地面泥泞，有气力也使不出来，不如与他相持，分兵直取长安。黑獭失了巢穴，不消战斗，就可以落到我军手里。”这是头脑清醒的见解，无奈大众的头脑都在发热，都听不进去。高欢说：“放把火逼他出来，如何？”侯景居然说：“要活捉黑獭示众，让百姓看看。如果烧死了，谁相信是真的！”勇将彭乐更是摩拳擦掌，急于要打，说：“一百个人抓一个，根本用不着担心！”高欢见大家勇气百倍，就听他们的话，下令进攻。

东魏军望见西魏军少，争先恐后，向前猛进，队伍先已乱了。宇文泰沉住气，等敌兵来到跟前，才擂起战鼓。将士们都一跃而起，与敌兵搏斗。于谨等军与敌合战，李弼率铁骑从侧面冲进去，把东魏兵截成两段，把他们杀得大败溃退。彭乐太狂妄了，喝得醉蘸蘸地出战，深入敌阵，受了重伤，肠子流了出来，塞进去后再战。他勇是勇的，但是挽回不了全军的颓势。

高欢想收兵再战，使人一个一个营头点兵，都没有人应声。使臣还报：“营都空了。”高欢还不死心，立马不动。部将斛律金对他的坐骑加上一鞭，才疾驰而去。到黄河边上，船都已离岸很远。高欢骑了骆驼，到河中心才得上船。

这一仗，高欢损失八万人，抛弃了十八万件铠甲武器。西魏兵追到黄河边上，前后抓到俘虏七万，宇文泰留下二万名精壮的兵士，其余都放还。

高敖曹军知道高欢兵败，也自解恒农之围。退保洛阳。不久，因西魏军东进，渡河北撤。西魏军进入洛阳，河南州郡也多投降。

这是高欢在一年中间的第二次大败。

下一年（西魏大统四年，东魏元象元年，５３８年），双方争夺河南，发生了多次激战。东魏以大行台侯景为主将，在虎牢集结军队，着手收复河南州郡。西魏兵力不敌，放弃了颖川、汝南、襄城等地。七月，侯景、高敖曹军包围金墉城，高欢亲率大军做后援。侯景放火烧毁洛阳城内外的官衙民居，残存的不过十之二三。他和高欢都是破坏洛阳城的大罪人。

金墉城守将独孤信向长安告急。宇文泰亲自领兵前往，文帝也跟着同去。八月，侯景乘夜解围而去。宇文泰因上年两战都胜，滋生了轻敌心理，于次日早晨率轻骑追到黄河边上。侯景兵多，他北据河桥，保住退兵的道路，向南延伸到洛阳北郊的邝山。宇文泰挥兵进攻，坐骑中箭受惊，把他颠落地上。这时他和左右侍从失却联系，东魏兵已离身边不远。正在危急之际，都督李穆赶到，他急中生智，下马用马鞭在宇文泰背上打了一下，骂道：“你这惫懒军汉，怎么独自在此，长官都到哪儿去了？”东魏军打得顺手，急于进击，不知道跌倒在地的是敌军主帅，竟不顾而去。李穆把自己的坐骑给宇文泰骑了，两人都得脱身，找到本部人马后，后续部队也及时赶到。于是，西魏军声势大振，重又占了优势。东魏猛将高敖曹自恃勇猛，亮出自己的旗号，冲入敌阵，想在气势上压倒敌人。不想适得其反，西魏兵用大量精锐部队猛攻这支兵，把它全部消灭。高敖曹单骑逃到河桥南岸的河阳南城，来不及进城，就被追兵杀死。西魏军还斩获了东魏西兖州刺史宋显，俘获一万五千人，逃奔落河而死的东魏兵也有上万人。

然而战斗并没有马上结束。双方的战线都拉得很长，从早晨打到未时（１３～１５时），两军都屡进屡退，各处将领对全局状况弄不清楚。西魏军右翼独孤信、李远，左翼赵贵、怡峰，都挡不住对方的攻势，又不知道皇帝和宇文泰在什么地方，都丢掉部队走了。后军李虎、念贤见他们退下来，也跟着撤退。宇文泰发觉了，只得下令退兵，仅留一员将守金墉城。

宇文泰和文帝退到恒农时，见城池已在敌军手里，原来守将早已逃走，手下的降兵就打起东魏旗号，闭门守城。宇文泰大怒，下令攻城。打破城池后，杀了几百人，留王思政守恒农，自己引兵还长安.

其时关中情况很乱。上年被俘获的东魏将士听到西魏兵败，起事造反。宇文泰回来后，又花了点气力，才把这些人平定下去。

河南方面，高欢渡河攻金墉，守将弃城逃走，把城中房屋一把火烧光。高欢索性把金墉城毁掉，然后班师。

这场争夺河南的战役，前后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大半年，东魏赢是赢了，但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高欢得到高敖曹的死讯，如丧肝胆，可见受到的震动异乎寻常。高欢部下以鲜卑兵为主，高敖曹所统却全是汉兵。高欢担心战斗力不够强，要分一部分鲜卑兵充实其间，他不要，说所部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比鲜卑兵差。当时鲜卑人轻视汉官，对高敖曹却不敢不服。高欢发布号令，常说鲜卑语，但每逢敖曹在场，总是改说汉话。他和窦泰是高欢手下两员得力大将，两年连丧两人，高欢自然要若丧肝胆了。敖曹战死时年三十八岁（《北齐书》本传作四十八岁。标点本校记疑为三十八，可信）。

这年的战斗还有点余波。十二月，西魏兵再次袭占洛阳、襄城。王思政筑玉壁城（在今山西稷山县西南汾河南岸），这城地势险要，四周有许多深谷，从此成为防御东魏进攻的重镇。

两年恶战，结果是两败俱伤，所以以后基本上形成对峙的局面。至东魏兴和四年（西魏大统八年，５４２年），因连年丰收，东魏出现了战乱以来未有的小康局面。高欢利用物力比较充裕的条件，重新试图对西魏用兵。八月，他任侯景做河南道大行台，随机行事，自己引兵攻西魏。他从汾、绛（今山西西南部）进兵，玉壁城正好拦住他的进路。十月，他围玉壁九日，毫无进展，又碰上大雪，非战斗减员很严重，只得收兵退回。

东魏武定元年（西魏大统九年，５４３年），因北豫州（虎牢）刺史高仲密叛降西魏，东、西二魏又发生了一场恶战。

字文泰率军接应高仲密，到洛阳，三月，包围河阳南城。高欢领兵十万到黄河北岸。宇文泰稍向南撤，在上流放火船东下烧河桥，想阻止东魏兵渡河。东魏大将斛律金使张亮用一百多只载着长锁的小船，锁的头上有钉，等火船来近时，用钉钉住，引锁向岸，桥因此没有被烧。

高欢渡过了黄河，据邙山布下阵势，暂时按兵不动。宇文泰等了几天，不见动静，决定主动进攻。西魏军饱餐后，黑夜行军四十多里，赶到邙山。高欢早得探报，严阵以待。黎明时两军相遇。东魏右翼的彭乐见西魏军来到，立即率领所部几千骑兵，冲杀过去，所到之处，无人能敌，很快便杀进西魏军阵营中间。东魏瞭望的人弄不清楚，以为彭乐叛变，投了西魏，而且把这想当然的看法向高欢报告。高欢听了，正在恼怒，忽见西北面尘头大起，一人飞马前来，却是彭乐派来报捷的使者。原来他已经俘获亲王以下各级官员四十八人。东魏诸将乘此全线出击，大破西魏军，斩首三万余级。彭乐又追宇文泰，追上后字文泰对他说：“你不是彭乐吗？苦苦追我，真是痴汉！你不想想，今天没有了我，明天还有你吗？”（这就是“狡兔死，走狗烹”的意思）彭乐听了，果然放他过去。

第二天，两军再战，东魏军大败。高欢马倒，赫连阳顺把坐骑让给他，他才得上马逃走。后面追兵将到，他身边只有七个人，还不是每人都有马。都督尉兴庆叫高欢快跑，他一个人、一张弓、一百支箭，断后力战，箭尽阵亡。那时高欢已走得远了。

宇文泰从降兵口中了解到高欢所在的地点，立即挑选三千名精兵，各执短兵，令贺拔胜率领，去捉高欢。贺拔胜和十三名骑兵冲在前面，追了好几里路赶上他，手中所执的长矛也几乎要碰上高欢的身体，他大叫道：“贺六浑，今天贺拔破胡来取尔的性命！”高欢吓得气都透不过了。在此紧急关头，他旁边刘洪徽射中了两名骑兵，段韶又一箭射杀了贺拔胜骑的马，再等后面的兵士送来副马，高欢已经逃得不知去向了。贺拔胜叹道：“今天可惜没有带弓箭，这是天意不让我杀高欢！”

战斗还在继续。西魏左军失利，东魏军又恢复了信心，越战越勇，宇文泰亲自领兵迎战，也败退下去。这时，天色已暗，西魏兵无心再战，向西撤退。东魏兵不肯罢休，跟踪追击，幸得独孤信、于谨收容了一部分散兵，从后面袭击，东魏军想不到后面有敌兵，引起一阵惊慌，才不敢再追。

高欢进到陕州，文官封子绘主张乘战胜之势，进兵灭掉西魏。然而高欢和众将都没有再战的勇气了。毫无疑问，这又是两败俱伤的局面。

三年半以后，高欢发动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战役，再次进攻玉壁。他的目的是诱使西魏出兵，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彻底打垮西魏。但是，宇文泰相信玉壁险固，也相信王思政推荐的继任人韦孝宽，就没有出兵去救。

果然，从东魏武定四年（西魏大统十二年，５４６年）九月到十一月，高欢苦攻玉壁五十天，损失兵力七万人，终于一无所获，解围而去。这是一场异常激烈的攻防战。玉壁用的水来自汾水。高欢在上流改变水道，一夜完工，但是城中早有准备，始终没有发生水荒。高欢在城南堆起土山，想从山上打进城去。韦孝宽命在两座城楼上缚上木材，使城楼始终比土山高。高欢改变策略，开凿十条地道，想从地下打进去。韦孝宽掘长壕，壕边派兵防守，东魏兵掘到壕边，一露身就被抓起来杀掉。西魏兵还预备好柴和火种，把柴塞到地道里，点上火，用皮排打气，地道里的敌兵不是被烧死便是窒息而死。东魏兵用攻车撞城，所撞之处，无不损坏。韦孝宽用布幔对付攻车，布幔是软的，撞上去不起作用。东魏兵在长杆子缚上松枝麻梗，浇上油，点火烧布。韦孝宽便用锋利的长钩，伸出去割断杆子，松枝麻梗都落到地上。东魏兵又在四面掘二十条地道，中间架上柱子，放火烧柱，柱子断后，上面的城墙因下面空虚，自然坍倒。韦孝宽就命什么地方坍，就在什么地方竖木栅，挡住敌人进攻的路。韦孝宽还出兵反击，夺占土山。高欢攻城的伎俩已经用完，韦孝宽防守的手段还绰绰有余。

高欢撤兵时已经有病，回晋阳后，日益沉重，到下一年的正月里便死了，年五十二岁。

四五　高欢父子的虐政

高欢起兵反尔朱氏时，曾告诫部众不要欺凌汉人。这一条，后来根本没有做到。东魏初年，文武官吏贪污成风，行台郎中杜弼要求高欢加以整顿。高欢不肯，他说：“弼上前来，我同你说。天下贪污，由来已久。现在督将的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一直在招诱，是去是留，不少人都拿不定主意。江东又有萧衍这个吴中老翁，专门考究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把他看作正朔所在。我如果严明法度，恐怕督将都要投降黑獭，士人都要投奔萧衍，人物流散，这个局面怎么撑得下去！不过你不要心急，你的话我不会忘记的。”

天平四年（５３７年），沙苑之战以前，杜弼要求先除内贼，然后西征。高欢问谁是内贼。杜弼说：“掠夺百姓的勋贵就是内贼。”高欢不回答，只命兵士夹道列队，弓箭手张弓搭箭，作出预备射的模样；拿刀的举起刀，执矛的按住矛，然后叫杜弼从刀枪丛中走过去。杜弼何曾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吓得浑身发抖，遍体流汗。于是高欢阴阳怪气地开导他说：“箭搭上并不射，刀举起了并不斫，矛按着不往前刺，你已经吓得亡魂丧胆。勋贵都是身犯锋镝，百死一生，尽管有点贪财之类的事情，但是都为国家出了力，立了功，不好同寻常人比的啊！”杜弼无可奈何，只能叩头，承认自己见识不高。

这就是高欢的强盗逻辑！依照这种逻辑，兵将的烧杀抢劫，奸淫掳掠，敲诈勒索，横行不法，岂非一齐变成应予谅解的行为？

高欢号令军人时，常令属员张华原做代表。他对鲜卑兵说：“汉民是你们的家奴，男人代你们种田，女人代你们织布，缴粮缴帛，让你们温饱，你们为什么还要欺负人家？”这几句话里暴露出两点实际情况，一是汉人百姓的社会地位极低，等于鲜卑人的家奴；二是鲜卑族武人经常欺凌汉民。张华原对汉人则说：“鲜卑人好像是你们家里的作客（长工），得了你一斛粟、一匹绢，就替你打贼军，使你能够安居乐业，你们为什么还要恨他们？”这是粉饰的辞令，不必另作解释了。

当时鲜卑人轻视汉人，只怕一个高敖曹。一次有人向御史中尉刘贵（鲜卑人）报告，治河的民工溺死了不少。刘贵随口说：“一钱汉，让他们死好了！”“一钱汉”意思是汉人的性命只值一文钱。其时高敖曹恰好在座，闻此勃然大怒，站起来拔刀要斫刘贵。刘贵逃回自己营里，高敖曹不肯完，击鼓集合本部兵士，要打刘贵。侯景等再三劝解，他才罢休。

高欢常在晋阳，使堂弟高岳和侍中孙腾、尚书右仆射高隆之（本姓徐，高欢认他做堂弟）、左仆射司马子如在邺辅政，号称“四贵”。高岳爱好酒色，奢华比高氏诸王都厉害。孙腾先从尔朱荣，后从高欢，是他的心腹，也是“四贵”中最非法专恣的人物。在他手里，若没有贿赂，什么事也办不成。高欢明明知道，也屡加谴责，然而他就是不改，高欢也依旧任用。高隆之为人最阴毒，稍有不合，便要报复。司马子如自称是晋朝皇族后裔，他受纳财贿，毫无顾忌；巡视州县，下级说话稍不合意，便令武士拖下去，把刀搁在颈上，进行威吓，也是个穷凶极恶的人物。

“四贵”的权势越来越大，高欢也不十分放心。东魏武定二年（５４４年），高欢任高澄做大将军，领中书监；元弼做录尚书事，把左仆射司马子如升做尚书令，由高洋继任左仆射。这个安排的作用，是把门下（侍中、给事中等）所掌机密移归中书，从而削弱“四贵”的权势，把大权集中到高澄手里。录尚书事在两晋南北朝本来是掌实权的，但是魏朝宗室的元弼做这个官，却不过是摆摆样子。

高澄、高洋都是高欢的儿子。这年，高澄二十四岁，高洋只有十六岁。有个著名的高欢试子的故事。高欢拿一团乱丝，叫几个儿子解开。别人都搞得手忙脚乱，还是解不开。高洋拔刀就砍，还说：“乱的该斩！”高欢很欣赏他的“快刀斩乱麻”的作风。还有一次，他叫他俩每人带一队兵，分头出发，然后他又派披甲的骑兵佯攻。高澄等都因事出意外，惊慌失措，高洋却不慌不忙，指挥部下迎敌。徉装敌将的彭乐连忙脱下头盔，说明来意。高洋还不完全相信，一定要把他擒获，押到父亲面前，才把事情完全弄清楚。

高澄一上台便对老的权贵不客气，孙腾见他时，礼貌不太周到，他立刻叫左右把孙腾从坐床上拖下来，立到门外头去。高洋当他的面拜高隆之，叫他叔父，便被高澄骂了一顿。高欢不叫儿子尊重公卿，反而向他们打招呼，说是儿子大了，公等要让让他。因此公卿都怕高澄。

高澄重用博陵崔氏的两个人，一个崔季舒，做中书侍郎，是高澄放在东魏孝静帝身边的人；一个崔暹，做御史中尉（当时是御史台的主官），任务是打击别人，树立高澄的权威。

他们为官从政，颇有做作的地方。有一次，朝廷大员在座，高澄故意使崔暹迟到。侍从报了“崔中尉到”后，高澄起立迎接。两人昂着头，略为提起点袍子，慢吞吞地走进大堂，然后面对而作揖。崔暹不等让坐就坐，酒过两巡，便起立告辞。高澄要留他等席散再走，他推说有紧急公务，必须马上回御史台。他走时，高澄又毕恭毕敬地送出去。又有一次，高澄和大员们游山，在路上遇见崔暹。御史台的侍从手持赤色棍棒，见高澄的导子占住了路面，举起棒就打。高澄一点不动气，而且主动让路。这些举动，分明是做给人看的。

崔暹弹劾过司马子如、咸阳王元坦、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等。另一个受高澄重用的尚书左承宋游道也弹劾过一批人，包括司马子如、元坦、孙腾、高隆之、侯景、元羡等。高澄曾把司马子如关进监牢。此公平生没有受过这等惊吓，据说一夜过后头发全部变白。然后高欢出场，写张条子给高澄，说：“司马令（令，尚书令），我之故旧，汝宜宽之。”高澄遵照父亲的指示，要放他出来，但又要做恶作剧。他立马大街，命人把司马子如押到面前，这个老家伙（五十六岁）吓得要命，当是要杀，怎么也想不到是当场脱下刑具，宣布释放。其余被弹劾后降官、罢官、削爵的也有多人。

崔暹真的不惧权贵，看见有问题就弹劾吗？否。在高澄而前，他是个十足的马屁精。魏高阳王元斌有个庶出的妹子玉仪，不受本家承认；做了孙腾家的歌妓，又被抛弃；高澄在街上把她收留下来，非常宠爱，封为琅邪公主。高澄自忖崔暹一定要谏，而且把这估计告诉了崔季舒。不料三天后，崔暹进见时，故意把名刺（名片）落在地上。高澄问：“带上名刺有何用途？”崔暹一本正经地道：“想参见公主。”高澄喜出望外，就拉着他的手臂，领他进去见公主了。后来崔季舒对人说：“崔暹常怪我逢迎别人，会拍马屁，在大将军面前，说叔父（季舒比崔暹长一辈）可杀，但是他自己所作所为，比我严重得多。”

这种靠打击别人来树立自身权威的做法，不会保持团结，只会促进分裂。高欢一死，问题就出来了。侯景从东魏天平三年（５３６年）任南道行台起，到武定五年（５４７年）高欢去世，十多年间，一直统率十万大军，驻在河南。他看不起高澄，曾对司马子如说：“高王在，我不敢有异心。高王一旦不在了，我不能和鲜卑小儿共事！”此人在高氏将领中确有特点，他出身边镇戍兵，羯人，右脚比左脚稍短，不精弓马却诡计多端，是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帅才。河南西有西魏，南有梁朝，高欢不能不借重他，但是估计将来不是儿子所能驾驭，特地留一个慕容绍宗，不加重用，让儿子给他高官厚爵，以防侯景变心。高澄当了权，一味树立自己权威的做法，侯景看在眼里，而且也遭受过弹劾，自然要寒心。高欢病重时，高澄用父亲的名义，写信召侯景来洛阳，显然是来后就不让他走了。但是他不知道，高欢与侯景有过约定，来书须有特定暗号。他收到了没有暗号的信，又知道高欢有病，断定在鲜卑小儿手下没有自己生存的可能，不反也要反了。

高欢将死时，问儿子：“我虽病，汝面更有余忧，何也？”这个问题不像是人说的话，父亲病重，按理儿子必定悲伤，高欢却以为，“澄当以得尽总内外大权为喜，不应更有余忧。”（《通鉴》卷一五九胡三省对上引句作的注）原来高澄之忧，只忧侯景要反，至于父亲之死，倒像是该庆祝的。这对父子都是缺乏人性的两脚动物。高欢之死，高澄并不悲伤，另有一件事情可以作证。高欢死于武定五年正月。四月，高澄到邺，孝静帝设宴招待，他不仅赴宴，而且还偷快地起身舞蹈。依照历代礼法，尊长逝世之初，都不应该这样的。

高欢对孝静帝表面上很恭敬，君巨之间，相安无事。但高澄连这点面子也不买。有一次陪皇帝饮酒，劝酒时毫无礼貌，皇帝耐不住了，气愤地道：“自古以来没有不亡之国，联实在不想活了！”高澄听了，怒道：“朕？朕？狗脚朕！”叫崔季舒打皇帝三拳，然后自顾自走了。

孝静帝恨极，与宗室元大器、侍讲荀济等同谋，以堆土山为名，在宫中掘地道，通到高澄府里，想杀高澄。高澄发觉后，带兵进宫，质问皇帝为什么要反，自称父子有功于社稷。孝静帝也豁出去了，跟他吵道：“自古以来，只有臣反君，从来没有君反臣的。王自己要反，怎么反而责备我！我杀了你，社稷安，不杀，亡国就在眼前……”这是历史上极少见的君臣吵架时的对话。吵当然是白吵的，孝静帝结果被幽禁起来，几个帮他的人都被活活煮死。

武定七年（５４９年）八月，高澄正在和陈元康、杨愔、崔季舒等秘密商议受禅时，膳奴兰京进来上菜，他突然拿起藏在盘子里的刀，刺死高澄。陈元康掩护高澄，身受重伤，在当天晚上死去；杨愔狼狈逃走，掉了一只靴子；崔季舒躲到厕所里，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兰京是梁徐州刺史兰钦的儿子，被俘后，高澄拒绝兰钦赎取的要求，把他放在身边做膳奴，因而出现这事件。这是高澄自作自受。

高洋得讯，立即进府，指挥将士，杀死兰京和他的几个同伙，然后出外宣布：“膳奴造反，大将军受了点伤，并不严重。”当夜，他命大将军督护唐邕，要他安排好镇守各地的将士，唐邕很快就完成了任务。高澄的死讯过了一两天便瞒不住了。高洋决定留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杨愔留守邺中，其余勋贵都跟他回晋阳。高澄被刺后的第四天，孝静帝正在高兴，以为大权可以回到帝室了。不料高洋上殿向孝静帝辞行。他带着八千兵士，跟他登殿的二百多人都手按刀柄，像是随时准备厮杀。高洋本人不开一声口，只令人传话，说：“臣有家事，须往晋阳。”传话完后，拜了两拜，便掉转身躯走了。孝静帝大惊失色，目送他的背影，咕道：“此人又像不是好相识，朕的死日看来快要到了！”

高洋其人，比高澄厉害得多。高欢看得很准，认为这个孩子比自己强。高澄却浑然不觉，而且认为兄弟的面相不好，依相法不会富贵。高澄当权时，高洋处处退让。他为妻子李夫人弄了点好的服饰玩物，高澄常要夺取。有时李夫人生气不肯给，他总是笑笑，说：“这种东西并不难得，老兄要嘛，不必小气。”他退朝回府，就闭门静坐，会整天不开口；有时在家里跑跑跳跳，夫人问他这是做什么，他只说玩玩而已，其实是借此习劳，同晋朝陶侃运凳是一样的意思。他城府之深由此可见，高氏兄弟互相防范有如敌手，也由此可见。

高洋既然深自韬晦，所以不但高澄以为他没有什么能为，连功臣宿将也看他不起。后来，处理高澄被刺事件时，他从容自若、有条不紊的手段便使人大为惊奇；到了晋阳大会文武官时，其神采飞扬，言辞敏洽，更令人刮目相看。他修正高澄时不甚妥当的政令，把高澄亲信的二崔打了一顿鞭子，贬滴到北边任职（二人不久复用，从略）。

高澄死前，已在准备受禅。高洋上了台，皇帝就轮到他做了。东魏武定八年（５５０年）五月，高洋受禅即位。在此之前，自然有封齐郡王，进齐王，进相国，加九锡那一套顺序，笔者就一笔带过了。高洋就是北齐文宣帝。他追尊高欢为高祖神武皇帝（原为太祖献武，后改），高澄为世宗文襄皇帝。那个被废的东魏孝静帝，开头循例封了个王爵，过了一年多，便被杀了。

高洋做皇帝之初，有点励精图治的样子，但是赋役繁重，以致引起淮南人民反抗，此另见有关陈霸先的第五十一篇。他实在是个残酷的暴君，在位的日子稍长，便完全暴露出来了。他恨高隆之以往对他不敬，又恨他不赞成受魏禅，到天保五年（５５４年），听了崔季舒“隆之每见打官司的人故意表示哀怜之意，表示爱莫能助”的谗言，便勃然大怒，把他禁闭在尚书省里。后来又听到一些别的话，便叫壮士把他打了一百多拳，放出后从驾外出，这个花甲老翁即因伤势转重而死。

高洋把娼妇薛氏纳入后宫。这个女人以前到过高岳家里。高洋听人密报，说高岳造的住宅，处处模仿皇宫的格局，就硬说高岳与薛氏有奸情，逼他服毒酒自杀。他对薛氏原极宠爱，一天忽然想起她和高岳有关系，便借此把她杀了。杀了以后，又似怜香惜玉地把死人脑袋放在怀里，宴饮时拿出放在盘子里，对它流泪，说“佳人难得！”

他的行为越来越放纵，有时整天整夜唱歌舞蹈；有时披头散发，穿着胡服；有时骑驴、骑牛、骑骆驼、骑象，都不加鞍子、僵绳；有时要崔季舒、刘桃枝背着他走，一边走，一边击鼓。他高兴到哪里便到哪里，勋戚的府第，市（唐及唐以前，商店只设于特定的商业区—市），居民区，他都要去，走得累了，就在街上或坐或卧。他不怕热，也不怕冷，在夏大的烈日下赤着膊，在冬天的严寒中脱去衣服，狂奔疾走。从者都吃不消，他一点都不在乎。他扩建曹操造的邺城三台（铜雀、金虎、冰井），改称金凤、圣应、崇光，高达二十七丈，台与台之间相距二百余尺，工匠身上都缚着绳子，以防失足。高洋却登上绝顶，跑来跑去，甚至于在上面舞蹈，面无俱色，看的人倒都觉得害怕。他有一次在路上问一个女人：“你看皇帝好不好？”女人不知道他就是皇帝，实话实说：“痴痴颠颠，哪里像个皇帝！”他听了大怒，马上把她杀了。

他到李后家，用鸣镝（响箭）射岳母崔氏，骂道：“我吃醉了连太后也不认得，这个老太婆算什么东西！”还提起马鞭，把她乱打。他用杨愔做宰相，杨愔还是他的姐夫（高欢把女儿嫁给东魏孝静帝，后来高澄又把她嫁给杨愔），但是上厕所时要杨愔递厕筹（相当于今卫生纸的用具）；发脾气时用马鞭打他的背部，弄得袍子上全是血迹。有一天，他手执长矛走马，三次把矛尖对准左巫相斛律金的胸口，斛律金泰然处之，他高兴起来，赐帛一千匹。

高氏妇女，他不问亲琉，都要乱来，有时还要逼她们与左右侍从乱来，不从就杀。

他制作种种杀人工具，有大锅子、长锯，锉刀、碓等，都陈列在殿庭之中。他吃醉了酒，总是要亲手杀人，当作玩耍。杨愔经常把判了死刑的囚犯，关在宫里，叫做“供御囚”。每逢高洋要杀人时，就拉出来让他杀。

高洋的兄弟永安王高浚、上党王高涣，因谏被装进铁笼，关在地牢里，最后被他和刘桃枝用矛乱刺，加上柴火烧死。他对另一个兄弟常山王高演略有忌惮，但也曾把他反绑起来，把刀搁在头颈上，问他：“谁教会你谏的？”高演答道：“天下人都闭紧了嘴，除臣还有谁敢说话？”高洋命人乱棒责打，打了几十棒，他自己酒醉睡着，高演才没有被打死。皇帝残酷，臣子学样，宫吏审案都用酷刑。他又穷兵黩武，打柔然、打突厥，筑长城，争淮南，侵江南，损失兵马数十万，加上修筑三台宫殿，府库蓄积为之一空，到天保之末，连官俸兵晌也不能如数发放了。

天保十年（５５９年）十月，高洋因酗酒成病而死，年三十一岁。发丧之时，群臣号哭，只有声音，没有一个出眼泪的。其子高殷即位，年仅十五岁。高洋临死时，对常山王高演说：“你要夺位就夺，只希望你不要杀侄儿。”这一点倒有点预见性。

高殷只做了十个月皇帝，常山王便夺了他的位子，把乾明元年改为皇建元年（５６０年）。高演就是齐昭帝。侄儿废帝终于死在他的手里。他做了一年刚出头便死了，兄弟长广王高湛即位，是为武成帝。此后的北齐史事，另见第五十二篇。

四六　“五十年中，江表无事”

现在该掉转笔锋来写南朝史了。

“五十年中，江表无事”是庚信《哀江南赋》中的两句。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５０２～５４９年），也很长寿，享年八十六岁。在全部中国古代史上，在位时间如此之长的极为少见；在南北朝短命皇帝极多的时期，梁武帝的长寿更加见得特出。

他处于内部比较稳定的时期，东晋一百零四年，波及建康附近的内战在十次以上；刘宋六十年间有四次；南齐国祚只得二十四年，也有四次。梁在侯景叛乱以前，建康及其附近从来没有战祸。除梁魏邻接地区外，四十六年间（除最后两年侯景叛乱期间），境内平静无事，官叛（梁朝初建时，江州陈伯之反；益州刘季连拒命）民变（如大同八年[５４２年]安成[今江西安福西]刘敬躬以迷信聚众起事）都极罕见，而且发生后很容易平定。同时，北魏国势渐衰，后来又战乱不绝，东西分裂。梁武处于这样良好的内外环境中，却不能有所作为，最后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台城陷落时梁武语）。庚信对此深表惋惜，所以有《哀江南赋》之作。后人读史，也不免感慨系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局呢？答案应当到这四十多年的历史中去找。

