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

毛泽东传（图文）

（美）罗斯·特里尔

简介

EPUB格式独家首发，图文排版！ 这本《毛泽东传》是西方数百种毛泽东传中的最被推崇、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自1980年出版后，被翻译成至少8国文字，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中国曾畅销120万册。作者根据近年来得到的最新资料，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增订版。相比第一版，新版增加了很多新的材料，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最新编辑和研究的成果。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据此对书中关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活动的叙述进行了大幅修改，全书章节增删篇幅甚至达三分之一以上。 SUMMARY: 最新版全译本, 插图本.

总 序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 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天才诗人。 由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产生的深刻 影响，也由于他对建构 20 世纪国际政治格局做出的 重要贡献，几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 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 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尽管 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理论目标、分析方式、社会功 能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差异，但在全球化 的宏观视角下，其研究成果，应当被看作整体毛泽 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国内毛泽东研 究一起，对这一学术领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基于这样的一种视阈和理解，我们在众多国外 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了部分佳作， 编成“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以纪念这位旷世伟 人，并进一步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扩展。 我们选译的基本原则是，站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历史 视野上，严格遵奉学术理据和研究逻辑，精选经过 历史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性影响，持论 较为公允客观，论说严谨缜密的名著。对于那些具 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推理论证的作品，即使与我 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 观念冲突，也在选择范围之内。“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我们希望把这一睿智古训真正转变为学术 行动。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中国政治研究”课题的一个子 项目，是这个教学科研共同体集体努力的成果之一。 我们期望这次翻译的几部著作不是译介编研工作的 结束，而是一项系统科研工程的开始。我们愿意把 这项工作继续下去。在“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出 版之际，我们首先感谢以下诸教授：

本杰明·I·史华慈(Bernjamln I·Schwartz)； 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 R·Sctlram)；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Ln)；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lsner)； 约翰·布莱恩·斯塔尔(John Bryan Starr)； 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 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

杨炳章(Berljamin Yang)。

这些教授不仅慷慨允诺让我们翻译其各具特色

的学术名著，而且其中不少人专此为“国外毛泽东 研究译丛”撰写了“中文版序言”，这无疑是对我 们的信任和支持。

国内毛泽东研究的著名学者龚育之、金冲及、 朱佳木、李君如和李忠杰等教授，不仅慨然允诺担 任本译丛的学术顾问，而且多次对翻译工作给予指 导，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李君如教授还就统一 国外著者的译名作了专门指导，使翻译工作避免了 不少差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的专家 们，在学术方向上的直接指导以及在史料的校译、 勘误方面所提出的大量关键性意见，使本译丛的质 量有了进一步提高。来自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 著名高校的编委们，从不同学科的多元视角，为选 编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原“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工作 人员前此的开拓性研究和贡献，不仅给予编选以诸 多经验和启发，而且直接为具体的译介工作提供了 宝贵的便利条件。在此，我们向上述所有关心、支 持本译丛的学者和单位以及图片的提供者，一并表 示由衷的谢意。

对书中出现的引文，编译者采取如下的文献处 理原则：凡国内有对应的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者， 均已按中文版本原文进行了核校；凡确属毛泽东文 稿，但未公开发表者，按相关文献进行了核校，如 凡引用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和《毛泽 东集》补卷者，按该书进行核校；凡属不能确定是 否为毛泽东著作的引文，则尊重原作者的引文，未 加处理，如凡引用《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国外报刊 报道的文献，一律按外文原文译出。 译介工作本是 一件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境界的苦差，语际书写过 程中的误读、遗漏和错置等都在所难免。我们恳切 期望和真诚欢迎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 的指教和批评。

石仲泉 萧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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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经济发展决不会让个人领导的角色远离 而去。政治决不会离开经济舞台而消逝，因为政治 终归是人们价值观的根本表达。

我所写的有关中国的第一本书《八亿人：红色 中国》，及对五个城市的研究《铁树开花》是第一手 的报告。后来，当我明白个人在毛泽东的中国有举 足轻重的力量，即使它被称为仅属‚社会主义路线‛ 之时，我转而撰写传记。《毛泽东传》便是其结果。

《毛泽东传》1980 年首次以英文出版，从那时 以来中国已经变化了，世界也变化了。中国在邓小 平的领导下真的成功地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时代。近 几十年来，全世界范围内态度强硬、魅力非凡的权 力主义领导者，已不像在 20 世纪初期和中期，在列 宁、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戴高乐、毛泽东及 其他巨人的时代那样受到尊重。这种“反英雄”的 状态或许可能持久，或许不能。

同时，新近可以利用的材料，认可对毛泽东做 出新的评价，亦可为他的人生描绘出更为具体的画 像。与第一个版本相比，你手中的这本书更为强调 的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毛泽东就再三再四 地怀疑革命的成功，并渐渐转入主观性的世界观和 循环历史观。况且，他的确相信资本主义可能在中 国彻底复辟。

新近可以利用的毛泽东自百花时期和‚大跃进‛ 时期的讲话，证实我当初的论点，毛泽东自这一时 期以后已发生极大的变化。我现在强调毛泽东在鉴 别人事时纷繁复杂的纪录。他热心支持的许多上层 人物——康生、林彪、王洪文之流——大多不是值 得看重的好的人选，同时他恰恰没有支持许多值得 推举的人物——彭德怀、陈毅、刘少奇及其他人物。

现在越发清楚的是，毛泽东在 1960 年早期不 是真的“失去权力”，也不是通过“文化大革 命”“重新获得权力”。他特意退却然后再跃至前 台，或许是那一时代权力转移的重要举措。江青在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作用比我在第一版中所认 为的要更大些。毛泽东转向她可以归结为他个人的 醒悟和他为其革命面临死亡的威胁而斗争。

我最早关于毛泽东个人事务的描写比中国在 80 年代以前出版的任何一本书都要大胆些。诸如关 于毛泽东的心理，和女人的关系，对信仰、对死亡、 对他自己孤独的极度痛苦，以及其他方面的揭示。 这些都是我在完成《毛泽东传》并开始研究他的妻 子的时候进行的。

在 1980 年第一版的诸多述评中，我曾因过于 关注毛泽东的个性和个人事务而遭受批评。

然而，近十年以来，在中国和海外相当数量的 严肃著作中，在中国国内和国外，毛泽东的私人生 活细节占据了中心舞台。

一名外国作者有机会同那些曾同毛泽东交谈 过的世界性人物对话。这本书引起包括美国、印度 尼西亚、澳大利亚、泰国及其他国家见过毛泽东的 人们的回忆。在四分之一世纪前我撰写这部书的第 一个英文版时，可资我利用的文献资料与近些年来 有很大的差异。例如，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出版的 作品颇丰，有董边等人主编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 田家英》，郝梦笔、段浩然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六十 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逄先知主编的《毛泽 东年谱》，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等。

根据这些著作及诸多其他新材料所做出的新 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成就是由毛泽东一 手完成的这一理念上打开了缺口。在解放以后的时 期，毛泽东做出的决定似乎愈益特别甚至无序，不 像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例如，在朝鲜战争问题 上并非所有的毛泽东的同事都同意他的决定，并且， 中国在那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它在对内对外的 政策方面付出了大的代价。

一部传记必须超越文献去描绘人物的特性。在 我的书中，理解毛泽东的一个关键是，他是一位半 知识分子。他热心于历史，也热衷于行动；理想和 意志对他至关重要。第二的理念是毛泽东的‚猴气‛ 和‚虎气‛。这一显著特征根基于小说《西游记》中 的孙悟空，《西游记》是毛泽东爱读的。毛泽东身上 的‚虎气‛使其从 A 点直奔 B 点，其猴气则令他对 到达 B 点的愿望充满疑虑。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时间里，毛泽东自相矛盾、自我批判的嗜好， 及“虎气”和“猴气”对其本性的交互作用使他难 于一致。在另外的时期，它们特地被用做误导或借 口。有时，他令康生或陈伯达去施展其谋略；接下 来，他总是在他的来访者面前摊开双臂，宣称他不 拥有任何权力。

时代变了。这并不否定毛泽东在其生涯中为中 国所建立的丰功伟绩。然而，时钟嘀哒运转，国家 关系和社会的变化，时之所需，日新又新。毛泽东 的声誉将没有最终的休寂之地。每一代人在审视他 时都有自己的起点。有如参天大木之衰，在毛泽东 逝世 30 周年来临之际，它作为森林中的一部分，其 景观已开始显现出新的色彩和形状。创立人民共和 国的英雄是位复杂的人物，马克思主义仅是其诸多 成分之一。毛泽东一生是中国政治的一面镜子。

罗斯·特里尔 2006 年 1 月于哈佛大学

目录

序曲

第一章 少年时代（1893~1910）

第二章 为何求知（1910~1918）

第三章京沪天地（1918~1921）

第四章 组织（1921~1927）

第五章 奋斗（1927~1935）

第六章 未来在握（1935~1936）

第七章 抗日（1936~1945）

第八章 圣人（1936~1945）

第九章 成熟的桃子（1945~1949）

第十章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 （1949~1950）

第十一章 改造（1951~1953）

第十二章 建设（1953~1956）

第十三章 疑虑（1956~1957）

第十四章 修补体制（1958~1959）

第十五章苏联与超越（1958~1959）

第十六章 退却（1961~1964）

第十七章 乌托邦之怒（1965~1969）

第十八章峣峣者易折（1969~1971）

第十九章 尼克松（1972）

第二十章 残梦（1973~1975）

第二十一章强弩之未（1976）

尾声

后记

注释 译者附言

序 曲

黑发分头下温和的面容，柔软的双手，炯炯逼 人的目光，保持头部稳定的宽大的双耳，在没有皱 纹、宽阔而苍白的脸上尤显突出的下颚上的黑痣。 “一位典型的中国大人物”，一位认识他和其他中 国领导人的缅甸人评论道：“他没有周恩来的清秀， 但是显得慈祥宽厚。”

年逾 82 岁，毛泽东的外貌没有很大的改变。 青年时看上去略有焦虑，在官邸里，这位领袖显得 雅致、悠然自得。他渐渐的发福，同时也失去了热 情的知识分子的神态，对一切事情应付自如。“他 看上去像一头海象”，一位在他有生之年见过他的 泰国领导人说：“一切都显得高深莫测。”

他总是处在人们注意的中心。富于自制力。给 人的印象是能同时眼观六路。毛从来没有失去他的 两重性：脑弦紧绷如满弓，机敏似猫。

他善穷经据典，使来访者大惑不解，或以沉默 静思使对方不知所措。他把手伸进口代般的裤子扪 虱子的粗举又会把另一来访者吓得目瞪口呆。脸部 的上半部分显示长是一个知识分子：宽阔的前额， 探索的眼睛，长长的头发。下半部则表明长是一个 感觉论者：厚厚的嘴唇，高隆的鼻子，稚童般的圆 圆的下巴。

毛的行动并不优雅，他步履蹒跚。美国妇女活 动家史沫特莱带着政治的和个人的热情在三十年代 曾试图让毛唱歌跳舞——他轻易取得其他中共领导 人所做的一样——但最后不得不怏怏的放弃这种努 力。“高傲和自重妨碍了他的跳舞。”在这同一时 期认识毛的一位流放中的日本共产党人野扳参三说， 他的舞姿看上去像在做操。毛的舞蹈节奏很不自然。

毛出击时从不错过目标。而他的这种平衡—— 如果存在平衡的话——是来自对手的撞击。他说自 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他的性格中冷酷无情的一 面和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交替出现。

他的手书表明，他是一位随心所欲而不会为戒 律所困扰的人。那些字体则大则小，龙飞凤舞，用 绅士派学者的标准衡量，这并不是“好”书法。

因为毛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所以人们决不知道 他深深地城府里会随时流出些什么。尽管毛是一位 温和的人，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也有脾气。来自 米苏里州的记者艾德加·斯诺，早在三十年代就见 到毛，他说，毛对任何事情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

毫不奇怪，毛不总是能够经常博得众人的爱戴， 至少不像周恩来那样——这位高级官员甘愿立于毛 的身影之下；或者不像朱德那样——这位中国共产 党军队的总司令坚韧、极易犯错误、经常咧嘴笑（史 沫特莱成功的使他们二人与自己跳舞）。

“我简直不知怎样与毛交谈，”一位与毛和周 恩来都打过交道的印尼人说，“与周恩来而不是与 毛在一起——可以有热烈的讨论，你会完全知道你 的位置。”

毛生于 1893 年，逝于 1976 年。这一时期，中 国的一切事情几乎都翻了个过儿。封建王朝被推翻。 战争像有轨电车一样去而复来，成千上万的人死亡。 密友翻脸。斗争的火炬传给新的一代，而他们并未 感到像毛在燃烧时的那种热度。

他活着。他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 个新时代为毕生使命，这位幸存下来的农家子看上 去更像一位先祖而不是政治家。在几十年的战争生 涯中——这一战争摧毁了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古 老帝国，同时也使他家中四分之三的人以身许国 ——他却从未负过一次伤，没有失去一只胳膊、一 条腿或一只眼晴。

在他个人的身躯里含藏着中国革命的故事。 怎样说才贴合毛泽东的形象？农民造反者？ 他劝导并率领从湖南稻田里和江西绿林中来的群氓 游民组成的弱小军队，夺取了地主手中的统治权。

军事统帅家？他说过，他的胃口从未像战争时 期那样好过。

诗人？如果他不置一切不顾，去吟上几句诗以 表达令人振奋的斗争激情，描绘中国山河的壮丽， 就难以结束一场战斗。

近代以来，许多中国的爱国者出国寻求到了使 苦难中国获得新生的手段吗？毛从欧洲借来的不是 机器、宗教或自有制度的蓝本，而是共产主义，他 借助于技术和灵活性，对症下药，使一位病入膏肓 的病人——中国起死回生。

帝王？他教会中国三代人去公然藐视束缚中 国人民两千年之久的禁条和权威，然而最终，或许 他自己也感到绝望，他树立了一面天子出言皆金科 玉律的景像，这可怕的表明，旧世界老是附在新世 界身上而再生。

★第一章 少年时代(1893—1910)

稻田里，一个穿着肥裆蓝裤的男孩坐在竹凳上， 乱蓬蓬的黑发在阳光下熠熠发亮。他身体单薄，但 个头对于一个还没有到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高的。 他的大眼睛充满梦想。这个孩子的任务很简单，就 是把那些来寻食的鸟儿吓走。

翠绿的群山环抱着一个田园山冲，土墙草房掩 映在山峦绿茵里。一座石桥踞守在谷底，一切都是 和谐的，只有坐在竹凳上的那个男孩身边那本翻旧 了的书和宁静的大自然以及 20 世纪初这个亚洲乡 村的生活有些不和谐。

这位农家孩子姓毛，“毛发”的毛，学名叫泽东， 意即“润泽东方”。

毛泽东故居——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上屋场。 1893 年 12 月 26 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毛泽东诞生在这里。毛泽东的卧室。

一片绿色的山坡旁的小高地上是他家的四间房 子，凶暴的父亲毛顺生掌管家庭大权。他身材瘦小， 长相精明，留着髭须，一副干什么事情都急不可耐 的神色。家里的 18 亩农田是他的城堡，他小心谨慎 地操持着一切。

泽东就出生在这个结实而宁静的土砖房里。随 着他年龄的增长，他与父亲的冲突也在增加。

入夜，空气燥热。只有阵阵的蟋蟀呜叫打破寂

少年毛泽东在这里休息和泽东在晚上常常 把门窗遮起来，不让父亲看到灯光。

静。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走动，整个山村似乎已 完全融人大自然之中。只有毛家的房子里有一个暗 淡的黄色亮点，黑暗中一面墙壁依稀可辨。虽然在 中国农村这绝对是应该睡觉的时候了，泽东却正在 屋子里熬夜。他俯身坐在那里，面前是一本描写绿 林好汉的小说《水浒传》。他那汗流满面的脸贴近那 一盏火苗只有黄豆粒大小的油灯，并且还用被子半 遮着油灯及自己，以免灯光照出去，因为毛顺生不 喜欢他的儿子夜里费油点灯。

一个池塘把毛家的房子和村子分了开来。一天， 在这个长满荷花的池塘边上发生了这么一幕：一帮 穿得整整齐齐的人站在那里，尴尬地沉默着。山谷 里的平静随时会被打破，因为毛顺生的火暴脾气已 一触即发。人们都看着他面前的满脸通红的泽东。

父子俩刚刚在家里发生了一场争吵。父亲当着 满屋子客人的面骂他懒而无用，泽东顶撞了父亲， 然后跑出家门。父母都出来追赶他，客人们也都茫 然地跟了出来。泽东跑到了池塘边上停下，声称如 果父亲再靠近一步，他就要跳下去。

毛顺生压住雷霆之怒，转而同儿子论理而不去 揍他。他现在只要泽东对自己的无礼表示道歉并磕 头表示以后顺从就行了(在旧中国，磕头是一种烦琐 的跪拜礼，磕头者要双膝跪倒，用头触地九次) 。泽 东在客人面前的反抗举动迫使父亲做出了让步。泽 东向父亲道了歉，但只磕了半个头(单膝着地)，毛 顺生许诺不打他。

毛家的家境比韶山大部分人家要好。在 20 世纪 初，即泽东的童年时期，毛顺生发家了，由贫穷变 成了富裕。1904 年泽东 10 岁时，他家只有 18 亩农 田，3 年以后就增加到 24 亩。毛家每年大约要消费 掉 4500 斤稻米，此外还有约 7 000 斤余粮可卖。毛 顺生雇了一名长工并开始精明地做起了粮食和生猪 生意来赚钱，他还放高利贷。他攒了一笔本钱后就 开始买进其他农户典当的土地。毛顺生的家开始变 得像模像样了，有一座牛棚，一个粮仓。一个猪圈， 还有一个小小的磨坊。

这座土墙住宅原是泽东的爷爷在 1878 年修造 的。毛顺生家境渐渐富足，对住宅进行了扩建和整 修，显得比过去气派多了。后来，这里住着两户人 家，毛家和邹家。当泽东家的房子换成瓦顶时，邹 家的房子仍然是草房。

泽东是无忧无虑地成长起来的。与他同龄的其 他孩子享受不到这种优厚的生活。他没挨过饿，衣 服不多但从不破破烂烂。他母亲持家井井有条。令 他头疼的是父亲。他的渴求在精神方面。

韶山美丽而宁静。在那时从这里步行到任何一 个小镇都有几个小时的路。似乎是自然的造化把一 切安置得妥妥帖帖。这里有几百户人家，多属毛氏 宗族。由于人烟稀少，所以韶山满眼是青山绿树和 片片庄稼。脚下是红色的土壤。插满秧苗的水田在 阳光下银波粼粼，像一面分成了几千块的巨大镜子。 清新的竹林掩映着雾霭笼罩的青山，并排而立的参 天松树，像是在忠实地保卫着它们赖以生存的山坡。

农民们通过选择的地名来表达在大自然面前的 谦卑。韶山的名字来源于一个传说，传说里古代有 位皇帝曾在此休息，并在这里的一座高峰上弹奏过 音乐。距韶山最近的两座城镇也依流经附近的湘江 而取名，同时湖南省也简称为“湘”。

这里看不到报纸，外界消息都是通过口头传播。 任何外面发生的事传到这里都需要一段时间，所以 韶山几乎与世隔绝。如果来了北京皇宫的布告，就 要召集村民宣读并把它贴在村校的墙上。就像毛家 孤零零地立在山坡上而无任何近邻一样，韶山两千 多个村民自成一个世界。

韶山，毛泽东少年生 活的天地，直到他在 16 岁时永远离开这里之前。 他从未到过离家 70 里以 外的地方。

湖南是一个富饶而生 机勃勃的内陆省份，这里 充满了传奇色彩。是历代 兵家必争之地。湖南人喜 欢告诉你，他们家乡是七 山一水二分田。这恰当地 道出了湖南之现状的缘由。

除了北部以洞庭湖为 界外，其余三面都是以连 绵起伏的山脉为界。因此

这里的人们有着粗犷的气质，连绵的群山为土匪们 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在湖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 们既有精明狡诈的一面，也有勤俭朴实的特点。在 毛泽东以后所作的诗词和散文中，大山是高贵、桀 骜不驯和无往不胜的象征。

境内众多的湖泊和四条江河为湖南赢得了“鱼 米之乡”的美称。泽东从 6 岁起就喜欢游泳，几乎 他后来形成的整个世界观，都是和早年中流击水， 江河搏浪的磨炼有关的。

洞庭湖平原是中国的一个主要粮仓。俗话说， “两湖熟，天下足”。同时，这块人口众多的平原还 有着厚实的政治传统，不管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思 想领域，省城长沙常常领导着中国的新潮流。

韶山既不处于湖南的崇山峻岭中，也不位于平 原上。在毛泽东身上，既有山地人的特性：粗陋朴 实、反叛精神、绿林好汉的浪漫主义；也有平原人 的禀赋：热爱读书、良好的组织能力、关心世事。 如果说湖南人的性格糅合了山里粗犷的与城镇里圆 滑的本能的话，那么，毛泽东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 湖湘子弟。

挂在梁头上一串串鲜艳的红辣椒把毛家房子上 那些平平常常的装饰都映得有了光彩。和大多数湖 南人一样，毛顺生喜欢吃辣。就是在这里，泽东养 成了一生都酷嗜辣食的习惯。

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不得不提防湖南人的暴烈和 固执，但是，他们不否认火性子是和英勇相伴而生 的。全国都知道这样的说法：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湖南人好斗、好诅咒人，喜欢表达自己的见解。 他们大多都有宽宽的前额、深眼窝、红面颊，他们 是中国的普鲁士人。所以毛泽东长大后绝非泛泛之 辈。

韶山的宁静只是暂时的，因为山外正发生着急 剧的变化。在北京，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正在苟延 残喘。中国是极端落后的。尽管有着种种荣耀，但 在 1880 年毛顺生开始闯荡世界的时候，偌大的帝国 却连一米长的铁路都没有。

中国正在被欧洲列强瓜分。1893 年 12 月毛泽 东出生的几个月后，日本也发起了对中国的进攻。 1894 年日本战胜中国，这让中国的精英们由焦虑进 而惊惶。

与此同时，一些外国的社会思潮，也借武力之 威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涌向中国，冲击着中国人的心 灵。就在泽东出生前夕，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大使出 版了一本记述他的英国见闻的书，书中对西方世界 的描绘使儒家精英们大吃一惊。当 3 岁的泽东蹒跚 学步时，中国的首批赴日留学生已经起航东渡了。

反对清朝统治的浪潮像暴发的洪水一样迅猛高 涨。在毛顺生年轻的时候，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几乎 推翻了清王朝，但后来，清政府在欧洲人的帮助下， 于 1864 年平息了这次起义。在泽东一生的第一个十 年里，中国发生了第一次旨在修葺王朝将倾之大厦 的大规模政治改革运动。这场运动成了一个哑炮仗。 因为此时单纯的改良是不够的了。

泽东还不到 1 岁的时候，孙中山(1867—1925) 写了一份请愿书，标志着他从改良向革命的转变， 这份请愿书列出了一揽子消灭旧中国的战斗计划。 旧时的精英们谋划抵制变革：有人私下里说火车的 发动机是用小孩子做燃料的，有人质疑说燃料理论 难道不是对火神的亵渎吗?泽东就出生在这样一个 旧中国走向没落的时代。

在和 毛泽东开蒙的韶山南岸私塾旧址。父亲发生

冲突以前， 泽东是以 中国的方 式被和善 地养大的。 他从未挨 过一巴掌， 穿着开裆 裤，不用 大人的帮

助就能够大小便。他捉蟋蟀、玩骨头节。他咯咯地 笑着。高兴地接过大人们给的红鸡蛋，站在一旁看 大人们焚香为慈禧太后(1835--1908)祝寿。

他有时会看一眼堂屋内黑色木桌上的青铜佛像， 他还以不解的眼光盯着门口两旁写着有关家庭和睦、 孝顺虔诚的内容的对联。他开始琢磨中国的象形文 字的意思，读字的发音是湖南人的平舌口音，“h” 常读成“f”，因此，“湖南”也就成了“弗南”。

和所有的农民一样。毛顺生为第一胎就生了个 儿子而感到非常高兴。儿子是个宝，女儿是片瓦。 人们认为女儿不能继承家业而且在种田时也不会像 儿子那样会成为一把好手。毛顺生只受过两年学校 教育，16 岁时为避灾荒去当了兵，虽然韶山的大部 分孩子都上不起学，但泽东能够被送到学校去还是 顺理成章的。因为在毛顺生看来，儿子有了一定程 度的文化就可以管理家中的账目、写写契约合同。 同时，儒家思想教育能把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塑造 成一名孝顺的年轻人。

村里有一所叫“南岸”的私塾，这所学堂十分 传统，任何外来的东西都不可能在这里出现。像圣 经在新教主日学校里人人必读一样。“五经”在学堂 里具有至高的地位，被奉为经典。泽东 8 岁时开始 念书。多年以后，毛泽东冷淡地说：

“我 8 岁时就厌恶儒学。”

泽东常和他的同学们在上课时偷读禁书，老师

一走过来，马上就用经书遮住。这些书大多是描写 战争或反叛的，诸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 游记》等。在韶山，这些书是最能丰富毛泽东的心 灵世界的。

虽然这些书不会给清政府的统治造成大的威胁， 但是满族统治者仍不时地把它们列为禁书。儒家信 徒也不赞成读这些传奇小说，因为这些书将会把有 文化的人引向另一个文学天地——泽东的情形正是 如此。

13 岁离开私塾时，泽东已经变得对经书里的清 规戒律非常憎恶。而他反对这一有关秩序和礼仪的 古代道德哲学首先是因为它只要求人们盲从。孩子 们被要求鹦鹉学舌般地大声朗读那些晦涩的陈词老 调：他们摇头晃脑，宛如念经的和尚。

正如拉丁文课在现在西方学生的眼中一样，对 儒家经典的学习对于中国的孩子们来说肯定是件苦 差事。儒学的功用适得其反。它强调忠孝，这反而 加深了泽东对管教他的两个成年人的憎恨，这两个 人就是他的私塾先生和父亲。

这两个人都打泽东，这使他极为恼火。他虽然 还没有形成什么思想，但是已经有了强烈的公平感。 他在成为一名叛逆者之前就是任性的，在成为一个 革命者之前就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少年。

他的公平感首先是在他和学校里的人们打交道 时表现出来的。他很同情班上一位因家境贫穷而带 不起午饭的同学，常常把自己的饭和他分着吃。母 亲看到他晚饭吃得那么多感到迷惑不解，当泽东告 诉母亲她每天精心准备的午饭的一半被他送给了同 学之后，这位善良的母亲从此便每天早晨都让儿子 带两份中午饭去上学。

公平感使毛泽东从不示弱。10 岁时他曾和高年 级的同学打过一架，这使他母亲很是担忧，因为她 终身向善。

进入南岸私塾两年以后，泽东知晓了在课堂上 背书的礼节，就是要先站起来走到先生的讲桌前站 好，面向旁边，以免正视先生，然后开始背书。但 是，有一天上午，当先生叫到他的名字时，他竟在 座位上纹丝不动。他开始了对这些繁缛礼节的反抗。

“既然我坐着背书你也听得清楚，那么为什么 我要站起来背呢?”泽东大胆地对快被气晕的先生说。

气得脸色煞白的先生命令泽东服从这个老规矩。 这个 10 岁的孩子搬着自己的凳子走到先生跟前，然 后坐在凳子上，以平静的、挑战的目光望着他。怒 不可遏的先生用力拉着泽东想让他站起来。泽东挣 脱了，然后跑出了私塾。像《水浒传》中的叛逆者 一样，他躲进了山里。

他朝着自己想象中的“城市”方向走去(无论在 那时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但走了许久还只是围着韶 山打转，从没有走出 10 里路。家里的人四处找他， 但是他不敢回去，因为先生肯定会打他，父亲也不 会放过他。

三天以后，毛氏家族的一个人发现了他。他才 多少有点不情愿地回了家。

若干年后，这位昔日的小学生回忆起当年这一 创伤时更多地从政治的方面而不是从痛苦的方面考 虑这件事。他对埃德加·斯诺说：

“回到家里以后，我惊讶地发现情形有了一些 改观。父亲稍微比过去体谅些了，先生的态度也比 较温和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结果，给了我深刻的 印象。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吲

尽管聪明的泽东讨厌儒家经典的内容。但他学 得还是很好的。不久之后，在与父亲争吵时，他就 能像个小学究似的引经据典地来对付父亲了。在 20 世纪的中国，让孩子饱受四书的熏陶不再是孩子会 顺从的保证。

泽东在 13 岁时就辍学了，因为毛顺生不满足于 儿子只是在上学前和放学后到田里帮着干农活。父 亲曾因算盘打得不行在经商时遭受了损失；泽东学 过算术，在这方面可以帮他的忙。从 5 岁时起，泽 东就开始干一些像拔草、捡柴、放牛、拾豆子等他 力所能及的农活。现在，白天他是一个成年劳动力， 晚上，他成了父亲的管账先生。毛顺生在儿子这块 “宝”身上的投资开始得到回报了。

因常在一起，父子之间出现了更多的摩擦。泽 东和他的父亲斗智，经常用温和而坚定的反抗使父 亲这个暴躁的守财奴狼狈不堪。泽东讨厌去为他越 来越富的父亲四处要账。一次他帮父亲去卖猪，在 回来的路上，他把全部收入都给了一个乞丐。

冬天，父亲常坐在火炉边，或是数落泽东种种 错误的行径，或是叼着烟袋生闷气。他曾经输过一 桩官司，因为对方在公堂上恰当地引经据典打动了 官老爷。泽东现在也能引经据典了，这个孩子孝顺 吗?但是儒家经典也要求做父亲的必须慈爱的呀。

一天上午，毛顺生看到泽东在地边的一块墓碑 旁看小说，他大发雷霆说：

“你是不打算干活了?”毛顺生一边说一边扫了 一眼泽东跟前的两只空粪筐。“不!爸爸，我只是歇 一小会儿。”毛顺生又责备泽东一上午也没有从猪圈 往田里送一筐粪。事实上。泽东已经送了五六筐了。 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但是到了傍晚，毛顺生发现 他的儿子又在那块墓碑旁看离经叛道的东西。

他责备泽东被“坏书”教坏了，以至于连父亲 的警告都不屑一顾了。

“不!爸爸，我是听你的话的，你要我做的事我 都照做了。”当发现泽东一下午送了至少 15 担粪时， 不高兴的毛顺生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泽东说：“活我要照常干，书也要照常读。”

但是泽东也有过失(无疑他少年时的过失要比 已经披露的多)。有一次他看书人了迷，结果牛把邻 居家的蔬菜吃了。

泽东的母亲文七妹身体健壮，慈眉善目，与她 那消瘦精明的丈夫形成鲜明的对照。她宽厚随和， 她丈夫则粗暴急躁。从体格、长相来说，泽东更像 他的母亲。他们都有着大大的眼睛，开朗的笑容， 举手投足之间显得非常大气慷慨甚至还有些浪漫主 义。

文七妹纵容她的长子，泽东也终身挚爱母亲。 在对一个孩子成长来说至关紧要的最初几年里，泽 东是家中唯一的小孩，他一人独享了母亲的关爱和 照顾(他的爷爷对他也是如此，他在泽东 14 岁时去 世)。

文七妹的娘家在韶山南边的一个县，是一个普 通的家庭。和韶山的大多数人一样，她也是只字不 识。同时，她和许多人一样也是个信佛的人。在上 私塾以前和在私塾念书的时候，泽东经常和母亲一 起到附近的凤凰山的寺庙里去求神拜佛。

毛顺生从不信佛，这曾使泽东感到伤脑筋。9 岁时，泽东曾和母亲讨论过父亲的不信佛以及如何 帮助父亲的问题。毛泽东在数年后回忆说：

“当时和以后，我们试过很多办法想让他信佛， 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

可以肯定。父亲把发财看得高于一切。但是后 来泽东发现，父亲为了自己的平安对神灵的态度开 始有了变化——不是出自内心的。一天，毛顺生外 出要账，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受 惊逃掉了，毛顺生死里逃生。后来泽东回忆说：

“从此，他比较信佛了，不时地还烧烧香。”

1905 年，第三个儿子的出生使毛顺生的脾气有 了一点变化。父亲对小泽东 13 岁的泽覃比对长子更 好。但是泽东和父亲的争斗并没有减弱，这使家庭 关系日趋紧张。

泽东和母亲联合起来对付父亲。他们背着父亲 把稻米送给一位揭不开锅的乡亲。还和家里的长工 一起让父亲的吝啬行为不能得逞。最后，他们(在毛

顺生亲戚的帮助下 )共同说 服泽东的父亲，同意让泽东 继续学习。

泽东家里的人分成了两 派：一派是他父亲(“统治力 量”)，另一派是他和母亲、 二弟泽民以及长工联合在一 起(“反对派”)。

但是，“反对派”在策略 方面发生了分歧。泽东的倔 强和狡猾让温和的母亲感到 策略上有些不妥。池有和父 亲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的习惯，母亲对此是不赞成 的。她反对说：

“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由于受到所读的书的 影响；同时，外边发生的事也冲击了素来平静的韶 山，泽东对佛教的信仰日趋淡化，这使他母亲感到 不安。

在念书时，母亲是泽东的依靠，泽东也对母亲 忠心耿耿。尽管他对她的爱没有减弱，但是随着他 长成了一个成年的劳力，母亲对他的影响不如以前 那样大了，特别是在韶山的最后两三年里。泽东当 时是在同“中国人的做法”作战。

一个农民秘密会党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到毛家行 窃。泽东在多年后回忆说：

“我想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偷到了他们没有 的东西。”他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不仅遭父亲反对，

“我母亲也不赞成”。泽东承认说。

毛顺生有了一个对付他这个既好幻想又很倔强 的儿子的办法，这种办法在那个时代是很典型的， 他强迫 14 岁的泽东娶一个他给安排的女孩子。可怜 的泽东吓呆了。他顺从地忍受着这种僵化而可恶的 仪式，这个受惊的小新郎衣着整齐，规规矩矩地向 每一位来客磕拜。但是他拒绝与这位比他大 6 岁的 新娘圆房，他说他从未碰过她一个指头。

泽东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和社会领域， 因此他的思想不再局限在农村这一熟悉的世界之中。 私塾给了泽东宝贵的学习能力。他像猫找耗子一样 搜寻和阅读在韶山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一本描写帝 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的小册子到了他的手里，几十 年后，他还能充满激情地回忆起这本书的第一句话：

“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他在回忆这个小册子 对他的影响时说：

“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 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一本呼吁改革和技术改良的书——《盛世危言》， 给泽东介绍了这样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本由具有改

良思想的买办

写的书让泽东

深信：为了中

国，他应该走

出韶山，去学

习更多的知识。

就在他从

韶山的私塾辍

学前不久，有 1915 年，毛泽东归还给表兄文运

昌的《盛世危言》和还书便条。

一天，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碰到一群从长沙来的贩卖 豆子的商人。他们之所以离开长沙，是因为 1906 年的饥荒使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暴动，愤怒的 人们把巡抚赶出了衙门。后来官方新派一名巡抚， 又恢复了统治，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流血事件，很多 暴民被斩首示众，其首级挂在旗杆上，以敬效尤。

好几天里，私塾里的人们都沸沸扬扬地谈论着 来自山外的这一惊雷般的消息。这件事使泽东终生 难忘。泽东的朋友差不多都站在暴动者一边，但是， 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对参加暴动 的人们寄予同情，而没有看到这件事与自己的联系， “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但是泽东看到问题的更深一层：

“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这些‘暴民， 也是些和我家里人一样普通的人，对于他们受到的 冤屈，我深感不平。”

韶山也有人造反。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它的 势力在整个湖南都很强大——因为地租问题与韶山 的一个地主发生了纠纷。恼怒的地主控告他的佃户 们并用银元贿赂官府赢了这场官司。哥老会成员们 在一位姓彭的铁匠的率领下举行暴动，巡抚手下的 官兵追击他们，迫使他们躲进了附近的浏山。这个 地主到处散布说他们在揭竿而起之前曾杀了一名婴 儿祭旗。哥老会的成员们很快被围捕了，彭铁匠被 斩首。

在泽东看来，《水浒传》里的故事正在他的家乡 重演。他听别人把彭铁匠称作“土匪”，在激动人心 的小说里，农民起义领袖宋江也被称为土匪。同时， 和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群山成了庇护所。 泽东和这件事还有另一重渊源，他后来回忆说：“在 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

不久，毛顺生也成了被造反的对象。 在泽东 17 岁那年，时值青黄不接，韶山发生了 粮荒。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都在盯着商人和地主们的 粮仓。挨饿的人们喊出了“吃大户”的口号。毛顺 生这个“大户”很难幸免于难，在饥饿袭击韶山时， 他居然还往长沙贩卖粮食。愤怒的村民拦截了他的 货船，把粮食抢个精光。

“我并不同情他。”泽东谈及当时暴跳如雷的父 亲时说。他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那令人 厌恶的父亲是旧中国不平等社会秩序在当地的捍卫 者。这位少年注意到他的父亲越来越富有了。他得 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老头儿是中国自救之路上的 一只拦路虎。

泽东对他父亲做出这种骇人评论的全部内涵是：

“我学会了恨他。”他已经把自己的少年生活与 整个时代联系在一起。

26 年后，毛泽东在回顾自己当时之所以没有完 全支持暴动者时说：

“但同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例 可能是看到自己家受到了攻击，他感到震惊，也可 能他是在以这件事来验证他后来的经验。就是没有 一整套政治策略而只有单纯的反抗是不会成功的。

到 1910 年时，在进一步求学问题上。泽东与父 亲之间的争吵升温了。毛顺生打算让泽东到距韶山 70 多里的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当学徒。泽东对父亲 的安排并没有强烈反对，他想，县城里也许能提供 更好的机会，但他真正想的是到一个教授“外国的” 课程的新式学校去读书。他悄悄地、有礼貌地向父 亲谈了自己的想法，但是父亲只是哑然失笑，这伤 害了泽东。在这之后，他与父亲有一段时间互不讲 话。

在母亲娘家那边一些亲戚的帮助下，泽东在湘 潭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自学了半年。尽管他迫 于父亲的压力不得不重新回到韶山——或者也许是 因为他在湘潭遇到了经济问题。但是这半年的读书 和与别人争辩，加之他在湘潭的见闻，使得泽东已 不再是父亲所期望的那种宝贝儿子了。

16 岁的泽东为自己制定了稳妥可行的计划。他 从母亲娘家那边的亲戚们和自己家的朋友们那里东 借五块钱西借十块钱为自己的行动做准备。一天， 吃晚饭时，他直直地看着父亲说：

“我要到东山高小读书。”

“你说什么?”毛顺生发火了。他对付这位任性 的儿子的最后一张王牌就是钱，

“你是不是今早中了彩票一下子发财啦?”

当他得知泽东已为此凑了一些钱时，毛顺生的 贪婪面目完全暴露了。这个守财奴大声说道，如果 泽东到湘乡读书，必须要弄到一笔钱来支付雇来顶 替他的长工的工资。泽东也不想把贪婪的父亲逼得 太甚。他又从一位尊重学问、并曾经资助过族人上 学的一位亲戚(母亲娘家那边的)那儿借了一些钱。

当重新提起这件事时，泽东对父亲不客气了。 他打断了老人自怜的抱怨，简略地问道：

“雇一名长工一年要多少钱?”可怜的毛顺生说 要十二块钱。泽东把一个纸袋放在他粗糙的手上说： “这里是十二块钱，我明天早上就去东山。”

黎明时分，泽东起来收拾自己的东西。文七妹 担忧地看着在忙活的儿子，几乎不说什么话。除了 问问儿子要不要再多带点别的什么东西，她只说了 一句话：“你要去跟你爸爸道个别么?”泽东回答： “不，我不去。”

天亮后不久，泽东就出了韶山。这是一个凉爽 的金秋的早晨。肩上还是那根用惯了的扁担，但两 头挑的不是粪筐。一头是一个包袱，里面装着一件 长袍、两条床单和一顶蚊帐；另一头是装有《水浒 传》和《三国演义》的筐子。他对韶山以外的世界 几乎一无所知，自此，他再也不会回到这里生活了。

难道在韶山待了 16 年的泽东已是羽翼丰满的 叛逆者了吗?

由于他的道德观念(主要是来自母亲)以及书本 给他带来的社会意识，泽东在刻板的学校和专制的 家庭的环境里变成了一个向旧习挑战的人。

毛顺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经常打骂泽东， 在别人面前羞辱他，嘲笑他的求知欲；宣称泽东“懒 惰”而且“无用”，并用尽心思让泽东为此感到羞愧。

按传统观念，即使父亲是恶棍，儿子也只有服 从。泽东对此表示轻蔑。然而，儿子与父亲在其他 方面的相似又是惊人的。与当时其他青年叛逆者不 同，泽东没有忘记他的家庭，他与家里的人保持着 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多方帮助。他说他的家里人是 “普通的人”，他们和他一样面对着总的不公平。㈣

泽东在家时的作为也没有走极端。他常常向父 亲妥协，他接受了痛苦的“婚礼”，他没有丢下农活 去参加哥老会，他在韶山的大部分岁月都是信佛的， 当他离开韶山时，他仍然忠顺朝廷。

在韶山东边不远的地方有另外一个少年张国焘， 他和毛泽东是同时成长起来的，后来也成了中国共 产党的上层人物。年轻的张国焘与他那位富有的受 过良好教育的父亲相处很好，然而他也成了一名叛 逆者。

在泽东的生活中，他的家庭和南岸私塾不是偶 然遇到的让人压抑的牢笼，它们只是更为庞大的中 国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缩影。

是的，泽东从 8 岁就开始厌恶儒学。他曾回忆 说：“我的‘大部分同学’都讨厌这些经典。”

这位 16 岁的青年在历史变迁的特殊时期，成了 一位典型的中国式叛逆者。他不是神经病患者，他 对于他父亲所代表的社会制度的猛烈抨击要多于对 他父亲本人的指责。他走上造反的路是经过权衡的。

就那个时代的中国习俗而言，毛顺生对儿子的 要求并不都过分。泽东之所以反抗是因为他感到父 亲所代表的权威是可恶的，且正在走向没落。如果 中国的家庭和村庄都像这个样子，中国如何才能得 救?如果韶山的这种父权家长制是中国的正统规范， 那么，妇女将有什么样的命运呢?

泽东作为反叛者的“个人性格”迎合了当时反 抗浪潮在整个国家兴起的“时代特征”。他自己也把 个人的斗争纳入整个社会斗争之中。他说：

“我斗争的第一个资本家是我父亲。”

泽东与父亲之间关系的紧张既有社会的一面， 也有心理的一面。父亲对他的压制不能完全归结为 社会的“压迫”。泽东的弟弟们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与 父亲不睦，据说，他们俩都因为父亲的同意而受到 了很好的教育，这个许可泽东没能得到。

出于内心深深的骄傲，泽东夸大了父亲的自私 和专横。

正像他母亲的温和善良一样，父亲的粗暴管教 方式——虽然不是他的目的——也深深地影响着毛 泽东的一生。虽然从心理上讲，泽东和母亲更为接 近，但他并没有多少母亲的性格特征。另外的三个 孩子出生分散了母亲的注意力，同时母亲也认为泽 东学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念头，此后母子间的关系 开始疏远了。

离开韶山时泽东暗暗发誓，他要在父亲的眼里、 在实现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的过程中证明自己。他 要比父亲活得更充实、更好。

在泽东憎恨父亲的背后，父子间有一种没认识 到的相像；他成了和父亲一样的专断者，不过他统 治的范围更大。

毛顺生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儿子。泽东瞧不起 自己的父亲，他用策略而不是过激的方法来对付父 亲，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毛顺生试图以粗 暴的方式培养的“美德”确实深深地植入泽东的心 灵深处。他不久就向别人说：

“怠惰者，生之坟墓。”俨然是他父亲的再现。

母亲对他的影响是更为简单和直接的：信佛的 母亲的善良和耐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 重回韶山的时候，他还能向随行人员指出哪里曾经 有过一座佛殿，并说他的母亲常常在那里烧香，当 他病了时母亲还会用香灰给他治病。有一次他和一

1919 年 春，毛泽东同母 亲文七妹、弟弟 毛泽民(左二)、 毛泽草(左一) 在长沙合影。

个警卫闲谈，发现这个年轻人更喜欢他善良的母亲 而不喜欢脾气很坏的父亲。毛泽东对他说：

“你越是告诉我你们家里的事我就觉得和你越 亲近”，“你母亲一定是个信佛的人”。警卫问毛泽东 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

“你说她是个好心人。所有信佛的人都是热心 肠。”当然，毛泽东正在想着他自己的母亲。

*有些作者说，‚我学会了恨他‛——这句出自 20 世纪初一个中国男孩之口的话有些不可思议— —在斯诺写的毛泽东的传记的中文版中被删掉了。 但是。哈佛一燕京图书馆藏的各种中文材料中均有 这句话。

父母都没有引导泽东接触社会革命的思想，他 那一代受过教育的人具有革命意识几乎是自然而然 的事情。他以后革命的成功和他成为那一类型的革 命领袖，都可溯源于他在韶山的少年时代。新思潮 和旧中国的社会状况使泽东成为一位反叛者；在韶 山的家庭生活的磨炼则使他比其他人更为坚定不移。

第二章 为何求知(1910—1918)

刚刚踏上从家里到湘乡的漫漫长路的几分钟之 后，泽东遇到了一个姓王的邻居。王看到这个穿着 新衣、新鞋和新袜的小伙子感到很新鲜，在韶山人

湖南省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

们平时里可不是这副打扮。“石三，你穿上新鞋子真 精神。”饱经风霜的王说。“我要去上学了。”泽东自 豪地答道。他开始像老王诉说他那些神圣的抱负， 老王听后大笑起来，直笑得他那粗糙的脸上有了泪 花。他嘲笑这个小伙子要去“洋学堂”念书的念头。 还问泽东这个愚蠢的行为是否已征得父亲的同意， 这刺痛了他。

泽东发火了，冲他喊着：“你简直是个老古董! 你过时了!”喊罢便继续跋涉。

泽东用竹扁担挑着行李走进东山高等小学堂的 黑漆大门。砖瓦结构的建筑物被护城河和高高的院 墙围着，泽东感到好像是走进了一座大寺院(他在韶 山见到的最大建筑物就是韶山的寺庙)。

泽东穿过护城河上的白色石桥来到了气派庄严 的大门前，他被当成了脚夫。应付这种令人不快的 窘境，泽东还缺乏经验。学校的规模也使他吃惊， 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这么多孩子在一起。

入耳的都是尖刻地嘲笑他的话：

“东山是学堂，不是精神病院!”

“一个强盗想进我们的学校!”泽东冒冒失失地 找到了校长办公室。

“先生，你会让我在你的学校里读书吗?”他以 乡下人憨直的方式问道。校长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 镶铜竹烟斗，沉默了片刻，他问这位神情庄重的青 年叫什么名字。

“先生，我叫毛泽东。”

毛泽东的镇定让校长扬了一下眉毛，他举出几 个不准这个年轻人人学的理由，比如 16 岁的年龄过 大，没学过算术和地理，字写得不好，并准许他逐 条进行反驳。

在场的另一位教师帮这位年轻的农民讲话。当 他离开校长办公室加入到刚才让他颜面尽失的那些 世故的小坏蛋们之中时，他已经得到了试读五个月 的许可。

到东山之后他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 年前就死了，由这件事他看出，从偏僻的韶山来到 东山，要弥补的差距有多大。

一位姓文的表兄(母亲娘家那边的)已经在东山 读书，他给过泽东一些帮助。但是在众多的学生中， 只有两人成了泽东的朋友，这就是来自富裕的地主 家庭的萧氏二兄弟。他们与泽东交往多年。

在学校，泽东觉得自己是个外乡人，因此和他 交往的只有少数几个同样把自己当作外乡人的同学。 这些外乡人不会讲标准的当地口音*，带补丁的衣服 使他们与富家子弟有明显的不同。

还有两个特征使泽东更是成了外乡人中的外乡 人，那就是他的年龄和个头。他的个头对于 16 岁的 年龄来说算是高的，在那些比他小四五岁的同学们 中间他看起来像小塔一般。

*这些学生几乎都是湘乡县的，他们说的都是 当地口音，甚至本县的学生也因地区不同而互相对 立。毛在谈到这些内讧时有点伤心地说：‚我在这场 斗争中采取中立态度，因为本来就是湘乡人。‛

这里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些衣着讲究的势利小绅 士。毛泽东是农家的儿子。他的家不算贫穷，但却 是一个乡下的未见过大世面的家庭。他的手比邻桌 同学的粗糙；因为太阳晒的缘故，他的脸比大部分 学生都要黑得多。毛泽东讲话慢条斯理，他周围伶 俐的孩子们讲起话来简直像机关枪。

他与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有一个学生 甚至想雇泽东做他的佣人。

毛泽东的身材瘦长，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很快 的他就有了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虽然蓄着辫子， 但他的头发还是显得长长的，有些蓬乱。总的说来， 他那不修边幅的样子倒显得相当潇洒。在体质和气 质上，他已经具有了自己的特征。

这时的毛泽东还是一块璞玉，没有经过雕琢。 对毛泽东来说，走进东山不意味着踏进社会，也不 是为了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而只是更努力学习那 些在韶山学不到的东西。

学校的教室整洁漂亮，与韶山满是灰尘的草房 大不相同。在这里中国的上层社会的舒适生活可见 一斑。

在东山，人们也正在接触新思想，这种新思想 将很快荡涤着韶山那样的旧有传统和社会秩序。这 里讲授科学，倡导改革，早点名时，老师都要讲述 中国在外国列强的压迫下所受的苦难，以唤醒和培 养学生的民族感情。

学生们穿着佩有彩色腰带的长袍，但是他们的 心灵为这种新思想震颤。

学习是毛泽东的唯一真正的朋友。在南岸私塾 度过的痛苦岁月却培养了他扎实的古文基础，这有 些讽刺意味。他能用古文体写出很有说服力的文章， 这让他的其他弱点和过激行为不再那么引人注目。

对当时改良政治的了解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知识能够改造世界。

除了学校的全部课程外，他还读了两种很重要 的著作。文表兄借给他几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 报》。梁是当时很著名的政论作家。还有康有为撰写 的《戊戌变法》，这是改革高潮的最后宣言书，康是 那次运动中卓越的思想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 严谨的政治思想。

* 他的正 式名字 是萧三， 我这里 使用的 是他半 西方式 梁启超在日本编印的《新民丛报》。 的昵称

(他自 己根据卢梭的《爱弥儿》取的)。他的这个昵称广为 同学们所知，可以把他和他的哥哥萧瑜区分开来。

一位曾留学日本的教员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 虽然他教的英语和音乐两门课毛泽东都学得不好。 这是因为强大的日本对他很有吸引力。毛泽东喜欢 当时那些描绘日本在 1905 年的日俄战争中战功的 故事和诗歌。“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好，并且 感受到一些她的骄傲和强大。”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以外的世界，这让他一 生都深信日本是中国的兄弟友邦。

对战争这个主题的了解也标志着他迈出了了解 世界历史的第一步。一天黄昏，刚刚做完运动，听 到晚自修的铃声满头大汗的学生们就进了教室。毛 泽东走到萧家二兄弟之一的爱弥跟前。想知道他手 里拿的是什么书。那是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由 于书籍对他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毛泽东就问他是否 可以借读此书。在以后的几天里，就像陪伴着一个 新情人一样，毛手不释卷地读完了这本书。

当毛泽东把书还回去时，爱弥·萧*发现书中被 画上了各种各样的符号。毛泽东在描述拿破仑、华 盛顿、彼得大帝、格莱斯顿、林肯、叶卡捷琳娜一 世、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段落旁边都画了许多圆圈和 圆点。

“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伟人!”毛泽东情绪激昂地 对萧说，中国也要富强起来，“才不致蹈安南、朝鲜、 印度的覆辙”。他引用了学者顾炎武 (1613--1682) 的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毛泽东翻开《世界英雄豪杰传》，大声地向同学 ——他们还不习惯老老实实地坐着听他宣讲——朗 读其中关于乔治，华盛顿的一句话：

“只是在华盛顿的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的战 争，美利坚才赢得了胜利和独立。”

就像看到了地平线上方的一丝光亮，年轻的泽 东开始注意西方了。当时以及后来，他一直在思索 中国应该从西方借鉴什么而对西方本身如何并不感 兴趣。美国已完成了一场革命，那么中国呢?

毛泽东喜欢读描写中国古代皇帝的书，对英雄 的爱好使他想了解更多的伟大人物。其中有两个皇 帝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一个是秦始皇，统 一天下的中国铁腕人物；另一个是汉武帝，是很有 军事头脑的一代王朝的奠基人，他帝号中的“武” 字即来于此。

同学们都很敬佩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等传奇 小说的掌握，他们喜欢听他复述其中的精彩片段。 但是毛认为小说描绘的都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 这使得每个人都感到震惊。他曾和历史教师去争辩 这件事，诅咒任何同意那位教师观点的同学，甚至 用椅子打了一个同学。毛泽东不愿意接受批评，正 像他后来在回顾这段学习生活时所承认的那样。吲

为了这事他甚至找到校长那儿，当这位博学的 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不认为《三国演义》是 战国时期㈣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时，他给湘乡县令写 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并强迫那些摸不着 头脑的同学签名。

毛泽东是一个刚直的孩子，他不会通过变通来 保护自己。他对在韶山时就使他如痴如醉的小说的 看法如此天真、固执。

《三国演义》事件使他在东山的日子更糟，同 时通过这件事也可以看到他后来思维特点的影子： 思考方式偏执、坚持己见、任性地否定简单的事实、 藐视异见。

毛的成绩很好，试读五个月后，校长允许他继 续留在学校读书。虽然好的学习成绩对孤寂的他是 一种安慰，但事情总是有两方面，一些学生因此更 加嘲笑他褊狭的热情。于是，他开始考虑离开这所 学校了。

在东山，毛泽东大大地开阔了眼界。现在，他 又想周游湖南，看看长沙。

两次回韶山——一次在春节，一次是在初夏学 期结束时——更坚定了他要实现自己理想的决心。 毛顺生温和多了，但仍缺乏远见。“你什么时候才能 完成学业当上先生，回来光宗耀祖?”父亲问道。

1911 年 9 月，毛泽东挑着行李离开了湘乡。爱 弥，萧自己也对东山有些不满，和泽东一起离开了。 他们步行到湘潭。毛泽东在那里想申请进一所高小 读书，因为年龄太大、个头太高而被拒绝了。

毛泽东还有一条退路，他已请东山的一位教员 在长沙的一所中学为他疏通一下。萧和毛泽东挤进 从湘潭开往省会长沙的小轮船的三等舱。让毛泽东 感到高兴而又惊讶的是，他没有费劲就进了一所漂 亮的学校：湘乡驻省中学。

萧回忆说，长沙熙来攘往的人群使毛泽东“兴 奋得讲不出话来”。当时长沙有 80 万人口，气候炎 热，缺少特色，又脏又乱。在 1904 年辟为通商口岸 和外国通商后，长沙有些繁荣了，并且日益成为反 抗清朝廷革命的堡垒。

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报纸。在这之前， 他只知道印刷品是了解历史的窗口，可是报纸上讲 的都是当今发生的事件啊!

《民立报》是孙中山鼓吹民族主义的喉舌。毛 泽东从这份竖排版的报纸凌乱的栏目中看到了广州 起义失败的消息。起义是由一位湖南籍革命者黄兴 领导的。他回忆说：

“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 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内容。”

毛泽东受到了鼓舞，自己写了一篇文章。

“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 些糊涂。”毛泽东在回忆他那篇贴在校门口墙壁上的 充满激情的文章时说。他主张新政府应由维新派和 革命派组成，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 超任外交部长。

(这和一个 20 世纪末的美国青年出于统一的热 情呼吁美国政府应由杰克·凯姆当总统，奥普若·温 弗瑞为副总统，AI，戈尔为国务卿一样天真。)

英雄仍然是 17 岁的毛泽东崇拜的对象。但是， 君主不再在他所崇拜的英雄之列。在一次激进的行 动中，他成为全校第一批剪辫子的学生之一。为了 反清事业，他和另一个剪掉辫子的同学一起催促原 先曾“相约剪辫子”而后来又后悔的 10 个同学，用 剪刀强行把他们的辫子剪掉。

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只待了四个星期。1911 年 10 月，武汉城里的革命军向清朝发起了进攻，统 治了中国 267 年的最后一个王朝崩溃了。一个月内， 革命军占领了 17 个省，清廷统治中国的时代过去了。

长沙宽阔的林荫大道上忙乱纷纷，群情高涨。 政治脱离了旧的模式，但还没有形成新的轮廓。课 本被暂时丢到了一边，学生们不再去写古文了，而 是书写一些要求美好未来的标语。

一个革命党的宣传家来到学校向学生发表演说， 承诺要开创一个新时代。毛泽东听后非常激动，他 决定“参加革命”。他花了五天的时间来规划自己的 生涯。之后参加了湖南革命军(即新军)。

毛泽东在长沙每月的饷银是七块大洋，两块用 于伙食，其余大部分都用来买报纸。毛泽东看报纸 时全神贯注，将其奉为至宝。他买的都是些左翼报 纸；媒体是一种信息来源，因为报纸是中国政治生 活中一种崭新的工具。

在《湘汉新闻》上，毛泽东看到曾留学日本的 一位湖南人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党，其他的文 章也大谈“社会主义”是一种重新组织社会的新思 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词。

那时所谓的社会主义是指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 社会改革，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 士兵毛泽东却深为所动，他热情洋溢地写信给以前 的同学，向他们介绍社会主义这个颇有吸引力的概 念。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

在政治形势尚未明朗化的时期，半知识分子总 是最有影响的人物。在军队，毛泽东开始显露出自 己的半知识分子的特征。毛泽东不愿参加学生组织 不只是因为自己年龄大，而且还是因为他对教育一 直存在着矛盾心理。

毛泽东担心学校生活对他的影响。作为毛顺生 的儿子，他比自己所期望的更像一名有教养的绅士。 他喜欢那些没有文化的士兵把他看作学问人。他后 来回顾说：

“我能写，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博学。” 他为士兵们写家信，给他们读报纸。

虽然其他的士兵都是亲自去白沙井挑水，但毛 泽东却是从到营房来卖水的挑夫那里买水。毛泽东 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不明确身份，他回忆说：

“但我是个学生，不能屈尊去挑水，只好向挑 水夫去买。”他的父亲虽有绝对的权威，但始终未能 把泽东培养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

“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毛泽东在回忆 1912 年春天时说，“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孙 中山已和袁世凯达成妥协，袁是个阴险的铁腕人物， 他表面鼓吹共和，内心却留恋中国过去的帝制。革 命的军事对峙阶段已经结束。

毛泽东丝毫也不留恋军队生活。在军队那段时 间，他没打过仗，只是给长官们办些杂事。他之所 以当兵，是因为他认为军队在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中 会起重要作用。他在与一位朋友的交谈中激烈抨击 孔孟之道：

“如果民众都软弱可欺，那么完善其道德又有 何用?最重要的事情是使其强大起来。”

连长和排长们都劝他留下来，但是当他认为军 队不再是时代的先锋时，他突然离开了。这位 18 岁的半知识分子决定重返学校。

去哪所学校呢?毛泽东拿不定主意，于是他查阅 《湘汉新闻》和其他报上的招生广告。学费到哪里 去找?家里捎来信说，到现在泽东必须谋份差事了。

这个曾经的士兵住进了很便宜的“湘乡会馆”， 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流浪生活。

一个警察学堂的招生广告吸引了毛泽东，但他 也喜欢一个开设肥皂制造课程的学校，是因为他认 为这对中国的清洁、文明有益吗?这两个学校他都报 考了，但是即将开学之际，他又退了出来。

他又报考了另外两所学校，政法学堂和商业中 学，他指望这两个学校对家里会有足够的吸引力， 能从他父亲那儿弄到学费。

毛泽东在第一次谈到他给父亲写信要钱时说：

“我向他们描绘了我未来的美好前程，我说我 会当律师或做大官。”还没等到家里回信。这位犹豫 不决的青年对这两个学校又失去了兴趣，当然也又 一次搭上了报名费。

毛泽东不断地接受同学的劝告，今天听这个的， 明天又听那个的。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决定下来。他 什么都想抓住，结果一无所获。

不久，毛泽东瞄准了一个目标，他花钱报考了 一所高级商业学校。毛顺生同意支付学费，

“我父亲是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年 轻的毛泽东坐下来学习经济。

他起初肯定不知道这所学校的很多课程和教材 都是英文的。他的英文并不好，只是在东山高小时 学了点入门的知识。

毛泽东回忆说：

“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 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不名一文，邋里邋遢，毛泽东无所事事地混迹 于长沙街边的木茶棚里，用他那发呆的大眼睛盯着 报纸。干什么去呢?

毛泽东一度以嘲弄的态度对待周围的生活。他 看到了一切事物的两重性，他反求诸自身(其思维我 们无从得知)。他坐在人生的高处，俯视忙忙碌碌的 芸芸众生。

“我即宇宙!”他以道家的冥想得出结论。

湖南省政府军的军火库爆炸，烈焰熊熊，他和 朋友们一道去观赏。一年前他曾满怀激情地参加了 这支军队。但是现在，他以旁观者取乐的口吻说：

“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得多了。”

一天，三个学友在天心阁的顶楼上碰见了毛泽 东，他正独自专注而平静地在城墙的这个七层高塔 上俯瞰长沙。毛泽东从冥思中回到了现实，四人一 起去喝茶、吃瓜子。

这三个青年在社会地位上都比毛泽东高一等， 其中一个常常借钱给他。对于政治，从世故的角度 来说他们比他更懂。一位姓谭的青年是大官的儿子， 他说君主制的废除就意味着“我们都可能当总统”。

当另一个学友说一些俏皮话来揶揄谭时，毛泽 东不再闷声不语了，他激动地说：

“让他说，我很感兴趣，让他说吧!”谭继续解 释。对一个政治领袖来说，学问是次要的，而重要 的是斗争意志。毛泽东被这种看法深深地吸引住， 他深思着，就像凝视长沙的红屋顶时那样。

表面上看来优柔寡断的这个流浪者，实际上似 乎正在孕育着一种新的世界观。

他又踏进了另一所学校的大门——湖南省立第 一中学，但 6 个月之后就离开了。他对考学已很自 信，在报考第一中学的考生中，他名列前茅。

也许有些自鸣得意，毛泽东对学校作了两点批 评：

“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令人生厌。”㈤这很能 说明年轻的毛泽东的性格特征。

一位教员借给毛泽东一本很有趣的官方史书— —《御批通鉴辑览》。这本书为他下一步的行动提供 了跳板。和课堂上讲的东西相比，他更喜欢这些谕 旨、法令以及皇帝的御批等等。于是他决定自学一 段时间。

好像 6 个月是毛泽东兴趣转移的自然跨度，他 整天泡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时间也是半年。

他总是早上开馆就进去，下午闭馆才出来。他 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旁埋头苦读，好像一尊低着头 的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只是中午出去买个烧饼或几 个包子当午饭。

他饱览了现代西方的历史和地理。为了扩大知 识面，他又转涉小说、中国诗词和希腊神话，还有 改良派严复新近翻译的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 和达尔文的名著以及卢梭和孟德斯鸠的作品，毛泽 东在《世界英雄豪杰传》中就熟悉了后两位思想家。

他凝视着挂在图书馆墙壁上的《世界堪舆图》。 他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地图：中国只是一个国家， 与其他几十个国家排列在一起，模糊的边境线把中 国与外国分开，中国在这上面不是一个“中央帝国”。

他笑着对爱弥·萧说，在省立图书馆，他就“像 牛闯进了菜园子”。他后来认为，这半年的书海生涯 对他的生活影响很大。

在不得不和别人共事

时，毛泽东表现出一些猴

气；但在按照自己的意愿

行事时，他又会很有虎气。

毛泽 东 每 晚都 回到

“湘乡会馆”，这里住满了

当过兵的人、学生、过路

客和一些虚度时光的闲荡

汉。

有天晚上，这里发生

了一场武斗，士兵们袭击并想杀死学生。毛泽东此 时似乎仍带着点道家自我保护的思想，而不像一位 挺身而出的公民。他回忆那个血腥的夜晚时说：

“我躲到厕所里去，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房租是不能用读书的热情来交付的。不久，经 济上的拮据迫使毛泽东又去查阅广告栏。他偶然发 现了教书，一所师范学校的

广告吸引了他：免交学费，食宿便宜，毕业后 会成为一名教师。

毛泽东的两个朋友也力劝他进这个学校，他们 指望毛泽东在入学考试时帮助他们，毛泽东答应了， 便写了三篇文章。

“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替朋友写文章的行为是 不道德的。”他回忆说。他认为这皂友谊，他很高兴 显示一下自己的文学才能，就像在军队时那样。

三篇文章使他们都考进了这所学校。家里同意 了毛泽东的选择并给他寄来了钱，听凭兴趣、率意 而为的时代已经结束。在 23 年后毛泽东回想起当年 这段漂泊无定的生活，不禁有些好笑，他说：“从此 抵制了所有吹嘘未来前途的广告的引诱。”

政局变得更糟，袁世凯丧心病狂，企图恢复君 主制，并要登基当皇帝。在这个银样锻枪头的新复 古派和孙中山领导的立场动摇而又松散的激进派联 盟间互相角力造成的紧张气氛中，军阀们悄悄登场 了。在长沙，一名军阀谋杀了两位在 1911 年起义次 日上台的激进派领袖。到 1917 年夏，中国出现了两 个政府：一个是北京的军阀政府，一个是孙中山领 导的广州政府。

日本在蚕食中国，但是没有人出来组织全国性 的反抗。军阀乱于国内，列强迫于门外，给中国带 来了新的痛苦——湖南的生猪产量十年内下降了一 半——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出现了悲观绝望的想法。

毛泽东当时读过的部分西方名著 中国虽已脱去旧的外壳，但是还没有获得新生。 这一切现象对毛泽东来说不是坏事。他还是需

要冷眼旁观思索，而不是要去做些什么。这是接受 良好教育的大好机会，他抓住了这个机会。一段早 年的课堂笔记道出了他学习的乐趣：

“有了什么念头就随时记下来，头脑里有什么 想法就高兴地表达出来，有助于保持平衡。”

毛泽东和其他 400 名身穿蓝色毛纺制服的学生 一道人了学。学校两层楼的圆柱、拱顶和庭院完全 仿照英国殖民地建筑的风格(其实是日本式的建筑 翻版)。

和中国的一切高等学府一样，第一师范也是一 所新学校，但它的设备和条件都不错，而且优秀的 教员们继承了湖南的学术传统。

第一师范的外墙上写着校训：

“实事求是”，所谓的“事”和这里的建筑一样 是中西兼顾的。毛泽东上午读中国历史，午休时间 看德国哲学。

毛泽东仍然精瘦，更显出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 他的发式、手掌和鞋子都表明他是一位年轻的知识 分子，一件灰色长袍取代了肥大的粗布衫。他的言 谈举止还是慢条斯理，他不是那种讲起话来滔滔不 绝、指手画脚的学生，在聚会时更是很少说话。

通过许多课程的学习。毛泽东选择了自己的路。 他阅读了亚里士多德、霍布斯、边沁、柏拉图、康 德、尼采和歌德的部分著作。他在斯宾塞的《社会 学原理》(Princip1es of Sociology)中遇到了一个 观点，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解释的：“一则美 国的格言说‘吾国说对即对，吾国说错即错’。”他 有着广泛的好奇心并对折中主义有很高的兴致。他 在给萧瑜的一封信中说：

“耶稣被断章取义了，这样做的人未必有罪， 即便真的有罪于一个睿智的人来说也不足挂齿。”

毛泽东说：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 少数。”在第一师范，他既有足以称道之事也有有失 颜面的事。一次他读书到深夜，被子靠油灯太近， 引起了一场小火灾，烧坏了几张床铺。还有一次， 一位同学因父母包办婚姻而苦恼，毛泽东深表同情， 到这位同学家，劝说他的父母放弃他们的安排。

在第一师范，人们很少呼他的名——泽东，而 是叫他的字：润之，其意思是“施惠”或“润泽”。

毛泽东对于不喜欢的课程，如静物写生和自然 科学方面的课程连碰都不碰，经常得零分或接近零 分。对他喜欢的课程，如撰写文学或伦理主题的文 章和社会科学课程，他学得津津有味而且有独到见 解，常得 100 分。

完全放弃枯燥的静物写生课不是毛泽东的做事 风格，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一下。在绘画考试时， 他在试卷上潦草地画了个椭圆，题名“鸡蛋”，然后 就离开了教室。一天上课时，一个简洁的构思使他 得以提前离开教室。他画了一条水平线，在上边又 画了个半圆，题名“半壁见海日”

(这是唐代李太白的一句名诗)。他的绘画成绩 不及格。

毛泽东仿照维新派风云人物梁启超的自由文风 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文章。但是国文教员袁大胡子，

“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做文章 半文半白”

袁还说毛泽东在自己每篇文章的最后都标上日 期是傲慢自大。有一次，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将 他写有日期的那一页文章撕掉了。毛泽东站起来， 抓住袁的胳膊，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要拉他到校长 办公室去“评理”。

奇怪的是，这个对很多管束都进行反抗的青年 却接受了古典文风对他的塑造。

“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他有点不坦率地说。 实际上，他在心理上还是倾向于古文形式的，特别 喜欢无神论学者韩愈(768—824)的行文技法。

毛泽东的美术作业。恐怕是比较好的一次。

22 年后，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所以， 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 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如果需要”，这句话含有讽刺意味，因为，

毛泽东这时已开始对其他人 用古文写成的文章大张挞伐 了。)

因此，当毛泽东在政治 上比改良派还激进时，他的 文学风格还是落后的。他在 文风崇古和政治革命两方面 双双背离梁启超。

他开始注意自己的健康 状况。在 1919 年给萧瑜的信中他写道：“胃病折磨 我好多天了”；“注意健康很重要，一个人只有身患 恶疾时才知道健康的幸福”。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所受的教益主要来自道德哲 学和报纸——这是他持续终生的两个爱好。

和绝大多数青年一样，毛泽东也从他的榜样和 道德训诫那里学到了一样多的东西。从 1915 年起， 他的道德楷模是一位很善于吸收门徒的人物，这位 具有过激精神的绅士因为提倡寡妇再嫁而震动了整 个长沙。这就是杨昌济，他是一根往旧中国的躯体 中输入新鲜血液的导管。

杨昌济的生活方式是传统的——人们称他“老 夫子”。他讲课照本宣科。但是他在渴求生命意义的 一代人的心灵中播下了会结出激进果实的种子。

杨昌济尊崇宋明理学(始于 10 世纪)，但也花了 四年的时间在英国和德国研究康德、格林(G，H， Green)和其他欧洲思想家的理论。使二者结合在一 起的是他对心灵和意志的信仰。慎思、勇于任事、 心之力能使世界改容。无疑，这是个人主义，但这 是着眼于整个社会进步的个人主义。

没有哪位良师——三四十年代遥远的斯大林除 外——能比这位在爱丁堡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 中国人对毛泽东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对 杨先生的伦理学课程有浓厚的兴趣，他读了新康德 派哲学家泡尔生(F.Paulsen)著的仅 10 万字的《伦 理学原理》一书后，竟然写了 12000 字的批注。一 到星期天，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得宠的学生就带着敬 畏的心情到杨家拜访，并在那里吃午饭。后来毛泽 东和杨昌济的女儿结了婚，毛泽东最初遇到她就是 在一次拘谨的周日午餐时。作为老师、朋友、岳父， 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别人无法相比的。

毛泽东用文章回报了杨先生的德育观。一篇充 满激情的文章《心之力》得到了一个奇异的分数： 100+5 分，这使毛泽东很兴奋，他把这事告诉了许 多人。

“一位道德高尚的人。”这位昔日的学生后来多 次这样评价他的教授。这是一种难得的赞扬，因为 它已摆脱阶级分析的桎梏。

晚上。毛泽东常在学校图书馆全神贯注地读长 沙和上海的报纸直至深夜。其他学生都到他这儿来

毛泽东写在课本《伦理学原理》 （泡尔生著)上的批注。

听他讲一周来中国的动荡局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最新动向。

对每一则来自欧洲的花絮新闻——凡尔登，兴 登堡的权术，巴黎保卫战中的出租汽车的用途—— 毛泽东都能从中国历史上找到类似的例证。他成了 比较“活历史”(他常用这个词来描述报纸)的顾问。

任何一位同学来找毛泽东，都会有人告诉他： “可能在报纸阅览室。”

毛泽东用家里给他的一点钱中的一部分订了一

份自己的报纸(他父亲说他这个习惯是“把钱浪费在

废纸上”)。他常把报纸周 围的空白处剪下来钉成小 本子，仔细一看就能发现， 他在这些纸条上写着城市、 河流、山脉的名称。毛泽 东在读新闻时，手边总放 着一本中国地图册和一本 世界地图册，新闻中提到 的每一个地理名字，他都 在地图上找到并记下来。

杨昌济致力于他的精巧构思：对社会进行道德 治疗；毛泽东则浏览报纸，这一通往社会行动的门 径后来使他超越了杨昌济的道德范畴而走向暴力生 涯。暂时的，对于这位仍坐在图书馆里的青年来说， 德国的理想主义和热切的公民意识已很好地结合在 一起了。

为了使毛泽东遵循自己的路前进，杨昌济指引 毛接近“船山学社”(王船山名夫之，17 世纪的爱 国者和关心民瘼的哲学家)

和《新青年》——一份用尖锐的现代西方思想 抨击中国僵化的传统的杂志。

和杨先生一样。毛泽东从未完全脱离中国自身 文明。如果说他欣然接受西方的思想，也只是把它 作为医治病人膏肓的中国政治的药物。杨在一篇文 章中写道：

“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 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可装置之也。”

毛泽东对此深表同意。

杨昌济是现代中国发生转折时期的人物。他在 长沙出门时坐四人小轿，但是他也坚持冷水浴和不 吃早餐。虽然毛泽东对他坐轿子这样的封建色彩行 为表示反对，但还是从他的身上汲取了一种信念： 通过非凡的努力来实现新生。

杨昌济热衷于体育运动，认为这是把从反叛导 向社会变革的第一步。力践“文明其精神，野蛮其 体魄”的口号，他坚持冷水浴，以便不再坐轿子。

毛泽东(和朋友们一起)去长沙附近爬山，在冰 凉的池塘里游泳，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天只吃一顿饭。 晒日光浴——他认为这会给他的身体带来能量—— 有大半年的时间不在宿舍就寝而在学校院子里睡觉。 这都是为了使他的身体更加健壮。

毛泽东把这些叫做“体格锻炼”，在西方这种方 式也是不同寻常的，在中国则更是如此。对毛泽东 来说，锻炼身体不仅仅是一种获得健康的方式。为 什么他迎着狂风高声朗读唐诗?这当然不只是在练 嗓子，而是在体验随意和任何抵抗力竞争的愉悦。

毛泽东在日记中写道：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以上是爱弥·萧的回忆录中的英译说法，但是 中文原文里还有第三句，这一句被具有马克思主义 思想的编辑删去了：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意思是不仅要有强 壮的体魄，更要有社会斗争的坚强意志。一天夜里， 雷电交加，毛泽东浑身湿淋淋地来到和他思想相近 的朋友蔡和森的家，原来他刚从岳麓山巅跑下来。 问他原因，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一下《书经》上“纳 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境界。

在第一师范的第二个暑假，毛泽东和爱弥·萧 的哥哥萧瑜——一个潇洒稳重的青年——一起作了 一次游学，走遍了湖南的五个县。这次“游学”是 受他读的《民立报》上一则消息的启发，消息说两 名学生徒步走遍了中国，甚至远到西藏。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不带一文钱，他们给当地的 乡绅写巧妙的对联换取食宿。这次游学历经六个星 期，步行近千华里，让毛泽东更多地了解了湖南。

22 岁的毛泽东可谓是文武双全了。他的第一篇 文章《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署 名为“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个字繁体共计二 十八画)。

文章明快有力：

“运动宜蛮拙。骑突枪鸣，十荡十鸣。暗鸣颓 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札。 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

文章三环相扣，有理有据。意志是联系身体和 精神的纽带，运动是意志的体现，锻炼身体归根到 底就是为了战斗。毛泽东认为：

“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健康的体魄、勇敢 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都是拯救中华民族所需要的。

“国力茶弱。武风不振”，毛泽东文章的第一句 这样起笔，整篇文章都是阐述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在毛泽东的生活欲望中还没有政治，他只是以 自己普罗米修斯式的情感去面对需要更新的中国之 现实。“自信人生二百年”，这是他后来回忆起曾经 在这个时期抒发过的豪言壮语。

在第一师范这几年的生活里，毛泽东始终是一

名学生组织者。 从 1915 年起，他 就是学友会中一 名出色的活动家。 1917 年，有 34 名学生 (学生总 数为 400)被选 进学友会。得票 最多的毛泽东主

持学友会的工作。 毛泽东《四言诗》手迹。诗中为了增加学友会 所提到的五月七日，是当时袁世凯的经费。他在街政府在日本提出的二十一项侵华条

款上签字的日子。 上卖过小吃。 他鼓动学友会与学校的清规戒律和迂腐顽固的 校长作斗争——毛泽东称他“复古派”——为此他 还险些被开除(袁大胡子等人都帮助、保护过他，毛 泽东的果断刚毅赢得了人们甚至包括那些被他伤害 过的人们的尊重)。他还动员学生抑制湖南军阀和北 洋军阀对学校的骚扰。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学友会举行了反对日本的

“二十一条”和其他外国列强欺凌中国的抗议活动。 现在毛泽东看到了日本的黑暗面，他读了一本关于 日中危机的书《明耻篇》，在这本书的封面上他写道：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在 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质问：“拥有四万万人的民族岂 受三千岛国之欺?”„在 1916 年另一封给萧瑜的信 中毛泽东预见到了在对日作战中中美之间亲密的伙 伴关系。

他以学友会的名义为长沙的工人办起了一所夜 校。

“我们不是木头石头，我们是人。”他在贴在大 街上的招生广告上写道，“有了文化，我们就能挺直 腰杆做人”。一种学习方式已按照他自己的经验考虑 出来了，“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好”，广告 补充道。“笔记本和所有教材都不要钱”。

毛泽东没想到没有几个人能读懂他那高深的启 事。他又到工人家去招收学员。即使这样，夜校也 只持续了几个月。毛泽东在顽强地维持着，当物理 课效果不佳时，他向学员们许诺说：

“方才所讲，不过发端，将来如电灯之所以能 用，轮船火车之所以能速。其理必皆告汝等知之。”

在第一师范的最后一年，毛泽东的一个行动显 露了他的自信，也是他政治抱负的第一次表现。他 后来带点夸大地回忆说：“我感到自己心胸开阔，需 要结交几个亲密朋友，于是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 报纸上登了一个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 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 捐躯的青年。”*启事的最后一句是引用《诗经》上 的一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也许经常孤独的 毛泽东一直就在寻找朋友，他在 1915 年 11 月给黎 锦熙的信中透露说他的生命中从来没有朋友。在同 年 8 月给萧瑜的信则说“我朝夕忧心”。

毛泽东只得到“三个半回音”。(“半个”是李 立三，李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并与毛发 生过冲突。毛回忆时，只是冷冷地提及李的“不明 确”的答复，说：“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友谊。”) 然而，这个表面上看来显得天真的征友启事使这些 爱国青年开始了重要的活动。毛泽东组建了一个纯 政治性的组织“新民学会”，它是湖南上空升起的第 一颗红色信号弹。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天，毛泽东对爱弥·萧 评论说，“一种人善于做具体事情，一种人善于做组 织工作，前者要多于后者。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 长处。”

毛泽东感到，一位组织家的天才，就在于能把 各种人的长处融合起来，他不应当揭露挑剔别人的 弱点，而应鼓励所有积极因素的联合。他的父亲没 有做到这一点，而他将会成功。

1918 年 6 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了。和他 圈子里的人一样，他在社会上仍无立足之地，是个 持不同政见者，思想里充满了矛盾。他在毕业前夕 给黎锦熙的信中这么说：“对于如何对待宇宙、人生、 国家或是教育我全无想法，我觉得这些极为混乱， 且混乱之因必生混乱之结果。”

1890 年的改革者们也是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当 时的社会有他们的思想的土壤。梁启超虽然在知识 界被视为外人，但他的乖僻和好发宏论在当时则是 同好者众。

的广告贴到长沙街上对毛泽东这一代人来说， 旧中国已不再是一统江山——甚至就要遍地烽烟了。 在军阀时代，传统已失去了意义。同时，毛泽东又 不能在西方化的中国人身上找到认同，如在檀香山 受过西方教育的孙中山。现在，他既不是一条小鱼， 也不能算是一只雄鹰。

*其他材料上写得清楚，毛泽东只是把他的广 告贴到长沙街上的一面墙壁上，一家报纸认为它有 刊登的价值，就把它采用了，毛泽东在他的原稿上 加了标题：‚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

毛泽东的生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不再受 他人幻想的鼓动，已经能自我控制。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业优异。杨先生把毛泽东 列为他在长沙教过的几千名学生中的第三位——萧 瑜第一，毛泽东的另外一位朋友，后来成为中国共 产党一颗流星的蔡和森居第二。第一师范的最后一 年，同学们在人品、胆识、口才和文章等几方面把 毛泽东作为学校的楷模(校长当然不会这样做)。一 个学友称他为“奇才”，还有一个称他为“智囊”。

毛泽东正在形成自己的思想，他看重中国的尊 严，他信仰个人自由，他已抛弃了他以前心目中的 英雄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改良主义。他感到，在风雷 激荡的社会变迁中，需要有新的东西产生。

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里成立时，毛泽东说：

“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 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Tolstoy)其人， 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但是，新思想 能带来一个新的社会吗?

在这几年，毛泽东很少讲“革命”这个词，即 使谈到它，也仅指扫除一切旧的东西。他毕竟才 24 岁，可塑性还是相当大的，以至于一位老师的影响 ——且不说杨昌济，就是袁大胡子——也能在他的 心灵上留下烙印。

毛泽东的风格是不断完善自己，与任何放纵自 满都格格不入。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把利刃，他 将挑战、探索、鉴别、反抗。

在第一师范的五年半时间里，毛泽东在书边空 白处或笔记本中写了不少于百万字的分析、观点评 注。他常在书的空白处写上“荒谬”或“不通”等 批语。

他喜爱“学问”这个词，“他曾对爱弥，萧说， 学习就是探索”当他和他征友启事的“三个半”回 应者见面时，一开始不是寒喧客套，而是直截了当 地问对方最近在读什么书。

一天，他到一位富裕的“新民学会”朋友家去。 交谈中这个年轻的主人突然停下他们的政治谈论而 把仆人叫来嘱咐其去买猪肉，并交代清楚价格和买 什么样的肉等。毛泽东对这位朋友竟以家庭琐事来 干扰谈论中国前途这样的大事感到极为恼火，他一 气之下起身离去，再也不与这位富家子弟来往。

毛泽东同样严于律己。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常 拿着书到离第一师范不远的南门那嘈杂喧闹的大街 边去看，以此作为考验，培养自己的注意力。这是 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如果说他还无力按照自己的 想法改造周围世界的话，那么他至少已经能够塑造 他自己了。毛泽东当时是漫无目标的，但他不是单 枪匹马。在东山时他就与众不同，但同时他感到孤 立、凄凉。到 1918 年，他更鹤立鸡群，他与别人之 间的距离却增加了他的号召力。他的怪僻成了魅力， 别人乐意追随他。他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领袖人 物。

毛泽东是百折不挠的，他也超越了时代。即使 在第一师范，传统和权威也被踩在脚下，因为这位 不安分的未来精英已不再相信这些东西了。毛泽东 仅仅是学生领袖，他的激进也只是表现在洗冷水浴。 但是，时代的性质决定了一种也许毛泽东本人还没 有察觉到的联系：教育、体格与政治革命。

以上三者是互相关联的。因为，要再造中国， 首先需要赋予中国民众以知识，接着便是行动，而 行动将意味着流汗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 第一师范就成为一名学生叛逆和一个体育锻炼的狂 热者，按照其自身的逻辑，下一步就是接受马克思 主义，虽然在 1918 年毛泽东的头脑中还没有一点马 克思主义的影子。

可以肯定，他处于矛盾之中。纸面上的变革方 案医治不了社会生活中的顽症，传统和现代不可长 期同床共枕。难道一个有教养的精力充沛的青年到 头来仅仅是撞向中国痛苦之墙的一只苍蝇吗?

未来，他将从这些矛盾里锻造出一把利剑。同 时毛泽东还有自己的信条，这在他读泡尔生的《伦 理学原理》所做的笔记中表现了出来：“凡有压抑个 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泡尔生曾经写过如果 所有的痛苦和困难都被克服了，那么奋斗战争也就 被排除了。毛泽东则在空白处写道：“人类不能久无 变化。”

1918 年 4 月，毛泽东的母亲患了结核性淋巴炎， 大弟泽民带着她从韶山来长沙就医。小弟泽覃这时 已住在长沙。毛泽东把他安排进入第一师范的附属 小学读书。

次年 10 月份，文七妹病逝，享年 52 岁。毛泽 东回忆起他母亲的去世时说：“从那以后，我更不想 回家了。”为了给母亲下葬，毛泽东短暂地回了一次 韶山，当时有很多人参加了葬礼。

许多年以后，毛泽东对他的一位护士说：“在我 母亲去世前，我告诉她我不能忍受看见她痛苦的脸。 我要在心目中保留我对她的美好印象。所以她临终 时我会躲开。我母亲同意了。”最后的时刻，毛泽东 没有在韶山。他后来说他对自己在母亲的葬礼上以 及此后对母亲流露出的感情有很深的印象。

毛泽东为母亲写了一篇文言祭文，其中佛教和 儒家的思想成分各参其半：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 诳言，不存欺心。

毛泽东陷入了更具体的回忆：

“病时揽手，酸辛结肠。但呼汝辈，各务为良。” 后来毛泽东提及他的母亲：

“作为她的儿子我是不合格的，在她活着时我 对她不完全忠诚，在她去世时我未能尽孝——我就 是这种人。”

1919 年 10 月文氏病逝。毛泽东昼夜兼程从长沙 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下一篇情深义长的《祭母文》。 图为《祭母文》抄件。

毛泽东在《祭母文》中追念母亲：‚吾母高风， 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栽。恺恻慈祥。感动庶 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款心。整 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 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 里。……病时揽手，酸辛结肠。但呼汝辈，各务为良。”

★第三章 京沪天地(1918—1921)

26 岁生日前不久，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他的家 乡湖南。

《三国演义》中有三位英雄，毛泽东与杨教授 的另外两个学生也以此为范自称为“三豪杰”。这两 个同学，一个是萧瑜，一个是蔡和森。蔡是一位具 有战斗激情的青年，与毛泽东的母亲同乡。

杨昌济于 1918 年离开长沙执教于北京大学。他 在首都写信给这“三豪杰”谈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 以拯救中国，新民学会讨论了这封信，蔡和森代表 长沙方面进京参加赴法筹备工作，毛泽东和另外 20 人于 1918 年秋起程赴京。起初是步行，然后坐船到 武汉，接着乘火车到达北京。

毛泽东早就想去北京。以杨昌济为桥梁，由《新

青年》杂志作媒 介，他初步介入 了新文化运动。 毛泽东后来同萧 三谈起北京这份 刊物时说：

“它有两个 宗旨，其一是反 对古文，其二是 反对旧礼教。”

毛泽东的个 人处境与北京的 富丽堂皇正好相 反。犹如从小池 塘中一跃成为大鱼的任何大学生一样。他现在感受 到了再次做小鱼的痛苦。没有工作，身无分文。 起初，他在后门附近的杨教授家与看门人同住 一间小屋，后来与另外七个湖南青年一起在一个叫 三眼井的地方租了一间小房。八个人像沙丁鱼一样 挤在炕上。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北京大学红楼。1918 年 8 月至 1919 年 3 月毛 泽东在北京期间，曾在这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每当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北京的开销比长沙大。买煤烧炕使他们拮据。 每人能有件大衣都成问题。他们只好八个人合买一 件大衣(湖南人从不穿大衣，就像佛罗里达人从不穿 皮袄一样)，轮流着穿，以抵御迅即席卷北京的严寒。

在人地生疏的地方怎样找到工作?他去请求杨 教授相助。尽管毛泽东很穷，但在湖南那些好学校 里他结识了不少人，并学会了交往。杨昌济给北京

大学图书馆馆长写了封简信，询问能否为一个参加 勤工俭学运动而处境窘迫的学生找个工作。

读了《新青年》，毛泽东最佩服两位作者，“他 们一度成为我的楷模”，他说。这两人中的一个便是 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教授。

毛泽东得到了一份工作，管理期刊阅览室，月 薪 8 块大洋，报酬较低。但做事也不多，就是清理 书架，打扫房间，登记阅览者的姓名，对一个有师 范院校毕业文凭的 26 岁青年来说，这不算工作。

在北京大学，毛泽东不是什么长沙才子，而只 是靠两只苍白的手整理书刊的雇员。毛泽东回忆说：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

或忙碌在大窗户下边三屉办公桌前，或穿梭于 书架之间，身着褪了色的蓝长衫，穿一双布鞋。他 的大眼睛不放过任何东西。毛泽东通过他的签名簿 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我曾经试图同 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伤心地回忆道：“可 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 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

在北大的各个场合毛泽东的地位也同样低，只 有在缄口不言时他才能去听讲座。一次，他斗胆向 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当时是著名的激进分子，后来 成为有名的自由主义者，蒋介石的驻华盛顿大使)。 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 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

但是，毛泽东像水蛭一样盯住周围一切好的东 西，他渴望涉足知识界的大门。他参加了新闻学研 究会和哲学研究会，这是恰当的选择。因为报纸和 道德问题是他当时的热情所在。

他新结识了人，其中有张国焘，这是来自韶山 以东一个地主家庭的青年，尽管他们没有成为密友。

华北与华南有诸多不同，毛泽东 25 岁以前一直 居住和生活在南方。湖南的生活方式与北京差别很 大，就像佛罗里达与蒙大拿的差别一样。除冬天严 寒、口音相异、饮食不同等环境问题外，毛泽东还 面临更重要的心理问题。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沃土，同时是达官贵人的世 界。在权贵眼中，满头大汗的苦力是不会有脑子的， 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

在 1918 年至 1919 年间，毛泽东的活动范围狭 小，那个冬季他形成了对北京生活既爱又恨的矛盾 心理。然而，毛泽东的心中另有一个北京。他独立 持重，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小天地。

毛泽东喜欢北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他 漫步在公园和宫殿。在西山，在长城，他抒发思古 之幽情。面对北海垂柳上的冰凌，他吟诵起唐代诗 人的名旬，体验着岑参笔下那令人赞叹不已的冰雪 晶莹的意境。这位来自湖南农村的青年看到了日趋 没落的中国文明的内在和谐。

1919 年 3 月。环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送别留法 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毛泽东。

这都城处在不断的政治动荡之中，不过毛泽东 似乎更沉湎于细微事物：“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 我的惊叹和赞美。”值此时节，这位来自长沙的叛逆 者暂时忘却其使命，迷恋于诗词和古老的传统，流 连于山水之间。

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蔡和森和其他一些来自 长沙的朋友起锚远航了，毛泽东看出自己难于同他 们一起前往。留学的一项准备是学习法语，而毛泽 东不会法语。尽管出国留学可以得到资助，但每个 学生还得花些路费。毛泽东早因债台高筑而无法再 向有钱的熟人张口借钱。*

*在少年中国学会一次讨论会上发生的一件事 反映了毛泽东经济上的窘迫。毛泽东发言说：‚总是 坐着空谈没有用，应该付诸行动。把你的衣服给我。 我来洗……大小不论。价钱一样。三天以后你就可 以交钱取货。‛没有人反应。后来一位学生的妻子开 玩笑说：‘作为绅士，毛泽东不会干洗衣服的行当。‛ 另外一位学生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就对 毛泽东说：‚那好吧，明天你来给我洗衣服，我要看 看你会不会做。‛毛泽东真的做了，当然也就得到了 钱。

另外，可能还有杨开慧小姐的牵挂。毛泽东在 拜访杨教授的宅第时和在新闻学研究会上结识了杨 小姐，杨是学习新闻的学生，她无意去法国的工厂 做工。

从根本上说，毛泽东之所以待在国内是因为他 心里不想出国。除了所说的一切困难之外，还因为 毛泽东并不真正相信在西方能找到解决他个人以至 整个中国前途问题的关键。他的心灵已被祖国的悠 久历史、壮美山水和近来所遭受的耻辱占据。

我们可以通过毛泽东自己谦虚而矜持的解释来 说明他不去马赛的理由：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 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这一决定是他已经 形成的态度之结果，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后的对 外政策的倾向。

与此同期。在 120 英里以东的天津，一位名叫 周恩来的青年作出了相反的决定，他起航远赴欧洲。 在西北的重庆，另一名叫邓小平的青年，也以勤工 俭学的身份开始了法国之旅。

中国的革命始发于图书馆。当时需要一种理论 来指导对旧制度的反抗。有一种理论早已存在。当 毛泽东的祖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由卡尔·马克 思在另一图书馆——大英图书馆里提出了。第一次 世界大战之前，马克思主义仅有只言片语传人中国， 只是在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才逐渐进入中国人 的心灵。

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它主要是根据西方先进 国家的实际总结出来的一种理论。列宁主义则与此 不同。如果在落后的俄国能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 如果帝国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会导致社会主义的产 生(列宁这样认为)，那么中国难道不应该进行同样 的革命吗?或许马克思的深奥难懂的论文需要更加 仔细认真的研究?因此，1917 年以后，一些思想敏 锐的中国人在毛泽东当时工作的图书馆开始涉猎马 克思的文章和小册子。

毛泽东不必花钱就可以读个够——这对已捉襟 见肘的他来说倒是实惠，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马 克思和列宁的书。

然而，那年冬天的毛泽东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 义，在他心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无政府主义。他读克 鲁泡特金多于读马克思，他对这位热情的俄国人比 对那位严谨的德国人了解更多。

像任何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毛泽东知道他 反对什么而不大知道为何反对。同时，他还没有掌 握反对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从个人境 遇说，无政府主义对那年冬天生活无着的毛泽东也 颇为合适。

1919 年春，北京爆发了学生示威——后被称为 五四运动——这一运动把《新青年》的主旨思想推 向了高潮。但是毛泽东置身于外。他这时心情抑郁， 尚未认清奋斗的方向。当北京的学生热心于国家存 亡时，他漠然处之，独自离开了北京，去了一个谁 也想不到的地方。

就在北京的学生砸烂孔家店时，他去山东拜谒 了孔墓。

他回忆说：

“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 子幼年所住的小镇。”他攀登了东岳泰山，游览了孟 子的出生地，然后他又到了梁山，这是《水浒传》 中英雄聚义的地方。

在北京的激进分子宣称要抛弃中国一切古老的 东西的时候，毛泽东却沉溺于古老的泉源之中。五 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运动 ——改变传统、抵制日本对中国的蚕食。而此刻毛 泽东却置身于中国的山川名胜。

在儒家圣地逗留之后，毛泽东乘火车来到徐州 (他曾路遇一同窗好友，并借钱买了火车票)。在徐 州，他流连于因《三国演义》而出名的地方。到南 京后，他环绕着古老的城墙漫步。他唯一的一双鞋 被人偷去，只得再次借钱买票到上海。

旅行本身似乎超越了去上海的目的。毛泽东说 去上海是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送行，他肯定去了 上海码头。然而他从北京出发时并没有和任何人结 伴同行，他独自置身于古迹名胜之间，觅古寻踪， 历时数周。

不管怎样，有一点很清楚，毛泽东在北京待了 半年之后就不愿再待下去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

(200 万人)已成为西方的

门户，商业贸易是其血脉。

毛泽东不喜欢待在上海，

因为这里没有古迹、胜景

和名山吸引他。

他丢拜见通过《新青

年》结识的他的第二个楷

模陈独秀教授，这位研究

文学的学者在 1917 年迫于军阀的压力从北京搬到 了上海。这次会面为日后的进一步接触播下了种子， 尽管这个第一次会面还没有到火候。

毛泽东在上海漫步街头，阅读报纸，拜访湖南 友人。

他浩渺的心思回到了在长沙的事务上。有一桩 好事来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拨给他一笔钱， 使他得以回湖南。1919 年 4 月，毛泽东打起行囊， 步行兼乘车船回到了长沙。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爆发学生反帝爱国 运动。这是北京大学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

当时毛泽东的境况非常艰难。他在湖南大学为 投考者而设的学生宿舍里找到一张床位。不久，他 在母校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兼些历史课的教学。毛 泽东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确实没法从事固定的工作。

毛泽东过着清贫的物质生活，尽管他的思想漫 游在常人所不及的世界里。他一双大脚上穿的是草 鞋，草鞋便宜而且在夏天更实用：吃的饭食主要是 蚕豆和大米。日常生活中，他经常要依赖别人。

北国之行明显地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在北京 时他沉默寡言，在长沙他有很多话要说。他的第一 次冒险举动是公开地讲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奇思想， 虽然对此他只知一点，也只这么一点。

1919 年下半年，毛泽东成为长沙地区新文化运 动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两个 主题。当时的主要矛头指向湖南军阀统治者张敬尧， 这位半封建式的亲日派曾使五四学生付出了血的代 价。

毛泽东领导了长沙的五四运动，使运动主旨的 两个方面都做得出色。在骄阳似火的 6 月，他在长 沙组建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学生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这在全国首屈一指， 即使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生骚乱较之也略逊一 筹。学校有半数时间停课(理想的“真理”压倒了现 实)。一纸宣言可以引起学生第二天更大规模的游行。 包里装着牙膏，背上用毛巾袋裹着雨伞，学生们走 出长沙与其他地方的志同道合者取得联系。几乎每 个人与自己的家庭都发生冲突。印刷粗糙的小型杂 志不断涌现，标题都带着一股高昂的情绪：

《觉悟》、《女界钟》、《新文化》、《热潮》、《向 上》、《奋争》、《新声》。

以 20 世纪 60 年代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学生绝 不摩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身穿长袍马褂的绅士， 惯于对仆人指手画脚。他们一只脚站在传统的门槛 里面，嘴上却言辞激烈地反对传统。与美国的一些 福音派信徒一样，他们和周围人一样生活，但嘴上 却说是周围的人污染了他们纯洁的心灵。

有一个大学生剁掉自己的两个手指以抗议督军 张敬尧的残暴行径。13 岁的丁玲(她后来成为中国 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 )带领全班同学冲进湖南省议 会的议事厅，要求妇女有财产继承的权利。年龄越 小，他们越无所顾忌。

毛泽东在一个“使用国货，抵制日货”的集会 上发表演讲，而没有注意到中国产品还不能满足人 们的需要这一事实。他组织一批女学生——从一开 始他就把女学生吸收进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核心—— 在长沙街头检查店铺，警告老板要销毁日货。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当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 事实的确如此，晚间政治活动之后一两个小时的休 息，不带邪念的男女相依而卧不会发生情事。毛泽 东和“三杰”之一的蔡和森及他聪明美丽的妹妹蔡 畅曾立下三人盟约：发誓永不结婚。但是他们三人 都违背了这一誓言，毛泽东则违背了三次。

这不表明他们的誓言是戏言，而是表明他们一 度曾经具有的思想——像美国福音信徒——他们并 不羞于生活在矛盾中。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时间谈情 说爱，但爱情悄然而入，而且常常为他们的事业增 添光彩。

学生的社会处境使他们处于一系列矛盾之中， 他们是蒙耻受辱的一代。古老传统的粉碎使他们根 基顿失，国家的风雨飘摇又使他们濒临绝望。

做旧中国的反叛者要求具有很大的胆量来付诸 行动。对外表堂皇、内部腐败的旧中国的公然反叛， 犹如挥戈猛刺一个外皮尚好、里面烂如狗屎的西瓜， 民众会哄然大笑。咒符既被揭破，烂透的西瓜又始 发青春。在 1919 年的中国唤起民众的反抗并非难事。 在那个暴风骤雨的夏天，毛泽东为学生联合会而奔 走忙碌，他创办了一份周刊，自任编辑和主笔，并

依地名将该刊物 命名为《湘江评 论》。第一期《湘 江评论》印了 2 000 份，一天之 内就销售一空。 以 后 每 期 印 5 000 份 (这在 1919 年的湖南 其印刷量是很大 的)。

该杂志锋芒 犀利，充分表达 了自己的主旨。它使用白话文而不是呆板的文言文， 语言的改宗就如用耶稣的原话改写钦译圣经一般的 惊人。

的确，甚至胡适教授也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引人 注目的作者。他在红格薄纸上草就的文章笔锋锐利。 生动活泼，对每一个论点都表述得很详细。他以前 如饥似渴地读报纸终见成效。

“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毛泽东作为编者在发 刊词中宣称。“什么不要怕?”他作出的回答充分显 示了他当时超然的思想：“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 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 怕。”

在中国的一份报纸上，我们看到当时的一位小 学教师对毛泽东的回忆，文中不乏溢美之辞，但很 有史料价值。

《湘江评论》只编写 5 期，每期绝大部分的文 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 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 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 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 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 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着一层板壁。我深夜睡 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 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 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 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 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 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 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长衫和白布裤。穿得很破 旧。

毛泽东写的一篇名为《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 集中表达了他的观点。这篇文章雄辩有力，通俗易 懂，极富爱国热情，尽管还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 但与两年前的《体育之研究》有明显的不同。

毛泽东开首便直刺中国社会现状：“国家坏到了 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他不 再认为强健个人体魄是解救中国之关键。中国确需 这样一种修道士——毛泽东是他们中间的头一个— —来带领中国走出黑暗。不过，毛泽东在《民众的 大联合》中并没有提出领导权。

他尽可能争取广泛的支持，号召各阶层的民众 联合起来，对压迫他们的势力“齐声一呼”。这联合 将半靠自觉半靠组织，巩固的团结是其关键。1911 年辛亥革命未能发动民众，下一次革命非唤起民众 不可。

文章提及了马克思(“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 克思”)，以与毛泽东欣赏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 生在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相比较。毛泽东说， 马克思的观点“很激烈”，克鲁泡特金更温和的观点 虽不能立见成效，但是他的最大的优点是“先从平 民的了解人手”。

文章富有革命色彩，但是在 1919 年的长沙，马 克思与其他一些革命理论家相比，似乎并不引人注 目。毛泽东期望一种更为公平的社会秩序。他有出 色的组织才能，但是当时的毛泽东还没有找到合适 的理论形态。

毛泽东设想多种形式的联合会汇聚力量形成革 命大潮。联合的目的很简明：“反对压迫民众的„„ 强权者”，妇女、人力车夫、农民、学生等，各界人 士都包括在这种联合之内，没有阶级界限之分。

毛泽东以设身处地的口吻述说了各阶层的苦难， 而对学生之苦则最为激动：

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 日‛，究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二 十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 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谈西方事务 的文章笔力雄健，但有时也很怪异。他认为德国的 ‚唯一出路‛是与俄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联 合成一个‘共产共和国‛。巴黎和会后，他讽刺法国 总理克里孟梭说：‚无知的克里孟梭老头子，还抱着 那灰黄色的厚册(暗指巴黎和约)，以为签了字在上 面，就可当作阿尔卑斯山样的稳固。‛另外，黄雨川 在《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中说，毛泽东当时并非 像李锐所说。单独负责《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

在学校时，毛泽东就造过现已与之不存在联系 的老师的反。现在，他要造社会的反。他信誓旦旦： “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必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 毛泽东的文章受到李大钊举办的《每周评论》

的赞扬(“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 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这激励了长沙合作 组织“湖南各界联合会”在艰难中形成。*

在开始公开自己的观点中，毛泽东转入一新的 开端。读书学习，在书页上写一万字的批注是一回 事，在公众面前亮相则是另一回事。这是一种行动， 其言论将会造成后果。毛泽东不再只是探索周围的 世界，而是在逐步改造这个世界。

军阀张敬尧查封左派刊物的习性，就像看门人 在能源危机时熄灭灯火一样。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 一夜之间就把只出了五期的《湘江评论》扼杀了， 它的主办者湖南学生联合会也在同一夜被取缔。

当时各种小型杂志多如飞雀，过眼即逝。毛泽 东很快又入主《新湖南》杂志，这家由湘雅医学专 科学校的学生主办的杂志同样是五四运动的产物， 因暑期人手短缺，故欢迎毛泽东去当编辑。该杂志 创刊于 6 月，8 月份由毛泽东接管，10 月份便遭到 了与《湘江评论》同样的厄运。但是它被查封之前 引起国内左派的更多注意。

毛泽东的文章被长沙的主要报纸《大公报》采 用，他作为政论家已享有一席之地。忽然间，当地 发生了一起可以大做文章的新鲜事。

长沙有位赵女士准备出嫁，她不喜欢择她为妻 的那个男人，但是四位老人——她的父亲是眼镜制 造商、男方的父亲开古董商店——都极力促成这桩 亲事。娶亲的那一天，赵女士穿上新娘的服装上了 花轿。在往新郎家中的路上，她突然从裙子里拿出 一把剪刀割破喉咙自杀了。

悲剧发生不到两天，毛泽东写的《对于赵女士 自杀的批评》就见报了。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内， 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八篇论述婚姻、家庭的压 迫和旧社会的罪恶的文章。

如往常一样，毛泽东从自己的生活中挖掘社会 罪恶的根源。

他谴责社会：“赵女士的自杀，完全是环境所决 定。”毛泽东言辞掷地有声，“这种环境包括婚姻制 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思想不能独立，爱情 的不能自由。”他把赵女士结婚的花轿称作“囚笼槛 车”。

从这九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发现毛泽 东的包办的婚姻对他的影响，以及他母亲的逆来顺 受。“大男子主义”已被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以父亲般的口吻写下《婚姻问题敬告男 女青年》。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呼吁读者“振臂一呼”， 砸碎迷信的枷锁。勇往直前早已是他的一条信念。

“命定婚姻，大家都认作是一段美缘，谁也没 有想到这是一个错举。”

自此时起，毛泽东终生都持反对在任何条件下 自杀的思想。“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真天下之至 刚勇，而悲剧之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像赵女士那 样自杀不是对腐朽的旧社会的反抗，它实际上迎合 并维护了即将灭亡的旧道德秩序。毛泽东写道：“与 其自杀而死，毋宁奋斗被杀而死。”

毛泽东鞭挞了妇女贞节牌坊，这在当时给人印 象极深：“你在哪里看见男子贞节牌坊吗?”这个几 乎可以肯定还是童身的男子问道。接下来，他召集 女学生走上街头说服家庭主妇抵制日货，争取各方 支持反对军阀张敬尧的罢工。

毛泽东的思绪被新民学会的名称牵回。妇女运 动只是造就新民的开端。不过毛泽东正在逐渐接近 这样一个观念，即建立帮苹会应该是最终的目标。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与张敬尧的湖南政权处于冲 突之中，至 1919 年 12 月引来了镇压。张敬尧的军 队用刺刀和枪托驱赶在教育广场焚烧日货的人群。 深夜召开的筹划会议一个接着一个，毛泽东写了一 篇呼吁推翻亲日派军阀屠夫张敬尧的宣言。

13 000 名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在毛泽东的宣言 上签了字，长沙大罢工开始了，胜负要见分晓了。 张敬尧没有被推翻——尽管他的统治动摇了——毛 泽东和其他领头的人大祸临头。

毛泽东决定离开湖南，以逃避张敬尧的追捕— —张敬尧现在对他们怀有刻骨的仇恨。他要到湖南 以外的反军阀势力那里去寻求对驱张运动的支持。

毛泽东重返北京。在北京的四个月是他收获的 季节，尽管并不尽如人意。

毛泽东是由新民学会派遣北上的。他是由 100 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的团长。毛泽东还接受了《大 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他这次不再是身无分文

了。

这是 1928 年 10月杨开慧写

下的《偶感》。诗中表达了 她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 ‚天阴起溯（朔）风，浓寒 入股骨。念兹远行人，平波 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 是否备？孤眠（谁）爱护， 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 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

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 见，（惘)怅无已时。‛

在武汉停留 10 天以后——毛泽东在这里对当 地形势作了考察——这一行人到达北京，正好参加 在湘乡会馆举行的有千余人参加的反张集会。毛泽

东带着一条标语来到会 场：“张毒不除，湖南无 望。”

毛泽东在古老破败 的福佑寺租住下来，这 里位于故宫附近的北长 街。他睡在没有供暖的 主殿里，置身镀金的神 像的眼皮底下。他夜间 阅读和写作的地方是一 条香案，油灯摇曳的火 苗将其映成怪影。香案 旁边是一台油印机——

这是新时代从事政治活动的圣物。这里就是这位来 自湖南的青年政治家自豪地称为“平民通讯社”的 印刷车间。

毛泽东的驱张计划并没有多大进展。北京的世 界更广阔，所关心的是更大的问题：大军阀统治的 “国民”政府的腐败；凡尔赛会议以后国际局势的 急剧变化；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反响；五四思想的传 播。毛泽东走街串巷，但一提起湖南的事情，所得 到的是不屑一顾的眼神。

毛泽东这次北京之行的首要收获是杨小姐。杨 开慧比毛泽东小八岁，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圆 脸庞，皮肤白皙。毛泽东在前一次来北京时，就已 萌发对她的爱情，现在他们的感情更深了。

毛泽东到达北京一个月之后，杨教授去世，这 似乎为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结合开辟了道路。

这对情侣开始了他们的“试婚”，这是杨教授不 曾赞成的，不过他们在北京并没有共同的居处。他 们在毛泽东栖身的北长街寺里的神像旁见面，或者 去温暖舒适的杨家。春天，他们一起到西山骑马漫 游，在僻静处相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似乎在那年 春天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降生了。

五四精神鼓舞下的毛杨的结合是自由恋爱的结 晶，这在旧中国是极为少见的。一年以后在长沙举 行的结婚仪式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很少有人记在 心中，甚至毛泽东本人在 1936 年与埃德加·斯诺谈 话时，也回忆不起这次婚礼的确切日子。

长沙的赵女士没能活着去光扬五四道德准则， 而杨小姐的奋争使这种精神在政治运动中得以体现。 死去的赵女士使毛泽东满腔愤懑尽诉笔端，活着的 杨小姐则令他心醉神迷。赵女士永离人间。杨开慧 则在精神上给毛泽东注以新的活力，佐促毛泽东在 20 年代进行笔战和继之以真枪实弹的斗争。

也是在那寺庙的香案上，毛泽东阅读了《共产 党宣言》(中文译本，他热心搜读各种译成中文的有 关材料)。这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深深打动 了他。部分是因为《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 中文译本在中国 1919 年 11 月出现——是当时在中 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的著作。部分是因为俄国革命 后，经过李大钊教授和其他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人的面前放出了新的光辉。

苏俄成了毛泽东的指路灯塔，就像 1790 年法国 之于英国的激进派一样。他对马克思理论的掌握是 逐步的，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深深地打动了他的 心。

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1901 年生，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随毛泽东在长沙、上海、 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 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 留在家乡板仓坚持党的地 下工作。1930 年被湖南军阀 何键逮捕，同年 11 月 14 日 英勇就义，时年 29 岁。关 山远隔的毛泽东闻讯痛苦 莫名悲愤地说：‚开慧之死， 百身莫赎‛。

他在同一位青年妇女的交谈中表现出他对新俄 罗斯的热情。那位妇女说：“搞共产，好是好，但要 好多人掉脑壳。”毛泽东激动地回答：“脑壳落地， 砍脑壳，当然，当然，但是你要晓得共产主义多么 好!那时国家不再干涉我们了，你们妇女自由了，婚 姻问题也不再拖连你们了。”

对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它解 释历史是怎样从一个阶段演进到下一个阶段。

毛泽东对于革命行将带来的社会前景考虑不多。 他也没有注意到最为艰难的关键问题是要夺取政权。 不过，在 1920 年他已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认 为中国的命运要与俄国式的革命连在一起。

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国家，克服落后，人民的能 量才能得以释放，五四英雄们的理想才能在社会中 实现。

马克思主义绝不像一道命令或一种疾病那样， 只是从一种历史环境传播到另一种历史环境，而是 在新的环境中再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 正是这样。自 1919 年他成为《新青年》的读者时， 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已在心中播种。圣彼得堡传 来的消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 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的吸收仅是毛泽东 的思想演进的第三个阶段。

“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毛泽 东谈起他在北京度过的第二个冬天，“使我树立了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除《共产党宣言》外， 还有一本考茨基的著作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后两本书给予毛泽东的不是很纯的马克思主义。

不过，毛泽东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从 1920 年夏天开始，他认为自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 了，并且以后从未动摇过。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 和空想主义都从他的政治思想核心中挤出去了。

毛泽东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吞食马克思、脱胎换 骨变成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从他继续从事湖南 自治运动的行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 4 月份离 开北京，原因之一是他在这里并不能为湖南自治做 些什么。

杨开慧自父亲死后便随母亲一起回到长沙。毛 泽东暗中思量，一俟湖南政局稍安便抽时间与她相 聚。

在那个时候，他还希望与陈独秀教授详论自己 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变卖了自己过冬的大 衣买了火车票起程去上海，脑子里装着一大堆未清 理的想法。

毛泽东处境艰难，他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洗烫 衣服并要来回取送。他在一家洗衣店当伙计，每月 的薪水是 12 块至 15 块钱。其中约要八块钱用作车 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私宅及旅店之间。如 果说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对上海很少露出笑脸的话， 我们不难理解个中缘由。

毛泽东期望陈独秀在湖南问题上予以指导，但 这位革命的教授手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由新近 成立的共产国际派遣的俄国顾问已经到达中国，与 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关于在中国成立布尔什维克组 织的具体事宜。

那年春天，陈独秀是迄今所知对毛泽东的马克 思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人。

“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 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后来谈起这位以前是北京的反传统斗士时说。 1920 年 5 月 8 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 半淞园合影。左七为毛泽东。

毫无疑问，洗衣店的艰辛使毛泽东进一步接受了马 克思主义，也帮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所说的 “无产者”这个词的意义何在。

毛泽东去码头向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送行， 阳光闪烁在黄波荡漾的黄浦江面上，潮湿的空气中 回荡着装卸船货的号子和汽笛声。毛泽东身上穿着 在自己受雇的洗衣店里洗得泛白的灰布长衫。

在起航之前，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的半淞园举 行了会议。毛泽东讲了话，他提出“改造中国与世 界”的口号。会议决定委派 他回长沙任湖南勤工俭 学运动的负责人。大家郑重地合影后，便沿着吴淞 口岸慢慢走向法国货船。

*毛泽东在学校的大门上写了一句口号：‘世界 是我们的，做事靠大家来。‛(《毛泽东年轻的时候》， 栽《工商日报》，柬埔寨，1967—O1—13)毛泽东在 编辑《湘江评论》时曾在这里代过课。当蔡和森和 其他的湖南名流正在法国的工厂里忙碌时，毛泽东 无可争议地成了新民学会的领导者。

毛泽东

写给胡适的

明信片。

有些女生随这伙人一起出发了。让女生参加这 一运动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贡献。他曾对领着一帮 女生的一位湖南朋友说：“外引一人，即多救一人。” 他对妇女的遭遇的同情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他对旧中 国的憎恨。

有位学生对毛泽东没有赴法表示遗憾，毛泽东 回答道：“革命不可能等到你们归来再着手。”

毛泽东独自站在斜坡上，看着朋友们依次走进 船尾的四等舱。在他转身走回市内前，他高声喊道： “努力学习，拯救国家。”

湖南的内战连续不断。但是到了 1920 年夏，战 争以张敬尧败走和较为开明的谭延问上台而结束。 毛泽东在这种新的自由气氛下带着满腹政治计划回 到长沙。

奉谭之命担任骚乱不已的第一师范校长的人恰 巧是毛泽东过去的老师，这位教育家不久就聘任毛 泽东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修业学校的主事。*主编 《湘江评论》时，他曾在修业学校教过课。当蔡和 森和其他湖南名人正在法国做工时，毛泽东无可争 议地成为新民学会的领导人。

修业小学的报酬丰厚，主事的职位且有一定的 威望。毛泽东很快就显示出他不只有俭朴的一面。 他与杨开慧住在清水塘附近的一幢房子里，这是一 个财主建在花园中的住宅，宁静而雅致。租金每月 12 块，与他在上海洗衣店时的收入一样多，超过他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收入的 50％。从表面上看， 毛泽东已跻身长沙上层社会。

1920 年至 1921 年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趋于 一致的时期，这给他的政治生活带来新的目标，也 给他的亲属多少带来一些痛苦。

毛泽东把五四精神推向前进。他创办了青年图 书馆，又(与其他人一起)重建湖南学生联合会。在 回韶山的几周内，他给家乡传送了新文化的火炬， 成立了一个教育促进会。他在湖南《通俗报》上撰 文并担任编辑。这是一份半官方的教育报纸，毛泽 东的朋友何叔衡任主编后，该报便转向左派。

在一位与他关系颇好的女同学——她也是杨教 授最好的学生之一——的帮助下，毛泽东创办了文 化书社，在湖南传播左翼文化的种子。“湖南人现在 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他在《文化书社缘 起》中写道。

毛泽东在湘雅医学专科学校以低租金租了三间 房作文化书社社址，并从杨开慧的母亲那里得到经 济上的资助。他甚至请擅长书法的军阀谭延闽为书 社写招牌，出席开业仪式。在那个下午的开业典礼 上，这两个冤家对头握手言欢。

书社营业很好，不久就在其他城镇成立了七个 分社。初期最畅销的书籍有(都是中文书刊)

《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 俄国之研究》等，杂志有《新青年》、《新生活》、《新 教育》和《劳动界》。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

主旨中增进了亲苏俄的内

容。他和《通俗报》主编

何叔衡一道成立了“俄罗

斯研究会”，并发起了赴俄

勤工俭学运动。在马克思

主义信仰的影响下，毛泽

东试图组织劳工联合会。

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这些建议从北京和上海通 过信件传给他——他开始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时 他还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一共产党外围组织。*

1921 年 5 月，何叔衡被省教育厅辞退，

《通俗报》的激进分子也一齐被解雇。毛泽东 聘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为修业小学的教师。在反抗 斗争中，如果说学生是中坚力量，那么小学教师则 像一根红线把他们与那影响不断扩大的毛泽东的马 克思主义思想行营连在一起。

*刘少奇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成员， 后来去苏联的莫斯科远东劳动大学勤工俭学。这位 勤奋的少年来自宁乡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他比毛泽 东晚五年毕业于第一师范。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时 他们曾见过面。并谈论过勤工俭学问题。

第一师范本身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校内学生中招募新的追随者； 靠学校的薪水维持少数学生领导人的生计；利用校 友会宽敞的活动场所召集会议，并以文化书社的名 义向每个与会者赠送 10 元钱作为礼物，还让年轻人 方便地出入图书馆，犹如出入公共汽车站一样。第 一师范对于毛泽东这个崭露头角的共产主义者来说 像一个大家庭。

毛泽东的家人也被吸收进来。毛泽东的父亲于 1920 年死于伤寒，终年 52 岁——此事毛泽东很少 提起，除了说几乎没有人参加父亲的葬礼外——毛 泽东悄无声息地接过了父亲手中的一切。他安排二 弟毛泽民进入第一师范，让三弟泽覃在一个很好的 中学读书，还把他继妹泽建送到附近衡阳市一所师 范学校。

这三人不久便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在毛泽东的 直接领导下；毛泽东像父亲一样时时把他们打发得 团团转。

毛泽东已不再是孤身奋斗了。他和上海、北京 和法国的同志保持通信联系。他在长沙这个不大不 小的池塘中成了一条大鱼，在湖南各地他都有可靠 的联系。他有自己的小家庭，妻子不久有了身孕。

毛泽东在 1920 年写的一系列文章主要都是赞 成湖南自治问题的。这是毛泽东最终要支持地方主 义吗?是的。从其生气勃勃的文章中，可以照见毛泽 东是怎样一个人。

还在上海洗衣店干活的时候，他就与一位主办 《天问》周刊的湖南活动分子和湖南改造促进会取 得了联系。现在，谭延闽成了省长，毛泽东和其他 一些人希望他能保证湖南的自治，“不引狼(北京政 府)人室”。

毛泽东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是他以前的自由思 想的延伸，还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文章《毛 泽东选集》没有收人)。

他也没有为将来独立的湖南确立社会目标，仅 仅是让湖南脱离压在背上的重负。

毛泽东对湖南自治问题的议论是对自己的反对 帝国主义的思想的运用。他把“湖南以外的”地方 都称为“外国”。他呼吁成立“二十七个小中国”， 因为“大中国思想”是一种罪恶，阻碍了平民生活 的“自然发展”。

诚然，毛泽东之所以赞成 27 个省都关起门来自 治，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各省的小建设成功，一个更 为强大和繁荣的中国才会存在，“这正像美、德两国 由分而合的道路”。

然而，对于一个已经是激进的信奉国家民族至 上的人来说，转而支持分省自治无疑是令人震惊的 ——他的一些左翼朋友也认为这是他的一个错误。

1920 年 7 月，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 蒙达尔尼召开会议。这是与会会员的合影，其中有： ‚向警予、萧三、蔡畅、蔡和森、萧瑜、罗学瓒、陈 绍林、张昆第、葛健豪、欧阳泽、颜昌颐、李维汉。 他沉痛地写道：“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

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 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 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北京，同其软弱无能的“国民”政府(以及它严 寒的冬天和对南方方言的歧视)一并受到毛泽东的 抨击。

到 1921 年春，毛泽东已失去对湖南独立自治的 热情。军阀的更迭也动摇了这种激进的理想。谭延 闽在 1920 年 9 月被取代，新统治者赞成自治，但反 对通过自治解放民众的任何意向。

数周后，毛泽东带头冲击省议会，把挂在考究 的墙壁上的条幅、旗子扯了下来。他认识到了改良 政治的局限，并要在现存政治结构之外组织活动。

萧瑜在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见到了毛泽东。他 们彻夜长谈，泪眼相对，并发现彼此间存在鸿沟。 毛泽东是亲苏俄派。萧瑜则不是。毛泽东赞成强权， 萧瑜则担心这会危及个人自由。

毛泽东决心组织民众来夺取政权。萧瑜则仍是 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学究。他对毛说：“像刘邦和项羽 (汉朝的两位政敌)

*胡适避谈思想意识问题，要求成立‚好人政 府‛这与毛泽东曾想要孙中山任总统、康有为任外 交部长组成政府时所持的理想的折中主义何等相似。 ——译注

那样争夺天下的争斗，在耶稣基督和释迦牟尼 看来，就像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打架斗殴一般。”

毛泽东简单地反驳道：“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 的理论，多遗憾。”新民学会兄弟般的团结自此成为 过去。

1921 年初的一个大雪天，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 开了三天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变革”的目标， 反对“改良”。他赞成采用俄式的革命方法，反对“通 过几十年的教育”的改良方法。

从法国归来的大部分人反对他的观点，一些继 续留法的人也写信反对这一观点。他似乎遭受了挫 折，所以他在会上宣布新民学会“已经完成了它的 历史使命”。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赢得了自己斗争的胜利。 他转移了自己的基地，他把和自己观点类似的会员 拉进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视新民学会如敝屣。

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已经分裂成两派，这一结果 使毛泽东与萧瑜分手。1919 年在《新青年》上的论 战已经为他们作了总结：“谈论主义”还是“研究问 题”?知识分子是用理智分析研究具体问题。还是在 一种思想意识的指导下付诸一定的行动?

