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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0）双剑交锋（1）

（1970）双剑交锋（2）

（1970）双剑交锋（3）

（1970）双剑交锋（4）

（1970）双剑交锋（5）

（1970）双剑交锋（6）

（1970）双剑交锋（7）

（1970）双剑交锋（8）

（1970）双剑交锋（9）

（1970）双剑交锋（10）

（1970）双剑交锋（11）

（1970）双剑交锋（12）

（1970）双剑交锋（13）

（1970）双剑交锋（14）

（1971）亮出底牌（1）

（1971）亮出底牌（2）

（1971）亮出底牌（3）

（1971）亮出底牌（4）

（1971）亮出底牌（5）

（1971）亮出底牌（6）

（1971）亮出底牌（7）

（1971）亮出底牌（8）

（1971）亮出底牌（9）

（1971）亮出底牌（10）

（1971）亮出底牌（11）

（1971）亮出底牌（12）

（1971）亮出底牌（13）

（1971）亮出底牌（14）

（1971）亮出底牌（15）

（1972）国门洞开（1）

（1972）国门洞开（2）

（1972）国门洞开（3）

（1972）国门洞开（4）

前言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1970）双剑交锋（1）

（1970）双剑交锋

1970年春天，毛泽东提议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在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之职的问题上，他与林彪分歧凸现

1970年3月的北京，春风拂面，暖意融融。又是一个桃红柳绿，迷人而清新的季节。

不过那时候的北京城远没有今天繁华和喧闹，大马路上很少出现塞车与拥挤，清一色的灰色建筑和低矮房屋在人们视线里已习以为常。虽然“文革”的高温已经在“祖国河山一片红”中降下许多，可马路边那些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大幅宣传画依然给人眩目的色彩，硬邦邦的人物形象和火药味浓烈的大标语让这个古老历史都市充满了“文化大革命”偏激且昂扬的气息。

人们驻足天安门城楼前，漫步天安门广场上，或者跻身在长安街滚滚自行车洪流之中，没有谁会去想象近在咫尺的人民大会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会估量到它们会给明天的中国政坛带来什么影响……

人民大会堂，这个象征中国政权的著名建筑物，正如其气势恢宏、庄重威严的建筑风格一样，一系列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孕育于此，诞生于此，也终结于此。

1970年开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在此召集了政治局会议。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开始进行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事宜工作小组；再一个是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负责修改宪法的工作小组。

毛泽东从1969年底外出到武汉长沙等地视察，至今未归。但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北京，并以他的绝对权威决定着中央的决策。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都应恢复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转变。那么在适当的时候就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1964年底召开的，相距已有六个年头……于是，1970年3月8日，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派回北京，传达他提议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

毛泽东此时提议召开四届人大，是他继召开九大之后，采取的又一个大的动作，也是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步骤之一。

这一年，毛泽东77岁，他的威望如同他的年龄一样成正比上升，身体状况却与年龄成反比下降，许多老年人的疾病开始显露，老年人的思维模式也开始“侵入”他的精神世界。尽管这些还是老人体征的初期阶段，但已在许多政要事务上初露端倪，包括“文革”运动的发动和推进……

筹备召开四届人大遇到了第一个问题。如果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要设国家主席一职。而国家主席刘少奇已被“文革”的狂风暴雨打翻在地，于1969年11月在河南开封含冤离世。

那么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是毛主席重新担任国家主席，还是由他人来担任国家主席呢？这个问题让毛泽东颇为踌躇。也许是先前他和刘少奇“两个主席”不愉快的往事挥之不去，他自己既没有重新担任这个角色的愿望，又不放心把这个职位交给其他人——包括他“钦定”的接班人林彪。

当然，这个问题没有难倒毛泽东。这位与众不同的杰出政治家，以他特有的方式为历史留下了别样的一笔。

汪东兴飞抵北京，将毛泽东的意思带到了人民大会堂，带到政治局委员面前。汪东兴如是传达：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修改宪法，政治局要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

汪东兴传达完后不等大家讨论，便散会了。

如此简单的几句话，大家可能一下子回不过味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这句至关重要也是最贴近毛泽东真实想法的一句话，但没有引起政治局委员们的足够重视。

第二天即３月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很快修宪小组成员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分歧与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毛泽东委托汪东兴带回北京的意见，却让远在苏州休养的林彪看到了希望。

他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１９５９年４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１９６４年１２月下旬至１９６５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刘少奇１９６６年11月冤死开封，意味着国家主席就处于了空缺的状态。

谁继任国家主席呢？

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就是林彪。

毛泽东早在１９５８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如今年岁更大了，难道还会重新担任此职？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则非他林彪莫属了！

尽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唯一的党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载入党章，不过，这个副主席之职，还填不了林彪的权欲。他早就不满意自己在政府中的职位只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这种与“接班人”地位不相称的状况。出任党的主席肯定是不现实的，那是非分之想，而担任国家主席却不是不可能的。这里不仅有刘少奇的先例，此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打算更换接班人的意图弄得林彪内心惶惶，对自己现有的第二把交椅没有安全感。

（1970）双剑交锋（2）

据说，毛泽东在与林彪的一次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他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泽东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弄得林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好一会林彪才反应过来，通过回答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林彪此时觉得只有通过设立国家主席，进而当上国家主席，才有可能进一步巩固和捍卫自己已经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

３月９日林彪让叶群对在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此话传进毛泽东耳朵里，但他没有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所答非问。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什么意思？

林彪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一种不受信任、大权旁落的感觉油然而生。此时夫人叶群给他提了一个醒：怕是这次又和九大一样，要试探一下你吧？

九大开幕式上，曾发生过这样一幕：推选大会主席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突然对着麦克风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就坐在他身边，一听此话，马上反应过来，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毛泽东摇摇头，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也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

全场代表的情绪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番“谦让”调动起来，兴高采烈地一致举起手来拥护毛泽东担任党中央主席。

这一次是不是试探呢？

但是下面的日子证明这一次不是试探，

３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出《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一报告。

３月１７日至２０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

4月初，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时，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所指“无用”的东西和“引起别人反感”的话几乎全是林彪提出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周恩来批示将毛泽东的批件先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林彪当然很快就看到了。

林彪很是熟谙“善用兵者隐其形”的用兵之道，懂得在政治上如何掩蔽自己，既要撇清自身与设立国家主席的关系，又要试探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毛泽东这个带有很大指向性的批示并没打乱林彪的阵脚，他依然按照既定步骤“进军”——这一次他要来一次反试探！

因为他断定，毛泽东既然早在１９５９年６６岁时便辞去国家主席之职，绝不会在１９７０年７７岁时重任国家主席！他这个时候拼命推崇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那么就意味着推荐自己担任这一职务。？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提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仍一意孤行敬请毛泽东“兼任”此职

４月１１日夜１１时３０分，林彪突然在苏州让秘书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

电话的记录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注1）

林彪这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假话，第三条是真话，第二条是无所谓的话，他确实是不愿意担任国家副主席！

就在接到林彪电话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递交请示报告。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算上上次汪东兴带回的大体意见，这次应该是毛泽东第二次否定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如果上次有些含糊其辞，那么这一次应该是毫不含糊的。

可是，毛泽东没有想到，林彪这一提议随即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在京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赞成，而支持他本人的则寥寥无几。毛泽东越发不安，因为这种情势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林彪此举具有很大的蒙蔽性，同时也表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渐丰，具有了呼风唤雨的能量。

恰在此时，国际风云四起，美国入侵越南的战火不断扩大，大有蔓延印度支那的态势，中国外交斡旋在即，毛泽东在接到林彪建议的第二天便急急忙忙从武汉赶回了北京。

毛泽东一回北京就召开政治局会议，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还引用了历史上三国时期“劝进”的典故来敲打林彪及其党羽：“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谈笑风生，而他的笑声中饱含着尖刻的讽喻。

这是他第三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不仅如此，他还特意做了周恩来的工作，几次和周单独谈话，坦明白己的态度。毛泽东认为说服了他，就能带动其他人。

周恩来马上明白，原来他也忽略了“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这句话的深意。

“不设”——这才是毛泽东最根本最真实的思想和意图！

最后，毛泽东干脆挑明，建议在修改宪法时，直接删去在原宪法中的第二章第二节。让新的宪法中没有设国家主席的章节。

（1970）双剑交锋（3）

没有了设国家主席的章节，“设”与“不设”就无从谈起。按理，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应该休矣。然而林彪，不服输不放弃。权欲在心中作祟，他不愿死心，仍然一意孤行，再三提议恳请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他固执地认为，毛泽东最后一定会谦让，会说：“请林彪同志任国家主席。”一旦有了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当然就达到了目的。

对于林彪的内心，毛泽东看得一清二楚。特别是这几年，林彪利用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在党内军中拉帮结派，积极扩充势力，非但基本上掌握了军队，就连军委办事组成员几乎也是他战争年代四野麾下的人马。武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打开他们的履历表就不难发现，“四大金刚”都是跟随林彪南征北战，一路冲杀过来的生死至交。文有党内著名的理论家陈伯达。理论上林彪得到鼎力相助。而林彪同妻子兼秘书叶群更像开了一个夫妻店。叶总是喜欢放大林彪的愿望和要求，如果林彪放个屁她马上能演绎成“急性肠炎”。林彪并不是一个喜欢出头露面的人，而她却能掌握好林彪必须出面的时刻。她和林彪的心腹们更是亲密无间、周旋尽至。因为有了叶群这个“润滑油”，林彪团伙越发显得紧密团结，他们铸成攻守同盟，里外抱成一团……毛泽东不能坐视不管！

恰好这时，江青团伙开始对林彪权势膨胀表示出明显的不满。特别是张春桥，每次讨论修改宪法，都和陈伯达吵得不可开交。

而张春桥又被大家认为真正能体会毛泽东思想的人。

应该说，毛泽东的种种举措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林彪，让他明显感到毛泽东对自己不再感冒，而且是很不感冒了。

如果说，以前高调提出让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还有由衷的成分，那么从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不设国家主席之后，林彪再次提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就是放的烟雾弹，言不由衷的背后是为捍卫他的接班人地位而在政治上展开的保卫战。

摄影记者第一次走进毛泽东书房，他想起了拍摄标准像的往事。如今游泳池里再也不见毛泽东游动的身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可以供人休息的大厅。

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自从4月在人民大会堂拍摄毛泽东外事活动之后，不到一个月，再次接受拍摄毛泽东会见外宾的任务。

5月中旬，越南领导人秘密来华，先拜会周恩来，接着就要拜见毛泽东。

中央办公厅决定拍摄此次活动的摄影记者还定杜修贤。

杜修贤秉承了陕北人的直性子，他一接到通知，马上向办公厅汪东兴告急：“总理一个人的活动就够我忙的，又加个主席……这怎么忙得过来呀！”

汪东兴可不管这些，直言相告：“忙不过来也要忙，你是中央新闻外事摄影小组的组长，主席的外事新闻摄影你必须管起来！”

“那……我只是管主席一人？还是连同总理两人一起都管？”

“当然两人都管！”领导的口气十分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

杜修贤不说话了，与其犹犹豫豫还不如干脆答应。以前有过几位摄影记者先后负责毛泽东的专职摄影，现在他们都离开了。看来他已无退路，必须“真枪实弹”上场了。

进入中南海从事新闻摄影已经十余年的他，为领导人留下了大量的精彩瞬间，那些传神画面早被亿万人民熟烂于心，呼之欲出，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早些时候的珍贵照片。

杜修贤对毛泽东的了解，更多是从取景器里获得的。在他的记忆里，毛泽东很风趣，一举一动都带有诙谐的成分，特别是浓郁的湖南话，使得本诗意的语言更加悦耳同时也更加难懂，为此工作人员没少闹笑话，待毛主席明白他的原话已被别人理解得成牛头不对马嘴时，他自己也会跟着大家一起大笑，丝毫没有一丝责备之意。

他记得有一次，还是上世纪60年代，因为天安门前的毛主席大幅画像要更换，需要拍摄新的标准相片供画家们临摹，重绘一张巨幅画像。

他们中央新闻组几个记者就趁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之际，为他照一些正面像。那天大家早早地来到毛主席开会的东大厅外架好和照相馆一样的大座机，也用黑色盖布遮挡着光线。中午，散会了，毛主席走了出来，用他特有的那种大步流星的步伐朝杜修贤他们走了过来。估计办公厅主任已经通知主席要给他拍摄正面像。毛主席看看大家，看看那张空着的凳子，凳子后面的背景是三合板上蒙着一块白布。

毛泽东没有说话，径直走到为他摆放的凳子前坐下。他表情严肃，好像在举行什么重要仪式似的。

（1970）双剑交锋（4）

杜修贤知道主席不喜欢面对镜头，就赶紧对焦距，想早点照完。可是他一看取景器却傻了眼：明明正面对着镜头的毛泽东，怎么眨眼功夫就转了向，侧着脸对着镜头。这是怎么回事？他还以为是椅子没有放正，可是探出脑袋一看，椅子是正的，是主席自己侧过了身子。不仅头部侧着，连整个身子都侧着。

主席为什么要侧着脸照相？是不是不喜欢面对镜头？猜来猜去，杜修贤也猜不透主席的心思。一般标准照都是正面像，谁也不敢擅自作主给主席照侧面像。大家在一边直着急，可没有哪个敢上前提醒主席坐正。杜修贤急中生智，干脆将大相机连架子端起来，顺着主席的姿势移了半个圈，直到又一次将镜头对准他。

毛泽东一声不吭，满脸不快地望望黑幽幽的镜头，幸好没有再转侧身子。他们赶紧利索地抢拍了几张就关了机子，好让主席早一点“解放”。谁知关了相机，毛主席倒不慌不忙站起身，掏出香烟点燃，不紧不慢地吸了起来。

大家见到主席轻松的表情，也松了口气。

这时有几位年轻的服务员你拉我搡的，红着脸磨蹭到毛泽东跟前，想和主席合个影。大家觉得她们非得碰一鼻子灰不可？结果令人意外，毛主席竟然乐呵呵地答应了，杜修贤赶紧抓起相机为他们照了起来。

这个时候毛泽东换了个人似的，不仅正面而且笑容满面地对着镜头，非常有耐心地和一个又一个服务员合影留念。

后来杜修贤老是琢磨这事，主席为什么要侧着脸照相？

有一天，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墙上抬眼看见悬挂的马恩列斯巨幅肖像，顿时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四人都是侧着脸的像片！他使劲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懊恼不已。为什么就没有猜透主席的心思，为什么就没有给主席照一张侧脸的相片，哪怕就一张也好啊。

这以后，为了弥补自己的粗心。他有意识地多给主席照了些侧面照片，但那都不会再是标准照。

很快，毛主席的正面像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也许正是他们摄影者的保守僵化，给毛泽东留下了一个永久的遗憾。

渐渐地，杜修贤也发现，只要不将照相机镜头笔直地对着毛主席，即使灯光忽闪忽闪的，主席也会谈笑风生，神情自若。看来他并不是拒绝所有的镜头，而是喜欢记者在轻松快捷中拍摄他的政务活动。

毛主席住所位于中海湖畔，是一幢普通平房，面积也不大。却有个十分响亮也奇怪的名字——“游泳池”。原来这里曾经是毛泽东经常游泳的地方。1966年“文革”爆发后，他和江青先后离开了老房子——丰泽园。江青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的10号楼，而毛泽东住进了游泳池。

杜修贤走到这幢普通却不寻常的平房前，决然料不到这是毛泽东一生最后十年的住所，也是他最后用镜头为领袖送行的地方。

毛泽东会见外宾的客厅也兼作书房。杜修贤第一次走进时，不禁好奇地环顾四周。书房里的情景并不像脑海里所想象的那样富丽堂皇，明光闪亮，甚至有点灰暗、陈旧，厚厚的紫色窗帘挡住了户外的阳光，屋里亮着灯，使得本来就很简单的陈设愈加简朴。构成灰色主调的是那贴满墙壁的线装书，一排排一层层一摞摞砖头似的书摆满了环屋的书架，许多书里还夹着白色的纸条，这是读书人留下思考和阅读的记号，乍一看还真像商店货架上的价码标签呢。

除了惊人的书“海”外，醒目的陈设要算客厅中间摆成月牙形的沙发和挤在沙发之间的三角茶几。沙发旁摆着落地台灯，茶几上整齐地放着一摞纸巾、中华香烟、青瓷烟缸和青瓷茶具，茶几下面有几具白色痰盂……一切都非常普通也非常亲切。

毛泽东从隔壁房间走了进来，杜修贤正背对着门测光，没有看见，待转过身时，主席已坐进了沙发里，他急忙放下相机，默默地立在原地不敢动作……毛泽东似乎也没有注意到他，正捧着一本厚书，目光透过手里的放大镜，细细地慢慢地在字行上移动。

杜修贤和拍电影电视的两位记者怕惊动主席看书，就悄悄地出来，到外面的过厅里等着。

过厅不大，一扇门通向外面，人们进进出出都从这扇门里走。过厅靠窗有一排椅子和沙发，杜修贤和同事们一般就在这里等候活动开始。

毛主席的机要秘书这时走过来告诉杜修贤：“主席常夸你呢！”