梁武帝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人，与南齐帝室同族。他是个文武全才，三十多岁时，与沈约、谢眺等名列“竟陵八友”之中。他在南齐时多次与魏军作战，建武四年（４９７年）任雍州刺史，镇守重镇襄阳。他在东昏侯时，起兵东下，代齐为帝，已见第三十九篇。

萧衍建立梁朝，具有结束南齐后半期混乱局面的意义。他用八友中的沈约、范云做尚书左右仆射，然而他真正任用的是范云。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办事效率极高，也敢直言。萧衍进建康之初，宠爱原东昏侯的余妃，对政事颇有妨碍。范云引汉高祖入关中财帛无所取、妇女无所幸之事进谏，而且不等他同意，便把余妃赐给别人。他在天监二年（５０３年）便死了，享年五十三岁。

范云既死，时人议论梁武一定倚重沈约。但是梁武却认为这位前辈先生（沈约比梁武大二十三岁）尽管“才智纵横”（梁武与范云评沈约语，见《梁书·沈约传》），然而为人轻率。所以只给他做大官，不把国事付托给他。由此可见，梁武初年用人很慎重。

继范云掌机密的是徐勉和周捨。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今河南汝南东南）人，因范云推荐而得任用。他从尚书祠部郎起，历任中书侍郎、尚书吏部郎等官。梁初礼仪损益，多出自他的手中。他留在尚书省内，执掌机密二十多年，一直在梁武的身边办事。他喜欢谈话，一天到晚不停，但是从来不泄漏半点机密。他生活俭约，衣服器用都像寒士。普通五年（５２４年）因故罢官。梁武本意仍要起用，不料他就在这年死了，年五十六岁，死时“内无妻妾，外无田宅，两儿单贫，有过古烈”（梁武表扬他的沼书中语）。

徐勉字修仁，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北）人，齐时，起家国子生，深受名相王俭赏识。萧衍到了建康，用他掌管书记，历任尚书吏部郎、给事中等官。他任吏部尚书时，案上堆满文书，旁边坐满宾客，手不停笔、应对如流。有一天晚上和门人闲一谈，其中一人提出求官，他正色答道：“今天晚上只可以谈风月，不宜涉及公事。”别人都佩服他公正无私。他不经营产业，说别人留财产给子孙，我只留清白给他们。他于大同元年（５３５年）以七十高龄去世。但是从普通六年（５２５年）起，他就因年老多病，“久阙朝觐”（《梁书》本传语），所以他真正掌机密的时间只能算到此时为止。

梁武帝的年号很多，上述范、周、徐三人掌权的时期，大体上相当于天监（元至十八年，５０２～５１９年）、普通（元至七年，５２０～５２６年）期间。这段时间，亦即梁武帝在位的前半期，是梁朝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

继周、徐执掌机密的是朱异。他字彦和，吴郡钱唐（今浙江杭州）人，于《五经》、文史之外，兼通博弈书算，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天监二年（５０３年）他二十一岁时，因有人推荐，受梁武召见，使他谈《孝经》、《周易》。梁武帝对他很欣赏，对左右说：“朱异实异。”从此渐受任用。据《梁书·朱异传》说的“自周捨卒后，异代掌机谋”，可见自普通五年以后，徐勉虽在，但权力已尽归朱异之手。从普通六年到朱异去世，连头带尾共计二十五年。《朱异传》说他居权要三十余年，恐怕多了一点（古代史籍的数字常有不可靠处，用的时候都需要审核，我这里说壮恐怕”，因为周捨在世时，他可能已经参与了机密）。二十五年也够长了，比梁武帝在位期间的一半还多。他是个极能干的人，朝仪国典，诏浩敕书，都归他管。各种文书，不管多到什么地步，他一边看，一边作出决断，一刻儿也不停笔，不消多少时候，诸事便了。

这样能干，当然值得称赞，然而他有两个大问题。一是《朱异传》说的“善窥人主意曲，能阿谀以承上旨，故特被宠任”。这是历代常见，总有些善于揣摩上级心思的人，其结果总是误了国家，误了事业，深可慨叹。

第二，他是一个大大的贪官。他和几个儿子在从潮沟到青溪有一系列宅子，中有台池园囿，可供朱异与宾客游览。他家里堆满了四方“赠送”的财货。吃不完的菜肴，每个月要倒掉十几车。试与徐勉作一比较，就可以知道两人的经济情况有天渊之别。《梁书·徐勉传》收有一篇《诫子书》，其中记有为儿孙造房子的事，说由于儿孙长大成家，原来的宅子不够住了，只得另造两宅，所需的钱不够，只得把在郊区的园子卖掉。从他的自述来看，这位朝廷中的要人的“宦囊”不见得充裕，而朱异就用不着打这种穷算盘。

朝政操在朱异这种人手里，梁朝这所“大厦”自然不免于日趋朽败的命运。试看梁武帝后半期国势不振的状况。

天监十五年（５１６年），浮山堰坏，梁与魏争夺淮南至此告一段落（已见第四十二篇）。从天监十六年到普通四年（５１７～５２３年），梁限于国力，不再作进取的打算；魏则政争迭起（参见第四十一、四十三篇），无暇南顾，最后爆发了六镇起义。普通五年，梁武帝见北方大乱，雄心勃勃地出兵攻魏。这是他在位的第二十三年，正当前后两半期的分界点上。

梁朝的军事机器运转得并不很灵。六月，命豫州（合肥）刺史裴邃督征讨诸军事。从八月起，捷报不断，攻克的地方很多，但都是些小据点，而像寿阳、涡阳、淮阳、郢州（义阳，今信阳）等要地，却都没有打下来。后来裴邃曾以三千骑打进了寿阳外郭城，与守军一日九战，因后续部队没有跟上，只得退出。李国兴等也曾攻克义阳三关，然而围郢州将近一百天，终于因北魏援军到达而撤走。

普通六年（５２５年）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降梁。这是梁的一大收获。同时，裴邃攻克新蔡（今属河南）、郑城（今安徽颖上），汝水、颖水之间，纷起响应的不乏其人。魏河间王元琛等救寿阳，也被裴邃打败。

梁朝没有把有利的形势发展下去，反而把它断送掉了。武帝派皇子豫章王萧综进驻彭城，总督各军。萧综的母亲吴淑媛原是南齐东昏侯的宠姬，她被梁武帝占有后七个月就生下了萧综，故萧综的父亲是东昏侯还是梁武，是有疑问的。萧综长大后，为知道自己血脉所系，曾偷偷地掘开东昏侯坟墓，做“割血沥骨”的试验，又杀死一个儿子，作对照试验，从此就深信自己是东昏侯的儿子，而把梁武帝视为仇人。宫里知道他的情况的人很多，但是没有人敢告诉武帝。他多次要求担任边防职务，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他到彭城不久，便派密使向魏求降。北魏方而起初不信，拖延了许多时候。六月初七夜，萧综私出彭城，徒步投敌（他久已在内室铺了沙，赤足练走，练成一大能走三百里的铁脚板）。次日，城内众官不见主帅出来，正在莫明其妙之际，只听见城外魏军高声喊叫：“豫章王已经在我军营里了，尔等还呆在那里干吗？”城里等不到王爷，没有人作主，就此各走各的，自行溃散，重新出现了天监五年洛口之役自己打败自己的局面（见第四十二篇）。魏军不战而收复彭城，追击到宿预（今江苏宿迁东南）方才收兵。梁军损失了十之七八的兵力，只有陈庆之一军全师而回。

梁朝在五月间还有一重大损失，即名将裴邃去世。他字渊明，河东闻喜人，从祖父时起，一直住在寿阳。齐末，裴叔业降魏，他被迫北迁，曾受宣武帝任为太守等官。梁初，他利用从守寿阳之便，自拔南归，天监中屡立战功。当时的名将活到普通年间的只有他一人。

北伐停顿了。普通七年（５２６年）七月，浮山堰旧址发洪水，寿阳城几被淹没。梁武帝知道这情况后，使豫州刺史夏侯亶等攻寿阳。十一月，魏寿阳守将李宪投降。梁共得五十二城、男女七万五千口，豫州自此从合肥还治寿阳。我们若联系梁初争淮南的情形来，梁从天监三年（５０４年）起，就试图夺回寿阳，至此已历二十二年，才因魏北方战乱（普通七年正是葛荣称帝之年）和淮河洪水的有利条件而达到目的。这年，梁军还进攻彭城、新野等地，但都没有拿下。

大通元年（５２７年），北魏内乱更烈，葛荣打破信都，进攻邺城；原来镇压起义军的大将萧宝寅在长安称帝；其余倏起倏灭的反魏起事还有多起。梁朝在此条件下继续进攻，才于其年十月取得东豫州广陵（今河南息县）和涡阳（今安徽蒙城）。涡阳一役，梁将曹仲宗等听到魏援军到达，怕腹背受敌，已经准备撤退，幸得陈庆之坚持，才得成功。陈庆之批评曹仲宗等说：“今诸君皆无斗心，只想退缩，这样哪里是要建立功名的样子，不过是借行军之名掳掠而已！”他的批评直抉梁军弱点，可见当时优秀的将帅是极少的。而陈庆之之所以能迫使曹仲宗等听从，是因为他有一样“秘密武器”，他说：“庆之另有密敕在此，诸君如果定要班师的话，立即依救执行！”曹仲宗等才不敢不听。他身边到底有没有密敕，谁知道。不过他是有来头的，从小跟随萧衍，是头等亲信人士，他说有密敕，谁敢不信！

大通二年，北魏发生了皇太后与大批朝士被屠杀的河阴事件（见第四十一篇），几乎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郢州（义阳）刺史元显达、汝南王元悦、临淮王元彧、北海王元颜等都投降梁朝。这在南朝是从来未有的大好形势。然而曹义宗围魏荆州（今河南邓州）三年不能下，而且因魏援军到达，兵败被擒。魏泰山太守羊侃降梁，因没有南军接应，只能突围出瑕丘（兖州）南奔。这都是在可以大有作为的时候而不能大有作为的证明。

这时有一次震动南北的行动，即大通二年十月至中大通元年闰六月（５２８～５２９年）陈庆之送元颢回洛阳的行动。

梁武帝使北海王元颢为魏王，命陈庆之领兵七千人送他北上。他们从铚县（在今安徽濉溪县南）出发，进拔荥城（在今河南雎阳南），到雎阳，击败魏军丘大千七万之众。元颢在雎阳城南即皇帝位。陈庆之进破济阴王元晖业，克考城（今河南民权东北），继续西进。魏杨昱守荥阳，有兵七万。陈庆之第一次进攻，没有打下来。魏元天穆和尔朱吐没儿的大军陆续将到，梁军将士都很害怕。陈庆之命将士稍事休息，把马也喂饱，然后鼓动大家，说：“我们一路上屠城略地，确实不少。诸君杀死人家的父兄，掳掠人家的子女，又不计其数。天穆所部都是我们的仇人。我军只有七千人，敌军有三十多万，若不决死一战，绝无生路。胡人马多，不可同他们在平原上野战，必须在他们没有全部到达之时，打破城池。诸君切勿迟疑，以致成为人家刀砧上的鱼肉！”

全军将士听了他的讲话，都情绪激昂，摩拳擦掌。他趁热打铁，擂鼓进攻。将士前仆后继，攀登城垣，很快玫克荥阳，擒获杨昱。元天穆等大队赶到时，城池已在梁军手里。陈庆之背靠城垣掩护，率领三千骑兵出击，大破元天穆、尔朱吐没儿军。陈庆之又乘胜进攻，魏虎牢守将尔朱世隆弃城逃走，梁军不战而得虎牢。

魏孝庄帝在洛阳呆不下去了，遂渡黄河北走，逃往河内（今河南沁阳）。留守洛阳的魏官备了法驾，迎接元颢。五月二十五日，元颢进入洛阳宫。从铚县到洛阳，陈庆之军共取三十二城，作战四十一七次，战无不胜。这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然而孤军深入，毕竟难以持久。陈庆之深知自身的弱点，想要求梁武帝增援，并请求元颢命令各州把陷没的南方人都送到洛阳，以及时补充兵员。但是元颢得了洛阳，不肯再听陈庆之的话，而且怕庆之自行向建康请求增兵，就先向梁武帝上表，说毋须加兵，以免牵累百姓。梁武帝听了他的话，便没有再派兵北上。闰六月，尔朱荣大军渡河南下，陈庆之寡不敌众，只得撤走，所得各城，一下子全为北魏收复。陈庆之部几千人在追兵和大水的冲击下，几乎全部损失。陈庆之剃掉须发，化装成一个和尚，才得逃回建康。元颢逃离洛阳，也为魏人所杀。

这次行动，陈庆之创造了一个奇迹；梁武帝作了一个荒唐的决策，毫无道理地断送了一支精兵。

在以后的十多年中，北方多事，到梁中大通六年（５３４年），分为东、西二魏，双方恶战。在此期间，北朝对南朝的攻掠仍有所闻。梁中大通五年（５３３年），魏荆州刺史贺拔胜攻陷梁雍州城戍多处，沔北多化为丘墟，为患惨烈。大同二年（５３６年），梁武帝曾下诏伐东魏，其实并没有动静，大概是听说东魏将要南侵而虚张声势。但东魏南道行台侯景却真的于了起来，率兵七万攻楚州（今河南妆南附近），俘获刺史桓和，进军淮上。司州刺史陈庆之出兵反击，把侯景打得连辎重也丢掉，使其赶紧逃走。接着，梁武帝便宣布停止北伐。他丝毫没有用兵的意思，是明显的事实。

很快过了十年。太清元年（５４７年）正月，梁武帝做了一个梦，梦见中原州郡长官献地投降，满朝庆贺。他告诉朱异，而且说：“我难得做梦，做了梦必有事实。”朱异何等善于奉承，马上说道：“这是天下一统的预兆。”梁武做这个梦，说明他内心很想把中原收入版图，但是国力不足以实现这愿望，就只能做做梦了。

可事又凑巧，这年二月，侯景派丁和到建康，声称与高澄有怨，愿意降梁，“黄河以南，皆臣所职，易同反掌。”梁武的梦想可以成真了。他当然高兴，尽管一时还拿不准，曾自言自语道：“我国家金欧无缺，现在忽然受侯景献地，到底是好是坏？万一有点意外，悔之何及？”朱异在旁听了，他知道武帝意在受降，就顺着他的思路，说“若拒而不纳，恐绝后来之望，愿陛下无疑”。受降就此决定，梁武帝即封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又派羊鸦仁领兵进向悬瓠（今河南汝南），运粮接济侯景。

侯景降梁前，曾先降西魏，降梁后，再求西魏派兵援助，首鼠两端，毫无信义可言。西魏王悦看穿侯景此人“所图甚大，终不为人下。且彼能背德于高氏，岂肯尽节于朝廷！”他劝宇文泰切勿“益之以势，援之以兵”，指出援助侯景，必将“贻笑将来”。宇文泰认为他说得对，便召侯景到长安。侯景不去，他与西魏的关系就断了。

梁朝难道没有像王悦这样见识的人。有是肯定有的，但朱异当道，梁武帝怎么听得到这样的言论？就是听到了，他又怎么肯信呢？

梁武帝的兴致正高。七月，梁军进入悬瓠。八月，下诏伐东魏，以贞阳侯萧渊明（梁武帝兄萧懿之子）任元帅。萧渊明根本不懂得军事，和诸将会议，只会说“临时制宜”。其时梁朝众将，只有羊侃一人深通韬略（陈庆之已于大同五年去世），他屡次建议抓住战机出击，萧渊明都不肯听。自己不懂，又不听内行的话，这个仗怎么打？羊侃料定非败不可，便率领所部，另立营头。

梁武帝的方略是，先攻下彭城，再和在悬瓠的侯景分头北进。东魏得讯后，高岳、慕容绍宗即往救彭城：十一月十三日，慕容绍宗进攻离彭城十八里的梁军驻地寒山。他先攻郭凤一营。萧渊明吃醉了酒，起不得身，命众将往救，都不敢动，只有胡贵孙一军奋勇出战。魏军受挫退却，梁军却产生轻敌情绪，深入穷追，乱了阵脚。慕容绍宗本来怕敌不过南军，嘱咐所部：“我准备佯装退却，诱敌深入，你们就打他的侧背。”这时魏军将士当慕容绍宗是用计，争先出击，前后夹攻，把梁军打得大败。萧渊明被擒时，不知酒醒了没有。梁军损失好几万兵力，只有羊侃一军全师而归。

十二月，慕容绍宗移军攻侯景。涡阳之战，慕容绍宗兵败，与侯景夹涡水相持。太清三年（５４９年）正月，侯部缺粮，坚持不下去了。慕容绍宗用攻心战术，告诉侯部将士：“你们的家属安好，反正后照旧任用。”于是侯部溃散，侯景仓皇渡淮南走，投奔梁朝去了。羊鸦仁得讯，也放弃悬瓠南撤。

寒山兵败的消息报到建康，梁武帝正在睡午觉，被宦官唤醒，说朱异有急事要报。他到前殿阁子里，听到了“韩山失律”，大吃一惊，险些从坐床上跌将下来，宦官连忙扶住。他坐定后叹道：“难道我会蹈晋室的覆辙吗？”

其实事情还可以补救，东魏并没有大举南侵的野心，侯景只剩下一小撮残部，然而梁武帝竟一错再错，把“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的大好局面，断送得干干净净，问题究竟在哪里？难道只是用了一个朱异之故吗？不是的，根子在他自己身上。早在大同十一年（５４５年），散骑常侍贺琛已经在他耳边大喝一声，叫他不要自我感觉太好。

贺琛也是梁武帝身边的红人。他字国宝，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精熟“三礼”（《礼记》、《周礼》、《仪礼》），曾在家乡聚徒教授。在朝中，梁武帝经常和他长谈，当时有“上殿不下有贺雅”的说法。贺雅是人家替他起的别号。这次他上的奏章却使武帝大发雷霆，立刻口授一道敕文，把贺琛大骂一顿。

贺琛的奏章指出了一些时弊。一是户口减少。国家派遣名目繁多的使臣，大州大县经常要接待十来个，他们到处勒索，于是州逼郡，郡逼县，层层榨取。民不堪命，只得逃亡。二是风俗侈靡，官吏越来越贪婪。三是官吏以榨取为能事，鱼肉百姓，作威作福。四是干了若干不该做的事情，浪费了人力物力，以致天下无事而竞财政拮据。

贺琛的指责并不尖锐，批评的范围也并不广。但梁武帝自以为是个有道明君，已经把国家治理得尽善尽美，至于百姓有穷有富，官吏有好有坏，他以为都是常情，不能把整个局面说成一团漆黑。

这一道敕实在是篇天下奇文。梁武在敕中自夸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皇帝。他说自己已有三十多年不和女人在一间屋子里睡觉。你看：皇帝一般都好色，谁能像他那样清心寡欲！他又说平生不饮酒，不听音乐，宫里没有雕饰之物。他说自己三更天便起来办事，事情忙的时候，到日落西山的时候才吃东西，且通常一天只吃一餐。从前腰大十围，现在只剩二尺多。他声称：凡此种种，“为谁为之，救物故也。”把自己说得好极了！

梁武帝是不是有意骗人？不，他说的是真话。但是尽管他本人十分刻苦，他还是把梁朝弄糟了。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无法作全面的分析，只能简单地讲三点。

第一是在位日久之后，只听得进符合自己意向的话。这不需要再举具体事实了。

第二，他是一个佛教徒。佛教要普渡众生，要求人们以慈悲为怀。但是梁武帝做的许多事情都有悖于佛教的教义。

早在天监三年（５０４年），他就率领僧俗二万人，发愿舍道归佛。十六年，规定宗庙祭祀用面代牲。大通元年（５２７年），他到庙里“舍身”，过了三天回宫。中大通元年（５２９年）。再次舍身，由群臣出一亿万钱把“皇帝菩萨”赎出去。太清元年（５４７年），最后一次舍身，住在庙里达三十七天。此外还多次到庙里讲经。他长斋不吃鱼和肉。他每次批准了重罪后，总是整天为之愁眉不展。

往《资治通鉴》的胡三省对梁武帝这些行为作出过中肯的批评。他说：“万机之事，不可一日旷废”，“舍身”之类的行为显然与政事有碍。胡三省又说：“洛口之败死了多少人？浮山堰之役死了多少人？寒山之败又死了多少人？……把无辜之人驱向死地，不但为儒、道所不许，而且是佛教的罪人。所作所为如此，却为批一件重案而整天愁眉不展，吾谁欺？欺天乎！”（见《资怡通鉴》卷一五九大同十一年条注）胡三省的话讲得痛快极了，萧衍实在是佛教的罪人。

第三，梁武帝对王公贵族非常宽容，对这些人误国家、害百姓的行为，采取包庇放纵的态度。这个问题，天监十年（５１１年），有个秣陵老人就对他说了。这位老人拦住车驾，说：“陛下执法，对百姓严，对权贵宽，这不是长久之道。如果能够反其道而行之，天下人就有福了。”这是应该写进政治学教科书的至理名言。

洛口兵溃是他的六弟萧宏造成的（详见第四十二篇），他不加罪责。但是听到萧宏私藏军械的传言，却非去调查不可。他派人送酒席到临川王府里，说要去和他欢宴。酒到半酣，说要到后房走走。萧宏怕他看见了一百多间库房里的巨额财富，要查问来历，吓得脸色都变了。梁武帝见此模样，更加疑是军械。不料查看下来，光是钱库就有三十多间，每间藏钱一千万，分为十堆，共有钱三亿余。梁武帝见没有军械，非常高兴，赞道：“阿六，你的生计好啊！”

萧宏的财富来自何处？史籍上记载了其中之一，便是高利贷。他在建康设“邸”几十所，放债取息，到期不能立即偿还，便夺占债务人的财产。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恶霸，梁武帝对他却十分庇护，让他无所顾忌地祸国殃民。

萧正德是又一个例子。梁武帝三十七岁才生长子萧统，在此之前领养过侄儿正德。梁朝建国后，武帝就立萧统做皇太子（昭明太子）。萧正德因此怨恨，一度逃投北魏，又因在北方不受重视，逃回江南。梁武帝不惩办他的叛国重罪，只骂了他一通，骂的时候自己还哭，以后又恢复他的封爵，任他做吴郡太守。以后他与侯景狠狈为奸（见第四十七篇），可以说是梁武帝姑息养奸造成的恶果。

叛国大罪可以轻轻放过，王侯自然更加目无法纪，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的，有在黑夜公然抢劫的，有包庇隐藏亡命之徒的。梁武帝并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不愿意追究惩治。

可他对老百姓却不是这样宽大的。王侯作恶，不加追究，便是不爱百姓。现在再举一个徭役的例子。中大通二年（５３０年），要征发吴郡、吴兴、义兴三郡民丁开河。太子萧统要求停工，他说：“今征戍未归，强丁疏少……吏一呼门，动为民蠹。”又说：“吴兴累年失收，民颇流移。”三吴号为富庶之区，人民苦于天灾人祸的状况，由此已可想见。武帝有没有听他而停工，未见记载，只有“优诏以喻”的下文而已。听讼是国家的大事。春秋鲁国曹刿以庄公“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为“忠之属也”（公正断案，能得民心），从而断定“可以一战”（《左传·庄公十年》）。梁武帝同鲁庄公相反，不关心刑狱。公卿大臣都不以听讼为意，于是贪官污吏可以为所欲为，冤案很多。囚徒有财力行贿，可以解除刑具，宽松度日；拿不出钱行贿的，真的有病，也得戴着刑具做苦工。

综合起来看，梁武帝初年，任用得人，有积极进取的志向，不失为南北朝时期一个较为英明的君主。在位长久以后，朝中王侯贵族贪纵横暴；执政作威作福，招权纳贿；民间赋役繁重，户口流亡；武帝本人志气消沉，而自信之心甚于早年，虽能摒除嗜欲，却无益于政事。整个国家像一所大厦，外表堂皇，骨子里已经朽败，一旦有外力冲激，就会坍塌下来。这就是６世纪中叶的梁朝。

四七　侯景乱梁

梁武帝太清二年（５４８年）止月，侯景于涡水大败（见第四十六篇）以后，逃到淮河南岸，身边只有八百名残部，也不知要到哪里去为好。这时，一向对南豫州（寿阳）监州事韦黯不满的马头（在寿阳西北）戍主刘神茂听说侯景来到，却非常高兴，就赶去参见，还献上一条袭据寿阳的奸计。侯景大喜，到了寿阳城下，派人进城，劝韦黯开门接待，只说河南王是朝廷的客人，若不接他进城，万一魏兵追到，河南王有失，朝廷定要见怪。韦黯信了，打开城门。侯景一进城，就夺了韦黯的权，占领了寿阳。

梁朝中断定侯景不可靠的有识之士大有其人。袭占城池之举已经露出跋扈的端倪，然而梁武帝却就此任命他做南豫州牧，大大地助长了他的气焰。

高澄不想和梁打下去，梁武帝也有同感，双方接触频繁。侯景担心他们会把他当作交易的筹码，就向梁武帝上书，说“陛下复与高氏连和，使臣何地自处？”梁武帝答书表示，议和归议和，对侯景则“大义已定”，决不会抛弃他，要他放心。但侯景不放心，就伪造高氏来信，说是要求用俘获的萧渊明（梁武帝侄）与梁交换侯景，向朝廷试探。梁武帝和朱异都同意，还写了回信，说是“贞阳旦至，侯景夕返”。侯景拿到了这封信，对左右说：“我早已料到吴老公的心肠薄得很！”这件事，梁朝君臣愚蠢得不可救药。既然口口声声要侯景放心，怎么一下子又准备把他交出去。侯景伪造邺城来信，有来人，有来书，稍加审核，必有疑窦，怎么会给他瞒过，岂不是蠢得不可救药。经过这番试探，侯景不反也要反了。

梁朝君臣对待侯景的办法实在使人难以理解。他在寿阳有所需索，朝廷并不拒绝。他要一万匹锦替军人做袍子，朱异照数发给，只是用青布代锦。他不算一下，一万匹可以做多少件袍子，一算就可以知道他在大举扩军了。他嫌朝廷发的武器不好（可见是发了武器），请求派京里东冶（铁工场）的工匠到寿阳去重造，朝廷也不拒绝。侯景本来兵微将寡，朝廷帮他武装起来，这叫做“资寇兵而赉盗粮”。

侯景在寿阳的行为明显是非法的，他把所属各城的居民都招来当兵，把百姓的女子配给将士。寿阳距长江不过五百里，难道朝廷一无所闻？

侯景的家属都在北方。他要求与王、谢大族通婚，梁武帝不婉转地拒绝，却直说：“王、谢门第太高，朱、张以下可以考虑（江南大族以朱、张、顾、陆为首）。”侯景哪里听得进这种话，怒道：“总有把吴中儿女配给奴隶的一天！”看不起侯景，又何必去刺激他呢？这位老翁（太清二年梁武帝八十五岁）太不懂得北方武将的心理了。

侯景知道临贺王萧正德对伯父皇帝有怨，又知道所部徐思玉在北方时与萧正德相识（萧正德曾逃奔北魏，见前篇），便使徐思玉与萧正德联系，表示愿意拥立他做皇帝。天下哪有自己抢到了地盘拱手奉送给别人的事情！萧正德却利令智昏，以为侯景当真要拥戴他，就此上了贼船。

合州（今合肥）刺史鄱阳王萧范几次密报侯景要反，梁武帝和朱异都不相信。羊鸦仁从悬瓠撤退后，曾受梁武斥责，他不敢回义阳，便留屯淮上。侯景就约他一同造反，他立即向朝廷报告，并且把侯景的使者押解到建康。侯景谋反已经有了确实证据，对此朱异仍不以为意，说：“侯景只有几百名残兵败将，有何能为！”朝廷甚至把使者发回寿阳，不把它看作严重问题。侯景更加肆无忌惮，反咬一口，说羊鸦仁诬告该杀，公然要求扩大辖区，否则就要率兵临江，进向闽越，让朝廷难堪了。这是向朝廷提出的“最后通牒”。梁武帝却使朱异对侯景的使者口头传达他的话，说：“譬如寻常穷人家，有三个、五个客人，还相处得好。朕只有一个客人，惹得他生气，这是朕的过失。”同时厚加赏赐。侯景何等凶恶狡猾，以前高欢如何对他防范，梁武帝不会不知道吧，此刻却以为打个招呼，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无知到了可怕的程度。

八月初十，侯景在寿阳起兵造反，以讨伐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名。这几个都是公众痛恨的坏蛋。少府掌管宫中服御的东西，制局监管器仗兵役，业务都和商贾有往来。这几个人以苛刻闻名，民间怨气很大。东宫官和民间一般没有多少关系，陆验的坏名声是在做少府丞时得来的。

梁武帝知道侯景造反后，命儿子邵陵王萧纶做大都督，率领四路兵马，进行讨伐，以为笃定可以扑灭。

侯景与心腹谋士王伟商议，王伟主张放弃寿阳，直取建康。九月二十五日，他以打猎为名，出了寿阳城；十月初三，袭陷谯州（今安徽滁州）；二十日，兵到江边的历阳（今和县），太守庄铁投降。从这过程来看，萧纶等将帅在一个半月简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如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进军寿阳，侯景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

朝廷到十月十三日才派王质领三千兵到江边巡逻。历阳失守后，梁武帝召见都官尚书羊侃，问用兵方略。羊侃主张立即派兵扼守采石，阻敌渡江，一面命萧纶袭取寿阳，使侯景既不能进，又无处可归，乌合之众必然瓦解。朱异却说侯景绝对不会有渡河的意向，把羊侃的意见当作耳边风。

当然，梁武帝并不是丝毫不作军事准备，荒唐的是派一个投奔过北魏的萧正德做平北将军，都督京师诸军事。萧正德便利用职权，调集了几十只大船，供侯景军渡江之用。采石也不是完全没有人防守，王质巡江，采石就归他扼守。名将陈庆之的儿子陈听从外任回京师，他怕王质守不住采石，提议要加强兵力。梁武帝就派他去镇守采石。可王质接到调令，不等下任到达就走了。侯景得到谍报，确知采石没有军队防守，于十月二十二日用萧正德备下的船，从容渡江，到了采石。这时，侯景全军只有八千人和几百匹马。

