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傳》高新，何頻

《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版》

《好讀書櫃》經典版

作者序：真正可以挑大樑的人才

「於斯為盛，惟楚有才」，這是宋代中國四大書院之一，湖南長沙嶽麓書院門前的一幅對聯。自十九世紀以來，湖南人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扮演「領銜」角色是不爭的事實，且不說「無湘不成軍」時代的曾國藩、左宗棠，也不說辛亥革命前後的黃興、蔡鍔，單說國共兩黨之中，不知出了多少喧囂於中華民族政治舞台上的風雲人物！

國民黨方面，湖南籍的人物相對少一些，不過今日副總統李元簇、法務部部長馬英九、台灣省政府主席宋楚瑜祖籍正是湖南；中共方面則是不勝枚舉，毛澤東、劉少奇、胡耀邦眾所週知；彭德懷、賀龍、羅榮桓在中共十大元帥中佔有三席。而日中共最高層人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湖南籍政治人物首推朱鎔基。

他雖然在中共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四，在國務院領導成員中的排名也位居李鵬之下，但是沒有人懷疑它是中共現任最高領導人中，最具有務實精神和最具經領導能力者，掌握著中國大陸經濟事務大權。

早在他僅僅以中共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的黨內地位，被鄧小平提名為中共國務院副總理時，海外即有人誇張地稱他是「中國的戈巴契夫」。而在他於一九九二年十月順利躋身中共「領導核心」中央政治局常委行列之後，尤其是在九三年春末夏初以後，因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患「重感冒」以至長期不理朝政，人們對他的政治仕途更是進一步看好。

早在朱鎔基主政上海之初，筆者就曾撰文指出，不論朱鎔基未來政治地位如何、政績如何，也不論中國往何處發展，朱鎔基將在中共最高層扮演關鍵性角色卻是毫無疑問的。

江澤民在因八九年「六四」鎮壓事件，取代趙紫陽中共中央總書記職位的同時，自稱熟知中共高層政治運作內幕者即向筆者透露：鄧小平考慮的接班人選絕不止江澤民一人，而且下一個也是來自上海。該人還向筆者斷言：不出兩年，朱鎔基就會上調中央工作。果然，此人說了這話後只過了一年七個月，朱鎔基進京出任了國務院副總理。

隨著時間的推移，朱鎔基的地位日益凸顯，但是有關他政治形像、真實政治觀點、在中共高層中的派系歸屬等等，仍然顯得扼統、模糊。同時關於他的身世、家庭成員情況及思想、性格等，更是鮮為人知。本書的寫作緣起，就是希望提供全方位的權威資訊，使有興趣的讀者真正了解朱鎔基其人，並了解他過去是如何、及將如何邁向總理之路。

第一章 命運乖違的遺腹子

朱鎔基是遺腹子，從出生開始就註定要受苦。更不幸的是孤兒寡母相依為命也僅十年，母親過世，朱鎔基更加無依無靠。

幸有好心的伯父視朱鎔基如己出，但不幸伯父又中年喪妻——。如果說「鰥、寡、孤、獨」是人生之四大不幸的話，那麼朱鎔基和他的長輩們的遭遇就佔了其中之三。

正是這悲慘的家世和因此而給他造成的苦難童年，使得朱鎔基少年早熟，並在逆境中成就了他自強、倔強和寧折不彎的難得性格。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朱鎔基在中共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為市長候選人被與會代表要求介紹自己的經歷。他非常爽快地回答大家的提問說：我是個地地道道的受苦人出身，從小家庭生活十分貧困，靠獎學金才完成了中學學業。我從中學時代就非常愛好文學，因此，從那個時候開始，即從文學巨匠魯迅、巴金著作中了解到了上海的一些情況。

於是，非常自然地，朱鎔基窮苦出身甚至文學愛好都成了他與上海市民親近的本錢。

朱鎔基的這段自我介紹被上海電視臺和《文彙報》如實報導，他那苦難的經歷和坦誠質朴的親民作風，給上海人留下了非常好的笫一印象，不但順利地以高票當選上海市長，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大多數上海老百姓的交口稱讚。

兩代背父

朱鎔基祖上居住在湖南省長沙縣安沙鄉。當時的朱姓家族在當地僅擁有數畝薄田，還算不上富有，所以也不會惹人注意。大約在十九世紀中葉，朱氏舉家遷居，落腳在今湖南省首府長沙市，從此，開始小有發達。到了朱鎔基的曾祖父一輩，已經成了方圓百里內頗有些名望的書香門第。

據相關史料記載，當年，還是封建政府奉行的「學而優則仕」的納賢制度，給了朱鎔基的祖父一個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的機會。「十年寒窗」的苦讀代價，使得朱鎔基租父在科舉應試中順利中榜，並借此在家鄉覓得一錄事官職。雖說是一芝麻大的小官，但畢竟開始了朱氏家族世代都沒有經歷過的吃皇糧、拿薪俸的歷史。

朱鎔基祖父為官因為敬業有方而受到上峰賞識，官運也就步步見好。他一生中最顯赫的一段時期是在現今河南省境內做過一任道臺。

自祖父為官開始，朱鎔基家族在族譜上被大大地添了一筆風彩。不過也還是到了今天朱鎔基為官的時代，朱氏家族才算是在中國政壇上出足了風頭。

從民國初年之後，因為換了朝代，朱鎔基祖父不知是由於守舊的原因還是被人貶壓的結果，從此自宦海中淡出。自此，因為再沒有官俸可依，家道竟也很快就衰落下來。

而到了朱鎔基的父親一代，或許受當時「實業救國」之時尚的影響，或許是因為看透了官宦之途的險惡，乾脆徹底淡漠了功名利祿之誘惑，將其志趣轉向了自然學科。不幸的是，雖然當時從事自然學科者也不乏有名利雙收之成功先例，而朱鎔基父親卻天不隨人願，年紀輕輕即臥病不起，還沒有來得及給後人創造出經濟條件即早早逝去，以至到了朱鎔基這一輩不得不一切從「無」開始。

朱鎔基的父親名朱希聖，據聞此人少年時代即憤世嫉俗，頗有宏大抱負。青年時代，他曾取屈原「世人皆醉我獨醒」之意，自號「清醒中人」。

朱希聖本人也是個遺腹子，自幼體弱多病，到了中學時代則已經沈�不起。當時，朱希聖雖然崇尚科學，但仍不得不按照家長的意志，求學期閑即早早與一位多年前即訂下「娃娃親」的當地女孩子成婚。

成婚以前，朱希聖的父母即已經知道他們的寶貝獨子已經染上了肺疾。而在當時當地的醫療條件下，所謂「癆病」的可怕程度，無異於現代人所畏懼的癌症之類，更何況朱氏當時的家境和兵慌馬亂的世局，使得朱家既沒有條件同時也不敢讓朱希聖外出求醫。

父母成婚為求沖喜

於是，朱氏人家在求醫不能，求神不靈，求人無助的萬般無奈情勢下，只能把獨生兒於痊癒的希望寄託在剛剛過門的兒媳身上 因為當地自古即有「沖喜」一說，意思是辦喜事可以沖走使新郎官致病的「晦氣」、「妖氣」和「孽氣」。

朱鎔基父母的成婚時間大概是在公元一九二七年底到二八年初左右。婚後不久，新過門媳婦順利懷了孕。但是，朱氏一家在歡喜之餘，卻發現媳婦因懷孕而愈發顯得紅暈的氣色與朱希聖那付日漸黃瘦病容，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眼看「沖喜」不但不見效果，新郎官的痛狀反而日顯嚴重，朱氏一家也就只有把這一切都看成神的旨意了。結果，沒有堅持到孩子出世，朱希聖終因咯血不止氣絕。

臨終前，朱希聖已經虛弱得無法憑自己的力量翻身。每每嗑出大口的血塊被溫良賢淑、無悔無怨的妻子揩淨之後，可憐的朱希聖也只能是費力地掙開眼睛，滿懷憂鬱地望著她那日漸隆起的肚子長嘆不已。

朱希聖過世的時候，朱鎔基還沒有出世。按照當地的說法是「兩代背父，後代命大」。但話雖如此，在給朱希聖出殯的時候，誰又能保證他的遺腹子幾個月後會順利生產，另外更不知那肚裡的孩子是男是女。

畢竟那還是一個空氣裡都迷漫著無數封建陋習的守舊年代，朱希聖尸骨末寒的時候，鄰里鄉親們在面對新婚蓋頭揭下沒有幾個月、即要為丈夫披麻戴孝的朱希聖妻子時，雖也還敷衍一半句稍帶悲憐之情的安慰話語，但轉過身去就是一陣指指點點，「小寡婦」，「克夫命」之類的難聽話，不時地鑽進這個可憐女人的耳朵裡。

而朱氏人家則是但心，即使朱希聖留下的遺腹子，能夠順利生產而且是個家人盼望已久的男嬰，因此 使朱希聖留下香火，但今後孤兒寡母的漫長生活道路中會有多少艱難和酸辛？當時，無論是朱家長輩還是街坊鄰里，有誰能料想得到，朱希聖的這個遺腹子雖然前半生磨難重重，日後卻躋身於一代主宰整個中國大陸的領袖中。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今朱希聖在地下難眠的遺腹子到底順利產下。一看是個男嬰，朱家長輩們這才有了笑臉，隨給孩子取名「長庚」。據說，起這個名字的原因是朱氏家族的長輩們，都希望這個生下來即已經看不到父親的可憐孩子，能夠藉此名字討個吉祥，從此消災化難，健康長壽。後來，按照朱家族譜的字輩排列，這個自幼被大人們昵稱為「庚伢子」的男孩，才有了「朱鎔基」的大名。

雖說是新婚喪夫，但好歹有個男性遺腹子平安生下，所以朱鎔基的母親才有可能繼續留在朱家，以再無權婚配的痛苦代價，換得日夜陪伴親生骨肉的權利。

動亂的年代

六十二年以後，朱鎔基以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的身份，在上海川沙縣為三十九對新婚夫婦主持集體婚禮。當他在祝辭中說到「我預祝你們白頭偕老，早生貴子——」的時候，不由得懷念起自己那可憐的母親和從沒有見過面的父親，回想起自己那孤苦的童年生活。

回到住處後，當身邊的工作人員勸他早點休息時，他感慨地說：看到些青年人高興的樣子，我想起了好多過去的事情，我這個當市長的從小就沒享過福，就因為這個，我要盡我的努力，讓上海人民的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更好。

在朱鎔基出生前後，湖南等地正趕上「鬧紅」。朱希聖尚還在世的時候，曾親眼目睹了發生於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的長沙「馬口事變」。

當時，因為共產黨在湖南等地發動的「工農革命運動」（毛澤東自認是「痞子運動」）搞得十分過火，以致鄉下的絕大部份有產者和整個長沙城的民族工商業者都成了「農民自衛軍」、「工人糾察隊」的革命對象。同時，再加上國共兩黨之間日益嚴重的分歧等種種複雜政治原因，終於導致了五月二十一日的一場政治大仇殺。

五月二十一日深夜，駐長沙的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對共產黨在長沙的各類機關突然襲擊，迅速逮捕並陸續槍殺了大批共產黨人及其外圍組織的成員。一時間，整個長沙城裡殺聲震天，尸橫遍地。

就在朱希聖新婚之喜的前後，中共湖南地方省委根據其中央指示精神，於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發出了奪取全省政權總暴助的總動員通知。十二月一日，決定長沙暴動，計劃於七日至十日為暴動日期。但屆時暴動並沒有完全發動起來。十日中午，長沙的鐵路工人開始罷工，其中擔任工人糾察隊的小頭目之一就是王震--一九九二年強烈反對朱鎔基進政治局的前中共國家副主席。

到十日晚上七時開始，中共湖南省委組織了二百人的「敢死隊」，進攻電燈公司、軍事廳和衛戍司令部。因為敢死隊員大都表現得不「敢死」，所以戰鬥結果是僅僅破壞了電燈公司。接ぴ，國民政府方面調動一個師的兵力，從外地緊急增援長沙省城，共產黨的這次暴動終於被鎮壓下去。

據報導，王震是中共元老人物中，對朱鎔基最沒有好印象的一位。朱鎔基當上副總理後，他曾經氣憤地大叫「我們身邊就睡ぴ一個戈巴契夫」。朱鎔基當上中共政治局常委後，王震更是義憤填膺，直到九三年初臨終之前，仍然對朱鎔基這個「中國的戈巴契夫」，躍升到中共權力的核心層而深感不安。

大陸政界人士們取笑說：年輕力壯時候沒有把長沙攻打下來，臨終之前又沒有把朱鎔基拉下馬來，這可能是王震一生中最大的兩件憾事。

九三年三月十三日晚上，死於廣州的王震被專機運回北京，朱鎔基也被安排到機場迎靈。空曠的郊外機場氣溫要比城裡低好幾度。一陣冷風吹過，朱鎔基下意識地把身上的風衣裹緊了一下，自言自語地說:「今年的北京應該早點轉暖了。」

在王震參加長沙暴動差不多時候，朱德和陳毅等人率領共產黨農民軍隊，在湘南地區發動了所謂「年關起義」，打垮了許克祥六個團兵力的進攻。雖然這次的戰火沒有波及到省城長沙，但「共匪」將再次攻打長沙的消息卻日日不絕於耳，令包括朱氏全家在內的全城軍民天天生活在膽戰心驚之中。而倉促之間為朱希聖舉行的婚禮，就是在這樣一片戰亂不妥的恐慌、嘆息聲中進行的。

朱希聖氣絕之前，又趕上了共產黨湖南省委奉其中央之命，開始施行「燒殺政策」（此四字出自當時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提出「使小資產階級變為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口號，到了湖南則具體落實為「焦土戰略」。

當時，為了使進攻的敵方無房可住，無路可行，中共湖南省下屬的湘南特委，竟提出硬性焚燒湘粵大道兩側三十里內房屋和燒燬郴州縣城的決定。決定下達後，由於當地群眾的強烈反對，加之中共當地領導人的強制推行，終於導致了一場農民與農民之間的血鬥。

因為共產黨領導的「赤衛隊」都是脖子上扎著紅帶子，所以自發組織起來對抗中共的農民隊伍則全部扎上白帶子。

整個湘南地區一時之間，到處都是「紅帶子」與「白帶子」的血戰。消息傳進省城，更是今人心驚膽寒。當時的朱氏人家雖然已經家境衰微，但畢竟還有間許破房，當然會被列進「有產」的「小資產階級」。

此時，重病中的朱希聖自知將不久於人世，不但為他即將丟下的寡妻與遺腹子的日後經濟生活擔心。更感嘆兵慌馬仇的局勢。將加倍造成寡妻與遺腹子的生活困窘。

後來，中共自己承認這段時間內在湖南搞得太過火，將其歸咎於「極左路線」統治的結果。所以說，現在已經成為中共核心政導領導人之一的朱鎔基，早在娘胎裡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飽嘗中共極「左」路線之苦。

自幼即是個「小共產黨」

自朱鎔基生下來到他六歲為止，共產黨的軍隊雖然沒有再次進入過湖南省城，但共產黨的根據地井崗山，離長沙也不過數百里之遙，長沙市在中共一九三四年「反圍剿」失敗，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之前，一直是國民政府的剿共前哨。

既然中共自己都承認其農民軍隊在二十年代末期的燒殺政策「過火」，那麼在一片「剿共」喧囂下的湖南省城裡，對共產黨「共產共妻」、「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的宣傳自然會更加「過火」。朱鎔基自開始記事起所接受的即是仇共宣傳，但是這 仇共宣傳在朱鎔基身上不但沒有奏效，反而使他在成人之後成為一個堅定的共產黨人，這種例子遍遍皆是，原因頗值得玩味。

一個年輕寡婦的孩子，再加上沒有兄長，所以朱鎔基自幼即經常被同齡的孩子們看不起。被大些的孩子欺負後，朱鎔基的母親自知會遭人白眼，只能把朱鎔基攬在懷裡默默地流淚。尤其是在受了大戶人家孩子的欺辱後，朱氏母子更是只能忍氣吞聲，絕對不敢找上門去給孩子討個公平。

這樣幾次下來，小小年紀的朱鎔基就已經悟出了世間的冷暖炎涼，懂得了不自強就沒有活路的道理，同時也逐漸養成了爭強好勝的倔強性格。

與街坊鄰里的孩子們玩耍時，只要是進行好人抓壞人的遊戲，必定是要朱鎔基充當「壞人」的角色。同時再加之當時的仇共、醜共宣傳的原因，所以孩子們雖然還搞不懂共產黨到底是怎麼回事，但也都知道共產黨是壞人。那麼，朱鎔基在兒戲中扮演的「壞人」角色自然就是共產黨。

好人抓壞人的遊戲自然應該是好人得勝，但朱鎔基日益養成的倔強性格，使他絕不願意甘居人下。這一來，扮演「共匪」的小朱鎔基常常是被幾個孩子壓在地下仍不服輸，那怕渾身是土、到處是傷也要堅持著爬起來，憑氣勢和膽量壓倒對方，最終還是會把對方孩子追打得落慌而逃。

而被打敗的孩子如果「傷勢嚴重」的話，朱鎔基的母親則少不了上門賠罪。幾次下來，朱鎔基因為扮演「共匪」卻又不甘於失敗，自然就會招致戰敗一方的家長們的責罵，但大不了就是罵朱鎔基一句「小共產黨」或「共崽」，誰也不是當真。更沒有人想到這個當年常被迫在兒童遊戲中，扮裝「小共產黨」的朱鎔基，日後不但真成了共產黨，而且還成了名符其實的「大共產黨」。

這種家境貧寒加之孤兒寡母勢單力孤的幼年生活環境，自然使朱鎔基從小就養成仇恨富人的心理，尤其是仇恨為官不仁者。所以，他幼年時代所接受的仇共、醜共約宣傳，不但沒有在他幼小心靈裡，起到反共政策執行者所期望的結果，而且是恰恰相反。

朱鎔基走上社會後很快就接受了共產黨的赤色宣傳並積極投身共產黨在學生中組織的赤色造反活動，同他幼年時代的特殊經歷有很大的關係。

伯父視同己出

後來，朱鎔基有了子女以後，他的下一代們玩好人抓壞人的遊戲，共產黨自然成了遊戲中的「好人」，國民黨成了「壞人」，只是遊戲的結果絕不能記「壞人」得勝。每當看到這兒戲的時候，朱鎔基都會情不自禁地連想起自己的童年時代。

在朱鎔基的幼年時代裡，他那可憐的寡母既要承受生活的艱辛，亦要忍受世俗的冷眼。再加之對戰亂的恐懼和一個年輕寡婦不得不時時提防的不懷好意者的侵擾—惡夢般的艱難生活使得她身心交猝，身體狀況日漸惡化。與獨子相依為命才十個年頭，這個不滿三十歲的寡婦即也暴病隨夫而去。

臨終前，朱鎔基母親把朱鎔基託付給了族中長者，朱希聖的大哥朱學方。她涕淚漣漣地央告大伯：無論如何把長庚伢子拉扯成人。

朱希聖在世時即與兄弟朱學方手足情深，朱希聖去世後，朱學方一直對朱鎔基母子關懷有加，儘可能地對他們母子提供一些經濟援助。朱鎔基失去寡母後，朱學方老人更是義無反顧地挑起了撫養孤兒的重擔。

朱鎔基後來回忙起自己童年時代的艱辛生活時，每每都會自然地流露出對朱學方老人養育之恩的沒齒難忘。正是因為伯父的知書達禮和伯母的善良惇厚，將不幸失父又喪母的侄兒視如己出，才保證了朱鎔基日後能學有所長，這也是天無絕人之路。

朱學方學的是農業，四八年參加湖南農業機械公司，中共建政後，在湖南蔬菜研究所任農藝師，現已退休，居住在長沙南區。對朱鎔基青少年時代的情況，他當然是最權威的發言人。

朱學方回憶說，他們朱家朱希聖留下的獨苗苗庚伢子自幼就聰穎好學。因為自生下起即與寡母相依為命，童年時代又不幸失去母愛。這悲慘的身世使得他少年早熟，且養成了非常難得的處世深沉穩重，待人謙和可親的性格，今鄰里們讚嘆不已。

朱學方曾回憶說：朱鎔基母親去世之後，便搬到他家住。當時米珠薪貴，朱學方僅靠一個低級職員的微薄薪金，要維持一家七口人的生計，其艱難程度可以想像。

朱學方自己有一子三女，加上朱鎔基，就是五個既要吃好長身體，又要讀書長知識的學齡兒童。如果同時供五個孩子上學讀書的話，朱學方夫婦不可能同時負但得起。權衡之後，別無選擇，只好按「男尊女卑」的舊禮教辦事，集中財力供一侄一子讀書。而三個女兒不但中輟了學業，小小年齡就不得不出外找活幹以貼補家用，幫助她們的兄弟在艱難的家境中完成學業。

追求第一的個性

伯父母的恩愛和患難相助，寡母歸終前含淚的叮托，堂姐妹們的無私無怨，這一切都成了朱鎔基發憤苦讀、自強好勝的強勁動力。

無論是在小學還是中學，他從來不甘心自己的成勣落在同學的後面。只要有同班同學成勣高出他一次，雖然伯父母和堂姐妹們不會知道，他也不會因此受到責怪，但他卻要為此自責。而成勣超過所有同學之上，受到師長讚許後，他也不會因此而沾沾自喜。

也許讀小學的時候，因為年齡的限制，朱鎔基還沒有懂得如何設計自己的將來，對於「知識越多對將來的人生道路越有用」之類的道理也還沒有考慮或考慮不多，只是由於特殊的幼年經歷和貧寒的家庭環境，使得他小小年紀即已經明白了只有讀好書，只有取得最好的成勣才能不辜負含辛茹苦地撫養自己的伯父母，才能對得起不但失學在家，而且還要支撐著沒有發育成熟的單薄身體去作工掙錢的堂姐妹。

據說，正因為家境不易，朱鎔基在別人還是少不知事的年齡時，即開始設想如何給家裡省錢。他早早打聽到了公立中學設有獎學金制度，而獎學金只有學習成勣最優秀的極少數學生才有資格享受，這也是他少年時代拼命苦讀的原因之一。這一來，又進一步促進他自強好勝、不甘人下之性格的形成。

功課之餘，朱鎔基最喜歡閱讀小說，而且在讀書過程中表現出超強的記憶力。朱學方回憶說，一部《水滸傳》，當時還小小年齡的庚伢子，就已經能夠背熟其中的許多章回，而且還能夠將書中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綽號，一個個背出給大人聽，今街坊鄰里個個十分驚訝。

直到後來朱鎔基做了共產黨的大首長，成了眾人皆知的人物後，朱學方老人雖然對此沒有當眾表現出自豪的神色，但還是情不自禁地向人回憶起朱鎔基在他膝下成長時的一個又一個故事。其中最為老人樂道的就是朱鎔基童年時代的超人的記憶力。

童年和少年時代，朱鎔基對書之酷愛，近乎痴迷。偶爾從長輩那裡得到一點零花錢，也都全部花在了古舊書攤上。在長沙城裡，他知道誰的家裡有好書但借不出，誰的家裡有好書主人也樂善好施。更知道哪裡的書攤要價太高，窮人光顧不起，哪裡的書攤因為本來出售的就是躉來的舊書所以價格十分便宜。

因為他經常光顧的原因，舊書攤的老闆或夥計時間長了也就都熟悉了這個「窮小子」。再加之朱鎔基的聰明好學和為人謙和也十分令人感動，所以朱鎔基有時候也能把看過的古書折點價還給書攤，少添一兩個錢即可換回另一本。

中英文基礎扎實

朱鎔基曾先後在長沙崇德中學、廣益中學就讀。抗日期間由於戰亂所迫，不得不離開長沙省城，轉學到湖南西南部的洞口八中。

抗戰勝利之時，已經讀高中的朱鎔基高興地回到長沙，並以優異成勣考入湖南最著名的中學--省立第一中學。它的夫人後來亦曾在該校讀書。

朱鎔基少年時特別愛好文學並擅長寫作，剛剛到上海當「父母官」時，他曾津津樂道地向人大代表們講過他的這一愛好。在同上海文化界人士座談或聚會時，他也時常開玩笑說自己當官是「誤入歧途」，後悔沒有和文人們為伍。於是，因為「父母官」的親民作風而大受感動的文人們，本來懷有的戒心或敬畏感立刻被他這一玩笑沖淡，反過來與他開玩笑說：你雖然沒走為文之道，五八年還是和我們這些文人一樣成了「右派」。

朱學方老人曾對到訪的記者回憶道：讀中學的時候，朱鎔基的作文功底已經打得很是扎實了，他國文試卷甚至英文試卷經常被老師當成班裡或全校的範本加以展覽。可見，朱鎔基末走文人之道的確是有些遺憾。不過，雖然日後的朱鎔基終於沒有「為文」而是「從政」，但他自幼打下的扎實的學業功底，對他日後在政壇上大顯身手仍是受益不盡。

在他從五十年代初開始的中共政壇生涯中：無論是在經濟部門工作期間，還是到上海擔任父母官的年代，他為文從不要秘書代勞，時常要在報刊上發表一些或談經濟，或談時政的文章，其中觀點自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即使不能同意他文章中觀點的人，也不得不承認「朱鎔基筆下還是很有些功底的」。

另外，青少年時代的朱鎔基還十分喜愛京劇。朱學方老人回憶，有一次朱鎔基請伯父去省立一中觀看京劇演出，事先並未告知演出劇目。及至眾角色一一粉墨登場，老人家方纔發現一曲《賀後駕殿》的趙先義竟是由侄兒朱鎔基所扮。於是，臺上絲竹和聲，鼓呈晌板，臺下那位也從師過「梅派青衣」的朱學方一邊隨若觀眾喝彩叫好，一邊暗自思忖：「自己撫養的這個侄兒甚麼時候學會了京劇表演？」

當年，朱鎔基對京劇的愛好可能是因為他對於國學的興趣和鑽研所啟發，所帶動，愛就是愛，喜歡就是喜歡，不過是借此自娛最多娛人。可是，及至幾十年後在中共政權內當了「人民的勤務員」後（毛澤東稱共產黨的一切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早年的京劇愛好和稍有訓練的功底竟然也成了朱鎔基親民形像的特徵之一。

唱京劇得人心

當有「與民同樂」的機會時，只要眾黎民斗膽請首長表演個節目時，朱鎔基一般都會不負眾望，大大方方地登臺獻上一曲京劇清唱。

與江澤民分別為上海黨政「一把手」期間，以開放形像著稱的朱鎔基一表演節目往往都是一曲京劇清唱--典型的「國粹」；而以殭化和守舊聞名的江澤民，則一開口就是一曲情意綿綿的戀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地道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糜糜之音」。

對比之下，聽眾往往評價朱鎔基自然、厚道；江澤民則往往被認為造作、虛浮。於是，明爭暗鬥的兩人之間，江澤民無形中又去了一分。

朱學方曾對人說：「朱鎔基的童年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從來沒有一件玩具。」與寡母相依為命的十年裡，每當庚伢子貪饞地看著富貴人家的孩子，手持各種五花八門的玩具嘻戲於街裡屋外時，母親只能強把眼淚壓在心裡，默默無語地哄著孩子回家。

早熟的朱鎔基，似乎也明白母親在現實生活上的難處和內心深處的困窘，從記事起就從沒有主動要求過什麼東西，無論是玩具還是衣物，不管是食物還是學習用品。

作家劉詩訓、章一燕表示：誠然，如果一個人在童年時從來沒有一件玩具，也許會使他的童年世界裡缺少很多迷人的色彩，更缺少充滿幻想的歡樂—。但是，畢竟在人生的歷程中很少出現「玩具效應」的機會。反過來看，如果一個人在童年時從來沒有一件玩具，也許會更利於培育他的早慧和大智，使他較早地直麵人生，確立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從小就養成務實的精神。在中國政壇上，最需要的就是這種務實精神。而朱鎔基能夠在中國的改革大潮中風雲際會地步上高層，較成功地扮演中國政治舞台上的顯赫角色，也正是憑著這些。

關於朱鎔基童年的這一段經歷，目前也有與前述內容不完全相同的報導。比如有報導說朱鎔基因為是遺腹子，所以一生下即被託付給其伯父朱學方。到了朱鎔基十歲的時候，其伯母又因病夭亡，所以從朱鎔基十歲開始，其伯父即又當爹又當娘。

另外，香港《開放》雜誌曾刊登一篇報導朱鎔基的文章，其中引用朱鎔基的話說：「我是一個未見過父母的孤兒，是在黨的懷抱中長大的，黨就是我的母親。」

這段話在報到的原文中即被圍上了引號，以證明是朱鎔基的原話。但如果閱讀過中共對外公開介紹的「朱鎔基同志簡歷」的人，就會感覺到這話的內容不太可信。

朱鎔基是上了大學，即成人之後才加入中共活動的，一九四九年入黨時已經二十一歲了。而在此之前，黨與他沒有任何聯繫，他的伯父朱學方更不是代表黨收養他的。何況他無論是在中學還是在大學拿的獎學金，都是當時的國民政府或國民政府治下的某個機構的錢款，無論如何也算不到共產黨的名下。所以朱鎔基雖然是個孤兒，但也不會說出「是在黨的懷抱中長大的」這樣的話。

在中共幹部中，與朱鎔基同齡者，只有一小批中共烈士子女（如李鵬、鄒家華等）或自幼在延安等地中共所辦的幼稚園、中小學裡成長過的「太子黨」成員才有資格說自己是「在黨的懷抱中長大的」這樣的話。

從「人貴有自知之明」的角度，朱鎔基應不會不顧事實地閉著眼睛便把自己往「紅色血統」的背景圈子裡拉。再說近些年來，包括李瑞環、陳希同等中共高官，都以自己的平民出身為榮，更何況朱鎔基呢！

第二章 從紅色青年到反黨右派

朱鎔基青少年時代的成長地長沙是中共早期活動主要基地之一，中共創始人毛澤東、何叔衡二、三十年代曾在長沙掀起新文化運動，興學辦報，宣傳赤色理論。雖然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共產黨勢力都無法在長沙城裡進行公開活動，但當時赤色即為「進步」，激進才是青年人尤其是知識青年的訴求，已經是那個時代的風尚。

就如同現今中共集權統治下，仍然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最容易滋生反叛思潮一樣，朱鎔基在長沙時雖然年少，但他所在的中學是最容易被赤色宣傳滲透的地方。再加朱鎔基那特殊的生活經歷與貧寒的家庭環境，這一切都為朱鎔基進入大學，正式走上社會後立刻崇尚共產黨紅色革命，並很快成為中共外圍組織團結拉攏的「紅色進步青年」奠定基礎。

這段「進步青年」的經歷，為他日後成為中共領導人打下了一個很好的歷史基礎。不過朱鎔基在追隨中共之初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十年之後，他竟被他所效命的共產黨當成不共戴天的敵人，打成「反黨右派」。

一九四七年夏天，朱學方好不容易才借到一筆錢，立刻打發一侄一子赴上海報考大學。「三場」既畢，捷報傳來，兄弟雙雙「中舉」。而朱鎔基更是一石兩鳥，同時被北京清華大學和上海同濟大學錄取。隨即，他於同年八月赴北平，正式進入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

清華大學生涯

就在朱鎔基剛剛進入清華大學的時候，中共中央曾用密電把毛澤東的一篇文章《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發給中共在國統區的地下黨領導人，文章中說：「由於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蔣介石的壓迫和我黨堅決保護群眾利益的正確方針，我黨獲得了蔣介百統治區域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貿產階級的廣大群眾的同情。這些群眾，因為挨餓，因為政治上受壓迫，因為蔣介石的反人民的內戰奪去了人民的一切活路，他們就不斷掀起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政府的鬥爭，它們的基本口號是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和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

而這個「反飢俄，反迫害，反內戰」的口號正是清華大學在四七年五月全校罷課示威時提出來的。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後，清華大學等校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大受鼓舞，把北平地區，尤其是清華大學的赤色學生運動搞得如火如荼，以至清華校園被人稱為「小解放區」。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清華大學的一些老教授回憶說：現在老百姓和知識分子的情緒很像一九四七年到四九年那段時間。當時，整個清華校園裡，擁護政府的言論絕對沒有市場，熱血青年中，十之有八都不知不覺地接受了中共的宣傳，或多或少地參加過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反政府活動。而朱鎔基就是在這種形勢下進入了清華大學，思想觀點是自然非常快地倒向了左傾一邊。

在共產黨清華大學地下黨成員的極力游說和拉攏下，朱鎔基進校沒有幾天即答應要多做一些「進步工作」。此後的一段時間裡，他雖然沒有像許多中共學生地下黨一樣，不惜荒廢功課也要「把一切交給黨安排」，但在同他一樣重視學習成勣的同學圈裡，他算是最熱心於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反蔣愛國學生運動」的。進校不久，他即正式參加了中共北平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但僅僅是個普通盟員，沒有在組織內擔任任何職務。

海外的中共人事專家所著文章中，曾介紹朱鎔基在大學三年級時，出任過受中共領導的清華大學赤色學生會主席。而中共新華杜九二年十月公佈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中央軍事委會領導機構成員簡歷」中，關於朱鎔基的部份，僅僅提到了他大學時代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和四九年十月加入中共的內容，並沒有介紹他曾任清華大學學生會主席一事。

朱鎔基本人在八八年四月向上海市人大代表介紹自己身世時，也僅僅提到自己在大學讀書時即投身學運，亦末提到擔任學生會主席一職。

中共地下黨一般成員

朱鎔基當年在清華大學電機系的一位同班同學明確指出，當時朱鎔基僅僅是個熱心赤色學運的中共地下黨外圍組織一般成員，其地位距中共地下黨的核心組織尚有好大一段距離。

不過，中共對外公開宣佈的「朱鎔基同志簡歷」中，介紹他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入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參加工作，清華大學電機系電機製造專業畢業，高級工程師。一九四七年至五一年，在清華大學電機系電機製造專業學習並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

按照中共的慣例，在計算中共領導人「參加革命」的年份時，不一定按其入黨時間開始計算，因為有很多中共老幹部早在正式入黨之前即已經開始為中共服務。

那麼，朱鎔基的簡歷中提到他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參加工作」，想必是已經在當時的清華大學裡擔任了共產黨外圍組織的負責工作。而他的這一經歷，對於他晉昇中共高層，並在中共高層中與其他人比資歷的時候還是十分有用的。

對於朱鎔基來說，如果在個人簡歷中僅僅說明自己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話，很容易被人認為是「不勇敢」，因為當時中共已經基本取得了整個中國大陸的政權並正式建國。而強調「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參加工作」給人的印象就不一樣了，因為一九四八年的北京還處在國民黨統治的「白色恐怖」之下，所以這個時候接受共產黨的「紅色啟蒙」是做好為共產黨的事業流血甚至犧牲之準備的。

在現在中共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中，江澤民、李鵬、喬石和劉華清都比朱鎔基「參加革命」的年代早，而李瑞環和胡錦濤比起朱鎔基來則是「革命晚輩」。

如果仔細分析中共十四大以後公佈的中央領導人簡歷的話，就會發現至少江澤民和李鵬的倆歷中，都強調了他們在正式加入中共之前即已經「參加工作」。江氏的簡歷中介紹他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加入中共，但「一九四三年起參加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而李氏的簡歷中介紹他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入黨，但卻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參加工作」。事實上，李鵬一九四一年三月，只是剛剛被其養父周恩來從重慶接到中共根據地延安讀書而已。

江澤民和李鵬之所以要刻意把自己的「參加工作」時間，提前到入黨時間之前，主要是為了證明自己是屬於「抗戰幹部」之列。

按照中共政權對幹部的資歷劃分，分別分成「紅軍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和「建國以後」。所以無論是朱鎔基還是江澤民和李鵬，因為強調了自己在入黨前即已經「參加工作」，就等於分別將自己的「革命資歷」提前了一個時代。

革命資歷的強調

在這種事情上如此認真，可能會被未能深入了解中共政權之種種特徵的「局外人」看成是「小題大作」，其實不然。以中共提出「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為「不再擔任黨政領導職務」的老幹部規定出了種種優厚待遇一事為例，如果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前「參加工作」者，「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以後，叫「離休」，且仍然享受在職工資的百分之一百。而在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後「參加工作」的，退下來以後則叫「退休」，而「退休」工資最高也只能拿到原工資的百分之九十。

這裡需要說明一點，即大陸的所謂「國家幹部職工」在填寫檔案中的個人簡歷材料時，將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為一個明確界限，在這個時期界限之前，只有具備了為共產黨工作的經歷才能是「參加工作」(與「參加革命」的說法是同義詞)。

至於在這個時間界限之後，因為整個中國大陸已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只要是當了一個公有制企業的工人或普通黨政幹部就算「參加工作」。比如李瑞環的「參加工作」時間是一九五一年七月，當時他是剛剛扔下鋤頭換了把斧子，從天津農村進北京當了一個建築隊的木工，其入黨時間則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

胡錦濤的簡歷上則寫明是一九六五年參加工作，一九六四年四月入黨。原因是他剛剛入黨時還是個清華大學的學生，而大學生在學習期間不算「參加工作」除非你是從工作崗位上進入大學學習的所謂「調幹生」。

清華大學雖然是個理工科學府，但由於該校在抗戰結束之後至中共和平佔領北平之前一直是中共在北平進行地下活動的主要據點，一度有所謂「小解放區」之說，所以當時的在校學生擔任中共赤色學運負責人者不是少數，當年參與中共學生運動的經歷，自然成了日後活躍於中共政壇的重要資本。

清華大學及當時北平其他大學裡有朱鎔基同樣的領導或參加赤色學運經歷者，不少都成為日後的中共的重要領導人。比如已經在中共十四大時下臺的中共著名左派、前國家教委第一副主任（現職為第八居全國政協常委）何東昌：在十四大上由原來的中央候補委員晉昇至中央委員的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現國務院國務委員兼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彭佩雲；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書記（現職為第八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錫銘；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現職為國務院電子工業部部長）胡啟立；現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任建新等。

至於已經離休或「退居二線」的中共高級幹部中，出身於當年北平學生地下黨者，更有數百人之多。

而當時包括朱鎔基在內的這批中共赤色學運分子的領導人中，現在還身居中共政壇高位的有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

中共「清華幫」的代表？

朱鎔基進入中共政權的核心層後，海外即有評論稱他為中共政權內「清華幫」勢力的典型代表。原因是中共高層中，除了上文已經介紹過的清華大學出身者外，還有一大批是中共建政以後陸續從清華畢業步入中共政壇者。

因為中共政權從鄧小平時代以後開始著力提倡幹部「四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革命化），再加之隨著時代的久遠，靠「打天下」之功勞權居高位的大批「工農幹部」已經辭世或離退，所以如今的中共高層領導人中，絕大多數無論是否真正具備所謂「四化」標準，但僅僅從學歷上看，應該說是大都實現了「院校化」了。那麼，如果以他們所畢業的院校劃分的話，出身於清華大學者肯定是比出身於其他各校的都多。

早在五十年代，清華大學因其在整個大陸的學術地位，再加之當時中共又下令在該校設立了一批與現代國防科技密切相關的「高、精、尖」專業，該校又一度成為中共高幹子女雲集之地。

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女劉濤、賀龍元帥之子賀鵬飛、曾任中共外交部長的喬冠華之子喬宗淮，和中共元老陳雲之子陳元等一大批「太子黨」成員都留在該校入讀。加上中共近年來重視提拔技術官僚，使清華大學成為培養當今中共高幹最多的學校。

與清華大學齊名，以文科為主體的北京大學培養出的人才中，反而較少有人出任中共高官。北大的人諷刺說，清華大學的學生思想循規蹈矩者多，較符合中共選拔人才的標準。北大人則自由開放，不習慣買當權者的帳。

大陸民間有現在國務院由「留蘇派」和「清華幫」控制的說法。「留蘇派」的代表是李鵬，有人也因為江澤民去蘇聯學習過而把他也算做「留蘇派」的典型代表，而「清華幫」的代表是朱鎔基。

九三年七月初，因為曾有留蘇背景的中共國務院國務委員李貴鮮兼任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職務被免掉，而由主持金融、財政治理整頓工作的朱鎔基兼任這一職務，於是海外媒介再次掀起了一場「留蘇派」被「清華幫」擊敗的宣傳熱。

雖然這種劃分無疑是過於簡單，但清華大學的畢業生如今雲集中共政壇，且有多人佔有極為重要的位置，均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這對於朱鎔基今後的「政治生態」或許有一種微妙的效應。

清華幫聲勢浩大

在中共高幹中，四、五十年代畢業於清華大學者，除朱鎔基和前面已經介紹過的人員以外，還包括中共廣播電影電視部部長艾知生（五零畢業放土木系）、前機械電子工業部副部長康仲文（五二年畢業於機械系）、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總幹事張萬欣（五二年畢業於化工系）、前天津市副市長張昭若（肄業）、化學工業部副部長王氓（五零年畢業於化學系）、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龔育之（五二年畢業於化學系）、滕藤（五一年畢業於化工系）、前中共教育部長和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蔣南翔、航天工業部部長林宗棠（四九年畢業於機械系）等。

六十年代畢業於清華大學者，則有中共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六五年畢業於水利系）、政治局委員兼上海市市委書記吳邦國（六七年畢業於無線電電子學系）、國家安全部部長賈春旺（六四年畢業於工程物理系）、國務院副秘書長李世忠（六三年畢業於電機工程系）、上海市市長黃菊（六三年畢業於電機系）、前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杜鈺洲（六六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建築系）、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白大華（六七年畢業於動力機械與農業機械系）、貴州省省長陳士能（六四年畢業於工業化學系）、青海省省長田成平（六八年畢業於土木建築系）、國內貿易部部長張皓若（化工系）、江西省省長吳官正（六八年畢業，動力系研究生）、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六四年畢業於工程物理系）、國家計委副主任曾培炎（六二年畢業於無線電系）、貴州省副省長張樹魁（六四年畢業於無線電電子學系）、海軍副司今員賀鵬飛（物理系）、武漢市長趙寶江（六六年畢業於建築專業）、國家經貿委副主任趙維臣（六二年畢業於機械系）。

七十年代初畢業於清華大學者也有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元（七零年畢業於自動控制系）、中共駐芬蘭大使喬宗淮（物理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劉延東（七零年畢業於化學系）、前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劉澤彭（七零年畢業於自動控制系，後轉任國務院僑辦副主任）等。

還有一個偶然的巧合是，中共十三屆中央政治局的六名常委中，有兩名是清華出身，一是姚依林，二是宋平。此二人三十年代都在清華大學的中共地下黨裡從事學運領導工作，而在政治局常委內的分工則是姚依林管經濟，宋平管黨務。

在十四屆中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中，又有兩名為清華出身，朱鎔基和胡錦濤，而此二人也是一個管經濟，一個管黨務。

所以，在中共「文革」前一度被稱為「第二黨校」的中國人民大學裡有人感慨道：我們學校歷來是為黨和國家培養幹部的學校，既有經濟方面的專業，更有政治方面的專業，可是我們學校出來的學生怎麼不如清華出來的學生有官運」

從紅色青年到反黨右派

一九五一年，朱鎔基靠獎學金讀完了清華大學，畢業後被分配至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計劃處擔任計劃室副主任。這個職務相當於中共政權官吏等級中的副科級。雖說起來不是很高，但比起朱鎔基祖父初入官場所擔任的錄事之職，也還是進了一步，況且這一年朱鎔基才二十三歲。

一位前中共國務院的幹部透露，在東北工作期間，時任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和副主席李富春都對朱鎔基十分欣賞。五二年十一月，高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將朱鎔基調進計委燃動局和綜合局工作。五四年九月，李富春接替高崗，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朱鎔基即當上了主任辦公室的副處長，實際上是給李富春做秘書工作。

高崗當時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物之一，是否有機會「欣賞」基層幹部朱鎔基，尚待考證。但作李富春的理論助手的說法應是可信，至少兩人極為熟稔。

還有一種說法是朱鎔基上調進京，與高崗沒有太多關係，而是李富春在一九五二年八月，從東北地區卸任進京時將朱氏帶去的。

無論是高崗還是李富春最早看好朱鎔基，從中共公開公佈的朱氏簡歷和中共家計委籌組時間、經過來分析，朱鎔基應是被這兩個人或其中之一指名調進北京的。

中共公佈的朱氏簡歷只介紹他在東北工作時擔任計劃處生產計劃室副主任，五二年調入國家計委。而中共國家計委正是由高崗和李富春等人主持籌組，於五二年十一月正式成立的。籌組國家計委的過程中，高崗和李富春分別從東北地區點名調了一批幹部進京。

當時，東北是中共的「老解放區」，早在中共建政之前，其東北人民政府即已經積累了幾年的經濟建設管理經驗，從東北調一批既懂經濟，又有一定工作經歷的專業幹部進京，也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的願望。

如果朱鎔基步入中共政壇之初，果真是李富春提出之結果的話，真可以說是一個歷史的玩笑。因為朱鎔基自當了中共副總理後，無論中共內部還是海外政治評論界，都是把他當成李鵬剋星看待的，而李鵬當年發跡的基礎也是李富春為其奠定的。

一九四八年，中共決定派出一批經過中共自己的學校，培養一段時間的幹部子女和烈士子女到蘇聯留學。當時，因為李鵬已經正式參加了工作，在東北一家油脂工廠任黨支部書記，同時也可能是因為他的養父周恩來，不願意出面為他爭取更多的利益，所以最初擬定的留蘇名單上並沒有李鵬。但李富春和他的夫人蔡暢，力主將李鵬也送去蘇聯，這才有了李鵬後來的一段留蘇、回國從事水電方面的基層領導工作等經歷。

引蛇出洞的政治手段

李富春同周恩來一樣，早在二十年代初留學法國期間，與李鵬的舅父趙世炎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趙世炎死後，李富春自然也要同周恩來一樣，對烈士的後代恩愛有如。

從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開始，中共政權在毛澤東親自指引和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全部中共核心人物的大力支持下，全國城市範圍內發動了一場旨在「引蛇山洞」的「反有」運動。

運動一開始的鬥爭目標，還是針對黨外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民主人士，所以當時身為中共黨員和國家政府機關幹部的朱鎔基，並沒有感到這場運動會對自己有什麼威脅，照樣像過去一樣，一邊為李富春等國家計委領導人起草有關經濟政策的文件，執筆有關經濟理論探討的文章，一邊在一些宏觀經濟理論問題上固執己見，不時在會議上或同事之間，發表一些反對經濟冒進，反對制定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的宏論。

反右鬥爭進行了一個月左右，七月二十八日的權威黨報（人民日報）突然刊登出一篇題為《反右派鬥爭是對每個黨員的重大考驗》的社論，自此，黨內「反右」即告開始。

該篇社論中說：中國共產黨內也有右派，這些人從來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早在過去的歲月裡，就與黨外右派狼狽為奸。

於是，朱鎔基所在的國家機關黨委，根據這篇杜論所定的調子，開始了抓國家機關的黨內右派的運動布署，要求人人過關，大搞「深挖」。

同年九月二日，中共中央發出一份題為《中共中央關於嚴肅對待黨內右派分子問題的指示》，宣稱已經統計出黨內右派三千多人。

此時的朱鎔基尚還不在這三千人之列。但是，由於共產黨的官方輿論工具不斷呼籲為「保持黨內純潔」，「要戰勝溫情主義」，朱鎔基所在的國家計委主任辦公室開始有人「打破情面」了。平時與他意見不和者把他的「白恃才高」、「自以為是」、「目無上級領導」等表現都當成右派罪狀羅列出來，而他平時「固執己見」和「好提意見」的行為更是「向黨進攻」的最直接表現。