胡适教授为首的五四自由派坚持研究具体问题 而远离政治生活，李大钊教授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 则信守“主义”。毛泽东无疑站在“主义”一边*， 他希望发生分化。如果把五四传统与某一具体思想 形态联系在一起就意味着会产生分裂的话，这种分 裂是件大好事。

另一种分化已迫在眉睫。在 1920 年，无政府主 义乘时而“入”。一些敏感、笃信绝对自由的年轻人 组成了自己的组织：湖南诗雨社、健学会、青年会 和(最有影响的)劳工会。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的信 条非常了解。1918 年至 1919 年在北京时他曾为之 倾倒，可现在他心中的马克思已经驱逐了克鲁泡特 金，他狠命地与劳工会展开斗争。

毛泽东以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 发展》这类马列主义的书籍为武器，抨击无政府主 义的代表人物。他迷惑对方，嘲笑无政府主义者要 “在 24 小时之内废除国家”的蠢举妄动。每当从无 政府主义的阵营中争取过来一人，毛泽东就把他引 荐到组织严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来。

在北京时的孤独和被人疏远，使毛泽东倾向于 接受无政府主义。现在，他正作为长沙左派力量的 主要带头人大踏步地朝前迈进，并把无政府主义视 为令人难容的东西。

1921 年夏，毛泽东乘船北上。这次旅行是他在 长沙 10 个月的组织活动的最高峰。作为准备阶段， 起先是成立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研究会以吸收有才 干者，然后是新民学会的分化，接着是有坚定信仰 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现在，重要的新步骤到 来了。

在此前的几个月中，毛泽东收到了数省共产主 义小组织在联络地上海和北京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 者发来的很多指示。他在 1920 年 9 月曾秘密地去过 上海这个港 15 城市参加计划会议。

现在，毛泽东作为湖南两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 者之一再次返回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 表大会。湖南的两位代表都是教师。另外还有来自 其他五个省及(留学)日本的 11 名代表。

非常凑巧的是，在至汉口的船上毛泽东正好与 萧瑜同舱。作为朋友，他们争议到深夜，此时的毛 泽东正在研读《资本主义制度概论》。坚固的友谊能 战胜判断力吗?似乎更多的是大量前马克思主义的 思想习惯仍保留在毛泽东的内心。*

*同样奇怪的是，毛泽东和何叔衡的上海之行 使长沙的一些激进分子感到‚很突然‛，——是否湖 南代表人选事宜曾发生过争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上 海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1921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初，毛泽东作为湖南省代表出席大会，参 加创建中国共产党。

13 位代表汗流浃背地来到上海的法租界，住进 在博文女校已经订好的房间(学校暑期放假)。他们 大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 26 岁——他们中没有 一个是工人或农民。几乎所有人的出身都要高于毛 泽东。

会议于 7 月中旬在望志路一栋装有黑漆大门的 灰红色房子里举行。这栋房子外表平平，底层没有 窗户，是上海一位代表的长兄的居所。全体代表— —包括两名来自共产国际的俄国特使——围坐在起 居室桌旁，桌上放着茶杯和文件。

毛泽东当时 27 岁。他颇为慎言，眼睑下有一圈 黑晕。作为代表，他穿着土布长衫像是一位来自湖 南乡下的道士。

有人记得毛泽东在发言时不停在耸肩。他那好 斗的特性给人留下印象。

“他在讲话时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对方上钩， 使与之辩论的一方无意之中自相矛盾。然后，他发 出一阵笑声。”这会惹火那些认为有重要问题要谈的 人。

毛泽东常常不修边幅。

“你可以从他的脖子和身上刮下斤把灰尘”㈨， 一位同僚回忆道。在饭店吃饭时，他用袖子擦去洒 在桌上的食物和酒。他常常穿鞋不穿袜子，或是让 袜子耷拉在鞋面上(他的这种习惯保持了几十年)。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令人十分激动的一周， 他一直渴望大会的召开。他在着手湖南自治运动时 曾写道：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 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现在 他相信这种运动应该是布尔什维克式的，而他正与 两名布尔什维克同志，共产国际的马林和远东书记 处书记尼科尔斯基同桌而坐。

参加会议的 13 位代表虽然各有不同的考虑，但 终归都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的巨大激发。如果 没有俄国的影响和帮助，这种会议是不可能在 1921 年举行的。

但是，长沙的情况不同于整个中国，更不用说 莫斯科了。党的核心提出的思想是否与毛泽东这位 地方政治家的方案不谋而合呢?

有迹象表明，湖南代表问题似乎成了会议的关 注点。会议认定毛泽东的伙伴何叔衡不是完全的马 克思主义者，没有资格充当代表。毛泽东不愿伤害 湖南老乡的自尊心，于是找个借口让何返回长沙， 说长沙有紧急的事情需要何去亲自处理。*

会议的气氛低沉，代表们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 在亲历一重大历史事件。炎热的气候使人疲惫不堪。 一些代表感到头昏脑涨，而更多的人则有意见冲突。 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是这次散漫的会议上的活跃人 物(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对这次会议谈得惊人的少)。

能否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虎头 蛇尾?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李大钊教授(当时仍在 北京)和陈独秀教授(当时在广州)都没有出席。

无论如何，这些代表不是经过考验、有共同信 念的团体。其中一位代表不是住在女校而是住在豪 华的东方大酒店，并且花很多时间和精力陪他漂亮 的妻子逛商店购物。

这 13 名代表也无法完全自主。会议的规模和时 间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以及缺席的李大钊和陈独秀 决定的。

在客厅桌子旁的代表们所发表的看法与毛泽东 的想法并不十分吻合，这尤其使毛泽东不悦。

两条路线正在形成。占统治地位的是共产国际 的路线，且得到了富有才能的张国焘(他的故乡就在 韶山的另一边)的支持：组织城市工人，推翻资本主 义，建立无产阶

级专政政权，不

与孙中山那遍布

全国的国民党发

生联系。

不赞成该路

线的是渐进派。

他们认为需要一

个民众教育时期，

中国的城市工人

数量太少，不足

以推翻资本主义，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事业，可以和孙中山合 作。

毛泽东当时究竟是怎样想的?谁充当组织领导 者?采取温和的方法还是激烈的方法?毛泽东对这两 派并非一无所知。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坚定支持任 何一方呢?

原因很简单，他当时心态复杂，漫元头绪。俄 国模式是他新的热情所在，但由于他以前存在的信 念根深蒂固，这种热情又很不稳固。在长沙反击无 政府主义的过程中，他更加信仰俄式的社会主义， 并满腔热情地加紧建立政党。但到了上海，他新近 形成的信条似乎有些动摇。

*作者的这段资料来源于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事实上，何叔衡作为‚一大‛代表始终参加了会议。 包惠僧说：‘记得开会时，何叔衡与毛主席坐在一起。 在我的对面。‛——译注

湖南的同志——全国 57 名共产主义者中长沙 有 16 人——理解莫斯科的精神吗?这种新的观点在 韶山行得通吗?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完全理解俄国的 布尔什维克主义。

一天，会场发现有可疑的来访者。法租界侦探 已在侦查这次会议。代表们决定转移到上海南边不 远的风景胜地去，于是会议在南湖的一只租来的游 船上继续举行。

萧瑜当时正取道上海回法国。奇怪的是他与毛 泽东乘一列火车抵达南湖(萧说这是毛的建议)。所 有的会议代表同乘这列火车，但没有坐在一起。毛 和萧闲聊，到南湖后同住一个房间。放好行李后， 毛仍然力劝萧参加会议。

会议在游船上继续进行，舒适华丽的 16 米长的 游船飘荡在水面。代表们品尝着南湖的鱼，决定正 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且每个月向 莫斯科的总部汇报。

那天晚上毛泽东很迟才回到旅店。他打开蚊帐， 爬到双人床上与萧瑜睡在一起，他热得满身是汗但 没洗澡。

“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毛泽东用长沙老乡之间 谈话的口吻对萧说。他似乎正在思考他所要进入的 更为广阔的世界。

“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 毛泽东对萧瑜预见道：

“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

就有可能统治中国。”这种预言在当时简直是空口说 白话，萧瑜当时也没有多深印象，他担心独裁主义 会步尘而来。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没有去参加会议。他起得 很迟，这是他的习惯。他起来后便与萧瑜一起去杭 州览胜。他们在西湖附近的花园、小山和寺庙中度 过了整整一天。

然而他们争了起来，萧瑜羡慕山水的壮丽，毛 泽东打断他说：“这是罪恶产生之地，多少人用他们 的金钱来干可耻勾当。”他们在杭州只住了一夜。

毛泽东不久就回到长沙，担任襁褓中的共产党 的湘区区委书记。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萧 瑜。

毛泽东从一个孤独的山村走出来，现在竟能够 承担以震撼世界的俄国革命命名的国际革命学说的 责任。他以激奋心态置身于同西方思想的遭遇中， 这种西方思想已部分构成他要求掌握社会变迁知识 的初始阶段。无政府主义思想曾在 1919 年强烈地影 响着他。在这思想形成的年代，博采众长对于他陶 冶他那钢铁般意志的个性具有很高价值。确实，在 1917 年至 1918 年间，他似乎是个自由的个人主义 者。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几年中，中国 共产党 1921 年在上海成立后，他开始远离自上而下 的强烈的个人主义的鼓动做法，最终转变到依赖下 层革命。

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仿臸)。

★第四章 组织(1921--1927)

一切都变了样，但热闹了一下又都恢复如常。 上海的一次会议并不能就此动摇长沙的政治模式， 也不能让毛泽东放弃他喜爱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有了新的任务，但他仍 是沿着熟悉的五四道路前进。

毛泽东是中共湘区党的负责人，不过没有多少 事要负责。他还可以做自己的事，诸如边教书边从 事组织活动。他试图把共产主义这杯新酒倒进湖南 这只试瓶中。

他的活动仍集中在长沙。1921 年至 1923 年间， 他的文章大多发表在长沙的《大公报》上，而不是 在党的刊物或全国性的刊物上。1921 年至 1922 年 的文章全都受着五四精神的启迪。毛泽东甚至还没 有烧掉他与无政府主义联系的桥梁。

他在第一师范的关系网仍然存在，成为共产主 义者的毛泽东没有停止在附小的教学工作。在第一 师范的支持下，他开办了夜校，参加学习的有黑铅 厂工人、电灯公司的职员、人力车夫、菜贩以及铁 路工人。第一师范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夜校的毛先 生”。

毛泽东还办了“补习班”，为那些想学算术和语 文的 18 岁以上的农村青年补习文化，这使乡下的泥 腿子第一次走进了第一师范宽敞的讲厅。他们皮肤 黝黑，衣衫破烂，身上散发着汗味。在课堂上出声 地嚼着烧饼和油饼。

有些人试图把这些鱼从第一师范的池塘中赶出 去，毛泽东一面尽力说服母校校长，一面当众以不 屑的口吻说服饰和饮食习惯只是“小节”。他软硬兼 施的策略使人难以招架，这使他能把补习班继续办 下去。

在毛泽东的教育工程园地中，最为出色的是创 办“湖南自修大学”。它于 1921 年秋季在“船山学 社”成立。在办校的两年多时问里，学生最多时达 200 人，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是其中的一个。毛 泽东把新民学会的朋友请来讲课，杨开慧也曾助一 臂之力。

传播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其目的之一。学校出版 了言辞甚激的小型月刊《新时代》，毛泽东在上面发 表了自己两篇首次带有马克思主义味道的文章：

《观念史观批判》和《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毛 泽东解释说，这份刊物不像普通校刊那样的“文字 的杂货店”，它将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这位年轻的 组织者在努力使自己靠近既定之规。

然而，毛泽东仍然首先是教员，其次才是理论 家，他相信教育会提高“老百姓”——中文里用来 表示普通民众的词——的素质。作为教师他是认真 的。

在 20 年代早期，毛泽东写的文章最有趣的要算 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这篇文章写于 1921 年 8月，1923 年初被上海的一家重要刊物《东方杂志》转载。文 章中，毛泽东区分了书院与学校。学校的坏处是“先 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毛泽东对传统教育强烈不满，便创 造出“学阀”一词。中文的“学阀”由“军阀”一 词套用而来。学阀冷酷无情，用学问做交易，只知 给学生灌输知识，并要学生的酒喝。

在毛泽东的学校，入学者无须考试，但要求“提 出自己对社会的批评主张”或“阐明自己的人生观”。 学校授课很少，宗旨是自己“阅读和思考”。学习过 程成了一个集体寻找光明的过程，毛泽东勉励学生 刻苦钻研。中国历史是自修大学的主要课程。

正如该校利用古雅建筑作校舍一样，它亦从传 统教育中借鉴有价值的东西。毛泽东说他要把三件 好的东西结成一体：旧式书院的寻根索源的研究方 法，现代学校的崭新教学内容，培养健全人格的常 规体制。

学校获得了成功，然而只有少数精英才知道学 校的真正目的。湘区党组织从历史、地理和哲学各 班吸收了许多新成员。但是，很多“老百姓”发现 读书太多太难懂。

中共‚一大‛后，各地相继成立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分部。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他领导的中 共湖南支部，遵照中央精神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领导 工人运动方面。1921 年 12 月，他首次到安源路矿 考察。这是刘春华以此为背景创作的油画《毛主席 去安源》。

20 年代早期的手工工人能够并愿意上夜校学 习世界史，那绝不是一般的人，毛泽东迄时为止还 没有接触普通群众。

从某个方面来说，上海的会议对毛泽东产生了 影响，他比以前更加注意劳工运动了。

1922 年中国劳工运动高涨，一小股共产党人在 其中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以及支持他们的共产国际) 认为这是代表中国未来的潮流。马克思发现了工业 无产阶级，它在东方的信仰者也步尘而至。毛泽东 尽管有所怀疑，但他还是加入其中。

毛泽东从上海回来时戴了两顶帽子：湘区区委 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劳工运 动是当时中共的重点所在，安源是毛泽东的第一个 战场。

位于湖南东部的安源是一座偏僻小镇，但那里 有一个大型煤矿，1898 年起由德国人和日本人在那 里开采。它拥有大批的煤矿工人，因此成了姗姗来 迟的中国工业革命的最早立脚点之一。

20 世纪 60 年代有一幅油画。画的是年轻的毛 泽东顶着密布的浓云无畏地向前迈进，去发动安源 的矿工。画中的毛泽东比真人还要大，他穿着白长 衫，仪态庄严，看上去像一位牧师准备给不信教者 带去福音。

从 1921 年底到 1923 年初，毛泽东四次到安源， 实际情况并不全如油画上所表现的。在安源的这项

当年毛泽东在安源的住址——八方井 44 号 (左)和当年毛泽东考察过的总巷平矿井。 工作是尝试性的，也是艰难的。有些工作没有任何 结果，而且毛泽东也不是唯一的领导者。

毛泽东的确穿着白长衫，沿着铁路步行到安源， 但他一看到这座小城就脱了长衫。安源很脏。12 000 名矿工工作条件恶劣，每天 15 个小时的繁重劳动使 人累得麻木。在方圆四英里的范围内有 24 座基督教 堂，却只有一个小小的医疗所为 6 000 名工人服务。 这里是狄更斯笔下情景的再现，丝毫没有受到五四 精神的触动。

毛泽东总是深入基层，他住在矿工家里，察看 矿井，勤做记录。

当他走进屋子与工人交谈时，矿工们全体站起。 工人们的这种敬重并不利于着手工作。社会隔膜的 存在使毛泽东在精神上感到苦恼，难道他已不再是 大地的儿子而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莫斯科的真理守 护者?但是毛泽东并不灰心。他和弟弟毛泽民一起第 二次到安源。这一次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穿破旧的 上衣，脚上是草鞋。看来土气多了。

在 1921 年 12 月的几周时间内，他们两人住在 一家客店里。在每个大雾弥天的清早，他们都外出 说服矿工。

“你们的双手创造了历史”，毛泽东不停地对着 这些黑黝黝的面孔和疲惫无神的眼睛说。

他在安源的主题是要反对天命论。

一个共产党小组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当然还 有工人夜校都建立起来了。夜校办得不成功，毛泽 东不久就取消了夜校，代之为工人子弟办了一所很 顶用的日校。

毛泽东会用简明形象的教学方法。他在黑板上 写上一个“工”字，然后解释道，上边的一条横线 是“天”，下边一条是“地”，中间的竖线代表工人 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 都是他们的。他这种教学方法或许会让杨教授摇头， 但倒是个好的教学方法。

1922 年 9 月，当毛泽东第三次来到安源时，这 里已是山雨欲来。这部分是因为矿工的悲惨遭遇， 他们不被当作人看待；部分因为来自长沙的知识分 子的成功煽动。

毛泽东是负责人，但他并不是主要的操持者。 有一位重要人物是李立三。他即是对毛泽东 1917 年的征友启示没有明确表态的那“半个”应征者。 直到 1921 年，他还在法国勤工俭学。

另外一个人物是出身于财主家庭并曾在莫斯科 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刘少奇。在 1922 年秋那次成功的 安源罢工中，刘少奇是一位英雄。这次罢工使安源 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一面旗帜，并促成了湖南全 省工团联合会的诞生。毛泽东被选为联合会的总干 事。刘少奇则在毛的桂冠上加上了漂亮的羽毛。

安源的工人运动使人印象至深，其发展颇为异 常。4 亿多人口的中国只有 200 万产业工人，安源 工人俱乐部犹如沙漠孤堡。“工人万岁”，毛泽东带 到安源的这一口号在 1922 年的中国听者藐藐。

安源办起了阅览室、合作社、工人议事会，大 约有 60％以上的工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工 人俱乐部。五一节举行了庞大游行，十月革命的周 年纪念日、列宁的生日，甚至远在德国的马克思主 义者李卜克内西的生日都有庆祝活动。

安源成为一块基地，共产国际暖在心里(安源确 被戏称为“小莫斯科”)。这里看上去似乎成了对所 谓的世界革命有示范作用的前哨阵地。但是它将把 世界引向何处?矿工们赢得了较好的工资和工作条 件，下一步怎么办?

1922 年，毛泽东几乎没有写什么东西，不过团 体请愿书、信件、公报除外。他忙着建立一个又一 个的组织。清水塘现在成了他的办公室。这里是湘 区区委所在地，也是长沙左翼分子的会所。周围是 共产党人用以掩人耳目的菜地，从这所低矮的房子 的窗户透出的灯光，常常亮到黎明时分。

毛泽东试图兼顾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他不像有 些共产党人乐意的那样，终日埋头于文件和会议之 中。他和杨开慧从清水塘搬到部分由自修大学使用 的一所房间，这里比较舒适。毛泽东的岳母和他们 住在一起，她自己有一间中意的房子。毛泽东的第 一个儿子毛岸英(意为英雄的河岸)生于 1922 年。温 馨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因繁忙紧张的工作受到冲击。

到 1922 年又发生了变故，不知是因为家庭的原 因，还是毛泽东希望离办公室近一些，他们又搬回 清水塘居住。

毛泽东和杨开慧在清水塘的住所。清水塘地处 长沙市郊小吴门外，因为环境比较僻静，所以挑选 来作湖南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机关。毛泽东和扬开慧 在这里住了两年半时间。这也是毛泽东成为职业革 命家以后一段难得的温馨岁月。

毛泽东领导了长沙 6 000 名泥木工人的罢工(他 们抱怨每天只能喝上两顿稀粥)。他穿着粗布衣衫装 扮成工人，吹着口哨指挥工人呼口号。他还领着一 批人在晚饭时分冲进有钱的工头家里，让工人看看 两者在饭食上的差距。

省长的随员怀疑毛泽东不是普通的泥木工人， 便盘问毛泽东的名字，毛泽东却巧妙地把话头扯到 其他事情上去了。

1921 年 11 月，毛泽东曾与当时途经长沙的共 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会晤(他以后没有提起过)。毛 泽东帮助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工会组织，成员包括石 匠、理发匠、纺织工、裁缝和排字工等各行业工人。 毛泽东南下到衡阳，在第三师范建立了党组织，他 的继妹为他这种工作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参加了排字工人的罢工，他们反对毛泽 东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大公报》。这次罢工可能 损害了他与编辑部的关系，此后，他很少或再也没 有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过东西。

对长沙 9000 名人力车夫的艰苦生活，毛泽东关 心尤切。他拿出党的活动经费，帮助车夫罢工，要 求该市总共 3100 辆人力车的大小车主降低车租，并 取得了胜利。在给人力车夫上课的夜校课堂上，毛 泽东又采取了新的教学方法。他在黑板上先写一个 “工”，再在旁边写一个“人”，这两字合起来就是 “工人”。毛泽东然后再写一个“天”。他微笑着告 诉车夫如何把“人”字放在“工”的下边构成“天” 字。他进一步解释，如果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可以顶 天。

有些车夫具备了入党条件，毛泽东在南门外为 他们举行简短的入党仪式。他把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挂在榕树上，车夫们一个接一个地前来旗下，举起 右手随毛泽东宣誓：

“牺牲个人，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服从纪律， 努力工作，永不叛党。”喜悦的神色在眼中闪现，毛 泽东给每位新党员一份证书和一些学习文件。

乾坤逆转，天翻地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 从来都被认为与政治无关，现在却成了自认为是历 史前进动力的政党的成员。人们会说，这是从贫民 窟提出来的权利要求。

此后不久。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北京与几位 有教养的中国人共进晚餐。酒过三巡，一位上层人 士宣称：“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者才发明这阶 级观念。我的车夫拉着我走在大街上，我们可以像 老朋友一样谈笑。”史沫特莱惊讶地问：“假如是你 拉着他走在大街上，或者说他不愿意干时，你们还 能成为朋友吗?”

20 年代的北京对毛泽东一无所知，然而史沫特 莱早已不知疲倦地参与了毛泽东的事业。从某种意 义上说，毛泽东是在发明阶级。这是有效的发明， 它表明人力车夫不是自在之物，而是通过阶级斗争 成为历史之物。

1922 年 4 月。毛泽东到杭州参加中国共产党中 央全会。他已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但又并非完全 如此。参加杭州会议的一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回忆说： “扮演主角的与会者是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 和另外一位非常能干的湖南学生，我记不起他的名 字了。”毛泽东当时名声赫赫，但仍是一隅之士。

1923 年，湖南的劳工运动进入了关键时期。一 方面它处于全盛阶段，在中国最强大。毛泽东让李 立三、刘少奇和他的有经济头脑的弟弟毛泽民留在 安源继续开展工作。他自己在湖南的很多地方播撒 革命种子。

他组织工会，发动了多达十几次的罢工，还不 时地在各地暗中发展党组织。工作正大踏步地朝前 迈进。两年的时间，湖南就有了 20 多个工会组织和 50 000 多名会员。尽管发展党员条件甚严甚慎，但 湖南的党员人数从 1921 年年中的 10 人，一年后猛 增到 123 人。在每一个工会成立之际，毛泽东总是 设法把一名党员安插进去任总干事。

另一方面，劳工运动缺乏民众基础，铁路上发 生的危机说明了这一点。

像大多数产业一样，铁路大部分由外国资本把 持，反帝情绪加剧了工人的反抗心理。铁路工人最 为先进。在华北，铁路成了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的 摇篮。根据上海的指示，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粤汉 铁路。中国共产党认为它——与安源煤矿一样—— 可以成为湖南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

毛泽东依照安源模式行动。在长沙的新河车站， 他工作做到了家，进展很顺利。他在茶馆举行会议， 有时邀请铁路工人到清水塘他的家里彻夜讨论罢工 计划。

*很多年之后，当时的湖南省长在台湾接受采 访，在问及他当时为什么没有乘机杀掉毛泽东时， 他笑着回答：‚可能因为他的能量太大了。‛

在北边的岳州，毛泽东的工作因为某些原因收 效不大。

“工人是世界幸福之母”这句响亮的口号也没 有能带来多大的成功。一场罢工在 1922 年 9 月被发 动起来，列车像死蛇一样躺在停车场里。毛泽东还 特地安排了从其他工会和城市发来的支持罢工者的 声援电报。但是，已经控制住汉口的北洋军阀马上 把军队调向岳州镇压工人。工人损失惨重，鲜血染 红了铁轨。

虽然进行了反击，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军阀 最终控制了局面。到 1923 年 2 月，粤汉铁路工人运 动被彻底镇压下去了，湖南的统治者取缔了工会。 无产者的革命看起来遥不可及。

1921 年至 1923 年的斗争阶段似乎很快结束了。 1923 年 4 月，毛泽东逃离长沙，以免作为“过激派” 而遭逮捕*。

毛泽东没有带杨开慧一起出走，她又怀孕了， 由她的母亲来照顾。过去的两年，是毛泽东和他的 第一位自由恋爱的妻子在一起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

当他潜入乡下时，毛泽东有很多问题要思考。 城市工人的革命是否真的已经在即?如果不是，还能 说中国共产党总是英明的吗?

党在城市道路上艰难地行进。党的总书记还是 陈独秀教授。

他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致看不到农村道 路的希望。那些从欧洲留学归来的人，如李立三、 刘少奇等也没有认识到亚洲的革命应该与欧洲的革 命有所不同。

然而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太少，不足整个人口 的百分之一，中国共产党也还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组 织。很多活跃的工会会员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 一词的意思。

再说，军阀手中有枪，公然蔑视他们差不多是 自取灭亡，劝导他们看来也是无济于事——毛泽东 在 1922 年 12 月曾与湖南省长据理力争过。

毛泽东没有参加 1922 年 7 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代表大会，这耐人寻味。当代表们在一起开 会时，他早已在上海。他解释过：“我本想参加，可 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 过了这次大会。”很难相信在偌大一个上海他竟没有 一点关系。看来在 1922 年夏天毛泽东并未完全致力 于党的活动。

他的热情似乎受到压抑。劳动工会曾是他的生 命，为此他牺牲了自己的写作，丢掉了在小学的教 师职位，而且不得不逃离长沙。

然而，城市的组织工作并不能发挥毛泽东的全 部能力。他从没在矿井或工厂干过活，他熟悉土地 却不了解机器或工业生产。他也没有去过欧洲，而 那里的无产阶级通过起义掀起的世界革命异常活跃。

由于某种原因，毛泽东不是太适应劳工运动， 不像张国焘(一个地主的儿子，会讲英语)，李立三 (曾留学法国)或刘少奇(曾留学苏联)那样得心应手。

他不像刘少奇那样相信产业组织的发展好像受 引力作用那样自然导入社会主义之门。

工资与劳动时间问题没有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刺 激，至少不像长沙那位新娘自杀或他父亲对佃户的 贪婪那样使他深感震动。

排外倾向使毛泽东受阻。俄国顾问总是很时髦 的，但新中国能这样建立起来吗?在共产国际的日程 表上简单地勾出几条，可爱的中国的一土一石和社 会生活就会发生改变吗?

应着手找到同盟军，毛泽东知道这一点。他在 《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已经表明了他希望广泛联 合的意愿。但在 1919 年毛泽东还是自由地写作自己 感兴趣的东西。到 1923 年他已成为纪律严明的队伍 中的一员。这一组织的领袖比他更有能力，它的总 部在 800 英里之外的上海。

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 1921--1922 年的政策也 正在重新考虑。第一次代表大会产生的路线是偏执 的，57 名党员的力量也过于弱小，莫斯科认为“一 大”路线过于自大。

生于荷兰的布尔什维克传销员马林试图遵照共 产国际指示改变这个局面。然而 1922 年的第二次代 表大会没有认真对待马林的意见，实际上路线并没 有改变。不久，广州发生的事件给马林以发难的理 由。

1924 年。孙中山在广州。

自 1917 年起就任广州政府首脑的孙中山被军 阀赶出了他的根据地。这位气质特异、热情满腔、 性情无常的人物正处穷途。

西方国家从未支持过他，军阀转而反对他。这 时，莫斯科向他伸出了援手。

1923 年 1 月，一桩政治联姻促成了。孙中山在 上海与苏联特使越飞达成了协议。中国共产党将与 国民党携手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 党，同时共产党继续保持其独立的存在。但是，“国 民革命”——挂在共产党嘴边的新词——的组织领 导权属于国民党。

这是决定命运的一步。莫斯科对此很满意，这 是共产国际把自己的标签贴在中国革命身上所获得 的第一次成功。可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并不是人人 都满意。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新阶段的开始，他在韶山认 真地思考一段时间后来到了上海。他住在党组织提 供的一问屋子里。周围是外国租界(比较好听的名称 是国际租界)喧嚣的商业区，他给他的同事递交了一 份湖南工作的报告。

1923 年夏，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来到广州。中国 共产党要在这里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与孙中 山的合作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说：“一定要有革 命的大联合，不能孤军奋战。”他很快就成为与孙中 山的国民党联合的热心支持者。

这座南方城市使他眼界大开，这里有外国人， 有地处内地的湖南所没有的通商口岸。它的喧闹对 这位举止有度的湖南人是一种震荡。

毛泽东在广州方言的包围中无所适从。

另一方面，这座城市毕竟位于江南。广州的气 候、饮食和习惯要比北京更适合这位湖南人的口味。 毛泽东和广州人一样穿着木屐穿街过巷。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热心于同国民党的合作?例 毛泽东一直认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是一场反对帝国 主义的斗争，1923 年的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 对于正在出现的孙中山一莫斯科一中国共产党这种 三角联盟，反帝是较为合理的或者说是唯一能把三 者维系在一起的纽带。为了反抗外侮，毛泽东也倾 向于中国各阶层组成最广泛的联合。在第三次代表 大会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提出了预见性的策略。 但张国焘不大赞成，他认为：“在这种特别场合，毛 泽东关注的是农民运动。”张国焘记得毛泽东这样提 出：“在湖南工人没几个，甚至比国民党员和共产党 员还要少，农民漫山遍野都是。”

大会表决是否要把劳工运动的领导权交给国民 党时，毛泽东起初投票反对，难道要把这些轰轰烈 烈开展起来的工会组织拱手交给只知纸上谈兵的外 来权威?

但当大多数人转向另一条道时，毛泽东也改变 了自己的调子。他要与大家一致，他不得不如此。 从长沙这块根据地出来以后，他要在全国性的共产 党网络中开辟自己的道路。

大会选举他为 14 名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 这使他取代极左主义分子张国焘而成为组织部长。 因这一工作，他的基地迁到了上海。1923 年，他的 文章主要发表在党的全国性刊物《向导》上而不是 在湖南的刊物上。

毛泽东现在成了全国性组织中的一员，在长沙 教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另一位同志接替了他在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工作。他清点行装搬出了清 水塘，至少在半年内再也不需在湖南居住了。

但是，他与湖南的两种重要联系依然存在。韶 山在他的心中仍占有一定的位置：杨开慧也没有离 开长沙。1923 年底，毛泽东从信中得知他们的第二 个儿子来到了人世，便商量为儿子取名“岸青”(意 即明媚的岸边)。但他们的婚姻出现了阴影。在离开 长沙时毛泽东给妻子写了一首词，“更那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词的最后写道： “重比翼，和云翥。”

*国民党成立于 1912 年。它的前身是同盟会。 但是。在根据孙、越的联合宣言进行重组以后，它 才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

1924 年的大部分时间毛泽东都住在上海。这是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在当时的中国，这是无产 阶级人数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帝国主义势力像黄 浦江上的汽笛声和小贩的沿街叫卖声一样无处不在。

一天，毛泽东邂逅一位刚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同 学。毛泽东穿的是褪了色的旧式中国长衫和草鞋， 这位同学则是西装革履。“你最好换一下衣服，”毛 泽东轻蔑地说。这位同学迷惑不解。毛泽东继续说， “我带你去看看就明白了。”

他和这位朋友一起沿着码头走到黄浦公园。公 园的大铁门上是一块写着公园管理规章的牌子，其 中一条是禁止折花，另一条是说不许狗进入，第三 条则说：“除苦力外，华人不许人内。”

毛泽东与这位勤工俭学归来的朋友之间的鸿沟 一直没有填平。在内地长大的毛泽东，在这个通商 口岸不能习惯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卑躬屈膝。

这年的冬季，毛泽东再次南下广州，这次是参 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一度苦恼的孙 中山现在成了亲俄分子。在会议期间及在会后，毛 泽东比以前都更热心地为国民党工作。刚刚进入而 立之年的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派别以外更广阔的 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在会上，毛泽东发言为孙中 山的含糊的，且又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民主义” 进行辩护。他是被选进国民党权力机构中的 10 名共 产党人之一。同时还与另外两名共产党员一起，选 人由 19 人组成的国民党新党章审查委员会。

在上海的国民党机构中，毛泽东被委以重要职 务。一个月之内，他就成了国民党驻上海分部的组 织部长。1924 年早春，毛泽东心情舒畅地回到上海。 他分别处理两个党的组织文件。在被驱出湖南以后， 他已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结成统一战线的日子里，他感到志得意满。

毛泽东有了新的工作伙伴，其中有米哈尔·鲍 罗廷和他率领的共产国际顾问团。

1923 年到中国工作时，鲍罗廷还不到 40 岁， 但是他认识列宁，而且声望较高。在统一战线中， 他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的顾问。来访者需 要出示一个系着金链、上面绘有国民党党旗的珐琅 徽章，才能进入他在广州市区的别墅。

鲍罗廷身材魁梧，一头柔和的棕色长发，络腮 胡子。他穿中山装。着高筒靴，在豪华的办公室里 踱着步。他不会说汉语，却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 的美国妻子是布斯特·基顿的亲戚)。

在广州。毛泽东有时与这位嗜烟如命、讲话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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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1924 年~ 183 ~

1 月，毛泽东出席大会，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

欢打手势的俄国人交谈。他认真地听着那些精心构 思的理论和苏联的建议。但是，他与鲍罗廷的世界 观相去甚远，以至这位侃侃而谈的布尔什维克所讲 的一切都不能打动他。

很少有俄国人能讲汉语，他们对中国也不是十 分了解。的确，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火花，但这 些凡胎肉眼的使者能完成传播革命的任务吗?

如果说毛泽东和李立三一样对共产国际的“传 教士”并不感到敬畏的话，他也和张国焘一样不与

1924 年 5 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部分成员在

孙中山寓所合影。后排左二为毛泽东。

他们作对。他对这位来自莫斯科的活泼的年轻顾问 保持超然的态度。当时在广州的另一位亚洲马克思 主义者受鲍罗廷的影响很深。这位穿着欧式亚麻布 制服、单薄而患有结核病的青年经常出入于鲍罗廷 的别墅。他被法属印度支那赶了出来，中国民族主 义者为他提供了避难所。这个人叫胡志明。

毛泽东还同一些国民党的领袖人物相识。他在 广州曾与孙中山匆匆见过一面。孙中山这位曾是少 年毛泽东眼中的英雄，现已是风烛残年。且说话显 得哕唆。“他不允许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自己的看 法。”毛泽东抱怨地说。

在上海，毛泽东见得较多的两位国民党高级官 员是汪精卫和胡汉民。这两人都是能干且健谈的政 治家。毛泽东同他们比起来显得有些土气，他自己 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毛泽东看来，汪精卫和胡汉民都自高自大， 夸夸其谈，他们两人(加上当时在广州的军事将领蒋 介石)都有可能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他们也谈论 “国民革命”，但如果这些人成为新中国的政治家， 真不知会新在何处。

如果说毛泽东还疑虑的话，那么整个共产党的 组织也是如此。

陈独秀教授同国民党的关系看起来不是那么密 切，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也曾是对毛泽东 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陈仍保持着坦率诚实的 形象，这在俄国人，在国民党那些崇尚虚荣的人中 是少有的。但是毛泽东不明白的是：陈独秀反对传 统观念的锋芒到底何在。

有一个细节含义很深：陈独秀西装革履，毛泽 东则身穿粗布中式长衫。

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4 月份在上海开会时， 毛泽东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出席。张国焘以不满的口 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当时，毛泽 东似乎正在回湖南的路上，中途在安源煤矿作了停 留。

与此同时，毛泽东绝口不提他心中的疑虑，国 民党的工作吸引着他。毛泽东对国民党的事业是如 此卖力，以至李立三嘲讽他是“胡汉民的秘书”。

国共合作 时期的毛泽东。 中共‚三大‛后， 毛泽东以个人 身份加入国民 党，开始参与筹 备国共合作事 宜。

国民党在 2 月份采取的一个步骤尤合毛泽东的 心意，这就是成立了农民部。中国共产党还从来没 有这样做过。这使毛泽东更有理由热衷于统一战线。 农民部成立后要做的工作很多，毛泽东走上了一条 新的重要道路。

毛泽东对农民作演讲时，为了得一最强烈的效 果，他总是高呼‚打倒洋奴才‛，而不是‚打倒帝国 主义‛。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248 页。

1924 年。毛泽东到过香港一趟。他和张国焘因 为劳动工会的事前往这个毗邻广东的英国管理的岛 屿。他们从上海乘船经过碧波荡漾的南中国海时， 一伙流氓把毛泽东和张国焘逼到甲板上的一个角落 后，手中挥着刀子要钱。毛泽东不愿屈服而想较量 一番(这表现了他的勇气和好斗性格)。张国焘则劝 说毛泽东不值得为几个小钱拼上一命，由于力量悬 殊，加上别人劝解，张国焘才劝住了他那火暴脾气 的湖南同事。

毛泽东在政治上没有张国焘那样左，但当个人 受到挑战时他比张国焘更容易发火。

在 1923--1924 年间，毛泽东写下的文章反映了 他的生活道路。他在共产党的喉舌刊物《向导》上 发表过几篇谈论时政的短文，文章言辞犀利，但缺 少理论分析。

在 1923 年的文章中有两点很突出。毛泽东把商 人看作是国民革命的关键所在。人们会问，他在湖 南工团联合会工作的弟弟对此不知有何感想?他一 直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在《论纸烟税》这篇文章中， 他嘲笑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抖，摇尾乞怜于 外国势力。

“如果我们的外国主子放个屁，那也是非常香 的。”他在文章中讥讽道。

但是这些文章没有挖掘出历史根源或上升到哲 学的高度。他也没有涉及解放的主题，机关工作使 他越来越注意细节问题，而不是如何成为一名解放 者。

然而，这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毛泽东一直认 为人民是最为重要的力量，只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商人才有资格成为革命的力量(此乃毛泽东之希望 所系)。

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终归是毛泽东最关心的问 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别的变故的话，与国民党 的统一战线可能是走向“民众的大联合”的第一步， 从而可能使中国复生。

农民问题犹如天边的云，它在五四的主题中未 占一席之地。占全国人口 85％的农民仍是沉默的大 多数，对此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注意。直到 1924 年， 似乎还没有一位农民是中共党员。当时之世没有人 认为农民有革命的能力。

毛泽东已经在城市度过了 14 年，他一直在学生 和工人中问活动。作为新生活的一部分，他差不多 已经抹去了身上的乡村生活方式。中国共产党内部 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激励毛泽东去考虑农民问题。

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产生 的第一个迹象是毛泽东开始从政治上考虑农民问题。 他督促那些仍持怀疑态度的同事把农民作为革命的 必要组成部分。他甚至引用中国历史来说明农民起 义的光荣传统，而不是谈论苏联的革命。

但旋涡过后又是一片宁静。当时唯一的农民组 织是彭湃创建的。彭湃是地主的儿子，他改变自己 的立场为贫苦的农民而斗争。他在广东东部发起成 立了农会。农运工作进展顺利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彭湃被任命为国民党新设的农民部部长。在他 的指导下，1924 年 7 月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这在中国历史上——或许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 第一个以政治反叛为目的训练农民的学校。

彭湃是先驱者，但毛泽东是彭湃所寻求同事中 的第一个可共事的人，能施以援手。1924 年 8 月， 受彭湃的邀请，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了第一 课。他的激情打动了学员，讲习所也更影响了他。 他的光临带来一个新的开端，从此较大地影响了中 国的未来。

回到上海后，毛泽东的工作不是很顺利。毛泽 东在广州与彭湃的合作使他意识到，自己在上海机 关里的做法有些不对头。

日常工作方式是一个问题。毛泽东不像其他人 那样满足于从文件上了解世界，他不愿墨守成规。 有些人常抱怨他的不守纪律，旅途中常常一个人溜 走。但这只是一种征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李立三等人嘲笑毛泽东过 分热心国民党的工作，简直成了胡汉民的秘书。当 孙中山处于肝癌晚期时，风暴乍起。明眼人不难看 出，派系复杂、暗怀戒心的国民党人正在策划反共。

然而，毛泽东的眼睛只盯着统一战线，“一切工 作都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在 1924 年夏他仍然这样 坚持。共产党中很少有人同意他的意见。

毛泽东感受到了压力。他失眠了——这是不常 有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 地位更加孤立，到 1924 年底，他离开了共产党总部。 同时，他再也不是可以信赖的连接国共两党的桥梁 了。

1924 年 2 月回到上海后，毛泽东在这一年中没 有发表过任何文章。1925 年，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 国民党的新刊物《政治周报》上，当时他被指定为 这个刊物的编辑。

毛泽东虽然在上海，但没有参加 1925 年 1 月的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气氛是倾 向注重城市工作，同时还有对国民党的疑虑。会议 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

“农民”一词在每次提到时都与“工人”一词 用连字号连接起来，好像农民不能够独立存在。

会议结果对毛泽东来说是例行公事，他被赶出 了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精疲力竭，陷入了困境。在自传中他掩 饰了这种紧张，甚至连第四次代表大会都不提。他 这样淡淡地对斯诺说：“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 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毛泽东善于随机应变，这种技巧使他终生受益。 如果说他能够受一时的感情驱使而冲动起来的话， 他同样也知道如何退却。该撤退的时候，他会退回 到那有根的地方。

与一些同事不同，毛泽东保留着自己的生活领 地。韶山的农田是属于他的，他没有放弃也没有出 售。往事并非不堪回首。

父亲留下的田产所得能派上很多用场。如果他 想脱党转向别的人生道路，他不愁缺资金。他也有 钱请农民吃饭，并借机与之攀谈。

在长沙时，毛泽东常回韶山小住。1925 年早春， 他在老家待了较长时间。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他脱 离了通商口岸，脱离了文件和委员会，脱离了办公 室中的斗争。

毛泽东在乡村召开政治会议，把一部分田产收 入用作共产主义事业。在韶山老乡的眼里，毛泽东 倒是子承父业。他是个地主，即使是红色地主。他 旧为新用。

毛泽东把血缘关系携人政治纽带之中，他所有 的家庭成员都投身于革命。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 高级成员中是不常见的。

27 岁的毛泽民，在完成了安源的工作后，即将 出任在上海的中共出版社发行部经理。19 岁的毛泽 覃刚刚加人中国共产党，他一直在长沙忙于长兄曾 从事过的学生运动。继妹毛泽建在湖南的岳北从事 组织工作。杨开慧自 1922 年起就是中共党员，她在 长沙和岳北从事教育和组织工作。她曾一度到上海 工作过，但与毛泽东不在一起。

现在，毛泽东、杨开慧的婚姻关系不再像 1921 年和 1922 年那样亲密了。

“知误会前番书语”，1923 年年底，毛泽东在 给杨开慧的诗中有这么一句。

除家庭成员外，毛泽东还动员了他的很多亲属。 在有关毛泽东回韶山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到很多 “毛”姓的族人。毛泽东发动了毛福轩、毛新枚、 毛远尧、毛月秋和其他许多人。家族关系给毛泽东 带来了方便。

1925 年春节，毛泽东合家团圆。杨开慧和两个 儿子都在，毛泽民也回了家，可能还有毛泽建。家 族关系和事业上的志同道合一定给了他们力量。

然而，他们并不会成为超人，不会没有矛盾。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们之间也有分歧。不过他们 并没有简单地鄙视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以前的生活， 他们似乎觉得韶山这个团聚之地能为不久就要到来 的繁重革命工作做准备。

一连几周，毛泽东沿着农田和山谷漫步。他与 邻居们交谈，还下田和雇工们一起春耕。

到 2 月份。毛泽东行动起来。他离开韶山到了 几个县，还有更远的一些地方，他住在农民家里， 考察农村状况，听取农民的意见。

他的笔记本记得满满的，这是调查得来的第一 手资料，毛泽东为此感到高兴。他走在青山绿水之 间。上海的烦恼似乎一扫而光。

他这时的心情与少年时期完全不同。湖南饱受 苦难的农民已经动员起来了，已在向解放之路迈进， 民怨鼎沸已经变成反抗。农民们拒交地租，这些破 衣烂衫的贫苦农民闯进宗祠的盛宴，豪绅们不得不 向农会低头。

毛泽东很快就从考察转向组织活动。他不是湖 南的农民组织的发起者，对农民来说他不是彭湃那 样的英雄。彭湃出现的时候，广东的农妇总是高高 地举起她们的儿子，让他们看一眼这位“农民运动 之王”。

但毛泽东在走访时，总给农民协会打上自己的 印记，他甚至还在农民中建立党小组——上海对此 肯定持反对态度。他在山林田间、陋棚草舍向农民 谈共产主义，他努力与中国不再沉默的大多数接上 联系。到 1926 年年底，主要因为毛泽东的活动，湖 南 75 个县中半数以上有了农会，会员人数达 200 万。

在湘潭县，毛泽东建立了 20 多所夜校。办学的 目的在于进行平民教育(中国人称为提高文化水平)， 同时传播政治思想。他喜欢用“手”和“脚”两字 为例开始教授语文课。大自然赐给每个人的都是一 双手和一双脚，一切财富都要用双手去创造，但是 为什么地主老财手懒脚懒„„

就个人经历来说，毛泽东转了一个大圆圈，从 土地上走出又回到了土地上。1910 年，他作为叛逆 者离开了韶山，但当时的反抗目的不明朗，他幼稚 的心灵中只是觉得生活中存在着不平等而已。

在 1925 年，毛泽东认识到反叛不仅是受伤的灵 魂拒绝服从。而且是全体人民寻找新的未来。他应 该嘲笑自己以前对待父亲的尖刻态度。真正的问题 已远远超出感情范围，它不仅是心理上的，而且是 政治上的。现在看来他的父亲似乎不再像魔鬼，而 是历史的遗物、旧时代的象征。

毛泽东最终从他所受的教育中苏醒过来，回到 韶山，使他对十几年所受的城市教育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他矫正了自己对“洋学堂”的态度。

以前回家度假，他总是站在学校一边，站在东 山小学和第一师范一边，不满老乡们的批评。但到 1925 年毛泽东改变了看法。

“我认识到，我错了，农民对了。”酬他现在喜 欢旧式的中国学校胜过洋学堂，他不再反对他的父 亲，他的视野更宽广了。他悄悄地转变思想。

1925 年 8 月，在毛泽东的父母曾经住过的那间 卧室的阁楼上，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成立了。第一 批共有农民党员 32 名。上海总部对这种鼓动革命的 方法持什么态度，则无从得知。

1925 年年中，上海棉纺厂的一名中国工人被一 个无法无天的日本工头打死。在英国人的授意下， 租界警察向举行游行示威的工人开枪镇压，导致 10 人死亡，50 人受伤。

这一事件像点燃的火柴扔进了火药桶，很多城 市爆发了示威、罢工和冲突。香港的罢工长达 6 个 月——世界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并且，一直 被人瞧不起的北京人力车夫也在自己的车上挂出招 牌：

“不拉英国人和日本人”。

这给农民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乡村第一 次发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呐喊。共产党的影响像热 带的蔓草一样迅速扩大。192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 的党员人数是 995 人，到 11 月份就达到 10 000 人。

革命似乎很快就不再只是在激进派的书本中。

就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走到了交叉路口。孙 中山春天在北京病逝后，他的遗体覆盖着国民党的 红、蓝、白三色党旗，悲伤的人们参加送葬。有没 有后继者能像他一样走上这条绷紧的绳索?关于国 民党性质的争论夏天就开始了。

秋天，毛泽东又回到他得心应手的场地。他发 现的新问题——农民运动高涨——在争论中占重要 的地位。

湖南省省长正在搜捕这个在乡村活动、时年 31 岁的高个子激进派。在乡下，毛泽东是相当安全的 ——军阀对山区鞭长莫及。但是毛泽东铤而走险去 长沙。统治者盯梢他，派出军队搜捕他，他逃到了 广州。

外部政治力量刹那间压住了社会变革的内在动 力。

1924 年毛泽东在上海为党组织写了几个月的 文件，1925 年在湖南精神抖擞地干了几个月之后， 便填写了一首词以示志念。

《沁园春·长沙》这首词既怀旧，又冷静地希 望未来。毛泽东回忆起了求学的时代：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手迹。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毛泽东感到逝去之物不可追：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整首词充分显露了毛泽东的个性，结尾充满自 信：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跨过而立之年后青春的活力会稍减，但还会保

持那种改变环境的力量吗?

在 10 月雨季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到了广州。他

离开珠江边上这座喧闹的城市将近一年时间，毛泽

东发生了变

化，统一战

线也发生了

变化。

了解一

下毛泽东怎

样对他的同

事解释这几

个月的行踪，

将是饶有趣

味的。同事

们一定非常

关心他黯然

失色的这段

时间。我们所能说的是毛泽东没有浪费他的时间，

他在不事声张地努力。不久他恢复党内工作。 这主要是对国民党而言，因为他现在在国民党

中的位置高于他在共产党中的位置。他是国民党而

不是共产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之一。

毛泽东成了国民党的主要刊物《政治周报》的

主编。1925 年下半年，他在这份周报上非常热心地

发表了出于自己手笔的 15 篇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

是对时政不断的激进评论，与他在 1923 年在《向导》

发表的激进评论如出一辙。

毛泽东在国民党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职务，他是

宣传部第二号人物。因为宣传部的部长忙于广州政

府总理的工作，毛泽东实际主持国民党的宣传工作。 但是，毛泽东的第三个工作才闪现着未来的光

辉。1925 年 10 月，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了。

在这一届学员中湖南人占了 40％，毛泽东的影响是

显而易见的。他的弟弟毛泽民就参加了这一届的学

习。

毛泽东在讲习所像一颗新星一样升起。经过一

段时间的失色之后，他作为教师东山再起。 毛泽东在兴旺的国民党内的工作引人注目，因

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正从紧张趋于恶化。 统一战线也许从未发生过作用。不管怎样，它

在 1926 年春天已经破裂。一个右翼团体“西山会议

派”——其成员曾在北京西山开会而得名——开始

出现于国民党内，他们不愿与共产党有任何往来。 就在毛泽东从湖南逃到广州之前，国民党内一

位颇有影响的左翼领导人于广州被谋杀。

“西山会议派”可能出钱资助了这一事件。 在 1926 年 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反对统一战线的势头稍有收敛。当时国民党在南方

影响很大，大会在广州商业区举行，热闹非凡。和

国民党的所有会议一样，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全体

起立，朝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聆听对他的遗嘱的

宣读。

毛泽东坐在前排，他发言与别人辩论，并以 173

票再次当选为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汪精卫的得

票数最多，248 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李大钊是

192 票)。毛泽东还被选进国民党的农民部。 在代表宣传部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毛泽东表

达了他的新看法：“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

农民。”

他是正确的，然而这像是大旷野中的呐喊。国

民党更像是一支军队而不是一个政党，这支军队的

核心是家有地产的军官。像毛泽东曾经接触并领导

的湖南农民运动那样的革命，国民党怎么会赞同呢?

那岂不是自己革自己的命?

西山会议派在会上处于绝对劣势，他们违背纪

律引起了争论。对他们反对统一战线该怎么处置呢?

毛泽东站在宽容的一边。

毛泽东的目的何在?在国民党的“二大”上他似

乎偏右，以后的许多事情更说明其立场。 手中看枪杆子的蒋介石在继承孙中山的事业的

竞争中取得了成功。一旦把孙中山的几位信徒拉到

自己身边，他就要反对共产党。

1926 年 3 月，蒋介石对统一战线进行破坏。他

以“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对共产党发起突然一击， 逮捕共产党员 (其

中有周恩来)矧，控

制共产党力量较强

的劳动工会。在国

民党内部，他用阴

谋制服汪精卫的左

翼势力，汪精卫被

迫赴欧洲“考察”。

蒋介石控制了广州

政府，并使之向右

倾斜。

然而。毛泽东绝没有断绝同国民党的往来。尽

管实际上国民党已解除了他对宣传部的控制，但是

他不久就有了新职位。当广州的监狱已塞满他的同

志的时候，毛泽东变成国民党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

讲习所的负责人。这一届从 5 月起始，1o 月结束。

在那不幸的几个月中，毛泽东是唯一一个在国民党

中任职的共产党人。

农讲所设在广州市中心的一座古雅的孔庙里。 毛泽东喜欢利用祖宗遗产从事反抗传统的活动。他 住在农讲所的一间小屋里，晚上睡硬板床，没有蚊

帐(在广州，只有赤贫或以苦为乐的人才这样做)。 竹书架上摆着他在湖南考察期间所做的笔记，

这些笔记使他能够开出长达 23 课时的讲座：“中国

农民问题”。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课堂。1926 年，毛泽东任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他还亲自负责另外三门课程：9 课时的“农村 教育方法”，及他素来喜爱的地理。他开设了讨论式 的独立学习课程，在教室里提出对权威的怀疑，他 开创了新的卫生课教学。他还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 把课堂搬到海丰，让学员参观彭湃领导下的轰轰烈 烈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亲自挑选了 15 名教师队伍，他们中大多

数都有实际工作 经验，办事扎实。 他选择举止文雅 的周恩来 (此时 已出狱 )讲授军 事课程。

周恩来有许 多毛泽东不具备 的品质：性情温 和，行为敏捷， 善于交往，根守 中庸。周恩来虽 已 27 岁，仍像个 少年，而毛泽东在少年时就显得老成。周恩来曾到 过日本(1917—1918)、法国和德国(1920--1924)， 这从其举止中可以看出来。周恩来出身于书香门第， 参加民众革命是他的一种道德选择。他对军事所知 并不多。毛泽东也是如此。

那年夏天在广州可视为毛周合作的开始，这种 伙伴关系经历了种种波折得以保持下来。这有些不 可思议：周恩来出身地主家庭，刚从欧洲回国：而 毛泽东则是地道的农家子弟，家乡偏于一隅。

北伐即将开始。在蒋介石看来这是用军事行动 夺取北方军阀的权力以统一中国；而在毛泽东看来 还不止如此。毛泽东预计当国民党的北伐军经过早 就骚动不已的农村时，会引起社会的大震荡。他是 正确的。他的目的是要训练全国各地的农民干部， 以指导这场社会变革。

一半是因为农讲所的原因，毛泽东的声望在共 产党内部得到有限度的恢复。共产党对农村形势越 来越关心使它的领导人再一次起用毛泽东。

在 1926 年 7 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农民部终于 成立了。毛泽东被任命为负责人。很明显，这使毛 泽东又一次在中央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是年底， 《向导》发表了他两篇论农民问题的文章。

然而共产党绝没有掌握住全部农民运动，它的 农民部居然不合时宜地设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与 此同时，毛泽东还在广州忙于为国民党负责农讲所 的工作。他只是短期回上海两次，但是他的农民工 作重心仍在国民党内而不在共产党内。

这解释了毛泽东为什么能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 对共产党的多数领导人来说，20 年代中期最麻 烦的问题是，共产党怎样才能从统一战线中获益而 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同样，对莫斯科来说，统一战线是他们在中国 的得意之作。的确，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产儿，但 是苏联人过高估计了这个婴儿的能力。既然国民党 显得更有势力，所以一谈到中国，克里姆林宫必定 要谈到统一战线。

毛泽东则不然。国共两党的关系对毛泽东那种 超出常规的独特性并不重要，行动方法问题也引不 起他的注重。

毛泽东所关注的是支持者的问题，革命应该为 了谁?什么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点燃中国大地上的革 命烈焰，使之有足够的热度能够熔旧化新?

毛泽东的答案来自湖南。革命应该为了穷苦人，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住在农村。革命是为了韶山周围 90％以上的人民，毛泽东认为他们属于贫农或中农。 星星之火应该在农村燃起，地主的压迫比城市买办 的压迫更严重、更残酷。在毛泽东的心里，他认为 这才是根本的真理，一切政治方法问题都是次要的。

毫不奇怪。他与国民党在一起的时间比其他共 产党员要长。因为在 20 年代中期，国民党比共产党 更加注重农民问题。

毛泽东遭到了上海的反对。陈独秀教授带着书 生气推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如何能作共产主 义的运动?”刘少奇以屈尊俯就的语气说，无产阶级 必须“提携农民”，领导他们走向革命。

对于毛泽东所持的基本真理，莫斯科靠得近一 点，但也不太近。马林对农民的蔑视使人想起马克 思嘲笑农民的愚蠢。但马林在 1923 年便永远地离开 了中国。眼见农民趋于活跃，共产国际于 1926 年初 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关于农民革命潜力的理论根 据。

左图，中图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发表的 重要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右图 1926 年 9 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 农民运动》一文。

然而毛泽东的逻辑并不是共产国际式的。因此 他欣赏国民党的北伐 (在这一问题上与蒋介石的意 见一致)，而莫斯科并不赞同，虽然鲍罗廷在中山舰 事件以后赞成北伐。

苏联人想要农民在精心设计的统一战线的严格 控制下参加革命。他们担心国民党军队的北伐会引 起社会动荡，使拥有土地的国民党官员无法控制。

进一步说，莫斯科还与北方的三大军阀相处很 好(其中包括 1923 年大肆屠杀铁路工人的那一位)。 斯大林不愿失去军阀，也不愿失去国民党。斯大林 关于中国政策的出发点是要服务于苏联的利益，所 以他不希望这二者发生冲突，不愿在中国革命和苏 联国家利益之间被迫作出痛苦的选择。

但是从何着手呢?每一次新的革命是创造性的 活动，根据其他地方获得胜利的经验而制定的周密 革命计划来看，很少有得手的时候。革命之火往往 在绝境中闪现，一经引燃，便暴烈迅猛。毛泽东希 望并要求有一场社会变革以击破莫斯科和上海发号 施令的公文。最终他有了成功之道。

1926 年 2 月。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 各阶级的分析》。半年以后，他在北上的途中又发表 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一开始就提出了这 个问题。他描绘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各社会阶层 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城市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受帝 国主义的欺凌使一部分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情革命； 农民是革命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他们需要一场革命。”毛泽东从自己掌握的事 实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出发作出这一 判断。

然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 还是把人数较少的工业无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领 导力量”。他试图置农民力量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9 月份的文章是另一种内容。它说农民在革命 的各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受压迫最深。买办 只是在沿海和沿江地区占有优势，

“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 县、各乡”。

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买办总是追随军阀，而军 阀又是“地主阶级挑选出来的”。他从经济上论证“财 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 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 换句话说，中国的权力产生于土地。

毛泽东大胆地提出：“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 治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能即时破 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他终于说出了他在长沙就 有了的对劳工运动力量的怀疑。

他继续评论道：“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 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 权„„”因此，他们最能战斗。

毛泽东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然若无农民从农 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 和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 只有农民才能使旧中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倾塌， 即使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要完全依靠他们。随 着这篇文章的出现，卡尔·马克思降至亚洲的稻田。

毛泽东已经表明了他的思想，这是他 1925 年在 湖南时就已经形成了的。乡村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毛 泽东。农讲所第六届讲习班于 1926 年 10 月结束，

广州再没有 其他事情可 以留住他， 但是他没有 去上海主持 他任部长的 共产党农民

部的工作。 1927 年，刊载《湖南农民运动他回到家乡 考察报告》的《战士》周刊和出版湖南，不愿 的《报告》单行本。在大都市的

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要在现场处理农民运动中的 问题。

湖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变成了当时中国革 命运动的中心。北伐军于 1926 年夏末抵达长沙，当 时统治湖南的军阀也披上了拥护国民党的外衣。与 此同时，农会在农村各地势力强大。

两种势力之间将有风暴来临，毛泽东将很快看 到这一点。

他显得有些郁郁沉思，不能完全意识到将要到 来的麻烦。他在进行准备活动——他到过浙江和江 苏的一些农村，并在《向导》上报道农民运动“风 起云涌”。他在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 讲话。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后，毛泽东又回到了 避风处韶山。

他常在冬天回去，那里虽不是家，但至少环境 使他感到适应。就像两年前正月回家的那一次一样， 他在周围几个村庄考察，在 5 个县度过了 32 天的时 间。

这一次，毛泽东不需要像游吟诗人一样寻找听 众，湖南已有 500 名农民加入了农会。他的任务不 再是发动农民，而是向外面的世界展示这一整幅农 民运动的画卷。

这一次毛泽东的行动很出色。埃德加·斯诺的 《红星照耀中国》并不是中国革命的经典，经典应 该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发现人们敲着铜锣拥着戴高帽子的地主 游乡，罪大恶极的地主已经被关进县城的监狱。他 们的罪行包括囤积居奇抬高粮价——而毛泽东的父 亲在 1906 年也这样做过。有些地主则抛弃家产狼狈 逃窜。

农民成立了梭镖队维持新秩序，孩子们很快接 受新的道德观念，毛泽东注意到，在玩耍打闹的孩 子中，其中一个被惹得生气的孩子跺脚高呼：“打倒 帝国主义!”他听到一位农民对一位乡绅吼叫：“劣 绅，你晓得三民主义么?”

社会天翻地覆。由于他久不曾置身于斗争的旋 涡之中，对于社会的震荡甚至连这位叛逆者也感到 吃惊。他怀着敬重之情奋笔疾书：“地主的体面威风， 扫地以尽。”他的激动心情使《报告》的风格与国民 党或共产党的文件风格殊异。

毛泽东欣喜若狂。农民为了禁绝赌博，“烧了一 担麻雀牌”，毛泽东感到很开心。他不在意有些乡下 人确实喜欢打麻将。他怀着激奋——而不是责备— —的心情报告说，被推翻的地主开始称崛起的农民 为乡里王。他并不隐瞒对劣绅的讥讽，“如今是委员 的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

毛泽东看到轿子被砸，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 妥，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他是否想到过他所 尊敬的杨昌济教授在长沙时每天早晨都坐着轿子到 学校呢?

革命当然会改变一切。一是呼唤新社会的诞生， 再就是要砸碎你所坐的轿子。

毛泽东嘲笑叶公——刘向(前 77 年一前 6 年) 所编故事中的一位人物。叶公非常喜欢龙，在室内 各处都雕画出龙的图案，真龙听说叶公如此痴心就 下凡而来，叶公却吓得要死。

毛泽东总结道：“嘴里天天讲‘唤起民众’，民 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而这和毛泽东的岳父的平和的激进主义有什么 两样?

学究气在毛泽东的身上消失了。他开始反对使 他认识了更广阔世界的洋式教育，现在，他认为杨 教授这类人物不能成为政治盟友。

《报告》没有提到城市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 导角色(北京在 20 世纪 50 年代编选《毛泽东选集》 1927 年，毛泽东在武汉。左图是时细心地加

上 了 这 一他从湖南回武汉后写的考察报告。

点)。不过这

些内容即使 不是马克思 主义的，也 是相当激进

的。 毛泽东在武昌毛泽东的住址都府堤

41 号 把农民划分

为 贫 农 (70％)、中 农(20％)和 富农(10％)。 作为社会科 学的划分， 这样分类只 是粗略的， 但是作为变 迁的杠杆来说这是英明的。让贫农意识到自己的贫 困，这是革命的第一步。

毛泽东宣称——部分来自调查，部分来自评估 ——最贫苦的人也是最革命的，这是毛泽东的一贯 看法。高山为谷，深渊为陵。这是毛泽东在 1927 年对革命的理解，他正在为之“振臂一呼”。

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回到都市的政治世界中，带 着他翻旧了的报告手稿。毛泽东来到城市参加国民 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会议于 1927 年 3 月在武 汉召开，气氛很热烈。

在 1927 年的其余时间里，武汉成了毛泽东生活 的一部分。

武汉是湖北(湖的北方)的省会。这座工业城市 是中国中部重镇，扼京广铁路要道，又是从重庆到 流经上海出海口的长江上的水路枢纽。

1926 年 12 月，国民党北伐军占抵武汉，城内 一时间随时可见穿新式绿军装和戴大檐帽的将士。 国民党左派政府和少数共产党人一起，企图控制迅 速发展而又难以驾驭的中国革命局势。蒋介石则远 在东边的南昌，自成一统。到 1927 年春，武汉成了 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地，但其内部却正在分崩离析。

共产党和国民党——像若即若离的一对——都 把他们的总部迁到武汉。

国民党组织为毛泽东找到了一座雅致的别墅。 这所别墅原属一位商人。灰色的砖墙隔开了大街的 喧嚣，装饰着黑色竖板的房间围成一个院子。

杨开慧从长沙搬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她的母 亲也带着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来了，一住就是几个月。 另外一间卧室则给来自广东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彭湃 居住。毛泽东甚至还有一间书房，他在书房里最终 完成了关于湖南农民问题的文章。

毛泽东部分时间用来教课。在附近一家有红柱 和拱廊的大宅第里，成立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武 汉分部，它仍然是国共两党联合创建的。1927 年上 半年，毛泽东在这里给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和其 他省份的学员讲课。

毛泽东感觉到武汉的政治气候在转阴。陈独秀 教授并不喜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向导》上只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整篇报告 ——还有陈独秀的否定性评价——发表在湖南的一 家刊物《战士》上。

在武汉，毛泽东遇到了他在安源时的老同事李 立三和刘少奇，他们正在这个中国的第二大工业城 市开展劳工运动，并认为毛泽东过于关注农民问题。

在共产党内，毛泽东一直被认为是右翼分子而 受到批评，现在他有些激进了，并且实际上很激进。 他与国民党为伍的日子即将过去。

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手迹。

紧张的生活并没有使毛泽东文思枯竭。他漫步 在对峙于大江两岸的龟山和蛇山。在蛇山，一座灰 白色建筑使他迷恋，这座古塔便是建于公元 3 世纪 的黄鹤楼。毛泽东身临其境，陷入了沉思。

也许是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当然没有 完全离开政治——再次寻找到了精神寄托，毛泽东 填写了一首古体词：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他的思绪飞向了大自然，也飞向过去：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他是否已把湖南的乡村置于脑后?实情并非如 此。他的思绪正遨游在另一个世界，临江赋诗不过 是一时的遣兴。

毛泽东面临的问题——中国南部农民运动的高 涨及他如何着手——也是整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对 于这个问题，人们在一系列会议上争论不休，毛泽 东每次都是引人注意的与会者，因为他那已经流传 开来的《报告》，涉及当时最棘手的问题。

然而，武汉政权的大多数领导者对湖南的革命 热潮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当毛泽东最终讲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国民党的 领导者惊动了。毛泽东要求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方 法很简单，农民抗租不交)，在国民党的执行委员会 和新成立的土地委员会上他都为此出力。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讲这番话时，可以明显看 到反对意见来自何方。湖南的军官都是农民的剥削 者，毛泽东一语中的，但这些军官大都与国民党亲 密无间。

在广东，国民党采取激进措施可能代价较小， 但在北伐的过程中这样做几乎等于自取灭亡，因为 在广东为国民党效力的一大批北方官员都拥有土地。 毛泽东清楚他正处在与国民党决裂的边缘。

他嘲笑一位指责农民已经被“简直是赤化了” 的军事指挥官，他说：“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 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阵营正在分化。

湖南并不是中国的典型。毛泽东从韶山回来， 坚信农民的力量不可抗拒。但是，在 1927 年就提出 中国应该走湖南的道路就大错特错了。

毛泽东以前在上海时的上司、国民党领导人汪 精卫写信给毛泽东，指责他是一位煽动叛乱者。甚 至来自长沙的一位密友——一位共产党人，毛泽东 亲自挑选他担任湖南省国民党组织的领导人——也 告诉土地委员会，说毛泽东的征收土地方案必然会 引起“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激烈斗争”。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部，当时较受欢迎的一项 方案是：为了保存统一战线和北伐的顺利进行，限 制农民的“过火”行动。

毛泽东仍然住则人墅，出则赴会。但这种政治 活动似乎已无足轻重。除武汉以外，中国正在出现 两极分化。长江岸边的统战线像一枝脆弱的竹子， 来自下游的一阵狂风就要把它折断。

蒋介石给统一战线以致命一击。他早已放弃了 与共产党的联系，借助于刺刀——他唯一喜欢的政 治方法——他又一次而且永远地撕裂了与共产党的 合作。

*罗易回忆说，毛泽东在武汉‚一刻也停不下‛。 总是在半途到会。发表一通锋芒毕露的演说后扬长 而去。据毛泽东说，这是因为在湖南的‚农民大众 正在受苦受难‛，他不能在武汉过舒服日子。

一到上海，蒋介石就开始大肆逮捕和屠杀左派

分子(周恩来差一点没逃掉)。 这是蒋介石的狰狞面目的暴 露，也表明了他内心中北伐 的目的。而正是上海的左派 与北方的军阀作战，并迎接 蒋介石的北伐军到来。

在中国东部和南部的其 他地方，军阀也开始压制一 些激进的左派组织。在北京， 发生了袭击苏俄大使馆的事 件，不少左派人物遭捕，受 害者之一就有毛泽东过去的

上级李大钊。

就在毛泽东得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极其残忍

地慢慢绞死后不久，他在长沙的文化书社也被军阀

查禁。革命火光正在熄灭。

共产党在风雨飘摇的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

会，国民党的代表团第一次出席了共产党的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毫无热情地应酬着。

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坏。拥有 6 万名党员的共

产党正处于人民拥护的顶峰，但是它的上层却迷失

了前进的方向。

主要问题是莫斯科仍然抱住统一战线不放，陈

独秀教授对此并不满意，但是他不得不顺其自然。 毛泽东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他的同事对他很不满意，以至取消了他的投票表决

权。他发言不多，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他将失去农民

部部长的职位。但是当预感成为现实时(一位俄国文

学专家瞿秋白取代了他)，他仍感到沮丧。此后他未

再参加会议。

当这次最终把全党引向灾难的会议继续进行时，

毛泽东在他的别墅里消闲，到东湖、龟山和蛇山漫

步。*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继续在蒋介石的

烘炉中度日。农民问题已把国民党中的左翼分子卷

了进去。由于急于从中脱身，他们把国民党拱手交

给了蒋介石。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进行

农民革命，要么听命于蒋介石及各式军阀。 共产党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条路!

国民党中的左翼最终还是选择了蒋介石。7 月，

他们开始把矛头转向武汉的共产党。和中国的其他

地方一样，这里也是白色恐怖。至仲夏时节，中国

革命似乎正走向末路。

湖南发生的事件是时局向右转的发端。5 月，

一些军官在军阀的指挥下把枪口转向左派，毛泽东

乔装搭乘运货火车南下试图重整势力进行反抗。 在长沙，士兵们高呼着“蒋介石万岁”的口号，

闯进工会办公室，对手无寸铁的工会会员和学生开

枪，逼迫他们喊“蒋介石万岁”。湖南有 3 万人在那

个夏天被杀害，毛泽东很幸运没有成为其中的一个。 毛泽东有些绝望，但试图竭力挽救。他组织起

工人和农民反抗镇压，不过他也认为应该亲自去见

省长劝说他们阻止这种行动。

难以置信的是，陈独秀教授——还有莫斯科—

—仍希望修补统一战线。陈独秀令毛泽东离湘赴川。

毛泽东既没有服从陈独秀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心，

他还像消防队员一样站在烈火中。他与自己过去的 上帝的决裂是彻底的。但是，陈独秀做不到的事， 湖南军阀能做到。军阀命令逮捕毛泽东——毛泽东

又返回武汉。

江南许多原来左派势力强大的地方频频传来噩

耗。罢工者就地杀头，上海市中心摆放着竹笼子，

悬挂着被处死者的人头。女共产党员被辱骂她们的

士兵枪杀，子弹射穿阴部。面对惨状，毛泽东潸然

泪下。

在农村，去发动农民的学生被用煤油活活地烧

死。左派分子被绑树上，身遭千刀万剐直至死去，

凶手还往伤口里撒盐和沙土。剐刑在封建军阀手里

复活了。凶手还抽去受害者脚上的筋肉。 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从湖南回到武汉，鲍罗廷

正在他那装有电梯、贴着玫瑰色壁纸的四层楼的别

墅忙着打点行装。他正在合上论中国革命的讲义，

莫斯科已经让他在这里待了 4 年。

“一切都完了”。这是他离开中国回苏联时对中

国革命的祝福。

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是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

——苏联革命者的威望在鲍罗廷的火车开动之际下 降了。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南京向武汉拍发电报， 对国民党分子的爱国行动表示祝贺，称他们除去了

共产主义这块肿瘤。

如果说夏天带来的是悲剧，秋天则显得荒谬。

共产党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它一反软弱

的合作态度——这为时太晚：代之以以牙还牙的武

装斗争——这又为时过早。在表面温和的政治中包

藏的是军事上的极端主义思想——斯大林与国民党

的调情毕竟才过去几个月。

毛泽东陷入这一倒悬之中。在面临毁灭的情况

下，他并没有比其他人表现出更强的控制能力。 7 月 15 日。共产党与武汉政权彻底分裂，陈教

授已经绝望地独自去了上海。共产党召开了紧急会

议，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会议讨论的是他有可

能反对的内容。与会者决计在农村和城市同时发动

起义。

毛泽东被派往湖南，去领导后来被称为秋收起

义的农民运动。毛泽东感到茫然，不过仍竭尽全力、

四方奔走。但是策略似乎有些不对头，事情也不尽

如人意，抑或这二者兼而有之。

糟糕的是，新的路线也是受到莫斯科的授意而

制定的。6 月，斯大林突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也要有

自己的军事力量。更为荒谬的是，这位远在 4 000

英里之外的苏联领导人还坚持共产党要支持武汉政

权。现在真的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乱弹琴。 因此，在八九月间，中国共产党在一步步地走

向绝境。他们打着国民党的旗子开始武装反抗!首先

是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但起义没有成功。可是，

头脑发涨的中共领袖们仍然继续进行没有正确政治

路线的军事盲动。

危难之际，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在 8 月上旬召开

紧急会议。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在华氏 100 度中、酷

热的武汉一间阁楼里匆忙举行的会议。心怀愤懑的

11 位委员罢免了陈独秀的职务。代替陈独秀的是瞿

秋白，这位自由派学者曾成功地取代了毛泽东在农

民部的职务。

*如果罗易的回忆值得相信的话，他和鲍罗廷 都发现毛泽东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我在汉口第 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午夜刚过，我们正在政治局 热烈地讨论问题。鲍罗廷也在，坐在我身边。一个 高个子走了进来，步伐沉着且显得高傲。他脸庞黝 黑而宽阔，高高的额头上长长的直发向后梳卷。‘毛 泽东。’鲍罗延悄声对我说。他没有注意我，也没有 注意权重的鲍罗廷。我们两个外国人对视了一眼， 鲍罗廷又悄声地对我说：‘这个人很难对付，是个典 型的中国人。’‛

陈教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1936 年，毛泽东 提起与国民党合作曾遭受重大损失时，严厉指责了 陈独秀，可他却没有责备斯大林，斯大林才是更大 的罪人。

毛泽东对两位共产国际代表的评价也相当尖刻。 “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事实确也如 此，鲍罗廷信任国民党的时间更长。对 1925 年起就 扮演着一定角色的印度人罗易，毛泽东的态度也不 温和：“他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的左边一点点， 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这是很公平的评价。罗易的 激烈言辞当然无助于只顾自己利益的莫斯科对远在 千里之外的中国革命的指导。

在作回顾时。毛泽东说国民党“是一架空房子 等着人去住”，而共产党人“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 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空房子主人的 决心”。

毛泽东转向了左边，像后陈独秀时代的所有其 他中国共产党人一样，他转向了枪杆子。与大多数 人不同的是，他最后完全抛弃了国民党，“国民党的 旗子真不能打了”。他在为秋收起义作准备时，从长 沙写给共产党总部的信中有这么一句话。

在土地问题上他仍持激进的观点。

起义暴动起而复灭，就像放很多爆竹一样。毛 泽东并不比其他的人做得更好，这不仅是因为毛泽 东的新的左派观点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他沉迷于 国民党太久，再说农民军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创造出 奇迹)，同时还因为瞿秋白的左派观点也摇摆不定。

瞿秋白想要从城市开始，毛泽东则仍然坚信中 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瞿秋白认为群众暴动的浪潮 会给左派增强实力，毛泽东则在谋划通过有组织的 行动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当时他与瞿秋白若即若离。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由何长工等人设计臸作的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红底象征革命，星星 代表中国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表明这 支军队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

骰子掷出去了。毛泽东发动了他的秋收起义。

一天夜里，他在长沙郊区召开会议进行部署。他设 计出自己的新旗——这使党中央大为恼火——旗子 上是斧子、镰刀和五星。他通过遍布湖南的所有的 老关系，举行起义企图最后攻下长沙。

毛泽东占领了江西边境上的东门市，取得了几 次小规模的胜利，但很快连连失败。事情变得一团 糟。毛泽东的部队是乌合之众，有的人后来甚至相 互火并。经过夏天的镇压，革命的群众基础被削弱 了。

(5 月以来，湖南共产党两万多名党员有四分之 三遇难。)再看到他以前建立的工会、学校及遇到除 死亡和逃走的以外的很少几个人，毛泽东像是做了 一场噩梦。

在 1925 年至 1926 年间，群众运动处于高潮时 共产党非常谨慎。到 1927 年年中，当群众激情渐减 时共产党却进出激进的火花。对 20 世纪中国的社会 主义革命来说，第一步就是一个悲剧。

共产党总部的混乱仍未止息。毛泽东在他的整 个起义过程中一直在与党中央辩论。中央认为毛泽 东太热衷于军队，不相信群众。当事情变得糟糕时， 他的部队又被指责为“自找麻烦”。

毛泽东在答复中指责中央“忽视军事而又希望 群众性的武装起义的矛盾政策”，这导致配合不密切， 使起义缺乏湖南以外的支援。

最后，不是长沙被攻下，而是毛泽东被抓。 在去衡阳招募矿工参加他的部队时，毛泽东被 地主的武装民团抓获。民团奉命把毛泽东押到总部 去处死。快接近院子时，毛泽东沉着机智地想好脱 身之策。他先是把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钱用来企图贿 赂押送的士兵以便脱身，但这一计策明显的无用。

在离院子近 200 码的时候，毛泽东决定赶快逃 走。他这时身材轻便，行动敏捷。他躲过了飞来的 子弹，跑到池塘边的一片深草丛中藏了起来。

团丁赶了上来。他们强迫老乡搜索草丛。毛泽 东静静地蜷伏在地，暗抱一线希望。很有几次团丁 逼近了他，他甚至能触到他们。他感到绝望，他以 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他。

降临的夜幕掩护了他，追兵停止了搜索，离去 吃晚饭了。

整整一夜，毛泽东在山丘灌木中跌跌撞撞地穿 行。他赤着脚，因为押送的士兵拿走了他的鞋，这 半是因为士兵贪便宜，同时也出于迷信说法，即死 人没有鞋就不会变鬼报复杀他的人。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 起义。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和当年参加秋收起义的部 分同志合影。右一为贺子珍。(1937 年 5 月 9 日)

精疲力竭、遍体鳞伤的毛泽东迷了路。后来， 他遇到一个答应帮助他的农民。毛泽东开始吉星高 照了，他的身上还有贿赂别人剩下的七块钱，他用 这些钱吃饭，同时买到了在中国革命的最低潮时最 急需的两件东西：鞋和雨伞。

1927 年 9 月湘赣边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起 义的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油画)。何孔德 陈玉 先高虹 高泉 作

毛泽东又追上了留候的部队。但秋收起义失败 了。此时，毛泽东与中央的关系更加恶化。他认为 应该有自己的行动，所以拒绝攻打长沙。在他看来 这似乎无异于以卵击石的蠢举。

毛泽东又失去了领导地位，他被赶出了中央委 员会，甚至湖南的共产党分部也把他驱逐出了领导 机构。

毛泽东无从知道那些无知的官僚们对他不满的 信息，他已经背向城市和一切已经建立的组织。当 10 月的寒风吹走了盛夏的酷暑的时候，毛泽东率领 他的 1000 名心情沮丧的幸存者到达湖南东部边境 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他打算用枪杆子走自己的路。

★第五章 奋斗(1927--1935)

毛泽东走向了山头，这是唯一的去处。路上他 不时地停下来鼓励千余名情绪低落的追随者。

当到达文家市时，毛泽东已制定了一个新的计 策。他要像《水浒传》里的农民反抗者那样，把队 伍带进山里去。他已找到了挽救革命的方法。但是 他手下的人胆敢跟着他干吗?

一些人会跟他。另一些人中途退了下来，因为 他们看到前景实在是不妙。想家是一种通病，很多 人都渴望回家种田。有人以为为国民党而战可能会 更有好处。

在三湾村，毛泽东的部队都集结在一座破庙里， 以躲避连绵的秋雨和那沾满草鞋的红泥。毛泽东一 连讲了好几个钟头，他阐述了自己关于军队的一些 想法，而在有些人看来，这支农民武装不像一支军 事队伍。反倒更像一个政治团体。他强调在部队中 实行民主，而有些军官认为，这样做会抹杀一些应 有的差别。

当时的情况似乎不允许提出异议。身处困境仍 有胆识则是毛泽东的风格。

左图 文家市里仁学校旧址。 右图三湾枫树坪。

中国共产党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几个月前还 有 50 000 名党员，现在只剩下 7 000 名。左翼的国 民党人士不是销声匿迹就是被迫流亡国外。湖南和 广东的大部分农民运动领导人要么牺牲，要么被捕 而将受刑。

毛泽东的这支在一个月前发动秋收起义的工农 武装损失不少于 90％。他现在又在劝说剩下的 10％ 拥护他的新奇计划，而换来的只是汗水和眼泪。他 们肯定都已猜测到了毛泽东在党内的不利处境。那 么还值得为这位独辟蹊径的领导人去效力吗?

毛泽东自己肯定也是心存疑虑。尽管他被党的 机关除名的消息在三个月后才传到，但他知道这一 天迟早会到来。光是来自上海的非难——党中央硬 是要搬回上海，就像一群蚂蚁被蜂蜜所诱惑而无视 险要的环境——就足以使毛泽东烦恼不已，更令他 无法忍受的是，就连他自己创建的湖南党组织也在 诋毁他。

回想整个夏季所遭受的苦难，他的心肯定会因 懊悔而隐隐作痛。他已和杨开慧及其他亲近的人分 离，更外形消瘦，疲惫不堪，愁眉不展，头发蓬乱 如帚，破烂的衣衫里藏满虱子。

如果说当时没有道出他对前途的忧虑的话，那 完全是因为他坚强的意志在这几周内起了作用。在 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这个阴暗的冬季是一个转折点。

在这人烟稀少的山里很难遇到地主，故而食物 短缺，战士的薪水也少得可怜。毛泽东的下属军官 只有极少数是党员，而且有些人想离开队伍。有几 个军官对毛泽东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十分恼火，在离 开三湾继续撤退时，他们显然企图暗杀毛泽东。

可是毛泽东毫不动摇。他带着湖南人特有的固 执去实行自己的方针。一种内在的力量驱动着他勇 敢向前。一个全新的战略在他攻打城市失利后就已 形成。现在他要将其付诸实践。

才智的焕发来自自卫的本能。回去和党中央取 得联系会无益于事，况且他们对毛泽东抱有成见。 最好是独立奋斗。

毛泽东从未想过要去欧洲避难，而在 1927 年有 好多著名的左派分子都流亡国外，毛泽东评论这一 趋向的措辞表明了他是何等依恋乡土：“许多党的领 导人都被党指派到苏联、上海或是安全的地方去了。”

毛泽东似乎把他最后的一点本钱交付给了大自 然。他的求生之术与他选择的崇山峻岭差不多有密 切的联系。毛泽东剩下的那几个扎根于泥土的共产 党员，或许会像自然界万物轮回一样得到更新和壮 大。

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1927 年 1O 月，毛

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在这里开创第一个农村革命 根据地，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毛泽东在云遮雾罩的井冈山扎了营。这是一个 以雄伟而与世稿绝的世界，毛泽东用他那集农民和 政治家于一身的敏锐目光选中了这块根据地。这个 主意很简单，他的余部确实弱小不堪。但敌人肯定 也有弱点，怎样才能寻 出这些弱点并加以利用呢?

军阀们不能组成统一的力量。当他们相互争夺 地盘时，为适合在中国的外国列强的军事利益，这 种争夺就更加激烈，便不可能同时控制中国边远地 区的区域性农业经济。

所以敌人外强中干。他们虽占据着城镇，而粮 食却来自乡村。如果说中国要靠农村吃饭的话，共 产党人就应该在稻田里扎下根。不过，钢差不多与 食物一样重要。起义者每时每刻都要有防卫的武器。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在农村建立一支 正规部队。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确实应成为一 支军队。只有在农村站稳脚跟，并完全控制这个广 大区域时才能去占领城市，以最后完成革命。

这不是欧洲或上海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它后 来成了为中国所接受的毛泽东主义，并延及非洲和 拉丁美洲。

毛泽东只有抓住枪杆子才开始实现政治上的统 治权。在 20 年代早期，他在广东和上海忙于组织工 作，几乎没有注意到军事问题，也没有写过这方面 的文章。他是一个革命者，但他从未用枪杀过人。

从 1925 年起，毛泽东开始转向农村工作，但他 并没有马上对军事感兴趣。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 察报告》中也未分析军事力量。

自 1927 年年中国共两党分裂后，毛泽东拿起了 枪，他所有 112 页杆子就没有什么意义。

在军阀时代，这是一个惊人的思想，但也是一 个古老的思想。在中国，侠士总被认为是有正义感 的人。

《水浒传》中的绿林好汉没有完全用暴力之争 取代道德之争，即不是西方战争理论中所公认的那 种边打边谈，而是在战争的进行之中展开道德斗争， 他们常和敌人展开论战!毛泽东也是如此，在长达 50 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未放弃过与敌人进行激 烈的论战。

回首五四时期，两条通往新中国的道路吸引了 毛泽东，而且它们分别被他所敬仰的两个教授信奉。

一条道路可以说是“过程”。陈独秀笃信马克思 和列宁提出的历史发展规律：封建社会、资本主义 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在寻求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陈独秀所抓住的 确实是社会变革的科学。城市是这种变革的所在地， 工人是这一变革的关键。资本主义的矛盾与日俱增， 革命将是其必然的结果。

第二条道路可以说是“意志”。李大钊赋予马克 思主义以道德和冲击力的新解释。不管二者比例多 么匀称，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是中国人，而大多 数中国人是农民，只有农村完成了自我改造，新中 国才能到来。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早期是沿着 “过程”走过来的——工会、城市、布尔什维克革 命。他像位记事员站在历史的大门口等待革命“高 潮’’的到来。他在这一组织工作上耗费了很多时间。 这是陈教授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但是到了井冈山是另一阶段。1927--1928 年的 冬天，在创立新政治体制的斗争中，这位雕塑师在 很大程度上独自和泥土打交道。意志使过程黯然失 色。

李大钊早在 1919 年就对知识分子写道：“我们 应当到田间去工作，这样，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 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

井冈山分散村落中的居民不过两千人，他们生 活简朴。该地是贫瘠的红土壤，岩石遍地。农民没

有火柴， 只有像 原始人 那样击 石取火。

* 后来流 袁文才(左)和王佐。井冈山地区原先放莫斯

就有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在当地有着不科的王 小的影响。毛泽东向袁、王二人做了耐心的明宣称， 争取、团结、改造工作，使他们参加了革命毛泽东 军。起义部队在井冈山站住了脚跟。谋杀了

这两位土匪头子。‘30 年代末期‛，毛泽东向王明等 人吐露：‚事后，我感到王佐和袁文才死得冤枉。因 为当时他们和他们的人马差不多已被改造过来了。‛ 见《蒙古消息报》，鸟兰巴托，1974-06-15～29。(王 明的这段回忆不可信，特别是考虑到王明当时所受 的迫害，这一点更值得怀疑。——译注)

“老表，你叫什么名字?”

毛泽东遇到胆怯或怀有戒心的农民时总是这样

问。他这样礼貌、谨慎是明智的。比起城里的政治 来，井冈山上的政治更难开展，也更为复杂。

这里也有秘密社团。当地人和北方迁移过来的 客家人之间有着激烈的矛盾。当地的乡绅与山下的 军阀和国民党相互勾结。毛泽东是地道的外来人。

像是一名手艺人，毛泽东不得不慎重行事。他 不能大张旗鼓地搞土地改革，因为土地太少。他被 夹在地主和土匪之间，而地主和土匪几乎又相伴而 生。受地主的压榨，农民别无选择。不得不上山当 土匪。这里的阶级结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或毛泽 东以前的文章中没有论及过的。

毛泽东在这场挑战中采取了机智灵活的策略。 他结识了两个声名远扬的土匪首领，他们给毛泽东 600 个人和 120 枝枪。*毛泽东用游民和懒汉补充自 己的队伍。两年中，红军扩充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无 业游民。而这些人是工人和农民所鄙视的。毛泽东 之所以招募这些无业游民是因为几乎没有其他兵源。 然而，毛泽东并不把游民看成是社会渣滓。他们也 是人，他提到游民时曾说，“有五官四肢”。他们属 于同一阶级，游民也是受压迫的人。毛泽东认为可 以改造他们。他 1928 年写信到上海，说打算“加强 政治训练以给这些成分带来质的变化”。有趣的是， 毛泽东在 1928 年所写的这些话在 50 年代北京出版 的《毛泽东选集》版本中略去了。

毛泽东要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国民党军队来 犯时要打仗，要制定社会政策，如何掌握与地主豪 绅斗争的尺度?能向农民征税又可避免不利的影响 吗?

毛泽东确实没收了一些地主的财产。初到井冈 山时，用这种方法来获取部队的给养比向普通老百 姓征税要好得多。他在群众大会上也枪毙了一些地 主，但他却尽最大努力不去触动那些中间分子。他 的政策是打倒土豪劣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他还组织民兵和赤卫队以补充正规部队。他采 取教育措施，办起了干部班、战士班，还有一些教

憨厚的农民识字、写字的文化班。

没有课本，缺乏纸张，教师们只好用树枝在地

上教学生写字。

面对各方面的挑战，毛泽东在逐步走向成熟，

他不像一年以前在武汉时那样愁眉不展了。他的面

容显得更加坦然、充满活力，开始给人一种权威感。

如果说毛泽东的父亲曾是韶山的一个“白”乡绅，

那么，毛泽东在 34 岁时就成了井冈山的“红”乡绅，

他似乎成了精神之源。

中共中央起了变化但没有任何改进。莫斯科很

快对瞿秋白变得不满意，工人阶级的代表向忠发取

代了他的位置，但实际权力却渐渐转移到了李立三

手中。对于李立三这位湖南人，毛泽东很了解他，

周恩来也看重他。由于在苏维埃政治中的左倾，加

之在毛泽东的根据地与上海及湖南的掌权者之间缺

乏联系，就不可能解决党的政策的左右摇摆，也使

毛泽东仍然处在不稳定状态。在中国党内的一些人，

以及在莫斯科的一些人，都形而上学地提出“革命

高潮”的观点。这一期待的前景几乎是超越历史的 高潮，就像基督徒期待耶稣复活一样。以怀疑的眼

光去看现实会使一切都不同。

这些影响牵制了毛泽东。1928 年 3 月，湖南共

产党组织向井冈山派遣一名特派员，他带来指示，

并指手画脚地批评，使毛泽东处境严峻。

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 暴动农军同毛泽东部在宁冈砻市会师。随后，两支部队 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 军长，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兼党代表。这年朱德 42 岁，毛 泽东 35 岁，从此开始了他们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图为 砻市龙江书院。朱德、毛泽东曾在这里长谈。 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的消息并没有使毛泽东感到

吃惊，这是 4 个月前的旧事了，已没什么打击力。 但这位特派员批评了毛泽东的社会政策。中央认为， 对阶级敌人应进行更多的“烧杀”，“工人阶级化” 应当成为党和军队的口号。(可是工人在哪里呢?)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有些许右倾，当时必须这样 做。争取各方面的力量并改造他们是他当时的策略 (他曾十分宽容地称那两位土匪头子是“忠实的共产 主义者”)。

*朱德的政委是陈毅。后来成了毛泽东的外交 部长。朱德手下另一个出色的年轻军官是林彪，后 来他与毛泽东的关系甚密。但 40 年后，他又想密谋 杀害毛泽东。

毛泽东被命令到湖南去与军阀的军队打硬仗， 他没有选择余地，因为井冈山已归长沙的党组织领 导。这次出征付出了昂的代价。井冈山被敌人占领 了，尽管一个月后又夺了回来，但的部队却损失过 半。

中共中央向井冈山又派了_二茗特派员，其结果 与上一次截然不同。这位特派员是来井冈山纠正毛 泽东的政策的，但他的举动出乎人们意料。他非但 没有斥责毛泽东，反而成了毛泽东的伙伴，这一结 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1928 年 4 月，朱德抵达井冈山。中共的极左路 线使他在华南屡遭失败，战士所剩无几。然而他仍 受中央的委派去批评毛泽东。上海觉得毛泽东像《水 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军事意识太强，不是发动群 众共同掀起革命高潮，而是去杀富济贫。

朱德手下的一些军官觉得毛泽东不像个军人。 他们记忆中的毛泽东是一位身穿褪了色的灰布中山 装、身材高大、热情健谈的人，头发长而蓬乱，没 有刮脸，胡子遮住了下颌上的痣。他们还发现，毛 泽东的手掌热热的，并有淡红色的光泽。

毛泽东不摆架子。朱德到达前，毛泽东正饶有 兴趣地与朱德的几个下属军官坐在那里畅谈，手中 端着一大杯开水。

毛泽东和朱德在水坑村的一条小溪旁相会拥抱。 他们两军相合，组成了一支 10 000 人的军队，红军 真正地诞生了。这时作为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才开始 为世人所知。

两位领导人需要就很多问题进行商谈(一年前， 他们曾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见过面，但当时很难有 机会交流)。更重要的是，他们就要共同指挥一场战

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 部和湘南农民军，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 师于井冈山(油画)。何孔德 作

斗，因为有个军阀正在攻打井冈山。他：们一起击 败了敌人。

毛泽东和朱德在某些方面很相似，但有不尽相 同之处。他们都来自农村，因此都不摆架子，都和 农民谈得来。不过，在风度和理论水平上毛泽东更 像一位知识分子。毛泽东具有朱德的朴实，但他远 不如朱德那样率直。朱德是一个非常出色、思想单 纯的战士，毛泽东则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脱离了军 人外表的战士。

朱德很快就把毛泽东看成是一位思想家，他代 表上海准备对毛泽东所作的指责从他的唇边消失了。 反过来，毛泽东十分欣赏也非常需要朱德惊人的军 事才能。毛泽东总是乐于制定宏观的战略，而把具 体的战术行动交给别人。现在他可以这样做了，虽 然朱德有些觉得毛泽东过度宣传并试图“直接管理 过多的事情”。在共产党前途难卜的关头，他们相互 取长补短。自从他们会师后，反李立三路线的火种 开始在井冈山燃起。

“朱毛”联盟产生了。20 多年后，亿万中国人

还以为“朱毛”是一个英 雄的名字。

毛泽东现在有了合作 者。他在长沙时曾有一批 忠实的追随者。他自己也 曾追随过德高望重的人物： 在长沙第一师范时的杨昌 济教授，五四时期的陈独 秀教授。砒海为国民党工 作时他又追随过胡汉民。

但是毛泽东能否很好地与地位相同的人一起工作呢？ 朱德是他的第一个考验者。毛泽东在各个连队建立 了政治组织。不是像上海指示的那样去成立政治部， 而是发动组织普通士兵委员会，通过讨论政治问题 来提高大家的觉悟。要发动一次反对地主武装的战 争吗?士兵委员会马上会控诉地主是怎样欺压农民 的。

*例如。周恩来(黄埔军校)、林彪(黄埔军校)、

彭德怀(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朱德(云南陆军讲武 堂)。很多年后，毛泽东说：‚打仗的时候，我从不 读兵书，我们也从来不带着书本打仗。‛

毛泽东坚持在每个班设党小组，每个连设党支 部。每个营设党委。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 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 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一个战士的身旁。

毛泽东不许军官打骂士兵，账目公开，由大家 监督。每打完仗，毛泽东都组织民主生活会，会上 可以各抒己见，还可以点名批评或表扬上级军官。 通过讨论，如果取得一致意见，军官也可能被降职。 毛泽东成了导师兼道德家，他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军 风。

中国的旧军队只知道利用士兵的躯体，绝不利 用他们的头脑!虽然朱德有时对毛泽东的做法不适 应，但也一步步地接近民主意识。每个战士都感到 自己是一场重大运动的一部分。然而这一系列改革 使得一些老式军官对毛泽东很恼火。他们愿意为实 现未来的民主而战，但不希望在他们领导的军队中 看到民主举动。

毛泽东也为士兵们制定了纪律、在群众中的行 为准则。早在长沙读书时，毛泽东就发现对中国的 士兵来说，掠夺周围的老百姓以满足自己已习以为 常。

抢劫和强奸本是军人们常做的一些事。然而， 几个星期过去了，井冈山小心翼翼的村民才知道毛 泽东给他们带来了太平盛世。战士们帮农民春播， 给年老体弱者砍柴，送还从农民那里借来的镰刀， 买菜如数付钱，住宿在有年轻姑娘的地方也不骚扰 她们。这一切同从前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毛泽东正在努力证明。他领导的军队与中国人 熟悉的旧军队有天壤之别。他要建立军民鱼水关系。

毛泽东从未上过军事学校，而其他的红军将领 大多都在军校学习过 4。他仅有的军旅经历就是曾 给长沙驻守部队的一名军官当过 6 个月的传令兵。 和中国老百姓一样，他讨厌在军队中所见到的一切。

不是普通一兵，毛泽东直接成为了统帅。他认 为军队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军队的一切行动都要 服从这个目标。作为统帅，毛泽东是富有影响力的， 因为他跳出了纯军事的羁绊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 解。

我们能说毛泽东是民主主义者吗?他的新中国 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与民主相去甚远。但是在夺取政 权的道路上，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决 定性的力量存在于民众之中。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其 长处，总的说来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毛泽东对别 人的此类特点很敏感：不善适应(如像毛泽东在东山 学校读书时那样)，与人无争(毛泽东 1919— 1920 年在北京的处境)，无拘无束(他几乎一生都如此)。 他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因为他知道只有充分听取民 众的意见，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毛泽东需要朱德的通力合作，因为他当时处在 两种势力的夹击之中。上海的一些人认为毛泽东软 弱无能，而井冈山地区的豪绅们却惊恐地发现毛泽 东绝不是无能之辈，于是就求救于国民党的军队来 剿灭“赤匪”。

在茅坪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 两个观点：其一是“集中兵力”，只有当我军战斗力 优于敌人时，方可包抄出击。毛泽东认为当时红军 的力量还很弱小。

其二是关于工作作风，然而这不仅仅指工作作 风。毛泽东把政治和武装斗争看成是一枚硬币的两

1928 年 8 月 30 日。留守井冈山的部队以不足 一个营的兵力，在井冈山黄洋界击退国民党军四个 团的猛烈进攻。毛泽东听到喜讯，挥毫写下《西江 月〃井冈山轨热情讴歌黄洋界保啊战的胜利。 面，二者不可分割。“每个人都既能打仗，又能做政 治工作。”

毛泽东坚持开展武装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把枪 和书结合在一起。这将使红军在广大的农村扎下根， 然后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向城市推进。中国共产党 的总部仍留在上海，这一事实本身就充分显示了毛 泽东与中央观点之间的根本冲突。中国共产党只是 一群城市知识分子。根本不是一个能够战斗的党。

起初，毛泽东并未想长期占据井冈山。这个根 据地的建立不是以胜利始而是以撤退始，是在吸取 失败教训后所进行的一种新尝试。但是毛泽东慢慢 地发现红色力量能够在山区生存下去，虽然国民党 仍在南京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毛泽东总结说：“根据地对于红军就像人的屁 股。”如果没有机会坐下来休息，一个人肯定会因疲 劳而倒下。1928 年中国红军正是如此。

茅坪路线仍然悬在空中，毛泽东无法把这一理 论完全付诸实施。整整一个夏季他不得不和党中央 斗争。上海和长沙的那些掌权的败事者们让毛泽东

十分恼火，他就像 一条暴怒的鲑鱼随 着“高潮”而跳跃。

这种局势在 7 月份白热化了。湖 南共产党组织的两 个特派员带着李立 三的指示来到井冈 山给毛泽东施加压 力，企图制服他， 让他去提前发动起 义。

为了寻求支持， 毛泽东召开了一次 会议，表决结果是 反对南征。但是特

派员亮出两张王牌：一是朱德同意他们的意见；另 外，很多来自湖南的战士也都渴望离自己的家乡近 些。不顾毛泽东的劝阻，这次出征开始了。 南征的结果可以说是一场大灾难。仗打败了，

部队损失惨重。原来红军占领的村镇又落入敌人手 中。毛泽东匆匆赶到湘南劝说朱德回到井冈山坚持 茅坪会议制定的战略。他成功了，但井冈山的大部 分地区已被敌人占据。

湘南没有出现革命高潮，现在应该做的是抓建 设和教育，而不是到军阀和国民党力量强大的城里 去冒险。

长沙来的特派员嘲笑道：“山沟里怎么会有马克 思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山沟里是不可能 有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毛泽东坚信不移地认为中 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莫斯科和上海在争取政权的 过程中可能有所帮助，也可能帮不上忙，但是山区 将是建立新政权的关键。

到 1928 年 10 月，毛泽东和朱德又夺回了井冈 山的大部分失地。共同的斗争使他们的关系也更加 亲密。朱德对这次南征很是悔恨，并越发钦佩毛泽 东的心智。

把井冈山根据地喻为人的“屁股”或许有些道 理?可能毛泽东温和的土地政策终归是明智的?毛泽 东仍然没有得到上海的赞许，但是他在局部地区获 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到 1928 年底，他实际上已成为 当时湖南组织涣散的中共力量中的头号人物。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 科举行，当时在中国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召开 这次会议。严峻的事实比大会的任何决议都更有说 服力，大会的报告 5 个月后才传到井冈山。这一事 实本身说明，井冈山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第六次党代会选出一个极左的政治局，由李立 三掌权。周恩来批评毛泽东“闯州过府、流通游击”。 绝没有人提议选举缺席的毛泽东为政治局成员，就 像没有人建议感谢苏联人为大会提供的低劣的伙食 一样。然而这次代表大会(显然是在苏联人的敦促下) 确实说到农村根据地是走向革命胜利的有效一步。 这是新说法，它平息了对毛泽东的井冈山之举的根 本性非难。至少，毛泽东又回到了中央委员会。

然而，第六次党代会的代表们根本不赞成毛泽 东的方针。他们仅仅把农村根据地看成是等待革命

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 1896 年生，1922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金 融专家之一。曾任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中央工 农民主政府经济部部长。1943 年在新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工作时被军阀盛世才杀害。 时年 47 岁。

高潮到来的前站。城市工人仍被视为革命的中坚力 量(太少!)。他们认为吸收游民进入共产党比不扩大 党的力量还要糟。

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 1905 年生。1923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后 上井冈山。曾任中共苏区中央 局秘书长等职。红军主力长征 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 争，任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 年在江西瑞金与国民党军作战 时牺牲，时年 29 岁。

毛泽东是否考虑过他在历次党代会中的角色? 已经举行的六次代表大会，有两次(第一次和第三次) 他起过一定作用，有两次(第四次和第五次)他成了 旁观者，还有两次他干脆没有参加。

毛泽东发现自己再次步入三角阵中。20 年代早 期的三角是共产党一莫斯科一国民党。现在的三角 是共产党(上海)一莫斯科一井冈山。

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一个党员之间很少见面的政 治组织。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是在武汉召开的第五 次党代会，到会者也只有 80 人。党都是通过信件联 络来组织和开展斗争的。

有时信件从发出到收阅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 此期间此政策很可能被彼政策代替。虽然指令都是 来自上海，但当上海草拟重新执行一种政策的信件 的同时，很可能一封发自莫斯科的信已在途中，信 中指示执行另一种政策。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学究 们竟然想夺取政权，统治一个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 国家，确实令人惊讶。

毛泽东时常获益于这种中世纪的联络方式。 1927 年 11 月制定的极左路线，他在 4 个月后才听

说。这样，他就有了一段自由活动的时间。 然而，有时也会因信件的姗姗来迟而损兵折将。

1928 年年中，在莫斯科就已批判了极左路线，可是

毛泽东在 11 月份才接到报告。在此期间，他迫于极

左路线的压力，执行了他们的土地政策，使红军失

去很多支持者。

毛泽东的文笔往往犀利不凡，但在党内斗争中，

一枝雄辩的笔并不总是能解决问题。当有人站在毛

泽东这一边时——例如朱德——他们发现毛泽东令

人信服。但是，他写文章的语调常会触怒一些人。

毛泽东写文章总是像在宣布某些真理，这使那些不

赞同他观点的人很不愉快。他娴熟运用格言警句的

技巧是一把双刃的利剑，这既使他能够鲜明生动地

表达自己的思想，也会使那些不会运用格言警句的

同事们不喜欢这一风格。

毛泽东的格言和比喻可能显得有点傲慢，这不

过是因为在党内那些平淡而烦琐的散文式文章中它

们显得突出罢了。瞿秋白和李立三在毛泽东的课堂

上绝不是战略家，而不会过多干涉李立三的周恩来

则谨慎太过，缺少毛泽东那样的独创性。

毛泽东一直把家人带在身边，事业上的失败和

挫折使他更需要亲人。毛泽东几次失意后回到韶山

说明了这一点。在井冈山亦同样如此，不过这里的

戏剧主角发生了重大变化。

毛泽东的弟妹们都竭力地帮助他。弟弟毛泽民

毅然离开党中央的上海总部(他在那里工作得很好，

尽管党中央反对毛泽东的观点)，并忠实地加入了毛

泽东在偏僻的农村进行的实践。毛泽覃也从湖南平

原赶来。朱德第一次从南方赶到井冈山时，是他代

表毛泽东首先做接洽工作，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后来的几年中。毛泽东的两个弟弟都坚定地跟随

他，他们的妻子也都因此至少被捕过。

毛泽东的继妹毛泽建，比两个弟弟对井冈山的

帮助更大。她自成年后始终都是湘区党组织的活跃

分子。自 1927 年底开始，她在险恶的环境中往来于

井冈山和平原之间。1929 年，一个国民党的爪牙抓

住并且杀害了她。

杨开慧带着两个儿子住在韶山，困难殊多—— 让她上井冈山不是不可能。或许，在当时的情况下 她必须选择，跟毛泽东在一起还是跟孩子们在一起。 以前与毛泽东在一起时总是心情黯然，近两年两人

便不再相伴在一起。

确实，绝没有证据证明毛泽东遗弃了杨开慧，

他对杨开慧终身眷恋。但是，毛泽东在 1928 年年中

爱上了一个女高中生也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见到

贺子珍时她才只有 18 岁。她聪明、活泼。朱德的一

位部下曾描述过他对毛泽东的这位“革命爱侣”的

印象：既有魅力又有涵养，说话清晰且有分寸。她

的那双眼睛就像 “两颗水晶”，见到她“就会给你

一种甜如蜜的感觉”。

子珍还具有政治头脑。她父亲是一个家产不丰

的小地主，思想比较进步，开了一个出售左翼书刊

的书店。贺子珍于 1927 年加入共产党，是井冈山反

抗国民党斗争的积极分子。

1928 年 6 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一次党的会

议上做报告。事有凑巧，这次会议在永新县城举行，

子珍作为团支部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结束后，

毛泽东和她闲谈起来。他们 在一起吃夜宵，夜宵有两只

鸡、两瓶酒。

两天后，子珍帮助毛泽

东整整工作了一天，晚上她

留下没走。次日清晨，毛泽

东在吃早饭时对此事毫不隐

瞒，

“贺子珍同志和我相爱

了，”毛泽东对同事们说。 隔了几天，一位军官如

约来见毛泽东。谈完正事后，

他微笑着轻快地向毛泽东表

示祝贺。毛泽东爽朗地笑着

问道：“哪个说给你听的?” “军营里的喜讯，哪个

不知道。怎么样，邀我来庆

贺一下?”