“夸我？”杜修贤不相信地反问。

“真的哎。主席不止一次说过你手快……真的，你是主席点名要的将。”秘书的神情很认真，不像是开玩笑。

（1970）双剑交锋（5）

杜修贤笑笑，手快倒是他的一个特点，别人还在找角度时，他已经摁下快门了。

过了一会儿，外宾来了，毛泽东马上放下书，十分利落地站起身，弯腰将烟头按在烟缸里，大步向门口走去。？毛泽东以他永不服输的姿态迎击美国霸权势力的挑战。他秘密会见越南领导人的讲话，就是后来著名的“5·20”声明

１９７０年，毛泽东看上去身板子还硬朗，脸色也红润，常从眉宇间流露出人们最熟悉的睿智与慈祥。

毛泽东这次秘密会见的是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他们一见面就显得格外亲切，黎笋挽着毛泽东的手，一同走进客厅。

毛泽东随客人一同落座。

杜修贤看见毛泽东兴致勃勃，神采奕奕，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感觉。他一个劲地喀嚓，喀嚓，快门不住地响动……

会谈气氛显得和谐而轻松，毛主席与黎笋就当时形势下双方关心的重大问题交换了看法。

看得出来，黎笋非常急切需要得到中国政府从政治、人道乃至经济上的支持。

为什么黎笋要来中国寻求帮助？这还要追溯到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发生推翻西哈努克亲王政变开始。

政变是柬右派集团乘西哈努克出访苏联之机在美国策动和支持下发动的。美国策动这场政变，目的是为了控制柬埔寨，但更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在柬埔寨建立亲美政权，摧毁柬越边境地区的“越共庇护所”，实现其从西部包抄越南南方人民武装，以改变他们在越南南方的败局。

周总理抓住西哈努克3月19日由莫斯科抵北京访问的时机，鼓励和支持他下决心同柬埔寨右派集团及其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西哈努克在中国政府和周恩来的鼓励支持下，重新振作起来。5日4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宣告成立，号召一切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在柬埔寨开展武装斗争。

5月5日，周总理即致信柬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首相宾努亲王表示祝贺。

大概美国没有想到，他这一做法非但没有摧毁“庇护所”，反而将坚持民族独立、主张和平、中立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推向了反对美国侵略的前沿。

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救国战争很快在柬埔寨全面展开了。

随后又发生的两个重要事件，加快了战争的进程和规模。

一是4月24日，越南、老挝、柬埔寨以及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举行了印度支那三国四方会议。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三国人民在反对美国侵略、保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中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互相合作。4月28日，我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支持越南(北方和南方)、柬埔寨、老挝三国四方最高级领导人会议。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并且把这种支持看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再就是4月30日，美国现任总统尼克松宣布向柬埔寨出兵，企图通过发动直接战争，镇压柬埔寨人民武装和“清除”在柬越边境地区的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的“庇护所”，并将战火烧到老挝境内。

美国自从1961年入侵越南，扶植起南越傀儡政权，战争烽火燃烧了十年，派出军队达50万人之多，对越南北方狂轰滥炸六年，所支出巨大军费已造成国内庞大的财政赤字。新任总统尼克松原想通过扩大战争来解救美国的困境。谁料，美国将战火扩大到了整个印度支那之后，不仅激起了印支三国人民同仇敌忾地开展抗美救国的决心，自己国内民众反战情绪也日益高涨。美国非但没有走出困境，反而陷入了更大更深不能自拔的“战争泥潭”中。

黎笋就以上两件事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目前印度支那抗美救国的形势。

对于越南和印度支那形势及国际形势的发展，毛主席成竹在胸.他将自己精辟的论点和英明的预见交给来寻求帮助的越南客人。

毛泽东充满了自信。他说：“从当时的总体形势看，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高潮已经出现。提出'反对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口号更加符合实际，更易为国际朋友所接受，也更能动员世界人民掀起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新高潮。”（注2）

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很深刻地讲了一段话，概括起来，主要是表明一个态度，两个论断。

一个态度是：坚决反对美国扩大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战争，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支持印度支那三国联合声明，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支持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这是继我国政府多次表示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的正义立场及其斗争之后，我国最高领导人再次出面表明立场和态度。

两个论断：一是关于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他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关于国际形势总体发展趋势，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

这个论点是毛泽东战略思维中一个重要观察思考的问题。

他以战略家的眼光预见性地感到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也在发展。通过世界人民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被制止。

再一个论断就是著名的“谁怕谁”的理论。

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世界上许多事实都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毛主席这个论断之后被越南和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战争胜利实践所证明。

（1970）双剑交锋（6）

杜修贤作为在场的摄影记者，不仅亲眼目睹了毛泽东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所表现出来的从容和自信，而且从他的镜头中感受到，这个聚集着伟人思想的小小书房，此时此刻就是影响全球政治风云的一个支点。毛泽东是以他不服输的姿态在迎击国际强大霸权势力的挑战和进攻。？1970年5月20日，天安门再次迎来了一个震撼世界的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一场支持印度支那抗美救国战争运动很快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对此，周恩来功不可没！

为了配合印度支那人民的斗争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战运动，周恩来亲自部署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群众集会，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表讲话，会后再举行群众游行的大型声援活动。

至于谁讲话，周恩来一直在考虑。恰好毛泽东同黎笋的谈话，让陪同在场的周恩来很受启发。会见一结束，他马上将谈话记录整理打印成文，交给了外交部。外交部的文稿大多出自副部长乔冠华之手，这次任务也交给了他。乔冠华接受起草“毛泽东声明”的任务后，很快理出一个思路，将毛主席谈话的有关内容加以集中，加个开头、结尾，个别语句之间加点衔接词，就是一篇浑然一体、气势磅礴的声明。

一瓶茅台酒再加一宿不睡觉，伴随着窗外的曙光，乔冠华在声明稿上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周恩来马上将声明稿送毛主席处，由他亲自审阅。毛泽东对乔冠华一蹴而就完成的声明也十分满意，签上了“同意”的字样。

后来有人将毛主席同黎笋的谈话记录与《五·二零声明》作了对照，感到毛主席的谈话不仅思想深邃，哲理丰富，而且出口成章，语言生动，富有感染力、号召力；乔冠华笔墨虽然不多，但他的文采使毛主席的内部谈话变成一篇公开的声明，声明稿中不仅完整地保留了毛主席谈话的原意和原句，甚至原来的语气，例如毛主席在谈话时问的“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等，声明中都原话照用，而且使得庄严的文件中溢出清新的文风；周总理则以高深的战略眼光和锐利的政治敏感准确理解和把握住了毛主席谈话的精华，并且及时决策选择适当时机向全世界公布。

周恩来“声明”在握，决定于5月20日正式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公开发表。

1970年5月20日，这一天下午天安门广场迎来了重大国事活动的时刻。首都各界群众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拥护毛泽东发表的“五·二0”声明。

毛泽东率政治局常委和在北京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西哈努克及夫人，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城楼下50多万集会的人群发表这个著名的声明。

下午两点，和煦的太阳照射在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林彪等人出现在城楼上……顿时天安门广场成了群情激昂的浩大海洋，极目远去，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飞舞，反美、反战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人们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惊天动地……这样的场面，凡是经历过“文革”初期的人并不感陌生，几乎每个北京人都亲临过这样声势浩大的集会，而且为此不断地热血沸腾。

此时城楼上的“正副统帅”全然没有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的不快表情，毕竟那是暗中使劲的事，在公开场合他们还是要表现出并肩作战，亲密无间的模样来。但他们内心究竟是怎样，恐怕旁人是很难猜测的。

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宣布林彪宣读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定稿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

林彪喜欢拖着长长的有些病态的湖北腔，那声音已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回荡了好几年……这次他的声音经过麦克风的传递，在整个广场上空回荡：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注3）

声明的标题《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令人感到空前的强硬。让全世界都看见，站立起来的中国人不是用交涉、要求、抗议的字眼对待美国，而是指名道姓地要“打败”他！

眼下这抗美救国活动让杜修贤想起了1965年2月10日那个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的集会。那次集会人数有150万人之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军民一道声讨美国侵略罪行，坚决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当时，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吼声震天动地，红旗高高飘扬，标语处处林立，十多个巨大的红色气球在广场两侧腾空而起，上面悬挂着醒目的巨幅标语。天安门城楼前还有一幅长达几十米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所不同的那次是“美帝国主义滚出去”，而这次是“打败美帝国主义”。

从“滚出去”到“打败”，表达了毛泽东对美国越发强硬的态度。蔑视强权，不畏强势，渴望挑战，这是毛泽东鲜明的性格特点。

宣读声明后，群众开始游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兴奋地看着沸腾的人群……

此时此刻的他可能没有去想象对美国说“不”将怎样地震撼世界！

（1970）双剑交锋（7）

这次集会之后，印度支那国家把中国看成最可靠的大后方，他们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支持。原来惧怕霸权大国的中小国家也受到鼓舞，在他们心目中，毛泽东正迈着巨人般的步伐走向世界。

《五·二零声明》是毛泽东晚年发表的一篇著名讲话，尽管今日国际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再次重温这篇重要的文献，仍然会感到强烈的震撼！？毛泽东对自己无处不在的“伟人”形象反感到不能忍受的地步。周总理要求改变多年来被认为是最热爱毛泽东的方式，让所有在场的人内心震动不小

《五·二零声明》大集会后，毛泽东又出现一个很大变化，他突然对自己无处不在的“伟人”形象很是反感，以致反感到不能忍受的地步。

有一天，他和周恩来、林彪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泽东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马上发起脾气。他大手一挥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一进北大厅，毛泽东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气不打一处来：“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

他扭头对周恩来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注4）

毛泽东气呼呼说这话时，林彪就在身边。不过林彪依然是一副不变应万变，泰然处之的神情。

周恩来马上叫来大会堂的党委书记，让他亲自布置，将大会堂北门、南门、西门的主席像摘下来，只保留东门的。大会堂各厅的语录，大多数换成了国画；少数毛泽东手书的诗词，作为书法作品也保留了下来。

后来，京西宾馆也参照大会堂的模式进行了处理。

杜修贤经常出入人民大会堂，对这里的摆设很敏感。他只隔了一天再去人民大会堂，里面就变了样，他奇怪了好久，：是谁这么大胆，敢将毛主席画像取掉？

7月17日，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体会议，与会的委员55人。中央修改宪法委员会委员是57人，分别担任正、副主任的毛泽东和林彪都没有出席会议。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

委员们进会场不一会儿，周总理就到了。他满面笑容，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小组会议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主持。这位将军是员战将，不善言辞，主持会议开场白没几句话就没词了。

头一个发言的是辽宁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尉凤英。她第一句就说：“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周恩来马上打断：“尉凤英同志，你已经是中央委员，不是普通工人，以后说话要注意。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个副词'我们就不要这样用了。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在于能引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而是要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四个副词，引用只言片语，主席是不赞成的”。

周总理说完这话，目光又转向与会人员，表情严肃地说：“我在这里说这些，是想请大家注意，我们要尊重主席的意愿，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讲科学。在修改宪法过程中，我们要宣传主席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

这次会议上，杜修贤听见周总理讲了毛主席对待自己画像的态度，这才明白毛泽东画像在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场合一夜消失的缘由。（注5）

周恩来用如此毫不含糊的语言谈论这个问题，并要求大家改变多年里形成的被认为是最热爱毛泽东的方式，与会人员都不由地内心一震。

当晚，周恩来又召集中南组开会。参加会议的叶群迟到了。她一进来，就谦恭地哈着腰一面与会议室的每个人握手，一个一个地问好，一面说：“唉，我迟到了，太忙了，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果然，刚落座，服务员就用托盘送饭进来了。

这次黄永胜、李作鹏也参加了会议，黄永胜从会议开始，就与坐在他身边的叶群讲悄悄话，有时还递个小纸条。而李作鹏带着黑色墨镜，面无表情。但是所有参加会议人的内心都不平静，“设与不设”的斗争越来越明朗越来公开化。

因为从五月中旬开始，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注6）

根据林彪、叶群授意，七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

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是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这里说的“因人设事”，几乎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的同义语。？毛泽东半年内6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但依然无法让林彪死心。“修宪”之争愈演愈烈，逐渐演变为两个阵营的较量

正在政治局“修宪”工作一波三折艰难进行时，八一建军将至，中央政治局会议桌上又多了一个议题，就是讨论准备发表的纪念建军节社论稿。其中有一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陈伯达主张删去“毛主席和”几个字，变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张春桥坚持原稿说法，不同意修改。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只好将社论和分歧意见拿去向毛泽东请示，由他定夺。

毛泽东表示，这类应景文章，既然已经政治局讨论，他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但毛泽东私下表示，这两种意见，他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后来，汪东兴还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删去了“毛主席和”几个字。（注7）

8月初，林彪心情颇为爽朗，再次让叶群打电话对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8月13日，也是北京最为炎热的日子。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继续开会，讨论宪法最后的草案稿。

吴法宪与张春桥就宪法草案稿的一些提法再次发生争论。

张春桥以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为依据，提议删去稿子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提法。吴法宪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结果双方大吵了一场，不欢而散。

会后，吴法宪将情况告诉了陈伯达和林彪。林彪对吴法宪在关键时刻敢于向张春桥发动反击表示满意，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注8）

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派向江青团伙的发难，只是人民大会堂争斗的继续，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尽管两派明争暗斗十分厉害，这次会议对宪法修改起草最终有了一个明确的方案：（一）序言不与总纲合并，以三十条方案的序言为基础修改。（二）宪法结构不变。（三）宪法为“不设国家主席”的方案。

到此为止，修改宪法的起草工作告一段落。从1970年3月至8月13日，毛泽东在半年内，6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大家心想这回总该尘埃落定了，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不应该再有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了。

已经失利的林彪，却认为政治局会议可能就是他最后的机会。

林彪一面传话表扬吴法宪放炮放得好，立了功，一面又通过叶群分别向陈伯达、黄永胜、李作鹏等人打招呼，要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吴法宪，分头去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论“天才”的语录，准备在政治局最后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会议上同江青“那一边”展开斗争。

按照林彪、叶群夫妇的估计，这场恶战在所难免。肯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文字定稿时会有一番激烈争论。13日当晚，叶群遂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领袖们关于“天才”问题上的语录，好在会上和张春桥等人再作“一搏”。

（1970）双剑交锋（8）

8月14日晚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这一派有备而来，准备同江青一派激烈交锋。但出乎意料的是，张春桥等人在会上缄口不语，结果根本斗不起来，宪法草案顺利通过。对此，连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感到有点反常。

这次不战而胜，给林彪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张春桥已经自觉输了理。于是，林彪把目光转向了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向手下的几员大将放风：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意见来。（注9）

至于宪法如何修改“国家主席”这个问题，因为林彪的坚持，对手张春桥的沉默。直到庐山会议召开之前，也始终没有定论。

九届二中全会在即，周恩来觉得这些问题要向毛泽东报告。

这时，毛泽东已经在西湖边一个叫“汪庄”的老地方住下了。他曾经在这里起草过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召开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会议……这里的一切总能唤起他对往事的回忆。

据说有人曾统计过，解放后毛泽东去过最多的地方是杭州，前后共去过40多次，其中有26次就住在“汪庄”。

这个风景如画的“天堂之地”和新中国的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碧波荡漾的西湖连着中南海。

笔者曾经在书中多次描写过毛泽东在杭州的往事。记得在一本书中提到刘少奇与陈毅1966年4月出访东南亚四国回来，在云南被毛泽东派来的专机接到杭州。走进“汪庄”的宴会厅他们才知道毛泽东已经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此中国开始了长达10年的动乱岁月。后来毛泽东亲自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议。会址也是在杭州“汪庄”的宴会厅。

岁月流逝，物是人非，今天的“汪庄”早已更名为“西子宾馆”，毛泽东当年居住的一号楼也装饰一新对外开放营业了。

1993年笔者带着一张杜修贤当年在杭州拍摄毛泽东与周恩来及其工作人员的合影给西子宾馆的老人观看。经过辨认，这张照片就是在“汪庄”一号楼大厅里拍摄的。

于是1970年夏季的一段往事浮出水面……

1970年8月17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便飞往杭州，向毛泽东当面禀报中央工作近况、宪法修改讨论稿遇到的问题以及九届二中全会的相关事宜。

两人在一号楼大厅见了面，没有什么寒暄，就径直进入了会议室，关起门密谈起来。大概两个多小时，周恩来从客厅走出来，这时他身边有人悄声问：“总理，我们能不能和主席合个影？”

周恩来马上停下脚步，因为他想起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已经几次提出希望能和主席合一张影。这次正好是个机会。他赶紧转过身往回看，见毛主席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在大厅里目送他们一行人离去。

毛泽东看见周恩来又往回走，以为有事情。周总理走过去代表他的工作人员向主席提出合影的要求。

主席一听笑了，从沙发上起身同大家并排站在一起。这时杜修贤已经对着大家调好了焦距。人们却发现周总理还站在镜头外边，便要求他也一同来合影。周总理看看已经排好队列的人群，他没有走到后排与毛主席并肩，而是在前排蹲着的工作人员中挤出一个位置，蹲下了身。

杜修贤忍不住提醒说：“总理你站在后排……”

周恩来却说：“哪有这么多讲究？站着蹲着都一样，你就赶快照吧。”

杜修贤只好按下快门。

所以有了这张很奇特画面的照片——主席后排中间站着，总理前排蹲着。

毛泽东、周恩来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征途，但是他们合影的照片并不是非常多，“游泳池”和“西花厅”两家人一同合影的照片就更加稀少，在杭州的合影恐怕仅此一张。？林彪出人意料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突然发难，但他打出的旗号依然是树立毛泽东的权威，结果蒙蔽了一大批不明真相的中央委员们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人民剧院开幕了。