也可能是李富春等國家計委領導人出於保護朱鎔基的目的，把他的主任辦公室副處長職務免去，但同時又任命他為國家計委機械局綜合處副處長。表面上看是「平級調動」，但實際此舉意味著他不適合在中央領導身邊工作（當時李富春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兼任國家計委主任）。

在劫難逃

形勢發展到五七年九月，《人民日報）於十一日以頭做頭條重要位置再次發表社論說：黨內和黨外的右派分子，在性質上沒有什麼不同，都是反人民和反社會主義——黨內有了右派分子，對我們黨和革命事業的危害就更加嚴重——如果在我們黨內容許右派分子存在，他仍就會同黨外右派分子串通起來，從內部來打擊我們，從內部來反對我們。

在這一杜論的號召下，黨內反右鬥爭進一步升級，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及事業單位，都定下了必須完成的抓「右派」指標，誰超產誰光榮。在這種情況下，朱鎔基終於在劫難逃。雖然說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檢查和大小會的「批判幫助」。

共產黨當年的反右鬥爭首際上是進行了兩次，第一次是五七年六月到五八年四月左右，第二次是五九年的所謂「反右傾」運動。兩次「反右」運動中，到底整肅了多少無辜，到底有多少人與朱鎔基同命相憐？對於這些數字，就是以「撥亂反正」相標榜的鄧小平政權，也從來不敢公開對外公佈。

由大陸數位青年黨史工作者，集體編寫的《中國「左」禍》一書，於九三年二月由北京胡華出版杜出版，書中所提供的這方面數字，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因為書中內容完全是來源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史室等單位的原始資料，所以應該是最接近事實的。

在《中國「左」禍》面世之前，中共公開的有關資料（如九一年公開出版的由廖蓋隆等人主編的《當代中國政治大事典》中已經正式公佈了當年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數總共有五十五萬餘人，但從未披露當時末被正式戴上帽子，實際上卻同戴了帽子的「右派分子」遭受同樣命運的被整肅者數字。

《中國「左」禍》一書披露：從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實際上一直持續到一九五九年才告結束，期間經歷了抓黨外右派、抓黨內右派、抓軍內右派和反右傾等幾個回合。

第一個回合從所謂「引蛇山洞」的「陽謀」開始，整肅的對象絕大部份者是「猖狂向黨進攻」的「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時間是五七年下半年。在此後二十年的復查中，陸續被摘帽者人數多達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

到一九八零年五月的統計，被摘帽者人數達五十四萬餘人，當時的說法是：剩下的一萬人繼續甄別。不久，又宣佈這一萬人中只有九十六人不予平反。

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加九十六人，總共是五十五萬二千九百七十三人。這就是至今為止能夠統計到的被戴了「右派分子」帽子的總人數。

荒唐的是，當年負責這場反右鬥爭的重要主事者之一，現中共首際最高負責人鄧小平至今還在堅持說：關於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錯誤在於擴大化」可是，如果我們用五十五萬二千九百七十三這個右派總數，除以九十六這個「名符其實的右派」人數，所謂「僅僅是擴大化」，竟一下子「擴大」了五千七百六十倍。

戴帽子右派和未戴帽子右派

關於末被直接戴帽子的黨內右派的具體數字，書內沒有具體統計數字，只是說「在黨內反右鬥爭中，廣大的普通黨員所遭到的迫害和打擊在數量上是極其驚人的」。「大批黨政幹部「下放」到農村，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另有數十萬黨員受到各種各樣的紀律處份。至於那些被劃成「右派」的黨員和非黨右派一樣，遭到拘禁和強制勞動」。

從古中所披露的這些事實看，中共在整個笫一場反右鬥爭中，黨內黨外的所有被整肅對象，即在這場反右鬥爭過程中被拘禁勞改或發配變相勞改的人員（戴帽子右派和不戴帽子的右派），應該說大大超過了外界所披露的最高數字：五十五萬。

前面所列出的反右鬥爭中被整肅的人數還不算驚人，更驚人的是接踵而來的「反右傾」運動中的整人數字。

在一九五九年繼批判彭德懷之後所進行的所謂「反右傾」運動中，主要是整肅大批中共各級機關幹部和各類學校中的知識分子，後來就連農村不脫產的基層幹部也捎帶其中了。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軍委總政治部《關於劃分右傾機會主義的標準和處理辦法》，此後即成為全國通用的標準。

過去，中共黨史資料中一直是強調中共在這次反右傾運動中規定重點批判的人數應該控制在黨員人數的百分之一以下，但到一九六二年中共進行所謂甄別平反過程中統計出：在反右傾鬥爭中被重點批判對象，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黨員幹部竟達三百六十五萬，佔其當時全部黨員總數二千六百萬的百分之十四強。

另外，歷時僅僅半年時間的反右傾運動，如果加上全國各地農村基層被整肅的人數，大概要在二百六十五萬的數字上翻上幾翻，因為二百六十五萬僅僅是被整肅的黨員數字，而農村生產隊一級的不脫產幹部，相當一批不是黨員，而被整肅的農村的富裕中農和上中農，絕大部份都不會是黨員。

《中國「左」禍》一書中透露的反右傾運動時的軍中整肅情況，更是第一次被公開曝光。書中說：五九年廬山會議整完彭德懷後，軍內直接劃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千八百四十八人，另外以「中右」、「二類」、「三類」劃限整肅的達一萬五千四百六十四人，總數達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二人。

中共從五七年六月開始的反右鬥爭，雖說是在五八年九月宣佈結束的，但此時還在繼續補劃右派，並在少數民族地區結合反右運動開展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的鬥爭。另外，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還發動了所謂「插紅旗，拔白旗」運動、農村「整風整杜」運動、「民主革命補課」運動等等，而緊接著進行的反右傾運動實際上是反右鬥爭的繼續。

五十五萬分之一的受害者

從五七年下半年到五九年底，短短兩年半時間內，中共政權的全部整肅對象到底有多少？雖然《中國「左」禍》一書中也還沒有提供出一個總數，但根據書中內容進行簡單相加，應該說超過了一千萬人(？)。如果再加上這些被整肅對象在政治和經濟生活上受株連的家屬，數字就更是觸目驚心了。

由大陸出版杜公開出版發行這樣一部如此大膽，揭露出如此觸目為心的殘酷事實的中共黨史讀物，自然會讓中共黨內的殭化分子惱羞成怒，例如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對公開出版這樣一本著作，即非常氣憤，認為其中內容是「全盤醜化共產黨」。

關於朱鎔基對這本書的態度，有的報導說他比較支持萬里的意見，認為書中的內容只要是事實就沒有理由查禁。也有報導說因為朱鎔基本人在當年的反右鬥爭中深受其害，現在反而不便在是否查禁這本書的問題上公開表態。

搞所謂的「大鳴大放」運動，本來就是毛澤東「引蛇山洞」的所謂「陽謀」，而朱鎔基不過是被中共正式承認的五十五萬條蛇中的一條小「蛇」。依他當時的副處級職務，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都還不可能注意到他。

至於當時身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高位的李富春，為什麼沒有替他說話則還是一個政治謎團，也許連朱鎔基本人至今也還沒有找到準確答案。

一九五八年四月，朱鎔基被中共國務院機關正式宣佈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並由中共國家計委黨組，報請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委員會開除黨籍。據當時在國家計委工作的一位中共離休幹部回憶，朱鎔基在被宣佈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時，當場痛哭流涕地表示自己絕對沒有反黨，可是被命令為了完成黨內右派的「超產指標」，只有服從黨的決定，為黨當一次「反黨右派」。

這位從一九四七年進入大學起，即開始投身中共赤色學生運動的左翼青年，作夢也沒有想到入黨十年後，竟然成了「反黨右派」。據接近朱鎔基的人士介紹說，朱鎔基自己曾對人講他被打成右派的直接原因，只是因為對當時的國家計劃發表過幾句不同意見，認為有些不切實際。

大陸也有傳聞說，當時李富春之所以不能保住朱鎔基，是因為朱鎔基在「鳴放」過程中，為高崗說過幾句公道話，高崗後來在權力鬥爭中性命末保。

因言獲罪後，朱鎔基被下放農場勞動數年，據說因此落下了腰肌勞損的後遺症。一九六二年，他因為「思想改造」較好，而被宣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先是被分配在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任教員，後來又到計委綜合局任工程師。

朱鎔基的右派問題後來雖然得到平反，但直到九一年升任國務院副總理時，仍有人抓住這一點不放，說右派出身的朱鎔基政治上不可靠。具諷刺意味的是，極力提拔朱鎔基的是鄧小平，而五十年代具體執行毛澤東反右行動的正是鄧小平，當時鄧是中央反右辦公室主任。

有一個可能今朱鎔基本人也無可奈何的現像是，朱鎔基雖然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長的上海市人代會上，敢於講自己被「錯劃」成「右派」的不幸，但中共對外公開宣傳的「朱鎔基同志簡歷」卻對此事隻字不提。

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的中央政治局成員「選舉」結束後，中共當局以「新華杜」發的貫常「新聞一律」作法，令全大陸各大傳媒刊登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機構成員簡歷」。其中「朱鎔基同志簡歷」中這樣寫道：「朱鎔基——一九五二年至五八年，任國家計委燃動局、結合局組長，國家計委主任辦公室副處長，國家計委機械局綜合處副處長。一九五八年至六九年，任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教員、國民經濟綜合局工程師——。」

這一來，就把朱鎔基當年被打成「右派」的經歷掩飾過去了。朱鎔基對此未必沒有自己的想法，但在公開場合他也只能作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姿態。

朱鎔基步入中共高層後，有人認為鄧小平對他當年的所謂「右派」問題，是「大人不計小人過」，但朱鎔基內心裡的真實想法，應該是「小人不計大人仇」才對。

第三章 從副科長級到副部長級

也許是應了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那句老話，滿懷一腔抱負的朱鎔基，欲在中國大陸的政壇上大展身手，就必須先經受一番政治風雨的磨難。

朱鎔基之所以有了在當今中國大陸這個風險無比的政治大舞台上，縱橫馳騁的機會和攫取宰相寶座的才能，也是因為這那五年的勞改生活，不但沒有使他消沉，反而成為他積蓄內在政治勢能的一個必要過程。

雖然朱鎔基在五八年被打成了「反黨右派」並遭開除黨籍，但在整個中國大陸的五十五萬名右派分子及無數「右傾機會分子」中，朱鎔基的遭遇並不是最慘的。

當時的政治形勢是，不但是毛澤東要搞所謂「陽謀」，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在內的中共主要領導人都在助紂為虐。因而，一般從黨和政府機關幹部中被挖出的右派，無人敢同情、敢給他們講好話。

特別是一九五八年五月，因為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把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內的「右派分子」，與所謂「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和「其它反動派」相提並論，正式有了「地、富、反、壞、右」的說法，從此右派分子的社會地位就同「反革命」，甚至各類刑事犯罪分子完全一樣了。

五年勞改換回難得人生經歷

但不知是因為上面有人暗中保護，還是別的什麼原因，朱鎔基只在右派農場勞動了極短一段時間，即被原單位召回另行分配工作，成了國家計委業餘學校的一個普通教員。

在當教員期間，朱鎔基充份利用了中學時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學期間打下的數理化功底，故被學校裡的其他教員和學員稱為「多面手」和「全能教員」。同時，既然是當教員，就必須功有自己的文化和理論的不斷充實。這樣說來，比起大多數長期在農場勞動改造的右派分子來講，朱鎔基真的是比較幸運。

一九六二年，朱鎔基因為「思想改造」較好，而被宣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久即結束了教員工作，被召回國家計委機關，在國民經濟綜合局從事業務工作。因為還屬於政治上的「內控人物」，所以這段時間裡他沒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職務，只是給了他一個工程師的業務頭銜。

「文革」開始後，「五類分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份子和右派分子，簡稱「地、富、反、埂、右」）更是成了運動中首當其衝的「階級鬥爭對象」，朱鎔基也立刻被國家計委機關的「造反派」命令「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

好在運動的重點很快就被「偉大領袖」引導到「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方向上，當年將朱鎔基打成「右派」的人反而成了「運動對象」。所以，朱鎔基僅僅是在少數幾次「革命大批判」會議上，給「走資派」們當了當陪襯，沒有受到太多的皮肉之苦。

不過，因為他在五八年以前，曾經當過計委領導人的秘書，而計委的領導人在「文革」初期，幾乎都被打成了所謂「走資派」，所以「造反派」們還是要在這個問題上找庥煩，不時讓他交待，曾被他刀筆伺候過的幾個計委主任、副主任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

甚至當年主持把朱鎔基劃成「右派」的一個計委領導人，此時竟也被羅織出一條包庇「反黨右派朱鎔基」的罪行。朱鎔基沒有辦法，只好證明那位領導人在反右鬥爭中從來沒有對他表現出「心慈手軟」，這當然是朱鎔基的心裡話，當時也有效地為那位計委領導人開脫了一項「罪名」。

到了「文革」中期，轟轟烈烈的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革命大批判運動，已經告一段落，接下來就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於是，朱鎔基被列入首批「資產階級的殘渣餘孽」，於一九七零年中被下放到農村地區在國家計委的「五七」幹校再次勞動改造，而且一斡就是五年。在這五年裡，他喂過豬，放過羊；負責過廁所清糞，也當過伙夫。另外，還學會了插秧、割麥、田間管理等各種農活。

回憶往事，朱鎔基感慨良多，但並不顯得十分懊喪，他說，在那段時間裡，他接觸了許多人，懂得了許多原來不懂的事情和道理。深深地了解了廣大群眾的疾苦。

二十四年還是副科長級

到了一九七五年，整個中國大陸雖然政治高壓一直末減，但已癱瘓了好多年的機關、學校等還是開始了一定的程度恢復。於是，當年從北京城裡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的黨和國家機關幹部也都陸續回到了他們原來的工作崗位。

朱鎔基在計委已經難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卻在幾經週折回到北京後，趕上中共剛剛把在五年前並入燃料化學工業部的石油工業部從新分出，正好需要技術幹部。於是他被發落到石油工業部管理局下屬的電力通訊工程公司。

復健後的石油化學工業部部長為康世恩。康世恩是朱鎔基清華大學前輩校友，三十年代曾與中共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共同組織和參加北平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不過當時朱鎔基與康世恩的地位相距太遠，曾世恩也不會想到要重用他這個校友。

到電力通訊工程公司以後，朱鎔基開始一段時間，僅僅被安排從事收發的文書工作，倒頂了個辦公室副主任的頭銜（副科級）。

此時的朱鎔基，回想起他大學畢業參加工作的第一天，就被任命為計劃處生產計劃室的副主任，如今二十四年過去了，才又被重新任命為副科級幹部，不禁唏噓長嘆了一番「時運不濟」。

感慨之餘，朱鎔基仍不改其自強好勝的秉性，堅決不願將自己的志嚮，埋沒在有用沒用的文件堆裡。經過一番上下疏通和「到艱苦的基層工作崗位上改造思想」的表白，工程公司的負責人，終於同意讓朱鎔基調出行政辦公室，到基層從事技術工作。

從「文革」結束到一九七八年的一段時間裡，朱鎔基以副主任工程師的名義，帶領一群青年學徒工鑽山溝，涉大河，哪裡有石油工地，就到哪裡去架設輸電線路，安裝變電設備。從設計圖紙到指揮施工，從拉高壓線到埋電線杆，朱鎔基工作上「文武」雙全，又從來不表現知識分子的架子，所以頗得所在工段上下一致的好評。

當時，朱鎔基還屬於有嚴重「政治歷史污點」，明確規定只能「內控」使用的人物，所以石油部的下屬單位能夠給他一個副主任工程師的技術職稱，已經是非常難得的舉措了。

使後來的朱鎔基感到受益無窮的是，雖說是從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秘書位置上，一夜間滑落到人世間的最底層。但是他堅信這長達二十年之久的人生厄運，不過是「虎落平陽」，始終堅信總有出頭之日。所以，無論是被「控制使用」階段還是在下放勞改期間，他一直堅持在業務知識、理論素養方面充實自己，特別是沒有中斷他所偏好的宏觀經濟方面的理論學習和研究。

一九七八年才被恢復黨籍

一九七八年初，剛剛從中國科學院分出，另起炕灶成立的中國杜會科學院，為適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形勢，急於成立一批新的研究所，當時擔任杜會科學院副院長的中共著名經濟學家馬洪，立即主持建立了一個中國杜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自己親任所長並廣為招兵買馬。

不久，馬洪即將朱鎔基收編。任命他為研究室主任，此職務是縣、團級，即國家機關的處級，而朱鎔基在被打「右派」之前的最高職務是副處級。

在此同時，工業經濟研究所又從全國各地招進了第一批研究生，如今他們大都在各個重要部門聲勢顯赫。而他們中間最為外界所知的，則是朱嘉明和陳雲的長子陳元--現在朱鎔基親自兼任行長的中國人民銀行擔任第二副行長。

在朱鎔基進入社科院工經所的前後，中共中央於一九七八年四月四日，轉發了中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文件中說，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條件已經成熟。

同年九月，中共又決定對被劃為「右派分子」者全部進行復查，把「錯劃」為右派的改正過來。因為當時出任中國杜會科學院第一任院長的胡喬木，對右派平反問題持比較積極的態度，這才使馬洪較快地從朱鎔基的檔案材料裡，去掉了所謂「政治歷史污點」。按著，又經胡喬木的同意，馬洪在工經所主持給朱鎔基恢復了中共黨籍。

當然，在給朱鎔基「平反」的決定中，已經寫明他當年是因為「反右鬥爭擴大化」而被「錯劃成右派分子」，所以恢復黨籍後，其黨齡也還是從一九四九年入黨的那年算起。

正式為朱鎔基平反的那一天，中國社會科學院組織部門的一位負責人，鄭重其事地向朱鎔基展示從他檔案裡抽出來的「右派分子」材料和開除黨籍的處份決定，然後付之一炬。

組織部門負責人對朱鎔基說：從現在開始，黨還了你的清白之身，你的檔案材料裡已經不再有任何「歷史污點」，你應該感謝黨中央政策的英明偉大。

朱鎔基一言不發地看著那一張張記載著他的「反黨罪行」的字紙，在火中迅速化為灰燼，感慨萬千。就是這幾張字紙，竟像一座大山一樣壓了他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來，他忍辱負重，甚至當牛作馬；二十年來，他從不敢多說一句話，更不敢說錯半句話。如今，上面一句話，下面一把火，就算是還了自己的「清白之身」。可是，這二十年的青春該向誰去討？

想到這裡，朱鎔基突然悟出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如果要向共產黨討債，必然會碰得頭破血流，甚至家破人亡。但是，如果有朝一日自己能夠親自駕馭這個黨呢？

馬洪封朱鎔基恩重如山

朱鎔基同馬洪的關係，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初。馬洪長朱鎔基八歲，參加中共革命的時間卻要比朱鎔基早十一年。他一九三六年就在山西參加了中共外圍抗日組織犧盟會，三七年正式加入中共，三八年赴中共根據地延安入馬列學院學習，是中共自己培養出的理論工作者。

中共建政之初，馬洪奉調中共中央東北局，先是擔任東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久即升任中共東北局委員和東北局副秘書長，同時還擔任過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職務。所以，在東北工作期間，朱鎔基即是馬洪的下級。

高崗和李富春先後進京主持國家計委的組建工作後，馬洪與朱鎔基同時以支援中央幹部的名義進京，馬氏任國家計委委員、秘書長等職務，朱氏則任主任辦公室副處長等職務。主任辦公室本來就是在秘書長直接領導下工作的，所以這一段時間裡，朱氏成了馬氏的直接下級，二人工作接觸更多，私人關係也日益深遠。

「高崗事件」後，馬洪被打成高崗的「五虎上將」之一，並被毛澤東點名，自此則長期不被重用。待朱鎔基成右派分子後，兩人自然也就惺惺惜惺惺，用一句「同是天涯淪落人」自嘲或共勉。

馬洪在「文革」結束後首先提攜朱鎔基，其中自然有「同命相憐」的一面，但是否也有原來與高崗關係的原因在其中，就不得而知。

後來，馬洪因為自己的元老資格，職回升得一度比朱鎔基要快，曾先後擔任過中國杜會科學院副院長、院長，國家機械委員會副主任和國務院副秘書長職務。但後來則因為年齡偏大等原因，終於在正部級的領導職務上原地踏步數年，再沒有機會繼續昇遷了。

待朱進入中共權力核心層時，馬已經是七十多歲高齡。他現在的主要職務是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總幹事，被朱鎔基尊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元老級顧問，其門下網羅了大批經濟理論界的智囊人物。像被稱為「吳市場」的大陸著名「市場派」經濟理論專家吳敬漣等，都在他手下任職。另外，當年趙紫陽智囊班子中一批「六四」以後沒有受到太重處份者，有一部份也歸入了馬洪門下。

黨內黑手

朱鎔基九一年從上海調進中央出任副總理後，當時香港《潮流》雜誌上曾載有言忍寬先生的文章，介紹朱鎔基一九七八年，曾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高級研究班進修，但中共所公佈的朱鎔基簡歷中並沒有提到這一筆。

經向朱嘉明先生證實，朱鎔基確實是在七八年即已經被馬洪收編進工業經濟研究所。而言忍寬文中所說的朱鎔基是在七九年才進入工經所是不準確的，事實上朱鎔基七九年已經到了國家經委。

在工經所的一段時間裡，朱鎔基似無太多著作，被外界所知的，僅僅是一篇對當時由華國鋒主政的中共高層盲目制定的過高而不切實際的經濟計劃指標，表示異議的文章。同時，他還提出建議，希望中央政府要儘快 立一套嚴格的制度，對貪污、受賄行為嚴厲懲處。

有意思的是，朱鎔基在擔任中國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室主任期間，大陸青年經濟學家、曾是趙紫陽智囊班子重要成員朱嘉明，一度為朱鎔基的助手、秘書。

朱嘉明其人一直是趙紫陽主政時期，被中共高層十分看重的青年經濟學家，後來，因為中共政權八九年的「六四」鎮壓持堅決反對態度，與陳一諮等人起草「三所一會」《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在大學生絕食的天安門廣場公開廣播宣傳。聲明中要求中共「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要求「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特別代表大會」。

這個「三所一會」是指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所長陳錫文）、中國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朱嘉明）、北京青年經濟學會（負責人王軍濤和陳子明）。自此，「三所一會」成為所謂的「動亂黑手」，而其中的「三所」因為均有中共高層之背景，故被中共政權中的主殺派李鵬等人指認為「黨內黑手」，而這個「黨內黑手」的最大後台自然是指趙紫陽。

但是，無論是「黨內黑手」還是黨外「黑手」當時都已經無法左右形勢，就在天安門開槍屠殺的前夜，朱嘉明憤而辭官出國，從此徹底站到了中共現政權的對立面。從一九九零年開始，朱嘉明成為被中共 視為「反動組織」的「民陣」理事長。大陸在海外的民運組織「民陣」和「民聯」合併組成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後，朱嘉明再次當選理事長。

更有意思的是，朱鎔基剛剛進入工業經濟研究所的時候，黨籍還沒有恢復，而在工經所恢復朱鎔基的黨支部會上，朱嘉明非常嚴肅地投下了同意的一票。同朱嘉明一起投票同意恢復朱鎔基黨籍的，另一重要人物是陳雲長子陳元。

從此以後，雖然朱嘉明和朱鎔基先後從工經所調出，但直到朱鎔基去上海工作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之間關係一直相當親密。

從國家經委開始步入中共高層

當時，朱鎔基和朱嘉明都擅長宏觀經濟方面的理論。同時，兩人都自恃才高，也都有強烈的政治抱負。在去上海工作之前，朱鎔基最為看好的兩個青年經濟學家是朱嘉明和婁繼偉。接到赴上海工作的正式通知後，朱嘉明感覺自己在經濟改革問題上，與朱鎔基有觀點相左之處，故沒有隨朱鎔基赴上海工作，而當時名氣還不如朱嘉明的婁繼偉則隨朱鎔基而去。

婁繼偉到上海不久，即被任命為上海市體改委副主任。朱鎔基回京高就後，婁繼偉仍然是鞍前馬後，先是任國務院體政委宏觀司司長，不久即升職為朱鎔基親自主持的國務院證券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官至副部級。

一九七八年三月，華國鋒在中共五屆全國人大上繼任國務院總理，宣佈正式恢復國家經委，原石油化學工業部部長康世思，調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次年，康世恩即調朱鎔基進國家經委當燃勤局處長。一年多後，朱鎔基升任綜合局副局長。不久，即又取得高級工程師職稱。

按照大陸的職稱序列，高級工程師相當於大學裡的教授或副教授，研究機構裡的研究員或副研究員。

國家經委與國家計委，是中共經濟決策體系中的兩大支柱，前者負責經濟工作的執行面，後者負責宏觀經濟的政策面。中共仿傚蘇聯體制，於一九五二年底為規劃《國民經濟發展五年計化》，成立國家計委。兩年後又成立國家經委，由薄一波擔任第一任主任。

國家經委的主要職能是主管國民經濟的年度計劃的執行情況的檢查，統一負責基本建設、鐵路交通、財政金融、內外貿易等經濟技術活動中需要組織協調事項。

一九六七年薄一波被撤銷職務，國家經委也處於半癱瘓狀況，到七零年乾脆被撤消，與國務院工交辦公室、全國物價委員會、物資部、地質部，勞動部、國家統計局等機構一起並入國家計委。

不料，在八零年八月，康世恩因涉及「渤海二號」沉沒事件，被記大過一次。接著，他又分別於八一年三月和八二年五月先後被免去國家經委主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轉任中顧委常委，從此淡出政壇。

好在朱鎔基的昇遷並沒有因此受到影響。八一年三月，國家計委副主任袁寶華接替了康世恩經委主任職務。袁寶華五、六十年代先後主管過中國的冶金工業和物資管理，任過冶金工業部部長助理、副部長。六零年還一度擔任過國家經委副主任。後任物資部部長，七四年起至八一年任國家計委副主任。

升任副部長級職務

袁寶華的經委主任只當了一年兩個月，在他任上，朱鎔基的副局長職務，原地踏步未動。但據說朱鎔基曾被袁寶華認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即有理論、又有長期實踐經驗的專業幹部，故在經委委員會議上，時常對他進行表揚。

一九八二年五月四日，中共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國務院部委機構改革實施方案的決議》，決定將原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農業委員會、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國家能源委員會、建築材料工業部、國家標準計量總局、國家計量總局、國家專利局等八個國務院機構合併，成立新的國家經濟委員會。

剛剛從安徽省書記任上回到北京的張勁夫，被任命為國務委員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

此舉意味著國家經濟委員會的昇格，恢復了五十年代時經委與計委同級的規格。

五月二十六日，新的國家經委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張勁夫在會上宣佈了新經委組成機構及領導幹部人選，朱鎔基被宣佈為國家經委委員和新設立的技術改造局局長。

經委委員的頭街並不是每個局長級幹部都能夠掛上的，從這個時候起，朱鎔基算是已經開始在中共政壇上初露頭角。

張勁夫歷任浙江省財委主任，華東財委副主任，國家科委副主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省長，長期擔任國務院財政部部長，「文革」前雖然一度任過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過去與朱鎔基卻無工作上直接的淵源，更談不上私交。

當年朱鎔基在國家計委被打成右派時，張勁夫根本還不知道他姓甚名誰。不過好就好在張勁夫還是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的老幹部，思想意識比較解放，平時就非常器重其手下有才華的幹部。再加之馬洪與張勁夫私交甚好，能夠在張勁夫那裡說得上話，這一切就構成了朱鎔基在國家經委繼續晉昇的良好條件。

一九八三年八月，張勁夫提名獲中共中央組織部同意，朱鎔基登上了經委副主任兼委黨組成員（副部級）的寶座，這為他日後步入中共最高層奠定了關鍵的基礎。

當時，朱鎔基已經五十五歲，而按照前一年中共才發佈的《關於建立老幹部退休制度的決定》：「擔任中央、國家機關部長、副部長，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書記、省長、副省長，以及省市自治區紀律檢查委員會和法院、檢察院主要負責幹部的，正職一般不超過六十五歲，副職一般不超過六十歲。」所以，如果朱鎔基在這個時候還不能晉級到副部長級的話，一旦耗到接近六十歲之齡，即使再有能力，也不會被考慮為「接班人」對象了。

連升四級

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朱鎔基以經委副主任名義，會見了出席國際沸騰燃燒應用技術會議的各國與會代表。這是他生平第一次以中共國務院部門領導人的身份向國內外人士亮相。

八四年四月，朱鎔基兼任了中共國務院非常設機構中國工業經濟學會的第一屆副理事長。同年五月，應母校清華大學的盛情之邀，兼任了該校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大學同時授給他教授職稱。

同年九月，張勁夫再任國務委員，但國家經委主任職務並沒有交給朱鎔基，而是由另一資格比朱鎔基老得多的副主任呂東接任。好在由於呂東的晉昇，朱鎔基的副主任排名也依次提前，而黨內職務則由黨組成員升為黨組副書記。

呂東與朱鎔基也是老相識，五十年代初期呂曾在東北主管重工業，任過東北工業部副部長。五十年代初同朱鎔基前後成為支援中央的幹部調入北京，先後任國務院重工業部副部長，冶金部副部長、部長，三機部部長等職。當時經委內部也有人傳說，朱鎔基能夠當上經委副主任，還是因為呂東從中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從八五年到八七年，朱鎔基在數名經委副主任中排名一次次靠前，此間，受中共稱之為「紅色資本家」的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榮毅仁先生的邀請，兼任了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常董。

一九九二年十月，因為朱鎔基在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上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序列，所以被人們評論為「連升三級」。實際上，因為他在一九八八年的中共十三大上僅僅是個中央候補委員，這個職務與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間還隔著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三級。所以，也可以說朱鎔基在中共十四大上黨內職務是「連升四級」。

不過，他在九二年的行政職務，即已經從正省級升到國務院副總理，要照中共的幹部級別來評定的話，他在十四大上也只是升了一級。中共的幹部序列排定的政治和經濟待遇規定，中央黨、政、軍「五大班子」的五個正職領導人（即黨中央總書記兼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國家主席、全國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加上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為一級；政治局委員及五大班子副職拼為二級，以下類推。

但不論朱鎔基在十四大上昇了幾級，反正是十四大以後，海外再次掀起了一股「朱鎔基熱」，許多報刊都預測他將在九三年春天召開的八屆人大上接替總理職務。因為李鵬在十四大上仍連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排名仍是第二，於是海外報刊便臆測李鵬的行政職務，可能改為國家主席甚至政協主席。

鄧小平秘書之迷

同時，為了證明朱鎔基接任總理職務的可能性，海外報刊亦不斷刊登出朱鎔基種種政治背景的內幕消息，其中最具爆炸性的，莫過於朱鎔基曾經當鄧小平秘臺的報導。

九二年十二月出刊的香港《開放》雜誌中披露說：朱鎔基為什麼會在短短十年內從一個司局級官員，快速晉身中央決策高層？一位曾多次採訪過朱鎔基，據說還有一定私交的記者，道出其中原委是「朱鎔基早年曾給鄧小平當過秘書」。

消息說：「一九八二年第一次治理、整頓過程中，由於鄧小平要全面了解整個國家經濟發展過熱以及採取緊縮措施後的情況，便將當時任國家經委綜合局副局長的朱鎔基調去當秘書，負責向鄧小平彙報情況，提出建議。這時朱鎔基還兼任清華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可說是有實踐，有理論，見解頗受鄧小平欣賞。當了半年多秘書，他回到國家經委，在技術改造局局長任上過渡了一下，即被提昇為經委副主任，具備了後來當上海市長的資格。」

這則消息當時被刊登出來以後，似乎還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時隔半年，香港《經濟日報》又將此消息稍作修改再次「披露」，這次引起其他傳媒的熱切反應。因為此時正好李鵬久病不愈，這樣的消息自然可以為朱鎔基將被「扶正」做新聞注腳，一時間，美國、台灣的華文媒介及各國的一些西文媒介紛紛轉載。

這則消息，雖然一時難以斷定其核心內容是否符合事實，但消息中卻有幾個細節是錯誤的。無論朱鎔基是否在八二年給鄧小平當過秘書，他當時至少不是消息中所說「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學院長、教授」。朱鎔基應聘出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是在一九八四年，此時他早已經是經委副主任了。

再者，上述消息中所說的「一九八二年第一次治理、整頓」也是一個奇怪的說法。「治理、整頓」這個說法，在中共建政史上第一次面世，是在一九八八年九月的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上，全稱為「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

在此之前，中共雖然也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有過政策上的時鬆時緊，但八二年中共並沒有針對所謂「經濟發展過熱」的問題，採取過什麼「緊縮政策」。

熟知中共高層內幕的朱嘉明說當年從未聽說過此事，而幾位出身中共高級幹部圈子裡的人士則認為，朱鎔基當時作為國家經委的幹部，應召到鄧府彙報工作或介紹經濟形勢是可能的，而且在一段時間內經常被召到鄧府也是可能的，不過這算不上是給鄧小平當秘書。

當然，如果朱鎔基真的給鄧小平當過一段時間秘書，在中共對外公佈的朱鎔基簡歷中也不會公佈。

首次接受《人民日報》專訪

一九七五年，朱鎔基曾感慨自己雖然從五一年大學畢業即擔任了副科級職務，但二十四年以後，仍要從這個起點上從新開始。可是，此後的一段時間裡，他僅僅用了五年多的時間，就從副科級躍進到了副部級。

套用中共地方幹部序列比較的話，則相當於五年時間從一個副鄉長升至副省長。這個昇遷速度的確是夠快了，而之所以能有這個結果，除了個人能力、客觀機遇等方面的因素外，擅長宏觀經濟理論，也是朱鎔基職務上昇的重要前提。

朱鎔基在經委副主任的職位上徘徊較久，前後達四年半時間。但這段時間的工作經歷，卻給他日後主持整個中國大陸的經濟工作，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經驗。

多年來，中國大陸貨倉裡積壓著不少貨品，朱鎔基在經委工作時，發現在這個問題上能做一篇大文章，一度很重視清倉和考核工作，以改善企業營利、提高經濟效益。

在一九八七年初，朱鎔基曾對一九八六年中國大陸鋼材的情況作了一次清庫調查。他發現，一九八六年底全國鋼材比前一年底增加百分之二十二點八，週轉期達六點三個月。超儲二百萬噸，超儲資金十億元人民幣。一九八七年第一季庫存又增加一百九十萬噸。

他當時認為：一方面鋼材供不應求，市場價格猛漲，一方面庫存又大量增加，這是極不正常的。造成這種現象乃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生產單位為索取額外好處，不按品種、合同交貨，而不少用戶單位並不按需要，亂買亂進，儲貸待漲。

朱鎔基怒斥：這是一種不正之風。中共的刊物為此宣傳說：朱鎔基的工作細緻，還在於他要求各主管部門找出超儲積壓原因，採取有效措施，安排好清倉工作和其他工作（包括運輸、市場、企業經營的配合），一舉改善積壓問題。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國內版，發表了一篇題為《今年經濟效益為何波動》的文章，這是中共中央機關報首度專訪朱鎔基。

這篇報導給朱鎔基一次以政府經濟主管部門負責人的身份，同公眾陳述他的經濟觀點的機會。到他實際主持國務院工作時，文中所陳述的經濟形勢，已經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但從中仍然可以看出朱鎔基對付所謂「中國特色」的經濟管理的大概思路，同時也可以看出他九一年一到國務院工作，就堅持設立生產辦公室（後改為經貿委）的原因。

一九九一年，外界評論大都認為，朱鎔基當了副總理以後堅持要設立一個由自己親自掛帥主持的生產辦，就是為了向李鵬通過鄒家華所控制的國家計委分權，即純粹是出於政治鬥爭，或者說權力鬥爭的需要。

晉昇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

事實上，朱鎔基堅持設立生產辦並不像外界所傳說的那樣簡單。如果僅僅是出於權力鬥爭的需要的話，那麼在中共十四大上朱鎔基已經在黨內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國務院則取代了原來姚依林的地位，且手中分管的權力機構，也比當年的姚依林攬在手裡的還多，為什麼還要在保留生產辦建制的基礎上，將其擴大成經貿委呢？

八七年十月，朱鎔基在中共十三大上被提名中央候補委員，雖然中選，但所得選票數較低，在一百一十名當選的候補中央委員中，他名列九十一。究其原因，最大的可能是朱鎔基雖然在國家經委機關很有影響力，但在全國基本上沒有什麼知名度。

當時大多數人都不曾想到朱鎔基不久會主政上海，更沒有想到他會被人認為是「中國的戈巴契夫」。導致四年後朱鎔基成為國家領導人，出任國務院副總理時，黨內的職務還只是一個候補中央委員。

八八年四月在中共七屆人大上，李鵬正式出任國務院總理，隨即著手對國務院的機構進行了一次較大幅度的改革，在撤消原國家經委和國家計委的基礎上，重新組建統一髮揮此兩委功能的新的國家計委，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繼續兼任國家計委主任。

撤消國家經委的決定，在八七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之前即已確定，而且也不可能是李鵬一個人的主意。

根據當時的設想，撤消經委，將其職、責、權歸於計委，是為了建立一個符合現代化管理要求，具有中國特色功能齊全、結構合理、運轉協調、靈活高效的行政管理體系，以體現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和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

按照中共政權的權力運作規程，政府機構的重大變動，從來都是先要由黨中央政治局做出決定，然後在黨的某屆全國代表大會中，對這些政府機構的變動及新任領導人的人選，進行「投票表決」。

在決定國家經委撤銷時，因為年齡的關係，中共政治局事先已經決定經委主任呂東「退居二線」，所以讓他在十三大上，只「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而經委的其它幾個副主任，則根據其年齡及工作能力分別被安排到其它部門或地方工作。

大概是從一九八七年六月左右開始，朱鎔基已開始為自己尋找新的出路。張勁夫問他是否願意到香港出任港澳工委主任許家屯的副手（仍是副部級），朱鎔基表示非常樂意。於是，張勁夫向許家屯推薦：「朱鎔基有水平，能力強，思想開放。」

張、許二人商量好，由許家屯向中央要人，張勁夫向中央推薦。但過了一段時間，中央沒有消息，許家屯這才知道朱鎔基已經另謀高就了。

在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期間，趙紫陽和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宋平，已經約見朱鎔基正式談話，告訴他中央決定調時任上海市委記芮杏文進中央書記處工作，時任上海市長兼市委副書記江澤民將改任市委書記。因此，中央決定調朱鎔基去上海，接替江澤民的市委副書記職務，待上海市人大召開時再正式接替江澤民的市長職務。

第四章 是趙紫陽親信還是陳雲知己

經委撤銷，其機構歸入計委，而計委副主任編製，早已經是「一個蘿蔔一個坑」，決沒有朱鎔基等幾個原經委副主任插足的位置。更何況中共國務院機構設立，只要計委和經委並存期間，兩家的矛盾就從來沒有中止過一天，所以計委收編了經委後，即使副主任的職務還有空缺，也不會允許像朱鎔基這樣的原經委主要負責人：到計委去搶別人嘴裡的饅頭。

至於由上級安排朱鎔基陞官，進計委當正主任則更沒有可能。當時中共國務院的委級機構，在幹部組織架構上大都比各部高「半格」，而計委更是國務院所有「超部級機構」中的老大，幾乎是國務院有什麼名稱的部或總局機構，計委就有與之相對應的司或局的設置，所以計委的人，一向認為他們的司和局，就可以給國務院的部或總局下令，故自稱他們的機構為「小國務院」。

正因為如此，計委的第一把手在那個時代及在此之前，向來都由國務院副總理級的領導人兼任，十三大時更將兼任計委主任姚依林的黨內職位，晉昇為政治局常委。

所以，從副部級直接跳升副總理級，對當時的朱鎔基來講根本沒絲毫可能。他自己無論有多麼強烈的政治野心，當時還沒有敢覬覦「黨和國家領導人」一級的位置。

趙紫陽向上海「摻砂子」

撤了經委，又進不了計委，下一步的出路在什麼地方？朱鎔基自己著急，中共組織部門也在為他著想。因為他當時畢竟還沒有到離休年齡，按照中共的慣例，即是一個各方面表現平庸的副部級幹部，也要給他安排一個位置，何況當時即使是不喜歡朱鎔基的人，也不敢閉著眼睛給他一個「工作能力平平」的評價。

關於當年中共高層為什麼看中了朱鎔基，決定由他接任上海市長的職務，海外有各種猜測，中共內部及上海方面也有各有不同的說法。

一位對朱鎔基比較熟悉的大陸經濟理論界人士說：在國家經委工作期間，朱鎔基與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建立了密切的關係。趙紫陽在胡耀邦下臺之前，早就強烈地感到上海市是他這個國務院總理說話，最沒有人要聽的地方。無論是哪項工作，趙紫陽親自或派人插進一手，總會被莫名其妙抵擋回去。所以，在上海安排自己親信，安排自己感覺得力的幹部向上海「摻砂子」，是趙紫陽蓄謀已久的事情。

待趙紫陽取代胡耀邦出任黨中央總書記，在中央組織問題上比過去有了一定自主權以後，就立刻開始付諸實施這件事情了。

當時上海的幹部情況是，原上海市委吉記芮杏文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任職後的一個月，中央調時任國務院電子工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江澤民任市長。江澤民的脫穎而出，主要是因為有黨內元老人物李先念的得力推薦，再加上江澤民本人有過一段上海工作經歷，和他對工業管理在行（因為上海的經濟佈局是以工業為主）等因素。

但是，江澤民到上海以後，與芮杏文兩人在兩年多的時間裡，工作配合遠談不上默契，上海的工作也因此不見太大的起色。

江澤民其人由於處事油滑，除了與鄧、陳兩派政治老人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以外，還奉行了一條上不得罪中央改革和保守的兩派在位領導人，中不開罪以陳國棟為首的上海地方元老，下不得罪從上海市黨政機關到區縣一級的大批基層官僚的為政方針。所以兩年下來，他在上海的政績雖然不顯山不顯水，但日子比芮杏文好過得多。

而芮杏文雖然不如江澤民在上海的日子好過，但由於他具有較鮮明的改革意識，頗受趙紫陽的賞識。所以趙紫陽權衡再三，還是在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前，決定讓芮杏文回到北京，到中央工作，把上海市委書記的位子讓給江澤民。

既然趙紫陽做出如此犧牲，上海方面無論陳國棟等元老，還是江澤民等人，自然也沒有理由反對中央派幹部接任上海市長職務。趙紫陽在同朱鎔基談了相互之間對改變上海市工作局面的看法之後，趙終於認定朱鎔基既能夠解決上海的經濟困境，同時也能適應當地的複雜政治環境。

投石問路

持這種說法的還舉出具體例證說：趙紫陽在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曾經多次派朱鎔基以國家經委副主任的名義，以研究大中型國營企業的改造為借口，到上海從事調研。其實當時的這種安排，就要朱鎔基在上海「投石問路」。

決定作出後，中共高層將朱鎔基列入中共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名單，趙紫陽即與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宋平約朱鎔基正式談話。

趙紫陽對他表示，今天的改革政策決定了中央已經不能完全用過去計劃經濟的老辦法，用行政措施給上海的振興提供方便，中央所能做的就是馬上給上海以財政包幹的政策。

朱鎔基恰恰要的就是這一點。因為他明白，只要得到了財政包幹的承諾，他這一任市長的自主權，就要比過去歷任市長的自主權大得多。

朱鎔基到上海工作是否原由趙紫陽提名，眾說不一，不過反對朱鎔基是趙紫陽親信的人認為：如果朱鎔基是趙紫陽的親信，那麼他在「六四」之後怎麼會順利接替江澤民上海市委書記的職務，而且成為當時唯一一個黨政職務「一把抓」的省、（直轄）市級領導？

提名朱鎔基去上海工作，能夠順利在中共高層獲得通過的另一個可能背景是，當時剛剛接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不久、主要負責省部一級幹部攷察與提昇工作的宋平，在這個問題上起了推動作用。

當朱鎔基的政治行情日益看好後，海外媒體幾乎是異口同聲地把他評價成政治上的開明派和經濟上的改革派。那麼，宋平其人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和經濟上的殭化派，又是早已事實證明瞭的。所以，中共十四大之前的很多政論文章，都把宋平和姚依林，並列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內，堅決反對提拔朱鎔基的兩大障礙人物。

其實中共內部的派系劃分和權力爭鬥，還不似許名海外政治評論家所想像的那樣簡單。比如海外大都把在中共十四大上，躍升為政治局常委的胡錦濤，評論成政治上十分開明的青年幹部，但無論胡錦濤是否真如外人評價得那樣開明，他成為「接班人」的確是宋平極力舉薦的。而且宋平在舉薦胡氏的時候，真正是不遺餘力，比如宋平曾專門為胡錦濤與中央系統的「太子黨」成員們之間的既往矛盾，同薄一波等中共元老一一解釋，以消除「誤解」。

宋平其人雖然資格比朱鎔基老得多（三七年在清華大學加入中共），但他與朱鎔基同出於一所學校，又是先後在這所學校裡參加了中共的赤色學生運動，這是朱鎔基能夠被宋平看好的笫一個因素。

宋平與朱鎔基的歷史淵源

此外，宋平與朱鎔基的私人關係，雖然暫時無從可考，但工作關係，則可以一直追溯到朱鎔基剛剛參加工作的五十年代初。當時，宋平曾同朱鎔基有大致相同的經歷，先是供職於中共中央東北局，後來國家計委成立後，宋平，馬洪和朱鎔基一同被調進北京共事於一個機關。所以，對於朱鎔基這樣出身計委的懂業務的幹部，宋平應該說有天然的好感。

特別要強調的一點是，即宋平和馬洪五十年代初在中共國家計委工作期間，都是計委委員，而作為計委主任辦公室負責人的朱鎔基，自然與他們兩人都有工作上的密切接觸。

還有一個關鍵的因素是，馬洪因為高崗的原因，在反右鬥爭之前已經倒臺，而宋平則在計委工作一年多以後調往國務院勞動部任副部長，回到計委任副主任時是一九五八年，朱鎔基已經成了右派。所以馬洪和宋平兩人，在把朱鎔基打成右派的問題上，都沒有直接或間接的責任，朱鎔基與他們兩人之間，在這個問題上肯定也沒有什麼積怨。

雖然，宋平的殭化和保守在大陸，是人所共知的。遠至他在甘肅省主政期間，就曾對萬里和趙紫陽分別在安徽和四川搞的「那一套」頗為反感，。以至甘肅省落實農民包產到戶政策的速度，遠遠落後於許多省份。甚至於在政治觀點上，宋平更是一個反對資產階級白由化的急先鋒，尤其在「六四」以後，對於成立「反對和平演變委員會」之類的機構十分熱衷。

但是，朱鎔基在政治上，即使真的是像海外媒介所評價的那樣開明，起碼在一九八七年還沒有表現出來。所以當時宋平以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身份攷察朱鎔基，在政治問題上，只能以朱鎔基青年時代熱心赤色學運和被打成右派之後對黨的忠誠，仍然「堅定不移」為主查依據。而朱鎔基在右派的問題上，確實經常把「母親錯打了孩子，孩子怎能恨母親」這樣的比喻掛在嘴邊上，自然會今宋平十分感動。