毛泽东安排了一个喜庆 宴。

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 1938 年在延安的 合影。前排左起：宋裕和、谭冠三、谭政、滕代远、 萧克、林彪、毛泽东、高自立、何长工、曾玉、欧 阳毅；二排左三起：谢汉文、江华、朱良才、吴溉 之、李寿轩，左十二龙克夫。左十四刘型。左十五 陈伯钧，左十六张令彬；三排左二曹里怀。

这件事突如其来。它是青春爱情之火的激发。 它似乎表明，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找到了新的力量之 源。尽管在更大的舞台上形势对他不利，但是毛泽 东现在精神焕发，勇气倍增。

自 1928 年以后的近 10 年中，毛泽东一直和贺 子珍在一起生活。他们的结合预示着毛泽东的一个 创造性时期的来临(与 8 年前和杨开慧结合时一样)。 她不久就给毛泽东生了两个孩子(就像杨开慧与毛 泽东在长沙生活的两年中那样)。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关系同他与杨 开慧的关系截然不同。这位 18 岁的姑娘完全是在斗 争中成长起来的。而毛泽东遇到杨开慧时，她还在 父亲的保护之下。毛泽东敬仰杨开慧的父亲，但并 非出于政治原因。贺子珍没有这方面的影响(毛泽东 从未见过她的父母)。她恰巧是一名热情的共产党员， 能把这块新琢的美玉得到手，毛泽东真是欣喜不已。

1929 年初，毛泽东离开了井冈山。其原因是现 实的而非哲理的。他要离开是为再开辟一个更好的 根据地。

党中央对井冈山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向南推进， 去掀起壮观的革命高潮。而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正在 攻打井冈山，每一个寒夜都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土地政策中出现了极左的错误，使红军和群众有所 疏远，一些中农不愿再给红军粮食。恰在这种场合， 彭德怀将军和他的队伍于 1928 年 12 月来到了井冈 山。

彭德怀后来成了中国革命中的杰出人物，但他 和他 1 000 人马的到来并没有受到热烈欢迎，因为 这加剧了食物的短缺。

毛泽东决定向江西进军。他和朱德之所以要进 入这片绿林，进入这多山省份原因很多。如果能占 据另一个省，就可摆脱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吹毛求疵； 朱德在江西国民党中有很多联系(他和他们有过多 年的交情)。另外，江西的军队不像长沙和广州的右 翼势力那样有钱，并有外国的帮助来与红军作战。 彭德怀则留下来守卫井冈山。

这次可怕的远征于元月开始，战士们排成一路 纵队走在冰雪覆盖的崎岖山路上。4 000 名战士(包 括贺子珍在内有 100 名妇女)每人只带了半斤炒米， 他们满是虱子的棉衣一点也不保暖。凑合戴在头上 的帽子使他们看上去像群捡破烂的小贩，没有药品， 甚至 2 000

多名战士没

有枪而只有

长矛。

毛泽东

现在骨瘦如

柴，衣衫破

旧，蓬乱的

头发垂到肩

上。

休息了

两次后炒米

都吃光了。 彭德怀在抗战前线。这 4 000 人

在继续的跋涉中，已有人冻饿而死。要是没有仗打， 还会有数百人或更多的人饿死。当然，假如不能尽 快吃上一顿饱饭，很少有人还有力气打仗。他们终 于发现了敌人，在离开井冈山的第三天晚上，他们 打败了国民党的一支驻防部队，当晚饱餐了一顿。 毛泽东的这次进军付出了代价。在到达较为暖

和的南方之前，他已失去了几十名战士。有好几次， 红军战士不得不掰下树枝作拐杖扶持着走路。在大 余(以盛产钨著名)，毛泽东犯了一个仁慈的错误， 他让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在这相对舒适的“绿洲”停 留的时间过长，敌人追上了他们，结果损失数百人。

毛泽东和朱德到达江西瑞金的一个小镇时，正 好赶上过春节。当地驻军正设宴庆祝打败“朱毛共 匪”取得的胜利，一派节日气氛。拱凳上的红烛与 军营门口的红纸春联相互映衬。斟酒把筷，杯盏交 错，笑声不断。

突然间子弹横飞，狂欢者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 故吓得目瞪口呆。

“朱毛共匪”把住了每一道门，他们用枪把所 有的驻军赶出军营，然后把他们拘禁在一个祠堂。 后来朱德笑着回忆说：“我们替他们吃完了春节的盛 宴。”

不久，毛泽东就在瑞金建立了根据地。自离开 井冈山以来，他损失了半数的战士，但他得到了一 个实施他的“土地革命战争”计划的机会。

在 1929 年余下的时间里，他逐渐用枪把赣南变 成了赤色。

每攻下一个村寨，毛泽东就将它打上自己的印 记。他把宣传共产主义的标语贴在墙上，召开群众 大会，解释红军的由来和目的，建立人民委员会(苏 维埃)。这些委员会有时能存在下去，有时则是昙花 一现。

瑞金地区并不像井冈山那样贫穷，毛泽东的日 常备用物也较以前多了些，伙食也有改善，衣服有 替换的了，还可以弄到一些药品。

朱毛的军队攻下长汀后，缴获了许多缝纫机。 他们用这些机器制作了第一套标准的红军军服。这 就是有名的红军服——深灰色的军装，加上绑腿和 缀着红星的帽子。

毛泽东又回到了稻田和绿林之中。然而，这一 次与 20 年代中期在湖南时大不相同。他现在有一块 安全的根据地开展工作，而在秋收起义时他所缺少 的正是这个。

红军不是革命简单而又纯粹的工具，毛泽东不 是拿破仑。但红军的力量对革命至关重要，它是革 命成功的保证。

要是李立三能等到革命时机成熟该多好!李立 三现时非得急着去干需要毛泽东花 20 年才能干成 的事情不可——率领红军开进中国富饶的城市。

这次转移并未减少上海对毛泽东的非难。雪片 一样的信件很快就追上了毛泽东，内容都是极左的 指示。

李立三仍然只会坐在办公桌旁狐假虎威发号施 令。他按照自己的需要(毛泽东也是如此)解释“六 大”决议。整个 1929 年，他发出的指令是：把城市 作为中心；不要建立根据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 因为条件尚未成熟；把红军分散成游击队。他还命 令毛泽东和朱德离开军队到上海接受批评。

朱德怒气冲冲，毛泽东则冷静如常。两个人都 违背了李立三的政策精神，不过他们尽可能对信件 表示遵从。整整一年他们都是这样敷衍过来的。

奇怪的是，毛泽东从未退出过中国共产党：在 1924 年当他被讥讽为“胡汉民的秘书”时：在 1927 年第五次党代会批判了他所坚持的土地政策时；在 1928 年他被指令离开井冈山时；直到 1929 年，及 以后的一两次情况类似的时刻，他都未退党。

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址——福建省 上杭县古田村。1929 年 12 月在这里召开的代表大 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 议》，这是指导人民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 献。

他之所以还留在这个党内，是因为他坚信马克

思主义的革命终究会到来。他的灵活机智的工作方 法有时近乎机会主义，但是他要实现的目标一直是 共产主义。

进而言之，毛泽东不满足于建立只包括一两个 省的王国。中国的面积比整个欧洲还要大。仅湖南 省在 1920 年的人口就与法国 1789 年大革命时的全 国人口相等。为了中国的未来，为了取得最后的胜 利，他需要一支真正的全国性力量。没有共产党， 毛泽东和朱德不可能在 30 年代初就建立起这样的 武装力量。

毛泽东走的是地方路线，但他的思想不是地方 主义的。

如果说毛泽东在 20 年代末或 30 年代初脱离了 中国共产党，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他被 看作是一位著名的人物，但他只是居于党的权力机 构的中层。

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救星，但他有自 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又常常偏离党的路线。当然， 毛泽东做了很多努力并多次做出让步以便留在党的 机构中。1929 年，毛泽东得了疟疾。这场大病持续 了 3 个月，有好几次是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江西难 以弄到奎宁。等了好久，上海的交通员历尽千辛万 苦才把药送到(共有两个人护送这些宝贵的药瓶，其 中一人在半路上被砍了头，另一人总算闯关过卡回 来了)。

毛泽东在福建境内的一座草舍里养病，这里距 江西东部较远，可能是信仰基督教的傅医生救了毛 泽东的命。傅连唪医生是被红军争取过来为红军做 事的。在长汀，一位英国浸礼会教徒是被红军争取 过来为红军做事的。在长汀，一位英国浸礼会教徒 给他取了个教名叫尼尔森。

李立三路线的影响是毛泽东在江西面临的主要 问题，这一点可以从朱德在毛泽东生病期间的举动 得到说明。朱德好像失去了舵手，开始对李立三半 推半就。在“流动游击”喊得最响的时候，他也离 开瑞金去“发动群众”了。

天晓得毛泽东在听到朱德作出这种无益的妥协 时是何等恼怒。朱德的从命无论如何也收效甚微。 几个月后，他又回到了毛泽东的路线。

左图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继续思考着‘对于 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1930 年 1 月 5 日．他针对林彪等不少同志的悲观情绪， 写信给林彪并印发给部队干部，指出中国革命的高 潮快要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20 年后，这 封信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收入《毛泽东 选集》。

右图毛泽东题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9 年底，毛泽东又复出。他已从疾病和对朱 德的失望中解脱出来。他准备在福建的集镇古田召 开一次重要会议。支撑在山里的稻草床上。他草拟 出时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毛泽东像一个杂技演员，他把几个球同时抛至 空中，在较为熟悉的问题上和李立三展开论战。

他对如何管理军队提出了强硬的观点，他对一 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感到痛惜。毛泽东坚持说：

“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这 是对朱德的批评。一些效忠于党中央的地方人士对 毛泽东来说是个问题。古田会议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权力之争。为了取胜，毛泽东巧 妙地运用了他钟爱的手段，他开始转向秩序和纪律。

红军已不像在井冈山时那样是一支兄弟队伍， 官兵也不再坐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了。有些官长对 政治原则似懂非懂，甚至连一点政治思想都没有， 却被吸收为党员，只因为他们是官长。毛泽东批评 了这种做法，但是，他有时也只得听之任之。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他主要强调的是纪律。 他批判了“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官长 应允许骑马，司令部应配给比连队较大一点的房子。

他提出的一个新想法就像打向李立三和那些年 轻留学生的一记耳光。合格党员的一个标志应是“必 须没有发洋财的念头”。可如此多的人靠奖学金留学 去了，又有如此多的党的领导人到国外镀金，把一 半的时间浪费在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上。他从未放 弃自己的观点。在他给林彪(当时是春风得意的年轻 军官)的一封信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信后来取名 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写于 1930 年 1 月 的信，既表达了他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又清楚地表 明了他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在这时是相当乐观的，他认为革命的希 望就像“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已可触摸得到。是不是毛泽东已开始赞成李立三形 而上学的高潮论?而在此时，李立三和中央都十分悲 观。毛泽东为此责备他们，他的推理比他的乐观主 义更具有打击力。

斗争随着整个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它的涨落不 仅和自己的力量有关，同时也取决于敌人的力量。 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基本的道理。

1928 年初，毛泽东一度十分谨慎，因为军阀之 间还没有相互残杀。故当上海命令他多方出击时他 感到十分吃惊。到 1930 年，他已能大胆行动了。因 为这时蒋介石受到两个军阀的攻击，同时日本人也 正向中国施加压力。

1930 年 3 月。共产国际的官僚机构抛出了一条 荒诞的消息。他们出版的新闻简报《印象通报》 (Imprecorr)上刊登了一则毛泽东的讣告!讣告中说 毛泽东死于肺结核，并称毛泽东是“中国无产阶级 的先驱”。

这一过失算不得克里姆林宫在中国问题上犯的 最严重错误。

随着 1930 年的过去，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的李立 三，起初像蛤蟆一样把自己吹得胀鼓鼓的牛皮也吹 破了。他和毛泽东之间奇特的拔河赛动摇了每个人 的立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在江西的成功使他 与李立三等人之间的关系恶化，尽管红军影响的扩 大对李立三有触动。朱毛军事武装(主要是红军第四 军)是当时左派在全国范围内最强大的武装。但这并 没有使李立三转向毛泽东的建立长期农村根据地的 思想。他说，“在山里”建立政权纯粹是“开玩笑”。

不管怎样。李立三确实想利用朱毛的军队来进 一步实施他的攻打几个大城市的计划。他很快就有 权这样做。

彭德怀将军攻占了长沙，徒劳无益地坚守了 10 天，最后被赶了出来。贺龙将军(他的生活不久就和 毛泽东的生活交织在一起)被派去攻打武汉。但他在 这座大城市面前失利。

毛泽东和朱德的目标是南昌。他们徒劳地占领 江西省府 24 小时㈣，工人没有起来，国民党没有垮 台，军阀的军队损失也不大。

毛泽东从进军南昌的失败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是： 李立三的路线已彻底破产。

但失败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李立三又发出一张 牌。长沙失利后的一个月，李立三要彭德怀试图再 进攻一次，并命令朱德和毛泽东也参加这次会战。 红军人数已超过 2 万，是中国共产党迄时为止最强 大的一支军队。毛泽东带领队伍进攻了 12 天，但国 民党军队有飞机、大炮和军舰„„

毛泽东放弃攻城，没有服从李立三的命令(带着 彭德怀和朱德)。他用实际行动反对李立三，又返回 了赣南。虽然毛泽东在 1930 年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 精神，但不是李立三那种与世界革命相联系的大城 市暴动的乐观主义。在李立三的眼中，毛泽东的“农 民意识”令他头痛。

李立三垮台了。两个月内他失去了党内一切职 务。和他的前任瞿秋白一样，他被召到莫斯科挨训 受责，后来投进监狱。毛泽东所关心的是他指挥下 的军队的生存和实际目标，上海与莫斯科之间的回 旋对他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也不是那么清楚)。因此， 在毛泽东与李立三之间的情形不是简单的反对。实 际上，毛泽东的事业在李立三时期的混乱中得到发 展。如毛泽东所希望的，最终不是城市而是农村成 了中国共产党注意的中心。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哀痛的毛泽东捎去 30 大洋为她修墓立碑。

1930 年 2 月进攻长沙的后果是导致杨开慧被杀 害。她是拒绝解除同毛泽东的婚姻关系而受刑的。 在共产党攻城之前毛泽东是能够将他妻子和两个儿 子转移的。他们作为毛泽东的家属是特别危险的。 他为何不将杨开慧和两个孩子送至安全的地方呢 ? 在 3 个月前给李立三的一封信中，毛泽东称他不知 道杨开慧的地址，但并没有说他没有办法与她联系。 造成他如此被动的一个可能理由是毛泽东已与贺子 珍生活在一起了，他要避免原有的妻子与新娶的妻 子彼此相遇。假如是这样，足以哀伤的是，这种动 机同毛泽东在那时和日后所持的以“政治路线”为 指南的道德行为形成鲜明对照。在后来的岁月中， 内疚似乎攫住了毛泽东，他对杨家极尽情谊，并以 杨开慧丈夫的身份保持联系。

毛泽东的两个儿子被救了出来，但他很多年后 才见到他们。

他家的土地被国民党查封，更为甚者，国民党 还掘毁了他双亲的坟墓。*不会再有地租交付给毛泽 东。这位“红乡绅”再也没有静修的好去处了。毛 泽东在井冈山和江西没收了许多地主的财产，现在 他知道被没收财产的滋味了。

难以理解的是，毛泽东颇欣赏自己在韶山的名 望。后来他向埃德加·斯诺谈及他在韶山的形象时 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他 指的是 30 年代早期。这似乎有点自鸣得意。

毛泽东接着说：“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 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当时种我家 田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家的田地了，看看 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被砍掉了，我 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毛泽东总觉得那个靠得 住的乡土世界对他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

李立三的主要批评者并不是那些受他迫害的人， 而是刚从苏俄学习回来的一个新的团体，他们揪住 他不放。毛泽东已看清了自己的前途。他又有事情 可做了，即与一伙新的对手——28 个布尔什维克作 斗争。

这“28 个布尔什维克”是在莫斯科学习的一群 左派中国留学生，他们受到斯大林的赏识，因为他 们站在反对托洛茨基的立场上。他们就读于莫斯科 中山大学，导师就是校长维克多·巴威尔·米夫。 米夫还是斯大林远东政策的得力顾问，他不久就从 大学的校园来到上海的小巷，成了 30 年代初期的鲍 罗廷。

28 个布尔什维克除了擅长理论，对其他事情一 窍不通。他们确实都缺乏经验，其中的两位佼佼者 ——王明和博古——在 1931 年取代李立三掌管党 中央时都只有 24 岁。

除了都是中国人之外。他们俩和毛泽东很少有 相同的地方。王明出身地主家庭，性情温和。博古 的父亲在清朝时曾当过县令。两人都曾是上海大学 的学习尖子，又都是十几岁时就离开中国去苏联学 习(毛泽东在十几岁时还没有离开过湖南)。

他们在 1930 年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出人 意料的是，1931 年初在上海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上， 他们俩竞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

好像是要欢迎王明和博古的回国，毛泽东写了 一篇题为《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文章主题是论 述“山沟的马克思主义”和在莫斯科学到的马克思 主义之间的区别，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

这是毛泽东自 1926 年以来比较好过的一段时 间。李立三已 被清除，中央开始对农村工作有些好 感，尽管当时的党中央远在上海的法租界内。毛泽 东在 1930 年 9 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 年以 来的第一次)。

以毛泽东为政治首领的江西根据地工作进展顺 利。到 1930 年底，根据地的面积已扩展到 19 000 平方英里，管辖人口 300 万。几次攻打城市的惨败 反倒提高了江西和其他红色农村根据地的声望。

李立三的“玩笑”变成了现实。许多党的高级 官员来到了山里，党中央决定成立“苏维埃政权” 为中国的临时政府。这样就使对农村根据地的重视 具体化了。在后李立三时期的政治氛围中。毛泽东 必然会成为中共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

与李立三进行了 3 年斗争，现在毛泽东不得不

1927 年至 1933 年， 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内 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和理论创新。这是当时 写的农村调查报告和 《调查工作》（即《反对 本本主义一文》。 应付这一斗争遗留下来的一个棘手问题。李立三在 江西的遭随者们不喜欢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并密谋 反 叛 。 其 中 有 些 是 渗 透 进 来 的 AB 团 分 子 (AntiBo1shevik，“反布尔什维克团”)。国民党搞 AB 团的目的就在于向中国共产党渗透。

*关于毛泽东在富田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有些 说法相互矛盾。如 Don11(多利尔)发表在《中国季 刊》第 37 号上的文章，和有些幸存者宣称，富田事 件中，约有 2 万人死亡(见《毛泽东与周恩来》。) 可以肯定地说，朱德不同意毛泽东对这次事件的处 理方法(《我与红军》，)，另外。还可参考《井冈山 的英雄》；《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

毛泽东得到警报后，迅速行动，在富田囚禁了 几个反对他的领头人物。

这一行动将反叛推向了高潮，几千人赶到富田 企图释放被关押的人。几千名武装战士参加了这次 长达几周的战斗。这是共产党阵营内发生的第一次

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

重大事变。毛泽东赢得了胜利，但他没有因取胜而 变得宽宏大量。他违背了自己制定的“治病救人” 的内部斗争方针，他处置了成百甚至有上千的人。 如果说这个事变使毛泽东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受到爱 戴。但却使他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

一天，一位自称是毛泽东的老同学的人前来拜 访，他是毛泽东在东山高小时的同学萧三。萧三已 与共产党人心心相系(他与爱挑剔的哥哥萧瑜不同， 萧瑜曾随波逐流加入了国民党，转而退了出来，后 又去了欧洲献身文化事业)。当天晚上，毛泽东邀萧 三谈了个通宵。

他们俩谈到了如何教文盲识文写字的问题。这 次交谈仿佛是毛泽东开始戎马生活之前的回声，然 而也预示了他拿起枪之后的生活。根据地的稳固发 展使他能再次考虑做教师的问题，教育别人是他的 癖好，他要重操旧业。

毛泽东领导下的江西政权开创了一个自由时期， 人们可以像寄封信那样为感情自由而随意离婚。婚 姻应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生儿育女也不是维系婚 姻的纽带。

毛泽东的婚姻自由政策和他奉行的其他任何政 策一样带有革命精神。在旧中国最底层的人们结婚 并非易事。毛泽东在江西调查时发现只有 10％的游 民和 1％的长工能讨到老婆。他对此大为震惊。而 且在旧中国离婚几乎不可能，对妇女来说则根本不 可能。

毛泽东的新法律实施后，结婚以及离婚的场面 真是热闹。姑娘们把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当作婚姻管 理局，她们等在那里，直到那些心烦的干部为她们 找到男人才罢休。

有些夫妻即合即离，朝秦暮楚。

有些青年团员在“向封建主义开战”的名义下。

发起令人头昏的所谓自由婚姻运动。

1919 年长沙的那位新娘自杀后。毛泽东似乎提

倡“恋爱自由”并为此撰文。然而当新旧思想交锋

时，毛泽东采取了中间立场，这显示了中国革命的

根本特点。他希望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婚姻生活的幸

福，而反对无节制地纵欲、早婚、独身和其他异常

行为。

他制定的有些政策比他许多同事所希望的要严

厉。他不同意将男子的婚姻年龄降至 20 岁以下。女

子降至 18 岁以下。他坚持红军战士的妻子只有征得

丈夫同意，或是两年得不到丈夫消息的情况下方可

提出离婚。

他使得普通农民拥有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但

他不赞成 20 年代一些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提出的

性生活“一杯水”观点。他认为应给农民保持自己

传统习俗的一席之地，而不可过于轻率地处理男女

之事。

这一点很合毛泽东的性格，他笃信诚实的乡土

美德。他不同于那些五四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

大胆的社会实践是件令人激动的事，而且有其自身

的合理性。他和杨开慧或贺子珍的婚姻在当时的环

境中都是稳定的。确实，毛泽东并不看重结婚的仪

式，他在完婚之前就同她们生活在一起——然而一

旦确定，这种关系就会稳定地保持下去，直到外部

因素促其发生突变。

毛泽东在江西时制定的《婚姻法》完全反映了

他的经历。两个人开始同居就视为“结婚”，不管他

们是否领过证书。这样就消除了私生子的概念，这

是中国的一大变化。同时，毛泽东制定法律的宗旨

是要把稳定的家庭式爱情作为所有人的规范和权利。 毛泽东的革命最终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具有讽刺

意味。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改变了一切，因为它改变

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然而，中国社会仍保持着的人的“行为规范”

并无多大改变。

蒋介石

正准备用武

力根除共产

党。在某种

程度上说这

是自李立三

向蒋介石的

城市发动几

次进攻之后

的以牙还牙，

然而，由朱 德和毛泽东来与发怒的蒋介石对峙。从 1930 年 12 月至 1931 年 7 月，他们总共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三 次“围剿”，他们以少胜多的战例在军事史上留下了 光辉的一页。

毛泽东采取了不少战术诱敌深入(把国民党军 队引到他们不熟悉的山里)。以置换空间这种方法， 毛泽东掌握了时间的主动权。他看着敌人逐步分散 兵力，一旦发现敌人有明显的薄弱环节，就集中所

有的兵力围歼，他称这种战术是“以十当一”。 灵活的战术使得毛泽东的军队能够利用与当地

农民的鱼水关系，并使他那众多的军队能简装行动。

在第一次“围剿”中，蒋介石投入 10 万军队对付毛

泽东的 3 万人；第二次，蒋介石把人数增至 20 万来

对付毛泽东的 3 万；第三次“围剿”——震怒的蒋

介石飞到武汉亲自督战——他指挥着 30 万兵力，而

毛泽东的军队则只是蒋军的零头。

毛泽东取得了历年来最好的成果。成千上万的

国民党士兵投向了共产党这边，许多国民党军官被

击毙，不少人归顺了毛泽东。

朱毛军队缴获了大批枪支，在战利品中他们发

现了一些奇怪的机器——他们从未见过也不知怎样

使用的无线电发报机。这是在福建漳州缴获的。毛

泽东与一位年轻的女干部曾志(陶铸未来的妻子)来

到一所有名的中学，这里有一个不错的图书馆。他

在书堆中翻寻了一个时辰。

“曾志，给我找个箱子来，”他说，“我们把这

些书带走。”曾志装好了三四箱书，同毛泽东一起回

到了江西。

1931 年夏，毛泽东抒情至极地填了一首词，对

其令人激奋的内容来说，

《反第二次大“围剿”》这个题目似乎平淡了些。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毛泽东和朱德有可能击退蒋介石，但要击退 28 个布尔什维克则相当困难。1931 年对毛泽东来说是 喜忧参半，他把人民战争的思想付诸实施并取得了 成功，但他在中央的处境却十分不利。

1931 年 11 月 2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 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是毛泽东 (站立者)在会议上讲话。

由于当时异常的环境，毛泽东有机动调遣兵力 的自由空间。共产党总部远在上海，江西的苏维埃 政权是一种新的政权形式，它曾一度有自己的生活 方式，在很多方面偏离了党的权力的影响。1931 年 紧张的军事气氛更是加强了它的自主性。

所有这些都可以从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得到印证。这是中国共产党迄时为 止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共有 610 名代表。 开幕式于 1931 年 11 月 7 日清晨举行，这一天是列 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 14 周年纪念日。

28 个布尔什维克给这次大会以很大的影响，但 他们不能控制大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脆弱的政权可望包括 有华南地区多半是很少的几十个苏维埃)，这是毛泽 东当时的最佳头衔。他成为一个政府的首脑，尽管 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不知道这一政府，也不知道毛 泽东这个人。毛泽东身边还有两位副主席，张国焘 是其中之一，这个地主的儿子一直与毛泽东合不来。

在上海。王明和博古得到莫斯科同意后决定巩 固在中央的正规统治。1932 年，他们开始了计划中 的下一步，中共中央由上海搬到了江西这个最富有 朝气的地方。这对毛泽东是一个打击。

“从 1931 年到 1934 年，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 言权。”毛泽东后来抱怨说。

28 个布尔什维克反对毛泽东的什么呢?还是两 个老问题——军事战略和土地政策。在落后的中国， 要靠枪杆子和农民保证革命的最后胜利。28 个布尔 什维克无论在军事思想还是土地政策方面与李立三 的本本主义都没有多大差别。

在 28 个布尔什维克眼里，毛泽东只不过是一名 农民游击队员，其军队已被游民思想所腐蚀。他的 灵活的战略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在 28 个布尔什维克看来似乎是放弃所占有的根据地。

“攻占大城市”，他们叫喊着，仿佛 1927 年和 1930 年的惨败没有发生过。28 个布尔什维克将毛泽 东看成是《水浒传》中那样的农民反叛者，而不是 一位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军队的领袖。

“一个红皮萝卜，斯大林是这样称呼我的，”毛 泽东后来说，“红皮白心。”

在江西，毛泽东根据人民战争的要求调整了他 的土地政策。“鱼”需要“水”，没收财产要谨慎从 事，不要与中农为敌。在共产党的修道院里长大的 28 个布尔什维克，文质彬彬地伸出手轻易地抓住了 把柄，毛泽东执行的是“富农路线”。

28 个布尔什维克对中国共产党前 10 年的历史 似乎毫无记忆，那段时间也没给他们留下任何创伤。 另一方面，他们所说的也不假，在某些方面，其批 评是有很好的理论根据的。

毛泽东的确是把一些封建主义的现实(如家族) 绘人了治理农村的蓝图。毛泽东还不精通马克思主 义和列宁主义，头脑中还有部分《水浒传》的思想。

甚至在和 28 个布尔什维克论战的语言上也是 这样。他认为简单地将“ Soviet” (苏维埃 )和 “Bo1shevik”(布尔什维克)直译过来，普通农民对 它一窍不通，许多人都以为“苏维埃”是一个人的 名字，

“布尔什维克”更是像刀叉一样不为中国人所 熟悉。毛泽东总是尽量避免使用“布尔什维克”这 个词，他还找到了一个有具体意义的词来代替“苏 维埃”——“工农兵代表会”。

但对 28 个布尔什维克来说，毛泽东适应农民的 这种做法恰恰证明了他没有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

1933 年，毛泽东被解除了制定政策的权力(尽 管他还拥有他的政府头衔)。此时，蒋介石调集了不 下 40 万人的军队开始了第四次“围剿”，但毛泽东 已不是此次反“围剿”的负责人。

周恩来负责此次反“围剿”，在 1932 年 1o 月的 宁都会议上他取代了不被信任的毛泽东，成为红军 总政委。

在这些年中周恩来没有站在毛泽东的一边。他 相信阵地战，概括起来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他 觉得毛泽东行为有异，在宁都会议上他俩曾言辞激 烈地展开过争论。周恩来确实不像毛泽东那样强烈 反对 28 个布尔什维克。

红军打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这是中国 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周恩来在 28 个布尔什维克思想指导下的战术起了作用，还是毛 朱留下的影响赢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无论 如何，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孤立， 他的“胆怯的游击主义”也因此而被看成像自动化 时代的纺车一样落后。

1933 年 4 月举行了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会议， 它把毛泽东的军事威望打入地狱。毛泽东没有参加 这次会议，他的疟疾又犯了，再次受挫使他卧病在 床。

到 1933 年春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经济情况严 重恶化。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33 年 8 月和 1934 年 1 月，毛泽东分别在中央苏区南部 17 县经济建设 工作会议和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上作《必须注意经 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等报告，强调经济建设和关心群众 生活的重要意义。

那位基督徒医生赶来令毛泽东住院 4 个月，但

他康复得比这还要快。不久，他就责备傅连唪医生 为他安排的过奢伙食。他说：“我们不要忘记现在是 战争时期。”这一下轮到这位医生看起来像得了疟疾。 傅连唪回忆道：“突然，我的脸红得像个胡萝卜。”

1933 年，毛泽东拟定了在很久不曾动过笔后的 第一篇文章《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涉 及经济问题。自从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周恩来后，毛 泽东就像生手一样热情十足地将自己投入到基层工 作中。

他骑马巡视苏区，统计粮食的数目，组织贩盐 队到国民党占领区走私必需品。他又开始聆听农民 的声音，自离开井冈山后他很少这样做。

中央发起了扩充红军 100 万的运动(1933 年初 还不到 50 万人)。每个根据地周围都筑起了土墙， 称为“铜墙铁壁”。毛泽东则暗示这样扩红会与农业 生产争夺劳力。他认为，这些土墙会使红军陷入阵 地战。毛泽东在一篇谈群众生活问题的报告中说：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 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

日本人的入侵又一次给中国罩上了阴影。就像 乌云遮住了太阳，它使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置于一 种奇特光线之下。他们到底为何而战?难道它比抵御 外敌入侵，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更重要吗?

“九一八事变”是一个漂亮的借口。东京借机 第一次踏上了它邻邦俯伏着的巨大躯体。它的最初 后果是分散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注意力，而它的长 期影响则十分深远。

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思想丝毫没有减退，在共产 党的领导人中。他差不多是唯一一个向农民宣传反 对帝国主义的人。他提醒农民，说国民党干的最坏 的事，是与洋人勾结企图从外面打开统治中国的大 门。

当时人们对此感到好笑。苏区以外很少有人听 到过这种说法。但 10 年之后，这一说法就显示出其 英明之处。毛泽东和朱德于 1932 年 4 月对日宣战， 但是他们已有好几年没见到一个日本人，他们所控 制的中国人口也只是很小一部分(其法令只在 900 万人口中生效)。

然而毛泽东的确有远见。

他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蓝图，也不是重 复苏联的革命——像是江西的山沟里发生了“又一 次十月革命”。他从未对世界革命浮想联翩。中国是 基础，如果中国出现危难，再也没有比拯救她更重 要的事情了。假如没有中国，任何革命的说教都只 能是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空谈。

毛泽东开始倾向于建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但 他当时所拥有的权力只能是谋划此事。中央还没有 发表任何抗日宣言。实际上 28 个布尔什维克从未受 到民族主义的影响，他们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看成 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开始。

1933 年 12 月，福建省发生了一场悲剧。一支 杰出的国民党军队、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转而反 对蒋介石。蔡廷锴要求抗日而不是围剿共产党，他 向共产党派出了密使。

而中共却举棋不定，他们对待十九路军反叛的 态度漠不关心并兼怀敌意。王明在莫斯科谴责蔡廷 锴说：“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啐唾沫。”在中国 共产党决定帮助蔡廷锴之前，蒋介石已用计消灭了 英勇的十九路军。

毛泽东肯定同情蔡廷锴。他希望建立抗日统一 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共产党以外的所有爱国人 士，只要他不是反动派。1936 年，毛泽东回忆说， 中国共产党没有团结蔡廷锴是错误的。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为了蔡廷锴而使自己陷于窘 境。实际上，他曾尖锐批评蔡廷锴企图在共产主义 和反动派之间寻求“不存在 的第三条路线”。这主 要是因为毛泽东缺乏必要的影响力去反潮流而取胜 ——当他明知不能取胜时他是从不出击的。他随波 逐流，牺牲蔡廷锴以保住自己在江西苏区所仅有的 一点权力。这是一段使毛泽东回忆起来会感到不安 的插曲。

1934 年 1 月，毛泽东强使自己来到瑞金参加中 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苏维埃政府的 主席，尽管有名无实，他还得来主持会议的开幕式。 会堂里挤满了 1 000 名代表，装饰着红绿彩旗。他 瑞金中华苏维埃政府大礼堂。

看到一幅标语：“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一声 礼炮和一连串的鞭炮声拉开了大会的序幕。

毛泽东作了一个简短、无力、言之无物的空洞 讲话。大会的所有决议都已在提前召开的中央会议 上确定了。而在中央会议期间，毛泽东要么缺席， 要么难起什么作用。

此时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但是毛泽东只 能做一名袖手旁观者。这次“围剿”的方案是由德 国人制定的。蒋介石急于彻底消灭共产党而求助于 希特勒，两位德国将军冯，西格特和冯，福尔肯豪 森成了蒋介石的军事顾问。28 个布尔什维克控制下 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急切地求助于外国人，这次反 “围剿”由一名德国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直接指 挥，他是共产国际赠送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件礼物。

这次代表大会被王明的盲目乐观主义思想所笼 罩，在那时为止布劳恩指挥的几次战斗还不算太坏。 毛泽东只能保留自己对阵地战的怀疑。他主持大会 时就像一只落了毛的凤凰，谁也不会为他主席职务 的解除而惊讶。但过于残酷的是，甚至在他任了三 年主席的政府(人民委员会)中他连委员也不是。

蒋介石开始达到困扰了他三年的“围剿”目的。 一旦敌人进入大门，“御敌于国门之外”很容易就会 变成一场噩梦。因之布劳恩把领地看得比军队重要， 而结果必定鸡飞蛋打。事情偏偏这样发生，它暴露 出“阵地战”的愚蠢。

1934 年的春天绝不会给瑞金带来欢乐。 冯·西格特将军构筑碉堡，并用公路将它们连 接起来。这一战术起了作用，因为中共也选择把自 己的军队固守在防守阵地上的战法。这便使兵力太 弱而且装备低劣的共产党军队失去寻找敌之薄弱环 节、灵活机动地对之各个击破的机会，而国民党军 队却能对给养不足的被困红军有效地实行经济封锁。

到 8 月，中共原来控制的 70 个县只剩下 6 个了， 甚至连长汀也落入国民党之手，许多红军将领战死 沙场。毛泽东对此无能为力，终日闷闷不语。他处 于如西方人们说的那种被“软禁”状态。自 1934 年仲夏始，他就藏身在于都(瑞金以西)一座小山上 的草房里。

一天晚上，朱德手下的一名军官来和毛泽东闲 谈。他带来了酒和鸡。在那艰苦的岁月，这是再美 不过的佳肴。他们受用了一顿。

他们坐在毛泽东所在村舍院子里的藤椅上品着 喝剩的酒。当话题触及令人留恋的往事时，毛泽东 对这位老部下叹道：

“唉，现在不再是井冈山同志们的天下了。”

毛泽东试着回到书本中去，他杂乱地记着笔记， 他赋写忘情于山水的诗词，他还教他的“警卫员” 识字。然而听到美好山峦之外发生的事情，他无法 安宁下来。他在这黯淡时刻再次病倒了。

他高烧达 41 度，这一次的疟疾发作几乎和 1929 年的那次一样严重(尽管博古把毛泽东的病称之为 “外交病”) 。从 8 月直至 9 月底，他一直卧床不起。 当疟疾加重时，又出现了急性肠痉挛，他当时肯定 想到过自己是否还能恢复过来。

傅医生带着药箱来到于都。一天，傅连暲为毛 泽东炖了一只鸡。毛泽东拒绝吃鸡。这位要求甚少

1934 年，毛泽东与警卫员在瑞金合影。左起： 毛泽东、吴光荣、陈昌奉、戴田福。

的病人总是说，他有一个护士就可以了，不需要医 生陪着。职业习惯使然(是被迫?是真诚?)。他乐于 接受上次那位军官送来的鸡，而不愿要傅医生为他 准备的鸡。他让傅医生把鸡吃了。

毛泽东从医生的病床上硬挺过来了。当他于 9 月底离开于都时，他发现外面世界乱得无法收拾。 然而，这种混乱也给他提供了机会。

蒋介石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胜 利，他似乎觉得自己使中国摆脱了“共产主义灾难”。 共产党决定放弃江西。

江西于都红军桥，毛泽东从这里告别了他和战友一 起苦心经营 7 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长征。

毛泽东觉得这样做是“惊慌失措”之举，可这 是博古和布劳恩决定的。红军余部开始向西北行进， 希望在湖南与贺龙领导的苏区会合。

28 个布尔什维克为这次惨重的失败感到窘迫 不安，故而毛泽东又悄然回到为指挥撤退而组建起 来的军事委员会里。这是一个小小的转机。至少， 毛泽东应比几乎所有的同事更少地受到指责。

红军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无舵的小船。8 万 余人(还有几百名妇女)的队伍毫无目的地走着，一 定有很多人意识到自己是在走向死亡。有不少人在 伺机开小差。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两个星期以后，莫斯科用无线电传来指示，告

诉中共撤离江西。

毛泽东带了每人都备有的三天干粮，还带了一

匹马，——这是与国民党作战的战利品，外加一把

雨伞和一捆书。

毛泽东没有带那个在同事们眼里已成为他的标

志的破旧公文包。这小包里通常装有文件和地图。 这是奇怪的。周围的人认为毛泽东没有带包是消沉 的信号。如果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掌握大权的话， 可能会把那个包带在身边。

★第六章未来在握(1935—1936)

如果说未来趋向开始有利于毛泽东，那么在 1934 年末那些晦暗的日子里，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 能洞察到这一点。

实际上，毛泽东在党内的对手在远航起初就风 向不利(尽管博古和奥托·布劳恩在长征开始时仍处 在重要的领导地位)。但相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共产 党人的自命不凡实在有点像是犀牛背上的几只虻蝇。

中共党外的很多(当然党内也有一些)人认为， 自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和江西根据地被夷平以后，中 国共产党实际上气数已尽。长征开始后最初艰难困 苦的几个月丝毫没有改变这一前景。对毛泽东来说， 突然离开自己曾是领袖人物的机构是令人心碎的。 而那些留下来的人中——原则上说，他们的任务是 扰乱国民党，可是实际上他们危在旦夕。后来证明， 与其说他们是 28 个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还不如说 他们是毛泽东的支持者。

这些人中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他在任何情 况下都像是毛泽东的影子，在 1932 年间，毛泽东的 失势使他也受到指责。1934 年在毛泽东实际上被软 禁的那段日子里，他仍然与毛泽东站在一起。

没过 5 个月，毛泽覃就死于敌人的魔掌(另外一 位被处死的是倒霉的前领导者瞿秋白，他主要是身 患结核病而留在江西)。

毛泽东还留下了他与贺子珍所生的两个年幼孩 子。当时红军规定，只有那些能够行军的孩子才能 随军撤退。毛泽东把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放在一位 不知姓名的农民家里照料，自此他再也没有见过这 两个孩子。*

贺子珍是自始至终参加长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的夫人中的一位。长征开始时她正怀着第三个孩 子，这个孩子显然是在毛泽东遭软禁的时候怀上的。 艰难的跋涉对贺子珍的身体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实 际上这还损及了她的婚姻关系。

*1949 年后，曾多方努力寻找他们的下落。有 些中国人认为周恩来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使 他们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这两位后代一直没有露 面。

长征结束以后，曾访问过共产党人的英国记者 冈瑟·斯坦因问及毛泽东当时是否发觉自己是少数

湘江是敌人布臵的第四道封锁线。由于‚左‛ 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的决策错误，中央红军经过几 个昼夜的死战，虽然突破湘江封锁，但损失惨重， 总兵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为三万多人。红

军烈士的鲜血流淌在湘江上。

派而且不能占上风时，毛泽东答道：“是的，我曾是 少数派。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等待。” 1935 年，他的机会来了。

长征在进行的过程中按其必然性呈现出自身的 形态。在它胜利结束之前，甚至没有一个人称之为 “长征”。开始时只不过是艰苦的大退却。后来，毛 泽东告诉罗伯特·佩恩：“我们的目的，是摆脱围剿 并与其他苏区会合，除此以外，我们还深切希望自 己能够处在抗日的位置上。”

长征的每一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摆脱国民党的围 剿并生存下来。长征者每天必须做的都是四个紧紧 相连的任务：摆脱在江西时三面被围的绝境；与远 在西边的其他一个或更多的苏维埃政权接上关系；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重建江西那样的根据地，并在这 一新的根据地代表全中国抗日。

共产党的领导人只是对上述第一个任务不存在 什么分歧。实际上，党内分裂具有很大的腐蚀性， 以至于长征还应有第五个任务——虽不直接明了， 但却至关重要——就是成立党的新领导机构。长征 使成熟的共产党人有别稚童般的布尔什维克。

毛泽东总共有三万军队——第一方面军占长征 参加者的四分之一。他们打的第一个大仗是在湘江 边上，这是毛泽东少年时代梦中的河。这次战役使 党内的政治斗争几近明朗化。蒋介石准确地判断出 红军会向西北方向逃窜。在蒋介石强大而有力的军 事机器面前，共产党损失了五万人。在极度痛苦之 中，伤员们咬住自己的衣服，抑制住自己无法控制 的哀声。

国民党消灭了将近半数的红军。面对如此巨大 的代价，毛泽东决定向博古和奥托·布劳恩的领导 地位发起新的挑战。

严酷的现实是红军不能按照原定计划与湘西北 贺龙的苏区会合，因为蒋介石已部署了六倍于红军 的兵力等待他们。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决定改变 计划，同时向 28 个布尔什维克发起猛烈攻击。

红军应该掉头向西南进入贵州，这是敌人兵力 较弱的省份，然后与四川北部的共产党军队取得联 系。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占了上风，奥托·布劳恩向 北挺进的计划告吹。

与此同时，在 1934 年 12 月的会议上毛泽东壮 起胆来指责导致湘江惨败的两个策略错误。博古和 布劳恩制定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可以使蒋介石坐 等红军的到来。

毛泽东又抱怨共产党人没有利用佯攻这一武器， 而这在行军中应合理地加以利用；没有注意当地民 众的情绪，也没有意识到地形的复杂。

毛泽东还觉得红军带着政府的所有装备从一个 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负载过重。骡子和驴子驮着沉 重的办公用具、印刷机和档案，只能摇摇晃晃地行 走。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与 28 个布尔什维克的斗 争触及了根本问题：中共是继续作为流动之中的临 时政府(28 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呢?还是有计划地 外撤后，俟机重返旧地，稳立根基，待时机成熟后 逐步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的观点)?

一个细节可以充分地说明 28 个布尔什维克的 作风：长征开始时，红军实际上没有一张精确的地 图。博古和布劳恩硬是坚持带上所有的办公用具和 文件，但就是没有想到带上对行军最重要的地图(一 个被控帮助国民党干事的年轻瑞士传教士被捕，他 答应帮助红军指挥员读一张法文的江西省地图后减 轻了对他的处罚)。

当然，28 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军事经验，而 毛泽东和朱德在近 10 年的战争中经验丰富。博古在 1932 年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时还没有见到过打仗， 长征开始时他才 26 岁。布劳恩——尽管他是共产国 际派给中共的军事顾问——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或 参加过一场战役。而且，布劳恩根本不会汉语。

54％的长征者都是 24 岁以下的年轻人，和他们 相比，42 岁的毛泽东成了老人。只有 4％的人年龄 在 40 岁以上，甚至还有十一二岁的少年充当司号兵、 勤务员、送水员、通讯员，或只是作为一般宣传员。 傅连唪医生宣称，根据他的判断，在这些天真朴实、 血气方刚、出身于农民的长征者中，90％的人没有 过性生活。

最初的失败应归咎 28 个布尔什维克，而毛泽东 不应为此而受责。事实上，毛泽东在党内的影响正 在迅速上升。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赢得领导权，但 在湘江战役以后的几周时间里，他的威信在稳定地 提高。

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制定政策。文件烧毁了， 办公用具被扔进深山峡谷；多余的枪支弹药送给当 地可信赖的农民；精简了的运输小分队夜间行军， 这就不会轻易暴露目标。

用能打动人心的标语口号向部队解释每一次即 将到来的行动，很多村庄都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 的神圣使命并招募新兵，具有文艺天才的战士还给 群众唱歌跳舞。这一切都带有毛泽东的风格。

有一次，一个连队被置于两个很显眼的山头上， 故意分散以暴露自己，看上去好像有很多人在那里。 国民党军队真的就把这些忙碌的士兵当成了红军主 力，被红军窃听的国民党电台发布的胜利消息说：

“红军主力已陷入重围。”与此同时，共产党的 大部队在背后向国民党军队发起了进攻。

这种具有浓厚的毛泽东主义色彩的声东击西战 术干得漂亮。一位将军回忆说：“整个战役，就像猴 子在狭窄的胡同里耍牛。”

遵义会议会址。1935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 中央领导集体。

这种战术使得红军能够渡过 220 米宽的水流湍 急、恶浪滔天、两岸尽是陡峭岩石的乌江。蒋介石 似已觉察出他真正的敌手正在向上游挺进，便飞到 贵阳亲自安排 20 万特别部队，想拦截、阻止红军通 过贵州到达富庶的四川。毛蒋争雄的态势由此形成。

红军占领了富饶的古城遵义。用计之妙使朱毛 部队享有魔术师的声誉(红军必须使用这种办法，因 为拼凑起来的国民党军队与红军的力量之比是 100： 1)。

红军首先占领了遵义以东 10 英里处的一个村 庄，抓获了一批俘虏，这些人对这次谋略的实施有 关键作用。红军审讯者轮番劝诱威逼这些俘虏，给 他们银元，耐心诚恳地给他们讲“苏维埃道路”的 优越性(具有当时特征的中国社会主义)。

共产党人用这种方法很快就获得了遵义驻军的 所有情报，还得到了他们的军服。接下来的一幕与 其说属于中国战争史倒不如说属于中国戏剧史。

当晚，红军伪装成作战归来的国民党军队，他 们穿着国民党军服吵吵嚷嚷地向遵义靠近，讲着当 地的方言，甚至堂而皇之吹起军号通报他们的到来。 *毛泽东没有成为党的总书记。对博古和布劳

恩持批评态度的 28 个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张闻天接 过了这个职务。毛泽东的胜利是进入了政治局。他 处理军务，是位于周恩来之后的第二号人物。1935 年，中共还没有设后来是党的最高职务的主席一职， 不过总书记不像以前那样是最高职位。遵义会议后， 党的不明确的领导机构在北京公布的官方史料中也 可以看出来，他们只是简单地说毛泽东从此获得了 ‚领导地位‛。邓小平作为书记员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和城堡上的守军讲着当地 的话，被当作是自家人。他们解释说，连长在和红 军的战斗中被打死了。守军还没来得及怀疑，他们 便已入城，手中举着刺刀高喊：“我们是中国工农红 军!”

毛泽东睡在当地一个小军阀的一间雅致的楼上 卧室里，第二天上午很迟才起床。

12 天来，毛泽东在遍是园林宫殿的美丽城市里， 在柔软的床上得到了很好的休息。贵州的大部分地 方都被红军从军阀手中“解放”(这是个新术语)出 来，红军现已做好了入川的准备。

毛泽东在遵义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他 得到很好休息的军阀宅院，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召开 会议。会上他扭转了由 28 个布尔什维克当权所带来 的局面，并赋予长征以新的意义。

毛泽东并不操控那归属于他的强大集团，也不 属于业已存在的两派：28 个布尔什维克和黄埔军校 派，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派中最有名望的。

毛泽东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领袖，因为他与朱德 一起在江西的反“围剿”战役中有过辉煌战绩。不 过，他的行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 28 个布尔什维克明 显地失败了。共产党的一些关键人物看到了一点， 他们随时都会削除对毛泽东的疑虑。

博古开始在会上作报告，接着是周恩来作报告。 然后是毛泽东发言批评最近的军事路线，而王稼祥 表示支持毛泽东的立场。

极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后来转向毛泽东这边：“他 一直都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听众他。”周恩来对毛泽 东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还让出自己在军事委员会的 职位并敦促让毛泽东任军委的指挥。

周恩来发言后，28 个布尔什维克再也没有获得 主动权。而且自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对毛 泽东的领导地位或思想提出过根本性的挑战。

毛泽东重新获得的权力其实质是在军事。至少 在整个长征期间，枪杆子居一切权力之首。他成为 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并从此入主政治局*这使他 比红军在井冈山或江西时的任何一位将领都拥有更 高的权威。朱德仍是红军的总司令，而且继续与毛 泽东保持一致。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策略，这些 策略可以说是他的杰出军事思想的总结。

〃敌强我弱。红军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不打无把握之仗，大踏步进退，以捕捉战机。 〃诱敌深入，避免打阵地战。

〃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对犯错误者

应予以教育，而不能私下处罚，应让每一位战士都 知道下一步行动的目的和艰险。

在该城一座天主教堂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毛 泽东解释了这些方略。同时提出了未来几个月的口 号：“北上抗日 ”。

遵义的 12 天改变了长征面貌，使这次惨败的军 事撤退转变成为着民族和革命双重目的的政治宣传。

这也使中国革命从莫斯科的影子中摆脱出来变 得明朗了。斯大林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不再 顾及四处流窜的中共，他根本不相信这批农民军队 能完成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由一位并不敬 畏苏联的人来领导。这绝非偶然。正是在与莫斯科 接触十分困难，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联系几归消失 的时刻权力移交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毛泽东依然景仰十月革命。30 年后——当他有 充足的理由不再讲苏联的好话时——他告诉安德 烈·马尔罗，当时向西北去的一个原因是“以能与 苏联接上联系”。但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重心 还是应该在中国的农村。

此外，毛泽东在党和军队内部的组织方法上也 逐步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抵制。这也特别表明他对人 的改造所抱的信念和他那灵活、植根于本土以及精 神高于物质的军事策略是正确的。

毛泽东的最终目的是要到达陕北并从那里开始 抗日。同时，他还想与四川北部张国焘的军队会合， 在这一神话般的省份建立苏维埃政权。

在遵义休整后，长征重新开始时，毛泽东显得 整洁潇洒。警卫员发现毛泽东穿上了一套特制的合 体灰军装。

毛泽东有一匹马，但只是在十分疲劳时才骑。 他患过两次疟疾，病得很厉害，以致连马都不能骑， 不得不躺在担架上由两名战士抬着行军。

在他私人的小包袱里总是装着雨伞和书。里面 的东西不断地更换，《水浒传》却一直带在他身边。 没有材料表明，毛泽东在长征时带了马克思或列宁 的著作。

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但有时他也破例在他 的吊床上睡到正午。他一直把身边的几位年轻人当 作自己的助手，这些年轻人包括秘书、卫生员和兼 作勤务的警卫员。

警卫员陈昌奉是一位年仅 20 岁的年轻人。他渐 渐地知道了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喜欢独处的生活方 式。队伍一停下来过夜，毛泽东马上就要开水。如 果情况紧急，他会通宵达旦地工作而不休息。陈昌 奉就要赶紧为毛泽东布置好工作的地方——一个岩 洞或一块干净的石头。

有时毛泽东发现他的休息处有点奢侈的东西。 他的工作人员十分乐意把他安排去某家有院子，床 上铺有稻草，有置放文具和电话的书桌的地主家里 休息或者工作一两个晚上。

如若能找到香烟，毛泽东即使在最晦气的日子 也能够振作起来。有些资料说，在部队即将开始作 战时，他的士兵甚至用鸦片与对方换取香烟。在没 有烟草的时候，也就显示出了毛泽东的灵活机智， 他把各种各样的带有刺激性的树叶当作烟草的替代 品。奥托，布劳恩也有这一嗜好，寻找上好的烟草 或许是这位脾气急躁的德国人和这位稳重沉着的中 国人共有的一种热情，有时他们共同进行一些冒险 的试验。

落日的余晖使天际变成了红毯子，毛泽东身上 灰色的军装也变成了橘黄色。明月下，错杂的乱石 顿时犹如正在打斗的巨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部队燃起松枝火把照亮前进的道路，悬崖峭壁张着 血盆大口好像是在寻找机会吞噬这支幽灵般的队伍。

每当这种时候，毛泽东就会写下几首诗词。他 感到自己“离天三尺三”；他视飞雪犹如“飞起玉龙 三百万”；湍急的河流在他笔下可使“人或为鱼鳖”； 连绵起伏的群山在他看来是“原驰蜡象”。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发现了真正的自己。纵有千 难万险，纵有地理生疏的挑战，纵有死亡的威胁， 纵有党内的派系斗争，纵有红军多次遭全军覆灭之 险，但 10 个月 6000 英里的长途跋涉充分显示出毛 泽东那寻常难以发挥的天才。

反常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受个人生活的牵制， 而是开始了一个超群出众、鸿才大展的时期。他孤 身独处却总是命系集体。虽然说贺子珍也参加了长 征，但在 10 个月的时问里，她可能一直都没有和毛 泽东在一起。当时贴近毛泽东的服务人员撰写的回 忆录中甚至没有提到她。毛泽东与他生存下来的弟 弟毛泽民的关系也不密切，毛泽民当时负责照管财 经、档案和物质供应工作。

另一方面，长征时期可能是毛泽东诗词写作最 多的时期。20 年后他有些留恋地说：“在马背上， 人有的是时间，可以找到字和韵节，可以思索。”诗 词把大自然和历史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最终成了 毛泽东这位革命家和东方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成功的秘诀。

他把崇山峻岭看作战斗序列的一部分：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

万马战犹酣。

山，

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

赖以拄其间。

毛泽东似乎在土地中找到了革命的证据。横贯 11 个省的长征的广泛阅历，可以取代莫斯科的新权 威，毛泽东努力使这种新权威面对中国现实。

长征结束时，毛泽东甚至面对群山大发灵感， 将它视作超出中国自身革命之外的世界和平象征：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手迹。 毛泽东是一位探险家，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 在他的国家的广袤土地上，他看到了约在 20 多年前 从书上得知的山峦庙宇。他曾经离开华南，去过北 京，然而在那里他并没有感受到自由的气息。现在， 他自主旅行、无拘无束，他把壮丽的山河视作生身 之地，视作冶炼自己新的革命方式的熔炉。

1935 年，毛泽东最逼真的形象应当是：一位视 野开阔的诗人：一位带着农民的精明和将军的眼光 悉心研究地图的战略家；一位远离家人、朋辈，以 哲人度量同其热切诚恳的警卫员交谈，或抽出片刻 教给秘书几个生字的领袖。

他的大多数重大时刻存之于孤寂独处中，然而 他又像高山一样引人注目。在他作为中国的摩西的 岁月里，他与大地谈心，与高山交流，而不需要妻 子、朋友或参谋这样的媒介关系。

四川是一个比毛泽东预料还要难以敲碎的更硬 的坚果。蒋介石在现场手忙脚乱地亲自指挥对红军 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他拍电报给他的官员们说：“此 役命系党国，务将红军困在江南。”一部分地方军阀 也振作起来。投身到非同寻常的防守大战中，准备 对付红军。

张国焘放弃了在川北的苏维埃根据地，领着红 军悲观消极地向荒无人烟的西藏地区逃窜。这意味 着，毛泽东在北渡长江时将不可能得到张国焘的精 锐的第四方面军的帮助，这使蒋介石能够把毛泽东 的运动着的部队围困在令人生畏的江河横贯之地。

在入川的艰难行军中，精疲力竭的红军抵达茅 台镇。这里是闻名于世的中国烈酒之乡。共产党人 发现自己已置身于酿酒作坊，排列的 100 只大缸， 每一只都盛有 20 担酿制的酒。

年轻的红军战士从未享用过这种东西(或其他 任何一种)，有些人认为缸中盛的是洗澡水，他们把 自己疼痛的脚浸泡其中!奥托·布劳恩较为老练，脸 上马上露出愉快的笑容。有些红军战士面对如此之 多的酒有些不知所措。当共产党军队离开时，“洗脚 水”点滴不剩。

只是因为有了毛泽东英明的声东击西战术，红 军才冲破了蒋介石的封锁。现在看来，最佳方案是 迂回向西进占云南(云之南)。毛泽东佯攻贵州省会， 蒋介石的军队正在那里高枕无忧等待着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对待发制敌的部队说：“只要将滇敌调出，就 是胜利。”红军付诸行动，1935 年 4 月，毛泽东带 着他的部队进入云南。

云南这地方与越南为邻，毛泽东在这里遇到了 春天的炽热。

稻田里的禾苗郁郁葱葱，圆坦的山野问遍是鲜 花，更有纷飞的彩蝶。但是他必须忍受在炎热的气 候中进军。蒋介石像一只追着花朵不放的蜜蜂飞抵 昆明，带着随时可供调遣的新装备起来的 10 万精锐 部队。

毛泽东对昆明又发起佯攻。这使他有了渡过长 江的良机。长江的这一段称为金沙江，它把云南和 四川分隔开。金沙江穿过的这一带山势坡度递降， 其比率每英里为 18 英尺，故湍急的江水穿山越石， 倾泻而下。蒋介石确信他已把红军困在荒凉的江崖， 便命令烧掉靠近红军路线的所有渡船。

但是，毛泽东的足智多谋弥补了人力和武器上 的不足。在林彪率领部队佯攻昆明，另外一支部队 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拼力架起竹桥时，毛泽东迅速 派遣一营兵力向西到达另一个渡口。由于伪装示形 于敌，使得共产党的军队可大胆着手抢渡金沙江。 这比起毛泽东读而不厌的古典小说中的农民起义故 事来毫不逊色。

装扮成警察、国民党侦察兵和稽征队的先遣部 队，乘坐一只木船闯过湍急的江水，摸进守军的院 子里，发现他们正在打麻将，枪支都倚在墙上，便 马上将他们全部缴械。蒋介石狡诈多谋却不够灵活， 他没有想到这里的渡船也应该烧掉。在其后 9 天的 时间里，6 只大渡船把红军接过金沙江进入四川。

红军进入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这蛮荒之 地，人们在生活方式上也极端野蛮愚昧。对于他们， 毛泽东得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他坚持让他的部队以礼对待当地的部落民，即 使对强取豪夺的儸儸们(彝族的一个部落)也是如此， 红军拿每一只鸡或每一两粮食都付给银元。*这是因 为毛泽东一直认为少数民族同胞在旧中国受尽欺虐， 他们在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应成为充分平等的一员。

不过，毛泽东也从部落之间的纷争中渔利。他 使用的手段使人想起他在井冈山时对待土匪的方法， 同时也预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代外交政策中 的均势策略。

毛泽东识别出儸儸有“白儸儸”和“黑儸儸” 之分，二者相互仇视不亚于红军与国民党相互仇视。 他偏向黑儸儸这一边。他对他们说，并不是所有的 汉人都是坏人，就像并不是所有的儸儸都是坏的一 样。他建议黑儸儸应和红军站在一起，反对他们共 同的敌人“白”汉人(蒋介石)。

不久，毛泽东的一位将军与当地的一位首领歃 血结盟为兄弟。叩头拜见儸儸的女王，并保证给她 200 支枪和 1 000 块银元，让她仁慈地允许红军通 过她的领地。

如果说这就是毛泽东主义的话，至少它是管用 的，不管 28 个布尔什维克对此作何感想。有几百名 儸儸参加了红军，并到达中国的大西北。

红军长征渡过的最后一条主要河流或许在整个 军事经历中最惊心动魄。蒋介石决心把共产党人堵 在大渡河以西，这样他们就会消失在西藏东部的雪 山里。据说，《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在此遭到失败， 伟大的太平天国领袖石达开 19 世纪 60 年代亦丧生 在这条河边。对这两个故事毛泽东非常清楚，他对 这两次起义运动都很仰慕。

蒋介石已飞抵重庆，再次坐镇指挥以根除共产 党。他也知晓这两次著名起义，不过非常藐视它们。 他的飞机向红军撒下传单说毛泽东正在走“石达开 的路”(这位太平天国的领袖失败后被斩首)。

大渡河水急浪高，一般难以航行，甚至渡船也 难免有倾覆的危险，而唯一的一座桥被国民党守军 牢牢地把守着。

泸定桥像杂技演员走的钢丝一样悬空，它由 13 根铁链组成，比湍急的水面高出 200 英尺，两端分 别固定在峭壁之上，巨大的铁链上由一块一块的木 板铺成桥面。

作为一种欢迎方式，国民党守军把位于红军一 方的半数木板全部拆走，只留下几根光秃秃的令人 生畏的铁链。毛泽东认为正是因为延误时机曾使过 去的起义军在此覆灭。为了争取时间，红军战士在 24 小时内奇迹般地走完了最后的 80 英里路程到达 泸定桥。

一支先遣队的殊死任务，就是像猴子那样从一 根铁链跳到另一根铁链。他们用绳子把手榴弹和毛

瑟枪捆在 大渡河上的泸定铁索桥。 背上，如

果不被打

死的话。

他们就会

通过有木

板的另一

半铁桥，

接近并强

攻国民党的桥头堡。当然，很多人中弹掉人激流之 中，第一批的 22 人只有 5 人到达了可以朝敌群投掷 手榴弹的地方。

在那

天下午的 大渡河上， 精神战胜 了物质。 其他人尾 随这 5 个 人集中火

力强攻。国民党守军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开始抽掉 木板，然而又太慢，于是就浇上煤油烧木板。

但是，毛泽东的战士像被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拉 着似的勇往直前。越来越多的战士跟了上来——枪 声变得稀落了——他们发出令人胆寒的叫喊穿过着 火的木板。似乎是被红军疯狂的英雄主义吓破了胆。 敌军不战便脱阵仓皇溃逃。大约有 100 名国民党兵 就地参加了红军。

自愿报名参加抢渡大渡河的所有先遣队员的年 龄均在 25 岁以下。

下一步的任务是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 自然条件和少数民族

部落居民使这种会合

更加困难。以后发生

的斗争使毛泽东不得

不承认：蒋介石并不

是唯一的难题所在。

海拔高度很高的

大雪山气候变化异常，

刚到下午天色就暗了 艰苦岁月（雕塑）。潘鹤 作 下来。没有大米，食

用青稞使人肠胃不适，暴风雪接连不断，土豆般大 的冰雹从天而降。在海拔 15 000 英尺的高山上，数 百名衣衫单薄的战士，特别是气血不旺的南方人被 严寒摧垮了身体，一些人永远地躺在了四川的雪谷 中。

更麻烦的是蕃族部落居民心怀杀机，从山上滚 下巨石以示他们对红军入侵的不满。

毛泽东努力用吟诵诗词和宣讲故事使战士们振 作起来，他用辣椒和生姜熬成热汤给这些冻僵的战 士暖和身子。艰苦的生活，可能还有将与张国焘会 合而引起的焦虑，使毛泽东感到软弱无力，他又一 次患了疟疾。

毛泽东的健康观是，精神的作用更重要。毛泽 东与参加长征的两名医生——傅连障、姬鹏飞(姬后 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长)谈及由于心理原因 而引起身体疾病的问题。他相信，有时人们不需服 任何药物单靠极大的希望也能生存下去。

毛泽东把患病归罪于生理状况之外的因素，这 是受自身经验的启发，毛泽东每次生病总是与他事 业上的受挫巧合。

事实上也是，1923 年在上海(他因为亲国民党 的态度而受到批评)。一年以后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 会期间(他失去了在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在 1925 年冬和 1926 年隐退到韶山的日子里(因为农民在革 命中的作用问题，他的人事关系趋于紧张)， 1929 年末(来自李立三的压力)以及在 1934 年夏(与 28 个布尔什维克的冲突使他实际上被软禁了起来) ，他 都患了病。

现在。当他郁闷地想到与张国焘会合时焦虑再 一次成为生病的前兆。并且，这种情况持续不断， 贯穿他的生活。

一天，一块不像是部落蕃人凶狠地投来的石头 滚到一名红军战士脚下。石头上系着一张纸条，上 面潦草地写着：“我们是红四方面军，河上游 40 里 处有座用绳子结成的吊桥，你们可以从那里通过。” 战士们欢欣鼓舞。

毛泽东则不然。因为他正要面临一个人的挑战， 这个人自认为他应是共产党的领袖，尽管他没有参 加遵义会议。

毛泽东已有 8 年没有见到张国焘了，不过不是 躲避他。两人都不像 28 个布尔什维克，尽管张国焘 去过莫斯科并认识苏联人。他们二人都比 28 个布尔 什维克有经验，彼此间互不信任也早于 28 个布尔什 维克。

1918 年第一次见面时，他们的风格和背景明显 地相距甚远。张国焘这位地主的儿子是北京大学的 注册学生，而此时毛泽东则在北大校园的边缘焦急 地徘徊。在毛泽东置身于农村运动后很久。张国焘 才开始参加城市的劳工运动。

长征又带来了新的分歧，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是 在滑向“游击主义”。他批评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的 想法是痴心妄想，并认为遵义会议是“独断专横” 的，所以遵义会议的决定应该修正。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抱怨张国焘不相信建立苏 区根据地的思想。他判定，由于张国焘“逃离”根 据地曾两度使毛朱的部队失望。在他的眼中，张国 焘的第四方面军没有丝毫的共产党人精神，却有一 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在川西的一条路边，旗帜、标语遍布，演讲台 搭建起来。毛泽东站在大雨中等待着张国焘的到来。 一支有 30 名随行人员的马队飞驰而来。

毛张紧张关系的本质根源从这些漂亮的马身上 就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张国焘的军队(5 万人)比毛 朱的军队人数(4.5 万人)多。汹 3 张国焘的部队衣 着整齐，装备较好，和整个长征的生活比起来，他 们隐蔽式的生活好像是在度假。

当张国焘走近前来的时候，毛泽东有些不自然 地笑着对身边的人小声说：“不要羡慕那些马。”他 可能回忆起自己的部下没少吃有时作为补给的马肉。

张国焘对这次会面作了不同的描述：“我一看见 他们，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

一位亲毛泽东的军官回忆说：“张国焘在他的 30 名随从的陪伴下骑马而来，就像一位演员出台。 朱德和毛泽东急忙迎上前去，他却在原地等着，甚 至没有往前走半步。”

情形就是这样。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和张国 焘彼此间对对方及对方的部队都存疑虑。

当天晚上，毛泽东、张国焘和其他主要人物一 起进餐。作为失意者，张国焘注意到饭桌上没有进 行任何严肃的谈话。他回忆说：“他们甚至没有兴趣 听我介绍四方面军的情况。”

足智多谋的毛泽东的闲谈碎语使笨拙的张国焘 烦躁不安。毛泽东自己喜欢吃辣椒，他的话题便是， 爱吃辣椒才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张国焘可能不喜欢 吃辣椒，他的回忆录中有一个产生分歧时无趣的镜 头：

“毛泽东遭到了博古的反驳„„他不喜欢吃辣 椒。”

如果说这是长征中的最低点的话，它不是没有 原因。两支部队企图融合在一起，各有自己的特点、 经历和目的。几个月来被忽略的问题终于出现了： 性格的冲突、惯常的骄纵、穷苦士兵对未来的美梦。

毛泽东和张国焘各以自己的方式统率军队，而 且谁也不想失去对自己军队的控制权。

为了未来，毛泽东希望继续北上以便抗日；张 国焘则愿意留在西部(他对这里已较熟悉)积蓄更大 力量。

8 月份，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重要会议。这一 地区的居民主要是藏族，毛泽东住在一家藏民的家 里。这是一栋两层的木制房子，一层喂养牲畜，二 层住人。政治局会议在一个喇嘛寺里举行。

毛泽东显然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张国焘统 率着红军中最精良的部队，因此达成了妥协，两支 部队分别向北进发。

1935 年 9 月 11 日，中央红军北进到达甘肃南 部选部县俄界村。翌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 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公开批判了张国焘的反 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讨论了北上的任务和 到达甘南后的方针。图为俄界会议通过的《关于张 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当时只传迭到中 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

这一决议在执行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转 折。局势的紧张使张国焘找到了借口——地形恶劣 ——于是不再向北而是掉头向西。毛泽东则率领部 队从川西骤然向北，似乎担心张国焘的部队会从后 面向他的人发起突然袭击。不管怎么说，像他一生 中许多关键时刻一样，在毛儿盖发生的事使毛泽东 处于生涯中最危急紧要的关头。他终归不能与张国 焘抗衡。

朱德这时随张国焘一起向西这一事实充分证明 分裂造成了多么大的创伤。毛泽东对这一转折事件 的发生肯定感到难过。他后来称朱德是在枪口的威 逼下才这样做的。张国焘则坚持说朱德和他在一起 是他自己的意愿，因为他不满毛泽东以军事天才自 居。

真理在两者之间。

朱德当时的动机是复杂的，在以后的岁月中，

他拒绝谈及此事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原因之一可 能是他认为自己是四川人而希望留在他自己的天地 里。另外，也可能是对毛泽东的专横工作方法的一 种报复。

*这支队伍从 30 年代早期开创的江西苏区出发 到达陕西，与陕西革命力量汇合。陕西革命力量是 在 16 位陕西青年领导下，由 20 年代的农村运动发 展壮大起来的。1926 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 东曾教过这 16 位青年。

但是，朱德真正关心的或许是分裂本身。他可 能是分兵北上这一妥协政策的制造者，他之所以决 定随张国焘向西是一种策略，可以防止红一方面军 和红四方面军火并。

无论如何，一年以后朱德与张国焘一起到达毛 泽东所在的延安，从此对张国焘很少作什么评论。

除非

这一出戏

是毛泽东

故意安排

的，不过

似乎又不

像。毛泽

东在从毛 吴起镇的火炬碑文：长征是宣言

儿盖继续 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北上的艰

难跋涉中，身心一定都遭受折磨。

在四川过大草地是长征中最恐怖的日子。陷人 的沼泽、饥饿、当地居民(藏族)的敌视、骄横和对 毛泽东的一系列政策的不明了，使毛泽东丧失了上 千名战士。藏族首领对汉人深怀敌意，她威胁说， 谁要是帮助红军，就活活煮死谁。

这些长征者为求得食物不得不开杀戒(不然他 们只得吃松果、蘑菇和青草)。毛泽东后来说：“这 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偿还当时 不得不从藏民那里拿走的给养。”硎没有迹象表明他 们这样做了。

毛泽东的奇妙话语或许是尖刻的嘲讽，50 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些措施， 或许应该与 1935 年藏民对毛泽东的做法有关。

长征还未完全结束。毛泽东的部队在越过六盘 山后到达陕西，它正好在长城的南面。这一地区已 有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小部队。徐海东欢迎了这些 形容枯槁的幸存者。*毛泽东走向前去，平静地问道： “你是海东同志吗?”他果然就是。艰难、壮烈的长 征就此结束。

在时而酷热时而严寒的恶劣气候条件下，毛泽 东跨越了 24 条江河，翻过了 18 座高山。等他到达 西北黄土高原时，一年之前离开江西的士兵仅十中 存一。

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毛泽东只说了句：“谢 谢你不辞劳苦地来接我们。”那天晚上，他平生第一 次睡在黄土窑洞里。

长征将毛泽东“造就”为一个将思想和行动结 合在一起的人，将他推至于中国最有希望的政治领 袖的地位边缘，而且给他提供了一支钢铁般的队伍， 他们一直和他站在一起，直到 60 年代的“文化大革 命”。

的确，长征曾是一场大退却，而且直到 1935 年底，共产党的命运还是前途未卜。然而长征具有 深远的影响，红军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美国东西跨度 的两倍。毛泽东之于中国犹如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走 出埃及。长征把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锻造成 一种强有力的运动，并且众人对自己的事业深信不 疑。

长征还有宣传的功绩。一年时间经过了有 2 亿 人口的居住区，战士们不停地宣传他们的事业。毛 泽东坚称，夜晚休息不可能干别的，但至少有时间 教农民写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

毛泽东《七律〃长征》手迹。

长征者都像是预言家，每一英勇的创新举动似 乎都证明了明天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到来。

1935 年 12 月 27 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 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策略》报告。

一切崭新的社会制度都是起源于理想——资本 主义的初始阶段也不例外——共产主义中国就诞生 于长征的汗水、鲜血和冰雪之中，它激发了战士们 对新社会的渴望，也培养了他们的使命感。毛泽东 曾是他那个时代的摩西。

没有年轻战士的勇敢顽强，长征不可能取得成 功，这些理想主义者没有别的道路可供选择。运气 也是一个因素，滇、贵军阀如果集中力量作战，本 可以将红军一举粉碎。第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毛 泽东的魄力和手腕。

在领导长征中，毛泽东在政治上天才的一着， 体现在他认为共产党今后的首要任务是领导中国人 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一事业使“毛泽东主义”的 所有成分结合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它提出了西 北才是目的地，提出了江西惨败后共产党继续存在 下去的理由。它把共产党从宗派主义的牢笼中解放 出来，将他们塑造成压根就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 物的千百万中国人眼中的爱国者。

毛泽东就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职位不是单纯凭 借他的组织才能，不是莫斯科的恩赐，也不是因为 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他的崛起是因为他 有持之以恒的目标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因为他把一 些简单的心理和社会真理付诸行动。

思想观念公式化是以后的事情，当时毛泽东对 之有时间作透彻思考。

现在，毛泽东已将中国共产党扎根于自己的国 土，他对中国的了解比对任何别的事物都更充分， 这使他能够做 28 个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做到的事：使 中国革命真正地成为中国革命。

1935 年 11 月 3 日，毛泽东就任中国工 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 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 军政治委员。这是长征 后到达陕北的毛泽东。

一位敬仰毛泽东的人是邓小平，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这位四川人曾在法国和苏联工作和学习过。 他将完全成为毛泽东的股肱，成为毛泽东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成为毛泽东所赏识并愿他作为其外围的 一部分。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第一次会见是在 1936 年初， 当时周恩来和邓小平在瓦窑堡拜访毛泽东时，政治 局已于 1935 年 12 月在那里召开了会议，撤销了去 甘肃执行任务的指示。谈到这一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这些人在法国学了些什么?”邓小平说他在法 国工厂做工。毛泽东对这两位副手 10 多年前赴欧勤 工俭学的情景很感兴趣，便说道：“据说法国人很漂 亮，是不是?”绅士般的周恩来张口结舌。邓小平则 答道：“不怎么漂亮。女人都一样——特别是在暗处。” 毛泽东和邓小平大笑。周恩来也咧嘴一笑。

在离陕西还有几天路程的六盘山上，毛泽东写 了一首展望未来的词：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苍龙”是东方七宿的名称，在毛泽东的词中 系指日本。抵抗日本人的侵略确实是以后 10 年压倒 一切的任务，长征的结束只是这一任务的发端。

★第七章抗日(1936--1945)

在西北，毛泽东有了发展的机会。他有自己的 准则，“延安道路”不久就成了一个含义无穷的用语。

20 世纪 30 年代的陕西是一个苦难深重、愚昧 不开、没有希望的地方。

农夫们穿着蓝色粗纺棉布衣，头上裹着条毛巾。 他们的饮食与南方大不相同。很多人不知道北京在 哪里，也不知道日本人是谁。

在 1928--1929 年的大饥荒中，陕西至少饿死了 300 万人。毛泽东有时会发现整个村子没有一个 6 岁以下的小孩。

有人告诉埃德加·斯诺，他看到农民在拆房子， 卖了以后交纳赋税。还有人则说他亲眼看见一头猪 的转卖得交 6 种不同的税。

在南方时。近代 1936 年的毛泽东。

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

了毛泽东的怒火，但

帝国主义这时还没有

渗透到西北。毛泽东

发现延安一个西方的

“剥削者”都没有。

另一方面，陕西自古

以来一直是中国北部

的战略要冲，这是这

片黄土地之所以成为

中国共产党活动中心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的抗日行动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并在 这种民族斗争中发展共产党的势力。

因为共产党顽强抗日，红军在其后的 3 年中如 雨后春笋般迅速壮大。正因为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共 产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热情的民族主义者，所以 他赢得了胜利，在没有他时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就 不可能这样成功。正因为他不能容忍任何对他的“延 安道路，’的反对意见，所以他要在不断扩大的中国 共产党这块纤维布上熨平任何非毛泽东主义的皱褶。

总部开始设在保安。后于 1937 年 1 月迁到一个 较大、较安全的城市延安。毛泽东的延安实际上是 共产党抗日游击战争的训练中心。

延安有着 3000 年之久的历史。在 1938—1939 年日本人的飞机将它炸成废墟之前。延安一直保持 着古老的风貌，城墙环绕，依偎在黄土山的怀抱中。 当建筑物倒塌以后，窑洞成倍增多了。

窑洞实际上不是别的，就是在土山上打一个洞。 前有拱形门廊，装上纸糊的花窗格，地面铺着灰石 头，后墙是在黄土山腹中整理而就的平面。

毛泽东在陕西这个前哨基地的 10 年中就住在 四孔这样的窑洞里。他比较了解这些房子的优劣。 他把三间用石灰水刷白了的窑洞中的一间辟出作为 书房：桌上点着蜡烛。近处有一瓶烧酒，以及几乎 没有原版外文书的书架。

他的一丁点奢侈品就是一个木制澡盆了。他总 是用一张南方式样的床，四根杆子上挂上一顶蚊帐。 他一直不适应北方农民睡的炕，尽管在保安时他曾 尝试着睡过。

日本人的轰炸把毛泽东从他的第一处窑洞里赶 了出来。他之所以放弃第二处窑洞，是因为附近正 在建造一个礼堂，上午丁丁当当的敲打声常常把这 位习惯迟起迟睡的人从他的半夜中吵醒。他住的第 三孔窑洞在枣园，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地点也是在这 片宁静的树林中。随着战争的加剧，毛泽东希望离 军事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更近一些，于是他再一次搬 家。

每一孔窑洞的前面都有一块平地，有一把安乐 椅和几个石凳，毛泽东通常还有自己的小片菜地。

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在逐步改善。直接 参与打仗的日子对他来说已成为过去，特别是 1939 年以后不时地有飞机来轰炸，要是在 10 年以前他可 能会再次站到战斗前线。

到中国西北几个月后才能听得懂当地老乡讲的 话。毛泽东在那里听到过上百种发音急促而不清的 方言，几乎没有遇到过一个会讲中国官话的人。陕 北根本不出产大米，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把金黄色的 小米作为自己的主食，偶尔吃一顿羊肉作为补养。

毛泽东把热心关照他的警卫员送进了学校，他 对陈昌奉说：“你已经跟着我六年了，一直没有很好 的学习机会。”陈昌奉说一想到将要离开自己的首长 就感到非常难过，泪水便流到他给毛泽东端送的洗 脸水里。

毛泽东不再需要贴身警卫和随从，他有大量的 公职人员。在延安，他不会再去同一名没受过教育 的青年在深夜闲聊哲学了。不久，他有了新妻子， 许多的来访者，还有一些亲密的朋友。

如果说陈吕奉的掉泪是因为他不愿脱离与毛泽 东的亲密关系，那么他去上学时毛泽东送给他本子 和铅笔则总括了他们俩不同于以前的往后日常生活。

日本和俄国在毛泽东的视阈里再次同时出现。

毛泽东第一次听说俄国时只知道它是中国的掠 夺者，是一个长期陷于专制统治的国家。十月革命 以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在他看来是世界的希望。 然而，毛泽东开始忽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诸多 建议。他的权力上升是作为中国大地的儿子战胜亲 苏的 28 个布尔什维克的胜利。

日本给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英雄的国度。 1905 年战争表明日本已称雄亚洲，也显示俄国力量 开始衰弱。即使在日本开始对贫弱的中国长期施以 侵暴以后，毛泽东仍相信中日有发展成为兄弟关系 的潜在可能。然而到了 30 年代末，毛泽东成了抗日 的强有力的号召者。这似乎成了他衡量一切的尺度。

毛泽东的抗日思想实际上并不深刻，只不过是 对中国将可能死中求生的预测。30 年代末，在毛泽 东看来是日本而不是俄国可能会让中国落入共产党 之手。

可以肯定地说，日本无意之中帮助了中国共产 党。相比之下，莫斯科曾公开宣布要给中国带来社 会主义革命，但是毛泽东感兴趣的只是结果。在 20 年代，没有斯大林的帮助，毛泽东也一样会成为中 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但如果没有 30 年代日本对中 国的侵略，毛泽东不会在 1949 年成为中国的最高领 袖。

1936 年间，毛泽东显然已意在恢复与蒋介石的 统一战线。而这种统一战线的方略曾在 1927 年引起 惨痛的破裂!现在毛泽东又要同杀害了他的妻子、弟 弟、继妹和他的近乎半数的亲密朋友的集团实行联 合!像一对昆虫一样相互厮杀十几年的两军将要再 度合作!

毛泽东之所以改变态度希望与蒋介石采取共同 的行动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他对祖国深挚的爱。 长征期间他就渴望国家的统一，1936 年初所填写的 一首普罗米修斯式的词表达了这一点。这首词用了 一个质朴的题目《雪》，但内容并不谦朴。不过，如 果说词句豪迈奔放的话，那么它不仅代表了毛泽东 本人，同时也代表了中国。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毛泽东从自然的壮丽转向志向的壮美。他提到 中国古代四位受人敬重的皇帝，还有征服过中国的 蒙古无敌英雄。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最后两行似乎受小说《三国演义》的启发。 在毛泽东非常喜欢的这部小说里，集英雄和奸诈于 一身的曹操对汉室后裔刘备说：‚天下英雄，使君与 操耳。‛

这些词句浸透了毛泽东对个人使命的领悟。昔 日英雄都已成过去，在新的战争年代他们不可能再 成为东升的旭日。唯有毛泽东能负托起管理中国多 娇江山的使命吗?*

然而，《雪》是一首地道的民族主义的诗词，是 中国壮丽的山河使毛泽东产生了如此坚强的信念： 现在的中国比 4000 年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 加辉煌灿烂。

1936 年 1 月底，毛泽东为准备东征离开瓦窑 堡到黄河边察看地形。2 月上旬，在清涧县袁家沟 遇上一场大雪。他心潮澎湃，吟就一首气势豪迈 的千古篇章《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 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是在努力团结所有的人以结成抗日统一 战线的时候写下这首词的。他的英雄主义之梦是在 把中国作为最高事业的时候，是在中国自成吉思汗 以来所面临的危险比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时刻产生 的。

毛泽东脑海中呈现的英雄并没有包括列宁、乔 治·华盛顿或任何一位西方人物。这些英雄都是东 方人，而且都已谢世。

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在民族主义这块基石上徘徊 犹豫。消灭阶级最终使人类和谐共处的观念支配着 他们，但这又常常与强烈的民族感情相杂并处。因 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密布时第二国际失败 了。

毛泽东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取得成功的重要因 素是他从未犯过这类错误。1936 年间，毛泽东每次 给国民党发去电报的时候，都睁大另一只眼睛密切 地注视着全国人民对此作出的反应。他的双重任务 是既使蒋介石丢脸，又能团结人民大众。

毛泽东对新的统一战线是真诚的吗?他当然不 相信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够共享未来，他也不相信随 着战争的持续国共两党会融合而形成单一的政府。

但是毛泽东确实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够站 到一起。因为双方都在全力以赴，以各自不同的方 式进行着抗日斗争。只要掠夺者还在中国的领土上。 就不会对双方造成决定性的破坏。

毛泽东在保安时与斯诺谈话中。有一种消弭敌 意的坦诚：“如果我们的国家被人掠占了，也就无从 谈起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

在与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会见中，毛泽东提 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共产党„„最关心中华民族 的命运和我们后代子孙的命运。”

蒋介石也企求作个爱国者，然而其政治嫡宗使 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具有民族主义。他的国民党没有 扎根于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之中。好像为了弥 补这一点，蒋在寻找外国人做靠山。最后，蒋介石 则完全背弃中国，以自怜的形象投入了美国的怀抱。

但是，山姆大叔对中国局势鞭长莫及，也无力 挽救蒋介石。

毛泽东在精明地打抗日这张牌，他也十分幸运。 正当他对自己的反蒋策略感到信心不足时，日本人 发起了进攻。可是，如若不是代表全中国的抗战触 动了毛泽东的内心深处，无论是哪一种因素或是两 种因素结合起来都不会起作用。

统一战线是一种以两手对两手的游戏。不过当 时毛泽东的信念也是双重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 的所有学说都是治疗中国这位“病夫”的药。因此， 重视治病的良药甚于病人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希望把他的这种商标的药 加诸蒋介石的身上，并已准备为此而斗争。长征期 间和 40 年代的内战都说明了这一点。他相信，这种 对药物的选择是出于对病人的关爱。*

在 1935—1936 年间，毛泽东对少数民族和被迫 流浪者的态度，既体现了他的精明和爱国的双重特 点，也促进了他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他号召蒙 古人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 荣耀”。他敦促穆斯林也这样做，以保证“突厥人的 民族复兴”。

他对哥老会这样说，

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 苦群众的组织，……被目为‘下等人’，被诬为‘盗 匪’，而不能公开存在。哥老会所遭受统治阶级的待 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而小异。你们 过去主张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 主张杀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 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 界……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 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更完全相同。

毛泽东在发给这一秘密会社的传单最后说：“哥 老会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日本兴中华。”理查 德·尼克松未来的朋友确实无比的灵活机智。

就在毛泽东号召组成统一战线的同时。蒋介石 的一次谈话说明他已经失败了一半。1936 年 1O 月， 蒋介石到西安筹划第六次“剿匪”。这位总司令在一 次讲话中傲慢地说：“现在，不要谈论日本人的威胁， 任何只谈抗日不谈剿共的人都不是中国士兵。日本 人还远着呢，可是共产党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共产 党人甚至比蒋介石所知道的还要近。两个月后，经 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蒋介石在西安成了毛泽 东的囚徒。

1936 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向蒋介石提 出了一系列建议，其后果之一是蒋介石手下的军官 出现了骚动。张学良是著名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对 张学良来说，到 1936 年秋，蒋介石的反共和动摇不 定的抗日态度已让他忍无可忍。这位英俊而又感情 丰富的将军是东北军的首领，他的军队抗日尤其积 极，因为他们的家乡东北自 1931 年起就被日本人占 领。张学良与共产党人取得了联系，双方达成默契。 1936 年，张学良的 3 000 名士兵顺风转向，倒向红 军一边。

12 月的一天夜里，张学良包围了西安北郊的一 座宫殿，蒋介石就下榻在这里。他开枪击毙了蒋介 石的 30 名随从。

灵敏的总司令穿着睡衣、打着赤脚落荒而逃— —假牙也丢掉了——翻墙而去，带着背上的伤跑到 附近的小山上。张学良的一名军官发现他痛苦而暴 怒地蜷缩在石缝里。

蒋介石厉声提醒这位将军说他是他们的总司令， 这位军官有礼貌地鞠了躬，然后回答道：“你也成了 我们的阶下囚了。”

1936 年，毛泽东给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各方名流和 社会贤达写了大量书信，力陈抗日救国大义，阐明停 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呼吁共赴国难，团结御侮。 1936 年 10 月 5 日，毛泽东给张学良的信。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面临着微妙而棘手的选择。

张学良的目的也是毛泽东的目的——推动全国抗战， 但怎样处置这位大名鼎鼎的俘虏以实现这一目标 呢?

有些共产党领导人希望对蒋介石实行无限期的 监禁，或者作为卖国贼对他进行公开审判。毛泽东 则另有谋略，他想利用这一时机，显示自己既往不 咎、宽宏大量的姿态，以作为一名爱国者在全国赢 得道义上的胜利，并挫败这位中国名义上的领袖。

“我们一周时间没有睡觉，都在做决定。”周恩 来说(他赞成宽大处理)。

正当中共领导人在处理这一棘手难题的时候， 从莫斯科来了一份令人不可思议的电报。斯大林认 为绑架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和共产 党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介石。好像毛泽东见到这 份电报后勃然大怒，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一边跺脚 一边谩骂。

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就基本方针问题直接给中 国共产党发指示。毛泽东一反常态，——他不只是 纵声大笑，这是他的强有力武器——这表明，他绝 非看不起斯大林。不过，毛泽东仍然漠视斯大林的 指示，并且这也使他更加怀疑莫斯科的聪明和诚意。

*可以肯定地说，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对强硬派 更加不得，他们坚持审判蒋介石。刘 少奇说强硬派 人数很多。他认为‚这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说明少 数人有时是正确的‛。莫洛托夫后来宣称，是苏联人 的策略挽救了蒋介石的性命。关于斯大林的电报， 还可参见《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第三卷。728 页。

三方——张学良、共产党、蒋介石及他难对付 的妻子——经过十几轮会谈，“西安事变”结果以不 可思议的妥协浮现出来。

蒋介石自由地飞回南京。张学良陪同前往，但 很快就成了蒋介石的阶下囚。不过，作为回报，蒋 介石放弃了中国只有一个政府权威的要求。

不出数月，国共统一战线产生了。这也是受“卢

1936 年 12 月 19 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 央发表的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

沟桥事变”的影响。“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大规 模地侵略中国。1937 年夏末。北京和天津相继陷落。

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正式成为中国全部武装 力量的一部分。西北苏区也不再是企图取代南京的 一个政府，而改称为“边区”。共产党的名称降格为 它所属的抗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下。毛泽东也从蒋 的财政部门中领取薪金——每月 5 块钱。

蒋介石重新得到了他的假牙，但只有以前属于 他控制的地区才听从他的指令，并不是整个中国都 服从他。蒋赢取了他自身获得释放的胜利，但是中 国共产党因为释放他使中国共产主义的运动在全国 人民中赢得了崭新的地位。

毛泽东从来也没有像在西安事变时那样显示出 他对蒋介石的优势。他目光远大，留给蒋介石的是 权宜之计。他一直沉着稳定(看到斯大林的电报时除 外)，而蒋介石则惊慌至极，像是缺乏教养。毛泽东 不拘泥于形式，而蒋介石则努力抓住总司令的最后 一点威风。

西安事变像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 产党绝没有把其内部纷争置诸脑后，遵义会议也没 有使 28 个布尔什维克全军覆没。虽然没有人再企图 推翻毛泽东——尽管有那么两个人沉迷于这样做— —但是还会有来自各个派别的中伤。

在左派和右派的意见分歧和斗争中，作为领导 者的毛泽东一直喜欢居于中间位置。在第二次统一 战线形成期间，他也就是站在这种位置上。他最反 对的两种极端观点是“投降主义”和“关门主义”。

洛川会议会址。1937 年 8 月，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 大纲领，确定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

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反复无常的张国焘(他 曾一度是“关门主义者”，以致成为毛泽东左翼的一 个污点)，以及王明(他作为 28 个布尔什维克的头子 在莫斯科待了 6 年以后回国。莫斯科认为蒋介石是 亚洲的希望所在)。他们要与蒋介石进行全面合作。

毛泽东精明地把喜欢吃糖的孩子推到那门锁上 插着钥匙的糖果店前——他不久就让王明担任统一 战线中共产党一方的负责人，长驻蒋介石的首都。

“关门主义”的倡导者引起毛泽东的反对，但 他们中间谁也不像张国焘或王明那样公开表示与作 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相抗衡。这些狂热分子希望把 蒋介石带进法庭甚至处死，他们排除一切与国民党 合作的可能性。否认这是一种斗争方式。

毛泽东对他们反感，因为他们没有民族危机感。 他认为他们是在机械地运用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 而对中国的特殊情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认为 他们是托洛茨基分子——毛泽东一直对托洛茨基持 怀疑态度。

很多热情的左派分子之所以热衷于“关门主义”， 仅是因为他们认为陕北的土地改革已经给普通的农 民带来了好处，他们担心与蒋介石的重新合作会冲 淡共产党的社会工程。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毅然 决然地表示拯救国家比土地改革更重要。

毛泽东对“关门主义”的痛恨甚于对“投降主 义”的敌视。

实际上，直到 1941 年，毛泽东对重新与国民党 联合一直抱有很大的希望。这并非因为他从个人的 角度相信蒋介石，而是因为他过高地估计了共产党 在国民党心目中的地位。

毛泽东已经确信未来是属于他的。但蒋介石仍 然认为共产党不久就会被消灭，他一直没有把共产 党的问题考虑得像毛泽东认为的那样重要。

毛泽东的抗日方法是渐渐广为人知的“人民战 争”。人民战争把中国的军事传统发扬光大，不是把 战争限制在狭小的圈子之内。而是把这个任务放手 交给人民。

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的全盛时期，毛泽东和朱 德已经按照这条路走过。现在他们跨上了一个更辉 煌的阶段。出任指挥的是何种德行的人才!要利用和 引导如此众多的人的情感!人民战争确实如此，它不 仅指全体人口中的一部分——像十几年前那样—— 而是指整个中华民族。

在作为头号革命者的毛泽东为拯救中国发起组 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人民”一词进人中国革

命之中。

同国民党维系在一起并不是毛泽东独自的主意，

莫斯科现在也通过王明这位共产国际的代表推动着

统一战线。但是，毛泽东居于所有其他实行统一战

线的有声望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上。

置身于人民中间如鱼得水，共产党人的武装不

久就增至创纪录的水平。到 1940 年春天，八路军的

人数达到 40 万。是年，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比 1937

年的 4 万人增加了 5 倍。

蒋介石不能与红色战士相匹敌，不能成为水中

鱼。蒋介石对他们也不加以任何形式的控制，因为

他们大多分散成千人左右的流动作战部队。* 战争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当国民党被日本人的进攻不断赶向中国西部的时候，

共产党在北部和东部的敌后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到 1940 年，在毛泽东的华北根据地内已有 5 000

万人口。通过抗日，毛泽东将会击败蒋介石。 当红色战士言及解放时，普通中国人认为这是

指从日本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然而毛泽东这时已

有自己的想法，即认为解 放是社会的解放，是从地 主、苛捐杂税、高利贷、 军阀和儒家思想对中国的

统治中解放出来。 红色战士以自己的品

行和他们作为贫苦农民军

队的性质，将希望极大地

寄托在即将到来的社会解

放上。毛泽东把他的军队

投入到与蒋介石一道分担

的民族事业中，但这支军

队的精神中蕴涵着革命的

希望。

很多外国人吃惊地看

到红色军队斯多噶式的英

雄主义。八路军的弹药和

给养是蒋介石提供的，但

1939 年以后蒋介石再没 给过任何东西。除蒋介石的军队外，苏联人没有给 过其他任何中国军队以援助。八路军依靠敌人同时 也依靠自己的智慧生存下去。它的军人主要是由广 大贫苦农民组成，这些农民有着固有的期待和确定 的宿命论世界观。

*毛泽东在军事战略上的细心和精明表现在他 通过林彪臸定一个正确的规则。1938 年 5 月在抗日 军政大学的讲演中，林彪提出‚无条件的进攻，有 条件的防御‛。

毛泽东致信林彪说，“进攻也是有条件的”，并 告诉他宜改进这一提法为‘作为中心的进攻，作为 辅助的防御”。

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看到一名痛苦异常的伤兵 乞求药品，可是没有，她所能给予他的只有最后一 片安眠药。输血根本不为人所知。服装供给是如此 缺乏，以致士兵们要赤着双脚蹬过结冰的小河。

史沫特莱跟随的一个连队，战士们战斗了整整

一天，打完仗后 却没有一点可吃 的东西。小米随 手可得，但是连 队没有钱，而指 挥员不许战士们 不付钱就拿东西。

在这个严酷 的夜晚，指挥员 开始给战士们讲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中的有些内容就

是不允许不付钱强行拿走当地群众的任何东西。 史沫特莱快昏沉麻木了，而这支饥饿的部队则

哼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度过漫漫长夜。“他们的

声音像一支管弦乐队，”她说。

所有这些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他们焚烧日元，

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中国的钱才是钱。他们第一次见

到火车就像美国儿童第一次见到剑龙。他们初到西 安，就像孩子一样在牛肉饼摊前排队，去轮着按电

灯开关以观看灯泡在他们手指触下一闪一亮。 毛泽东这位不是军人的军人，深知军队是构成

他们社会的一部分。对八路军战士来说，强奸等于

是侮辱自己战友的姊妹。由中国受剥削者组成的八

路军——并指引它为理想而斗争——毛泽东运用人

民战争为他的斗争服务。

八路军的先遣队很快赢得了农民，他们像追打

毒蛇一样打击日本侵略者。儿童从猪狗不如的生活

中被拯救出来，给他们吃的，教他们念书，并给他

们类似通讯员或卫生员的工作。他们自然而然地成

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八路军中的新闻宣传员像中世纪的游吟诗人一

样，把刚结束的战役编成快板，并在锣鼓的伴奏下

唱给战士们听。留下来的画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

海报，使无生气的村庄得到愉悦。画报上毛泽东的

脸庞显得十分清瘦。

1938 年上半年毛泽东写出了很多东西，他系统

地总结了自 1927 年他第一次拿起枪杆子以来的最 主要的军事思想。他写了《基础战术》，这成为干部

的必读手册。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他阐释人民战

争意义的经典性著述。在《论持久战》中他从中国

的角度对中日战争作了总体考察。

他的一名警卫员着迷地目睹了毛泽东写作《论

持久战》时的情景。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

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他两天没有睡觉，只

吃了很少一点东西，用毛巾擦把脸而不顾全身的汗

水。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他的手由于不停地

写作而酸疼时就紧握那块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 5 天以后，密密麻麻地写着毛泽东那不受拘束

的草体字的稿纸已积满书桌。不过毛泽东的体重减

轻了，眼睛布满了血丝。当他起身去吃已不止一次

给他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便把这视为一个重大

胜利。其间，那些有才华的秘书开始编辑和校订毛

泽东的手稿。

第 7 天。毛泽东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

穿的鞋被火盆里的炭火烧了一个洞，而他正在沉思。 他喝了一杯烧酒，然后坐下来继续写《论持久战》 的结尾部分。到了第 8 天，他突然感到头痛并有些 晕厥，医生赶来给他诊断后，他仍继续写作。到了

第 9 天，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 80 个印刷页的论文。 编辑好的文章送发到刘少奇的窑洞及其他领导

人那里去征求意见。

1938 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 战》。这篇著作是指导全国抗战的纲领性文献。

*这是对中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直译。 我觉得这比通常翻译的‘政权是从枪杆子成长起来 的‛要准确些。中文意思并不是说所有的政权都出 自于枪杆子。格言的主语是枪杆子。而不是政权。

1938 年 9 月 11 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在延安举行。会上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共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和以毛泽东为首解 决统一领导问题的指示。这是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 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 项英、陈绍禹：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彭德怀、 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毛泽东的军事论文充满生气。具有一种以中国 为中心的民族本位主义特点和对左翼极端分子的本 能敌视。

他坚持，在作出判断之前要有实际的调查研究。 他嘲笑那些以偏概全而认识不到问题全貌的人。左 翼分子总是想一步登天，他劝这些人要有耐心。

为了最大限度地突袭(弱者对抗强者的少有手 段之一)，毛泽东借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的二元 论：进攻与防御，运动战与阵地战，持久与速决， 集中兵力与各个击破。

毛泽东重提他首次在 1927 年使用的著名格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并不是说军事可以支配 政治。相反，毛泽东坚信没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军 队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毛泽东在 30 年代就 已认识到，在中国这种落后的条件下，共产党要想 赢得政治行动的独立性就必须有自己的军队。

即使毛泽东在谈论枪杆子的时候，他眼睛总盯 着超出枪杆子的东西。毛泽东是反战的勇士，然而 他认为在他这个时代的中国战争是对政治合理性的 真正检验。

他揭示出了战争中不可低估的人的因素：“我们 是人。敌人也是人做的，我们都是人，那我们还怕 些什么呢?”

他善于把共产党军队的弱点转变成优点：“反对 两个拳头同时打人的战略，集中兵力向一个方向作 战。”

他从政治的立场出发认为战争要有战略防御阶 段：“一切正义的战争，战略防御不仅可以吸引政治 上的异己分子，还可能集合一部分落后的群众加入 战争。”

他高瞻远瞩且自尊自大：“从此以后，人类将亿 万斯年看不到战争。已经开始了的革命战争，是这 个为永久和平而战的一部分。”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已接近尾声——日军大举进攻。大片的中 国领土将沦陷。毛泽东对这种损失并不惊慌。诱敌 深入是有益的，日本人在这方面将犯错误，他们将 被同仇敌忾的广大民众所包围。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主要著作。为指导

中国革命，统一全党思想。他在延安大力从事理论著 述，系统地阐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纲领和政策， 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 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

随之而来的第二阶段时间较长，双方相对处于

一种均势状态，同时在敌后有小规模的游击战争。 这将削弱敌人使第三阶段到来。这时中国人能够进 行反攻，并以大规模的常规战代替曾有战略地位的 游击战。

在 1937--1945 年期间，所有这一切都进行得不 错。只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在第二阶段并不是削弱日 军的唯一力量。

毛泽东在延安写成的很多军事著作都是以他在 20 年代内战时期的经验为基础的。但是也有新的主 题。他很少有宗派色彩，因为在 30 年代民族危机的 关头不像 20 年代主要是小股势力的农村游击队时 期。

他开始像一位世界政治家那样讲话。在延安， 毛泽东第一次把世界事务作为他日程表中的一部分。 他需要这样做，把中国人民的战争描绘成全球危机 的一部分，这对他的事业有利。

毛泽东预见到，西方民主国家反对纳粹德国的 努力对他自己的抗日存在着潜在的价值，他的笔雄 辩地论证了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性。他对西 方有时出现的软弱感到焦虑：这会不会使蒋介石感 到绝望而去同东京达成密约?他称赞美国和英国对 战争做出的努力。一句话，毛泽东赋予他的统一战 线思想以世界性的意义。

毛泽东开始谈论中国的激荡对不发达国家的影 响。他对非洲和拉丁美洲所知不多，但是他看到了 正在形成的反对殖民主义要求解放的泛亚运动。印 度出现在他的谈话和文章中。这是他后来所想象的 第三世界革命问题的第一个信号。

毛泽东此时同外国人没有过多的接触，其他的 中共领导人就更少了。

实际上，共产国际代表是毛泽东迄时为止打过 交道的仅有的外国人。这些人——从鲍罗廷到布劳 恩——毛泽东对其印象不佳且关系不融洽。但是毛 泽东在 43岁和 44 岁时接触过的西方人(主要是美国 人)则与此不同。

中国有一种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吸收并同化杰出 外国人的传统。17 世纪时，耶稣会的教士来到中国 企图使一些中国人皈依天主教。可是他们却慢慢地 被中国化——甚至在中国宫廷担任一定的职务。直 到教皇警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才改变了这种颠倒的 宣讲福音的活动。

然而，在中共 1949 年以前的历史上有那么多外 国人参与中国的事务，可谓空前绝后。首先是 20 年代共产国际的代表，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延安作短暂逗留的西方人。

一天下午 3 点钟。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到毛 泽东的窑洞接受“会见”。毛泽东一直谈到吃晚饭时 才停下来。然后他们走出窑洞在一棵老苹果树下共 进晚餐。毛泽东仍然不停地抽烟，斯坦因则继续在 纸上记录有关中国共产党以及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期的一些目标。

晚餐后他们回到窑洞，一边喝酒一边继续交谈。 毛泽东看到斯坦因写字的桌子不稳当，就走出去从 院子里捡了一小块石头弯腰垫在摇动的桌脚下面。 晚上，斯坦因几次站起来想离开，可毛泽东对此像 是没有看见。

毛泽东同这位敏锐但毫无名气的新闻记者一谈 就是 12 个小时。斯坦因回忆说：“直到凌晨三点， 当我最终站起来离开的时候，我感到意识不清，四 肢发麻，眼睛发胀。而毛泽东还像下午时那样精力 充沛，讲话有条有理。”*

阿格尼丝·史沫特莱总去拜访毛泽东——毛泽 东也同样回访她——她可以拍毛泽东的肩膀，甚至 教毛泽东跳舞。史沫特莱回忆说：“我转交给毛泽东 一张纸条，希望他来聊聊天，他一会儿就到了。带 着一包花生。”

通过斯坦因和史沫特莱这样的来访者，毛泽东 精明地让西方世界了解了他；同时，通过这些外国 人，中国人民也更加了解了毛泽东。埃德加·斯诺 成功地扮演了这一双重角色。

在 1936 年夏及以后，在与这位来自密苏里州的 颇有才华的冒险家一起度过数百个小时以后，毛泽 东破例与一位外国人建立了良好关系。为了在炎热 的夏天作长时间聊天时更舒服些，毛泽东曾当着斯 诺的面——还有林彪——脱去长裤。

在《红星照耀中国》及其他一些作品中，斯诺 透露了许多不为中国人所知的故事。在 30 年代，毛 泽东还没有机会利用中国的新闻媒介来扩大自己的 影响。斯诺作品的中文译本有助于毛泽东在本国提 高知名度。

1939 年 10 月，毛泽东会见重访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

毛泽东也通过与斯诺的交往逐步了解美国，这 种了解的重要性几年之后便显示出来。

在 30 年代的延安窑洞里。他并不幻想一位外国 人会和他一起分享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的目标，但是 他相信外国人会理解他的目标。不然，他就不会告 诉一位美国人他自己的生平经历——这在中共领导 人中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中是不寻常的。

*两天以后。毛泽东在街上碰到斯坦因，对他 说：‚我已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 志，他们都赞同。‛

在斯诺与毛泽东谈话 时，贺子珍常常会送来一 碟酸枣或炒辣椒。当毛泽 东在共产党内的权位不断 上升时，他妻子的处境却 在恶化。

三个孩子的出世使她 从一位生气勃勃的政治人 物变成了一位默默无闻的 家庭主妇。贺子珍瘦小的

1937 年春，毛泽东和 身上还留有 20 块弹片，这 贺子珍在延安。

是长征途经贵州时留下的纪念。她已变得骨瘦如柴， 而且受精神失常的困扰。

1937 年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来到阿格尼丝，史 沫特莱住的窑洞吃晚饭。客人只有尼姆，韦尔斯， 即埃德加·斯诺的夫人；还有吴丽丽*，一位漂亮的 女演员。吴丽丽性格开朗，涂着口红，留着长发， 在这种前共产主义的环境里仍“上海”味十足。

*文中提及的吴丽丽本名吴广惠，1911 年生于 河南，思想进步，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华戏剧学校任 教，亦曾到日本留学，1937 年到延安考察新教育方 法。时任史沫特莱、毛泽东等人的英语翻译。丽丽 是史沫特莱对她的昵称。——译注

未待夜临，小筵便开，毛泽东与吴丽丽共酌， 相依把盏。

然而，不是吴丽丽，而是另一位姿色稍差却更 为钟情的女演员给毛泽东以新的感情波涛。

一天，毛泽东在艺术学院作演讲。在听众里面， 在给干部保留的单独一排座位后面，离前面最近的 地方有一位刚从上海来到延安、长着一双明亮眼睛 的女子。她使劲地鼓掌，提一些很受人欢迎的问题， 并在演讲结束后又私下里向毛泽东请教一些“理论 问题”。

毛泽东并不是蓝苹所亲近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 但自从在艺术学院的那次会面以后，她再也不需向 其他人抛出彩球 1936 年，毛泽东与贺 了。 子珍在陕北保安。

蓝苹——这

并不是她的原名

也不是她最后一

个名字——出身

于贫苦家庭 (在

这方面，她不同

于贺子珍，也不

同于大多数中共

著名人物)。她在

一个经常用铁锹

殴打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的父亲手下度过了苦难的童 年。她设法在上海的剧院里找到自己的生活之路。 同时也经历了有如瀑布一般激情的罗曼史。和很多 来自东部城市的青年艺术家和学生一样，她听到西 北的情况时很激动，她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接受延 安新生活的挑战而去的。

她与毛泽东的相遇相识使人们想起 1928 年在 井冈山附近的一次青年团会议，这次会议使毛泽东 摆脱了早期孤独的生活。但这两个女子表现自己的 方式并不相似。

蓝苹相当漂亮，尽管缺少贺子珍的温柔贤惠。 她有一双聪明的黑眼睛，而且她能老练地分配自己 的感情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她从不无缘无故地 把自己抛出而不取得更大的回报，在为个人获得名 誉和权力的斗争中她会把网撒向更大的范围。

毛泽东轻快地走向了他的第三次婚姻，这虽然 有困难。事情是在康生的协助下，康生是蓝苹的山 东同乡，刚好同王明一起从莫斯科回国。像是猫头 鹰般的影子的康生是位艺术爱好者，惯于耍弄诡计， 总是作为毛泽东的黑暗一面不时起着关键作用。他 是毛泽东的安全主管，总是巧妙地安排蓝苹与毛泽 东接近的最初通路。蓝苹后来说，她攀附毛的“过 程的每一步”都是随康生推动的。

中央委员会就毛泽东与蓝苹的事情有过激烈的 争论。这位有野心欲求的女演员是何许人?有没有可 靠的政治背景?难道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一位 三个孩子的母亲应该被迫给她让位?

康生应蓝苹的行为习惯耍起手腕来。

毛泽东本人决意已成。他威胁说要“回到老家 当农民去”。党对此默认了，只提出一个条件：蓝苹 只能作为一名家庭主妇，不能参与政事。

这桩婚姻当然给双方都带来了兴奋：毛泽东这 位来自农村的男子，欣赏中国的传统，现致力于政 治和战争。蓝苹这位漂泊不定的女演员，无视中国 古代经典，是一只在上海文化界的温室中飞来飞去 的蝴蝶。

在个人生活发生危机的一个夜晚，毛泽东曾在 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窑洞里聊天。他忽然把话题 从世界风云转到爱情上，他问阿格尼丝是否爱过男 人，为什么爱?爱对她意味着什么?然后，他背诵了 一首写给他的牺牲于 7 年前的妻子杨开慧的诗。

这种个人表白对毛来说是不同寻常的。毫无疑 问，这表达了他内心的某些价值冲突(啊，可惜纯正 的史沫特莱小姐不能进一步激发毛的感情。她的心 思都在吉普车、绷带和纳粹主义上)。

与此同时，蓝苹似乎已经认定进攻是最好的防 卫手段。她为自己选好了一个更雄伟的新名字—— 江青，其意是“绿色的江”，不过，根据它的音还有 第二个意思：“清澈的水”。

“绿色的江”似乎更合适。这个女人城府很深， 令人捉摸不透，犹如猫一般冷艳这个短语所说：具 有魔法般的魅力。*

毛泽东最小的弟弟娶了贺子珍的妹妹做第二个 妻子。毛泽覃第一次结婚是在 1925 年，他的妻子在 1930 年与杨开慧和毛泽建一起被捕。尽管毛泽覃的 妻子后来被释放——国民党认为他与毛泽东相比是 一条小鱼，因此他的妻子比杨开慧的结果要好—— 但是毛泽覃没有再和她联系。毛泽覃与贺子珍的妹 妹贺怡的婚姻是短暂的，因为他于 1935 年被杀害。

但贺怡作为家庭的影子在 1937--1938 年间重 新露面，她再次结婚并来到延安。她和她的新丈夫 对毛泽东“遗弃”贺子珍很恼火。这无助于事。贺 怡的丈夫被派到华南工作，贺怡则被安置在延安。 或许这是平息吵闹的一种方法，因为这对夫妇反对 毛与江青的结合。

自从 1927 年毛泽东在韶山最后一次见到他们 后，毛岸英和他的弟弟毛岸青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 他们的母亲在 1930 年被杀害后，党组织和外婆家设 法把他们抚养大。可是，作为“共匪”的后代，他 们过日子真是不容易。

他们在上海卖报纸。有一阵，他们在一个破庙 里栖身，并在庙外贴一张招牌：我们讲故事，一次 一分钱。

奇怪的是，他们在 30 年代初期用的名字是杨运 福和杨运寿，用的是他们母亲的姓。不过，假定毛 泽东不在世或外婆没有收养他们，他们这样命姓取 名倒很自然。

1936 年。共产党地下组织与两个孩子取得了联 系，他们乘船到达马赛后不久，康生就从马赛护送 他们到莫斯科上学。后来他们回到延安，岸英与父 亲一起生活，岸青因显露出精神病迹象而在一个农 民家庭休养。

*1972 年，罗克珊〃维特克在会谈中发现，江 青对她在延安改名一事很敏感：‚她很快地改变了话 题，好像我揭了她的短。‛

在莫斯科，贺子珍的状况没什么改善。她狠心 地打她的小孩。不久，她发现自己被送进莫斯科近 郊的一家精神病院。在 40 年代末，她又被转到上海 的一家精神病院。毛泽东再次见到她好像是 10 年以 后的事。此外再也没有见过她。

莫斯科没有利用过贺子珍的遭遇或她在苏联的 出现，来批评毛泽东对待她的态度。

到了 1939 年，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1940 年秋，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毛泽东又一次不费 力地处理了正式手续的问题。没有什么地方记录了 毛泽东与贺子珍离婚的确切时间——江青说首先提 出离婚的不是毛泽东，甚至也无法确知毛泽东与江 青结婚的时间。然而，对于毛泽东后来的事业，对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中国来说，这是一次事 关重大的婚姻。

毛岸英、毛岸青在异国的家： 苏联莫尼诺国际儿童院。

毛泽东的新婚妻子的独断专行似乎从给新生女 儿取的名字中得到鲜明的印证：李讷。李是江青本 来的姓；讷是江青在上海的前夫、一名男演员的名 字的谐音。*多少年中，江青总是过于自信。不过， 在与毛泽东生活的最后时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LiNa 的 Na 用汉字袁达是‚讷‛而非‚纳‛。 作者将其与江青的前夫唐纳的‚纳‛混为一字。而 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之名取典于《论语〃里 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另外，毛泽东撤离 延安时用的化名叫李德胜。——译注

1941 年下半年，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 从莫斯科的学校写信给他们的父亲告知学习情况， 毛泽东在 1941 年 1 月回信时说：“唯有一事向你们 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 政治。„„只有科学是真学问。”

1938 年，有人从苏联带来了岸英、岸青兄弟

俩的照片，这张照片让毛泽东十年来第一次见到了 儿子的模样。他喜出望外，给儿子们写了回信。

★第八章圣人(1936—1945)

在外表上，毛泽东此刻透露出足智多谋——对 有些见过他的人来说可谓城府很深——正是这种足 智多谋把他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举止老练深沉， 目光和微笑让人难以捉摸。

有时，他注视着和他讲话的人，歪着头，好像 是在掂量其话语的分量。他嘴上总是叼着香烟，咝 咝有声地大口吸着。

有些外国人在与毛泽东交谈后离去时，竟骇得 想不起毛泽东刚才对他们说了些什么话。

毛泽东内心的刚毅掩藏在一些人称之为女人气 的沉默寡言中。美国人克莱尔和威廉·班德曾说： “遗憾的是，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外表上的女人气质。”

与各类男人都有交情，有的还不止是交情的阿 格尼丝·史沫特莱，对毛泽东也有类似的印象：“一 个高大而令人生畏的身材缓步向我们走来，高声向 我们问好。一双女人般的柔软的手握住我的手。„„ 他黝黑的国字大脸表情深不可测，天庭饱满，嘴唇 则女性化。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位唯美主义者。”

“他不握紧也不摇动你的手，而是让你把手放 在他的手里，然后再把你的手推开。”史沫特莱有些 抱怨地说。

按照史沫特莱的标准，在中共领导人中，她认 为朱德朴实敦厚，古道热肠。但这位世界革命的圣 母玛丽亚如果希望在与毛泽东的政治交谈中得到更 多的东西，那么这种希望在她落座之前就会消失。 “实际上，我对他的女性气质和阴郁情绪感到讨厌。 一种本能的厌恶从我内心涌起„„”

正如斯诺一开始就发现毛泽东是“奇异人物” 样，史沫特莱不久就领悟到至关重要的一点：毛泽 东不再是一望便知的一本打开的书。他正在逐步变 成圣人，只有圣人才会神秘莫测且无拘无束。

在延安，我们看到毛泽东正处在他事业的中期。 他的目光已经脱离过去的战场，他统治了中国的部 分地区。他开始把自己看作是下一位中国的统治者。 作为一位 40 多岁的人，他要随心所欲地做事。

毛泽东的身上开始显露出一种主宰的风骨。

急不可耐的表情已不复存在，他的眼睛亦不再 在银盆似的脸庞上闪烁，而是开始显出一种释迦牟 尼式的稳重。

毛泽东的个性由诸种不可调和的色彩组成。尽 管他领导着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他还是喜欢长时 间地独处，只是偶尔才与大家相处。他并不关心— —也可能是没有注意到——人们在其他场合是否会 议论他。

处于中共领导人的地位，毛泽东处事泰然自若， 独具风格，自成一体。

在这个团体中，军人只能留短发，毛泽东却任 意留着音乐家般的头发。抽烟和起晚床被认为是违 反纪律的表现，可是毛泽东抽起烟来就像烟囱冒烟， 而且正午之前很少起床。尽管统率着军队，他敬起 礼来总是心不在焉地比画一下，走起路来则拖沓着 步子像个农夫。

在他的文章中，毛泽东说任何形式的批评都应 该是温和的有节制的。但是，他有时却大发其火， 甚至破口大骂，直到对方惭愧满面地离去。

在党内人士的非议声中，毛泽东不理不睬地新 娶了一个妖艳的女子为妻。毛泽东经常独处，但他

的家庭却是 所有中共领 导人的家庭 中最热闹的。 活泼的蓝苹 以及儿子和 侄儿在他书 房里穿进穿 出。 毛泽东 在延安开始

发福。他的 1937 年，毛泽东和朱德、周恩年老的教师，

来、秦邦宪在延安。

来自长 沙湖南 第一师 范学校、 负责根 据地教 育工作 的徐特 立则仍 然那样

1937 年，毛泽东、朱德和访问延安的美清瘦。 国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在一起。20 年 前，徐

特立像毛泽东一样一直提倡斯巴达式的体育锻炼， 到了延安他仍坚持锻炼。花甲之年，他仍在冰冷的 河水中游泳，从不穿大衣，食量也很小。

但是毛泽东不讲究什么养生之道，他的许多行 为在徐特立看来都是受了魔鬼的诱惑。这多少可看 作是他那不受拘束风格的延伸。

这个卓尔不群的人之所以不循规蹈矩，并非仅 仅因为规矩难以遵循，而是出于要超越既成之规的 天性。清规戒律是一根拐杖，他发现自己足可以不 用它，这就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史沫特莱准备写一本关于朱德生平的传记，她 有些天真地问毛泽东对她的这一想法有何见教。那 是在 1937 年，恰好在年前毛泽东对斯诺谈了自己的 生活经历。

“我问毛泽东，待在延安写朱德的传记和到前 线去写战争，对我来说哪一个更重要些。”毛泽东回 答：“这场战争比已经过去的历史更重要。”很遗憾 她未能录下毛泽东说这话时的表情。

毛泽东的王者之气日显。他感到中国的历史重 负落在了他的肩上——这是他的行为不再自由放任 的原因所在——自负感也变得更加强烈。

不可泛泛而论一位政治家身体的发福或工作中 的放纵，而应看到这是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圣人已 具自觉意识。毛泽东并没有变得喜好奢华，却仍然 保留着无所畏惧的性格特点。

进而，崇拜在他周围升起，毛泽东的画像开始 出现，公共场所可以看到他的题词手迹。两个超乎 寻常的字眼与他联在一起：一个是 1938 年林彪(以 及后来的其他人)所称的“天才”；另一个是 1941 年萧三(还有其他的人)所称的“我们的救星”。

40 年代中期拜访毛泽东时，不复有像斯诺和史 沫特莱所熟知的那种不拘礼节。得到被毛泽东接见 的传唤成为一种令人激动的事，卫兵拿着带有刺刀 的枪站在他的门边，忙碌的工作人员让毛泽东与来 访者保持很大的距离，毛泽东也不再到其他人的窑 洞中去。

毛泽东的形象的树立在一定程度上是战争带来 的结果。在一切主要国家中，战争领袖多少都被神 化。对毛泽东的崇拜并没有超过斯大林、丘吉尔或 罗斯福。

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立的时候，提高毛 泽东的形象合乎逻辑，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共产党 也需要为全中国提供一位可以与蒋介石匹敌的人物。 确实，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莫斯科对资本主义盟 国的一种姿态)提升了毛泽东的地位。对莫斯科来说， 再没有一个像王明那样的中国人如此小视毛泽东了。

在延安这座小城，毛泽东的举止行踪足能家喻 户晓。很多人都认识他，老乡们常常看到“主席” 走在灰尘飞扬的小巷里。这种环境中，个人崇拜不 会走向极端以使其超出凡人的身份。这种崇拜还没 有发展成为一种宗教，以致人们对之哭天抢地，即 使他们对自己崇拜的神灵一无所知。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权威是职务上的，但他 仍然是一位可以接触到的人。即使驱车外出，他也 不避人耳目。他的“轿车”是一辆雪佛莱(Chevro1et)， 车上写着：“救护车：纽约华裔洗衣工人救国联合会 捐赠”。他常常是坐在前排，看上去像是司机的助手。 毛泽东不停地写文章，不断地发表演讲。在这种小 地方，他的指示可以直接告诉执行者而不需要中间 环节。政治局每周有例会。

在延安以前的岁月中，毛泽东有丰富的思想观 点，但没有多少权力。进入 50 年代，他拥有了权力， 但这个地球上最大国家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使人们只 能听到这位导师的声音。而延安之所以令人激奋， 是因为他在那里既教导着人们又统御着人们的行动。 延安的岁月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黄金时代。

延安——抗日战争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所在地。

作为一名政治领袖，毛泽东文武双全。 他曾持枪跋涉于中国大地一年之久，这在中国 的统治者中没有先例。他坐之于书房建构了自己的 思想，几个大国的近代统治者中——戴高乐算是一 个——都未能做到这一点。

毛泽东的行为并没有沾染中国军阀所具有的封 建习气，比如坐轿子，朝孔，华丽住宅，在床上拥 着小老婆接见来访者——山东一位军阀就是这样。

同时与 28 个布尔什维克、蒋介石、民主同盟(介 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左翼第三势力)的领导者 相比，毛泽东则显得更受中国传统的影响。他喜用 毛笔写字，潜心于中国历史经典作品。

“我在他的住处没有见到过西装或正式的长 袍。”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道。这位美国记者在 1944 年曾游历了中国西北。如斯言，毛泽东既不穿 西装也不着长袍，他(和政府其他官员)穿的衣服与 农民一样，宽大的裤子，对襟上衣。

标准的棉布服似乎反映了一种新型的身份关系： 没有阶级之分，也没有代际之别。延安精神肯定不 是洋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又没有先例。

某种新的东西在黄土群山中萌发。

延安是属于毛泽东的岁月。已经存在的稳定的 政权可以说是毛泽东的政体。萌发状态的“毛泽东 主义”其各方面的特征都有所显露。

相比之下。在江西时期度过的凄迷的岁月里， 毛泽东很少能干自己想干的事。他的社会主义思想 既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也没有受到地位高于他的中 共领导人的赏识。

毛泽东证明他不是一个军阀。对军阀来说，枪 杆子就是事业，权力就是目的。一种社会视野引导 着毛泽东要塑造出新的社 会制度。这种制度使他赢 得那些长途跋涉来到黄土高原的人的赞颂——甚至 迷恋。

如果说仅仅拥有权力就是毛泽东的目标，他可 能会裹足不前。因为在延安他的权力已经得到了保 证。他的目标是要改造 9 000 万中国人的心灵，他 们在 1945 年称他为“领袖”。

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改造”的概念令人生畏， 其大部分原因应归于他童年时期的心灵创伤。他正 在逐步证明自己权威性的人格特征，正在做许多他 的父亲曾经做过而且认为年轻的毛泽东不可能做的 事。

到延安访问的人会感到儿童团的活跃气氛和合 作精神。不管物质条件如何艰苦，他们有共同的目 标。财富没有成为负担，也没有带来令人厌恶的等 级观念。人们知道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一个 崭新的世界。

在延安毛泽东不是实行共产主义。苏联式的国 家工业化只能是“画饼充饥”或“空中楼阁”一类 应抛弃的东西。但是他一直把共产主义作为他战争 结束以后的目标。

因为当时的问题是抗日，毛泽东挂起了阶级斗 争以努力动员社会各阶层一切可能的力量投入这场 鏖战。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本质上是民族主义 的。

土地政策是关键所在。在与国民党合作的统一 战线形成之际，没收地主的土地已告一段落。地租 控制到适当的水平——在共产党取得土地之前，地 租高达 60％——但是要得到保证。这既促进了经济 的发展，也鼓舞了士气。

毛泽东的税收政策也深得民心。税收曾一度被 取消——毛泽东的政府在统一战线的名义下从蒋介 石的财政中得到补给。后来税收重又实行时也是相 当进步的，它只要求不到 20％的家庭纳些税。

整个边区都实行了选举制度。各级政府都采用 “三三制”，即共产党员的数量在政府机构中不超过 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名额是非共产党员的左派分 子，另外三分之一给那些毛泽东称为中间分子的人。

这些措施并不等同于西方的民主——尽管在政 府机构的选举中有时共产党员得票最多——但它改 变了西北的群众心理。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

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还没有实行过普遍投票 的选举(在江西苏区，“剥削阶级”是被排除在外的)。

的确，选举者在选举领导人时绝无选择的余地。 然而实际上普通老百姓能以“我们的政府”相称则 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毛泽东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 人对其统治者的态度。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 有一种集体责任感。一种民主意识似乎首先就已存 在。

毛泽东这位半知识分子开始对知识分子表现出 极为矛盾的心理。随着大城市中人们对国民党越来 越失望，学生、作家、艺术家及其他各种人成群结 队投奔到西北。他们寻求新的角色，充满活力和爱 国气氛的延安为他们提供了场所。

毛泽东引以自豪的是，在这些男男女女的观念 中，他的根据地是一块磁铁。他欢迎他们的到来， 不只是因为蒋介石冷待他们。然而，毛泽东没有把 知识分子视为他的斗争中的重要角色，而且他不断 地拒绝他们要求更多自由的愿望。

对文人学者又爱又恨的复杂态度，反映了仍存 在于毛泽东的潜意识中的两种影响。

看来，毛泽东没有忘记 1919 年他在北京大学受 到的冷遇。这使他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心理欲望，一 有机会就把知识分子置于他们应在的位置。

毛泽东曾恨过他的父亲，然而最终父亲的幽灵 还是在他身上有所浮现。他的父亲不喜欢看到毛泽 东读书，年轻的毛泽东反抗过这种狭隘的思想意识。 但是，毛泽东嘲笑读书的某些做法很像他父亲在韶 山所做过的那样。

或许毛泽东的父亲对他的影响最终还是超过了 他的母亲，如果说这种影响只存在于潜意识中，那 么他的母亲曾是他反对父亲的同盟军。但是，他的

父亲是一种楷模，是 毛泽东的人格特征中 某些方面努力仿效的 榜样。

毛老先生坚持要 从事体力劳动，年轻 的毛泽东讨厌做农活。 然而，延安时期(和以 后 )毛泽东把知识分 子赶出他们的书房去 参加体力劳动。

毛老先生曾独断 专横，他指责儿子懒 惰。现在，毛泽东的 社会主义哲学已经形 成，其核心主要是强 调意志。

所有这一切，都 说明毛老先生不仅曾 是儿子的压迫者，而且亦使毛泽东的潜意识中存在 着一种欲望，即希望成为令父亲满意的人。在 1941 —1944 年的延安，压制的阴影又笼罩在被毛泽东 “整顿”过的人身上。

还有一种性欲冲突。在江西，按照中国当时的 标准，毛泽东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都主张爱情和婚 姻自由的人。但是在延安，毛泽东号召把所有的精 力都用在民族的事业上。他认为人们考虑性的问题 是一种精力的浪费。

在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毛泽东与一位 大胆的女性观点相左。这位女性当时是延安《解放 日报》的文学编辑，叫丁玲。丁玲是一位活泼而坦 率的作家，来自毛泽东的家乡湖南。30 年代，很少 有像她那样的作品如此生动地描写公私观之间的冲 突。

她在个人生活中实际上奉行普爱生活，并认为 这是一张社会主义王牌。她不止是一种第三者的角 色。她毫不隐讳自己是自由论者柯伦泰所著的《三 代人》一书的热心读者。她把男女关系戏称为“不 受纪律约束的游击战”。

毛泽东与丁玲的关系在延安非常密切。

毛泽东在个人生活中对爱欲不会迟疑。但这位 延安圣人不相信社会主义意味着性关系的自由放任。

他于 1944 年颁布的婚姻法比斯大林颁布的婚 姻法更重视家庭意识。离婚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作 为抗日战士的妻子要想离婚几乎是不可能的。

10 名来到北方加入共产党行列的青年学生组 织了“自由恋爱俱乐部”，他们被一一逮捕。

毛泽东对这类事情变得愈加小心出于诸多原因。 首先，共产党的社会激进主义的所有特征都要与统 一战线的温和性质相适应。其次，陕西农民的思想 观念要比江西农民的思想观念落后。他们是“水”， 共产党的军队这条“鱼”必须在水中才能生存，因 此不能完全忽视他们的保守观念。

而且战争有它自身的逻辑，“我们的”努力就是 一切，“我的”打算一钱不值。民族战争是衡量一切 的天平，是一个毫不怜惜个人意愿、焚毁脆弱的个 人幻想的大熔炉。

毛泽东等人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人员合影。

毛泽东自己婚姻的起伏变化也使他从心灵上关 上了自由的大门。他曾经问自己爱情的意义何在， 如在与史沫特莱的对话时。他与贺子珍关系的破裂 是他 40 岁以后的事，他现在似乎感到需要一个长久 的伴侣。毛泽东以自己的方式和江青一起生活了 30 多年。他安定下来了，孩子成了他日常生活中的一 部分，作为“一杯水”的性已经蒸发。

他倾向于认为，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也就为别 人建立了规范。

丁玲批评毛泽东和共产党在妇女问题上的退步。 在 1942 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丁玲写了一篇题 为《三八节有感》的短文，文章质问共产党(她属于 这个组织)是否还是妇女解放的先锋。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她瞧不起结婚。尽管毛泽东 刚与江青开始温暖的家庭生活，丁女士却敢于揭示 领导人的夫人将面临的特殊命运。

丁女士指出。如果一位女同志不结婚，就会受 到责难；然而如果她真的结了婚。不是因为工作而 忽视了家庭义务，就是耽于孩子和家庭的负担。没

整风运动中。延安文艺界暴露出许多问题，毛泽 东亲自找文艺界的同志谈话或给他们写信了解情 况。这是毛泽东写给萧军、欧阳山、草明的信。 有起到一个新型社会主义公民应起的作用，结果都 会受到批评。

毛泽东的延安成了大男子主义者的俱乐部，只 有很少有魄力的女性在一些特殊的岗位上工作。男 女的性别比例几乎和军队一样是 18：1。根据毛泽 东在长沙时的老朋友蔡畅的说法，整个延安没有一 名女性来自劳动阶级家庭(不过她“忘了”江青)。

在丁女士写下那篇满是怨气的文章后，不久毛 泽东找到了讽刺挖苦丁女士的机会。在一次文化界 人士合影时，毛泽东看见丁玲来了，就从他在前排 中间的位置上急忙站起来，以极恭敬的姿态对这位 固执的女权主义者说：“让我们的女同志坐在中间嘛， 我们可不想在下一个三八节再挨骂。”

在有关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与来 自上海亭子间的一批知识分子展开了斗争。

毛泽东排斥“为艺术而艺术”，知识分子的每一 件工作都要服务于加快中国的解放这一明确目的。 这种观点使他不仅与丁玲而且与大多数左翼知识分 子关系紧张。当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提出他的强硬的列宁主义路线时，知识分子即进 行了抵制。

毛泽东向延安的文艺界扔出了几枚思想炸弹。 他嘲笑“独立呼吁”，这既是理论之争，又是政治策 略之争。

“真”和“爱”脱离了时代具体的阶级斗争也 就变得毫无意义。作家是党的事业这一大型“机器” 上的齿轮(毛泽东在这里受到列宁的影响)。

毛泽东宣称：“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 是在做宣传工作。”这一未经推敲的粗糙观点是毛泽 东的发明。学习是改造世界的武器，他年轻时在长 沙初露头角，那时他已经感受到这一点。而在延安， 他看到作家、艺术家仅为自己的爱好而工作。他们 还不能像他那样把思想作为推动时代进人新社会的 车轮。

与卢梭一样，他希望那些学究不要忘记更简朴、 更艰苦的生活方式。毛泽东认为，落后的但是可靠 的陕西农民比来自东部的叽叽喳喳的知识分子对战 争更为有用。他安抚农民，因而这几年实行了温和 的土地政策。但是他觉得对文化界的那些男男女女 没有这种必要用类似的方法。

“不允许把看法变成结论”，毛泽东对延安的文 艺界宣布。换言之，你只有提出正确观点的自由， 不正确的观点不允许公开提出来。

王实味这位上海的作家、《野百合花》的作者， 揭露了延安的不平等及其他一些问题而成了文艺界 整顿的主要目标。他试图在延安这片天地中发扬五 四运动的个人主义，但被毛泽东的新的精神集体主 义所击中。一天晚上，毛泽东打着灯笼到中央研究 院看墙报以了解王实味发表在墙报上的材料。最后 他说：“思想斗争有目标了，放箭有靶子了。”1947 年，王实味被安全机关处死。

年轻时的毛泽东认为威吓是捍卫真理的合适武 器。他绝没看到这易使人从尊重正确的东西转而走 向错误。在延安，这种本能开始在制定充满强制色 彩的政策方面发生作用。

毛泽东还要求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只 去描写生活中的光明面，创作应来源于“现实生活”，

又“高于现 实生活”。

在 40 年代，人们 不会毫无怨 言地轻易接 受这些观点。

《在延 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 开始了毛泽东与中国很多富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的 对立，这种对立持续他的整个后半生。

在延安，在各个领域——不光在文化界——毛 泽东创制了新理论学说。毛泽东主义已经诞生，很 难说它是某一单纯幼稚的概念思想或观念的综合， 而应说它是为生存而作的艰苦斗争的副产品。 1942 年以前，日本人的侵略是毛泽东首要关心 的问题。东京制定了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 光”的政策——美国在越南也与此相似——以此对 付中国共产党。这给红区带来的损失极为惨重，因 为这时国共统一战线在趋于萎缩。

蒋介石不仅不再给毛泽东的边区以援助。反而 对它实行严厉的封锁。“人民战争”是否还有足够的 空间和人力进行下去?