当天晚上，朝廷宣布戒严。太子萧纶受命指挥军事，建康进入了战时状态。梁朝建国以来已有四十七年，江南无事，公卿百姓没有经历过战乱，突然之间，叛军兵临城下，人心慌乱。城外百姓纷纷逃进城内，秩序大乱。太子能够依靠的只有羊侃一人。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甫（今山东泰安东南）人，祖父羊规于刘宋时因主将薛安都降魏，无法脱身，在魏为官。父亲羊祉也做了魏官，但经常教育子弟，要寻机会归南朝。羊侃在魏任泰山太守，于梁大通二年（５２８年）投梁。他是个文武全才的人物，爱读《春秋左传》和《孙子兵法》，马上能使两丈四尺长的两刃矟。他是当时建康城中惟一富有军事经验的人才，指挥作战，在他已是责无旁贷。

太子和羊侃都不知道萧正德附敌，让他负责扼守建康朝南的正门宣阳门。侯景军在秦淮河南岸，萧正德的部将让侯部安渡朱雀航（秦淮河上的浮桥）。萧正德开门揖敌（不是笔者掉文，是萧正德见了侯景真的在马上作揖），于是侯部直逼台城（官城）脚下。至此双方还没有发生过战斗。宣阳门外，朱雀航北，原有庚信带的三千多人，位于萧正德部和侯部之间。但庚信只会做诗赋，他和部下都从来没有经过战阵，对岸射来一阵箭，有一支正中庚信身边的门柱，庚信正吃甘蔗，一惊甘蔗落地，就转身逃走。这支兵（本来不是兵，是宫中文武人员杂凑起来的队伍）马上溃散。守石头城的萧大春（武帝孙）听见台城吃紧，便逃往京口去了，接着部将便降了侯景。若不是羊侃诈称接到飞箭射来的信件，说萧纶、萧渊藻（武帝侄，《梁书·本传》避唐高祖讳，省去“渊”字）的救兵即将到达，台城里面人心稍定，那很可能会被叛军打进去，在当天就结束战局的。其实萧纶还在淮南，萧渊藻在京口（今镇江），他们都不知道建康已危急到了这种地步。

这天是十月二十四日。次日，侯景包围进攻台城，鼓声、喊声，震天动地。叛军放火烧门，羊侃就命在门的上部凿洞，从洞里放水灭火。还有一位将军率领了几名勇士，翻城出去，浇水把火扑灭。叛军又挥动大斧劈一扇门，门快被劈开了，羊侃就在这扇门上钻个洞，伸矛刺杀了两名敌兵，敌兵才不敢再上前劈门。

东宫在叛军占领区内。侯景把东宫的几百名歌舞奏乐的女子，分给军士奸淫取乐。东宫离台城的城墙很近，叛军爬上屋顶，朝城里射箭。到了夜里，侯景在东宫里摆上酒席，饮酒作乐。太子怒极，命人放火烧东宫。侯景也放火烧毁了几处宫署。台城外面，遍地瓦砾。东宫原来富有藏书，此时都化为劫灰，随风飘扬。

二十六日，侯景用几百只木驴攻城。所谓木驴，是一丈多长、有六条腿的木头架子，“驴”身上面蒙上浸湿的牛皮，下面藏六名军士。他们靠“驴”身掩护，在城墙下破坏城墙。羊侃见此，命城上兵士投掷石块，把木驴砸得粉碎，军士也被打死打伤。侯景又改用尖顶的木驴，石块打不坏。羊侃就命兵士扎火把，插上箭镞，浇上油，涂上蜡，点上火，重重地抛下去。这个东西叫做“雉尾炬”。箭做插到木驴身上，大火延烧，一会儿就烧成焦炭。侯景又造了十多丈高的登城楼，推到城边，使军士在楼上向城里射箭。守军看见那么高的车子向城墙逼近，无不惊骇。羊侃叫兵士放心，他说：“车子高大沉重，城边的壕沟填得不实，到了城边，一定会倒。”果然，登城楼被推到壕上便倒下了。

侯景猛攻两天，打不开台城，又死伤了许多兵士。他只得改变战术，筑起营垒，隔断内外联络，准备长期作战。他射箭书到城里，只说杀了朱异等便肯解围。城里也射赏格出去，“有能献侯景首级的，即授侯景所任官职，并赏钱一万万、布绢各一万匹。”

羊侃的儿子羊（族鸟）在城外被侯景抓到。侯景把他押到城下，逼羊侃投降。羊侃大义凛然，不为所动，说：“尽管把他杀掉好了！”过了几天，他又被押来。羊侃对儿子说：“我以为你早已死了，怎么还在！”拿起弓来要射。侯景知道杀他不起什么作用，反倒没有杀他。

十一月初一，萧正德即位做“皇帝”，任命侯景做丞相。他自以为圆了皇帝梦，侯景却在心里觉得好笑。

半个多月过去了，战局仍旧没有进展。侯景心中焦急，既怕四方援军，又因石头城和常平仓的存粮都已经吃光，就命兵士抢劫民间粮食和金帛子女，准备再次发动猛攻。十一月初八，侯景命令在台城东西两面堆起土山，兵士把城外居民赶出来运士筑山，手脚慢一点就打，跌倒了就把上倒上去，将尸体当建筑材料用，到处只听见号哭的声音。城里也筑起土山，太子、亲王以下的人都背土夯土，山上筑楼，招募两千敢死队，多穿衣服，披上铠甲，登山作战。事不凑巧，打了几天，忽然天降大雨，城里的土山坍了。叛军乘势进逼，羊侃立即命令把手头身边任何可以燃烧的东西，点上火，投掷出去，形成一条火焰阵线，把叛军阻住，同时在里面赶筑一道城墙，台城才得保住。

侯景利用家奴怨恨主人的心理，宣称凡是家奴来投降的，一律解除家奴的身份。他找到一个朱异的家奴，任为仪同三司（意思是不是三公官而得享受三公官的待遇，起初不是正式官名，曹魏才用作官名），让他身穿锦袍，骑上骏马，在城下喊着朱异骂：“你做了三十年官，才做上中领军，我刚跟侯王，已经做仪同了。”城里王公大臣家的家奴听了，三天工夫，逃出去有上千人。侯景都厚加赏赐，这些人也都愿意为“侯王”尽力。其实这些人是被利用了，他们何尝真的翻了身！侯景失败后，他们不知有几个能够脱身，绝大部分肯定是为他殉葬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黎明，第一批援军在城东的蒋山（今江苏南京市钟山）出现。他们来得真慢，但是总算来了，这支兵就是原定攻寿阳的邵陵王萧纶的部队。他们兜了不少圈子，先是到了钟离，打算从那里攻寿阳；在钟离听到侯景已在采石渡长江，日夜赶奔而来。他们渡江时碰上风浪，损失了一两成人马；后在京口又集结了三万人马，便继续向建康推进（根据在京口集结一点，可知他们没有走采石一路，而是先往东再往西，自然走不快了）。最后，又在晚上走错路，迂回了二十多里，没有实现“径指蒋山，突据广莫门（台城北面偏东的门），出贼不意”的预定目标。然而，援军的到达，仍给侯景造成很大的威胁。他把抢得的妇女、珍宝都集中到石头城（石头城位于建康城西面江边），并备好船，以便战败好走。

当天两军交锋，萧纶占了上风。二十八日，进到玄武湖旁（台城在玄武湖南），却又一战大败，萧纶手下只剩一千多人，只好东撤。

二十九日，萧嗣（合州刺史萧范子）与西豫州刺史裴之高等军到达，在长江中的蔡洲驻扎，等待上游各军。

在此紧要关头，五十四岁的老将军羊侃去世。城里失去了惟一的优秀指挥官，又不知道有没有援军到达，上上下下，都很紧张。侯景知道援军会越来越多，想赶快打下台城，日夜赶造攻城器械。从十二月十一日起，连续猛攻了十多天，城中一个下级军官吴景精通对付各种攻具和攻击手段的办法，使叛军死伤惨重，保全了台城。十二月二十三日，叛军烧毁攻具，停止进攻。但是有一个投敌的将官教侯景引玄武湖水灌台城，侯景照此做后，皇宫前面积了很深的水，城里的人处境更加困难了。

援军实在来得太慢。荆州是上游重镇，荆州刺史是武帝的儿子湘东王萧绎。他派儿子萧方等仅领兵万人救建康，而且是在十二月十四日才从公安（今湖北公安北）出发，其时台城被围已达四十九天。这位七王爷（萧绎排行第七）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尽管人家不说，大致也猜得出几分。

不过，急速赶来的也有。韦粲，字长倩，是梁初名将韦叡的孙子，在老远的衡州做刺史。他奉命回建康任散骑常侍，走到庐凌（今江西吉安）时，得到侯景叛变的消息，就立即率领所部五千精兵加速东进。到豫章（今南昌），又知道叛军已经渡江，心情更加焦急。江州刺史萧大心（萧纲子）请他议事，他赶去后两人商定，大心留江州接应，派柳昕领兵二千人跟韦粲到建康。他们没有拖延救援的时间。

司州刺史柳仲礼是韦粲的表弟，他也率步骑一万余人来到建康。年三十夜，韦粲、柳仲礼以及羊鸦仁、裴之高等军都先后赶到了，共有十多万人，在秦淮河南驻扎。根据韦粲的提议，推柳仲礼做大都督。

太清三年（５４９年）正月初一，两军在建康郊区的青塘激战。韦粲军受大雾影响，一度迷路。侯景望见韦部手忙脚乱地建立营栅，就猛扑过来，冲进韦粲大营。韦粲不肯退避，与儿子、三个兄弟、一个堂弟都力战而死。柳仲礼得报，赶往援助、与侯景军苦战，斩首数百级，叛军因逃窜沉死在秦淮河中的就有一千多人。柳仲礼是员勇将，他几乎刺中侯景，不幸被敌将偷袭，肩部中了一刀，若非部将来救，险些遇害。这一战使侯景不敢再渡秦淮河，但援军损失了一位优秀的将领，还有柳仲礼身受重伤，援军也丧失了勇气。

在以后的几天里，又有援军陆续到达。萧纶收拾余部，会合京口方面各军，进到秦淮河南岸。这时，湘东王派的萧方等、王僧辩军，还有远从高州（今广东阳江市西）、天门（今湖南石门）等地来的援军也先后赶到。萧嗣的左右李朗用苦肉计，先吃了一顿鞭子，凭伤投敌，取得信任，然后设法进到城里。正月中旬，城里知道城外已有大量援军，人心为之一振。

形势已对梁朝有利，但梁朝没有一位能够利用有利条件的帅才。援军缺乏统一指挥，大都督柳仲礼为人粗暴，待人无礼，众将不服。宗室王、公、侯之间，也互相猜忌，不能合作。军队虽多，却像一盘散沙，发挥不出力量。军队的纪律也不好，一踏上秦淮河北岸便随便掳掠。建康士民本来把援军当救星，见了这等情形，又都大失所望。

局势僵持到太清三年二月，双方都精疲力尽，很难再打下去。

政府方面：战争爆发时，大家怕绝粮，人人出去运米，一共积了四十万斛；各官衙的钱帛，集中起来，共五十万亿。但是没有储备燃料、草料以及鱼盐等物资。结果只能拆了房子当柴烧，把垫床铺的草抽出来饲马，用完了只好给马吃饭。没有菜，军人捉老鼠、麻雀，杀马，甚至煮皮革制的甲，把人肉和马肉混在一起烧吃。城中原有十多万人，其中能够参与战斗的只有两万多人二三个多月下来，许多人浮肿气急，兵士不满四千人，中间还有许多病号，人死了十之八九，横尸满路，无法掩埋。

叛军方面：侯景军也缺粮，抢也没有抢处。东城的存粮够吃一年，但被援军断了路，无法运来：侯景又听见荆州兵将到，更加着急恐慌。

在此情形之下，王伟向侯景提出一条求和缓兵之计，即利用求和，把东城的米运进石头城；休整兵马，等对方懈怠的时候，再一举击破。侯景大喜，依计行事。

梁武帝还有点英雄气概，听说议和，便怒道：“和不如死！”太子萧纲再三要求允许议和，梁武帝踌躇了许久，才说：“你去办吧，只是不要为千载之后的人所笑！”其时朱异已死，中领军傅岐力待异议，说这明明是缓兵之计，千万不可相信。但是萧纲主意已定，再也听不进忠良的劝告。

二月于三日，双方派人在城外会盟。然而，侯景并不解围，更不渡江北撤，只是抢运粮食。湘东王萧绎率领的荆州主力部队在即州武城（今湖北黄破东南）已经驻扎了一个多月，见朝廷救文说已议和，便准备返回江陵。

侯景运完了米，又知道荆州兵不来，立即撕毁和议，再攻台城。三月十二夜，黎明前。叛军得降将内应，登上了台城西北角。永安侯萧确（南齐萧氏后人，实为梁朝萧氏同族）抵敌不住，退下来闯进宫里，向武帝报告：“台城失守。”武帝躺着不动，问：“还能不能打？”萧确答道：“没法再打了。”梁武叹道：“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当天，侯景带兵进宫，和梁武帝及太子萧纲都见过面。他离开后，军人就把宫中一切所有（包括宫人）抢得精光。三月十四日，侯景用梁武帝的诏书命援军解散。柳仲礼竟接受这命令，于是各军自回本镇。那个自以为做了皇帝的萧正德，这时侯景对他不再承认，只让他做了个侍中、大司马。他知道上了侯景的当，便写密书给萧范，约他起兵反侯景，结果事败被侯景所杀。

梁武帝气恨交加，一病不起，于五月初二去世。二十六日，太子萧纲即位，是为简文帝。

侯景使部将攻取吴、吴兴、会稽各郡，到这年年底完全占有三吴。东魏从台城被困时起乘机扩地，占领寿阳、合肥等地，尽有淮南。

梁朝的天下受到极严重的破坏。然而，天下专事破坏的人物、集团、国家都是不会长久的，他们很快会受到惩罚，侯景也逃脱不了这种命运。

四八　侯景的末日

上篇提到，台城开后，侯景进宫见了梁武帝。当时他们有段对话，其中几句如下。梁武帝问：“渡江之初有多少人？”侯景答：“一千人。”“围台城时有多少人？”答：“十万人。”“现在有多少人？”侯景傲慢地答道：“四海之内，有谁不是我的！”梁武帝初见侯景时，神色不变，讲到这里，低下头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这时的侯景，大有大下舍我其谁的气势。但只过了三年又一个月，他就在逃亡途中被杀，暴尸建康，受尽天下人的唾骂。

让我们看他是怎样走向死亡之路的。

侯景死得晚了。从上篇可见，邵陵王萧纶等如果及早集结军队，进攻寿阳，侯景能不能出寿阳都成问题。他出寿阳进军之初，江防若严，建康就不会受兵。“议和”之后，“诏命”援军各回本镇，当时有人劝萧纶，“出贼不意攻之，可以得志。”萧纶不听。柳仲礼身为大都督，完全可以作主决战。他的父亲柳津在城里，登城对他说：“你的君父遭难，你不能竭力，百世之后，将把你说成何等样人！”他也无动于衷。梁武帝曾问柳津退敌之计，这位老大夫伤心地说：“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礼，不忠不孝，如何能够平贼！”

柳津身处围城，只看得到邵陵的不是，看不到更加不忠不孝的湘东王萧绎。从上篇可见，围城后期，侯景怕的就是荆州兵。湘东王若及早率主力东下，会合原有援军，数量上、气势上都可以占绝对优势，把叛军悉数歼灭是完全做得到的。后来侯景派董绍先取广陵，于子悦取吴郡，都只带几百个饿得面黄肌瘦的兵士。湘东兵多粮足，怎么会对付不了这支饿兵（湘东王命王琳送米二十万石到建康，船到姑孰[今安徽当涂]，听到台城失陷，把米沉入长江，开船回去，可见荆州存粮充足）。

侯景打开台城，不废梁武帝，一切行动都用武帝诏命的名义，武帝死了，又让太子萧纲即位，他自己只做“侯丞相”。读史人须知，他不是不想连名带实地取而代之，实在是实力有限，不敢这样做。他常说“吴儿怯弱，容易掩取，当须拓定中原，然后为帝”。所谓“拓定中原”乃欺人之谈，他其实是想连吓带骗，使梁朝所辖各地都服了他，然后把萧家天子一脚踢开。从侯景的行事来看，笔者深信自己的判断绝不会错。梁武帝死了二十六天才宣布死讯，让太子即位。为什么要等二十六天？史书上没有说，从情理推断，是就此取而代之呢，还是让简文帝做一个过渡人物，侯景、王伟等肯定是颇费踌躇的。

简文帝在位两年三个月，实际上是做了两年三个月的囚犯。侯景对他防卫极严，除了几个特定的人以外，不让他接见外人。侯景则以汉王、相国，再加上不伦不类的“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的称号，做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大宝元年（５５０年）十一月，南康王萧会理（简文帝的堂兄弟）等乘侯景不在建康的机会，打算起兵杀王伟，占领京师，不幸被人告发，参与的都遭杀害。事后，几个原来可以进宫与简文帝谈论的人，除武陵侯萧咨（萧范弟，简文帝的堂兄弟）外，都不敢再去了：侯景见萧咨照常办事，又怀疑简文帝知道会理的密谋，竟派人把萧咨刺杀。从此以后，皇帝就更加像囚犯了。

大宝元年四月，湘东王萧绎发布檄文，下令讨伐侯景。他以新君为贼臣所立不用大宝年号，只称太清四年。这是拖了将近一年才采取的行动，实际还是表态。上年四月，世子萧方等撤军回江陵，萧绎就知道台城失守。他只加强江陵城防，掘壕树栅，防侯景来攻。他得了父亲武帝死讯，秘不发丧，到这时方才宣布，这是为什么？答案是兄弟叔侄忙着内讧，没有工夫讨贼。这里需要把台城失守后的上游形势先作一交待。

邵陵王萧纶驻兵郢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从这里往西到荆州，是湘东王萧绎的地盘。再西面的蜀中，武陵王萧纪在那里做益州刺史、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诸军。三王都是梁武帝的儿子，从东而西列成一条线，排行也巧，是老六、老七、老八。

在荆、郢的南北也各有一位亲王。南有在长沙的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北有驻襄阳的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两人是亲兄弟，都是昭明太子萧统的儿子，也是上述三王的侄儿。

另外还有一个桂阳王萧慥。他是梁武帝兄萧懿的孙子，与河东、岳阳二王平辈，任信州刺史，地在今重庆市奉节东，介于湘东、武陵二王势力范围之间，但从行政区划来说，湘东王以荆州刺史都督荆雍等九州诸军事，桂阳、岳阳、河东只王又该受湘东王管辖。为了这重关系，萧慥从建康撤军到江陵，想等萧绎回来，参见后再回信州。不料有人向湘东王诬告萧慥与岳阳、河东二王勾结，要谋害湘东王，夺他的地盘。萧绎不加详察，立即改走陆路，赶回江陵，把萧慥杀了。这是上游诸王自相残杀的开端。他们忙于内讧，侯景就能多一点作恶的时间了。

湘东王听信谗言，也事出有因。入援建康时，萧绎命所属各州出兵，岳阳王萧詧派一员将官领兵前往。萧绎要萧詧自己去，萧詧不肯去。萧绎准备讨伐侯景，向湘州征粮征兵，萧誉认为各有各的军府，不肯服从萧绎。萧绎便决定先用武力解决湘州。

打湘州并不容易。萧誉很得人心，又骁勇善战。从太清三年六月到大宝元年四月，先是世子方等兵败而死，中间鲍泉久攻长沙不克、最后才由王僧辩攻下长沙，杀死萧誉。

太清三年秋，长沙被围，萧誉向雍州求救。岳阳王萧詧亲自领兵攻江陵，大败而归。他恐怕被萧绎并吞，向西魏求救，自愿处于附庸地位，以后成为傀儡政权后梁的首脑，详见下篇。

大宝元年正、二月间，广陵发生过以前太守祖皓为首的反侯景起义。祖皓与广陵人来嶷等纠合勇士，斩叛军将领董绍先，占领广陵城。侯景先派郭元建领兵围广陵，又派侯子鉴领兵增援，自己也前往督战。城破以后，侯景命用乱箭射杀祖皓，再把他的尸体车裂示众，城中居民不论老少，尽被屠杀。萧氏诸王忙于内讧，侯景就可以用全力去镇压。湘东王等实际上起了帮凶的作用。

萧范的兄弟文成侯萧宁在太清三年曾受陆缉等推为首领，袭取吴郡，被侯景将宋子仙打败。大宝元年夏，又在吴郡西乡起兵，被侯子荣击败而死。三吴从东晋以来，日益富庶，除晋隆安三至五年（３９９～４０１年）孙恩起义时有兵祸外，几乎没有发生过战事（宋泰始二年，４６６年，三吴服从寻阳的晋安王，朝廷使吴喜平定三吴，没有遭到抵抗）。从孙恩失败到台城被围，共一百四十七年；从泰始二年算起，也有八十二年。长期的和平环境加上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三吴成为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侯景之乱彻底破坏了这个局面。吴郡三遭叛军烧杀劫掠（侯子悦取吴郡一次，镇压萧宁两次），到第三次已经没有什么可抢，只剩下了人，他们就抢人，有的抓来吃掉，有的贩到北方去卖掉。这是空前的浩劫！

侯景公然提倡烧杀掳掠。他告诫众将：“打开了敌军的营垒城池，要把他们杀光，使天下知道我的威名。”他在石头城立一座大碓，抓了犯他的法的人，就放在碓里舂死。他禁止人们低声说话，违反的连“外族”（母族或妻族）都得治罪。

侯景如此残暴，百姓都希望他快点灭亡。湘东王萧绎宣布讨侯，但仍拖延时日，无异于纵容侯景作恶。萧绎不行动，侯景倒先向上游的萧家藩王发动攻势了。他命任约、于庆率兵西进。

大宝元年七月，任约兵到湓城（今江西九江）。这里是寻阳王萧大心（简文帝子）的驻地。他一战而败，就听母亲陈淑容的话，向任约投降。于庆兵到豫章（今江西南昌），原属萧范（范此时已死）的侯瑱抵敌不过，也投降了。侯景就命他跟随于庆作战。

叛军的兵锋逼近郢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邵陵王萧纶整顿兵马，准备抵抗。湘东王担心他的兵力强了对自己不利，派王僧辩等领兵，以拒任约为名，进向郢州，声称迎邵陵王回江陵。萧纶痛心之至，对部下说：“我志在灭贼，没有其他用意。湘东以为我要和他争皇帝，故而来打。我若和他交战，将为千载下人所笑，只能走开。”九月，他到齐昌（在今湖北黄陂北）时，所部不过几千人，就派人与北齐联系。齐封他做梁王。他是又一个托庇于北朝的梁朝亲王。他后来移驻汝南（今属河南），于次年二月为西魏军所攻杀。

王僧辩得了郢州。叛军任约也进据西阳（今湖北黄州东）、武昌（今湖北鄂州）。原宁州刺史徐文盛招募了几万兵讨伐侯景，受湘东王指挥，他东进到武昌，与任约对峙。十一月，徐文盛大破任约军，斩骁将叱罗子方等。湘东王讨侯景，到这时才真正有实际行动。侯景得了败讯，派宋子仙等率兵助任约，自己出屯晋熙（今安徽怀宁东北），做他们的后援（上文讲的南康王萧会理谋在建康起义，就是侯景在晋熙时的事）。

大宝二年（５５１年）三月，徐文盛又打了个胜仗，攻克武昌。任约告急。闰三月，侯景留王伟守建康，自己带着太子萧大器做人质，领兵西上。他到了西阳，与徐文盛交战，也吃了一场败仗。但他毕竟是个久惯用兵的人，经过详细了解对方情形之后，决定了一条偷袭郢州的计策。

其时湘东王用十五岁的儿子萧方诸做郢州刺史，以鲍泉任“行事”。他们仗着徐文盛军离州治不远，又连战得胜，就放松了警惕，不作戒备。侯景了解了这种情况，四月，命宋子仙、任约领四百骑兵，走旱路袭击郢州。四月初三这天，风大雨急，天色阴暗。守兵在城上望见疾驰而来的一队人马，连忙进府报告。萧方诸正在和鲍泉玩耍，骑在鲍泉肚皮上，用五色彩线缚他的胡子。鲍泉听了报告，认为不可能有敌军，想必是自己的人马。萧方诸玩得起劲，不肯歇手，更不当一回事。一会儿，接二连三有人来报，鲍泉才命关上城门，但己经来不及了。敌骑直冲进城，宋子仙闯进州衙，萧方诸没有躲处，见子仙便拜。鲍泉钻到了床底下，胡子尺还系着彩线。宋子仙见床下露出点彩线，喝令搜查，把鲍泉拖了出来。侯景知道得了手，利用风势，扯足了帆，越过徐文盛军，于初四进了郢州。徐文盛军受此震动，丧失斗志，不战而溃。徐文盛逃回江陵，所部有些将官因家在郢州，便降了侯景。

郢州失守以前，湘东王已任命王僧辩做大都督，领兵东征。初四，兵到巴陵（今湖南岳阳），得到郢州失守消息，便停止前进，决定扼守巴陵。

侯景得了郢州，气势非常嚣张。他除留兵防守郢州外，命宋子仙领兵一万做前锋，攻巴陵；任约率领一支人马进向江陵，他自率主力在后，水陆并进。四月十九日，叛军到巴陵城下，开始攻城。五月，湘东王使胡僧祐、陆法和救巴陵。侯景使任约邀击这支部队。胡僧祐示弱，诱使追击。六月初二，在赤亭（在今湖南南县附近）一战大胜，擒获任约。侯景攻巴陵一个多月，伤亡加疾疫，已经损失一大半兵，只得于任约兵败的第二天烧营撤走。王僧辩军乘胜东下，于六月下句收复郢州，擒获宋子仙。七月，王僧辩军进克湓城，与从豫章方面来的陈霸先军会合。陈霸先就是后来的陈武帝。这时，叛军的于庆部在豫章因侯瑱反正己退到江州的郭默城（今江西九汀东北，郭默，晋叛将，见第十六篇）。八月初，王僧辩的先头部队进攻郭默城，于庆弃城而走，寻阳城（今九江西南）的叛军也弃城逃遁，王僧辩军的攻势至此告一段落。

再说侯景带了几千残部退到建康，就和王伟商量，想代梁称帝。王伟认为这样做可以“示我威权，且绝彼民望”。侯景就着手进行。他废简文帝为晋安王，幽禁起来，立豫章王萧栋做皇帝，杀太子大器、寻阳王大心等及宗室二十余人。十月，命王伟以上寿为名，劝简文帝饮酒，待其醉后，即用土囊把他压死。十一月，通过传统的加九锡、受禅等方式，侯景即位做皇帝。然而，登殿的时候，部下几万人呼啸鼓噪上殿，却又是“侯氏汉朝”独创的方式。

侯景即位后，王伟说要“立七庙”。侯景不懂，王伟讲给他听：“皇帝必须祭七代祖宗。”又问他七代祖宗的名字。侯景怎么记得几代祖宗的名字，说：“我只记得父亲名标，而且他在朔州，魂灵怎么会到这里来受用！”众人听了都好笑。部下有人倒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乙羽周，其余只得由王伟胡乱造了点名字凑数。

江陵方面得了简文帝的死讯，王僧辩等便都向湘东王“劝进”。萧绎一直想做皇帝，他与弟、兄、侄儿的摩擦为的就是这个位子，但是为了装出明君的模样，现在不得不暂时拒绝。壬申年（５５２年）二月，王僧辩、陈霸先奉湘东王命，发动了第二阶段的攻势。

王僧辩和陈霸先的军队进展很快，一路上很少遇到抵抗。三月上旬，到了姑孰（今安徽当涂），才与侯子鉴部发生一场激战，把叛军击败。三月十二日，战船驶入秦淮河，到达建康城郊。

侯景得到姑孰的败讯，心惊胆战，才后悔不该杀简文帝。他强打精神，命堵塞秦淮河口，沿北岸筑城，建立营栅，作垂死的挣扎。陈霸先奋勇当先，挺进北岸，在石头城西筑栅。各军随后前进，建立八座营盘。十九日，两军决战。侯景率步兵一万多人、铁骑八百余冲突八次，都不能得逞。石头城守将见情况不妙，开城投降。最后，侯景亲率一百多骑兵，丢掉长矛，执刀猛冲陈霸先军，还是冲突不动，终于耗尽锐气，溃退下去。

侯景不敢进台城，带了一百多骑兵，逃往吴郡。侯子鉴、王伟走另一条路，逃往京口。

梁军收复了建康。但是，胜利给居民带来了新的灾难。王僧辩放纵兵士肆意劫掠，百姓男女老少随身衣服都被兵士剥掉，街上只听得到一片哭声。当天夜里，兵士放火，烧毁太极殿，把宫中的宝物抢得精光。

王僧辩从江陵出发时，向湘东王请示，如何对待嗣君（即侯景所立萧栋）。湘东王答云：“六门（指台城的六座城门）之内，自极兵威！”这个人心肠何等狠毒！王僧辩其人，虽有统兵无纪律和后来投靠北齐等劣迹，对此也不肯听命，他回答得很妙，说：“讨贼之谋，是臣的责任；成济之事，请另外交给别人。”成济就是为司马昭行凶杀魏帝曹髦的人。湘东王就把这件事交给了一个名叫朱买臣的将军。侯景兵败逃走后，萧栋和两个兄弟从监禁的地方脱身，两个兄弟都说“总算可以免横死了。”萧栋却说：“还很难说。”他预料得不错。朱买臣找到了他们，就请他们上船喝酒，不等席散，弟兄三人都成了落水之鬼。湘东王希望没有人同他争帝位，简直想把弟兄侄儿全杀光。这样狠毒的人是不大会有好下场的，异日在江陵身死之时，不知道会不会略有悔意，可惜后人没有办法知道了。