朱鎔基去上海是否是宋平提名（或宋平與其他人共同提名）現在還不得而知，但不管是誰最先動議派朱鎔基去上海的，其冠冕堂皇的理由都離不開如下幾項說詞：朱鎔基是既有經濟理論，又有經濟管理經驗。尤其當時上海的最大問題是國有企業改革問題，而朱鎔基在國家經委任職期間主抓的就是這項工作，已經總結出確實能夠以道理服人的企業改造辦法，只等待實踐機會。朱鎔基擔任地方領導人最大的欠缺是不懂農業，但去上海這樣的工業區恰好又能讓他揚長避短——。

多的不舉，僅這幾條理由足以證明朱鎔基是上海行政領導人的難得人選，無論宋平也好，還是其他什麼人也好，找不出什麼具體的道理，來反對朱鎔基到上海任職。

沒有派系問題

朱鎔基九一年被調進中央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後，有政治經驗的人，立刻意味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人事安排。讓一個黨內職務僅僅是黨中央候補委員的人，突然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在這中共建政史上還是第一次。但因為當時任命的另一名副總理鄒家華排名在前，所以人們因此臆測說，這是陳雲一派與鄧小平一派進人事平衡的結果。

這一分析其實是沒有什麼道理的。鄒家華在提昇副總理之前行政職務已經是國務委員，黨內職務也比朱鎔基高，那麼兩人雙雙成為副總理後，把鄒家華排在朱鎔基前是很自然的事情。若要把朱鎔基排在鄒家華之前，必須要先把朱鎔基的黨內職務提到鄒家華之上才行。

一位曾經長期在中共高層供職，最近才從中共高層圈淡出的人士，根據他對朱鎔基的了解及中共高層組織運作的常識判斯說：朱鎔基能夠昇遷到今天這一步，除了許多別的原因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在中共高層中哪一派也不是。

他有地方行政工作的領導才能已經是被事實證明瞭的，但這個領導才能是在上海工作的幾年中方真正表現出來的，而當初他之所以被派到上海的最主要原因還是他的條件與其他候選人比起來更顯得「對口」。

陳雲其人是否對朱鎔基看好也是一個海外媒介討論過的問題。事實上，像上海市長這樣一個重要位置，如果沒有陳雲吐口，尤其是如果陳雲反對的話，即使朱鎔基真的當過鄧小平秘書也是通不過的。

著名大陸政治評論家，原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阮銘先生九二年八月曾在《民主中國》撰文指出：「鄧小乎在南巡講話中說，沒有把上海及早開闢為像深圳那樣的特區，是他的一個失誤。其實他的這個檢討並不實事求是。上海的並末開闢為像深圳那樣的特區，並非由於鄧小平的無意的疏意，而是由於陳雲蓄意的抵制。」

一九八零年開放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特區時，專家學者中就有人提議開放上海為大特區，並認為其意義將大大超過那四個特區，胡耀邦也有此意。然而，當時陳雲及其控制下的計委、經委對那四個小特區都處處設卡，橫加刁難，開放上海特區一事祇得作罷。

到了一九八四年，鄧小平提出開放沿海十四個城市，在北京召開會議，除陳雲外，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這十四個沿海城市中最重要的就是上海。會議期間，胡耀邦專門找上一海代表前來中央出席會議的一位副市長談了一個上午，闡明上海改革開放的戰略意義，要他在會上帶頭講一講。談畢，這位上海副市長向陳國棟通電話彙報了胡耀邦的意見。

陳雲操縱上海

陳國棟冷冷地說了七個字「上海不為天下先」，這位副市長只好在會上悶聲不響，因為陳國棟的背後就是陳雲。陳雲拒不出席北京的中央會議，都躲在上海冷眼觀察呢。會議的最後一天，鄧小平講話，還叮囑姚依林向缺席到會的陳雲通報一下。鄧小平也未必知道陳雲不出席會議，照樣在同會議鬥法呢！

中共高層中一位因為「同情和支持資產階級白由化」而遭到貶黜的開明派人士，在私下裡談及中共高層在改革開放問題上的矛盾鬥爭時說：當初開放深圳、珠海等四個特區，完全是鄧小平硬頂著陳雲等人的反對聲浪，強制推行的，所以當時根本沒有開放上海的條件。

上海是國營經濟的巨鎮，中共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陳雲要控制住化那個計劃經濟的鳥籠，必須首先抓牢上海這個籠把。陳雲又是從上海起家的，所以他幾乎年年要去上海，處心積慮地在上海培植他的親信，陳國棟就是他在上海的主要代理人。現在上海當權的吳邦國、黃菊等人，都是陳國棟在上海主政時提拔起來的，九三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前，陳國棟還擔任著上海顧問委員會主任，一直保持著他的政治影響力。

阮銘先生認為，上海派不可能像胡耀邦和趙紫陽那樣熱心於改革開放路線，他們總想在鄧小平與陳雲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這是中間派的政治特色。從歷史上看，上海派從來就沒有偏向過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他們總是躲在中問。如果要說有所偏向的話，無寧說是中間偏陳。這也是上海的歷史地位決定的。

其實，阮銘先生的這番評論甚至已經被朱鎔基認可。朱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長以前，曾經在全國人大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上海一直是計劃經濟的「模範執行區」。

一位原來參與過上海如何改革爭論的大陸經濟學者宏悟先生九二年八月也曾在《民主中國》雜誌上撰文說：在第一個十年改革中，上海的作用與影響是十分獨特的，這種獨特性來自於上海經濟改革中的戰略地位和上海自身的經濟、政治、文化特徵。同時也來自改革派和保守力量在上海改革與發展問題上的「博弈」。

改革伊始，上海就成為關注的重點。一九七九年夏季，根據北京有關方面的意見，由一批學者和專家組成了一個調研小組前往上海，對上海的產業結構進行全面系統的調查，形成了若乾結論。其中包括：上海的產業結構是落後的，因為上海是一個產業品種俱全的區域，沒有形成自身的重點產業，技術密集形產業比重低，第三產業（廣業的服務業）落後於加工工業，基礎設施（交通、通訊）嚴重滯後於其他產業的發展要求。能源產業相當薄弱，與此同時，上海眾多的中小企業技術落後，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技術改造的任務十分緊迫。

總之，上海現存的產業結構是難以支持一個較長時期的高增長，高效益的經濟發展的。至少從上海的產業構造上看，上海在衰落之中。

上海走到十字路口

針對上述情況，改革派提出「上海產業改造論」，其含意包括：第一，開展大面積的技術改造：第二，進行一部份產業轉移，即把那些勞動密集的產業向上海周邊地區擴散，促進上海自身的產業升級：第二，推動服務業、基礎設施的改善；第四，加強能源工業的建設。

然而，這針對上海工業衰落的「改造論」，並沒有得到廣泛的理解和支持。這是因為上海從五十年代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就已經成為計劃經濟體系的重要支柱，上海的財政上交始終名列前茅。對上海的產業實行大規模的改造，勢必引起原有計劃經濟體系的動搖，特別是影響中央政府的財政收人。因而，上海產業的改造在改革初期，基本上處於停頓狀態。

大概在一九八一年，上海社會科學院一位叫沈峻波的學者，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上海的二個第一和十個倒數第一》的長篇文章，分析了一九四九年以後上海的發展問題是，在獲得經濟增長速度、上交國家利潤等方面的第一的同時，在居民主房、交通、環境等方面則是倒數第一。

這篇文章在上海和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文章中隱含著對計劃經濟體制的上海發展模式的批評，使上海人民看到了他們為國家做出貢獻背後所付出的代價，更觸發了人們思考和正視上海全面衰落的問題。文章發表後不久，北京的「計劃派」及其意識形態方面的有關人員，即對該文進行了猛烈批判，《解放日報）被迫檢討，支持沈峻波的意見沒有了。

但是，不按經濟規律辦事必然要遭到無情懲罰，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上海工交企業普遍呈現增長率和效益下降的現象，挖掘潛力的種種作法已徑回天無力。

不僅如此，上海在過去三十餘年忽視人民生活改善的欠帳期已經到頭，改善住房、交通、「菜籃子」的呼聲日益強烈。上海終於走到了十字路口，或者照原樣走下去，或者全面進行產業改造，並償還多年的人民生活「欠帳」。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幾次到上海重複強調關於上海發展新模式的看法，其中，趙紫陽提出，要給上海「換氣」的機會。趙紫陽比喻，就像游泳需要「換氣」一樣，上海要振興，首先要有足夠的「換氣」時間，要給上海以較大的發展自主權，和多一些的財政流程。

然而，趙紫陽的一系列主張，在上海並不能得到有力貫徹，特別是陳國棟當市委書記的時代，當時上海老百姓有句話：「國棟不動」。究其原因，「計劃派」視上海為計劃經濟體制的基地，任何最終引起體制變革的措施都是要抵制的。

南中國的政治中心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三、四十年時間裡，上海作為亞太地區經濟中心，特別是在金融、商業、甚至加工工業等方面的中心地位，已經完全喪失。雖然說起來上海仍還算是整個中國大陸最重要的工業基地，但是，上海的最大變化莫過於已經由遠東的經濟中心，演變為南中國的政治中心。這個特殊的城市從中共建國之始，就受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特殊的政治關注，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今天的鄧小平時代。

五十年代，被武裝鬥爭的全線勝利和建政初期經濟建設的高速恢復成勣，沖昏頭的毛澤東等一批農民領導人突發奇想，修正了他們一直奉為聖經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社會主義革命，也可以在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繁榮階段的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取得跨階段的直線成功。於是，全面的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在全國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首當其衝的自然是上海這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最為集中的地方。

這種利用專政手段，對資產所有者進行強制性的無償剝奪，說到底還是一種政治鬥爭。再往後，由於當時上海市主要領導人：在中共上層兩派矛盾力量鬥爭時，堅定地站在了毛澤東一邊，使得上海成為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毛澤東和江青以上海為基地，利用其在全黨和全國老百姓中的威信，輕而易舉地打敗了對手劉少奇一夥。

從此，雖然來自上海的「四人幫」已經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中佔據要津，但上海始終是與北京並列的第二個政治中心。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駕崩時，上海政治力量居然已經發展到可以組建強大的「第二武裝」的地步。

鄧小平時代開始以後，上海作為南中國政治中心的地位並沒有削弱，就像北方的北戴河成為中共高層的「夏日離宮」一樣，上海幾乎成為其「冬都」。每年冬季，掌握中共實權的元老級人物幾乎都要到上海避寒，無論是改革派的鄧小平、楊尚昆，還是保守派的陳雲和李先念，這就決定了上海市黨政軍領導班子，逐漸形成了為兩派都能接受的特色。

凡是能夠在上海立足的市一級領導人，都必須具備兩頭不得罪，兩頭都要討好的本領，無論他們本人內心到底對經濟改革問題持什麼態度。

那麼，由此說來，當初朱鎔基被派往上海時，他在陳雲眼裡的印象至少用「不壞」二字概括，因為在當時的政治鬥爭形勢下，如果不是至少被陳雲認可的幹部，也沒有可能被派到上海去，尤其是沒有可能被派到上海去擔任黨或政府的一把手。

已經被證明的消息是：在朱鎔基被宣佈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後，他還在國外訪問，回國後立即被陳雲在上海召見，並要他搭乘自己的專機一同去北京上任。此間，陳雲非常友好地向朱鎔基表示：你當上海市長我是非常支持的，你到中央工作我也很高興。按著，又送給朱氏「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幾句話。

兩頭討好是上海領導人的特色

一位大陸著名青年經濟學家評價說：從八十年代初開始，中共高層及經濟理論界就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問題的抗爭持續了十幾年，到中共十四大上才算真正告一段落。在這段時間的抗爭中，「計劃派」中又分為開明派和保守派；「市場派」中方分成激進派和穩進派。其實從朱鎔基的經濟思想來看，至少他在杜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和國家經委工作的一段時間裡，並不屬於「市場派」，而是屬於「計劃派」中的開明派。

如果這種分析正確的話，那麼朱鎔基後來被提名擔任上海市市長，能夠被中共高層改革和保守兩派人物雙雙接受，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了。

至於為什麼已經內定朱鎔基出任上海市長，在中共十三天上，卻僅僅給他安排中央候補委員？一位出席中共十三天的幹部透露說：自中共著名左派理論家鄧力群，在十三大上的中央委員「差額選舉」中落選之後，外界紛紛猜測其他幾位落選者是誰。八八年四月以後，人們看到朱鎔基當了上海市長，就誤以為他也是十三大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上的落選者之一。

持這種分析者的根據是，按照慣例，中共的直轄市政府第一把手，不應該僅僅安排成一個中央候補委員，因為十三大上三個直轄市的市委第一把手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可見中共高層對三個直轄市領導人員有著特別的重視。但事實上，中共高層確實是在十三大之前，僅把朱鎔基安排在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名單中。

至於中共僅僅安排朱鎔基進入中央候補委員序列的真正原因，前述這位人士分析說：這件事只能說明當時包括趙紫陽在內的中共高層領導人，對朱鎔基並沒有進一步提攜的想法。根據他的年齡，從八八年當一屆市長到九三年上海市政府再次換屆時，正好六十五歲，到了中共中央「領導幹部年輕化」規定中的部級領導的年齡上限。所以，既然只擔任一屆上海市政府第一把手，其黨內職務安排成中央委員或中央候補委員都關係不大。

結果，因為當時這一安排，導致四年後朱鎔基已經成為國家領導人，出任國務院副總理時，黨內的職務還只是一個候補中央委員。

從九一年四月朱鎔基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到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這一年半時間裡，朱鎔基自然要因其行政職務的重要，列席一些政治局會議，但因為僅僅是一個中央候補委員，名不正則言不順，所以每當這個時候，朱鎔基表現得十分尷尬。

僅具中央候補委員身份

關於大陸三個直轄市的黨政領導人，在中共高層領導人眼裡到底重要到什麼地步，在中共內部也有不同說法。在中共十三大進入政治局委員序列的時任天津市委書記兼市長李瑞環，自認他的出頭，並不是因為天津市地位的重要，而是因為他本人在諸如鄧小平等人的眼裡，是一個可以再次委以更高職務的重要人選。

但是，因為中共高層的複雜政治矛盾，所以當時也不好讓李瑞環在中央的地位顯得過於突兀，這才有人出主意，乾脆讓三個直轄市的市委第一把手，統統進入政治局委員序列。

據說：李瑞環曾私下對人講，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和時任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得以進入中央政治局委員序列，完全是沾了自己的光。

朱鎔基調上海工作之前，一直是住在位於北京西城區三里河一帶的國務院高幹宿舍區裡，與著名的釣魚臺賓館只隔一條馬路。當時，朱鎔基雖然也有一輛專車，但每當與進出釣魚臺的國賓車隊遭遇時，他的專車也只能和出租汽車、公共汽市、大卡車等同樣被一臉霉氣的交通警察截住，司機如果稍有不慎，以致停駛不及的話，還免不了要被警察喝斥一頓。

這是因為在北京，國務院的正副部長都還不夠大。交通警察只買副總理以上領導幹部的帳，到了這一級地位的車子，不但牌號特殊，而且就有警笛裝置了。

每當遇到這一時刻，朱鎔基都會感慨萬千。十三大之前，每當遇到像王兆國、郝建秀這樣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出現在國賓車隊裡時，朱鎔基自然就更不服氣。

王兆國一九六二年才考人哈爾濱的一所大學，而在這十一年前，朱鎔基就已經有資格代表共產黨政府到這所大學去訓話了。至於郝建秀，朱鎔基以國家計委副處長的身份，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做報告時，這個剛剛從青島進北京的擋埤女工，還沒有資格到場聽講，因為當時郝氏僅僅是這所學校附設的工農速成中學的一個「調幹生」。

而中共十三大以後，朱鎔基雖然躋身於中央候補委員序列，但當他看到李鐵映（十三天上進入中央政治局）這樣的人，居然也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夾在國賓車隊裡耀武揚威時，心中自然更加憤憤不平。

當年朱鎔基奉調進京當國家計委處級幹部時，李鐵映只是一個鼻涕還沒擦淨的中學生。朱鎔基到中學裡給學生們演講，講述自己在「解放前」，如何參加愛國學生運動，反對國民黨統治的英勇鬥爭時，李鐵映和他的小夥伴們，還得先行一個禮，再問一聲叔叔好！

臨去上海之前的一個傍晚，朱鎔基約一個私交甚好的部下晚餐。飯後他們從家裡出去散步，繞過釣魚臺國賓館，漫步走到玉淵潭公園的八一湖畔，眺望北京西郊的大片田園景色。可能是因為農田和菜地，令朱鎔基回想起在右派農場勞改的情景，他不禁感慨萬千。

人比人氣死人

「我眼看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了！」朱鎔基長嘆了一口氣：「要不是那倒霉的二十年，可以多幹多少事情呵。這次紫陽同志讓我到上海去，和年輕幹部的「外放」可不是一個性質。到上海幹一屆市長，五年下來，六十五歲了。正好是中央規定的省部級幹部離休的年齡。所以，今生今世有機會真正為黨和國家幹點事情，為中國老百姓做點好事，只有這五年的機會了。可惜這上海一行，既是我放手幹事情的事業起點，但也是終點。」

朱鎔基的這位部下雖然連連點頭稱是，但他心裡相信朱鎔基未必甘心將上海之行，當成自己事業成就的終點。

這位當年的部下評價朱鎔基說：朱鎔基身材高大，南人北相。平時給一般人的印象也是性格同形像一樣粗獷。但是，這個人既是聰明透頂，同時也城府極深。他當年去上海時就已經作好了回北京的準備，當然後來的形勢發展，使得他的晉昇計劃加快了步伐。但即使形勢只是正常發展，也就是說九一年時他沒有被中途調進國務院，那麼在九二年的十三大上進入政治局，九三年初的八屆人大上當國務院副總理仍是有可能的。雖然朱鎔基在九三年初就六十四歲半了，但到了副總理以上這一級，這個年齡還不算老。

既然鄧小平那一代已經在現職領導崗位上一個不留，那麼中共領導層總要有一批「解放前」參加革命，為建立共產黨的政權冒過風險的人，組成領導核心的中堅力量。除了「自己的子弟自己放心」之外，中共領導層的組成人員中，像喬石、朱鎔基、陳希同等靠紅色學潮起家的共產黨幹部，從對這個政權的感情上講，也要比胡錦濤這一代人可靠，至少實際控制著中共組織、人事大權的陳雲等政治老人是這樣想。

無論是朱鎔基，還是江澤民、李鵬等人，為什麼都對自己對外公開的簡歷中關於「參加工作」的時間問題那樣看重？原來在中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眼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幹部攷察時限。在此之前參加中共工作的自然意味著為「打江山」出過力、流過血和汗，所以就有可靠、可信的對中共政權的認同度。

按照朱鎔基當年部下的評價，顯然朱鎔基是在到上海的同時，就已經為自己設計好了在中共官場中的政治前途的下一步。當然，朱鎔基當時還沒有想到他到上海工作才一年多時間，即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八九學潮事件而，並此招致「六四」鎮壓事件。

無論朱鎔基內心對「六四」鎮壓和被鎮壓者雙方持什麼樣的態度，無論大陸及海外對於朱鎔基在此問題上的評價，是否全面和符合事實（更多的事實目前並沒有被外界全部知曉），無論中共高層，尤其是堅持不給「六四」平反的鄧小平，在「六四」的問題上如何看待朱鎔基的表現——，我們都必須承認，「六四」事件給朱鎔基提前晉昇中共權力核心層，提供了一個機會。

掌握晉昇權力核心機會

在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天上安排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進入中央政治局並不是因為考慮到他有接任更高職務的可能，而是因為他是北京市之外最重要的一個地區的黨委書記。

從趙紫陽的角度考慮，所有跡象都表示，如果不是因為「六四」，他幾乎沒有可能會在八九年就離開總書記的寶座。就是在胡耀邦患病但還沒有去世的時候，李鵬到日本訪問，在回答他與趙紫陽的關係問題時，還拍著胸信誓旦日一地保證合作愉快。

可以說，如果沒有「六四」就沒有江澤民到中央工作，當然也就沒有朱鎔基以黨政大權一把抓的前提，在上海大展拳腳的機會。再往下分析，也就幾乎沒有他九一年就離開上海，到國務院工作的可能。

當然，如果沒有「六四」，憑朱鎔基的能力、在上海的工作起色、與中共各元老的關係等等方面的條件，待任滿一屆上海市長後，再於九二底進入中央政治局，九三年初進入國務院仍是可能的事。

可是，繼續推演這個假設的話，沒有「六四」，也就沒有李鵬的聲名狼籍和人人喊殺，也就沒有他在九三年春的人大「選舉」中丟失幾百張選票的惡果，甚至也就沒有他九三年四月開始的「重感冒」久治不愈（從心理壓力自然導致疾病的角度來看）。那麼，自然也就沒有從九三年四月以後開始的，朱鎔基面對宰相寶座，態勢咄咄逼人的局面。

一位中共國務院的官員分析說：朱鎔基將來能否在共產黨轉型的時刻起到關鍵作用，就要看鄧小平是否能夠把對朱鎔基的強力支持，堅持到他壽終正寢的那一天。待鄧小平死的那一天，只要朱鎔基還留在臺上，就有好戲看。因為「六四」事件，給朱鎔基帶來的最大的好處就在於一旦鄧小平去世，一旦中共政權需要憑藉平反「六四」來苟延政權的壽命，即使是對朱鎔基反感加妒嫉的一批中共高級幹部，也必須擁戴朱鎔基，也必須同意由朱鎔基來取代任何一個有「六四」血債，或在「六四」後的政治清查等問題上：手段毒辣的中共領導人（不僅僅是李鵬）。

「六四」事件發生以後，江澤民躊躇滿志地登上了共產黨總書記的寶座，把百廢待興的上海留給了朱鎔基。形勢又發展了三年多以後，朱鎔基再次取得了同江澤民面對面起坐的資格。那麼時光再過去三年、五年以後呢？

一位中共高級幹部說：「六四」以前，江、朱二人面和心不和，各自都在挖空心思，競相攀比，看誰在中共元老那裡最會爭寵，看誰在上海百姓面前最會作秀，看誰在上下左右更能夠八面玲瓏。本來，人人都覺得「小江」根本不是「阿朱」的對手，誰知「六四」槍聲一響，「小江」竟一下把「阿朱」遠遠甩住了後面。可是，政治鬥爭絕不能僅看一時之高下，官場角鬥更不能只論半場之輸贏，「阿朱」的好戲還應該還在後頭。

第五章 從經濟危機的風口到政治矛盾的浪尖

朱鎔基接受到上海市政府「挑一屆大梁」的重任後，曾經公開表示：「振興上海最怕的就是人心不齊」。同時，朱鎔基也看到，上海的經濟問題的確是積重難返，經濟形勢已經到了不上則下的地步，不容許再有一屆無所事事的平庸領導人混五年日子了。

所以，他一到上海即雄心勃勃地表示：一任市長下來，我不是重振上海雄風的功臣，就是讓上海耽誤最後一次改革時機，撤底落後於全國改革形勢的罪人。我自己決不甘於作這個罪人，黨和國家，上海市人民也不允許我做這樣的罪人。

朱鎔基還表示，自己要做「敢冒風險的改革者」，在實踐中實驗一下自己的能力。

後來的事實證明，朱鎔基不但沒有成為「罪人」，而且因為在上海的工作中幹出了讓鄧小平這樣的經濟思想開明的中共元老，看在眼裡、記在心裡的改革政績，因而使自己以振興上海的功臣身份，躋身於中共最高權力階層。

一九八八年三月，朱鎔基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長之前，以上海市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出席中共第八屆全國人大。如果說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因為朱鎔基僅僅當了個中央候補委員，所以其日後動向還很難被人猜中的話，那麼到此時，只要稍微知道一點中共政權組織運作常識的人都已經明白，朱鎔基馬上就會正式被「選舉」為上海市長。

低姿態高效率

三月三十日，在大會秘書處安排的一次向全國作實況轉播的記者招待會上，朱鎔基第一次以上海市負責人的身份在螢屏上亮相。雖然此時人們都已經知道他已被內定為上海市市長，但朱鎔基還是非常謙虛地表示：「我到上海工作剛兩個月，因此我不是回答上海問題的最佳人選，如果我有答不出或答錯的地方，記者朋友們原諒。」

台灣《人權論壇》雜誌杜社長周幼非，在提問時，誤以為朱鎔基是上海市副市長，朱鎔基滿面笑容地糾正說：首先我要向周先生介紹一下我的身份，我不是上海市副市長，而是國務院派往上海協助江澤民同志抓經濟工作的。如果在下一屆，也即在四月份舉行的上海市人民代表會議上，我能當選為上海市市長的話，我將非常高興。

中共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完全是「橡皮圖章」，「人民代表」們的所謂「表決」權實際上只能行使一半，即只能行使「表示」權，而不能行使「決定」權。說的更準確一點，應該是上級行使了「決定」權之後，人民代表才能夠行使擁護上級「決定」的「表示」權。

當然，從一九九二年以後，大陸的個別地區已經出現了人民代表的「表示」，同上級組織部門的「決定」不相吻合（中共政杷稱此種現象為「選舉失控」）的情況，但在一九八八年的時候，這種「不與上級黨組織保持一致」的作法，對於各級人民代表來說，無異於一個寺裡的和尚集體開葷、一個廟裡的尼姑人人放蕩一般的不可思議。

朱鎔基並不是不明白這一點，也不會設想不能「當選」的可能。但是，這樣的謙虛態度卻一定要有，不只是表演給當時在場的中外記者，更是表演給上海市各級幹部及上海市廣大群眾看。

旱已經深諳中共為官之道的朱鎔基，心裡比誰都明白，靠中央組織部門的「建議」，雖然能夠順利「當選」為上海市長，但卻不能保證當好上海市長，當好上海市長最重要的還是要取得上海市各級幹部及上海百姓中大多數人，特別是上海市的人大代表們的認同。

朱鎔基更利用這個在全世界新聞記者和觀眾面前亮相的好機會，提前進行了他當上海市長的「施政演說」。

他透露說：儘管上海的困難現在並沒有走到谷底，但轉折點已到，很快就要上升了，中央給了我們很好的方針，即沿海經濟發展戰略方針，同時又給了我們政策，自行財政包幹及擴大財政等方面的自主權。同時，中央還給了上海很大優惠，給上海讓了利。對上海讓利，是要增加中央赤字的，這說明中央對上海的極大關懷和支持。讓的利估計三年可達幾十個億，因此上海已完全具備條件振興自己的經濟。對於上海人民來說，當前重要的是解放思想，以改革來總攬全局，上海人民正在克服三種思想情緒：老大自居情緒、埋怨委屈情緒、固步自封情緒。克服了這三種情緒後，我相信，上海重振雄風的日子就快來到了。

兩面作秀

「內秀」被充份表現之後，朱鎔基還忘不了在「外秀」上也下一番功夫，因為場裡還有大量的西方及港臺記者對他寄予濃厚的興趣。所以，他趁機為自己將要在上海全面主持的經濟工作，大做了一番商業投資廣告。

他說：我特別希望你們這些採訪全國人大會議的外國和港澳臺記者朋友們能幫助我傳達這樣一個信息，上海正以極大的決心和努力來吸引外資。中央和國務院已要求上海吸引外資一百到二百億美元，目前僅十八億，還要增加十倍。我們決心用半年到一年的時間，以一個窗口，一個機構，一個圖章來處理外商投資，積極改善投資環境。我們非常熱情地希望外國的企業家和海外僑胞，港、澳、臺同胞到上海來投資。

他在回答日本共同社記者提問時說，如果這個措施得以實施，上海的投資環境就會有很大改善，外資到上海來的速度一定會大大加快。他說：「我們一定說到做到！」

朱鎔基的這一番表現，立刻被上海各主要新聞媒介迅速向上海市民傳播。三月三十一日的上海《文彙報》以頭版頭條位置予以報導，「出席人大會議的上海代表團團長朱鎔基對中外記者說：只要解放思想以改革總攬全局，上海重振雄風的一頁就將揭開。」

事後立刻有上海的記者分析說：全國人大長期以來只是個表決機器，各地代表每到開會時不過是應付差事而已。雖然朱鎔基也明白這個道理，但他都能恰到好處地利用會議的機會為自己還沒有正式出任的職務主動曝光，為上海吸引外資大肆造勢。他在全國人大記者招待會上的這番表演，既不忘說明自己目前「欽差大臣」（由國務院派往上海）的特殊身份之重要，又巧妙地為自己順利榮膺上海市市長拉了選票。

這位記者又評論說：通過利用全國人大會議的記者招待會這一難得的機會，為自己造勢的舉動本身，第一說明他智商足夠，懂得見機行事和見縫插針；第二說明他多少還有點民主意誠，雖然知道共產黨的領導人不是民選，但還是明白必須爭取民意的道理；第三說明他很有些開放意識，學會了西方政治家在公眾場合作秀的本領。

這位記者又評價說：朱鎔基的精明，還表現在作秀的同時並沒有忘記留番「後手」。而這個留後手的辦法，就是講足他在未來工作中將遇到的重重困難。這樣做的好處是，如果將來工作沒有起色，也容易被人諒解，工作只要稍有起色，則又反襯出他的勞苦功高。

講足困難為將來的功勞作鋪墊

朱鎔基在全國人大會記者招待會上，不斷地強調上海工作的困難。他說，上海工業發展速度近幾年不僅低於廣東省，而且是全國倒數第一，這是改革過程中發生的問題，有歷史原因也有其他一些原因。

首先，上海是全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最集中的城市，過去一直是「計劃經濟模式的模範執行區」。因此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實行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上海就越來越不適應，上海主要是加工工業城市，原材料過左百分之八十靠國家計劃調撥，現在不行了，國家調撥的只佔百分之二十，而且原材料價格普遍小漲，因此發展速度就上不去，財政也就不斷「滑坡」，這是主要的客觀原因。

另外一點，上海過去的財政是跟中央財政一起吃大鍋飯，為了支持全國，支持兄弟省市，建國以來上海共上繳財政四千億，確實影響了上海自己的發展。

朱鎔基在為上海人發出上述牢騷時，毫無疑間能夠沉刻得到上海百姓、包括上海市各級黨政幹部的強烈共嗚。但是，朱鎔基在這樣的場合，並不敢說出上海當時從全國老大變成全國倒數第一的真正原因，只敢用一句「有歷史原因也有其他一些原因」隱去他內心的苦衷。

實際上，沒有人比他更明白上海當時的落後，完全是因為人為的原因，是因為中共保守派元老，一直將上海做為計劃經濟的大本營與改革大趨勢，進行垂死抗爭的結果。

經濟形勢是如此，政治形勢則更加險惡。自從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七年，上海存在著以芮杏文（市委書記）為首的「市委派」和以江澤民為首的「政府派」，兩派劍拔弩張，爭鬥十分激烈。由於爭鬥雙方都不願向對方低頭，中共高層只好採取拆散其中一派的作法，於一九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前，調芮杏文到中央工作。

但十三屆一中全會的「選舉」結果一下來，原先地位低於芮杏文的江澤民，成了政治局委員，芮杏文則只是個比政治局委員低半格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自然很不服氣。但據傳說，就是這種安排也是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為了擺平關係，忍痛犧牲親信鮑彤的結果，他把原先內定安排鮑彤出任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一職，讓給了芮杏文。

十三屆一中全會開過後，江澤民立刻被正式任命為上海市委書記兼上海市長。而原屬於芮杏文旗下的原「市委派」的幹將們，一夜之閑即傾巢倒向江澤民一邊，效忠電話和效忠信接二連三，使得江澤民一時志得意滿，政治野心惡性膨脹。

如此惡劣的人際關係和政治形勢，使得朱鎔基還沒有正式上任即感受到了一股強烈的「信任危機」。

危機四伏

八七年十二月，中共正式宣佈朱鎔基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八八年一月二日，朱鎔基與江澤民等一起陪同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視察上海，上海電視臺播出了這則新聞，次日的《文彙報》和《解放日報》又刊登了朱鎔基站在趙紫陽身邊的照片，自此，上海市民才知道中央給他們派了一位新的市委副書記。

較精明一點的上海人則會透過芮杏文進入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江澤民接任上海市委書記等事，理解到朱鎔基是中央派來接替江澤民上海市長職務的。

在當時舉行的上海市黨政幹部會說上，當江澤民第一次向與會全體介紹朱鎔基時，臺下掌聲了了無幾，凸顯出江澤民的幾巴掌拍得格外地刺耳。而本來就生了一副嚴肅面容的朱鎔基，面對此情此景就更無法展出笑容了。

幹部會議結束後，朱鎔基心情自然不好，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在來上海前對上海的困難認識還是比較膚淺的，現在越來越感到任務艱巨」。不過雖然心裡叫苦，在公眾面前，他還是強調「既然來了，就要鞠躬盡瘁，與上海人民同甘共苦」。

八八年四月，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開幕，朱鎔基在正式選舉之前，又多次利用代表小組討論的機會給自己造勢。他說：來上海兩個多月，加深了對上海的認識。上海是全國科技、文化、教育、管理水平比較高的地方，能人多，主意也不少。

按著，他又對上屆政府進行了非常高的評價，稱上屆政府「為下屆政府順利開展工作打下了基礎，開拓了方向」，他的這些表白，自然使江澤民等人感覺十分舒服。

然後，他又應代表的要求，介紹了自己的經歷。他自幼的苦孩子出身及五八年因言獲罪打成右派，後來又下放勞改的患難經歷講出後，引起與會者一片唏噓。尤其是他大膽地把自己一九五七年因言獲罪，因而招致長達二十年之久的精神和肉體磨難的經歷講出來以後，「新市長是個老右派」的消息，迅速在全市老百姓和知識分子中傳開。

由於中共在四十多年裡，搞了一次又一次、一場比一場過火的政治運動，所以在整個大陸老百姓中早已造成強烈的逆反心理，「老右派」的出身，反而自然使朱鎔基得分不少。

朱鎔基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後，與他有過多次接觸的上海某大報記者感慨地評價說：朱鎔基是我接觸過的中共高級幹部中最懂得琢磨民眾心理的。他是共產黨的高官，骨子裡可能還是對共產黨政權有著相當的感情，但是他卻懂得去迎合民眾對共產黨的逆反心理。

剛到上海時，朱鎔基知道自己在上海沒有背景，為了服眾，不得不在一些場合裡，強調自己是趙紫陽同志派到上海幫助江澤民同志主抓經濟工作的。但在人大會議的場合，他卻又不失時機地做出一番尊重民意，接受上海市人民挑選的姿態。

抓經濟也抓民心

在上海市第九屆人大一次會議期間，有與會者提出，過去，我們投了某一個候選人的票以後，還沒有見過這人是什麼樣子，關於候選人的一切情況，只能依據大會印發的一點文字資料。這次人大會應該進行民主政治建設的改革，讓市國家機關領導的候選人與代表直接見面，各自向代表介紹自己的簡歷、政績和施政綱領。

這個建議一提出，首先得到了朱鎔基的響應。而且在人大代表小組討論會上，他也主動表示說，「醜媳婦不怕見公婆」，我就好比嫁到上海來的「媳婦」，代表上海市人民的人大代表們，就是專門對我這個「媳婦」進行品頭論足的。

四月二十五日，身著駝色西服、系著紅黑相間領帶的朱鎔基面對八百多名市人民代表，發表了坦率、務實、充滿、自信的競選演說。本來大會規定，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和副主任候選人、市長和副市長候選人及市高級人民法院和市高級檢察院長的候選人，各自的施政演說時間限制在十分鐘以內，最長不超過十五分鐘，結果，朱鎔基講了一百一十分鐘。

朱鎔基一登臺，其開場白即贏得滿堂喝彩。整個會場上因為他的演說內容，一會兒是掌聲，一會兒是哄堂大笑，氣氛非常活躍。而與其他人大代表一同聽講的江澤民等人，明知朱鎔基如此表演，會使他們的形像在比較之下大大減色，但也只能強裝笑臉，不時地附和一下眾人的掌聲。

有在場記者觀察說：「前任市長江澤民，在朱鎔基的演說過程中顯得十分被動，眾人一鼓掌，他也趕快拍手，動作老是比別人慢半拍。」顯然，江澤民此時的心裡是非常不受用的。

按著，朱鎔基以非常謙遜的口吻，要求會議主持人同意他延長時間，而平時最討厭聽取領導人長篇宏論的人大代表們，竟然以掌聲歡迎他延長演說時間。

在一小時五十分鐘的演說中，朱鎔基許諾說：如果我當選這座中國最大的城市的市長，我將使上海市政府成為「廉潔、高效率的政府」。朱鎔基又說，新的一屆政府將在上屆政府工作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性的開拓，但振興上海不能提倡短期行為，而應有長遠打算。

朱鎔基在競選演說中還提出了七條施政措施，包括：提高政府辦事效率，政府官員要廉潔奉公，要從小事作起，制止吃喝收禮之歪風—把上海市政府置於人大常委會和市民的監督之下，把市人民代表的意見作為施政的座右銘：為加快上海經濟向外向型轉軌，一九八八年將集中精力發展生產、特別是出口生產，並整頓鬆懈的勞動紀律：做好肉禽蛋蔬菜等的供應工作，同時加強市場物價管理、制止亂漲價；發揮上海科研優勢，促進科研與生產相結合；保證教育經費穩定逐步增長，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和待遇；加強城市基礎設施的改造和建設，並著手開發浦東、崇明新市區。

競選演說刮叫

朱鎔基的演說，多次被代表們少有的熱烈掌聲所打斷。這是該次人代會所有發言中，獲得掌聲最多的一位。當日下午，朱鎔基當選為中共第九任上海市市長。

四月三十日，朱鎔基在上海市九屆人大閉幕式講話後，再次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亮相，用他的伶牙俐齒，為拉攏外貿到上海投資對外國記者進行轟炸式宣傳，靠他那如簧巧舌，捺撥得每一個上海市民，都憧憬起大上海的美好未來。

上海電視臺轉播了這次記者招待會首況後，就連一些原先十分不服氣的所謂「老上海」幹部也不得不承認，阿朱有一套。

不過，儘管他在七屆全國人大的記者招待會和上海市人大會議上口若懸河，可是不少人對他的能力仍持觀望懷疑態度。因為朱在擔任上海市市長之前，最高職務是國家經委副主任，主管全國工業企業的技術改造工作，以前從無擔任地方行政長官的紀錄。

論資歷，他不能同江道涵比，他同前任市長，此時任市委書記的江澤民相比，也差了好幾級。市民包括中層幹部，對他並沒有抱什麼太大希望。人們擔心，做上海這樣一座巨大城市的市長，各種事務千頭萬緒，他能勝任嗎？何況長期以來，上海市是權力鬥爭的主戰場。

上海曾是東方最燦爛的一顆明珠。但自中共執掌大陸政權後，這顆明珠就迅速黯淡了。

朱鎔基的前任包括：陳毅、柯慶施、曹荻秋、張春橋、彭沖、汪道涵、江澤民等，除少數幾人外，其餘不是思想殭化保守，使上海發展停滯不前；就是興風作浪，為了一己的仕途，不惜讓上海成為政治濁流的漩渦。文化大革命就是發源於上海，江澤民在上海封殺《世界經濟導報》，也是八九年「六四」鎮壓的第一槍。

「四人幫」倒臺後，先後有彭沖、汪道涵、江澤民擔任過上海市市長職務，他們都沒有在市民中建立過威望，其中最令人失望是彭沖（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照理，他得天獨厚，是接替「四人幫」中的「狗頭軍師」張春橋的位子而來的，完全可以在重建上海中作一番事業，但由於他堅持華國鋒、汪東興的「兩個凡是」方針，被上海市民笑稱為「彭沖不沖」（不向「四人幫」極左路線衝擊）。

朱鎔基上任伊始，即多次坦率承認，自己長期在中央經濟部門工作，缺乏地方行政工作的經驗。但他表示：自己有決心身體力行，在上海努力樹立起一個廉潔、高效率、有權威的市政府，「重振上海雄風」！

既然大話出口，而且通過電視、報紙等媒介把這些響亮的口號都已經傳播得家喻戶曉，所以老百姓們自然當真。朱鎔基四月三十日正式發表施政演說，當晚市政府值班室即電話不斷。到底有多少市民和普通幹部的電話追著要找朱鎔基，事後沒人統計，但朱鎔基自己統計了他正式上任一個月內接到的「人民來信」數字：三千六百封。

三千六百封檢舉函

朱鎔基曾在全市局級以上幹部大會上說：這三千六百多封群眾來信，絕大部份都是揭露某些弊端的：由此可見當時上海老百姓心口已經積蓄了多大的怒火。

於是，朱鎔基借口順應人民群眾的要求，這一讓江澤民等人無法回絕的理由，對上海市的幹部隊伍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頓。

他先是要求全市局以上幹部滿足他提出的三條為政標準，即：「解放思想，做敢冒風險的改革者：為政清廉，做問心無愧的公仆：深入基層，做解決問題的能手。」還具體要求上海市的紀律監察部門，把眼睛盯住全市的幹部，發現不正之風，立刻查處。

上海一些有機會經常接觸到朱鎔基的人士說，這位市長的風度和學識，常常使人不由自主地被他所吸引。他平時言談舉止從容不迫，辦起事來，卻是大刀闊斧、雷厲風行，他最不能容忍的是磨磨蹭蹭、拖拖拉拉的衙門習氣：最討厭的是含含糊糊、模棱兩可的官腔，並且對此批評嚴厲，不留情面。

除了極正式的場合外，他在公眾面前講話、作報告，向來不念講稿，而且喜作即席的、交互式的講話，邏輯嚴密，層次分明，內容豐富，文辭生動，每每令聽講者入神。

正式當上市長後，朱鎔基審時度勢，感覺到在中共中央給了比過去多得多的財政等方面的自主權後，今後開展工作的難點就不再是政策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

於是他要市委舉辦一個局級以上幹部「認清改革形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講學班，第一課就是由他自己給全市局級以上幹部作《目前上海改革和經濟發展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

他向全市局以上幹部提出三點要求：第一，希望全市局以上幹部解放思想，投身實踐，做敢冒風險的改革者。過去，由於舊體制的長期束縛，相當大一部份同志的思想，還不適應在商品經濟的海洋中游泳。那種老大自居，委屈埋怨和故步自封的情緒必須克服。搞活上海大中型企業要靠管理，靠質量，靠下硬功夫，而不能把企業行為搞亂。第二，要為政清廉，辦事高效，做問心無愧的人民公仆。局長們都能清廉持正，上海的社會風氣一定會好轉。第三，要下放權力，深入基層，加強監督，善於協調，做解決實際問題的能手。

人事改革

按著，朱鎔基又別出心裁地搞出了一套政府機構人事改革方案。在他的建議下，市人大常委會很快召開了第二次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就是審議和決定市人民政府的委、辦主任和局長的任命事項。由朱鎔基向市人大常委會提出本屆市政府部份委、辦、局主任和局長的提名名單，共六十名。

另外，朱鎔基還在提名過程中的具體作法進行了一些改革，改變過去對被提請任命人員介紹過於簡單的做法，在向市人大常委會，提出本屆市政府組成人員職務的任命建議案的書面報告的同時，要提供被提請任命人員的基本情況、簡歷、表現及優缺點和提名理由。還責成被提名人員要到會與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見面，接受提問和質詢。

市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任命後，為讓他們增強國家觀念、公仆觀念和民主與法制觀念，還要給他們舉行頒發任命書儀式，並與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座談，介紹各自的工作計劃。

市政府換屆後，市人大常委會重新任命新一屆市政府組成人員，這在中共統治史上還是第一次。不但過去在上海沒有先例，在全國也是一件所謂的「新生事物」，為此，江澤民等人曾擔心朱鎔基力主的這項人事制度改革「步子邁得大大」，但朱鎔基堅持要做。

此舉立刻在上海的黨政幹部中引起軒然大波，一些早已經習慣於只要不犯錯誤的幹部就是好幹部，只要同黨委主要領導關係好，不陞官至少也能保住烏紗帽的人非常不滿，私下裡發牢騷說：不但把我們的優缺點都一一宣佈，而且還要我們站在人大代表面，而被他們評頭品足，這不像是任命國家幹部，倒是像市場上賣馬！

一時間，上海市的多數局級幹部日日坐臥不寧、寢食不安，誰也摸不准新市長那個寶葫蘆裡到底裝的什麼藥。

驚慌失措之餘，有腐敗劣跡者，要麼抓緊訂立攻守同盟，要麼抓緊退款銷賊；自認廉潔無比但卻能力平庸者，要麼抓緊時間自我表現，要麼趕到江澤民等人處哭訴「沒有功勞還有苦勞」，聲稱「黨才是我的親娘」。擅搞拉幫結派、投機鑽營者，則抓緊調查新市長是好吃軟還是好吃硬，是愛古玩還愛美女，準備摸准了行情就「對症下藥」，投其所好。也有個別心裡膽虛者，擔心被朱鎔基從領導崗位上拿掉後臉上無光，乾脆自己先提出了辭職。

七月二十一日，市人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由朱鎔基提名約六十名局級幹部名單，分別在市政府重要部門擔任正職領導。但是，這一人事制度改革的結果，也並不像朱鎔基事先預料的那樣理想。

他私下裡曾一再向北京去的老朋友表示，上海的幹部「軟綿綿的」，太「上海腔」了，辦事不負責任，思想太不活絡，這樣的幹部隊伍，不動真格的去治理，行嗎？「做好事，打圓場，誰都會，但上海的工作靠誰去幹？」朱鎔基不免有些頹喪了。

朱市長，這是假的

當然，也有人評價朱鎔基是借改革之名排斥異己，任用親信。但公平地講，朱鎔基不這樣做，一是無法在上海的黨政幹部中立足，二是無法在老百姓那裡得分。

出任市長不久，上海人就給了朱鎔基這樣的評價：這是一個真正想把中國的事情辦好的領導人。他一到上海，立刻表現得同江澤民投機、圓滑完全相反的工作作風。他那雷厲風行私務實而體察民情的精神，給上海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海的環境污染是與交通、住房齊名的二大難題。上海曾興建黃浦江上游引水一期工程，以改善市民飲用水和工業用水的水質，但由於黃浦江上游有不少污染嚴重的工廠，每天向江中排放有毒有害的污水，嚴重威脅著黃浦江。

八九年七月間，朱鎔基率員到黃浦江上游水源保護區召開現場會。面對黃浦江日趨嚴重的污染，他說：「黃浦江是上海的母親，沒有黃浦江就沒有上海！我們對黃浦江應該有一種對母親的深厚感情。」

一次，朱鎔基去某垃圾碼頭視察，昔日蓬頭垢面的垃圾碼頭，為了迎接朱市長光臨視察，匆匆間被粉飾一新。當市長踏上這片經過了一番「梳妝整理」的工地時，人群中忽然響起一個聲音：「朱市長，這是假的！」

後來朱鎔基在電視講話中說：「作為市長不能保境安民，我寧願以身殉職」。螢屏上時常出現的那張冷峻的臉，與市民之間的距離一下拉近了。而江澤民那張胖呼呼，帶著一付媚笑的臉，卻給人完全相反的感受。