在中共内部，毛泽东在上层遇到的敌手与长征 时期相比要少得多，但是他在基层遇到了更为棘手 的问题。

张国焘不再是毛泽东的障碍，他于 1937 年灰溜 溜地跑到延安。他的军队在西康的荒山野岭中差不 多丧失殆尽，他本人也威信扫地。毛泽东静静地等 待张国焘自生自灭。这位泄了气的对手住在延安近 郊一所漂亮的房子里，在抗日军政大学讲一点课， 像往常一样，他把自己好好地保养起来了。

张国焘和毛泽东在最后一次见面时一场好戏上 演了。事情是因干部子弟学校的学生演出歌舞节目 所引起。张国焘的儿子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在延安平 等主义的高原中，特殊化已开始露头)，这孩子能歌 善舞，自然在节目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但令张国焘勃然大怒的是，他儿子演的是一个 叫张慕焘的反面人物，是一个叛徒。

毛泽东在现场观看演出，与其他领导人一起欣 赏孩子们的表演。根据张国焘的说法，毛泽东在看 到叛徒受到责骂时笑了起来，“由张国焘的儿子来演 张慕焘是再合适不过了。”

毛泽东的老对手马上站起来，撕下他儿子脸上 的面具，一边拽着儿子走出大厅，一边愤怒地吼道： “畜生!混蛋!猪狗不如!”

不久，张国焘脱离延安投入国民党的事业，毛 泽东再也没有见到他(张国焘在加拿大居住了多年， 直到 1979 年去世)。毛泽东没有处死、伤害或赶走 张国焘，张国焘一直待在领导机构中，直到离开延 安。

毛泽东对他在 30 年代的第二名主要对手态度 也很冷淡。王明于 1937 年终于从莫斯科回国。他从 “投降主义”的立场出发攻击统一战线，使毛泽东 为之困扰达两年之久。但是王明极力迎合斯大林— —据说“西安事变”时斯大林发给毛泽东的电报就 是由王明草拟的——其主要问题是忠诚于全民族抗 日事业。

*我们可以相信王明下面的陈述。由此可以看 到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毛泽东、王明的关系。他们 正在争论关于苏联的问题．王明的妻子走了进来说： ‚我在到处找你，原来你们两个又争了起来，我说 你最好回家吃晚饭。‛一直待在角落旁听的江青同意 王太太的意见：‚你来了太好了……这两只老公鸡真 没办法，他们一见面就斗……你把你的拉回去吃饭， 我把我的拉去吃饭，他们就不能再斗了。‛

“你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在召开统一战线会 议上的一次激烈争论中，一位国民党官员怒气冲冲 地问王明。后来，他又从极左转而极力讨好国民党， 支持与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使他看上去像是“红 萝卜”(红皮白心)。虽然是政治局委员，王明常以 生病为由缺席会议，所以民主对他来说是陷于毛泽 东的政治和思想观念中。

1939 年以后，他在中共权力机构中已无实权， 虽然还有一些影响。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惩罚或者报复这位 28 个布 尔什维克的主要政策执行者。王明仍不断声明自己 的观点，在四五十年代，他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中(博 古也是如此，直到 1946 年他去世)。*毛泽东显露出 了他的历史意识——他自己在其中的中心地位—— 当他准备同王明一帮人摊牌时。在秘书胡乔木的协 助下，他仔细 地清算了中国共产党自第六次代表大 会以来的政治和思想发展的状况。这是一个思想任 务，也是一个政治任务，它表明毛泽东的思想匕的 综合和冷酷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接连的成功使共产党的队伍不断壮大，但很多 刚来延安的年轻人不像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那样意 志坚定。在 1937--1940 年间，统一战线的工作对共 产党来说是辉煌的。而这意味着毛泽东的政权有一 种潜在的危机。爱国者大批地涌来，但鱼龙混杂— —到 1942 年，毛泽东已意识到他可能要再次对抗国 民党——他们会不会支持共产党的这一目标?

1943 年，毛泽东等人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地。

更加困难的日子在 1941 年到来了，经济困难使 毛泽东不得不第一次开始向农民征收赋税。在 1942 年，他甚至还发行了奖金丰厚的彩票。难道说与群 众蜜月般的生活已成为过去?

因为红色敌后根据地具有分散的特征，共产党 起着政府的作用。这产生了官僚主义和对名利的追 求，有些人认为边区政权也至此为止了。

委员会增多，小恺撒突现。棉布服装也开始分 成三种不同的颜色，以表明人的等级身份。延安精

神已失去振奋共产主义的精神本能。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集

中起来——这可以实现多个目的，也为毛泽东成功

地压倒共产党内部的所有对手而居于高位奠定了基

础。

毛泽东的学说为整顿党的工作作风而开展的

“整风运动”(毛泽东这样称)提供了简明的教材。

而整风运动给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这不是产

生于莫斯科而是产生于中国。

毛泽东在整风开始时的一次千人大会上深感不

安地说：“我们的理论还落后于革命实践。”㈣在延

安，这位历次斗争中的胜利者开始回顾自己的斗争

方法，他利用时间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升华到哲学的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作整顿三风的报告，并 主持编辑党的历史文献。这是当时出版的整风文献 和编印的历史文献集。

高度。

长征途中，毛泽东没有精力——甚至也没有纸 张——撰写政治文章。40 年代，毛泽东读了很多马 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他们的名字闪耀在毛 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写的文章中。

然而，毛泽东在引用这些西方大师们的话时有 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读他们的书越多，对他们 的敬畏就越少。他之所以援引马克思、列宁和斯大 林，主要是为了支持和美化自己的思想结构，这一 思想结构既是中国的，也是欧洲的。

毛泽东在命名为《实践论》的论文中说：“你要 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驯毛泽东主义意味着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

毛泽东把经验——而不是问题——置于认识过 程的核心地位。这种非同寻常的唯物主义可能会让 马克思也大吃一惊。

28 个布尔什维克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 但是他仍执著地坚持自己喜爱的公式。他在整风运 动中的一次讲话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主义意味着调查研究与发言权这两者的很好 结合。

这位农家子在湖南的经历——加上他坚持己见 的勇气——使他把农民看作是中国革命的脊梁。

毛泽东反对党的领导者(他们为数不少)把马克 思主义的教条看作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忘记 了它所要影响的对象。

“无的放矢”，毛泽东在一次讲话时这样针对性 地指出，这篇讲话就是著名的《反对党八股》。毛泽 东主义意味着既重视听众也重视听众所需掌握的内 容。

一天。毛泽东在延安的城墙上看到一幅标语：

“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位半知 识分子犀利的眼光发现“工人”二字进行了艺术加 工。

“工”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竖而是转了个弯，成 了“互”。

“人”字在右边加写了三撇，成了“友”字。 这使得这条标语一般人看不懂。在一次讲话中，毛 泽东讽刺挖苦了这种故弄玄虚的书法。

他要求人们学习有用的知识：

做饭当然是一门艺术，那么书本知识呢?如果 你什么都不做，只是读书，你只能认识几千个字， 只会翻字典。手中拿本书，吃着人们供给的小米。 然后你心满意足地点点头，再去啃书本。

民本论者毛泽东这时已羽翼丰满，他对烦琐哲 学的厌恶使他像他父亲一样讲话：

书没有长腿，你可以随意打开合上。读书是世 界上最容易的事，比大师傅做饭要容易得多，比屠 夫杀猪容易得多。猪有腿能跑，他必须捉住这头猪， 他杀猪，猪会叫。放在桌上的书不会跑，也不会叫， 你可以随意翻它，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容易吗?

这位教员开了一系列药方： 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 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 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毛泽东不拜倒在“现成书本”脚下。他建议共 产党员到城市去，到农村去，亲自体验一下中国的 实际生活。土匪和“名妓”都可以讲出很好的传记 题材。

与此同时，亦受孔子思想影响的毛泽东认为文 字是很有影响力的。他告诉干部们，不要利用平民 对文章的敬畏而去用官样文章吓唬人。

毛泽东推论说：“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 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两个黑点，固然也 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 不同了。”毛泽东主义的意思是，与群众讲话要诚心 诚意。

所有这些都是对 28 个布尔什维克的猛力一击。 他说：“十七八岁的毛孩子”——王明和博古都比他 年轻很多——“读了点《资本论》、《反杜林论》的 皮毛”，他甚至指责他们不是革命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 和靶的关系。”但是，“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 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 意放出去。”

毛泽东继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 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不然，我们为什么还要学 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01—08，1967。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典型的中国式的，M.N. 罗易在谈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时曾用‚集权式的世 界党‛一词。

毛泽东继续沿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实用主义道路 走下去，“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 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非常有用 的。”毛泽东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这一 激进的 德国哲学移植到中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土壤之中。 “教条主义狗屎不如，”他对傲慢的极左主义

者说，这是他在整风运动中所要反对的主要问题， “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条主义呢 ? 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呢?”

对那些自以为能背诵苏联共产党教条就是一种 成绩的人，毛泽东给予直截了当的批评。他把这些 错误的狂热者比作“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这很像是在东山小学读书时的毛泽东，他讨厌 油嘴滑舌的纨绔子弟把书本当作仕途的阶梯。现在， 他批评党内的形式主义者，因为他们对待马克思主 义教科书也是差不多的态度。

毛泽东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要适合中国的 具体情况的一个术语——“中国化”——是对马克 思主义颇不寻常的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 理论自产生时起就是“欧式的”，它能够“中国化” 吗?毛泽东认为能够中国化。

他在 1938 年写道：“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 回事，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译成汉语就已经赋予它以 新的意义。“无产阶级”——“没有财产的阶级”— —在中国人看来并不单纯地指城市的工人阶级。

1945 年 4 月至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这是大会会场。

“大同社会”，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乐观展

望，它用来说明“共产主义社会”，这似乎令人新奇， 因为“大同”是指一种乌托邦式的黄金时代，人们 认为它曾存在于中国的古代，现在已经绝迹。

对马克思的某些结论毛泽东是反对的。这位德 国人认为历史发展要有五个阶段，中国西部少数民 族地区的发展，使毛泽东相信奴隶社会可以直接过 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跳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 社会两个阶段。

马克思所作的其他一些结论毛泽东则加以发展 并赋予新意。是的。城市工人必须“领导”革命， 但农民是它的“主力军”。毛泽东引鉴了马克思的学 说，可是毛泽东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

在官方出版的五卷本《毛泽东选集》中收编了 228 篇文章，其中有 112 篇是在西北写就的。这些 文章包括了他的所有主要哲学著作。文章是圣人的 语气。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结束时意味深长地说：“希望 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每个人 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 掉。”

甚至他的谦虚也有如一位巨人坚持说自己是一 个矮子。他在谈研究方法一文的序言中写道：

“我自己也是在黑暗中摸索这些事情。继续当 一名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15 年前，毛泽东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激昂语调已经预 示他将是中华民族的导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之际，毛泽东召开 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自 1928 年在莫斯科召开第 六次代表大会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毛泽东没有出席 中共六大，他当时在井冈山。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来 说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从“1928 年的莫斯科”到 “1945 年的延安”是一段长长的时空之旅，中国革 命也由低潮走向了高潮。

“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毛泽东 把这次在延安的果园里召开的会议恰当地这样称呼。 这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已去世，希特勒也在已成 废墟的柏林自杀。参加会议的代表选自 120 万名党 员，中国共产党这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共产党。

代表们坐在木制长凳上，前面是一排绿色植物 和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的画像。24 面红旗标志着中国 共产党自诞生时起走过的历程，每一根柱子上都有 一个很大的“V”，表示与盟军一起反对法西斯主义 的中国共产党的巨大胜利。

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 在七大主席台上。吴印咸 摄 灰色的砖墙上也有标语，这是毛泽东努力使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同时又带有儒家道德的气 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幅标语这样写道。 “同心同德”，这是会场后面的一幅标语。

新的党章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指 导思想。它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莫斯科现在已 经意识到毛泽东战胜了王明，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改 变自己的观点向北顶礼膜拜。

朱德和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 间，一起研究对日作战（1945 ）。

毛泽东总结了党早期斗争失败的教训和遵义会 议胜利的经验。他在报告中的发言对苏联是尊敬的， 但没有提到苏联对 1927 年以后中国革命提供的援 助。

自 1943 年任该职务以来，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 主席领导着第七次代表大会。

刘少奇已是中共的第二号人物。他在一次单独 讲话中共计 105 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毛泽东对此 并不难为情。刘少奇宣布：“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 东„„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 理的高度。”

反过来。毛泽东提携刘少奇至最高地位，进入 包括由毛泽东自己、任弼时三人组成的最高领导地 位——高于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他这样做部分地 是刘少奇时常反对 28 个布尔什维克的“左倾主义”。 但是也因为刘少奇一开始就不在延安，在重新审视 党的历史并形成矫正的背景问题上不会向毛泽东挑 战。

在七大期间，毛泽东在与代表们举杯共庆时， 一改平时性格而显得和蔼可亲，并无矜持之态。会 议厅的上层就是乒乓球室，这个“团结胜利”的会 议则分出了胜方和负方。毛泽东拿起球拍。他的球 艺不高，但他的一位同事注意到他总是“泰然自若” 地把球输给对手。

毛泽东往往是对别人明显的伤痛加以自责以显 示他走之字路的技术，1944 年 5 月他在党校对整风 的受害者致了歉。他在讲话中意识到有些人受到伤 害，说他们有怨气是可以理解的。他向他们鞠躬时 说，如果他们不接受他的道歉，他将不再抬起自己 的头。并且一定要鞠第二次躬。当然，他要这些受 害者回来与他握手，不管什么情况，不论过多少年。 他要请他们到那里去。

唉，共产党人“整风”不总是整人这一教训毛 泽东并没有保留下来。在延安岁月，他取得了双重 功绩，既抵制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的紧身衣，也塑 造了新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紧身衣。

★第九章 成熟的桃子(1945—1949)

对于毛泽东来说，20 世纪 40 年代末不是为着 理论而是即刻付诸军事行动时期，其时政权像一只 成熟的桃子引诱着他。

诸种决策皆由他作出。他开始向美国示好，然 后又愤愤地转过脸去。他同蒋介石的国民党对抗， 其获胜之易可能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闷闷不乐 地密封好同苏联的联姻。

美国之于毛泽东恰似中国之于罗斯福——遥远 处的一丝微弱的灯光。零碎报道使毛泽东在心目中 对美国这块华盛顿从英国的欺压下拯救出来的土地 勾画出美好图景。

苏联和日本近在咫尺，而美国还只存在于想象 中。

到 1944 年一切都发

生了变化。毛泽东需要美

国帮助打败日本人。然而

山姆大叔作为蒋介石的支

持者以丑陋姿态出现在他

的家门口。毛泽东开始思

考美国在战后亚洲的角色，

他曾希望中国成为亚洲的

中心。

在延安。毛泽东对美

国的好奇心迷住了他，他

曾询问过他所接见的美国

记者。现在，他已能获取

国际新闻资料，他像经纪

人盯着股票行情一样审视 毛泽东在七大致闭幕词— 着美国。

—《愚公移山》。他向大会 提交《论联合政府》的书 毛泽东看过几部美国 面政治报告，详细阐明了 电影，他认为《愤怒的葡 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

中国的路线、纲领和政策。 萄》很出色，贝蒂，格拉布尔的表演使他惊叹不已。 在描写美国士兵在意大利作战的影片《太阳之行》 中，美国士兵那种无忧无虑的风格使他惊讶——他 们是在打仗，还是在野餐?查理·卓别林是他极为欣 赏的。

1944 年夏。一架满载美国士兵和外交官的 C— 47 飞机在延安的黄土地上降落。毛泽东乘着用救护 车充当的轿车来到机场欢迎“迪克西使团”。

这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与美国政府官员握手。 在与戴维·巴雷特上校、二等秘书约翰·S·谢 伟思等人会面时，毛泽东显得小心翼翼，但并不是 不抱希望。毛泽东与罗斯福的代表们开始了对话。 迪克西使团的延安之行是约琴夫·史迪威将军 促成的，这位远东战区司令试图估摸一下共产党的 实力，以便帮助美国结束对日战争。

“刻薄的乔”对共产党颇有好感，并希望与其 有更密切的合作以便加强作战能力。

毛泽东在 1944 年似乎是亲美的。他已感觉到美 国军队要踏上中国的土地打日本，但没有预料到美 国人会使用原子弹。他对此表示赞赏，并开始喜欢 美国来访者无拘无束的风格。他甚至同意美国的建 议。派一名美国将军来统率中国的所有军事力量(蒋 介石对此不同意)。

他与迪克西使团成员谈话时使用了“民主”一 词，好像这是延安和华盛顿共有的价值观念。但西 方人都知道，毛泽东没有成为西方民主的崇拜者。 “反法西斯主义”的全部意义就是他所说的全世界 的民主。

在 50 年代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坚持用僵硬的马 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美国的前途。

信息灵通的美国人对自负、腐败无能的蒋介石 的国民党十分失望。毛泽东对美政策的思想也是围 绕着国民党来考虑的。

除了打败日本人之外，毛泽东还希望罗斯福停 止给国民党提供美元和援助。不然，共产党与国民 党的战争将会是长期的、血腥的。

毛泽东试图让美国人相信共产党把握着未来。 蒋介石没有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如 果华盛顿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内战或许可以避免。 如果美国承认共产党有着与国民党平等的地位，或 许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毛泽东相信即使有这样 的联合存在，他也会战胜蒋介石，犹如黎明会取代 黑夜一样。

毛泽东发现要使罗斯福相信中国共产党能战胜 国民党绝非易事，这比说服斯大林要困难得多。

毛泽东意识到美国政界对华政策包藏祸心时已 为时太晚。蒋介石和他的妻子已经活动了几位关键 的共和党人，结果他们百分之百地同意支持国民党。 因此，在这种处境下的罗斯福，不得不谨慎地对待 蒋介石。

在中国问题上，

“刻薄的乔”与克莱尔·陈纳德将军存在分歧。 陈纳德不希望与毛泽东合作，而要用强大的空中力 量以了结日本。罗斯福的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推 土机”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反对史迪威及国务 院中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们所持的观点。

可怜的毛泽东被蒙骗了。绝没人告诉他，美国 在对待中国问题上 70％的时间是在唇枪舌剑地争 吵，只有 30％的时间是在采取行动。

1944 年 11 月，毛泽东、朱德在延安会见美 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袁赫尔利。

帕特里克，赫尔利于 1944 年下半年到延安。毛 泽东赶到机场迎接这位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 以莫希干人战争呐喊般的声音介绍自己，他的喊叫 甚至会使周围的尘土飞扬起来。办事干练，具有尚 武精神的赫尔利——据说他可以马步站很长时间— —穿着佩有勋章的军官制服。毛泽东平静地走上前 去，穿着不像样的棉衣和布鞋。

“毛思同”，他的一位助手听到赫尔利这样向毛 泽东问候。而另一位助手则听到这个咋咋呼呼的使 者在叫“毛思董”。*

*赫尔利发音不准，将‚毛泽东‛的称呼为‚毛 思同‛，他的助手听来像是在说 mousetongue。而另 一位助手则听成‚毛思董‛

毛泽东和赫尔利挤进救护车。“国际交往中很少 有过这种严峻的考验”。

当他们越过延河的时候，毛泽东告诉他延河冬 天涨水，夏天变干涸。赫尔利回答说，在俄克拉何 马，夏天的河水少得可以看到鱼群搅起的浑水。

他们看到一位农民用鞭子赶着骡子，赫尔利把 头伸出窗外，用英语向农民建议道：“老兄，打它的 那一边。”毛泽东插话说他小时候在韶山时曾赶过骡 子，赫尔利说他曾做过牛仔，他一边描绘他的那一 段生活，一边大声叫喊“呀呼”。“这家伙是个小丑。” 毛泽东后来对朱德说。从此，“小丑”就成了赫尔利 在延安的绰号。

无知是赫尔利的最大问题。他对中国或马克思 主义的了解还不如毛泽东对莫希干人的战争呐喊知 道得多。他甚至也不了解他的朋友蒋介石。

毛泽东和赫尔利制定了国共联合的方案。毛泽 东对这一方案很满意。他们都在上面签了字。但是 在重庆的国民党领导人嘲笑这个“五点方案”。

毛泽东对巴雷特上校说他怀疑蒋介石是否真会 同意这一方案，因为赫尔利说在他来延安之前蒋介 石已经知道方案的要点。

赫尔利有着坦克般的样式，但在智力上他就像 靠垫一样软弱。不几天他就改变了自己对“五点方 案”的态度。接下来的一年，他一直使美国的政策 倾向于蒋介石——直到他愤愤地辞职。

他一直认为，国民党的日趋衰败是由于美国国 务院的亲共态度造成的。

毛泽东又打出了一张牌。似乎最高首脑会谈是 唯一可行的途径，他要求到华盛顿去。

他的信件于 1945 年 1 月交给迪克西使团驻延安 的办事处，希望他们转交给“美国最高官员”。信中 说，毛泽东或周恩来，或是他们二人已做好赴美准 备，如果罗斯福总统把他们当作中国主要政党发言 人接待的话。

毛泽东要求。如果罗斯福总统不打算邀请他们， 请予以保密，以免激怒正在与共产党进行不愉快的 谈判的蒋介石。

赫尔利扣压了这一信件。信件先到重庆，而这 位俄克拉何马人已是驻华大使。信件一直没有送到 “美国最高官员”的手中，直到最后有人向罗斯福 抱怨巴雷特上校与中共秘密联系时，这封信才被发 现。毛泽东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10 周以后，毛泽东听说谢伟思要被召回华盛顿， 便马上邀请这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交谈了半天。他 毫不迟疑地猜测谢伟思回去是为安排毛、周对罗斯 福的访问(谢伟思自己也不知道他被召回国的原因)。 毛泽东可是大错特错了。

在仲夏时节，谢伟思被逮捕，他被指控向左翼 的《亚美》杂志泄露机密。毛泽东被搅得心烦意乱。 罗斯福在蒋介石的坚持下已经将史迪威将军解职。 现在，赫尔利把那些认为毛泽东将掌握未来的美国 官员一一赶了下去。

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 已经破产》的文章。他对美国的调情像罗斯福的生 命一样已差不多走到尽头。

这位俄克拉何马人和蒋总司令又挑起了一轮新 的国共内战，这等于把中国的未来拱手交给毛泽东， 而且迫使毛泽东更加接近苏俄，这比已有的关系或 他所希望的关系还要更加接近。

赫尔利和蒋介石所坚持的一切很快都在向下滑 去。

这年秋天，当毛泽东看到苏俄与蒋介石的政府 签订友好同盟条约时，一种与美国合作的新的兴趣 再次闪现。但这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因为华盛顿现 在完全听从蒋介石的使唤。

在美国“失去”中国的前 4 年毛泽东就失去了 美国。

巴雷特在毛泽东和赫尔利之间两头受气。当赫 尔利带着“五点方案”回去后，这位倒霉的上校被 派往延安与毛泽东协商是否有补救的可能。毛泽东 发了脾气，怒斥蒋介石是“杂种”。

他叫道：“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 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

他盛怒之下所做的预言在将要发生的悲剧中得 到了验证：“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

1945 年 8 月 9 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对日寇 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 队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广泛的 进攻。这是八路军收复山海关。

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 ?

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 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当巴雷特去向这位将军大使——其部下对这位 老板的不雅称呼，赫尔利爱插手军事和外交问题— —汇报时。赫尔利也暴跳如雷地骂“毛思同”先生 “混蛋”。

毛泽东在延安从赫尔利那里听到的大多是美国 革命时的术语。毛泽东可能从未听说过“人身保护 法”、“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赫尔利从美国《人 权法案》出发，规定了他认为中国战后联合政府应 遵守的价值标准。

毛泽东对此反感吗?不!与赫尔利的第一轮会谈 结束后，毛泽东的反应是值得赞赏的。可笑又可悲 的是，那个对毛泽东宣讲美国宪法的人，也就是后 来在毛泽东的脚下使绊子的人。

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美国民主信条不会使毛泽 东在五六十年代增加对美国这一理念的信任。在《毛 泽东选集》出版时，有关 40 年代对美国表示热情的 内容大多被删了去。

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 谈判。图为其中的两个电文。

如果毛泽东当时访问了华盛顿，或许他可以让 罗斯福相信，是他把握着中国的未来。这虽不能完 全制止毛蒋之间的摊牌。但至少中国的内战不会持 续 3 年，使 300 万人命归黄泉。

蒋介石也不会直到失败时还得到美国的支持— —实际上甚至在失败以后还得到支持，乔治·马歇 尔也不会在对双方的调停中受挫。

毛泽东将可能战胜蒋介石，不管马歇尔怎样作 为，即使让他自行其是也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毛 泽东在 1945 年作为政治领袖来造访白宫，而不只是 作为遥远的命运之神悬浮于美国人的想象中，美国 所受的震动将会小一些，所遭受的“损失”也不会 引起如此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的第一次出国原本应该是在 51 岁时到 美国，而不是 56 岁时去了苏俄。他在其后 25 年间

1945 年 8 月 28 日，为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 和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离开 延安赴重庆谈判。吴印成 摄

与美国的关系或许不会这样痛苦地陷入泥潭，也不 会被战争和战争的威胁所中断。

抗战过去了，但和平却没有到来。紧张的气氛 随着日本人的投降降临了。国共两党竞相受降，能 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枪就等于控制未来。为了这个， 语气强硬的电报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飞来飞去。

其时蒋介石暂时占优势，毛泽东不得不让步。 两大国际势力都站在蒋介石一边。美国的后勤援助， 使蒋介石先于共产党接受日本投降。而莫斯科与蒋 介石的政府签订的条约，则使毛泽东担心与国民党 的内战将会长期而艰巨。

因此，毛泽东决定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 他以中国传统的礼节用语给蒋介石发了电报。“弟亦 准备随即赴渝”。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的 重庆之行，认为没有美国对毛泽东在蒋介石领地的 安全保证。和斯大林的强有力的斡旋，毛泽东就不 应该前往。毛泽东告诉刘澜涛，他打算带着开放的 心态去重庆。

“签订协定这是以我的人身作保。”他对刘少奇 强调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也告诉那些在延安参加完 七大准备回去的同事：“回前线去战斗，不要为我在 重庆的安全担心。实际上，你们的仗打得越好，我 的安全越有保障，与蒋介石的谈判就越能成功。”

1945 年 8 月，依然是热情奔放的赫尔利飞赴延 安接毛泽东。毛泽东生平第一次走上飞机。第一次 公开进人蒋介石统治的地区。在向南飞的路程中， 赫尔利对世界形势发表了看法，毛泽东则写了一首 诗。

毛泽东平生第一次不得不戴上帽子。当他戴着 太阳帽下飞机时，有人认为这是他采取的安全措施。 毛泽东的目光警觉而冷峻。

自 1938 年日本人攻占汉口，重庆就成了国民党 的基地。重庆是一座横跨长江的山城，这对毛泽东 来说是新的景观。他住在红岩区一条小巷中的一栋 舒适房子里，蒋介石调派了一辆美国轿车供他使用。

这是 18 年来毛泽东第一次不以土匪的身份进 入一个城市。就像 1927 年在武汉，他的来到是合法 的。有许多人前来拜访他，报纸提到他的名字时也 没有诬蔑之词。

毛泽东见到了老朋友，也见到了过去的对手。 对所有这些人他都显示雍容大度，表现出爱国热情， 与之互赠字画。毛泽东把他的词《沁园春·雪》透 露给了《新华日报》(这是他发表在主要刊物上的第 一首诗词)。整个重庆都得识到毛泽东对中国山河的 热爱，都感受到毛泽东自身的使命感。

已逾 20 载未晤面的蒋介石、毛泽东握手了。

1945 年 8 月， 毛泽东和蒋介石 在重庆合影。经过 43 天的艰苦谈判， 国共双方代表于 10 月 10 日签署《政 府与中共代表会 谈记要》（即双十 协定）

一个看起来衣冠肃整，另一个则不修边幅。蒋 介石的制服笔挺合身，戴满了勋章；毛泽东的衣服 则皱皱巴巴，暗淡无光，好像是从衣堆中随意取出 的(尽管他穿了一双新皮鞋)。

据说，当时蒋介石显得紧张而毛泽东则镇静自 若，这不一定确实。像毛泽东那样嗜烟的人绝不会 内心完全镇静，尽管毛泽东当时尽可能慢悠悠地吐 着青烟。

毛泽东之所以在蒋介石面前保持镇静是因为他 知道他能以智慧取胜，是因为他相信他的事业(及个 性)终将会战胜蒋介石。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毛泽 东坦诚相见，蒋介石则阴遮阳盖。

43 天以后，毛泽东和蒋介石签订了一纸协定， 蒋介石工工整整地写上自己的名字，毛泽东的签字 则是一挥而就，如行云流水。

协定没有解决任何本质问题，国共两党真的能 够共掌政权吗?如果组成联合政府的话，红军真的就 会遣散吗?但是，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事宜被小心翼 翼地提上了日程，一些地区边界的划分问题达成了 一致。

当两位对手举杯共酌时，双方都笑容可掬。宴 会上的其他人关注到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场面，脸上 却无一丝笑意。

回延安前夕，毛泽东作为客人应邀出席观赏京 剧。戏演到中场时，有一张纸条递给共产党代表团， 周恩来极其不安地离开了座位。

毛泽东停在剧场外的汽车遭到子弹的袭击，毛 泽东的一位助手中弹倒地，已经毙命。周恩来面色

1945 年 l0 月 11 日，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 离开重庆飞返延安。这是在重庆机场为毛泽东送

行，前排右二为陈诚。

煞白，他找来蒋介石的首席谈判代表表示抗议。 毛泽东仍坐在座位上。他喜爱京剧——尽管取

得政权后他对之进行了压制——他要享受这种时刻

的每一分钟。演出结束后，双方领导人举行告别招

待会。毛泽东忘了他的汽车遭受袭击的事吗?他宽宏

大量地笑着举杯祝酒：“为蒋介石先生长寿，干杯!”

自剧场一面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见过蒋介石。 毛泽东和蒋介石岂能彼此信任?毛泽东不会相

信蒋介石，“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

他回到延安后说。他的重庆之行就是走曲折的路，

他并不认为与蒋介石谈判就此结束国共两党的争斗。

他之所以去重庆，是因为国际形势迫使他不得不如

此。苏联和美国(以种种方式)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

毛泽东不得不对蒋介石以礼相待。

他之所以去重庆，还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不

要内战，毛泽东似乎不愿被看作是反对和平的人。 并且他去重庆也在于显示自己的实力。蒋介石

不得不邀请他，对毛泽东来说这比谈判的内容和结

果更为重要。它适时地向中国和世界暗示，蒋介石 还有一个对手存在，而且这个对手已经统治了 1 亿

人口，并有 100 万军队听其指挥。

“天无二日，”蒋对他的部下强调。可是毛泽东

的行动已证明中国的天空会对这两个太阳作出选择。 毛泽东蔑视蒋介石。他不久就总结说：“蒋介石

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

了。”然而，他在重庆的时候掩藏了这种感情。*

*王明曾说，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交锋后， 精疲力竭，晕头晕脑，夜不成眠。但王明的这种说 法是不足信的。见王明：《回忆我与毛泽东在一起的 日子》，201 页。

有些共产党人对与蒋介石谈判毫无兴趣，因为 他们自 1927—1937 年就一直同蒋介石这个人作战， 现在又是如此。另一些人则厌恶战争，他们相信与 蒋介石的谈判可能会取得成功——周恩来可能就是 其中之一。

毛泽东巧妙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他坚持认为， 世界是在不停的变动

中。一切事物都不能

只从表面作出判断。

现在是真实的，但是

未来也是真实的。如

果一个人既尊重现在

又想把握未来，须得

迂回前进。

1946 年初。马歇

尔再次来到延安，这

是他为缩小毛泽东和 1945 年 10 月 11 日，毛泽 蒋介石之间的裂罅所 东飞抵延安机场，向欢迎的军 作的最后一次努力。 民发表讲话。

陪同马歇尔的周恩来对马歇尔的调解仍抱有希望。 同毛泽东相比，周恩来认为有可能找到一条直路。 因此马歇尔发现周恩来是一位更为直率和诚实的人。

毛泽东对此不抱多大幻想。与一年前不同，他 显得更独立。像一位演员一样，他已演完在谈判中 的角色。

在向 马歇尔祝 酒时，他 的话肯定 带有讽刺 的味道： “让我们 为中美两

1946 年 3 月 4 日，毛泽东在延安设宴欢迎国、为国 美国总统特使、军事三人小组成员马歇尔共两党持 久的合作，

干杯!”

马歇尔虽在云里雾中，倒是诚心诚意地想摸索

出一条捷径。

飞机在延安机场就要起飞时，他问毛泽东准备

何时再与蒋介石谈判，“什么时候蒋介石邀请我，我

就什么时候去。”毛泽东回答，声音像从远山中传来。

他以自己的方式说了句令马歇尔激动不已的话：“可

以说，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时代还等着中国。”

左图 1946 年 6 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 议，发动全国内战。毛泽东指挥解放区军民坚决进 行自卫反击。这是毛泽东在审阅有关电文。右图 1947 年 3 月 18 日。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 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 国人民解放战争。这是转战陕北前夕的毛泽东。

毛泽东再也没有会见过美国官员，直到经历了 三场战争和美国换了四届总统之后。

一切调解都失败了，马歇尔不久即离开中国。 到 1946 年秋，毛泽东和蒋介石开始了最后一轮厮杀。 双方都撕毁了协定。

毛泽东知道，“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要打 仗。”

其后的三年在几个方面对毛泽东是有利的。他 的军事计划收效极大，他的政治预言使他像一位技 艺高超的奇妙魔术师能从帽子里变出大量的兔子来。

政治局内出现了分歧——在土地政策上和取得 政权的时间上——但这些分歧并没有成为削弱整体 战斗力的对立。行政上的失调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对 胜利的头昏脑涨。

1946 年，国民党掌握着整个华南和西部人烟稀 少的地区。共产党在北方力量强大。毛泽东的军队 只有蒋军的三分之一，武器则是其五分之一。

第一年，当蒋介石全面进攻时，毛泽东采取的 是防御。到 1947 年初，世人确已相信共产党像过时 的黄花一样开始枯萎了，特别是在 3 月份毛泽东放 弃延安后更是如此。毛泽东的一些同事希望坚守该 城决一死战。莫斯科认为撤退的决定是错误的，并 眼见共产党的失败就要来临。

彭德怀在保卫陕甘宁边区动员大会上讲话。

毛泽东并没有什么牵挂。他说延安“不就是几 座窑洞吗?”他采用的是中国古代的战略，“失掉一 座空城有什么关系，目的是要打败敌人的军队。”但 最终毛泽东在离开之际冒着被轰炸的危险仍不愿走， “要看看胡宗南的军队像个什么样子。”毛泽东一面 吸烟一面吃着饭，而周恩来和彭德怀都为他这种胆 量焦急。彭德怀顾不得许多从毛泽东手中夺走了筷 子，并冲着他吼道，“你还在这里等什么?”毛泽东 终于站了起来。

“一定注意不要掉了文件，”他慢悠悠地说，“带

在延安的岁月 里，毛泽东的身旁总 少不了小女儿李讷 的陪伴。尝过太多离 别辛酸的父亲不愿 意让小女儿离开自 己，甚至连保育院都 不让去，干脆留在身 边自己教育。

不走的书要摆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胡宗南 的军队是有用的。”

蒋介石在胜利中飞到延安，任意毁坏那里的坛 坛罐罐。他预言。再有 3 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消 灭人民解放军。3 个月以后，他的军队被一点一点 地吃掉，这是他在这座空城里叫喊时没有预料到的。

*撤离延安以后，中共领导人兵分两路。毛泽 东、周恩来和任弼时在一起。朱德和刘少奇在一起。

毛泽东又回到了农村，再一次扛起枪。*这一次， 他骑着一匹精壮的马，吸着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优 质香烟，他有收音机和较好的电话系统。

他夜间工作、白天睡觉成了固定的习惯，刘少 奇、周恩来也都是这样，其他领导人全都调整其作 息时间以与毛泽东相适应。

一年的流动生活使毛泽东的体重有所减轻，虽 然吃的食物一般来说并不坏。通常他能吃到肉，有 小米，可能还有萝卜和白菜。有一周的时间断过粮， 只得喝榆树叶熬面糊。“味道鲜美，”周恩来文雅地 对工作人员说。喜欢辣味的毛泽东不知是何评论。

他用电报发出具体指示。他和其他的人一起工 作——他不得不如此，因为小分队的指挥员执行他 的命令——很少有时间去面对高山沉思。

毛泽东的生活与长征时期相比不再那么俭朴了， 但他的领导方法更加正规化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 是在密室里与周恩来等人开会，秘书们匆匆从他们 的窑洞跑进跑出，用收音机了解前线的战况。

他让江青和在延安出生的女儿留在身边，全家 人关系亲密，在一起奔波。

毛泽东这时候没有产生新的基本思想，也没有 写诗，至少在公开发表的诗词中，没有一首是这一 时期写的。他只是为别人的诗续上几句。一天早晨， 一名警卫员看到东边黄河上喷薄欲出的红日，即兴 写了一首诗，可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毛泽东听 他朗读之后说：“可惜没有结尾。”说着就拿起笔在 后面加了三句。

由于毛泽东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用了一个化名 ——李德胜，意思是“离得胜”。

他同一位从未见过收音机的老乡聊天，这位姓 王的老汉正要把一个木盒子劈开当柴烧。

“李德胜”尽其所知给他讲解电磁波的原理。

“下次看到这样的东西，不要把它劈开当柴烧 啰。”他告诫道。王老汉答道：“不会的，我要用它 听毛主席讲话。”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英语从毛泽东的日 程袁中消失了。他可能在 40 年代后期认为不应选择 英语．而应选择俄语、阿拉伯语或西班牙语。60 年 代北京出版的回忆文章中说，毛泽东在内战期间学 了‚一门外语‛，但绝不说是英语。不过，在 70 年 代毛泽东再次开始了他的英语学习。(事实上，内战 期间毛泽东无时间学外语。毛泽东真正重新学英语 是在 50 年代以后。——译注)

毛泽东开始流露出自己拥有权力的感觉，他的 文章开始代表中国说话(“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 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

蟠龙战役大获全胜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坐在 一棵大树下收听共产党电台的广播。干电池收音机 放在一只翻过来的木盆上，里面传来女播音员那爱 憎分明的声音。她说到蒋介石的时候声音冰冷，谈 到毛泽东时则充满感情。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就 叫爱憎分明，我们应该训练更多一些像她这样的广 播员。”

如果能在一个村子里住上一段时间，毛泽东总 是在黄昏时分走出窑洞，坐在一只小凳子上，手中 拿着一本《学英语》手册。他仍然缺乏学外语的天 赋，可是在 1944 年和 1945 年间与美国人打交道使 他想学美国语言。一个战后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正在 形成。*

有一部论文集将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不恰当的 比较，说周恩来更兢兢业业。

“有时候，为了减轻主席肩上的重担，周总理 睡得比主席还迟，起得更早。”按照北京的标准，这 是尖锐的评论。

然而。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人——甚至张国焘 ——暗示过毛泽东缺乏毅力。

毛泽东与国民党将领胡罘南进行了一场激烈的 决战。胡宗南在毛泽东撤离后就占领了延安，并在 那里摆宴，他曾声称不拿下毛泽东的司令部就不结 婚。

毛泽东的人马不足 2 万，而胡宗南却有 23 万。 毛泽东在陕北转战，使胡宗南战线过长，并牵制了 其他战场与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敌人。

毛泽东的军队唱着：“存人失地，地可复得。存 解放区人民支援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架子车队。

地失人，地人皆失。”毛泽东并不在意土地的得失， 在与胡宗南周旋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常常给围坐在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故事。他鼓励警卫员写日记以 提高写作水平，并亲自给他们修改。

胡宗南的 23 万人马四处分散。他们与老百姓的 关系不好，不像毛泽东的“鱼”那样。当胡宗南被 诱上钩时，毛泽东开始出击了。他说：“胡宗南像是 一只拳头，我们要让他把手张开，现在，可以将他 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剁掉了。”

1947 年底，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攻。人 民解放军用他对付胡宗南的战术，在整个华北和中 原地区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人民是我们的铜墙铁 壁。”毛泽东的话听起来有些夸大其词，但结果确是 如此。

“共产党有广大的民众，国民党有大片的土地。” 1947 年，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声言，“在华北，70％ 的农民都倾向于共产党”。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电报的 手稿。1948 年 11 月 29 日至 1949 年 1 月 31 日， 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共同发起平津战役，歼 灭和改编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 52 万余人。至此伟 大的战略决战胜利结束。

在离开陕西到华北的路途上，毛泽东在五台山 的寺庙停留了两天。毛泽东向方丈询问两位有名的 退伍军人在出家后的详细情况，细听方丈述说五台 山的历史、佛事活动，并对方丈保证：“共产党允许 人民信教。我们的政策是保护宗教活动。”

蒋介石在东北有了惨痛的教训，只占有城市而 不占有民心是没有用的。他的火车从一座城市到另 一座城市，但看到的只是亲毛的农民将铁轨掀掉， 扛进山里。蒋介石只占有火车站!这就是内战的局势。 农村包围了城市，人战胜了武器。

在城市中人心已倾向毛泽东，这是他的又一有 利的条件。“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这是新的 学生运动提出的口号。这一运动是反蒋的，因为蒋 介石的国民党什么也不给人民。

身居农民窑洞，毛泽东距这场小型五四运动很 远。不过他善于因势利导，而不是完全投入知识分 子先锋的这些活动中。这同 1919 年一样，当呼唤新 世界的呐喊此起彼伏的时候，他正在孔夫子的出生 地沉思。而在 1935 年，当学生运动在北平掀起轰轰 烈烈的反日运动时，他正在遥远的延安。

然而，毛泽东在 1947 年立即就看到城市反蒋浪 潮的重要意义。毛泽东称之为“第二条战线”第一 条战线当然是指武装斗争。

1948 年春季的几次重大战役充分体现了毛泽 东的战略战术灵活多变。他从未反对这种正面阵地 战，除非他认为自己的力量太弱，没有把握取胜。 现在他的力量强大了。形势急转直下，厮杀不是在 毛泽东的解放区进行，而是在蒋介石的国统区展开。

蒋介石写了一本书《中国之命运》，预言他将取 得全面的胜利。现在，局势有如电影镜头以不同寻 常的速度掠过中国这块屏幕。与蒋介石的预测相反， 每一新画面都显示蒋介石的国民党受到重创。蒋介 石的半数军队在坚守防御阵地„„“共匪”作为祖 国的儿子为国家而战„„蒋介石对他的一个刚丢掉 一半军队的将领大发雷霆„„毛泽东在沉思，面部 表情像如来佛般地泰然自若„„蒋介石穿梭于机场 之间„„毛泽东漫步于乡间小道。

斯大林邀请毛泽东去莫斯科“休养”，但毛泽东 在 1948 年的风暴中不可能安闲地离开中国。于是， 斯大林派米高扬秘赴河北见毛泽东。“斯大林有点像 杞人忧天，”聂荣臻回忆说。米高扬来检测中国共产 党的武装力量的强大程度，中方感觉到了他的这种 将信将疑，因为几个大的艰难决战使他们已极度衰 弱。

在河北，在一次国民党利用特务派飞机投弹空 袭时聂荣臻救了毛泽东的命。听到 B—25 飞机的声 音，聂将军跑进毛泽东的房间要他躲进防空洞。毛 泽东正要穿上蓝色花纹的睡衣躺着。聂荣臻做他的 工作，但毛泽东平静地坐在床沿上。

“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他说，“无非是投 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呢!”聂荣臻坚持 要毛泽东到防空洞中去，毛泽东拒绝不去。聂荣臻 命令卫士抬着担架到毛泽东的卧室，放在毛泽东的 身边。聂荣臻和他的两位警官将毛泽东轻轻地抬人 担架，卫士们抬起这超过他们两人体重的担架跑进 了防空洞。炸弹如雨点般地落下。一块弹片正好落 在院子里毛泽东所在的房子里。毛泽东一时无言表

达对聂荣臻的感激之情。后来，聂荣臻逮捕并 处决了两个国民党特务，他们出卖毛泽东，提供了 炸弹袭击的目标。

拿下东北之后，毛泽东并没有直取北平。这使 蒋介石相信毛泽东无力取北平。但毛泽东之所为有 其原因。这是为了让解放军有足够的时间休整，并 使处于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军队更加陷入混乱。同时， 这也使林彪和他的指战员能够包围住 50 万国民党 军队，在平津地区把他们一点一点地吃掉。

1949 年 4 月 20 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 双方谈判代表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从当日子夜起，人民解放军开始强渡长江天堑， 23 日解放南京，结束国民党的统治。

与国民党预料的正相反，人民解放军推进至天 津先攻克了一些小城市——几乎是用德国人的效率 拿下的。如果李立三和奥托，布劳恩不与毛泽东的 意见相左，他们看到这种场面时一定会欣喜若狂。 可惜他们曾在错误的时间里想做正确的事情——他 们早已离开了决斗场。

毛泽东的一些同事对击败蒋介石的胜利所抱的 期望值要比毛泽东低。

“我们不会失败，”1946 年彭德怀将军坦率地 说，“不过，我们不一定能打赢。”

刘少奇等人认为，中共应暂时满足于把中国分 成南北两个不同的政权。按照这一慎重的理论，解 放军渡过长江不仅与斯大林的意见相违背，还有可 能引起杜鲁门的干涉(1948 年，美国有 10 万军队驻 扎在中国)。

1948 年的毛泽东嘲笑了这种悲观主义论调。

1921 年，毛泽东和萧瑜一起乘船去上海时，他 曾对萧瑜预言说，共产党会在“三十至五十年”内 取得政权。他在 1946 年夏季预计要经过“一年半的 战斗”。1948 年春，他谈到了“1951 年 7 月”。1948 年下半年，他宣布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结果 证明了他预言的正确。

蒋介石成了一个急于讲和的人，满纸温情的信 件从南京发出来了。可是目前毛泽东不愿意分享权 力，他的言辞犹如勇往直前的解放军战士的刺刀一 样坚硬。毛泽东给南京唯一的真正答复是人民解放 军从绿色群山中突起，于 4 月份一举攻占了这座美 丽的城市。南京陷落不久，整个南方也陷落了。

毛泽东即兴赋诗，首次笔落诗成。诗中，他写 到钟山像巨龙一样蜿蜒于南京以东。历史上南京被 描绘成虎踞龙蟠之地。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诗的最后几句似是发之于毛泽东的虎胆：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人间正道”是地道的儒家思想的翻版，但紧 接着的后半句改

变了孔夫子的意

思。因为孔夫子

从来不提倡用政

治的力量带来沧

海桑田般的变化。

毛泽东读过

《伊索寓言》，他

从中找到“以怨

报德”的逻辑来

辩解。

“一个农夫

在冬天看见一条

蛇冻僵着。他很 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

军占领南京》手迹。 可怜它，便拿起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 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 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毛泽东引用农夫临 死时的一句话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在这种决战的时刻，毛泽东无须以猴的精灵施 用任何计谋，楚霸王自取灭亡在于他怜及敌手。使 世界发生沧桑变化的时机已经到来，没有任何东西 能阻止毛泽东抓住这一机会。

毛泽东的胜利是对蒋介石的当头一棒：“抗战胜 利的果实应该属谁?”他问，“这是很明白的。比如 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 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由谁栽的，谁挑水浇的。 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 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 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 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

毛泽东已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1945 年的重庆 之行提高了他的知名度。1947 年他在战场上取得的 胜利使他成为人们敬畏的人物。

毛泽东延安的办公室墙上曾挂有四幅伟人像： 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其顺序是按照西 方的字母排列的)。这种排列顺序已经把中国置于世 界强国之林。

到 1948 年。毛泽东感到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取 蒋介石而代之，成为中国的领袖。

(在谈及国民党准备释放一名臭名昭著的日本 战犯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对蒋介石发号施令：“这是 不能容许的。”在他的心目中，他已置身于世界的竞 技场。接下来发生了一个事件证明他是正确的。

英国人此时还认为这个东方古国是约翰·布尔 的后花园，派了一艘护卫舰沿长江而上。

“紫石英号”到南京后，马上扬起国旗。水兵 们叼着雪茄拥人了这座摇摇欲坠的城市中的英国大 使馆。

英国人已经习惯于控制柔顺的中国人。但长江 此时已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毛泽东的人开炮重 创了“紫石英号”，23 名英国人被打死。这艘护卫 舰像一条病鱼在长江里泡了 101 天，因为它的舰长 拒绝签署文件承认“侵犯中国水域”。

1947 年 12 月， 中共中央在陕 北米脂县杨家 沟召开会议。 毛泽东向会议 提交了《目前 形势和我们的 任务》的书面 报告，指出夺 取全国胜利的 各项任务。这 是当时出版的 《目前形势和 我们的任务》。

英国下院对此怒发冲冠。丘吉尔称人民解放军 的行动是“公然的暴行”。毛泽东以一个简单的道理 做了回答：一个主权国家不会允许外国船只在它的 江河中任意航行。这位“共匪”现在代表中国讲话 了。

毛泽东在一次声明中宣布：“外国政府如果愿意 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 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 去。”这一今天看来符合逻辑的声明，当时却激怒了 英国。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胜利所做的贡献是在毛泽东 接近政权边缘时要求他放弃努力。斯大林后来承认： “我们当时认为，中国的农民起义没有发展前途， 中国同志应和蒋介石寻求妥协，他们应该参加蒋介 石的政府，解散自己的军队。”

毛泽东准确地预感到一个战后的亚洲正在形成， 而且要超出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这四 个大人物的预料。他后来对“超级大国”的不信任， 部分原因应归于 1948 年超级大国没有发出信号，欢 迎他进入他们的俱乐部。

蒋介石南迁广东。美国大使这次没有随蒋介石 一起走，其他主要国家的大使也都留了下来，他们 都继续留在南京。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苏联的使 节随蒋介石去了广东，当华北地区在毛泽东的领导 下赤化的时候，他们仍依附在蒋介石这堆白骨上。

毛泽东邀请莱顿·司徒雷登大使前来会谈。这 是一个脚注，即毛泽东对自己 1945 年试图到华盛顿 与罗斯福会谈的一个注解。毛泽东已经决定中国将 暂时偏向苏联，但毛泽东的中国是否会与美国方面 有事务联系尚不得而知。

可是司徒雷登慌了手脚，华盛顿对毛泽东和司 徒雷登的会谈则三心二意。

1945 年，在毛泽东力量较弱的时候，应该来华 盛顿，但是美国不邀请他。1949 年他已经强大，无 须去那里求援。他以高姿态邀请美国官员会晤，而 不是自己亲自去拜访，但美国对此仍不感兴趣。

1945 年，华盛顿看毛泽东势力太弱，不愿和他 打交道。但仅仅四年后，美国又认为毛泽东太强， 和他交往不会有什么好处。

毛泽东愤慨了。很快，他下令对驻在华北的美 国领事馆人员采取强硬措施，很多人被指责为“间 谍”并被驱逐出境。

美国与中共在南京的最后一次接触是不愉快的。 司徒雷登在日记中写道：“黄华坦率地说他们把美国 当作敌人。这位脆弱的美国大使回国不久便一蹶不 振。毛泽东写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与他告别， 这是毛泽东所撰写的有关美国的最不友好的一篇文 章。

毛泽东回顾说，马歇尔的调解是企图“不战而 控制整个中国”。他称蒋介石的政权是“美国殖民政 府”。文章语言尖刻，带着强烈的反美情绪，时而还 引述古籍。

毛泽东不能隐藏他对美国的不满，因为美国富 有，而中国贫穷。他讨厌美国的“慈善”胜过它的 武器。

“美国人在北平、天津、上海，都洒了些救济 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

美国对待其附庸的傲慢态度使他想起周朝(公 元前 1046—前 256)的一位渔夫，这位渔夫钓鱼不用 渔钩和诱饵，渔线高出水面三尺，此谓“愿者上钩”。

他引用中国古代经典《礼记》中的一句话，告 诫那些仍然希望依靠山姆大叔的人：“嗟来之食，吃 下去肚子要痛的。”

在英雄气概的外表下毛泽东也有隐忧。美国曾 是那样轻蔑地对待他，现在，他反过来羞辱美国， “没有美国就活不下去了?”语音如此强烈，反而表 现出他内心的不安。

为什么毛泽东攻击自由主义者——司徒雷登、 艾奇逊——而对麦卡锡之类的保守分子毫不留意呢? 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是毛泽东的主要敌人，因为他们 吸引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这为毛泽东的亲苏设置 了难题。

一些“第三力量”的人们，甚至一些共产党人 都看好美国的民主。他们觉得美国(毕竟距离遥远) 不像苏联那样可恶。毛泽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主要 是想击中国内的目标，用中国的俗语说，“指桑骂槐”。

蒋介石在 1949 年搬了五个地方，于当年 12 月 离开大陆去台湾。司徒雷登在他日记中写道：“蒋介 石去台湾会招致许多问题。”但是司徒雷登和毛泽东 当时都不知道这些问题将会有多么严重。

1946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进步作家、记者斯 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这是会见的地点和刊栽这次谈话的《美亚》杂志。

是毛泽东获胜了还是蒋介石失败了?两者兼而 有之。1948 年，蒋介石在一次国民大会上承认，共 产党比国民党更有献身精神，为中国人民服务得更 好。人民解放军在军力和智力上都战胜了国民党军 队。中国的经济在蒋介石无能的手中已变得支离破 碎。

*与刘少奇相比，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态度更强

硬，但在土地政策方面则‚温和‛些。他在一封电 报中提醒刘少奇：‚欲速而不达。‛要求对小地主宽 容些。毛泽东温和的社会政策加深了鱼水情，使人 民解放军战胜了蒋介石的军队。

军事和经济这两者的失败原因实际上是一个， 蒋介石的支持者太少。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间毛泽东对延 安失守有何评价，毛泽东回答说：“人民战争不取决 于一个城市的得失，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 毛泽东之所以能打败蒋介石，是因为他深谙此道： 战争的社会意义存在于中国广大的群山绿野之中。

赢得中国农村“老百姓”的支持，就等于赢得 战争。而蒋介石不了解这一点。*

与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没有征兵征粮引起人民 的反对。他的干部也不像蒋介石的部下那样用大部 分时间来建造自己的安乐窝。他没有依赖外国的援 助，蒋介石到 1948 年还依赖外援。(抗日战争胜利 后，蒋介石从美国得到价值 30 亿美元的援助，而同 一时期毛泽东一点外援都没有得到。)

毛泽东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知识分子们发 现，蒋介石一边宣扬对自由世界的忠诚，一边减少 自由的空气。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他们的国家 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正遭受极大的痛苦和折磨，正 在走向崩溃。任何一个对未来抱有一线希望的人， 都会对这种社会现实产生极大的不满。

蒋介石的精明只限于应付一个接一个的危机， 他胸襟狭窄。

毛泽东则远见卓识，谙熟历史的动力。

蒋介石是自负之人，常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 毛泽东(在 20 世纪 40 年代)是头脑清醒之士，专注 于自己的主旨目标。

蒋介石只是一介武夫；毛泽东则是一位思想家， 枪杆子只是他的工具。1943 年，在共产党处于弱势 时，蒋介石完全可以与毛泽东达成一项对自己有利 的协定。但是蒋介石不了解战争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而毛泽东却深谙其重要性。蒋介石只知道寻求军事 手段来解决共产主义问题，结果既丢了军队，也失 去了中国人民。

毛泽东在《红楼梦》中悟出了蒋介石和他的军 队的处境。含玉而生的贾宝玉，日夜不能离开“他 的命根子”，挂在脖子上的那块宝玉给了他生命和智 慧。在毛泽东看来。蒋介石的军队把自己与外界隔 绝起来，等于丢掉他的护身符。

毛泽东本人对军队的看法与蒋介石不同。从根 本上说，正是人民动员和支持了军队。军队不是一 架机器，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简言之，它是服从 于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毛泽东从未丢掉过他的军 队——像贾宝玉没有丢掉他的宝玉一样——而丧失 军队的恐惧却时常缠绕着蒋介石。

到 1948 年年中，中共已有 300 多万名党员，250 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不得不分成地区性的游击力 量，遵守纪律和相互协调的问题由此产生了。毛泽 东为此写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之类的文章。

在井冈山，毛泽东曾像牧羊人一样管理他为数 不多的战士。现在，他指挥着世界上五支规模最大 的军队之一，其指挥方法不可同日而语了。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1948 年 9 月，毛泽东在这 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提出在 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 1946 年 7 月算起)从根本上 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会议讨论了新中国的经济 建设方针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

城市生活使毛泽东的那些来自农村的人面临着 从未有过的现实困境。毛泽东已经赢得了武装斗争 的胜利，但同时在纯洁思想的战争中却倒在地上。 他的矛盾的心理不断增长，并开始怀疑是否得到的 越多，失去的也越多。

猴子将不会让老虎凭借全力而称王。导师的角 色——在延安时，他曾把这一角色同领袖的角色完

美地结合在一起——看来已经从他身上消失。 1948 年 4 月，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但是它没

有——也不可能——恢复延安精神。毛泽东口授了

一份电报，祝贺延安人重又回到家园，而他再也没

有重访延安。

随着全国解放的到来，毛泽东很少露面了。他

似乎已厌倦抛头露面。他运筹帷幄，其决策主要是

围绕怎样和以什么样的程序去摘取悬在他头上的果

实。

1948 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卫·巴雷特上校和

约翰·梅尔比在北平共进午餐，后者也来自南京的

美国大使馆。这天阳光明媚，和煦的阳光透过柿子

树。然而，隆隆的炮声震落了桌上的筷子。 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西山，从那里可以俯瞰北

平全城。炮弹弹片飞落到了北平机场。

一位孤守北平的国民党将军派了几名代表出城，

要求与毛泽东行。这不再意味着分享权力，而只是

移交给共产党控制的一种象征性。1949 年 1 月，这

位国民党将军交出了北平城和 20 万军队。

1949 年 3 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

中全会。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拯救了这座城市，使之免于

遭受巨大明破坏。由于拖延了很长时间，而在此之

前已占领了其他一些城市，毛泽东认为国民党不会

再为北平而战。后来，毛泽东让蒋介石的这位将军

当了水利部部长，以示奖励。

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进了城，像乡下的孩子周六

进城一样。他们脚穿布鞋，军装肥大，表情腼腆。

有些人试图凑到灯泡上去点烟。

在队伍前面，一个高声喇叭竭力虔诚地呼喊口 号：“祝贺北平人民获得解放。”*有些旁观者看到战 士们羞红的脸，还以为是长途跋涉的疲劳所致。人 们看到静静驶过的坦克、吉普、重型大炮，几乎全 是美国人的。“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毛泽

东曾开玩笑地说。他的话应验了。

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被高高地举起。朱德面带

微笑，而毛泽东则表情严肃。墙上、电线杆上到处

贴着“新中国”字样的油印传单。蒋介石的新闻机

构的刊物《华北每日新闻》，一夜之间变成了毛泽东

的《人民日报》。

北京的编辑们十分明智地马上转向新的路线，

毛泽东对这一宣传工具的控制比对其他方面的控制

都要严格。

毛泽东指派文章。他要求严格校对每一篇重要

文章，并用自己的草体字在其上作出修改标记。他

为报纸写了许多文章从未署名。多年来，他像对待

家里的厨师那样不断地雇用和辞退报业人员。 北京红遍了。可是，它的市民们却还没有见到

这位改变北京颜色的著名丹青妙手。他真的存在吗? 一些信息不灵的人们这样问。国民党军队收编 7 周 以后，毛泽东还没有到京。一些知情人猜测。是因 为 1918—1920 年的北京冷遇过他呢，还是他已决定 把他的政权安扎在别的什么地方?

*北京作为中国的都城已有 500 年历史。但是 当蒋介石——他与毛泽东一样对中国北方怀着复杂 的感情——于 1928 年建都南京时，他把北京改成北 平。毛泽东正式建立政权后又把北平改成北京。后 来，共产党用北平表示国民党时期。

然而 1949 年的一天，小街小巷传来了一条消息， 毛泽东正在来北京的路上，他的飞机刚从石家庄起 飞，将于 3 月 23 日到达北京。石家庄在北京 160 公里以南，是解放军攻克的华北第一座城市。从河 北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 我们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都应 当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 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 他所说的这一历史典故中的农民起义领袖曾试图在 1644 年建立一个王朝。

1949 年 3 月 25 日，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 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这是同前采迎接的民 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的合影。 左起：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 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

《人民日报》发表了它的第一份号外：“毛主席 已抵达北京。”报童们用高嗓门喊着。标题是四英寸 的红色字体。路人纷纷抢购。仅仅 45 分钟的时间报 纸一售而空。

进步人士和左派人士为形势的变化欢欣鼓舞， 富人则担惊受怕，人力车夫平静地谈论着将来的前 景。每个人都在谈论毛泽东，他的性格，他的权位。

在北京大学，一位姓郭的勤杂工回忆起一位图 书管理员：“他就在这间房子里，就坐在那张桌子旁 边整理报纸杂志„„”姓王的管理员盯着那地方， “是的，我想起来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到现在有 30 年了，从照片上看，他现在胖了点儿„„”

他们俩一起上楼，去看一看毛泽东在业余时间 读书的阁楼。郭用扫帚把指着说：“就是这里，30 年前他就坐在这把椅子上。有时候，一读就是一整 天呐。”

王管 理员 对 着天 花板 感叹：“ 当时 谁知 道 啊?„„”也许他希望在 1920 年应该对毛泽东好一 点，应为他读书提供一些帮助。

王管理员是对的，毛泽东是胖了一些，“你胖了。” 四年前见过毛泽东的一位来访者对他说。

“反动派把我变瘦了，”毛泽东带着胜利者的幽 默说，“现在他们被打跑了，我又长胖了。”睡觉是 一个因素，他睡觉睡得早的时候就会发胖。

当长沙被人民解放军攻克后，一封祝捷电报送 达毛泽东的手中。电报是杨开慧的哥哥发来的。五 天以后，毛泽东回复了一封简函。他告诉杨家一些 家事，毛泽东和杨开慧生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在北京。 毛岸青在上学，毛岸英在中央机关从事俄语翻译工 作。“他们很想看外祖母。”毛泽东又加了一句。隔 年，毛泽东安排他的两个儿子回湖南，但不是同行。 毛岸英于 1950 年回到湖南，毛岸青在 1951 年才回 去。他们来到母亲的墓前志哀，拜访了杨家的人。 毛泽东还和陈玉英取得了联系。他在长沙清水塘和 杨开慧一起生活时，陈玉英是他们家的保姆。毛泽 东曾四次邀她到北京，每次都花很长时间单独陪着 她。

毛泽东没有去感受北京街头的热烈气氛，他径 直来到香山双清别墅——带着他的书、烟卷、卫士、 旧衣物等用品——住在那里。香山位于城西，那里 更安全。后来，他于 1949 年冬末至 1950 年出访莫 斯科归来，就迁址被环绕宫殿的红墙隔开的紫禁城。 他的住所名叫菊香书屋，在松柏掩映之间，其卧室 像个舞厅。

寂静的中南海丰泽圆菊香书屋。 把家选在这里的确有眼光。在其后的几年中， 北京很多旧建筑都进行了修整。城墙、城门都像演 出后落幕一样推倒在地。工匠们不再制作艺术品， 而是被派去制作肥皂。几乎所有的外国使节都被要 求搬出原使馆区优雅的住宅。到闭塞的郊区建造新 馆。

然而，毛泽东没有建造斯大林式的小别墅，他 住在过去皇帝曾经住过的地方。“房子”是明代建筑 的楼阁，坐落于王朝的心脏紫禁城一个静僻的角落。 金黄色的琉璃瓦顶掩映在绿荫丛中，红色的立柱像 卫兵一样立在那深棕色的木墙周围。

毛泽东住房窗外的青铜雕龙，张着大嘴，像是 诉说着从过去到现在的经历。在 1949 年的北京没有 人能在此中听到龙吟。汉白玉台阶一直延伸到宽大 的田字型琉璃门下，门内用下垂的窗帘遮住。

这地方是中南海。毛泽东站在他的前门可以看 到鱼儿游动的清澈湖水。

房子里简朴而雅致，毛泽东不喜欢花或其他的 装饰品。高高的屋顶有一种阴森的气氛。高大的窗 户投下的光线像是教堂一样。

木雕屏风和丝绸帷帘显示出一种淡雅的情调。 像街灯一样的大吊灯挂在距沙发 10 英尺高的地方。

1949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和 周恩来、张治 中在北平火车 站迎接由上海 北上的宋庆 龄。下图是毛 泽东邀请宋庆 龄北上的亲笔 信。

书籍横着堆放在一起，中国古书都是这样放法。书 籍中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可能这是毛泽东不时 攻读英语的工具书。

一只茶杯和一只放大镜置在毛泽东那罩着台布 的书桌上。木床的一边，一条长凳上是很厚的一摞 书，另一边是痰盂。衣服挂在衣架上像是医生的白 大褂。窗户外是一小块菜地。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或 休息时，常去照料地里的菜豆。这是皇帝所没有做 过的。

毛泽东那心灵的眼睛一定急速地浮现起“解放” 的一幕幕场景。谁在他家乡韶山的农舍升起红旗 ? 长沙《大公报》是怎样辩论的?人民解放军经过龟山 和蛇山攻克武汉时的情景又如何?

解放很快就成了过去的回忆。“中国共产党掌权” 对世界的“解放”具有崭新的意义。毛泽东为中国 人民卸去脊梁上因袭的负担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后 的评价就要看他在办公室里会为中国做些什么。

“是这些破衣烂衫的泥腿子改变北平，”毛泽东 在取得政权时也在沉思。“还是北平改变泥腿子?”

1949 年 5 月，表明是新中国新闻处起草的社论 以上海解放的名义发表了，毛泽东亲笔加写了一句：

“外国政府必须从过去制定对中国外交事务的 错误政策中吸取教训，对中国人民采取友好政策。” 是年中，毛泽东派遣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去上海送 一封专信给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她被邀请北 上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写于 6 月 19 日的信谦逊而恭敬。两周之内，宋庆龄于 7 月 1 日 对毛泽东发出悦耳之言，祝贺共产党人“从泥腿子 成为最高领导”，并祝贺他们“英雄的长征”。得到 宋庆龄的评价，毛泽东说：“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出色 地完成了上海之行的任务。”

也许 1949 年这一年真的是毛泽东的生涯中的 分水岭——一种民主比他性格的二重性更为重要— —因此之故，那与之俱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 便等着他。所以，“革命的理想主义”是在“政治的 现实主义”的控制之下。不过，往后的年头基本上 与这些任务相反。毛泽东总是经常反对他自己。

★第十章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 (1949—1950)

1949 年 10 月 1 日。55 岁的毛泽东步出他的书 房，去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自升起国旗。

这时游行人群已慢慢挤满了长安街。毛泽东乘 坐的小车前面有一辆坦克开路。这是辆谢尔曼坦克， 编号为 237438W14。它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礼物， 从底特律运来上海，目的是帮助蒋介石消灭毛泽东。 谢尔曼 237438W14 曾在“自由世界”服役一个时期， 现在它正隆隆地碾过故宫门前的大道驶向一个不同 的世界。

毛泽东身穿新装站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南 边，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微笑着向他祝福。成千上万 的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石板地面上的标记使他 们井然有序——聆听毛泽东总结自己何以奋起而斗：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 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 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首都 30 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毛泽东下了一道批示。于是政府不顾繁忙的公 务，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为之题写了 碑文，他以常见的纪念战争英雄的风格写道：“人民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3 时，中华人 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 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 举行。这是在天安门 城楼上的毛泽东。

英雄永垂不朽。”

碑文首先向“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

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致敬；接着的第二段颂

扬了“三十年以来”的斗争。最有意思的还有第三

段：毛泽东感谢那些“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

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毛泽东把鸦片战争作为革命的起点，他想到的

不仅仅是 3 年的反蒋，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 30 多年

的历史，而且想到了中国百多年来屈辱的历史。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 家、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 家和领袖康有为论述政 治理想的著作。

共产党的时代不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孤立的片段， 而是整个反帝斗争的高潮。我想，任何一位毛泽东 的同事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碑文。镌刻着毛泽东所 书碑文的花岗石纪念碑，屹立在占地 98 英亩的坦荡 荡的天安门广场，成为毛泽东为中国历史篇章留下 的证言。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回忆起他学生时代崇拜的 英雄康有为——他曾在 1911 年提出要康有为任总 理。

“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 泽东找到了这条路。他以一个归复马克思主义者的 口气说：“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 国。”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一种工具，用来实 现像中国的山川一样古老的梦想。

康有为认识到了这个目标，毛泽东则实现了这 个目标。毛泽东是跟马克思的，而康有为是尊孔夫 子的。康有为相信，如果正确地去解读的话，现代 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在儒家的学说中能找到。毛泽东 则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过去确实存 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之前，这一目标无法实现， 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莫斯科肯定感到震惊。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从 它在欧洲体系中拿出来，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并 给它一张中国的出生证。

毛泽东把西方还置于其自己的位置上。“中国人 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宣称，中国 文化超过西方任何时期的文明。“艾奇逊之流”对于 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毛泽东称之为“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1949 年中期，毛泽东有些焦虑地说：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 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农村的日子伴随着 扛枪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摆在面前的是新的 问题：编制预算，地区间的争端，军官们之间的斗 争，官僚主义纷至沓来。以及随胜利而来的道德上 的问题。

这段时间毛泽东的任务很明确。一些地区的残 敌要肃清。还有“未解放”的地区台湾和海南岛— —一个盛产香蕉、靠近越南而和风习习的岛屿，以 及西藏。一些边疆地区还处于混乱状态——它们与 新政府的关系不密切——这是殖民地时期留下的后 遗症。

置斯大林的强调于不顾，毛泽东绝不打算触及 香港，这只金鹅还可以给大陆下很多蛋，再说香港 处在大陆的环抱之中。

生产力非得大大提高不可。中国处于战乱之中 已有 12 年， 而且多年前就处于半战争状态。工厂 破败不堪；运输在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简

直是一个笑话；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中国实际 上还没有钢铁生产。

5.5 亿人口要进入 一个新的组织网络，这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很 棘手的问题，因为中国 大部分地区仍被某种神 秘气氛所笼罩。在这张 白纸上没什么可写的— 1949 年 7 月 1 日《人民日报》—毛泽东把中国民众比 发表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 作一张白纸。毛泽东遇 产党成立 28 周年撰写的《论 到了难题。再说，这张 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白纸在这位书法家面前 并不是纹丝不动的。

要使中国启动向前，毛泽东需要调动社会所有 方面的力量。在他第一届政府的 24 位部长中，有 11 位部长不是共产党员。在中国第一个宪法的起草 过程中，有 14 个政党的成员参与其中。在 1949— 1950 年间，毛泽东几乎没有责备过人。只要细心阅 读毛泽东写的东西便知，“新民主主义”是他对国民 经济恢复阶段的称谓。

在这一时期，私营企业可以和国营企业并存。

但是，他的“新民主主义”只是指一个阶段， 而不是新社会的固定模式。他绝不隐瞒。随之而来 的是向“社义主义的过渡”。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要 达到一个阶段的目的。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内容丰富的 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这种过渡方法。一方面，在谈到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毛泽东用“人民” 来代替“无产阶级”。这不是变换手法。毛泽东的革 命比列宁的革命有更广泛的意义，其理由是明显的。 中国共产党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是因其敌人 大多不是中国人。“人民”是与“帝国主义”相对而 言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所说的“专政”也不是原文 照搬马克恩的意思。他的取意是将之作为重新铸造 中国社会的一种方法。他很从容地宣布：“对人民内

部的民主方面和 对反动派的专政 方面，互相结合 起来，就是人民 民主专政。”关键 在于，由于时间 不同，“人民”的 含义也就有所变 化。

毛泽东的阶 级目标也非常明 确。开国庆典由

他升起的国旗上， 1948 年 4 月 1 日，毛泽东在 红色的旗面点缀 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阐明新民 着五颗黄色的星， 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有一颗星比其他 这是毛泽东关于总路线的题词。 的星都大。天安

门广场上闪耀的这五颗星代表着毛泽东所指出的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互相合作的五个阶级，但是最大

的一颗星代表无产阶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以后，毛泽东打点

行装准备作第一次出国访问。他要到莫斯科去拜访

斯大林，以示中国确实要“一边倒”。他的上层同事

们 10 多年前大都去过苏联。他认为已经准备就绪，

应该到共产党权力的源头去看看。

毛泽东，这位 56 岁的马克思主义者，5.5 亿东

亚人的首领，要去与斯大林谈论未来。70 岁的斯大

林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教皇。

从莫斯科返回紫禁城后，毛泽东可能对自己写

作《别了，司徒雷登》感到后悔，因为这次到寒冷

的苏联首都所作的是一次不愉快的访问。毛泽东后

来回忆说：“斯大林不愿意签订条约，经过两个月的

谈判，我最终还是签了。”

在莫斯科，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

他没有兴趣欣赏苏联人的芭蕾舞，也吃不惯在中国

人看来是半生不熟的厚厚的鱼片和肉片。

毛泽东面对的是斯大林的傲慢和妄自尊大，斯

大林还没有摸准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分量。又一个铁 托”，这是这位苏联领袖在 1949 年对毛泽东的诅咒， 他还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 是心理上的焦虑——而不是俄罗斯的甜菜浓汤和伏

特加酒——使毛泽东在重压之下又一次病了起来。 斯大林对中国的兴趣，和毛泽东对中国的命运

的看法并不一致。斯大林把社会主义中国看作是新

人校的小学生，他要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班上给它找

一个位置，与波兰、匈牙利等国家在一起。他希望

新中国像东欧一些国家一样敬重苏联这位长者——

并且有所进贡。

毛泽东认为他的革命是独特的。他感到，他开

的这一枪会在欧洲以外的整个世界回响几十年的时

间。要让他把自己对中国的自豪感与复杂的世界局

势——这不是蒋介石的世界——相一致颇非易事。 斯大林让毛泽东像一名小听差一样地等候着。

他好多天不见毛泽东；又因斯大林不允许其他的人

与毛泽东交谈，所以没有一个苏联人敢去看望他。

毛泽东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曾有一次威胁说要打

点行装回国。

毛泽东从他的东道主那里只挤出 3 亿美元的贷

款(为期 5 中国以原材料和中国货作为偿还，外加 1％

的利息。这大大小于莫斯科给波兰的援助，尽管中

国比波兰大 20 倍，并且这大约相当于苏军在 40 年

上图 1949

年 12 月 21 日，

毛泽东出席斯大

林七十寿辰庆祝

大会。下图 1950

年 2 月 14 日，毛

泽东和斯大林出

席《中苏友好同

盟互助条约》及

有关协定的签字

仪式。

代后期从中国东北取走的三分之一。*

*在整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生效的 1949 —1960 年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总额为 15 亿美元， 还不到同一时期美国给蒋介石的 40%

就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时候，正巧发生卢布贬 值 20％，这一下就从仅有的 3 亿美元贷款中削减了 6 000 万。

斯大林为他的贷款强要代价，毛泽东答应了三 个苛刻的条件。1952 年以前——实际上直到 1955 年——苏联继续控制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两大海 关门户大连和旅顺以及中国东北的铁路；成立联合 股份公司开发中国新疆西部沙漠地区的矿藏；中华 人民共和国承认外蒙古是一个主权国家——毛泽东 在此之前一直说它是中国的一部分。

毛泽东看上去闷闷不乐，事实也是如此。这些 让步击中了他的民族自豪感的要害。为了得到贷款， 这是丢面子的事，而且(根据印度政府提供的资料) 他希望得到的贷款是 10 倍于此的。

一些中国人认为毛泽东对斯大林过于软弱。这 是自从成为党的领袖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受到的批 评。在北京，人们传阅着一份小册子，标题是《为 什么要倒向一边?》。还有人公开地反对与斯大林联 盟，他们甚至提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

毛泽东比斯大林清醒，但是斯大林比毛泽东更 富有世界经验。在外国的草地上较量，毛泽东远不 如在紫禁城的古书、红柱和茂密的桐树间老练—— 就像赫鲁晓夫一样。

毛泽东所得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 他的嘴中不到 12 年就化为乌有。北京的一些人物— —不是中共高层领导人，而是一些知识分子——对 此早有所料：“我说过是这样吧。”

当斯大林问及毛泽东此行目的时，毛泽东说： “我要的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斯大林不 明白毛泽东的意思。通过苏联外交部从中国大使馆 得到解释后，莫斯科摸准了毛泽东的脉：他所要的 条约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 好吃就是有内容，对中国实实在在。斯大林同意并 希望同毛泽东签订作为结果的条约。但毛泽东不同 意：他是党的领袖而不是政府首脑，所以斯大林应 该同周恩来签约。斯大林屈尊同周恩来签约，于是 两国的外交部长签订了这个条约。

苏维埃中国不会在苏联的控制之下吗?斯诺在 20 世纪 30 年代曾问过毛泽东这一问题。毛泽东当 时以少有的洋洋自得的挑战口吻答道：“如果这种事 会发生的话，也就可以修一条铁路到火星上去，并 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先生那里买火车票。”然而， 1949—1950 年的毛泽东感到自己别无选择，不得不 拜倒在斯大林面前。他已经失去了美国，他需要北 部边境的安全，也需要有抗衡日本的保证，并且他 从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得到 3 亿美元的贷款。

毛泽东对斯大林仍然敬畏。

毛泽东明知自己看重斯大林而斯大林不尊重自 己，但他没有背叛这位马克思主义的教皇。当然， 毛泽东有很多理由怀疑斯大林。在马歇尔放弃蒋介 石之后很久，莫斯科仍抱住蒋介石不放。但是至少 可以说，在 1948 年，斯大林为中共对付蒋介石提供 了间接的帮助。

与杜鲁门和艾德礼相比，斯大林可以说是毛泽 东较好的朋友(猜疑总比敌视好)。中华人民共和国 宣布成立后 24 小时，莫斯科就承认了它，如果说斯 大林是最后一位承认蒋介石失去中国大陆的主要领 导人的话，但却是第一个承认毛泽东获胜的人。

斯大林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并不像某些人认为 的那样是反对中共的，这些活动主要是因为他们过 低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掌握未来的能力。在斯大林 强掠沈阳的工厂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毛泽东不 到两年的时间就统治了这座城市。

毛泽东自莫斯科回北京以后不久，斯大林突然 喜欢起菠萝来。他命令马林科夫：“给中国人发个电 报，我想让他们给我一 块地方建个菠萝罐头厂。” 赫鲁晓夫战战兢兢地告诉斯大林，共不愿意外国人 在他们的土地上建工厂。“这肯定伤害了毛泽 东，” 这位后来成为克里姆林宫头号人物的人深有体会地 说。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意不满意，不过他发回的 电报是温和的：“如果你们对菠萝罐头感兴趣，可以 给我们贷款，我们自己建工厂，用工厂的产品偿还 贷款。”斯大林恼羞成怒。中国的菠萝没有一只“荣 幸”地登上克里姆林宫的餐桌。

*周恩来参加了葬礼，并是唯一的一个外国的 扶枢者。毛泽东的妻子当时正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 养病，但是既没胡参加葬礼也没有与苏联领导人有 过任何直接接触。

毛泽东对斯大林绝没有文字上的许诺，正如他 对其他许多人所做的那样。

毛泽东尊重莫斯科达到令人难解的铁心程度从 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1950，毛泽东降低他认为自 己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调子。以免给斯 大林罩上阴影，这对毛泽东固执的脾气来说是少有 的。他甚至要求斯大林派一位出色的苏联马克思主 义者到北京来，审查将于 1951 年交付印刷的《毛泽 东选集》。

毛泽东 60 岁的时候，传来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 一方面，毛泽东称这位苏联暴君为“当代最伟大的 天才”。另一方面，他没有飞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 葬礼。*在苏联阵营中，他是唯一这样做的领导人。

这两者都值得深思。毛泽东敬慕斯大林，同时 他认为他有资格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斯大林。不去参 加葬礼，毛泽东似乎提高了他在苏联阵营的众领袖 中的地位，他认为自己在其他人之上。

多年后，即使在斯大林自己的同僚们也开始剥 去他的外衣时，毛泽东仍然拒绝公开批评斯大林。 不过他在 1956 年 11 月告诉他的同事：“在我的一生 中，我有三次写文章称赞斯大林。在延安是他六十 岁生日的时候，在莫斯科是他七十岁生日的时候， 这次是在他逝世之后(1953 年)。所写的这些没有什 么意义——是不得不说这些事。”

毛泽东首先颁布的国家法令是婚姻法和土地法。 两部法律都给旧中国以打击。而且似乎赋予了集群 性强的中国老百姓以个性。毛泽东试图给农民以选

上图第三 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解放区 群众宣传《中国 土地法大纲》。 中图中国人民 解放军向人民 群众宣传土地 改革政策。 下图第三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 期，河北省万全 县的农民在丈 量分得的土地。

择配偶的自由，给他们一份自己的田地。但是，让 人民获得个人自由并不是毛泽东的最终目的。他心 中有新的、美好的设想。在这一新的计划中，中国 的民众将再次成为一种摆设，就像他们在封建主义 辉煌的大厦中一样。毛泽东无意把中国变成杰弗逊 式的小农耕作地。

第一步是要砸碎地主的统治。把土地分给农民。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几乎像宗教的皈依一样，因 为这一步解除了农民身上的枷锁，成千上万的地主 一夜之间一贫如洗，很多被处死。

这是一场风暴而不是气候的变化。风暴过后， 农民很快就要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公社。

在政治上，毛泽东仍然实行家长式的统治。中 国太落后，不能向现代化作一次性的飞跃。实现民 主和平等——毛泽东崇尚的价值观——是非常艰难 的。

一部婚姻法和一部土地法不可能一夜之间完全 消除旧中国的各种弊病，社会秩序仍然需要监督保 护。

思想意识至少被语录统一了起来，中国终由“人 民”掌权，和平到处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苏 联是全世界“民主的典范”。《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的出版发行，为中国提供了规定的用语——这本书 在 1951 年印刷了 200 万册。如果说不是灵魂的话， 至少语言已经归于一致。

数十年后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可以看到它 在 1950 年形成时期的样子。二元化统治支撑着中国 的社会舞台，处在前景突出地位上的是一些这样的 组织——妇联，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其背景是 党——它无处不在。

参加各种会议成为群众新生活的标志。有些人 一天到晚地开会，这不禁使人想起毛泽东在《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绘的现象。早在 1927 年， 一位地主就抱怨说：“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 尿都碰了委员。”

每家书店都有标着“哲学”书籍的柜台，上边 摆的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解 放以后，哲学还有其他的意义吗?不言而喻，答案就 在柜台上。

直到 1948 年后期，在四川省的部分地区，人们 还一直没有听说过毛泽东这个名字。尽管毛泽东控 制华北已有 15 年时间，但是中国太大了，一套制度 普及整个中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在上海有数不清的街道会议。在一次街道会议 上，要一位文盲老太太谈谈她对新宪法草案的看法。 在上海方言里，“宪法”和“戏法”两词的发音相同。 整个讨论在老太太听来都是要“支持什么魔术师变 的新戏法”。在一位主持会议的党员的催促下，她站 起来大声说：“我活到 73 岁了，记得只看过一次戏 法。现在人民政府要表演新戏法，我完全拥护，一 定要去看看。”会议主持人很恼火。结果会议一直开 到半夜，直到这位老太太讲出几句热烈拥护宪法的 话才作罢。

毛泽东在 20 世纪 40 年代曾一度消失的猴子般 的精明，又多少有些回到了辉煌的金殿。

在一次庄严的党的会议上，毛泽东说：“人到老 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这句话一定震撼了某些 人。死亡，永远不是一个文雅的话题，差不多所有 的共产党员都不认为自己的党会死亡。

毛泽东在谈到他引进的阶级制度时说：“革命的 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 后者学来的。”确实是这样，但这些学来的东西都是 好的吗 ?其中是否隐藏着毛泽东在长沙岁月时信奉 的无政府主义的痕迹?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领导者来见毛泽东，毛泽 东告诉他们：“要有较多的独立性，”尽管他们周围 的人都持相反的观点，“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 来一个坏处，”毛泽东脱口而出，“就是大家太积极 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他要求他的来访者保证 “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

各种委员会是不是太多了?毛泽东继续说：“积 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

这些年轻的干部给毛泽东看他们起草的团章草 案，有一条是：“不要背后乱讲。”毛泽东清楚地知 道书面文件同实际行动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便说： “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

毛泽东说：“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是在通过 革命实践过程对领导者有了了解之后。”那么，现在 革命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年轻的干部怎样才能获 得威信呢?

革命的成功改变了毛泽东的政权的性质。矛盾 在于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日益加强，毛泽 东发现他对党的控制越来越困难。与延安和内战时 期一样，毛泽东还是实行个人领导制。他在几年后 的一次会上说：“我们一进城，就四分五散，各管一 方。”

不久，毛泽东就抱怨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 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治理一个近 6 亿人 口的国家，毛泽东需要一个复杂的中间机构与人民 群众保持联系。*而这种机构的独立形成使毛泽东萌 生出一种对国家的失控感。

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津津乐道中国人民将 接管“中国的”所有权力，而所有权力已被证明是 难以捉摸的东西，“人民”的范围也不易界定。1949 年的毛泽东绝没有预见到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 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毛泽东批阅修改的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 题的报告》。

他最感震撼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

1950 年 6 月炎热的一天，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 说，中国人民要过“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 本上过去了”，他说第二个关是土地改革。第二天， 他在谈到士兵转业复员的问题时再次提到这一点。

*毛泽东和卢梭一样只相信直接的管理。他有 一次说：‘钱不相信选举。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 县选两个人，全国就有四千多人。选四个人，就有 一万人，哪里能容得下这么多人开会?哪能认识这么 多人?‛

*怀亭的《中国跨过鸭绿江》，对朝鲜战争的 爆发作了分析。R.西蒙斯的《勉为盟友》利用朝鲜 方面的资料，作了精辟的分析。最新的研究见《澳 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第一期)，不管怎么说，赫 鲁晓夫的评论可能最为中肯：‚金日成是主动者，当

1950 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公布，立即受到了数万万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然，斯大林也并未劝阻他。‛

就在那天之后，北朝鲜的军队进入南朝鲜。两 天以后，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决心抗击对南朝 鲜的进攻，并派第七舰队保护台湾海峡。

台湾和西藏是人民解放军唯一还没有进入的两 个地区，毛泽东希望人民解放军继续向这些地区挺 进(海南岛已于当年春天被解放军用两栖登陆的战 术占领)。绝没有整装待发的人民解放军驻在东北边 境与朝鲜接壤的地方。

再者，从 1950 年春季开始，毛泽东对金日成进 攻南朝鲜的计划采取赞同态度。

“我们将帮助一下金日成，”他在莫斯科对斯大 林说。他准备冒将中国军队投入朝鲜战争的风险， 只是与莫斯科联系交涉需要时间和条件。自 1948 年以后，斯大林迫使毛泽东对美国采取更强硬的态 度，但莫斯科不想直接卷入朝鲜战争。

“给朝鲜提供帮助，对于你(中国)是可能的，” 当中国军队准备入朝时斯大林对周恩来说，

“不过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 还没有准备好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毛泽东有很 好的理由进入朝鲜，但他处于复杂的形势下，在行 动之前需要有斯大林撑腰。斯大林同意金日成进攻 南朝鲜，但非得毛泽东协助行动不可。*

毛泽东认为朝鲜这块地方和中国一样同受日本 的蹂躏。从 1945 年起，这一链条上又多了一层联系： 杜鲁门似乎想由此踏上进入中国的门阶。

如果说，毛泽东还谈不上对朝鲜民族特别尊重 的话，他至少认为朝鲜是一块和中国利益相关的地 方。地理因素就说明了这一点，中朝两国的边境线 沿鸭绿江和图们江蜿蜒 500 英里。

随着麦克阿瑟将军战争意图的进一步膨胀，毛 泽东通过印度驻北京大使向美国政府转达了他的立 场。这种立场虽不带有强烈的进攻性，但是非常明 确：如果麦克阿瑟让战争靠近或越过中国边境的话， 中国就要介入。

然而这是战略上的。周恩来的警告通过印度而 发出，其意图是作为防御中国将派人入朝。在美军 于仁川登陆扭转战局而使之不利于金日成之前，在 美军确定地要到达鸭绿江之前，毛泽东已深深卷入 金日成及斯大林的谋略，认为中国军队入朝只是一 个时间问题。

1950 年 5 月，毛泽东在北京秘密会见金日成。 到 8 月，毛泽东通过电报问彭德怀是否已准备好 12 万军队“灵活使用”，他对朝鲜战局了然于胸。在仁 川登陆前，毛泽东将他的 25 万军队集结在鸭绿江。 所有一切都有待于斯大林如果促使毛泽东的军队入 朝，苏联将提供武器装备和舆论支持。美国军队于 10 月 1 日越过鸭绿江的一个主要后果是，金日成原 先对中国军队介入迟疑不决。现在迫切需要。骰子

1950 年 10 月。毛泽东作出‚航美援朝，保 家卫国‛的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掷出去了。

“老人家(斯大林)发文要我们行动，”毛泽东手

里举着一份斯大林的电报在随即召开的政治局高层

会议上说。当毛泽东参与行动时，斯大林给予军事

援助方面的支持。

随着干涉的深入，毛泽东断定对金日成革命武

装的支持维系着他自身与斯大林的关系，并且思想

观念的信条是：中国革命的巩固需要革命的外交政

策。他并不寻求同美国打仗，在参与金日成驱赶南

朝鲜军队的时候，他假定华盛顿不会干涉。至少他

告诉过斯大林，希望斯大林也相信华盛顿在毛泽东

准备解放台湾时将不致干涉。

可是基本情况是，毛泽东对朝鲜大规模的干涉

没有顾及北京下属同事的诸多怀疑，并缺乏苏联的

舆论支持。他之所以下决心部分是担心朝鲜冲突会

给中国本身带来“反革命”的威胁。

“如果我们不派军队，”他说，“当敌人的军队

逼近鸭绿江时，国内外的反革命就会头脑发热。”他

从苏联发给周恩来的电报有非常强烈的干涉意图： “总之，我们将要并且必须参加这场战争，这样做 将会特别有好处，不这样做会特别有害处。”

抗美援朝期间，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 里之外。亲自起草或签发了大量指挥作战、谈判的 电报。这是其中的两份。

在着手领导朝鲜诸战役时，毛泽东一连五天中

发出不下 18 次的电报以具体指导在前线的彭德怀。 在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的烟灰缸不得不每两小时 清理一次。

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和他的继母贺子珍及 患精神病的弟弟毛岸青去了莫斯科。那时，毛泽东 同江青刚刚开始新生活。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毛岸英都在读书。他努力使自己适应苏联的生活， 虽然他不是与苏联人而是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路易 吉，隆哥的儿子同住一室。与此同时，他的继母在 一家精神病院里打发着时光。他的弟弟毛岸青则常 与一位金发的俄国女孩在一起下棋、嬉戏。

苏联有的学者称，毛泽东对毛岸英在苏联接受 的某些思想很不满意，如，毛岸英曾批评围绕着他 父亲的‘领袖崇拜‛。他们说．有人曾要求毛岸英对 自己的思想写出‘检查‛。有一段时间，毛岸英不经 过允许不能进入毛泽东的房间。

1946 年 1 月。毛岸英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父子重逢，喜悦溢于言表。

毛岸英、刘恩齐结婚照。

毛岸英和毛岸青自苏联学习回国后，不能很好 地读写汉语。毛泽东对此一定感到很吃惊，他不得 不把他们再送进学校学习汉语．就像他们在伊凡诺 夫的共产主义国际学校学习俄语一样。

毛岸英于 1946 年回到中国。毛泽东断定他有足 够的书本知识但不懂得做农活。所以毛岸英离开延 安，来到陕北的一个村庄干农活。*他学起掏粪，把 粪装入袋中然后用驴子把它驮走。

毛泽东欣喜地看到儿子学会了他自己当学生前 不得不做的农活。在毛泽东对待毛岸英的方法上我 们可以看到他父亲对待他的影子。

岸英碰到了一位姓傅的娇美姑娘并想同她结婚。 毛泽东不顾江青为儿子作的介绍，予以反对。

“见了漂亮的就都动心，这一条我就不敢理解 你了，”他说道。他又抱怨道：“婚姻对你来讲，既 是婚姻大事，也关系着我们的革命事业。”后来在西 柏坡，毛岸英遇到了另一位姑娘，要同她结婚。毛 泽东认可了，但等到事情刚开始他又制止结婚，说 是那姑娘不到 18 岁，太年轻。父子俩激烈争吵过后， 毛泽东气得发抖，毛岸英则号啕大哭。毛泽东问他 的卫士：“你看我对谁更亲啊，是我的儿子，还是你?”

毛泽东感到他的儿子不仅要学养猪，还要学打 仗，他让彭德怀将军把毛岸英带到朝鲜前线去做俄 语翻译。一天，美国飞机轰炸设在小山上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第二军司令部。炸弹径直投向司令部，大 多数参谋人员被炸死，尸体血肉模糊。毛岸英英勇 牺牲。听到这消息后，毛泽东整天不吃不睡，只是 坐在沙发上吸烟。

在经历了拉锯战之后，到 1952 年这场战争可能 使得哪一方都无力统一朝鲜。然而，毛泽东怀疑签 订停战协定是否，明等?

“我告诉斯大林和金日成，”他说，“如果我们 坚持再打一年，美国将会失败，朝鲜就会统一。他 们将什么也得不到。大老板(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想 停战。我能怎么办，只得停战。”

如果毛泽东没有在朝鲜参战，中美两国可能会 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台湾海峡发生一场战争，也可 能于 60 年代在印度支那边缘地区发生一场战争。然 而，朝鲜战争给毛泽东的生活和工作都蒙上了一层 阴影。儿子的死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战争使中国 花费了大量的钱财。毛泽东在 1952 年说：“去年抗 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 一半一半。”

朝鲜战争的其他阴影更长久。多年来影响着中 国的国际地位。1950 年秋的一天，两位仍在北京居 住的美国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附近看到很多人挤在 宣传栏前。宣传栏里贴着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和《柯里尔》双周刊上摘录的文章，中国人在看这 些文章时显得群情激昂。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幅 地图，上面是北朝鲜和中国东北部的一部分。箭头 从北朝鲜指向中国的好几个城市，并标有飞行距离。 《柯里尔》双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也有一幅红色地图， 箭头从台湾、朝鲜、日本和冲绳群岛指向中国。这 两幅地图都在美国印制，都是在毛泽东出兵朝鲜之 前出版的。

1953 年 9 月 12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会第 24 次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

不久，在整个中国都可以听到“抗美援朝”的 口号。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联系渠道被割断，就像电 力中断一样。对“绅士们的世界”——毛泽东讥讽 美国的叫法——采取开放态度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夜 之间惊呆了。到处都在逮捕“特务”、“反动派”，一 些思想观点、歌曲、绘画在 1950 年尚是生活的一部 分，到 1951 年则成为“颠覆”行为。

朝鲜战争挽救了蒋介石的政权，它使美国与蒋 介石更加亲近，这在 6 个月以前看起来还是不可能 的。这也使得写有“毛主席万岁”的红绿彩旗在毛 泽东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在台湾出现。*

毛泽东在作出决定进行干涉之后，他发电报给 中国新闻处负责人胡乔木，令他收回任何有关在一 定时期内将要解放台湾的舆论。

“从现在起需注意，”他写道，“我们仅仅是说 准备解放台湾和西藏，但并没有说在什么时候进攻。”

毛泽东的心中对山姆大叔已有所准备，他认为 美国会从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个方向侵略中国。 华盛顿很多仃明义便毛泽东更加确信这一点。在长 达 15 年的时间里，这一直是毛泽东考虑亚洲问题的 重心。

“我们革命成功的时候，”几年之后，毛泽东在 成都对一些党的领导人说，“斯大林说它是假的。” 毛泽东坦率的总结使听众震惊：“我们不与他争论。 当我们一开始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的革命才变成真 的了。”然而，当斯大林学会了尊重时，毛泽东则学 会了不信任。如果说毛泽东在 1949—1950 年间没有 与斯大林“争论”的话，那么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 胜利使他更倾向于反对莫斯科——至少在私下里是 如此。

毛泽东终于认识到，这种联盟不是花岗岩制作 的。如果毛泽东不把他的 25 万军队派到朝鲜，如果 麦克阿瑟在得意忘形中向北开进到中国，斯大林会 保护中国吗?我们无法回答，不过毛泽东对此表示怀 疑。

实际情况正是毛泽东冒着一切危险，他的军队 开进朝鲜，站在金日成一边参加战斗，而苏联人则 只坐在后方为金日成一方讲话。

假如朝鲜战争对中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话，那一 定可以说，不卷入其中毛泽东肯定会更好一些。他 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也失去了取代国民党代表 中国在联合国中占有的席位。他失去机会——约 20 年——同美国建立一种合作式的联系。更为重要的 是，朝鲜战争对中国国内的影响是推动阶级斗争以 致将经济建设放在不适当的地位。

多年后，在一次谈到斗争妥协的关系时，毛泽 东提及了这次战争：“妥协总是要的，我们不是在朝 鲜的三八线同美国人达成妥协了吗?”

毛泽东回忆起他准备让北朝鲜做战后重建的方 法。

“遵照斯大林的逻辑，”他对王力说，“既然中 国帮朝鲜打了仗，朝鲜就是我们的了。我不同意。 朝鲜是属于朝鲜人民的。我们帮助他们，他们也帮 助我们。我们会从朝鲜撤出我们最后一名战士。朝 鲜不仅要摆脱美国人，也要摆脱苏联人——他们自 由地管理他们的事务。”

胡志明在 1950 年和 1951 年两次到北京秘密会 见毛泽东，毛泽东对越南革命予以慷慨援助。胡志 明告诉毛泽东，他需要罗贵波，罗贵波是毛泽东以 顾问的名义派往越南的，但负起了充分责任，并参 加河内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必要时还提出批评意 见。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但告诉胡志明，决定一 定应由越南人自己来作出。胡志明告辞后，毛泽东 对他的特使罗贵波说：“长征前你在苏区，你一定知 道李德(奥托·布劳恩)吧?”罗贵波确实知道这位派 到中国的共产国际顾问。毛泽东接着讲了一大通道 理：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不注意吸取与自己意见 相反的意见。“你在越南工作，”他对罗贵波说，“好 好吸取李德在中国的教训。”毛泽东知道亚洲共产主 义中的民族力量，朝鲜给了他丰富的经验。

美国在朝鲜的政策似乎激怒了毛泽东。1944—

1946 年他面临的问题是不知哪个美国人的话可靠。

1950 年他也是这样：应该遵信杜鲁门的小心谨慎从 而打消顾虑，还是听便麦克阿瑟的不可一世而提高 警惕呢?在杜鲁门撤销麦克阿瑟的职务以消除违令 的混乱之后，毛泽东才不再疲于应付朝鲜问题。这 种经历使他在 20 年后很欣赏基辛格干脆利落的权 威。

★第十一章 改造(1951—1953)

“毛主席给了我们土地。”刚分得土地的农户说。 土改，这个词使有的人心惊胆战，有的人则欣喜若 狂。

中国是一个由乡村组成的社会，历史上没有哪 一个政府能像毛泽东的政府那样渗透到每一个村落。 这不是经济的或技术的变化。中国的乡村看上去— —现在还是——与亚洲其他地区的乡村十分相似。

在那些地方，人们仍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面朝黄土背朝天，使用着镰刀和与 2 000 年前没有 两样的斧子劳作。地方风俗令人窒息，生老病死、 婚丧方式循环往复地一成不变。在简单的娱乐活动 中，着装演戏必不可少。

这变化——正如毛泽东 30 年前所参加发动的 湖南农民运动一样——是组织上的和心理上的。沉 重的捐税和地租负担从农民肩上卸了下来。拥有土 地不再意味着可以奴役别人。耕作不再是单家独户， 而是逐步由生产队统一进行。

毛主席开始像以往那样被认作是新的“贤君”。 分地主的财物给贫农的“清查运动”神圣而严 肃。中国农民的实利主义思想在这种时候不仅没有 降低，反而增益其精神的振奋。

1952 年 3 月，毛泽东在北京近郊德胜门外访问农民。 一位新当权者就向富人复仇一事对一位美国作 家说道：“你想要一个人坦白交代，只需把铁棍放在 炉火里烧。”“可是女人很顽固。她们宁死也不愿告 诉你金子藏在哪里，她们不怕烧。”

毛泽东从未亲自参加这种手交手的阶级报复。 他年轻时在农村的经历十分复杂，因而他对地主未 产生任何直接的个人仇恨。他从来没有挨过饿或受 过奴役。尽管他反对虐待，但他并不能阻止这种行 为．因为愤怒的农民控制了土改。

农村的精神生活在改变。一向被认为是合情合 理的权威，现在也受到责难。一直被视为天理的陈 规旧俗也被雨点般降临的新观念所取代：阶级、热 爱苏联、斗争、翻身。

农民们向两位美国客人提出的也是些新问题： “为什么杜鲁门要支持老蒋?”“你们吃饭用筷子吗?” “拖拉机是个什么样子?”“美国共产党也一样有自 己的军队吗?”

毛泽东青年时期关心的妇女解放终于有了结果。 财产是问题的关键。毛泽东的政府给了中国妇女以 自己的名义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权利。总之，土 地改革重新分配了 40％的耕地给 60％的农村人口。

毛泽东现在住进了城市。城市所发生的变化不 是暴风骤雨式的，而是一步一步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治理城市的技术远不如它在农村的 工作得心应手。它的干部也不是城市型的；300 万 国民党的旧职员还要继续用来为新的事业服务。

然而，城市问题比农村问题容易对付。资本家 寥寥无几，他们很少有道义上的权威，因为他们依 赖剥削中国的外国人扶持，并且又是暴发户，只不 过是 2 000 年来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体制这块草地 上的晨露。

毛泽东用不着在北京、上海或广州消灭这一阶 级，许多资本家犹如进入热水中的龙虾，在温度升 高时，便轻悄悄地、轻易地变红了。

毛泽东的目的在于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 城市”。大城市将不再是外国人的经商地，也不再是 消费农产品的乡绅们消闲、坐收房租的地方。每一 个城区都新建一些小型工厂，作为其生活的核心。

对外贸易突然中断，财产典当业也被取缔。夜 生活的缤纷灯光也熄灭了。这与其说是出于清教徒 式的节俭，不如说是能源转用于制作机床、自行车 和塑料鞋。

因为朝鲜战争引起的紧张气氛，城市整顿更加 严厉。在毛泽东看来。“反革命分子”还有很多。朝 鲜燃起的战火使毛泽东感到，与蒋介石和美国的战 斗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

成千上万的人不是被处决就是被投进劳改营，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肉体上消灭(这是毛 泽东自己用的词)大批人的一场城市运动。

消灭“反革命分子”并不是每一步都按照毛泽 东的路线办。

与其他一些运动一样，这一次警察成了执行者。 其规模之大，毛泽东也无法控制。因而“治病救人” 也就不再是其主旨。

另一方面。毛泽东十分谨慎地着手接管城市工 业和商业，直到 1955 年后期．这些行业大部分还都 控制在私人手里。

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冠之以令人不寒而栗的 “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 变得锋芒毕露，它的确具有毛泽东的特征。

梁漱溟是一位半儒家式的乡村民粹主义者。他 不是共产党但毛泽东乐意同他争论，他提供资金让 梁漱溟建立一所小型的研究机构。*

*30 年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作为一名未注册 的学生旁听过梁漱溟的课，那时梁漱溟是印度哲学 教授。后来，他们 1938 年在延安交谈过；1950 年 至 1953 年间也曾多次恳谈。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方 面，梁漱溟可能对毛泽东产生过影响。

但是 1953 年秋，毛泽东向梁·漱溟发起猛烈攻 击，使两人关系破裂。它始于一次政府委员会的会 议，梁漱溟是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出席的。梁漱溟在 会上发表讲话对共产党的农业路线、朝鲜战争和阶 级理论持异议。

毛泽东怒气冲冲地抓过麦克风。“你认为你美得 很．”毛泽东用唐朝一位名妃的故事讥讽梁漱溟，“比 得上杨贵妃。在我看来你臭不可闻。”

毛泽东气愤已极，一会儿面对上千名情绪激昂 的听众，一会儿转身用手指着仍尴尬地站在台上的 梁漱溟，“(国民党)那样高兴你，”毛泽东愤怒地说， “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人们不难看出其 中的个人恩怨。但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似乎感到 了这位想要成为中国的甘地的人对他的挑战。

毛泽东对委员们说，梁漱溟竞认为自己对于农 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真是“班门弄斧”。

半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嘲笑真正的知识分子梁漱 溟的无用。“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 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挖苦梁漱溟，既然那 么热心地想帮助农民，就不要去降低工人的工资， 就要自愿地降低他自己的高薪。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毛泽东高声说，“梁 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毛泽东在说到这两种杀人手 段时拖长了语调，仿佛是自己 35 年来两种性质斗争 的重演。他在谈到“用笔杆子杀人”时转而讥刺梁 漱溟说：“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权力的威严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批评就等于 杀人。

毛泽东的干涉使会场的矛头转而指责梁漱溟， 坐席上响起一阵阵的喊声。梁漱溟受到众多人的诘 难，不得不走下讲台。另一位非共产党人士站起来 劝阻大家安静：“我们今天不该这么激动。”

然而毛泽东却激动了。他要那位叫大家安静的 前国民党老人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仍让梁漱溟保留原来的职位。他要梁漱 溟反省(尽管它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税收或产品)， 他需要这个封建主义遗老充当“活教材”。这种以教 代罚的方式(或以罚当教)在毛泽东以前的共运史上 还没有先例。

梁漱溟仍留在全国政协委员会，毛泽东令人惊 讶地宣称，“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 的反动思想了”。毛泽东的这一声明让人震惊。毛泽 东之所以要与梁漱溟针锋相对是因为他欲以战胜梁 漱溟的思想作为毛泽东主义控制中国思想界的见证。

毛泽东 25 年来的斗争，就是要把粗糙的现实变 成太平的理想世界，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比周围乱纷 纷的现实世界更真实。

“我们会再次笃信宗教，”一个世纪以前，费尔 巴哈就指出：“政治应当成为我们的宗教。”这位《基 督教的本质》的作者早就预见到了这种世俗思想时 代的到来，毛泽东则以中国式的方法把自己置身其 中。毛泽东以前的圣人早已开始寻求这种大同社会， 毛泽东则采取了新的步骤：他把真理和权力融于一 体。

20 多年来，成立一个武装政党的全部主旨就是 在于把这一自古以来的梦想变成现实。当然，在通 往政教合一的道路上，知识分子成了主要的牺牲者。

半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始终对高居于象牙之塔的 人怀有不满。他讨厌他们的患得患失，他们的不偏 不倚，他们的缺乏热情，他们怀疑的目光，以及他 们胜过自己的满腹经纶。

毛泽东融政教于一体。并不仅仅是出于权宜之 计，而是因为他深深地感到这两者应该融合在一起。 这就更加糟糕了。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人们忧心忡忡，暗中算 计带来的精神折磨成了残酷的现实。一位新闻工作 者几进几出监狱，起初他感到莫名其妙，后来也就 淡然了。一次，他坐在监狱的院子里自言自语：“或 许待在这里更好些，在外面，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 而在狱中，至少没有这种担心。”

毛泽东时而像弥尔顿——“我不赞颂修道院里 的美德”，时而又像 J．S．穆勒——“做别人讨厌 的苏格拉底，也比做受宠的猪强得多。”然而毛泽东 又不像穆勒．认为真理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东西。他 相信辩论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在每个人的心中 建立一个先验的真理。

毛泽东与弥尔顿一样——不同于穆勒——有自 己的上帝。他认为真理不是过程的最终产物，而是 从一个固定的源泉向外放射出的东西。在这方面， 中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50 年代时，他相信社会思想是一门科学。毛泽东像穿 着长袍的牧师一样成了一位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 审视着试管中知识分子的变化。他确定自己的算式， 不时向试管中添加“正确的思想”晶体，从容不迫 地等待着所预计的合成物出现。

在这种背景之下，毛泽东的谆谆告诫“斗私” 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毛泽东并不仅仅让人们像《圣 经》要求的那样“不要有私心”。“私”这个词意味 着“隐私”和“自我”。毛泽东教导人们要与别人一 致，不要独出心裁。在新中国，没有任何自然空间 或心理空间留给个人，以让个人去思考真理。

毛泽东是一位中国式的整体主义者，他曾声明 有一个上帝——即群众。如果群众是一个集合体， 是纯一的统一体，可行的道路只有一个而不是多个： 人们不可自行其是。*

*毛泽东认为人们各个自行其是很可怕，他称 这种做法为‚拉山头‛。晚年，在回忆过去时。他伤 心地看到。这种各行其是的不团结就像一条黑线贯 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

在延安党校。太阳落山后散步时就分成了‚山 头‛。甚至到食堂吃饭时也分成‚山头‛。在自己的 ‚山头‛内。无话不谈．但要与其他‚山头‛的人 交流思想则很难。当我们面临敌机轰炸时。外地来 的干部和当地干部也分成不同的转移路线。即使在 我们生命危急的关头，我们也不能很好地团结在一 起。

人的这种分裂倾向是否可以被接受呢?难道应 当麻木不仁地任这种分裂存在下去吗?在陕北．就是 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当地干部也分道走，甚至冒 丢掉性命的危险也不愿混到一起。我们应该认识到 ‚山头‛的存在，重视这种现象，并消灭‚山头‛。 ‚山头‛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又有地区因素。见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 9 卷，第 4 期，85 页， 1976—1977。

人们甚至只能说“它”——毛泽东的群众，而 不是“他们”——中国人民(这使人联想起戴高乐的 奇怪行为，他爱法国而不爱法国人)。对毛泽东来说， 接受多元论就是接受 6 万万私利者。“斗私”不意味 着就是“利他”，而是意味着“和群体打成一片”， 这一度成为道德的规范和社会的准则。

“斗私”，包括“斗家长制”，因为家庭很可能 成为私利观念的温床．它与毛泽东力图把一切自我 价值观念纳入大同理想的努力格格不入。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很多人由于不得不检举 自己的父亲而导致精神全面崩溃。毛泽东对这种现 象并不同情，他把孝道视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糟粕。 在毛泽东看来，他自己的父亲就曾是封建秩序的象 征，是一位吝啬的、心胸狭窄的父辈。

这样。毛泽东以西方人的敏锐目光看到了一只 驯服的羊与不离开羊群的羊之间的不同。他要求在 羊群中间的每只羊都能自由说话，自主独立自我完 善，而不要温顺驯服。但是，脱离群体的生活是不 正常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需要的是一 个羊群。

毛泽东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 “三反”运动。政府官员成了运动的目标。他们中 间有些人开始认为，这种新体制已到此为止。但毛 泽东不这样想。

与此同时．为了清除经济生活中的不良现象， 开展了“五反”运动：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 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 报。反对的目标是私营工商业者，他们在 50 年代仍 是中国城市舞台上的正式角色。这一运动筹集的额 外收入支援了朝鲜战争。

发动这两场运动旨在使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领导 者们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在道义上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使用的方法大部分是沿袭了思想改造运动时 期的方法。不像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深更半夜破门 而入，突然抓人。而是利用社会压力促其坦白。因 而，这大胆地使人们把自己的良知与社会的利益联 系起来。

“三反”“五反”运动带有列宁主义的味道．但 也可看到儒家道德礼教的影响。

毛泽东不仅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 是旧中国的产物。在中国，个人从不依靠自己的力 量奋斗。个人从不单独地与上帝斗或与博大的清教 徒意识斗，而是在一群人之中斗。

在毛泽东的中国，人民之成为社会主义者．不 像圣保罗的信徒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所发生的宗教 皈依那样。再生——如果发生的话——是全社会性 质的。在西方，我们认为人能孤立地改变自己。在 毛泽东的中国。绝不能指望这种灵魂的变化会单独 发生。

毛泽东为“三反”、“五反”运动发出了指示， 但是，他对政府官员和商人的批评远比对知识分子 的批评要轻得多。

胡风是一位有乡土气质的诙谐诗人，他在上海 文艺界光彩出众。他很早就是一位左翼分子(尽管他 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持有异 议)。他写了一首庆祝 1949 年胜利的诗《已来临的 世界》，这首诗远非像某些人认为的是反毛泽东的。 “毛泽东如崇高的神，向全世界宣布，新时代建立 新秩序”。诗行中热情洋溢。

然而到 50 年代初，胡风开始不满“舆论一律”。 他感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变 得凛然不可侵犯了。他反对让人民把这本小册子“当 作图腾崇拜”，他称思想改造运动中那些爱管闲事的 组织者为“官僚”。

《人民日报》发了一连串批判胡风的文章，其 中大部分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当然，公众舆论对胡 风的反驳与其他一切行动一样，是阶级问题。在人 民民主专政下，允许人民有言论自由，而反革命分 子则没有这种自由。胡风试图游离于阶级之外。

由此出发，毛泽东进而断定，在社会主义建设 的进程中，敌人并没有灭亡，而是更猖獗了!人民并 不总是善于识别反革命。他说：“我们的人眼睛不亮， 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

这是悲观主义的首次流露，这也是一种强制性 的推理。

同一性并没有实现，知识分子依然唱反调。然 而，同一性体现在历史的无情进程中。过去的阶级 划分要重新判定，否则，如何解释知识分子的叫喊 呢?