开会那天，周总理交代杜修贤等随行的影像记者：“等会儿开会时，你们要注意多拍摄西面的会场。”一时杜修贤没有明白其中的意思，只是点头答应。待到大会开始，当他把镜头举向会场的西面才恍然大悟——会场的西面坐着都是老帅和老中央委员。直到会议结束，他更是大彻大悟——会场西面大多是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委员。

当天会议开幕时，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五位常委。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与战备问题。按预先宣布的程序，首先应是康生作宪法修改草案报告。然而，林彪突然清清喉咙，提出要先讲几点意见。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他也没有说自己要最先讲话。

林彪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继续坚持“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他是以党的副主席身份讲话，传达的却是个人意见。

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注10）

（1970）双剑交锋（9）

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谈国内外形势，也没有涉及其他新的问题，翻来复去就是吹捧，明明白白地把“国家元首”这个毛泽东坚决推卸的头衔再次套在了毛泽东头上。这一个半小时的讲话，虽然赢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但大家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不高兴。周恩来、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完后，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

周恩来见状回答：“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

后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注11）

对于林彪一伙有备而来，很多与会人员没有察觉，都认为这就是中央的安排。

显然，林彪一伙将全会当作最后一次“拼搏”的机会，为配合这次行动，陈伯达、叶群上庐山后，他们临时组织了一些语录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团伙中的人。

当天晚上，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议上，吴法宪提议要全会第二天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的讲话。政治局委员多数表示同意，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遵从众意，通过了这样的安排。

８月２４日，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按事先商定的口径，引用同样的语录分别在华北组、西南组、中南组、西北组发言，共同点是坚持“天才论”，提议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许多人不明真相，但出于对中央的信任和对毛泽东的崇拜，纷纷赞同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陈伯达等人的发言同时影射了张春桥一伙诋毁毛泽东的行径。

陈伯达在当天下午的会上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大讲了一番“天才论”，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手舞足蹈地边比划边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陈伯达的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

二十五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注12）

华北组的简报一出，整个会议声调大变，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各组都谈到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

会议没有按毛泽东预先的希望开成一个团结的会。陈伯达充当先锋，挑起争论，矛头直指江青、张春桥等人。

既然林彪已经将两个集团的斗争公开化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岂能坐以待毙！

“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绘声绘色地反映了大会的情况。

会上出现这种明显是有统一布置的“揪人”行动，令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如果说19５９年庐山会议的“军事俱乐部”是纯系子虚乌有的臆造；那么，林彪集团却是把虎视眈眈，随时可以出鞘的锐剑。

毛泽东不能不提防！

（1970）双剑交锋（10）

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开始部署反击了。

毛、林、周、陈、康五常委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笑容从毛泽东脸上消失，预示着会议的风向马上就要转变。

毛泽东的目光直射陈伯达，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的话，让陈伯达失魂落魄，使林彪无比难堪。大概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他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他的话音里除了威严还透出一种凄楚。１９５９年批判彭德怀的那种高屋建瓴，那种嘻笑怒骂的潇洒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庐山的“吹捧”气温骤降。林彪和陈伯达都意识到，这回他们输了，而且是彻底地输了。

叶群、吴法宪等人见势不妙，匆忙撤回、销毁自己的言论。留守北京没有来庐山参加前期开会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也照叶群的部署准备了一份类似的发言稿，听说庐山上风云突变，就悄悄地销毁了文稿，才上山参会。

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作检讨。吴法宪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注13）

随后，叶群、黄永胜召集吴、李、邱统一口径，攻守同盟。强调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能牵涉林彪。黄、吴、李、邱只讲自己，互不涉及。

８月３１日，毛泽东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心里已大体明白了。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

“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引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注14）

毛泽东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

这哪里是一点意见？而是一锤定音给九届二中全会画上了巨大的句号。也预示着林彪集团的倾覆和康生江青等人的胜利。

心情舒畅的康生叫来杜修贤，他要和老婆曹轶欧在庐山无限风光中多照一些照片。杜修贤发现从不苟言笑的康生，眉眼间露出了罕见的笑意。

而此时此刻住在美庐里的毛泽东说什么也笑不起来。林彪是他钦定的接班人，这次却表演了一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闹剧！

9月6日，杜修贤拿着相机来到全会闭幕现场时，发现主席台上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会场气氛空前的紧张。前几天许多中央委员还误中林彪'天才论'的圈套，会场内外回荡着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合唱。可这时，全场一片死寂，针落闻声。

杜修贤看看身边拍新闻电影和电视的两名记者，他们和他一样躲在主席台幕布后面，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杜修贤从幕布侧面看着主席台，希望会议气氛能缓解一些，他好上前面去拍几张主席台的正面照片。可是他观察到那四位常委的表情，脊梁上哧哧地直蹿凉气。毛泽东气愤里带着悲楚；林彪拉着沮丧透顶的瘦脸；周恩来紧抿嘴唇异常严肃；康生镜片后面的眼睛闪着捉摸不定的光，几个记者只敢探头朝台上望，就是不敢迈步上前……

眼睁睁地看见新闻就在鼻子跟前，却不敢举相机拍摄，这在杜修贤记者生涯里还是头一次！

无奈之下，杜修贤隔着幕布，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从侧面照了两张照片。那平时不经意的“咔嚓”快门声，此时听起来感到格外清晰，他惊出一身冷汗，一拍完就赶紧隐身幕布之后，不等会议结束，就快步离开了这块充满火药味的地方。

九届二中全会在毛泽东愤怒之中落下了帷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并展开批判。此举对林彪刺激不小，他虽然还高坐在主席台之上，但在毛泽东心中，他已经“失宠”了。

（1970）双剑交锋（11）

庐山，对于林彪来说太熟悉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历史选择了庐山这个神秘的政治舞台，让林彪上演了极其精彩的人生大戏。1959年夏天，庐山给了林彪一个走向政治巅峰的高度，1970年夏天，庐山却让林彪从山顶滚落到了人生最低谷。

这不是历史的报应又是什么呢？？毛泽东在危难中想到了叶剑英，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关键时刻，元帅何时何地都是领袖的左膀右臂

杜修贤与两个元帅关系不错，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陈毅。

叶剑英因为和周恩来历史上就关系很好，与周恩来往来很多，所以杜修贤对他十分熟悉。杜修贤从60年起跟随周总理出访，出访名单里总有陈毅外长。陈毅是个性格豪爽，容易交往的人。时间一长，工作人员与首长之间也就熟悉了。

1969年底，周恩来要恢复中断了三年的外交出访。被打成“特务”的杜修贤此时远在新疆接受“再教育”。周恩来一个急电，杜修贤从而结束了“特务”生涯，也逃过他所在的克列克提边境中苏冲突的一劫，活着回到了北京。

杜修贤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报到后，就去忙着去看陈毅和叶剑英。哪知他们的工作人员告诉说，两个老总都疏散了。

原来列为“二月逆流”的老将老帅们被所谓战备“一号令”疏散到全国各地。谭震林在桂林，李富春在广州，聂荣臻在邯郸，叶剑英在湖南，徐向前在开封，陈毅则在石家庄。

没有想到在庐山，杜修贤遇见了两位元帅。然而庐山会议带给他们的命运却很不同。

一开始，他们也和各个“疏散”身份上山来的元帅们一样，先是被林彪开场白大谈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鼓吹“天才论”煽得昏头转向，后又被毛泽东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要知道那些既远离北京政治中心，又远离中央会议桌的老帅们，对于长达半年之久的“国家主席”之争一点也不知情，根本不解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矛盾，哪里听得出来谁的声音是真，哪个路线是对？

林彪一贯喜欢赞扬吹捧毛泽东，这次高调开场也没有什么可奇怪。如此一来，导致许多人跟在林彪后头合唱，稀里糊涂地表态，最后又稀里糊涂地写检查。

在以云雾揽胜的庐山上，变幻无常的会议局势不仅让大家一头雾水，也让大家看不清以后的政治走向。

叶剑英和其他元帅各自参加自己所疏散地区小组的学习。一向沉稳的他在这次会议上也没有多语。他不知道中央内部的情况，无从说起。无从说起也使别人对他无可指责，也就没有成为会议注意的目标。叶剑英这种“不合唱”的态度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赏。

会议进行中的一天晚上，夜已经深了。周恩来突然给叶剑英的秘书打来电话：“叶帅睡了吗？”

秘书回答：“睡了。”

“吃安眠药了吗？”

“没有。”

“那好，你马上叫醒叶帅，汽车马上就到，主席要见他。”

不一会儿，汽车就到了叶剑英下榻的楼前。正是庐山云起的时辰，满山漆黑如墨，浓雾弥漫，雪亮的车灯被云雾吞没的只剩下一团暗黄的光团，几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路一边是陡峭山壁，另一边则是万丈悬崖。为了叶剑英的安全，两名警卫员打着手电筒，一边一个在汽车前面开道，大家几乎是一步一步“牵”着汽车走到主席住地的。

周恩来已经等候在那里。

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叶剑英谈了许多，明确表达了他要批判陈伯达的意思，希望叶剑英他们能够支持他。无庸置疑，元帅何时何地都是统帅的左膀右臂。

第二天会上，毛泽东公开了他写的《我的一点意见》，跟随林彪亦步亦趋的陈伯达终于自食其果，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陈伯达是为林彪而“牺牲”的，毛泽东也是为警告林彪而让陈伯达“牺牲”的。

庐山会议结束后，叶剑英以为自己还要回湖南，没想到周恩来留住他，要他散会后不要先走，和他一同回北京，有重要使命。叶剑英在庐山又一次和毛泽东会谈，接受了一项特殊使命——作为陈伯达专案小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代表周恩来和中央去福建、广东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这是叶剑英自“二月逆流”以后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身份，也为他重新复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依照周恩来原来的意见，是由叶剑英担任专案组组长，但是他又考虑到叶没有正式出来工作，出现什么问题不好担当，所以就自己的肩膀替叶担当一部分责任，让叶剑英放手工作而不必有后顾之忧。

林彪在广东的党羽已经知道来者不善，制造种种障碍。但是叶剑英不管多大的困难，都不畏惧，不气馁，终于完成了调查陈伯达的使命，于１９７１年的春季带领专案组的几位同志从广东回到北京。

（1970）双剑交锋（12）

周恩来对完成任务的叶剑英说：“这段时间就参观参观北京，看看北京的变化，再提提建设性的意见，你是北京市第一任市长嘛！”叶剑英这位老市长又开始了他对北京的调查工作。

批陈整风运动在全党中展开。此时，天安门城楼上出现的美国人身影，打破了“正副统帅”肩并肩的“文革”模式

九月中旬，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三人负责的陈伯达专案审查小组。随后，毛泽东又把陈伯达所犯错误的性质上升为“路线斗争”的高度，定性为“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

毛泽东在做思想舆论准备的同时，还采取了组织措施，大大加强了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势力。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九大之后就名存实亡了，江青等人除了空头的政治局委员外，在中央不再担任什么具体职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毛泽东批准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掌管中央的人事任免和宣传大权，在政治上形成了与林彪所掌握的军委办事组两军对垒的局面。

用毛泽东后来自己的话说是，庐山会议后他对林彪采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甩石头”——向下发批示、批语；“掺沙子”——向军委办事组里派人；“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注15）

在舆论、组织两方面准备停当以后，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批陈整风运动从此在党、政、军领导机构中全面展开。

就在庐山会后不久，毛泽东层层推进批陈整风运动之时，又迎来了新中国成立21周年的国庆节。这一年国庆节并没有因为庐山会议正副统帅产生分歧而冲淡节日的气氛。

1970年10月1日这一天，北京秋高气爽，鲜花繁茂。参加庆祝共和国成立21周年的各界群众，一大早就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整个广场，彩旗飞扬，充满了浓郁的节日气氛。

两个陌生而特殊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就是中国人熟知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夫人。他们夫妇刚从陕北志丹县参观返回北京不久，周恩来总理就邀请他们在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活动。对于斯诺来说，这肯定是一种特殊而意外的荣誉。他在这一天将站立在中国政治的中心。

如果说“5.20声明”是毛泽东向美国总统尼克松展示了他强硬的一手，那么，同年的国庆节，毛泽东又用另一手在城楼上向尼克松挥动了一束橄榄枝。

这一次，也是斯诺第三次访问新中国。

斯诺，这个名字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他从1928到1941年间，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中国。通过深入中国社会采访，他深深地了解到中国人民的苦难。他也是第一个深入陕北苏区系统采访并第一个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他不顾个人安危和艰苦，克服重重困难，写出了《西行漫记》等许多产生重大历史作用的著作，让全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革命的真相，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在艰苦条件下从事革命斗争的中国军民发挥了有力的鼓舞作用。

从他1941年离开中国到再次踏上中国土地，一别就是19年。

19年来，他为冲破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60年夏天，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他终以一名“作家”的身份实现了自己重访中国的愿望。

四年之后，他又来过一次。

1970年8月，斯诺携夫人能实现第三次访问新中国，也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实现的。

8月18日，正在一个朋友的宴会上吃着烤鸭的斯诺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让他到首都体育馆去一趟。

斯诺马上意识到，一定有重要的人物要同他见面。他猜想一定是周恩来总理。

斯诺真猜对了。周恩来在百忙中没有忘记见见自己的老朋友。

当时周恩来和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起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观看中国与朝鲜两国乒乓球队的比赛。

在斯诺的眼中，72岁的周恩来还是同过去一样英俊而机敏。然而，与1964年相比，他头上的白发更多了。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深陷。那双明亮深邃的眼睛流露出忧虑和凝重。

周恩来简略地了解了斯诺的访问计划，关切地询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情况。

当时中国在北面面临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联军队的压境，与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增大。

世界历史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许多大的变化。1969年春珍宝岛的阵阵枪炮声使中苏关系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状态，原先“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过去一直紧张的中美关系出于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变化和双方各自利益的考虑，也开始趋于缓和。1970年底，中美关系正是处于十分微妙的时刻。

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周恩来又向斯诺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虽然谨慎的周恩来只是说可能，但对斯诺来说，无疑又是一条“独家新闻”，就像10月1日周恩来把斯诺领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同出现在观礼台上一样。因为当时有关中美关系的接触还处于绝对机密阶段。

由于要即将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周恩来便安排斯诺夫妇前往陕北志丹县参观采访，那里曾是斯诺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地方，当年被称为保安县。

斯诺非常高兴，说：“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当时您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您为我草拟了一个92天旅程的计划，还找了一匹马让我骑着去保安找毛主席呢！这次您再次安排我去保安县，我想昔日的情景，一定能唤起了我不少难忘的回忆啊。”

果然，斯诺旧地重游，思绪万千。他来到当年走过的山路，住过的窑洞，和毛主席促膝夜谈的地方，感到特别的亲切。昔日破旧荒凉的小古城，而今已“旧貌换新颜”。30多年的巨变，令他深感“保安同全中国一样，也已经站起来了”。

斯诺返回北京不久就接到参加国庆活动的邀请。

（1970）双剑交锋（13）

一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周恩来都会早早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所要经过的路线、现场仔细认真地检查一遍，包括毛泽东的椅子和用具。

上午十点，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一次地升上来，把党、政、军领导人和一些贵宾陆续送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叶群以及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林彪的四员“大将”也来了。面对全国人民的公开活动，他们还是不能放弃的。这样一是可以通过亮相以正视听，二是能够近距离观察与接触毛泽东，三还可以多打探一些消息。

从表面看，大家的表情与以往参加活动没有很大区别，但庐山会议那场惊心动魄斗争的阴影实际上是挥之不去的。

周恩来见斯诺夫妇上了天安门城楼，便迎上前去，热情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斯诺先生，欢迎你。”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吗？”斯诺棕色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

“是的。是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啊。”周恩来热情地说。

斯诺情绪更加激动：“当年您安排我去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事。今天又让我上天安门！肯定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这时，广播里响起了“东方红”乐曲，毛泽东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顿时，“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天。斯诺夫妇在周总理的陪同下，向毛泽东走去。

“主席，您看谁来了。”周总理笑着对毛泽东说。毛泽东一眼就看出是斯诺。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他热情地和斯诺握手：“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非常高兴见到您。您看起来比5年前年轻了，身体也更好了。”斯诺激动地说。

“马马虎虎。你身体还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马马虎虎。来之前，我开过刀，现在好了。”斯诺回答说。毛泽东仔细地看了看斯诺，关心他说：“你要注意，不要太累。”斯诺点了一下头说：“对了，这话我必须听。”接着他高兴地告诉毛泽东：“我5天前才从保安回来。保安变化大极了。当年从延安到保安路上要走3天，这次才花了2个半小时。”“有一些变化。”说着，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对斯诺说：“对了，你去年12月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说你写的书不好，我没有看，我看了摘要，没有什么不好。”

“我这次来中国后发现我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观点不正确。”斯诺内疚地说。

毛泽东笑着摆了摆手说：“你当时怎么看就应该怎么写。今后也如此，你怎么看就怎么写。不应该要求外国朋友的观点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一样嘛！过去外交部有个极左派，闹得外交部可乱了，谁都管不了。英国代办处就是他们放火烧的。”

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斯诺向林彪问好，同时打量着这位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

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是斯诺始料未及的。1968年6月15日，斯诺在给朋友张歆海的一封信中曾认为：“从逻辑上说周恩来应当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从我们的视野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与周恩来的威望与能力相比的人了。”（注16）