要治理和建設好一個擁有一千二百萬人口的巨大城市，第一位重要的是穩定人心和對人心的凝聚力。朱鎔基從當上上海市市長之初起，就十分重視這一點。

朱鎔基剛剛到上海時，正值上海公共交通系統職工人搞變相罷工，公共交通幾近癱瘓。當時上海公共汽車、電車職工，由於獎金少，待遇差，集體採用「開慢車」的辦法，變相罷工抗議。比如從徐家江到外灘，二十六路電車正常行駛時間為二十分鐘，即使交通十分擁擠的「高峰」時，也只有四十分鐘，然而都要行駛一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市民們怨聲載道。

朱鎔基用「快刀斬亂庥」的辦法，一下子解決了前任政府拖下來一直解決不了的「老大難」。他宣佈給公共交通公司免除上繳稅收六億元，並且補貼他們每年二億元，使公交職工的情緒馬上平和，一切恢復了正常。

按著，朱鎔基又抓了出租汽車亂收費，個體汽車出租車漫天要價等問題，成立了乘客揮手一定要停，任何地方都得載客去的「大眾出租汽車公司」，出差來滬的外省人和在滬外國人最為煩惱的「出租汽車服務質量差」的問題有了圓滿解決。

快刀斬亂麻的作風

朱鎔基所辦的實事中，最為市民稱道的是市政府在「菜籃子」上所下的功夫。他常說：民以食為天，穩住了「菜籃子」，就能穩定人心，上海的一切工作才能開展起來現在走進上海各個菜場，只見各種蔬菜、肉類、鮮魚、家禽擺滿了貨架，價格也基本穩定。市民的牢騷也少了。

朱鎔基對上海的整體發展，為了作周密的考慮，八九年三月，他率領建設、規劃部門的官員赴天津、北京，攷察這兩個城市的整體規劃和建設。

回到上海後，他多次聽取有關方面對上海城市規劃的意見，並先後邀請北京、天津城建方面的專家、學者到滬攷察，聽取專家們對上海市內交通、城市整體規劃佈局、經濟技術開發區、港口建設等方面提出的建議，以圖對上海的城市規劃進行調整完善。

性子急，脾氣大是朱鎔基的一大特點。看到上海的幹部隊伍不得力而導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他就氣不打一處來。在一次討論上海生產的市政府擴大會議上，平日一直趾高氣揚的紡織局長說，他們局這個月大概比上個月可以增產分之五到六，朱鎔基聽了立即打斯他的話反問道：「局長同志，究竟是百分之五還是百分之六？是百分之五點一還是百分之五點九？為什麼不是準確的數字，還要加什麼[大概]、「也許」之類模棱兩可的話，凡是統計數字，一定要十分精確，是多少，就是多少！」

九零年一月，朱鎔基要去郊區川沙縣搞「試點」調查研究，事先在金山縣召開了一個全市的農業會議。會上，他讓市里一位主管公司的經理拿出一個有關數據，那位不爭氣的經理驚恐地解釋說，正在讓下面的同志統計。朱鎔基立刻拍著桌子怒斥道：「我叫你來開會幹什麼？是叫你來彙報工作的。你現在就給我離開會場。走！」

經理遵命離開了會場。此後，這位經理只要有機會就大肆攻擊朱鎔基，「凶神惡煞，哪有一點共產黨幹部的樣子？」

他在到任不久的一次市政府辦公會議上，一位副市長因為參加一次剪綵活動和隨後的讌會，遲到了二十分鐘，朱鎔基當著所有與會者的面，問這位副市長：「我看你能否少吃一點讌會啊？這麼多人在等著你呢！」那位副市長生平第一次受到這種奚落，十分尷尬，以後再也沒有人敢遲到了。

在以後幾次會議上，被朱鎔基批評得幾乎下不了臺的局長，有二十多位，這就更要得罪一些旱已經習慣於「無過便是功」的「穩健型」幹部。某些對朱鎔基懷恨在心的人，便放出上海市「局級幹部將面臨大換班」的謠言，企圖聯合起來「趕走朱鎔基」。

嚴厲管理屬下

那些被朱鎔基批評的人，也一齊向江澤民哭訴，使江澤民對朱鎔基頗有意見。在市委書記、常委的民主生活會上，江澤民厲聲說：「你在上海不團結這些副市長、局長們，靠個人能耐行嗎？」江澤民又一再指出，搞個人英雄主義，非垮臺不可，還是要依靠各方面同志。

當時江澤民已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而朱鎔基僅僅是個中央候補委員，兩人黨內地位相差太懸殊，對江澤民的嚴厲批評，朱鎔基不得不表示誠懇接受，並一再作「自我批評」。此後，朱鎔基不得不到處為自己的行為打圓場說：「看到一些事情沒辦好，老百姓對我們有意見，我心裡急啊！我脾氣不好，可能得罪了一些同志，請大家多多包涵。」

一位上海記者斷言說：如果讓老百姓民選市長，朱鎔基肯定高票當選；如果讓廳、局級以上幹部選舉市長，朱鎔基得票肯定不過半數，而朱鎔基自己也承認這一點。

《上海灘》雜誌九三年第一期刊載龍年寫的長篇報導《朱鎔基市長應「考」記》，記錄了朱鎔基在上海關心市民生活、重視市民來信的若幹事例。

與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一樣，閱讀和回復市民來信是朱鎔基與市民溝通的另一種方式。據統計，八九年一至九月，市信訪辦共收到市民來信四萬一千件，其中朱鎔基的便約有二萬一千件。到此時兩年多的時間裡，他收到的信件累計已超過四萬封。

信訪辦特地委派近十名幹部專門處理給朱鎔基的信。他們對來信逐一登記、篩選、摘報、查辦轉處，有些則由朱鎔基本人直接回復。八九年他們為市長摘取特別重要的來信九百多件，這就是說，朱鎔基平均每天看信三封。最多的一天，九月十七日，他批閱了四十八封來信。隨看隨批，交代有關負責人去辦，辦得如何，過後還要查。

有人曾建議，一個人精力有限，市長忙，對來信不必管得這麼具體。朱鎔基說，我就是要做個樣子給下面，市長都看市民來信，區長、局長為何就不應該看呢？

他還特地讓秘書向市信訪辦傳達了四點意見，明確提出：對提出重要建議、揭發重大問題、反映特殊困難或帶傾向性問題的來信，要作為重要來信處理。此外，對批轉的來信如何催辦、如何復信，也都提了具體要求。

上海市某縣一所中學的語文教研組組長，忽然被莫名其妙地調離了工作多年的崗位，原因據說是與同校領導和教師「關係緊張」。

他在朱鎔基上任不久寫了一封信，陳述自己六年前的委屈。根據朱鎔基的批示，有關方面組成聯合調查組，最後上報的調查結論是，考慮到他已經調離的現實，不便調回原來的中學，宜徵求他的意見後，另外落實一個單位。真正的理由則是讓他回原來的中學，就會被認為是領導錯了。

從市民來信中發現問題

朱鎔基在報告上批道：「領導就不能有錯？」「我看把他調回原中學，問題可能好解決的多，這樣也不去追究誰對誰錯了（都作自我批評）。再調一個地方，還可能扯下去。」他終於回到了原來的崗位，六年中因調動問題末領的工資、副食品補貼也原數領回。

一件本來並不難解決的問題，市長過問了才有結果，這種事情不少，原因就是官僚主義作祟。

一位鎮人民代表的來信說：「我在一九五五年買一幢房子，從簽訂合同、登記過戶到稅務局納稅，一天時間，手續辦完。效率之高，今人嘆服。去年我想與人調房，共房屋交換所辦手續，時過三哨月，杳無音訊。去催間次數多了，被罵了出來：「時間越長，對你們越負責，你懂嗎？」我的兩戶老鄰居申請接水進屋，廠方同意接裝。至今，一戶申請已三年，另一戶近一年了，看來歸西前接水進屋希望不大——。」

朱鎔基立即批示：「請將原信印發市委、市政府並建委、財貿辦」。他還藉此為例，廉政要抓大事，但是開門七件事也是大事、性命交關的大事，一定要管好。

廉政風暴颳起後，大批反映幹部問題的來信轉到朱鎔基手中。

有一位職工反映，該廠連續數年沒有完成生產任務，但廠長竟向上虛報，騙取承包獎金和「先進廠長」稱號，工人拿不到獎金，廠長都名利雙收，而且多次去美國、聯邦德國。經查，這個廠長八九年虛報產值百分之三十八，查首後，即予撤職，並取消「先進廠長」稱號，追回承包獎金：全局通報批評。

一封匿名信揭露上海某街道盛行的不正之風，街道「三整頓」、城建辦等幾個部門向個體戶集資，每戶先付幾百元搭建活動房，然後出租給個體戶經商，每戶月租一百元：有的居委會租進活動房間月租七十元，現轉證給個體戶，從中牟利；居委會還規定大小機動凍進出里弄每次要給「養路費」十至二十元，這些錢都成了裡弄幹部的獎金。

朱鎔基從信中感覺到事情的典型性，於是特批：「請通知各區注意，不得任意搭建臨時建築牟利。這都是機關搞創收的惡果。」

從人民來信中汲取養份，從而增強對事件的判斷能力，這便是朱市長閱信的收獲，上海市行政事業性單位清理整頓收費辦公室，制訂頒發的《上海市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規定》，就是針對上述來信列舉的現象而出臺的。

民不畏我廉

到上海工作以後，朱鎔基可能是吸取了當時的天津市父母官李瑞環的成功經驗，即「取悅於民」，「多抓幾件讓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的事情」。而像抓「菜籃子」及改善住房條件、交通狀況，治理環境污染 硬性工作雖然非幹不可，但一是要有錢，二是要有個時間過程，所以新官上任要想在短時間內迅速建立起良好形像，一定要抓好一兩件能夠立刻讓老百姓拍手叫好的事情。

在正式當選市長之前，朱鎔基經常背著市委辦公廳的幹部，獨自找人，上到市政府主要機構的負責人，下到普通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在同市監察局局長吳德讓的談話中，朱鎔基了解到上海的領導幹部以權謀私、貪污腐化問題十分嚴重。

吳德讓是一九八七年九月被任命為市府監察局局長的。他向朱鎔基表示：我是懷著「不怕撞得頭破血流」，「手裡提著烏紗帽」的決心上任的。

吳德讓的這一番決心今朱鎔基大為感動，同時也使他想到了唯有抓廉政建設這一軟性工作，可以在不需要任何投資的前提下迅速見效，取悅於民。於是朱鎔基將他列為政府換屆後重新任命的六十名局級幹部中，第一個通過考核的對象。

朱鎔基對他說：你的兩隻眼睛就給我盯住上海五百零六位委辦局領導幹部。只要你在廉政建設的問題上不怕得罪人，我幫你保這項烏紗帽。不是說上海有人「通天」嗎？那好，保不住你的位子，我陪你一起摘掉頭上的烏紗帽。封建時代的清官都懂得「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道理，何況我們這些共產黨的幹部。

吳德讓向朱鎔基彙報說：八七年十月，他曾隨中央監察部的代表團到瑞典、英國和蘇聯攷察這些國家的廉政建設，廉政制度問題，這些國家對官員以權謀私的處理方法，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公開，新聞媒介一公開就成了醜聞，這些人當官就當不成了。資本主義國家能夠做到的事情，我們為什麼做不到？

朱鎔基對吳德讓的想法非常贊成，當即表示自己將以市委副書記的名義，在市委常委會議上提出建議，要求宣傳部門配合廉政建設的宣傳，利用公開媒介，對上海幹部進行廉政監督。而上海市民在聽到朱鎔基決心狠抓廉政建設的承諾後，也給予了積極的配合，舉報電話和信件，搞得朱鎔基的秘書應接不暇。

有了朱鎔基的大力支持，僅八八年一年，上海市就查處了二十九個委辦局負責幹部，其中有的通報批評，有的被責成限期退還貪污受賄款項，有的還被在新聞媒介曝光。

對公安也一視同仁

他剛剛到上海工作後，即向各區、縣長及市府官員贈送並逐句解釋一段古訓：「吏不畏我嚴，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分則明，廉則威。」但市政府在他主持下制定並公佈了改善政風的八條規定後不出一個月，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航運局，便在兩周召開的聯合工作會議上擺了七桌宴席，冷盤熱炒外加煙酒，共花去一千四百三十元人民幣。

當天晚上，即有在場人員，同市監察部門告發。像公安局這樣的執法部門，一般因為大權在握，所以輕易沒有人敢於開罪。但朱鎔基接到情況反映後，立即批視：登報批評，處份有關人員。

市政府召開有關會議時，朱鎔基看到一些局長之間互遞外國名煙，立刻發問：「你的外煙那裡來的？你的工資夠抽這種煙嗎？」被逼問的局長一時語塞，被弄得十分下不來臺。

他又親自主持市政府制訂《幹部廉政守則》，嚴禁請客送禮，還帶領一百二十名局級以上幹部，在上海文化藝術節舞台上合唱《幹都廉政歌》，並指定上海電臺和電視臺將這首歌，作為每日節目的首尾進行曲。

著名的「四菜一湯」制度也是他最先制定的。他給市委紀委送去條屏「剛直不阿，秉公執法，留得兩袖清風」，鼓勵紀檢幹部大力肅貪，迅速罷免了兩名副縣長，並把一名市委候補委員投入獄中。這一措施果然有效，上海局級幹部大吃大喝的現象，遠少於外省市。

提倡廉潔，並且對違紀幹部「動真格的」，自然免不了要得罪人。廉政抓了一年以後，朱鎔基為此嘗盡了甜酸苦辣。

他在八九年三月的上海市九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向人大代表訴苦說：拿上海整頓秩序混亂的出租汽車業來說，剛開始時，要吊銷四個亂收費的司機執照，就是難落實。我問三家主管部門的負責人，卡在哪裡？明天一定吊銷這四個人的執照，並要見報。誰想不通，誰到我這裡講道理。現在，已吊銷一百多個執照，漫天要價的情況才有所收斂。

他又說，最近報載，一公共汽車售票員毆打孕婦，我看了報紙，批了「害群之馬，開除」幾個字，但公交部門卻打報告「解釋」，建議作「停發三個月獎金」處理，還說「請朱市長決定」。現在很多事情就這樣，層層開脫，不肯得罪人。

朱鎔基表示，即使是這樣，我還是要堅持「執政必須從嚴」的原則。現在我們常抱怨「大氣候」不好，其實，「大氣候」是「小氣候」造成的。如果大家都來從嚴治理「小氣候」，「大氣候」就能改變。當前治理整頓更需要我們從嚴執政，令出法隨，不能講一套，做一套，必須扎扎實實抓，不然，有了好政策也沒有用。我當市長的最大體會就是：「統一思想，從嚴執政。如果和和氣氣，吃吃喝喝，誰也不想得罪，那什麼事也辦不成。」

貫徹廉政政治

在這次人代會上，吳德讓向代表們彙報說：目前，幹部貪污腐化現象仍是有增無減，今年頭三個月裡，已經有二十三個委辦局領導幹部被舉報，問題的性質，也從去年大都是多吃多拿，發展到現在的貪污受賄。

人民代表們聽到這則彙報後，群情激憤，所以在他們聽到朱鎔基代表市政府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從嚴執政，加強廉政建設」，掀起新一輪的廉政風暴時，兩次熱烈鼓掌，表示熱情支持。朱鎔基在報告中要求說：必須「完善人民群眾的信訪和舉報制度，依靠群眾監督。支持報刊、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的輿論監督」。

在這樣一種強大攻勢下，九零年一年裡，上海的幹部隊伍貪污腐化現象才有所收斂。據統計，從九零年三月到十月，上海市各級幹部上交的拒收「回扣」及酬金等，共有四千二百三十一人次，折合人民幣五十八萬多元：上交禮品共有兩萬四千六百一十三人次，折合人民幣一百二十三萬餘元。

同時，在這段時間裡對違反廉政制度規定的幹部，責令補交、償付費用的有五百八十五人次，金額達十六萬餘元，追繳和沒收非法所得約有一百九十二人次，金額達二十六萬餘萬元，經濟處罰約有七十二人次，通報批評約有七十二人次，給予行政處份的有四百多人。

由於朱鎔基在廉潔的問題上，首先從自我嚴格要求做起，所以，即使對他恨之入骨的人，也抓不到他的把柄。他從來不受任何人的禮品，就連桑梓間送來的土產，他也一概不收，拒絕之嚴，常使人尷尬而返。有時發現「飛來之物」，必遍問家中各人，探明送禮之人，然後退物退款。一次為了送來的一筐葡萄，查來查去，弄的一家不得安寧。

上海人說，老百姓對政府領導人總免不了評頭品足，但在議論到朱鎔基時，沒有人能夠舉出他生活作風腐化的實例來。

一位現在美國作訪問學人的原上海某大報記者說：我們在上海與朱鎔基接觸是很隨便的。每當有大型節日和慶祝活動時，我們都能看到如江澤民等上海市委和市府的領導人都要捎家帶口地進出文藝演出場地，而只有朱鎔基總是獨自一人。每當記者問他為什麼您的夫人從不露面，他總是笑而不答。

大陸《中華英才》雜誌刊登過一篇對他得報導，還發了他和夫人一的幅照片，照片說明是：就是在同妻子合影時，朱鎔基也是不苟言笑。但是，文章和照片說明中仍然是沒有出現他妻子名字。朱鎔基返回北京工作後，許多國務院的工作人員也只是知道他的妻子原來在國家經委能源局工作，現在好像是在國家計委工作。

親民作風

朱鎔基的夫人叫勞安。中學和大學都是朱鎔基的校友 先後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學讀書和清華大學電機系工作，有「高級工程師」職稱，現任國家某信息中心的負責人。

勞安為人慊和、賢淑，自己事業有成，但相夫教子頗盡其責。他們夫婦育有一子一女，長相酷像朱鎔基，分別在美國和加拿大留學。其中三十來歲的女兒朱燕來，現居加拿大溫哥華，其夫是北京人，多年前移民加拿大，曾在加拿大政府部門工作。與朱燕來相熟的人都說，「燕燕(乳名)沒有一點高幹子女那種慣有的居高臨下的架子，完完全全是一個普通的留學生」。

總的來說，朱鎔基在上海為政期間，頗得知識分子稱道。剛剛當上市長不久，他就主動到上海復旦大學去做形勢報告。在報告中，他反覆強調「要保證上海教育經費在財政支出中居全國第一」，於是掌聲一片。

另外，朱鎔基非常注意多抽時間參加上海市知識界的各種集會，如新聞界的集會，科技界的報告會等。於是，知識分子們自然得出「朱市長平易近人」、「朱市長思想開明」等良好的評價。而最被上海知識界所稱道的，則是朱鎔基對於上海著名作家張士敏，涉嫌「誹謗」案的態度。

張士敏是上海很有些名氣的一位中年作家，因為曾經寫過一篇揭露中共交通部的官僚衙門草菅人命，無視海員死活的報告文學而走紅。同時，因為他曾拒絕過在香港當闊商的父母親的勸說，不願到香港過有錢人生活，而一度在政治上看好，上海的報紙曾經發表專文表彰他「有一顆愛國心」。一九八六年，時任上海市長的江澤民還接見過他。

「六四」之前，張士敏創作一篇長篇小說《榮譽的十字架》，內容以一個全國「勞模」出身、經歷為背景，描述了所謂「勞動模範」的人性被扭曲和異化的悲劇。

但是，這部作品問世不久，即有一個叫楊懷遠的上海「勞模」上訴，聲稱作品中的人物是以他為原型，所以整部作品的內容涉嫌誹謗，損害了他的名譽。

八八年七月中旬，楊懷遠向其居住所在的上海徐匯區中級人民法院正式提出起訴，要求追求作家的刑事責任並向他賠償經濟損失。

在此之前，楊懷遠還在上海國際國際海員俱樂部舉行新聞發佈會，談他同張士敏作品中之人物的關係。楊氏表示，一九八五年作家張士敏曾經應工人出版杜之邀，撰寫楊懷遠傳記，書名為《一個「傻瓜」的故事》。

後來在採訪中雙方發生意見分歧，楊懷遠及妻子均不同意繼續傳記的創作。事隔三年，作者卻發表了小說，作品中主人翁的特徵、經歷，包括具體的細節，甚至連一些原詩都是他的原型，故使他和家屬的名譽受到了嚴重的損害，精神上受到極大創傷。

政治影響司法

楊懷遠的上訴得到了其上級領導的支持。在新聞發表會上，上海海運局工會主席陳昌本表示：作品中的描寫對我們的船員家屬的寫法是極不公正的，尤其是在實際效果上對楊懷遠同志的愛人的中傷和誹謗更是今人難以容忍。所以要借這次新聞發表會「為勞模伸張正義，以取得社會輿論的理解和支持」。

楊懷遠等人的糾纏在大陸新聞界和文化藝術界引起強烈反應，不久即有上海約五十八名作家和評論家聯名發表呼籲信，反對干涉作家的自由創作權。

《中國青年報》也發表文章，指出這是中國大陸文學創作第一次涉嫌誹謗案。文中還引述一名作家的話說：「寫報導會被人控告，寫事實的紀錄也會被人控告，現在寫小說也惹來官司，將來還有什麼可以寫的？」

好在當時的大陸政治形勢畢竟已經多少有些寬鬆，所以對楊懷遠的這種無理取鬧，支持者甚寡。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看了五十八位上海作家及評論家的聯名信後，指示道：暫不受理，暫不報導，雙方多作自我批評，以團結為重。

上海徐匯區法院，放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式通知楊懷遠，以「此事難以成立」的理由要求楊懷遠撤訴。

幾個月後，大陸爆發八九學運，張士敏熱情地投身其中，把寫上自己斗大名字的布條像披授帶一樣斜挎在肩，與王若望等上海知識界人士走上上海街頭，聲援北京學生運動。

「六四」鎮壓以後，政治形勢突變，張士敏「參與動亂」和「誹謗勞模」約兩項「罪行」被新帳舊帳一起算。

中共左派理論家的當家人鄧力群專門調看了張士敏「積極參與動亂」的錄影帶，然後打電話給上海市委一個負責人說：「查一查張士敏在動亂中的表現，再把他誣陷、誹謗楊懷遠同志的事聯成起來，研究一下解決辦法。我們黨培養一個勞模很不容易，不能誑那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毀了。」

江澤民此時已經成了中共總書記，對張士敏的問題也變了嘴臉，親筆批示：「保護勞模，嚴肅處理。」

總書記一句話，上海司法部門即在「伸張正義」，「維護法律尊嚴」的幌子上將張士敏判刑六個月，緩刑半年。同時還限令張士敏不得再以任何形式發表或出版《榮譽的十字架》，並追繳他出書所得稿酬四千元及賠償楊懷遠經濟損失一千六百餘元。

堅持原則

在這種惡劣的政冶氣候下，朱鎔基還是表現出了非常開明的一面。法院判決後的第四天，朱鎔基在給政法幹部作報告時非常生氣地指貴說：「此事我作過批示，要妥善解決，楊懷遠不聽。那是他的事。你們法院 根據什麼這樣判？你們說要保護勞模，難道知識分子就不要保護？將一本小說判罪，上海開了個很不好的先例。」

當張士敏知道此事後，非常感動，給朱鎔基寫了一封信表示感謝。幾天後，朱立刻回信鼓勵他道：「挫折對人的成長並非壞事。」

大概是朱鎔基從這件事，聯想到自己當年因言獲罪的歷史經歷。雖然他當時以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的身份，竟然無法制止一場悲劇的發生，但在那種政治氣候下，他敢於給張士敏回一封慰問信，的確是非常難得了。

上述內容前半部份有當時上海《文彙報》關於楊懷遠起訴張士敏的報導為證，後半部份則是張士敏出國以後，對採訪他的台灣《聯合報》系記者的親口敘述，所以應該是有可信度的。

上海文化界透露說，這場官司在上海文化界被稱為「千古奇冤」，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又一樁「現代文字獄」。但身為上海市黨政第一把手的朱鎔基，對此事的真正態度，至少在少數知情的知識分子中間普獲讚揚。

對朱鎔基的各個方面給予肯定者不乏其人，但也有人認為無論是大陸還是海外的評論，把朱鎔基的種種好處說得過份。例如兩名自認對朱鎔基了解甚多的上海記者，對朱鎔基的評價就幾乎是完全相反。

其中一位記者感慨朱鎔基在上海出席公眾活動，總是獨自一身，但另一位記者立刻反駮說：在上海的公眾演出場合或高級幹部的休養地，我就好幾次見到朱鎔基太太和女兒。

這位記者舉例說：無論是大刮廉政風暴也好，還是整頓幹部隊伍也好，朱鎔基的這一切都是做給上海老百姓看的，與其說他是「一心只為民作主」，還不如說他最精通中共政權裡「為官之道」更準確。他每到週末都要帶著妻子，大學放假時還要把女兒帶去郊區一所專為接待中央和外省市高級領導人的賓館度假，每次都付十五塊錢。可是他們一家在那裡兩天的全部開銷一百五十塊錢也不止。

這位記者還說：朱鎔基到上海去以後，專門主持了一項工程就是改建這座賓館。目的是讓中央領導和外省市對他有用的領導人，到上海後有一個舒服的居住和旅遊環境。朱鎔基妙就妙在讓人把這個特殊場所的內部搞得實在已經不能再豪華了，足可以同大陸的任何一間高級賓館的內部設施相媲美，但外部結構郡搞得非常普通。這樣，沒有資格進到裡面的老百姓，不可能知道這座建築其實是「金玉其裡，磚瓦其外」，自然就不會有牢騷了。

討好兩頭的為官之道

這位記者又透露說：我早就從上海市政府的秘書們中聽說，別看朱鎔基在公眾場合裡對幹部腐敗表現得嫉惡如仇：別看朱鎔基在上海得罪了那麼多奸、懶、饞、滑，甚至只幹壞事不幹好事的中層幹部，但是他敢於得罪的人都是有選擇的。他為官的標準就是「討好兩頭，得罪中間」。

所謂「討好兩頭」是指上討好中央，尤其是討好中央的政治元老，下討好普通老百姓。所謂「得罪中間」則是指得罪上海市的中層幹部。雖然得罪這些人，也會給他造成一些人事關係上的緊張，但不得罪這些人，工作無法推動，更無法討好對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痛恨到了忍無可忍地步的上海老百姓。

所以，在這個得罪人的問題上，朱鎔基是充份權衡了利弊得失的。任何一件他頂料到利小弊大的事情他是決不會去做的。「得罪中間」，他也是祇得罪那些沒有什麼背景或背景不重要的人物。比如上海的一些資格較老的老幹部，只要是能「通天」的，朱鎔基就從來不敢得罪，雖然他們已經表面上不再有實權了。

這位記者說：朱鎔基在上海期間，在給自己留後路和給自己鋪平繼續上昇之路的問題上玩得最漂亮的一手，就是千捧百吹討好中央那批政治元老。

本來，中央那批政治元老中，陳雲和李先念因為非常看中上海，所以每年必去，鄧小平和楊尚昆無論是為了個人休假，還是為了政治上的爭權也是年年不缺。因而朱鎔基與江澤民在這個問題上，一向是爭相主管這項既煩雜又很可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朱鎔基比江澤民棋高一籌的是，他一到上海，即排好了一個非常精確的中央老同志輪流到上海活動日程表。除了上述幾個老人之外，平時對去上海活動不那麼熱心的彭真、王震等，他都特地加以安排。

朱鎔基還高明的一招，就是借橫向經濟聯合之名，邀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主要領導人，到上海「傳經送寶」。這些省市自治區的領導人，當然樂得上海方面給他們安排如此妥貼的高級旅遊活動。於是，各地的所謂「學習代表團」、「參觀團」紛至沓來，路費自己出，在上海一切吃住遊玩活動則全部由上海市政府提供。

當然，朱鎔基搞這一套對上海經濟還是有好處的，畢竟在宴席桌上才好談問題，再加那麼熱情的招待，那麼高級的賓館和游船，各地的領導人自然是「吃了人家的嘴軟，拿了人家的手軟」。

一石二鳥的手法

於是，內蒙和山西的煤炭、新疆和青海的羊毛、河南的茶葉、山東的水果——，過去由於各地搞經濟封鎖而卡了上海脖子的產品都被朱鎔基要到了。同時，朱鎔基也要到了將來在全國人大會上出任國家領導人的選票。朱鎔基既然設計好了自己下一步的政治前途，那麼就必須提前打通各省市自治區的地頭蛇們那道關。

《文彙報》還曾有一則報導說：朱鎔基在當上市長以後，提出今後市政府召開的任何會議嚴禁送禮發包，可以不參加的剪綵、禮慶活動，幹部應儘可能不去，但「可以請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多出面」，這樣一來，上海老幹部中那些「通天」人物，心裡當然非常舒服。

兩位記者對朱鎔基截然相反的兩種評價，據一位中共高乾說，「討好兩頭，得罪中間」確實是朱鎔基為官的一大特點，但這只能說明他為官的精明。既然要在中共內部當官，既然要想政治前途無量，討好中共元老是必須的也是必然的，政治制度使然：至於討好各省市自治區的地頭蛇，既然能夠起到「一石兩烏」的作用又何樂而不為？

這位人士評價朱鎔基說：如果他想在中國大陸幹一番事業，不論是否私心極重，僅僅想出人頭地，都必須懂得為官之道，不然，事業難成，個人也含在複雜的人事關係面前一再碰壁。到頭來，個人灰頭土臉不說，事業也將一事無成。

總的說來，朱鎔基其人還是一個很有責任感的人，他就是真的花了上海人民的血汗，連一座豪華賓館提供政要揮霍，雖然多少有為自己之處，但多半還是為了上海人的利益。

這位人士的評價，替朱鎔基道出了他的難言之隱。在中共政權下為官，要百分之百地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當年為中共政權立下赫赫戰功的彭德懷元帥，曾經想過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但最後的下場，是被毛澤東先從政治上打倒，再從肉體上消滅。彭德懷如此下場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共產黨說是「路線鬥爭」打錯了對象，其實，至少毛澤東記恨彭德懷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公然在政治局會上反對組織「中南海文工團」。

「我不反對毛主席和局總理跳舞，雖然我自己從來不跳舞。但是跳舞就跳舞吧，幹麻一定要為陪中央首長跳舞就組織一個中南海文工團，盡弄些年輕漂亮的姑娘成天關在這裡。這哪是共產黨的做法？老百姓知道了是要罵娘的。」彭德懷提出這種意見，毛澤東能不恨他？

張聞天為什麼倒霉？當然也是政治原因，但至少還有一條別的原因，那就是在延安的時候，張聞天斗膽把建議毛澤東不要同江青搞在一起的「基層幹部意見」，當面傳達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當時沒有說什麼，幾天後卻宣佈同江青結婚。

周恩來等人都被邀去捧場，唯獨當時黨的總書記張聞天，沒有接到請帖。幾十年後，那位請張聞天向毛澤東進諫的幹部，雖已官至省長，卻因一項莫須有的罪名被投入大獄，並遭活活打死。

朱鎔基要想在中國大陸的政壇上站住腳，要想實現他有朝一日從上海回北京，從地方諸候變成京城宰相的野心或抱負，就絕不能學習彭德懷，也不能學習張聞天。所以，朱鎔基縱替鄧小平 老同志修竣一座甚至幾座上海行宮，或玩弄一些政治手法，只要不害人，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情。

第六章 敞開大門振興上海

朱鎔基到上海工作的一九八八年，是上海向中央實行財政、外貿雙承包的第一年，也是實施所謂「沿海發展戰略」的第一年。上面放權，又減免稅利，這自然是朱鎔基到上海工作不久就見出明顯起色的關鍵原因，但也必須承認朱鎔基的工作能力和實幹精神，為「重振上海雄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朱鎔基在上海市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施政報告時宣佈：一九八八年，全市國民生產總值完成六百一十二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十；國民收入完成五百三十三億元，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十點八；工業總產值突破一千億元，完成一千零八十二點七億元，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十點五；農業獲得豐收，總產值完成二十六億元，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六點三十外貿出口創歷史最好水平，達到四十六億美元；地方財政收入超額完成，達到一百五十三點三億元，完成了上繳中央財政一百零五億元的包幹任務，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九件實事全部完成。

當這句「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九件實事全部完成」的話音一落，會場內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大會實況通過電視媒介同時傳播進上海的千家萬戶，老百姓們自然也露出會心的一笑。在現場採訪的記者說：上海歷屆市長的政府工作報告，從來沒有得到過這樣長時間的掌聲，看來朱鎔基真的是成功了。

克服天災人禍

一九八八年上海發生了震驚全世界的傳染性「甲型肝炎」，一時間整個中國大陸談肝色變，上海市更是人心惶惶。事後統計，雖然關於病人、死亡的人數沒有當初估計的那樣嚴重，仍造成第一線生產工作減員百分之十的重大損失。

當年夏天，上海市持續高溫，酷暑難耐，嚴重影響工業生產：當年秋天，上海又遇上了百年末遇的乾旱，直接影響了朱鎔基下了一番力氣的「菜籃子工程」；另外，因為全國性的嚴重通貨膨脹，誘發了整個上海市的搶購風潮；按著便是儲蓄下降及隨之而來的能源、物資供應不足狀況的明顯加劇，煤炭庫存處於警戒線以下，年底又電力吃緊，以至企業普遍開工不足，部份企業甚至被迫停產。

種種不利因素使得本來就難得一笑的朱鎔基臉上，更是日日布滿愁容。尤其是甲性肝炎爆發期間和高溫酷暑階段，朱鎔基經常是整日整夜地不得休息。他的妻子勞安當時普擔懮地對他說：上海甲肝沒病死人，倒是把市長快累死了。

所以，在這種種對上海工農業生產非常不利的惡劣條件，集中發生在一九八八年的情況下，上海的工農業生產能夠獲得成長，上海老百姓自然感到滿意。

鄧小平九零年在上海過春節時曾說：「我的一大失誤是在搞沿海、特區開發時，沒有把上海帶上。」現實的中國政治，因鄧的一句話給上海發展帶來了最大的契機。

鄧的講話引來朱鎔基等上海領導人的積極爭取。於是，自九零年開始，以李鵬為首的中共國務院不得不在經濟發展政策趨向問題上向上海傾斜，並通過一系列政策性優惠予上海，包括開發上海浦東區，在這一地區實行經濟開發區和經濟特區的政策。

曾在朱鎔基身邊工作的人回憶說：開發上海浦東的動議，在朱鎔基臨去上海之前已經是持續了四年的「老生常談」了，趙紫陽當總理和總書記期間，不知聽過多少回經濟專家，關於開發上海浦東的各種設想的彙報和規劃。而上海的前幾任市長，包括汪道涵、江澤民，都對浦東開發作過不少設想。

朱鎔基到上海任職的一年多時間裡，原先對於開發上海浦東的事情並不甚積極，甚至沒有江澤民積極。原因就是他從上層的政治鬥爭角度，考慮到了陳雲沒有吐口，從下面的經濟規模角度，考慮到了當務之急是要給上海老百姓「雪中送炭」，而開發浦東那是「錦上添花」，眼下沒錢置「錦」，「添花」就更談不上了。

因緣際會

從中共公開的報刊資料查對，開發浦東也確實是在九零年四月才正式喊出來的口號，朱鎔基在八八年上任的施政演說及八九年的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中，確實從來沒有提過關於浦東開發的半個字。

使人感到費解的是，一九九零年正是李鵬等人叫喊繼續治理整頓最凶的時間，而李鵬等人所設計的「治理整頓」，不但包括經濟上的全面緊縮，特別還包括向地方收權一項，怎麼又突然想起了摘一個大幹快上的浦東開發？

因為開發浦東勢必要向上海方面實行所謂「政策傾斜」，而中央財政的收入長期以來都是以上海為大頭的，因此，傾斜的結果會讓中央財政直接受損。

當然，開發浦東的遠景設想之一，是希望藉此帶動整個長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進而擴大到長江中下游地區；遠景設想之二，可能還有希望上海通過開發浦東以重振昔日經濟重鎮之雄風，並因此帶動全國的經濟發展。

但是，中共元老中的計劃派人士，尢其是陳雲這樣的人，怎麼會輕易在開發浦東的問題上向鄧小平讓步呢？

中共高層的一位人士說：陳雲在改革開放政策取得明顯經濟效益、同時深得大陸人心的「大氣候」下，完全不調整自己戰略方針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上海方面，在朱鎔基上任當了市長以後，因為實行了有限度的改革，加上中央放權，經濟確實開始有了起色。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陳雲如果繼續堅持不搞浦東開發，只會在與鄧小平下一場的較量中陷於被動。所以陳雲很可能是考慮到與其在開發浦東的問題上，長期處於與鄧小平等改革派領導人，實行政策性對抗的被動措施，還不如網開一面，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於是才想到了「先發制人」這一招。

當時，陳雲曾召朱鎔基談話說：你在上海搞改革我支持，現在我繼續支持你開發浦東。改革開放搞了這麼多年，廣東等地是最大的受益者，關鍵原因就是它們有特區，有特區才享有政策性優惠，所以上海在這些年裡才顯得落伍了。長期讓上海落在後面當然不行，所以浦東開發勢在必行，開發浦東最重要的是錢，最重要的是要有中央財政的大力支持，我讓陳元出面，他在開發浦東的問題上，可以給你起到很好的助手作用。但是，浦東要開發，就要開發成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新特區。

有了鄧小平後悔沒有在建立特區之始即把浦東帶上的講話，又有了陳雲的這番大力支持，朱鎔基這才雄心勃勃地大展浦東宏圖。於是，九零年九月在上海舉行的開發浦東新聞招待會上，陳元儼然一副「欽差大臣」的樣子出現在主席臺上。

陳元的配合

他先是代表中央金融機構發表演說，表示了一番對浦東開發的大力支持。當有日本記者問到什麼時候中國人民銀行將批准第一家外資銀行在上海設立分行時，他回答說：按照原來的工作安排，中國人民銀行將先批准兩個中外合資財務公司，然後再批准外資銀行在上海設立分行。我們打算，如果事情進展順利，我們將儘快接受這兩家財務公司的申請，發給申請表，待批准後會儘快地考慮批准在上海設立外資銀行分行。

事後，即有了陳元出任上海浦東開發區副主任的傳說。

九三年七月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李貴鮮下臺，一般都認為這是朱鎔基趁李鵬生病之機，去除為李鵬掌管金融大權的心腹。但有所不知的是，朱鎔基在主政上海期間，就已經與李貴鮮結怨，而陳元是站在朱鎔基的角度上說話的。

朱鎔基擔任上海市長的頭兩年裡，雖然沒有馬上把浦東開發提到日程上，但在他大力主持「雪中送炭」的「九件實事」的同時，對於上海的對外開放還是下了一定功夫的。

到了上海暫時還沒有正式當市長的時候，朱鎔基即已經把他同樓繼偉等人謀劃改革外商投資管理辦法，提交到市委常委會議上。其主要內容是：必須抓緊建立高效率處理外商投資事務的專門委員會，實現「一個機構，一個窗口和一個圖章」辦公，把過去那種層層審批、級級把關的嚇跑外商的「串聯式」作法，改成各個職能部門齊頭並進的「並行式」作法，以保證整個上海到本世紀末，達到吸引外資一百億到二百億美元的目標。

在朱鎔基剛剛當上市長不久，由他親自兼任主任的上海市外國投資工作委員會，即正式開始對外辦公。

朱鎔基在新聞發佈會上對外商許諾說：改善上海的投資環境，保證上海吸引外資的工作按國際慣例進行，是上海的審慎決策，長遠決策，是絕對不會改變的。外界有一種說法，說上海人「精明不高明」。現在，上海企業家已經想通了，如果不讓外商賺錢的話，我們也賺不到錢。因此無論你們賺多少錢，我們也絕不眼紅，只要我們也能賺到錢。

按著，朱鎔基又下令上海新聞機構大力宣傳「上海為國外投資者敞開大門」，並親自飛到北京出席中美合作、貿易和經濟發展討論會。在大會發言中，朱鎔基再次大做廣告，列舉到上海投資的種種有利條件和優惠措施。

同時，朱鎔基又下令讓新成立的上海市外國投資工作委員會分成十四個小組，分別走訪了上海三百九十四家外商駐滬機構，徵詢外商對上海投資環境的意見，並向外商保證一定要用比過去快得多的速度，向外商提出的一切問題與要求給予答覆。

鼓勵外商

朱鎔基的這些行動自然今外商大受鼓舞。八八年四、五兩個月裡，上海市批准了外資項目九十九個，出上年同期增加兩倍多。而在朱鎔基當市長的第一年裡，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資項目二百一十九個，出上年增加一點九倍，全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達三點六億美元，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一點七。

外商投資的軟體環境在朱鎔基任上得到改善後，所取得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比如當時大陸評選「最佳合資經營企業」時，十個中選者中，上海就佔了六個。

朱鎔基在上海，一開始所表現出的擴大對外開放的實際舉動，至少是在改善上海的投資環境方面，給浦東開發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同時也為他自己開明形像的外表，再增加了一圈色彩斑瀾的光環。

至於朱鎔基剛到上海的頭一年多里，為什麼沒有急於發動並促成浦東開發，甚至對江澤民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的迫不及待，更視為好大喜功，朱鎔基有他自己的一套解釋。

他認為：什麼事情都要有條件以後才能幹，「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是「文革」作法。我剛到上海時百廢待興，所以找決定上海的工作先從對內加快企業改造，對外改善投資環境著手，先從辦幾件實事，理順人民群眾情緒入手是「著眼現實」，而浦東開發這樣跨世紀工程則是「放眼未來」，只有著眼現實，才能放眼未來。

當開發浦東的時機成熟，朱鎔基立刻當仁不讓，要求中央給他比廣東和福建的特區，還要「特」的優惠條件。經過一番力爭，使得朱鎔基實現了願望。

浦東與深圳和廈門特區相比，除了浦東是當時中國大陸最大的一塊特區之外，還有四個主要的特點：一、在浦東建立自由貿易工業區；二、引進外資銀行，開放證券交易所；三、對吸引外國企業家直接投資方面，也採取改進措施，即在老企業裡面可以讓出一部份的股份，同時也可以吸收以股票的形式來進行投資；四、在土地的有償轉讓和開放房地產市場方面，採取更靈活政策。

現在再分析當時上海浦東開發區的這四大特點，就不難看出這是朱鎔基在為他日後主持整個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開放，進行試點。其實，當時即有大陸敏感人士就浦東開發的問題評論說：朱鎔基在把上海浦東，作為下一步主持國務院經濟領導工作的「試驗田」。

在宣佈開發浦東的記者招待會上，有英國記者問朱鎔基：「在海外，浦東的開發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您的名字聯成在一起的，今後一但您離開上海，這個局面將會怎麼樣？」

為自己造勢

這番話自然會使朱鎔基心裡十分高興，但表面上卻仍然要不苟言笑。他故意裝出一付不以為然的樣子回答說：「我認為浦東開發不是與我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而是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戰略決策，不管誰在上海當領導，這個決策都是一定要實現的。」

「至於我嘛，」朱鎔基神秘地笑了笑說：「我的任期還有三年。」

其實，海外之所以把朱鎔基的名字同浦東開發聯繫在一起，說到底還是他巧妙地為自己造勢的結果。

雖然浦東開發是九零年四月，才由李鵬親自到上海代表國務院宣佈的，但在此之前，因為朱鎔基相信此事已經不可逆轉，已立刻開始了一連串的猛烈宣傳。而這番宣傳造勢舉動中，最為成功，最使朱鎔基的形像為海外所注目的，就是九零年三月舉行的「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家諮詢會議」。

為開好這次會議，朱鎔基出面邀請了美國、英國、日本、法國、瑞士、加拿大、德國、意大利、荷蘭等十個國家的十八位世界知名企業家，並特別由美國國際集團公司董事長戈林伯格擔任會議主席，並商定這個會議今後每年舉行一次。

這些出席會議的人士大都認為上海擁有雄厚的工業基礎，又在環太平洋地區佔據策略性的地位。上海目前已經為二十一世紀制訂了一個宏偉目標，那就是要使上海重新成為亞洲的工業中心和貿易中心，這就決定了浦東成了當今世界上有巨大開發潛力的一塊寶地。

九一年三月，該諮詢會的第二次會議繼續舉行，一個月後，朱鎔基出任國務院副總理。觀察家評論說：朱鎔基能有今天，是因為他先有機會當上海市長，並充份掌握了時機，為自己塑造了足堪更上一層樓的形像。

第七章 走在政治鋼絲上

對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因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突然病逝而引發的北京學生運動，響應最快的就是上海。北京在十五日下午才開始在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和清華大學等校園裡出現大字報、標語、輓聯等，上海方面十六日即有學生上街遊行了。

當時，江澤民還在北京，聽到朱鎔基關於上海方面形勢的電話彙報後，趕緊飛回上海與朱鎔基共商如何穩住上海大局。

四月十九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北京的《新觀察》雜誌在北京聯合召開了紀念胡耀邦的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等單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人士嚴家其、蘇紹智、陳子明等。《世界經濟導報》方面的主要代表是該報駐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新觀察》主編戈揚主持座談會，議題主要是兩個：一為胡耀邦乎反；二，為「消除精神污染」和「反白由化」翻案。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刊登社論《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文章內容把當時的政治局面，說成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抗爭新聞自由

因為社論的內容，是以鄧小平在前一天的講話為基調，所以熟知內情的江澤民，立刻覺得此時上海方面必須「旗幟鮮明」了。他於當天下午召開全市黨員幹部大會，表示了上海市委要堅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決定。按著他又宣佈，停止《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中共黨組成員欽本立的職務，派出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吉為組長的整頓領導小組管理《世界經濟導報》。

導致這一處理決定的作出，是因為《世界經濟導報》原訂在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一期報紙上，刊出紀念胡耀邦的座談會紀錄。報樣送審以後，上海市委宣傳部負責人，認為其中一些段落的內容如果原樣刊出，勢必會加劇人們的思想混亂，不利於社會安定。

事情彙報到江澤民處，江氏十分同意宣傳部門負責人的看法，親自打電話要求《世界經濟導報》對文章進行刪改，但遭到欽本立等人的軟磨硬抗。

江澤民的命令下達後，為了不致引起負面作用，希望《世界經濟導報》儘快改版出刊，但報社同仇敵慨，堅持不改版也不出報，同時被下令查封的那期也已經被賣出一部份。

四月二十八日，改版後的《世界經濟導報）終於面世，但社會上至此已經流傳出兩個不同版本。同時，因為江澤民對這家報紙的處理，已經被大陸各大報紙公開報導，終於點燃了八九學生運動上昇為全民運動的導火線。

開始，先是數百名北京的新聞工作者聯名致信中共上海市委，抗議江澤民撤消欽本立職務，並稱中共上海市委這一作法是違反新聞條例及中共十三大關於「黨政分別」之原則的。在這封抗議信上籤名的記者包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婦女報》、《工人日報》、《農民日報》、《中國日報》等，幾乎包括了所有國家級的重要報刊。

此外，還有一批著名的大陸社會科學工作者嚴家其、許良英、蘇紹智、包遵信等人聯名致函江澤民，向他提出強烈抗議。他們認為江澤民只有處理黨內事務的權力，而《世界經濟導報》不是黨報，所以江澤民的作法是越權，而且是在製造新的矛盾。

四月二十八日，僅《中國青年報》即有八十八名編輯和記者簽署給《世界經濟導報》和欽本立的慰問電，電文中說：「謹向一向為我們所敬重的世界經濟導報及欽本立同志致意。真實的新聞永存！」

另外，《中國日報》亦有七十五名編輯和記者簽署慰問電給欽本立，電文中說：「威武不能屈，欽總樹天下報人風範；真理不死，導報是十年改革先鋒！」這些電文內容雖然沒有公開刊登在大陸報刊上，但當天的海外媒體即卻都加以報導。