毛泽东认为，唱走了调就是犯罪。“胡风„„这 样的人不杀．”毛泽东解释道，“不是没有可杀之罪， 而是杀了不利。”

至于胡风。人们把他涂抹得已面目全非，正如 麦卡锡把任何怀疑蒋介石的人都看成是共产主义分 子一样，胡风对毛泽东的《讲话》的怀疑，是认定 他为反革命分子的证据。不久，这位有棱角的诗人 被查明是个“间谍”，这足以使红色的官僚们把他投 进监狱。他的精神被摧垮了。

毛泽东的怀疑是对的。在胡风的周围有一帮爱 发牢骚的作家．胡风是他们的中心人物。其中有一 位写信向胡风吐露：“因为我想写点东西，就读了毛 主席在延安的《讲话》，但是读过以后．就再也不想 写了。”

然而对毛泽东来说，欲将论战纳入阶级斗争的 范畴，有如用纸遮云一般。

1951 年中期， 《人民日报》开始连载一系列 文章。作者是毛泽东，连载的是他的《选集》。

《选集》确实是精选的集子。本传记引用的很 多文章无法在这本权威性的《选集》中找到。一些 写于 20 年代的文章太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还有 一些写在江西时期——当时毛泽东只掌握极小的权 力——的文章中含有可能连毛泽东本人也不相信的 思想。他的诗词也没有选人。

《选集》的文章经过润色，粗俗的比喻和俏皮 话荡然无存。经一群远胜于文学权威的笔杆子的修 改，去掉了文中一些关于世界政治的小错误，顾全 了作者的名誉。同时被编者删去的，是毛泽东早年 关于某些亚洲国家将被中国同化的见解。

一些奇言怪语及毛泽东在不同的背景下所发表 的亲西方的谈话被大段大段删去。凡是对苏联的不 恭之词也都没有保留下来。

甚至对李立三的批评也温和了许多，以免激怒 李立三的莫斯科的顾问们。

帝王们未能做到的，毛泽东做到了。语言是规 范的，所发表的都是当局认为对其统治有利的东西。

中国的方块字不仅仅是字，还具有象形。六画 代表“草”(“艸”)，屋顶下面养猪(“豕”)表示 “家”，表示“日”或“明”的汉字都有太阳(“⊙”) 这个图形。

在列宁主义者看来——一条标语就像一辆坦克 一样有用，这与儒家是一致的。没有哪种语言能像 汉语那样产生如此简洁的标语。四个字，甚至两个

字就可表达全部的 意义。标语中的含 糊暗示极具煽动性， 毛泽东是掌握这一 艺术的语言大师。 对于受过教育 的人，这种表意文 字犹如闪电，引导 人们走进历史的广

阔领域。毛泽东在 1955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全国这方面的娴熟技巧，

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五‚计使他有能力对付所 划草案，并建议由国务院提请有的人，包括那些 全国人大审议批准，颁布实施。不喜欢他的马克思 这是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

主义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的诗词正好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表达，但 是大多数人对此只能一知半解——毛泽东的朋友郭 沫若曾这样坦率地说过——不过这没什么关系。最 高领袖的诗作增添了他的光辉，这实际上是一种统 治艺术。

1952 年后期，毛泽东的注意力从政治运动转向 了经济工作。不久，《人民日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58％的资金用于重工 业 (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只占 41％；美国在 1880--1912 年间只占 19％)，60％的基本建设需要 依靠莫斯科的技术援助。

有一天，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毛泽东承认中国 不能一味地异想天开。这似乎是一种全新的语调， “我们吹不起牛皮„„我们竟然都比不上比利时这 样的国家”。他一直盯着钢铁和煤的产量。

识文断字在军队里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了。但 道路是艰难的。在创建空军和海军之前，人民解放 军没有电力供应。现在，这些东西成了毛泽东走向 下一个旅程必不可少的腿脚。

毛泽东出席了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签字仪式。

在社会主义思想王国里，毛泽东比在延安时期 更加亲苏。1945 年，他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 的具体现实相结合，这样差不多挤掉了苏联模式。 然而，5 年以后，北京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口号， “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两个社会主义国 家真的完全相同吗?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很好，工业年增长率是 11％，钢铁产量增长了 4 倍，煤炭和水泥增长了 2 倍。在这期间访问中国的人已抛开了中国的思想目 标这一话题。一些人称中国人为“蓝蚂蚁”一些人 称中国人是“崭新的人”。但不管怎样称呼中国人， 中国正在阔步向前。桥梁和铁路出现了，文盲大大 减少。人民的健康得到改善，平均寿命已经超出亚 洲人的通常水平。这几乎是一个东方大国第一次迈 出了向工业化进军的步伐。

中国依然贫困。从经济整体上看，发生了三件 大事：在农村。封建结构被打破，释放出了新的活 力；向工业化迈出了第一步：分配亦前所未有地平 均了——这对 50 年代毛泽东的中国的精神面貌有 极为重要的作用。

1953 年，一个沉寂多年的声音又叫喊起来。定 居香港、身体虚弱的张国焘撰文描绘了他昔日的老 对手的印象。这些有偏见的文章也透露了一些事实 真相。

“毛泽东的生活没有规律，而且颇有些神经质，” 张国焘写道，“在与别人交往时，他常常谦恭有礼。 然而，又常常固执己见。”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当知， 这些评论讲的是他们的领袖。

毛泽东生生读了许多文史哲经书籍，写了大量批 语，提出精辟独到的见解。这是他写的一部分批语。

“他虽然知道身居高位该怎样行使权力，”张国 焘断言道，“但是他缺乏吸引追随者的才能，人们只 对他敬而远之。”毛泽东确实发现，虽然他在群众的 眼里是巨人，但同时还要在政治局中赢得支持。

张国焘的评论有一定道理，因为他并不仅仅是 否定毛泽东。

“毛泽东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斯大林更有手腕”， 这位对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了解的人写道。“但是他并 不那么狠毒。”张国焘也半公开地承认，毛泽东以自 己的才智战胜了他。“同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君主相 比，”这位毛泽东以前的对手感到，“毛泽东的确更 有才能。”

像比尔·克林顿一样，毛泽东冲动起来也会半 夜三更给工作人员或同事打电话。为寻求了解，他 会把专家们召集起来，长时间地问这问那。他在花 园中散步时，会突然向卫士谈起自己对某一重要政 策的看法。然后立即从古书中(和比尔·克林顿一样) 去查找先例或者发现佐证。

深夜里，他还驱车登门拜访苏联大使尤金。尤 金是一位知识分子，毛泽东同他谈论哲学，直到天 亮。《毛泽东选集》结集以前，某些文章的修正在很 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种彻夜长谈。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毛泽东至少 有 60 多年的吸烟史，可能任何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 不如他抽

掉的卷烟

多。

好像

只有一段

时间，毛

泽东戒了

烟。伏罗 毛泽东在飞机上学英语。(1957 年） 希洛夫元

帅在斯大林死后访问中国时，曾告诉毛泽东，苏联 的医学专家认为，如果斯大林遵照医嘱戒了烟的话， 他可能不会逝世那么早。于是毛泽东也戒了烟。但 是，10 个月以后他又抽了起来。“没用处，”他说， “工作太辛苦，不能不抽。”

50 年代，毛泽东很少写文章，但是讲话却很多。 他不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演说家，相反，王明演说充 满激情，而朱德讲话则真诚坦率。史沫特莱说，毛 泽东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时，语言极为丰富和幽默， 也没有任何手势。

然而，同少数人在一起的时候。毛泽东则更显 得才华横溢。他严谨、练达，喜欢巧妙运用比喻。 但这些特点只适合于讨论而不适用于群众集会。

毛泽东的讲话大多只有一个粗略的草稿，只是 在 50 年代初期，有那么一两次，他才坐下来写重要 文章。1953 年年中，毛泽东重新开始学习英语，然 而东北的形势恶化又使他中断了学习。政治家最终 取代了学者。

一天．毛泽东对满屋子的地方干部说：“官越大 就越无知，北京不是获得知识的好地方。”掌握政权 3 年之后，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毛泽东仍对政治 体制焦虑不安。

平民百姓(当他们确信干部们不听群众意见时) 嘲讽高高居于他们之上的各层官僚为“宝塔尖”。毛 泽东感到自己像是处于宝塔的顶端。

他决定从塔顶上下来到各地去看看，“我在北京， 差不多听不到什么，”1953 年年中，他在给一批财 政官员作报告时说，“以后还要出外走走。”

不喜欢乘飞机，毛泽东出行时坐着自己的有 11 节车厢的专列。毛泽东的车厢内有他自己的大木床 和许多书。江青也有她自己的包厢。4 节车厢供贴 身卫士及工作人员使用，此外还有一个医疗室，一 个餐厅和一个厨房。6 部保密电话连接到中南海保 安局。所有的交通路线毛泽东都可以随时停车。沿 途车站的人都被清理并布满保安人员，沿线每 50 米就有一岗哨。绝不会有旅行计划．因为列车的运 行要在毛泽东醒着的时候，更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 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

当毛泽东结束莫斯科之行返回路上途经东北时， 为迎接他的到来，士兵和民兵在隆冬季节沿途站岗 达两星期之久——没有人知道他们保卫的是毛泽东 的列车。毛泽东绝不会需要如此严密的保安，他相 信群众热爱他，不会谋害他。

当毛泽东离开北京后，他的运行着的专列与首 都之间通过密电码通讯联系。密电码每一个汉字编 为一个号码——改变迅速——一位精明的年轻职员 全靠记忆处理密电，绝不留下片纸只字。

他调派他的下属去农村。负责中南海警卫工作 的是 8341 部队，这支精锐武装的前身是毛泽东 1949 年前的贴身护卫队。㈤这些年轻的警卫员样样都干， 从帮助毛泽东锄园种瓜，到警惕宫殿中的任何意外。

曾在 1955 年，可能还有其他时候，毛泽东给 8341 部队分配了一项他想做的任务。他派这些来自 全国各地的士兵回到家乡以通过他们了解农村情况。 8341 部队的军人们四下探听消息。询问群众的意见， 了解家人的情况，然后不经过正式渠道而向毛泽东 汇报。这是过去君王体察民情惯用的手段，但毛泽 东的同事并不认可一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这么做。

一天，毛泽东走出书房，到怀仁堂作报告。这 是一座别致的古代建筑，位于紫禁城内，是中央委 员会所在地。许多党外人士参加会议，其中，钟敬 文是 40 年代“第三势力”的头面人物．同其他人一 样，他在 1949 年倒向了共产党。

毛泽东一到来，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会起立鼓 掌．毛泽东已经习惯了这些。但是，毛泽东的助手 总有些不放心。在毛泽东到来之前，礼宾官员就走 近钟，告诉他仪式的程序，因为他坐在门口，他将 第一个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一出现，他就要马上起 立鼓掌。以此为信号，整个会场里就爆发出雷鸣般 的掌声．以示对这位主席的敬意。

钟回忆说，当毛泽东缓步从走廊过来时，一切 按程序进行。暴风雨般的掌声显然使毛泽东受之无 愧。

若要表示一下深入群众，毛泽东就会走到群众 面前。开会时，他四处走动，向熟人问候，并长时 间倾听别人的谈话，也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他解 决下层向他提出的问题，并答复别人的插话。但不 总是如此。

★第十二章 建设(1953—1956)

1954 年，毛泽东在其政府的外观上作了一些变 动，这反映出了 1953 年间其内部的倾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毛泽东在三个方面 进行了让步。他让民主党派在政府中发挥一定的作 用，尽管他对他们并不十分信赖；他让军队参与国 家的统治，虽然他坚信军队属于人民；另外，他允 许六个行政大区有许多自主权，尽管这具有削弱他 个人权力的危险。

到 1954 年，毛泽东想使权力更加集中。在朝鲜 停战，城市经济基本稳定和成功地完成了土地改革 之后，更多地加强中央集权似乎成为可能。

1954 年 9 月，共有 1226 名代表云集北京，参 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发 言不满一页纸，其主要观点却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 闪耀夺目：“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 党。”这一句话就决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

毛泽东撤销了六大行政区，包括不久升迁更高 职务的邓

小平所在

的西南局。

他削减了

军队参与

政府的直

接管理任

务。总之，

在 1954

年的新宪

法颁布之

后，党对

1954 年 9 月 15 日。在中华人民共 和 131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国家的控 会议上，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代表 制加强了， 宪法起草委员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各种“独立王国”被废除。

有一个特殊的独立王国，这就是东北领导人高

岗的独立王国，在 1953 年一度起来对毛泽东构成威

胁。毛泽东摧垮了它一日这并没有使他心情转好，

他感到党内团结发生了动摇。

高岗是位左派，性格活泼，脆弱，是毛泽东所

喜欢的人物。高岗念念不忘的是，他为长征到达陕

北的红军提供立足之地起过巨大作用。高岗常常回

忆说，长征队伍到达陕北时“就像破衣烂衫的乞丐”。

他甚至自诩，“要是我当时不接受毛，他哪里会有今

天?”高岗的幼稚还表现在。他把毛泽东的讽刺性评

价“只有高岗同志不犯错误”当作自己一贯正确的

证据天真地经常加以引述。

毛泽东不是新中国成立时期第一个会见斯大林

的中共领导人。早在 1949 年中期，高岗曾代表东北

地区去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根据

1950 年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协定，中国的工业重地东

北仍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1950 年，苏联同意援助

的 50 项工程中有 30 项是在高岗的王国中。 数年后，毛泽东曾把东北和新疆说成是解放初

期的“两个殖民地”。

高岗凌驾于毛泽东之上与斯大林交往。他给苏

联人以特别情报(这与斯大林赠给高岗一辆小轿车

不无关系)。结果，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高岗被中

国看作是“俄国的人”。

苏联的消息来源说，1949 年高岗在莫斯科提议

东北成为苏联的第 17 个加盟共和国。半年后，毛泽

东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在沈阳作了停留。他视察

东北的城市时，在高岗的这块基地内看到斯大林的

像比他自己的像大得多。回到列车上，毛泽东下令

将高岗(和林彪)赠给斯大林的礼物箱搬下车。东北

已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动怒了。

斯大林让人把高岗和苏联驻北京大使关于中国

事务的谈话记录转交给了毛泽东。“天晓得斯大林怎

么想到会这样做”，这是赫鲁晓夫的恰当评价。 在毛泽东眼中，高岗的最大错误是对毛泽东的

批评进行解释，这涉及刘少奇、周恩来为他的政治

派别活动开绿灯，高岗想取代刘少奇以推举为毛泽 东的接班人云云。他的冒险计划开始于 1953 年下半 年，其同盟者是上海的领导人饶漱石。高岗甚至许 诺将来任职后，他的政权中由这个或那个同僚组成。 一些高级官员，包括林彪，出于种种动机都出现在 高、饶身旁，但是邓小平和陈云将这个计划向毛泽 东和盘托出。当毛泽东与高岗谈话时触及了高岗的

动机，因而毛泽东迅即部署反对高、饶。

斯大林一死，毛泽东就开始整高岗。毛泽东之

所以拿高岗开刀．是为了阻止在高岗以后有任何阴

谋出现，也是为了杀一做百。

高岗还有其他同伙。当时，毛泽东收到了几位

高级领导人的一封信，信中敦促毛泽东“去休养”。

这封信最初可能来自饶漱石的王国 (饶漱石没有赢

得毛泽东的好感，因为他评论说，世界上最伟大的

政治家是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 最后的摊牌是在 1954 年圣诞节前夕的一次政

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向高岗、饶漱石发起攻击，并

撤销他们的职务。然后毛泽东去了浙江，四个月没

有露面，官方称他在“休假”。这是以前常见的情况， 高度紧张使毛泽东病倒了。他隐退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带着恢复过来的充沛精力再次投入战斗。“高饶 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后给毛泽东带来严重心理创伤

的第一个事件。

当毛泽东仍在离休思考问题时，1954 年 2 月中

央委员会开会，毛泽东因“休假”缺席而引人注目。

这是自 1950 年中期以来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

直到 1955 年 4 月，才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

对高岗、饶漱石进行了正式清洗。毛泽东或许不想

在现场看到结局。

刘少奇主持会议。高岗、饶漱石被轮流叫进会

场接受大家的批判。高岗进来后，表白他是清白的，

没有任何反党阴谋。然后他拔出了手枪，对准自己

的太阳穴，旁边的人抓住他的胳膊肘，子弹射穿了

天花板。

这仅仅是死期的延缓，后来高岗在狱中服毒自

杀。他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与毛泽东较量而

亡命的党的高级领导人。

毛泽东并不愿意高岗事件如此结局，这可以从 他在处理高岗事件的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看出来。 他引用了一句文言比喻说：“人是需要帮助的，荷花 虽好，也要绿叶扶持。”1955 年春天的这个讲话的 主要意义在于，毛泽东号召相互帮助、集体领导，

并在同志之间建立合作的态度。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高岗的“余毒”并没有

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

然而，最终结局是这样，毛泽东并不能坚持将

反对高岗的斗争神圣化。6 个月后，毛泽东找到了

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高岗称为是那种“不继续

革命的人”。“高饶事件”恰恰不是“对什么黄金时

代造成了破坏”。正是这第一次尝试使难以捉摸的毛

泽东被周期性地吸取到这一社会工程的极端，恰恰

滋生了可疑动机，并去寻找尽可能的政治稳定之梦。 与毛泽东一起倚坐在北京的一个游泳池边上的

人是谁?那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世界上的两位马克

思主义巨头，在刚好容下他们硕大身躯的游泳池内

争论着核战争。

我们这个时代许多重大争论中的一个就这样开

始了。 在这两 个巨头 中，究 竟谁是 国际共 产主义 运动中

斯大林 1954 年 9 月 29 日，苏共中央第一的真正

书记赫鲁晓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来中继承者? 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 周年纪念谁的路 活动，并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毛泽东在线将在 欢迎赫鲁晓夫的到来。对美国

扩张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取得成功?与大多数乌 克兰农民一样，赫鲁晓夫向来不喜欢游泳，因此， 这一轮谈话暂时是毛泽东占上风。

赫鲁晓夫是作为贵宾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 5 周年国庆的。他参加检阅游行，出席盛大招待会并 发表祝词。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热情友 好是他未曾料到的。他们俩热烈拥抱互吻面颊。整 个世界对不可遏制的共产主义堡垒甚为不安(1954 年秋，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美国与蒋介石也缔结 了盟约)。

从个人特点看，他们俩除了都有一个大肚子外， 很少有共同点。毛泽东的思想不轻易外露，炮筒子 赫鲁晓夫曾说：“我从来也不敢保证我完全摸准了毛 的话。”毛泽东爱好读书；赫鲁晓夫则喜欢玉米棒子。 毛泽东(用赫鲁晓夫的话说)“行动起来像熊一样沉 着迟缓”；赫鲁晓夫则像公牛到处乱撞。毛泽东放眼 世界未来；赫鲁晓夫则天天想着怎样对付美国的实 力挑战。这次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北京的会谈，是 五年来中苏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周恩来曾去 过莫斯科两次；刘少奇去过一次(历时三个月)。较 低等级的苏联领导人也曾访问过中国，但这五年来 毛泽东从未离开过中国。

尽管毛泽东没有这样明说，但斯大林死后莫斯 科确实对毛泽东更信任，也更慷慨了。以前在莫斯 科的公文袋里堆积的有关两党的所有分歧，在 1953 年到 1954 年期间得到解决。令人吃惊的姿态变化是， 《真理报》甚至称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赫鲁晓夫欣然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一 次访问亚洲——似乎也是更加友好的信号。

这次中苏最高级会晤的具体成果对毛泽东有利。 毛泽东得到了更多的贷款，收回了在苏联人控制下 的东北的两个港口。毛泽东不喜欢的中苏联合股份 公司被解散，这比毛泽东和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 日期提前了 25 年。苏联的报道史无前例地称中国为 “平等伙伴”。

然而赫鲁晓夫是在闷闷不乐中离开中国的。在 回到莫斯科后，他告诉同僚：“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 避免的。”

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蒙古问题。他曾同意 斯大林坚持外蒙古可以独立的意见——他当时不得 不这样做。但他认为莫斯科把乌兰巴托变成了关在 笼中的猴子。毛泽东后来说：“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但他们(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拒绝回答我们。”

从文化背景上看，这次会晤像是黑夜中交臂而 过的两艘战舰。赫鲁晓夫说：“每当我们要改变话题 时，中国人就送来茶——请喝茶，请，请„„按照 中国的文化习惯，如果你不立刻喝光，他们就会把 杯子拿走，再泡上一杯，放在你面前——如此接连 不断。”心胸狭窄的赫鲁晓夫感到毛泽东是在捉弄他。

赫鲁晓夫曾要求中国派 100 万工人去苏联开发 西伯利亚地区．毛泽东觉得这有些冒犯了他。赫鲁 晓夫放弃了要求，毛泽东(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却 说这个计划可以试一试。这时赫鲁晓夫失去了勇气， 但他只得履行他所提出的建议。20 万中国工人去了 西伯利亚。这个计划夭折了。

赫鲁晓夫愈来愈感到毛泽东过于精明，“他知道 怎样制服当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 阅国庆游行队伍时，赫鲁晓夫像是一个察看庄稼长 势的农民。焰火使毛泽东兴致勃勃，赫鲁晓夫则不 然。忽然周恩来发现了毛泽东的夫人，就走上前去 要把她介绍给赫鲁晓夫，但被毛泽东阻止了。他带 着江青迅速地穿过紫红色平台。走到稍远的角落， 夫妻在那里一起观看焰火。

很难说究竟是毛泽东不想让赫鲁晓夫见江青， 还是他不想让江青见赫鲁晓夫。

令赫鲁晓夫吃惊的是，毛泽东蔑视美国的威胁。 在游泳池边，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表达了帝国主义是 纸老虎的观点。赫鲁晓夫后来说：“我努力要他相信， 一两枚导弹就足以把整个中国化为灰烬。”

1954 年的这次讨论，使人想起毛泽东对 9 年前 广岛上原子弹爆炸的看法。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反应 是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在美国的原子弹袭击广岛之 后，重庆的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说：“这是军事 技术的一次革命。”但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

“原子弹能决定战争?”毛泽东在四天后的一次 讲演中问道，“不能。”这是毛泽东本人投下的一颗 炸弹。他批评道：“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 起，这是很错误的。”毛泽东极其严肃，“原子弹是 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他向来自内布 拉斯加州的关心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 斯·斯特朗重申了这一观点，“看样子可怕，实际上 并不可怕。《解放日报》不得不纠正原来的看法。 直到 1954 年，毛泽东仍然相信人的意志比武 器重要。对赫鲁晓夫来说，一样东西，如果你能吃 或能触摸到，那它就是真实具体的。而毛泽东则是 一个很自信的预言家，他坚信中国以及整个世界都 将螺旋式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必将灭亡。 赫鲁晓夫感到毛泽东把他看成是一个懦夫。*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确实曾在一件事情上达成 一致意见，但很快就被遗忘了，这件事 20 年后在不 同情况下重新被提了出来。当时赫鲁晓夫曾提议就 欧洲安全问题召开会议，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好主意。 于是，赫鲁晓夫向 23 个欧洲国家和美国发出了邀请， 但西方不感兴趣。后来当赫尔辛基金会议在 1975 年召开时，毛泽东指责这是对苏维埃的背叛。

赫鲁晓夫访问毛泽东以后，随之而来的是诋毁。 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向西德总理阿登纳暗示，中国 “可能会给西方带来麻烦”。毛泽东毫不怀疑，苏联 人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儿子党”或仅仅是“爱国 党”。5 年以后，赫鲁晓夫还对艾森豪威尔说，他和 毛泽东“是好朋友”，看来这话不可信。

游泳池的那一幕不过是中苏分裂的开端。究竟 有无必要害怕战争?这一问题使毛泽东和赫鲁晓夫 的分歧愈来愈大。在赫鲁晓夫抵达北京的当晚，毛 泽东就表明了他的立场。作为“意图的测试”(这是 北京的说法)，他下令猛烈炮击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大 小岛屿。炮声将引起更大的回响。

1951 年末，毛泽东曾告诫江青“做好分内的工 作”，这是他一种进退两难的答复。这导致毛泽东的 第三次、也是最长的一次婚姻步入微妙关系阶段。

党在 1950 年给了江青相当重要的工作。她负责 中共中央机关的部门管理工作，同时管理文化部电 影处。

但是，毛泽东的“绣花枕头”(赫鲁晓夫这样称 江青)树敌过多，有人要求她辞去党内工作。江青向 毛泽东申诉。但江青本人也承认，毛泽东实际上站 在批评她的一方。毛泽东的解决办法是叫她做好分 内工作。

事实上，江青大多数时间是在病床上或在莫斯 科度过的，或两者兼而有之。

她在 50 年代确实经常生病。但毛泽东认为她实 际上的病比她胡乱猜疑的要轻得多。毛泽东在几年 后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似乎是对江青而发：“过分讲 究吃、穿、住和小汽车，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潜 在原因。”

有时可以看到江青和毛泽东一起出席招待会 [驯，但他们俩一分居便是数月之久。在 1949 年到 1957 年期间，江青为治病四次赴苏．她不在中国的 时间加起来差不多有 3 年。尽管在这一时期毛泽东 也去过莫斯科两次，但他们在这个苏维埃首都并未 住在一起。

江青去莫斯科疗养至少有一次是违背她自己的 意愿的，然而毛泽东支持那些坚持要她离开的人的 意见。在 1956 年至 1957 年间。江青第四次赴苏时 消沉到了极点，渴望能回国。然而，1957 年 1 月周 恩来去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晤时带着毛泽东的明确 指示．江青应当待在莫斯科直到恢复健康。

江青一直担心会有与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同样 的遭遇，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贺子珍也曾被毛泽 东送到苏联，后来又从一所苏联精神病院出来。

所谓江青只需做好分内的工作可能意味着，从 党的角度上讲，就是不让她担任要职。但江青以毛 泽东的秘书自居。不过好景不长，不到一年的时间， 她就被赶到了莫斯科。江青说，是“某些领导人” 作出的这个决定。㈣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同意这个 决定的话，他能够否决它。

不管怎样，按江青自己的说法，在 50 年代她曾 为毛泽东工作过一段时间。在一张特制的倚床上， 她翻阅着文件，把重要的内容呈送给她现在称为“主 席”的人。当她为他读电文和报纸时，他坐在她的 床边，似乎江青了解的情况比毛泽东多。

毛泽东从来没有公开谈起过江青在这一时期给 他的帮助。他对江青 50 年代受到的冷遇不闻不问。 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是党给毛泽东施加的压力。 毛泽亲与差；品；磊羞执政高层中一直不受欢迎。

在北京，毛 泽东经常看到他 的两个女儿，因 为李讷和李敏就 住在家里。50 年 代中期，她们进 入北京大学㈣学 习。李讷显然是 两人中较为聪明 的一个，她选读 了她父亲喜欢的 历史，李敏则学

习自然科学。 1949 年春夏之交，分别 7经常出人毛

年多的大女儿李敏从苏联回国家的另一个人是 了。毛泽东十分兴奋，说李敏毛泽东的侄子毛 是他的‚洋宝贝‛。远新，他是毛的

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在 1943 年被国民党杀害。 5 年了，毛泽东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

1954 年毛泽东写给在北戴河度假的

两个女儿的信。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谈到“革命”。革命进行了 这么长的时间．它已具有一种包罗万象的意味。现 在，革命像一只打开的箱里的物品一样分解为各个 部分。

革命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

革命意味着整天在工厂工作；意味着学习毛泽 东思想；意味一个小姑娘把她刚在学校里学的汉字 教给她的祖母；意味着有理想的年轻人从北京奔向 农村，向那些只关心天气和温饱的农民传播共产主 义思想。

革命就是较好的健康卫生，长长的会议，高高 的帽子，关闭的寺庙，新建的桥梁，粮油票证，印 尼总统苏加诺对“人民中国”的致意。

在农村还有一些小的战斗，但很少有大的战役。 没了地主，也没了日本人，只有胜过穷互助组的富 互助组。懒汉受到管教，爱管闲事的人受到处置。

乡土中国离高福利国家还相差很远。收入尚不 平均，没有社会保险，必须劳动谋生，家庭出身至 关重要。

但每个人之间互相合作的义务比过去增强了， 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这样。此外，社会主义还意味着 那些终身制的干部们不断召开会议。告诉人们应怎 样生活。他们工作努力，襟怀坦荡，可以说无懈可 击。但他们事无巨细，包揽一切。

当毛泽东改变自己以前对人口增长的看法，提 出要计划生育时，干部们积极响应，把农民召集起 来开会，“他们甚至告诉你夫妻什么时候同房，”有 人曾这般抱怨说。

新年贴出的春联也换上了新内容。以前春联的 内容是美德和富裕，现在你要贴上实现五年计划的 标语。从传遍千家万户的喇叭中传出来的也是新口 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是听到最多的口号之一。们 就要到达北京了，那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播音员 们把播放唱片音乐和启发式宣传的职责结合起来， 她们刺耳的声音使新中国保持思想上的警觉。

他们果真如此吗?主要问题是社会性的而不是 思想观念上的。人民以建设者的姿态共同做对中国 非常重要的工作。至于每个人内心里究竟怎样想， 毛主席很快就发现他自己也不了解。

毛泽东让中国寻求一种单一的世界观。他喜欢 听解放军军官为士兵洗袜子、内衣裤一类的事，以 显示差别已随风而去。在这种姿态拍打下他的时代 开始了，在一个幅员辽阔、等级意识强、相当看重 物质的社会它绝不会真正达到制度化。然而将军自 己洗袜子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这是容忍落后，激起 人民去努力使中国成为一片更好的净土。如果没有 这种带有偶然性的姿态，中国不见得会更好一些。

在 50 年代，毛泽东的中国是比斯大林的苏联更 为自在、更少愤世嫉俗的地方。大多数人似乎具有 工作的精神而不是把眼睛盯着钟点。他们似乎可以 在公园或在家中放松一下．社会主义不会削弱中国 厨师的奉献。

另一方面，毛泽东并没有打破中国人由来已久 的自得其乐的思想。他没有激励他的人民去探讨中 国以外的事情。中国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的视野 是这样的狭小。

毛泽东的中国像是一个大家庭。他要求人民要 像过去尊重宗族关系那样，建立并尊重新型的同志 式的亲密关系。当听说他的儿子战死在朝鲜战场上 时，他所说的话反映了这一点。噩耗传来，他控制 住自己的感情，沉默了好久才说：“没有牺牲就没有 胜利。牺牲我的儿子和牺牲别人的儿子是一样的。”

诸如此类的关系在中国并不新奇。在汉语中， “大家庭”是指“所有的人”。古代的君臣关系如同 父子关系。县官被称为“父母官”。任何人都不是真 正独立的个体。包办他人的事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

这样，法律的作用就很小。父母从来不通过法 律来解决与子女的纠纷，子女也没有诉诸法律的自 主权。

毛泽东的中国就是这样。如同在旧中国的家庭 里孩子有一种安全感一样，在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也有这种感觉。在过去，如果父亲指责孩 子有错误行为，孩子没有权利为自己辩护或要求公 众裁决。毛泽东的公民也是如此。父亲对子女是恩 威并重，毛泽东的权力也是与其思想的威望密不可 分的。团结合作的大家庭而非有限公司，正是毛泽 东的目标所在。

这一事实能说明毛泽东与中国存在着对抗吗? 很难这样说，至少目前还不是。

毛泽东夺取政权的方式是从本国实际出发的。 他脱去了马克思主义身上的西装，并给它穿上中国 的长袍。他像农民起义者一样上山打游击，而不是 像列宁占领圣·彼得堡的十月革命那样去攻占上海。 他的奋斗目标也是从中国传统中采撷而来的。他认 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国家就是实现大同世界。

80 岁的毛泽东会见新民学会老友——曾为杨 开慧接生毛岸英的李振翩博士。

他同宗教没有太大的斗争。卡斯特罗要反宗教， 波兰人要反宗教，甚至苏联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反宗 教。在中国，对另一个世界景观的向往要比天主教 的古巴和波兰以及东正教的俄国更淡漠。

毛泽东将自己融人中国的精神传统就如戴手套 一样方便。孔子不相信有上帝其人，毛泽东也没有 废黜什么东西。孔子相信宇宙有其内在的规律性， 毛泽东也是如此。

对于毛泽东主义者来说，道义上的真理受制于 自然秩序，这与清朝达官有共同之处。

然而，毛泽东的确同中国——同两个中国发生 了冲突。例如，在这一文明中，极少有过靠社会纽 带紧紧维系在一起的如此强大的国家政权。毛泽东 的政权用法规来管理人民，这只有在 2 200 年前的 秦始皇朝代能够这样，秦始皇以后的朝代很少如此。 他用中国的法家传统、依靠管理法令而不是占统治 地位的儒家公德思想把中国治理得井井有条。

毛泽东甚至还与他自己创立的新中国相矛盾。 作为一个新法家，他使中国从束缚和神秘中获取了 自由。这些束缚和神秘就是：家族压迫、对天的敬 畏、极端的地方观念。但他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 国整体主义者，他要把亿万中国人按照一种新的方 案结合起来。他的新国家已开始培养现代公民，但 要多长时间这些公民才能跳出受前现代社会影响很 深的毛泽东的体制呢?这仍是未来的危机之所在。

50 年代中期，毛泽东坐在他的书房里注视着中 国的威望在世界上日益提高。他不出访，也不写有 关外交的文章。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集了 1950 年到 1957 年毛所写的文章)中，99％是关于国 内问题的。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非正式讲话中也 很少讨论外交政策。

出国访问主要由周恩来执行。1954 年，周恩来 出席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扩大了中国 的影响。在 1955 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使中国与 不结盟国家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毛泽东只是运

筹帷幄， 他进一步 发展了古 代中国的 无为而治 思想。 可以

肯定，中 1954 年末，缅甸联邦总理吴努来国在朝鲜

中国访问。期间，毛泽东同吴努力多的胜利提 次会谈。他说：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高了毛泽 进了解，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

东在世界上的威望(在朝鲜战争期间，有许多国家不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争结束后，不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国家马上就少了)。斯大林逝世后，毛泽 东的威望进一步提高。毛泽东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就， 对第三世界产生了特别大的吸引力。

外国人纷纷来拜见毛泽东。他们主要来自亚洲。 缅甸的吴努总理于 1954 年来北京向毛泽东表达敬 意，毛泽东给他留下的印象如其所愿。西哈努克 1956 年第一次在北京见到毛泽东。“我喜欢那些亲 王们，”毛泽东对这位柬埔寨亲王说，“因为当他们 不反对革命时，会像你一样反对帝国主义。”另一个 亲王——老挝的苏发努冯·富马——在 1956 年也去 了北京，但毛泽东并不像喜欢西哈努克那样喜欢他。 毛泽东一直支持柬埔寨的中立派即亲王的力量，对 老挝中立派即亲王的力量的支持时间则较短。

第一位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度尼西亚大使莫 诺努图在回忆他拜访毛泽东并向毛泽东递交国书时 说：“就像去路易十四的宫殿，仪式是那样的庄严。”

上午 10 时，莫诺努图大使在紫禁城的朱红大门

前受到中 国礼宾司 司长的迎 接，乐队 奏起中国 和印尼两 国国歌。

莫诺努图 1956 年 2 月 28 日，来访的柬埔寨国王 的六位随 西哈努克亲王为毛泽东佩柬埔寨王国 从留了下 的最高勋章。 来，他被

领进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厅。大厅两旁摆着明代瓷花 瓶，一条巨大的红色地毯铺在中间。大使穿过大厅， 一扇门轻轻打开。他走进了装饰相同的第二个大厅， 这时又一扇门打开了，毛泽东就站在那里，高大、 沉着、慈祥。

当接见外国大使时，毛泽东的礼仪官员要他穿 上深色西装和黑皮鞋。毛泽东拒绝了，宁可不经意 地穿着旧衬衣、旧裤子，一种折中方案是穿中山装 和棕色皮鞋。

没有谈话，毛泽东和大使只是交换了国书。然 后，一直陪同在旁的周恩来把大使领进隔壁房间。 在那里，毛泽东和这位印度尼西亚人就爱国主义与 和平作了简短交谈(与此同时，另外六位随行人员被 带到另一个房间去喝香槟，吃中国甜点心)。

例行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起身离去。莫诺努图 发现自己从另一个门走了出来。“我觉得不应当问毛

泽东任 何问题， 他像是 一尊神。 如果你 有什么 实际问 题，应

1955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和周恩 当去找 来在中南海会见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 周恩 国民会议会长久原房之助（中）。仿佛老 来。”

朋友见面，亲切自然。左二为廖承志。

毛泽东似乎的确把自己视为亚洲(而不是西方) 来访者的君主。有的人喜欢他这样。缅甸总理吴努 说：“他看上去慈祥宽厚。”但有人悻悻察觉出这位 中国老人的傲慢。“毛从来没与我谈论过天国，”莫 诺努图说，“但我认为他肯定信仰它。”尽管那些喜 欢毛泽东的亚洲人的报道经过竭力烘托，但毛泽东 给人的印象总是欠欠身子，似屈尊俯就，迷惑一下 来访者。

在 50 年代，毛泽东很少注意非洲，也很少会见 非洲人。只有一次他把中国与非洲大陆相提并论， 就是当他得知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将对那里的华人产 生歧视时，他支持黑人抗议该法案的行动。

1955 年秋，毛泽东接见了自抗日战争以来到访 的第一位日本人。几周内，他又接见了两个日本代 表团。毛泽东正以新的姿态对待日本。在以后的 20 年中，毛泽东会见日本人的次数比其他任何国家的 客人都要多。

50 年代初期，毛泽东曾希望日本左派能执政。 他过于乐观了。整个亚洲并不会随着中国的沸腾而 沸腾。到 1955 年。毛泽东改变了态度，他开始与任 何日本人握手(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为的是想让 东京的天平倾向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与蒋介 石断交。

1954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和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元首、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 周年庆祝大会上。

1956 年年中，毛泽东曾向日本提议签订一项包 括中、日、美三国在内的“太平洋条约”。

虽然当时被轻蔑地拒绝，但在 70 年代当毛泽东 联合日美反苏时，“太平洋条约”已在精神上达成默 契，只不过没有形成文件罢了。

毛泽东没有会见任何美国人，因为杜勒斯咒骂 他，“封锁”他(让人好笑的是，美国花那么大的力 气去封锁一个世界上最自给自足的大国)，并且预言 他的政府将“垮台”。毛泽东不时地会见苏联官员， 他要与俄国人安然相处不得不这样做。

正是通过亚洲舞台(还包括一些属于第三世界 的其他一些地方)，毛泽东树立起了自己的外交形象。 在第三世界的舞台上，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英雄— —他只待在幕后派周恩来去传达路线方针。*

*周恩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时，很少说话, 有时干脆什么也不说。但是，当他单独与外国领导 人在一起时，他则以绝对的权威来处理事情。毛周 的这种关系为世人称奇。有一次，吴努(他的诚实使 他显得不是天真幼臻就是莽撞冒失)当着毛泽东的 面对中国‘侵犯‛缅甸边境发了一大通牢骚．毛泽 东平静地解释时周恩来则坐在一旁沉思不语。吴努 的同僚认为他对毛泽东的直接冲撞对他不利。

第二天，当周恩来陪同吴努一起去北京机场时， 吴努诚恳地问：‚周总理，我昨晚那样对待毛主席是 不是不妥?‛‚吴努，‛中国总理平静地回答，‚你和 我是经常见面的，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对我说， 不必对毛主席说。‛‚我很抱歉。‛‚没关系，‛周热情 地说，‚不必过虑。‛

中国曾受尽欺压——这与亚非其他国家命运相 同。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亚非国家也是这样。 中国也同样是有色人种——在欧洲，即使共产党也 没有与第三世界的有色人种建立起这种稳固的关系。

万隆会议时代使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威望大大提 高，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同他的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一时期毛泽东脚踏着两只船。他开始打第三 世界这张牌，他知道他的苏联朋友做不到这一点。 总有一天这会导致中苏关系紧张，所以在 50 年代中 期，毛泽东打第三世界这张牌时小心翼翼。

作为亚洲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又 领导了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毛泽东在第三 世界阵营中有着特殊的影响。但在 50 年代毛泽东并 不以此来对抗莫斯科。他不说第三世界是世界政治 力量中的最重要力量，他也不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世 界革命的新发源地，这些思想是后来才提出的。

许多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领导人都被毛泽东的 隆重接待弄得激动万分。这些领导人一踏上中国土 地，首先看到的就是从机场进入市区时，两旁悬挂 着高达 30 英尺的他们本人的神采奕奕的肖像。当天 早晨的《人民日报》早已告知亿万中国人，来访者 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中国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待 所有来访者，保证其名字出现在报纸头版的热烈欢 迎的文章里。

来访的领导人从未见过像天安门前的国庆游行 那样如此壮观的场面。毛泽东的巨幅塑像架在引导 着游行洪流的彩车前部，塑像的手向前伸展好像是 要去触摸正在凌空飞舞的彩色气球。这些外国政治 家的心绪也同气球一起飞舞腾空。

盛大宴会照例举行。对来访客人国内经济的发 展给予援助作出了许诺。最后，受到毛主席接见的 极大荣幸，使来访者欣喜异常地回到自己的小国。

监狱生活——如尼赫鲁一样，许多人在那里待 过数年——绝不是这样。华盛顿、巴黎和莫斯科似 乎都不乐意看到,北京能与它的亿万民众和谐共处。

1956 年秋天，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来北京见毛 泽东。苏加诺的一位助手回忆说：“他们相互拥抱， 就像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他们一起站在一辆帕卡 德敞篷轿车上，车子像乌龟般的缓缓驶入北京市。 毛泽东面带微笑，挥动右手向群众致意。苏加诺像 个小学生的样子，微笑着向群众做手势。到处都充 满了泛亚友谊。欢迎的人群站在离敞篷车 5 英尺远 的路旁抛撒着鲜花。漫步而行的警察并不阻拦他们。 绝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

礼炮鸣过 23 响。当毛泽东和苏加诺落座于天安 门城楼上，16 排纵队的游行队伍在下面开始接受检 阅。隆隆坦克，如林枪支，喧天锣鼓。运动员翻着 筋斗。游行的人们一会儿挥舞彩扇，一会儿又举起 鲜花或标语，人潮花海，令人目不暇接。太阳好像 也来增彩，将光辉洒向欢迎的队伍。据说动员了 50 万群众„„

在前一天晚上近 8 点钟，就有一位妇女在紫禁 城附近西单街上挨院串户，每到一家她就以清脆的 嗓音通知：“苏加诺总统明天到达北京，政府已决定 动员 50 万居民隆重欢迎他。”这位妇女是这一地区 不拿工资报酬的居民委员会成员。

在一家住户门口，她特地这样具体布置：“你们 家有四口人。居委会希望去两个，下午两点之前到 西单街，你们的位置是在这条巷子的出口东面。你 们要等到苏加诺总统和毛主席通过以后才能离开。”

这种欢迎场面不仅仅是因为太阳才有了光彩。

西单大街的居民们对毛泽东和苏加诺有什么感 想呢?在 50 年代，感情并不是根本点，它锁定在爱 国热忱中。那是爱国的场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中国人民不愁吃穿，没有失业，生活安定，他们个 个都有自豪感，人人争做贡献，因而这样艰巨繁重 的任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承受的。

尼赫鲁来了，这是一次重要的访问。因为印度 对毛泽东来说很重要，尼赫鲁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 尼赫鲁不像大多数印度人那样令人难以理解。他是 一个现代人——不像莫拉尔吉·德赛那样喝小便。 在 1949 年，毛泽东曾谴责这个印度人是终将被扫进 历史垃圾堆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次来访时，毛泽东 以极大的敬重之情，热情洋溢地赞扬尼赫鲁反抗英 国人的斗争。

但是，在谈到核战争时，毛泽东的论断却令尼

1954 年 1O 月 21 日，毛泽东和印度共和国总 理尼赫鲁在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 赫鲁大为震惊。毛泽东说：“他(指尼赫鲁)相信，如 果原子战争爆发，整个人类将毁灭。我认为，即使 发生最坏的事情，也不过是有一半人死去，另一半 人会活下去直到消灭帝国主义，全世界都变为社会 主义。”*

*《北京周报》，1963-09-06。我们发现，毛泽 东的这种自信像许多观点一样，是从中国古代历史 中得到启发。1956 年他在党的‚八大‛上说：‚战 争危险的存在用不着害怕。死掉一半人在中国历史 上发生过不止一次。汉武帝时期人口是五千万，到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减少到一千万。‛毛泽东又进 一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说明人口减少并不影响 文明的进步。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毛泽东和尼赫鲁在 1954 年间在大多数问题上 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有关于战争的看法两人截然对 立。尼赫鲁对国际事务采取道德主义态度，毛泽东 只是对国内事务采取道德主义态度。

在处事方式上，这两位领导人大相径庭。毛泽 东认为尼赫鲁讲话哕唆——中国人发现印度人总是 这样，毛泽东在 20 年代就发现 M．N．罗易有此毛 病。尼赫鲁则认为毛泽东狡猾——这是印度人对中 国人的普遍看法。

毛泽东主张与印度友好相处。他尊重列宁把德 里看作未来世界革命枢纽的论断。然而，对于毛泽 东来说，他缺乏那种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建立稳固关 系的冲动，这就使得毛泽东和尼赫鲁在反殖民主义 的道路上不能在一起走得很远。

作为中国人，毛泽东是以“黄种人的眼光”来 看待世界的(事实上，许多大国的公民都有种族优越 感，像中国这样的大陆强国更是如此)。在历史上， 中国很少走向世界去寻找它所需要的东西，只是到 了 19 世纪才需要这样做。中国是一个“中央帝国”， 这不仅是它的自我认识，也是在地理上的现实存在。

对于毛泽东来说，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了他 这个人。他出生在山区而不是沿海。他的性格形成 时期不是在大城市度过的。这位主席的革命生涯是 从中国内地开始的。

他是从延安而不是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来看待世 界，这与斯大林不一样。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条 约的翌日，他像所有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一样，对此 不能理解。毛泽东 50 年代的绝大部分观点，都是他 在 30 年代末期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稳步发 展。过不止一次。汉武帝但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已 开始故步自封，倾向于脱离马克思主义正统。

毛泽东对中国之外的世界没有亲身的经历。赫

毛泽东一生勤奋读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是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

鲁晓夫在 1959 年对美国的访问，哈罗德·麦克米伦 1960 年的非洲之行，使他们的思想都受到震动。而 毛泽东没有这样的经历。

毛泽东非常了解外部世界。他不断地读书，在 50 年代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哪一位——甚至包括 戴高乐——在读书和写文章方面超过毛泽东。历史 和地理是他外国知识的两个主要方面，对科学技术、 政权上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更替他不甚感兴趣。

对毛泽东来说，对外政策只是为着单一的目标， 即使新中国可以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对国 外的事务一概不感兴趣。他对每个国家(除了苏联) 的态度都是：“你们到我们这里来。”至于同“帝国 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他告诉他的同事：“不但 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 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在生活方式方面，毛泽东是以一位农夫来过皇 帝的生活。他可能想吃有蛆浮在上面、冷却了的蘑 菇汤而责怪护卫，然而在与另一位职员谈话时则暗 示他自己俨然“皇帝”。他的生活方式的慷慨大度主 要在于大量的服务和献好。做好的猪肉虽肥，摆上 了桌子就是上品。毛泽东从不梳理他自己的头发， 不把书放回书架。不是自己穿袜子，不使用房门钥 匙，不吃未经专门的食物品尝师事先品尝过的鱼， 也不亲自拨打电话。

毛泽东不可能轻易得到放松。他不怎么欣赏音 乐，不怎么打牌，也不频频出席宴会。中国传统戏 剧倒不时能打动他。他第一次欣赏川剧时是如此入 神，戏至高潮时他眼睛盯着舞台。以致香烟快要烧 尽而烫伤他的嘴巴。游泳和跳舞是他最喜爱的娱乐。 舞会发端于延安并延续至 50 年代。有些舞会在中南 海举行．有一些则在北京饭店或国际饭店。中南海 的舞会由于有职员和家人参加而气氛温馨，毛泽东 的孩子和保安局负责人叶子龙的孩子特别喜欢参加 成人的舞会，她们要么邀毛泽东跳舞，要么邀请朱 德跳舞，当音乐声起时狐步舞即跳起来了。

★第十三章 疑虑(1956--1957)

有时一年犹如人生百年。对美国和欧洲大部分 地区来说，1968 年就是这样的一年。对于中国(乃 至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来说,1956 年就是这样的一 年。它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内部的运作规则。自解 放以来，毛泽东从来没有像在非斯大林化的时期那 样受到震荡，他喜忧参半，小心谨慎。

1954 年对毛泽东来说是个好年成。权力得到巩 固；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展顺利；是年秋在与赫鲁晓 夫相处时处于较有利的地位。1955 年，他开始感到： 他可以加快马力实现某些宏伟目标了。

然而，他在 1956 年遇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阻 力。

1955 年年中，毛泽东在谈到农村形势时，疾言 厉色道：“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 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 快了。”他认为，农村出现的将是一场风暴，像他在 1927 年看到的那样。“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 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

1955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 这次会议根据同年 7 月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 题》的报告作出决议，加速推进农业合作化。

争论的问题是怎样推进农业集体化，这是世界 上前所未有的事业。5 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正被 引导着进行集体劳动以取代各自单干。

第一步是大约每 10 户组成一个互助组——同 小农所有制相比没有很大改变。下一步便是合作社， 实际上就是公有制。对毛泽东来说，这令人心情激 奋。自 50 年前反对父亲的压制时起，他就一直在考 虑土地问题。现在。解决的办法就在眼前，他当然 会毫不犹豫地抓住它。他认为。只要使农业集体 化．就能牢牢地巩固社会主义政权。

并非每个人都同意毛泽东的观点。土地改革完 成之后，刘少奇就曾对农民说过：“从现在开始大规 模的运动已不再合适，主要的问题是集中力量进行 经济建设。”1954 年，筹备起草新宪法期间，另一 位高级官员也表示过同样的意见：“过去．共产党依 靠搞运动取得了胜利，今后，必须依靠法制建设社 会主义。”

由于农业部拖后腿，毛泽东不得不把精明但脾 气暴躁的亲信陈伯达嘲安插进农业部任二把手，以 便执行他的路线。与此同时，一些地方领导人却在 筹划着解散合作社!全国 67 万个合作社中有 2 万个 因为办得不成功，已被强令解散。这些人的行动得 到刘少奇的支持，他们认为，大规模的集体化只有 到农业机械化时才有意义。

毛泽东提出一个口号：“多、快、好、省。”但 农业部作了篡改并拖了很长时间才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

50 年代的毛泽东不是斯大林。他不能够对那些 妨碍他行事的人加以屠杀或者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 亚。他只能进行诱导和利用。一天晚上，他会见了 80 位上海工商界领袖。这些人都是私营企业的老板， 共产党把他们称作“民族资本家”。考虑到他们有爱 国之心，同时也需要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到目前 为止，毛泽东一直允许他们自由经营。

1955 年 10 月 29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邀集全国工 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为了使这些企业界巨头们不受拘束，毛泽东语 调缓慢，如叙家常。“你们怎么不抽烟?”他亲切地 询问这群忐忑不安的听众，“抽烟不一定对你们有害。 丘吉尔一生抽烟，身体很健康。我所知道的唯一不 抽烟而命长的人是蒋介石。”

1956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在上海市长陈毅(右三)陪 同下，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九厂，和荣毅仁交谈。

毛泽东说，资本家的表现一直是好的，但最近 他在北京听说，有的商业资本家自己提出要国有化， 他们不想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过程中拖后腿。毛 泽东说他不相信，有怀疑，所以，他来到了大城市 上海，想听听诸位的意见。“我今天只带两个耳朵来 参加会议。”

这是毛泽东的策略。当然，如同脱毛凤凰，这 些资本家，已经嗅出正在发生的变化。在两个小时 的会见中，他们竞相表态要转向国营。他们的“要 求”当然得到了满足。结果，一个资本家星期一还 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到了星期五，就发现自己成了 拿薪水的经理了。可见，毛泽东不仅在农业中，而 且在工业中也在探索更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形式。

这次会议之后，有一则关于毛泽东的方法的故 事在上海各单位流传开来。毛泽东召见了刘少奇和 周恩来，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们怎样使猫吃辣 椒?”

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首先说：“这还不容易， 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 下去。”

对于这种莫斯科式的解决方法，毛泽东极为厌 恶地摆摆手，“绝不能使用武力„„每件事都应当是 自觉自愿的。”周恩来一直在听着，毛泽东要周恩来 谈谈看法。

“先让猫饿三天，”这位善于走钢丝的人回答， “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 它会囫囵吞枣般地全吞下去。”

与不同意刘少奇的办法一样，毛泽东也不赞成 周恩来的办法。“不能用欺骗手段——绝不能愚弄人 民。”那么，毛泽东自己的策略是什么呢?“这很容 易(至少这口气与刘少奇相同)，把辣椒擦在猫背上， 它感到火辣辣，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 做感到高兴。”

且不管这故事出自何处，毛泽东不喜欢强迫是 确实的。他还认为，政治欺骗不能唤起人们的参与 热情。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为自己的目标而成为 一个权力主义者。

毛泽东并不仅仅陶醉在抽象的社会一体化之中。 当时，在毛泽东看来，富裕和社会主义是一枚硬币 的两面。这也是刘少奇一直主张的观点。毛泽东的 特殊之处在于，他更强调道德意志。

他感到，中国农村正呈现出一种新的精神面貌。 这足以使农村一夜之间进入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社会 组织形式，而不需要机械化作为基础。当然，对于 落后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过程。在没 有物质刺激的情况下，集体主义精神是行之有效的 手段。

农村形势的高涨有利于工业的起飞。在 1955 年即将过去之际，现代社会主义之光正在毛泽东的 视野中闪耀。

1956 年是共产主义世界大动荡的一年。在这一 年，从布拉格到北京，“自由”成了时髦的口号。在 1955 年末第一片雪花还未落下之前，毛泽东也是鼓 励“自由”的。他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发展经济—— 他那种类型的经济。

毛泽东给知识分子松绑，他称知识分子是结束 中国极端落后状况的“决定性因素”。他扔给富裕中 农一块骨头。1956 年 2 月，他改变了以前的政策， 明确表示富裕中农也可以参加合作社(留在合作社 之外的人被看作是遭社会抛弃的)。

向富裕的王国奋进要想成功，需要知识分子和 富裕中农。这两种人都将被诱导着去“舔掉背上的 辣椒”。

但荒唐

的是，

知识分

子和富

裕中农

在毛泽

东所要

建立的

社会中

将没有

一席之

地。毛

泽东的

最终目

标是使 1956 年 5 月 2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 每个人 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都成为多面手，高度专业化的专业人员将被遗弃。 在农村中将出现新秩序：一切财产归属集体，个人 所有权无甚意义。

尽管如此，在 1956 年春天，中国人的狂热并没 有丝毫减少。

《论十大关系》是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政治局 会议上的重零讲话。长长的讲话满载着方针政策， 也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回归。50 年代初期，毛泽 东一直将翅膀夹紧，现在他要展翅欲飞了。

文章题目暗示，毛泽东不相信有什么稳定的直 线的发展。他很少谈“过程”这个词，只是谈“关 系”。他认为万物皆在变动。“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任何现象都蕴涵着矛盾，这 是他立论的核心。“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 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没 有绝对不变的事物，因此只有很好地去利用它的不 稳定性。人们不能停滞不前。真正的平衡不存在于 纯粹的计划之中，而是来自矛盾斗争的消长起伏。

毛泽东喜欢说“两条腿走路”。这是一种形象的 概括。离开了任何一条腿都不能走路，全部道理就 在于二者运动的关系。由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可以窥视到古代中国的阴阳、明暗、雄雌等思想 的影响；它们反映了一切事物固有的二重性．包括 毛泽东自身具有的虎气与猴气的二重性。

经济依旧是毛泽东的主题。但是他要的是一个 更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他要求：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 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中国不 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另一个苏联，况且中国人民应当 得到更多更好的消费品。“他们是竭泽而渔，”毛泽 东曾对他所信任的阴险狡诈的康生这样谈论苏联。 毛泽东所说的“渔”喻指工业生产，“泽”喻指人民 生活。

毛泽东说，要精简党政机构的三分之二。这是 惊人之言。乍看起来不切实际，但它表明了毛泽东 的思路：他想要松动一下僵化的官僚体制。

在与之相关的另一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中央的 统一性和地方的独立性之间的关系，这是他长期关 心的一个问题。这回轮到他的猴性的发挥了：“统一 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 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 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 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 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他还把这种道 家的格言用于分析工业。

毛泽东感到国防预算应当削减。“你对原子弹是 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 想呢?”他问政治局的同事们，“你是真正想要、十 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

国防部长彭德怀在这次会议上说：“如果将来爆 发战争，由我们出军队，苏联出原子弹。”从彭德怀 和毛泽东的关系来看。彭德怀的这一思想潜伏着对 他自己不利的因素。

毛泽东是从三个角度来考虑国防预算的。他已 开始意识到，中国和苏联将来不会携手并进。

在 1956 年，他坚信经济的增长会加速，这将成 为整个中国 60 年代的关键。

他阐明他自己的国防哲学：人民战争加原子弹。 他不热心发展拥有大量昂贵常规武器的中等水平的 正规军。

中国百花盛开之时，正值东欧硝烟弥漫。就在 毛泽东第一次发表他那新的温和路线的讲话后的几 周内，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便传来了。 毛泽东不喜欢赫鲁晓夫的报告。

两年后，毛泽东在成都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确实，赫鲁晓夫的报告深 深地震撼了他。报告产生的刺激就像鼓点，在 1956 年余下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所有活动中不断回响。

先前，毛泽东曾在私下里诅咒过斯大林并且在 公开场合发泄过。现在，他在《人民日报》的一篇 6 000 字的文章中小心谨慎地试图用自己的机智把 内容弥合起来。他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是属于个人的， 而不是制度的错误。

在 6 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四次接见了苏联的 官员的来访，这对于其他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没有先 例的。到 1O 月，他甚至打电话邀见苏联大使，因为 他对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政治动乱表现出极大不安。

毛泽东曾在 4 月份告诉米高扬，他认为“斯大 林的功大于过”。这就是他对每一位来自莫斯科的来 访者所讲的主要观点，其精神实质与《人民日报》 的文章观点一致。他认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来说，任何其他的观点都会像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这难道不会给中国的斯大林投下一层阴影吗? 毛泽东没有公开提过这个问题，但这确实是他对于 非斯大林化的主要忧虑所在。当然，还有些理由已 足以使他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例如．关于反 斯大林一事，莫斯科应当事先与他交换一下意见。 如果斯大林真是这样的恶魔，那么，在他身边的那 些人这么长时间里都在做什么呢?毛泽东认为，赫鲁 晓夫自己即使不是“帮凶”，也是“傻瓜”。

但无论何种指责，都同他在中国的最高权力相 比无足轻重。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斯大林，他还是 中国的马克思和列宁，不过他当前的角色是中国的 斯大林。

朱德和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 大，他们亲耳听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所做的振聋发 聩的攻击。朱德同意对斯大林的这种公开指责，邓 小平则心存疑虑，要等候毛泽东的指示才作出反应。 于是他们把赫鲁晓夫的报告内容发回北京。结果， 政治上笨拙的朱德又一次说话失慎，而精明的邓小 平则再次表明了自己的正确选择。LZS．

毛泽东在一系列的讲话中号召知识分子自由鸣 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口号可不是来自马 克思，而是来自古代中国的传统。

刘少奇公开指出这一口号不是毛泽东本人思考 得出的。这位党的第二号人物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 一次讲话中说：“百家争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 了。„„后来毛主席改进了它，并把它作为‘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还有许多事并不是毛主 席先想到的，他仅仅加工改造了它们。”这是一个大 胆的评论。 (事情挺多的 !刘少奇还有什么其他想 法?)

毛泽东主动撤去了对中国思想自由的压制，这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是没有先例的。欧洲的非斯大 林化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的行动早于他 们。

为了发展经济和其他事业，毛泽东需要的是来 自中国男女老幼的革命激情，而不是唯唯诺诺。他 认为中国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就，而新的图景正在考 虑之中。

毛泽东作为虎需要更多的经济成果，作为猴则 想知道他受到敬爱的程度。

毛泽东说，可以让“美国之音”和蒋介石讲话 出笼。刘少奇插话说，新闻报纸应当从政府机构中 分离出来以使其更加独立。他建议，要给记者以较 大的自由度，保证他们有高工资，“甚至可以比毛主 席的工资还要高”，这样，他们才会“讲真话”。

许多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毫无顾忌地谈出了内 心想法。他们只是从表面上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中 国属于六亿人民”，一位学者在《人民日报》上撰文 说，“它不只是属于共产党”。这种反对一党专制的 叫喊，便是在毛泽东四周突然开放的百花园中普通 的一朵。

第二朵花差不多也是普通常见的，这就是反对 共产党对中国各个领域的生活实行严密控制，作家 们要求有更多的思想自由。

毛泽东后来问赫鲁晓夫(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 只想激怒这位苏联人)对“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怎么 看，赫鲁晓夫否定了它。他说：“任何一个农民都知 道，有些花应栽培，而其余的应砍掉。”赫鲁晓夫声 称：“毛泽东也认为这一口号可能不适合于苏联。”

这确实是一种毛泽东主义的 15 号，它反映了毛 泽东性格中的两重性。在他内心深处他是蔑视每一 个知识分子的。这部分是由于他赞成列宁的观点(赫 鲁晓夫也赞成列宁的观点)，部分是由于毛泽东在早 年深受“学阀”之苦。但与列宁主义者不同，他认 为知识分子是可以改造的。

“在团结他们的同时，要教育他们。”这是毛泽 东建立统一战线的信条。对于斯大林来说，统一战 线就是争夺权力，要纯而又纯。对于毛泽东来说， 处理好统一战线内各派别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联合 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击眼前的敌人。

斯大林把他在战争时期与美国和英国的结盟看 作是统一战线，他的目的只是要打败希特勒及其帮 凶，并不试图去改变美国和英国的社会制度。毛泽 东与蒋介石建立的统一战线有双重目的：一个是打 败日本，另一个是在与蒋介石共处的同时削弱他的 势力。

毛泽东采取一种比斯大林更温和、更有耐心而 且从根本上不妥协的政治技巧。即使是在掌权时， 他的这种导师气质从未消失过。

1956 年岁末，毛泽东说出了他理应在多年前就 想说出的话：在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中国共产 党党内打击他的那些人都是斯大林的弟子。毛泽东 没有早一点说出来，表明他对这位苏联独裁者还是 非常敬畏的。

尽管为时过晚，但将其摆明不愧为巧棋一着。 他鞭打斯大林这具僵尸，就为自己作为正确的中共 领袖罩上了一圈美丽光环。

毛泽东和生物遗传学家童第周(右二)、语言学家 胡愈之(右三)、数学家华罗庚(右四)、社会学家费 孝通(右五)等在一起交谈。(1956 年 2 月)

百花丛中出现了毒草。在武汉爆发了一场大规 模的学生运动。在 1956 年炎热的夏季，大规模的示 威使这场运动达到高潮，叫得最响的口号是“欢迎 国民党!”“欢迎蒋介石!”

香花也许确实已变成了毒草。在英国和美国受 过教育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 文章，对毛泽东的百花齐放政策有所贬低。文章说， 毛泽东的号召有点像“早春的天气”，“乍暖还寒， 开放的鲜花易遭霜打而凋落”。

与那些敢于直言要求议会选举和新闻自由的持 不同政见者相比，这些在基层广泛蔓延的怀疑主义 态度更使毛泽东感到失望。

毛泽东下令禁止百花齐放，原因之一是迫于刘 少奇及其他同事的压力。在 1957 年初的一次讲话中， 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人 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一区分是模糊不清的。* 这种模糊性，像是令人胆战心惊的阴云，在毛泽东 余下的 20 多年里一直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一个阿飞在上海的一所公园里论证了这种 19 分是何等模糊。当他企图强奸一名妇女而被抓获时， 他竞不以为然，并愤怒地向警察臼问：‚你来干涉是 什么意思?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与你无关。‛警察只 好疑惑地离开了他。

费孝通的怀疑是明智的。到 1957 年末，许多学 者在几个月前还满怀希望，妄自尊大，直言不讳。 现在，他们却在打扫办公室(坐在办公室里的都是一 些没有大胆直言的人)隔壁的厕所。丁玲(她与毛泽 东的关系时冷时热)当时在擦洗作家协会大楼的地 板。

毛泽东说：“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 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 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口气已变，调子明 显降低，似乎含着哀叹。在未修订的二月讲话版本 中，毛泽东绝没有使用“修正主义”这个词。这个 粗糙的、未修订的版本中隐藏着非民主的思想。

毛泽东在 1956 年乐观地过高地估计中国已变 成一个有组织的大家庭。当时毛泽东认为，“急风暴 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但后来他又改变 了思想。在他往后的年月里，这样的阶级斗争每隔 一段时期就要开展一次，不管“阶级”是否真正存 在。

毛泽东发动“双百”运动，允许自由表达不同 意见。他认为，各种批评和抨击可以防止政权的僵 化，可以保证新的一代有活跃的思想。越开放越好。 但是且慢，花苞必须按照园丁的旨意长大和开放。 允许自由鸣放并不是为了去追求真理，而是治病救 人的药方。

在政治局中，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毛泽东提出 双百方针的要旨(他们也不像毛泽东在 1955 年底有 那么一种活跃的心情)。刘少奇和其他一些人对于让 共产党接受放肆的、公开的批评很不高兴，只有毛 泽东一个人认为邀请党外人士来批评共产党有好处。

即使 1957 年初毛泽东作出了让步时，对某些人 来说这种让步是不彻底的。毛泽东在 2 月份一次会 议上发表讲话时，一些高级领导人起身离开会场以 示抗议。岩果，就这篇讲话是否应公开发表引起了 激烈争论。刘少奇从《人民日报》发表的会议照片 中消失了，另外还有包括朱德在内的五名政治局委 员的照片也没有出现。

毛泽东未来信仰的一个重要支柱就这样消失在 1957 年的冬雪之中。他促成社会制度的改造并获得 成功。土地集体化了，新的精神面貌正在农村兴起。 这些变化看来是不可逆转的了。

但是，毛泽东在构建政治制度方面却没有这么 成功。他冒着风险征集反对意见，然而又把它们抛 在一边。结果便导致了一个谨小慎微，甚至沉闷的 知识界。在毛泽东执政期间，“双百”运动只是毛泽 东在追求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政治体制之曲折道路上 所发生的第一个波折。毛泽东想以民主方式解决冲 突，同时又要确保不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他想激发 起人民自由争论的生动局面，同时又不能离开早已 确定的目标。“我告诉右派，要他们批评是帮助整党，” 他对他的同事说道，“绝不是要他们反党或向党夺 权。”

在 1956 年的紧张时期，毛泽东做了一件特别的 事情。他离开北京来到武汉，尽管首都五六月份的 气候要比武汉更宜人。他不顾同事们的阻拦，下水 游泳。

一次在广东游完珠江，毛泽东的保健大夫着急 了，他眼睁睁地看着人们护围着毛泽东悠闲地漂流 着。游完珠江后，毛泽东提出要游长江。没有人， 甚至没有一个当地渔民下过这条水流湍急的大江。 毛泽东的下属同僚都感到担心。邓小平说：“每个人 或多或少都有点主观主义，毛主席也不例外。他要 去游泳，尽管大家都不同意，他还是去了。” 两位 负责安全警卫的队长先被派去武汉试水，他们想， 在长江游泳对毛泽东是不安全的，因而想阻拦。然 而其中一人说了谎，说江水适应主席去游。反对游 泳者被毛泽东斥为“白痴”并让他“滚蛋”。

同时，毛泽东出行长沙去游湘江。早几年他就 知道．他的一名卫士被水蛇咬过，不过毛泽东倒幸 运，他乐陶陶地从江中爬起来点起一支烟。在长江， 武汉军区陈再道这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颇有 名声的司令员，当他为毛泽东准备下水游泳打前哨 而奋勇探索、跃人凶猛的江水中时差点溺死。甚至 周恩来和林彪都试图劝阻毛泽东去游长江，可是他 不听任何人的。他从汽艇甲板放下的软梯爬下汹涌 的黄色江水中。为了避免陈再道试图逆流而游的错 误，毛泽东只是顺流而下。他从武汉三镇的武昌出 发，游到汉口登岸，花了两小时时间。身上还滴着 泥水，他就坐了下来品尝起有名的武昌鱼，然后挥 毫写道：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馀。

毛泽东禁不住将自己与孔子比较，似乎不仅要 显示自己身体的强健，而且要显示他政治的强盛：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毛泽东大为孔子所感染，他的游泳确乎有点想 使自己跻身那显露个人精神价值的传统统治者的队 列中。毛泽东为旧的模式注入了新的手法。古代帝 王是通过优美的书法．或远离色欲的高雅来显示其 精神价值，但他们从未使用过游泳方式。从《水调 歌头·游泳》一词的下阕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心绪

所系仍 是经济 的发展。 他提到 了在扼 守武汉 的长江 两岸的

两山之 1953 年 2 月，毛泽东在‚长江号‛间建造 舰上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一座大 汇报，提出兴建三峡大坝的远景设想。桥：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人们不能不感受到，毛泽东此时既为中国有可

能被改造而兴奋着。同时也在担忧旧事物不会被轻 易改造成新事物。

游完长江之后，毛泽东的同僚下属都夸赞他。 但毛泽东风趣地对朱仲丽(一名医生作家，王稼祥的 妻子，是常接近毛泽东的一位)说：“人可不能逞能 啊!我这次在长江游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感到全身疲 乏，还要逞能，继续游，要不是叶子龙叫我上船， 我只怕淹死了。”“我不相信，”朱仲丽笑着说，“您 很会游泳。”“你不相信，群众也不相信，这种心情 我理解。所以，我就越游越起劲哕。”

毛泽东一直在南边巡游(直到波兰爆发了波兹 南事件及中国的后院西藏出,叛乱迹象)。他试图摆 脱在北京时日常事务的缠绕．慎独深思。他也是在 用他最喜欢的方式，融于大自然之中来放，松一下。 他的医生说：“毛泽东用他游水的方式统治中国—— 他坚持实行一些前所未有，猛进危险的政策„„”

当 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召开时，毛泽东心境不 好。这是自 1945 年以来的第一次党代会。11 年来

中国取得 了巨大成 就，但毛 泽东不是 在各方面 都能贯彻 自己的路 线。

有 56 个外 国共产党 代表团出

1956 年 9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 席了大会。 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 毛泽东主 持了开幕

式。事实上，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已经大大提高。 党代会的报告谈到中国的国际成就时,不时赢得阵 阵掌声，而在谈到国内建设成就时掌声较少。

就毛泽东的感受来说，这次党代会表现出过分 的自满。的确,他取得了几个明显的胜利：国防开支 被削减：毛泽东当时喜欢的邓小平被提拔到新的重 要岗位上，担任党的总书记。这就使毛泽东能与第 二号人物刘少奇那难以对付的势力相抗衡。

但是，党代会没有认可毛泽东的“大跃进”计 划，而提出了稳定发展经济的计划。更有甚者，它 开始限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45 年写进中国共 产党党章中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句话， 在 1956 年党代会通过的新党章中删去了。当然，这 次大会肯定受到 7 个月前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影 响。这在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对抗的史册上又增添了 一个斑点。

表面的平静中，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第一次大分 裂已悄然开始。尽管党章中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信 仰丝毫未变，党内争吵也没有激化。而且，毛泽东 对批评采取了容忍态度(李立三和王明得以重新入 选中央委员会)，但裂罅依然存在着，其中有两条裂 罅在以后的 10 年内已似鸿沟。*

*不是那么重要的第三号人物是彭真。他与刘

少奇关系密切。邓小平被毛泽东提升而超越了他， 彭真对此可不高兴。他绝不接近毛泽东，于是在 1966 年被毛泽东清洗掉了。

刘少奇第一次大胆地冲撞毛泽东。随着踏平这 些“障碍”想法的萌生，毛泽东不再是在跋山涉水 途中满脑子只想着革命事业的纯而又纯的英雄，而 是变成了有着复杂经历的政治家。在 1945 年党的七 大上，刘少奇的报告中 105 次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 但在八大上仅有 4 次。“集体领导”的话总是挂在刘 少奇的嘴边。刘少奇说，在中国，基本的政治斗争 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其目的是 要转移毛泽东对政治运动的热情。他大声呼吁，说 出了许多经济计划者想要说出的话：“在革命战争中 行之有效的经验不能够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刘少奇在解释为什么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 中删去时显得无动于衷。他说：“七大已经确立了毛 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即使现在不再提毛泽东思 想，我们每个人仍然知道它。”刘少奇进一步说：“另 外，如果总是重复已经习惯了的东西，也没有什么 意义。”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 已经对他在党内的最高权威的地位产生了影响。当 时亲近毛泽东的邓小平在一次对共青团讲话中说： “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他不会犯错误。”这听起来像 是为毛泽东辩护。交通部长(非中共党员)说：“社会 主义民主应当比资本主义民主更优越。资本主义国 家的总统有三年或四年的任期„„谁知道毛主席要 当多少年的主席? ”。

毛泽东在 1957 年初确实考虑过引退问题。他把 自己比做一名戏剧主角，他也怀疑自己是否正在衰 老而不能把戏唱好，但他下台。也没有向党和政府 提出辞职请求，仍然是党和政府的奇的辩解是：“所 有的”对。于苏联，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出言谨慎， 但在私下里他是指责莫斯科的。他决定同时接见米 高扬和波兰领导人奥哈布，这是带有恶作剧性的行 为。在交谈中，他明显偏向波兰，甚至赞扬被苏联 人诅咒的哥穆尔卡。

有仔细检查过。然而，毛泽东对波兰的这位第 一书记奥哈布说：“好像不谋而合， 中国和波兰一 直是很好的伙伴，我们对此很满意。”米高扬怒气冲 冲。奥哈布深受鼓舞，当即大胆地批评了莫斯科。 毛泽东就在他的办公室里挑起了两个外国领导人的 争端。

生这样的事情的话，米高扬不同意奥哈布对“波 兹南事件”所作的冷静分析。奥哈布反驳说：“波兰 人比苏联人更清楚波兰正在发生的事情。”米高扬大 发雷霆：“发表如此反苏言论的人，只能被当作敌人 来对待，这也适用于那些喜欢听这样宣传的人。”

奥哈布很难堪，与毛泽东握了握手，离开了毛 泽东的房间。

可是毛泽东也站了起来，与奥哈布一起走了出 去。米高扬被冷落在一边，气急败坏。他没有继续 参加中共八大，当天以 飞回莫斯科。

在 1956 年结束之前，毛泽东使用了一个词，这 个词马上在中国排字工人中传开。反对“修正主义” 应该与反对“教条主义”并重。这是神秘而严重的。 斯大林被看作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而毛泽东又 指出另一个相反的错误也存在于党内。

这是一片不合时宜的雪花，然而这片雪花将会 变成一场暴风雪。*

*毛泽东神秘地对奥哈布说：‚中国也有哥穆尔 卡，但绝不会把他开除出党，仍把他留在党的中央 委员会里。尽管总是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经常征 求他的看法。‛毛泽东的话半开玩笑。半带伤感，是 不是他在党内遇到了什么阻力?F．1ewis’s A Cose His-tory ofHope，P．182．

1957 年初，毛泽东像是一位波斯地毯编织工， 用各种彩线编织着，在毯子织好之前他还不知将会 成什么图案。毛泽东手里现在握着 6 根线，要组织 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百花园中的毒草已多于香 花：对斯大林的评价应保持平衡；波兰事件不应受 到谴责；匈牙利的教训不能忘记；必须悄悄地消除

中国的个人崇拜： 中国经济要以尽 可能高的速度向 前发展。

几个月来， 毛泽东一直试图 对这些问题进行 公开辩论，但是 党内反对这样做

的压力相当大。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匈牙利事件使毛

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泽东心存疑虑。 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应该在何种程度 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上容许党外人士

对共产党的批评呢?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

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

中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㈣。

这是一个哀伤的声明。但是，毛泽东最初绝没有反

1956 年 12 月 4 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字任之) 的信中第一次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两类不同 性臼的矛盾的问题，并提出了对两类不同性臼的矛 盾不同的处理方法。

对匈牙利事件。这犹如一个不诚实的求爱者，在与

人调情后。然后又疏远人家。

1956 年 10 月，毛泽东缓步走向在怀仁堂中的 坐椅。这里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他穿着睡衣， 谈论着从莫斯科发来的调子忧郁的电报。苏方说， 波兰的反苏势力正在增长，在这种形势下莫斯科有 可能派出苏军进入波兰以维持东欧的稳定，并已做

好准备。莫斯科征求北京对此次行动的意见。 正是在这种危难局势中，他解释为何要召开这

次会议。他回过头去问吴冷西相关的情况，吴冷西

是新华社负责人，应邀前来提供最新消息。吴冷西

报告了苏联和波兰双方的军事准备情况，总括了波

兰工人为反对苏联威胁有准备暴动的迹象。毛泽东

严肃地说：“孩子不听话，父母拿出棍子。一个社会

主义国家出兵反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完全违背国

际关系的原则，更不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原则。

这是不能容许的，是大国沙文主义。”

会议决定告诉莫斯科，中国反对干涉波兰，并

反对这次出兵行动。半小时内，苏联大使尤金被毛

泽东召来，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告知他这一消息，仍

然穿着睡衣。毛泽东以不容分说的语气告诉尤金，

政治局已决定，要求他打电话立即转告赫鲁晓夫。

1957 年 10 月 29 日，毛泽东观看苏联新西伯利亚歌舞 剧院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接受演员赠送纪念章。 毛泽东开始缩回他的角落了。在国内，毛泽东

通知追查“右派”。他认为武汉的学生运动是“小匈

牙利”。在国外，他很快就赞扬莫斯科扶持的布达佩

斯的监控者卡达尔，一年之内他在北京两次宴请他。

他在同匈牙利的领导人谈话时表示，在 1956 年危机

中他给赫鲁晓夫发出急件，敦促迅速出兵反对布达

佩斯的“修正主义分子”。

毛泽东对波兰的同情也随之消失了。4 月份，

他曾宣布将在夏季访问华沙——这将成为毛泽东一

生中除苏联外的仅有一次出访，但后来又突然取消

了这次访问。到 1957 年底，他开始大谈社会主义阵

营的团结，并愿意由莫斯科来领导。

在北京，由于毛泽东的让步，1957 年倒是团结

的一年。经济发展在 1956 年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望

的“跃进”。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实行的言论自

由实验也由此告罄。毛泽东的许多同事在看到这两

个倒退之后，不无宽慰地说：“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

毛泽东退回来与他们站在一起。

但并不尽然。自斯大林的神话破产之后，他的

内心深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对莫斯科根深蒂固

的敬重已不复再存。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他内心敲击。

他试图走一条更具中国特色的道路。

3 年来，毛泽东的医生一直不允许他吃鸡蛋或

鸡汤。因为苏联医生说这些东西对老人的健康不利。

某一天苏联医生改变了这种说法。毛泽东的那些亦

步亦趋的医生们也改变了主意，毛泽东又能吃鸡蛋 和鸡汤了。通过这件事，毛泽东发誓说，绝不能再

盲目崇拜苏联道路了。

毛泽东抱怨说，画他和斯大林的画像，中国的

艺术家们总是把他画得比斯大林矮一些。

毛泽东和早年挚友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在长沙 合影。(1959 年 6 月)

毛泽东确实提起过这些令人不快的小节，但他 所执行的一系列政策表明，他对莫斯科道路的信仰 依然存在，只是有所收敛而已。他对莫斯科相当敬 畏，但他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

如果刘少奇认为 1957 年的平稳为解决分歧提 供了机会的话，那是大错特错了。刘少奇和毛泽东 都热衷于发展经济，但是究竟“怎样”发展，他们 之间有分歧。匈牙利事件对他俩都产生了巨大震动。 刘少奇认为，较好的生活水平是防止中国出现类似 危险的最重要保证，毛泽东则认为要优先重视道德 领域的改造。

毛泽东后来称 1957 年是糟糕的一年。这年年中， 毛泽东写了一首优美而令人惊讶的词《游仙》。这首 词是怀念他的前妻杨开慧的。随着缭绕于他身边的 云朵，毛泽东沉浸在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之中，表达 了一种虽死犹荣的心境。

毛泽东的这首词是答赠一位女士的，同毛泽东 一样，她的爱人也是在 30 年代死于蒋介石的屠刀之 下。当时他们四人同在湖南从事共产党活动。毛泽 东巧妙地使用双关语来称杨(“杨”又可指杨树)和 柳(“柳”又可指柳树)：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

坐落在湖南省长沙县开慧乡开慧村的杨开慧陵园。

毛泽东接着用了一个古代的神话传说：吴刚由 于“学仙有过”，受到惩罚，到月宫去伐桂树。但是 他每砍一刀，刀口又会自动长合，桂树依旧恢复了 原样。这样，他不得不永远砍下去。

毛泽东以天国的祝福来赞美人间为正义而战的 壮举。词中的“虎”是指蒋介石，泪水则形容心情 的喜悦：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是浓厚的浪漫主义奔放。交织着天国神话、 人间欢乐、革命壮举和悲痛的回忆。

《游仙》这首词并不是毛泽东怀念杨开慧的唯 一迹象。在写了这首词之后几个星期．毛泽东在书 房里接待了 20 年代曾给杨开慧和他当过保姆的陈 玉英。在与陈的两个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回忆往 事，情不自禁地说：“我今天看见你就像看见了杨开 慧一样。”从有关这次谈话的资料可以看到，当时泪 水在毛泽东的眼眶里打转。毛泽东说：“为什么不每 年来北京看看?”他提出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来掩 饰他真正的心衷：“来看看这里的发展变化也好嘛。”

毛泽东对待陈玉英的行为方式与对待其他人尤 其不同。他帮助她入座、起身，当她下台阶时又温 和地说：“小心点。”对这位女佣来说，她视这种特 殊待遇为当然。她以稍带抱怨的温和口吻说：“放松 点，我老了，走不稳了，你晓得的。”

江青已于这年的早些时候从苏联医院回到北京， 她的身体仍然不佳。毛泽东带着她去各地巡游，但 事情总不尽如人意：南京天气过热。青岛又太潮湿， 使她患了感冒。㈣毛泽东只好打发她回北京，自己 则待在青岛这个北部港口筹划着发动一场“反右” 运动。

在其 82 年的生涯中，毛泽东只参加过一次国际 会议，这就是 1957 年深秋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 党高级首脑会议。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飞往莫斯 科，同时也参加十月革命 40 周年的庆祝活动。莫斯 科派了两架图--104 飞机去接中国代表团。毛泽东、 宋庆龄以及毛泽东的医生乘一架飞机，其他中国党 的领导人乘另一架飞机。

在莫斯科机场，毛泽东热情称颂苏联。但在访 问过程中，他又几次巧妙地使用了“人民”这个词， 来避开说是莫斯科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得 到了苏联人民的巨大同情和慷慨援助。”

1957 年 11 月 6 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 埃庆祝十月革命 40 周年大会上讲话。

毛泽东觉得他有资格摆点架子。当然，他已准 备好要谈一些赫鲁晓夫不赞成的观点，但是又同赫 鲁晓夫一样感到要以团结为重。毛泽东在这次会议 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正如同一些东欧人士后来抱怨 的那样，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他们之间拔河。这样 说一点也不过分。

毛泽东冲着庆祝会发火，便装做不喜欢克里姆 林宫的豪华。 他看了看为他下属安排的房间后，便 叫来翻译李越然，李越然与一位医生住在一间适中 的房间。

1957 年 11 月 5 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 往莫斯科红场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敬献花圈。

“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他对 李越然说，“请他们给调一下。”年轻的李越然不大 同意，惶惑之中，他只有去找杨尚昆来交涉，好让 毛泽东仍住在这间原属叶卡捷琳娜皇后的富丽堂皇 的卧室。毛泽东拒不使用盥洗室，坚持用自己从北 京携带的马桶。在应邀观看芭蕾舞剧时，他到得迟， 走得早，还对表演指指点点。

毛泽东拜谒列宁墓时对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中 国留学生发表演讲：“我们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个头， 这个头就是苏联。”尽管这是站在国际讲台上(这是 他一生中仅有的几次中的一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 已摆脱了他身上的全部乡土气息。当他开始对留学 生演讲时，他问有多少学生听不懂他的湖南口音， 大多数人举起了手。结果，面对这些中国听众，他 得通过一个翻译把他的演讲从湖南话译为普通话。

毛泽东拉着哥穆尔卡的手去拥护以苏联为头子 的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是有一个首的，”他对 波拉说，“我们需要一个首。”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 召集会议，他争辩说，只有苏联才有力量为首。哥 穆尔卡在与毛泽东会谈之后咕噜着走开时，对毛泽 东坚持要共产主义阵营内“保持团结”的做法甚为 “失望”。

南斯拉夫不喜欢毛泽东那样效忠于苏联在共产 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也没有在公开场合 谈论他在国内执行的“双百”方针，和赫鲁晓夫一 样，他被匈牙利事件吓着了。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战争与和平有双重的意义。 就在他飞往莫斯科前的两个星期，苏联人已达成一 项协议答应帮助中国得到一颗原子弹。

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毛泽东也许不会去莫斯 科参加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毛泽东仍然需要苏联 在军事上的帮助。但是毛泽东并不赞同赫鲁晓夫关 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他非常轻蔑地谈到核武器， 与 1954 年他对尼赫鲁所说的观点一样，这使苏联人 和东欧人都大为震惊*。“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的 这句话不久就风行起来。毛泽东的意思是，以苏联 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必将战胜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 义阵营。

*毛泽东所使用的词语也使比毛泽东明显粗俗

的赫鲁晓夫甚为惊讶。在争论人类是否能在核战争 中生存这一问题时，毛泽东说：‚若干年后，人们就 会生出比以前更多的娃娃。‛赫鲁晓夫正好坐在孙中 山遗孀的旁边，当毛泽东说这些话时，她大笑。赫 鲁晓夫则一本正经地 7 说：‚他应当注意他的用语。‛ 毛泽东经常表现出这种粗俗随便。赫鲁晓夫也有他 自己粗俗随便的方面，例如，他把江青称作毛泽东 的‚绣花枕头。‛

那些听了毛泽东讲话的人感到，准是几天前苏 联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 东一到达莫斯科机场就发表讲话说：“苏联发射的第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人 类进一步征服大自然开始进入新纪元。”中国五四运 动对科学的追求仍在毛泽东的心中闪耀。在毛泽东 看来， 社会主义阵营只要有了人造地球卫星，就能 够蔑视帝国主义的一切挑衅。

私下里，毛泽东不断劝说赫鲁晓夫，敦促他不 要与西方进行裁军谈判。如果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在对待西方的政策上有分歧的话，那么在国防战略 上他们更有着根深蒂固的异见。

“如果苏联遭到西方的袭击，你们不应当抗击， 而应该后撤。”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使赫鲁晓夫大为惊 讶。“你所说的‘后撤’是什么意思?”“就是有目的 地撤退，准备打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持久战。”

毛泽东是意指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撤到 斯大林格勒。赫鲁晓夫目瞪口呆，他只得向毛泽东 解释，那次由于希特勒的入侵所导致的撤退是被迫 的，况且，如果再发生战争就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 一样了，因为有了核武器。“如果你们后撤到乌拉尔，” 毛泽东平静地说，“到那时我们中国就可以参战。” 这使我们想起两艘战舰黑夜里在三条航线中交臂而 过的情景。

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弱处提出，要打败入侵者， 必须重视战略防御，但苏联人并不这么想。

毛泽东不害怕核武器——当然，他对核武器知 道得要比赫鲁晓夫少——他认为，只有当你害怕它 时，它才可怕，如果你不怕它，它也就吓不倒你。

总之，毛泽东是在尽量利用时间，建立一个至 少能与美苏抗衡的强国是他的目标。在实现这一目 标之前——尽管还要走很长的路——阻止美苏联盟 反对中国，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谈到他的许多中国同事。据 赫鲁晓夫说，这些同事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没有好 的结局。高岗就是典型的一例，“你甚至不能在毛泽 东的面前提到高岗的名字”。这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在 北京一直经历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令人感兴趣的是， 他现在是把这些经历当作过去的往事向赫鲁晓夫提 起。

大概只有一位同事是毛泽东真正欣赏的。“你看 到那位小个子了吗?”毛泽东指着中国代表团的一位 成员对赫鲁晓夫说，“他聪明能干，很有前途。”他 指的是邓小平。事实上，这位顽强的四川人后来三 起三落，两次是因为毛泽东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而罢 黜了他，这是后话。

赫鲁晓夫在玩笑声中告诉毛泽东，布尔加宁现 在工作不得力。毛泽东问谁可以代替他，赫鲁晓夫 说，将由柯西金取代他。“柯西金是谁?”毛泽东问。 他从未听说过柯西金，就像赫鲁晓夫对邓小平一无 所知一样。赫鲁晓夫把柯西金介绍给毛泽东，于是 两人走到一边攀谈起来。柯西金后来确实取代了布 尔加宁。8 年后，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他，这是毛 泽东最后一次会见苏联领导人。

毛泽东在他的告别讲话中号召团结，这既照顾 到他的听众也不满于他的听众。他引用一句古话来 进行解释。“中国有句古语，”他对这些共产主义头 领说，“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 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当毛泽东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坚持与西方势不 两立的好战立场的代表时，他的内心也升腾起另一 种忧虑。他发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动摇和 衰减。“我看有两把‘刀子’，”毛泽东在回到北京后 说．“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这表明毛泽东 仍然把苏联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摇篮。

“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他继 续说：“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 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

“十月革命还灵不灵?”毛泽东的这些话说明他 在信仰上正经历着激烈的内心斗争。对此问题，毛 泽东悬而未答。在毛泽东以后的 19 年余生中，对此 问题的态度虽然几经变化，但他一直未做出彻底的 回答。

★第十四章 修补体制(1958--1959)

“到 1957 年，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位在 50 年代早期就认识毛泽东的缅甸人后来回忆说，“他愈 益静坐沉思，显出老相，且行动迟缓。”他们二人在 天安门城楼上交谈，“毛泽东的眼睛望着远方，他在 回忆朝鲜战争„„”

度过艰难的 1957 年，毛泽东自莫斯科回来后， 就把希望寄托在 1958 年的大跃进上。

他把 5 亿农民赶进了 2．4 万个人民公社的集体 生活之中。他不仅想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倍，而且 试图改造人们的灵魂。他要让中国人民相信，革命 并不是像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是来自上面的一种 压力形式，而是人们发自道德选择的绚丽花朵。

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四川郫县红光农业 生产左三为李井泉。

他在 1 月份北京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我在北 京住久了，就觉得脑子空了，一出北京，又有了东 西。”

带着沉着挑战的心情，毛泽东南下到了南宁。 他在邕江里游泳(邕江流经南宁)，在南湖公园的兰 花丛中漫步。他感到自己接触了真正的中国。 在南宁的一次会议上谈到长期存在的官僚作风 时，他怒不可遏：“这个问题我讲过一万次了，但是 一点用处也没有。”“不管怎么说，我还有点资历吧， 有些事应该给我打个招呼吧。”他怒气冲冲地提到另 一个问题。

他对作经济计划的专家说：“你们的文件，我两 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他对官僚机构的效率 低下很不满，他希望下边有更多的能动性。

拆除城墙是好事，毛泽东以挑衅的口吻对一位 高级知识分子说．这位知识分子看到北京的城墙被 破坏，痛哭流泪。拆牌楼是好事，毛泽东固执地高 声说。很明显，他不只是要拆除几座旧城墙，他是 在与他认为不合时宜的世界观作斗争。

毛泽东用水来形象地比喻大跃进。他在一次谈 到要清除党内的宗派等级思想时说：“脸是天天都要 洗的。”他说，对那些变得傲慢自大的官员，“要浇 上一盆冷水”。他还说到了“细菌”和“洗掉”积满 的灰尘。

他自己就下过水。他 7 次在武汉的长江水中游 泳，而且每次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畅游。激流是一 种挑战，而水可使人的皮肤光洁。1957 年，毛泽东 感到烦躁不安，像一个好长时间没有洗澡的人。到 1958 年，解脱的机会来了，毛泽东跃入水中尽情洗 浴。

50 年代后期的毛泽东一直不停地琢磨谁和他 站在一起，谁想反对他。他发现在他的花园中毒草 的数目远远地超过了强行种植的鲜花，便不能容忍。 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赞成 社会主义，我正在和地方上的同志摸这个底。”

对毛泽东来说，1958 年从 1956 年就开始了。“百 花齐放”的口号令人失望，知识分子使毛泽东情绪 低落。现在，他只信任那些未受过正规训练的社会 阶层的能力。

毛泽东在北京的一次政府规划会议上说：“青年 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知识分子大 多都是年老的，是 1949 年以前社会遗留下来的。正 处在上升时期的年轻人更单纯。对新的社会秩序更 充满热情。

这位来自韶山的人总结说：“譬如积薪．后来居 上。”

在一定程度上说，毛泽东自 1958 年以来所做的 一切，都可以在他早年没有实现的理想中找到根源。 同时毛泽东也不满于苏联的道路，不满于当时的中 国对苏联的效仿。毛泽东还开始了与幻影的斗争， 因为新中国已经出现的东西和他希望出现的东西之 间存在着差距。

毛泽东之所以要对体制进行修补．还有一个根 本原因——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终有一天要死去。

“就像养猪一样，”这位农家子在谈到“大跃进” 时说，“骨架在头四个月就定型了。”“大跃进”的目 的就是“建造这种骨架”。

“大跃进”实际上是一种发展的思想，但它不 是清晰、一致同意和具体详细的发展计划。

极为矛盾的是。毛泽东这位“五四”精神的产 儿，在“大跃进”期问创造了一种近乎宗教色彩的 气氛。“敢叫日月换新天”，“改天换地”，这类口号 广为流传。当工人们被迫通宵待在工厂以完成过高 的定额时，他们看到墙上有这样一条标语：“一夜赛 千年”。这很天真，但也极具感染力。甚至连监狱中 的犯人也被触及到了。一位在“大跃进”期间服刑 的犯人(后来离开中国)回忆说，他妻子给他写信说， 为了支持大炼钢铁，她已把他们结婚时的铁床献给 了国家。

在同一所监狱，犯人们积极参加消灭苍蝇的运 动。监狱给每个犯人的定额是一天要打死 50 只苍蝇， 超额完成数可以累积起来或用来换香烟。

毛泽东的情绪也被“大跃进”的热潮提了起来。 尽管他的一些同事很保守，尽管后来很多中国人为 自己的虔诚努力被摆布而不满，毛泽东本人则因 1958 年的新政策而意气风发。

毛泽东想起了他最近与莫斯科进行的核武器问 题谈判，他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国家像一颗原子弹， 一旦爆炸，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我们能够做到 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也拍打苍蝇。在杭州， 他夜间在别墅外的小路上散步时，也要追赶偶尔飞 过的蚊子。他为自己没有打死过老鼠感到遗憾(老鼠 也是四害之一)。他把自己与中国几千年前的孔圣人 相比，“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搞过除四 害”。

毛泽东的头脑随着统计上的估计而膨胀着。

10 个月的时间建成了人民大会堂(在苏联专家 认为这个设想不可能完成之后)，这难道不说明共产 主义精神已经在中国出现吗?12 000 名建设者每天 干 12 个小时的活，而不是标准的 8 个小时。毛泽东 在谈到这些人时说：“他们需要物质刺激吗?他们需 要额外的报酬吗?他们不需要，他们不需要那些东 西。”这种从社会主义道德向共产主义道德过渡的速 度，使毛泽东非常激动。他宣称：“这不只是‘按劳 分配’的问题，其中还有列宁的‘共产主义星期六’ 的伟大思想。”

一天晚上．毛泽东在访问了几家工厂归来后， 被工人们的冲天干劲所鼓舞，他挥毫抄写了一首感 情充沛的诗用以赞扬工农阶级的风发意气，也表达 了对组织工作的不满：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1958 年夏的又一个夜晚，他看到《人民日报》 上的一则新闻说：江西的一个县消灭了血吸虫病— —这个县距毛泽东过去的根据地井冈山不远。

他兴奋得夜不能寐，黎明时分，他披衣起身， 走近书桌，清晨微风拂煦，旭日临窗，他遥望南天， 赋诗一首。

他描述过去的悲惨岁月，当时钉螺和水蛭仿佛 占取了那片令人沮丧的土地。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此时此刻他的视野浩瀚无垠：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 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送瘟神》就以水、发展和大自然的赞美展开 这般想象，它通篇表达了这位“大跃进”时期的普 罗米修斯的激情：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这次会 议与 1956 年的八大一次会议基调不同。毛泽东摆脱 了羁绊。

毛泽东对惊讶的代表们说：“我问我身边的同志： 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摇摇头，说是 住在地上。”毛泽东以猴的精明持不同看法，“我说 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 我们不是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 地上，同时又是住在天上。”

毛泽东用同样的方法还与人争论过“我 们是神仙吗?”“我们是洋人吗?”等等问题。*

*毛泽东还说：‚人类有可能变成另一种东西， 那时地球将不再存在，太阳也会变冷。‛毛泽东读过 19 世纪德国进化论的倡导者海克尔的书，毛泽东的 这种思想就反映了这种影响的存在。毛泽东后来曾 说，他的恩想受‚四位德国人‛的影响很大，‚黑格 尔、马克思、恩格斯和海克尔‛。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毛泽东的思想变化过程， 在以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直用这种思想衡量中 国。一切事物都不能仅从表面出发作出判断，不断 的变动才是唯一真正的现实。未来不是存在于“彼 岸”，而是必须从现在就抓住它。乱是美好事物的助 产士。

有一天，毛泽东这样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 切事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这并不是以一种历史 观去否定任何其他历史观。

一则湖南谚语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在 毛泽东以后的岁月中，他就像打草鞋一样治理中国。

毛泽东宣称，大跃进“破除了”许多陈旧的东 西。在他心中，“迷信”就是那些认为外国比中国好， 中国应该承认自己永远落后以及只从表面看问题的 思想。

实际上,毛泽东对迷信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在 1919 年，迷信是指宗教和祖先崇拜。这里每个人都 知道封建迷信是指什么。到 1958 年，迷信变成了各 种束缚人们意志的镣铐。

他在一则批注中写道：“那些近来攻击人民公社 的人们就是指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 害怕这个法宝吗?”

现在，是不是连马克思也变成了应加以反对的 迷信?

毛泽东的确开始轻手轻脚地把马克思置于他应 有的位置上。他在党的会议上提醒大家：“马克思也 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他脑子里 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不是革命没有革成吗?列宁不是在这方 面超过了他吗?“中国这样的革命，马克思没有做， 我们做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毛泽东继续 阐述自己的观点。

大跃进并没有破除魔法，只是用毛泽东的魔法 代替了一切与之不同的思想方法．其中也包括马克 思的一部分。

如果说毛泽东怀疑所要达到的目标的话，他对 怎样前进则有坚定的信心。他感到经验已经教给他 很多政治行动的秘诀：

〃利用矛盾是获取和掌握权力的方法。 〃平衡只是假象，甚为不利，不平衡才是最有

创造性的事物的状态。

〃进步靠‚波浪式‛推进来实现。

〃如果只有上面的命令，而没有群众热情投身

变革运动的积极性，那就不会有什么结果。 〃斗争保持纯洁，它不仅能让你得到想得到的

东西，而且是政治中的神圣的东西。

〃可信赖的人不是专家，而是老粗、外行、卑

贱者或所有那些愿意为公众服务的人。

他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从现在开始十 五年以后，当我们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化的、 文化高度发展的强国时，我们可能会变得趾高气扬， 尾巴会翘到天上去。”这是过分乐观的预言和对功业 难就意识的奇异混合。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大跃进的热情，主要是受 现代化之梦的激发。正如毛泽东所宣称的，15 年内 钢产量将增加 8 倍，将超过英国。小轿车遍地。 但对毛泽东来说，这场战斗及战斗的目的有着 更根本的重要性。假如毛泽东是空想家，他的乌托 邦主义也不得不与实现途径结合起来而不是作为终 极目的。在这条道路上人民的心灵将发生某种美妙 的变化，即使不大清楚这条道路将把人们带向何方。 他用统计数字来作隐喻。确实，很多被夸大了 的数字之所以能够出笼，仅仅是为了献媚而允许强 奸事实。而毛泽东本人的哲学观点对大跃进时期出 现的令人无法相信的虚假数字的文件也有影响。 汉语对数字统计数有不精确的一面。“万”在中 文里常常意味着“数千”，这同英文里的“很多”相 当。毛泽东本人的情绪又强化了这种倾向，“百分之 九十的人是拥护我们的”，这不过是对士气的自我激 励。毛泽东总是说，既定的任务要在 2 年内完成．有 的任务用 4 年完成，4 年完不成 5 年完成。这都是 强迫命令，而不是精确统计。

毛泽东把钟表的摆动作为一种哲学真理来加以 信仰。在一次谈到辩证法问题时，他举了休息和起 床的例子：“中国有句古话叫‘久眠思起’眠后即醒， 醒后又眠。”这是中国道家的说法。

一天，毛泽东邀请一位学者交谈。这位学者就 是曾受过西方教育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费 教授的花朵在“百花齐放”期间小心翼翼地开放过。 “你能不能转变一下?”这位统治者问他的公民。 这是一个能打动人的问题，这表明毛泽东并不 只是专横跋扈者。

费孝通解释说，他已确立了自己的道路，他已 加入有 200 名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这有利于 相互帮助。

毛泽东迅即反驳：“不要同那两百个人打交道， 另外找两百个人嘛。到工人农民中走一走，在那里 就会找到两百个人。”费孝通怀疑这是不是有效。 毛泽东脱口而出：“真正的朋友要到工人农民中 去找。”

毛泽东鄙视形形色色的专家，大跃进就是对非 专业观念的庆贺。

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型的专家没有生气， 行止古怪。这位半知识分子喜欢冷嘲热讽，同时又 要与争道挡路的教授争个高低。

在汉口的一次讲话中，他列举了历史上一些没 有受过教育，职位不高，年纪又不大，而成就了伟 大事业的著名人物，以此来谴责专业知识、荣誉和 高级地位。“范文澜同志，”他转向正在聆听他讲话 的著名学者，“我说得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我说 得不对，请你纠正。”毛泽东没有停顿，继续说：“马 克思也不是在中年或晚年以后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而是在青年时期。列宁创立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也只 不过三十二岁„„”

在那些年月里。毛泽东用这种方式装作向年迈 的范文澜请教有五六次之多。范文澜又不能——或 者说感到不恰当——不回答。毛泽东喜欢显示自己 历史知识的渊博，同时又表现出对历史学家的轻视。 在“百花齐放”天折以后，他在一次强硬的讲 话中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 用资产阶级建立他们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方法。” 毛泽东召唤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他身边做医生， 像李志绥这样的背景或按他的意愿为共产主义目标 而工作的人是不多的。但是毛泽东喜欢那些去过西 方或受过西式教育的职员，李志绥是从澳大利亚回 来为国效力的。在 1954 年应召作为毛泽东的医生时， 李志绥就说明他的“阶级背景”远不是“工人阶级”， 可是毛泽东告诉他，“诚心诚意”就行了。由于李医 生之故，毛泽东似乎喜欢对那些应选择正确道路的 知识分子进行挑战——当他这样处置与他的医生的 关系时，这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领导人中是有 极为不同的特质的。也许毛泽东这里有值得赞美的 根基使他信任这位顽固的医生。阿谀奉承在毛泽东 身边是常见的，但李医生却是颇为高傲自大的人， 他一般不去奉承人，有时候毛泽东可能意识到李志 绥确实具有独立的意志。

为了摸索出一条中国式的道路，毛泽东又回到 了他在延安时期的做法。折中的办法又用上了—— 在国内为了赢得权力而结成联盟，在国际上为了赢 得时间和援助与苏联合作——“大跃进”期间，他 已将其置于脑后。

“公社”这一术语可以追溯到同中国一样古老 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当 他第一次听到“人民公社”一词时，不需查阅马克 思或列宁的著作就能理解它的意思。

毛泽东重申：“山沟里出哲学。”自 30 年代与 28 个布尔什维克斗争以来，他还没有这样说过。 “得道者昌，”毛泽东的谈论惊慑了高级干部听 众。这是儒家用来指事实上的道德政治。毛泽东再 次把他的马克思主义置于中国的优良传统之中。会 议记录稿表明，毛泽东在引用这句名言时，他的听 众都笑了起来。毫无疑问，那些忠诚的马克思主义 者是神经质的笑。

195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0 日，中共八届 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讨论通过由毛泽东主持 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一天，一位同事谨慎地向毛泽东指出：“《孙子 兵法》中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恼火了，一名中 共党员居然机械地把一位圣人从中国丰富的历史中 排除出去。尽管其观点有些摇摆不定，但毛泽东感 到《孙子兵法》中有马克思主义。

或者，他真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有孙子的思想? 这使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可以与孙子的思 想相一致?

“中国有自己的语言。”他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 会上说，“在俄语和英语中，‘共产主义’和‘帝国 主义’的发音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在我们汉语中 就完全不同。”借助于这种语言的分析，毛泽东在精 神上已经脱离了苏联阵营，苏联终究是腐朽西方世 界的一部分。

在批评俄国经济的时候，毛泽东更趋近儒家学 说，更远离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道’能否 与中国的经济规律一致，还需要研究。我看，一般 说来，它们是一致的。”他已准备把中国的“道”置 于具体的经济成就之上，这与儒家传统一致，而与 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则不一致。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所 根据的是经济规律，它认为“道”只是经济规律的 反映。

为了说明一切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毛泽东在 1958--1959 年间走到了极端。他在一次地方干部会 议上说，怀疑是好事，尽管他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 么是好事。对失败他也是这种态度。他要求要把好 人和坏人都邀请来参加会议，“如果没有坏人，也就 没有了好人。”

“台湾打炮是件好事，”他在 1958 年 11 月的一 次会上讲，“不然民兵不可能这么快就组织起来。” 这种对台湾海峡局势的评价，等于说生病是好事， 因为生病为医生提供显示自己本领的机会。

地位卑微总是件好事，毛泽东常常对那些身居 高位的人说。有一次，毛泽东看到一份放在他办公 桌上的报告眼睛发亮，广州附近的一位男青年偶然 发现一种有效的消灭白蚁的方法。他在第八次党代 会上向高贵的代表指出：“全世界都没有发现有效地 控制白蚁的方法，广东的一名中学生就发现了一种 方法。”

毛泽东甚至开始说美国也是件好事。他在 1958 年 11 月对一群干部说：“要两条腿走路，要有俄国 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两个月后，他从美 国历史中发现了大跃进的先例，“在一百多年的时间 里，就变成了世界第一，这只能被认为是大跃进。”

毛泽东甚至这样议论，说“国家的消亡”看起 来是可怕的事实，但终归应辩证看待。

所有这些，都震慑着中国的精英分子。它似乎 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它蔑视中国的(和列宁主 义的)制度的宝贵价值，没有引向正确政策的道路， 也不包括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如同饮食般不可少的乐 观主义。

*但是毛泽东认为，他的‚大跃进‛是受马克 思主义思想启发的。他在 1959 年春季说：‚我最近 见到一位西德朋友，我对他说：你们的马克思完全 丢掉了自己家乡的事，他一直在忙于我们国家的事。‛ 见《毛泽东思想万岁》。

“大跃进”时期，非同寻常的是，毛泽东从心 底里确信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是件好事。他在党的第 八次代表大会上说：“世界上永远存在着分裂现象。” 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但是毛泽东用自然界的更新 现象来说明这一点。“这不过是新陈代谢!”他对代 表们说，“就像细胞的死亡一样，每年、每月都存在 分裂。”他似乎喜欢“分裂”这个词。

毛泽东视分裂是一种正常现象，这一信仰使他 不久进行了一次可怕的试验。

毛泽东对建设中国的实验搞得不大好。前晚欣 喜不已，清早起来沮丧万分。没多久，“大跃进”看 来走向更像悲剧的一方了。

每一代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兴奋所在，1958 年 就为亿万农村青年提供了诸如此类的东西。地方的 积极性被激发起来，公社精神在成长，平民百姓感 觉到自己是新型中国人。一种农村政府的新机构— —融劳动生活与公民生活于一体——出现了。

但是作为一种经济政策，“大跃进”是一场灾难。 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新长征中浪费了 5 年的时间。 例新的农村制度框架没有坚持下去。

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60 年，毛泽东的中国 第一次遍地饥荒。毛泽东对钢铁产量的预测和他对 实现农业机械化所需时间的预测，证明是盲目的乐 观。

对毛泽东的一个残酷的打击是资本主义习惯势 力在抬头。当食物短缺时，手中有粮食和蔬菜的农 民便骑脚踏车将这些弄进城里的黑市卖高价，再把 得来的收入花在非毛泽东主义的肆意挥霍上。

麻雀的生死沉浮结论说明了很多问题。宣布麻 雀为“四害”之一是毛泽东的主意，它们不是吃掉 了宝贵的粮食吗?看到 6 亿中国人为了响应北京发 出的英明号召，全民动手消灭妨碍经济进步的四害， 这难道不令人兴奋吗?

但是，向麻雀开战并不大明智，这些鸟既吃粮 食，但也吃祸害粮食的害虫。

1959 年 3 月 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进 一步纠正高指标、‚共产风‛等‚左‛倾错误。 害虫像龙卷风一样袭击中国的农作物。毛泽东

默默地接受了“四害”的新定义。麻雀取消了，臭 虫起而代之成为四害之一!(老鼠、苍蝇、蚊子已在 魔鬼殿里占有了位置。)

就 6 亿中国人以感人的忠诚响应毛泽东的号召 而言，“大跃进”是一项辉煌的成就。就毛泽东的计 划脆弱和不协调而言，它是一场惨痛的失败。

把两者结合起来——高期望值和低效果——我 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大跃进”在中国的政治肌体上 会留下很大的裂伤。“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当 1958 年末批评意见增多时，毛泽东有些悲伤地这样 说。他意识到公社太大，无法一口就吃下去。要求 搞一平二调——把富村的东西拿出来与穷村共享— —引起很多人的反对。毛泽东本人在 1959 年 2 月的 一次激烈的谈话中也承认了这一点，认为这样的平 均是“绿林豪杰的剪径”。所以，他同意退回到较小 的生产单位大队。把大队作为农村新的所有制单位。

“大队就是公社”，毛泽东厉声说。这只不过是 换了口气说话。

“什么事情都要一步步来。”他像一只刚从蒸锅 里抽出爪子的猫一样满意地说。这使人想起一句中 国谚语：“打肿脸皮充胖子。”

不管是出于怨怒还是出于同僚们的压力，毛泽 东在 1959 年年中把国家主席的职位让给了刘少奇， 他自己只保留中共中央主席的职位。

毛泽东在承认错误的同时又为自己辩解：“谁要 是说这么一个大的社会运动不会发生任何偏差，谁 就是空想家、观潮派、算账派，或者就是反对派。”

1959 年 4 月 15 日，毛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 他提出辞去国家主席 轻松自如，笑容灿烂。 这话富于挑战性，代表了毛泽东的个性。他讨厌账 房——他们使他想起他的父亲。他鄙视那些害怕下 一次浪潮的人。他能敏捷地区分反对者的外形。

严峻的现实捅破了毛泽东的乐观主义纸墙。每 家单位后

院的土高

炉都似乎

在用不可

思议的方

法去提高

钢铁产量

和集体意

识。北京

大学建起

了自己的

炼钢炉，

这使毛泽 1959 年 4 月 18 日至 28 日，全国 东特别高 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 兴。也许， 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图为毛泽东和刘 少奇步出会场。

他终于敲开了知识分子傲慢的外壳?