侯景的余党侯子鉴逃到江北，与广陵守将郭元建等商议，决定投降北齐。北齐就此占领了广陵。王伟被人抓获，押到建康，再转送到江陵，为湘东王所杀。

侯景本人收拾散兵，有船两百艘、兵数千人。四月，在松江被侯瑱所率追兵打败。侯景只剩下一条船、几十个人。他在沪渎（今上海市西旧青浦的吴淞江）出海，想逃往北方。他再也料不到，杀他的人此时就在身边。他在建康，娶梁武帝的女儿溧阳公主做妻子，霸占羊侃的女儿做妾，用她的哥哥羊鹍做库直都督。羊鹍时时刻刻想复仇，但始终装成忠于他的样子，经常随待身旁。他乘侯景白天睡熟时，令船家改变航向，开往京口。侯景醒来时，见船在长江中，大吃一惊，问江中洲上的居民，说是郭元建仍在广陵。他正想命船家驶往北岸，羊鹍已拔出刀来，命船家不得改变方向，一面用刀指着侯景说：“今天要借你的脑袋去取富贵。”羊鹍在船上已经联络了好几个人，他们一齐亮出兵刃，向侯景砍去。侯景要投水，没有空隙可钻，只得走到船舱里，用佩带的短刀挖船底。这哪里来得及。羊鹍提起矛来，一下便把他了结。他们切开侯景的肚皮，塞进大把大把的盐，以防腐烂。尸体到了建康，王僧辩命把首级送往江陵，把手砍下派人送交北齐，其余部分在建康示众，顷刻之间，便被百姓扯得粉碎。

侯景之乱结束了。十一月，湘东王绎在江陵即位，改元承圣，是为梁元帝。元帝留恋江陵，不去建康。梁亲王争位的斗争也没有结束。西魏、北齐乘机蚕食南朝土地。梁朝没有中兴，梁元帝最后的岁月甚至是非常悲惨的。

四九　江陵的陷落

梁元帝承圣三年（５５４年），西魏兵破江陵，梁元帝被俘遇害。城将陷时，元帝烧毁所藏图书，为文化史上一浩劫；王公百姓数万人沦为奴婢，小弱尽遭屠杀。这是台城陷落后的又一次大灾难。文学家庚信身经台城之围，江陵陷落前出使西魏，在长安目睹亲友成为俘囚的惨状，伤心刻骨，因有《哀江南赋》之作，声调激越，为千古之绝唱。而赋中“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祸始。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几句，尤见卓识。台城之涡，萧正德开门揖盗，不能辞其咎；江陵陷落，兄弟叔侄的内讧，何尝不是它的远因。“拨乱之主忽焉”，是庚子山对梁元帝的指摘，他是说得对的（我劝读者读读《哀江南赋》，这实在是难得的好文章，如果嫌长嫌深奥，单读前面的序也可以，选家就常选序文）。

萧绎与萧誉、萧詧两侄的冲突，已见前篇。他与兄弟武陵王萧纪都想做皇帝，矛盾更是不可调和。萧绎讨侯景，如能与萧纪同心协力，可以事半功倍，但萧绎却唯恐兄弟插手。大宝元年（５５０年）五月，萧纪使世子萧圆照率兵东下受湘东王节度，萧绎命他在白帝城驻扎，不准东下。同年十一月，叛军已西进到西阳时，萧纪亲自领兵从成都出发，萧绎又连忙写信去阻止，借口“蜀人勇悍，易动难安”，叫他不要出兵。

大宝二年，侯景进逼江陵，萧绎不求兄弟协作，而向西魏求救，以割让南郑为条件，命梁、秦二州刺史萧循回江陵。萧循不肯服从，于是西魏出兵取汉中。承圣元年（５５２年）五月，萧循力尽而降。梁失汉中，完全是萧绎造成的。

萧循曾向武陵王求救，武陵王命杨乾运一军往救，以后就没有下文了。他一心一意要做皇帝。承圣元年十一月，湘东王即位改元时，武陵王已经做了半年多皇帝，他在四月里便即位改元天正。剑阁以北转瞬就成为西魏的天下，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危险。湘东王也不考虑唇亡齿寒的问题。他们两兄弟如果明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诗·小雅·常棣））的道理，携起手来，日后的惨祸，是有可能避免的。

萧纪在成都，萧绎在江陵，各做各的皇帝，他们的“天下”都小得很。萧纪所有不过蜀地。萧绎的荆州，西至峡口，与萧纪分界；北面的襄阳在岳阳王萧詧手里，已属西魏势力范围，他的辖区只到武宁（今湖北荆门东北）为止。岭南为萧勃所据，虽是宗室，也不听他的号令。巴陵（今湖南岳阳）以东，直到建康，以长江为限，诏令能够到达的地方，只在一千里以内；确实管得到的百姓不满三万户（指荆州地区的户口），如此而已。

尽管这样，两家还是要争。承圣二年（５５３）三月，元帝派人向武陵王通报侯景已亡，希望他停止东下。使者到了巴东，便被萧圆照扣留。他怕伯父（元帝）的帝位稳了，自己就没有做太子、做皇帝的希望，就造假情报送到父亲处，说“侯景未平，宜急进讨；听说荆州已为侯景所破”。武陵王信以为真，加速东进。

元帝怕兄弟来抢地盘、抢位子，便向西魏求救。西魏太师宇文泰看准这是个好机会，兴奋地说：“取蜀制梁，在兹一举。”他派外甥尉迟迥领兵，由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取蜀。

剑阁守将杨略是潼州（今四川绵阳东）刺史杨乾运（即曾奉命救汉中之人）的侄子，他早已看清萧纪是不可救药的，便对叔父说：“现在侯景初平，应该同心戮力，保国安民，而兄弟争战，这是自取灭亡之道。朽木不可雕，世衰难佐，不如送款关中，可以功名两全。”他们早已和西魏联络好了。五月中，魏兵一到，他们先后迎降，魏兵很快就进到成都城下。

武陵王到了巴东，知道侯景之乱已经平定，又知道成都危急，就责备圆照。圆照却说：“侯景虽平，江陵还没有臣服。”萧纪本人也以为己经自称皇帝，不能再做别人的臣子，便想继续东进，但部下将领都担心后方，主张回师去救成都。圆照坚决不肯，萧纪就按他的意见，宣布：“敢谏者死！”于是蜀军继续东进，直抵西陵（今湖北宜昌西北）。

峡口守将陆法和见蜀军声势浩大，几次向江陵告急。元帝把监狱里的侯景旧将任约、谢答仁放出来，派他们去帮助陆法和。两军相持四十多天，萧氏弟兄都有很不光彩的表现。先是元帝怕蜀军势大，写信给兄弟，劝他回蜀，答应让他专制一方。其时萧纪兵势很盛，不肯接受。后来相持的日子长了，作战苦无进展，成都方面又不断有恶耗传来，他就又想讲和，还派使者到了江陵。但那位使臣却把“蜀军缺粮，伤亡很重”的窘态都告诉元帝，于是轮到元帝拒绝议和了。两兄弟都希望对方彻底失败，却不想“鹤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是双方都是输家，胜者只会是西魏。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萧氏弟兄都是很有文采的饱学之士，而见不及此，究其所以然，无非是聪明被皇帝梦蔽塞而已，岂有他哉！

萧纪不仅沉溺于皇帝梦中，还惜财如命。他把黄金铸成一斤重的饼，每箱装一百块，共有一百箱；白银五倍于金；其余还有大量丝织锦绣物品。作战前说要论功行赏，但是从不兑现，所以将士的心都冷了。

七月中，任约、谢答仁发动进攻，大破蜀军。萧纪的退路被江陵兵截断，无路可走。江陵将樊猛禀承元帝的意旨：“抓活的不算成功”，就杀死萧纪。圆照被解到江陵，不给饮食，即在狱中饿死。

成都被围五十天。八月，守臣萧撝等投降，蜀地从此入了西魏的版图。

梁元帝战胜以后，与群臣商议是否要还都建康。江陵群臣大多是荆州人，他们借日建康与北齐只隔一江，形势不安全，反对还都。一部分较有远见的人则认为，“百姓不见车驾进建康，只视为列国诸侯王，不好算天子”，力主还都。元帝本人久居江陵，不愿远离，又听说建康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就决定留都江陵。

元帝错了。建康隔江便是敌境，这虽系事实，但长江天堑，还是容易防守的。而江陵北有襄阳的梁王萧詧，西面的蜀地已属西魏，两面受敌，形势比建康危险得多。梁王詧一直想依靠西魏报河东王萧誉之仇。西魏宇文泰也想利用这点并吞荆州。原梁朝下溠城（在今湖北枣阳东面）守将马伯符虽降魏几年，但对梁朝毕竟还有点旧情，他就把了解的情况，派密使报告元帝，可元帝偏不相信。其实魏兵入侵已是旦夕之间的事情了。

承圣三年（５５４年）十月初九，西魏柱国于谨、宇文护，大将军杨忠领兵五万，从长安出发，进向江陵。初十，梁武宁太守宗均就向江陵报告魏兵出动的消息（这个人的情报工作是做得好的，他一定是在魏兵出发前已经得到了可靠消息，否则是不可能及时报告的）。梁元帝这几天正在兴致勃勃地讲《老子》，收到了宗均的报告，只得暂停讲学，召集公卿商议。领军胡僧祐、太府卿黄罗汉、侍中王琛几个重要人物对此都不相信。其时王僧辩在建康，胡僧祐在江陵众将中是头号人物，他居然认为，两国通好，并无嫌隙，不会有这等事情。王琛上年曾出使西魏，宇文护大概对他彬彬有礼，所以他也有根有据地说，看宇文的神情，必无此理。梁元帝听他们讲得很笃定，便依旧去讲《老子》，只使王琛出使西魏，再去探个究竟。

十三日，魏于谨到达樊城，梁王萧詧率部与他会合。十四日。梁元帝讲不下去了，才停止讲学，宣布戒严。但是王琛很快又传来平安无事的消息。原来、他走到竟陵（今湖北钟徉）的石梵，没有发现魏军踪迹，便写信告诉黄罗汉，说是“境上帖然，前言皆儿戏耳”。元帝听了黄罗汉的报告，又不大相信真有魏军入侵的事情。十七口，他又升殿讲学，不过百官听讲的时候，都穿上军服，算是有点准备的模样。

元帝的心理状态一定很乱：他十七日恢复讲学，十八日便派专使到建康，调王僧辩回江陵任荆州刺史。这是远水不救近火，即使王僧辩接到命令，立即领兵出发，赶往江陵，也需要不少日子（萧方诸军于太清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从公安出发，到三年正月初八才到达建康，可供参考。萧方诸坐的下水船，上水船的速度慢得多，这点也需要注意）。何况王僧辩只是虚张声势，调动军队，根本不敢（也许是不肯）前往。元帝这一着棋是白下了。

风声紧起来了。二十一日夜里，元帝登凤皇阁观看星象，对前途作出不利的推测，悲从中来，叹道：“这次怕要完了！”身边的妃嫔们听了，也都哭了起来。

十一月初一，魏军渡过汉水。于谨命宇文护、杨忠率精锐骑兵先截断东西援军的来路。初二，宇文护占领武宁，擒获宗均。这天，荆州也紧张地进行战备。元帝骑马出城视察立栅情况，周围六十多里，都插木树栅。元帝命胡僧祐指挥城东各军，张绾为副；王褒指挥城西各军，元景亮为副；王公以下，都分别规定负责防守地区。初四，命太子上城楼巡视，令居民帮助搬运木材石块。这天夜里，魏军到达离城四十里的黄华，初五到达栅下。初六，裴瓷、裴机、朱买臣、谢答仁开城门出战，杀了魏军一员将官。这是江陵之战的第一次接触，也是惟一的一次胜仗。

十五日，栅内起火，烧掉了几千户房屋和一部分城楼。元帝登城隙望火势时，见魏军陆续渡江，不禁长叹。次日，城外魏军筑起长围，把江陵城紧紧困住。梁将徐世谱、任约在长江南岸，无法渡江。十八日，他们就地筑起营垒，希望造成声势，为城里守军壮胆。日子一天天拖延下去，元帝盼望援军越来越焦急，他撕了一块帛，写信催王僧辩，说：“我忍死待公，可以来了！”他让人设法送出去。使者究竟有没有混过魏军防线也无从稽考，更不必说王僧辩有没有收到了。城中诸将几次出城突围，都收不到任何效果。

十二月初，魏军开始猛攻。胡僧祐日夜督战，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初二，他中箭阵亡，守军的斗志为之大挫。西门守军叛变，开门让魏军进城。元帝和太子、王褒、谢答仁、朱买臣等退守金城（内城），派两个亲王出去求和。人心散了，文武官员陆续出去投降。当天天色渐暗的时候，战斗完全结束。

金城中间，还在苟延残喘。元帝十二岁时便好学问，夏天睡在绛纱蚊帐中，有时通宵看书，自称史书一天能读二十卷。他下笔成章，富于著述，有藏书十四万卷。他眼见灭亡在即，竟命舍人高善宝放一把火，把这一大批书全部烧毁。这是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我们须知，当时还没有发明印刷术，全靠手抄，书籍流传不易，这一把火，使许多书从此失传。谢答仁、朱买臣劝他突围，到南岸任约营里，元帝因不精骑术，觉得为难。谢答仁愿意保他冲出去。元帝踌躇，问王褒是否可行。王褒却说谢答仁是侯景余党，难以信任，还是投降的好。这时城中残部还有五千人左右，谢答仁要求用这点兵力誓死决战，王褒又说不行，谢答仁无奈，气愤而去。

梁元帝出东门投降。他白马素衣，走到城门口，拔出剑来，在门扇上打了一下，无可奈何地道：“萧世诚（世诚，萧绎字）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啊！”魏军兵士看见他出来，上前牵着他的马，走到白马寺以北，叫他换乘一匹瘦弱老马，由一名身材高大的鲜卑人抓着他背后的衣服，押解过去。碰着于谨，那个鲜卑人把他揪下马，逼他拜见。梁王詧又派骑兵把他押到自己营里，痛加辱骂，他只得忍受。次日，见了魏国大官长孙俭，才得带走。长孙俭问他为什么烧书。他说：“读书万卷，还落到如此地步，所以烧掉。”他可以说是至死不悟的蠢人，灭亡纯由自取，与读书有何相于呢？

他又是个残酷的人，上文已见他的若干残酷行为，这里再补一事。江陵狱中有判了死刑的囚犯几千人，有官员建议放出来充当兵士，但元帝不准，还命令悉数打杀。他对待部下有时也相当粗暴残酷。太清三年湘州之役，他原来派王僧辩与鲍泉一同出征。王僧辩因所部集结需要时间，请求重定日期。他怀疑王僧辩是要观望，即手搭剑柄，厉声说道：“你违抗命令，莫非要同贼人合作，你胆敢如此，今天只有死路一条！”他拔剑斫去，正中其左腿根部，王僧辩当即昏死过去、苏醒后又被关进大牢。僧辩的母亲徒步进府赔罪，再三申辩，萧绎的怒气渐退，才给他好药疗治。后来萧詧攻荆州，萧绎束手无策，只得派人到牢里去请教王僧辩。王僧辩提出了拒敌方案，他就把王僧辩放出来，令他指挥作战。胡僧祐也有类似遭遇，不过没有被劈伤而已。如此用人，要人家尽心尽力，自然很难。这样一个人实在没有当领袖的资格。他的灭亡完全是咎由自取。

他做了不多几天俘虏，就被杀了，年四十七岁。

魏立梁王詧做梁王，使他住在荆州东城，另派魏兵驻扎西城，名为保护，实系防范。他原有的襄阳也被魏收入了版图。

于谨满载而归，除篇首所述奴婢外，还有府库所藏珍宝，以及刘宋所造浑天仪、梁朝造的铜暑表等。梁王詧失掉襄阳，又见阖城居民尽被掳走，所余只有三百多家，也大失所望。从来靠外力搞自己人的都不会有好结果，萧家叔侄自然逃不出这一铁的规律。

中书郎庚季才到长安后，宇文泰对他很重视，叫他参掌太史。他用私财赎买在江陵陷没为奴婢的亲戚朋友。宇文泰知道了，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古人攻克了敌国，总是要礼用它的贤士。现在江陵覆没，其君确有过恶。可缙绅有何错处，要沦为奴隶！鄙人是羁旅之臣，不敢献言，所以只能赎买一些熟人。”宇文泰觉得他说得有理，就赦免了好几千人。十七年后的建德元年（５７２年），周武帝下诏：江陵所虏为“官口”的，一律免为百姓。“官口”是国家的奴婢，其余赏给将士的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五十　陈霸先

陈霸先就是南朝最后一个王朝的建立者陈武帝。

经过侯景之乱和西魏破江陵之役后，南朝几乎完全垮了。巴蜀、汉中、荆襄都落到了西魏手里。长江下游，北岸全被北齐控制，北齐又把在梁太清元年（５４７年）寒山之役俘获的梁贞阳侯萧渊明立为皇帝，送他南还。王僧辩慑于北齐兵威，变节迎降，接萧渊明到建康。这个局面如果稳定了，那么建康的萧渊明，与江陵的萧詧，都无异于北朝的傀儡，南朝的历史也会于公元５５５年即告结束。陈霸先打破了这个局面，他奋起抗击，稳住了江南的半壁江山，使南朝延长了三十多年。他可称是个很有作为的人物。

陈霸先字兴国，小字法生，吴兴长城（今浙江长兴东）人，从《陈书·高祖本纪》“少俶傥（豪爽）有大志，不治生产。既长，读兵书，多武艺”等语来看，他是个土豪出身。梁大同初（大同元年是５３５年，陈霸先三十三岁），萧暎到吴兴做太守，见了陈霸先，很是赏识。后来萧暎做广州刺史，就把他带到岭南，任中直兵参军。他招兵买马，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队伍。这就是他起家的本钱。

大同年间，岭南多事，陈霸先因此得了出头机会。先是交州土著豪族李贲起事，新州太守卢子雄讨李贲兵败后，即以“与贼交通”之罪，被当时的州刺史萧咨处死。大同八年（５４２年），子雄的兄弟子略等起兵造反，攻广州，要为子雄复仇。其时陈霸先是西江督护、高要太守，他率王千兵往救广州，擒获杜僧明、周文育二将。杜僧明是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周文育是义兴阳羡（今江苏宜兴）人，都是跟卢家到岭南来的，也都骁勇过人。僧明号为万人之敌；文育少时不愿学隶书，称“取富贵但有大槊耳”。陈霸先正要搜罗人才，就把两人留在部下。大同十一年（５４５年），陈霸先从交州刺史杨膘攻李贲，任前锋，连战获胜。次年（中大同元年），又获大胜，基本平定了交州起事（李贲逃亡，后为獠人所杀）。

太清二年（５４９年），侯景使人与广州刺史元景仲联系，想把岭南收入侯氏的势力范围，元景仲欣然同意。陈霸先知道了，便在高要起兵讨元景仲，宣称朝廷已派萧勃来做广州刺史。元氏的部众听到了，顿时溃散，元景仲走投无路，只得自杀。萧勃原任定州刺史，陈霸先迎他进广州，萧勃遂命陈霸先监始兴郡事。始兴今名韶关，是粤北重镇。陈霸先有志讨侯，这里正是北进的基地。

陈霸先到始兴时，恰在台城失守之后。他联结当地的豪杰之士，其中最有名的是侯安都。侯安都涉猎书传，兼精骑射，也是土豪之流，他招募了三千多人，成为陈部主要将领之一。陈霸先积极准备出师，先派杜僧明率二千人进屯大庚岭。萧勃不赞成他北伐，派人劝阻，说什么“侯景骁雄，天下无敌”，“君以区区之众，将何所之！”陈霸先见他身为宗室（梁武帝的堂侄），而对梁朝兴亡漠不关心，深表不满，就派密使到江陵，向湘东王萧绎效忠。萧勃也派心腹谭世远做曲江（今韶关）县令，使他和南康蔡路养联络，同谋阻止陈霸先北进。南康郡治就是现在的赣州，正当由大庚岭北上的要冲。蔡路养是南康土豪，当时起兵割据一方。

大宝元年（５５０年）正月，陈霸先从始兴出发，到了大庚岭。蔡路养以二万之众在南野县（今南康县西南，正在赣州和大庚岭之间）拦住去路。蔡路养的内侄萧摩诃，年仅十三岁（按摩诃于隋仁寿四年从汉王谅反炀帝，失败被杀，《隋书》本传云年七十三岁，据此，则此处的十三应作十九，两个数字必有一误），单骑出战，无人能敌。杜僧明和他交锋，坐骑受伤，陈霸先亲出救护，把所骑的马给他，让他上马再战。陈霸先随即挥军大举进扑，大破蔡路养部，打开了进军道路，攻克南康。他在这里修治崎头古城，作为屯兵之地。湘东王萧绎任命他做豫州刺史，领豫章内史。

当时这地区（指与今江西省约略相当的地区）的形势很复杂。侯景的部将任约、于庆在这一带很猖獗。梁江州刺史寻阳王萧大心敌不过任约，向他投降。于庆兵到豫章，梁将侯瑱投降。侯景使侯瑱跟着于庆，攻取彭蠡湖（鄱阳湖）以南各郡。巴山（今江西崇仁）人黄法氍聚众保卫家乡，屯兵新淦（今属江西），与于庆军交战。陈霸先即命周文育一军与黄法氍合作。此外，岭南高州叛将李迁仕进兵逼南康，为杜僧明擒杀。新吴（今江西奉新西）人余孝顷也起兵拒侯景。总的说来，这时是形成了陈霸先和于庆争夺江州（此指当时包括今闽赣二省的行政区）的形势。

大宝二年（５５１年），湘东王与侯景在邹州、巴陵等地激战之际，命陈霸先在江州发动攻势。六月，陈霸先从南康出发。事有凑巧，这时于庆在都阳被余孝顷击败，他回到豫章（今南昌），侯瑱反正，于庆遂又逃往今九江东北的郭默城。陈霸先不发一箭，于七月就顺利地到达湓城（今九江），与王僧辩军会师。陈霸先此时有兵三万、船两千艘、粮五十万石。王僧辩军缺粮，陈霸先慷慨地拨给他三十万石。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一大宗粮食，要想东下收复建康，几乎是不可能的。

收复建康之役已见第四十八篇，本篇从略。

梁元帝承圣元年（５５２年），陈霸先镇守京口（今江苏镇江），封长城县公。他先奉王僧辩之命，到广陵接受侯景余部郭元建等投降，但刚到欧阳（今江苏仪征东北），知道郭元建等已变卦投了北齐，而且齐将辛术已经进了广陵城。北齐不满足于兼并侯景辖区，又使潘乐、郭元建进攻王僧辩部将严超达扼守的秦郡（今江苏六合西北）。由此陈霸先即派部将徐度去帮助守城，自己又从欧阳往救，并会合王僧辩所派援军，终于大破齐军。

江北人民苦于北齐赋税苛重，不愿属齐，豪杰之士屡请王僧辩发兵援助，都遭拒绝。这年七月，朱盛等准备袭杀广陵齐官，请陈霸先援助。陈霸先一面通知王僧辩，一面发兵渡江。兵到江北，朱盛等已经失败，陈霸先就包围广陵，准备把它打下来。齐文宣帝派使者南下，向王僧辩、陈霸先要求解广陵之围，说肯归还广陵、历阳两城。陈霸先才于九月中撤兵还京口，江北居民跟陈部渡江的有一万多人。

归还广陵、历阳只是一句空话，北齐南侵之谋并没有收敛。文宣帝命郭元建在合肥训练水军两万多人，准备袭击建康，扶植太清三年（５４９年）投降东魏的湘潭侯萧退（梁武帝的堂侄），并且派邢景远、步大汗萨率领大队人马随后出动。其时王僧辩在江陵，陈霸先代镇建康，他得到探子报告，立即向在江陵的朝廷禀报。梁元帝就命在回建康途中的王僧辩到姑孰主持防御。他到姑孰后，调集侯瑱、张彪、裴之横等军在东关（在今安徽含山县西南濡须山上）筑好防御工事。闰十月，侯瑱在东关击败来犯的郭元建军。萧退灰溜溜地退回到邺城。梁朝又一次挫败了北齐的南侵。事后，王僧辩回建康，陈霸先仍回京口。

承圣二年年底，苦于北齐虐政的宿预（在今江苏宿迁东南废黄河东岸）人东方白额起兵占据宿预城，归降梁朝，淮南各地也纷起响应。承圣三年（５５４年），陈霸先领兵渡江，包围广陵，使杜僧明率兵三千人，北上援助东方白额。严超达从秦郡进围泾州（在石梁，今安徽天长西北）。侯瑱、张彪两军也向石梁方面出动，以壮声势。这一次，梁朝很有收复淮南大片土地的可能，然而，各军缺乏联系，不能够协同作战。北齐主将段韶看到了这点，他即留兵围宿预，自率主力直奔泾州，击败严敬达军。侯、张两军见状，就退还秦郡。段韶即掉转兵锋，进向广陵，陈霸先只得解围撤退。杜僧明孤悬宿预，也只得撤还。最后，段韶以议和为名，骗东方白额出城，把他杀了。

以后，江陵危急，元帝命王僧辩西上，王僧辩没有行动，已见前篇。江陵的朝廷覆灭后，王僧辩和陈霸先在建康奉元帝的儿子晋安王萧方智为太宰，承制。次年（５５５年）二月，晋安王从寻阳来到建康，即梁王位。萧方智年仅十三岁，毫无能力，梁朝安危的重任都在王僧辩、陈霸先的肩上，尤其是在王僧辩的肩上。

北齐乘危来抢江南的地盘。文宣帝立萧渊明做梁朝“皇帝”，派上党王高涣领兵，送他回南方。文宣帝先派文官邢子才赶往建康，送一封信给王僧辩，要他迎接萧渊明。萧渊明本人也有信给王僧辩。王僧辩开头是拒绝的。北齐见劝说没有效果，便用武力恫吓。东关之战，齐军一举占领东关，杀梁将裴之横。王僧辩害怕，就改变初衷，答应接受萧渊明。五月，萧渊明渡江进建康，即皇帝位，改元天成，立晋安王做皇太子。这个梁国是北齐的属国。

陈霸先不肯接受这个局面。他曾派人到建康反复力争，王僧辩都不肯听。九月，他召集侯安都、周文育、徐度、杜棱四将商议，决定袭击王僧辩。徐、侯二将走水路，陈霸先等走陆路，分头进发。侯安都到了石头城北，弃船上岸。石头城北面同山地接连，靠得很近。侯安都身穿甲胄，手执长刀，叫兵士立在离城最近的地方，把他举起来，抛到女墙里面。部下将士也照此办法进城，直抵王僧辩的卧室。陈霸先带的兵也从南门进了城。王僧辩正在厅上办事，外面报进来，说有兵来到（这是陈霸先军），他正惊疑，又有兵从府第里面冲出（这是侯安都的兵），王僧辩与儿子王頠只带得几十个人，在厅上苦战，终于抵敌不过，逃上南面的门楼。陈霸先逼他下楼，说不下来就放火烧楼。王僧辩父子没法，只得下楼，当天夜里都被绞杀。

陈霸先宣布王僧辩罪状，声明除王僧辩父子兄弟外，一无所问。萧渊明随即退位。十月，晋安王即皇帝位，改元绍泰。晋安王就是梁敬帝。陈霸先让萧渊明做个有名无实的司徒。他向北齐通报：“杀王僧辩是因为阴谋篡位，新君仍对齐称臣，永为藩国。”这其实是缓兵之计。

陈霸先自任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二州刺史，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然而，北有强齐，内部也多有与王僧辩关系密切的将领，陈霸先要稳定他的统治，实在不容易。

绍泰元年冬，吴兴太守杜完、义兴太守韦龛、吴郡太守王僧智（王僧辩弟）一齐抗命。这三郡声势相连，几乎包括了京口东南的整个江南地区。吴兴是陈霸先的家乡，他知道杜龛与王僧辩关系密切，已预先使侄子陈蒨回长城故里，立栅自卫。然而，陈蒨手下只有几百兵，战事一起，杜龛就派五千精兵来攻打，陈蒨守住了，但处境仍极危险。陈霸先派周文育率军东征，攻义兴，一时打不下来。陈霸先只得留侯安都、杜棱守建康，自己领兵到义兴。

陈霸先一走，建康就出事。谯、秦（滁州、六合）二州刺史徐嗣徽和南豫州（当涂）刺史任约合兵偷袭建康，占据石头城。侯安都扼守台城，击退徐、任两军，形成相持的局面。这件事从何而起？原来徐嗣徽有个堂兄弟徐嗣先，是王僧辩的外甥。他投奔嗣徽，嗣徽就降了北齐，这次乘陈霸先外出，他们就发动了这次偷袭。

陈霸先东征总算顺利。他命韦载的族弟韦翙招降韦载，在解决义兴问题后，他留韦翙守义兴，把韦载留在身边做参谋。他使周文育去对付杜龛，黄他、裴忌去取吴郡，自己赶回建康。王僧智打退过黄他，后见裴忌兵到，以为是陈霸先自己来了，便弃城逃往吴兴。三郡起事，这时只剩下吴兴一郡，问题就不十分严重了。

可建康的事情就没有那么好办。北岸可以不断增援。这在陈霸先是事关存亡的战斗，从绍泰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徐、任袭据石头城起，到太平元年（５５６年）六月十六日解严止，前后共达二百二十多天。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绍泰元年十一月，齐军五千人渡江占领姑孰，与石头城的徐嗣徽、任约相呼应。陈霸先命徐度在冶城（在今南京市区南部的朝天宫）立栅，加强防卫。齐翟子崇、刘士荣、柳达摩率兵一万，从石头城对岸的胡墅输送米.三万石、马一千匹进石头城。陈霸先见进犯建康的敌军兵粮日益充足，很是担忧，便和韦载商量，问他该如何是好。韦载说当前最危险的是，敌军分兵占据通向三吴的道路，向东扩张，因此应该在秦淮河南岸侯景的老营所在赶筑城垒，保障与东部联系的运输线，同时截断敌军运粮的路线，才可以稳操胜算。陈霸先依计行事，命侯安都夜袭胡墅，烧毁了一千多条船；命周铁虎攻击敌军的运输线，擒获徐将张领州；又命韦载在大航（朱雀航，秦淮河上最大的浮桥）侯景旧营筑城，使杜棱防守。北齐兵也在石头仓城门和秦淮河南岸分别立姗，与梁兵对抗。