在外界的強烈支持下，《世界經濟導報》同仁也開始抗爭，報紙編委會在給江澤民等人的一份陳述材料上表示：上海市委應該撤消停止欽本立職務的決定，並撤回工作組。

江澤民惶惶不安

趙紫陽從朝鮮出訪歸國後，立即表示了對學運處理不能採取壓服手段的態度。按著，趙於五月四日發表一篇承認學生愛國的講話，在國內外引起較好反響，喬石、楊尚昆和萬里三人，在趙紫陽剛剛講完話後即稱讚他講的好，並都表示非常同意他的講話。

形勢突然發生如此變化，江澤民這才覺得沉不住氣了。當他與朱鎔基商量此事時，朱鎔基沒有正面回答，是否應該在《世界經濟導報》的處理上採取補救措施的問題，但說了一句北京方面採取激化矛盾的作法「看來並不是上策」。

趙紫陽五月四日講話的當天下午，北京市數百名新聞記者，發起了中共建政後首次新聞工作者大遊行，參加者有新華杜及各大報刊的記者。他們向有關方面提交一封公開信，提出五項要求。一，中共中央考慮撤消上海市委關於處理《世界經濟導報》的錯誤決定；二，上海市委向《世界經濟導報》公開道歉；三，保證不再發生類似違法事件；四，要求政府與新聞界就此事與新聞界公開對話；五，政府不得對於公開報導加以干涉。

當時即有人評論說，隨著新聞記者隊伍的走上街頭，標誌著這場學生愛國運動已經發展成為全民性的運動。所以說，上海方面處理《世界經濟導報》的事件其實就是導致所謂「動亂升級」的最直接因素。

本來，趙紫陽剛從朝鮮回國後，聽了關於全國形勢的彙報後，就因為「《哲報》事件」發火，指責上海方面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所以這次因為這一事件引發北京市新聞記者「鬧」事就更今江澤民感到自己責任重大。於是，他一方面在上海對欽本立表示安撫，一方面與部下商討解決辦法。

幾天後，江澤民被召進北京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時，一度曾向趙紫陽求救，希望他出個主意，平息導報事件在全國範圍內引起的憤怒。

當時，中共政治局會議的多數與會者因為無法判斷鄧小平那裡到底是什麼態度，所以也都認為江澤民這下捅了漏子。一時間，江澤民在全體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中，見人即滿臉堆笑，以哀求的目光希望平時同他表面關係還算不錯的幾個人替他打打圓場。

在五月初的一次政治局委員碰頭會上，江澤民看到仍然沒有人站出來替他辯解，於是急中生「智」，看到李瑞環去了廁所，立即起身追了出去，在廁所裡向李瑞環討主意。

另外，江澤民也不得不在半公開的場合表示：對於《世界經濟導報》的處理確實是過於草率了。這句話一出口，立刻被大陸的媒介予以公開報導。

朱鎔基贊成新聞自由

在這種情況下，朱鎔基也很可能「錯估」了形勢，認為中央如果對學潮採取軟處理措施的話，江澤民很可能會成為替罪羊。所以，朱鎔基自然要在「動亂」學生及上海市民面前，扮演一個與江澤民完全不同的角色。

五月十一日，上海《文彙報》頭版在顯著位置，轉載剛剛出版的第四四一期《世界經濟導報》發表的中國新聞學會聯合會會長鬍績偉署名的《沒有新聞自由就沒有真正的安定》。

文章中說：「新聞自由被世界普遍認為是一個很好的「出氣閥」，可以避免偏激情緒爆發，緩解矛盾，減少政府決策失誤。是一個民主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決策。十年「文革」是我國最嚴重的不安定時期，那就是從踐踏憲法，徹底消滅言論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開始的，這個教訓難道還不深刻嗎？」

文章還說：「可惜有的同志把新聞自由也當成不安定因素，這至少是一種誤解，限制合法的新聞自由的事，確是很多很多的，有的事甚至公然無損法律，做得十分粗暴無理。老實說，這種壓制新聞自由的事才是真正今人懼怕，才是不安定的因素。」

文章中強調：「新聞自由有助於維護黨中央、國務院的權威。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想建立自己的權威。問題在於，這種領導權威，只有在新聞自由的環境下形成，才是真正受到人民擁護的民主權威。在新聞不自由的條件下所形成的權威，只能是專制的權威，至多是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權威。民主的權威是最好的安定因素，專制的權威是最不安定的因素。」

在當時的形勢下，雖然北京的《人民日報》，正在經歷一小段中共建政史上前所末有的新聞「小自由」，但也仍然不敢刊登胡績偉的這篇文章，可見，上海當時確實比較膽大。同時，這篇文章也證明至少在五月十一日之前，江澤民已經充份吸取了處理《世界經濟導報》的經驗教訓，不敢輕易在如何控制輿論方面拿主意了。

這篇文章在《文彙報》頭版以顯著位置見報後，上海市委曾有人表示說：「《導報》向來無法無天，所以他們登什麼文章我們控制不了，但《文彙報》如今也這樣出格，市委應該有個態度。」身為上海市委副書記的朱鎔基聽後閉口不發，等著江澤民拿態度，而江澤民當時因為自己對《導報》的處理，到底是對了還是錯了實在吃不准，所以也只好裝聾作啞。

上海新聞界也有人說：其實朱鎔基事先已經知道《文彙報》要轉載胡績偉的文章，但沒有表示反對態度。「六四」以後，胡績偉的這篇文章上了中共「內參」，被作為新聞界，尤其是《人民日報》社內政治清查的重要批判材料。同時，上海方面一些緊抓極左形勢的人也表示要追查《文彙報》刊登此文的背景。朱鎔基卻表示：胡的文章中說新聞自由也是為了維護黨中央、國務院的權威，我看不出錯在哪裹。

不說空話贏得大學生諒解

八九年五月，上海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學潮幾乎波及每所大專院校。上海郵電學校對學生離校作了嚴格規定，學生對「失去自由」產生強烈反感，聯名寫信給朱市長，傾吐心中疑慮。

朱鎔基親自提筆回信說：「你們向我提出的問題，其實你們自己也會正確回答的。現在需要的是冷靜和理智，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大家都應該來維護大局、維護上海的秩序和經濟穩定。坦率地說，我對上海目前面臨的生產嚴峻形勢感到懮慮。大家齊心協力，困難可以渡過，繼續動蕩下去，大家遭罪。務請你們認真思考——。」

郵電學校學生意外地收到市長回信，非常興奮，很快把它抄寫成大字海報形式，張貼在校園裡。信中雖然沒有直接肯定大學生的運動是愛國運動，但郵電學院師生員工，還是為信中懇切之情所感動，所以這所學校的絕大部份學生一直堅持正常上課。

「六四」後，江澤民在一次西方電視記者採訪時，曾被問及「是否「六四」開槍已經是解決問題唯一辦法？」，江澤民用了一番「當時情況緊急」，「我們黨沒有處理這類大規模動亂的經驗」之類的藉口搪塞。

當記者又問到「如果你當時就是總書記，你會採取什麼樣的鎮壓手段」時，江澤民回答說：「上海就是例子。」

一位在中共上海市委工作過的幹部認為，其實江澤民完全是在給自己臉上貼金。自八九年五月十九日趙紫陽被實際解除總書記職務後，江澤民即已被召至北京，「六四」開槍前他回到上海一次，但五月三十一日再次返回北京。北京開槍後，上海採取的措施縱然是請示過江澤民，但主意仍是朱鎔基出的，事情也是朱鎔基做的。

五月二十日，上午十點開始，北京市「部份地區」正式實行戒嚴，並從各地調軍隊包圍北京城後，朱鎔基即預感到北京方面的事態，已經空前嚴重，流血事件恐怕已經難以避免。

這個時候，最興奮的莫過於江澤民，因為此時不但趙紫陽堅持的對學運進行軟處理的政策，已經被鄧小平否定，而且趙紫陽本人也已經被實際免除了職務。雖然江澤民當時還不敢想自己居然成了接替趙紫陽的人選，但形勢的發展有利於他，對他處理《導報》的手法持贊成態度者，已經控制了中共高層的決策圈。

反對激化矛盾

但就在這種情況下，朱鎔基顯然還是不想在上海激化矛盾的。五月二十二日，他以上海市市長名義發表廣播講話，文中內容雖然也有「我們一定要堅決擁護李鵬同志代表黨中央、國務院所作的重要講話，按照講話中提出的各項要求去做，和黨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但在具體談及上海時，他僅僅把上海的形勢說成是「混亂」，而避免「政治動亂」一詞。

北京戒嚴後，江澤民奉召再次進京開會，臨行前一再叮囑朱鎔基等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的其他負責人：對學潮的處理一定要緊跟北京，我們上海千萬不能在這種時候站錯隊。

六月三日晚到六月四日凌晨北京發生了血腥鎮壓事件後，上海市回全國各地一樣，群情激憤，九其是大學生們，紛紛行動起來舉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而這段時間裡，守候在市委會議室裹的朱鎔基及副市長黃菊、副書記吳邦國等人也都是通宵不睡，隨時聽候江澤民從北京發來的指示。

六月四日，上海市委宣傳部奉命起草了一份《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告全市共產黨員、市民書》，朱鎔基看過後，保留了其中描寫北京形勢的一段，因為這一段完全是照抄六月四日《解放軍報》的內容。但對形容上海形勢的一段，朱鎔基刪除了所有「反革命動亂」等政治性辭彙。將上海的混亂行為，僅僅說成是少數人的「胡作非為」和「搞亂上海的破壞活動」，並且強調要「保衛每個市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權利」。

上海市委會有人曾經表示異議，認為朱鎔基在這個時候，不能再繼續遷就動亂學生了。朱鎔基則反駮說：北京是北京，上海是上海，上海的形勢和北京有區別；再說，這種形勢下也不該在上海採取激化矛盾的辦法。

只有強調上海的混亂狀態，威脅到了大多數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動用專制力量控制形勢才能夠在百姓心目中得分，這是朱鎔基心裡非常明白的一個道理。所以，無論朱鎔基心裹對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到底持何態度，他在上海的實踐，至少證明他比起李鵬，及當時北京市的黨政負責人李錫銘和陳希同要高明得多。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共在正式武力鎮壓北京學運的前幾天，已經到北京聽候「新的工作安排」命令的江澤民，差不多每天幾通電話打回上海。到了鎮壓當夜，整個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大大小小幹部，通宵達旦地等待他傳達北京「最新動向」時，江澤民卻沒有了回音。

據說，那一天晚上，不但是上海市聽不到北京的消息，其他所有省、市、自治區的黨政領導人，都要不通中南海的電話。

既然江澤民自己不主動打電話，上海方面就一個勁地向北京催消息，但北京方面能夠管一點事的一個也找不到，江澤民更是不知道藏在哪裹。上海方面問中南海的值班人員：「江澤民同志現在什麼地方？」對方回答：「你們上海人都不知道上海的書記在什麼地方，我們怎麼知道？」上海方面又忍氣吞聲地問：「北京現在情況怎麼樣？」對方立刻沒好氣地回答：「在開槍！」

中央與地方聯絡短路

中央政權與地方的聯絡中斷了，而「動亂」學生之間的聯繫反而熱鬧起來，北京方面的消息與動態，不斷傳到上海復旦大學、交通大學等處。朱鎔基沒有辦法，只好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其他幾個領導人商量，派市委宣傳部及教育主管部門的得力人員，到幾所主要大學去聽聽大學生們從北京傳來什麼消息。

後半夜裹，因為上海的幾家主要報紙，都在等待著市委領導確定頭版內容取捨和版面安排，於是，朱鎔基再次下令讓人不斷向北京掛電話，希望北京在這個已經不能耽誤的問題上，給一個明確的回話。

當時，有人出主意向北京的《人民日報》社掛電話，但朱鎔基早已經通過此前《人民日報》的表現，看出來這個時候已經不能像以往一樣學習《人民日報》了。

大概到了凌晨五時左右，朱鎔基才接到秘書報告，說是北京方面有指示：以《解放軍報》的版面內容和編排為基準，尤其必須刊登《解放軍報》的社論。

此後，朱鎔基如何向上海的報紙面授機宜不得而知，但八九年六月五日的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彙報》版面完全一致，首先是頭版的版面安排完全一樣，其次是兩報都是在頭版頭條刊登了由朱鎔基簽發的《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告全市共產黨員、市民書》，而二版頭條刊登的則是朱鎔基署名的（世界環境日感言》一文。

特別引起人們注意的是：朱鎔基的這篇文章，不是在篇尾，而是在篇頭的文章標題下面醒目地註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而那份滿是空話的《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告全市共產黨員、市民書》，卻是與內文一樣的小字號在文章末尾註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如此「別有用心」的文章內容，如此刻意強調文章寫作時間，如此醒目和刺眼的版面安排，巧妙地表現出朱鎔基及報紙編輯人員當時那「欲言不敢，欲罷不能」的複雜心情，每個稍有眼力的看官都不會弄不明白。許多上海的知識分子事後議論這件事情，都誇讚朱鎔基真是「絕頂聰明」。

六月五日，鄧小平派秘書電話詢問朱鎔基：「有沒有信心不用軍隊的辦法，解決上海問題？」朱鎔基表示有信心。鄧的秘書說：「小平同志很高興，上海的條件比北京好。」

鄧小平關切

北京「六四」鎮壓學運的消息傳到上海，群情激憤，加上廣泛流傳上海亦將被軍管的消息，不少市民上街設置路障，希望阻止軍隊入城。同時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亦在醞釀之中。

眼看上海亦將陷入如同北京般的混亂局面，朱鎔基便在向鄧小平立下軍令狀後，立刻召集上海官方新聞媒介的「三報兩臺」（即《解放日報》、《文彙報》、《新民晚報》、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和上海電視臺）的主要負責人緊急開會，要求他們以「三報兩臺」名義，寫一封公開信。

六日當晚，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和上海電視臺，播發了題為《上海不能亂，我們怎麼辦？》的公開信內容，七日的三家報紙也都以頭版頭條位置圈框刊出。

這份以「三報兩臺」名義「致全市讀者、聽眾、觀眾的公開信」，其實是由朱鎔基親自審閱定稿的。難得的是，這篇「公開信」整篇內容中沒有一句政治性辭彙，只是把上海的形勢描述成「上海發生的嚴重情況」，同時，亦把「少數壞人」誘使大學生採取「過激行動」的目的說成是「以便混水摸魚，趁火打劫」，完全沒有半句「顛覆杜會主義」，「推翻共產黨」之類的政治大帽子。

更能夠被上海市民所認同的是，這份公開信中所強調的內容是：「堅決維護上海的穩定，關係到全市人民的切身利益。市政府一年光是用於補貼居民糧食和副食品的開支，就達三十多億元。如果局面穩定不下來，今後生產任務和財政包幹任務完不成，最終受損害的還是我們上海人民，也包括廣大學生。實踐證明，上海經濟一旦被搞亂，幾年都恢復不過來。什麼改革開放，什麼治理整頓，什麼振興上海，什麼加工資、增獎金、改善生活，都將化為泡影。」

這份公開信播發和刊出後，一批本來因為北京方面血腥屠殺學生和市民，才憤怒上街遊行或支持大學生抗議行動的上海市民，態度立刻有了變化，當時就有人上街勸阻大學生說：你們再鬧事也救不了北京，反而搞亂了我們上海。再這樣下去，我們市民和工人不但不會支持你們，而且要同市政府保持一致。

同時，許多思想單純的大學生，也感覺上海市委及上海市政府，同北京方面的態度確實不太一樣，至少沒有把學生的行為，說成是「政治性」的敵對活動，於是，大多數學生的激進情緒也自然被打消。

巧妙化解六四在上海的風暴

通過如上手法使宣傳戰取得初步成效後，朱鎔基迅即在電視上公開露面，於六月八日晚上發表電視講話，次日的上海三報全文刊登了他的講話。

在這份講話說，朱鎔基不將北京「六四」事件說成是「反革命暴亂」，而是說「最近在北京發生的事情」，並聲稱「歷史事實是沒有任何人能夠隱瞞的，事實真相終將大白」。因為這句話，上海市民大都認為朱鎔基實際上是變相地否定了北京的鎮壓舉動。

在這篇講話中，朱鎔基還用十分感人的語調說：「面對這幾天的事態發展，我懮心如焚，寢食不安。」說到面對混亂局面，市政府末能及時採取措施制止時，他竟誠懇地表示自己「作為市長，對於這幾天來暫時未能堅決地執法，保護市民的正常生活，深感不安和內疚」，並表示「向大家檢討」。

同時，他又向上海市民許諾：「很多同志要求我們動用武裝警察，甚至動用軍隊，我作為市長，在此鄭重聲明，第一，市委、市政府從來沒有考慮過要使用軍隊，從來沒有打算過首行「軍管」或戒嚴」。

這段話中，既下了不在上海實行軍管和戒嚴的保證，又用一句「很多同志要求我們動用武裝警察，甚至動用軍隊」，巧妙地表達了自己已經受到來自上面的巨大壓力的難堪處境，當然會受到上海老百姓和知識分子的同情。

朱鎔基還特別強調說：「市民們，我是你們合法選舉出來的市長，是經過黨中央、國務院批准的（前一句給上海百姓聽，後一句給上面聽）。一年多來，我感謝你們信任我，支持我。我一定盡我所能，按照絕大多數市民的意願來進行工作。雖然我的工作沒有做好，但我確實是決心把自己奉獻給振興上海、振興中華的偉大事業。在這個危難時刻，為了穩定上海，穩定大局，維護法制，保護人民，我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來保證這個目標的實現。」

如此一篇內容懇切的公開講話發表後，終於收到了朱鎔基預期的效果。播發講話的當天夜裡，即有許名單位的工人和幹部給上海電視臺、上海市政府或報紙編輯部打電話表示，理解「朱市長的肺腑之言」。這就使得上海人民順從了他整頓上海秩序、平息動亂的號召。他甚至成功地發動了十萬工人糾察隊員上街撤除路障，維持城市秩序。

在電視講話中，朱鎔基還贈送上海大學生一幅對聯，上聯是：「穩定上海，穩定大局」，下聯是：「堅持生產，保障生活」，橫批是「上海不能亂」。於是，參加工人糾察隊維持秩序的上海機床廠工人回贈一對聯給朱鎔基，上聯是：「恢復交通，一千二百六十萬人心所歸」，下聯是：「堅持生產，煤米油監棉電水保證供給」，橫批是：「工人支持儂」。

歷史真相終將大白的暗示

由此可見，朱鎔基確實巧妙地利用了這次所謂的「政治動亂」，得到大多數老百姓的理解，又完成了中共中央要求他穩定上海局勢的任務。

當然，北京某些人對朱鎔基這句「歷史的真相終將大白放天下」是極為不滿的，尤其是他的講話中隻字未提「平息反革命暴亂」，更沒有一句「堅持擁護黨中央的平暴決策」之類的話。不但是北京，就連一些省和自治區的黨政領導人，看了《文彙報》和《解放日報》後都紛紛向北京方面打聽：上海的朱鎔基是吃了豹子膽了？他的講話怎麼和中央精神不一樣呵？

在這種政治壓力之下，再加上海外報刊把朱鎔基的電視講話，分析成「表示了對北京的開槍鎮壓不滿」之類的內容，朱鎔基不得不主動給江澤民打電話，解釋說海外的報刊沒有正確理解他講話的核心內容，只是在斷章取義。在電話中，朱鎔基還特別請江澤民「向李鵬同志和尚昆同志解釋一下」。

朱鎔基又利用六月九日慰問工糾隊員的機會，把自己頭一天的電視講話內容補充了一次。在這次講話中，他首度使用「反革命暴亂」一詞，然後說：「這幾天，中央電視臺連續播放了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錄影，真相已經大白，謠言不攻白破。廣大群眾越來越認識到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決策的正確性。」

這番話，當然能夠使朱鎔基在北京當權者那裹獲得了一定的諒解，但也能使老百姓理解他的難處，多數市民都寧願相信這是朱鎔基「不得已而為之」。

但人們同時也注意到，上海雖然沒有進軍隊，朱鎔基為了兌現他「上海的問題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解決」的承諾，「運用公檢法」的力量所採取的鎮壓行為，甚至比北京還迅速，比北京還嚴厲。

六月五日清早，先是有一些人在此地坐軌攔車，致使從哈爾濱開往上海的列車被堵，接著，又有南昌抵滬的列車被迫停駛——。

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鐵路公安分局，出動四百多名警察前往解圍，局勢才稍見好轉，不料六日清晨又有多人坐軌攔車。當日晚八時左右，一輛列車在道口被迫停駛，許多圍觀群眾站在鐵軌上看熱鬧。

這時，從北京抵滬的一六一次列車接近道口，司機發現險情時緊急剎車也已經來不及，列車的巨大慣性，使之在衝出道口一百多米以後才停下，巨大的氣流將來不及躲避的十二人或捲入車底，或撞倒在地，釀成一起慘不忍睹的惡性事故。

事故發生後，圍觀者情緒激動，開始歐打司機，並縱火焚燒了列車的郵政車廂。朱鎔基接到報告後立刻意識到，此事如不能立即平息，如果繼續釀成更大慘禍，那麼他向鄧小平等人立下的「不用軍隊也能解決問題」的保證，將會使他成為「制止動亂不力」的替罪羊。

靠法制近是人制

他當即下令從郊區縣調集一切能夠集中的警察力量，火速趕往事故現場，對繼續製造事故者採取強硬手段。一千多名幹警趕赴現場後，用催淚瓦斯和警棍驅散了人群，並將涉嫌縱火的十一個人當場逮捕。

據統計，光新路道口事件的全部過程，造成了滬寧、滬杭鐵路中斷四十多小時和五百多列貨車、客車因此停開的嚴重交通阻塞。事件中，先後有九節火車車廂、六部警用摩托車被燒燬，同時被燒燬的還有九百多袋郵件，直接經濟損失達三百多萬元。

六月七日晚，當報紙將報導這一事件的稿樣送到朱鎔基處審閱時，朱鎔基指示要將報導內容的基調，定在「刑事犯罪」的性質上。於是，六月八號見報的消息，只是稱「一起嚴重的騷亂事件」，仍然沒有用「反革命暴亂」之類的字眼。

六月十七日，北京宣佈將一批「暴徒」判處死刑，但上海的行動比北京還早兩天。另外，北京判處死刑的八個人（執行時只處決了七個）分別是六月四日及五日抓獲的，而上海判處死刑的三個人（全部是光新路道口縱火事件的參與者）則是六月七日抓獲的。也就是說，上海的宣判速度實際上比北京要快四到五天。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訟訴法》，對於任何一個罪犯，都要經過公安局拘留後的偵查、預審等過程後，認定犯罪事實才寫出提請批准逮捕書，連同案卷材料、證據一併移送同級人民檢察院報請逮捕；檢察院復查無誤方批准逮捕。然後，根據公安機關偵察終結後向檢察院移送的起訴意見書，檢察院審查案件並訊問被告人後向法院提請公訴，同時通知被告人自請或委託律師。

法院開庭後，則要經過宣讀起訴書、公訴人發言、被告人提請陳述並辯護、辯護人辯護等複雜程序。休庭後經合議庭合議、宣判等複雜程序。至於宣判死刑的犯人，則還多了一道上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程序。

而上述全部複雜的程序中，僅其中開庭審判一項，就規定必須將檢察院的起訴書副本，至遲在開庭之日前七天送達被告人手中，但上海八九年六月十五日判處死刑的一批「暴徒」，從抓獲到宣判，全部過程僅用了八天。

再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訟訴法》還明確規定：不服判決的上訴和抗訴的期限為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訴和抗訴的期限為五日，從接到判決書、裁定書的第二日起。

但是，上海方面判處三名光新路道口縱火者的死判後，當庭宣佈：如被告人不服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第二日起的三日內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顯然，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實現早一天砍掉這三顆人頭，就能夠早一天得到殺一做百的作用。也就是說：即使那三個縱火者罪該千刀萬剮，「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上海的這次宣判行動，起碼在程序操作上完全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訟訴法》的。

朱青天之名

無論我們事後如何分析和看待這個問題，都必須承認當時朱鎔基的這一手，確實對當時穩定上海的局勢，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所以，海外的報刊的評價朱鎔基時，對他的這一手大多表示理解的態度。

朱鎔基搞的更絕的一招是，在槍斃了幾名縱火者，成功地起到了殺一做百的作用後，為了進一步取得普通市民的理解和支持，朱鎔基要求上海有關方面，利用官方新聞媒介公開宣佈，凡是因為那幾個刀下鬼焚燒列車而給人民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包括因為郵政車廂被燒而產生的損害，上海市政府都將採取措施給予經濟補償。

這樣一來，普通上海市民自然認為，以朱鎔基為首的上海市政府，是真正為廣大普通市民謀利益的政府，朱鎔基本人更是「一心願為民作主」的「父母官」。於是，隨著「朱青天」的稱呼出現，一些上海市民對那幾個刀下鬼的同情，也就更減少了一層。

不過，一位現在海外的上海資深記者也尖銳指出，事實上，朱鎔基只是鎮壓手法，比北京的李鵬及他下面的李錫銘、陳希同之流更高明而已。但他的鎮壓結果比起北京方面來，不但談不上「心慈手軟」，「手下留情」，甚至比北京方面更殘酷。

上海一位記者還透露說：八九年六月上海的局勢很快平定後，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在「清查動暴亂分子」的運動中也是毫不手軟，抓的抓，關的關，同北京當時的紅色恐怖相比毫不遜色。

不過，「六四」過後的幾天裡，已經知道自己將正式接替趙紫陽的總書記職務，正在北京躊躕滿志地等待登基的江澤民，卻對朱鎔基的政治表現非常不滿意。

朱鎔基的那份不提「反革命暴亂」之類政治詞彙，把北京的事情說成「事實真相終將大白」的講話錄影帶送到北京後，江澤民非常惱火，打電話教訓朱鎔基說：對於北京的這場事件，中央已經明確定性和表態，上海現在用這樣的宣傳口徑不行，同中央的口徑太不一致。另外，全國有一個上海立場不鮮明，不明確表態支持黨中央的平暴決策，其他省和自治區也可以隨之傚法。這麼大的政治責任你負得起嗎？

正是因為有來自江澤民的直接壓力，這才有了朱鎔基那句「真相已經大白」的事後找補，而且，朱鎔基也不得不在此後的一些講話中，提一兩句「反革命動暴亂」之類的「定性」的言語。

是心慈手軟還是毫不留情

關於上海市對八九年的「六四」分子處理違反司法程序的問題，朱鎔基本人到底負有多大的責任，都有待於不久的將來讓事實真相「大白放天下」。不過，朱氏本人在六月十日的電視講話中，確實講到了要將光新路道口事件的責任者進行公審，「依法從重、從嚴、從快予以懲處」的話。

一位自稱了解朱鎔基其人的「六四」分子認為，朱鎔基在處理「六四」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公開場合，還是扮演了一個相對開明的地方領導人形像。至於在處理少數縱火者問題上，確實是在操作手段上有點說不過去，但是對於任何一個思想意識相對開明的中共領導人，在那個特定的歷史階段，要求他們做出在一個法制健全、政治民主的大環境下的表現，不免太苛。

九零年六月朱鎔基訪問香港期間，正趕上香港紀念「六四」一週年的活動剛剛結束，許多關心中國大陸政治形勢的香港人，都還繼續沉浸在悼念「六四」死難者的悲痛，及對中共武力處理民運的反感情緒之中。

在記者招待會上，當記者問到上海方面對「六四」民運人士的處理時，朱鎔基保證說：因為考慮到他們是學生，我們沒有按反革命罪來起訴，我們總共拘留的人不到一百人，過去已經陸續釋放了好幾批，包括這次釋放約二十一人以後，現在只剩下幾個人。我們在繼續審查，希望將來能夠根據法律和他們的具體情況很快地釋放他們。

當時，雖然中共中央的負責人，包括江澤民、李鵬、喬石等雖然也都先後在不同場合表示了對參與「六四」的學生進行「從寬處理」，但還沒有一個人能夠把話說得像朱鎔基那樣肯定，即把最後剩的幾個人也都放掉。

另外，「六四」之後，北京基於對外影響及海外人權壓力的結果，對所謂「動亂」分子的處理，大都採取了「從寬」政策。海外有報導說，中共對北京地區的「動亂」分子從寬，是做給國際輿論看的，但其他各省市自治區的「動亂分子」絕大部份都判的很重。

這類文章的說法基本符合事實，但要更準確地說，「從寬」的地區（與其他地區相對而言)，應要加上上海。

在香港的記者招待會上，朱鎔基還說：「至於說，上海處理去年的動亂，這個我們完全是根據黨中央、國務院的方針的指示來處理的。」

朱鎔基這句話傳到中共中央，可以被理解為他是在表白要「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但外人聽了這句話，則可以理解為朱鎔基在上海「處理去年的動亂」，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有上面的「指示」。

集上海黨政大權於一身

在「六四」事件之前，由於江澤民受命進京，朱鎔基已經接獲中共中央通知，全面主持上海黨政工作。同年八月，中共中央正式宣佈朱鎔基兼任市委書記職務。自中共廢除「黨委一元化領導」制度以後，「六四」以前只有天津市的李瑞環是集黨政大權於一身；「六四」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也只有朱鎔基集黨政權於一身。

朱鎔基是中共建政後第十任上海市委書記，從此即意味著他開始步入中共最高層，人們都相信他至少會成為中央政治局的新貴。因為上海作為中國大陸最大的城市，它的首腦人物，後來大多成為中共最高層的領導者，遠有陳毅、柯慶施、陳丕顯，近有彭沖、江澤民。

據上海的新聞工作者透露，朱鎔基在中共上海市委及市政府領導成員中，是最早知道江澤民將要出任中共總書記職務的。

「六四」鎮壓前夕，江澤民匆匆從北京趕回上海，召集市委一班人開會，在會上簡單佈置了一下工作以後，即宣佈自己不在上海期間，上海市委的工作也由朱鎔基全面負責，然後便宣佈散會，開始與朱鎔基的單獨長談。談話前，江澤民說了一句沒有必要記錄了，市委辦公廳的工作人員及江、朱二人的秘書都很知趣地退場了。

談話過後，朱鎔基驅車前往機場為江澤民送行，在場者看到江澤民單獨使用了一架空軍專機。他們猜測，或是因為北京形勢緊張，所以江澤民來不及搭乘民航飛機；要麼就是江澤民可能高昇了（中共政治局委員一般情況沒有資格乘專機，政治局常委才有此資格）。膽大者問朱鎔基是怎麼回事，朱鎔基只是緊繃著臉，一句不答。

「六四」開槍之夜，因為北京西城區復興門大街二十二號樓一北京市較有名的一座「高幹樓」，正好位於開槍部隊從西面進城的必經之路上，在部隊最瘋狂的時候，這座樓裡的高幹家屬也有死傷。但力主開槍鎮壓的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全家早在開槍之前就早早搬離了這座樓。此事充份可以證明，中共最高層對於「六四」當夜可能發生的凶慘事件，是早有準備的。

在上海有人傳說，朱鎔基在五月下旬似乎已經聞到了北京的血腥味，所以立刻打電話將其在北京的妻子和女兒召到上海，命令她們老老實實待在家裹，不准上街。

如果此傳說屬實，那就證明「六四」開槍之前，江澤民即已經就北京的局勢發展，同朱鎔基全部攤牌了。

走在政治鋼絲上

「六四」槍聲響過以後，雖然在八九年六月上、中旬內沒見江澤民公開露面，但中共上海市委接到的一些中央文件或書面指示中，尤其是一些對於宣傳工作的指示中，常見有江澤民的簽名在上面。於是，大多數還被蒙在鼓裹的上海市委領導人員，紛紛猜測江澤民可能要被留在中央專門負責意識形態工作了。

上海市委 人問朱鎔基：「江書記這次是不是要進政治局常委了？」

「進常委接誰的工作？」朱鎔基故做不解地反問。

「當然是接胡啟立了。」問話人答道。

「這是中央的事情，我們現在只管穩定上海。中央的事情不是我們該管的，想管也管不了。」朱鎔基說完這番話，即又埋頭審閱《解放日報》和《文彙報》送審的稿樣。

六月二十二日，朱鎔基飛往北京。二十五日，中共公佈了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江澤民正式當上了中共總書記。

回到上海後，朱鎔基在傳達了四中全會精神以後才透露說，其實他早已經知道了江澤民將接替趙紫陽總書記職務的安排。「但是，」朱鎔基解釋說：「因為江澤民同志出任總書記還要經過四中全會的選舉，所以這個消息不宜提前傳出來。」

後來，曾經有上海市委的幹部問朱鎔基說：江澤民同志當黨的總書記您是否贊成？「你別忘了，我在中央僅僅是個中央候補委員，是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朱鎔基回答。

一位中共高幹分析朱鎔基在「六四」過程中的表現時認為，假如當時黨內的政治鬥爭是趙紫陽佔了上風，在「五四」講話的基礎上繼續因勢利導，安撫人心，那麼江澤民必然會因處理《導報）事件不當，而被作為「誘發學潮升級」的替罪羊，朱鎔基因溫和手段所建立的形像，自然是上海黨政職務一把抓。而後來的結果是中共強硬派鬥垮了趙紫陽，江澤民不但不是替罪羊，反而因此坐上了總書記的寶座，朱鎔基則因控制上海動亂末致擴大的成勣，照樣是上海黨政職務一把抓。再到後來，鄧小平即使為了緩和世界輿論壓力，重塑中共改革開放的對外形像，也必須要提拔形像與工作成勣兼具的朱鎔基進入中共決策階層。

六四期間，朱鎔基走在「政治鋼絲」上的技藝，的確超人一等，難怪官運亨通。

第八章 從經濟幹才到外交長才

眾所周之，因為一場「六四」鎮壓及日後的政治清查，使得鄧小平一手發動的改革事業幾乎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首先是大陸的意識形態界，發生了徹底否定改革，全面復辟的現象，以鄧力群和胡喬木為首的一批左派理論家，並不滿足於鄧小平指示在精神文明建設領域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而是在經濟理論領域，和經濟實踐領域，開展了「姓社還是姓資」的討論，甚至喊出了要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的口號。

而在生產管理領域，李鵬則藉「治理整頓」為名，開始全面否定趙紫陽在臺上時的經濟政策。他和江澤民都把當時群眾自發起來支持學生反政府的原因，歸結為不堪忍受通貨膨脹之苦，而造成通貨膨脹的原因，又被他們歸結為趙紫陽的「資產階級改革觀」，趙紫陽主張全面的市場經濟誤導的結果。

於是，在江澤民和李鵬的支持、縱容下，從八九年的「六四」鎮壓以後到九二年初，中共的宣傳機器，曾經對「市場經濟」進行了長達兩年半之久的批判和討伐。直到九二年初鄧小平南巡講話內容，被中共內部傳達之後，像《人民日報）等官方媒介，才停止了對「市場經濟」到底是姓「社」是姓「資」的所謂「理論探討」。

鄧小平急於打破「六四」困局

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四日，中共召開了十三屆四中全會。在此之前，為了方便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鄧小平，能夠名正言順地出席會議並講話，先於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召開了一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請鄧小平到場講話。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到了「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關鍵內容。

而江澤民則提出建議說：小平同志本月九日在接見戒嚴部隊幹部的講話中，專門提到了「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者多一點計劃性」，我們政治局的同志們都認為是非常英明的。另外，小平同志也提出了我們過去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都不變，「除個別語言有的需要變動一下」，所以我建議在公開發表小平同志講話時，把「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這句話，改成「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

據說，當時鄧小平只是輕描淡寫地表示了一句：我只管強調大的方向，具體的問題你們政治局的一班人看著辦。

把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改成「市場調節」，表面上看是符合鄧小平首肯的「變動一下」「個別言語」，但這兩字之差卻整個改變了當時中共經濟改革政策的根本方向。

此後，當鄧小平發現江澤民和李鵬，利用他那句在整頓時期「可以加強或者多一點計劃性」的講話，不但在理論上，慫恿鄧力群和胡喬木等人，大肆聲討市場經濟理論，而且在實踐上，也完全遵從陳雲強化計劃經濟的指示時，他曾經叫楊尚昆向江、李專門打過招呼，警告此二人「不可藉口治理整頓在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上開倒車」，但江、李二人對鄧小平的指示充耳不聞。

九一年六月，江澤民 托鄧力群、袁木等人為他起草紀念中共建黨七十週年講話，在講話中強調了批判「資產階級改革開放觀」的內容。為此，鄧小平感到忍無可忍，這才有了南巡講話中最刺激江澤民那句話：十三大路線必須堅持，誰否定十三大路線誰下臺。

以上是當時的國內形勢，而當時的國際形勢則更今鄧小平感到沮喪。先是各個西方國家的嚴重抗議，然後是西方工業國聯合制裁，接著又是原定到華訪問的西方領導人紛紛毀約，而原定邀請中國大陸領導人前去訪問的國家，更是以種種藉口阻止成行。

據說，鄧小平的子女向鄧小平分析當時的國際和國內形勢時，曾經不無擔懮地說：您老人家花了十年心血，一手樹立起了改革開放這面大旗，如今對內改革明顯在開倒車，對外開放就是你繼續敞開大門，人家都不敢進來或不願進來，這種局面不改變不行。

利用朱鎔基在外界的開明形像

這就是鄧小平當時要重新物色一個得力人物，入主中共高層改變內外困境的客觀原因。而所以選中了朱鎔基，首先是因為鄧小平通過對朱鎔基的考查，和朱鎔基在上海幾年的經濟工作表現，認定他「懂經濟」，具實幹精神。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認定朱鎔基能夠為中共打破「四面楚歌」的國際困境。

自朱鎔基入主中共決策圈後，幾乎所有的海外媒介，都一致稱讚朱鎔基在「六四」中的表現開明，同時又一致認為朱鎔基是鄧小平一手提拔。但是沒有人分析，鄧小平為什麼要重用一個對於黨中央「六四平暴」的「英明決策」態度曖昧者，而且還是一個五八年的老右派（堅持不給那場曾今朱鎔基整整耽誤了二十年大好青春的「反右」鬥爭徹底平反的，也是鄧小平）。

用朱鎔基曾經給鄧小平當過秘書，來說明他被鄧小平看好顯然沒有說服力。前有胡耀邦，中有趙紫陽，後有楊家兄弟，他們四個人當初哪個人同鄧小平的關係，不比朱鎔基同鄧小平的關係密切 即使朱鎔基給鄧小平當過秘書。可是，前述四個人都因為「政治上軟」所以先後失勢（楊家兄弟失勢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想在「六四」問題上給自己留後路，所以說到底也是「政治上軟」）。

朱鎔基被鄧小平看好的關鍵原因，其實有兩點，一是顯性的因素--他「懂經濟」，二是隱性的因素--他被海外看成「中國的戈巴契夫」。

「六四」後不久，隨著朱鎔基在中共政壇上日漸走紅，海外媒介，尤其是被中共政權視為「海外反動刊物」的一批報章雜誌，已經連續燒起了好幾場「朱鎔基熱」，雖然也有一些政冶評論家對朱鎔基能否成為「中國的戈巴契夫」表示懷疑，但因為朱鎔基的「右派」背景和「歷史的真相終將大白放天下」那句話，幾乎沒有人懷疑他「政治上開明」這一點。

而鄧小平對於朱鎔基是（或者將「墮落」成為）「中國的戈巴契夫」的海外評論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但他很可能就是要利用海外輿論，把朱鎔基看成「中國的戈巴契夫」這一點，打破孤立的型態。

「六四」慘案後，李鵬成了眾矢之的。美國國務卿到中國大陸訪問時，事先最為頭痛的就是不見李鵬不行，而見了李鵬又如何避免同他握手，尤其避免被現場採訪的記者拍到雙方握手的鏡頭。

李鵬藉出席聯合國會議到了美國，時任美國總統布希最頭痛的，也是如何避開與李鵬的會面，因為如果他對李鵬稍微表現出一點歡迎之情，他在即將面臨的全國大選中的信任票，無疑就要一落千丈。

在這樣的尷尬局面下，鄧小平等人也不得不承認，繼續讓李鵬在國際上露臉，尤其是讓他與西方國家打交道，不但起不到打開國際困境的作用，而且只會把事情越弄越糟。於是，鄧小平自然想到了朱鎔基被外界認定為「政治開明」的優勢。

經濟軟政治硬

一九八五年，著名報人陸鏗曾經在中南海訪問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當時的談論話題涉及了對臺動武、評價毛澤東、中共人事變動、新聞自由、魏京生與西單民主牆、大陸人權等諸多敏感話題。

事後，陸鏗將訪問內容整理髮表，在海外引起轟動，並因而評價胡在政治上的開明。為此，胡耀邦吃盡了苦頭。他下臺後，中共內部文件上曾提到，胡在接受「海外反動記者」的採訪時「洩露國家機密，並聽任陸鏗肆意攻擊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聽到此事後，陸鏗深感自己「一言喪邦」，曾向胡寫信致歉。

因為有過如此重大的教訓，所以海外一些政治評論家，一邊撰文對朱鎔基的政治開明大加讚賞，一邊又根據當年胡耀邦的教訓，擔心把朱鎔基稱為「中國的戈巴契夫」會讓中共左派抓到把柄，直接影響到朱鎔基的職務昇遷，甚至斷送朱鎔基的政治前途。

事實上，時移事變，現在恰恰是因為朱鎔基被外界稱之為「中國的戈巴契夫」，才加重了他在鄧小平那裡的份量。因為鄧小平心裡十分明白，既要打破「六四」後的中共外交僵局，唯一的辦法就是推出一個被海外，被西方認定為政治形像開明，沒有「六四」負債的人物出面，才能推展「外交」。

至於朱鎔基本人是否真的如海外所評價的那樣開明，他是否是戈巴契夫式的人物，鄧小平肯定考慮過。而讓鄧小平能夠充份放心的是八九年「六四」以前，是因為兩任總書記都在政治上「軟」才出了問題，而現在有江澤民和李鵬在臺上，就足可以保證政治上「硬」了。那麼讓朱鎔基上去與江、李搭檔，就能夠成功地保證朱在經濟上「硬」的長處，得到充份發揮，同時又讓他在政治上「軟」（如果他真是在政治上「軟」的話）的「短處」是即使想發揮也會受到限制。

所以中共十四大之後所確立的領導體制中，加進了一個關鍵人物朱鎔基，根本目的是為了實現鄧小平所謂的「兩手硬」政策。

鄧小平所玩的「朱鎔基外交」，始於上海的「浦東開發」。

九零年四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開發和開放上海浦東。五月三日，朱鎔基親自為上海市政府浦東開發辦公室和開發規劃研究室主持掛牌儀式。隨即又率領龐大的「上海經濟代表團」出訪香港、新加坡，推銷浦東開發計劃，同時為中共打破在國際舞台上的孤立局面。

香港掀起朱鎔基熱

六四事件之後，中共在國際舞台上的聲譽，遭到近乎毀滅性的打擊。為了打破這種尷尬的局面，中共一開始只能靠長袖善舞的外交部長錢其琛，在西方外交場合上「力挽狂瀾」。而在朱鎔基未到國務院任職前，因為上海市在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方面，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海外商界又看好浦東開發這塊肥肉，同時也因為海外對朱鎔基在中共政壇上的前途日益看漲，所以他的出訪，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有代表整個中共政權的意義。

後來的事實證明，朱鎔基的出訪不僅使中共在國際上建立了一定的形像，尤其為中共與西方國家重歸於好，挽回因「六四」開槍造成的外交頹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時香港人尚未從「六四」的夢魘中醒過神來，又為九七年的即將來臨惶恐不安，朱鎔基以上海市市長身分的到來，雖然無法挽狂瀾於既到，但多數香港人視他為「六四」以後第一個願意且敢於到香港進行正式、公開訪問的高級官員，所以對朱鎔基沒有惡感，又有了受到重視的感覺（這與當時朱鎔基即將赴京主持國務院工作的傳聞有關）。

當時，朱鎔基公開表示自己欣賞香港的發展，可作為上海的借鑒。他說：「四九年時很多上海人到香港發展，帶動了香港經濟，希望在九零年代，一些港人會返回上海幫助上海的發展。」

他不像一般中共高官那樣，刻板地迴避記者。訪港的最後一天，在外國記者俱樂部早餐時，他鼓勵記者多寫批評文章。他說：「傳播媒介的批評很重要，我曾把香港的一些文章在上海的報章上轉載。」

由於香港市民在八九學運期間，鼎力支持對抗政府的學生，「六四」事件後又積極幫助異議知識分子逃離「虎口」，一些極左派的中共高官因而視香港為「反共的前哨基地」，一時把香港空氣搞得十分緊張。朱鎔基卻說：「不管香港是什麼基地，我都願意來。」

這些言論給香港人留下了良好得印象。與此同時，「浦東開發區」的推介工作進行得也頗為成功，他表示在末來二、三年內，市政府能做好基層的投資工作，浦東的發展能夠吸引外資，並希望在五年內能開始進行外來投資。

朱鎔基訪港加重了中共制約美國的砝碼，在對待美國是否取消中共貿易最優惠國政策上，中共與香港人是站在同一立場上的，使美國人認識到香港大陸畢竟是唇齒相依。

隨著中共新華社將朱鎔基這些講話及香港人的反應，用「內參」形式上報中共高層，強硬派人士個個無比憤怒。

其中有人上奏鄧小平和政治局說：朱鎔基在香港的講話問題很多，尤其是在對平息反革命動暴亂的問題上，他講話的內容同黨中央的精神很不一致。一旦說起「六四」，他就說那是根據中央指示辦的，這是什麼意思？想說明他沒有責任？我看他對海外說他是「中國的戈巴契夫」不但不反感，反而很得意。

辯才無疑攻守俱佳

當江澤民把這些意見傳達給朱鎔基時，朱鎔基反駮說：我看不是我的政治立場有問題，恰恰是提這種意見的同志政治立場有問題，「六四」平暴對我們黨來說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如果承認是好事，是正確，就應該表揚我不攬功，不自吹自擂才對，怎麼能說我是怕擔責任呢？

如此一番巧妙的自我辯百，今江澤民再也找不出一句反駮的話來。

結束香港之行後，朱鎔基旋抵新加坡，參加了該國貿易發展局，專門為上海市經濟代表團舉行的座談會，並接受了總理李光耀的宴請。

這次訪問新加坡，使得朱鎔基對自己出任未來的中共領導人信心大增。在此之前，基於前蘇聯及東歐等國家的前車之鑒，朱鎔基對於中共的政治與經濟兩頭參差發展的前途，並不是很樂觀。而到新加坡參觀並聽取李光耀的施政經驗後，朱鎔基終於相信政治獨裁加經濟自由化，這種所謂的「亞洲模式」，還是有可能在中國大陸取得成功的。

九一年春節前，趁陪同鄧小平在上海過冬之際，朱鎔基向他詳細彙報了訪問新加坡的觀感及新加坡經濟成功的經驗，認為新加坡有許多的經驗，值得中國大陸學習和參考。鄧小平聽過後非常興奮，要朱鎔基去國務院工作後，一定要好好把李光耀的治國經驗學到手。鄧小平還特別要求朱鎔基，把新加坡政府廉政建設的經驗，同江澤民和喬石彙報。