在他 1919 年受到过冷遇的可爱的北大校园里， 简陋的土高炉并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有效手段，所 产的钢铁质量都很差。热情的学生把厨用器具塞进 高炉。生铁锭出来了，然后又把它们制成菜刀和勺 子，还原为厨房用品。

“大跃进”的整个思想讽刺意味十足，它是一

1959 年 6 月 25 日至 27 日。毛泽东回到阔别 32 年 的故乡。这是在韶山故居和家乡的干部、群众合影。 位知识分子试图改造外部世界的典型的事例，这股 改造世界的动力只是他一时头脑发热产生的幻想。

毛泽东在“大跃进”松劲之后的一次会议上沉 思道：“即使失败了，也算不得什么。我们重新建设。 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全世界都笑话它。”

他的坦率仍然掺和在挑战中：“如果你不愿意跟 我坚持到底．我就自己干下去，直到把我开除出党。 即使那样，我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去告状。”

在 1959 年的压力之下，毛泽东退到了山区。这

毛泽东用松枝向双亲献上一份敬意。 是他刚刚辞去国家主席之后刚刚几个星期，赫鲁晓 夫撕破苏中核武器协定之后的日子里。也是他将与 一位重要同事发生严重决裂的前夜。他选择了湖南。

32 年过后，毛泽东第一次回到了韶山。他去看 了在 1927 年惨败以后被没收的自家农舍。毛泽东雕 塑般的站在他父母的遗像前。“如果是现在，他们(患 这样的病)就不会死了。”他小声地说了好久，又仿 佛在想着自己的年龄和中国在医疗保健方面所取得 的进步。66 岁的毛泽东接着说：“那个时候医疗条 件太差了，尽管他们年纪不大，但还是死了。”(他 父亲 52 岁时死于伤寒：母亲在同样年纪死于淋巴腺 炎。)

毛泽东去祭了双亲的墓。在 1927 年间的国民党 的恐怖时期，坟墓被掘开以示侮辱，最近几年被修 葺一新——现在中国的这种土葬传统已改成火葬。

有人递给他一束松枝，他静默地接在手中，把 它插在墓前，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然后， 他朝着墓碑深深地鞠了一躬。

离开坟墓，毛泽东沿着小山漫步到毛氏宗祠。 他止下步来，面露疑色，寻找着什么。是菩萨神龛 不在了。他母亲过去常常在神龛面前烧香，在毛泽 东生病时她让自己的儿子吃香灰。这是因为意外的 “大跃进”，砖头用做后院的炼钢高炉，木头当作燃 料。“多么可惜，”毛泽东对他的随从说，“应该留下 的。没有钱求医，贫苦农民还要来求神许愿，吃香 灰。神龛能给他们精神作用，给他们希望。人们需 要这类帮助和鼓励。”

入夜，毛泽东独自坐在油灯旁，就像 50 年前违 抗父亲时常做的那样。他写了一首诗，与他的很多 诗词一样，是一首旧体诗。在《到韶山》这首诗中， “大跃进”的胆略不会没有：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像在别的诗里一样，毛泽东对正在形成的新社 会感到欢欣鼓舞。但在这个严峻的时刻，他的胜利 感第一次出现了对逝去岁月的忧郁痕迹。我想，他 不只是诅咒罪恶的过去，还包括他现在的日子。

“英雄下夕烟”的画面，使人痛苦地意识到自 己在走人生的下坡路。“为有牺牲多壮志”，这引人

《七律〃到韶山》手迹。

注目的句子也能说明这一点。不仅仅是壮志——毛 泽东自年轻时就喜欢的主题——而且磨难打开了通 往新社会的大门。“为有牺牲”是这首诗的情感中枢。

在韶山陪同毛泽东的，是一位充满热情的年轻 的地方干部。他像一位朴实的童子军领队．当时在 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地委书记的任上。毛泽东看上了 他，在与自己的同代人政治局委员们的关系紧张以 后，他好像是要寻求抓住一只年轻人的手。这位湖 南的当政者名叫华国锋，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他很 多。

毛泽东找来杨开慧的长兄杨开智。及杨开慧的 一位生前好友亲切交谈。这次谈话没有公开，不过 时年 38 岁的华国锋陪同了谈话。

匈牙利总理明尼希访问北京之时毛泽东尚在湖 南山乡．他的日程表上的重要安排是与毛泽东会见。 中国方面的礼宾官员告知的毛泽东行踪的全部消息 是．“主席在农村某地对思想观念和哲学问题进行缜 密思考”。这位匈牙利人怒气顿生，他对自己的随行 助手们说，即使斯大林“这位人间上帝”也没有毛 泽东这么神秘。

访问即将结

束的那一天，明

尼希这位美食家

正在北京烤鸭店

进午餐，他被告

知毛泽东在等着

见他。这位匈牙

利人噙着满嘴饭毛泽东在庐山。 菜说：“这位老板

该等几分钟，我等他的音讯等得够久了。”但这不是 北京的风格，明尼希被巧妙地制服了，几分钟后他 就出现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里。

在南方的逗留似乎使毛泽东重又增添了活力， 他是那样平和而练达。他指着一提其名便站了起来 的刘少奇说：“我们有了一位新主席。”*那气氛看起 来是轻松愉快的。

*从刘少奇一方也可看出毛泽东已让出国家主

席一职，这可以从他妻子的谈话中略见一斑。有一 天，她对孩子们说：‚爸爸很忙，他没有时间休息， 毛主席把一些具体的国家事务都交给他了。你们不 要打扰他。‛见 CB，851，P．25。

高耸扬子江畔、海拔 4 000 英尺的庐山，风景 如画，凉爽宜人。但是，当毛泽东在 1959 年 7 月到 庐山去见他的中央委员会的同事时，他知道自己面 临着麻烦。

毛泽东坐在柳条椅上，凝视群山，目光迷茫， 神情不定。在战斗开始之前，他赋诗一首。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但是这个 7 月 1 日 他的思绪超越了政治：

一山飞臷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毛泽东的心中又涌起永世流芳的念头。黄鹤是 神话传说中的不死鸟，黄鹤楼在庐山以西不远，传 说古代有

一位仙人

就是从这

座山旁骑

乘黄鹤飞

走的。毛

泽东以不

凡的两句

结束他的

《登庐山》

一诗：

1959 年 7 月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庐山 会议讨论问题的讲话提纲。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陶渊明是公元 4 世纪的一名官吏，同毛泽东一 样也是位诗人。年老之前，他辞官归隐，写下了充 满乌托邦幻想的《桃花源记》。毛泽东或许是在思考 过去的那种朴素单纯已不复存在，或许在考虑退休， 或许是在思考自己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抑或在思考 一种超越任何特定的社会制度的宇宙和谐。

国防部长彭德怀是一位能干但有缺点的人。他 长相粗鲁．无甚学识，亦无风度。他的率直性格早 就有所表露。孩提时他一脚踢倒祖母的鸦片烟罐， 结果被赶出家门。他的士兵们尊敬他，但他并不像 朱德那样是一位随和的人。他迟钝于理解毛泽东的 精明所在，常常不能领会毛泽东的巧妙迂回的军事 战略思想。

还是在延安时，一天有人问彭德怀：“你在读谁 的书?”“他写的。”正在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草 稿的彭德怀回答说。这是毛泽东在 1938 年花了 9 天的时间写成的文章，很快就成了经典著作。彭德 怀粗鲁地对他的来访者说：“他还想出版呢!个人写 的书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出版，不能用中央的名义出 版。”

彭德怀仅比毛泽东小 4 岁，他们在井冈山时就 在一起。彭德怀知道毛泽东犯过一些错误，因此并 不把这位主席看作是高人一等的超人。在毛泽东被 尊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后，他仍认为朱 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之父。

这位国防部长在中央委员会的分组会议上说：

毛泽东和彭德怀。(1953 年)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他给毛泽东的宠儿 身上罩上了阴影。“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 的增产数，实际上没那么多嘛。”这可是圣地! “主 席去过这公社，”彭德怀继续说，“我曾经问过他。 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了。” 这是对毛泽东的绝对正确和绝对权威的直接挑战。

彭德怀并不是单枪匹马，和他站在一起的军界 要人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解放军是一 支农民的军队，这位高级官员认为应该让中央知道， 农民被毛泽东的大跃进推得太快了。

28 个布尔什维克集团的剩余人物，包括在遵义 会议上曾和毛泽东站在一条线上的张闻天，现在也 站在彭德怀一边。张闻天最近才刚离任驻莫斯科大 使。彭德怀在春天的东欧之行中，对毛泽东的做法 大发牢骚。张闻天则怂恿彭德怀向毛泽东进攻。他 认为“大跃进”已远离莫斯科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 信仰。

彭德怀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大跃进”是一个错 误，这个错误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 在内”。他们坚持认为，思想空话绝不能代替经济专 长，好大喜功、浮夸风是中国需要消灭的一种弊病。

毛泽东甚为震惊。盛怒之下，他写信给正在北 戴河度假的江青，附寄了一份他准备答复彭德怀的 发言稿。江青打电话给毛泽东，说她马上飞到庐山 来，以便在这场冲突中和毛泽东待在一起。

毛泽东说：“不要来了，斗争太激烈了。”江青 还是来了，带着相机到处拍照——松树，山峦，楼 阁。她执 贺子珍在庐山。 著地坐在

充满紧张

气氛的会

场。她的

出现不仅

没能给毛

泽东带来

镇静，反

而使他感

到更加沮

丧。

出于对江青的不信任，毛泽东在紧张的政治气 氛中安排与前妻贺子珍会面。仍在医治中的贺从上 海写信给毛泽东，警示他“王明集团中有人要害你”。 这是对延安时期的混乱记忆，当贺子珍最后一次见 到毛泽东时，她的心里是清楚的。现在，毛泽东送 给她一箱“555”牌香烟，1 000 元钱，邀她上庐山 (在以前的信中毛泽东劝她戒烟，她遵照了，但这一 礼物是再让她吸烟)。贺子珍满头银发，脚步不稳， 见到毛泽东激动无比，可是说不出话来。毛泽东温 情地对待她，要她留下来一起吃午饭，然而她拒绝 了。贺子珍离开后，毛泽东默坐无语，一支接一支 地吸烟，沉浸在忧郁中。“她老得这个样了，”他自 言自语，“病得这个样了。”

毛泽东多年来从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他失眠 了。就在他要应付彭德怀的挑战的前一天晚上，他 吃了三片安眠药，但仍来回踱步以待黎明。他像一 位东方的李尔王，带着痛苦的煎熬出席上午的会议。

他毫无表情地开始讲道：“你们讲了那么多，允 许我讲个把钟点，可以不可以?”他像捻珠祈祷般的 不断地重复着一些钢铁产量的数字，这表明他心绪 烦乱。然而，在他 40 分钟讲话结束之前，他又讲了 一段精明的话。彭德怀后来曾承认，他像张飞—— 古代一位冲动且成功的英雄——只有其粗，实无其 细。毛泽东在他诱人的讲话结尾时纠正说：“我像张 飞，虽有其粗，亦有其细。”

毛泽东退却了，但没有凄怆。他想作出姿态从 极左的图腾殿中退出来，“公社食堂不是我们的发明， 而是群众创造的”。他承认建立公社食堂的计划应该 修改，因为这惹火了几亿农民。

毛泽东要求团结。但这不是他的个性，在任何 情况下，他都愿作利刃而不是钝刀。不过此时他的 刀子已经用够了。他在强调团结的重要性时也承认： “因为在建设方面基本上不在行，我对工作计划一 无所知„„主要责任在我身上。”

他在承认错误时措辞颇为巧妙。“说要快，马克 思也犯过不少错误。”他还说，“我见过列宁的手稿， 里面改得一塌糊涂。他也犯过错误。”

毛泽东在 67 岁生日时写信给身边的工作人员，

派他们下去调查。

在会场外面，当毛泽东和几位中央首长朝山下 走时，彭德怀又返了回来，与毛泽东碰了个正面。 “彭总，我们谈谈吧?”毛泽东对他的国防部长说。 彭德怀的脸一下涨得通红，一边走一边甩手：“有什 么好谈的!”毛泽东很和气地说：“没关系嘛，我们 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嘛。”彭德怀从毛泽 东身旁走过去。“你不是谈过了吗?”他大声说着走 开了。

对毛泽东的一个批评是，他把人作为祭品，捧 上了不能实现生产目标的祭坛。批评者引用孔夫子 的话。这位圣人在反对用泥人陪葬死尸时声明说：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毛泽东在他的不眠之夜， 忍受着说他断子绝孙这种不公开表示指责的折磨。

“我无后乎?”他问中央委员会。“一个儿子打 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

山上谣言四起，说什么如果毛泽东撤了彭德怀 的职。彭德怀就要用自己手中的实力密谋军事反叛。 现在。潮水冲向了彭德怀，毛泽东面对这些谣言不 得不深思。他把矛头转向这位高级军事将领，“你解 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一切从头开始。”多 数人受到震动。当他大发雷霆之怒，说要“重上井 冈山”时，一些人一定会想起毛泽东在 1938 年发出 的威胁。说如果不停止对江青的攻击，他就“要回 到韶山去”。

毛泽东明智地给直冒冷汗的将军们留下了一条 出路：“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彭德怀本来动辄发怒的脾气失去了控制。他想 起了在延安时长达一个多月的毛一彭争吵。他用粗 话大叫道：“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 天娘不行?”

会议失去了正常秩序。朱德在这次会议上受到 很大震动，有人听见他喃喃地说：“谁还相信我们曾 经在一个饭碗里吃过饭啊!”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彭德怀遭免职，林彪取代 他出任国防部长。

毛泽东的胜利来之不易，他没能解决庐山会议 期间的全部问题。他只得接连召开会议，在领导人 传阅的文件上作出重要批示，发出难以捉摸的信件 来区分敌人和动摇不定的人。

他写信给张闻天说：“怎么搞的，你陷于那个军 事俱乐部去了。”然后，他又露出一副温和的口气， “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 我愿意谈”。

难怪，毛泽东在庐山时看上去很憔悴。他没有 去“桃花源”，他失去了一些根本的基础，他为战胜 彭德怀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庐山会议结束以后，他 带着江青到杭州他的别墅做彻底的休养。

与彭德怀的斗争比 1954 年对高岗的斗争更加 严重。高岗是地道的阴谋家，而彭德怀与毛泽东是 在基本政策问题上不一致。高岗认为毛泽东的个人 专制太过，而彭德怀的类似观点对毛泽东是更大的 挑战，因为斯大林也是在这种时候因为类似的失败 而被否定。高岗使得几乎整个政治局都反对他。而 在庐山，陈云、朱德支持彭德怀，刘少奇持中立态 度，政治局几乎没有一个人完全同意毛泽东。

庐山萦绕的是斯大林的幽灵。自斯大林去世后， 毛泽东找到了应付世界共产主义危机的中国式道路。 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他分裂了中国共产党。

1959 年到 1960 年的冬天，毛泽东把彭德怀定 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第十五章 苏联与超越(1958—1964)

“什么是毒草?”当把话题引向“大跃进”时， 毛泽东问来访的布尔加宁。这并未激起这位苏联人 作出满意的回答。毛泽东接着讲起西红柿的历史： “一百年前，西红柿在欧洲被认为是毒草。”无物长 在，一切皆变。耶稣、哥白尼一开始不是被当作毒 草吗?

如果布尔加宁没有被完全说服的话，毛泽东只 是证实自己愈来愈相信苏联人对辩证法已失去兴趣。 他们开始喜欢稳定的世界。而毛泽东则对世界的动 荡感到欢欣鼓舞。

这是否是中苏伙伴关系在迅速走下坡路的原因? 这也说明了两国长期不和的气氛。意见的分歧一开 始就表现在很多方面．且无休无止，其中互不信任 的气氛最为关键。毛泽东在 1958 年改变了方向—— 其原因可以追溯到非斯大林化之初——并且莫斯科 很快就断定毛泽东狡猾而狂妄。

苏联人对“大跃进”感到惊讶是正常的。“大跃 进”是毛泽东从以莫斯科为基地的正统思想中独立 出来的宣言书。与布尔加宁谈论西红柿的历史只是 一个小小的信号，说明毛泽东开始抵制苏联指导下 的国际共产主义传统。他要从那些“非辩证”的看 法认为是毒草的东西中找出明天鲜红的西红柿来。

赫鲁晓夫意识到，这对苏联人的利益和国际共 产主义的团结将意味着什么。失去了共同的马克思 主义信仰，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纽带关系就像从盘 子里掉出的中国豆腐。

“大跃进”进入高潮时，赫鲁晓夫第二次来到 北京。这次访问是简短的(三天时间)和务实的。此 前毛泽东同自己的军事顾问密谈了好几个星期。最 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台湾海峡出现的紧张局势。透过 这一问题背后，更主要的是商量如何对付美国，如 果发生战

事如何应

对。

毛泽

东和赫鲁

晓夫各由

其国防部

长陪同，

就中苏的

军事合作

问题直接

进行磋商。

实际上， 1958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3 日，苏共中央

赫鲁晓夫 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在会谈中， 的目的是 毛泽东严词拒绝了苏方要在中国建立联合 想牵制毛泽东。舰队和长波电台的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

图为毛泽东在机场迎接赫鲁晓夫。

“军事合作”是一颗五光十色的宝石，取决于 你从哪一方面去看。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要在中 国建一座无线电台，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系。”他平 心静气地回忆说：“我们提出要在他们的领土内为我 们的情报监听站提供一个基地。”毛泽东对他与赫鲁 晓夫的会谈提供了另一个版本：“他想与我们组建一 支联合舰队，想控制沿海，封锁我们。”

赫鲁晓夫正确无误地判断出毛泽东的头脑在发 热，他担心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会导致苏联阵营内 部大战，他要让苏联人握住决策权。

此时他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坚定的伙伴，他完 全支持毛泽东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并对毛泽东要收 回台湾给予军事援助。

对毛泽东来说，同赫鲁晓夫的隔阂加深了，中 国的主权在受到轻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意 愿不再为苏联所认同。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的“大 跃进”是在开一个恶作剧玩笑，这位苏联领导说： “不可能一下跃进到共产主义。”

尽管赫鲁晓夫早在 1954 年对中苏关系就有过 令人不快的谈话，但是毛泽东比赫鲁晓夫更早地看 到了将要到来的分裂，毛泽东决然地向这一步靠近， 他想要决裂。

在这次首脑会晤之前，毛泽东曾在一次军事会 议上有一个讲话，如果赫鲁晓夫看过这个讲话，他 就有可能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苏中关系问题。毛泽 东的这次讲话不是谈对外政策——但苏联是它的主 题。

“现在，有些教条主义者主张照抄苏联。”毛泽 东抱怨说，“我想知道，苏联过去又照抄了谁呢?”

他奇怪的是，为什么总是中国照抄苏联而不是 苏联照抄中国。他反对“对外国人的盲目崇拜”。他 坦然宣称，中国为继续向前迈进已积累了比苏联更 “丰富的经验”。

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同毛泽 东打交道。他认为，他在同一位小伙伴一起经营一 个响当当的联盟，这位小伙伴需要正确地加以遏制。 在这次会谈之后，毛泽东告诉他的医生，他是在“用 针扎(赫鲁晓夫的)驴子屁股”。

欢送赫鲁晓夫的宴会开过三周以后，毛泽东下 令炮轰金门、马祖岛。这震惊了世界。但在紫禁城 看来，这只是小事一桩。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和外交 政策已有新的面貌，他要努力在中国国内建设社会 主义。

毛泽东越发不断地用过去扛枪生活的调色板来 涂抹当前政治斗争的颜色。他自我辩解地说道：“我 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中 它们总是管用。”

毛泽东在把中国农民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 的社会实验之中时向台湾海峡插了一刀。大多数西 方观察家认为这二者没有逻辑联系，但对这位视斗 争为拯救之道的人来说是合情合理的。

“全民皆兵”成为“大跃进”的主题口号。毛 泽东在 1958 年 9 月发出号召，“人民公社里头都搞 民兵，全民皆兵。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 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当然，战争的阴云 笼罩着台湾海峡，但这不是这种军事动向的 根源。

毛泽东坦率地承认，是他——而不是蒋介石— —导致了金门、马祖危机。他若无其事地称他的行 动“只是打了几炮”。他并采真正想打一场战争。他 承认：“我并不指望引起这样的一场风暴。”* *毛泽东后来认为他在台湾海峡的举动可能是 轻率的。他在 1958 年 12 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如果 我们过于冲动，在国际问题上就可能犯错误。‛见《毛 泽东思想万岁》，1958-12-19。

但一场外部危机能给“大跃进”火上浇油。毛 泽东在同一个场合说：“除了其不利方面，危机的局 面使我们动员了很多力量——使落后阶层和中间派 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1958 年是年老的毛泽东把军事精神注入政治 的第一次努力的一年。当然，这是一次倒退，退回 到令人兴奋的年代。当然，这使很多计划者皱眉头， 也使赫鲁晓夫大吃一惊。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他瘸着一条腿，不是用两 条腿走路”。他反对莫斯科在政治和经济方法上缺少 灵活性。“他们相信技术和干部可以决定一切。”他 这样评论苏联人，是为他自己直接向群众施号发令 做辩护。

毛泽东反对莫斯科的世界观，一言以概之，是 对“全面巩固”的提法的厌恶。他说：“在宇宙中， 在地球上，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地产生、发展、消亡， 不可能有全面的巩固。”这与他放弃已成定规的第一 个五年计划而掀起“大跃进”的浪潮出自同一哲学。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态度是恶作剧式的，他把 第一个人民公社称做是放了一颗“卫星”。

莫斯科的世界是稳定的，毛泽东的世界是不断 变动的。毛泽东不满意于周围的世界。

1959 年 1O 月 12 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 接见参加国庆 10 周年典礼的各少数民族观礼团。

一年以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再次会晤。中苏 关系又罩上了一层乌云。印度和中国在边界地区发 生了武装冲突，而莫斯科在这件事上倒向印度一边。 赫鲁晓夫被毛泽东的固执吓住了，说：“他开始了某 种病态战争幻想。”赫鲁晓夫还在美国兜了一圈，并 同艾森豪威尔共进晚餐。毛泽东把这视为阿谀奉承。 苏联人也把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斥为“发疯”。

最糟的是。由于中苏关系的旋转不定和相互间 的指责，苏联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告吹。

赫鲁晓夫不愿意再去北京，是否该轮到毛泽东 去莫斯科了呢?可是毛泽东纹丝不动。在一种紧张不 安的气氛下，两国的高级会晤于 1959 年秋天在北京 举行。

赫鲁晓夫从美国直接飞抵中国首都，以及时参 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10 周年庆典，这似乎有些不 成体统。这里一派节日的气氛．用后来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次最大的国际庆典。胡 志明、金日成和其他许多外国首脑都出席庆典，贝 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用来作为主题音乐。

可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一起的照片所透出 的气氛与其说是庆典，不如说像是葬礼。两人的眼 睛都紧闭着，眼皮差不多快合上了。赫鲁晓夫后来 说：“我一到那里就感觉到一股寒气。”江青说．赫 鲁晓夫的访问是“单调又乏味”。

令毛泽东恼火的是，赫鲁晓夫称赞艾森豪威尔 爱好和平，又批评中国是“好斗的公鸡”——在北 京的正式宴会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赫鲁晓夫讲苏 联和美国两大力量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共同负有特殊 的责任，这更加激怒了毛泽东。

赫鲁晓夫再次提出在中国国土上设立长波电台， 以保证他的舰队在太平洋上的活动。“我最后一次告 诉你，不行。”毛泽东发出雷霆之怒：“我不想再听 到这个问题。”

1957 年在莫斯科，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 主动。1958 年与赫鲁晓夫在北京会谈时，他让赫鲁 晓夫对台湾海峡的局势估摸不透，可能也掌握了主 动权。但 1959 年间的主动权似乎已转移到赫鲁晓夫 手中，他只能戳戳赫鲁晓夫的后背。

一天下午，用茶时他问赫鲁晓夫：“有多少征服 者侵略过中国?”“可多啦，”他自问自答，“但中国 人同化了所有征服者。”在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此话的 用意感到迷惑时，毛泽东又说道：“想一想。你有两 亿人口，我们有七亿。”

在同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到汉语 的独特性——像他以前在中国人中间讲过的那样。 “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都有‘电’这个词。”他缓缓 地说，“但是他们都是从英语中借用来的，只有我们 中国人才有自己的词。”毛泽东选择了一个赫鲁晓夫 无法争辩的话题来对付他。

在 1959 年的最高级会晤中，最令毛泽东恼怒的 是，赫鲁晓夫要求见一见彭德怀，并要送给这位被 撤职的元帅一份漂亮的礼物!这在毛泽东看来是对 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赫鲁晓夫的姿态表明，这是他对僵持着的苏中 关系危机的指责，也是对毛泽东偏好“大跃进”的 指责。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已受到彭德怀及 其同僚的困扰。

赫鲁晓夫在冷冰冰的气氛中回国，他没有见到 彭德怀。没有任何联合公报发表。毛泽东后来再也 没有见过他。H61

由于彭德怀和赫鲁晓夫之故，毛泽东度过了一 个多事之秋，后来到中国最南端宁静的海南岛度假 去了(没有带江青)。

一年之内，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停止了。这在 1959 年的高级会晤后已成不可避免的现实。然而迹 象表明，毛泽东这一次与往常一样，过分乐观地估 计了自己同外国同伙交往的能力，又猛击了赫鲁晓 夫这个俄国佬不可承受的一拳。于是，苏联在 1960 年年中突然撤走了它的 1．2 万名技术人员。

赫鲁晓夫叫嚷，昏庸的中国人(一个少见的民族) 侮辱了苏联恩人。毛泽东答复道，苏联专家对关键 计划和资料一直保密。

毛泽东疾言厉色说：“还不如法国的资产阶级， 他们还有一点商业道德观念。”他迟迟才发现，苏联 的产品“笨重、原始，而且价格昂贵”。

表面上的外交礼节还保持了一段时间。1960 年 秋，毛泽东还到苏联大使馆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庆祝 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招待会。但是在 1961 年苏共 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自 1956 年令人惊心的非 斯大林化的大会召开以来，苏联党的第一次大会— —引起公开的大论战。阿尔巴尼亚是主要议题，中 国是争端所在。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怒气冲冲地 离开莫斯科，毛泽东破天荒地在北京机场迎接他的 伙伴。

1962 年底，毛泽东所采取的步骤是，对世界范 围的马克思主义教派致命一击。他宣布，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权力“已经被修正主义分子篡 夺”。分裂已成定局，党与党的关系不复存在。1963 年，毛泽东和苏联人之间就思想观念之争发表了多 封公开信。

所有这些皆源出于体制。实际上，思想观念领 域的斗争即将结束。现在的斗争主要是为了争夺国 际共产主义的所有权。

到 1964 年，毛泽东看到苏联这个魔鬼头上的犄 角已多得不可胜数。他在一次计划会议上毫不掩饰 地说：“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 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他再次 将苏联同他略知一二的西方国家进行比较——同纳 粹主义比较不合适。他说：“他们是一伙比戴高乐还 卑鄙的家伙。”

毛 泽 东 的 看 法 终 归 到 了 这 一 步 ， 即 是 在 1964--1965 年之交的冬季得出的，苏联比美国还坏。

以来自中国内地的这位“沙文主义者”看来。 二者确实都不是好东西，但苏联更靠不住。他说： “美国是坏蛋，他们是诚实的坏蛋。苏联人还是骗 子。”当苏联人正在崛起时，他发现美国人的统治欲 望正在衰弱。

他产生这个新想法的一个线索是由于同邓小平 的分歧。当邓小平重申既定的政策，说亚太地区是 全球紧张的重心时㈣，毛泽东纠正他说，不，在当 前欧洲才是的。由此可以说，在毛泽东的眼中，美 国的威胁在减弱，而苏联的威胁在上升。

毛泽东真是不可思议。他把中国的救星复称为 恶霸。在他的很多同事看来二一不只是已倒台的高 岗和彭德怀——毛泽东走得太远了。

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也得到了基层群众 的支持，多数中国人不喜欢苏联。很多受过教育的 党外人士从一开始就反对中苏联盟。即使在台湾， 很多人私下里也有些赏识毛泽东终于摆脱了贪心的 北极熊。

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政治局内，毛泽东在苏联 问题上还面临着一些战斗。

既然毛泽东满不在乎地拔去了塞子，人们一定 会问，为何要把这个瓶子保存这么久呢?毛泽东后来 称，中国在 50 年代别无选择．只有追随莫斯科。他 说：“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没有人 能分清正确与错误。我们只能照抄别人，虽然我们 对他们一直就不满意。”

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直到非斯大林化出现， 毛泽东还一直认为莫斯科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源头。

像在许多宗教体验中常发生的那样，信仰的慢 慢动摇，就会发展到超越充满疑惑的激烈时刻。迟 至 1962 年，毛泽东已放弃了这种信仰，但还朝着宗 庙的塔尖眺望。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有 两种教条主义的论点，接着加了一句：“莫斯科认为 这两点是我提出来的。”例这两点可以说是毛泽东主 义的宣言，毛泽东为此而感到自豪。不过这还是给 他以触动，以某种方式给他以印象，因为莫斯科把 它们说成是他的思想的产物。

1960 年 6 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十 年总结》一文，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 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要以第二个十 年去调查研究它。从中找出固有的规律。 毛泽东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了解一些，在 60 年代

初期，他对世界问题的兴趣超出了苏联阵营的范围， 其外交政策也取得了明显的成功。1960 年与苏联的 分裂似乎去掉了中国外交政策上的负担。毛泽东不 再在别人面前充当低人一等的伙伴，取而代之的是 在第三世界更为广阔的舞台上唱起了独角戏。

从 1960 年中期到 1964 年底，有 17 个国家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援助开始流向第三世界的 一些地区。中国在这些革命者眼中闪光，这些从事 运动的革命者感到，苏联企图与美国一起充当稳定 世界的合伙老板。

“大跃进”期间，中国伤害了不少友好国家。 出于消除人的疑虑，还有事业上的挫折等，他在 1962 年一个批示中写道：“1959 年是一个马鞍型， 全世界转而反华。”*

*此时中国还保留着忠实的阿尔巴尼亚。但是 来自当时监狱的一份回忆录表明，一般中国人都认 为对巴尔干这样的小国家没有必要认真对待。其中 一位当时正在服刑的犯人说：‚如果六亿中国人站在 一起，一人一口唾沫也会把阿尔巴尼亚变成汪洋。‛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官方的政策马上降低了调子， 与公众的口味一致。

在 60 年代上期，毛泽东不只是收复他的失地。 “我想，你知道你是在和一位侵略者谈话。” 毛泽东在与 1960 年到访的蒙哥马利勋爵共度长夜 时说。他目光灼人，显示着自信，“联合国就是这样 称呼我的。同一位侵略者谈话，你不介意吗?”**

**随着年事愈来愈高，毛泽东常常提些玩笑式 的问题。这可不像他表面看上去的那么谦逊。数年 后，他对泰国领导人克立说：‘你不怕我吗?蒋介石 和西方骂我是土匪、罪犯、杀人犯。‛(过了一会儿， 当毛泽东说他不久就要死去时，克立则说不可能。 毛泽东问情由，克立答道：‚啊，主席，世界不能失 去像你这样的第一号坏人。‛这句话‘使毛泽东极为 高兴……他拍打着坐椅扶手，笑得前仰后合，起身 同客厅所有人握手‛。)见 Kukrit to Rt,Bangkok， 11／10／79。

他不希望同印度改善关系，尽管政治局有人反 对，他仍然坚持在喜马拉雅山采取军事行动。中国 在军事上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创 印度军队，然后像个无聊的冠军撤了回来，让印度 的民主处于一片指责吵闹之中。

不过，毛泽东好像只是想证明他的外交政策是 为了防御世界，而不是为了赢得世界。他在这次军 事胜利以后没有紧接着采取任何外交活动。中国与 印度的关系直到毛泽东去世时都很不好。

毛泽东发现了非洲。1960 年以前他几乎没有提 到过这块大陆，即使在他开始对这块大陆感兴趣的 时候——中国在那里取得了一些成功——他对非洲 的了解仍然模糊不清。1964 年，他接见了阿尔及利 亚的来访者。会见结束时，他不得不要求他们写下 他们的总统本·贝拉的名字。

同一年。他与桑给巴尔人是这样交谈的：“肯尼 亚有多少人 口?三百万?”尴尬的来访者告诉毛泽东， 其人口是 850 万。毛泽东对桑给巴尔的地理位置也 不清楚，“你们国家在北半球还是南半球?”“正好位 于赤道上。”那位非洲人答道。“赤道上一定很热吧?” 这是毛泽东的下一个问题。

对于非洲问题的天真(也许是故作谦虚)，并不 意味着毛泽东私下里对此作出精明的判断。除了思 想观念方面的恐吓和宣传，毛泽东私下承认古巴倒 向苏联而不是倒向中国的真正原因，是中国缺少古

1963 年 8 月 8 日，毛泽东会见非洲朋友，并 观看黑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赠送的礼品。

巴所需的石油和武器，而莫斯科能提供这些。 毛泽东精于施加自己影响的基本技巧。1964 年，

与苏联毗邻的罗马尼亚要求中国派一高级代表团访

问布加勒斯特，毛泽东对采取任何行动都很谨慎，

他说：“即使只与他们握握手，也是很重要的。” 对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竭力将中国拒于国

际组织之外的做法，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对此作出

响亮回应：“我们孤立吗?不孤立„„我们国家有六

亿人口，六亿人口孤立吗?”

如果说，“反华”的态度使毛泽东感到惊讶，这

种惊讶甚于刺激。他向本土观念较少的同僚们保证

——也是对自己的再保证——反华势力并不是很大

的。1960 年，中国在巴基斯坦进行一次展览时受到

反华示威者的包围．这使毛泽东很恼火，他写了一

篇题为《关于反华问题》的文章。他为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同时也为某些

人似乎仍在反华而感到受了伤害。在他的劝告中有

这么一些可怕的数字。即要他的同僚们去“接受世

界上大约有百分之十的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会

经常反对我们这一事

实”。

1964 年秋一 个

小时左右的时间里，

爆发出两件新闻。第

一件是赫鲁晓夫在克

里姆林宫被推翻，第

二件是中国爆炸了自

己的第一颗原子弹。

这两者对毛泽东来说

都是胜利——并且为

他的所思所虑联系在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一起，因为这增强了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的自豪和独立。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下台所作的反应．显露出他 中国帝王思想方式的痕迹。埃德加·斯诺在此后不 久曾问毛泽东。如果苏联人的看法是正确的话，中 国的个人崇拜是否正在出现。毛泽东认为，赫鲁晓 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

毛泽东说，让中国人从几千年来对帝王的崇拜 中摆脱出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确实如此，即使 一位马克思主义统治者，可能也不会摆脱这种影响。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后继者采取一种开放的心 态。这也是一种传统的做法。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来看．如果说赫鲁晓夫是一位“法西斯主义者”的 话，就没有多少理由说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是“社 会主义者”，难道苏联的社会制度不是复辟到了不能 挽救的境地了吗?

然而，毛泽东更多地从个人角度看待新的领导 者。在不到 4 个月的时间内，他会见了柯西金—— 克里姆林宫的第二号人物——并举行了会谈。

在原子弹试验的当天晚上，人民解放军的卡车 在北京四处散发《人民日报》的号外。号外用 3 英 寸大的红色字体印刷的标题宣布了这一消息。第二 天，每家商店都在橱窗挂上了“原子弹爆炸成功” 的消息。

早些时候的一幅照片吸引了见到过它的一些美 国人：毛泽东与钱学森一起坐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 的一张木桌旁。钱学森是加州工学院的一位科学家， 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他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终 于在 1955 年回到中国。

1956 年 2 月，毛泽东和物理学家钱学森在宴会 上。钱学森当时已被公认为世界力学界和应用数学 界的权威学者之一。他放弃美国的优越条件，怀着 参加祖国建设事业的热烈愿望，克服重重阻挠，于 1955 年 10 月回到祖国。

毛泽东对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欣喜不已。他

亲自鼓励钱学森等科学家。他以少有的热情和激动 告诉外国来访者，中国不得不研制原子弹，即使生 活水平问题使他们身负重担。

毛泽东所知道并相信的是人民战争，这种战争 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延伸。出于同样奇怪的原因，毛 泽东对发展核武器持不同态度。他希望原子弹用于 政治目的甚于军事目的。与戴高乐一样，他把它看 作是自己国家行动自由的保证。与大多数军事专家 的看法不同，毛泽东认为原子弹有几枚就足够了。 1965 年他对安德烈·马尔罗说，6 枚就足够了。

他的目标在于“打破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他不承认使用核武器有任何价值的威慑力，认为它 只能吓唬那些害怕它的人。不过他说这并不包括他 自己，“如果你把所有的人都杀死，即使占有了土地， 又能作何用呢?”

所以，毛泽东对国防的展望——拖拉机加原子 弹——当他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时，这是一个合乎 逻辑的结果，也是他一贯的原则。如果有人侵犯中

国，他还会诱敌深 入，把他们包围起 来，用对待日本的 办法对待他们。

原子弹还有另 一方面的作用。当 两位高级经济官员 谈到核武器问题时， 毛泽东说：“是的，

我们需要它们。不 1967 年 6 月 17 日，中国第一管是什么国家，不 颗氢弹爆炸成功。管他们有什么弹，

原子弹还是氢弹，我们都必须超过他们。” 1964 年的核试验鼓舞了毛泽东。他保证使中国

的科学家能有使核计划迅速发展的各种设备。正好

在 32 个月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它的第一枚氢弹。

这种速度的确很快。同样的事。美国花了 7 年零 4

个月，苏联花了 4 年的时间，英国则花了 4 年零 7

个月。

60 年代上期，毛泽东对美国的政策作过很多的

批评。他谴责美国对黑人的迫害、控制巴拿马运河，

谴责华盛顿在全世界建立军事基地。“就像一头牛把

尾巴拴在桩上．这还有好日子过吗?”

但是与 40 年代后期相比，毛泽东对美国的抨击

减弱了，这不只是因为 10 余年来中国不那么容易受

到攻击。他的抨击常常带着嘲笑，是有离奇区别的。

在感情上也与对苏联的抨击不可比，同苏联人的争

论后来发展到面对面。

尾巴拴在桩上的公牛是很危险的，但总归还不

能与到处游荡的北极熊相比。然而，这种潜在的威

胁还没有被认识到。

毛泽东现在还不希望从美国得到什么好处，他

倒是在考虑美国想从中国得到什么。虽然他对美国

的生活还不了解，但他敏锐地察觉出美国像英国和

法国一样扮演帝国主义角色是适宜的。

1956 年，他在一次知识分子的大会上说：“美

国人只知道赚钱，如果没有人给他抬轿子，它就得

考虑走路了。”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手，”在 1964 年春节

的一次谈话中他说：“要打到我们中国来。”这是一

个惊人的启示性声明。苏联和美国这两顶主义帽子

被他给戴上了，他感到这两个超级大国很相似。革

命的策源地?反革命的策源地?两者都不是，他们只

是敲中国大门的强盗。

总之，毛泽东毫不在乎的声明冲击着我们。让

他们来，“我们顶多退到延安，”他说。同时向两个

超级大国挑战，而不是采取利用一个反对另一个的

政策，这似乎是不明智的。然而这正是毛泽东在 60

年代后半期准备做的。

★第十六章 退却(1961--1964)

迫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自 1961 年起，毛泽东 带着满腹狐疑开始让步退却了。刘少奇、邓小平二 人强调政治秩序和经济效益符合时代趋势。刘、邓 并没有同毛泽东正面冲突，只是沿着自己注重实际 的道路加快了步伐，并且自然而然地扩大了权力。 毛泽东对他们没有作出什么决定性的阻止。

身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在 1961 年至 1966 年期 间仅召集过一次中央委员会！在政治局也出现了从 未有过的现象，人们对毛泽东总是敬而远之。他很 少接见外国人，也不再深入群众。

对于国内大部分地区有一种对北京的不满情绪， 毛泽东闻出了其中酸溜溜的气味。在 1962 年的一次 会议上，他曾直截了当地讲述他听到的一个故事： 一个刻薄的广东人说，“当火车向南开时，它的隆隆 声似乎在说：‘前途光明，前途光明，前途光明。’ 但向北开时(去北京)，它似乎在说：‘没有希望，没 有希望，没有希望。”’

1961 年 1 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 中全会上讲话，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 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会议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 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从后来批判邓小平的材料中不难看出当时政治 局势的变化：邓小平在 60 年代初“见到毛主席时以 平等身份自居，不拘礼节”。新闻宣传对毛泽东的崇 拜也在消退。阅读党的刊物《红旗》杂志，读上一 个小时也很难找到毛泽东的语录，甚至毛泽东的名 字。

人民公社实际上已解体为大队，农村的黑市也 开始合法化。工厂中厂长负责制又复活了。偏离党 的工作方法的倾向已经出现。1957 年被作为毒草连 根拔掉的知识分子又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权势庭院 中找到了新的土壤。经济在这种氛围中稳步增长。 毛泽东无法否认，当时他也的确未打算否认这一事 实。

毛泽东并未把作为经济政策的“大跃进”视为 失败，并且他仍然相信“大跃进”是社会主义的政 策。基于这一理由他拒绝向许多客人承认经济失败。 假如错误的源头与他相关，他就会阻塞通向真理之 路。

毛泽东接受了退却，以作为机变的目的，这从 他的巧妙的辩护中可以找到它的脚注。他亲切地说： “大家都是好同志嘛!”接着他以一位接受荒唐结局 的人的口吻补充了一句话：“一个人不可能没有一点 缺点。”

1961 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上说：“肥猪 只有在栏里才能养出来。”一句话，就是要整顿。建 筑师不应该总是把时间用在修补上，现在该考虑怎 样利用猪栏了。

毛泽东对那些不肯让步、甚至有些严厉的与会 者说：“我们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照搬照抄不 懂的东西。”而这样说的人就曾试图这样做。

“我是个中间派。”他这样讲，可他自己对此也 未必相信。

消除个人崇拜?可是它好比一个针眼，1956 年 以来中国所有的政治丝线都须从中穿过。毛泽东觉 得，他自己的意志就是那一时代中国道路的具体化， 他感到自己能超出常规，跨越其社会构造。但是， 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人相信规则之书，已看出在 这块有着 6．5 亿人口的土地上消除组织结构绝非安 全之道。

毛泽东后来在指责刘少奇和倔强的邓小平时曾 说：“他们把我当作亡人。”平时，带着诚恳的目光 听毛泽东的指示，向毛泽东点头称是，对他的讲话 热烈鼓掌，可就是不去贯彻他的指示。他们常常“忘 记”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开会时，他们总是坐得远 远的，避免毛泽东那令人难料的询问或是尖刻的教 训。

北京市一位副市长写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剧本 《海瑞罢官》。该剧本说的是明朝的一个忠臣因直谏 而被皇帝罢官的故事。

北京的一位专栏作家写了一则故事．讲的是一 个才能平平的运动员，在一次幻觉中竞吹嘘自己打 破了奥林匹克跳远纪录。

这同一杆笔还写了一篇《专治健忘症》。作者勾 画了一个健忘症患者——没有说出名字——他忘性 极大．自己刚刚说过的话马上就忘了，因而变得喜 怒无常。

所有这些伊索寓言一类的文章是在中国提出不 同意见的典型方式．但这是够大胆的。

毛泽东在 60 年代早期讲话甚为简明，很少漫谈， 似乎已意识到他已经不再长缨在手。他在组织自己 的观点时，在形式和次序上几乎是任意的。

“我没有太多的东西要讲，”他总是这样开始。 或者说，“我想讲六点„„”他在讲话中罗列一些数 据．似乎想证明他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做一名呆 板的专家。

埃德加·斯诺曾于 1960 年访问北京，他问毛泽 东对中国的长远规划是什么。“不晓得。”这就是毛 泽东难尽如人意的回答。

“您太谨慎了。”斯诺表示不同意。

毛泽东坚持道：“这不是什么谨慎．就是不晓得 呀，就是没有经验呀。”

毛泽东几乎无法掩饰自己在“大跃进”时期的 错误。1958 年，他说中国将用 15 年的时间超过最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在 1962 年他又改口说要用 50 年至 100 年的时问。

毛泽东的讲话中还有引人上钩的东西。他在 1962 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说，“近几年，我们很 多工作不是很糟吗?”这使得与会的人不知道他是做 自我批评还是另有所指。

他在 1962 年的另一次会议上说：“不许人讲话， 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 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毛泽东这是攻击 他喜欢提到的靶子——严重的官僚主义。

“你的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毛泽东的眼中，官僚主义者正在脱离群众， 不倾听群众的呼声。企业管理人员开始趾高气扬， 好像工厂就是他们自己的。医务工作者拒绝到边远 的乡村去工作，因为舒适的城市生活吸引着他们。 干部不按规定下乡搞体力劳动，把它当作去稻田远 足、野餐。“有什么新闻吗?”他把这当作向下属职 员的问候。这是一种控制机制，一种将所有信息集 中在手里的方法。是啊，这类信息与人民群众真实 情况之间的联系在中国总不会结束。

作为普通人，毛泽东越发关心生活中一些具体、 新奇、简单、难以预料的事情。作为政治家，他不 能容忍中国现存的多层次的组织机构。作为哲学家， 他认为除非干部真正地深入群众，与他们同甘共苦， 否则中国的革命没有希望。

现在，甚至书籍在他看来也成了权威的象征。 “有人写出书来．然后就让那些没有经验的娃娃们 去读。”他认为，如果没有直接的生活斗争经验做先 导，一味地填塞间接知识，“娃娃们”就会变成书呆 子。

一天，来了几位智利新闻工作者。一位编辑首 先告诉毛泽东，作为中国与智利友好关系的良好开 端，最近在圣地亚哥举行的中国经济成果展览，已 引起人民的很大兴趣。可是毛泽东却另有所悟：“我 还是从你这里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展览。”他有些兴奋。 接着，他有些讽刺地对在场的中国官员责备说：“看 来我的官僚主义很严重啊。”

60 岁时，毛泽东消减的不是复杂的心事，而是 对重建一个拥有 6．5 亿人口的社会所需的复杂机构 的容忍。他要求躬亲每事，要亲自触摸中国革命的 脉搏。

1961 年，从第一线上退下之后，毛泽东所赋写 的诗词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

有一首诗纯属歌颂军人的美德，他由此寄托政 治上东山再起的希望。一幅女民兵的照片放置于他 的办公桌上，他便在其上题写道：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写于湖南的《答友人》是一首感情充沛的怀旧 诗。毛泽东在诗中提及了传说中的舜帝。这个贤明 的统治者死后，他的两位妃子悲痛欲绝，止不住的 泪水滴在竹子上，留下斑斑泪痕。直到今日，在湖 南、江西一带的竹子上还隐约可见当年的泪痕。

九嶷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毛泽东给他的出生地湖南涂上了一层永生的色 彩。娥皇和女英身着万朵红霞裁成的百迭彩衣走向 人间，洞庭湖的波涛似乎在拍打着天堂的大门。1921 年，毛泽东曾和萧瑜横渡这湖水，走上建立中国共 产党的道路。他年轻时漫步过的长岛是如此地震颤， 仿佛它对地球的依附已不复存在。在毗邻的生死线 上，毛泽东梦想着再生。到那时会摆脱这种羁绊吗?

《咏梅》是他 1961 年来所赋诗词中的佳品。毛 泽东说，他读了 12 世纪词人陆游的《咏梅》词，便 和了一首，但“反其意而用之”。

面对正在出现的中苏之争。这首词旨在振奋军 心，当然毛泽东自己也寓意于中：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春天被冷峭的气氛所包围，毛泽东认为一切好 的事物都是如此。梅花——中国传统中正直高洁的 象征——勇敢地屹立在冰山峭崖之上。毛泽东在慨 叹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孤立，也许还包括他自己在 中国的孤立。

如果说陆游看到梅花时只想到令人伤感的一 面．那么毛泽东却看到了梅花壮丽的归宿，尽管它 孤芳自赏；因为高贵的梅花已抛弃了私欲(“俏也不 争春”)，有着崇高的思想境界。确实，最后一行的 “笑”预示它的永生。

和陆游词描绘的那样，梅花确也孤寂。然而， 陆游仅仅为之伤感，而毛泽东却能体味出孤独中的 欢悦。*

*陆游原词

驿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 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

从

1959 年开 始．佛教思 想又重新回 到了毛泽东 的谈话和想 象之中。

当“大 跃进”开始 遭受挫折时， 毛泽东指出： “自己作个 菩萨自己拜， 我们必须打 破 这 种 偶

像。”在彭元 《卜算子〃咏梅》手迹。帅被罢免后

写的一份“检讨”书上，他批写道：“如果他彻底转 变了，就会立地成佛，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敦促干部走出城市，放下架子，到农民中 去，毛泽东对他们讲“应该每年离开北京四个月， 到劳动人民那里去取经”。他的这种想法源于《西游 记》，这部小说中的猴王就是离开宝座出外寻找佛经 的。

毛泽东在 1962 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问：“和 尚念经为什么要敲木鱼呢?”当时他正在重读《西游 记》。原来，从印度取来的真经被黑鱼精吞掉了。敲 一下，它才肯吐一字。“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黑鱼精 一样。”毛泽东这是利用佛教的传说来阐述党的领导 者说话时不应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

他开始赞赏宗教君主制。难道西哈努克亲王领 导的柬埔寨不比由总统领导的南越傀儡强吗?友善 的邻国尼泊尔王国不是比议会制的印度更好吗?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的王海容是一位拘 谨严肃的姑娘，她是毛泽东的侄女，毛泽民的女儿。 例 1964 年王海容来看望毛泽东。她感到不解的是， 毛泽东竞主张她去读读圣经和佛经。

毛泽东在同彭德怀冲突之后开始谈论佛教绝非 巧合。既然他对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信心，就 会返回到中国传统，对宗教表现出一种新的宽容态 度。他日渐发现中国所有的好经验都是有先例的， 因而日渐把历史看作一连串道德故事，历史不仅只 是精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的翻版，而是不断发 生的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永恒斗争。

有一次，王海容向毛泽东偶然提到她的一个同 学只顾读《红楼梦》，而不学英语语法。毛泽东听了 后显得很严肃。“你读过《红楼梦》没有?”这年轻 女子说她读过。毛泽东问道，“你喜欢《红楼梦》中 哪个人物?”王海容说她谁也不喜欢。毛泽东继续说： “《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事实上，他推 荐的小说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三大贡献之一。当王 海容正忙于学习以图成为一个四海为家的现代女性 时，毛泽东却在第五次通读《红楼梦》。

毛泽东又问她是否读过唐代诗人杜甫的《北征》， 王海容的回答是标准的学生式的：“没读过，《唐诗 三百首》中没有这首诗。”毛泽东站起来走到放诗册 的书架前，找到那首《北征》，递给王海容，并嘱咐 她要多读几遍。

王海容问道：“读这首诗要注意什么问题?要先 打点预防针才不会受影响。”

毛泽东有点恼火：“你这个人尽是形而上学，为 什么要打预防针?不要打，要受点影响才好，要钻进 去，深入角色，然后再爬出来。”

60 年代中期的毛泽东一眼就看出他的侄女太 死板(他鼓励她在学校里要敢于反抗)，同时又太左 (他要她多了解中国的过去)。

60 年代，是毛泽东自 1918 年从第一师范毕业 后读史最多的时期。他在历史中找到了慰藉。

孙子不被膑脚，能修列兵法?他向一位听众问道。 韩非不囚秦，能写出他的《孤愤》?诗三百篇，不多 是贤圣发愤之所作么?

毛泽东把他取得控制权以前的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分成五个“朝代”。陈独秀等人都是失败的昏庸之 主，因此自然而然地他把自己比作是成功的贤明君 主。 *

*毛泽东的令人惊叹的词《沁园春雪》写于长 征胜利后，新中国成立后 1964 年第一次在中国公开 发表，毛泽东在词的最后写道：‚数风流人物，还看 今朝。‛这似乎把对过去的羡慕和对现实的把握联系 在一起。见《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

在毛泽东的意识中，自己同命运的主宰不可避 免的会面已经为期不远了。毛泽东有时称这位命运 的主宰为“上帝”，有时则称之为“马克思”。

毛泽东在 1964 年接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时说： “帝国主义分子前不久还叫嚣中国政府要垮台，现 在不做声了，因为还没有垮。”

但是，毛泽东在内心里却不乐观。“不过，我就 要垮了．要去见马克思了，医生也不能保证我还能 活多少年。”

几星期后，四位副总理来和毛泽东讨论第三个 五年计划。“制订计划要从实际出发。”而在 1958 年毛泽东不相信这一点。他继续说，“我已经七十多 了，但我们不能把‘在有生之年看到共产主义’作 为制订计划的基础。”

毛泽东对一些军队干部讲：“如果原子弹投下 来．只有去见马克思一条路了。不过，年纪大了， 终究要死的。”毛泽东还曾伤感地说：“负担太重时， 死是很好的解脱方法。”

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共进晚餐，问毛泽东是 否可以拍一部电视片来重现当晚的情景。斯诺说： “有谣言说您病得很重．如果将今晚的情景通过屏 幕公之于世，不就证明那些谣言纯属夸大其词吗?” 毛泽东苦笑了一下，好像是信心不足。事实上，他 认为自己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毛泽东确实看到自 己生命将尽并坦然以对。他对来访的阿尔及利亚客 人说：“谁都难免一死，最起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 例。”

从毛泽东和阿尔及利亚客人的谈话中可以看 出．他在心中把中国的垮掉和自己的垮掉相提并论。 事实上，他已很难把中国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分割 开来。他已接受作为人的毛泽东将会死去这一事实， 但他不能接受中国在他死后偏离毛泽东主义的道路。 他对几个军队的领导人说：“每个人都应该选好接班 人。”

和邓小平相反，毛泽东的面部没有随时间的流 逝而越发容光焕发，他已是面如满月，少有皱纹， 表情已不那么丰富，双眼更加深不可测，发型则依 然如故。

1964--1965 年间，毛泽东与客人交谈时护士不 离左右。帕金森氏综合症引起的震颤、僵硬和动作 不协调一直困扰着他。然而。他并不十分注意自己 的健康状况。毛泽东嗜烟，抽用弗吉尼亚烟草生产 的“中华”牌香烟。与斯诺在一起一个晚上就抽了 12 支。他很少洗澡——卫士用湿毛巾为他擦身—— 从不刷牙。

他同李医生有一个君子协定：“我发烧时请你， 我不发烧时不找你，你也不找我。”

由于轻视一切专家，毛泽东把自己的医生看成 是清洁女工。他曾说：“医生的话我只听一半，另一 半他要听我的。”

现在，毛泽东的多数时光不是在菊香书屋度过 的，而是在近处的室内游泳池，那儿有接待室，书 房，卧室，这些都为他增添了方便。

毛泽东还和以前差不多，在豪华的地方过着一 种简朴的生活。㈣他从不将茶叶泼掉或留在茶杯里， 而是用手指夹着将其放进嘴里，咀嚼过后咽下去。 当他在湖南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知道怎样处置这些 茶叶。他不喜欢在房间里摆设鲜花或其他装饰品。 ㈣他总是吃那几样辣味十足的湖南菜。无论是和江 青一起吃饭．还是跟外国首脑共进晚餐，美餐之后 他都要咕噜咕噜地喝汤．还会打着饱嗝，且毫不在 意。

毛泽东在 60 年代的工资是每月 430 元，只是工 厂里高级技术人员工资的两倍。毛泽东不喜欢购置 贵重物品，不过，他真的需要什么，党都会使其满 足。因而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他在 1964 年说的一句 牢骚话：“我需要秘书，可是又雇不起。”

尽管毛泽东的地位看上去已脱离了人世间的任 何官职，但人们仍称他“毛主席”。这与“周总理” 和“林国防部长”的称谓含义不同。

确实，红色中国不知该怎样加衔于毛泽东，但 它知道不能给他加上什么。毛泽东是一位将军，但 党指挥枪的原则使他不喜欢俗气的军衔。他变得越 来越像帝王，但又不便公然用这个词来指称他与帝 王类似的身份。

因之，“主席”的头衔便意味着，毛泽东头顶不 乏城市会议严肃性的民主桂冠，占据着在几千年的 中国历史上历来由上天指定凡世统治者人选的职位， 恰似一位半人半神的被崇敬者不伦不类地端坐于现 代议会的首席。*

*‚主席‛一词的频繁使用，使刘少奇大为不 满。这位一国首脑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被称为‘主 席’？你听见谁叫过‘列宁主席’？‛

毛泽东变得迟钝起来，遇事主观。他高声地对 来访者评头品足：“都很年轻嘛!”“那么高啊!”“她 准有七十多岁了!”

毛泽东没有耐心听来访者的恭维。1964 年，一 位桑给巴尔的来访者对毛泽东说：“请允许我向您表 示诚挚的敬意。自踏上中国这块土地，我就向往着 与您的会面，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激动之 情。”

毛泽东盯着他，平静地问道：“你读过马克思、 列宁的书吗?”

过了一会儿，这位非洲客人变得更加客套起来： “您的著作实在是好。”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我写的东西不多。”

桑给巴尔客人坚持道：“不，您的著作很多。”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 这里吧!”说了声“再见”，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毛泽东在写自己的书信时，末尾大都注有“凌 晨四点”“凌晨六点”等字样，这说明他通宵达旦地 伏案工作。和他的很多同事不同，毛泽东喜欢读书。 就是当着来访者的面，他有时也会翻出一本诗集或 一本字典，以用来说明或验证论点。

“解剖麻雀”，是毛泽东最乐于用来解决问题的 方法。“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国的麻雀和外国的 麻雀都是如此。”他觉得，研究细小事情有利于解决 重大问题。

毛泽东很少谈及政策，而哲学与工作方法是他 最愿涉及的主题。

毛泽东不太擅长或者说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话。 在 60 年代他索性不讲了。和普通人交谈的日子已经 过去，他越来越把自己陷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中。

在家中聚会时，他的话题更是经常涉及自身经 历。他谈论自己的早年生活，谈论自己的家庭成员， 这在中国领导人中不多见。他是要从自己的经验中 总结榜样叫别人去效仿。

毛泽东告诫一位年轻的来访者，当兵半年就够 了。他没有提及 1911 年他在长沙也只当了半年兵。 他用最欣赏的哲学原则对自己作了尖锐的解剖：“任 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自己也可以一分为二。 我是一个小学教员，(然而)我又信神。”

谈及他的婚姻时，毛泽东似乎确也一分为二。 1962 年，他长沙的妻子杨开慧的母亲去世了。他给 杨家写了一封信，就像一个女婿履行应尽的职责一 样。他写道：“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 夫人同穴。”令人吃惊的是，他于再婚 20 多年后， 竟然讲出下面一句话：“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 不分彼此。”

当谈及遥远的未来时，有人发现他极富挑战性， 有人只觉得离奇。他在 1964 年的一次会议上自言自 语道：“一万年以后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在一 次科学会议上，毛泽东引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诗句作 为结束语(妲娥不嫁谁留?)。

毛泽东在 1964 年的一次情况汇报会上说：“请 问，马克思年轻的时候，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吗?”

或许有人会同意他接着提出的看法：“讲哲学不 要超过一小时．讲半小时以内，讲多了就糊涂了。”

有哪一个大国曾被一个制定政策脱离社会现实 基础，沉迷于永恒事物，而且具有猴性精灵的人统 治过呢?

毛泽东蓦然找到了一种方法，它既能解释中国 过去的倒退，又能解释从根本上动摇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新生力量。历史能前进，也能倒退。在过去的 岁月中，难道他没能有效地抵制新生资产阶级吗 ? 事实上，早在 1962 年他就开始为这一惊人之论埋下 伏笔。

多年来，毛泽东对阶级斗争持一种微妙的，用 马克思主义标准来衡量是十分温和的观点。他坚持 不能混淆对抗性矛盾 (敌我矛盾 )和非对抗性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在延安时，他就指责 28 个布尔什 维克不应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

1962 年 9 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 话。重提阶级斗争。

在 50 年代，他还不愿把持不同政见者列为“阶 级敌人”。反对高岗在东北搞“独立王国”时，他也 没有把高岗标为阶级敌人。到 1957 年 10 月前后， 毛泽东还一度有过这样的观点：随着社会主义政权 的进一步巩固，阶级斗争将逐步消亡。

一切都随彭德怀事件的发生而改变了。毛泽东 修改了他关于阶级斗争的定义。他开始到处滥用“阶 级”这个词，并开始相信，阶级斗争变得越来越尖 锐了。

这一思想观念的转变，使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 中整个地成了另外一个人。*

*划清阶级界限是为了清除坏分子。‛这句话可 能是 1964 年说的。毛泽东这时正处在偏离马克思主 义观点的关键时刻。清除坏分子这一政治使命使划 清阶级界限成了附属物。见《毛泽东思想万岁》，602 页，1969。

不久，他就开始根据人的态度来划分阶级界限， “重要的是区分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本人的表现， 重在表现”。

毛泽东常说的 95％的干部是好的被说成是一 个阶级分析的观点．尽管它只不过是一个算术问题。 可笑的是，派别也被说成是一个阶级的一翼，据说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所有的好党员都死了，”他抱 怨道，“只剩下一帮牛鬼蛇神。”毛泽东将又一块学 说基石置于他所喜好的违反常理的思想大厦建筑底 下：国内新产生的敌人与国外的新敌人勾结在一起。

“修正主义”是毛泽东给斯大林在莫斯科的继 承人下的定义。“右倾机会主义”是针对彭德怀而言 的。毛泽东认为，它们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在 1962 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说：“看来，给中国的 右倾机会主义改个名字，叫中国的修正主义，更好。”

把修正主义和阶级敌人联系起来始于 1964 年。 毛泽东在一则批注中写道：“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 产阶级上台。这是令人痛心的事实。”

他的这一新思想像一团古怪而又致命的迷雾笼 罩着北京的政治舞台。毛泽东的同事们被他的阶级 斗争激化论震惊。但如果这仅仅是提法问题，人们 尚可听之任之。

1962 年秋，毛泽东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一 次会议上指出：“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有 很大区别的。”这一区分至关重要，但令人恼怒、捉 摸不透。没有人感到有必要弄清它的确切含义。

毛泽东在 1963 年填的一首词„完全是他情绪 的最新透视。这首词原是与一位在政府中任职的知 识分子的唱和，同时反映了毛泽东内心中对他的同 事及对莫斯科的感受和评估。

他感到他的敌人只不过是一群苍蝇。

小小寰球，

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

几声凄厉，

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 蚍蜉撼树谈何易。

他要尽快摆脱这种境地，上苍会不会助他一臂 之力以完成这一使命呢?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一天，毛泽东把他的侄儿叫来谈话：“看来你好 像是属于左派，”毛远新当时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 院学习，“什么叫先进你知道吗?”毛泽东继续说， 并讲出了它的定义，“先进就是要作落后人的工作”。 这是 60 年代中期毛泽东的自我形象的总结。

毛泽东觉得大多数同事都已落伍，他必须替他 们承担工作。

扭转某些 方面，以保证 共产主义目标 的实现。

毛泽东简 明扼要地指出： “我们必须严 格纪律，必须 有一个秦始皇。 秦始皇是谁呢? 就是刘少奇。 我 是 他 的 附 臣。”*毛泽东 这话是发自心 底吗 ?如果是

《满江红〃和郭沫若》手迹。 真心话，他这 个“附臣”比 “皇帝”的权力还大；如果不是真心话，那么当时 毛泽东已看到刘少奇的威信在逐渐地超过他。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4-12-20，1969。在 西方得到的材料，刘少奇的名字被略去了，但是， 毛泽东这时指的是刘少奇，可以说这是不存在什么 疑问的。

毛泽东又抖擞起精神来，或许他还没有控制整 个航船，但他是一个在甲板下面的积极活动者。这 年仲夏，他畅游了十三陵水库，似乎很得意。

这位怀疑一切的圣人正在祈求一个使全民族再 生的节日。这位久待在阴影中的人物将以半人半神 的形象登上政坛。这位喜欢用永恒的思索来迷惑来 访者的领袖，正在考虑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手腕。使 中国跻身于世界三大强国之列。这位愠怒的政治家 看到刘少奇正在成为秦始皇式的政治强人时，准备 马上把他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1964 年底，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基本完成。周

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 1964 年 12 月召开的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代的宏 伟蓝图。这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在会议结束时会见 全体代表。

★第十七章 乌托邦之怒(1965--1969)

安得烈·马尔罗见到了毛泽东。这位法国文化 部长是来访问刘少奇的，他要把戴高乐的一封信交 给这位中国政府首脑。但那天下午会见时的情形却 大出他所料。

马尔罗被领进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墙上装 饰的并不是绘有高炉和拖拉机的宣传画，而是传统 的中国书画。马尔罗一眼就认出了刘少奇的“长脸”， 并走上去握手致意。刘少奇的身边簇拥着一群部长。

毛泽东独自站在近处，就像一位杂技教练领着 他的队员们。马尔罗向刘少奇致意后把戴高乐的信 递了过去，刘少奇没有作答。毛泽东则开始同马尔 罗及他的陪同者——法国驻华大使交谈起来。“听说 你们去了延安，有什么印象?”整个下午，刘少奇都 没有机会插一句话。

毛泽东低语道：“我要独自和群众站在一起—— 我在等着。”好像刘少奇和其他与会的人都不是毛泽 东的同事，只是一群缄默的证人。

在 1965 年夏日的这个下午，毛泽东在谈话中时 断时续，转弯抹角，态度悲观。同时，他又给人一 种莫测的神秘感。

在马尔罗眼中，毛泽东如一位青铜般的皇帝， 坚毅，盛气凌人，就像传说中刚从古墓中走出的巨 神。

当话题转到法国脱离美国控制及中国离开苏联 阵营时，马尔罗无意中用了“联盟”这个词。此前 毛泽东一直没有说话，仅是那夹着香烟的右手在嘴 边和烟灰缸之问来回。此时。他突然将双手举向空 中又猛然放下，用略带讥讽的语调说：“我——们的 同盟!”他面带讥讽地说着这组中国字：“你——们 的，我——们的。”

直到这位来自巴黎的自由主义者离开，毛泽东 都没有说一句任何称赞中国形势的话。“我们的工农 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他的评价是，“作家总是 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马尔罗会谈的中文记录 和法文记录稿表明，毛泽东对马尔罗看法的矫正比 马尔罗记录的有关部分甚至更尖锐。

法国大使试图给毛泽东的诊断注入一些希望， 他接过话头说，中国的青年对您制定的路线是坚信 不疑的。

“您来中国多长时间啦?”毛泽东反问。 这位自恃有据的使者用他最近的中国南方之行

证实他对中国形势的乐观看法。

毛泽东又说：“你看到的只是一面，你没有注意

到另一面。”

这位高卢绅士此时本想扮演伏尔泰的角色，而

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不满，远远超过他在 20 年代对

中国传统观念所表现出的恼怒。

毛泽东回想起柯西金在苏共二十三大上所讲的

话：“共产主义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泽东毫

不掩饰他对这句话的憎恶：“游泳是为了穿上条游泳

裤!”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看到权力终究会

被剥夺吗?

毛泽东最后对法国客人补充了一句：“我们的革

命不能只是简单地巩固已有的胜利。”

有些奇怪的是，那天下午，刘少奇始终一言未

发。

这就是 1965 年冬天到来之际毛泽东的思想主

调。这个失意人身上的那种趾高气昂精神又在复归。 在离别 38 年后，他又偷闲重访井冈山。毛泽东

填了一首词以抒情。词的开头道出了他前未实现的

夙愿。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在《重上井冈山》中也寄托了冒险的向往：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毛泽东仍感受到凡事都取决于英雄的意志。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现在几盒香烟就能收买一个党支部书记，”毛 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说，“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 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尽管毛泽东抱有很大的希 望，但他并没有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

“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毛泽东挑明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

直接的阻力来自刘少奇，他和他的会讲英语的 大资本家出身的妻子住在毗邻毛宅的一处优雅院落。 对中国人民来说，刘少奇当时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 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和毛泽东相差无几。瘦高、 银发，威严有余的刘少奇，于 1921 年在安源遇见毛 泽东之前就已是一个革命者，现在又似乎成了中国 革命的首席执行官。刘少奇写的小册子《论共产党 员的修养》，仅在 1962 年至 1966 年问就售出 1 500 万册，超出当时任何一种毛泽东著作的销售量。60 年代中期的社论都强调干部要学习毛泽东和刘少奇 的著作。《刘少奇选集》的出版亦在计划之中。

毛泽东本人就曾讲过——甚至对外国人也讲过 ——刘少奇将成为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始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开展这一运动是为了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为了与 他在 1962 年提出的激进思想相一致，l963 年 5 月， 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 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草案，阶级斗 争是它的主题。吲刘少奇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采取 温和的态度，他视其为在英明的中国共产党的密切 领导下进行的一场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运动。*

*毛泽东和刘少奇总结‚大跃进‛的错误上有 明显的分歧。刘少奇说，‚大跃进‛的失败是七分人 祸，三分天灾。毛泽东指出刘少奇正好把百分比说 颠倒了，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见鲍姆：《革命的 序曲》。

《十条》的第二和第三修改稿出来后，彭真、 邓小平和刘少奇都深深卷入其中：一些基层干部开 始怀疑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毛泽东和自己的适 度反对者之间踢的政治足球，毛泽东认为第二和第 三稿是形左实右。l965 年初，毛泽东又起草了新的 社教文件，将原来的《十条》扩充为《农村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并将矛头明显地指向刘少奇：“这次运动的重点，是 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还补 充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 有在幕后的。”

刘少奇不接受《二十三条》，毛泽东决定搞掉刘 少奇。他有了心仪的接班人。

林彪看起来更像一个童子军的首领而不像统率 世界上最庞大军队的元帅。他身材比毛泽东矮小， 鼻子比一般中国人的大，说话细声细气，总是用一 顶军帽盖住他的秃头，军装穿在他身上就像挂在衣 架上。他只有 57 岁，但体弱多病，在公共场合露面 貌不惊人。

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林彪是一位精悍的司令 官——尽管毛泽东因军事策略在长征路上曾责备过 他：“你还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1959 年，林彪接替倒台的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

林彪不像彭德怀那样反对与苏联决裂，林彪乐 于把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置于其他工作的首位，彭德 怀则不同意。林彪不敢与毛泽东平等相处，彭德怀 因自己的言行而被罢官。

比彭德怀、林彪之间有别更为重要的是，l959 年危机过后，毛泽东对党作出了暗淡的结论。庐山 上失掉的是党的集体权威。从那以后，党成了一台 受控的机器，不复是一个超出任何人之上的充满战 斗力的集体。

毛泽东逐步地把自己的威信与共产党的威信分 裂开来。

林彪领导下的解放军有惊人的作用。60 年代早 期，当毛泽东被党内的一些官僚视为“亡人”的时 候，军队却把毛泽东尊奉为活着的恺撒。林彪成了 中国的克伦威尔，他的解放军，是 1640 年伦敦那种 单纯、心明眼亮的“新模范军”的亚洲版。

林彪要求他的军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军官们也组织起来歌唱毛泽东思想，歌唱四个第一。 从 1962 年起，《解放军报》就开始在头版右上方用 大号字体刊载毛泽东的语录。

《毛主席语录》首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65 年后的所有版本都印有林彪写的前言：“毛泽东同志 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在毛泽东的心里，林彪似乎取代了刘少奇的位 置。在林彪的心里，毛泽东是他通向未来的道路， 而刘少奇却是难以超越的路障。表面是平静的，但 一场新的权力之争正在暗中形成。

得知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邓小平劝告毛泽东 不要参加 l965 年 1 月召开的中央四清工作会议。毛 泽东则坚持出席。他在讲话中声明，四清运动是“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四清”与“四不 清”的矛盾。刘少奇插话解释四清运动的性质，毛 泽东生气了：“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宪法，一本党 章。我是国家公民，是党员，我有权说话。一个(指 邓)不让我参加会议，一个(指刘)不让讲话。”

毛泽东发起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运动。中 国究竟要从人民解放军那里学习什么?起初的情形 有些奇怪。林彪在上海对一伙人说：“江青同志昨天 和我谈了话，她在政治上很强，在文艺上也是内行。”

多年来，江青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性情也反复 无常。她多数时间都待在家里照看两个女儿，毛泽 东很少和她在一起。“一个不大讲话的人。”这就是 江青和毛泽东在一起时对他的感受。

但是她的本行——文艺——是毛泽东为正在准 备的战斗选定的武器。因而在受到长时间的排挤之 后，江青怀着极大的不满冲人文艺界。不久，战士 们在她的指挥下唱歌、跳舞，她给中国文艺界戴上 紧箍咒的可怕行动开始了。

不久，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成了《解放军报》的 负责人，另一个女儿李敏则在国防科工委(负责研制 核武器)掌权。

毛泽东于 l965 年秋离开北京到上海，江青与他 随行。两人在这个港口城市原来的法国俱乐部一住 就是数月。毛泽东还常去他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别墅 小住。各省领导为毛泽东建别墅是为了让他巡视他 们的城市。其中的一些别墅如杭州的刘庄，有不少 镂花睡床，风格别具的琉璃楼阁，四布的池塘，白 色的大理石桥，足可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工艺品媲 美。为讨欢心，省委领导将镂花睡床换成西式床垫， 但毛泽东不喜欢这些东西。他代之以自己外出时带 上的特制木床。

毛泽东离开他感到窒息的北京足有 l0 个月之 久，中国人民有 5 个月不知他的行踪。

离开北京是他的又一次退却，是为了积蓄力量 以备强有力的回击。毛泽东到上海是要挑选一些年 轻的知识分子作为政治工具——作为同人民解放军 一起发挥作用的第二种力量去反对刘少奇。

一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分量很重的 剧评，至少，上海帮的成员在 11 月 10 日工余时间 打开报纸时是这样认为。事实上，这篇文章为一次 令人震惊的战斗打响了第一枪，这是马克思主义政 府内部自相残杀的开始。

毛泽东会见历史学家吴晗。(1960 年 8 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 政治舞台的壮举和真正剧场的干巴巴戏剧同时开演。

这篇剧评的作者是姚文元，一位 44 岁的上海人， 随笔作家，有一张圆脸和一双狡黠的眼睛。作为剧 评，他的观点不过是些陈词滥调。在其中，他所批 判的不是别的，正是北京市副市长 l961 年编写的 《海瑞罢官》。

吴晗用剧本大概借用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以反 对毛泽东罢免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毛泽东在四 年前就已看出了它的寓意。现在，他感到可以反击 了。

只有毛泽东才会对吴晗的剧本大做文章，因为 毛泽东是其影射目标。在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谈及“文 化大革命”始于《文汇报》的一篇文章时，毛泽东 在实际上已承认自己在中国政治中的主心骨作用。

然而，毛泽东发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确实也有广泛的、甚至是高尚的动机。他对马 尔罗说，农民生活贫困到吃树皮，但他们是比上海 油嘴滑舌的司机更强的战斗者。他担心 l949 年以后 出生的 3 亿青年人稚弱，认为他们必须在战斗中锤 炼自己。

毛泽东重申了他的人的因素胜于一切的信条。 “我们把重点是放在人身上，还是放在物身上，或 二者平行看待?”他在谈到劳动改造时说。这是中国 传统中一直被关注的问题。毛泽东的回答带有浓厚 的儒家思想痕迹：“如果我们把人的工作做好了，其 他一切都好办了。”毛泽东试图在中国革命浮动的沙 土上脱离经济基础，重建一种高尚的社会关系。

毛泽东非常相信净化和吐故纳新。他在一次党 的会议愤然道：“有尿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 舒服了。”同过去一样，他借用自然生理现象进行类 比，觉得这样讲很切合。

“农民不是一年要除几次草吗?草除掉后还可 以做肥料。”这句话的含义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此 时毛泽东已成竹在胸。

毛泽东把第一枪打向《海瑞罢官》，不只是为了 治愈被伤害了的虚荣心。像任何中国领导人一样， 他十分清楚文学对政权的巩固、颠覆或合法化起着 重要作用。

毛泽东自己是半个知识分子，他不怎么信任知 识分子，但又倾慕他们。他开始相信——正如 l964 年年中对一些搞经济规划的于部说的——苏联新的 特权阶层首先产生于文学艺术界。

“北京要这么多文艺团体干什么?”他生气地说 道。“他们根本无事可做。”他还说，“节日期间。总 是部队的节目最好，其次是地方，北京的最差。”

他受苏联的困扰，他的沙文主义，他的长生渴 望，在那群经济规划者面前全都发泄出来。“你们的 这个协会，那个组织，都是从苏联搬过来的，被一 群洋人和死人统治着„„”

如果毛泽东对北京的文化部门极为不满，那么 他也是想钓大鱼。瞄准北京市副市长，他希望能把 若干谴责的血水溅到市长身上。

彭真是一个阅历丰富且德高望重的人物。在某 些人眼里他有可能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他有条不 紊的治理使北京变成一座新型城市。但毛泽东发现 北京毫无生气，又妄自尊大，就像美国南方人看到 的华盛顿特区一样。

近几年来，毛泽东从不看《人民日报》，却偏爱 军队的报纸《解放军报》。

毛泽东讽刺北京的科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成了 “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他厌恶地说，对于“文物 工作者”认真研读的那些杂志，他觉得自己无法忍 受。可是，北京市市长却认为，科学院是最好的榜 样，其特殊的研究工作是中国未来发展所必需的。

彭真讥讽江青组织排练的几台平庸的为政治服 务的“样板戏”就像“穿开裆裤的孩子一样不成熟”

两种观点必将发生冲突。

毛泽东用蟹一样的技巧给彭真及北京的一些知 名人士施加压力。他指派包括市长在内的一些人来 指导他早已标定了的“文化大革命”。这绝不会有其 他结果，除了战争之外。

这位市长竭力地想把姚文元的文章限制在学术 争论范围内，而毛泽东已决意发动一场意义深远的 政治变革。“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浪潮是冲击那些 置身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大厦本身并视其为最后成 功的官员。这场战争只有毛泽东心中有数。l966 年 春天，毛泽东在上海这个制高点上观察这场战争的 进度。彭真等人则只是准备面对毛泽东的影子，他 们的冷淡，甚至天真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会见美国左派老战士安娜·路易斯·斯 特朗，并和她的一些朋友一起庆祝她的八十寿辰。 [18]这时毛泽东刚好是为姚文元修改好他给《文汇 报》写的文章的第 ll 稿之后，在那个清爽的早晨， 毛泽东平静自若。

毛泽东和江青双双走进了上海宾馆的接待室。 他仔细地观赏墙上的一幅竹雕并为之吸引，仿佛他 是一人站在那里，连自己的妻子都忘了。他移到第 二幅作品前，然后又走向第三幅。满室的客人都静 候在那里，等待他讲话，或是走向已经备好的午餐 桌前。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并对周围的人说医生让 他戒烟。他慢悠悠地告诉大家，他从未想过戒烟。 他还请室内的吸烟者都一起吸，有些人跟着吸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不吸烟的占多数，就对吸 烟者说：“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我行我素嘛。”

他的尊贵的客人斯特朗是一位极力反对越南战 争的美国人。然而毛泽东只字未提越南战争。他谈 到的所有外部世界问题都指向苏联。

毛泽东询问斯特朗的六位朋友对国际形势的看 法，他们的回答都不合毛泽东的口味。这六个人的 观点如出一辙，毛泽东认为他们事先都通了气。假 如有某个人说点不同看法，也许更加有意思。

使谈话变得僵硬的真正原因是，毛泽东的左派 来访者只是反对华盛顿，而毛泽东同时还反对莫斯 科。*

*1964 年至 l965 年间，毛泽东对美国的敌意迅 速减弱。一个法国人在 1964 年 9 月与毛泽东会谈了 几个小时，后来回忆说：‚他对美国根深蒂固的敌意 溢于言表。‛

毛泽东对国际关系作了新的分析，在理论上他 把苏联和美国置于同一水准，都是中国的阶级敌人。 这是一个混乱的分析，随意混淆了民族因素和阶级 因素，又武断地把苏联划归为资本主义。然而，这 为中国提出了一条贯彻执行的新外交路线。

毛泽东同时声讨两个超级大国的号召不能为大 多数政治局委员所接受。

北京的每个领导人都清楚，美国仍是中国的一 个威胁。毛泽东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坚持认为， 当中国遇到危险的时候，苏联绝不会相助。然而， 刘少奇和许多军队领导人仍相信，面对美国的威胁， 北京仍有与莫斯科“联合行动”的可能性。

1965 年初，出于来自越南的压力，毛泽东会见 了从河内访问返苏的柯西金。当时毛泽东对苏联满 口嘲讽，他在柯西金飞抵北京前就已放弃了“联合 行动”。

毛泽东戏剧性地向这位苏联人提出了一个无法 争辩的问题。如果美国把越南战争升级，进而攻打 中国，苏联是否会出兵援助中国?

柯西金被问得哑口无言，更别提作一声答复了。 *

*柯西金的不做声可能会使毛泽东想起 1941 年 9 月的一件事，当时，苏联官员追问毛泽东，如果 日本进攻苏联。中共是否会采取军事行动帮助苏联。 毛泽东则顾左右而言他。见 Vladimkoxand Ryazanmev，P，891Goncharov，P，8。

毛泽东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坦率向柯西金承认， 他的“一些”同事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与他的意见 不一致。

罗瑞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不同意 将苏联和美国等同起来。他认为毛泽东偏离了马克 思主义传统。也背离了起码的军事常识。罗瑞卿热 情地谈论苏联红军，并对社会主义阵营抱有希望。 他主张为了越南而采取“联合行动”。

毛泽东通过使用一系列严厉措施除掉了罗瑞卿。 罗瑞卿从六层楼上跳下去(或被他人推了下去?)。** 他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受害的高级领导人。

**罗瑞卿的自杀没有成功。不久，红卫兵开始 对这位杰出的军官进行严刑拷打。罗瑞卿拖着裹着 厚厚的绷带的伤残了的左腿，一步步挪向工人体育 馆，去接受 2 万名红卫兵的‚审判‛。

打倒罗瑞卿之后，毛泽东更要树立林彪。因为

林彪与罗瑞卿 1965 年在军事政治路线上有过分歧。 罗瑞卿之所以被革职，是因为他尊重苏联，相信社 会主义阵营，亲欧，在越南问题上态度强硬。林彪 与罗瑞卿的观点相去甚远。林彪自己的路线完全忠 实于毛泽东在 60 年代中期对世界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和林彪将全球形势看作是中国革命在更 大范围的重演。农村(第三世界)终有一天会包围城 市(西方与苏联)，就像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者包围上 海、北京一样。

世界政治已成了游击战争的一部分。

这看起来是穷兵黩武，其实并不是。与刘少奇 和罗瑞卿的“联合行动”路线相比，毛泽东和林彪 的路线是稳健的：

〃人民解放军不得出境。

〃只有当敌人入侵中国领土时，中国才给予反 击。

〃中国不是反帝力量的前哨。整个第三世界才 是(特别是正处于战争中的越南)。

毛泽东、林彪路线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在苏 联阵营中中国只能屈居第二。但作为第三世界的代 言人。中国就成了第一类，同时又甩掉了联盟关系 的包袱。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中国人民难免接受 欧洲中心论。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点。但是。现在他们可在自己的旗帜指引下向前了：

〃革命的关键力量是农民，而不是产业工人的 共产党。

〃改变世界的方法应是武装斗争，而不是议会 道路。

〃未来的颜色是黄色和棕色，而不是白色。

〃中国经验，而不是苏联经验，是第三世界的 大多数国家的借鉴之点。

与此同时，美国的炸弹正在投向离中国边境不 远的南部城市，而毛泽东对越战却显得出奇的镇静。 这使美国人感到奇怪：似乎受到美国魔鬼式轰炸机 威胁的不是中国，而是墨西哥。

越南战争的结果没有改变毛泽东的战略观点。 在 60 年代中期他就提出苏联的威胁在上升，而美国 的威胁在下降。*美国在印度支那稻田里的失败为他 的理论提供了仍然有效的说明。

*毛泽东后来向斯密特总理作出的对美国在越 南表现的评论十分惊人。他对这位德国领导人说： ‚如果美国在丢掉 5 万士兵后就放弃越南的话，那 么它就谈不上强大。‛见 NYT，1／19／77。

1965 年秋去上海时，毛泽东写了一首锋芒毕露 的词——《鸟儿问答》。一只鲲鹏和一只鹦雀发现它 们正置身于战火之中。鹦雀被吓呆了：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而鲲鹏却有着不同的气质。它怀疑地问询在哪 里可找到藏身的地方。鹦雀念念不忘“仙山琼阁”。 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容易上当的小鸟是在骗局中寻 找安乐窝，轻信“禁止核试验条约”，及克里姆林宫 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鲲鹏最后说道：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毛泽东《念奴娇〃鸟 儿问答》初稿手迹。

这首词无疑是用以反对苏联的，但它也道出了 事物格局的变化和更迭。一种长期一贯的哲学观点 ——不只是战略总结——引导着毛泽东制定新的外 交路线。

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宫本显治于 1966 年初到 中国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诚恳的会谈。日本共产党 是毛泽东主义者，他们在谈及莫斯科时常常用“修 正主义”这一代名词。然而，他们担心美国会扩大 在亚洲的战争，所以游说中国、越南和朝鲜，并讨 论与苏联的“联合行动”，毛泽东的一些同事对此也 十分热心。

在北京。日本人和一些重要的中国领导人签署 了一个公报，用以实现“联合行动”的部分目标。 毛泽东此时远在广州，这是为了避开上海的三月天 气。他发出指示说要在来访的日本共产党人离开中 国内地去香港时会见他们，而这对北京的一些人可 能是不祥之兆。

毛泽东当时住在一个安静的温泉疗养所，附近 是广州郊外山中的一个军事基地。当日本人来广州 后，山笋听到毛泽东说话也会被震慑。

这位日本人鞠躬刚刚完毕，毛泽东就开始了他 的长篇激烈演说。他首先指责了公报草案，并对邓 小平及其他赶到南方参加会见的高级领导人发怒道： “你们这些在北京的软骨头。”这位来游说的日本人 看到这场景，惊呆了。

毛泽东希望公报能号召组成一个统一的战线， 共同反抗“美帝”和“苏修”。日本人拒不同意。毛 泽东于是说，你们在北京制定的公报草案内容空空， 毫无价值。公报终归作废。

为了进一步孤立宫本，毛泽东还敦促日本共产 党把武装交给日本人民，准备打一场“人民战争”。

这一令人难堪的会见结束了中共和日共之间的 亲密关系。

这也引发了毛泽东对北京异己分子的新攻击。 宫本离开不久，他就罢免了北京市市长彭真。毛泽 东大笔一挥，在自己的政敌名单上添加了一些人的 名字，他与邓小平之间的距离迅即扩大。

离开北京期间，毛泽东重读了《西游记》。这本 书的主人公是一只红屁股猴子，名叫孙悟空。它建 立了丰功伟绩。

孙悟空在玉帝的御花园内偷吃了长生不老的仙 桃，为了在生死簿上抹掉他的名字，他敲开了阎王 殿大门。他一个筋斗就翻出十万八千里，到达天边 的擎天柱上。有一次，他还在柱子上撒了一泡尿以 示他的自由精神。

敢于和命运挑战的孙猴王有一种应付困境的法 术。他从身上拔下一撮毛(中文的“毛”字恰好是毛 泽东的姓)，将毛咬碎、吐出，然后再说声“变”， 每一根小毛都变成一个小“孙悟空”，由此就有了很 多的支持者。

毛泽东在 1966 年 3 月对政治局的一位同事说：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各地都要有孙悟空大闹 天宫。”

毛泽东——以及北京——在年底之前就变出了 这些小“孙悟空”们。

毛泽东在早年总是将猴子当作反面形象来用， 如将其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西斯分子。但 从 50 年代后期起，他又把它当成了正面人物形象。 孙猴王的大胆、顽皮、傲视一切和伟大的抱负正适 合毛泽东的心态。l966 年，毛泽东把这一充满想象 的思想推向高潮，宣称革命者和孙猴王属同一类型。

到 1966 年年中，毛泽东已作好复出的准备并在 公开场合露面。他握有孙猴王那样的奇异法术。

毛泽东接见了可信赖的阿尔巴尼亚总理，想借 此让中国知道他还活着。但并不想暴露行踪。然后， 他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身体活力，于是来到武汉， 在电视摄像机前畅游了长江。“那天的江水好像也在 笑”，官方新闻媒体说。

毛泽东 1966 年 7 月返回北京。

毛泽东在思考中国的未来时说：“我们需要一批 立场坚定的青年人来接替我们的工作，他们文化程 度不怎么高，意志坚强，有政治经验。”

他自己的经历就是他的指南。他说：“我们开始 闹革命时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娃娃。那时的当权者， 是老年人，有经验。论知识他们多，论真理我们多。”

“文化大革命”把这一思想付诸演习。年轻人 可能不受旧传统的影响。他们所受的全是新中国的 教育，没有被中国以外的世界所影响。他们是地道 的新中国的产品，不是已证明他们的“真理多”吗?

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要实现“百 花齐放”未能奏效的事情：只能有一种道德观念存 在。

从另一方面看，“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他以 前的各种尝试的诀别。毛泽东希望青年们的“政治 经验”要从反对党的斗争中去获得。

这种博弈亦源于 1956 年至 l957 年的震动。那 时，毛泽东对已确立的马列主义学说失去了信仰。 自那以后，真理和党的威信在他的思想中被分开了， 乃至他在 1966 年坚信可以不通过党的权威去确立 真理。

“大跃进”时，毛泽东相信党就是一种工具； “文化大革命”时。他失去了这种信仰，他号召红 小鬼去攻击党。毛泽东强调红卫兵“造反有理”是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放手发动他们去“砸烂旧世 界”。

1966 年 8 月 1 日至 l2 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 京举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红卫兵首先攻击的目标是文化领域。他们砸庙 宇，抄知识分子、资本家和地主的家，意在寻出一 些“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东西来。

太阳镜在第一个查禁之列，国际象棋因与苏联 人关系密切而被列为第二项。除了马克思主义著作 外，几乎所有的书都在查禁之列。焚书时燃起的熊 熊火焰煞是好看。

如果说红卫兵像笃信宗教的狂热者，那么是毛 泽东亲手播下了恰当的教义。他的思想路线乃是千 百年来基督徒们所信奉的箴言：“为爱上帝，从心所 欲。”只要一个人的心正，他的善行就如水顺坡流淌 而下。

毛泽东在 1966 年对马克思主义用了类似的手 法。他把“造反”置于中心，而新教主义者是将“爱” 放在中心。在 1966 年至 1967 年间，毛泽东相信如 果年轻人有造反精神，他们的行为对中国将会大有 好处。

红卫兵在造反中得到自我满足自有其原因。他 们是被忽视的一代，突然有了一种被人发现的意识。 他们上了高中，但被撩拨起来的希望不能得到满足， 既没有大学可进，也没有城市工作留给他们。

这一代人绝没有机会无拘无束地生活，现在终 归可以发泄了。高中的学生，就是把资本主义摆在 面前，他们也不一定认得出来，却指责那些和资本 主义战斗过几十年的老革命者是资本主义的黑爪牙。

一群红卫兵深更半夜冲进彭真的家里，打开了 他卧室里的灯，命令这位北京市市长下床接受批判。 这些年轻的狂热者们在一个报告中写道：“彭真吓得 脸色蜡黄，甚至连衣服都穿不好。”

1966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群众游行表示拥护。

红卫兵献身于毛泽东犹如信徒们对待先知一样， 很多人都是真诚地献身。但是，一个 17 岁的中学生 是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意图的。 对他或她来说，批斗那些“黑帮分子，，是一件令人 振奋的事，乘专列到北京见毛主席并“参加革命”， 使他们树立了自信心。简单模仿行为远远超出了这 些话的含义。

一个偷渡到香港的广东青年后来回忆：“中央老 是敦促我们带上毛主席语录，一有时间就学习。我 们却带着扑克牌，一有时间就玩。”

毛泽东似乎忘记了学生们动机庞杂、多变的政 治意识和管理 7 亿人口的国家的政治领袖意识的区 别。*

*尽管红卫兵们觉得对毛泽东思想掌握有限， 但他们还是吃惊于农民对毛泽东思想的无知。一个 红卫兵谈起了他在福建山区与一个农妇的对话：‘战 问她天上有什么?她说，毛主席在天上，他每时每刻 地看着所有的人。他晓得哪个人不好好劳动。还惩 处那些懒人。‛这可能是源自毛泽东的‚警惕阶级敌 人‛的号召。

那个红卫兵接着说：‚我问她除中国之外世界 上还有没有别的国家，她摇了摇头。我问她是否知 道地球是圆的，她摇了摇头。‛这位毛泽东的新世纪 的使者最后说：‚到最后。我也只好和她一起摇头。‛

在中国农村建立新社会不是件容易的事。见 K， Ling'sRevengeof Heaven，p，317。

笔和枪是毛泽东惯用的工具。他回到北京之前 则要加强护卫的部队调到该城，虽然他一到家就拿 起了笔。

他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 据说，“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在中央，所以必须攻破 中央。他把大字报拿到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并把它 挂在里面的门上。”**

**原文不实。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是用铅 笔写在一张日报的空白处，并未张贴。也仅写过这 么一段文字，不是作者在稍后说的‚又写了一张大 字报。‛——译注

毛泽东的行为有巨大影响。大字报如雨后春笋 般地在中国大地涌现。中国成了小道消息的天堂， 且史无前例。各种闲言杂语、意见、报道、争论等 全都写入大字报中。墙上贴满大字报，树上钉满大 字报，石狮子上挂满大字报，甚至在无处可贴时连 路上也铺满大字报。北京就像一个巨大的布告栏。

大群大群的人围拢在一起，阅读着写在白纸、 黄纸和粉红纸上的消息。这对普通人来说是太有趣 了。毛泽东几乎无时不被人赞颂，其内容都是奉承 之语，言过其实。

最后，大字报的内容越来越粗俗不堪，多是些 没完没了的无谓争吵，它们已丧失了自身的意义。 一些小孩为了挣几分钱，把掉下来的大字报捡起卖 给人家作燃料。

毛泽东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它一半是诗，一半 是政治宣言，其中掺杂着浪漫主义和挑战的色彩。

更多的高帽子在飞，更多的棍子在打人。阳光 和鲜花则很难见到。这种现象持续了数月之久。1966 年 5 月政治局会议上。出席者发现每张桌子上放有 一份文件：“叶群是处女。林彪。”陆定一的妻子与 叶群在延安时是同学。作为一种隐蔽的政治斗争， 她有证有据地散布林彪的妻子在延安(其时尚未嫁 给林彪)经历复杂，林彪则用这种不攻自破的手段来 抵制这些谣言。

甚至在毛泽东未扭转由江青挑起的对他的批判 之前，周恩来也得卑躬屈膝。事情的起因是在 1930 年的《申报》登载了一篇有关伍豪脱离共产党关系 的文章，伍豪是周恩来做地下工作时的名字。一天， 周恩来携带在图书馆复制的《申报》材料来到毛泽 东的游泳池。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材料能够证明，该 文章见报时他已不在上海，且文章也没有作者，所 以是仿造的，周恩来说。毛泽东相信周恩来，并谴 责了左派。

开始。红卫兵写大字报只是批判四旧。但在 1966 年底，毛泽东把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了“红小鬼” 们。他要求他们去行动，甚至向半数左右的政治局 委员夺权。为了鼓励他们的行动，毛泽东在天安门 城楼上先后八次检阅了 1100 万红卫兵。

这些年轻人身着黄军装——那些饱经风霜的老 战士该怎样看呢?——带着上面写有“红卫兵”三个 白色字体的红袖标，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一本《毛 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在空中舞动时。广场上 红光闪耀，就像是红色蝴蝶构成的海洋。

毛泽东身穿军装，戴着红五星军帽，用以加重 军事色彩。一套宽松的绿色军服遮住了他那已成“梨 状”的体形。在北戴河游泳时。毛泽东拍拍他的卫 士肚皮说：“肚子变大了，可以和我的相比了。”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 一次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

毛泽东从不在接见的集会上讲话(总是林彪讲)， 他只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下举手致意，江青站在 他的身旁(也是身着军装)。然而，只因见到城楼上 的毛泽东，成千上万的人因狂喜而流泪，有的用嘴 咬着袖口。人们就像潮水似的起伏涌动。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所有种类的自我表现形 式，毛泽东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手段在他的垂暮之年 复兴了古老中国的仪式。这位曾撰写过长篇著作的 哲学家却只写了一张只有 200 字的大字报。这位曾 经能一连讲上几小时，说服他的追随者赞同他的新 政策的领导人，现在却只是露露面、挥挥手，脸上 挂着呆滞的笑容。

这位导师一贯喜欢学生自己思考，现在他似乎 很乐于听到学生们对他的敬仰和崇拜之词。而他们 的这些赞美之词。无异于小学生机械地背诵不完全 理解的课文。

在 1966 年下半年和 1967 年疯狂的日子里，艺 术家们作画不是签上自己的名字，当然也不能签其 他人的名字，而是写上这样一句赞词：“毛主席万岁!”

为什么毛泽东变了呢?因为他在晚年时再也不 相信共产党的集体威信了，他的自我形象也正在向 一个传统的中国统治者转变。毛泽东曾和斯诺谈论 过赫鲁晓夫缺少个人崇拜。他认为，在落后的社会 中，即使已推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制度，个人崇 拜也是十分必要的。林彪推动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 拜，他这样做有他自己的目的。而毛泽东没有制止 林彪，他没有制止的意愿和毅力。

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外面对一 群人讲：“你们应该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刘少奇和邓小平试图限制红卫兵的活动范围， 就像彭真想把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剧评限 制在学术讨论范围一样，但他们没敢指责这场运动 带来的混乱。

毛泽东不分别历史背景，把他的“压制”学生 的同事们与 20 年代的反共军阀等同起来。他用心理 上的自夸把疑虑掩盖起来。他对大多数高级同事都 说过：“你们应该把‘怕’字换成‘敢’字。”

毛泽东的许多同事的确诫惶诚恐，且为毛泽东 要求他们“敢”做何事感到迷惑。

邓小平不形于色地蔑视着“文化大革命”。刘少 奇则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这可能是真心 话。陈毅说：“我总是对和我相处较好的人讲，如果 让我领导文化大革命，那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

同时，就在中国濒于内战的边缘，中国的第一 颗氢弹爆炸成功了。毛泽东既要核武器，又要政治 混乱，集老虎的勇猛和猴子的精明于一身的他认为 二者并不矛盾。*既然能同时取得二者，说明中国当 时正在走毛泽东的路线。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至少也影响了 中国一些核科学家的情绪。钱学森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很少与他的美国同事通信。他寄给加州技术学 院一位系主任的一张圣诞贺卡，上面画有一枝梅花 的国画。钱学森在梅花旁边用清秀的英语写道：‚逆 境中盛开的花‛。见 The China Cloud，P，270。

毛泽东并不像周恩来那样参加大型会议，发表 演说，而是待在游泳池解决问题，通过在别人的报 告上写含义隐晦的批示。

他的活动总部不再在菊香书屋，成套设备已搬 至游泳池。在中南海，到“游泳池”意味着去见毛 泽东。生活在游泳池，是因毛泽东喜欢游泳。通过 水能赎回生命中的某些东西，跳入水中意味着洗净 既已存在的东西以获得身体的新生。当年老的毛泽 东生活在游泳池时，他穿上游泳衣，这可能有助于 他更有青春活力以预防死的到来。这也部分使毛泽 东回到乡村文化养育的世界(沿此道路以保持军事 美德、反对知性主义)。还是孩童时代，毛泽东就在 父亲的保护下在池塘中学会了游泳。作为老者，他 用游泳来控制他的生活。他的意愿就是游泳，甚至 危险、威胁，还有他的下属的惊心，都不过是他政 治解决手段的一个符号。

1967 年初，到处是暴力、动荡和仇视的气氛， 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丧生。然而 毛泽东曾在 2 月份对阿尔巴尼亚的客人宣称，他比 一年前更乐观。

毛泽东是在给中国进行高级疗法?还是在通过 你死我活的战斗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最大可能是 前者。

然而，毛泽东发现自己被忽视已超出了他所能 容忍的极限。他抱怨：邓小平做事从不找我商量。 他不想让这位党的总书记变得如此独立。

自 1962 年开始，毛泽东提出了继续发扬中国革 命精神的新观点。这些观点是关于继续坚持阶级斗 争，如何处理文化和经济体制的关系及怎样对待来 自苏联的威胁。他的这些新思想受到过刘少奇、邓 小平和其他领导人的反对。

正像毛泽东对斯诺所说的那样，他已决定让刘 少奇“下台”。

当然，他在向比刘少奇和邓小平更大、更模糊 的敌人开战。在他的社会主义存在着长期斗争的观 点指引下。他正在把社会主义现实当作日益滋生官 僚主义的土壤来处置。

他无力面对他所创立的政权中出现的某些冷酷 严峻的事实，于是就创造出许多奇谈怪论来为工作 中的失误进行辩解。主要幻想就是对 60 年代中国的 阶级斗争作用的夸大。

毛泽东向几位阿尔巴尼亚的军界客人解释了他 对“走资派”的定义：他们在解放前曾投身于阶级 斗争，可是 1949 年后，生活环境变了，就忘记了斗 争。毛泽东的解释一针见血。

毛泽东对“走资派”的分析确实符合逻辑：“不 妨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毫无疑问，毛泽东意 在嘲讽。不过这句话的确道出了“走资派”这个新 杜撰出来的名词的实质。

“文化大革命”并不只是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 学生是草根阶层，像排列在一起的木偶，由幕后操 纵者导演，彼此厮杀，而那些操纵者们之间的斗争 亦非真刀真枪。

1966 年仲夏，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万人学 生大会，以听取在他外出期间刘少奇和他的朋友向 学校派工作组的解散问题。毛泽东本来未打算出席 会议，但在最后一刻他还是出席了，站在离主席台 不远的幕后。刘少奇对群众作了一个既定的检查， 说他自己和邓小平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与他的 同事坐在一起，毛泽东从鼻子里哼出一声，“老反革 命还差不多!”由于一时冲动，毛泽东决定将主席台 后面的幕布拉开。他走了出来接见万名学生。当他 环主席台一周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随同掌声响 起。他默无一语，也未看刘少奇、邓小平一眼，像 没有看到他们在场一样。他们两人留在主席台上， 嘴巴半张地盯着。

毛泽东并没有立即罢免刘少奇和邓小平或把他 们关起来，也很少攻击他们。过了好几个月他才开 始对他们施加压力。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对此作出的 反应又不尽相同。邓小平曾一度在某种程度上跟随 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刘少奇则固执 己见不愿放弃自尊，宁可被打倒，也不去拥戴他认 为是错误的思想。

毛泽东并不打算把中国交给红卫兵。他意在唤 起并锻炼中国青年，而不是与他们共掌大权。所以 “夺权”仅仅是个幌子。要说这场运动是对一些右 倾分子的清洗没错，如果说它是在造就新的政治体 制则是无稽之谈。

1967 年初的一天，毛泽东问周恩来夺权运动进 展得如何。周恩来回答说：“在一些单位，被一派夺 了权后，另一派又去夺，就这样夺来夺去。”周恩来 巧妙地不直接点明这种全国性的荒唐的现象。确实， 政权正在遭受频繁的易主之苦。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真正的掌权者 ——坐在办公室里接收那些经常轮换的掌权者们的 报告。这些人像是在进行一场足球赛。

毛泽东对江青攻击陶铸和其他领导人的照片事 件感到气愤，他当江青的面指斥道：“你的思想错了， 你无能为力，你眼高手低，你无所事事——去打倒 陶铸!”这时候，同江青一起工作的陈伯达也感到绝 望，他对王力说，他因此事打算自杀。他曾经读过 一本书，书中说列宁说过一个共产党人应被允许自 杀。王力力劝他将这话告诉周恩来，陈伯达听从了。 数小时后，在钓鱼台 l4 号的会议上，总理劝导陈伯 达不要自杀。毛泽东亦时时防护着他的妻子以及陈 伯达这位亲密的支持者。根据王力的提议，毛泽东 对两个主要的左派作了重新部署，把张春桥和宣传 工作者姚文元从上海调来北京，以便核查江青和陈 伯达的工作。

一幅惊人的照片贴在人民日报社大楼的布告栏 中。这是三个人出席 1966 年国庆的照片。毛泽东在 左边，孙中山的遗孀在右边，而中间是刘少奇!

一群人带着负罪般的震惊观看着这幅照片。照 片在中国政治中极有威力，它似乎能使人上天堂入 地狱。在这种场合公开出现的刘少奇的照片非同寻 常。毛泽东应该站在中间啊!立刻，《人民日报》的 总编就失去了职位。他是刘少奇的支持者，企图用 照片的力量来挽救位置不稳的国家主席。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了近 45 年。他们都 是湖南人，彼此完全可以听懂乡音。在延安，正是 刘少奇在 1945 年召开的第七次党代会上提出并把 毛泽东确立为伟大的领袖和思想家。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刘少奇想把毛泽东从第一的 位置上拉下来。的确，刘少奇把毛泽东视为党的主 席，而不是视为皇帝。

这两个人的世界观有分歧。刘少奇并不像毛泽 东那样看重农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像一个天主 教徒一样虔诚地信仰党的权威，而不像毛泽东那样 时常请群众对党提出批评。在经济发展上，他喜欢 按部就班，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喜欢波浪式前进。*

*张国焘对刘少奇的评论很典型。他忆起 20 年 代的刘少奇是一个‚身材修长，清瘦，面色苍白的 青年‛。还有人发现刘少奇是一个‚沉默寡言并略欠 青年人朝气的人‛。和张国焘一样，刘少奇注重‚行 动和实践‛，而不是‚思想和理论‛。张国焘记起刘 少奇有一次谈到对毛泽东的看法时说：‚他解决问题 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缺乏逻辑性，在选择方法时显 得固执，不加区别，并缺乏自我修养。‛见《刘少奇 全集》，香港，罗德岛大学，张国焘作了序言。

刘少奇缺乏毛泽东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思想， 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对中苏关系恶化无所谓。一些在 毛泽东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国际主义名词，刘少奇会 顺口而出，例如：“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党的一个 优秀支部。”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任何东西都不应称为一 个“支部”。

刘少奇与毛泽东最大的不同是，他没有丝毫的 “猴气”。他与毛泽东看问题的奇特角度大相径庭。 他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津津乐道于生活是永恒的变动 之流。

在刘少奇看来，历史是一架上升的电梯。在毛 泽东看来，历史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对刘少奇来说， 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必须用理性的步伐去追求。 毛泽东则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并不归属于某 一个最终的胜利。

然而，这些分歧并没有影响他们俩的密切合作 并取得巨大成功。毛泽东在讲话中时常亲切地称刘 为“少奇”，而在称其他同事时他很少只用名而不用 姓。毛泽东只是在搞“文化大革命”时才不能容忍 刘少奇。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裂在非斯大林化期间开始 公开化。来自莫斯科的震荡过去以后，毛泽东终于 作出了反应。他决心找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 路，哪怕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刘少奇的教条与保 守使得他无法领悟这位猴王的变化。

回想起自己当年之所以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 的攻击，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打上了时 代的烙印”。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本人的名声， 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威信。

刘少奇的所作所为也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 且他的名声也很难与他曾积极从事的运动分开。

但毛泽东此时已失去了团体观念。*他再也不像 以前那样顾及这座威严的大厦了，而刘少奇是这座 大厦的主要支柱。

*根据流亡莫斯科的王明的回忆，毛泽东经常 告诉他的同事，通过延安整风，他结交了‚几个亲 密的并肩战斗的战友‛：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 高岗、陆定一、彭真和周扬。除高岗在 50 年代被 打倒之外，其余的人都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 者。见王明发表在《蒙古消息报》上的文章，1974-06 —15～29。

在政治领域，某些特殊问题常常会加剧一般的 分歧。在 60 年代初期，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无节制 地援助和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两个人 的彻底决裂则始于怎样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不过，如果不在这类问题上产生分歧，肯定会 在其他方面产生分歧。

刘少奇显得倔强。如果他能像周恩来那样有柳 条般的柔性，这场分裂或许能够避免。1966 年 4 月 下旬会见阿尔巴尼亚的客人时，毛泽东大谈他的新 的冒险计划，刘少奇则对“文化大革命”不置一词， 甚至连“毛”也没有提到。

刘少奇采取的最激烈的对抗措施是他想利用组 织手段来制止毛泽东，他试图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来 纠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但是，l966 年不是 党的准则能起作用的时节。

毛泽东刚刚贴出自己的大字报，就发现事情有 异。他也承认这一点。他可能喜欢这种混乱，他在 1966 年 8 月曾说要让这种混乱持续下去。然而，无 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希望因混乱造成伤 亡和破坏。

“运动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毛泽东在 10 月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承认，“所以你们有 怨言，也是难怪的。”

从 1966 年冬到 1967 年，“文化大革命”只是忙 于应付那些出人意料的突变事件。毛泽东对这些事 件无法预料，它犹如闪电劈树。1968 年到来时，用 军事术语来说，“文化大革命”已成了解围战。

毛泽东的变化越来越大，已成为反左派人士。 l965 年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刚刚拉开序幕时， 他意在反对那些“遇 到新问题的老干部”(“走资 派”的代用词)。

从 1967 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阶段主 要是反对年轻的政治捣乱分子(极左派的代用词)， 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事 有余。风向已变。尽管《人 民日报》还在鼓动造反，但字里行间 却是告诫学生 要遵守法律和秩序。在 1968 年 10 月刘少奇被正式 免职之前，毛泽东的焦虑所在已由刘少奇的错误转 向那些“红小鬼”的过失，他们打倒了刘少奇，要 “立刻实行共产主义”。

这一转折点始于上海。上海几个好战的极左分 子“夺了权”。他们仿照 l871 年法国建立的乌托邦 巴黎公社，宣布建立“上海公社”。毛泽东没有同意。

1967 年 2 月，他召见了上海的两个“文化大革 命”领导人：张春桥和姚文元。张春桥原是报人， 他的发迹全赖毛泽东一手提拔。长着娃娃脸的姚文 元是御用宣传员，是他写了那篇《海瑞罢官》的剧 评。

毛泽东几乎有点迫不及待，张、姚的飞机刚从 上海起飞，他就不断地问自己的秘书飞机是否已经 到达北京机场。伟大领袖亲自将这两位煽动暴乱者 迎进他的总部。

他泼这两人的冷水。无政府主义一定要杜绝， 他说，一个组织必须得有人负责。

上海的“左”派们引用了毛泽东在“五四”时 期的言论。当年，年轻的毛泽东曾大声疾呼：“天下 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 我们的社会。”毛泽东叫他们不要再引用那些话了。 他自言自语地说，就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当时是 否讲了那些话。

至于“上海公社”，毛泽东断然否定。如果全国 各城市都建立公社，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是 否也要改一下呢?其他国家会承认一个“中华人民公 社”吗?

张、姚回到上海，马上给已经白热化的“文化 大革命”降温。上海公社只维持了 l9 天。

毛泽东之所以转变态度，是因为他不满于“左” 派们的宗派主义，他们擅长于“打倒”。但要建设时， 只有成百上千搞上层建筑的人，没有一个砌砖工人。

空洞的口号到处泛滥，一个教条主义的琐碎分 析会使普通人发狂。红卫兵变得越“左”，就越不会 与他们认为不够“左”的人携手联合。

红卫兵愈演愈烈的派系争斗足以使基督教世界 内部繁杂的教派纷争黯然失色。相比之下，各基督 教派倒像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光是三省(湖南、湖北、 广西)三市(北京、广州、上海)就有 l 417 个分散的 红卫兵组织。

在法国，革命吞噬着孩子；而在中国，是孩子 几乎吞噬了革命。

毛泽东开始巡视中国，所见到的一切都使他忧 心。红卫兵不仅仅在内部混战，而且组织起来同工 人激战。在军队中也会听到许多不满言论。

毛泽东不满地对周恩来说：“中国像是分成了八 百诸侯国。”

毛泽东派了两个高级官员作为他的特使赶到武 汉。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武汉的“文化大革命” 第一阶段批判走资派引起很多人的不满。红卫兵并 不像毛泽东所希望或相信的那样受欢迎。武汉军区 司令员陈再道出来反对他们，武汉市一些大工厂的 工人也组成了广大的阵线和他们对抗。

毛泽东的两位特使都是极左分子。本来他们南 下是为了平息争斗，可是不到两天，他们自己险些 被抓住。陈再道拘留了这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当时 的官位都居于中国 20 名最高领导人之列。周恩来冒 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在一月之内第二次飞赴武汉以 说服释放这两位“左”派。毛泽东也秘密来到武汉。 在一些指挥官的支持下，王力仍被扣留未放，但出 于对毛泽东的崇拜，这些指挥官游过东湖来到毛泽 东的客厅试图向毛诉说。但他们被抓了起来。毛泽 东不赞成抓他们，传令要他们分坐两边，自己则坐 在中间。林彪介人进来了。感到骚乱威胁毛泽东的 安全，国防部直接下了一道命令要这位党的主席从 武汉转移到上海的安全环境。毛泽东坚持不走—— “我宁可被抓”——但最终离开了，这座城市中的 属于他的“左”派和军队正在扎营准备战斗。这是 毛泽东自 1949 年以来所未曾经历过的。

这一次武汉部队司令员失着了，周恩来亲自陪 同他回到北京。然而。这位武汉的“军阀”还是赢 了，毛泽东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比极左分子更得人心。

武汉事件非但没有遏制反而增加了军队在中国 政治中的力量。《人民日报》曾宣称解放军已开赴了 “支左”前线。但是，无论在武汉还是在其他地方， 解放军根本没有“支左”。

红卫兵指责外交部长陈毅，他们占领了他的外 交部，向世界各地的中国驻外使馆发电并命令他们 在外交工作中采取强硬姿态。这使得中国与柬埔寨、 缅甸及其他一些友好国家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

周恩来自己也被监禁两天。“资产阶级的臭老板， 善于玩弄反革命伎俩”，这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给总理 贴的标签。另一个红卫兵组织要批斗周恩来，据说 毛泽东的回答是：“那好，我跟他站在一起挨斗。”

为了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新姿态，红卫兵冲进了 英国代办处。他们焚烧大使馆，辱骂那些惊恐的职 员，并抓某些人的生殖器，让他们逐一在一张巨大 的毛主席像前鞠躬。

毛泽东见造反派胡乱到这种地步，便加以制止。 1967 年秋，他频频谈到各派红卫兵要“大联合”， 就像一年前他屡屡号召红卫兵要起来“造反”一样。 当听到红卫兵攻击英国人的事件报告后，他抱怨说： “极左。”

陈毅向红卫兵承认：“我过去曾经多次反对过毛 主席，今后也不敢保证不再反对他。”要是在 1966 年，毛泽东是无法忍受这样的异己言论的。

陈毅讲得十分露骨：“马克思是德国人，于是德 国产生了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与他分庭抗礼，来修正 他的学说；列宁是苏联人，苏联就出了赫鲁晓夫： 毛主席是我们国家的人，肯定中国会出现一个人反 对他，你们等着瞧吧。”

毛泽东没有也不能支持对陈毅的攻击。他看完 陈毅的“黑话集”之后说：“此话不黑，口快心直。”

1967 年下半年，毛泽东命令停止对陈毅的批斗， 从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困境。毛泽 东说：“他体重已减轻了二十七斤。我不能让他那个 样子去见外宾。”

和刘少奇相比，陈毅是幸运的。当风暴袭击到 陈毅时，毛泽东已不再热心于风暴，陈毅之所以被 保驾是因为毛泽东需要从大乱走向大治。

1967 年的夏天显得炎热而漫长。毛泽东离开了 北京，把“文化大革命”中最棘手的一段时期留给 周恩来去应付。他去了武汉，后又到上海住了四周， 同时沿长江两岸巡视。行程中他新的路线形成了。

“你们不能用斗地主的方法来对待干部。”毛泽 东在杭州说，他反对给犯错误的领导人戴高帽子。 然而他挑动“左”派正是这样斗刘少奇的。“你们不 能怀疑一切，也不能打倒一切。”他对武汉的同志讲， 但他没有承认他不久以前所犯的正是这类错误。

经过反复思考后，毛泽东不再像两年前那样赞 成造反有理了，他需要补救他的过失。他视察江西 时说：“应该挽救那些能够挽救的干部。”

到 1967 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热衷于法律和秩 序，“红小鬼”又受命返校。他们还在“闹革命”， 但是复课限制了他们的行动。

毛泽东在江西对一些人说：“如果对左派不进行 教育，就会成为极左派。”

“红卫兵能掌权吗?他们今天掌权，明天肯定就 被推翻。他们政治上还幼稚，„„红卫兵还不成熟。” 毛泽东终于从他自己创造的“小鬼”中跳了出来。

“文化大革命”小组中一些老牌极左分子无力 用同样的方法自救，很多人在 1967 年以前被捕。毛 泽东甚至开始批评他的夫人是“左倾机会主义者”。

转而反对极左派，他选择了一个合理的同盟： 请解放军出来帮助恢复秩序。在工厂、学校和机关， 解放军取代了“不成熟的”红卫兵。

毛泽东为他起用军队恢复秩序找到了一个永远 合理的借口：“军人不过是穿着军装的工人和农民。” 他早期的信条可能会更好地解释他的这一决定：“枪 杆子里面出政权。”

不久，一个新的组织形式出现了。但“革命委 员会”这个名字没有道出其实质。“革命委员会”由 红卫兵、军人和 l966 年以后改造好了的干部组成， 实际是一个不能移动半步的三条腿的怪物。实际上， 革命委员会只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政治秩序的 不易察觉的一步，不过军队的权力增大了。

1968 年初的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林彪一起 参加了一次集会。《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并刊有 一张照片，林彪站在中间，周恩来在他的右边，毛 泽东在他的左边。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解放军的负 责人似乎成了中国的头号人物。

在 1967 年“二月逆流”中，老帅们进行了艰难 抗争却靠边站了，毛泽东对此感到恼火。他生气地 斥责王力：“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 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 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 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 块来!”