毛泽东一边同斯诺亲切交谈，一边伸出手，带着斯诺夫妇朝城楼前的栏杆走去。顿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万首翘望，红旗翻滚，“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毛泽东也高举右臂，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斯诺看着这番情景，万分激动，眼眶也湿润了。

毛泽东请斯诺夫妇分别站在自己的两旁，摆好姿势，让记者拍照。

周恩来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发表在头版的显著位置。这张含蓄而饶有深义的照片，是中国为改善中美关系向美国发出的一个重要信息。

毛泽东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向美国总统暗示——中美关系要解冻了。

也是这张新闻照片打破了毛泽东与林彪肩并肩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文革”模式，第一次将副统帅“裁剪”在民众视线之外。？毛泽东再次与斯诺谈话，向美国发出了交往的信号；但是美国人却没有理解中国人投石问路的独特方式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游泳池的书房会见了斯诺和他的妻子。

毛泽东同外国人谈话，仍然表现出他的坦诚与率真。

当斯诺赞扬中国人不反对节育，是文明进步的标志时，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说“你这个人受骗啦！”

斯诺不明白地坦开双手。

“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女孩，就想要男孩。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一共生了九个女孩，年龄大了，只好不生了。”

毛泽东这个事实举例，可能和斯诺这段时间了解的情况大相径庭，他不相信地直摇头：“是吗？”

“重男轻女啊……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1970）双剑交锋（14）

“完全平等？嘿嘿……至少现在不可能吧？”这句话似乎触动了毛泽东的心思。他又抽出一支香烟，点燃，青烟缕缕，从指间飘腾，犹如他冉冉升腾的思绪。突然他掉转话题：“今天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两国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毛泽东一连讲了几次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斯诺一时不明白毛泽东的含意，只好听他讲下去。“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过来。”

斯诺惊讶地睁大幽蓝的眼睛。

“为什么右派让来？我是指尼克松嘛，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所以，我说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们的，我们也作自我批评。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说完这句话，毛泽东马上收住这个话题，开始讲中国革命进步的问题，他的情绪随之带有了不满意的成分。

斯诺的思路留停在毛泽东刚才的话题上。“主席我有两件事情跟和你探讨一下。第一个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第二是关于美国人来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但是……”

“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毛泽东打断了斯诺，说出了他想说的话。

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涉及了个人崇拜问题。他表白：开始他认为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可是现在崇拜过了头，变成了形式主义。比如四个伟大，讨嫌。统统去掉，只要一个留下，那就是教员（导师）。说到这里，在座陪同的人都笑了起来，但是心底很吃惊：毛主席这不是在批评林副统帅吗？

当听到斯诺幽默地比喻尼克松会成为毛泽东一位好的代理人时，毛泽东大笑了起来，同意这个看法。原来美国的杜鲁门、肯尼迪帮助过国民党，结果是壮大了共产党的军队，把蒋介石赶到了海岛上。毛泽东说：“我喜欢着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他们有欺骗的一面。”

毛泽东说：“中美会谈１５年谈了１３６次。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

这应该是很明确的了吧！

遗憾的是，毛泽东这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并没有能传达到尼克松那里……毛泽东向美国发出官方接触的信号，又一次被精明的美国当局忽视了。他们确实对中国话中有话的语言艺术缺乏了解。这是中国人独特的一种投石问路的方式。

事后基辛格回忆道：“中国领导人对我们的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注17）

注1.《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566页

注2.《毛泽东国际交往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3月版

第73页《“'五.二0'声明的由来”》

注3.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资料研究》中卷

第434页《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注4.采访周恩来毛泽东摄影记者杜修贤1990年4月

注5.采访周恩来毛泽东摄影记者杜修贤1990年4月

注6．《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

第1567页

注7.《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23页

注8.《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

第1569页

注9.《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

第1570页

注10.《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

第1572页

注11.《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

第1573页

注12.《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

第1574页

注13.《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

第1576页

注14.《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

第1577页

注15.《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

第1585页

注16.《毛泽东国际交往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3月版

第405页《人生乐在相知心——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

注17.《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1971年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一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林彪作为第一次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却撕下了”一贯紧跟“的面具，公然与毛泽东分庭抗礼。当阴谋被识破后，林彪夫妇仓促驾机外逃。人算不如天算，性能一流的统帅专机，却折戟沉沙在外蒙古大草原上。秋天”林叶“落，林彪由战功显赫的中国元帅变成了漂游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

这次事件对毛泽东造成的”精神创伤“超出了他人生中的任何一次……

（1971）亮出底牌（1）

（1971）亮出底牌

林彪对中央批陈整风运动采取”不表态、不参加、不讲话“的姿态。这三个”不“，加剧了毛泽东与他之间的矛盾

1971年初，北戴河的海边寒风呼啸，这块度假胜地一片肃杀。夏日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的海岸线，此时显得格外空寂而辽阔。

中央领导人用来消夏避暑的别墅区里，除了一些工作人员看管空房子外，很少再见首长们的身影。但是林彪却在最为清淡的季节里住进自己远离海边，也远离其它领导人的北戴河东联峰山莲花石旁的别墅。此别墅也叫莲花石别墅，又因在北戴河直管理处别墅楼中排序96号，亦名96号楼。可它与毛泽东的95号别墅相距甚远。因为林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故而别墅也被亲密地连了号。不过当地老百姓还是喜欢直呼其”林彪楼“。

这座楼是林彪如日中天之时修建的，按照林彪提出住得离热闹的地方远点，离其他首长远点，离海边远点的”三远点“要求，最后选址在原莲花石公园内，一处被大火烧毁的”松涛草堂“旧址上，1969年完工。

这个青灰色工字型二层小楼，外观很普通。但内部设施颇具匠心。室内墙壁极为宽厚，木质门窗非常坚硬，窗户全部用厚重的红色落地窗帘遮掩，密不透风。一楼分别有林彪和叶群的卧室、盥洗室和办公室，林彪卧室可以放映电影。在一楼转角处有一室内游泳池，是专门为叶群设计建造的。林彪因为战争年代负伤，伤到了中枢神经，从此怕风怕水。所以在他的别墅可以看见一处特殊的设施——一个带有屋顶天窗的日光浴室。

林彪经常躺在天窗下的大躺椅上闭目养神，既享用了温暖的阳光，又躲开了风雨侵袭。这个天窗下的咫尺寸方世界不仅是林彪修复伤病的地方，也是思考问题的地方。去年离开庐山是非之地之后，他需要一个地方”疗伤“，那么，这个天窗下便是他的心灵理疗站，太阳再次给予了他温暖的安抚。

然而，这个世上并不是阳光下的一切都是光亮的。阳光投在林彪干枯的身体上，他内心却心灰意冷，温度降到冰点。

自从在庐山他与毛泽东之间关系陷于僵局后，冰冷的气氛就一直挥之不去，笼罩在他们的周围。即使1971年新年的钟声也没能让林彪的心情好起来。

新年一过，中央又开始了”文山会海“的日子。

从1月15日到2月5日，周恩来一连主持了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各地传达贯彻批林整风问题。

2月1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近日工作安排；当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注1）

毛泽东这个批示可谓是语词严厉，谁也不敢再走和风细雨、以维护团结为大局的泛泛批判之路了。第二天，即20日，周恩来就根据毛泽东19日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

这样一来，中央进行的“批陈整风”运动，大有层层推进，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态势。

陈伯达为何倒台？毛泽东要整谁的风？林彪应该比谁都心知肚明。

按照战争年代的习惯，林彪总是喜欢计算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这场仗能打还是不能打？都在他计算后得以决定。这次与毛泽东较量，肯定是难胜算的……可是林彪为人个性极强，从不服软，曾在疆场上征战厮杀了大半生的他说什么也不承认自己有错。不管毛泽东如何旁敲侧击，他都一概装聋作哑，绝不公开站出来检讨。

林彪读史时总结出来的“与其坐待而亡，不如起而伐之”的体会，他打算付之于实践，并且依靠自己的儿子林立果作为他手中与毛泽东最后摊牌时的“杀手锏”。

实际上，林彪早就开始开始培养林立果。还在“文革”之初天下大乱的时候，林立果就被送到吴法宪所掌管的空军“锻炼”，随后又迅速入党提干，并且在空军内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很快就形成了以他为头的名为“调研小组”的小圈子，发号施令，权力极大，俨然成为整个空军的太上皇。庐山会议期间，林彪还特意把林立果带上山，要他在政治斗争中磨练。让年轻的“革命后代”亲眼目睹了一场“大有炸平庐山，地球停转之势”的党内路线斗争。

庐山会议一结束，身处险境的林彪就想到了林立果这颗“棋子”，而林立果几乎不需要问为什么，就迅速进入角色。在毛泽东着手发动批陈整风运动之际，林立果决定把空军司令部的“调研小组”改名为“联合舰队”，开始加紧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等地设立了秘密据点，搜集情报，训练骨干。

二月下旬，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林彪终于下定决心，准备在迫下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非常手段来捍卫他本人的接班人地位——他授意林立果“先搞个计划”。

林彪望着这个酷似他容貌的儿子，一字一顿地告诫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注2）

此时林立果28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岂能眼见父亲落到如此境地而坐视不管！他根据林彪的意图，3月23日在上海召开“联合舰队”骨干成员开会，研究制定出了《“571工程”纪要》。

《“571工程”纪要》能否帮助自己度过历史少有的政治难关，恐怕花了一辈子时间都在计算胜败的林彪，此时都没有算胜的把握！

怎么办？林彪还需要一段时间“隐其形”。他决定在羽翼丰满之前，继续表面上维持“主席划圈我划圈”的“紧跟”姿态。但是他已经留出了自己的底线，那就是绝不公开认错！他认为江青、张春桥一伙现在正苦于找不到废黜他的借口，如果一旦公开认错，那就正好落入圈套。林彪干脆采用了缄默其口的方法，三十六计走为上，离开北京，避开风头。

（1971）亮出底牌（2）

同林彪心思相反的是周恩来。

周认为，只要林彪向毛泽东低头认个错，服个软，事情也许就了结了。而这种硬顶的做法只会使情况更糟。但由于林彪是党内的二把手，性子又很倔。周恩来不便直言明示，只好尽可能地从旁缓和僵局。

毛泽东似乎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林彪表态，这一等就是半年之久。这半年里，毛泽东对陈伯达和林彪及其同伙们是区别对待的。尽管林彪始终不公开作自我批评，根本不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但是毛泽东却不能因为林彪“不表态、不参加和不讲话”而把他拉下“副统帅”的交椅。

毛泽东的耐心与威望受到空前的挑战与考验！

失望一天天地加码。

失望与希望交替中，毛泽东还在用各种方法促使林彪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从下面一组日程安排可以看出毛泽东期待“浪子回头”的良苦用心——

3月23日毛泽东通过江青转告：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

23日下午，周恩来与康生、江青商定再召开一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进一步批陈，并联系自我教育。汇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提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

24日，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作批示，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24日下午，毛泽东约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和汪东兴谈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检讨问题，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次事情(指1970年的庐山会议)就出在没有调查。同时提出，吴法宪、叶群二人也需要重新写检讨。（注3）——

2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同日，约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按毛泽东意见修改黄永胜等三人的检讨问题。

有了毛泽东的明确态度，周恩来从中周旋，协调关系，修复裂缝就显得比较从容——

26日，周恩来派专人将黄、李、邱三人检讨送到了北戴河林彪住处。

中央准备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其实就是一个划清界限会，一个表态是否与党中央毛主席保持一致的会。这个会议暗含的几个方面的内容都关乎每一个在任领导的党性大节。一直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协调关系的周恩来决定亲自前往北戴河，与林彪好好沟通一下，请他在春暖花开时回北京参会，给他一个正本清源，扶正形象，修复与毛泽东的关系的机缘。

眼看僵局可能打破，有了再次“团结起来”的希望，偏偏这个时候，事情发生了令人意外的变化。

周恩来在北戴河碰了林彪一个“钉子”，由此也标志着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容忍达到了极限

北京方面紧锣密鼓张罗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而躲在北戴河的林彪却依然沉默不语。

林彪始终像一块飘浮不定的云，谁也琢磨不透云朵里包藏的是春雨还是冰雹。对此，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要搞个明白。

周恩来将此行告知毛泽东：他准备在3月30日和31日两天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前往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

毛泽东点头同意了。他批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目的就是想打探林彪的动静。

周恩来这次去海边探访林彪，成为毛泽东非常关注与期待的焦点。可以说，这是他等待林彪“幡然醒悟”的最后一道心理底线。

周恩来和黄永胜等六人在北戴河林彪处谈话，主要汇报了批陈整风几次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对批陈问题的多次批示和谈话，以及拟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等。同时，周也介绍了叶剑英带领专案组在广东调查陈伯达的情况和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问题。林彪阴沉着脸听罢汇报后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自庐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很震惊地表示：绝没想到陈伯达问题那样严重，这次把陈揪出来，是“很大胜利”，“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把批陈引向深入。谈话中，林彪对自己的问题避重就轻作了一点自我批评，承认自己也“犯错误”，是个“炮筒子”，“讲话有气，脱口而出，放了炮”，被陈伯达“利用”了。林彪还为其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作了辩解。（注4）

谈话到最后，林彪一脸苦相，诉说自己身体诸多不适，不能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周恩来感到很意外，许久没有说出话来。

林彪拒不出席会议。周恩来既焦急又无奈。

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由此转向，结束了“等待”——

4月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与林彪谈话情况，汇报时他尽量为林彪说些好话，但是林彪不回京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事实却无法回避，尽管周恩来小心翼翼地选词择句说明林彪不来参会的理由。

（1971）亮出底牌（3）

周恩来汇报一结束，毛泽东一改先前对林彪下属所持比较温和的态度，横眉冷对在场一同听汇报的黄、吴、李、邱：“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所有在场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惊惧不已。（注5）——

４月１１日，毛泽东又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书与吴法宪、叶群重新写的自我批评材料一同批给政治局，建议政治局“作适当处理”。

毛泽东的容忍达到了极限——

4月14日，毛泽东决定在１９７１年１月改组被林彪一伙控制的北京军区之后，再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打破了由林彪亲信把持军委办事组的局面。并且决定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及毛泽东相关的全部批语在会上散发给大家。

毛泽东的举措，陡然升高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前的紧张气氛；那几个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同伙，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向林彪频频告急。

林彪依然躺在日光浴中迎着刺目的日光与窗外灿然的春意，苦思冥想……想到最后，终于横下一条心——硬顶到底，以求绝境逢生！

他一方面给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吃定心丸，要他们稳住；另一方面又不加掩饰地对调子越来越高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公开表示不满。在毛泽东对周恩来就这次会议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后，林彪一改以往毕恭毕敬的姿态，只是让秘书写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并公然注明“遵嘱代写”的字样。

到此为止，毛泽东与林彪“正副统帅”不仅神离，貌也离了。

对林彪失望的同时，毛泽东却看到了美国传来的希望。他果断作出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在全国上下一片“批陈整风”批判声中，我国体育界发生了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

这还要从1971年3月27日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开幕说起。

按照惯例，比赛开幕那天，国际乒联要举行招待会。主人致词之后，大家就举着酒杯随意走动起来，这时几个热情奔放的美国选手与中国运动员相遇，他们兴奋地说：“啊，中国人，好久不见了。你们的球打得真好！”那时中美关系十分敏感，中国代表团领导立即将此情况向国内作了汇报。这毕竟是中美运动员之间的一次邂逅，一次礼遇，所以国内方面也没有什么反映。

中国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之后，中美两国选手在游玩中又碰到了一起。热情爽朗的美国青年笑着问：“听说你们已邀请我们的朋友（指加拿大队和英国队）访问你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啊？”

中国队负责人再一次向国内报告：“美国队希望访华。”

接着4月4日，美国男队第三号选手格伦·科恩为了能打好下面的比赛到训练馆练球，不想练完球走出体育馆时，竟然找不到自己来时乘坐的汽车。正在这时，一辆带有乒乓球锦标赛标志的大轿车开了过来，科恩情急生智，连连招手，轿车在他身边戛然停住，科恩赶紧跳上车，长吁了一口气。但当他抬头环顾时，不禁暗自吃惊，原来同车的全是中国人。于是他独自站在车门口，没有找位置坐下。

这时，坐在车子后边的庄则栋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科恩身边，通过翻译和科恩聊了起来。庄则栋对科恩表示欢迎并向他赠送了中国礼品。这一意外的举动把科恩乐坏了，他和庄则栋肩并肩站在一起直到抵达爱知县体育馆，他们俨然成了好朋友。

这一幕被敏感的记者发现，他们把照相机对准了庄则栋和科恩，此情此景立即成为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的新闻。

中美两国运动员友好交流的举动更加触动了美国队。他们的副领队来到中国队的驻地，开门见山问中国队的负责人：“你们中国邀请我们南边的墨西哥队去访问，也邀请我们北边的加拿大队，你们能不能也向我们美国队发出邀请呢？”

美国队这次正式提出访华的要求，的确非同小可；中国领队虽不能当场答复，但必须马上向国内请示。

中国乒乓球队的请示电报送到了国家体委，国家体委立即和外交部磋商，一致做出了“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决定。报告送到周恩来手里，他也在报告上写了“拟同意”三个字和一段批语。

报告又到了毛泽东手里，他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并要他的护士长吴旭君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这个拒绝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似乎就此尘埃落定。