果然，朱鎔基國務院工作不久，中共各級幹部中即掀起了一股「新加坡攷察熱」。

「六四」以後，雖然中共政權一再於公開場合打腫臉充胖子，揚言「絕不屈服於外來反動勢力的任何壓力」，但它在九零年中即以實行「人道主義」，同意方勵之夫婦出國治病為藉口，與美國方面達成禮送方勵之出境的協意，已經充份表明他急於同美國恢復兩國「正常友好關係」。

雖然當時的美國布希政府，也不願同中共政權的關係徹底搞僵，但前提卻是絕不接受李鵬前往訪問，無論是正式還是非正式的。於是，中共政權想出了一個不得已的補救措施，即組織一個中國市長代表團到美國週游一圈，既達到向美國政府示好的目的，又能收到讓這些中國大陸的主要經濟城市與美國各地加強經濟貿易的實惠。

按理說，既然派出一個市長代表團出訪，當然不能丟掉北京和天津，而這個代表團的團長理所當然也應由北京市長擔任。比如，中國市長協會成立後，雖然有關章程上寫明該會的會長，是由各市長輪流擔任，但第一任會長必須是北京市長。

不避諱人權問題

問題是，因為「六四」鎮壓，當時身為北京市市長的陳希同與李鵬一樣身背惡名，所以無論是他本人還是中共政權，都要考慮到他訪問美國的結果，可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且如果中共方面如此安排，更可能美國方面也不會接受。於是，中共方面乾脆安排北京市不參加這個代表團，而且為了朱鎔基擔任團長的名正言順，連天津市也自動缺席。

九零年七月中上旬，由上海市前市長汪道涵、武漢市長趙寶江、重慶市長孫同川、太原市長萬良適、合肥市市長鐘詠三、寧波市長耿典華和外交部美大司司長張毅君（後任中共駐加拿大大使）等人組成，以朱鎔基為團長的「中國市長代表團」訪問了美國。

同時，朱鎔基也不忘借此給上海市吃點「獨食」，專門安排了上海市學者代表團與他的市長代表團一同飛往美國。

千萬不要小看這個學者代表團，因為「六四」以後無論國內國外，都認為中國大陸再次出現了「知識分子的冬天」，所以這個適時隨朱鎔基出訪的「學者代表團」，其實也是為朱鎔基在上海的親民形像和政治開明形像造勢的工具之一。

市長訪問團雖屬「地方官」，但他們在美國各大城市的活動，並不僅僅是看市政，而是替中共新領導層作「公關」，拉投資，「促進雙方了解」，「消除誤會」，改善關係。

朱鎔基說，中國市長代表團帶來了中國人民的希望，同時也感到此次出訪美國的任務並不輕鬆。在國內就聽說美國流行「蘇聯熱」、「東歐熱」和「中國冷」。不管誰熱誰冷，都不能減低中美兩國的關係，在國際戰略格局中的重要意義，兩國關係的發展，一定有利於世界和平與國際合作。

朱鎔基在美國還呼籲美國政府取消對中國的經濟制裁，敦促世界銀行恢復各項對華貸款。他說：「美國應取消經濟制裁，因為這將徒勞無益。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會受到制裁的影響，而其它工業國家表面上維持制裁，私下已大部份恢復了對中國的生意。所以美國制裁中國只會促使美國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受到傷害。」

如果說朱氏的上述講話並無新意的話，那麼他邀請美國議員訪問上海「好好討論三天三夜人權問題」的舉動，不能不說是「膽大包天」，因為人權在中國從來就是一個禁區。

朱鎔基還用了一組具體的數字，來說明上海政治「現況」，八九年以來，上海的貪污受賄已被抓了一千多人，其中包括局長一級的高幹。但是，八九年「六四」迄至訪問之時，只拘審了幾十個學者、學生中的指揮者、組織者，而且在犯罪案情弄清楚後，基本上都免於起訴，陸續釋放了，當時還在拘留之中的學生不足十人。

朱鎔基在這裹避開因參加民運而遭拘捕的工人、市民和無業者的情況，只是談到學者和學生被捕的數字，無疑是玩了個障眼法。而公開邀請美國議員訪問上海「討論人權問題」，更是分散了美國人對中國人權的注意力，甚至使有些人產生「中共官員開始注重人權」之感，因而「朱鎔基熱」在美國也出現。

身在上海，胸懷全國

朱鎔基志得意滿地從美國飛回上海，在虹橋機場一下飛機，即「高興地」接受記者訪問說：「在美國雖然有很多對中國的誤解，但是我覺得美國人民和大陸人民之間還是有著深厚的友誼，我相信這次訪問起了很好的作用—過去的事不要糾纏，大家都向前看。」

在訪美期間，朱鎔基就當時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現況，在洛杉機接受了美國《全球觀點》雜誌總編輯加德爾斯的訪問。從對答內容看，西方世界並沒有把朱鎔基僅僅看成是上海市長，而是看成中共經濟工作的對外發言人。而朱鎔基本人除長期積累的業務專長外，又能夠「身在上海，胸懷全國」，所以才能夠就整個中國大陸的宏觀經濟形勢，及改革開放政策的具體狀況侃侃而談。

此類消息傳回大陸後，鄧小平非常興奮，對身邊的人說：聽聽朱鎔基說的，句句在行。難得人才，難得人才！

朱鎔基次年四月又率上海代表團前往荷蘭訪問。

八日，就在中共人大會議主持人宣佈通過關於朱鎔基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之任命時，朱鎔基正在會見荷蘭王國的經貿大臣。賓主頻頻舉杯，觥籌交錯之間，一位荷蘭政府官員冒冒失失地闖進來，附在經貿大臣的耳邊低語幾句。朱鎔基雖然聽不懂荷蘭話，但也明白這位官員說的是：您面前的這位中國人現在已經不是上海市長，而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副總理了。

如果按兩國對等關係排列的話，荷蘭的經貿大臣，僅僅相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下屬的經貿部長，聽到部下的通報後，他立刻對朱鎔基肅然起敬，朱鎔基則非常矜持地微微一笑，似乎是早在意料中的事。

事實上，北京方面這天的人大「選舉」結果，小平同志一年前就可能已經告訴過他了。

朱鎔基這次率上海代表團到西歐，除了訪問荷蘭以外，還訪問了意大利、比利時、法國、西班牙、德國，會見了意大利總理、法國總理、德國副總理、比利時副首相和歐洲共同體副主席等高級官員。

不再埋沒的人才

令西歐國家領導人刮目相看的是，朱鎔基在荷蘭出席第四屆國際論壇會時，用英文發表了《中國的開放政策和前景》的學術演說。他流利的英文和嚴密的思維邏輯輯，令在場者無不感慨「中國共產黨政權裡，竟還埋沒著這樣一個既開明又有水平的市長」。第二天，西方各大通訊杜即報導了朱鎔基已經不再被「埋沒」的消息。

在法國參加世界著名的埃爾夫百油公司下屬的棟日煉油廠時，因為朱鎔基已經被宣佈為中共國務院副總理，所以該公司特地安排了「東歐、計劃經濟國家總經理」陪同訪問。參觀過程中，棟日煉油廠廠長開始是用法語通過翻譯向朱鎔基介紹，但朱鎔基用英語向翻譯提出問題，於是廠長立刻改用英語。

能用英語同中國的科技人員人交談是很正常的情況，但能用英語同中國的一位並非主管外交的副總理交談則今這位廠長吃驚不小。因為該廠正在與上海方面，合建金山石油化工廠進行可行性研究，而朱鎔基的這番表現，為這項合作的最後成功踢進關鍵的一分。

其實，中共現任國家領導人中，能夠掌握一至兩門外語的不止朱鎔基一人。但是，江澤民在同外國人講英語時，往往是對方根本沒有聽懂，他還在旁若無人地滔滔不絕。

李鵬則是俄語雖好卻很少有機會表演，而在外國人講英語的場合則表現得過於謙虛好學，比如他在西方國家參觀一座電站時，對方技術人員無論講個什麼他都要問隨同翻譯這個單詞怎麼寫，然後不著急不著慌，一筆一劃工工整整地記在他的小筆記本上。殊不知如此過份的表演，會讓對方覺得太耽誤時間而不耐煩的。

在巴黎，朱鎔基聽說那裡已經有上千名旅法上海僑胞，而且專門組織了上海旅法僑胞聯誼會，他們選出了七十多位代表，在著名的香榭麗舍田園大街安排了酒會，希望朱市長能夠接見他們，同他們介紹一下家鄉的情況。

朱鎔基聽說後，立刻同意出席他們的歡迎酒會。在酒會上，朱鎔基特別強調了中共絕不會因為有了一個「六四」就把對待僑胞的政策向左轉。而且非常機智地把話題，由追問北京的「六四」實情轉到上海。

在場有人問中共政權為什麼要開槍殺自己的同胞，他立刻回答：「我可以保證上海沒有開過」槍。甚至對真正的壞人，我們也是先將其抓獲再交給司法機關審判的。」

當僑胞們表示他們身在巴黎，心在上海，一定要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同為上海浦東建設出力時，朱鎔基非常感動。他說：雖然我是湖南人，但我是上海市市長。然後他改用上海話說：「阿拉也是上海人」，逗得僑胞們個個開懷大笑。

當時已經八十三歲高齡的老雕塑家張充仁老先生高興地說：「久仰朱市長大名。今天見面，果然是個實幹家。上海大有希望。」當地僑胞說，共產黨對海外僑胞的關懷，從來沒有像國民黨做得那樣周全，但朱鎔基是個例外。

政治造勢具現代感

政治是一種實力的較量，但成功的、恰到好比的造勢，往往使實力擴大若干倍，從而達到光憑實力難以首現的目標。真正了解中共高層情勢的人都知道，朱鎔基並不是一位有足夠個人班底的人，在經濟理論上、政治體制改革上也末見有真正具突破性的言論。但短短幾年時間，即從一名默默無聞的基層幹部，成為當今中共在經濟政策上最具權威的發言人，最開明的領導者，其中的密碼當然是擅長造勢。

在中共歷史上，造勢工夫達到頂峰的當然是毛澤東，但他還是採取傳統的宮廷權術。而作為毛的老鄉，朱的政治功夫更具現代傾向，即在公開的場合獲得群眾真心的掌聲，並通過傳媒塑造自己的形像。

西方的政治基本是「新聞政治」，但中共的多數掌權者恰恰相反，往往逃避記者的追逐，不能也不懂通過傳媒來傳播自己的政見，塑造自己的形像。連為大家所看好的喬石，最著名的座右銘也是「為政不在多言」。

從表面上看，朱鎔基往往給人衣著隨便的印象，他不像江澤民那樣穿戴「齊整」，不是中山裝就是西裝，也不像李鵬那樣幾乎西裝不離身。朱鎔基的衣著，總是與當時的場合形成和諧。這或許不是一種刻意的造作，但客觀效果卻與江澤民、李鵬大為不同。

如果說在當上海市長期間出訪香港、新加坡，美國，在從上海市長升任國務院副總理期間出訪西歐六國等等活動，對於朱鎔基來說還算是「初試牛刀」的話，那麼在他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後又因為李鵬長期「感冒」不出，而成為中共國務院「實際上的總理」之後，開始的美洲三國行，就的確算得上「大顯身手」了。

從九三年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朱鎔基率領一個足可以稱得上陣容龐大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了加拿大的溫哥華、多倫多、渥太華、蒙特利爾，然後又到墨西哥和巴西訪問。

加拿大人回憶說：過去中共的前任總理趙紫陽、前任國家主席楊尚昆，也都分別到訪過加拿大，但都未曾受到過朱鎔基所領受的這樣熱烈的歡迎場面。

這固然與當時國際媒體，正在盛讚中國大陸經濟高速增長成就，因而掀起一股「中國熱」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因為朱鎔基開明、務實的形像，已經獲得大多西方人士及海外華僑的認同。同時，也還因為人們都在期盼著他，能夠接替稱病不出的李鵬之總理職務。

意在言外

在多倫多舉行的記者會上，有人問及李鵬當時的身體情況，朱鎔基回答：「李鵬總理的身體實際上已經好了。只是醫生要他休息一段時間。中國的人事不會因此而引起任何變化。我希望李鵬出來工作後，醫生也讓我休息一段時間。」這段輕鬆、閒適，又可以讓人任意理解的回答，逗得會場間爆發出一陣哄堂大笑。

眾人大笑過後，大家都認為他已經回答完畢，未料他又按著說：「我很喜歡開開玩笑，但常常有人不理解我的幽默。比如前不久在北京開人代會時，我對湖南代表團講，不要再挪用農業資金，損害農民利益，誰再這樣幹，我就砍誰的頭。我不過是開玩笑這樣講，結果《農民日報》卻當真報導出來。香港一些報紙也跟著登。後來我在記者會上說，我不承認要砍人家的頭，那是破壞民主，違犯法制、人權，將問題國際化。第二天，香港的報紙卻說我講了話又不承認。這些報紙是不是缺乏一點幽默感？」

在華人社區，他談起自己的頭髮說：「我到上海當了幾年市長，頭髮掉了不少，到北京當了幾年副總理，頭髮白了不少。我寧願把頭髮掉光，也要把中國經濟搞上去！」當大家一陣掌聲過後，有人卻私下問道：「朱鎔基的這番話是講給誰聽的？」

作為共產黨內的改革者：他必須學習抵擋來自左右兩個極端的誘惑抨擊，也就必然給人捉摸不定，模棱兩可的印象，使兩個極端派都得到滿足。鄧小平是這方面的「政治平衡大師」，作為鄧的門徒，朱鎔基的修煉功夫到了家，而且往往比鄧還玩得有驚無險。

這一次朱鎔基到訪加拿大，除為數不多的西藏獨立分子表示了公開抗議外，其他民運人士並無激烈的舉動。一些民運組織用公開信的方式，表示了希望中共政權改善人權，卻不忘了加上一句「歡迎您(朱鎔基)到加拿大來！」

有意思的是，朱對民運組織的評論，並不像某些中共領導人那樣惡毒。當加拿大記者問他：西方國家都很重視中國大陸的人權。你是否曾與我國穆郎尼總理進行討論？另外，你對海外民運組織有何看法？

朱的回答是：「人權從本質上講是一個國家的內政，而且人權也是一個在不斷發展的概念——，我與穆朗尼總理對人權問題交換了看法，雙方並沒有產生不愉快的情況，而是實事求是，認真地聽取對方的觀點，消除誤會。至於民運組織，我與他們既沒有接觸，也無研究，所以沒有評論。」聽了朱的這番話，有人評論說，此時無聲勝有聲。

在朱鎔基之前，還從來沒有風聞過有任何一個中共領導人，公開地表現出對新聞界的重視。朱鎔基到加拿大時，中共駐加國使領館人員，接到朱發出的一個重要指令即是：以最快速度看到當地報刊，以了解傳媒對他的報導與評論。

樂觀而冷靜

於是中共外交人員在朱訪加期間，每天凌晨到各報印刷廠索取當天的報章，這個消息傳出後，一個效果是強烈刺激了新聞記者報導朱鎔基行蹤的熱情。當地發行量最大的兩家中文報《星島日報》與《世界日報》，每天用一版甚至兩版的篇幅詳盡報導朱的言行，《星島日報》更闢出專欄，發表長達二、二萬字的《朱鎔基傳奇》。

中共的使領館，原只安排朱鎔基單獨接受英文媒體的訪問，而把採訪朱鎔基熱情最高的中文媒體拒之門外。在朱到達多倫多笫二天，《世界日報》刊出對此種不合理安排的批評意見，《星島日報》總編輯古偉凱亦在評論中發表了同樣意見。

很快，朱鎔基作出了反應，要求使領館人員為他安排一個時間，專門接受中文媒體的訪問。此舉足見高明，在各大中文報章中，幾乎看不到對朱鎔基的貶詞。

傳媒對他提出批評，他亦迅速予以回應。朱鎔基看到報紙批評他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情勢過份樂觀，他即迅速在公開場合上表示：「今天我看到報紙，有人批評我太樂觀。我承認我這人很樂觀，不樂觀辦不成事嘛！不過請放心，我的頭腦並沒有發熱。對於中國經濟局部過熱的現象，我們保持著清醒的頭腦！」

與大多數口舌笨拙的中國政要不同，朱鎔基極善言詞，而且常常巧妙地利用「幽默」來調動聽眾的情緒，傳達自己的觀點。

在中國銀行加拿大分行的開幕式上，朱鎔基妙語連珠，引來了一陣陣笑聲、掌聲。他說：中國政府有兩百億美元的儲備金在這間銀行，中銀本身亦有超過三百億美元的儲備金，所以這間銀行是不會倒閉的。

在銀行倒閉是常事的西方，朱的這番話引來了陣陣笑聲。他又說：「若大家對這間銀行服務感到不滿意，可以寫信給我，我將撤掉這個行長。」一陣掌聲之後，他又說：「不過，如果大家覺得銀行服務得很好，也要寫信給我，好讓我及時提昇他。」

在多倫多古德曼論壇上，朱鎔基向加拿大政府官員和企業家發表演講，加拿大皇家銀行提問，在中國何地建立銀行分支機構最合適？

朱回答：「中國有很多地方可以供你選擇，選擇哪個城市是你們的權利，是不是批准你在這個城市設立銀行是我們的權力。你們可以選出任何一個地方向我們提出申請，然後我們考慮是否批准。至於你選擇哪個城市設立銀行最能賺錢，那是一個商業秘密，我不能在這裡講。我可以在會後再跟你講，因為加拿大的皇家銀行跟中國是非常友好的。」

最像西方政治人物

有人問，中國在財產擁有方面有哪些法律，比如外國人可否在中國購置和擁有財產？朱回答：「中國的所有制是多樣化的所有制，既包括國家所有制，也包括集體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和外國外資的所有制。對這些所有制，中國政府的法律都是保護的。至於外國投資者在中國的財產，股份、房產等等，都是受到法律的保護，不會受到任何侵犯的。如果受到任何侵犯，可以向我們的法院訴諸法律。而且我還可以給你做個法律顧問。你如果有什麼問題向我寫封信。It'sfreeofcharge(免費)。」

朱鎔基還說，「到中國做主意很容易賺錢。我們知道很多的外資企業，是從外面進口原材料的，在中國加工，然後出口。在他們的經營管理中，往往把外國進口的原材料價格算得很高，而把出口的產品的價格算得很低。因此在他們的帳面上，看來verylow(很低)，實際我看他是makeacopy（複製一份），使我們不能收他很高的稅。不過這沒有關係，我們還是歡迎他來，我們不過少賺一點。」

「我可以保證，到中國去投資，做生意，都能賺錢，如果不能賺錢，我可以幫你的忙！」朱鎔基說。這種招商公開秀達到如此高度，在中共領導者群中是罕見的。一位經常往來中國與加拿大的商人說，朱是他所見過的中國領導人中，最像西方政治家的中國政治家。

有觀察家認為，朱鎔基這次到訪美洲三國，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打加拿大和南美牌，以對美國形成某種牽製作用。果然，當朱鎔基與加拿大總理穆郎尼會晤了三個小時之後，便得到了今中共興高彩烈的成果，加拿大同意無條件給予中國大陸貿易最惠國待遇，並支持中共重返關貿總協定。

這無疑加強了中共在與美國就貿易最惠國問題進行討價還價的資本，因為如果中共能夠重返關貿總協，美國作為其成員國之一，是必須遵守和履行其義務的，這就意味著美國與中國大陸的貿易最惠國問題，將永遠不再成為問題。

所以，朱鎔基在取得加拿大方面的正式承諾後，似乎很有信心地表示：「給中國最惠國待遇是互惠互利的。而且，美國對中國大陸貿易逆差，大部份利益由香港得到。因此香港比中國大陸更急於維護不附加條件的最惠國待遇。如果美國對中國採取行動，中國不會無動於衷，而且老實說，對美國的損害要比對我們的損害大的多。」

至此，鄧小平為打破「六四」僵局，所導演的「朱鎔基外交」雖然還沒有結束，但至少已經取得了令鄧小平十分滿意的成果。同時，訪問加拿大和墨西哥、巴西的成功，也使更多的人相信，朱鎔基要接任李鵬的總理職務，也許不必非要等到一九九八年中共第九次全國人大之時。

第九章 從上海市長到國務院副總理

大陸著名的異議者周舵先主曾說：很多人認為，「六四」之後鄧小平在中國大陸和中國共產黨內的權威大大削弱了，但實際並非如此，反而加強了鄧「一口九鼎」式的霸主地位。這種看法的確頗有獨到之處。

第一，「六四」之後毛主義的大反動失盡人心，人們在無可奈何之餘，只好承認鄧主義到底還是比毛主義強些。如果過去人們對陳雲等老人幫還認識得不夠清楚的話，現在總算知道了，若是鄧下臺、陳上臺，那才真正是水深火熱、苦海無邊。保守勢力的倒行逆施幫了鄧的大忙。

第二，誰都知道，毛以後，鄧一直是在玩ぴ左右平衡的走鋼絲遊戲。這套把戲要想玩得成功，就得既能兩面討好，又能兩面開弓--胡蘿蔔加大棒。胡蘿蔔不夠甜時，大棒敲下去就得足夠狠。鄧的地位之所以曾經不穩或看上去不夠穩，也許是因為他手裡的大棒--軍隊--還沒讓他的政敵嘗到過苦頭。

「六四」血腥鎮壓同時也讓保守派看出，若是惹翻了這霸王，大棒同樣可以敲在他們頭上，軍隊「保駕護航」的威脅並非虛聲恫嚇。大流血的嚇阻效應對兩方面都起作用。

順從鄧小平之謎

朱鎔基在「六四」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也一直在政治上走鋼絲，想在鄧、陳兩派面前都要得分。但是在「六四」後，他似乎逐漸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如果還想維護中共政權，在經濟改革問題上再搞倒行逆施，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死路一條了，這是他順應鄧小平的第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客觀事實上，朱鎔基在到上海之前，即使是像有些人士所評價的，只是屬於「計劃派陣營中的開明派」，但他到上海工作後，僅僅是從地方本位主義的角度出發，也會自然地站到力圖使經濟改革形勢向計劃經濟復辟倒退的李鵬等人的對立面。

九零年上半年，李鵬曾力主向地方收回已經下放的「部份財政自主權。為此，鄧小平深為不滿，於是委派楊尚昆到廣東和上海各跑了一趟，分別向葉選平和朱鎔基打了招呼。

葉選平和朱鎔基得了鄧小平的上方寶劍後，即在九零年八月左右的一次國務院會議上，公開頂撞李鵬，堅決不同意中央向地方收權。在他們兩人的帶動下，包括北京地方領導人，也紛紛表示了對中央收權的不滿。

據說，葉選平曾在這次會議上表示說：「中央財政吃緊，可以向地方借嘛。」李鵬聽了這種話心裹當然不能受用，惱羞成怒地喊了一句：「中央也不是叫化子。」

由此可見當時中共內部在改革和反改革問題上，鬥爭激烈。過去，外界都以為鄧小平學習毛澤東以南方壓北京的辦法，是從九一年春季上海的「皇甫平」文章開始的，實際上鄧小平的這一招從九零年下半年就已經顯靈了。

因為有了上海市委書記兼上海市長的朱鎔基公開頂撞李鵬，再加上從九零年四月開始的浦東開發，上海是「計劃經濟大本管」的形像開始改變。

大陸著名經濟學家吳敬漣先生，一九九二年六月在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舉行的第七屆年會上發表的主題演講中說：自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起，中國政府一方面用行政和經濟方法控制貨幣供應量，來實現價格穩定，另一方面，主流經濟學派和經濟工作領導人決定，要把全國經濟拉回到計劃經濟為主的軌道上去。這裡的「經濟工作領導人」當然指的李鵬。

吳敬漣認為：中國經濟在九一年下半年起開始復甦，帶頭的力量是非國營經濟。這兩年來，中國的出口增長極為迅速，都是靠民間經濟和外資經濟。所以大陸流行一句話：「經濟繁榮，一靠老外，二靠老鄉。」由此可見，中國經濟要進一步繁榮，只有去擴大非國營的市場經濟。

吳敬漣先生說：因為「國營和非國營兩個部門效率差別如此鮮明，使想把已經改為市場經濟部份，重新拉回到計劃經濟的努力，不得不向後退卻，最後承認失敗。」

朱鎔基是「皇甫平」的二老闆

當時主管經濟工作的領導人李鵬在這種情況下，僅僅從「當家才知柴米貴」的角度出發，也不得不改弦更張，放棄向計劃經濟方向「開倒車」的努力。但是，當時控制大陸意識形態部門的一批左派理論家，卻按照他們「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習慣思維，為了所謂「反和平演變」的政治需要，更加緊了對經濟改革開放政策的全面攻擊。

一時間，經濟特區被指責為「和平演變」的「溫床」；股份制被指責為「私有化潛行」；企業承包被指責為「瓦解公有制經濟」；引進外資被指責為「甘願作外國資產階級的附庸」。連鄧小平也被暗喻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

就在這樣一個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政治高壓形勢下，爆發了ぴ名的「皇甫平」事件。

「皇甫平」是個寫作評論文章的筆名，因為文章出自上海，刊登在上海的報刊上，所以人們都明白這是「黃浦江評論」的諧音。

有一則消息說，一九九零年底鄧小平在離京之前曾說過這樣的話：「我現在講話沒有人聽，這樣下去，我只有到上海，到上海發表我的文章。」

無法核實這則傳聞，但九一年上海《解放日報》連續發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引起了海內外廣泛注意，似乎從某種意義上印證了這些文章與坐鎮上海的鄧小平的關聯。

三月二日，皇甫平的評論文章題目是《改革開放應有新思路》。該文章指出：九十年代的改革沒有新思路、新招數不行，為此，關鍵是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是我們須臾不可分離的法寶，改革開放是上海擺脫困境，求得振興的唯一出路。」

三月二十二日，皇甫平發表了題為《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一些》，公開提出：「鄧小平同志對九十年代上海的開放寄予厚望，上海要把改革開放的旗幟舉得更高，浦東開發要更快更好更大膽。」

隨後，皇甫平又發表文章，闡述要提昇對經濟體制改革有開拓進取精神的幹部，並抨擊「兩面派」和「騎牆派」。「那些口言善，身行惡的「國姓」、兩面派、騎牆派一類角色，毫無疑問絕不能讓他們混進我們的幹部隊伍中。」

皇甫平的文章出臺，被視為南北在政治鬥爭、政策取向和權力利益之爭的公開化，是經政派從上海仰攻北京的「北伐」。

據知，無論是「皇甫平」文章的出籠，還是朱鎔基上調，包括鄧小平九二年的南巡，都有鄧家子女在其中運動，而在「皇甫平」文章和朱鎔基上調的問題上，現任中共國家科技委員會副主任的鄧小平次女鄧楠，則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鄧楠的影響力

九零年春鄧小平趁到上海過冬的機會順勢考查朱鎔基，鄧楠既是陪同者，也是策劃者。據接近鄧楠的一位朋友透露，鄧楠向父親推介朱鎔基時說：「朱在海外的形像很好，起用他有利於打開僵持的國際空間。另外，朱鎔基這個人作風正派，工作很有魄力，很有實幹精神。他來上海以後，不但使上海的各方面工作有很大起色，而且也深得人民群眾擁護。」

就在這次上海過冬的二十多天裡，鄧小平接連召見朱鎔基數次，就浦東開發等問題徵詢他的意見。當然，老謀深算的鄧小平不動聲色，當時並未向朱鎔基「交底」，壓根就未提要上調他的事。

智商程度並不比鄧小平遜色的朱鎔基，此時應該已經明顯地感覺到了自己的仕途，將會在鄧小平手裡繼續看好。尢其是鄧小平在向朱鎔基徵詢了他對國家經濟形勢及治理整頓政策等問題的看法之後，突然插問：「你在上海的市長任期還有幾年？」這就使朱鎔基更明白了鄧大人當時正在打什麼算盤。

一位上海的記者曾記述過一個插曲，在一次讌會上，鄧楠冒冒失失地突然說：「我們這一次是來看朱鎔基的。」於是，立刻就有反應機敏者接過話頭問道：「朱鎔基上得去嗎？」

鄧楠楞了一下，馬上又哈哈一笑，按ぴ便顧左右而言它：「我爸爸說朱鎔基的性格有點像李瑞環。」

木匠出身的李瑞環當年就是因為當天津市長政績突出，同時又因親民形像和政治開明形像，普受老百姓和知識分子的欣賞，才被鄧小平看中的。現在既然鄧二公主把朱鎔基比成李瑞環，那麼他榮升之時也就不會太遠了。

筆者當時在場，聽後大ぴ膽子問了一句：「那按您的意思，朱鎔基這次人代會上會當副總理嗎？」鄧楠看了我一眼，用了一句外交辭令：「我們這是純屬聊天，這麼敏感的人事問題，那隻能去問上帝了。我是無可奉告呵。」

隨後，這位性格直爽的二公主又脫口說了這麼幾句：「我爸爸說，朱鎔基只能當第一把手，不能當第二把手。朱鎔基的性格容易得罪人，在國家經委時，他是副主任，同左鄰右舍的關係搞得不好，大家都沒想到，他當了上海市長，卻幹得那麼好。」

鄧楠雖然一再強調她的一番話只是「戲言」，但一年多之後，朱鎔基果然昇調北京，只是暫還屈居副手，任國務院副總理。

來自北京的消息說，「皇甫平」的文章發表之後，引起中共極左派人士的震怒，於是就派人追查其背後的「黑手」。而這「黑手」正是鄧小平，具體指揮者則是鄧楠。

為南巡講話鋪路

當時，鄧楠借陪父親到上海過春節之機，先後數次找朱鎔基、陳至立（主管意識形態的上海市委副書記）等人談話，定了「皇甫平」系列文章的調子，每篇稿子在發表之前，都打成清樣送交鄧楠過目。後來鄧楠回到北京，上海市委就派專人送稿到北京。

「皇甫平」事件為鄧小平重新挑起一場改革旋風，打響了第一槍。

《中國時報週刊》的一篇報導說，吳邦國政治生涯的高潮，應是在背後支持了「皇甫平」，「皇甫平」文章被認為鄧小平思想的開路先鋒，加上鄧小平親臨上海，吳邦國也得以名聲大噪。

但上海一位幹部認為這完全是牽強附會之談，「皇甫平」文章完全是朱鎔基在上海時決定的。「皇甫平」事件發生後，吳邦國幾乎嚇破了膽，曾打電話給已在北京的朱鎔基，朱雖給他吃了定心丸，但吳為了避免與北京方面有更多正面衝突，很快就決定不再發表「皇甫平」的文章。

一位上海記者，曾在美國《民主中國》雜誌上，披露了他所了解的《皇甫平》事件背景。

九一年春節過後，鄧小平剛剛離開上海，朱鎔基即召集上海市委副書記陳至立。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吉與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周瑞金，要求他們要在《解放日報》第一版醒目位置，「連續發表幾篇文章，向全國吹一吹改革之風」。

朱鎔基強調，文章要寫得「尖銳、鮮明、有針對性一些，有些地方可以用小平同志的原話」。

另外，朱鎔基還對發表文章的時間作了規定：「從三月十二日起，每隔二十天一篇。發三、四篇後，看看北京的反應再說。」

於是，周瑞金以「皇甫平」為筆名，在《解放日報》第一版，先後發表了四篇文章。

在審閱「皇甫平」文章時，朱鎔基特意加上這樣的話：改革開放就是要把先進的社會化商品大生產方式，引人社會主義經濟中來，杜會化商品主產方式本身，沒有所謂姓「社」姓「資」的問題。

文章發表當天，《解放日報》駐京辦事處四處收集反映，由報社用白頭內參形式直接送朱鎔基辦公室。朱鎔基則每隔一周將反應要點，迭鄧小平辦公室。

由此看來，上海「皇甫平」事件同吳邦國可以說根本沒有關係，而這一事件的最大後台自然是鄧小平，二老闆則是朱鎔基。至於陳至立和劉吉等人，也不過是在聽了朱鎔基打招呼以後裝聾作啞，只有周瑞金才是這場戲中唯一在臺前表演的演員。而且他在此之後的政壇榮辱，也全都是因為「皇甫平」的緣故。

周瑞金為朱鎔基捉刀

周瑞金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員、《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兼副總編輯。他一九六三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進解放日報後，表現突出，被當時總編輯王維視為培養目標。

「文化大革命」中，周瑞金被作為「修正主義新聞苗子」而受到批判。「四人幫」被「粉碎」後，他才獲一步步提昇，歷任評論員、評論部主任、副總編輯、黨委書記。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風波驟起，上海新聞界聞風而動，《解放日報》記者、編輯群情激憤，甚至中上層幹部也捲入風潮，國際版刊出了署名周稼駿的文章《請別向記者開槍》，引起國際輿論注目。周瑞金面臨這樣複雜的政治形勢，表現出異常的冷靜和堅定。他既不輕易地呵斥嚇阻群眾，又嚴密地按照江澤民意旨親自把住版面。

「六四」之後「大清算」，周瑞金在報社大會上「一錘定音」，既要查清問題，又不要傷害同志，「要清查，不要清洗」，「不抓辮子，不打棍子」。這種不以「六四」血跡塗抹「烏紗帽上紅頂子」的品格，受到大陸新聞界的交口稱讚。有人說這很像朱鎔基處理上海「六四」風潮，此話可信。

「六四」以後，《人民日報》發表「反和平演變」、「建鋼鐵長城」的社論，在「輿論一律」和「新聞黨性」的強求下，當時大陸各地的絕大名數報紙，包括上海《文彙報》、《新民晚報》都選載了，唯獨《解放日報》沒有轉載。周瑞金的許多朋友都為他捏把汗。

事過二日，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陳至立找周瑞金談話，問他是否漏登了《人民日報》這篇重要社論，並勸他趕快轉載，遲登總比不登為好。

周瑞金向陳至立彙報說，《人民日報》這篇社論非常重要，但我認真研究後覺得，文章中把「反和平演變」的任務只局限在意識形態領域，而且對象也只是知識分子。這與黨中央有關文件精神不完全一致。要說防止「和平演變」，自然也應該包括科技、經濟、政治各個領域，除了知識分子要「防止」，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也要「防止」。另外，「防止和平演變」能靠建造「鋼鐵長城」，這種提法欠科學。《人民日報》社論是否每篇都要轉載，中央沒有如此規定過，所以我決定不轉載。

敢冒這種政治風險而又有深厚學識的人才，而今確實難能可貴。這也是朱鎔基決心背靠鄧小平，同中共反改革派進行一次公開挑戰時，選中周瑞金為他捉刀的重要原因。

心術正才是人才

而周瑞金之所以膽敢接受朱鎔基委以的重任，甘冒巨大政治風險，自然也有一些個人因素在他思想上起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他要為自己在「文革」時期，曾經有過了一段「政治迷茫」的歷史雪恥。

「文革」期間，在政治大氣候的影響和壓迫下，周瑞金曾經捉筆寫過四篇批判鄧小平的文章發表。鄧小平時代開始後，不少人都急於設法將自己參與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不光彩一段掩飾過去，以免被寫入個人檔案，影響今後政治前途。

周瑞金則襟懷坦白，認為個人歷史無論已經被實踐證明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都應該由自己負責。他認認真真地在整黨表格上，將參加過批鄧的那段歷史如實填寫，表示自己雖然過去曾經有過政治上的迷茫，但現在確實是真心擁護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

周瑞金的這一表現受到新聞界人士的讚賞，朱鎔基曾以「文才可用，心術尤正」之言表示對周瑞金的欣賞。

九一年朱鎔基上調北京之後，周瑞金隨即被任命為香港大公報副社長兼總編輯。但此舉遭到極左派掌權者的極力反對，中央有關部門最後被迫收回對周瑞金的任命。

可是，隨著朱鎔基在中共權力核心層站穩了腳跟，周瑞金也時來運轉了。九三年四月，周瑞金終於被任命為《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甚至有消息說，高層有意讓周瑞金先從「副總編輯」職務上過渡一段時間，再正式出任《人民日報》總編輯。果真如此的話，朱鎔基在中央又多了一位得力的助手。

周瑞金上調北京，有人認為是江澤民為在北京穩住權力而任用上海親信的例證。其實周瑞金雖然說起來，也曾是江澤民在上海時的部下，但他捉刀撰寫的「皇甫平」文章，卻一度被身居總書記高位的江澤民所否定。所以，周瑞金還是因為在關鍵時刻，為大老闆鄧小平和二老闆朱鎔基甘冒政治風險，才為自己如今的官位高就掙得了資本。

中共十四大以後，鄧小平既對高狄這樣的理論左派完全把持《人民日報》感到威脅太大，但如果把所有理論左派全部從《人民日報》撤換，又可能因此招致趙紫陽時代「輿論失控」，全面倒向資產階級自由化一邊的舊戲重演，所以才下令採用了「摻砂子」的辦法，即要讓《人民日報》裡有思想解放的周瑞金這樣的新人。坐鎮鼓吹堅持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要保留一批高狄的原班人馬（除高狄之外），繼續在《人民日報》裡堅持進行「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保證」。有了鄧小平的如此設計，才有了江澤民同意讓周瑞金進駐黨報的任命成為事實。

上海「北伐」遭強烈反擊

一個小小的周瑞金，因為有了朱鎔基的支持和鄧小平這個後台，就敢冒然向北京方面的左派輿論陣地進犯。北京方面的理論左派們不甘認輸，也開始對改革開放政策進行更大聲勢的批判。

一位理論左派首領說：過去向經濟理論界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開戰，只能拿趙紫陽作靶子，但是因為趙紫陽已經下臺，所以外人認為我們是在「照著死靶子練槍法」。現在上海方面有人自動跳出來，我們就有「活靶子」可打了。

就在「皇甫平」文章出籠的同時，朱鎔基被宣佈上調北京，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另一位中共理論左派立刻授意說：過去我們說警惕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竊居黨的領導層高位，現在，這種情況已經出來了，我們決不能等閑視之。

「皇甫平」文章見報第三天，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徐惟誠即打電話給上海市委質問陳至立說：「北京的同志看「解放」上的兩篇文章，感到摸不著頭腦，這好像同中央最近的精神不相符合，我想聽聽你們市委和鎔基同志的意見。」

雖說電話只能傳聲不能傳形，但陳至立還是立刻從對方的口氣中，嗅出一股強烈的火藥味。於是他故做輕鬆地回答說：《解放日報》的署名文章不同於社論，所以發表前我們是不審閱的，市委也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這番回答雖然不能今徐惟誠滿意，更無法向主子交差。於是，他派了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和一名宣傳局的處長去上海，要求他們通過各種渠道，側面打聽一下「皇甫平」的背景。

副局長自然不敢去《解放日報》直接下手，而是通過上海《文彙報》的熟人，打聽出了「皇甫平」文章炮製出爐的前後過程，立刻回京領賞。

大陸資深記者張石森透露說：其實熟悉中共政治運作程序的那些理論幹部們，無一不明白「皇甫平」的真正後台是鄧小平。但是，既然上海方面不透露背景，北京方面就可照批不誤。於是，包括當時的《光明日報》副總編輯周學斌、《人民日報》理論部主任孫永仁和副主任黃美來等，變著法子在當時組稿會和座談會上講話，批判「皇甫平」的文章。

中宣部幾名局級幹部，在當年四月召開的「科學杜會主義理論研討會」上，更鼓動與會者用整整三天的時間，系統批判「皇甫平」觀點。

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以「轉載」形式，發表原刊於著名左刊《當代思潮》上的一篇文章，題為《為什麼必須堅持不懈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文中對「皇甫平」文章中的觀點，逐條引證加以批駮。

承受無比的壓力

五月初，《光明日報》又轉載當時中共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下令撰寫的批判文章，《改革開放必須先問姓「社」姓「資」》。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張常海在編前會上說：「這是批判「皇甫平」的又一篇檄文。」

利用尚掌握在手的輿論工具進行反擊的同時，中共左派理論家還通過有關部門採取了組織手段。先是把轉載了「皇甫平」文章的《改革》雜誌的發行權停止，按著，又取消了周瑞金去香港任職的決定。

此前，因為朱鎔基已經親自向周本人和上海市新聞界，宣佈了國務院港澳工委關於任命周瑞金的決定，而取消這一決定的通知，竟是國務院方面打到上海的一個電話。這等於是向上海方面暗示：不要以為緊跟朱鎔基，又有鄧小平為後台就可能有恃無恐，即使朱鎔基進了國務院，我們照樣可以修理！

此時，朱鎔基已經到北京上任，吳邦國也已經正式接任了上海市委書記職務，所以從中共體制上講，朱已經無權對上海工作繼續指手劃腳。但是因為「皇甫平」事件是朱一手導演，所以吳邦國還是把這一切向朱鎔基請示。

朱鎔基當即回話說：「中央並沒有表示也沒有討論過「皇甫平」文章的觀點有什麼錯誤，上海情況那麼複雜，浦東開發舉世矚目，中央寄予厚望，關鍵是要把我們自己的事情辦好。有這樣那樣的看法，總比什麼看法都沒有要好。」

對比幾個月前朱鎔基授意發表鼓吹改革開放文章時的情形，這個時候的朱鎔基的口氣已經軟了許多。顯然，他正在京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第十章 從改革的馬前卒到權力的核心層

大陸「文革」初期，唯恐天下不亂的毛澤東夫人江青，曾經向「造反派」們教授了一條口訣，叫作「文攻武衛」，而鄧小平自九一年初之後，為保衛自己改革開放的大旗，所布署的反對中共保守派的戰略步驟，也可以用「文攻武衛」來形容。

一開始的「文攻」始於上海，「總設計師」鄧小平拿出腳本後，朱鎔基擔任了「導演」，周瑞金則是持筆上陣的臺前「演員」。

但上海改革派「文攻」的結果，卻是遭到北京保守派更猛烈的反扑。理論左派們知道朱鎔基因為仰仗鄧小平的支持才有恃無恐，於是也端出了他們的後台。砲手王震一句「我們身邊就睡著一個戈巴契夫」，刺激得左派理論家們完全忘乎所以，本來還是躲在幕後看熱鬧的江澤民和李鵬終於也「一吐為快」。

九一年七月一日，江澤民在中共建黨七十週年大會上講話說：「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要鞏固和壯大「杜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使各種經濟成份有一個合理的比例和範圍。」

遭江澤民暗批

此時，正襟危坐在會場主席臺上的朱鎔基，雖然表面不露聲色，但心裡明白這位總書記今天的講話，無疑是在代表政治局表態支持理論左派，所謂「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實際上比改革開放要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的提法，更直接地把批判矛頭指向了上海的「皇甫平」，當然也就是指向朱鎔基。

而此時坐在臺下的大批理論左派們則不約而同地把仇恨、奚落的目光，對準了臺上的朱鎔基，按著，便是一陣瘋狂的掌聲。

第二天，朱鎔基被打發到湖北攷察並巡察暴雨災情，北京方面則在江澤民的支持下，開始了新一輪對朱鎔基的全面清算。

中共國家教委緊急召集理論學習會議，系統傳達和討論江總書記指示精神，會後又迫不及待地將一批馬列教授反對改革的理論觀點，整理上報中共中央，稱之為「在我國進行反和平演變鬥爭的建議」。

另外，中共國家教委在何東昌的授意下，還組織一批經濟學教師，以「高校一些經濟理論工作者對經濟領域中若干問題的看法」為題，上書中共高層，要求「警惕[私有化潛行]」。這批左派教授認為，「一些原來主張私有化的人，越來越明顯地把股份化，作為實現這一主張的掩飾和途徑」；「有些熱心鼓吹股份化的人們，其可以說出來的直接目的，是通過實行股份制，完全剝奪國家對國民經濟的管理權」。

這些左派教授，甚至公開抵制鄧小平的主張，強烈要求中共「應該更明確地肯定國家計劃，在經濟發展中的決定地位」；強調「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不僅是經濟運行方式，而且體現著不同的制度，西方資產階級，都是把市場經濟作為資本主義同義語來使用的。」

把持《人民日報》的高狄，此時更是利令智昏，決定在《人民日報》上公開挑起與「皇甫平」的論戰，以逼迫朱鎔基在這個問題上作出檢討。

八月三十日，由《人民日報》總編室副主任李德民和理論部一位高級編輯起草的社論《一切為了改革開放》，已經由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審閱通過，但高狄卻故意加進一段「必須先問姓[社]姓「資」」的內容。

九月一日這篇社論先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後，李瑞環根據鄧小平的指令刪去這段話，高狄這才屈從，造成了電臺播發出的社論，與第二天見報的社論內容不一樣的後果。為此，鄧小平恨恨地說了一句：《人民日報》想全面批判鄧小平。

鄧小平反擊保守派

有了鄧小平這句話，朱鎔基這才長舒了一口氣，高高興興地繼續進行他的週游列省活動，並於九一年十月十三日到達上海。

大陸記者張石森披露說：十月十五日朱鎔基會見上海市市委常委時公然說道：「我們的輿論都應該成為改革開放的輿論，而且要堅定不移地宣傳。「皇甫平」也好，「吉方文」（「皇甫平」作者的另一筆名）也好，只要是為改革開放鼓勁吶喊的，我看都是好文章。」

但這話在上海市幹部中做了傳達後，立刻又在北京引起反彈。一個多月後，李鵬到上海為南埔大橋的落成剪綵，言談中突然冒出一句沒頭沒尾的話：「「皇甫平」的文章影響很壞，把中央好不容易統一的思想又搞亂了。」

到此為止，所謂「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江、李」等於都公開站到了保守派一邊，到底打啞了朱鎔基，但同時也徹底激怒了鄧小平，「鄧小平南巡」，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場的。

鄧小平南巡後，北京的保守派仍在負隅頑抗。同時，因為鄧小平在南巡第一站武漢，即點了江澤民和李鵬的名，並要求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和省長郭樹言，同他們兩人帶話「誰反對十三大路線誰就下臺」。所以二人一度耿耿於懷，遲遲不就鄧小平南巡講話明確表態。

鄧小平看江、李等人到這個時候仍然是「不見棺材不落淚」，立刻將「文攻」轉成「武衛」。九二年三月全國人大會上，楊白冰代表中共軍方公開表態，要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於是，形勢急轉。

先是李鵬亂了陣腳，主動給鄧小平寫效忠信，表示願作改革開放的「馬前卒」，聲稱鄧小平指到哪裡就打到哪裡。接著是江澤民請喬石安排一次在中央黨校講話的機會，公開表態擁護鄧小平南巡講話，立志「防左」。

所以，到一九九二年六月份為止，至少江、李等人再不敢給朱鎔基小鞋穿，朱鎔基進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隨之大大增加。但是，也因為江、李的見風使舵，不敢繼續堅持「原則」，卻使朱鎔基失去了在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立刻接任總理職務的可能。

關於朱鎔基如何獲得鄧小平的高度讚賞，並決心委以重任的過程，許多報刊都從不同角度有過報導，內容有實有虛，大都無法證實。

一九八九年大年初一，新華社向全國報刊發了鄧小平在上海過年的簡短新聞，配發的照片很容易使人產生聯想：鄧小平同朱鎔基正在交談，江澤民站在旁邊，明顯地被冷落。

這張照片的拍攝者是楊尚昆的公子楊紹明。當時敏銳的觀察家認為，在一向非常重「名單學」、「排位子」的中共高層中，這張照片意味著朱鎔基非陞官不可。

李鵬以退為進

但「六四」事件的發生，似乎改變了中共高層原來的人事計劃。江澤民猶如一匹黑馬，突然竄升為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朱鎔基還留在上海，但黨政大權一把抓，成了名副其實的諸侯王。不過關於他進京的消息仍廣泛流傳。