徐嗣徽等仗着北岸有齐大都督萧轨的军队为后盾，便出兵猛扑冶城，陈霸先即亲率精兵往救。徐嗣徽、任约兵败后，他们留柳达摩守石头城，两人自往采石迎接北齐援军。十二月中，梁兵连战得胜。侯安都在北岸深入袭击徐嗣徽的秦郡（六合）老营，把在徐家缴获的琵琶和老鹰，派人送往徐处。徐嗣徽见了，大为震惊。陈霸先与柳达摩交战，烧毁齐军所立两栅。徐嗣徽、任约领齐兵一万多人回石头城，也被侯安都的水军击败。最后，陈霸先猛攻石头城，想凭着连胜的锐气，把它拿下来。柳达摩胆寒，要求讲和，但仍以梁方送质子为条件。建康朝臣因兵粮都感不足，愿意讲和，并提出以陈霸先的侄子陈昙朗做质子的主张。陈霸先不以为然，但是拗不过众人，只得同意。他说：“我若不听大家的意见，一定要以为我舍不得昙朗，不顾国家的难处。现在决心叫他去。齐人不讲信用，以为我国微弱，一定会撕毁盟约。齐寇若来，诸君务必要为我力战！”

十二月中旬，双方议和。柳达摩北还后，因枉自损失了大批兵、粮、马匹，一无所获，被齐文宣帝所杀。

陈霸先的估计完全正确。敌人只是需要喘息一下。两个月后，徐嗣徽、任约袭击采石，抓去了一个防守的军官。三月下旬，齐萧轨等与徐、任合兵十万，从栅门（巢湖入长江处，在今安徽和县西南）出动，进向梁山（今当涂西南的长江两岸有东西梁山，此指南岸的东梁山）。陈霸先在梁山本来已经立栅设防，使侯安都、周铁虎在此驻军，这时又增加兵力，陈霸先还亲自前去视察，慰劳军队。

这里需要说明陈霸先所处的环境。他与梁朝旧将都没有渊源，号令所及，听命者有限。如江州刺史侯瑱本是王僧辩属下，就不肯服从陈霸先，梁山设防本意就是要防侯瑱。周文育军已向盘城进发，只因齐军攻梁山才不得不撤回。由此可见，这时陈霸先控制的地区，只限于长江下游一带。所幸者陈蒨、周文育己于太平元年（５５６年）正月攻杀杜龛，取得吴兴；二月，义袭破会稽，杀亲附王僧辩的东扬州刺史张彪，所以后方稳固，可以专心对付建康及其附近地区的战事。

这一次，齐军在梁山方面不过虚张声势，相持到五月初，齐方突然通知梁朝，只要交还萧渊明就退兵。陈霸先答应备船送他，但是到初九，萧渊明便“疽发背”死了〔这不像是善终）。北齐方面所谓退兵，更无非是麻痹的手段，双方其实都在准备大打。初十，齐军从芜湖出发，走旱路往东向建康推进，把周文育、侯安都等军抛在后面。陈霸先因敌变化，召还梁山各军，集中兵力。二十九日，齐军进到台城以东的倪塘，游骑也在台城城旁出现。

从这天起，空前激烈的建康决战进行了十三天。当天，陈霸先在建康东南面的白城与徐嗣徽军交战，周文育、侯安都当先突阵，生擒齐将乞伏无劳。陈霸先又抽出三千精兵，交给沈泰，渡江偷袭瓜步（在今江苏南京以东长江北岸），缴获了一百多条船和一万斛粮食。

次日（六月初一），齐军进至城东北的钟山；初四，进至城北的幕府山；初九，到了玄武湖西北。从进军的日程和到达的地点看，齐军是从建康西南方面进军，逐渐到达城南、城东南，折而向北，到达城东北、城北，采取包围的策略，而且进展相当顺利，一直处于主动地位。梁军逐处应战，不管发表什么有利消息，总是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南、东、北三面都出现了敌踪（西面是长江），建康对外联络已被切断，处境非常危险。旧史记述当时形势，说“时四方塞隔，粮运不至，建康户口流散，征求无所”，看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尽管这样，齐军却很快陷入了困境。连日大雨倾盆（这本是多雨的季节），积水很深（史籍说“平地水丈余，恐怕不是实况，真有那么深，会把人马都冲走），齐军兵士日夜都立在烂泥里，脚趾都烂了，烧东西吃更是困难。台城城里和潮沟（建康城内人工渠道，沟通长江、玄武湖、秦淮河）以北不积水（也可能是积水浅），而且守军可以轮换到室内避雨休息，健康情况比齐军好得多。十一日，天气转好，陈霸先准备出战，要让将士饱餐一顿，但苦于缺粮，只弄到点麦饭，而且数量还不足。幸而陈蒨及时送到二千斛米、一千只鸭。陈霸先大喜，立即命令煮熟，发给每人一包用荷叶裹的饭，中间夹几块鸭肉。十二日拂晓，将士吃饱了，日光亮足后，陈霸先亲自领兵，在幕府山方面发动反击。其时猛将萧摩诃隶属侯安都部，侯安都鼓励他说：“卿骁勇有名，但是千闻不如一见……”摩诃不等他说完，应声答道：“今天让明公一见。”激战中，侯安都落马，萧摩诃大喝一声，一马直冲过去，杀得齐军将士四散逃避。陈霸先乘此亲率吴明彻、沈泰等军大举进攻，侯安都既得脱险，就率部绕到敌后，齐军前后受敌，大败溃散，互相践踏而死的不计其数。梁军擒获徐嗣徽和他的兄弟徐嗣宗，斩首号令，军威更壮。又各处梁军也相继大胜，并擒获萧轨等将领四十六人，只有任约等不多几个人逃得性命。其余齐军将士逃到江边，因船少人多，渡江中沉溺而死的又不计其数。

十三日，梁军烧毁江边齐军遗留的船舰，战事完全结束。十五日，宣布解严。陈霸先得胜了，但是充当人质的陈昙朗却被北齐所杀。

陈霸先的地位稳定了。太平二年（５５７年）九月，他开始以陈代梁的程序，自封陈公，备九锡。十月，又进公为王；再过几天，就受禅为帝了。

陈霸先太心急了。当年曹操何等聪明，终其身“挟天子以令诸侯”，把孙权的“劝进”看作是要把他放到炉火上去烤。陈霸先急于称帝，等于自己爬上火炉。须知梁武帝台城之围后，特别是梁元帝江陵之役后，各地军政长官都是割据或半割据的军阀。新的中央首脑如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段，安定地方可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陈霸先称帝前，只有侯瑱因被别人打败归附朝廷，广州萧勃起兵失败，其余都没有解决。陈永定三年（５５９年）六月，陈霸先去世，年五十七岁。侄陈蒨继位，是为陈文帝。原湘州刺史王琳一得陈霸先死讯，便引兵东下，到文帝天嘉元年（５６０年），他在芜湖兵败，又出奔北齐。而这时巴陵、湘州又为北周所据，后经侯瑱、侯安都等讨伐力战，才于文嘉元年十二月收复。陈朝至此才保有长江中下游（不包括江陵地区）的江南全部，是南朝时期辖境最小的一个朝代。

五一　恣意作乐的北齐高湛父子

北齐武成帝高湛与其子后主高纬都是除作乐以外不知其他的昏君。本篇即从第四十五篇篇末武成帝继位讲起，时间上大体与第五十篇的内容相衔接。

武成帝最宠信的和士开有一段“名言”，他说：“自古帝王，驾崩以后都化为灰烬，到那个时候，尧舜和桀纣还有什么区别。陛下该趁年轻，恣意作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快活一天，抵得上一千年。国事都交给大臣好了，不怕办不了，犯不着勤勤恳恳自讨苦吃。”武成帝听了大喜，就叫赵彦深掌管官爵，元文遥掌管财政，唐邕掌管军政，冯子琼、胡长粲掌管东宫。他自己则隔三四天才上朝一次，每次也只写几个字，一句话不讲就退朝了。

和士开字彦通，清都临漳（今河北临漳西南）人，祖上是西域商人，本姓素和氏。他的父亲已经在朝做官，他本人出身国子学生。高湛做长广王时，他就人王府任参军。高湛喜欢“握槊”（一种博戏，不是握着架角力，读者切勿望文生义），和士开恰巧精于此道，又会弹琵琶，因此两人一拍即合。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批评当时有些人教子弟弹琵琶，学说鲜卑语，讨公卿喜欢，谋“上进”之路。和士开就是靠这种本领往上爬的典型人物。高洋知道了和士开和儿子“戏狎过度”，倒很不赞成，把他贬逐出去。后来，长广王即了位，不仅把他召回，而且还把他升做侍中，加开府，要他随侍左右，他一下子成了朝廷的第一红人。

武成帝不理朝政，这对国势却没有多少影响，原因是朝中确有人才。如他委以重任的几个人，赵彦深从高欢时起就掌管机要，为人小心谨慎；元文遥为人和厚，不与人争竞，重视县令人选；唐邕久掌兵机，在御前检阅，哪怕三五千人，他不看文簿，也都叫得出官职姓名，高洋称赞他一个人抵得过上千人。这几个都是高氏几代旧人，所以政事暂时不致混乱。河清只年（５６４年），朝廷完成修订律令，颁布《律》十二篇，命做官人家的子弟讲习，所以北齐多深通法律的人士。同年又颁布法令，使民十八岁受田输租调，二十岁充兵，六十岁免力役，六十六岁还田，免租调。这两项都是政事进行得有条理的证据。

当时东西对峙，加以突厥强大，北周和突厥曾联兵攻齐。然而北齐将才并不乏人。高家的老亲戚有段韶，他是高欢的连襟段荣的儿子，智勇兼备，曾与高欢论众寡强弱，说“众者，得众人之死；强者，得天下之心”。他有这等见识，就非一般的勇将可比。宗室有兰陵王高长恭（一名孝瓘，高澄子），他容貌俊秀，上阵常戴假面，以示凶猛之状，时人为之赋《兰陵王入阵曲》。外戚有斛律氏的将门世家。斛律金先从破六韩拔陵，不久归尔朱荣，后属高欢。他在北齐，一门之下就有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但是这位老将军不以此为荣，曾说“我家靠立功抱忠得到富贵”。他的儿子斛律光，字明月，与段韶、高长恭是武成帝时的三员大将。

齐河清二年（５６３年）冬，周杨忠、达奚武进兵逼晋阳，突厥木杆可汗等也发兵与周军会合。三年正月，段韶在晋阳城下大破周军，突厥见了，不敢交锋，边走边抢，出塞而去。同年十月，周宇文护又大出兵攻齐洛阳。十二月，邙山之战，齐兰陵王长恭为中军，段韶居左，斛律光居右，又大破周军，缴获大量军资器械。

根据上述的情况，当时北齐对北周还占与有优势。但是，在以后几年中，北齐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政争，使国势日益衰落，情况很快就变了。

河清四年，散骑常侍祖挺创议禅子，得到和士开的支持，劝武成帝禅位给儿子高纬。高纬就是北齐后主。

祖珽字孝微，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人，文才出众，天性聪明，善音律，会弹琵琶，能谱新曲，懂好几种民族语言，高欢父子和朝廷大员都很欣赏他的才能。有一次，他在胶州刺史司马世云家饮酒，席上少了两只铜碟子。厨子要求搜座客，果然在他身上搜出。又有一次，在高欢府里宴会，一只金叵罗（杯子）忽然不见，窦泰命座客脱下帽子，金叵罗赫然在他的发髻上面，高欢竟没有给他处分。此外，他曾贪污仓粮，纳贿任人做令史（令史是吏，不是官），这应处以绞刑，但都因其能干而免罪，虽曾从宽除名，不久又得任用。他靠做涂画用的胡桃油的本领，和长广王拉上关系。武成帝初年，和士开把他排挤到外地去做地方官，疏远了几年，这时又活跃起来了。

他吃过和士开一次亏，知道不先同他搞好关系不行，就对和士开说：“足下得主上宠幸，自古以来，无人可比，怕只怕一旦宫车晏驾（皇帝死），事情就麻烦了。”武成帝年才二十九岁，然而那时候国君年纪轻轻的就死的并不少见，武成帝的哥哥孝昭帝就只活了二十七岁，所以和士开听了，内心为之一震，便向祖珽请教有何妙计。他说：“最好去劝主上，说襄、宣、昭三帝的儿子都做不成皇帝，现在应该让皇太子早登大位，以定君臣。这件事情办成了，中宫（皇后）少主都见你的情，这是万全的计策。足下可在主上面前说起，让主上心中有底。我再在外廷上表提出。”和士开果然听得进，也答应了。事有凑巧，天上出了彗星，太史奏说是“除旧布新之征”；祖珽乘此机会上书，说“陛下虽然做了天子，也不好算最贵，传位给东宫，做了太上皇帝，不仅尊贵至极，而且还可上应天道。”武成帝同意了，这年四月即传位给太子高纬，河清四年也改为天统元年。武成帝称太上皇帝，军国大事，仍要由他作主。

祖珽得势了，官拜秘书监，加仪同三司。但他想做宰相，对此并不满足，便走了一着险棋。天统三年（５６７年），他上疏奏赵彦深、元文遥、和士开罪状。太上皇帝大怒，把祖珽抓来，严词诘问。他与上皇反复辩论，不肯屈服，声称和、元、赵专弄威权，控制朝廷，卖官胃爵，政以贿成。他又说“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听了更火。这次，祖珽吃的苦大了，刀环筑口，鞭子抽打，泥土塞嘴，终被贬滴外地，关在地牢内，仍邢具加身，家属不得探望。由于夜里用芜菁子为烛照明，他两眼也被烟熏得完全丧失了视力。

天统四年十一月，太上皇帝（武成帝）死，年仅三十二岁。前面说过，和士开是他手下的第一个红人，经常随侍左右，因此出入内宫，和胡皇后发生了关系。武成帝死后，他无所顾忌，后主因他受父亲顾托，对他十分信赖，他的威权比以前更盛了。这种情形引起了其他权贵的不满。天统五年（５６９年），赵郡王高叡（高欢侄、后主之叔）、冯诩王高润（高欢第十四子）、安德王高延宗（高澄子，兰陵王之弟）、司空娄定远（高欢娄后的内侄）、尚书左仆射元文遥等，都要求把和士开调到外地去任职。高叡更于胡太后在前殿宴请朝臣时，当面痛陈和士开的罪恶。太后反驳道：“先帝在时，王等为什么不讲？今天莫非要欺我孤儿寡妇？”高叡等没有被她吓住，仍力陈奋争。太后只好说：“过一天再说，今天且散！”高叡等都很不满，有的把帽子掷在地上，有的拂衣而起。第二天，大家又催元文遥进奏，出出进进了三次，仍旧没有结果。左丞相段韶见闹得很僵，只得使胡长粲出去传太后的话，说先帝还没有落葬，事情未免太匆促，请大家再慎重考虑。大家听了，只得散了。胡长粲是太后之兄，时任度支尚书，是代表太后说话的适当人选。

胡太后得到了喘息机会，就和后主找和士开商量对策。和士开何等狡猾，他提出“日头应允，拖着不办”的办法。他说：“可以对高叡说，‘文遥和臣都受先帝任用，岂可一去一留。可都用为州官，暂时依旧领职，等过了山陵（皇帝落葬），然后离京上任。’他们以为臣真会出京，一定高兴。”太后和后主就如法炮制，下表和士开任兖州刺史，元文遥任西充州刺史。武成帝落葬后，高叡等催和士开上路。太后要留他过百日，高叡不答应。几天中间，太后讲了几次。有个知道太后意向的宦官对高叡说：“太后的意思既然如此，殿下何必苦苦不依！”高叡说：“我受委托不轻，现在嗣君年幼，怎么可使邪臣在旁，我不以死力争，有何面目做人！”他再进宫见太后，太后即命左右赐酒，他正色道；“现在议的是国家大事，不是为了饮酒！”说完，立即退出。

和士开见对高叡无计可施，便采取分化手段，带上两名美女，一卷珠帘，去见娄定远，说：“各位贵人要杀士开，蒙大王（娄定远封临淮郡王）之力，得以保全性命，出任方伯。今当奉别，特来相谢！”娄定远见了美女、珠帘，心中大喜，便说：“想不想调回京里？”和士开故意装得不急，答道：“在里面日子长久了，很不安宁，现在能够出去，实为大幸，只求大王鼎力保护，能够一直做大州刺史，便心满意足了。”娄定远信以为真，送到门口，和士开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说：“现在就要出远门，希望见到二宫辞行。”娄定远一口答应，于是和士开又得到进宫觐见太后和皇上的机会。

和士开装出一副忠良的样子，对太后和皇上说：“先帝驾崩，臣不能随从而死，很是惭傀。看朝廷贵人的模样，只怕要以陛下为乾明（乾明，废帝的年号）。臣走以后，必有大变，臣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说着就痛哭流涕。太后也哭。后主也真的怕自己被废，哭将起来。于是母子两人都急于问和士开“计将安出？”和士开冷冷地说道：“臣已在此，还怕什么，只需要几行诏书而已。”太后才恍然大悟，让后主下诏，调娄定远出任青州刺史；谴责赵郡王叡不臣之罪。

次日，高叡还要进谏，妻子、儿子都劝他不要再去。他不肯罢休，到了殿门，又有人劝他：“殿下不要进去了，怕会出事。”他毅然道：“我上不负天，死亦何恨！”他见了太后，又是一场无结果，下了殿，便有兵把他抓起来，送到华林园的佛院里。力士刘桃枝是个专做这种差使的人，恭候已久，立即把他杀了。高叡是宗室里有威望的人士。他小名须拔，幼时深受高欢钟爱，长大出仕后，做地方官能劝课农桑，优礼当地贤良人士，带兵能与士卒同劳苦。他死时年三十六岁，朝野都认为是一大冤案。

高叡既死，其余几个都不敢坚持了。和士开重新出任侍中、尚书左仆射。那个娄定远不得不把和士开送的重礼璧还，而且还另外加上许多珍宝。

和士开是上代留下来的人，后主另有自已的亲信，其中陆令萱，穆提婆母子和韩凤、高阿那肱是几个最要紧的人。陆令萱因丈夫骆超谋反被处死，发配掖庭（宫中妃嫔居住的地方）做女奴，其子提婆也跟了进宫。后主在襁褓中时，经常由她带养，稍大些，便常同提婆一起玩耍，所以同他们母子两个，关系很是密切。斛律后有个婢女穆舍利，很受后主宠爱。她同陆令萱互相利用，她认陆令萱做养母，陆令萱让儿子跟她姓穆。陆令萱在宫中的地位，从一名女奴变成一个有权有势的女人，胡太后封她做郡君，后主任命她做女侍中，和士开、高阿那肱都叫她干娘。

韩凤字长鸾，原来是侍卫东官的都督之一（共有二十名）。高阿那肱原来也是侍卫东宫的武官。后主即了位，把韩长鸾升到侍中、领军，总知内省机密，把高阿那肱封做淮阴王。

天统五年（５６９年），后主又把祖珽召回京师，让这个盲人重任秘书监、开府仪同三司。后主对他是有好感的，不是他，自己怎么能够及早受禅。上皇去世不久，后主就解除他的囚徒身份，任为海州刺史。他眼睛虽瞎，脑子却十分灵活，就写信给陆令萱的兄弟仪同三司陆悉达，说：“赵彦深人极阴险，要行伊尹、霍光之事（指废立），仪同姊弟岂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和士开在朝中树敌很多，也想抛弃旧嫌，把祖珽拉过来做一个帮手，而且估计他丧失视力以后，野心不会很大，就与陆令萱一同劝后主召回祖珽。祖珽因此得以复出。

武平元年（５７０年），后主任和士开为尚书令，封淮阳王。和士开的威权达到了顶点，朝中的敌对势力也对他痛恨到了极点，后主的同母兄弟琅邪王高俨是其中的头号人物。高俨为人有决断，办事能力比后主强得多，上皇在世时有过废立的想法。祖珽《与陆悉达书》所谓“伊霍之事”，虽属造谣，而意有所指，否则凭空瞎说，怎能使人相信。高俨做过京畿大都督、御史中丞，都是有实权的官。和士开、穆提婆都怕他，说：“琅邪王的目光好厉害，射在身上，叫人出一身冷汗！”

武平二年（５７１年），和士开等设法规定琅邪王每五天进宫一次。不得随时进见太后。高俨和亲信定计，令人上表弹劾和士开，要求把他逮捕审讯，由侍中冯子琼（胡太后的妹夫）把表夹杂在其他文书中送到后主面前。后主当作是无关紧要的文书，看都不看就批准了。接着，高俨骗领军库狄伏连，说：“奉敕，令领军逮捕和士开。”伏连向冯子琼请示，并请求复奏。冯子琼说：“琅邪王受敕，何必再奏。”伏连便照命令办事。在宫门口埋伏了兵士。七月二十五日，和士开上朝，到宫门口被伏连抓住，押到御史台，便被高俨杀了。

高俨本意只要杀和士开一人，他的左右却认为不可半途而废，他才集结京畿兵士三千多人，屯在千秋门外，然而又不立即冲进宫去，只想骗陆令萱出来，把她杀掉。相持了半晌，斛律光来了。他拉高俨进去见后主，一场政变就此失败。高俨虽有太后保护，也拖延了些日子，但终于被后主以出猎为名，骗去让刘桃枝“拉杀”。从此后主母子失和，太后被幽禁起来，不得与亲戚相见了。

和士开既死，时任尚书右仆射的祖珽成为权力最大的贵人，同时也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他依靠和士开、陆令萱向上爬，不惜陷害一向小心谨慎的赵彦深，把他排挤出去做地方官。他身居高位，不能与斛律光和衷共济。斛律光和将军们议论，说：“边境消息，处分兵马，赵令（赵彦深任尚书令）总是和我们商议。盲人执掌机密以来，从来不告诉我们，这样只怕要误了国家大事。”斛律光的埋怨是有道理的。祖珽发觉斛律光对他有看法，便买通他的家奴，问有没有听到议论自己的话。家奴告诉他：“相公夜里常常叹道：‘盲人来了，国家将亡。”’穆提婆想娶斛律光庶出的女儿，被他拒绝。后主要把晋阳的田赐给穆家，斛律光又说：“这片田地，神武皇帝（高欢）以来，每年能出几千匹马的饲料，给了提婆，于军务有碍。”因此，祖、穆两家都怨斛律光。

天统、武平之际，北周与北齐争宜阳，几次争战，北周都败在斛律光手里。北周韦孝宽知道北齐内部矛盾很多，就行使一条反间计，编造几句歌谣，说是“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说：“高山不推自崩，懈木不扶自举”，使间谍散布到邺中。不久，小孩们在邺城里传唱开了，祖珽知道了，不仅不查不禁，反而添两句，“盲老公背受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叫人奏报后主。后主问祖珽，祖珽和陆令萱都说确有其事。祖珽还解释它的含义，说：“‘一百升’就是‘斛’，‘盲老公’指臣，‘饶舌老母’像是指女侍中陆氏。斛律几代都做大将，斛律明月声震关西，女儿做皇后，儿子尚公主，实在很可怕。”后主问韩长鸾该不该解决斛律氏，韩长鸾倒认为不可以，事情就暂时搁置起来。

祖珽等了一阵，见没有动静，又进见后主，问这件事情。后主把韩长鸾的意见告诉他。旁边有个何洪珍，也是后主的亲信，他说：“如果本来没有提起过，倒也无关紧要。提起过了而不施行，万一泄露，如何是好？”后主觉得他说得对，但还是下不了决心。一个相府的属员马上出来添上一把火，说以前斛律光出兵回来，不肯马上遣散部队，有过谋反意图。家中藏有大量军械。后主果然相信，令何洪珍召祖珽进宫，定下了杀斛律光的计谋。

第二天，斛律光进宫，力士刘桃枝从后面扑上去，没有马上把他扑倒。老将军回过头来说：“桃枝专门做这等事情。我生平没有对不起国家的事情！”刘桃枝一个人对付不了他，同三名力士用弓弦套在他的头颈上，终把他勒死。之后，其兄弟幽州刺史斛律羡、子梁兖二州刺史斛律武都等都被杀。斛律皇后本不受后主宠爱，亦废为庶人。北周得讯后，为之大赦。

此后，北齐以高阿那肱录尚书事，与侍中城阳王穆提婆、领军大将军昌黎王韩长鸾号为三贵。后主遇事都要韩长鸾出主意。韩长鸾贱视士人，动辄辱骂，常说“汉狗大不可耐，唯须杀之”。

祖珽同这些人终于发生了矛盾。他毕竟不是“佞倖传”中的人物，对政事是认真的。他注意选拔贤能之士，把与百姓有关涉的事务，都划归州郡县管理，并抑制宦官和后主身边亲信的权力。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与陆令萱、穆提婆等发生冲突。武平四年（５７３年），他被逐出朝廷，任北徐州刺史。他不肯听命，要求面见后主，竟被韩长鸾命人拖将出去。他在北徐州，曾有陈兵来攻，他居然能指挥将士，守住城头。韩长鸾故意不发救兵，想陷他于死地，竟没有达到目的。后来他在任上去世，年份不明。

同年，后主以兰陵王长恭威名太重，疑他要反，一杯毒酒，把他杀死。段韶在武平二年（５７１年）先已去世。北齐良将，一个也找不出来了。就在这一年（武平四年）里，陈吴明彻等攻克历阳、寿阳、合肥，收复了淮南全境。

韩长鸾、穆提婆接到寿阳失守消息时，正在握槊，他们停都不停一下，说“本来是南朝的地方，让他拿去好了”。后主倒有点着急，穆提婆安慰他说：“假使国家把黄河以南完全失掉，还可以作个龟兹国。可怜人生如寄，只该寻快活，何必忧虑！”左右侍从都争着说提婆的话有理。后主便也把一天（也许不到一天吧）愁云尽都抛掉，依旧酣饮欢舞，恣意作乐。

后主作乐的情形，虽无细说的必要，但也必须略说一二。他的左右侍从有一种“见鬼人”，真是活见鬼！宫人穿的裙子，有一条值绢一万匹的，不知精致到什么程度。有一个宗室介绍一种作乐的法子，在浴桶里放上许多蝎子，把人脱光衣服，放到捅里，看他被咬得号叫翻转的模样，当作乐事。这真不是人做得出的事。

不过，再过三年多一点，北齐就要亡了。后主和他身边的恣意作乐的人一个也保不住性命的。

五二　宇文氏的霸业

从北魏永熙三年（５３４年）七月，魏孝武帝西走关中，托庇宇文泰起，四十余年中，其国号虽有魏（西魏）周（北周、后周）之别，实际上都是宇文氏的天下。宇文氏是东方高氏的死对头。

宇文泰怎样据有关中以及拥立西魏文帝等事，笔者已在第四十四篇中讲过，只是没有提过宇文氏的来历，这里需要作一交待。

宇文是氏名，也是部（国）名。鲜卑宇文部原在辽西，东晋时为前燕所灭。宇文泰的四世祖由燕投魏，迁居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他的父亲在六镇起义时流入河北，在鲜于修礼军中，与魏兵交战阵亡。宇文泰先从鲜于修礼、葛荣，后属尔朱荣，又从贺拔岳到关中镇压万俟丑奴，任夏州刺史。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杀害后，他平定乱事，从此成为一方领袖。从上述情形来看，他的创业实以六镇流民为基础。这与高欢相同，不过高欢得到的流民多，他得到的少。东西魏分立时，东强西弱，宇文泰要与高欢相抗衡，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苏绰、卢辫帮了宇文泰大忙。

苏绰字令绰，武功人，出身关中世家，从曹魏以来，几代人都官至二千石。汉末学校制度废弛，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苏绰正是有家学渊源的人士，有“博物多通”的名声；宇文泰与公卿到昆明池（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斗门镇东南的洼地，汉武帝时开凿，北魏太武帝时修复）观鱼，途中经过城西汉时的仓地，左右没有一个说得出它的来历，有人推荐苏绰。苏绰当时是个著作郎。宇文泰把他召来一问，他讲得头头是道。宇文泰听得很有兴趣，就进一步向他请教天地造化、历代兴亡，他也都侃侃而谈，有识有见。两人都放慢了坐骑，边走边谈。待到了昆明池，宇文泰听得正在兴头，就无心钓鱼，马上回到城中府里，邀苏绰作长夜之谈，向他征询治国之道。

苏绰做著作郎，是出于仆射周惠达的举荐，说他有王佐之才。经过这次长谈，宇文泰便大为信服，次日就对周惠达说：“苏绰真是奇士，我要把国政交给他管。”于是，任他为大行台左丞，参与掌管机密。

苏绰制定各种文书式样、计账（赋役估计数即预算）户籍等法规。西魏所辖只有关陇地区，又在多年战乱之后，国小民贫。苏绰为宇文泰筹划富国强兵的方略，减少官员，设置屯田，又在魏文帝大统七年（５４１年）起草六条诏书，奏明后颁布施行。这六条：

第一“先治心”。他说官吏治理百姓，先须治心。心不清净，见理不明，就会颠倒是非。清心不是指不贪财货，而是要公正。做君主的人更要以身作则，使人畏而爱之。

第二“敦教化”。他说近年收成较好，徭役较轻，百姓不缺衣食，有兴教化的条件。教化即是要：“教之以孝梯，使民慈爱；教之以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

第三“尽地利”。他要求各地每到年初，就要戒敕百姓，凡是能够使用农器的都下地劳动。也就是劝课农桑。如有游手好闲的，要加以处罚。政府在春耕、夏种、秋收时，不可生事，以免使民废农。另对缺乏劳动力和牛的民户，要劝令有无相通。此外还要教民种桑、植果、种菜蔬，养鸡养猪。

第四，“擢贤良”。他说选举的原则是“不限资荫，惟在得人”。他态度鲜明地反对“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惟试刀笔，并不问志行”的错误做法。他对“志行”（德）和“材艺”（才）两者，主张先志行、后材艺，明确指出用了“有材艺而以奸伪为本者”，就是害了百姓。他还主张官不可多，引“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之语，主张必须照此办事。