如果没有后面的转折，这份报告在中美交往史上只是一份入档保存的文件而已。

１９７１年４月６日，在退回这份报告后的当天深夜，毛泽东已经服了安眠药，可是他睡意全无，还坐在书房里看书。周恩来在午夜前来向他报告美国国务院３月１５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也谈起了外交部和体委的负责人讨论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分歧……如今，为什么不可以把邀请书发往美国，让他们的乒乓球队打头阵呢？它不仅可以为尼克松或他的特使前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而且还能缓冲一下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敌对情绪。

这将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前奏曲。

想到这儿，毛泽东精神为之一震。

尽管文件已经退走，毛泽东还是果断地作出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1971）亮出底牌（4）

据毛泽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当晚毛泽东要她给外交部一位领导同志打电话：“邀请美国队访华。”但毛泽东自己有过交代：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说的话不算数。这一下使吴旭君犯难了，毛主席现在讲的话算不算数呢？她故意迟疑着没有动身。毛泽东见她没有动，急着对她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呀，我让你办的事怎么不去办？”吴旭君故意反问：“主席，您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没听清楚，请您再说一遍。”毛泽东又一字一句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吴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您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您都吃过安眠药了，您说的话算数吗？”毛泽东把大手一挥，说：“算！赶快办，再慢就来不及了。”吴听了这句话拔腿就往值班室跑，给外交部打电话。通完电话回来，只见毛泽东仍坐在那里等她回信。吴旭君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完后点头表示：“好，就这样。”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美国政府惊呆了，世界轰动了，看似体育界之间的交流一下子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国际事件。

尼克松得知消息后喜出望外。乒乓球运动是中国体育的强项，被视为中国的国球，多次参加国际比赛。连外国人也惊叹：这个小球简直就是为中国人发明的。这次中国巧妙地利用小球推动大球，真可谓以长克短，打了一个漂亮的近台抢攻。

面对中国这“一板抢攻”，美国“还击”得也不含糊。

尼克松总统立即批准接受邀请，并派出最得力的高级顾问基辛格前往中国。当时《环球时报》刊登的《乒乓外交决策内幕》一文这样描述尼克松总统的反应：“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求得实现。”

美国乒乓球队要来华访问了！这也是新华社的一件大新闻。

４月１４日下午２时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发表了讲话：

“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周恩来略略提高了声音说：“欢迎你们！”

周恩来身边的斯廷霍文马上回应：“我们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

周恩来立即肯定地回答：“可以去！”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对此报以热烈的鼓掌。

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在美国本土更引起强烈反响，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中国与美国民间之手已经握在一起，距离两国的官方握手也就为时不远了。

酝酿很久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终于开幕，但围绕主体事件的主角人物——林彪却不出面，周恩来只好一人唱独角戏

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队的第二天，即4月15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在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

周恩来以他的老道和干练主持召开了这场极为敏感也令人揣揣不安的会议。

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99位。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在讲话中回顾了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开展批陈整风的过程，说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几次失掉自我教育机会，在毛泽东一再督促下才作出检讨。针对军委办事组一直批陈不力的问题，他主动承担了责任，希望在庐山会议上犯有错误的同志能够联系实际，搞好自我教育：我们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会上，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

毛林之间的分歧加重了周恩来协调工作的难度。

周恩来在会上点名，会下还要减压。他托人带话给林彪几员大将，说毛主席的“很好”和“可以了”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他的目的是缓解吴法宪和叶群两人对毛泽东要他们重写书面检讨的紧张情绪。实际上，黄永胜等人在庐山会议后已成惊弓之鸟。吴法宪甚至闹着要跳楼自杀。

为了避免扩大矛盾引起更大混乱，周恩来尽量协调各方矛盾，但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委员却不买账。他们基本不知道中央高层曲折的内幕，自然不能理解周恩来的一番用心。会议进行到20日，有人站出来揭发吴法宪在庐山会议上私下串连的情况，这无疑是在波澜涌动的激流中又投入块巨石，激起的浪花和涟漪马上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和兴趣。

如果追查，事情必然要闹大，难免还会涉及到林彪。

正在北戴河96号坚持硬顶不去北京的林彪听到这个消息，也坐不住了，当天就动身赶回北京坐镇，近距离指挥作战，以便稳住几员大将的阵脚。

林彪终于被逼回北京，周恩来的眉头舒展不少。他马上派人送去批陈整风会议的有关材料，并通过叶群转达他希望林彪能够出席会议，讲几句话的愿望。

结果，林彪还是一口回绝了。

周恩来只好一人撑持局面。四月二十九日，他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代表中央作了总结讲话。这个“颇不易写”的讲话提纲，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起草的，不过他还是尽可能地把话说得缓和一些，不让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压力过大，只在一两处点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五人的名，指出他们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上去了。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希望他们认真改正错误，实践自己的申明。

周恩来的讲话声一落，意味着批陈整风运动告一段落。

然而，一场更大的政坛风暴即将到来……

“五·一国际劳动节”，林彪毫不掩饰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在天安门城楼上将两人的紧张关系公之于众

4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批陈整风算是告一段落，紧接着两天后就是1971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按照惯例，“五·一”和“十·一”，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庆。

这年的“五·一”，也不例外，晚上将举行盛大的广场焰火晚会。

晚上的活动往往时间长，场面大，准备不好就会出“洋相”。素以“严”著称的周总理，绝对不允许记者，特别是他身边工作的记者在公开场合出半点差错。为防止出问题，杜修贤和过去一样，下午就到天安门城楼检查拍摄的灯具，防止曝光不足；因为有毛主席出场，他们不能多用手里的闪光灯，以保护他的眼睛不被强光刺激。

杜修贤到城楼时，工作人员已开始布置城楼的座席。座席排列是一般按照职位大小严格划分的，台子正中放了一张圆桌，围了几把椅子，两边各又有几张圆桌。正中的那张不用说就是毛泽东和林彪坐的，是张主桌。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坐两边的桌子。中央各部门的领导站在桌子的后面。

晚霞在长安街的尽头露出了痛快淋漓的笑容！

微风徐徐，夕阳已快沉坠到高楼的底层，落在地平线上。

这时警卫局的人也来到城楼，见着杜修贤就说：“今晚上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要来看焰火。就你一个摄影记者到前台。”

1970年之后，一般毛泽东出场，其他摄影记者就不能随便靠前，这已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上午才参加了中山公园的游园活动，晚上还能来吗？”杜修贤心里琢磨着，似乎有种预感，林彪会不会不来？

去年８月，林彪从庐山回北京后，好像精神状态不佳，几乎都在北戴河养病。工作人员私下里悄悄嘀咕，说林彪其实没什么病，主要是和主席闹意见。主席没同意他当国家主席，他就有情绪。

（1971）亮出底牌（5）

夜幕终于落下，暮色沉沉。

天安门广场上却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广场四周的建筑物穿上彩色灯装，光线像画笔样生动真实地勾画出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历史博物馆交错重叠的层次和轮廓。“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全世界各民族大团结万岁！”的巨幅霓虹牌耸立在广场上，闪烁光芒。

中央领导人陆陆续续来到城楼上，他们先坐在大殿的休息室里休息。不一会，毛泽东也到了，他已经不像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时那样率先身着绿军装，又换上了灰色的中山装制服。他的步子仍然平稳，充满自信地走进大殿的休息室，微笑着面对起立相迎的中央领导人，偶尔向他愿意招呼的同志点点头，径直走到屏风后面坐下来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双手合十的常用礼节向毛泽东问好，坐在毛泽东身边谈话。

去年“十·一”，全国各大报纸上就发了一张毛主席和美国友人斯诺在城楼上合影。似乎毛泽东更愿意和外国人在一起。

突然，门口一阵涌动，周恩来大步流星走了进来，大家随着他的手势，一看，哦——陈老总大大咧咧地跟在总理身后走进人们的视线。

久违了，大家好不亲切，都关切地询问他手术后的恢复情况。老总笑哈哈地一一作了回答。后来周总理又将陈毅带到屏风后面见毛泽东。

毛泽东抬起眼帘，凝神细望，咧开嘴笑了。他站起身，握住了老总的手。

“身体怎么样啊？”毛泽东一向言简意赅，这次却问了两句意思相同的重复话：“恢复得好吧？”

陈毅身患肠癌，术后不久，很有些面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慷慨悲壮之感。他用力拍拍厚实的胸脯：“恢复得很好，主席！”

“少个零件不要紧。”毛泽东与陈毅谈话总能保持轻松的气氛，“剩的零件不要出问题就好。”

“坏的零件取掉，好的零件一切正常。”陈毅对疾病的态度可说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看不到丝毫的情绪低落。

主席望着老诗友，由衷地笑了。

总理则双手抱臂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欣赏似的望着这对老诗友风趣地一问一答，脸上露出沉思的神色。

城楼上，溴钨灯发出耀眼的亮光。烟火晚会就要开始了，毛泽东率先走向城楼的平台。他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

这时杜修贤发现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自从庐山会议后，他再没有见过林彪，只知道他身体不好一直在北戴河休养。这时杜修贤看到，坐在旁边圆桌前的周总理也在左右环顾寻找林彪。

毛泽东略略地抬了抬头，朝对面空空的座位瞥了一眼，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仿佛根本就没看见什么！

周总理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了进来。

５月的天，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寂的样子。

了解林彪底细的人都知道，林彪战争年代负伤曾经用吗啡止痛，结果上了瘾，后来不用就不行。果然这天晚上，林彪也因身体原因，不想去城楼，是周总理电话再三请他出席晚上的活动，他才不得不来。但他带着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出现在人们视线里。他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而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

拍电影的记者还在对着毛泽东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的，杜修贤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状态，他便放下相机，没有再拍，转到别处找镜头了。

禀性温厚的董必武探过头去，关切地问林彪：“身体不大好？”

林彪拉着脸，稍向董必武倾下头，既不看毛泽东也不看董必武，而是望着桌面回答：“不好。”

林彪确实让人感到身体不好，五月天穿着大衣，双手抄在袖筒里。城楼上满是警卫人员和准备采访的各国记者，十分忙乱；天安门广场上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可是他全然不闻不见，仿佛正在对付体内的寒冷。不过，虽然他没正眼看谁，但他在用眼睛的余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毛泽东那边稍有动作，他的身体也会相应地令人不易察觉地震动一下，他是随时准备响应毛泽东的。可是，毛泽东的一切举措似乎都与他无关，没有丝毫同他谈话打招呼的意思，甚至始终不肯对他正眼望一下。

林彪的浓眉毛颤动过几次，阴郁黯淡地双眼忽然闪了一下亮，那里透出一股锐气和火气。就在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泽东那边的谈话中，只剩他自己落落寡欢的刹那，他蓦地站起，转身，旁若无人地扬长而去。

当杜修贤再慢慢地踱到主席桌边准备拍摄时……啊！他僵住了，林彪不在了！

大惊失色后，杜修贤又赶紧安慰自己——林彪能到哪儿呢？还不是上卫生间了么！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林彪还没出现。杜修贤开始着急起来，林彪会不会走了？想到这儿他心里煌煌的，希望不是这样。因为拍摄还没开始，林彪怎能就走了呢？他们拿什么见明天的报纸？直到这时杜修贤没有意识到他那个鬼使神差的“瞬间”已成为今晚绝无仅有的独家新闻。他仍不失信心地望着卫生间的方向，希望林彪还会出现在他的镜头里。

（1971）亮出底牌（6）

这时，人们的目光开始注意主桌上醒目的空座位，大家似乎都在猜测，杜修贤心里滚过一阵阵的不安和惊恐。林彪究竟上哪儿去了？他怎么可以当着主席的面不辞而别，这是什么意思？他简直无法想象“一贯紧跟，无限忠于”的林彪怎会做出如此令人费解的举动。

领导人中间最着急的是周恩来，他的目光频频望着旁边桌的那个空座位，喉结上下滚动着，他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只是将警卫员叫到跟前，耳语了几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

“嘭——哗——”第一束礼花腾空而起。

城楼上的人们忘记了那张刚才还议论纷纷的空座位，目光刷地被礼花拽到了五光十色的天幕上。

毛泽东和大家将目光投向天幕……

警卫员一溜小跑到周总理跟前，一阵耳语。周总理的浓眉疙瘩打得更紧，神色非同寻常严峻。杜修贤一见，心里暗叫不好！连忙跑去问警卫员：“林副主席哪儿去了？”

“早就回家了！”

杜修贤倒吸一口冷气：“他为什么先走？为什么不给主席和总理讲一声？”（注6）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杜修贤背脊上直冒冷汗。

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还在茫然地四下里张望，等林彪来了好开机拍摄。这可糟了！他们手里还空空的，明天晚上电影电视不就都砸了吗？杜修贤又想起他的相机里那张毫无把握的照片，心里更加地着急。电影、电视、报纸……唉！从未有过的窝囊，窝囊透了！

杜修贤茫然地回到主桌旁，毛泽东望着绚丽多彩的夜空，微微张着嘴，露出亲切的带着童趣的笑容。他似乎忘记了烦恼，愉快地沉浸在变幻的色泽、跳跃的遐想中。

闪烁的光束投在空落的椅子上，那样地刺目！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无介意的大度。

“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西哈努克向董必武询问，一听，也就释然了。

这是对林彪突然离去最好的解释。否则人们无法理解林彪的奇怪之举。

当时城楼上还有大报的文字记者，他们听到林彪回去了，不再来城楼的消息，个个面面相觑，茫然不知所措，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一切还没有开始，就这样结束了？

杜修贤不由看看手里的相机：这里面装着毛泽东和林彪今晚唯一同桌的照片，或许能添补这个惊诧的空位，从而挽救今天晚上这离奇事情给老百姓“意识空间”带来的不良影响。

礼花仍在不断“蹭蹭”地往天上窜，漆黑的天幕犹如坚硬无比的钢板，一撞上去，礼花就粉身碎骨，飞散着自己多姿多色的肢体。

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天安门城楼……大地仿佛置身在瞬息万变的彩色光环中。

夜色多么华丽！

毛泽东忘情地瞅着一个又一个轰然炸开的巨大“花朵”……周恩来却显得烦躁不安，不时地望望那空着的位置……

这张唯一的合影象征着毛泽东与林彪“正副统帅”时代的结束。

从此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

林彪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却无法坚持到结束，一人痛苦地枯坐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北角椅子上

林彪从城楼上不辞而别后，有一个多月没有公开露面。

他再度出现在杜修贤镜头里已是６月中旬，天气已渐渐进入夏季，罗马尼亚的客人来到中国，那时毛泽东会见外宾不一定都是在游泳池，有时他也常把接见地点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会。

这次接见罗马尼亚的客人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号湖南厅。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１１８房间不久，罗马尼亚的客人也到了。杜修贤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谈的场景。见会谈已进入正常轨道，他就退到门外的大厅里等待结束时再进去拍摄。

（1971）亮出底牌（7）

杜修贤刚转了一圈，找了个新华社的记者，托他把先拍的胶卷送回社里冲洗。回到大厅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坐在大厅的西北角，坐在一张椅子而不是旁边的沙发上。杜修贤没还以为会谈结束了，可再一看，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也和杜修贤一样，愣愣地瞅着莫名其妙的林彪。

正是夏天，大家光着头还热得嗤嗤直冒汗，林彪却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最叫人惊骇的是他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当时杜修贤还以为他生了什么急病，可见他的警卫员也和别人一样在旁边张望，并没有送他们的首长上医院的意思。

其实，林彪此时正遭受着吗啡瘾的折磨，谁也救不了他。他的警卫员们清楚他的“病情”，所以在一边并不着急，等待着首长熬过痛苦的时刻。

杜修贤看看表估计会谈时间差不多了，赶紧回到１１８房间。毛泽东旁边的沙发空着，和“五·一”晚上那个情景几乎是同出一辙。而毛泽东泰然处之，正兴致勃勃地舞动着手臂同客人热烈地交谈。

房间里不断传来他朗朗的笑声。

周恩来平静地微笑着，时时插上一两句话。

康生话不多，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

会谈结束了，林彪也没有进来送客人。

等毛泽东他们都走了，杜修贤收拾完摄影箱，才离开１１８房间。到大厅里他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居然还坐在那里。他没有停留，快步走了出去。

晚上，杜修贤将白天拍摄的照片送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正在那里宴请罗马尼亚客人。周总理站着匆匆看了一遍照片，十分果断地选了三张照片发稿，却扣下了自己单独会见外宾的照片。

这三张照片依次为：

第一张毛泽东和林彪会见客人。

第二张林彪单独会见客人。

第三张康生和周恩来会见客人。

周总理亲自审阅新闻照片已有好几年了，每次审阅照片他都很细心，该突出什么，不该突出什么，谁该在前谁不该在前等等诸多细节他都会考虑的全面周到。可近一年里审阅照片，他似乎比以前更加细心。

后来杜修贤听说，六月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来华访问时，毛泽东指定林彪陪同接见。林彪开始推托身体不适，不去。毛泽东为此很不高兴，执意林彪一定出席。可林彪仍不想理会。后来叶群急了，下跪哭求，陈说利益，林彪才勉强答应。

会见时，宾主刚寒喧完，林彪就退出。于是发生了他一人枯坐在外面大厅角落里那一幕。

林彪想借江青见到毛泽东，江青想借林彪拍照片。结果，林彪借江青秘书的刮胡刀刮了脸。江的照片拍了，但林还是未能如愿。

转眼，又到了197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生日。这一年正好是建党５０周年，按常理一定会隆重庆贺一番。