九零年春節，鄧小平又在上海對朱鎔基進行攷察，鄧發現朱鎔基儘管身在上海，卻對全國經濟狀況十分了解。最今他感興趣的是，朱鎔基手中並沒有筆記本，卻能講出許多準確的數字。

大年初一，上海市委、市政府舉行春節團拜會，朱在臺下陪楊尚昆，而由黃菊「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全體與會同志拜年」。參加會議的都是上海司局級以上的幹部，他們一下子議論開了：「朱鎔基要到北京去？」有一位幹部直接問朱鎔基的秘書。朱鎔基的秘書神秘地一笑，不作回答。

然而，鄧小平剛剛回到北京，就看到李鵬寫給政治局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去年五月，當黨和國家需要我出來貢獻時，我站了出來。現在，如果黨和國家衡量利弊，需要我退下來，我願意退。我是技術幹部出身，缺乏管理國家行政工作的能力，就我的本意，也希望重新幹我的技術工作。

作家徐勤業認為，這封「言辭懇切」的信，分明是陳雲、李先念這幫老人，對鄧小平過於重視上海幫，壓低李鵬的一個挑戰。當時中國大陸尚未從「六四」陰影下解脫出來，鄧小平魄力再大，也不敢在帶血的傷口上抹鹽，於是在李鵬的信上作了「一動不如一靜」的著名批示，穩定了老人的情緒。

就在鄧小平批示三天後，朱鎔基在上海市委擴大會議上正式宣佈：「這一段時期，關於我要到北京去當什麼副總理的說法，全是沒有根據的。你們想，小平同志剛剛批准了我們的開發浦東的計劃，現在八字還沒有一撇，我怎麼就可能走呢？也不好向上海人民交代啊！」

同時，上海市政府顧問汪道涵，亦向海外傳媒吹風：「上海的工作這麼重要，朱鎔基怎麼能突然離開呢？」

但是，九一年二月鄧小平再次到上海過春節時，即向朱鎔基挑明瞭調他到國務院工作的想法。同時，鄧小平又委託楊尚昆召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一班領導，傳達朱鎔基近期內上調的「中央決定」。

為了使上海的人事安排有一段過度，並安排先由黃菊以「常務副市長」的名義，接替朱鎔基的市政府工作，待上海市九屆人大四次會議召開時，再正式接替市長職務。

三月七日，上海各大新聞媒介首次以「常務副市長」的頭銜報導黃菊的活動，這等於是把朱鎔基將另謀高就的消息正式透露出來。

鄧小平寄予厚望

鄧小平為什麼力排眾議，非要選拔朱鎔基不可呢？據知情人士分析，除了朱鎔基在「六四」前後與北京等地截然不同的穩定局面的政治手段，深獲鄧小平讚賞外，還是因為鄧小平急於尋求推進改革的新戰略有關。

當時，一百縈繞鄧小平腦海中的一個問題是：中國下一步的改革路子應該從哪裡走起？中央計劃經濟這條路不能再走，實踐證明這是產生官僚主義、浪費資源，全國上下都無積極性的根源之一。可是鄧對完全的市場經濟也不放心，擔心中央失去對經濟生活的控制，貧富差距拉大，國家沒有能力處理影響全局的大事。

鄧小平曾非常讚賞趙紫陽提出的「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設想，但是「六四」之後，黨內理論左派攻擊趙紫陽的這個設想是「資本主義經濟格式的翻版」。這派政治勢力強調說，「完全的市場經濟」並不是發展經濟的「靈丹妙藥」，它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溫床，「國際的資產階級就是通過市場經濟的渠道，介入社會主義國家從而實現其「和平演變」的政治陰謀」等等。

理論左派的這種論調，往大陸經濟體制改革中插進一支意識形態的「楔子」，使鄧小平不能順利按照自己的思路，選擇新的改革戰略：更主要的是，至今中國政治舞台上，尚沒有一個像趙紫陽那樣足智多謀的勢力人物。能在實踐上與鄧小平的思路相配合，開拓出一條嶄新的改革路子，所以鄧小平意欲尋找這麼一個人物。

九一年春節，當朱鎔基彙報到浦東開發要金融、貿易、基礎設施三個先行的時候，鄧小平連日稱讚說：「我講改革要有新思路，就是講改革要有不同於前十年的新辦法、新措施。研究新情況，探索新思路，關鍵在於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決不是一勞永逸的，就以計劃與市場的關係而言，有些同志總是習慣於把計刊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這一看法，經過這些年的實踐，已證明不符合實際情況了，計劃和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在和資本主義的標誌。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防止陷入新的思想僵滯，不能把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同資本主義簡單地等同起來，不能把利用外資同自力更生對立起來，在利用外資上謹小慎微，顧慮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頓對立起來，對那些已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堅持和完備，甚至動搖，走回頭路，不能把持續穩定發展經濟，不急於求成同緊迫感對立起來，工作鬆懈，可以辦的事情也不去辦。總之，進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證完成第二步戰略目標的必要條件。依我看，今天還存在這個問題：凡是思想解放的地方、部門和單位，工作就打得開新局面，凡是思想不解放的單位，就缺乏生氣，工作也很難搞上去—」

出任副總理

鄧小平對朱鎔基講這麼一番話，其用意是相當明顯，他希望在中國目前的政治格局中，朱鎔基能像趙紫陽那樣成長起來，打破大陸改革開放停滯不前的局面。

據說，當鄧小平決定正式提昇朱鎔基為副總理時，姚依林隨即在政治局會議上發難說：「這麼一天一個令，讓人家怎麼工作？」鄧小平聽到後，怒斥道：「如幹不了，就別幹，退下來，讓其他同志幹。」

按著，鄧小平又對楊尚昆說：「姚這個人不行，身體不好，又不讓出來，國務院工作搞不上去，他有一半責任。」姚依林一聽，就表示要請長假。那不是正中鄧小平的下懷麼？陳雲出來打圓場，讓姚依林邊工作、邊休息。「李鵬在家，依林可以多休息，李鵬外出，依林可以多工作。」這才算把繃緊了的弓，調整了弦。

九一年四月十二日，七屆人大四次會議上，朱鎔基正式被任命為副總理。李鵬在向人大提請任命朱鎔基的議案時，說他「長期從事經濟工作，對我國經濟情況比較熟悉。事業心強，工作有魄力，勇於開拓，處理問題比較扎實穩重，有較強的組織領導能力和政策理論水平。作風正派，團結同志，對自己要求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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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鵬當然忘不了刻意強調：鄒家華、朱鎔基、錢其琛三人「在八九年制止動亂和平息北京的反革命暴亂的鬥爭中，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同黨中央保持一致，擁護黨中央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

此時，朱鎔基正率領上海市政府代表團在荷蘭等西方工業國家訪問。

一位外國記者曾問朱鎔基：「你在上海最大的失敗是什麼？」他的回答是那麼自信、坦率：「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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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六日，朱鎔基結束歐洲之行，直接到北京向國務院報到，還末來得及參加國務院的一次辦公會議，即接到通知說陳雲同志在上海等他。二十七日晚，朱鎔基急飛上海，次日即趕陳雲下榻的西郊賓館二號樓單獨晉見。

談話中，陳雲說他早已經從有關同志那裡聽過朱鎔基的情況介紹，所以在同小平同志商量國務院副總理人選時，「我們不約而同地談到了你」。然後，他又對朱在上海的工作作了肯定。

單獨會見之後，陳雲又命秘書把在外面聽候的新任上海市市委書記吳邦國和副市長黃菊叫進去，給他們三人各書贈一幅「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的十五字箴言條幅。

陳雲用轉機接到北京

陳雲明確表示說：他這「十五字箴言」，就是針對十年改革的教訓而發的。

照理，陳雲每年數度去上海從來都是不對外公開的，但這次陳雲辦公室卻通知新華社記者到場，然後即向全國發了消息照片。

四月三十日，陳雲請朱鎔基乘他的專機一起回北京。此間有什麼交易外界自然無法知道。但北京立刻就傳出消息說朱鎔基是鄧小平和陳雲雙雙看好的「接班人」，不然陳雲怎麼會親自乘專機接他進京？

無論朱鎔基僅僅是被鄧小平看好，還是被鄧、陳二人雙雙看好，朱鎔基至少是絕對不敢冒犯陳雲，這是他穩住地位的必要前提。

朱鎔基記得，就在胡耀邦擔任總書記期間，鄧小平曾經兩次讓胡啟立給胡耀邦帶話說：也要注意一下反擊右的傾向了。胡耀邦置之不理，於是有了那次讓他下臺的「黨內生活會」；趙紫陽還是黨的總書記的時候，因為陳雲同胡啟立說了趙紫陽不懂哲學，趙紫陽不服，於是陳雲批評趙紫陽的講話，竟然以黨內文件形式向下傳達。

所以，朱鎔基在陳雲的笑臉面前唯唯稱諾，同江澤民、李鵬在鄧小平的怒容面前連連自我掌嘴的表現一樣，都是在忍辱負重。

朱鎔基進京後發現，原來國務院的人馬已經一個蘿蔔一個坑，沒有他下腳的地方。

鄒家華同任副總理後，還是原來的分工，主管計委。國家計委一直是國務院中最有實權的部門，素來有「小國務院」之稱。既然要管整個國家的綜合計劃，所以它的國民經濟綜合司、長期規劃和產業政策司的設立不足為怪，但同時，它還設有機電司、科技司、農村經濟司、財政金融司——，甚至對外經濟貿易司。

也就是說，計委的下屬機構設置與經濟和生產有關的國務院各部委「對口」，難怪有些國務院的部委負責人發牢騷說：計委的一個司長能管我們一個部的部長。

國務院其他與經濟和生產有關的，則都歸口在姚依林和田紀雲的名下，所以朱鎔基沒得可管。他貴為國務院副總理，但不敢輕易對國務院的部長們發號施今。曾長期在國務院系統工作的朱鎔基，深知那些部委長官個個都是有背景的，你不小心得罪一個人，說不定就踩了他的「聯絡線」、解了他的「關係網」，那可能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而過去經常因病往院的姚依林此時異常積極，表示「還可以幹」。所以朱鎔基在家裡了一個多星期也沒動靜，沒有人給他安排工作。

初進中南海

鄧小平知道後，找薄一波談話：「年輕同志作事，我們應該支持，為什麼總要嘀嘀咕咕呢？中央已經決定的東西，無論什麼人都不要說三道四，放手讓人幹。請你轉告朱鎔基，讓他不要在北京不動，要多走走看看，才會長見識，搞調查研究很重要。路是人走出來的，沒有模式。誰要總結十年，我看這一條首先值得總結。」

這段話經薄一波分別向王震、彭真、姚依林、李先念等人談話時作了傳達。這樣朱鎔基頭上籠罩著的一片烏雲總算暫時散開了。

鄧小平同時讓楊尚昆告訴李鵬「應該儘快給朱鎔基同志安排工作。」李鵬這才於五月十三日找朱鎔基談話，說讓他分管工業和交通部門的工作。

六月十三日，國務院下發文件，給朱鎔基任命了數項兼職，包括國務院清理「三角債」領導小組組長、國務院生產辦公室主任、全國安全生產委員會主任、國務院「質量品種、效益年」活動領導小組組長——。

但這所有的單位都不是常設機構，當時即有國務院的幹部譏笑朱鎔基說：如果他還嫌不夠的話，還可以給他安排一個中國預防控制愛滋病委員會主任。

在朱鎔基的數項兼職中，比較有權力的是「生產辦主任」。正是這個生產辦，後來演變成經貿辦、經貿委，為朱鎔基在國務院系統權力的擴張，確立了基本的立足點。

經委在八八年春正式撤銷後，經委的大部份司局並入計委，中共卻在同年七月成立企業管理指導委員會，行使經委的部份職權。主任張彥寧，同時兼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副主任葉青，同時兼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市際上是一個兩頭不著邊的臨時性機構。

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經濟出現效益滑坡後，生產協調工作愈來愈重，原國家經委的救火隊作用愈顯重要，由於企管會不能發揮原有經委功能，中共又成立了國務院生產委員會。

九一年朱鎔基出任副總理後，國務院將生產委員會改名為「生產辦」。生產辦有點像文革前的國務院工交辦公室，是超部委的協調辦事機構，負責協調國務院工交系統的工業、交通生產和技術改造，對工交企業實施宏觀調控和指導，培養企業管理人才，並指導各省經濟委員會（或計劃委員會）、生產委員會的業務。

儘管國家經委的機構並未由此全面恢復，但一些新職能也被充實進來，諸如三資企業、鄉鎮企業、城鎮企業，這些在中央沒爹沒娘的孩子，紛紛投入生產辦門下。

生產辦最初共有五位副主任，張彥寧、趙維臣、朱育理、李祥林、楊昌基等。從他們幾個人的過去經歷看，朱鎔基在人事安排問題上的確是動了一番腦筋。

生產辦成為權力立足點

張彥寧大朱鎔基一歲，畢業於大連工學院化工系，曾到蘇聯格羅茨寧百油聯合企業實習，後來在甘肅、四川從事石油化工技術工作。

七十年代後期，張彥寧調入國家計委任生產組副組長。八十年代初轉入經委任局長，八三年與朱鎔基、趙維臣同時提昇為副主任，經委撤銷後再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兼國務院企業管理指導委員會主任。九三年三月轉任八界全國人大常委。

趙維臣是滿族人，高級經濟師，小朱鎔基一歲。一九六二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機械系，是朱鎔基的後期校友。歷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處長、生產組副組長，國家經委機械局副局長、經委委員兼局長、經委副主任、國務院口岸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副主任。一九八七年在國家經委撤銷前，調任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九三年三月轉任八屆全國政協常委。

這兩人都是朱鎔基在國家經委工作時的同事，工作配合十分有默契。同時，因為朱鎔基在建立生產辦之初，就想到了這個機構應該如同當年的經委一樣，與計委相互制約，所以才動員此二人與他維續為伍。

雖然他們三人在經委工作期間沒有高低區別，各自年齡也只有一歲之差，就是因為經委撤銷後，朱鎔基去了上海才有了顯露頭角的機會，為日後升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積累了本錢。假如當年朱鎔基沒有去上海，還是留在國務院某機關或到香港任許家屯副手，那麼他如今也可能僅僅出任個全國人大常委而已。

朱育理歷任國家教委副秘書長、秘書長，國家技術監督局局長。朱鎔基兼任國務院「質量品種、效益年」活動領導小組組長時，朱育理兼任該小組辦公室主任。一九九二年九月調任航空航天工業部副部長。

李祥林曾任國務院電子信息系統推廣運用辦公室主任。一九八九年任國務院生產委員會副主任，一九九一年三月七日任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副主任。

楊昌基原任上海浦東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一九九一年三月七日任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八月九日任國務院清理「三角債」領導小組副組長。

這三個人也是因為在朱鎔基剛剛到國務院任副總理時，對他的工作頗為支持，才被他提名調到自己名下的「直屬機構」。

為了加強生產辦的「人事實力」，一九九二年四月朱鎔基，又調來吉林省省長王忠禹出任生產辦常務副主任，使其成為他的辦公室推動日常工作的主要執行者。

重用王忠禹提高生產辦地位

王忠禹一九三三年生於吉林長春郊區農村，幼年時接受私塾啟蒙教育，後來就讀於長春市自強小學及吉林省省立二中、長春市立三中（即東北師範大學附中前身）。一九五零年考人沈陽輕工業高級職業學校攻讀制漿造紙專業。

一九五三年畢業後被分到吉林造紙廠擔任技術員，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過該廠車間副主任。在「文革」期間，王忠禹曾被戴上資產階級黑幹將的帽子。七零年更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

七一年五月中共因急於生產《毛澤東選集》用紙，需要它的技術，便把他調回吉林造紙廠任生產調度組的副組長。後來升任該廠計劃科副科長、廠辦公室主任、副廠長兼總工程師。七九年被提拔為吉林省第一輕工業廳副廳長，隨即任廳長。

一九八一年王忠禹作為中共第三梯隊重點培養對象，被送到中央黨校學習。一九八三年從中央黨校畢業後，先是擔任中共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成為時任中共吉林省委書記強曉初的主要智囊。一九八四年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兼秘書長。一九八五年高狄被任命為中共吉林省委書記，王忠禹同時被提昇為中共吉林省委副書記，主管宣傳文教工作。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大上獲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一九八八年高狄（「六四」事件後，被任命為（人民日報）杜長）的職務，被原河南省委書記何竹康替代，王忠禹隨即兼任吉林省副省長，輔助同時兼任吉林省省長的何竹康。次年一月王忠禹代理吉林省省長，三月正式解除。

據中共報刊報導，九一年江澤民、朱鎔基訪問吉林時，王忠禹曾經陪同視察，洽商處理問題，他的才幹和眼光受到朱鎔基賞識。這可能是他上調北京的主要原因。其實在這之前，中央也曾考慮把他上調，但其後並沒有落實。顯然，朱鎔基是提拔王忠禹的伯樂。

朱鎔基之所以提拔王忠禹到自己手下，除了因為他長期在大型企業工作，有豐富的企業管理經驗外，中共國務院有人還分析另一個原因：因為在王忠禹到任之前，朱鎔基的生產辦所任命的副主任，全部都是從副部級崗位上平調進去的。朱鎔基曾因此向中組部建議，鑒於生產辦的地位應該同國家計委一樣，比國務院各部高半格，所以生產辦副主任的前兩位應該是正部級待遇。

建議提出後，中組部遲遲沒有答覆，於是朱鎔基乾脆平調一個原來就是正部的幹部進生產辦，以證明該機構在國務院中的地位。

儘管生產辦的陣營越來越強大，但它畢竟不是國家經委，而只是國務院的一個辦事機構，僅能管企業的生產，而當時許多企業正逐步集團化，經營已跨行業，跨地區，跨國界。在這種變化之下，原來的機構體制顯然很不適應，生產辦在企業管理上，缺乏法理上足夠的權威。

大經委小計委

這個時候，在中共建政之初即充當首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的薄一波，出了一個「大經委，小計委」的主意，該設想中共中央曾以白頭文件下達，而且獲得鄧小平的支持。

有人甚至認為這是鄧小平策劃的政治遊戲中又一場精彩片段。通過設立國家經貿辦，再次向陳雲控制的「鳥籠經濟派」要權。將屬於國家計委和其他部委，對國家大型企業的控制權，移交給朱鎔基掛帥的經貿辦。

這樣一來，使得國務院的國家計委僅僅負責國家經濟的宏觀調控、管理法規制定等工作，中國大陸經濟和外貿的實權就完全落在了朱鎔基手中。經貿辦於九二年六月十一日正式成立後，新華杜只發了一百多字的小消息，但這一機構的職能是前所末有的。

《中國青年報》隨即刊登出所謂「獨家新聞」，稱經貿辦是橫跨生產和流通兩大領域的宏觀調控機構，是一種新型的宏觀調控體系的雒型，以適應「宏觀管住，微觀放活」的改革要求。經貿辦未來將擴充職能，最後擴編成立為國務院下，主管經濟貿易事務的最高層級單位--經濟貿易委員會，地位將超過現在的國務院排名第一的超部級單位--國家計委。

而經貿辦的官員更揚言說：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形勢下，經貿辦是國務院唯一的經濟貿易管理機構，國家計委的職能將縮小到以市場信息為主，相當於一個國家級的經濟貿易諮詢機構。

當時，中共的政府機構改革已排上日程表，其趨勢是部、委不再擁有直屬企業，或轉為行業總公司，人員、機構大幅度精簡。而在機構精簡的勢頭中，唯獨經貿辦要在原生產辦的基本編製上擴編，顯然是要把一些部、委的部份職能，移到經貿辦來。

觀察家們認為，在中國經濟中，市場經濟的比重已超過計劃經濟，「以產定銷」正向「以銷定產」的方向轉變。在此形勢下，成立經貿辦的主要目的，絕非僅僅是讓它填補經濟機製轉換過程中所產生的真空，也非單純地對生產和流通兩大領域的宏觀調控，和日常工作協調一手抓起來。

經貿辦無疑是生產辦職能的延續，它下設十個局建制，分為生產調度局、生產計劃局、企業管理局、技術改造局、科技局、資源節約和利用局、質量局等，人員編製二百五十人。

所有企業的大老闆

國務院經貿辦副主任包括李嵐清、王忠禹、張彥寧、趙維臣、李祥林、楊昌基、徐鵬航、陳清泰、石萬鵬等九人，大部份為生產辦原來的負責人。新任者包括李嵐清、徐鵬航、陳清泰、石萬鵬。

徐鵬航生於一九四零年，湖北黃梅人。一九六四年畢業於湖北省農業機械巷科學校。歷任大冶縣鋼鐵廠副廠長、黨總支書記，大冶縣副縣長，中共黃石市委副書記，黃石市市長。一九八五年任湖北省副省長。一九九二年十月任國務院技術監督局局長。

陳清泰歷任中共第二汽車製造廠廠長、二汽集團董事長。

石萬鵬歷任國家經委交通局副局長，國家計委生產調度司司長。一九九一年十月任國務院生產辦副秘書長。

經貿辦開張之後，朱鎔基即開始利用企業集團的組建，將企業從中央部委和地方主管部門中分離出去，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實體。大批的企業組成企業集團後，力量擴大，可以撇開官方的渠道，有自主權地按市場規律去安排自己的生意，而朱鎔基則成為了國家所有大型企業的大老闆。

從九二年六月，李嵐清出任經貿辦笫一副主任時，即正式成為朱鎔基的副手。李是一個典型的技術官僚，不愛出風頭，改革派得勢時，他的才幹可以得到發揮，而保守派得勢時，他亦知道如何保護自己，或屈服於壓力，或逃避，不至於與保守派產生爭執。

但李嵐清亦有他自己獨到的見解，這種性格和工作作風正好輔佐朱鎔基：另一個有利於他們合作的因素是，他們都獲得中共元老薄一波的賞識。

李嵐清作為中共開放早期引進外資和科技的主要負責人，也是中共外貿體制改革的主導者，這些「政績」雖一度遭到非議，但最終獲得最高層的肯定。更利於李嵐清的是，召開「十四大」的九二年，正是中共外貿獲得猛進的一年，總額超過一千五百億美元。

李嵐清一九三二年出生於江蘇鎮江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的影響，使他自幼好學，並能接受正規教育。四十年代末，李嵐清即就讀於上海復旦大學企業管理系，而且是學生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擔任了該校學生會副主席。

一九五二年大學畢業，李嵐清被分配到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計劃科，幾年後被派到蘇聯利哈喬夫汽車廠和高爾基汽車廠實習。

五七年李嵐清回國之後，再到長春第一次車製造廠計劃科當科長。他的才華很快引起了廠長饒斌的注意。饒任過中共松江省委副書記，中共建政後即任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廠長。

李嵐清成為副手

五九年，饒斌調到北京任一機部副部長。由於李嵐清擅長寫作，又有留學經驗，亦隨饒斌調到北京，任嬈斌的秘書。

這對於李嵐清的仕途是關鍵的一步。當時一機部部長為趙爾陸。趙是中共早期重要軍事領導人，任過第四野戰軍第二參謀長，五五年獲上將軍銜。中共建政後，趙主要擔任國防工業系統領導人。

趙爾陸對李嵐清極為欣賞，曾親自將李介紹給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六零年，趙爾陸調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第二年饒斌也調任同職，李嵐清成了國家經委主任室的秘書。

「文革」開始後，薄一波、趙爾陸均遭到衝擊。薄一波被打成「叛徒、三反分子、劉少奇爪牙」，趙爾陸更被迫害至死。

李嵐清亦受到波及，國家經委企業管理局科長職務被免除。六九年到七二年，李嵐清被下放到國家經委五七幹校勞動改造了三年。不過，那段備受壓抑的精力，成了日後從政的本錢。假如他在文革中對趙爾陸、薄一波踏上一腳，他就難有今日的輝煌。

薄一波正是八零年代以來中共人事的主要安排者。從某種程度上講，李嵐清受益於薄一波這位「老首長」。

一九七二年，李嵐清得以復出，被調到華中支援三線建設。當時他的老首長饒斌任湖北第二汽車製造廠黨委書記、廠長，李嵐清因而得以出任計劃處副處長、發動機廠黨委第一書記，後任第三汽車製造廠建廠指揮部副指揮、重型汽車廠籌備處負責人。

長期在大型企業工作的實踐，使他對中國的企業管理有第一手經驗，知道中國企業的弊端所在，這為他後來的主持外貿體制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五屆人大常委會決定成立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組織、協調和管理全國對外經濟貿易工作，對外經濟貿易部成為其所屬單位之一。當時薄一波已經獲得平反，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經濟，饒斌則調任一機部部長。

一人得道，雞犬昇天。李嵐清也被調任國家進出口委政府貸款辦公室負責人，李嵐清雖是第一次涉足中共外貿系統，但他在這方面的才幹很快顯露出來，他利用政府貸款扶植優質出口商品的生產，迅速建立起遍布全國的外貿出口基地。

一九八三年四月，李嵐清調任天津市副市長，主管對外經貿、開發區、旅遊、港口管理等工作，輔助當時的天津市長李瑞環。天津人對他的評價是：頗具開拓精神，且建樹甚多。

李嵐消在天津的政績主要有三件事，一是主持創建了全國第一家外商投資服務中心；第二是積極參與要求中央下放天津港口的權力；第三是參與了天津經濟開發區的籌建工作。

經貿委地位揚升

天津的工作經歷，為李嵐清積累了政治資本。更重要的是，在李瑞環與陳偉達（時任天津市委書記）的鬥爭中，李嵐清比較支持李瑞環，李瑞環八九年成為中共權力核心層政治局常委的成員，對李嵐清的晉昇自然有益。

八五年結凍「外放」生涯，回到了經貿部，任經貿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據知情者透露，李嵐清當時返回經貿部，系趙紫陽親自點的將，要李主持外貿體制改革工作。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大上，李嵐清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當時的部長鄭拓彬是一個「外貿元老」，五三年開始即在外貿部工作。鄭的文化水平較低，並不適應外貿的發展，經貿部的日常工作多由李嵐清主導。

李嵐清在副部長任內大刀闊斧，除主持創建保稅區外，還對外貿進行了大幅度改革。九零年十二月李嵐清替代鄭拓彬，正式出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

九一年元旦起，中共對外貿易實行取消出口補貼、「自負盈虧」的新體制，這是李嵐清上任放的第一把火。其後繼續推出一系列大的改革措施，呼籲儘早頒佈實施「對外貿易法」、「反傾銷法」，進一步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使中共外貿出口體制，逐步符合國際貿易規範。李嵐清也因此塑造了自己「實幹」、「改革」的個人形像。

一九九二年十月，隨著朱鎔基正式進入黨的核心決策層，李嵐清成為政治局委員，並等待在次年召開的八屆人大上出任國務院副總理，經貿辦的領導力量被再次加強。

一九九三年三月在中共十四大上，王忠禹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楊昌基獲任中紀委委員。自此，人們已經明白朱鎔基已經開始扮演第一副總理的角色，主管國務院大部份工作，而李嵐清則接替朱鎔基剛剛進入國務院時的角色。

在九三年三月的中共八屆人大上，經貿辦正式昇格為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由王忠禹出任主任。

九三年五月七日，經濟貿易委員會正式掛牌辦公。王忠禹在中外記者會上說，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朱鎔基和副總理李嵐清共同主管經貿委。經貿委作為國務院綜合經濟管理部門，其主要職能是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搞好宏觀調控，協調服務。

九一年六月，朱鎔基除兼任國務院生產辦主任外，另一個重要的兼職是國務院「清理三角債」領導小組組長。所謂「三角債」是指甲欠乙的債，乙欠丙的債，丙又欠甲的債。

但作為中國商業現象的三角債，其本質並非只是商業現象，而是經濟體制中所存弊端的外在表現，因而要處理起來格外困難。

「三角債」死結難解

八八年李鵬親自抓過「三角債」的問題，他強調制度化、統一化，要把大型工礦企業、重點項目、主要產品都集中到中央計劃內，搞「全國一盤棋」，結果是一籌莫展。

在八九年春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李鵬不得不坦承：「三角債、產品質量、生產效益，這是多年來積累下來的問題，短時間內很難解決」。後來常務副總理姚依林又接管清理「三角債」的非但問題末獲解決，「三角債」現象反而更加惡化。

到一九九零年七月，大陸各企業之間拖欠的「三角債」，已累計到百三千多億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全國八百多家大型國營企業拖欠的。姚依林提出「必須嚴格執行中央計劃，該統的就統，不能分散。」不過姚的意見末獲政治局採納，於是姚依林託病休假。

李鵬讓朱鎔基具體負責清理「三角債」，一般認為是保守派人士給朱鎔基出的難題。但正是這個難題，給朱鎔基提供了發揮才幹的機會。

面對「三角債」這種積重難返的債務連鎖現象，猶如面對一種病情嚴重的綜合症，能否治癒取決於大夫的醫道。

朱鎔基首先組織一批專家、企業行政主管人員，召開清理「三角債」專題會議，給「三角債」綜合症找出了癥結所在：其一，基本建設、技術改造項目投資缺口嚴重，相當部份是依靠拖欠來彌補投資缺口的；二、大中型國營企業虧損嚴重，由於虧損使企業支付能力大大削弱，形成大量的拖欠貨款；三、全國縣以上的工業企業的生產成品比正常庫存量多出八百億元左右，鄉鎮企業甚至更為嚴重。由於產品實現不了最終消費，商品不能轉為貨幣，企業無錢購買燃料和原材料，為了支撐生產，只有依靠拖欠來過日子。與此同時，各地商品交易秩序混亂，結算紀律鬆弛，信用觀念淡薄，也是形成「三角債」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搭脈找出病症根源之後，朱鎔基認為，「三角債」的形成，是諸多因素長期作用的結果，也是中國經濟運行中許多深層次的矛盾集中表現。只有抓住這個主要矛盾取得突破，以清理「三角債」為突破口，整頓生產秩序和金融紀律，才能使大中型企業逐步搞活。

會議之後第三天，朱鎔基便先後赴「三角債」糾結最深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的重工業區。通過試點，提出了注入資金、壓貨掛鉤、結構調整、扼住源頭、連鐶清欠等一整套治標而又治本的解決措施，疏通資金循環渠道，解開債務鏈。

他的明確而嚴厲的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只用了二十六天，僅東北三省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就清理拖欠款一百二十五億元。

利用輿論監督效率

朱鎔基帶著一片讚譽聲回到北京，次日又召開全國清理「三角債」電話會議，部署新的一輪「消欠」戰役。

朱鎔基用長途電話、傳真、電報向全國各地政府下達了一道口氣強硬的「軍令」：「各地務必在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日二十一時以前，將你省（區、市）固定資產投資拖欠注入資金情況（銀行貸款、自籌資金和清理項目數），報至國務院清欠辦公室，如果做不到，請省長、自治區政府主席、市長直接向朱鎔基副總理彙報，說明原因。」

各地政府首腦收到北京發來的「軍令狀」，知道這一次要動真格的了，倍感壓力，均作出了快速反應，因為誰也不願意被以辦事嚴肅認真聞名的朱鎔基，在報紙上公開點名。諸侯們通過自已的渠道獲悉，朱鎔基已要求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中央電臺，詳細披露各地清欠的進展情況。

據說朱鎔基有關清理「三角債」的講話，在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播出時，鄧小平叫家裡人一起來看，十分讚賞。

九月二十六日，國務院清理「三角債」領導小組辦公室，公佈了全國省、自治區、直轄市清理「三角債」的情況，至九月二十六日的統計，各地拖欠資金二百八十億元人民幣，已注入信貸資金一百四十七億人民幣，自籌資金三十億人民幣。

十月底，他又下令全國冶金、有色金屬、電力、化工、建材企業拖欠中國統配煤礦總公司所屬企業的貸款，一律在十一月十日前注入資金清理完畢，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誤清欠。

到九二年五月十五日，中國大陸總計共清理固定資產項目四千二百八十三個，收到了注入一元資金清理三元五角欠款的效果。李鵬、姚依林講了幾年毫無改進的「三角債」問題，終於有了解決的辦法。

朱鎔基自上海調升北京之後，雷厲風行，連續處理了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幾大難題，諸如清理「三角債」，打擊偽劣產品，提高產品質量，破「三鐵」（即鐵飯碗、鐵椅子、鐵工資），強調經濟效益等方面，都有顯著的成就。使其不僅獲得鄧小平的讚賞，民間也是一片叫好聲。

一九九一年八月中，鄧小平在北戴河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們讚揚了朱鎔基，他說：「朱鎔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現，到中央工作後，思路廣，敢挑擔，敢碰硬，可以勝任。」

在國際舞台上，朱鎔基以務實、開明的形像越來越受到重視，評論他是「中國行政管理能力最強的官員」。連海外那些批評、反對中共政權的人，也承認朱鎔基是中共高層領導人中的異數。然而，在中共內部一種試圖排斥朱鎔基的暗潮，卻在同時興起。

明批暗鬥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姚依林，以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和財政部的名義，炮製了一份調查報告，聲稱在第七個五年計劃（一九八六年至九零年）期間，上海、天津兩市問題最多，經濟效益滑坡最顯著，工業產值、利潤、稅收的增長率以及產品的成本，消耗、質量變動等生產指數，上海名列全國倒數第七，天津倒數第十一。

誰都知道，這份報告旨在打擊「七五」期間主政上海、天津的朱鎔基與李瑞環。在隨後的籌備中共「十四大」過程中，有關人事的安排，成為中共內部各種勢力爭奪的焦點，而朱鎔基又是焦點中的焦點。

反對朱鎔基的人最明顯的動作是，製造一些不利流言，毀壞朱鎔基的形像。而且這些流言，不斷從中組部、中宣部、國務院辦公廳及一些部委中傳出。

一則消息說，九二年五月二十日，中組部部長呂楓在部工作會上說：「人事調整的立足點是平穩。根據中央的精神、小平同志的指示，「十四大」中央領導班子除了年紀較大的要退下，一般不變動，不會有大起大落，更不會有三級跳。」

什麼人會三級跳？呂楓沒有說出口，但誰都知道，說的是朱鎔基，他是中央候補委員，要進入政治局常委，就要跳過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這兩級。

四月初，中組部以所謂「部份部、委、省、市的情況反映」，向政治局上報，對朱鎔基列出四個「不是」：一、在主管上海工作期間，成勣平平，被人吹噓和抬舉過高。二、講得多、調子高、放空炮。工作不踏實，使一些事件的處理、工程建設造成積壓。三、在原市委班子和市屬部、委、局組織路線上，搞任人唯親。四、對市屬部、委、局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放任，形成黨不管黨，市委書記不抓黨的工作。

香港的《鏡報》曾報導說，對朱鎔基，陳雲曾指出：「多攷察，注重實績」。李先念也說：「要多聽意見，上來了，再下去就被動。」王震則說：「國務院對朱鎔基意見不少，他的主觀世界資本主義的東西不少。」

鬥爭最激烈的階段是九二年七月。當月九日，當時的中宣部長王忍之，在中共高級黨校組織一個座談會，參加者有中共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民日報及新華杜、廣播電影電視部等單位的負責人。

中共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組長朱穆之，以「通報情況」的名義傳達了「一些老同志」對當前工作（實際是對朱鎔基的工作）的看法，朱鎔基「過去犯過錯誤，誰也難說他今後一定跟我們黨一條心了，政府的大權交給這樣一位未經考驗的同志手中，我們不放心。」

又說，「朱鎔基去東北二省作關於三角債」問題的處理後，中顧委秘書長李力安同志也去了那邊，從調查情況來看，事情並不像他說的那麼好，虧損的國營大中小企業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當然，這方面的原因很複雜，但總不能說成是朱鎔基的成勣吧！」

陳雲的矛盾心理

與此同時，高狄在七月中旬《人民日報》的一次編務會上說：對朱鎔基的新聞不宜處理太突出，在報導他是國務院副總理時，可別忘記了他還不是中央委員。有人當即反駮說：「朱鎔基已經是中央政治局會議出席人員了。」

《人民日報》常務副總編張雲聲立刻插話說：「不是出席，是列席。我同意高狄同志的意見，朱鎔基的有些新聞可以放在第二版或第四版，一般外事新聞可以抽掉。」

在那段時間裡，細心的大陸人也都從每天收看的電視新聞中發現，朱鎔基的鏡頭明顯減少了。

中共國務院也傳出消息說，從執掌國家經貿辦的那一天起，朱鎔基就繼續表現出他在上海已經習慣了的我行我素和粗暴的工作作風，對同事、下屬及副手批評毫不留情。不但是李鵬，就是身為經貿辦第一副主任的李嵐清，也已經對朱鎔基的工作作風開始不習慣了。

九二年八月上旬，當中共政治老人們在十四大人選問題上爭論不休時，高狄控制的《人民日報》突然在「黨的生活」欄目裡發表一篇通訊，介紹新成立不久的國務院經貿辦的「黨組織生活」。

在這篇千字小通訊裡，讀者們看到了身為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作風粗暴」，「與下屬相處不好」等「缺點」。

雖然文章表面是在讚揚朱鎔基具有「謙虛的自我批評精神」，知錯就改，勇於向下屬致歉，表示「願意糾正自己的毛病」，但發表此文的真實目的，明眼人誰看不出來？

有人甚至抓住朱鎔基五零年代當過「右派」問題不放，說不能重用「右派」分子。自鄧小平時代開始以來，已經陸續有幾個五七年的「右派」，進入中央委員以上領導層，如前中宣部部長朱厚澤，前文化部部長王蒙，卻又因為政治上不可靠而被很快遺棄，顯然中共元老人物對「右派」幹部仍耿耿於懷。

在這個敏感的時刻，地位僅次於鄧小平的大老陳雲的態度是相當重要的。雖然有證據顯示，起初陳雲對鄧小平提拔朱鎔基一事有意見，但最終還是表示同意。

陳雲曾讓秘書給他讀過朱鎔基的一些文章，對他的一些見解，比如調整工業結構資源優化再配置、企業實施承包責任制要以技術進步為主要內容、強化企業管理等，表示欣賞。雖然朱鎔基當過右派，但當馬洪向陳雲介紹朱鎔基當年是因為反對不實際的經濟指標「犯上」時，陳雲也頗能理解，因為當年他也是反對「急躁冒進」者。

務實特色

再者，陳雲也認為李鵬和鄒家華，包括江澤民在內，都是搞技術出身，對於宏觀經濟理論一知半解，而朱鎔基在現有中共高層領導中，應該算得上是理論素養較完備的一個。

朱鎔基還有一項能夠為陳雲所接受的原因是，雖然他領導改革大刀闊並，但同時又能清醒地看到改革「大幹快上」將會導致的危機。九二年下半年大陸的股市熱和房地產熱一燒再燒後，朱鎔基立刻明確指出：「該熱的改革企業沒有熱，不該熱的試點卻一熱再熱。」

他強調說：「改革的中心環節不是股市，也不是房地產，股市和房地產只是改革的試點而非重點。」而在十四大開過以後，朱鎔基又在國務院工作會議上表示。「對於各地的房地產熱、股市熱、開發區熱的現象，將來如果發生問題，一概各自負責，中央不認帳。」

有趣的是，在大陸股市熱和房地產熱，一再升溫時，雖然保守派的李鵬，和被認為是穩健派的鄒家華，也在國務院召開的有關會議上，表示擔懮，卻以被認定是改革派的朱鎔基吹冷風，吹的最無顧忌。

從這件事例中，一方面能夠充份看出朱鎔基務實和敢說真話的可貴，但另一方面也證明瞭共產黨政治的無奈。李鵬和鄒家華也許對「不該熱的一熱再熱」的現象，比朱鎔基有更強烈的擔懮，但卻因為怕再次被指斥為保守和反對改革，連應該堅持的也不敢堅持了。

當然，朱鎔基在深明改革不能搞「大躍進」的同時，還是給鄧小平留足了面子的。他解釋鄧小平關於經濟改革「步子要快一點」的定義時，加上了三個定語，即：效益要好，質量要高和應該是外向型的。所以，凡不符合這三項條件的「高速度」，就會出問題。這一來，他既讓鄧小平覺得舒服，同時也能求得陳雲的認同。

有一則無法查證的消息說，朱鎔基在解釋為什麼要實行杜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時，曾經強調了所謂「杜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問題，大意是，計劃經濟為主的經濟體制，在中共建政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是有積極意義的，現在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經濟的進步，過去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應該不斷得到更新。

而九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陳雲的文章《悼念李先念同志》，其中在寫他自己和李先念對特區的態度時，有一段說明：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比過去要大得多，複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所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

黑貓白貓的繼承人

陳雲的這番表態與朱鎔基對計劃經濟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的積極意義」的稱讚，是不謀而合，還是雙方達成了一種默契？

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鄧小平在陳希同陪同下去首鋼視察，當著首鋼黨委書記周冠五及許多首鋼幹部工作的面發牢騷，說自己說話中央沒有人要聽。並表示：對朱鎔基的問題是使用不夠。

在召見江澤民、喬石、宋平時，鄧小平說：「黨內在選拔幹部方面，有股不正之風和習慣勢力，對敢幹、肯幹、實幹、幹出成勣的人才，總是要評頭品足，愛翻舊帳。舊帳也不一定是見不得陽光，不一定是錯誤的。有的舊帳是過去路線錯誤搞錯的、整錯了人的。」

鄧小平還說：「朱鎔基的情況我了解過，那是個錯案。他到國務院一年多，總有些人看不慣。對各種意見要有分析，要看實質的東西，黨的「十四大」，政治局領導班子是個焦點，要解決好，宣傳、解釋工作要上去。今年以來，國務院工作搞得有新的起色，朱鎔基、鄒家華充實到國務院領導層，起到了預期的作用。」

鄧小平又說：「我們講了幾十年了，幹部要能上能下，不要等犯了錯誤才能下。現在確定黨的中心工作是搞經濟建設，對幹部鑒定、提昇，就是首要條件。我並不是說不廉潔的、思想作風差的也可以上，要掌握的原則是能有所作為應當上，長期平平無政績的應當讓，無所作為甚至起了阻礙作用的應當下，應當下而自己不下的，就要敢於把他撤下來。」

既然鄧小平已經在公開場合如此抬舉朱鎔基，他也就更沒有顧忌了。在一次談到學習鄧小平南巡講話體會時，朱鎔基說：「什麼杜會主義，資本主義，我看只要是共產黨幹的，就是社會主義。」

這話當然十分符合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論，所以鄧小乎稱讚朱鎔基把問題「說透了」。從那以後，江澤民和李鵬即開始改變對朱鎔基的態度。

江澤民在政治局一次會議上盛讚朱鎔基，說朱鎔基在全國人大會的各省市個別討論會上的發言，非常好，「言之有物，分析得好，有具體方法，深悟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精神」，要求黨員幹部詳細閱讀與學習。

出乎意料的是，李鵬也公開稱讚朱鎔基，說他上調國務院以後，工作很有成效。觀察家們注意到，在過去李鵬似乎從未公開表揚哪一個副總理的政績。

在經改派宣揚鄧小平「南巡經」時，江澤民，李鵬態給朱鎔基戴高帽，無疑是有政治象徵性，可以說是「感情投資」。但不論出於什麼目的，江李的表態，畢竟是給朱鎔基的前景更加錦上添花。

喬石也為朱鎔基造勢

中共高層第一線實權人物，長期掌控政治系統，而思想又比較開明的喬石，也扮演了為提拔朱鎔基鳴鑼開道的角色。

九二年七月，喬石在中央直屬機關召集的一次座談會上說：「有些同志老是說對朱鎔基同志過去的錯誤，不能總是抓住不放，這話看上去公正，實質是錯誤的。朱鎔基同志過去有什麼錯誤？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是我們當時的政策錯了——他不是改正，而是平反，是徹底平反。」喬石講完這段話後，引起與會者一陣掌聲，而帶頭鼓掌的則是溫家寶。

鄧小平南巡之後，捲起新的改革熱潮。一些支持朱鎔基的報刊也發表大量報導文章，為他的晉昇大造聲勢。為了塑造朱鎔基的親民形像，他的家鄉湖南的《文萃》週報刊出一則小故事，以表現朱鎔基的這一面。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日上午，朱鎔基一行來到平頂山礦務局十礦規察。在「礦工之家」，他親切地和礦工們話起了家常。開始礦工們有些拘謹，朱鎔基就關心地問：「過去說咱們煤礦工人找對象難，現在難不難？」接著他挨個問身邊的青年礦工結婚了沒有？

因為在場的人太多，問答不及。突然，朱鎔基提高了嗓音說：「結了婚的請舉手？」說著，他率先舉起了右手。場內的氣氛頓時活躍起來，礦工們紛紛舉起手。

當了解到礦區的住房十分緊張時，他勉勵大家要努力生產，並說：「我們的生活會一天天變得更好！」

另外，就像《家庭生活指南》這樣一份生活方面的雜誌，也專門發表文章，宣傳朱鎔基的人格特色。

雜誌報導說，朱鎔基在擔任國家經委副主任期間，有位處長向國務院領導錯誤地報告，說朱鎔基應該對某項工作的失誤負責。但誰也料想不到的是，不久後，這位幹部卻被朱鎔基提拔為某局副局長。朱鎔基解釋說，這個人工作負責，而且敢打我的報告，儘管報告失誤，但他是從工作角度出發的，不應該影響對他的使用。

中央電視臺，新華社亦大量報導朱鎔基的活動，都在顯示朱鎔基眷寵正盛。在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大上，朱鎔基終於連跳三級，成為中共權力核心層----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之一。

不過，在選舉政治局委員時，他得票二百八十七張，排名第十五，比政治局候補委員溫家寶，王漢斌還少了一、二十張票。從某種意義上，這一實事又顯示ぴ朱鎔基仕途仍有艱險。

第十一章 是鄧小平繼承人還是犧牲品

自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號召「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有條件的地方盡可能搞快一點」以後，大陸的經濟陡然增溫。形勢發展到九三年初，終於亮起了通貨膨脹的紅燈。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發佈約九三年上半年國民經濟發展狀況統計，上半年國民生產總值達一兆兩千六百四十七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十三點九。其中，上半年完成工業總產值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二十五點一，工業生產從去年七月以來已連續十二個月增長速度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但是，統計中也承認，目前企業效益的改善主要是生產規模擴大和產品漲價較多的冶金、建材等行業帶動的，多數行業效益仍然較低，特別是預算內國有企業虧損面仍達百分之三十一點一，比去年同期僅僅下降零點九個百分點。

中共國家統計局發言人指出，伴隨大陸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現象的背後，是宏觀運行環境日趨緊張。另外，財政金融形勢嚴峻，上半年國內財政收入低增長與經濟高增長、財政高支出形成鮮明反差，擴大了全年財政收人平衡的難度。

此外，還存在的問題是：瓶頸約束矛盾突出，鋼材電力供應趨緊，特別是鐵路運輸困難和資金普遍短缺，影響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物價漲幅進一步昇高，九三年上半年的全國居民生活費用價格指數，比去年同期約上漲百分之十二點五，三十五個大城市上漲百分之十七點四。

通貨膨脹的難題

而且，由於作為中央銀行的中國人民銀行宏觀調控不力，致使中國金融機構，紛紛投身炒賣房地產等經濟活動中，大量資金被佔壓，應發放的信貸不能正常發放，社會上亂集資成風，各界積怨重重。且因管理不利，某些金融機構被捲入惡性詐騙案中，社會輿論譁然。