第五，“恤狱讼”。他强调对案子要“慎”，以至公之心，尽力弄清案情，有疑则从轻，没有弄明白不随意处罚。同时，对于深奸巨猾，则主张严加惩治，达到杀一做百的目的。

第六，“均赋役”。为了做到平均，要“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他主张征税要先劝课，让百姓知道什么时候要纳绢麻，预先准备好。征税差发徭役，要斟酌贫富，差次先后，力求合理。

六条诏书是一份完整的施政纲领。“擢贤良”一条中反对凭门资尤有特色。魏孝文帝改革中重视门族是一个缺点，是把糟粕当作精华吸收过去，使六镇旧人滋生严重的怨恨之心。当时本身门第很高的李冲就反对过，但是孝文帝不肯考虑。宇文氏和所属将领本来不属高门，关陇又是士族势力薄弱的地区，苏绰提出这项改革措施既合乎时宜，也不会碰到多少阻力。

这项改革并不是排斥高门士族，只是不再承认或给与特权。高门士族的优秀分子并不吃亏。卢辩就是这类人士。

卢辩字景宣，范阳涿（今河北涿州）人。范阳卢氏正是士族中的著名大姓。卢家又是经学世家，他曾作《大戴礼记注》。孝武帝入关时，他在邺任太学博士，得讯便不顾其家，匹马跟到关中。他在长安从给事黄门侍郎逐步升到尚书令。西魏的朝章制度，大多由他制定。

但苏绰有一件事却做得很不成功，即受宇文泰之命改革文体，作《大浩》。宇文泰要革除晋朝以来文章浮华的流弊，命苏绰仿《尚书·周书》的文体，写了一篇《大浩》，而且宣布“自今文章皆依此体”。这种一味复古的文章是没有生命力的、尽管用行政命令来推行，也不曾收到什么效果。

作《大浩》在大统十一年（５４５年）。下一年，苏绰便因积劳成疾去世，享年四十九岁。

在此前后，宇文泰还有几方面的重要措施。

一是建立府兵制度。府兵制起于西魏大统年间（５３５～５５１年），坏于唐代中叶开元、天宝之际，前后两百年，其间有很多变化，现在只说宇文氏创立时的制度。宇文泰仿鲜卑旧俗，将所属分为八部，各部设柱国大将军，共为八柱国。在大统十六年（５５０年）前，八柱国中，宇文泰是全军统帅，魏宗室元欣只挂个名，其余六人，每人督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又各统两个开府；每个开府领一军兵，共二十四军。此外也有做柱国或大将军的，或出镇外地，或无所统御，都不在其内。府兵的兵另编军籍，与地方无涉，是专业军人，不从事耕种。府的总数不满一百，兵数不满五万。大统十五年，西魏已命太和年间改为汉姓的鲜卑人重又恢复旧姓。到恭帝元年（５５４年），帝室也恢复姓氏为拓跋氏，进而还把中原大族的汉姓改为鲜卑姓，如杨氏改为普六茹氏等。诸将改了姓，所统军人也改从其姓。陈寅恪先生据此断言：“明是以一军事单位为一部落，而以军将为其部之酋长。”“其府兵与农民迥然不同，而在境内为一特殊集团及阶级。”（均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六《兵制》）

这是宇文泰时的府兵制度。到他的儿子周武帝宇文邕时，把军士改叫侍官，募百姓充当，就起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改变府兵的部属观念，使其直接隶属于君主，所以改军士为侍官，不仅仅是个名称问题。二是府兵的扩大化，史称“是后夏人半为兵矣”。夏人指普通的汉族百姓，当时当兵虽脱离了地方户籍，然而由此逐步走向兵农合一，已经是必然的趋势了。

二是模仿《周礼》，创建六官制度。宇文泰先命苏绰进行筹划，苏绰死后，才由卢辩继续完成。西魏废帝（文帝子元钦）三年（５５４年）先改“品”为“命”，一品改叫九命，九品改叫一命（命原指周王赐仪物爵位时的诏书，以赐命次数而定等级，所以越多越高）。又过了两年，于恭帝三年（５５６年，废帝和恭帝不用年号，废帝三年只有三个月，四月就是恭帝元年了）实行六官制度。六官指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这种改变官名的变革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是表示与山东的高齐、江左的萧梁有所不同，独树一帜，夸示文化传统的深厚而己。这种变革自然不可能持久，到其子孙手里，就逐渐恢复汉魏的制度了。

宇文泰还大大扩大了西魏的版图。大统十六年（５５０年），即侯景攻陷建康台城的下一年，西魏陷梁安陆、取得汉水以东的大片土地。废帝元年（５５２年），陷梁南郑（今陕西汉中），取得剑阁以北的地方。次年，梁元帝与武陵王纪兄弟鏊兵，元帝求魏援助。宇文泰便使尉迟迥取了益州。“益州殷阜，军国所资”（《周书》卷三十九《辛庆之传》语），西魏的国力随之大大地提高了。恭帝元年（５５４年），于谨等破江陵。荆、襄又为西魏所有（荆州虽有后梁，仍在西魏势力范围之内）。同年，魏军又取得巴州（今四川巴中）。经过这几年的攻略，西魏所有土地近似三国时的蜀汉，东面还要加上荆襄。西魏的版图原来比东魏、北齐小，这时已经比北齐大了。

西魏恭帝三年（５５６年）十月，宇文泰去世，年五十岁。其子宇文觉嗣位，任太师、柱国、大冢宰。宇文觉排行第三，年仅十五岁，军国事务由堂兄宇文护主持。同年年底，宇文护逼魏恭帝禅位给宇文觉。次年（５５７年）正月，宇文觉即天王位。宇文觉就是北周孝闵帝。

北周初建，政权很不稳定。赵贵、独孤信本来都是和宇文泰地位相等的人物。宇文泰继贺拔岳做主帅，正是赵贵倡议拥戴的。大统末在任的六个领兵的柱国，赵贵，独孤信都在其内。宇文护本来威望不高，他们怎么肯服。赵贵想杀宇文护，但因独孤信反对而作罢。不料此事被人告发，宇文护反而杀死赵贵，把独孤信免官，不久又逼他自杀。

这场风波刚过了几个月，宇文氏兄弟之间又发生了矛盾。孝闵帝不甘心处于无权的地位，便与亲信密谋杀宇文护。九月，因密谋泄漏，他反被宇文护废杀。宇文护又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做天王。宇文毓就是北周世宗明帝。被废黜的君主绝大多数都没有较好的下场，魏恭帝和周孝闵帝都在这一年里被杀。

明帝头两年仍旧不用年号，到第三年（５５９年）的八月里，把天王的称号改叫皇帝，才用年号，称武成元年。武成二年四月，明帝又被宇文护毒死，年二十七岁。史籍只说宇文护忌惮他“明敏有识量”，究竟有什么具体问题，弄不清楚。他临终前口授遗诏五百多字，希望“仁兄冢宰”等“协和为心”，辅助兄弟宇文邕，根本不提自己的“病因”。他明知问题出在哪儿，但是话只能这样说，他的内心一定是十分痛苦的。

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他就是北周武帝，即位时十八岁。他是个很厉害的角色，与“仁兄冢宰”相安无事了十二年。保定元年（５６１年），以大冢宰、晋国公宇文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五府总于天官，把一切权力都让给仁兄了。看来宇文护对他很放心，以为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了。天和七年（５７２年）三月，宇文护进宫见皇太后，武帝陪他进去时，说太后喜欢喝酒，希望老兄谏劝，并拿出一份《酒诰》给他。宇文护见了太后，一本正经地念起《酒诰》来，不防被武帝用玉珽（皇帝执的笏）在背后重击一下跌倒在地。武帝喝令一名带御刀的宦官动手，那个人紧张得手都软了，砍下去竟不能伤人。预先埋伏在内的卫王宇文直（武帝同母弟）这时冲出，一刀才把宇文护结果了性命。于是武帝亲政，又杀死宇文护的亲信多人，把天和七年改为建德元年。

宇文护执政十五年，除开头几年外，在北齐武成帝、后主在位时，却不能乘势大有作为，这里面因素很多：如齐有名将斛律光等；又如保定四年（５６４年）攻齐之役，刚在北齐遣返宇文护的母亲之后（东西魏分立时，宇文氏在晋阳的家属都被剥夺自由，在宫中做奴婢），道义上先已亏了。然从北周本身来说，宇文护是一个不合格的统帅，实在是主要的原因。他在内政方面，也没有什么兴革。武帝宣布他罪状的诏书，说他执政时“任情诛暴，肆行威福，朋党相扇，贿货公行”，“使户口凋残，征斌劳剧”，是有事实根据的。

周武帝大事兴革。建德元年（５７２年）十月，下诏把江陵掳充官口的都敕免为民。这是一项极重要的措施。江陵所掳人口，宇文泰听庚季才的话，释放了原来是缙绅的几千人，大多数人仍旧在做奴隶，到这时才得敕免。建德六年，又命将所有的杂户，都敕免为民。这时已在灭齐之后了。同年，又进一步宣布，从永熙三年（５３４年，即东西分立之年）以来，凡东土之民被掠为奴婢，及克江陵之日，良人（良与贱对称，指身家清白）没为奴婢者，全部敕免为良。这比元年敕免只限于官口（政府的奴婢）的，范围大得多了。

武帝厉行节俭，他认为上善殿太壮丽，把它烧毁。这似乎有点过分，但是若因违章建筑太“高级”，不舍得拆毁，就难以禁止新建。在宇文护专权多年，风俗奢侈的背景下，他烧掉一座殿，对大臣贵族是会起震慑作用的。这种措施，对后人很有借鉴的意义。

武帝非常重视军队的改革，内容已见前文。他每年都亲自率领六军讲武（演习、检阅），集合各军都督以上官员，或发给赏赐，或教练战阵之法，有时还身穿短衣，和将校饮酒联欢。经过几年努力，军队的规模已有所扩大，战斗力也有所提高，特别是君主在军队中的权威大大地增强，这就为灭齐奠定了基础。

武帝禁佛、道二教，毁经、像，强迫沙门（和尚）、道士还俗，是做得过头的事情。武帝杀宇文护以前，已经几次集众讨论三教优劣。建德三年（５７４年），在沙门智炫和道士张宾辩论难分高下后，下令废斥两教，僧道还俗的有两百多万人之多。后来又留两教名人一百二十人，称通道观学士，专事阐释三教经义。北朝的人口数很难估算，葛剑雄先生估计北周灭齐后可能有三千万人以上（《中国人口发展史》）。武帝灭齐后，又迫令齐境近三百万的僧人还俗，连前共五百万人。三千万人中有出家人五百万，这个数字太惊人了。当时许多人出家的目的在逃避赋役，君主禁佛的实质是与寺院争夺赋役对象。这是必要的，但决不应该采取禁教和全部还俗的措施。有些论者对这类措施唱赞歌，笔者认为是不应该的。

经过十几年的整军经武，周武帝发动了灭齐战争。这是宇文氏的霸业达到顶点的表现；由于事关统一大业，笔者决定专辟一篇，详见于下。

五三　北方的统一

北周建德六年（５７７年），周武帝灭北齐，结束四十三年东西分立的局面，统一了北方。此时南北国势对比，已与魏梁时的对峙不可同日而语，北朝已兼有巴蜀荆襄，陈朝微弱，北朝统一全国已成必然之势。然而，周武帝英年早逝，嗣君昏庸，从而在灭陈的前夕还发生过一次改朝换代的纷争。

建德四年（５７５年），韦孝宽上疏，首建灭齐三策。其下策“还崇邻好”，只是陪衬；上策“百道俱进”，一举成功，才是他的真实主张。中策与陈国合势，使陈在东南方面进行牵制；一两年间，周只用奇兵袭击，彼出我入，使其疲于奔命，然后一举解决，也只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周武帝像是很欣赏他的建议，但是并没有请他参与决策。武帝先派伊娄谦（伊娄，复姓）出使北齐，观察敌国形势，然后和异母弟齐王宇文宪、内史王谊商议用兵方略。宇文宪富有军事和政治经验，镇守益州，能得当地民心；从宇文护东征，退兵时力拒追兵，在武帝诸弟中才略最为出众。王谊字宜君，洛阳人，有文武才能。这两个确实是当时的优秀人才。

建德四年七月，武帝下诏伐齐。北周攻齐，有两条路线可用。一是出潼关东向洛阳、河阳；一是走黄河北岸直指太原（晋阳）。宇文泰几次都走洛阳这条路，武帝也决定走这条老路。但出兵前，好几个人都不赞成，赵煚说得最清楚，他说：“河南洛阳是四面受敌之地，即使攻下，也不易守住；不如从河北直指太原，倾其巢穴，可一举而定。”东魏北齐虽以邺为都城，然而高家的老窝一直在晋阳，先端掉老窝，是事半功倍的策略，但是周武帝却不肯改变原定计划。

武帝率兵六万，直指河阴（今河南孟津东），八月，攻克河阴大城。但是，接下来攻河阳，攻洛阳金墉，都没有成功。河阳在今孟县西，有三座城，南城在黄河南岸，中潬城在河中沙洲上，北城在北岸。周军占领南城后，围攻中潬城时，受齐将傅伏的坚决抵抗，二十天也打不下来。金墉城守将独孤永业也坚守城池。九月，齐高阿那肱从晋阳率援军南下抵河阳。周武帝见形势不利，又因身患疾病（按这可能是托辞），就烧毁船舰，从陆路撤回关中。

一年以后，建德五年（５７６年），他决定再次伐齐。他承认“去年河阴之役，直为拊背，未扼其喉”的错误，改而采用直取晋阳的战略。但是，北周诸将大多不愿东征，这大概是由于多年以来，屡次东征都无功而还，因此滋生了畏难情绪。这次武帝只能用高压手段，宣布凡“不服从命令的，一律军法制裁！”

十月，武帝发兵到汾曲（平阳以南汾水弯曲处）后，即分兵扼守各处要隘，命王谊监督各军攻平阳（晋州，今山西临汾）。齐后主在晋阳派遣援军开往平阳。武帝经常亲自到城下督战。城中危急，守将侯子钦、崔景嵩先后投降，周将段文振乘势登城，与崔景嵩闯到守城主将尉相贵处，拔刀把他劫持。城上顿时鼓噪起来，守兵溃散。周军攻克平阳，俘获尉相贵和守军八千人。

平阳危急时，齐后主正和宠妃冯小怜在三堆天池打猎。天池在静乐县，离平阳有好几百里。从早晨到中午，驿马三次前来报告战讯。高阿那肱不向后主奏报，他说：“大家（宫中侍从对帝、后的称呼）正玩得快活，边鄙小小交兵，乃是寻常事情，何必急于奏报！”到天色暗下时，又有使者飞马来报：“平阳失守！”高阿那肱才准使者去见后主。后主得了讯，倒想马上回去，可冯小怜正在起劲时候，要求再杀一回，后主居然会同意。静乐县在晋阳西北一百七十多里，后主和冯小怜既然在那里打猎消遣，可见在晋阳派援军一事只是一句空话，并没有具体行动，从此史籍流传，成为君王态意作乐不以国家存亡为意的典型事例。不过，唐李商隐诗“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北齐》二首之二）说晋阳已陷，是把晋州误为晋阳了。

齐后主在平阳陷落后才大举南下，自率主力上鸡栖原（在今山西霍州东北霍山高平处），与平阳以北的周宇文宪等军交锋。当时齐军兵力占有优势，周武帝决定留梁士彦率一万精兵镇守平阳，命宇文宪等军南撤。十一月，齐后主到平阳城外。周武帝见齐军声势很盛，就引军西还，使宇文宪、字文忻断后。齐兵追击，被两将击退。

这次撤退实在不明智。宇文忻曾劝阻说：“齐国主暗臣愚，兵无斗志，虽有百万之众，也只好算是送上门来的俘虏。”宇文忻与北周帝室同姓，但不是同族。他和王谊等后来都是隋朝的开国功臣。武帝虽认为他讲得有道理，却并不改变主意，看来他对齐军还有畏俱心理。周军撤走后，齐军大举围攻平阳，形势非常危急。梁士彦动员城里所有的男男女女，日夜修筑城墙，但是齐军在下面挖地道，使上面的城墙坍塌，出现了十多步宽的缺口。齐军乘机要冲进去，后主忽然下令：暂缓冲击，等冯淑妃（小怜）来了再冲。他要让她领略这个壮烈的场面。冯淑妃要化妆好了才出场，耽搁了好大一会。守军利用这时间，把缺口堵塞得结结实实，齐军再也打不进去了。

周武帝回到了长安后，知道平阳危急，才后悔不该不听宇文忻的话。他在长安只住了几天，便重新出兵东征。十二月初四，他集结了八万兵力，再到平阳城下。这时齐兵的人数，据高阿那肱说有十万人，但伤病和在城下捉柴烧饭的占了三分之一，因此他主张扼守壕沟上的桥梁，避免野战。但是后主的另一个亲信安吐根却狂妄地说：“一小撮贼兵，铁骑冲过去，一枪刺着了，望汾水里一丢便完事！”后主一下子还打不定主意，左右宦官都说：“他们有皇帝，我们也有皇帝。他老远能够赶来，我们守着壕沟，不敢出战，岂不要惹他耻笑！”后主被他们一激，便道：“说得对。”立即下令填没壕沟，向前决战。

齐后主和冯小怜骑马观战。冯小怜见左翼略为后退了一点，便吓得魂飞魄散，叫道：“败了！”穆提婆在旁就说：“大家走吧！大家走吧！”后主就和冯小怜掉转马头，往北逃走（齐军面南背北列阵）。将领奚长劝后主不要走，说：‘半进半退是打仗中的一般情况。现在我军完整，并没有失利。陛下的马蹄一动，人心恐慌，大局就危险了。请陛下回去鼓励将士！”另外一个将领张常山追到后主身边也说：“队伍集结好了，兵力完整，围城兵也没有动。至尊不信臣言，可以叫内参（宦官）去看。”听了两人的话，后主正想返回，穆提婆却又拉住他，说：“这话靠不住。”后主就同冯小怜一直往北奔逃。齐军将士以为后方出了大乱子，军心大乱，顿时大败溃退。只有安德王高延宗（高澄子，后主的叔父）一军没有乱，全师而返。

齐后主本来决定立冯小怜做左皇后，派宦官到晋阳去拿皇后的服饰。这天逃到半路上遇到，后主居然有这兴致，暂停马足，让冯小怜穿戴整齐了再走。

初七，周武帝进平阳城。梁士彦见了武帝，捏着皇上的胡子，哭道：“臣几乎见不到陛下了！”武帝也忍不住流下泪来。

这一仗，北齐军实际上是败在自己手里。周武帝侥幸得胜，又见将士都很疲劳，就动了退兵的念头。这次，最不愿意撤退的是梁士彦。他拦住武帝的坐骑，谏道：“如今齐军溃散，人心摇动，乘此进攻，其势必可成功。”武帝才又改变主意，下令追击。诸将不愿继续作战，都要求撤退。武帝怒道：“卿等若疑，朕将独往。”诸将才不敢再提退兵的话。

再说齐后主逃到晋阳城里，一直心惊胆战，不知如何是好。群臣倒不像他那副样子，都说：“为今之计，先要减轻赋税，免除摇役，以收民心；招还溃散的兵士，背城决一死战，以安社稷。”但后主已毫无斗志，想留延宗、孝珩两个叔父守晋阳，自己到北朔州（今山西朔州）去，如果晋阳失守，就逃往突厥。群臣都不赞成，他却不肯改变主意。

周军顺利向北推进，于十二月十三日到达晋阳。当天，齐后主改元隆化，让高延宗守晋阳，自己利用夜色掩护，出城逃走。他本意要北走突厥，因从官苦谏，才回向邺城而去，随行人员只有高阿那肱等几十人，其余都溜掉了。

北齐官员投奔周军的络绎不断，其中地位最高的要算穆提婆。他的母亲陆令萱知道末日已到，就自杀而死。周武帝自然了解穆提婆是什么货色，为了招降的需要，暂时给他做了柱国、宜州刺史。

晋阳城里的将领都要求安德王即位做皇帝，他们说：“大王不做天子，我们实在不能为大王出死力。”十四日，高延宗在危城中即位，改元德昌，用唐邕做宰相，莫多娄敬显、段畅等做将帅。高延宗杀穆提婆的家属，籍没宦官十多家，把府库所藏财物和后官美女赏给将士。一时城中士气大振，都愿为延宗死战。后主在赴邺城途中得讯，却恨得要命，对近臣说：“我宁可让周得并州，也不要让安德得到它。”

十五日，周武帝到达晋阳城下，次日周军即发起攻城。周军打着黑旗，身穿黑衣，从城上望下去，宛似满天乌云。打到黄昏时，周军打进东门，武帝亲自率队冲进城里，放起火来。高延宗、莫多娄敬显见形势危急，率军增援，堵住城门口。城外的周军冲不进去，突入城内的周军前后受敌，陷入混乱状态，都往后面争夺退路，死在城门附近的达两千多人。周武帝身边的侍从几乎死光，只剩两个人，一个牵马，一个在后挥鞭赶马，冲出城门口，险些被齐兵所杀，到四更天才得脱险。高延宗以为武帝已死在乱兵之中，命人在满地尸体中找长胡须的，找来找去找不到。

一场激战，对两军都产生了严重影响。齐军打了胜仗，太高兴了，都痛饮一番，喝得大醉，躺倒了爬不起来。高延宗要整顿队伍，竟毫无办法。

周军方面，武帝逃回营里，心力俱瘁，想收兵撤走。多数将领本来不愿意继续作战，也都劝他班师，只有宇文忻、宇文宪、王谊几个人不同意。宇文忻说：“昨天城都破了。只因为将士轻敌，受了些挫折。大丈夫要死中求活，败中取胜，何况如今已经形成破竹之势，奈何弃之而去。”周武帝于是打消了退兵的念头，一待天明，便下令吹起号角，集结部队猛攻东门。那齐军的许多将士还在睡梦之中，如何抵敌，不多一会，城池便被打破。高延宗苦战，力尽被擒。武帝对他很客气，叫他不用害怕。唐邕等都投降，只有莫多娄敬显逃往邺城。

这年除夕，周军以齐王宇文宪为前锋，向邺城进军。其时邺城内部已经乱成一团。大臣斛律孝卿请后主亲自慰劳将士，并且替他写了一篇发言稿，指导他：“要慷慨流梯，以激动人心。”后主出去，站到将士面前，把孝卿教他的话忘记得干干净净，忍不住大笑起来，左右侍从跟着也笑。将士人人愤怒，都说：“他自己还笑得出，我辈急了什么！”谁也不想出力死战。

后主相信望气术士的话，说应该有变革，决定禅位给皇太子。次年（５７７年）正月元旦，齐太子高恒即位，年仅八岁，改元承光。后主做了太上皇帝。

齐后主派尉世辩带一千多骑兵侦察周军行踪。他们出了淦口（在今河北邯郸西南石鼓山，为太行八陉之一），登高岗朝西眺望，见远处有一群乌鸦飞起，他们当是周军旗帜（上文说过，周军的旗都是黑旗），赶紧飞马回去报告，直到邺城城外，谁都不敢往后再看一眼。

邺城得报，皇室就预备逃走。太皇太后、皇太后等先走；初九，幼主离开邺城。十八日，周军到达城下，次日围城，击败出战的齐军，上皇（后主）离邺出走；同日周军进入邺城，派兵追齐君。齐上皇渡黄河而南，到济州（碻磝，今山东往平西南）。他让幼主禅位给任城王高湝（高欢子），派人把禅文和玺绂送到河北交给高湝。上皇父子和穆、冯两后等再走青州，想逃往陈国。不料高阿那肱在济州降周，骗后主说周军还远，后主因此走得不快，出青州不远，便被追兵擒获。任城王高湝在冀州招兵四万多人，想恢复齐朝，二月，被周齐王宇文宪、杨坚击败，也被擒获。北齐亡，历六帝、二十八年。不久后主和穆提婆就以“谋反”罪被杀，宗族也全部被迫自杀。

北方统一了。

北周建德六年是陈宣帝（陈顼）太建九年。太建五年（５７３年），陈乘北齐衰败，使吴明彻等攻齐，收复淮南。北齐亡后，宣帝又想争徐、兖二州，十月，命吴明彻北伐，围周彭城。陈军利用水道交通线，由淮河通泗水（清水〕。十年正月，周王轨率援军南下，据淮口（泗水入淮之口），用铁锁联结几百只车轮，放到泗水河道里，堵住陈军归路。陈将萧摩诃劝吴明彻乘王轨布置没有完毕的时候，发动进攻。吴明彻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不肯听从。十来天后，王轨布置完毕，水路断绝。萧摩诃再劝吴明彻领全军突围，他率铁骑前后护卫。吴明彻知道，照这个办法，他本人可以脱险，但步兵的损失一定很大。他决定亲自断后（这时他正身患重病），命萧摩诃的骑兵当先突围。结果，萧摩诃冲出了重围，吴明彻和所部三万人在淮口却全军覆没。吴明彻被俘后，不久就在北方病故。陈朝没有达到扩大版图的目的，又受了重大损失。次年，周韦孝宽伐陈，占领淮南全境。南北强弱的对比，较前更甚。北朝统一中国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了。

然而，统一还得等二十年以上。其原因就完全在北朝内部了。

周武帝进了邺城。原北齐国子博士熊安生便命家人把大门内外扫干净。家人觉得奇怪，问是什么原因。他说：“周朝天子重道尊儒，一定会来见我。”周武帝一向知道熊安生博通《五经》，慕名已久，果然。很快亲自登门拜访。还不让他下拜，坐谈多时，厚加赏赐。原北齐中书李德林素有文名。武帝派人到他家里说：“平齐之利，惟在于尔。朕本来担心尔跟齐王东走，如今知道不曾走，非常高兴，可以赶快来见。”使者引他进邺宫后，武帝派内史宇文昂向他询问齐朝风俗政教、人物善恶，一直谈了三天。武帝回长安，把李德林也带回关中。武帝曾用鲜卑语对群臣说：“我以前只听见李德林的名字，看到他为齐朝做的诏书檄文，在我的心目中，仿佛是天上的仙人。想不到今天为我所用，替我写文书，高兴极了。”

这不是宇文岂钦佩李德林个人的问题。晋南北朝时，山东（太行山以东地区）的声教文明比关中先进。宇文氏以弱御强，为维系追随他们的鲜卑人，否定了魏孝文帝改革旧俗中一些为六镇鲜卑人不满的措施，又穿起胡服，恢复原来姓氏，甚至使汉人大姓也改用鲜卑姓。这种矫枉过正，对统一不利。灭齐统一北方后，其势非恢复汉魏旧制不可（这里复古即是维新），尊重任用熊安生、李德林正是这个趋势的表现。

建德七年（５７８年）六月，周武帝死，年仅三十六岁。太子宇文赟即位，他就是周宣帝。周宣帝大成元年（５７９年），元旦朝会，君臣改穿汉魏衣冠，是这个趋势没有因武帝去世而中断的证明。但宣帝不是一个能够发展这趋势的领袖人物，他连做一个平庸的君主也不合格。这有几个例子。其一，他忌宇文宪有声望，便无故把他杀害：其二，他做太子时，曾屡受父亲训责，故其父死后，他一点也不悲伤，而且骂道：“死得晚了！”王轨以前在武帝面前讲过他的过失，他也把王轨杀死。其三，他不准人有“天”、“高”、“上”、“大”等称，官名上有这些字样的都要改掉。其四，他动辄打人，公卿以下常被鞭打，后妃宫人也受杖背。他出入无常，侍从人员一直处于紧张的待命状态，无法忍受。

他做了几个月皇帝，不高兴做了，便于大成元年二月传位给太子宇文阐，改元大象。宇文阐就是周静帝。宣帝不称太上皇，另外创立一个名称，叫“天元皇帝”。

大象二年（５８０年）五月，天元皇帝病故，年仅二十二岁。静帝更是只有八岁。朝廷实权落到天元杨皇后（天元有五个皇后，静帝是朱皇后所生）的父亲隋公大丞相杨坚手里。相州总管尉迟迥、青州总管尉迟勤、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先后起兵反杨，都先后被杨坚解决。改朝换代的时机成熟了。十二月十二日，周下诏，改姓的一律复旧，杨坚才从普六茹坚改回叫杨坚，十三日，以杨坚为相国，进爵为隋王。

次年（５８１年）二月，又上演了一出禅让的悲喜剧。杨坚改周为隋，改元开皇元年。杨坚就是隋文帝。至此北周亡，共五帝、二十五年。

开皇九年（５８９年），隋军灭陈，南北统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评说隋文帝的功过，不属本书范围，不过有几句话不得不说。杨坚平了尉迟迥，就焚毁邺城；灭了陈国，就平荡建康的城邑宫室，这真是作孽！

五四　金陵王气黯然收

陈霸先是个有作为的人物，但是他创立的陈朝，却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王朝。陈氏集团的基础太差，周围的环境又太险恶，所以尽管能一时立住脚跟，但江东王气终究难以维持长久。

陈武帝立国之初，长江北岸是北齐的势力范围；西北有北周和后梁，荆襄全属敌境；而江南内部还有若干不愿与他合作的势力，如缙州（今浙江金华）留异、临川（今江西抚州）周迪、闽州（今福建）陈宝应、湘州（今湖南）王琳等。王琳是一个强劲的对手。陈霸先受禅前，曾以梁敬帝的名义征他入朝，他拒不应命。陈霸先命侯安都、周文育领兵讨伐。永定元年（５５７年）陈霸先受禅时，两军还没有决战。侯安都得到消息后，叹道：“这么一来，我师出无名，一定要败了！”他料得不错，沌口（今武汉市汉阳东南）一战，陈军大败，侯、周二将和裨将周铁虎、程灵洗都成了俘虏。王琳把军府移驻郢州（今武汉市），所部进占江州。永定二年（５５８年），王琳立梁元帝的孙子萧庄做皇帝，俨然和陈朝唱起对台戏来。相持到八月中，王琳才接受陈武帝所派说客的劝告，退回郢州。他之所以肯退兵，其实是由于后梁乘虚袭取了长沙、武陵（今湖南常德）等地。被俘的将官，除周铁虎被杀外，侯、周、程三人总算逃还陈军。