但是出乎意料，“七·一”那天，毛泽东和林彪都未公开露面。

党的生日“正副统帅”都不露面，各大报纸非常发愁，老百姓这一关就说不过去啊。幸好搞报纸的人都极有想象力，弄出一套“鱼目混珠”的办法：“七·一”那天，报纸的头版头条用了一张以前的照片，林彪手摇“红宝书”紧跟在挥手的毛泽东身后。这个形象是当时的“标准形象”，见报后，还真是可以充数呢！谁也没有对这张照片形成的时间产生疑问。善良的百姓从不会无端地怀疑写进党章的副主席会有什么不忠！

报纸侥幸地度过了一个重头新闻的敏感日子。

可是躲过初一，还有十五呢。新中国的纪念节日，大多集中在下半年每月的首日。新闻界好容易度过“七·一”，马上又跟来“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日，没有“正副统帅”露面更不行了。报纸又如法炮制。这次发照片，新闻界已是心惊肉跳，深怕露出马脚。没有想到江青这时插了进来，帮了新闻界一个大忙——《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７、８期合刊扉页，亮出一幅林彪学毛选的大照片。下方作者署名：峻岭。

人们第一次看见林彪不戴帽子，亮出半秃前顶，孜孜不倦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照片。无疑，林彪“无限忠于”的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巩固。

同时，峻岭的名字也引起人们的极大的兴趣。能近距离接触林彪的人一定不是一般人！议论的热点渐渐聚集在林彪和作者关系的研究和探询上。

（1971）亮出底牌（8）

峻岭就是江青！

从１９６６年4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到１９７１年7月江青拍摄林彪学习“毛选”的照片，五年间，他们两人之间有过合作也有过争斗，有过利用也有过帮助。这次合作，注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

需要指出的是，个性倔强的林彪尽管在表面上摆出一副顽抗到底的架式，他的内心就像挂着钟摆一样，始终左右摇荡，一边做好破釜沉舟的准备，一边又很想同毛泽东好好谈谈，解开彼此之间的心结。

为此，叶群曾出面打电话给毛泽东，提出林彪想与毛主席谈一谈。但是，毛泽东却迟迟不作答复。林彪夫妇想来想去，认为江青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跳板。林彪不得不放下架子求助江青，为其安排会面事宜。正好江青也想给林彪拍照，那一段时间，江青对摄影十分迷恋，从山水花鸟到人物肖像都在她的镜头搜索的范畴内。

正好《解放军画报》向江青约稿。恰在此时叶群电话打来，说林副主席要来看望她。

江青喜出望外，决定八一建军节，这张肖像就拍林彪！

为了讨好江青，林彪只好配合。

这张相照了两次。江青说她在钓鱼台已经布置好了，让林彪去。因为走得急，林彪脸都没刮。到了钓鱼台，他现借了江青秘书的刮脸刀修了一下面。

江青将照片拍了，但林彪却没有得到毛泽东同意接见的意向。

林彪在连吃闭门羹后，终于放弃努力。他知道，毛泽东已无意修好，自己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前途凶多吉少，不得不面对日益临近的最后摊牌。为此，林彪心情沉重。七月上旬，他携叶群一道离开北京前往北戴河。据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回忆说：“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不讲，和过去完全不同，很反常。”

果然，林彪一去不复回，两个月后便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葬身异国的荒漠中。

这次美国总统没糊涂，派了他的高级顾问——“中国通”基辛格博士秘密前往中国，为他“投石问路”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踏入北京，开始了他48小时的秘密访华旅程。

美国这次派密使前往头号敌对国家，是有着深刻时代背景的。

由于美国一直奉行封锁、遏制和敌视中国的政策，中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然而，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受到削弱：核垄断已不复存在；经济上受到西欧、日本的有力挑战；苏联军力不断增强，对外全面扩张，态势咄咄逼人。美国深陷越战，损失惨重，摆脱越战泥潭已成当务之急。尼克松期盼同中国改善关系，有助于“结束那场战争的苦恼”。通过美中和解，还可提高其与苏联谈判“军备控制”的资本和增强其在全球与苏联争霸的战略地位。他也认识到，中国已成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不可能再把中国排斥在国际事务之外了。

就中国而言，迎接美国密使到来，也是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

六十年代末中苏关系日趋恶化，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缓和对美关系，有利于抵抗苏联的威胁；也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统一大业；同时还可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在外交上打开新的局面。

正是由于上述形势的变化，二十多年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开始缓解了。但从双方改变看法到尼克松访华，经历了数次互相试探和逐步接触的过程。从中国请斯诺上天安门城楼到毛泽东和斯诺谈“请尼克松来谈”，再到中国与美国运动员接触，继而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一系列“破冰”举动之后，两国领导人都心里明白：他们的手既然能够握住小小乒乓球，同样也能握住地球。

乒乓外交不仅带给东西两大国一个民间交往的机会，同时也成为打破两国之间封冻了22年官方交往的机会！“小球”顺利地推动了“大球”，将中美官方正式接触的时机推进到成熟的季节……

这一次，尼克松总统丝毫没有再犹豫，他乘热打铁，再接再厉，三个月后，派出了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曾以“中国通”著称的基辛格博士秘密前往中国，为他正式出访中国“打前站”，制定出“瓜熟蒂落”的时间表。

1９７１年７月９日，基辛格巧妙地避开西方国家的耳目，通过巴基斯坦第三国秘密飞往他们心中的神秘国度——中国。

中午１２时１５分，基辛格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飞行，出现在北京南苑机场的停机坪上。来迎接他的是被毛泽东称为“遇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元帅。此时，他已担任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职。他身后是颇有外交风度的黄镇大使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

杜修贤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一特殊而神秘的时刻，这张秘密来华的照片在很久以后才得以公开发表。

基辛格与叶剑英寒暄几句之后，快速坐上了中国制造的“红旗”牌轿车。它是中央领导人特有的一种身份象征。

那时的北京，路宽车少人稀，根本不需要什么交通管制，便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地抵达目的地。

基辛格很快在钓鱼台国宾馆６号楼下榻。这个国宾馆完全是中国式的建筑风格，从里到外都充满了中国元素，在外国人眼里很是迷人

午餐由叶剑英主持，这个说是简便的欢迎宴会却显得相当隆重。

基辛格第一次在中国品尝中国菜，便由衷地认同毛泽东关于“中国菜”是中国对人类一大贡献的说法。

（1971）亮出底牌（9）

基辛格就餐之后顾不上休息，急于想见中国总理。因为，他称病“感冒”的时间只有两天，而且只有见到了中国的总理才能知道自己此行目的能否达到。

很快，基辛格就被告知，周恩来总理正在前往国宾馆的路上，马上到他住的６号楼来举行会谈。

基辛格站在楼门口迎接周恩来的到来。

周恩来快步走到基辛格面前，用他那受过伤的右手与基辛格伸紧紧相握，并使劲抖动了几下。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很有分寸地点点头，并幽默地补充了一句：“遗憾的是这是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否则，全世界都会震惊的。”

其实，当周恩来从车内走出来。第一眼，基辛格从心里就喜欢上了这位神采奕奕的总理阁下。他与周恩来的友谊继而发展成与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一直持续至今。

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５日，一个震惊世界的公报随着电波传向世界各地。它的公布人一个是周恩来总理，另一个是尼克松特使基辛格。这是基辛格秘密来华和周恩来几次会谈后的成果。

公报全文不过２００来字，从起草到达成协议也不过只有几十个小时，可是为此却花费了相当大的气力。为了准确表达双方的意思，避免“谁先主动”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抠，一句话一句话地磨，已经不是在咬文嚼字了，而是在咬撇嚼捺了。负责起草公告的黄华和章文晋，几乎到了把公告嚼碎了还能倒背如流的程度，才算将其基本定型下来。可是最后定稿时，周恩来还在一遍遍地仔细琢磨措辞，考虑尼克松要求来华，我们才邀请，他们美国的面子难看，就将“要求”二字去掉，加上“获悉”，使这句话变成“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１９７２年５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这一改动，基辛格喜出望外，拍手称好。当即就爽快地同意在他秘密离开中国的第四天，即１５日同时由中美两国向外界宣布这个公报。

这个惊天动地的公报发表后，世界的目观都转向中国和美国之间，翘首瞩目着美国总统把手伸过太平洋的时刻。

毛泽东决定前往南方巡视，向党内军中吹风打招呼，以解决林彪的问题。此举，坚定了林彪一伙彻底摊牌的决心

进入八月份，林彪一伙的活动更加频繁紧张。八月五日，叶群从北戴河回京，六日晚上，邱会作与叶群密谈。八日下午，黄永胜与叶群密谈了近三个小时。当晚，吴法宪、邱会作又与叶群谈到深夜。

冥冥之中，毛泽东感觉到林彪一伙要有动作，从７月开始，他就频繁地请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一些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来北京，向他们吹风，打招呼。毛泽东在与一些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谈话中多次提到林彪，点林彪的名，并表明：“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８月１４日，毛泽东决定离开北京，到南方各省巡视一番。

毛泽东的南巡行动，让林彪一伙更加紧张慌乱，在《571工程纪要》基础上又制定了“鱼死网破”的暗杀计划，极力寻找机会，准备乘毛泽东外出时下毒手！

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这里，他先后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

对于一些历史上属于林彪山头或是和黄永胜有渊源的大军区，毛泽东有意识地做了分化瓦解的工作，力图把他们争取过来。他曾当众敲打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你倒得了？”毛泽东并指挥他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要求他们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

毛泽东这一手果然十分厉害。第一，在政治上先声夺人，起了警告防范的作用，避免了各地党、政、军人员因不明就里而跟着林彪走。第二，有效地挖了林彪阵营的墙角，打乱了他们的部署，导致其原有打算完全落空。这一点，随着后来事态的发展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第三，毛泽东此举还震慑住了党内军中林彪的势力，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乃至倒戈一击，而是转而向毛泽东反映林彪的问题。

毛泽东到达江西南昌后，一件事情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从而导致他越加肯定林彪一伙要搞政变的猜想。他对林彪由思想的防范变为了行动上的防范，与林之间也由分歧变为敌对。

这一转变缘于毛泽东在南昌地区看到了林彪指挥建造的一个巨大地下军事指挥工程。从这个地下指挥所发出的指令可以覆盖全中国，调动三军人马。

江西省委负责人说，这件事是中央下达的任务，江西搞了很多年才完成的。可毛泽东十分纳闷，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工程的存在。这只可能是林彪打着中央的旗号向下下达的任务。

林彪为何要这样做？为何要建这么秘密的工程？如果出于备战需要，完全可以报告中央；如果怕泄密，那也应该让毛泽东知道。这个地下工程很可能就是林彪实行南北割据的一个很有实效的指挥机关。

毛泽东参观完工程后，没有在南昌久住，就匆匆奔向浙江杭州。

九月三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接见了当地有关人员。与吴法宪关系亲密的陈励耘前来看望，毛泽东得知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时，对他表现出异常的厌恶，当面问道：“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1971）亮出底牌（10）

毛泽东一番厉言，使得陈励耘惊恐万分，狼狈不堪。

在此之前，林彪实际上还心存侥幸，宁愿相信毛找不到什么正当理由向他开刀，因而一直按兵未动，避居北戴河静观动向。毛动身南巡后，林虽知此举来者不善，但还是故作姿态，专门打电话给周恩来，表示在毛回京前一定通知他，他想在北京迎接毛主席。林彪这样做与其说是他还渴求同毛缓和关系，不如说是想打听毛的动向，以便及早做打算。

毛泽东南巡活动的言行更加令林彪一伙惶惶不可终日。

九月五日晚，吴法宪连续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

九月六日凌晨六时许，武汉部队政委刘丰向从北京专程陪外宾来武汉的李作鹏密报毛泽东在汉的谈话内容，李作鹏听后心急火燎。他看出来，毛泽东这次上纲比在庐山会议时更高，矛头明显是对着林彪的。一种不祥的预感催促他当天就返回北京，把密报分别告诉了黄永胜和邱会作。当晚，黄永胜又用保密电话机将这一情报通知了叶群。

九月六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广州部队负责人整理的毛泽东长沙接见的谈话内容交给叶群和林立果。

林彪反复思考，不得不与毛泽东彻底摊牌了。于是，从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起到下决心乘毛泽东南巡之机下毒手，从九月六日到十日，这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林彪完成了一个战功显赫的元帅向叛党叛国罪人的蜕变。

林立果开始指挥他的“联合舰队”，积极筹划武装政变的阴谋。

与此同时，谙熟兵法的毛泽东对林彪最终摊牌的可能也开始进行防范。他对自己的行踪滴水不漏。同时，毛泽东又故布疑阵，把他的专列调来调去，有意对外界制造国庆节前夕才准备返回北京的假象。午夜还在杭州接待处吃夜餐的毛泽东，突然命令将停在杭州苋桥机场附近的专列立即转移。第二天即九月十日下午三时许，毛泽东突然又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而且特嘱不要陈励耘等人送行。

近晚，专列驶进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处。毛泽东没有下车，就住在车上。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火车上接见了从南京赶来的许世友，却没有准许王维国上车。事后，王维国长叹一声，一下子瘫倒在停车场休息室的沙发上。可见，毛泽东对王维国等人已高度防范了。１１日中午，毛泽东叫许世友等人下车去吃午饭时又把王维国叫上了车。这种时叫时不叫，令王维国不知所措。１１日下午，毛泽东突然下令列车离开上海，向北京方向全速前进。

他的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林彪一伙的意料。

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布下的这一迷阵，对林立果一伙谋杀行动的流产起到了决定作用。

毛泽东的专列安全驶过硕放桥；经过蚌埠、济南、天津时，他都不让停车。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列车停在丰台站，毛泽东借停车机会把北京部队和北京市负责人找来，在车上谈了两个多小时话。他谈到了林彪，谈到了林彪一伙；但是，并没有把林彪推至完全敌对的席位上。江青后来说：“丰台会议，毛保他（指林彪），仁至义尽。”这或许可以从某一个侧面了解到以往从未披露的丰台谈话内容的重要性。

黄昏时分，毛泽东乘坐的列车驶进北京站，宣告了毛泽东南巡两月的胜利结束，同时也宣告了林彪集团“武装政变”阴谋的彻底破产。

来自林彪女儿林立衡的报告，引起周恩来的警觉，他的一个电话彻底打乱了林家父子政变的步伐

毛泽东突然中断在外地的巡视，赶回北京。叶群、林立果母子二人得知消息，顿时乱了方寸，张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在这生死关头，他们只好据实禀告林彪，一切由他最后定夺主意。

林彪沉默之后决定立刻转移到广州。这是毛泽东南巡讲话后，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商量出来的一条退路，并为此做了各种准备。林彪之所以选择南飞广州，是因为广州军区是当年四野的老班底，黄永胜又经营多年，而且地理位置机动，远离北京，背靠香港，在政治上可进可退。

然而，这一反叛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就胎死腹中。原因是他的阵营内部出了“叛徒”。泄露事机的不是别人，而是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林家，林立衡素来受到父亲的钟爱，却一直在精神上受到母亲的虐待。为此，她曾一度怀疑自己不是叶群亲生的。在林立衡看来，父亲和毛泽东两人之间本来只是有些误会，事情闹到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母亲从中坏事。

九月十二日，也就是毛泽东突然赶回北京之际，林立衡发现叶群情绪反常，整日坐立不安，不断进出林彪的房间，关起门来密谈。更令她疑窦丛生的是，叶群一面四处放风说准备到大连去，另一面又匆匆忙忙地强行为她举行订婚仪式，在这背后显然大有文章。等到林立果当晚从北京匆匆赶回北戴河后，林立衡又通过林彪身边的勤务员窃听到叶群、林立果试图劝说林彪出走的只言片语，并且了解到林立果已从北京调来一架三叉戟专机。她认为情况紧急，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必须当晚通过中央警卫团向中央作汇报。

（1971）亮出底牌（11）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晚，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灯火通明，周恩来正在召集政治局的委员们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晚十时许，有人进来和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警觉地直立起身子，似乎很吃惊。他立即宣布会议暂时中断。

顿时，与会的首长们轻轻骚动起来，用不解的眼光相互询问——看来事情发生的很紧急，也很严重，不然总理的神情不会这般紧张！

当时江青也在会场，她没有像平时那样大惊小怪的，而是站起来早早离开了会场。

等在门外的警卫们，看见大会堂的服务员开始忙进忙出，收拾茶具、毛巾等开会用具，知道散会了。不过大家都觉得奇怪，今天的会议怎么散的这么早？搁在以往，不到半夜三更是散不了的。

原来周恩来接到了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逃的报告。对此，周恩来有些半信半疑。首先，据他所知，林彪这两天有动身去大连的打算，为此他还特意传话，让林彪好好休息，在国庆节前返回北京。其次，他对叶群和林立衡母女之间的紧张关系早有耳闻，会不会是林立衡试图以此整治深陷政治漩涡中的母亲？第三，林立衡的报告未免让人觉得有些危言耸听，一个兵权在握、堂堂的副统帅怎么可能被自己的老婆和儿子所“劫持”呢？

尽管周恩来疑虑重重，但他还是非常谨慎，万一判断有错，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丝毫不敢马虎，随即放下正着召开的会议，紧急处理此事。

周恩来离开福建厅，往东大厅走去，那里是他经常办公的地方。一进东大厅，周恩来就根据林立衡提供的线索，开始着手追查林彪座机的下落。很快，他便发现在北戴河的山海关机场果然停候着一架三戟专机。他马上打电话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吴竟然回答：他也不知情。