进入 l968 年后，毛泽东的激愤有增无已，且愈 加严厉。一个夏日的晚上的后半夜，两个组织、两 代人、“文化大革命”领导班子中的两个派别出现在 中南海毛泽东的家中。

那些被毛泽东挽留的几个政治局同事坐在毛泽 东的周围。在座的人有林彪和他的妻子；江青、康 生、姚文元和谢富治(公安部长，毛派到武汉的两名 特使之一)，还有“左”派理论家陈伯达。

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也在座。其中有聂元梓， 她原是北京大学一位哲学教师，现在领导一个很大 的红卫兵阵营。还有蒯大富，他本是一个带深度近 视镜的热情洋溢的理科学生，现已成为清华大学的 弄权者。

毛泽东批评了红卫兵领袖大搞武斗的做法。同 时，毛泽东又嘲讽他们没有实力，“给聂元梓充当炮 灰的人数有限，蒯大富也一样，”毛泽东解释道，“多 时有三百，少时不过一百五，能和林彪的解放军相 比吗?„„”

他努力将“文化大革命”扭回到开始时的学术 争鸣范围内：“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泽东处置红卫兵提出的问题，犹如一个老练 的政治家对新手训话。“我是压制红卫兵的黑手。” 他对这几位期待通过“夺权”建立新政治制度的年 轻人说。

他用权威的口吻(既使人生疑又使人明白)宣布： “我以前讲话从不录音，今天我录了。不然的话， 你们回去后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篡改我的讲话。”

这些话中大有气愤味道。毛泽东在谈到“文化 大革命”的武斗阶段时说：“被抓的人太多，只因我 当时点过头。”谢富治插话说，他作为公安部长对此 负有责任。

毛泽东有些伤感地说：“不必为我文过饰非。”

陈伯达这时插话并告诫红卫兵说：“要紧跟毛主 席的教导。”

毛泽东打断道：“不要再提教导了。”

毛泽东(还有坐在他身边的政治局的一些左翼 分子)肯定已痛苦地认识到：红卫兵在 1966 年自上 而下的夺权之路已走入边缘。

毛泽东竞来了一两句辛辣的幽默：“小孩们捡大 字报当废纸卖，多少钱一斤?”

公安部长回答道：“七分，孩子们可发财了。”

毛泽东没有给“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无序 这一根本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他无法把这两个问 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即他深信斗争能陶冶人的品格 (个体改造问题)，同时又意识到千百万人相互间斗 来斗去只会一片混乱(政治秩序问题)。

他以国家领袖身份下了一道明确的指示：“谁如 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 就要犯罪„„就要实行歼灭。”

然而。他并没有放弃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脱 口而出：“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 天也不会塌下来。”

谈话内容由政治转到了如何打发从凌晨到天明 这一段剩下的时光。毛泽东以一个关怀备至的师长 的口吻说：“蒯大富，如果今晚你没地方住，可以到 韩爱晶那里去嘛„„”

不久，蒯大富和聂元梓及其他许多红卫兵领导 人，就要到边远地区的农舍中度过寒夜，用养猪代 替对革命的追求。

“什么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 1968 年 10 月问道，“我估计三年，至明年夏天收尾。” 一个可能的结论是，毛泽东对结束“文化大革命” 没有确定的时间，是随便选了个日子。

毛泽东想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而在“文化大革 命”中，他的驱动力与其说是对未来的设想，不如 说是对他所厌恶的过去的逃避。他追求一个纯洁的 党，但红卫兵认为他要用别的什么东西取代它。

毛泽东是带着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缺点所作的理 智分析而步入“文化大革命”的。他宣称资本主义 依然存在，应该在思想领域展开一场斗争，所以需 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否则的话，社会主义经济将 会蜕变成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一分析很可能是错误 的。

1968 年 lO 月，毛泽东和林彪在中共扩大的八 届十二中全会主席台上。

多数被打倒的东西又恢复了。没有刘少奇的刘 少奇主义又卷土重来。毛泽东只是摧毁了表面上的 敌人，而不能摧毁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使他长期以来 确立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更加坚实。这包括：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胜于物臼生产。 〃斗争所起的医治社会弊病作用会超出斗争目 的本身。

〃生活是一个胜无恒胜、高下易位的永恒战场。

毛泽东提醒了中国忠于毛泽东主义的信仰，尽 管他没能按自己的意愿改造中国。同时，成千上万 的人死去，整整一代人的生活出轨，多数政治局委 员和中央委员被抛入政治垃圾堆。

“文化大革命”并未产生一个新的统治格局， 只是给统治者新添了几位助手，并一度产生了新的 社会气候。然而，它确实给毛泽东苍老的手中增添 了无限的权力，供他任意地使用。“我们两个都七十 多岁了，”他在“文化大革命”关键期间对胡志明说， “马克思在召唤我们了。我们的接班人是谁，伯恩 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晓得。不过还有 时间准备。”但毛泽东的准备是对实现他设定的目标 的影响不断地减弱。

★第十八章 蛲蛲者易折(1969—1971)

毛泽东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党的第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这次会议意味着确定“文化 大革命”的“成果”。但“九大”会议内容空泛，气 氛紧张，毛泽东未能如愿以偿。

毛泽东致的开幕词令人振奋而惊心。这次大会 应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他一开始便说道，热烈的欢 呼声震耳欲聋，响彻整个大会堂。但他话锋一转， 讲起中国共产党内部分崩离析的状况，以及在分裂 过程中打倒老同志的情况。毛泽东为之辩解并予以 赞扬。

修改过的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 主义一样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与 l956

1969 年 4 月，毛 泽东在中国共产 党第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错误地肯 定‚文化大革命‛ 的理论和实践， 还把林彪作为 ‚接班‛载入党 章。

年“八大”通过的党章明显不同。那时刘少奇的影 响处于全盛时期，没有把任何一位在世之人的“思 想”作为旗帜挥舞)，这得归功于林彪。“文化大革 命”把毛泽东捧向了新的高峰，而总是面带微笑的 林彪则是主要吹鼓手。

伴随“文化大革命”而来的难道不是为毛一林 时代开辟了一条稳定和谐的道路吗?

“九大”选举出的中央委员会看上去确实成了 毛泽东、林彪的工具。原有的 167 名中央委员中只 有 54 名保留下来。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形势还很复杂。

会议前夕。受到政治迫害的外交部长陈毅以其 闻名的机智而锐利的口吻对毛泽东说：“我怎么能参 加大会呢?人家说我是‘右派’。”毛泽东答道：“那 你就来代表右派么。”

一句话道出了毛泽东的讽刺与嘲弄。

与 1956 年的大会不同，“九大”的召开如同一 次密谋，没有发布详细的新闻。迹象表明形势急剧 变化。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是。这次党代会的召开 没有任何外国共产党的观察员出席——这说明一个 事实：毛一林为自己的时代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封建 主义的面纱。

毛泽东在会上的举止如同一尊佛像——实际上， 他也就是被当作这样的一尊佛——会议与其说是一 场辩论，不如说是一种仪式(1 512 名代表中只有 11 人在大会发言)。

幕后的气氛更加紧张。以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 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代表们列队而行，用延安 时代的选举方式，通过会堂前排的木质选举箱。选 出的人数比原计划的多两倍。这是为了调和各派之 间的关系。

在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后毛泽东稳住了航向。他 因此被推崇为马克思主义至高无上的圣哲，尽管刘 少奇和邓小平在“八大”就曾反对这种做法。可是， 蓝天上也会有乌云的。

一半以上的代表身着解放军制服。毛泽东曾把 军队召来收拾“文化大革命”的残局。这种介入的 后果是军人坐在他的面前出席会议。在中南海为他 工作的人员都跟着穿军装。难道毛泽东已抛弃了他 自己创造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一些强硬派军官与极 左派之间还仍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毛泽 东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不安定因素。

会议提拔了很多“坐直升机”上来的干部。“文 化大革命”中，这些人因受到毛泽东的保护而得以 高升。毛泽东的夫人进入了由 21 人组成的政治局， 同时加入政治局的还有她在上海的同伙姚文元和张 春桥。这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当毛泽东的左 膀。

红卫兵运动的两个煽动者——北京大学哲学系 的聂元梓、清华大学力学系的蒯大富，也安排进入 了大会代表团。

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中下层干部中，还有一张新 面孔，他和蔼可亲，面额宽阔，双目有神。他就是 来自湖南的华国锋，一位稳健的政治家，是毛泽东 l959 年回韶山时发现的。从新的中央委员会名单中 消失的是邓小平。

与此同时，大会使林彪的追随者的地位靠前了。 作为一种优美的对称运动，林夫人和毛夫人双双进 入了政治局，但愿这不是不祥之兆。

罪恶之神在为未来播种。林彪集团和“文革左 派”在背景和观点上如地之两极，截然不同。林彪 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是因为许多人的落马。他 与极左派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偶然。

毛泽东曾依赖、并且现在仍然需要军队，但他 更倾向于支持“文革左派”。目前，他双翼并举，不 偏袒任何一方。

对于林夫人和毛夫人晋升到政治局，毛泽东似 乎带有颇为复杂的感情。他担心江青会“被胜利冲 昏头脑”，曾在信中警示过她。至于叶群——林彪的 既专横又年轻的第二位夫人，任林办主任，——毛 泽东不久就粗俗地称她为林的“老婆”。家族势力的 增长使毛泽东那“中央王国”的马克思主义有更多 的衰退迹象。

最大的阴影却是毛泽东对林彪的怀疑。毛泽东 与林彪相识已有 40 年了,共事亦有 30 多年。但是自 1966 年后，两人的关系布上了阴云，这是因为出现 了权力继承问题。这一问题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中 都是微妙的。

毛泽东在 1965 年对安德烈·马尔罗说：“像戴 高乐和我这样的人，都没有接班人。”然而，三年后， “九大”的一条新闻宣布林彪是他的接班人。

比之第二号人物的存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 问题示意毛泽东不情愿地想到：他将不久于人世。

第一，作为政治地位的基石，林彪的军队在 1967 年后所起的作用迅速扩大起来。在 1966 年满 腔激情地掀起的政治风暴过后,毛泽东现在不得不 把精力放在重建党的机构上，可是林彪的军队难以 退回军营了。

第二。毛泽东感到林彪在 60 年代施展了一套权 力政术。林彪所说的“绝对权威”的话刺激了他的 猴性。毛泽东不像林彪那样，以不惜任何代价全力 捍卫自己的政权大厦；也不愿像林彪所做的那样使 用削弱军权的方法，以铲除政治上的异己。

第三，赤裸裸的野心起了一定作用。在 1966 年致江青的信中，毛泽东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 说成是灵丹妙药表示不满。他写道：“我历来不相信， 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 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1969 年，毛泽东已经怀 疑林彪在对他恭维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林彪的这些政治骗术在其全盛时期——“九大” 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九大”召开之前，毛泽东 曾对他的同僚明白地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就让 邓小平回来。”不久，他因建议林彪应准备接班人并 提出张春桥而使林彪大吃一惊。

毛泽东与林彪都抓住“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有 决定性价值的东西，甚至当他们在实现这些价值发 生分歧时也是如此。两人都站在周恩来和其他几位 干部包括重要军区的司令员的“左”边。例如，两 人都鄙视工业生产中的物质刺激。再者，在文化政 策上两人都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

但是。林彪希望以军队的方式来执行“文化大 革命”政策；毛泽东不仅怀疑林彪有野心。并且认 为军事方法不能代替政治方法。他在与地方官员谈 话时说：“我赞成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传统军人作 风，但在思想领域里行不通。”

毛泽东希望把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自始至 终地搞下去，林彪却希望在军队的保护下巩固并加 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毛泽东在大会上所作的闭幕词缺少说服力。当 外国记者批评会议过分保密后，他抨击了这些记者 (“在北京的记者都不大安分”。他环顾会场后喃喃 地说：“就说这些。会议闭幕。”

不是所有的军队领导人都喜欢林彪、林彪的“左” 倾思想、林彪关于军队政治挂帅的观点。这些反对 者在地方军区的领导人中占多数，在中央军委中的 人不多。朱德是反对者中的一员。林彪在一次争吵 中对德高望重的朱德吼道：“你是什么总司令，你没 有真正当过一天总司令。”

l963 年八一建军节，毛泽东观看沈阳军区抗敌 话剧团演出的《雷锋》后会见演员。

毛泽东的问题在于，这些不注重思想意识问题

l963 年 3 月 5 日首 都各大报纸刊登的 毛泽东题词：‚向雷 锋同志学习‛。

的老派军事指挥官既不是毛泽东主义者，也不是林 彪主义者，在关键时刻他们可能会抛弃林彪。可是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又使他们胆寒。

毛泽东谴责林彪对他搞荒唐的个人崇拜，使他 更像个宗教首领而不像政治领袖。确实，林彪给毛 泽东贴上“天才”的标签，他亢奋地说：“毛主席的 话，一句顶一万句。”

“你说过头了嘛。”毛泽东后来声称他批评过林 彪，“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

毛泽东担心，神的一贯正确也就意味着神的可 望而不可即。他怀疑林彪是想把他架空至更高的圣 德的位置上。

1971 年的一天，江青漫步在颐和园，她忽然发 现排云殿的墙上写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 话”，这本是一句毫无恶意的标语。不过，此话出自 雷锋(一位著名的年轻烈士)之口，而 6 英尺高的字 却是林彪的手笔。

江青勃然大怒：他这是想让人们知道，是他林 彪提出了这句口号，他这样做不是想利用对毛泽东 的崇拜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吗?

林彪别有用心地利用个人崇拜使毛泽东不得安 宁。他不是把“毛泽东”，而是把“毛泽东思想”作 为自己的教义的护身符。1970 年，广播中开始讲“毛 泽东思想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的魔力可以 比毛泽东更长寿，换言之，可以由一个新手从中传 递。

毛泽东、林彪紧张关系的升级还在于林彪要设 立国家主席。自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 后，这一职位一直空缺着。林彪为显示他的想法不 同于毛泽东，便用一种推理方式说：“不设国家主席， 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不适合人民的心 理状态。”

林彪说，他希望毛泽东能像新中国成立初期那 样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并不想要这个形式上的职 务，但林彪一再坚持这一意见。毛泽东抱怨他不愿 再当国家主席已经讲了六次了。

对于林彪的别有用心，毛泽东挖苦说：“我讲了 六次，一次就算是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但实 际上“半句也不顶用，等于零”。毛泽东显然为此已 动雷霆之怒。

毛泽东开始感觉到——他可能是正确的——林 彪正在蒙骗自己把国家主席这一最高职位让给他。 毛泽东绝对无意这样做。

从表面上看，林彪在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 题上的过分表演令人吃惊。新的党章不是已经规定 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吗?形势不是要他把耐心和谦 虚置于首要地位吗?

然而，坐在第二把交椅上的林彪却迫不及待了。 在毛泽东的身影下，他离最高领导权如此之近却又 可望不可即。大概这种处境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对于 第二号人物来说，命运总是不寻常，诸如丘吉尔阴 影中的安东尼·艾登，林肯身边的休伯特·汉弗莱)。

林彪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只是毛泽东，很多中 国人也开始怀疑他是否有能力担任党的主席。

1969 年 10 月 1 日是“九大”之后的第一个国 庆节，毛泽东和林彪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林 彪发表了讲话。他那微弱的、略带鼻音的发言毫无 鼓舞作用。他把头埋在讲话稿中。甚至在他念稿子 时。城楼下 l00 万群众仍在高呼：“毛主席!毛主席!”

人群中一定有很多人在怀疑——观礼台上的一 些领导人亦在推测——痨病鬼一样的林彪是否真的 具备当主席的素质。

遥远的中国北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畔响起了枪 炮声。苏联和中国这对“兄弟”、和平友好条约的伙 伴，又曾自封为黑暗世界中国际无产阶级的两座灯 塔。现在却为争夺一块冰冻的荒地而动起干戈。

在“九大”前夕几周的战斗中，近千人被打死， 绝大部分是中国人。

毛泽东并未感到吃惊，他有可能甚至为自己辩 护。他多年来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苏联而 不是美国。中国有一句谚语：“不怕南面虎，要防北 方熊。”毛泽东从谚语出发制定政策。

当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毛泽东来说主 要的国际问题是如何对付美国。l965 年与柯西金会 谈时，他向苏联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中美之间 爆发了战争，莫斯科是否会给中国以援助?

当“九大”在“文化大革命”的瓦砾堆上降下 帷幕时，毛泽东眼中的国际形势已置换了地位。他 能用美国这张牌来对付苏联吗?

在毛泽东的世界观中，这种剧烈变化有两个原 因。美国的政策变了。毛泽东认为美国在越南已经 碰了钉子，将不可能给中国造成麻烦。1969 年年中， 尼克松在关岛确实向世界宣告过，美国在亚洲的军 事扩张时代已经结束。

与此同时。苏联的外交政策应验了毛泽东已隐 藏 10 年的不祥之念。莫斯科向布拉格派出了坦克， 以结束杜布切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民主实验。 毛泽东恰如其分地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称之为 “新沙皇”。

如果说，“有限主权论”可以让苏联人闯进去“援 救”捷克的社会主义，那么，他们就不会想把中国 的亲苏分子拼凑起来并用刺刀做后盾吗?

1969 年年中，勃列日涅夫召开了一个世界共产 党会议，以亚洲集体安全条约的形式提出了一个东 南亚条约组织的莫斯科修正案。毛泽东则说：“他就 像臭名远扬的婊子坚持要为自己立贞节牌坊。”

毛泽东毫不留情地从俄国熊的脸上撕下了马克 思主义的假面具。他似乎忘记了，他的这种做法正 在为自己日后置身类似的境地奠定基础。他后来承 认，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也被民族主义所沾染而变 得难以辨认。

并非所有的同事都赞成毛泽东外交政策上的这 种令人吃惊的转变。

苏联之所以使毛泽东恼火，究其原因部分在于 毛泽东实在不喜欢斯大林去世后发展起来的苏联社 会主义；部分在于毛泽东和苏联之间的文化隔阂， 当他与赫鲁晓夫吵架时这种隔阂更为明显。以上两 个因素是很难分开的。

如果毛泽东像张国焘那样在 20 年代就访问过 苏联㈤，也许他会真正发现即使是列宁领导的苏联 社会主义，也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到了 l969 年，毛泽东敌视苏联的另一个因素也 是简单的民族主义利益的算计。美国已发展到顶峰， 而苏联则正在上升阶段。倒向美国一边会对中国有 利。

毛泽东对苏联的恼恨也有非理性之处。苏联是 一面镜子，毛泽东从中看到了一些丑陋的现实。

他已开始讨厌苏联，他不喜欢苏联人提出的“土 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 太穷，其消费水平还达不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标准。 他指责苏联的“修正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 这并不是因为他内心有个明确的选择方向，而是因 为作为一种信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实在是把 握不准。

毛泽东处在这样的边缘：他在放弃阶级分析， 并倾向于认为势力均衡是国际政治的关键。

经毛泽东和林彪的同意，60 年代后期的路线是 号召全世界人民“推翻”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 正主义”。然而，进入 70 年代后，当林彪在喊得天 昏地暗之际，毛泽东却正在变成东方的俾斯麦。

变化的线索是毛泽东对“霸权主义”的新提法， 这个简陋的字眼不同于“帝国主义”，更不同于“修 正主义”。与两者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出自马克思主义 的经典，而是源于中国的一句老话，含有“以力服 人”之意。

霸权主义的主要之点是实力，而不是指某一特 别的社会制度。任何一个人欺侮另一个人便是霸权 主义者。因此，中国在 70 年代忍辱负重打开了非道 德主义外交政策的大门。

毛泽东不辞劳苦倡导了全球性的三角战略，并 使之成为 70 年代初期世界的主要特征。

1970 年，林彪仍坚决主张对两个超级大国持全 面扩军备战的 强硬对峙态度。这不是明智的策略， 尽管它似乎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美苏两 国分析“帝国主义”的逻辑延续，毛泽东当时把华 盛顿和莫斯科看成一丘之貉。

当毛泽东作出这一分析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分 析可能也没有把握。无论如何，他不打算长期与美 国、苏联保持同等距离。*

*毛泽东曾向安德烈〃贝当库表示，他担心中 国能否既与苏联又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第——当时， 这位法国政治家说法国可以。‚周旋于华盛顿和莫斯 科之间，‛毛泽东说，‚法国比中国容易些，因为中 国没有那样多的活动自由‛。

林彪根本不同意毛泽东倒向西方。周恩来不像 林彪，这位总理掌握西方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易于 接受毛泽东的意图。转而亲西方的意向为周恩来提 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他恢复了与法国人、美国人 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人的老关系。

“九大”过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不得不在一 些问题上煞费苦心。对林彪这个作为心腹大患的接 班人，如何把他从第二把交椅上拉下来，并扫入积 垢甚厚的历史垃圾堆呢?

棘手的问题是，许多解放军军官仍然把美国， 而不是把苏联当成中国的主要敌人。

越南战争并未使毛泽东轻松地制定出他的新的 亲西方外交政策。然而，毛泽东认为印度支那局势 的发展趋势使中国向西方靠拢的政策显得更加合乎 逻辑。到 l970 年，他的兴趣已不再是印度支那战争， 而是在这以后会带来何种形式的结盟。

日本似乎是毛泽东亲西方政策的绊脚石，当北 京以警告之笔涂抹华盛顿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支 持者时，毛泽东_何以能倒向美国?不过，毛泽东观 察日本已很久。他主要不是根据中国与日本的双边 关系，而是根据全球战略形势来看日本的。他对日 本的看法遵循着自己的主要矛盾的观点。

只要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忧心之所在。日本的力 量对中国在亚洲的利益来说就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不过，如果美国开始转变，那么中国对日本的畏惧 就会被新的一代遗忘。如果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心 腹之患，日本(同美国一起)就会在对付北极熊的统 一战线上成为潜在的盟友。

北极熊不会等闲视之。莫斯科至少也同北京一 样，对黑龙江一乌苏里江畔的冲突感到震惊。如果 毛泽东可以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称为“新沙皇”， 那么这两个疑心重重的俄国佬肯定也意识到毛泽东 可能会转向华盛顿寻求保护。

然而，苏联人也知道，林彪和其他北京领导人 不像毛泽东那样反苏。他们力争阻止或至少是使毛 泽东最低限度地改变他的外交政策。于是他们迫切 要求与中国谈判。

胡志明去世时留下一条遗嘱，对两位马克思主 义巨人的争斗感到忧虑。这份遗嘱带来不可抗拒的 压力使得“中央王国”同意接待柯西金。但是，当 柯西金 1969 年 11 月抵达北京机场这个终点站时， 只有周恩来同他会谈。毛泽东决计不再会见苏联领 导人。

真相是毛泽东无意寻求解决——对边境问题或 任何其他问题。他已决定不同他所蔑视的政权进行 任何接触，一直拖至困境完全化解为止。林彪希望 对苏联和美国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而且他在“九 大”上提出了这一观点，正是这一事实，使毛泽东 的上述态度强硬一百倍。

林彪可能会有痛苦的省悟，不是他而是毛泽东 改变了他的路线。40 年代，毛泽东在谈到那些允许 美国在自己领土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说：“我相信， 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 谁，是苏联还是美国。”

毛泽东看到莫斯科正在步华盛顿的后尘。这从 他在 1970 年的尖锐评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杜 勒斯的阴魂已进入克里姆林宫。”(一年后，周恩来 当面对我讲过这句话。)

1970 年初秋，毛泽东、林彪的紧张关系在庐山 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已公开了。整整两天半的唇枪 舌剑，其紧张程度不亚于 11 年前在这同一大厅毛泽 东与彭德怀元帅斗争的那次。毛泽东、林彪之争使 255 位党的领导人震惊。也使毛泽东通夜难眠。

1970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6 日，中共九届二中 全会在庐山举行。

虽然毛泽东只是斥责林彪和“他的大将”搞“突 然袭击”，但林彪已感到毛泽东反对他的冷风正在袭 来而可能在进行防御。

论点依然如旧：国家的领导权、“天才”问题、 解放军的政治作用、美帝国主义是否还是威胁等。

新的问题是，这次毛泽东公开、明确地反对林 彪的观点、策略和作为接班人的地位。林彪想逼迫 毛泽东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则认清了林彪的真实意 图。林彪以为毛泽东不要这名义上的称谓他自己就 可以抢到手。在江青的帮助下，毛泽东从容地解决 了林彪，并对林彪的副手陈伯达先下手。林彪的计 划挫败了。他对自己的同僚、空军司令吴法宪说： “搞政治我们不行，搞军事我们行。”

1959 年，也是在庐山，毛泽东取得了胜利。林 彪对毛泽东不像彭德怀那样粗鲁，但其用意却比彭 德怀更狡猾。实际情况似乎没有 l959 年的对抗那么 严重。在 1970 年的对抗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林彪的 野心和毛泽东的复杂的心理。

庐山之争的结果很清楚。在政治上，林彪不久 就同周恩来发生了激烈对抗，他与“文化大革命左 派”(如江青)的联盟也开始瓦解。不久，他就沦为 由失宠的将军们组成的阴谋集团的头目。“天才”问 题、国家主席问题、美国问题，这一切反而冲着林 彪而来。

1970 年 10 月 1 日，晴空万里，毛泽东站在天 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彩车、礼炮、气球、 体操，场面热闹非凡。毛泽东身边站着两位美国人， 埃德加·斯诺和露易斯·斯诺，当时他们正在北京 访问。《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与这位经历 丰富的记者及其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美国友好人士”是对斯诺照片的说明。一条 毛泽东语录醒目地排在这一版的右上方：“全世界人 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1970 年 lO 月 1 日。毛泽东和斯诺及其夫人在 天安门城楼上。同年 12 月，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毛 泽东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改善中美 两国关系。

当毛泽东和斯诺注视着下面那些毛泽东的画像、

毛泽东的像章和毛泽东的语录时，这位美国人忍不 住问道：“感受如何?，”毛泽东皱了皱眉。后来他对 斯诺说，个人崇拜令人“讨嫌”。它已经完成了自己 的历史使命，任何企图继续搞个人崇拜的做法都只 会为林彪的目的服务。

在中南海与这位左翼记者共进早餐时，毛泽东 对他说，尼克松先生无论是以总统的身份还是以旅 游者的身份到中国来，都会受到欢迎。这句话，使 l971 年春季毛泽东与林彪在外交政策上的冲突进 入决战阶段。

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的最后一个障碍是美国支 持南越 2 月份对老挝的军事入侵。*然而，“入侵” 未能成功，这是毛泽东的亲美政策的侥幸之处。这 次“入侵”只能再次证明西贡政权的软弱无力。反 而成了毛泽东正在形成的对世界看法的佐证。

*RT 当时写道，老挝问题是中美关系缓和的最 后障碍(见 800000000：The

RealChina.PP.145-146，)。基辛格的回忆录证实月 21 日，周恩来给尼克松的信件中有‚鉴于当前形势‛ 一词，这里是指老挝危机。

毛泽东立即着手准备接待美国国务卿亨利·基 辛格为总统尼克松准备的访华计划。当杜鲁门总统 把中国“丢失”在毛泽东手中时，基辛格这位有着 德国血统的奇才还是哈佛大学的学生。据说，林彪 在“九大”曾为他的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等距离的 外交政策辩护，他怒气冲冲地对毛泽东说：“你能邀 请尼克松到中国来，我就不能邀请勃列日涅夫?”

毛泽东策划了他久经沙场的生涯中最重大的— —尽管不是最周密的——一次战役。这只能是一场 大的流血的战斗。在中国公众眼中，林彪高高在上， 甚至被任命为中国下一届的最高领导人。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浪潮中升了上来， 因此很难把这个崭露头角的逆臣重新描绘成“右派 分子”。林彪掌握着军队，即使在彭德怀身边也没有 林彪那样的一帮资深的军官坚定地站在他一边。 l971 年年中，林彪和这帮人密谋以林家王朝代替毛 泽东的政权。自从长征途中与张国焘的那次斗争以 后，毛泽东还从未遭到过如此之多的党的军事力量 的反对。

除掉林彪肯定要付出代价，毛泽东反复权衡了 好几个月。他不得不小心谨慎行事。因此，他在 1970 年 8 月的庐山会议上首先瞄准已变成林彪的理论家、 与林彪结盟的陈伯达，以切断林彪与极左派的联系。 然后，在 1970 年 12 月和 l971 年 4 月的会议上，他 把火力对准林彪周围的“大将们”。

对自己表面上的接班人，毛泽东似乎还对他“保 护”甚至“挽救”。

在关键时刻军队内部的分裂，加之周恩来的出 色工作，使毛泽东取得了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是一支自力更生的政治军 队，依土地而生存。在 50 年代，这种情况有了变化， 中国共产党掌了权，军队走上了苏联模式的专业化 道路。这样，隔阂在北京与地方的军队领导之间产 生了。

王牌军(特别是人数较少但力量正逐步壮大的 空军和海军)像其他国家一样越来越现代化，而地方 军队大多数仍由长征过来的泥土气较浓的老军人领 导，他们仍保留着传统的东西，不大留心时髦的现 代理论。

“文化大革命”意外地加剧了这种分化。

毛泽东曾鼓励林彪，使社会组织军事化，使军 队组织政治化。而林彪在此过程中撤换了许多地方 的军区司令员。到 1971 年初，毛泽东觉得有必要纠 正这种状况，于是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成功地补救了 这一错误。

周恩来和那些军区司令不像毛泽东和林彪那样 紧紧抓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不放。他们联盟(极 力反对“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从林彪那里拯救过 来。因之周恩来有可能代表毛泽东取得反林彪的成 功。

早先毛泽东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全国人民学解 放军”。现在他却冷淡地说：“这还不完全。”他又添 了一句具有爆炸性的相反口号：“解放军学全国人 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再是猴性“辩证法”再思考 的实例。

不久，最后一个省的党委会宣告成立，这意味 着将会剪断军队的翅膀。当党委在红卫兵的冲击中 瘫痪时，解放军进入了政治舞台。现在他们又被要 求放弃这个灿烂的政治舞台回到军营中去。

每逢毛泽东在国内关闭林彪的一道门时，就多 打开了向美国的一道门。

在 1971 年 4 月，他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迫使林彪的亲信甚至林彪的夫人作检讨。同月内， 他向华盛顿表示，仲夏时节美国官员的北京之路已 畅通。其时，老挝危机已平静下来。

正当基辛格要跨越喜马拉雅山，中国新闻媒介 突然发表大量文章，回顾党指挥枪的光荣传统。当 全世界都看到基辛格出入毛泽东的国门、人们被震 惊得还未清醒过来之时，一件与之对应的事为中国 沉闷的建军节增添了色彩。林彪的盟友、文雅的解 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攻击美 国而只字未责苏联。

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重新发表了他在 1945 年写的文章《论政策》。文章论证了当时他决定与蒋 介石谈判的正确性，同时也含蓄地说明他打开中美 关系之门的正确性。

然后，毛泽东通过视察南方的军事基地向林彪 甩石头，他与愠怒无言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有一场戏 剧性的交锋。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冲着黄永 胜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 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

行至上海时，毛泽东把黄永胜的一个亲信找来 问道：“你对黄永胜的印象怎么样?”这位军官由于 不知道毛泽东与黄永胜的敌对情绪，热情地赞扬了 他的上司。

毛泽东冷冰冰地插话：“黄永胜是刘少奇一类的 骗子。”

根据来自广州的可靠消息，这位出了一身冷汗 的军官马上绝望地承认，他自己对“黄骗子”的判 断是错误的。毛泽东听罢大喜，俯身向这位军官下 了“密令”，要他在反林彪和反黄永胜事业中起作用。

毛泽东自己承认。在庐山会议之后，他是从各 方面向林彪逼近。他用“掺沙子”的方法，通过提 拔一些人以削弱林彪的势力。他意识到北京军区应 得到加强。越来越明显地了解到毛泽东正以极大精 力投入反林彪的行动，林彪集团感到绝望，于是策 划在 1971 年秋实施对抗计划。这是一个夭折在上帝 手中的谋杀或废黜最高领袖的计划。

林彪撤退到风景优美的苏州。在柳树丛与运河 边，他与其妻及 26 岁的儿子林立果紧急商谈对策。 勇莽的林立果以直升机的速度升任空军作战部副部 长。早春的这次会议上得出何种确切结论不得而知， 但事态的发展表明他们未达成一致意见。

林彪的急躁的儿子林立果同空军中其他一些激 进鲁莽的家伙一起，开始密谋一个反毛的军事政变 计划。这些人未经林彪及其高级助手的同意就起草 了一个方案，林彪等人甚至还不完全清楚这一计划。 比林彪小 22 岁的林彪的第二位妻子叶群，是在这一 计划快要败露之时加入进来的。

林彪在听到这一计划时可能已成事实。黄永胜 及其他一些亲林彪的领导人也许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与此同时，林彪对毛泽东确实感到恼怒，也许 恨透了他。他说毛泽东可以“活一百多岁”，这就泄 露了他作为接班人的急不可耐的心情。

政变代号为“571”。根据中文谐音，意为“武 装起义”。政变计划把毛泽东称为“B—52”。使用这 种当时还在越南战争中猖獗而声名狼藉的字眼确实 是对毛泽东的侮辱。这还影射着毛泽东的亲美立场。

无论如何，考虑到毛泽东那至高无上的巨人地 位，就只能采取突然袭击了。

‚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的阶下 囚。‛

‚(B—52)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是中国 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B—52 宠爱笔杆子，不喜欢枪杆子。‛

‚B—52 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 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臵于死地而方休。‛ ‚甚至(B—52)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群众对 B—52 的个人迷信很深。‛

亲林派的谋反者们设想了一些疯狂计划。其中 的一个是让毛泽东死于车祸。(1971 年北京的交通 足以造成一场合情合理的事故现场吗?)不论出于何 种原因，林彪的亲信的那些荒谬的计划极少能付诸 实施。

林彪垮台后，中国政府又揭发出其他许多暗杀 毛泽东的企图。据说，毛泽东的食物中被投过毒药。 l971 年秋，毛泽东在上海的官邸遭战斗机“扫射”， 当时他正住在那里。毛泽东在结束南巡之后，准备 返北京与林彪决一雌雄时，有人曾企图在其专列上 安放炸弹(但刺客惊慌失措，被毛泽东的随行人员发 现，毛泽东便下火车换乘汽车回到北京)。在林彪灭 亡前几个小时，一位军官“出现在中南海”，想孤注 一掷，用枪刺杀毛泽东。(他的负罪感使他犹豫了， 他扔掉枪，然后双膝跪地，乞求对他罪恶的宽恕。)

这些惊人的场面都无法证实。也许他们夸大了 林立果和那帮冒险的家伙们至少还是预期的行动。 林彪不可能亲自去谋杀毛泽东。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的处境并不十分安全，以 致他感到必须搬出中南海。据江青说，他在那里“寝 食不安”。随从里“混进了敌人”。

毛泽东偕夫人以及全体工作人员都迁往一处宾 舍。因此处不方便，后来他们又搬到人民大会堂的 地下防空洞。

由于希望摆脱紧张的精神压力，毛泽东有了新 的举动，于是在 8 月中旬离开北京南下作了为期一 月的旅行。在武汉、长沙、南昌及其他一些城市， 毛泽东一路斥责他那个“无限忠诚”的接班人。有 百余名武警随他的专列同行。

毛泽东一回到北京，迹象表明戏剧将要进入高 潮。9 月 10 日后，政治局中四位亲林彪的军队领导 人无一人公开露面。从第二天晚上起，所有的中国 高级领导人均好几天藏身不见——他们在人民大会 堂紧急磋商。这期间，中国实行了空禁。

“五一”节后，毛泽东只公开露过一次面—— 与缅甸的吴奈温会晤(地点不在北京)——进入 8 月 以后，就再也不知其行踪。人们开始议论他的处境。 外国人会意地报道了美国心脏病专家保罗·达德 利·怀特博士应中国医学会的邀请于 9 月 18 日到达 北京。中共党员们的焦虑却不在此，他们通过各种 渠道得知许多敏感的消息，足以使他们猜测到毛泽 东、林彪的紧张关系。

在香港，上演了一场生动的文字戏剧。中国银 行的大楼——北京设在香港中心街区的建筑上，有 一条由霓虹灯组成的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万岁!”这是林彪的话，它亦与林彪的目的相对。

9 月初，红色霓虹灯消失了，出现了一条新标 语：“毛主席万岁!”这对林彪来说不太合口味。摆 明林彪已经不再是继承人了。

不久，一份党内文件传出消息说：林彪企图发 动军事政变，未遂而驾机叛逃，飞机坠毁后死于蒙 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蚓随后，蒙古人简要地宣布一 架“入侵”并坠毁于温都尔汗的三叉戟飞机是属于 中国空军的。

但是，林彪到底是怎么死的?毛泽东有杀死林彪 的可熊性吗?

按照北京的说法，林彪死于飞机失事，蒙古(及 其苏联老大哥)正式向世界宣布了这一情况。为投奔 苏联，林彪慌忙中登上未加满油的飞机，结果未能 飞到目的地。

像中国所有的动听故事一样，随反面人物而来 的是英雄人物——林彪的女儿挺身而出。

9 月初，林彪的一家正在北戴河海滨度假。暗 杀毛泽东的蠢举遭挫后，使他们不得不退下阵来磋 商下一步行动。一个逃往莫斯科(林彪曾在那儿生活 过四年)的计划制定出来了。“小豆豆”认为这太过 分了。

“小豆豆”(这样称呼是因她父亲打仗时总喜欢 吃炒黄豆)是林彪和叶群所生的 29 岁的女儿，她不 怎么受到母亲的宠爱。由于家庭内部关系紧张她有 两次试图自杀。她向周恩来泄露了她父母的这一阴 谋计划。

周恩来拿起电话，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拨通了 北戴河的林彪宅。林彪这时正在音乐厅听音乐，叶 群接听电话。她向周恩来保证，她夫妇俩只想安静 地度假，不打算飞到哪里去。

挂上电话后，叶群急忙赶到音乐厅向林彪报警。 她哑着嗓子低声说，出事了，周恩来怀疑他们想逃 跑。

在几辆汽车的护送下，林彪一伙人冲向北戴河 机场。一个阻止林彪的警卫被林立果用枪打中，并 推出高速行驶的汽车摔个半死。负责加油的几名地 勤人员顿起疑心，他们把两辆大卡车横放在跑道上， 企图阻止林彪的三叉戟起飞。

林彪的飞机为了避开加油车，不得不绕了一大 圈才得以升空，但仍擦着了一辆加油车，并在这一 过程浪费了大量的燃油。另一架直升机也起飞了， 它满载林彪集团中高级成员及若干箱文件，其中包 括林彪的日记。不幸的是，驾驶员因为拒绝服从林 彪的命令而被打死。在远离中国边境 250 公里处， 林彪乘坐的三叉戟燃油耗尽，一头栽在蒙古首都乌 兰巴托以东地区，顿时起火。林彪本来打算在乌兰 巴托加油的。

这件事多半是真的。但我们不能肯定是飞机缺 少燃油还是机械故障而失事，或者是因为遭到暗中 破坏。中国驻乌兰巴托大使说，已在蒙古草原验看 了林彪的尸体，足以令人奇怪的是，林彪的尸体是 完整的，像其他八具尸体一样，尽管飞机已成碎片。 中国驻蒙古大使的说法搅动了北京，便要他去失事 现场查看以掌握确切的细节，并否决了其最初的决 定。而且，蒙古政府派人去现场焚烧了这九具尸体， 而不是将所有遗留物交还中国。

飞机失事可能是“失控而撞地”，正如大使馆官 员所言。也可能是由于要驾驶员去撞飞机造成的“自 杀式着陆”。于是世人所得到的结论是，这些死者是 飞机撞地后的受害者。

“林彪不敢实施他的计划。”1973 年周恩来对 一群美国报人说。那么，是谁舞着利剑迫其收场的 呢?

不可能的说法是，毛泽东估计飞机已飞得很高， 周恩来猜出主席的心思，便决定以自已的意志为是， 命令把林彪的飞机打下来而不经过毛泽东的正式允 许。在 11 点，当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时，这位主席 仅仅告诉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 他飞吧。”

不管怎么说，清楚的是，毛泽东挖林彪的墙脚 至少有一年之久。另外清楚的是，暗杀毛泽东的企 图使毛泽东有充足的理由逮捕林彪集团的某些或全 部成员。同样清楚的是，在温都尔汗飞机残骸中发 现的九具尸体，有几具弹痕累累(莫斯科声明了这一 点，并得到北京的证实)。

令人费解的是，莫斯科为什么不披露一些林彪 背叛毛泽东而投靠苏联的更丰富、更确凿的证据 ? 有人注意到，北京只是在党内秘密传达到党的干部， 在 1971 年 9 月危机之后很久才指控林彪与莫斯科进 行了秘密接触。

总之，林彪作为 9 月的第二周中的首犯未必是 真的。不能排除这一点，在 9 月 12 日至 l3 日到来 的高潮以前，甚至在很久以前，林彪已消失在人世 (6 月 3 日后他一直未公开露面)。

莫斯科声称，温都尔汗九具烧焦的尸体中没有 一具是“50 岁以上”的人。苏联这样做是虚张声势。 北京驻乌兰巴托使馆的一批外交官迅速赶到失事现 场把尸体掩埋了。他们说，尸体已烧得无法辨认。 一年以后，事态已平息下来。柯西金告诉联邦德国 总理勃兰特的也是这么回事。当追问到“50 岁以上” 这一点时，苏联方面悄悄回避了。

如果苏联的确在残骸中找到了可供辨认的尸体 和文件，并且感到据此能为难北京，那就很难解释 莫斯科为什么要拒绝英国的三叉戟制造商要求检查 残骸的请求。

北京事后的解释都以尸体是否可辨认为依据。 莫斯科肯定不能向全世界证明林彪不在三叉戟上， 而中国的历史编纂者则毫无顾忌地断言林彪在三叉 戟上。这使得中国方面干净利落地掩盖了在林彪飞 往蒙古的夜晚前，发生在中国权力长廊内的暴力场 面。

“（B—52)对我们不放心。”写于 l971 年春的 《“571 工程”纪要》中有这样一段话，“与其束手 被擒，不如破釜沉舟”。这就是林彪毁灭的一条线索。 林彪陷于两难困境之中，一个是毛泽东对他失去信 任，一个是他营垒中的那帮激进的家伙在绝境中作 出了鲁莽、草率的反应。

毛泽东铅封了林彪的政治生命。然而，他进而 结束了他的自然生命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1971 年的国庆节是在阴冷的气氛中度过的，没 有大型游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次— —毛泽东仍然没有露面。为迎接游行和观赏节日礼 花，9 月初就准备好了观礼台。到该月中旬。它们 又被迅速地拆除了。

公园里的庆祝活动低调沉闷。正午时分，周恩 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出现在颐和园的游艇上，此外 还有三位美国黑豹党领袖，一位西哈努克邀请来的 法国厨师。政治局成员中很少有人作陪。

作为主人，周恩来似乎要为葬礼涂上派对的色 彩。

毛泽东只是出现在放大的巨幅照片上。为了及 时为国庆节作准备，北京机场设置的 50 张一套的毛 泽东生平的照片在一夜间就缩减到 39 张，其中 11 张与林彪在一起的照片摘掉了。

《人民日报》lo 月 1 日未像以往那样发表社论 庆祝国庆，也未刊登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照片(在 1970 年至 l971 年间，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政治 照片终结了)。某些中外人士认为毛泽东已去世—— 抑或病魔缠身，在接受怀特医生的治疗。

10 月 7 日，毛泽东终于出来了。他出现在电视 屏幕上，亲切会见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在 前一天晚上的欢迎宴会上，这位埃塞俄比亚国王， 只收到毛泽东一人转达的致意。读《人民日报》的 致辞时，消息灵通的人就会知道，这是非同寻常的。 海尔，塞拉西在他的宴会讲话中，向毛泽东和林彪 都致了意，许多外交官和中国领导人都听到了。

《人民日报》对这一棘手的问题是在报道中略 去祝酒词，但细心的读者能够猜测出一个强有力的 震动已经发生了。

lO 月 4 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最后一次使用了 “以毛主席为首、林彪副主席为副的中国共产 党„„”这一著名的套话。这也是全中国最后一次 使用它。自那以后，连西藏也知道毛泽东失去了副 手，已成为孤家寡人。

在这期间。毛泽东的中国，这个长期以来被几 十个国家拒之于国际组织之外的国家，以压倒多数 的优势赢得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恢复了安理 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

驻北京的外国使馆被告知，向中国政府发贺电、 祝贺在纽约取得的胜利时，“不必”提及林彪的名字。 与北京关系密切的朝鲜，发来了一封标准的贺电， 只提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名字。

其他外国政府都照此效行，全世界一致认可了 林彪的垮台。

林彪危机影响深重、代价巨大。

“文化大革命”取得“辉煌”胜利刚过两年， 党内三分之一的高级领导人沦为“党的敌人”。

在 1971 年至 l972 年的分化和随之而来的清洗 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震 动。这一事件对作为军队统帅的毛泽东是沉重打击。

在林彪的一方，是裙带关系、野心及专横地蔑 视群众的政治作用。

在毛泽东的一方，也有类似的忽略群众的问题； 同时极度缺乏判断力，多疑，或两者兼而有之；还 有他“无限忠诚”的继承人问题：以及在除掉林彪 时未能有效控制北京的军权。

这场危机使毛泽东从紧急的国内事务中分心达 一年之久，它在“文化大革命”的棺木上又敲进了 几颗耻辱的钉子，加剧了毛泽东头脑中对中国革命 前景日益增长的悲观情绪。

人们纷纷责难这次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影响极坏 的事件：违禁的外汇兑换事件，空军战斗机驾驶舱 内的枪战，从“腐朽没落”的香港进口谍报装置， 暗杀、毒气和绑架，某些国家领导人对封建传统观 点和阴谋的病态迷恋。

把林彪的名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榜上除 掉并不那么容易。中央委员会下发了一份调子低沉、 无说服力的秘密文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党 章》、《党的“九大”文件汇编》和《人民战争胜利 万岁》交由中央处理。有关林彪的其他书籍文件， 以及林彪的题词和肖像，由各基层收集起来，交由 县、团级党委处理。

在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极力想把自己的观点 与包括林彪在内的、反对他个人的观点区分开来。 他声称：“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这 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可惜只有争权夺利红了眼的人才有可能看清这 个区别。

林彪或许认真地想过，毛泽东企图“整个打倒 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总之，如果排除了“我本人” 这个核心的话，这句话只是戏弄而已。这些发生争 执的同志本身都是党的领导人，要“整个打倒我们 的党”意味着什么呢?

林彪和他的儿子写下的有关毛泽东的话语是这 般恶毒攻击毛泽东的：“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 哪一个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 治上的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 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 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

林彪事件可能使毛泽东大伤元气，缩短了数年 生命。差不多就在这一事件了结的两个月后，他卧 倒在床，很少说话和工作。从这以后到他去世的五 年中，他再也没有亲身出现在中国公众面前，甚至 在国庆节。

★第十九章 尼克松(1972)

1972 年 2 月一个寒冷的日子，美国总统理查 德·尼克松的“76 年精神号”专机在空旷、宽阔的 北京机场降落。停机坪一侧飘扬着美国国旗，另一 侧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迎面是毛泽东的巨 幅画像。

尼克松略带微笑跨出机舱，周恩来面无表情地 候在舷梯脚边。对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 l954 年在日内瓦拒绝与周恩来握手记忆犹新的尼克松向 周恩来郑重伸出自己的手用力紧握着。

几小时后，尼克松坐在中南海那柔软的扶手椅 上，同毛泽东在一起。至下半夜，仅仅由于在那把 椅子上就座，尼克松在 12 小时内为中美关系所创下 的业绩，比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在这以前的 24 年中— —自从马歇尔的竭力调停失败以来——所完成的还 要多。

尼克松抵达的当天，《人民日报》没有提及他及 他的这次旅行。这份 6 版的报纸涉及美国的文章是 一则死亡的讯息。„一周前。毛泽东的美国朋友埃 德加·斯诺逝世了。

如果说，尼克松和斯诺身上很少有相同的思想 观念羽毛的话，那么。正是毛泽东的典型风格把他 们撮合在一起。让报纸在“尼克松日，，只谈斯诺， 毛泽东为的是挫美方锐气，让中国人民知道他对“美 国人民”的看法是站在光明的一面。同时，他想给 人一种处于重大场合前夕满不在乎的印象，所以在 隔天的《人民 日报》上才出现赞扬尼克松此行有重 大影响的文章。*

*尼克松无疑会想起，他去中国前不久与病危 中的埃德加斯诺的接触使他感到宽慰。他给斯诺写 了一封诚恳的信，其中说：‚你卓越的成就受到了广 泛的赞扬和欣赏。‛毛泽东没想到尼克松对左翼作家 是如此了解。事实上，毛泽东对斯诺的颂词也许本 来就提醒了尼克松，作为‚中国友好人士‛的斯变 压器的声音多年来是孤独无助的。

同对尼克松一样，形势对毛泽东来说也是很微 妙的。他不可能把总统介绍给他的政治局全体同事， 因为林彪与他的同伙造成的巨大空缺至今还在。

江青是个例外。她未能拒绝丈夫的要求，去陪 同尼克松观看 《红色娘子军》的演出，其他的“文 革左派”人物都没有出场。

在尼克松 8 天的访问中，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只有两位政治局成员与美国人有过接触，一位是主 管军队的反林彪稳健派叶剑英，另一位是主管经济 的稳健人物李先念。

毛泽东对将如何转变中国公众的情绪亦很慎重。 许多事情悬而未决：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普通 中国人在反美主义的氛围中生活了 20 多年。

一些军官，部分对林彪持同情观点的人，对会 谈很冷淡，他们念念不忘华盛顿一直坚持把蒋介石 政权作为中国政府。

l949 年 7 月 2 日，毛泽东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 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大会祝贺。主席台右 起：郭沫若、茅盾、周扬。

恰好在两个月以前，一本对毛一周的美国路线 持不同意见的小册子《中美关系问题》曾在北京的 一些书店出售。不过几个小时就被查禁了。《中美关 系问题》无疑是源于军方的观点。与毛泽东现在的 看法相比，军方认为苏联不那么危险，美国的危险 要大一些。

毛泽东在印度支那的朋友同美国的关系仍然是 天天相互格杀。中国最亲密的盟友朝鲜在尼克松访 华前夕，宣称美国总统“一手举着白旗，一手拿着 讨饭碗”到北京来了。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民主共和 国则保持缄默，以示抗议尼克松的中国之行。

在准备期间，毛泽东守 El 如瓶亦甚于尼克松。 不是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参与了这一计划，中国这 边的“威廉·罗杰斯”吲决不止是一个。北越、柬 埔寨及其他敏感的盟国，大多于午夜才从周恩来那 里得到消息，而华盛顿对日本、南越及其他国家的 信息通报也仅在几个小时之前。

要做到保密，毛泽东比尼克松容易得多。在毛 泽东的北京，出访只是对外政策实施时的一种仪式 (基辛格是多么欣赏中国这一点!)。

从基辛格 l971 年夏首次访华，到他第二次来访， 再到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和新闻秘书纳德·齐格勒 访华，加之若干其他准备活动，直到总统抵达前夕， 北京新闻界对尼克松各方面的介绍总共用了 1 647 个字。极少的几项内容像天气预报一样简略地排在 第一版的右下角，所有文章仅限于事实性描述，未 作任何分析。

在中南海数周内准备尼克松到来的场景背后， 各种情绪的发展已从焦虑到恐慌。毛泽东经受了心 功能缺血的痛苦，且身体浮肿。由于拒绝接受治疗， 毛泽东的身体垮了下来并发生休克。为了准备在游 泳池接待尼克松，急救医疗设备都已运到毛泽东的 房 间，并置于走廊上。氧气袋也秘密放人一个巨大 的油漆箱中，其他一些器具也藏在罐装设备里。同 时，毛泽东对安眠药有依赖性。他的医生李志绥注 意到“他的思想缺少判断力”。

在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总统曾把他的中国之行 比喻为美国的登月旅行。正像中国不合尼克松的口 味一样，美国也决不会以超出这个世界的情趣来迎 合毛泽东的味觉嗜好。尼克松在 50 年代曾捡起中国 王牌这根外来棒子来打击民主党。更早的时候，华 盛顿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毛泽东在击败蒋介石的斗 争中所面临的变量之一。

毛泽东仍旧感到缺少点接触。自他最后一次与 美国官员打交道起，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了。他决 定温习一下他那生疏的英语。“他目前所喜爱的，是 ‘law and order(法律与制度)’、·anti—Mao （反 毛)’这两个新的短语的发音。”当基辛格第一次与 他会晤时毛泽东的友人郭沫若告诉我。

这两个短语被毛泽东注意无疑与斗争林彪的时 期有关。尼克松这个右派有助于毛泽东使之转向美 国，因为尼克松当前的举动与毛泽东对国内“左” 派的厌烦有一致处。

毛泽东和尼克松!在 1971 年以前的世人眼里， 他们的二重奏似乎显得奇异。

〃尼克松担任副总统时，美国曾三次以核武器 来威胁毛泽东的中国。

〃美国曾不止 l2 次阻挠毛泽东的政府在联合 国取得席位。

〃在毛泽东进入紫禁城以来的 22 年中，直到 尼克松委派基辛格访华的前一年夏天，这两个国家 没有一位政府官员访问过对方的首都。

〃在 1969 年和 l970 年间，中国报界称尼克松 为‚战争瘟神‛，这一尊称似乎是代替了理查德〃米 尔豪斯。

然而事实是：一位美国总统先不访问东京或莫 斯科而访问毛泽东的北京；尼克松在中国 8 天的逗 留是美国总统访问外国时间最长的一次；美国总统 在一个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领土上谈判是第 一次。

每个人对另一个人都持有多种多样的推测。但 尼克松一旦决定要去同毛泽东会见，就感到须扩充 话题来解释他的使命。在关岛机场，准备取道上海 时，尼克松看了一下时钟，想到关岛是美国时间新 一天的开始。“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和我一起祈祷，” 他大声说道，“中国之旅对于整个世界可能是新一天 的开始。”

这支从华盛顿飞往北京的美国队，用筷子吃飞 机上提供的西餐!一到北京，尼克松就像引用《圣经》 那样引用毛泽东的诗词。

毛泽东并未以同样的方式换过一套精神甲胄。 他没有给尼克松贴上新的道德标签。不知道他是否 说过尼克松那种大话：“改变世界的一周。”当然， 他也不会操起刀叉，抑或引用尼克松的《六次危机》。

不过，中国人并非完全不受最高级会谈的影响。 尼克松来访前的一个月，若于建筑物或街道神不知 鬼不觉地换了名字。

尼克松夫人访问了首都医院。几星期前它还叫 反帝医院。紫禁城中毛泽东的住所的北面有一条街， 红卫兵曾命名为工农兵街，这是一个含糊而不贴切 的名字。在尼克松路过这条街之前，它又恢复了原 来长期使用的名字地安门街。

此外，毛泽东和尼克松的道德取向也不大相同。 的确，势力均衡的政治在尼克松的动机中占的 地位并不比毛泽东少(特别是在国内政治方面)。这 两人都用一只眼睛盯着苏联。然而，毛泽东这位中 国的实用主义者不会给势力均衡的政治披上一件道 德的外衣；尼克松则不同，他受过美国理想主义的 熏陶。

毛泽东并不指望与尼克松取得精神上的一致， 但他对发表一个“分开写的”公报的建议抱有同感。 美国没有料到双方以这样一种干脆的方式来处理他 们的分歧，以致在公报中竟会出现“中国方面”和 “美国方面”。不过，周恩来在一天晚上对基辛格说 是毛泽东坚持要这样做，“这样更诚实些，”他强调， 他深于此道。《上海公报》坦率地暴露了双方的不同 意见。

尼克松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他派了一支 80 人的 先遣队，还带来一支 l68 人的随行记者团。毛泽东 则待在家里。他没有去机场迎接“76 年精神号”专 机，没有出席宴会，也没有谈及任何政策问题。周 恩来为中方操办这些事。毛泽东的亲属王海容总在 这些场合出现，然后向毛泽东作简要汇报。

尽管如此，尼克松之行的气候变化还是影响了 毛泽东的起居室。这间屋内放满了他的明版书，近 处则是室内游泳池。毛泽东对尼克松的到来很激动。 为了做准备，他在长达 5 个月的时间内第一次理了 发。预期尼克松到达的那一天，毛泽东早早起了床， 穿上新的制服和新的鞋子，焦急地坐在沙发上，并 不停地要周恩来在电话中打听尼克松离开北京机场 后在中国第一步行动的确切时间。

1972 年 2 月 21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国 总统尼克松。2 月 28 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 公报，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尼克松感动了。尽管毛泽东也同样感动，尤其 当尼克松走进毛泽东那摆满书的房间时。一位女助 手扶毛站起来。“我说话不大利索了。”他是就自己 的心脏毛病和支气管炎毛病而言的。两人同时握住 对方的手，“我喜欢右派。”这位 78 岁的主席对尼克 松说，并紧握着他的手足足有一分钟之久。

毛泽东对尼克松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 蒋委员长可不高兴了。”这是一个有力的开场白，然 而美国人因情绪太急切并不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攻击。

在场的三个美国人(尼克松、基辛格、温斯顿洛德)马上就感到毛泽东的意志力。“我相信我从未 遇见过这样的人，”温斯顿·洛德议论道，“即使不 知道他是谁，但参加一个有他在场的鸡尾酒会。他 肯定会凭他的力量把我吸引过去。”

毛泽东提到基辛格 l971 年鲜为人知的中国之 行，提到他的机智。尼克松回答道，“除了几个漂亮 的姑娘，”世人都不知道基辛格的巴黎和北京之行。 基辛格是罕世奇才。

“这么说，你们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啰?”毛泽东 反问尼克松。

对于国际政治问题他们未作过多的交谈。当尼 克松提到美中两国对一些国家应有所作为时，毛泽 东略带傲气地说：“在我这里不谈这些问题。这些问 题应该和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

毛泽东常常微笑——“一种带着感染力和隐约 的嘲讽警告的微笑„„别想欺骗这位擅长抓住对方 弱点的人和具有双重性格的人”——并时而引出一 场苏格拉底式的讨论。他讲的每一话题都包含着格 言或包含着间接的评论。在第二次提到蒋介石时， 他向尼克松指出：“实际上，我们与他的友谊要比你 们与他的友谊长得多。”

“绝不像与周恩来在一起时感到才华横溢，”温 斯顿·洛德评论说，“毛的风格是隐喻的、含蓄的， 外表上漫不经心，而实际上敏锐、练达。”

如果说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谈内容还没有达到 使全世界着火的程度——他们未作谈判，甚至也没 有谈许多相关政策——那么这件事本身就近乎达到 这一点。

美国记者正确地估计到，毛泽东和尼克松第一 天下午的会谈确保了尼克松此行的基本成功。

《人民日报》用了 2 个版面和 7 幅照片报道了 尼克松那天的活动。中国电视台播放了 l0 分钟的实 况。自此，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不再扭扭捏捏地面 对美国来访者了，如果见到他们经过。即报之以注 目和微笑。

双方态度的改变，似乎比毛泽东在一个小时的 角色中所能表明的还要出人意外。但这一现实的改 变是不可否认的。毛泽东只是在他的安乐椅上指挥。 如果说毛泽东尚未取得至关重要的胜利的话，那么 他对美国人不是取得了生平第一次的隐含胜利吗?

对毛泽东来说。这“改变世界的一周”不是一 支突如其来的幻想曲，而是其逐步施展的策略的一 部分。几年来，他一直认为美国问题的严重性正在 逐渐减弱。在 1970 年，当尼克松真正对中国表现出 兴趣时，毛泽东更加做好了准备。

1971 年 3 月，一支美国职业乒乓球队到日本参 加世界锦标赛。中国邀请了几支国家球队在回国途 中到北京比赛，有几名美国队员极想去中国。恰巧， 就在他们离开日本的那一天，美国政府全面开禁， 允许美国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队员对中国队 员表达了这一意愿。

随即，周恩来发出电讯到日本，说北京已决定 反对邀请美国人。但病魔缠身的毛泽东捕捉到了新 的想法。l971 年 4 月 6 日深夜。他再一次翻阅外交 部建议不邀请美国运动员的文件——已经被周恩来 和他自己批准过了。他用“昏沉、模糊的语言”叫 护士打电话给外交部的王海容告知取消这一决定。 没有别的录音或任何人的劝告，护士感到进退两难。 她决定电话通知王海容*。美国人于是受到了邀请。 **

*毛泽东对尼克松饶有兴趣地评说了北京臸定 政策的过程。毛泽东说，中国政府一向坚持在两国 人民互访的基础上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他承认： ‘话来。我认为你的做法是对的。我们就打了乒乓 球。‛

**1975 年 10 月。 《南华早报》援引《纽约时报》 新闻服务处威廉〃希尔的报道，谈到这件事(毛泽东 的一位友人 C，P，李说，是毛泽东否决了周恩来的 建议)。

这一举动为尼克松来访迈出了象征性的重要一 步。周恩来很快明白了毛泽东对美国问题看法的实 质。数月后，周恩来不加渲染地对美国客人说：“毛 主席碰巧感兴趣”与华盛顿改善关系。这位舞台经 理巧妙地表达了导演的说法。

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的直接背景是美国的越南 问题。尼克松以娴熟的技巧竭力掩盖美国在越南的 无能，他想在一种和睦的气氛中与中国缓和关系。

如果说越南刺激了尼克松，那么从毛泽东的观 点看来它成了中美妥协的障碍。尼克松依然处在战 争带来的极度苦恼中，他需要毛泽东的帮助以解除 他脖子上的这一不祥之物。毛泽东希望能超出越南 考虑问题，但他又不能超出太远，马克思主义世界 的强大压力迫使他继续援助他那烦人的印度支那盟 友。

从某种意义上讲，尼克松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时， 毛泽东实现了他的主要目的。

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他对美国的要求仅仅是美 国不要去做某些事。他在 40 年代后期(当时华盛顿 正在援助蒋)，在 1950 年(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在 1953 年(艾森豪威尔正强迫中国在朝鲜停战)，在 1954 年和 l958 年(台湾海峡危机)以及在 1966 年 (一些美国军官想打赢越南战争，从而给中国一个震 动)，一直担心美国会对中国突然打击。

在毛泽东看来。美国在亚洲的扩张似乎已止步 于尼克松和他之间的小地毯前。如我们所知，他在 夸大美国的衰败；然而，他又正确地估计到了尼克 松的出面是一种担保，美国和中国多年内不会再发 生战争。

假如毛泽东认为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幻觉可消 失在最高级首脑脚下的尘埃中，那么这是颇有道理 的。

美国侵入远东的用意何在?尼克松带着越战的 满脸愁云来到中国。美国东方之行的使命何在?对尼 克松来说美国准备与中国共享亚洲的未来。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在亚洲的真正作 用何在?尼克松遇到了美元下跌的麻烦，他要来请毛 泽东“帮忙”结束越南战争。

然而。积极的合作谈何容易。美中对话几乎还 处在幼稚阶段。同今天的情况相比，那时每一方对 对方政治的了解都远远不够。

毛泽东和美国人当时仅在一个国际争端上有了 共同的视点。双方都援助巴基斯坦因东孟加拉湾(原 属巴基斯坦)问题反对印度的斗争。

毛泽东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待越南问题，这一点 对依然卷入越战的尼克松来说做不到。另一方面， 美国也要从他的“和平结构”的长远角度考虑亚洲 的未来。为了不让人说自己抛弃了印度支那朋友， 毛泽东不得不对此略而少谈。

苏联问题也是这样，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 同双方有着不同的关系。足以震惊的是，一向攻击 “赤色分子”的尼克松，比毛泽东更急于想知道苏 联对“改变世界的一周”的反应。毛泽东看得更远 些。在 1972 年，毛泽东的反苏和亲西方倾向比美国 方面还要大，这一点相信是可能的。

尼克松直截了当地问毛泽东：“在对中国最直接 的威胁中哪一个更大?是美国的侵略，还是俄国的侵 略?”毛泽东的回答强调了苏联的威胁，然而，美国 方面果真理解并欢迎这一暗示吗?

毛泽东希望尼克松在他的算计中把中国放在第 一位，尼克松却没有理由那样去做。前两次，毛泽 东曾希望华盛顿能更慎重地对待中国共产党。他觉 得罗斯福和杜鲁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低估了 中国共产党，而且杜鲁门在中国介人朝鲜前夕其立 场依旧未变。难道毛泽东现在还没有具备使美国重 视中国的资本吗?

然而，毛泽东也谴责了美国对中美合作的迟疑， 他对美国的看法存在矛盾心理。强大的美国在过去 曾折磨过毛泽东的中国。不过，毛泽东也怀疑美国 是否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过分自信和消 极被动之间，华盛顿能找到一条折中之路吗?

毛泽东的矛盾心理的根源在于他年轻时对西方 的复杂感情。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不 同，毛泽东很难使自己依附于这样一种势力。是的， 美国很发达，但它可能满足于自己的富裕和舒适。 马克思的“规律”也许注定了它的衰败要比它的兴 起快得多。

毛泽东像尼克松一样梦想着人类的“新和平框 架”吗?毛泽东很少谈任何现实的国际目标。他使用 “世界革命”一类的话语是实，不过它缺乏世界总 体规划的意义。它意味着外国要像中国那样闹革命， 或者是简单地把中国的仇敌看作是自己的仇敌。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过程对毛泽东极具吸引力， 他经常兴致勃勃地与来访的政治家们谈论这一问题。 他能迅速地把握一团事物的意义，变化的永恒性、 无所不在的斗争、混成的庞大军事力量、空问本身 的无限性。

他满足于看到超级大国、“反动派”及其附庸们 的计划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推翻。然而，除了中 国的安全，毛泽东似乎对充满冲突和衰败的混乱过 程不那么感兴趣。像一位坐在山上漠视市井喧嚣的 先哲，他从国际关系的细节中看出离奇的分离。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会见基辛格，并且还要会见 他多次。来自中国的消息说，毛泽东对与基辛格谈 话比对与尼克松谈话更感兴趣。他在与尼克松的交 谈中也常常要把基辛格扯进去，这在毛泽东与外国 政府首脑的谈话中不同寻常。

曾经五次见过毛泽东的温斯顿·洛德说：“毛泽 东欣赏尼克松的政策，但是他喜欢与基辛格在一起 交谈。”不过，毛泽东对基辛格的评价却不如基辛格 对他的评价高。

1970 年，基辛格说过一句俏皮话。他说，在前 民主党政府中，迪恩·拉斯克恶意地把毛泽东比作 希特勒，而在尼克松的政府中，人们又善意地把毛 泽东比作希特勒。毛泽东显然知道这一讥刺，因为 他对蓬皮杜总统说过：“美国说我们比希特勒还坏。”

毛泽东知道，主要是一些偶然因素使基辛格在 1971 年至 1972 年间热衷于中国问题。基辛格兴奋 的部分原因，是在中国发现一张可以对付莫斯科的 牌。这意味着苏联，而不是中国，是基辛格战略的 中心。毛泽东到后来彻底明白了这一点。

与尼克松而不是与基辛格在一起，毛泽东更知 道自己在对外政策中的位置。毛泽东认为尼克松是 保守的右翼政治家，他拥有广博的世界知识，而且 现在正带领美国适应 70 年代的现实变化。毛泽东对 尼克松说过：“有人说你是右派。相比之下，我更愿 意(西方人)从右边掌权。”他读过尼克松发表在《外 交事务》上的文章，这位担任总统之前的“新尼克 松”，在文章中表明自己已从 50 年代的反华态度中 摆脱出来。

毛泽东对尼克松比对杜勒斯要更宽容一些，因 为他对苏联在世界上的角色变化感到深深的忧虑。 从另一方来对抗苏联，谁比尼克松更合适呢?

毛泽东对西方保守势力的热情使左翼人士震惊。 尽管毛泽东不很了解西方的政治，看不出自由民主 党或劳工党的立场是否能站住脚。毛泽东欣赏资本 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表现出资本家的行为举止，这验 证了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所存在的问题是需要建立一个反对苏联 的统一战线：尼克松(还有欧洲的爱德华·希思和弗 兰茨·约瑟夫·斯特劳斯)似乎比自由民主党(还有 欧洲劳工党领袖，如哈罗德·威尔逊和赫尔穆特·斯 密特)在反苏方面更可靠。

周恩来在上海为尼克松送行——这一次微笑了 ——接着他赶到北京与毛泽东商谈这“改变世界的 一周”。紫禁城对这次访问打的分数是优。

毛泽东对于世界的战略分析是把苏联作为世界 的中心问题，它已作为这次最高级会谈的结果而引 起世人的注目。

在台湾问题上，毛泽东的收获相当大。美国大 步退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争议，并在公报 中指出：“台湾不容置疑地属于中国。并且希望中国 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关于尼克松的许诺，卡特政府的一位高级官 员告诉过作者，他读过尼克松北京会谈的副本。当 时参加会谈的另一位官员也诉过作者这件事。

今后的时日，尼克松将争取中美关系半正常化， 最大限度地使中美两国接触，进行文化交流和经济 贸易。毛泽东则在试探加速全面发展的外交关系。 尼克松向他许诺，在他有望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内这 种发展会早日到来。

1972 年 9 月 27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 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中)、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右)。9 月 29 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 日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从某种角度看，毛泽东和尼克松都有所获。中

美双方结束了对骂状态，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苏联再也不可能窃喜于北 京和华盛顿互相没有接 触了。

这次引导性的旅行所造成的气氛，使多数国家 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上投了赞成票。在 尼克松离开北京之后的 9 个月内，又有 20 多个国家 承认了毛泽东的政府。

华盛顿从 50 年代起就反对中国的“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现在这五项原则却出现在公报的公共部分。 尼克松之行的一个结果是台北的国际地位开始下降。 在任何程度讲，毛泽东没有在越南问题上“帮助” 过尼克松。这个敏感的问题会被舆论谴责对河内背 信弃义。

然而，从毛泽东的利益出发，尼克松的突破姗 姗来迟。毛泽东希望美国能及早地做些于中国经济 发展有益的事情。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没有时间 来巩固横跨太平洋的新纽带，印度支那的局势是这 条纽带的强大巩固的一个大障碍，这使得毛泽东在 有生的四年中拿出三年来处置它。

毛泽东还有时间去诱导华盛顿放松对台湾的控 制吗?如果这样，毛泽东就能在他去“见马克思”之 前看到中国内战的最终结束。

继尼克松访华之后，毛泽东的对日政策改变了。 事实上是日本采取主动。在对“尼克松冲击波”的 反应中，日本赶忙抱北京，并断绝了同台北的关系。 这不单是由尼克松的说服造成的。同美国的缓和理 应使毛泽东对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盟友日本抱更禁 菇的态度。毛泽东接受了美国对日本的看法。*(不 久，他就敦促基辛格对日本礼貌些，他要求这位国 务卿花在东京方面的工夫主和在北京的一样多。基 辛格则附和道：“我接受这一劝告。”

*毛泽东在多年前谈过的中国—日本—西方友 好协定的想法正在到来。1964 年他对法国客人说： ‚建立一个伦敦—巴黎—北京—东京的轴心国是一 件大好事。‛

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到来，毛泽东赠写了

一首深奥难懂的诗：

老叟坐凳 嫦娥奔月 走马观花

坐在凳子上的老人是帝国主义。嫦娥(一位中国 古代的神话人物。她飞到月宫去以躲避她那令人讨 厌的丈夫)是人造卫星的象征。尼克松本人在中国的 简短旅行就像是在走马观花。

毛泽东赞扬他的客人。尼克松至少来看了看这 个中央帝国，他不像那种典型的帝国主义首脑，仅 仅舒服地坐在凳子上。

然而，毛泽东的另一些观点却使那些想和他携 手并迸的西方首脑们不安。帝国主义的时代一去不 返。不仅是美国和苏联，而且中国现在也能向月球 发射卫星了。不管尼克松是怎样的明智，他也只是 走马观花，掠过表面，对现实作了短暂的一瞥。

毛泽东后来在武汉召开的一次军人会议上说： “尼克松没理解我的意思。”也许这样倒好，这句话 虽然对尼克松并非不友好，但还是使这位美国总统 感到困惑。毛泽东没有从类似尼克松的角度来看这 个世界，但他亲自周致地安置了这位美国总统。在 1972 年竞选活动中，毛泽东的一些亲密朋友靠边站 了。毛泽东的一位护士说她将投麦高温的票。毛泽 东不同意而声明支持尼克松。

即使尼克松的访问支撑了毛泽东，但不能挽留 他生理性的衰老。他只能借助放大镜进行阅读了， 并且镜头不得不用激光测距仪增大。他戒烟了，也 很少阅读。在江青的建议下，他开始看电影，喜欢 港台的功夫片。他说话连张玉凤也难以听懂。

★第二十章 残梦(1973--1975)

毛泽东与周恩来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1972 年 间他们的关系最为密切。虽然毛泽东没有在公共场 合赞许过周恩来——他不习惯夸耀他的副手——但 周恩来却在林彪叛逃和尼克松访华期间出色地辅佐 了毛泽东。

这位总理从来没有如此密切地与毛泽东共事， 毛泽东也很少像在 1971 年至 l972 年期间这样感到 迫切地需要周恩来的帮助——可能自长征途中遵义 会议这个转折点以来毛泽东尚未有过这样的感觉。

毛泽东不得不向右转以击退林彪，这使他与周 恩来携起手来。他向美国开放门户以对付那些极左 势力和军队中的反对派。周恩来又一次成为当然的 盟友。

毛泽东是不愿意依赖周恩来的，周恩来终究不 是率性办事。如果说率性诚物、深谋远虑的毛泽东 是虎、猴二气的结合，那么周恩来就是一个将毛所 痛恨的中国官场传统带入共产主义时代的人。

周恩来远不像毛泽东那样。毛泽东信仰一个永 恒变动的世界，偏爱的是斗争高于一切，认为一切 现象都充满矛盾。

在 50 年代末非斯大林化危机过后，周恩来没有 像毛泽东那样变得多疑。对周恩来来说，马克思主 义绝不意味着多多益善，这与感情用事、刚愎、独 立思考的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不同。

周恩来不像毛泽东那样爱冲动。他从未排斥于 党之外，而毛泽东则有过三次这样的经历。更不像 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他人那样的人，周恩来不会轻 易遭受清洗的危险。

周恩来把毛泽东看作是 20 世纪中国的指路人， “他教导我们认识了一切，”周恩来以自己特有的语 言说。

周恩来不得不谨慎地对待毛泽东。他看到毛泽 东对一帮有资历的同事日渐不满，便小心翼翼地尽 量不提出异议，以免引起晚年的毛泽东的专断或猜 疑。

周恩来在 60 年代批评毛泽东时，采取的是一种 既隐晦又玄妙的方式。“毛主席是正确的，”周恩来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次紧张而沉闷的会议上简 略地说，“他非常谦虚。”为了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 意思，他又补充说，“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都犯 过错误。”

不过，自 1971 年后期起，周恩来感到他与毛泽 东的关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安全多了。

“怎么会有绝对权威呢?”周恩来在深思熟虑后， 坦率地对一位美国来访者说，“毛主席在某些问题上 可能是权威，但如果有些问题他不熟悉，他又怎能 成为这些问题的权威?”他再一次作出轰动性的评论。 “这里还存在一个时间问题”，他在一次对话的开场 白中讲道，“你今天是权威，但是否意味着你明天还 是权威?”*

*周恩来在另一次造反派参加的狂热的‚文化 大革命‛会议上说：‚我们跟随毛主席几十年了，大 部分时间我们都保持镇静，我们要顾全大局。‛尽管 周恩来很小心，他还是不断受到批判。1969 年，极 左派们说实际上是 29 个布尔什维克。这就把周恩来 与 28 个布尔什维克联系了起来，而他们是毛泽东在 30 年代的主要对手。见韩素音：《塔中之风》，342 页。

实际上，周恩来的评论是针对林彪而发的，因 为“绝对权威”是林彪的图腾之一；但周恩来也在 慎重之中试图摇撼毛泽东那天神般的地位。

周恩来的勇气没有持续多久。70 年代中期的痛 苦争吵不允许这位总理成为与毛泽东真正平等的人 物，充其量只能是第二号人物。恰恰是 1971—1972 年的两个重要功绩，使周恩来成为毛泽东不可缺少 的执政官，但不久又招致非难。

林彪已不在位，但到 1973 年，毛泽东对反林联 盟并不十分满意，门户虽已向美国打开，但到 1974 年毛泽东即听到这样的批评：中美交往对中国是否 有利。对于周恩来来说，更糟的是健康恶化，并且 毛泽东对此清楚。

毛泽东自己曾鼓励林彪要政治挂帅，使军队成

为一所 “全国 人民的 大学 校”。林 彪按毛 泽东的 要求建 设军队， 而这是 彭德怀 难以做

l972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到八宝山参加 到的。 陈毅追悼会。在同陈毅夫人张茜的谈话中，在此背 毛泽东充分肯定陈毅光辉的一生，并表示 景下，

要请邓小平出来工作。

毛泽东发动了他的“文化大革命”战役。

令人难解的是，1972 年，毛泽东再一次器重彭

德怀式的军队领导人。

许世友是典型的地区军队指挥员，他代表着解

放军的声音，在反对林彪推动的极左的农村政策时，

这位广州军区司令员说：“没有必要为贫富均等去搞

革命。”反林联盟自身的性质决定它不可能存在长久。

许世友与这些人都不是毛泽东的天然盟友，时间很

快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 1971 年至 l972 年之交的冬天，毛泽东没有

丝毫的胜利者的喜悦。他既没点名指责林彪，也没

有另寻“接班人”或“最亲密的战友”来代替林彪。

如果周恩来的支持者们期待着荣誉降临到这位英雄

的病患者头上，他们会大失所望。

毛泽东似乎缺乏自信。林彪事件的了结是一个

安慰，至少它没有使更多的毛泽东主义式的决策出

台。

“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观念、信条和斗争，在

毛泽东的手中就像许多一触即破的泡沫一样破裂了，

只剩下他滑腻的双手沾着强权政治的汗水。 明显地出现了向右转局面：农村实行了宽松的

政策；“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东山再起，有的得以

提升；学校教学趋于正常，而且思想观念的压力有

所减轻；工厂巧立名目以实行物质刺激：对历史及

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政治的束缚多少有所缓解。 1972 年的右倾风肯定使毛泽东想起了 l962 年

因“大跃进”失败刮起的那股类似的风。

为了与死亡进行顽强的搏斗，为了夺回对军队

的控制权，还为了淡忘他脑海里“无限忠于”的林

彪，毛泽东需要付出代价。

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下，富有革命经验的战

士、外交部部长陈毅死于癌症。当消息于 l972 年 1

月的早些时候传到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已经很虚

弱，因支气管炎他不停地咳嗽，卧在床上通夜难眠。

中共权威人士致辞陈毅的家人和许多政府部门，告

知毛泽东将不出席陈毅的葬礼。但是，到了追悼会

召开的时间，毛泽东手下的职员注意到他烦躁不安，

突然说他要去参加追悼会。八宝山公墓大厅没有人 想到毛泽东会出席，毛泽东的助手也一片慌乱。他 们甚至不能为毛泽东穿戴好衣服，这位最高领导人 穿着一身睡衣，也不顾什么皱巴巴的衬衣和裤子。

披着一件大衣驱车去向陈毅作最后的致意去了。 在八宝山，毛泽东见到了陈毅的遗孀，并与她

作了简单的交谈：“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同志

是一个好同志。”毛泽东也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进

行了交谈。借机告诉他。林彪在想逃往苏联时飞机

失事死了。“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毛泽东对这位柬埔寨人说。

几位重要人物一见毛泽东出席这次葬礼便站立

起来，毛泽东与陈毅的遗孀及其子女作了长谈。的

确，陈毅有过 40 年的戎马生涯，但他却成了毛泽东

的“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而毛泽东只给了他迟

到的保护。

毛泽东很少参加同事的葬礼，为什么此刻会到 八宝山来?

毛泽东喜欢性格开朗的陈毅，尽管他并不总是 喜欢他的观点。当阴谋活动在北京似乎已习以为常 的时候，失去一个常常直言相陈的人，对毛泽东触 动很大。

然而，挤满军人的冷漠的大理石殡仪馆诉说着 更多的故事。毛泽东欠了军队指挥员们的账。向这 位外交部长献颂词，同时他也抚平了军人的情绪。

1972 年年中，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 问北京，她代表斯里兰卡儿童向中国儿童赠送了一 头幼象。然后到中南海与毛泽东会晤。毛泽东提到 了两件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以表露心迹。

当对世界形势作广泛的交谈时。毛泽东对这位 友好的斯里兰卡人突然谈起在他的政府内发生的迫 害和暗杀。班达拉奈克夫人迷惑不解，也很尴尬。 过了很久，甚至在她离开毛泽东的书房时，她可能 还不知道毛泽东究竟要将哪一个“两面派”置于死 地，并使之声名狼藉。

这个“两面派”就是林彪。当时，幸存的林彪 的同情者们都召集到中南海，听候发落。毛泽东准 备按他所熟悉的真理来造就这个世界。

那个“两面派死了„„”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 “他‘企图谋害我’„„他反对整党建党，反对向 美国开放„„”

五个月前，即使尼克松也不知道这位前任国防 部长的任何真实情况。现在毛泽东却主动向一位女 士透露林彪的消息，而这位女士只是来寻求经济援 助而不是政治秘密。

两周后，毛泽东对法国外长舒曼讲了类似的关 于林彪事件的权威性看法。毛泽东对他的法国客人 最后说：“一杯苦酒，林彪就完了。”这一评论，似 乎并不表明林彪密谋反对被动的毛泽东，至多意味 着 1971 年的大事年表会记载这件事而已。

“我们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者之间 的利益。”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在农村实行温和政策的 文件中写道。这份文件以编者身份谈到过去“人为 的平均主义已经阻碍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这意味着风在向右转。

在不同的时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不同的意 义和作用。

不过，虽然各派官员引用的许多语录条文是死 的，毛泽东本人则仍然是活生生的。他绝不会退出 思想是非之争，而只是暂时停下来。一些领导人可 以任意抽出毛泽东思想的某一部分以服务于自己的 目的。只有毛泽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着一 切人的命运。

1973 年春，毛泽东正处在对外政策浪潮的顶峰。

继尼克松之行后，他在书房里逐个地接见了承 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20 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他对他 们晓之以理，彬彬有礼地询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 给未被承认时的荒芜年代罩上一层面纱，给历史梳 理出明朗的脉络，对过去孤立时受到的指责等一些 琐碎事表示毫不在乎。会谈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和 某某国家像一对老朋友。两国之间从容地交往就像 空气和水一样自然。

曾在抗日的潮流中崛起的毛泽东对待田中角荣 首相犹如自己的弟弟。

周恩来把田中从休息室带到毛泽东的扶手椅边。 这位主席向他们两位示以欢迎的微笑。“你们吵完了 吗?”不等回答，他又宣称，“吵吵架对你们有好处。”

“我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田中壮着胆子说。 他对有关中日战争给中国造成了“灾难”(中方的用 语)或只是带来了“麻烦”(日方用语)的争论避而不 谈。

会谈远不是什么诚挚的协商。毛泽东居高临下， 以哲学家的姿态出现。当他挥手让这两位总理就座 时，说道：“不打不成交嘛!”

毛泽东建议这位并不引人注目的日本人喝点茅 台酒。田中答道：“听说茅台是 65 度，不过我很喜 欢。”

“不是 65 度，是 70 度。”这位中国领导人纠正 道，“谁给了你这么个错误的信息!”

毛泽东的下一句话使话题远离了茅台酒而不着 边际：“顺便说一句，中国的古董很多，让旧的东西 捆住手脚不好。”

这使毛泽东转而独自地谈起了自己的父亲，避 而不谈日本政治。

他说：“小时候，父亲对我很严厉，我就造他的 反。儒家的《四书》、《五经》上说父慈子孝，我问 父亲为什么对我不好。不扯远了，日本竞选时，角 逐很激烈吧?”

当田中谈到日本竞选的艰苦时，毛泽东不解地 摇摇头，喃喃地说：“到街上去作竞选演说谈何容 易!„„”这位老战士把他的智慧之手置于这位年轻 政治家的肩头。“在街上演说可是件苦差事。”他说， 半个世纪前他在长沙就经常这样做，“请多多保重”。

“你们的议会制度是怎么回事?”他问田中，这 位首相小声道：“它也有它的问题。”毛泽东以恢弘 的口气总结道：“日本一定存在许多问题，是吧?”

毛泽东的思绪好像返回到几个世纪以前，而越 过了可怕的中日战争。他把 H 俄战争后日本确立在 亚洲的领先地位、赢得他国学习者羡慕的时期当作 一段过去的插曲，似乎中国是先生、日本是学生的 历史时代又会重新开始。

“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 物。”田中回到东京时对他的一些政界朋友说，“他 的举止就像陪在某个著名国会议员身边的一个笨手 笨脚的秘书。”

这番评论很有意思。这甚至使人觉得，田中的 这番话不像是在描述周恩来，而是在活灵活现地描 述他自己在毛泽东的尊驾前的表现。

在联合国，毛泽东的政府只是个新来的小伙子， 还远不像某些人预言的那样在这个组织中“制造混 乱”。在纽约的中国代表完全是按惯例循规蹈矩地对 待公文、辞令和外交礼节。

与此同时，中国在特图湾成了代表第三世界说 话的最有影响的声音，它就海洋法、债务、贸易结 构等问题及一些国家“有”而一些国家“没有”的 其他问题所发生的对立而发言。

《人民日报》大肆宣传中国在安理会(中国是五 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其他世界组织中的言论和行 动。

然而，毛泽东似乎对联合国感到厌倦。在所有 关于对外政策的谈话中，他很少谈到有关联合国的 话题。他把这一话题留给了庞大的北京政府中旧势 力的国际主义派，而这一派是外交部中的不稳定因 素。

他对于开会讨论诸如和平、防务、国家争端之 类纸上谈兵的做法不大相信。他是热衷于势力均衡 术的中国头号人物，而不是容易接受协作方案的国 际主义者。

至于“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毛 泽东强烈地感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观点具有道德正 义感，不过他涉及复杂的经济问题方面的知识不全 面，或者说落后于时代。

毛泽东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全球性反对超级大国 的行动，而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敌人在联合国的声 音。这是自然的。毛泽东为中国进入超级大国的大 同盟跃跃欲试，而不满足在“新兴国家”的小伙伴 中作头领的地位。

1973 年早春，当来自蒙古的风沙裹住了北京城 的时候，毛泽东与基辛格第三次坐到谈判桌前。中 美两国关系跨出了一大步，终于达成协议：在双方 的首都建立联络处(其实是大使馆)。

中美联合成为国际事务中的既定事实。可是， 仍有人对毛泽东与尼克松在中国的握手表示怀疑。 在昆明召开的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一位发言人言 辞激烈地说：“有的同志说，过去我们把苏联与美国 的谈判说成是美苏勾结，但是现在我们也在与美国 谈判。”人们确实可以这样说。

有位发言人(他的发言稿被台湾特务弄到手)极 力反驳了对毛泽东亲美政策的抨击。他对解放军一 些低级或高级军官说：“尼克松只是一个过渡性人 物，”而中国的真正目的是“要与美国人民接触”。

怎样理解毛泽东脱离曾亲如兄弟般的苏联阵营 呢?这份发言稿婉转地指出：“当前，真正的社会主 义国家的减少只是表面现象。”

像尼克松一样，毛泽东也无法告诉他的人民。 其政策没有改变。只有解放军军官才知道中国的对 美政策已经改变，正像美国人能发现尼克松对中国 的政策已经改变一样。

政治局出现了新的紧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毛 泽东自己造成的。l973 年 9 月。江青凌厉地批评了 周恩来，甚至过火地说他已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接下来的月份，毛泽东 迎合了他妻子对周恩来的批评，尽管他拒不同意把 同周恩来的争论与党的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相提 并论。

1974 年 4 月，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 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4 月 10 日，邓 小平在大会上发言，全面阐述以反对霸权主义为宗 旨的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善于适时应变的毛泽东除了对原则性问题运用

他的说服力外，在政治局的各派中，他总是喜欢处 在中间地位。这样，他就能根据辩证法的旋涡或自 己的兴致决定向左还是向右。

1973 年，毛泽东发现反林联盟把他推向右边太 远，便感到有向左转的冲动。他搜寻思想观念的宝 库寻找弹药，以便向那些他认为太保守的同事开火。

“自然”在中国政治局的最高层新的危机形成 过程中扮演了罪恶角色。1972 年，医生发现周恩来 的膀胱、结肠、肺部有癌症症状。这一情况无疑破 坏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合作关系，正像疾病损害了 周恩来的身体一样。

毛泽东本人很快失去了左右政治局的力量。他 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一直起伏不定，每况愈下。一连 几天的紧张工作之后，帕金森氏综合症就会使他一 星期卧床不起。除了签署文件和就重大事件作些商 议外，他从不露面。

对毛泽东的接近，在北京的权力竞争中变得极 为重要。谁能从这位老者那里得到一个赞许的点头 或签字呢?此时此刻，政治局的人都知道，周恩来是 毛泽东与这个国家之间的桥梁。现在他们也知道， 这一作用至多还能维持两年。

当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西哈努克亲王 时，赴宴的客人们都感到震惊：邓小平竞出来了!

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一起，邓小平有点不自在 地移动着小步，6 年的流放生活看起来使他没有什 么变化。他是一个直率、矮壮的权力人物。

邓小平微笑着。他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的第二号人物，中国共产党强硬的前任总书记。他 习惯于坐在离毛泽东的座位很远的地方，以尽可能 不听这位主席的最新指示。毛泽东在谈及邓时说： “他是个决定性人物，三七开。”

毛泽东的亲戚王海容，这位学生出身的外交事 务助理拉着邓小平的手，把他再次介绍给一群还瞪 着眼睛表示怀疑的外国记者。邓小平优雅地鞠了个 躬，并说他很高兴又回来了。他拘谨地解释说，他 一直待在江西的干校，就像一位男孩在解释自己为 何缺课。

毛泽东和邓小平 l974 年在北京。1973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决定 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随 后，又委任他担负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在周恩 来病重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王女士用甜甜的嗓音解释道，现在他是副总理。 几周后，毛泽东让外界知道。自 1966 年以来邓小平 受到了“过于苛刻”的公开指责和政治剥夺。

大会堂似乎出现了和谐音调，邓小平的复出说 明毛泽东正在下沉的权位已经受到震荡。病中的周 恩来要求邓小平回到领导职位。毛泽东则由于那场 轰轰烈烈的批判林彪及其余党的斗争，其必然结果 是导致他接受邓小平。

邓小平一听到林彪倒台的消息，精明地马上从 干校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他表示对林彪的出 逃万分愤慨，并问能否参加批林运动。

邓小平的复出是毛泽东对帮助他击败林彪的那 些人的一种报答。毛泽东曾依靠过地方军区的指挥 官，这帮顽强的老将多数是邓小平的伙伴。毛泽东 已发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高级官员返程 的通行证，邓小平(在刘少奇之后)成了这些人中的 当然的英雄。

然而，使邓小平上台的形势并不单单是一个“左” 与“右”的问题。毛泽东的不佳的健康状况，及分 散权力的根本主张，对真理堂吉诃德式的追求，都 使他精心安排的每个计划滑向不稳定的一边。

毛泽东已力不从心，难于制定一项持久的政治 策略。但他可以发出最高指示，握有予夺之权，也

可以行使否决权。

医生和护士都以中南海为中心舞台。与之相反，

早些年毛泽东的职员中几乎没有医护人员，只有许

多卫士。现在情形倒过来了，卫士少了，医护人员

多了。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似乎与国家的

状况紧系在一起。

他扮演的是最高立法者的角色。在任何形式的

意见冲突中，他只要呢喃地吐出一句话或匆匆写出

一条格言就能稳操胜券。但是他不能坚持到底(如同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那样)，也不能让现实适

应他的格言。

林彪曾诡称他的上司为“B—52”，现在毛泽东

真的像一架重型轰炸机，能经常产生巨大影响，不

过对底下的事情影响甚微。人们知道这架特殊的“B

—52”燃料快要耗尽，航程将到尽头。再也扔不出

几个袭人的炸弹，所以用不着害怕(除那些容易被击

中者外)，抑或有人希望它仍有袭击的威力(那些希

望从残骸中渔利者)。

1973 年 8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 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人民日报》报道说，当毛 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 声”。毛主席“向代表们亲切地招手致意”。毛泽东 在会上未致一辞。

1973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举行。大会肯定毛泽东、周恩来领导全党粉 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阴谋的历史功绩，并使一批 众望所归的老干部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又肯定 中共‚九大‛的错误指导方针，并使江青反革命集 团的势力得到加强。

会议只开了 5 天，而上一届即 1969 年那一次会

议是 24 天。“九大”的召开已足够保密，“十大”则 直到会议安然结束才对外宣布，至于会议地址，则 从未透露。在会议文件中，不见任何智慧的活力， 只有一篇新的党章，两篇老生常谈的讲话和翻来覆 去地提的几个口号。如此而已。

枯燥乏味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毛泽东控制权 力但不管理，其趑趄不进似乎抑制了周围人的创造 性。其二，在 1973 年这种时候提出新的方针政策， 就像要在上帝面前提出修改(十诫)一样。

大权在握的周恩来和那些认为他能执政的人， 与江青及她那些不可靠的、急躁的朋党之间关系异 常紧张。江青及其朋党从年老的毛泽东反传统的基 调中，嗅出了爬上中国政治顶层的最后机会的气息。

新党章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换言之：我们最终要实现目标。但只有上帝知道现 在该怎么办。

周恩来是“十大”升起的星。他的外交政策的 跟随者有一些得到提升。某些反毛泽东主义的官员 们也是这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周恩来有联系，并 由于反林彪而受到过奖赏。与“九大”相比，极左 派的军官们损失惨重。

然而，这并不是 1973 年这次大会的全部。极左 派赶上前来了。不借毛泽东的风他们的帆船是驶不 动的。来自上海的前纺织工人——年轻、英俊、好 斗的王洪文，与周恩来均分了大会仅有的两个报告。 “敢于反潮流”是王洪文的主题词。

大会着重讨论了林彪事件。对其处理采取了中 国惯用的方式，林彪被“永远”开除出党。

毛泽东拒不选择第二号人物。林彪原来的职务 ——党的副主席，由五个人来分担。毛泽东似乎希 望所有的竞争者都失去平衡，这要么是他对自己的 权力松动不满，要么是他的将临深渊之感产生出一 种遗憾。

毛泽东 79 岁，周恩来 75 岁，周恩来以下的四 位副主席中的三位平均年龄接近 70 岁。39 岁的王 洪文在他们中间就像和五位老伯在一起的小男孩。

令人不安的事情是。这些早在 20 年代创造了中 国共产党的老兵们，现在仍主持着党的会议。而王 洪文和他的战友们(包括江青)又不具备做新兵的气 质或威望。

毛泽东并没有真正和谐地均衡各方面的力量。 也许是由于他年老体衰，也许是由于刚愎自用，他 正在深宫发出一些难以解释清楚的指令，使事态陷 入混乱。

毛泽东的衰老在周恩来的意料之中，而江青则 受周恩来的患病所鼓舞，她看到皇冠正滑向皇后的 手中。

毛泽东的地位已明显不如“九大”了，他一度 被直呼为“毛泽东同志”。在 60 年代后期根本听不 到这样的称呼，毛泽东被誉为“伟大的舵手”、“伟 大的领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低也被称为“毛 主席”。周恩来一般尽可能地使用列宁的语录，而在 60 年代后期更多的是引用毛泽东的语录。

与 1969 年相比，中央委员会不再像是毛泽东手 中的工具。它更加庞大。上一届有 279 名成员，现 在则是 319 名，这表明代表着各种不同的利益。与 以前的中央委员会相比，来自毛泽东故乡的成员少 了一些。

林彪自取灭亡，毛泽东心力交瘁。

1973 年 11 月寒冷的一天，澳大利亚总理与周 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就孟加拉的问题交换意见。一 位外交部官员递给周恩来一张纸条。周恩来马上对 惠特拉姆总理说：“我们能不能私下谈句话?”

当这位身材高大的澳大利亚人起身随周恩来向 侧厅走去时，他未拉上拉链的夹克衫却挂住了会议 桌绿色台布的缨穗，就像剥香蕉皮一样，整块台布 掀离了桌面，便笺、铅笔、茶杯就像受引力作用一 般，随着惠特拉姆的方向卷去。

“可能是见毛泽东。”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在便笺 上写下这几个字，然后把便笺推给坐在他旁边的澳 大利亚外交部长。他的确猜对了。这种戏剧性事件 的唯一可能就是会见毛泽东。

惠特拉姆问他年轻而聪明的大使斯蒂芬·菲茨 杰拉尔德：“那张写有问题的纸条呢?”可是谁也找 不到。碰巧，毛泽东自已有几个问题。

下午四点半，两辆黑色的中国小轿车由长安街 一扇红色大门疾驶进中南海。每位来访者下车时， 都有一位中国助手把手放在车门顶部，以免客人出 门时磕着头。

接下来的 l00 分钟里，当毛泽东品着一个瓷杯 中的茶，用他光滑而无血色的手抚摸他脸上粗糙的 肤斑时，他的生活和政治观(这时他已快到 80 岁了) 便暴露无遗。

步履蹒跚的他向澳大利亚人埋怨说，他的腿不 方便。他的听觉似乎也不好，房间中的其他人，包 括周恩来和三个月前在“十大”上一跃坐上了党内 第三把交椅的意得志狂的王洪文，与毛泽东讲话时 的速度要比平时慢得多。

毛泽东不用搀扶自己起坐。他挥动着的双手似 乎要表明，他还很年轻、强健，他绝不会使客人因 为他的老态龙钟而感到局促不安。

会谈的前半段，毛泽东静候着，默不作声。而 急于展示自己知识的惠特拉姆总理却滔滔不绝。毛 泽东则把惠特拉姆的大部分问题推给他的两位下属。 周恩来讲得与毛泽东一样少，王洪文也只讲了一两 句话。

惠特拉姆向毛泽东问了几个关于新的中央委员 会人员构成的问题：年龄结构怎样?妇女是否占较重 要的地位?主席对“十大”新当选的领导群体是否满 意等。

毛泽东没有说太多，他不是对话题感到厌倦， 就是太累了。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给澳大利亚客人 列举了一些事实和数据。毛泽东只是谈到中央委员 会的军队代表问题，他说，军队来的人较多，大约 占 30％。

毛泽东精力不济，不能贯注整个会谈。比如谈 到台湾的前途问题时，他在作出漠不关心的表示之 后，会把双手稳稳地搭在安乐椅的扶手上忽然说道： “现在该让我提几个问题了。”好像是给他配吃的药 这时发生了效力。

毛泽东向惠特拉姆询问澳大利亚工党和共产党 哲学观点的差别。惠特拉姆答道，他认为社会主义 是进化的产物，而共产党人 则坚信只有革命才会有 社会主义。

“噢，你的观点是达尔文派的哕?”毛泽东接着 问。很快，他 又转到地理上来：“澳大利亚的达尔 文港是以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名字命名么?*

*惠特拉姆回答不了毛泽东的问题，但回到堪 培拉后，他给这位主席寄了一份关于达尔文市是如 何命名的说明。虽然这座城市直到 1911 年仍称作帕 麦斯顿，但是作为港口，它在 1889 年就以查理达尔 文的名字命名了。此外，在这一点上他还做了‚自 我批评‛，因为他当时未能答出这个问题。

毛泽东巧言善辩，他极力回避对他的许多赞誉 之词。当惠特拉姆表示他对现代中国作出了巨大贡 献时，毛泽东却说他的作用还没有那么大。

惠特拉姆评论起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以前没 有得到过苏联的帮助。毛泽东对他的话再次做了订 正。他慢吞吞地说，莫斯科“有时”帮不了什么忙。

惠特拉姆极力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毛泽东似 乎对此不以为然。毛泽东说：“我们不在乎你提出这 个问题。”毛泽东说，就像在父子之间，即使是最愚 蠢的问题也可以谈。针对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对中 国核试验的反对，毛泽东宣称“这是必要的例行公 事”。毛泽东甚至不屑为中国的核试验政策辩护。

惠特拉姆反对“必要的例行公事”这一说法， 不过他后来让步了。他承认，不能把中国的情况简 单地与法国相提并论。原子弹是在中国本土爆炸， 不像法国在遥远的殖民地进行试验。加之中国实际 上受核武装敌人的威胁，而法国则未必如此，并且 巴黎还受到美国的保护。惠特拉姆极力迎合毛泽东 但并未奏效。

毛泽东激动起来了。法国正受到苏联的巨大威 胁，它需要独立的威慑力量，它也应该有这种力量。

毛泽东表明自己的信念时，也答复了对手。然 后他又说了句“毛主义”哲学的格言。这句话似乎 削弱了他的强权政治的态度，因为他始终认为原子 弹是国防的支柱。“不管怎么说，核武器并不起多大 作用，”他沉思道，“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人。”

毛泽东在整个下午的简练话语，可不是对信奉 正统派基督教的人的教义。

澳大利亚客人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的成就。 毛泽东则提出异议。他认为目前取得的成绩微不足 道：“不过，中国的贫穷是件好事，它使得人民要革 命。”

毛泽东似乎不能或不愿把自己思想的各个层面 调合成为一贯的模式。

毛泽东的同事中很少有人同意毛泽东留恋过去 那种把贫困作为优势的好战精神，最典型的莫如副 总理邓小平，但是毛泽东也赞许地提到了邓小平的 名字。毛泽东在对惠特拉姆解释中国军队与其他国 家军队的差异时，即以邓小平为例。他评价邓小平： “打过仗，懂军事。”

惠特拉姆向毛泽东提及，这位副总理曾告诉他 说出席过“八大”和“十大”，“九大”却没有参加。 为什么邓小平在 1969 年的这次会议中缺席了呢?

外国来访者很少向毛泽东问到有关政治局的事 情，不过毛泽东并不在意这一尖锐问题。对邓小平 未能参加 l969 年的“九大”。他的回答是：“那时林 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换句话说，毛泽东在 1969 年仍与极左派打成一 片，那时他既不希望也不需要邓小平来出席会议。

1973 年，毛泽东对极左派的态度更趋复杂。在 1970 年至 1972 年间他摆脱了他们。现在，他极想 从他们储藏丰富的武库中取出一些武器，但又犹豫 不决。其原因部分是他的健康状况日趋下降，部分 是他对下属的看法变幻莫测，以至于朝令夕改。

惠特拉姆谈到了王洪文，说他在“十大”后闪 电般上升已“世界闻名”。他问毛泽东：“你在什么 地方发现他的?”

惠特拉姆是以玩笑的口吻提问的，毛泽东本来 可以轻松作答，但他生硬地说：“不知道。”

澳大利亚客人都把眼睛转向毛泽东，所以谁也 不知道王洪文当时的表情怎样。

在历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史上漫长 的经历以后，惠特拉姆提醒道，当年你们长征时， 王洪文还没有出世呢。王洪文试图说些什么，却被 周恩来与惠特拉姆打断了。

会谈快结束时，王洪文才找到一个机会回到惠 特拉姆对他的评论上来。“我正是长征时出生的，那 年我一岁。”他强调说。接着他补充说，自那时起他 就已经“像毛主席和周总理那样，开始干革命了”。 这种声明只能说明他资历太浅。

王洪文似乎不像中国政府中的第三号人物，毛 泽东和周恩来也不是那样看待他。毛泽东在“十大” 对王洪文的提升是点了头的，他在会议刚刚结束就 对法国总统蓬皮杜谈起过王洪文：“你看看他，很有 前途。”不过他这时已不抱幻想了。*

*王洪文对这一点很清楚。1974 年 1 月，他在 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学习小组上作了一次讲话（从未 发表），这篇讲话是典型的自我辩解。以前中共领导 人的任何一次谈话都没有像王洪文的这次讲话那样， 引用了那么多毛主席语录。他是在竭力提示听众， 他是——或者曾经是——毛主席的宠儿。《问题与研 究》，1975(2)。

周恩来是毛泽东的神秘书苑与世界的桥梁。既

要保护毛泽 东，又要慎重地控制毛泽东，这对周恩 来来说是个极大的难事。在与毛泽东会谈时，惠特 拉姆几次努力试图给这场尴尬的交谈加上一点儿乐 观的气氛。他说，就中国的问题来看——毛泽东几 次谈过这些问题——“革命的前途”无疑是在年轻 的一代身上。

“我和尉恩来都活不到革命结束的那一天了。” 毛泽东是这样作答的，他拒绝与惠特拉姆共奏一曲 未来的凯歌，拒绝按惠特拉姆提议的那样，从结构 上来探讨中国革命的未来。人固有一死是他的主题。

“我已疾病缠身。”他示意说。

周恩来笑着插话：“他只是膝盖有点风湿痛。” 这样说或许是出于诙谐。因为周恩来想让客人们这 样认为；或许是出于谈话的窘迫：或许是想婉转地 顾及毛泽东的自怜。

毛泽东接着说：“我已和上帝打过招呼。”他不 隐瞒自己恶劣的健康状况。

周恩来缄口不语。与毛泽东相比，他见上帝的 日子(这种话他从未讲过)比毛泽东更近。

在 11 月这个寒冷的下午。毛泽东面前这两位活 生生的人使他感到更加孤独、可悲。周恩来会比他 死得早，王洪文坐“直升机”上来仅数月就引起了 他的怀疑。而这两个人又是他权力机构中的第二和 第三号人物。毛泽东要拖着步伐迈向未来，而这两 人都不会跟他在一起了。

死亡与疑虑正把毛泽东与他的可能的继承者分 开。

周恩来看了一下表，示意会谈已经差不多该结 束了。毛泽东指了指王海容——一个思想靠“左” 的小人物，当时她坐在周恩来的旁边。文静而拘谨。 这位主席打趣说：“她把我管得很紧，从不让我说话 时间太长。”

极左派和反极左派集团为了职位和政策，借不 成体统的批孔名义进行拉锯式的竞争。造成局势紧 张。

《人民日报》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每隔那 么七八年，牛鬼蛇神就要跳出来。”这是在 1973 年 后期发表的。这是让人们回到 1966 年的那场对“牛 鬼蛇神”的斗争中去。*

*实际上。自 1973 年后期以来，极左浪潮主要 发生在教育界。导火线是张铁生点燃的。他中学毕 业后在东北的一个农场工作。在辽宁省的大学入学 考试中，他交了白卷，并附上一封信。愤怒谴责了 现行的考试臸度和教科书。参见《人民日报》， 1973-08-10。

张铁生的信通过广播如经典一般在 6 个省播出。 《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他的信，并加了编者按以示 赞成。不久，这家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又刊登了一篇 激昂的文章。作者 l2 岁，她说她已受够了学校的师 道尊严那一套。

这个孩子气愤地说：‚我们还是毛泽东时代的 孩子吗!他们怎么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我们?‛参见 《人民日报》，l973-12-28。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是东北反教育权威文章 的幕后策划者。他 30 岁，当时主管辽宁省的宣传工 作。他的支持使辽宁年轻造反派的‚反潮流‛成为 可能，并不受限臸地发展。

或是毛泽东的身体太虚弱。或是他太冷酷，或 是他自己就不相信。以致他不能为大家定义一下牛 鬼蛇神，这势必造成混乱。1974 年初，他连放在眼 前的手指都看不见了，仅仅能辨白光的方向。他的 舌头也不听使唤了，不仅发音不清，甚至合不拢嘴。

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大规模的“批孔”运动。虽 然没人能预测这一运动的最终命运，但“批孔”(“批 判孔夫子”的缩写)却成了许多极左派狂热行为的理 论根据。

“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又像雨后春笋般地盛行 起来。毛泽东的像章再度流行。在上海这个极左派 最坚强的堡垒出现了一本新的杂志《学习与批判》， 其目的似乎要搞得比中国共产党的党刊《红旗》更 红。

内聚力的下降与政治温度的上升同步进行。如 同林彪事件的后两年一样，仅做好本职工作是不够 的。现在，你必须装腔作势谈思想观念，越是响亮、 越有戏剧性越好，而且你必须把所有邪恶与“阶级 敌人”孔夫子联系起来。

减少交通事故的关键取决于“批孔”运动的效 果，海南岛的广播如是说。

意大利电影导演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 l972 年到中国拍片受到欢迎，现在他被称作“反华小丑”。 他那单调的甚至冗长乏味的影片已经成了“对中国 人民的挑衅”。

对罗马“小丑”的攻击又牵扯到“反美”运动 上来，并很快成为“批孔”的副题。《人民日报》轻 蔑地说，美国人竞认为安东尼奥尼的毒草电影“引 人人胜”，由此可见，在美国“杜勒斯的阴魂仍然未 散”。

贝多芬被批判为“颓废派艺术家”。l973 年间， 费城、维也纳和伦敦交响乐团来华演出，并引起很 大反响。但在毛泽东的中国，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 安全的。《人民日报》拉长腔调数落欧洲的文艺作品： “对我们来说，不难察觉出这些荒诞、离奇的旋律 背后所反映出的淫秽、腐朽的生活和颓废的情调。” 年迈的毛泽东(不是西方音乐迷)显然私下对某些俯 首帖耳的人叮嘱过，音乐像其他东西一样，只有用 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挖掘出它的秘密。

孔夫子曾说过：“过犹不及。”毛泽东不相信这 一套。他绝对看不到中庸的好处。

然而，毛泽东的变化观与孔夫子的社会秩序观 之间的战争，在 1974 年恰恰是一场滑稽剧。

孔夫子的影响确实阻碍了毛泽东主义者改造中 国。在农村遍布孔夫子的遗风，特别是对女性的态 度、地位、变化等的看法，都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 响。不过，在毛泽东的中国，类似批孔这样的运动 表明政治局有人会受到冲击。

1974 年间，毛泽东接见了 20 余位国外的达官 显贵，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而毛泽东每天都从自 己的报纸上读到排外的文章。这些文章使人想起“义 和团”的造反热潮。

这些是否是政策失控发生的倾斜?是否表明各 个派别已经四分五裂 ?是否反映了毛泽东的言行自 相矛盾?这都有可能。

毛泽东说：“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并不等于 白吃。”这句延安时代的重要论断，在 1974 年秋天， 北京新闻界又重新把它放在显要的版面。毛泽东做 了公平合理的“警告”。绿灯闪过之后是红灯。

江青把孔夫子作为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向上 爬的敲门砖。周恩来则全力以赴地加入这场运动以 迎合现在似乎要疏远他的毛泽东。他把林彪的名字 安在孔夫子的前面。

变“批孔”为“批林批孔”，这样被迫参战的总 理想把一场闹剧差不多改编为一场喜剧。毛泽东不 是说过吗?每隔七八年牛鬼蛇神就会跳出来，现在， 孔圣人和国防部长居然作为这种类型的孪生怪物被 强行推到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面前。这两个人，一 个才死了两年半，另一个却长眠了 2500 年。

周恩来感到整个运动都荒诞滑稽，并且确实对 伟大的文明古国是奇耻大辱。它之所以能够发生， 是因为政治局已处于瘫痪状态。政治局的瘫痪在于 毛泽东身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

对江青来说，由反孔发展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 给全国造成巨大混乱，于“左”派大为有利。对周 恩来来说，它被视为批判林彪集团的继续，故是一 根套在极左派脖子上的绳索。

毛泽东赞成江青的看法，但他并不总是配合这 位“文化大革命”中圣母玛利亚式的人物。总之， 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和着江青的步子并肩前进。

1974 年冬天，毛泽东提醒紧张不安的同事们：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他能够从容不迫 地给极左派重重一击，同时又不止一次地敲打他的 颇负盛名的右派对手。

“现在形而上学猖獗，”毛泽东在 1974 年 2 月 说。“片面性。”针对高干子弟上大学搞特殊化的问 题，他又说：“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 批林批孔。”这位老者用颤抖的手确实指准了一个问 题。

但他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仍然太革命，以 致不能同意周恩来愤世嫉俗的“解决办法”。这个办 法仅仅是让这场运动顺其发展，变化为一团无害无 益的抽象物。

毛泽东和极左派在军队问题上存在分歧。阻击 军界那些随林彪一起垮台的左派军官，对坐在文艺 事业的华丽沙发上的江青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在 军队角落里她没什么损失。

毛泽东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能与军队 疏远，人民解放军更接近于群众而不是政党，确实， 在 1973 年冬至 1974 年，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调换了 各军区司令员，ll 位司令员中的 9 位都调动了工作。 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对这些地方上的军人来说， 也可算是被彻底赶出了家门。他们不得不离职到另 一个陌生的城市。这绝对说明了毛泽东是如何行使 他的权力的。他的成功之举除了引起一点抱怨外， 并没发生暴力反抗。

如果毛泽东在这个变动之前不给邓小平复以高 职，如果不让邓小平发出可以解除每一头他管辖的 军队狮子职位的指令，那么人们会怀疑他是否能调 整他那些咆哮着的狮子的位置。

然而，毛泽东再也不能做出类似的事情了。一 年以后，快到 1974 年底时，他又把这些军区司令召 集到他在杭州的别墅。他们中有些人宣称不来参加 会议，直到毛泽东做出政策上的让步，即在下个月 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透露的那样，他们 才同意与他们的统帅会面。

中国有句谚语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 “文化大革命”中期起，毛泽东一直是军队之“水” 上的“舟”，但是，他必须谨慎从事，以免水位上升 得过高将他淹没。

1974 年 5 月。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步入了毛泽东 的书房。礼宾司的负责人把每一位显要人物引到毛 泽东的安乐椅旁。按照惯例。作为外宾的布托坐在 毛泽东的左边。但在毛泽东的右边(中间隔着翻译) “周恩来的座位上”却坐着邓小平!周恩来出席了会 议，但坐在离布托较远的地方。照片如同新闻报道 一样，紫禁城新排的座次无异于一次政府的内阁在 变动。

在此四天前，毛泽东会见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 时，周恩来还坐在紧靠毛泽东右边“他的”座位上， 比他职位低的领导人像往常一样坐在外国客人的左 边。

这种情况出现了好多次。*在允许拍照的会议室， 毛泽东与外国领导人会谈时，周恩来一直是坐在他 原来的位子上，而从不坐其他地方。但从此后，他 再也没坐过“他的”这一座位了。**

1974 年年中，毛泽东去了南方。对毛泽东来说， 夏季离开北京是不同寻常的，他离开首都多数是为 了过冬而到气候较暖和的杭州、长沙、广州等地。 更不同寻常的是——人们可以回溯到 1965 年作一 对照——他离开北京在外待了 8 个月之久。

就在毛泽东要去南方之前，周恩来住进了北京 一所部队医院。周恩来说：“我老了，不行了。”他 仍断断续续做些工作。他离开医院公开露过三次面： 1974 年的建军节、国庆节及 l975 年 1 月召开的党 代会和人代会。每次活动毛泽东都没有出席。”*** *1974 年春，毛泽东会见了阿尔及利亚总统布 迈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和柬 墒寨的乔森潘、周恩来每次都坐在毛泽东的右边。 见《人民*日报》，1974-05-08(桑戈尔)； 1974-02-26(布迈丁)；1974-02-23(卡翁迭)； 1974-03-26(尼雷尔)；1974-04-03(乔森潘)； 1974-05-19(马卡里奥斯)。

**1974 年底，毛泽东曾三次会晤外国首脑，即 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马来西亚总统拉扎克， 以及英国的希思，周恩来出席了会议。但坐在不太 显著的位臵上。

***在 8 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许 只见过一次面。1974 年 l2 月 27 日，周恩来飞往长 沙向毛泽东汇报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和人代会的准备 工作。毛泽东的诗可能是在这次会见期间赠予周恩 来的。爱德华〃弗里德曼教授引导我注意到周恩来 的长沙之行，他是在中国一次展览的文字说明中发 现这一点的。

这两个人再也没有一起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了。

这可以归结为病痛或机遇。但在这表象的背后， 内在地隐藏着可怕的严峻事实，即他们的合作大体 上到此为止。

然而，对中国的治理光靠年迈而执著的毛泽东 担当建筑师还不够，还需要周恩来这样的建设者。 没有建设者，建筑师无疑创造不出更多的东西。

当毛泽东远在南方的一天下午，北京《光明日 报》社的大楼内由于受指责而乱作一团。已出版的 报纸被收回来销毁。因为当天报纸的第二版刊登了 一篇题为《孤愤》的文章。一位高级官员害怕它会 有引起中国公众巨大混乱的危险，决定不让它与《光 明日报》的读者见面。五条地区性新闻组成的新版 面取代了《孤愤》。

《孤愤》为 2200 年前法家人物韩非所作，《光 明日报》加上一篇编者按与其同时发表。不过，该 文影射毛泽东的意味再明显不过了。韩非的确又孤 又愤，他被“奸臣”所包围。他怨愤那些逢迎谄媚 者使他与真实的世界隔绝，使他不能接触那些可信 赖的官员，而这对一个执政者来说简直是“罪大恶 极”。这个持异见的论者还说，一个执政者容许此类 危险的事情发生简直是一个“大错误”。

《孤愤》勾画出一个充满谎言、派性和濒临崩 溃的王国。

韩非的文章是用古文和白话文两种文体刊登出 来的。《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提醒读者不要简单地 把韩文看成一个典故，其编者按说，林彪及“他一 类人”就像韩非周围的奸臣一样。

是谁决定发表《孤愤》，又是谁命令将其撤销的? 这里存在两种主要的可能，而每一种都可以证明毛 泽东的政府的混乱。

可能是毛泽东想要发表这篇文章。与韩非一样， 毛泽东感到他已为“奸臣”们所困。他要敲响自我 的警钟，而不致把自己和韩非的悲惨一生等同起来。

如果毛泽东在临去南方之前批准发表这篇文章， 那么不难想象一些(可能是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想 禁止其发表，因为如此公开地表示憎恶和悲观的情 绪，用美国人的话说，不利于国家的安定。

不过，《孤愤》的发表有可能是江青对周恩来的 攻击。l974 年，以江青歪曲了的观点来看，周恩来 是林彪“一类”，她把周恩来（及其盟友)看成了毛 泽东死后挡在她前进路上的主要障碍。

这个演员出身的女士，有权对报刊的编辑们发 号施令。那年夏天她耀武扬威，所以乘毛泽东不在 北京之机来攻击周恩来。

假如果真如此，令人吃惊的是周恩来的朋友能 够将《光明日报》的这篇含沙射影的文章迅速撤回 来。

毛泽东和江青的长期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在私人 领域，虽然不纯是政治领域。这位闪烁着未来皇后 目光的前演艺家已经搬出了中南海。大约从 1973 年起，江青若要与毛泽东谈话，必须说明理由，在 得到毛泽东的允许后才能进入其居所。在批林批孔 期间，毛泽东至少拒见过她一次。

毛泽东写信给她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次同 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

在 1974 年至 l975 年毛泽东长期离开北京的期 间，江青没和他在一起。猫一不在，老鼠就耍威风。

毛泽东最后一次在首都露面的时间是 l974 年 6 月。7 月，江青开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人民日 报》宣称她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这对她是稀 有的荣誉，胜之于她昔日的所得。她主持会见菲律 宾马科斯夫人及其他外国客人的会见，对她来说这 是一新的角色。

在浙江省，可见到“江青和王洪文的指示”。只 有毛泽东或者第二号人物才能发“指示”。江青从 l964 年起的讲话被新闻媒介以“10 年特辑”的方式 来颂扬。

对那些轻视毛夫人的人来说，一篇关于汉王朝 开国皇帝的奇特的文章令他们无法忍受。在 1974 年间谈论历史上伟大女性的众多文章中，这篇文章 异乎寻常地强调汉高祖夫人的品质和作用。她坚毅 果断，在丈夫故去之后掌了权，并通过推行她丈夫 的路线而流芳。

毛泽东对已和他分居的妻子在 1974 年间的政 治活动感到厌倦。*“她四处插手，四处抛头露面。” 在江青飞黄腾达的时候，他这样说，“江青有野心， 有没有?我看是有。”

*事后有证据表明这一点。毛泽东逝世后，北 京声称毛泽东在 7 月份曾给他妻子写过条子，其中 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据说 12 月份他又写信给上海极左派头目：‚不要搞宗派， 搞宗派要摔跤的。‛风《七十年代》1976（12）

在 1975 年初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这样 说，毛泽东终于气愤地否认江青有解释他自己意见 的权力。“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他在 1975 年问 给她的一封信中曾伤心地说。“你也不体谅”。这是 一种凄哀的呼声。这表明毛泽东对他夫人的掺杂着 感情和政治的纠纷实际上已无能为力。不过只要毛 泽东发出指令，或者去世，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顷 刻问就会垮台。

毛泽东离开北京长达 8 个月的最后几周，他的 夫人在北京西郊的香山饭店召集外交人员讲话。并 宣称她的讲话代表毛泽东。

江青以一种特殊的腔调说基辛格的“基本观点 受资产阶级利益的局限”。不过，她注意到基辛格认 为要“保持势力均衡”以及他“承认”国际关系中 存在“矛盾”的观点。

在这妄自尊大的混乱讲话中，江青披露了毛泽 东对外政策的二重性。

但在 70 年代中期，在毛泽东的外交政策中这种 思想观念上的遁辞几乎不复存在。江青也许能从毛 泽东那里得知只言片语，但她很难充分理解毛泽东 本人的思想。

毛泽东对基辛格(江青在香山饭店发表长篇讲 话的那一年毛泽东会见了他两次)讲，北京主要战略 向美国人倾斜，缘起于中苏之间的敌视。

毛泽东批评基辛格时不像江青那样，把他说成 是资产阶级冒险家。毛泽东主要批评这位资产阶级 政治家没能勇敢地站起来反对贪婪的、多少也算是 资产阶级的北极熊。

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与江青一样担心同西方 进行文化交流有可能受到污染。但是，他并不像极 左派林彪那样渴望回到对美苏实行“等距离”外交 政策中去。

江青有可能看到“杜勒斯的幽灵”正从太平洋 彼岸飘来，而毛泽东却坚信这个幽灵正在克里姆林 宫中。

毛泽东对北京 l0 位最高领导人中的两位犹豫 不决。江青激怒了他，虽然这位自负者比极左派还 要糟，但因为某种感情的牵连。某种面子上的需要 及某些踌躇的猜疑拖住了毛泽东的手脚，使她没有 被清除。

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依赖所在，这位副总理在 1974 年底坐上周恩来的交椅，但毛泽东在与他相处 的时候又特别留神。邓小平无疑仍然“很聋”，如毛 泽东在 60 年代指责过的那样。现在，当这位主席发 言时，他已能随机应变，给人的印象是全神贯注， 而不再敲着手指头似乎在说会议议程应该进入下一 个了。*

*邓小平再度参政是在‘批孔‛刚开始后的几 个月，他能相对灵活地对待这场运动了。他私下对 人说：‚孔子已经死了。他的思想也不合乎时代，我 们应该反对。我们也要死的，几千年后我们的思想 也要遭到反对，因为在那个时代它与人们的思想是 不一致的。‛《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1976-04-30。

毛泽东让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外出视察。‘矧在 这次到各省的巡视中。我们无法知晓这位“小个子” 和“坐直升机上来的人”是如何相处的。他俩返回 北京后，毛泽东召见他们让他们汇报所见所闻。

“我死后中国将会怎样?”**毛泽东提出的问题 令人不可思议，就如他派出的小组令人费解一样(除 非精明到极点，否则不会作出这种选择)。

**几年前。当毛泽东对蒙哥马利勋爵说刘少奇 将继承他成为中国的领导人时，布莱顿顺势抓住这 个问题。‚我问(毛)，刘少奇之后谁将接替他‛。他 不知道或是不关心这一点。柚钎抽自己要见马克思 去了，在中国，他们自己会安排好的。但是。也许 他确实关心这一点。参见《七十年代》，l977(3 ）。

年轻的王洪文回答说：“全国人民一定会紧跟毛 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 东难道愿意听他的娃娃说这些吗?几天以后，在中央 委员会的小组会议上听王洪文讲话的人，也不会听 到什么别的东西。

“一场内战将会爆发，全国将一片混乱。”邓小 平尖锐地指出，根据香港的共产党情报来源提供的 消息，毛泽东欣赏邓小平的答案。

尽管其报道大多数时候脱离实际，但毛泽东仍 然坚持读《人民日报》这份差强人意的报纸。这份 6 个版面的报纸像是一个大的宣传委员会编写的。 新闻可是这壶里的茶。《人民日报》不是报道而是告 诫。它是(或者至少毛泽东在世时是)每日教义的阐 释，其新闻性质是把具体的道德说教牢牢植根于永 恒不变的真理中。不管怎么说，年迈的毛泽东还是 从 1974 年的那闹哄哄的版面中发现了一些真相。

凡是反映他过去熟悉的事情就是真理。如果他 读到杭州一家丝绸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那就是 事实。他认为他是与两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甚至从 20 年代开始攀登权力之峰时起就是这样。他 觉得他清楚路线的分歧所在。他甚至这样劝慰自己， 假若“工人阶级路线”战胜了“资产阶级路线”，那 么，丝绸的产量就会提高。

不过，毛泽东生活在往事中，否则他难以相信 l974 年的《人民日报》。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有这样 的感觉。同时，毛泽东的健康进一步恶化，l974 年 9 月最后一次游泳时差点使他窒息。终于，他只能 左侧躺着，其他任何姿势都使他呼吸困难。卧床的 剧痛和全身发痒的皮疹折磨着他。

轿车载着 2 885 名代表驶向人民大会堂。沿街 的人们猜测，那个例行公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终于召开了。会议推迟这么久才召开，人们差 点把它看作海市蜃楼了。会议似乎又回到务实中来： 周恩来从医院回来并以权威人物出现；国家的新宪 法规定，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农民有拥有自留地的 权利；极左派在新的政府成员中只占极少数，邓小 平得到提升；会议还强调了秩序和经济建设任务。

这不是周恩来所看到的一次胜利的、批林批孔 的左派分子的完结和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吗?