永定三年六月，陈武帝去世，其时距王琳撤兵不过十个月。江陵陷落后，陈武帝原在梁元帝处做“质子”的儿子陈昌和侄儿陈顼即被西魏军带往长安。这时只有另一个侄儿陈蒨（陈顼之兄）成为惟一的皇位继承人，而惟一的旧将侯安都（从前篇已知，陈氏初起时，旧将不过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三人，杜已死，周不久前又为叛将熊昙朗所杀）则成为决策大臣，这个朝廷可谓寡弱之至了。

王琳知陈武帝已死，立即准备再举进攻。十一月，兵进大雷（今安徽望江）。陈文帝命侯瑱、侯安都等领兵抵御。两军相持到文帝天嘉元年（５６０年）二月，已达一百多天。北周见王琳东下，发兵袭击邱州，因守将孙瑒坚守，没有得手。王琳得讯，怕军心动摇，率水军东下，企图速战速决。芜湖之战，王琳大败，退到湓城（今江西九江），收拾不拢残部，只得逃投北齐。萧庄也被侍从送到齐境。攻郢州的周军攻城不下，见陈军将到，便解围而去。孙瑒见大势如此，便投降陈朝。陈军进而与后梁、北周争巴陵（治今湖南岳阳）、湘州，到天嘉二年（５６１年）正月，逼退周军，陈的西境才达到今鄂中、湘北，可以说勉强站住脚跟了。

天嘉元年，陈朝还发生过一件骨肉相残的事件。武帝在位时，北周扣着陈昌不放，武帝一死，又马上把他遣返，这明显是要挑堂兄弟争位。由于王琳兴兵东下，陈昌走到安陆就不能再走。王琳失败后，他再从安陆出发，还先令人送信到建康，“辞甚不逊”，表示他是真正的皇位继承人。文帝非常恼火，召见侯安都，对他说：“太子快到了，须别求一藩，做归老之地。”安都不假思索地答道：“自古以来，哪里有皇帝换人的道理，臣不敢奉诏。”他便自告奋勇去迎接陈昌。于是陈霸先仅存的儿子的命运定了，渡江的时候“溺死”在长江水中。

但文帝对亲兄弟陈顼是要的。他和北周再三交涉，最后以鲁山郡（今湖北涌阳东北）和黔中（当指北周所置黔州，今重庆市彭水）为交换条件，北周才肯遣返陈顼。文帝这时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个亲兄弟会夺去儿子的帝位！

侯安都支持文帝，但他也因涉嫌觊觎帝位而送掉了性命。他自恃有大功劳，不守法度，部下将校犯了法，有关部门也无从捉拿查问。文帝心里非常不满，他却毫不觉察。天嘉四年（５６３年），他竟向皇帝借御堂举行宴会，自己坐在御座上，宾客坐群臣的位子。文帝再也不能忍耐，不久也借宴会为名，把他抓起来，逼他自杀了。

文帝在位七年。他在位期间，陆续削灭了留异、陈宝应、熊昙朗、周迪等割据势力。天康元年（５６６年）四月，文帝去世，太子伯宗即位，安成王陈顼执政。不久，叔侄之间便发生了矛盾。临海王光大元年（５６７年），原系文帝亲信的中书舍人刘师知、尚书仆射到仲举、将军韩子高等想夺安成王的权，反而一个个都被安成王杀掉。与刘、韩等关系密切的湘州刺史华皎联络北周、后梁造反，发兵东下，到沌口为淳于量、吴明彻等所败，逃往江陵。光大二年（５铭年）十一月，安成王用太皇太后（武帝章后）的名义，把伯宗加上“与刘师知、华皎等通谋”的罪名，废为临海王。次年正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太建。陈顼就是陈宣帝。

从上文可知，从陈武帝受禅以来，实在没有多少太平日子。陈朝建立于梁末大乱以后，国土狭小，财政困难。这最好的证据是徐陵在天康元年写的文件。他说，陈初“白银难得，黄札（任官的文书用黄纸）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用官阶代替钱绢，说白了，就是卖官），致令员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议、参军，市中无数”。而它又内耗不断，其国弱民贫，是必然的结果。

但是陈宣帝太建初年，北齐也是政局混乱，北周宇文护也缺乏进取力量，因而陈可以安然无事。太建五年（５７３年），吴明彻北伐，不费多少气力便攻克历阳、合肥、寿阳等地，完全收复了淮南。陈国君臣昧于知彼知己，从而高估了自身实力。当时北齐大臣赵彦深问熟知江淮情况的源文宗，为什么打不过陈军。源文宗说，朝廷不肯多发精兵，任用将帅又不得其人。他认为应该信任王琳，让他在淮南招募三四万人，就能保住淮南。若不信任王琳，另派别人掣肘，必然坏事。由此可见，齐失淮南，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陈军在攻克寿阳时擒获了王琳。吴明彻军中有许多王琳的旧部，他们见了老长官都很伤心，请求不要杀他。吴明彻担心出事，赶紧把他杀了。此人实在是个将才，只因忠于萧氏一姓，死于非命，是很可惜的。

以后几年，北方局势急转直下。陈宣帝太建九年（５７７年），北周灭齐，北方一统，陈却想乘机收复淮北，这完全是不度德、不量力的举动。结果是先则兵败淮北，继而尽失江北（已见第五十三篇）。

陈宣帝在位十四年（实为十三年强）。太建十三年，即隋开皇元年（５８１年），一个强大的王朝在冉冉兴起。隋文帝任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今江苏扬州）；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两支矛头对准江南，南朝灭亡，已指日可待。

太建十四年正月，陈宣帝去世，太子叔宝嗣位，叔宝就是陈后主。这分明是随时可能丧失的位子，但是还有人拼命去争。宣帝临终时，叔宝和两个兄弟叔陵、叔坚一同在宫中侍疾。叔陵要抢帝位，预先关照典药吏说：“切药刀太钝，要磨磨快。”宣帝刚断气，叔陵便命侍从到外面拿剑。侍从不明白他的用意，拿来一口在朝堂上佩带的木剑。叔陵大怒，但是又不好说，只好忍着。叔坚见他的神情不对，生怕出事，便注意他的举动。第二天小殓的时候，太子跪伏哀哭，叔陵抽出切药刀，朝太子颈后砍去，太子受伤昏倒。太子的生母柳皇后上前救护，也被他砍了几刀。乳母吴氏拉住他的时部，叔坚上前夺他的刀。他不甘心失败，见太子勉强立了起来，便拉住他的衣服，幸而被太子挣脱。最后，叔坚夺下他的刀，用袖管代替绳索，把他绑在柱子上。其时，吴氏已把太子转移出去，叔坚要找太子，请示怎么处理。叔陵乘没有人看管，挣断袖管冲出，即回府集结部下，还释放囚犯充兵，纠集了近一千人的队伍。宫里叔坚向柳皇后享报后，派使者以太子的名义召右卫将军萧摩诃入宫，命他讨贼。萧摩诃带了马步兵士，轻而易举地杀了叔陵。至此事变平定，陈后主这才做稳了皇帝。

陈后主叔宝，字元秀，太建十四年即位时年三十岁。他生于江陵，出生的第二年，便落到西魏军手里。西魏、北周使陈顼和妻子柳氏分居两地，叔宝跟母亲在一起。陈天嘉三年，北周先遣返陈顼，然后再遣返柳氏和叔宝母子。其时叔宝十岁，尽管南归后，“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陈书》本纪六史臣魏徵论语），但幼年曾经的苦难也应该留有印象。然而，他把宝贵的生活经验都丢到脑后去了。

后主爱好文词，太建八年，宣帝听了吏部尚书孔奂的意见，要用人品好的王廓做太子詹事。叔宝不同意，坚持要用江总。宣帝终于听他的话，用了江总。江总字总持，南齐士族领袖江教的曾孙，长于五言诗，而失之浮靡。他比陈叔宝大三十四岁，是前辈先生了，然而不能引导太子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是应该受谴责的。后主即位后，他的官越做越大，一直做到尚书令。这是执掌政事的要职，他却与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瑳等十几个文士，经常陪着后主在后庭游宴，妃、嫔、女学士也不回避。后主把江总等文士叫做“狎客”，叫他们和妃、嫔等赋诗，互相赠答。后主选择最艳丽的诗，配上曲子，使宫女一千多人歌唱。曲子的名目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江总在后主至德元年（５８３年）已六十五岁，他不顾国家安危，也不顾廉耻，混在一大堆中青年男女中饮酒赋诗，不能算政治家、文学家，只能算一个老清客。陈亡之后，他又做了几年隋朝的官，到开皇十四年（５９４年）才死。这样一个人，自然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

陈后主宠爱的妃、嫔有张贵妃，龚、孔二贵嫔，以及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另外还有女学士袁大舍等。后主建造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都有几十丈高，连延几十间，大量使用沉香、檀香等名贵木材，用金玉珠翠装饰，室外积石成山，引水为池，种了许多奇花异卉。后主自己住临春阁，张贵妃住结绮阁，龚、孔二贵缤住望仙阁，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张贵妃名丽华，出身低微，原来是龚贵嫔的侍儿，后来变成了最得宠的贵妃。孔贵嫔的地位仅次于张贵妃。孔范和她结为兄妹。后主最不愿意听见谏净的话，孔范专讲好话，后主听得进，因此言听计从。孔范自以为文武才能，无人可及。他对后主说：“外间诸将（按指萧摩诃等），出身行伍，不过匹夫之勇，没有深谋远虑。”后主根据他的意见，每见将帅稍有过失，就把所率军队，分配给文官带领。文官武将都不满意，心都散了。

后主信任的人还有施文庆、沈客卿两人。施文庆是中书舍人，后主在东宫时，他就追随左右。他记性好，精于算账。沈客卿是他的朋友，得他的推荐，也做了中书舍人。他熟悉朝廷典故，口齿伶俐，一下子就得到后主信任。后主修建宫室，开销巨大，度支部门哪里供应得上。沈客卿提议加重关、市的税收，每年的收人增加了几十倍。后主非常高兴，认为施文庆识人才，百姓却怨声载道。

当时朝中也有人直言谏劝。曾在东宫任职的傅縡后来做了秘书监、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他被施、沈诬陷下狱，就在狱中上书，直言后主“酒色过度”，“后宫曳绮绣，厩马余菽粟，百姓流离，僵尸蔽野”的状况。后主看了，自己不仅不改过，反而使人问傅縡肯不肯“改过”。傅縡不肯，结果被迫自杀。

祯明元年（５８７年），隋朝下江南的准备工作快完成了。吴兴才士章华上书谏后主，说：“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更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矣！”这是以春秋时吴王夫差亡国为前车之鉴谏劝后主，后主见书大怒，立即命令把他斩首。

祯明二年十月，隋文帝宣布出师伐陈。次年（隋开皇九年，５８９年）正月，隋军渡江，韩擒虎军首先进入建康。陈后主和张贵妃、孔贵嫔躲到井里，被隋军用绳子像吊水似地拉了上来。

隋以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为元帅，高颎为元帅长史。高颎先进建康，杨广派人通知他留张丽华。高颎不听，把她杀了。杨广从此对高颎怀恨于心。杨广进了城，杀施文庆、沈客卿等几个百姓最恨的贪官。

陈亡了。陈共五帝、三十三年。

陈朝君臣到长安后，隋文帝又把孔范、王瑳等几个放逐到边塞。他对后主颇为优容，叔宝却提出“愿得一官号”的要求。隋文帝听了很感意外，因而有“陈叔宝全无心肝”的评价。

隋文帝仁寿四年（６０４年）十月，陈叔宝死，年五十二岁。即位才几个月的炀帝即赐他长城县公之爵，谥为“炀”。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自己死后也会被谥为“炀”。“炀”是什么意思呢？“好内远礼，去礼远众，逆天虐民”是为“炀”。这一谥号，对陈叔宝和杨广，都是适合的。

五五　岭南女杰洗夫人—一个深明大义的政治家

梁高凉太守冯宝的妻子洗夫人，在梁末和陈、隋两代的初年，始终拥护中央政府，打击分裂割据的势力，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政治家。

梁朝高凉郡的治所在今广东阳江市西，辖境包括今阳江、阳春、恩平、电白、高州、化州、吴川、茂名等地。洗氏世为当地越族首领，故里在今电白县或高州县境，有部落十余万家。她在梁武帝大同（５３５～５４６年）初年嫁给冯宝为妻。冯氏是汉人。北燕末，冯宝的曾祖冯业航海投南朝宋，从此住在岭南，一直做地方官。由于地方情形复杂，尽管经过了三世，推行政令，仍旧很感困难。冯宝的父亲罗州刺史冯融听说洗氏有位年轻姑娘能够治军打仗，又常劝亲族做好事，制止互相攻击掠夺等，就聘她做了冯宝的妻子。冯洗联姻后，地方势力服从，事情就好办了。夫人令本族成员，要像汉人编户一样，遵守政府法令。她常陪同冯宝审讯案件，首领犯法，即使是洗氏亲族，她也绝不姑息，一律依法严办，地方秩序因而得到很大的改善。

侯景叛乱爆发后，岭南的局势一度动荡不安。先是高州刺史李迁仕潜谋割据。广州都督萧勃命各地发兵讨侯景。简文帝大宝元年（５５０年），李迁仕领兵到了大皋口（今江西吉安南赣江畔），召冯宝往见。冯宝不疑有诈，想要前去。夫人阻止他，说：“刺史无故不应该召见太守，他一定是想逼你一同造反。”冯宝问：“何以见得？”夫人说：“刺史奉命去救建康，不马上出发，而声称有病，一面却打造兵器，集结军队，然后唤你去见。你如果去了，他一定会把你扣留起来做人质，勒逼我们交出兵马，这种用意显而易见。你切勿马上前去，稍缓时日，形势就会发生变化。”冯宝听她的话，没有前去。形势果然不出洗夫人所料，几天之后，李迁仕造反，派部将杜平虏领兵到赣石（石碛，在今江西赣州与万安间赣江中），在鱼梁（在万安南）筑城，威胁南康。其时陈霸先已驻南康，在作北上讨侯景的准备（参见第五十篇），他见杜部进逼，就派周文育领兵去讨伐。冯宝得到杜部北进消息，马上告诉夫人。夫人说：“杜平虏是员猛将，他到了赣石，一定会同官兵发生冲突，不可能很快回来。这时李迁仕后方空虚。很容易解决。不过你若亲自领兵前去，他知道你来意不善，一定要发生战斗。不如派个使者去骗他上当，只说‘不敢轻离本部，想叫妻子前来参见’。他听了自然高兴，不会想到要防范。我带千把人，暗藏兵刃，步行挑担，以进贡为名，只要到得城下，必能破贼。”冯宝听了，非常赞成，就照计行事。李迁仕果然上当，他的探子报说，洗夫人带的人都挑着礼物担子。李迁仕更是放心，只等着接受厚礼，再也想不到要防范。夫人带着队伍，到寨前，丢下担子，拔出兵器冲杀进去。寨中顿时大乱，李迁仕不能抵敌，只得逃往宁都，躲在城里不敢出来。周文育也把杜平虏打败，夺得了他的城子。洗夫人到赣石，与陈霸先会见。她回去后，对冯宝说：“陈都督深得人心，不是寻常人物。我看这个人一定能够平定侯贼，我们应当全力支持他。”

李迁仕不久就被陈霸先攻杀。但萧勃却把岭南视为自己的地盘，在梁末不肯入朝，拒绝调动。陈霸先称帝建立陈朝的前夕，他起兵讨陈，失败而死。陈霸先使欧阳頠平定岭南，从此欧阳頠与儿子欧阳纥相继做广州刺史，前后达十四年之久，与建康的中央政府若即若离，最后更公然抗命，兵败而死。

在这段动荡不安的时期中，洗夫人态度鲜明，始终如一地以拥护中央政府为宗旨。冯宝在梁末就去世了。夫人在混乱的时世中，安抚越族各支，她势力所及的几个州都安然无事。陈武帝永定二年（５５８年），她命九岁的儿子冯仆率领各部落首领到建康朝见武帝。武帝任命他做阳春郡守。

陈宣帝太建元年（５６９年），欧阳纥拒绝到建康做左卫将军的命令，举兵叛变。朝廷命章昭达率兵讨伐。二年，欧阳纥召冯仆到南海（广州）。冯仆派人回去禀告母亲。洗夫人说：“我家忠心报国，已有两代，你不能为了自己而做出对不住国家的事情。”她即命守卫本境，又亲率越族各部落首领迎接章昭达，对欧阳纥内外夹攻，很快平定了叛乱。朝廷为嘉奖夫人，封冯仆为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转任石龙（今广东化州）太守；同时另派专使南下，册封夫人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赏一辆四匹马拉的有绣花车慢的安车（古代车轮不论木制、铁制，行驶时都震动得很厉害，安车用蒲裹轮，震动较轻），给鼓吹一部（乐队）和大将的旗帜，仪仗队与刺史的规格相同。

陈后主至德年间（５８３～５８６年），冯仆去世。祯明三年（隋开皇九年，５８９年），陈国灭亡。岭南一时暂无归属，几个郡的长官即推夫人为“圣母”，以保境安民。这时的洗夫人已经是一个古稀老人了（洗夫人约生于公元５１２～５１８年间），威信仍旧极高。

隋派柱国韦洸等安抚岭南，陈将徐蹬据守南康，阻挡隋军。洗夫人以前曾把扶南国（今柬埔寨）所产犀杖送给陈朝皇帝。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此时是灭陈的统帅）叫陈后主写信给洗夫人，告诉她陈国已亡，应该投降隋朝，并把犀杖和陈朝调兵用的兵符，交给使者带去，作为凭证。洗夫人见了犀杖，知道陈国灭亡确系事实，召集首领数千人，哭了一整天，然后命孙子冯魂率兵北上，接应韦洸到广州。岭南全部平定后，隋朝加封冯魂为仪同三司，册封洗夫人为宋康郡夫人。

不久，番禺人王仲宣造反，许多部落首领都参加了叛乱。叛兵把韦洸围在广州城里，进兵扼住衡岭（约在今广东始兴一带）。洗夫人立即命孙子冯暄领兵救韦洗。冯暄因平日和叛将陈佛智友善，故逗留不进。洗夫人知道了，大为震怒，命人逮捕冯暄，囚禁起来；改派另一个孙子冯盎讨伐陈佛智。冯盎一战斩了陈佛智，进到南海县，会合隋将鹿愿，一同打败了王仲宣。其时隋朝派到岭南做安抚工作的特使裴矩，只带得三千兵。洗夫人担心若有部落首领发动叛乱，裴矩兵少，恐难取胜，就亲自披甲上马，率领张弓搭箭的卫队，保护裴矩，跟他巡行各州。许多首领知道圣母来了，都出来参见。夫人叫他们拜见特使，叮嘱他们统率好部落，遵守隋朝的法令。岭南全境的秩序很快完全恢复。

隋文帝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赞赏，即任冯盎做高州刺史；赦免冯暄，任他做罗州刺史；追赠冯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封夫人为谯国夫人，开设谯国夫人幕府，设长史等官，发给印信，准予调发部落和各州兵马，遇有紧急情况，可以便宜行事。皇后也另赐首饰和宴会时的礼服。夫人把所受赐物放在一只金箧中，梁、陈二代所赏之物，也分别各藏一库。逢时逢节，亲族聚会的时候，夫人便把三朝所赐物品都陈列于厅堂上，叫子孙观看，并嘱咐他们道：“你们要赤心尽忠天子。我服事三个朝代的君王，所凭只有一片好心，朝廷所赐物品都在这里。这是忠孝的报酬，你们应该永志不忘。”

中央政府所派官员若有严重虐待百姓的情况，夫人也如实向朝廷反映。番州（隋改广州为番州）总管赵讷贪污残暴，各族人民多有逃亡、反抗。夫人即派长史张融到长安上封事，要求查办。隋文帝查明后，处分了赵讷，并命夫人招抚逃亡，安定人心。夫人不顾年迈，走遍十多个州，亲自完成了任务。

仁寿初（仁寿元年为６０１年），夫人病故，享年约在八十五岁以上。

五六　士族

两晋南北朝时，士族和庶族有严格的区别，而且在南朝时特别严重，是当时极重要的社会现象。

士庶之别究竟严格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要看几件轶事，就可以明白。

刘宋有个徐爰，熟悉朝章国故，文帝命将出师，常派他到军前传达机宜。文帝要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命王球和殷景仁同他相知。王球出身于门第最高的琅邪临沂王氏，他拒绝和徐爰往来，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文帝碰了这个钉子，非但不能强迫他，而且还要自己承认不对。

刘宋时还有两件性质相同的事。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去访问同事张敷。周赳怕他不肯接待，说还是不去的好。秋当却很有信心，说：“我们都是员外郎了，如何不能同坐。”两人到了张家，刚刚坐定，张敷便命左右把自己的坐床移得离客人远些。秋、周二人无可奈何，只得灰溜溜地告辞而去。这是一件。右军将军王道隆是个有权有势的人士，但是他到了从荆州刺史任上被召还都的蔡兴宗家里，蔡兴宗不叫他坐，他就只得一直站着。这是又一件。

南齐武帝时，又有中书舍人纪僧真求为“士大夫”（士族）不得的事情。中书舍人官品不高（七品），但是“入值阁内，出宣诏命”，是皇帝身边的要人，有权有势，“外快”也多。纪僧真出身武吏，做官做到这地步，已经踌躇满志，又替儿子娶了出身高门的媳妇，他只将自己不是出身士族引为憾事，便向武帝讨个“士大夫”的身份。武帝说：“这归江敩、谢瀹决定，我不好作主，你自己去见他们好了。”纪僧真以为奉旨而去，一定能够如愿。不料到了江家，他刚坐下，江敩便命左右移座。纪僧真见了这等模样，口也不敢开，垂头丧气而退。他回宫对齐武帝说：“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在君主专制时代，皇帝的嘴叫“金口”，他说什么，臣下都必须照办。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他也不能消除士庶之别。他可以任命一个庶族人做大官，但不能改变他庶族的身份。

写到这里，笔者想腾出笔来，对几个名词先作一番解释，以免有时会发生误解。

士族一词中的士，原义是从事耕作的男子，但在西周、春秋时，已经只指王和诸侯国中的“国人”，不包括野人（亦称鄙人、庶人）（西周、春秋有“国”、“野”的区别，都城及其邻近地区为“国”，四郊以外的地区叫“野”。国人和野人的身份有别，前者是统治者的自己人，后者的身份低。只能从事农业生产，没有资格当兵。春秋中叶以后，国野的区别逐渐消泯）。士是农民，也是战士，也可以被推选做官吏。春秋末年以后，士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野人原来称庶人，以后庶人逐渐成为平民的同义词。《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可见春秋后期已经这样用了。

士、庶两字，由来已久，但是两晋南北朝时的士族和庶族，含义却和上述不完全相同。简括地说，就是把地主阶级的上层叫士族，下层和平民叫庶族。上下层之分又不以官职、财产为准，而依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地位为准。上文提到的“士大夫”，这与后世的用法有别，只指士族成员而言（士大夫原义为官吏，见《周礼·考工记序》，也与后世不尽等同）。

士族也可以叫做世族、高门、势族，但是高门和势族两个名词，后世也用来指当时有势力、有地位的人家。还有望族一词，历代都用，意思是地方上的大族。但两晋南北朝时，这是要受评定才能被公认的。

素族是个容易引起混淆的名词。它本指门第较低的士族；同时，又有素为世族的意思，王俭死后，宋武帝要依晋王导的先例，谥为文献。王晏反对，说：“自宋以来，此谥不加素族。”王俭是琅邪王氏的成员，门第最高，而王晏（亦琅邪临沂王氏）把他称为素族，即与通常说的素族意义不同。

此外还有寒门、寒族、寒流、寒人等名词，都指门第低微的人。

讲到这里，可以回过头来讲士庶之别是怎么产生的了。这要从东汉说起。东汉时，随着大地主阶级的发展，“部分世代官宦的家族，势力日益见大。如汝南汝阳袁氏从章帝时袁安任司空起，四世五人位至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门阀特权自然也决定了官吏的选举。曹丕于受禅前夕，采用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法，在州郡设中正，分九等（从上上到下下）评定士人，依其德才选拔录用。这就是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度。九品以一、二品为上品，三品以下都是卑品。大致三、四品还勉强可以，再低对仕进的影响就极严重，一般不能做官，只能充吏了。

中正不敢或不肯得罪当地的门阀势力，所以到了西晋初年、便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见太康五年，２８４年，刘毅请废九品中正制疏）。这样，九品中正制就对门阀势力起了巩固和维护的作用。南朝士庶之别最严，就是因九品中正制发挥得最为充分。

分别贵贱、士庶，必须稽考谱牒，否则人人都可以假冒。因此谱学成为当时的显学。由于家世与荣辱关系太密切，就难免有人要有意作伪。齐梁帝室自称系出西汉萧何，逐代官位、名讳，都开列得明明白白，陈武帝也自称系出汉陈寔之后，这伪造的痕迹都极明显。梁武帝指出，谱牒常有错误，“冒袭良家，便成冠族”（冠族亦即士族）。然而有谱可稽，至少可以避免大量的假冒，这也是应该承认的。

东晋南朝，甲族（高级士族）初入仕途，便可以做秘书郎或著作郎。琅邪临沂王氏过江以后，没有做郎官的。梁王筠初仕尚书郎，有人以为破了例，劝他拒绝不做。他倒很豁达，说：“陆平原（陆机做过平原内史）东南之秀，王文度（文度，晋王坦之的字。坦之，太原晋阳人）独步江东，他们都做过这官，我能够比踪昔人，又有什么值得引以为憾的呢！”

当时风俗如此，出身寒微的人，即使建立功业，做了大官，也不敢比同世族。刘宋的陈显达，在宋、齐从幢主（幢，本义为旗帜，此为军队建制单位。幢主，低级军官）做到方面大员。他告诫儿子们说：“我本意没有想到会做这么大的官，尔等切勿以富贵骄人！”又说：“麈尾是王、谢家的东西，你们不要学他们拿这种东西！”刘宋屠狗出身的王敬则和王俭同拜开府。王俭对褚渊说：“老子遂与韩非同传。”《史记》有《老子韩非列传》。时人尊重老庄，轻蔑商鞅、韩非，所以王俭有此说法。有人把这话告诉王敬则，王敬则并不生气，说：“我本来只是一个小吏，现在能同王卫军（卫将军，官名）同拜三公，高兴还来不及，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从这些事例可知，当时人把门第高下视为理所当然。

高门大族的人士不需竭智尽心，便可以做到大官，其才能也往往平常得很。读者只要翻本书东晋南朝部分，便可以知道，琅邪临沂王氏除王导、王敦、王彪之等几人外，梁国阳夏谢氏除谢安、谢玄等外，其余各人在事功方面几乎都无所建树。有些大名士徒有虚名，一旦委以重任，往往偾事，殷浩、谢万是两个典型人物。不仅此也，高门大族的人士往往吟啸自高，把国家大事当作俗务，不肯认真办理。这种情形，越到后来越严重，上面列举的王、谢两氏能够建功立业的都是晋时的人，面在宋、齐、梁、陈四朝，一个也举不出，这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在这种情形下，南朝君主不能不用寒人执掌机要。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第八卷《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中说：“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又说：“然地当清切，手持天宪，口衔诏命，则人虽寒而权自重，权重则势利尽归之。”这实在是必然的趋势。至于赵氏认为这种人“持正者少，乘势作奸者多”，则未免过于侧重其中几个著名的奸臣，如陈末的施文庆、沈客卿等。其实寒人中不乏贤良之士，这是不待细说的。赵氏同书第十二卷《江左世族无功臣》条，列举了“立功立事为国宣力”的一大批寒人（其中偶有误列，如晋顾荣，顾、陆为江东士族之首，绝非寒人），说明东晋南朝所赖以“御武戡乱’的，主要是寒人。这两条也充分说明寒人在政治军事上所起的作用。

这个不涉世务而坐享其成的高级士族阶层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身经亡国之痛的颜之推讲这个问题最是透彻。他原籍琅邪临沂，生于江陵，梁元帝时官至散骑侍郎，江陵陷落即成为俘囚，后来逃往北齐，曾任黄门侍郎等官，去世时已在隋朝初年。他是个历尽风波的人士，加以才识优长，对南北世情都看得非常透彻，其言论见于所著《颜氏家训》。书中的《涉务》、《勉学》两篇讲梁朝子弟之弊及其遭遇丧乱时的惨状，极具体也极沉痛。

他说：梁朝的贵游子弟，大多不学无术，凭着身份，便可做官，民谚说道：“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即起家可任著作郎、秘书郎）。他们喜欢打扮化妆，“熏衣剃面，傅粉涂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他们穿戴宽衣、博带、大冠，进出靠车辆代步，下地进门要人搀扶，甚至不会骑马。有人见一匹劣马嘶叫，就吓得说：“那是老虎，怎么叫做马！”有个尚书郎骑马，竟有人提出弹劾。很多看起来像个文雅之士的人，作文赋诗，都要找人代笔。

梁末丧乱（指侯景之乱和江陵陷落），这些士大夫顿时陷入了绝境。他们本来连路也走不动，至此却或被驱迫做苦工，或作俘虏跋涉长途，死亡的不知凡几。那些在西魏做奴仆的人，如果以前读过《论语》、《孝经》，主家还往往让他们教子弟读书，至于那些“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颜之推以“勉学”为篇名，用意就在教子弟要留心学问，遇有危难，才能自立。

当然，在南朝高级士族中，在北方处境优裕的也不在少数，如颜之推、庚信官都做得不小；江总在陈亡之后，也依旧有官可做，然就整个阶层而言，它已是没落的了。

上文没有讲到北方的士族，因为他们的情况与南方士族很不相同。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４９６年）定氏族以前，北方的士族并没有受国家的特殊尊重。太和二十年上距永嘉（３０７～３１３年）丧乱已经有一百八九十年之久。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北方士族在各少数族领袖的暴力统治下，他们是如何维持其社会地位的呢？