周恩来马上意识到其中确有问题。为防不测，他随即以“安全”为由，下令这架据称是夜航试飞的专机马上返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回来！

周恩来命令发出后，得到的反馈是：飞机发动机的油泵出了故障，无法立即返航。

周恩来马上拿起电话与叶群通话，叶群语无伦次，所答非问。

周恩来由此断定——肯定有鬼！

他立即下令封锁停候在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

已快午夜，东大厅外的走廊里，仍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穿梭不停。一会儿叶剑英快步走来，闪身进了东大厅。接着，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也来了。

此时，距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机场，一架三叉戟飞机正带着巨大气流，强行滑出跑道，载着副统帅夫妇和他们“超天才”的儿子林立果，朝着黑暗的夜空逃窜而去。

“大红旗”专车被孤单单地遗弃在机场，车子后玻璃上，留着三个还微微发热的弹痕。坚硬的防弹玻璃有效地阻止了警卫连长的子弹，使得林彪多活了几个时辰。这恐怕是中央警卫局多次执行秘密任务中，唯一一次能听见枪声的行动。

黄永胜神色慌张地走了进来，一动也不动站在周恩来旁边。周恩来没有叫他坐下，仍然对着电话焦急询问：“在什么位置？喂……现在究竟在什么方位？什么方向？怎么会没有呢？赶快寻找！”（注7）

这时已经是１３日的凌晨。

大约在午夜一点左右，毛泽东也来到人民大会堂，住进了１１８房间。

卫士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轻声说：“总理，主席来了。”总理一听，连忙放下电话，起身往门外走。

从东大厅到主席住的１１８房间，要经过大舞台的后面，总理才走到大舞台北面２０米远，就看见主席穿着睡衣朝这个方向走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见总理和主席走到一起，停下来握上了手，都自觉地向后撤了几步，让他们两人单独谈话。他们低声谈了一会儿，周恩来提高嗓门说：“主席，放心。你去休息吧。”主席挥挥手，就转身往回走。

（1971）亮出底牌（12）

事后有人讲，毛主席那次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也有人讲，毛泽东还说：“林彪还是党的副主席嘛，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注8）

周恩来得知林彪摔死了，高喊着“拿酒来——”，守候身边的高级将领们将空前的紧张、担忧和沉重化为了一腔的悲喜交集

９月１３日凌晨２点３０分左右，林彪乘坐的２５６号飞机，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剧烈的爆炸声震碎了草原的宁静，冲天的大火映红了漆黑的天空。

山海关到飞机坠毁现场只要一个小时的航程，而不知为什么，三叉戟却在天空上兜了一个多小时的圈子，飞机燃料已经无法支撑他们到达目的地了。后来对失事现场的调查也说明飞机是因为迫降失败，才造成机毁人亡的结局。

从得知林彪外逃到证实林彪被摔死的１０多个小时里，中南海经历了建国以来最紧张的时刻。

林彪飞机起飞，中南海立即进入了甲级战备。谁也不能预测林彪投靠苏联后的结果，更没有人心存侥幸飞机会中途突然坠落。

负责外事警卫的副团长邬吉成半夜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上级的指示足以叫这位“侍卫长官”睡意全消，再不敢合上眼睛。“中南海进入紧急战备！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

“战备到什么程度？”

“甲级。部队拉出去，布岗，设置障碍，挖工事。”

老天，这不是要打仗了么？如此严重！邬吉成不敢半点担搁，保卫党中央是他的天职，他马上执行命令，到钓鱼台布岗，设置障碍，一直忙到天色微微发亮。而汪东兴比他更忙，竟然忘记了给部下才下达的战备命令，电话里怒气冲天地质问邬吉成：“到处找你，你到哪里去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到处乱跑！”

邬吉成困惑不解，这一顿批评是哪跟哪儿啊？汪主任可不是个好忘事的人，前脚交代的事情，后脚就忘了？什么事使他大动肝火？“不是你通知要进入紧急战备吗？我去布岗才回来。”

“噢噢，……我忘了。对不起，对不起。”汪东兴这才想起来。

几天后，邬吉成才知道中南海发生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事件！别说汪东兴紧张，谁听了不是一头冷汗？副统帅叛逃，他的几大金刚都重兵在握：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李作鹏海军政委，邱会作总后勤部长。陆海空三军就抓在他们手里。内乱往往比外患难提防。

被留在大会堂陪同总理工作人员，也是在林彪逃离１０多个小时后，才慢慢得知事情的真相。好比大梦初醒，惊得半晌无语。

叶剑英９月１３日夜被周恩来紧急召到人民大会堂，第二天清晨才回来。他对秘书交代说：“准备军用地图和卡车。”

秘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林彪摔死的消息是叛逃后的第二天晚上才被证实的。这之前中央非常紧张，包括叶剑英等都做好了带军队打游击的准备。

１４日晚，中央得知林彪已死的消息，才稍稍松了口气。

就在中南海处于高度紧张的日日夜夜里，红墙外的天地却一片祥和，依然花红柳绿，车水马龙，一派喜迎国庆的景象。直到１３日晚，大会堂东面的天安门广场上，为迎接国庆检阅的人们还在紧张地排练走队列。

此时距离国庆节只有半个月，原计划国庆那天要举行大阅兵、群众游行活动，很多方队要通过天安门，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因为白天广场上人多，无法排练。只好等到晚上九十点以后，将两头卡死，让车辆绕道驶过长安街，以便腾出大块地方供人们排练。

高高的红墙阻隔了人们的视线，谁能相信近在咫尺的人民大会堂已在高度紧张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而风景如画的中南海已经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进入了严阵以待的战备状态。四处可见设置的障碍物，大板子上钉满了钉子，铁丝网密布……

１４日上午，中方得知蒙古境内坠毁一架民航客机。

１５日下午，中国驻蒙古大使带领随员前往出事地点。经过两天的巡视和验尸，所得证据完全可以证明现场残骸就是林彪乘坐逃跑的飞机。当天夜里，这个比较准确的消息传到了北京，第一个松了口气的是周恩来。他穿着睡衣，由西大厅跑到毛泽东住的１１８房间，将这个意外的消息告诉了主席。

林彪外逃坠机身亡——这是最理想的结局。至少大量的军事机密没有泄漏出去，保证了国家的安全。

（1971）亮出底牌（13）

周恩来从毛泽东那里回来，一进门，就兴奋地说：“拿茅台来，大家庆贺庆贺！”聚集在会议厅里的都是待命的高级将领。他们一听总理这话，唰地起身，高兴地取来杯子，和总理一同畅饮。所有的紧张、担忧和沉重，一时间被美酒融化了。留在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也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可以回去和家人团聚了。

林彪乘坐的飞机飞出中国国境后，他们满以为叛逃计划已大功告成。然而，在飞机越出国境后四十分钟，即十三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左右，２５６号飞机却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现场的情况是：飞机摔得粉碎，一大片野草被烧焦，遍地是飞机的残骸，右机翼擦地留下了一道几米长的沟痕，一只飞机轮胎飞出数百米远。林彪等人的尸体被抛离飞机残骸十多米，横七竖八地躺在荒野里。林彪的左腿摔断了，叶群的右臂摔断了，林立果身体扭曲，痛苦万状，腰间却还留系着手枪，印有他姓名、年龄的工作证就在身旁

九月十六日，距２５６飞机失事大约八十小时后，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的尸体被分别装入木棺，并排掩埋在离出事地点大约一公里以外的一个无名高地东坡。

林彪虽然死了，遗留的工作却非常棘手。中央要层层开小口吹风，一点点增加人们的心理准备；对关闭机场、停止国庆庆祝活动等，也必须作大量的解释工作，特别是已经向世界公布了中美联合公报，全世界都关切着来年年初美国总统的访华活动。中国政府怎样既要淡化林彪的身份，又不惊动国际舆论……这许多事情的处理都使周恩来苦煞心机。

周恩来见叶剑英复出的机会已经成熟，及时向毛泽东提出请求，毛泽东表示支持。９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同时，中央宣布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叶剑英回到家后对秘书说：“以前我不想再穿军装，不再管军队了，现在看来还要管啊！你去把各大军区的名单要来。”

秘书还不知道中央已经要叶剑英管军队，顾虑地说：“我连各单位的电话都没有，怎么要到名单？”

“你给军委打电话，现在会给你了。”

秘书马上明白了叶剑英的意思，不一会儿，各个方面的情况就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叶剑英的案前。

叶剑英管军队的第二天就召开军队高级干部会议。毫无思想准备的元帅们突然听到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摔死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个会场顿时陷入死一般沉寂之中，猛然有人反应过来：“听见没有？林秃子摔死了！林秃子——死了！”

大家如梦初醒，完全忘记了这是在开会，高兴得手舞足蹈……

陈毅知道这一消息后，十分激动。他仿佛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他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批判林彪的斗争中。在中央召集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他带着病痛两次作长篇发言，满腔义愤地将红军创建初期林彪的历史真面目作了系统、全面的揭发。

中国收到了联大以压倒多数票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电报。这个特大喜讯，暂时缓解了“林彪事件”笼罩在毛泽东心头的愁绪

中美在7月15日发表联合公报之后，尼克松即将访华就成了一个公开的新闻。

尼克松为了访华顺利，再次派遣基辛格访问中国；具体讨论访华事项，包括访华时间、在华行程安排、双方磋商谈判等问题。这一次基辛格带来了负责访问事务的政府官员，与周恩来进行了几次会谈。

就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期间，远在美国的联合国总部却发生了一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也是意想不到的大事。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６日上午，在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我国外交部已经获悉联合国以７６票对３５票通过了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驱逐台湾的决议。周恩来把即将离京返美的基辛格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然后由乔冠华送基辛格前往机场。周恩来这时抽空将中国已经进入联大的消息告诉了乔冠华。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堪。周恩来没有把这一消息直接通知他。

在大红旗轿车里，乔冠华笑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能恢复中国的席位么？”基辛格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看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故意以一种急切的神态问：“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说：“估计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注9）

辛格告别北京，他乘坐的“空军一号”刚刚起飞，电讯员便收到了来自美国电讯稿的相关消息。

（1971）亮出底牌（14）

周恩来稍事休息以后，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２６届联大。原来联合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后，国民党的代表便悄悄地离开了联大会场。联大的中国席位空了出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电报，邀请我国派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

当时中国政治还笼罩在“左”的阴云下，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得不带着“左”的色彩。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当时，外交部党组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主席给周总理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先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乔冠华）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也十分赏识乔冠华的才气。因为他非常重视这次联合国大会，在他的提议下，中国派出了最强大的阵容。

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即将出席本届联大的消息发布后，国外新闻界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写完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要知道乔冠华是抱着特别的心情完成了这篇令人为之振奋的发言稿。因为他不能忘记１９５１年，曾经跟伍修权一块代表新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的情景，那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参与朝鲜战争，说我们共产党中国搞侵略。伍修权、乔冠华代表新中国去联大向全世界控诉美国的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的，以此反击。事隔２０年，乔冠华又去联大了，这次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份面对全世界发言。他的声音代表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

代表团离京前的十一月八日晚，毛泽东接见代表团的成员。当周恩来带领大家来到中南海时，毛泽东站在书房门口同大家一一握手。这一特大喜讯，暂时宽慰了他伤痛的心灵。谈话中，毛泽东兴致很高，从世界大势一直谈到国内问题。他说：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席位。（注10）

第二天，代表团启程。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送行规格“宜高一点”“的意见，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送行。

毛泽东的话也给代表新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登上联大讲坛发言的乔冠华壮了胆，增加了他相机行事的权利和勇气。几天后，乔冠华、黄华为正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达纽约，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走进了联合国会场，坐在了自己国家的席位上。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高兴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已经变成现实，中国加入到联合国之后，可以促进联合国更好地解决国际问题，最终会促进一些国际争端问题的解决。”

中国参加联合国，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由于我国长期贯彻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反对霸权，维护正义，紧紧地团结了第三世界的众多朋友。

１０月底，中央下达了对黄、吴、李、邱的逮捕令。这是继逮捕“王、关、戚”，拘押“杨、余、傅”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秘密行动

作为林彪的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１０月３日，国庆节刚过，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时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因为林彪叛逃事件只是限制在很小范围内，对外包括军队都一直保密，故而对于黄、吴、李、邱的处理，中央必须掌握其参与谋害毛主席、篡党夺权的确凿证据，才能逮捕法办。只有先从内部将其控制，不能打草惊蛇；否则，容易引起军队内部的混乱。

国庆节后，中央还同意邱会作率团出访越南。到了１０月底，专案组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林立果是空军办公室的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空军是这次反党活动的重点区。专案组从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发现了大量的文件，最著名的大概要数《“５７１工程”纪要》了。至今许多人都能记得里面的内容，他们纲领之反动、言词之猖獗、手段之恐怖实属罕见。“四大金刚”参与反党活动的证据也逐步得到查清。

１０月底，中央下达了对黄、吴、李、邱的逮捕令。这是继１９６７年逮捕“王、关、戚”，１９６８年拘押“杨、余、傅”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秘密行动。尽管拘捕“杨、余、傅”已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错误之举，可是，对林彪的“四大金刚”执行逮捕任务，却是应该大加褒奖的。

这也是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执行逮捕行动。

黄、吴、李、邱被通知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这次逮捕行动由周恩来亲自指挥，逮捕的方法也非常简单。他们到达大会堂时，外面指挥的人先放行“首长”进去，后面截住他们的警卫，将其请进了事先安排好的房间。

（1971）亮出底牌（15）

会议地点在福建厅，离北门很近。他们刚走进大会堂的北门，立即就被两个人一边一个紧紧夹住，然后快速架进电梯，大会堂的地下室里两辆吉普车早已恭候在那里。

不一会儿，黄、吴、李三人就成了瓮中之鳖。

过了开会的时间，还不见邱会作的影子，指挥中心立即和邱会作的秘书联系，才知道邱会作去西郊机场送人，要晚一点来。电话随即追到西郊机场，通知邱马上到人大会堂开会。逮捕邱会作用的也是同样的办法，他没有反抗。

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反：“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1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全国，供党内外讨论。以后，又陆续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尽管毛泽东在处理林彪问题上表现出临难不惊，泰然处之的态度。但真的天下了雨，娘嫁了人，他的内心也是无法平静的……

林彪固然死于非命，葬身异国荒漠。但他是写进党史的接班人，也是史无前例的驾机叛逃者。毛泽东无法接受这枚落在他心灵上的重磅炸弹，这场事变事实上宣判了”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失败。

毛泽东面对”文革“无可挽回的残局，他沉默苦思一个多月。

终于，他病倒了！

注1.《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

第1588页

注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第440页

注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第445页

注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第447页

注5.《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

第1590页

注6.采访周恩来毛泽东摄影记者杜修贤1990年4月

注7.采访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1996年7月

注8.采访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1996年7月

注9.采访周恩来毛泽东摄影记者杜修贤1990年4月

注10.《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版

第1635页

1972年，政治运动仍在继续。”批陈整风“换成了”批林整风“。在政治挫折与疾病侵袭的双重打击下，被人民高呼”万岁“毛泽东也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生命列车带着他永不服输的斗志驶进了风烛残年的轨道……此时已经厌倦”天下大乱“的伟人们，将目光越过辽阔的太平洋，看见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景象，那就是打开国门，迎接外交新纪元。

（1972）国门洞开（1）

（1972）国门洞开

林彪事件，毛泽东心灵受到重创，从而加速了他衰老的速度。新年刚过，毛泽东得到陈毅病逝的消息……

１９７2年的新年是寒冷的，严冬侵袭着中南海。曾经郁郁葱葱的苍翠在寒风中迅速地枯黄、凋谢、飘零……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毛泽东，也无法背离日趋衰老的自然规律。他的精神受到林彪叛逃的极大刺激，身体健康状况日渐下滑，各种病症开始显现。有时可能一点诱因就能导致大的疾病出现。

一年多前，也就是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因游泳受了风寒，加之“批陈整风”并不顺利，林彪一伙攻守同盟，很难突破，心力交瘁的毛泽东觉得身体很不适，三步一喘，五步一咳，因为咳嗽剧烈，侧卧床榻，常常一夜无眠到天明。到了1970年11月下旬，毛泽东的病情越来越重，持续高烧不退，医生怕转成肺炎，赶紧找来专家给他看病。专家们一致诊断他得了肺炎。在此之前毛泽东身子骨很硬朗，几乎不生病，不要说肺坏了，就是头痛脑热也很少出现。所以他对待疾病的态度就像对待帝国主义一样，认为那是只纸老虎，你不怕它它就会怕你。毛泽东既不相信“病来如山倒”，也不信“病去如抽丝”。他一听医生说自己得了肺炎，立刻就火了。他不仅拒绝治病，也拒绝医生靠近。

毛泽东就这么一连发了两天高烧，也一连发了两天的脾气，导致病情持续恶化。

办公厅主任看见毛泽东病情万分危急，赶紧把跟随毛泽东多年的保健大夫紧急召了回来。深知毛泽东脾气的保健大夫为毛泽东检查后，故意轻描淡写地对他说：“看来仍旧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打针就好了。”