但是，大会堂里空着一个座位，毛泽东没有出 席会议。

莫非他病危，甚或是逝世了?没有，当这次会议 在北京召开时，马耳他总理和德国右翼分子弗兰 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兴致勃勃地来到南方会见了 毛泽东。

由于不知道是否能把握政府中复杂的形势，毛 泽东正在他的营帐中愠怒着。

人民代表大会的公报没有对毛泽东的缺席作出 解释，并对他只字不提。毛泽东也没有参加召开前 的中央委员会。

新宪法与 l970 年准备好的草案不同，与 1969 年党章规定的也不同，甚至与 1973 年那个平淡无奇 的东西也不同，它较少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虽 然谈到了毛泽东思想和党的主席职位，但没有涉及 毛泽东本人。

1975 年 1 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我国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意 图，产生了以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领导机构。在 周恩来病重治疗期间。由邓小平全面主持党、政、 军的日常工作。

不可思议的是，在周恩来的报告中而不是左派

张春桥的报告中一再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周恩来的 报告至少 26 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

几周以前，毛泽东与王洪文作了一次长时间的 谈话。这架“直升机”敦促毛泽东给极左分子多派 些工作。他暗示——秉承江青的意旨——周恩来的 病并不像他装的那样厉害，他正在医院中忙于策划 他的未来。他也怀疑邓小平的可靠性。在这种情况 下，毛泽东不就会同意张春桥任总理吗?

毛泽东没有认可王洪文的计策。他准备等到独 眼老将刘伯承和其他将军们改变其反对意见后，让 张春桥出任国防部长。他甚至还想过让他夫人出任 文化部长。但是，这位老人终于发现政治从来都存 在着讨价还价，因为对此计划有着太多的反对声音。

不久。政治局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他 说，宗派主义是件可怕的事。接着他又以轻松的口 吻说，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包括他自己在内，如他 与林彪共事这么久。他赞扬邓小平是一个 “务实的 人”，同时，他劝告他的同事们要警惕“资产阶级修 正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毛泽东解释他为什么没有管党的事务和参加即 将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他坐而待机，深深地掩饰 着自己的疑虑，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两派。暂且让人 各行其是。

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周恩来如此频繁地 提及毛泽东，也许既是为了安抚这位主席，又是为 了对毛泽东的缺席赐给他额外的自由深表感激。*

*有趣的是，一位鲁莽、冲动、资历浅的‚左‛ 派对毛泽东的缺席提出了非难，张铁生（辽宁学生， 因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写了封控告信而闻名，见前注） 讲毛泽东‚在给四届人代会泼冷水‛，这样使人大代 表不引人注意。张铁生作为人大代表，其上升也像 ‚直升机‛。后来，这架直升机坠落了。毛泽东逝世 后，张铁生被判处 l5 年徒刑。参见《问题与研究》， 1979（1 ）。

事实上，再来探讨毛泽东在这些日子是否还是 毛泽东主义者已不再有意义。他今天是，明天则不 是。自 1974 年初以来，他的眼睛几乎失明。毛泽东 于是召来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为他读古诗，听 的时候他也哼哼并做些评论。不幸的是，该大学的 中国共产党组织已经指示芦荻：“不得提出不合适的 问题。”由于担心在合适与不合适的问题上犯路线错 误，芦荻未向毛泽东问任何问题。而作为一个侍读 古典而犯错误的人，毛泽东称她是个“笨人”。还说 如果她是个好老师就一定要问学生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的实用主义论调两个月内似乎就 已过时。l975 年春，冷风开始从“左”边刮来，它 由一条新的毛主席语录煽起：“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 政的理论。”

也许人民代表大会的路线从未在政治局中取得 过一致。持不同观点的同事们“按各自需要去领会 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的缺席使他们比往常更加容 易这样做，并且周恩来的患病又使得偏离这一路线 增加了更多可能性。

张春桥曾警告：“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入了党， 但思想上并没有入党。”这听起来有点像一场新“文 化大革命”的吹鼓手。这位上海“左”派人物猛烈 抨击讲求实际的邓小平和周恩来，说他们“在青少 年中鼓吹物质刺激的观点”，说物质刺激“像臭豆腐， 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

张春桥的极左同伙姚文元也搬出了“文化大革 命”的腔调。工资差别太大，金钱制度是资本主义 残留下来的，它最终会灭亡。这位上海评论家预言， 新的阶级敌人会利用这些邪念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毛泽东给这两位上海人以鼓励：他们从毛泽东 那里带来新的语录这一最最令人信服的、神赐钦差 般的指示牌，此外还让其在自己身边照相。

这场骤然间变得重要而又莫名其妙的“学习无 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带来的现实后果是工业出现 波动。在杭州，分裂和武斗的情形极其严重，毛泽 东同意派王洪文到这个湖滨城市去做调解，然而王 洪文的出场反而恶化了形势。

恰好这时克立总理访华，他看出周恩来权力下 降的迹象。忍受疾病折磨的周恩来在医院的病床上 说：“克立呀，你回去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你的儿 子和孙子，中国永远不会侵略泰国。”

“总理先生，”这位泰国领导人回答说，“这些 话非常令人欣慰。”说着，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 探身向前要求周恩来亲手写下这一许诺。“我要把它 复印几百万份，挂在我儿子和孙子的脖子上。让泰 国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事，这将是我一生中最有 价 值的收获。”

“我的手发抖，”周恩来拒绝了，“我病得太厉 害，写不了。”出于面子上的原因，克立接受了周恩 来的借口。这是克立在采访中告诉我的。不过我相 信周恩来的勉为其难在 1975 年年中是因为政治的 缘故。*

*克立本人回忆他与周恩来会见的场面时说： ‚不像是一所医院‛。周恩来戴着一枚毛泽东的像章。 这在 1975 年是不同寻常的，即便在 1971 年‚文化 大革命‛的影响四处泛滥时，我发现周恩来也仅仅 佩戴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

到了夏末，飘忽无常的“左”派刮起的冷风开

始过去，金猴毛泽东要奋起千钧棒扫一下极左派。 毛泽东赋闲了一段日子，在中国访问的圭亚那、

莫桑比克和刚果的政府首脑都没有见到他。这之后，

毛泽东在 5 月召集并主持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

他批评极左派搞宗派主义。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

都写信向这位愠怒的主席作检讨。

这场道德剧上演时，邓小平着手安排自己的势

力占据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中清洗出去的官员

们就像上班高峰时来往的乘客，纷纷官复原职。罗

瑞卿是他们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他是前任解放

军总参谋长。由于对苏联不够敌视，他成为毛泽东

的“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位受迫害的高级官员。 毛泽东作为仲裁者对邓小平的举动给予默许。

他似乎扪心自问，在那些要拉自己下马的要人们中

间，邓小平难道真的是最坏的一个吗?*

*1975 年年中，克立总理拜见毛泽东时，邓小 平、毛泽东关系显得有些肾张。‚邓小平坐在一个很 远的角落里，非常拘谨，庄重沉默，没说一句话。‛ 在以一种友好的方式责骂了唐闻生之后(‚决不可相 信一个美国姑娘‛)，毛泽东以恩赐的态度对邓小平 点点头说：‚他是对的。你可以相信他。‛邓小平愉 快地笑了笑。参见克立与作者的谈话，曼谷， 1979-ll-10。

在部分新闻报道中，经济取代了思想观念而成 为主题，邓小平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 上去”成了引人注目的口 号，几如春天的“学习无 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号召一样。

经济上讲究实效的风气在 1975 年秋达到高潮。 这年召开过。几次会议。在一次农业会议上，邓小 平发了言，华国锋这位在湖南以抓农业起家的第二 把手也发了言。

江青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她 没有当上文化部长，不过现在她倒是能够向农民推 广其文艺主张。

《人民日报》只发表了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讲话， 毛泽东不准发表他夫人的讲话。当华国锋把江青的 稿子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在上面批写道：“放屁! 文不对题。讲话不要发，稿子不要印。”

毛泽东还批评江青与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 会谈。会谈中江青狂妄自负，极为放肆。当看到她 对维特克表露政治上狂妄的谈话记录后，毛泽东勃 然大怒。

毛泽东对江青的感情强大到在中国政界引发两 次巨大的地震。第一次是谴责“左”派，这把球传 给了邓小平。第二次马上就要到来了。当毛泽东病 体日衰，周恩来离职住院时，对来中南海访问的外 国领导人来说，翻译们似乎成了关注的焦点。泰国 总理克立于 1975 年 7 月与毛泽东会晤后写道：“他 的嘴似乎跟不上他要讲的话，有时根本听不见他说 了什么。”

克立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时，“毛高声呼唤„„他 同我握手后嗓门更高了，直到女翻译、护士和所有 的人都跑过来。”毛泽东的许多话连翻译都听不懂， 他们转而求助于护士，有时护士也听不懂。“这时， 就会找来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来听清他所说的 话。”

会谈结束时，克立总理赠送毛泽东一件礼物， 毛泽东似乎对此无动于衷。“他像个孩子，摆弄着手 中的香烟盒，直到有人把烟盒从他手中拿走，所有 的机敏、知识和智慧，突然间都从他眼神中消失了。 当我们握手时，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盯着我的头。” 原来的毛泽东已不存在了。

为了国外那些恼人的求见者，这位主席不得不 被人从床上扶起来并穿好衣服。他下巴低垂，给人 一种老态龙钟的感觉。

他步履艰难，像是在踩高跷。他拖着疼痛的脚， 摆动着不易察觉的僵硬胳膊，像是在活动人工假肢。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失去让外国人遵从他的能力。

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夫妇见过毛泽东以后说：“当 我们驱车驶入紫禁城门内并被带去见他时，对我和 塔玛来说，那真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时刻。”* *约瑟夫艾尔索帕写道，克立总理曾弯腰给毛

泽东按摩小腿和踝骨。不过这件事也许是克立的敌 人编造的，克立对我矢口否认这件事。尽管如此， 这位泰国领导人说：‚跟他讲话，我就像他儿辈或孙 辈。‛

毛泽东向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谈 起个人悲剧，说官做大了就隐含着悲剧。他对这位 马尼拉的铁美人说：“你官做得越大，别人向你甩的 石头就越多。”

毛泽东对克立总理道出了引人不安的观察：“每 一个来见过我的人，我喜欢的人，回国后差不多都 没走好运。”他是指尼克松、田中角荣、恩克鲁玛、 希思、苏加诺、惠特拉姆、西哈努克等人。他所提 到的这 7 个人都友好地访问过中国，回国后都倒了 霉。

当克立礼貌地祝他长寿时，他若有所思地说： “有什么用呢?”

克立总理总结道：“他是一位仍坚信自己拥有至 高无上权力的老人。但如果有人在他的房屋领地之 外以他的名义发号施令，他根本不会知道。”

政治和文化背景阻碍了对毛泽东的疾病进行任 何科学治疗的打算，毛泽东本人也拒绝治疗。他的 医生诊断后要告诉他真相是不可能的。这位医生的 政治上司要让其医疗的现实适应其政治的现实。当 李医生向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报告张元昌诊断的 病状时，汪东兴说：“你们检查了半天，就是这么一 个结果。怎么行呢?总要想想办法。”

然而对毛泽东的眼疾的治疗是成功的。张玉风 希望能用输葡萄糖的办法治好他的失明。但医生坚 持连续的医治，或是施行白内障手术，或是传统中 医针拨的方法。中西医结合的各种方案供毛泽东选 择。l975 年 8 月，经过 l2 分钟的手术后，毛泽东 自言自语地说：“我又见天日了。可是看不清楚。”

1973 年初，中美两国彼此在对方首都建立了办 事处，从而使中美关系处于高峰。从那以后，毛泽 东的对美政策处于争论的边缘。基辛格本来准备在 8 月份出访北京，因第十次党代会的召开而延迟了 (此时周恩来对美国持冷淡态度)。

“批林批孔”运动牵强附会地把美国当作一个 靶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军界对亲华盛顿的举动 提出了质询。被美国炸弹摧毁的越南正对北京的亲 美倾向吹毛求疵。中国驻华盛顿特使则乘机于 l974 年的整个春季离职。

毛周合作关系的衰退使得这种局面无法挽回。 这使得对美政策的制定工作落入极左分子和军人之 手，从而使美方怀疑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坚持”其 亲美政策。

基辛格觉得毛泽东的新任执政官邓小平不像周 恩来那样热心对美关系。他搞不清楚为什么邓小平 经常援引毛泽东的话，而当问到周恩来的状况时邓 小平甚至不作任何反应。基辛格甚至把邓小平说成 “一个不易对付的小个子”。

1974 年下半年，基辛格访华时到 305 医院探望 了周恩来。他发现周恩来莫名其妙地采取谨慎态度。 基辛格感到困惑的是，周恩来的气色虽然很好，但 会谈只进行 30 分钟就结束了。

更糟的是，毛泽东没有接见基辛格。这是这位 美国人几次访问北京时第一次遇到的事。

尽管身处江南，在基辛格访华的前后两个月内， 还是有 6 位其他外国领导人去谒见了毛泽东，尽管 他们事前是在不知实情的状况下。与政治局中的一 些亲美派比较起来，这说明毛泽东对基 辛格的北京 之行态度暖昧。基辛格是从海参崴飞抵北京的，他 和福特总统在那儿与勃列日涅夫共进晚餐。*

*有报道说，基辛格在他们下榻的北京一家饭 店的房间里，发现一张西伯利亚的地图。其上的符 拉迪沃斯托克俄语是‚统治东方‛的意思。但地图 上标的是中国过去用的名字：海参崴。见 Reston in NYT，1974-11-30。

毛泽东的一些同事私下里中伤 1974 年的中美 关系。他们没有资格参与毛周联手的战略，且被中 苏紧张关系松动的观点所吸引。

基辛格为福特总统即将访华感到心神不安。 1975 年 10 月，毛泽东邀请逗留北京的基辛格见了 一面，基辛格松了一口气。会谈中，这位国务卿要 求毛泽东把他邀请福特总统访华的诺言写下来。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提起蘸水笔，龙飞凤舞地写 下了基辛格祈求的这一托付，也许他对美国人的这 种功利主义嗜好感到好笑，他至死都带着他的偏见。

毛泽东和福特的最高级会谈是件单调乏味的事。 对福特来说，继尼克松之后访华，就像第二个登月 者。不过，这位总统到北京的公务并不多，因为他 对罗纳德·里根来自右翼的挑战感到焦虑。而令人 敬畏又显得脆弱的毛泽东，看上去像是月球人一样 不真实。

日渐激烈的意见冲突折磨着中国政界。西贡的 陷落解放了越南南方人民但没有改善中美关系。

“我们(在越南)失败了，”基辛格 l975 年春悲 哀地对一位中国官员说，“你们该收拾一下残局。” 毛泽东比他的同事更清楚基辛格指的是什么。

“越南是一座有四个方丈的庙，”事后不久毛泽 东对江青说。“任何给过它施舍或救助的人都是它的 施主。”

1975 年 l2 月。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国 务卿基辛格应邀到中国访问。这是毛泽东会见福特 和基辛格。

福特来访期间，毛泽东显得精力充沛。实际上， 那时他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与 1972 年毛泽东同尼 克松的会谈相比，这次同福特 110 分钟的谈话内容 更详细，时间更长。毛泽东不断地打着手势，说到 点子上时朗声大笑，连身躯也抖动着。他似乎感觉 到来访者是坐在他的书房中的最后一位美国总统。 他十分振作，以最后一次证实自己的活力。

据贝蒂·福特说，当毛泽东看见她的女儿苏姗 时，他的“眼睛亮了起来”。

但是，在这次最高级的会谈中双方都感到局促 不安。中美两国官员以及那些看过毛泽东与福特会 谈的新闻片的中国人都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将不久于 人世了。然而，继续执行这项政策的邓小平和福特。 都不是那种能够向各自的国民颁布明确命令的强权 人物。

苏联问题曾使毛泽东和尼克松在 1972 年走到 一起，而在 1975 年却成了毛泽东和福特之间的障碍。 在美国人看来，对中国的开放本身就是一个结局， 中美在亚洲的紧张关系已度过了危机：与中国的缓 和同样是与苏联的缓和。

从毛泽东的观点看。这一策略的落实有赖实力 而不是和平。他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认为中美应并 肩反对苏联的全球霸权主义。因为遏制苏联“霸权” 的工作不是中国单方面能胜任的。

由于有一件棘手的事，这次最高级会谈失败了。 福特出于本国政治的考虑不改变对台湾问题——关 于正常化的主要障碍——的立场。毛泽东也不停地 批评美苏缓和，并向他的客人解释说缓和“只是使 克里姆林宫受益”。悲剧在于双方这种战略上的分歧 看不出有达成合作的迹象。

毛泽东以前也曾反对过缓和，那是在 50 年代后 期，虽然方式不同，但理由是一样的。在那些日子 里，他的朋友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当时他认为缓和 对苏联有害。到 l975 年，这两个超级大国置换了地 位。

不过，从民族主义和长远的观点来看，毛泽东 的战略是一致的。他不想让苏联和美国相互打仗， 也不想让它们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他只希望它们相 处得不那么安闲自得，以腾出时间使中国强大起来， 并赶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是两个。

在一系列令人痛苦的对话中，毛泽东对他的护 士吴旭君说，他临死的时候不要她站在一旁，“我母 亲未去世前，”他解释道，“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 到她痛苦的表情。我要对她有个美好的印象。所以 最终我在外未归。我母亲同意了。你能理解我为何 不要你看到我临终么?”这护士伤心地说：“我们永 远不会谈到死的问题。”可是毛泽东坚持要谈。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吃了不少鱼，”他说，“我 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 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 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他 以沉思的口吻对有关他自己的葬礼向吴旭君作了这 样一个合适的评论：“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 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 他死得好。从古到今，没有人不死。这是生物发展 的法则。”毛泽东曾是一位激情青年。现在他是一位 激情老人。

★第二十一章 强弩之末(1976)

当 1975 年的最后时刻将要敲响新年的钟声之 际，毛泽东正坐在他书房外的安乐椅上。他面色蜡 黄，神色黯然，生机顿失，脆弱得就像德累斯顿的 瓷器，已近乎无知无觉了。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她的丈夫戴维从 暮色中走来拜访毛泽东。毛泽东被两位年轻女士搀 扶着，挣扎着移动双脚，步履蹒跚。待站稳后，两 位女护士退去。在照相机频频作响和电视摄像机的 耀眼灯光前，他和美国人握手。这两位女士又搀扶 着他回到沙发椅上。

朱莉从一个马尼拉信封里拿出一封信交到毛泽 东那苍白、瘦削的手中。信是由一位失去官职的人 写给将会失去职位但还在位的人的。

为了回顾他与尼克松在 1972 年难能可贵的政 治联姻，毛泽东谈起了一些日常小事。“尼克松先生 的腿怎么样了?”他问道，似乎要引到怀旧的情绪上 来。

毛泽东谈到尼克松将开始的第二次访华，“我在 等你父亲来。”他把双手重重地搁在椅子的扶手上以 加强说话的语气。这是他那个晚上讲的最有生气的 话。*

*朱莉还谈到当时北京驻华盛顿的特使黄镇也 在场：‚我很奇怪，他不是躬身聆听毛泽东的每一句 话，而是坐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左顾右盼。‛

如果考虑到毛泽东吃力、口齿不清而且又是很 普通的谈话，这或许并不奇怪。毛泽东似乎只是一 件展品，而这位大使以前已经看过这件‚展品‛了。

当毛泽东起身结束会见时，一位年轻姑娘梳理 了一下他的头发，电视工作者拍下了最后握手的场 面。

在步人 1976 年之际，朱莉和戴维碰巧发现毛泽

东处于矛盾之中。他们发现毛泽东对美国人的一切 事都很热情。“毛主席一直很关心你们的旅行。”当 艾森豪威尔一家离开上海回华盛顿时，一位中国的 高级官员对他们说，“他把你们看成自家人。”

然而，这对夫妇正好赶上极左思潮泛滥的时期， 其中有些是毛泽东本人安排的。

“不值得提起。”毛泽东对朱莉和戴维谈起了一 首充满斗志的词，这首词当时正准备重新发表，“那 是我在 1965 年写的。”但《重上井冈山》这首词却 是极左派的一颗手榴弹。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是富有启 示意味的词句。

《人民日报》在报道毛泽东会见艾森豪威尔一 家的同时也发表了这首《重上井冈山》。同时发表的 还有《鸟儿问答》，这也是一首斗志昂扬的词，作于 “文化大革命”前夕，结尾一句是“试看天地翻覆”。

如果说，l975 年 1 月一阵微风从右边刮来，那 么 1976 年 1 月即现在所见的狂风则是从左边刮来。 与一年前相比，毛泽东更难驾驭这股势力。但他关 注着风向，这位已经收翼的老人在作最后一搏。当 人民代表大会的“问答”有利于犯错误的“鸟儿” 时，毛泽东愠怒不已。

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播下了 1976 年春“左”派思想泛滥的种子。

信写于毛泽东的 82 岁生日。它控诉“资产阶级” 在这所著名理工科大学“掀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 换言之，普通常识开始反击“文化革命”的教育“改 革”的胡思乱想。

这封信紧随清华务实派中另外两个人的信送到 了毛泽东的手中。这两人之一是党委副书记刘冰， 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如果不改变教育体制，学 生离开学校时恐怕连一本书也不能读。”

邓小平是刘冰的后台。当刘冰说“左”派控诉 邓小平在刮“右倾歪风”时。这位强硬的副总理口 气坚定地说：“我们要刮它一场台风。”

这实质是“红”与“专”的对立。毛泽东有能 力进行裁决吗?

毛泽东年事越高，就越相信人的主观意志的力 量。即使在他憎恨恰恰是那些培养人的主观意志的 学校时，他也是这样。他信口开河：“书读得越多， 就越蠢。”他瞧不起教授。他告诉学生上课时可以睡 觉，考试时可以聊天。他把作家送到边远农村去种 水稻。

然而。毛泽东绝不会置孔夫子的读书治天下的 训导于不顾。尽管他瞧不起教授，但又害怕教授。 虽然 l956 年北京所谓布达佩斯“裴多菲俱乐部”的 幽灵萦绕在他心头多年，他还是忍不住去读作家们 写的书，尽管过后他又会把它们扔到一边。

追溯他 20 年代在湖南的行踪，就可以了解悲剧 之源。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开一 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 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 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

1976 年不是 1927 年，政治口号并不以同样方 式在清华“不翼而飞”。那时绝望的农民试图找出能 表达他们苦难生活的词句。年轻的毛泽东并不理解， “教育要革命”对 70 年代一般的化学或物理专业的 学生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毛泽东对刘冰的来信未作任何批复，他颇为欣 赏极左派的那封“生日”贺信。他读后不久，这封 信就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

“难道你(刘冰)要像扫除废物一样把工农兵驱 赶出校园吗?”极左派论教育的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 首肯，在铺天盖地的文章中，这是一句最有代表性 的话。

一场小型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开始了。如往 常一样，它又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开始的，在这些领 域理论与现实极易混淆。*

*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毛泽东召见了教育家 蒋南翔，蒋南翔曾被左翼狂风从高级领导层刮下来。 当蒋南翔进屋时，江青守护在毛泽东身边，警告他 向毛泽东汇报教育形势‚不得超过三分钟‛。

蒋南翔过去曾任清华的校长，现在已从政治幻 想中醒悟过来，他低声倔强地说：‚30 秒就足够了。‛ 他毫不掩饰地对毛泽东说：‚大学生学中学的课本， 他们的文化水平只能与小学生相比。‛

年老的毛泽东，这位教育水平下降的幕后臸造 者叹息道：‚这种形势持续下去，要亡党、亡国。‛

“敌人”就像从流水生产线上出现的一样，工 作与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与“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 联系。以喊“革命”代替“生产”成为一种时髦。 周一邓集团中的官员们被吓倒了，对外贸易也蒙受 损失。

满口的“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等词句， 似乎这样装腔作势地讲得越多就越能肃清大多数中 国人私下认为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的想法。 这种调子是被狂热分子煽动起来的。因为毛泽东鼓 励他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这仅仅是为启发公众而进行辩论?或者，这是否 是毛泽东要把某人赶出政治局，像他们以前做这种 事一样，准备在新闻界制造声势?新年前夕毛泽东作 出了回答。

“党内将有一场斗争。”他对朱莉·艾森豪威尔 喃喃地说。

尽管毛泽东体衰力弱，他还是竭尽全力去拯救 正在贬值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因此，《重上井冈 山》和《鸟儿问答》写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并不 是偶然的。

“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个节日，它没有产生新 的结构。毛泽东曾想让“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 精神渗透到平民百姓的心底，他把“文化大革命” 说成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要解决人们世界观 问题的伟大革命”。

他一直在寻找新的政治方法。“过去我们搞了农 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但不能解 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 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 的黑暗面。„„答案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曾想摆脱那些失去了毛泽东主义者品质 的同事们。

60 年代，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确实主宰了很多年 轻人，他们对权威和旧事物的畏惧心理大大减退。 一种新的政治手段也确实展开了，一度消极被动的 成百万群众被发动起来，直接参与政治运动。于是， 毛泽东在高层的对手被消除，政治局中的半数成员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落马。

可是。这些变化都未能得到善终。到 70 年代， 青年们的激情变成极端的愤世嫉俗，基层群众运动 没能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 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作为 70 年代的胜利者官复原职 ——邓小平是他们的代表。假如减低对权威的持久 敬畏，现在将导致对共产党的怀疑。

重振“文化大革命”已无任何意义，节日毕竟 只是节日。也许人们可以看出，将自己作为导师的 角色和作为领袖的角色混合为一的老年毛泽东要在 临终前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上海和平饭店的糕点师傅做了两只特制蛋糕， 它们是用来庆贺理查德·尼克松先生 63 岁生日的。

棕白相间的糖霜香草蛋糕是供朱莉和戴维享用 的，那天他们是这家饭店的贵宾。饰以“尼克松先 生生日快乐”字样的大蛋糕装在丝绸裹着的盒子里， 这是为这对夫妇带回到圣克莱门蒂去的。

当厨师们准备把蛋糕送到艾森豪威尔的房间时， 一位信使赶到门前，他从北京带来一条不祥的消息： 周恩来死于癌症，终年 78 岁。

朱莉和戴维很快把蛋糕当作早餐消受了。从表 面看，中国的日常生活似乎仍没有什么变化，即使 新闻宣传从攻击周恩来转到赞美周恩来。

周恩来的遗体从他病故的医院转送到紫禁城的 一间大厅。随着裹有黑黄色玫瑰状缎带的灵车队伍 驶过，近百万人注视着，他们带着复杂的感情站在 寒风中默默地哭泣。

在中国领导人中，唯独毛泽东没有加入众多的 哀悼者行列和去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作最后告 别。即使九十高龄的朱德也来向这具覆盖着党旗， 被鲜花和常青树环绕的瘦削而僵硬的遗体告别。

毛泽东也未出席追悼会。邓小平在有 5 000 名 中国上层人士参加的会上致了语气过分颂扬的悼词。 王洪文主持会议，他极不自然，就像一位参加教授 会议的学生。

50 年代以来，毛泽东极少参加追悼会。自参加 1972 年陈毅的追悼会以后，他未参加过任何追悼会， 他送了一个花圈，花圈安放在这位任过 26 年中国总 理的遗像旁，另一旁是中共中央送的花圈。遗像下 摆着骨灰盒(周恩来曾要求火葬，并希望他的骨灰 “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也许毛泽东只是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露面，在 这位总理生前最后的几个小时，他曾到医院守候在 周恩来的病床前。一种孤独或是内疚的悲痛使他要 同这位在他所有高级同事中与他关系最持久，对他 最忠诚的人讲几句话。毛泽东是除医务人员外与周 恩来谈话的最后一人。

中国古代学者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 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周恩来的死就重于山东的这 座高山，而且，他出人意料地死在毛泽东的前头。

如果毛泽东先于周恩来去世，周恩来便能缓和 一下势态。然而，周恩来先于毛泽东去世，毛泽东 不仅不能平息反而会扩大由于周恩来的死带来的政 治上的动乱。

失去了周恩来，具有“猴性”的毛泽东陷入了 李尔王的境地，而极左派势力会对邓小平不讲情面 的办事方式发起挑战。

一句话，周恩来的逝世所导致的两派分化在 1976 年冬达到高潮。并且，正是毛泽东的存在，以 及他摇摆不定的嗜好增加了反对邓小平的筹码。

当江青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时她没有脱帽，这 看起来似乎是小事，但被电视摄像机捕捉住后引起 了震动。沈阳的一位军官愤怒地抓起一把椅子向电 视机砸去。在广州的北京路，聚集在邻居家看电视 的一群人大声喊道：“打死她!”

邓小平走近周恩来的遗体时，周恩来的遗孀， 淡泊、可敬的邓颖超对他感激地致意，但对江青则 冷冰。邓颖超对张春桥的态度似乎介于两端之间， 不冷不热。

像往常一样，照片是西方新闻报道中最能说明 中国人的对应物。毛泽东对艾森豪威尔一家说过的 “党内斗争”在周恩来的尸骨未寒之际就有了预兆。 电视镜头为这一轮廓提供了线索。

由于周恩来的故去，邓小平试图对毛泽东之后 的权力阵容进行调整便失去了一根主要的支柱。极 左派看到了通行的绿灯，他们谋求一种极为不同的 权力阵容。江青意欲孤注一掷。毛泽东稍看了点文 件，便默许这种密谋的加强。江青一帮带着反邓小 平材料来到毛泽东的床边，并请求他的医生用大号 字重书以让毛泽东能好好阅读。医生推辞说，他们 的职责仅仅是照看毛泽东，“让他看看这些文件感觉 会好些”，江青说着把反邓材料递了过去。

冬至之时，毛泽东又吐出一句格言：“不斗争就 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甚至当毛泽东 和蔼地向朱莉问起她父亲的腿时，这些话也被作为 对邓小平的全盘政策不满的信息准确地表达出来。

那些新的语录不管怎么说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他的话亦未失去感召力。他的政权由一连串格言固 定着。“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 其余都是目。”通过新年元旦献词传达毛泽东的这句 话使全国震惊。而“安定团结”恰是邓小平自 1975 年年中以来巩固其权力的办事原则 (因为周恩来快 要离开人世了)。

毛泽东的这些话，像一团阴沉沉的雾，笼罩在 那时召开的一次令人紧张和疲倦的政治局会议上。 当时争斗的两派争相引用毛泽东的话，毛泽东的语 录中的旮旮旯旯几乎全都被搜寻遍了。为谁出任总 理一职的拔河大赛正在进行。

邓小平是接替周恩来的一位候选人，张春桥是 另一位。

刀已出鞘，毛泽东在场也无法控制他们。邓小 平向这个 l5 人的政治局作了一个经济政策的报告， 姚文元驳斥它在理论上没有根据。有人(不是毛泽东) 坚决拥护邓小平做总理，极左派则以他们不会服从 其领导而断然否定。针对这种情况。江青推举张春 桥这位她圈子中最合适的一位为候选人。然而，那 些拥护邓小平的人包括军界元老叶剑英，设法推翻 了张春桥作为总理的提议。

毛泽东本人的目光转向了一位来自他家乡的得 意门徒，他从未给毛泽东惹过麻烦。和蔼可亲的华 国锋是一位诚实的人。到目前为止，毛泽东从各方 面考虑都是这样认为，毛泽东至少是可以相信他的。 华国锋最大的优点在于，他在后继乏人的情况下对 恶劣的环境抱有信心。

华国锋是在 1969 年才从湖南登上国家政治舞 台的。他比久经沙场的邓小平树敌要少得多。对某 些重要的政治问题，他站在邓小平和极左派之间。 在急风骤雨之中他保持冷静的风格。

由于毛泽东不喜欢其他的候选人，曾为毛泽东 效过力便成了这位和颜悦色的山西人的主要资本。 他曾在毛泽东的家乡抓水利工作，他指挥修建了一 条连接这个地区和长沙的铁路：建造了毛泽东的韶 山旧居陈列馆；在韶山办起彩电厂。这使得毛泽东 的许多亲戚都有了令人羡慕的工作，也在政治上向 林彪甩了一块石头。

毛泽东似乎意识到他是一个二流人选而不是最 合适的接替周恩来的人选。他知道有人(可能是他的 感情疏远了的妻子)说华国锋“蠢”、是“土包子” 后，于是反驳说：华国锋“无私、不蠢、厚重少文”。

毛泽东还感到有必要对华国锋“不蠢”作些宣 传。他承认华国锋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故在 2 月 份华国锋被任命为代总理之后毛泽东曾这样发过指 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让全国人民认识华国锋 同志。”

如果说选择华国锋任总理是一种妥协，但这样 做并不能使争执终止。

甚至当攻击的目标只是一种幻想时，毛泽东还 鬼使神差般地要斗下去。在提升华国锋不久，毛泽 东就以灾难性的语言写道：“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 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那些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他忧心忡忡，不相信平 衡状态的存在。他赞美光明，常提醒大家阻止黑暗 的降临。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突 然对邓小平发难。在癌症夺去周恩来的生命之后， 邓小平已经处于困境之中，这句话更是对他在 1976 年的政治生命盖棺定论。

要说邓小平“歪曲”了毛泽东的话是很容易的， 而且现在很多人正在这样叫嚷。邓小平列出了一些 毛泽东所坚持的方针，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 去。但毛泽东并未将它们置于等同地位。

报刊新闻宣称(虽然未点名)，邓小平把“阶级 斗争”从“纲”的地位降低到只是许多“目”中的 一个，这样做就是否定毛泽东。这位副总理是“死 不改悔的走资派”。

毛泽东把邓小平及其朋友叫做“走资派”事实 上太过火了。邓小平的上层支持者——军队元老叶 剑英是其中之一——对这位副总理遭受攻击非常反 感，他们匆匆退出政治局会议室，离开北京去了南 方。他们宣称不再参加这种败事有余的会议，并对 毛泽东的专断满腹牢骚。

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整顿未解决任何问题，而且 在他去世后反而激化了中国的各种冲突和矛盾。

同时，邓小平确实不是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的著作中很少包含有马克思和列宁的引语。“马克 思和列宁生活并逝世于上一个世纪。”邓小平这样直

率、典型 地评价说， “他们是 伟大的， 但我们不 能指望他 们能帮助 我们解决 今天的全

1953 年 2 月 24 日，毛泽东在南京拜谒部问题。” 中山陵。向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毛泽

山先生坐像敬献花圈。东有一次 以一种迷

人的语调谈到孙中山为什么弃医从政。 “这样他就能 控制医生了，”毛泽东说，“政治家是掌握人与人之 间的相互关系的‘医生’。”这种极富儒家意味的偏 激之语表达了一种寓意深刻的政治观。

在毛泽东看来。孙中山通过从政而选择了更高 级的职业，所以他能够在更高层次上为师，其对象 不是自然的肉体而是人的灵魂。孙中山是这样践行 的，毛泽东也这样践行。

毛泽东常常谈到人需要反省。“吾日三省吾身， 内省不疚。”他在“八大”上这样说。内省不疚这句 话我们应时时不忘。

一体性是毛泽东的梦想。你讲课要把课讲清楚。 政治也是一样，统治者就是导师。他大书特书的是 在感觉的统一体中如何把人们结集在一起。

这样，民主与集中的奇异双人舞在毛泽东的头 脑中跳了起来。“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 的集中。”他讲的这句来。“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 可能有高度的集中。”他讲的这句话曾迷惑过相当一 部分人。当然，只有群众把他们的思想奉献出来， 统治者才能使大家集中起来成为统一体，这就是政 治道德目来，统治者才能使大家集中起来成为统一 体，这就是政治道德目标。所有这些可怕的问题起 因于 l975 年 9月毛泽东和他的侄子毛远新——他夸 大了毛泽东的集权思想——的谈话，“在党的政策要 改变时，你必须有清醒的头脑。”他对这位年轻人就 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开了一张处方。毛泽东在说 出有“清醒的头脑”这个词之前，确实停顿了很长 时间，他在寻找一种更恰当的表达。但当党改变了 思想时你应该怎样做呢?是随政策的改变而改变呢? 还是认为是对的而坚持不同的立场呢?不管怎样，有 清醒的头脑更是左右为难。

毛泽东是一位导师，他确实想让他的学生，即 中华民族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华民族只能存在一种 思想。对中国人民来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是不 成体统的，就是这个把循循善诱的毛泽东与独揽大 权的毛泽东统一在一起。从 70 年代起，这种“统一” 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导致一种周而复始的病症。

1949 年的毛泽东并不指望中国今后一帆风顺， 但他却误解了即将来临的紧张局势的本质。在取得 政权前夕，毛泽东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 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 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25 年后这句话成了现实。

这戏剧像毛泽东预言的那样，不是道德性的而 是制度上的。毛泽东一再试图通过英雄行动实现制 度的更新，他一直在追求一种更加道德的社会，但 这种追求只是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才有意义，在整个 中国社会中则无意义。

正是毛泽东的革命成功才造就了一代超过他的 新人。历史并不因昨天在奋力维系自己的完美而停 滞不前。毛泽东似乎是在向一群肩负着下一阶段使 命的人演讲。

当毛泽东年轻时，有一天同他弟弟打架，当时 他们的双亲才故去不久。一个共产党支部在韶山建 立起来，毛泽东继承父业一边持家，一边进行党的 活动。其弟泽民极力反对，他对毛泽东吼道：“共产 党又不是毛氏宗祠。”

这句话——言外之意是要过和睦的家庭生活! ——激怒了毛泽东，他拿起一根棍子就要去打泽民。 *

*原文有误。实情是，红军初创时期'为一件公 事，毛泽东由于当时心情不好，想动手打已是红军 干部的弟弟泽民。尔后，毛泽东一直为此深感内疚， 并多次以此例说明共产党人要讲民主，而不要讲‚家 法‛。——译注

“批孔”运动的部分灾难是思想观念的作用， 这种思想观念——无论是孔子的还是毛泽东的—— 已经从“长剧”中退场。相对于毛泽东而言，孔子 是文人学究们的特殊领域。对千百万中国人来说， 民族的前途高于一切流传下来的华丽经文。

“我们可爱的同胞，”他在掌权前说道，“将能 像人一样生活，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政府。”但 是，深埋在毛泽东脑海中的是一个道德共同体，而 不是一个民主政体。

“人民”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玄学上的集合名 词，而不是存在着利益竞争和意见相左的公民队伍。 他说“人民”1949 年掌了权，这倒有些符合事实— —他的政府广泛代表了普通人民的意愿，并确实在 为人民谋利益——不过仅仅靠更换人民的代表，“人 民”永远不能掌权。

毛泽东确是把自己视为圣人，圣人排除了中间 组织直接联系着群众，而政治的领域就是其现代意 义。这是旧中国已确立起来的模式。真理和权力集 于圣贤一身，他驾驭着作为现代化的国家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这实际上是一种灾难性的模式，而且是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能接受的模式。

毛泽东在延安批评 28 个布尔什维克时说：“如 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 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种形式主义的束缚。”它真的发 生了。这种极端倾向的形成皆因之毛泽东。

漆有红黑两色“中国民航”字样的波音 707 停 在洛杉矶机场成了一道奇观，它是来迎接理查德·尼 克松的，这是他离开白宫后第一次重要的公开露面。

中国政府派专机迎接一位私人身份的外国来访 者是没有先例的。在一片冰冷的茫茫雾气之中，这 架波音 707 降落在北京机场。新上任的代总理华国 锋微笑着站在柏油道上。

毛泽东和尼克松觉得他们像是一对老朋友，不 过风光不再。他们会晤了 100 分钟。

尼克松坐在江青身边听着“解放台湾”的歌曲， 在一个令人望而生畏，应有尽有的阶级斗争展览面 前，尼克松露齿一笑，这是一部反映从原始人时代 到邓小平时代的阶级斗争血泪史。邀请名声不佳的 尼克松再次来访是毛泽东的主意，看来是这位老人 在事实不足的基础上作出的又一错误决定。

对许多人来说——而不是对毛泽东——尼克松 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再次露面，其受欢迎程度好像 是在宴会闻到泄漏出的汽油气味。恰好在三天之后， 新罕布什尔州开始了初选。福特受到里根的挑战。 白宫仍难忍受那令人记忆犹新的福特对尼克松的 “特赦”。

事后才知，甚至中国驻华盛顿的外交官也向北 京指出，邀请尼克松访华可能会产生误解。但中方 对美国国情的不了解使得这些建议被拒绝。

毛泽东很想见尼克松。他在 1974 年下半年就曾 请伊梅尔达，马科斯转告尼克松，并且他还向三位 后来的客人重复过这些口信。毛泽东认为中国外交 部对此也许赞同，也许无可奈何。

毛泽东从不深究其他国家民主政治中细枝末节 的变化。对 82 岁的毛泽东来说，象征便是现实，过 去的回忆被赋予现在的意义。在他心目中，中国仍 是个强大的王国，自成世界。

毛泽东并没有像某些美国人猜的那样是要为尼 克松“恢复名誉”。与这种猜测相比，他正在做的事 要简单得多。他的立场是以中国为中心。毛泽东欣 赏尼克松在美中关系上的突破，为什么不该给他荣 誉呢?*他对福特的僵持政策感到失望。当福特对中 国和苏联都无动于衷时，中国又有什么失落的呢?

*尼克松受到了与两个月前来访的福特一样的 首脑级待遇。他与华国锋谈了 6 小时，在全世界仅 能从零星的信息中了解这个人时，他却成了研究这 个人心理的第一位外国人。他还是第一位被允许以 私人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的外宾。

毛泽东决不会理解在水门事件上的反尼克松的 观点。“水门事件的处理太出格了。”他对泰国克立 总理抱怨说。他又对蓬皮杜说：“我们不能理解对这 种事为什么要如此小题大做。”他确实不明白：在他 看来如此小的一个麻烦竞能把尼克松总统赶下台。 从中国的利益出发，他也不愿看到因美国内部换马 所造成的后果。

“言论过分自由。”这是毛泽东对水门丑闻原因 的诊断。毛泽东说在 1968 年他自己也做过这种事。 他反问道：“你身上正好带着一个录音机，你就想给 这场谈话录音，这又有什么要紧呢?”他若有所思地 说：“美国人大多喜欢摆弄录音机嘛。”他对克立先 生也断言：“我看尼克松下台是美国的战争贩子搞的 鬼。”

“请写信告诉尼克松，就说我很想念他。”他直 截了当地对克立总理这样说，有些令人吃惊。毛泽 东对尼克松下台的评价中有一种同情、困惑及中国 人深深的民族优越感。

在邀请尼克松来中国这件事上，毛泽东试图鞭 策福特比为难他的成分要大些。毛泽东对美国的初 选知之甚微；并且尼克松成行的最终决定是在圣克 利门蒂而不是北京。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更重大的 问题：中国究竟应该重申同美国的关系，还是让这 种关系衰退，并进而同苏联谋求缓和?

当千百万中国人民看到《人民日报》头版上毛 泽东与尼克松握手的照片时，这并非意味着批评福 特，而是进一步确认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

尼克松对美苏缓和表示怀疑，这一点满足了毛 泽东。他在一次宴会的致辞中说，他认为“仅靠签 署一份原则性声明或举行一次外交会议”就能确保 和平的想法是“天真的”。这种对讨论欧洲安全问题 的赫尔辛基会议的明显批评，对毛泽东来说像音乐 一般中听，但对福特来说未必中听。

美国问题也是与邓小平的问题紧密联系的，这 存在于毛泽东的头脑中而不是在现实中。**而去年 发生的两段莫名其妙的插曲现已明朗化了。

**邓小平似乎与尼克松在进出于横跨太平洋 的旋转门时闹别扭，尼克松(1972 年)‚进来‛时， 邓小平刚好‚出去‛：而邓小平(1973-l975 年)‚进 来‛时，尼克松又‚出去‛了：现在，尼克松赶采 ‚进去‛时，邓小平又‚出去‛了。

福特访华前不久，受人喜爱的中国古典小说《水 浒传》突然被公开指责为有害的书，毛泽东认为这 个农民造反的故事旨征宣传“投降派”。他指出，《水 浒传》中的农民英雄宋江，根本不能称为英雄。这 一反他向来所持的观点。他在发这些批评性的唠叨 时，张玉凤和讲师卢荻在场。张玉凤要卢荻记下毛 泽东的话，以当作最高政策。北京开始传出小道消 息，邓小平(也许还有他的某些军界朋友)将要“投 降”莫斯科，就像宋江假装抵抗而最后“投降”皇 帝一样。

邓小平对这种牵强附会的做法报之以嘲笑，对 有关评《水浒传》的问题，他轻蔑地说：“有些人听 见风就是雨。”

第二段插曲确是不同寻常。21 个月前，中国在 西北部扣留了一架苏联直升机上的全体成员，并一 直被北京称为“间谍”。然而，恰好在福特慢吞吞地 回到家时，他们又突然被宣告无罪。中国政府说他 们不是间谍，还给他们举行大型宴会，并令人难以 置信地把他们送回莫斯科。

由一再宣称这些闯入者为间谍，到宣告他们无 罪，北京以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对待一场间谍指控 案，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史无前例的。当毛泽东 和福特的高级会谈失败时，中国政府是否会改变对 苏联的观点呢?

似乎可以肯定，在福特的黯淡之行后，毛泽东 并不赞成宣布苏联的机组成员无罪。这件事只有可 能是邓小平，这位毛泽东当时的主管大员授权向莫 斯科作出姿态。*

*可以肯定，邓小平对 1976 年的毛泽东来说是 可疑分子。毛泽东从一个令人失望的同事身上发现 不恰当地对苏联采取友好态度是一个错误。但这并 不令人惊讶。这是毛泽东与党的首脑人物之间发生 的一次大的冲突。

最终，尼克松之行并不像美国报纸讲的那样损 害了美中关系，但也不像毛泽东希望的那样使中美 关系得到较大促进(中国公众的心态除外)。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尼克松就北京和 华盛顿的关系作展望时引用了毛泽东的词句。尼克 松和毛泽东彼此的印象很深，他们似乎是在攀登个 人的高峰。而未给外部世界带来什么变化。

对尼克松来说，这次访问只是对 l972 年的那次 作了一个怀旧的注脚。对毛泽东来说，尼克松之行 不仅在于怀旧，而且也是他用力掷向政治局战场的 一颗手榴弹。

《人民日报》第一次发表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 公开指责(“那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之后仅仅 一周，毛泽东就听说了半英里以外的天安门广场发 生平静而紧张的示威的消息。

清明节是中国人缅怀去世亲友的节日。人民英 雄纪念碑的台阶上出现了悼念周恩来的花圈和诗词， 许多人都来观看这一壮观场面，这似乎无可非议。

但气氛很紧张。有些诗远不止是纪念周恩来， 它们猛烈抨击那些自周恩来去世后三个月以来猖獗 异常的极左派。对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的赞美就是 给江青刮耳光。有人还提到一些怪物，如用“妖魔” 一词来戏弄姚文元。其寓言极微妙，但带有爆炸性。

人们的第二个主题是对中国现状的焦虑。“目前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有人站在“闲人莫入”的人民 大会堂台阶上向群众高声问道：“中国向何处去?这 是最大的问题。”

对毛泽东的批评可以说是暗藏的第三个主题。 有篇文章说：“秦皇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而秦始 皇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不同于腐朽的孔子，他 是一位常被赞扬的典型人物。在这朝气蓬勃的示威 中，蕴藏着对毛泽东的家长制的不满。有一首诗以 挑战甚至是警告的口吻写道：“中国已不再是过去的 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这已经不只是在纪念令人敬爱的周恩来了。这 种巧妙做法，以其强劲之力把一部分民意吹人了毛 泽东宫廷政治的灰暗大厅中。纪念碑前这场声势浩 大的运动有可能是对数月来极左派中伤邓小平为 “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最有力回击。

来自广场的消息刚刚传出，他的侄儿毛远新就 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它们像 一挂燃着的鞭炮，一个接一个地炸响了。北京当局 把花圈从纪念碑前搬走了，这一举动把一场平静的 悼念活动激化为骚乱，骚乱持续了 l4 个小时，至少 牵涉了 10 万人。人们乱成一片，车辆被烧，近百人 受伤。有个年轻人——清华大学的学生，无疑是极 左派的追随者，做了一个简短演讲，他硬说周恩来 曾经数次犯了“反对毛主席”的罪行，他话没讲完 就被一群愤怒的群众抓住捆起来，在纪念碑台阶上 被推上推下，直到他头破血流。

政治局慌忙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邓小平的一切 职务，正式选举华国锋为总理，兼任党的第一副主 席(一个新职务)，这样，华国锋继承毛泽东作为中 国的领导人。所有这些都由毛泽东一手造成。

邓小平未能成为政治上的可靠接班人，这是由 于邓小平的强硬作风，不合时宜的、务实主义的厄 运所致。并无证据表明邓小平是骚乱的幕后策划者， 北京市长如果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他是不会下 令将花圈撤去的。这样，骚乱肯定也不会发生。

据说政治局“一致”通过开除邓小平的决定， 这难以令人置信。难道军界元老叶剑英、许世友及 其他人会同意吗 ?难道邓小平也投票开除自己吗 ? “一致”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允许公开表明反对毛泽 东的意见。

官方对邓小平的点名指责“死不改悔”倒是事 实。邓小平没有全力反击毛泽东——他正在寻求他 以后东山再起的根基——不过，他封不住自己的嘴 巴。

他对他的支持者说：“如果他们说你复辟了，就 说明你的工作做好了。”

4 月下旬，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来到中南海，他 遇见的场面令人尴尬。毛泽东几乎无力移动他放在 安乐椅靠背上的头，费了好大劲他才气喘吁吁地吐 出几个字。

“我明白，”马尔登震惊地说，“他将不久于人 世了。”

有时毛泽东伸出他衰老但光滑的手在便笺上涂 写几个字。对任何熟悉毛泽东那龙飞凤舞的笔迹的 人来说，这些字都能够认清。然而，现在这些字的 意思往往含糊不清。

与马尔登谈了 l0 分钟后，毛泽东在准备上床休 息前，在便笺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句话：“你办事，我 放心。”但这是要华国锋办什么事呢?是下周召开养 猪会议?还是保护马尔登安抵新西兰?抑或是反邓小 平战役?或是中国的未来?

同一晚上，毛泽东又写了一句话：“照过去方针 办。”一点也不奇怪，毛泽东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思想 斗争。他是说按过去一般的常规办，还是按他近期 想好的某道谕令办?

5 月份，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毛泽东度过了难 挨的几分钟。这次会见与毛泽东上次接见外宾的情 况相比，李光耀说：“没有实质性的交流，他的话莫 名其妙，要先由王海容译成普通话，然后再译成英 语。有时王海容还要记下来，回过头与毛泽东核对。”

虽然时有争吵，张玉凤总是毛泽东的长期助手。 她来中南海的那一年之前，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是 毛的主要政治心腹(毛远新与江青也很密切)。在毛 泽东的庭院衰落过程中，在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和 唐闻生失去了作为毛泽东与超越中南海的政治势力 的纽带作用。

政治局的成员们发现，l975 年至 l976 年他们 对任何事都难以达成一致协议。尤其是不知道该如 何对待这位神人。所以毛泽东仍在台上，制定着他 的路线，而其他资深的同事们像不负任何责任的听 差守候在他左右。

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在 6 月份宣布：“毛主席近来 身体很健康，一直忙于工作。党中央决定不安排(他) 会见外国贵宾。”酬过了这么久，中国官方才最终对 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作出解释。这一信息很清楚：毛 泽东生命垂危。数年来，中国人只能见到他同外宾 在一起的照片，再也见不到毛泽东本人的形象，更 不要说知道毛泽东的运动神经元病与心脏疾病了。 根据近几周来毛泽东同新西兰、新加坡、巴基斯坦 领导人的费力而又短暂的会见，可知这个决定做得 太迟，也很微妙，它肯定不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 决定的全部内容。

极左分子似乎也反对这一做法。对上海的激进 分子，对江青以及与毛泽东亲近的其他人来说，毛 泽东是他们的主要支柱。

政治局剩下来的务实派倒是欢迎这一做法，不 过他们的力量太弱，还无力促成这一结果。

华国锋无疑是领路人。这位腼腆的新任总理紧 跟着毛泽东，他指导作出的这一决定没有冒毛泽东 发怒之险。他不属极左派，所以他要作最后努力， 紧紧依靠毛泽东从而为江青小宗派遮丑。

毛泽东本人是否也参与其中，或是他本人制定 了这一方案?我们不得而知。毛泽东开始受制于他的 奉承者，他已病人膏肓，又不存在一个可继承他的 权力而又受到一致拥戴的继承者。不过，毛泽东不 再接见外宾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辞职。

亲信、枪杆子、个人效忠及血缘关系开始比宪 法或任何规章都更能起作用。

政治局的各位成员都竞相捕捉毛泽东那里传出 的信息或文件，许多权力都转入了长期在毛泽东身 边的贴身警卫官汪东兴手中。汪东兴手下有一支精 锐的 8341 警卫部队，他还负责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 作。汪东兴瞧不起江青，他的警卫部队在做反对江 青的工作。虽然不像“左”派势力那么深广，但邓 小平和他的支持者绝没有放弃行动。在“左”派这 边，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成了联络员，邓小平对毛 泽东的任何政治批评及媒体的任何批评他都随时报 告。

上任后不久的一天，毛远新来告诉他的伯父， 上海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贴了一张扰乱人心的大字报。

大字报说，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对周 恩来的评价太高。“那个定论应该改过来。”无论毛 远新告诉毛泽东大字报一事的动机如何，据说毛泽 东作了明确果断的表态：“攻击周恩来，人民一定会 起来反对，周恩来追悼会上的悼词中的结论不能改。”

几天后，中国人民手上有了一条新的毛泽东语 录，其模糊性说明一个严重问题，即生命垂危的圣 人仍在当权，却又无法管理。

这条语录是：“翻案不得人心。”但是，借孔夫 子之言所说的话意义何在?它在告诉中国人民—— 他们当然不知道毛泽东与其侄子的谈话——毛泽东 的意思是：人民不会支持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 的案。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还在同情邓小平，而是说极 左派在利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或是捏造这种 不满以达到他们自己更大的目的。

在政治局激烈的争辩中，毛泽东的名字被搬来 搬去，即使毛泽东本人出席会议也是这样。在一次 会议上，张春桥批评道，中国进口全套的工厂设备 背离了自力更生的原则。华国锋壮着胆子说：“所有 这些重大的引进项目，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张 春桥嚷道：“你总是拿主席来压人民。”

在多次这样的争吵过程中，毛泽东明显地默默 坐着(或躺着)，时而轻叩着手。那个晚上，他写下 一条重要格言，然后找这方或那方的主要人物到他 那里，以显示自己倾向于哪一边。

毛泽东接着对坐在他卧室的人说：“人生七十古 来稀，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早就该死了。”这显然是 一个不准备讨论的问题。毛泽东有意要暴露生活中 的阴暗面，他盯着这些无言的、善解其意的同事们 宽厚地说：“你们中不是有人希望我早点见马克思 吗?”

最终华国锋好不容易开口说：“没有。”

毛泽东点破了华国锋的搪塞：“真的一个都没有 吗?我不信!”

死神对 1976 年的中国没有丝毫怜悯，似乎清明 节的政治地震闹得不够，仲夏时节，一场真正惊人 的大地震把唐山市连根拔起了，死亡近 25 万人。而 这时朱德刚逝世不久。

毛泽东感觉到了唐山地震，其剧烈足以震动了 他的床，使人情绪不稳甚至害怕。他的总部不得不 转移到防地震的建筑 202 号，不过仍在中南海内。

如果这场悲剧没给他一种预感那才怪呢。乡土 中国历来迷信自然现象是政治事件的预兆。农民们 认为，一场剧烈地震意味着一个朝代及所授予的统 治权的结束。毛泽东的思想披上了传统的外衣，他 肯定也联想到同样的事情。

国中谣言四起，大部分谣言都说毛泽东快要死 了，而且官方新闻机构也承认对这种谣言现象无能 为力。

地震前，乌龟变得烦躁不安，熊猫则抱头嘶叫， 老虎和牦牛在感觉到预震时都趴在地上——动物感 觉到了自然的反常。

地震后谣言纷至沓来，银行被抢，交往中的无 礼行为更加频繁，工人不负任何职责——人们感觉 到了政治的地震。

自从 1949 年以来，无论形势多么危急，毛泽东 的在场始终是权威的最终源泉与平息动荡的巨大力 量。

这个时代正在结束。它隐隐呈现出的非连续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活中是没有先例的。

毛泽东在一次关于战争的谈话中说：“负担太重 时，死亡是一种解脱。”到 8 月下旬，毛泽东的负担 太重了。9 月 2 日，他第三次病危，昏迷不醒。

各派挥笔去发挥那些偶像化的乏味词句的时机 到了。华国锋该制订继承大业的计划，江青该忙着 谋划自己的对策了。

他真的还活着吗?在临时的防地震建筑 202 号， 躺在那里的毛泽东似乎是虚幻的。对政治局的所有 派系来说，毛泽东已被毛泽东主义所代替，现实中 的 82 岁的毛泽东被循环生成一打“毛泽东们”。这 适应了循环者们的需要。

江青及其同伙对毛泽东之后时代的到来缺乏自 信，虽然这伙人试图从毛泽东哆嗦的嘴中挤出一句 什么临终指示，但毛泽东只能在另一方谈论政治了。

外电总是说，毛泽东的逝世会带来不稳定。然 而，毛泽东的在世一直就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不 稳定的主要因素。而不知毛泽东的死期这一事实则 是最后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对于这个遭受近 20 年磨难的国家来说，毛泽东 的逝世将带来返璞归真意义上的稳定。

在毛泽东的总部，摆满了医疗设备，两名政治 局委员日夜值班。他们值班是出于责任但没有权力。 “四人帮”中最年轻的成员王洪文，为了减轻压力 总是看香港电影或溜出去到西苑军用机场的野外打 兔子。

北京晚秋一个和煦的下午，3 点 30 分，收音机 预告半小时后将有重大新闻。在北京市市中心工作 的一些人猜测着新闻的内容，因为他们上午看到川 流不息的小轿车进出中南海。

“毛主席逝世了。”

9 日的凌晨，毛泽东离开了人世，仅仅 l6 个小 时后，政府就向全国和全世界发布这一消息。按北 京的标准，可谓闪电般的速度。

普通百姓有的在哭泣，更多的人则惊心不已。

在现时代，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比任 何一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要长，几亿中国人想象 不出没有毛泽东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降半旗志哀，毛主席像章几年 后又一次佩戴在某些人身上，成千上万的人买来《人 民日报》以了解详细情况，他们平日从不劳神去读 它上面空洞乏味的文章。这次，这份报纸在北京的 发行量增加了 9 倍。

不过。首都北京的气氛(甚至这个国家其他的一 些地方)显得很平静，没有出现像斯大林逝世时苏联 笼罩着一种不安的瘫痪气氛，也没有自发的群众“事 件”，人们照常工作，照常生活。

死亡，对中国人来讲是超脱不了的自然规律。 很少有人装模作样让人感到毛泽东的死足以使他们 流泪。“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布的讣告 充满感情，“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爱戴 他„„”

这位农民领袖曾带领中国共产党从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脱离出来，并使中国震撼西方，现在则被誉 为“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哀悼活动宣布持续一周。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将没有任何体育和娱乐活动，毛泽东的遗体停 放在人民大会堂，人们无论职位高低，列队经过灵 柩，“致以最后的敬意”。

这起码是新华社首次报道的消息。然而在稿子 被广为播发和翻译之前。还是有一处小小的改动， “最后”被删掉了，变成人们前来“致以敬意”。

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追悼大会。

这一改动表明，毛泽东的遗体——更不用说是 他的思想遗产——成了形势严峻的政治局一个棘手 的问题。

在 1956 年，毛泽东曾在倡议书上签过字，同意 死后遗体火化。“我死后，”他在另一场合则说，“把 我送回湖南湘潭。”后来有几次，他曾去过八宝山公 墓为他和江青选择了一块墓地。他不止一次带着江 青去看过这块 886 号墓地。

1976 年在某些中国领导人看来，把江青与毛泽 东一起殡葬的计划是不能容忍的。多数人认为最为 妥善的解决是像周恩来生前处理他自己的遗体所指 示的那样，将毛泽东火化并把骨灰撒向“中国的江 河大地”。

但是，在毛泽东逝世的几小时内，政治局决定 将毛泽东的遗体永久保存。医生怀疑这一计划是否 能够实现。他们听说，在莫斯科，列宁的鼻子和耳 朵都已腐烂只得代用蜡制品，斯大林的胡子也掉了。 再者，将 22 公升甲醛注入毛泽东的体内，这只能作 为临时性手段。中国古代的方法证明是不适用的， 因为皇帝的遗体是深深地葬在地下而绝不会暴露在 氧气中。而毛泽东的遗体将这样处置(供中国的群众 瞻仰)。

派人到河内去研究胡志明遗体的处理方法，但 越南人闭口不言。或唠叨着胡志明遗体的事，甚至 说在 7 年内也会腐烂。医生决定采用注甲醛的方法， 第一步是摘除心、肺、胃、肾、肠、肝、膀胱、胰 腺、胆囊和脾，接下来是在毛泽东的颈部插上管子 以能注入足量的甲醛到没有内脏的体腔内。作为预 备，工艺美术研究所受命用蜡制造毛泽东遗体的复 制品，复制品制得毫发无差。

30 万人列队经过水晶棺“瞻仰”遗容。外交官 瞻仰的时间作了专门安排，那些具有共同思想意识 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友人单独列为一队。在中央委 员们送的花圈中，其中有一个花圈的挽联这般写道： “深切哀悼敬爱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您的学生 和亲密战友江青„„”

123 个外国政府发来了唁电，其中多是些无感 情的平淡颂词。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诋毁毛泽东的 政府越厉害的，在 1976 年对他的颂词也越多。毛泽 东一定会笑慰在这种矛盾之中。

在纽约，联合国下半旗志哀。在莫斯科，《消息 报》只在倒数第二版的底部发了一则报道。在香港， 股票市场混乱。在台湾，则举行庆祝活动。

旅居多伦多的张国焘讲了一句伤心的话：“我们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请这位 80 岁的倦怠老者就 其昔日对手之死作一番评论时，他毫无怨恨地说： “像我一样，毛泽东也是凡世之人，死亡只是时间 问题。”

在毛泽东的哀悼周的最后一天上午，百万人到 天安门广场开追悼会。下午 3 点，全中国停工 3 分 钟，整整 9 亿人(不怀疑有少数人例外)默哀。中国 所有的火车、工厂、轮船都为这特殊的 3 分钟鸣笛。

王洪文主持追悼会，这种不成体统的安排与追 悼会不太相称。华国锋致悼词，他以故作老练的口 吻赞颂毛泽东的伟大，批判邓小平的罪行。

孙中山的遗孀站在华国锋身边，华国锋空谈什 么党内的“走资派还在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

大会结束时，每一个在场的人——包括全中国 在看电视或听广播的人——向天安门上毛泽东的巨 幅画像三鞠躬。随后，一支 500 人的乐队高奏起“东 方红”，该歌曲的最后一句称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 星”。

下午 4 时，人群散去。自行车又像往常一样潮 水般通过天安门。追悼会后，人们乘坐的小轿车、 面包车从大会留下的废纸屑上碾过，渐渐地远去。 毛泽东时代结束了，邓小平的时代即将诞生。

1946 年。延安军民向毛泽东献‚人民救星‛金匾。

尾声

尽管有诸多过失，但毛泽东有幸使中国有了新 的开端。毛泽东是 20 世纪富有魅力的政治家。

当然，如果毛泽东不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成为领 袖，那么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就不可能掌权。一场 没有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肯定会逊色不少，它将 失去其应有的、区别于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特 色。

是什么使他成功地掌握党政权力，取得最伟大 的成就?那就是他特有的火一般的热情。没有这个， 就没有人能像毛泽东那样随着中国末代王朝的衰落 来点燃他的时代。他很自信，也坚信他的农民军队 最终会胜利。这——不仅仅是对权力的渴望——赋 予他坚如磐石的意志。

这种改变大国政治秩序的个性特征的力量，并 不是独立的，而是与时代的社会特征紧密相连的。 毛泽东生长于动乱年代，那时人们呼唤一只可以拯 救他们的强有力的手。在那个激烈动荡的年代，那 些意欲拥护像毛泽东这样的决意反传统者遍地皆是， 可谓空前绝后。

那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年代，中国像是准 备了百场节目的狂欢场地，待演的节目都在谋求公 众的允诺以便随时登场。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军 阀、土匪、教徒、外国探险家以及冠以其他名称的 人物，全都旋转着拥挤在一起。兴起、败落、昙花 一现的联盟，方生方死的新行动计划，在这种环境 中，一个意志坚决的人，有着千载难逢的良机与世 争雄，变革社会。

与这狂欢场地上的其他人物一样，毛泽东也以 身相搏，并且气运亨通。有三四次，毛泽东以毫发 之差避过了灭顶之灾。„长征结束后，他之所以赢 得中国共产党的指挥权，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主要 竞争对手在挣扎着通过西藏时时运不济。

在诸多混乱的大事件中，日本进攻中国的时间 选择对毛泽东大为有利——这挫败了蒋介石的计划。 在一群身居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地位的冷静而又富有 谋略的人中，毛泽东因与莫斯科及第三国际保持一 定距离而免遭毁灭。然而，几乎每一位赞同苏联拙 劣建议的中国领导人，都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失去 了立足之地。毛泽东是在巧妙消除不适应中国的克 里姆林宫策略过程中幸存下来的。

毛泽东的秘诀在于他深知暴力的必要性，实际 上他也乐于此道。毛泽东拿起枪走向农村，走在了 别人的前面，他离开了那些待在上海的人。

在战争中，毛泽东凭借两个长人之处而得心应 手：灵活机动的策略和使下属领会其策略的能力。

毛泽东曾自称为中间偏“左”派。这也是他的 方法。他确实在农村对父亲发出过绝妙的最后通牒， 确实经常灵活地利用“统一战线”孤立过主要敌手； 确实有意放纵过“左”派的那些好斗的家伙，并在 他们能量耗尽、成为多余之物时制服他们。

他的共产主义目标和对右派的嫉恨每每使他跃 向左边，但极左不是他精神上的迷恋之处。他喜欢 这种骑墙的姿势。当他愿意的时候，用一支讽刺的 利箭或一剂现实主义的苦药，他就可以反驳右倾， 而且又抑制“左”倾。他常说“两条腿走路”。这种 天然的均衡性——有点像古代中国人信奉的阴阳刚 柔相济的二重性——在毛泽东的全盛时期，对毛泽 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他博览群书，足智多谋，而且他来自中国的内 地。这两个因素都同样重要。在革命的热潮中，他 能冷静明智地驾驭群众的激情。

毛泽东也曾为一些过激行为兴奋激昂——如许 多人在行将灭亡的旧中国面前所表现的那样——然 而他又能持超然之态分析自己所获的经验。

最后，不能撇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特点来解 释毛泽东的品格。索马里能产生一位毛泽东这样的 人物吗?新西兰能吗?我们不能仅仅从其个体心理特 质来说明毛泽东的成功。旧中国产生了坚定的、反 叛的、神奇的毛泽东，正像毛泽东缔造了新中国一 样真实而合乎逻辑。

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毛泽东都占有重要地位。 毛泽东领导了一场摧毁旧中国的革命，与其他任何 主要国家急剧的社会变迁相比，他推动中国进入改 革的运动可能更加剧烈。他为世界上这一最古老又 最庞大的政体恢复了独立，赢得了地位。

就 20 世纪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而言，志 在成为主宰人物的必定是位巨人。在有记载的中国 三千年的整个历史中，毛泽东可以列入十多位最主 要的统治者之中。

作为一位统一者，他可与汉朝(汉高祖)、隋朝 (隋文帝)、唐朝(唐太宗)和明朝(朱洪武)的开国皇 帝并驾齐驱。甚至可与他眼中的英雄、气扫六合的 秦始皇相提并论——秦始皇在耶稣降生前 221 年就 统一了中国。

作为中国社会的改造者，他要胜过隋朝和明朝 的两位开国皇帝——因为他们几乎未改变社会体制 ——并且，这一点只有反传统的秦始皇才能与他匹 敌。或许还有王莽(公元 8—23 年在位)——他是在 封建主义寒冬中提前报春的社会主义之鸟。

作为一种学说的创始人，毛泽东超过了包括秦 始皇在内的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执政者。也许，堪与 他并列的是建构了中国人生活模式的孔子及其他圣 哲。在某些方面，毛泽东又超过他们，因为他生前 就声名远扬；而中国大多数圣贤则是死后流芳。他 类似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但他在夺取和掌握 中国的政权上比洪秀全更胜一筹。

毛泽东之所以显得如此伟大，在于他的影响持 续不断地支撑着现代中国剧变的各个不同时期。他 的生活经历足以使他成为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 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

50 多年前，毛泽东是中国的马克思，因为他分 析了被外国列强瓜分了的封建中国的诸种弊端。他 成为中国的列宁是因为他领导造反者从农村包围城 市夺取了政权。1949 年后，他又戴上了中国的斯大 林这第三顶帽子，因为他要用泥刀和砖头来建设一 个社会主义新中国。

毛泽东不止是一种而至少是集五种角色于一身 的人。他是点燃全国反抗烈火的农民运动组织者、 军事统帅、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赋予马克思 主义一种新的东方伦理的哲学家、全球最庞大的行 政机构的政府领袖。

他是社会活动家，也是梦想家，是半知识分子， 类似于拿破仑、戴高乐和丘吉尔。这类思想、行动 一致的人物在动乱年代总是具有影响力。人们发现， 历史由于竞争颉颃才显得活生生。毛泽东坚信过去 的美景可以再现于未来，这激起了他最初的政治雄 心。他的独特兴趣在于历史是如何演进的。他认为 理想和非凡人物的坚强意志是历史的关键所在。

这类集活动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与空想知 识分子不同。他具有军人的心智，兵权之剑倚挂在 史籍之旁。他热爱自己的国家甚于最为闪光的逻辑 真理模式。他鄙薄技术，对于机器能改变我们生活 方式的观点不轻易苟同。在经济领域他可不是行家 里手。

毛泽东、拿破仑、丘吉尔和戴高乐都是这类集 思想和行动于一身的人，这类志存高远者颇难博得 “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赞许。走出书斋拯救自己国 家的特立独行者终会成为传奇人物，而且很难把他 们与那些曾激励过他们去行动的圣贤英雄区别开来。 不是毛泽东的思想对历史有巨大贡献，而是他的行 动实现了他的思想。

对于 20 世纪中叶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毛泽东 的主要功绩在于统一了中国。这个国家的幅员和多 样性与整个欧洲相当，但常常缺乏政治上的统一。 在 20 年代，中国变得如此衰败和混乱——像一盘散 沙，如孙中山哀叹的——以致许多中外人士本能地 认为，不可能把中国合而为一了。

毛泽东领导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统一的时 代之一，方言在逐渐消失。学校教育使孩子们易于 辨认打上了“新中国”印记的喜马拉雅山脉和东邻 朝鲜的森林。共产党组织的网络使当时中国 28 个省 的相互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本书能像“文化大 革命”时期的《毛主席语录》那样被亿万人诵读。 人们甚至一边哀叹这本语录成了知识分子的紧箍咒， 一边还是把它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顶礼膜拜。

中国由毛泽东领导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这在中 国人的眼中尤为重要。这恢复了中国人崇高的自我 形象。“东亚病夫”的崛起足以使亚洲的其他国家对 其新产生的能量感到紧张。毛泽东年轻时心忧天下， 所担心的莫过于中国遭外敌人侵而覆亡。

自 1949 年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来，正 当壮年的毛泽东意之所欲已得到时间证实。当北京 宣布核试验时，中国年轻人便神情激动起来。政府 同人民之问的默契使外国军队——不管是苏联、美 国，还是日本的——都不可能“威吓中国”。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呢?他第一次把农民置于马 克思主义革命计划的中心；他把帝国主义当作他所 处时代的世界政治的关键，这甚至超过了列宁。这 些都是他学说中的孪生支柱。

不过，毛泽东也创造了两个概念，它们使基于 支柱顶端的理论大厦更具有特色。他极为恼恨僵化， 他用自己欣赏的观点取代了欧洲马克思主义定律， 这就是：一切皆流，永远如此。

在毛泽东看来，革命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生 活方式。他环顾四周时看到的是无数的不满星火， 并渴求用变化之杖来搅动罐子——这是毛泽东施政 过程中两个恒定不变的东西。

我想，他全然没把社会主义视为一门科学。马 克思、恩格斯则不同，他们宣布以前所有社会主义 者的思想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对如何策划夺取政 权，毛泽东像计算尺般的精确。可是，他追求的社 会却不能以科学法则来划定。

毛泽东的优点在于他永不自满，总在追求一种 更具人性并能深深感觉到的社会主义。如果说，德 国人发明了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可以说，毛 泽东尽其努力使社会主义柔化成一种社会道德。他 不仅需要一个新国家，而且需要一种追随他的新公 民。

毛泽东的弱点是在年老时并不十分清楚他想要 什么类型的社会。他父亲似乎对他的影响极大(赋予 他全力以赴的斗志和对敌的专注)；有时似乎又是他 母亲的影响支配了他 (赋予他安享一种道德生活的 既定目标)。

毛泽东在他自己的有生之年闻名于中国以外的 世界。在中国 3000 年历史上绝无毛泽东这样的人物。 而令人回味的是，这个在农村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极 少关注中国以外的事。两次赴俄是他仅有的国外经 历。

会见埃德加，斯诺时，他已年过四十。这是他 一生中第一次与外国人建立一种较为持久的关系。 他终生没有掌握外国语言。

在其一生睁大部分时间，毛泽东的视野和热情 只限于中国。其他国家仅在这样的范围内才能引起 他的兴趣：或者它们干涉了中国：或者它们具有中 国能学习的思想和经验。

身为伟大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毛泽东的精神 锐气也注入了世界意识。在许多国家，“毛主席”这 一有助于跨越文化障碍的亲切的尊名，已成为大多 数国家家喻户晓的用语。在 20 世纪 60 年代，《毛主 席语录》译本的数量之多使《圣经》也黯然失色。 即使是孔夫子，他的学说也从未传播到如此之多的 国家。成吉思汗以其影响名扬欧洲，然而他没有学 说。毛泽东是“第一位以朴素而直率的语言同世界 谈论我们的切身利益的中国人„„”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 毛泽东是各种各样的反殖民主义形式中的主要的人 格象征，他比苏加诺、尼赫鲁、纳赛尔更具魅力。 因为他知道，要在落后的民众中实施新政，不仅是 诅咒西方，而且需要在本土有一个依靠自力更生的 整体变革。

在西方，我们不习惯接受在远东崛起的、有巨 大影响的政界人物。一位中国人站在世界历史的界 岸上向我们招手——这就是毛泽东的新奇之处。尽 管他是大地的儿子，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他 已作为 20 世纪世界政治巨人之一而走完自己的人 生历程。我想，就他的盖世影响看，只有罗斯福、 列宁，或许还有丘吉尔和戈尔巴乔夫才能与之相提 并论。

正是这位中国圣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其民 族主义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准备将社会主义束之高 阁，如果它不能拯救和繁荣中国的话——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中发射出两颗最具反响的子 弹。l960 年他与苏联的联盟破裂使国际共产主义联 盟寿终正寝：l0 年后他向美国敞开大门，把一个两 极世界改变成三角关系的世界。

他所施展的技巧令全世界惊讶，全世界由此领 略了中国人的谋略之深。

毛泽东在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分之一世纪之 久的时间内再造了中国社会。毛泽东的一些改革已 迅速消除。然而毛泽东主义时代社会变迁的另一些 影响将持续到未来——持续到这位神话般的人物因 岁月不饶而逝去之后人民生活较自由的时期，并持 续到中国实现现代化以后。

毛泽东的政府使新中国比旧中国在三种方式上 有更多的社会正义。酬劳主要取决于工作而不再是 出身或者土地和资本的占有。因此，中国的产品分 配成为世界上最为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绝对贫困 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 ——首先是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少数人 才可购买的商品。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向社会现代化——现 代化的最有效形式——迈出了一大步。虽然这一过 程使年轻人得以转变而与毛泽东的世界观背道而驰， 但这些现代人是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言的产 物。

在他临终时，毛泽东能够宣称中国已经向繁荣 迈出了几步。经济发展出于多种原因虽不如日本给 人以深刻印象，但要胜过印度。尽管毛泽东偏好拔 苗助长而有损其正常生长速度，但实质上的所获是 基本的。

总之，毛泽东留给中国的是很大程度上的自给 自足和世界第六经济大国的地位。

然而，毛泽东的履历复杂，特别是在国内，作 为一位男子汉和一名政治家他有很大的缺点。他有 较强的成见，不总是前后一致。

由于位处至尊，毛泽东总的说来不是一个无忧 无虑的人。他的同事中与他私人关系密切的人没几 个。难以容纳他人，任意的工作方式背后是空虚。 他是一位伟大领袖，然而在许多工作方式中表现出 来的可不是值得称道的特质。

毛泽东有自己奇特的合作方式。如果为了成功 必须如此，他可以与任何人结成联盟。

他走“之”字路，因为他不能沿着既定的政策 通道行进下去。他常常对亲手栽培的树所结出的果 实感到惧怕而畏缩。他周期性地发出的雷霆之怒所 针对的正是官僚主义思想，在一个 9 亿人口的国家， 这有点像是说不允许园丁沾一点泥巴。

遗憾的是，毛泽东在 1976 年所遗下的中国缺少 些他的社会主义所允诺的玫瑰色美景。毛泽东指望 新中国有一种“繁荣的文化”，然而政治宣传吓倒了 作家和教师。他期待着公民“心情舒畅”，然而他却 撇下一群闷闷不乐的平民而去，他们已经体验到不 必伸长脖子等待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毛泽东在 1949 年以后从未平 静下来过。他从未劳神去把过去原有的革命价值观 念转变成胜利后年代的行动模式。他作为一位管理 者要比作为一名反传统者、导师和战士逊色。

事实已经证明且将继续证明，中国要从落后的 经济中复苏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在毛 泽东逝世多年之后，这一复苏将仍然是缓慢的，而 这种为民族雪耻的复苏是毛泽东革命的第二个任务。 这部分是因为要使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由贫 穷走向富裕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部分是因为毛泽东 不像擅长政治那样擅长经济。

这位曾自称为既有虎气又有猴气的人确实充满 矛盾。他向生活中的一切俗套甩石头，然而他在对 因循守旧的警惕眼光中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陷于泥淖 之中。他自己时常沉溺于传统的水波之中，可是却 要中国的年轻人远离此地，游向那高高的现代荒漠 之陆。他承认意志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他又 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向历史的客观力量让步。

在毛泽东身上总有什么东西使他拒绝踏上易于 成功的平坦高原。只是在困扰之时他才会返回古老 的价值之路。经济进步是毛泽东对中国的全部希望 所在，但他常在对这种进步的特质焦躁不安。他毅 然把政府内的团结和信任抛在一起，以发动其骇人 听闻的“文化大革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如果与 苏联保持不密切的事务性联系便可使北京近些年的 生活有大的改善，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过去的清白 被苏联模式的未来所玷污——所以他宣称莫斯科是 万恶之源。

然而，毛泽东的矛盾不只是存在于他这个人的 封闭着的世界。这些矛盾变得如此之大是因为中国 的变化比毛泽东的变化更大，而中国这种骚乱般的 变化又与毛泽东紧密相关。

毛泽东的一生不能用单块布料来裁剪。晚期的 毛泽东——欧洲非斯大林化之后——与夺取政权时 的毛泽东明显不同。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已自我融化，而 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辉煌胜利而来。“修正”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毛泽东本 应认识到，随着中国条件的变化毛泽东主义也必须 要修改。然而，就像加尔文教徒不十分相信有平行 的权利一样，毛泽东也不十分相信他自己的一切思 想都应由社会现实所决定。他不能面对权威的丧失， 这是他的思想观念必将带来的后果。

毛泽东是憎恨旧事物的人，然而最终他笃信一 种别人发现已经陈旧了的思想观念。年轻的毛泽东 为马克思主义所鼓舞，他熟练地用它来赢得了政权， 且带来了中国的新时代。老年的毛泽东则为关系的 改变感到困惑，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他周围的新社 会失去了信任。如果他不是现在去世，而是早逝世 20 年，中国很有可能会更加好一些。有一位领导人 纪登奎在回忆中说得很实际：“他的黄金时代正好是 从(1935 年)遵义会议到 1957 年反右运动前夕这 20 多年。”

毛泽东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 有灵魂。”然而政治热情与灵魂的关系是消长起伏的。 1919 年，毛泽东为一位新娘的悲剧深深触动，他呼 吁“自由恋爱的大潮”。而毛泽东给中国留下了什么 样的恋爱自由呢?说不定什么时候，l919 年长沙那 位女士的敢冒风险的孙辈或因外遇或因同性恋可能 会人狱几年。

这并不是毛泽东失去了让中国人民从重负下解 脱而获得自由的梦想，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掌权数十 年后，个人解放与 60 年前相比已不再是两种截然不 同的政治观点之间的斗争了。

年轻的毛泽东和他的朋友深受个人信念的驱使， 而他们的个人信念同时也就是社会信念。他们把自 己的一生仅仅看成是革命之火的燃料，它将同时改 变中国和他们自己的命运。1919 年的政治是如何为 人民谋幸福。

1976 年毛泽东去世时环境不同了，个人权利不 再轻易能满足重大政治斗争。

毛泽东毕竟诞生于 l893 年，他首先接受的教育 是儒家典籍，他在农村度过了大半生，这是一种没 有机器的生活。当军队潜行于山地时，通讯联系是 中世纪式的。他那一代精英正力图将陷入惊人落后 中的公民拯救出来。

毛泽东是维新者，但这位维新者不可能——绝 不能——跻身于现代人之列。

毛泽东 14 岁违心地以封建方式结婚时，中国的 末代王朝依然存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几十位国家 领导人踏上了通往北京之路，几乎像朝圣者，对纹 丝不动的、向来不会去瞧他们一眼的“如来佛”顶 礼膜拜。他犹如家长一般。确实，由毛泽东作为共 产主义中国之父所演出的这场独角戏，是在家长制 时代的舞台上开始的。

他不是从个人的福利，而是从国家政权的角度 来看待经济发展——在他去世后这越来越被中国人 所专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民族站起来了，但它的 多数公民却没有站起来。毛泽东理解不了核战争那 巨大的、超阶级性的毁灭性威力。他说中国农民“一 穷二白”，在一张白纸上可以任意写上美丽的诗篇! 他念念不忘中国农村的落后和苦行僧式人民的受苦 受难。但毛泽东似乎不理解连续几代的中国人，无 论他们多么聪明、能干，依然处在一穷二白的路途 上也是事实。

不管历史篇章中会有怎样的英雄故事，这种时 刻终究会到来，“白纸”上涂满的符号和传说将不再 传给后来者。自然会翻过这页，年轻一代会发现作 为挑战之源的下一个空白地。

20 世纪初，叛逆者毛泽东的个人特征是与对国 家的混乱感到愤怒和悲哀的一代人的社会特征同步 产生的。

可是，毛泽东的自鸣钟所发出的音响与后来的 社会闹钟发出的音响并不十分和谐。难道这仅仅以 毛泽东的生命终结为尺度吗?但它也解释了为什么 毛泽东对中国的作用超越了其生命。

“不要总认为只有自己行，”毛泽东有一次对他 的听众提出忠告，“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 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就没有了。死了张屠夫， 就吃混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什么人死了就有很 大损失吗?马、恩、列、斯不是都死了吗?还是要继 续革命。”不过，没有了毛泽东，毛泽东的革命实际 上不可能继续下去。

后记

身后境遇

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几年里，中国国内依然视之 为神。尽管这个国家对他怀着复杂的情感，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谈到毛泽东时，其口吻还是俨 然在说一个神祗。事实上，即便到了共产党实际上 的新领袖邓小平准备对毛泽东进行严肃的再评价的 时候，也是为了适应他自己领导的政治需要。那时 很少有人会直接说出‚毛泽东‛这三个字。

随着时间静静地流逝，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开 始少了起来，人们愈来愈不重视他了。1978 年《人 民日报》不做任何解释就不再用黑体字来印刷报纸 中所引用的毛主席语录。…同一年在上海，当我在 复旦大学门口拿起相机准备给毛泽东的白色石膏塑 像拍照时，一些学生领袖臸止了我。其中的一个对 我说：‚别照了，下星期我们就要把它推倒了。‛一 位北京的外籍居民从中国朋友们那里得到了 1500 枚毛主席像章，这些中国人认为：‚留着它们不大好。 扔掉在政治上又不明臹。‛

共产党内部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日渐具有明显 的负面色彩。1979 年的一个内部指示提及毛泽东的 小红书时说：‚《毛主席语录》是林彪为捞取政治资 本而搞的……危害很大、流毒甚广。‛此后的一个内 部文件则为如何处理风行天下的毛泽东像感到颇费 踌躇。‚毛主席像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这是政 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 少到必要限度。‛北京的领导层似乎为如何公开地对 待毛泽东这个问题而迷惑。我于 l980 年在本书的第 一版里写道：‚中国必须，而且我认为将会巧妙地处 理毛泽东的遗产。中国不再需要毛泽东这个人，可 是却需要他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这就是邓小平时 代最初开始处理毛泽东问题时的真实境况。

1980 年夏天，我作为西方学者‚毛泽东研究代 表团‛的一员随团访问中国。我注意到那些对毛泽 东知之甚多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们对此讳莫如深。在 我们代表团和中国专家进行对话的研讨会上，中国 的专家们通常会对美国学者提出的问题报之以苦笑 而不是回答。他们会搪塞说：‚这方面我们还没有研 究。‛如果有人以苏联在 1953 年(斯大林逝世)和 1956 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间对待斯 大林的态度那样来对毛泽东作出任何评价，都会令 中国的专家们惴惴不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我们 代表团举行的一次招待宴会上，社会理论家于光远 提到了社科院正在编纂一套百科全书，不久即将问 世。爱德华〃弗里德曼教授便询问出版的时间表， 于光远笑着说：‚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M’字母 开头的那一卷目前还不能出版，直到某些事情发生。‛

我在本书第一版的结语里对毛泽东这样写道： ‚现在广为周知的是，他那些同样为中国革命做了 很多事情的同僚们的很多荣誉都被加在他的头上。 他在对人民的判断上是专断的。他以政策上的迂回 浪费中国大众的热情。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他脱离了 大众的看法而过多地依赖他的亲戚和善于迎合的官 员。‛当我写下这些话时，这些错误中还没有一个被 正式地承认。代之的是，‚四人帮‛很快受审并因为 这些政治错误被判有罪。

诚如于光远所言，到 1981 年 6 月时‚某些事 情发生了‛。共产党开始重新评价毛泽东。他不再被 当成一个神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中对毛泽东进行的肯定和批评恰巧和西方汉 学界的普遍观点相吻合：毛泽东的最伟大的业绩是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前作出的：他领导抗日战 争和与蒋介石斗争的本领远在他领导经济建设的本 领之上：在晚年他抓住历史机遇与美国建立了外交 关系，但是他的个人主观和鸟托邦主义酿成了‚文 化大革命‛的悲剧。

经过提前的通盘考虑，邓小平宣称：‚文化大 革命‛不像此前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在 1969 年的‚九 大‛结束的而是以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被 捕告终的!通过这个技巧有效地把‚文化大革命‛重 新定义为‚毛泽东的晚年时期‛。借此他为自己和毛 泽东的政策分野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主义并没有完全被邓小平主义所取代 ——并不明显地存在一种名为邓小平主义的哲学— —但大部分毛泽东曾经支持的都被取消了。思想观 念淡化，专家意见和技术被重新重视，经济活动自 身的正当性得到肯定，西方的产品和观念受到欢迎 (一直是为了建设中国的原因)。

20 世纪 80 年代变成了一个对过去集体健忘的 10 年。年轻的作家兼商人武真周(音)注意到邓小平 向中国以外的世界敞开大门加速了这种健忘。‚外国 人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直接说三道四，‛他 写道，‚但是外国人优越的产品和高水平的生活把共 产党给我们培养的自大戳了个窟窿。‛

接着武提到了毛泽东时代：‚记得我们是在像 ‘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 这样的口号下长大的。我们真的开始相信向我们散 播的台湾太穷了、他们不得不吃香蕉皮的传言。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开始清楚地知道资本主义是 富裕的而中国是贫穷的……在金钱的统治下，未来 的脊梁和大部分中国人都想不去提那些陈年往 事……面对着外国的优越性，为什么认真地剖析‘文 化大革命’反而让中国觉得更坏?‛

个人主义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一种个人主义精神出 现了，在城市的年轻人当中表现得尤为鲜明。这是 一场比邓小平的现代化政策更为深远地背离毛泽东 主义的运动，且不是在邓小平的直接吩咐下。这是 对各种共产主义的含蓄颠覆，无论是毛泽东的道德 集体主义还是邓小平的市场和列宁主义的混合。当 邓小平向西方的资本和管理技术敞开大门时，他也 许没有料到基督教的思想、萨特和弗洛伊德的哲学 和‚资本主义‛流行音乐的个人浪漫主义也会通过 敞开的大门进来。但事实上到 80 年代后期的时候具 有世界眼光的一代城里人已经出现了，他们的个人 想法与中国传统和共产主义都有龃龉之处。

但足可惊讶的是，在某些层次毛泽东的复兴也 显出了势头。在知识界主要表现为对毛泽东重新研 究和撰写有关他的著述，这在 80 年代始终未辍。由 于对历史和文学研究的思想观念控臸有所放松，因 而毛泽东研究的一些禁区被突破了。出人意料的是， 1981 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给已经被公开禁止的关于毛泽东某些方面的研究开 了绿灯。正如毛泽东的前秘书、历史学家李锐所评 论的，《决议》‚不是关于毛泽东的研究的结束而是 开始‛。

军方人物和毛泽东的工作人员撰写的回忆录、 高层人物的研究传记、以档案为基础创作的作品和 党的文献的汇编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了毛泽东的行为 和言论。对于毛泽东的描写力求不落入中国历史编 纂的传统窠臼：在传统的历史编纂中几乎没有关于 个人的内容，个人往往只是一个集体中公共价值的 具体体现——与其说是一个人还不如说是一种力量。

毛泽东曾对他的卫士李银桥说过一番话，这番 话也许可以解释我们能够从他身边不同的工作人员 知道一些有关他的回忆。‚银桥，‛他说，‚我和我家 里的事瞒天瞒地瞒不了你。‛他接着说，‚我活着的 时候你不要写我，我死了以后可以写，要如实写。‛

这些 20 世纪 80 年代作品的读者了解到了毛泽 东作为人而非神的一面：农民式的口味，失眠，为 ‚大跃进‛失败而落泪，习惯在堆满书的床上睡觉， 在孤独的晚年岁月渴望年轻人的陪伴；也知道了从 1953 年起作为惯例他年年都要到海边去一次，遥望 大海发誓要‚解放‛台湾：知道了他在吃完晚饭后 看戏时喜欢松开腰带，有一次看到兴奋时就站起来 鼓掌，结果发现他的裤子已经滑到脚踝：知道了在 1974 年做白内障手术时他要求播放宋词。

这些 20 世纪 80 年代有关毛泽东的新的著述没 有超越我在第一版中勾勒的毛泽东的全貌，但改变 了毛泽东在中国国内的形象，也改变了中国大小官 员们对毛泽东所持的论调。到 l988 年这些著述引发 了新闻界对毛泽东的错误坦率的重新评价。在那一 年 12 月共产党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纪念毛 泽东诞辰 95 周年，这事实上是官方媒体第一次登载 毛泽东自己承认他的严重错误的内容。《光明日报》 则登出了一篇详细描写从 1971 年春到毛泽东去世 期间他的严重健康问题的文章，其中提到由于吸烟 而引起的呼吸疾病。总之，在 1989 年 6 月 4 日这一 分水岭之前，对于毛泽东的重新关注是低调的、实 际的。强调他作为人而非神的一面，既有魅力也有 弱点。

《毛泽东传》激起千层浪

在中国，我的《毛泽东传》被视为毛泽东复兴 大潮中涌现出的诸多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在这本书 的英文版在美国首发并译成其他 6 种语言出版后的 8 年里，中国的出版业就没涉及过毛泽东。当 1981 年一个中国出版业代表团来到纽约时我的出版商把 这本书给他们看，这些中国代表们小心翼翼地翻着， 就好像在耶和华见证会上捧着一瓶威士忌一样。但 是到了 7 年后的 1988 年，一家出版社发现人们对毛 泽东的兴趣是如此之大，所以他们甘愿抢先出版一 个中译本且几乎未经删节。

就在 1989 年春政治风波日益高涨的时候，我 在北京饭店的房间里接待来访的译者刘路新。他带 来一本我的《毛泽东传》和一则关于这本一个月以 前才发行的书销量超过 5 000 册的新闻。关于这本 书的书评、研究它在势头渐强的‚毛泽东热‛中的 角色的文章在整个中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了。 为什么这些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的平民如此 渴望阅读有关毛泽东本人的东西?此前毛泽东已经 成为一种政治信仰，但是人们新的兴趣点在于他这 个人以及他为什么要做他所做的一切。中文版《毛 泽东传》的读者们告诉刘路新和我，他们兴奋地在 这本书里发现了以前他们所不知道的关于毛泽东性 格及他和上上下下的人们的关系等方面的东西。

在 1989 年年初，人们通过把毛泽东的儿子和 当时共产党某负责人的儿子相比来抨击时政，前者 在朝鲜战争‚前线‛牺牲，而贪婪的后者则靠卖彩 色电视机大获其利。一个在合资企业工作的计算机 专家对我说了一句影射到毛泽东的话：‚我们需要一 个强大的领袖控臸局面，我们也需要从权力的幕后 走出来面对人民的领袖。‛

1989 年之后，不仅历史和文学领域对毛泽东的 兴趣持续不衰。一年之内民间的‚毛泽东热‛也出 现了。大街上和商店里又出现了毛泽东的照片和画 像。他在流行艺术中重新现身。对毛泽东普遍的兴 趣是当时知识界为数极少的得以延续的事情之一。

中文版《毛泽东传》捷报频传。在全中国发表 的对这本书的评论有如潮涌，各地关于这本书的信 件像雪花一样飞来。一个来自长江流域的干部在给 出版者的信里这样写道：‚如果是一个中国人写这本 书的话，结果不可避免的要么是对毛泽东有太多的 热情，要么是过分攻击他。但是我为作者具有洞察 力的分析和独到的观点。尤其是他对毛泽东作出的 结论感到惊讶。‛一个来自安徽的百万富翁看完这本 书后给我写信说：‚我挣的钱越多，就越感到怀念毛 泽东。‛一个曾经是天津的某工厂管理者的人感激地 说：‚读了您的《毛泽东传》后，我决定放弃我的令 人羡慕的、地位很高的职位。我要做一些‘有用’ 的事情，我变成了一个企业家。‛这些评价共同认为 这本外国人写的书对毛泽东的分析是客观的和人性 化的，而这是中国有关毛泽东的著作中一直所缺少 的。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位评论员说：‚我们领导 人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本外国著作是一件好事，也是 一种促进‛；‚我所希望的是现在能有中国作家会写 毛泽东‛。

这本书并非没有招致批评，但更为引人注目的 是相对坦率的评论、赞扬和这本书巨大的销量。本 书第一版的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在报纸上 刊登启事，警告对这本书进行盗版的不法分子们停 止其行为，同时向读者承诺他们正在着手出版的修 订版不久即将上市。最后，到 l998 年年初的时候， 这本书在中国卖了 120 多万册，高出该出版社近年 以来出版的任何一本书的销量。

在 1993 年，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 《北 京青年报》在 100 个人当中进行了一项调查：关于 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的来源。令人吃 惊的是，提及最多的一本书是一个外国人写的。‚美 国学者罗斯〃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是高校学 生和其他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们最为推崇的有关毛泽 东的书籍，‛这家报纸报道说，‚读者们觉得特里尔 的书‘准确’、‘引人注目’并且‘最为出色’‛。90 年代的中国年轻人用世界主义的眼光来看待毛泽东 是前所未有的、令人难忘的。与此同时，在中国各 个省份出版的有关毛泽东的研究著作和回忆录如潮 水一般，在顶峰时仅仅 1993 年就有 100 多种。

被迷信化的毛泽东

通过他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 毛泽东带走了中国的过去。有人充满钦佩地总结说： ‚他是破坏之王：挥舞着铁铲即刻埋葬了旧中国。‛ 这样的文化破坏也使得毛泽东自己的统治丧失了能 够被理解的背景——只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下 去。无法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中找到其定位，毛泽 东被拔高到迷信的领域；要么是神要么是魔鬼而不 是一个历史的个人。

‚毛泽东热‛作为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信仰在 1990 年的南中国渐成气候。毛泽东的像章和照片或 被戴着或悬挂在商店或者家里的墙上作为吉祥的象 征。在 1989 年，印刷了 370 000 帧毛泽东标准画像 以供公开出售，第二年这一数目上升至 230 万，在 1991 年则达到了 5 000 万。在私营商店可以见到夜 光的毛泽东半身像和每滴答一下举着《毛主席语录》 的红卫兵就挥一下手的闹钟。甚至出现了毛泽东的 寺庙。

中国许多城市的出租车司机都能说这样一个 故事：l990 年在广东发生了一次 8 辆汽车相撞的事 故，8 个司机中 7 个人受伤了，只有在挡风玻璃上 贴了毛泽东像的那个司机安然无恙。整个 90 年代在 汽车的方向盘或窗户上悬挂、粘贴毛泽东像作为护 身符的普遍习惯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民间把毛泽东演绎成了一个能够带来吉祥的 神，书籍里所展现的毛泽东则又是另一番景况。二 者的中间地带被流行音乐占领了，毛泽东的话和形 象被编了进去。在 90 年代初，卡拉 0K 俱乐部里挤 满了享受毛泽东颂歌乐趣的年轻人。有一盘名叫《红 太阳》(‚文化大革命‛时对毛泽东的称呼)的流行 音乐磁带，它的歌词是根据毛泽东的口号和理想编 写的。这盘磁带在 1991—1992 年间不到 l2 个月的 时间里卖了 600 万盘。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音乐适 合他们想远离公众生活的心情；他们能忽略毛泽东 主义的歌词而单单是欣赏音乐的节奏。这一盘磁带 的不同生产者之间的官司多了起来，兜售关于毛泽 东生活的同一奇闻的作者们之间也是如此。

这种新的毛泽东主义几乎无法和‚文化大革命‛ 时的毛泽东主义相比。它太愉快、太商业化、太麻 木了，不能让任何人回忆起 20 世纪 60 年代那狂热 的岁月。上海《解放日报》一个大胆的专栏作家在 1992 年表达了一个乐观的看法。他说毛泽东题材的 通俗音乐和艺术表明了一个国家‚正在变得足够成 熟来嘲笑它所忍受的可笑和荒谬的过去‛。在流行音 乐里唱出毛泽东的话、在毛泽东的画像下做生意， 是在多年的健忘后重新获得精神的一种方式。回忆 那个已经永远去了的和日常生活有着莫大关系的人， ‚毛泽东热‛就好像一场被拖延了很久的葬礼仪式。 但他的形象不会离开任何一个曾经在毛泽东时代生 活过的人的意识。

新毛泽东主义的一些方面让人们回想起把黄 帝作为永不可及的至圣的悠久中国传统，也让人回 想起另一种信仰：中国过去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 有朝一日这样的时代会重新来临。当 l991 年长江流 域洪灾时，农民们紧紧地抓住毛泽东的纪念物件祈 求佑护，就像中国信佛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紧紧地 抓住观音的画像或塑像以求平安发财一样。在中国 大众信仰的折中主义传统里，毛泽东被披上了信仰 的华丽服饰。像到西安以北黄帝陵的朝圣者们一样， 大批的人们来到毛泽东的诞生地湖南。在我们‚毛 泽东研究代表团‛访问的那一年(1980)，只有 21 万人参观毛泽东生于斯、长于斯的韶山村，而 1992 年有 l20 万人去了韶山，在 1986 年到 l998 年之间 总共 l 400 万人踏上了韶山之旅。

毛泽东身后的境遇完全是他的家长臸作风的 结果。‚毛泽东热‛的高涨是因为几十年的专权统治 已经把大部分的中国平民变成了权力崇拜者。我在 排队等候瞻仰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里毛泽东的遗 体时认识了一位年轻军人，他对我说‚我当然崇拜 他，他是我们的领袖，‛虽然毛泽东有着皇帝般的行 径，但还是深孚众望。

毛泽东的未来

进入 21 世纪，毛泽东的思想和形象将在中国 的故事中扮演什么角色还不是很清楚。19 年前我在 这本书的第一版里说，看起来将来可能对毛泽东虎 气的一面比对他猴气的一面更和善一些。但在那一 版的最后我提出了一个告诫：‚然而……毛泽东这颗 不落的太阳、这位猴王会从他的寝陵中放出‘小鬼’ 去摇撼任何新的成功时期的基础吗?‛

看起来这仍然是一个要提出的有效疑问。在我 写下以上这些话的 l0 年以后，l989 年政治风波中 的学生和其他都市的中国人确实有希望‚摇撼成功 时期的基础‛。然而，他们的思想武器不是来自毛泽 东的语录，而是来自杰斐逊、潘恩、甘地。既然邓 小平已经去世了，虽然看起来不可能但也不能排除 ‚左‛派会在毛泽东的旗臶下以国家统一、中国文 化自豪感和平等主义等价值的名义复活。毛泽东的 乌托邦彼岸——他年轻时为家乡湖南省独立而喊出 ‚造反有理‛；他认为年轻人是纯洁和真理的综合体 ——并非无处寻踪也不能假设已经和毛泽东一起逝 去。

有可能毛泽东的模糊的遗产被专臸臺序、英雄 的领导和国家自豪感的名义暂时征用。

如果 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毛泽东将被视为 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奠基人。如果中国举步维艰， 他可能会因为整个共产主义试验而受到指责。毛泽 东的革命的参照对象肯定将是模糊不定的。就像毛 泽东重新确定在他自己统治之前的中国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经历的参照对象一样，未来的中国政治领 袖们也会重新确定它们来适应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 合法性的需要。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中，毛泽 东选择鸦片战争作为他自己的‚反抗帝国主义‛革 命的基础时期，忽略了 1911 年清朝的崩溃和蒋介石 的民国时期。将来的历史学家们不会把民国仅仅看 作毛泽东时代的一个不经意的准备。

1950 年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偶然碰到他的 女儿李讷正在唱一首很流行的歌，歌词中有这样的 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泽东训导她，说这 首歌中的‚中国‛应该说是‚新中国‛。事实上这首 歌是在延安的《解放日报》l943 年的一篇社论的基 础上创作的，所采用的确实是李讷在院子里所唱的 歌词，没有‚新‛这个字眼。但在这件事情之后， 共产党在毛泽东的示意下修改了这首歌的歌词。圈 在 1950 年毛泽东就对共产主义时代不是中国文明 社会的开始有着很强的判断力。同样，一个将来的 中国领袖也会认为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悠久的历史 中仍是短暂的。

沃马克相信毛泽东的思想会在中国的政治中 保持一种重要的、有创造力的影响。

沃马克认为毛泽东的声望会提高，这一展望是 有说服力的：邓小平时代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拨乱反 正，而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们就不会感到需要标榜 与毛泽东的不同。只要有人在政治上需要毛泽东， 就不可能历史地评价毛泽东，也不可能建立一座‚文 化大革命‛纪念馆，作家巴金在这一点上的寻求是 徒劳，虽然任何一个自尊的现代国家都会觉得这是 最基本的。

毛泽东的思想观念的参照对象开始变得模糊 不清了。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下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 主义?这个由来已久的争论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思想观念有多少来自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 有多少来自中国传统的争论范围，将会由于毛泽东 越来越多的‚成就‛被证明是暂时的和可逆的而出 现新的形式。长期以来考察毛泽东的框架是他创造 了共产主义中国。因此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被 视为是第一位和最重要的，于是争辩进一步上升到 他是哪一种马克思主义者，他和苏联以及其他马克 思主义者有多大的不同。*

*施拉姆有时通过‚情感的‛的‚理臹的‛二 分法来解释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分离。‚在情 感的层面，如果不是在理臹的层面，农民就会仍然 是他的革命构想的中心。‛（Road.2.p.xlviii)在其 他一些时候，比如关于毛泽东对工人阶级是革命的 领导阶级这一观念的忽略的问题，施拉姆说毛泽东 ‚未必一定排斥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公理，但是显然 这在他的头脑里不是最重要的。‛(Road.2.p.li）这 些解释策略有着严重的倾向性。同样可能根本不参 考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来看毛泽东关于农民和革 命的思想。那么一个人可能会简单地掷出马克思主 义和毛泽东的被剥削的平民主义革命之间的一些 ‚相似性”——为毛泽东创造一个极为不同的哲学 侧面。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的原则的背离不是由 马克思主义中一些神秘的含义构成的，而是由意志 的名义排斥过程，阶级斗争的道德化，取消阶级作 为客观的类别构成的。

毛泽东回到了 19 世纪的改革者康有为提出的 ‚大同‛思想，希望他自己那遍地开花的社会主义 会结出‚大同‛的种子，这是不能实现的。同样可 以设想一个未来的中国领袖会因为马克思、列宁、 斯大林是非中国的而对之进行排斥，并且把一些社 会主义成分和来自中国悠久过去的社会公正思想组 合在一起。

沃马克正确地指出把毛泽东一分为二，一半是 ‚成功的革命者‛一半是‚损失惨重的左派‛是有 问题的。有人会说毛泽东对中国的许多贡献是与马 克思主义潮流及其主要时代堡垒苏联抗争：关注农 民、借助于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框架、转向西方。

在对 1981 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进行分析时，沃马克提出了一个具有 震撼效果的二元论：一方面决议是对毛泽东苛刻的 分析。但是另一方面决议也‚暗示了如果进行一次 更为深刻的分析的话，对毛泽东作为一个个人就不 会那么苛刻，虽然至少毛泽东个人和左倾路线要均 分其咎。‛在理论上，毛泽东作为中国统一者的声望 有一天会和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分开来。毛泽 东将被看作是一位造反者、一位绿林大学的毕业生。 一位像他之前的孙中山那样来到北方推翻政府的反 叛者。一个世界化中国的后共产主义的新领袖会指 出毛泽东自‚五四‛时期第一次待在北京起就不喜 欢北京，1949 年掌权以后他会尽可能多地离开这个 ‚北方的首都‛。有人会说他的天性就适合做一个在 南方造反的农民，而不适合做一个北方的马克思主 义官僚。

当然，概莫能外的是，对于一位革命知识分子 的历史所有重写都会有歪曲的倾向。毛泽东自己早 就预见了这一过程：‚我的话肯定会被给出不同的解 释。这是不可避免的。看看儒家思想、佛教、基督 教——所有这些思想的伟大学校都被分解成一个个 派系，每一个都对最初的真理有不同的解释。没有 不同的解释，就不会有成长或变化。停滞会出现， 原始的经典会死亡。‛

译者附言

在新的世纪重译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 (Ross Terrill)撰写、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l999 年出版 的增订版《毛泽东传》，似有如见故人之感。 1990 年春，我曾校译过这部书(当时是受河北人民出版社 之托)的初版(译自 1980 年英文版)，对其内容已较 熟悉。新版除了新撰有后记外，还有内容方面的增 删修改。这种增删修改多见于记述毛泽东在新中国 成立后的活动部分。尽管有一些修改，但新版并没 有改变作者“对毛泽东的整体图像”。

从整体来看，《毛泽东传》更多地是从思想、政 治角度来记述毛泽东的一生。在 1980 年英文版中， 这种注重毛泽东政治思想发展和政治活动的特点显 得尤其突出。但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受 国外毛泽东学的气候影响，作者似乎更注重进行精 神分析，更留心个人生活方式。这本来无可厚非。 例如，作者在以前的三个版本中，都曾用“虎气”、 “猴气”来揭示毛泽东的个性，并且作者的这种理 念贯穿全书始终。尽管这一理念中隐藏了作者的极 大误解①，但并没有太妨碍作者以西式画笔来展示 自己脑海中“想象的毛泽东”。不过，在新版中作者 引用的少量材料未经严格考证而显得有些不实。对 于这些不实文字，这个新译本作了必要的删节。

①‚虎气‛、‚猴气‛之说源出毛泽东 1966 年 7 月 8 日致江青的信。在那封信中，毛泽东的自嘲‚山 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与他所引证的阮籍的(贬讽 刘邦)‚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在语义上是同构 的。毛泽东意在说明当中国没有像马克思、列宁那 样的伟大革命家时，他才有机会显露才华，因而他 不是什么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提及的‚猴‛ 是比喻投身中国革命的‚造反者‛，有积极意义。同 时，毛泽东所自鉴的自己身上‚虎气‛为主、‚猴气‛ 为次，是说马列主义意识为主，非马列主义的东西 为次，并不包含其他意义。到社会主义阶段，毛泽 东强调的是‚虎气‛，而‚猴气‛是要被改造掉的东 西。特里尔未能正确理解毛泽东致江青信中关于‚虎‛ 与‚猴‛、‚虎气‛与‚猴气‛的含义，并在书中对 之作了艺术加工，如用‚猛虎‛与‚狡猴‛来揭示 毛泽东的个性，并且还把‚虎‛与‚猴‛分解为代 表中国社会进步及妨碍这种进步的两种精神人格， 这显然是不对的。遗憾的是，国内一些没有深入研 究过毛泽东的人士更是对‚虎气‛、‚猴气‛作任意 发挥。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特里尔的新版《毛泽 东传》仍不失为海外相关作品中较好的一部传记， 该书不仅思想性强，且文笔优美，叙事生动，颇能 打动人。也正因为该书有这些优点，它的中文版能 在中国长销不衰。至于该书的缺点，则需要中文读 者以研究的眼光去对待之。作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 想的专业研究者，在此我要向中文读者奉献些许建 议：

(一)宜把《毛泽东传》当作海外“毛泽东学” 的著作精品来阅读、来欣赏，并在阅读和欣赏的同 时反思海外的毛泽东研究水平，借以观照国内的毛 泽东研究。

(二)《毛泽东传》的作者特里尔是一位较严肃 的学者，他作传时引证的史料基本上是真实的，也 是经过精心处理的，因而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尽管 如此，请中国读者不要把《毛泽东传》当作历史教 科书来读。它毕竟出之于异域人士之手。本书尽管 视角独特。且不乏精彩之笔，但作者对史料的掌握 有一定限度，故书中的小错难免，还请读者自鉴为 好。为了对不大熟悉毛泽东的青年读者提供阅读的 方便，译者特地对《毛泽东传》增加了译注。加注 的原则是：凡涉及毛泽东本人及其亲属者，凡涉及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 历史事件者，有误必注。不属此范围的错误，则只 适当注释。

(三)《毛泽东传》是一本政治传记，但请读者 不要把它当作政治教科书来读，要考虑到作者不同 的社会立场。作者在书中显现出的某些有争议或欠 妥当甚至不正确的观点，还望读者以评析的眼光对 待。

(四)《毛泽东传》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传记。 正因为此，请读者不要把《毛泽东传》当作经典来 引用。书中毛泽东及其他人的话，尽管经过译者多 方核对，但有些出处仍难统一和明确，读者若要引 用，最好引用中文原著如《毛泽东选集》、《毛泽东 文集》一类。总之，读者在读新版《毛泽东传》时， 仍然需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要有自己的眼光。

最后，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对我和郑 玉臣先生的信赖，亦感谢“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石仲泉教授和中国人 民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系萧延中先生的认真负 责。同时，我还要感谢郑玉臣先生的合作，他认真 地翻译了本书的第一、二章和后记部分。此外，我 还要感谢特里尔博士对新版《毛泽东传》中译本的 关心。尽管新译本在 2003 年已大体完成，却在出版 过程中耽搁了一段时间。不过，我相信中国读者很 快会喜欢这个新的译本。

胡为雄 2005 年 8 月 30 日于北京昆明湖畔大有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