“过江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他们是南迁士族部分的代表。另一部分士族，如范阳卢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等，则在故土坚持，不曾迁走。这只要翻一翻各史列传所收人物，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在五胡各国，有官可做就做，有的还很受重视，但往往别有滋味在心头。举几个例子。卢志是晋成都王颖的心腹。永嘉时洛阳陷落，他北投刘琨，在途中遇害。他的儿子卢堪跟着父亲，被汉刘粲俘获留用，也曾历仕前、后赵，但心里一直不痛快。他的曾孙卢玄在北魏太武帝神麚四年（４３１年）与博陵崔绰等同被起用。其时司徒崔浩要“大整流品，明辨氏族”，他就劝崔浩不要做这种不合时宜的事。崔浩不听，后果然以国史问题遇害。卢玄本来隐居不出，因朝命州郡以礼发遣，不能不出仕，做了官又顾虑重重，他对北魏朝廷显然是有看法的。

朝廷既不明辨氏族，北方士族只能自尊自重，方法不外乎教育与婚姻。教育包括经学和礼法。陈寅恪先生谓此时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这确是不易之论。否则，在学校兴废无常，且兴亦多限于国都的十六国时期，士族怎能绵延不绝，到神麚四年竟有多至数百的一批人物可供国家征用呢！

崔浩之死（见第三十三篇）对士族势力是个打击，但是影响并不很大。清河崔氏遇祸的以崔浩的同宗为限，其中崔颐、崔模又以一向与崔浩不睦而得免。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遭殃的，亦以崔浩的姻亲为限。卢玄是崔浩的姻亲（崔浩是卢玄的舅父），出事时卢玄已故。他有五个儿子，长子度世是嫡妻所生，应当连坐，其余庶出四子都不受牵累。度世得讯后就弃官逃亡。太武帝搜捕不得，以为已经逃往南朝，后从刘宋使者口中，知其并未南逃，就下诏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没者。度世就结束流亡生涯，回朝为官，其事前后不过一年而已。由此看来，这个事件像个风暴，虽有损害，过去以后便完了。

崔浩事件发生在太平真君十一年（４５０年），下距孝文帝定氏族凡四十六年。定氏族的具体内容，已见第三十八篇《魏孝文帝改革旧俗》，这里不再重述。

太和定氏族的影响十分深远。世家大族的地位，因得到政治力量的确认，比过去有所加强。孝文帝使六个兄弟娶大族之女为妻，其中除河南王乾娶代郡穆明乐女外，另五人所娶都是中原大族之女。元魏向来盛行族际联姻，皇后就颇多汉人，此后鲜卑贵族与汉族通婚更加频繁，鲜卑贵族改汉姓后，两个民族间的共性更日益增强。

这种流风余韵，到唐朝还没有完全泯灭。《新唐书·儒学柳冲传》录柳芳论氏族之论甚详。他说，晋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他又说：“今（指唐时）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他认为这是不经之谈，其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柳芳列举的各方大姓，可以认为是到太和定氏族为止的情况。从此至陈亡凡九十多年，又二十年而入唐，前后共一百余年。在此百年之间，各方大姓有何变化呢？我想为他们作一小结。

１、随着南朝的衰落灭亡，侨姓、吴姓都失却了昔日的威风。“可怜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两句诗形象地说明了这个变化。宋、齐、梁、陈四书所收王、谢二氏人物，逐朝递减，说明这两个家族的地位一朝不如一朝。南朝亡后，隋唐两代的统治者再也不会去关心这两个没落的家族了。吴姓中的顾、陆两氏，历代（直至民国时期）名人辈出，号为望族，然而他们都分别是以官宦、财产、学术擅名，而不是自成一特殊的阶层。

２、中原和关中的郡姓保持兴旺发达的趋势。隋朝帝室出自弘农杨氏，唐朝帝室出自赵郡李氏。从北魏后期，中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崔、卢、李、郑、裴、韦、柳、杨等氏的人物在政治舞台上一直很活跃。

３、“虏姓”是个带侮辱性的词，北朝鲜卑人自己是不会用的。元氏因亡国受的打击很大。其余各姓在这百年左右的期间都很兴旺，到了唐朝，更与汉人融为一体，不知其本为另一民族了。

４、南朝士族日益变得腐朽无能，已见上文。国家再要用人，就不能不偏重庶族。《颜氏家训·涉务篇》为“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辩护，就持此论调。庶族对上族的特殊地位，本来视为理所当然，虽有不满，也无可奈何。日子久了，随着庶族地位的上升，士族的特殊地位自然难以维持。前举寒人乞作士大夫之例，都是宋、齐两代的事情，而梁、陈未见，其中消息，可以想见。

５、唐初士族地位特殊，已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贞观十二年（６３８年），高士廉等编《氏族志》成书，以崔民斡为第一，这是旧有成见所使然。后太宗命改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斡第三，从此身份标准就以现实政治地位为首选，原有观念日益成为人们头脑中的残余了。

五七　南北朝的文艺学术

南朝文学，成就很高，诗、赋、文尤为可观。现依时间顺序，介绍一些重要的作者及其成就。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谢灵运（３８５～４３３年）。他以山水诗见长，生活在晋宋之际，与陶渊明几乎是同时代人，昔人也常以“陶谢”并称。他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是名将谢玄的孙子，晋末袭封康乐县公，世称谢康乐。他所处的时期，正在“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之际，所作山水诗、山水画、写景文都很出色；之所以如此，这固然“有它的社会历史根源与阶级根源。它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级对紊乱腐朽的市朝政治生活的逃避，也反映了文艺在颓废时期对形式技巧的追求。”（朱光潜《山水诗与自然美》）但也与中原士大夫被灵秀的江南山水景色所吸引有关。晋王献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见《世说新语·言语》）就是一个明证。

谢灵运正是一个不得志的人、他因“非毁朝政”，出任永嘉太守，于是就在这里尽情游览；去官以后，即隐居会稽。他曾带几百人，从始宁（今嵊州北）出发，伐木开山，直抵临海，当地人竟把他当作山贼。他最后以“谋反”罪被杀。他的名句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都清新可喜。谢氏山水诗，以写永嘉（温州）、桐庐、富阳一带景色者最多，诗学大师黄节先生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为之作注。

谢灵运的族弟惠连，诗赋都有声名。颜延之字延年，诗与灵运齐名，但论者多谓不及灵运。

比谢灵运稍晚的诗人，以鲍照（约４１４～４６６年）最为杰出。他字明远，东海（今山东苍山南）人，曾任荆州刺史刘子顼的前军参军，人称鲍参军。刘子顼拥护晋安王刘子勋，与朝廷对抗。事败，鲍照为乱兵所杀。唐杜甫《春日忆李白》有句云：“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即是说李白的诗兼有庚信、鲍照的长处，故“俊逸”二字也高度概括了鲍照诗的风格。

现代人不大会去读鲍诗了，所以笔者也不想多说，但是他的《芜城赋》和《登大雷岸与妹书》两篇文章却实在是好，不可不讲。宋孝武帝与竟陵王刘诞相忌。刘诞据广陵（今江苏扬州）抗命，事败后，孝武帝迁怒百姓，下令屠城。《芜城赋》即为此事而作。他先极写广陵人口之多，财赋之盛，城池之雄壮，然后笔锋一转，写这一切皆化为乌有，终而慨叹道：“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沉痛之至。

斌的体裁实介于诗和文之间。《登大雷岸与妹书》则是一篇写得极好的情景交融的美文，写江行时的心情与所见的景色，一向为人传诵。他的妹子名令晖，也是一代才女。

讲刘宋时的文学，最不可忽略，也最容易为现代人接受者，当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刘义庆（４０３～４４４年）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封临川王。这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雅量、任诞等三十六类，记载汉末魏晋时人的轶事佳话；晋人言语，向称“简约玄澹，尔雅有韵”。此书所录言语，颇能传其神韵，当与当日的语言相去不远。许多著名轶事，如嵇康临刑奏广陵散曲、王羲之坦腹东床等都见于此书。鲁迅说读此书可见“晋人清谈之状”（见《开给许世瑛的书单》，收在《集外集拾遗附录二》内）。鲁迅难得推荐古书，这份书单列书十二种，《世说新语》与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均在其内，故其价值可见。

南齐沈约、谢眺等竟陵八友，已见前篇，现在只就沈、谢等的文学成就，稍作补充。沈约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之制韵，用于诗文，号永明体。然沈约又提倡平易，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见《颜氏家训·文章》），其说是。他著有《晋书》、《宋书》等，《二十四史》中的《宋书》即他所撰，另见本篇史学部分。沈约的诗清旷婉秀，所作山水诗秀丽疏朗，不像谢灵运常杂以哲理，容易被读者赏识。论者说他“开（唐）王维蹊径”（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是讲得对的。

谢眺（４６４～４９９年）的诗名比沈约大。他字玄晖，陈郡阳夏人，因曾任宣城太守，后人称为谢宣城。他与谢灵运称“二谢”，也因卷入政争被杀。他善写山水诗，清丽工巧而不失劲挺之致。沈约对他推崇备至，说“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李白对他“一生低首”，用心向他学习。

沈约死时，已在梁武帝天监十二年（５１３年），正当“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的早期。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承平时期，也是诗人、文士空前活跃的时期。笔者在前面有关各篇中，已经提到过梁武帝父子，包括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都长于诗文。这里需要着重提到的是昭明太子萧统（５０１～５３１年）。他字德施，小字维摩。他编纂的《文选》，收历代诗文辞赋七百多篇，是现存最早的诗文选本。文选怎么也收诗？原来，当时习称有韵者为“文”，无韵者叫“笔”（见《文心雕龙·总术参）。萧统自称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标准，即专收文采华美的作品。后人把它看作治词章之学的必读书。唐杜甫勉励儿子，就要他“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

在梁朝众多的才士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吴均（４６９～５２０年）。他字叔库，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西北）人，因曾任奉朝请（有参加朝会资格的人员，闲散无实职），人称吴朝请。他的诗文极清拔，号为“吴均体”，文章尤佳。《与宋元思书》仅一百四十四字，不妨全录如下：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啭不穷，猨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富春江的山水宛如仙境，吴均这篇文章正好配得上山水的景色，清幽绝俗，像是不食人间烟火者写出来的。古人许多写景文很少比得上它的。

以《与陈伯之书》（参见第四十一篇）著名的丘迟（４６４～５０８年），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对远处北国的人，确实很能引起他的乡思，所以有充分的感染作用。他也有诗名。

梁朝文学家，名气最大的当推江淹（４４４～５０５年）。他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民权东北）人，历仕宋、齐、梁三朝。他年轻时才思敏捷，后来减退。相传他梦见一人，自称晋郭璞，对他说：“我有笔在卿处，可以见还。”他就从怀中拿出一支五色笔，还给此人，此后就“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好诗。

江淹最有名的作品是《恨》、《别》二赋。《恨赋》先总提世间多有抱恨而死的，然后列举帝王（包括成者和败者）、列侯、名将、美人、才人、高士、孤臣、孽子的恨事。而以“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作结。《别赋》也先提“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然后列举各色各样人的离别之苦。两赋状景写物，抒情感怀，无不丝丝入扣，极文笔之妙。

何逊也是梁朝有名的诗人。他字仲言，东海郑县（今山东郊城北）人。他的诗很受范云、沈约的推重，与陈朝的阴铿并称“阴何”。唐杜甫自述“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之七），又称赞李白的诗可与阴铿所作媲美，“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由此可见唐人是把他们评价得很高的。阴铿字子坚，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历仕梁陈，曾任员外散骑侍郎等官。

庚信（５１３～５８１年）字子山，小名兰成，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与父亲庚肩吾都有文名。侯景乱时，他逃往江陵。后奉梁元帝命，出使西魏，被魏人扣留。北周时官至骠骑大将军、洛州刺史。他常被称为北周人，其实他的内心很痛苦，对梁朝的灭亡和江南人士（包括统治阶级和一般百姓）所遭受的灾难，耿耿于怀。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苦难玉成了庚子山，否则怎么会有《哀江南赋》这样的名作呢！他若处于承平之世，至多仅以文辞瑰丽见称而已。杜甫诗多次称道庚信，而《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中的“庚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两句，最能抉出庚信的精神，原因实在于同遭乱世，作品同样“穷而后工”，所以领会得最深切。

庚信善作碑版之文，然为北朝贵人所作，不过谀墓而已，独为被俘的陈将吴明彻所作，死者与执笔者同有英雄失意的遭遇，慷慨悲歌，特具精彩。

徐陵（５０７～５８３年）与庚信并称“徐庚”，其实除文辞瑰丽这一点外，两人很不相同。他字孝穆，东海郯县人。侯景叛乱前夕，他奉使北齐，被扣达七年之久，因此没有亲历台城、江陵陷落之苦，后随萧渊明回建康（事见第五十篇）。家口先由长子徐俭携同避往江陵；江陵陷落后，没有被掳，仍回建康。他可说是个在大乱中幸得瓦全的人。他在陈朝历官尚书左仆射等高官，过上二十七年安富尊荣的生活，号为一代文宗。他的作品未尝没有感慨兴亡之作，然而绝无庚信那样的悲凉愤激之辞。他编有《玉台新咏》，收录的多系有关爱情的诗歌，正好补了萧统《文选》的缺陷（萧统连陶潜的《闲情斌》都不收，而且认为是渊明的“白璧微瑕”），因此是有贡献的。他写的《玉台新咏序》是一篇名文，形式为声偶兼到之作，内容则专讲名媛淑姬，好是好的，但是总不能与发抒兴亡之感的《哀江南赋》相提并论吧！

陈朝的文学是很发达的，陈后主叔宝本人就是个诗人。虽则他的行为可议（见第五十四篇），诗文是写得好的。

讲南朝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绝不能忘掉两部文学批评的名著，即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

刘斜（约肠５一约５３２年）字彦和，东莞莒（今属山东）人，早年孤贫，依佛教学者僧祐而居，因而深通佛典。后来做过梁朝的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晚年出家做和尚，法名慧地。《文心雕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批评的专著。六朝是骈文形成并盛行的时代，刘勰尽管写的是理论文章，但用的却是骈体。古文本来难译，骈文自然更难译。即使译得都对，可读起来往往一点味道也没有。但张光年先生用白话拼体译《文心雕龙》，能够保持原著风味，所以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本子。

钟嵘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西）人，约子公元５１８年去世。依年代顺序，他比刘勰早，但《诗品》的价值不如《文心雕龙》，所以放在后而讲。

钟嵘把自汉至梁的一百多个诗人（有姓名的一百二十四人，另加不知姓名的《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分为上、中、下三品，每人都有评语。他对于过多地使用典故等流弊，颇有讥议。但陶潜、鲍照、谢眺列为中品，曹操更屈居下品；反之，刘祯、王粲，陆机、潘岳等都在上品之列，就未免失当。然而，其评陶潜云：“文体省净，殆无长语（长语意为冗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则又推崇备至，无一字讥评。此书有陈延杰先生注本，注释详明，并附有诗选，甚便读者。

接着，再讲北朝文学。

西晋以后，北方的文学在许多年间，寂然无闻。是没有人才呢？还是有人才而没有作品流传下来呢？笔者认为应该是后而一种情况。丧乱流离的现实，理应产生一大批震撼人心的力作，然而未有闻也。这一定是艰难的时世使作品的保存与流传，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难。这种情形，在北魏统一以后，仍然没有多大改变。笔者在第三十三篇中讲过，崔宏写过一首抒发遭逢世乱的感慨的诗，秘不示人，因儿子崔浩得罪，抄家时才被人发见。我们看了这件史事，就可以知道北朝诗文流传极少的秘密了。

从崔宏、崔浩以后，北方文学渐盛，然而史籍所载文士，如温子昇、邢劭、魏收等，多以撰写政府文件擅名（魏收为史家，详后），与南朝文人辈出，情形不大相像。至于北朝文学的精华所在，实在于三部大书。它们是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它们都不是文学作品，但是都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郦道元（４６６或４７２～５２７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人。他做关右大使时被萧宝寅所杀，事迹入《魏书·酷吏传》。他为传为汉桑钦所作的《水经》作注，注超过正文二十倍，是一部地理学的名著。他对每一条河，都详述故实逸闻，其文笔长于写景，因而为历代文人所盛赞。巫峡一则，语文课本选的很多。现在摘录“渐江水（浙江）”注一小段如下，以见一斑。

（浦阳江），江水导源乌伤县，东经诸暨县，与泄溪合。溪广数丈，中道有两高山夹溪，造云壁立，凡有五泄。下泄悬三十余丈，广十丈。中三泄不可得至，登山远望，乃得见之。悬百余丈，水势高急，声震水外。上泄悬二百余丈，望若云垂。此是瀑布，土人号为泄也。

杨炫之，一作姓羊，又作姓阳，北魏北平（今河北满城北）人，曾任秘书监等官。东魏武定五年（５４７年），因事途经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惨状（高欢毁洛阳，事见第四十四篇），黯然神伤。他从此下定决心，收拾遗闻，著成此书，以寄托兴亡盛衰之感。全书以“伽蓝”（梵语寺院）为纲，凡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佚事、传说，均系于寺院之下，资料丰富，可补史传之缺，而文词优美，又具有艺术价值。试录城南景明寺条的一小段如下：

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旛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信徒……车骑填咽，繁衍相倾。

一派繁盛热闹的场面跃然纸上，写得何等生动。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笔者在第五十一篇和五十六篇中都提过。他痛斥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公卿的恶劣风气，表现出一个在乱世中不肯随风逐浪的大丈夫的凛然正气（原文见《家训》卷一《教子第二》）。但是希望能够教书以免苦役，又表现出在乱世中无可奈何、只能委曲求全的“弱点”（笔者写了这两个字，又不满意，因为有几个人能避免这个弱点呢）。

《家训》的内容非常丰富，文字朴质，比较容易读。

关于北朝文学，还有两者应该提到。

一是北方民歌。“救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唱出了游牧民族生活的风趣，也描绘出优良的生态环境，使人心向往之。

二是《周书·宇文护传》收录的宇文护母子的信件。东西魏分裂时，宇文氏的一部分家属在晋阳被扣，成为高氏的奴隶。后来，北齐想与北周议和，愿意遣返宇文护的老母阎氏，使人为阎写信给宇文护。宇文护看了，非常悲痛，也写了一封回信。后来老母竟得西回长安。这两封纯是家信，写得情真意挚，许多地方近似口语，现在摘录阎氏信一部分如下：

时汝叔亦遣奴来富迎汝……。汝时著绯绫袍、银装带……并乘骡同去。……今又寄汝小时所著锦袍表一领，至宜检看，知吾含悲戚多历年祀。

……假汝贵极王公，富过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飘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暂见，不得一日同处，寒不得汝衣，饥不得汝食，汝虽穷荣极盛，光耀世间，汝何用为？于吾何益？……

钱基博先生激赏这两封信，赞道：“一味情真，宇字滴泪，而精神恺恻，为北朝第一篇文字，足与李密《陈情表》并垂千古。”（见所著《中国文学史》上册）这是极恰当的评价。

讲了文学以后，接着再讲史学。

“二十四史”中，成书于南北朝的有《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四部。此外，宋裴松之作《三国志注》，补救了原书太简略的缺点；成于唐初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都以当时人的著作为基础，增补而成。故如包括这些，那就有九部之多。

裴松之（３７２～４５１年）字世期，闻喜（今属山西）人，历仕晋、宋。他作的《三国志注》，以材料宏富为特色。有人认为他收的本来是陈寿弃而不用的，这未免持论太苛。当然，有些材料，明显是不可信的，如《诸葛亮传》所收“郭冲三事”的空城计事，即后来演义所本。从史学角度讲，不必收录，但因尺度较宽，收录下来就保存了许多资料，这却不能不说是裴氏的功绩。他的儿子裴骃，字龙驹，著《史记集解》，流行至今，也于史学有功。

范哗（３９８～４４６年）字蔚宗，南阳顺阳（今河南浙川南）人，以阴谋迎立刘义康为帝，下狱而死。他删各家《后汉书》成一家之言。后人把晋司马彪（司马懿的侄孙）《续汉书》各志与范书合刻，遂成为后人所见的《后汉书》。范书于体例有所创新，如为“党锢”诸人作传。范氏的文辞也有可观，古文学家尤称道其论赞之作。

《宋书》是沈约（４４１～５１３年）所撰。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已见上文。他自宋入梁，著《宋书》是写“现代史”。当时已有好几部关于刘宋的史书，这为他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没有写《食货志》，但是在孔灵符、羊玄保（附羊希）传内对经济情况有所反映，可以稍补缺憾。他收录奏疏及杨伟、何承天、祖冲之所修历法原文等，有功于保存文献。第一百卷的《自序》，历叙吴兴沈氏家世（沈约为沈林子之孙），所以沈田子、沈林子等都不入列传。这与《史记·太史公自序》为“二十四史”中仅见的两篇作者自序（自序即自传）。

《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４８９～５７年）是南齐宗室。他在梁朝撰《南齐书》，也是写“现代史”。《梁书》和《陈书》的作者都由唐姚思廉署名，其实草创者是他的父亲姚察（５３３～６０６年）。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历仕梁、陈、隋三朝，从梁朝时领史职起，没有脱离过修史的工作，隋朝政府因而命他编撰梁、陈二史。姚思廉把他没有完成的工作接下来，撰成《梁书》、《陈书》。

《北齐书》的编撰情况，与梁、陈二史相似。署名作者李百药，他是以父亲李德林（５３１～５９１年）的旧稿为基础的。李德林历仕北齐、北周、隋朝，他写的自然也是“现代史”。

讲北朝史学，有两点遗憾。一是崔浩修的《国史》被毁掉，这部书一定保存了拓跋氏早年的许多实况。另一是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不幸佚失，今本是明人托名所撰。

北朝史学的主要成就是一部《魏书》。作者魏收（５０７～５７２年）字伯起，下曲阳（今河北晋州西）人，是北魏有名的才士。前人说他因个人恩怨，褒贬不从其实，所作实为“秽史”。这种评论未免太苛。如果确有其事，也只会影响少数列传，不能据以否定全书价值。这部书材料丰富，文字畅达。为“释老”立志，是一个特色。《序纪》收录石室祝文，现在已被考古发现证实。笔者在第三十三篇说过，他把崔浩得罪的原因，分别写在几篇传里，应该是写本朝史时的苦心安排。我们应该承认，魏收撰史，为了揭示历史真相，是用了气力的。至于“秽史”之称，至少是证据不足，难以成为定论。

艺术方面，有两点最值得注意。

一是山水画的兴起。南朝宗炳、萧贲、梁元帝、陶弘景、张僧繇等都善画山水。宗炳（３７５～４４３年）字少文，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州东北）人。他酷爱游览，足迹遍历巫峡、匡庐、衡岳等地。晚年住在江陵，画所历山水，卧而观之，号为“卧游”。但是陆探微与张僧繇及晋顾恺之号为绘画史上的“六朝三杰”，而不以山水见长，可见这时还不是山水画的鼎盛时期。

二是石窟艺术的兴盛。随着佛教的盛行，信徒们凿石窟，雕佛像，作壁画，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艺术作品。甘肃敦煌石窟约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３６６年），天水麦积山石窟约始凿于后秦时（３８４～４１７年），临夏永靖炳灵寺石窟最早纪年为西秦建弘元年（４２０年）。举此数例，可知在公元４、５世纪中盛行开凿石窟的风气。敦煌壁画以唐代作品最为精美，然北魏时的佛本生故事画，如萨棰以身饲虎，突出舍己救人的思想；降魔变画释迦成道前与魔王斗法，都已经非常精彩。

北魏后主在内地开凿的云冈、龙门两石窟，都是我国著名的文化遗产，石雕佛像气魄雄伟，云冈大佛最高的为第五窟的坐佛，高达十七米，小的只有几厘米，都各具精彩。

最后，讲讲南北朝的学术。

南北朝时，在民间讲授经学的人，时有所闻。隐士顾欢，宋时在天台山讲学，徒众常有百人。南齐刘瓛博通“五经”，徒众常有数十人。梁贺瑒在乡里讲学，四方受业的竟有气千多人。北方学风也不逊色。高允还家教授，受业的有一千多人。华阴人徐遵明（４７５～５２９年）是魏末大儒，讲学二十余年，北齐经学诸生多出于他的门下。

黄老、老庄之学也传授不绝。前引《文心雕龙》“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话，后半完全正确，前半则未必尽是。梁元帝在危城中还要讲《老子》，好之可谓甚矣。大抵梁时士大夫仍沿晋人积习，崇尚玄谈了；武帝大同二年（５４７年），东魏李谐、卢元明聘于梁，梁武帝同他们一谈，大为倾倒。卢元明正是长于玄理的人物。梁使者到邺，贵族子弟都盛装到馆，看南朝人物，听他们谈论。

然而无论经学、玄学，南北朝人都没有什么新的贡献，只是传承未绝而己。最为南朝思想史生色的，只有齐梁时范缜的《神灭论》。这是中国无神论发展史_上的重要文献。

范缜（４５０～５０７年以后）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他与齐竟陵王萧子良等的争论，已见第三十九篇。他和梁武帝本来是西邸老朋友，梁初做到尚书左丞，只比仆射低一级。不久因替人申诉冤枉，遭人弹劾，于天监四年（５０５年）谪徙广州，两年后回建康，任官职较低的中书郎。梁武帝信佛教，他不信，又对当时“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见《梁书》本传）的状况深表不满，就公开发表《神灭论》。梁武帝知道了，亲自与他辩论，又发动僧法云等六十多人，写文章与他争辩。佛教的教义本极博大精深，但一般信徒往往只知道因果报应与神不灭而已。范缜所驳也只限于这点，不过强调形神不可分，人死则神灭，并不是全面批判佛教教义。

梁武帝并没有因此处分范缜，这倒是可取的。范缜后事不详。僧法云把辩论的文章，编成一部《弘明集》。《梁书·范缜传》也载有《神灭论》的原文。

五八　南北朝的科学技术

讲南北朝的科学技术，首先应该讲南朝宋齐时的科学家祖冲之（４２９～５００年）。他字文远，范阳遒（今河北涞水）人，做过县令、谒者仆射、长水校尉（禁卫军军官）。他对儒家的经典和道家的《庄子》、《老子》都很精通，但是他钻研得最深的是天文、历法、数学和制造器物的技术。他最有名的成就是推算圆周率二的值在３．１４１５９２６和３．１４１５９２７之间。这在世界上领先了一千年左右。现代有人建议把圆周率叫做“祖率”，由此可见他在科学史上地位之高。古人以圆周长为３，径长为１，即以π＝３。以后西汉末刘歆、东汉张衡、魏晋时刘徽都研究过这问题。刘徽从圆的内接六边形起，逐步加倍，１２边、２４边……从而得出了π＝３．１４１６的值。祖冲之改用别法，可惜其法不传于世。现代人验证结果，认为要得到祖冲之的值，需要求出内接正１２２８８边形的边长和２４５７６边形的而积。这样复杂的数字，古人用算筹是不可能计算的。

祖冲之和他的儿子祖暅共同提出推算球体体积的公式，叫做“祖氏公理”，也比西方早一千年以上。他著的《缀术》，在唐代作为数学教科书使用，可惜后来失传了。

祖冲之编制了一部新的历法，成于宋孝武帝大明六年（４６２年），因此叫做《大明历》。此前用的是何承天编制的《元嘉历》，有不少疏漏的地方。他吸收了晋虞喜、宋何承天研究“岁差”的成果，把它用到编制历法中去（岁差，太阳从今年冬至到下一年冬至，并不回到原来在恒星间的位置）。他还吸收了十六国北凉太史令赵欧所创六百年二百二十一个闰月（旧说十九年七闰）的学说，并改进为每三百九十一年设置一百四十四个闰月。《大明历》确定一回归年为３６５．２４２８１４８１天，与地球绕太阳周时误差比《元嘉历》小得多，只有一秒左右。这部历法受旧臣戴法兴等反对，被搁置起来。直到梁天监十年（５１０年），经祖暅上疏力争后，才得颁行。

造指南车和千里船，也是祖冲之被人津津乐道的事迹。

指南车和指南针是两回事，它不用磁石，靠齿轮的作用，使车上木人手指的方向不变。创始人是曹魏时的马钧，后来懂得造法的人很少。十六国时后秦人令狐生为姚兴造过一辆。刘裕灭后秦，把它作为战利品，带回建康。但是这辆车的机件己经损坏，转弯时木人的手指不能随之转动，只能用人力矫正。过了六十年以上，到刘宋末年萧道成辅政时，令祖冲之修复。他用铜制新机，转动起来非常灵巧。另外，他还造过千里船，在江上试航，一天能走一百多里，可惜记载不详，连用什么力量推动也不得而知。

其次该讲的提日七魏贾思勰的著作《齐民要术》。贾思勰，益都（今山东青州）人，曾任高阳（治今河北高阳东）太守。他著成《齐民要术》时，约在公元６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间，已在东西魏分裂之后了。

贾思勰深知农业与国家盛衰、人民哀乐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发展农业生产，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于是博采文献，搜集民间农牧业生产经验，成为此书。这是对石世纪中叶以前北方人民农牧业生产经验的总结。

《齐民要术》的正文分十卷、九十二篇，从作物栽培、种树、养畜到制酱造醋，无不具备。他记载粟的品种有八十六种，兽医的药方有四十八种。书中还有许多关于产量、物价的资料，如《种榆白杨》篇述种榆树之利说，生了孩子，就种二十株，到成人嫁娶的时候，树身就长到可以做车榖（车轮中心的圆木）了。一棵树可以做三根，每根值三匹绢，共值一百八十匹绢，婚事的全部开销就够了。他写得这样周到，想必含有提倡植树的意思在内吧。

此外，还有几件必须提一提的事情。

１、南朝陶弘景（４５６～５３６年）是个医药学家、炼丹家。他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他的《神农本草经集注》收药物七百三十种，是本草学发展史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２、南北朝时，瓷器制造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都已大量生产。

３、以生铁、熟铁合炼成钢，即灌钢技术已经成熟。北齐纂母怀文用灌钢法造宿铁刀，用牲尿、牲脂淬火。《北史》本传说他所造的刀能斩甲过三十札。

４、南北朝时马蹬已普遍使用。现从公元４１５年北燕冯素佛墓中出土的马蹬，是己知最早的真正的马蹬。

(本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