毛泽东听了保健大夫这一番话，觉得这才符合他身体的真实情况，心病没了，神情也放松了，开始同意接受治疗。

针药跟上，毛泽东的病很快有了起色。

最终肺炎是治好了，但是这场重病已经累及心脏和肺腑。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身体都十分虚弱，行动困难，走起路来，双腿只能像两条木棍子似地拖动……他的体态高大，心血管循环负担非常重。而心血管疾病又是人类的“头号杀手”，如果这个潜伏危险不被发现不去排除，那么人的生命随时会被这个“杀手”夺走。

去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78岁高龄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领导了对“林彪集团”的揭批查工作。

“批陈整风”改为“批林整风”。一字之改，却惊天动地，震魂荡魄……1970年以后，“文革”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显露出它致命的缺陷。当举国上下为庆祝粉碎林彪集团的胜利而纵情欢呼时，毛泽东所看到的前景却不容他有太多的乐观和轻松。林彪集团的覆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也意味着毛泽东的精神再次遭受更猛烈的重创……

因为“揭批查”过程也是“剥竹笋”的过程，一笔一笔地清算林彪的历史老账，一层一层把内幕剥开。林彪自井冈山以来所犯的十六条错误在政治局内部进行传达，接下来《“571工程”纪要》作为批判林彪的罪行材料也印发全国。

翻开《“571工程”纪要》，那些被当时认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反动至极的语言，更加激起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对死有余辜的林彪一伙恨之入骨。

但是，毛泽东已经发觉，揭批查到最后，暴露出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文化革命是不是“左倾”路线的产物？……他在精神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他体内潜在的疾病也开始“秋后”向他算总账。

在精神与身体双重打压下，１１月下旬，毛泽东又患了一次重病，经过医生全力抢救，方才脱离危险。一个半月来，他的身体都没有恢复元气。双脚严重浮肿，原先的布鞋、拖鞋一双都穿不上了。工作人员赶制了两双特别宽大的拖鞋，好让毛泽东穿着能够散散步。

毛泽东带着一身疾病迈入了1972年新年的门槛。此时的北京也进入了数九寒冬的季节。

寒流、大雪交替突袭而来，中央各种会议也少了许多。

毛泽东因为身体的缘故，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更不要说进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了。此时与中南海新华门一步之遥的人民大会堂在毛泽东政治生涯中已成为“遥远的地方”。从1971年9月林彪叛逃到1973年10月，两年多后，他才走进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当他步履蹒跚地出现在全国党员代表的视线里时，几乎所有代表的脸上都闪过惊诧的表情，大家内心顿时沉重起来。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毛泽东老了！

失去健康的毛泽东，整日躺在床上看大本线装书，可是就在此时，他又发现自己的眼睛不仅老花程度加深，白内障也随之严重起来，“内忧外患”导致他的情绪越来越不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几年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对此就深有体会。

曾经有记者问她：“毛主席向你们发脾气吗？”

张玉凤毫不犹豫地回答：“发！１９７０年以后，主席身体患了多种疾病，有时情绪不好，渐渐地，我就觉得毛主席也和平常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不过，他始终像父亲一样对待我们工作人员，是位非常慈祥的老人！我们在他身边久了，他也熟悉了我们，就像对家里人一样。有时遇到我们做错了事，或是他的情绪不好，就会发脾气。当时我也觉得委屈，觉得自己已经尽责尽力了，还是挨批评。现在看来，这不能怪主席。他操劳的是国家大事，加上国际风云不断地变幻，国内形势也不稳定，他心头有很重的压力。这些都是我们年轻人无法认识和体会的。所以就不能准确把握主席的内心活动。比如，主席正在看文件，我见饭要凉了，就提醒主席说：主席，饭菜要凉了，还是先吃饭吧。主席一听，火了：你没有见我在看文件吗？不吃！不过，主席发脾气，从不往心里去，发完也就忘了，并不计较我们的过失。主席一辈子爱看书，他读书几乎达到手不释卷的程度。主席读书有个习惯，不爱坐着看，常常捧着书靠在床上看。他的眼睛老花，又有白内障，看不清字体，却又不肯配带老花镜，只好借助放大镜看书。放大镜是象牙做的框，很重，他竟能拿着看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书。主席读书范围很广，历史天文地理文学，几乎没有他不读的。”

依靠读书舒缓内心的负累，或许是毛泽东一种减压的方式。他习惯从历史中寻觅政治灵感的毛泽东又从历代文人墨客的怀古诗中，为林彪一伙反党篡权找到相似的历史原型。记得当时社会上流传一时的唐朝杜牧的“折戟沉沙”等作，都是毛泽东读古书中挑选出来的。诸如“试玉还须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一类诗句，说明历朝历代接班人的选取都非常之难，都真伪难辨，而且被选者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今天的共产党政权也是如此……毛泽东要让历史照进现实，借古人之口为今天的政治说话。

（1972）国门洞开（2）

寒冷，容易让人生病，也容易令人伤感。

１９７２年１月7日一大早，陈毅被癌症夺走了生命的噩耗传到了毛泽东耳中。不知是消息来得突然，还是早有思想准备，他很长时间竟面无表情，无言无语。但他内心多少有些安慰，在前一天上午，也就是陈毅去世前几个小时。毛泽东对前来商谈工作的周恩来和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检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注1）

据叶剑英报告说，他已经将这话带到了陈毅的枕边……

毛泽东望着窗外，零零星星的雪花一片一片地飘落在窗户上，渐渐融去。雪花就这么落下，融去，再落下，再融去……

人往往表面反映越是平静，内心活动越是剧烈。

毛泽东是在思念那井冈山战斗的岁月？还是对以陈毅为代表的老帅们有些愧疚？扳着指头数数，那些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元帅们，活着还有五位，除了叶剑英，其余四位都闲居在家……

毛泽东从一九七一年秋冬开始，不断在小范围内吹风，为“二月逆流”正名，把“文革”中几位老帅挨整的账全部算在林彪的头上。他说：“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大闹怀仁堂，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

“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毛泽东穿着睡衣执意前往，令所有人措手不及……

陈毅去世了。他是在北京最寒冷的冬夜里去世的。

无论相信与否，他都静静地躺在那儿，仿佛睡熟一样，那么安详。

此时，日历上印着赫赫黑字——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

凌晨的钟声，再有５分钟就要敲醒新的日程。而陈毅生命的钟声却永远地沉寂了。

按照周恩来与几位老帅商议的意见，陈毅元帅治丧程序只比上将、副总参谋长的规格略高一点。参加追悼会名单上有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等人。叶剑英致悼词。周恩来特别注明：因天气太冷，江青、宋庆龄可以不参加。一向怕冷的江青却传话：她能够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员确定了，可由于中央还没有对“二月逆流”正式平反，悼词如何草拟，无人敢轻易表态。

悼词成稿后，周恩来亲自动笔修改，他煞费心思，字斟句酌地补写了一段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他写道：陈毅的一生“努力为人民服务，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接下来采取对功实写而对“过”虚写的方式，这样，既能避免刺激党内文革派，又彰显了陈毅在历史上功劳，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他恢复名誉的目的。

周恩来将悼词改完，放下笔，仰天长叹，他多么希望陈毅知道他的内疚和无奈！如今老友归去，周恩来心痛之余，要通过陈毅的治丧活动为朋友作出力所能及的补偿。

陈毅死后，三〇一医院门口自发地聚集了许多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干部和群众。他们站立在寒风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坚持要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人数越聚越多，最终惊动了中央高层。

周恩来这时决定将陈毅的悼词送给毛泽东审阅，请他最后定夺，并在附信中说：“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注2）

1月8日，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送来的陈毅悼词。他一眼扫过，几乎没有思忖，大笔一挥，将周恩来精心补写的几段评价陈毅一生功过的文字悉数勾去，在稿纸一边批示道：“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注3）

当天毛泽东就圈发了有关召开陈毅追悼会的文件，包括陈毅追悼会的规格。

按照文件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为５００人，定于１月１０日下午３点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

但是接连两天，副主席宋庆龄来电话，坚持要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西哈努克亲王发来唁函，并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请求；许多民主人士也纷纷表示要前来悼念。

这一切令周恩来十分为难，他不知如何解释为好，只能用天气寒冷、场地狭小等理由反复劝阻他们前来。

１月１０日中午饭后，按惯例毛泽东是要休息一会儿的。可是他裹着米色睡衣，在一侧堆满线装书的卧床上躺着，辗转不安。

工作人员发现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要起来到沙发上坐一坐。工作人员搀扶他走进书房。毛泽东坐下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了一会儿又放下，显得心事重重。

自从圈阅了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他就一直这样意乱心烦，越加显得面色憔悴，腮边的胡须很长。

（1972）国门洞开（3）

当时毛泽东手边没有日历，桌子上没放钟表，也没有任何人提醒他，在追悼会快要开始之前，毛泽东突然抬头询问工作人员：“现在是什么时间？”当得知是一点半钟的时候，毛泽东拍打了一下沙发的扶手：“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说完，他便缓缓站起身来。（注4）

太突然了！工作人员愣怔住了。毛泽东没有多作解释，一个人颤巍巍地向门外走去。

大家反映过来后，立即通知派调汽车。

这时，毛泽东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工作人员急忙拿来他平时出门见客时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装要他换上，他却觉得耽误时间：“不要换了。”大家赶忙替他披上大衣，再给他穿制服裤子时，他还是拒绝了。

只穿着薄毛裤出门，这怎么行呢？然而毛泽东的脾气大家是很熟悉的，他决定要做的事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再动员也无济于事。工作人员中有两位搀扶着毛泽东上车，另一位快速拨通了西花厅周恩来的电话。

周恩来得到这一消息，立刻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声音洪亮而有力地说：“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接着他又电话告知外交部：“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注5）

周恩来搁下电话，忘记了自己身上还穿着睡衣，一边让卫士长张树迎赶紧调车，一边匆匆往外走。他要赶在毛泽东之前到达八宝山！

在汽车抵达目的地之前，周恩来才好容易将睡衣换了下来。而毛泽东则将睡衣穿进了追悼会场。

周恩来一下车，三步并作两步，一进八宝山休息室就激动地通知张茜：“毛主席要来！”

神情黯淡的张茜听到这个突如其来消息，眼水长流。

周恩来安慰道：“张茜，你要镇静些啊！”

张茜强忍住抽泣询问：“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啊？”

周恩来没有回答，但他明白，这是毛泽东对昔年战友的重新认可。

毛泽东首次将“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归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成为邓小平复出的重要“信号”

毛泽东一下车就被人们拥簇着来到燃着电炉的休息室里。他的悲切和疲倦显而易见地印在明显苍老、憔悴的脸上。

张茜看到了毛主席，令人心碎地惨然一笑，多时的委屈化为苦涩的泪花在眼眶里盘旋：“主席，您怎么来了？”

毛泽东也忍不住凄然泪下！他握住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重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宽慰和喜悦如温暖的春风从每个人心头吹过，张茜激动地挽住毛泽东的手臂，这肺腑之言虽然姗姗来迟，可它毕竟来了！

杜修贤此时按下快门，留下了这个别有意义的瞬间。

张茜尽力抑制悲痛，向毛泽东告白：“陈毅病危时，还想到主席的寿辰。１２月２６日那天，他进食已经很困难，但是还吃了一点寿桃、寿面，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

毛泽东眼眶红了，他深知陈毅的至情至诚。他关切地问：“孩子们呢？叫他们进来嘛。”

陈毅的四个孩子进来后，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深情地对孩子们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立了功劳的。”

“陈毅同志２６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主席，从那时起，在你老人家的指引和教导下，他才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也正是这样，才有了我们这一家。”张茜表示了对毛泽东的由衷感激。

毛泽东回应：“陈毅同志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听到这些，张茜心潮起伏，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陈毅同志和我有过几次争论，那个不要紧嘛，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是能团结人的。”毛泽东再次表示了对战友的肯定。

谈话告一段落时，张茜真诚地请求：“主席，您坐一会儿就请回去吧！”

毛泽东微微摇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张茜忍着泪水连忙说：“主席，那怎么敢当啊！”

有人进来报告：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来了。毛泽东稍稍地一怔，立刻转身朝门外望。

西哈努克和陈毅相识了十多年，交往颇多，对陈毅的感情很深。陈毅去世后，他几次向周恩来提出要亲自来八宝山，参加追悼会。周总理没法答复他，当时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参加，怎能同意一个外国人领导人来呢？

毛泽东告诉西哈努克：“今天向你通报一件事，我那位'亲密战友'林彪，去年９月１３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但在温都尔汗摔死了。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西哈努克亲王惊异地望着毛泽东。林彪出逃，中国还未向国外公开发布消息，他是毛泽东亲自告知林彪死亡消息的第一个外国人。

“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叛逃摔死了。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陈毅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他和另外一些人不一样，例如林彪，他要搞政变，搞阴谋投降苏联。”

（1972）国门洞开（4）

毛泽东左顾右盼，竟没有发现几张熟悉的面孔。他怀旧了，开始想念那些和他一起走过近半个世纪岁月的老战友们。在接着的谈话中，他不仅谈起了陈毅，还谈到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注6）毛泽东第一次把“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归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毛泽东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周恩来在一片低沉的哀乐声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当场暗示陈毅的子女，要将毛泽东替老同志们说话的信息传出去，为尽早解放老干部先造一些舆论。毛泽东抱着多病之躯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是对死者的一种悼念，也是对生者的一种安慰。

陈毅追悼会由于毛泽东的突然出现，原定较低的规格一下子提了上来。才接到通知的宋庆龄和一批民主人士也纷纷赶来。八宝山礼堂并不宽敞，一下子搁不了这么多人，很多着冒寒风赶来的老干部只能站立在追悼会场外为陈毅元帅送行。尽管1月10日那天下午气温在零度以下，阴沉的天空还飘散着零星雪花，寒风刺骨，可是没有一人退场，没有一人抱怨。大家通过悼念陈毅，表达着内心的不平。今天，毛主席来了，亲自为陈毅元帅送行，人们的心灵得到了些许宽慰！

原准备致悼词的叶剑英悄悄将悼词稿塞进周恩来的手里。追悼会规格提高了，致悼词自然落到周恩来的肩上。

这时，工作人员拿来了一块宽宽的黑纱戴在毛泽东的大衣袖子上，张茜搀扶着毛泽东，迈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向会场走去。

追悼会下午３点整准时开始。会场内没有军乐队，只有一架留声机反复播放着哀乐。

哀乐声中，毛泽东和全体人员面对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骨灰盒——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毛泽东凝重而深沉地弯下他高大的身躯，低下他花白的头颅，为他的战友致哀。当他再次抬起头时，泪光盈盈，久久凝视着陈毅肃穆的遗像……

不足６００字的悼词，周恩来竟读得两次哽咽失语……会场里的悲痛气氛更为浓烈，很多人发出了抽抽搭搭的哭泣声……

毛泽东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前倾，他静静地听着，默默地望着，双唇不停地抿动，似乎有无尽的话要说……

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张茜搀扶着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到汽车前。毛泽东双腿明显无力，几次用力迈步都没有登上汽车，最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他才勉强坐了进去。

张茜和所有到会人员没有想到，这一次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参加的追悼会。

追悼会结束后，杜修贤一头扎进了照片的后期制作，暗红色的灯光下他熟练地将一张张白色的相纸放进药水中显影，没有一会功夫儿，白天追悼会上催人泪下的悲伤场景就跃然纸上。他在洗好的照片中首先选了一张全景照片，将它从毛泽东大衣下摆处裁去。这样就遮挡了毛泽东身着睡衣的痕迹。第二天，陈毅追悼会的照片和消息在全国各大报上刊出，立刻引起很大反响。毛泽东亲自前去追悼陈毅，陈述了一番评价，无疑是给“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陈毅之死，也为周恩来解放老干部提供了机会。周恩来尽量顺水推舟，扩大此事的影响。他在一些场合中反复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从这以后，毛泽东先后在一批受到诬陷和打击的老干部及家属的来信上分别作出批示：同意陈云回北京；指示对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林枫、叶飞、吴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长工、白坚、李克如、贺诚、许涤新、范长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铁、陈丕显、刘景范等人或予以释放，或解放恢复工作，或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杨成武女儿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陷害的采访上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他还特别批准了陈云、王稼祥要求进行经济和外事调查工作的来信，又专门指示周恩来，说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当让他回来”。

一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会议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直言：“在揭批林彪集团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注7）

此时邓小平已在江西新建县的一幢破旧的小楼里，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

邓小平从１９６９年被“战备疏散”到江西，就顶着“二号走资派”的头衔，很谨慎也很平静地潜居在民间。他与同时被打倒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不同，他可以通过汪东兴和毛泽东保持着一种间接的联系。这种状况也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安排的。

毛泽东在１９７１年９月南巡途中，严厉批评林彪的同时，看似无意却有意地对在座的军区司令员们说：“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毛泽东这些话通过间接渠道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他棉团藏针的性格使他能够冷静观象，明辨是非。

邓小平这位年近７０岁的老人除了去不远的一家机械厂做工，，每天总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锻炼身体。清晨或黄昏，他在院子里来回踱步，反思“文革”中的失误，也思考困境中的出路。

久而久之，墙根下的荒草地被踩出了一条小路，后来人们称它为“邓小平小道”。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５日，邓小平在新建拖拉机厂全厂职工大会上默默地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同时也表示：“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６８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这封信正是林彪事件后处于内心痛苦中的毛泽东很愿意看到的。毛泽东交代汪东兴：“他的事还要你来管。”并且把邓小平的来信批印中央政治局。

然而，中央高层里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耍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依然乌云重重。这封信并没有马上“开花结果”。

“邓小平小道”通往中南海的路还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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