中共國家統計局的另一份統計報告顯示，截至九三年五月底為止，人民幣發行量已經超過原計劃數一千五百億元，大陸老百姓預期通貨膨脹的心理恐慌也愈來愈嚴重。

同時，由於農業方面種種弊政的長期積累，各地農民怨聲載道，官逼民反事件頻頻發生；由於國有企業欠帳過多，以至全國範圍內的國有大中型企業三分之一明虧，三分之一暗虧，領不到工資的煤礦工人、林業工人等的罷工、靜坐事件接連在半數以上省份發生——。

面對如此險峻的經濟形勢，在八屆人大上剛剛繼任國務院總理職務沒有幾天的李鵬，突然告病。開始聲稱是「重感冒」，後來才承認是「心臟病」，並通過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口中透露大概要養病至當年十月份左右。

這一來，主持國務院工作的擔子就全部落在了朱鎔基一人頭上（此前中共國務院內部份工決定「朱鎔基協助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表面上看，朱鎔基大權獨攬，開始了中共國務院系統由李鵬掛總理虛名的「朱鎔基時代」，但由此而帶來的巨大風險，也使對朱鎔基寄予厚望的人們為他捏著一把汗！

到九三年七月初為止，朱鎔基除笫一副總理職務外，另外還身兼中央財政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農業領導小組組長、國務院證券管理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等數項職務。很多人因而認為，說這是鄧小平利用李鵬生病的機會，安排朱氏一步步剝奪李鵬的權力。

但是，過去有過在中共高層工作的經歷，現在海外研究的幾位人士則認為，這種分析過於表面。他們認為：過去李鵬生病是事實，而且得的是心臟病，因此住了一段時間的二零一醫院也是事實。但是，無論李鵬剛剛得知自己的真正病情時是什麼想法，至少後來的生病性質已經起了變化。

在李鵬的病體經過長達兩個月的療養以後，中共政權才假裝坦誠地命令其外交部的對外發言人，發表一條「遲到新聞」，承認李鵬患的是心臟病。同時還表示李鵬的身體，需要繼續調養一段時間，所以目前還不能恢復全日制工作。

借病躲避經濟風險

問題恰恰就出在這「遲到新聞」上。按照常理，李鵬所患的心臟病，經過長達兩個月的調養後，完全可以恢復正常工作了。而如果僅僅從防止再次發病的角度考慮問題，那就只有一個辦法，即永遠調養下去。可是，李鵬並沒有辭職，而且還通過那位承認李鵬心臟不適的「新聞發言人」之口，鄭重其事地聲明李鵬辭職一事「絕對是造謠」。

這就說明，李鵬目前保持適當對外拋頭露面，以證明他這位一國宰相仍還在位，同時卻又藉口「病情需要繼續穩定一段時間，身體需要繼續調養一段時間」，拒不實際主持國務院的具體工作，只能說明他目前繼續稱病的真正原因，是要在經濟改革最關鍵、同時也最具風險的時刻，讓朱鎔基既吃苦受累又承擔全部風險。

早在中共十四大之前，當陳雲表示了政策上認同鄧小平南巡講話，組織上保持幹部穩定的態度之後，老謀深算的鄧小平，立刻就想出了制約其政治上對立面的新辦法，即一改南巡講話中，對當時中共政治局的強烈不滿之態度，表面上充份肯定江澤民和李鵬九二年春天以後的種種表現，甚至不惜以認同江澤民的幹部安排建議，即犧牲「楊家將」的辦法，來向江澤民和李鵬表示自己對他們的信任。但實際上鄧小平對江澤民和李鵬，在改革開放的態度問題上、個人能力上，早已經心中有數。

雖然鄧小平親自動手，先後砍斷了曾真心支持改革開放政策並身體力行的胡耀邦、趙紫陽，這一左一右兩隻臂膀，但迄今為止，鄧小平對胡、趙兩人的真實評價，要比對江、李兩人的看法好得多--尤其是在個人能力和工作魄力等方面。

按照鄧小平的設想，唯有朱鎔基真正能夠不遺餘力地貫徹他那迅速實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軌的宏願。這是因為鄧小平首先看中了朱鎔基的工作能力和對經濟工作之內行，其次是看中了朱鎔基的性格就是敢冒風險。

而江澤民和李鵬這兩個人，無論他們對於「市場經濟即使成功也必將危及中共政權的政治基礎」，這一黨內左派理論家的觀點是否讚同，他們兩人對於市場經濟，過去一直持保留觀望態度的首要原因，還是出於「快則不穩」和「欲速則不達」的考慮。

就鄧小平本人的內心來看，對於「快則不穩」的道理他不但明白，甚至比江、李二人更熟諳，如果給大陸經濟架構這只原來只適於牛拉的破車，裝上西方生產的現代化「發動機」後，隨時將會出現何等嚴重的危機。

但是同時，鄧小平對他自己在中國共產黨、中共解放軍及中國老百姓中的威望，對他自己的組織能力、控制能力又非常自信。

鄧小平要在有生之年為朱鎔基開道

所以，考慮到自己的壽命問題，考慮到自己已經來日無多，鄧小平想來想去，到底還是覺得整個共產黨內，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十幾億海內外男女老少中，如今只有他鄧小平一人，還有可能承受住整個中國大陸，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軌所帶來的巨大陣痛。只有他自己穩坐在江澤民等一班中共臺前領導人的背後，欲亂者才有所顧忌，同時一旦有亂，也只有他才有能力、有膽量控制形勢，治理亂局。

而且，不但是鄧小平，就是包括陳雲在內的中共保守派老人，也都認同鄧小平對於中共政權的實際權威，如今已經無人可以全面替代，這也是陳雲在廢止計劃經濟的問題上，終於向鄧小平讓步的最關鍵原因。

陳雲向鄧小平表示讓步的最重要標誌，就是一九九二年七月以陳雲名義，公開發表的那份紀念李先念的文章。文章中破天荒地肯定了經濟特區政策，使人不敢相信文章前面的署名就是「陳雲」。

而陳雲終於向鄧小平讓步的另一原因，自然是考慮如果與鄧小平繼續僵持下去，於黨國大業不利，這也是陳雲其人「黨性」非常之強的具體體現。

從這種思維出發，鄧小平堅信，如果不在他有生之年，讓中國大陸闖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這一關，等他死後再闖，即使成功，無論從整個中華民族來講，還是從苟延中共政權的壽命來講，代價都要比現在就闖要大得多。

鄧小平自信來源之一，是受一九八四年國慶日時，北京大學的大學生們自發地打出「小平您好」的標語所刺激。這種刺激甚至使得鄧小平在決定「六四」鎮壓時，仍堅信自己此舉能夠最終獲得大多數中國老百姓及中國共產黨人的支持。

九二年南巡過後，從北京大學再次有大學生以寫信的方式，表示對他的支持以後，鄧小平更加自信，也更加肯定「六四」鎮壓的「正面作用」了。這個所謂的「正面作用」就是北京城裹的「六四」槍聲，使得因為改革暫時損害了自己利益的一批人，即使內心強烈不滿，即使有採取鬧事行動的動機或理由，也會因為回想起「六四」的一幕而有所顧忌。

一位北京的出租汽在司機說：「不是因為對共產黨如今的政策十分滿意，不是因為對國家形勢和個人前途持樂觀態度才不願鬧。是不敢鬧。「六四」的時候我的車裹拉過三個中彈者，其中兩個沒到醫院就死在我車裡了。從那以後，我是真怕呀。」

這位出租車司機的心理，至少在北京老百姓和知識分子們中很有代表件。而鄧小平正是從這種老百姓的恐懼感中，體會出了「六四」鎮壓的「正面意義」。

正因為上述心理的強烈驅使，加之鄧小平唯一能夠相信的人物，他的幾個子女們的一再鼓動，鄧小平更加堅定了「快總比慢好」的主觀判斷。

誰將是改革失誤的下一隻「替罪羊」

同時，根據他自己對自己在世時間的期望和判斷，他自然會認同只要他在世一天，什麼總書記，什麼中央軍委主席，什麼國務院總理的虛名，阿貓阿狗擔任區別都不大，關鍵是要在國務院系統內，有一個真正得力的推行市場經濟的運作者，能夠按他的意願行事，以讓他在有生之年，看到改革開放的不可逆的成果，而這個運作者就是朱鎔基。

鄧小平也吸取撤換前兩任總書記的教訓，尢其是吸取了撤換趙紫陽的教訓，所以已經預先想足了對改革可能再次引發社會動蕩的處理辦法，那就是再次批出一隻「替罪羊」，用以證明總設計師規劃的改革政策「經是好經，就是讓歪嘴和尚給念壞了」。

所以，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拼命鼓吹高速度，「上台階」，「抓住機遇」的同時，也沒有忘記適時補一句：「走一步回頭看一下是必要的。要注意穩妥，避免損失，特別要避免大的損失」。

鄧小平所設想的這個「替罪羊」的預備人員，最可能就是李鵬。誰讓他那麼貪戀總理職位，並依仗一大批中共政治元老的支持，常常對鄧小平陽奉陰違來著！既要頂虛名，就得時刻準備著承擔失敗的責任。

如此分析，鄧小平雖然在十四大和八屆人大上保留李鵬的總理職位，表面看是真正被鄧小平器重的朱鎔基，沒有取得最高領導職位，但如果稍微往遠一點看的話，就應該明白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軌之初，也就是在經濟改革風險最大的這一段時間裹，由朱鎔基幹實事卻不頂虛名是利大弊小。

當然，鄧小平的這套計謀不可能一點馬腳不露。這倒不是因為鄧小平的手法不高明，而是因為他既然要讓朱鎔基幹實事，讓李鵬頂虛名，就必須採取一系列的措施，讓朱鎔基掌握越來越多的經濟領導上的實權。時間一長，李鵬也不至於會笨到對鄧小平的這些舉措，不如絲毫分析之地步。再說，李鵬四週仍有不少智囊在幫他分析局勢之利弊。

李鵬在九三年四月下旬剛剛生病時，真的有「出師末捷身先病」的無奈心理，但隨著時問的推移，隨著他躺在醫院裹，靜觀朱鎔基勞神費力的這段過程，同時也不排除其家人及智囊，對他分析大陸經濟形勢之走向，及近期形勢對於他馬上恢復工作之利弊。李鵬肯定現在已經有了對付朱鎔基這個政治勁敵的新策略，即借病發揮、慢病長養。

在長期的政治鬥爭風險中，中共政治人物都學會了一套形勢有利時充份表現自己，形勢不利時千方百計保護自己的本領。而最常用的保護自己的手段就是預留後路，即事先就安排好將來推卸責任的托辭。

李鵬病情隨經濟形勢而變化

而身為國務院第一任總理周恩來養子的李鵬，混跡中共官場多年，自然不會不深諳中共官員這種運作的招數，何況還有一批政治老人會隨時對他給予指點。

所以，單純從健康和壽命角度考慮問題，李鵬自然為患上心臟病而鬱鬱寡歡，但從自己的政治前途角度考慮問題，李鵬現在極有可能已經明白了「塞翁失馬」的道理。

今後，假如中國大陸再次因為經濟改革，引發大的社會動蕩，而迫使鄧小平調整政策的時候，李鵬能夠用最充足的理由說明，問題都是出在他因病沒有理政期間。雖然在此期間對外沒有正式公佈朱鎔基代行總理職務，但政治局會議上對此有過專門決議，從會議記錄到向國務院各系統及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下發的專門文件，都是白紙黑字，有案可查。

據此，李鵬則可「理直氣壯」地說明，國務院的種種決策是朱鎔基主持制定的，具體工作更是朱鎔基一手執行的。朱鎔基不承擔責任還能有誰？

所以說：李鵬抱病不理政，同時又抱病繼續保留自己的總理職務，甚至在他養病期間連個「代行總理職務」的正式文告，都不對外宣佈，實在是非常的高招。

如果哪一天李鵬突然被宣佈病體徹底康復，那可能意味著李鵬自我感覺經濟形勢的風險係數，已經降低到百分之五十以下。或是朱鎔基也看透了李鵬的詭計，在政治局會議上，甚至到鄧、陳兩位大老那裹，堅決表示要麼在給自己「扶正」的前提下繼續工作，同時也甘願承擔風險；要麼以「沒有代總理之職，所以名不正故言不順」為有利藉口，強烈要求今後如果繼績僅頂副總理之名，所以也只幹副總理之事。

九三年七月二日，中共人大常委會對外公開宣佈，幾個月前剛剛在八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繼任國務委員並繼續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李貴鮮，保留國務委員職務，但免兼任人行行長職務，人行行長一職由副總理朱鎔基親自兼任。

李貴鮮下臺一事傳出後，海外評論界普遍叫好。同時，大陸上的一大批贊成和擁護中共改革派的知識分子，也都為此事拍手稱快，理由是：改革勢力在國務院裹的頭號代表人物是朱鎔基，所以他在國務院系統抓到的實際權力越多越好，親任的實權職務也是越多越好。

但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則如今大陸實行的迅猛經改政策已經到了風險最大的關頭。而在此時，首先是李鵬稱病：按著又讓朱鎔基親自兼任人行行長這一國務院所有機構中最為吃力不討好的職務。在這兩件突發事件的背後，到底是有利於中共改革派的因素居多還是相反？

李貴顯辭職包藏禍心

眾所週知，包括當年華國鋒先後辭去國務院總理及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後來又有的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等事件，當事人都是被迫的。而真正由當事人主動請辭的中共高層領導下臺事件中，鄧小平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是比較典型的一例。

事實上，就包括當年一大批中共「德高望重」的政治元老，「主動請求不再繼續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職務」的所謂明曉大義之舉，都是在鄧小平的一再勸說下才完成的。

但是，這次李貴鮮突然辭去兼職，卻沒有辭去其即使沒有實權，但至少仍有行政級別和政治地位的國務委員職務。在這種辭職方法的背後，到底存有何種真實動機？

一般評論都認為李貴鮮其人，是因為工作能力太差或犯了錯誤，才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免職的。但據內幕消息說事實上李貴鮮是主動請辭的。而且，他主動請辭的主要原因是要同朱鎔基賭口氣，樂得一邊圖個清閑、一邊等著看朱鎔基的笑話。

在一次分析經濟形勢的國務院工作會議上，會議主持人朱鎔基，當著眾人的面羞辱李貴鮮說：「你懂得股票市場是怎麼回事嗎？身為主管金融、貨幣的國務院領導人，像你這樣自甘當「外行」怎麼行？」

這席話自然令李貴鮮極為難堪。在中國大陸，「外行領導內行」這句話流行於「文革」時期，當時，人們用這句話形容那些靠「造反」起家或靠所謂「工農兵佔領上層建築」的口號登上各級、各部門、各行業領導崗位的「大老粗」。

自鄧小平時代開始「撥亂反正」以後，「外行領導內行」則是對不稱職的領導人的最尖刻的諷刺。所以，當時李貴鮮受了這樣一頓搶白後，頗有變臉的之意。如果不是別人一再勸阻，李貴鮮差點就當場拂袖而走。

事後，朱鎔基雖然專程登門向李貴鮮致歉，但李貴鮮不可能嚥下這口氣。他先後在江澤民、李鵬等中共政治局常委那裹逐一告狀訴苦。為此，連除了軍隊工作從來不過問其他的劉華清，都曾經勸告朱鎔基「要善於團結大多數幹部」。

李貴鮮下臺後，有報導說李貴鮮是李鵬的留蘇同學，所以李貴鮮的下臺是對李鵬的一大打擊。這類報導的前提不準確，結論則可能沒有擊到重點。

首先，李貴鮮並不是李鵬的留蘇同學。李貴鮮確實去蘇聯學習過，但那是在一九六零年以後的事情了。而李鵬到蘇聯留學早在一九四八年。算起來，李鵬的留蘇時間比李貴鮮整整早了十二年，再者，李貴鮮留蘇的學校是莫斯科化工學院，李鵬當年留蘇的學校是莫斯科動力學院。所以無論怎麼拉扯他們之間的關係，也談不上是同學關係。

其次，在李貴鮮失去人行行長這一「實權」職務的問題上，李鵬未必懷有什麼「傷心」情緒，而且李貴鮮的辭職還可能是李鵬的授意。

利弊難分

中國人民銀行做為中共政府的中央銀行，地位固然凸顯重要，但這個部門與國務院其他部門相比即使再重要，在行政級別上也不過是個正部級單位。

李貴鮮下臺一事，如果被用來說明是朱鎔基整倒了一個政治對手或是削弱了一個政治對手的實權，倒還勉強能夠成立，而據此用來證明朱鎔基掌握了實權，則過於牽強。因為要如此解釋的話，朱鎔基似乎應該兼任國務院所有部委的正職，才算是真正有了「實權」。

今後一段時間內，中共改革政策迅速強制推行所帶來的種種經濟不良症，幾乎都可以歸結於金融方面的問題上，如今把金融這付爛攤子全部栽到朱鎔基頭上，讓他繼續放也不是，動手收也不是，這就是李貴鮮等著看朱鎔基笑話的真正動機。

在李鵬主政中共國務院時代，國務院官員評價他是「只管油監醬醋柴，從來不聽專家意見」。朱鎔基與李鵬相反，不但時時注意聽取國內各方面專家的意見，而且還專門讓手下人隨時為他蒐集國外經濟專家，對中國大陸經濟形勢的評價和看法，並在此基礎上進行綜合判斷，以便制定或隨時修正經濟戰略決策。

朱鎔基所具備的這一特質，在任何一個先進國家領導人看來，應該說是起碼的一條，但相對於李鵬這樣的經濟領導人來講，不能不說是朱鎔基的一大優勢。

就在大多數中外經濟界人士都斷定大陸經濟已經過熱，通貨膨脹已經嚴重呈現時，持相反意見者就認為：目前大陸經濟是「總體不熱」。比如中共國家體改委體改研究會副會長童大林就表示：外界以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率斷定經濟過熱是不切實際的，九三年上半年，大陸通貨膨脹達百分之十五左右是屬於正常現象，而且還是市場經濟的結果。

甚至外貿負增長及失業人數增加等現象，童氏也認為不必大驚小怪。他認為這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必然產物。他也認為中共採取緊縮銀根、抑制通貨膨脹的做法不妥。因為如果這樣，倒楣的不是沿海地區，而是西北及東北部份正在發展的省市。

他指出，中共如果繼續緊縮銀根，地方向銀行貸不到款，必須會留款自用，那麼上繳中央的錢少了，政府部門的收入也會出現困難。

童大林其人在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前曾應鄧楠之約，就大陸實行市場經濟問題，成立過一個對外不公開的諮詢機構。而這個機構的主要任務，就是為鄧小平提供「週邊國家」靠市場經濟發達的情報諮詢。

正因為如此，自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再發展到後來中共政治局表示了對市場經濟認同以後，童大林及與他共同鼓吹市場經濟的吳敬漣等人，立刻名聲大噪，而無論是朱鎔基，還是江澤民等人，對童大林的意見不能不慎重考慮。

靠專家意見制定決策

但童大林的看法，卻與受到朱鎔基等中共領導人敬重的美國經濟學家麥京農意見相反。麥氏認為：中國大陸的金融自由化應循序漸進。所謂「倒爬樓梯」模式，即先開二級市場股票交易，再搞一級市場，最後建立會計、稅收制度的方法並不可取，還是應先建立會計制度。因為中國（大陸）有企業發普通股票根本就是自相矛盾，很難讓持有股票人真正得到什麼。按常理持有人並沒有真正得到所有權，因為政府仍擁有企業，紅利的分配政策也不清楚。所以，股票市場的開放是漸進的才對，即中國大陸可以先有債券市場和商業票據市場。

另外，中國（大陸）的財政赤字，也使中國資本主義市場開放的程度和規模受到限制，政府需要部份壟斷金融部門，從國家銀行體系得到填補赤字的資金。看來只有赤字的間題解決了，中國（大陸）才能獲得完全開放其資本市場的自由。

麥氏是美國史丹富大學經濟系教授，以首創金融深化（FINANCIALDEEPING）和金融壓抑（FINANCIALDEPRESSION）理論而聞名於世。

麥氏其人雖然是個外國學者，而且是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但他的背景十分特殊。他過去曾擔任拉丁美洲國家和南韓等國的政府經濟顧問。現兼任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洲發展銀行的高級顧問。

南韓經濟發展的成功，讓中共聯想到麥氏理論的重要，雖然中共高層從鄧小平往下都一致講什麼「摸著石頭過河」，但在學習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只引進科學技術不引進經濟理論是絕對不可能的。

面對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朱鎔基決定集思廣議。他及時命國家體改委宏觀司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機構，就「我國經濟經過近三十個月的持續增長後，當前的發展態勢如何」這一問題，連續組織了五次經濟形勢專家問卷調查。

經過了專家的反覆論證和討論，朱鎔基提出了治理大陸通貨膨脹的一攬子計劃，即所謂「十六條整頓經濟措施」。分析這十六條政策不難看出：一、其基本內容是採納了麥京農的意見，而不是童大林的觀點。二、十六條政策中有相當一部份不是經濟手段而是行政手段。尤其是在限期完成國庫券銷售這條政策的執行過程中，江澤民和朱鎔基都要求全國各地，將此「當成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

重用陳元示好陳雲

在「十六條」出臺的同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職務改由朱鎔基親自兼任，並進行人事大換血，在副行長的位置上，換上了一個自己的心腹朱小華，留任了陳雲之子陳元，而且陳元還因為央行的改組，排名從第四上移到第二。

另外，新任副行長還有一個更引人注目的人物，姚依林女婿王歧山。王歧山原是中國建設銀行副行長，按照原來中央銀行位階的劃分，中國建設銀行，僅僅是由中國人民銀行領導的二級銀行，其幹部位階規定是副行長僅僅為正司局級，而人民銀行副行長則是副部級，所以，王歧山現在是官升一級。

陳元和王歧山兩人無論在改革問題上持何觀點，因為他們的老子分別是中共計劃經濟的兩大元老，所以把陳元和王歧山算在改革派陣營裡，恐怕很少有人會接受。

事實上朱鎔基兼任央行行長後，實際主持研擬大陸金融改革總體方案的，恰恰就是陳元和王歧山，可能是因為他們對加強宏觀調控措施及理念相近，另一方面則可能是朱鎔基的政治策略、憑藉重用陳元和王岐山，作為向他們兩人的老子示好的籌碼，降低政治上的風險。

被朱鎔基時刻威脅著總理寶座的李鵬，則隨時都在等待著朱鎔基主持國務院工作期間，發生惡性疏漏；也隨時都在盼望著黨內幾個政治元老，對朱鎔基失去信心和耐心。

但是，朱鎔基首先是在整體工作上，抓緊採取了防止通貨膨脹的堅決措施，以避免經濟崩潰和將由此造成的政治動蕩；在具體對應經濟問題可能引發的社會動亂的處理上，則採取了支持理性處理意見，全力和平疏導的方針。同時，又在人事安排方面，採取了讓陳雲一派政治老人不能不滿意的動作，正是所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無論李鵬對朱鎔基業務上的老辣和政治上的精明，是否自嘆弗如，他都必須承認只要已經出臺的加強宏觀調控措施，能夠比較順利地貫徹下去，要在近期內扳倒朱鎔基，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十二章 邁向總理之路

在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上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後，朱鎔基在政治方面的第一個突出表現是，九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英國「炮轟」港督的憲制方案。

他以責備的口吻說：「中英聯合聲明還要不要信守，中英雙方達成的諒解是否就「一風吹」了？這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在原則問題上，中國政府和人民從來是絕對不含糊的。不要以為對抗可以迫使我們在原則問題上讓步，對此，任何人都不要作出錯誤的估計。」

據報導：香港證券交易所十七日開市後，恆生指數便因為朱鎔基的這一陣「炮聲」而急跌，連破六千二和六千一大關，以六千零八點收市。跌了二百零六點，為到九二年以來最大的跌幅，而且最低時跌近二百五十點。

香港著名政治評論家丁望在其文章中說：憲制方案的「建議」擴大有限度的民主，不僅有利香港過渡期的安定繁榮與群眾的「民主參與」，也可為未來特區建立「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基礎，對實行市場經濟後的中國大陸具有示範性的價值。假如「老佛爺」（指鄧小平）和北京領導有寬廣的胸懷，同意實行極有節制地民主政制改革，香港絕不會引起不穩定或動亂。

丁望的這番評論應該說代表了香港民主派的觀點。雖然朱鎔基在英國所表示出的「嚴正立場」並不一定是他自己的真實意見，但這種事情自然是誰在臺上表演誰就招罵，就像「六四」開槍後，最招恨的不是鄧小平而是李鵬一樣的道理。

如此說來，朱鎔基進中央政治局的第一個政治表現，起碼今香港的民主派有些失望，今後在香港，關於朱鎔基是中國的戈巴契夫和葉爾欽的評價，也會因此而減弱。

會不會出師未捷身先死

如果仔細檢視朱鎔基從出任上海市長到如今的這段歷史，注意觀察他的每一項活動，就不得不相信，此人的確是一個政治野心極強，同時也的確有能力、有才幹的中共領導人。

但也不得不承認，他也是一個極富有責任感的中共領導人 無論是對中國老百姓，還是對他所效命的中共政權本身。所以有上海的記者評價他說：「這是一個一心想把中國的事情辦好的共產黨領導人。」

自朱鎔基到國務院出任副總理職務後，立刻開始了陸續到全國各地視察的活動。兩年半時間以後，他的足跡幾乎踏過了中國的每一個省級行政區域。

在東三省，他為解決當時的經濟體制改革所面臨時的最大困擾之一：「三角債」問題通宵達旦地聽彙報、讀報表，商計對策；在湖北，他身著工裝，與當地幹部一起踏ぴ沒膝的污水慰問遭受暴雨災害的工農群眾。在四川，聽到農民抗議打「白條」的呼聲，他痛斥魚肉鄉民的地方官僚，不但沒有黨性，簡直缺乏人性。

在山西，他看到露天積壓的大批煤炭因為鐵路運輸緊張而長年風化自燃，痛心無比地說，你們是否知道，現在華東等缺煤的地區因為能源不足，不知有多少家企業限產甚至停產？說到這裡，朱鎔基滿臉是淚，在場的幹部工人無不為之動容。

每到一處，朱鎔基從來是視察輕車簡從；吃飯絕不准有宴席。有地方幹部送上土特產，他拉長了臉問：你一個月的工資有多少錢？怎麼買得起這麼貴的東西？所以你們要麼是花公款送禮，要麼就是魚肉人民，白吃白拿。

山西省著名的大寨村，過去是毛澤東親自樹立的典型。改革開放後，這裡雖然不如過去吃香，但大寨人仍然是居「功」自傲。朱鎔基到了這裡以後，很不客氣對黨支部書記郭鳳連說：過去一個副總理到這裡來，給你個幾十萬、幾百萬是可以的。我現在一塊錢也沒有，沒有這個權力。你們要靠自己來幹，靠自身發展起來，典型不是樹起來的，是幹起來的。

當郭鳳蓮彙報到該村興辦鐵合金和糖醛廠碰到困難時，朱鎔基很不客氣地說：「大寨就這麼點家當，你所辦的事情也只能是那麼多。你搞的太多了，沒有一個重點，沒有一個計劃步驟，把攤子鋪開了，一件也辦不成。鐵合金全國滯銷，包括在國際市場也滯銷，你再搞這個東西不合適。而且你的規模很小，人家都是十萬噸，幾十萬噸的大廠，你怎麼和人家競爭？糖醛也是積壓，這樣的東西不要搞。如何幫助你們，我們回省裡去研究，但是都很難救活你。救活了你，這也不是經濟的辦法，是行政的辦法，那個東西是沒有生命力的。」

獲得鄧小平全面肯定

雖然僅僅是批評一個小小的大寨村，但是由小見大，人們可以由這件小事裡，看出朱鎔基為政確實是踏實務實，堅決反對好大喜功，更反對許多中共領導人習以為長的所謂「不但要算經濟帳，還要算政治帳」的做法。

各地巡視一圈後，朱鎔基為全國的經濟形勢，尤其是大中型國有企業，面臨瀕危困境深感懮慮。

他在列席政治局會議時，不顧自己當時還只是個中央候補委員的黨內身份，大聲急呼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如果再不轉換經濟機製，中央如果仍然遲遲在這個問題上，拿不出決策，共和國的這點家底，就會毀在我們這一代領導人手上。

雖然有人說他如此表現過於狂妄，但鄧小平通過視察首鋼，卻非常贊成朱鎔基的想法。

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下，朱鎔基決定，要把國務院《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濟機製條例》，趕在中共十四大之前出爐。按照朱鎔基的想法，制這個條例，就意味著從地方到中央的許多政府管理部門，要喪失掉相當一部份權力，甚至有些部門，根本就沒有必要繼續保留。

為了說服那些一聽放權就如喪考妣的官老爺們，朱鎔基不得不親自主持了十四次會議，反覆討論條例的細則。事後朱鎔基曾解釋說：「我之所以十四次主持討論，就是為協調。各個部門爭的很厲害，我常常是先發脾氣，然後道歉。」

九二年七月，朱鎔基終於如願以償。但是，因為這個條例，朱鎔基不知得罪了多少國務院部門的幹部。

曾有一位中共國務院官員九一年底和九二年底兩次到西方訪問，談到朱鎔基時，完全是截然相反的態度。九一年底他評價朱鎔基「前途無量，功到自然成」；九二年底他評價朱鎔基「只會罵人，不會「玩兒」人，早晚翻球」。

所以，朱鎔基內心很可能是真的要把中國的事情辦好，但他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在國務院系統和一大批地方官僚面前失去「人心」。

有人評析說：在共產黨經過四十多年的人才「負篩選」制度，而形成了龐大官僚體制面前，朱鎔基從進入國務院第一天，就如同陷入了一個完全沒有埋設規則的地雷區。所以，即使他希望自己在將來的一天成為「中國的戈巴契夫」，卻可能像胡耀邦和趙紫陽一樣「出師末捷身先死」。

與江澤民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車」

得罪過太多的國務院和地方幹部，以致幕後運作的「倒朱」暗潮，已經出現了幾回。這是朱鎔基今後仕途上所面臨的第一大風險，而朱鎔基所面臨的第二大風險，則是江澤民和李鵬，至今與他面和心不和。

朱鎔基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後，許多人分析此舉標誌著「上海幫」主掌中共政權，其實這是一種非常牽強的分析。早在江澤民和朱鎔基共同主政上海時，他們的一位下屬，就曾用大陸流行的一句戲言形容他們兩人的關係，阿朱和小江「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車」。

「上海幫」論者，首先從籍貫上把錢其琛、鄒家華都列為「上海幫」，殊不知鄒家華只是父親原在上海出名，而本人原籍並非上海，且鄒家華也從來沒有在上海學習和工作過。而錢其琛也只是在上海從事過中共建政前的地下學運，中共建政後，則長期在北京中央政府系統工作。

持這種分析的人，又根據朱鎔基和江澤民曾一同在上海共事，作為其「上海幫」主政的論據。但如此分析，中共十四屆政治局裡當時至少還應該有天津幫，因為李瑞環、李嵐清、譚紹文都來自天津。也還可以有甘肅幫，因為喬石、胡錦濤、溫家寶，包括原來的政治局常委宋平，都曾在甘肅長期工作甚至就是從甘肅起家。

「上海幫」的難以成立，還因為朱鎔基與江澤民，在上海時的相互配合談不上默契，而他與鄒家華在第一副總理的人選上，更是「一山容不得二虎」的對手關係。

在個人氣質、性格、工作作風等方面，江澤民與朱鎔基都有很大的差別。即使過去兩人同時主政上海時，在處理上海工業生產和治理上海的環境等方面，朱鎔基都大不同於江澤民的措施和方法，這也是為江澤民所不悅的。

一位中共上海市委官員說，待到朱鎔基在市民中威信越來越高時，朱鎔基似乎忘記了自己同江澤民在黨內地位的明顯差別，而分庭抗禮起來。

每次，在江澤民去基層視察有消息傳到市政府，朱鎔基立即也會下去基層，並在第二天報紙上與江澤民一樣有新聞、有照片。因為朱鎔基與市民關係親密，他下基層後，許多工人會爭著同他握手、合影，鼓掌歡迎他，而江澤民則沒有得到這樣的待遇，因此在新聞報導的現場描繪中有明顯差異，江澤民看了非常不滿意。

後來，上海市委辦公廳和政策研究室專門給幾家報紙發了文件，強調兩個領導的宣傳規格要一樣，「不能揚朱抑江」，如果江澤民與群眾在一起的時候，群眾沒有鼓掌，沒有爭著握手等情節，則要把有關朱鎔基新聞稿中有這類描繪，一律刪除等等。這即使在芮杏文、江澤民爭鬥時，也沒有過這樣的文件。

瑜亮心結

朱鎔基到北京工作，由於是鄧小平欽定，江澤民似乎末曾表示過反對意見，甚至在一些公開場合還讚揚過朱鎔基。但這並不等於像外界揣測的那樣，江澤民希望與朱鎔基聯手，以「江朱體制」替代「江李體制」。

自九三年四月李鵬病休後，朱鎔基全面主持國務院工作，自然在中共媒體上的曝光率極高。在此之前，因為海外對中共領導人的追蹤報導就從來是「揚朱抑江」，以致江澤民心裡有氣又說不出口，所以江無論如何也不願意讓朱鎔基在中共自己的媒體也處處領先。

七月五日朱鎔基主持了全國金融工作會議，要「堅持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當前經濟工作的重要決策」，這本來應該是中共當前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所以按照慣例，這種新聞，應該是在黨報頭版頭條。

但因為當天江澤民，參加了一個各省區市黨委政研室主任座談會，江澤民辦公室就指示：「總書記關於「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重要講話內容，在報紙的位置上不能低，要放在頭條。」

誰都明白，江澤民的這個「重要講話」，其實就是覆述了毛澤東的一句原話。另外，這句話就同「沒有水就沒有魚」同樣性質，談不上什麼「重要」。但《人民日報》等大報編輯人員，接到總書記辦公室的欽旨，也只好違背新聞常識，把江澤民的「重要講話」放在頭條，朱鎔基主持會議的內容只能屈居第二。

僅從這樣一件小事，就足可以看出江澤民無時無刻都在與朱鎔基鬥法。所以，即使因為李鵬激流勇退或因久病不愈，而讓朱鎔基儘快登上中共宰相寶座，江、朱二人也成不瞭如江、李那樣的「體制」。就如同當年的趙紫陽和李鵬一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至於李鵬與朱鎔基的關係就更加微妙。雖然鄧小平在決定中共十四大領導人選時，李鵬和江澤民都已經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安排」，但這不過是「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九二年六月底，鄧小平和陳雲曾就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組成，各拿出一份增補人選名單。鄧小平的名單是：田紀雲、劉華清、李鐵映；陳雲的名單只有鄒家華、劉華清，因為當時他還建議宋平留任。此後，雙方開始討價還價，從最後達成的妥協結果中，即可以看出中共高層矛盾鬥爭的激烈，更可以看出鄧小平的老謀深算。

李鵬的心事

事實上，陳雲拿出的方案也是江澤民和李鵬的方案。權威消息說：九二年四月份左右江澤民曾召見過胡錦濤，告訴他中央準備提名記他在十四大時，進政治局和書記處，以後的主要分工是協助宋平，主抓黨建和組織工作。

可見當時江澤民還是想讓宋平留任。江澤民所以希望宋平能夠留任，是因為必然留任的喬石和李瑞環，從來都不買他的帳，如果沒有宋平保駕，他在常委裡的實際地位會更低。

至於李鵬，他最怕的其實是田紀雲進常委而不是朱鎔基。因為他心中十分明白，若鄧主張田紀雲進常委，雖然沒有直接談到九三年春天全國人大上的總理人選問題，但田紀雲到九三年已經兩屆副總理任滿，按照他的資歷，他不可能出任國家主席、政協主席或人大委員長，唯一的可能就是接任總理。

出於這一分析，李鵬在政治局常委進行人事問題討論時，對別人的關心次之，首先要達到的目的是竭力阻止田紀雲進常委。

為了達到阻止田紀雲進常委的目的，李鵬一是在常委會大吵大鬧，給田羅列了對黨中央鎮壓「六四」的決策態度曖昧等數條罪狀：二是找到剛剛病癒出院的王震告狀，說田紀雲一直是趙紫陽線上的人，無論如何不能重用。

在常委會上，李鵬堅持說田紀雲當初從四川進京入主國務院，就是趙紫陽拉幫結派的證明。喬石反對他的意見，說趙紫陽在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期間，並未表現出這種作風。

李鵬辯不過喬石，又改口說至少現在國內外、黨內外都把田紀雲看成趙紫陽的人，所以如果讓田紀雲在十四大以後擔任更高職務，海外內外都會猜測我們黨在「六四」問題上，已經轉變態度。

李鵬在商定十四大政治局常委名單時，自然支持陳雲的意見。因為他自以為如果出鄒家華頂替姚依林的位置，首先是兩人好配合；其次是鄒家華可以在明年的全國人大上，繼續出任副總理，最多是在副總理前面掛上個「第一」或「常務」的頭銜，肯定不會危及他李鵬的總理寶座。

這則消息還說：李鵬在向王震告狀時，還專門捎去了田紀雲那篇著名的在中央黨校的講話。這篇講話幾乎通盤否定了中共在五十年代的所謂「成勣」，同時又措詞激烈地抨擊了黨內的「風派」人物，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矛頭直指江澤民。

王震沒有閑情看完，只聽李鵬念了幾句關鍵內容。當李鵬說到「建五十年代特區」時，王震已經氣得開罵起來。王震對李鵬說：你去找陳雲同志，對田紀雲的問題一步都不能讓。

其實，還沒有等李鵬找陳雲，陳雲那邊也早已對田紀雲開罵。陳雲說：沒有五十年代的成勣就沒有共產黨今天，怎麼能把那個時候的成勣都否定？田紀雲太過份了重用這樣的幹部，什麼時候又有政治上的大風大浪，他把共產黨出賣了都可能。

真正可以挑大梁的人才

官司打到鄧小平那裡，鄧小平其實心裡早有準備，但表面上還要表現得沒有想到矛盾會這樣嚴重。

鄧小平對江澤民、楊尚昆和薄一波說：我過去考慮朱鎔基十三大上的黨內職務，只是中央候補委員，所以希望他十四大上先當政治局委員。現在想想，既然對田紀雲直接進政治局常委有那麼多人反對，也就只能讓朱鎔基上了。李鵬和鄒家華都屬於穩健型的領導人，而田紀雲和朱鎔基則同屬於敢想敢幹型的幹部。總理和第一副總理，總要「一文一武」搭檔才能互補，現在看來只好讓朱鎔基，頂替姚依林現在的位置了。

江澤民在常委會上，傳達了鄧小平的意見以後，平時與朱鎔基常有觀點和意見不合的李鵬，竟然第一個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見」。

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在談到改革開放的同時，曾講過「六四」的問題不能說是處理過重，當時的情況已經不允許我們有比軍隊進城更好的選擇。「六四」的案不能翻，一翻就天下大亂。」

當時鄧小平之所以又想起強調這個問題，是因為外界紛傳李鵬在此之前曾有一個內部講話，提到「六四」處理過重的問題。雖然這個講話內容是否屬實，難以證實。但「六四」後不久，李鵬的子女即到處散佈「在軍隊進城和開槍的問題上，李鵬不可能有決策權」之類的話，不可能不傳進鄧小平的耳朵。

所以鄧小平眼看李鵬在「六四」的問題上的心理防線，已經越來越不堅固，因而認為這應是給他打氣，而不是給洩氣之時。

鄧小平心裡十分明白，李鵬這杆大旗起碼是目前還不能倒。在「六四」的問題上，李鵬和鄧小平已經是站在同一防線上，雙方即使在經濟改革上的觀點相距甚遠，在政治問題上絕對已經是「唇亡齒寒」的關係。

可見，鄧小平起用朱鎔基，的確是從經濟改革開放的角度重用他的能力；而保留李鵬則完全是因為「六四」情結。

有人說中共幹部的一大特點就是「武大郎開店，不允許夥計比自己高」，李鵬就是這樣。不過，同鄧小平的出發點一樣，李鵬也是因為「六四」情結，才不得不屈從於老鄧的安排，同意讓一個無論是德或是能，都會把自己比得矮半截的朱鎔基，天天戳在身邊。

善於控制逆風船

中共八屆人大前，海外盛傳朱鎔基與李鵬在總理職務上一比高低，但在國務院工作的人員中，沒有人相信李鵬會失去總理職位。

他們認為李鵬的形像在八九年後完全被扭曲，事實上李鵬在國務院有相當大的人事陣營，「留蘇派」在各部委中佔主導力量。一位國務院的副部長私下大膽地說：「李鵬的形像在民間糟糕透頂，但在中央比江澤民還要受歡迎。」

在李鵬告病之前的國務院的分工中，朱鎔基被確認為「協助李鵬總理主管全面工作，擔任常務副總理，同時分管財政、金融、經貿等工作。」

政治觀察家認為，這次分工，朱鎔基實際上取代了李鵬，成為經濟工作的總協調人，同時抓住了國務院最大的實力--生意和錢。

當大陸的改革進入到目前的階段，經貿、財政、金融已具有難以言傳的重要地位，朱鎔基握有經貿委、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及其他專業銀行，把持證券委員會，一方面可號令中央各部委，另一方面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這個「天子」就是生意和錢。

在中共歷史上，掌握財經大權者均有實力的地位，如往昔的陳雲、薄一波、李先念，後來的趙紫陽（趙當總理時，自任財經領導小組組長）更是擁「錢」自重。

一九八八年中共政治老人及趙紫陽，在物色總理接班人選時，姚依林曾主動表示自己因為身體健康狀況不好，難以勝任。當時即有知情者評論，姚依林這是在學習鄧小平的手法，即雖然不出面掛職，但卻能以「輔佐」的名義，暗中操縱幕前的表演者。

但諒姚依林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李鵬一當上總理，立刻在國務院會議上宣佈：國務院實行的是總理負責制，所有分工負責各口的各位副總理和國務委員，不應該成為各部委辦，同總理直接負責的中間障礙。

在後來的工作過程中，李鵬在姚依林面前的表現，雖不能說是目中無人、專橫跋扈，起碼絕非任由姚依林擺布。

無論從資歷、經驗，事實上，還是從工作能力角度相比較，姚依林都勝李鵬一籌，而姚依林對李鵬的自命不凡，所以還能夠忍讓，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姚依林對黨內的保守派集團有很強烈的責任感，僅僅從所謂「黨性」出發，姚依林也必須維護他與李鵬之間的表麵團結。但是，如果李鵬現在把對付姚依林的辦法同樣用在朱鎔基身上，肯定不會繼續有效。

從性格角度看，姚依林的特點是能忍則忍，而朱鎔基的特點是想忍都忍不住；從工作方法相比，姚依林和李鵬都是求穩怕亂，而朱鎔基之所以被鄧小平看好，就是因為他善長開「逆風船」。還有一個關鍵點是，朱鎔基對李鵬沒有姚依林的那層同一利益集團的責任感。

權力核心的風險

按理說，中共領導層的各派系之間，有時為了其共同的政治利益

保證共產黨的獨裁政權不至於被顛覆，也不得不在一段時期內聯起手來聯合作戰，但朱鎔基其人無論從性格、工作作風、處世方法等各方面，都同李鵬是完全相反的類型，實在是難以合作。

十四大以後，能夠在宣傳輿論上給李鵬幫忙的一群左派理論家，幾乎全軍覆沒，這自然是絕了朱鎔基的一大後患。但朱鎔基那咄咄逼人的作風和從不給人留面子的直率性格，還將會不斷給自己製造新的敵人。

長此以往，即使在思想觀點上與朱鎔基一致的人，卻在反朱鎔基的問題上與李鵬等人聯手，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很多人已經看到，朱鎔基只有出任總理才能貫徹自己的主張，當李鵬的副手，很可能是他幹不成，李鵬也幹不好。由此看來，朱鎔基同李鵬相互較量的好戲還在後頭，除非李鵬真的是因病不起而體面退位。

但是，即便如此，也並不等於朱鎔基從此走上了坦蕩的仕途。李鵬病倒了，還有江澤民：江澤民起不了作用了，還有無數盤踞在各個因人而設、因政治需要而設的「領導崗位」上，自己無能也容不得別人顯能的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僚。

一位曾長期在上海新聞單位工作，對朱鎔基有著相當了解的人士評論說：中共七個政治局常委裡，數朱鎔基改革魄力最大，但在中國大陸這塊土地上，工作能力和魄力，從來都是同政治風險和官場霉運成正比的。朱鎔基雖然躋身中共的核心領導層，但前景實在是凶多吉少。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五日上午，為迎接到訪的紐西蘭總理吉姆。博爾格總理，朱鎔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主持歡迎儀式。他高大的身材配上一套得體的藏青色西裝，與氣宇軒昂，精種矍鑠的博爾格總理並肩站立在一起，顯得十分匹配。

軍樂隊高奏兩國國歌後，中國的副總理，陪同紐西蘭的總理在十九響禮炮聲中，共同檢閱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儀仗隊。此時，朱鎔基顯得訓練有素，腳下始終與貴賓保持半步距離。當他的目光與三軍儀仗隊官兵的注目禮交匯在一起的時候，臉上終於浮現出一絲難得的微笑。

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之前，他一個學生從海外回去看他，談到今後政治前途的時候，他故作淡然地說了一句「總理的工作不會讓我幹」。但是，在九三年三月的中共八屆人大上保住了總理職位的李鵬突然告病，使得朱鎔基終於有了這次檢閱三軍儀仗隊的機會。

對比意義明顯

此時，他可能想到了他二十一歲生日的時候，也是在這個廣場上，他曾經以清華在學學生的身份參加中共政權的開國大典。當時，他曾經為這個政權的誕生歡呼雀躍，熱淚盈眶，然後，又義無反顧地走進這個政權執政黨的行列。

誰知僅僅才過了八年多的時間，他卻被這個政權列為「最危險的敵人」而打入社會的最底層，經受了二十餘年的肉體磨難和精坤煎熬。如今，當這個政權飽經左禍，歷盡劫難；當建立這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開始面臨民怨沸騰的時候，他卻又奇蹟般地成為這個政權和這個黨的首腦人物之一。

遺憾的是，到此時為止，他站在威武的三軍儀仗隊面前，還必須向來賓強調一句「受李鵬總理委託」。

朱鎔基是否能在不久的將來，接替李鵬的職務；繼而又能否會成為西方及海外媒體所期望的「中國的戈巴契夫」，難以預言。但是，朱鎔基自步入中共高層以來，的確是為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為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全面轉軌，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貢獻，而且至今仍在繼續為此事業矢志不移，嘔心瀝血。

從這個角度講，朱鎔基能否在最近或將來接替李鵬的總理職務，並非頂重要的事，重要的是他的名字與李鵬的名字，因德、能各方面的比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所形成的黑白分明的反襯意義。

注：一九九八年三月，朱鎔基正式接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一職。

（全書完）

Table of Contents

作者序：真正可以挑大樑的人才

第一章 命運乖違的遺腹子

第二章 從紅色青年到反黨右派

第三章 從副科長級到副部長級

第四章 是趙紫陽親信還是陳雲知己

第五章 從經濟危機的風口到政治矛盾的浪尖

第六章 敞開大門振興上海

第七章 走在政治鋼絲上

第八章 從經濟幹才到外交長才

第九章 從上海市長到國務院副總理

第十章 從改革的馬前卒到權力的核心層

第十一章 是鄧小平繼承人還是犧牲品

第十二章 邁向總理之路